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3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兆良，男，1973年5月7日出生，务农，住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士龙，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洪县临淮镇小街居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321324MEA509164U，住所地泗洪县临淮镇小街居。负责人：余先宝，系该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梅，江苏品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兆良因与被上诉人泗洪县临淮镇小街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街居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4民初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兆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月10日汪兆良与小街居委会所签订的塘口租赁合同”已取代了“1982年汪兆良与小街居委会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承包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属错误认定。首先，上诉人所在的经济组织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上诉人作为小街居委会的居民，1982年取得了家庭联产承包土地7亩。被上诉人利用汪兆良不懂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法律知识，2016年1月10日欺骗汪兆良又与其签订一份塘口租赁合同，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所举的部分证据认定明显违背事实，属错误认定。1.认定《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终止协议》有效，属错误认定。2016年1月10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塘口租赁合同是一个无效合同，显然没有任何效力。上诉人在《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终止协议》上签字只能视作上诉人收到了通知，但一审判决却作出了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原告汪兆良已签字表示同意”的认定。2.认定上诉人所举的“杨某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杨某、汪某1、汪兆良、张开清的农业税完税凭据，杨某、汪某1、汪兆良、张开清的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属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属错误认定。另外，2019年11月21日泗洪县临淮镇人民政府在临信[2019]39号《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中明确载明：1993年前后推行开挖养殖塘口，也就是说开挖养殖塘是在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之后，涉案土地应属上诉人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3.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月10日《养殖塘口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有效，属错误认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土地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灯有关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法律法规确认，不应适用合同法确认。（四）《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终止协议》以及《泗洪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拆除补偿协议》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强制性规定，且以合法形式掩盖以租代征的非法目的，应属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无论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小街居委会辩称：1.汪兆良取得土地的方式不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的土地，不管上诉人是不是本村的成员，所有的经济集体成员都要参与分配，而涉案的土地仅仅是个别的几户农户和居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本案中的上诉人实际上是通过协商的手段订立合同、取得经营权，并非是两轮土地承包。汪兆良等人与居委会订立的承包合同有的是有期限的，有的是没有期限的，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承包合同，是双方关系平等关系下的处分行为，所以之前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解除合同均是依法成立并且是合法有效的。2.另案上诉人杨某于1990年4月30日和小街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和本案并无必然的联系。徐某居委会、小街居委会、临淮居委会因为临近水域的特点，均没有进行集体土地的分配或者承包，杨某即使在1990年取得过农业承包合同书，也是通过与个别村民协商签署合同取得承包经营权，并不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对所有土地进行分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汪兆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被告小街居委会以《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终止协议》方式通知解除“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解除效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小街居委会承担。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对于汪兆良提供的证据1.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终止协议一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份协议系小街居委会向汪兆良发出用于终止双方之间承包合同关系的，汪兆良已在该份协议上签名。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汪兆良虽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土地至2019年，但并未形成家庭联产承包方式的承包合同关系，故双方之间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形成了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因双方未约定承包期限，小街居委会可随时解除合同。2019年9月15日，小街居委会已向汪兆良发出解除通知，汪兆良已签字表示同意，故应认定此时双方之间合同关系已经解除；2.1990年4月30日泗洪县临淮镇小街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杨某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一份，该证据显示的承包户姓名为“杨永”，系其一轮土地承包时与泗洪县临淮镇小街村委会所形成的农业承包合同书，根据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汪兆良在一轮或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3.泗洪县临淮镇人民政府答复群众来访的意见书一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但该意见书中载明的内容不能实现汪兆良所主张的涉案塘口因谁开挖谁受益即可以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证明目的；4.临淮镇保庄圩塘口承包经营权工作实施方案，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可以证实保庄圩内所涉集体所有的约900亩土地经营权统一出租给案外人金水集团进行经营的事实，但不能证实小街居委会通知解除双方之间承包合同关系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5.泗洪县人民法院（2005）洪民二初字72号裁定书、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宿中民二终字141号民事裁定书、泗洪县人民法院（2006）洪民二初字197号裁定书各一份，根据法律规定及本案所涉及事实，原、被告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上述三份生效裁定并不能达到汪兆良主张的小街居委会不能解除与汪兆良之间承包合同关系并收回塘口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6.泗洪县临淮镇政府出具的承诺书的复印件一份，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该承诺书所反映的内容涉及承包土地系以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方式确定，而非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故不能实现汪兆良的证明目的；7.泗洪县国土资源局信访回复（打印件）一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汪兆良所主张的涉案土地系其通过一轮土地发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取得。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8.监督卡两份、完税凭证两份，其中杨某的监督卡以及完税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汪兆良父亲汪某2的监督卡显示的是交纳税费的凭证，仅依据该份监督卡不能证明汪兆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9.塘口转让合同两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两份合同形成于2007年、2009年，并在小街居委会备案，但小街居委会提供了2016年1月10日与汪兆良签订的养殖塘口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汪兆良并非系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取得涉案塘口的承包经营权；10.张开青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四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11．临淮镇骈台村刘文芳二轮土调经营权证书一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实汪兆良在二轮土地发包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二）对于小街居委会提供的证据12.1997年4月6日泗洪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集体土地所有证》一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能证实涉案养殖土地的所有权为小街居委会享有，系集体所有的土地，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13．2016年1月10日《养殖塘口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一份份，真实性一审法院确认，可以证实汪兆良与小街居委会曾于2016年1月10日签订承包合同，小街居委会将两面塘口共计13亩发包给汪兆良从事养殖的事实，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并非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系，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予以认定；14．2019年9月15日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终止协议一份，该份终止协议的效力认定已在上文对汪兆良所提供证据进行质证时予以分析认定，此处不再赘述；15.泗洪县集体土地上房屋搬拆迁补偿协议、领条两份、申请搬迁确认书一份，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系小街居委会在签订终止协议的基础上自愿对汪兆良所作出的塘口附属房屋补偿，汪兆良出具领条确认同意领取补偿款，并同意搬迁，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16.2019年12月14日的进账单，可以证实小街居委会已向汪兆良打款269199.80元，系小街居委会自愿给予汪兆良的补偿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17.承诺书一份，可以证实汪兆良的妻子杨梅签字确认因暂未找到塘口养殖螃蟹，致使未能在之前约定的2019年11月15日交还塘口并拆除附属物，但同意在接到居委会发出搬离通知后五日内清理完水塘水产品及私人物品，逾期放弃一切未搬离物品（包含水产品），处置权归居委会所有，并自愿放弃一切补偿和奖励费用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汪兆良系泗洪县临淮镇小街居民委员会居民。1995年之前，汪兆良家人在被告小街居委会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开挖了养殖塘口，当时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1997年4月6日小街居委会取得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2016年1月10日，汪兆良与小街居委会签订养殖塘口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约定汪兆良承包小街居委会13亩塘口（两面塘口）用于养殖经营，承包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汪兆良应于每年3月20日前一次性缴清当年承包金，每亩每年150元，每年租金为1950元；汪兆良必须按时缴纳承包金，每逾期一天支付违约金为年度总承包金的千分之五，逾期一个月的，合同自动终止，汪兆良无条件交回塘口，损失由汪兆良负责。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如可否转包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订合同。但汪兆良一直实际养殖经营。2019年9月15日，小街居委会向汪兆良发出终止协议，终止与汪兆良关于涉案7亩塘口的养殖经营权，协议载明经实测面积溢出1.89亩，实际为8.89亩。协议同时载明了小街居委会同意给予汪兆良现金补助及补助的项目、具体补助金额，并约定签订补偿到位后，汪兆良不再享有该土地的土地经营收益权，汪兆良不得干预小街居委会对土地的正常合法经营。小街居委会还向汪兆良发出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拆除补偿协议。汪兆良认可已在上述协议上签名确认。小街居委会于2019年12月14日向汪兆良转账支付269199.80元。当日汪兆良的妻子杨梅代汪兆良出具承诺书，同意在接到居委会发出搬离通知后五日内清理完水塘水产品及私人物品，逾期放弃一切未搬离物品（包含水产品），处置权归居委会所有，并自愿放弃一切补偿和奖励费用。经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汪兆良取得涉案塘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承包方式是什么，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什么？2.涉案终止协议是否已发生解除效力，双方是否已协商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汪兆良于2016年1月10日与被告小街居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到期后，双方虽未再订立书面合同，但涉案塘口仍一直由原告继续承包经营，小街居委会未提出异议，故自2017年12月31日起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因双方未约定承包期限，应为不定期租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汪兆良与小街居委会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因双方未约定承包期限，小街居委会可随时解除合同。故小街居委会于2019年9月15日向汪兆良发出终止协议通知解除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汪兆良也在终止协议上签字予以确认，双方对解除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故该终止协议已发生解除效力。汪兆良主张小街居委会不具备发出解除通知的主体资格，且其土地部分系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取得，该协议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汪兆良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汪兆良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倪某、凌某以及另案上诉人杨某等人完税凭证和领取农业补贴凭证。拟证明涉案的鱼塘是水田，属于农村土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受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调整，发包方不能单独解除合同。第二组证据：化其文的完税凭证9张，以及政府补贴通知单2张。证明目的同第一组证据。第三组证据：另案上诉人杨某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证书。拟证明1998年2月22日杨某在徐某村委会有合法的宅基地并被依法确权，证明杨某是村集体成员，享有村集体成员权利，其中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法指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论杨某是以何种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均应受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保护。第四组证据：另案上诉人赵某、董某的不动产权证书。证明目的同第三组证据。第五组证据：监控视频资料。拟证明上诉人汪兆良于2019年9月15日晚至9月16日凌晨四点受到被上诉人多人威逼胁迫签订协议。第六组证据：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交易项目审批表。拟证明涉案土地是农户承包土地，被上诉人把涉案承包土地出租给金水集团公司，双方关于承包土地事宜和纠纷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组证据：案外人陈凤连农业税完税凭证2份。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对于双方之间关于承包土地的纠纷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组证据：上诉人汪兆良的父亲汪某2以及另案上诉人杨某的银行存折和银行流水；其中汪某2的存折流水反映出有水稻补贴，杨某的存折和流水反映出有小麦、玉米的粮食补贴。拟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按期支付了农业补贴、粮食补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承包土地的纠纷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组证据：上诉人汪兆良（曾用名汪某3）以及另案上诉人杨某、孔某的定销菜农户口簿。拟证明1990年本案当事人是菜农身份，菜农就要拥有土地和享受粮食补贴，也说明被上诉人关于当地村民系渔民的陈述不是事实。小街居委会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至第四组证据以及第七组、第八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是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六组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案上诉人以及另案上诉人确实是分别承包了小街居委会、徐某居委会、临淮居委会所发包的土地，所以领取相应的一些补贴和缴纳相应的税赋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不能因此就证实自己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土地。三个居委会的土地较少，平均分配的话每户只有不到一亩地，所以三个居委会均没有进行过两轮土地承包，本案上诉人汪兆良以及另案的其他几名上诉人均不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承包涉案土地。对第五组证据，监控视频资料没有声音，从视频内容看无法证实上诉人汪兆良在签署解除协议时受到了胁迫。对第六组证据，审批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且审批表所记载的内容亦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仅能反映临淮镇和第三方金水集团之间就土地流转问题所达成的一个协议。对第九组证据，三份定销菜农户口薄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三份户口簿的登记时间和签发时间都是1990年，后来的户口簿记载的都是水产养殖劳动者。本院认证意见：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以及第七组、第八组证据，虽能证明本案上诉人、另案上诉人以及相关村民交纳了相关农业特产税和领取相关农业补贴，但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符合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形。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另案上诉人及相关村民的不动产权证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五组证据，通过监控视频资料的内容，并不能反映出汪兆良在签署解除协议时受到胁迫。第六组证据，审批表的内容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符合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形。第九组证据，本案上诉人以及另案上诉人的定销菜农户口薄，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符合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形。综上，上诉人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涉案土地。对此上诉人提出，涉案土地系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承包期不得少于法定的三十年期限，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认定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已解除，属适用法律错误。小街居委会则辩称，小街居委会并未进行过两轮土地承包，汪兆良并非通过家庭联产承包方式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通过协商的手段与小街居委会订立合同、取得经营权，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解除合同均是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关于“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的规定适用于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形，而对采取家庭承包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承包期限未作出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汪兆良虽主张其系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涉案土地，但汪兆良于一审及二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该诉讼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本院认定涉案土地系采取家庭承包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由小街居委会发包给汪兆良。因小街居委会、汪兆良于2016年1月10日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订立书面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之后双方存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并认定2019年9月15日小街居委会向汪兆良发出的终止协议已发生解除效力，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汪兆良关于涉案土地承包期限不得低于三十年、小街居委会通知解除承包合同行为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兆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汪兆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亚非审 判 员 覃卫东审 判 员 庄云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周贤芬书 记 员 汪小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