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住所地QatarAirwaysTowers,P.O.Box22550,Doha,Qatar。法定代表人：AkbarALBaker，首席执行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轶木，重庆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明，重庆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199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男，201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理人：赵某（谢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新安，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正荣，女，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媛，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以下简称卡塔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4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卡塔尔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轶木，被上诉人赵某、邵正荣及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卡塔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谢鹏飞搭乘涉案航班从中国上海飞往卡塔尔多哈，北京时间上午8时左右，乘务员逐一唤醒旅客分发早餐时发现无法唤醒谢鹏飞，其身体冰凉、没有脉搏和呼吸。乘务员和航班上的医生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但无法挽救谢鹏飞的生命。经医生判断，谢鹏飞在被发现异常一个半小时前就已经死亡。一、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卡塔尔公司在发现谢鹏飞死亡的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卡塔尔公司提交的《飞行安全报告》《医疗事件报告》《VR信息报告》均准确、清楚地记录了谢鹏飞从最初被发现异常至乘务员和航班上的医生对其开展紧急救助的全过程，此外Menlink急救中心也就机组人员通过卫星通讯告知谢鹏飞的异常情况、寻求Menlink的急救指示的情况生成了报告，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卡塔尔公司在发现谢鹏飞死亡的第一时间就采取了紧急措施。二、一审法院认为卡塔尔公司未能证明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特殊状况导致谢鹏飞的死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提交的《法医报告》《死亡证明》等已经充分证明了谢鹏飞的死因为自然原因引起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急性衰竭，尸体无暴力、拉扯或受伤迹象，血检、尿检无异常，可见谢鹏飞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其本人突发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是普通的不可归因于第三方的自然事件。此外，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提交的同航班上其他旅客的陈述也证明了航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飞行事件。三、一审法院认定卡塔尔公司应对谢鹏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即《蒙特利尔公约》下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须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和基础是存在“事故”。但本案中，既没有发生任何航空安全事故，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谢鹏飞也未遭受异常外力作用，因此上述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24条也已对发生类似旅客人身伤亡情况时航空承运人的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综上，卡塔尔公司不应对谢鹏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卡塔尔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谢鹏飞于2019年3月完成体检，未发现任何问题，且谢鹏飞在登机前未出现任何反常状况，只有在飞行期间发生问题才会导致其死亡。从当地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看，仅排除药物与外力伤害，对于具体死因没有任何明确结论，不能排除因航空器飞行中存在事故导致其死亡。在涉案航班航行过程中是否曾出现过一些情况，例如颠簸、异常气流、气压变化、缺氧或人为因素等情况，最终导致谢鹏飞的死亡，且在谢鹏飞出现异常后，机组人员是否对其进行了合理救助，是否因延误救治最终导致谢鹏飞的死亡，应当由卡塔尔公司进行举证，本案项下关于事故是否存在及事故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归于卡塔尔公司。但卡塔尔公司未能尽到举证责任，未能证明涉案航班没有异常情况，未能证明对谢鹏飞进行了合理救助。谢鹏飞家属在事发后多次向卡塔尔公司发送邮件，请求卡塔尔公司提供相关文件，涉及航班是否适航及抢救是否及时有效，但卡塔尔公司仅就事件进行简单描述，以相关资料保密为由拒绝向谢鹏飞家属提供，对家属诉求置之不理。本案明显存在事故，卡塔尔公司应当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卡塔尔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6878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7945元、丧葬费3718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被扶养人教育费355400元、其他各项费用75818.3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8日，谢鹏飞乘坐卡塔尔公司运营的QR871次航班时死亡，该航班从中国上海飞往卡塔尔多哈，起飞时间系北京时间凌晨0时20分，飞行时长10小时5分。赵某提交其与卡塔尔公司的邮件往来，赵某于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1日分别向卡塔尔公司发送询问关于谢鹏飞死亡过程的电子邮件，2019年6月2日，卡塔尔公司回复邮件，内容如下：“亲爱的赵女士：我们确认收到了你在2019年5月31日提交的要求，附件中是我们管理层的回复。我们谨代表卡塔尔航空对你的损失致以最诚挚的哀悼。……亲爱的赵女士，感谢你花时间就2019年5月28日发生在QR871航班上的事故给我们写信。不用说，获悉你失去爱人，我们感到深深的悲伤，我们卡塔尔航空的所有人都对你及你的家庭表示我们真诚的慰问。我们了解你访问了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因为你急切想知道死亡原因以及谢先生遭遇了什么。你尽可放心，卡塔尔航空正在善意行事，并且我们相信你能理解我们只有在调查完成之后才能分享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你的急切，因此原因与你分享我们目前为止从我们的乘务和地面服务部门得到的初步调查结论。基于我们从我们的乘务服务部门得到的报告，我们了解机组人员观察到谢先生在热早餐服务期间没有反应。机组人员立即实施心脏复苏术，并且联系了Medlink。也进行了机上广播以寻找执业医生，执业医生告知机组人员，谢先生对他使用的闪光灯没有反应，意味着谢先生最有可能已经死亡1小时30分钟。但是机组人员继续进行心脏复苏术，直到Medlink进一步通知停止。谢先生的遗体在到达多哈后被移交给急救医生，他在那里被宣告死亡。通知了多哈警方，遗体被转运到哈马德医院太平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可以提供给你。你可以到多哈警方和哈马德医院了解你需求的任何进一步的澄清信息。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协助家属回国，我们只有在调查全部完成后才能向你提供更多信息。请您放心，我们对此事始终高度关注。”2019年6月2日赵某回复卡塔尔公司邮件进一步询问谢鹏飞的相关情况，2019年6月3日卡塔尔公司回复称：“亲爱的赵女士：我们确认收到了你在2019年6月2日的回复。请允许我们重申，正如我们之前的会面中讨论的，内部报告/资料是保密的，因此我们不能讲任何这些详细资料披露给外部人。关于你的询问，请注意我们已经根据提交的报告中可获得的所有信息进行了答复，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我们建议你分别向多哈警方和HMC询问。我们重申我们对拟定损失的最诚挚的哀悼。”此后，赵某发送多封邮件，卡塔尔公司均未回复。卡塔尔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019年6月13日，卡塔尔公共卫生部出具死亡证明：“姓名：谢鹏飞……死亡时间：2019年5月28日……死亡地：卡塔尔……死亡原因：自然原因造成心肺衰竭。”2019年7月30日，卡塔尔内政部公共安全总局法医出具法医报告：“主题：谢鹏飞（29岁，中国籍）的尸体，检查地点：MohammedHamad停尸房，时间：上午11:55，日期：29/05/2019……结果：未发现尸体有任何暴力、拉扯或受伤的迹象。已采集尸体的体验样本并送达法医实验室，已查验体内的酒精、药物、镇静剂和兴奋剂物质。死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急性衰竭。”2019年7月30日，卡塔尔内政部刑事调查总局法医直言是出具报告：“主题：样本分析申请，样本接收日期：12/06/2019，死者姓名：谢鹏飞-中国公民……结果：在对中国籍死者（谢鹏飞）的送样进行了必要的检测后，发现：1.血液中不含酒精。2.送样没有检测到药物（大麻、鸦片及其衍生物）滥用，且不含苯二氮卓类、苯丙胺类以及可卡因。”卡塔尔公司就谢鹏飞被发现异常后采取的措施提交如下证据：1.医疗事件报告：“事件日期/时间：2019年5月28日0:00，医疗事件报告名称：乘客死亡，航班号：QR871，急救工具：航空医疗，自动体外除颤器：电击未实施，心脏复苏术：是。事件描述：事实：23:55机组人员拉蒂拉韦通知我们他不能把34H座位的乘客叫醒。我前去查看这位乘客，发现他身上冰凉、没有脉搏和呼吸，没有反应。他29岁，男性，独自旅行。行动：将乘客从座位抬到厨房，我和拉蒂拉韦使用口袋型呼吸面罩立即开始心肺复苏术。大卫通知乘务长和机长。乘务长带来AED。乘务长和机组成员大卫2分钟后接替进行心肺复苏，我去联系Medlink。通过公共广播寻找医生，27D的乘客说自己是医生，查看了他的证件。Medlink建议继续进行30分钟心肺复苏，除非医生有其他指示。Medlink文号FMDC099953。使用了电击体外除颤器，未获得电击的指示。机组成员米莉亚拿来了紧急医疗包，打开了封带，但是没有使用紧急医疗包。医生查看了乘客的情况，说他的瞳孔对光线没有反应，这表示他脑死亡，乘客已经死亡超过一个半小时。机组成员轮流进行心肺复苏30分钟，之后停止。自动体外除颤器板留在乘客身上。将情况通知至Medlink。他们告诉我他们会在到达后安排护理人员。用客舱轮椅将乘客移动至16K，直至降落。落地后根据Medlink的要求把他移动至1A，以方便护理人员工作。在构型偏离清单C1977098中备注使用了自动体外除颤器和航空医疗。结果：落地后护理人员宣布乘客死亡。在飞行概要中提交了报告。”2、飞行安全报告：“事件和起因：电子报告ASR1694-19中的描述。从上海浦东机场至多哈的航班。飞行期间，大约在0015-0030UTC之间（马斯克特领空，在德黑兰之前）乘务员来到驾驶舱通知我们，并给Medlink打电话。坐在H34的一名中国男乘客（28岁）没有反应，且身体冰凉。乘务长和几个机组成员正在进行一些程序让他苏醒-进行心肺复苏术。也使用了自动体外除颤器。飞机上正好有一位医生，他也尝试让乘客苏醒。这些行为都没有作用。在此期间，Medlink告知乘务员应该继续进行30分钟的心肺复苏术，在达到多哈后医疗团队会进行适当的安排。另外，只有在地面时医疗团队会证明乘客的状态-已死亡等。在多哈落地后，医疗团队在E4等待。他们宣布死亡原因是心脏骤停。……”3、卡塔尔公司的VR信息：“事实：上述机组人员在2:57叫醒上述乘客接受餐食服务时发现上述乘客身体冰凉，无脉搏，无呼吸，无反应。行动：上述机组人员立即通知／呼叫支援乘务员萨尼，后者当时在他旁边，正在提供餐食服务。乘务员立即过去帮助上述机组人员将乘客放置在机舱地板上，于上述3:00立即进行心脏复苏，机组人员大卫(88063)呼叫Ll，告诉我并请求我把自动体外除颤仪带过去。我通过内部电话将医疗案件通知至机长，来到中厅，于上午3:02看到乘务员和上述机组人员正在进行心肺复苏。我通过公共广播寻找医生。我立即开始与上述机组人员一起进行心肺复苏，让乘务员休息，她已经筋疲力尽，我和上述机组人员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我进行了两次呼吸，上述机组人员按压胸部，这时乘务员正在联系MEDLINK。机组人员大卫找到了一位带有证件的医生，医生告诉我们他观察到乘客瞳孔对他正在使用的手电筒没有反应，这表示乘客可能已经死亡了1小时30分钟。但是我和上述机组人员继续进行心肺复苏，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没有电击，我们继续进行，直到萨尼回来，她告诉我们根据MEDLINKS的建议在30分钟后停止心肺复苏。我和上述机组人员根据MEDLINKS建议继续进行30分钟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我、上述机组人员和乘务员萨尼将上述乘客搬移到机舱轮椅里，至16HJK的三个空座位上，这是EY的FWD，根据MEDLINKS的建议，将乘客放置在距离机舱FWD较近的位置，便于在到达多哈后护理人员工作，乘客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覆盖位置到颈部。到达多哈后，所有乘客离开后，我们立即根据要求使用机舱轮椅将乘客搬移在JC的1A，将其作为升降机将乘客放置在R1门处，这样便于护理人员接触到上述乘客。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后将其放在了上述乘客身上。使用航空医疗包中的口罩，自动体外除颤仪进入CDL，急救包封条撕裂，但是没有使用。MEDLINK在进行30分钟心肺复苏后告知乘客没有反应，他们告知在到达多哈后会有护理人员。安保人员拿着上述乘客的背包，里面有他的护照。上述机组人员和乘务员萨尼将机组人员陈述给了MOI安保人员。3284/2019是安保人员(MOI)供机组人员陈述用的文号。结果：落地后护理人员宣布乘客死亡。乘务员萨尼提交了详细的医疗事件报告，机长提交报告。”就该组证据，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称这是卡塔尔公司单方出具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都是机组人员对事发经过的描述，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否则不应被采纳。一审庭审中，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就其各项诉讼请求予以明确：1.谢鹏飞的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安徽省，死亡赔偿金687860元是根据2018年度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93元计算了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327945元，谢鹏飞之子谢某出生于2016年，事发时年仅三岁，根据201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863元，计算了十五年；3.丧葬费37189元是根据2018年安徽省平均工资74378元的标准主张；4.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主张10万元；5.被扶养人教育费尚未发生，根据谢某日后接受教育的情况主张355400元；6.其他费用包括赵某等亲属从上海往返卡塔尔的机票费用37310元、遗体运回费21138.65元、住宿费11303元、赵某的误工损失6066.67元等共计75818.32元。经查，谢鹏飞与赵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谢某，谢新安系谢鹏飞之父，邵正荣系谢鹏飞之母。谢鹏飞为居民家庭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卡塔尔公司系于卡塔尔注册的成立的公司。我国和卡塔尔均为《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条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条、第二条适用范围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中谢鹏飞搭乘卡塔尔公司运营的航班从中国上海飞往卡塔尔多哈，本案中应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对于《蒙特利尔公约》中未做规定的部分，适用我国国内法的规定。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只要“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承运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本案中，谢鹏飞在航班飞行过程中死亡是否可以认定为存在“事故”，首先根据卡塔尔公司自述，其在发现谢鹏飞异常时距离谢鹏飞死亡已经经过一个半小时，那么可以推断谢鹏飞在死亡之时并未有机组人员及时发现，其在死亡之前有无挣扎或者呼救均不得而知。其次卡塔尔公司提供的《医疗事件报告》和《VR信息报告》对于事发经过的描述存在时间上的前后矛盾，《医疗事件报告》称“23:55机组人员拉蒂拉韦通知我们他不能把34H座位的乘客叫醒”，但《VR信息报告》对于事发时间的描述是“上述机组人员在2:57叫醒上述乘客接受餐食服务时发现上述乘客身体冰凉，无脉搏，无呼吸，无反应。”据此，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卡塔尔公司在发现谢鹏飞死亡时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措施。再次，虽然卡塔尔公司称同一航班上27D的医生提供了救助，但就此并无该医生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最后，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是否遭遇气流、发生颠簸等特殊情况而导致谢鹏飞的死亡，卡塔尔公司均未说明并举证。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卡塔尔公司应对谢鹏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限额问题，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旅客死亡或者伤害的赔偿：一、对于根据第十七条第一款所产生的每名旅客不超过100000特别提款权的损害赔偿，承运人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此条款的规定，是最高限额赔偿，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需就其损失进行举证。双方均认可2014年国际民航组织审议通过了对《蒙特利尔公约》责任限额的复审，将《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中特别提款权100000的限额提升至113100。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货币单位的换算一、本公约中以特别提款权表示各项金额，系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特别提款权。在进行司法程序时，各项金额与各国家货币的换算，应当按照判决当日用特别提款权表示的该项货币的价值计算……”。经一审法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查询，2019年12月24日，人民币对特别提款权的汇率为9.625349:1。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要求之各项损失，一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在案证据分别予以确认。1.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认为谢鹏飞的经常居住地在安徽省，因此要求采用较北京更低的安徽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主张，一审法院不持异议。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谢某出生于2016年7月1日，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按照2018年安徽省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863元主张谢鹏飞之子谢某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考虑到谢某还有另外一位抚养人赵某，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减半判处。3.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按照2018年安徽省平均工资标准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谢鹏飞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确实给赵某等人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对此酌情判处。5.被扶养人教育费尚未实际发生，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6.交通费一审法院结合票据予以判处，误工费一审法院结合误工证明和赵某的机票行程单予以判处，遗体运回费和住宿费卡塔尔公司均认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条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谢新安、邵正荣、赵某、谢某死亡赔偿金六十八万七千八百六十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十六万三千九百七十二元五角、丧葬费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九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五万元、交通费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元、遗体运回费二万一千一百三十八元六角五分、住宿费一万一千三百零三元、误工费六千零六十六元六角七分。二、驳回谢新安、邵正荣、赵某、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卡塔尔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飞行技术日志；证据2.客舱出入记录；证据3.航班飞行高度原始数据，证据1-3欲证明涉案航空器在执飞涉案航班时，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安全飞行的技术问题，涉案航班在飞行过程中平稳无异常；证据4.Medlink发送的飞行中的通知，证明涉案航班机组人员事发第一时间联系Medlink以及Medlink提供医疗救助建议的情况；证据5.飞机健康分析报告，证明涉案航班不存在涉及客舱增压系统的异常记录或缺陷。卡塔尔公司另提交了上述全部证据在卡塔尔当地的公证、认证手续。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质证称，证据1-3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与证据2系卡塔尔公司单方制作，证据2客舱出入记录无法证明飞行中是否发生颠簸等情况，证据3航班飞行高度原始数据无法证明飞行中是否发生气流等情况；证据4形式上仅为一张图表，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的内容通过卡塔尔公司员工内部转发，无法确认是否存在修改情况，且一审中已经提交过；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系卡塔尔公司单方制作，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虽然上述证据进行了公证、认证手续，但并不能证明上述证据内容是真实的。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提交“飞行记录仪”维基百科词条，欲证明根据维基百科词条，飞行记录仪由飞行数据记录器与驾驶舱通话记录器两个部分构成，卡塔尔公司如若要证明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未出现过异常或缺陷，应提供飞行记录仪的相关数据和记录，其提交的飞机健康报告无法准确证明该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未出现异常。卡塔尔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应作为参考资料而不应作为新证据，飞行记录仪就是俗称的“黑匣子”，其开启和使用需要严格条件，一般是在空难事故中根据政府或主管当局的指示才可以读取数据，且非常花费时间、精力及金钱，现有在案证据已经足够证明飞行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本院经审查认为，卡塔尔公司提交的证据均系一审中已经形成的证据，其有能力提交而未提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且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赵某、谢某、谢新安、邵正荣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等法律规定予以适用，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卡塔尔均系《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声明保留的情况下，《蒙特利尔公约》在法律适用上具有优先性。因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就一审判决确认的管辖及适用法律问题、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人民币对特别提款权的汇率均未提起上诉或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系卡塔尔公司是否应对谢鹏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双方对谢鹏飞在涉案航班飞行过程中死亡一事是否属于“事故”产生争议，卡塔尔公司上诉主张谢鹏飞的死亡系本人突发健康状况造成，不属于事故，且涉案航班机组人员已对其及时充分履行救助义务，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在上述规定背景下，“事故”系指造成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的意外事件，应进一步理解为偶然的、不可预见的、不同寻常的、意想不到的事件，该事件独立于旅客而存在，不是旅客自身对正常飞行活动所产生的内在反应，即并非旅客自身原因导致。只要“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承运人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即承运人对旅客死亡或伤害承担责任以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要件，而不以其过错为要件。本案中，首先，卡塔尔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就涉案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是否遭遇气流、发生颠簸等特殊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进而无法证明谢鹏飞的死亡系在正常飞行活动的范畴内因自身健康原因引发，即便在案证据显示其死因为自然原因引起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急性衰竭，但亦无法排除该死亡结果系涉案航班飞行过程导致的可能性；其次，根据卡塔尔公司在案陈述，涉案机组人员发现谢鹏飞异常情况时距离谢鹏飞死亡已经经过一个半小时，也即谢鹏飞在死亡时未有机组人员及时发现，其在死亡前是否存在呼救、挣扎等情形均不明，另，卡塔尔公司提供的关于事发经过描述的证据之间亦存在矛盾，即《医疗事件报告》载明的“23:55机组人员拉蒂拉韦通知我们他不能把34H座位的乘客叫醒”，与《VR信息报告》载明的“上述机组人员在2:57叫醒上述乘客接受餐食服务时发现上述乘客身体冰凉，无脉搏，无呼吸，无反应”，上述两份文件载明的机组人员发现谢鹏飞异常情况的时间存在差异，虽然卡塔尔公司在庭审中抗辩称前者系世界标准时间，后者系乘务人员陈述的当地时间，但在上述证据中并未明确指向时区，且记载同一事件的两份文件采取不同时间标准的时间节点记录有违常理，据此难以认定涉案航班机组人员在发现谢鹏飞异常情况时对其采取了及时、充分的紧急救助措施。综上，谢鹏飞在涉案航班飞行过程中死亡应认定属于“事故”的范畴，一审法院认定卡塔尔公司应对谢鹏飞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卡塔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0元，由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天舒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