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行终14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三强西路**。 法定代表人李召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小波，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素芳，女，195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8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润召，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200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8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系朱某之母。 上诉人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升街办）因与被上诉人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2行初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在成都市双流区××街道××社区××组××号有一栋三层楼房，2009年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共有权人为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2019年4月21日，东升街办以实施机场噪音区二期项目的名义，与朱润召就前述房屋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了安置人员数、安置房位置、面积及补偿款、过渡费等，还约定朱润召位于项目范围的房屋及残值、院落内的地面构筑物和附着物补偿已计入协议，朱润召交钥匙后，属于朱润召的所有房屋及院落内的地面构筑物和附着物由社区统一组织拆除。2020年3月16日，东升街办向朱润召户发送关于履行拆迁协议的通知，要求朱润召户按照《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履行搬离义务。2020年3月19日，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的前述房屋被强制拆除。 另查明，东升街办曾于2019年4月印制了《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机场噪音污染区二期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宣传资料》，该宣传资料内容有：“为加快推进机场噪音区二期项目搬迁，提高群众拆迁政策知晓率，确保项目及时供地，根据双府发（2009）30号、东街办发（2011）18号文件精神，结合东升街办实际，特印制本宣传资料。按此政策实施拆迁的，房屋残值费已含在各类房屋补偿单价内，原房屋由街办统一组织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东升街办为推进机场噪音污染区二期项目，印发的宣传资料中明确按此政策拆迁的，原房屋由街办统一组织拆除。东升街办与朱润召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亦曾于2020年3月16日发通知要求朱润召履行搬离义务，之后案涉房屋于2020年3月19日被拆除。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强制拆除行为是东升街办组织实施的。另一方面，即便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接待寺社区（以下简称接待寺社区）参加或组织实施了拆除行为，因东升街办制定的《关于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拆除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社区履行拆除职责，如不尽职还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也可据此认定拆除行为是东升街办安排的，东升街办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东升街办应当提供证据、依据证明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但东升街办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和依据，其强制拆除行为依法应当确认违法。即便东升街办已与朱润召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且该协议是有效的，法律也没有赋予东升街办在未经协议相对人同意的情况下具有实施强制拆除的权力。因此，拆迁安置协议的效力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东升街办的相关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东升街办于2020年3月19日强制拆除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街道××社区××组××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东升街办负担。 宣判后，东升街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接待寺社区实施的是已安置补偿后旧房残值拆除行为，不应认定为行政强制行为；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罗素芳、刘某属此前已享受划地自建安置补偿政策的人员，2019年拆迁时不能重复安置，经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共同商议将案涉房屋划拨给朱润召用于解决其安置问题，后东升街办于2019年4月21日与朱润召户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且东升街办按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对朱润召户的安置补偿义务，故案涉房屋残值的拆除与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之间已经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的起诉。 被上诉人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未提交答辩材料。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被拆除应由谁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评议如下。 其一，关于本案适格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是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本案上诉人东升街办在上诉中提出被上诉人罗素芳、刘某属此前已享受划地自建安置补偿政策的人员，被上诉人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与案涉房屋残值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张，但根据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双权字第××号）的记载，被上诉人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均为该房屋的共同共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案涉房屋被拆除行为与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四人具有利害关系，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是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罗素芳、刘某二人是否属于案涉批次拆迁工作中的安置补偿人员，不影响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不能以此否认罗素芳、刘某、朱润召、朱某与案涉房屋具有利害关系。故对东升街办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关于东升街办是否是实施拆除案涉房屋行为的适格被告以及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在案证据显示，2019年4月，东升街办印制了《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机场噪音污染区二期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宣传资料》，载明“按此政策实施拆迁的，房屋残值已含在各类房屋补偿单价内，原房屋由街办统一组织拆除。”2019年4月21日东升街办（甲方）与朱润召（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交钥匙后，属于乙方的所有房屋及院落内的地面构筑物和附着物由社区统一组织拆除。”2020年3月16日，东升街办向朱润召户发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关于履行拆迁协议的通知》，告知朱润召户按照《拆迁安置协议书》相关约定履行搬离义务。从在案证据来看，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与东升街办机场噪音污染区二期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工作具有高度关联性，足以推定案涉房屋拆除系东升街办组织实施。东升街办上诉主张拆除案涉房屋行为系接待寺社区依据东升街办制定的东街工委发〔2017〕35号《关于建（构）筑物及地面附着物拆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35号办法），由接待寺社区基于《拆迁安置协议书》对已完成安置补偿的旧房屋残值实施的统一拆除行为，但该办法实际系东升街办要求接待寺社区实施相应工作所作出的安排，不能因此阻却拆除案涉房屋行为与东升街办之间的关联性。同时，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的前提条件是“乙方交钥匙后”，而本案中，东升街办向朱润召户发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关于履行拆迁协议的通知》，可见彼时被上诉人户尚未搬离，而3日后案涉房屋即被拆除，且东升街办在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拆除行为系在被上诉人一方交钥匙后其依协议拆除，故原审判决确认东升街办实施的案涉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东升街办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艺 审判员  李衡 审判员  李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郁莲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