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2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献，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霞，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龙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长礼，男，195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现阳（董长礼的儿子），男，198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军，河南逐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瑞莉，女，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上诉人王伟献因与被上诉人董长礼、原审被告王瑞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902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伟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霞，被上诉人董长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现阳、黄大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瑞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长礼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一、王伟献认可出具了涉案284700元欠条，已支付欠款281100元，现尚欠3600元，没有发生新买卖交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王伟献在2018年4月至11月之间支付给董长礼的货款是基于新买卖合同,逻辑推理错误，系不尊重交易常识的表现。日常交易中,存在先发货,后付款的现象,也即所谓的铺货,货发了很多,过了很久结清也是常事。在当期支付的款项并不一定是当期的货款,可能付的是铺货的货款,也可能付的是预付款。一审法院缺乏交易经验，想当然地认为当期支付的款项一定就是新货款,与事实不符，草率否定了王伟献的答辩意见。当庭另补充，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十二行认定2018年5月25日王瑞莉向董现阳支付的50000元是王伟献向董长礼支付的货款，但是又没有从涉案货款中扣除，明显一审判决错误。董长礼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王伟献2018年4月至11月8次从董长礼处购买棉纱，王伟献向董长礼转款321100元系支付该时间段采购董长礼的货物的款项。一、2018年4月11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两吨，单价为26200元，共计货款52400元。有2018年4月13日董现阳与王伟献微信聊天记录王伟献视频为证，王伟献告知董现阳没纱了，6分钟后董现阳回复“知道了”，2018年4月13日董现阳与王伟献微信聊天记录“收到款了”。2018年4月13日，王伟献转给董长礼货款52400元清账。二、2018年4月15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2.5吨，单价为26200元，共计货款65500元。4月18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1吨，单价为26200元。货款是26200元，两次货款共计91700元。5月9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15件，即0.375吨，单价为26200元，王伟献支付现金9800元，当天货款已清。5月26日，王伟献转款91700元，以上货款全清。有2018年4月21日董现阳与王伟献微信聊天照片记录，语音记录为证。录音中王伟献称人家的桨47000米，咱的还没称呢，并有王伟献发过来的单据为证。三、5月26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1吨，单价为26200元，货款为26200元。6月7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60件，1.5吨，单价为27700元，货款为41550元。以上两次货款共计67750元。6月25日王瑞莉转款50000元，6月26日王伟献转款17750元（实付17800元，其中手续费50元）。以上两次货款已清。有2018年5月26日董现阳与王伟献微信聊天照片记录（王伟献发没纱的视频）证实，语音记录（王伟献称“我刚才跟他说了，让他抓紧过去，四、五点吧，得拉过来，不拉过了来还麻烦了”）为证。四、6月29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1吨，单价为27700元，10月30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2吨，单价为27000元，货款为54000元，王伟献当天付清本次欠款54000元，下欠6月29日货款27700元。11月30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1吨，单价为25200元，货款为25200元，加上2018年5月4日王伟献借董长礼3000元（微信转账），以上两次货款共计55900元。王伟献当天支付55200元，少支付700元。货款已清。有2018年6月3日董现阳与王伟献微信聊天照片记录，王伟献发视频，视频显示纱少了。以上事实有董长礼提供的微信记录、出库单、张某的证人证言、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证据相互印证了王伟献在出具欠条后8次从董长礼处购买棉纱，转款的数额与每次购买棉纱的数额、单价、价款数额一致。王伟献5次还款的数额有整有零进一步印证了还款和货款一致的事实，证明以后的货款及时结清。涉案欠条现由董长礼持有，证明涉案债权并未消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当庭另补充，王瑞莉转给董现阳50000元是支付的王伟献出具欠条后5月26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1吨，单价为26200元每吨。6月7日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60件1.5吨，单价为27700元每吨，货款是41550元，以上两项货款共计67750元，6月25日王瑞莉转款50000元，从上述货款中扣除后，下剩17750元。王伟献转账支付17800元，多付了50元。故王瑞莉支付的是代王伟献支付的上述货款。董长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伟献、王瑞莉共同偿还董长礼棉纱款2747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长礼经营棉纱生产企业,数次为王伟献供应棉纱。至2017年12月29日,经结算,王伟献向董长礼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284700元”,王伟献签名。2018年2月15日王伟献偿还10000元,双方对偿还数额均予以认可。王伟献对董长礼出具的欠条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王伟献辩称上述欠款已分次偿还给董长礼,目前仅欠货款3600元。一审另查明,2017年12月29日,经双方结算,王伟献向董长礼出具欠据后,自2018年4月至11月,王伟献又分8次从董长礼处购买棉纱,租用滑县四间房乡曹村张某的货运车辆承运,分别将所购棉纱运送至王伟献经营棉纺厂和山东郓城浆纱厂等地,王伟献分5次按购买棉纱的数量、单价累计转款至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的账户上271100元,分别是:2018年4月13日转52400元;2018年5月25日转91700元;2018年6月26日转17800元;2018年10月30日转54000元;2018年11月30日转55200元。王伟献认可王瑞莉在2017年3、4月份之前系其会计,2018年5月25日,通过王瑞莉账户转账给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50000元。董长礼为证明上述事实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证明，张某是王伟献雇佣的司机,数次受雇于王伟献为其运送货物。在2018年4月份、5月份、6月份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都是雇佣的张某的车,涉及到董长礼的8次,2018年4月11日、4月15日、4月18日、5月26日,除从董长礼处拉纱外,还从白道口拉过纱,王伟献给张某打电话让其去董长礼处装纱、纱的数量,张某就去董长礼那里装车,装好车之后点好数量,在董长礼的出库单上签字后,有的拉到王伟献厂子有的拉到了山东,由王伟献负责支付运费,棉纱款怎么支付张某不清楚,张某只是负责运输。董长礼提供的2018年4月至11月间证人张某与王伟献的语音、微信留言等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显示:王伟献向张某微信转账支付运费、询问运输棉纱车辆行进情况;张某与王伟献协商运费数额、催要运费等内容。董长礼另提交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与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新购棉纱的事实。一审还查明,经向王瑞莉调查,王瑞莉称是王伟献的聘用人员,大概从2011年底或2012年开始一直干到2017年5月份,王伟献与董长礼之间的买卖关系与王瑞莉没有任何关系,关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王瑞莉账户向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账户转款50000元,是另外一个人通过王瑞莉向董长礼购买的棉纱,王瑞莉对董长礼提交的王瑞莉与董现阳的录音予以认可,但称不能证明其与王伟献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王伟献对2017年12月29日为董长礼出具的欠条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董长礼、王伟献、王瑞莉之间争议的焦点是:王伟献、王瑞莉在2018年4-11月份支付的30余万元,是对王伟献2017年12月29日出具欠条确认债务的清偿还是双方在出具欠条以后又发生了新的棉纱买卖关系而支付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看,董长礼在诉讼过程中对王伟献2017年12月29日向董长礼出具货款欠条后的2018年4月至11月间又多次从董长礼处购买棉纱做了详细陈述,王伟献数次向董长礼的儿子董向阳的账户上转款的数额均与王伟献出具借条后每次购买棉纱的数量、单价、价款数额相对应,另外,董长礼提交的董现阳与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董长礼、王伟献之间在出具欠条后又发生新的买卖业务的事实,证人张某出庭证明2018年4至11月,受雇于王伟献多次从董长礼处运输棉纱,与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出库单相对应,能够证明王伟献向董长礼出具借条后,向董长礼支付款项是董长礼、王伟献发生了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是王伟献按所购买棉纱价款即时清结的货款,王伟献辩称2018年4至11月份数次向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账户转款系对2017年12月29日欠款的清偿,王伟献并提交了王伟献为董长礼出具欠条后于2018年4月至11月间向分别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账户转款的交易记录,但从王伟献提交的其向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的转款可以看出,王伟献自2018年4月至11月间,先后数次向董现阳转款分别为52400元、91700元、17800元、54000元、55200元,王伟献向董现阳的转款不符合正常的偿还欠款的交易习惯,反而与双方之间新发生的买卖业务相吻合,故董长礼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王伟献在为董长礼出具欠条后又新购棉纱是事实,王伟献虽然予以否认,但王伟献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董长礼要求王伟献支付货款274700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王瑞莉向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账户转款50000元,董长礼称该50000元系王瑞莉支付的货款,王瑞莉予以否认,经向王瑞莉调查,王瑞莉称该50000元系其代表另外的人向董长礼付的货款,因王瑞莉系王伟献的会计,存在利害关系,且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王瑞莉意见不予采纳,该50000元应认定王伟献向董长礼支付的货款。因王瑞莉未在欠条上签字,故董长礼要求王瑞莉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董长礼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本案董长礼、王伟献双方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董长礼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以董长礼请求的欠款274700元为基数,一审法院据此酌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董长礼要求王伟献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王伟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董长礼棉纱款274700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董长礼对被告王瑞莉的诉讼请求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20元，由被告王伟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王伟献分5次按购买棉纱的数量、单价累计转款至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的账户上321100元”“2018年5月25日,通过王瑞莉账户转账给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50000元”之外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王伟献于2018年4月至11月期间5次转款至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的账户共计271100元。王瑞莉于2018年6月25日向董长礼的儿子董现阳账户转款50000元。又查明，董长礼一审提交董现阳与王伟献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5月26日的微信语音聊天内容显示，王伟献说：“我刚才跟他说了让他抓紧过去，四五点吧拉过来，不拉过来还麻烦了”。董现阳回复：“中，他来我马上给他装”。王伟献对上述语音解释称，要去拉董现阳的纱，但是没有去拉。董长礼家的纱不行，又拉了别人家的纱，只是在微信中问问董现阳家的货，其实不要他家的货。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伟献是否还欠董长礼2017年12月29日欠条中的货款，以及欠付货款的数额。首先，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董长礼作为出卖方已依约交付棉纱，王伟献作为买受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给付合理对价。董长礼一审提交王伟献于2017年12月29日出具的284700元的欠条，主张王伟献偿还欠款。王伟献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双方均认可2018年2月15日王伟献偿还10000元。董长礼以王伟献出具的上述欠条请求王伟献偿还欠款于法有据。其次，王伟献一审提交银行转账明细，主张向董长礼之子董现阳5次转账付款共计271100元，用于偿还2017年12月29日欠条的款项，现剩余欠款3600元。5次转账分别是2018年4月13日支付52400元;2018年5月25日支付91700元;2018年6月26日支付17800元;2018年10月30日支付54000元;2018年11月30日支付55200元。董长礼对此不予认可，提交了为王伟献拉纱的司机张某签字的出库单并申请张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述5次转款均是王伟献在出具欠条后支付的双方发生的新交易货款。张某认可董长礼提交的出库单及发生新交易的主张，认可是受王伟献指示自2018年4月至11月期间从董长礼处拉纱8次。王伟献陈述从开始进入纺织业就使用张某的车，都是电话通知张某拉纱。张某为王伟献提供运输服务多年，从张某与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张某在上述拉纱期间，王伟献向张某支付过运费，可以印证张某证言的真实性。另董长礼一审还提交了董现阳与王伟献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王伟献通过微信购买纱的事实。其中2018年5月26日的微信语音聊天内容显示，王伟献说：“我刚才跟他说了让他抓紧过去，四五点吧拉过来，不拉过来还麻烦了”。董现阳回复：“中，他来我马上给他装”。王伟献对上述语音内容的解释与微信语音中前后谈话内容表达的意思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结合董长礼提交的出库单、王伟献的拉纱司机张某的证言、通话录音等证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董长礼主张的产生新交易的事实予以认定正确。王伟献虽否认新交易的发生，但王伟献的辩解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推翻上述证据所证事实。故本院认为，根据证据优势原则，董长礼主张王伟献在2017年12月29日之后的转款是支付新交易货款具有高度盖然性，王伟献仍欠董长礼涉案欠条中的货款274700元，一审判决正确。另对于王瑞莉转账支付的50000元，王伟献不认可安排王瑞莉向董长礼一方转过该笔款，且王瑞莉亦不予认可该笔款与本案款项有关。董长礼主张是支付欠条之后新交易的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该50000元系货款，但未认定与本案欠款有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伟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王瑞莉转款时间和王伟献个人5次付款总数额有误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0元，由上诉人王伟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  杨 浩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