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17民初3394号原告：陈古才，男，198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向红军，男，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倩，陕西众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范艳萍，女，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高陵区，居民。原告陈古才诉被告向红军、第三人范艳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古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被告向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倩，第三人范艳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古才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向红军与第三人范艳萍就位于高陵区XX路XX城（泾渭上城）16幢21102室的房屋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向红军和第三人范艳萍向原告陈古才支付行使撤销权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共计20000元（以最终费用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范艳萍原系夫妻关系，2011年12月19日在高陵区民政局登记结婚，结婚前由原告出资购买高陵区XX城XX号楼XX单元XX室房屋，购买价为199611元，房产仅登记在女方范艳萍一人名下。2014年12月29日两人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登记于女方范艳萍名下的涉案房屋归男方陈古才所有。离婚后经原告多次联系范艳萍，要求其协助还清按揭并办理过户手续，但其不予配合。直至2020年8月3日，原告起诉要求范艳萍过户时，范艳萍才告诉原告，涉案房屋已经于2019年1月份，以215000元的价格卖给向红军。经查涉案房屋当时的市场价超过400000元，范艳萍以不合理低价转让，原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要求撤销该买卖合同，故诉至贵院，望能判如所请。被告向红军辩称：原告陈古才起诉对象错误，被告向红军主体不适格，陈古才与向红军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向红军属于第三人善意取得，已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告陈古才在起诉状中称“与范艳萍于2014年12月29日双方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约定该涉案房屋归男方所有，要求其协助还清按揭并办理过户手续”的约定与向红军无关，该份《离婚协议书》系内部约定。被告向红军认为原告陈古才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范艳萍辩称：原被告所述均属实。涉案房屋是我和陈古才结婚前买的，登记在我一人名下，但离婚时约定房屋归陈古才所有，房屋借款由陈古才还，但陈古才未还，房屋我现在已经卖了，我愿意赔偿涉案房屋的价格，现在原告要求撤销合同，无法撤销。当事人围绕其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陈古才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2010年11月21日，陈古才以199611元的价格购买本案房屋，并登记在范艳萍名下，面积46.37平方米。证据2、离婚协议书，拟证明陈古才与范艳萍两人于2014年12月29日办理离婚手续，约定登记于范艳萍名下的位于高陵区XX小区XX号楼XX单元XX室归男方陈古才所有，女方应当配合男方办理过户手续。证据3、离婚证，拟证明陈古才与范艳萍两人于2014年12月29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证据4、高陵区房屋登记记录情况查询申请，拟证明涉案房屋原登记在范艳萍名下，房屋面积46.45平方米。证据5、《房屋买卖合同》、证据6《西安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证据7《西安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协议》，拟证明2019年1月5日范艳萍与向红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2150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卖给向红军。证据8、XX小区XX房贝壳网站价格截图，拟证明涉案小区现在的二手房平均价已经达到8765元/平方米，现房屋总价已超过40万元，向红军与范艳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15000元明显低于合理价格，该合同应当予以撤销。证据9、西安市不动产登记簿，拟证明2019年1月14日，房屋被过户至向红军名下，结合房屋原始价格和交易时的市场价，可以证明范艳萍属于以不合理低价转移财产，原告可以要求撤销该合同。证据10、律师费收据，拟证明涉案房屋支付律师费18000元。证据11、高陵法院撤诉裁定，拟证明在起诉范艳萍上一个案件中，才知道范艳萍已经将房屋卖与他人，形成本诉。针对原告陈古才提交的证据，被告向红军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该合同不齐全，并且与被告手中的不一致，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合同不能体现出以199611元多购买涉案房屋，合同买受人系范艳萍，不能体现原告的出资。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离婚协议书显示双方于2011年12月29日登记结婚，但购买该房屋的时间是2010年11月21日，证明案涉房屋是范艳萍婚前财产，与陈古才无关。对证据3-7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范艳萍与向红军是2018年签订的合同，当时市场价未达到8000多元每平米，当时签订的合同符合当时的市场价。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以低价转移财产，该房屋已经登记在向红军名下。对证据10、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与被告无关，即使对方想证明该真实性，应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对证据1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裁定书系陈古才与范艳萍离婚后的财产纠纷，与被告无关。对原告陈古才提交的证据，第三人范艳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认可，房屋当时是18万多买的，19万多不知道从哪来的。对证据2-7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8不认可，我卖房时通过中介，价格是中介给的，我也咨询和打听过了，即使现在也不值这个价。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低价转让我不认可，我卖房是通过正规渠道转卖的。对证据10形式要件认可，有正式发票的话我就认可。对证据11认可。被告向红军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税收缴款书，拟证明第三人范艳萍在与被告向红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提交的证明就是涉案房屋归其个人所有以及合同、个人缴税发票，本组证据系范艳萍个人与开发商高陵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缴税发票上也系其个人，根据不动产公示登记的外观来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系范艳萍，有权处分涉案房屋。证据2《西安市房屋买卖合同》、《收条》、微信朋友圈截图，拟证明在中介公司及西安市高陵区XX房XX店审查完范艳萍对涉案房屋的权属情况后，于2019年1月5日范艳萍、春晓房地产中介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面积46.37平方米，成交价格215000元。签订合同当天，向红军支付范艳萍订金10000元，范艳萍出具《收条》一份。向红军对涉案房屋支付了合理对价，有偿受让。在2018年、2019年同小区、同地段房屋价格的市场均价，双方交易符合当时的市场价，不存在原告所述以明显低价转让财产。另，向红军当时以全款优势购买房屋，优惠幅度在二至三万元左右，也符合市场交易习惯。证据3《西安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协议》、《西安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证明》、向红军银行交易流水，拟证明2019年1月14日，范艳萍、向红军、高陵区房产管理所三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高陵区房产管理所给双方出具《资金监管证明》，当天向红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刷卡向资金监管账户转账购房款215000元，向红军严格按照二手房交易程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正规、合法渠道购买房屋，不存在认何过错行为。证据4《西安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不动产产权证书，拟证明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向红军名下。证据5证人证言，拟证明范艳萍、向红军双方在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向红军都处于“善意”状态，双方当时的成交价格符合市场交易价格，并非原告所述的明显不合理低价。对被告向红军提交的证据，原告陈古才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购房合同无原件，且与我方在房管局调取的购房合同相互矛盾，对缴税证明也不认可，因为缴费证明与购房合同、价格相互矛盾。对证据2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合同的页码是混乱的，与实际内容不相匹配，内容是中介合同。对于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截图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从被告提供的微信原件无法核实发布上述信息的主体身份，无法验证其发布的内容能够代表实际市场信息。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在答辩时称在2019年元月14日缴税时已知道范艳萍是离婚，恰能证明被告明知房屋是范艳萍与原告共同偿还按揭的情况，系恶意购买。对证据5，当时买卖双方的客户是分开带的，应有两方同时说明情况，涉案交易影响到原告，所陈述的内容不完全，证人也是被告一方申请出庭的，陈述内容与被告有利。对被告向红军提交的证据，第三人范艳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我买房时就是这个价，签的就是这个合同。对证据2-4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5，证人所述都是事实。被告向红军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本院依法调取了房屋交易申报单、税收完税证明、第五卫文与范艳萍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证、税收缴款书、2015年涉案房屋的产权证（范艳萍单独所有）。原告陈古才、第三人范艳萍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向红军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且能证明房屋进行交易时向红军对陈古才不知情，到场签字的是范艳萍第二任前夫，范艳萍与陈古才的离婚协议书，没有在房管局备案，对被告来讲，没有能力查到范艳萍离过几次婚等相关情况，因此向红军的受让过程是善意的。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异议的证据，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0年12月22日原告陈古才与第三人范艳萍婚前共同出资购买位于西安市高陵区XX路XX城（泾渭上城）16幢2单元1102室房屋（建筑面积46.52平方米），房屋总价款186982元，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买受人仅有范艳萍一人签字，范艳萍认可陈古才出资了部分首付款。2011年12月19日，陈古才与范艳萍在高陵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4年12月29日二人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上述房屋归陈古才所有，陈古才承担房屋的按揭还款义务，范艳萍应当自离婚6个月内配合男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同日二人办理了离婚登记。2015年7月14日，范艳萍与第五卫文于旬邑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8年8月23日二人办理离婚登记。2015年8月3日，范艳萍办理涉案房屋不动产产权证，该房屋登记的权属状态为范艳萍单独所有。陈古才自认至2016年3月后没再承担涉案房屋的银行按揭还款义务。2019年1月14日，第三人范艳萍与被告向红军签订《西安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以215000元成交价出卖给向红军，由西安市高陵区春晓房产中介服务部提供中介服务，范艳萍与向红军就涉案房屋办理了过户登记。范艳萍自认出卖房屋时，并未通知陈古才。陈古才认为范艳萍与向红军恶意串通，损害自身利益，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请求撤销范艳萍与向红军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本院认为，原告陈古才与第三人范艳萍离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原告陈古才所有，第三人范艳萍应协助原告陈古才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但双方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告陈古才基于上述契约对第三人范艳萍享受行为之债的请求权，并非金钱之债的请求权。《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之规定，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基于金钱之债的请求权而产生，不应将债权人撤销权的范围扩大至行为之债，就本案原告陈古才不应享有债权人撤销权。本案中，第三人范艳萍与被告向红军进行房产交易前，涉案房产登记的权属状态为范艳萍单独所有，基于对不动产公示信息的信赖，被告向红军可以善意相信该交易房屋属范艳萍个人所有。涉案房屋交易价款为215000元，原告陈古才并未举证证明范艳萍与向红军进行房屋交易时的市场价格为多少，结合交易时间、房屋地段、专业房屋交易平台公示价、成交价格等因素，本院认为成交价款215000元符合交易时的市场价格，范艳萍不存在以明显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原告陈古才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买受人向红军与出卖人范艳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古才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530元，减半收取2265元，由原告陈古才负担（原告陈古才已预交4530元，本院退付其22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武祎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龚小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