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6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兴辉，男，197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桂彬，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兵，男，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明，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兴辉与上诉人甘兵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2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兴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甘兵向蒋兴辉支付补偿款62.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62.7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息的计收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8月12日为75283.54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甘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存在部分错误。1、《承诺书》中约定的第二种补偿方案并非以第一种补偿方案未履行为前提。《承诺书》中甘兵对蒋兴辉作出的两个补偿方案是互相独立的，第二种补偿方案不以第一种补偿方案的履行情况为前提，蒋兴辉有选择的权利。2、蒋兴辉微信“拉黑”甘兵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为蒋兴辉于2017年2月17日将甘兵“拉黑”，于2017年6月在其他企业重新开始工作，蒋兴辉以上述方式表示其不愿意再等待甘兵于2017年年底前成立公司进而要求甘兵提前履行承诺义务，认为蒋兴辉该行为构成违约属事实认定错误，蒋兴辉已经以“拉黑”的方式明确表明其已就补偿方式进行了选择，故蒋兴辉无违约行为。甘兵声称自己成立了广东快建模架科技有限公司，实际上该公司是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其主营业务为“模架”，不是钣金五金，也不是约定时间内成立的公司，完全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成立的无关公司，故甘兵亦未能兑现《承诺书》的第一条承诺，因此，《承诺书》中约定的第二种补偿方式的两种选择性前提条件“不接受”、“未兑现”均已成就，甘兵应向蒋兴辉支付约定的补偿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蒋兴辉的上诉请求。甘兵辩称，一、《承诺书》中的两种补偿方式都因蒋兴辉的主动违约而不生效了，甘兵不用履行后续补偿。二、蒋兴辉的微信“拉黑”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一）甘兵在《承诺书》中对蒋兴辉承诺：设立一家公司后不可撤销的任命蒋兴辉为总经理，赠与15%的红利，并按每月10000元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这些优厚待遇都应该是蒋兴辉人在公司的前提才能履行，现蒋兴辉将甘兵微信、电话“拉黑”，承诺书的约定内容根本无法往下实现。（二）甘兵承诺在2017年前设立一家钣金五金制造企业，企业不能按时成立的原因是蒋兴辉将甘兵的微信、手机等联系方式“拉黑”，甘兵找不到合适的模具人才和总经理，没有技术才推迟设立公司。三、蒋兴辉起诉时间与承诺书签署时间间隔三年六个月，超过诉讼时效。四、蒋兴辉在本案的损失远远没有80多万元。综上，请求驳回蒋兴辉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甘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蒋兴辉的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蒋兴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甘兵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违约情形，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1、甘兵承诺在2017年前设立一家钣金五金制造企业，企业不能按时成立的原因是蒋兴辉将甘兵的微信、手机等联系方式“拉黑”，甘兵找不到合适的模具人才和总经理，没有技术才推迟设立公司。2、蒋兴辉以突然离开的方式主动违约在先，甘兵当然可以不履行后续承诺。二、蒋兴辉有重大违约行为。《承诺书》的签署日期是2017年2月14日，第二天蒋兴辉将甘兵电话“拉黑”，第三天将微信“拉黑”，从此无法联系，之后也未到过公司，蒋兴辉是故意骗取甘兵签署《承诺书》，然后索要巨额赔偿。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蒋兴辉辩称，一、《承诺书》是甘兵在未能如约收购企业的情况下，对蒋兴辉作出的补偿约定，双方均应受该份《承诺书》的约束，两种补偿方案是互相独立的，蒋兴辉可以就两种补偿方案做任意选择。二、新成立的公司并非专为蒋兴辉而设立，只是作为补偿蒋兴辉会为蒋兴辉保留总经理的职位。三、蒋兴辉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蒋兴辉可以等到甘兵公司设立后选择不接受第一种补偿方案，但蒋兴辉无需等到2017年年底，无需视甘兵新成立公司的情况才做选择。蒋兴辉已经“拉黑”甘兵的方式明确告知甘兵，双方已无合作的可能，已对两种补偿方案进行了选择。蒋兴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甘兵向蒋兴辉支付补偿款62.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62.7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息的计收标准计算，暂计至2020年1月20日为80752.38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甘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4日，甘兵向蒋兴辉出具《承诺书》1份，该《承诺书》载明“本人甘兵，是东莞市宏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于2016年7月欲出资3200万元收购东莞石排镇一家企业。作为前期准备，我口头聘请时任浙江星月集团旗下一企业总经理的蒋兴辉去收购后的企业担任总经理。我告知蒋兴辉，当时该企业年利润约为400万元左右，许诺将收购企业的总股份的15%作为红利股赠与蒋兴辉，另外按每月1万元的工资标准给蒋兴辉发放工资。蒋兴辉应本人要求于2016年9月8日从浙江星月辞职，但本人收购东莞市石排该家企业却一直未达成。为此，作为补偿，本人甘兵对蒋兴辉作出如下承诺：1、2017年年底本人将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本人实际控制的广东新风缘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全额出资600万元注册设立一家钣金五金制造企业，设立后不可撤销的任命蒋兴辉为该注册的钣金五金制造企业总经理，将新设立的钣金五金企业总股份的15%作为红利股赠与蒋兴辉，另外按每月1万元的工资标准给蒋兴辉发放工资。蒋兴辉持有的红利股与普通股、优先股权利相同，按持股比例享受利润及公积金分配，但若新设立的钣金五金企业原始投资股本需要分配，红利股无权参与原始投资股本本金分配。钣金五金制造企业设立和聘请过程中出现影响广东新风缘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利益时，由本人出资出力协调，直至其他股东利益获得保障。2、若蒋兴辉不接受本承诺书第1条承诺，不愿意留在本人旗下企业，或者本人未能兑现本承诺书第1条承诺，本人愿意自2016年国庆节之日起，按每月3.8万元的标准补偿蒋兴辉，截止至本承诺书签署后一年。以上为本人自愿承诺。”2017年2月17日，甘兵通过微信向蒋兴辉发送“你如这样，我会让你后悔”的消息时，系统提示“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2018年6月5日，甘兵成立广东快建模架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研发、产销模架产品，经营场所在东莞市常平镇,甘兵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持股100%），后于2019年9月30日变更为蒋德平，现法定代表人为李欣，股东仍为蒋德平（持股100%）另查明，蒋兴辉在庭审中陈述其于2017年6月开始在他处提供劳务但收入约15万元左右。一审法院认为，甘兵在其未能如约收购企业的情况下向蒋兴辉出具了《承诺书》，蒋兴辉接受甘兵的承诺并依据《承诺书》主张权利，则蒋兴辉、甘兵双方均受《承诺书》条款的约束。《承诺书》中约定对蒋兴辉的补偿方案分为二个部分，其一为：甘兵在2017年年底前成立一家钣金五金制造企业且任命蒋兴辉为该公司总经理，按每月1万元的工资标准支付报酬并配有一定份额股份；其二为：若蒋兴辉不愿意留在甘兵成立的企业或甘兵未能实现第一种补偿方案，甘兵应向蒋兴辉自2016年国庆节之日起按3.8万元/月的标准补偿蒋兴辉至2018年2月14日止。可见，若蒋兴辉要实现第二种补偿方案则应以第一种补偿方案的履行情况为前提，即若甘兵2017年年底成立了钣金五金制造企业而蒋兴辉不愿意为其提供服务，或甘兵在2017年年底未能按约成立企业，则甘兵再做出补偿。换言之，蒋兴辉至少要等到2017年年底视甘兵成立公司的情况再作决定采用哪种补偿方式。根据查明的事实，蒋兴辉于2017年2月17日就将甘兵的微信等联系方式“拉黑”，又于2017年6月在其他企业重新开始工作，蒋兴辉以上述方式表示出其不愿意再等待甘兵于2017年年底前成立公司进而要求甘兵提前履行承诺义务，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甘兵自认其于2018年6月5日才成立《承诺书》中约定的钣金五金制造企业即广东快建模架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的时间已经晚于2017年年底，可见即使蒋兴辉等待至2017年年底再要求甘兵履行承诺，甘兵亦无法兑现，双方亦只能依照《承诺书》中甘兵未能成立公司的承诺进行补偿，故甘兵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违约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考虑到蒋兴辉、甘兵双方在履行《承诺书》的过程中均存在违约情形，基于蒋兴辉系受甘兵的邀请从浙江辞职前往东莞工作的客观情况，蒋兴辉亦存在停工待业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就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即使蒋兴辉在微信中“拉黑”了甘兵且另谋职位，但并不能排除甘兵依约成立公司后蒋兴辉仍愿接受《承诺书》中所涉职务的可能，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酌情认定甘兵承担65%的违约责任。《承诺书》约定甘兵在未按时成立公司时应支付蒋兴辉62.7万元的补偿款（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按3.8万元/月的标准计算），按前述责任比例，甘兵应向蒋兴辉支付407550元的补偿款，对于蒋兴辉超出上述范围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判决：一、甘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蒋兴辉支付补偿金407550元；二、驳回蒋兴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39元,由甘兵负担3707元，由蒋兴辉负担173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甘兵是否需向蒋兴辉支付补偿金？如需支付，应支付多少补偿金。经审查，甘兵因未能如约收购企业，作为补偿，自愿向蒋兴辉出具《承诺书》，承诺：“1、2017年年底甘兵将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甘兵实际控制的广东新风缘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全额出资600万元注册设立一家钣金五金制造企业，设立后不可撤销的任命蒋兴辉为该注册的钣金五金制造企业总经理，将新设立的钣金五金企业总股份的15%作为红利股赠与蒋兴辉，另外按每月1万元的工资标准给蒋兴辉发放工资……2、若蒋兴辉不接受本承诺书第1条承诺，不愿意留在甘兵旗下企业，或者甘兵未能兑现本承诺书第1条承诺，甘兵愿意自2016年国庆节之日起，按每月3.8万元的标准补偿蒋兴辉，截止至本承诺书签署后一年。”蒋兴辉接受了上述《承诺书》，应认定蒋兴辉同意并接受《承诺书》的内容。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及双方签订《承诺书》目的，甘兵对蒋兴辉的补偿方案应分为二个部分，其一为：甘兵在2017年年底前成立一家钣金五金制造企业且任命蒋兴辉为该公司总经理，按每月1万元的工资标准支付报酬并配有一定份额股份；其二为：若蒋兴辉不愿意留在甘兵成立的企业或甘兵未能实现第一种补偿方案，甘兵应自2016年国庆节之日起按3.8万元/月的标准补偿蒋兴辉至2018年2月14日止。第二种补偿方案应以第一种补偿方案的履行情况为前提，即若甘兵2017年年底成立了钣金五金制造企业而蒋兴辉不愿意为其提供服务，或甘兵在2017年年底未能按约成立企业，则甘兵向蒋兴辉作出货币补偿，蒋兴辉至少要等到2017年年底视甘兵成立公司的情况再作决定采用哪种补偿方式。蒋兴辉辩称其对第一种补偿方案和第二种补偿方案享有选择权，其无需等到2017年年底视甘兵成立公司的情况再作决定采用哪种补偿方式。蒋兴辉的辩称意见是不符合双方订立《承诺书》的目的的，也是不诚信的，如蒋兴辉一开始不同意《承诺书》的第一方案，其应当时就向甘兵表明自己的意思。蒋兴辉于2017年2月17日将甘兵的微信等联系方式“拉黑”，又于2017年6月在其他企业重新开始工作，蒋兴辉以上述方式表示出其不愿意再等待甘兵于2017年年底前成立公司进而要求甘兵提前履行承诺义务，蒋兴辉的行为构成违约。但甘兵未按《承诺书》中约定在2017年年底注册设立钣金五金制造企业，故即使蒋兴辉等待至2017年年底甘兵亦无法兑现第一种补偿方案，双方亦只能依照《承诺书》中甘兵未能成立公司的承诺进行补偿。甘兵辩称其之所以未能在2017年年底注册设立钣金五金制造企业，是因为蒋兴辉将甘兵的微信、手机等联系方式“拉黑”，甘兵找不到合适的模具人才和总经理，没有技术才推迟设立公司。但《承诺书》并没有约定蒋兴辉对甘兵设立公司负有义务，甘兵对其辩称意见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对甘兵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双方违约情形等，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甘兵按《承诺书》第二种方案计算出的补偿款（62.7万元）的65%（627000元×65%=407550元）向蒋兴辉支付补偿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蒋兴辉、甘兵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8元，由蒋兴辉、甘兵各负担54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杨威书记员高沁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