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3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200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法定代理人：胡某（王某之母），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风堂，男，194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迟淑芳，女，194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敬磊静，山东光之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某2，女，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岗，山东建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绍密，女，198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经济开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丰东，男，197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佳琳，女，200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法定代理人：孙某2（孙佳琳之母），住山东省平度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200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法定代理人：孙某2（孙某1之母），住山东省平度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占丽，女，197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宝杰，山东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度市昊迪兴隆装饰材料店，住所地平度市开发区三城路**。 经营者：李丙辉，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华，山东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与上诉人孙某2与上诉人李绍密、杨丰东与被上诉人孙佳琳、孙某1、被上诉人孙占丽、被上诉人平度市昊迪兴隆装饰材料店（以下简称装饰材料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6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改判四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38978.3元，比一审增加471821.86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本案李绍密、杨丰东与装饰材料店、孙占丽之间系承揽关系，装饰材料店、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系雇佣关系。首先，依据李绍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李绍密、杨丰东将楼房装修工程(含楼梯安装)以10万元的价格大包给装饰材料店，孙占丽是以装饰材料店老板的身份在材料店办公室与其协商的装修事宜，当时装修店的实际老板也在场，楼房钥匙交给了孙占丽，由孙占丽具体负责安排装修事宜，且孙占丽的微信昵称系“孙俪吴迪门业”，装饰材料店默许孙占丽使用此微信名称且孙占丽在其店内以老板的身份与李绍密洽谈业务,装饰材料店未提出异议，其行为足以认定系对孙占丽为其材料店工作人员这一身份的认可。另外，孙占丽的父亲孙永昇于事故发生当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称，女儿孙占丽在平度市家装修店里干活，孙永昇所述的孙占丽的打工地址与装饰材料店的地址完全吻合。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李绍密、杨丰东与装饰材料店、孙占丽之间是楼房装修承揽关系。其次，孙某2在事故发生当天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述，孙占丽揽活后他们(即孙某2、王春武)帮她干，按天算钱，孙占丽给工钱。而孙某2在庭审中及庭审前的录音中又改了说辞，称与孙占丽之间非雇佣而是承揽关系，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虚假的。上诉人认为，应当采信孙某2于事故发生当天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理由如下：孙某2与孙占丽系姐妹关系，在上诉人提出诉讼之后，孙某2为了减少孙占丽的赔偿责任竟在庭审中撒谎，王春武生前明明居住在平度市区，其确称王春武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农村老家，其目的非常显然，就是为了让王春武的各项赔偿均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这样其妹妹孙占丽承担的赔偿金额就会少很多，凭此一点就足以否定孙某2在庭审中所述的承揽关系，结合以上事实，孙占丽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录音自然也是为了逃避自身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提前与孙某2编排的录音内容而录制的，意外保险不会因雇佣关系或承揽关系而多赔或少赔，在第一次拨打报案电话时，保险公司更不会告知何种关系会多赔或少赔，因此孙某2称为了保险公司赔的更多而在公安机关撒谎的说辞不具有合理性，对此说辞不应被采纳。而在事故发生当天，孙某2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内容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且孙占丽及装饰材料店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与王春武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孙某2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应当予以采信。另外，工人欧某、唐某仅是王春武找的干活的工人，他们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安装楼梯，相反他们都知道孙占丽是干装修的，孙占丽有活就让王春武找人干，王春武给其发工资存在代发的可能性，因此不能证明他们是王春武雇佣的工人，他们的证言更不能证明王春武与孙占丽之间系承揽关系。综上，通过整个案件事实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出，孙占丽虽然是装饰材料店的工作人员，但涉案工程是孙占丽与装饰材料店达成合意共同承揽的，因为孙占丽在装修公司工作多年已积累了一定的装修工作经验，在王春武事发前孙占丽已经在筹备自己成立装修公司，门市房都已经选好，具有多年装修技术的姐夫就成了她雇佣负责具体施工的首要人选，同时有她的姐姐孙某2及父亲参与帮忙，其报酬当然是由孙占丽决定和发放，如此孙某2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及孙占丽给孙某2的转账就可以说通。虽然安装楼梯用的起重设备是王春武购买的，但这仅为王春武购买的干活工具而己，为了方便干活省力罢了，在很多的雇佣关系中都会约定自带工具的劳务，因此不能因为自带工具就认定为承揽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错误，王春武与孙占丽、装饰材料店之间应为雇佣关系。第二、关于各方的责任承担与责任比例。孙占丽以装饰材料店的名义承揽工程，并且在店内协商装修事宜，装饰材料店对此明知且认可，因此应当认定孙占丽、装饰材料店都是李绍密楼房装修工程的承揽人，二被上诉人共同雇佣王春武干活，应当共同对王春武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李绍密的楼房没有安装楼梯的设计要求，李绍密擅自改造楼房结构，改装安装楼梯，且在六楼阳台处吊装楼梯，属于高空作业，孙占丽、装饰材料店均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因此，李绍密违规改造楼房结构，擅自改造安装楼梯，并发包给没有安全生产条件的孙占丽、装饰材料店，应当与孙占丽、装饰材料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春武自己购买吊装设备，对吊装设备的性能没有完全了解，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可以自己承担40%的责任。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孙占丽、装饰材料店承担60%的责任即768978.30元，李绍密、杨丰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孙佳琳、孙某1与王春武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不当，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王春武与孙某2于201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结婚时孙佳琳年满17周岁、孙某1年满10周岁，2018年11月7日王春武死亡，王春武与孙某2自登记结婚至死亡的时间不足一年，而且孙某2在庭审中自称王春武一直居住在农村老家，她在平度生活，根据孙某2的自述，不能证明王春武在生前与孙佳琳、孙某1一起生活，孙某2也未提交王春武生前向孙佳琳、孙某1支付抚养费的凭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应当予以撤销，孙佳琳、孙某1无权在本案中要求继承更无权获得赔偿。第四、一审案件程序违法，应当依法发回重审。首先，王春武与孙某2于201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因此孙某2系王春武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一审在庭审中对其作出释明，告知孙某2在本案中应当作为原告参加共同诉讼，让其选择诉讼地位，孙某2在庭审中明确表明要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仍然将孙某2列为第三人让其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其次，孙佳琳、孙某1在一审中虽然要求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但未提出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在原告未诉请的情况下判决被告支付孙佳琳、孙某1的抚养费，且确认的总金额超出了上诉人在起诉时确定的总金额，但一审法院并未要求孙佳琳、孙某1补缴诉讼费直接作出了判决，一审法院很明显存在故意偏袒孙某2、孙占丽的行为。孙某2为了维护妹妹孙占丽的利益，不惜损失自己及上诉人的权益，与孙占丽相互串通硬将雇佣关系改口为承揽关系，谎称王春武在农村居住，而且将个两个孩子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其目的很显然，第一为了以原告的身份主张与孙占丽的承揽关系，第二为了以继承人的身份分得本应由上诉人所得的死亡赔偿金，这样一来孙占丽本应承担的10%赔偿责任全部由孙某2及两个孩子继承回去，而且还多得了抚养费，孙某2与孙占丽导演的这出戏使其成为了案件的最大受益者。结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依法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一审认定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系承揽关系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李绍密、杨丰东辩称，楼房原本就预留了通道口，且在通道口下架设有铁质攀梯，供居民攀登到达楼顶与阁楼。我方为方便居民使用，故将该预留通道口略微拓宽，并架设楼梯，该变动并未改变房屋原设计，一审法院认定五楼与阁楼之间未安装楼梯亦未预留通道口事实有误。我方并非占用共用通道，亦未改变房屋原本设计，我方本身并不存在作为定作人对定作和指示安装楼梯方面的过失。 孙占丽辩称，一审对我方判决正确。 装饰材料店辩称，一、李绍密、杨丰东与装饰材料店之间没有承揽关系，上诉人所谓上诉的事实理由毫无根据。1、上诉人称李绍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实了李、杨二人将涉案工程以10万元价格大包给装饰材料店，证实了孙占丽与李绍密在装饰材料店谈装修事宜时装饰材料店老板在现场并默许孙占丽以材料店老板身份与李绍密谈装修事宜。上诉人这是在捏造事实，李绍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没有证明其将涉案工程以10万元的价格大包给装饰材料店，更没有证明材料店老板在他们的谈判现场并默许孙占丽以材料店老板的身份与李绍密协商装修事宜。材料店老板和员工不认识李、杨二人，在装饰材料店被卷入该案后，有员工回忆起孙占丽曾经带人来选购过装饰材料，只是没有选中。至于他们在选购过程中是否谈及装修事宜，材料店员工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孙占丽是否以材料店老板身份与李绍密谈装修事宜。材料店老板至今都不认识李绍密，更谈不上材料店老板当时在他们的谈判现场并默许孙占丽以材料店老板身份与李绍密谈装修事宜。上诉人企图让装饰材料店承担责任，可谓是处心积虑，不惜捏造事实。2、孙占丽的微信名是“孙俪昊迪门业”，是孙占丽为自己虚拟的昵称，对于孙占丽是否用此微信名联系装修业务，材料店并不知情。上诉人以昵称中有“昊迪”二字来推断孙占丽是材料店的员工或老板于理不通，于法无据。3、公安资料显示孙永昇是孙占丽的父亲，已经70多岁。他在公安机关陈述说“孙占丽是在平度市家装饰店干，具体是哪个店不清楚”。上诉人因此就诉称孙占丽打工地址与被上诉人材料店的地址吻合，这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想，毫无根据。孙占锋与孙占丽是姐妹关系，孙占丽与孙占锋、王春武夫妻二人常有合作关系，孙占锋对孙占丽的情况比较了解，孙占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孙占丽自己揽活干，揽活后又包给他们干”，证明了孙占丽自己独立经营，并非装饰材料店员工。4、上诉人既主张孙占丽是装饰材料店的工作人员，又主张孙占丽和装饰材料店共同承揽涉案工程，这两种主张既没有事实依据又相互矛盾，反应了上诉人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为了拉上装饰材料店承担责任而产生的矛盾心理。二、装饰材料店与王春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雇佣关系。公安机关的材料证明王春武是由孙占丽选任的，孙占丽将涉案工程交由王春武来完成，王春武承接工程后，自己购买楼梯和安装工具，并雇佣了欧某、唐某等人施工。欧某、唐某等施工人员的工资由王春武支出。这些事实只能证明了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形成了承揽关系。而，这些事实在案发前装饰材料店毫不知情。上诉人称装饰材料店与王春武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毫无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材料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孙某2辩称，孙占丽与王春武是承揽关系。除一审认定我方诉讼地位有误之外，我方认可一审判决。 孙绍密、杨丰东上诉人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死者王春武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并非王春武的定作人，一审认定上诉人系王春武的定作人不当。2、死者王春武的死亡结果与上诉人的定作行为无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将普通家庭装修工程交由孙占丽的装饰材料店独立完成，上诉人未对施工过程进行任何指示，双方承揽合同的标的物位于楼内及室内，毫无人身危险性，上诉人对孙占丽的转包行为亦毫不知情，上诉人对王春武的死亡结果更是既无定作、选任、指示主观过错，又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王春武的死亡完全系由孙占丽违法转包的选任指示过失与死者违反操作规程、偷工减料、盲目蛮干导致。在本案中，上诉人装修工期延误，支付的劳务费用至今没有返还，亡人事件也对上诉人居住心理上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上诉人也是此事件的受害人，上诉人保留向有关人员追究责任的权利。3、一审认定死者系城镇居民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镇。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上诉人行为不符合法律上的侵权要件，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判决上诉人对王春武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纠正。 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辩称，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预留通道口，无论从5楼平台作业还是室内作业，作业基准高度均超过2米，属于高空作业，对于承包人应当具有操作资质。无论从定做和指示方面还是违法发包均承担法律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孙占丽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应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 装饰材料店辩称，对现场不清楚，不发表意见。 孙某2辩称，一审对李绍密、杨丰东判决正确。 孙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二项，改判上诉人依法享有总赔偿款267156.44元的应得份额。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第三人，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与死者王春武系2017年11月23日结婚，共同生活到2018年11月7日，直到王春武死亡。根据我国继承法之规定，上诉人为王春武的合法继承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过自己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为第三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上诉人应该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并享有原告应得的权益，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该予以纠正。二、一审未判决上诉人享有赔偿款的应得份额，也是错误的。本案中，死者王春武应该有六个合法继承人，分别是其父母王风堂和迟淑芳，与前妻胡某所生的孩子王某，还有就是上诉人孙占锋和两个孩子孙佳琳和孙某1。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之外的五个继承人都享有赔偿金的份额，唯独将上诉人排除在外，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上诉人作为王春武的合法继承人，应该享有赔偿款的应得份额。综上，希二审法院能够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辩称，孙某2一审未主张分配份额，其无权二审提出该请求。孙佳琳和孙某1的赡养费一审未诉请，一审超范围审理，应当改判。 李绍密、杨丰东辩称，与我方无关。 孙占丽辩称，与我方无关。 装饰材料店辩称，与我方无关。 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4395.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王某32890元、王风堂54816.67元、迟淑芳76743.33元，合计1281630.5元，四被告负担70%，计897141.35元。事实和理由：被告李绍密、被告杨丰东将位于平度市户的外置楼梯安装工程承包给没有安装资质的被告装饰材料店和被告孙占丽，被告装饰材料店和被告孙占丽雇佣王春武等人施工。2018年11月7日在吊装楼梯过程中，王春武从楼上摔下死亡。原告认为，四被告对王春武的死亡均负有赔偿责任。 孙佳琳、孙某1向一审法院共同诉称，王春武与孙某2于201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两人结婚时孙佳琳17岁且是智障三级，孙某110岁，孙佳琳、孙某1均一直由王春武、孙某2抚养，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如果被告对王春武的死亡能承担赔偿责任，两原告享有赔偿款或者补偿款的法定份额。另外，两原告认为，孙占丽与王春武系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王春武的死亡与孙占丽无关。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如下：1.王春武死亡医学证明，2.平度市村民委员会2019年5月26日出具的王春武家庭成员证明，3.王春武与胡某离婚协议书，4.平度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询问笔录六份，5.平度市昊迪兴隆装饰材料店及平度市乐食园快餐店的工商登记材料，6.王春武与孙某2的结婚登记证，7.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屏复印件，8、证人唐某、欧某出庭所作的陈述，9、李绍密与孙占丽之间的聊天记录截屏复印件。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被告孙占丽提供其与孙某2之间的通话录音及整理的笔录以及与王春武微信语音聊天的光盘及笔录，证明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是包工包料的承揽合同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被告孙占丽要求王春武现场制作组装楼梯，而不是购买完整的楼梯吊装。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孙某2与孙占丽之间系亲姊妹，存在利害关系，王春武已经死亡，无法核实其语音聊天的真实性。其他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第三人孙某2提交王春武的记账簿、账单及对涉案工程所作的预算，证明王春武除承揽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外，还承揽了其他工程，不仅给孙占丽干，还给其他人干。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的主张。其他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供上述有争议证据的认定意见和理由如下:孙某2与孙占丽系亲姊妹关系，通话的双方只有孙占丽与孙某2，孙某2对通话录音及整理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一起分析认定。其他当事人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但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抗辩，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一起分析认定。原告王风堂与原告迟淑芳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王春民，次子王春武，长女王春娟。2001年11月9日王春武与胡某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3月9日生育原告王某，2014年11月10日胡某与王春武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王某由胡某抚养。1999年1月孙某2与孙玉冲结婚，后婚于2000年12月28日生育孙佳琳、2007年11月15日生育孙某1，2014年10月孙玉冲因交通事故死亡，孙佳琳是智障三级残疾人，孙玉冲死亡后，孙佳琳和孙某1均由孙某2抚养。2017年11月23日孙某2与王春武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孙佳琳和孙某1随王春武、孙某2一起生活。孙某2系孙永昇的长女，孙占丽系孙永昇次女。被告李绍密与被告杨丰东系夫妻关系，也是位于平度市户房屋的业主，该房屋五楼以上有一层阁楼，但是五楼与阁楼之间既无楼梯链接，亦未预留上下通道口。2018年10月份经中间人刘雪介绍孙占丽与李绍密认识，李绍密将涉案房屋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发包给孙占丽，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孙占丽将其中的改水电及安装楼梯工程转包给被害人王春武施工，改水电项目已经完成。被告李绍密、杨丰东要求在公用楼梯通道内安装一架楼梯通往阁楼，因五楼与阁楼之间未预留通道口，王春武即将五楼顶部楼板切割开一长方形通道口，并购买了一架废旧铁梯子。王春武经常雇佣唐某与其一起施工，每天支付劳动报酬200元。2018年11月7日上午8时许王春武、孙永昇、孙某2、唐某及欧某到达事故现场，王春武将小型起重机固定在阁楼阳台上后，王春武、欧某、唐某三人来到楼下，将铁制楼梯抬到升降机平台上，孙永昇与欧某在楼下掌握平衡，王春武到楼上控制升降机开关，吊装过程中因楼梯超重升降机被拽了下去，导致王春武从楼上摔下死亡，王春武从楼上摔下的时间是上午十时许。李绍密于2018年11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孙占丽3000元，11月6日又支付给孙占丽5000元。2018年11月7日上午08:52孙占丽通过微信转账给王春武5000元。事发后各方当事人因赔偿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王某、原告王风堂、原告迟淑芳主张，王春武系高空作业坠楼死亡，为安全生产事故。被告孙占丽与王春武系雇佣关系，孙占丽系雇主，王春武系提供劳务者，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绍密和杨丰东将安装楼梯的业务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被告孙占丽，明知存在安全隐患，未尽到指示和保障义务，应当与孙占丽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孙占丽和被告装饰材料店共同承包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被告孙占丽与被告装饰材料店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主张的具体损失数额为：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丧葬费34395.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王某49335元、王风堂54816.67元、迟淑芳76743.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1281630.5元，要求赔偿其中的70%，即897141.35元。原告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认为，王春武自2010年开始在同和街道办事处经营快餐店，2015年与孙某2相识并同居后从事装饰装修业务，一直在城镇居住，因此，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各项赔偿数额。四被告共同主张，快餐店经营期限截止到2013年4月5日届满，因此，不能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第三人孙某2称，与王春武登记结婚后，王春武经常居住地在平度市，有装修工程时偶尔在城里居住。被告李绍密、被告杨丰东主张，孙某2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称，“我们不与房东联系，孙占丽和房东谈的”，可以证明涉案的工程由被告孙占丽独立完成，我们与王春武之间无合同关系；而且，从事居民住宅装饰装修的人员无需施工资质，我们已经将装饰装修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大包给了被告孙占丽，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没有向施工人员作任何指示，在选任、定作过程中亦无过失，因此，对于王春武的死亡无任何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孙占丽主张，2019年8月23日孙占丽与孙某2的通话录音中孙某2称，因孙某2给王春武投保一份意外保险，为了能够多理赔点保险金，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作了虚假陈述。实际是孙占丽介绍给王春武的工程都是包工包料，涉案工程的改水电及安装楼梯项目都是按照包工包料计算价款，并已将款项支付给了王春武。另外，从第三人提供王春武的记账簿和账单可以看出，王春武不仅承接我介绍的工程项目，还承接其他人介绍的改水电项目，说明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证人唐某和欧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一审法院庭审出庭作证时均称，王春武是包工头，唐某和欧某是雇工，可以证明王春武承接工程后自己雇佣工人独立完成工程项目；孙永昇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称吊装楼梯的升降机是王春武自己购买，证人孙某3出庭作证时称，发生事故的铁梯子是王春武购买的废品，说明王春武使用的工具设备是自己购买，对涉案楼梯的制作和安装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被告装饰材料店主张，我店的负责人是李琼琼，孙占丽既不是我店的老板也不是我店的职工，而且，孙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她没有店面，她是自己揽活干”，可以进一步证实，孙占丽承揽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与我公司无关，对于王春武的死亡我店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孙占丽和被告装饰材料店共同承包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存在如下情形的，应认定为属于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1）提供劳务一方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不以接受劳务一方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2）提供劳务一方未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管理，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3）提供劳务一方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本案被告李绍密、杨丰东将房屋装修工程（包括安装楼梯）发包给被告孙占丽，被告孙占丽以完成装饰装修为工作成果，因此，被告李绍密、杨丰东与孙占丽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孙某2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称“孙占丽揽活后，我们就帮着她干，按天算钱，她给工钱”，在与孙占丽的录音中称“孙占丽将安装楼梯包工包料5000元给王春武”，其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王春武除了承揽孙占丽介绍的工程项目外，还承揽其他工程，雇佣唐某一年多的时间。孙占丽承揽到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后，将其中的改水电和安装楼梯项目分包给王春武施工，王春武自行开挖通往阁楼的楼梯口，购买了孙某3的废旧楼梯，使用自己购买的起重设备，雇佣欧某、唐某及孙永昇从楼下往楼上起吊楼梯；一审法院认为，王春武安装楼梯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其并非以孙占丽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也未受孙占丽的指挥、管理，孙占丽对王春武并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在开挖楼梯通道口、购买、吊装楼梯的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除承揽孙占丽介绍的工程外，还承揽其他工程，因此，在人身方面又对孙占丽没有依赖，且还自己花钱雇佣他人帮工，完成涉案工程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安装楼梯为工作成果，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涉案的房屋设计建造时五楼与阁楼之间既未安装楼梯亦未预留通道口，被告李绍密、被告杨丰东改变原设计占用公用通道安装通往阁楼的楼梯，其作为定作人对定作和指示安装楼梯存在过失，应当对王春武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孙占丽承揽到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后将其中制作安装楼梯的项目分包给王春武施工，却没有对王春武的专业技术能力、工具设备的性能进行全面的了解，导致事故发生，被告孙占丽在选任承揽人方面存在过失，应当对王春武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王春武对用起重机起吊楼梯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足够重视，疏忽大意，未尽到审慎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孙占丽与被告装饰材料店共同承包涉案的工程，被告孙占丽与被告装饰材料店均不认可，原告又无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装饰材料店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并比较受害人及被告李绍密、杨丰东，被告孙占丽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酌定被告李绍密、杨丰东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孙占丽承担10%的赔偿责任。孙永昇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王春武系其大女儿孙某2的对象，居住在平度市经济开发区户，孙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现住址为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小区，王春武与孙某2于201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而且，王春武还雇佣唐某帮工，经常承揽装饰装修工程，说明王春武尽管是农村户籍人员，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应当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王春武与孙某2结婚登记时原告孙佳琳、原告孙某1尚未成年，因此，原告孙佳琳、孙某1与受害人王春武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佳琳、孙某1等五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85046.67元（32890元/年×5年+32890元/年×2年÷3+32890元/年×6年÷2），丧葬费数额34395.5元，死亡赔偿金数额为1016340元（50817×20），合计1335782.17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本案，综合考虑受害人的过错程度，被告的侵害行为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1335782.17元，被告李绍密、杨丰东赔偿其中的10%，即133578.22元，被告孙占丽赔偿其中的10%，即133578.22元。第三人孙某2系受害人王春武之妻，若向各被告主张权利，应当另案处理。对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各权利人之间如何分配，因未主张权利，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判决：一、被告李绍密、被告杨丰东赔偿原告王某、原告王风堂、原告迟淑芳、原告孙佳琳、原告孙某1各项经济损失133578.22元；二、被告孙占丽赔偿原告王某、原告王风堂、原告迟淑芳、原告孙佳琳、原告孙某1各项经济损失133578.22元；三、驳回原告王某、原告王风堂、原告迟淑芳、原告孙佳琳、原告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7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385.5元，被告李绍密、被告杨丰东负担650元，被告孙占丽负担650元，原告王某、原告王风堂、原告迟淑芳、原告孙佳琳、原告孙某1共同负担5085.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虽然王春武与孙某2结婚登记时孙佳琳、孙某1尚未成年，但是王春武与其母亲孙某2结婚还不足一年，王春武就因故死亡，而孙佳琳、孙某1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春武之间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抚养关系，因此不宜认定双方形成了拟制直系血亲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本案诉讼主体法律地位的认定；2、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及责任比例的划分。 焦点一，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孙某2系死者王春武之妻，与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一样，均属于王春武的近亲属，其享有原告的诉讼地位，对王春武死亡后果享有相应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审法院未将孙某2列为原告的诉讼地位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孙某2主张其应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并享有相应的损害赔偿的利益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而王春武与孙佳琳、孙某1的母亲结婚不足一年便因故去世，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相持续的时间较短，孙佳琳、孙某1与王春武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扶养关系，凭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认定双方形成了法律拟制直系血亲关系，因此孙佳琳、孙某1在本案不享有原告的诉讼地位，对王春武死亡后果不享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对此的抗辩意见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某、王风堂、迟淑芳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孙占丽系装饰材料店的员工，亦无证据证明装饰材料店承揽了该涉案工程，因此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主张装饰材料店亦为本案赔偿责任主体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绍密、杨丰东将房屋装修工程（包括安装楼梯）发包给孙占丽，孙占丽以完成装饰装修为工作成果，因此，李绍密、杨丰东与孙占丽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孙占丽承揽到涉案的装饰装修工程后，将其中的改水电和安装楼梯项目分包给王春武施工，王春武自行扩充通往阁楼的楼梯口，购买起重设备、旧楼梯，雇佣欧某、唐某及孙永昇从楼下往楼上起吊楼梯，结合考虑王春武除承揽该涉案工程外，还承揽其他人的工程的事实，可以认定王春武安装涉案楼梯的工作具有独立性，自行提供工具设备，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期间雇佣他人一起施工，完成涉案工程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安装楼梯为工作成果，且工作中未受孙占丽的指挥、管理，孙占丽对王春武并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双方之间更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而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主张孙占丽与王春武之间系雇佣关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的认定，涉案的房屋设计建造时五楼与阁楼之间没有楼梯，该房屋业主李绍密、杨丰东改变原设计占用公用通道安装通往阁楼的楼梯，其作为定作人对定作和指示安装楼梯存在过失，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绍密、杨丰东应当对王春武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李绍密、杨丰东主张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孙占丽对王春武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孙占丽未提起上诉，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结果的认可，本院予以维持。王春武作为承揽人在组织完成工作成果的过程中自行选择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工作方法，对用起重机起吊楼梯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足够认知，疏忽大意，未尽到审慎安全的注意义务，根据“谁行为谁负责”的原则，其自身对该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春武承担主要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合考虑事故起因、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及原因力、损害后果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的责任赔偿主体正确，酌定各方的责任比例亦适当，本院予以维持。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及李绍密、杨丰东对此均提出异议，但没有相反证据推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扶养费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之规定，王某、王风堂、迟淑芳等3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164450元（32890元/年×3年+32890元/年×2年÷3+32890元/年×4年÷3），由李绍密、杨丰东按照10%的责任比例赔偿16445元，孙占丽按照10%的责任比例赔偿16445元。丧葬费数额34395.5元，死亡赔偿金数额为1016340元（50817×20），合计1050735.5元，由李绍密、杨丰东按照10%的责任比例赔偿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105073.55元；孙占丽按照10%的责任比例赔偿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105073.55元，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获得该赔偿款项合计210147.1。为减轻当事人之诉累，避免再次诉讼分割上述共同财产，可将上述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共有的款项予以分割，其中王某、王风堂、迟淑芳享有该钱款的四分之三份额即157610.33元，孙某2享有该钱款的四分之一份额即52536.77元。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山东省已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数额，没有城镇和农村之别。因此，王春武无论系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均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王风堂、迟淑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李绍密、杨丰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孙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6897号民事判决。 二、李绍密、杨丰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赔偿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被扶养人生活费16445元；孙占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赔偿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被扶养人生活费16445元。 三、李绍密、杨丰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赔偿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05073.55元，孙占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赔偿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05073.55元。（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分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57610.33元，孙某2分得52536.77元）。 四、驳回王某、王风堂、迟淑芳、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孙佳琳、孙某1的起诉。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771元，减半收取6385.5元，由李绍密、杨丰东负担650元，孙占丽负担650元，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负担3814.1元，孙某2负担127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75元，由李绍密、杨丰东负担2972元，王某、王风堂、迟淑芳负担11190元，孙某2负担913元。 审判长  伍亚荣 审判员  鲁 宇 审判员  于水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苏雨彤 书记员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