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1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广东国际大酒店A附楼****。负责人：谢乐安，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业锋，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星，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良，男，197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任友文，女，1974年6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泸县。上诉人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国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徐良及原审第三人任友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国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业锋、胡卫星，被上诉人徐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杰，原审第三人任友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国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安国律所不用退还律师费25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安国律所不用赔偿50000元；3.案件全部诉讼费由徐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工伤待遇纠纷案仲裁阶段，安国律所已经尽心尽力去为徐良争取利益，一审法院判定安国律所退还2500元费用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双方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安国律所代理徐良与中山市杰凯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凯公司）等工伤赔偿纠纷的仲裁与诉讼活动，安国律所依合同向其收取包含交通、差旅等在内的基础费用5000元。2017年8月23日安国律所按规定向其开具了5000元的收费发票。安国律所在收案后即安排律师搜集整理相关证据、撰写相关法律文书，并依照徐良的要求及相关规定，先后出差到中山市，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申请立案、参加庭审、参与调解及补充质证等仲裁活动。历时数月，安国律所的律师已充分运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责地根据法律法规完成徐良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且安国律所前期收取的5000元属于差旅、复印、调查等基础费用，实际已产生费用远超该数额，在与第三人任友文沟通后也表示不再收取事后律师费。二、工伤待遇纠纷仲裁案中，徐良实体权利已经得到赔偿，一审法院判定安国律所赔偿5万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针对徐良实体权利是否有损失问题，徐良在中劳人仲案字（2017）3255号工伤待遇纠纷案件中，因工伤待遇的赔偿项目以及赔偿数额均是以《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作为依据来确定和计算的，比较固定，有哪些赔偿项目，每个项目待遇金额怎么计算，基本没有很大的争议，同时从整个仲裁裁决书的计算过程以及结果来看，该仲裁结果基本符合事实。也就是说，徐良能得到的工伤待遇赔偿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由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负担支付的部分已经在支付的以外，差额部分也从该裁决得到合理补偿。其次，徐良在一审庭审提出在中劳人仲案字（2018）4351号工伤待遇纠纷案件中，与杰凯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杰凯公司同意一次性向徐良支付46万元，且调解结果第三项明确：申请人足额收取调解款项后，双方劳动争议结束，任何一方不得再提起仲裁或诉讼。这46万元包括十年的伤残津贴差额、十年的护理费差额、劳动存续期间的全部工资、福利待遇、补偿及赔偿等。可见，这笔款项是经过劳资双方协商后达成的一个调解协议，该协议是妥协后的产物，且金额是在解除劳动关系后达成的一个妥协性的买断金额。本次仲裁与中劳人仲案字（2017）3255号工伤待遇纠纷仲裁案件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仲裁案件。根据劳动合同法律有关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前后的工伤赔偿数额计算标准是不一致的，徐良借本次仲裁达成的调解金额与前次仲裁裁决金额的差额，反向推断安国律所因不作为导致徐良承受了损失，而要求安国律所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再次，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标的60万并不是实数，而是虚数，且未经过法定程序认定，只是徐良单方提出的一个数额，一审法院也认可这个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徐良要求安国律所赔偿差额损失2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一审法院又根据案涉劳动仲裁的标的数额（60万）与徐良两次得到的仲裁裁决款（84384.94元+46万元）的差额，酌情判定安国律所赔偿徐良5万元，这与“徐良要求安国律所赔偿差额损失2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前后矛盾。因此，徐良实体权利已经得到赔偿。三、造成徐良程序权利丧失非安国律所的过错，而应由负责本案诉讼阶段的主办律师和实习律师承担相应责任。安国律所于2017年12月13日收到中山劳动仲裁委的裁决书，经与徐良、任友文沟通确认要进行起诉后，安国律所指派相应的主办律师李燕妮及实习律师龙杏尧具体办理该案的诉讼工作，其中实习律师龙杏尧负责具体与委托人的联络及立案工作。2017年12月26日收到委托人签署的起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之后，安国律所即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出具相应的所函（2017穗安律代民字54064号），并安排龙杏尧次日办理立案事宜。实习律师龙杏尧因该段时间牵涉案外律师张小伟等转所纠纷问题（该案涉嫌合同违约，龙杏尧目前已转至品杰律师事务所，安国律所已以合同纠纷将张小伟律师及品杰律师事务所起诉至越秀区人民法院，案号2018粤01**民初4246号），不认为是自己的工作而未依安排前往立案且未及时向安国律所所里报告。2017年12月28日（起诉时效到期日）安国律所负责人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又安排实习律师张凯于次日早上前往中山再次立案。2018年1月6日，安国律所收到中山第二人民法院关于不予受理起诉的裁定，理由为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四、徐良主张的20万元赔偿没有依据，没有证据证明安国律所对此造成20万元的损失，徐良诉讼权利的丧失不等于实体权利的丧失，基于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一审判决充满了法官个人感情色彩，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徐良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安国律所在委托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是未尽到相关的义务，导致了徐良未能进入诉讼程序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未获得应当的赔偿款，导致徐良的治疗以及身体的恢复因缺乏赔偿款而没有得到最好的治疗。因此，应当由安国律所承担赔偿责任。徐良现在生活无法自理，没有家人照顾，生活起居由徐良的前妻照顾，生活十分困难，徐良确实是需要得到安国律所的赔偿款才提起的本案诉讼。本案诉讼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提起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一审判决支持的赔偿金额较少，但也是可以解决徐良部分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没有提起上诉。任友文述称：我是在2013年与徐良离婚的，徐良父母也不在了，妹妹已经出嫁了，儿子也在当兵。我一直在照顾徐良，没有再婚，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徐良。徐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安国律所向徐良退回律师费5000元并赔偿2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7日，徐良、任友文（共同作为甲方）与安国律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杰凯公司等劳动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合同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约定，案由为劳动工伤赔偿，受理机关为佛山市高明区法院等，涉案标的60万元左右，乙方担任甲方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及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人。第二条约定委托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第三条乙方的义务约定，（一）乙方委派谢乐安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律师或助理配合完成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书面认可；（二）乙方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合同约定的被委托事项，最大限度的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乙方律师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专业判断，客观地告知甲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四）乙方律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时限、时效及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五）（六）（七）（八）……。第五条律师费、工作费及支付方式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基础费用（含交通食宿、通讯复印、调查取证等费用）5000元，支付律师费事后8%。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支付；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及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等其他费用由甲方承担。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一）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三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律师费；（二）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或者违反第三条6-8项规定的义务之一，导致甲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乙方应当通过已投保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三）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不合理的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及延期支付的利息。同年8月23日，徐良向安国律所支付了律师费5000元。2017年11月24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7]3255号仲裁裁决书，对申请人徐良与第一被申请人万和公司、第二被申请人杰凯公司关于工伤待遇纠纷一案，裁决如下：“一、第一被申请人无需承担支付申请人仲裁请求的责任；二、第二被申请人须于本裁决生效后即支付申请人：（一）工伤待遇差额80484.94元（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及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期间伤残津贴差额）；（二）住宿费3900元；以上合计84384.94元；三、驳回申请人其余仲裁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安国律所李燕妮律师和王衍宪实习律师作为申请人徐良的委托代理人代理该仲裁案件并参加仲裁庭审。徐良对上述仲裁裁决结果不服，通过任友文在安国律所名为安国律师工作号的微信群表示“麻烦您们尽快去帮徐良申诉”“徐良去法院申诉还没给徐良签字呢？快15个工作日了哟”。2017年12月25日，安国律所在该微信群向任友文发送授权委托书、徐良起诉状的电子文档，表示“起诉状已经处理好，请签署四份诉状与授权委托书，邮寄给我们”。双方在微信中沟通上述委托书和起诉状的数量和签名方式，任友文确认后发送顺丰快递单照片一份，并请安国律所留意查收，安国律所次日回复收到快递。任友文表示“那麻烦你尽快去申诉，怕时间超过了”。其后，任友文在微信群中咨询徐良向中山法院申诉事宜进展，安国律所未予回复。2018年1月16日，任友文又向名为“安国律所（投融资）--谢乐安”的微信号发送微信信息，表示刚与律师联系过，律师说他在办交接工作，其问徐良的资料交法院有无超过时间，律师说不确定。同年1月22日，任友文又问“谢主任你好！关于徐良的案件交资料过期了造成没立案还有补救吗?”对方回复“可能很难了”。2018年6月6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受理了徐良提交的纪律投诉材料，并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穗律协函[2019]525号《关于徐良投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谢乐安律师一案的复函》，告知对徐良反映情况的处理结果。关于徐良诉称谢乐安律师在代理上述工伤待遇纠纷案件中，未在规定期限内代理徐良就劳动仲裁裁决书进行起诉的投诉事项，该协会经审查认为，谢乐安律师在代理该案过程中就工伤赔偿案件进行风险代理、未在规定期限内代理投诉人就劳动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起诉，与该协会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要求不符，决定给予谢乐安律师通报批评行业处分；安国律所就工伤赔偿案件进行风险代理，与该协会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要求不符，决定给予安国所责令检讨处理。关于徐良要求安国律所及谢乐安律师退还律师费的诉求，该协会经审查认为，依法该投诉请求属于司法裁量的范畴，同时，该协会已就该民事争议向安国律所及谢乐安律师发出投诉和调解申请告知，安国律所及谢乐安律师未同意调解；根据调解自愿的原则，该协会对该争议的调处处理程序终结，请徐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进行解决。2018年9月26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徐良与被申请人杰凯公司关于工伤待遇纠纷一案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8]4351号仲裁调解书，载明徐良是杰凯公司处员工，由杰凯公司派至万和公司从事焊工工作，杰凯公司已与徐良签订劳动合同，并已为徐良参加社会工伤保险；2014年6月7日，徐良在万和公司处工作中受伤后没有上班，并于2018年9月26日提出与杰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杰凯公司已支付徐良中劳人仲案字[2017]3255号仲裁裁决书上的裁决款项84384.94元；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杰凯公司同意于2018年10月15日前以银行转账形式一次性向徐良支付调解款460000元，该调解款包括十年的伤残津贴差额、十年的护理费差额、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工资、福利待遇、补偿及赔偿等；徐良足额收取上述调解款项后，双方全部的劳动争议结束，任何一方不得再就劳动争议提起仲裁或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安国律所是否违约，是否应当向徐良返还已收取的5000元和作出赔偿。徐良、任友文与安国律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安国律所指派律师代理徐良与杰凯公司等劳动纠纷一案的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及执行阶段，且“乙方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合同约定的被委托事项，最大限度的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安国律所指派的律师负有代理徐良与杰凯公司劳动纠纷一审等诉讼阶段案件的合同义务，并且依据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清楚知道若未按法律规定在收到劳动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法律后果。现徐良已举证证明其不服裁决，催促安国律所起诉的事实。而广州市律师协会关于徐良投诉安国律所一案的复函，也认定了安国律所谢乐安律师在代理该案过程中就工伤赔偿案件进行风险代理违反相关规定、未在法定期限内代理徐良就劳动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起诉等事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安国律所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徐良未能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继续要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已构成违约。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安国律所无正当理由不提供合同约定法律服务或者违反合同第三条关于代理人的义务的，徐良有权要求安国律所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律师费。安国律所已收取的系含交通食宿、通讯复印、调查取证等费用的5000元基础费用。鉴于相关劳动仲裁庭审系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安国律所指派律师为徐良提出仲裁、取证和出庭，确已提供该部分法律服务；徐良通过裁决获得一定的赔偿，安国律所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故一审法院酌情判令安国律所向徐良退回基础费用2500元。徐良要求安国律所赔偿委托代理合同标的600000元与其实际获得赔偿金之间的差额损失200000元。但无论该委托代理合同标的金额，还是徐良在劳动赔偿仲裁案件中主张的1875957元赔偿金额，均系徐良单方面提出，现未经法定程序无法认定徐良可获得的赔偿金额。徐良要求安国律所赔偿差额损失20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基于安国律所的违约行为确实损害徐良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根据案涉劳动仲裁裁决的标的、安国律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的程度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判定安国律所赔偿徐良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因此，安国律所抗辩称已尽心尽力为徐良争取利益，其程序权利丧失并非该所过错，应由主办律师及实习律师承担相应的责任等抗辩意见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10月16日判决：一、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良退还律师费2500元；二、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良50000元；三、驳回徐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2.5元，由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负担。经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安国律所应否退还徐良律师费2500元及赔偿徐良50000元。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安国律所在履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违约，其未及时代徐良对案涉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导致徐良程序权利的丧失。至于徐良实体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的问题，正如安国律所所言，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徐良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人民法院支持在提起诉讼时是并不确定的。现徐良就案涉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权利业已丧失，无法进入诉讼程序，安国律所主张徐良实体权利并未受到侵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其次，从道德判断的角度来看，徐良因伤致残，生活困难，属社会的弱势群体，人民法院的判决应当突出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再次，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任何违约行为都应当受到否定的评价。安国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其违约行为亦应受到否定的评价，在其未能举证证实徐良的实体权利未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酌情判决其赔偿徐良50000元体现了该价值取向。最后，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安国律所指派律师代理徐良与杰凯公司等劳动纠纷一案的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及执行阶段。现由于安国律所的违约，已不存在后续的一审、二审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安国律所的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一审法院酌情判令其退还徐良律师费2500元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酌情判令安国律所退还徐良律师费2500元及赔偿徐良50000元合乎情理，亦属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范畴，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徐良、任友文与安国律所签订，安国律所主张应由主办律师及实习律师承担相应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安国律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5元，由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本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