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1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艾贝利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古兰大街西侧**楼****。法定代表人：谭秀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广福，男，北京艾贝利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松子红（北京）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div>法定代表人：阮宝花，总经理。上诉人北京艾贝利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贝利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松子红（北京）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子红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5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艾贝利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艾贝利特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松子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艾贝利特公司实际收到松子红公司交付电信裤子31597条，一审法院认定艾贝利特公司收到松子红公司交付电信裤子59077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艾贝利特公司与松子红公司签订定作电信裤子的合同，双方交付行为有效，艾贝利特公司员工陆金宝签字收货才能证明松子红公司交货。2.松子红公司提交40张出库单，单方面陈述系陆金宝从潮白监狱拉货出库时签字确认，陆金宝不认可签字拉货的部分数量共计25299条，松子红公司无证据证明艾贝利特公司收到该部分货物。3.潮白监狱工作人员说陆金宝委托监狱工作人员代为签字确认，陆金宝不认可，监狱工作人员无证据证明。4.艾贝利特公司向际华三五四三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华公司）交货数量不能证明松子红公司向艾贝利特公司交货数量，因为艾贝利特公司自己有加工厂，同时也在制作电信裤子，艾贝利特公司向际华公司交付的电信裤子中只有一部分是让松子红公司制作的。5.松子红公司提供出库单，证明从潮自监狱拉走的电信裤子交付给际华公司，陆金宝签字确认的供货是松子红公司交付给艾贝利特公司的电信裤子，陆金宝未签字确认的供货是松子红公司为际华公司制作的电信裤子，与艾贝利特公司无关。6.艾贝利特公司出具发票的16128条电信裤子包括在陆金宝签字确认的31597条电信裤子供货之中，一审法院对出具发票的电信裤子单独认定，属于重复计算，认定事实错误。7.关于阮宝花与党广福微信聊天记录，阮宝花单方面提供了裤子数量，因党广福不是艾贝利特公司实际收货经手人，对实际收货数量不确定，故并无任何确认表达，不能证明供货数量。8.关于阮宝花与陆金宝微信聊天记录，阮宝花单方面提供了裤子数量，陆金宝无任何认可表示，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供货数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松子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宝花单方面提出裤子单价由每条14.5元增至15.5元，艾贝利特公司不认可，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按松子红公司单方提出的货款金额认定松子红公司供货的价值已超过艾贝利特公司已付款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艾贝利特公司与际华公司定作合作关系在前，之后松子红公司也与际华公司直接发生定作合同关系，松子红公司提供的40张出库单从时间上看有向际华公司供货的可能，但松子红公司提货时间并不能证明际华公司或者艾贝利特公司收货时间，也就是说，松子红公司提供的40张出库单只能证明松子红公司提货时间及数量，不能证明际华公司或艾贝利特公司收货时间及数量。四、松子红公司提交的出库单不能证明艾贝利特公司收到松子红公司交付的电信裤子数量，因为艾贝利特公司有自己的加工厂，且与际华公司一直有合作，双方签有合同。艾贝利特公司向际华公司供货数量确认后，艾贝利特公司向际华公司开具正规发票，艾贝利特公司发票可以证明这一点。松子红公司与际华公司之间也有合作，松子红公司向际华公司供应电信裤子数量与艾贝利特公司无关，松子红公司向艾贝利特公司发货的数量，应以艾贝利特公司认可的签收为准。艾贝利特公司收到交给际华公司的电信裤子是33159条，其余向际华公司交付的电信裤子均是艾贝利特公司自己加工制作的。松子红公司辩称，供货数量应为75304条，但认可一审判决结果。艾贝利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松子红公司立即返还艾贝利特公司服装预付款510020元；2.判令松子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8日，艾贝利特公司与松子红公司就松子红公司承接艾贝利特公司定作制服事宜达成书面协议，约定：第一批电信裤子8918条，第二批电信裤子10072条，单价均为14.5元，含税含到京运费；合同标的额275355元整，生产周期46个工作日，交预付款时间如延误，交货期依此顺延，交货日期2017年7月20日，交货地点艾贝利特公司所在地；艾贝利特公司提货时当日，须向松子红公司支付全款。协议签订后，艾贝利特公司通过银行转账于2017年8月4日支付170000元，9月12日支付100000元，10月16日支付140000元，10月24日支付50000元，11月1日支付90000元，12月5日支付50000元，12月15日支付160000元，12月20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共计支付770000元货款。松子红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供应艾贝利特公司电信裤子3089条，7月15日供应8460条，8月8日供应300条，10月9日供应6309条，10月19日供应396条，12月8日供应1693条，12月25日供应8650条，共计31597条，艾贝利特公司认可该部分出库单系其员工陆金宝签字，确认收到。在一审庭审中，松子红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40张出库单，其陈述该40张出库单系陆金宝从潮白监狱拉货出库时签字确认的。出库单显示时间最早出库日期为2017年7月1日，最晚为2017年8月28日，数量共计25299条。在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至潮白监狱核实该部分出库单原件，潮白监狱工作人员告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该部分出库单系陆金宝签字确认或受陆金宝委托监狱工作人员代为签字确认。后潮白监狱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其上载明该部分出库单上的货物均已拉走。松子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同时陈述其于9月30日、10月29日向艾贝利特公司供应电信裤子共计16128条，并提交了其向艾贝利特公司出具的发票用以证明；于10月16日还向艾贝利特公司供应电信裤子5060条，该部分货物无签收单等票据，但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可以佐证。艾贝利特公司对上述内容不予认可，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定制的电信裤子系供应给际华公司，陆金宝签字的由松子红公司供货的只有3万多条，艾贝利特公司还曾自己委托潮白监狱定制裤子，而松子红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供应了7万多条裤子，松子红公司与际华公司还存在定作合同关系，松子红公司委托监狱生产的货物可能是以自己名义供应给际华公司。艾贝利特公司同时提交际华公司作为需方与松子红公司作为供方签订的加工电信冬装、电信春秋装的合同截屏1份，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合同经办人齐欢的联系方式。一审法院与齐欢电话联系，齐欢告知一审法院艾贝利特公司向际华公司供应的电信夏裤，共计59129条，入库单记载的时间是自2017年6、7月份，大概供应到2018年3月份，最后开票时间是2018年5月份，松子红公司大概是从2018年3月份供应到2020年8月份，大概供了8万多条电信夏裤，松子红公司大概是在艾贝利特公司供货的收尾时间或者结束时间开始向其供应电信夏裤。一审法院另查，2017年6月28日，松子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宝花与艾贝利特公司经理党广福微信聊天显示，阮宝花称“1.6万沧州不肯做了，这个他还给我涨价了一块，他说我开始给的样衣没有打结这么多，没有衬，确实那件样衣不规范。天津在7.25估计也就能出6000，你看看怎么办。石家庄要7月底给我腾线出来”。党广福回复“沧州又没剩多少了，可以尽早上线吧，是潮白监狱”“沧州再加几千条”。阮宝花回复“加几千直接发过去应该问题不大，加几千直接塞”。同年7月3日，阮宝花称“党总，我再跟您念叨一下，他们两个监狱都觉得太复杂，不肯做，我已经给他们第一次批次开始就加了一块钱，您那天也电话里同意的，跟您再说下，别忘记了，您事多，要不然我都得亏本”。党广福回复“好，但要保证质量及工期”。同年8月21日，阮宝花称“沧州清账再把天津结账1.5万条，其中合同内是8918+10072条，总计13473*14.5+5517*14.5+9483*15.5-17万=275355+146986.5-17万=252341.5”“天津已经交了9005+1.3万条左右，总计交了两万二多吧，先结算1.5万条我和天津商量好了”，同年8月25日，阮宝花称“党总，钱不行，真的得给人家，麻烦您想办法”。党广福称“下周”。2017年9月20日，艾贝利特公司员工陆金宝与松子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宝花微信聊天显示，陆金宝称“把我给你下的总数发给我”，阮宝花回复“沧州共计13473件，天津合计约35261条”。同年11月13日，阮宝花称“电信裤子一共走了23496条了，……另外朝白还有11765条左右裤子没拉走没结账，运费1400，皮4620”“11765没走的已经全部走了”，陆金宝回复“皮是什么意思”。一审法院认为，艾贝利特公司与松子红公司之间建立的定作合同关系，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松子红公司应依约供货，艾贝利特公司应依约支付相应款项。在艾贝利特公司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转给陆金宝80000元再由陆金宝全部支付松子红公司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艾贝利特公司已支付款项应为770000元。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松子红公司是否已足额供货。根据阮宝花与陆金宝、党广福的微信聊天记录，截至2017年11月13日，松子红公司已向艾贝利特公司供应裤子48734条（13473+23496+11765），加上艾贝利特公司认可的同年12月8日供应的1693条以及同年12月25日供应的8650条，共计59077条，该数量与松子红公司提交的出库单、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与际华公司核实艾贝利特公司所供应的裤子数量可以互相印证，该数量价值已超艾贝利特公司已付款项。艾贝利特公司陈述其曾自行委托潮白监狱加工裤子，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就艾贝利特公司已支付的770000元款项，松子红公司已足额提货，艾贝利特公司要求松子红公司返还款项51002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北京艾贝利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艾贝利特公司提交陆金宝证人证言复印件，证明部分出库单上陆金宝的签字系伪造，陆金宝未委托其他人代为签字，陆金宝对其与阮宝花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认可，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陆金宝未明确肯定供货数量。松子红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且陆金宝未到庭作证，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陆金宝未到庭作证，且其原系艾贝利特公司员工，与艾贝利特公司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艾贝利特公司提交其与际华公司之间的采购订单及发票复印件，证明艾贝利特公司为际华公司供应的裤子，并非均是由松子红公司委托潮白监狱加工，松子红公司只是加工了一部分。松子红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且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艾贝利特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艾贝利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非二审新证据，艾贝利特公司未能提供上述证据的原件，且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艾贝利特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证明艾贝利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陆金宝转账80000元，陆金宝又将该笔款项转给松子红公司，松子红公司加工的产品不合格。松子红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艾贝利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非二审新证据，艾贝利特公司未能提供上述证据的原件，且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本案二审审理期间，艾贝利特公司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松子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40张出库单上的签名是否为陆金宝本人所签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至潮白监狱核实该部分出库单原件，潮白监狱工作人员告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该部分出库单系陆金宝签字确认或受陆金宝委托监狱工作人员代为签字确认，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亦可对松子红公司供货价值是否达到艾贝利特公司已付款金额进行认定，因此，本院对艾贝利特公司提交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艾贝利特公司与松子红公司之间建立的定作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松子红公司供货价值是否达到艾贝利特公司已付款金额。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松子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宝花与艾贝利特公司工作人员党广福、陆金宝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阮宝花多次向党广福、陆金宝确认供货数量、价值以及欠款金额，且向党广福、陆金宝多次索要货款，党广福、陆金宝未提出异议，且与艾贝利特公司的付款进度可相互印证，结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双方举证情况，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松子红公司供货价值已达到艾贝利特公司已付款金额。艾贝利特公司虽主张其向际华公司供货中仅有部分为松子红公司加工，其余部分由其自己的加工厂加工，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艾贝利特公司要求松子红公司返还服装预付款510020元的诉讼请求，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艾贝利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北京艾贝利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维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闫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