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8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宝玉，女，195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队23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纬，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同玉，女，193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芸，广东粤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雄市****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南雄市********。负责人：刘春伟，系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明，广东粤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宝玉因与被上诉人罗同玉、原审第三人南雄市****办事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2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宝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纬、张华，被上诉人罗同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芸及原审第三人南雄市****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宝玉的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支持梁宝玉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罗同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罗同玉家承包涉案土地后无法实际耕种，故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梁宝玉家，双方具有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意。自1982年1月1日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以来，罗同玉丈夫龚书伦作为承包人向发包人南雄市*******委会承包了涉案土地。承包土地后，因罗同玉与其丈夫龚书伦身体不好无法耕种，且当时农业税费繁重，故与梁宝玉丈夫肖献祥协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经协商同意，梁宝玉家与罗同玉家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达成共识，由梁宝玉家受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罗同玉家存在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原因。虽罗同玉丈夫龚书伦与梁宝玉丈夫肖献祥之间未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已对此迖成口头协议，此种口头的形式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在转让过程中，龚书伦将自身的《韶关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转给肖献祥，作为双方约定的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式，以进一步明确双方存在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意思。2、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已经发包人南雄市*******委会同意，村委会台账中已对承包户名作出更替。基于梁宝玉家与罗同玉家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意思表示，罗同玉家将其所持有的《韶关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给梁宝玉家。除此之外，双方已经过发包人南雄市*******委会同意，村委会进行了相关转让登记。根据梁宝玉提交的南雄市*******委会国家定购粮清册、农业税任务计算表等证据可知，村委会据此进行台账户主变更，将龚书伦更改成肖献祥，发生了替代性变更。且南雄市**********税费改革计税常年产量核定及农业税任务计算时，亦未将龚书伦列入统计农户。由此证明，龚书伦已实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给肖献祥，对此南雄市*******委会作为发包人系同意的，且罗同玉一直无异议。假设按照罗同玉主张，双方之间未实际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罗同玉仅是将土地交由梁宝玉经营，发包人登记的账册户名不可能出现替代性的变更，村委会不可能作出删除龚书伦户名的处理。由此可知，罗同玉主张只是将土地交由梁宝玉进行经营明显与事实不符。针对罗同玉关于涉案土地未办理相关转让手续、村委会未进行相关登记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第三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登记手续并非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要条件，未登记仅是无法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梁宝玉认为不应以未办理登记手续为由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存在认定事实错误。3、梁宝玉与罗同玉巳实际履行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约定，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转让关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自1985年起一直由梁宝玉家承包经营涉案土地，并缴纳供应粮以及税费，其中梁宝玉提交的国家定购粮食任务通知书可反映梁宝玉家至少于1991年便已开始缴纳供应粮。也就是说，梁宝玉家于1991年已实际承包经营涉案土地，直至涉案土地征收前。一审判决却认定罗同玉1999年承包涉案土地后才将涉案土地交由梁宝玉家耕种，对此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关于种粮补贴的领取，梁宝玉家受让涉案土地后，由梁宝玉实际承包经营涉案土地多年，并领取涉案土地的种粮补贴，期间罗同玉从未表示异议。梁宝玉及其家人巳实际承包经营涉案土地超过20年，直至涉案土地征收前，罗同玉未曾持有异议。梁宝玉家于1985年开始受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开始耕种，至今巳数十年。即便从国家定购粮食任务通知书记载的最早时间即1991年7月起算，梁宝玉家承包经营涉案土地亦长达29年，直至涉案土地征收前，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据此，南雄市**************民小组于2019年2月14日出具《证明》，证明涉案土地由龚书伦转由肖献祥耕种，并由肖献祥承担和享有该块土地的权利和义务。梁宝玉与罗同玉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土地上所依附的权利义务已依法转移，因此梁宝玉依法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罗同玉辩称：1、梁宝玉所说的双方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意，罗同玉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说明双方并无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意，只是将本案纠纷的土地交由梁宝玉耕种，由梁宝玉缴纳农业税、供应粮和领取该部分的种粮补贴。关于梁宝玉在诉状中所说的将韶关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给梁宝玉家，是罗同玉为了方便梁宝玉缴纳农业税和领取种粮补贴的手续。2、关于梁宝玉所说的南雄市********税费改革和订购粮等证据说明了梁宝玉只是缴纳本案涉案土地的农业税，进一步证明罗同玉将纠纷用地给梁宝玉耕种，双方属于借用合同关系。3、梁宝玉在诉状称梁宝玉家于1991年开始缴纳供应粮，也就是说梁宝玉家1991年已实际承包涉案土地，假如这是事实，梁宝玉应该在1999年与发包方即莲塘村委签订承包合同，而不是由罗同玉承包涉案纠纷用地，这也说明梁宝玉并未承包涉案土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南雄市****办事处辩称：南雄市****办事处与罗同玉签订的补偿协议是经过村小组，也就是发包方的确认，南雄市****办事处将耕地补偿款支付给罗同玉是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都是南雄市*********民，1999年1月1日，罗同玉丈夫龚书伦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南雄市*******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以龚书伦为代表的承包户承包了涉案土地，承包期限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之后罗同玉家将涉案土地交由梁宝玉家耕种，并由梁宝玉家交纳供应粮。2015年7月20日，第三人南雄市****办事处与罗同玉签订《南雄市北城区土地调控集体土地留用地实物补偿协议》，约定因南雄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市政府对罗同玉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位于北城区莲一村小组的集体土地进行调控，其中罗同玉2.127亩，并决定将此次土地调控的集体土地留用地以实物补偿方式统一安排。南雄市**************民小组组长郭仕华作为鉴证方在该协议签名并加盖该村小组公章。协议签订后，第三人还就上述土地（2.127亩）的土地补偿费74657.7元，青苗补偿费1701.6元，共计76359.3元补偿给了罗同玉。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前往南雄市*******委会调查，该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反映龚书伦户承包涉案土地后未进行土地调整，另该村委会提供了留存在册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与罗同玉提交的一致，是由龚书伦作为承包方与该村委会签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入库通知书、入库结算单、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南雄市北城区土地调控集体土地留用地实物补偿协议、南雄市*******委会城乡建设规划控制确认表（北城区）、南雄市*******委会城乡建设规划控制发放表（北城区）等证据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梁宝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第三人南雄市****办事处与罗同玉于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南雄市北城区土地调控集体土地留用地实物补偿协议》中罗同玉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由梁宝玉享有和承担，并判决罗同玉返还青苗补偿等费用76359.3元给梁宝玉；2、本案诉讼费用由罗同玉承担。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本案中，1999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由龚书伦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南雄市*******委会签订，涉案土地是由龚书伦户承包，龚书伦去世后，应由其户内的其他人员，即由罗同玉继续承包经营，罗同玉家与梁宝玉家并未签订以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的书面合同，梁宝玉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罗同玉家已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梁宝玉家，梁宝玉耕种涉案土地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已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经一审法院向南雄市*******委会调查，该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反映并未对涉案土地进行调整，该村委会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亦是由龚书伦作为承包方签订。因此，应认定涉案土地被征收时的承包方是龚书伦户，土地调控的土地补偿费应由龚书伦户即罗同玉享有，《南雄市北城区土地调控集体土地留用地实物补偿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应由罗同玉享有和承担。但涉案土地被征收前是由梁宝玉家实际耕种，青苗补偿费1701.6元应归实际投入人所有，故梁宝玉诉求罗同玉返还青苗补偿费1701.6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7月8日作出（2020）粤0282民初147号民事判决：一、罗同玉应于判决生效五日内返还梁宝玉青苗补偿费1701.6元；二、驳回梁宝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9元，由梁宝玉负担1669元，罗同玉负担40元。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二审询问时，梁宝玉称其于1991年就开始耕作涉案土地并于一审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罗同玉亦予以认可。因双方对此事实一致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上诉人梁宝玉的上诉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论述如下：梁宝玉上诉提出罗同玉家承包涉案土地后无法实际耕种，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梁宝玉家的主张是否有事实依据。一、梁宝玉主张双方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达成口头协议，罗同玉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因梁宝玉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达成口头协议，本院对梁宝玉该主张不予采信。二、梁宝玉主张龚书伦将自身的《韶关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转给肖献祥，证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转让给梁宝玉。对于梁宝玉该主张，罗同玉解释为其将自身的《韶关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交给梁宝玉家，是因为梁宝玉代耕其土地，为了方便梁宝玉缴纳农业税和领取种粮补贴的手续。本院认为，上述双方的各自主张都具有合理性，梁宝玉未能进一步举证排除罗同玉解释的可能性，且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未办理权属人变更登记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原件就等于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对梁宝玉该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同。三、梁宝玉提出国家定购粮清册、农业税任务的台账户主将罗同玉丈夫龚书伦变更为梁宝玉丈夫肖献祥，证明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得到村集体的同意并进行了相关转让登记的主张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需受让方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才终止，新的承包关系才成立。而本案中，梁宝玉未与发包方村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故原承包方罗同玉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至今未终止。至于国家定购粮清册、农业税任务的台账户主的变更，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中“第三人以其长期耕作或缴纳农业税等为由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予支持。”规定，本院对梁宝玉该主张因不符合上述规定，不予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罗同玉于1999年承包涉案土地后才将涉案土地交付给梁宝玉耕作是否认定事实错误。二审询问时，梁宝玉称其于1991年就开始耕作涉案土地并于一审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罗同玉亦予以认可，故一审判决认定罗同玉于1999年承包涉案土地后才将涉案土地交付给梁宝玉耕作确实存在瑕疵，但该认定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本院对该事实的认定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宝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虽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均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6元，由梁宝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彭志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罗稀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