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8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燕，女，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文，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力，女，196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渊，江苏冠文（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燕因与被上诉人陶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4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陶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陶力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及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以“陶力向高燕交付资金，......在约定期限届满后由高燕向陶力返还本金并定期支付固定回报”，以此认定双方当事人成立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该认定明显错误。首先，本次投资理财的背景为，在陶力加入共同投资理财前，高燕就和其他案外投资人共同出资委托操盘手进行理财，各共同投资人己经形成“每人按照自己的出资数额，收取同等收益，出现风险后，在内部各自按照各自的出资额承担亏损”的惯例及投资模式。其次，双方当事人为相识四十年的好友，陶力在得知高燕和其他案外投资人有一个年化收益10%的理财投资渠道后，主动要求加入一起进行投资理财。本次多个共同投资人凑足1800万元的投资本金，其中陶力投资理财金280万元，各投资人按照以往的惯例及投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陶力作为共同投资者，在享受投资收益的同时理应承担风险。陶力在己享受投资收益的情况下，却要求高燕承担投资风险，毫无依据。再次，根据高燕与第三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书》，包括高燕在内各投资人的年理财投资收益都是10%，高燕给予陶力的理财投资收益（收条中的“年息”属于表述瑕疵）也是10%。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忙和互相信任，高燕作为共同投资人和中转方，按照与第三方约定的投资收益中转给陶力，但由于理财投资本身存在风险，故双方约定由投资理财人即陶力“风险自担”，完全符合习惯、投资模式和常理。高燕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忙，应陶力的要求，免费提供投资理财途径，其主观上不可能存在自身为陶力的投资理财承担风险的动机和理由。一审以收条是高燕书写为由，推断认定书写方具有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属于主观臆断、逻辑错误，且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另外，《收条》中并没有约定“期限届满后由高燕向陶力返还本金”，而是约定“理财资金”及“风险自负”，并非承诺保本。故一审以臆断的事实来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判决要求高燕偿还本金50万元及利息，明显错误。此外，交易明细单中的“RXTY”是银行业务代码，意为“招行个人转账汇款转入”，陶力臆测是将资金转到其他栏目，并以此否认其知晓实际用于炒股理财的事实，完全没有依据。一审未经合理审查即根据陶力的无端猜测而做出不利于高燕的论述，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因此，双方是共同投资理财，高燕只是联络人、中转方或代表，高燕对陶力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借贷。陶力享受投资理财收益，理应自行承担投资理财风险。在陶力早己明知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仍起诉要求将自身投资亏损风险转嫁给高燕，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有失公平，违背诚信及道义。2.一审关于“风险自负”的承担主体及解释认定错误。本案主要存在两处关于风险承担的表述，一处是2017年5月9日双方签字确认的主要内容为“陶力在高燕处理财资金280万元整，......风险自负”。首先，从文本的完整性来看，没有修改、涂抹或留空等，很清晰地看出整个内容包括签名是一蹴而就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都签字确认，微信记录亦可证明。其次，结合“文义解释”原则，此文本的主语是“陶力”，系以陶力为主体阐述内容，即“风险自担”的承担主体是陶力。而且，“风险自负”在案涉投资行为中已形成惯例和投资模式，属于“进场规则”，由“场内人”即高燕书写文本具有合理性，而且哪一方书写并不影响签名各方的意思表示，陶力作为投资理财收益方，己经签字确认其“风险自负”。另一处风险承担的表述是在2017年7月5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说明书》，《说明书》主要内容为：“高峰账户中陶力占280万元整，己归还230万元。余50万元己亏损，......如未追回，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该说明书文本完整，没有修改、涂抹或增添等，也清晰地看出整个内容包括签名是一蹴而就的，该份说明书明确表明投资理财的风险由投资理财人陶力自行承担，进一步印证《收条》中的“风险自负”指的是理财人陶力自行承担风险。因此，陶力明知风险和亏损己经发生，主张将该亏损转嫁给高燕，不符合事实和常理，也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一审未依据事实及证据，以不合理推断甚至陶力的单方陈述作出认定，认为由同为投资人的高燕在自身投资己经严重亏损的情况下，还要承担陶力投资理财的风险，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严重有失公平合理。3.一审事实认定不清，对于主要证据的查明认定存在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地适用法律规定认定高燕向陶力归还本金及利息，将原本属于陶力应承担的理财风险转嫁给高燕承担，明显有失公平。陶力答辩称：1.高燕向案外人交付所谓理财款之前，并未告知陶力有关案外人的相关信息资金用途去向等内容，更未征得陶力的许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高燕与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与陶力没有直接的关联性；2.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约定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约定了固定回报按每年百分之十的固定回报率，既然是固定回报当然是保本保息的，符合名为委托理财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3.本案中各方之间均不存在所谓的委托理财关系。根据一审的相关情况和高燕提供的证据，可以清楚判断高燕和案外人路小强等人是民间借贷关系，不属于委托理财关系。而且路小强等人还向高燕出具了借条，这就决定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也应是民间借贷关系。4.高燕无法说明在交易明细中收到陶力交付款项后的“RXTY”业务所对应的具体去向，不能证明高燕所称该款用于炒股的主张，款项可能被高燕用于其他用途，陶力对此毫不知情，应由高燕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关责任。4.关于“风险自负”的问题。案涉《收条》的正文是高燕所写，从表达习惯来看第一人称应当指的是书写人自己，所以“风险自负”指的是书写人，这样的认定完全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另外，本案中高燕向陶力承诺的固定回报以及每月支付利息的时间，包括从2015年开始双方之间有大量款项往来的交易习惯和交易惯例等事实，也可以判断风险是由书写人高燕承担，这样的理解更符合逻辑，也符合实际情况。5.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既然约定了固定回报，就不属于委托理财，出借人更不承担任何风险。陶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燕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从2017年6月2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原系朋友关系。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陶力曾将部分存款汇给高燕，高燕按照年利率10%支付收益，该本金及收益已结清。陶力于2016年2月25日、8月15日、2017年3月20日、3月21日、4月21日分别向高燕转账100万元、60万元、20万元、90万元、30万元，共计300万元。高燕于2016年7月28日向陶力转账20万元。至2017年5月9日，陶力尚在高燕处本金280万元。当日，高燕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陶力在高燕处理财资金280万元，按年息10%计算，月息为23240元，每月22日付息。风险自负。高燕在右下方签名并签署日期。陶力在高燕名字下方亦签名。2017年5月22日，高燕最后一次付息23240元。至2017年6月22日，高燕未再付息。6月23日，高燕向陶力转账230万元。陶力向高燕支付本金300万元，收到高燕转还的本金250万元，本金差额为50万元。高燕告诉陶力，其将陶力等人的资金一同汇至其哥哥高峰的股票账户，由操盘手路小强、朱瑞、温廷涛操作炒股，因连续跌停，股价从每股55.60元下跌至32.84元。高峰账户中的总资金1800万元，至6月22日止损抛出时共计亏损5594343元。该款含陶力应分担的亏损金额50万元。因双方对该亏损50万元应由谁承担产生纠纷，陶力于2019年4月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陶力、高燕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陶力事后有无作过风险自负的书面承诺，谁应当承担风险。陶力认为，因高燕的丈夫在银行工作，有理财途径，故将钱交给高燕理财，是因为高燕承诺保本并给予10%的固定收益。高燕从来没告诉过陶力，其是将资金交给他人用于炒股的。如果陶力知道钱用于炒股，且收益只有10%，还要风险自负，绝不会将钱交给高燕去进行所谓的理财。陶力为证明双方是借款关系，提供：1.由高燕打印的银行流水，证明在2016年1月16日10时24分至33分，高燕分三笔每笔转账100万元，附言为“还款”。2016年1月16日10时46分，高燕向陶力转账12450元，附言为“半月息”。半月息对应的本金是300万元，每月利息是12500元。大部分的附言是空着的。这些证据证明高燕还本付息，双方之间资金往来的交易惯例就是民间借贷。2.高燕提供的其“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陶力于2017年3月20日、3月21日、4月21日分别向高燕汇款20万元、90万元、30万元，这些款项共计140万元均被转入“RXTY”栏目，并未用于炒股。高燕所谓资金用于炒股并已部分亏损，只是高燕的陈述，无证据佐证，陶力更无从核实。不能排除高燕收到陶力资金后，将款项用作其他用途的可能性。高燕与高峰、路小强、温廷涛等人的债务是否存在，实际情况如何，陶力并不知情，也无从核实。高燕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陶力的钱在高燕处，高燕将钱退给陶力，不能说“还款”就一定是还借款。有的钱是炒股的，有的钱是在银行理财的。如果路小强不需要钱，钱就放在高燕处，12450元是什么利息，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了。高燕随便写了“半月息”，不代表就是借贷利息。对“RXTY”，高燕表示庭后核实。庭后书面回复意见称资金最终都归并到高峰的股票账户，但未附证明资金流向的证据。高燕为证明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提供的证据及陶力的质证意见：1.高燕(甲方)与路小强(乙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书》，约定甲方出于对乙方操作水平的信任，同意将自己持有股票账户资金1800万元交给乙方，由乙方进行自主投资组合管理。乙方保证甲方本金安全。提供风险保证金180万元。确定委托关系后，甲、乙分别将委托本金和风险保证金打入国融证券的高峰账户，合计资金总额1980万元。甲乙双方均应保证本方资金的合法来源，并对本方资金拥有无争议的所有权。在委托期内，甲方负责操作，有指令下达权，甲方拥有账户总市值监管权。如当天收市前账户市值低于1890万元，乙方应当在第二天开盘前补钱到证券账户内。委托期限为3个月，从2017年3月21日至6月21日。乙方承诺甲方委托资金月收益为0.8333%，收益总额45万元，分3次支付，每月支付15万元。陶力表示不知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2.（1）正反面复印的Ａ4纸一张，正面印有2017年6月25日温廷涛、朱瑞出具借条和情况说明，借条的内容为：借到高峰5594343元，约定三个月还清。即在2017年9月22日前还清本金，期间借款利息为月息1分。并承担无限期还款责任。情况说明的内容为：本债务实则由本人借钱炒股亏损引起，使用高峰国融证券账户02×××09，本金1800万元，截止2017年6月22日，实际亏损5594343元，本人自愿转为个人债务并承担无限期还款责任。纸张的反面印有路小强6月28日出具的声明，内容为：本人愿为温廷涛及朱瑞所欠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愿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反面下方有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5日高燕书写的说明书，内容为：高峰账户陶力占280万元，已归还230万元。余50万元已亏损。亏损资金由高燕、高峰负责追讨，如未追回，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高燕在右下方签名。陶力在高燕签名的右边签名，但未签署日期。高燕以此证明高燕系受托为陶力投资，股票账户亏损后，陶力认可风险由陶力自行承担。（2）高燕提供双方于2018年12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陶力发给高燕微信语音内容为：“你是事后跟我说了一下，还让我签了一个你避开责任的让我风险自负的一个名字”。高燕以此语音证明陶力对7月5日说明书的内容是认可的。（3）案外人狄某等6人于2019年9月共同签署的说明书（证明书），证明高燕是受他们委托为他们寻找第三方进行配资理财，事先约定风险由他们自负。陶力质证认为，对Ａ4纸上陶力的签名以及微信语音的真实性无异议。狄某等人未到庭作证，对该说明书（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陶力在“声明”右下方签字时，“借条、情况说明”以及“声明”的内容均已存在，当时是告诉陶力资金亏损的情况，但没有说让陶力自担风险，说明书的内容是事后高燕自行添加的。虽然陶力不想签，但禁不起高燕一再要求，碍于面子才签名的。从情理上看，高燕2017年5月9日书写的“收条”内容为：“陶力在高燕处理财资金280万元，按年息10%计算，月息为23240元，每月22日付息。风险自负。”陶力2018年12月12日发给高燕微信语音内容为：“你是事后跟我说了一下，还让我签了一个你避开责任的让我风险自负的一个名字”，该语音中的“风险自负”的表示与高燕2017年5月9日书写的“收条”中“风险自负”表述完全一致，与高燕所谓2017年7月5日的“说明书”中“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表述不一致。由此可见，微信语音是针对5月9日书写的“收条”，而非7月5日的“说明书”。案外人温廷涛、朱瑞、路小强2017年6月25日已与高燕确认了债权，并作出了还款承诺及保证，而此后高燕却要求陶力承担债权追讨风险不合理。陶力主观上也绝不会愿意承担追讨风险。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高燕与路小强、温廷涛存在借贷关系，与陶力亦是借贷关系，高燕应按收条的约定向陶力支付借款本息。一审另查：1.一审法院问：“当时委托人家炒股有无告诉陶力？”高燕答：“告诉了，现在没有证据。刚才陶力说过风险自负，针对的是2017年5月9日收条，说明5月9日已告诉陶力了。”而2019年8月17日高燕提交的答辩意见为：从一开始，陶力就知道配资炒股的事情，知道高燕在配资，只是不知道高燕和谁签订合同，是谁配资。亏损发生后，高燕把所有的情况告知陶力，陶力也认可。2.高燕称其受托为陶力找理财渠道，自身未获利，一审法院要求高燕证明其配资过程中未获利，高燕表示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其未获得过利益。3.一审法院询问高燕，是否知道温廷涛、路小强等人的住址。高燕回复，温廷涛不是本地人，路小强高燕不了解他，能联系，但地址不知道。一审法院认为，陶力、高燕之间成立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理由如下：1.从交易惯例看，高燕向陶力银行转账时附言“还款”、“半月息”的做法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2.从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看，陶力向高燕交付资金，高燕出具收条，约定了固定收益和每月付款日期，并借用高峰的账户监督管理股票账户资金，在约定期限届满后由高燕向陶力返还本金并定期支付固定回报，陶力、高燕之间的这种关系属于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3.对于5月9日高燕出具的收条，对于“风险自负”双方有不同理解。陶力认为，风险由收条的书写者负担更契合文义。高燕认为，其是受托寻找理财渠道，风险当然由出资人负担。一审法院认为，“风险自负”是为界定双方的责任所作的单方承诺，由承担风险的一方书写“风险自负”更符合常情常理。对于7月5日的说明书，如“亏损资金由高燕、高峰负责追讨，如未追回，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这些字由陶力书写，双方就不会就陶力在签名时这些字是否已存在发生争议。从体系解释看，高燕在收条中承诺了固定收益和付息日期，却又抗辩受托为陶力寻找投资渠道，不对亏损负责，但高燕在承诺时未声明该固定收益为预期收益，也未提示有不能实现的风险，故“风险自负”解释为由高燕负担更为合理；4.关于陶力在“声明”的右下方签名时，说明书的内容是否已存在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陶力表示，其当时不愿在“声明”下方签名，碍于面子才在“声明”下方签名。对于微信语音中提到的“风险自负”，陶力解释称，该“风险自负”的表示与高燕2017年5月9日书写的“收条”中“风险自负”表述完全一致，与高燕所谓2017年7月5日的“说明书”中“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表述不一致，故陶力认为微信语音系针对5月9日书写的“收条”，而非7月5日的“说明书”。一审法院认为，12月12日的微信聊天的主旨是陶力向高燕追索欠款，高燕予以辩解，高燕称陶力在当天的语音中作了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因陶力已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且说明书中“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等内容本应由陶力书写，现因高燕书写导致相关事实真伪不明，根据证据规则，不利后果应由高燕负担；5.即使陶力在“声明”下方签名时，有关说明书的内容已经存在，也不妨碍陶力以相关内容不是陶力的真实意思表示等为由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关键是“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的意思表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为陶力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如让陶力自行书写风险自担的内容，书写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在书写时如感觉不妥中止书写，陶力是否还愿意签名也未可知；6.从资金收益水平看，陶力获得10%的固定收益，对投资股票超过10%的部分不参与分成，该收益水平并不高，故陶力称高燕对其保底承诺，有其合理性。相反，在收益并不高的情况下，如让陶力承担亏损本金的风险，不具有合理性。何况高燕并没有告诉陶力股票操盘手是谁，取得过怎么样的操盘业绩，在没有高燕保底和固定收益承诺的情况下，陶力不太可能委托高燕将钱交给一个不知情的第三者来炒股，并由陶力自担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固定收益只有10%，超额部分的收益高燕有无参与分成，高燕虽辩称绝无获利，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支持。对于1800万元资金量的炒股理财，如亏损难免有怨言，且要承担道义压力，高燕称其是纯做好事，未谋取利益，却又不能提供证据，该辩称意见难以有说服力。此外，高燕在答辩时称陶力只知道高燕在炒股配资，只是不知道和谁签合同合作。但在回答“当时委托人家炒股有无告诉陶力”法庭询问时，却又说在2017年5月9日就资金用于炒股告诉了陶力。高燕的答辩意见和回答法庭询问的答复意见矛盾。如已告诉陶力资金用于炒股，为何不告诉陶力操盘手是谁。故陶力所称的其将钱交给高燕理财，并不知道钱用于炒股更合情理；7.陶力将存款转账给高燕后，高燕未能提供资金流水证明其已将相关资金转入了股票资金账户。对于陶力质疑的将140万元转入“RXTY”栏目，高燕未给予合理的解释并加以证明，不能正面回应陶力提出的该款是否用于其它投资项目的质疑；8.根据委托理财的相关法理，高燕将股票资金账户交由案外人操作，自己监督股票账户的资金涨跌情况，高燕与案外人成立借贷关系。且高燕举证的“借条、情况说明”以及“声明”等内容看，印证了其与案外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高燕称其受托为陶力寻找投资渠道，但在《委托理财协议书》中，各方“均应保证本方资金的合法来源，并对本方资金拥有无争议的所有权。”可以看出，高燕在与案外人签订协议时，承诺自己对1800万元享有所有权，并未声明是代他人理财，且案外人出具借条的欠款对象并非陶力。9.即使按委托关系处理，在不知道操盘手家庭住址以及对操盘手的情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高燕即将陶力的资金用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作为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高燕也未证明其已获得了陶力的相关授权或向陶力充分提示了投资风险，也未证明其系无偿处理受托事务，故对陶力的损失，高燕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陶力、高燕之间形成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陶力要求高燕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0%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燕关于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的辩称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高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陶力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从2017年6月2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高燕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10元、保全费3770元，共计13880元，由高燕负担。高燕应承担的诉讼费1388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随上述债务一并支付给陶力。陶力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388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高燕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9月《说明书》。拟证明案涉投资理财模式为高燕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委托第三方进行配资理财，风险由各投资人自行承担。2.《说明书》7份。拟证明2017年6月22日配资理财亏损后高燕即向包括陶力在内的各投资人进行告知，包括陶力在内的各投资人均与高燕签署《说明书》，对各自损失金额予以确认并明确风险自行承担。3.《单户对账单》。拟证明理财账户的投资亏损情况，且各投资人包括陶力也知晓并予以确认。4.致南京投资者的信及微信号截图（含路小强手写材料）、路小强出具的欠条。拟证明经高燕多次催要，路小强表示没有偿付能力并向包括陶力在内的各投资人发信，高燕未能追回已经产生的亏损，该亏损应由陶力自行承担。陶力对此质证称：1.《说明书》在一审已经提交过，除了陶力签署的《说明书》外，其他《说明书》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2.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证据不完整，且不能反映与本案诉争款项的关联性。从该账单的数据看，盈利回报是远大于高燕给陶力的年化10%固定收益的，陶力并不知道高燕将款项用于炒股，否则不可能接受。3.对路小强相关信件及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属实，高燕将汇集资金交付他人用于高风险投资，也是其自身行为，与陶力无关。且从材料内容看，路小强与高燕之间也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委托理财。本院认证意见：高燕提交的证据中，2019年9月案外人李征宇等6人签署的《说明书》从内容上看系相关案外人的陈述，不能证明陶力的意思表示；对账单和路小强的相关材料从内容上看系高燕等人与路小强之间的往来沟通情况，不能直接证明陶力与高燕亦或路小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至于陶力签名的2017年7月5日《说明书》的证明力，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于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述。陶力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6月28日，路小强出具声明，载“本人愿为温廷涛及朱瑞所欠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愿共同承担还款义务。”该声明复印件下方高燕于2017年7月5日书写《说明书》，载“高峰账户中陶力占280万元整，已归还230万元整，余50万元已亏损。亏损资金由高燕、高峰负责追讨，如未追回，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说明书下方有高峰手机号、高燕签名及陶力签名。结合诉辩双方意见，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陶力与高燕就讼争款项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高燕是否应向陶力返还50万元本息。本院认为，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陶力与高燕之间就讼争款项往来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本案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认定讼争合同性质。首先，高燕主张与陶力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仅是所谓“共同投资人”“中转方”。但从款项流转及债权凭证看，陶力系将款项汇给高燕，高燕向陶力出具收条注明“陶力在高燕处理财资金”并约定年息10%，高燕亦未提交证据可以证明陶力与第三方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可见达成合意的合同双方是陶力与高燕，而非陶力与案外人。事实上，亦是由高燕向陶力转账还款，且高燕提交的2017年7月5日《说明书》亦载“亏损资金由高燕、高峰负责追讨”，故高燕认为其仅是“共同投资人”“中转方”的上诉意见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其次，陶力与高燕之间关于讼争款项虽有“理财”之名，但实际约定为年息10%的固定回报，从该约定内容看，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第三，虽然该收条最后另起一行写有“风险自负”字样，但该约定表述内容并不具体，双方当事人对此理解存在分歧；且本案中，高燕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其所称的投资行为向陶力如实告知且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因此，仅以该表述尚不足以改变对案涉收条主要内容所反映的陶力与高燕之间系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实际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高燕向陶力返还款项的问题。2017年7月5日《说明书》表述“亏损资金由高燕、高峰负责追讨，如未追回，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对于该表述内容，应结合前述的收条以及案外人温廷涛、朱瑞、路小强等向高峰、高燕出具的借条等证据综合理解。首先，现有证据反映温廷涛等承担还款责任的对象是高峰、高燕，无证据能够表明陶力应向温廷涛等去主张权利。且该《说明书》是在高燕违约后向陶力披露违约原因并表示积极向案外人追索款项的情况下所出具，既不足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已对案涉收条反映的民间借贷关系作出实质变更，即变更为委托合同关系，亦不足以证明陶力同意变更债务主体。其次，对于案涉收条所写“风险自负”及2017年7月5日《说明书》表述“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按合同文义理解，不能得出所表述的“风险”是由高燕承担的结论，应认为双方约定“风险”系由陶力承担为当。第三，因双方当事人对风险承担的具体理解存在争议，本院结合在案证据评析如下：一般而言，在投资领域谈及“风险”，系指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与实际盈亏之间可能产生的偏差，投资者可能获取高额盈利，自然也需承担相应可能发生的亏损。而本案中，尽管案涉收条上载有“风险自负”且2017年7月5日《说明书》载有“如未追回，风险由陶力自己承担”，但如前所述，双方之间约定的是年息10%的固定回报，即陶力可获取的预期收益是固定的。如按高燕所述资金是用于股票交易牟利且所有风险包括本金损失是由陶力承担，那么高燕汇集资金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行为，陶力不能获取因股票交易而可能产生的高额收益，却要对此承担可能发生的巨额亏损，如此将导致陶力的预期收益与亏损之间无法相匹配，有违常理，亦有悖于合同解释的一般原理，造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案涉书面凭证所载的“风险”应解释为系指向陶力预期可获得的收益部分，即在案外人未能向高燕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本案中陶力仅能向高燕主张返还本金，而不能主张相应的利息。综上所述，高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4864号民事判决；二、高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陶力借款本金50万元；三、驳回陶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10元、保全费3770元，合计13880元；由陶力负担5164元，高燕负担117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24元，由高燕负担8208元，陶力负担15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晗庆审 判 员 张殿美审 判 员 陈 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健琳书 记 员 刘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