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5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息县产业集聚区（罗淮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0694894894263A。法定代表人刘志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珍榕，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缙，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国彬，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平，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银，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福建合德轻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7549970115。法定代表人刘世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珍榕，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缙，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国彬、原审被告福建合德轻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8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珍榕，被上诉人苏国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银，原审被告福建合德轻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珍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豫1528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苏国彬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苏国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周福泉核算签字的159029.46元及代付王志江的1100元系合昌公司已付的案涉河南工程工程款，河南、晋江两地工程总付款应纠正为7925476.21元，一审对此事实认定错误。1、周福泉核算签字的159029.26元。根据苏国彬《询问笔录》，周福泉是河南工程的管理人，合德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周福泉核算签字确认工程款159029.26元应认定是合昌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从长期以来的支付惯例看，合昌公司也有理由相信，周福泉有权核算签字确认已付工程款。本案双方于一审同时主张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对比双方举证，合昌公司有充分证据苏国彬曾授权周福泉管理河南工程，并有权核算签字确认合昌公司已付款，而苏国彬无证据证明合昌公司曾授权甘水安进行工程签证。一审不采纳证据充分的合昌公司一方主张，反而采纳了证据不足的苏国彬一方主张，明显有违司法公平公正，由此造成的事实认定及判决错误，应予纠正。2、代付电工王志江的1100元。王志江出具的《收条》，其确认是收合昌纺织厂的水泥电杆费用。根据合德公司与苏国彬于2009年10月26日签订的《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河南的钢结构工程实行总价包干，工程承包方式是由苏国彬一次性包工、包材料、包制作安装统一完成，合昌公司支付的河南工程水泥电杆费用1100元，应认定系为苏国彬代垫的河南工程款。而且从其余35笔付款可知，在材料款支付方面，长期以来存在合昌公司、合德公司代垫材料款的情形，所以由合昌公司、合德公司向材料供应商付款也符合支付惯例，应认定是为苏国彬支付的工程款。二、一审未核实苏国彬举证的所谓结算单、签证单的真实性，就采纳该证据，明显有悖证据审核规则。而且相关所谓的结算单、签证单亦无法证明案涉河南工程存在增量工程，一审据此认定增量工程错误，应予撤销纠正。1、苏国彬举证的所谓结算单、签证单不是客观真实文件。首先，结算单、签证单均系苏国彬单方制作，没有合昌公司盖章确认，不是合昌公司出具的文件。其次，结算单、签证单上的所谓的“甘水安”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苏国彬未申请甘水安出庭作证，没有证明该签字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该签字真实性即认定相关文件系甘水安所签，明显有违全面、客观的证据审核规则。2、退而言之，即便假设签字真实，也不能成为认定河南工程存在增量工程的依据。首先，《三万锭厂房工程增减结算》系苏国彬单方制作的文件，无任何签字、盖章，该文仵不能作为河南工程存在增量工程的依据。其次，假定《施工中配合建设单位代表口头交底做需要项目》上“甘水安”签字真实，也只能说明甘水安曾口头告知施工人员需要承建的项目。至于其口头告知的施工人员是否为苏国彬所组建的施工班组，不能确认；口头告知的承建项目是否超出原委托工程范围，不能证明；口头告知的承建项目是否实际完工、完工质量如何，无从得知；这些工程增量价值是否为1326808元，无从知晓。再次，合昌公司没有授权甘水安可以进行工程签证，甘水安签字不对合昌公司发生法律约束力。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9条规定：“当事人在施工合同中就有权对工程量和价款洽商变更等材料进行签证确认的具体人员有明确约定的，依照其约定，除法定代表人外，其他人员所作的签证确认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但相对方有理由相信该签证人员有代理权的除外。”即便假设签证单为甘水安签署，其不是合昌公司授权代表，不是合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的文件不对合昌公司发生法律约束力。至于苏国彬提供的《公证书》不能作为认定“甘水安”于双方施工合同履行期间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不能证明其有权进行工程签证。因为《公证书》只是对有关网站存在报道进行公证，未对该报道所载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公证，报道称甘水安为合昌项目负责人，合昌公司从未聘甘水安担任项目负责人，新闻媒体未经核实就记载甘水安身应份，不应采纳；从报道形成时间看，该报道形成于2012年3月23日，但报告所载的参观时间却是6月21日，时间前后混乱，存在虚假报道的嫌疑；案涉施工合同履行期间为2009年-2010年，2012年新闻报道不能证明甘水安于双方施工合同履行期间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有权代表合昌公司进行工程签证；从报道内容看，报道主要是河北省领导视察合昌公司高科技棉纺织项目，甘水安作为高科技棉纺织项目的技术人员进行情况介绍，报道最后亦载有“张大卫一行对合昌公司总经理刘加业给予了鼓励与期望”，此可证明合昌公司合法授权代表应为刘加业，而非甘水安。然后，本案《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工程总价包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属于钢结构工程施工，不予增加工程造价。苏国彬所谓的结算单、签证单内载明的大部分项目为钢结构工程施工内容，苏国彬据此主张增量工程，并诉请增量工程造价于法无据。最后，正是因为甘水安无权代表签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认定增量工程，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导致判决错误，应予撤销。三、案涉工程质量问题，关系到合昌公司已付清全部工程款的事实认定，关系到本案裁判结果，本案应对此予以认定处理。1、河南工程合同约定，河南工程应在2010年2月29日之前竣工验收。但苏国彬未按期完工，甚至至2010年10月就擅自停工，合昌公司迫于生产压力，只能按照工程现状接收工程，工程后续扫尾皆由合昌公司自行解决。苏国彬施工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合昌公司损失。2、合昌公司委托第三方对河南工程房屋安全进行鉴定，鉴定报告显示钢结构多处出现裂纹，个别处出现锈蚀、房屋保温棉不符合规范要求，工程房屋危险等级为B级。河南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苏国彬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合昌公司损失。合昌公司有权据此减少工程款，没有欠付苏国彬工程款。四、苏国彬于2013年12月9日撤诉之后，仅于2019年主张过河南工程款，合昌公司于2019年的庭审提出时效抗辩，现其再诉请河南工程款，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请应予驳回。1、河南工程两份合同均约定付款时间，现在苏国彬诉请工程款，明显已过诉讼时效。2、苏国彬虽于2012年4月12日向晋江法院起诉河南工程工程款，但其在2013年12月9日撤诉，选择放弃权利主张。其在时隔5年之后才于2019提起本案诉讼，诉请河南工程款，明显是其怠于行使诉权，根据民事诉讼时效制度，其本案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2019年的诉讼合昌公司、合德公司就已提出时效抗辩。现苏国彬再次诉请河南工程款，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请应予驳回。一审认定双方自2012年至2020年期间多次发生诉讼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据此错误认定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应予纠正。苏国彬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其他意见同一审意见。福建合德轻工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诉意见。苏国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合昌公司支付苏国彬工程款1515867.1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2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合德公司对合昌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合昌公司、合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9年10月26日，合昌公司与苏国彬签订《基础土建施工合同》，约定合同总价款为3100000元。同日，合昌公司与苏国彬签订了《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总价款为2600000元。此外，苏国彬还在上述合同之外，完成了合昌公司的增量工程，总价款为1326808元，该增量工程的交底项目单及施工图纸均有“甘水安”字样签名。甘水安曾作为合昌公司高科技棉纺织项目负责人接待副省长张大卫等人参观合昌公司可年产12万锭高档全面精梳纱生产线建设情况，且福建省泉州市通淮公证处出具的（2012）闽泉证民字第3689号公证书及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的（2015）南民初字第6017号民事判决书都对该事实予以了确认。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闽民再4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苏国彬与合德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总价款为242万元，已支付2254406.12元，但对合昌公司所涉合同价款未作认定处理。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的（2015）南民初字第6017号民事判决书及二审法院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的（2017）闽05民终1565号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没有将河南合昌公司工程价款共计7026808元，河南合昌公司已支付工程款7565349.45元作为最终认定的事实。三、河南合昌厂房（地面金刚砂施工面积）方老板施工组结算单显示，结算价款为159029.26元，核算为周福全，时间为2010年9月8日；电业施工队王志江出具的《收条》显示，其收到合昌纺织厂水泥电杆含运费合计1100元，时间为2010年9月。四、合昌公司提供的（2012）晋民初字4239号案《法庭审理笔录（第二次）》中，合德公司称泉州仲裁委员会第（2011）泉仲字2336号裁决书证明苏国彬以其拖欠工程款为由申请仲裁；（2012）晋民初字第4239号民事裁定书显示，苏国彬与合德公司、合昌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产生诉讼，合德公司、合昌公司应诉后，双方均撤回起诉；（2015）南民初字第6017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05民终1565号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再468号、（2019）豫1528民初1729号民事裁定书显示，苏国彬与合德公司、合昌公司因讼争工程款产生纠纷而诉讼。五、息县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显示，合昌公司位于息县工业园的钢结构厂房存在质量问题。上述事实，除上述所列证据外，另有以下证据在卷证明：福建省泉州市通淮公证处出具的（2012）闽泉证民字第3689号公证书，应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讼争所涉河南、晋江工程总付款中周福全核算签字的代付方老板施工班组款项条据及电工王志江出具的《收条》应否认定，合昌公司应支付苏国彬工程款几何？二、苏国彬主张的合昌公司工程中的增量工程应否结算？三、苏国彬关于本案提起的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四、讼争息县工程质量问题如何处理？五、合德公司应否对合昌公司与苏国彬签订的工程合同产生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河南、晋江两地工程总付款应为7765346.95元，周福全核算签字的159029.26元条据因无苏重华签字确认不符合交易习惯且该条据不能作为已支付款项的凭证，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款不予认定；王志江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款项不属于讼争工程合同范围，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款亦不予认定；综上，合昌公司与苏国彬产生的工程总款为7026808元，扣除已生效裁判认定的合德公司已付工程款2254406.12元，合昌公司共应支付工程款为7026808元-（7765346.95元-2254406.12元）=1515867.17元。关于争议焦点二，苏国彬主张的合昌公司工程中的增量工程相关单据有合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甘水安签字，无论合昌公司是否对甘水安进行授权，甘水安都具有使得苏国彬信赖其有权利的表象，且无证据证明苏国彬为恶意，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一审法院对该增量工程价款予以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三，自2012年至2020年期间，苏国彬因工程款支付争议多次与合昌公司、合德公司产生诉讼，诉讼时效已因诉讼中断，故苏国彬对本案的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四，讼争息县工程质量问题因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暂不处理，双方可就该争议另行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苏国彬并未与合昌、合德公司约定连带清偿责任，其诉求合德公司对合昌应付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未有法律明确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合德公司不应对合昌公司应付苏国彬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苏国彬要求合昌公司承担工程款利息的请求，因苏国彬未与合昌公司就付款的具体时间及逾期付款的责任进行约定，一审法院酌定合昌公司支付年利率6%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对合昌公司、合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不正确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对苏国彬委托诉讼代理人正确代理意见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苏国彬工程款1515867.17元及利息（以年利率6%计，自2020年6月10日起计至偿清之日止）；二、驳回苏国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42元，由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相同。本院认为：围绕上诉人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苏国彬主张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程中的增量工程是否应当予以结算；二、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应该支付苏国彬多少工程款；三、案涉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四、苏国彬关于本案提起的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苏国彬主张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程中的增量工程是否应当予以结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苏国彬主张其完成了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增量工程，总价款为1326808元，并向法庭提交了均有“甘水安”字样签名的该增量工程的交底项目单及施工图纸。因该结算单、签证单上没有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盖章确认，苏国彬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甘水安得到了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授权。故对于苏国彬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待有新的证据可以另行主张。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应该支付苏国彬多少工程款。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称周福泉核算签字的159029.46元及代付王志江的1100元系合昌公司已付的案涉河南工程工程款，因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周福泉有权代表苏国彬签字确认已付工程款，也未能证明代付王志江的1100元属于本案诉争的工程合同范围，原审法院对该两笔款项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国彬产生的工程总款为5700000元，扣除已生效裁判认定的福建合德轻工有限公司已付工程款2254406.12元，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应支付苏国彬工程款为5700000-（7765346.95元-2254406.12元）=189059.17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称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苏国彬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损失。因工程质量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未提起反诉，故对于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苏国彬关于本案提起的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自2012年至2020年期间，苏国彬因工程款支付争议多次与合昌公司、合德公司产生诉讼，诉讼时效已因诉讼中断，故苏国彬对本案的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称苏国彬诉请工程款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请应予驳回的上诉理由，因其未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认真听取了本院专业法官会议的指导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8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苏国彬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8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苏国彬工程款189059.17元及利息（以年利率6%计，自2020年6月10日起计至偿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8442元，由河南省合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各承担4080元，由苏国彬各承担143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左立新审判员 李 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段昀初书记员朱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