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2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春海，男，1968年5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中华，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英，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欧栀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法定代表人：ANDREIARBUZOV，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炎，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迪，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春海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欧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栀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春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中华，被上诉人欧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炎、张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春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案外人XXCompany(以下简称XX公司)出具的销售情况报告系在戴春海与被上诉人欧栀公司发生劳动争议之后形成，所谓的索赔文件等数据缺乏客观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将此作为定案主要依据，有失公正，认定事实与实际情况明显相悖。首先，并非所有服装都有质量缺陷，XX公司却都做了打折销售处理。其次，打折促销并非赔本甩卖，谈不上损失。再次，实际损失证据不足，《贷记通知》载明责任承担方式为在欧栀公司应当收取的服务费中抵扣，无法证明损失实际产生。《中国银行国际结算贷记通知》未备注索赔或抵扣内容，无法证明此笔款项与索赔或抵扣相关。最后，欧栀公司与XX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利益安排，XX公司单方面作出的有利于欧栀公司的证言、提交的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的主要证据。二、即便XX公司真的存在损失，XX公司或欧栀公司亦应当主要向上游生产方追偿，在XX公司主动放弃向服装生产厂家追偿的情况下，该公司自愿承担的经济损失与戴春海无关。三、接受批货与否的决定权人是XX公司，即便XX公司真的对服装进行打折销售，亦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与戴春海无关。故欧栀公司解除戴春海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欧栀公司不接受上诉人戴春海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其公司提供的服装尺寸标准、瑕疵服装照片、质检报告等证据可以证明，经戴春海检验并确认尺寸、做工均为可接受的货物实际存在尺码严重偏小以及其他质量瑕疵。戴春海作为资深质检员，在检验货物过程中，测出所有抽样服装均尺寸偏小却仍作出尺寸合格的结论且未将该情况告知上级，服装经戴春海检验并签字确认合格后运往境外，经XX公司检验后，全部存在尺寸严重偏小和其他重大做工瑕疵，戴春海在工作中存在重大过失是不争的事实。二、其公司接受XX公司索赔具备法律上和商业上的合理性，戴春海的重大过失给其公司造成了超过人民币50,000元（除特别提示外，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实际损失。XX公司在索赔函中所提到的瑕疵货物数，系根据运送至俄罗斯仓库的货物的实际检验结果得出的结论。在XX公司正式提出索赔之前，双方曾就瑕疵服装尺码问题和做工瑕疵进行过电话交涉。在XX公司发出索赔函后，欧栀公司总经理亲自前往俄罗斯仓库验货，经检验，女装夹克衫全部存在瑕疵，XX公司按照采购价格30%提出索赔，牛仔裙服装瑕疵率在57%左右，XX公司按照采购金额的5%索赔，以上两项索赔金额合计21,461.88美元，折合人民币147,477.45元。XX公司出具的经公证的销售报告可以证明该公司因瑕疵服装遭受的损失远高于索赔金额，作为服装销售公司，需要承担货运仓储、人力资源、店铺租赁、网络促销等各项开支，不能以打折就认为XX公司没有损失。XX公司是欧栀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核心客户，XX公司的服务费是欧栀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整批货物都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欧栀公司已经违约的情况下，其公司必然需要为其违约行为向客户承担违约赔偿责任。XX公司是基于与欧栀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而向欧栀公司索赔，且该索赔金额较为合理，欧栀公司没有必要为了一名员工已经被证实的工作过失而去与XX公司进行仲裁、诉讼，且涉外诉讼成本显然又是一笔高额支出，故其公司接受索赔金额的做法是有合理依据的。欧栀公司是通过在XX公司应付的服务费中抵扣相关损失赔偿费用的方式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在欧栀公司做出贷记凭证时，损失已发生，之后相关费用也已实际抵扣。三、戴春海在工作中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境外客户向欧栀公司索赔，给欧栀公司造成超过人民币5万元的损失。欧栀公司未要求戴春海就其所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仅是依据劳动合同、员工手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戴春海的重大违纪行为，做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处理。该解除行为合法有据，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戴春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欧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5,831.2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戴春海与中智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XX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XX上海代表处）及欧栀公司签订协议，约定A公司、XX上海代表处于2012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戴春海作为A公司员工派遣至XX上海代表处至今，现因公司运营需要，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A公司与戴春海原签订的劳动合同自2014年5月1日起雇用方变更为欧栀公司；二、欧栀公司同意戴春海原由A公司从2006年3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派遣至XX上海代表处的累计工作年限视为在欧栀公司的工作年限；三、戴春海承诺就此变更不向A公司、莱亘上海代表处及欧栀公司提出任何经济补偿要求等。戴春海与欧栀公司签订了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戴春海担任质检专员，月工资5,560元。2019年2月24日，欧栀公司安排戴春海完成境外客户XX公司定制的牛仔裙（服装款号：12909053）的质检工作。戴春海对该牛仔裙出具初步检查记录中，提出产品做工存在装领错位、止口线迹歪斜、底边不顺直、水洗破损等缺陷；对产品外观、面/辅料瑕疵、尺寸偏差、相符性问题、包装/标识均勾选为“接受”。2019年3月13日，欧栀公司安排戴春海完成XX公司定制的女装夹克衫（服装款号11204014B）的质检工作，戴春海对该女装夹克衫出具初步检查记录中，提出产品做工及面/辅料存在同件色差、底边里布起皱、缝位起皱、面料纱结等瑕疵；对产品外观、尺寸偏差、相符性问题均勾选为“接受”，对包装/标识勾选为“拒货”。2019年7月12日，欧栀公司向戴春海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戴春海先生：因你在货物检验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你的前述行为构成公司《员工手册》第七章惩罚制度中所规定的严重违纪行为，即‘因过失致公司财产遭受经济损失，累计价值满50,000元的’。鉴于你的上述严重违纪行为，根据你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公司的相关纪律制度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于2019年7月12日正式解除你与上海欧栀商贸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019年8月20日，戴春海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欧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5,831.27元。2019年12月11日，该委裁决对戴春海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戴春海不服仲裁裁决，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另查明，1.欧栀公司《员工手册》第七章惩罚制度7.1条规定，停职/解聘——如员工无法按上司的书面警告进行改正，或情节严重可导致除名的，则主管上司可将其交人力资源部和总经理进行处理。在此情况下，公司有权暂停该员工工作。如果调查显示员工行为严重不端，公司可以立即解雇员工。公司与该名员工解聘是不需要提前告知员工并且不会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严重违纪行为规定，员工因过失致公司财产遭受经济损失，累计价值满50,000元的，公司予以停职/解聘。戴春海于2016年3月25日签署员工手册并承诺遵守。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戴春海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7,253.01元，工作年限13.5年。一审中，戴春海为证明其主张，另提交案外人陈某出具的初步检查记录，证明根据质检行业惯例，超出质检可接受偏差一定范围有些许瑕疵的服装仍然属于可接受范围，其在案涉质检工作中不存在过失。经质证，欧栀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表示欧栀公司并未要求戴春海所质检货物无瑕疵，而是经戴春海质检后认为可接受的瑕疵，经XX公司检验后，远超可接受瑕疵的范围。欧栀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工作描述，载明：质检专员应及时完成公司安排的每天验货任务并按要求出具验货报告到公司；验货员必须了解OODJI的质量标准，验货流程，并有效的执行于检验过程中；大货订单及数量PackingList装箱单；确认的所有颜色的产前样；质量要求（做工，商标和包装）；瑕疵代码；客户确认的纸箱样品；成品质量检验步骤；检查做工；检查尺寸；如果验货报告是没有通过的，QC（质检专员）必须把所有的瑕疵照片连同报告一起发回公司，并且寄出所有的瑕疵样等，戴春海于2016年12月19日签名。证明戴春海应及时完成公司安排的每天验货任务并按要求出具验货报告至公司。2.欧栀公司向XX公司出具的贷记通知，载明：1.支付客户就瑕疵货物的索赔（款号：12909053，索赔日期：2019年6月9日），美元604.36元，人民币4,152.92元；2.支付客户就瑕疵货物的索赔（款号：11204014B，索赔日期：2019年6月26日），美元20,857.52元，人民币143,324.53元；备注：“根据本贷记通知出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8716），我司已将索赔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基于双方长期业务关系，我司特此出具本贷记通知，同意从后续向贵司应收款项中扣除该等合计金额”。证明其公司同意从XX公司应付服务费中扣除相应索赔金额。3.服务提供合同、服务提供合同的第3号补充协议（外文书证及翻译件），载明：第2.8条规定：客户（XX公司）应向承包商（欧栀公司）传达对商品进行初步质量控制的任务，并交付商品质量检验程序。承包商应在批量生产货物之后和货物装运之前的任何时间对货物进行质量控制；第6.1条规定：承包商提供的服务质量应符合客户向承包商分发的任务和程序；第7.2条规定：客户应根据任务对提供的服务进行质量检查；第10.1条规定：承包商应对其提供的文件中所载明的信息负责，并应向客户赔偿因提供不正确的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损失。证明其公司作为承包商向XX公司提供验货服务并收到服务费。4.经俄罗斯联邦公证机构公证，并经我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认证的XX公司出具的质量检验结果报告、索赔文件及附件及销售情况说明（外文书证及翻译件），显示：XX公司收到经戴春海验货并确认合格的女装夹克衫和牛仔裙后，在仓库检验时发现女装夹克衫存在尺寸不符合尺寸表要求、粘衬错位、肩垫缝合不正等缺陷；牛仔裙存在尺寸不符合尺寸表要求、洗涤护理标签信息错误等缺陷，导致销售情况不佳，XX公司被迫将女装夹克衫和牛仔裙打折销售，因打折销售造成实际损失分别为5,201,014卢布和601,200卢布。XX公司据此按牛仔裙订单金额(非实际售价)的5%索赔604.36美元、女装夹克衫订单金额的30%索赔20,857.52美元，合计索赔21,461.88美元。5.XX公司损失金额换算表及2020年3月1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授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证明XX公司已发生损失约合人民币545,577.24元、XX公司实际索赔金额约合人民币147,477.45元。6.质量缺陷代码表，证明XX公司在俄罗斯的检验标准与戴春海在供应商处的检验标准一致。7.XX公司关于从应向欧栀公司支付的服务费中抵扣贷记通知所载总金额的函及翻译件、DHL快递底单及翻译件，共同证明2020年6月1日其公司收到XX公司要求从应付服务费中扣除其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出具给XX公司贷记通知所载金额，其公司确认并同意抵扣。8.中国银行国际结算贷记通知，证明2020年6月4日其公司收到XX公司在抵扣贷记通知所载金额后支付了2020年2月、3月的服务费人民币974,630.93元。9.欧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书面证言及翻译件，证明其公司已按贷记通知所载金额抵扣了应收XX公司的服务费。经质证，戴春海对证据1、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3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4认可形式真实性，证据5认可其中汇率中间价公告的真实性，对证据7至证据9未要求审核原件，表示：1.欧栀公司解除依据未经民主程序制定；2.贷记通知系欧栀公司单方面出具，无法证明欧栀公司应承担的损失金额；3.服务提供合同为欧栀公司与XX公司签订，其并不清楚，即便该合同真实，对于欧栀公司应承担XX公司损失，双方也约定不明确；4.XX公司打折销售服装的折扣率是否真实、合理，以及如此计算损失是否真实、合理无法确认，即便如XX公司所述对案涉服装进行了打折销售，也存在赢利，且采取打折销售是常见的销售手段，因款式、颜色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原因，均有可能影响销售业绩及促销方式，且欧栀公司与XX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对于欧栀公司与XX公司之间所谓的佣金结算及抵扣索赔金额均不予认可；5.确认曾收到过相同的质量缺陷代码表。一审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欧栀公司以戴春海在货物检验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由，与戴春海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及陈述的情况来看，首先，戴春海虽对欧栀公司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XX公司结论、销售情况说明、索赔文件及附件、XX公司损失金额换算表及贷记通知等均不予认可，但结合XX公司确与欧栀公司签订服务提供合同，由戴春海对案涉服装进行检验等事实，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欧栀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确认戴春海所负责检验的服装款号为12909053与11204014B的牛仔裙及女装夹克衫确实存在尺寸不符合尺寸表要求等质量问题并造成欧栀公司向XX公司赔偿人民币147,477.45元。其次，从戴春海出具的两份初步检查记录的内容来看，其抽检的部分服装尺寸偏差临近、小于可接受偏差值，但其对尺寸偏差仍均勾选为“接受”，可见戴春海在履行质检过程中确有过失，案涉服装遭客户索赔与戴春海的过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戴春海主张超出质检标准可接受偏差一定范围的服装按惯例仍属于可接受范围，且服装在运输、仓储过程中如遇不同温度、环境会发生收缩变化，但戴春海均未举证证明，难以采信。最后，鉴于戴春海在履行检验工作的过程中存在过失，导致案涉的服装因尺寸不符合要求等缺陷遭客户索赔，确实已给欧栀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欧栀公司以此为由解除戴春海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不应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戴春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戴春海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案涉服装经上诉人戴春海质检并记录相关数据后，被上诉人欧栀公司没有复检程序。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戴春海在质检工作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导致被上诉人欧栀公司遭受5万元以上经济损失以及欧栀公司据此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否合法。对此，在案由戴春海出具的初步检查记录、经公证的质量检验结果报告、案外人XX公司出具的索赔文件、销售情况说明及欧栀公司出具的贷记通知、欧栀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及中国银行国际结算贷记通知等证据显示：经戴春海质检确认在产品外观、面/辅料瑕疵、尺寸偏差、相符性问题等缺陷类型均为可接受的服装被境外客户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瑕疵，该客户并因此向欧栀公司索赔，欧栀公司为此通过在该客户应付服务费中抵扣赔偿费用的方式承担了147,477.45元的损失赔偿责任。戴春海虽对欧栀公司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并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其异议，亦未能举证推翻欧栀公司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戴春海对于货物存在尺寸严重偏差等质量瑕疵不予认可，但其系欧栀公司为境外客户提供质检服务的最后环节，其称质量瑕疵由运输仓储等原因造成，并未举证证明，难以采纳，故其对于相关服装尺寸偏差临近、小于可接受偏差值以及标签不符、做工瑕疵等仍勾选“接受”之行为应认定为其工作中存在重大过失。对于戴春海所持索赔比例合理性之异议，欧栀公司已作说明，相关解释未见不合理之处，也未有证据证明欧栀公司与XX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扩大损失赔偿金额之行为。戴春海有关XX公司可向上游生产方追偿之辩解理由，也不能否定欧栀公司基于其与XX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而承担了损失赔偿责任之事实。故而，一审法院认定戴春海确因工作过失造成欧栀公司重大经济损失，欧栀公司基于此而解除戴春海的劳动合同合法，并无不当，欧栀公司无需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戴春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顾颖审判员  宋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