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1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法定代表人：陈晓明，该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超，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萍，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京金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和燕路**iv>法定代表人：左光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超，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萍，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国梅，女，1951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国华，女，1963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审第三人：尹亚琴，女，1958年7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原审第三人：周志伟，男，1951年6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审第三人：倪寿芝，男，1954年3月3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审第三人：朱彦栋，男，1983年8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建文，男，1954年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祝达中，男，1963年3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审第三人：王建伟，男，1968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盛英逸，男，1964年6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伟青，女，1968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蒋春元，男，1955年8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审第三人：张琴，女，1975年5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巍，男，1970年7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玉芬，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投资公司）、南京金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管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国梅，原审第三人朱国华、尹亚琴、周志伟、倪寿芝、朱彦栋、周建文、祝达中、王建伟、盛英逸、王伟青、蒋春元、张琴、张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超、王丽萍，被上诉人朱国梅、朱彦栋、周建文、王建伟、盛英逸、王伟青、张琴、张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鲍玉芬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朱国华、尹亚琴、周志伟、倪寿芝、祝达中、蒋春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盛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朱国梅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国梅承担。金盛管理公司的上诉请求除金盛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外，增加改判支持其要求朱国梅完成金桥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12.704%股权工商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朱国梅无诉讼主体资格。《关于整体收购金桥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签订乙方是包括朱国梅在内的金桥公司的14位股东，朱国梅无权以个人名义单方面解除《框架协议》，其他股东周志伟、祝达中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框架协议》。二、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已依据《框架协议》积极履行了所有义务。《框架协议》没有解除的法定事由及约定的解除条款，应继续履行。1.根据《框架协议》第5.1条约定，金盛投资公司已于2015年7月2日完成1500万元转账，2015年7月7日，朱国梅21%股权已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的义务已履行完毕，朱国梅未配合变更登记12.704%股权。2.《框架协议》第5.2条、第5.3条约定的进一步收购股权工作，因朱国梅不予配合、一直不能提供完整审计的相关资料，致使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无法进行，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3.《框架协议》的目的是整体收购金桥公司股份，金桥公司未产生经营风险，合同的目的可以实现，双方可以进一步协商履行，解除《框架协议》将给双方带来重大损失，引起连环诉讼，不利于双方利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三、金盛管理公司与朱国梅之间的2015年6月27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没有解除的基础。1.依据股权转让协议，金桥公司已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同意朱国梅转让股权。2015年7月，金盛投资公司派驻人员与金桥公司成立共管小组，签署《共管期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召开共管会议，金盛管理公司以股东身份参与管理，金桥公司其他股东对此知情。根据最高法院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919号的观点，股权转让已变更登记，且已实际参与公司管理，不宜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而签订，《框架协议》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双方另行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及便于双方对股权收购协议的顺利进行”。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最终确定了朱国梅向金盛管理公司两次转让股权，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没有与《框架协议》相联系的条款,《框架协议》是否解除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一审法院以《框架协议》解除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框架协议》的目标公司是包含金桥公司实际掌控的13家公司，一审法院以目标公司之一常州市美林江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公司）进入破产清算使得《框架协议》第11条第1项约定的终止条件成就，以及金盛投资公司诉讼要求美林公司及相关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足以认定《框架协议》目的没有实现，并判决解除《框架协议》错误。1.《框架协议》是金盛投资公司收购朱国梅持有的金桥公司84%的股权，金桥公司旗下的12家公司并非金盛投资公司收购标的，仅在金桥公司或者整体破产时，才会出现股权转让目的无法实现，美林公司破产不影响金桥公司股权的转让及后续。一审法院将目标公司进行了缩小解释，曲解了《框架协议》含义，且《框架协议》第11条第1项约定的是合同终止的条件，非解除合同条件。2.尽管《备忘录》变更了金盛投资公司借给金桥公司的1500万元借款用途，但未改变借款性质，金盛投资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可以要求美林公司及相关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支持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朱国梅辩称：《框架协议》已不具备履行性，从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完全具备解除条件。1.朱国梅系本案适格主体，《框架协议》签订主体系金盛投资公司与朱国梅。2.《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部分义务。根据《框架协议》第5条“特别约定”，金盛投资公司在朱国梅同意先行以0.5元转让其持有的33.704%股权后，金盛投资公司借款1500万元给金桥公司用于日常经营。此后，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又签订《备忘录》，将该1500万元借款的用途特定为用于偿还《框架协议》中第5.3条所约定的8000万元以内的特殊债务，表明朱国梅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后，金盛投资公司所支付的1500万元即为《框架协议》履行的先行义务和必要条件，亦为其履约的诚信保障，且1500万元的实质是偿还《框架协议》第5.3条所约定的部分特定债务，而不是借款，借款仅是一种形式，是在出现无法履行的情形下，使得金盛投资公司的投入退出得到保障，但金盛投资公司2016年6月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起诉要求归还借款，使得该1500万元成为债权，而剥离出金盛投资公司已履行的《框架协议》义务范围，上述事实是朱国梅诉请解约的基础事实依据。虽然金盛投资公司一直声称要继续履行《框架协议》，但其将该1500万元的性质以调解书形式确认为债权并向美林公司申报破产债权的行为，充分表明其拒绝履行《框架协议》，金盛投资公司为了无偿占有朱国梅的股权，其行使抗辩时又称愿意履行，但又不愿意付诸实施。其实，当金盛投资公司主张其先行支付的1500万元作为债权时，就应知晓朱国梅已取得《框架协议》的解约权。2.金盛投资公司关于《框架协议》标的仅指朱国梅持有的金桥公司84%股权，其他12家公司并非收购标的，与事实不符。金桥公司旗下12家公司均是金桥公司实际全权、全资或控股掌控的公司，且金桥公司核心资产均已投向美林公司，通过受让金桥公司股权即可实际控制包括金桥公司在内的13家公司，任何一家公司进入清算均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金盛投资公司如不明知此点，就无需朱国梅提供13家公司的全部资料，金盛投资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前明知13家公司均为目标公司，《框架协议》也明确约定目标公司是13家公司。另外，双方签订的《共管期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也证明目标公司是指包含金桥公司在内的13家公司。美林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根据《框架协议》第11条约定，《框架协议》符合解除条件。3.金盛管理公司系金盛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与朱国梅就案涉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履行《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并非独立于《框架协议》之外的单独协议。因此，解除《框架协议》，应同时解除金盛管理公司与朱国梅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金盛管理公司返还所得股权。综上，金盛投资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又想无偿占有朱国梅股权，显然违背公平合理原则，且《框架协议》约定的终止情形已然出现，《框架协议》的解除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朱国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框架协议》；2.解除朱国梅与金盛管理公司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金盛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桥公司21%股权返还给朱国梅；3.解除朱国梅与金盛管理公司就已转让的金桥公司12.704%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4.本案诉讼费用由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8日，金盛投资公司（股权受让方、甲方）与朱国梅、朱国华、尹亚琴、周志伟、倪寿芝、朱彦栋、周建文、祝达中、王建伟、盛英逸、王伟青、蒋春元、张琴、张巍（股权转让方、乙方）签订《框架协议》，约定：乙方为金桥公司之现有股东，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同时，金桥公司实际全权、全资或控股掌控以下企业：（1）美林公司、（2）江阴金美林置业有限公司、（3）常州市金达置业有限公司（已在减资公告期）、（4）常州市金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5）常州金桥机电五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6）常州市太阳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7）常州市硕利物资有限公司、（8）常州市新金桥控股有限公司、（9）常州市博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10）常州市天润软件有限公司、（11）常州市金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2）江苏天润本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上所有公司（包括金桥公司实际全权、全资或控股掌控以下企业）共计13家，共同简称为本协议“目标公司”。乙方承诺其与甲方另行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签约之前将常州市金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入金桥公司名下。乙方愿意依其与甲方另行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于甲方；甲方愿意依双方另行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上述转让之股权及权益。乙方承诺，甲方或甲方授权的其关联企业及个人愿以1元人民币价格受让金桥公司朱国梅股东股权，朱国梅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出让，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应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承诺以甲方或甲方授权的其关联企业及个人名义按每股1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除朱国梅外的其他股东所拥有的金桥公司共15.296%股权，共计33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经审计核实后，分期分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期限安排为：二年内分期支付）。本《框架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甲方（包括甲方授权的关联企业及个人）同意先行以0.5元人民币股权对价款受让朱国梅持有的84.704%股权中的33.704%的股权（股权收购协议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与朱国梅另行签订），甲方借款1500万元给金桥公司用于日常经营，但此款需在甲乙双方共同监管下使用，该借款于2015年6月10日前支付（甲方与金桥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前另行签订借款协议，朱国梅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甲方在尽职调查及审计工作完成，且目标公司符合甲方收购条件的前提下，乙方承诺除朱国梅外的其他股东每人按每股1元人民币出让所拥有的金桥公司共15.296%股权，朱国梅以0.5元人民币出让所拥有的金桥公司51%股权（股权收购协议届时另行签订）。甲方完成股权收购后，目标公司约捌仟万元以内的经甲方及目标公司审计确认后的特殊债务甲方优先安排目标公司予以分期偿还。期限安排为：二年内分期支付。如有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在下列任何情况下，任何一方可立即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议：（1）目标公司进入清算程序（除非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准许而为善意重组或合并目的）；（2）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协议终止情形。2015年6月27日，朱国梅（出让方）与金盛管理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金桥公司的股权中的4626.76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1%），（其中实缴4626.7620万元，未缴0万元）以人民币0.5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2015年7月7日，江苏省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备案登记。2015年6月27日，朱国梅（出让方）与金盛管理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金桥公司的股权中的2798.884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704%），（其中实缴2798.8849万元，未缴0万元）以人民币0.5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2015年7月2日，金盛投资公司（股权受让方、甲方）与朱国梅（股权转让方代表、乙方）签署《备忘录》一份，内容为：鉴于甲乙双方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了《框架协议》，现双方对于以下事宜达成备忘如下：一、对于框架协议中第5.1条中乙方朱国梅所转让的金桥公司33.704%的股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只能办理21%的股权转让登记备案手续。乙方在签订21%股权转让法律文件同时即与甲方签署朱国梅所持有股份中12.704%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备案的法律文件。乙方同意将朱国梅所持剩余63.704%的股权中的17.296%质押给甲方，同时乙方同意将目前无法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的12.704%股权先期质押给甲方，待登记备案条件完备后甲方即可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签署30%股权质押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乙方须在2015年7月10日办理完毕。上述手续经工商部门审核同意并收件的同时（时间最迟不得迟于2015年7月15日完成备案手续），甲方将框架协议第5.1条中的借款1500万元交付乙方。对于该1500万元借款用途，经双方协商变更为用于支付框架协议中第5.3条所约定的约8000万元以内的部分特殊债务，乙方须就该1500万元的处理情况书面报告甲方，并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二、其余份额的股权转让的登记备案手续办理时间节点以及框架协议中第5.3条所约定的约8000万元以内的6500万元部分特殊债务的支付时间节点，双方根据框架协议的原则约定，另行议定实施细则。三、对于框架协议中第5.1条中的借款1500万元以美林公司借用，由金桥公司、常州金桥机电五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市太阳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朱国梅提供连带担保。针对签订本次协议之前及之后甲方借款给美林公司用于归还平安银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由乙方予以配合完善相关借款手续。四、框架协议中5.4条变更为：双方同意将金桥公司所拥有的无锡金太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57%股权纳入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范围，但乙方明示：金桥公司所拥有的无锡金太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57%权益另有至少1.6亿元债务未含在框架协议附件债权债务之中，现甲方确认：若经过甲方审计前述债务未明显突破1.6亿元，乙方同意甲方将其纳入框架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收购范围，如其债务明显突破1.6亿元甲方可选择按原第5.4条执行。五、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甲方对目标公司的公关小组及相关审计人员，双方同意在2015年7月18日前进驻目标公司，共管小组全面介入目标公司经营管理，乙方予以全面配合。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进行了印模以及公司相关资料的交接工作，并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共管期间的协调会。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7月6日，鼓楼法院就金盛投资公司诉美林公司、金桥公司、常州金桥机电五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市太阳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朱国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出具（2016）苏0106民初477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美林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偿还金盛投资公司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还查明，2016年7月20日，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苏0411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常州金莎混凝土有限公司对美林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案一审争议焦点：案涉《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予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关于整体收购金桥公司股权的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发生争议，引发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当予以解除。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框架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问题。双方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乙方承诺，甲方或甲方授权的其关联企业及个人愿以1元人民币价格受让金桥公司朱国梅股东股权，朱国梅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出让，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应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上述约定，金盛管理公司与朱国梅签订的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系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履行，而非独立于《框架协议》之外的单独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朱国梅要求解除框架协议，其自然有权就已经部分履行的事项要求恢复原状，即解除其与金盛管理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其次，朱国梅要求解除《框架协议》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双方在《框架协议》中约定：在下列任何情况下，任何一方可立即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议：目标公司进入清算程序（除非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准许而为善意重组或合并目的）。案涉《框架协议》约定：以上所有公司（包括金桥公司实际全权、全资或控股掌控以下企业）共计13家，共同简称为本协议“目标公司”。据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美林公司系《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目标公司之一。2016年7月20日，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1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常州金莎混凝土有限公司对美林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金盛投资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在法院受理前曾得到其书面准许。据此，双方合同中约定的终止条件成就，朱国梅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案涉《框架协议》。同时，因金盛管理公司在受让股权后，并未对金桥公司实际进行经营管理，故朱国梅要求一并解除其与金盛管理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再次，从双方签订案涉《框架协议》之后的履行情况来看。《框架协议》签订后，朱国梅将其持有的金桥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金盛管理公司，朱国梅亦向金盛投资公司移交了相应的印模及部分公司材料。但此后，双方却未就《框架协议》的进一步履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不仅未按《备忘录》的要求成立共管小组，也并无共管小组全面介入公司进行经营管理。金盛投资公司在签订《框架协议》后，未及时完成尽职调查及审计工作，亦未确定目标公司是否符合其收购条件，亦未以每股1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金桥公司除朱国梅以外其他股东所持有的15.296%的股权。2015年7月28日，双方虽召开了第一次共管期间的协调会，但并未就有关事项形成一致意见。此后，金盛投资公司并未积极催促朱国梅继续履行《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上述事实足以表明金盛投资公司并无继续履行《框架协议》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事实上已经不再履行。最后，从案涉《框架协议》签订时的背景来看。2015年5月28日，双方签订《框架协议》时，常州地区房地产市场低迷。金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美林公司开发的楼盘已经停工，美林公司、金桥公司面临大量的资金及诉讼压力。因此，朱国梅陈述其签订案涉框架协议的目的系“为了考虑美林公司在建工程顺利建成，怕引起社会矛盾，在此情况想引进新的投资方……”、“真实目的是想把美林项目推进下去”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双方在签署框架协议后，金盛投资公司并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收购行为，虽然其向目标公司之一美林公司出借了1500万元，但之后却又通过诉讼要求美林公司及相关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框架协议》的目的没有实现，因此，朱国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相关协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而金盛管理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朱国梅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金盛管理公司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框架协议》；二、解除朱国梅与金盛管理公司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一份协议转让股权占注册资本的21%，另一份协议转让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2.704%）。金盛管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朱国梅办理股权回转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金盛管理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30元，公告费900元，合计1030元，由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金盛管理公司负担。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二审中提交2014-2016年常州市区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走势图及2016年1月-12月常州市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月度走势图。拟证明：金盛投资公司和金盛管理公司在金桥公司最困难时达成了《框架协议》，但朱国梅在常州市房地产开始复苏时于2016年8月起诉要求解除协议，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朱国梅质证称，1.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不符合证据要件，不清楚证据来源，且不认可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的证明目的，如按照常州市当时商品房销售价格趋势，美林公司就无须在2016年7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金盛投资公司2016年5月起诉要求返还1500万元的事实表明，如当时房价处于上升趋势，金盛投资公司也无必要要求返还1500万元投入。朱国梅二审中提交《框架协议》附件。拟证明：对于目标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包括8000万元特殊负债有明确范围，当时金桥公司资产达到4亿余元。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质证称：对附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8000万元特殊债务，根据《框架协议》第5.3条约定，支付特殊债务有两个前提，一是全部股权收购后，二是审计确认，且两年内分期支付。本院认为，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提交两份走势图因未提交原件并说明证据来源，且朱国梅对其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对朱国梅二审中提交《框架协议》附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框架协议》“鉴于”部分：“基于上述鉴于条款，为便于双方另行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及便于双方对股权收购协议的顺利履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共同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原则，按照下列条款和条件达成如下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以兹共同信守”。《框架协议》第2.3条约定“乙方保证应及时、全面、真实地向甲方披露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信息、重大交易及投资项目的建设情况，并提供甲方所需的目标公司的其他信息、资料，尤其是目标公司尚未向公众公开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利于甲方更全面地了解目标公司的真实情况”。第3.1条约定“乙方同意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自行委托安永审计事务所或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相关知名专业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同时乙方同意甲方委托相关知名工程造价审计事务所，对目标公司相关工程进行审计，以作为甲方是否另行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的重要参考，上述审计事务所出具书面审计结果前，应获得乙方认可。对审计内容明显有失客观公允的，乙方有权质疑，并协同审计机构依审计规范协调解决争议”。第3.2条约定“乙方同意本协议签订之后，甲方即组建专项工作组（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审计、营销、工程、前期、法务）进驻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乙方承诺全力配合甲方的尽职调查工作），以有利于尽早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第3.5条约定“乙方承诺，如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至双方另行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前，基于审计结论为目标公司明显出现资不抵债或目标公司出现重大事宜使得股权转让交易无法实现时，甲方有权书面告知乙方决定停止股权收购工作并解除本协议的，乙方不向甲方追究任何责任。除此之外，甲方承诺应于共管期内根据本框架协议约定有关条件、对价，与乙方正式签订股权收购协议”。2.一审庭审中，朱国梅陈述《框架协议》签订背景和目的：常州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屋价格和销售不顺。金桥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银行贷款包括社会融资都很紧，为了考虑美林在建工程顺利建成，怕引起社会矛盾，在此情况想引进新的投资方，当时10亿元平安银行贷款到期，我们无法还利息，我们提出寻找新的合作者，通过平安银行才与金盛投资公司认识，进行具体的洽谈。在这个情况下与金盛投资公司达成《框架协议》，其实真实目的当时就是想把美林项目推进下去。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朱国梅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案涉《框架协议》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本院认为：一、朱国梅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主体适格。朱国梅一审诉讼请求：1.解除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2.解除朱国梅与金盛管理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金盛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桥公司21%股权返还给朱国梅；3.解除朱国梅与金盛管理公司就已转让的金桥公司12.704%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尽管《框架协议》签订主体乙方为包含朱国梅在内的金桥公司14名股东，但朱国梅持股比例为84.704%，《框架协议》明确14名股东共同授权委托朱国梅为代表人，负责签署该协议，且仅有朱国梅与金盛管理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故朱国梅提出上述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关于朱国梅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朱国梅请求解除其本人与金盛投资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部分及其与金盛管理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据。理由是：1.关于案涉《框架协议》签订的背景和目的，朱国梅一审庭审中陈述：《框架协议》中的目标公司包含了金桥公司及其实际全权、全资或控股掌控的12家公司，美林公司是目标公司的核心资产，当时常州房地产市场低迷，金桥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美林公司在平安银行10亿元贷款到期，无法还息，为了美林公司在建工程顺利建成，引进新的投资方，通过平安银行与金盛投资公司洽谈并达成《框架协议》，真实目的是想让美林项目推进下去。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对上述陈述未提出异议，认可金桥公司存在经营困境，故朱国梅签订《框架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投资者，解决资金困难，推进美林公司在建项目工程。在此背景下，《框架协议》第4.1条约定：朱国梅承诺，金盛投资公司或其授权的关联企业以1元价格受让金桥公司股东朱国梅的股权，朱国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出让。结合金盛投资公司与朱国梅于2015年7月2日签署的《备忘录》第三条的约定，《框架协议》关于第5.1条中的借款1500万元以美林公司名义借用，签订本次协议之前及之后金盛投资公司借款给美林公司用于归还平安银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由朱国梅配合完善相关借款手续的约定，以及金盛投资公司起诉美林公司，要求美林公司归还150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可以认定朱国梅陈述其签订案涉《框架协议》的目的系“为了考虑美林公司在建工程顺利建成，怕引起社会矛盾，在此情况想引进新的投资方……”、“真实目的是想把美林项目推进下去”，符合当时实际情况。2.《框架协议》第5条“特别约定”明确：金盛投资公司同意先行以0.5元受让朱国梅持有的84.704%股权中33.704%的股权，金盛投资公司借款1500万元给金桥公司用于日常经营，但此款需在双方共同监管下使用。即金盛投资公司出借1500万元的目的是用于金桥公司的日常经营。根据《框架协议》第5.3条的约定，金盛投资公司完成股权收购后，需分期偿还8000万元特殊债务。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又签订《备忘录》，对于该1500万元借款用途，经双方协商变更为用于支付《框架协议》第5.3条所约定的8000万元以内的部分特殊债务，朱国梅须就该1500万元的处理情况书面报告金盛投资公司，并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即《备忘录》将该1500万元借款的用途特定为用于偿还《框架协议》第5.3条所约定的部分特殊债务。根据上述约定，朱国梅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后，金盛投资公司所应支付的1500万元即为其《框架协议》的履行义务和必要条件，且双方确认的1500万元用途是用于是偿还《框架协议》第5.3条约定的部分特定债务，《备忘录》第三条也仅是约定朱国梅配合完善相关借款手续，并没有约定归还日期。在《框架协议》及《备忘录》对1500万元的用途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金盛投资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美林公司归还1500万元及利息，违反了《框架协议》及《备忘录》的约定，且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再履行《框架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朱国梅可以要求解除《框架协议》。因其他13名股东未授权委托朱国梅起诉解除《框架协议》，故朱国梅可以要求解除其本人与金盛投资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部分，无权要求解除其他13名股东与金盛投资公司签订《框架协议》部分，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全部《框架协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框架协议》、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签订后，双方进行了印模以及公司相关资料的交接工作，并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共管期间协调会。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上诉主张因朱国梅不予配合、不提供审计相关资料，致使其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无法进行，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3.《框架协议》第11条约定：在下列任何情况下，任何一方可立即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议：（1）目标公司进入清算程序（除非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准许而为善意重组或合并目的）。金盛投资公司2016年7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林公司归还案涉1500万元本息，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苏0411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常州金莎混凝土有限公司对美林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在金盛投资公司的行为表明其不再履行《框架协议》，且美林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之一及金桥公司的核心资产，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框架协议》第11条约定的终止条件。如前所述，《框架协议》符合解除条件，金盛管理公司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与朱国梅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系朱国梅与金盛投资公司履行《框架协议》的行为，并非独立于《框架协议》之外的、与《框架协议》无关的协议。《框架协议》解除后，金盛投资公司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以金盛管理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受让的朱国梅持有的股权，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决解除《框架协议》的同时解除金盛管理公司与朱国梅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据。金盛管理公司要求朱国梅完成金桥公司12.704%股权工商变更手续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盛投资公司、金盛管理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解除其他13名股东与金盛投资公司签订《框架协议》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变更，其余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初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解除朱国梅本人与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关于整体收购金桥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框架协议（不包含朱国华、尹亚琴、周志伟、倪寿芝、朱彦栋、周建文、祝达中、王建伟、盛英逸、王伟青、蒋春元、张琴、张巍与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关于整体收购金桥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框架协议）；二、维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初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审案件受理费155元，由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金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30元，由南京金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5元。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5元中剩余部分25元由本院退还，南京金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5元中剩余部分130元由本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红建审 判 员 陈志明审 判 员 侍 婧法官助理 余 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庆姝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