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民申164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旭辉，男，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建青，女，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以上两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宇，江苏裕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孝平，江苏裕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靖江市长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中洲路**。诉讼代表人：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靖江市长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长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中洲路**诉讼代表人：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靖江市长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靖江市金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南路**/div>诉讼代表人：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靖江市长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上三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粉，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亚强，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跃文，女，198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宇，江苏裕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孝平，江苏裕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袁旭辉、徐建青因与被申请人靖江市长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长里公司）、靖江市金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公司）以及原审被告袁跃文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2民终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袁旭辉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裁定按袁旭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理程序违法。袁旭辉系因无钱交纳上诉费（已交10%),故申请减免，据此，二审法院应就袁旭辉的上诉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裁判。（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仅以其单方制作并提供的“账册”和“审计结论”主张对袁旭辉享有债权，但没有提供债权凭证，一审法院也未就应由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举证的债权凭证进行质证，反而要求袁旭辉进行举证，显属错误。2.袁旭辉借入的用于处理金都公司职工等问题的费用2370万元，应作为袁旭辉对金都公司的债权。3.袁旭辉原处置金都地块所得款项4300万元，应为袁旭辉对公司的债权。4.袁旭辉作为总经理行使职务行为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如付款凭据写明付款用途为“律师费、专家评审费、爆破费、评估鉴定费、招投标费、年终奖金等各种费用”的，该部分款项均是公司的费用，不应作为袁旭辉个人对公司的债务，公司的原管理层股东也出具了情况说明。5.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在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也可证明其运用财务账册数据作为证据，利用“倒扣方式”确定袁旭辉的债务明显错误。（三）一审审理程序错误。一是未要求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举证相关债权凭证，仅利用三公司已经撤诉案件中的庭审笔录即减免其举证义务。二是按照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变更后的诉请收取诉讼费，系偏袒该三公司。（四）补充以下理由。1.袁旭辉代表靖江长里公司向沈天平等人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共计90.6万元，在靖江长里公司的账面上未有反映。2.袁旭辉代靖江长里公司支付的54万元年终奖，在账面上也无反映。3.就金都地块，袁旭辉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共向虞善社支付23538654.13元，该款项应由靖江长里公司承担。4.袁旭辉在2006年8月11日至2010年经营公司期间代公司垫付的养老金、业务费、佣金共计86万元，应从靖江长里公司向袁旭辉主张的款项中扣除。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徐建青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徐建青在一审中即就其对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的6238625元债权提起反诉，但一审法院没有允许反诉，也未确认徐建青应有的债权，二审法院亦未理涉。2.根据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提供的其自行制作的应付徐建青的债权利息的凭据，其上有公司财务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该444225元应属于徐建青的债权的利息。但一、二审法院未认定该债权，反而认定徐建青对公司负有109673元的债务，显属错误。（二）一、二审审理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对徐建青的反诉以破产程序为由裁定驳回错误。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对徐建青和袁旭辉的诉求不属于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不应一并审理。徐建青在本案中并未答辩，一审判决载明的“徐建青的答辩意见”系徐建青在前案诉讼即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7）苏1282民初4038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表的答辩意见。（三）关于管理人制作的审计报告中所涉徐建青的债务710万元，虽然徐建青就该笔款项出具有借条，但该款项实际上是徐建青从公司取款后给靖江长里公司的股东用于验资，徐建青仅是代办人。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并在再审程序中确认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结欠徐建青62386**元债务的事实，并据此抵销徐建青所欠的109673元债务。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针对袁旭辉的再审申请共同提交意见认为，1.袁旭辉未按期交纳上诉费，二审法院裁定按袁旭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于法有据。且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对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袁旭辉现就按自动撤回上诉的裁定申请再审，缺乏法律依据。2.袁旭辉在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均为虚假，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已将所有的证据提供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笔录及一审判决中均已表述清楚。综上，请求驳回袁旭辉的再审申请。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针对徐建青的再审申请共同提交意见认为，（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针对徐建青应付三公司的往来款609673元，三公司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鉴于一审中徐建青提供证据证明其代公司发放了50万元工资，三公司据实调减了对徐建青的诉请金额，一审法院也仅判决徐建青给付三公司欠款109673元。2.关于徐建青提起的反诉，一、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果徐建青认为其对三公司享有债权，应另行主张权利。（二）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1.徐建青和袁旭辉系夫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为共同债务，故三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将徐建青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于法有据。2.徐建青辩称其一审中未作答辩不是事实，徐建青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其代理人所作的辩解即应视为其本人的辩解。综上，请求驳回徐建青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阶段，袁旭辉提交了以下证据：1.沈天平于2011年3月29日出具的52万元收条、于2010年11月26日出具的5000元借条；闻彩华于2011年4月1日出具的12万元收条；王志洲及宋桂金于2011年3月31日出具的8万元收条；吴建芳于2008年3月14日分别出具的5万元收条、13.1万元收条及承诺书；靖江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9月6日发出的《关于靖江长里公司受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通知》（靖国土[2012]地出]地出字第**证明靖江长里公司在开发盛世副采地块时，有少数钉子户的拆迁补偿款系由袁旭辉代办支付，即袁旭辉代表靖江长里公司向沈天平等人共计支付拆迁补偿款90.6万元，该款项应从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袁旭辉的应付款项中扣除。2.江苏银行存款回单21份及袁旭辉、卢叶乾签字的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袁旭辉于2011年1月31日代靖江长里公司分别向鞠汝洲、卢叶乾、侯旭升、张伯祥等管理人的工作人员支付年终奖共计54万元，袁旭辉系从靖江长里公司借款后分别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鞠汝洲等人的账户，但靖江长里公司却将此款项记载为袁旭辉对公司的借款，故上述款项应从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袁旭辉的应付款项中扣除。3.虞善社于2005年2月4日出具的借到袁旭辉100万元的借条；于2005年4月15日出具的借到袁旭辉538万元的借条；于2005年5月17日出具的收到袁旭辉500万元汇票的收条；靖江市金都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大酒店，2005年5月更名为金都公司）于2006年3月3日出具的收到靖江市长里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苏长里公司）600余万元的收款收据；于2006年7月27日出具的收到徐建青20余万元的收款收据；于2006年8月8日出具的收到徐建青5万元往来款的收款收据等21份材料，拟证明靖江长里公司收购了金都地块，该地块的原所有者为虞善社，故袁旭辉代靖江长里公司向虞善社支付上述借条、收据项下的款项共计23538654.13元，应由靖江长里公司承担；且靖江长里公司其后未开发该地块，该地块被靖江市粮食局下属的江苏华穗粮食有限公司收购，该公司为此向靖江长里公司支付了4000余万元。4.王井宏于2010年10月18日出具的收到26万元养老金的收条；上海文博堂广告企划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11日出具的借到金都公司（袁旭辉）35万元的借据；朱耀林于2006年10月14日出具的借到靖江长里公司15万元的借条；缪晓于2010年2月12日出具的收到靖江长里公司10万元的收条，拟证明上述86万元均是袁旭辉代公司垫付的款项，应从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袁旭辉的应付款项中扣除。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质证认为：1.据其了解，证据1中的收条、借条载明的支付方大部分是靖江市盛世副采贸易有限公司，靖江长里公司就盛世副采地块与靖江市盛世副采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有协议，相关补偿款系由靖江长里公司支付给靖江市盛世副采贸易有限公司，故证据1不足以证明系袁旭辉个人向沈天平等人支付了90.6万元补偿款。2.在靖江长里公司进入破产时，证据2中记载的王满英、邹爱珍、钱亚城、刘品红等收款人并非靖江长里公司的职工，且证据2也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系袁旭辉个人支付。3.袁旭辉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3，当时主张的数额是2376万元，现主张的数额是23538654.13元，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袁旭辉的证明目的。4.无法确认证据4是否是由相关收款人、借款人出具，其内容也无法看出与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有关。本院再审审查阶段，徐建青提交了其在靖江农商行长里支行开立的尾号为5700的银行账户的明细，以及靖江长里公司于2009年6月24日出具的收据5份，拟证明徐建青的上述账户在2009年6月23日进账710万元，次日出账710万元，该款项系用于靖江长里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出资，靖江长里公司在2009年6月24日亦分别出具收到袁旭辉、朱天寅、王景宏、鞠汝洲、孙建浩共计710万元出资款的收据，但管理人接手靖江长里公司后形成的审计报告中记载徐建青对公司有710万元的借款，徐建青出具有借条，但该款项实际上是徐建青从公司取款后用于股东验资，徐建青仅是代办人，故该款不应由徐建青承担。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质证认为：对徐建青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靖江长里公司出具给5名股东的收据仅能证明该5名股东向公司支付了应由其交纳的投资款；如徐建青认为该投资款系其垫付，应向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主张权利；经核实，徐建青于2009年6月23日向靖江长里公司出具了710万元的借条，同日靖江长里公司向徐建青开具710万元的转账支票，并在记账凭证中记载该款项系对徐建青的其他应收款；2012年1月20日靖江长里公司出具收到徐建青7**万元还款的收据，并将收到500万元和210万元的进账单一并入账，且在2012年1月30日的记账凭证中记载已收到还款，故就徐建青于2009年6月23日出具的710万元借条所涉款项，靖江长里公司的财务账册中有明确记载，因为已经归还，故靖江长里公司起诉时已将该款项扣减。本院认为：1.因袁旭辉未能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故证据1不足以证明系其个人代表靖江长里公司向沈天平等人支付了90.6万元拆迁补偿款。2.袁旭辉未能提供其向靖江长里公司出具的54万元的借条以及21份存款回单项下的款项系其实际支付的证据，且卢叶乾并未出庭作证，故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3.证据3中的部分证据袁旭辉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具体将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4.袁旭辉虽持有证据4的原件，但因其未能提供其实际支付款项的证据，故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公司垫付了86万元款项。据此，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袁旭辉提出的其为公司代垫了款项，该部分款项应从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袁旭辉应付款项中扣除的证明目的。至于徐建青提交的证据，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二审法院判决袁旭辉给付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欠款22352911.95元，徐建青给付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欠款109673元，并无不当，袁旭辉、徐建青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袁旭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理应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其未按期足额交纳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裁定按照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的规定，故袁旭辉提出的二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一审法院根据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变更后的诉请金额收取案件受理费，具有法律依据，袁旭辉就此提出的异议，亦不能成立。其次，2018年8月2日的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已就其主张进行举证，且所举证据在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7）苏1282民初4038号案件审理中已经提供（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系以补充证据为由，于2018年6月14日申请撤诉，后提起本案诉讼，两案的被告以及诉请的金额均相同），袁旭辉、徐建青也已发表质证意见，另因袁旭辉、徐建青的委托代理人以其在本案中刚拿到证据为由，要求给予质证时间，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再次开庭审理本案，二人的委托代理人亦发表了质证意见。据此，袁旭辉提出的一审法院未就应由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举证的债权凭证进行质证的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三，关于袁旭辉主张扣减的相关费用。1.袁旭辉就所提出的其借入的用于处理金都公司职工等问题的费用2370万元，应作为其对金都公司的债权的申请再审理由，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2.袁旭辉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案外人蒋世君、虞善社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金都大酒店出具的收款收据7张、虞善社出具的收条10张，金额共计2376万元，拟证明其原以个人身份对金都大酒店进行改制，改制后的金都公司归靖江长里公司所有（靖江长里公司收购了金都地块），靖江长里公司还就该地块取得4000余万元补偿款，故其个人的前期投资应由靖江长里公司承担；其还提交了其和严铁鹏、蒋世君等人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2011年2月28日前对金都公司的投入系其和蒋世君的个人投资，故前期开发及改制成本应由靖江长里公司结账，冲减其个人往来；现又提供前述证据3，拟证明其就金都地块支付给原所有人虞善社及金都大酒店的款项等应由靖江长里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根据袁旭辉的委托代理人在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8）苏1282民初3627号民事案件（江苏长里公司诉袁旭辉、徐建青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中的陈述，金都地块的问题涉及袁旭辉与第三方蒋世君的约定，在袁旭辉与第三方的权利义务未能明确的情况下，袁旭辉主张相关款项应与其在本案中的债务进行抵扣的依据不足。何况，袁旭辉在靖江长里公司的管理人接手公司后于2016年向其调查时，其确认其在金都公司的股权系代靖江长里公司持有（金都公司登记的股东为蒋世君、虞善社、袁旭辉），故对于袁旭辉在本案中提出的抵扣主张，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应不予采信。3.袁旭辉对于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提交的应收、应付款项明细以及相应的财务记账凭证并无异议，仅抗辩除注明“己用”以外的其签字的其他凭证，款项实际是为公司所用，其是职务行为，故不应作为其对公司的债务，但袁旭辉作为法定代表人，应遵循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如果以其名义所借款项确实为公司所用，其应及时进行冲抵，但直至管理人接手公司，相关财务凭证仍记载为其个人所借，故在其没有充分证据推翻上述记载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予采信。第四，关于徐建青在申请再审时提出的2009年6月23日的710万元借款的问题，徐建青向靖江长里公司出具有借条，且认可收到该笔款项，靖江长里公司亦认可徐建青于2012年1月20日分两笔归还了该借款，现徐建青提出其所借的710万元实际是用于股东对公司的增资，其仅是经办人，但其无法说清双方间是否存在两笔710万元借款，其在2012年1月20日支付给靖江长里公司的500万元和210万元是何款项，靖江长里公司在本案中向其主张的款项中是否包含710万元借条下的款项等问题，故本院对其所举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第五，关于徐建青提出的其对江苏长里公司享有6382600元利息债权的问题，一审中徐建青提供了16张收款凭证（反面有袁旭辉书写的利息计算方法）予以证明，但收款凭证记载的时间、金额无法与江苏长里公司的原始凭证中财务人员计算应付给徐建青63826**元利息的明细所载的款项借入时间、金额对应吻合，且袁旭辉系于2016年5月3日向财务人员出具便条，要求对“徐建青的历次借款按年利率20%计算复利，利息结算至2015年1月底”，但2016年5月6日靖江长里公司即向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同年11月14日，该院即根据靖江长里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和靖江长里公司三家关联公司的合并破产，袁旭辉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建青作为公司的高管、股东，应当知晓公司资不抵债、即将破产的情况，但二人却以职务便利在公司破产前两天让公司负担高额利息，此显然缺乏合理性，故一、二审法院未采信徐建青不同意管理人在审计报告中调减徐建青对公司的6382600元利息债权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可。至于徐建青一审时提出抗辩的427725元利息，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调减的444225元中包含了该笔利息，徐建青其后并未就此上诉，故本院对徐建青现提出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予采信。第六，关于徐建青提出的反诉，一审法院已经作出书面裁定，说明不予受理徐建青反诉的理由，且对于徐建青反诉主张的6382600元利息债权，一审法院已在就徐建青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时作出回应，故本院对徐建青就反诉问题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一审判决记载的徐建青的答辩意见，虽然系徐建青在前案诉讼即（2017）苏1282民初4038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但两案的当事人相同，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的诉请相同，争议的问题亦相同，且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在撤诉后即提起本案诉讼，故一审判决予以引述并无明显不当。徐建青和袁旭辉系夫妻关系，且为靖江长里公司、江苏长里公司、金都公司的高管、股东，故管理人基于认为二人均结欠公司债务，且相关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而一并起诉二人进行追收，并无不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袁旭辉、徐建青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管 波审 判 员  许俊梅审 判 员  赵 畅法官助理  张 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