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75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夏，男，汉族，1979年6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健，男，回族，1979年11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荣超，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芳，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夏因与被上诉人胡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闽0102民初13176号民事判决书，胡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作出（2020）闽01民终46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闽0102民初3540号民事判决，刘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辉、被上诉人胡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荣超、王秀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夏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2民初354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胡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上述协议书在签订时并未约定将借款转为投资款或签订协议后对借款处理作出书面约定”径直认定没有足够有效的证据证明借款转为投资款或债权人认可，在事实认定上明显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1.2016年12月28日上诉人刘夏出具原借条确定的借款期限仅为一个月，而双方在约定的一个月的期限内，即2017年1月25日就签署了《股份分红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和《代持股股权协议书》（以下统称“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的转让款与借款金额一致，均为100万元。2017年11月17日正是基于双方就股权转让（投资）结算事宜达成一致，且为了消除原借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胡健才依约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借款壹佰万元”。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胡健否认该事实，但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知晓出具收条的法律意义，而且在出具收条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也未向上诉人刘夏提及归还借款25万元和利息，也足以佐证双方对于讼争100万元的款项性质且该款项已结算完毕是不存在异议的。2.上诉人刘夏与被上诉人胡健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被上诉人胡健自认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基于万邑项目投资失败而要求退还投资款。2017年1月4日上诉人刘夏将《股权转让协议书》发送给被上诉人胡健，2017年4月26日上诉人刘夏向被上诉人胡健要求返还借条，双方针对款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沟通，被上诉人胡健自诉：“你钱要退给我呀”、“万邑不是把钱都还了吗，我占两个点投了多少，你打万邑300万我应该投多少”、“不管什么原因，万邑是不是都退出了，万邑是不是都把300万都还了，而我的钱呢？”、“大家钱没到位？是不是我的钱到位了”、“投资已经不存在了，你不该把钱给我吗”。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胡健已经明知案涉款项投入万邑项目（75万元，剩余25万元为受让福建中金易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该等事实与被上诉人胡健在一审中陈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100万元没有支付明显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分析说明，甚至断章取义的采信了2018年6月14日之后的被上诉人胡健要求支付25万元的聊天内容就据此推定上诉人刘夏与被上诉人胡健借贷关系成立，并判令按照原借条约定计算和支付利息，该认定难以令人信服。3.2017年11月17日上诉人刘夏根据双方约定再次向被上诉人胡健退还40万元的投资结算款（合计支付了75万元），并明确备注款项性质为“退还投资款”。2017年11月20日上诉人刘夏在微信留言中陈述“75万都退了，你放心”，而被上诉人胡健的答复为“我知道……”，据此足以证明上诉人刘夏向被上诉人胡健支付的款项性质为退投资款，而非归还借款，而且上诉人刘夏与被上诉人胡健针对股权转让（投资）事宜的结算金额就是75万元，而非被上诉人胡健辩称的双方约定2017年11月17日一次性归还借款65万元，出具100万元收条后系上诉人刘夏违约而未支付剩余的25万元。4.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被上诉人胡健自2017年2月起便实际参与了中金易贷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涉及万邑项目的具体投资事宜。该等事实亦足以佐证被上诉人胡健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假设按照一审法院判决，那么上诉人刘夏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自2016年12月至今已长达4年，但被上诉人胡健却自始至终没有向上诉人刘夏追索每月1%的借款利息，甚至没有要求归还已出具的100万元收条，明显违背常理，唯一合理解释是讼争款项实为投资款，且该投资款亦已结清。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实为股权转让款且该转让款已结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并依据原借条计算利息，有悖客观事实，应予以纠正。 胡健辩称，一、《股份分红权转让协议书》是被上诉人胡健与上诉人刘夏、案外人王琳炜三者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胡健受让股权来自于上诉人刘夏和王琳炜两人，协议书未约定转让款全部交付给上诉人刘夏且协议约定转让款支付的时间在2017年1月25日之后，与本案借款的交付时间相矛盾，上诉人刘夏称转让款75万元系100万元借款中的75万元不符合逻辑。《股权转让协议书》、《代持股权协议书》系发生在案外人呢连建军与被上诉人胡健之间的关系，与上诉人刘夏无关，协议约定转让款支付时间在2017年1月25日之后，与本案借款的交付时间相矛盾，且协议书未约定转让款支付至上诉人刘夏账户，上诉人刘夏称该转让款25万元系100万元借款中的25万元没有依据。若100万元是投资款，那么理应在协议书付款时间、金额中予以标注，但依据上诉人刘夏提供的协议书未能体现该信息，故100万元款项与两份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无关。二、收条上写明100万元是借款，可见出具收条当时上诉人刘夏对款项性质是无异议的。被上诉人胡健之所以在收条上写的金额是100万元是因为2017年10月1日支付了35万元，上诉人刘夏原本答应2017年11月17日要向被上诉人胡健支付剩余65万元，但当天刘夏贷款额度只有40万，因此只向被上诉人胡健支付了40万元，后来被上诉人胡健发现上诉人刘夏还剩25万元未支付，但收条已经被上诉人刘夏拿走，所以才有后期在微信上向上诉人刘夏催讨剩余25万，上诉人刘夏也承诺会还款的微信聊天内容。三、款项于2016年12月29日出借后，2017年3月11日上诉人刘夏按照借条约定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向被上诉人胡健支付了2个月利息2万元，亦可证实100万元是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刘夏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胡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夏向胡健偿还所欠借款本金250000元及153250元（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1%计算，从2016年12月28日起，算至2017年9月30日，以6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算至2017年11月16日，以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7日暂算至2019年8月16日，实际算至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8日，刘夏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兹收到胡健借予刘夏人民币壹佰万元正（￥1000000元），借款利息月息壹分，借款期限不超过壹个月，到期还本付息”。2016年12月29日，胡健之父胡玉杰向刘夏转账1000000元。2017年3月11日，刘夏向胡健转账20000元。2017年10月1日，刘夏向胡健转账350000元。2017年11月17日，刘夏向胡健转账400000元，附言“退还投资款”；同日，胡健出具一份收条，载明“兹收到刘夏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正”。2018年6月14日，刘夏在与胡健的微信聊天中承诺会偿还胡健250000元。2017年1月25日，刘夏、王琳炜、胡健签订一份《股份分红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刘夏、王琳炜将福建万邑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2%股权分红权以7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健，转让款应于签订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同日，连建军、胡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连建军将福建中金易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5%的股权以2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健，转让款应于签订协议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二人还签订一份《代持股权协议书》，胡健将上述股权交由连建军代为持有。2020年8月6日，案外人连建军出具《证明》，确认刘夏系上述股权协议书所涉的福建中金易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5%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其作为股权代持人（一共代持中金易贷公司10%的股权）是受刘夏的授权和指示将该股权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健，并且股权转让款亦是由刘夏直接收取，与其无关。另查，胡健、刘夏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多次通过微信联系，双方谈及合伙合作、炒房、投资、购买保险、自行车、利息、借条等事宜。其中：2017年1月，双方就投资事项进行了协商；2017年4月，刘夏向胡健索要借条，并表示借条和投资协议胡健不能都拿着，胡健表示，投资协议可以给刘夏，当日和次日双方就投资事宜进行了沟通；2017年11月，胡健要求刘夏安排“把协议办下”，刘夏称“75万都退了，你放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胡健提供的借条及转款凭证，以及刘夏在庭审中自认1000000元借条出具后实际偿还胡健750000元本金，结合刘夏于2018年6月14日微信承诺会偿还胡健250000元，胡健与刘夏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刘夏辩称双方签订《股份分红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代持股权协议书》，借款已转为投资款，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述协议书在签订并时未约定将借款转为投资款或签订协议后对借款处理作出书面约定。借款与投资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足够有效证据证明借款已转为投资款或债权人认可，债权债务关系不可灭失。刘夏以借款已转为投资款为由，拒不返还借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胡健要求刘夏返还借款本金250000元，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根据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款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在本案中，1000000元的借款约定月利率为1%，未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胡健请求刘夏支付利息，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胡健借款本金25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以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2日起算至2017年9月30日，以65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算至2017年11月16日，以25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7日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二、驳回胡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48元，由刘夏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全部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涉案2016年12月28日100万元的借条及2016年12月29日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上诉人刘夏向被上诉人胡健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刘夏称讼争款项实为投资款且该投资款亦已结清，并提供《股份分红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代持股权协议书》予以佐证，但根据上述三份协议书载明的内容，无法体现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亦无法证明涉案的借款已转化为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款且相关款项已结清的事实，结合上诉人刘夏确认自涉案借条出具后已实际偿还被上诉人胡健75万元及2018年6月14日其与被上诉人胡健的微信聊天内容中承诺会偿还被上诉人胡健25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夏偿还被上诉人胡健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48元由刘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乐影 审 判 员 刘 瑜 审 判 员 吕德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林 婧 书 记 员 陈宇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