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01行终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无为县福路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无为县石涧镇福路行政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57489117794。 法定代表人倪受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倪晓敏，江苏苏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纤维检验局，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0139Y。 法定代表人王琛，局长。 委托代理人倪君，安徽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无为县福路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路棉业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安徽省纤维检验局（以下简称省纤维检验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行初13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2005年12月29日，安徽省无为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原告福路棉业公司作出（无）质技监罚字（2004）第319号《质量扶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福路棉业公司加工、销售的皮棉，经2004年11月5日无为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现场发现该皮棉未标注产地、生产日期，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GB1103-1999的规定。根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责令改正；2、处以4000元罚款等。2005年11月8日，被告省纤维检验局向原告福路棉业公司作出（皖）纤检罚字（2006）第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福路棉业公司2005年12月在棉花收购、加工中，未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收购棉花（无衣分试压机和棉花实物标准等），并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YG-80土打包机加工棉花，以上行为违反了《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八条规定。依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给予福路棉业公司以下行政处罚：1、责令改正；2、监督销毁打包机；3、并处80000元罚款等。2006年9月1日，被告省纤维检验局通过登报公告方式向原告福路棉业公司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包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贵院审查确认，被告作出的（皖）纤检罚字（2006）第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省纤维检验局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2006年12月30日制作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书，2007年10月31日本院冻结福路棉业公司银行账户。福路棉业公司账户被冻结后，即到被告省纤维检验局询问处罚事宜，经协调被告省纤维检验局同意福路棉业公司交纳40000元罚款，2008年1月24日，被告省纤维检验局收到本院转付福路棉业公司罚款40000元。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告省纤维检验局于2006年9月1日通过登报公告方式向原告福路棉业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该院于2006年12月30日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书，并于2007年10月31日冻结福路棉业公司银行账户，此时福路棉业公司已知道被告省纤维检验局对其处罚的内容，福路棉业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原告诉称其起诉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该法其他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要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起诉期限并无特别例外的规定，故上述规定对本案原告起诉期限的确定仍然适用。原告起诉因超过起诉期限而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无为县福路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福路棉业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本院认为中仅用了两句话概括表述案件超过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但对于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陈述的详细事实过程以及一审庭审中双方争议事实经过与焦点问题未作任何阐述与回应，一审审理及判决仅以五年期限作为驳回理由的“一步到位”式的简易结案思维是极为草率的，完全不能息诉、难以服众，均不能体现审判的质效。一审法院认为2007年10月31日上诉人公司账户被冻结时“此时已知道被告省纤维检验局对其处罚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主观臆断推导的结论，严重缺乏司法审判的严谨性。截至本案一审庭审(2020年8月25日）,被上诉人都未向上诉人有效送达过《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更加不知晓处罚内容和处罚依据，因为上诉人一直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更没有签收过相关处罚文书，上诉人公司账户被冻结与划款，并不代表上诉人知晓处罚内容，更不能从法律上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文书送达程序。一审庭审上诉人反问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处罚金额到底是多少？”被上诉人均躲避、回避该问题。即便是2006年12月30日包河法院制作强制执行裁定书也没有履行任何实质性的审查义务，既没有联系过上诉人明确告知、也没有书面送达处罚文书内容，更没有履行作为执行程序的监督审查部门应当尽到的事实调查义务，而是直接冻结账户划扣款项，上诉人没有任何争辩期限，对于当时的执行部门来说，无非就是将被上诉人内定随意的处罚文书不加任何审查的转化成一张“执行裁定书”而已，未尽到任何告知与审查监督义务，是明显不作为的。在“先天不足”登报公告程序违法违规的情况下，连法院执行阶段都没有审查纠正该错误，甚至也没有“后补”和“完善”该违规送达的“错误”，也就是说在执行阶段，既没有向上诉人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与签收手续（整个案件，没有任何环节、没有任何程序给上诉人书面送达过“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拿不出任何签收材料）。在执行阶段，法院既没有补送达处罚文书，也没有就执行的过程与执行的结果签订过任何执行笔录（没有任何关于执行阶段的权利义务内容告知与执行方案或对处罚文书的异议、或认可、或否定、或同意履行、或强制划扣）。总而言之，对于该违规的“行政处罚”自始至终，无论是被上诉人（省纤维检验局）还是原执行法院，都处于遮遮掩掩“不清不楚”状态，既然被上诉人从未有效送达过处罚文书，上诉人也从未签收过处罚决定书，哪怕在执行阶段有过交涉，也没有“后补”过送达手续，因此，上诉人只知道账户被划扣了4万元，但并不知晓被处罚的内容，更不能从法律上认定上诉人收到了“处罚决定书”，也更不能从法律上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有效送达了文书，既然法律上没有完成“送达”，也就更加不存在“五年期限”的说法。所谓期限，也应当有合法的起算点（即被上诉人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向上诉人送达完整的处罚决定书之日开始计算）。一审整个程序中被上诉人仅仅举证了一张“4万元的罚款收据（是直接划扣的不是上诉人主动缴纳的）”，没有任何关于有效送达文书及签收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自始表明从未收到过“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送达”，那么，也请被上诉人明确处罚文书的内容，如果认为处罚内容是8万元，那么，在没有双方签署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实际按照4万执行，被上诉人如何解释矛盾之处，显然被上诉人对自己的处罚权限是滥用、是渎职、是随意的，是没有公信力的；如果，处罚内容是4万元，请被上诉人出具相关决定文书原件。因此，被上诉人未能举证送达，上诉人也未签收，法律程序上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从未完成送达，也不存在起诉期限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改判（2020)皖0111行初131号行政裁定书；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确认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3.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就自己的错误行政行为公开赔礼道歉；4.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撤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编号：(皖）纤检罚字（2006)第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5.判决被上诉人退还已划扣的不正当“罚款”40000.00元人民币，并以40000.00元为本金，计自2006年7月15日至实际退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6.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省纤维检验局答辩称，一、原审法院的裁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答辩人（皖）纤检罚字（2006)第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06年7月15日作出，2006年9月1日登报公告送达。一审时双方提供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省纤维检验局对上诉人予以处罚，迄今已十四年有余。很显然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陈述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诉状第三页倒数第四行：“原告（即上诉人）知晓该无效的行政出处罚时已超过上文书中载明的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限，被告的违法程序使当时的原告丧失了救济途径”。从上述陈述可知，上诉人知道该处罚决定，同时也早已知道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一审庭审时，原审法官就上诉人是否已经知道该处罚询问上诉人，上诉人说知道（要求法官给其10分钟的时间来叙述详细过程）,说其知道后在合肥住了几天试图通过疏通关系解决此事，同时还找了原无为县质监局某副局长。这在原审庭审记录中有详细载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完全不尊重事实。该行政处罚经答辩人申请强制执行，答辩人最终收到肆万元执行款。上诉人应当知道该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已经包河区法院强制执行。包河区法院审查确认，答辩人作出的（皖）纤检罚字（2006)第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并于2006年12月30日下达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书。包河区法院于2007年10月31日查封了上诉人账户，答辩人于2008年1月24日收到执行款肆万元整。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且上诉状完全不符合法律文书写作的要求。上诉请求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诉请是5个，上诉请求是在原来5个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请求依法改判(2020)皖0111行初131号《行政裁定书》”，共6个。上诉请求有这么写的吗？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段落没有标号，不分层次，看不出到底在表达什么，通篇是主观臆断、信马由疆。上诉人时而在责难原审法院在在审理时没有按照“上诉人以为的裁判方式及规则”进行审理和裁判；时而又在点评原审法院在原处罚决定执行时没有纠错以及执行有问题等等想当然的表述。对原处罚案件的执行说三道四有用吗？上诉人没有搞清该起上诉案件、一审裁定及原处罚案件执行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的上诉案件是对一审裁定的不服，根据行政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上诉人应该是根据已方证据对该裁定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提出质疑，但上诉状通篇看下来，逻辑混乱，不知所云。其实质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诉人理解的规则进行判案。这样的思维逻辑以及表达不值得一驳，不需要再驳。上诉人强调没有送达，公告送达不叫送达吗？送达是否合法都在上诉人一念之间？答辩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告送达报纸是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时强调公告送达方式问题，二审直接否认公告送达，前后自相矛盾。综上所述，该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规定的程序且已经人民法院执行终结。对这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行政处罚案件，一审裁定完全正确。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省纤维检验局于2006年7月15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通过公告进行送达。省纤维检验局依法向包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2007年10月31日包河区人民法院冻结福路棉业公司的银行账户时，上诉人已经知道了行政处罚的存在，其于2020年7月13日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了五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结果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琦 审判员  潘攀 审判员  张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黄浩 书记员程文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