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13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金兰，女，196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梧州市长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长洲区红岭街道办事处龙新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兴龙办事处龙新村**。 代表人：邓立祺，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长洲区龙新村第四经济合作社，住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兴龙办事处龙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1450405MF1782547T。 法定代表人：邓立祺，理事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伟，广西正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金兰因与被上诉人梧州市长洲区红岭街道办事处龙新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新村四组”)、梧州市长洲区龙新村第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龙新村第四经合社”)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民初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金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金兰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历年所截留的征地补偿款、青苗款及其他款项794072.39元（具体按审计结果为准）。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一审出具的所有证据110页全部是复印件，其出示的证据中，只有第20页至36页看得清楚，其余74页证据全是黑纸一张，根本看不清影印的文字。一审判决却认可被上诉人的这种证据合法有效。2.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对被上诉人1999年至2019年的财务账目申请审计，一审法院接收上诉人提交的审计申请书时，表示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审计，但是最终没有送去审计，一审法院的解释是被上诉人的领导不同意审计。要查清被上诉人从1999年至2019年要支付多少集体分配款及征地补偿给上诉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被上诉人的财务进行审计。3.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依法把龙新村四组该分配给村民的款项都分配一份到上诉人手上？上诉人在一审诉状罗列了被上诉人分给其他村民的款项中却没有上诉人全家人领有该领取的款项，明显是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却认为被上诉人已全部依法分配给上诉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4.上诉人与陈彩珍明显是两个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起住的农户，但一审判决错误的将其统一为一户，被上诉人甚至错误的把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证书》发给陈彩珍，《股权证》又截留在被上诉人手中；另外，大量的证据证实，历年的征地补偿款由陈彩珍、邓金兰分别到被上诉人处领取，不应说邓金兰与陈彩珍为同一户，这明显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5.关于2012年3月20日的“协议”问题。上诉人在协议书中承诺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2012年3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后，双方达成协议，就是把2.5份承包地作为上诉人户三人的承包土地份额，这与陈彩珍无关，上诉人一直是3口之家，按老规矩，1984年以当时粮菜挂钩，覃亚五只领半分田、地，后被上诉人硬把邓金兰一人并入陈彩珍户，形成邓金兰是陈彩珍户成员，变相完全消失了邓金兰户的邓金莲、覃亚五两人。其实，是被上诉人自己推翻协议，重新“调整”陈彩珍户在被上诉人领取的4份承包地，调整处理陈彩珍4份，认定邓金兰原领取的三份土地是记在覃亚五户，覃亚五户死亡后，该土地仍属邓金兰户。但该三份土地被征收后，至今未获得补偿。被上诉人向陈彩珍发放征地补偿款问题。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只发放一份征地补偿款给陈彩珍，这是其应得的份额，但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硬把陈彩珍并入上诉人户是有意扰乱视听，分散他人注意力。上诉人三份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被截留，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事实，实际上，上诉人既没有与陈彩珍同过一户，更没有与陈彩珍同户后又分户的事实。6.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上诉人户（3人）原来所有土地是0.843亩，现被上诉人把陈彩珍加入上诉人户后，承包地总面积仍然是0.843亩，所以陈彩珍并没有带土地入在上诉人户，现登记在陈彩珍名下的土地（水田、菜地）共有3.869亩。可见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一审判决所谓“以协议”为依据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把所有的林地认定为14.4亩，现被征收的总面积是432亩，两者相差巨大，只能待审计之后得出答案。现一审判决把上诉人的承包地份额分给陈彩珍是认定事实不清。既然陈彩珍没有与上诉人同户，在1999年更无资格代表上诉人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证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龙新村四组、龙新村第四经合社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之处，请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1.关于本案的证据材料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是由长洲区龙新村委复印后提供的，由于部分证据是采用拍照后打印、复印，存在证据不清晰的现象，但完全可以辨认证据的内容。该部分证据的内容是被上诉人的部分年度分配的相关资料，证明被上诉人分配行为的程序合法等事实，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夸张事实。2.上诉人原在陈彩珍户内领取了承包土地的事实客观存在。龙新村四组于1999年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管工作，村民陈彩珍为户主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第二轮的土地延包合同，并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为陈彩珍户内的家庭人口，参与承包土地，上诉人每年的分红由陈彩珍领取，直至2012年3月，因上诉人与陈彩珍发生纠纷，经龙新村委等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确认陈彩珍名义下的两份半集体收益中上诉人占一份。之后，被上诉人每年向上诉人发放分红所得。3.被上诉人不存在截留上诉人征地补偿分配款的事实。2000年至2012年期间，村民小组向村民分红都采取组集体会议讨论决定分红后向管理财务的龙新村委请示，经批准后向每户发放的方式实施。上诉人因属于陈彩珍户，每年的分红由陈彩珍领取或上诉人领取。被上诉人龙新村四组、龙新村第四经合社成立后，确认了上诉人为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年参加分配。为此，被上诉人没有截留上诉人应得的分红款项。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邓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历年所截留的征地补偿分配款人民币1009057.30元；2.责令被告依法向原告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及《股权证》；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历年所截留的征地补偿款、青苗款、其他款项共794072.3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是龙新村**的村民，原告的大嫂陈彩珍于1983年1月14日迁出其原户籍广西苍梧县林水乡四合村上仕**，迁入梧州市郊区龙新大队。1985年被告龙新村四组按照国家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土地分产到户。在贯彻落实延长土地承包期政策时，1999年12月31日被告与陈彩珍签订一份《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山林承包合同书》，将集体所有的菜地0.34亩，水田0.503亩、松林0.4亩(座落于官圹儿、金牙冲各0.2亩)发包给以陈彩珍为户主的家庭承包。龙新村四组集体山林、土地承包登记表显示陈彩珍户的承包土地总面积为0.843亩、承包山林总面积0.4亩，上轮承包人口4人，现有承包人口4人。2012年龙新村四组推行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成立了龙新村第四经合社，向原告发放了股权证，确认原告享有资源股和物业股各一股。 对原告上访提出的承包土地问题，2012年3月20日长洲区纪委张海波，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潘兰，兴龙办事处黄文钦、黎敏兰，龙新村民委员会村委李海文、钟金旺，龙新村四组新旧队长邓立祺、黄翠敏在龙新村民委员会召开了协调会，该会议弄清楚原告的土地份额入在其大嫂陈彩珍名下，两人就土地分配达成如下协议：龙新村四组以前和以后凡是按土地分配的集体收益在陈彩珍名额中两份半其中邓金兰占一份。原告和陈彩珍在该次会议达成的协议书上签名。 2000年1月被告申请在提取补偿款总额192.1万元的30%即57.6万元为1999年的年终分配，余下的分配方案为：先扣除承包鱼塘的青苗补偿费、各户竹林以及被征用户自留地青苗补偿费外，其余部分的20%按征用各承包户的土地面积计算，30%按本组的人口计算。即菜地18663元/亩，人口727元/人，自留地20925元/亩，原告领取了人口补偿727元，陈彩珍领取了10143元。 2003年1月被告提取部分存款补助村民安排春节生活，补助标准为：16周岁以上为劳动力每人400元，16周岁以下为小孩每人200元。原告领取了400元，陈彩珍领取1200元。 2003年年终分配方案为：16岁以上500元/人，16岁以下250元/人，原告领取了500元，陈彩珍领取了1500元，同时还领取了0.94亩水田分配款383.7元。 被告对2005年旧猪栏、旧牛栏拍卖所得款6.1万元提取1万元后对余下5.1万元进行分配，方案为：劳动力300元/人，小孩200元/人。原告领取300元，陈彩珍领取1100元。2005年年终分配安置方案为：劳动力500元/人，小孩250元/人，原告领取了500元，陈彩珍领取了1750元。 2006年1月被告对发包2004年至2005年金牙冲鱼塘收取的承包金6000元，提取10%作为集体公共积累后，余下5400元按田亩数发放给村民，即183.67元/亩标准分配。陈彩珍按0.94亩面积领取了173元。 2007年年终分配方案为：发包上交收入7110元，集体积累7010元，支出管理费13200元，农户分配56900元，按劳力、人口田亩分配。原告领取了230元，陈彩珍领取了1021元。 2008年、2009年年终分配安置费及租金方案为：大人5500元，小孩3000元。原告的5500元由邓丽飞代领，陈彩珍领取了22000元。 2010年终分配安置费及租金方案为：大人6000元，小孩3000元；陈彩珍领取了其户4人分配款2.4万元，原告的6000元由陈彩珍进行了签名。陈彩珍还另外领取了金牙冲鱼塘青苗、承包金分配款1273元。 2011年1月被告对2008年被征用的平地冲竹林地坭竹98棵补偿款8440元(每棵补偿青苗80元，大竹4棵，每棵补偿150元)进行分配，陈彩珍领取了5棵坭竹补偿款400元。 2012年1月10日被告龙新村第四经合社对被征用平地冲、针牙冲、三朝尾山头和旱田安置、青苗补偿费分配方案为：16岁以上每人11000元、未满16岁每人5500元，共计1938750元。田亩分配每亩15600元共17.015亩，共265433元。原告领取了11000元，陈彩珍领取了51847元。 2013年年终分配方案为：2000元/股，16岁以下为半股，原告领取了土地股、人口股共4000元。2014年年终分配方案为：4600元/股，16岁以下为半股，原告领取了土地股、人口股共9200元。2015年年终分配方案为：1000元/股，原告领取了2000元。2016年年终分配方案为450元/股，原告领取了900元。2017年年终分配方案为480元/股，原告领取了960元。2018年年终分配方案为1000元/股，原告领取了2000元。 另被告在2001年分给原告580元、陈彩珍1740元，被告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共分给原告款项合计48797元，陈彩珍141590.70元(其中17513.3元为征地补偿款)。被告每年的分配方案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公开上墙后，将分配方案报龙新村民委员会、梧州市长洲区兴龙办事处审批，并报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审核同意后再向每户发放分红。 另2000年至2016年被告龙新村四组被征用土地共获得征地总收入为21491441.33元，其中2000年至2005年分别获得的征地款为900000元、509474元、502709.5元、225213元、1099031.1元、80000元，2008年至2011年获得征地款2748386.74元、3373494.91元、623718.65元、5747513.46元。2014年、2016年获得的征地款为4771993.47元、909906.5元。同时另有发包收入（租金收入）2350357.16元，其他收入915960.1元、押金收入298000.16元，被告已经进行年终分配1774726.76元，分配了征地青苗、安置费9616171.18元，支出10473116.16元建楼、仓库，回留地开发费708799.38元，支出61766元修路，其他支出239853.1元，石墙支出121291.93元，退押金5万元。覃亚五的分配款17206元因涉及到继承的问题被告未进行发放。原告认为被告在2008年至2012年对获得的征地补偿款没有足额发放，存在截留，多次向长洲区信访局、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信访，并对调查的结果不服，要求被告支付截留的款项，发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覃亚五的股权证未果，向本院起诉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存在截留原告征地补偿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故前述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是对经由征收消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民集体,据此,土地补偿费的受益主体也只能是农民集体。只要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就应具有相应的分配权。但土地补偿费的具体分配方案,除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外,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具体如何分配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即土地补偿费的具体分配方案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范畴,只要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依照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形成的决议,即为合法的决议,全体村民和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均应执行。 本案中,被告在收到征地补偿款后，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根据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居住、生产及生活等状况,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并平衡各方利益后,作出相应的分配方案，经村民大会讨论公开上墙后，将分配方案报龙新村民委员会、梧州市长洲区兴龙办事处审批，并报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审核同意，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在制定分配方案的过程中违反了民主议定的程序,故被告在2000年至2018年作出的集体分配方案为合法的村民组织自治决议。 本案原告的户籍和陈彩珍的户籍登记虽然分户，但1985年被告落实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包括原告与陈彩珍在内的4人共分得承包地0.843亩。第二轮承包延包时，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重新由被告与承包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陈彩珍与被告签订了该0.843亩《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0.4亩的《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山林承包合同书》，并由陈彩珍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承包经营权证》,但该0.843亩、0.4亩仍然属于原一轮承包时4人的土地、山林。而2012年3月20日长洲区纪委张海波，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潘兰，兴龙办事处黄文钦、黎敏兰，龙新村民委员会村委李海文、钟金旺，龙新村四组新旧队长邓立祺、黄翠敏在龙新村民委员会召开了协调会，该会议明确了原告的土地份额入在其大嫂陈彩珍名下，陈彩珍作为户的代表已经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户承包的土地为0.843亩，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承包土地的具体亩数，因此原告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已经将征地补偿款发放给陈彩珍，被告并不存在截留原告的征地补偿款。2012年起被告对其他收入进行分配时，也没有剥夺原告、邓金莲、覃亚五参与分配的权利，并分配了款项。邓金莲没有授权原告代其主张权益，覃亚五的分配款项涉及到其继承人之间的继承分配问题，被告在原告等继承人未达成协议前，暂时不予分配，符合规定。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截留，其要求被告支付截留的征地补偿分配款794072.39元，尤其是2008年被告被征用的坭竹仅有98棵，原告要求按3747棵对其进行补偿，明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彩珍作为代表领取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其与陈彩珍的内部分配问题，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地承包经营权证》、覃亚五的《股权证》问题。1985年，被告按照国家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土地分产到户。1999年在延长土地承包时，陈彩珍作为家庭联产承包户的代表，与被告签订了《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覃亚五等人对承包证上记载的地块、山林具有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畴，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原告要求被告发给覃亚五《股权证》，该请求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重大事项，关乎各成员的切身利益，属于村民自治事项范畴；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畴，对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金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41元(原告已预交13981元)，由原告邓金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陈彩珍户口簿及派出所证明，拟证明婚述内容。2.近年片地总收入及分配，拟证明征地总面积及总收入和分配总额分配。3.上诉人反映其户面积与延包面积不等及调处意见，拟证明按田亩分配、按劳动力分配。4.原三人历年分配调查及分配情况，拟证明原三人覃亚五、邓金莲、邓金兰三人领取集体收益分配，按三人的田地及林地、山林登记在陈彩珍名下无补偿。5.原姓地份，拟证明陈彩珍原始4份。6.按田亩分配表，拟证明陈彩珍分配的一份承包地。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截留款项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是上诉人与其家庭的分配情况，由于上诉人因为家庭纠纷，所以不能证实上诉人拟证明的目的。对证据5，不能证明上诉人的拟证明目的。对证据6，不能证明上诉人拟证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被上诉人也认可其三性，本院对其予以采纳，并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4，分配表为上诉人自行制作，不具有公信力，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被上诉人也没有认可，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5和证据6中旱田加针牙冲分配表，一审阶段双方已进行过质证，本院不再作认定。对证据6中陈彩珍户领取按地亩分所得款表格，该表格为上诉人自行制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截留上诉人征地补偿款、青苗款的行为。2.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征地补偿款、青苗款共794072.39元。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截留上诉人征地补偿款、青苗款行为的问题。1983年1月14日陈彩珍迁入梧州市郊区龙新大队。1999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与作为户主的陈彩珍签订了一份《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山林承包合同书》，被上诉人将集体所有的菜地0.34亩，水田0.503亩、松林0.4亩（座落于官圹儿、金牙冲各0.2亩)发包给以陈彩珍为户主的家庭承包。2012年3月20日长洲区纪委张海波，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潘兰，兴龙办事处黄文钦、黎敏兰，龙新村民委员会村委李海文、钟金旺，龙新村四组新旧队长邓立祺、黄翠敏在龙新村民委员会召开了协调会，该会议弄清楚上诉人的土地份额入在其大嫂陈彩珍名下，两人就土地分配达成如下协议：龙新村四组以前和以后凡是按土地分配的集体收益在陈彩珍名额中两份半其中邓金兰占一份。邓金兰和陈彩珍在该次会议达成的协议书上签名。邓金兰结婚后并没有将户口迁出，但其承包土地份额由陈彩珍户进行承包，被上诉人已将陈彩珍户征地补偿款发放给陈彩珍户，已由陈彩珍代为领取。青苗补偿款也已按分配方案将款项发放给上诉人及陈彩珍，被上诉人不存在截留青苗补偿款的行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梧州市郊区农村集体山林承包合同书》，其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本人发放征地补偿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2012年协调会议召开后，被上诉人已将分配确认的款项发放给上诉人及陈彩珍户，没有剥夺上诉人参与分配的权利。故被上诉人不存在截留上诉人征地补偿款、青苗款的行为。 关于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征地补偿款、青苗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具体分配方案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范畴，被上诉人的分配方案经村民大会讨论上墙公示后，将分配方案报龙新村民委员会、梧州市长洲区兴龙办事处审批，并报梧州市长洲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站审核同意，上诉人已经领取了被上诉人按照分配方案分配的青苗补偿费及其他款项，视为上诉人已认可被上诉人的分配方案。现上诉人否认领取分配方案确认的款项没有事实依据，故现上诉人主张要求对1999年至2019年被上诉人的集体分配款及征地补偿款进行审计，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不存在截留上诉人征地补偿款、青苗款的行为，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青苗款的依据，故被上诉人不应向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青苗款共794072.39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金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1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邓金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邓振裕 书 记 员 陈志恒 书 记 员 曾 茵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