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34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萍萍，女，1972年12月10日生，（2008年4月用姚七妹1963年4月12日生身份信息办理身份证），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华（上诉人丈夫），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长青，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有嫂，女，193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海奎，男，196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系姚有嫂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褚龙嫂，女，195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玉英，女，196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姚成贵，该小组组长。 上诉人姚萍萍因与被上诉人姚有嫂、姚海奎、褚龙嫂、姚玉英、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20）桂0312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萍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华、吕长青，被上诉人姚有嫂、姚海奎、褚龙嫂、姚玉英、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姚成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萍萍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20）桂0312民初558号民事判决，改判五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土地征用补偿款98741元，五被上诉人对返还征地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五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姚萍萍（姚七妹）不是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第10村民小组成员，这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现在使用的身份证上记载的身份信息表明上诉人为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第10村民小组成员。一个公民的身份信息，最权威的文件应为公民的身份证，而不是户籍底册或者其他档案资料。其次，上诉人的父母在结婚，父亲是下乡知青，是上门女婿,上诉人出生在，由此可以判断出，上诉人自出生时，户籍就在，属于丹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虽然后来1975年父母离婚，但是离婚后上诉人仍由母亲抚养，据此可以推断上诉人户籍仍留在。后来上诉人母亲改嫁到临桂区茶洞乡褚村，上诉人户口是否迁到褚村虽然无法确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档案底册中的《户口簿》可以看出，上诉人的户口于1982年6月19日迁回了10队。上诉人在该《户口簿》上使用的名字为“个平”（上诉人的小名），出生地为“两江”而不是茶洞，母亲褚龙嫂使用的名字为“龙嫂”，出生地也为“两江”，不是茶洞。《户口簿》上的另外两个小孩为上诉人的同母异父兄弟姐妹。一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迁移证存根》记载上诉人（使用姓名“姚萍”）的户籍从1982年6月19日迁回了10队，之后上诉人户籍便再也没有变化。由此可知上诉人上诉人的户籍在，上诉人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姚萍萍（姚七妹）不是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第10村民小组成员，这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姚萍萍（姚七妹）不是姚个胜承包户家庭成员，这是错误的。上诉人的户籍从1982年6月19日迁回了10队后，上诉人当时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不可能单独成立一个户，根据常理可以推断得出，上诉人应当加入其原户，即姚个胜承包户。这一事实可以通过一审法院依职权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档案底册《常住人口登记户表》（1990年5月26日）证实，该表制作时间是1990年5月26日，表内登记人口四人，分别为姚个胜、姚节嫂、姚玉英和姚七妹。这份《常住人口登记户表》同时也证明，姚玉英和姚七妹是两个不同的人，并不是一审判决所称是同一个人。这份《常住人口登记户表》清晰记载上诉人姚七妹与姚个胜、姚节嫂、姚玉英是同一户人，属于同一个家庭。3.—审判决认定1991年至2006年上诉人是到广东打工，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上诉人是被人贩子贩卖到广东高州市卖与吕和武为妻，上诉人被强迫生小孩后，万般无奈只得留在广东高州市。该事实有一审法院到高州市公安局调取的《户成员信息》，该户籍信息虽然为虚假人口信息，但是也从侧面证明上诉人被拐卖到高州市并生育数名小孩的事实。4.一审判决认定姚玉英就是姚七妹，俩人是同一人，这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依职权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档案底册《常住人口登记户表》（1990年5月26日）登记人口四人，分别为姚个胜、姚节嫂、姚玉英和姚七妹，该证据证明姚玉英和姚七妹是两个不同的人，并不是一审判决所称是同一个人。编号为367的《常住人口登记户表》记载的是姚七妹的身份信息，而编号为363的《常住人口登记户表》记载的是姚玉英的身份信息，两张登记表证明姚七妹与姚玉英是两个不同的人，不是同一人，户籍登记瑕疵并不能完全否认一个公民的合法存在。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实。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从外出至今没有参加村集体组织生活，也没有从事过生产劳动，这缺乏证据证实。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实情况是，基本没有什么集体组织生活，更没有什么集体生产劳动需要参加，一审法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没有参加这些所谓的活动，也没有证据证明村集体组织了活动，更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缺席了这些所谓的组织生活和生产劳动。相反，现在国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到城市劳动就业，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农民因到城市务工而缺席了所谓的组织生活和生产劳动就取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错误，这些法律与本案基本没有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但是我国根本不存在该司法解释。如果一审法院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少了“经营权”）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但是该司法解释根本就没有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其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四、各方都认可的事实是：上诉人出生在，出生时户籍在，是褚龙嫂的女儿，是姚个胜和姚节嫂的外孙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诉人1982年后曾将户口迁出过，上诉人现在使用的公民身份证记载上诉人的户籍仍在。所有这一切证据证实，上诉人的户籍在，而且与姚个胜为同一户。一审法院仅因公安机关户籍底册记录存在些许瑕疵，就完全否认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公安机关的户籍底册不仅对上诉的身份信息记录有误，而且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记录均存在错误，例如：1.姚玉英，现在使用的身份证记载其出生时间为1964年11月10日，与《婚姻状况证明》中记载的其出生时间却为1963年4月12日，在《婚姻登记申请书》记载的出生时间也是1963年4月12日，而同样在《婚姻登记申请书》记载的身份证号45032219641110256却表明其出生时间为1964年11月10日，在同一份文件上出现互相矛盾的记载，无法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姚玉英的丈夫朱付友、姚有嫂的个人信息登记也有此类情况。且被上诉人中4人出生月份和日期出奇巧合相同，户籍登记有误嫌疑非常大。例如：姚有嫂5月28日生，而姚海奎也是5月28日生，姚玉英11月10日生，而褚龙嫂也是11月10日生。以上人员的身份登记信息均有误，如果按一审法院的主张，也应否认以上人员的存在，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上诉人家庭虽然户籍登记信息非常混乱，但是大家都不否认上诉人出生在，出生时户籍在，是褚龙嫂的女儿，是姚个胜和姚节嫂的外孙女，现在户籍也还在，与姚个胜是一家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姚有嫂、姚海奎、褚龙嫂、姚玉英、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褚龙嫂（姚个姑）系上诉人母亲，出生于1951年11月10日，1971年与桂林下放知青尚景昆结婚，1973年12月10日生育上诉人，上诉人的原名并非姚七妹。而户籍登记的姚七妹，从户籍登记内容看，是姚个胜、姚节嫂女儿，于1963年4月12日出生。褚龙嫂是姚个胜、姚节嫂的大女儿，上诉人是姚个胜、姚节嫂外孙女，不是姚个胜、姚节嫂女儿。上诉人与户籍登记的姚七妹，不仅年龄不同，而且辈份也不同，上诉人不可能既是褚龙嫂的女儿，同时又是姚个胜、姚节嫂女儿，因此上诉人根本不是户口本上的姚七妹。上诉人为了取得土地补偿费，不惜改变自己姓名变更自己身份，通过不正当关系将户口本上的姚七妹冒名顶替为自己名字。一审法院根据案件证据以及证据规则认定姚七妹的身份信息并非姚萍萍的身份信息，从而否定上诉人就是户口本登记的姚七妹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虽出生于丹桥**，但1975年褚龙嫂与尚景昆离婚时，民政部门将上诉人确定给其父亲尚景昆抚养，因上诉人年龄太小，暂由褚龙嫂抚养，1976年上诉人随其父尚景昆回桂林，并将户口迁至桂林象山区龙船坪，1991年清明后上诉人外出务工，并于1994年嫁到广东茂名市高州市并生育一子一女，2006年离婚，2015年与恭城县人陈水华结婚。由于上诉人从小离开，的村民不认识上诉人，上诉人冒名顶替姚七妹，丹桥十组不清楚，更未经丹桥十组同意，丹桥十组不会同意上诉人冒名顶替登记在其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因此上诉人并非丹桥**村民。2、上诉人不具有丹桥十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将户口迁往桂林后，不再是丹桥**村民，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以及1999延包时，丹桥**并没有将田地发包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不是承包户姚个胜家庭成员。上诉人对丹桥十组从来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即使2008年4月18日使用姚七妹身份住址办理身份证后，同样没有参加丹桥十组组织、生产劳动、公益事项等各项义务。丹桥十组亦从未认可上诉人系本组集体组织成员，上诉人不具有丹桥十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无权享有丹桥十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包括分配征地补偿费在内的各项权利。由于上诉人不是丹桥十组的村民也不是丹桥十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要求法院判决答辩人返还土地征收补偿费丹桥十组负连带责任的诉请显然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姚萍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第三人褚龙嫂、姚玉英将收取原告土地征用补偿费98741元返还原告；2、判决第三人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与二被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个胜与姚节嫂夫妇生前生育两个女儿，分别为姚个姑、姚小妹。姚个姑出生于1951年11月10日。1971年1月，姚个姑与桂林下放知青尚景昆结婚，1972年12月10日生育女儿姚萍萍。1975年6月，姚个姑与尚景昆离婚，姚萍萍由姚个姑抚养，之后姚个姑改嫁到临桂茶洞禇村，姚个姑取嫂名为禇龙嫂，姚萍萍随母下堂到禇村。1989年11月9日，尚景昆被杀害。1990年姚萍萍外出广东。1991年8月6日，姚萍萍为继承遗产，到桂林市公证处进行公证，（91）桂证字第202号公证书显示原告姓名为姚萍萍，女，1972年12月10日生。之后，姚萍萍到广东打工，2006年从广东回来桂林，2015年2月与陈水华结婚。姚萍萍从外出至今没有参加村集体组织生活，也没有从事过生产劳动。 同时查明，姚七妹，其实际是姚小妹，在公安机关户口底册上是手写体，比较潦草，将“小”字认作“七”字，姚小妹，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第三人其家庭户原户主为姚节嫂（已故，注销），与姚七妹系母女关系，现该家庭户户主为原告姚七妹。姚七妹家庭户在1981年户口底册上原成员有：户主姚个胜（1999年已故）、妻姚节嫂（2006年已故）、女姚小妹（在公安机关户口底册上是手写体，比较潦草，将“小”字认作“七”字），姚小妹（姚七妹）改名姚玉英，1988年姚玉英办理身份证时出生日期登记为1964年11月10日，姚玉英结婚登记时的身份信息是1963年4月12日出生，已迁出至临桂区临桂镇秧塘村委会秧塘村**。户口底册上姚七妹，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没有注销。2008年4月18日，本案原告姚萍萍使用“姚七妹，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的身份在公安机关办理了身份证。 1999年1月1日，高妙村委会民小组（合作社）为发包方与户主姚个胜作为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发包方向承包方发包耕地：水田（含水田改成的其它农用地）2.78亩。土地承包汇总表上承包方姚个胜户承包人口2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得家庭人口也是2人。 2010年，临桂县两江镇人民政府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市政［2010］13号）的有关规定，建设临桂至苏桥一级公路临桂段工程项目，征收（地名）的集体土地面积8.058亩。 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第10村民小组（）按各自家庭承包地来分配征地补偿款，原姚个胜、姚节嫂家庭户征地补偿款63100元（横岭及野狗岭等部分林地）已经由姚天风、被告姚有嫂、被告姚海奎、第三人褚龙嫂、第三人姚玉英领取，其中姚天风与被告姚有嫂共领取1000元，被告姚海奎、第三人褚龙嫂、第三人姚玉英各领取了20700元。 另查明，姚天风（又名姚天凤，已故）系姚七妹的父亲姚个胜的胞弟，姚天风之妻系被告姚有嫂，被告姚海奎系姚天风与被告姚有嫂之子。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确定原告姓名、身份及是否具有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问题。本案中，原告自认身份是1972年12月10日生，姓名姚萍萍，也有公证书为证，是褚龙嫂之女，与姚节嫂是外婆、外孙关系。姚七妹是姚节嫂之女，是原来姚玉英使用的名字，姚七妹（姚小妹）的身份信息并非是姚萍萍的身份信息，因此，原告的姓名是姚萍萍，其身份信息应该是具有公证效力的公证书上载明“姚萍萍，女，1972年12月10日生”的信息，该院按原告的实际身份信息确定原告的信息。1999年进行延包时，姚个胜、姚节嫂户当时只有两个人，承包合同上也是家庭成员2人，姚萍萍的户口并没有在桂林市临桂区，不是家庭成员之一。2008年4月18日，姚萍萍使用“姚七妹，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的身份在公安机关办理了身份证，并不能证明在1999年进行延包时，原告有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其次，姚萍萍从1991年开始都没有参加的村集体劳动，也没有参加村集体的各项公益事项，2008年4月18日使用姚七妹身份住址办理身份证后，也没有参与上述组织生活、生产劳动各项义务。 综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有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参与村集体各项组织生活、生产劳动，没有成为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实基础，不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享有土地补偿费，对于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萍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9元，由原告姚萍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是高妙村委会第十村民小组的成员，被上诉人是否应返还上诉人土地补偿费98741元。 本院认为，在界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中涉及集体成员资格时，要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予以认定。认定当事人是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除了根据户口登记情况，还要综合考虑当事人有没有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活以及进行过生产劳动，如果当事人未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活、也没有进行过生产劳动，就没有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实基础，不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享有土地补偿费。1999年1月1日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汇总表（编号061307）记载：姚个胜户的家庭成员2人，劳动力1人，承包水田2.78亩。1999年1月1日，姚个胜户的家庭成员2人，应为姚个胜与姚节嫂夫妇，不包括上诉人姚萍萍，上诉人姚萍萍不是姚个胜土地承包家庭成员。1990年姚萍萍外出广东。1991年8月6日，姚萍萍为继承遗产，到桂林市公证处进行公证，（91）桂证字第202号公证书显示上诉人姓名为姚萍萍，女，1972年12月10日生。之后，姚萍萍到广东打工，2006年从广东回来桂林，2015年2月与陈水华结婚。姚萍萍从外出至今没有在高妙十组生活，没有从事过高妙十组生产劳动，没有承包高妙十组集体土地，姚萍萍不是高妙十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高妙十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的包括分配征地补偿费在内的各项权利。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土地补偿费98741元，证据不足。 综上所述，上诉人姚萍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9元，由上诉人姚萍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裕松 审 判 员 邹国良 审 判 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毛雪梅 书 记 员 陈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