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4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广铭，男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泳，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萍，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志文，男，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四会市。原审第三人：四会市威整镇西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法定代表人：刘素华。原审第三人：四会市威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法定代表人：吴伟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华龙，男，汉族，四会市威整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谭广铭因与被上诉人邓志文、原审第三人四会市威整镇西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坑村委）、四会市威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威整镇政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谭广铭代理人陈泳、黄锦萍、被上诉人邓志文、原审第三人威整镇政府代理人曾华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西坑村委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广铭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邓志文与西坑村委、威整镇政府将坐落于广州市××701房的房屋产权过户至谭广铭名下；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志文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与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一、一审法院认为邓志文能否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及取得的产权份额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误，且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1.根据谭广铭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如房地产登记薄查册表的内容）均可以证明广州市越秀××××号房屋（以下简称222号房屋）的权属人为刘达超、刘小燕及威整镇政府，不存在案外人罗水桂、梁某1等人占有产权份额的情形。如果罗水桂、梁某1认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存在发证错误或侵犯其物权的，可依法维权或可要求威整镇政府赔偿，但罗水桂、梁某1未曾主张过相关权利，与常理不符。2.根据一审法院调取《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的内容可证明，涉案产权无共有人、承租人、抵押权人的情形，亦不存在扩建，加建及改建的情况。且2011年5月11日，222号房屋的产权证进行了遗失声明，但未曾有人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提出书面异议，可见权属清楚，无争议。3.根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内容可反映，威整镇政府占有222号房屋的51.87平方米调换（补偿）至广州市××701房74.9959平方米。4.关于罗家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协议内容能清楚地反映罗家强是222号房屋的使用人，使用面积为24.5平方米，而非产权人。该份协议是对使用人的安置协议，非对产权人的安置补偿。而根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一页可以确认涉案房屋的产权属于威整镇政府，第二页第五条约定“如其上述房屋由他人使用的，甲方应在安置了房屋使用人后方予拆除，并将自已的房屋交付给乙方”，与罗家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内容相对应。5.根据梁某2、梁某1、罗某、梁某3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约》、《继卖契》、发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等资料，均不能证实与涉案房屋存在关联性，更无法证明他们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份额。虽然威整镇政府与西坑村委在本案中口头承认他们享有产权份额，但与（2019）粤0111民初22584号及（2018）粤0111民初5050号生效文书所查明的事实前后矛盾，当时他们均承认涉案房屋全部产权转让给邓志文。二、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梁某2、梁某1、罗某、梁某3加入本案进行处理，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威整镇政府名下，依法应当属于该政府所有，此不容置疑。一审法院不应因梁某2、梁某1、罗某、梁某3等人主张了他们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即认可他们的主张，而无视《物权法》规定的登记和公示原则。梁某2、梁某1、罗某、梁某3如有证据，一审法院应依法指引他们进行行政诉讼或要求威整镇政府私自将他们的“所谓产权出让”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非在本案中进行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邓志文二审答辩称其对谭广铭的上诉没有意见。威整镇政府二审述称其不同意谭广铭的上诉请求，威整镇政府并未将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房屋全部出售给西坑村委，只是部分出售，依据威整镇政府《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记载，将222号房屋属于镇政府产权及有权使用的公共部分全部出售给西坑村委，但222号房屋中还有其他人的产权，包括梁某2、罗水桂两户。西坑村委二审未陈述意见。谭广铭于2020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邓志文及西坑村委、威整镇政府协助谭广铭将坐落于广州市××701房的房屋的产权过户至谭广铭名下；2.判令邓志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根据谭广铭提交的(1996）越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和(1997）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调解书》，威整镇政府曾于1996年期间以案外人刘达超、刘小燕、刘筱梅为邓志文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房屋首层及插层共建筑面积54.3㎡产权归威整镇政府所有并管业。该案中查明，原座落在本市××号首层后座及二楼房屋是刘达超、刘小燕、刘筱梅的先人谢霞的产业，该屋原为双木结构，叠合面积100.1788平方米。1978年2月28日，威整镇政府与谢霞签订了关于修建该屋的合约，其中订明：威整镇政府出资修建首层（由地面至楼底四米半高度）的房产永远归威整镇政府所有，其余归产权人所有。合同签订后，谢霞经广州市越秀区房地产管理局批准，并由威整镇政府负责出资，对该屋进行危房修建，将该屋修建为混合和砖木结构二又二分之一层（含阁楼）（总建筑面积为128.1759㎡）。威整镇政府于同年11月按《合约》使用该屋首层后座，其余部分由谢霞使用。1994年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征用中山六路222号房屋地段，中山六路222号房屋已被征用单位拆除。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1997年5月30日作出(1996）越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本市××号房屋首层后座（含阁楼）产权归谭广铭威整镇政府所有。刘达超不服上述判决，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当事人在二审达成和解，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作出(1997）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原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归威整镇政府所有；该房屋其余建筑面积房产权归谢霞的合法继承人所有；二、威整镇政府于领取调解书之日起7天内一次性付人民币35000元给谢霞的合法继承人所有（包括刘达超、刘小燕、刘筱梅）。上述案件中，威整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为罗家强。2010年8月6日，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威整镇政府（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座落在越秀××××号建筑面积51.87平方米的原址房屋。甲方将自有的座落在××第七层的新建房屋第701号单元（实测门牌号：××701房间）用作拆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等等。2011年8月29日，××701房登记至威整镇政府名下，该房屋建筑面积74.9959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居住用房。根据查册时间为2020年7月8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701房现不存在抵押、查封。另查明，1989年元月24日，威整镇政府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内容为：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的房屋属于镇政府的产权那部分（包括二楼房间及原契约上几户公共用的地方而属于镇政府有权使用的那部分）全数出售给西坑管理区（即西坑村委），从1989年元月21日起，该房屋的产权全为西坑管理区所有。2014年3月24日，西坑村委出具证明，内容为：西坑村民委员会（原西坑管理区）原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面积51.87㎡，由于邓志文遗失1989年2月23日购买西坑管理区原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面积共51.87㎡凭证，经了解情况属实，邓志文身份证号码。2019年10月27日，邓志文（甲方）、谭广铭（乙方）、梁振业（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一、房屋概况：坐落于原广州市中山六路**首层后座（包括阁楼）的房屋，产权面积51.87平方米，因拆迁现迁往广州市××701房，建筑面积75平方米，套内面积62.3平方米。甲方于1989年2月23日购得上述房屋。二、甲乙丙三方确认，甲方与丙方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上述房屋出让给丙方，丙方与乙方于2018年9月3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上述房屋转让给乙方。但因广州实施房屋限购政策，丙方无购房资格，无法履行上述《房屋买卖合同》，为此三方均同意解除双方各自签订的书面购房合同，所收取的购房款和相关资料各自返还。现甲、乙双方愿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上述房屋出让给乙方，愿意按本合同履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楼价及付款约定：甲、乙房屋成交价为人民币陆拾叁万元，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五天内，乙方将此款付清给甲方。……五、房产过户：因历史遗留问题，现房产证还登记在威整镇政府名下，乙方应依法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甲方给予协助，但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等等。谭广铭提交的邓志文于2019年10月27日出具的收据一张，内容为本人邓志文收到谭广铭交来的购房款630000元人民币，并将位于广州市××701房屋交付谭广铭占有和使用，相关风险由谭广铭自行承担。谭广铭提交广州市白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购房资格证明》载明，截至2020年5月27日止，谭广铭具备在本市住房限购区域内住房购买资格。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威整镇政府表示梁某2等人曾向该政府信访主张中山六路222号房屋首层后座（含阁楼）及××701房权属，一审法院通知梁某2等作为证人出庭。证人梁某2、梁某1、罗某、梁某3等人向本一审法院提交了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1996）粤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调解书》、《合约》、《断卖契》、发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等资料，其中《合约》主要内容为1978年2月28日威整镇政府与谢霞、刘达超、刘启超签订了合约，威整镇政府出资修建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由地面至楼底四米半高度）的房产永远归威整镇政府所有，其余归产权人所有，由常住户罗水桂作为威整镇政府的代表负责实施。《断卖契》的主要内容为四会县威整镇瓦屋村民委员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平房一间永卖予梁某1。发票为四会县威整镇瓦屋村民委员收到梁某1交来购买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一间的购房款5000元。《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由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甲方）与罗家强（罗水桂的儿子）（乙方）签订，主要内容为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拆除中山六路222号房屋，罗家强是该房屋的使用人，使用面积24.5平方米，甲方应于1995年12月30日前在罗冲围增槎路自编北侧103号4-6层安置给乙方回迁等等。证人梁某2表示：1978年时，由长住户罗水桂借用威整镇人民政府的名义与中山六路222原业权人谢霞签署了维修协议，原业权人谢霞同意将房屋的一部分给到威整镇人民政府，所以发生了(1996）粤法房初字第××号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穗中法房终字第××号诉讼。当时出资维修的人是威整镇西坑村委会、威整镇瓦屋村委会和罗水桂三方，三方是借用威整镇人民政府的名义，所以在1988年时，威整镇瓦屋村委会与梁某1（梁某2的儿子）签署了《断卖契》，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房屋中属于瓦屋村委会的部分出售给了梁某1。之后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房屋被地铁公司拆迁，地铁公司安排了位于白云区罗冲围的临迁房，后又安排××701房给我们，××701房的使用情况我不清楚。证人罗某陈述：我和罗家强都是罗水桂的儿子，当时要求有广州户口的人持有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罗水桂就有广州户口，因此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的房屋是由罗水桂负责的。后来罗水桂等人借用威整镇政府的名义与刘达超等人打了官司，当时代表威整镇政府的人是我哥哥罗家强，调解书中的35000元是由我和邓志文一起支付的。我们听邓志文说西坑村委会将222号房屋中属于西坑村委会的部分卖给了邓志文或邓开，实际卖给谁我并不是很清楚。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房在1994年因为地铁施工拆迁，由罗加强作为三方的代表被拆迁人与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房拆迁，将罗冲围增槎路广糖路23号8楼800房作为临迁房，后来又将广州市××701房作为永迁房，但是永迁上述701房应该是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与威整镇人民政府联系的，具体房产证如何到了邓志文手上我就不清楚。证人梁某3陈述：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房是用罗水桂的名义管理，挂靠威整镇政府的名义与原业权人签署维修协议。当时实际出钱的人是罗水桂、邓志文的父亲，还有瓦屋村委会，其中瓦屋村委会的一份卖给了我的哥哥梁某1。我八十年代就在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居住了很多年，当时罗水桂和邓志文住在二层，我们住在一层。后来地铁公司拆迁我们临迁到罗冲围，后来又搬了几次。后来罗某打电话告诉我们分到了增槎路397号701房给我们，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不在广州，让他居住。谭广铭对于上述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并主张邓志文从威整镇政府、西坑村委处受让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的全部产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邓志文、谭广铭和梁振业于2019年10月27日的《协议书》的内容，邓志文将广州市××701房出售给谭广铭，成交价为630000元整，故邓志文、谭广铭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邓志文在签署上述《协议书》时尚未取得广州市××701房的产权，但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该协议依然有效，但因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失赔偿。因此邓志文与谭广铭之间就广州市××701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出卖人的邓志文现能否取得广州市××701房的所有权或处分权，以将该房屋转移登记至谭广铭名下。广州市××701房系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拆除了威整镇政府坐落在越秀××××号建筑面积51.87平方米的原址房屋后产权调换（补偿）给威整镇政府的房屋，该房屋现登记在威整镇政府名下。谭广铭提交威整镇政府于1989年元月24日做出的《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以及西坑村委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威整镇政府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出售给西坑村委，西坑村委又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出售给邓志文。但根据《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该决定中明确载明“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的房屋属于镇政府的产权那部分（包括二楼房间及原契约上几户公共用的地方而属于镇政府有权使用的那部分）全数出售给西坑管理区（即西坑村委）”，威整镇政府和西坑村委均确认上述《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决定出售的房屋仅是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中属于镇政府的产权的部分，双方并明确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当时实际是由三方所有的，威整镇政府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该主张与本案出庭的证人梁某2、罗某、梁某3等人的陈述及上述证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约》、《断卖契》、发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等资料相互印证。再者，谭广铭现主张威整镇政府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整体转让给邓志文的依据为西坑村委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并非双方原始的交易文件，而是在双方交易20多年后邓志文主动找西坑村委补充出具的证明。考虑村委会人员更替，邓志文要求证明的事实发生年代久远，现西坑村委认为该证明系在工作人员不清楚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号房的具体实情，也不清楚其开具证明的用途的前提下开具了该份《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威整镇政府仅是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中的部分转让给西坑村委，西坑村委也仅可能将其受让的部分转让给邓志文，故谭广铭主张邓志文取得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并进而取得广州市××701房整体产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鉴于威整镇政府和西坑村委均否认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整体转让给邓志文，故邓志文能否取得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的产权及取得的产权份额尚处于不确定状态。邓志文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的产权调换后的房屋即广州市××701房出售给谭广铭，谭广铭现要求邓志文及威整镇政府和西坑村委协助其办理广州市××701房的产权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谭广铭可待邓志文取得该房屋产权后再主张过户，或根据实际情况主张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等途径解决双方纠纷。邓志文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谭广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83元，由原告谭广铭承担。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威整镇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据一、罗家强出具的《收款协议书》，证明罗家强根据1997年的调解书支付了35000元给刘达超，罗家强是罗水桂的儿子，且威整镇政府确认罗水桂占有222号房屋部分产权；证据二、威整镇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房屋是罗某（罗水桂的儿子）、邓志文和梁某3（梁某2的儿子）三人共同所有；证据三、广州市主力印刷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谭广铭一审提供邓志文依据1997年调解书支付的35000元给刘达超的收据，威整镇政府有异议，因为收据的印刷单位成立于2007年，谭广铭不可能提供该企业生产的纸张来书写1997年的收据。况且，收据的日期显示是1997年5月20日，但是1997年案件的一审判决书落款日期是1997年5月30日，二审调解书落款日期是1997年12月11日，因此威整镇政府质疑邓志文为何会在一审判决前就预知二审调解需要支付35000元，这不符合逻辑。谭广铭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罗家强只是代表威整镇政府支付35000元，并不能说明罗家强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份额，所以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因威整镇政府均未提供证据原件，其应当对证明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本案的证据，威整镇政府已在1989年将222号房屋出售给西坑村委，不可能在1997年12月29日又出具《证明》来证明罗某、邓志文、梁某3对222号房屋享有相关的产权份额。对证据三，有关广州市主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收据，并不能将该收据看成是该司印刷的。邓志文质证称其对威整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一不知情，对证据二称其没有见过，对证据三，其称该收据是律师提供给其本人的，不清楚情况。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谭广铭的上诉请求与邓志文的答辩意见及威整镇政府的陈述意见，分析如下：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谭广铭能否依邓志文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而要求办理转移登记。从一审查明事实可知，邓志文在签署《协议书》时尚未取得广州市××701房的产权，该房屋现登记在威整镇政府名下。本案谭广铭一审提交威整镇政府于1989年元月24日做出的《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以及西坑村委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威整镇政府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出售给西坑村委，西坑村委又将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出售给了邓志文，邓志文有权出售前述房屋被拆迁回迁的房屋广州市××701房给谭广铭，对此，威整镇政府及西坑村委均不予确认。根据《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中明确载明“将广州市中山六路222号的房屋属于镇政府的产权那部分（包括二楼房间及原契约上几户公共用的地方而属于镇政府有权使用的那部分）全数出售给西坑管理区（即西坑村委）”的内容，现威整镇政府和西坑村委主张上述《关于出售镇政府在广州市中山六路房屋的决定》决定出售的房屋仅是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中属于威整镇政府产权的部分，双方并明确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当时实际是由三方所有的，威整镇政府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因该主张与本案一审出庭的证人梁某2、罗某、梁某3等人的陈述及上述证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约》、《断卖契》、发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等资料相互印证，应予采信。至于谭广铭以西坑村委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证明，提出威整镇政府将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整体转让给邓志文的主张，因该证明并非双方原始的交易文件，而是在双方交易20多年后邓志文主动找西坑村委补充出具的证明，一审考虑村委会人员更替，邓志文要求证明的事实发生年代久远，对西坑村委有关该证明系在工作人员不清楚广州市越秀××××号房的具体实情，也不清楚其开具证明的用途的前提下开具了该份《证明》的陈述予以采信并无不妥。因威整镇政府和西坑村委均否认将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整体转让给邓志文，故邓志文能否取得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的产权及取得的产权份额尚处于不确定状态。谭广铭应待邓志文取得该房屋产权后再主张涉案广州市××701房的过户，或根据实际情况主张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等途径解决双方纠纷。综上，本案谭广铭主张邓志文取得了广州市越秀××××号首层后座（包括阁楼）房屋产权建筑面积51.87㎡，并进而取得广州市××701房整体产权出售权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谭广铭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65元，由谭广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郑怀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颜旭怀王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