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41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英，女，汉族，1977年4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飞，河南焕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旸，河南焕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生，男，汉族，1951年7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丘华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示范区。法定代表人：杨淑雯，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远，河南凤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思瑞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韩金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霞，女，汉族，1981年12月30日出生，住河南省柘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光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蒋玉钢，总经理。上诉人杨红英因与被上诉人张德生、商丘华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河南思瑞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瑞普公司）、王艳霞、河南光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5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红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飞、刘旸，被上诉人张德生及其与华强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远，光明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玉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思瑞普公司、王艳霞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红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5802号民事判决，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超出本案审理范围，违反法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张德生及华强公司起诉是基于张德生于2016年与思瑞普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其认为张德生在购买思瑞普公司资产时,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及王艳霞恶意串通伙同杨红英事后虚构债权侵害其权益,由此,其起诉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为转让合同纠纷,因合同具有相对性,杨红英并非其资产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实质与杨红英无关,本案应当围绕合同本身审理;杨红英与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之间的纠纷发生于张德生购买思瑞普资产之前,系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杨红英是否是职业放贷人也与本案无关,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超出审理范围,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正。二、杨红英与光明公司之间的借款真实有效,并未偿清,且公证程序合法,杨红英也并非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审理认定杨红英与光明公司借款已偿清、杨红英系职业放贷人的事实严重错误,不仅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且无视证据及案件事实,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张德生及华强公司,达到使张德生、华强公司逃避债务的目的。1、杨红英与光明公司之间的债务真实合法,并未偿清。首先,关于本案事实:2014年4月11日，杨红英将借款出借给光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思瑞普公司为此笔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商丘市梁园公证处为此笔借款进行了公证,并出具(2014）商梁证经字第378号公证债权文书。借款到期后,杨红英向光明公司和思瑞普公司索要借款,但光明公司和思瑞普公司推脱不还,无奈之下，杨红英向商丘市梁园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商丘市梁园公证处于2015年7月16日出具(2015)商梁证执字第76号执行证书,杨红英依法向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过程中,光明公司及思瑞普公司为逃避债务,曾多次以杨红英与其之间债权债务已还清为由向商丘市梁园区法院、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商丘市检察院提出执行异议及不予执行的申请,但经过多个机关的多次审理,均查明杨红英与思瑞普、光明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且数额真实无误,故均驳回光明公司和思瑞普公司所提异议。该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该事实已然非常明确,无需再次审查。另外,在商丘市中院算账时,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和华强公司当时都在场,算完均认可数额无误后思瑞普公司自行撤诉,也可说明杨红英与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准确无误。此外,思瑞普公司和华强公司均是张德生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都是张德生,思瑞普公司提异议被驳回后,现张德生又利用华强公司变相提异议，究其实质,就是同一个人因同一个事情在变相的重复主张诉讼,故其请求及其所主张的事实不应被法院受理,更不应被采纳。其次,公证处送达程序合法,公证处依法向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指定的送达地址送达了相关文书,且公证处给思瑞普邮寄的文书是思瑞普法定代表人蒋旭东本人签收的,由此可以看出,公证处是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送达,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再次,执行过程中,光明公司和思瑞普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已被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光明公司与思瑞普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期间主动向杨红英偿还72万元以获得谅解,也可说明光明公司和思瑞普欠款的事实。该案件不仅经过民事程序审理,还经过了刑事案件审理,刑事案件的认定标准是排除一切可能,远高于民事的认定标准,足以说明杨红英与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合法有效。以上事实,均证明光明公司并未足额偿还杨红英借款。此外,杨红英和光明之间的借款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需要分开来算,在长期借款到期前发生的均为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到期后偿还的才是长期借款,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对杨红英和光明之间的借款进行审计,申请两次但均被退回,而一审法院却在没有经过审计的情况下,亦未查明借款相关事实的擅自下结论,没有分清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将其完全混为一谈。且杨红英从未指定代收人,光明公司支付给其他人的款项与杨红英无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村、刘春亚、史怀阳、陈艳军、宋清华、王明芝、武中科、杨红霞系杨红英的代收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以上人员均是杨红英的代收人,作出的判决严重失实、严重错误。2、杨红英并非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认定杨红英系职业放贷人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职业放贷人,出借人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最高院关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和处理是为了维护我国的金融经济秩序,认定出借人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情形，在审查借贷行为是否存在反复性、经常性、营业性的同时，仍要审查出借对象的不特定性,对特定主体的反复借款行为不应认定为“职业放贷”。本案杨红英并非职业放贷人,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首先,杨红英并不以放贷营生,没有营业性,其资金来源于家里的拆迁款和做生意的存款,其次,其出借款项均是特定的人,并非不特定主体,很多案件均是因为同一件事产生的多次诉讼,其在法院的涉诉案件,也不在同一年度内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职业放贷人的情形,本案被上诉人张德生、华强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杨红英系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偏听张德生、华强公司一面之词,无视证据及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另外,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不能以现在的法律规定追究和考量之前的民事行为。而且,退一步来讲,杨红英是否是职业放贷人与本案无关，根本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三、被上诉人王艳霞真实身份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王艳霞系担保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审理程序违法，不具有管辖权。杨红英与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自2015年开始经过了多个法院的多次审理,已经查明真实有效,在几年的审理当中,不论是光明公司还是思瑞普公司，从未提起过王艳霞此人,张德生与思瑞普公司的资产转让协议也并未约定担保人,仅仅只有一份单方书写的保证书，无法证明是何人所写，无法核实此人的真实身份,一审法院直接据此认定担保书的效力过于草率。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多次就该担保书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无视该重要的事实，草率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四、杨红英申请保全土地行为合理合法,且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华强公司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属于善意取得,显然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公司的行为归根结底还是具体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思瑞普和华强公司均系张德生控制,张德生在担任思瑞普股东及法人期间,又成立华强公司,在明知思瑞普公司正在被法院执行的情况下,还利用思瑞普公司与其成立的华强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思瑞普公司的唯一财产私自转移到华强公司名下,明显属于恶意串通。因张德生、思瑞普公司、华强公司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杨红英的合法权益,杨红英于2018年向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思瑞普公司与华强公司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将华强公司非法手段取得的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返还给财产所有人,为防止张德生及华强公司再一次恶意转移财产,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制止不法侵害行为继续的角度出发,杨红英在诉讼中向梁园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涉案土地进行保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保全实质上是人民法院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该行为是经过法院审查后所作出,结合以上事实，杨红英申请查封华强公司名下土地该保全符合法律规定,合理合法。对涉案土地使用权采取保全措施,只是限制其买卖的一种法律手段,并不影响涉案土地的正常经营使用,不会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本案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遭受了损失,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判决上诉人对此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张德生、华强公司共同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截止到本庭开庭之前就是说所谓的就杨红英给光明公司之间的借款，这个事实就是并不是像上诉人所说经过了多次审理，她所说所有的裁判文书包括了就是说对于民间借贷，杨红英所谓的2000万的民间借贷，没有经过任何法院进行审理过，进行确认了他民间借贷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案件牵到杨红英，他说是没有关联，是不正确的。杨红英就说现在包括她在本院起诉了，包括一审已经判过了，就说关于土地买卖协议纠纷她的身份，因为她是光明公司的债权人。因为本案就是被上诉人张德生给华强公司购买了思瑞普公司的土地才发生了纠纷。所以说一审并没有超越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本案。第二关于她提到了说关于这两份判决书2285号第三页，也就说跟2287号，这判决书的第三页都能看出来，也说是王运莲，这个是判决书认定的是王运莲及其委托，继续委托杨红英等其他人通过银行转账、刷pos机或扣留给就是被告了。这个是杨红英本人及委托王运莲通过银行转账，pos机刷卡给被告。也就是说中间杨红英与王运莲是相互关联，她这个钱来回相互成为相互称为委托人来进行对外进行放贷，对不特定人员，通过一审中提交了就是说公证处调取证据上能看出来她是在2014年一年内发生了将近一个亿了。是一个民间借贷行为，也就是说一审认定杨红英符合职业放贷人，认定事实正确清楚了。关于她提到关于陈彦军这个事，因为她所述的就说你们在提交了就双方光明公司跟上诉人杨红英在梁园区法院执行局提交的那份账目往来情况，因为经过审计始终没有结果，但是通过庭审过程中双方对她所有证据进行发表质证意见。而一审是在双方质证意见基础上查清的事实部分作出认定，是合法有效的。并不是像她说的是已经法律文书确认了事实部分，实际上就是说这是柘城县人民法院原审对于双方民间借贷这个行为这是第一次做出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认定，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判决和裁定对双方主要的事实部分进行认定。光明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玉钢）辩称，一审判决合理，还有些地方没有支持原告的地方，我感觉他们做的还不到位。希望中院要查明事实。对于杨红英职业放贷人，包括她说我拒执罪成立那些我都要有话说。第一被告杨红英一直说我拒执罪，是因一年半也刚出来，时间不长。所以说作为被告我和杨红英是没有串通，第二，我觉得和她是势不两立，她是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确定了职业放贷，我认为这个已经对她很客气了。它不但是职业放贷，而且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都不知道杨红英和她的代理人竟然这样害怕作为一个职业放贷人，这是明确的事实已经摆在这里。她的代理人这样说通过民事上已经确认，包括已经形成拒执罪了，认为欠她的钱是事实。我认为这个事实是错误的，在我进去一年半期间，我的父亲一直在呼吁，并且形成的文字材料，我可以最后所有提交。关于梁园区公安局非法抓捕蒋玉钢这个情况材料汇报，把这情况说得很明白。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老板，本身是一个民事官司，上升刑事我都不知道。我只想反问一下。再一个如果这个情况她们一直在说已经形成了判决书了，形成了拒执罪，已经确认好像是我就欠了那些钱，其实这个错误，这个案是冤假错案。第一我能够形成拒执罪的前提首先是拒不执行法院裁定，拒不执行法院裁定的原因就是公证处转过去了。执行申请书根本就没经过两级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当时2014年下半年因为民间借贷非法要账的非常厉害，我逃跑了半年。在半年期间，因为在那期间别人对我非法的折磨，堵门。我跑了之后，公证处没有经过调查，没经过核实，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程序上没有，他们自认为没收到，我的人也没收到。然后先来一个调查材料说，杨红英这样光明公司欠你多少钱？她说是的。7月10日就没有我的确认书，没经过我进行核实，直接把一个公证文书申请过去了。申请的时候她申请还不是900万，而是应该是1800万。最后我一出来之后，我说两份公证文书，你这一份是不对的，我已经差不多还完了。还吵了一晚上。要再审，最后她自动就撤了一份。她自己认为不好意思，又撤了之后，这个数字还是不对的。结合这个事你不要在这个地方错上加错，错上加错之后只能是这个案件更加的复杂，因为我现在已经出狱了，我现在积极的申请我的，因为我不是告了法院和检察院，我是告了公证处，公证处的公证执行。我有工程预付款打过来，我不是为了还账，而是为了去接工程挣钱还账，可是她就因为这一个证据把我抓到监狱一年半。给杨红英达成一个和解协议300万，双方都认可了，我亏就亏了，因为法院执行，没法跟她商量咱就亏点。这个事我感觉到公证处的执行，我正在进行司法包括纪委，包括检察院我都在申请这个事，我现在有这个时间了，我认为法律是公正的，最终会给我一个说法。张德生、华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30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依法查明案情事实的情况下确认杨红英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1日，原告张德生与被告思瑞普公司签订《河南思瑞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既公司资产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思瑞普公司所有的土地证号为商国用（2014）第74号的土地50亩、地上建筑物16272平方米、其他（如地下管网、绿化、配电房、办公楼等），总价值为2700万元，思瑞普公司以2400万元转让给原告张德生，被告王艳霞对上述协议同日出具保证书一份。2017年11月1日被告思瑞普公司与原告华强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思瑞普公司以11010000元价格将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过户到原告张德生组建的原告华强公司名下，并于2017年12月华强公司取得豫（2017）商丘市不动产权第0042421号土地使用权证。2018年11月杨红英以华强公司、思瑞普公司为被告向梁园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华强公司与思瑞普公司土地转让合同无效，并于2018年11月22日向梁园区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梁园区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豫1402民初1141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华强公司名下位于商丘市示范区××大道与××交叉口向北××西，商国用（2017）0042421号土地。原告华强公司认为查封土地致使无法再该块土地上进行投资建设，产生经济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被告杨红英、光明公司、思瑞普公司之间的借款、担保关系，在梁园公证处分别进行公证，出具借款公证文书（2014）商梁证经字第378号、（2014）商梁证经字第471号，被告思瑞普公司为担保人，后以此为依据申请执行证书（2015）商梁证执字第77号和76号，杨红英以上述两份执行证书为依据向梁园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杨红英撤销了（2015）商梁证执字第77号执行证书强制执行申请。（2015）商梁证执字第76号尚未执行完毕。另查明，2014年被告光明公司数次向被告杨红英借款，短期借款多笔，长期借款担保合同两笔。在梁园区法院（2015）商梁法执字第754号卷宗材料中，其中有杨红英签字的2017年8月2日“关于河南光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与杨红英银行往来明细说明”表中显示，2014年4月11日河南光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分两次向杨红英借款1811万元，期限6个月（2014年4月11日至10月10日），并办理公证。在借款期间，光明钢结构公司从2014年7月13日-8月1日又多次向杨红英短期借款1244.86万元，借款期限大多1-5天还款，少数2-3个月还款。以上共计借款3055.86万元。光明公司自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3月17日共还给杨红英及其指定人员3711.738万元；其中，直接支付杨红英2847.624万元，支付杨红英指定的人员杨村、刘春亚、史怀阳、陈艳军、宋清华、王明芝、武中科、杨红霞共计864.114万元。光明公司偿还杨红英及其指定的人员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另案杨红英诉华强公司、思瑞普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梁园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买卖合同有效，判决驳回杨红英的诉讼请求，杨红英提出上诉现在商丘中院二审审理中。在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杨红英与光明公司借款还款情况进行审计，本院司法技术科委托两家会计事务所审计鉴定均被退回。再查明，经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本院依法为其出具调查令，向梁园公证处调取杨红英在梁园公证处办理借款公证6笔，借款金额48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是基于合同纠纷缔约过失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原告张德生与被告思瑞普公司签订股权资产转让协议包含转让的土地，而协议中的土地被杨红英在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申请财产保全被查封，双方均系基于土地转让合同提起的相关诉讼，因华强公司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证，华强公司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属于善意取得，应受法律保护。首先从杨红英申请查封华强公司名下土地前因来看，主要是被告光明公司与被告杨红英之间借款纠纷而引发，该土地转让协议本与被告杨红英无关联，原告调取的光明公司与杨红英双方各自提供转账凭证，能够证实光明公司已经足额偿还本息。其次杨红英向梁园公证处申请的（2015）商梁证执字第76号、77号执行证书，梁园公证处未向借款人光明公司、担保人思瑞普公司进行核实。再者从原告提供相关证据能够说明杨红英未经金融管理机构批准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有偿出借款项，次数较多，数额巨大，且未能提供资金来源，符合职业放贷人的基本特征，应确认杨红英系职业放贷人，原告要求确认杨红英的行为系职业放贷人应予支持。据此，借款人与杨红英之间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该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从合同担保合同已属无效，思瑞普公司据此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思瑞普公司转让土地的行为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王艳霞出具保证书，其行为正当，协议合法，对查封造成的损失没有过错，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告杨红英申请查封原告土地不当，对因查封土地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损失为30万元，由于土地被查封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故本院酌定损失为5万元。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红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德生、商丘华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因查封造成的损失5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德生、商丘华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杨红英负担1050元，原告张德生、商丘华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德生、华强公司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两份微信截图，一是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关于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的一个公告，另一是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登记。2、（2020）年豫14**民初2287号和2285号民事判决书。3、商丘市商丘北海创伤医院了一个营业执照，该医院储蓄银行贷款的贷款利息清单。微信截图与两份判决书也进一步印证杨红英与王运莲在2014年间多次对不特定人员、不特定对象多次发生民间借贷行为，其这个公告也证实了之后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为涉嫌非法集资。公安机关已立案，也就说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艳军恰恰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光明公司之间借款实际的转款人，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杨红英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原审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正确。营业执照与贷款合同，这也印证了因为北海创伤医院是张德生个人独资企业，其为了购买土地，因为查封这个土地以后，没法进行建设，错开创业贷款了，肯定产生了，也实际产生了费用。损失实际发生，并非像上诉人所述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庭后提交出借人杨红英与借款人耿静经公证的150万元借款的公证书；张德生书写的杨红英分别提起的另两个分别为1000万元的借款诉讼信息。杨红英质证认为，对于公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根据内容来看，仅仅是一个无法核实发布人的网络信息，也无法证明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被立案处理。另外3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杨红英无关，与本案也无关。对企业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对于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两份判决书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首先该份判决书所涉及的当事人均不涉及被上诉人任何一方，其如何取得的该两份判决书，需要作出合理的说明。另外该两份判决书有一份当事人为王运莲，与本案无关，与杨红英有无关，并非被上诉人所陈述的关联人，而且通过该判决书审理的内容和判决作出的时间来看，该判决是在本案一审法院判决之后才做出的。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原本就无权审理杨红英与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却超出了范围，没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得出了杨红英系职业放贷人的结论，但是通过该份判决书可以看出该判决书真正审理的才是杨红英与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在经过了严格的审理之后，在最终查明杨红英并非职业放贷人，可见本案一审法院审理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该份证据恰恰证明杨红英并非职业放贷人。对于贷款合同以及还款计划表、营业执照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伪，另外通过该份证据可以看出根本无法证明与购买本案涉案土地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合同显示的贷款人是商丘北海创伤医院，也并非本案的任何一方，所以说与本案无关。对张德生、华强公司二审庭后提交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来源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据来源不清楚，系复印件不能核实，与职业放贷人无关，与本案无关，2014年在认定职业放贷人之前。张德生手写的材料形式不合法，系其自身的陈述，内容不真实，两个案件不存在，查找不到。光明公司质证认为，对公告没有异议。对工商信息，当时杨红英和陈艳军是一块贷给我的钱，当时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艳军也亲自到了公司和我签了协议，然后他作为杨红英担保的一个代理人，做了这笔业务。所以商丘市三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他两个关联是非常紧密的。王运莲，我也有给她打款的记录，还有她一个婆姐打过钱，这个事他俩是有关联的。这两个判决书是有关联的。王运莲、杨红英都是职业放贷人。我认为一审判决非常明确，给骨科医院造成了损失，由于这块地被冻结了，没法进行再融资，诉求30万是不多的。对于证据没有异议。其他当事人对张德生、华强公司二审庭后提交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主张权利的原告为张德生、华强公司。关于光明钢结构向杨红英的具体还款情况，杨红英不认可，双方存在争议，又涉及案件强制执行，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该部分争议本案不予审理，本院二审对本案原审关于该部分认定予以纠正，由光明钢结构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杨红英是否为职业放贷人问题，同理亦由光明钢结构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检举，本案不予审理。除上述外，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案涉土地并非是为杨红英的债权办理不动产他项权利登记的抵押担保财产；张德生与思瑞普公司签订股权资产转让协议包含转让的土地，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是基于合理价格的有偿转让行为，无有效证据证明是恶意;华强公司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过户登记，华强公司是案涉土地的权利人。杨红英对案涉土地查封具有明显过错，该查封行为从应然上影响权利人对土地的处置、融资，必然造成权利人行使权利受限的客观存在，故原审判决杨红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关于光明钢结构向杨红英的具体还款情况及杨红英为职业放贷人问题在认定事实方面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故对杨红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杨红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宇审判员  王晓辉审判员  张学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刘畅书记员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