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0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国荣，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宁波市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甬宝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厂房全幢**。 法定代表人：张晋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柯，浙江盛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望超，浙江盛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亚玲，女，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贺国荣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甬宝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宝乐公司）、原审被告郑亚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国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甬宝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却未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任何一条规定，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一审判决颠倒了委托合同中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而无法可依。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甬宝乐公司与贺国荣（合伙体）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甬宝乐公司为受托人，合伙体（指甬宝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晋红、案外人王其坤、贺国荣）为委托人，甬宝乐公司受托以自己名义与案外人青岛振华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鑫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如有必要，合伙体出借给振华鑫公司的借款及振华鑫公司归还的本息可能通过甬宝乐公司过账。根据该委托关系中各方权利义务及内容的分析，甬宝乐公司对贺国荣不享有其所主张的债权；二、甬宝乐公司所主张的债权中涉及的款项，即使存在纠纷，也属于合伙人之间的内部纠纷，甬宝乐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本案实为合伙人之间基于合伙出借资金给振华鑫公司而产生的合伙纠纷；三、由贺国荣经手借给振华鑫公司的合伙出借资金合计为610000元，其中200000元系转账，张晋红转给贺国荣，再由贺国荣转给振华鑫公司；410000元系现金，由贺国荣分多次交给振华鑫公司，资金来源为贺国荣代合伙体向他人所借款。一审判决却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岛法院）就甬宝乐公司与振华鑫公司、案外人董建英之间纠纷作出的（2018）鲁0211民初837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黄岛法院判决）为依据，回避了对上述410000元现金的认定问题，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在查明张晋红于2014年5月20日转账200000元至贺国荣账户的同时，却未对该200000元资金的来源作出认定。该200000元系经贺国荣妻子向朋友以月利率2%借得，再现金送到张晋红家，由张晋红将该款汇入贺国荣的账户；五、甬宝乐公司一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振华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建英分两次汇给贺国荣610000元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17日，至民法总则施行已超两年。因此，甬宝乐公司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 甬宝乐公司辩称：一、关于讼争事项所涉法律关系。1.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法院生效判决已明确甬宝乐公司与贺国荣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2.贺国荣认为“甬宝乐公司与贺国荣（合伙体）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甬宝乐公司为受托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并非合伙纠纷。只有当甬宝乐公司清理对外债权债务后，合伙人才能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利润或承担损失。贺国荣称甬宝乐公司的行为应视为三合伙人委托或借用甬宝乐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610000元及200000元款项。1.关于610000元款项，黄岛法院判决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2020）鲁02民终248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青岛中院判决）已作出认定，该610000元系支付给甬宝乐公司的款项，而非支付给贺国荣的借款或合伙款项。贺国荣仅提供了610000元款项的来源及支付流水的证据，未能提供其己支付410000元给振华鑫公司的证据，在贺国荣没有证据推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作出判决，没有任何错误。2.关于200000元，张晋红提供了汇款凭证及相关款项来源的证据。贺国荣仅提供了证人证言，明显违背常识和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一审法院在黄岛法院生效判决的基础上，并未将上述200000元以及贺国荣支付给张晋红的140000元认定为本案委托合同范围，由各方另行理直，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本案中并未约定贺国荣返还款项的期限，故诉讼时效应自甬宝乐公司要求贺国荣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甬宝乐公司在起诉振华鑫公司时，曾要求贺国荣提供其支付给振华鑫公司的款项凭证，但贺国荣拒绝提供。因此，黄岛法院判决认定610000元及相应利润系返还给甬宝乐公司，青岛中院判决维持该判决，至此才确认了相关款项的性质，甬宝乐公司方能确认权利义务受损的事实以及归还义务人，诉讼时效才开始计算。 郑亚玲述称同意贺国荣的上诉内容。 甬宝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贺国荣返还甬宝乐公司7188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7188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郑亚玲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1日，甬宝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晋红、贺国荣与案外人签订公司股东总则一份，约定张晋红持有甬宝乐公司40%的股份，贺国荣持有30%的股份，案外人持有30%的股份。2014年4月8日，甬宝乐公司与振华鑫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由甬宝乐公司为振华鑫公司垫资，该协议除由甬宝乐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张晋红签字外，贺国荣也在《合作协议》上签字确认。后双方发生纠纷，甬宝乐公司将振华鑫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建英诉至黄岛法院，请求振华鑫公司、董建英返还垫资款1065000元、相应利润85200元，合计1295875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振华鑫公司、董建英偿还本金600000元及相应的利润或利息。黄岛法院经审理认为，甬宝乐公司与振华鑫公司的《合作协议》实为借贷关系。该院查明：“自2014年4月18日起，甬宝乐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晋红或合同签订人贺国荣向振华鑫公司支付款项，相关款项除一笔240000元打给案外人孔全才外，其他均打款或现金支付给董建英”“自2015年5月22日始，振华鑫公司向甬宝乐公司偿还本金及相应利润，该宗还款有董建英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张晋红、贺国荣，并由张晋红、贺国荣出具收到条，收到条中均分列收到垫资款及利润的各自数额，至2017年9月28日，共偿还本金1490000元，利润112600元，以上合计1602600元”。该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甬宝乐公司自2014年4月18日至2015年8月2日，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晋红、合同签订人贺国荣等，以银行转账或现金形式共向振华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建英或其关系人支付1790000元，其中130000元系以现金形式分两次支付给董建英，董建英予以认可；有1220000元系由张晋红支付到董建英账户，……有200000元系张晋红先支付到贺国荣账户，后再由贺国荣存至董建英账户……”“……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9月28日，董建英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共向甬宝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晋红、合同签订人贺国荣偿还本金1490000元及利润112600元。虽然甬宝乐公司对上述款项打款给贺国荣的610000元不予认可，但该宗打款后的收到条系张晋红与贺国荣共同书写出具，且二人均为《合作协议》的原告方签订人，与前文同理，该款项应认定为振华鑫公司对甬宝乐公司借款本金的偿还”。该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8）鲁0211民初8370号民事判决。振华鑫公司、董建英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青岛中院，青岛中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鲁02民终24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中提到的610000元有两笔款项构成，第一笔为2015年7月20日，甬宝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晋红、贺国荣出具收条所载明的款项，该收条载明“今收董建英30万元〈叁拾万元〉垫资款8%提成，现金2万4千元〈贰万肆千元整〉”，该300000元为董建英汇款至贺国荣账户。第二笔为2015年8月17日甬宝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晋红、贺国荣出具的收条所载明的款项，该收条载明“今收董建英沙子垫资款31万元，利润8%计2万4千8佰元正”，其中310000元由董建英通过汇款方式支付至贺国荣账户。另查明：甬宝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晋红于2014年5月20日转账200000元至贺国荣账户，贺国荣于2015年2月12日转账140000元至张晋红账户。再查明：贺国荣与郑亚玲于1990年1月20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甬宝乐公司与振华鑫公司、董建英的纠纷，黄岛法院判决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青岛中院判决已查明甬宝乐公司支付至振华鑫公司的1790000元（其中有200000元由贺国荣支付至董建英账户，但系张晋红先支付到贺国荣账户）均是由甬宝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晋红以甬宝乐公司名义支付，而无贺国荣所陈述的、由其向董建英支付的410000元。黄岛法院判决将振华鑫公司支付至贺国荣的610000元认定为归还甬宝乐公司的款项，对甬宝乐公司请求贺国荣返还61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两份收条中所载的以现金支付的利润48800元，因该收条上由张晋红与贺国荣两人签字，甬宝乐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是由贺国荣领取了该款项，对于甬宝乐公司请求贺国荣返还利润488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甬宝乐公司请求郑亚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贺国荣收取该610000元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甬宝乐公司请求郑亚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予支持。至于甬宝乐公司主张的60000元（张晋红于2014年5月20日汇款200000元给贺国荣与贺国荣于2015年2月12日汇款140000元给张晋红的差额），该两笔款项是张晋红与贺国荣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并无证据表明张晋红收付款时系代表甬宝乐公司向贺国荣收付款，对两笔款项发生的法律原因，本案中不予审查。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算，振华鑫公司将610000元支付给贺国荣的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17日，但并未约定贺国荣返还该款项的期限，对于未约定期限的债权，诉讼时效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甬宝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郑亚玲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2日判决：一、贺国荣支付甬宝乐公司610000元及自2019年11月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甬宝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0988元，由甬宝乐公司负担1663元，贺国荣负担9325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振华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建英于2014年8月17日转账给贺国荣的300000元及2015年7月20日转账给贺国荣的310000元，均被黄岛法院判决及青岛中院判决认定为系振华鑫公司归还甬宝乐公司的款项，贺国荣虽主张其收取上述610000元系董建英返还由其经手借给振华鑫公司的合伙出借资金，并认为甬宝乐公司仅受张晋红、贺国荣及王其坤三人成立的合伙体的委托，以甬宝乐公司名义与振华鑫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甬宝乐公司无权要求合伙体向其“转交”本就属于合伙体的已收款项，并据此认为甬宝乐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但贺国荣没有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也没有确凿证据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院对贺国荣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甬宝乐公司系《合作协议》一方当事人，甬宝乐公司基于与振华鑫公司《合作协议》履行中振华鑫公司支付给甬宝乐公司的涉案610000元已由贺国荣收取的事实，诉请贺国荣返还该610000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振华鑫公司将610000元支付给贺国荣的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17日，但贺国荣应返还款项的期限没有约定，诉讼时效应自甬宝乐公司要求贺国荣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本案甬宝乐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贺国荣称甬宝乐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甬宝乐公司在《合作协议》履行中提供给振华鑫公司款项的来源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审查，并据此对贺国荣以甬宝乐公司在黄岛法院（2018）鲁0211民初8370号一案中“对甬宝乐公司在向振华鑫公司垫资中有410000元系贺国荣垫付的事实予以认可”为由，申请本院向黄岛法院调取该案案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贺国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88元，由上诉人贺国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