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466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永进，女，1957年5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博，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静，女，1968年11月12日出生，回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笑林，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生，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圆益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法定代表人：王云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云生，男，196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上诉人丁永进因与被上诉人甘静、北京圆益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益泰公司）、王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4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永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甘静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甘静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初，丁永进接受时任某基金会秘书长甘静的建议出资50000元与某基金会法律颀问王云生律师共同设立了圆益泰公司，并接受甘静的建议同意王云生亦出资50000元，占股50%，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005年4月12日，丁永进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西城分局）办理了圆益泰公司初设登记手续并以圆益泰公司股东及圆益泰公司代理人身份在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同年5月8日，丁永进与李某携带100000元现金至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办理交存入资资金手续，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交存入资资金凭证证明丁永进存入出资50000元，占股50%，王云生存入出资50000元，占股50%。圆益泰公司设立后，丁永进负责联络北京中金国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并作为圆益泰公司的代表担任中金公司董事，这也是圆益泰公司主要的经营活动。甘静利用其能力及影响力一直强势介入圆益泰公司的日常经营，还安排基金会的财务人员李某担任圆益泰公司的财务、监事，甘静也确实对圆益泰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平台和机会。丁永进性格温顺又碍于情面，作为圆益泰公司的股东、经理反而被边缘化了，有些事情被蒙在鼓里。直到2015年11月，丁永进发现圆益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成了不认识的人李小锋，丁永进联系甘静询问上述情况，甘静最初是不回应，后来就不接电话、不见面了，后经调查发现，有人伪造丁永进的签名及股东会决议骗取工商登记，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丁永进同时发现圆益泰公司办公地也人去楼空，圆益泰公司财务账册、印章、文件等下落不明。圆益泰公司因此被西城区市场监督局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原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2016年初，丁永进为维护股东及圆益泰公司公司的合法权益，向工商局西城分局举报违法骗取工商登记、并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公司决议纠纷（（2016）京0102民初750号案件）、知情权纠纷（（2016）京0102民初3540号案件）、公司解散纠纷（（2016）京0102民初9894号案件）、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2016）京0102民初28225号案件），丁永进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圆益泰公司利益的行为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和保护。2019年8月，甘静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要求确认其是圆益泰公司的股东，此为强盗逻辑。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甘静为圆益泰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判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查明事实过程中，一审法院判决多处颠倒事实，事实与证据相悖。（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05年4月13日，李某受甘静之托办理圆益泰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而根据工商登记档案信息显示，办理圆益泰公司初始登记并签字的是圆益泰公司股东丁永进本人而非李某。工商档案中，其中一页载明：名称申请人李某不符合登记机关规定的被委托人的身份要求，名称申请人李某不再办理企业的登记注册，由丁永进作为委托人办理登记注册。特此说明，申请人李某签名，日期2005年5月8日。上述证据和事实表明，办理工商登记的是股东丁永进而不是李风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云生表示其从未实际出资圆益泰公司以及是甘静让其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与证人李某的证言亦相互印证。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王云生有关上述事实的陈述是：他对出资、担任股东、代持最初并不知情，这些事情是后来听丁永进讲的。上述情况再次表明，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不清、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违法剥夺了丁永进在庭审中的辩论权利。2005年至2019年期间，圆益泰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发生多次变更，后经诉讼查明系甘静伪造股东会决议、伪造股东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违法骗取工商登记变更，这事实充分表明甘静用非法手段操控圆益泰公司，根本不是所谓的实际控制人。丁永进在庭审中要求查明甘静的违法事实，以证实甘静非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代持关系，但被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中断，违法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丁永进在一审中明确提出甘静的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判决未作审理和判决。圆益泰公司成立于2005年，初始股东为丁永进、王云生，期间股东又由王云生变更为王新民，法定代表人由王云生变更为王新民，由王新民变更为李小锋，由李小锋变更为王新民，由王新民变更为王云生。在此期间，圆益泰公司发生了知情权纠纷、解散诉讼、公司决议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2016）京0102民初28225号案件）、公司决议纠纷诉讼（（2016）京0102民初19261号案件）、公司解散纠纷（2015西民（商）初字第32371号案件）多起诉讼。在此期间，甘静应当知道其所谓的权利受到侵犯，但未主张其所谓的股东权利、代持关系，已经超过法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依据法律规定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尽管甘静与王云生、丁永进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结合甘静实际支付了注册资金并实际控制圆益泰公司的事实，亦可以做出双方之间存在代持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代持协议及甘静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圆益泰公司以及王云生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甘静在圆益泰公司的股东身份。仅有两份证人证言就作出实际支付注册资金的事实推定，除去言词证据的不确定性、证人与甘静的利益利害关系，不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也未排除其他资金往来关系，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民事法律规则，不能必然得出甘静投资于圆益泰公司的意思表示；以假定的事实作为判断依据显然不能得出所谓的代持合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称为合意，从本案中以伪造签名的方式将圆益泰公司股东王云生变更为王新民，以伪造签名、伪造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成李小锋，充分证明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代持合意，如果甘静实际控制圆益泰公司的话，根本不需要伪造签名、伪造股东会决议骗取工商登记。更值得说明的是，一审法院（2016）京01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京0102民初1926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认定上述伪造签名、伪造股东会决议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相互矛盾。1.甘静与丁永进的代持关系不成立。（1）在庭审中甘静明确表示甘静与丁永进之间没有书面股权代持协议。（2）在庭审中丁永进否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甘静也未能证明双方曾达成股权代持的合意。（3）出庭的证人和甘静出示的其他证据并未证明甘静曾与丁永进有过代持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论述没有逻辑关系，难以推导出事实与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于法无据，系认定事实错误。2.甘静与王云生的代持关系不成立。（1）甘静所出示的王云生书面说明，其内容并未明确甘静与王云生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2）王云生本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虽然表示系代持，但并未明确说明双方关于代持关系约定的要素，不应当就认定为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3）丁永进对甘静与王云生之间的所谓代持关系自始不知情。（4）从工商登记变更看，圆益泰公司股东曾由王云生变更为王新民，后经一审法院判决，圆益泰公司股东由王新民变更至王云生，从这个股权转让的变动情况看（王云生代持还是王新民代持），都不应当将甘静与王云生之间认定为代持关系。（5）圆益泰公司50%股东丁永进明确表示不认可甘静与王云生及丁永进之间的所谓股权代持关系，不同意甘静成为圆益泰公司股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民商事纪要》）第28条的规定，作为占50%股权的圆益泰公司股东丁永进不同意甘静被确认为圆益泰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不应当支持甘静的诉讼请求。（6）一审法院判决的前述论述，没有逻辑关系，难以推导出因果关系，于法无据，系认定事实错误。3.以非法行为操控圆益泰公司的甘静不应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甘静为实际控制人系认定事实错误，用判决的形式认可了非法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地昭示以非法行为操控公司可以受法律保护。其伪造股东签名、伪造股东会决议、违法获取工商登记变更的行为、伪造签名违法获取公司经营权的行为，不应当被认可保护，反应当被追究法律责任。4.丁永进系圆益泰公司股东。丁永进系圆益泰公司原始股东，丁永进在初设及变更工商登记档案内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以及向一审法院提起知情权诉讼、解散诉讼、公司决议纠纷等案件均由一审法院审理判决。上述一审法院判决载明丁永进系圆益泰公司持股比例为50%的股东，根据圆益泰公司相关生效判决的认定，圆益泰公司的股权结构应为丁永进持股比例为50%，王云生持股比例为50%，丁永进依法享有股东知情权的前提是其已经依法取得圆益泰公司的股东资格，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丁永进系圆益泰公司的股东，相关情况亦己记载于圆益泰公司股东名册。据此确认丁永进依法享有并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上述判决均证明丁永进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及义务，一审法院的判决均保护了丁永进作为圆益泰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丁永进作为圆益泰公司的授权代表，自2007年6月至今一直担任持股公司中金公司的董事。5.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认定甘静为圆益泰公司实际股东。丁永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96号股权资格确认纠纷判例观点，该判例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证据的使用、法律适用与本案高度相似。（1）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不能仅凭往来资金款项推定委托出资关系。（2）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不予采信。其他书面材料没有关于委托投资及代持股关系等类似内容的记载，不具有关联性。（3）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并非唯一源于股东身份。本案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为李某、夏某的证言;甘静提交的圆益泰公司的账册上有甘静伪造的王云生、丁永进的签名;王云生的证言。一审法院所依据的证据没有直接证据的支持，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一审法院由此认定甘静为圆益泰公司实际出资人，确认为圆益泰公司股东，于法无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甘静为圆益泰公司股东适用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该条规定的是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的情形，本案中甘静与王云生、丁永进均未签订代持协议，也从未约定过股权代持的相关问题，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曲解了法律的涵义，损害了丁永进的合法权益，系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自治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司自治是指公司治理主体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自主安排公司治理机构，配置公司权力、义务和责任的活动。本案中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交存入资资金凭证和工商登记档案直接证明圆益泰公司的初始股东为丁永进、王云生，丁永进、王云生各持圆益泰公司50%的股权。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或必然推定圆益泰公司存在隐名股东。同时，按照《民商事纪要》第28条规定，甘静是否能成为圆益泰公司股东是丁永进和王云生的权利，圆益泰公司只有王云生、丁永进一致同意甘静成为圆益泰公司股东且一致同意甘静行使股东权，甘静的股东资格才是合法的，甘静请求确认股东资格，一审法院才能予以支持，否则违法。一审法院判决违背了公司自治原则，侵害了股东的合法权益。甘静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圆益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王云生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甘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甘静为圆益泰公司的股东；2.依法判令圆益泰公司及丁永进、王云生协助甘静办理股权变更手续；3.诉讼费用由圆益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13日，李某受甘静之托办理圆益泰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05年5月8日存入100000元至圆益泰公司账户，分别登记在丁永进、王云生名下各50000元。2005年5月10日，圆益泰公司登记成立，股东分别为丁永进、王云生，各占5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王云生。丁永进为总经理，王云生为执行董事，李某为监事。一审法院另查：2015年至2019年期间，圆益泰公司的董事、经理、监理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多次变更。2019年8月13日，圆益泰公司的董事、经理、监理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恢复至与上述圆益泰公司注册成立时一致的状态。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圆益泰公司的主体资格以及出庭人员的授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甘静是否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三、甘静是否为圆益泰公司的实际股东。一审法院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对以上争议焦点进行阐述：一、圆益泰公司的主体资格以及出庭人员的授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甘静的主张，本案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引起的争议，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圆益泰公司的主体资格，截至庭审之日，圆益泰公司工商登记处于在业状态，并未注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具有应诉的民事主体资格。关于圆益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授权手续，因王云生为圆益泰公司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其对于授权圆益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手续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丁永进主张圆益泰公司清算组系圆益泰公司合法代表的意见，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甘静是否为圆益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注册登记手续均为李某办理，现李某证明注册圆益泰公司的100000元均为甘静所出，证人夏某亦佐证了李某的证言，王云生表示其从未实际出资圆益泰公司以及是甘静让其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与证人李某的证言亦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甘静为圆益泰公司注册资本100000元出资款的实际出资人。三、甘静是否为圆益泰公司的实际股东。经审理查明，其一、圆益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另一股东王云生及圆益泰公司监事李某均向一审法院陈述，甘静为圆益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有财务开支及人事任免等均为甘静实际控制，所有财务账簿上“王云生”的签名均并非王云生本人所签，而是由甘静代签；其二、总经理即丁永进亦认可在财务账簿上的“丁永进”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亦认可其在圆益泰公司并不享有人事任免权。结合甘静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部分的圆益泰公司的财务账簿等材料的情况，一审法院确认甘静为圆益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通过上述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尽管甘静与王云生、丁永进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结合甘静实际支付了注册资金并实际控制圆益泰公司的事实，亦可以做出双方之间存在代持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代持协议及甘静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圆益泰公司以及股东王云生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甘静在圆益泰公司的股东身份。关于甘静要求圆益泰公司及股东王云生、丁永进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丁永进认为依据圆益泰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交存入资资金凭证等记载，证明其已经实际出资了50000元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此观点不能成立。其一，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款规定确定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发生争议时，应以实际出资而非股东名册、公司登记等外部特征为确定依据。因此仅凭上述材料不足以证明丁永进实际出资。其二，丁永进关于其亲自去工商登记办理出资手续的陈述，与圆益泰公司工商登记手续中经办人均为李某的情况不相符，且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陈述意见不予采信。其三，丁永进认可财务账簿上有关“丁永进”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其对于圆益泰公司内部亦无人事任免权，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参与圆益泰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证据，结合第三人王云生和证人李某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丁永进既未在圆益泰公司成立时出资，也未参与圆益泰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因此，丁永进虽为登记的名义股东却非实际的股东。关于王云生陈述认可其从未向圆益泰公司实际出资，亦从未参与圆益泰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只是名义股东并非实际股东，认可甘静为其名下股权的实际持有者，并同意将股权变更至甘静名下的意见，一审法院不持异议。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圆益泰公司的100000元注册资本系甘静的出资，王云生、丁永进并未实际出资，甘静持有圆益泰公司100％的股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甘静为北京圆益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二、北京圆益泰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甘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王云生、丁永进名下各占50％的北京圆益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变更至甘静名下。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丁永进提交如下证据：1.中金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丁永进受圆益泰公司的委托实施了经营管理行为；2.指定（委托）书及说明，用以证明圆益泰公司工商登记的初始办理是由丁永进进行的；3.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用以证明是丁永进本人签字，王云生处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不清楚。圆益泰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中金公司作为子公司无权出具证明，若要证明应由中金公司章程进行证明，圆益泰公司派出的代表不是丁永进；若证据2内容与工商档案一致，则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丁永进系受甘静委托而办理；若证据3内容与工商档案一致，则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甘静质证称：同意圆益泰公司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证据1不是新证据且形式不合法；若证据2内容与工商档案一致，则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丁永进作为代持股东办理工商登记是合理的；若证据3与工商档案一致，则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王云生质证称：对证据1不了解当时情况；若证据2内容与工商档案一致，则认可真实性，此外不发表意见；证据3上的王云生签字不是本人所签，对是否为丁永进本人签字不清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上的简历与实际不符。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丁永进上诉称甘静并非圆益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不应认定其具备实际股东身份。故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甘静是否为圆益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以及其是否有权以实际控制人身份为由要求登记为圆益泰公司股东。关于甘静是否为圆益泰公司实际出资人的问题。甘静为此主张圆益泰公司注册资本100000元为其本人实际出资，只是由丁永进和王云生二人代为持股，并提交交款日期为2005年5月8日、金额分别为50000元、款项来源分别载明丁永进入资、王云生入资的两张《华夏银行现金缴款单》，主张系李某受其委托进行现场填写并缴纳上述出资，圆益泰公司和王云生及李某在庭审中亦均认可甘静的前述陈述。丁永进虽对此予以否认，主张50000元出资系由自己现金出资并现场缴纳，但未提供与其出资额50000元所对应的有本人签字确认的缴存凭证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丁永进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甘静是否有权以实际控制人身份为由要求登记为圆益泰公司股东的问题，鉴于甘静作为圆益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指派人员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及监事，参与圆益泰公司重要经营管理已超过一定合理期限，且在圆益泰公司2005年5月10日成立之时直至丁永进后来提起若干公司关联诉讼期间的十年内，未有证据显示丁永进曾对甘静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提出异议，且在名义上对圆益泰公司持股50%的王云生亦认可甘静作为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一直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地位，同时，丁永进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对圆益泰公司不享有人事任免权，在上诉状中亦认可甘静利用其能力及影响力一直强势介入圆益泰公司的日常经营，安排基金会的财务人员李某担任圆益泰公司的财务、监事，并对圆益泰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平台和机会。故综合上述情形，对甘静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丁永进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丁永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丁永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审 判 员  闫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