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知民初1827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院**楼安联大厦2212。法定代表人：周建潮，该协会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女，该协会工作人员。被告：西安红秀量贩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庆路**御溪望城**楼商业群房**整层法定代表人：强丹丹。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高，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西安红秀量贩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秀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被告红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共计人民币183960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人民币650元、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人民币565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同时，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于2006年发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第一号公告，该公告明确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另外，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原告统一向卡拉OK经营场所收取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是卡拉OK著作权许可市场唯一代表广大的著作权人“集中行使”相关权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被告作为著作权的义务主体，负有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告规定的标准，以其包房为单位，按照12元/包房/天计算其金额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法定义务。据查，被告作为国家版权局《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所针对的卡拉OK经营场所，自其开始经营向消费者提供曲库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约20万首以上）点播业务以来，一直未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原告多次联系被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但均被被告置若罔闻，至今仍未履行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的义务，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著作权侵权，依法应按照《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向原告赔偿使用费。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卡拉OK经营者，以盈利为目的、以包房为空间，以使用海量作品的曲库供消费者点播来获得收益，是典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针对的使用者。原告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利依照维护广大权利人利益的法定职责，行使要求使用者支付全部版权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原告计算出被告应支付的全部版权使用费金额，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最广大的权利人在卡拉OK经营行业的正当权益。被告红秀公司辩称，其从2019年8月申请营业执照，2019年11月通过消防验证，2020年5月才开门营业。KTV共计52个包房，但有24个因为扰民无法使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范围为开展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咨询服务、法律诉讼、国际版权交流、举办研讨、交流及与本会宗旨一致的相关业务活动。音集协提供了出版物《流行歌曲经典（第二辑）》，收录了著作权人标注为案外人滚石公司的367首音乐电视作品，出版号为ISBN978-7-7999-2281-2；《流行歌曲经典（第三辑）》，收录了著作权人标注为案外人华谊兄弟、当然文化、华圆娱文化、红创文化、海蝶公司的175首音乐电视作品，出版号为ISBN978-7-7999-2275-1。2008年-2016年，音集协分别与正大国际、吴颂今、孔雀廊、乐华圆娱、华谊兄弟、红创文化、北京大格、广州陈小奇、北京卓森、滚石、风华秋实、海蝶、华信普雷、华音鼎天、北京麒麟等单位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上述公司或个人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出租权、复制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托音集协管理，以便上述权利在其存续期间及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完全由音集协行使,上述权利包括该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且有权做此授权的权利;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六十日权利人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等。合同还对权利保留、权利管理、音像节目登记权利保证、使用费分配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上述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原件审核后,出具了(2018)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0775号等公证书,证明授权合同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截至2020年4月，音集协会员单位已达247家，音集协已在其官网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权利人和使用者可以登陆官网进行查询。2006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发布《公告》(2006年第1号),公告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如下: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目前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活动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逐步推进。2017-2019年,音集协分别作出关于当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确定陕西地区的收费标准为8.2元/天/终端。2018-2019年，音集协向福建海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雷客天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镭海易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传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市前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四川音伟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阳光视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授权，许可上述公司在其设备和系统中使用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制作卡拉OK曲库，向实体卡拉OK歌厅发放，以满足卡拉OK营业性播放需要（取得曲库的卡拉OK歌厅，应另行按法律规定取得放映权许可，并交纳著作权使用费），授权范围为中国大陆地区。2020年7月9日，音集协对红秀公司涉嫌侵犯其作品放映权的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全。音集协工作人员来到红秀公司并进入包房,点播了158首音乐作品，并对上述歌曲的播放画面进行同步拍照、录像后，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权利卫士APP进行固化,并将视频上传至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该中心签发了可信时间戳认证书。之后,音集协工作人员索取了POS签购单一张,金额为650元，签购单上写有商户名称：陕西刘强鱼悦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比对，取证光盘的播放画面中显示有与涉案158首音乐电视作品同名的作品，虽未予以完整录制，但取证光盘播放的上述作品与原告拥有著作权中对应作品的画面、歌词内容、声音、词曲作者及演唱者信息均构成一致。另查明,红秀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2017年7月5日,经营范围为KTV；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棋牌；餐饮管理。音集协主张其计算被告应承担的侵权费用的依据为，按照被告35个包厢数*两年的营业期（至2020年7月31日）*每年365天*6元/每包间/天的版权使用费计算所得为153300元。音集协为证明被告的包厢数量，提供了被告经营场所的消防疏散图，根据该消防图，被告共有包厢数16个。被告认可包厢数为52个，实际使用为28个。被告提供营业执照、《娱乐经营许可证》、《治安备案证》（2020年1月6日颁发、包间35）、《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2019年11月5日颁发）。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律师代理费的实际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音集协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3、如构成侵权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一、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音集协系根据集体管理条例,经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批准设立,并经国家民政部核准登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录音、录像和音乐电视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可以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书面形式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授权该组织对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管理。”第二条第四项规定,集体管理组织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属于集体管理活动。现音集协以被告使用了其管理的版权作品,但未与其磋商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是行使集体管理权限的表现,依法应予支持。二、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音集协依法享有的放映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侵犯著作权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又无法律上的依据，擅自对享有著作权作品的使用以及以其他手段行使著作权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场所的点播系统中提供了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服务,且未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发放许可,侵害了作品权利人享有的放映权。音集协据此要求被告就其侵权行为向音集协赔偿损失,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三、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公司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关于赔偿数额,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在KTV视听作品领域，促进作品传播及KTV产业发展是著作权保护的目的，而依法保护著作权，同时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经营的安定性是司法的价值取向。但如果大量的著作权人同时向KTV经营者主张权利，虽遵照了著作权人的权利行使自由，却不利于KTV行业的经营和发展，导致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与KTV经营者之间利益失衡，最终影响作品的传播，阻碍权利人作品市场价值的实现。正因如此，我国确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并成立了音集协管理特定类型的作品。根据本案原告的举证，可以判断其管理了市场上相对较多的作品，并有权以国家版权局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为基础与被许可人协商后按包厢数收取许可费用。因此，对于以音集协为原告的涉KTV行业著作权侵权案件，以包厢数为基础计算许可方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使用费的具体数额由音集协与被许可人双方约定。本案中，音集协提供的每个包厢的收费标准系其单方出具，音集协亦未就双方达成合意进行举证，且其举证部分歌曲侵权亦不能证明被告使用的曲库中全部是原告拥有著作权的音乐电视作品，故其提供的标准不应作为认定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计算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酌情认定。音集协主张自2020年7月31日起往前推算两年作为对被告侵权时间的认定，考虑到2020年新冠疫情必然会影响KTV的经营，且KTV在经营期间必然涉及到装修、翻新等需要停业的情况，且被告提供的《治安备案证》（2020年1月6日颁发、包间35）、《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2019年11月5日颁发），证明被告投入营业的时间，故本院以2020年7月31日往前三个月时间作为计算被告侵权时间的参考依据，并综合如下事实认定本案赔偿标准，即：被告经营规模、包厢数量（包厢数量系原告的举证责任，消防疏散图作为被告经营场所的客观反映，可以作为认定被告包厢数的证据，但因可能存在原告拍摄消防图不全面的情形，故如被告自认的包厢数大于消防图所示，则以被告自认为准）、所处地理位置、当前市场现状，原告为本次诉讼取证消费产生的包厢费用（不含消费品的费用），酌情确定被告应当赔偿的经济损失为11150元（含合理费用）(35个包厢)。被告虽自认其包厢数为52个，但因原告主张以35个计算，且《治安备案证》亦标注包间数为35，故本院以35个包厢作为计算依据。原告要求律师代理费，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安红秀量贩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115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9元（原告音集协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275元，被告负担2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晶审 判 员  郝 杰审 判 员  李沫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 一书 记 员  闫肖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