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禹令，男，197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韶卿，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倩，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凯元，男，196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四化，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守勤，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禹令因与被上诉人邓凯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5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禹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凯元回购郭禹令持有的上海秦煌大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秦煌大秦企业）80万元的合伙财产份额，并向郭禹令支付回购款126万元（按照投资本金*（1+10%N）价款计算回购款，郭禹令投资年限自2013年11月27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26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凯元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忽略本案既定客观事实，以证据不足草率认定本案《补充协议》生效条件未达成，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未区分本案中面向社会不确定群体进行融资的“资合性”合伙企业与传统合伙企业的差异，生硬套用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邓凯元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郭禹令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郭禹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邓凯元回购郭禹令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80万元的份额，并支付股权回购款126万元；2.要求邓凯元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7日，秦煌大秦企业（甲方）与郭禹令（乙方）签订《关于对中兴牧业公司的投资协议》，约定：乙方以货币形式向甲方出资80万元投资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牧业公司）；本协议书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出资到甲方账户。中兴牧业公司未能在2016年12月31日（或经甲乙双方同意的其他时间）前在国内A股市场或香港、海外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乙方有权要求中兴牧业公司采取融资、出资资产、减资等方式回购乙方投资获得的股权。如中兴牧业公司回购款支付不足，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富公司）承担补充支付责任。乙方在和甲方签署本协议之后，甲方将和东方汇富公司及中兴牧业公司再签署协议，保证乙方的回购权。回购金额为乙方的投资本金加计每年10%的利息（单利），如乙方在投资期间有分红则减去乙方获得的分红。如依证监会等监管部门规定，本条回购条款解释会影响中兴牧业公司上市，为了甲乙双方共同利益，则该条款应变更或取消，但中兴牧业公司应保证该不会侵犯乙方的权益。根据管理，乙方需要每年缴纳2%的资金管理费给甲方的普通合伙人，一次性缴纳5年管理费，即出资金额的10%。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3年12月15日，郭禹令向秦煌大秦企业转账88万元，用途显示为中兴牧业LP出资及管理费。2013年12月18日，秦煌大秦企业与上海东开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开公司）出具《出资确认函》，内容为：本确认函兹证明，秦煌大秦企业于2013年12月18日前已足额收到出资人郭禹令投资的中兴牧业公司的如下款项：（1）基金投资额80万元；（2）基金管理费8万元。总计88万元。秦煌大秦企业2014年2月28日合伙协议显示：合伙人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如下：上海秦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秦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50万元；吴晓静，认缴出资额50万元；陆宇俊，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张海晓，认缴出资额100万元；韩敏，认缴出资额200万元；徐浩然，认缴出资额200万元；何静，认缴出资额160万元；甘肃省中小企业金融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李可丰，认缴出资额，10万元；郭禹令，认缴出资额80万元；程林，认缴出资额20万元；王小东，认缴出资额20万元；秦利，认缴出资额20万元；姜笃兵，认缴出资额130万元；杨冰心，认缴出资额100万元；于静，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冯玉林，认缴出资额100万元；蒋信予，认缴出资额500万元。总计2060万元。所有出资应在2014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该合伙协议第八章合伙财产份额转让中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提前30天通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依照修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行义务。2017年7月17日，韩敏、郭禹令（甲方）、项立平（乙方）与邓凯元（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甲方作为秦煌大秦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要求其回购基金份额及约定的利息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为秦煌大秦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合法拥有本协议约定的基金份额并对此基金份额拥有完全支配权案。郭禹令拥有的基金份额为80万元。2.乙方在2017年7月31日前代秦煌大秦企业向甲方给付三年的利息合计84万元，其中郭禹令的利息24万元，税赋自负。3.甲方在2017年12月31日可以选择回购，也可以选择继续持有基金份额至中兴牧业公司上市或并购退出。4.甲方在2017年12月31日如选择回购，乙方代付的利息均由秦煌大秦企业倒扣返还乙方，再将剩余的本金和收益支付给甲方。5.在2017年12月31日后，在甲方提出回购要求后，若中兴牧业公司与东方汇富公司不能履约回购的，则丙方承诺由其回购甲方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基金份额，回购价格为甲方投资本金*（1+10%*N）（N为甲方的投资年数）。6.甲方在2017年12月31日如选择继续持有基金份额，则中兴牧业公司上市或并购退出后，乙方代付的84万元利息均由秦煌大秦企业倒扣返还给乙方，再将剩余的本金和收益支付给甲方。7.甲方承诺在需要的时候，必须及时配合秦煌大秦企业进行工商变更事宜。郭禹令与邓凯元均认可上述协议第5条中“中兴牧业公司与东方汇富公司不能履约回购的”的约定是指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不能履行《关于对中兴牧业公司的投资协议》第4条中关于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回购义务的约定。对于上述第5条约定的理解，郭禹令主张邓凯元自愿承担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回购义务，实际上属于债的加入。邓凯元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郭禹令与东方汇富公司、中兴牧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也不存在债的加入的问题。对于上述第5条约定的性质，邓凯元认为系其对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回购义务的一般保证。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秦煌大秦企业不持有中兴牧业公司的股权；秦煌大秦企业系上海鸿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盛企业）的合伙人，鸿盛企业系中兴牧业公司的股东。庭审中，郭禹令为证明其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不能履行回购义务，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2017年6月13日《关于要求投资回购等事项的函》复印件。上载：秦煌大秦企业、东开公司、东方汇富公司，本人为秦煌大秦企业的有限合伙人，通过该公司投资黑河中兴牧业公司，现就该投资事项提出以下要求：1.要求按投资协议约定通过投资回购方式退出本人对中兴牧业公司全部投资；2.就合伙企业所投资中兴牧业公司股权直接投资改间接投资做出书面说明。本人自2017年1月份就已提出回购要求，但相关各方一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本人已经本着最大的善意给予充分时间以协商解决此事，但却一致没有得到诚意的回应，如近期再无实际解决方案，本人将通过相关部分投资、法律诉讼等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并将向媒体曝光以上各方不履行协议、不诚信的行为。2.2017年12月20日《关于要求投资回购等事项的函》复印件及快递单照片。上载：秦煌大秦企业、东开公司、东方汇富公司、中兴牧业公司，本人为秦煌大秦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自2013年12月18日通过该合伙协议投资中兴牧业公司，现就该投资事项提出以下要求：1.要求按投资协议约定通过投资回购方式退出本人对中兴牧业公司全部投资，总金额为80*[1+10%（持有年数-3）]=88.264万元（项立平前期己代为支付三年利息）。2.退回一年管理费1.6万元。3.在2018年1月5日前向本人支付上述各项金额。3.2018年2月28日《律师函》复印件及快递单照片。上载：上海文勋律师事务所接受郭禹令的委托及韩敏先生的委托，指派沈华律师就委托人与贵企业2013年11月27日签订《关于对“中兴牧业公司”的投资协议》一事经其他相关事宜函告贵企业。经查，委托人与贵企业签订协议后，委托人依据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鉴于中兴牧业公司未能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委托人于2017年6月13日依据协议的约定要求贵企业履行回购义务，并于2017年12月20日再次催告，但贵企业至今未履行回购义务，导致委托人无法正常退出；贵企业不履行协议约定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此，本律师特此函告贵企业，请贵企业接此函后立即与委托人取得联系，并在一周内回购委托人在贵企业内的基金份额，否则委托人将启动法律程序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采取诉讼保全的方式查封贵公司的所有银行账号。快递照片显示单位名称为秦煌大秦企业，收件人为周向前。邓凯元认为上述证据1、2并不是向其发送的，故真实性无法核实，认可收到证据3，但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019年9月30日，郭禹令根据《合伙协议》载明的合伙人地址，向其以外的其他合伙人邮寄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通知书》。此外，郭禹令称其通过电子邮箱，另行向其他合伙人发送了电子版《合伙财产份额转让通知书》，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邮箱截图予以佐证。庭审中，邓凯元为证明秦煌大秦企业不同意其成为新的合伙人提交了两份《通知函》予以佐证。具体为：2019年10月14日，秦煌大秦企业的《通知函》，上载：根据秦煌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合伙企业吸收新合伙人入伙时，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现本企业明确通知郭禹令，不同意郭禹令向合伙人以外的人（即邓凯元）转让财产份额，不接纳邓凯元为秦煌有限合伙新合伙人。截至本函发出之日，本企业尚未看到其他合伙人做出同意接纳邓凯元为秦煌有限合伙新合伙人的意思表示……；2020年3月17日，秦煌大秦企业合伙人陆宇俊出具的《通知函》，亦载明不同意接纳邓凯元为新的合伙人。郭禹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其没有收到秦煌大秦企业发送的《通知函》，陆宇俊的通知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郭禹令为证明秦煌大秦企业同意邓凯元成为新的合伙人，提交了2019年12月5日秦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载：秦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作为秦煌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前郭禹令向全体合伙人发过要求变更合伙人的文件，请郭禹令继续与邓凯元沟通具体的回购和变更新合伙人的事宜，如需要我们配合，我们将积极给予支持。邓凯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关于对中兴牧业公司的投资协议》、转账凭证、《出资确认函》、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关于要求投资回购等事项的函》、律师函、《合伙财产份额转让通知书》、电子邮件截图、《通知函》《情况说明》、开庭笔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逐一论证如下：一、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邓凯元主张《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的邓凯元的回购义务所对应的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的回购义务是无效的。就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郭禹令与中兴牧业公司或者东方汇富公司之间已经达成其回购其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合伙份额的合意。其次，邓凯元未提交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因此，邓凯元关于《补充协议》第5条无效的答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全面履行。二、关于《补充协议》中第5条约定的理解《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在2017年12月31日后，在郭禹令提出回购要求后，如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未如约回购的，则邓凯元承诺由其回购郭禹令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的出资份额。郭禹令主张上述约定属于邓凯元对于回购债务的自愿加入；邓凯元主张上述约定属于邓凯元对回购债务的一般保证。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种主张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现无证据显示郭禹令与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关系。上述约定不具有保证关系中“从属性”的特征。因此，上述约定的性质不属于保证。故对于邓凯元主张的一般保证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郭禹令主张的债的加入。如前所述，无证据郭禹令与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主张的基础债权关系未存在，更不存在“债的加入”的问题，故一审法院对于郭禹令主张的该条款为“债的加入”的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对于上述条款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约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条件生效的合同。也就是说，当郭禹令提出回购要求后，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均未能履约回购时，该条款发生法律效力。三、邓凯元是否应当向郭禹令履行回购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附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权利人方可形式权利。本案中，该条款生效条件为“郭禹令提出回购要求后，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未履约回购”。郭禹令仅提交了《关于要求投资回购等事项的函》的复印件及快递单照片打印件证明其提出过回购要求，该快递单无原件、亦无法辨别收件人名称，且无签收记录，故不足以证明郭禹令主张过回购一事，故该条款的生效条件并未满足。退一步讲，即使该条款已经生效。郭禹令在本案中主张的回购，实际上是要求邓凯元受让其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的合伙份额并支付转让价款，其中的转让行为，应当符合《合伙协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秦煌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须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郭禹令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就转让事宜通知其他合伙人，并不足以证明其向邓凯元转让财产份额一事已经获得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郭禹令合伙份额对外转让的条件并不满足。故关于郭禹令要求邓凯元履行回购义务，受让其合伙份额，并支付转让价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郭禹令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郭禹令主张其向东方汇富公司、中兴牧业公司等发送过《关于要求投资回购等事项的函》,东方汇富公司、中兴牧业公司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履行回购义务，并提供了复印件及快递单照片，但并未提供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拒绝或不能履行回购义务的直接证据。现有证据只能证明郭禹令曾向相关主体主张过回购，并不能证明中兴牧业公司、东方汇富公司不能履行回购义务，因此本院无法认定《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成就。其次，关于郭禹令能否向邓凯元转让其所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合伙财产份额的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而秦煌大秦企业《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故根据全体合伙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之约定，郭禹令如向邓凯元转让其所持有的秦煌大秦企业合伙财产份额，需经秦煌大秦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目前郭禹令未能提交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其对外转让合伙财产份额的证据，且作为普通合伙人的秦煌投资管理有限合伙曾明确表示不同意郭禹令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合伙财产份额。因此，在不能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补充协议》中关于郭禹令向邓凯元转让秦煌大秦企业合伙财产份额的约定实际无法履行，一审判决驳回郭禹令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再次，关于郭禹令主张秦煌大秦企业非传统“人合性”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在《投资协议》中已预先同意合伙人对外转让合伙财产份额的问题。本院认为，《投资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各合伙人可以不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自行对外转让财产份额，《投资协议》中有关股权回购条款约定的回购方也非邓凯元，且全体合伙人在《投资协议》之后签订的《合伙协议》已对合伙人对外转让财产份额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故郭禹令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郭禹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0元，由郭禹令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新华审 判 员 高 贵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乔文鑫书 记 员 陈 萌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