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明，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忠，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坚松，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瑶，男，199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可成，男，198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凯旋，男，197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磊，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俊超，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爱军，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储华，女，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豫洛，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亦珉，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建明、孙瑶因与被上诉人周可成、王凯旋、黄爱军、储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初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1日、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建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坚松律师，上诉人孙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黎律师，被上诉人周可成、王凯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磊律师、施俊超律师，被上诉人黄爱军、储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豫洛律师、陈亦珉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20年5月12日庭审被上诉人黄爱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建明、孙瑶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徐建明、孙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首先，对于系争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是否是徐建明、孙瑶向周可成、王凯旋的借款性质的认定，上海通定钢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定公司)受让项目土地之前早已于2009年9月向案外人新场公司缴纳项目地块保证金1,000万元，《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不可能另行于2011年又向周可成、王凯旋借款1,200万元用于支付定金1,000万元，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也与周可成、王凯旋提供的《借款协议》约定不相符。其次，徐建明、孙瑶曾于2014年4月8日通过通定公司向王凯旋[实际收款方系上海西沃特电器厂(以下简称西沃特厂)]归还过1,000万元，周可成、王凯旋于2017年8月1日向孙瑶退回该1,000万元还款，一审法院认定该退款性质系股权转让款显属有误。若根据一审认定，系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长达数年，王凯旋才于2017年8月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一审法院认定徐建明、孙瑶提供的录音不能证明黄爱军、储华受让通定公司股权时对于股权实际持有人是明知显属有误，系争录音内容显示黄爱军知悉本案交易背景，并非善意第三人。最后，从本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各方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目的应为债的担保，但一审法院却以王凯旋实际参与通定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否定股权让与担保的合同性质，而王凯旋并未参与经营管理，其在《总承包施工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等文件上作为公司股东的签字仅为商业习惯和银行贷款要求，实际上通定公司成立后并未真正开展业务，而孙某某实际参与了通定公司系争地块自始至终的厂房建设等工作，并持有相关证据的原件，足以说明其实际经营通定公司。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赋予徐建明、孙瑶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从周可成、王凯旋处将通定公司100%股权重新转让的权利，即在通定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徐建明、孙瑶必须以是否向周可成、王凯旋处付清约定款项的行为行使其选择权，而周可成、王凯旋最终取得的权利性质完全取决于徐建明、孙瑶的行权结果。该认定属适用法律有误，该条款性质为流质条款。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为“满足一定条件行使选择权”的结果，违反立法本意，应当认定该条因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其次，对于涉案协议第4条、第5条的理解，周可成、王凯旋认为系附条件的回购，一审法院也认定“两原告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从周可成、王凯旋处将通定公司100%股权重新转让的权利”，亦属适用法律错误。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是将来不确定的事实，但本案系争合同义务是确定的，故不能理解为条件。最后，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系因黄爱军、储华并非善意第三人，周可成、王凯旋作为名义上的股东，并不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其擅自转让通定公司100%股权系无权处分，徐建明、孙瑶提供的系争录音能够证明黄爱军、储华对涉案股权转让的背景及性质系知情，涉案协议应认定因恶意串通而无效。三、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徐建明、孙瑶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的利益保护从签署合同目的来看，徐建明、孙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项目地块的定向招拍挂，并早已于2009年9月通过自筹资金向新场公司缴纳定金1,000万元，后因资金短缺向周可成、王凯旋融资借款支付土地出让金，若按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周可成、王凯旋向徐建明、孙瑶的借款(代通定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已经转化为通定公司资产，并持有通定公司股权，而项目土地上的厂房建设也仅是通定公司向银行贷款资金建设，周可成、王凯旋通过提供高利贷的方式却最终获得项目地块的全部利益，并以1.6亿元的高价出售给黄爱军、储华，获取巨额利益，反观徐建明、孙瑶除收回1,000万元定金外未获得任何商业利益，背离了当初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本意，结果极为不公平。此外，周可成、王凯旋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约定的利率标准为2.5%，远高于法定利息保护上限，进而谋求项目地块的利益，该利益系高利贷非法利益的一种转化，一审法院纵容了该非法利益的实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周可成、王凯旋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首先，周可成、王凯旋系公司合法股东，共持有通定公司100%股权，其有权依法处分涉案股权，系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性质系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让与担保，亦不存在流质条款。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通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工商变更，王凯旋实质参与了通定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再次，2017年8月1日王凯旋向孙瑶支付的1,000万元是周可成、王凯旋向徐建明、孙瑶支付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故鉴于上述理由，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于2019年4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黄爱军、储华无需向徐建明、孙瑶返还通定公司股权。黄爱军、储华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徐建明、孙瑶与周可成、王凯旋之间的股权纠纷与黄爱军、储华受让股权行为无关，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于2019年4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黄爱军、储华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相信周可成、王凯旋合法持有通定公司系争股权，通过公司的财务资料可见通定公司9,500万元注册资金都是周可成、王凯旋投入的，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对此不存在任何过失。其次，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徐建明、孙瑶提供的通话录音不能证明黄爱军、储华了解《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交易背景及担保条款，该录音内容充斥着大量与本案无关的债权债务纠纷的陈述，黄爱军、储华在本案一审诉讼前甚至并未看见过双方争议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合同条款，不可能知晓徐建明、孙瑶与周可成、王凯旋之间的具体约定，徐建明、孙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恶意串通情形，黄爱军、储华系善意第三人。再次，徐建明、孙瑶认为本案合同性质系股权让与担保合同有误，该补充协议涉及到项目前期资金安排及股权投资等，而非有关让与担保的借款协议，借款也未投到徐建明、孙瑶账户，而是直接投入到通定公司，不符合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徐建明、孙瑶的上诉请求。徐建明、孙瑶一审诉请：1.判令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于2019年4月15日就转让通定公司100%股权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黄爱军向徐建明返还其所持有的通定公司90%股权，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储华向孙瑶返还其持有的通定公司10%股权，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定公司设立于2012年7月13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徐建明认缴出资额4,500万元，占通定公司90%股权，实缴出资额900万元；孙瑶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占通定公司10%股权，实缴出资额100万元。2012年12月6日，孙瑶与王凯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孙瑶将其持有通定公司的10%股权(认缴出资额500万元，首期出资100万元，未缴余额400万元)以100万元转让给王凯旋，孙瑶应按期补缴的余额400万元由王凯旋承担；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三、王凯旋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孙瑶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双方于2012年12月1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1月27日，孙某某、徐建明与周可成、王凯旋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明确因通定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获得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出让价格为4,950万元。因孙某某、徐建明资金短缺，暂时不能按出让合同要求支付上述土地出让价款的资金。四方达成如下协议：1.周可成(委托上海四通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划付)和王凯旋(已经于2013年12月30日委托西沃特厂代为划付上述土地价款的20%，计990万元，并于2012年12月7日通过协议转让合法获得通定公司10%的股权)愿意共同帮助孙某某及徐建明按时支付上述土地出让价款的资金4,950万元，同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各项税费，按实际支出金额到时一并总计代付总金额。资金使用费按实际支出金额和使用时间支付，资金使用费率为每月2.5%，不足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2.为确保周可成、王凯旋的代付资金和资金使用费能安全全额返还，孙某某、徐建明同意将在通定公司中徐建明合法拥有的90%的股权转让给周可成。周可成、王凯旋同时委托陈建平担任通定公司法人代表，并在2014年1月27日到所属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配合周可成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手续。3.周可成、王凯旋保证按时支付上述土地出让价款和国家相关规定的各项税费，若未能按土地出让合同要求按时支付上述费用的，自愿承担相应产生的滞纳金、罚金等相关费用，且与孙某某、徐建明无关。4.周可成、王凯旋在付清出让合同土地价款和国家相关规定的各项税费后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如果孙某某、徐建明按照协议要求向周可成、王凯旋及时全部足额支付上述土地出让价款、国家相关规定的各项税费和实际资金使用费后，周可成、王凯旋将无条件同意并配合孙某某、徐建明立即到所属的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办理通定公司100%股权转让的相关变更手续。陈建平同时办理法人变更手续。5.孙某某、徐建明未能按照协议要求向周可成、王凯旋及时、全部、足额支付上述土地出让价款、国家相关规定的各项税费和实际资金使用费的，并且超过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后的，周可成、王凯旋有权拒绝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并有权行使公司法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孙某某及徐建明无权干涉和阻挠。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孙某某及孙瑶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提及的通定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某某，是基于孙某某和孙瑶的父子关系，通定公司的10%的股权权利人是孙瑶，孙某某和孙瑶之间不存在代持关系。在一审庭审中，孙瑶明确，孙某某是代其签订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2014年3月25日，通定公司取得项目地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2014年3月27日，徐建明与周可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徐建明将其持有的通定公司的90%股权，作价900万元转让给周可成，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双方于2014年3月3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通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由徐建明变更为陈建平。2017年8月1日，王凯旋向孙瑶转账1,000万元。2018年12月19日,项目地块厂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2019年4月10日，周可成、王凯旋形成通定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明确通定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9,500万元，其中周可成增加注册资本4,050万元，王凯旋增加注册资本450万元。注册资本增加后，王凯旋的出资额为950万元，出资比例为10%，周可成的出资额为8,550万元，出资比例为90%。通定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4月15日，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王凯旋将其持有的通定公司10%的股权作价1,500万元转让给储华，周可成将其持有的通定公司90%的股权作价13,500万元转让给黄爱军。各方于2019年4月2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经各方确认，黄爱军、储华已向周可成、王凯旋支付13,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另查明，徐建明、孙瑶处留存有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原件。通定公司为项目地块建设对外借款时，由陈建平代表通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陈建平、王凯旋作为保证人提供保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有权将其享有的股权转让给他人，他人支付价款并取得股东地位。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徐建明、孙瑶与周可成、王凯旋于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认定。关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认定问题。徐建明、孙瑶主张，《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是徐建明、孙瑶向周可成、王凯旋借款4,950万元，并将徐建明、孙瑶持有的通定公司的100%的股权作为借款的股权让与担保。而周可成、王凯旋则认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包括徐建明向周可成转让通定公司90%的股权及徐建明可以附条件地向周可成、王凯旋购买通定公司10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性质，并不能简单地根据名称予以确定，而应根据协议的内容及双方的履行情况来确定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本案中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愿意共同帮助甲方和乙方按时支付”、“资金使用费按实际支出金额和使用时间支付”、“为确保丙方、丁方的代付资金和资金使用费能安全全额返还”、“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等约定来看，徐建明、孙瑶是为解决通定公司获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款的资金紧张问题而与周可成、王凯旋签约的，其目的是向周可成、王凯旋融资以获得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二、对于徐建明将其持有的通定公司90%股权向周可成转让的认定。徐建明、孙瑶认为，是股权让与的担保方式，而周可成、王凯旋则认为是徐建明对周可成、王凯旋附条件的股权转让方式。一审法院认为，在股权让与担保中股权转让仅是一种担保方式，让与担保合同中的受让人仅是出借资金而已，实质上并不享有所有权或股权，对公司不具有控制权。本案中，《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非但没有约束周可成、王凯旋对外行使股权的行为，反而还约定周可成、王凯旋是委托陈建平担任通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根据现有证据可见，王凯旋还实际参与通定公司经营管理，显然上述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是徐建明、孙瑶将股权实际向周可成、王凯旋转让的表现，并不符合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三、结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4条、第5条中关于徐建明、孙瑶在约定时间内向周可成、王凯旋付清及未付清相应款项将产生不同后果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赋予徐建明、孙瑶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从周可成、王凯旋处将通定公司的100%股权重新转让的权利，即在通定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徐建明、孙瑶必须以是否向周可成、王凯旋付清约定款项的行为行使其选择权，而周可成、王凯旋最终取得的权利性质完全取决于徐建明、孙瑶的行权结果，上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徐建明、孙瑶关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5条中相关条文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徐建明、孙瑶称曾向周可成、王凯旋支付过1,000万元的意见，结合徐建明、孙瑶及周可成、王凯旋的举证，一审法院认为徐建明、孙瑶举证的款项往来于通定公司与西沃特厂间，其举证不足以证明该款项发生于徐建明、孙瑶与周可成、王凯旋之间，且周可成、王凯旋的举证所形成的证据链更符合款项流转的实际情况，故一审法院对于徐建明、孙瑶的此项意见不予采纳。鉴于在通定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徐建明、孙瑶并未向周可成、王凯旋付清约定的全部款项，周可成、王凯旋依约当然地享有通定公司的股东权利。关于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认定。周可成、王凯旋在依约取得通定公司100%股权后，有权将其自有的股权依法向黄爱军、储华转让。即使徐建明、孙瑶与周可成、王凯旋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有部分约定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黄爱军、储华基于通定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状况的信赖，受让周可成、王凯旋的股权，也是合法有效的。至于徐建明、孙瑶主张黄爱军、储华并非善意的第三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徐建明、孙瑶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徐建明、孙瑶仅提供一份孙某某与黄爱军的录音，该录音并不能充分证明黄爱军、储华在受让周可成、王凯旋股权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徐建明、孙瑶的此项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徐建明、孙瑶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建明、孙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徐建明、孙瑶负担。二审期间徐建明、孙瑶提交证据材料如下：一、涉案地块周边厂房价格参考及涉案厂房建造情况，证明涉案地块周边厂房出售价格区间在6,800元至10,000元每平方米左右，以上述价格为参考，按照涉案厂房已完成建筑面积为43,965.63每平方米计算，涉案厂房价值应在3亿元到4亿元之间，但涉案股权成交价格仅为1.5亿元，远低于市场价格，故储华、黄爱军并非以合理价格受让，不应认定为善意取得。二、《批租土地协议书》及《基础设施配套补偿协议书》，证明上海华东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0日与上海新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协议，预定涉案土地，通定公司实控人孙某某作为上海华东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在协议上签字。三、支付凭证，证明上述协议签订后，上海华东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其关联方杭州华东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日向上海新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定金1,000万元。四、杭州华东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孙某某是该公司100%股东。五、2014年3月2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证明通定公司委托上海南汇建工集团坦直建筑有限公司负责涉案厂房围墙建设，徐建明代表通定公司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六、《工程洽商单》《围墙结算单》及《施工便道结算单》，证明涉案股权仅用于担保，故徐建明签署协议后仍负责工程洽谈、施工及结算等事宜，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二审期间，徐建明、孙瑶申请证人孙某某、倪某某、马某某、朱某某等出庭作证，证明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性质及签订目的系股权让与担保性质，及储华、黄爱军并非善意第三人，其对涉案股权担保债权事宜系知情。1.证人孙某某证言，孙某某曾是通定公司实际控制人，亦是涉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署方之一，其2020年4月21日出庭所某证言如下：我于2009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新场公司的倪某某，计划购买涉案土地并缴纳了保证金1,000万元，因涉案土地当时不具备招拍挂条件，故一直未能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2年底涉案土地具备招拍挂条件后，因资金紧张经陈建平介绍找到王凯旋，拟借款付土地出让款。王凯旋当时同意借款，但要求将股权抵押给他予以担保，因协商该事宜时还不清楚土地挂牌实际金额，所以先让儿子孙瑶与王凯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对于借贷资金金额及具体还款计划等还没有商讨具体细节。2013年12月涉案土地挂牌出让后，通定公司作为土地受让方与浦东新区土地局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需缴纳土地款为4,950万元，并要求在2013年12月30日支付土地价款的20%作为定金，按照之前的约定王凯旋先帮我们支付20%定金即990万元，之后孙某某、徐建明、王凯旋及周可成于2014年1月27日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王凯旋及周可成帮我支付土地出让金4,950万元及各项税费，资金使用费为每月2.5%,借款期限为涉案土地取得土地证三个月内，为确保按期还款，王凯旋、周可成要求孙瑶、徐建明分别将通定公司10%、90%股权转让给他们作为担保，等三个月还钱后再把股权还给我们。除此之外，王凯旋、周可成还要求将法定代表人换成陈建平，我也表示同意。2014年3月25日土地证办出后，因当时上海的银行贷款政策有限制，仅有土地证无法办理抵押借款，故与王凯旋协商延期还款，王凯旋也表示同意。随后，在通定公司与土地局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交纳全部土地款之后，其向新场公司申请退回之前缴纳的保证金1,000万元，新场公司在2014年4月3日向通定公司退回1,000万元，通定公司收到款项后，我让财务将1,000万元先还给王凯旋以偿还土地借款，但因为土地款都是王凯旋通过西沃特厂转给通定公司的，所以还钱时也是由通定公司直接转账给王凯旋控制的西沃特厂。之后从2014年到2016年我就与徐建明一起办理土地证照，新场公司倪某某亦提供了咨询和帮助。2016年1月拿到施工许可证后开始建造厂房，王凯旋瞒着我们自己向银行申请了贷款，贷完款后告知我们已经将贷款付了工程款，我只能等厂房建好后找下家卖掉才能偿还对王凯旋的借款。2017年3月厂房即将造好，朋友朱某某介绍黄爱军与我商谈购买厂房事宜，黄爱军当时出价1.9亿元，但我计划将厂房卖给出价2.3亿元的温州老板，故没有将公司卖给黄爱军。王凯旋不同意我跟温州老板联系，说黄爱军已经租了厂房给员工做宿舍，并进行了装修。2017年7月、8月孙某某再次找到王凯旋商讨卖厂房事宜，王凯旋即将之前还给他的1,000万元退还给孙瑶，并声称我们与该厂房无关。后二人还是达成口头协议由孙某某找朋友买厂房，所获款项一并还给王凯旋。后2019年5月经查询工商信息发现，王凯旋已将通定公司股权卖给黄爱军，并未将出售股权款项经折抵交由孙某某，亦拒绝与孙某某进行接触、协调。经交叉质询，孙某某针对黄爱军举证的证人张某发表证言内容，于2020年5月12日第二次出庭作证言如下：我与黄爱军共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经朱某某介绍在浦东蓝鹤咖啡馆见面，我当时跟黄爱军说我的股权押在四通王凯旋处，跟客户见面时我都会介绍这个股权抵押有关的背景材料，因为这个到网上一查便知，所以不可能不介绍，但当时与黄爱军进行交谈的时候并没有带书面资料，都是口头谈的。黄爱军当时给我出价1.9亿元，我觉得出价太低没有谈成；第二次是2019年5月，我发现黄爱军买了王凯旋名下股权，因为王凯旋在国外联系不上，就又约了黄爱军在咖啡馆见面，我问他多少钱买的，黄爱军说1.8亿元，他知道王凯旋在茅山路的典当行办公室，而且他也在找王凯旋。第三次见面是2019年在黄爱军办公室拿材料。2.证人倪某某证言，倪某某曾任上海新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已于2012年退休)，其所某证言如下：我时任上海新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于2009年浦东新场镇招商时认识了孙某某，了解到通定公司需要买地，就负责帮助其办理该事宜。2009年通定公司签《土地出让协议》时购买的是毛地，签约后新场公司收了通定公司1,000万元定金，是孙某某在杭州一家公司，叫杭州华东预应力科技公司大概在签约后半个月左右划过来的，协议是我负责与该公司签订的，还为此开了收据。后来土地出让金全部由国家收取，该款退回我们新场公司，同理新场公司收的定金也应返还给购地公司。因为当时没有供地指标，所以招拍挂手续到2013年12月份才开始挂牌出让，成交价格大概在3,000多万元，拿地后孙某某负责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证等证件，具体操作我让开发区的黄晓燕与徐建明一同办理，我从中予以了协调。我起先不知道孙某某将通定公司股权转让给王凯旋用于担保，到2018年孙某某要卖厂房拿不出产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事，厂房造好后我帮助孙某某介绍买家大概有三次，2017年房子刚造好时大概2.1亿元，后来有人出价2.3亿元、2.5亿元但均未成交，原因是孙某某拿不出产证，故来进行接触的买家也不愿意付定金，所以没有成交。3.证人马某某证言，其系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所某证言如下：我一直从事拍卖工作，孙某某委托我寻找买家来购买其厂房，后曾帮孙某某寻找到温州买家，当时第一次在2017年3月跟买家谈好的价格是2.3亿元，当时查通定公司工商信息的时候，工商登记的是王凯旋和周可成为股东，当时孙总跟我说其与王凯旋和周可成都沟通好了，但在与温州买家签意向金需要公章的时候孙总跟我说王凯旋不同意了。到第二次大概在2018年11月左右，我们向孙总提出要与王凯旋本人见面，就约好在王凯旋浦东的一家典当行见面，陈建坤、我一同过去的，王凯旋当场说这个地是孙某某抵押给他的，他的本金及利息一分钱也不能少，当时谈的价格是2.5亿元，后我们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客户，到2018年底的时候，我催孙总办手续，孙总说王凯旋一直不接他电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4.证人朱某某证言，其系孙某某朋友，所做证言如下：我曾在南汇做建筑行业，2016年通过朋友认识了孙某某，孙某某大概在2017年到南汇找我，告知我有厂房要出售，我便跟着一道实地去看了厂房。因为我另一个朋友张某了解到黄爱军要购买厂房，我听孙某某讲厂房和地是抵押给王凯旋的，但我没有实际查看过抵押手续，后来四人就于2017年4、5月间在南汇听潮路的一家咖啡厅见面，那次谈判中，我听到孙某某跟黄爱军讲这个厂房和股权是我暂时抵押在王凯旋那里的，我要把厂房卖掉，还钱给王凯旋。当时黄爱军报价1.9亿元，而孙某某要价2.3亿元，双方没有谈拢，但黄爱军是否查看过抵押材料及股权合同，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孙某某、黄爱军就都没有找过我，我听说黄爱军租了这个厂房，我就打电话问黄爱军有没有这个情况，黄爱军没有承认。周可成、王凯旋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材料一、二、三，因缺乏原件，故真实性不予确认，且根据该补偿协议第三条第1、2款，补偿费用共计为2,170万元，即便徐建明、孙瑶辩称其在2009年付款1,000万元，仍然有将近1,200万元需要进行支付，间接验证了通定公司向西沃特厂借款1,200万元事实；对照片真实性认可，但对于厂房价格属自行查询和估算的结果，不具有参考性；对证据材料四，对杭州华东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材料五、六，因缺乏原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该协议落款日期早于双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即便该协议真实，也无法证明徐建明在股权转让后继续行使股东权利。该组证据中因工程单缺乏通定公司盖章，徐建明签字没有落款日期，与施工惯例不符，故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对徐建明、孙瑶申请的证人出庭所某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孙某某证人证言，因孙某某自认系通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故涉案交易所有利益都应归属于孙某某本人，其与案件裁判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故其所某证言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证据效力低，不应予以采信；对倪某某及马某某、朱某某证言，因所某证言内容已经显示，该三名证人系孙某某介绍前来，四名证人之间存在证言串通嫌疑，该三名证人所某证言效力亦存在瑕疵，均不应被采信。储华、黄爱军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材料一周边厂房价格参考情况不予认可，因其举证的六组证据中仅有一组与涉案土地面积接近，且土地价格多为面议，该证据无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二、三、四，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孙某某仅代表华东预应力公司签署的，无法证明系通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证据材料五、六，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当事人在还款时间到期仍继续经营，该节事实恰恰表明双方系具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徐建明、孙瑶另有经济利益。对徐建明、孙瑶申请的证人出庭所某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人孙某某系上诉人孙瑶的父亲，代表其子处理相关事宜，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与书面材料有较多不一致之处，故不予以认可；证人倪某某于2012年退休，其所做证言内容大多发生在2012年以后，故倪某某证言多为传来证据，该证言不予认可；证人马某某、朱某某系受孙某某委托，存在串通证据可能性，不予认可。周可成、王凯旋提交证据材料为西沃特厂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厂并非王凯旋个人所有企业，故双方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系争还款用途仅可能是通定公司用于归还西沃特厂的2011年、2012年的借款，并非徐建明孙瑶所称归还的系争股权转让款。徐建明、孙瑶发表质证意见：西沃特厂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西沃特厂代付990万元，故涉案1,000万元还款即为归还该代付款。储华、黄爱军对西沃特厂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储华、黄爱军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对股权实际持股状况并不知情。张某所某证言内容如下：其有个朋友名叫朱某某(原一直以为叫朱大东)，闲聊时说朱某某朋友孙某某有厂房资源出售，但不清楚具体面积和价格，后就介绍给黄爱军说康新公路有个厂房可以出售或出租，黄爱军同意见面接触就与对方在浦东惠南镇的一个蓝鹤咖啡馆里，聊了一下购买厂房的事情，当时在场人员共有四、五人，后来双方没有谈拢，他们具体谈了什么我没有很关心，事后黄爱军告诉我这个厂房是王凯旋的。黄爱军本人作为事件亲历者陈述洽谈股权交易过程如下：张某介绍其前去咖啡馆与孙某某交流厂房购买事宜，谈了半个多小时，孙某某要价2.3亿元，我觉得太高，价格没有谈拢就结束了，回到办公室我上网一查土地信息发现是王凯旋周可成的，感觉孙某某骗了我，我就直接找到王凯旋去谈购买土地的事情了。与王凯旋是2017年谈的，当时付了1.6亿元加上银行贷款6,000万元，陆陆续续付掉了土地款项，因王凯旋在国外，所以2018年有关产证的一切手续也是我办出来的。咖啡馆见面后我没有再见过孙某某，朱某某说他曾打电话给我，我也没有印象了。徐建明、孙瑶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张某所某证言不全面，黄爱军陈述股权交易过程与其提供证人证言有相互矛盾之处，不应予以采信。周可成、王凯旋对黄爱军、张某的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为认为二者言辞可信，认可其证言的证据效力。储华、黄爱军对张某的证言认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虽因时间久远有些细节记忆不清，也在情理之中，故该证言效力予以认可，且对黄爱军所做的证言可以起到相互印证作用。本院对上述当事人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徐建明、孙瑶提供的证据认证理由：对证据一中涉案地块周边厂房价格参考及涉案厂房建造情况，因系其个人自行统计，且周可成、王凯旋不予认可，故对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证据二、三、五、六，因徐建明、孙瑶未在本案中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且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实质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四、五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实质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定。对周可成、王凯旋提供证据认证如下：对西沃特厂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实质关联，故不予认定。对徐建明、孙瑶提供的五份证人证言，可以部分印证孙某某于2009年开始筹措购买系争土地，并于涉案厂房建成后对外联络出售股权事宜，其余待证明部分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结合其他证据一并作出阐述；对黄爱军、储华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认证意见，结合其他证据在判决理由中一并予以阐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正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系争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性质？二、该协议第五条是否构成流质条款？三、系争2019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黄爱军、储华是否应向徐建明、孙瑶相应返还通定公司股权？对争议焦点一，徐建明、孙瑶认为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性质，周可成、王凯旋认为系争协议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因通定公司未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三个月内向周可成、王凯旋付清约定还款，故徐建明、孙瑶已丧失系争股权重新回转的权利，其对涉案股权属于有权处分。本院认为，股权让与担保系债务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股权转移给债权人，于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可就标的股权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的方式，与一般财产的让与担保相比，股权让与担保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属性，对系争合同法律性质的厘定既关涉当事人股东权利的合理行使及基础债权的合法实现，亦关系到股权转让对外效力的行使范围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故在认定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性质是股权转让还是股权让与担保时，既需要考察是否符合让与担保的一般法理，又需综合考量股权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属性的复合型权利特点。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对系争协议法律性质、效力问题，分析如下：首先，协议中存在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亦有以股权作为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系争协议第1条约定：丙方(周可成)(委托上海四通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划付)和丁方(王凯旋)(已经于2013年12月30日委托西沃特厂代为划付上述土地价款的20%，计玖佰玖拾万元整，并于2012年12月7日通过协议转让合法获得通定公司10%股权)愿意共同帮助甲方(徐建明)、乙方(孙某某)按时支付上述土地价款的资金共计：肆仟玖佰伍拾万元整，同时按照国家规定支付相应的各项税费，按实际支出金额到时一并总计代付总金额。资金使用费按实际支出金额和支出时间支付，资金使用费率为每月2.5%,不足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第2条约定：为确保周可成、王凯旋的代付资金和资金使用费能安全返还，徐建明、孙某某同意将通定公司中徐建明合法拥有的90%股权转让给周可成……根据上述约定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因孙某某、徐建明资金短缺无法完成浦东新区新场镇的土地出让手续，故各方签署本系争协议，合同目的系为获得周可成、王凯旋提供给通定公司的4,950万元借款，徐建明提供其持有的通定公司90%股权，为周可成、王凯旋出借给通定公司的4,950万元借款的主债权提供担保。上述条款表明4,950万借贷法律关系系作为主合同独立存在，有关以股权担保的部分属从合同，具有从属性。其次，协议中约定了股权回购条款。根据系争协议第4条：周可成、王凯旋在付清出让合同土地价款和国家相关规定的各项税费后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如果徐建明、孙某某按照协议要求向周可成、王凯旋及时、全部、足额支付上述土地价款、国家相关规定税费以及资金使用费的，周可成、王凯旋将无条件同意并配合徐建明、孙某某立即到所属的工商行政部门办理通定公司100%股权转让的相关变更手续，陈建平同时办理法人变更手续。该股权回购条款与前述主债权债务及股权担保的相关条款共同证明了双方签约时真实意思表示系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性质，因上述约定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应属合法有效。对争议焦点二，合同第5条约定“如徐建明、孙某某未能按照上述协议要求向周可成、王凯旋及时全部足额的支付上述土地出让价款、国家相关规定的各项税费及实际资金使用费的，并且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日起三个月的，周可成、王凯旋有权拒绝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并有权行使全部股东权利，徐建明、孙某某无权拒绝”。徐建明、孙瑶主张该条款构成流质条款，应属合同部分无效，周可成、王凯旋主张该条款意味着附条件的股权转让，条件成就则徐建明、孙某某丧失股权回购的权利，周可成、王凯旋有权行使各项股东权利。本院认为，因前述合同系股权让与担保合同性质，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签订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当事人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请求确认财产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及担保法律原理，该系争条款约定“周可成、王凯旋有权拒绝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并有权行使全部股东权利，徐建明、孙某某无权拒绝”的内容，实际上属于在徐建明、孙某某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未清偿完成主债务情形下对股权变动的约定，因未参照法律对担保物权的规定对系争股权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债权进行约定，而是直接约定可以拒绝返还全部或部分股权，并行使全部股东权利，该约定属流质条款，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未约束周可成、王凯旋行使股东权利的范围，且周可成、王凯旋亦已实际行使增资、对外股权转让等股东权利，表明本案合同法律性质系附条件股权转让合同。本院认为该推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股权让与担保合同不以约定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及范围为识别要件，周可成、王凯旋履约中根据流质条款，违法行使通定公司股东权利的行为，违反当事人签约时即达成以股权担保主债权实现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的法律特征，不能据此认定该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结合2012年及2014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主体、价格等要素，王凯旋主张其于2017年8月1日向孙瑶转账1,000万元款项的行为系支付徐建明、孙瑶的通定公司90%、10%的股权转让款项依据不足，双方未就此于付款性质于转账当时或之后达成一致意见，亦不能据此印证系争协议系股权转让性质。故基于现有证据，王凯旋对此转账行为所持主张不具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又因双方多年来往来款项众多，如涉及到双方主债权债务借贷资金往返的其他争议，可另行依法主张，因不属本案争议范围，本院在此不予认定处理。对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因系争2014年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合同，周可成、王凯旋于2014年3月1日即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系债权人及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根据区分原则，在公司内部其虽无权对股权进行收益、处分，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红的权利，但股权对外转让的协议效力应依法予以认定，黄爱军、储华能否依2019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而取得涉案通定公司股权，需按照股权善意取得的事实构成要件予以考察认定。2019年4月15日，周可成、王凯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登记于其名下通定公司共计100%股权向黄爱军、储华进行转让，徐建明、孙瑶二审中提交了数份证人证言，据此证明孙某某、王凯旋与黄爱军进行股权转让洽谈时已经披露了协议属让与担保的法律性质，黄爱军对内部代持股关系系明知，故并非属善意第三人。经庭审交叉质证，数名证人之间对黄爱军、储华受让股权的过程不能形成意思一致的证言，无法证明黄爱军在明知孙某某将涉案股权担保的情况下，与王凯旋串通完成股权转让的事实。经工商登记的股东资格、出资情况、持股比例等信息，受到商事外观主义与公示公信原则的保护，结合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过程，从黄爱军发表意见看，其基于对工商登记的通定公司股东信息信赖而与王凯旋签约属于正常的商业判断行为，本院对其所持主张予以采纳。又因黄爱军、储华已按约支付了相应股权转让款并办理了涉案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徐建明、孙瑶虽主张根据其自行评估的结果，涉案厂房价值应在3亿元到4亿元之间，通定公司涉案股权已因周围地价上扬而应相应上浮，故涉案股权受让价格显著不合理，但经审理查明该主张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为1.5亿元，转让双方亦确认已实际支付，并提交了相应证据，本院认为该转让价格尚属合理，周可成、王凯旋与黄爱军、储华之间不构成恶意串通，系争2019年4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黄爱军、储华依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原理取得涉案股权，无需向徐建明、孙瑶进行相应返还，徐建明、孙瑶因周可成、王凯旋的对外转让股权行为所受损失可依法另行予以主张。综上所述，徐建明、孙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1,800元，由上诉人徐建明、孙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川审判员 范 倩审判员 夏 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丁振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