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再121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秋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秋鹿路**。法定代表人：方俊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俊，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齐，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新塘社区常泰北路********及******。法定代表人：王启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瑶，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艾熙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永安路**609-06iv>法定代表人：王静，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霞，女，198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北省黄梅县大胜工业区v>法定代表人：史泉，总经理。申诉人广东秋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鹿公司）因与被申诉人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探路者公司）、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埃尔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京01民终4987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19]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民抗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徐敏、检察官助理朱兴华出庭。申诉人秋鹿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俊、张峰齐，被申诉人海天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瑶，被申诉人探路者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霞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卡埃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4987号民事判决认定秋鹿公司、探路者公司应按照《委托付款书》约定向海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在涉案《委托付款书》中约定的内容可知，该《委托付款书》需经上述三方签字、盖章方才生效，此处签字与盖章并非选择关系而系并列关系，亦即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本案中，海天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所提交的涉案《委托付款书》上只有三方公司代表签字，而无单位盖章确认，因此该份《委托付款书》应认定为尚未生效。其次，本案中所涉《委托付款书》中载明的签订方为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并非海天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四方协议，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并综合现已查明的全部案件事实，不能据此直接认定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应向海天公司承担本案诉争债务。综上所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4987号民事判决认定秋鹿公司、探路者公司按照《委托付款书》约定向海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秋鹿公司称,同意检察院的意见，请求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2016）京01民终498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昌民（商）初字第0174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秋鹿公司不承担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秋鹿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委托付款书》未生效，秋鹿公司和海天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突破合同相对性判决秋鹿公司承担责任完全错误。2.原一审判决据以认定申诉人秋鹿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证明函》对海天公司不产生效力，不能作为海天公司向秋鹿公司主张债权的依据。3.原一、二审判决判令申诉人秋鹿公司对海天公司承担责任，错误地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导致秋鹿公司对包括海天公司在内的原材料供应商的重复支付的结果。4.在法院受理的与本案基本事实完全相同的另外两宗再审案件中，法院改判秋鹿公司不承担责任，依法支持了申诉人的请求事项。海天公司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抗诉书的内容，抗诉书是基于片面事实和证据作出的抗诉，因此作出的法律认定错误。抗诉书援引的其他案例与本案无关。秋鹿公司、海天公司、卡埃尔公司之间的诉讼涉及17个供货商，40多个判例，抗诉基础不存在，结论也是错误的。1.谭国康属于有权代理。2.委托付款书中的其他各方均签字，委托付款书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首先委托付款书按九民纪要的规定，代理人有权代公司签字，该代理有效。其次签字盖章中的顿号，依照民法典的规定，顿号做或者理解，如果对签字盖章中的顿号有争议的属于合同法中约定不明的情况，应按照法定解读即签字或者盖章都可以。3.原审认定不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就委托代付抵扣货款四方形成了合意，建立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同时因为主合同里，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的合同中都有特别的规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通过电子邮件达成合意，这种方式也是合同中特别约定的一种形式。委托付款书签订后，又通过邮件方式向海天公司通知并达成合意。4.对海天公司和探路者公司来说，卡埃尔公司是秋鹿公司代理人，通过证明函、声明等法律文件，在本次发邮件过程中，卡埃尔公司自称分厂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证明卡埃尔公司是秋鹿公司的代理人。5.卡埃尔公司和秋鹿公司的抽屉协议与本案无关。无论秋鹿公司提交了与卡埃尔公司之间多少协议，本质上都是另案。6.即使没有委托付款书，各方在履行中也建立合同关系，探路者公司可以付款，由秋鹿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这在合同中有约定。7.秋鹿公司在原审中构成了自认，在二审和申诉中构成了反言，应对秋鹿公司在原审中的自认进行确认，认定付款书的效力。8.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0号、（2018）京民再41号判决书对本案无既判力。9.秋鹿公司不存在双重支付和加重责任，秋鹿公司只是在转嫁责任。探路者公司辩称,同意一、二审判决，不同意抗诉意见。秋鹿公司的抗诉申请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委托付款的意思表示在合作之初即已达成，后期委托付款的安排及委托付款书签署只是对委托付款意思表示的再次确认，委托付款书是否签署生效不影响秋鹿公司对海天公司应承担付款的义务。2.在有委托付款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本案在合作过程中各方对探路者公司向海天公司代付款已经形成了合意，达成了一致。3.秋鹿公司以合同相对性作为理由进行的抗辩不成立，在整个交易链条当中，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对于探路者公司和海天公司来说是同一家主体。4.秋鹿公司实际并未产生双重支付。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0号、（2018）京民再41号判决执行后造成的后果是两个原材料供应商的货款将永远无法得到支付。卡埃尔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海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支付货款2688559.5元；2.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支付上述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利率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436024.7元自2014年8月25日起算，194719.8元自2014年9月23日起算，923056.2元自2014年10月22日起算，134758.8元自2014年11月28日起算；3.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0日，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签订了《委托生产加工协议》，协议约定探路者公司委托秋鹿公司生产加工产品，并指定了包括海天公司在内为原材料供应商。协议约定，秋鹿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为探路者公司生产加工的产品，由秋鹿公司向原材料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后，进行生产标有探路者商标及标识的各种产品。2014年5月12日至9月23日期间，卡埃尔公司与海天公司签订了八份《加工承揽合同》，约定海天公司为卡埃尔公司加工服装，货款合计2646831元，付款方式为交货后60日内。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海天公司向卡埃尔公司供应了相应货物。2014年海天公司出具了四份对账确认函，分别载明：2014年5月12日至6月26日，海天公司向卡埃尔公司发货款项为1436024.7元；2014年6月30日至7月24日，海天公司向卡埃尔公司发货款项为194719.8元；2014年7月30日至8月23日，海天公司向卡埃尔公司发货款项为923056.2元；2014年9月20日至9月29日，海天公司向卡埃尔公司发货款项为134758.8元；卡埃尔公司在上述对账单上盖章并有史泉签字。上述款项合计为2688559.5元，海天公司向卡埃尔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上述承揽费至今尚未支付。2014年4月8日，秋鹿公司向探路者公司出具《证明函》，载明包括卡埃尔公司在内的八家公司为秋鹿公司同一系统内工厂，为同一集团投资名下的工厂，与探路者公司的业务往来，因卡埃尔公司内部业务操作需要，无论在哪家工厂生产，都将以秋鹿公司作为结算方。另外注明卡埃尔公司为秋鹿公司投资属下企业，并有史泉签字。2014年9月3日，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卡埃尔公司签订《委托付款书》，就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签订的《委托生产加工协议》涉及的由秋鹿公司委托卡埃尔公司采购的面辅料及安排生产，涉及的金额为24715200元。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委托探路者公司作为合法委托代理人，授权探路者公司代表秋鹿公司、卡埃尔公司向面辅料商支付面辅料货款，探路者公司因此而支付面辅料上的款项在探路者公司应付给秋鹿公司货款中予以扣除。若秋鹿公司货款不足以支付原材料货款，由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予以补足。面辅料的实际付款金额以卡埃尔公司与面辅料供应商的对账单为准。探路者公司支付面辅料货款的前提是秋鹿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并产生实际货款。该《委托付款书》落款处仅有个人签字，无各公司盖章。一审庭审中，探路者公司认可上述《委托付款书》，同意在应支付给秋鹿公司的货款范围内承担向海天公司支付货款的责任。秋鹿公司认可《委托付款书》系各方草签，并认可协议中各方对付款的安排和责任，即有限的金额和责任，而不同意承担法律上的连带责任。海天公司认可其主张的利息应自最后一次向卡埃尔公司送货之日起向后顺延60日起算。一审另查，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因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生产加工协议》等合同产生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法院作出（2015）昌民商初字第0500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探路者公司应支付秋鹿公司货款10656011.34元，以及（2015）昌民初字第0176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秋鹿公司应支付探路者公司违约金2418772.26元，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卡埃尔公司与海天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现海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卡埃尔公司供应了相应加工品，卡埃尔公司应按约定向海天公司支付相应承揽费。故海天公司要求卡埃尔公司支付承揽费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海天公司主张卡埃尔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按卡埃尔公司在对账确认函上盖章签字之日起进行计算。关于秋鹿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法院认为，依据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之间的《委托生产加工协议》，由秋鹿公司负责采购原材料并向探路者公司提供加工品，探路者公司向秋鹿公司支付包含原材料费用在内的加工承揽费，而依据秋鹿公司出具的《证明函》，与探路者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中由卡埃尔公司进行的生产，均以秋鹿公司作为结算方，卡埃尔公司为秋鹿公司投资属下企业。在卡埃尔公司未能支付加工方承揽费的情况下，秋鹿公司作为结算方在收到相应加工承揽费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且秋鹿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按《委托付款书》中的约定承担责任，由探路者公司在应支付给秋鹿公司加工承揽费中予以扣除，直接支付给加工方，不足部分由秋鹿公司支付。故秋鹿公司应承担在探路者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不足以支付加工方时的补充支付责任。关于探路者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已有上述《委托付款书》及探路者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承担相应责任的陈述佐证，故探路者公司应承担以应支付给秋鹿公司货款为上限，向加工方承担责任。虽然《委托付款书》中约定卡埃尔公司亦承担补充支付责任，但对于海天公司而言，卡埃尔公司系双方之间承揽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同意承担《委托付款书》中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免除卡埃尔公司的支付承揽费责任。卡埃尔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揽费二百六十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元五角；二、被告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其中以一百四十三万六千零二十四元七角为基数，自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十九万四千七百一十九元八角为基数，自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九十二万三千零五十六元二角为基数，自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十三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元八角为基数，自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应支付给被告广东秋鹿实业有限公司货款一千零六十五万六千零一十一元三角四分范围内向原告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支付责任，并可将已支付部分从上述应支付给被告广东秋鹿实业有限公司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四、如被告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本判决第三项承担了支付责任后，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原告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承揽费仍未得到清偿的话，由被告广东秋鹿实业有限公司承担不足部分的支付责任；五、驳回原告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秋鹿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秋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第四项内容，改判秋鹿公司不承担责任，诉讼费用由海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秋鹿公司提交的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7民初字第96号案件传票、民事起诉书、律师函，证明卡埃尔公司认可其与秋鹿公司之间存在转承揽合同关系。2.卡埃尔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卡埃尔公司为独立法人，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其注册资本减少，企图逃废债务。3.《委托付款书》三份，证明委托付款书在草签后，需要三方盖章确认，卡埃尔公司进行了修改，秋鹿公司并未盖章，协议未成立生效，即使生效，也只包括冲锋衣部分的货款。4.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签字和盖章必须同时满足才生效。5.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商）初字第500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探路者公司应付的货款中有2936349.86元非冲锋衣部分货款应当扣除。6.付款凭证，证明秋鹿公司已向卡埃尔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应当从秋鹿公司的付款义务中扣除。7.其他法院共17案的传票及起诉书，证明秋鹿公司面临巨大损失。海天公司及探路者公司对证据3中卡埃尔公司盖章版本的委托付款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亦对除该份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秋鹿公司提交的证据1、2、4、6、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5，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叙述。探路者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声明》、《探路者整体供应链体系诚信承诺》、《探路者产品质量管理要求及标准确认书》、《限制品保证书》，用以证明谭国康系秋鹿公司的授权代表，秋鹿公司对上述证据中加盖的公司印章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谭国康是在加盖秋鹿公司公章后所签，对其签字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在上述文件中，除谭国康的手写字体外亦加盖了秋鹿公司公章，可以证明谭国康系秋鹿公司的授权代表，本院对探路者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二审期间，秋鹿公司申请对《委托付款书》上谭国康的签字与探路者公司提交的《声明》、《探路者整体供应链体系诚信承诺》、《探路者产品质量管理要求及标准确认书》、《限制品保证书》上的谭国康签字同一性进行鉴定，经询问，秋鹿公司对探路者公司提交上述材料上谭国康的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亦不能提交其他有效的签字比对样本，亦无法联系到谭国康本人。本院认为，秋鹿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无论结果如何均不足以否定《委托付款书》上谭国康签字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各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围绕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三方所签订的《委托付款书》所展开，针对该份关键证据，本院认为，一审诉讼过程中，秋鹿公司对《委托付款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同时表示其曾与探路者公司和卡埃尔公司有过委托付款的安排，在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的另案纠纷中，其曾将《委托付款书》作为己方证据提交法院。二审诉讼过程中，秋鹿公司虽然对《委托付款书》上的谭国康签字不予认可，其并不能提交充足证据予以反驳，其推翻一审诉讼行为不具有合理理由，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秋鹿公司所提交的三份不同的《委托付款书》，其中一份仅有卡埃尔公司签字盖章，另两方均未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是三方合意所形成，另外两份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在落款盖章方面有所不同，不能证明三方对《委托付款书》内容未达成一致。对秋鹿公司关于《委托付款书》未加盖公司公章因此并未生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谭国康曾代表秋鹿公司在与探路者公司之间的多份文件上签字，这些文件同时加盖有秋鹿公司公章，故谭国康有权代表秋鹿公司在《委托付款书》上签字，秋鹿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亦认可三方对委托付款有过相关安排，故授权代表签字与加盖公司公章应具有同等效力，本院认为《委托付款书》已经生效。《委托付款书》系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就原辅料供应商货款如何支付达成的合意，秋鹿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原辅料供应商履行自己的义务。对秋鹿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委托付款书》数额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委托付款书》中对探路者公司应付秋鹿公司货款的具体范围约定并不明确，且协议同时约定不足部分货款仍由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负担，故秋鹿公司区分冲锋衣部分和其他种类衣物对其向原辅料供应商承担付款责任并无影响，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秋鹿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期间，秋鹿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作为新证据：证据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0号、（2018）京民再4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2017）京民申2631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263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证据2的证明目的：在与本案案件基本事实与法律适用完全相同的另外两申请再审的案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委托付款书》未生效，秋鹿公司对探路者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对第三方不产生效力，并据此改判申请人秋鹿公司不承担责任。证据3.京检民监[2019]110XXXXXXXX号以及[2019]110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决定书。证明目的：在与本案案件基本事实与法律适用完全相同的另外两申请再审的案件中，案外人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广东盈通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对（2018）京民再40号、（2018）京民再41号再审判决书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但均不予支持。同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也认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的《委托付款书》未生效，秋鹿公司对探路者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对第三方不产生效力的事实，并无不当。证据4.结案证明。证明目的：海天公司、案外人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江门市蓬江区盈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广东盈通）已经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因卡埃尔公司无财产执行，现已执行秋鹿公司财产，并结案。因为本案原审判决错误，导致秋鹿公司承担重大损失。证据5.涉及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之间纠纷的（2016）鄂1127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11民终123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1127执535号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鄂1127执535号司法划扣的电子回执。证明目的：1.就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之间的合同相对性，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秋鹿公司向卡埃尔公司支付成衣货款752万余元（扣除秋鹿公司之前已付的466万余元，还应支付285万余元），此成衣货款中包含了面辅料款。2.对（2018）鄂11民终123号民事判决书，卡埃尔公司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秋鹿公司。3.因为原审判决的重大错误，秋鹿公司针对同一事实、同一面辅料款向面辅料商和卡埃尔公司的重复且双倍支付。证据6.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之间的三份《产品采购合同》，证据7.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之间的三份《产品采购合同》。证据6、证据7的证明目的：1.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签订了《委托生产加工协议》及《产品采购合同》，约定探路者公司委托秋鹿公司生产加工产品。2.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签订《产品采购合同》，将为探路者公司加工生产冲锋衣成品的订单转交由卡埃尔公司完成。3.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之间系转承揽合同关系。4.原审判决秋鹿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打破了合同相对性，造成秋鹿公司针对同一债权重复付款，使秋鹿公司财产权利受到严重损害。证据8.《专家意见书》。证明目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等法学专家针对本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海天公司与探路者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3、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2是另外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无法进行类比和分析。证据3也是另案作出的，且是检察院在片面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证据4证明目的不认可，秋鹿公司不存在加重责任，对于面料供应商未重复获得货款，其与卡埃尔公司内部的抽屉约定未约定明确。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因卡埃尔公司的代理关系，双方应另有约定，基于货款起诉造成了秋鹿公司以为的双重支付。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不完整，主合同是委托加工合同，只有主副合同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交易。证据7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内容的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产品采购合同中谭国康在上面的签字能够确认秋鹿公司认可谭国康的授权，秋鹿公司将订单直接给到卡埃尔公司是内部抽屉的约定，与本案无关，且已在另案中判决。证据8《专家意见书》：1.该意见书不是法定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2.仅有复印件，也未提供法学家的身份信息，不认可真实性。3.该意见书是另案的意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4.意见书是建立在单方证据与单方事实的基础上，事实都是片面的，法律结论必然也是错误的，该意见书对本案不具有任何参考意义。5.意见书存在多处明显错误，论证和逻辑都存在明显漏洞，不仅公正性存疑，专业性也存疑。海天公司提交下列证据作为新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海天公司与探路者公司2013年2月1日的《服装原料供应商合作协议及附件》，证据2.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2013年3月10日的《委托加工协议》。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无论是在海天公司与探路者公司的合同，还是海天公司与秋鹿公司的合同中，都早已约定了探路者公司可以直接向面料供应商支付货款并扣除违约金；秋鹿公司向面料供应商承担货款补足责任，委托付款书中的意思表示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贯穿在各方合作的始终；2.海天公司与探路者公司指定的加工厂签署加工承揽合同，即海天公司与卡埃尔公司签署合同只是在履行与探路者公司的合作协议；3.探路者公司对服装面料供应有系统的要求，海天公司一直都是按照探路者公司的要求提供产品，海天公司与秋鹿公司、卡埃尔公司的合作是基于探路者公司是实际定作人，探路者公司指定的加工厂为秋鹿公司，而签署的主体是基于卡埃尔公司系“秋鹿的分厂”；4.两个合同分别特别约定了电子邮件作为通知，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电子邮件在三方之间共同发送，系建立了三方合同关系。第二组证据：证据3.2014年4月8日《证明函》，证据4.2014年5月6日卡埃尔公司发给海天公司的电子邮件，证据5.海天公司与卡埃尔公司2014年5月12日的《加工承揽合同》，证据6.海天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加工承揽合同（2份）。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向探路者公司承诺“结算方”为秋鹿公司、向海天公司声称“卡埃尔为分厂”等内容体现的法律关系是代理关系，即对探路者公司和海天公司来说，卡埃尔公司是秋鹿公司的隐名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签约，但实际的合同主体是秋鹿公司）；2.探路者公司的面料供应商是海天公司，加工厂是秋鹿公司。但因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声称卡埃尔公司系秋鹿公司分厂，探路者公司才同意以卡埃尔公司名义与面料供应商签合同。但无论卡埃尔公司与秋鹿公司是否是关联单位或同一控制单位，对于海天公司、探路者公司来说，卡埃尔公司都构成了代理关系；3.在披露被代理人的隐名代理关系中，第三人海天公司有权选择被代理人秋鹿公司为相对人，“结算方”在海天公司与秋鹿公司之间亦具有约束力；4.因海天公司和探路者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若加工厂不付货款，探路者公司会支付。正是基于对探路者公司的信任与该约定，卡埃尔公司又是加工厂秋鹿公司的代理人，海天公司才会与从不认识的卡埃尔公司签合同，也因此没有在合同中要求保证金，交货前也没有要求支付大部分货款。因为对大量定制面料，不要求支付保证金和提前支付货款是明显违背商业惯例的。第三组证据：证据7.2014年5月15日卡埃尔公司发给海天公司并抄送秋鹿公司的电子邮件，证据8.2014年5月30日卡埃尔公司史泉发给海天公司并抄送秋鹿公司的电子邮件，证据9.2014年6月3日秋鹿公司直接发给海天公司并抄送卡埃尔公司的电子邮件，证据10.2014年6月8日秋鹿公司直接发给海天公司并抄送给探路者公司的电子邮件。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卡埃尔公司仅为签约人（隐名代理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秋鹿公司多次直接向海天公司提出合同要求；2.探路者公司直接与海天公司协商交货期，往来邮件在四方之间抄送；3.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海天公司均在主合同中约定，电子邮件系各方约定的订立合同与补充约定的方式。秋鹿公司、海天公司、探路者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就履行合同事宜达成了意思表示，四方形成了合意；4.海天公司、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即海天公司向探路者公司供面料，按照探路者公司要求交给秋鹿公司进行加工，秋鹿公司将成衣交付探路者公司，卡埃尔公司系代理人。第四组证据：证据11.2014年9月3日《委托付款书》。证明目的：1.不能割裂地理解与认定《委托付款书》，在探路者公司与海天公司的合同、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的合同中均约定了探路者公司有权直接向面料供应商支付货款并扣除违约金，秋鹿公司向面料供应商承担货款补足责任，《委托付款书》中约定的代付、抵扣与补充责任只是因代理人卡埃尔公司的出现才进行了二次确认，即明确了代理人卡埃尔公司与被代理人秋鹿公司的共同责任；2.委托付款书确定了卡埃尔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及代理人的责任承担；3.委托付款书从形式上看已经成立；谭国康作为代理人代表秋鹿公司签字，协议亦符合生效条件；4.委托付款书并未加重秋鹿公司的责任，而是各方在建立合同之初就确定的合作模式，秋鹿公司的缠诉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也明显违背诚信。第五组证据：证据12.2014年9月15日邮件，证据13.2014年9月22日卡埃尔公司法人史泉发送邮件给海天公司。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秋鹿公司、海天公司、卡埃尔公司以“发邮件并抄送”的方式对委托付款书的内容进行二次确认，委托付款书成立并生效，并形成了四方合意，对各方具有约束力；2.卡埃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委托付款书进行了确认。第六组证据：证据14.声明，证据15.探路者公司整体供应链体系诚信承诺，证据16.探路者公司产品质量要求及标准确认书，证据17.限制品保证书，证据18.2014年6月11日卡埃尔公司发送海天公司并抄送秋鹿公司的电子邮件，证据19.卡埃尔公司与秋鹿公司的《产品采购合同》3份。第六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谭国康系经秋鹿公司书面授权，且声明（授权委托书）中的“全权负责”在后续的合同履行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认可；2.秋鹿公司的声明、谭国康签署了系列法律文件、各方电子邮件抄送谭国康、各方实际履行了合同等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印证谭国康系合法的授权代表，其签署委托付款书属于有权代理；3.被告提出的证据构成对谭国康为有权代理的“自认”；4.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可以在当时或后补签署多重合同，但对海天公司和探路者公司来说，卡埃尔公司只是被代理人。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的其他合同与本案无关，可另行起诉。第七组证据：证据20.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1.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浙04民终405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民申494号民事裁定书。第七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另案生效判决确认了委托付款书的效力，确认了各方代理人签字有效；2.另案生效判决确认了证明函的效力，“秋鹿作为结算方”对面料供应商亦有约束力；3.被告援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0号、（2018）京民再41号判决书申请再审被依法驳回。第八组证据：证据23.（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民事裁定书，证据24.（2013）民申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25.（2018）最高法民申2428号文书，证据26.（2020）桂行终950号行政判决书，证据27.（2016）粤01民终1417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8.《民法典》第490条规定。第八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秋鹿公司提交的孤例对本案不产生“既判力”，2005年的116号裁定一直存在极大争议，最高院在2013年、2018年、2020年均作出多起完全不同的认定，本组仅为部分列举；2.代理人签字或公司盖章均认定合同生效，既符合《合同法》42条规定，也符合九民纪要相关规定；3.双方对“、”的理解有争议，属于约定不明，应按照《合同法》的法律规定认定和一般常识认定；4.从文意理解上看，参照民法典规定，顿号在生效条件上代表“或者”。第九组证据：证据2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申2630号民事裁定书。第九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再40、41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同，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意义；2.同一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类似证据的法律适用作出了不同认定，属于有争议的部分，不能片面援引；3.对于生效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属于法律适用，本案与（2018）京民再40、41号民事判决不构成类案，且存在不同认定，对本案不具有类案约束；4.对于生效判决中“本院查明”部分属于事实认定，该内容属于不需要举证的部分。在（2018）京民再40、4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了谭国康为有权代表；秋鹿公司认可委托付款书的付款安排和责任。第十组证据：证据32.探路者公司官网介绍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据33.探路者公司面料介绍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据34.海天公司官网介绍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据35.海天公司获奖新闻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据36.海天公司面料获奖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据37.海天公司成衣系列介绍及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证据38.探路者公司官网销售服装的截图。第十组证据的证明目的：1.（2018）京民再40、41号民事判决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是定作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不同，不能类比适用，更对本案无“既判力”；2.与伟星等公司买卖配件不同，探路者公司服装的科技面料系探路者公司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海天公司针对探路者公司的特定需求，独家定制供应的面料系探路者公司成衣不可替代的部分、是成衣的竞争力所在；3.探路者公司定制的面料从功能、织造工艺、织染特定配色、衣料的LOGO等都是定制的，系特定物，与（2018）京民再40、41号民事判决销售种类物不同。同时，因探路者公司对于面料的要求非常高，都需要通过特定检测，从织造工艺和织染技术要求都很高；4.从法律实质上看，海天公司和秋鹿公司系探路者公司共同的承揽商，只是因成衣制作需要先后完成，海天公司和秋鹿公司在工序上存在先后顺序。秋鹿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1系海天公司与探路者公司之间订立的《服装原料供应商合作协议及附件》，仅能证明海天公司与探路者公司间存在合作关系，其双方的合同约定，仅对合同相对方生效。秋鹿公司没有参与合同签订，其中任何条款都对秋鹿公司不产生效力。证据2探路者公司与秋鹿公司间订立的《委托生产加工协议》，其中第5.2条约定：“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合格且无其他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乙方按照原材料采购协议向其支付原材料货款。乙方逾期不付的，甲方有权协助原材料供应商追收原材料货款，如乙方仍拒绝支付的，则甲方有权选择在应向乙方支付的成品货款中扣除同等金额的原材料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直接支付给原材料供应商。”首先，该条约定“乙方按照原材料采购协议向其支付原材料货款”，但作为“乙方”的秋鹿公司与海天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本案中与海天公司签订“定做协议”的是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对海天公司不负债务；其次，本条约定属于“向第三人履行”条款，仅赋予了甲方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身份和权利，不具有向双方以外的第三人承诺承担债务的作用，据此条款仅可推定第三人有受领权，但是没有债权请求权。如果出现“乙方逾期不付的”情形，本条款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仅为：探路者公司具备对应付秋鹿公司成品货款的处分权，而并未赋予第三人即海天公司债权；因此，海天公司提供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秋鹿公司明确知悉并认可‘秋鹿公司应当承担原材料供应商货款’的内容”的主张。秋鹿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就证据3、4、5、6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证据3《证明函》系秋鹿公司向探路者公司出具，对其他公司不产生效力。证据4、5系海天公司与卡埃尔公之间的合作合同及往来邮件，海天公司拟证明卡埃尔公司系秋鹿公司的代理人，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反映出，卡埃尔公司与秋鹿公司存在代理关系，更不存在海天公司主张的“隐名代理关系”。代理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委托代理手续，而不是仅凭两公司可能存在关联，就认为两方存在代理关系。并且，无论卡埃尔公司与秋鹿公司是否是关联单位或同一控制单位，其两方都是独立的法人，对外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证据4、5仅能显示海天公司与卡埃尔公司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卡埃尔公司与秋鹿公司存在代理关系。证据6的真实、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首先，证据6系海天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该证据显示了海天公司与案外其他公司的承揽合同内容，与本案无关，对海天公司与卡埃尔公司间的合作没有任何参考性，更不能证明其中的条款属于商业惯例。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系探路者公司、海天公司、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间针对面料供应、交货等事项进行交流的往来邮件。各方针对同一批面料进行相关的流转交割，最终完成向探路者公司的成衣供应，因此多方针对衔接事项的交流不可避免，不能据此认为，卡埃尔公司与秋鹿公司间存在代理关系。更不能打破合同相对性，通过多方对货物交割、质量要求等交流就认定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四、对第四组证据《委托付款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根据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在涉案《委托付款书》中约定的内容可知，该《委托付款书》须经上述三方签字、盖章，方才生效，此处签字与盖章并非选择关系而系并列关系，亦即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并且，在我国的民事活动中，法人单位盖章是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必要条件，而海天公司提交的《委托付款书》上只有三方公司员工签字，而无单位盖章确认，因此该份《委托付款书》应认定为尚未生效。其次，本案中所涉《委托付款书》中载明的签订方为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并非海天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四方协议，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不能直接据此认定秋鹿公司应向海天公司承担责任。五、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委托付款书》并未生效，其次，签订方仅是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仅通过邮件与海天公司沟通《委托付款书》的事项，但海天公司并未参与《委托付款书》的签订，即使《委托付款书》达成生效条件，对其也不产生效力。六、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针对证据14，首先，这份证据系秋鹿公司向探路者公司出具的《声明》，其内容相当于授权委托书：秋鹿公司授予案外人谭国康先生在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的业务合作往来间的代理权，即谭国康仅有权代理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之间的业务洽谈合作事宜。该声明并未向海天公司出具，对其不产生效力；其次，该份《声明》载明了谭国康的代理权限仅为代理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间业务洽谈合作，并未赋予其签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的权限，也未赋予其处理秋鹿公司对外债务、处置秋鹿公司财产的权限。《委托付款书》实为草签，这也充分证明了，谭国康在不具备代理权限的情况下，对外处理秋鹿公司债务，未经过被代理人秋鹿公司的追认，秋鹿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委托付款书》、《协议》的内容对秋鹿公司没有约束力；针对证据15-19，首先，谭国康并非秋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等证据仅能证明谭国康作为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间业务洽谈合作的代理人，对涉及到第三方公司的事务上不具备代理权限；其次，该等证据能够充分反映出：在秋鹿公司对外的业务中，所有书面合同或协议除谭国康签字外，均须有秋鹿公司盖章，从未存在任何书面合同系仅有谭国康签字即告生效的情形，根据这种长期交易以来形成的商业习惯也能够推定出：仅有谭国康草签、而无秋鹿公司盖章的《协议》、《委托付款书》不生效，《协议》、《委托付款书》均是草签，对秋鹿公司不构成约束力。再次，该等证据均是秋鹿公司与探路者公司间的业务合作材料，并未向海天公司出具，对其不产生效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七、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系秋鹿公司与案外人台华公司的另一案件，案件相关事实与本案不同，在该案件中，存在秋鹿公司、卡埃尔公司、探路者公司与案外人台华公司针对委托付款的事项进行约定的四方协议，因此法院对相关的事实认定有所不同。证据22系秋鹿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相关裁定书，秋鹿公司的再审申请虽未获浙江高院的支持，但秋鹿公司已经向相关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申请，如果检察院支持了秋鹿公司的抗诉申请，这一案件也将进入再审程序，相关事实还需法院重新认定、审理。八、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第八组证据中的证据23-27，其中涉及到的案件与本案无关，对该等证据的关联性秋鹿公司不予认可。该等证据中涉及到的案例，与本案基本事实存在较大差异，在海天公司列举的这几个判例中，法院的审理都综合考虑了合同各方当事人的主体（其中一方是自然人）以及签字的人员是否具备代理权限等问题。该等案例中涉及到的合同约定均表述为“签字盖章”（中间无顿号），而不是本案中的“签字、盖章”。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其所作出的（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案涉还款协议约定‘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生效’中顿号，是并列词语间的停顿，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双方当事人该项约定意思表示清楚、真实，应认定有效。另从协议内容看，专门设定了双方加盖公章与负责人签字栏目，在该协议中银行既签署了负责人姓名也加盖了公章，而运输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未加盖单位印章。由于运输公司未在协议上加盖公章，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故银行依该协议主张权利，事实依据不足。”上述这一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审判指导案例，这个案例与本案一样，协议明确约定了“签字、盖章时生效”（有顿号），其中涉及的当事人也均是法人单位（公司），这一案例对于本案具备一定的指导、参考价值。无论是《合同法》还是《九民纪要》，规定的“代理人签字或公司盖章均认定有效”，均是在双方对合同生效条件未做特别约定的前提下。而本案中，《委托付款书》的三方均为公司，既然合同明确约定了“三方签字、盖章生效”，就是意为在经过员工草签之后，还必须由公司盖章才能生效。其中的顿号，无论是在汉语标点符号用法上，还是从一般通识角度上讲，都表示的是并列、缺一不可的意思。并且，在我国公司之间的商业活动中，对于合同的签订均必须具备公司盖章，若仅是单位员工签字，合同一定不会被认定为生效。海天公司列举的案例与本案案件毫无关联，案情也无任何相似之处。因此该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足以支持海天公司“顿号属于选择关系而非并列关系”这一有违常人理解的主张。证据28中海天公司引用了《民法典》490条，但海天公司对该条文的理解也存在错误。条文规定“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这里的“签名”与“盖章”之间，使用的是顿号，表示缺一不可，后出现的“或者按指印”，是因为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法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且同时盖章方可生效；自然人在签订合同时，由于其可能不具备印章，因此须签字并按指印，合同方才生效。以上才是《民法典》490条规定的本意。九、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即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涉及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与本案有相同情形的另外两案件作出的再审判决书（2018）京民再40号、（2018）京民再41号，是与本案案件基本事实与法律适用完全相同的，另外两申请再审的案件，之所以与本案判决结果不同，就是由于法官对《证明函》及《委托付款书》的效力认定所有不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委托付款书》未生效，秋鹿公司对探路者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对第三方不产生效力，并据此改判申请人秋鹿公司不承担责任。这两份终局性判决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很大参考价值。证据31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对本案作出的驳回秋鹿公司再审申请裁定，该份证据系已经失效的裁判文书，其中的相关认定经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针对相关认定予以纠正，并裁定再审。十、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系海天公司单方面提供，未经任何官方证明，不能证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且，该组证据与本案的涉及的事实、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等问题均没有关联性。探路者公司认可海天公司提交的证据。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本院对秋鹿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海天公司提交的证据2、3、5、11、14、15、16、17不属于新的证据。对海天公司提交的证据1、4、6、7、8、9、10、12、13、18、19以及证据20-27、29-3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8并非证据材料，对证据32-38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秋鹿公司与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伟星公司）、卡埃尔公司、探路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京民再40号民事判决，认为《委托付款书》系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三方签订，并非伟星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所签订，且《委托付款书》明确约定，此委托书经三方签字、盖章生效。该委托书只有三方公司代表签字，无单位盖章确认，因此，该《委托付款书》并未生效。另《证明函》系秋鹿公司向探路者公司出具，并非向伟星公司出具，该《证明函》对第三方并不产生效力。故判令卡埃尔公司向伟星公司支付货款，驳回伟星公司对秋鹿公司及探路者公司的诉讼请求。在涉及秋鹿公司与江门市蓬江区盈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通公司）、卡埃尔公司及探路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2018）京民再41号案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亦判令卡埃尔公司向盈通公司支付货款，驳回盈通公司对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的诉讼请求。再查，（2018）京民再40号、41号民事判决中载明：在卡埃尔公司起诉秋鹿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鄂1127民初96号民事判决，认定秋鹿公司与卡埃尔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4月22日分别签订三份《产品采购合同》，约定由秋鹿公司委托生产卡埃尔公司生产“探路者”品牌的系列服装136000件并予收购，协议签订后，卡埃尔公司向秋鹿公司交付成品服装43232件，退回9700件服装面辅料，此后秋鹿公司向卡埃尔公司支付货款4664118元。该法院判令秋鹿公司向卡埃尔公司支付货款395万元。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鄂11民终123号民事判决认为，鉴于卡埃尔公司庭审表示9700件服装面辅料是受秋鹿公司委托退还给探路者公司，但无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改判秋鹿公司向卡埃尔公司支付货款2858250元。华美线业有限公司与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探路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4月21日做出（2016）浙0211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认为《委托付款书》载明的签订方系卡埃尔公司、秋鹿公司、探路者公司三方，而并非华美线业有限公司与三被告签订的四方协议，不能证明秋鹿公司、探路者公司同意承担涉案合同的付款义务，亦不能证明秋鹿公司承认其同意承担涉案合同的付款义务，亦不能证明秋鹿公司承认其共同向华美线业有限公司购货。《证明函》也系秋鹿公司向探路者公司出具，而并非向华美线业有限公司出具，不能证明秋鹿公司同意承担涉案合同的付款义务。故该法院判令卡埃尔公司向华美线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驳回华美线业有限公司对秋鹿公司和探路者公司的诉讼请求。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浙02民终25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海天公司与卡埃尔公司签订的《加工承揽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海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卡埃尔公司供应了加工品，卡埃尔公司未支付相应货款，原审判决卡埃尔公司应向海天公司支付欠付货款及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再审予以维持。关于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本院认为，《委托付款书》系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和卡埃尔公司三方签订，并非海天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所签订，且《委托付款书》明确约定，此委托书经三方签字、盖章生效。经审查三份委托付款书，其中一份有三方公司代表签字及探路者公司盖章；另一份只有代表签字，而无公司盖章；第三份只有卡埃尔公司盖章。因此，《委托付款书》并未生效。《证明函》系秋鹿公司向探路者公司出具，并非向海天公司出具，该《证明函》对第三方并不产生效力。原审判决探路者公司、秋鹿公司承担《委托付款书》中的付款责任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秋鹿公司主张不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再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京01民终4987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商）初字第0174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维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商）初字第017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驳回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308元，由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公告费票据为准），由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8308元，由湖北卡埃尔服装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颖君审 判 员 刘玉红审 判 员 纪艳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尤 頔书 记 员 谭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