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久，男，196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红，辽宁金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宪贵，男，195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男，于宪贵女婿。原审被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办事处李家村村民委员会，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李家村。法定代表人：刘守家，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李长久因与被上诉人于宪贵、原审被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办事处李家村村民委员会（李家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长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红、被上诉人于宪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家村委会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李长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21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将上诉人列为被告错误。原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承包合同分别产生于上诉人与村委会、被上诉人与村委会之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承包合同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故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与村委会的承包合同不能履行，应当起诉村委会，而不应当起诉上诉人。如果本案的案由定为腾退（返还）土地，将上诉人作为腾退主体也是错误的。因上诉人合法承包的土地经过投巨资改造并建设农业大棚、水井、水渠、种植果树等（承包土地原为弃耕、撂荒地，下面基石太多，种植物不能正常生长。区政府在检查时对撂荒状态提出意见，1997年村委会才找上诉人要求投资改造并利用土地，1998年1月1日签订承包合同，期限为50年），并依据协议将案涉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大棚、井、水渠、苗木等）分别转给案外人使用，上诉人现在并没有实际占用使用土地，故无法腾退。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时间顺序上看，上诉人承包在先，且经过政府部门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在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1998年1月1日签订承包合同，并签订补充协议。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15年11月3日签署承包合同。没有被上诉人承包在先的事实认定。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提交的分地台账作为有效事实认定是错误的。该台账是复印件，且上诉人对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作为客观事实予以认定，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强调历史的原因，恰恰应当充分考虑上诉人与村委会承包合同产生的历史原因。当时，承包地处于弃耕、撂荒状态，村委会为了对区政府有所交代而找上诉人承包。上诉人投资改造、换土、修建种植大棚、挖井、修渠、终止苗木等，才成了能够种植农作物的肥沃土地。为此，上诉人欠了很多外债，现在原审法院还有因上诉人改造承包案涉土地而拖欠他人工程款的案件在审理之中。上诉人也并没有因资金困难拖欠村委会承包费，每年都按期交款。原审法院只考虑有利于被上诉人方的历史原因，却无视上诉人承包的历史原因，有失公允。2.原审法院没有按照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9465号民事裁定书的要求查明相关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均并没有提供1998年1月1日之前的承包合同及解除承包合同的证据。退一步讲，假设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在上诉人承包土地之前曾存在承包关系，但也因被上诉人的弃荒和政府指令村委会收回集体种植蔬菜而归于消灭。况且原审被告在第一次诉讼的庭审中已经向法庭陈述已经向被上诉人等发放了土地费用。此更加证明土地发包给上诉人的流转形式是合法的。而原审判决对村委会为什么一地两包及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履行承包合同那么多年还于2015年签署承包合同的不妥之处的相关事实没有进行调查。关于上诉人实际履行承包的土地20余年，与被上诉人诉争的土地权证的四至依然存在也没有查清。更没有对上诉人投资的建筑物及农作物的价值进行相关估价确认。三、关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应当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上诉人承包荒地二十二年在全村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明知道上诉人承包并改造土地的事实，还背着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和财产经营使用权。同时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并要求腾退土地的行为也是恶意的，其明知道上诉人将土地改造好，并建成了农作物生产基地，而在不公示、不通知上诉人的前提下私自签订合同，隐瞒事实到区政府办理权证，明显是合同法52条中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只考虑行政机关的发证效力，却置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的合法性于不顾。既然本案的案由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就应当首先对承包合同的效力予以审查并应阐明，同时应当对上诉人长达22年的履行合同及投资改造事实进行确认。四、本案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1、原判决简单、机械、片面的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十条实属不当。该司法解释产生于2005年，而上诉人与村委会的承包合同定于1998年。此时并没有承包土地确权的规定，因此上诉人手中没有权证是正常的，但已经过镇政府的同意，此符合历史的特定条件。在2015年土地确权时，村委会并没有通知上诉人，故上诉人无法办理确权事宜。另外，假设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与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是一个地块，那么，村委会与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在承包使用土地，还签订承包合同，村委会对于上诉人而言是恶意的违约行为，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而言则是恶意的侵权行为。对恶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应认定无效。据上诉人了解，办证是村委会现任主任在竞选时为获取赞同票向村民作了承诺。上诉人认为，村委会作为合同的当事人，不应以其负责人的变更而终止承包合同的履行。2.如果让上诉人腾退土地，首先应解决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履行二十余年和投资价值的确认以及损失的赔偿问题。作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应当平息矛盾及制裁违法行为，而不应当制造新的矛盾和褒扬违法行为。上诉人的承包行为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村委会在不做任何告知而单方毁约的行为和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却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这与合同法的维护交易秩序的立法精神是相悖的。3.法院应当独立的行使审判权，而不能受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左右司法行为。虽然原告持有证书，但其是基于在李长久与村委会合同履行近18年之后产生的，故不应受此局限。本案应适用2018年12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这是调整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特别法。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该互换、转让或者流转无效。第六十六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根据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五、（当事人庭审补充）2018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专门用于调整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法律，那么原审法院应当依照该部法律规定处理本案的法律关系，该法23条明确规定了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本案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后，双方的承包关系受法律保护，任何他人都不得干涉、不得变更双方的承包关系，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那么也就意味着村委会在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后，除双方协商一致外，村委会单方收回土地的行为是违法的，不应得到支持。该法28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也不得调整承包地。那么也就是说该法也限制了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不得随意的调整承包地。该法66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的应当补发证书，那么该条明确的规定作为上诉人在本法实施之前已经承包经营多年，而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那么在该法颁布之后，村委会应当按照该法的规定给上诉人补办确权证书，而不应当随意变更上诉人正在经营使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于宪贵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上诉人陈述的第一条大量改造也没有留下改造时的证据，而且陈述大量投资、违建也没有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有关于上诉人上诉理由第四项颁证是村委会为村民做的保证不属实的，因为现任村委会主任刘树家于2019年上任，土地证是2015年办的，与现任村委会主任没有关系，上诉人陈述不属实。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家村委会未陈述意见。于宪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的家庭承包土地1.23亩，并将土地恢复到原耕种面貌；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费9840元（从2011年1月至2019年1月共8年，每年每亩按1000元计算）。（被告李长久归还土地及支付土地使用费，被告李家村委会负连带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月1日被告李长久与被告李家村委会签订《合同书》，约定：李长久承包李家村位于“旅顺至长岭子村公路（旅顺中路）东侧的一百亩土地”，承包期五十年，自1998年1月20日至2048年1月20日止。年承包费10000元，于每年1月10日前付清……。2001年3月10日，李长久与李家村委会签订《补充合同》，约定：李家村委会对李长久承包的一百亩土地，准许其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享有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利，允许转包部分或全部土地”……。2006年6月16日，李长久又与李家村委会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李长久承包土地现为74.8亩，年承包费变更为7480元，其他条款不变……。2012年3月22日，李家村委会向旅顺口区长城街道办事处呈报：“根据旅顺口区2012年农村工作会精神，我村李长久同志欲在土羊高速公路东西两侧（沟口）新建温室40各（花卉小区2各），占地74.8亩”。2015年，原告于宪贵与被告李家村委会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约定：于宪贵等四人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1.91亩（包括：大道东1.23亩、山北头0.68亩），承包期17年，自2011年1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止……。继而于宪贵等四人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10212011005020040J），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1.91亩，地块四至为：东起于宪富，西到田坎，南起马玉梅，北到沟渠1.23亩；东起土羊高速，西到土羊高速，南起马玉梅，北到村路，面积0.68亩。……另查，李家村委会确认原告所诉争的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亩（原文书笔误为2.1亩）土地在被告占用土地范围内。被告李长久认为原告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不合法，内容有瑕疵且李长久在案涉土地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应当首先解决被告李长久与被告李家村签订的合同履行与否及投资赔偿的损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于宪贵作为被告李家村委会集体经济组成成员与被告李家村委会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李家村大道东（东起于宪富，西到田坎，南起马玉梅，北到沟渠）的1.2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进行了依法登记，继而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10212011005020040J）。李家村委会作为该村村民自治组织庭审中确认原告所诉争的案涉土地在被告占用土地范围内。被告李长久虽提交与被告李家村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合同》予以抗辩，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优先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原告于宪贵要求被告李长久腾退该1.23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李长久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费9840元，因被告李长久使用该土地的原因是基于李长久与被告李家村委会签订有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合同书，并非违法侵占土地，且庭审中李家村委会亦表示收到过李长久的承包费并发放给村民，而原告又未能提供其主张金额的依据，故对于原告该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李长久所主张原告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不合法，内容有瑕疵且李长久投资损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持有的证书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被告李长久如果认为其获得证书程序不合法，应另行通过其他救济方式主张，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因被告李长久系基于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而进行土地上的投资，签订合同是否进行了注意审查义务及责任分配等具体问题亦可通过其他救济途径解决。综上，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李长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45日内将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起于宪富，西到田坎，南起马玉梅，北到沟渠）的1.23亩土地腾退给原告于宪贵；2.驳回原告于宪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李长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于宪贵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权，李长久对案涉土地享有经营使用权，于宪贵与李家村委会之间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关系，于宪贵与李长久之间成立土地转包合同法律关系。在土地确权证书所载的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于宪贵无权要求李长久腾退土地。理由如下：首先，李家村委会提交的土地台账虽为复印件，但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出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分地状况，该证据具有较高可信性，予以采信。依据土地台账的记载，自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经由村委会分地取得案涉口粮田，双方于2015年11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补签行为，是对于宪贵享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追认，该行为亦得到行政机关的认可并授予经营权证书，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于宪贵自1984年起即对案涉口粮田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李家村委会作为土地管理者与发包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处于中立地位，其对于土地情况和双方争议发生经过的陈述具体且合理，有理由相信其陈述为事实原貌，故予以采信。根据李家村委会原审陈述，在“菜篮子工程”停止实施多年后，其与本村村民李长久签订了《合同书》及两份《补充合同》，确立了土地的转包合同关系。因李家村委会与李长久签订合同前未履行法定的土地承包程序，不能认定其就案涉土地向李长久进行了重新发包，本案不存在一地两包的问题。从李家村委会将所代收的李长久上交的历年转包费转交给村民们，及于宪贵等村民在2016年前已实际收取村委会转交的转包费而未曾提出异议的事实，也可印证李家村委会将案涉土地代村民向李长久转包事实的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因此，李家村委会有权代表村民对土地进行转包，案涉转包行为合法有效，对各方有约束力。在转包合同有效期内，各方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故于宪贵要求李长久立即腾退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于宪贵持有的土地确权证书载明其对案涉土地的承包期至2027年1月31日止，而李家村委会与李长久签订的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期限为50年，至2048年1月20日止，转包期限长于二轮土地承包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转包合同超过土地确权证书所载承包期的部分无效。故李长久的案涉土地转包期至2027年1月31日届满，此期限内，李长久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2027年1月31日后，李长久对案涉土地不再享有合法权益，需向新一轮土地承包者腾退土地或与新的承包者另行达成协议。综上所述，于宪贵诉请李长久立即腾退土地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但鉴于李长久的合同书签订于1998年，至今已逾20年，土地价值在此期间已发生重大变化，如仍按合同签订之初的价格支付转包费，势必使村民们的利益受损。因此，于宪贵可另行主张变更合同内容，增加转包费用标准，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2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于宪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于宪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家永审判员  毕春燕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