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饶丰镇花园村委会花园村小组。法定代表人：周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步军，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奚海滨，男，196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庆，江西求正沃德（南昌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泽重工（江西）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鄱阳工业园区芦田产业基地。法定代表人：奚海滨，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庆，江西求正沃德（南昌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奚海滨、丰泽重工（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1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汇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步军，被上诉人奚海滨、丰泽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1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汇孚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奚海滨、丰泽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已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无需向汇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该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系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12月21日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严重违背常理，并非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奚海滨已于2016年8月6日将其原在汇孚公司持有20%的股权转让付红玲，付红玲以债权810万元折抵股权转让款，此时奚海滨在汇孚公司已不是股东。既然奚海滨已将其股权转让给付红玲，奚海滨与汇孚公司已无关联，汇孚公司无任何理由于2017年12月21日再与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协议书》补偿其800万元并免除1000万元的债务，这严重与常理不符。其次，案涉《协议书》未经汇孚公司及股东确认，该《协议书》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奚海滨知晓汇孚公司的股东情况，而且与部分股东具有亲戚关系，其能够直接联系到所有的股东。而且，奚海滨作为汇孚公司的原股东，其也知晓放弃如此巨大金额的债权，应当经过股东会的决议。但是，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汇孚公司根本未作出股东会决议，所谓的《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原件予以印证，该《协议书》的内容严重违背汇孚公司及股东意愿，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2）案涉《协议书》免除奚海滨、丰泽公司1000万元债权，已严重损害了汇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免除债务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规定，截止目前汇孚公司负债达8000万元左右，在未清偿完毕汇孚公司债务前，汇孚公司不可能作出放弃奚海滨、丰泽公司债权1000万元的决议，并且这种放弃债权的行为显然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效行为。2、一审法院以“案涉协议书和承诺书交鄱阳县人民政府备案,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认定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解除帮扶关系，并已经鄱阳县人民政府批准备案，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该事实认定显然错误。（1）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为汇孚公司开发建设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项目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行为，只要汇孚公司的开发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应当为汇孚公司发证。否则，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发证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施工许可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之规定，以公司股东存在纠纷而不给汇孚公司发证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可以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因此，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为汇孚公司开发建设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项目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为，与该公司和丰泽公司脱钩、解除帮扶关系，并无关联性。（2）鄱阳县人民政府至今未批准汇孚公司已经与丰泽公司脱钩，解除帮扶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奚海滨、丰泽公司根本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鄱阳县人民政府已经批准了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脱钩，解除帮扶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是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见证了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收到了《承诺书》，也不能表明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脱钩和解除帮扶关系。因为，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批准并备案的行为，实际上属于行政审批行为，需要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事实上鄱阳县人民政府并未作出。故一审法院认定仅以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管局为汇孚公司颁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就认定为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脱钩、解除帮扶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认定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故而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故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奚海滨、丰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程序正当、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汇孚公司提交的2011年元旦、2011年6月30日两份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的《借条》系丰泽公司出具，但汇孚公司实际并未履行借款义务。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是鄱阳县人民政府根据2010年4月1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2号）精神先后设立的企业，汇孚公司实施鄱阳县饶丰镇花园村沿鄱乐公路两边各700米、纵深35米地块进行机电一条街建设开发房地产项目，丰泽公司实施汽摩配制造业项目，会议规定，汇孚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实施。2010年5月5日，汇孚公司和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规定了汇孚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前置条件：汇孚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丰泽公司和案外人“乾坤机床（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坤公司）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启动实施，明确规定并责成鄱阳县招商局监督。作为对价：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挂牌最低价格按照21万元/亩计算，如果汇孚公司摘牌，土地价格高于21万元/亩，则超出地价款项全部返还给汇孚公司。2011年1月23日，汇孚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决定计划对丰泽公司和案外人乾坤公司项目以借贷的方式投资2500万元，履行对鄱阳县人民政府《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规定的投资义务。但是汇孚公司永华鄱验字〔2010〕第108号《验资报告》证明，2010年10月13日期间，汇孚公司自有全部资金仅500万元。汇孚公司一方面想兑现对鄱阳县人民政府的承诺，投资丰泽公司履行帮扶义务，但自身经济能力不足；一方面又想尽早加快开发自身房地产项目获取盈利，但没有履行对丰泽公司的帮扶义务又违反了《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规定。就是在这种两难之间的情形下，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经商议后，出具了本案的两份《借条》但却不实际履行，汇孚公司因此获得提前开发房产项目的资格。2017年7月20日，鄱阳县商务局根据丰泽公司等汽摩配制造业项目投资人《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请示》查明，汇孚公司违反《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规定，没有实际履行对丰泽公司帮扶（借款）义务，已给丰泽公司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上述事实证明，2011年期间，汇孚公司主观上违反《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规定，客观上没有经济能力出借1000万元帮扶丰泽公司，仅仅是为了规避鄱阳县商务局监督其已投资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要求丰泽公司出具借条（白条）却不实际履行借款义务，以达到汇孚公司房地产项目启动实施尽早赢利的目的。二、涉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少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涉案的两张《借条》仅仅是一张空白借条，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一）汇孚公司提供的5份流水合计800万元并非案涉1000万元《借条》对应的支付凭证，汇孚公司实际并未履行借款义务，案涉1000万元《借条》缺少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1、根据汇孚公司《验资报告》，奚海滨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投入注册资金200万元、2010年12月1日投入注册资金600万元，共计投入注册资金800万元，履行了对汇孚公司全部出资义务。2、汇孚公司一审当庭自认：“①第一次600万元借条组成是周建国的300万元和汇孚公司的300万元，有转账凭证为证。周建国将其应出资的300万元（2010年5月31日转120万，2010年9月21日转180万）转给了奚海滨代缴，但是这笔钱没有进公司的账，所以说这300万元作为向汇孚公司的借款。②400万元的组成其中有案外人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转账给奚海滨的200万元（2011年6月24日），还有200万是奚海滨自己该缴纳的出资款，后经协商转为向汇孚公司借款”。3、2010年10月13日，汇孚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鄱阳支行询证，银行在“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周建国实际出资了250万元，奚海滨实际出资了200万元，这与汇孚公司在一审自认“周建国将其应出资的300万元转给了奚海滨代缴，但是这笔钱没有进公司的账，所以说这300万元作为奚海滨向汇孚公司的借款”相矛盾，但同时也证明了奚海滨已经代周建国缴纳了第一笔250万元注册资金的事实，因此汇孚公司提供给周建国300万元的流水不能作为《借条》600万元的支付凭证。4、2010年12月1日，汇孚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鄱阳支行询证，银行在“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所有股东完成了实际出资，其中奚海滨实际出资了600万元，奚海滨完成了总计800万元的出资义务。而汇孚公司在一审自认“400万元的组成其中有案外人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转账给奚海滨的200万元，还有200万是奚海滨自己该交纳的出资款，后经协商转为向汇孚公司借款”，这与奚海滨已经在2010年12月1日完成了所有800万元的出资的事实不符，显而易见，两者的时间先后顺序相互矛盾。但同时也证明了案外人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与奚海滨往来的200万元“货款”流水不能作为《借条》400万元的支付凭证。同时所谓的“还有200万是奚海滨自己该交纳的出资款转为向公司借款”更与事实不符且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因此《借条》400万元无任何支付凭证，系空白借条。至于汇孚公司与奚海滨往来的另外两张流水，其中一张200万元只是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只能证明汇孚公司曾经有打款意向，无法证明该款项实际汇入了奚海滨账户。另外一张100万元的进账单，并不足以证明两张《借条》合计100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因为奚海滨时任汇孚公司总经理一职，为了汇孚公司房地产项目落实、开展的业务需要，与汇孚公司有过资金往来属于工作需要，是经过全体股东同意的。综上，由于汇孚公司的自认，两张《借条》合计1000万元没有对应的支付凭证，汇孚公司实际并未履行借款义务，案涉1000万元《借条》缺少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二）汇孚公司并没有对外出借资金的合意，缺少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2019年7月22日，汇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国当庭自认“汇孚公司所有大金额的资金投入必须经过股东会议，方可支出”、“周：我是2018年7月份才知道有两份借条，以前都不知道”、“记不清楚，时间太长了”、“是先借钱再补借条”。在《汇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第8条：“除注册资金外的所有资金投入，每月应计提利息（年息10%），以应付款形式计入账内结算”。第3条：“项目所遇到的重要事情由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双人签字确认，上报股东会集体讨论”。案涉两份《借条》与汇孚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时间（2011年1月23日）非常接近，根据股东会议决议规定：汇孚公司向外出借1000万元，必须以“应付款形式计入账内结算”，必须双人签字且经过股东会集体讨论。另外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又对本案所谓的1000万元债权做出了放弃。上述事实与汇孚公司法人代表人周建国对外“出借”1000万元“记不清楚”、“2018年7月份才知道有两份借条”相互矛盾。上述证据证明2011年的两张案涉《借条》，汇孚公司并没有对外出借资金的合意，缺少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三）汇孚公司财务报表表明，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不存在汇孚公司出借案涉1000万资金给丰泽公司的事实。赣饶众仁审字〔2017〕第005号《审计报告》是汇孚公司在减资纠纷案件中提交给一审法院的（（2019）赣11民初276号），用以证明汇孚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此时奚海滨已经离开汇孚公司）：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经对汇孚公司资产负债、年度利润、财务报表全面审计，确认不存在奚海滨或丰泽公司对汇孚公司尚有1000万元债务的客观事实。相反，奚海滨对汇孚公司尚享有445.5万元债权。（四）汇孚公司不具有对外出借案涉1000万元借款的能力。根据汇孚公司提供的《房产开发费用》显示：汇孚公司在进行房产开发后，已经用清了全部经费并且对外欠款3400余万。截止到2014年4月份，汇孚公司已经对外欠款6245余万。从上述汇孚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汇孚公司不具有对外出借案涉1000万元借款的能力，更不可能在2017年12月21日的两份《协议书》中主动放弃合计1500万元的债权。综上，由于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少成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汇孚公司没有对外出借案涉1000万元资金的合意，案涉两张《借条》合计1000万元没有对应的支付凭证，汇孚公司不具有对外出借案涉1000万元的事实和能力，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三、鄱阳县公安局经过立案侦查，证明案涉1000万元《借条》奚海滨既没有挪用归个人使用，也没有借贷给丰泽公司，该100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汇孚公司提交的2011年元旦、2011年6月30日两份《借条》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汇孚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以奚海滨挪用资金案，报鄱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最终查无此事后，2019年3月12日鄱阳县公安局作出鄱公（经）撤字〔2019〕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此案。证明案涉两份《借条》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款项，奚海滨既没有挪用归个人使用，也没有借贷给丰泽公司，该100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在奚海滨挪用资金1000万元资金给丰泽公司刑事案件中，虞燕存出具了同样的借款情况说明，经查明不属实。四、案涉《承诺书》《协议书》的由来。2017年7月20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监督方鄱阳县商务局查明：汇孚公司没有履行《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对丰泽公司和案外人乾坤公司的投资帮扶义务”，造成两个工业项目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工业投资者损失过大。建议：①责令限期改正并优先完成工业项目。②暂缓房地产二期规划审批。正是由于汇孚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对丰泽公司出借资金的帮扶义务导致生产经营发展停滞，丰泽公司及股东多次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相关职能部门查明情况属实后，为了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纠纷，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双方解除帮扶关系，各自自行发展。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出具了《承诺书》，汇孚公司所有股东在《承诺书》上签字：“2、乾坤机床、丰泽重工与花园街三个项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均已履行到位；3、我们所有股东一致认为汇孚公司与县政府签订的合同已经履约到位，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花园街项目办理相关手续”。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三方签订了《协议书》，同时汇孚公司和案外人乾坤公司两方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订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另一份《协议书》。由于汇孚公司没有实际出借资金，又拒绝返还借条，所以才会出现《协议书》中第二条有关放弃而不是确认1000万元债权的内容。从《协议书》中第二条可以看出，汇孚公司为了履行和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中“先履行帮扶丰泽公司和案外人乾坤公司再发展房地产项目的义务”，通过《协议书》中第二条来实现了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的彻底解除帮扶关系，达到其独自发展房地产的目的。按照《承诺书》《协议书》的约定，双方正式解除了帮扶关系。鄱阳县建设局为汇孚公司办理了施工许可证、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为汇孚公司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鄱阳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1日第二十一次“工业暨开放型经济日”活动会议上同意为汇孚公司办理五金一条街项目办理建设、规划等有关手续。事实表明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解除了帮扶关系，《协议书》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业已生效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查明：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详见（2019）赣民终655号第28页）。所以，退一步说，即使汇孚公司履行了对丰泽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帮扶义务，双方也因《协议书》的约定，免除了丰泽公司的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汇孚公司以没有实际履行的两份合计1000万元的《借条》为依据，一方面以奚海滨挪用资金向鄱阳县公安局虚假报案，后又以同一事由，以捏造的事实在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后，其又以同一事由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是藐视法律，浪费司法资源的不诚信行为，涉嫌虚假诉讼。汇孚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汇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汇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1.判令奚海滨、丰泽公司共同偿还汇孚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880万元（利息按照年利率10%从2011年1月1日计算至2020年1月1日止，此后利息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奚海滨、丰泽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元旦，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汇孚公司借资陆佰万元整（6000000），年息（10%），借期叁年半（自2011年元旦至2014年6月30号），可以提前归还。”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代表人在该借条上签字,丰泽公司作为借款人在该借条上签字并加盖公章。2011年6月30日，丰泽公司、奚海滨向汇孚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汇孚公司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在该借条上奚海滨在落款处签字，丰泽公司签字但没有加盖公司印章。汇孚公司陈述2011年元旦的600万元是事后补写的借条，由周建国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向奚海滨转账120万元、180万元以及汇孚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3月29日向奚海滨汇款100万元、200万元组成。2011年6月30日的400万元汇孚公司陈述为2011年6月份汇孚公司的股东增加投资，付红玲和奚海滨二人总共出资400万元，其中隐名股东付红玲于2011年6月24日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向奚海滨转款200万元作为其追加的投资，由奚海滨向公司代缴出资，还有200万元是奚海滨自己该缴纳的出资款，但这400万元没有进入公司账户，所以奚海滨向公司出具400万元借条。2010年10月13日，汇孚公司验资报告显示汇孚公司2000万元的注册资本，股东奚海滨的800万元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2010年12月1日转入汇孚公司账户200万元、600万元；股东周建国的1000万元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2010年12月1日转入汇孚公司账户250万元、750万元；股东王定国的200万元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2010年12月1日转入汇孚公司账户50万元、150万元。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研究了鄱阳县花园机电一条街建设有关事宜，确定花园机电一条街项目必须在开发商园区汽摩配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实施。2010年4月7日，奚海滨作为乙方与甲方江西鄱阳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入园企业合同书》，约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5亿元，主要进行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和销售，之后设立丰泽公司。2010年5月5日，鄱阳县人民政府为甲方与乙方汇孚公司签订《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奚海滨作为乙方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名。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三、甲方责成县招商局监督乙方汽摩项目厂房开工和乾坤制造项目竣工投产后，乙方才可启动五金机械一条街的项目建设。……”同年5月27日，县长办公会研究了五金机械电子一条街建设事宜，明确该项目代待乾坤制造项目竣工投产、汽摩配项目开工建设后即启动实施建设。2017年7月20日，奚海滨、江水英等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交《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请示》，建议：1、责令限期改正，履行合同，乾坤、丰泽、花园五金电子街一并投资发展，并优先完成工业项目。2、暂缓房地产二期规划审批。鄱阳县商务局于2017年8月3日在该请示上加盖公章，确认情况属实。2017年12月14日，鄱阳县法制办就《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履约的情况召开了协调会，会议要求各方按通知于12月18日前提交相关证据和意见，建议大家协商解决，也可分阶段协商。周建国、虞燕存、毛明启、奚海滨、江水英等参加。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项目纠纷调解情况承诺书》，内容为：经县领导吴太伟常委召集县政府法制办、工业园区、商务局、饶丰镇的代表及汇孚公司、乾坤公司、丰泽公司的股东就花园街五金电子街项目的纠纷问题就行协商解决，后我们股东在项目合作方毛启明的召集下，经协商初步达成以下一致意见：1、股东之间的股东债务、股权、经营账目等问题由我们股东自己协商解决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乾坤公司、丰泽公司与花园街三个项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均已履行到位，乾坤公司和丰泽公司项目因特殊原因出现经营困难，我们股东会积极调整经营思路、改变经营策略，推进该项目；3、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合同要求，我们所有股东一致认为合同已经履约到位，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花园街项目办理相关手续；4、我们所有股东承诺今后不会就此事再到政府或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上访。汇孚公司股东周建国、傅小荣、虞燕存、丰泽公司代表奚海滨、乾坤公司代表江水英在承诺书上签字。2017年12月21日，甲方汇孚公司、乙方丰泽公司、丙方奚海滨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2010年5月，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关于饶丰镇花园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花园五金电子街）开发合同，汇孚公司合法取得位于鄱阳县土地面积52140.37平方米的开发使用权，同时订立补充协议规定汇孚公司扶持丰泽公司，政府才予以办理相关权证。故此，汇孚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于2010年12月帮扶并出资成立丰泽公司。奚海滨系丰泽公司法人代表及汇孚公司原经理。鉴于丰泽公司已按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协议要求达到花园街开发条件已不再需要汇孚公司进行相应的介入，现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三方就各自权利义务及其他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一、丰泽公司系独立法人，在汇孚公司的帮扶下2011年3月就已符合汇孚公司与县政府的补充协议的规定。自此，丰泽公司所有建设及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丰泽公司自行承担，汇孚公司不再具有帮扶义务，对丰泽公司的经营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的债权，待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即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后，汇孚公司自愿放弃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同时放弃陈泽飘在丰泽公司的内部协议股份，完全由奚海滨个人享有处分权，丰泽公司及个人所有的债务与汇孚公司及陈泽飘无关。如汇孚公司、丰泽公司脱钩未经批准或未成功，则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汇孚公司不予放弃，此债权仍由汇孚公司享有。三、鉴于奚海滨在担任汇孚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以个人及公司名义向外借款用于花园街项目需要支付本息和需支付其任职期间的工资，同时考虑到奚海滨为花园街项目争取立项付出了辛劳和个人目前的艰难处境，汇孚公司同意支付奚海滨800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四、800万元补偿的分摊、支付由奚海滨负责，与汇孚公司无关。但必须合情合理合法，保证不再由此引起纠纷而涉及汇孚公司。如汇孚公司在清理债务公告期内有涉奚海滨在担任汇孚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债权人向汇孚公司索债或债务诉讼的，其金额在800万元之内扣除。如奚海滨拿回公司股权，此800万元补偿款由奚海滨个人承担并退回公司重新分配。五、补偿款支付条件及方式：丰泽公司配合汇孚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相关解释及保证，进行相关备案，汇孚公司办理完花园街二期的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后三日内支付100万元，2018年2月12日前支付300万元，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余款。帮扶款均汇入奚海滨指定账户（奚琦钦215581207001060439）。六、本协议签订后，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无任何瓜葛，今后自愿发生正常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七、本协议一式伍份，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及见证单位各执一份，一份用于鄱阳县人民政府备案，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见证人张某、法制办陈艳平签字。上饶市法制办于2018年1月3日对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2017年12月25日的《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相关合同法律问题的请示》进行了回复，并称回复意见作为咨询意见与建议，供鄱阳县人民政府在妥善处理请示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为参考性使用。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于2018年1月8日建议鄱阳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为五金一条街项目开发建设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月份，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另查明，汇孚公司于2010年10月1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为周建国50%、奚海滨40%、王定国10%。2016年8月19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建国、王定国、付红玲。丰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奚海滨，其股东为奚海滨50%、刘锋40%、陈泽飘10%。另查明，鄱阳县公安局于2018年10月12日对奚海滨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2019年3月12日作出鄱公（经）撤字[2019]00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奚海滨挪用资金案。另查明，奚海滨与汇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认定，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另查明，奚海滨与汇孚公司、付红玲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521号民事判决认定，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30日，由付红玲、傅小菊投资设立。奚海滨持有汇孚公司40%股权中，付红玲持有20%的股权，且出资到位。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的出借款项是否实际交付；3、若本案的借款关系成立，奚海滨、丰泽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6月30日，丰泽公司、奚海滨向汇孚公司出具的400万元借条未载明还款期限，故汇孚公司有权随时向奚海滨、丰泽公司主张债权。2011年元旦，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出具的600万元借条，虽然载明借期叁年半即自2011年元旦至2014年6月30日，但在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奚海滨自认向汇孚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且丰泽公司对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的1000万元用于扶助丰泽公司这一事实无异议，故汇孚公司于2020年3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汇孚公司主张本案借款未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奚海滨、丰泽公司抗辩本案借款早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汇孚公司陈述本案600万元的借款的交付由周建国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向奚海滨转账120万元、180万元以及汇孚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3月29日向奚海滨汇款100万元、200万元组成，借条是事后补写的借条。2011年6月30日的400万元是2011年6月份汇孚公司的股东增加投资，付红玲和奚海滨二人总共出资400万元，其中隐名股东付红玲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向奚海滨转款200万元为其追加的投资，由奚海滨向公司代缴，还有200万元是奚海滨自己该缴纳的出资款，但这400万元没有进入公司账户，所以奚海滨向公司出具400万元借条。结合汇孚公司的上述陈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52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奚海滨原在汇孚公司的40%股权中有20%属于付红玲，而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由付红玲、傅小菊投资设立，以及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奚海滨自认向汇孚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即使汇孚公司提供的证据形式存在一定瑕疵，但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效力，亦应认定本案借款实际交付具有高度盖然性。奚海滨、丰泽公司辩称本案借款尚未实际交付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1000万元奚海滨自认系其向汇孚公司所借，故奚海滨为本案适格被告。案涉借款虽然没有直接汇入丰泽公司账户，但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借款项用于丰泽公司生产经营，该事实有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分别出具的两张借条以及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中丰泽公司对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的1000万元用于扶助丰泽公司这一事实予以盖章确认，故丰泽公司亦应为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借贷关系虽然实际成立，但在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中约定“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的债权，待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即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后，汇孚公司自愿放弃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同时放弃陈泽飘在丰泽公司的内部协议股份，完全由奚海滨个人享有处分权，丰泽公司及个人所有的债务与汇孚公司及陈泽飘无关。如汇孚公司、丰泽公司脱钩未经批准或未成功，则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汇孚公司不予放弃，此债权仍由汇孚公司享有”，即协议书约定债务免除的条件为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汇孚公司认为，2017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是毛明启在汇孚公司及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所谓放弃奚海滨债权的表述，不是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该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汇孚公司提出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汇孚公司提出奚海滨主张的所谓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的事实无法通过承诺书、协议书反映出来，要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应该是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签订后，在该份协议书中法制办的工作人员是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无权代表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同意批准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同意批准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解除帮扶关系，一个是同意批准协议书。奚海滨、丰泽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10年5月5日鄱阳县人民政府与汇孚公司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0年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的规定来看，汇孚公司的房产项目必须在开发园区汽摩配项目投资到位后方可实施。可见，案涉项目所在地的来源与丰泽公司存在一定的关系。之后，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在执行政府会议纪要和开发合同期间不断发生纠纷，奚海滨、江水英等向鄱阳县人民政府要求暂缓汇孚公司二期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审批。后经鄱阳县商务局、鄱阳县法制办等部门协调，同意三家公司自行协商解决方案。在此前提下，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代表周建国、傅小荣、虞燕存和丰泽公司代表人奚海滨、乾坤公司代表江水英共同签字，确认在县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的召集下，就纠纷进行了协商。次日，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以及乾坤公司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并将协议交给鄱阳县人民政府备案。三家公司共同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花园街项目办理相关手续，并承诺今后不会就此事再到政府或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上访。鄱阳县人民政府在收到承诺书、协议书并登记备案的前提下，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于2018年1月8日建议鄱阳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为五金一条街项目开发建设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月份，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自此，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各自发展。综上，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已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无需向汇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故汇孚公司要求奚海滨、丰泽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孚公司的诉讼请求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汇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9600元，由汇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汇孚公司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入园企业合同书》《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补充协议书》《承诺书》《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请示》，证明：1、2010年5月5日，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汇孚公司在开发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项目前，由鄱阳县招商局监督汇孚公司的汽摩配项目厂房开工和乾坤制造项目竣工投产。2、2010年8月26日，奚海滨向饶丰镇人民政府作出承诺，兑现镇政府招商与工业园区签订的工业项目的投产、产值、税收，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项目商贸年贸易额二亿，解决就业600人，创税利400万元。3、汇孚公司在取得项目开发的同时，与丰泽公司汽摩配项目、乾坤公司的项目具有关联性，如汇孚公司未履行政府招商合同，政府部门有可能追究其违约责任。该事实在奚海滨提出的《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请示》中，由鄱阳县商务局对于两个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捆绑的情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关于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的汇报》，证明：1、2018年1月8日原鄱阳县法制办（现鄱阳县司法局）向鄱阳县人民政府的汇报中仅仅是建议政府部门依照行政许可的要求审批案涉项目的施工、规划许可证，并非以汇孚公司与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作为审批条件。2、鄱阳县人民政府至今未予批准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脱购，解除帮扶关系，案涉协议约定的1000万元债务免除条件未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共同质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汇孚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4日，丰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案外人乾坤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21日，是三个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公司法人。2010年5月5日，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五金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规定了汇孚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前置条件：“甲方责成县招商局监督乙方汽摩配项目厂房开工和乾坤制造项目竣工投产后，乙方才可以启动五金机械一条街的项目建设”。即汇孚公司负有对丰泽公司、案外人乾坤公司投资帮扶义务。2011年期间，汇孚公司为了尽快启动实施房地产开发项目，要求丰泽公司出具了案涉1000万元空白《借条》，以应对鄱阳县商务局监督检查其对丰泽公司汽摩配制造业项目投资到位。由于汇孚公司未实际履行出借资金帮扶义务，导致丰泽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停滞。2017年7月20日，鄱阳县商务局查明“情况属实”后，鄱阳县人民政府要求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问题，解除帮扶关系，各自自行发展。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2018年1月8日《关于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的汇报》明确载明：“县法制办派人现场见证了三个公司的所有股东签订《协议书》向政府出具《承诺书》，并于2017年12月25日将双方所提供的所有材料送市法制办”，这表明鄱阳县法制办备案了《承诺书》《协议书》。《关于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的汇报》第6条建议：“三个项目公司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协议书》）属于公司之间或内部股东之间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鄱阳县人民政府没必要介入协议内容是否履行的问题”。从鄱阳县法制办的前述行文表述可以看出，鄱阳县人民政府“没必要介入”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是否脱钩问题。以上两组证据共同可以证明：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出具了《承诺书》，汇孚公司所有股东在《承诺书》上签字：“乾坤公司、丰泽公司与花园街三个项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均已履行到位”。2017年12月21日，在《协议书》中又一次明确表示“鉴于丰泽公司已按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协议要求达到花园街开发条件，已不再需要汇孚公司进行相应的介入”“本协议签订后，甲、乙、丙方无任何瓜葛，今后自愿发生正常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均明确表明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正式脱离了帮扶关系（脱钩），已生效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书对此予以认定，“《协议书》内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因此，案涉《协议书》约定的1000万元债务免除条件自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签订后已经成就。本院认为，对于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及关联性则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二审中，汇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出庭申请，申请证人李和安到庭就2017年12月21日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过程及相关事实向本院作出说明。李和安陈述如下：本人李和安，男，身份证号：3326261959********，系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宁波贝斯特聚氨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与奚海滨是兄弟，奚海滨是我继母的儿子，他七岁时到我家共同生活。奚海滨曾是公职人员，他没有自有资金，其资金均是借款而来。作为汇孚公司的股东，曾共同约定均出资90万元来购买汇孚公司开发的房产，奚海滨以高利向他人融资借款，来履行购买房产的股东义务，其后，因引发诉讼，法院作出判决，导致公司经济损失。2017年12月21日，毛明启与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股东根本不知情，股东也未授权任何人代表汇孚公司与奚海滨签订协议。我们公司股东为开发案涉项目投入资金近亿元，长达十余年，目前投资款还要亏损3、4千万，丰泽公司土地、厂房总投资不足600万，分三次卖掉得款近1300万，汇孚公司没收回一分，汇孚公司没有任何理由补偿奚海滨800万元，更无任何理由免除其债务1000万元。奚海滨近几年来，将本人作为股东购房款投资，串通他人诉讼，已侵占公司资金200万，通过虚假诉讼公司1600万，查封汇孚公司土地，通过本涉案协议诉讼1114万，冻结了汇孚公司的账户，导致我们产生几千万元的损失，给我们汇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也给我们股东精神上带来创伤。以上情况属实。针对李和安的证人证言，汇孚公司质证：对证人所陈述的关于案涉《协议书》中涉及的补偿800万元以及免除债务1000万元的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人的证言证实了案涉《协议书》并非是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所有的股东都未作出以及授权他人签订案涉《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不具有合法性。奚海滨、丰泽公司共同质证：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有异议。首先，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人的股东身份有异议，已生效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查明，汇孚公司于2010年10月13日成立，股东为周建国、奚海滨、王定国3人，2016年8月19日该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周建国、王定国、付红玲3人，至今未发现证人作为股东身份出现在工商登记中，因此证人声称其作为汇孚公司股东身份出庭作证，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人当庭声称他与周建国系股权代持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不具有关联性，但是通过对证人的当庭发问，其声称丰泽公司土地、厂房总投资不足600万元，进一步证明了案涉1000万元的借条没有实际发生。证明目的有异议，据已生效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查明，案涉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汇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书》系受胁迫签订的理由不成立，汇孚公司主张毛明启没有公司授权系无权代理的理由不成立，汇孚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是否经过其股东会讨论系其内部事宜，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本院认为，由于李和安并非是汇孚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且其声称2017年12月21日签订案涉《协议书》时并未在鄱阳县法制办现场，关于《协议书》的内容及订立过程仅是听毛明启事后陈述，故对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二审期间，奚海滨、丰泽公司提交了一组新证据：《鄱阳县第二十一次“工业暨开放型经济日”活动会议纪要》，证明目的：由于汇孚公司对其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补充协议书》履行不到位，2017年8月3日鄱阳县商务局向鄱阳县人民政府提交加盖印章的“请示”一份，根据该“请示”，2017年8月24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在第十七次工业会议暂停向汇孚公司发放施工许可证等。2017年12月14日，鄱阳县法制办就《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履约的情况召开了协调会，会议要求各方按通知于12月18日前提交相关证据和意见，建议大家应协商解决，也可分阶段协商。周建国、虞燕存、毛明启、奚海滨、江水英等参加。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项目纠纷调解情况承诺书》。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分别与丰泽公司、奚海滨和乾坤公司签订《协议书》各一份。在鄱阳县人民政府收到《承诺书》《协议书》并备案的情况下，2018年1月份，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鄱阳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1日第二十一次“工业暨开放型经济日”活动会议上同意为汇孚公司的五金一条街项目办理建设、规划等有关手续。证明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经解除帮扶关系，且经过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已经成就。汇孚公司质证：由于奚海滨、丰泽公司提供的是复印件，对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关联性也有异议，该活动会议纪要内容明确载明，市法制部门提供了合同处理法律依据，应参照执行，市法制办的处理意见当中涉及是否应该为汇孚公司的开发项目办理建设规划等许可证的行政审批问题时，市法制办给出明确意见，这属于行政许可的审批范畴，与是否存在捆绑关系，以及是否签订案涉《协议书》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签订了《协议书》，只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股东投资纠纷的解决，与办理脱钩手续和解除帮助关系不是同一事实，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并没有成就。本院认为，由于奚海滨、丰泽公司未提供《鄱阳县第二十一次“工业暨开放型经济日”活动会议纪要》原件，且汇孚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二审查明，2018年1月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出具《关于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的汇报》，载明：遵照2017年11月13日县工业日会的精神和12月14日召开汇孚置业、丰泽重工、乾坤制造三个公司股东的纠纷调度会上的安排，2017年12月20日县法制办派人现场见证了三个公司的所有股东签订调解协议并向政府出具承诺书，并于12月25日将双方所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送市法制办，就该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请示市法制办，根据市法制办的回复和我办对合同的审核，我们认为：……丰泽重工、乾坤制造、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为三个独立的公司，三个公司之间并未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的母子公司关系。鄱阳县人民政府不应将丰泽重工、乾坤制造两个公司应履行的开工与竣工投产的义务的负担行为作为汇孚公司应履行的民事义务。鄱阳县人民政府不能以丰泽重工、乾坤制造有违约行为来否认汇孚公司项目建设的合法性，行政审批一旦完成后，不能因为民事违约行为而否认或影响行政行为。奚海滨的个人承诺不能影响相关部门对汇孚公司开发五金一条街的行政审批等工作。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也不应以两份补充协议为由对“五金一条街”项目的各种证件不予审批。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利润与其他工业园区的公司的亏损没有因果关系，公司之间也没有约定，汇孚公司是否对奚海滨进行经济补偿属于民事纠纷，鄱阳县人民政府没有必要介入。三个项目公司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属于公司之间或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如他们对协议有争议，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鄱阳县人民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协议内容是否履行的问题。依据相关证据及市法制办的法律意见，我们建议鄱阳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为五金一条街项目开发建设办理相关手续。对一审法院查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1年6月30日，丰泽公司、奚海滨向汇孚公司出具的400万元借条未载明还款期限，汇孚公司有权随时向奚海滨、丰泽公司主张债权。2011年元旦，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出具的600万元借条，虽然载明借款期限叁年半即自2011年元旦至2014年6月30日，但在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由此内容可见，奚海滨自认向汇孚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将该款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发展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基于奚海滨、丰泽公司在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中对于包括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600万元在内的1000万元借款予以确认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对奚海滨、丰泽公司关于本案借款早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于法有据。故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汇孚公司于2020年4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一审诉讼中，汇孚公司陈述本案600万元的借款的交付由周建国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2010年9月21日向奚海滨转账120万元、180万元以及汇孚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3月29日向奚海滨汇款100万元、200万元组成，借条是事后补写的。2011年6月30日的400万元是2011年6月份汇孚公司的股东增加投资，付红玲和奚海滨二人总共出资400万元，其中隐名股东付红玲委托其经营的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向奚海滨转款200万元为其追加的投资，由奚海滨向汇孚公司代缴，还有200万元是奚海滨自己负有出资义务的投资款，但这400万元没有进入汇孚公司账户，所以奚海滨向汇孚公司出具400万元借条。结合汇孚公司的前述陈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52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奚海滨原在汇孚公司的40%股权中有20%属于付红玲，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由付红玲、傅小菊投资设立，以及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奚海滨、丰泽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的相关表述，一审判决综合认定，即使汇孚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等在证据形式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效力，亦应认定本案借款实际交付具有高度盖然性，奚海滨、丰泽公司关于本案借款尚未实际交付的抗辩不成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况且，对于一审判决就本案借款款项实际交付的相关认定，奚海滨、丰泽公司并未提出上诉。此外，根据《协议书》的有关内容，案涉借款1000万元奚海滨自认系其向汇孚公司所借，故一审法院认为奚海滨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案涉借款虽然没有直接汇入丰泽公司账户，但奚海滨作为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借款项用于丰泽公司生产经营，该事实有丰泽公司向汇孚公司分别于2011年1月1日、2011年6月30日出具的两张《借条》以及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中丰泽公司对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的1000万元用于扶助丰泽公司这一事实予以盖章确认，故一审判决认定丰泽公司作为本案被告适格，亦无不当。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是否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是否需向汇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2017年12月21日，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签订《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是案涉《协议书》是否系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问题。本院认为，已查明，2017年12月14日，鄱阳县人民政府为协调解决花园街五金电子街项目的纠纷问题及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召集有关部门人员及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的股东与毛明启等进行协调，政府人员依据各方的意见及案涉项目涉及的有关合同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存在胁迫的故意，且当事人若认为政府部门的意见及建议不合法，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有关争议，不必通过协商解决，况且该协调会未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决议，只是要求各方进一步提供材料并进行协商。而各方在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项目纠纷调解情况承诺书》，明确表示经协商已达成了一致意见。汇孚公司经与丰泽公司、奚海滨等协商后签订案涉《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协议书》签订后，鄱阳县法制办及上饶市法制办就鄱阳县人民政府与汇孚公司有关合同法律问题的意见及建议，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协议书》系受胁迫而签订的理由，且政府法制部门作出的有关“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利润与其他工业园区的公司的亏损没有因果关系，公司之间也没有约定，汇孚公司是否对奚海滨进行经济补偿属于民事纠纷，鄱阳县人民政府没有必要介入。三个项目公司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属于公司之间或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如他们对协议有争议，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鄱阳县人民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协议内容是否履行的问题”等表述，也未否认案涉《协议书》的效力。况且，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项目所在地块的来源与奚海滨以及奚海滨的关联公司丰泽公司确存在一定的关系，故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奚海滨等自愿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汇孚公司事实上履行了其与乾坤公司之间的具有类似内容的协议，故汇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书》并非系汇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该份《协议书》的订立过程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是毛明启是否有权代表汇孚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毛明启与汇孚公司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关系，其参与了2017年12月14日的协调会，在2017年12月21日代表汇孚公司与奚海滨等签订案涉《协议书》时，提供了汇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国通过微信发给其的授权委托书，且汇孚公司在授权委托书及案涉《协议书》上加盖公司公章，这表明汇孚公司认可毛明启的行为。汇孚公司的前述系列行为也足以让交易相对人奚海滨、丰泽公司对毛明启有代理权限产生合理信赖，善意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依法应得到保护，故汇孚公司主张毛明启没有公司授权，系无权代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三是《协议书》未经汇孚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汇孚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是否经过其股东会讨论系其内部经营事宜，汇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公司章程规定该类《协议书》的订立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退一步说，即便汇孚公司的章程确有相关规定，但这仅涉及公司内部治理与管控的问题，对合同相对人不产生拘束力，更不能影响案涉《协议书》的效力。故汇孚公司以签订案涉《协议书》部分股东不知情且未经股东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协议书》无效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四是案涉《协议书》中债务免除的有关约定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的问题。汇孚公司上诉提出，案涉《协议书》免除奚海滨、丰泽公司1000万元债权，已严重损害了汇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免除债务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如汇孚公司作为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且对该公司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依法主张撤销汇孚公司的行为。因此，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法律赋予汇孚公司的债权人对汇孚公司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行使撤销权，而汇孚公司以此作为法律依据，主张案涉《协议书》无效，属于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退一步说，即使汇孚公司对其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主张行使撤销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之规定，自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订立到汇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4月14日立案）超过一年的撤销权除斥期间。即使从奚海滨依据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起诉汇孚公司请求支付补偿金8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向一审法院提起（2018）赣11民初181号合同纠纷诉讼时起算，到汇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4月14日立案）也超过一年的撤销权除斥期间。故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汇孚公司与奚海滨、丰泽公司自愿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况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已对于案涉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作出认定，并据此作出裁判，在该份生效民事裁判未经合法程序撤销的前提下，对于一审判决关于案涉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合法有效的相关认定，本院应予维持。二、关于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是否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是否需向汇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的问题。本案借贷关系虽然成立并生效，但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中约定“汇孚公司借给奚海滨1000万元整（壹仟万元整）用于扶助丰泽公司的款项的债权，待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即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后，汇孚公司自愿放弃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同时放弃陈泽飘在丰泽公司的内部协议股份，完全由奚海滨个人享有处分权，丰泽公司及个人所有的债务与汇孚公司及陈泽飘无关。如汇孚公司、丰泽公司脱钩未经批准或未成功，则上述1000万元整的债权，汇孚公司不予放弃，此债权仍由汇孚公司享有”，即协议书约定债务免除的条件为“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一、二审已查明，特别是从2010年4月23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10年5月5日鄱阳县人民政府与汇孚公司签订的《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0年5月28日《鄱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汇孚公司的房产项目由县招商局牵头服务，待乾坤公司铸造项目竣工投产、开发园区汽摩配项目投资到位开工建设后方可启动实施。可见，案涉项目所在地的来源以及项目的启动实施与丰泽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之后，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在执行政府会议纪要和履行开发合同期间不断发生纠纷。2017年7月20日，奚海滨、江水英等向鄱阳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交《关于妥善解决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遗留问题请示》，要求责令限期改正，履行合同，乾坤、丰泽、花园五金电子街一并投资发展，优先完成工业项目，并建议暂缓汇孚公司二期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审批。鄱阳县商务局于2017年8月3日在该请示上加盖公章，确认情况属实。2017年12月14日，鄱阳县法制办就《五金机械一条街市场开发合同》履约的情况召开了协调会，会议要求各方按通知于12月18日前提交相关证据和意见，建议大家协商解决，也可分阶段协商。周建国、虞燕存、毛明启、奚海滨、江水英等参加。在此基础上，2017年12月20日，汇孚公司代表周建国、傅小荣、虞燕存和丰泽公司代表奚海滨、乾坤公司代表江水英共同签署《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街项目纠纷调解情况承诺书》，确认在县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的召集下，就纠纷进行了协商，初步达成一致意见，股东之间的股东债务、股权、经营账目等问题由股东自己协商解决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所有股东承诺今后不会就此事再到政府或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上访。次日，汇孚公司和丰泽公司以及乾坤公司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并将《协议书》交给鄱阳县人民政府备案。三家公司共同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项目办理相关手续。鄱阳县人民政府在收到其指派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并见证下各方订立的《承诺书》《协议书》后，依据上饶市法制办、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的咨询建议，责成相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项目办理相关手续。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20日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自此，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各自发展。汇孚公司二审上诉提出奚海滨、丰泽公司提供的《承诺书》《协议书》等证据不能证明鄱阳县人民政府对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同意批准并备案”。但汇孚公司不能明确说明其理解的“同意批准并备案”是指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经过什么程序以何种形式作出哪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更无法提供有关合同或法律依据，故仅仅凭单纯的否认，不能推翻一审判决关于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的事实认定。实际上，对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即“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完全脱钩（即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的理解方面，双方当事人存在一定分歧。汇孚公司认为同意批准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同意批准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解除帮扶关系，一个是同意批准《协议书》，总之需要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批准并备案的行政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奚海滨、丰泽公司则认为，《承诺书》《协议书》已由鄱阳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并见证签名，同时在见证单位、鄱阳县人民政府留存备案，在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共同请求之下，政府相关部门已为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项目办理有关手续，使得该项目得以推进实施，债务免除条件已经成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相结合的模式，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探求立合同当事人的真意，进而对合同的约定作出正确的理解，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也就是说，在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不仅要从条文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理解，而且要将条文放到整个合同框架体系中去结合上下文进行全面理解，并将条文制定的背景以及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作为理解合同条款的重要依据。从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无论是2017年12月20日《关于鄱阳县花园街五金电子项目纠纷调解情况承诺书》载明：“乾坤公司、丰泽公司与花园街三个项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均已履行到位。汇孚公司与鄱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合同要求，我们所有股东一致认为合同已经履约到位，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为花园街项目办理相关手续”，还是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载明：“鉴于丰泽公司已按汇孚公司与鄱阳县政府协议要求达到花园街开发条件，已不再需要汇孚公司进行相应的介入”、“丰泽公司系独立法人，在汇孚公司的帮扶下2011年3月就已符合汇孚公司与县政府的补充协议的规定。自此，丰泽公司所有建设及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丰泽公司自行承担，汇孚公司不再具有帮扶义务，对丰泽公司的经营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协议签订后，汇孚公司、丰泽公司、奚海滨无任何瓜葛，今后自愿发生正常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前述内容均明确表明三公司及其股东均同意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正式脱离帮扶关系（脱钩）。自案涉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签订后，没有证据证明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尚未脱钩，抑或还存在帮扶关系，抑或由于未脱钩及存在帮扶关系给汇孚公司加重责任承担并对经营造成困境或导致经济损失。至于，汇孚公司及其股东担心因奚海滨向饶丰镇人民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经济指标及赞助的《承诺书》，汇孚公司可能会被追究违约责任，但对尚未发生事项的担忧和疑虑并不能成为认定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未脱钩的事实依据。况且，根据鄱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8年1月8日出具《关于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的汇报》的内容可知，连鄱阳县政府法制办也认为，基于奚海滨并非系汇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未取得合法授权，故其向饶丰镇人民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经济指标及赞助的《承诺书》对汇孚公司并无约束力，更不是鄱阳县人民政府与汇孚公司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合约行为。事实上，本案所涉《协议书》已由鄱阳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并见证签名，同时在见证单位、鄱阳县人民政府留存备案。从鄱阳县法制办于2018年1月8日出具的《关于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合同相关法律问题的汇报》内容来看，汇孚公司、丰泽公司、乾坤公司及有关股东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连同各方所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均送至上饶市法制办，并针对有关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请示。市、县两级法制部门对于《协议书》《承诺书》内容知悉，并在此基础上共同作出建议：“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利润与其他工业园区的公司的亏损没有因果关系，公司之间也没有约定，汇孚公司是否对奚海滨进行经济补偿属于民事纠纷，鄱阳县人民政府没有必要介入。三个项目公司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属于公司之间或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如他们对协议有争议，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鄱阳县人民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协议内容是否履行的问题”。其后，鄱阳县建设局、鄱阳县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20日为汇孚公司开发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另外，关于案涉《协议书》从上下文分析和理解，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所涉及的补偿款800万元，其“支付条件及方式”约定为“丰泽公司配合汇孚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相关解释及保证，进行相关备案，汇孚公司办理完花园街二期的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后的三日内支付100万元……”。由此可知，《协议书》的签订目的就是丰泽公司、奚海滨配合汇孚公司向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解除帮扶关系的相关解释和保证，并将案涉《协议书》在有关部门进行备案，使得汇孚公司开发建设的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既成为债务免除的前提条件，也是获取补偿款800万元的事实基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生效的（2019）赣民终655号民事判决认定，汇孚公司应向奚海滨支付补偿款800万元及利息，表明债务免除与获取补偿款800万元的前提条件已经成就，故汇孚公司关于债务免除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鄱阳县人民政府对于应否给予奚海滨进行经济补偿以及三项目公司之间债务免除的谅解条款应否履行等争议未予介入，但从鄱阳县花园五金电子街（二期）得以推进实施的情况来看（汇孚公司法定代表人二审当庭陈述“二期现在基本完成了，二期中有住宅和商铺，已经开发完毕，三期也在开发中，房子已经封顶了”），政府相关部门不再以存在挂钩或帮扶关系为由，限制或延缓汇孚公司的项目开发，脱钩、解除帮扶关系的结果已经显现，合同当事人签订《协议书》之定约目的已经达成。众所周知，行政审批作为将行政审核和行政批准相结合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实质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认可，目的是为了限制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同时防止公民和法人对权利和自由的滥用，行政审批是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与授权为前提。而2017年12月21日《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免除条款属于公司之间或公司与其内部股东之间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故汇孚公司提出需要鄱阳县人民政府就此作出批准并备案的行政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根据，系对于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的片面解读。综上，根据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汇孚公司与丰泽公司已解除帮扶关系并经鄱阳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并备案，案涉协议约定的债务免除条件实际已成就，奚海滨、丰泽公司无需向汇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汇孚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88元，由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刘伟伟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肖力恒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