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容华，女，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长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家学，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奕，男，199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陕西省兴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齐,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刘容芳，女，198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上诉人刘容华因与被上诉人袁奕、原审被告刘容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容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袁奕提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袁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袁奕一审提出的证据及事实理由均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法院应驳回袁奕的一审全部诉请。袁奕无论是起诉状或者庭审辩论均是主张适用双方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情形，请求刘容华将2月份租金全部退还。一审法院查明认定案涉商铺在2020年2月不能经营使用不属于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情形，袁奕据此要求刘容华退还2020年2月的全部租金，理由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袁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应当驳回袁奕的全部诉请。二、一审法院程序存在严重错误。袁奕没有提出以公平原则请求变更合同或减少租金，一审法院不应就上述内容进行审查。一审法院以公平原则为由判令刘容华向袁奕退还2月份70%的租金，实质是免除袁奕2月份70%的租金，与袁奕提出的要求依据协议书第五条退还2月份租金的诉请，显然属于不同的诉讼主张，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判决结果超出袁奕的诉请，程序严重错误。并且，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将“适用公平原则变更合同内容”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剥夺了刘容华对此举证及答辩的权利。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的前提条件是继续履行合同及承租人提出请求减免租金的诉请。袁奕既没有举证证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其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也没有提出主张减少租金的请求，并且，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变更的基础，法院更不能代替袁奕直接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三、一审法院滥用公平原则。案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法院不应依职权变更合同主要条款，并且依照规定，适用公平原则必须是继续履行合同导致一方当事人不公平以及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前提条件。案涉合同早已履行完毕，袁奕也无需继续支付租金，并且袁奕并未提出依约付租显失公平要求变更合同约定的主张。所以，法院不应滥用公平原则，否则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四、无论是合同变更还是合同的继续履行，必须是建立在合同仍在合同期限内，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终止的情况。本案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法院不能再变更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五、本次疫情符合法律上不可抗力的情形，而双方协议书第五条并非针对不可抗力事件作出的约定，袁奕引用该条款来主张退还全部承包费显然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故应据此驳回袁奕全部诉请。六、即使适用公平原则变更合同约定，一审判决结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实质上违反了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以公平原则判令刘容华需要返还70%的租金给袁奕，袁奕只需要支付30%租金，无疑加重了刘容华的负担，减少袁奕支付租金的责任，对刘容华显失公平。（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院以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时应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租赁合同关系中，承租人因商铺无法使用的损失只是其当月的租金。至于袁奕是否存在经营损失与租赁合同无关，也并非租赁合同所致，不能将袁奕的经营损失作为调整租金的考虑因素。对于租金的承担，由于疫情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从公平的角度，双方也应各自承担一半。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方的义务就是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场地给承租方。根据公众号发布的优惠政策显示，在2020年3月，袁奕可以在新中国大厦免费使用商铺一个月。无论该商铺是否为刘容华提供或者双方是否就免费使用档口达成一致意见，袁奕实质上已享受免费使用商铺一个月的优惠，足以弥补其支付一个月租金的损失。（二）刘容华并非案涉商铺的权属人。刘容华也是作为承租人向大厦业主方承租案涉商铺的。刘容华承租案涉商铺需要支付巨大成本，经济压力巨大。刘容华已在一审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承租商铺时已支付几百万元的进场费。新中国大厦业主方并没有将任何进场费或者租金管理费退还给刘容华。法院即使引用公平原则，也应该考虑刘容华的经营成本。（三）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明确“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显示，2月1日至2月9日是政府明确发文要求各企业放假的。该时间段是衔接春节假期的，视为春节假期的延伸。因此，案涉商铺因疫情不能使用的时间段不应该包括2月1日至2月9日。2月1日至2月9日期间的租金等同于春节假期的租金，袁奕无权要求退还。（四）由于2月的疫情以及相关的防疫措施，整个中国在2月份处于几乎停止的状态。现由于袁奕在2月之前已筹备货物，在3月开市之后，大部分工厂仍处于停产停业中以及大部分工人仍未能回到岗位，造成货物的稀缺。由于货物的稀缺，货物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袁奕同一批货物的利润空间可大幅上涨。加上袁奕享受的优惠政策，其很大可能因疫情而获得的经营收益比疫情没发生时更大。（五）2020年2月，袁奕仍然在案涉商铺存放货物，并未将案涉商铺交还给刘容华，即袁奕在此期间仍然占有使用案涉商铺。（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六条第2款的规定，公平原则的适用更应谨慎合理，滥用或乱用将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绝对的公平应是各方所承担的责任相同。并且上述法律规定明确要求人民法院是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适用公平原则。本案应综合考虑刘容华的经营成本、优惠政策等事实作出公平的责任比例划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袁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容华的上诉主张并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容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袁奕与刘容华签订了租赁合同，袁奕已支付2月租金，因为疫情防控的形势，政府陆续发布管控通知，商场多次延期启市，案涉商铺2月份不能使用。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正确，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刘容华应退还我方70%或以上的租金。三、刘容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袁奕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商铺因疫情管控在2月份不能使用的事实，一审程序并不存在错误，也没有滥用公平原则，且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刘容华的上诉主张应予驳回。刘容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无提交书面意见。袁奕于2020年5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刘容华与刘容芳返还2020年2月份的租金190000元；2.刘容华与刘容芳支付从2020年3月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期间占用资金的利息1342元（2020年4月20日LPR3.85%÷365×67天×190000元），暂计至2020年5月6日；3.刘容华与刘容芳返还2020年2月的水电费813元；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刘容华与刘容芳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25日，刘容华（刘容芳代、甲方）与袁奕（乙方）签订《联营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新中国大厦六楼XXX档口给乙方承包经营服装生意；一、承包期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承包期为7个月。每月承包费金额为190000元整。乙方在承包前，先向甲方缴交三个月承包费作为押金和一个月承包费（租金），共760000元整。每月1日提前三天缴交租金；二、承包期内，旺季不增，淡季不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减少或延期缴交承包费，押金在合同期最后三月扣除，当做承包费；三、承包期间，甲方负责XXX档内的费用有场租、税收、工商管理费等。乙方负责自己的债权债务，自负盈亏；五、承包期间，因商场改建或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但必须以收到商场正式通知为准，甲方按乙方已交的承包费和扣除乙方实际使用天数的承包费，将承包费余额退还给乙方，甲方不作其他补偿；等等。一审庭审中，袁奕与刘容华均确认涉案《联营协议书》是由刘容芳代刘容华签订。合同签订后，刘容华依约将涉案商铺交付袁奕使用，袁奕委托刘珊于2019年7月24日和2019年7月25日分三次向刘容华指定的收款人刘水仙支付了760000元；并向刘容华按月足额支付租金至2019年11月30日。另查明，袁奕于2019年11月10日向刘容芳支付了涉案商铺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电费2440元。2019年12月12日，广州市仁柏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柏杰物业公司）在帐号主体是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的“十三行壹號”微信公众号发布新中国大厦2020年春节期间休市时间为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1月31日，开市日期为2020年2月1日的通知。2020年1月28日起，仁柏杰物业公司在上述微信公众号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现况和广州市相关通知要求为由发布通知多次延迟新中国大厦启市时间，表示具体启市时间，视疫情情况另行通知；载明“十三行壹號”公众号为新中国大厦唯一官方认证公众号，一切通知均以此公众号发布的为准……2020年3月2日，该司发布新中国大厦的正式启市时间为2020年3月4日，并发布了相关入场指引。经查，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结合我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形势，决定启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1月26日，广东省商务厅在其官网发布《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暂停大型经贸活动的紧急通知》，载明：按照《广东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限制群众性活动的通知》（粤卫明电[2020]7号）要求，一级响应期间，暂停一切大型经贸活动，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1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通知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2020年2月8日，广州市商务局向各区人民政府发出《广州市商务局关于批发市场复市相关工作指引的函》，载明：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要全力保障复市，对其他批发市场，按属地原则审慎核实，在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有序开展复市……批发市场要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在开市前向所在街道提交复市核实表、疫情防控承诺书。街道收到资料审核完备后，组织由相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现场核实。对符合条件的出具核实意见，报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对现场核实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复市。广东省新冠××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决定，自2020年2月24日9时起，将我省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联营协议书》的性质问题。根据《联营协议书》的约定，袁奕每月固定向刘容华支付190000元，刘容华不承担经营风险、不享受经营成果，由袁奕自负盈亏；而且《联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每月租金为190000元，故《联营协议书》中虽出现了“承包”字样，合同名为“联营”，但因刘容华对袁奕的经营成果无权进行支配和占有，袁奕与刘容华之间实为租赁关系。袁奕与刘容华签订的《联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对于袁奕要求刘容华退还2020年2月租金19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24日9时，我省处于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实行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制措施，停止存在明显交叉感染风险的公众聚集活动；政府要求对于除农产品批发市场外的其它批发市场要审慎核实复工复产，报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结合仁柏杰公司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3月2日在新中国大厦官方微信发布的停市、休市、启市通知，可见，新中国大厦能否启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发展及政府的防控措施有关，新中国大厦复市需经政府部门审核。因此，一审法院对袁奕主张的涉案商铺在2020年2月份无法经营使用的事实予以采信，认定涉案商铺在此期间无法经营的原因是政府防控工作。袁奕租赁涉案商铺的目的是经营服装生意，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其在2020年2月份无法开门营业产生了实际损失，依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刘容华应向袁奕退还2020年2月份70%的租金，即133000元；关于2020年2月的电费，如前所述，袁奕在2月份无法经营，故其要求刘容华退还该月电费813元，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袁奕主张的多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至于袁奕主张的利息问题，如前述原因，涉案商铺无法使用不可归责于双方，故对于袁奕要求刘容华支付占用租金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对于刘容芳是否应承担共同返还租金及电费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联营协议书》甲方签名显示为“刘容华（刘容芳代）”，袁奕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签订协议时知道刘容芳代刘容华签订涉案协议书这一事实，且刘容华亦确认涉案协议书由其委托刘容芳代签，故刘容华与刘容芳就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成立委托代理关系，涉案协议书由刘容芳代表刘容华签订，故《联营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应为袁奕与刘容华。刘容芳与袁奕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袁奕诉请要求刘容芳承担共同返还租金及电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联营协议书》第五条“承包期内，因商场改建或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甲方按乙方已交的承包费和扣除乙方实际使用天数的承包费，将承包费余额退还给乙方，甲方不作其他补偿”的约定，袁奕与刘容华双方对该条约定中的“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的理解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该条约定中的“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情形指的应该是由于新中国大厦自身原因引起政府对新中国大厦档口采取相对应的政府行政行为从而导致档口无法使用的情形。而涉案商铺无法使用是因为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疫情的发生属不可抗力，疫情防控工作是政府主动采取的针对整个社会的行为，并非仅针对新中国大厦，该政府行为非因新中国大厦自身原因引起。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商铺在2020年2月份不能经营使用不属于《联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情形。袁奕据此要求刘容华退还2020年2月的全部租金，理由不成立。对于刘容华抗辩袁奕已享受新中国大厦给予的优惠，不应退还2月份租金的意见。现无证据证明袁奕在3月份免租使用了其他商铺，更无证据证明袁奕在3月份使用的商铺是袁奕与刘容华协商一致延长涉案《联营协议书》租期的结果，故刘容华抗辩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刘容华向袁奕返还2020年2月份的租金133000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刘容华向袁奕返还2020年2月份的电费813元；三、驳回袁奕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72元，由袁奕负担622元，刘容华负担1450元。本院二审期间，刘容华向本院提交：1.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回函、现场经营确认表（证据来源于永鹏公司）、2.视频（2020年3月至5月部分时间段）、3.抖音视频，拟共同证明袁奕已经从各种优惠政策中取得相应利益，足以弥补其2020年2月份因疫情影响未能经营而产生的所谓损失；3月至5月，新中国大厦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商场优惠政策是针对受2月份疫情影响的租户，并非针对3月后的经营；刘容华并未得到商场或社会给予的补偿或优惠，刘容华同样作为承租人，刘容华的损失并未得到公平判决，一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刘容华承担70%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袁奕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无法证明袁奕有免费经营或者享有3月免租的优惠；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视频的拍摄时间段不详，且商场有人员多的时候也有冷清的时候，刘容华针对性地截取部分档口，无法说明整体的经营情况。2020年3月至5月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受影响是客观的事实，且2020年3月至4月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严格管控阶段，对于全国性的批发市场影响是长久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商场给予的优惠针对的是与商场直接签约的商铺，对于终端租户是否享有优惠，相关的优惠通知也有提到要到商场运营中心办理。本案中刘容华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办理了延期手续且将延期手续落实到袁奕处。刘容华提交的三份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拟证明的内容。袁奕二审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双方之间签订的《联营协议书》名为联营实为租赁，合法有据，不作赘述。本院据此依法明确本案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如下：一、刘容华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袁奕诉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能否成立；二、刘容华上诉主张不应向袁奕返还2月份租金以及一审判决显失公平，能否成立；三、关于2月份电费退还的问题。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刘容华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袁奕诉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能否成立的问题。袁奕依照双方协议第五条约定，并主张2020年2月发生疫情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刘容华无法依约向袁奕提供案涉档口，诉请刘容华返还2020年2月份全部租金及支付资金占用费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本案不属于《联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应当返还2月份全部租金（承包费）的情形，并针对袁奕诉请受疫情影响无法继续使用商铺的事实进行审查，依照公平原则对袁奕诉请返还2月份全部租金作出处理，酌情支持袁奕部分诉请，并未超出袁奕的诉请，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刘容华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袁奕诉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剥夺其答辩和举证的权利，缺乏事实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刘容华上诉主张不应向袁奕返还2月份租金以及一审判决显失公平能否成立的问题。（一）案涉商铺所在商场原本因春节放假于2020年1月18日起处于休市阶段，正常应于1月31日复市。但因疫情突然暴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20年1月23日启动我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制措施，停止存在明显交叉感染风险的公众聚集活动等。广州市商务局亦于2020年2月8日发文明确规定，对于除农产品批发市场外的其它批发市场要审慎核实复工复产，报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结合仁柏杰公司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3月2日在新中国大厦官方微信发布的停市、休市、启市通知可见，新中国大厦能否复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发展及政府的防控措施有关，如复市需经政府部门审核。袁奕主张案涉商铺在2020年2月份无法经营使用的事实应予确认，并且此期间无法经营的原因是疫情防控工作所需。因此，刘容华主张袁奕应承担2月1日至9日期间的全部租金不能成立。（二）袁奕承租案涉商铺的目的是经营收益，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整个商场在2020年2月份无法开门营业产生损失。但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出租人负有提供适租物业的合同义务，而承租人亦负有交付租金的合同义务。虽然袁奕2月份未交还商铺，但其承租案涉商铺经营的合同目的在2月份无法完全实现，案涉商铺不具有适租的充分条件，该责任不应归咎于双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应从租金承担方面共担责任，并无不妥。至于刘容华上诉主张其为了承租案涉商铺已投入巨额进场费等问题，按刘容华所述其一次性支付了巨额进场费，并每月支付案涉商铺租金和管理费，但前述费用系全部承租期间内商铺使用权的对价，此前刘容华也已经通过转租而获得相应利益，其损失不应全部归结于2020年2月份的损失。刘容华以此为由抗辩不应退还2月份租金或认为一审判决显失公平，理由不能成立。（三）刘容华抗辩称袁奕已享受新中国大厦给予的优惠，一审法院认定刘容华承担2月份租金70%的责任显失公平。因涉案联营协议期限已经于2020年2月届满，且双方就案涉《联营协议书》的租期延长至2020年3月份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袁奕是否接受新中国大厦管理方或业主方给予的优惠，属另一法律关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案情适用公平原则，酌情认定刘容华应向袁奕退还2020年2月份70%的租金，处理原则既充分体现了疫情之下风险共担、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的原则，亦公平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2月份电费退还的问题。因如一审所查明事实，袁奕已向刘容华交付了2020年2月的电费，但因疫情影响并未实际使用案涉商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容华应向袁奕退还该部分电费813元，合法有据。刘容华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容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刘容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婷婷郭蔚琳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