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4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环城路******JT1345。法定代表人：孙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丽，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寿彭，男，1970年10月3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现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军，上海金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默涵，上海金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寿彭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2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奥浦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孙丽丽，被上诉人彭寿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默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奥浦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奥浦诺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彭寿彭是在2019年8月12日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首次向奥浦诺公司主张其与郑某于2019年7月8日签署了协商解除协议，并要求高额的经济补偿金。奥浦诺公司认为该份协商解除协议不应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具体理由如下：一、郑某无权代理奥浦诺公司与彭寿彭签订协商解除协议。2019年6月10日，奥浦诺公司通过内部邮件告知全体员工，任命孙娴为公司新任总经理，原公司总经理郑某转任销售。次日，郑某通过书面邮件同意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并以搬离总经理办公室的实际行动表示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因此，自2019年6月10日起郑某已不再是奥浦诺公司总经理。彭寿彭对于郑某自2019年6月10日起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也是知晓的。具体包括：1.彭寿彭与郑某在2019年5月底至6月初同时作为被调岗的对象，在同一邮件中与上级领导E沟通关于郑某的岗位由总经理调整为销售，彭寿彭的岗位由运营总监调整为销售。2.2019年6月10日奥浦诺公司将正式任命孙娴为总经理，调整彭寿彭、郑某岗位为销售的邮件发送给了全体员工，其中也包括彭寿彭。3.郑某将其2019年6月11日同意不再担任总经理的回复邮件同时抄送给了彭寿彭。4.郑某搬离原总经理办公室，彭寿彭搬离原运营总监办公室，两人一起搬至公司同一会议室工作。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彭寿彭清楚知晓郑某自2019年6月10日起就不再是公司总经理了。彭寿彭在明知郑某无权代表奥浦诺公司与其签订协商解除协议的情形下，还与郑某签订该协议，该协议不应当对奥浦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二、该协议是彭寿彭和郑某恶意串通订立，约定的高额离职补偿恶意侵害了浦诺公司的财产利益。1.彭寿彭明知郑某没有代理权限，还与其沟通并签署了协商解除协议，存在恶意。2.在签署协商解除协议前，彭寿彭曾向其上级领导E表示希望按照2019年4月和5月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九名员工一样的标准，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当时上级领导曾明确答复彭寿彭公司不会和他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当时该份答复邮件同时抄送给了郑某，因此郑某和彭寿彭皆知晓公司的真实意思是不愿意与彭寿彭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两人仍然背着公司签署协商解除协议。3.彭寿彭与郑某签署协商解除协议的过程也有违公司正常协商解除员工的操作流程。2019年4月和5月公司协商解除的九名员工的标准操作流程是公司与员工协商解除以及离职补偿均须得到美国总部的确认，离职补偿标准为法定经济补偿金加一个月的工资，计算离职补偿、剩余工资发放、未休年休假等均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公司人事专员实际操作。但彭寿彭与郑某签订协商解除协议的过程没有经过这个流程，而且签署过程也无公司的任何其他员工包括人事的参与或知晓。奥浦诺公司的员工离职时，还需要与IT部门、财务部和人事部门进行交接，但是彭寿彭离职时并没有奥浦诺公司的财务人事和IT部门参与，直接拿到了一份盖章的离职证明。上述行为都严重违反奥浦诺公司的正常协商解除员工操作流程，也有违通常的公司解除流程。三、该份协商解除协议实际上是倒签的，真正的签订时间在2019年7月12日之后，即奥浦诺公司单方解除郑某、彭寿彭的劳动合同之后。1.郑某客观上有条件并且有理由于2019年7月12日之后在协商解除协议上盖章。郑某2019年7月12日被解除的理由是其拒绝按照其上级领导指示在电子银行系统中对员工6月份的工资以及其他应付款项付款，并且同时拒绝移交奥浦诺公司的公章、证照及银行秘钥，公司的公章和证照郑某至今都未归还，故郑某客观上有条件在2019年7月12日之后与彭寿彭签订协商解除协议并加盖公章。2.2019年7月17日，郑某虽已离职，但利用其继续占有公司的秘钥登录公司电子银行系统，对自己和彭寿彭的各一笔房租报销款共计12万余元予以放款，但对其他员工的工资仍未放款，上述行为可看出郑某会为了自己和彭寿彭的利益，违规实施对奥浦诺公司不利的行为。同理，郑某也完全可以同样的方式和彭寿彭签订协商解除协议，并约定一个倒签的日期来侵害奥浦诺公司的利益。更何况在本案一审和仲裁阶段，彭寿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份协议是2019年7月8日签署的。3.彭寿彭在2009年7月8日的时候根本没有离职，奥浦诺公司的员工均可证明彭寿彭在2019年7月9日至11号期间仍在公司正常上班，也未与公司办理任何交接手续，这与协商解除协议的内容也是相悖的。4.根据公司在一审及仲裁阶段提供的冯某律师的证词和邮件可以看出，在2019年7月12日奥浦诺公司与郑某的会议中，彭寿彭及其律师都参加了，当时还在跟冯某律师沟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N+1以及不封顶的经济补偿，否则就拒绝归还公章、证照。如果彭寿彭已于2019年7月8日签订了协商解除协议，其根本不会在7月12日的会议上再要求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以及经济补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奥浦诺公司的上诉请求。彭寿彭辩称：不同意奥浦诺公司的上诉请求。奥浦诺公司的上诉理由系基于主观臆断，并无任何依据。奥浦诺公司的内部管理也与彭寿彭无关，彭寿彭并不知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奥浦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无需支付彭寿彭离职补偿金人民币1,084,842元；2.无需支付彭寿彭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寿彭原系奥浦诺公司的监事兼高级运营总监。2009年11月16日，彭寿彭入职奥浦诺公司处。2016年11月16日，双方订立了自该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日双方还订立了《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确认彭寿彭的基本工资为每月85,497.13元。2019年7月8日，奥浦诺公司、彭寿彭订立《协商解除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于当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并约定“在离职日起的15日内，公司将向员工支付附件一中所列款项，前提是员工遵守本协议的约定”，双方在该协议的附件一“离职付款”中确认彭寿彭于2009年11月16日入职奥浦诺公司，2019年7月8日离职，工作年限为10年，月平均工资为98,622元，离职补偿金＝月平均工资×（工作年限﹢1）＝1,084,842元，未休年休假补偿金为90,687元，以上税前总额为1,175,529元。同日，奥浦诺公司为彭寿彭出具了离职证明。2019年7月12日，E以奥浦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名义就案涉《股东决定》在美国新泽西州办理了公证，同月31日向我国驻美大使馆办理了认证手续。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5日的案涉《股东决定》内容为“根据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公司唯一的投资方XXLimited（‘投资方’）在此通过如下决定：1.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不再设立董事会，免除S、A和郑某的公司董事职务，任命E为公司执行董事；2.免除S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E为公司法定代表人；3.免除彭寿彭的监事职务，任命D为公司监事；4.公司章程将被相应地修订以反映上述变化。”2019年7月12日，奥浦诺公司向彭寿彭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公章），内载“公司决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之规定，于北京时间2019年7月12日中午12点（‘解除日’）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公司将不会就解除劳动合同向你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2019年7月18日、7月19日，奥浦诺公司分别在文汇报上发布公告，内载“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公告如下：公司已于2019年7月12日与前员工郑某和彭寿彭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也已经免去郑某公司董事和总经理职务，免去彭寿彭公司监事职务，并任命孙娴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据此，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某先生和彭寿彭先生无权再以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彭寿彭于2019年8月12日向市劳动人事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令奥浦诺公司支付其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经审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认为“从双方庭审陈述来看，被申请人确认郑某曾担任总经理，并负责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等证件的保管和使用，且亦曾代表被申请人处理员工协商解除事宜；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被申请人于2019年7月5日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决议和执行董事决议，宣布自即日起免除郑某的总经理职务，被申请人在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向郑某提出归还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未果之后，虽于2019年7月18日、2019年7月19日通过文汇报发布公告，但被申请人在公告中载明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某无权再以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但并未明确否认郑某在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使用公章行为以及以被申请人名义或代表被申请人开展的工作或签署文件，被申请人未向本会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新任执行董事已于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向郑某有效传达了股东决议和执行董事决议，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所述《协商解除协议》签署日期实际为2019年7月12日而非2019年7月8日的主张亦缺乏证据材料，本会难以采纳。综上，鉴于被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协商解除协议》存在应被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的情形，故郑某代表被申请人签署《协商解除协议》对被申请人具有约束力，被申请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向申请人履行支付义务”，该委并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裁令奥浦诺公司支付彭寿彭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奥浦诺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为XXLIMITED;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公司经理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一审审理中，奥浦诺公司申请证人冯某（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到庭出庭作证。证人冯某到庭作证称：奥浦诺公司是其客户，其自2019年1月起至同年7月期间一直在协助奥浦诺公司处理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等法律事务。其按照奥浦诺公司母公司的要求，参加了2019年7月12日上午11时的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奥浦诺公司总部CEO和法务总监的意思要求郑某将奥浦诺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归还奥浦诺公司并交给孙娴（具体职务不清楚，其认为应该是奥浦诺公司的高管），并当场将案涉《股东决定》扫描件（当时原件还在寄往中国的路上，也还未经公证认证）出示给参会的郑某和彭寿彭（彭寿彭系自行参会的），但因郑某拒绝归还公章和营业执照，故当天下午奥浦诺公司又向郑某和彭寿彭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扫描件，同月19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件后再次向郑某和彭寿彭进行了寄送。郑某参与过与3名员工的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在具体处理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操作上是由员工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签名后再由公司人事负责加盖奥浦诺公司公章，奥浦诺公司公章由郑某掌控。在2019年7月12日之前，奥浦诺公司并未向郑某宣布过免除其总经理职务的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我国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就案涉《协商解除协议》的效力争议，首先，奥浦诺公司虽主张案涉《协商解除协议》“至少是在2019年7月12日奥浦诺公司解除彭寿彭劳动合同之后形成的”，但其对该项主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载明的签署日期，认定系于2019年7月8日签订；其次，奥浦诺公司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7月12日之前已向郑某宣布了免除其总经理职务的决定，而奥浦诺公司提供的证人也明确在该日之前奥浦诺公司并未向郑某宣布过该项决定，且奥浦诺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该日之前已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彭寿彭，而奥浦诺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7月19日发布的公告也明确“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某先生和彭寿彭先生无权再以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另外奥浦诺公司章程亦明确公司经理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当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据此郑某在2019年7月12日之前仍有权解聘作为奥浦诺公司高级营运总监的彭寿彭，而其以奥浦诺公司名义与彭寿彭协商解除事宜亦当属其职权范围之内；第三，奥浦诺公司虽主张“彭寿彭与郑某自2019年6月起已形成了利益联盟”，该主张实际暗含了彭寿彭与郑某恶意串通签署案涉《协商解除协议》的主张，但依照我国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需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很显然奥浦诺公司对此主张的举证远未达到该项证明标准，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商解除协议》合法有效，对奥浦诺公司有拘束力，奥浦诺公司应按约支付彭寿彭相应的协议款项，奥浦诺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0日作出判决：一、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彭寿彭离职补偿金1,084,842元；二、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彭寿彭未休年休假补偿金90,68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奥浦诺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一项异议，认为2019年7月8日，奥浦诺公司并未与彭寿彭订立《协商解除协议》，也未为其出具离职证明，该协议是郑某与彭寿彭恶意串通后倒签的。鉴于该异议即本案的争议焦点，故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予以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奥浦诺公司还向补充如下事实：1.2016年11月16日双方订立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每月工资包含每月36,000元的房租补贴，需凭发票报销。2.2018年5月我国取消了港澳台居民就业需办理港澳台就业证的要求，2018年5月之前彭寿彭只有2010年1月19日至2010年8月6日这六个月是有就业证的，之后未办过就业证。彭寿彭对奥浦诺公司补充的事实1予以认可，对事实2表示其入职时办过就业证，具体期限及之后是否续办均记不清了。本院对奥浦诺公司补充的事实1予以确认，事实2因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作审查认定。二审中，奥浦诺公司还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新任总经理孙娴的工作邮件，证明2019年6月10日后，孙娴已经实际履行奥浦诺公司总经理职责，郑某实际已不再履行总经理职责。2.2019年7月17日，郑某发布在公司微信工作群的消息，证明郑某再次表明对其薪资下调40%有意见，但并未对职务调整有异议，郑某还认可自2019年6月10日起，其不再是公司总经理，并认为财务方面的事务应是新任总经理孙娴的责任，郑某还认为，关于2019年7月9日公司发放薪资等应付款项一事，应当由美国总部CEOE出具短暂授权郑某作为总经理，否则不再放款，再次印证郑某早已自认不再是总经理，故郑某也无权代表奥浦诺公司与彭寿彭签署协商解除协议。3.2019年6月10日，E与彭寿彭、郑某的邮件及翻译件，证明彭寿彭曾于2019年6月10日向E发送邮件，希望按照2019年4月和5月协商解除的八名员工的操作标准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E明确回复公司不会解除彭寿彭的劳动合同，可见奥浦诺公司根本没有解除彭寿彭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该邮件也同时抄送了郑某，郑某已明知上级领导已拒绝与彭寿彭协商解除劳动合同。4.奥浦诺公司招商银行系统业务管理界面截屏及付款记录，证明2019年7月12日，由于郑某作为银行备案的公司银行系统最终审批人拒绝服从公司要求其在电子银行系统中放款并拒绝返还公司公章、证照和秘钥等，奥浦诺公司单方解除郑某的劳动合同，郑某在劳动合同解除后继续持有公司公章，公司对公章已失去控制。5.2019年4月10日，美国总部HR与冯某律师有关员工解除的往来邮件、附件及翻译件，证明根据操作流程，奥浦诺公司与员工协商解除以及离职补偿的确定均需得到美国总部的确认、离职补偿的标准为法定经济补偿金+1个月工资，计算离职补偿、剩余工资发放、未休年休假补偿等需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事专员进行处理，郑某在员工解除过程中负责后勤协调工作。6.公司人事专员刘某的书面证词，证明郑某与彭寿彭签署协商解除协议，并未通知公司人事专员，未按照流程要求人事专员计算经济补偿、开具离职证明。7.公司财务董某在2019年7月9日发给彭寿彭的邮件及翻译件，证明董某向彭寿彭发送工作邮件要求提供房租发票才能安排付款，彭寿彭收到邮件后于2019年7月10日至12日向董某提交了房租发票，说明彭寿彭并未离职。8.公证书四份，证明：（1）上述证据3、7是真实的；（2）2019年6月10日奥浦诺公司任命孙娴为公司新任总经理的邮件是真实的；（3）2019年7月9日至11日彭寿彭收件箱的工作邮件均为已读状态，说明彭寿彭该段期间正常工作并查收邮件；（4）2019年7月10日奥浦诺公司新任总经理孙娴也看到彭寿彭和郑某当天在公司；（5）郑某2019年7月17日在公司微信群发布消息时（证据2），郑某和彭寿彭仍在微信工作群中。彭寿彭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孙娴的工作邮件彭寿彭并未参与，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2019年7月17日，彭寿彭已被从公司微信群中移出，对郑某发布的内容并不知情。证据3，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奥浦诺公司银行账户系统与彭寿彭无关。证据5，彭寿彭并未参与，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证据6，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证据7，该邮件是否收到记不清了，也与本案无关联性，房租发票交过，7月8日后续的两三天内其是去公司就电脑内的客户信息、项目资料等向总经理郑某做一些解释工作。证据8，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公证书的具体内容基本都是奥浦诺公司一审时已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同一审意见，关于2019年7月9日至11日彭寿彭收件箱的工作邮件均为已读状态，并不能证明彭寿彭是正常工作状态，且邮箱界面仅能反映2020年11月进行公证活动时的状态，邮件的“已读”“未读”状态可由操作人员或管理员任意操作和设置，不能反映2019年7月时的客观状态。奥浦诺公司还申请证人瞿某、董某出庭作证，瞿某作证称：其在奥浦诺公司任IT负责人，其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E发送的任命孙娴为新任总经理的邮件，之后郑某就搬离了总经理办公室，郑某并未通知其彭寿彭已于2019年7月8日离职，其也未与彭寿彭办理过电脑、手机等设备的交接手续，2019年7月12日下午，其收到美国总部通知，让其停止彭寿彭的账户，7月8日至12日期间，彭寿彭仍到公司上班。董某作证称：其在奥浦诺公司任财务工作，其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E发送的任命孙娴为新任总经理的邮件，之后郑某和彭寿彭搬离办公室，均搬到第十会议室办公，其因工作需要使用公章，曾去会议室找过郑某，2019年7月9日其去会议室时，看到彭寿彭仍在办公，其并不知晓彭寿彭于7月8日签署了协商解除协议，2019年6月份的员工工资和其他应付款项均未按时发放的原因是郑某称E不让其担任总经理，故其未在公司网银系统里审批，公司的公章、证照、网银系统审批人直至2019年11月份才重新办理，2019年7月17日，郑某将其与彭寿彭的两笔房租款通过网银授权发放了。彭寿彭对证人证言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表示认可，称其7月8日与总经理郑某签署完离职协议后，将电脑、手机交给郑某，并拿到了离职证明，因为其作为运营总监，电脑中储存了许多客户资料，故其在后续几天去公司向总经理交待相关工作，两位证人在工作职务上与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平时工作也不需要向证人汇报，证人证言并不完全是事实，其与郑某并未搬离原办公室，有段时间一起去会议室也是为了共同撰写某一客户的项目计划书，证人现仍是奥浦诺公司的员工，证人关于彭寿彭搬离办公室及7月8日后仍在办公的证言不应当采纳。本院对奥浦诺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系他人发给孙娴要求批准2019年6月工资、报销款等的邮件，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郑某发布在公司微信工作群的时间是在2019年7月17日，当时彭寿彭已离职，该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彭寿彭与E在2019年6月10日的沟通内容来看，彭寿彭表示无法接受薪资减少40%的条件，在双方未达成一致以前仍应执行当前的劳动合同，如果公司最终决定有重大变化，愿意接受按照公司在4月和5月解除劳动关系的其他员工一样的待遇，E向彭寿彭表示其不会被解雇，认为正相反彭寿彭和郑某得到机会以赚取更多的佣金。根据上述内容并不能得出此后奥浦诺公司就不可能与彭寿彭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结论。证据4、5，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7，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8，上述公证书中的电子邮件均系在断网的状态下通过打开存储在本地电脑的Outlook邮箱系统中读取，Outlook邮箱系统的功能之一是将电子邮件从相关网站的服务器中下载到本地电脑供收件人阅读，因此下载后的电子邮件已不同于从网站邮箱的收件箱中直接打开的邮件，存在修改的可能性，故对该Outlook邮箱中彭寿彭不认可真实性之邮件的证明力本院难以认定。证人瞿某、董某的证言，因证人现仍为奥浦诺公司员工，与奥浦诺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彭寿彭与郑某签署协商解除协议的时间以及该协议的效力。首先，彭寿彭提供的协商解除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8日，现奥浦诺公司主张该协议是2019年7月12日彭寿彭被解除劳动合同后与郑某倒签的，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故本院认定该协议的签署时间即落款时间。其次，与彭寿彭签署协商解除协议的郑某原系奥浦诺公司的总经理，奥浦诺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才形成股东决议和执行董事决议，宣布自即日起免除郑某的总经理职务，但就该股东决议和执行董事决议何时向郑某有效送达，奥浦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奥浦诺公司一审时的证人冯某在作证时表示2019年7月12日前奥浦诺公司并未向郑某宣布过免除其总经理职务。奥浦诺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7月19日发布的公告也仅表示自2019年7月12日起，郑某与彭寿彭无权再以奥浦诺公司名义或代表公司开展任何工作或活动或签署任何文件。浦诺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9年7月12日前曾要求郑某将公章交还公司。故在2019年7月8日时，郑某作为奥浦诺公司总经理应仍有权使用公司公章并代表奥浦诺公司与彭寿彭签署协商解除协议。彭寿彭作为下属员工，在公司未正式宣布免除郑某总经理职务之前，无义务了解郑某当时是否有权代表公司与其签署协商解除协议或郑某与其签署该协议时是否已事先得到美国总部的认可。鉴于奥浦诺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彭寿彭与郑某系恶意串通签署该协商解除协议，该协议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令奥浦诺公司应按协议约定支付彭寿彭相应款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奥浦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