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9民终35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孝秀，女，193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石泉县城关镇。 上诉人（一审原告）：闵运国，男，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石泉县城关镇。系杨孝秀二子。 上诉人（一审原告）：闵运华，男，195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石泉县城关镇。系杨孝秀三子。 上诉人（一审原告）：闵运英，女，196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乡县城关镇。系杨孝秀之女。 共同委托诉讼代代理人：刘华，陕西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代理人：王西洋，陕西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闵运林，男，196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石泉县城关镇。系杨孝秀五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隆春燕，宁陕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康市京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法定代表人：陈荣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雪明，男，公司职工。 上诉人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因与被上诉人闵运林、安康市京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康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宁陕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王西洋，被上诉人闵运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隆春燕，被上诉人京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雪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上诉请求：撤销陕西省宁陕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确认闵运林与京康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于2011年5月13日立案受理，2012年2月25日开庭审理后，长期未结案。闵运华并未申请中止案件审理，一审程序违法。二、案件基本事实不清。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闵运林在该小区有多处住房的事实，一审对此没有认定错误。三、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提供的协议书草稿上，有京康公司员工聂雪明的字迹，说明京康公司事前明知被拆迁的房屋原属于杨孝秀与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共有的事实。一审法院以协议未经双方签名为由，不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四、本案一审判决认为闵运林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与陕西省宁陕县人民法院（2010）宁民初字第112号判决“委托书将拆迁后安置的产权直接办理在闵运林名下，显然侵犯了杨孝秀和其他5个子女的财产所有权”的认定矛盾。五、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知道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之时，就向有关部门提出，协议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侵权法律关系，不构成表见代理，也不存在权利追认的事实。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在领取钥匙单上签字，是经过相关部门调解后，让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先签字，但是最终并未达成调解协议。六、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旧房在石泉县中街，京康公司取得的拆迁许可证的范围并不包含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旧房，故京康公司无权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 闵运林答辩称，一、一审中，闵运华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故一审法院中止审理，程序合法。二、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正确。三、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一审提交的《滨江大道建设指挥部关于广场路遗留三户情况的报告》已经载明闵运林代表家庭提出调换诉求。据此，闵运林根本未提出过置换多套住房和商铺的请求。四、协议书草稿双方当事人并未签字，也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闵运林代为签订合同属于表见代理，事实清楚。五、京康公司有权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六、闵运林代为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没有损害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利益，也不存在与京康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七、2008年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之前的二十多年，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没有在旧房居住。旧房一直由杨孝秀、闵运林居住管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载明的“常住户口5人”，是指杨孝秀、闵运林和妻子及两个子女。一审认定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错误。 京康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京康公司在取得合法拆迁建设手续后，按照《县城滨江大道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价格标准》《二〇〇五年城区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等文件的规定，对建设规划区内的100多户进行拆迁安置补偿。2008年1月，京康公司与杨孝秀及代理人协商一致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并于2009年6月按照约定交付了置换的新建房屋，全面履行了义务。二、本案一审程序是基于当事人的请求而中止审理。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在一审开庭审理之时，也没有对中止审理提出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与闵运林之间，家庭财产分配纠纷，但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通过起诉闵运林、京康公司，以达到处理家庭财产争议目的，不能支持。三、被拆迁的旧房原本登记在杨孝秀名下，没有其他财产共有人，且旧房在京康公司拆迁范围之内。杨孝秀年龄大了，其委托闵运林代为签订合同符合常理。京康公司没有理由不相信、不同意。陕西省宁陕县人民法院（2010）宁民初字第112号判决与本案一审结果不矛盾。该判决认为委托书无效的原因是，将置换房屋产权登记在闵运林名下，损害了其他共有人的权利，但并未确认闵运林依据委托书与京康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事实上，闵运林代为签订的合同没有损害杨孝秀的权利，京康公司也按照政府文件兑现房屋。就闵运林与杨孝秀之间的矛盾，有关部门已经作出过调解，双方也变更了门面房的登记。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无端猜忌京康公司向闵运林多补偿了房屋，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未准许与本案无关的调查取证申请，程序合法。四、杨孝秀的原旧房在京康公司取得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范围之内，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 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闵运林与京康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京康公司归还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原房屋产权，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28.8万元。2.一审案件受理费由闵运林、京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杨孝秀与丈夫闵洪全结婚后共生育闵运祥、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闵运成及闵运林六个子女。杨孝秀长子闵运祥从小过继给他人。杨孝秀夫妻在石泉县城关镇广场路中段建自有房屋77.51平方米。1986年1月，杨孝秀丈夫闵洪全去世。1991年6月，该房屋土地证及房产证登记在杨孝秀名下。杨孝秀其他几个子女成家后分开居住，闵运林成家后与杨孝秀一起生活。2008年石泉县城进行整体规划拆迁，杨孝秀房屋属滨江大道一期拆迁范围，京康公司经依法许可负责该段拆迁和开发建设。起初，闵运林和闵运华代表杨孝秀与京康公司协商，因拆迁补偿标准问题未能达成相关协议。2008年1月3日，闵运林持打印好的载有：“因居住区拆迁，特委托我儿子闵运林全权代表本人与京康公司就房屋拆迁安置等相关事宜签订协议并执行。拆迁后安置房的产权请直接办理在闵运林名下”的委托书让杨孝秀盖章并按上指印。同日，闵运林持该委托书代表杨孝秀为乙方（被拆迁人）与京康公司为甲方（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坐落于石泉县城关镇中街，门牌号：X组X号有房屋3间，土地为划拨，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结构为砖木，占地面积77.51平方米，建筑面积77.51平方米（其中无证面积77.51平方米），房屋产权属于杨孝秀，附属物包括：灶、水池，地籍证石国用（91）字**，乙方注册户口5人，常住户口5人；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人民币伍万零仟壹佰肆拾玖元整（详见房屋计算表）；附属物补偿金额为人民币壹佰叁拾叁元整（详见房屋计算表）；搬迁补助费为人民币壹仟零佰零拾零元整；电讯拆装补250元、装修补偿3000元、过渡费补3120元。总计补偿金额（大写）为人民币伍万柒仟肆佰陆拾玖元整；甲方用于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为(期)房，坐落于广场小区安置楼******，甲方用于产权调换的商用房屋为，现房坐落于广场路小区安置楼X层XX号或（期）房安置楼X单元X层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2004XXX号，土地使用证号(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石国用第(2005)第0638XXX号，房屋用途为商住，属砖混结构，层高为3m，建筑层数为七层，地上七，地上**阳台非封闭式；该房屋协议约定建筑面积为住宅120±5平方米、商铺40±5平方米(拆迁面积97.51平方米+超面积安置22.49平方米)；该房屋政府指导综合成本计算单价为：住宅每平方米798元(人民币)，政府指导市场单价每平方米848元(人民币)。商铺每平方米2000元(人民币)。该房屋总金额为人民币壹拾柒万陆仟捌佰捌拾伍元整；协议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房屋交付时，产权登记面积与协议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同意以产权证登记面积为准。其房价差额以多退少补的方式进行结算；被拆除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差价款为壹拾壹万玖仟肆佰壹拾陆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同意该款于2009年6月30日前结清；乙方在2008年元月7日前搬迁腾空房屋，经甲方确认验收后，旧房由甲方拆除；甲方在2009年6月30日前将产权调换房屋交付给乙方；甲方应当在产权调换房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甲方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甲方的责任，乙方不能在规定期限(180日)内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甲方按补偿金额的3-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在使用期间不得擅自改变楼宇结构和用途，并有权享用该楼宇有关联的公共通道、设施、活动场所；产权调换房屋达到验收入住要求后，自甲方向乙方书面(或公示)通知后三个月内，乙方须接收产权调换房屋并结清所有差价手续，乙方逾期不结算，视为乙方自愿放弃产权调换，由甲方按货币补偿规定向乙方支付补偿总金额，其产权调换房屋由甲方自行处置；产权调换房屋接收后，乙方应遵守甲方的物业管理规定”。双方还就过渡方式、违约责任、注销、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当日，闵运林与京康公司签署《杨孝秀产权调换差价结算单》，载明：被拆迁面积77.51㎡，加上杨孝秀四子闵运成被拆迁面积20㎡，应补偿面积为（住宅）97.51㎡，单价798元/㎡。超被拆迁面积（住宅）22.49㎡，单价848元/㎡。安置商铺面积40㎡，单价2000元/㎡。安置房总价：176885元，拆迁房屋补偿总价：57469元，应补差价：119416元。2009年6月2日，闵运林在扣减被拆迁房屋补偿价款57469元后，以现金方式向京康公司支付协议调换广场路XX号楼X单元XXX住房差价款38245元、支付协议调换广场路X号楼X层XX号商铺差价款78940元，合计支付协议调换房屋差价款117185元。同日，京康公司将置换的广场路XX号楼X单元XXX住房（建筑面积118.62㎡）交付给闵运林。2009年7月17日，该房产被登记在闵运林名下，房屋共有人为闵运林之妻王忠艳，后双方因此发生纠纷。2009年8月12日，在石泉县幼儿园经石泉县城关镇党委、社区居委会、派出所联合调解，闵运林同意将房产变更登记到杨孝秀名下。同日，杨孝秀、闵运华、闵运英分别在广场路小区房屋钥匙领取单上签字确认。后双方因房再起纷争，2010年1月14日，由石泉县城关镇人大副主席张定娥组织相关人员再次就双方纠纷进行调解，并以石泉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二〇一〇年第一号会议纪要形式作出如下处理意见：一、闵运林已办杨孝秀与“京康公司”置换的安置住房的房产权证，变更在杨孝秀名下；二、杨孝秀立即搬进安置房，其小儿子闵运林与其共同居住，杨孝秀的生活起居，日常护理等一切赡养义务由闵运林全部负责，必须尽善尽孝，不得虐待；三、置换的门面房，产权证也办在杨孝秀名下，门面房租金收益作为杨孝秀生养死葬费用，由杨孝秀的儿子闵运华代为管理；四、杨孝秀与其小儿子共同居住期间，闵运林不能拒绝杨孝秀的儿女及亲朋到家探望；五、今后杨孝秀不得再次以其它事由到政府上访，家庭内部矛盾纠纷由社区及司法机关依法调处。但双方并未按该会议纪要执行。2010年4月21日，京康公司将置换的位于广场路X号楼X层XX号商铺（建筑面积39.47㎡）登记在杨孝秀名下，并将房产证交给杨孝秀，该房产证一直由闵运华代为保管。2010年5月19日，杨孝秀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闵运林所持委托书无效。2010年8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宁民初字第112号判决，确认2008年1月3日杨孝秀给闵运林出具的委托协议无效。2011年3月7日，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法院向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申请，请求将本案指定管辖。2011年4月18日，本院将本案指定宁陕县人民法院管辖。2011年5月13日，宁陕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2年3月14日，一审法院以当事人双方协商和解，请求中止本案审理为由，裁定中止本案审理。2019年9月6日，一审法院决定恢复本案的审理。因一审原合议庭成员无法继续履职，故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不同意调解。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1.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是否具有原告资格。2.闵运林于2008年1月3日代表杨孝秀与京康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是否有效。3.京康公司是否应归还原房屋产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首先，关于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原告资格问题。本案被拆迁房屋土地证及房产证虽然登记在杨孝秀名下，但因该房屋属于杨孝秀与其丈夫闵洪全的夫妻共同财产。1986年1月，杨孝秀丈夫闵洪全月去世后，除该房屋50%的产权属杨孝秀所有外，其余50%的产权由杨孝秀与其子女依法继承。且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作为继承人之一，并未表示放弃继承。因此，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因继承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按份共有人，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其次，关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闵运林持一起共同生活的其母杨孝秀的委托书，于2008年1月3日代表杨孝秀与京康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时，京康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已经善意的履行了其合理审查的义务，其有理由相信闵运林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故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本案的拆迁安置行为发生在2008年1月，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则是2011年1月19日公布并施行，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二十二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本案中，京康公司作为拆迁人，杨孝秀作为被拆迁人，所签协议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事后，杨孝秀、闵运华、闵运英分别在广场路小区房屋钥匙领取单上签字确认以及杨孝秀接受协议调换商铺房产证、闵运华代为保管该房产证的行为，应视为对《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内容的追认。基于上述理由，闵运林于2008年1月3日代表杨孝秀与京康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有效。 第三，关于京康公司是否应归还原房屋产权，并赔偿杨孝秀等人经济损失的问题。因本案《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为有效协议，且协议内容双方已按约定履行完毕。故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该请求京康公司归还原房屋产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诉称案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签订时，闵运林与京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证据不足。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诉称京康公司拆迁安置补偿程序严重违法，无证据证实。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诉称登记在杨孝秀名下商铺不是产权调换协议约定的商铺，而是京康公司为了息事宁人另给杨孝秀的，亦无证据证实。故对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上述诉称意见，均不予采纳。闵运林与京康公司认为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理由依法不能成立。闵运林与京康公司认为涉案协议合法有效，理由依法成立。 综上所述，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诉请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闵运林与京康公司的辩称意见，部分成立，予以部分采纳。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共同负担。限判决生效后3日内结算完毕。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2018年，闵运英拍摄的照片四张，前两张照片用以证实照片中的三间门面房就是闵运华、闵运林与京康公司协商形成《协议书》时约定的门面房，后两张照片用以证实杨孝秀自2008年从京康公司售楼部搬至京康公司物业部居住至今。 京康公司提交《室外管网布置图》《石泉县广场路地形图》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实杨孝秀的安置房实际上只有一套，就在12号楼，只是名称不同。 经当庭质证，对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提交的证据，闵运林认为当事人并未签署《协议书》，门面房位置不清楚，杨孝秀确实在京康公司物业部居住；京康公司认为，前两张照片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后两张照片与本案无关。对京康公司提交的证据，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质证认为，证据均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闵运林认为，同意京康公司的证明目的，置换房屋只有12号楼一套。 本院经审查认为，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京康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能确定，亦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中，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当庭表示仅对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提出上诉，故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是否无效。 案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于2008年1月3日签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裁判应适用当时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正确。按照上述行政法规第十三条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本案中，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认为《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主要理由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分析，恶意串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基于主观上共同的恶意，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客观上导致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权利损害的结果。 首先，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上诉认为，被拆迁房屋在继承事实发生后并未分割，属于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故被拆迁人应当是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等所有实际权利人。经查，1986年引起被拆迁房屋继承的法律事实发生，但1991年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之时，当事人仍将房屋登记在杨孝秀一人名下，因被拆迁的房屋原来只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此证又属具有较高证明效力的公文书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主要用以向不特定第三人宣示所有权状况，同时登记内容也是第三人判断物权归属的法律依据。因此，京康公司认为在拆迁实施过程中，该公司依据房屋登记情况确定被拆迁人为杨孝秀的抗辩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和物权公示原则。另外，根据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在一审中提交杨孝秀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使用证、测量图时陈述的证明目的，说明四人均认可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是杨孝秀。二审中，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又认可，老房子登记在杨孝秀名下，是杨孝秀一人的财产。闵运华也认可其本人与闵运林曾经代表杨孝秀与京康公司协商过拆迁事宜，上述事实均可佐证杨孝秀为本案被拆迁人的事实。 其次，恶意串通是指相互串联、沟通，使当事人之间在动机、目的、行为及其结果上达成一致，实现共同的非法目的。就本案而言，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证明，订立合同之时，闵运林与京康公司均具有意思主义和观念主义上的恶意，且为了实现共同的非法目的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虽然《委托书》被另案认定无效，但不能据此推定京康公司和闵运林在订立合同之时具有共同的恶意。从代理的类型看，表见代理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将特定情形下的无权代理拟制为有权代理的法律规范。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一为签订合同时相对人是否为善意，至于此后相对人是具有恶意，亦不能否定善意的认定结论。在此意义上讲，2010年8月14日《委托书》在另案中才被法院认定无效，但该案审理结果与本案中京康公司在2008年1月3日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判断，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签订的前后过程看，闵运林系杨孝秀的子女之一，拆迁之前与杨孝秀均在被拆迁房屋居住，在闵运林代表杨孝秀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之时提供了杨孝秀盖章捺印的《委托书》，故一审法院认定京康公司在订立合同之时已经尽到审查义务，有理由相信闵运林具有代理权，并无不当。在此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与闵运林之间因拆迁问题发生的纠纷，经有关部门多次调处后，2009年8月12日杨孝秀、闵运华、闵运英在《广场路小区房屋钥匙领取单》上共同签字确认，随后闵运华又代表杨孝秀签收门面房并保存权属证书，前述事实亦表明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对闵运林的无权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 最后，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既是当事人主观恶意的内容，亦是恶意串通行为的结果。本案审理期间，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认为闵运林实际享受的拆迁安置补偿有多处住房和门面房，但均无充分证据证实该主张。故闵运林与京康公司所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是否具有损害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合法权益的情形，此待证事实根据在案证据亦不能作出认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闵运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关于案涉合同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上诉认为，被拆迁的房屋不在京康公司的拆迁范围，故闵运林与京康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见，并非所有的强制性规范均可以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在2011年3月12日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提交的起诉状中，四人自认被拆迁房屋属滨江大道一期工程拆迁户。2010年8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0）宁民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中，同样查明案涉被拆迁房屋属滨江大道一期工程拆迁户。再根据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2004年11月13日石泉县人民政府印发的《县城滨江大道开发建设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滨江大道建设指挥部关于广场路遗留三户的报告》的内容，以及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拆迁范围一致的认可意见，均说明杨孝秀名下的旧房在京康公司的拆迁范围之内。另外，即使京康公司的拆迁范围不包含案涉被拆迁房屋，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仅对行为人应负的相应责任作出了规定。上述条文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以此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基于上述分析，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认为案涉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本案程序问题。经审查，本案于2011年5月13日立案受理，2012年3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1）宁民初字第103号民事裁定中止案件审理。2012年3月17日，一审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了法律文书。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上诉认为，一审存在程序违法，伪造中止审理申请书，以及闵运华未签收中止审理裁定等上诉理由，因该理由并未对一审裁判结果产生实际影响，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杨孝秀、闵运国、闵运华、闵运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佳 审判员 杜 涛 审判员 刘慧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温贤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