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文，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近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62号长风世纪广场A座1006号法定代表人:薛书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明，男，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公司运营总监，住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长风世纪广场****。上诉人王永文因与被上诉人山西近店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永文，被上诉人山西近店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文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年10月13日做出的（2020)晋0109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教授上诉人如何使用系统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教授上诉人如何安装使用花脸智能系统,被上诉人只是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当时,向上诉人简单介绍了花脸品牌及罗列了相关专业术语名词、告知上诉人花脸登录网址及设备奖励政策和返佣比例。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合同约定的花脸系统的操作培训及相关资料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一直未使用“花脸”账户。被上诉人一直提供的是“付呗”授理商的培训课程和如何使用“付呗”系统的资料,一直教授上诉人给商户开户、安装、使用的全部是“付呗”系统。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了蜻蜓二代商米、付呗收款王等设备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并不否认收到了蜻蜓二代商米,但有部分设备已打开包装或已使用、付呗收款王等设备部分与所订购设备型号不符,并且在购买产品的当时,上诉人并不知道蜻蜓二代商米和付呗收款王等设备是否属于“花脸”品牌旗下产品。上诉人依照双方签订的《近店科技刷脸支付代理商合同》,被上诉人用“付呗”产品交付给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并没有购买以上货物,而是被上诉人用“付呗”品牌货物顶替“花脸”品牌货物,交给上诉人。四、一审法院认定在2020年3月至6月期间,上诉人让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发展的相关商户在付呗系统中进行开户,并让被申请人安装、激活了相关设备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发展客户。因为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进行正规的现场培训,导致上诉人对所有产品都不了解。上诉人为了了解产品,免费提供给自己的朋友试用,上诉人在试用过程中了解产品的相关知识和性能,因此,上诉人在此期间并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也没有发展其为自己的经营客户。五、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花脸账号即形成提供花脸系统服务及设备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花脸账号的事实并不否认,但上诉人有了账号并不代表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形成提供花脸系统服务及设备。开通花脸账号后,花脸没有手机开户功能,随后的培训课程一直是付呗系统的资料,给商户开户、商户使用的也全是付呗工具。六、被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提供完整的花脸培训及具体的操作辅导,合同中约定的软件服务不支持手机开户功能，不能实现对小商户的落地服务的功能。所出售的设备与合同约定的软件服务的花脸品牌不同。针对产品,市场推出的优惠政策不能够及时提供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提供市级代理权及市级代理商课程;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花脸”品牌的培训课程,但,被上诉人只向上诉人提供了“付呗”品牌的授理商培训课程和给商户开户的付呗工具;上诉人在了解到“花脸”与“付呗”是两个不同的品牌时,上诉人第一时间与被上诉人电话联系,要求被上诉人解除合同、退货并赔偿损失,但,被上诉人借口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无法办理相关业务,无奈,上诉人只能等到疫情解除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山西近店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根据签约的合作协议，被答辩人客户群体越大,答辩人收益也会越高，在签约的当日,答辩人详细的给被答辩人介绍了移动支付行业发展前景和趋势,并介绍了支付宝和微信官方的补贴政策，同时又让答辩人的技术人员讲解了落地的产品和后台管理系统,随后又建群发放了讲解内容相关资料的图片和文字,让被答辩人学习,因为大家利益是相互的,所以恨不得被答辩人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会去开拓市场,上诉状中从未教授被答辩人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证和群内截图照片可以证明。二、合同签约后，被答辩人找到合伙人张杰东带到公司，让答辩人帮忙讲解移动支付行业发展前景和趋势,随后张杰东加入被答辩人的团队,并把张杰东注册在被答辩人名下的花脸系统后台，而后张杰东开发了商户大鹏轿车修理部,并注册在被答辩人名下花脸的账户后台，并非被答辩人所说的一直未使用“花脸”账户,有后台合伙人注册时间表和商户信息截图可以证明。三、花脸和付呗都是聚合支付服务商，是基于第三方服务平台开的软件系统,蜻蜓设备硬件都是由支付宝提供,至于是安装花脸的软件系统还是付呗的软件系统由商户的使用产景来决定,我们把商户分为三类，头部、中部和尾部,头部商户安装花脸系统，比如大型商超刷脸自助购物机,再比如连锁酒店刷脸自助入住机，景区刷脸购票机、火车站、地铁站刷脸过闸验票机等,这些大型商户就需要装花脸系统,而中尾部商户比如小型超市、中餐厅、西餐厅、烘焙、咖啡厅、茶馆、火锅、快餐店、水果店、坚果店、美业KTV等,这就需要安装付呗系统,安装花脸或付呗要看被答辩人开发的是什么样的商户来定软硬件,由其是中部商户常用的蜻蜓刷脸设备，他类似一部手机，你想要理财可以安装支付宝软件,你想要聊天就安装微信软件，场景不同软件不同，硬件不变,变的是里面安装的软件，不用就卸载了,再用装一个程序就是了,他这种理解只能说明软硬件都没有搞清楚,答辩人不存在用“付呗”品牌货物顶替“花脸”品牌货物这一说法，而且头部商户的设备都很贵,少则1到2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答辩人的建议在没有找到准客户前不建议存货占用资金,中尾部商户的设备可以少存一点,以备急用,至于蜻蜓刷脸设备,答辩人会根据被答辩人的实际商户情况选择安装哪种软件,当然，很多尾部小商户都用不着这些智能的刷脸设备,这些小商户只能用收款王、云音箱、码牌等移动支付工具就行了,答辩人附加这些尾部商户设备是为了方便落地而以,且这些设备只有付呗有,不在花脸的定位之中,毕竟小商户比大商户好谈好成交，目的是让被答辩人能快速获得收益。设备都是从淘宝平台网店里线上下单发回来的，都是常用畅销产品，订购时有详细产品清单,不存在与所订购设备型号不符一说。四、因为移动支付市场很大,被答辩人在开始经营时的核心思想就是想找一些合伙人来一起经营,确实也这样做了,从注册花脸的张杰东开始到最后一位的田泽伟、一共13位合伙人,带到公司的每一位合伙人,答辩人都是详细的给介绍移动支付行业发展前景和趋势，介绍完再介绍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的官方补贴政策，并让公司技术人员讲解了展示在公司的产品如何落地，大部分合伙人讲解过程当中，被答辩人都在现场聆听,这难道不是一种学习吗?重要的图片和资料都发到建好的群里让大家共享,并非被答辩人所说为了了解产品，免费提供给自己的朋友试用,这些朋友其实都是合伙人,被答辩人推荐过来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自己做市场推广,并不是他们要用这些产品,何来试用之说,除合伙人张杰东外其余都没有落地开发客户又何来收益呢?有微信群截图可以证明。五、花脸账号里面有商户管理、结算管理、广告管理、员工管理、设备管理5大系统模块,有了这个帐号,才能把所有合伙人和商户管理起来,拥有了知情权和管理权,才能落地商户,花脸定位的是头部商户,体量小，开户频率低,不需要手机端，都是从PC端进行开户且合同中并未承诺花脸开户要用手机端,付呗定位的是尾部商户体量大,开户频率高,需要用手机端开户。从被答辩人谈的商户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尾部,所以付呗的培训课程更适合前期落地，这是根据开拓市场需要学习的,有被答辩人的后台登陆账号和付呗后台登陆账号。六、答辩人已经向被答辩人提供完整的培训和具体的操作了,合同中没有约定开户要用手机这一条,可以实现对小商户的落地服务,但小商户也用不上这些系统和硬件设备呀!硬件设备和软件本身就是两家产品，我们只做软件、硬件采购第三方,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是基于支付宝、微信、云闪付官方统一推出的，都会在公众号发布，并随着官方调整而调整,全国各级别代理商学习内容都是一样的,不分市县级,花脸和付呗培训课程都提供了,被答辩人在开始推广花脸感觉有难度,答辩人了解情况后,免费给被答辩人开启付呗后台系统，有了付呗之后，头中尾部商户都可以做了,所以才有了后来推荐的十二位合伙人,从2020年3月25日注册的第一位合伙人,到2020年6月9日注册的最后一位合伙人,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出被答辩人是认同并为此一直工作的,被答辩人开始就知道花脸和付呗是不同的软件产品,不同的定位,并非被答辩人第一时间与答辩人电话联系，要求答辩人解除合同，退货并赔偿,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推荐后面的十二位合伙人注册一起经营呢?更不是答辩人借口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无法办理相关业务一说,事实是答辩人履行了合同义务,不构成违约，有合伙人注册名单表可以证明。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支持原判决。王永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近店科技刷脸支付代理商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软件服务费保证金、设备共748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因其根本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26440元;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4日,甲方山西近店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王永文签订近店科技刷脸支付代理商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花脸智能系统代理商,地区为太原市,合作期限为2年,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2021年12月 4日止。乙方向甲方支付软件服务费50000元,该服务费为甲方向乙方提供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版权)、运营权限、区域管理、市场资产和人力资源等各项费用的对价,该费用由乙方于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付清。甲方负责本合同技术期限内首年软件系统的迭代升级、bug修复。自第二年起乙方每年需缴纳软件系统迭代升级、bug修复费用,费用金额为本合同软件服务费的5%。每月10号到20号甲乙双方核对上月账目明细,21号到30号甲方将乙方上月应得佣金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结算利润为市级代理商享受该级别标准费率万分之十六的利润。甲方将在后台管理系统上为乙方免费建立管理账号,以保障乙方对所运营区域具备相应的知情权和管理权;甲方将对乙方进行“花脸智能系统”操作培训,包括后期操作指引、运营服务等工作,负责支付清算机构以及其支付源法人系统对接,保证系统日常运维保障工作;甲方将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产品培训、解决方案、信息资源共享等支持，在乙方支付联盟运营费用后7个工作日内免费向乙方发放招商工具包及相关宣传资料;甲方有权根据“花脸智能系统”的运营情况,制定相应的运营方针、市场价格、收费方式、推广策略、管理制度等,并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修改,甲方将前述信息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网站、书面邮寄等方式告知乙方。乙方有权优先享受甲方针对产品、市场推出的优惠政策,第一时间获取资料;负责配合甲方在当地举行市场推广活动和营销计划;保证在授权区域内推广和发展合伙人或合作商户。合同附件一约定市级代理商拓展有效商户≥400户,奖励50000元,第一个达到奖励标准的代理商将享受双倍奖励,商户使用的设备是指花脸现有的产品设备,设备的奖励政策依照支付宝或微信现有的官方政策实施,花脸公司不提供额外的政策补贴,使用蜻蜓F4的商户刷脸交易数据达标返还设备金额,政策有效期内在指定渠道购买的蜻蜓F4设备,在设备激活次月起的5个自然月内,可根据设备产生的日去重刷脸用户数获得返还奖励。甲乙双方合作后，甲方给予乙方0.22%的结算费率,乙方给予商户0.38%的结算费率,结算时间为次月21日至30日,该附件中还填写有送蜻蜓设备3台的内容。合同附件二为岗位对接表及流程对接表,流程对接表中载明的流程为签订合同、缴纳软件服务费、各岗位对接、相关资料发放、预约培训、硬件购买、软硬件安装调试、日常维护更新迭代。上述合同签订前,原告于2019年11月24日向被告支付10000元,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40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取50000元的收据,在花脸智能系统中为原告建立了账号,教授了原告如何使用系统,并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花脸登录网址等信息。 2019年12月24日,被告为原告提供的合伙人张杰东在花脸系统中建立了账号,并邀请原告加入微信群,发送了间连进件资料、花脸收银插件使用说明及常见问题、花脸智慧医院刷脸就医等资料。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4800元,购买了三台设备,被告向原告及其合伙人张杰东教授了如何操作设备等内容。此后,被告为原告提供了付呗系统的登录账号交付了相关学习资料,2019年12月3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20000元,向被告购买了蜻蜓二代商米、付呗收款王等设备。2020年3月至6月期间,原告让被告将原告发展的相关商户在付呗系统中进行了开户,并让被告安装、激活了相关设备。庭审中,双方确认可以正常登录使用原告在花脸智能系统的账号。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近店科技刷脸支付代理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服务费,发展了合伙人,被告为原告及其合伙人开通了花脸智能系统的账号,教授了原告如何使用系统向原告发放了合同约定的资料,并教授了原告及其合伙人如何操作使用设备,双方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部分义务。虽然双方未严格按合同约定的对接流程履行,在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付呗系统后,原告购买了相关设备,利用该系统及设备发展了商户让被告为商户开通了账号,但该事实并不能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合同约定的花脸系统的操作培训及相关资料的事实,也不能说明被告不能向原告提供合同约定的花脸的现有设备及原告使用花脸系统时被告不能履行提供运营服务、技术服务等义务,且原、被告又当庭确认原告在花脸系统中的账号可以正常使用,故原告主张被告不能提供花脸系统服务及设备形成根本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证据明显不足,本院对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代理商合同及返还款项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永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62元,由原告王永文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近店科技刷脸支付代理商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软件服务费50000元,该服务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版权)、运营权限、区域管理、市场资产和人力资源等各项费用的对价。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开通了花脸智能系统的账号,并在微信群中向上诉人发放了间连进件资料、花脸收银插件使用说明及常见问题、花脸智慧医院刷脸就医等资料,并对如何操作使用设备进行了教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花脸系统服务及设备而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永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元，由王永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 华审  判  员   郝利亚审  判  员   王庆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