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3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峰，男，199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超，浙江英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彩芬，女，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夏夫，浙江省温岭市石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江峰因与被上诉人王彩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6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峰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6662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江峰的上诉请求，驳回王彩芬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王彩芬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归根结底的问题是2019年5月2日江峰出具的金额300000元的借条是否是对江珍珍在2018年5月2日借款的结算或确认。 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以至得出错误结论。一审认为，2019年5月2日江峰出具给王彩芬的借条系对2018年5月2日江珍珍向江峰借款的确认。一审主要依据是微信聊天记录，但微信聊天记录只涉及江珍珍欠王彩芬钱的事，未明确涉及本案借款事实，亦不能得出江峰愿意为江珍珍还款的结论。王彩芬及代理人一审时就借款原因、借条签订主体、借条形成等问题的陈述前后矛盾、反复。 首先，借款原因方面。一审第一次庭审时王彩芬代理人说王彩芬基于数年交易往来和交易信赖借款给俩兄妹，但这一陈述与2018年5月份才买船的事实相悖。虽然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王彩芬就将江珍珍的借款原因修改为买船所用，但就王彩芬、庄德智与江珍珍之间的多笔借款过程包括签字主体、签订地点、借条形成等陈述均前后矛盾。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王彩芬对借款的陈述与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其代理人的陈述不同，比如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王彩芬在审判长询问其他借款签字主体时强调借条是俩兄妹当场共同签字，与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和第二次庭审时代理人解释的借条形成过程（先由江珍珍签字再汇款给江珍珍，之后让江峰补签，因已支付一年利息，为避免歧义，故让江峰重新出具借条）有区别。 其次，就300000元借款利息支付情况有二个版本。根据王彩芬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及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江珍珍和王彩芬的陈述可知，利息于2019年5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一审第一次庭审时王彩芬代理人说是现金+部分渔货款抵扣。可见，王彩芬方的说法自相矛盾。 最后，王彩芬与代理人关于签字主体的各自陈述前后矛盾。 二、一审只着重于时间和金额相似，避而不谈本案证据不能得出江峰就江珍珍的300000元欠款进行确认的结论。2018年5月初，江峰和江珍珍商量买船经营，约定各半投资。因船价200多万元需各自筹资100多万元，此时江珍珍向王彩芬夫妇借款投资船舶并于2018年5月2日收到300000元。结合双方一审庭审陈述，江珍珍收到借款后出具一份借条给王彩芬（无江峰签字），表明2018年5月2日江峰无和江珍珍向王彩芬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王彩芬陈述的后来江峰在借条上补签及原借条还给江峰的事实，因江峰否认，故无法认定。2018年8月禁渔期结束开始经营，此时俩兄妹才开始陆续与王彩芬夫妇有渔货往来，这和王彩芬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和双方陈述相互印证。江珍珍在2018年12月13日、2019年1月19日、2019年3月又分别向王彩芬夫妇借款100000元、50000元、100000元，其中2019年1月19日、2019年3月的借条是江珍珍单方出具给王彩芬夫妇，后2019年5月江峰询问王彩芬夫妇为何扣货款，王彩芬夫妇称江珍珍的两笔借款未归还并要求江峰签字作为共同借款人，江峰在2019年1月19日和2019年3月的两份借条上补签。后江峰另出具一份金额300000元的借条，约定3年内归还。2019年11月19日，庄德智以2018年12月13日的100000元、2019年1月19日的50000元、2019年3月的100000元合计250000元起诉江珍珍、江峰。江峰认为，2018年12月13日的100000元非其所签并申请司法鉴定，后鉴定意见认为2018年12月13日的借条中的“江峰”签字系伪造。 2020年8月4日，王彩芬以2019年5月2日江峰借款30万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庭审时，王彩芬说2018年5月2日江峰向其借款，江峰以借款未交付进行抗辩，王彩芬代理人改口说是江峰、江珍珍共同借款、先由江珍珍出具借条后由江峰补签、2019年5月2日结算时归还原借条后由江峰重新出具涉案借条。王彩芬还称，基于数年来其与俩兄妹之间的渔货往来关系出借给江珍珍，因已支付一年利息，为避免歧义，故要求江峰重新出具借条。关于利息支付，王彩芬代理人说是不定期支付（部分是现金，部分是货款抵扣）、无法查清。但王彩芬说，借给江峰买船用，利息一年支付一次，江珍珍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王彩芬与其代理人关于借条形成过程、签订主体、签订地点、款项来源等说法前后不一。 三、本案关键在于2019年5月2日江峰出具的借条是其与王彩芬之间达成新的借款合意还是关于2018年5月2日王彩芬出借给江珍珍的300000元借款的确认或结算。 首先，王彩芬主张的结算依据不足。2018年5月刚买船舶，王彩芬没有证据证明当时江峰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江峰也未在2018年5月出具借条，且王彩芬与江峰同为石塘当地人，签字十分方便，但不能提供其要求江峰就3000000元确认或结算的任何证据。在江峰否认的情况下，其应进一步举证，否则可以排除2018年5月江峰、江珍珍共同借款的事实。 其次，王彩芬没有证据证明江峰在2019年5月前对江珍珍欠其300000元的事实是明知的。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王彩芬述称江峰对其表示2019年1月和2019年3月的50000元和100000元因江峰在2019年5月知道借款共同经营船舶且想经营好船舶，故在原先借条上签字确认。涉案借条如是结算，应与前面借条一致。王彩芬一反常理和交易习惯，将有江珍珍、江峰签字的原借条还给江峰，要求江峰出具一份新借条，却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在本案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存在结算的情况下，王彩芬应进一步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 本案证据只能证明2018年5月江珍珍以买船为由向王彩芬夫妇借款，王彩芬夫妇从事收货工作，为促成交易答应借款给江珍珍（此时船舶未过户到江峰名下，江珍珍说要买船，王彩芬夫妇因此借款给江珍珍），但不能得出江峰向王彩芬夫妇借款的结论。江珍珍与王彩芬之间的300000元借款与江峰无关，王彩芬之所以千方百计想让江峰承担，是因谁有钱就找谁。王彩芬为达到让江峰承担责任的目的不断改变说法，是想通过一份没有交付依据的借条让江峰承担债务。但是，2019年5月让江峰像对待另外两份借条一样确认本案借条，是不现实的，因此，王彩芬以扶持江峰经营船舶为由说出借300000元，江峰信以为真，出具本案借条，但未收到款项。 王彩芬辩称，涉案借条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5月2日，但江峰认为该借条涉及的300000元借款款项未实际交付。江峰的这一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王彩芬一审时已对此进行了充分反驳，一审判决相关认定也非常清楚。涉案借款发生在2018年5月2日，当时江珍珍因投资船舶需要向王彩芬借款300000元，款项通过王彩芬配偶庄德智银行账户汇付。后，购买的船舶产权登记在江峰名下，合伙人是江峰、江珍珍，江珍珍向王彩芬所借的550000元款项全部用于船舶投资。江珍珍向王彩芬借得300000元借款后，于2019年5月1日通过银行向庄德智汇付一年利息36000元，支付36000元利息后再由江峰重新出具本案借条，同时由王彩芬向江峰归还2018年江峰、江珍珍出具的借条。本案不争的事实是江峰向王彩芬出具本案借条并多次承诺愿意归还300000元借款，不存在王彩芬说谎、哄骗等情形，因此，2019年5月1日江峰出具的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江珍珍向王彩芬夫妻共借了五六笔借款，有些借条有江峰的签字，有些借条没有江峰的签字。2019年9月17日，江峰和王彩芬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就涉案借款进行了沟通协商，微信聊天记录清楚地表明江峰愿意加入江珍珍向王彩芬所借300000元债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彩芬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给原告借款3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江珍珍于2018年5月2日向原告王彩芬借款300000元，原告通过其配偶庄德智的银行账户当日汇入江珍珍的银行账户300000元。2019年5月1日，江珍珍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配偶庄德智的银行账户转入36000元，用以支付上述300000元借款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5月1日止的利息。2019年5月2日，被告江峰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上载明：“今借王彩芬30万人民币，定于3年付清（2022.5.2日止）”。另查明，被告江峰与案外人江珍珍系亲姐弟关系，两人目前系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江峰于2019年5月2日出具给原告借条的行为，是否系对案外人江珍珍于2018年5月2日借取原告300000元借款的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庭审中查明的相关事实，该院认定被告于2019年5月2日出具给原告借条的行为，系对江珍珍于2018年5月2日借取原告300000元借款的确认，理由如下：1.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其与被告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该院予以当庭播放，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该院予以认定。在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中，原告表示案外人江珍珍对原告方所负的债务已全部由被告承担，共尚欠其550000元借款，且多次提及要求被告将渔业生产成本补贴领取后先予偿还一笔300000元的借款，被告对此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并明确表示原告方出借给案外人江珍珍的所有借款，被告对债务已全部签字确认，并表示几十万的债务，被告既然已经签字确认，肯定会慢慢予以偿还直至还清。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除去零星的几笔小额借款外，江珍珍与原告及其配偶庄德智产生的债务主要有四笔，即2018年5月2日的300000元、2018年12月14日的100000元、2019年1月29日的50000元、2019年3月12日的100000元，上述四笔借款共计550000元，与原告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所陈述的相一致。且在四笔借款中，仅有一笔300000元的借款，即2018年5月2日的300000元，该借款金额与被告于2019年5月2日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的借款金额相一致。至于借条上的落款时间，该院查明案外人江珍珍于2019年5月1日将300000元借款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5月1日止的利息已全额支付给了原告，即原、被告双方在2019年5月2日结算时，该300000元借款之前的利息都已付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重新出具的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仍为300000元，未累加利息的原因。且债务人在支付一定期间的利息后，由债务人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在当地确实具有普遍性；2.被告辩称按照之前的惯例，被告对江珍珍债务的确认，均由被告直接在江珍珍出具的借条上签名确认，而本案系争借条上只有被告的签名，没有江珍珍的签名，并不符合惯例。该院认为，被告对江珍珍其他几笔借款的确认，确实是直接在江珍珍出具的借条上签名确认，但应注意到该几笔借款所对应的借条均是初始债权凭证，并非对利息进行结算后重新所出具。而本案中，如果被告于2019年5月2日出具给原告借条的行为系对江珍珍300000元借款的确认。那么显而易见，本案系争借条系重新出具，并非系初始债权凭证，故并不能与其他几份初始债权凭证相比较。结合被告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陈述，亦能得出被告在该300000元借款的初始债权凭证上签名确认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此外，通过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发现原告对于江珍珍已不抱有较大的期望，而将更多的期望寄托于被告身上，由此在对300000元借款重新出具借条时，仅由被告出具，就具有合理性；3.庭审中，被告辩称其有向原告借款300000元的意思表示，并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但原告并未按照约定向被告交付300000元的款项，被告感觉被套路，又不能强抢回来，无奈只好作罢。按照被告的上述辩称，原告于2019年5月2日设计被告，即使被告未选择报警处理，但双方之间定有隔阂。但在其后双方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中，被告均未提及此事，且对原告借款给江珍珍所给予的帮助，被告表现出非常感激，也非常愧疚的态度，这显然与常理不符；4.如果被告的辩称为真，那么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被告仅对江珍珍的100000元、50000元两笔借款共计150000元债务进行确认。但在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明确表示几十万的债务，被告既然已经签字确认，肯定会慢慢予以偿还直至还清。显然，150000元与几十万并不属于同一概念；5.日常中，除去金融机构放贷会普遍约定具体的还款计划外。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在债务人出具初始债权凭证时，债权凭证上较少会出现具体的还款计划，而债权凭证上出现还款计划，则更多发生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于款项进行结算时；6.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中，仅提及被告向原告借款等事由，并未提及本案300000元借款系被告对江珍珍债务的确认，而被告在第一次答辩中却作出如要认定被告出具本案系争借条系对江珍珍债务的确认，原告应如何举证证明等长篇论述，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关于被告是否享有期限利益的问题，本案被告对于本案系争的300000元债务予以否认，且被告目前亦系被执行人，故对被告关于其享有期限利益的辩称，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偿还300000元借款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江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王彩芬借款3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江峰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2019年5月2日江峰出具的借条是否与2018年5月2日江珍珍向王彩芬所借300000元款项相关？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双方之间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表明，王彩芬强调江珍珍所负共计550000元债务已全部由江峰承担且多次要求江峰将渔业生产成本补贴领取后先偿还金额300000元的借款，江峰不但对此无异议，还明确表示愿意对王彩芬出借给江珍珍的所有借款签字确认并慢慢偿清。江珍珍与王彩芬、庄德智之间的债务主要有四笔，即2018年5月2日的300000元、2018年12月14日的100000元、2019年1月29日的50000元、2019年3月12日的100000元，共计550000元，这与王彩芬在聊天记录中所述借款总额相一致。上述四笔借款中仅2018年5月2日的借款金额是300000元，这与2019年5月2日江峰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致。2019年5月1日江珍珍将300000元借款自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的利息支付给王彩芬，即2019年5月2日双方结算时300000元借款上一年利息刚刚付清，2019年5月2日江峰出具的借条仅载明借款金额300000元，未载明利息，时间上相顺承，内容上相一致。 江峰辩称，其均通过在江珍珍出具的借条签名的方式确认加入江珍珍的债务，而2019年5月2日出具的借条仅有江峰签名，无江珍珍签名。本院认为，江珍珍的其他几笔借款确实是由江峰通过直接在江珍珍出具的借条上签名的方式进行确认，但是，这几笔借款对应的借条都是初始债权凭证，并非利息结算后重新出具。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江峰出具借条时王彩芬将还款期望寄托在江峰身上，对江珍珍则不抱有还款期望，因此，仅由江峰一人针对涉案300000元借款重新出具借条，合情合理。 江峰辩称，其有向王彩芬借款300000元的意思表示且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借条，但王彩芬未按约定交付借款，感觉被套路，又不能强抢回来，无奈只好作罢。本院认为，若江峰这一辩称属实，其出具借条后未收到借款，不能通过私力救济途径强行推回借条，但可通过包括口头方式、书面方式在内的多种合法途径进行救济，如要求王彩芬交付借款、要求收回借条、通知王彩芬借条作废等均可，但双方之间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表明，江峰一直未提及王彩芬未按约定交付借款一事，反而对王彩芬借款给江珍珍、未能按时归还一事表示感激和愧疚，表明江峰这一辩称的可信度较低，故依法不予采纳。 生效判决查明江峰对江珍珍的100000元、50000元两笔借款共计150000元债务进行确认，王彩芬在本案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江峰认可已签字确认几十万元债务并愿意慢慢偿清。150000元与几十万元之间的差距较大，若江峰仅确认150000元债务，其应不会作出如此陈述。 综上所述，江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江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王晓婷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