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黑05行赔再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宝清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田**。行政机关负责人李*。委托代理人张展程。委托代理人李方双，黑龙江郝雅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宝清县大庄游戏厅。法定代表人杨秀江。委托代理人申中一，该游戏厅法律顾问。宝清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县公安局）因与宝清县大庄游戏厅（以下简称大庄游戏厅）责令关停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本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的（2019）黑05行赔终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黑行赔申8号行政赔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县公安局的机关负责人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展程、李方双，被申请人大庄游戏厅的法定代表人杨秀江及其委托代理人申中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省宝清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大庄游戏厅系投资人杨秀江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2011年10月21日杨秀江从高**处租赁黑龙江省宝清县安康家园北侧**号商服作为企业的住所地，租赁时间至2012年10月21日，并持有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娱乐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2012年1月7日开始营业，2月22日县公安局组织全县游戏厅业主参加责令两会期间所有游戏厅关停的集中整治游戏厅会议，同日大庄游戏厅停止营业，7月28日恢复营业，8月11日县公安局再次通知停业，大庄游戏厅停业至今。2014年12月5日，县公安局针对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要求赔偿损失的信访事项作出没有作出关停决定等意见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黑龙江省宝清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大庄游戏厅系个人独资企业，在其举证不能证明县公安局于2012年8月11日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下，并不免除县公安局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县公安局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县公安局虽提交了治安大队的情况说明，但无证据佐证系通知检测游戏机型的内容，故应认定县公安局2012年8月11日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是通知大庄游戏厅停止营业。县公安局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2012年2月22日和2012年8月11日两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视为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和依据，故对县公安局两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止营业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大庄游戏厅请求判令允许其正常营业的诉讼请求与其自述的游戏厅倒闭、破产的情况相冲突，且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予支持。大庄游戏厅关于停业1178日的经济损失235.6万元的诉讼请求，经查，杨秀江与高某签订租金4.5万元/年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从2011年10月21日至2012年10月21日，在此租赁期间内被责令停业共计229日，房屋租赁损失共计28232.88元，因大庄游戏厅未能提交其他因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的相关证据，故大庄游戏厅因被责令停业期间的经济损失为28232.88元，应由县公安局予以赔偿，关于要求赔偿其他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宝清县公安局两次通知原告大庄游戏厅关停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宝清县公安局赔偿原告宝清县大庄游戏厅损失28232.88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宝清县大庄游戏厅的其他诉讼请求。大庄游戏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县公安局赔偿损失235.6万元。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12年1月4日，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租赁黑龙江省宝清县安康家园北侧*-*号商服房屋作为企业住所地，开办个人独资企业大庄游戏厅并经相关行政机关核发了娱乐经营许可证、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2012年1月7日，大庄游戏厅开始营业并在30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确定2012年2月1日为缴纳税款开始日，核定缴纳税款期限一个月为一期。2012年2月22日下午1时30分，县公安局为贯彻落实双鸭山市公安局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全国“两会”及十八大期间全县治安稳定，通知包括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在内的游戏厅业主到县公安局参加集中整治游戏厅会议，会议要求游戏厅不准赌博，“两会”期间所有游戏厅关停。会后大庄游戏厅按照县公安局的要求停业。“两会”结束后，大庄游戏厅向县公安局口头申请恢复营业未予准许。后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同意，大庄游戏厅于2012年7月28日恢复营业。2012年8月11日，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无正当理由第二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此后，虽经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多次口头申请，县公安局一直未允许大庄游戏厅恢复营业，引发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开始长期信访。2014年12月5日，县公安局针对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反映的其经营大庄游戏厅被县公安局关停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求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主要内容是：1.对电子游戏厅等公共场所监督、检查，进行治安管理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2.公安局没有对大庄游戏厅及其从业人员作出任何处理决定，没有对其下达任何法律文书，没有作出“关停”决定。当日，县公安局向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送达了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5年5月11日，大庄游戏厅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大庄游戏厅一审的诉讼请求：县公安局赔偿大庄游戏厅停业倒闭1178天的经济损失共计235.6万元；允许大庄游戏厅正常营业。大庄游戏厅在二审庭审中将一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停业经济损失200.2万元（按照停业1001天，每天按照利润0.2万元计算）。县公安局认为大庄游戏厅要求按照每天0.2万元的标准赔偿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支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大庄游戏厅的诉讼请求。另查明，2011年10月21日，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与高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租用高某家位于宝清县安康家园北侧**号商服房屋作为大庄游戏厅的经营场所，租期自2011年10月21日至2012年10月21日，实际给付高某租金4.5万元。再查明，2011年8月16日、2012年1月14日，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以大庄游戏厅的名义两次从广东省东莞市安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游戏机支出49.1万元。2011年12月24日，大庄游戏厅从宝清县科远电脑商店购买监控器材支出0.523万元。2013年6月8日，大庄游戏厅向宝清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缴纳会费0.05万元。又查明，县公安局提供的行政执法依据《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及2011年12月15日双鸭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向各分、县治安大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游戏厅的日常检查工作的通知》。其中，县公安局未说明适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具体条款；双鸭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游戏厅的日常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没有要求关闭游戏厅的规定；县公安局在庭审中明确表示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并不是对大庄游戏厅作出的行政处罚。还查明，大庄游戏厅第二次被县公安局通知停业后，长期无法恢复营业，租赁房屋的一年租期届满后，大庄游戏厅投资人将游戏机等设备另行租房存放，其中借出游戏机4、5台，后因游戏机等设备运输破损和无处存放而扔掉。大庄游戏厅和县公安局在一审期间均未就大庄游戏厅的损失数额申请司法鉴定，双方当事人均当庭承认目前已不具备司法鉴定条件。大庄游戏厅的《娱乐经营许可证》于2016年11月1日被文化管理部门依法注销。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县公安局在宝清县行政区域内具有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但县公安局应当依法行使法定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正当。关于县公安局责令大庄游戏厅停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及是否给大庄游戏厅造成财产损失的问题。大庄游戏厅是依法注册、合法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县公安局亦在庭审中承认大庄游戏厅自2012年1月7日开始营业后并没有任何违法经营和违反娱乐场所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县公安局于2012年2月22日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并在诉讼中主张其是依据2011年12月15日双鸭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游戏厅的日常检查工作的通知》的行政指令作出的通知行政行为，经审查，该通知内容只是强调了加强对电子游戏厅的日常检查工作，并没有明确要求必须在“两会”期间停止游戏厅的正常营业。县公安局以该通知作为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证明力明显不足。2012年8月11日，县公安局又以检查游戏机准入机型为由第二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但却未提供县公安局到大庄游戏厅是检查游戏机准入机型的充分证据，且一直未通知大庄游戏厅恢复营业。对第二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县公安局所提供的行政执法依据是《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该条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件，表明执法身份，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应当记录在案，归档管理。”显然，该条款规定的是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执法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授予县公安局具有无故关停辖区游戏厅的职权，而且县公安局也没有向法庭提供其履行了“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件”及“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应当具有的检查记录和归档档案证据。县公安局虽然称其适用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但在法庭审理中却没有明确说明适用的具体条款。综上，无论是《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还是《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及双鸭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游戏厅的日常检查工作的通知》，均没有授予县公安局具有无故关停辖区游戏厅的行政职权，在大庄游戏厅没有任何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及县公安局承认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并不是对大庄游戏厅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县公安局通过口头通知的形式，无故责令大庄游戏厅两次停业的行政事实行为，既没有明确的事实理由和行政执法目的，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显然不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实质是恣意滥用行政职权的行为且明显不当。因此，县公安局关于其对大庄游戏厅是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程序合法，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政行为的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二审法院不予认可。由于县公安局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应当确认违法。大庄游戏厅作为依法成立和守法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前投资租赁了用于经营的商服用房，购置了电子游戏机和相关设施设备，向有关部门缴纳了相关费用并办理了纳税登记表，但由于县公安局的上述滥用职权行为，不但使大庄游戏厅长期无法正常营业，而且最终导致大庄游戏厅不得不关停倒闭，给大庄游戏厅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大庄游戏厅的财产损失与县公安局的滥用职权行为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根据本案事实和上述法律规定，大庄游戏厅作为违法行政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九条也明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因此，赔偿义务机关县公安局依法应当给予大庄游戏厅赔偿。关于大庄游戏厅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及是否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问题。县公安局分别于2012年2月22日和2012年8月11日两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特别是县公安局第二次无故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后，无任何理由一直未通知大庄游戏厅恢复营业，导致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长期信访上访。2014年12月5日，县公安局针对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要求县公安局赔偿损失的诉求作出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于当日向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送达。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没有认定基本事实，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法规条款，也没有告知当事人不服处理意见的救济途径和期限。因此，该处理意见形式上虽然是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但实质上是县公安局作出的否认其对大庄游戏厅具有违法行政行为和不予行政赔偿的处理决定，其中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大庄游戏厅诉权和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赔偿请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赔偿请求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据此，大庄游戏厅只要在2015年12月5日之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就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大庄游戏厅于2015年5月11日向宝清县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未超过上述法定起诉期限。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即行政事实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据此，在赔偿义务机关县公安局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的情况下，赔偿请求人大庄游戏厅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且由于县公安局已经先行通过《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形式作出不予行政赔偿的处理决定。因此，大庄游戏厅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本案并非大庄游戏厅直接针对县公安局的违法行为提起的确认违法及附带行政赔偿之诉，而是不服县公安局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即不予行政赔偿的处理决定而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上述事实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适用条件。因此，县公安局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主张大庄游戏厅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关于本案的赔偿原则和县公安局应当赔偿大庄游戏厅财产损失的范围和数额问题。大庄游戏厅于2012年1月7日开始营业并在30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当地县税务机关确定2012年2月1日为缴纳税款开始日并核定缴纳税款期限一个月为一期。大庄游戏厅于2012年2月22日即还没到纳税款期限的一个月就被县公安局非法关停；2012年7月28日恢复营业后，到2012年8月11日仍然没到纳税款期限又被县公安局非法关停。因此，无法通过大庄游戏厅的纳税数额准确计算出大庄游戏厅每天的营业收入并推导出大庄游戏厅的营业损失。另外，营业收入属于预期收入，受市场变化影响很大，根据营业收入直接推导营业损失不具有科学性，营业收入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法定的国家赔偿范围。因此，大庄游戏厅要求县公安局赔偿大庄游戏厅被违法关停1001天，每天按照利润2000元计算，合计赔偿停业期间营业收入损200.2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大庄游戏厅和县公安局在一审期间均未就大庄游戏厅的损失数额申请司法鉴定且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目前已不具备司法鉴定条件。因此，本案已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大庄游戏厅的损失数额。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如前所述，由于大庄游戏厅没有违法经营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县公安局也没有对大庄游戏厅作出过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县公安局关于本案应当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支出的主张，与案件事实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显失公平的主张，二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事实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情形，即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因此，本案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企业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情形，应当以赔偿直接损失为原则。根据本案事实，大庄游戏厅从2012年1月7日开始营业至2012年8月11日第二次被无故通知停业，合计经营244天，实际开业49天，由于县公安局第二次无故违法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及未通知恢复营业的状态一直持续，最终迫使大庄游戏厅不得不关停倒闭，直接导致大庄游戏厅为了生产经营所投资购置的电子游戏机等设备设施和租赁的商业房屋均不能发挥经济效益，并直接导致大庄游戏厅在排除市场因素的情况下也根本无法最低限度地收回投资成本。因此，作为大庄游戏厅资产的电子游戏机、监控器材投资和商服房屋租金等损失均构成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对此，县公安局应当依法赔偿大庄游戏厅购买电子游戏机支出491000元、购买监控器材支出5230元、向宝清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缴纳会费500元及实付商服房屋租金45000元的损失，以上损失合计为541730元。由于大庄游戏厅已实际开业49天并且有一定收入，因此，上述损失总额中应当减除电子游戏机、监控器材相应的折旧费用和租赁商服房屋开业期间的租金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五）项的规定，电子设备作为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为3年。因此，大庄游戏厅的电子游戏机、监控器材作为电子设备的相应折旧费用为22206.8元（491000元+5230元=496230元/3年计1095天≈453.2元/每天×49天）。租赁商服房屋开业期间的租金费用为6041.7元（45000元/租期1年计365天≈123.30元/每天×49天）。县公安局应当实际赔偿大庄游戏厅损失数额为513481.5元（541730元-22206.8元-6041.7元）。综上，一审判决确认县公安局两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关停的行政行为违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予维持。原审判决以大庄游戏厅未能提交其他因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的相关证据为由，仅判决县公安局赔偿大庄游戏厅租赁房屋损失28232.88元，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且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改判。原审判决认为大庄游戏厅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允许大庄游戏厅正常营业”与其自述的游戏厅已经关停倒闭破产的情况相冲突，符合案件事实，而且二审查明大庄游戏厅已经没有经营场所，游戏机等设备均已扔掉，《娱乐经营许可证》已被文化管理部门注销。因此，在大庄游戏厅根本不具备恢复营业条件和娱乐经营许可并非公安机关职权范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大庄游戏厅的其他诉讼请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维持宝清县人民法院（2018）黑0523行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即确认被上诉人宝清县公安局两次通知上诉人大庄游戏厅关停的行政行为违法和驳回上诉人宝清县大庄游戏厅的其他诉讼请求；改判宝清县人民法院（2018）黑0523行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宝清县公安局赔偿上诉人大庄游戏厅财产损失513481.5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宝清县公安局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认定第二次检查行为是再次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无证据证明；2.认定直接损失租金45000元、游戏机491000元、监控器材5230元证据不足，诉讼中大庄游戏厅法定代表人陈述游戏机部分借给他人、部分丢失，因机型淘汰贬损不能以购买时的价格确定损失，也不存在全部租金损失。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第三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责令停产停业的，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支出，因此原判判令赔偿直接损失无法律依据。三、我方在再审审查期间经核实已经向省法院提交了证据足以证实大庄游戏厅提供的游戏机等经济损失的证据属于虚假证据。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大庄游戏厅的诉讼请求。大庄游戏厅答辩称，1.县公安局第二次的检查行为，派一名协警责令大庄游戏厅停业，违反了必须两人以上执法和协警只能协助正式警察进行社会治安案件管理活动的规定，属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且原判已经认定其内容是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县公安局没有上诉，可见被诉行政行为非法是双方皆认可的，其再审请求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应对县公安局主张驳回大庄游戏厅的再审请求不予审理；2.原判仅支持租金损失38958.30元，未认定租金是全部损失；3.原判未认定游戏机、监控器材全部款项为直接损失，已经进行了折旧；4.购买游戏机发票也不是伪造的，东莞市税务局莞城税务分局的复函证明两张发票是税务局发放的，且其是商家给我的，我无法辨别真假；5.大庄游戏厅被违法行政行为强行停业，事实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县公安局的请求。再审期间，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证据：1.东莞市安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3日《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公司由创立以来未经营过电子游戏机类型业务，更没有与《宝清县大庄游戏厅》发生业务往来”。2.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莞城税务分局2019年9月18日《关于回复宝清县公安局查询有关发票的函》，内容为“经系统查询我局于2012年1月7日发售发票代码为*******，发票号码为*******、*******的发票给东莞市安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8日发售发票代码为************，发票号码为************的发票给东莞市添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东莞市安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3日复印的号码为*******、*******发票复印件。以上证据旨证明大庄游戏厅提供的发票是虚假的。大庄游戏厅质证意见：1.所有证据来源是违法的，在诉讼中行政机关不能向证人等调取证据；2.该证据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以上证据有出具单位盖章、出具人签字，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经再审查明，大庄游戏厅于2012年1月7日开始营业，至2月22日被第一次通知停止营业，共经营47天；7月28日恢复营业，至8月11日被第二次通知停止营业，共经营15天，合计经营62天。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2年8月11日县公安局行政行为的性质和两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大庄游戏厅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县公安局是否应赔偿大庄游戏厅损失和赔偿数额。关于2012年8月11日县公安局行政行为的性质和两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大庄游戏厅已举示2012年8月11日监控照片，县公安局亦确认照片上人员为其工作人员，故大庄游戏厅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县公安局应举证证明其行政行为的性质，其虽然提交了治安大队的情况说明，但该说明系其内设机构出具，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次行为是检查行为，故原审认定县公安局2012年8月11日作出的行政行为性质是通知大庄游戏厅停止营业，并无不当。大庄游戏厅系合法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县公安局亦确认大庄游戏厅经营期间无违法违规行为，故原审认定县公安局2012年2月22日和2012年8月11日两次无故通知大庄游戏厅停业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关于大庄游戏厅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在2012年8月11日大庄游戏厅被关停后，虽经大庄游戏厅投资人杨秀江多次口头申请，县公安局一直未允许大庄游戏厅恢复营业，引发杨秀江长期信访，县公安局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但未告知其不服处理意见的救济途径和期限。该处理意见形式上虽然是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但实质上是县公安局作出的否认其对大庄游戏厅具有违法行政行为和不予行政赔偿的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赔偿请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赔偿请求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大庄游戏厅于2015年5月1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关于县公安局是否应赔偿大庄游戏厅损失和赔偿数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本案中，县公安局虽然未扣押大庄游戏厅设备，但其违法关停行为系导致设备灭失的主要原因，应酌情按大庄游戏厅的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县公安局再审期间提交的东莞市安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3日《情况说明》、发票复印件、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莞城税务分局2019年9月18日《关于回复宝清县公安局查询有关发票的函》等证据，证实大庄游戏厅提交的号码为0******0、********发票真伪存疑，故对该证据体现的价款，现无法支持；该犯罪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大庄游戏厅可待公安机关作出结论后，另行主张权利。县公安局未对号码为******、*****发票提出异议，故应对两张发票载明的257500元认定为大庄游戏厅的投入，但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五）项规定的最低3年折旧期限，予以折旧，并扣除大庄游戏厅正常营业期间的使用费用，酌情确定大庄游戏厅购买电子游戏机损失为242920元[257500元÷3年÷365天×（365天×3年－62天）]。大庄游戏厅租赁房屋租期为367天，扣除正常营业的62天、停业之前的76天的房租，其房租损失为28079元[45000元÷367天×（367天－62天－76天）]。大庄游戏厅购买的监控器材应予以折旧，并扣除大庄游戏厅正常营业期间的使用费用，酌情确定其购买监控器材损失为4934元[5230元÷3年÷365天×（365天×3年－62天）]。大庄游戏厅向宝清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缴纳会费500元，亦是大庄游戏厅的损失，应予以支持。大庄游戏厅主张的停业期间营业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县公安局应赔偿大庄游戏厅的损失共计276433元（242920元＋28079元＋4934元＋500元）。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年4月4日（2019）黑05行赔终1号行政赔偿判决；二、维持宝清县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1日（2018）黑0523行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即确认被上诉人宝清县公安局两次通知上诉人大庄游戏厅关停的行政行为违法和驳回上诉人宝清县大庄游戏厅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宝清县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1日（2018）黑0523行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为宝清县公安局赔偿宝清县大庄游戏厅损失27643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履行完毕。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余昆审判员  张玉波审判员  刘 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轩宁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赔偿请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赔偿请求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3.《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件，表明执法身份，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应当记录在案，归档管理。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一）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五）电子设备，为3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