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3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554125569G。法定代表人：薄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明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1101105771。法定代表人：周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6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补充：关于2017-2019被上诉人要求的租金有167万余元我们要求扣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1、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未查清；2、大众公司2014年起拒不支付上诉人媒体占用费系由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的自主经营权的违约行为引起，由此造成的上诉人的上述损失10623591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3、一审法院未在上诉人应付租金中扣除之前多交租金56334元；4、2018年未安装车载移动电视的400辆电动车租金共计226564元应当从上诉人应交租金中扣除；5、2016年3月已停运的42台电车租金共计465172元应当从上诉人应交2017年至2018年租金中扣除；6、关于税票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损失大小没有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应支付违约金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诉人与第三人解除合同之前没有损失据此认定应从2019年5月后计算上诉人损失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到2018年租金10098431元及利息339919.9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应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运营车辆的广告租金2864794元及利息134260.93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暂计至增加诉讼请求之日，请求判决应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以上两项共计13347194.93元；3、依法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各方无异议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订立了《租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乙方租赁甲方所属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甲方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甲方所有公交停车场、站点、站牌、站名、电车电杆、横杆、车票（含IC卡），办公及宿舍区内外墙整体、楼顶等；2、乙方租赁甲方下元停车场内办公用房及位于小东流停车场内制作用房等；3、租赁期共计十五年，自201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1日止；4、根据评估结果，经双方商定每车年租金为4009元。租金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4009元/车/年）为当年租金数，房产租赁：下元办公楼年租金316265元（评估报告）。小东流厂房年租金63860元（评估报告）。5、甲方广告载体由乙方统一经营管理。甲方不得随意变更，也不能交由乙方以外的另一方同时经营。2015年8月2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租赁甲方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甲方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二、对租赁价格作如下调整：车身广告经营权租金由4009元/车/年调整为5375元/车/年，下元办公楼租金由316265元/年调整为500000元/年；小东流厂房租金由63860元/年调整为8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自2015年7月1日起按调整后的价格支付租金。按照逐年上涨的市场预期，双方同意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增1.5%。且每五年根据市场变化再进行一次评估，并按评估价格交纳第六年租金及以后五年内按每年递增1.5%交纳租金。关于已付租金额，2016年为10295697元，2017年为8526287元，2018年为9570878元，2019年为10872613元。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如何确定2016年至2019年租金额。1、2010年6月30日租赁合同第三条1约定，租金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为当年租金数。2015年8月25日补充协议第二条变更了2010年6月30日租赁合同第三条1的内容，其中只谈到单车租金的确定，没有谈到每年运营车数的确定方法。被告据此认为应当以被告统计的实际发布广告车辆数来确定计租车辆。本院认为被告的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补充协议从性质上来讲就是对原租赁合同的补充，如果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当然应当以原合同的内容为准，补充协议第十条也明确约定“原合同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仍适用原租赁合同”。所以计租车辆数的确定方法在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然应当按照原租赁合同约定，“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为准。据此，被告在庭审中提到2016年3月因修建地铁停运42辆电车，故2016年3月-2019年相应租金应当减少的主张，其实还是核定车辆数量的问题，应当“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为准。2、关于2016、2017被告应交租金数额，被告给原告出具的2份《关于上交公交集团公司2016、2017年公交车媒体年租金情况说明》《薄某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被告认可2016年需交纳租金13543697元，2017年需交纳租金12383164元，只不过认为原告不按照被告要求“暂停车载电视播放、拆除电视设备”，且2017年有133天在公交车后风挡LED显示屏免费发布公益广告，故应减免相应费用。而且，原告根据这三份文件，结合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递增办法，可以倒推出2016、2017、2018年计租车辆数，本院经核对认为原告倒推的过程和结果是正确的，可以证明2016年计租车辆为2501辆，2017年为2253辆，2018年为2252辆。3、《薄某情况说明》原告认为当庭提供的是原件，被告认为是复印件，即使该证据是复印件，该份文件叙述的资料详实，与两份《关于上交公交集团公司2016、2017年公交车媒体年租金情况说明》中描述的2016、2017年的情况吻合，本院认为可以认定该文件的真实性。《薄某情况说明》第6页最后一段，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薄某认可2018年上半年应交纳租金为6235179.26元，只不过认为与2016、2017相同的原因，不应交纳其中部分费用。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递增办法，2018年下半年被告应交纳租金为6235179.26×(1+1.5%)=6328707元，2018年全年应交纳租金为12563886元。4、关于2019年租金，《关于确认2018年底公交车实际运营车辆数之事宜》《关于在用营运车辆说明》《请示报告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认可的2018年底实际运营车辆数量为2320台。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递增办法，2019年上半年应交纳租金为5375×(1+1.5%)×(1+1.5%)×(1+1.5%)×2320÷2=6519805元，2019年下半年每台车租金为5375×(1+1.5%)×(1+1.5%)×(1+1.5%)×(1+1.5%)×2320÷2=6617602元，2019年全年应交纳租金为13137407元。二、评估报告的地位问题及被告请求的减免费用有无依据。从补充协议第二条的内容看，评估报告是确定2015年7月1日后租金的依据，该第二条约定车身广告经营权租金由4009元/车调整为5375元/车，且双方同意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增1.5%，其根据就是评估报告。但被告认为评估报告是补充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定本案应付租金的主要依据，进而拿评估报告中的各项指标来约束、要求原告，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哪一项指标与评估报告不符，就应扣减相应费用。本院认为，除非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有相应约定，否则被告的观点没有证据支撑。租赁合同第六条1约定，“因政府、甲方（本案原告）规划房屋拆迁的，乙方（本案被告）立即腾出房屋，甲方不予补偿；由于政府行为所减少的媒体，甲方可减少租金但不予补偿”。租赁合同第六条6约定，“由于政府对媒体的调节，所减少的媒体部分从租金中减去”。补充协议第四条则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将（租赁合同）第六条6项删除，并将第十一条1项内容修改为‘由于政府行为所减少的媒体，甲方不予补偿’”。被告认为其“承担公交车后窗位置电子显示屏公益广告占比不高于35%部分对应的租金”，其依据就是评估报告第8页“公益广告占比35%”的内容。被告这种以评估报告中的指标要求原告的观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且即便公益广告占比超过35%，公益广告都是政府要求播放的，依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由于政府行为所减少的媒体，原告不予补偿。三、关于被告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的纠纷与本案的关系，以及原告是否有配合被告停播移动电视广告、拆除移动电视的义务的问题。201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案涉租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被告租赁原告所属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原告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原告所有公交停车场、站点、站牌、站名、电车电杆、横杆、车票（含IC卡），办公及宿舍区内外墙整体、楼顶等；被告租原告方下元停车场内办公用房及位于小东流停车场内制作用房等；租赁期共计十五年，自201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1日止。2010年12月1日，被告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签订《公交车辆广告代理合同》，约定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租用被告所辖太原市所有公交车的车内电视和电子显示屏媒体用于广告业务，租期自201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以上两份合同，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从法律上讲是相互独立的，必须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所以被告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从法律上讲与原告无关。被告认为原告应配合其拆除车内电视，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公交车车载电视所有权属于原告，且从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没有看到原告有按照被告指示拆除车载电视的义务。原告称即使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终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拆除，也应有协助执行通知书才能拆除。本院认为原告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关于原告有无协助被告停播车内电视广告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有这样的协助义务。但在被告与第三人合同解除前，被告可以向第三人依约主张各项费用，故原告未协助被告停播广告，在被告与第三人解除合同前（2019年5月底前）没有给被告造成损失。双方合同于2019年5月底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后，被告可以向原告主张此项损失，损失金额可以参考评估报告中的1300元/车/年计算，并参考合同约定的每年1.5%的递增额。以上损失应当从原告主张的租金中扣除。该项损失为2019年6月至12月的损失，共计1300×(1+1.5%)×(1+1.5%)×(1+1.5%)×2320÷12+1300×(1+1.5%)×(1+1.5%)×(1+1.5%)×2320÷12×(1+1.5%)×6=1863350元。四、关于税票，2016年1月18日，原被告签订《关于税票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交纳租金，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查明，原告给被告出具的发票确实有一部分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但关于损失大小，只有被告自己制作的《公交广告媒体租赁发票开具情况说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损失大小，且原告认为被告关于该项损失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故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本案无法处理，被告可另行向原告主张。五、关于违约损失，租赁合同第七条6项约定每天的违约金为应付租金的千分之一，违约金约定过高。原告在起诉时主张按照1-5年期贷款利率每年4.75%计算违约金。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承租使用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2016年至2019年被告每年应当向原告支付的租金分别为2016年13543697元，2017年12383164元，2018年12563886元，2019年13137407元。2016年至2019年被告已付租金为2016年10295697元，2017年8526287元，2018年9570878元，2019年10872613元。故2016年至2019年被告还应付原告的租金为2016年3248000元，2017年3856877元，2018年2993008元，2019年2264794元。其中2019年还要扣除原告因未协助被告停播车载电视广告给被告造成的违约损失1863350元，2019年未交纳租金401444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按照原告主张计息起止时间，并结合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交付时间，本院支持的利息损失为2016年（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0月29日）经核算为141423.34元，2017年为152668.05元（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0月29日），2018年为45806.90元（2018年7月23日至2018年10月29日），2019年为401444元从2019年7月1日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共计15890.49元。2019年上半年被告已交纳租金及因原告未协助被告停播车载电视广告而应当返还被告的租金之和达到了上半年租金数，故被告在2019年上半年不存在欠付租金的违约行为。原告主张的上述计息时点之后的利息损失，在开庭后原告声明暂不主张，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9年欠付的租金10499329元，同时支付违约金355789元，共计10855118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新证据：证据1、《解除公交车辆广告代理合同通知书》。证据2、《关于“解除公交车辆广告代理合同通知书”的回函》。证据1-2共同证明：1、上诉人与大众公司之间《公交车辆广告代理合同》解除时间为2016年9月30日，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9年5月；2、大众公司现在也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已经于收到上诉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解除并向上诉人明确表示不会再支付上诉人分文费用；3、大众公司正在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同时将以上诉人违约私自安装电子屏造成其损失提起诉讼。证据3、《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在公交车内安装电视媒体是经被上诉人同意并由被上诉人具体实施安装；2、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与大众公司2005年12月、2010年6月签订的合同内容约定不得安装任何电子显示屏及以电子显示屏所进行的广告业务，即明知上诉人有违约风险、可能会给上诉人带来损失仍然实施了自主加装车后风挡显示屏的侵犯上诉人自主经营的违约行为；3、被上诉人自主决定并实施在车内后风挡玻璃处安装电子显示屏的行为致使大众公司以此为由从2013年起不足金额支付上诉人电视媒体租赁费。证据4、山西日报《记者一线看项目：太原轨道交通2号线推进迅速》，证明太原地铁2号线的开工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证据5、电子缴付税款凭证，证明因被上诉人未依法依约按时足额给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上诉人多支出巨额税款，给上诉人造成重大税务损失。证据6、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被上诉人未依法依约按时足额给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7、上诉人税务损失计算明细。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和证据2这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大众该公司之间的纠纷并没有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证明几方协商的过程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安装上诉人不知道不是被上诉人违约反而证明上诉人是明知的，所以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4，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其中42辆停运车辆已经扣除。对证据5和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被上诉人二审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经过举证质证，依法认定案件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案涉的相关费用数额应如何确定。从本案一、二审查明的客观事实看，上诉人承租使用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应当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根据本案的客观证据结合案件事实，可以认定:2016年至2019年上诉人每年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的租金分别为2016年13543697元，2017年12383164元，2018年12563886元，2019年13137407元。2016年至2019年上诉人已付租金为2016年10295697元，2017年8526287元，2018年9570878元，2019年10872613元。故2016年至2019年上诉人还应付被上诉人的租金为2016年3248000元，2017年3856877元，2018年2993008元，2019年2264794元。其中2019年还要扣除被上诉人因未协助上诉人停播车载电视广告给上诉人造成的违约损失1863350元，故2019年未交纳租金数额应为401444元。另一审法院关于利息计算及具体的利息计算起始点及其他事实的认定合法有据，本院二审亦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101884元，由上诉人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牛晓斌审判员 米青山审判员 关文静 二O二O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连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