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7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希宏，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伟，女，198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军，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仕林，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江苏天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因与被上诉人叶仕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9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明伟独任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希宏及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军、被上诉人叶仕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希宏、张红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叶仕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错误。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存在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广东企数标普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数标普公司）。被上诉人事实上是企数标普公司的代理加盟商，双方签订了代理合同，被上诉人支付的100万元是加盟企数标普公司的业务代理费。二、案涉欠条是郭希宏在被上诉人逼迫之下出具，而且其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代表企数标普公司，而非个人行为，其后果应由企数标普公司承担。三、本案遗漏了重要的诉讼参与主体企数标普公司。本案的真正被告应为企数标普公司，而非上诉人。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表明应追加企数标普公司作为被告，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四、上诉人张红伟代收加盟代理费的行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首先，被上诉人付款给张红伟账户是明确注明了南京市代理，表明其知道张红伟收款是代表企数标普公司收款的；其次，退款时企数标普公司退了55万元，表明其认可该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张红伟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张红伟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也没有要求其在欠条上签字，也表明被上诉人并不认为是张红伟欠款。第四，企数标普公司安排郭希宏用张红伟账户收款并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张红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査明事实，依法改判。叶仕林辩称，1.被上诉人发现郭希宏负责推广的企数标普公司的产品与介绍时的不一致，该项目没有市场，故在企数标普公司找到郭希宏，要求其退还加盟费用。企数标普公司当时明确讲明，该公司只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加盟费，没有授权郭希宏代为收取加盟费，因此郭希宏收取的加盟费由郭希宏退还，所以欠条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具的，也是三方商谈的结果，并不是像上诉人所说系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根据本案的事实，上诉人收取款项也并非企数标普公司的职务行为。2.被上诉人并不清楚郭希宏为何将钱转到张红伟名下，当时郭希宏陈述张红伟是其妻子，所以在案涉欠条上郭希宏也将该事实做了说明。两位上诉人是夫妻关系，在婚姻存续期间张红伟将其本人的银行卡提供给丈夫郭希宏用于收款，应当视为其对收到被上诉人汇款的认可。张红伟抗辩对此不知情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所以案涉的45万元应当属于两上诉人的共同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仕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原审被告立即返还其人民币45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1500元由两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4日，郭希宏向叶仕林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本人郭希宏应代表企数标普公司招商，招到南京市级代理叶仕林，因项目原因，南京市级代理退出，退还代理费肆拾伍万元整，定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一日前归还。注钱款打入本人老婆张红伟招行卡内（62×××71）分三次转入。”郭希宏在上述欠条上签字并按手印。一审又查明，叶仕林分三次向企数标普公司账户转入30万元、15万元、5万元，合计50万元，并附言“南京市代理”；叶仕林分三次向张红伟名下账号为62×××71的招商银行卡中转入46000元、273000元、181000元，合计50万元，叶仕林在46000元及273000元交易中附言“南京市代理”。企数标普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4日16:17:05、16:17:17、16:20:46向叶仕林转账30万元、15万元、5万元，合计50万元，均附言“南京市代理退款南京市代理退款”。次日14:31:41企数标普公司再次向叶仕林转账5万元，该笔转账附言“代退加盟费”。2018年9月6日，张红伟向黄大勇转账50万元。一审再查明，叶仕林于2018年7月29日在《代理商合作协议》首页乙方、代理区域及权限、加盟费用处进行填写，企数标普公司亦在最后页盖章，但该协议其他内容皆系打印，空白处并未填写内容。同月31日，叶仕林与企数标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代理商合作协议》第一页第一条代理区域及权限第2点涉及的“合同期为三年”进行解释补充，补充如下：“合同期为三年……乙方自动续约，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继续享有原来代理级别的收益待遇。一经甲方审核通过，自开设后台起，后续不再收取加盟费。”另该补充协议备注“此补充协议仅针对2018年10月31日之前签约并及时开设后台的各级代理商有效。凡拿到此补充协议的代理商，在正本签约日期范围内的一律长期有效”，叶仕林在该协议上签字。郭希宏提交企数标普公司的授权书一份，其中载明“兹授权江苏信随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司南京市级代理，负责随手票、税融通、财税共融链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特此授权”，且该授权书上载明有效期自2018年11月7日至2021年11月6日。叶仕林系江苏信随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23日，现该公司已注销。另查明，2018年4月13日，黄大勇变更为企数标普公司的执行董事，2020年1月20日，黄大勇退出，企数标普公司进行了董事变更。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叶仕林提交的欠条、转账记录、支付凭证，郭希宏、张红伟提交的补充协议、授权书、交易详情、企数企数标普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网页信息等证据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二原审被告系夫妻关系,叶仕林持有郭希宏出具的欠条及向张红伟转账的银行转账记录向二原审被告主张债权，法院因而确认双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二原审被告作为债务人对上述借款负有相应的清偿义务。对于二原审被告主张打到张红伟的账户的50万元系按照企数标普公司当时的执行董事黄大勇的安排，后郭希宏也将该50万元又支付给企数标普公司的执行董事黄大勇及郭希宏出具欠条的行为系代表企数标普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辩解意见，法院认为，虽黄大勇在2018年4月13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担任企数标普公司的执行董事，张红伟亦于2018年9月6日向黄大勇转账50万元，但郭希宏提交的授权书中授权的主体为叶仕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江苏信随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张红伟没有代理权限，叶仕林分三次向张红伟名下账号为62×××71的招商银行卡中转入50万元且在46000元及273000元交易中附言“南京市代理”，张红伟取得该笔资金没有理由，二原审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叶仕林将加盟费转账至张红伟账户系企数标普公司当时的执行董事黄大勇的安排的证据；且张红伟虽存在向黄大勇转账的事实，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笔转账系其向企数标普公司进行的转账，故法院对二原审被告此辩解不予支持。对于债务的承担，叶仕林将50万元转给张红伟，后企数标普公司代退加盟费5万元，郭宏伟亦于2019年3月14日向叶仕林出具欠条，故法院认定叶仕林享有的债权为45万元。对二原审被告主张郭宏伟、张红伟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法院认为，叶仕林转账时，二原审被告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二原审被告当庭陈述郭希宏有时会使用张红伟的银行卡，叶仕林向张红伟账户转入50万元，郭希宏依据该转账及企数标普公司代还款的5万元进行结算，后向叶仕林出具欠条，因此法院认定45万元系夫妻共同债务，郭希宏、张红伟共同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法院对此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对叶仕林主张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叶仕林要求二原审被告承担保函费（应为担保服务费）的诉讼请求，因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郭希宏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仕林人民币45万元，并自2019年9月1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二、张红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叶仕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为证明案涉欠条系在被上诉人叶仕林胁迫下出具，申请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王某陈述：其是企数标普公司外聘的讲师，帮助企数标普公司去招商引资；案涉欠条出具时，其在现场；叶仕林一行四、五人到企数标普公司要求退款，并将公司前台的东西砸了；时任企数标普公司的董事长黄大勇的意见是让其和郭希宏先做处理；其就和郭希宏对叶仕林等人进行安抚，叶仕林等人就是要钱，社会气息很重，还当场就动手打了一下郭希宏，当时闹的特别严重；由于公司员工还在上班，为避免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最后协商的结果就是公司退钱，按照合同的约定应该退100万，但由于要走财务，当天退不了，叶仕林等人不同意，让写欠条，然后叶仕林一行人中有人掐着郭希宏的脖子，让郭希宏出具了案涉欠条；事后无人报警，是因为大家觉得报警之后对员工不好，对公司形象更不好，能够合理解决纠纷就算了，毕竟叶仕林和公司是合作关系，也并非完全不占理。对王某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叶仕林质证认为：王某的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一审中上诉人本可以申请该证人出庭的；王某和郭希宏同属湖北老乡；案涉欠条出具时，王某并不在场，王某陈述并非事实，该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认可王某的证人证言。郭希宏还陈述，其未在出具案涉欠条后报警，是因为其法律意识不强，且当时其正在起诉企数标普公司，不希望惹出其他事情，所以未报警。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为证明郭希宏与企数标普公司及叶仕林的关系，申请证人史某到庭作证。史某陈述：其是企数标普公司的股东，曾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郭希宏时该公司湖南省的代理商，叶仕林是该公司南京市的代理商，双方也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其不清楚郭希宏是否被该公司授权可以代收款项。被上诉人叶仕林质证认为：从证据形式来看，史某的证言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史某已不在企数标普公司任职，其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上诉人人郭希宏、张红伟认可史某的证人证言。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人史某的陈述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基本属实；证人王某关于叶仕林等人动手打郭希宏，掐着郭希宏的脖子、让郭希宏出具案涉欠条等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上诉人关于案涉欠条系在被上诉人叶仕林胁迫下出具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欠条是否系上诉人郭希宏在胁迫下出具；二、案涉欠款偿还主体是郭希宏还是企数标普公司；三、上诉人张红伟是否应当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偿还责任。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人王某的证言，系孤证，不能证明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关于案涉欠条系郭希宏在胁迫下出具的主张。根据上诉人认可证人王某的陈述，案涉欠条系郭希宏在企业标普公司员工上班时间出具。如果该陈述属实，欠条的出具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胁迫的时间和空间。事后，郭希宏也并未采取报警等措施救济，直到本案诉讼期间，才以存在胁迫进行抗辩。以上事实均不能反映上诉人关于胁迫的主张成立，故本院对上诉人关于案涉欠条系在胁迫下出具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不能证明存在胁迫事实的情况下，案涉欠条合法有效。在该欠条中，郭希宏已明确其系代表企数标普招商，招到叶仕林作为该公司南京市级代理，因叶仕林退出代理，其本人负责将叶仕林分三次转入张红伟名下招商银行账号的50万元予以归还。郭希宏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其对案涉50万元债务的主动承担，叶仕林也接受该欠条，故郭希宏债务承担行为成立。郭希宏、叶仕林与企数标普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并不影响该债务的成立。因企数标普公司后来退还其中的5万元，故郭希宏应当对剩余45万元向叶仕林承担及利息承担给付责任。上诉人主张案涉欠款的清偿主体是企数标普公司，与欠条中反映郭希宏进行债务承担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未追加企数标普公司作为被告，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案涉欠条明确欠款偿还的主体为郭希宏。有因为案涉债务产生于郭希宏、张红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资金流向上看，叶仕林系向张红伟名下招商银行账号进行转款，上诉人也认可郭希宏存在使用张红伟账户的情形，郭希宏也依据案涉转款50万及企数标普公司代还款5万元进行结算，并出具案涉欠条。由此可知，郭希宏、张红伟之间存在夫妻共同经营关系，张红伟对该笔款项转款事项知晓并实际参与。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45万元系夫妻共同债务，郭希宏、张红伟共同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郭希宏、张红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郭希宏、张红伟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明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