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4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耀明，男，1937年3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向，北京市京师（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萱，北京市京师（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夕芬，女，1961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春娜，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2007年7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理人：杜某（系杨某1母亲），女，1979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江苏兢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耀明因与被上诉人杨夕芬、杨某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11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耀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起因对案件事实认定有关键作用，一审未对该问题进行审查。杨阿荣在2016年就将房屋过户给其，在2018年12月提起本案确权之诉是因为其以不当得利起诉了王惠琴。因王惠琴将涉案房屋出售后，未将款项给其，侵占了售房款，故其起诉了王惠琴。王惠琴就找到杨阿荣，聘请律师让杨阿荣起诉其，从而产生了本案纠纷。本案是王惠琴唆使杨阿荣起诉其，二人有串通的嫌疑，杨阿荣一审的律师所有回答都是说要和王惠琴确认。杨阿荣自身也不可能独立委托律师。本案起诉并非杨阿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其早就应该起诉，而非等到其起诉王惠琴后才来起诉。2.其在本案中并无侵占房屋或房款的动机。（1）其在一审中已明确购房款是杨阿荣交给其子女，再由其子女交给当时在中介公司工作的王惠琴去购买房屋。杨阿荣在一审中只是称购房款委托他人垫付，但是并未明确是谁垫付。一审认定王惠琴垫付了26万元并无依据。同时，如26万元是王惠琴垫付，则杨阿荣仅支付了1.7万余元的定金，明显不符合常理。实际购房款全部都是杨阿荣本人的，不存在王惠琴垫付的情况。（2）实际涉案房屋从杨阿荣买进一直到后来其卖给程有根，全程都是王惠琴在操盘的。（3）后来的售房款18.5万元是王惠琴取走的，该银行卡也是王惠琴代开的。（4）本案的“赠予协议”是真实有效的。鉴定意见已明确“赠予协议”上落款处“杨阿荣”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是杨阿荣右手拇指捺印形成，且“荣”字形成于“杨阿荣”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前。一审仅凭被上诉人的空洞推测而抛开了“杨阿荣”亲手所按的指印于不顾。3.杨阿荣并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从杨阿荣自己起诉的诉请即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归杨阿荣所有来看，杨阿荣自己也主张该房屋是其一人所有，而非夫妻共同财产。杨阿荣在诉讼中离世，他的继承人即被上诉人继承了他的诉讼权利，诉讼请求未变，也从未提及夫妻共有财产的事实并举证。一审法院未依据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即认定涉案房屋为杨阿荣与胡彩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严重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越权裁判。杨夕芬辩称：1.关于本案的起因，本案就是杨阿荣诉杨耀明的房产确权纠纷，至于杨耀明和王惠琴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杨阿荣是否独立委托律师也与本案无关。2.关于王惠琴垫付26万元的问题，一审法院通过原代理人的接案笔录已核实清楚，且杨阿荣本人也同意房屋出售后王惠琴扣除垫付的26万元。杨耀明委托王惠琴出售涉案的房产，王惠琴是在受托权限内代为办理相关的手续，真正操盘的只能是杨耀明本人。售房款18.5万元，王惠琴只是代为办理银行卡18.5万元，款项是直接存入杨耀明的银行卡，至于该款的去向，与其也无关。杨耀明擅自委托他人代卖房产，款项的损失应该由其自行承担。3.杨阿荣本人也是不认可“赠予协议”的，且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表明杨阿荣不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关系不成立，且杨耀明当庭的陈述与证人证言之间有互相的矛盾，更加印证了“赠予协议”系伪造。4.杨阿荣与胡彩英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涉案房产，而且无证据表明双方对该财产权属进行过约定，故涉案的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某1辩称：1.其不清楚本案起因，其是被法院通知来参加本案诉讼的。其一方和原来的委托律师丁志锋核实过了，他说杨阿荣年纪比较大了，他本人也曾经两次到上海与他当面确定委托关系，还有委托了一些事实，丁律师表示委托是真实的。关于接案笔录，丁律师核实后也表示笔录是真实的。2.关于杨阿荣购房款的来源，其也认为不是王惠琴垫付的，是杨阿荣自己的，由王惠琴垫付二十余万元不合理，因为房屋总价也就二十几万，故其一审没有变更诉请。就该问题，其和杨夕芬意见不一致。其认为如果委托王惠琴购买，王惠琴垫付了二十几万元，之后还由杨耀明代持是不合理的。3.对于售房款的去向，款项是打入杨耀明的账户的，是杨耀明委托王惠琴去办理房屋的相关出售事宜，无论款项谁取走，都应当由杨耀明来承担。4.对于“赠予协议”，既然杨阿荣生前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来进行诉讼，说明他也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杨阿荣是否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与不告不理原则没有关联性，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其对一审判决也有异议，认为购房款46万元应该全部返还，但是因其无法证明购房款全部是杨阿荣支付，其只是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故未再追究26万元垫付款的情况，未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受理杨阿荣诉杨耀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杨阿荣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登记在杨耀明名下的坐落于无锡市××村××号××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产权归杨阿荣所有；2.依法判令杨耀明立即将46万元售房款返还；3.本案诉讼费由杨耀明承担。后在审理期间，杨阿荣于2019年8月5日死亡，法院后通知其继承人杨夕芬、杨某1参加诉讼。杨夕芬在参加诉讼后，将前两项诉讼请求变更为：1.依法确认原登记在杨耀明名下案涉房屋在出售前属于杨阿荣所有；2.杨耀明立即返还售房款20万元。事实与理由:杨阿荣与杨耀明系同胞兄弟关系。2015年9月15日，杨阿荣委托王惠琴购买了案涉房屋，并由王惠琴垫付了26万元的购房款。后杨阿荣因妻子、儿子去世和行动不便，且与女儿关系紧张等原因，在杨耀明主动表示可以挂名持有案涉房屋的情况下，杨阿荣决定将案涉房屋登记在杨耀明名下代为出售，房屋过户过程中杨耀明未支付任何款项，现杨耀明未返还案涉房屋出售后取得的房款。杨耀明提供的“赠予协议”不真实，系伪证，且不合法。案涉房屋购买后系杨阿荣与其妻子胡彩英共有财产，其妻去世后，房屋即为杨阿荣与杨夕芬共同共有，但杨阿荣出于挂名代持目的于2016年1月18日将房屋过户至杨耀明名下时，仅有杨阿荣一人的签字。即使假设杨阿荣同意将该房屋赠与杨耀明，该赠与行为仍然是无效的。首先，赠与行为因违反物权法对共同共有物权处分的规定，不产生物权处分和变动的效力。其次，赠与行为损害了共同共有人胡彩英、杨夕芬的合法权益，违反物权法的强制性规定。在物权法适用的基础上，根据合同法审查，“赠予协议”也是无效合同。综上，请求判如所请。杨某1在参加诉讼后，仍坚持杨阿荣此前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除以下内容外与杨夕芬相同。并无依据证明王惠琴垫付过26万元购房款，因此不变更诉讼请求。案涉房屋在出售前系杨阿荣与杨夕芬、杨某1共同共有。案涉“赠予协议”无具体形成时间、内容也不是杨阿荣起草，不能确定杨阿荣是否明白协议的真实意思，杨阿荣并没有把名字写完，因此“赠予协议”存在严重瑕疵应为无效。同时如果“赠予协议”形成时间为2016年4月，胡彩英去世时间是2016年2月，杨阿荣一人也无权处分他人权益，所以“赠予协议”也为无效。因杨耀明擅自委托他人代卖房产，如款项未取得的也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杨耀明一审辩称：案涉房屋确由杨阿荣出资购买，王惠琴并未垫资。杨阿荣于2015年9月委托其购买案涉房屋，并由其代为办理手续登记至杨阿荣名下。杨阿荣从未表示过可以挂名持有或出售案涉房屋，而是同意以买卖方式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由其予以处理，当时杨阿荣没有明确表示如何处理。杨阿荣购房后担心女儿知道，所以想将房屋处理掉，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杨阿荣是家族观念非常强的人，才决定将案涉房屋赠与给其子杨某2，因房屋已经登记在其名下，再次办理转移至杨某2名下手续繁琐，所以杨阿荣又与其签订了“赠予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无偿赠与其。因案涉房屋已登记在其名下，无需再次办理转移登记，故赠与行为已完成，案涉房屋已属其所有，出售案涉房屋的款项也属于其所有，其不需要向杨夕芬、杨某1返还任何款项。另外案涉房屋系王惠琴代为出售，王惠琴将售房款占为己有，其尚未获得任何购房款。“赠予协议”由杨阿荣本人签名并加按指印双重确认方法加以确认，是杨阿荣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杨阿荣起诉中明确表示是杨耀明对房产的处分侵害了杨阿荣的所有权，但是现杨夕芬、杨某1主张胡彩英的合法权利，超出代理权限。杨阿荣与胡彩英夫妇将案涉房屋仅登记在杨阿荣名下，并且杨阿荣的继承人在已可能知道杨阿荣房产过户事宜时，却均未提出反对意见，说明杨阿荣在夫妻关系之中已经确认了对该房屋的处分，或者说胡彩英也同意这种处分,杨阿荣的继承人对这种处分也是认可的。本案中房屋的房款至今下落不明，其已经提起诉讼追回房款，杨夕芬、杨某1对此明知，但依然要求其返还所谓购房款涉嫌虚假诉讼。综上，请求驳回杨夕芬、杨某1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一、杨阿荣提交证据：1.2015年9月15日无锡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案涉房屋房产证、土地证各一份等，拟证明案涉房屋系杨阿荣购买，购买价格为27.7万元，并由案外人王惠琴垫资，产权登记在杨阿荣名下。杨耀明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是王惠琴代杨阿荣出资，从买卖合同买受方签字上可以反映系杨耀明代杨阿荣购买房屋。2.2016年1月18日无锡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发票、税收缴款书、孙怡的刷卡单、案涉房屋房产证、土地证复印件各一份、非税收一般缴款书复印件2份，拟证明杨阿荣将案涉房屋过户给杨耀明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款22万元远低于当初购买价，且杨耀明也未支付该22万元，过户时的税费均由杨阿荣委托案外人支付。杨耀明对除孙怡刷卡单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本人虽未支付款项和费用，但并不能证明王惠琴等案外人代为支付过费用。3.2017年2月28日无锡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锡市房屋转让合同（中介公司为无锡市锡城中山房产服务有限公司）、房屋验收交接单、案涉房屋产权证、授权委托书、中介费收据等复印件，拟证明案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杨耀明，杨耀明委托王惠琴将该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出售价为46万元。杨耀明以该证据为复印件未予质证，但其确认2017年2月28日无锡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其本人签字，其确委托王惠琴出售案涉房屋，认可出售价为46万元，但王惠琴并未向其交付款项。4.装潢工程定单、杨阿荣与百安居签订的装修合同、协议备忘录、百安居工作人员出具的说明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案涉房屋登记给杨耀明后，杨阿荣依然出资装修房屋，说明杨阿荣并无赠与意思。杨耀明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承认存在装修且不是由其装修的事实，其无法确认由谁安排装修，其实际未入住、使用或出租过案涉房屋。5.杨阿荣的结婚证、居委的证明、户籍资料证明等，拟证明杨阿荣、胡彩英夫妻及子女等身份情况。其中在2019年9月的居委证明、2019年8月及2019年11月的户籍信息中反映胡彩英的报死亡时间为2016年2月1日，但2019年6月户籍信息中反映胡彩英的报死亡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杨耀明认可杨阿荣、胡彩英夫妻及子女等身份事实，但因两份户籍资料载明胡彩英报死亡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31日、2016年2月1日，故不能认定胡彩英的真实死亡时间，其主张胡彩英的死亡时间应为2016年1月初。经质证,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关于证据1、2、3，因杨阿荣认可由案外人代为支付了款项和费用，对此杨耀明虽有异议，但因其并未支付过款项和费用，同时杨耀明也确认由其委托案外人出售房屋及所得房款额，故法院对证据1、2、3予以采信，可以证明案涉房屋原为杨阿荣购买，后将产权过户至杨耀明名下，过户时杨耀明未支付对价和费用，产权过户后杨耀明委托案外人出售房屋，出售所得房款为46万元等事实。关于证据4，杨耀明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其承认存在装修且不是其去装修的事实。因装修与否并不能直接否定“赠予协议”，且该组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法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但对杨耀明自认的事实，可予认定；关于证据5，有关胡彩英的死亡时间前后两份户籍资料信息均载明“报死亡时间”，并不能直接证明胡彩英的具体死亡时间，法院依职权至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大宁路派出所进行核查确认胡彩英死亡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杨红均死亡时间为2015年12月15日。二、杨夕芬提交了证据：杨阿荣此前委托代理人制作的“接案笔录”，拟证明杨阿荣认可王惠琴垫付26万元的事实并同意抵扣该26万元。该笔录中，杨阿荣陈述“当初购买案涉房屋时由王惠琴垫付了26万元，其同意在房屋出售后归还王惠琴26万元”。杨耀明、杨某1不认可该笔录的真实性。为此，法院依职权向杨阿荣原代理人丁志峰律师进行了核实，并调取了在其处的接案笔录，与该“接案笔录”内容一致。此外，法院依职权向王惠琴进行了调查，王惠琴陈述：“当初购买案涉房屋时其垫付了26万元，杨阿荣也同意房屋出售后由其扣下26万元，房屋出售所得为46万元，其已支付给杨耀明20万元”。经质证，法院认证如下，“接案笔录”与保存在原代理人处的内容一致，可予认定，结合本案杨阿荣起诉状内容，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在购买时王惠琴垫付了26万元，杨阿荣同意由王惠琴取走26万元售房款。三、杨耀明提供证据如下：1.杨菊华、杨某2、杨岳林三人（均系杨耀明子女）的书面证言，并申请三人到庭作证。三人在书面证言中陈述“赠予协议”形成时间为2017年清明期间。杨菊华到庭陈述：“协议是其丈夫冯建麟在家中写好由其带到父亲住处，其读给杨阿荣听了，杨阿荣当场签字按手印的，签字时间可能在2016年清明期间，签字时冯建麟不在场”。杨某2到庭先陈述“赠予协议”大约是2017年清明期间签字的，后又陈述是2016年。另陈述：“当年其接杨阿荣回锡途中，杨阿荣提出将案涉房屋给其儿子结婚用，因为其儿子是杨家唯一的男孩。其担心在其兄弟姐妹间产生矛盾，所以建议杨阿荣如要赠与可将房屋过户给杨耀明，杨阿荣表示同意，其电话通知姐夫起草了‘赠予协议’，签署协议时其不在场”。杨岳林到庭陈述：“‘赠予协议’大约两三年前形成，由其妹婿写的，协议由杨菊华读给杨阿荣听的”。关于“赠予协议”形成时间，杨耀明先陈述为2017年4月，后又陈述“赠予协议”是杨阿荣某年清明节前给其的，记不清具体的年份，后又反言签字时间为2016年4月。关于“赠予协议”形成过程，杨耀明陈述是由杨阿荣本人说好后，由杨耀明女婿当场起草并读给杨阿荣听过后，由杨耀明签字按手印。杨阿荣质证认为：证人系杨耀明子女，彼此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没有证明力。证人证言与杨耀明本人陈述存在重大出入、相互矛盾，杨耀明陈述和证人证言均存在虚假可能，不能作为证据采信。2.“赠予协议”１份，拟证明杨阿荣自愿将案涉房屋无偿赠与给其。“赠予协议”内容为：“兹由杨阿荣出资购沁园新村257号102室二手房一套，无偿赠予胞弟杨耀明，此协议一经杨阿荣签字，该房产权属杨耀明所有，并该房所涉的一切事务，均有杨耀明全权处置。赠予人：杨阿荣（签名及手印），受益人：杨耀明（签名及手印），年月日”。对该协议，杨阿荣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苏同济司鉴所（2019）痕鉴字第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9号意见书）、苏同济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86号意见书）。9号意见书结论意见为：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杨阿荣”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是杨阿荣右手拇指捺印形成。86号意见书结论意见为：（1）根据现有材料检验，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处“杨”、“阿”二字比对材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荣”字与比对材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根据现有材料检验，无法确定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处“杨阿荣”签名字迹是否一次性连续书写形成；（3）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处“荣”字形成于“杨阿荣”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之前；（4）根据现有材料检验，无法确定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杨阿荣”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与其上正文字迹、落款“杨”、“阿”二字的形成先后顺序；（5）根据现有材料检验，无法确定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杨阿荣”签名字迹与其上正文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6）根据现有材料检验，无法确定送检的“赠予协议”上落款“杨阿荣”签名字迹与其上正文字迹的形成时间；（7）根据现有材料检验，无法确定送检的“赠与协议”上“沁园新村257号102室”字迹与其上正文字迹是否一次性连续书写形成以及形成的先后顺序。（8）根据现有材料检验，无法确定送检的“赠予协议”上“沁园新村257号102室”字迹的形成时间。杨阿荣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9号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也无异议。并认为，据86号意见书，“赠予协议”不能有效证明杨阿荣具有将案涉房产赠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予协议”是伪造的证据。首先，姓名中任何一个字缺失或伪造均等同于本人未签名。根据杨耀明陈述的“赠予协议”形成时，杨阿荣具有完整书写自己姓名能力，如果杨阿荣有赠与真实意思，应该完整签署自己的姓名。如果杨阿荣在书写姓名过程中，出现阻断其书写“荣”字的正当事由，只要杨阿荣具有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杨耀明完全可以要求杨阿荣签署完整。现最合理的解释是杨阿荣在签字时，发现该签字将有可能导致自己承担不利后果，拒绝继续签“荣”字。其次，按手印具有被动性和非自主控制性的特点，鉴于“赠予协议”中有伪造签“荣”字的事实，因此也不能认定按手印系杨阿荣自愿行为。另外，“赠予协议”中载明“协议一经杨阿荣签字，该房产权属杨耀明所有”，可见协议排除了其他生效方式，现鉴定确定“荣”字系伪造，因此杨阿荣并未完整签名，故该协议并未生效。杨耀明对于9号、86号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均无异议，对9号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也无异议。认为仅凭“荣”字非杨阿荣书写不能认定该“荣”字就是杨耀明本人或者指使他人伪造，更不能证明该“赠予协议”非杨阿荣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荣”字形成于按手印之前，无论“荣”字是谁签署，杨阿荣按捺手印已经予以确认。“赠予协议”虽一直由杨耀明保存，但“荣”字形成于按捺手印之前，杨耀明不可能事后补签或者指使他人补签。经质证，法院认证如下：关于证据1，三证人所作出的陈述与杨耀明的陈述之间就在场人、形成时间等重要信息上存在重大矛盾，因此法院对三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关于证据2，就该协议所形成的鉴定意见系法院依法委托形成，当事人对真实性并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鉴定意见显示，该协议上杨阿荣的签名并不完整，其中“荣”系他人书写。因杨阿荣并未如协议内容所约定的进行完整签名，表示其最终并未确定赠与案涉房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杨阿荣（2019年8月5日死亡）与杨耀明系兄弟关系。杨阿荣与胡彩英（2016年１月３1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长子杨红生（2009年2月21日死亡）、次子杨红均（2015年12月15日死亡）、女儿杨夕芬。杨红均未结婚无子女，杨红生与杜某结婚后生育一女杨某1。2015年9月，杨阿荣购买取得案涉房屋，房价为27.7万元，由案外人王惠琴（系杨阿荣、杨耀明的外甥女）代杨阿荣垫资26万元，房屋过户时买卖合同由杨耀明以代理人名义签字。2016年1月18日，杨阿荣与杨耀明以签订买卖合同形式将房屋所有权变更至杨耀明名下，过户时杨耀明未付对价，过户后杨耀明并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2017年2月28日，杨耀明委托王惠琴将房屋出售，房屋出售获款46万元。王惠琴扣除了其垫付的26万元，杨阿荣亦同意。王惠琴主张其已支付杨耀明20元（其中18.5万元直接存入杨耀明银行卡），杨耀明否认收到该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购置时，虽以杨阿荣个人名义取得，但因发生在其与胡彩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无证据表明双方对该财产的权属进行过约定，故应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杨阿荣将房产过户给杨耀明并未支付对价和费用，而根据杨阿荣持有房屋相关手续凭证、杨耀明实际未使用过案涉房屋等情形，可以认定为杨耀明代持该房产。胡彩英死亡后，该房产即为杨阿荣与杨夕芬、杨某1共同共有。杨耀明提供的“赠予协议”因协议约定杨阿荣签字后生效，但杨阿荣的签名并不完整，故形式上不能认定杨阿荣的真实意思，即使系杨阿荣的真实意思，因处置共同财产时并未取得其他共同共有人的同意，也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此，案涉房屋在出售给案外人前应为杨阿荣及杨夕芬、杨某1共同共有。现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给案外人并已办理变更登记，故杨夕芬、杨某1要求确认此前的所有权归杨阿荣所有已无实际意义。杨耀明出售房屋后，应当将房款返还杨阿荣及杨夕芬、杨某1。因杨阿荣生前确认出售房款中26万元由王惠琴垫付且也同意其直接从售房款中扣除，且王惠琴亦已实际扣除，故杨耀明应向杨夕芬、杨某1返还余款20万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判决：一、杨耀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夕芬、杨某1返还售房款20万元。二、驳回杨夕芬、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0元，保全费2820元，合计11020元，由杨夕芬、杨某1负担6229元，由杨耀明负担4791元。二审中，杨耀明、杨某1均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中涉及“王惠琴代杨阿荣垫资26万元”有异议，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王惠琴垫资26万元的问题，因杨耀明、杨某1也均表示当时购买房屋是杨阿荣出资，而杨阿荣在此前委托代理人制作的“接案笔录”中已认可确实存在王惠琴垫资26万元的情况，故在目前无其他证据予以推翻杨阿荣自己所认可的出资陈述的情形下，一审认定王惠琴垫资26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该事实亦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起诉是否系杨阿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杨阿荣和杨耀明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杨耀明现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相应售房款，如应返还，具体金额如何认定；三、本案一审在认定上是否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的起诉状上显示有杨阿荣的签名及按印，其代理人丁志峰提供的接案笔录上也反映了系杨阿荣本人要提起本案诉讼。另在本案一审审理中，杨阿荣本人也存在书写样本配合司法鉴定的情况。杨耀明目前也并无证据证明本案的起诉并非杨阿荣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杨耀明上诉提出的杨阿荣起诉的起因及背景情况，即使属实，根据现有证据情况，也并不影响本案起诉系杨阿荣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因此，本院对杨耀明主张的本案起诉并非杨阿荣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杨阿荣在购买涉案房屋后不久又将该房屋于2016年1月18日以买卖的形式过户至杨耀明名下。杨耀明当时并未支付对价，且杨耀明自己在答辩时也提到杨阿荣购房后担心女儿知道，所以想将房屋处理掉，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故可认定杨阿荣此时的过户仅是交由杨耀明代持该房产，并无将房产赠与给杨耀明的意思表示。至于此后杨阿荣是否又将该房屋赠与给杨耀明，本院认为，首先，杨耀明虽提供了“赠予协议”，但该协议上“荣”字经鉴定并非杨阿荣书写，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另杨耀明及其申请的证人对该协议具体形成的时间等也陈述前后不一致。证人杨某2的陈述是杨阿荣当时想将房屋给其儿子结婚用，因为其儿子是杨家唯一男孩，其担心在兄弟姐妹间产生矛盾，建议杨阿荣如要赠与可将房屋过户给杨耀明。因无论该“赠予协议”是2016年清明节还是2017年清明节形成，均是在房屋已登记在杨耀明名下之后，故证人的陈述与事实也不符。其次，案涉房屋此前虽登记在杨耀明名下，但其也一直并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该房屋在2017年2月即委托对外出售，杨阿荣此后也确认售房款26万元给王惠琴抵扣她的垫付款，杨阿荣的行为与赠与也是不符的。另根据杨阿荣自己的陈述，该房屋在购房时即向王惠琴借款26万元，杨阿荣自己仅出了1.7万元，其借款买房再无偿赠与杨耀明也不合常理。再次，因杨阿荣取得案涉房屋是在其和胡彩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目前无证据表明双方对该财产权属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该房产属于该二人夫妻共同财产。胡彩英去世后，在目前并无证据反映其有遗嘱的情形下，该房屋应认定由杨阿荣与杨夕芬、杨某1共有，杨阿荣实质也无权处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最后，根据杨耀明自己关于赠与情况的陈述，杨阿荣当时也只是想将房屋赠与给其子杨某2，并非是想将房屋赠与给杨耀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案涉房屋最终也并未转移给杨某2，故即使当时确有赠与的情况，杨阿荣提起本案诉讼又要求确认该房屋是其所有，也是要撤销该赠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杨耀明只是代持涉案房产，并未因赠与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无不当。在该房屋目前已由杨耀明对外出售的情况下，其应将房屋所售款返还给杨夕芬、杨某1。因该房屋所售款46万元中已有26万元经杨阿荣生前确认已偿还了王惠琴的垫付款，故就剩余20万元杨耀明应返还给杨夕芬、杨某1。对于杨耀明主张的其实际也并未取得另外20万元房款的问题，因该房屋系其委托王惠琴对外出售，如王惠琴确实未向其交付售房款，其可另行向王惠琴主张权利，并不能因此免除本案其应承担的返还房款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杨阿荣虽然自己起诉时的诉请为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归其所有，但因该房屋是在其和胡彩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且杨阿荣在诉讼中离世后，他的继承人在诉讼中也提及了夫妻共有财产的意见，故一审法院对房产是否系夫妻共同财产、是否涉及有其他共有人进行审查认定，并未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综上，杨耀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耀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蒋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