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9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院****。负责人：张晓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岩，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秀岩，男，1970年10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镇宽，男，1950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现羁押于北京市延庆区监狱。上诉人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九融律所）、上诉人吴秀岩因与被上诉人丁镇宽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0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融律所、吴秀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丁镇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丁镇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应返还的律师费，并非由律师个人收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九融律所收取该部分律师费具有合同依据，九融律所在与丁镇宽履行协议过程中，丁镇宽在2015年1月7日表示原《委托协议书》中除刑事案件服务费以外的100万元，是根据情况给律师的奖励，也要抓紧，九融律所、吴秀岩对丁镇宽的此项意思表示予以认可，并以九融律所的名义收取了该100万元，因此双方系以共同认可的方式对《委托协议书》部分内容作出了变更，符合法定情形，应该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可。丁镇宽未参加庭审，亦未发表答辩意见。丁镇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融律所、吴秀岩共同返还违法多收取的律师费188万元；2．诉讼费由九融律所、吴秀岩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0日，丁镇宽以涉嫌受贿罪被逮捕。2014年11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起诉意见书》，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4年11月1日告知丁镇宽有权委托辩护人。丁翀为丁镇宽之女。2014年11月4日，丁翀出具2份《委托书》，委托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秀岩为受贿案件丁镇宽的辩护人，委托期限分别至审查起诉终结日止、一审终结日止。2014年11月26日，丁镇宽出具2份《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丁镇宽根据法律的规定，特聘请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秀岩为受贿案件丁镇宽的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一审终结日止。当日，丁镇宽另出具一份《委托书》，载明：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审查起诉终结日止。其余内容同上述《委托书》一致。2014年12月10日，丁翀与天拓律所签订委托协议，载明：委托人丁翀经与天拓律师事务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北京市天拓律所事务所指派常韦律师担任丁镇宽受贿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丁镇宽的辩护人。二、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丁翀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20万元。三、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案件审理终结时止。当日，丁翀与天拓律所另签订委托协议一份，收费条款为：委托人丁翀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合作款至九融律所。其余内容与前述委托协议一致。后丁翀向天拓律所汇款20万元，天拓律所向丁翀开具20万元的发票。2014年12月，常韦、吴秀岩作为丁镇宽的辩护人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交《法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起诉意见书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构成犯罪；起诉意见书认定的部分事实，主要证据尚需核查；丁镇宽在案件中的重要情节，希望公诉机关据实认定。2014年12月1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提起公诉。2014年12月17日，由九融律所盖章、由丁镇宽签字的委托协议书载明：九融律师事务所指派吴秀岩律师作为丁镇宽受贿案的辩护人及涉案民事权利事项的代理人。委托人丁镇宽向九融律师事务所缴纳刑事案件委托费用人民币壹佰万元（含审查起诉和一审阶段），涉案财产律师服务费伍拾万元，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费伍拾万元，合计贰佰万元。九融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市天拓律师事务所常韦律师共同承办此案，前述收费包含部分共同承办方的委托费用。前述律师费用由委托人丁翀支付。本协议刑事案件部分至一审终结日止，民事部分至相关财产确权日止，结案后律师服务至案件审结满两年日止。丁镇宽不认可《委托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并申请对九融律所的公章进行鉴定。经法庭询问，丁镇宽认可本人签字，并表示不对其签字申请笔迹鉴定。2014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9日，丁翀分别向吴秀岩个人账户汇款60万元、80万元、60万元，共汇款200万元。九融律所、吴秀岩称，吴秀岩已将其收取的200万元律师费交给了九融律所，并提交交通银行对账单及现金日记账为证。2015年1月14日、2015年3月19日，吴秀岩作为丁镇宽的辩护人出庭辩护。2015年3月19日，北京二中院作出（2015）二中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吴秀岩、常韦作为丁镇宽的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并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证据尚不充分，丁镇宽为杨某在销售煤炭中提供帮助的事项印证不明；宁洁华提供的委托书虽有瑕疵，但与丁某、杨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丁镇宽仅是受杨某之托购买房产，由丁镇宽的家人虚持，并未收受该房产。2.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在案并无琉璃河水泥厂就任何事项向丁镇宽请托的事实，亦无丁镇宽向水泥厂承诺、实施、实现任何利益的事实；琉璃河水泥厂以福利条件向丁镇宽售房，属于企业自行处分福利待遇，不属于社会上公开进行的房产交易，丁镇宽未交钱款属于因购房所欠债务，并非受贿：涉案房产系抵账房，不同于公开销售的商品房，且尚未取得产权证书，无论依据房产抵债额，还是依完整产权进行评估的数额来认定受贿金额均不客观。3.丁镇宽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并不掌握的收受刘少宾给予轿车的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丁镇宽一贯表现良好，认罪悔罪，希望依法对丁镇宽从轻、减轻处罚。北京二中院未采纳辩护人第1、2项辩护意见，部分采纳辩护人第3项辩护意见。北京二中院最后判决：丁镇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丁镇宽收到判决书后，未提起上诉，上述48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九融律所、吴秀岩提交两份会见笔录，其中丁镇宽于2015年1月7日签字的会见笔录载明：“问：对您的家人有何交代？答：告诉宁洁华和丁翀，去年12月17日签的律师委托协议要抓紧办，律师收费规定以内一百万尽快给，剩下的两个50万是根据情况给律师的奖励，也要抓紧。”2015年3月30日的会见笔录载明：“问：您对律师（常律师、吴律师）的工作有何意见？答：非常满意，为谢你们协议说好的220万律师费全给。”经询，九融律所、吴秀岩表示，委托协议书中的涉案财产律师费以及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费实为对律师的奖励费，故其对应的服务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认可丁镇宽委托九融律所代理其涉嫌受贿罪案件，九融律所吴秀岩律师完成了刑事辩护工作，故一审法院确认丁镇宽与九融律所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概括起来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九融律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17日委托协议书的真伪及效力。二、九融律所收取的律师费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三、丁镇宽的主张是否经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分别予以论述。一、2014年12月17日委托协议书的真伪及效力问题本案中，丁镇宽不认可委托协议书中九融律所公章的真实性，并申请鉴定。关于委托协议书的真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其一，丁镇宽认可委托协议书上其本人的签字，仅对九融律所的公章是否真实申请鉴定。庭审时，九融律所对丁镇宽签字的上述委托协议书内容亦予以认可，在此情形下，不论九融律所的公章真伪问题，九融律所认可委托协议书内容，故一审法院对丁镇宽的公章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其二，会见笔录中载明的丁镇宽所述“去年12月17日签的委托协议要抓紧办”，与委托协议书形成时间可以相互印证。其三，丁镇宽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且其曾为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因此对于自己签字的法律效力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丁镇宽所称对前述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2014年12月17日委托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委托协议书是否存在丁镇宽主张的无效情形。本案中，丁镇宽称，委托协议书中的收费违反了《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京发改[2010]651号，以下简称651号文）的规定，应属无效。651号文规定：刑事案件收费按照各办案阶段分别计件确定收费标准。1.侦查阶段，每件收费2000—10000元。2.审查起诉阶段，每件收费2000—10000元。3.一审阶段，每件收费4000—30000元。同时，651号文又规定：下列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协商不成的，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一）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二）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三）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本院注意到，651号文在规范性文件位阶上属于地方规范性文件，且上述规定并不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651号文仅是政府对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的价格指导，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此外，委托协议书内容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综上，委托协议书成立并有效。二、九融律所收取的律师费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根据委托协议书约定，九融律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刑事案件服务、涉案财产律师服务以及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三部分。（一）关于九融律所收取的刑事案件服务费10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丁镇宽认可九融律所完成了刑事辩护工作，在会见时亦表示，律师收费规定以内一百万尽快给，可以证明双方对于刑事案件服务费100万元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九融律所收取上述100万元刑事案件服务费符合合同约定。关于丁镇宽援引的651号文，属于地方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九融律所收取的该100万元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丁镇宽要求九融律所退还刑事辩护对应的律师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财产律师服务费及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费一审庭审中，九融律所自认其仅提供刑事案件服务，并未提供涉案财产及刑事案件结案后的律师服务，上述服务对应的100万元律师费系丁镇宽对律师个人的奖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委托协议书有效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遵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九融律所自认并未实际履行，存在委托事务未充分履行之情形，其收取相应的100万元费用并无合同依据。关于九融律所陈述该100万元属于对律师的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九融律所收取的该100万元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退还。关于吴秀岩是否承担责任一节。九融律所、吴秀岩在庭审中提交了交通银行对账单及现金日记账，九融律所亦认可收取了上述费用。因委托合同关系发生在丁镇宽与九融律所之间，且吴秀岩亦将其收取的费用交给了九融律所。现丁镇宽要求吴秀岩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丁镇宽主张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九融律所、吴秀岩辩称，丁镇宽所诉是一个合同变更的关系，属于变更之诉，已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丁镇宽基于九融律所部分收费违法无效要求返还多收取的律师费，不属于变更之诉，故一审法院对九融律所、吴秀岩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本案需要说明的是，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应本着诚实信用、规范、谨慎的原则与委托人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亦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以期达到规范专业、诚信服务的合同目的。综上，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判决：一、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丁镇宽多收取的律师费一百万元；二、驳回丁镇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丁镇宽与九融律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在于九融律所认为，双方已在2015年1月7日就该协议中2笔50万元，合计100万元的律师服务费变更为对于律师的奖励。《委托协议书》中对于上述争议的100万元，约定为涉案财产律师服务费50万元、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费50万元。庭审中，经本院询问，九融律所表示签订《委托协议书》时双方协商的服务内容包括涉案财产律师服务、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后丁镇宽提出将上述两项服务的费用100万元变更为对律师的奖励，变更的时间是2015年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为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制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本案中，九融律所认为的变更时间是2015年1月7日，当日，常韦、吴秀岩会见丁镇宽时，问及“对您的家人有何交代时”，丁镇宽答“告诉宁洁华和丁翀，去年12月17日签的律师委托协议要抓紧办，律师收费规定以内一百万尽快给，剩下的两个50万是根据情况给律师的奖励，也要抓紧。丁翀如果在钱上有困难可以找丁镇伟，打官司是当务之急，别怕花钱。”关于该段内容是否可以构成双方协商一致对合同进行变更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九融律所及涉案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律师，应本着诚实信用、规范、谨慎的原则与委托人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并在履行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收费项目的变更应属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如果发生变更应当严谨地依照相关规定进行，本案中九融律所并未能够谨慎处理合同中的重大事项。其次，九融律所所谓的合同变更时间为2015年1月7日，然而根据查明的事实，截止至2016年1月7日之前，丁翀已经于2014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24日分别支付60万元、80万元，即在九融律所所称所谓的合同变更之前，丁镇宽已经按照《委托协议书》支付了140万元，而至2015年1月7日丁镇宽就涉案争议的100万元作出回答时，并无证据表明常韦、吴秀岩已将该情况告知丁镇宽；2015年3月30日吴秀岩会见丁镇宽，问及“您对律师（常律师、吴律师）的工作有何意见”时，丁镇宽答“非常满意，为谢你们协议说好的220万律师费全给”，该次会见时，吴秀岩仍未告知丁镇宽已付140万元的事实，因此结合丁镇宽当时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对相关信息不能了解的情形，以及两次会见笔录中并未见有双方协商的情况，故不能认定当时丁镇宽的相关表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即使该意思表示是丁镇宽的真实意思，丁镇宽在2015年1月7日的回答为“剩下的两个50万是根据情况给律师的奖励”，该表述对于合同变更的内容并不明确；在2015年3月30日的回答为“非常满意，为谢你们协议说好的220万律师费全给”，此处仅提到“协议说好的”，并未提及给律师奖励的问题，无法判断出合同变更的具体内容，故在此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定亦应推定为未变更。综合以上情形考虑，本院对于九融律所、吴秀岩有关双方系以共同认可的方式对《委托协议书》部分内容作出了变更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现《委托协议书》并未变更，且九融律所、吴秀岩表示：《委托协议书》中约定的涉案财产律师服务费、刑事案件结案后律师服务费所对应的服务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九融律所应将该两项服务对应的100万元费用予以退还。根据查明的事实，丁翀系向吴秀岩个人账户共计汇款200万元，九融律所、吴秀岩虽然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银行对账单、现金日记帐、发票以证明吴秀岩系代九融律所收取律师费并已经交给九融律所，但本院注意到九融律所系于丁翀汇款后5个月左右，且在丁镇宽所涉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才出具发票，该行为导致丁镇宽认为系律师个人索要钱款，并将此作为本案诉讼的一项事实和理由，九融律所、吴秀岩在收取律师费用问题上存在一定过错，且一审法院处理本案的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九融律所、吴秀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吴秀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张 慧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