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8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楚宜，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67年2月26日出生，住所：香港九龙。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雄，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涛，广东越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薇薇，女，汉族，1983年1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铭，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御雄，男，汉族，1963年7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海，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施映辉，男，汉族，1955年11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育树，广东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许少东，男，汉族，1968年5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麒，广东渠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港城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芭提雅酒店2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8368448。法定代表人：刘又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煜，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倩，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楚宜因与被上诉人董薇薇、原审第三人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深圳市港城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粵0308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楚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董薇薇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董薇薇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无论从履约主体、转让款支付、清算报告，还是案涉10%股权的现状，均证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一）《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各方均否认该协议有实际履行。该协议是由王楚宜和青岛广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潮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少东签署，转让方是王楚宜，受让方是广潮公司。王楚宜以及广潮公司股东许少东、施映辉均否认该协议有实际履行。(二）广潮公司从未向王楚宜支付股权转让款。1.根据《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应当由广潮公司向王楚宜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广潮公司原股东许少东、施映辉均否认广潮公司曾向王楚宜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款，也否认广潮公司曾委托董薇薇、GKGROUPCO.LIMITED（以下简称GK公司）向王楚宜支付过股权转让款。2.董薇薇所主张的人民币10059916元和729927美元不是股权转让款。董薇薇在2009年12月17日至2011年7月5日通过其个人中国银行账户向王楚宜支付的5笔款项合计人民币10059916元，支付时间和金额均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明显不符，且王楚宜均否认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实际上，董薇薇当时是广潮公司财务人员，基于支付便利和财务处理需要，案涉董薇薇的中国银行账户是广潮公司借用董薇薇名义开具的账户（私户公用），该账户内的款项均是广潮公司公款，广潮公司股东利润分红和其他一些往来款项一般由董薇薇该个人银行账户转出，该10059916元是属于广潮公司向王楚宜的分红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另外，当时该账户及公司其他账户均资金充足，不存在董薇薇所称广潮公司资金困难须将案涉股权出让协议转让给董薇薇履行的情况，董薇薇所称广潮公司资金困难不是事实。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GK公司向陈御雄控制的HONGWAIENTERPRISESC0.公司(以下简称HONGWAI公司)转账的729927美元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更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首先，王楚宜、广潮公司与HONGWAI公司均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楚宜曾委托HONGWAI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广潮公司也从未委托GK公司向王楚宜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从未委托董薇薇通过GK公司向王楚宜支付股权转让款。其次，HONGWAI公司已注销多年，HONGWAI公司控制人即股东陈御雄否认该729927美元是代王楚宜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再者，GK公司是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公司，王李琴与董薇薇具有直系亲属的利害关系，王李琴认可该两笔款项为董薇薇支付给王楚宜的股权转让款的说明，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力不足，不应予以采信。最后，原审判决以陈御雄、王楚宜同为港城公司的股东，与王楚宜存在密切商业伙伴关系为由，认定该两笔款也属于董薇薇支付给王楚宜的股权转让款，属于逻辑错误，证据不足。(三）广潮公司与王楚宜从未约定由王楚宜代为持有案涉10%股权。《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明确约定出让后的案涉港城公司10%股权由广潮公司实际拥有，由王楚宜代表广潮公司实际操作开发，而不是约定由王楚宜代为持有案涉10%股权。“由王楚宜代表广潮公司实际操作开发”与“由王楚宜代为持有案涉10%股权”两者无论从法律内涵和法律外延均不相同，两者在法律性质、法律关系上均具有根本性区别。(四）广潮公司的清算审核报告中没有记录广潮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董薇薇代广潮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记录广潮公司享有案涉10%股权的投资事项，也证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五）根据股权转让实务和法律规定，《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如实际履行，应当办理工商登记过户手续。但案涉10%股权至今仍登记在王楚宜名下。二、《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受让方为广潮公司，广潮公司从未将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董薇薇不是受让方和权利人，无权要求获得涉案10%股权相关权益。(一）《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受让方为广潮公司，有关的权利义务应由广潮公司享有和承担。(二）广潮公司从未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1.广潮公司原股东许少东、施映辉既否认广潮公司曾委托董薇薇、GK公司向王楚宜支付过股权转让款，也否认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如广潮公司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也须经王楚宜同意，但王楚宜已明确否认同意广潮公司将该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2.董薇薇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广潮公司已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董薇薇主张在2011年前已向王楚宜付清股权转让款，当时广潮公司尚未注销，如广潮公司已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应由当时的广潮公司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或由广潮公司、王楚宜与董薇薇签署三方协议，作出广潮公司将权利义务转让给董薇薇有关决议等书面文件，但董薇薇至今仍不能提供证明该事实的相关证据。3.董薇薇声称已在2011年向王楚宜付清股权转让款，如董薇薇所称是事实，但为何一直未向王楚宜或港城建业公司主张案涉10%股权任何权利，直至2016年3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4.原审判决仅依据董薇薇出示但未经核实确认的所谓港城公司财务资料认定董薇薇具有该公司的股东身份，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暂且不论该财务资料是否真实，即使是真实的，但仅凭持有公司财务资料即认定其具有公司股东身份，不具逻辑性。5.退一步说，即使董薇薇已向楚宜付清股权转让款，在无证据证明广潮公司已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的情况下，董薇薇的付款行为仅是代表广潮公司支付，是代付行为，该股权有关权利义务仍归广潮公司所有，即使广潮公司已注销，该权利也应归属广潮公司全体股东共有，而非由董薇薇独自占有。三、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对本案作出裁判，适用法律错误。《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仅约定“由王楚宜代表广潮公司实际操作开发”，并未约定“由王楚宜代广潮公司持有案涉10%股权”，两者在法律性质、法律关系上均具有根本性区别。退一万步说，在本案中，即使《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已履行，即使广潮公司已将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但王楚宜与广潮公司间并没有代持股协议或约定，并不存在上述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签订股权权益归属协议（代持协议）。此外，本案立案时案由确定为股权确认纠纷，但裁判时又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而判决内容并未对涉案股权转让纠纷作出认定和裁判，而是对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权益归属作出裁判，本案案由确定与裁判内容的错位，反映了原审判决未对涉案法律关系依照法律规定梳理清楚，导致本案法律适用存在错误。四、广潮公司的实际股东是五人，而不是一审查明的三人。广潮公司所有的财产属于这五个股东所有，而不只是董薇薇一人所有。二审期间，王楚宜提供的新证据以及许少东提供的新证据均证明王楚宜、林小群均是广潮公司的股东，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董薇薇付给许少东、林小群、王楚宜的款项是分红款项以及工资。从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由董薇薇不同的银行账户包括案涉董薇薇向王楚宜转账的两个银行账户（尾号分别是992、669），每月定期向许少东转工资2万元，从2011年7月5日后就调整为3万元。从付款上进一步印证了董薇薇案涉的有关账户是广潮公司的账户，款项是属于广潮公司的公款。董薇薇账户上王楚宜以及许少东、林小群所支付的款项是分红款，也进一步证明王楚宜提供的股东内部章程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董薇薇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许少东、施映辉、陈御雄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无权提起本案上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只有在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有权提起上诉。而根据本案一审判决，并未判决许少东、施映辉、陈御雄承担民事责任，其无权提起上诉。二、案涉协议真实签订、合法有效，且已经由董薇薇实际履行，一审判决认定股权权益归属于董薇薇符合客观事实。（一）2009年6月30日，广潮公司与王楚宜签订《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王楚宜将其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出让给广潮公司，价款1463万元，股权由王楚宜代持。该协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各方在一审中不存争议。（二）《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由于广潮公司缺乏资金，其他股东也不愿出资，各方协商变更履行主体，由董薇薇个人出资，由董薇薇实际履行，股权权益亦归属于董薇薇。对此有如下事实足以佐证：1.董薇薇个人按照《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时间及金额要求支付了案涉股权的全部转让款，王楚宜在收到款项后，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均认为该《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广潮公司没有履行，而其又均未对董薇薇支付案涉股权款提出过异议，充分印证了其完全知悉并且认可履行主体和权益归属已变更为董薇薇。2.广潮公司在2013年注销登记时，清算组并未将案涉股权作为广潮公司清算财产，这佐证该财产权益已归属于董薇薇。3.董薇薇掌握了部分港城公司的财务报告及资料，而这些资料通常只有股东才能掌握。而且，该等报告的抬头写了“王总”即王楚宜，说明这些材料是王楚宜提供给董薇薇的，也印证了两者之间存在代持关系，王楚宜对于董薇薇是实际权利人是清楚、认可的。4.2015年6月，在了解到上诉人擅自将港城公司股权对外质押后，董薇薇曾经向上诉人发函主张股权权益，各方收到函件后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5.根据原审一审时董薇薇提交的视频证据及证人证言，2015年春节许少东等几人商谈过董薇薇投资案涉股权的事情，在录音中许少东完全认可董薇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6.《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了明确的付款期限，如果没有履行，依常理王楚宜必然催款；如果长时间催款不到，依常理也应当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然而王楚宜从未向广潮公司提出过付款要求，这也从侧面印证股权转让款已经付清，合同已经履行。三、董薇薇已经根据《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董薇薇提交的付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楚宜等人提交的反驳证据的证明力，一审认定正确无误。（一）本案证据足以证实董薇薇已经按照上述协议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协议约定的付款情况为：2009年7月15日前付人民币7178784元；2009年年底前付清余款人民币7451216元。实际付款情况为：2009年7月8日、2009年7月14日，GＫ公司分别付给HONGWAI公司30万美元、429927美元。董薇薇付款给王楚宜的情况为：2009年12月17日人民币200万元、2009年12月28日人民币200万元、2010年2月9日人民币200万元和人民币1451216元、2011年7月5日人民币2608700元。由此可以看出：1.七笔付款总额与合同约定金额（加上逾期付款利息）相差无几，付款期限也高度重合。2.2009年底董薇薇支付了四笔款项（付款时间为2009年12月17日、2009年12月28日、2010年2月9日）共计人民币7451216元，与合同约定2009年底应当支付的金额人民币7451216元完全一致，印证了董薇薇支付的款项就是股权转让款。3.关于两笔美元汇款。董薇薇已经提交证据证实，GK公司是董薇薇的母亲王李琴控制的公司，王李琴证明是代董薇薇支付股权转让款；HONGWAI公司是港城公司股东陈御雄控制的公司。GK公司与HONGWAI公司没有经济往来，陈御雄与王楚宜同为港城公司股东，有密切的商业联系，其虽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却无任何证据证明。董薇薇提交的证据足以建立该两笔美元汇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二）相反，王楚宜等虽否认董薇薇付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但其证据缺乏基本关联性和证明力，且其陈述前后矛盾。1.原审第一次庭审时，王楚宜辩称其是广潮公司实际股东，董薇薇向其转款系支付广潮公司分红款；第二次庭审时，王楚宜又称董薇薇的转款是其参与黄武斌从事石油期货交易的往来款。王楚宜的陈述前后矛盾又无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基本原则，不应予以采信。2.王楚宜等主张案涉款项是“分红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与常理相悖。（1）没有任何一份银行流水或者款项凭证（包括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款项为所谓“分红款”。（2）根据广潮公司章程第12条规定，利润分配需要经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第24条规定，公司利润分配要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公司分红依法应当符合“缴纳税款、公积金后仍有可供分配的剩余利润”这一基本前提条件，并且应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表决。然而，一审已经查明，根据广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其利润一直为负数，不可能具备分红的条件，也不存在分红的决议程序，上诉人主张是分红款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所谓“分红”，也应当由公司支付给股东，而非个人支付。（3）如果认为董薇薇支付的案涉款项是分红款，很多问题将违背常理且无法解释：比如，王楚宜称其持有广潮公司15%的股份，案涉款项如果是分红款的话，15%股份的分红就达到了人民币15059916元，意味着整体的分红超过亿元，广潮公司这样一个经营不善、财务困难的公司，竟然有超过亿元的利润可供分配，这是难以想象的。3.上诉人主张董薇薇只是广潮公司财务员工，其私人账户的款项均为公司款项的说法，与事实不符。（1）董薇薇是老板，是股东。其当时资产众多，资金实力雄厚，经营着多家实体和生意，包括经营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青岛广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其完全有能力支付案涉款项。（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董薇薇支付的案涉款项来源于广潮公司。事实上，如果该款项来源于广潮公司，在广潮公司清算报告中应当有相应体现，至少在其应收账款一栏应当记载对董薇薇的大额应收。但是广潮公司清算报告显示，其应收账款自始只有人民币421742元，这说明董薇薇所支付的一千多万元的股权款，不可能来源于广潮公司。（3）根据董薇薇提交的二审证据，其账户流水基本反映的都是个人消费、家庭开销以及自身经营的款项，与广潮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私户公用”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4.上诉人实际上是在以一些与本案不相关的款项，意图推定案涉款项的性质不是股权转让款，这种推定逻辑是不成立的。从证据证明力而言，董薇薇提交的付款证据明显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在付款细节、付款时间、付款主体和付款金额上与股权款高度吻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虽然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但是有关举证责任的道理是一样的，即在董薇薇已经提供股权转让款付款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如果认为该款项是其他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应当由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上诉人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案涉款项为其主张的其他款项。根据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比强规则，应当认可董薇薇的主张。四、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符合本案实际，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董薇薇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而王楚宜为案涉股权的名义股东，双方之间关于股权权益归属的纠纷，属于该条规定和调整的范围，一审判决适用该条款并无不当。此外，所谓股权代持协议，并非法定要式合同，即便通过履行行为达成事实合同，代持关系依然可以成立。本案的多项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高度盖然性，足以证明并使人相信董薇薇是案涉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和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陈御雄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GK公司支付给HONGWAI公司的款项为《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GK公司与HONGWAI公司存在其他商业往来，涉案的两笔款项系基于其他商业往来款项，并非涉案股权转让款。由于GK公司与H0NGWAI公司的商业交易年代久远，陈御雄并未留存相关交易记录，无法明确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为此，陈御雄赴港要求开户银行出具相关交易记录，但由于H0NGWAI公司已经注销超过7年，依照香港相关法例，香港开户银行不能提供相关交易往来记录，陈御雄已就此向原审法院作出说明，对此，二审法院可以向相关开户银行调查取证。同时，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承担规则，陈御雄并不承担证明该款项不是股权转让款的证明责任。GK公司是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公司，王李琴与董薇薇具有直系亲属的利害关系，王李琴认可该两笔款项为董薇薇支付给王楚宜的股权转让款的说明，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应予以采信。此外，原审法院以陈御雄、王楚宜同为港城建业公司股东，与王楚宜存在密切商业伙伴关系为由，认定该两笔款也属于董薇薇支付给王楚宜的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涉及股权权益归属董薇薇，缺乏依据，侵害了陈御雄合法权益。董薇薇主张其代广潮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应享有港城公司10%股权。从法律事实而言，该主张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或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即合同主体变更。无论是第三人代为履行还是合同主体变更，都应由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主体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或由三方签署协议或由原签署主体分别予以明示同意。否则，任何一个知晓股权转让交易的第三方均可向股权转让方账户汇入与股权转让款数额相当的款项，并直接据此主张已代为履行或概括承受权利义务，从而主张股权权益。董薇薇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合同主体变更为董薇薇已经过合同签署主体广潮公司的同意。董薇薇主张的款项支付时间在2011年之前，当时广潮公司尚未注销，因此，应由当时的广潮公司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或由广潮公司、王楚宜与董薇薇签署三方协议，作出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董薇薇的意思表示，董薇薇并没有提供上述证据证明，而广潮公司的原主要股东许少东、施映辉，均当庭否认广潮公司和董薇薇履行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可见广潮公司的股东并不认可董薇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另外，第三人许少东、施映辉表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因不看好该协议所涉项目，已决定不再投资该项目，恰恰证明了该协议签署后并未实际履行。董薇薇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合同主体变更为董薇薇已经过合同签署主体王楚宜的同意。一审法院认为王楚宜作为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甚至主张为广潮公司的隐名股东，因此对协议履行情况清楚，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未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董薇薇概括承受合同权利义务，该认定并无事实根据。王楚宜未提出异议，不能直接认定为对董薇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认可，否则，任何一个知晓股权转让交易的第三方均可向王楚宜账户汇入与股权转让款数额相当的款项，均主张王楚宜未提出异议因此为股权转让款。并且，董薇薇是广潮公司财务，同时与王楚宜等均为商业伙伴关系，经常通过其账户将公司的款项或其他款项汇入王楚宜账户以及许少东、施映辉的相关账户，在转账凭证未备注款项性质的情况下，究竟为分红款还是股权转让款或是其他的交易款项，不能严格区分，更不能直接据此认定为王楚宜认可由董薇薇概括承受合同权利义务。(三）原审法院基于付款金额相当推论董薇薇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而做出相应付款系股权转让款的认定，违反基本的认证规则。首先，董薇薇提供的全部付款总额与涉案《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项并不相符，无法确认该款项与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性。其次，董薇薇系涉案广潮公司的财务人员，其具有明显的便利条件制造或拣选相关财务数据，且涉案四笔款项均由董薇薇转出，上述四笔款项与协议约定付款进度的一致，纯属巧合，或者是董薇薇基于主观恶意人为制造的巧合，并不能以此确认涉案款项即为股权转让款。再次，基于广潮公司的利润分红及其他财务处理，一般由董薇薇个人账户转出，相关款项不能认定为董薇薇的个人资产。最后，鉴于缺乏有关董薇薇承受广潮公司股权权益明确约定，相关款项即使认定为支付相应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也只能认定为其代广潮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也不能认定董薇薇作为股权受让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四）原审法院基于涉案协议项下股权权益并未列入广潮公司清算财产为由认定董薇薇概况承担广潮公司合同权利义务，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公司财务报告以及清算报告系对公司资产状况的全面记载。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广潮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少东与王楚宜签订，系公司行为，如该协议实际履行或变更主体后实际履行，依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该协议项下资产应在相应财务报表中予以反映。清算报告未列明该项资产，恰恰说明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未形成该项公司资产。如果股东对该协议主体予以变更，该项资产应在清算报告中予以记载或作出说明。原审法院违背基本的财务管理常识，将公司未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直接认定为由董薇薇概括承受，缺乏依据。(五）原审法院对于董薇薇出示的所谓港城公司的财务资料，并未进行核实确认，对其证据来源方式并未审查，在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财务资料属于港城公司公司财务资料，违反基本的证据认证规则。即使该财务资料系港城公司真实的财务资料，在未对董薇薇获取该证据的方式进行审查情况下，也不能仅仅依据董薇薇持有港城公司财务资料即认定其具有港城公司股东身份。二、原审裁判无视陈御雄作为港城公司股东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等股东法定权利，侵害了陈御雄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陈御雄系港城公司合法股东，对于其他股东对外转让股份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还确认该协议项下股权权益由董薇薇直接享有，未就法律规定的转让方是否履行其负有的优先购买权行使通知义务等事宜进行审查，即使不存在以上所述的事实认定问题，也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三、同王楚宜上诉意见的第三点意见。施映辉述称：一、《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一）许少东时任广潮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是由许少东代表广潮公司与王楚宜签订，转让方是王楚宜，受让方是广潮公司。如履行该协议，应当由广潮公司和王楚宜履行。（二）广潮公司签订《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后，广潮公司并未履行该协议，也未向王楚宜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广潮公司股东许少东、施映辉，以及股权转让方王楚宜均予以确认。（三）目标公司港城公司工商登记并没有王楚宜将股权转让给广潮公司或董薇薇的变更记录，案涉股权仍登记在王楚宜名下。（四）广潮公司的清算报告，并没有相关股权或权益的记载也证实《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并未履行。原审判决仅依据董薇薇出示但未经核实确认的所谓港城公司财务资料认定董薇薇具有港城公司股东身份，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广潮公司从未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董薇薇不是该协议受让方和权利人，无权向王楚宜主张涉案股权相关权益。董薇薇并不能举证证明广潮公司已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属于双务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如广潮公司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不但需广潮公司内部股东同意，还应经相对方王楚宜同意。而董薇薇主张签订和履行《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时间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当时广潮公司尚未清算注销。如广潮公司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董薇薇，应当经股东许少东、施映辉、王楚宜同意，且应当有同意相关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或其他书面文件。但董薇薇至今仍不能举证证明广潮公司已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权利义务转让给董薇薇，而且广潮公司股东许少东、施映辉、王楚宜均否认该转让行为。三、董薇薇未向王楚宜支付股权转让款，董薇薇无权享有案涉股权相关权益。(一）董薇薇在2009年12月17日至2011年7月5日通过其个人中国银行账户向王楚宜支付的5笔款项合计人民币10059916元，支付时间和金额均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明显不符。(二）GK公司、HONGWAI公司、董薇薇母亲王李琴、陈御雄属于四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GK公司向陈御雄任董事的HONGWAI公司转账的729927美元均发生在境外，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明该729927美元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举证责任在董薇薇一方，而不在陈御雄、王楚宜一方，但董薇薇的举证根本不能达到证明该729927美元属于股权转让款的证明力，也达不到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的适用标准。原审判决错误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将证明该729927美元不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举证责任分配到陈御雄、王楚宜，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三）董薇薇时任广潮公司的会计兼出纳，负责财务工作，广潮公司的对外收支工作均由董薇薇负责。而为工作方便，广潮公司有借用董薇薇名义开具银行账户进行运作，用于对外支付，而董薇薇该银行账户内的款项是属于广潮公司所有。即使董薇薇有通过该银行账户向王楚宜支付款项，也是代表广潮公司支付，有关权利也应该归广潮公司所有。四、同王楚宜上诉意见的第三点意见。许少东述称：同意施映辉述称的意见，并补充以下四点意见：一、王楚宜与许少东签订的转让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当时双方另约定各自向公司股东汇报取得相应的股东决议和授权书后，再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依此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支付转让价款。后因拟转让标的公司项目的不确定性且双方均未取得各自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协议因此搁置没有履行。二、董薇薇只是广潮公司的挂名股东，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东。根据广潮公司内部章程协议，2008年1月3日公司的股东为许少东、林小群、黄武斌和施映辉，2009年5月29日增加了王楚宜作为股东，董薇薇只是公司聘用的财务人员。公司股东从未协商过王楚宜股权转让的有关事项，也没有就有关王楚宜转让股权事项与董薇薇达成任何方面或口头协议。三、董薇薇系公司聘用的财务人员，其以个人名义开立的尾号为220669、254592、518411、571992、010000、541888等账户均是根据公司指示开立的公司款项专用账户，即是私户公用，这些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均是广潮公司的款项，不属于董薇薇所有。四、董薇薇根据公司的指示，以上述账户中的资金支付日常工资费用、业务款、往来款以及公司股东的分红款。许少东与王楚宜、施映辉、林小群等股东的工资和分红款均是通过上述账户支付。港城公司述称，一、王楚宜与广潮公司签署的《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以及董薇薇是否以自己或者是以公司名义向王楚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港城公司不是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二、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以及公司认可，也没有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其依法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益。董薇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董薇薇为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的实际投资人，并享有10%股权的权益；2.王楚宜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30日，王楚宜与广潮公司签订《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王楚宜将其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含港城公司名下的三个地块权益）转让给广潮公司，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463万元；出让后股权10%由广潮公司实际享有，由王楚宜代表广潮公司实际操作开发；三块地块投资后产生盈亏的10%由广潮公司拥有，发生的一切权益和义务与王楚宜拥有的12%股权所拥有的一切权益和义务相同；广潮公司于2009年7月15日前先付人民币7178784元给王楚宜，余款人民币7451216元于2009年年底前付清，如届时未能付清则由广潮公司按月利率8‰利息付给王楚宜。该份协议系由法定代表人许少东代表广潮公司与王楚宜签订，协议未加盖广潮公司印章。2009年7月8日与2009年7月14日，GＫ公司分别向HONGWAI公司转账30万美元、429927美元。GK公司是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公司，王李琴认可系代董薇薇支付股权转让款。董薇薇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分别向王楚宜的华夏银行账户于2009年12月17日转账人民币200万元、2009年12月28日转账人民币200万元、2010年2月9日分别转账人民币200万元和人民币1451216元、2011年7月5日转账人民币2608700元。另查明，广潮公司于2009年1月20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共三名股东，其中董薇薇持股30%，港城公司许少东持股40%，港城公司施映辉持股30%，法定代表人为许少东。该公司201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资产总计人民币454978.31元、负债合计人民币1833367.53元，期末资产总计人民币1669869.79元、负债合计人民币813247.02元、未分配利润为-143377.23元。2013年8月6日，广潮公司被注销，董薇薇提交的清算审核报告中没有记录董薇薇代广潮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项，也没有记录广潮公司享有港城公司10%股权的投资事项。港城公司的股东为深圳市港城海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陈御雄、王楚宜，分别持股60%、20%、20%。2014年11月24日，港城公司将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罗湖支行。董薇薇于2015年6月5日分别向王楚宜、港城公司及港城公司股东陈御雄、深圳市港城海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致函，要求解除对港城公司10%股权的质押。在庭审过程中，许少东、施映辉均否认广潮公司履行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并且明确表示不主张涉案股权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股权转让及股权权益归属引发的纠纷。王楚宜与广潮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签订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王楚宜将其持有的港城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广潮公司，并代表广潮公司持有该部分股权，广潮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广潮公司和王楚宜具有约束力。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董薇薇主张其支付给王楚宜的款项是否为《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该协议项下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权益是否应当归属于董薇薇。对此，董薇薇主张《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由于广潮公司资金困难，广潮公司股东及王楚宜协商由董薇薇履行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享有协议项下股权权益。王楚宜则辩称《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虽然签订，但是王楚宜没有收到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该协议没有履行。对此，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关于董薇薇主张其支付给王楚宜的款项是否为《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认定。董薇薇主张《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其分七笔支付完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其中，董薇薇直接支付至王楚宜账户五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0059916元，通过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GK公司支付给王楚宜指定的、由第三人陈御雄任董事的HONGWAI公司两笔款项共计729927美元。王楚宜否认上述款项的关联性，辩称HONGWAI公司的收款与王楚宜无关，董薇薇支付至王楚宜账户的款项系王楚宜作为广潮公司隐名股东的分红款。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董薇薇主张系《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理由是：（一）从付款时间看，《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1463万元分两笔支付，2009年7月15日前付人民币7178784元、2009年底付清余款人民币7451216元。董薇薇主张的七笔付款，其中前六笔时间跨度从2009年7月8日至2010年2月9日，与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基本吻合。（二）从付款细节上看，《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的第二期付款是2009年底支付人民币7451216元。董薇薇在2009年12月17日、12月28日及2010年2月9日分别转给王楚宜四笔款项，合计金额恰好是人民币7451216元。上述付款的时间及金额，与协议约定高度一致，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三）从付款主体及付款总金额上看，董薇薇主张的七笔付款，其中五笔由董薇薇直接转账给王楚宜，另两笔计729927美元由GK公司支付给HONGWAI公司。关于GK公司支付给HONGWAI公司的两笔款项，王楚宜否认与其有关，但从本案情况看，首先，这两笔款项的支付时间（2009年7月8日、7月14日）与协议约定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限（2009年7月15日前）高度吻合。其次，GK公司是董薇薇母亲王李琴控制的公司，王李琴认可系代董薇薇支付股权转让款。再次，HONGWAI公司是陈御雄担任董事的公司，陈御雄同时也是港城公司的股东，与王楚宜存在密切的商业伙伴关系。陈御雄陈述该两笔款项系与GK公司发生的其他商业交易，与本案无关，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最后，GK公司该两笔付款与董薇薇其他五笔付款相结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付款证据链，付款总金额虽略高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但经计算，多出的金额与约定的第一笔支付款项差额乘以约定的迟延履行利率及迟延履行天数所得数额相当。因此，综合分析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为董薇薇主张GK公司付给HONGWA工公司两笔款项合计729927美元，系根据王楚宜的指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具有合理性。（四）从王楚宜的抗辩理由看，王楚宜辩称董薇薇是广潮公司的财务人员，王楚宜是广潮公司的隐名股东，董薇薇向王楚宜直接转账的五笔款项系广潮公司的分红款。虽然许少东、施映辉作为广潮公司股东同意王楚宜的陈述，但首先，王楚宜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系广潮公司的隐名股东；其次，王楚宜即使是广潮公司的隐名股东，广潮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广潮公司当年并不具备分红的条件，却向持股仅15％的王楚宜分配上千万元利润，明显违背常理；第三，许少东、施映辉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包括其二人在内的其他股东，也分得了与其股份相应的分红。因此，王楚宜关于董薇薇所付款项系“分红款”的抗辩，没有证据证实，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涉案股权权益的归属问题的认定。如前所述，根据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董薇薇已经按照《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约定，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关于该协议项下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的股权权益的归属问题，董薇薇主张《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由于广潮公司缺乏资金，各股东及王楚宜协商变更履行合同主体，由董薇薇个人出资，股权权益亦归属于董薇薇。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签约主体是广潮公司和王楚宜。董薇薇作为广潮公司股东，由其支付股权转让款，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广潮公司是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董薇薇作为履行辅助人，根据广潮公司的指示支付股权转让款。这种情况下，涉案股权权益应当归属于广潮公司。二是如董薇薇所主张的，履行合同主体发生了变更，董薇薇基于其合同当事人的地位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此种情形，涉案股权权益应归属于董薇薇。本案审理过程中，许少东、施映辉作为原广潮公司的主要股东，许少东还是原广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否认广潮公司履行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并且明确表示不主张涉案股权权益。且广潮公司于2013年注销登记，其清算时，清算组并没有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的股权权益列为清算财产，说明广潮公司清算组及股东并不认为涉案股权属于广潮公司的财产。因此，认定董薇薇支付股权转让款系基于广潮公司的指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故纵观本案情况，董薇薇主张履行合同主体嗣后发生变更，由董薇薇概括承担广潮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是符合逻辑的。以下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认定：（一）董薇薇掌握了部分港城公司的财务报告及资料，这些资料通常只有公司的内部人员或股东才能够掌握。（二）王楚宜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出让方，甚至王楚宜还主张其是广潮公司的隐名股东，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其对协议履行的情况是清楚的。王楚宜在收到董薇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从未对其金额及履行主体的问题提出异议。因此，董薇薇主张《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各方协商由董薇薇履行该协议，概括承担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事实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董薇薇已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根据协议约定，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权益应当归属于董薇薇。董薇薇请求确认上述股权权益归其享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的股权权益由董薇薇享有。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王楚宜负担。董薇薇已预交上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退回，王楚宜应负担的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董薇薇。二审期间，王楚宜提交如下七份证据：证据一，2008年7月3日公司内部章程协议；证据二，2009年5月29日公司内部章程协议；证据三，（1）林小群情况说明；（2）代收款确认书；证据四，陈容貌存款账户历史流水查询；证据五，林艺华账户交易明细；证据六，林艺华身份证、结婚证；证据七，林小群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经质证，董薇薇认为并非新证据，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及待证事项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待证事项不予认可，对证据四至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及待证事项不予认可。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港城公司认为其不是相关事实的当事人，不发表意见。董薇薇提交如下七份证据：证据一，青岛广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据二，董薇薇购房合同（部分）及发票；证据三，董薇薇购买珠宝发票及凭证；证据四，广潮公司车辆购买记录；证据五，（2018）津0103民初854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六，董薇薇与天津从轻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转账凭证；证据七，董薇薇银行尾号为1992号的交易流水。经质证，王楚宜对上述证据一、五、七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二至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陈御雄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港城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许少东提交如下两份证据：证据一，许少东广发银行账户交易历史；证据二，许少东建设银行账户个人活期明细。经质证，董薇薇认为并非新证据，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及待证事项不予确认。王楚宜、陈御雄、施映辉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港城公司认为其不是相关事实的当事人，不发表意见。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一、董薇薇提交的平安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及转账凭证显示：2009年7月8日GＫ公司向HONGWAI公司转账30万美元，汇款申请书及转账凭证上“汇款附言”一栏记载“OTHER”（注：“其它”）。2009年7月14日GK公司向HONGWAI公司转账429927美元，汇款申请书及转账凭证上“汇款附言”一栏记载“PAYMENTFORGOODS”（注：“货款”）。GK公司原股东王李琴于2015年8月10日出具《原GＫ公司董事关于付款情况的说明》，内容为上述两笔付款均是由GK公司根据董薇薇指示，代表其支付至HONGWAI公司的账户上，其时GＫ公司与HONGWAI公司无实际商业交易。2016年12月21日王李琴出庭接受董薇薇委托代理人询问时陈述上述两笔款项的付款均由董薇薇操作，董薇薇向其表示用途是“在深圳港城买房子”。二、2011年7月5日董薇薇通过中国银行账户60×××69向王楚宜的华夏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2608700元，用途一栏记载“转账”。二审庭审中，董薇薇表示该笔款项包含了董薇薇丈夫黄武斌与王楚宜的合作款项，该款项也同时作为董薇薇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结算。三、二审期间，王楚宜、许少东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1年7月5日董薇薇通过中国银行账户60×××69向许少东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转账人民币4897800元；同日，董薇薇通过中国银行账户60×××69向陈容貌的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转账人民币5217400元。本院认为：围绕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二审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案涉第三人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是否有权提起上诉；二、关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中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是否已概括转移给董薇薇并由董薇薇实际履行的问题；三、案涉股权权益归属的认定。本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案涉第三人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是否有权提起上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只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若人民法院没有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权提起上诉。本案中，原审法院虽依职权追加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为无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但原审判决主文仅对董薇薇与王楚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了评判，并未判决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并不享有上诉权。因此，对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的上诉请求与事由，本院不予审查。二、关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中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是否已概括转移给董薇薇并由董薇薇实际履行的问题。（一）关于各方是否协商变更《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履行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后，转让人不再为合同当事人，受让人取代转让人而成为合同当事人。本案中，《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王楚宜将其持有的港城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广潮公司，广潮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63万元，王楚宜与广潮公司之间成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董薇薇主张《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签订后广潮公司各股东与王楚宜协商变更合同履行主体为其本人，意味着董薇薇概括承担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受让方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董薇薇有责任举证证明以下事实：一是其与广潮公司形成合同承受的共同意思表示，即广潮公司退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全部由董薇薇享有和承担；二是概括转让事宜征得《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合同相对方王楚宜的同意。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广潮公司与董薇薇就概括承担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了书面协议，亦无证据证明合同主体变更为董薇薇已取得王楚宜的同意，诉讼中广潮公司原股东施映辉、许少东对此亦予以否认。因此董薇薇主张各方已协商变更《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履行主体为董薇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否为股权转让款的问题。《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广潮公司于2009年7月15日前先付人民币7178784元给王楚宜，余款人民币7451216元于2009年年底前付清，如届时未能付清则由广潮公司按月利率8‰利息付给王楚宜。董薇薇主张其已支付完毕协议项下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分别为2009年7月8日、2009年7月14日，GＫ公司向HONGWAI公司转账30万美元、429927美元；2009年12月17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董薇薇分五笔向王楚宜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10059916元。王楚宜否认上述款项为股权转让款，认为729927美元为GＫ公司与HONGWAI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项，而人民币10059916元为广潮公司向王楚宜支付的分红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如借款、委托投资、赠与、货款等，仅凭资金往来难以判断资金流转背后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对款项性质存在争议的情形下，董薇薇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方有责任就其主张的资金用途提供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于GＫ公司向HONGWAI公司支付的729927美元。一是案涉两笔美元款项的付款方为GＫ公司，收款方为HONGWAI公司，GＫ公司和HONGWAI公司均非《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董薇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按照王楚宜指示将该两笔美元款项付至HONGWAI公司；本案诉讼过程中王楚宜否认曾委托HONGWAI公司收取该两笔款项，HONGWAI公司董事陈御雄亦陈述该两笔款项系HONGWAI公司与GＫ公司发生的其他商业交易，与本案无关。二是案涉两笔美元款项的汇款申请书及转账凭证显示，付款事由分别为“其它”和“货款”，均不能证明该两笔款项的资金用途为股权转让款。三是董薇薇称GＫ公司是代董薇薇向HONGWAI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29927美元，提交了GＫ公司原股东兼董事王李琴出具的证人证词并申请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证人证言具有主观性强、稳定性弱的特点，证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王李琴系董薇薇的母亲，二人具有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王李琴的证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且，无论是王李琴出具的书面证词，还是其出庭作证时的陈述，均未涉及款项的用途为股权转让款。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董薇薇主张该两笔美元付款系GK公司代其向王楚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董薇薇支付给王楚宜的款项人民币10059916元。经查，2009年12月17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董薇薇分五笔向王楚宜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10059916元，分别为2009年12月17日人民币200万元、2009年12月28日人民币200万元、2010年2月9日人民币200万元和人民币1451216元、2011年7月5日人民币2608700元，其中前四笔未备注用途，最后一笔付款事由记载“转账”。董薇薇主张其中2009年12月17日至2010年2月9日期间的四笔付款共计人民币7451216元，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2009年底前应支付的余款金额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董薇薇支付的款项就是案涉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根据《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时间为2009年7月15日前支付人民币7178784元，2019年年底前付清余款人民币7451216元。董薇薇在未举证证明其已于2009年12月17日之前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178784元的情形下，仅凭汇入王楚宜账户的其中四笔资金在数额上与《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约定的余款金额相同的事实，不足以推定该四笔款项的性质为《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退一步说，若董薇薇的主张成立，其于2010年2月9日已付清《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中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那么，2011年7月5日董薇薇继续向王楚宜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08700元，显然有违常理。二审庭审时董薇薇解释人民币2608700元包含了董薇薇丈夫黄武斌与王楚宜的合作款项，同时也作为董薇薇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结算。本院认为，董薇薇在本案二审阶段关于该笔款项用途的陈述与其之前所主张之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不一致，违反了“禁反言”原则，结合二审王楚宜、许少东提交证据反映2011年7月5日当天董薇薇同一银行账户还向许少东及案外人转账巨额资金的事实，本院认为董薇薇的举证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其关于该五笔人民币款项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王楚宜是否已实际认可《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履行主体变更为董薇薇的问题。董薇薇提交了港城公司的部分财务资料以及证人李某的证词，以证明王楚宜认可董薇薇系《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的实际履行主体。本院认为，董薇薇取得港城公司的财务资料存在多种可能性，且董薇薇提交的港城公司财务资料的填报日期均在2009年9月之前，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王楚宜已认可董薇薇系实际履行主体。证人李某与董薇薇存在利害关系，李某陈述许少东认可董薇薇已支付案涉全部股权转让款且系案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证明力较弱，许少东亦予以否认，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本院对证人李某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董薇薇提交的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举证不具有优势，董薇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董薇薇主张其概括承担《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且其已向王楚宜的款项为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在董薇薇未完成其举证义务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以王楚宜未举证证明款项性质为分红款以及对履行主体变更未提出异议、陈御雄未举证证明GＫ公司与HONGWAI公司存在商业交易等为由认定各方协商由董薇薇履行该协议且董薇薇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属分配举证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王楚宜的该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三、关于案涉股权权益归属的认定问题。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取得股权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即在公司设立或增资中通过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取得股权；二是继受取得，即从他人处受让股权。王楚宜为港城公司登记股东，董薇薇主张王楚宜与广潮公司签订《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后，其概括承担了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并据此请求确其认享有王楚宜名下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权益，属上述规定的后一种继受取得的情形。如前所述，董薇薇未举证证明其已概括承担了《王楚宜出让股份协议》项下广潮公司的权利义务并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即无法证明董薇薇已经受让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因此，董薇薇诉请确认该10%股权权益由其享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可以订立合同就公司投资权益事宜做出约定，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得到保护。然而，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益。根据该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若要成为公司股东，需经由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中，董薇薇既未举证证明其与王楚宜达成股权转让合意，亦未提交其与王楚宜建立代持股关系的书面协议，王楚宜和港城公司亦不认可其实际股东身份，故原审根据该条规定确认董薇薇为王楚宜持有的港城公司10%股权的实际投资人并享有该股权的权益，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楚宜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查明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8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董薇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董薇薇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王楚宜已预交），均由董薇薇负担；陈御雄、施映辉、许少东分别预交之上诉费人民币13800元本院均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