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11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裴介镇姚村。 法定代表人：王慧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建，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为太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中市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晨曦市场**楼**。 法定代表人：李强，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猛，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住。住所地：山西省太谷县明贤南路兴农街**/div> 法定代表人：赵春明，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住。住所地：晋中市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内/div> 该所负责人：杜俊杰。 原审被告：杜俊杰，男，1961年11月3O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宿舍楼**。 原审被告：秦明轩，男，196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位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荣，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杜俊茹，女，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与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杜俊杰、秦明轩、杜俊茹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8）晋0828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建、王凯、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猛、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原审被告杜俊杰、原审被告秦明轩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荣、原审被告杜俊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828民初1283号判决，依法改判增加二被上诉人赔偿数额3524154．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已认可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的效力，同时已认定在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及法定代表人王慧芳为履行该协议，实际购置了钙果苗木并投资建设了钙果种植基地用于钙果苗木种植，那么对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钙果种植基地各项费用票据反映的全部支出2965195．9元均应当予以支持。具体而言：（1）上诉人为建设涉钙果基地流转土地108余亩，连续3年雇佣工人数十人进行苗木种植，必然会产生日常生产、生活材料消耗、更换等各项具体支出，虽然该部分票据未直接体现使用项目和使用人，但结合上诉人基地种植面积、种植时间等因素，上诉人在经营基地的数年期间产生62313．9元的支出及购置的价值23500元的发电机支出属于合理范围，应予支持；（2）对于2018年后的工资工资支出99276元，因上诉人雇佣的工人并非仅负责钙果苗木的种植，对已种植苗木的培育及苗木疾病的预防及治疗同样也属于雇佣工人的工作范围。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原审被告杜俊茹的录音中，其明确表示对已出现根瘤病的种苗，将根瘤剪除也可以部分起到防治根瘤病的效果。因此，上诉人在2018年根瘤病爆发后支出的工人工资，是属于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的必要性支出，应予支持；（3）对于2017年3月份的工资24269元，虽然该工资表上有更改的部分，但系由于当时财务人员的笔误造成的，且一审法院对2017年2月份以前、4月份以后的部分工资均予以认定，足以说明上诉人当时有长期、连续雇佣工人并发放工资的情况，3月份的工资表上是否存在笔误不影响上诉人发放3月份工资事实的存在。综上，上述费用均属于上诉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并有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对上述费用应当予以支持。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为在上诉人所在地实施钙果产业的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加工兹订立该协议，同时约定了钙果酒厂的建设、钙果产品的上市销售、钙果酒技术的研发等内容。也就是说，待涉案钙果种植取得成果后，钙果相关下游产业经济价值的开发系该协议已提前约定好的内容。为此，上诉人在钙果种植取得初步成果后，支出前期钙果酒研发技术费260000元，酒加工费39000元，包装费50600元并无不妥，该费用属于上诉人为履行该协议而必然要支出的直接费用。同时，该协议中亦对钙果产业化开发时各方的权利义务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因此上诉人已经支出和未来将要支出的产品附加值开发费用，均属于上诉人遭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的规定，上诉人的损失包含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因此在《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对后续产业化经营开发进行约定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承担已支出的产品开发费用349600元及预期利益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预期利益损失数额，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已实际支出了2965195．9元前期投资的情况下，将预期利益数额认定为投资款的2倍即5930391．8元较为合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山西农业大学答辩称，一、金果源公司的损失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二、金果源公司并非框架合作协议的签约方，没有主体资格，无权提起诉讼。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应承担相应责任。 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一、1、金果源公司提出的各项损失与答辩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没有查清钙果苗木的数量，以及枯萎和死亡的原因。2、金果源公司所称的受损苗木哪些是从农谷大农科技公司购入，哪些是从其他地方购入的。3、金果源公司称因根瘤病导致苗木绝收，那么是什么资质的林业苗木鉴定机构确定的金果源公司其所称的因根瘤病导致苗木绝收。4、在上述基础事实均未查清的情况下金果源公司所谓的损失依据是从何而来，因此其提出的各项损失在没有基础事实存在的前提下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要求答辩人承担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二、金果源公司强调依据种子法41条的规定赔偿，但是上诉人是不是从答辩人购买的种子问题这一事实没有查明，上诉人引用种子法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加以引用，没有法律适用的基础。三、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与双方实际履行的果苗购进的实际履行行为并不是重合的，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存在违约责任问题。 原审被告农大园研所答辩称，同农谷大农科技公司的代理人答辩意见基本一致。 原审被告杜俊杰答辩称，同农谷大农科技公司的代理人答辩意见基本一致。 原审被告秦明轩答辩称，金果源公司不是涉案框架协议的签约方，主体不适格，答辩人不是涉案合同的签约方，不应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杜俊茹答辩称，同秦明轩的答辩。 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与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8）晋0828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具体理由如下： 1、《钙果产业化框架合作协议》是意向性协议，要履行的具体合同没有与原审原告签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强制履行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钙果产业化框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系原审原告王慧芳与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就钙果产业合作项目签署的合作意向协议，就其内容而言，所有的条款都是对真正合作后要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一个大体规划，不存在履行不履行的责任。《框架协议》的题目不仅写得很清楚，而且在《框架协议》第四条第4款中又明确写到“本合作期暂定为5年，从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合作期中每年苗木供销、技术指导、服务与设计过程中相关事宜以文本形式另行签订。”不仅时间段写的很清楚，而且需订的具体项目也写的很清楚。其次，《框架协议》第三条明确规定了丙方（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的责任共4条，其中3条都是技术指导和服务，另外一条是协助申报项目，都属于《框架协议》中第四条第4款中应该以“文本形式另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且在第一条第6款中规定原审原告“应支付和丙方约定的技术指导、服务费、设计费等”。而本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在与原审原告洽谈技术服务费时，原审原告不愿意支付每年12万元的技术指导、服务费，从而就没有签订《框架协议》第三条中应与山西农业大学签订的任何具体合同，从而就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我们合同违约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的我方合同违约的事实错误，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2、原审法院判决书第19页中认定上诉人“技术指导没有按照约定及时进行技术指导，原告方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的事实完全错误。在第1条理由中，上诉人已经说明了我方与被上诉人之间既没有合同，也没有责任。需要补充的是原审原告也没有任何其他理由让上诉人去技术指导。在《框架协议》签订之后，虽然在上诉人的催促之下，原审原告没有与上诉人签订技术指导协议和支付技术指导费，上诉人的技术负责人杜俊杰教授本着对钙果产业发展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不仅到原审原告的钙果种植基地上进行了技术指导，使其种植的钙果苗木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而且还协助原审原告从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框架协议中的乙方）为其提供了诸如大棚建材若干、育苗的插条80万条、生根剂若干，但原审原告不仅不愿意承担我方的技术指导费，也不支付欠乙方的款项，同时还在《框架协议》签订的当天送给我方技术负责人杜俊杰教授一个工艺品，在交给时还恶意录了音。在杜俊杰教授向其催要我方技术指导费和乙方欠款时，原审原告却以此为要挟妄想赖账，遭到杜俊杰教授拒绝后，原审原告便到我校纪委告状，我校纪委责令杜俊杰教授返还了其工艺品后，我方在2014年年底之后就再也没有与原审原告有任何联系和接触了。因为一是我方和原审原告没有签订合同，没有责任和义务；二是原审原告也没有其它任何理由让我方去服务；三是害怕原审原告再设计什么圈套。为此，原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的我方违约不仅不存在，而且上诉人还对原审原告在没有完成其该完成的责任和义务时提供了无偿的技术帮助。故原审法院认定我方技术指导违约的事实完全错误。 3、原审法院判决书第19页中认定上诉人为涉案钙果苗木的提供者与事实完全不符，并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认定错误。首先，涉案的《框架协议》明确约定，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在合作期间承担的仅仅是提供技术指导服务，且技术服务指导事宜需另行签订书面合同予以确认。《框架协议》中不仅没有规定上诉人有义务给原审原告提供苗木，而且在现实中山西农业大学和其下属的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也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向任何单位和个人出售过钙果苗木。其次，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均明确认承认框架协议签订后，王慧芳所收到的苗木系从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处购买。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也向法庭提交了收取王慧芳（系《框架协议》甲方签订人）钙果苗木款的收款单、向王慧芳提供苗木的出库单、情况说明等证据也均证实本案的苗木提供者系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更为可靠的证据是原审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购苗过账清单中清楚地写到“王慧芳从太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购入钙果苗木情况”，清单中详细记录了钙果品种、数量、单价和总价，原审原告的这个清单也与真正的苗木提供者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的出库单、单价和总价和收款单完全吻合。再有，被上诉人庭审中自述其除了从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处购买苗木，还从其他人处购买苗木，原审法院不仅把从山西太谷大农科技有限苗购买的苗才认定为于上诉人提供，还把其他来源的苗木认定于上诉人提供，原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及事实予以佐证的情形下，认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系涉案钙果苗木的提供者，并据此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提供苗木的违约责任，明显错误。 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了不合格的苗木的使用法律完全错误。在第3条理由中，上诉人已经指出了上诉人不是涉案苗木的提供者，但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不合格苗木”使用了不适用的法律依据的错误也应予以指出。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第20页中使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是2016年的版本，这个版本的实施日期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执行，而本案是在2014年发生的，应当使用的种子法是2014年以前的即2013年的版本。2016年的种子法中规定“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属于假种子或者是不合格种子，而2013年的版本此条中没有“没有标签的”这一项，原审法院的依据苗木提供者没有“检疫合格证”就认为符合“没有标签的”与2013年的种子法不符。按照2013年的种子法，即使是苗木提供者没有提供“检疫证合格证”也不存在就提供了假、劣种子的问题。故原审法院使用的法律与本案涉及的法律不符，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5、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原审原告起诉书中“苗某已死亡”、苗木枯萎、绝收的原因和死亡苗木的数量、来源、原因的情况下，就认定本案存在违约，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钙果苗木生长和存活系专业性极强的农业问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农业专家才有发言权，原审法院仅凭没有任何农业专业知识的王慧芳的陈述和原审原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中的照片就证明涉案苗木已经全部死亡、导致绝收。原审法院没有组织鉴定机构或专家进行实地鉴定，就断定系因为上诉人违约，没有事实证据，明显错误。原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自己的钙果苗是得了根瘤病导致“均已死亡”的。实际上得了根瘤病的钙果苗一般在10年内都不会引起全株性死亡，至于一株苗子上的一个枝条死亡了是钙果的结果枝条在结果后一般第二年都会死亡，管理者需要把这些死去的枝条剪掉，剪掉这些死去的枝条后，植株叉会从其他地方长出新枝，所以钙果这种每年死掉的枝条是钙果这种灌木果树的一个固有特性，完全属于正常现象。原审原告拿这种正常现象的照片欺骗法官判我方违约，纯属欺诈。另外，全世界没有一个专家能做出钙果苗木由于得了根瘤病在几个月或几天内就“均已死亡”的结论，也正是由于此，原告从起诉前到原审法院判决一年多的时间内均没有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证据，原审原告地中的苗子在起诉前不仅没有“均已死亡”，反而是长势良好。原审原告起诉我方的时间是2018年9月17日，在2018年钙果开花的季节3月末到4月初之间，原审原告还在其称为“均已死亡”的钙果地里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第二届忠孝介公钙果旅游文化节”，钙果地里去了成百成千人都目睹了钙果开花十分繁茂的景象，为此许多人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可以作为证据。更为奇怪的是2018年9月11日也就是原审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我方的7天前，夏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还以“小钙果开启致富之路”报道了原审原告的靠钙果致富的经历，在原审原告假称“均己死亡”的钙果地里记者看到了“绿油油的灌木枝条被一串串、红彤彤、沉甸甸的钙果挂满枝条”的报道，7天后苗子就突然“均已死亡”，除非有突发性的原因诸如使用除草剂之类的原因才能导致钙果苗“均已死亡”。再次重申，根瘤病这种病害不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后或几天后导致钙果苗子全部死亡。原审法院不去找鉴定机构鉴定是否钙果苗木是“均已死亡”、死亡的原因究竟是啥。就草草地根据一个起诉书和原告提供的几张照片就判决我方违约，存在明显错误，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这种草草结案的行为还体现在原审法院判决书第16页中居然出现了“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应协助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张冠李戴的错误问题，人民法院如此重要的文件做出如此草率的错误，可见草率程度如何之大。 6、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2406237元的损失，明显认定错误。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并非涉案苗木的提供者，并非苗木供销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涉案苗木因得了根瘤病导致绝收的违约责任。首先，在第3条理由中，上诉人已经指出了上诉人不是涉案苗木的提供者，因此不应承担损失责任。在第1条和第2条理由中也指出我们没有技术指导的义务，也对苗木产生的损失问题不承担责任。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及其下属的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系科研机构，其本身并非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那来得什么经营许可证。原审法院却要以合同以外的与种子经营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审被告资质来加重上诉人的责任，认定上诉人违约，明显错误。其次，根瘤病的发生原因很多，不足仅是苗木上带菌一个因素，土壤、灌溉、昆虫、修剪、人群活动等都会是苗木感染此病的原因。由于全世界各国栽培造作物的土壤中和我国各个省市县区的种植过作物的土壤中都存在根瘤病病菌，一旦条件合适，苗木就会发病。也正因为此，我国早就把根瘤病不作为检疫对象了。因此，原审法院因为苗木提供方没有提供“检疫合格证”与有没有根瘤病没有逻辑关系，并且有证据证明原审原告所处的县域就是根瘤病的高发区，土壤中肯定会带有大量的根瘤病菌，从而导致了根瘤病的发生。原审原告在其钙果种植地里连续几年举办钙果旅游节，去钙果地里的游人络绎不绝，且来自四面八方，也会导致根瘤病的传播到钙果苗木上，这是该案中导致钙果苗木产生根瘤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钙果苗木因得了根瘤病，钙果苗木“均已死亡”那也是原审原告的自身行为造成，与我方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2406237元的损失，明显认定错误。再有，原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数额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作为一个仍在正常经营的公司，原审法院在未考虑其营业收入的情况下，将一个正常公司的前期成本投入均计算为被上诉人的损失，明显错误。其中，水电费、育苗材料费、农药款、肥款、工资均为被上诉人运作的日常开销，被上诉人种植多种作物，涉案苗木仅有30多亩，被上诉人的上述日常支出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不应被计算为被上诉人的损失；另外，防护网、道路硬化、大门投资、水泥杆、支架、喷灌工程、办公室投资、大棚投资、租地赔青款均属于固定资产投资，属于公司建立初期必要的成本投入，而上述设施设备并非因涉案苗木而造成价值降低或失去价值，且被上诉人仍在正常经营、使用着上述设备设施。因此，上述设备设施的建设费用不属于被上诉人因苗木根瘤病、枯萎、死亡造成的损失。最后，原审法院对原审原告的经营收入一字未提。事实上，王慧芳不仅销售了大量的涉案钙果果品，在2016年和2017年也对涉案钙果在天津多吉果酒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加工。经调查，单就钙果酒一项就加工了15—16吨，每吨钙果酒销售价格在20万元左右，她们已基本上全部销完，收入应该在300万元左右。但是原审法院没有调查她们的收入，反而把钙果酒技术研发费、加工费、包装费等计算得清清楚楚让我方赔偿。2018年9月11日也就是原审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我方的7天前，夏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还以“小钙果开启致富之路”报道了原审原告的靠钙果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原审原告靠钙果有很大的收入。而被上诉人却对上述经营（2014年至2018年）的营业收入只字不提，反而将一个公司设立产生的所有费用样样不少的主张为损失，明显错误。故，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财务凭证，未查明上述资产现状和是否违法的情形下，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2406237元无任何的事实依据，是一错再错。综上，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过苗木，因提供苗木导致苗某已死亡、枯萎、绝收所产生的违约责任不应当由非当事人一方的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的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7、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依据《公司法》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因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与被上诉人抑或是王慧芳之问不存在任何的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技术服务指导合同关系，不存在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违反合同的约定未及时进行技术指导的违约行为，更不存在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的行为。原审原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性质为事业单位法人，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作为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的二级单位，其承担着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重要职责，其并非山西农业大学的分支机构，也并非上诉人的分公司。原审法院以《公司法》第十四条关于分公司与子公司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承担原审原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对外行为产生的责任，显然系适用法律错误。 8、王慧芳在《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先后成立了钙果合作社、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均从事钙果产业，原审法院未查明这两家公司之间关系及两家公司实际履行钙果协议的情况，就草率的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明显错误。原审法院依据的框架协议签订于2014年3月11日，王慧芳与上诉人之间的往来也发生于2014年，且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均明确认可王慧芳在合同签订之后，2014年3月27日成立了夏县山野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用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名义进行管理投资，而被上诉人成立于2015年6月26日，王慧芳称其也从事所谓的经营投资。王慧芳以一年多之后才成立的被上诉人作为所谓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的继受者”，显然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为涉案合同的继受者，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实际履行了涉案协议。同时，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强调所谓的“合作协议”并未履行，上诉人亦不认可被上诉人所谓的“继受者”身份。故被上诉人作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诉讼，显然主体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9、本案系王慧芳与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苗木供销事实合同纠纷，上诉人并非二者之间供销合同的当事人及参与人，不应当列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多次强调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为苗木的提供者，收到王慧芳支付的购买苗木款后，向其提供了苗木，双方之间形成了钙果苗木供销的事实合同关系，该合同仅约束王慧芳与原审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基于该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起的诉讼，与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无任何关系。故上诉人并非涉案合同的主体，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与被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对上诉人的起诉。 10．原审法院采纳的证据一边倒，实属不公。钙果为我们山西农业大学30多年培育的一个新树种，其品种也得到了国家级审定机构的审定，获得了诸多奖项，已在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合法的推广种植，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的认可，也得到了省领导和国家林业局的认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原审法院的判决，把没有事实依据的诉状和本来是原审原告自己行为的问题推到我们身上，是对我们科研单位的不公，也打击了科研工作者进行科技成果推广的积极性。在原审法院给我们送起诉书时我方就提出这个起诉由于在网上已经公开，给山西农业大学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法院应认真核查起诉书的真实性后再立案；接到起诉书后，我们立即委托律师去查看原告提供的证据，但原审法院一直没有让我们看，直到开庭前2天才让律师看了原告的证据，我方律师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开庭后，我们及时地提供了多份能够证明我们没有违约的证据，判决书中我们的证据一个都未提及，也没有说不予采纳的原因。而对原告提供的14组证据中1一7组和14组全部采纳，8—13组内容大部分采纳，并且第5组证据是2018年9月2日的发给杜俊杰教授的短信，此短信是原审原告在收集证据时想编造对其有利的证据，因此杜俊杰教授只能回复“没有研究”四个字，结果原审法院却把此四个字认定为不进行技术指导的证据。既然原审法院判决书中对原审原告2018年全年支付的因管理钙果的工资都不予承认，而却把此年度这个短信作为上诉人违约的证据，自行矛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和该有的证据没有提供及该用的证据没有使用和不该使用的证据却使用的情形下，错误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实属不公和枉法裁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具体理由如下： 1、《钙果产业化框架合作协议》是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的事项未实际履行，原审法院仅依据该协议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明显事实错误。《钙果产业化框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系上诉人。与王慧芳及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就钙果产业合作项目签署的合作意向，就其内客而言，不具有可履行的具体内容。《框架协议》第二条中明确约定上诉人计划做的事就3款，主要的任务是下达育苗计划和回收原审原告繁育的钙果苗木。同时《框架协议》第四条第四款明确约定“每年苗木供销、技术指导、服务与设计需另行签订书面合同。”这句话中“每年苗木供销”具体是指原审原告繁育和销售给上诉人的苗子。由于市场和原审原告的原因，上诉人没有向原审原告下达任何育苗计划，也没有回收原审原告任何苗木。且该协议同时《框架协议》签订后，王慧芳并未就进一步合作事宜签订具体的合同，导致该合作协议实际搁置。《框架协议》的三方当事人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上诉人与王慧芳之间仅就苗木提供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这一点被上诉人的在原审庭审中，也予以认可，但《框架协议》之中没有约定要做这件事情，因此这件事是《框架协议》约定之外的事情，原审法院却依据《框架协议》未约定的事情和未实际履行的协议，确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明显依据的事实错误。另外，在原审原告购买了上诉人31万苗木之后，上诉人还帮助原审原告购买了并送至其基地的棚架材料、仪器、插条等合计21.9425元的物质，乙方向原告多次催要此款，并让其打收条，原告抵赖不打收条，也不给付款。我方当时计划向法院起诉原告欠款一事，但由于原告没有打收条，缺乏证据，未能起诉。原审法院开庭我方查看原告的证据过程中，找到了原告作为损失的一份记账单据上面批注了是由乙方提供的材料，正好证明了原告的欠款；原告在开庭中也承认了欠我方80万株插条16万元款项一事（开庭时的录音证据），至此这些欠款现已能够证明，我方计划再次启动起诉。事过5年，能否起诉和要回欠款不得而知，但起码可以证明原告因为抵赖我方欠款导致《框架协议》中的约定的具体合作均不能实际履行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故《框架协议》就是个意向性协议，《框架协议》中约定的事情会因后面双方能否谈拢，谈拢后能否签订了书面合同后才能作为合同是否违约认定的依据。本襄中双方之间并未就具体合怍的事项达成任何合同，原审法院仅依据《框架协议》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明显事实错误。综上，《框袈协议》中没有规定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提供苗木销售，原审法院不能以《框架协议》作为依据令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苗木供销是独立于《框架协议》之外的民事行为，与框架协议本身约定的权利义务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苗木供销关系发生的时间发生在2014年3月，2018年8月份前，原审原告从未提出苗木有任何问题。该事已过近5年之久，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份在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早已不在诉讼对效时限之内。 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了不合格的苗木，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2014年春季原审原告给上诉人打款31万之后，上诉人便给原审原告提供了31万元的钙果苗木，这件事情是2014年春季进行的，当时原审原告确认了苗木是合格苗木，所有他们接受苗木之后就立即进行了种植，苗木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且生长一切正常。至此，这件《框架协议》之外的苗木交易就此完成，且之后的几年内原审原告也没有向上诉人提及过苗木有任何问题。但事过5年之后，被上诉人认为我方提供了不合格的苗木，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提供了不合格苗木实属事实错误。其次，2013年的种子法规定苗木经营者在调运苗木时应当提供“检疫合格证”，上诉人也一直给全国各地的购苗者提供“检疫合格证”。但当时苗木检疫单位林业局开“检疫合格证”的时候要收检疫费（现在已不收费了），这会给购苗者或生产者增加费用，上诉人与原审原告商量后，原审原告说收费就不要开了，因此就没有给原审原告开。但上诉人在原审原告调运苗子的当天给其他单位办理的“产地检疫合格证”足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苗子是合格的。因为上诉人是2014年3月21日提供给原审原告的苗子，在调运苗子的当天，太谷县林业局也对我们的钙果繁殖基地进行了全面产地检疫，并出具了“产地检疫合格证”，生产单位有了产地检疫合格证之后，每一批调运的苗子检疫单位就不用再去产地进行实际检疫了，此后的调运检疫证只需要生产单位拿上这个产地检疫合格证去半个具体的调运检疫合格证即可，因此我们给原审法庭提供了“产地检疫合格证”足以证明了我们的苗子没有检疫问题。同时国家颁布的《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中规定“对调入的应施检疫的苗木也可以在当地进行复检”，原审原告认为我们苗子的没有检疫合格证，原审原告也应当在所在地（夏县）连行复检，但原审原告也没有做这件事，也证明原审原告同意不要检疫证这一事实。苗子种植了5年后提出我们没有提供检疫合格证的问题，纯属挑事。另外当时没有检疫证的实际法律责任主要是苗木在运输过程中有被查扣的风险，而不是夏县法院判决的赔偿购买方的损失责任。再有，国家在2015年时对种子法进行了修改，颁布后实施的日期是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下筒称“2016年版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苗木交易是2014年发生的，因此应该适用的法律应是2014年之前的即2013年的版本。而原审法院却在本案中依据2016年版本的种子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2016年版本的种子法中有明确规定“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属于假种子，2013年的版本此条中没有“没有标签的"这一项，夏县法院的主要依据是我们没有“检疫合格证”就认为符合“没有标签的”苗木。按照2013年的种子法，即使是我们没有提供检疫证也不存在就提供了假、劣种子的问题，也就不存原审法院认定我们提了不合格苗子的问题。况且在事先原审原告也同意不开具调运检疫合格证，也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证明我们的苗子在当时有任何问题。故夏县法院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涉及的法律不符，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应依法当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 3、根瘤病不是国家检疫对象，根瘤病的有无与检疫合格证不存在对应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检疫合格证就认为上诉人提供了带有根瘤病的不合格苗木逻辑和事实错误。原审原告在庭审过程中口口声声称我们当时供给的苗子带有根瘤病造成了他苗子死亡和绝收，并把责任推到没有检疫合格证上。检疫合格证是我们国家为了避免某些有害生物在我们国家泛滥而检疫的一项制度，并不是所有的有害兰物都属于检疫对象，只是对国家颁布的属于检疫对象有害生物名单内的有害生物进行检疫。先不说我国早就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就不检疫根瘤病了，单拿国家林业局2013年1月颁布的“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共14种）来说，根瘤病也不是检疫对象。也就是说当时进行检疫的时候，也不检疫根瘤病。我们的苗子当对本来就没有根瘤病，当然原审原告也就找不到我们苗子当时有根瘤病的证据，也就只能拿没有检疫合格证来说事。如果当时没有检疫证，现在发现了是检疫对象名单中的病害还能勉强，恰恰发现的根瘤病并不是检疫对象名单中的有害生物，显然不能把没有检疫证和原审原告苗子有根瘤病对应起来看待。实际上根瘤病在上世纪末的时候一是全世界各国均有，二是我国各省市县也均有此病，就没有检疫的必要。原告的种植地点（夏县）更是根瘤病的高发区。时隔5年之后，苗子上有了根瘤病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当地土地中带菌造成的，而不是我方的苗子问题。故原审法院根据我们没有提供“检疫证合格证”认定我们苗子带了根瘤病是逻辑和事实错误。 4、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原审原告起诉书中“苗某已死亡”、苗木枯萎、绝收的原因和死亡苗木的数量、来源、原因的情况下，就认定本案存在违约，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钙果苗木生长和存活系专业性极强的农业问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农业专家才有发言权，原审法院仅凭没有任何农业专业知识的王慧芳的陈述和审原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中的照片就证明涉案苗末已经全部死亡、导致绝收。原审法院没有组织鉴定机构或专家进行实地鉴定，就断定系因为上诉人违约，没有事实证据，明显错误。原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自己的钙果苗是得了根瘤病导致“均已死亡”的。实际上得了根瘤病的钙果苗一般在1O年内都不会引起全株性死亡，至于一株苗子上的一个枝条死亡了是钙果的结果枝条在结果后一般第二年都会死亡，管理上需要把这些死去的枝条剪掉，剪掉这些死去的枝条后，植株又会从其他地方长出新枝，所以钙果这种每年死掉的枝条是钙果这种灌木果树的的一个固有特性，完全属于正常现象。原审原告拿这种正常现象的照片欺骗法官判我方违约，纯属欺诈。男外，全世界没有一个专家做出钙果苗木得了根瘤病在几个月或几天内就“均已死亡”的结论，也正是由于此，原告从起诉前到原审法院判决一年多的时间内均没有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根据庭审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慧芳陈述其曾多次从他人处购买苗木的事实，同时，上诉人在质证时，也提出仅从被上诉人的提供的现场照片无法看出涉案苗木的来源。被上诉人称其承包了108亩土地，而四年的时间里，其仅从上诉人处购买了31万元的苗木，仅够种植30亩左右，那么其余70条亩土地种植了其他人提供的苗木，那么，仅从几张照片，根本无法确定涉案苗木的提供者是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苗木系从上诉人处购买的，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证据，原审原告地中的苗子在起诉前不仅没有“均已死亡”，反而是长势良好。原审原告起诉我方的时间是2018年9月17日，在2018年钙果开花的季节3月末到4月初之间，原审原告还在其称为“均已死亡”的钙果地里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第二届忠孝介公钙果旅游文化节”，钙果地里去了成百成千人都目睹了钙果开花十分繁茂的景象，为此许多人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可以作为证据。更为奇怪的是2018年9月11曰也就是原审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我方的7天前，夏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还以“小钙果开启致富之路”报道了原审原告的靠钙果致富的经历，在原审原告假称“均已死亡”的钙果地里记者看到了“绿油油的灌木枝条被一串串、红彤彤、沉甸甸的钙果挂满枝条”的报道，7天后苗子就突然“均已死亡”，除非有突发性的原因诸如使用除草剂之类的原因才能导致钙果苗“均已死亡”。再次重申，根瘤病这种痛害不会在短短的几分月后或几天后导致钙果苗子全部死亡。原审法院不去找鉴定机构鉴定是否钙果苗木是“均已死亡”、死亡的原因究竟是啥?就草草地根据一个起诉书和原告提供的几张照片就判决我方违约，存在明显错逞，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这种草草结案的行为还体现在原审法院判决书中居然出现了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应协助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逻辑错误问题。这种草率还体现在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一个证据都来提及采纳不采纳，而原审原告的证据却基本上都采纳了。 6、被上诉人仅从上诉人处购买31万元苗木，而原审法院却认定被上诉人2406237元的损失，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法院认定大棚投资420243元和2014年的工资，明显错误。上诉人根据《框架协议》没有鉴定实际合同而不能履行的原因，没有给原审原告下达育苗计划，原审原告所建的大棚便不是约定要做的事情，故大棚投资与大棚育苗有关的人员工资均不属违约行为。另外，所谓的大棚的是否还有残余价值，原审法院未予查明，在此情况下，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所谓“建设大棚”的财务票据，认定420243元，明显错误。其次，原审法院认定租地、赔青款561735元，明显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其承包土地为108亩、其承包期限为30年，而其仅从上诉人处购买31万元的苗木，仅够种植30亩左右的土地，其余土地均被被上诉人种植其他苗木使用，且土地价值并未因为涉案苗木枯萎而有所减损，赔青款系被上诉人长期使用土地所产生，并非种植涉案苗木产生，原审法院将全部土地租金及赔青款认定为被上诉人的损失，明显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我们赔偿2406237元的损失既不是《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也不是因苗木导致绝收造成的损失，反而是原审原告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原审法院认足的损失，故原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数额完全错误。 7、原审法院在未查明苗木枯萎、绝收原因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违约，明显错误。根据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可以证实，仅有王慧芳一方提及苗木“根瘤病”，谈话的另一方提出土壤污染等因素可能影响苗木主长。苗木生长及存活系专业性极强的农业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农业专家才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必须得有资质的单位专家鉴定认为-是我们苗子的问题才能认可，我们的苗子当时本来就没有根瘤病，当然原审原告也找不到相关单位或专家能做出有根瘤病的证据。原审法院仅凭没有任何农业专业知识的王慧芳的陈述断定上诉人违约，明显错误。就上诉人与王慧芳之间的合同而言，上诉人并非技术指导的提供方，也没有义务提供技术指导，原审注院因未提供技术指导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也明显错误。原审原告为了获得赔偿，向原审法院陈述山西农业大学：1、没有种子许可证，原审法院以其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许可证及生产条件为由，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实际上原审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及其下属的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系科研机构，其本身并非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那来得什么经营许可证。上诉人与王慧芳之间的事实合同，却要以合同以外的与种子经营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审被告资质来加重上诉人的责任，认定上诉人违约，再次明显错误。 8、王慧芳在“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先后成立了钙果合作社、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系独立法人，均从事钙果产业，原审法院未查明两家公司之间关系及两家公司实际履行钙果协议的情况，就草率的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明显错误。原审法院依据的框架协议签订于2014年3月11日，王慧芳与上诉人之间的往来也发生于2014年，且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均明确认可王慧芳在合同签订之后2014年3月27日成立了夏县山野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用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名义进行管理投资，而被上诉人2015年6月26日，王慧芳称其也从事所谓的经营投资。王慧芳以一年多之后才成立的被上诉人作为所谓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的继受者”，显然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为涉案合同的继受者，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实际履行了涉案协议，而上诉人接受了其履行行为。同时，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强调所谓的“合作协议”并未履行，上诉人亦不认可被上诉人所谓的“继受者”身份。故被上诉人作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诉讼，显然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原审法院在未严格审查事实的情形下，对合同的权利义务继受者未明确的情形下，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的主体适格，显系事实认定错误。 9、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31万元苗木款，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价值31万元的苗末，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审法院在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第107条、112条、113条之规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包含苗木种植、销售、推广，且已取得产地检疫合格证，原审法院适用2016年颁布的《种子法》第31、32、33、34条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不存在任何分公司或子公司，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14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 10、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作出的判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书通篇未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举证意见进行罗列，也没有公开原审法院对上诉方提交证据的判断理由，没有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要求对涉案证据连行依法认定，属于程序违法。上诉人将包括《检疫合格证》、《出库单》等作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提交给原审法院，但原审法院未对上诉提交的全部证据进行质证和认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进行质证和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并由此造成了处理结果的不公和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答辩如下：原审判决上诉人向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正确，应予维持。一、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1）涉案《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不是单纯的意向性协议，而是已经实际履行的具有事实基础的合同。虽然上诉人主张《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对合作的具体事宜以文本形式另行签订，但是否另行签订其他协议不是各方之间合作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协议各方已经就合作过程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合作经营的模式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内容清楚、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且协议各方已经按照约定开始了实质履行，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了购苗款（其中部分款项由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收取），上诉人收款后向答辩人提供了钙果种苗，足以说明各方之间已经建立了钙果种植合作经营的合同关系，并愿意接受《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有关条款的约束，那么上诉人与答辩人就应当按照《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如有违约行为，则应当就违约行为向相对方承担相应责任。（2）上诉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第三十一条“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第三十三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第三十四条“种子生产应当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第四十一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以上相关法律规定均指向一个事实，也就是我国对于种子的生产经营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禁止任何个人和单位无证经营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种子，而本案中作为种子生产及销售方的上诉人，始终不能提供其生产、销售涉案钙果苗木的相关资质和许可证照，且其提供的苗木事实上也是不合格的产品，不仅不具有经济价值，连基本的成活都难以做到，虽然上诉人主张其提供了太谷县林业局的“产地检疫合格证”，但检疫合格证首先不能等同于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次太谷县林业局出具的“产地检疫合格证”并不是针对上诉人向答辩人提供的该批次钙果苗木出具的，而是针对其他单位的苗木办理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上诉人向答辩人提供的该批次种苗进行过检疫，事实上上诉人向答辩人提供的苗木实际上也出现了大面积病害的情况，导致《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被告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应当向答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答辩人主张的损失数额，具有证据支持，应当予以认定。（1）原审法院已认定，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王慧芳在签订《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后，实际购置了钙果苗木并投资建设了钙果种植基地用于履行合作协议，且上诉人对该事实也并不否认，那么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基地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建设开发费用支出，同时《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已约定了钙果附加产品的开发和运营项目，且答辩人在原审中已提交了钙果产业基地建设费用及钙果产品研发费用的各项财务往来票据，从票据内容上也能反映出该项支出也确实用于履行《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中的各项义务，因此对于答辩入主张的有证据支持的各项履约费用支出，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王慧芳成立的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经营行为，亦属于答辩人的经营行为。答辩人与上诉人的《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签订协议时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王慧芳目前以个人名称进行合作，待注册公司后，以公司作为合作单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并未对王慧芳注册公司的名称、数量进行限制，从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经营范围、经、经营地点上看答辩人经营的属于同一项目，因此对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相关经营行为，亦应当认定为是答辩人的经营行为。（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亦认可，答辩人的钙果苗木上存在根瘤病情况，如果上诉人认为该根瘤病是因答辩人单方原因导致，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应当就其向答辩人提供未经检疫的、不具备生产销售条件的不合格带病种苗而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农大园研所答辩称，对上诉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杜俊杰答辩称，对上诉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秦明轩答辩称，对上诉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杜俊茹答辩称，对上诉没有异议。 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原告11366964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芳系太原市迎泽区市民，职业从商，原籍系夏县裴介镇鲁因村人，2014年初王慧芳准备在夏县裴介镇鲁因村相邻的夏夏县××姚村办公司从事农业种植，王慧芳考察山西农业大学经27年培育和研究的科研成果钙果技术成熟、发展潜力大。2014年3月11日，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芳同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签订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经王慧芳、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三方协商，决定在王慧芳所在地实施钙果产业的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加工。1、王慧芳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在运城市范围内指定的钙果产业开发合作单位，计划在5年时间内通过引进苗木、自繁苗木发展钙果种植1000—3000亩，并建设一个年产2000吨钙果酒厂，实现产品上市销售。2、王慧芳在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的指导下投资建立钙果种植示范基地（5O一100亩）、钙果采穗圃（30一5O亩）、钙果育苗大棚（10—2O亩）和钙果酒厂、全部资金由王慧芳解决。3、王慧芳自繁的苗木由于没有支付育苗技术转让费和品种权费，必须全部交给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销售，不允许自行销售，不得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泄露育苗技术。若王慧芳本身基地用苗，需征得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同意。王慧芳生产的钙果和钙果酒王慧芳自行销售。4、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引进和自繁的钙果苗木品种权归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所有，王慧芳对在基地上种植的品种特性、产量、品质等进行观察记载，有义务对酒厂工艺改进和产品研发进行协助，王慧芳把真实数据和试验记载提供给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5、王慧芳应配备在钙果育苗、种植和酒加工的长期技术人员，保证在传授技术近程中的准确性、6、王慧芳应支付根据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约定的技术指导费、服务费、设计费等，并负担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到王慧芳服务的食宿。第二条：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与责任。1、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每年应根据市场需求向王慧芳下达育苗计划，协助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建立采穗圃、大棚等育苗设施与材料的购买。2、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应每年回收王慧芳所育钙果苗木，在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允许拒收，回收价格为1.0一1.5元／株。根据市场价格相应变动，但最低不能低于1.0元／株，最高不超过1.5元／株。3、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回收苗木的时期为育苗当年的12月份之前或第二年的4月之前。苗木回收后2个月内付清王慧芳款项。第三条：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的权利、义务与责任。1、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对王慧芳钙果种植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对田间管理出现的问题给予解答和现场指导，提供种植方案。2、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对王慧芳的育苗技术进行指导和服务，提供扦插育苗设施的基建方案和所需的生根剂。3、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对王慧芳的钙果酒厂的酿酒工艺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提供酒厂建设方案和设计。4、协助王慧芳申报各类项目、取得政府支持。第四条：其他约定事项1、本协议生效后，三方根据王慧芳运作的钙果产业实际状况，共同确定发展规模，产业化开发方案及加工产业建设标准和建设目标。2、各方本着诚实守信、友好合作开展本项目的实施，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均应支付守约方一定的违约金。3、王慧芳目前以个人名称进行合作，当王慧芳注册公司名称后，将以公司名称作为合作单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4、本合作期暂定为五年，从2014年3月至2O18年12月，合作期中每年苗木供销、技术指导、服务与设计过程中相关事宜以文本形式另行签订。届时合作期满，三方协商重新拟定新的合作条款。甲方王慧芳、乙方太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张海平签字并盖有公司印章，丙方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授权代表杜俊杰签字，盖有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印章。协议签订后王慧芳为了产业化经营在夏夏县××姚村地，进行建设，先后支付购买钙果苗木价款共计31万元，使用面积50亩，王慧芳在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介绍安排下由被告杜俊茹进行技术指导。2014年至2018年王慧芳及后来成立的合作社、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规模化投资，支出工人工资、设备购买、水费、电费、地、地租等开支014年王慧芳组建夏县山野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2015年王慧芳在夏县山野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础上设立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方式为个人出资。购入钙果苗木后王慧芳、夏县山野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管理投资，2015年发现钙果苗木枝条出现部分枯萎及大部分枯萎的状况，逐年恶化，2018年后出现大面积枯萎、绝收的状况，致使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无法进行正常运营，无法为钙果酒的生产提供原料。在枝条出现枯萎期间原告联系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及先前介绍钙果苗木项目的被告秦明轩、技术指导人员杜俊茹，杜俊杰回复没有研究，均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原告损失的扩大，至此原告经营的钙果产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的实际损失为：大棚投资420243元，租地、赔青款561735元，水电费113578元，育苗材料费13659元，农药款38931元，肥料4755元，防护网27196元，道路硬化28652元，大门投资13280元，购苗费用310000元，水泥杆、支架24574元，喷灌工程51866元，办公室投资11744O元，工资680328（803873—99276—24269）元。以上合计240623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涉案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王慧芳目前以个人名称进行合作，当王慧芳注册公司名称后，将以公司名称作为合作单位，具有同样法律效力”。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芳积极筹建公司、租地、购买苗木、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后注册成立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王慧芳先前为企业投入、筹备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在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承受，该为双方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继受框架协议的权利义务，应当予以确认，各被告辩称的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有权就苗木不合格受到的损失向苗木提供者、技术服务者等责任主体主张权利。二是原告请求因苗木出现病菌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原告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向苗木供应方支付价款，苗木提供方、技术指导方应按照约定提供合格苗木、进行苗木栽种技术指导，协议签订后苗木供应方没有提供苗木检疫的权威合格证明，技术指导方没有按照约定及时进行技术指导，现造成原告所栽种的苗木枯萎、绝产，原告应得的合同利益无法实现，因此造成的苗木价款损失、土地承包费、经营中产生的费用，框架协议约定的责任主体理应承担。本案中，涉案钙果苗木的提供者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及其下属的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均不能提供其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许可证及相关生产条件的证据，无法认定其提供给原告的钙果苗木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合格的、可以对外销售的种子。因此，其应当向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提供不合格种子苗木的违约责任。本案原告为履行《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建设了钙果种植基地，确有实际投入及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案原告的损失应当由相关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三是造成原告损失的责任主体。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第二被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系被告山西农业大学下属无独立法人资格的二级机构，故应由山西农业大学承担民事责任，应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杜俊杰作为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杜俊杰对钙果的研究属于个人行为，被告杜俊杰不应承担本案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应共同承担原告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告秦明轩、杜俊茹在本案中分别为项目介绍人、委派技术指导者，不存在过错，同原告受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四、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赔偿款的数额。原告请求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原告11366964元，其中可得收益损失没有-充分的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直接损失2965195．9元，有合理依据的2406237元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的请求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各项损失2406237元。二、驳回原告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18元（原告缓交至结案前），由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共同负担45000元，原告负担45018元。 二审中，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收据一份，证明收到王慧芳苗木款26万元；苗木出库单一份，明细与王慧芳向法庭提交的一致；送苗木的司机证明一份。第二组证据：太谷县林业局专业机构检疫合格证（复印件）以及检疫费收据一份；我公司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证明我公司属于合法经营。第三组证据：第二次我们向王慧芳邮寄苗木的邮寄单一份，证明我们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不存在违约。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质证称，一、苗木单据以及快递单因为时间久远，现在无法确认载明的买卖数量以及发货时间，但是该证据可以证明大农公司已经开始向金果源公司履行供货义务，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证明框架协议发生实际效力。二、收据上没有金果源公司签章，是大农公司与杜俊杰之间单方形成的，同时该收据证明杜俊杰收取过金果源公司支付的款项，山西农业大学已经参与了该协议。三、经营许可证是一个需办理许可证件的行为，检疫合格证只是其中之一，生产经营许可证以及销售许可证二上诉人没有提供。四、合格证没有提供原件不予认可，预定运往地点是新疆，而金果源是在山山西，故其不能证明上诉人向金果源公司发放过苗木。五、证人证言根据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否则不应认定。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发表了抗辩意见，在庭审笔录第16页载明：审判员：原被告还有什么证据提供？均答没有。同时查明原审卷157——191页中装订有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二审庭审中，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陈述：研究所是山西农业大学内部的一个机构，我是研究所的负责人，研究所没有对外签约以及担责的权利，农大与大农公司属于产业联盟、校企合作。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程序是否合法。 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称原审法院对其提交的证据没有质证认证，并以此主张原审程序违法。根据本院查明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和庭审中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其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没有证据提供。故其以原审对其证据不予质证认证为由主张程序违法理据不足。 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关于原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涉案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签订协议时王慧芳目前以个人名称进行合作，待注册公司后，以公司作为合作单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框架协议签订后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芳积极筹建公司、租地、购买苗木、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后注册成立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王慧芳先前为企业投入、筹备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在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承受，该为双方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继受框架协议的权利义务，应当予以确认。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农业大学上诉主张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主体不适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应否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根据涉案框架协议约定，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分别为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虽然并非涉案协议的当事人及参与人，但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系其下属的无独立法人资格的二级机构，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该研究所行为的后果应由山西农业大学承担民事责任。故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作为被告主体适格。 第三个争议焦点：合同的履行情况与违约责任的认定。 关于涉案协议的效力。涉案《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各方就合作过程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合作经营的模式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内容清楚、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且协议各方已经按照约定开始了实质履行，各方支付购苗款、提供钙果种苗等事实，足以说明各方之间已经建立了钙果种植合作经营的合同关系，并愿意接受《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有关条款的约束。虽然《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对合作的具体事宜以文本形式另行签订，但是否另行签订其他协议不是各方之间合作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综上，涉案合作协议书规定了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双方以实际履行的行为明确表达了受约束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不是单纯的意向性协议，而是已经实际履行的具有事实基础的合同。协议各方均应按照《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并就违约行为向相对方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我国对于种子的生产经营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禁止任何个人和单位无证经营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种子。本案中，上诉人所提供的苗木实际上出现了大面积病害的情况，其作为苗木生产及销售方，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其生产、销售涉案钙果苗木的相关资质和许可证照，以及其提供的苗木合格的其他证据。其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其存在根本违约于法有据。虽然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主张其提供了太谷县林业局的“产地检疫合格证”，但检疫合格证不能等同于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且太谷县林业局出具的“产地检疫合格证”并不是针对本案所涉的该批次钙果苗木出具的，而是针对其他单位的苗木办理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该批次种苗进行过检疫。故其以此为由抗辩违约事实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山西农业大学应否共同承担本案合同责任？第一，根据《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的合同义务是对钙果的育苗、种植和田间管理进行技术指导。在案涉钙果枝条出现枯萎期间，面对种植方的求助，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回复没有研究，其与技术人员亦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且其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对苗木种植生产进行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支持足以保证苗木成活。故其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造成苗木枯萎、绝产，其行为显属违约。第二，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是涉案钙果苗木的培育方，山西农业大学也认可研究所是其旗下的机构。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未能证明其培育的钙果苗木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合格的、可以对外销售的种子。杜俊杰在本案二审中陈述农大与大农公司属于产业联盟、校企合作关系，山西农业大学陈述大农公司与农大系合作关系，一定程度是依托农大的技术的，可以看出山西农业大学自认其在钙果培育上与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一种利益共同关系。第三，本案《钙果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实际履行中，合同签订人王慧芳支付购苗款项共计31万元，其中26万元由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杜俊杰收取，其收取款项后，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钙果种苗，以上事实说明各方之间均接受并认可杜俊杰该履行加入行为，因杜俊杰系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故可以认定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在履行钙果种植合作经营合同时存在履行加入的行为。综上，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与其负责人杜俊杰在履行合同中均存在违约行为，杜俊杰作为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负责人，其对钙果的研究属于职务行为，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研究所系山西农业大学下属无独立法人资格的二级机构，其民事责任应由山西农业大学承担。 第四个争议焦点:损失的认定与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 关于损失情况和数额的认定。第一，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以及与杜俊杰的聊天记录，均可以证明钙果苗存在苗木发育不良、及逐年恶化，直至钙果绝收的状况。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2018年钙果生长良好的情况，只能证明当年金果源公司园区钙果花叶茂盛，不能证明园区产出了具有实际经济价值的果实，因此不能证明提供的苗木能够成活及开发利用。故原审认定损失客观存在有事实依据。第二，王慧芳在签订《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后，实际购置了钙果苗木并投资建设了钙果种植基地用于履行合作协议，上诉人对该事实并不否认，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基地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建设开发费用支出；同时，《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了钙果附加产品的开发和运营项目，且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在原审中已提交了钙果产业基地建设费用及钙果产品研发费用的各项财务往来票据，从票据内容上也能反映出该项支出也确实用于履行《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中的各项义务，因此对于其主张的有证据支持的各项履约费用支出，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3月份的工资，因该工资表上有更改的部分，故原审不予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其为后续产业化经营的支出损失，系案涉合同以外的产品附加值开发费用，不属于本案合同违约损失，原审不予认定正确。第三，《钙果产业合作化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签订协议时王慧芳目前以个人名称进行合作，待注册公司后，以公司作为合作单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协议并未对王慧芳注册公司的名称、数量进行限制，从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经营范围、经、经营地点上看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属于同一项目，因此对王慧芳成立的夏县山野钙果种植合作社的相关经营行为，应当认定为是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 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产品责任纠纷在举证责任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只须举证证明损害结果存在的事实及与损害事实与不合格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本案中，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与山西农业大学在上诉状中认可钙果苗木上存在根瘤病情况，从本案协议约定可以看出，种植方无从知晓种苗质量是否有问题，而是依赖于种苗提供方和技术指导方的专业技能。故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负有证明涉案种苗符合质量标准义务，但其未能提供其培育和出售的种苗符合质量标准及已经检疫的证据，其上诉称该根瘤病系当地土壤土质原因，但针对其主张亦未提供相关证据。故推定涉案种苗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各自预缴人负担，由上诉人山西金果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6656元，由上诉人山西农谷大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负担130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云芳 审判员  任志敏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