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祥灯，男，196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宏波，江西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赖拥军，男，196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宏波，江西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鸿，男，196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慧，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玉静，女，197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慧，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祥灯、赖拥军与被上诉人骆鸿、谢玉静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郭祥灯、赖拥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宏波，骆鸿、谢玉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祥灯、赖拥军上诉请求：1.撤销（2019）赣04民初189号民事判决，改判骆鸿、谢玉静立即向郭祥灯、赖拥军偿还欠款本金942万元，并承担按年利率12%计算从借款之日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骆鸿、谢玉静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骆鸿是本案民间借贷的实际借款人，应按双方口头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郭祥灯、赖拥军基于与骆鸿多年朋友关系的信任，对于其口头借款提议，依照约定将所借200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谢玉静个人账户，汇款用途栏注明汇款性质为“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生效且郭祥灯、赖拥军已尽到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虽然双方就借款事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骆鸿亦未出具借条或者其他形式的借款凭据，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合同法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并未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只需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由贷款人实际提供借款给借款人，合同即成立。事实上，依据所查明的资金流动情况及最终去向，涉案2000万元借款依骆鸿的授意或者指示，进入骆鸿的近亲属、私交好友或者生意伙伴的账户，最终借款受益人是骆鸿，所还欠款也大部分是从骆鸿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转入谢玉静账户归还借款。所有的证据材料都证明骆鸿与郭祥灯、赖拥军之间成立借款关系，骆鸿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仅仅适用于借贷双方对款项性质存在争议的情形，而本案所涉2000万元的借款性质，历经2年多的诉讼，对于款项性质属于“借款”已经不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只是究竟哪一方是实际借款主体，是骆鸿还是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旭阳雷迪公司）。郭祥灯、赖拥军已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已实际发生，借款人为骆鸿。骆鸿如否认是借款人，应当由骆鸿承担举证责任。但骆鸿仅提供了所借款项的流转过程，不仅不能证明实际借款人为旭阳雷迪公司，反而证明骆鸿能够随心所欲地调度及使用本案所涉借款资金。二、骆鸿在借款时虽担任旭阳雷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旭阳雷迪公司并未实际使用本案所涉借款，不是实际借款人，出借人有权选择不向旭阳雷迪公司主张权利。借款虽然由时任旭阳雷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骆鸿以公司购买原材料、扩大生产的名义提出，但出借人将2000万元借款汇入谢玉静账户后，该借款并未进入旭阳雷迪公司账户，而是依据骆鸿的指示在其近亲属、私交好友或者生意伙伴的账户之间随意流转。不能认定骆鸿的借款意思表示是代表旭阳雷迪公司，所借款项也没有实际用于旭阳雷迪公司生产经营。一审法院在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前提下，未回应究竟谁为借款人的实质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即便骆鸿意图将借款主体及还款责任指向已停产多年、濒临破产边缘的旭阳雷迪公司，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无论何种情形，作为时任旭阳雷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骆鸿均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谢玉静长期将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他人使用，依法应与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人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谢玉静长期将个人银行账户提供给骆鸿使用，虽然可能并非实际借款人或者未使用借款，但仍应对其出借银行账户行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骆鸿、谢玉静辩称，一、骆鸿与郭祥灯、赖拥军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1.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借款合意。2010年骆鸿系旭阳雷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祥灯为取得旭阳雷迪公司二期、三期建筑工程项目，用旭阳雷迪公司支付的首期工程款，为支持旭阳雷迪公司上市，以其儿子郭德盛名义向旭阳雷迪公司出借2000万元，由券商操作，汇入旭阳雷迪公司指定谢玉静银行账户以及第三人账户，所借款项最终于2011年5月27日进入旭阳雷迪公司账户。谢玉静与郭祥灯、赖拥军不认识。郭祥灯、赖拥军与骆鸿、谢玉静没有形成借款合意，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或达成借款口头约定。郭德盛挪用其所在公司工程款，按照郭祥灯指示通过谢玉静私人账号出借给旭阳雷迪公司，郭祥灯公款私用，其出借款项行为违法。2.出借款项最终流向旭阳雷迪公司。2011年1月7日郭德盛将2000万元汇入谢玉静账户，再流转至刘佩华等人账户，2011年5月26日转入是红年账户，同日经是红年账户转入江苏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后变更为江苏尚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当日即进入旭阳雷迪公司账户。现该笔款项旭阳雷迪公司已经还款1058万元。二、骆鸿时任旭阳雷迪公司董事长，公司为上市，购买原材料、扩大产值对外借款是正常商业行为，旭阳雷迪公司向郭祥灯借款是公司行为，骆鸿不存在与公司人格混同。谢玉静作为家庭妇女，更无借款的动因。三、郭祥灯、赖拥军隐瞒还款主体以及以还款金额。郭祥灯、赖拥军自始没有如实陈述旭阳雷迪公司还款1058万元的事实。旭阳雷迪公司没有借款为何还款？郭祥灯、赖拥军均未向法院提交还款来源，隐瞒涉案还款金额1058万元来源于旭阳雷迪公司以及旭阳雷迪公司作为法人股东设立的九江市旭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旭阳光电公司）向郭祥灯（郭德盛）以承兑汇票或现金汇款还款、对账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九江市公安局八里湖分局经济侦察大队于2017年7月17、19日对郭祥灯的询问所制作的询问笔录，郭祥灯确认系旭阳雷迪公司借款，郭祥灯出借资金的目的为承接旭阳雷迪公司工程，借款给旭阳雷迪公司冲业绩，准备上市。四、关于郭祥灯、赖拥军选择性起诉骆鸿和谢玉静的问题。郭祥灯、赖拥军既认为旭阳雷迪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又认为骆鸿、谢玉静为实际借款人，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借款人就主张后者。显然系滥用诉权。五、关于谢玉静的银行账户以及责任问题。谢玉静对个人账户是被旭阳雷迪公司利用不知情，追究出借银行账户所有人的责任必须具有主观恶意并获取利益以及造成他人损失为前提。郭德盛自认，谢玉静账户系旭阳雷迪公司财务人员提供，其与谢玉静素不相识，转账到谢玉静的账户是受郭祥灯的指示。故谢玉静无须承担还款责任。六、关于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支付利息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郭祥灯、赖拥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郭祥灯、赖拥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骆鸿、谢玉静立即偿还欠款本金942万元，并承担按年利率12%计算从借款之日至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二、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骆鸿、谢玉静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月7日，郭德盛从其银行账户向谢玉静的银行账户汇入2000万元，汇款的用途填写为“借款”。2011年1月18日，汇入谢玉静账户的2000万元分别汇给了骆勇、刘佩华。郭德盛自称是郭祥灯、赖拥军聘请的财务人员，是受郭祥灯、赖拥军的指示以自己的银行账户汇出上述2000万元款项，该2000万元是郭祥灯、赖拥军的合伙款项。郭祥灯、赖拥军与骆鸿、谢玉静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关于该2000万元款项的借款合同，骆鸿、谢玉静也未向郭祥灯、赖拥军出具借条或其他形式的借款凭据。经郭祥灯、赖拥军自认，该笔款项已归还1058万元，尚欠94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郭祥灯、赖拥军以借贷为由诉请骆鸿、谢玉静归还所欠借款。依据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诉辩意见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本案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一、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包括一审法院调查所获取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谢玉静、骆勇、刘佩华等人的账户为骆鸿的个人指定收款账户。二、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实际借款人为谢玉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只有郭德盛在转账时单方在转账凭证中记载了“借款”。此外，郭祥灯、赖拥军与谢玉静并不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在没有任何借贷凭证及借贷约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谢玉静为涉案民间借贷的实际借款人。郭祥灯、赖拥军如要追究谢玉静的收款人责任，可另行起诉。三、关于借款动因及借款事实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原二审均陈述了涉案款项为了旭阳雷迪公司上市增加业绩使用的。该动因的直接受益人及使用人应当为旭阳雷迪公司，虽然骆鸿当时为旭阳雷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亦是旭阳雷迪公司上市的受益人。但在没有充足证据证实骆鸿与旭阳雷迪公司存在法律上的人格混同的情况下，骆鸿与旭阳雷迪公司均为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骆鸿因旭阳雷迪公司上市的受益来源于旭阳雷迪公司的股东利益，而不是涉案款项。故不能因涉案款项因用于旭阳雷迪公司上市导致骆鸿受益，就认定骆鸿为实际借款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案涉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由出借方承担。本案中，郭祥灯、赖拥军以借贷为由诉请骆鸿、谢玉静归还所欠借款，应当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案涉款项虽经银行转账至谢玉静的账户，但该款项是否成立郭祥灯、赖拥军与谢玉静的借贷关系，除了郭德盛转账时单方在转账凭证中记载了“借款”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转账行为系谢玉静个人向郭祥灯、赖拥军的借款。同时，郭祥灯、赖拥军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涉案款项的实际受益人及控制人为骆鸿，骆鸿应当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但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款项进入了骆鸿的个人账户，虽然案涉款项有可能进入与骆鸿有关联的公司账户或其他账户，在没有证据证实骆鸿以个人身份使用借款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骆鸿实际控制案涉款项。与案涉款项有关联的旭阳雷迪公司如果能够上市，骆鸿作为该公司的股东虽然可以受益，但该受益的依据是股东的权利，与涉案款项并无直接关联，亦与民间借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没有直接证据证实骆鸿为借款人的情况下，郭祥灯、赖拥军以骆鸿为所借款项的实际控制人及受益人为由认为骆鸿为借款人，并据此要求其归还借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赖拥军、郭祥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792元、保全费5000元，由郭祥灯、赖拥军负担。二审中，诉辩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谢玉静建行账户2012年5月18日向赖拥军转账800万元，2014年8月8日通过谢玉静账户向郭德盛转账35万元。2019年9月19日郭祥灯出具情况说明，确认2014年9月收到旭阳光电公司以一批硅晶片作价50万元用以抵消案涉借款。旭阳光电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向郭德盛发函，载明旭阳光电公司受旭阳雷迪公司委托归还郭德盛经由谢玉静、曾道其、江苏尚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借入旭阳雷迪公司的款项。2014年12月31日旭阳光电公司向郭德盛发出《联络函》，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旭阳光电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2月18日、2014年12月25日、2014年12月26日分5笔归还郭德盛款项共计158万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骆鸿是否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若骆鸿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骆鸿尚欠郭祥灯、赖拥军的借款本息是多少。2.谢玉静是否因出借银行账户而与骆鸿共同承担上述借款的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郭祥灯、赖拥军作为案涉款项出借人诉请骆鸿还款的依据是2011年1月7日郭祥灯委托郭德盛通过中国银行向谢玉静建设银行账户转款2000万元的银行凭证。郭德盛、赖拥军没有与骆鸿签订书面借款协议，骆鸿也没有出具过借收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若谢玉静和骆鸿提出合理抗辩，郭祥灯、赖拥军仍应就在其与骆鸿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在郭祥灯、赖拥军只诉请谢玉静因出借银行账户承担还款责任时，本案的关键在于骆鸿所提出其不是借款人的抗辩是否合理，骆鸿是否尽到了举证责任。骆鸿抗辩认为郭祥灯所出借的款项最终流入旭阳雷迪公司，旭阳雷迪公司是借款人。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骆鸿对其不是借款人尽到了举证责任。1.旭阳光电公司于2014年6月和12月向郭德盛发出过两份函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郭德盛所出借的款项经过谢玉静、是红年和江苏尚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最终流入旭阳雷迪公司，表明了旭阳雷迪公司是借款人；二是旭阳光电公司是受旭阳雷迪公司委托向郭德盛偿还借款共计158万元。郭祥灯对旭阳光电公司的函件中所明确表明的旭阳雷迪公司是实际借款人的内容并没有回函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否认。此外，旭阳光电公司还以硅晶片作价50万元抵偿借款，郭祥灯予以确认。二审中，郭祥灯委托其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骆鸿还款情况的说明》，证实了旭阳光电公司以承兑汇票还款的事实。虽然郭祥灯认为旭阳光电公司是受骆鸿指示还款，但是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旭阳光电公司向郭德盛还款明确了是受旭阳雷迪公司委托，郭德盛接受还款时并没有提出异议。现却又以骆鸿为实际借款人要求其偿还借款，在本案欠缺借款合同，借款人不明确的情况下，对选择骆鸿作为借款人难以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2.本案并无证明案涉借款进入骆鸿银行账户的证据。为查明案涉款项的流转过程，一审法院根据郭祥灯的申请赴广东省深圳市调取了谢玉静的银行流水，并没有查实款项几经流转进入骆鸿的账户。在骆鸿抗辩认为是旭阳雷迪公司借款的情况下，郭祥灯若认为时任旭阳雷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骆鸿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郭祥灯应当举证证明旭阳雷迪公司出面借款，借款归骆鸿个人使用。郭祥灯仅凭借骆鸿是旭阳雷迪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推测骆鸿个人控制了案涉借款，在股东与公司相互独立的情况下，骆鸿显然不应当据此承担还款责任。3.郭德盛并不是将案涉款项汇入骆鸿的账户，骆鸿抗辩认为其不是借款人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不应过重。在谢玉静不认可系受骆鸿指示收取借款，而认定其个人账户为旭阳雷迪公司实际使用，案涉款项又没有最终汇入骆鸿账户的情况下，骆鸿为证明其不是借款人，对案涉借款的流转过程及还款过程进行了说明并附证据予以证明，已经完成了法律要求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综上，在骆鸿已就其不是借款人提出合理抗辩并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郭祥灯仍应当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然而，郭祥灯在骆鸿否认其是借款人并完成举证责任时，没有再提供证据进一步证明其与骆鸿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应当由郭祥灯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骆鸿是案涉款项的借款人证据不充分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指定第三人账户作为收款账户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不能据此认为第三人应当与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如果债权人知道银行的账户出借人并非真实的借款人，且银行账户的出借人没有从出借的银行账户中受益，让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显然有失公平。本案中郭祥灯与谢玉静并不相识，郭祥灯在出借资金时就知晓谢玉静并非真正的借款人，否则难以合理解释其将2000万元的巨额款项汇入不相识的第三人账户。在案证据证明谢玉静银行账户收到郭德盛2000万元款项11天后即转入骆勇和刘佩华银行账户，郭祥灯未能举证谢玉静通过出借银行账户从所借款项中获益。因此，谢玉静银行账户只是作为借贷资金过账使用，且真实的借款人尚未确定时，郭德盛诉请谢玉静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祥灯、赖拥军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283元，由郭祥灯、赖拥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吴玉萍审判员  刘伟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叶若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