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明，男，汉族，1966年10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奕良，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梁，男，汉族，1975年10月11日出生，住址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伟，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尚迪，男，汉族，1973年11月3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宁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书，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晓明与被上诉人刘志梁、原审第三人张尚迪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8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晓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4民初2810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且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一)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径行裁判，有违“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原审法院认定不一致，在原审法院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被上诉人坚持不变更的情形下(原审判决第5页第18-19行，2019年10月18日调查笔录第3页第13-14行，2020年2月18日开庭笔录第6页第3-10行均已明确体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原审法院径行对被上诉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系代替被上诉人行使起诉权利，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和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二)原审法院在未明确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径行变更案由，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反诉等诉讼权利。本案原审法院在并未向上诉人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将案由直接从“民间借贷”变更为“合同纠纷”，致使上诉人错失举证抗辩的权利，亦剥夺了上诉人在“合同纠纷”案由项下提起反诉的权利。因合同纠纷案件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完全不同，若原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至少应当明确告知，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保障上诉人举证抗辩的权利。事实上，通过2019年7月15日开庭笔录第7页第4-7行可以明确证实，如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明确告知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上诉人是有充足的事实及证据予以反驳，并将提起反诉。但原审法院依照原民间借贷案由进行审理，却在裁判时径行改变进而做出实体判决，并未查明有关合同的所有事实，在程序违法的前提下，裁判结果明显有违公正，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严重歪曲事实，虚假陈述，有恶意诉讼之嫌。（一）案涉款项与上诉人借款或合同纠纷毫无关联。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实际收款方，该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即案涉款项的收款人张尚迪并非如被上诉人所述互不相识，被上诉人购买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时，张尚迪老婆李胜娟有过投资，因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张尚迪之间本身就是存在关联的，且事实上他们双方也是认识的。同时，本案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将案涉款项转给上诉人，实际案涉款项与上诉人毫无关联。（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基于口头意思表示形成合同关系，且合同目的不能履行进而解除，该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个自然人主体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事实上，两个主体之间确实从未形成口头或书面的任何合同关系。本案涉及三个合同关系:(1)被上诉人认为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2)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关系；(3)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第一，关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一审诉称，案涉款项系上诉人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没有一条提出与借款相关的意思表示，或者明确用资需求及关于金额、期限、利息的约定；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未提供民间借贷合同、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汇款单上也没有备注是借款；同时被上诉人亦未提供款项汇出后近三年时间的任何催款记录，自2016年后更是从未给上诉人打过一次电话，双方也未见过面，更不存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电话催收、当面催收借款的可能性。这明显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关系的常理与逻辑。第二，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首先，该合同并不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个人之间形成的，而是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之一与被上诉人形成的，作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即使关于该股权转让行为有任何争议，应当在合同各方当事人之间，而不应突破至上诉人个人，案涉款项与上诉人个人不存在、且不可能存在关联。其次，关于该股权转让合同，其中一方主体系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2017年8月4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可知，因被上诉人的部分股权由任昊君代持，因此久安恩倍公司系通过向任昊君转款的方式进行股权购买，被上诉人亦认可并确认该款项已经收到(详见二审证据付款凭证及股权转让协)。因此，和上诉人相关的久安恩倍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已经履行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原审判决第6页认定“据此，鉴于原告支付相关款项后，双方因故未再继续合作，合同的履行告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该事实认定错误。再者，被上诉人所述的案涉款项的转款目的根本不符合事实和逻辑。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股权的各方出资时间均在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张尚迪账户全部转账完成之前，且2016年8月30日首次转款145万元给原审第三人张尚迪之前，被上诉人已实际收到《股权转让协议》中投资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05万元，因此，被上诉人所谓的“借款给上诉人先购买股权，进而以带动其他投资人购买”与事实根本不符，通过时间对比可清楚证实，被上诉人所述的转款意图及背景完全系虚构，毫无逻辑。第三，关于法院判决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谓的合同关系。其一，假设被上诉人声称款项的意图是真实的，是为了带动其他投资人投资的话，那么款项应该是由具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久安恩倍公司负责收取，承担责任的也应当是久安恩倍公司，而并非上诉人，上诉人作为独立行为能力人，其公司行为不能与上诉人混同为同一主体。其二，鉴于被上诉人声称的款项意图为假，从其他股权投资人转账记录反应的付款时间与被上诉人陈述严重矛盾，原审认定双方的关系仅有二次聊天记录。从该截图信息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直接的款项往来，也没有协商或者达成合意的体现，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内容可以经过删改，从截图上下文的联系性明显看出，内容是通过删除拼凑来形成，三次聊天记录内容存疑，仅凭该记录内容认定合同关系，没有其他综合客观证据及双方聊天，也应当判定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张尚迪存在合同关系，而并非与上诉人。综上，双方之间从无任何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系知悉即将面临被诉，通过拼凑的与上诉人事实上毫无关联的证据提起本诉，意图为其他案件获取和解的筹码及可能性，存在恶意诉讼之嫌，该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的情形，应当予以查明并严肃对待。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倒置。且在对变更案由为合同纠纷后，未对事实予以查明，严重损害上诉人的权益。（一）在被上诉人未对民间借贷事实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出反证，进而做出不利判决，该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原审庭审中从未对本案的案由进行过任何变更，始终围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行的法庭调查。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其一，未提供民间借贷合同、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其二，未提供款项汇出后近三年时间的任何催款记录，且三年时间被上诉人几乎没有给上诉人打过电话，次数极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6年后从未见过面，更不存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当面催收借款的可能性；其三，微信聊天记录仅有涉及第三人张尚迪的账户信息，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上下文证明该款项为上诉人收取的证据，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并非对即时信息进行的公证，系在删减选取后进行的公证，不具有完整性和客观性，不能反映事实。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根本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却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做出对上诉人不利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举证责任倒置。（二）退一步讲，即便原审法院有权变更案由，但就变更后的合同纠纷相关事实也并未予以查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原审判决系以合同纠纷作为案由进行定案，即便原审法院的变更符合法律规定，但也并未对合同纠纷相关的事实予以查明。原审法院既未审查股权转让合同，也未核实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合同纠纷案件的审查内容完全不同于民间借贷案件，不仅要审查作为证据提供的合同，还应审查合同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补充合同或对合同是否进行过变更，有无其他款项往来，是否存在违约情形等诸多事项。原审中，一方面错误的采用民间借贷案件的庭审调查来作为合同纠纷的判决依据，完全不符合法律逻辑也违反了证据规则。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最终生效的正式合同，合同各方主体对股权转让事宜已进行变更，并于2017年8月4日依据事实最终确认签署。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并未查明，在合同内容早已变更的情况下，片面的对已无效的合同版本进行认定并作为判决依据，而未对关于股权转让款项金额已支付且不存在争议的生效合同予以审查，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刘志梁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一审民事判决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审第三人张尚迪述称，银行账户户名张尚迪（账号尾号为2976号，开户行：深圳市农业银行人民北路支行）银行卡一直是张尚迪本人在使用。案涉的310万元的款项系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佣金，应当驳回刘志梁的起诉。被上诉人刘志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晓明立即归还刘志梁借款本金3100000元；2.李晓明向刘志梁支付借款利息（自2018年7月5日起至李晓明清偿完全部借款本金之日为止，以31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借款利息）；3.李晓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依据中国移动出具的《业务受理单》显示手机号码138××××2718客户名称为李晓明。经湖南省长沙某公证处以（2018）湘长星证民字第5794号《公某》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前述手机号码绑定微信账户与刘志梁微信账户之间聊天记录包含内容如下：（1）2016年8月29日下午16:49，李晓明通过微信向刘志梁发送内容为“收款银行：农业银行深圳市人民北路支行”的信息以及内容包括“户名张尚迪、账号62×××76”等信息的银行账户信息截图一张。（2）2016年11月10日下午14:13，李晓明通过微信再次向刘志梁发送内容为“收款银行：农业银行深圳市人民北路支行，账户、收款人见下图”的信息以及内容包括“户名张尚迪、账号62×××76”等信息的银行账户信息截图一张；刘志梁于当日下午14:17回复“收到”。（3）2016年11月14日下午17:06，刘志梁通过微信向李晓明发送内容为“明天上午转”的信息，于当晚18:25发送内容为“已经转了”的信息，于当晚18:53发送《智慧柜员机业务回执》图片一张，内容为户名“＊永红，6217＊＊＊0482”账户向户名“＊尚迪，6228＊＊＊2976”转账60万元；李晓明于当晚19:00回复“好的”。（4）2016年11月21日晚18：50，刘志梁通过微信向李晓明发送一张图片，其内容显示“申某162×××60账户”向“张尚迪62×××76账户”转账105万元。户名为“申某1”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8月30日，申某162×××60账户向张尚迪62×××76账户转账145万元；2016年11月21日，该账户向张尚迪62×××76账户转账105万元。户名为“申某2”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11月14日，申某262×××82账户向张尚迪62×××76账户转账60万元。刘志梁在本案中申请证人申某1、申某2出庭作证。证人申某1称自己的银行卡自2013年起由刘志梁保管并使用，对2016年8月30日和11月21日的两笔转账操作并不知情。证人申某2称自己是刘志梁公司的业务员，2016年11月14日刘志梁通知其向张尚迪账户转账60万元，其本身并不认识张尚迪。两证人均证明称以上资金实际来源于刘志梁。刘志梁提交了一份其与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安基金，法定代表人为李晓明李晓明）签署的《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协议），该协议约定在刘志梁收购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公司）27.505%股权后，由久安基金及其关联方收购刘志梁所持有的海盛公司4%股权，转让价格为440万元。庭审时，刘志梁主张其之所以向李晓明支付涉案310万元款项的缘由是在前述股权协议签订后，双方口头协商为了让其他投资人有信心，先由刘志梁拿出310万元给李晓明，李晓明将此笔款项用于支付受让股权的价款，但李晓明此后并未实际受让相关股权，而是又引入了其他投资方，由于当时双方处于合作洽谈状态中，为了给予对方信任的感觉，并没有用书面或电子数据的形式表示出上述协商内容及行为过程。李晓明对以上刘志梁所述事实经过回应称，一、双方之间没有款项往来，李晓明之所以将张尚迪的账户信息通过微信发送给刘志梁是因为张尚迪曾经是李晓明公司的员工，刘志梁向李晓明询问张尚迪的收款账户，于是李晓明便随手帮忙将张尚迪的账户信息发送给刘志梁。但未就其该项主张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张尚迪曾委托其将收款账户发送给刘志梁或收到刘志梁的付款凭证后理应转发或告知张尚迪的证据。因李晓明如上所述有明显不符合逻辑事理之处，经一审法院责令，对于为何刘志梁不直接与张尚迪联系付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刘志梁发送账户信息，为何刘志梁付款后还要将付款凭证发回给李晓明且李晓明回复“好的”等疑问，李晓明回应称，由于期间换了手机，记不清楚了。基于以上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定性为合同纠纷；经向刘志梁释明，刘志梁坚持原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发生款项往来的事实争议。刘志梁已提交中国移动业务受理单、公某（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此一系列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刘志梁使用了户名为申某2、申某1的银行账户向李晓明通过微信指示的户名为张尚迪的银行账户支付了310万元；李晓明提出反驳但未提交相应反证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依法采信刘志梁主张的其向李晓明支付了310万元的事实。二、关于前述款项所涉之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处理。如上所述，刘志梁已经举证证明其基于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310万元的付款行为，对双方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刘志梁作出了明确陈述并辅之以双方关于股权投资等关系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款项确实系基于双方口头意思表示所形成之合同关系而发生；李晓明对此既不承认也不提出任何其他刘志梁应向其付款310万元的事由以进行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采信刘志梁的主张。据此，鉴于刘志梁支付相关款项后，双方因故未再继续合作，合同的履行告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应当恢复原状；故刘志梁要求李晓明返还310万元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各方有无因此而产生的其他损失，双方未予主张，依据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晓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梁返还31000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31600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刘志梁预交），合计36600元，由李晓明负担。本院经二审查明，1、李晓明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湖南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以证明：（1）李晓明于2017年8月4日与刘志梁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余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实际为各方就股权转让事宜签署的最终版本；（2）与李晓明相关的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代持股东任昊君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已经履行完毕付款义务，不存在其它因股权投资事宜而产生的任何款项；（3）海盛公司最新工商信息显示，各股东及持股信息与股权转让协议一致，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4）原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在合同内容早已变更的情况下，片面对无效的合同版本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依据，而未对关于股权转让款项金额已支付且不存在争议的生效合同予以审查，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证据2.股权受让方出资时间对比图、付款凭证，以证明：（1）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股权的各方的出资时间均在刘志梁向第三人张尚迪账户全部转账完成之前；（2）刘志梁于2016年8月30日向第三人张尚迪首次转款145万元之前，刘志梁已经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605万元。（3）刘志梁所谓的“借款给李晓明先购买股权，进而以带动其它投资人购买”与事实根本不符，其所述的转款意图及背景完全系虚构，刘志梁扭曲事实，虚假陈述。刘志梁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刘志梁要求相关的投资人（除了李胜娟以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与前一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冲突，第一次与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6年6月22日，刘志梁相继与其它投资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相关的股权人就向刘志梁支付相关款项，后来因为大股东不愿意出具董事会决议，阻碍股权转让交易等重大情况变化，经过刘志梁反复的协调和努力，对原交易条件进行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完成这次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工商变更事项，这与刘志梁在一审中的陈述不矛盾。对于证据2对其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对比图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比图只是当事人的陈述，其陈述的事实与本案的事实客观上存在出入，主要的出入是在：第一，部分重要事实没有体现出来；第二，三次付款都是经过李晓明的指示才完成的支付的。对于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有关投资人对刘志梁在2016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行为不是对2017年8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只是后续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应该以最后一份付款协议为准。张尚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2、关于本案争议的310万元与李晓明主张的股权转让是否有关联的问题，李晓明陈述，该310万元与其无关，该310万元与股权转让也没有关联，其提交上述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刘志梁的陈述与事实不符。3、张尚迪陈述，其与刘志梁之间是合作关系，其向刘志梁介绍了投资人，张尚迪的妻子李胜娟投资了刘志梁的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刘志梁向其支付的310万元是佣金，双方是口头协商佣金的。另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李晓明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晓明是否应向刘志梁返还310万元。李晓明主张，刘志梁是向案外人张尚迪转账，该转账收款与其无关，而张尚迪则主张，其与刘志梁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刘志梁向其转账的款项是佣金。对此，本院认为，李晓明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湖南湖南海盛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股权受让方出资时间对比图、付款凭证等证据，但李晓明亦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与刘志梁转账的310万元无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张尚迪主张，刘志梁向其转账的款项是佣金，但张尚迪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起与刘志梁之间存在任何合作事项，张尚迪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刘志梁之间发生过任何关于佣金的沟通，故本院对张尚迪的主张亦不予采信。李晓明否认其是该310万元的实际收款人，但却未能就其本人为何多次向刘志梁发送同一收款账号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且刘志梁拒绝出示其手机以核对其与刘志梁的相关往来信息，故本院采信刘志梁的主张，认定刘志梁向张尚迪的转账是基于李晓明的指示。李晓明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刘志梁就该310万元达成合作协议，刘志梁请求李晓明返还该31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刘志梁主张的案由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不同，但刘志梁对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未上诉，因此，应视为其对一审法院变更的案由无异议，因此，一审判决并未违反程序。综上，上诉人李晓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1600元，由上诉人李晓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最  久审判员 张  士  光审判员 罗    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静雯（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