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牛孟君，男，198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罡，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琪，男，1981年11月2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北京市嘉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北京市嘉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伟，女，198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牛孟君与被上诉人吴琪、原审第三人沈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0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牛孟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罡，被上诉人吴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吴俊及原审第三人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孟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牛孟君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吴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关于“根据目前的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仅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李华个人名义签订，且牛铁柱与牛孟君为非农业户口，并不能当然地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的相关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与客观事实相悖。“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这一认定无事实及法律根据，因此，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一审过程中，牛孟君向法庭提交了包括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产权变更申请、协议书、审核协议书等在内的大量书证，足以全面、完整还原涉案房屋系由牛孟君之母李华在其所有的房屋拆迁后全款出资购买并登记在牛孟君一人名下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及吴琪均认可上述书证的真实性。牛孟君提交的《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系涉案拆迁安置的具体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被拆迁人选择安置房的面积仅与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关。2010年7月，拆迁人根据拆迁实施方案的规定与李华个人签订了一系列拆迁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李华作为唯一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的权利，没有一份协议/合同中出现过关于其他家庭成员享有拆迁利益的约定或表述。2014年10月涉案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李华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欲将房屋产权登记在牛孟君名下，先是向拆迁人提交了正式书面申请，获得初步同意后，又根据要求先是在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签订了自愿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的协议书，之后司法所又在上述协议书的基础上出具了审核协议书，再次确认涉案房屋的出资购买人李华自愿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拆迁人才同意将涉案房屋产权直接登记在牛孟君名下，并以李华作为买受人、牛孟君作为产权人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上述过程足以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的出资人及购买人系牛孟君之母李华，与李华的其他家庭成员无关。然而，一审判决罔顾上述大量书证所呈现出的客观事实，仅凭臆断作出所谓“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的事实认定，着实让牛孟君无法理解和认同。牛孟君认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是司法审判的原则和底线，公平公正亦应在判决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合同相对性作为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应当受到保护。李华作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中唯一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障。一审判决在认可李华所签订一系列拆迁补偿协议及安置房买卖合同真实性的情况下，仅以毫无根据的所谓“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将在案的一系列拆迁安置协议/合同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约定予以否定，进而对牛孟君强行“赋予”拆迁利益的认定，明显违背事实且无任何法律依据。本案中，在拥有如此大量充分书证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一审判决不应脱离直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情况，反而采用所谓的“实践情况”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明显与在案的一系列书证所呈现出的事实相悖。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具备家庭成员的身份就应当享有拆迁利益，这个所谓的“实践情况”能够被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若仅凭这个不知出处的“实践情况”推翻18个自然村公布下发的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及拆迁人与成千上万个被拆迁人签订的成千上万份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那么该12平方公里拆迁方案中所包含的18个自然村的每一个被拆迁人的家庭成员都能依据这个所谓的“实践情况”向法院起诉要求拆迁协议中确定的被拆迁人返还作为家庭成员所应当享有的拆迁利益。涉案房屋作为回迁房是源于李华所有的房屋被拆迁，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涉案房屋属于牛孟君应得的拆迁利益，则说明牛孟君在李华所有的被拆迁房屋上享有份额，这明显与事实和法律相悖。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子女作为家庭成员就当然的在父母所有的财产中享有份额的相关规定。本案中，牛孟君之母李华在2014年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过程中没有办理一系列自愿将房屋产权登记于牛孟君名下的相关手续，则涉案房屋自然是登记在购房人李华名下，一审判决无权以李华将自己购买的回迁房的产权登记在儿子牛孟君名下就作出该回迁房原本就是牛孟君应得的拆迁利益的认定，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拆迁利益的基础上，并未进一步确认相应拆迁利益在涉案房屋中所对应的份额，而是草率的将整个涉案房屋认定为牛孟君与沈伟的共同财产，严重侵害了牛孟君的合法权益。涉案拆迁过程中，牛孟君之母李华根据拆迁安置方案的规定共计购买了4套回迁房，后在2014年办理产权登记过程中自愿将上述4套房屋中的3套登记在了牛孟君名下，剩余一套登记在了牛孟君妹妹牛孟丽的名下。如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逻辑，即只要是家庭成员就应当享有拆迁利益，则根据4套回迁房产权登记的现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牛孟君之母李华的房屋被拆迁后购买的4套回迁房却原本就应该属于儿子牛孟君和女儿牛孟丽的拆迁利益，即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以及此次拆迁的唯一被拆迁人却没有拆迁利益。这明显有悖常理和相关法律规定。牛孟君认为，即使一审判决无视在案证据所证事实强行认定牛孟君仅因为具备家庭成员的身份就当然享有母亲房屋拆迁后的拆迁利益，那么也应当进一步确认牛孟君所应享有拆迁利益的具体份额，不能草率的在判决中仅说明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就将整个涉案房屋认定为牛孟君和沈伟的共同财产，而是需对“相应的拆迁利益”中的“相应”所代表的具体拆迁利益作出认定，确认“相应的拆迁利益”到底应该对应涉案房屋的多少份额。因为只有“相应”部分的拆迁利益才可能属于牛孟君和沈伟的共同财产，该“相应”部分的一半才可能属于沈伟的财产进而被执行。目前一审法院已对李华购买后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的三套回迁房中的两套采取了查封措施，而李华及配偶、牛孟君均分别生活在这些回迁房中，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将“相应的拆迁利益”这一模糊概念无限扩大，将凡是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的回迁房全部草率归入“相应的拆迁利益”范畴，则势必导致执行机关肆无忌惮的随意对牛孟君名下的三套回迁房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作为与沈伟债务完全无关的牛孟君以及牛孟君父母反而要面临自己的栖身之地被无端拍卖后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这不但严重侵害牛孟君的合法权益，更严重侵害了牛孟君母亲李华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关于“牛孟君提交的《赠与合同》等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系牛孟君受赠所得个人财产”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首先，从涉案房屋的购买及产权登记过程可以得出涉案房屋系李华赠与牛孟君的事实。通过牛孟君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清晰的看出，涉案房屋系李华使用其所得拆迁款全款购买，房屋的买受人为李华。2014年10月，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过程中，李华作为涉案房屋的买受人，向拆迁人提出将房屋产权登记在上诉人牛孟君一人名下的申请，同时在律所及司法所见证下出具协议书，表明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系出自李华自愿。据此，拆迁人才配合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了牛孟君名下。其次，涉案房屋的购买及产权登记过程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足以认定涉案房屋系李华赠与牛孟君的个人财产，实际也无需《赠与合同》加以证明。综上，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过程及赠与合同均可证明赠与事实。涉案房屋系李华用自己老宅拆迁所得并赠与牛孟君的个人财产，李华的最终目的是将自己拆迁购买的这3套回迁房在自己百年后留给牛孟君儿子即李华孙子的。因此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平公正裁判，保障牛孟君及母亲李华的合法权益。吴琪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牛孟君的上诉请求。一、诉争房产登记在牛孟君名下，该房产获得于牛孟君与沈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非牛孟君个人财产。二、牛孟君、沈伟均是诉争房产拆迁户籍家庭成员，李华以个人名义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的相应拆迁利益。三、由于牛孟君一方一再利用执行异议程序拖延执行，《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也明确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及有关拆迁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本方案，并不仅仅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四、一系列拆迁安置档案显示，牛孟君是基于拆迁安置获得诉争房产，而非基于李华的个人赠与。五、从类案检索提供的参照和参考意见来看，李华代表户籍家庭成员对外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意味着其是拆迁权益的唯一权益人，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吴琪的其他答辩意见与一审辩称一致。沈伟述称，同意牛孟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牛孟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号房产停止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产所采取的查封措施；2.判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号房产归牛孟君单独所有；3.诉讼费由吴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琪与沈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伟偿还吴琪借款本金3387930.5元、利息3116.37元并支付利息。沈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沈伟偿还吴琪借款本金3385360元并支付利息。该判决生效后，沈伟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吴琪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将牛孟君名下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的房屋即涉案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时，涉案房屋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牛孟君对上述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京0115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牛孟君的异议请求。经查，牛铁柱与李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牛孟君，一女牛孟丽。牛孟君与沈伟于2009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1月8日离婚。2010年7月18日，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总公司，拆迁人，甲方）与李华（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位于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以下简称被拆迁房产），宅基地面积357平方米，房屋合法建筑面积357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1655029元。次日，双方就涉案房屋在内的四套定向安置用房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双方又于同月23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甲方应另向乙方支付拆迁周转费214200元，加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总金额1869229元；乙方选购期房四套，购房总价款935280元；乙方交纳购房款后，乙方剩余款项为933949元。2014年10月25日，投资总公司（出卖人）与李华（买受人）、牛孟君（产权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为：根据出卖人与买受人于2010年7月19日签订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买受人意见，将涉案房屋登记在产权人名下，归产权人所有。次日，投资总公司（出卖人）与牛孟君（产权人）就涉案房屋签订《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就安置房面积、产权登记等事项达成协议。2017年6月9日，牛孟君就涉案房屋取得房屋产权证。庭审中，对相关主张，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具体如下：牛孟君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证明目的：方案第8页第二条列明“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10页第十三条所列货币补偿的计算公式仅与宅基地和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关，第十四条列明“房屋安置，先按货币补偿的方式计算出补偿价款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然后被拆迁人按相关规定选定安置房，并签订购房协议”，第十五条所列选择定向安置房的原则中明确规定选择安置房的面积仅与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关。证明被拆迁房产的拆迁补偿及安置仅针对所有权人，与家庭成员无关。第二组证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瑞合一村-0125-1)。证明目的：根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牛孟君之母李华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被确定为唯一的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与投资总公司于2010年7月18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接受拆迁补偿并自愿实行房屋定向安置。证明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房屋的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均为李华一人，其他家庭成员不享有拆迁利益。第三组证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编号：瑞合一村-0356-5）、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编号：瑞合一村-0112-2）、《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12平方公里项目定向安置房结算清单》。证明目的：根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牛孟君之母李华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唯一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于2010年7月19日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约定李华自愿购买涉案房屋，对应购房款使用李华所获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2010年7月23日，牛孟君之母李华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李华选购涉案房屋在内的期房4套，对应购房款使用李华所获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2012年10月29日，牛孟君之母李华作为涉案房屋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李华补缴所购涉案房屋差价2602.6元，出卖人以李华作为涉案房屋业主出具了结算清单。证明涉案房屋的买受人系牛孟君之母李华，购房款系由李华使用其在拆迁过程中所获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李华为涉案房屋的业主。第四组证据：《房屋产权变更申请》《证明》《协议书》《审核协议书》《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目的：牛孟君之母李华作为涉案房屋的购房人于2014年10月24日向出卖人投资总公司提出将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牛孟君。为办理上述申请事项，李华按照出卖人要求与配偶牛铁柱及牛孟君在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见证下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华自愿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至牛孟君名下，后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瀛海司法所在此基础上出具了《审核协议书》，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变更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14年10月25日，涉案房屋出卖人与李华、牛孟君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根据买受人李华的意见，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牛孟君名下，归牛孟君所有，购房款已由买受人李华用其所获拆迁补偿款支付。2017年6月9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向牛孟君下发了京（2017）开不动产权第00169**房屋所有权证，其上登记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为牛孟君，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证明涉案房屋系由牛孟君母亲李华出资购买后登记于牛孟君一人名下。第五组证据：证明信（两份）。证明目的：证明本案牛孟君和沈伟均为非农业户口。第六组证据：《赠与合同》《声明》《证人证言》（三份）。证明目的：牛孟君之母李华在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的过程中与牛孟君签订赠与合同，同意将其所购买涉案房屋赠与牛孟君个人所有，与沈伟无关。李华配偶牛铁柱亦对此表示同意。李华同村村民段志敬和朋友刘敬华对李华将涉案房屋赠与牛孟君个人所有一事均知情，且均可证明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仅针对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第七组证据：涉案房屋物业费、供暖费、维修费收据及发票。证明目的：证明涉案房屋在居住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一直由牛孟君之母李华支付。第八组证据：《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目的：牛孟君与沈伟于2009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后于2019年11月8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在财产分割部分确认涉案房屋为男方单独所有，并在债权债务处理部分约定沈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为其个人债务，与牛孟君无关。证明沈伟在离婚过程中未分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屋仍为原告单独所有，属于牛孟君的个人财产，且牛孟君不对沈伟的个人债务承担还款义务。第九组证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404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申37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证明执行机关对本案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执行依据中所确定的债务为沈伟的个人债务，与牛孟君无关。第十组证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目的：证明牛孟君已履行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执行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所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据此作出的裁定书应当予以撤销。上述证据中的《赠与合同》主要内容为：2010年7月18日，李华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的宅院（以下简称宅院）拆迁，拆迁后所得补偿款购买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四套房屋；李华将其中包含涉案房屋在内的三套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至其子牛孟君名下，归牛孟君个人所有；将另一套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至其女牛孟丽名下，归牛孟丽个人所有；兄妹二人需尽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否则收回所赠房屋。该《赠与合同》落款处有李华、牛孟君、牛孟丽三人签名，日期为2014年10月24日。对上述证据，吴琪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拆迁补偿相关法律规定，被拆迁人的概念是：房屋所有人，拆迁补偿与房屋面积有关。在拆迁时必然要考虑拆迁户籍中被安置人员的居住权。这点与其答辩意见可以相互印证。牛孟君不能选择割裂拆迁法规的整体，拆迁时冻结户口，入户调查，核实在册户籍居住人员，这是基本的拆迁操作流程。所以拆迁补偿由作为拆迁代表家庭的人员所有这个于法无据，牛孟君与沈伟均是拆迁户籍家庭成员，房屋拆迁时，依法单独或者与沈伟享有相应的份额。该份额如何划分没有法定之规，可以由家庭成员自行协商。恰恰协商由李华代表全体家庭成员与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合同后，在实际办理产权登记时，家庭成员内部进行了分家析产。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华作为家庭成员代表与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等一系列文件，不能作为由此说明李华是拆迁补偿唯一权利人，与答辩意见一致。此证据不能证明房产赠与成立，不具有关联性。第三组证据，同第二组证据意见，并补充说明：这里的合同用的都是定向安置，恰恰证明牛孟君取得的房产是定向安置房。从补偿协议总价款186万，房屋重置成新价27万多，拆迁补偿不是对房屋的补偿，而是对居住权的补偿。定向安置房款仅为22万，从拆迁款中直接支付，恰恰证明了这就是定向安置，依法必须保障拆迁户籍成员的居住权。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除了相关答辩意见所述外，补充意见：通过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所审核的协议书和审核协议书，内容都说的是产权变更，未提及在该日期前签订赠与合同，是对方用这个协议书来佐证赠与合同，是偷换概念。产权证写单独所有，这也属于偷换概念。该房产属于夫妻共有，有明确法律规定。第五组证据，需要说明的是牛孟君原提交的证据中有牛孟君户口迁出的证据，但本次庭审其又撤回了，牛孟君是在有选择的使用证据，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的全部。认可牛孟君和沈伟均为非农业户口，这是事实，在拆迁发生时，牛孟君和沈伟均是拆迁户籍的非农户家庭成员。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应属于定向安置的补偿对象。第六组证据，赠与合同不能成立。赠与合同是牛孟君家庭成员之间的，可以随时补签的合同，其是否系2014年当时出具的，没有客观事实加以印证的情况下，事实无法确认。从这个赠与合同行文风格看，明显是补造的。行文风格都属于回忆式的行文风格。如果是实时签订的，就不应是这种行文风格。对于声明，牛铁柱同意李华将房产赠与牛孟君，这说明牛铁柱对拆迁房产有相应份额，就证明了所谓的2014年的赠与合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关于证人证言三份。李华的证人证言是欲盖弥彰，不予认可。两个邻居的证人证言，吴琪认为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就证人证言本身而已，这证人证言不是邻居能证明的事项。拆迁人安置房不是邻居能证明的，是法律规定的。这房屋是否是赠与给李华的，邻居光听李华说不能形成赠与。起不到证明目的，我方不认可。第七组证据，证据均与本案无关。第八组证据，既然牛孟君称房屋是李华赠与的，在离婚协议中还再次就诉争房产双方协议归牛孟君所有，明显是为逃避执行的。这属于法律规定转移财产的行为。双方的离婚协议是在执行异议审理过程中达成的，其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故意是明显的。第九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关法律规定，共有财产可以查封。第十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提醒法庭注意，执行裁定书中有事实认定。沈伟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牛孟君就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也即涉案房屋是李华赠与牛孟君个人的财产，还是牛孟君本人基于宅院拆迁所享有的拆迁利益。根据上述规定，牛孟君需就涉案房屋系其个人财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牛孟君主张被拆迁房产拆迁所产生的利益由其母亲李华一人享有，且李华明确表示将涉案房屋赠与其一人，但根据目前的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仅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李华个人名义签订，且牛铁柱与牛孟君为非农业户口，并不能当然地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而牛孟君提交的《赠与合同》等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系牛孟君受赠所得个人财产的上述主张。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牛孟君与沈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虽二人于2019年11月8日办理离婚登记，且离婚协议书中在财产分割部分确认涉案房屋为男方单独所有，并在债权债务处理部分约定沈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为其个人债务，与牛孟君无关，但晚于一审法院将涉案房屋予以查封的时间（2019年8月26日）。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牛孟君与沈伟的共同财产。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因此，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予以查封，于法有据。综上，牛孟君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其单独所有且对涉案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对于牛孟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牛孟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职权向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投资总公司）调取了诉争房产的拆迁档案，除牛孟君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外，本院补充调取证据如下：1.《宅基地证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瑞合一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瀛海镇瑞合一村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以下简称被拆迁房产）的产权人为李华。2.《入户调查明细表》及户口本。证明被拆迁房产户主为李华，家庭成员为牛孟丽、牛铁柱、牛孟君和沈伟。3.《选房条》。被拆迁人李华于2010年7月19日选择了包括诉争房产在内的四套安置房。4.《入户通知书》《入住流程会签单》《入住物品及文件签收表》。证明李华于2012年11月29日办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5.《十二平方公里项目安置房产权领取清单》及购房发票。证明诉争房产产权人为牛孟君。6.《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书》《停产停业补助支付证明》、北京市企业信用网查询单。证明牛铁柱在被拆迁房产经营北京瀛海华柱君丽日用百货商店，实际经营人牛铁柱同意将被拆迁房产停产停业补助支付给被拆迁人李华。本院另向北京亦庄国际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土地开发部副经理程刚了解瑞合一村拆迁项目的政策问题。程刚称其所在的公司系投资总公司的子公司，授权负责包括瑞合一村在内的12平方公里拆迁项目的拆迁工作。该拆迁项目的政策依据是《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87号令）及公司制定的《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此次拆迁针对的是被拆迁房屋的面积，与居住户籍人员人数无关。关于本次拆迁是否会考虑共同居住人或家庭户籍人员的利益问题，程刚答复一般情况下不会考虑上述人员的利益，但有二种特殊情况，一种是祖孙三代共同生活，孙辈的年龄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在产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做分户处理，但仅是会多一些奖励，不会影响安置房屋面积；第二种是父母健在，共同居住的成年子女二人以上且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在产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分户，但不影响安置房屋面积。关于本次拆迁是否适用《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建设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农村居民点搬迁需要建设定向安置房供地办法的初步意见》（京国土市［2007］774号）文件问题，程刚答复此次拆迁没有适用该规定，此次的拆迁政策依据是87号令，通过产权证明文件确定的宅基地面积来核准安置房面积，不考虑人均安置面积的相关规定。关于安置房权属及相关拆迁补偿款归属问题，程刚答复定向安置房的权属除法院判决的情况外，应当属于被拆迁房产的产权人所有。根据瀛海镇的惠民政策，在办理定向安置房产权证时，在产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定向安置房变更为产权人直系亲属名下，瀛海镇的该项政策只针对本次拆迁项目。拆迁的所有补偿款均是给产权人的，与共同居住人和家庭户籍人员无关。牛孟君对于法院调取证据及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表示认可。吴琪对于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吴琪认为，上述证据不能得出牛孟君不享有拆迁利益的结论，李华是代表所有被安置人员签署的相关协议。在李华与牛孟君订立的《协议书》第三条，双方约定：如甲乙双方变更行为，导致侵犯其他房产共有人权益，由甲乙双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李华、牛孟君与拆迁人三方订立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第3条约定：本协议第2条购房款已由拆迁补偿款支付并已结算完毕，因房屋产权或购房款引起的任何纠纷，由买受人与产权人、买受人及其他安置人员之间解决。从以上约定可以判断李华与牛孟君明知存在其他房产共有人或安置人员的情况，否则不会做出上述约定。从法院调取的证据也可以认定拆迁补偿款并非是李华个人独有，应当是户籍家庭成员共有。关于调查笔录，吴琪认为，被调查人无权做出上述回复，该调查笔录不具有证明力。综上，吴琪主张李华以个人名义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的相应拆迁利益。原审第三人沈伟对于法院调取证据及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表示认可。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牛孟君向本院提交自愿承担诉讼费的说明一份，其表示自愿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牛孟君是否享有拆迁利益；二是涉案房屋是否为牛孟君的个人财产，牛孟君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涉及本案被拆迁房产的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项目的政策依据为87号令和《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依据上述规定和负责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的答复，此次拆迁项目中涉及的定向安置房面积仅与被拆迁宅基地面积有关，所有拆迁补偿款项均针对被拆迁房产的产权人，与同住家属和户籍家庭成员无关。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李华作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瑞合一村村民委员会确认的被拆迁房产产权人与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文件，于2010年7月19日就涉案房屋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购房款项由拆迁补偿款支付，李华于2012年12月19日就涉案房屋办理了入住手续。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李华为被拆迁房产的产权人，本案涉及的拆迁利益，包括拆迁补偿款及定向安置房权属均应属于李华个人所有。吴琪提出李华是代表所有被拆迁安置人签订的相关拆迁协议，拆迁补偿应当是对所有拆迁被安置人的补偿即牛孟君和沈伟均是定向安置的补偿对象，故牛孟君应当享有相应拆迁利益的答辩意见，因其意见与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项目的政策依据、拆迁负责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参考意见及本案现有证据反应的客观事实不符，故在吴琪不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牛孟君享有拆迁利益的情况下，吴琪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拆迁安置补偿实践情况，得出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相应拆迁利益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李华作为被拆迁房产的产权人在签订诉争房产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依法办理了入住手续，后依据瀛海镇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履行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为牛孟君个人，本院认为，李华本人有权利对其财产进行处置，在李华及其配偶牛铁柱一致同意将涉案房屋变更至牛孟君名下的情况下，李华与牛孟君及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李华同意变更涉案房屋产权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涉案房产应当视为李华对牛孟君个人的赠与，亦应当属于牛孟君个人财产。牛孟君上诉主张诉争房产归其单独所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9）京02民终5319号民事判决未认定沈伟对吴琪的债务属于沈伟、牛孟君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依照生效判决执行沈伟的个人财产。现因涉案房屋应当属于牛孟君个人所有，故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房屋系牛孟君与沈伟共同财产对该房产予以查封于法有据的认定，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关于牛孟君提出的自愿承担全部诉讼费的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申请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综上所述，牛孟君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034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号房产归牛孟君个人所有；三、停止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家园六里3号楼1单元101号房产的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牛孟君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牛孟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