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21民初3888号 原告：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洮南市。 法定代表人：黎武权，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前郭县乌兰塔拉乡荣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前郭县。 法定代表人：常荣富，该合作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阳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东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雷，山东鹤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吉林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公司”）、前郭县乌兰塔拉乡荣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荣富合作社”）与被告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花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鲁花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作出（2019）吉0721民初2323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案件移送莱阳市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华服公司及荣富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吉07民辖终2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前郭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民初2323号民事裁定，案件由前郭县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吉0721民初4428号民事裁定，认为华服公司无权作为普通使用者向生产者鲁花公司主张产品责任，裁定驳回华服公司的起诉；作出（2019）吉0721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荣富合作社的诉讼请求。华服公司、荣富合作社均不服，向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07民终935号民事裁定，认为华服公司具备共同原告主体资格，裁定撤销前郭县法院（2019）吉0721民初4428号民事裁定，指令前郭县法院审理；作出（2020）吉07民终935-1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2019）吉0721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前郭县人民法院重审。 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李力、荣富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常荣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李力，被告鲁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雷、王婧到庭参加诉讼。 华服公司、荣富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67.87公顷花生生产值损失共计1595182.6元，并向二原告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8日，原告华服公司与被告鲁花公司签订《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华服公司提供“鲁花18”花生种子，价格每公斤24元，种植过程中使用鲁花公司指定的金尔露公司生产的鲁花花生专用肥及配套技术。所产的花生仁由鲁花公司回收，保底价格为每市斤3.5元，随市场价格向上浮动回收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花生米，2017年1月，原告采取农民承包耕地流转入股，华服公司提供生产资金，农民提供人工等，收入按4:6的比例进行分红的合作模式进行联合种植“鲁花18”，共计公顷数分别同诉讼请求数。在种植过程中，原告严格按照鲁花公司提供的种子说明以及鲁花公司的技术指导进行种植作业，虽然出现部分地块种子腐烂现象，在鲁花公司承诺毁种可以成熟及鲁花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由鲁花公司重新提供种子进行了毁种，原告严格按照鲁花公司技术指导进行田间管理，春夏两季所种植的“鲁花18”生长正常，但秋季收获花生果后经过晾晒后发现果仁不成熟而导致严重减产。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公司作为花生种子推广及种植技术指导部门，在向原告提供花生种子时，故意隐瞒“鲁花18”适宜在湖北省种植而不适宜在吉林省前郭县种植的事实，并未在种子外包装说明书上标明适宜“东北及西北”种植、未标明生产期等欺诈行为，误导原告种植，在提供种植技术服务过程中指导存在严重失误，导致原告遭受了严重损失，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鲁花公司辩称，一、案涉鲁花18花生种子“标签”内容及“使用说明”合法合规。鲁花18种子“标签”标注符合法律规定，鲁花18花生种子“使用说明”符合国家规范。二、鲁花公司没有违反品种登记、引种备案、推广、销售备案等《种子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发生业务期间不需要对鲁花18进行品种登记。双方签署《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时间为2016年10月8日（实际发货时间为2017年4月），而2016年1月1日实施的《种子法》明确规定花生种子不在主要农作物品种之列，属于非主要农作物。《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及农业部公告2510号《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直到2017年5月1日起才实施。只能说在鲁花公司与华服公司签署合同和发货时间段，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花生种子作为非主要农作物需要品种登记。在2017年5月1日之后，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才开始接受花生种子等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鲁花公司是在2017年下半年对鲁花18花生种申请品种登记，并于2018年4月23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70080。鲁花18花生种也不需要品种引种备案。《种子法》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均没有对非主要农作物的备案做出规定。2016年8月15日施行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三条对主要农作物的如何进行引种备案做出了规定。2016年1月1日实施的《种子法》明确花生不在主要农作物品种之列。因此，鲁花18花生种不需要品种引种备案。鲁花18花生种子的买卖行为，也不是《种子法》上确定的推广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岳仲明（答记者问内容节选）：......应当登记的品种如果没有进行登记，不能发布广告、推广，也不能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这里讲的推广，应当理解为各级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进行推广，包括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实验、示范、培训、指导、咨询服务。不得推广的主要是没按照规定登记的品种，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不得进行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就是不得假借登记的品种进行销售，也不得发布广告。也就是讲，推广是国家机构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种子企业的行为。鲁花18花生种子不需要在吉林农业主管部门进行销售备案。《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2016年8月15日施行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种子销售活动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限制。鲁花公司没有在有效区域（山东省）设立分支机构，更没有在吉林省设分支机构，也没有在吉林省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在吉林省也没有受其他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因此，案涉鲁花18种子，不需要向吉林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特别需要说明，引种备案与销售备案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三、本案花生减产与鲁花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出庭证人黄庭君及原告对鲁花18种子本身质量无异议。2017年度前郭气象资料显示，前郭地区存在“倒春寒”、土壤湿度大、花生生长期间雨量不匀、提前降温等自然因素和原告种植管理如施肥、浇水、覆膜材料、病虫害防治等人为条件，是减产原因，此与鲁花公司无关。时任华服公司技术人员吴国志也承认，案涉花生减产的原因是倒春寒及使用液态膜（金尔露公司提供）不起作用所致（详见尹建辉与吴国志电话录音通话整理材料）。原告超出双方合同约定区域种植之法律责任应自负，虽然鲁花18适宜吉林种植，但做为种子销售企业，还要尽最大可能提示用户降低非当事人原因之外的如恶劣天气等客观原因而导致的不良风险。涉及到农资提供、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原告华服公司和金尔露承担，与鲁花公司无关。双方合同没有约定鲁花公司负有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之义务。鲁花公司去前郭是因为种植户反映有部分烂种缺苗，派出胡波2017年5月23日去查看冻害缺苗，并非技术指导和田间管理，补种（不是毁种）是鲁花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所为。2013年湖北审定时，花生是主要农作物种子，按当时种子法规定必须进行品种审定。2016年1月1日新《种子法》规定花生不再是主要农作物品种，从此时起，花生种子只需要进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2018年农村农业部登记）即可，因此对鲁花18花生种子来说，2013年品种审定登记和2018年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并不冲突，只能说时效性不同而已。综上，案涉鲁花公司之行为与本案所种植花生果仁不成熟而减产无因果关系，不能把气候等自然因素以及华服公司、合作社等非鲁花公司原因，转嫁至鲁花公司承担责任，这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证明：1.被告向原告销售“鲁花18”时，明知原告购买种子系自行种植使用并同意回收，明知种植区域，明知该销售为终端销售，明知原告为“鲁花18”种子的终端消费者。2.被告对原告使用肥料及技术做出特别要求，为满足被告要求，原告必需使用被告指定的专用肥，由被告提供相关配套种植技术。3.被告向原告销售大量“鲁花18”种子，金额巨大，但销售时，“鲁花18”未经吉林省实验、推广种植，未经审定、登记，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承诺“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系虚假承诺，被告具有过错。证据2：华服公司与荣富合作社、农民签订的《鲁花花生种植合作协议书》，证明：1.各合作社种植面积；2.原告华服公司系为响应我国农业现代化重大战略调整，按照我国建立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求而设立的新型农业经济经营主体成员；原告华服公司出资提供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及农户提供土地、劳动力等，共同合作种植鲁花花生，并按比例分配收益。3.原告华服公司以新型农业经济经营主体成员身份，向被告购买“鲁花18”花生种子，完全用于联合播种，为自己实际使用，没有任何其他营利销售行为。证据3：《借款合同》一份，长春市发展农商银行电汇凭证（回单）一枚，业务回单一枚、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50张。证明：原告华服公司支付购买种子款480万元，该笔款项为原告实际已经投入的款项。证据4：《借款合同》一份，长春市发展农商银行电汇凭证（回单）一枚（250万元）、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枚（50万元）、业务回执单二枚（49200元、21600元），证明：按照被告的要求，原告购买指定的用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自行支付3078440元，原告及各农户投入巨大。该笔款项为原告实际已经投入的款项。 第一组证据证明：1.因被告向原告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鲁花18”种子，原告种植被告销售的种子后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原告基于产品责任纠纷诉请赔偿，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侵权法律关系。2.华服公司是被告终端销售的消费者，为本案合格主体，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护。3.被告向原告销售的“鲁花18”种子因适植性质量问题，为质量不合格产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应适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被告应当举证证明其销售的“鲁花18”种子在销售给原告时具有适植性，种子质量合格。被告不能完成该举证责任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第二组证据：证据5：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C（鲁）农种经许字（2014）第1026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D（鲁）农种许字（2017）第0007号、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证明：1.“鲁花18”种子审定在湖北省完成，审定内容均为“鲁花18”在湖北省境内表现，不适合吉林省境内及原告种植区域。2.被告向原告销售“鲁花18”的种子，未经吉林省审定（登记），不适宜在吉林省范围内种植。证据6：鉴定意见及庭审笔录、证明材料。证明：1.鉴定意见的做出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2.被告销售的“鲁花18”种子不适宜在吉林省双辽及前郭县种植。证据7：鲁花18种子包装箱照片四枚。证明：1.被告明知原告种植区域不属于“鲁花专用基地”，不适宜种植“鲁花18”。2.“特征特性”和“产量表现”说明适用于鄂审油2013001号“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范围，即仅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不适宜吉林省种植。3.根据种子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记载，“鲁花18”在吉林省及原告种植区域销售，不在其品种审定区域内，也未在标签标注适宜种植区域，更未经实验、推广即即进行销售，违反法律规定，有明显过错。4.标签中“适宜范围”并未明确具体的种植区域亦未将种植季节具体到日违法法律规定，有明显过错。证据8：《前郭县稳定通过15°C的初终日和积温数据》《双辽市稳定通过15°C的初终日和积温数据》《洮南市稳定通过15°C的初终日和积温数据》。证明：相关数据证明吉林省境内及原告种植区域不适宜种植“鲁花18”。 第二组证据证明：1.被告在吉林省无经营许可即向原告销售花生“鲁花18”种子，实施了侵权行为，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销售的“鲁花18”种子，因不具有在吉林省的适植性而种子质量不合格，导致原告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被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外包装及标签虚假，不符合在吉林省及原告种植区域销售“鲁花18”的要求，因其销售行为所致经济损失应予赔偿。 第三组证据：证据9：微信通话记录截图1份、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7民终933、934、935、936、937、938号庭审笔录第8页至第10页。证明：1.该推广证明内容虚假，以欺骗手段非法取得，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2.被告利用该虚假推广证明骗取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GDP花生（2018）370080。证书申请依据的文件是虚假的，被告取得该登记证书不具有合法性，不能成为其免责理由，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组证据：证据10：《乌兰塔拉乡刘家村证明信》，证据11：《高产高油花生新品种“鲁花18”号》，证据12：《毁地农户耕地作业通知》4份，证据13：视频及视频谈话摘要（被告技术人员胡波指导毁地重新播种），证据14：证人证言（种植农户代表2人出庭作证），证明：1.原告完全按照被告要求进行种植和田间管理，对减产无任何过错；2.被告对于原告种植区域、范围、种植条件等明知且同意。3.被告虚假承诺，欺骗原告购买并种植“鲁花18”花生种子。 第四组证据证明：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明知“鲁花18”不适宜在吉林省及原告种植区域种植而销售“鲁花18”种子，对原告损失有过错且直接造成了原告减产的损失；原告对减产损失没有过错，因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组证据：证据15：《关于吉林基地“鲁花18”花生米收购标准》1份、《花生米催交函》；证据16：《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关于帮助协调“鲁花18”花生种子给农民造成损失赔付事宜的函》、《证明材料》1份、《证明》4份；证据17：《花生产量》（前郭县统计局出具的2015年、2016年、2017年花生产量证明）1份、《乌兰塔拉乡刘家村介绍信》1份；证据18：原告实际收获鲁花18花生的数量及销售收入统计、联合声明（六家农民合作社关于销售情况的联合声明）、证明1份（9张）；证据19：诉求信1份、给省领导的联名信1份、媒体报道1份，证明损害事实。 第五组证据证明：被告作为“鲁花18”种子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对因“鲁花18”种子未经登记销售、无证经营、种子本身不具有适植性而质量不合格、种子外包装和标签说明内容虚假所致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以及赔偿数额。 原告另提交证据20，情况说明6份，证明原告华服公司是新型农业主体身份的消费者，合作社是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能够代表农民行使权利。 证据21，常荣军、赵国军、黄庭君、田春旭的证人证言。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山东省农业厅D（鲁）农种许字（2017）第0007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副证2017年4月7日），山东省农业厅C（鲁）农种经许字（2014）第1026号《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拟证明：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有鲁花18花生品种的经营资质。 证据2：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鄂审油2013001号《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2013年5月18日）。拟证明：鲁花18花生品种系按当时法律合法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注：从2016年1月1日新修正《种子法》施行之日起不再需要审定） 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GPD花生（2018）370080号《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2018年4月23日）；2018年9月26日镇赉县花生测产报告；2018年9月27日兴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花生试验田测产报告；2017年11月10日吴庆春引种试验报告；仲秀娟证明。拟证明：鲁花18花生品种适宜在吉林地区春播种植。 证据4：鲁花18花生品种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拟证明：1、鲁花18花生品种执行的是国家标准，质量合格。2、已标注注意事项（风险提示）：本公司只对种子质量负责，因自然因素、栽培措施或栽培区域选择不当所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3、鲁花18花生品种适宜于≥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春播种植。 证据5：2016年-2018年度前郭县气象资料。与原告的第八份证据一致的。证明：2016年和2018年的大于15摄氏度以上的积温均大于2680摄氏度，符合鲁花18的生长条件，而2017年度前郭地区存在“倒春寒”及秋季干旱现象，导致当年的积温明显降低，此是花生果仁不成熟的主因。 证据6：企业变更情况。拟证明：2016年11月28日，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 证据7：洮南华服农场有限公司及松原市金尔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查询。拟证明：上述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股东薛丽波均持股。 证据8：吉林省地图，拟证明：案涉种植地区前郭县，系吉林北部，原告违反合同约定种植，责任自负。 证据9：时任华服公司技术人员吴国志与鲁花公司尹建辉电话通话录音（2020年6月14日），拟证明：案涉花生减产的原因是倒春寒及使用液态膜（金尔露公司提供）不起作用所致。 证据10：品种为晋牧1号，登记编号为GPD高粱（2017）140015的登记公告；品种为乾坤288，登记编号为GPD大白菜（2018）210029的登记公告；品种为九杂10号，登记编号为GPD高粱（2018）220077的登记公告，拟证明：鲁花18标签标注品种适宜种植区域符合行业惯例。 被告另提交证据11：2019第0134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1份，证明在该经营许可证中载明的生产经营方式为进出口，而本案中的花生种子是国内销售，因此该经营许可证的内容和其他相关材料与本案无关。 另有胡波接受询问的调查笔录一份。 对于以上证据，本院依法综合认定如下： 1.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3、证据15，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1，经庭审质证及当事人确认，原被告均对对方欲证明的问题提出较大争议，但以上证据的表面真实性能够确认，故对于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对双方当事人欲证明的问题，因涉及本案所涉核心争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本案所涉事实予以综合审查认定。需要单独说明的是，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中的鉴定意见，虽真实性可以确认，但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专家鉴定组进行现场鉴定时，应当通知申请人及有关当事人到场。第三条规定专家鉴定组名单应当征求申请人和当事人的意见，可以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该份鉴定意见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没有证据显示专家鉴定组名单按规定征求了申请人和当事人意见。其次，进行现场鉴定时，未通知本案当事人种子生产经营者到场。因此该鉴定违反相关规定程序，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2.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18、证据19，经庭审质证，被告虽对以上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提出异议，但证据2系二原告与农户之间签订的合同，二原告予以确认并于庭审中出示了合同原件；证据18、证据19原告当庭出具原件，该两份证据表面真实性能够确认。对于减产事实被告亦无异议，但对于原告所称的两份证据能够证明系被告原因造成减产及花生具体产量，因证据内容系原告自行出具，本院对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在此不予确认。 3.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4，借款事实未经原告借款相对方确认，本院在此不予确认；但对原告当庭出具原件的付款票据及发票能够证明的相应付款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4.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6，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份证据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均提出异议，称材料未有经办人签名，不符合证据形式，对于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出具的13号赔付事宜的函，虽系复印件，但该函与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出具的鉴定报告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于该函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仅凭该函内容尚不能证明案涉种子质量问题，需综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证据16中的证明材料和证明，虽均加盖出具机构公章，却没有经手人签名，且除乌兰塔拉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外，其余几份证明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即便对于该几份证明予以确认，几份证明中明确表述“农户按照合作社种植技术要求进行种植……”等内容仅能证明农民种植花生秋收确未达到预期产量，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述的减产原因。故对于除乌兰塔拉乡政府证明外，其他几份证明及证明材料本院在此不予确认。对于乌兰塔拉乡政府出具的证明，虽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亦只能证明花生减产、农民多次上访的事实，不能证明案涉核心问题，即花生的减产与种子质量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5.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7，涉及的系农户所种植鲁花18及邻地种植其他花生的产量问题，经庭审质证，被告虽对此份证据不予认可，但对于花生减产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仅是针对被告花生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减产原因与原告之间持有较大争议，故对于此份证据证明的减产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对于具体产量，因具体到各农户均不一致，仅凭未有经手人签名的前郭县统计局花生产量证明及介绍信，本院不予确认。 6.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证据21、对胡波的调查笔录，因证人证言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本院依法对几名证人陈述一致并与其他证据能够佐证的部分，如胡波确实曾来过吉林等事实予以采信。但对于几名证人陈述不一、不符合常理或与其他证据无法相互印证的部分证言，依法不予采信。 7.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0，因农民在案涉争议中系花生种子的最实质使用者。华服公司、合作社起诉主体适格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其与农户签订的三方种植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三者的合作关系，若没有农民最终的种植行为，本案中华服公司、合作社作为主体起诉并无依据。若确实因花生种子质量问题造成了损失，农户作为实际种植者显然有权利提起诉讼，但此诉讼权利应由农户自行行使，其可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但并无法律规定农户可将此基于产品质量纠纷的权利行使主体转让或授权给第三方进行。故合作社、华服公司在本案处理过程中不能代表农户。 8.关于原告要求调取的鲁花公司申请核发E（农）农种许字（2019）第0134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以及其他行政机关核发的种子登记及经营许可的全部申请资料的申请是否应予准许的问题，原告称鲁花公司获得的相关行政许可过程中存在提交虚假材料的问题，并要求法院调取鲁花公司在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时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因被告提交的相关行政许可证等系行政机关作出，原告欲申请调取的材料涉及行政机关审查审批过程，如原告对于行政机关下发的行政许可有异议，可另寻法律途径处理，而非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事项所涉及范围。故原告该申请本案中本院不予准许。 9.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0，经庭审质证，原告称对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能确认其证据来源。且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无法确认该些登记是否同鲁花18相同的存在申请文件的虚假问题，因此不具有证明效力。且即便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中其他品种的登记是真实的，符合行业惯例，不能证明被告在本案中按照《种子法》及《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标签标注，因种子标签使用和说明应按照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而不是所谓的行业惯例。对于此份证据，本院据现有证据及原告所述对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即便证明证据10为真，对于审理本案所涉纠纷并无实质性影响，故对于此份证据，本院在此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8日，华服公司（乙方）与鲁花公司（甲方：合同签订时名为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签订《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提供花生种品种为：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并约定了种子数量、价格计算标准，种子质量标准、验收方式及发货方式，花生米收购质量标准、价格、数量，结算方式与运输以及违约责任。同时约定乙方不得从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之外的渠道另购置花生种子。不得假借鲁花名义扩展种植基地，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有乙方承担，并且保留追究名誉损害等法律责任的权利。另外，合同还约定了管辖事项、花生专用肥及相关配套技术等。2017年1月，华服公司（甲方）、合作社（乙方）及合作社农户（丙方）三方签订了《鲁花花生种植合作协议书》，采取以农民承包耕地流转入股的方式进行联合种植。协议约定了土地基本情况及用途、合作种植期限、合作种植中土地使用权流转参与经营价款计算方式与支付方式、各方权利义务。同时约定花生收获由甲方提供包装，由甲方标记后全部入户丙方家中。由丙方负责晾晒、管理至甲方销售时。甲方收购花生时，按每斤2.2元保底价收购丙方所生产的花生果，收购标准严格执行鲁花集团规定的收购标准、奖惩约定、红利分配、违约责任、其他约定。其中对于红利分配，约定“红利分配原则……甲方（华服公司）占红利的40%，丙方（农户）合计占红利的60%”，也即合作社在三者的合作事宜中并不分配红利。秋季收获时发现花生果仁不成熟、严重减产。 另，2013年5月18日，“鲁花18”由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审定编号“鄂审油2013001”，作物种类花生，证书编号“937”，其中适宜范围为“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2015年1月5日，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由山东省农业厅颁发《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为C（鲁）农种经许字（2014）第1026号，经营作物范围为“花生”，经营方式为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有效区域为烟台市，有效期至2020年1月4日。2017年4月7日，山东省农业厅颁发《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D（鲁）农种许字（2017）第0007号，品种名称有“鲁花18”，品种审定（登记）编号为“鄂审油2013001”，种子生产地点为山东，有效期至2022年4月6日。2018年4月23日，“鲁花18”花生种由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70080），载明“鲁花18”花生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春播。庭审中，双方确认的“鲁花18”种子包装印制内容有“作物种类：花生；种子类别：大田用种；品种审定号：鄂审油2013001；净重15kg；种子经营许可证编码：C(鲁)农种经许字（2014）第1026号；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C(鲁)农种生许字（2012）第0118号；植物检疫证明编号：植产检字第3706820160012号；生产商：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35-728****，地址：山东省莱阳市开发区雁荡路**；及特征特性（略），产量表现（略），栽培要点：5月10日至5月22日，当5cm地温稳定在15℃以上时播种，每亩播8000-10000穴，每穴两粒。适宜范围：适宜于≥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春播种植”。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所述的花生出现减产的事实并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应为：一、“鲁花18”花生种子产品质量是否合格；二、减产与被告产品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被告是否应按原告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 （一）关于“鲁花18”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问题 依据现有证据及案涉相关事实，可以认定“鲁花18”种子目前虽不存在假种子、劣种子等基本质量问题，但确实存在瑕疵。因种子不仅存在水分、发芽率、净度、纯度等基本质量指标，还存在适植性问题。因此，评价种子质量是否合格不仅须考虑种子本身具有的内在指标，还应考虑种子对于所种植区域的适植性问题。鲁花公司对于其所生产种子适宜在吉林省种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鲁花公司虽举出《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70080），证明“鲁花18”花生种由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登记证书，“鲁花18”花生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春播。但该证书颁布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被告出售种子的行为发生在2016年，不能因为该证书的颁布而当然认定鲁花公司2016年出售的“鲁花18”对于吉林省具有适应性。且，鲁花公司与华服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提供花生种品种为：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但在2016年10月8日时，“鲁花18”种子尚未进行品种登记，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鲁花18”种子适合在吉林省播种。也即鲁花公司在未能证明“鲁花18”种子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并明确知晓销售的“鲁花18”可能被种植在吉林省的情况下，依然在与华服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鲁花18”适合吉林南部种植，鲁花公司存在一定过错。鲁花公司辩解称“……2016年1月1日实施的《种子法》明确规定花生种子不在主要农作物品种之列，属于非主要农作物。《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及农业部公告2510号《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直到2017年5月1日才实施。只能说鲁花公司与华服公司签署合同和发货时间段，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花生种子作为非主要农作物需要品种登记”，但根据被告自行提交的《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审定编号“鄂审油2013001”），能够证明“鲁花18”于2013年审定时的适宜范围为“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据被告提交证据，除此次审定外，“鲁花18”未经其他审定或登记，直至2018年4月23日经农业农村部办理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也即，被告2016年10月销售“鲁花18”时，对于“鲁花18”是否适宜在吉林省播种是缺乏证据证明的。即便如被告所述《种子法》实施后，花生已属于非主要农作物，不需经审定，但被告自述《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直到2017年5月1日才实施，被告于庭审中称“该阶段为法律空白期”，但鲁花公司作为生产、经营花生种子的专业法人，应知晓即便法律法规对某一事项规定不尽完善，惯常的做法应是延续之前的已有做法或根据已生效实施的《种子法》及其他行业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规制自身的销售行为，而非意味着种子销售企业可以随意向适植性不明的地区销售种子。故对于被告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原被告争议的标签标注问题，作为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鲁花公司应知晓品种适宜种植区域不得超过审定、登记公告及省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引种备案公告公布的区域。故鲁花公司应对其“鲁花18”于2013年取得湖北省审定证书后，直至其销售并发货期间，“鲁花18”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宜于≥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春播种植”内容未超过审定证书中标注的“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标签中“≥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未超过审定证书中标注的“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鲁花公司在明知种子可能种在吉林省的情况下依然销售显然存在不妥；若标签中“≥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超过审定证书中标注的“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且“≥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包括吉林省，那么鲁花公司销售标签标注内容则超过审定、登记公告及省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引种备案公告公布的区域的种子，亦显属不当。因此，根据以上所述标签标注及合同签订等内容及鲁花公司的销售行为，结合案件所涉事实情况，对于案涉种植地吉林前郭来说，难称“鲁花18”花生种子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 （二）原告减产与被告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对案涉种植“鲁花18”花生种子的地块秋收时花生产量减产的事实虽未提出异议，但种子质量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种子使用者权益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二是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三是种子质量问题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故本案的审理要点应是审查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是否存在。综合本案审理情况，原被告之间对于种子水分、发芽率、纯度等内在质量问题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争议的关于“鲁花18”种子质量是否存在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适植区域。基于此，对于案涉原告所述的花生减产和“鲁花18”质量问题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依法评述如下：本案中，华服公司与鲁花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第一部分第1条明确载明“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而华服公司却在购种后，将种子提供给并未在以上约定地域内的前郭县（前郭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区域内的农民种植，华服公司过错明显。华服公司起诉案由虽是产品责任纠纷，而非基于合同，故虽不能依据其违约行为在本案中认定其违约责任，但不能因其对于案由的选择而成为当事人恶意规避责任的理由。原告在原一审庭审中对于合同条款中关于种植区域的约定称“看到了，因为当时看到双辽也种了，我们就种了”，也即原告在对于合同条款明知的情况下依然完全违背双方合同约定，将“鲁花18”花生种子种在了合同中未约定的地域，该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在本案侵权纠纷中是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基础，也即其违约行为是造成其主张的案涉损失的直接原因。若华服公司严格按照其与鲁花公司的合同约定执行，其主张的案涉损失是否仍会存在亦未可知。 （三）被告是否应按原告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的问题 华服公司的营业执照对于经营范围处载明“农产品购销……农作物、中药材、数目、花卉种植、研发及销售；种子培育、生产及销售；化肥制造及销售……”，也即华服公司不同于其他普通主体，其是一个有种子培育、生产及销售资质的专业法人，其对于种子的基本品质及种子培育、生产、种植等环节所需基本条件和相关行业技术等事项应是明知并具备专业鉴别能力的，而其违反基本的注意义务将种子提供种在其所称的并不适合“鲁花18”生长的前郭县地区，因此造成的损失华服公司应自行承担。依上文论述，即便鲁花公司应承担“鲁花18”种子在适植区域问题上存在瑕疵的责任，但华服公司对“鲁花18”种子种植地块的选择行为亦具有明显过错，处理二者责任时虽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但产品责任的确认三构成要件缺一不可。且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华服公司的经济损失尚无法确定，虽然华服公司提交了其和农户、合作社签订的合作协议，但因没有各种植农户的确认及其他相关有效证据，所种植花生亩数、实际产出量、产出花生出卖给阜新油厂量、其与农户之间的利润分配方式是否有变更等诸多影响损失认定的因素均无法核实。故华服公司对于其所受的经济损失，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另，因可能造成花生减产的因素较多，不仅局限于种子自身质量问题，阳光、水分、温度、农药、种植方式、田间管理等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量，在华服公司未能证明其所述的减产事实与“鲁花18”种子本身质量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华服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综上，依据现有证据及案件审理情况，应驳回华服公司的诉讼请求。 另，对于荣富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按原告自述内容，合作社在本案中并无损失可言，故不存在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基础。对于合作社言，其坚持作为原告起诉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有权处分。但其自认合作社在与华服公司、农户的合作事项中并不分配红利。合作社作为特殊经济组织，虽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但谋求的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确认，并非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均种植了“鲁花18”花生种子，且即便所有成员均进行了种植，因合作社作为独立法人，可能涉及提取公积金等法人运行管理中的其他事项。而本案中，依原告所述事实，即便有损失，损失的直接受害者应为农户或农户与华服公司，而非合作社法人。若允许合作社主张案涉权利，权利实现后的赔偿获得主体为合作社而非农户，这显然侵害了种植“鲁花18”农户的合法权益。综上，合作社在其所称的三方合作事宜中并不分红，具体到本案，合作社作为独立法人并没有具体损失，也即损害事实并不存在。因此对于其要求鲁花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华服公司和合作社称其能代表农民进行诉讼，因华服公司、合作社起诉主体适格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其与农户签订的三方种植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三者的合作关系，若没有农民最终的种植行为，本案中华服公司、合作社作为主体起诉并无依据。若确实因花生种子质量问题造成了损失，农户作为实际种植者显然有权利提起诉讼，但此诉讼权利应由农户自行行使，其可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但并无法律规定农户可将此基于产品质量纠纷的权利行使主体转让或授权给第三方进行。故合作社、华服公司在本案处理过程中不能代表农户。对于二原告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种植“鲁花18”花生种子的农户，若认为其有损失，可依法向给其造成损失的主体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对于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前郭县乌兰塔拉乡荣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54元，由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前郭县乌兰塔拉乡荣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秋实 审判员  刘彦娟 审判员  张晓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雪 书记员  李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