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7民终1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三利，男，生于1970年6月15日，汉族，住陕西省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梅，（张三利之妻），女，生于1974年1月18日，汉族，住陕西省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卜丹，陕西汉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云，陕西汉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陕西省勉县勉阳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252227336053。法定代表人：杨小虎，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龙，系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团庄分社客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峰，系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风险部专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超，（曾用名王永杰），男，生于1970年7月20日，汉族，住陕西省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秋霞，女，生于1972年9月5日，汉族，住陕西省勉县。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因与被上诉人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永超、张秋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5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三利、王春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5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味偏袒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王永超早在2013年6月19日，就曾以养鱼为由向被上诉人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的勉县团庄分社贷款20万元，当时的保证人是王继安，借期二年。2、2015年6月，该笔贷款到期后王永超并未按时还款，王永超与信用社员工合谋串通，将借款人的姓名从“王永杰”变更为现在的“王永超”，将经营场所“勉县新街子镇五丰村五组”变更为“勉县XX街道XX路XX号XX单元XX室”。之后王永超、张秋霞合谋恶意欺诈上诉人，让上诉人出面在合同上签字。3、直到一审开庭当日，上诉人才知道2015年6月，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就没有向王永超、张秋霞实际发放贷款，只是“倒换借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诉人对本次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这一重大事实并不知情，原审认定“张三利对于该笔贷款的实际情况应当知情”，系原审的武断和臆想。3、2016年6月，2015年6月份的贷款到期后，王永超、张秋霞再次找到上诉人夫妻二人要求帮忙签字，并称这次只是信用社应付上级检查重新做的手续，并承诺等当年的8、9月份把鱼买了，借款就还上了，不会找担保人任何麻烦。上诉人出于谨慎，还询问了信用社的业务员，被告知王永超、张秋霞经营的鱼塘规模挺大，信用社也考察过多次，2016年8、9月份还款没有问题。4、信用社将同一笔失期贷款累计展期倒据，本身就违法、违规，信用社对此笔贷款的贷前审核、审贷分离等操作上均存在违法性，贷后检查也严重不作为，一审判决称“原告发放贷款时是否违规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合同的效力”，明显存在偏颇与不公。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适用《合同法》52条，《担保法》30条以及《担保法解释》39条，判令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秋霞未发表答辩意见。王永超未到庭应诉答辩。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王永超、张秋霞立即偿还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64306.4元，合计264306.4元(利息结欠从2018年6月4日计算至2020年6月18日)及后续利息。2、张三利、王春梅为王永超、张秋霞担保的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王永超、张秋霞、张三利、王春梅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永超曾用名王永杰。2013年6月，王永杰、张秋霞夫妇在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养鱼为由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两年。2015年6月，借款到期后，王永超、张秋霞夫妇以“还旧借新”为由再次向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张三利为该笔借款作担保。2016年6月23日，王永超、张秋霞夫妇以“还旧借新”用途为由第三次向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保证担保贷款200000元，并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XX字[2016]第XX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0000元、期限二年、月利率9.3‰、逾期还款利率上浮40%、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23日至2018年6月22日，张三利、王春梅夫妇自愿为王永超、张秋霞的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并向信用社提供了《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同时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属机构勉县信用合作联社团庄信用社签订了XX字XX号《保证担保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两年；由于借款人可以循环借款和还款，借款人可能出现借旧换新情况，保证人同意借款人借旧换新”等内容。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经当事人签字生效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依据贷款申请、合同、担保合同、担保书、借据、贷款发放凭证，在签订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的次日向王永超、张秋霞发放贷款200000元。贷款到期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借款人、担保人电话或上门进行了催收，但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截止本案一审立案时，王永超、张秋霞未偿还该笔借款的本金，利息清结至2018年6月4日，张三利、王春梅未履行偿还义务。另查明，王永超、张秋霞现已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催收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王永超、张秋霞、张三利、王春梅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机构勉县信用合作联社团庄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张三利、王春梅辩称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业务员与王永超、张秋霞串通欺诈自己，使自己在保证担保合同上签字，该意见仅有张三利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同时，张三利在2015年6月为王永超、张秋霞的该笔借款提供过担保，在2016年6月该笔贷款到期后，张三利不仅自己再次为王永超、张秋霞提供了担保，同时还让妻子王春梅为王永超、张秋霞提供担保，因此，张三利对于该笔贷款的实际情况应当是知情的，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放贷款时是否违规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合同的效力，王永杰系王永超曾用名，实际为同一人，故对张三利、王春梅的辩解不予采纳。张秋霞系本案实际借款人，其在借款后与王永超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依然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离婚时双方对债务偿还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的权利。王永超、张秋霞依据合同取得借款后，不按约定时间偿还借款本息，拖欠至今，显系违约，应当承担民事违约责任，故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要求王永超、张秋霞偿还借款本息之请求，予以支持。张三利、王春梅，作为对该笔借款负连带清偿责任的担保人，在主债务人不能按时清偿借款本息时，应对该笔借款本息负有连带清偿的义务，因此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要求张三利、王春梅对借款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王永超、张秋霞向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承担自2018年6月4日起至2018年6月22日止的利息(月利率按9.3‰计算)，2018年6月23日起至借款清偿完结时止的逾期利息（月利率按13.02‰计算）；二、张三利、王春梅对上述偿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偿还义务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清结。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60元，减半收取2630元，由王永超、张秋霞、张三利、王春梅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提交以下两组证据：1、勉县勉阳街道办事处高潮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明王永超2015年6月时将经营场所变更为“勉县XX街道XX路XX号XX单元XX室”，而该房屋年久失修，无人居住。2、王永超2020年8月27日书写的“贷款经过”，证明王永超2015年6月办理借新还旧贷款时，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串通好的。被上诉人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张秋霞质证对居委会证明的真实性不清楚，但王永超户口上就是这个地址；对贷款经过不清楚，双方已分居多年。二审中，张三利申请证人王某甲、王某乙出庭作证。证人王某甲陈述：王某甲与王永超系同族兄弟，2015年6月中旬，王永超以养鱼为由申请贷款，并找王某甲帮忙担保，但因王某甲当时自己还有50万元贷款，故王某甲找张三利帮王永超担保，当时给张三利说的贷款用途就是买鱼饲料，并未说是“借新还旧”。证人王某乙陈述：王某乙系王某甲妻子，2015年5、6月份，王永超找到王某甲说买鱼饲料贷了一笔款，需要找个担保人，王某甲同意担保但王某乙不同意，因为当时王某甲和王某乙做陶瓷生意本身也有贷款。之后王某甲告诉王某乙，找的张三利帮王永超提供担保。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质证对王某甲、王某乙的证言认可无异议，二人证言足以证明上诉人提供担保时，对真实的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并不知情。被上诉人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质证对王某甲、王某乙的证言认可，但不能达到张三利主张的其对借款用途不知情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张秋霞质证对王某甲、王某乙的证言认可。二审中本院责令被上诉人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1、2015年6月24日XX号《个人借款合同》；2、2015年6月24日XX号《保证担保合同》；3、2015年6月24日张三利、王春梅出具的《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4、客户谈话备忘录；5、2015年6月24日签订合同现场照片。上述证据证明张三利、王春梅在2015年6月24日亲自到场签订担保合同，并向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其知道该笔借款是用于借新还旧。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保证担保合同》和《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系张三利、王春梅本人签名，但《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上的内容是提前拟好的范本，上诉人只是誊写了一遍，并未注意到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对各方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勉县勉阳街道办事处高潮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上诉人主张的王永超与信用社员工合谋串通贷款的证明目的，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王永超2020年8月27日书写的“贷款经过”，因王永超为本案的当事人，其应当出庭参加庭审并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而王永超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对其书写的“贷款经过”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仅作为王永超个人陈述收集在卷。3、对王某甲、王某乙的证言，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是王某甲、王某乙的陈述的事实均是签订合同之前的事实，二位证人对于签订合同的经过并不知情，张三利、王春梅对借款用途是否知情，应以签订合同时形成的书面材料为准，对证人王某甲、王某乙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4、对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签订合同现场照片、客户谈话备忘录，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论理部分综合予以认证。经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6月24日，王永超、张秋霞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XX号《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6月23日，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同日，张三利、王春梅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XX号《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约定张三利、王春梅愿意为王永超、张秋霞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张三利、王春梅向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承诺书上载明“借款人王永超因还旧借新用途，于2015年6月24日向你社申请借款20万元，我们夫妻二人自愿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张三利、王春梅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正确，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提出应免除其对案涉借款本息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永超、张秋霞与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协商以新贷偿还旧贷，并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张三利、王春梅自愿为王永超、张秋霞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向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载明“借款人王永超因还旧借新用途，于2015年6月24日向你社申请借款20万元，我们夫妻二人自愿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可见，张三利、王春梅在2015年6月24日首次为王永超、张秋霞提供保证担保时知道案涉借款的真实用途为“借新还旧”，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主张2016年6月23日出具的《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中，“还旧借新”四个字系信用社后来加上，其二人对真实的借款用途并不知情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主张2015年6月24日出具的《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内容系提前拟好的范本，张三利只是誊写了一遍，并未注意到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对此，张三利、王春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地知道《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记载的“还旧借新”的真实含义以及出具《借款连带保证担保书》会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对二上诉人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张三利、王春梅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综上，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0元，由上诉人张三利、王春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仵瑞梅审 判 员 刘新星审 判 员 李 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文婷书 记 员 林卓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