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8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法定代表人：赵佃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璇，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慧，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富兴，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思（司富兴之女），女，1991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原审第三人：中土海外（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魏龙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明光，北京市腾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司富兴、原审第三人中土海外（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土海外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59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确认司富兴与中土公司自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费用由司富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并未查清，相关重要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判决不当。一、中土公司与司富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对于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一审判决认为，司富兴系接受中土公司指示前往海外项目工作，中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劳务经营资质，与事实不符。中土公司在2002年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质，且提交了中土公司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佐证。事实上，当时中土公司邀请司富兴赴国外工作，不与司富兴存在用工事实，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对于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一审判决认为，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期间中土公司向司富兴支付多笔款项，支付数额较为稳定，且具有周期性，故认定双方于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中土公司的上述支付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用工事实，亦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司富兴提交的证据显示2007年至2008年期间中土公司付款，2006年6月至2007年4月期间，中土公司未向司富兴支付过款项，亦无其他用工事实，故不能推定2006年6月至2007年4月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三）对于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一审判决认为，司富兴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签署的雇用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中土海外公司于2012年4月成立并取得北京市商务委员会颁发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后，于2012年6月11日与中土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签订《委派劳务合作协议书》，随后，司富兴即由中土海外公司外派至中土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工作，司富兴遂于2013年1月21日与中土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签订了雇用合同。雇用合同由司富兴与境外公司中土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签订，该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一审判决迳行认定上述雇用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二、司富兴确认与中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司富兴于仲裁中自认中土公司于2018年2月23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其于2019年5月20日申请劳动仲裁时，其提出的上述主张已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时效，且司富兴也未举证证明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三、司富兴明显与一般劳动纠纷中所保护的弱势的普通劳动者不同，其被中土公司和中土海外公司外派国外务工期间，涉案三个时期内的总收入近60万美金，远远高出同期国内同工同岗的待遇。中土公司是我国开放初期最早进入海外国际市场经国家批准的四家外经公司之一，一审判决对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司富兴辩称，一、中土公司与司富兴存在劳动关系。（一）中土公司包括中土海外公司一审中从未向法院提供过中土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更不要说2002年的了。即便其提供了，也抹杀不了司富兴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在中土公司尼铁项目部工作的事实。项目部为非法人实体，具有法人资格的是中土公司。（二）中土公司对季度支付工资是心知肚明的。2007年5月支付的是当年一季度工资，中土公司的驻卢旺达办事处，不是法人单位，如果没有劳动关系，中土公司这家上市子公司、跨国央企凭什么连续向司富兴支付工资呢？答案就在中土公司提供的两份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三或第六条约定的方式，按期支付乙方劳动报酬”。其中的甲方为中土公司或中土尼日利亚公司。2002年、2006年的合同也是这样约定的，中土公司也是因为存在同样的约定，才不敢提供2010年、2012年、2014年的合同。（三）2012年6月11日中土海外公司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的协议书是后来伪造的。即便依照该协议，它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的要求是一致的：三方合同要同时存在。2013年1月21日的雇用合同成立的前提是中土海外公司提供出同期的服务合同，但其未提供。二、本案属于确认之诉，无时效限制。司富兴确认与中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未超过仲裁时效。三、中土公司从2014年初才开始提高工资，以前工资每月才1000美元。按照2008年《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只有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务合同一说，劳务合同是在2012年才提出来的，在2016年中土海外公司才与司富兴签了服务合同，实质是劳动合同，但中土海外公司并没有签字盖章。中土海外公司只是中土公司的一个部门，中土海外公司与司富兴的服务关系不成立，中土海外公司没有资格参加本案的诉讼。综上，不同意中土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中土海外公司陈述意见称，同意中土公司的上诉理由。司富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司富兴与中土公司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2010年11月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由中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司富兴主张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在尼日利亚尼铁项目经理部工作；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在卢旺达经理部工作；2010年11月至2018年12月在尼日利亚西南经理部、东南经理部工作。中土公司主张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司富兴在尼日利亚工作，对司富兴所述其他工作事实不持异议，但双方对司富兴之用人单位主体主张不一。司富兴主张上述三期间均与中土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中土公司派至国外工作。司富兴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工作聘书，该聘书加盖有“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尼铁项目经理部”字样印章，内容载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系国家正式批准的经营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业务的大型外经集团公司，其尼日利亚铁路项目经理部根据国外承包工程之所需，特邀请司富兴于2002年3月底来尼日利亚参与实施本公司在此承揽铁路工程项目……司富兴来尼日利亚工作合同期为两年”。证据2、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该报批表申报单位为中土公司，派往国家为尼日利亚，外派人数为1名，未见有具体外派人员姓名。证据3、银行明细单，该证据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期间由中土公司向司富兴支付多笔款项，支付数额在6000至9000美元之间，支付时间多在每个季度结束的第二个月；2010年12月、2011年4月司富兴两笔工资均由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发放；2011年7月、2011年10月司富兴两笔工资由中土公司发放；2017年9月后司富兴工资均由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发放。中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该公司具有对外劳务经营资质，邀请司富兴前往尼日利亚工作，该公司所支付的款项系代境外公司发放的劳动报酬。中土公司主张该公司自2012年具有对外劳务经营资质，为开展业务邀请司富兴前往境外工作，该公司主张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司富兴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与中土东非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中土公司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该证据显示中土海外公司于2012年取得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的经营资格。证据2、外派劳务合作协议书（含公证书），该证据系由中土海外公司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签署，内容载明由中土海外公司根据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的岗位需求和要求不定期向中土尼日利亚公司派遣劳务人员。证据3、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及补充条款，该证据系中土海外公司与司富兴签署，合同期限为二年，约定中土海外公司根据尼日利亚国家工作的需要，派遣司富兴到国外工作，担任会计岗位；司富兴月工资标准为2000元、安家费补助金9800元，津贴补助9800元；由中土海外公司按期支付司富兴工资报酬并为其缴纳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证据4、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公司注册证书（含认证文件及翻译文件），该证据载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系1996年8月22日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证据5、雇佣合同（含公证书及认证文件），该合同系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与司富兴于2013年1月签署，约定司富兴月收入不低于1400美元（试用期除外），并约定由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为司富兴购买团体医疗保险和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司富兴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及补充条款、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公司注册证书、雇佣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外派劳务合作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中土海外公司主张2012年4月起司富兴由该公司派至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工作，双方属于外派服务关系。中土海外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报销单（含认证文件），该证据系海外项目支出所留存的财务凭证，出具时间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涉及“中土尼拉各斯经理部”、“中土尼西南区经理部”、“中土尼东南区经理部”，财务主管或审核人处有“司富兴”姓名；证据2、通知书、工资汇款申请、工资汇款表、付款申请单（含认证文件），该证据系海外项目支出所留存的财务凭证，显示有中土东非有限公司或中土东非有限公司卢旺达经理部等字样，出具时间均为2007年，制表或申请人处有“司富兴”姓名；证据3、中土东非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含认证文件及翻译文件），该证据显示中土东非有限公司系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司富兴对报销单、通知书、工资汇款申请、工资汇款表、付款申请单的真实性认可，对中土东非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就三方当事人签署书面协议的情况，各方主张不一。司富兴主张曾2002年、2006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均与中土公司签署聘用合同，2016年曾与中土海外公司签署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但主张该合同未生效；中土公司主张从未与司富兴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中土海外公司主张2012年至2018年期间曾与司富兴签署3份服务合同。就本案涉及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三方均确认中土公司系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中土东非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中土海外公司系中土公司的子公司。司富兴主张2018年1月其回国休假，2018年2月23日假期结束由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员工电话告知因其已经年满55岁，因此不能出国工作，无需返岗。中土海外公司主张2018年2月司富兴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解除，故其公司与司富兴之间的外派服务关系亦随之解除。中土公司自始否认与司富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庭审中，司富兴主张其与中土海外公司签署的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于2018年12月26日到期，故认为与中土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当日终止。另查，中土公司、中土海外公司均未为司富兴代扣代缴社会保险及个人所得税。司富兴以要求确认与中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2724号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司富兴的仲裁请求。司富兴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证据可认定如下基本事实：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司富兴在尼日利亚工作，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司富兴在卢旺达公司，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在尼日利亚工作。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前述三段时间司富兴与中土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劳动关系而言，司富兴所提交中土公司认可真实性的工作聘书虽加盖有“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尼铁项目经理部”字样印章，但行文内容均系以中土公司名义所出具的，由该公司安排司富兴前往尼日利亚工作的证明文件，由此可见司富兴系接受中土公司指示前往海外项目工作。中土公司主张该公司具有对外劳务经营资质，邀请司富兴前往尼日利亚工作，但未能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就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劳动关系而言，司富兴提交的中土公司认可真实性的银行明细单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期间由中土公司向司富兴支付多笔款项，支付数额较为稳定，且具有周期性。虽中土公司主张系代境外公司发放的工资，但未能就该公司所持“代发”之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就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劳动关系而言，首先，虽中土公司提交的雇佣合同显示司富兴曾于2013年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签署雇佣合同。然而依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中土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司富兴系通过我国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外派至国外工作，且在司富兴否认曾与中土海外公司于2013年期间存在外派服务合同的情形下，前述雇佣合同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其次，司富兴提交的银行明细单显示2011年7月、2011年10月司富兴两笔工资由中土公司发放，中土公司未能就上述款项系代境外公司发放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纵观前述三段劳动关系的建立与解除，一审法院有如下几点意见：其一，司富兴之工作地点均非中国境内，其在工作期间接受境外公司管理，在工作中所形式的资料包括本案中中土海外公司所提交的报销单、通知书、工资汇款申请、工资汇款表、付款申请单等均与境外公司存在一定关联，符合一般常理，仅凭上述证据中出现“中土尼拉各斯经理部”、“中土尼西南区经理部”、“东南区经理部”、中土东非有限公司或中土东非有限公司卢旺达经理部等字样不足以否定司富兴与中土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其二，中土公司曾在不同时段多次向司富兴支付工资，在中土公司未能证明系代第三方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形下，司富兴作为劳动者一方完全有理由相信系中土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反而言之，中土公司系中土海外公司、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中土东非有限公司股东，2010年12月、2011年4月、2017年9月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均曾向司富兴发放工资，一审法院亦有理由相信上述工资系代中土公司发放；其三，虽2016年12月司富兴与中土海外公司签署了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及补充条款，然而早在2011年（第三段劳动关系期间）中土公司曾向司富兴支付工资，且加之司富兴自2002年起先后三次接受中土公司安排前往境外工作，双方之间存在多次委派、用工之事实，在中土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公司与司富兴之间的劳动、劳务、合作、服务关系解除的前提下，以2016年12月即用工过程中所签署的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及补充条款为抗辩理由主张司富兴与中土海外公司建立外派服务关系，实难成立。综上所述，司富兴主张自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与中土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中土公司所持司富兴上述诉讼请求超过时效，法律依据不足，对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从而确认司富兴与中土公司之间自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司富兴要求确认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与中土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部分诉讼请求与前述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诉讼请求，属于密不可分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可依法一并处理。司富兴自述2018年2月23日曾有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员工告知其无需返岗，其确认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与中土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司富兴与中土公司自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司富兴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司富兴和中土海外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中土公司主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关于为我公司证明资质情况的申请》；证据2、《关于对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对外经营权的复函》；证据3、《关于重新核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企业经营范围的通知》；证据4、《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证书》；证据5、《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同意赋予中土海外（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批复》；证据6、《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中土公司自1979年成立以来便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可对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至2012年4月5日，中土公司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才经批准转移至中土海外公司。第二组证据：证据7、《办理外派劳务人员出国手续的暂行规定》、《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续的办法》、《关于我劳务人员改持因私普通护照的通知》、《关于劳务人员改持因私护照的通知》，用以证明一审中司富兴提交的工作聘书、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是中土公司在司富兴办理因私普通护照时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件，恰能证明司富兴属于中土公司派往国外的劳务人员，与中土公司并未建立劳动关系；证据8、其他人的外派劳务出国报批表、工作聘书、聘用合同、雇用合同，用以证明其他与司富兴同为同时期中土公司派往中土公司尼铁项目经理部的劳务人员，与中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组证据：证据9、对外劳务合作协议，用以证明中土公司自2005年9月8日起与中土东非卢旺达经理部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由中土公司选派劳务人员赴该部工作，劳务人员与该部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建立雇用关系，工资也可委托中土公司代为发放；证据10、其他人的雇用合同，用以证明其他与司富兴同为同时期中土公司派往中土东非卢旺达经理部的劳务人员，与该部建立劳动关系；证据11、其他人的工资发放证明，用以证明其他与司富兴类似的人员与中土东非卢旺达经理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四组证据：证据12、对外劳务合作协议，用以证明中土公司自2005年9月8日起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由中土公司选派劳务人员赴该公司工作，劳务人员与该公司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建立雇用关系，工资也可委托中土公司代为发放；证据13、司富兴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签订的雇用合同，用以证明司富兴自2010年11月起至2018年2月23日止，与该公司签订雇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证据14、其他人的外派劳务服务合同书、外派出国服务合同续订书、雇用合同，用以证明其他与司富兴同为同时期中土海外公司派往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的劳务人员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证据15、承保凭证、长期居留证查询结果、项目授标函、报销单，用以证明司富兴的雇主为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与中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五组证据：证据16、司富兴在境外收入情况，用以证明司富兴收入远高于同时期国内相同岗位收入，与普通劳动者不同。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中土海外公司对中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司富兴对中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具体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原件与复印件一致认可，证据3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4是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证据7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8中的出国报批表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其他的聘书和聘用合同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与本案无关；证据9至证据12没有原件，真实性也不认可，都是其他人的材料，与本案无关；证据13中2010年的雇用合同涉嫌造假，而且是复印件；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15中承保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长期居留证和项目授标函、报销单都没有原件，与本案无关；证据16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且与实际情况不符。对于中土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上述新证据，本院认为其不足以证明司富兴与其在涉案三段时间内不存在劳动关系，均不予采信，具体理由不再一一予以表述，本院将在本判决论理部分结合案情予以统一论述。中土公司申请本院调取司富兴在国内的社保缴纳证明。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明与本案无关，且无必要，故对其调取申请不予准许。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土公司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三段时间司富兴与中土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中土公司与司富兴未签订劳动合同，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般可参照以下凭证：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等。首先，中土公司认可其系中土海外公司、中土尼日利亚公司、中土东非有限公司股东，结合本案案情，判断涉案时间段内司富兴是与中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还是受中土公司、中土海外公司委派，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等建立劳动关系，相对而言，应采取较为严格的证据标准，中土公司应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对于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的劳动关系，根据司富兴所提交的工作聘书的内容可知，其系以中土公司名义出具，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司富兴系接受中土公司指示前往海外项目工作，并无不当。中土公司主张其具有对外劳务经营资质，其与司富兴属于外派服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对此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与在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悖，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的劳动关系，司富兴提交的银行明细单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期间，由中土公司向司富兴支付了多笔数额较为稳定、具有周期性款项。作为劳动者，司富兴有理由相信系中土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中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代境外公司发放的工资。对于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的劳动关系，首先，一审法院依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司富兴与中土尼日利亚公司签署的雇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并无不当。其次，司富兴提交的银行明细单显示2011年7月、2011年10月司富兴两笔工资由中土公司发放，同样，司富兴完全有理由相信系中土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中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系代境外公司发放。虽然2016年12月司富兴与中土海外公司签署了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及补充条款，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可知，中土公司曾于2011年向司富兴支付工资，自2002年起，司富兴多次受中土公司委派在境外工作，中土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司富兴之间的劳动、劳务等关系已解除，2016年12月尚存于用工过程中，在此情况下，仅以2016年12月签署的外派出国服务合同书及补充条款便认定司富兴与中土海外公司建立外派服务关系，不免牵强，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另外，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所发生的争议，根据相关法律以及法理，不应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因此中土公司关于司富兴申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时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司富兴与中土公司之间自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2006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2010年11月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中土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伟审 判 员  梁志雄审 判 员  徐 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胡保峰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