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3刑终426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某，男，1967年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汉族，初中文化，工人，户籍地桂林市象山区，住桂林市象山区。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3月22日被取保候审。 监护人桂林市象山区天鹅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周颖，该居委会主任。 诉讼代理人康桂红，该居委会副主任。 诉讼代理人阳卫星，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女，195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桂林市象山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象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邵某犯故意伤害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2018）桂0304刑初3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邵某对民事部分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没有上诉，象山区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一审刑事部分的判决在上诉、抗诉期满后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审查，讯问上诉人邵某，听取其上诉意见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6年8月12日13时20分许，在桂林市象山区下，被告人邵某与被害人候某因一废弃电脑桌摆放位置问题发生争执。被告人邵某动手殴打被害人候某的头部和背后。在被害人候某的丈夫方某劝阻下，被告人邵某停止殴打。候某随即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治疗。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诊断，候某的伤情为：1.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2.右侧椎动脉瘤破裂出血；3.Ｃ4棘突骨折；4.Ｃ4／5、Ｃ5／6椎间盘突出。 2016年12月27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南门派出所委托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对候某做人体损伤程度鉴定。2017年1月26日，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出具桂市华源［2016］法医鉴字第878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候某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椎动脉颅内段假性动脉瘤致基底动脉急性闭塞并手术取出血栓的人体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第四颈椎棘突骨折属轻伤二级。2016年12月27日，候某委托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对其人体损伤残疾程度、伤病关系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评定。2017年1月26日，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出具桂市华源［2016］法医鉴字第898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候某本次外伤与颅内疾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参与程度为100%;2.候某人体损伤致偏瘫（左侧肢体2级）属四级伤残；3.候某的人体损伤致残后日常生活能力的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大部分护理依赖。候某支付鉴定费3100元。 2017年4月9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委托广西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被告人邵某作有无精神疾病、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作鉴定。2017年4月13日，广西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桂脑司鉴[2017]精鉴字148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医学诊断：邵某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和委托目前处于部分缓解期）；（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邵某在本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三）受审能力评定：邵某目前具有受审能力。 由于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桂市华源[2016]法医鉴字第898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有异议，桂林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象山第二责任区刑警大队委托桂林市医学会对被害人候某的病情进行临床、伤情、影像学的医学会诊，桂林市医学会2017年8月17日出具桂市医会诊字（2017）05号分析意见：1.患者有明确外伤史，伤后即刻出现昏倒在地、头痛、呕吐。阅片所见：伤后2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181医院头颅ＣＴ示：蛛网膜下腔出血，第四颈椎棘突骨折；当天ＤＳＡ示：相当小脑后下动脉处有一动脉瘤。次日到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ＤＳＡ示：原相当小脑后下动脉处动脉瘤消失，左椎动脉未端未见显影。2.伤者伤后第四颈椎棘突骨折与本次外伤有关。伤后检查即发现颅内动脉瘤，该动脉瘤非本次外伤所致。患者伤后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为伤者原有的动脉瘤破裂所致；争吵、扭打等因素可诱发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 2017年9月22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委托桂林市正兴司法鉴定所对候某做损伤程度的鉴定。2017年10月27日，桂林市正兴司法鉴定所出具桂正兴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21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鉴定分析认为：1.被鉴定人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有神志不清、左侧肢体偏瘫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1.2Ｆ）之规定，评定为重伤二级；其右侧椎动脉瘤破裂出血是损伤与既往伤／病共同作用的，即二者作用相当；依照本标准4.3.2之规定，鉴定为轻伤二级。2.被鉴定人颈部损伤致Ｃ4／5、Ｃ5／6椎间盘突出，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9.4Ｄ）之规定，分别评定为轻伤二级；颈椎退行性病变是既往伤／病，Ｃ4／5、Ｃ5／6椎间盘突出是损伤与既往伤／病共同作用的，即二者作用相当；依照本标准4.3.2之规定，分别鉴定为轻微伤。3.被鉴定人颈部损伤致Ｃ4棘突骨折，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9.4Ｄ）之规定，评定为轻伤二级。鉴定意见为：候某人体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 候某受伤后于2016年8月12日被送到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对候某的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2016年8月13日至8月29日，候某到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6天，该院对候某的诊断为基底动脉急性闭塞，蛛网膜下腔出血，肺部感染。该院出具的诊疗经过载明：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给予急诊行基底动脉机械取栓术，术程顺利，术后给予防止血管痉挛、脱水降颅压、化痰、抗感染、营养神经、补液及腰穿脑脊液置换术等对症支持治疗后，病情好转，患者神志清楚，左侧肢体偏瘫，肌力0级。家属要求出院，去上级医院进一步康复，经请求上级医师后予签字出院。此后至2018年4月，候某先后23次到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桂林市中医院以出血性脑梗死、颈椎病、左肩关节脱位、慢性胃炎、左侧偏瘫等疾病住院治疗。以上,候某住院治疗合计335天，支付医疗费76652.26元。 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间,候某又13次到桂林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合计178天,支付医疗费19994.5元。 在本案重审期间，本院委托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对候某人体损伤程度、自身疾病引起损伤和外力参与度导致损伤所占比例、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重新鉴定。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正华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666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伤病关系分析中：1.认定候某蛛网膜下腔出血系外伤与疾病共同作用形成，二者作用力相当，具有同等的原因力；2.结合案情考虑，认定候某Ｃ4棘突骨折系直接暴力所致，外伤参与度为100%。损伤程度：候某因伤前患有右侧椎动脉瘤，本次外伤（争吵、扭打），致原有的动脉瘤破裂出血流入蛛网膜下腔，应认定为“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系伤与病共同作用形成，二者作用相当。候某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鉴定为轻伤一级。候某Ｃ4棘突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伤残程度：候某因本次外伤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基底动脉急性闭塞致脑梗死，行基底动脉机械取栓术，经40个月治疗，现伤情稳定，遗留左侧肢体偏瘫，左上肢肌力4ˉ级，左下肢肌力3＋级,评定为七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评定：十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项目评定分值为55分，评定候某目前属部分护理依赖。鉴定意见为：1.候某本次外伤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属于轻伤一级；Ｃ4棘突骨折属于轻伤二级；2.候某本次外伤遗留左侧肢体偏瘫属于七级伤残；3.评定候某为部分护理依赖。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的报案、陈述；2.病历、疾病证明书、医学分析意见、桂林市正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3.残疾人证、广西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4.现场辨认笔录、指认照片、现场图；5.证人方某、段某的证言；6.户籍证明；7.被害人提交的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的医疗费、鉴定费等票据；8.被害人提交的门诊病历、疾病证明书及出院记录等；9.抓获经过；10.被告人的供述；11.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正华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666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12.被害人提交的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的出院证、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鉴定费发票。 原判认为，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桂市华源［2016］法医鉴字第878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候某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椎动脉颅内段假性动脉瘤致基底动脉急性闭塞并手术取出血栓的人体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第四颈椎棘突骨折属轻伤二级。而桂林市正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桂正兴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21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候某人体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上述两个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巨大差异。桂林市正兴司法鉴定所所作鉴定依据的鉴定材料不全，没有候某受伤后在桂林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桂林市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病历资料，且未对候某进行人体检验。本院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不予采信。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桂市华源［2016］法医鉴字第898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候某自行擅自委托，不是司法机关委托进行的鉴定，且被告人不认可，不予采信。对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正华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666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 被告人邵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一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邵某系精神病人，经鉴定其在本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邵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邵某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2017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被告人应赔偿候某的各项损失和金额为：1.医疗费。候某从2016年8月至2020年5月在医疗机构治疗支付医疗费合计96647元（76652.26元＋19994.5元），予以确认。候某要求被告人赔偿医疗费99994.45元，不予全部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候某从2016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间共住院51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1300元（100元／天×513天）。候某要求被告人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59100元，不予全部支持；3.营养费。根据候某的伤病情况，候某住院治疗期间应适当加强营养。酌情确定候某住院期间营养费为每天20元。候某的营养费为10260元（20元／天×513天）。候某要求被告人赔偿营养费29550元，不予全部支持；4.护理费。候某的护理依赖程度属部分护理依赖。根据候某的年龄、健康状况、护理依赖程度，确定候某定残后的护理期限为13年。候某定残后护理费为184106元（28324元／年×13年×50%）。候某要求被告人赔偿护理费950220元，不予全部支持。5.鉴定费。候某原向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3100元，因对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采信，候某原向该所支付的鉴定费3100元由候某自行承担。候某支付桂林市正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3550元，予以确认；6.交通费。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的票据。根据候某住院的次数，酌情确认候某的交通费为1500元。候某要求赔偿交通费3000元，不予全部支持。以上1至6项候某的各项损失合计为347363元（96647元＋51300元＋10260元＋184106元＋3550元＋1500元），由被告人赔偿给候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因此，候某要求被告人赔偿残疾赔偿金396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不予支持。 候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支付了康复辅助器具费。候某要求被告人赔偿康复辅助器具费50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邵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二、被告人邵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三十四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元；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邵某上诉请求撤销象山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4刑初3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驳回候某的诉讼请求。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事实是候某辱骂其是“癫子”引起双方争执后，手持带铁钉的木板先打其，其用左手抓木板，手掌被铁钉划出了一道长约3厘米的口子。方某并非劝阻而是直接参与打斗，与候某共同殴打致其腰部骨折及多处软组织挫伤；2.一审判决偏信候某和方某的虚假陈述，避而不谈本案起因，未认定候某辱骂其及先动手打其的事实，未认定候某在本案中存在过错；3.一审判决未考虑候某蛛网膜下腔出血系外伤与疾病共同作用形成，判决候某的损失全部由其承担与法相悖。 诉讼代理人阳卫星提出：1.本案双方矛盾激化的原因是被害人候某辱骂上诉人邵某“你仗着你有神经病装疯装癫”，候某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2.正华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666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认定蛛网膜下腔出血系外伤与疾病共同作用形成，二者作用力相当，具有同等的原因力。因此，候某的损失是由其本身患有的疾病与外伤共同作用形成，上诉人邵某对候某的损失依法只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邵某赔偿候某的全部损失明显错误。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邵某犯故意伤害罪及其犯罪行为给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证据，已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查实。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邵某未提出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新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判刑事部分的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不再评判。上诉人邵某的犯罪行为给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候某造成了经济损失，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上诉人邵某所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的意见和理由。经查，本案除上诉人邵某、被害人候某、候某的丈夫方某在场外，只有段某一名目击证人。上诉人邵某在公安机关供述：2016年8月13日14时许，我开后门扔垃圾，见有一张废弃的电脑桌挡住我家后门，我把电脑桌随意扔到斜对面的柴房前就回家了。没多久就听到有人骂脏话，大喊“癫子”之类的话，我开后门看是楼上的一个老年妇女在骂，电脑桌又丢到了我晾衣服的架子下，我将电脑桌移到旁边一点，这个妇女对着我大骂“人家怕你癫子我不怕”，并且拿了一个木板朝我打过来，她边追过来边喊“打死你，癫子”，我左手抓住这块木板，发现我的手出血了，后面两个人就发生了打斗，之后她的丈夫方某也加入进来，三个人打在一起，后面的事情我不记得了。候某在公安机关陈述：2016年8月12日13时20许，我在上海路23号5栋1-3-2家中透过窗户，看到有一堆砸坏的办公杂物堆放在我家杂物间门口，我走下楼到杂物间门口，说是哪个神经病缺德鬼把这些东西堆放在我家杂物间的门口，我刚讲完邵某就从家里冲出来用拳头往我头部用力打了四五下，又骑在我背上，抓住我头发，朝我脖子打，我被打晕倒在地上。方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言：2016年8月12日13时20许，我在家中突然听见我老婆哭喊声，跑下楼到我家杂物房门口，看见邵某一只手抓住我老婆头发，一只手挥拳打我老婆头部、脖子，我跑过去把邵某推开，邵某朝我胸口打了一拳。我见我老婆昏倒了，就打110和120了。段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言：2016年8月12日中午1时30分左右，我在上海路23号5栋1-4-2号房听到楼下有吵闹声，从窗户看到侯秀珍与邵某互相往对方的门前扔一张废弃的电脑桌，有语言冲突，双方都没有退让，语言越来越激烈，后来侯秀珍对邵某大喊了一句“你仗着你有神经病装疯装癫”，邵某就冲向侯秀珍往侯秀珍脸上打了一巴掌，两人扭打在一起，邵某一只手抓住侯秀珍的头发，一只手一直殴打侯秀珍的头部和背后，侯秀珍再也没办法反抗，只能呼救。侯秀珍的丈夫听到呼救声跑下楼拉开双方后和邵某也扭打了一会，就报警和呼叫120，大喊小区楼下倒了一个人。四人在公安机关所述相互印证证实：本案起因是邵某将挡住其家后门的一张废弃的电脑桌扔到候某家杂物间门口；候某发现废弃的电脑桌堆放在其家杂物间门口时，并不清楚是邵某所扔，其开始骂脏话、喊“癫子”或说是哪个神经病、缺德鬼并非针对邵某；侯秀珍与邵某发生争吵后，双方均有过激语言；是邵某先动手殴打侯秀珍。综上，上诉人邵某所提候某先辱骂其是“癫子”，先持木板打其，方某与候某共同殴打致其腰部骨折及多处软组织挫伤与事实不符。 对于上诉人邵某及诉讼代理人所提候某在本案中存在过错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只有段某的证言提到侯秀珍对邵某大喊了一句“你仗着你有神经病装疯装癫”，候某的陈述、方某的证言、邵某的供述均未证实侯秀珍对邵某喊叫过此话，诉讼代理人称双方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候某辱骂上诉人邵某“你仗着你有神经病装疯装癫”缺乏事实依据。双方发生争吵，先动手一方才是矛盾激化方，本案起因和矛盾激化源于上诉人邵某而非候某，候某在本案中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 对于上诉人邵某及诉讼代理人所提一审判决上诉人邵某赔偿候某的全部损失与法相悖，明显错误的意见和理由。经查，《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认定赔偿责任必须具备侵权行为违法、有损害结果、侵权人主观有过错、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具备四要件的人身损害，侵权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即侵权责任中的“过失相抵”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适用“过失相抵”必须具备的二个条件：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是损害结果的同一和原因力的竞合，主观要件是受害者主观上有过错。本案被害人候某患有右侧椎动脉瘤，受伤前没有临床症状，日常生活也没有受影响，根本无需手术治疗，由于遭到上诉人邵某殴打，才导致损害结果，而候某患右侧椎动脉瘤是其原先身体的一种状态，对这种业已形成的身体状态，从法律过错的角度看，候某既不存在故意，也不存在过失，即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由此特殊体质作为的原因力的一部分，而导致的最后损害结果，因其缺乏法律上的过错，依法是不可以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的。因此一审判决候某的损失全部由上诉人邵某承担并无不当，上诉人邵某及其诉讼代理人以候某的损失是由其本身患有的疾病与外伤共同作用形成为由，要求减轻上诉人邵某的民事责任于法无据。 综上，上诉人邵某及诉讼代理人所提上诉、代理意见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祥林 审 判 员 黄佩凤 审 判 员 唐宏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蒋华山 书 记 员 申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