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2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余江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丁君，男，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丽琴，女，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来全，男，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如皋市。上诉人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来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7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丽莎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依法改判驳回丽莎余公司无需向沈来全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未休带薪年休假6674.07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3266.04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39586.43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饭补4900元；2.诉讼费由沈来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1.沈来全的年休假已经全部休完，不存在未休年休假的情形。2.沈来全自己提出离职，不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关于工资差额的计算标准我公司不认可，应当按照每月550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4.关于饭补是公司给的福利，并不是合同中明确固定的。沈来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丽莎余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沈来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丽莎余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工资差额59224.43元；2.要求丽莎余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饭补10764元；3.要求丽莎余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750元；4.诉讼费由丽莎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来全于2014年3月21日入职丽莎余公司，任样衣工，丽莎余公司未支付沈来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工资；沈来全自2019年4月23日起未再向丽莎余公司提供劳动；沈来全于2019年5月22日以未依法支付工资为由向丽莎余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丽莎余公司扣押沈来全押金2500元。2019年5月27日，沈来全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请求确认2014年3月21日至2019年5月22日与丽莎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丽莎余公司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工资5080.46元、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工资差额59224.43元、2015年3月2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1954.02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饭补10764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750元。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8日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4043号裁决书，裁决沈来全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5月22日与丽莎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丽莎余公司支付沈来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工资5080.46元、返还沈来全押金2500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3266.04元以及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674.07元，驳回沈来全的其他仲裁请求。丽莎余公司认可仲裁裁决结果，沈来全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诉讼。沈来全主张月工资标准为2014年3月21日入职时每月5000元，2015年4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每月550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每月6000元，2019年1月1日起每月6500元。丽莎余公司对沈来全所述月工资标准不认可，称一直是5500元/月，老板说如果可以胜任其他工作的话，可以涨到6500元，因沈来全不能胜任，故没有涨。双方均未能就各自主张充分举证。双方均认可工资发放方式为每月15日发放上个月工资。因丽莎余公司自沈来全入职以来，未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沈来全要求丽莎余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工资差额59224.43元（按照每月6000元计算，减去该期间实发金额96775.57元）。沈来全就其主张提交中国工商银行账户2014年3月21日至2017年10月14日的明细清单，证明丽莎余公司自2014年3月21日至2017年10月之前通过尾号3089账户及余江琴尾号1277、6489账户向其转账支付工资，支付时间、金额均不固定。经双方确认，丽莎余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开始向沈来全转账支付2016年1月工资。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10月14日，丽莎余公司共向沈来全转账73413.57元。丽莎余公司主张2016年5月10日至2019年4月共向沈来全转账285164.54元，减去2019年1-3月实发工资13500元，故实际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271664.4元，提交1、沈来全2019年1-3月的考勤记录和工资计算，经计算，2019年1-3月，沈来全的工资合计13500元；2.2017年至2019年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交易对方分别为来全（*来全）、wudijie（*来全），其中向来全（*来全）转账共计119381元，向wudijie（*来全）转账共计93000元。沈来全认可2019年1-3月的工资情况。对上述支付宝转账，沈来全认可向来全（*来全）转账的金额，对其中的一笔1500元、388元、993元及两笔2000元提出异议，称系支付其他款项，并非工资，并提供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丽莎余公司认可上述款项非支付工资。对向wudijie（*来全）的转账，沈来全称系丽莎余公司支付其配偶吴金玲的工资，其中2018年11月15日支付的30000元包含丽莎余公司应返还的布料款10000元，在计算工资时予以扣除。丽莎余公司认可10000元为布料款。双方确认吴金玲自2014年9月入职丽莎余公司，任样衣工，于2018年春节前离职，试用期工资4500元，向丽莎余公司支付押金2250元。沈来全称吴金玲2015年的月工资为5000元，2016年、2017年的月工资为5500元，丽莎余公司不予认可，但未就吴金玲的工资标准向法院举证。丽莎余公司称向wudijie（*来全）转账的金额中有三、四万为吴金玲的工资，押金也一并返还，其余均为支付沈来全的工资。沈来全对此不予认可，称2018年2月之后向wudijie（*来全）转账的款项均系支付欠付吴金玲的工资。丽莎余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吴金玲离职时的工资结算情况。沈来全提交1、吴金玲的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及其制作的双方工资计算明细，主张丽莎余公司自2016年3月25日开始向吴金玲支付2016年1月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共计49393.04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2016年1月1日后的工资共计83000元；2.根据其支付宝和微信转账记录制作的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2日的工资发放表，显示丽莎余公司于2018年3月17日和4月16日通过微信支付向其支付2018年3月工资共计3000元，自2018年5月18日开始通过支付宝向其支付2018年3月工资尾款2000元及之后工资，合计68500元。丽莎余主张2016年-2018年期间春节休假两周、暑假休假2-3周，工资实发月份为10个半月至11个月，沈来全认可春节休假，不认可暑假休假情况，认可吴金玲的休假情况与其一致。关于饭补，沈来全称双方口头约定饭补每月400元。丽莎余公司称公司曾发放过饭补，每月200元，合到工资里发，自2017年4月左右开始不再发放，2018年之后找阿姨做饭。沈来全提交2017年7月考勤表和当月工资明细复印件，显示餐补414元，丽莎余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丽莎余公司未向法院提供其已实际支付饭补的工资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双方对仲裁裁决结果无争议部分，法院予以确认。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丽莎余公司未按时足额向沈来全发放工资，沈来全以拖欠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向丽莎余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对2018年3月1日后的工资支付并无争议，根据沈来全制作的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明细，法院计算沈来全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541.67元，据此计算经济补偿金为30479.19元。但丽莎余公司对仲裁裁决的补偿金数额不持异议，故法院以仲裁认定数额为准。沈来全主张丽莎余公司拖欠工资，根据双方提交的工资支付记录，法院计算丽莎余公司向沈来全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的工资合计188913.57元，其中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已付工资71500元，经计算，丽莎余公司向沈来全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117413.57元。丽莎余公司不认可沈来全主张的2016、2017年的月工资标准，但未就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法院对沈来全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予以采信。丽莎余公司主张沈来全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春节期间休假两周，暑假休假2-3周，但未就休假情况举证，沈来全自认春节期间休假两周，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据此计算丽莎余公司应向沈来全支付此期间24.5个月的工资为147000元。丽莎余公司主张向wudijie（*来全）支付的工资包含欠付沈来全的工资。根据双方陈述及吴金玲的工资发放情况，丽莎余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和支付宝转账向吴金玲支付2016年1月1日后的工资合计132393.04元，且银行转账显示截止至2017年底丽莎余公司仅向吴金玲支付2016年、2017年工资49393.04元，故丽莎余公司在与吴金玲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亦存在拖欠吴金玲工资的情况。现沈来全主张吴金玲2016年、2017年的月工资为5500元，丽莎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未向本院举证吴金玲的工资标准，法院对沈来全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该工资标准及吴金玲的休假情况计算吴金玲自2016年1月1日起至离职时的工资，加上返还押金，总数已超过实际支付金额，故法院对丽莎余公司所述其中部分为支付沈来全工资的意见，不予采信。据此，经计算，丽莎余公司尚欠沈来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工资29586.43元。关于饭补，沈来全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饭补为每月400元，但丽莎余公司认可饭补每月200元，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丽莎余公司主张饭补与工资一并发放，未向法院举证饭补的实际发放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据此计算丽莎余公司应向沈来全支付饭补4900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判决：一、沈来全与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5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二、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来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工资5080.46元。三、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来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674.07元。四、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来全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3266.04元。五、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来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9586.43元。六、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来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饭补4900元。七、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来全押金2500元。八、驳回沈来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丽莎余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安排沈来全休带薪年休假，且其在一审中亦认可未休年休假工资一项的仲裁裁决结果，现又上诉对此予以否认，其陈述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故丽莎余公司上诉不同意向沈来全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丽莎余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丽莎余公司亦认可存在拖欠沈来全工资的事实，沈来全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丽莎余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丽莎余公司上诉认可存在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形，也认可沈来全工资由最初的5000元后来逐步提高到6500元的事实，但又称沈来全的月工资计算标准应为5500元，丽莎余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按照沈来全主张的6000元的月工资标准计算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饭补，丽莎余公司上诉主张该项饭补为公司福利且已经被取消，故无需向沈来全支付。但在庭审中，丽莎余公司认可曾经向沈来全发放过饭补，亦认可沈来全主张的饭补发放标准，据此可以看出双方曾就饭补一项进行过约定。现丽莎余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饭补已经实际发放，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项饭补福利已经取消，故应当向沈来全进行支付。丽莎余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丽莎余公司在仲裁裁决后未提起诉讼，应视为同意仲裁裁决，现又上诉不同意仲裁裁决的内容，前后主张逻辑矛盾，缺乏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丽莎余服饰（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蔚林审 判 员 王艳芳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朱鑫壤书 记 员 弓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