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901民初5621号   原告：雷加福，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琴（系雷加福之女），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小波，新疆白水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雪峰，男，199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东，新疆姑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邬喜林，男，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红（系邬喜林之妻），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被告：阿克苏新得利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法定代表人：麻淑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亢金州，男，该公司厂长。   第三人：邬喜冬，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强，新疆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雷加福与被告吴雪峰、邬喜林、阿克苏新得利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得利公司）、第三人邬喜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新290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雷加福、被告邬喜林及第三人邬喜冬对该判决不服，向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日作出（2020）新29民终10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20）新290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加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琴、费小波，被告吴雪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东，被告邬喜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红，被告新得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亢金州，第三人邬喜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加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5735.5元（医疗费220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元、误工费56700元、护理费18900元、营养费2700元、伤残赔偿金159454.4元、鉴定费4980元、后期医疗费50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案件受理费等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15日，被告吴雪峰因需在新得利公司处购买棉包，遂雇佣原告为其装货。在装货过程中，被告邬喜林在驾驶叉车过程中违规操作撞倒棉包，原告被棉包砸中后从货车上摔倒在地，后被掉落的棉包再次砸中，致使原告身受重伤，被告将原告送往农一师医院救治并入院治疗40天。2019年4月16日，经新疆安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医学诊断结果为器质性人格改变，与2018年8月15日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2019年5月10日，经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的后遗症评定为9级伤残；12根以上的肋骨骨折的后遗症评定为9级伤残；据此产生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56995.5元。原告受伤后，被告吴雪峰与被告邬喜林陆续支付了医疗费，再未支付任何费用。原告多次找上述被告要求赔偿并解决此事，但被告以各种理由及借口拖延不予解决，原告无奈，故诉至法院。   被告吴雪峰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当时新得利公司将棉花卖给迦南公司，该公司又将棉花转卖给潘某，我方只是给潘某义务帮忙，将原告带去新得利公司装货，我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是新得利公司将厂里的装卸棉包工作承包给无资质、无安全生产条件的第三人邬喜冬，而后邬喜冬又雇佣了无叉车上岗证的邬喜林，因为邬喜林违规操作撞到车上棉包，导致原告从车上摔下，棉包又掉落将原告砸伤，原告受伤完全是因为邬喜林的侵权行为造成，故应当由邬喜林、邬喜冬及新得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邬喜林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在装车过程中，是左右两面装的，我装左面的时候，原告并不在棉包上，而我装右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二时，突然有人喊人掉下来了，原告什么时候爬上车的我并没看见，也不在我视线范围，我在下面就是按照吴雪峰的指挥使用叉车装货，当时车上棉包并未捆绑，原告本就不应该擅自爬上车顶，且原告爬上去站在高处应该能够看见我驾驶的叉车在摆放棉包，就应该尽到自身注意义务，我和原告都是8月14号去给吴雪峰干活，14号的时候我在卸车，之后我和原告去找吴雪峰要工钱，他说第二天干完装车再一起结算，结果第二天15号就发生了这个事。我认为原告要到车上去，应该给我们说一声，而叉车上加上棉包是看不见对面的，原告当时是站在高处，完全可以看见叉车摆放棉包，从而避免这次事故，因此原告本人也有过错。   被告新得利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应承担原告赔偿责任，原告及邬喜林均是受被告吴雪峰雇佣，当时我公司卖出去的是棉花不孕籽，卖给迦南公司，后来听说迦南公司又将该批货物卖给了潘某，但具体卖给谁与我公司也没什么关系。当天吴雪峰带着人来拉货，我请示了公司说是可以让他拉走，吴雪峰当时就是带着雷加福及邬喜林一起，这些人都不是我公司工人，我也不认识。因我公司每年只在当年10月至次年2月期间生产，其余时候都是停业只有保安在看守厂子，货物装卸都是由买方给保安登记后进入厂区自己负责，原告他们装货时，新得利公司人员也不在场，只有保安在，报案当时登记的也是吴雪峰的名字，综上原告损失与我公司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邬喜冬辩称，原告称“被告邬喜林在驾驶叉车过程中违规操作撞到棉包致其伤害”与本案事实不符。2018年8月13日，被告吴雪峰电话联系我需要叉车为其装卸棉包，价格为一装一卸500元。2018年8月14日我安排邬喜林给吴雪峰卸车，当天卸完后吴雪峰又安排邬喜林去装车，邬喜林在操作时由吴雪峰及另一人指挥，不存在违规操作，也没有将棉包撞到原告，因此我与邬喜林均不应当承担原告赔偿责任。我方在原告受伤后给其支付98000元，应有本案的责任主体退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证据1、阿克苏市喀拉塔派出所2018年8月17日接出警情况登记表;证明：经警务人员核查，原告受雇于第一被告，及原告被第二被告所驾驶车辆撞倒在地受伤之事实。证据2、（一）2018年8月15日的入院通知单一份；（二）2018年9月24日的出院证一份；（三）2019年4月10日诊断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系高处坠落伤及后期伤情情况之事实。证据3、出示一组医疗票据：第一张：2018年8月15日金额为11221.85元；第二张：2018年10月15日金额为160000元；第三张：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400元；第四张：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500元；第五张：2019年3月21日金额为200元；第六张：2019年5月20日金额为181.1元；第七张：2018年8月20日金额为920元：证明：原告受伤为此支出的治疗费用。证据4、（一）2019年4月16日新疆安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一份；证明：医学诊断为器质性人格改变与2018年8月15日的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二）2019年5月10日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所受损伤的后遗症评定为两个九级伤残，后期医疗费5000元、误工期27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之事实。（三）2019年4月12日由新疆安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费发票2800元及2019年4月30日由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费发票2180元；证明：原告所受伤残等级及三期后续治疗、治疗费及支出鉴定费之事实。   经质证被告吴雪峰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与证明观点部分有异议，认为从内容来看，不能证明我方与原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是能够证明原告是被告邬喜林驾驶叉车撞倒棉包后，造成原告被棉包砸伤。对住院诊断证明、出院证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我方无关。对于医疗费票据中原告所出示的第二张、第一张票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这两张票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对于原告出示的第七张票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原告出示的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通过建行卡往医院充值的票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第六张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是不能够反映出是谁购买的药品、购买药品的用途是什么，购买药需要有药店出具的正式发票。对于证据4中对证据（一）（三）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与我方无关；证据（二）（四）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对后续的医疗费5000元不予以认可，因为还未实际产生后续治疗费用，与我方无关。   经质证被告邬喜林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接处警登记表不认可，我方根本不存在违规操作，原告受伤事情是发生在2019年8月14日，但出警登记表时间是在时隔两日后的8月17日作出，并不是通过第一现场了解得出的结论；对该组其他证据无异议，但对证据中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400元、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500元、2019年3月21日金额为200元、2019年5月20日金额为181.1元票据不认可，无法核实费用使用情况；对鉴定费及后期医疗费不认可。   经质证被告新得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不认可，当时派出所是与雷加福、吴雪峰、邬喜林之间处理的，与我方无关；原告及邬喜林、均与我公司无雇用关系。对住院相关证据及鉴定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认可，但与我公司无关。   经质证第三人邬喜冬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接警记录不认可，因该记录无出警人员签名，且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并非事发当日现场核实的情况，邬喜林不存在违规操作问题，原告如何从车上掉下摔伤，邬喜林也不知情，也不存在邬喜林将棉包撞倒的事实。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9月24日金额为154722.07元的票据三性无异议；对2018年8月20日输血费用920元的票据三性无异议；2019年5月21日（庭审时根据原告陈述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的票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票据不能显示原告支付的费用和本案有因果关系；对四份银行分别为：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400元、2018年8月18日金额为500元、2019年3月21日金额为200元、2019年5月20日金额为181.1元的票据不予认可，这四份银行交费流水不能证明系原告受伤所支出的医疗费，医疗费应当由医院出具正规的票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9年5月10日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后期医疗费约需5000元不予认可，其他内容没有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中证据1.2.3.对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据4中后期治疗费不予认可。   被告吴雪峰提交证据1、照片九张；证明：原告被撞倒之后被高处坠落的棉包砸伤之事实。证据2、2018年8月15日第三人邬喜冬分两次分别向邬喜林转账共计20000元的转账凭证；证明：证明原告受伤与第三人邬喜冬存在联系。证据3、（一）2018年8月13日的被告新得利棉业与迦南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二）2018年12月10日由新得利棉业给迦南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一张；证明：货主实际为阿克苏迦南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厂内交货，运费由需方承担，说明装货的义务应由被告新得利公司承担，吴雪峰既不是货主也不是雇主。   经质证原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事发时具体的现场情况及侵权的存在。对证据2予以认可。对证据3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邬喜林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九张照片不予认可，这些照片不是当时事发时候拍的。对证据2、3予以认可。   经质证被告新得利公司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照片来看，确实是事发的地点，但是我们新得利的人不在现场。对证据2、3予以认可。   经质证第三人邬喜冬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照片可以证明以下问题，邬喜林装车的规律，首先是将板车左方的棉包装好，然后装右侧的棉包，根据照片，可以显示当时棉包是掉落了两包，而两包棉包中间还间隔一个未掉落的棉包，邬喜林驾驶的叉车，只有1米4宽，如果发生撞落棉包的事实，不可能将两个不相邻的棉包同时撞落，该组照片可以证明邬喜林不存在违规操作，且将棉包撞落的事实。对证据2予以认可，是转账给第三人母亲，用于支付原告医疗费用。对证据3认为不知道新得利公司是否签订了该合同，无法判断，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对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被告邬喜林提交证据：叉车证副本，证明邬喜林并非无证驾驶，邬喜林具有驾驶叉车的合格资质之事实。   经质证，原告、被告吴雪峰、被告新得利公司、第三人邬喜冬对该证据均不认可，认为无法确认证件内容，及驾驶资质是否已经审验。   本院认为，该证据仅是芯片卡副本，无法核实具体驾驶资质相关内容及与被告邬喜林的关联性，故本院确认该证据对本案无证明效力。   被告新得利公司无证据出示。   第三人邬喜冬提交证据1、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9月22日共计转账11笔，金额为88000元，另有现金向医院支付了10000元，以上合计给原告垫付了98000元;证明;在原告受伤以后第三人垫付了98000元的医疗费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雷加福、被告吴雪峰、被告邬喜林、被告新得利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8月13日，被告新得利公司与阿克苏迦南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不孕籽购销合同》，将其公司不孕籽184.14吨、回收棉24.56吨卖给迦南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8月14日，被告吴雪峰到新得利公司，称该批货物已经由阿克苏迦南商贸公司转卖给潘某，其受潘某委托办理装车事宜。当日，吴雪峰联系原告到新得利公司进行棉包装车工作，吴雪峰并通过新得利公司棉包装卸承包人邬喜冬，联系到邬喜林开叉车装卸棉包。2018年8月15日上午12时许，原告站在平板车上摆放棉包，被告邬喜林驾驶叉车按照吴雪峰指挥向上装车，作业过程中，原告不慎从车上摔下，而后棉包从高处掉落将原告砸伤。   原告受伤后于2018年8月15日在农一师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9月24日出院。伤情诊断为中型颅骨损伤，多发脑挫裂伤，左侧颞顶枕叶硬膜下出血等。原告共花费医疗费166863.92元（住院费154722.07元、输血费920元、农一师医院门诊检查费11221.85元）。原告出院后向新疆安宁法医司法鉴定所申请精神状态及外伤的因果关系鉴定，2019年4月16日新疆安宁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新安司鉴字（2019）第054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医学诊断：器质性人格改变；2、本症与2018年8月15日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因此支出鉴定费2800元。随后原告又向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2019年5月10日新疆振兴司法鉴定所作出新振兴（2019）法临鉴字第0305号鉴定意见书，综合评定为：原告（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该损伤后遗症构成九级伤残，（12根以上肋骨骨折）该损伤后遗症构成九级伤残。后期医疗费约需5000元。综合评定该损伤的误工期为27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90日。原告因此支出鉴定费2180元。   2017年8月17日，阿克苏市公安局哈拉塔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记载出警情况：“经了解现场雷加福在货车上摆放棉包时被叉车司机邬喜林的叉车撞倒棉花包后，被棉花包砸击后，摔倒在地受伤，现场调取了监控”。在本案原审（2020）新2901民初177号案件中，本院应原告及被告吴雪峰申请，向阿克苏市公安局调取当日处警谈话记录及现场监控，但经本院实地调取，上述证据已无法获得。   另查，第三人邬喜冬系承包新得利公司每年2月至10月间的装车劳务工作。邬喜林系邬喜冬找来为被告吴雪峰提供装车劳务的叉车司机，吴雪峰承诺工资由潘某支付，约定工资为一装一卸500元。原告受伤事故发生后，邬喜冬向原告垫付医疗费共计98000元。吴雪峰陈述其代潘某向原告垫付医疗费现金638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的赔偿主体及其雇主应当如何认定；2.原告受伤及各方责任应如何划分；3.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收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原告雷加福系被告吴雪峰接到新得利公司，在吴雪峰的指示范围内为其提供棉包装卸劳务，并承诺向其支付工资，双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认定为原告实际受被告吴雪峰雇佣，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现原告在车上摆放棉包时不慎从车上摔下，继而又被车上掉落的棉包砸伤，依据法律规定，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被告吴雪峰作为雇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虽被告吴雪峰提出抗辩，称其是为潘某义务帮忙接送雷加福到新得利棉业提供劳务，是迦南商贸公司将从新得利公司买来的棉花转卖给潘某，潘某委派吴雪峰帮忙联系人员装卸，实际潘某才是该批棉包的实际货主，也是原告的实际雇主，庭审中被告吴雪峰并坚称在原告受伤后也是潘某托人送来现金为原告垫付了63800元。本院认为，依据被告吴雪峰陈述的上述事实，本院在庭前已经向吴雪峰进行谈话询问，吴雪峰既称其与潘某系老乡关系，但其始终不能向本院披露潘某的任何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身份证号、姓名用字等，吴雪峰同时陈述其在迦南商贸公司也无法找到与潘某的买卖合同。本院询问新得利公司相关情况，该公司陈述原告受伤事故发生后的剩余货物，也是吴雪峰找人过来拉走。据此，被告吴雪峰既无法提交有关潘某的任何信息，本院无法核实其与潘某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事实，也无法通知潘某参加诉讼，本院结合有关新得利公司及原告雷加福、被告邬喜林等庭审陈述，综合认定吴雪峰就是本案原告的实际雇主，吴雪峰因对其存在委托关系举证不能，理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三人邬喜冬虽承包新得利公司棉包装车工作，但经本院庭审调查，被告邬喜林只是经其介绍驾驶叉车为吴雪峰提供装卸劳务，吴雪峰与邬喜冬之间并无结算，邬喜林在劳务中实际直接受吴雪峰的指示作业，完成吴雪峰安排的工作任务，并由吴雪峰承诺结算支付报酬，故吴雪峰亦应认定为邬喜林的实际雇主。原告认为邬喜林在驾驶叉车中因撞上棉包，致原告摔下被棉包砸伤，但本院审查2017年8月17日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该表出具时间已系事故发生两天后，且该表中无出警人员签名，且经本院向该公安机关调取现场监控及相关笔录，但均无据可查，本院结合被告吴雪峰提供的现场的照片，也无法看出邬喜林将叉车撞上棉包导致原告摔下被砸伤的相关事实，该组照片反而能够看出棉包捆扎松散，摆放凌乱，随时都有倒塌可能。因以上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邬喜林存在侵权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邬喜林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新得利公司在本案中作为货物卖方，只是提供场地供吴雪峰装卸货物，其并未参与其中指挥操作，故自身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雷加福陈述其有多年棉包装卸经验，其在作业过程中理应考虑到棉包摆放的稳定性，站在棉包高处自身更加尽到注意义务，但其疏于防范，导致事故发生，其本身亦存在过错，依据法律规定应适当减轻雇主吴雪峰的赔偿责任，为兼顾公平，本院酌定原告及被告吴雪峰应各担30%、70%责任较为妥当。   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支付的医疗费，包括三张住院充值费用共计1100元，因上述票据均为充值票，原告应出具相关医疗结算发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5月20日在温宿县益安堂药房购药费用181.1元，但其未出具医疗机构相关用药处方及正式发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后期医疗费5000元，虽鉴定意见书出具结论，但该费用并未实际发生，故本院不予处理，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综上，对原告提出的上述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2019年5月21日医疗费11221.85元，因该证据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正式发票，且主要是检查及医药费用，故本院确认该费用应认定为原告的医疗费。对原告要求赔偿的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本院按相关法律规定核算。   经本院核算，原告在本案中应获得赔偿的费用为125251.18元｛1、医疗费166863.92元（154722.07元+11221.85元+92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元（120元×40天=4800元）；3、误工费56743.2元（210.16元/天×270天=56743.12元）；4、护理费18914.4元；（210.16元/天×90天）；5、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6、伤残赔偿金152521.6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34664元，20年×22%×34664元/年=152521.60元）7、鉴定费4980元（2800元+2180元=4980元）；8、交通费35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元），（166863.92元+4800元+56743.2元+18914.4元+2700元+152521.60元+4980元+350元+2200元=410073.12元），410073.12元×70%=287051.18元。本案第三人邬喜冬向原告垫付的医疗费98000元，及被告吴雪峰陈述的代他人给原告垫付的医疗费63800元，应从原告在本案所得赔偿款中予以扣减，即扣减垫付款161800元（63800元+98000元），原告剩余应得赔偿款为125251.18元（287051.18元-161800元）。   第三人邬喜冬与被告吴雪峰陈述的委托付款人，对其上述各自垫付的款项，享有向被告吴雪峰追偿的权利。   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吴雪峰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的主张，本院按照法律规定核算后，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雪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雷加福各项损失共计125251.18元；   二、驳回原告雷加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9元，由原告雷加福负担835元，被告吴雪峰负担7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 勤   审  判  员   喻 霞   人民 陪 审员   李宗海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书  记  员   刘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