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42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琼山区新大洲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00006872515422。   法定代表人：劳海丹，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玫瑰，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武，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符海平，男，200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临高县，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苗苗，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必磊，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顺成远航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祥路**盛贤景都******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696549421。   法定代表人：梁娜，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家良，男，198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公民身份号码：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世豪，男，198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原住址湖北省当阳市，现羁押于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公民身份号码：XXX。   原审被告：广东振顺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社区居民委员会东乐路**绿地商业中心****代码：91440606MA4WK0G043。   法定代表人：刘淙仁，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冬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虹，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佛山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长虹东路**440600617640534R。   法定代理人：陈庆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碧莹，广东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以下简称科经贸学校）因与被上诉人符海平、海口顺成远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成公司）、朱家良、张世豪、原审被告广东振顺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顺公司）、佛山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国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民初5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经贸学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0107民初52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驳回符海平一审对于科经贸学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符海平、顺成公司、朱家良、张世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科经贸学校于一审提交的《“关于海口市教育局到我校与顺成公司协调有关孩子在广州打工事件”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的内容予以“判断”科经贸学校知道顺成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根据《会议纪要》中劳永举校长所陈述的内容予以认定的五点事实存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从《会议纪要》中劳永举校长所陈述的内容可知：第一，科经贸学校在顺成公司招生人数过少时，强烈要求必须正常开班上课；第二，科经贸学校的过错就是在顺成公司未依约向科经贸学校报送人员名单时，没有及时获取孩子的有关信息、收回录取通知书并让顺成公司配合将孩子合理分流到其他学校；第三，当顺成公司向学校要求同意安排孩子出去打工时，学校是极力反对的；第四，顺成公司是在未通知学校的情况下，私自将孩子安排到广东打工；第五，顺成公司是在已将孩子安排到广东打工后，才告知学校此次安排打工系经过孩子家长同意的，与学校概无关系。综合上述五点可以确定：其一，在顺成公司提出要将孩子安排到广东打工时，学校是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其二，顺成公司在安排车辆将孩子送去广东打工的时候，未通知学校，学校对此不知情更无法阻止；其三，顺成公司是在将孩子已安排到广东打工之后，才告知学校并向学校强调其已取得家长同意以及表示其行为与学校无关；其四，学校的唯一责任就是对与其合作办学的企业即顺成公司监管不到位，应承担行政方面的责任。2.一审判决对于“科经贸学校知道顺成公司一系列的行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一事实的认定，用的是“判断”二字，可证明该份《会议纪要》无法直接认定科经贸学校知道“一系列”的行为，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在顺成公司安排孩子到广东打工之时以及到广东如何安排打工等一系列的行为，学校并未参与亦未知情，学校仅仅只是在顺成公司总经理朱家良的助理丁锡翠告知后才知道顺成公司私自将孩子安排到广东打工的事情。因此，一审判决以劳永举的陈述内容予以判断学校知道顺成公司的一系列行为显然错误。第二，学校一直都在积极履行作为教育机构所应尽的责任义务及在事件曝光后积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首先，在顺成公司将孩子安排到广东打工之前，要求学校同意该行为时，学校已极力表示反对并对顺成公司进行了批评教育；其次，在顺成公司安排车辆将孩子送到广东打工的时候，学校不知情，根本无法在当时采取相应的阻拦措施；再次，在顺成公司已将孩子安排到广东打工之后，才告知学校该情况，并向学校强调已取得家长同意且签订了协议，以致学校陷入错误的认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且学校对于已在广东打工的孩子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毕竟学校不是司法机关，没有强制执法权；最后，该事件曝光之后，学校积极配合海口市教育局进行整改并主动提出只要孩子愿意报读我校，学校同意免收一年学杂费，并负责注册2019-2022年中专学籍。（二）一审法院认定“顺成公司支付给学校实际控制人劳永举的人民币10万元”出自于被安排到广东打工的孩子的劳务费，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10万元系出自于符海平等人的劳务费。第一，根据顺成公司于一审时所提交的证据即两张各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可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该10万元给劳永举的银行账户户名是吴小凌，不是顺成公司或朱家良或张世豪的银行账户所支付；第二，根据顺成公司、振顺公司、华国公司所提交的劳务费支付相关的证据及一审所查明的该部分事实可知，对于被安排到广东打工的孩子的劳务费顺成公司收到84421元、朱家良收到593348元、张世豪收到83800元。由此可确定，收取到案涉劳务费的是顺成公司银行账户、朱家良个人银行账户、张世豪个人银行账户，很显然与吴小凌无任何关系；第三，顺成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吴小凌银行账户内的10万元是直接由顺成公司或朱家良或张世豪转账而获得的，又何来吴小凌向劳永举所转账的10万元系出自于劳务费呢？第四，金钱本身属于非特定物，即使是顺成公司或朱家良或张世豪在获取孩子们的劳务费后直接支付给学校，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不能仅以银行转账这一行为就认定该10万元出自于劳务费。2.科经贸学校于一审开庭后所提交的证据《关于催促海口顺成远航实业有限公司及朱家良总经理按照协议规定支付和付清合作专业项目款的通知》《关于的复函》《民事起诉状（2019）琼0108民初9587号》《顺成公司拖欠经贸学校合作款计算明细》等足以证明，吴小凌向劳永举银行账户转入的10万元系基于顺成公司的还款承诺所支付的，该1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支付拖欠的合作款，与孩子们的劳务费没有任何关系。至于顺成公司向学校支付的这10万元从何而来，这不属于学校法定应履行的审查义务。（三）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朱家良作为顺成公司的总经理及其收取了大部分的劳务费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的认定是朱家良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具体表现如下：（一）一审法院未向符海平予以释明，径直将案由合同纠纷更改为侵权纠纷。本案中存在多种法律关系，顺成公司、张世豪与符海平在招生及签订《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该行为导致其既存在违约责任又有侵权责任，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符海平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予以选择承担违约责任或是承担侵权责任。而根据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予以立案审查可知，符海平的起诉系选择主张违约责任，但是一审法院未向符海平予以释明且未让符海平进行有效答辩及举证的情况下，直接将本案按照侵权责任纠纷予以判决，这显然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在庭审中顺成公司当庭提交两张共计1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而一审判决仅仅依据该银行转账凭证就认定顺成公司支付给劳永举的10万元系出自于劳务费，该事实的认定对于本案判决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科经贸学校为证明该10万元的真正用途，帮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庭后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该笔款项的用途是归还双方校企合作期间产生的费用，但是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对于该事实的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科经贸学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一）科经贸学校从未与顺成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1.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科经贸学校与顺成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有无意思联络上来说。根据科经贸学校于一审所提交的证据《会议纪要》的内容可知，在顺成公司提出要求学校同意其安排孩子去广东打工时，学校不仅未同意且是极力反对的，从这一事实可知学校从未与顺成公司就安排孩子到广东打工达成意思联络，即学校从未具有通过安排孩子到广东打工从而获取劳务费的主观故意。第二，从具体的实施主体来说。根据一审各方所提交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的情况可知，具体从招收学生、收取学费、发放录取通知书、安排孩子参加军训、安排孩子到广东打工，这一系列的行为均是顺成公司独立完成的，学校从未参与。因为根据学校与顺成公司的《校企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由顺成公司独立负责招生工作，学校只负责提供充足的招生指标。然而顺成公司却利用学校依照合同约定所赋予其的权利，将以学校名义所招收的孩子私自安排到广东打工，而本案具体负责该事项的张世豪也正是顺成公司的人员，且符海平在一审开庭过程中也陈述整个过程中仅看到的人员都是顺成公司的人员。因此，顺成公司及其相关人员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事项。第三，从劳务费的获取主体来说。根据一审各方所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庭审调查的情况可知，案涉孩子被安排到广东打工所取得的劳务费全部是由顺成公司、朱家良、张世豪所获得，其中朱家良获得最多。而学校及学校的相关人员从未参与该劳务费的分配。对于一审所认定的由学校实际控制人劳永举所收到的吴小凌支付的10万元系出自于劳务费，而径直认定学校也是共同侵权人，显然太过于牵强。2.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未对科经贸学校进行行政处罚的这一事实，足以印证科经贸学校确实未与顺成公司共同安排孩子到广东打工。该事件曝光后，广东及海南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均立案调查，科经贸学校也在接受调查的范围内，最终经过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调查核实，涉案的公司中除了科经贸学校之外，本案作为原审被告的三家公司及顺成公司均受到了行政处罚。由此可以证明科经贸学校确实是从未参与顺成公司违法安排孩子到广东打工的行为，所以劳动监察部门及海口市教育局才未对学校做出处罚。（二）即便学校需要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责任的承担也应该有主次之分。学校并未参与顺成公司和张世豪的欺诈活动，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但一审法院却判令学校承担连带责任，明显加重了学校的负担，显失公平。学校在这过程中即使有过错那只是监管疏忽方面的责任，并且一审判决也认定了学校仅仅只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因此学校即便需要承担责任，那也仅是相应的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赔偿责任。   符海平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错误情形。一审法院是在综合全案所有证据后认定科经贸学校默许和放任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而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与顺成公司、张世豪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不存在任何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根据科经贸学校提交的证据《会议纪要》认定的五点事实正确，不存在错误情形，这五点事实均可以从《会议纪要》载明的科经贸学校实际控制人劳永举所述的内容中明确得知。科经贸学校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其能从《会议纪要》中得出的其不知情等内容均是用自己在会议上的说辞来证明自己不知情，显然不属于合法有效的证据，并且该说辞是在学生打工事件曝光后，海口市教育局调查案件情况时其为了推脱、减轻自己的责任所作的关于自己不知情的虚假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科经贸学校早已了解并清楚地知道顺成公司要带学生出去打工的情况。其次，从《会议纪要》中可知，科经贸学校实际控制人劳永举确实早已得知顺成公司招生人数过少无法开班，顺成公司也告诉过他要带学生出去打工。科经贸学校亦承认在明知无法开班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分流学生至其他合法院校就读，仍然让学生在学校中进行七天的军训，还上了两天的文化课，明显是默许了顺成公司准备带学生去打工的行为。并且学生是在学校的操场被大巴车带离了学校去广东打工，当时有学校的老师在场，学校不知道不符合常理。最后，科经贸学校作为教育、管理学生的义务主体，在明确得知顺成公司要将学生带去打工后，科经贸学校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该行为及通知学生家长、与家长进行沟通，科经贸学校在诉讼中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曾经阻止顺成公司的行为，采取过相应的补救措施，反而是在《会议纪要》中承认其管理不到位，实质上就是直接选择了默许和放任了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并且科经贸学校在上诉状中“学校唯一的责任就是对其合作办学的企业顺成公司监管不到位，所应承担的应为行政方面的责任”的说辞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学校应当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将自己教育、管理学生的责任推脱给一个不具备任何办学资质的第三方主体，既违法又极其的不负责。实质上，科经贸学校与顺成公司的校企合作行为并非《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规定的合法的校企合作形式，属于有偿出借办学资质的违法行为。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情形。1.一审中符海平等人主张的就是侵权责任。根据符海平一审诉讼请求要求各被告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明确得知，符海平等人选择的是要求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因为符海平等人与振顺公司、顺创公司等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协议，无法基于合同要求振顺公司、顺创公司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且一审各阶段符海平等人也明确表达的是顺成公司等各被告侵害了符海平等人提供劳动而应当获得的财产权益。2.符海平等14人无法确定科经贸学校是否在庭后另行提交材料，若如其所述在庭后提交的是上诉状中载明的《关于催促海口顺成远航实业有限公司及朱家良总经理按照协议规定支付和付清合作专业项目款的通知》等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均为科经贸学校单方制作，根本无法作为反驳顺成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的合法有效证据，实际上与本案也无关联性；并且一审法院对1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未作出认定。故，一审法院对于科经贸学校庭后提交的材料未组织质证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驳回科经贸学校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世豪辩称，一、科经贸学校认为其与涉案孩子在招生及签订《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过程中存在欺作行为，这与事实不符。首先，其没有参与科经贸学校的招生工作，其是2018年8月底来的海口，而据其了解负责招生工作的是科经贸学校和顺成公司，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参加招生的条件。其次，其确实代表科经贸学校与涉案学生签订过《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但却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其与梁建华、浦同正多次跟学生和家长进行过沟通，有部分家长受邀到学校进行面谈，有个别家长是通过电话沟通，经家长同意，本着自愿原则签订的。该协议书的主体是学生和学校，而在该协议中学校的公章是现任学校招生办主任给其的，这显然是校方授权同意的。其确实和顺成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但工作都由领导安排，因为其与学校是合作关系，更多的需服从学校安排。二、科经贸学校认为其在该案中收取了学生的劳务费，这与事实不符。其确实收到过顺创公司的几次转账，合计83800元，但这些钱是学生的借款及生活费，其和梁建华都已发给了学生，有学生的签字和转账记录，同时也跟公司领导汇报过，其没有占有学生一分钱。三、科经贸学校认为其是该案具体负责人，这与事实不符。其在该事件中，只是受公司委托联系企业，至于前期招生，学生的日常管理，以及其它利益关系，其并不知情，其到企业没多久便离开了。   振顺公司述称，一、振顺公司与符海平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参与涉案合同的招生等，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没有对符海平实施侵权行为，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振顺公司与原顺创公司（已注销登记）达成合作，由振顺公司为顺创公司寻找合适的实习人员，振顺公司在事后才收取了顺创公司50000元服务费，除此之外并未收取其他任何费用。振顺公司与顺成公司签署《实习合作协议书》中虽约定了学生的薪资计算方式及管理费事项等，但实际上涉案14名学生都是由顺创公司派遣到华国公司上班的，振顺公司并不参与该14名学生劳动报酬的发放及管理事宜。该14名学生的劳动报酬发放均是由华国公司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进行统计。顺创公司按约定，在尚未收到华国公司的费用的情况下，提前一个月垫付相关费用转账给顺成公司及指定的朱家良、张世豪的账户，该14名学生的劳动报酬最终是由顺成公司、朱家良、张世豪发放的。二、本案的侵权事实系由顺成公司、科经贸学校、张世豪共同实施，振顺公司自始至终并未参与到招生欺诈，也没有实际组织学生从事劳动，对于符海平受到的损害结果，振顺公司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本案侵权责任。   华国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华国公司没有损害符海平的权利，亦不存在侵权的过错，因此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认定是正确的。华国公司对于符海平被欺骗派往广东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不知情，而符海平进入华国公司处工作前，华国公司也尽可能核实符海平的年龄，更重要的是华国公司已足额支付符海平的劳务费，因此华国公司既没有侵权的故意或过失，亦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更没有对符海平造成损害结果，因此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二、部分案件中的学生在办理入场登记手续时提供了虚假临时身份证原件，亲自填写入场登记表，谎称已满16周岁，其故意隐瞒真实身份及年龄，提供虚假资料办理入场登记手续，本身亦存在过错。三、符海平为华国公司提供劳务是基于华国公司与顺创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华国公司与符海平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或劳动合同关系，符海平关于劳务费、加班费的主张均与华国公司无关。四、华国公司并非《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的签约主体，而符海平与科经贸学校所签订的《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之间所产生的争议与华国公司无关。   顺成公司、朱家良未作答辩。   符海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科经贸学校与符海平签订的《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2.确认顺成公司与振顺公司签订的《实习合作协议书》无效；3.确认振顺公司与顺创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4.确认华国公司与顺创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无效；5.判令华国公司支付符海平的劳务费暂计39275元（劳务费暂时按照人民币25元/小时计算，届时以华国公司同岗位员工每小时平均工资计算），科经贸学校、顺成公司、振顺公司、顺创公司、朱家良、张世豪承担连带责任；6.判令华国公司支付符海平的加班工资暂计人民币25931.25元（加班工资暂时按照人民币37.5元计算，届时以华国公司同岗位员工每小时平均工资1.5倍计算）；7.判令科经贸学校、顺成公司、振顺公司、顺创公司、朱家良、张世豪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科经贸学校系经海口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全日制中等高级职业学校。2017年3月28日，该校与顺成公司签订《共建高端特色专业“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办学，合作期限从2017级学生入学至2019级学生毕业共计五年，合作专业涉及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国际邮轮乘务方向）等八个专业，合作地点位于科经贸学校府城校区内（琼州大道614号）。其中协议第二条合作方式约定：科经贸学校为顺成公司提供教学所需的独立的校区及充足的招生指标，并保证学生修学期满后取得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中专毕业证。顺成公司每年按照科经贸学校划拨的招生指标独立负责招生及教学管理、学生日常管理，同时顺成公司按照合作专业每年实际招收人数支付科经贸学校学杂费。顺成公司需遵守国家和教育部门的有关法律规定，独立负责合作项目的招生宣传及面试工作，面试合格并缴清第一学期学杂费的学生，顺成公司将学生名单报送学校招生办等待录取。学生学业修满3年，顺成公司负责落实与学生签订就业协议，保证学生实习就业。   2018年6月10日，海南日报刊登《2018年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第三方评价报告（学校版）评估建议》，载明海南省教育厅公布的15所被认定为“不合格”的中职学校中包括本案科经贸学校，专家意见为“不合格，建议停止招生”。   2018年8月，顺成公司招生人员向有意向升学的学生家长发送的短信，信息内容为：“科经贸学校现面向全国招收100名学生，重点打造学校精品高端专业《国际邮轮乘务》《计算机应用五大领域》，《工艺美术（工艺美术为高考方向班）》，入学既签订就业协议，毕业100%包分配工作，起步工资不低于4500元！3+2五年制教学模式，只收前三年学费，毕业获取国家承认的大中专毕业证书（3年在校学习中专大专课程，2年在东南亚带薪实习）。欢迎来校参观报名！......”   2018年9月初，符海平到科经贸学校处报名入学，同其他新生一起，进行了一周的军训，并上了两天的文化课。   张世豪与顺成公司为合作关系，张世豪以顺成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并负责学生的就业。2018年9月初，张世豪联系振顺公司，称其有一批科经贸学校实习生找企业实习，振顺公司便联系顺创公司寻找实习企业。顺创公司遂找到华国公司。   2018年9月8日，顺创公司与华国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顺创公司向华国公司派遣实习生，实习期间为2018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30日。实习生按实习出勤数每小时25元计算薪酬；遇法定假日和夜班计算方式等同于小时计算范围。华国公司保证实习期间每月保底260小时出勤，每天10.5小时工作时间。预计实习总人数为30人，年龄不得低于16周岁，必须有二代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华国公司每月12日前向顺创公司提供一个月的工资明细表。   2018年9月10日，振顺公司与顺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向华国公司安置学生实习项目进行合作，期间为2018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30日。顺创公司一次性向振顺公司支付服务费50000元。   2018年9月12日，振顺公司与顺成公司签订《实习合作协议书》约定：振顺公司安排顺成公司的实习生到华国公司实习。期间自2018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31日。学生实习岗位是在用工单位的制造部门生产岗位实习。顺成公司提供的实习学生必须年满16周岁以上，提供本人有效证件。学生的实习补贴按照11元/小时发放。根据用工单位生产需求安排加班，月休3-4天左右。薪资汇入学校指定账户。振顺公司支付给顺成公司按20元/小时打包，发完实习生工资后，差额部分作为管理费支付给顺成公司。顺成公司指定账户为其法定代表人朱家良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金贸支行的账户。   顺成公司认可2018年9月11日以科经贸学校的名义和符海平签订了《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约定符海平工资以小时计算，11元/小时由企业发放，第一个月学生自备零花钱，从十月份开始每月从工资中给学生发800元，月中旬发400元，月末发400元。一月份发1200元（春节期间），八月份返校发1500元（往返车费自理），剩余工资返校后统一核算，每个月由带队老师跟学生核对工资，并跟家长确认，完成半工半读的同学，返校后减免一学期的生活费。符海平在本案中未提供该协议，顺成公司陈述该协议原件在张世豪处。   2018年9月12日，张世豪带领包括符海平在内的新生前往华国公司。9月13日办理入职后从事镜片加工工作，组别为“研磨二1”，计薪方式为“计时”，聘用形式为“试用”。顺成公司同时向华国公司派准带队老师一名负责实习学生管理。   华国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向顺创公司支付工资及劳务费107059元；于2018年11月20日支付174725元；于2018年12月20日支付161004元；于2019年1月18日支付136298元；于2019年3月6日支付109943元；于2019年3月20日支付36410元；于2019年4月19日支付109718元；于2019年5月20日支付72912元；于2019年6月21日支付29650元；于2019年6月24日支付2534元；总计940253元。   顺创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的同时，于2018年9月向顺成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朱家良账户支付81924元；于2018年10月支付131808元；于2018年11月支付103705元；于2018年12月支付72636元；于2019年1月支付37654元；于2019年2月支付29119元；于2019年3月支付88581元；于2019年4月向顺成公司账户支付58711元；于2019年5月向顺成公司账户支付25710元；另于2018年9月22日向张世豪支付6000元；于2018年9月29日支付2800元；于2018年11月12日支付5000元；于2018年12月3日支付20000元；于2019年1月29日支付50000元，以上总计761569元。其中顺成公司收到84421元，朱家良收到593348元，张世豪收到83800元。   华国公司支付给顺创公司940253元（按25元/小时结算）。顺创公司支付给顺成公司761569元（按25元/小时结算），其差额部分178684元（940253元-761569元）的去向为：支付给振顺公司50000元；支付顺成公司驻华国公司老师费用17393元（每月2500元），其余111291元由顺创公司占有。   顺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1日两次向科经贸学校实际控制人劳永举账户汇款总计100000元。关于该款性质双方说法不一。顺成公司认为该款是为预留该批学生2019年学籍费用。科经贸学校认为该款是顺成公司支付拖欠2017年、2018年合作项目的费用。   符海平在华国公司期间，工作时间总计1837小时，分别为：2018年9月153.5小时；2018年10月283.5小时；2018年11月294小时；2018年12月255小时；2019年1月252小时；2019年2月73.5小时；2019年3月273小时；2019年4月252.5小时；符海平已收到7872元（由张世豪或顺成公司派驻的老师发放）。   符海平与其他学生在华国公司实习期间，因部分学生无法承受高强度劳动，遂返回学校申请退学。在得到科经贸学校关于无学籍的答复后，符海平等学生陆续离开华国公司，符海平离开时间为2019年5月5日。   在华国公司实习的31名学生中，有15名学生未满16周岁。2019年7月29日，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振顺公司违法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行为总计罚款75000元。2019年7月30日，佛山市禅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华国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对该公司违法使用15名童工的行为罚款345000元。2019年8月9日，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顺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对该公司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行为，处以75000元的罚款（每人5000元）。   另查明，张世豪因在本案中伪造部分涉案学生身份证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朱家良为顺成公司总经理。科经贸学校、顺成公司的招生行为没有向海口市教育局报告，该局也没有审核该校“3+2”招生项目。2019年5月20日，海口市教育局组成调查组到科经贸学校与顺成公司协调符海平打工事件。科经贸学校劳永举校长在协调会上陈述称：“…2.学校存在内部监管不力问题，在得知和顺成公司合作专业招生人数过少，办学成本高，合作专业无法开班时，学校强烈要求，无论招多少孩子，都必须按专业标准与课程安排教师上课，学校承认，学校没有及时从顺成公司那取得孩子的有关信息，及时将有关情况告诉孩子和家长，收回录取通知书，让顺成公司将孩子进行合理分流到其他学校负有相关责任。当顺成公司要求学校同意他们安排孩子出去打工，说这完全是企业行为，与学校无关时，学校表明坚决反对立场，绝不同意公司的做法，表明这是违法行为，非法用工，在第一学年刚入学就安排孩子出去打工是违反职业教育管理规定的，孩子不在校参加全日制学习，学校绝不会违反学籍规定空挂学籍，绝不会给不在校的孩子申报职业学历教育学籍。在孩子军训期间，2018年9月11日下午，顺成公司在不通知学校和负责人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安排大巴车把孩子送到广东打工……”。   再查明，顺创公司系中山市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更名而来。   一审法院认为，符海平陈述称各被告以实习名义将其层层转包从事劳务工作，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并据此提起诉讼，主张撤销符海平与科经贸学校之间的《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确认顺成公司与振顺公司、振顺公司与顺创公司、顺创公司与华国公司之间的相应协议无效，并要求各被告连带给付符海平劳务费和加班费。符海平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包括两种：一是意思表示的撤销权：二是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这两种权利均指向各被告作出的行为对符海平自身权益带来的影响。在部分被告与符海平存在合同关系，又对符海平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符海平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对能够适用的实体法规范作出选择，故结合符海平起诉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应认定符海平主张各被告连带给付劳务费和加班费是基于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提起，而这种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为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行为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的情况下，符海平作为受害人，有权就受欺诈实施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向侵权人请求赔偿。   关于顺成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本案中，符海平通过顺成公司招生人员的联系，就读科经贸学校。从现有证据可以判断顺成公司的如下行为使符海平发生错误认识：一是对学校的认识。1.顺成公司明知媒体上已经刊登科经贸学校不合格，建议停止招生的新闻，仍向符海平等发送招生信息；2.顺成公司招生宣传中的“3+2”项目并没有经过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审核；3.顺成公司招来的学生并没有学籍；二是对实习的认识。1.安排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无关联；2.未披露安排实习存在层层转包的事实；3.明知部分学生中存在未满16周岁的情形仍安排实习；4.最主要的是该行为并非实习，而是从事有报酬的高强度劳动。上述行为中，虚假宣传属于虚构事实，其余行为属于隐瞒真相，均能体现出顺成公司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在客观上，顺成公司向符海平收取学费、发放不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又与振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劳务费价差，再向华国公司派驻管理老师，最后侵占符海平劳务费，足以说明其侵权行为的各个环节客观存在。符海平因此遭受的损失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费损失；二是劳务费损失，其中主要为后者。从华国公司提交的证据可看出，符海平并没有实际足额拿到应得的劳务费。这一后果，与顺成公司转包行为、隐瞒所谓实习实际为高强度劳动的行为、未将已收到的劳务费及时发放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符海平就读科经贸学校的目的是完成学业，顺成公司在未举证实习或高强度劳动行为已得到符海平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其安排符海平到华国公司的行为存在违法性：一、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全监管总局、中国保监会于2016年4月11日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应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第十五条规定：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二、原劳动部颁布的自1995年1月1日起试行的《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第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以下范围的劳动《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国家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国家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标准为8小时工作日净劳动时间为370分钟。顺成公司与振顺公司约定符海平日工作时间为10.5小时（630分钟），远远超出了未成年人能够承受的体力劳动强度。   综上所述，顺成公司的前期招生行为与后期的安排实习行为同属于欺诈行为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可分性。前一行为是为后一行为作准备，后一行为是前一行为的目的。二者连贯而成具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顺成公司称因为2018年6月海南省教育厅公布科经贸学校为“不合格”后，2018年秋季招生受阻而导致新生退费、开班人数不足，故暂安排符海平等人实习，预留其2019年学籍的抗辩意见，因媒体刊登该通知时间与符海平入学时间尚有时间差，顺成公司未进行充分说明，对其抗辩意见，应不予采信。   关于科经贸学校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科经贸学校抗辩称对顺成公司的招生行为不知情，其是在2019年4月部分学生回来退费才知悉此事。这一抗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具体为：一、在科经贸学校提交的《关于海口市教育局到我校与顺成公司协调有关孩子在广州打工事件》的会议纪要中载明：“劳永举校长：…2.学校存在内部监管不力问题，在得知和顺成公司合作专业招生人数过少，办学成本高，合作专业无法开班时，学校强烈要求，无论招多少孩子，都必须按专业标准与课程安排教师上课，学校承认，学校没有及时从顺成公司那取得孩子的有关信息，及时将有关情况告诉孩子和家长，收回录取通知书，让顺成公司将孩子进行合理分流到其他学校负有相关责任。当顺成公司要求学校同意他们安排孩子出去打工，说这完全是企业行为，与学校无关时，学校表明坚决反对立场，绝不同意公司的做法，表明这是违法行为，非法用工，在第一学年刚入学就安排孩子出去打工是违反职业教育管理规定的，孩子不在校参加全日制学习，学校绝不会违反学籍规定空挂学籍，绝不会给不在校的孩子申报职业学历教育学籍。在孩子军训期间，2018年9月11日下午，顺成公司在不通知学校和负责人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安排大巴车把孩子送到广东打工……”从上述劳永举校长的陈述中可知：1.顺成公司对外招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学校是知情的；2.将学生送出去打工，家长不知道；3.学生不是出去实习，而是打工；4.顺成公司将学生送出去打工前，学校知情，只是表示反对而已；5.学生第一年刚入学，学校还没有申请学籍。综合上述几点，可判断科经贸学校知道顺成公司一系列的行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弥补措施。此外，庭审中，科经贸学校未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亦认可招生简章是学校印刷的；二、顺成公司在学生实习期间转账100000元给科经贸学校控制人劳永举。虽然，双方对款项性质说法不一，但该费用出自学生劳务费是客观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科经贸学校明知顺成公司的行为具有主观故意和违法性，默许和放任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应视为其存在过错，应与顺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张世豪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张世豪虽未到庭，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是本案侵权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张世豪代表顺成公司联络实习事宜、向顺创公司收取和管理学生劳务费，其利用符海平学生身份，以实习为名从事高强度劳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都十分明显。基于其与顺成公司的合作关系，在全案中，张世豪与顺成公司将学生的实习演变成高强度劳动这一环节应存在共同的合意、共同的行为，故应与顺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振顺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本案中，振顺公司与顺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符海平不存在合同关系。其在本案中的作用仅为介绍学生实习，收取50000元的中介费用。振顺公司没有参与到招生阶段的欺诈中，也没有实际组织符海平等学生从事劳动。符海平等学生中的身份证件亦非振顺公司伪造，因而，对于符海平受到的损害结果，振顺公司不存在过错，故无需承担本案侵权责任。   关于顺创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同振顺公司一样，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符海平受到的损害中，顺创公司存在过错，其占有学生部分劳务费，是基于与振顺公司的合同关系，故无需承担本案侵权赔偿责任。   关于华国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华国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在无法核实符海平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情况下，与符海平之间存在单纯的劳务法律关系，其按照25元/小时劳务费标准足额支付给顺创公司，而不是符海平本人，是基于与顺创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华国公司能够足额支付符海平等学生的劳务费，已尽到合同义务，没有对符海平享有的领取工作报酬的权利造成侵害，其也没有加入到顺成公司、张世豪欺诈符海平的行为中来，故对于符海平受到的实际损害，华国公司无过错。无需承担本案侵权赔偿责任。该公司因为受到蒙蔽使用童工的行为，属于行政法应调整的范围，但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和处理。   关于朱家良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朱家良作为顺成公司总经理，受顺成公司指定收取学生劳务费，应属于职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公司来承担。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朱家良独立于顺成公司之外实施侵权行为，因而，朱家良无需承担本案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至于其与张世豪是否违反了其他法律规范，有待相关部门调查和处理。   关于符海平的实际损失数额如何认定问题。本案中，符海平在华国公司产生的劳务费按照25元/小时计算1837小时，扣除水电费，符海平应得薪酬45694元（3967元+7228元+7330元+6361元+6289元+1833元+6620元+6066元），符海平已收到7872元（由张世豪或顺成公司派驻的老师发放），未收到37822元。该笔款项已由华国公司实际支付给了顺创公司，而顺创公司依据合同关系占有的部分、振顺公司依据合同关系占有的部分，无需向符海平返还。符海平未收到劳务费总金额37822元属于符海平因顺成公司、科经贸学校、张世豪共同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依法应由顺成公司、科经贸学校、张世豪赔偿。顺成公司是本案侵权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亦是符海平劳务费的主要占有者，应当向符海平进行赔偿。科经贸学校、张世豪对顺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符海平主张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本案审理的焦点是各被告是否对符海平存在侵权的事实，除《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外，符海平不是其他合同的当事人，对于侵权人之外的无过错合同相对方所签订的协议的效力问题，应不予审理。符海平与顺成公司以科经贸学校之间签订的《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是顺成公司以欺诈手段，使符海平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依法应予撤销，符海平的该项主张应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符海平与华国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双方之间无事实上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合意，符海平实质上属于以学生实习的名义被欺诈而为华国公司提供了劳务，因而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调整，符海平要求华国公司支付加班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符海平与科经贸学校签订的《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二、顺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符海平劳务费37822元；三、科经贸学校、张世豪对顺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符海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0元，由顺成公司、科经贸学校、张世豪共同负担。   二审中，科经贸学校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印章检验鉴定书》，拟证明顺成公司私刻科经贸学校公章，为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顺成公司私自招生后将学生送往广东打工是其单方面行为，其在双方《校企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严重违约，科经贸学校也是该起学生打工事件的受害者；证据二、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立案告知书》，拟证明顺成公司伪造科经贸学校公章，并将公章使用在录取通知书上，私自招生后送学生到广东打工，该私刻公章的行为触犯刑法，已经被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立案侦查；证据三、《补充证据目录》，拟证明科经贸学校在一审庭审后已提交证据证明顺成公司向劳永举转账的10万元款项是归还双方校企合作期间产生的费用，与学生的劳务费无关，一审对于该关键证据并未质证。经质证，符海平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公章是伪造的，只能证明印文不一致，即使是伪造的印章，也无法认定是由哪方伪造的，无论是科经贸学校还是顺成公司均不能否认双方对于符海平录取进入学校后又被送去打工的事实知情；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是顺成公司伪造的公章，一个单位有多枚印章也属于常见的事实，对于伪造公章的主体需要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后方能认定；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足以反驳已经查清的事实。张世豪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录取通知书并非由其发放，科经贸学校的公章是该校招生办主任蒲同正给其的，是否为私刻的公章其不清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不认可，认为该款项应为学生的劳务费，而不是合作款。振顺公司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就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由法院依法认定。华国公司主张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查明，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在下文中综合论证；对证据三《补充证据目录》，系科经贸学校单方制作，其后所附的相关通知及复函为复印件，对是否予以采信本院在下文中综合论证。   符海平、顺成公司、朱家良、张世豪、振顺公司、华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补充查明，电视栏目《直播海南》在2019年5月16日对本案进行报道称：“2018年暑假时，初中毕业的小陈接到了一名自称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招生人员的电话，邀请她就读学校推出的邮轮乘务专业……半工半读助学班协议书上，对所谓3+2模式进行了详细介绍……协议上甲方是一名叫张世豪的男子的签名，盖的是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公章，在签署了这份协议后，9月11日，一共有28名学生，从学校乘坐大巴车集体去往广东佛山一家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实习……如今在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的校园里，还放着当时关于这个邮轮乘务专业‘3+2模式’的宣传展板，宣称入学即签订就业协议，100%登船高薪就业，内容极具诱惑力……劳海丹校长介绍说，当时，远航公司招来的学生人数不够开班，丁锡翠还曾向他提议，让这些招来的学生先外出工作一年，但是他并未同意……据海口市教育局的这名工作人员介绍，2018年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没有申报任何新生学籍。同时，教育部门没有批准所谓的邮轮乘务专业，也禁止任何公司独立进行招生活动。”   另查明，2020年5月14日，海口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海公司鉴（文检）字[2020]022号《印章检验鉴定书》，认定符海平收到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8日的《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录取通知书》上加盖的科经贸学校的公章与该校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2020年10月22日，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对科经贸学校被伪造公章一案进行立案侦查。一审庭审中，科经贸学校的代理人认可在合作期间，顺成公司的工作人员因配合相关工作需要向学校借用公章，招生简章和宣传册均是科经贸学校印制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科经贸学校是否对符海平构成侵权及其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已将符海平与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争议焦点之一进行审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科经贸学校主张一审法院未向符海平释明便直接将合同纠纷更改为侵权纠纷违反了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科经贸学校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其在庭后提交的补充证据未组织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顺成公司基于何种原因支付上述款项及科经贸学校是否因学生的实习行为而获利，并不影响对科经贸学校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及其责任大小的认定，故科经贸学校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科经贸学校是否对符海平构成侵权及其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如何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科经贸学校在未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也未申报新生学籍的情况下与顺成公司合作开展“3+2”招生项目，在合作专业招生人数过少无法开班、顺成公司提出让学生外出打工时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在教育主管部门禁止公司独立进行招生活动的情况下，科经贸学校授意顺成公司以该校的名义对外招生并提供教学场地，在校区内对“3+2”招生项目进行展示宣传并印制招生简章及宣传册，向顺成公司出借公章用于招生工作，上述违法行为直接促成了顺成公司侵权行为的最终实现，涉案的符海平等28名学生也正是从科经贸学校的校园内被带走前往华国公司打工，科经贸学校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失职的责任。至于科经贸学校是否在本案中获取了学生的劳务费、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是否对科经贸学校进行了行政处罚，均不是认定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定要件。科经贸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印章检验鉴定书》及《立案告知书》，拟证明顺成公司私刻公章用于加盖录取通知书，科经贸学校对其招生及组织学生外出打工的行为并不知情。对此，本院认为，涉案的录取通知书发放于科经贸学校与顺成公司合作办学期间，科经贸学校自认存在向顺成公司出借公章的情况，目前仅凭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录取通知书上的公章系顺成公司私自刻制；且科经贸学校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授意顺成公司以该校的名义对外招生，并与顺成公司共同实施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侵权行为，侵害了符海平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相应的损害后果，已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录取通知书上的公章是否为顺成公司私刻，并不影响对科经贸学校侵权责任的认定。综上，科经贸学校主张其从未与顺成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不应与顺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科经贸学校应与顺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科经贸学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0元，由上诉人海南科技经贸职业学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志勇   审判员 廖端明   审判员 谢焕怡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江冬梅   速录员 符雪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