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永乐苑玉园**。法定代表人：武富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娜，女，该公司法律顾问，住该公司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冉，男，该公司法律顾问，住该公司宿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志平，男，198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定县。上诉人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霍志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信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娜、李冉，被上诉人霍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银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公司员工的身份,私用公章签订的《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及《对账确认函》等就草率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系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他的工作职责是给上诉人公司催收到期债务,赚取的是上诉人公司的固定工资。一审法院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及《对账确认函》,而事实上上诉人公司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上述材料,系被上诉人利用其在上诉人公司工作期间的便利条件,私自使用上诉人公司的公章作出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索要代理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加盖有上诉人公司公章的《债务催收委托合同》及《对账确认函》就草率认定上诉人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未查明被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2条,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所谓《债务催收委托合同》及《对账确认函》上仅有上诉人公司的公章,该类材料究竟是何人制作、公章系何人所加盖、是否是上诉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未针对上述情况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的情况下径直作出了判决。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违反程序性规定,在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司借款的证据时,一审法院拒绝接收,该份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本金231000元,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仅仅为了判决而判决,在未查明案件真相的情况下草率的作出了对上诉人公司不利的判决,侵犯了上诉人公司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真相，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霍志平辩称，一、我不是信银公司的员工，催债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我和信银公司只是合作关系，有委托代理合同为证；我从未领过信银公司的工资，之前我曾以借条的形式向信银公司借过一部分启动资金。二、信银公司认为委托合同和对账函上的公章是我利用职务便利偷盖，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信银公司的公章由他们公司专人保管，我从来没有保管过，我也接触不到，信银公司说我偷盖公章，请信银公司拿出证据。且委托代理合同之类上的公章，并不是一次性盖的，日期也不一样，我从没有私自盖过他们的公章。三、我确实向信银公司借过款，也出具过借条，但2016年1月7日以前的借条我不认可，这些借款双方已经结算、清偿完毕。2016年1月7日以后的十多万元我全部认可。霍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偿付原告代理费1817250元及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合同签订情况：2016年1月7日，被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作为受托方（乙方）的原告霍志平签订了《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该代理合同主要约定，委托方在经营过程中，有批量的账款催收业务，现甲方将此业务委托乙方以合法的方式向甲方之债务人以甲方名义进行债务催收，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向债务人进行欠款催收，具体详见每个债务人的借款合同等协议；甲方向乙方提供书面材料包括，借款合同等债务人签署的全部材料复印件，甲方提供的复印件上的内容须与原件一致，仅用于受托方债务催收使用；根据本合同的实际情况，代理费用为实际回收款项金额的15%，分批汇款的则分批支付，按每次回款金额的15%支付；催收回款的方式为实物而非现金的，包括但不限于以实物抵债等，乙方有权将实物以合理的价格变卖，后从款项中扣除代理费用，若甲方不同意变卖的，甲方需支付代理费用后，乙方将实物所有权转交甲方；乙方在签订本代理合同后，即开始进行实际催收工作，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二、合同履行情况：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6年1月7日、2016年3月8日、2016年3月17日、2016年7月13日分别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催讨康常明、冀永贵、张连生、张映璋、闫建忠等拖欠被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向原告提供了相应的债权凭证复印件。2017年10月11日，被告公司盖章及原告签字的《对账确认函》主要载明：甲方为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乙方为王冬。2016年1月7日，甲方与乙方签订了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乙方接收甲方的委托对其债务进行欠款催收，代理费为实际回款金额的15%，现经双方一致同意，确认乙方催收情况如下：康常明实际金额6635000元、代理费995250元；冀永贵实际金额4060000元、代理费609000元；张连生实际金额550000元、代理费82500元；张映璋实际金额90000元、代理费13500元；张财旺实际金额80000元、代理费12000元；闫建忠实际金额700000元、代理费105000元；该对账单确认王冬实际催收回的欠款和实物共计金额为12115000元（不含张映璋催收物宝来×××），被告应支付原告代理费1817250元。本案在发回重审过程中，被告提出申请要求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对账确认函》上加盖有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2月12日，经双方商定由我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公章的真伪依法进行了司法鉴定。2020年7月10日，该鉴定机构出具了《编号华夏物鉴中心（2020）文检字第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与样本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401005026232印章是由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经双方质证均表示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向本院提交债务人闫建忠的《证明材料》及银行转账凭证主要证明：原告在催要欠款过程中，将催要款项50万元分两次转入其个人账户。经原告质证表示，确认收到闫建忠催收款项50万元，未交纳被告并在催收外欠过程中向被告共计借款12万元未还，同时，原告自认抵扣回来的属债务人张映璋所有的宝来×××车辆至今占有使用，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霍志平与被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向被告的债务人催收欠款，按约履行了自己的代理事项，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代理费。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确认函》上加盖的公司公章系他人伪造，本案在发回重审过程中，被告申请对该对账函上加盖公司公章的真伪依法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经双方质证均不持异议，对被告在《对账确认函》上加盖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催款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双方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的约定及《对账确认函》确认的款项，原告催收回的欠款和实物共计金额为12115000元，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被告应支付原告代理费1817250元；庭审中，原告自认催要债务人闫建忠回款50万元给其人员开支为由未实际给付被告，该《对账确认函》中涉及闫建忠回款代理费应按回款20万元的15%予以计算即30000元，需扣减未实际交纳回款50万元的代理费75000元。同时，原告认可所借被告款项12万元作为代理催要款项的活动经费至今未归还被告。应当在被告应付的代理费中予以扣减，被告应支付原告的代理费确认为112225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按照双方达成的《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及形成的《对账确认函》并没有约定代理费的支付期限，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霍志平代理费1122250元及利息（以112225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二、驳回原告霍志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4年12月15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1万元；2015年7月7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0.3万元，8月20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0.3万元，9月24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0.2万元；2016年2月3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1万元，3月18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1万元，4月15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0.3万元，9月2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3万元，11月11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1万元，11月25日霍志平向信银公司借款3万元。以上共计11.1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信银公司应否偿付霍志平代理费1122250元及相应利息。一、关于霍志平催收债务是否为履行职务的问题。信银公司认为，霍志平系信银公司职员，其职责就是催收债务；《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对账确认函》上的公章是霍志平私自加盖的，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霍志平认为，其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对账确认函》上的公章是信银公司加盖的，除此之外双方之间还有多份时间不一的资料，资料上都加盖了公章；其从未私自加盖过信银公司的公章。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信银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霍志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对账确认函》上的公章系霍志平私自加盖的事实，信银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信银公司欠付霍志平代理费的问题。根据《债务催收委托代理合同》、《对账确认函》显示，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霍志平依约向信银公司的债务人催收了债务，后经双方对账，信银公司应支付霍志平代理费1817250元；核减霍志平应付信银公司的款项后，一审认定信银公司欠付霍志平代理费1122250元。本院二审期间，信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证明2014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间，霍志平曾向信银公司借款111000元，至今未还；对此，霍志平予以认可；故该笔款项依法应予核减。核减111000元后，信银公司应偿还霍志平代理费1011250元。三、关于程序的问题，信银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拒收其证据，违反程序性规定。经查，信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该部分证据的时间发生在庭审结束后，已超过举证期限；针对其中12万元的借条，霍志平认可其曾借过信银公司12万元；对此笔款项，一审法院也予以了核减。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之处。关于信银公司与霍志平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待本案结束后，当事人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霍志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霍志平代理费1122250元及利息（以112225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为“太原信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霍志平代理费1011250元及利息（以101125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218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866元，共计43732元，由上诉人负担24052元，由被上诉人负担196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志刚审判员 赵四民审判员 李 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张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