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彭上大元路**彭上创意园**。法定代表人：马其豪。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卓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禅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曹农路******。法定代表人：邓润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郎雨，云南滇东北（大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润华，男，197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兴东路****之三/div>法定代表人：邓润华。原审第三人：陈海星，男，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卓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焦明宣，男，197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锦涛，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美娜公司）与上诉人上海禅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禅泉公司）、被上诉人邓润华、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禅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陈海星、焦明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普美娜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陈海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卓敏、上诉人上海禅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朗雨、被上诉人广州禅泉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润华、原审第三人陈海星、原审第三人焦明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普美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邓润华对上海禅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改判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负担本案的律师费；4.案件受理费由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邓润华应对上海禅泉公司拖欠普美娜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1.邓润华是持有上海禅泉公司99%股权的控股股东，且是其法定代表人。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邓润华与上海禅泉公司之间存在私账公用的情况。本案中，邓润华从其个人账户向陈海星支付的首期3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是上海禅泉公司的款项，只是存放在邓润华个人的银行账户中，一审法院也确认：“协议签订当天，邓润华向陈海星转账支付了30万元股权转让金”。由此可见，上海禅泉公司与邓润华之间的财务混同，无法区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邓润华应对上海禅泉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邓润华是2017年3月4日签订的《转让合作协议》及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的实际履行人和共同履行人，应对协议的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邓润华与普美娜公司的受托人陈海星成立了合资公司广州禅泉公司，邓润华持股85%，陈海星持股15%。上海禅泉公司从未对邓润华持股表示异议，也未向普美娜公司出示任何委托邓润华持股的文件，说明邓润华并非受上海禅泉公司所托代持股份，而是实际参与到协议中，与上海禅泉公司共同履行协议，并由自己直接履行。此外，邓润华系以个人名义与广州禅泉公司办公场地的出租方徐某签订《租赁合同》，支付租金。7月12日《合同终止协议》签订后，邓润华亦向出租方确认，陈海星退股后，此前由陈海星缴纳的押金转作为邓润华的押金。因此，上海禅泉公司虽然是涉案两份协议的签署方，但邓润华却是持股、转让股权、场地经营、资金支出和收取等关键环节的实际履行者。上海禅泉公司和邓润华之间的关系互相代表，难以区分，邓润华应被认定为上海禅泉公司在涉案两份协议中的共同履行人，应共同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二）关于律师费的负担问题。《转让合作协议》第九条对律师费负担问题有清晰的约定。由于上海禅泉公司从未按《转让合作协议》的约定以合资公司利润向普美娜公司支付任何设备转让款，所以《合同终止协议》中约定的上海禅泉公司应支付的140万元，实际是对其在《转让合作协议》相关债务的折让和处置。因此，涉案两份协议有延续性，在上海禅泉公司等未履行《合同终止协议》导致普美娜公司不得不依法维权的情况下，上海禅泉公司应依照《转让合作协议》第九条的约定负担律师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普美娜公司的上诉请求。上海禅泉公司针对普美娜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涉案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普美娜公司要求我方负担律师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邓润华针对普美娜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本案中普美娜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如果普美娜公司诉的是合同终止协议，那么我方作为个体仅是代表上海禅泉公司的工作职责。如果普美娜公司所诉的是股权转让协议，那么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后的2019年7月19日，陈海星又将和我方的15%股权转让给焦明宣，转让协议中的签字，三方均认可，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所以我方不同意普美娜公司的上诉意见。广州禅泉公司针对普美娜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广州禅泉公司仅为协助义务。陈海星述称，我方同意普美娜公司的上诉意见。焦明宣述称，我方对于普美娜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均没有意见。上海禅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海禅泉公司不承担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普美娜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陈海星负担。事实与理由：（一）2019年7月12日，上海禅泉公司授权代表人邓润华经上海禅泉公司同意，承接陈海星持认的普美娜公司在广州禅泉公司的股份。双方在《合同终止协议》第三条明确，交易双方是陈海星与邓润华，与上海禅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签订合同后，上海禅泉公司依约指令邓润华支付了首款30万元，但工商登记变更迟迟未予办理，所以上海禅泉公司就没有支付剩余款项。普美娜公司以上海禅泉公司不配合为由起诉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而邓润华、陈海星均确认陈海星、邓润华、焦明宣于同年7月19日另行约定，陈海星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邓润华将公司让其代持的部分股份转让给焦明宣。正是这一行为导致股权转让无法完成。（二）普美娜公司与邓润华之间并非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上海禅泉公司只是代付款人，目的是监督股权转让是否按合同约定进行。付款成就条件是普美娜公司与邓润华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现二人并未完成上述合同约定，上海禅泉公司有不予付款的抗辩权。此外，负有协助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是广州禅泉公司，而非上海禅泉公司。直至今日，工商登记依然没有变更。广州禅泉公司和上海禅泉公司是两个完全的独立法人，在没有约定连带保证责任的前提下，付款条件没有成就，一审法院判决上海禅泉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上海禅泉公司认为，邓润华、陈海星和普美娜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并没有经过上海禅泉公司的股东决议，邓润华无权处置涉案股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普美娜公司针对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上海禅泉公司认为《合同终止协议》“第三条明确：交易双方是陈海星与邓润华，与上海禅泉公司没有丝毫关系。”其还认为：“普美娜公司的股份出让，是普美娜公司与邓润华之间的事，不是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上海禅泉公司只是代付款人，目的是监督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进行。”由以上陈述可知，上海禅泉公司认为自己不是《合同终止协议》的股权购买方，邓润华才是购买方，所以上海禅泉公司不是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支付人，只是代付人。上海禅泉公司在一审阶段对涉案股权交易的履行主体和关系的陈述与其上诉陈述，互相矛盾。一审判决书第5页中后部分提到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等答辩称：“邓润华无需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合同终止协议签署的主体是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而且合同中并未约定邓润华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依据合同的相对性，邓润华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在一审阶段，上海禅泉公司认为自己是《合同终止协议》的履行主体，邓润华只是上海禅泉公司的授权人。上海禅泉公司前后矛盾的陈述证明，上海禅泉公司与邓润华之间内部关系混乱，对谁是《合同终止协议》的履行主体，谁是向陈海星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人或代付人从未达成共识。这导致在涉案相关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出现上海禅泉公司签订协议，却由邓润华取代上海禅泉公司担任广州禅泉公司股东，邓润华私人账户存有上海禅泉公司的款项，邓润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场地租金、上海禅泉公司发出《协议终止通知函》等履行主体混淆、互相代表的情形。而且上海禅泉公司与邓润华也从未向普美娜公司示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普美娜公司认为上海禅泉公司与邓润华的行为无法区分，应视为共同履行涉案协议，应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和连带责任。此外，邓润华、陈海星和普美娜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并没有经过上海禅泉公司的股东决议，邓润华无权处置涉案股权。邓润华针对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我方同意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意见。广州禅泉公司针对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我方同意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意见。陈海星述称，我方不同意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意见。焦明宣述称，我方对于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对于事实和理由部分有意见。上诉状第2页对于陈海星将股权转让给焦明宣这点不认可，我方不确认焦明宣已实际受让股权。焦明宣、邓润华、陈海星三人签订的协议，我方确认签名是真实的，但并非实际履行，该协议并非三方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我方认为该协议已经解除。韩某与邓润华于2019年6月5日签订了合资合作合同，该合同中有关韩某收购广州禅泉公司50%股权的条款，焦明宣在邓润华的安排下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属于履行合资合作合同的事项。但邓润华与韩某的合资合作合同履行并不顺利。邓润华与韩某于2019年11月7日签署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将双方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合同解除了。所以，我方认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已经解除了。焦明宣或韩某和陈海星之间也是不认识的，焦明宣和陈海星没有股权转让的合意。普美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禅泉公司立即向普美娜公司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合计110万元及逾期利息（按日息0.005计算，从2019年11月1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暂计至2019年11月14日为77000元）；2.判令邓润华对上述第1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判令广州禅泉公司协助办理陈海星向邓润华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4日，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签订了《转让合作协议》，约定普美娜公司将享有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龙兴东路25号厂房的剩余使用权及厂房内相关的配套设备以3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整体转让给上海禅泉公司。转让价格的支付时间及方式为上海禅泉公司在受让厂房成立广州禅泉公司，普美娜公司持有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普美娜公司取得该股权无需另行出资，上海禅泉公司将广州禅泉公司每年纯利润的40%（其中包括普美娜公司所享有的15%股份的分红）分给普美娜公司，直至付清300万元为止。其后双方按股权比例分红。如上海禅泉公司未按时足额向普美娜公司支付款项的，从应付未付之日起按日息千分之六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如普美娜公司维权的，普美娜公司维权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由上海禅泉公司足额承担等内容。2017年3月20日，普美娜公司与陈海星签订了《委托持股确认书》，约定普美娜公司占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该股权委托陈海星代为持股。在代持股期间，陈海星作为代持股权形式上的拥有者，以陈海星的名义在工商股东登记中具名登记，因代持股权而产生的任何全部投资收益均属于普美娜公司所有等内容。2017年5月25日，广州禅泉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邓润华，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邓润华（出资比例85%）和陈海星（出资比例15%）。2017年7月12日，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协议约定终止双方于2017年签订的合作合同，上海禅泉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前支付普美娜公司140万元（包含陈海星20万元厂房租房押金），普美娜公司把陈海星持有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邓润华名下，当普美娜公司收到第一笔转让金时，必须按规定时间内协助上海禅泉公司办理工商变更所有完整手续。股权转让金支付方式：双方签订本终止协议当天支付普美娜公司首批转让金30万元；上海禅泉公司在普美娜公司完成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后，5天内再支付普美娜公司第二笔70万元；上海禅泉公司承诺于2019年10月31日前，把剩余的40万元支付给普美娜公司，如逾期支付，按日息0.005支付给普美娜公司等内容。协议签订当天，邓润华向陈海星转账支付了30万元股权转让金。之后，陈海星多次通过微信催邓润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未果。2019年10月30日，陈海星及普美娜公司均向邓润华邮寄了《关于催促办理陈海星持有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通知》，邓润华于2019年11月1日签收了陈海星的上述通知，但拒收普美娜公司的通知。陈海星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上海禅泉公司邮寄的《协议终止通知函》，称：陈海星未履行自己的股权转让义务，构成根本违约，通知即日起该协议正式终止，并于7个工作日内归还预付款30万元等内容。2019年11月7日，普美娜公司向邓润华邮寄了《对〈协议终止通知函〉的回函》，称：不同意解除双方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正在履行，并应继续履行。陈海星收到邓润华支付的首笔转让金30万元。此后，我方已经准备好用于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并多次催促你方尽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你方却不予理会并发函要求解约。我方根本不存在违反《合同终止协议》的行为，事实是你方蓄意毁约。你方立即恢复到履行《合同终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等内容，但被拒收。故普美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同时查明，普美娜公司因本案诉讼委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曹卓敏律师代理诉讼，支付律师费40000元。诉讼中，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转让方邓润华、陈海星；受让方焦明宣。邓润华将原出资的部分金额175万元转让给焦明宣。陈海星将原出资全部金额75万元转让给焦明宣。至2019年10月31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给方。从2019年7月19日起邓润华、焦明宣成为本公司的股东。陈海星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等内容。一审法院根据被告提供的焦明宣电话，多次联系焦明宣确认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但未果。一审法院遂追加焦明宣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转让合作协议、委托持股确认书、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合同终止协议、客户收付款入账回单、关于催促办理陈海星持有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通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协议终止通知函、对《协议终止通知函》的回函、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邮寄送达证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普美娜公司将其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龙兴东路25号厂房的剩余使用权及厂房内相关的配套设备整体转让给上海禅泉公司，上海禅泉公司向普美娜公司支付相应的转让费300万元，支付方式为上海禅泉公司在受让房处成立广州禅泉公司，并将广州禅泉公司每年纯利润的40%支付给普美娜公司，直至金额满300万元为止，双方签订了《转让合作协议》。2019年7月12日，双方另行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终止了上述《转让合作协议》。上海禅泉公司抗辩称《合同终止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为了《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而签订。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终止协议》上有上海禅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润华本人签名及上海禅泉公司的盖章确认，且上海禅泉公司在双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当天已经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普美娜公司方支付了首期款30万元，该协议的签订是上海禅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上海禅泉公司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协议约定上海禅泉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前支付普美娜公司140万元（包括陈海星20万元厂房租房押金），支付方式为：签订协议当天支付首批转让金30万元，普美娜公司收到第一笔转让金时，按上海禅泉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协助将陈海星持有广州禅泉公司15%股权转让至邓润华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海禅泉公司在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后5天内支付第二笔70万元并于2019年10月31日支付剩余的40万元。根据上述协议，上海禅泉公司已经支付了普美娜公司首笔转让金30万元，普美娜公司在上海禅泉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协助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根据陈海星与邓润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截止上海禅泉公司向陈海星邮寄《协议终止通知函》之日，上海禅泉公司及邓润华并未通知陈海星或普美娜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反而是陈海星多次催促邓润华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未果。因双方约定上海禅泉公司支付最后余款的时间是2019年10月31日，故原被告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应当在2019年10月31日之前完成并支付第二笔转让款，上海禅泉公司未在该期限之前通知普美娜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阻止了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视为付款条件已经成就。上海禅泉公司抗辩称2019年7月19日，陈海星已经将其持有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了焦明宣，并提供《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证明其主张。陈海星主张该合同系在2019年7月12日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提供多份股权变更材料要陈海星一起签名时签的名字，当时焦明宣根本不在现场，也没有向焦明宣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庭审中，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主张系2019年7月19日，由邓润华、陈海星及焦明宣三人当场在广州禅泉公司共同签订。庭审后，邓润华又向一审法院陈述系由邓润华、陈海星二人在场签明，焦明宣当天不在现场，后来由焦明宣补签名。一审法院根据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提供的焦明宣的手机号码联系焦明宣，让其确认该合同签名的真实性，但焦明宣均拒绝配合。一审法院依法追究焦明宣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焦明宣既未到庭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又未向一审法院主张受让广州禅泉公司股权的任何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一审法院陈述签订《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前后自相矛盾，且焦明宣既不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又未向一审法院主张受让广州禅泉公司股权的任何权利，对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海禅泉公司未支付普美娜公司剩余转让款110万元，普美娜公司主张上海禅泉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11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协议约定，如逾期付款，按日息0.005支付。上海禅泉公司未按期付款，依法应当支付普美娜公司逾期利息。故普美娜公司主张上海禅泉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利息的标准，双方虽约定按日息0.005支付，但该约定利率明显过高，一审法院酌情调整至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至转让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承担责任主体问题。普美娜公司主张邓润华的个人财产与上海禅泉公司的财产混同，邓润华应对上海禅泉公司支付普美娜公司股权转让款11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但普美娜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普美娜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问题。《合同终止协议》约定，上海禅泉公司向普美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普美娜公司需协助办理将陈海星持有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转让登记至邓润华名下，双方约定股权转让的条件已经成就，双方应当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广州禅泉公司系由上海禅泉公司成立，且系办理广州禅泉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故广州禅泉公司负有协助配合的义务。普美娜公司主张广州禅泉公司协助办理陈海星向邓润华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问题。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并未约定律师费及其负担等问题，普美娜公司主张三被告支付律师费4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焦明宣经一审法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9月22日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海禅泉公司向普美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11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广州禅泉公司协助普美娜公司在工商登记主管部门办理将陈海星持有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邓润华名下的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普美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审案件受理费15754元，由普美娜公司负担1127元、上海禅泉公司负担14627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普美娜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上海禅泉公司的股东信息，拟证明邓润华占公司99%的股权，是公司绝对控制人，极容易造成公司与个人财务混同；证据2.邓润华《租赁合同》，拟证明邓润华以个人的名义与场地的出租方（徐某）签订《租赁合同》支付租金，邓润华是涉案协议的共同履行人和实际履行人；证据3.邓润华关于转押金的说明，拟证明邓润华向出租方确认，陈海星退股后，此前由陈海星缴纳的押金转作为邓润华的押金，邓润华是涉案协议的共同履行人和实际履行人。经质证，邓润华的意见为：证据1.2017年上海禅泉公司和普美娜公司签订终止协议的时候，该公司已经有罗建北（15%）、罗征（10%）、吕洁（10%）、邓润华（65%）四个股东。后来，罗建北、罗征、吕洁他们三人转让了合计1%的股份给韩静慧。2018年底，罗建北、罗征、吕洁将他们所持有的34%的股份转让给了我方。证据2.我方确认租赁合同上邓润华系我方所签，但我方当时在租赁合同中签名系代表上海禅泉公司，而非以我方个人名义签名。证据3.我方确认补充协议上签名系我方所签，但我方系代表上海禅泉公司签名的，而非以我方个人名义签名。此外，我方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租赁合同所涉场地是广州禅泉公司在实际使用。上海禅泉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我方不同意普美娜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拟证明的内容，我方认为与事实不符。此外，我方递交一份我方企业登记信息，拟证明我方与普美娜公司签订涉案合作协议时，我方为四个股东，当时仅授权邓润华与普美娜公司合作，并不涉及股权处置事项。焦明宣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合资合作合同》，拟证明韩某于2019年6月5日与邓润华签订了一份《合资合作合同》，该合同第四条有涉及邓润华向广州禅泉公司收购50%股权的事项；证据2.解除合同协议书，拟证明邓润华与韩某于2019年11月7日解除双方于2019年6月5日签署的《合资合作合同》；证据3.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拟证明邓润华与韩某通过诉讼执行了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此外，韩某与焦明宣是亲戚关系。经质证，邓润华的意见为：1.我方确认焦明宣所提交3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同意证明内容。2019年6月7日，韩某已经支付了50万元的定金，在合同期内并没有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在期限内需完成。韩某收购的是我个人50%的股权，普美娜公司对此也是清楚的，只是普美娜公司要求转让的是该公司15%的股权。韩某认为收购价格过高，所以交易没有完成，导致整个股权转让终止。二审查明，焦明宣二审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5日的合资合作合同，合同的签订主体为邓润华（甲方）、韩某（乙方），该合同载明双方合资合作的主体为：广州禅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方式之一为该协议第一条第4项的约定，即乙方收购甲方持有广州禅泉公司50%股权，收购价款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后广州禅泉公司由乙方持有50%股权；甲方与陈海星拥有50%的股权，三方共同控制广州禅泉公司。邓润华、焦明宣均确认和陈海星三方于2019年7月19日签订的《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以上述合资合作合同基础。2019年11月7日，邓润华（甲方）和韩某（乙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1.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解除双方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合同》。2.双方确认互不追究对方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3.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后将乙方股权转让款35万元两个月内将其中15万元给予乙方，20万元注入甲乙双方成立的新公司账户作为产品生产运营使用……。邓润华、韩某在履行上述《解除合同协议书》过程中产生纠纷，韩某遂于2020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20）粤0111民初10906号】，诉讼请求为：1.判令邓润华向韩某返还投资款500000元；2.判令邓润华向韩某支付违约金30000元（暂计，自2019年1月8日起，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3.诉讼费由邓润华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7月13日判决：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邓润华给付韩某1403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403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140300元付清之日止）；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邓润华给付韩某20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00000元为基数，自判决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200000元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邓润华不服该判决，遂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20）粤01民终19685号】，二审中双方经本院主持调解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上海禅泉公司、广州禅泉公司、邓润华于一审2020年6月23日第一次开庭时共同答辩称：不同意普美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涉案的终止协议已经不需要再履行，客观上也无法再履行，因为在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之后，陈海星作为普美娜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又与案外人焦明宣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原来约定的要转让给上海禅泉公司的15%股权变更转让为焦明宣，上海禅泉公司认为前后两次股权转让约定的标的都是一致的，而陈海星在上海禅泉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之后，不但没有按照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反而是另行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从合同效力来看，合同终止协议已经因为后一份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而被变更，普美娜公司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应该以后一份为准，也就是说该15%的股权的受让人已经不是上海禅泉公司，上海禅泉公司无需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相反普美娜公司和陈海星应该返还已经收取的部分转让款30万元；2.邓润华无需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合同终止协议签署的主体是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而且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邓润华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邓润华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3.因为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不是15%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所以无需配合办理工商登记；4.上海禅泉公司认为本案中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广州禅泉公司均无过错也不存在违约的行为，因此无需承担相应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而且合同终止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关于律师费的承担。2020年9月7日，一审法院就本案纠纷第二次开庭，从开庭笔录记载的内容来看，邓润华未告知一审法院韩某对其已于2020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20）粤0111民初10906号】，要求解除前述双方签订的合资合作合同，且一审法院已于7月15日就该纠纷作出了一审判决。经审核，上海禅泉公司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特别授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关于程序问题。经审查，与本案相关联的诉讼主体均已参加诉讼，本案无须另行通知案外人到庭参加诉讼。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上海禅泉公司是否应依照《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向普美娜公司支付尚欠的110万元款项；（二）普美娜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上海禅泉公司称涉案《合同终止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交易双方是陈海星与邓润华，与上海禅泉公司没有关系及相关协议无效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海禅泉公司、广州禅泉公司、邓润华一审共同答辩意见来看，三诉讼主体一审认为上海禅泉公司不应承责的理由为：“涉案的终止协议已经不需要再履行，客观上也无法再履行，因为在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之后，陈海星作为普美娜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又与案外人焦明宣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原来约定的要转让给上海禅泉公司的15%股权变更转让为焦明宣，上海禅泉公司认为前后两次股权转让约定的标的都是一致的，而陈海星在上海禅泉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之后，不但没有按照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反而是另行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从合同效力来看，合同终止协议已经因为后一份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而被变更，普美娜公司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应该以后一份为准，也就是说该15%的股权的受让人已经不是上海禅泉公司，上海禅泉公司无需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相反普美娜公司和陈海星应该返还已经收取的部分转让款30万元”。由上述三诉讼主体共同答辩意见来看，三诉讼主体均认为《合同终止协议》不应继续履行的理由为该协议约定的股份已由陈海星转让给焦明宣，故上海禅泉公司不具备再继续履行的条件。现上海禅泉公司又称交易双方为陈海星与邓润华，与上海禅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及邓润华没有被授权，上海禅泉公司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况且，从一审本案两次开庭时间来看，两次开庭时间已涵盖韩某诉邓润华要求其履行《解除合同协议书》纠纷案的审理周期，但邓润华及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禅泉公司、广州禅泉公司在明知该《解除合同协议书》与三诉讼主体所提交的《广州禅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人邓润华、陈海星；受让方焦明宣）存在关联性的情况下，却未提交该《解除合同协议书》给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且从一审开庭笔录的记载来看，也未告知该案纠纷正在诉讼中，给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增加了难度，本院对于邓润华、上海禅泉公司、广州禅泉公司在诉讼中的该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由于上海禅泉公司于一审诉讼答辩中已确认：“合同终止协议签署的主体是上海禅泉公司，邓润华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故上海禅泉公司于二审中又称与其无关，系陈海星与邓润华之间的关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其所称不予采纳，对其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上海禅泉公司称陈海星已将其持有的广州禅泉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焦明宣的问题，由于与工商登记资料记载不符，且陈海星及焦明宣均明确不再履行2019年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此外，关于上海禅泉公司称邓润华未经授权签订该合同终止协议的问题，若属实上海禅泉公司可依法另行追究邓润华的责任。综上所述，上海禅泉公司应依照《合同终止协议》的约定支付普美娜公司110万元的欠款及利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根据《转让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来看，系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从终止该协议所签的《合同终止协议》签约主体来看，亦为普美娜公司与上海禅泉公司，邓瑞华、陈海星作为广州禅泉公司股份的持有人均非两协议的签约人。根据《合同终止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支付方式：双方签订本终止协议当天支付普美娜公司首批转让金30万元；上海禅泉公司在普美娜公司完成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后，5天内再支付普美娜公司第二笔70万元；上海禅泉公司承诺于2019年10月31日前，把剩余的40万元支付给普美娜公司，如逾期支付，按日息0.005支付给普美娜公司等内容。”的内容来看，上海禅泉公司系该款项的支付主体。普美娜公司既然在签订该协议时选择了由上海禅泉公司作为该款项的支付主体，那么由此产生的受偿风险由普美娜公司自行负担。其次，《合同终止协议》签订时，上海禅泉公司有四名股东，邓润华为持该公司65%股权的股东之一。普美娜公司主张邓润华的个人财产与上海禅泉公司的财产混同，邓润华应对上海禅泉公司支付普美娜公司股权转让款11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但经审查普美娜公司为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律师费的问题。经审查，在普美娜公司、上海禅泉公司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中无约定律师费问题，故普美娜公司要求上海禅泉公司支付其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普美娜公司、上海禅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60元，由上诉人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5060元、由上诉人上海禅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4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俊雅肖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