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72民初490号 原告（案外人）：唐清生，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松，广东海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吴昌球，男，197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强，平南县鼎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被执行人）：邓以灿，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蝶山区。 第三人：吴静，女，1979年8月8日出生，瑶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现住平南县。 原告唐清生与被告吴昌球、邓以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受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依职权追加吴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清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松、被告吴昌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强、第三人吴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以灿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清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为“桂平南货9509”号货船的实际所有权人；2、依法判定停止对“桂平南货9509”号货船的执行措施，解除查封、扣押强制措施；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在以北海海事法院（2020）桂7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不得对“桂平南货9509”号船强制执行。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14日，被告邓以灿与原告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将“桂平南货9509”号货船转让给原告，总转让款3298000元。同日，原告与邓以灿办理了船舶交接手续并实际占有了该船，一直使用到2020年6月16日（即该船被法院强制扣留查封之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按期支付了船舶转让款1887812元。为了能够让邓以灿尽快偿还银行的抵押贷款并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原告于2019年6月3日向邓以灿出借款项13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如果该船能够顺利过户，那这13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就可以自动等额转化为购船款。但是邓以灿没有依照约定将上述款项用于清偿银行的抵押，而是挪作他用，导致该船舶迟迟不能过户。2020年1月1日，邓以灿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认收到了原告支付的购船款1887812元，并确认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导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船舶解押和过户手续。2020年6月16日，该船在以北海海事法院（2020）桂7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被扣押，原告依法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2020年7月23日，法院作出了（2020）桂72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认为，该裁定书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在“桂平南货9509”号货船被扣押之前，原告已经于2018年11月14日与邓以灿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书》，并早在2018年11月14日就实际占有和使用该货船；二、因原告对邓以灿享有130万元债权（借款本金130万元，并从2019年6月3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截至2020年1月1日本息合计：1483733.33元），加上已支付的购船款1887812元，总额已经完全超过了合同约定的购船款3298000元。因此，原告已经将全部购船款支付完毕；三、由于邓以灿的过错导致“桂平南货9509”号货船迟迟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原告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四、被告吴昌球对邓以灿享有的债权仅仅是一般债权，并非抵押权等物权请求权，也不是任何具有优先性的请求权；五、执行标的物不属于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六、吴昌球和邓以灿涉嫌虚假诉讼，恶意串通，蓄意捏造不实的债权债务，以期攫取不当利益。原告唐清生已经向法院同时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拟撤销该执行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吴昌球辩称，一、原告对执行标的物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1、原告与邓以灿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船舶价款共3298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在签订时，原告已付150万元给邓以灿，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原告只在合同签订后实际支付船款共24万元，其余所交款项均系生意往来帐，并没有支付其所称的购船款1887812元。另根据该合同约定，除支付150万元外，余下的1798000元是由原告直接返还给桂银村镇银行解押，而现在涉案船舶还抵押在桂银村镇银行，原告诉称其支付的款项已超过购船总价款，完全无事实根据；2、因原告与邓以灿没有按照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且在约定的时间清偿银行贷款和办理过户手续，各方均放弃了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应视为双方已经同意解除合同。可见，双方于2020年1月31日签订承诺书之日便解除了《船舶买卖合同书》，因此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必要，涉案船舶的权属仍然是邓以灿所有；3、邓以灿欠被告吴昌球购船款项的事实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吴昌球申请执行查封涉案船舶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还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院查封涉案船舶完全正确。二、原告于2019年6月3日借给邓以灿130万元，诉称该借款已经转为购船款完全不成立，该款项纯属民间个人借贷关系，主要理由是：1、原告与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书》中没有约定邓以灿所借款项可以抵做购船款；2、藤县法院作出的（2020）桂0422民初649号判决书确认原告与邓以灿之间的该笔130万元为民间借贷关系，同时还认定借款本金只有109万元，并无其所称的130万元。同时，根据该判决认定的事实，邓以灿已经还了80万元给原告，邓以灿与原告之间有50万元是借款，实际上借款合计273312元，并没有130万元的事实。三、原告与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无效。1、因邓以灿未到庭，不知道该船舶转让是否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吴昌球对此无法确认；2、邓以灿尚欠吴昌球购船款1030900元，其在未履行完支付购船款义务的情况下将船舶转让给原告损害了吴昌球的权益。邓以灿利用该船舶贷款并办理了抵押手续，其转让抵押物的行为纯属欺诈，应认定该转让合同无效；3、邓以灿将办理了抵押的涉案船舶转让给他人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违反了《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故应认定为无效合同；4、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清偿船舶在银行的抵押债务，也没有按照约定付清款项给邓以灿，也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故实际上该船只是由原告暂时保管，其并没有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综上所述，原告就执行标的物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第三人吴静陈述称，案涉船舶系由被告吴昌球转让给邓以灿的，其没有参与该船的交易，案涉纠纷与其无关。该船登记在其和邓以灿名下，是因为该船挂靠在平南思界水运公司经营，需要一个贵港户籍的人来代入户，所以就找到其来代办理入户，并且将该船50%份额登记在其名下，实际上其不是“桂平南货9509”号船真实的所有权人。 被告邓以灿未作答辩，亦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 原告唐清生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主张： 证据1．原、被告身份证，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2．《船舶买卖合同书》，证明邓以灿与原告唐清生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将“桂平南货9509”号船转让给原告，总转让款3298000元。同日，邓以灿与唐清生办理了船舶交接手续，唐清生实际占有了该船并按照约定按期支付了船舶转让款1887812元； 证据3．银行流水明细，证明合同签订后唐清生依照约定按期支付了船舶转让款1887812元，并且于2019年6月3日以解除“桂平南货9509”号船舶的抵押为理由向邓以灿提供130万元借款； 证据4．《承诺书》，证明邓以灿于2020年1月1日向唐清生出具《承诺书》1份，承认收到了唐清生支付的购船款1887812元，并确认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船舶的解除抵押和过户手续，并再次保证于2020年1月31日前偿还完毕该船的全部银行抵押贷款并办理解押和过户手续； 证据5．借条、银行流水、藤县人民法院（2020）桂0422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证明为了能够让邓以灿尽快偿还银行的抵押贷款，唐清生于2019年6月3日向邓以灿出借款项13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如果能够顺利过户，那这13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就可以自动等额转化为购船款； 证据6．北海海事法院（2020）桂72执异19号受理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快递单，证明原告已经向法院申请了执行异议，本案的起诉经过了前置程序，且在诉讼时效范围内提起本案诉讼； 证据7．协议书（甲方邓以灿、乙方吴静），证明第三人吴静对案涉船舶不享有所有权，故邓以灿可以对案涉船舶进行处分。 庭后原告向法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8．收款收据2份，证明原告向平南县思界水上运输公司缴纳挂靠管理费的事实； 证据9．内河船舶航行日志； 证据10．油类记录簿； 证据11．垃圾记录簿； 证据12．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 证据13．加油站发油凭证； 证据14．水路货物运单； 证据15．调拨单； 证据9-15证明原告为案涉船舶加油、购买保险，并经营货物运输，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原告。 被告吴昌球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同只能证明涉案船舶由原告临时保管，原告并未实际占有船舶；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仅付购船款24万元，并未支付其所称的1887812元；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邓以灿确认收到1887912元无事实依据；对证据5中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借给邓以灿的130万元无流水记录，无借款事实；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在原告没有完全付清购船款的情况下，又于2019年6月3日借款130万元给邓以灿，系原告用借款方式掩盖不法目的，该行为荒谬，纯属恶意串通，藤县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证实原告借款与支付购船款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由法院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是第三人与邓以灿之间的协议，与被告吴昌球无关；对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8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由法院确认，但只能证实原告临时使用案涉船舶，并不能证实该船属于其所有；证据9-15的真实性，由法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与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上述证据只能证实其在保管案涉船舶时的营运情况，与其提出的诉请没有任何关联性。 第三人吴静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因为其对案涉船舶不享有实际所有权，原告与邓以灿之间的交易其没有参与，对此也不清楚；对证据7予以确认，其手上也有该协议书的原件；对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8-15无异议。 被告吴昌球、第三人吴静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依职权从本院（2020）桂72执112号案件中调取以下证据： 证据1．《扣押船舶笔录》； 证据2．《看船笔录》。 原告唐清生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被告吴昌球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实原告只是临时保管案涉船舶，其不是实际经营人和管理人，案涉船舶现由吴昌球看管。 第三人吴静质证认为，对扣押情况不清楚，由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举证以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邓以灿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已放弃依法享有的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证据5中的银行流水明细和判决书、证据6-7，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认为由法院依法认定，上述证据有原件核对，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借条，有原件核对，且与银行交易流水、藤县人民法院（2020）桂0422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书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借条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15，有原件核对，且较为完整的反映了原告对案涉船舶占有使用、经营管理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有分歧的证明事项，本院将综合全案予以分析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吴昌球与邓以灿、第三人吴静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桂72民初83号民事判决，判决邓以灿偿付吴昌球购船款1030900元及利息。因邓以灿未履行判决义务，吴昌球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20）桂72执112号执行裁定及扣押船舶命令，对登记在邓以灿及吴静名下的“桂平南货9509”号船在平南县码头进行了扣押，并制作了《扣押笔录》和《看船笔录》，在场人为唐清生和吴昌球，均在笔录上签名。2020年7月22日，唐清生以案涉船舶归其所有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桂72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唐清生的异议请求。唐清生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根据唐清生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记载，唐清生于2018年11月3日向邓以灿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11月6日转账5万元，11月7日转账10万元，11月14日分两笔转账110万元和20万元，以上合计150万元。上述款项部分交易备注“购买（预付）桂平南货9509船”。2018年11月14日，邓以灿（甲方）与唐清生（乙方）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1、邓以灿将其所有的“桂平南货9509”号船转让给唐清生，转让总价款为3298000元；2、付款方式：唐清生已经首付150万元，该船尚欠的藤县桂银村镇银行贷款1798000元由唐清生代为还清；3、双方同意在合同签订日即11月14日办理船舶交接手续；4、唐清生将购船款支付完毕后，邓以灿应及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签订合同当天，双方办理了船舶交接。之后，涉案船舶一直由原告唐清生占有、经营管理和收益。2019年1月18日，唐清生向邓以灿银行账户转账4万元，备注“代还9509船贷款”；2月19日转账33312元，3月19日转账36656元，备注“还桂平南货9509贷款”；4月19日转账36656元，备注“还平南货9509船款”；4月23日转账11730元，备注“2019年1-6月公司管理费”；5月19日转账27356元，备注“还款”，以上转款合计185710元。综上，原告向邓以灿支付的购船款总额（有银行交易流水记载）为1685710元（150万元+18571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其实际支付的购船款为1887812元，没有转账记录的部分系通过微信或者现金方式支付。 2019年5月31日，唐清生向邓以灿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6月3日，唐清生向邓以灿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70万元、5万元，以上合计130万元，其中50万元的转款备注“桂平南货9509解压”。2019年6月3日，邓以灿出具《借条》交唐清生收执，载明其借到唐清生130万元，借款利率为每月2%。借款后，邓以灿支付了2019年6月、7月份的利息，并归还了20.8万元本金，剩余借款本息未付。 2020年1月1日，邓以灿向唐清生出具《承诺书》，确认已经收到唐清生支付的购船款合计1887812元，并承认系其自身原因导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办理船舶解除抵押和过户手续。 2020年3月13日，原告向藤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邓以灿偿还借款本金1092000元及利息。藤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桂0422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邓以灿向原告偿还本金1092000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再查明，“桂平南货9509”号船为钢质散货船，总长67.32米，型宽13.70米，型深4.30米，总吨1338吨，净吨749吨；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为被告邓以灿与第三人吴静，各占该船股份50%，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16年8月20日。该船现挂靠在平南县思界水上运输公司名下经营，实际经营人为原告唐清生。邓以灿与吴静于2016年11月4日曾签订《协议书》，约定案涉船舶系邓以灿出资购买，第三人吴静未出资，为方便该船在平南县思界水上运输公司经营，借用吴静名义登记50%股份，该船实际只属被告邓以灿所有，该船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被告邓以灿负责，与第三人吴静无关。庭审中，第三人吴静对该协议内容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结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唐清生与被告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是否有效？2．原告唐清生对登记在被告邓以灿及第三人吴静名下的“桂平南货9509”号船是否取得了所有权？3．原告唐清生就涉案扣押标的物“桂平南货9509”号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一、关于原告唐清生与被告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唐清生与被告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有效。理由如下： 1、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系原告唐清生与被告邓以灿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合同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故该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 2、该《船舶买卖合同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被告吴昌球抗辩称邓以灿转让该船未经抵押权人藤县桂银村镇银行同意，故该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虽然规定了未获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物，但并未规定违反该规定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唐清生与邓以灿就涉案船舶的所有权转移达成合意并签订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行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效力应单独评价，本案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有效与否的一般规定；其次，该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尚欠的抵押贷款由唐清生负责偿还，以上约定已保证了抵押权人的利益，且实际上唐清生亦代为偿还了部分贷款本息，故该转让行为实际上未损害藤县桂银村镇银行对该船享有的抵押权；最后，涉案船舶登记的抵押权人仍为藤县桂银村镇银行，只要抵押权人和抵押物不变，抵押权的实现不会受到影响。 3、涉案船舶的价款支付完毕与否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首先，合同中关于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与合同效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次，根据合同的约定，案涉船舶的付款方式为：“首付150万元，尚欠的银行贷款1798000元由唐清生代为还清”，现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实其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首付款并代还了部分银行贷款，足以证实该船舶买卖行为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原告唐清生与被告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原告唐清生对“桂平南货9509”号船是否取得所有权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唐清生取得了“桂平南货9509”号船所有权。理由如下： 1、原告唐清生通过签订合法有效的船舶买卖合同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涉案船舶，已支付了部分价款。根据本院（2020）桂7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涉案船舶系由被告吴昌球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邓以灿；现邓以灿以3298000元的价格将该船转让给原告，可以认定原告唐清生是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涉案船舶。合同签订后，原告虽然未实际支付完所有价款，但其已按照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了150万元首付款及代还部分贷款的义务，而且生效判决书证实原告对邓以灿享有借款1092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到期债权。 2、涉案船舶已交付给原告唐清生，由唐清生占有、经营、管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船舶的物权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本案中，原告唐清生与邓以灿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当日双方即完成了交付，船舶所有权自船舶交付时起转移给唐清生。唐清生将该船继续挂靠在平南县思界水上运输公司，并在经营期间向该公司缴纳相关费用；原告提供的“桂平南货9509”号船内河船舶航行日志、油类记录簿、垃圾记录簿、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加油站发油凭证、水路货物运单等证据以及本院在执行案件中从唐清生处扣押涉案船舶时所制作的扣押笔录，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涉案船舶已交付给唐清生并由其一直占有、经营、管理，足以证实涉案船舶的交付行为已经完成。 3、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我国船舶采取登记公示制度，而不是登记生效制度，涉案船舶虽未登记在原告唐清生名下，但并不能否认原告唐清生享有该船的所有权。当所有权登记证书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应当以真实物权人为准，而不能仅以登记物权人确定物权归属。 综上，原告唐清生通过合法的船舶买卖关系受让“桂平南货9509”号船，并支付了合同约定的部分价款，买卖船舶已经完成交付，原告唐清生实际取得船舶占有并从事实际经营活动，其依法取得船舶的所有权。但该船舶的所有权变更未经登记，依法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不能对抗其他依法登记的合法物权人，包括不能对抗“桂平南货9509”号船的抵押权人藤县桂银村镇银行。 三、关于原告唐清生就涉案扣押标的物“桂平南货9509”号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唐清生就涉案扣押标的物“桂平南货9509”号船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理由如下： 1、涉案船舶买卖合同有效，原告唐清生通过买卖合同方式和实际受让船舶的事实取得了涉案船舶所有权。 2、被告吴昌球对邓以灿享有的权利性质不是物权，而是船舶买卖之债的一般债权，被告吴昌球的债权不具有《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物权对抗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应是对特殊动产具有正当物权利益的人，一般债权人应排除在外。本案中，被告吴昌球所申请执行的是其与邓以灿之间的一般债权，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一般原理，受让人唐清生作为物权人应优先于转让人邓以灿的债权人吴昌球，故被告吴昌球的债权不具有善意第三人物权对抗效力。 3、被告吴昌球所申请执行的是其与邓以灿之间的一般债权，其对涉案船舶没有物权性质的权利，不具有对抗本案原告唐清生通过合法受让取得“桂平南货9509”号船所有权的效力，原告唐清生对涉案船舶的所有权虽未经登记，仍可对抗涉案船舶转让人的债权人，即可对抗被告吴昌球。 综上，原告唐清生系“桂平南货9509”号船的所有权人，该权利属于足以阻止执行标的“桂平南货9509”号船处置的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唐清生请求确认“桂平南货9509”号船归其所有并依法停止对该船的强制执行，理由充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吴昌球的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唐清生与被告邓以灿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有效； 二、原告唐清生取得“桂平南货9509”号船所有权，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在以北海海事法院（2020）桂7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的执行案件中，不得对“桂平南货9509”号船强制执行。 案件受理费33184元（原告唐清生已预交），由被告吴昌球、邓以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梁向明 人民陪审员  罗映云 人民陪审员  陆祥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 助理  何 鹏 书 记 员  刘钰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