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4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日明，男，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曾用名：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增城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负责人：林武汉，该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曾用名：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负责人：廖建平。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徐水生，男，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袁日明与被上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增城供电局（以下简称“增城供电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以下简称“广州供电局”）、原审原告徐水生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日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袁日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有误。1.一审认定双方属于供用电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也认为双方不属于供用电合同关系，而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袁日明认为本案是侵权责任赔偿纠纷。一审法院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2.袁日明这次鱼类缺氧死亡结果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未定期对电力设施进行检修和维护导致，理由如下：首先，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均已自认本次事故发生原因是林田夫的变压器超负荷、安全隐患导致本次大面积停电。其次，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是供电职能部门，于2017年3月3日检查发现林田夫、龙德绍专用变压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时至本次事故发生后均未责令林田夫、龙德绍对其专用变压器进行整改，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未履行监督、管理行为、定期检修系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和第六十条，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明知第三人（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存在安全隐患而置之不理，未定期对电力设施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导致成大片区停电从而导致袁日明鱼类死亡事故发生，因此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应对本次事故造成袁日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法院依据《供电服务承诺》规定的农村地区120分、“平均用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事故发生地点属于增江街管辖区域，应属于城市地域，一审认定该事实错误。即使地点属于村庄，一审法院应参考实际情况来认定抢修时间，从供电局至事故发生地点实际距离只有7公里，而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的抢修人员到达现场用时90分钟多，从报案到抢修地点用时应在30分钟内才算合理，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抢修到达时间属于延误情形，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只是从服务合同规定的文义来解读，未以事实为基础照搬条文从而免除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的责任，不符合司法为民，公平合理原则。该条文属于减免供电方责任，加重用电方责任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4.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提供证据反映关于林田夫检查结果通知书中有23项问题属于紧急重大安全隐患，其中缺陷目录23、29、30、34等四项可以证明变压器存在断路危及周围片区的供电设备，其次，林田夫报装变压器的用途属于农业用电，但实际上并非用于农业生产，该变压器长期被林田夫用于商业性质用电，变压器长期处于高速度运转供电工作系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明知林田夫的变压器存在违规用电情形却未对其进行整改导致本次事故发生。5.一审法院诉讼程序错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确认本次事故属于第三方责任，但一审法院未依职权通知林田夫出庭答辩，就匆忙作出驳回袁日明的全部诉请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通知第三人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袁日明的诉讼请求。增城供电局辩称，1.袁日明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徐水生就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成立存在合伙关系，故其在本案中不具有请求权基础，其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起诉和上诉应当予以驳回。袁日明自始至终从未提供任何书面合伙协议，其就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投入资金、实务、技术等出资证明、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等前述法律规定的证据，显然该主张系一面之词，本案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且不管袁日明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增城供电局同意袁日明提出的“袁日明与增城供电局之间不存在供用电合同关系”之主张，因为袁日明从未与增城供电局签订任何供用电合同，也未与其成立过事实上的供用电合同关系。3.增城供电局没有实施袁日明、徐水生主张的侵权行为，是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早47分钟到达案涉事故现场并提早49分钟恢复供电，到达案涉事故现场抢修、恢复供电的时间合法合规。袁日明、徐水生所谓的“损失”是他们自身和林田夫、龙德绍造成的，与增城供电局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七条等有关法律规定，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根据原广州局与林田夫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双方在该合同第二部分第4条等有关条款中明确约定，林天府专用的变压器依法依约由林田夫自行进行维护、管理，若林田夫需要委托原广州局负责维护时，应另行签订委托维护协议。其次，在案涉停电事故发生前后，增城供电局发现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存在安全隐患，先后于2017年3月3日、2019年8月21日发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安全隐患整改通知，该等文书由林田夫专用变压器的实际使用人龙德绍、其女儿龙德儿签署，他们确认该专用变压器存在安全隐患，并承诺“由于客户责任造成供电企业对外停电的，由用电客户承担赔偿责任。用电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的，发生相应安全事故由用电方负责”等，这也进一步充分证明了林田夫作为产权人，龙德绍作为实际使用权人，他们才是该专用变压器维护、管理的责任主体。增城供电局在检查、告知等方面已经尽到了善意的注意义务。4.徐水生高密度养殖为其所谓“损失”埋下隐患。根据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徐水生在案涉鱼塘养殖鱼的过程中存在高密度养殖之情形，徐水生作为专业鱼类养殖户，其应清楚知道高密度养殖情形下极易造成养殖鱼缺氧死亡的极大风险，却仍冒险高密度养殖，显然其已经充分评估并愿意接受因为高密度养殖而存在的养殖鱼因缺氧死亡的风险和隐患。5.由于袁日明与林田夫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袁日明可以另案向林田夫主张权利。广州供电局的答辩意见与增城供电局一致。徐水生述称，我咨询过供电局高压电是不能碰的。变压器的安全隐患是由其他人签名确认，我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意袁日明的上诉意见。徐水生、袁日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共同向徐水生、袁日明赔偿180万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5月21日，增城供电局（供电方）与四丰村榄排合作社（用电方）签订了编号为018309-200905-D909的《供用电合同》，双方约定用电地址为增城市增江街××村榄排经济合作社新年坡同罗窝，用电性质为永久性，电价分类为农业，报装容量8千瓦，用电地域范围为榄排经济合作社内，主供线路为东方变电站F8龙豹汽车甲线，用电保安电源为“不选择”，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电能计量装置，电能计量装置属供电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于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于用电方以及其他供、用电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内容。徐水生在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村榄排合作社承包了一处面积为16.8亩的鱼塘养殖桂花鱼，该鱼塘所接电源为10kV牛潭F14四丰线四丰榄排变压器。徐水生自称自2014年开始在四丰村内承包鱼塘进行养殖并以养鱼为业，袁日明自称从增城农机公司退休后无事可做，因与徐水生是战友关系遂投资入股一起经营鱼塘。2019年6月28日21:20，四丰村发生大范围停电，导致案涉鱼塘增氧设备无法运行。因四丰村内有较多农业养殖户，在停电之后，包括徐水生在内的四丰村村民迅速拨打抢修热线报险，要求供电部门马上派人前来抢修，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派出的抢修工作组进行抢修并恢复供电。此外，徐水生还在2019年6月29日3:05分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增江派出所报警。2019年6月29日上午10:35-11:20，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在接到徐水生的申请后前往案涉鱼塘进行现场勘查，并作出粤增渔（污）现勘录（2019）07号《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验情况记载如下：2019年6月29日10:35区渔政大队执法人员、区农业局渔业科技术人员及镇农办接警后立即对徐水生四丰养殖场死鱼事故进行调查，事故地点四丰榄排（徐水生死鱼事故养殖场）该养殖面积16.8亩，经现场检查发现，该16.8亩鱼塘水面漂浮大片死鱼，并已腐烂发臭，鱼种为成品石斑鱼，每条1.3斤左右，死鱼约4万斤、3.2万条石斑鱼成品鱼。据当事人陈述，2019年6月29日凌晨1:15发现停电后石斑鱼开始浮头，跟着慢慢死去，当晚天气（晴天），渔业科技术员现场分析，初步怀疑该场高密度养殖石斑鱼，造成死亡原因是缺氧，初步估计经济损失180万元。渔业科技术员现场检查情况对今次造成死鱼事故，主要原因是该塘高密度养殖石斑鱼，按照死鱼情况，是鱼塘缺氧造成今次死鱼事故，该死鱼事故进一步协调之中。徐水生在勘验笔录当事人处书写日期、签名及捺印。2019年12月10日，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作出《关于2019年6月29日徐水生养殖场死鱼事故现场勘验笔录说明》，内容为“2019年6月29日，我大队接到徐水生的申请，对位于增江街××村鱼塘内的鱼类死亡事宜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形成了相关笔录。其中，笔录所涉鱼的数量、重量、价值均系徐水生的陈述，而非我大队评估的结果。”关于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徐水生、袁日明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陈述不一。袁日明、徐水生陈述从供电部门到抢修地点正常约需26分钟，且供电企业所在地离徐水生鱼塘只有7公里路程，此前四丰村也有停电事故，抢修人员差不多半个小时也能到场，但是此次抢修却用时将近一个半小时，当晚天气良好，并且抢修人员在22:50来到现场之后竟然不知道变压器的位置在哪里，还需要村委联防的人带去寻找，而且到场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还一边玩手机，严重延误抢修、影响复电，最终在2019年6月29日凌晨2:40通电，复电时间以街灯亮时为准，总历时5小时20分钟。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则陈述在接报事故的同时，电网系统也检测到有停电事故，因此次停电范围除了四丰村榄排合作社之外，隔壁牛利岭合作社、玄村岭合作社等几个村社都有停电，排查的话是需要整条线路排查，对所有专用变压器进行逐个排查。在停电当晚21:31，增城供电局迅速派出了十多人的工作组进行抢修，当晚22:03各小组到达各个现场，并成功在2019年6月29日凌晨2:14完成抢修并恢复供电，抢修人员到场及恢复供电时间应以中国南方电网统一采购的广州电网配用电运行技术支持平台（为供电数据实时监测以及电力调度控制平台）生成的记录为准。徐水生、袁日明为证明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向一审法院申请三位证人（陈某1、林某、陈某2）出庭作证。（一）证人陈某1作证内容：“我是陈某1，住增江街××××号，我居住的地方距离徐水生的鱼塘走路只有5分钟路程，我与徐水生没有其他关系，我们都是鱼塘养殖户，我的鱼塘在广汕路进入约两公里的吉利石场那里，当晚停电时我在鱼塘边，停电之后我也拨打了抢修电话，之后我在广汕路边、四丰村委会门口等抢修人员，抢修人员来到村委会的时间是在十点半左右，恢复供电时间也就是街灯亮的时间是2点多不够3点”。（二）证人林某作证内容：“我是林某，我在村委会上班，停电当晚我值班。我不认识袁日明，我认识徐水生但也不熟，徐水生在我们村里养鱼，有时会到村委会办事。当晚是21:10到21:25左右停电的，停电时我在村委，停电之后我打了四五个电话给供电所问他们过来没有，他们抢修人员差不多在停电后一个小时才到，抢修人员来到之后还去错变压器位置。当晚从停电到抢修人员到达、去错变压器的过程我都在场，之后都不在场，修变压器不是我带去的，是他们自己去的。我们村内有多少变压器我不清楚，在22:30时我见到有4-6个抢修人员在海业酒楼后面那里抢修，我当时还跟他们说总来电变压器不在这里，我不清楚抢修人员在其他变压器位置的抢修情况。”（三）证人陈某2的作证内容：“我是陈某2，我在村委工作，当晚是21:20停电的，抢修人员22点30-40之间来到，只来了一台车，大概四五个人左右，恢复供电是凌晨2点30左右。当晚12点我到了值班的地方，后来他们又来了几部抢修车”。另查，涉案电费的缴费方式：由徐水生的手机绑定涉案电表号0800830045418550（户主：沙云奇）通过微信支付缴费，徐水生、袁日明并提供手机微信支付记录及5张缴费发票（2019年2月1日-4月1日、2019年4月1日-6月1日、2019年6月1日-8月1日、2019年8月1日-9月1日、2019年9月1日-9月30日），该发票上均记载名称为“沙云奇”，规格型号为“农业生产”，，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村榄排经济合作社新年坡同罗窝徐水生、袁日明自称该5张发票是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电力公司那里打印的，证明其向增城供电局缴纳电费的事实。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对缴费发票及微信支付记录质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徐水生的缴纳电费行为实际上是在履行徐水生承包合同项下与发包人关于电费缴纳的约定，不能对抗及约束作为非合同相对方的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也不构成对榄排合作社与增城供电局之间的供用电合同的变更，并称根据增城供电局系统内部显示前述电表号的用户名称为“榄排合作社”、用户结算户是“沙云奇”，如果涉案电表用户名存在变更，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14条、第16条、第22条、第29条的规定，应申请用户更名或过户并办理相应的手续，增城供电局用电系统内部中并没有徐水生、袁日明，结合徐水生、袁日明的第一次庭审陈述，徐水生、袁日明知道若变更用电用户是需要办理变更手续，但是其认为无所谓所以没去变更，视为各方按照供用电合同、承包合同相关约定各自履行自己权利义务，且未做任何变更，徐水生、袁日明自己选择不办理用户更名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其行为对电力企业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涉案鱼塘电表户名变更，徐水生、袁日明陈述其在榄排合作社承包鱼塘时及在电力局缴费时有询问过增城供电局的职工要不要变更电表户名，当时增城供电局的职工回答说改不改都没有关系，只要按时结清电费就行，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还陈述村内其他鱼塘承包者也很少有人去办理电表户名变更，且供电局也没有要求徐水生、袁日明去办理变更。徐水生、袁日明自认案涉鱼塘用电为农业用电，其16.8亩鱼塘养殖的是高级桂花鱼，对鱼塘供氧要求较高，一旦缺氧桂花鱼就会出现浮头、继而死亡，并陈述因增城供电局派遣抢修人员到达迟延以及在抢修过程中业务水平差、工作态度差、在抢修过程中拒绝向其提供应急电源、抢修及恢复供电过程耗时过长，导致其承包的16.8亩鱼塘养殖的约4万斤（当初其投放时约3.2万条桂花鱼苗，至事发时已长至约1.3斤/条的成品鱼）高级桂花成品鱼全部缺氧死亡，根据当时成品桂花鱼市场售价45元/斤，4万斤桂花鱼总损失为180万元。而且，在事发之后，增城农业局、渔政大队都有派人前来处理，但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至今均没有派人前来调查及处理问题。关于涉案鱼塘所在地域范围的性质问题。徐水生、袁日明认为其承包的鱼塘在增江街××村，性质应该属于城镇地区；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认为四丰村属于农村地区。又查，国家统计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更新20**年度全国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的公告》，通过登陆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按如下步骤点击查询“2019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道-四丰村委会”的城乡分类代码为220（该代码表示为村庄）。再查，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供电服务承诺》第四条规定：“故障停电后，城市地区供电抢修人员到达现场时间平均45分钟，农村地区90分钟，特殊边远地区2小时。城市地区抢修到达现场后恢复供电平均时间4小时，农村地区5小时。”诉讼中，徐水生、袁日明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增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下称：增城军人事务局）调取该局与增城供电局之间就四丰村停电致徐水生、袁日明承包鱼塘死鱼问题来往对公函件。来往函件内容如下：2019年8月2日，增城军人事务局向增城供电局发送《关于协调处理好徐水生诉求问题的函》：“我局收到徐水生反映‘承包四丰村鱼塘养殖期间停电，抢修时间过长导致全塘成品鱼缺氧死亡’问题的来信。经了解，徐水生是我区退役军人，望贵单位联系其本人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对其合理合法、符合政策规定的诉求请予以解决，对其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诉求请耐心做好解释工作。随附徐水生信访相关材料。”2019年8月9日，增城供电局向增城军人事务局复函：贵局《关于协调处理好徐水生诉求问题的函》收悉，经核查，现函复如下：一、经我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确认徐水生承包的鱼塘所接电源为10kV牛潭F14四丰线四丰榄排变压器。6月28日晚上21:18时，10kV牛潭F14四丰线故障跳闸，导致四丰村一带停电。接到停电消息后，我局急修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开展查障抢修，通过逐项设备排查，于6月29日2:06发现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存在故障（故障原因变压器本体绝缘击穿）。隔离该专变后，于6月29日2:14时恢复除林田夫专用变压器外其余变压器的正常用电。二、跳闸当晚，10kV牛潭F14四丰线共有11台公变、16台专变受到停电影响。由于当地地处农村，交通不便，受影响的变压器分散，故障范围较大，且故障发生时间为夜晚，增加了查障难度，我局当时已组织合计14人、4辆车对线路故障进行排查，以最快速度为受影响的用户恢复正常供电，从故障发生停电到恢复供电，查障抢修总耗时4小时56分。三、我局严格执行运行管理制度，定期对我局资产的电力设施巡视维护，已履行日常检修维护职责。发生故障的专变属林田夫专用变压器，由其负责运行维护，但其未履行好维护职责，造成设备故障，不属我局运维责任。根据用电方四丰村榄排合作社与我局签订的供用电合同8.1条，如因第三方过错导致供电方停止供电，给用电方造成损失，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四、上述用电地址中，与我局签订供用电合同的用电方为四丰村榄排合作社（签订人为林时清，电费缴纳人为刘锦庆）。本次抢修，我局发现徐水生为承包上述地址养殖鱼的租户，与刘锦庆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但是用电方四丰村榄排合作社未到我局办理相关的变更用电手续。供用电合同8.11条规定“用电方因买卖、出租、分立、合并、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而在同一用电地址变更用电人的，应当向供电方办理变更用电手续、清偿拖欠的电费或落实经供电方认可同意的债务承担者。否则，供电方可以拒绝向该用电地址的用电地域范围内供电”。因此，我局的供电对象为四丰村榄排合作社，鉴于该合作社已经违反了供用电合同的约定，我局有权依照供用电合同约定拒绝向该地址供电。五、本次抢险，我局发现该用电地址的报装容量为8千瓦，该址在2019年2月、4月、6月和8月的用电量分别为16461度、18688度、16803度和11775度，按照抄表周期内24小时一直用电计算，该地址实际最大用电负荷约为12.98千瓦，超出供用电合同约定的报装容量约4.98千瓦，存在长期私自超过合同约定容量用电的情况，属于违约用电行为，根据供用电合同8.1条，如用电方违约或违法用电，供电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以上情况，我局已履行了对局属资产电力设施的维护职责，本次造成线路跳闸停电的故障原因在第三方，且用电方存在未办理变更用电手续及超合同约定容量用电等违约用电行为，因此，依照相关法律和供用电合同约定，我局不应当对徐水生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徐水生承包的鱼塘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我局建议其配备足够容量的发电机作为应急电源，同时做好发电机的日常维护工作，以应对突发停电事件。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5日组织双方到庭质证，徐水生认为增城供电局在向增城军人事务局的回函中第五点承认了涉案用电地址长期存在超负荷运作、没有增容，证明增城供电局没有履行好监管职责，是造成此次停电的主要原因。增城供电局认为徐水生的陈述是其单方错误理解，第五点内容恰恰证明了榄排合作社没有按照与增城供电局所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使用、管理和维护属于他们的专用变压器，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正确用电，已构成对《供用电合同》的违约，同时增城供电局复函第五点中也强调了会保留对榄排合作社的违约行为的追究权利，因此，增城供电局认为增容或使用行为并非属于增城供电局的责任或行为，而是属于用电方榄排合作社的责任或行为，增城供电局在此前的庭审中多次强调徐水生之所以可以使用案涉鱼塘的电是徐水生与榄排合作社私下转供电行为，也即增城供电局在复函中第四点提及的行为，故增城供电局认为若徐水生坚持认为因案涉线路存在超出报装容量用电造成了其承包鱼塘损失，徐水生应当是向榄排合作社主张赔偿责任而不应当向本案增城供电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本案中，增城供电局增城供电局作为向辖区社会公众提供电力的供电企业，其与榄排合作社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用电地域范围为四丰村榄排合作社内，案涉鱼塘位于该合作社内，属于前述用电地域范围，案涉鱼塘电表亦接入牛潭F14四丰线四丰榄排变压器，徐水生虽未办理相关变更用电手续，但其实际使用增城供电局供给的电力并交纳电费，增城供电局亦予以接受并收取电费，且双方并未重新签订新的供用电合同，视为原、增城供电局以各自的行为接受案涉《供用电合同》的约束，故双方应当恪守《供用电合同》，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提出未与徐水生、袁日明签订供用电合同、徐水生、袁日明非合同相对人故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徐水生承认徐水生袁日明投资入股案涉鱼塘，故袁日明与本案处理有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亦适格，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提出袁日明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关于涉案鱼塘所在四丰村的地域定性。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案涉鱼塘所在位置为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道四丰村，通过登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查询得知，四丰村的城乡分类代码为220，为村庄；第二，根据徐水生提交的缴费发票可知，案涉鱼塘的用电规格型号为“农业生产”，可知该区域为农业用电。故，徐水生、袁日明认为鱼塘所在的四丰村为城镇地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有无违反及时抢修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徐水生的诉请主张，其认为因增城供电局的抢修人员到达现场迟延及恢复供电时间过长致使其所养殖鱼因缺氧死亡。《供电监管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供电企业应当迅速组织人员处理供电故障，尽快恢复正常供电。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抢修的时限，自接到报修之时起，城区范围不超过60分钟，农村地区不超过120分钟，边远、交通不便地区不超过240分钟。因天气、交通等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到达现场的，应当向用户做出解释。”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供电服务承诺》规定“农村地区供电抢修人员到达现场时间平均90分钟，农村地区抢修到达现场后恢复供电平均时间5小时”。本案中，原、增城供电局对停电时间（2019年6月28日21:20）均无异议，但对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存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且不论徐水生、袁日明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关于抢修人员到场时间与恢复供电时间的陈述谁更具客观性，从徐水生、袁日明及其申请的证人证言内容，即便关于前述两个时间点全部采纳徐水生、袁日明的主张（即：抢修人员到场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22:50，恢复供电时间为6月29日凌晨2:40），那么案涉停电故障抢修人员到场时间为90分钟（21:20-22:50）、恢复供电时间为3小时50分钟（22:50-凌晨2:40），未超出《供电监管办法》规定的农村地区的120分钟，亦符合南方电网发布的《供电服务承诺》所规定“平均”用时。其次，结合增城供电局电网系统技术支持平台的相关数据，一审法院认为，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已按相关法律规定及服务承诺履行了及时抢修义务。关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有无向徐水生提供应急电源（即保安电源）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用户需要备用、保安电源时，供电企业应按其负荷重要性、用电容量和供电的可能性，与用户协商确定。用户重要负荷的保安电源，可由供电企业提供，也可由用户自备。本案中，徐水生、袁日明作为四丰村内鱼类养殖散户，其可以选择自备电源，也可以由其与供电企业协商由供电企业提供，但是本案徐水生、袁日明在事发前并未与供电企业协商或者向供电部门提出配备应急电源的申请，故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并无向其提供应急电源的义务。综上，徐水生、袁日明以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抢修人员到达现场迟延及抢修过程未为其提供应急电源为由主张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徐水生、袁日明认为在增城供电局向增城军人事务局的复函第五点提及的案涉电力长期超负荷运行证明增城供电局未履行监管职责是导致停电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用户不得有下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电、用电秩序的行为。（二）擅自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用电。”的规定，案涉《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用电地址的报装容量是8千瓦，实际用电超负荷是用电方自身违法、违约用电行为，且超负荷也并非此次停电的原因，故徐水生以此为据要求增城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供电监管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徐水生、袁日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徐水生、袁日明已申请缓交），由徐水生、袁日明共同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对袁日明的上诉事实和理由进行审查后，回应如下：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徐水生、袁日明以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在履行抢修义务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为由请求该两局承担赔偿责任。而抢修义务属于该两局作为供电单位的合同义务，且该两局在一审中以徐水生、袁日明与其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时，徐水生、袁日明并未主张其是以侵权损害赔偿作为其请求权基础。故一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是围绕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是否在抢修工程中存在违约进行举证、质证及辩论，故一审法院将本案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袁日明上诉称本案为侵权纠纷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是否违反及时抢修义务。首先，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将四丰村定为村庄且徐水生、袁日明所提交的缴费发票亦指明用电规格为“农业生产”，故一审法院将涉案鱼塘所在地认定为农村地区有事实依据。袁日明上诉称事故发生点为城市区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如一审分析，案涉停电故障抢修人员到场时间及恢复供电时间均未超过《供电监管办法》《供电服务承诺》所规定的时间，故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并不存在违反及时抢修义务的行为。袁日明上诉称上述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是否必须提供应急电源的问题。一方面，袁日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必须向其提供应急电源的合同义务。另一方面，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亦没有必须向用户提供应急电源的法定义务。故袁日明以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未提供应急电源为由请求该两局承担赔偿责任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关于袁日明上诉称此次鱼类缺氧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怠于履行管理职责、未定期对电力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袁日明、徐水生所提交的广东省渔政总队增城大队所作的《现场勘验笔录》，该大队认为造成此次死鱼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该塘高密度养殖石斑鱼，按照死鱼情况是鱼塘缺氧造成今次死鱼事故。由此可知，袁日明所主张的此次死鱼的损失所造成的直接原因是鱼塘缺氧。而鱼塘缺氧不仅有未能及时提供增氧设备亦有该塘高密度养殖的多方面的原因。本案虽因停电事故导致袁日明无法及时正常使用增氧设备的，但停电事故系用电方自身违法、违约用电行为造成，与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并无直接关联，故袁日明上诉称此次鱼类缺氧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增城供电局、广州供电局怠于履行管理职责、未定期对电力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林田夫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系合同纠纷，林田夫与涉案合同纠纷无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追加为当事人的情形，故袁日明上诉称一审程序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若袁日明认为林田夫对其涉案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日明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袁日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何美婷书记员吴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