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2006年2月16日出生。上诉人兼李某1之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刘某（李某1之母），1976年11月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90年11月27日出生。上列三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颖，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诗，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贵森，男，1958年6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文志，男，1953年12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庆，男，1956年9月30日出生。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滨，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良，女，1975年12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幼南，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炳瑞，男，1978年9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钢，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彬，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一平，男，1957年12月30日出生。上诉人刘某、李某1、李某2（以下简称刘某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廖良、韩炳瑞、吴钢、王志彬、郝一平（以下简称张贵森等八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20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询问，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等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某等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张贵森等八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且涉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由于一审判决将受害人李某3认定为组织者，从而歪曲了本案适用赔偿责任或者公平责任原则的事实基础。（1）一审判决认为李某3系本次聚餐饮酒的组织者之一，并据此作为张贵森等八人免责的重要理由，但聚餐饮酒的组织者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也并非只有活动组织者才承担赔偿责任，且一审判决并未查清组织者究竟是谁。本次聚餐的众多参与人中，既有提议者，也有订餐者，还有买单者和争着买单的，一审判决仅凭李某3是买单者和最晚离场就推定其是组织者之一，既没有事实根据，又不符合逻辑。（2）一审判决对本案聚餐饮酒所涉及的饮酒数量未予查明。李某3因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那么聚会中的饮酒数量应为本案调查的重点。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某3对损害的发生并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适用公平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李某3因聚餐饮酒死亡是本案所涉各当事人均未能预料的偶发事件，如果一审判决不能查清案件具体事实，难以确定过错责任，也应基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和情形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张贵森等八人承担补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李某3为本次聚餐饮酒致害事实的责任人，且应对自己的饮酒行为负责是错误的，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1）李某3在此次聚会前身体状况良好，酒后意识清楚，未出现酒后意识不清等异常行为，不仅如此，李某3尚能打车送人回家，说明其举止正常，张贵森等八人在酒后顺利离场且未发现李某3有异常情况，足以说明本次聚餐饮酒的过程及状态均在各参与人的合理预见范围之内，故李某3对其酒后发病死亡这一后果并不存在过错。（2）一审判决以“完全行为能力”为由规避《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适用，背离了基本的立法精神和内在逻辑。公平原则的适用正是对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在合理范围和幅度内的行为及活动所产生的损害而确定补偿责任。（3）一审判决排除适用公平原则也偏离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同时也与我国司法审判活动的既有实践大相径庭。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存在劝酒、醉酒、酒驾、当事人行为异常或者具有自我伤害行为的情况下，本次聚餐饮酒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均应承担公平补偿受害人损害的责任。张贵森、宋文志、孙国庆（以下简称张贵森等三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1.李某3是导演，其为了拉赞助组织饭局谈业务，是其邀约张贵森和孙国庆，故其是组织者。2.聚餐当日喝的是啤酒，席间无人劝酒，也无人醉酒，对李某3是否患病均无从知晓，故不能要求张贵森等三人对李某3的死亡产生合理的预见并履行注意义务，张贵森等三人对李某3的死亡不存在过错。3.李某3在明知自己身体有病的情况下组织酒局，其对自己可能产生的后果应有预见性，且其主观持放任态度，因李某3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意识到自身疾病可能因饮酒引起的后果而自甘风险，故李某3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4.搭载李某3的出租车司机证实李某3凌晨乘车时意识清醒、神志清晰，可以正常沟通，而李某3与张贵森分开时是前日晚上22点，可以看出李某3与张贵森等三人在一起时没有醉酒状态，故刘某等三人要求张贵森等三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是不恰当的。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某等三人在一审中承认李某3生前有喝酒习惯，而李某3患有2型糖尿病，其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而公平原则是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来适用，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适用公平原则正确。6.李某3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死亡原因是医生猜测的，不能代替尸检结果，无法直接证明李某3死亡系酒精中毒所致。廖良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刘某等三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韩炳瑞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发当天晚上7点左右，李某3打电话让我去跟在场的被上诉人喝几杯酒，除了廖良和李某3外，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只在现场停留20分钟。吴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聚会当天晚上宋文志邀请我一起参加，在此之前我只认识宋文志。王志彬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聚会当天中午，我与张贵森、郝一平、宋文志一起吃饭，因为我心脏有3个支架，当天中午我也没有喝酒。下午我们四人一起喝茶，我要离开时张贵森说有一个朋友要见我们，故我才参加的聚餐。吃饭时我没喝酒，饭局没有结束我和郝一平就走了。我与孙国庆认识大约一年，也没有什么来往，孙国庆为我和郝一平打车，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认为李某3的死亡与我没有关系。郝一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聚会当天中午，宋文志请我与王志彬吃饭，当时有没有张贵森记不清了。后在喝茶过程中宋文志与王志彬让我去参加晚上的聚餐，晚餐时我只寒喧了一下就离开了。刘某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贵森等八人共同赔偿刘某等三人医疗费2156.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7315元、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交通费2000元、丧葬费64272元、误工费6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要求张贵森等八人赔偿75％合计1381831.20元；2.判令张贵森等八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系李某3的妻子，李某1系李某3与刘某之婚生子。李某2系李某3与前妻田某之子。李某3的父亲李某4于2018年5月8日去世，母亲韩某于2007年11月2日去世。2019年3月27日晚，李某3与张贵森、宋文志、廖良、孙国庆、吴钢、王志彬、郝一平共同在北京市西城区沁旺达餐厅一起就餐并喝酒，韩炳瑞中途加入就餐并提前离开。该餐厅包间没有监控录像，根据饭店大堂监控录像显示：1.各方当事人进入餐厅的时间：17：13：03，张贵森、宋文志进入餐厅；17：15：50，郝一平、王志彬进入餐厅，6分钟后进入包间；17：53:43，吴钢进入餐厅；17：58：10，一位案外人（女士）进入餐厅；18:04：43,李某3手提纸袋与孙国庆一起进入餐厅；18:35:45，廖良进入餐厅；19:11:24，韩炳瑞进入餐厅。2.各方当事人离开餐厅的时间：19:57:43，张贵森送韩炳瑞走出包间，随后李某3走出包间，三人在包间外停留话别；19:58:47，韩炳瑞离开餐厅，同时李某3未返回包间而直接前往柜台查看账单，并与服务员交流至20:03:00返回包间；20：11：00，李某3前往柜台与服务员交流，随后案外人走出包间；20:11:57，案外人与李某3在大厅交谈；20:13:14，李某3返回包间；20：13：30，廖良与案外人一起离开餐厅；20：14：45，李某3与孙国庆送郝一平、王志彬离开餐厅；20：16：46，李某3与张贵森在柜台抢着付账，最后由李某3用手机微信结账；20：22：54，孙国庆退掉两瓶啤酒；20：26：39，孙国庆离开餐厅；20：30：18，李某3与吴钢、张贵森与宋文志先后一起离开餐厅。在一审中，刘某等三人认可李某3于2019年3月27日晚8点16分在沁旺达餐厅通过微信方式结账，并于当晚8点半左右离开餐厅。用餐结束后，李某3与张贵森、宋文志三人前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东街的金色年华KTV唱歌并喝酒，后李某3送宋文志、张贵森回家后，自行乘坐出租车回家，在出租车上因身体不适，被出租车司机送往世纪坛医院并报警。李某3于2019年3月28日03时22分去世。李某3的急诊抢救病历显示“现病史：患者于约10分钟前自行乘坐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司机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呼之不应，遂送至我院，急诊值班医生于出租车上检查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呼之不应，颈动脉搏动消失，遂立刻将患者转移至抢救平车行胸外按压，并送入抢救室开始抢救”。李某3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Ⅰ（a）直接死亡原因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为3小时；（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为急性酒精中毒，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为7小时；Ⅱ其他疾病诊断（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无关的其他重要情况）为2型糖尿病”。出租车司机鲍某于2019年3月28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所做询问笔录显示：“2019年3月28日凌晨0点多，我由北三环西侧辅路向南行驶。经过中央电视塔门前时，发现有一名男子在路边招手叫车，于是我就停在他旁边，这个男子来开车门上车后，跟我说自己想要回家，家住大兴区，我当时看到这个男子满嘴酒气，但是意识还很清醒，所以就决定送他回家。我打表后一边开车一边问他具体住在大兴区什么地方，他问我大兴团河认不认识，我说认识，于是他就说让我先奔团河附近开。我沿着三环辅路向南行驶，这时我发现醉酒乘客闭着眼哼哼，我怕他喝多了吐我车上，所以行驶了大约200米左右，我就靠边想让他吐在路边，结果他没有吐，于是我就继续开车向南行驶。开着开着我发现这个醉酒乘客不吭声了，我叫他，他也没反应，我担心他怕出什么事儿，于是就一拐弯，直接将他送到了世纪坛医院。到了急诊室外，我下车了到急诊室叫医生出来查看，结果医生叫他，他也没有反应，再一摸他脉搏，医生发现比较微弱，于是就让我跟着一起把这个醉酒乘客抬下车。我们一起抬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小便失禁了。再后来医生就对他进行抢救，但是好像抢救不过来了，于是我就打电话报警了”“该乘客自己一个人站在路边，伸手打车，站姿当时还挺直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满嘴酒气，但是还能正常沟通，能够说清自己想要去大兴区团河附近，还问我认不认识，让我导航行驶”“在车上没有呕吐等情况，没有表示过求救行为”。另查，2019年3月25日17:04，孙国庆给李某3发微信，显示“包间订好了”；同日19:18，孙国庆将沁旺达餐厅的地址发给李某3。2019年3月27日16:03，李某3添加了宋文志为微信好友，李某3所发微信内容为：“您好，三哥。我李某3××影视”；当日16:13，李某3将沁旺达餐厅的位置通过微信发给宋文志，并说“三哥，我们今晚在这个地方用餐，贵5”，宋文志回复内容为“谢谢兄弟，晚上见”。2019年3月27日19:56，吴钢通过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双方加为微信好友并相互留下姓名、电话。2019年3月27日20:18，王志彬通过了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双方加为微信好友，王志彬留下名片及电话。2019年3月29日23:23，郝一平通过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此外，刘某等三人提交了就餐当日拍摄的三张照片：一张为宋文志、李某3、孙国庆；一张为张贵森、李某3、郝一平；一张为王志彬、李某3、吴钢。经一审法院多次询问，刘某等三人及张贵森等八人均表示不清楚共同参加聚餐的另一位女士的姓名及具体身份信息，一审法院无法追加该女士为本案原审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受法律保护，这里的保护既包括法律禁止行为人实施损害公民生命健康的行为，也包括当公民的生命健康处于可能遭受损害的危险境地时，负有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应当采取积极妥善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聚餐饮酒本为情谊行为，但大量饮酒可能会导致饮酒者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和控制能力下降，使饮酒者处于一种比正常情况危险的境地。共同饮酒人作为饮酒活动的共同参与者，其共同饮酒行为是醉酒人产生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共同饮酒人尤其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应对醉酒者的人身安全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与李某3共同饮酒的张贵森等八人是否未尽到注意义务而对李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饮酒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虽然李某3死亡的具体原因并未经过公安机关的鉴定，无法确定李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为醉酒，但是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记载，李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急性冠脉综合征，而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是急性酒精中毒，且李某3确系饮酒后死亡，故对于李某3死亡与饮酒行为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张贵森等八人是否属于组织者从而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首先，从预定就餐地点上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孙国庆预定了饭店，但是结账人是李某3，且孙国庆独自先于李某3等人离开饭店，孙国庆的行为不符合组织者一般最后离开的通常做法；其次，从邀请人上看，廖良陈述是李某3邀请其参加聚会，不认识其他被上诉人；韩炳瑞陈述是李某3打电话邀请其前来参加聚会，除之前见过廖良外不认识其他被上诉人；结合宋文志与李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某3至少邀请了宋文志、廖良、韩炳瑞参加本次聚会；再次，从结账情况上看，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李某3曾于事发当日19：59、20：11两次前往餐厅柜台查看餐单并与服务员交流，并于20：16分结账；最后，从送客情况上看，李某3于20：14分与孙国庆一起送郝一平、王志彬离开餐厅后并返回；在就餐及唱歌结束后，李某3居住在本市大兴区，却先送居住在海淀区的张贵森、宋文志回家后再自行回家，从以上行为可以看出李某3至少是组织者之一，并非被邀请人，刘某等三人以李某3不是聚餐组织者为由要求共同饮酒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采信。三、张贵森等八人是否具有先行不当行为而对李某3负有注意义务。就共同饮酒人而言，如存在如下先行不当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造成损害结果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一是劝酒、敬酒、赌酒、罚酒等行为，导致同饮者受到身体健康损害甚至生命丧失；二是虽无积极劝酒等情形，但对同饮者过度饮酒行为未加提醒或制止；三是在同饮者醉酒处于危险状态情况下未及时送医治疗或未将醉酒者妥善安全处置；四是未及时有效劝阻同饮者酒后驾车的行为。就本案而言，张贵森等八人是否存在以上行为，逐一分析如下：1.参加人是否具有恶意敬酒、劝酒、赌酒、罚酒等行为。由于饮酒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席间都会有一些敬酒的情形，敬酒也是活跃餐桌气氛和增进饮酒者之间友谊的常用手段，如果仅以存在敬酒行为就要求共同饮酒的人承担侵权责任，有悖常理。本案中因餐厅包间无监控录像，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参加就餐的人存在敬酒超过必要限度或者恶意劝酒的行为，亦无法证实就餐时存在赌酒、罚酒的行为，且刘某等三人曾申请韩炳瑞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韩炳瑞在场的时间段内亦未提到存在此类现象，刘某等三人以酒席间相互强迫劝酒已成为习惯为由推测本案中存在敬酒超过必要限度或者恶意劝酒的行为，这种推测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2.参加人是否对李某3过度饮酒行为未加提醒或阻止。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某3与张贵森等八人当时饮酒数量的情况，也无法证实李某3个人饮酒的数量；监控录像所显示的李某3两次与餐厅收银台服务员交流的状态来看，无法反映出李某3存在醉酒后的行为异常；韩炳瑞亦表明其当晚八点左右离开时李某3说话没有问题，没有发酒疯、睡觉等醉酒状态；监控录像所显示李某3离开餐厅的状况看，李某3没有表现出表达不清、无法自主行走、意识不清或失去自制力的情形，亦无酒后呕吐等异常状况，从行为表现上无法直接判断出李某3是否过量饮酒。而根据现有证据，同席就餐的人员与李某3均不属于多年好友，其中宋文志、王志彬、吴钢均为就餐当日添加为微信好友，郝一平是就餐结束后通过李某3的微信朋友验证请求，从双方微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以上当事人与李某3属于初次相识，对于李某3是否存在慢性疾病并不知情，一审中刘某等三人亦表示李某3并无慢性病史。在李某3缺乏明显醉酒症状亦不存在行为异常，且在场张贵森等八人均不清楚李某3是否存在慢性疾病的情况下，要求张贵森等八人主动阻拦李某3饮酒，不符合常理。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李某3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清楚自身的健康状况及过量饮酒的后果，将劝阻饮酒的责任完全交由同席就餐的其他人承担，有悖常理，刘某等三人认为张贵森等八人明知饮酒有害健康应劝阻李某3喝酒却放纵李某3饮酒，有间接故意的过错，缺乏依据，不予采信。3.是否属于使醉酒者处于危险状态情况下未及时送医治疗或未将醉酒者妥善安全处置的情况。从监控录像所显示李某3与服务员交流的状态和李某3离开餐厅时的状态上看，无法看出李某3存在醉酒后状态异常的现象；张贵森等八人亦不清楚李某3是否存在慢性疾病等不宜饮酒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对于李某3酒后身亡的后果不具有可预见性，要求共同参加的人在饮酒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预见到李某3酒后身亡损害后果的发生并履行注意义务或者救助义务，过于苛责。此外，根据送李某3回家的出租车司机的陈述，“这个男子满嘴酒气，但是意识还很清醒……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满嘴酒气，但是还能正常沟通，能够说清自己想要去大兴区团河附近，还问我认不认识，让我导航行驶……”，以及“该乘客自己一个人站在路边，伸手打车，站姿当时还挺直的”的描述，可以判断李某3在将张贵森、宋文志送回家后自行打车时亦未出现酒后意识不清或呕吐的异常行为，刘某等三人认为张贵森等八人没有尽到酒后救助义务，缺乏依据。4.是否存在未及时有效劝阻同饮者酒后驾车的行为。因本案李某3未开车，故不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综上，刘某等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贵森等八人对于李某3酒后身亡的损害后果具有过错。四、本案是否适用公平责任予以补偿。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公平原则的适用条件是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如果饮酒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则控制这一风险最有力的人是受害者本人，受害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饮酒及过量饮酒的后果，因此受害人对自己饮酒行为和酒后的行为都应当负责，如果仅因为共同饮酒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将这一义务转嫁他人，无疑有违责任自负的原则，刘某等三人主张因共同饮酒要求张贵森等八人承担公平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某、李某1、李某2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刘某等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照片显示餐桌上摆放着啤酒。李某2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称其曾听李某3说过患有2型糖尿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二：一是张贵森等八人对李某3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是本案是否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焦点一，共同饮酒场合，同饮人彼此之间负有适当的安全注意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以减少安全风险，但此种安全注意义务应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为限。可预见性是同饮人责任的边界，对于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造成的损害后果，同饮人不应承担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2019年3月27日晚，李某3与张贵森等八人一起就餐并饮酒，刘某等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照片显示餐桌上摆放着啤酒，虽然刘某等三人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未查清李某3与张贵森等八人的饮酒数量，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刘某等三人应对其该上诉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因李某3与张贵森等八人聚餐包间无监控录像，一审判决根据李某3在餐厅内包间与柜台间往来情形、前往KTV后乘坐出租车的情况，认定李某3未出现醉酒后状态异常或意识不清，并无不当。一审判决综合考虑李某3邀请参加聚餐的人员情况、结账及送客情况等，认定李某3系本案聚餐组织者之一，亦无不当。因李某3未出现醉酒后的异常行为，刘某等三人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张贵森等八人在聚餐过程中对李某3有劝酒、敬酒、赌酒或罚酒等行为，且刘某等三人亦未举证证明张贵森等八人对李某3患有疾病系明知，故难以认定张贵森等八人对李某3的死亡存在过错。焦点二，本案中，李某3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饮酒后的风险应有预知和判断的能力，而控制这一风险发生的人为李某3，其对自身是否应当饮酒及饮酒量的多少应当具有判断力和控制力，应对其饮酒行为及饮酒的后果负责。李某3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其直接死亡原因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引起该原因的疾病或情况为急性酒精中毒，而根据李某2所述，李某3生前患有2型糖尿病，李某3对饮酒后可能导致的身体伤害采取放任的态度，故刘某等三人上诉认为李某3对其死亡不存在过错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刘某等三人不能证明张贵森等八人对李某3的死亡存在过错，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故本案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一审判决对此所作认定和处理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刘某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37元，由李某2、李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平审 判 员  邢述华审 判 员  艾 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祁 欢书 记 员  薛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