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8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战某，女，1966年7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艳，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男，1963年12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73年11月2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6年7月10日出生。上诉人战某因与被上诉人钟某、王某1、王某2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4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战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钟某、王某1、王某2承担。战某的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遗嘱》不具有遗嘱的法律效力是错误的。《遗嘱》中明确“遗嘱受益人”为我，且在最后表示“其他人等一律没有”，从该遗嘱中来看，钟某1的这两处表述完全可以弥补对于财产由谁继承未予明确的瑕疵，且该受遗赠人是可以确定并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受遗赠人是唯一的。2.即便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公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要件，但该《公证书》可与《遗嘱》相互印证，弥补《遗嘱》的意思瑕疵。从时间上来看，《公证书》与《遗嘱》仅仅相差两天，且钟某1与我共同生活十余年，感情深厚，在钟某1最后的时间里均是我一人悉心照顾。从《遗嘱》及《公证书》的行文中可以看出钟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遗产留给我，该《公证书》可以印证《遗嘱》中所指向的受遗赠人是我。针对战某的上诉请求，钟某、王某1、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战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认可案涉《公证书》和《遗嘱》的效力。对方及一审证人就《公证书》和《遗嘱》形成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对钟某1笔迹的真实性我们也不能认可。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钟某1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0702号的房屋（以下简称0702号房屋）归战某所有，钟某、王某1、王某2协助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钟某1名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48462.74元、钟某1的丧葬费5000元归战某所有，钟某、王某1、王某2协助其办理支取手续；3.诉讼费由钟某、王某1、王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3与其夫生有一子王某4，王某4生育有二子女，分别为王某1、王某2。后其夫死亡，王某3和钟某2再婚，生育二子，即长子钟某1、次子钟某。现钟某2、王某3、王某4均已死亡。钟某1生前未婚亦未生育子女，其与战某共同生活多年。2020年4月8日，钟某1死亡。一审庭审中，战某提交手书《遗嘱》，载明：“立遗嘱人：钟某1，男，身份证号：×××，现住址：丰台区×××**。遗嘱受益人：战某，女，身份证号：×××本人钟某1与女子战某共同生活多年，感情很好。现因我得病，特立遗嘱：我身后的所有家产及房产（丰台区×××702号二居室一套）及其它财产等。其他人等一律没有。”落款为：“立遗嘱人：钟某12020年4月7日见证人：张某见证人：宋某2020年4月7日”，其三人签字上有捺印；提交手书《公证书》，载明：“男方姓名：钟某1，身份证号：×××身份证住址：丰台区×××**现住址：丰台区×××**女方姓名：战某身份证号：×××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我，男，姓名：钟某1与女方：姓名战某共同生活多年，感情很好。现因我得病，特立此（公证书）。女方应保证男方病中的一切生活。保证养老送终。我死后我的财产及所有资产归女方：战某所有（×××702号二居室一套），其他人员没有。以上所有皆以以上内容立此《公证书》以证。”落款为：“立证人（男）钟某1立证人（女）战某公证人（男方）：李某公证人（女方）：宋某日期：2020年4月5日”其四人签名上均有捺印；提交手书公证书，其内容与上述《公证书》相同，落款为：“立证人（男）＿＿立证人（女）＿＿公证人（男方）：＿＿公证人（女方）：＿＿日期：＿＿”；提交手书《委托书》，载明“受托人：钟某1被委托人：李某因本人生病在身，特委托：李某与战某办理公证等事物。到此。”落款为：“委托人：钟某12020年4月5日”，该签名上有捺印。以上证据用于证明钟某1立有遗嘱，将其名下所有财产均赠与战某继承。钟某、王某1、王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此外，战某提交《南苑棚户区改造三期房屋征收项目定向保障房产权调换补偿协议》、《阳光星苑二期项目认购书》，用于证明0702号房屋系钟某个人合法财产；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一次性领取清算单》，用于证明钟某1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为48462.74元；提交《丧葬用品消费确认单》、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遗体火化证明等，用于证明战某为钟某1办理丧葬事宜等；提交病历、医疗费票据等，用于证明钟某1因系疾病导致死亡。庭审中，证人宋某、张某、李某出庭提供证人证言，用于证明钟某1立遗嘱的经过。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人民法院应认定无效。本案中，战某向法院提交《公证书》和《遗嘱》，用于证明钟某1生前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战某继承。钟某、王某1、王某2对该《公证书》和《遗嘱》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公证书》和《遗嘱》是否应认定为有效遗嘱。首先，关于案涉《公证书》的效力。依据《继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立遗嘱是民事法律行为，遗嘱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案涉《公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的要求，法院无法认定其为有效遗嘱。其次，关于案涉《遗嘱》的效力。遗嘱是立遗嘱人处分其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或其他事务的法律行为。从案涉《遗嘱》的内容来看，“我身后的所有家产及房产（丰台区×××702号二居室一套）及其它财产等。其他人等一律没有”的表述无涉钟某1对其死亡遗留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故其不具有遗嘱的法律效力。遗嘱的内容需明确、直接地表达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能以其他证据印证和推定该意思表示，故战某关于《公证书》的内容可以证明钟某1所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战某依据案涉《遗嘱》继承钟某1财产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判决：驳回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战某提交证明一份，证明其与钟某1共同生活十余年，去世前一直由其照顾钟某1，钟某1去世后其办理的钟某1后事。王某2对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如果钟某1与战某共同生活多年感情好为何没有结婚，这之中一定有其他原因。钟某质证称对证明不认可，不清楚在证明上签字的人都是谁，且战某在钟某1去世前未通知钟某1家属，有悖常理。王某1同意王某2、钟某的质证意见。经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公证书》以及《遗嘱》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本案中，《公证书》并非经公证机关出具，亦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要件要求，一审法院就此证据未予采纳，于法有据亦符合本案实际。就案涉《遗嘱》，从内容上看该《遗嘱》既未显示立遗嘱人对其财产在其去世后作出安排的直接、明确的意思表示，亦未直接表明其去世后相应财产的归属、去向等具体主体指向，该份证据无法认定系符合法定形式之遗嘱，亦不具有钟某1对其死亡后遗留个人财产进行法律意义上的遗赠处分之法律后果。战某上诉称《公证书》的内容可以佐证钟某1所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从尊重立遗嘱人真实意愿角度出发，遗嘱的内容需明确、直接地表达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未有具体、明确表述的情况下，不宜以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此外，战某在本院审理中提交的证明系他人出具，证人未出庭陈述，亦无法直接证明钟某1是否具有遗赠之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该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之关联性不予采纳。因此，综合考虑案涉《遗嘱》形式及内容，应认定《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战某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82元，由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