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73民终13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法定代表人：赵剑英，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睿，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金隅嘉华大厦****div>法定代表人：付国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C1210-2v>法定代表人：季文，执行董事。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省图书馆，住所地湖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法定代表人：刘伟成，馆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民，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北京千秋伟业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楼**法定代表人：刘立峰，经理。上诉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简称社科社）与上诉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超星公司）、被上诉人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读秀公司）、被上诉人湖北省图书馆、一审第三人北京千秋伟业图书有限公司（简称千秋伟业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22207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社科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睿，超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民于2020年7月8日、2020年11月19日通过云法庭在线接受了询问，千秋伟业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出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社科社上诉请求：请求改判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就一审判决金额承担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被诉侵权行为的事实认定有误，并基于错误事实将超星公司列为被告，判决其单独承担侵权责任有误。1．社科社在公证侵权的过程中并未显示有超星公司、北京英富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英富森公司）的存在，也未显示使用了所谓的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故超星公司与湖北省图书馆签订的《超星移动图书馆、读秀（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和超星发现采购与服务合同》（简称《超星采购与服务合同》）、读秀公司与超星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英富森公司出具的《关于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技术说明函》（简称《技术说明函》）均与本案无关，《技术说明函》从证据形式及内容方面，亦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33439号公证书的公证时间晚于社科社的公证取证时间，不能反映社科社取证当时的网络情况。《技术说明函》中声称可采用URL重写技术重写URL，也能说明上述公证过程中湖北省图书馆的网络环境是受被告主观操作控制的一个网络环境，该网络环境下所做的演示公证不具备客观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社科社在一审中仅将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列为共同被告，认为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未经许可使用侵犯了社科社的权利，构成共同侵权，并未将超星公司列为被告，超星公司亦未侵权。但若法院认定侵权行为实施主体是超星公司，社科社也主张超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湖北省图书馆不应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错误。社科社提供的公证书显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研究》（简称被诉图书）可阅读页面的网址中library．hb．cn为湖北省图书馆所有并控制的域名，只有在其授权参与配合合作下具体网址才能和具体页面即具体的电子书内容相对应，由此可见，湖北省图书馆实施的是直接侵权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读秀公司无需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有误。湖北省图书馆网站上对读秀学术搜索所做的简介说明读秀学术搜索不仅具有文献搜索功能，其本身也是一个包含全文数据的超大数据库。湖北省图书馆提交书面意见辩称，一、超星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1．超星公司认可其为被诉图书内容的提供者，并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其为本案适格被告。2．读秀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超星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书，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追加超星公司为共同被告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其他相关规定追加超星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二、湖北省图书馆作为公益类图书馆，自2012年采购并使用英富森公司提供的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以方便读者对多家公司的数据库资源进行访问，但不负有对海量数据库内资源事先进行审查、监控的义务，亦对存储于超星公司数据库中的被诉图书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形，对于侵权事实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1．虽然社科社提供的公证书显示查找被诉图书的入口是从湖北省图书馆的官方网站进入，但公证书中显示获取被诉图书的网址中表明的检索路径为http://so．library．hb．cn/remote/rewriter/DUXIU/http/．．．,其中“remote”表示“远程访问”，“rewriter”表示“重写技术”，与《技术说明函》中使用的“rewriter”URL重写技术实现方式能够相互印证。不论是馆内访问数字资源跳转，还是馆外访问数字资源，最终被诉图书内容均由数据库提供方即超星公司通过其服务器提供给读者。2．超星公司提供的一系列协议足以证明超星公司才是被诉图书的提供者。此外，读秀公司提供的（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33439号公证书显示，在湖北省图书馆内部局域网采用一致检索路径检索到被诉图书时，网站域名跳转到了“img．sslibrary．com”,该域名正是超星公司的域名，这一过程与《技术说明函》中的说明以及超星公司在一审中的表述相一致，说明用户在湖北省图书馆馆内访问“读秀学术搜索”中的“包库全文”时，链接跳转到了超星公司的服务器，并在该服务器下实现了被诉图书的全文浏览，湖北省图书馆无法控制被链超星公司服务器下的被诉图书，亦印证了被诉图书系由超星公司的数据库提供。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湖北省图书馆不承担侵权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读秀公司提交书面意见辩称，一、超星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1．超星公司认可其为被诉图书内容的提供者，并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其为本案适格被告。2．读秀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超星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书，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追加超星公司为共同被告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其他相关规定追加超星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二、被诉图书最终是在超星公司的服务器里获得的，法律责任应该由超星公司承担，读秀公司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形。读秀公司提供的读秀学术搜索服务，其功能是对数据库资源进行搜索与精确查找，读秀公司是网络搜索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仅提供技术支持，方便读者通过读秀学术搜索获得包括电子图书、视频、文档、期刊等多种数字作品的版权信息等资源，其搜索数字资源的检索服务并不提供数字作品内容，亦不构成侵权。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读秀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超星公司答辩认为，一、一审法院追加超星公司为被告理由充分。社科社之所以能通过外网进入湖北省图书馆，正是因为有英富森公司提供IFC技术支持，馆外读者才能实现馆内图书资源阅读。超星公司与读秀公司的合作，最终服务于湖北省图书馆，没有超星公司图书资源的提供，湖北省图书馆和读秀公司均无法获得被诉图书，被诉图书实际由超星公司提供，但超星公司获得了权利人的授权，并有权授权第三方使用，不构成侵权。二、湖北省图书馆不应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湖北省图书馆为方便读者离馆依然可以访问图书，使用了IFC技术实现在馆外获得馆内图书资源，馆内访问的情况下可以明显看到被诉图书已经不在馆内服务器上，而是由超星公司提供。三、读秀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读秀公司提供的读秀学术搜索仅是一个搜索平台，只提供被诉图书的编目信息，而不是全部内容。千秋伟业公司未陈述意见。超星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社科社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超星公司与社科社于2002年签订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简称《协议》）中所针对的作品范围认定有误。不论是从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点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我国法律保护的半年内的这一历史背景，还是从《协议》所载明的双方合作的目的及内容是为社科社的图书以数字化形式出版来看，《协议》所针对的作品范围均应解释为不仅包含《协议》签订前已出版的图书，亦应包含《协议》签订后出版的图书，只有依此种解释，双方才有合作的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协议》的签署目的。二、一审法院关于双方是否已实际履行《协议》的事实认定有误。首先，双方合作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社科社数字图书馆，而是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进行数字化并嵌入早已经存在的超星数字图书馆，故社科社认为超星数字图书馆要在社科社的平台上建立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次，超星公司在将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进行数字化的同时，亦已将《协议》项下2006年至2015年的版权使用费共计155000元依照社科社员工王磊的指示支付给中国社科青年书店（先后变更名称为北京千秋伟业社科书店有限公司、千秋伟业公司），应视为社科社收到了上述款项，王磊作为双方合作的直接负责人对超星公司的履行情况亦出具了证言，可以证明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协议》内容。三、一审法院关于超星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的法律认定错误。鉴于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协议》的有效期，在社科社未书面提出中止合作的前提下，《协议》依然处于履行有效期内，故超星公司取得了社科社的授权，未侵犯社科社的权利，超星公司的行为属于履行协议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侵权。四、假设法院最终认定超星公司存在侵权行为，超星公司认为，考虑到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明显过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社科社辩称，一、社科社不认可超星公司作为被告主体适格，超星公司提供的都是其与社科社签订的《协议》，与读秀公司无关。二、社科社认可与超星公司签订了《协议》，但《协议》所针对的双方合作的作品范围仅包含《协议》签订日以前已经出版的图书，不应包含《协议》签订日以后出版的图书。三、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协议》，社科社亦未收到超星公司给付的合同款项。首先，从合同履行内容来看，双方从未确定合作书目，且根据《协议》约定的双方各自的分工，数字图书专卖店应建立在社科社的服务器上，由社科社进行运营和管理，而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超星公司的服务器上，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因此，超星公司并未履行涉案《协议》内容。其次，王磊虽然是社科社职工，但其仅负责纸质图书宣传营销等工作，不负责数字出版业务，且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无任何关系，社科社不认可千秋伟业公司收取超星公司给付的款项是代其收取，王磊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湖北省图书馆、读秀公司共同陈述称，同意超星公司的意见。千秋伟业公司未陈述意见。社科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停止侵权，删除湖北省图书馆网中的被诉图书；2．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连带赔偿社科社经济损失20800元及维权合理费用100元。一审庭审中，社科社当庭申请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被诉图书的著作权归属情况被诉图书是由社科社出版，署名“陈文胜著”，版次为2013年9月第1版，全书共计260千字。社科社主张被诉图书系原创作品。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表示，本书页面显示有参考文献或内容来源地，书末亦附有参考文献，由此被诉图书的性质并非原创，系汇编作品。2013年7月4日，陈文胜与社科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著作权人）陈文胜，乙方（出版者）社科社，作者署名陈文胜著，作品名称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研究》，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以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出版发行被诉图书汉文文本、外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拾年。合同落款处有的陈文胜签字和社科社的公章。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对图书、前述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社科社未提交作者的身份信息，无法证明签字作者与被诉图书所载明的作者系同一人。二、关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传播被诉图书的情况2016年3月10日，社科社申请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浏览相关网页情况进行公证取证，（2016）京东方内民证字第6269号公证记载情况如下：经过清洁程序后，在浏览器中输入“湖北省图书馆”，进入湖北省图书馆网站首页，点击“登录”，在网址为http://portal．library．hb．cn/wps/portal/Home/Index/Login/……的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后，进入相应页面，点击“资源”，在进入页面中选中“文献类型”中“电子图书”后点击“读秀学术搜索”，进入相关页面,在网址为http://so．library．hb．cn/remote/rewriter/DUXIU/……后点击“图书”和“书名”，在搜索栏输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并点击“中文检索”，进入相关页面后点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研究》”后的“包库全文”，显示该书目录、版权页及图书内容，左上角显示总页数和正在浏览的页面，通过下拉框控制浏览被诉图书内容。整个过程未发生网页跳转至其他网站的情形。社科社据此主张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共同向网络用户提供完整被诉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社科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湖北省图书馆、读秀公司在先庭审中表示认可公证书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社科社系通过外网登录，域名会改变，不能证明被诉图书系湖北省图书馆提供。此后其表示前述公证书制作过程中未注册录像软件，由此获取的内容无合法依据，公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表示公证过程中仅浏览的部分内容，并非被诉图书全文，不能证明是全文阅读。为此社科社提交了（2014）一中民终字第3728号民事裁定书、（2013）海民初字第23814号民事判决书，主张上述判决中法院仅依据公证播放的剧集数支持了社科社的诉讼请求。三、关于湖北省图书馆、读秀公司与超星公司的抗辩情况（一）关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有《协议书》（超星公司与读秀公司）、《超星采购与服务合同》佐证2015年9月28日，超星公司（甲方）与读秀公司（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一、超星公司与湖北省图书馆签署的《超星采购与服务合同》中，超星公司向湖北省图书馆提供《超星数字资源总库》，为保证数字资源的有效使用，超星公司委托读秀公司为湖北省图书馆搭建数字资源搜索平台（读秀学术搜索），所需实现的功能包括：1、实现馆藏纸质图书与甲方电子图书的统一检索；2、实现推荐区域，在图书馆没有纸质图书及电子图书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可建议管理员购买该书的纸质版本或提供电子图书相关信息；3、根据读者输入的检索词，可在目录中进行检索，显示该检索词出现处的原文内容，并支持文字提取、查看来源；4、在检索结果中可按类型、年代、学科、作者进行聚类功能，缩小检索结果范围；5、在图书馆频道检索中显示图书的馆藏纸书信息的同时自动显示国内都有哪些高校图书馆有此藏书，并能直接链接至有此藏书的图书馆查看关于此书的状态信息；6、检索提供二次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等功能；7、提供中外文、同义词、相关词的提示；……二、关于读秀学术搜索技术要求等未尽事宜，或本协议变更事项，双方另行协商；三、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盖章后生效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5年10月13日，湖北省图书馆（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了《超星采购与服务合同》。约定如下内容：甲乙双方就甲方获得许可使用乙方“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超星移动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服务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意见：第一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甲方通过本合同获得“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超星移动图书馆”数据库（以下简称“本数字资源”）使用许可及相关服务。本数字资源是指超星数字资源总库及乙方代理对外许可的其他机构制作的数据库。1．甲方获得许可使用的数字资源见附件一《“超星数字资源总库”订单》。甲方获得许可使用乙方数字资源的方式为包库方式，即将乙方许可甲方以远程访问乙方服务器的方式使用数据库中的内容。2．许可使用范围：甲方仅能在其内部网络IP范围内使用本合同约定的数据库。甲方对本数字资源的使用权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单位内部人员和湖北省图书馆读者，湖北省内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各级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点（湖北省十七个地市及武汉市图书馆和所辖十三个区县图书馆除外）可通过网络包库的远程访问方式使用湖北省图书馆数据库镜像站；湖北省图书馆持证读者可通过湖北省图书馆自有管理软件远程登录后使用，除此之外的人员均需另行获得授权，但在甲方住所地范围内使用该系统的除外。数字资源内容安装：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3日内向甲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数字资源内容。第二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1．本数字资源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单位编辑出版并享有著作权。支撑本数字资源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由乙方开发并享有著作权。2．乙方承诺其拥有所需的权利和授权向甲方提供本数字资源许可和服务。如有第三方就本数字资源权属或其他使用问题向甲方提起权利请求，乙方将负责解决并承担甲方因此产生的全部赔偿责任。（二）（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33439号公证书（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33439号公证书记载，通过本地连接登录湖北省图书馆局域网，显示页面网址为:portal．Library．Hb．Cn/，选择“资源”点击后在进入的网页选择“文献类型”中的“电子图书”，“语言分类”选择“中文”后点击“读秀学术搜索”并进入相关页面，然后点击“图书”并输入“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后点击“中文搜索”，域名为“book．duxiu．com/search?Field……”,选择第一条搜索结果《民族国家与欧洲一体化1945—1973》后的“包库全文”，进入，显示域名跳转到“img．sslibrary．com/n/slib……”。以同样的步骤搜索以《农业国际化背景下的农户生产效率研究》，点击相应搜索结果，域名从“book．duxiu．com/search?Field……”跳转到“img．sslibrary．com/n/slib……”。根据ICP备案查询，域名sslibrary．com的主办单位系超星公司。据此，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认为被诉图书提供商系超星公司，读秀公司和湖北省图书馆只是提供链接。社科社不认可（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33439号公证书的真实性，但认可ICP备案查询结果的真实性。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还提供了《技术说明函》。《技术说明函》显示出具时间为2018年3月29日，并加盖了北京英富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内容如下：因湖北省图书馆的电子书、电子期刊、音视频资源等电子资源之前只能于馆内进行浏览、访问；湖北省图书馆正式用户离开湖北省图书馆后，用户无法浏览、访问馆内电子资源。而通过北京英富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V6．1的应用，使得用户离开湖北省图书馆后也可通过账号密码登录对馆内电子资源进行浏览、访问，满足了读者在馆外使用电子资源的需求。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采用URL重写技术实现电子资源的馆外访问服务，URL重写技术是首先获得一个进入的URL请求。然后把它重新写成网站可以处理的另一个URL的过程，将读者在图书馆馆外登录账户时的网址显示为类似馆内登录的状态，从而达到读者在馆外亦可浏览、访问馆内同一电子资源的目的。以“读秀学术搜索”编目信息搜索平台为例，在湖北省图书馆馆内直接访问图书馆网站，通过图书馆网站的“资源”应用，访问“读秀学术搜索”平台，直接显示读秀搜索平台地址：www．duxiu．com。而读者在图书馆馆外通过易瑞授权系统URL重写技术完成图书馆账户登录后，再从图书馆网站的“资源”应用访问“读秀学术搜索”平台时，读秀学术搜索平台地址变为：http://so．library．hb．cn/remote/rewriter/DUXIU/http/vvv9ctwht9bnl/#。而不论是馆内直接访问浏览还是通过馆外账户登录间接访问浏览，读者浏览、访问的电子资源内容均来自同一电子资源厂商的服务器（通过读秀学术平台搜索到的具体电子资源全文内容存储于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服务器中，而湖北省图书馆本地服务器不存储前述数据任何内容），从而保证读者使用效果是一致的。同理，湖北省图书馆购买的其他厂商的电子资源，均可以通过我司的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为湖北省图书馆合法读者提供同一电子资源的馆外访问的服务。（三）关于超星公司与社科社之间的合作情况超星公司主张，其与社科社签订了《协议》，依据该协议可以证明双方约定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加工成数字图书馆，供读者浏览和下载，合同所涉及作品应当包含被诉图书；在双方十多年的合作中，王磊是社科社唯一授权代表，负责《协议》的洽商、签署、收取合作款项、更改收款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款改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收款）、合作款项票据的传递等，始终是超星公司工作人员白可静与王磊进行沟通，中途未曾更换过工作人员；超星公司与社科社除上述协议外，再无其他业务往来。故超星公司并未侵犯社科社的合法权益。为此超星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协议》。2002年3月20日，社科社与超星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为促进优秀文化成果的交流与传播，对出版社旧版图书进行二次开发利用，推进数字出版事业的进程，规范数字图书的合法使用，保护相关著作者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合作事项。1．双方合作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作品加工成数字图书，建立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供读者开架浏览和下载使用，宣传推广销售数字图书及在版新书；2．原书及数字图书著作权及邻接权归原权利人所有，双方合作事先征得相关权利人授权许可；3．为充分保障著作者权益，双方确定对下载使用专卖店内数字图书采取“注册会员制”方式进行收费；双方共同发行销售会员读书卡可在有效期限内浏览和下载专卖店内数字图书；4．双方根据各自优势确定分工合作项目，并按相应比例对总收益进行分配、分工项目细则如下：（1）著作权30%：包括相关著作者作品使用报酬以及出版社的图书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等邻接权；（2）数字化加工制作10%：按照数字图书使用销售及防盗版的要求，将纸本图书加工制作成数字图书；（3）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10%：建设专卖店、包括网页设计制作维护、网站广告宣传；（4）软件技术10%：适宜于远程传输、浏览和销售数字图书的专用浏览器；（5）读书卡销售35%：开展代理销售、网上销售、并进行售后客户服务；（6）读书卡制作成本5%：会员读书卡的设计制作。5．双方确定总收益计算公式为：专卖店内数字图书被下载总页次数/超星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下载总页次数*当期全部会员费收入；6．双方确定对会员读书卡销售情况、专卖店内数字图书浏览和下载情况进行实时查询；7．双方确定收益计算及分配起始日期为每年12月1日；8．双方约定全部行为接受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监督和指导。二、社科社的权利义务。1．经过双方约定，社科社承担下列工作：著作权费30%、数字化加工制作10%、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10%，社科社应得收益为总收益的50%；2．社科社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就同一件作品在网上开展类似合作；3．社科社有权确定数字图书馆专卖店的书目；4．社科社视合作情况可书面提出中止数字图书专卖店合作。三、超星公司的权利义务。1．经过双方约定，超星公司承担下列工作：软件技术10%、读书卡销售35%、读书卡制作成本5%，超星公司应得收益为总收益的50%；2．超星公司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建设数字图书专卖店，进行数字图书的制作与销售；3．超星公司视合作情况可书面提出中止数字图书专卖店合作。四、违约责任。1．任意一方违反协议义务使对方权利受到侵害的，应负赔偿责任；2．其他违约责任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五、生效及纠纷解决。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双方应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进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应首先提交有关版权仲裁机构裁决。合同后附《期刊数字专卖店合约备忘录》。2．2006年至2015年超星公司向社科社支付费用的票据，票据金额共计155000元，以及超星公司员工邮件打印件。票据记载事项具体如下：（1）现金支出凭证一张，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20日，细目和摘要为作品使用费、社科社，金额为8000元；北京千秋伟业社科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18日，商品名称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8000元；盖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公章的《出版社图书版权使用报酬表》复印件，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20日，出版社名称为社科社，用途为作品使用费、应付金额8000元，实付金额8000元，并有“王磊”签字，该表格无原件。（2）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08年10月6日，收款单位为社科社（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7000元；银行存根一张，载明出票日期为2008年10月8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商品名称为资料费，金额为7000元；（3）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5日，收款单位为社科社，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10000元；银行存根两张，载明出票日期为2010年1月13日和2010年1月19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北京银行转账支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3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5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10000元；（4）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1月29日，收款单位为社科社（北京青年社科书店、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10000元；银行转账支票一张及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两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2月13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均为5000元，共计10000元；（5）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5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使用费，金额为12000元；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9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12000元；（6）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5000元；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11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1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25000元；（7）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5000元；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4年1月13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两张，载明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14日和2014年1月1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10000元、15000元，共计25000元；（8）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2月4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8000元；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2月5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28000元；（9）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30000元；北京银行电子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6年1月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30000元。3．《证明》、王磊名片、社科社在关联案件中出具的《关于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王磊相关网络报道的网页打印件、王磊字迹对比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网网页打印件以及ICP查询网页打印件。超星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明》，其主张该《证明》由王磊出具，其中载明：对于超星公司与社科社在2002年3月20日签订的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由于协议签订时间较早，当时社科社没有数字出版中心，故出版社指定其下属的读者批发服务部——中国社科青年书店代收合作协议的合作款项；在后续款项支付过程中，中国社科青年书店更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至今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又改名为千秋伟业公司；该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自签订之后一直履行至今，特此证明。落款处有“王磊”签字及单位、职务、身份证号，并附有“王磊”的名片，名片载明：王磊为社科社宣传策划室主任、发行部副主任。一审庭审中，王磊并未出庭发表意见。社科社出具的《关于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载明：王磊1992年8月任社科社发行部副主任，负责纸质图书的相关销售；2003年发行部设立宣传策划室，负责编制出版社新书书目和纸质图书宣传营销活动，王磊兼任室主任；2005年，发行部宣传策划室提升为营销策划部，王磊任主任；2013年10月王磊正式退休；营销策划部负责出版社图书信息调研反馈、市场营销策划及推广、媒体运营发布等工作，无纸质图书、电子书销售以及版权运营职责。超星公司为证明王磊身份，还提交了王磊相关网络报道以及社科社网的网页打印件，打印件显示在2005年到2016年的网络报道中，均有提到“社科社营销策划部王磊”，据此证明王磊是社科社员工。4．社科社网站打印件、电话录音、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千秋伟业公司的工商信息网页打印件以及工商查询档案。社科社网站打印件显示社科书店联系方式为85195949。2017年6月2日，超星公司员工拨打上述社科书店电话，该书店工作人员提到赵子和是社科社的老员工，专门销售社科社图书。千秋伟业社科书店以及千秋伟业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工商档案均显示法人为赵子和。工商档案载明：2014年11月1日，千秋伟业社科书店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名称为千秋伟业公司，赵子和同意将千秋伟业公司3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立峰；2014年12月10日，赵子和与刘立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5．（2017）京73民终876-884号案谈话笔录。2017年5月23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组织的询问谈话中，合议庭问被上诉人即社科社“对千秋伟业原名中国社科青年书店认可吗”，社科社回答“认可，王磊是我方员工，王磊是退休返聘的一般的工作人员”；合议庭再问道“王磊可以出庭吗”，社科社回答“需要后期联系王磊”。超星公司据此主张王磊目前仍在社科社上班，社科社完全有能力查实案件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却回避躲闪，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证明王磊证言的真实性。6．（2008）一中民终字第230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涉及到作者与超星公司签订的《个人作品收藏授权书》中关于授权作品范围解释的问题，该案中的授权书内容与本案《授权书》内容不一致，判决书认定授权作品应当包括授权书签订之后至少十年内创作完成的作品。超星公司据此认为，本案《授权书》授权作品范围应包括合同签订之日后发表的作品，即包括被诉图书。7．超星读书卡及其封面、超星阅览器安装光盘以及(2009)一中民终字第7878号民事判决书。超星读书卡封面载明“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打开光盘内文件显示修改日期为2000年，并含有阅览器SSReader的安装说明书。(2009)一中民终字第7878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载明“确认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与超星公司曾于2000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订过‘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的合作协议书之事实”。超星公司据此主张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制作读书卡的义务，并且在读书卡、光盘、《协议》中均标识了“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8．SSReader的用途与使用技巧。据此证明超星公司在2000年就已经拥有较为成熟完善的数字图书加工技术和数字平台建设技术，有充足的履行《协议》的履约能力。9．超星公司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和平出版社、气象出版社签署的《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以及相关付款凭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具的《关于和超星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上述协议与本案《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关于和超星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载明：最初履行合同时，双方是按照合同预想的合作经营模式，将图书进行数字加工后，直接对读者进行会员读书卡销售，然而此种模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收益低，市场开拓非常缓慢，……，为更好的利用各方资源，减少成本，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在搭建数字图书平台时根据实际情况，超星不再为我社单独建立数字图书专卖店，而由超星建立统一的数字图书馆，将各出版社图书统一分类，快速拓宽销售渠道，……，虽然后期合作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并不影响双方利用我社图书资源超星的平台资源进行图书数字化销售的合作目的，鉴于早期各数据库平台均无数字图书销售的实践经验这一事实，此种合作模式也是行业惯例等。超星公司据此主张其为积极促成合作共赢的目的，由直接向读者出售读书卡调整为通过图书馆机构向读者提供数字图书，这是超星公司与出版社合作的交易惯例和出版社图书数字化的行业惯例。社科社对上述证据（除无原件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协议》仅是就建设社科社数字图书专卖店达成的合作意向，依据该协议，社科社承担著作权费、数字化加工制作、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等工作，即便建立了“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的所有者也应为社科社，而“超星图书馆”平台是由超星公司所建立，“超星图书馆”平台所收录的图书均为超星公司自行进行数字化加工制作，“超星图书馆”平台的所有者为超星公司；《协议》约定，社科社有确定“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书目的权利，而“超星图书馆”平台的书目均由超星公司所确定，并非社科社所确定，因协议的意向性，社科社未向超星公司提供任何书目，因此，合同不存在履行的可能；根据《协议》约定的总收益的计算方式，也可以明确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与超星数字图书馆系两个独立且权属不同的平台；《协议》是双方于2002年3月20日签订的，被诉图书系2002年3月20日以后出版发行，不应包含在《协议》作品范围内。对于与《协议》履行相关的证据，表示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为说明王磊的身份，社科社提交了其在（2017）京73民终876-884号案中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载明：王磊自1979年2月起在社科社工作，先后担任发行部副主任、营销策划部主任等职务，工作职责为纸板图书营销宣传、营销活动策划等；该人于2013年10月退休，退休后至2016年12月被社科社返聘，返聘期间，主要协助营销策划部负责人组织纸板图书营销宣传、营销活动策划及社科书店经营等工作。另，一审法院本案原合议庭成员曾于2017年12月13日前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201摊位（原102摊位）的千秋伟业公司营业地，对千秋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立峰进行了询问谈话。刘立峰述称，2015年2月6日，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名称变更为千秋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子和变更为其本人，股东也进行了变更，通俗来说就是本人盘下这个书店进行经营，对于盘店未签订合同，仅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前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只卖社科社的书，变更后千秋伟业公司只卖教辅类的书；对于超星公司提交的2006年至2015年付款票据，其中2015年4月29日和2016年1月7日的发票确实是千秋伟业公司出具的，因为超星公司从本店购买图书，所以才出具相应发票，相关费用也未付给其他人，直接入千秋伟业公司账户；对于其他付款票据，均不了解具体情况；现在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没有任何关系。社科社对上述调查内容不持异议。超星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部分内容陈述有错误，刘立峰提到超星公司向其购买纸质图书，据核实超星公司未向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购买过任何纸质图书，且2016年1月7日出具的发票金额为3万元，按照图书市场的批发业务，任何图书公司在销售图书中均会有详细的出库单，且金额十分明确，不可能是一个整数，刘立峰应有能力提供出库单，其表述是虚假的；刘立峰说没有与赵子和签过任何交接协议和超星公司向其购买纸质书的表述，是在刻意的对事实进行错误陈述；刘立峰提到赵子和在2015年之前只卖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而王磊又是发行部的副主任，电话录音也确认了赵子和是社科社的员工，基于此，超星公司认为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存在利害关系，王磊出具的证言真实可信；调查内容无法否认2006年至2015年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存在合作关系。四、其他情况社科社为证明其为诉讼支出的费用，提交了金额为12500元的公证费发票，并表示本案根据被诉图书数量主张100元。以上事实，有社科社提交的图书、《图书出版合同》、公证书及其打印件、公证费发票，超星公司提交的《超星采购与服务合同》、《协议》、电子回单、支票领用登记单、现金支出凭证、电话录音、电子邮件、发票、《授权书》、证明、名片、网页打印件、工商查询档案、判决书、笔录以及一审法院质证笔录、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诉图书的著作权归属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作品著作权的证据。被诉图书系合法出版物，图书封面署名为“陈文胜著”，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陈文胜系被诉图书的著作权人。社科社经陈文胜授权，取得了被诉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该权利尚处于有效期内，而超星公司并无陈文胜合法有效的授权，故社科社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被诉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诉讼。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不认可社科社享有被诉图书的相关权利，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二、关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社科社主张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共同向网络用户提供被诉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社科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超星公司辩称其传播被诉图书是基于与社科社签订的《协议》，被诉图书包含在《协议》范围内，且该合同一直在实际履行中，超星公司无侵权的主观故意，因此超星公司取得了社科社的授权，未侵犯社科社的相关权利。社科社对《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协议》不应包含合同签订日期后出版的图书；社科社从未收到过超星公司支付的任何费用，向超星公司开具发票的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因未实际履行合同当然终止。对于超星公司的该项辩称，一审法院认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是确认《协议》所针对的作品是否包含合同签订日期后出版的图书。合同解释应当符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同时也应符合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协议》首段载明“是对旧版图书的二次开发利用”，第一条中载明“双方合作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作品加工成数字图书、宣传推广销售数字图书及在版新书”，根据文意解释原则对上述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协议所针对作品应为在合同签订日以前已经出版的图书。第二，若合同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其行为表明《协议》的作品范围应当包含在合同签订日期后出版的图书，亦可以做出该种解释。本案中，首先，根据《协议》约定，超星公司应当承担软件技术、读书卡销售、读书卡制作成本的义务，超星公司虽提交了载有超星图书馆安装软件的光盘和读书卡证明其完成了软件技术、读书卡制作相关的合同义务，但上述证据是在《协议》签订前就已经制作完成，无法证明是为履行《协议》所做，且与读书卡销售相关的证据其并未提交；超星公司主张其是通过销售超星电子图书库的方式进行销售，但该项主张未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其提交的与其他出版社以销售超星电子图书库进行合作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履行本案《协议》的销售情况亦如此；其次，超星公司主张其一直在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但在其提交的证据中，因王磊本人未出庭，故王磊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超星公司主张十余年间其一直与王磊沟通付款事宜，但除了付款票据外，其未提交任何双方进行沟通的证据，无法说明、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每年支付款项的计算依据及确定方式，故超星公司提交的与付款相关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的155000元是因《协议》所支付；且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现有证据无法说明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之间有何关联，故不足以证明社科社收到了上述款项，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超星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超星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以及社科社收到了相应款项，亦无法通过合同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对《协议》所包含的图书范围进行解释。第三，当双方当事人对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条款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在缺乏证据证明双方通过实际行为对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有所确认时，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角度来解释合同条款，因此如果将《协议》包括的作品范围扩大至签订合同日期后出版的图书，将不利于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使双方对合同的预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协议》包含的作品应为合同签订日之前已经由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被诉图书是在合同签订后出版，不包含在合同范围内，故超星公司无权在网络中传播被诉图书。基于上述分析，超星公司的该项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湖北省图书馆与超星公司签订的《超星采购与服务合同》约定，湖北省图书馆通过该合同获得超星公司提供的“读秀学术搜索”、“超星发现”、“超星移动图书馆”数据库使用许可及相关服务，该数据库资源包括超星数字资源总库及该公司代理对外许可的其他机构制作的数据库。湖北省图书馆获得许可使用超星公司的数字资源的方式为包库方式，即超星公司许可湖北省图书馆以远程访问超星公司服务器的方式使用数据库中的内容。由此可见，双方约定被诉图书应存储于超星公司服务器中，而湖北省图书馆仅被许可远程访问该数据库中的被诉图书内容。从现有证据反映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社科社提供的公证书证明被诉图书的提供入口是从湖北省图书馆网站进入，而且在该网站中整个检索获取被诉图书的过程未发生域名跳转，但是从社科社提供的公证书显示获取被诉图书的网址中表明的检索路径为http://so．library．hb．cn/remote/rewriter/DUXIU/http/……，这与前述社科社提供的公证书记载的远程访问方式及案外人技术支持方北京英富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技术说明函》中使用的“rewriter”URL重写技术实现方式是相互印证的，而且从读秀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显示在湖北省图书馆内部局域网采用与社科社同一检索路径检索到被诉图书时，网站域名跳转到了“img．sslibrary．com”，而该域名正是超星公司的域名，这一过程与前述《技术说明函》中的说明以及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关于超星公司提供涉案作品的表述是相互印证的，故综上可以认定被诉图书系存储于超星公司服务器中。按照认定信息网络传播中的提供行为的服务器标准,系超星公司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被诉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被诉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超星公司在未经社科社对被诉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构成侵犯社科社对被诉图书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侵权责任。鉴于湖北省图书馆作为公益类图书馆，在本案中系被诉图书在线阅读服务的采购方而非共建方，社科社无相应证据证明湖北省图书馆对超星公司非法提供被诉图书在线阅读服务具有分工合作的主观意思联络，而且对于海量的图书数据，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公益类图书馆应当对图书各项权利尽到逐一审查的义务，双方协议中超星公司还向湖北省图书馆作出了包括被诉图书在内的数据库权属及授权的权利瑕疵担保，故湖北省图书馆并无法定或约定的注意义务，其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当与超星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此外，因读秀公司提供的读秀学术搜索服务，是对包括超星数据库在内的湖北省图书馆内图书数据库提供相应搜索功能的技术服务，社科社无相应证据证明读秀公司对超星公司提供被诉图书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或者存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形，故读秀公司亦无需承担连带侵权责任。社科社要求超星公司停止提供被诉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社科社在庭审中申请撤回了要求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且涉案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故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鉴于社科社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被告的违法所得，综合考虑被诉图书的作品类型、创作形式、社科社并未举证证明其具有较高知名度以及商业使用获利情况等情节，一审法院认为按照80元/千字的赔偿标准，已能弥补社科社就本案侵权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社科社主张合理开支100元，提交了相应证据，且数额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千秋伟业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做出缺席裁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超星公司赔偿社科社经济损失20800元及合理开支100元；二、驳回社科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社科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用户手册（版本：6．1）》网页下载打印件，2．另案侵权公证过程中对安装了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V6．1的重庆图书馆的登录过程截图，3．安装了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V6．1的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登录过程截图，4．安装了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V6．1的皖西学院图书馆的登录过程截图，5．专家论证意见。其中，证据1－4用以证明安装了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V6．1的网站，登录界面均是英富森公司的专用登录界面，有明显的“英富森”“易瑞”字样标志，与用户使用手册记载一致，而本案的侵权公证过程中并未涉及登录英富森公司的专用界面，且湖北省图书馆登录界面网页显示技术支持为“方欣科技”，而非英富森公司，可见湖北省图书馆并未安装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证据5用以证明超星公司在无合同依据及社科社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进行数字化并传播，构成著作权侵权。超星公司对于上述证据1-5均不认可。湖北省图书馆针对上述证据认为，其为方便省馆读者远程访问，将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与用户管理进行对接，使读者在门户网站登录后，直接点击相关资源分类便可搜索对应资源，实际该形式后台仍是运行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进行远程访问，社科社提交的侵权公证书中有显示湖北省图书馆首页的服务栏中有“远程访问”选项，从该入口登录可以进入英富森公司的专用登录界面，上述两种访问方式是同一路径下的访问，访问到的图书搜索界面为同一界面，但社科社在公证时并未点击“远程访问”，是刻意回避湖北省图书馆使用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的事实。此外，方欣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分包项目是网站的“门户管理及集成整合”，双方合作期间，湖北省图书馆网站界面均由方欣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维护，所以网站界面会有“方欣科技”字样。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湖北省图书馆、千秋伟业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及具体陈述，本院将围绕双方下列主要争议焦点进行详细论述。一、关于超星公司诉讼主体地位的认定鉴于民事纠纷属于私权争议，民事法律最大程度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即原告有权依法自主选择自己诉讼的被告，从而引起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并有权在民事诉讼中依法处分自已的权利。具体到本案中，鉴于社科社在一审中并未起诉超星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亦未针对超星公司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故超星公司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被告。但是，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民事诉讼中引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各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减少诉累，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本案中，在一审审理期间，鉴于读秀公司申请要求追加超星公司作为被告，法院应根据超星公司与本案的关联关系，判断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考虑到社科社在一审中提交的公证书中记载的获取被诉图书的远程访问方式能与英富森公司出具的《技术说明函》中记载的URL重写技术实现方式相互印证，并结合超星公司在湖北省图书馆局域网获取电子图书的公证过程，及超星公司与湖北省图书馆、读秀公司之间的协议内容，可以认定被诉图书系存储于超星公司服务器中。以此为前提，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而不是被告。一审根据超星公司分别与湖北省图书馆、读秀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中关于超星公司许可湖北省图书馆以远程访问超星公司服务器的方式使用数据库，并委托读秀公司为湖北省图书馆搭建数字资源搜索平台（读秀学术搜索），认定被诉图书系存储于超星公司服务器中这一事实，最终判决超星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在一审诉讼中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故在一审法院判决超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下，超星公司有权提起上诉。也就是说，鉴于一审判决超星公司承担了侵权责任，其为此获得了上诉的权利，即便其作为第三人同样有上诉的权利。虽然一审法院追加超星公司为本案被告有程序上的错误，但由于并未损害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审级利益，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此，本案中对于超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审可以继续审理。二、超星公司的合同履行抗辩是否成立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均构成侵犯著作权。因此，“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构成侵权的必要条件。超星公司提出履行合同作为不侵权抗辩的本质在于否认“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这一侵权要件的成立。虽然社科社不否认其曾经于2002年3月20日与超星公司签订了《协议》，但超星公司对被诉图书进行电子化并进行销售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取决于其是否得到权利人社科社的许可以及被诉行为是否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的认定。针对双方存在的分歧，具体阐述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协议》中图书数字化所针对作品范围的认定双方对被诉图书是《协议》签订后出版的图书不持异议。但是，双方针对《协议》中约定的“旧版图书”和“已出版图书”究竟是《协议》签订日以前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还是包含签订日以后社科社出版的图书产生了分歧：社科社认为作品范围仅包含《协议》签订日之前已出版的图书；而超星公司则认为包含《协议》签订日之后出版的图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本院将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为了探求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以明确双方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第一，从文义解释出发，“旧版图书”并不必然就指《协议》签订日之前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虽然有“在版新书”同时出现在约定中，但其强调进行数字化的对象是“旧版图书”，而不是“在版新书”。给“在版新书”纸质版图书留出合理的时间进行市场销售然后再发行电子版图书这种做法给出版社预留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以实现其利益需求，符合电子图书出版发行的行业发展规律，不能因为有“在版新书”之字样就得出一审判决认定的旧版图书是合同签订日以前已经出版的图书之结论。第二，从体系解释出发，当合同条款本身字面理解产生分歧时，可以借助该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位置与其他条款的关联来理解其在订立合同时所表达的意思。《协议》第一条合作事项的第7条另记载“双方确定收益计算及分配起始日期为每年12月1日”，且权利义务条款中亦记载，双方视合作情况可书面提出中止数字图书专卖店合作。可见，《协议》并未约定终止期限，而社科社的图书出版发行是动态变化不断更新的。因此，《协议》中所记载的“旧版图书”及“已出版图书”即作品范围亦是动态变化不断更新的。在双方未书面明确提出终止合作的前提下，《协议》所针对的作品范围如果仅包含《协议》签订前已出版的图书，与双方签订的《协议》难以形成体系上的融洽。第三，从目的解释出发，合同解释应符合当事人签订《协议》所要达成的目的，即共同的利益追求。《协议》抬头就注明“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超星数字图书馆”，且首段记载：“为促进优秀文化成果的交流与传播，对出版社旧版图书进行二次开发利用，推进数字出版事业的进程，规范数字图书的合法利用，保护相关著作者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合作协议。”可见，超星公司与社科社签订《协议》双方均具有远大的目标，即建立数字图书馆推进数字出版事业。因此，在双方未明确约定合同履行期限的前提下，若将《协议》所针对的作品范围解释为《协议》签订前已出版的作品，则与推进数字出版事业进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一《协议》签订时双方长期合作的合同目的相违背。第四，从历史背景出发，《协议》签订于2002年，当时图书电子化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电子图书行业在我国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亦刚纳入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不久。如何在充分利用日益成熟的新技术手段加快作品传播的同时合法地使用作品实现双赢，尚未形成完善的行业共识，亦难以预知电子图书产业在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市场价值。针对双方签订《协议》条款的解读必须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能以电子图书行业今天的发展态势认定当时双方对利益有明确的划分。可以说，与其说当事人双方为了盈利不如说当事人更在乎合作完成一件图书电子化的工程更符合《协议》签订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将《协议》所针对的作品范围解释为《协议》有效期内所有社科社已出版的图书更符合双方在订立《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解释认为《协议》所针对作品为合同签订日以前社科社已经出版的图书之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协议》所约定经营模式的认定由于被诉图书是在超星公司的网络平台上获取并进行了公证，如何理解《协议》所约定的经营模式决定了被诉行为是否属于社科社授权范围的认定。对此，社科社认为依据该《协议》，即便建立了“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该平台的所有者是社科社，而“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由超星公司所建立，与约定不符；而超星公司则主张图书数字化是一种全新的技术方式，合同的履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超星公司通过履行已实现了供读者开架浏览和下载使用的合同目标。双方由此对“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应由社科社亦或是超星公司建立并掌控，以及具体应在哪一方服务器上以何种形式运营产生了争议。审视《协议》内容，针对具体经营模式的约定，是通过建立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的方式履行，并约定社科社的分工合作项目包括服务器及网站平台建设维护。但双方对服务器、网站的归属无明确约定，只是表明由社科社负责该项工作，而关于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的建立流程及具体细节诸如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与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的建立关系、二者之间的数据传输方式等事项亦无具体明确的约定。因此，超星公司在其服务器上运营“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的行为是否符合《协议》的约定取决于如何理解《协议》中关于履行方式的约定。本院认为：第一，在双方对于合同履行方式约定不明确并且发生分歧的情况下，应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解释。其中第（五）项规定，当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超星公司对被诉图书进行数字化后，提供给读者开架浏览和下载使用，该行为符合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即对图书进行数字化供读者使用；第二，《协议》中双方权利义务部分约定，社科社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就同一作品在网上开展类似的合作，超星公司亦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建设数字图书专卖店，进行数字图书的制作和销售。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约定建立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并不排斥社科社的数字化图书是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中众多数字化图书的一部分这一情形，在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上获取图书亦符合《协议》签订目的的实现；第三，超星公司在一审审理时提交了其于同时期与其他出版社签订的《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具体内容与本案《协议》内容基本一致。结合其提交的上述协议的相关履行证据、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具的《关于和超星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及目前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的实际运营内容，可以看出，上述协议在早期数字图书销售起步发展的阶段，协议的实际履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动态的调整，并最终确定为统一按照超星数字图书馆平台模式履行。本案《协议》的履行并没有特别理由与上述其他协议的履行应当有所区别。因此，在超星公司履行《协议》的行为符合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亦未超出社科社对其许可的权利范围的情形下，其行为属于《协议》允许的范围。（三）关于《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法律意义之认定通过一审判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超星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以及社科社收到了相应款项，亦无法通过合同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对《协议》所包含的图书范围进行解释”之认定可见，一审判决从两个层面认定超星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一是虽然订立《协议》但由于《协议》未实际履行而否认超星公司得到了授权；二是由于《协议》未实际履行故不能以履行行为作为判断双方订立合同时意思表示的根据。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虽然《协议》约定社科社有权确定数字图书馆专卖店的书目，但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数量庞大，数字出版行业的具体运营多是对大宗数量书目进行统一打包授权。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社科社可以根据约定提供具体书目名称予以限定。但是，不能因为社科社未提供具体的书目而否认《协议》的履行，更不能以其未提供书目的行为而否认授权超星公司对已出版图书进行数字化这一约定。否则，与双方签订《协议》的合同目的即对旧版图书、已出版图书进行数字化、推进数字化出版进程不符。第二，虽然一审判决认为超星公司提交的付款证据及王磊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社科社收到了《协议》项下的款项，但王磊作为社科社负责发行的工作人员，虽然因为不能证明其具有代表社科社的职责进而构成表见代理，但其出具的书面证言在盖然性上至少不能否定《协议》的履行，且在证据材料中反映出在履行《协议》中存在的钱款去向不清晰、数额不明了等问题也不能排除社科社本身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的原因。因此，并不能以超星公司是否按照《协议》的具体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而否认《协议》所包含的图书范围条款即权利人许可范围的认定。至于社科社与超星公司之间根据《协议》应当如何划分利益可通过合同纠纷另案诉讼解决。第三，一审判决基于超星公司完成软件技术、读书卡制作是在《协议》签订前从而否定超星公司履行《协议》的认定难以采信。超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超星公司与多个出版社订立合同对已经出版的图书进行数字化，超星公司为此提前完成软件技术、读书卡制作的行为亦是为履行《协议》而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仅以完成时间在本案《协议》签订前而否认超星公司的履行《协议》行为，恰恰反映一审判决忽视了《协议》签订的背景。利益衡量解释方法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用于合同解释，法理上并没有予以否定。但是，如果利益衡量用于合同解释时，应当秉持利益衡量论在解释法律时的逻辑和规则，以立法说明所记载的优选价值或者以普世的价值作为优选判断的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固然是保护权利人，但其同样鼓励作品的传播，《合同法》更加强调意思自治与平等交易。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就是在最大限度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基础上通过签订合同发挥作品的最大传播功效，实现权利人与传播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与信息需要。利益衡量论的运用是为了让判决阐述更为合理，令更多的人信服。一审判决在未进行任何阐述说理的前提下，直接以“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角度来解释合同条款”作为优选价值判断的根据，不仅主观性强，而且没有任何方法论的法理根据。综上所述，超星公司的被诉行为已取得社科社的许可，并在社科社的许可范围内，故不构成侵犯著作权。三、湖北省图书馆、读秀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诉图书系存储于超星公司的服务器中，由超星公司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并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被诉图书。湖北省图书馆供读者阅读的被诉图书电子资源系从超星公司处采购，并通过远程访问超星公司服务器的方式进行使用，社科社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超星公司具有分工合作的主观意思联络，故湖北省图书馆不构成侵权，不应与超星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读秀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读秀学术搜索服务，是对超星公司提供给湖北省图书馆的图书数据库提供相应搜索的技术服务，根据公证书中的记载，搜索完成后读秀学术搜索服务仅将搜索获得的被诉图书的版权信息、主题词、分类等信息反馈给读者，并不向读者提供被诉图书的原文，在点击被诉图书名称后的“包库全文”时，才跳转到超星公司的域名地址中获取被诉图书的全文内容。由此可见，读秀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读秀学术搜索服务并不提供被诉图书的内容，社科社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超星公司具有分工合作的主观意思联络，故读秀公司不构成侵权，不应与超星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责任。综上所述，由于被诉图书实际存储于超星公司的服务器中，且超星公司的被诉行为已取得社科社的许可，并在社科社的许可范围内，故不构成侵犯著作权。因此，社科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超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222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3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23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23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霞审 判 员 李志峰审 判 员 宋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 琳书 记 员 项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