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302民初2485号 原告：新疆西域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黄文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卉，新疆多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拥军，男，197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原告新疆西域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域香公司）与被告朱拥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西域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文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卉，被告朱拥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西域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依法判令原告不承担支付被告2018年未付工资145000元的义务；三、依法判令原告不承担支付被告2019年未付工资179900元的义务；四、依法判令原告不承担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333元的义务；五、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度，被告没有给原告提供过雇佣劳务，双方不存在雇佣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18年3月6日，原告将下属种植基地（以下简称“农场”）的300亩德国洋甘菊种植任务承包给案外人熊仕龙，与熊仕龙签订了洋甘菊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由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熊仕龙自行雇用了被告及其他种植人员进行种植。故2018年种植季内，被告由熊仕龙雇佣，劳务费也一直由熊仕龙自行计量发放，原告没有给被告支付过劳务费；2018年11月后，农场洋甘菊种植工作结束，经熊仕龙同意，原告代熊仕龙以借款形式向被告支付了部分雇佣劳务费13720元(其中一笔明确注明是其雇佣工资5000元)，该费用后续由原告与熊仕龙进行结算。2019年度，熊仕龙未继续承包原告土地，由原告自行种植，雇用了被告和农场周围的部分农民进行洋甘菊种植生产，按雇工们提供劳务的天数和日均价结算劳务费用，但干多少天由雇工自行决定，来去自由，干一天计一天工，从工作形式上而言，无旷工、迟到、早退等劳动规则制度约束，每天干够10小时算一天工，一般雇工的劳务费单价为每天150元，每月满勤为4500元左右（31天则为4650元），不愿意继续干随时可以离开农场。在此期间，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形成了事实的雇佣劳务关系。被告在农场负责浇水、施肥、维修农机具等工作。从其个人记工台账可以看出，其劳务提供至2019年11月19日，之后再没有记工记录。同时在仲裁程序中，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其于2019年11月19日离开农场，再未向原告提供劳务。自当年4月起至10月底的种植季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黄文珍以预支借款的形式向被告支付包含其劳务费在内的各项费用合计达94354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法》及配套法律法规规定，土地承包的主体范围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等。2018年原告与自然人熊仕龙就德国洋甘菊承包种植签订洋甘菊种植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熊仕龙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行雇佣被告等劳务人员进行种植，并自行支付相应劳务费的行为亦合法有效，如何结算支付也与原告无关。二、原、被告之间不属于由劳动法调整、在劳动合同履行中发生的劳动人事和拖欠工资薪酬纠纷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受合同法调整的、在雇佣合同履行中发生的劳务费结算纠纷的法律关系，应当由人民法院以雇佣劳务合同纠纷立案处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关系指劳动者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隶属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约束，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领导和工作安排，也享受用人单位给予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障、职务晋升等福利待遇。在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只允许劳动者在其一家单位工作，如果发生旷工、迟到、早退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的情况，要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追究劳动者的责任。劳动者是用人单位这一经济组织中的一员，与用人单位具有身份上的从属性和依附性，而雇佣法律关系是指受雇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工作条件，在雇佣人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动，并由雇佣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雇佣劳务关系中，雇主没有为受雇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本案中，被告与原告的主体地位平等，原、被告之间主要法律关系仅限于提供劳务和获得报酬的对值交换，被告不受原告内部规定规章制度约束，也不享受原告相关奖金、职务晋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职工福利待遇，且在2018年种植季期内，被告也同时向两个种植地的承包人熊仕龙和刘广安提供过雇佣劳务，收取劳务费用。三、阜劳人仲字〔2020〕68号仲裁裁决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应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本案中，原告下属的种植基地农场位于阜康市××街，农场有种植地共计300亩左右，自2018年开始种植德国洋甘菊，2018年期间，原告将300亩地的种植任务承包给熊仕龙，由其自主安排生产，自负盈亏，自行雇佣懂该作物种植的当地农民或外地流动劳务人员进行种植生产作业，按工计酬，一般是10小时计一天工，按天数结算劳务费。该类从事季节农业种植工作的雇佣人员亦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者和不需办理社会保险的十类人员中的灵活务工人员，该类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由其个人自行缴纳或者参加新农合缴纳。《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为属于对适用劳动法范围人群的明确规定，明示确认农村劳动者不属劳动法调整范围，而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属对确认劳动关系的法律要件的普通性规定，非明确确认，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的普通性规定不能推翻《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确认农业劳动者不适用劳动法规定的效力。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用人单位的义务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事实上，被告在2019年德国洋甘菊种植结束后于当年11月19日离开农场，不存在需要办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等手续。原告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30日，2018年3月方开始与阜康市合权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承包租赁了阜康市滋泥泉子镇街北村的涉案土地300亩，用以种植生产化妆品的原材料德国洋甘菊，承包期限为11年，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9年3月1日止，租金每年为168000元；原告2019年末第四季度的财务报表显示,2019年度公司账面销售产成品、商品等现金收入本年累计金额为656929元，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收入为274192.40元，合计账面现金收入为931121.4元，支付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865355元，支付职工薪酬13596元，公司亏损173180.77元。以上数字表明：目前有关原告的德国洋甘菊种植、德国洋甘菊系列化妆品生产和销售均未形成效益，且原材料德国洋甘菊的种植在新疆尚处于尝试摸索阶段，目前这两年产量有限，相应洋甘菊化妆品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也毫无效益可言，公司营业收入很低，与原材料种植成本、生产加工成本对冲后，完全在严重亏损状态下艰难运营，由于公司职能部门和人员均不能配备到位，全年支付职工薪酬仅为13596元，股东及管理者均不拿工资，公司有限的资金均用于支付农场的种植生产和雇佣农工工资，公司目前状况也不可能支付被告所述的天价雇佣劳务费。再根据2019年公司雇工台账记录，被告在2019年的雇工期间，出工总天数为208.5天，按照月酬5000元工资计算，每月31天，每天161元，每月30天，每天166.6元，2019年合计应结付被告雇工劳务费为34088元。目前原告已经在被告提供雇佣劳务期间预支其各项借款94354元（不包含代熊仕龙支付的13720元在内），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未结清的雇工劳务费，应当由人民法院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按照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雇佣劳务合同纠纷予以另行立案并进行审理和认定。 被告朱拥军辩称，认可阜劳人仲字〔2020〕68号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依法公正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真实性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由原告提交的为：阜劳人仲字〔2020〕68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各一份，公司自有商标四份，有效产品种类条形码四份，委托加工制造合同两份，2018年8月6号、2018年1月18号公司化妆产品的代加工制造合同各一份,2018年3月28日土地种植承包合同一份，原告与案外人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2018年度洋甘菊种植合作协议书一份，2019年5月23日被告爱人沈秀芹发给公司负责人黄海龙的信息记录一份，13720元的微信转账凭据八份，2019年度原告公司向被告支付款项明细表两份、付款凭证三十四份，2019年6月被告爱人沈秀芹与原告黄海龙短信信息记录两份，2019年6月短信记录一份，被告微信记录一份，劳务费结算单三份。由被告提交的为：专利审查信息查询单两份，微信截图九份。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了案外人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拟证实2018年度由案外人熊仕龙承包了原告公司300亩洋甘菊种植地，当年由熊仕龙雇佣被告，被告是熊仕龙的劳务人员,被告也是第一次到种植基地干活,故在2018年度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因原告公司与熊仕龙尚未结清2018年的承包费,在2018年末2019年初，经熊仕龙同意后，原告公司代为熊仕龙支付了被告13720元的劳务费。原告公司最早与被告的付款发生在2018年11月23日，是受熊仕龙委托代为支付被告劳务费2000元，此前原告公司与被告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故在2018年度种植季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经质证，被告对公证书认可，但对公证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公证证明内容虚假。针对被告质证意见，本院对熊仕龙进行了调查，结论为：案外人熊仕龙于2018年3月与原告签订承包300亩土地的种植合同，之后把其承包的300亩土地交由被告负责管理种植，同时也介绍被告至原告处干活，被告还负责管理种植案外人刘广亮的土地，至2018年种植季结束。2019年种植季开始，熊仕龙未再继续承包种植其在原告处承包的300亩土地，被告在原告经营种植的案涉农场干活，至2019年种植季结束。经质证，原告对熊仕龙陈述被告于2018年度在原告处干活持有异议，对其他部分无异议，被告无异议。因熊仕龙是本院依职权调查，本院对熊仕龙陈述内容予以确认。 二、原告提供了公司种植基地管理员黄玲龙的记工本十一份。拟证明被告2019年雇工期间的劳务情况，其劳务方式自由灵活,基本由被告自行根据自身情况和天气因素自我安排，来完成原告的种植工作,而不是按照原告公司要求打卡上班下班，法定节假日休息等全日制的用工形式。经质证，被告对黄玲龙的记工本不认可，因为该记工本是自行记录，被告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三、原告提供了2020年1月被告爱人沈秀芹向被告财务负责人黄文珍要求算账付款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黄玲龙向案外人李建立出具的2019年劳务费结算工资单一份。拟证明沈秀芹微信载明:一个月工资5000元，与去年相同,其工资当时由熊仕龙、老朱、黄总共同说定，被告夫妻明确知道二人每月劳务费为5000元，与2018年为熊仕龙工作时工资一致；黄玲龙是原告公司指派到种植场管理雇工劳动并计工的工作人员。经质证，被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认可，认为是其妻子沈秀芹与黄文珍的聊天记录，与其无关;工资结算单是黄玲龙向李建立出具的，与其无关，且其从未见过该工资结算单。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反映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四、被告提供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一份、证人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四份。拟证明被告在原告处干了两年活,年薪20万元，由熊仕龙和刘广亮支付工资5万元，剩余工资15万元由原告支付。经质证，原告对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文件真实性认可，对熊仕龙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不认可，认为熊仕龙陈述与公证书中证明内容相反,也不符合被告自认的事实,对证人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三性均不认可，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到庭作证。针对原告质证意见，本院对熊仕龙进行了调查，结论为：案外人熊仕龙于2018年3月与原告签订承包300亩土地的种植合同，之后把其承包的300亩土地交由被告负责管理种植，同时也介绍被告至原告处干活，被告还负责管理种植案外人刘广亮的300亩，至2018年种植期结束。2019年种植期开始，熊仕龙未再继续承包种植其在原告处承包的300亩土地，被告在原告经营种植的案涉农场干活，至2019年种植期结束。经质证，原告对熊仕龙陈述被告于2018年度在原告处干活持有异议，对其他部分无异议，被告无异议。因熊仕龙是本院依职权调查，本院对熊仕龙陈述内容及相关身份信息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明人证明内容及相关身份信息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五、2018年度种植地开支两份、收条一份、转账记录两份;2019年度种植地开支十三份、收条一份、转账记录三份。拟证明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被告一直在原告公司工作,负责种植地的各项开支，也与黄文珍进行了结算，结算只是支付种植地的开支、雇佣工人的工资,不是被告的工资,被告的工资仅支付了21000元，其余没有结算,也没有支付。经质证，原告对种植地开支中被告提供原件的认可，其余不予认可,认为原、被告对劳务费在结算当中。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不能反映涉及被告报酬的结算，本院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六、被告提供了电话录音记录光盘三份。拟证明原告拖欠被告两年工资未支付，其中2018年15万元工资没有支付，2019年20万工资没有支付。经质证，原告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查，电话录音人员的身份不能确定，本院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确认的证据及调查，可以查明本案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3月28日,原告与阜康市合权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土地种植承包合同,阜康市合权种植专业合作社将400亩土地承包给原告种植中药材，承包期11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29年3月1日止，承包费每年168000元。案外人熊仕龙于2018年3月与原告签订承包300亩土地的种植合同，之后将其承包的300亩土地交由被告负责管理种植，同时也介绍被告至原告处干活，被告还负责管理种植案外人刘广亮的土地，至2018年种植季结束。2019年种植季开始，熊仕龙未再继续承包种植其在原告处承包的300亩土地，被告在原告经营种植的案涉农场干活，至2019年种植季结束，原、被告未进行报酬结算，被告于2019年11月19日离开案涉农场，于2020年6月17日向阜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为：一、裁决朱拥军与西域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二、由西域香公司向朱拥军支付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的未付工资145000元（150000元-5000元=145000元);三、由西域香公司向朱拥军支付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的未付工资179900元(200000-20100元=179900元);四、由西域香公司向朱拥军支付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3月2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一倍工资137500元(150000元÷12个月×11个月=137500元);五、由西域香公司向朱拥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333元(200000元÷12个月×2个月=333333元)，该部门立案后经审理作出阜劳人仲字〔2020〕68号仲裁裁决，裁决：一、朱拥军与西域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二、由西域香公司向朱拥军支付2018年未付工资145000元、2019年未付工资179900元;三、由西域香公司向朱拥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择金33333元;四、驳回朱拥军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主张的各项仲裁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在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19日期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存在劳动关系应具备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条件。依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同时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用人单位对其中的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负举证责任。但本案被告没有上述证据证实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故被告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诉求亦不成立。反之，原告要求依法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同理，本院对原告主张不承担支付被告2018年未付工资145000元、不承担支付被告2019年未付工资179900元、不承担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333元义务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虽然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并未否认被告在原告处付出劳务的事实，对于被告付出劳务应获得的报酬，被告应按照劳务合同法律关系另案向原告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新疆西域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拥军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二、原告新疆西域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支付被告朱拥军2018年未付工资145000元的义务； 三、原告新疆西域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支付被告朱拥军2019年未付工资179900元的义务； 四、原告新疆西域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支付被告朱拥军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333元的义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朱拥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淑红 人民陪审员  袁振华 人民陪审员  李桂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