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道军，男，197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会员。法定代表人：张志全，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明，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余道军因与被上诉人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会员（以下简称李集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道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上诉人与李集村一组签订的《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03年11月27日，但上诉人承包李集付一组的土地开始时间是2003年2月份，也即上诉人与李集村一组达成的土地承包协议的时间是在2003年2月，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生效时间是2003年3月1日，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上诉人与李集村一组签订的《合同书》。2.被上诉人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无权要求返还土地。《土地管理法》(1998修订版)第十条规定，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内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李集村共有十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都有自己的集体土地，被上诉人起诉的位于李集村××荒地所有权××组农民集体所有，被上诉人不享有李集村一组荒地的所有权，不享有本案诉权，无权要求返还土地。合同的相对方也不是被上诉人，一审认定主体错误。3.一审判令上诉人清除林木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可实施性。依据《森林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而任意采伐林木，情节严重的，构成《刑法》第345条的滥伐林木罪。上诉人不可能随意砍伐并清除自己种植的林木，一审判决上诉人清除林木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畴，故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4.依法应当延长上诉人与李集村村民一组的承包合同期限。2003年11月27日，上诉人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与李集村一组签订合同，由余道军承包一组荒山，约定承包期为十年，同时约定了上诉人享有优先承包权。合同签订后，上诉人种植了大量的林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实际上仍然由上诉人在承包经营该林地。依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退耕还林条例》第四十八规定，退耕还林的承包经营权期限可延长到7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承包合同约定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书载的承包期限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期限，承包方请求延长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李集村一组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书》承包期限明显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林地承包期限，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依法应当作相应延长。5.上诉人在此之前系李集村一组的人员。李集村委会答辩称，服从原判。李集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道军按每年1000元的标准补交2014年2月25日至2019年8月25日共6年半的承包费6500元；2.判令余道军及时处理李集村一组前冲冬崖子山上的树木；3.判令余道军将李集村一组前冲冬崖子山交付给村委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道军系樊城区太平店镇大冲村村民，其与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余道富系兄弟关系。2003年，余道富承包李集村一组前冲冬崖子山荒山，用于种植林木。后余道富不再承包，转由余道军进行承包。2015年1月17日，李集村一组村民余俊与李集村委会签订《承包荒山合同》，主要约定李集村委会将位于樊城区太平店镇××组的前冲冬崖子山约50亩，发包给余俊，余俊每年上交承包费1000元，承包时间为13年，即从2015年1月17日至2028年1月16日；余俊一次性付清承包费13000元；余俊在承包期内，如因国家政策的变动，需要征用承包的土地时，所补偿的相关费用李集村委会享受30%，余俊享受70%。合同签订后，余俊支付承包费13000元。因李集村委会未将荒山移交，余俊于2016年3月21日以农村荒山承包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承包荒山合同》有效，确认承包荒山经营权归其所有并办理交接手续。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6）鄂0606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余俊与李集村委会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李集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该荒山交给余俊并办理相关交接手续。该判决生效后，余俊于2017年2月1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7年5月，余俊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起诉余道军、李集村委会，请求判令依法排除妨碍，余道军立即将在余俊承包荒山中的树木移走或处理。一审法院作出（2017）鄂0606民初277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余俊的起诉。余俊提出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余俊于2018年3月7日撤回对李集村委会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7）鄂0606民初5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余道军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移除在余俊承包荒山范围内种植的树木。余道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8月7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民终1828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7）鄂0606民初5361号民事判决，驳回余俊一审诉讼请求。余俊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鄂民申132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余俊的再审申请。庭审中，李集村委会提交《合同书》的照片打印件一份，该合同书列明甲方为樊城区太平店镇××组，乙方为樊城区太平店镇大冲七组余道军，合同内容为“根据李集村一组具体情况，兴修水利建设，通过村委会研究，群众商议，现将李集村一组一荒山拍卖（东至龙王黄畈村一组，西至大冲村一组），面积约肆拾亩，其中松树约八百棵，公开招标，拍卖给乙方。协议如下：一、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乙方即付清承包荒山款3700元整。二、承包时间为十年，从2003年2月25日至2013年2月25日。三、乙方在承包期间，一切由乙方经营处理，直至树林出售完毕，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从中干预。否则，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赔偿（一切证件由乙方办理）。四、乙方在承包期间，如有牛、羊、放牧、人盗伐、损坏等发生纠纷，由甲方无偿协商解决。五、合同到期后，如政策不变，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六、此合同受法律保护，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此合同，如有一方违约，罚款伍仟元人民币。七、此合同需经法律公证处公证后方可有效。八、此合同不得因村组干部离、任、变动而终止合同，本合同一式四份。”该合同落款为“甲方：李集一组，监督方：李集村委会，乙方：余道军”，均为打印格式，监督方处加盖李集村委会公章，落款时间为2003年11月27日。对于该合同，余道军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合同的内容，并认为合同也证明其从李集村一组承包山地，且享有优先承包权。李集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陈述将山地发包给余道军，没有经过村民讨论，也未报镇政府批准，其还陈述山地原系余道富承包，余道富在竞标时一次性付清了承包费，后余道富转给余道军，然后签订的合同，但其不清楚合同签订的时间；2004年和2005年，山地上种植的松树被采伐后，又种植了杨树，现山地均为杨树，具体数量没有清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余道富承包诉争山地，后又转由余道军进行承包，从李集村委会的陈述和余道军的答辩来看，均认可余道军系山地承包方，而余道军并非李集村村民，即使李集村委会提交的《合同书》属实，余道军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合同的内容，但无证据证明发包行为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余道军承包山地的行为无效，因山地属于村集体所有，故余道军应将诉争山地返还李集村委会，在返还山地前，余道军应自行清除山地上的树木。李集村委会要求余道军按每年1000元的标准补交承包费，实为余道军占用山地的占用费，参考李集村委会陈述的余道富付清的承包费标准，按每年370元计算，2014年2月25日至2019年8月25日共计203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余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清除位于樊城区太平店镇××组前冲冬崖子山其所占山地的林木，并将山地返还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二、余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支付2035元；三、驳回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余道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李集村一组与余道军签订《合同书》时间为2003年11月27日，应当认定双方合同成立时间为2003年11月27日。虽然合同约定的承包期为2003年2月25日至2013年2月25日，起始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但合同期限属于合同内容，由当事人约定，既可以早于合同订立时间，也可以晚于合同订立时间，不能仅据此就以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来确定合同订立时间，故对上诉人上诉称双方合同成立于2003年2月25日，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时间，不能适用该法处理本案争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本案诉争的承包合同不属于家庭承包合同，而是属于其他方式承包合同，承包期限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故对余道军上诉要求按照家庭承包方式确定承包期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有独立财产的村民小组为当事人。”虽然本案合同是李集村一组签订，但并不能据此就认定李集村一组有独立财产，故李集村委会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余道军与李集村一组承包合同到期，且李集村委会又将诉争荒山发包给他人的情况下，余道军应当将诉争荒山返还给李集村委会，并赔偿逾期占用期间损失，李集村委会赔偿数额请求有与另一承包人签订的合同作为依据，李集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以原合同约定的承包费标准作为损失计算依据，不符合本案实际，但李集村委会对此未提出上诉主张，本院不再予以变动。李集村委会仅主张至2019年8月25日的占用费，此后的损失，李集村委会可另行主张。由于林木砍伐涉及行政许可，一审法院判决给予余道军履行义务时间过短，本院予以变更。综上，余道军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4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余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支付2035元；”二、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4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一、余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清除位于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一组前冲冬崖子山其所占山地的林木，并将山地返还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三、驳回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余道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移除位于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一组前冲冬崖子山其所占山地的林木，并将山地返还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四、余道军逾期不履行前款义务，由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对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一组前冲冬崖子山其所占山地的林木进行采伐，所采伐林木归余道军所有，所支出费用由余道军承担；或者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将所采伐林木予以出售，扣除所支出费用后，剩余钱款归余道军所有。五、驳回樊城区太平店镇李集村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余道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道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红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