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赣09刑终328号原公诉机关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利，女，1980年12月6日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县人，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家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8月2日被宜春市公安局宜阳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9月6日经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于次日由宜春市公安局宜阳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江西省宜春市看守所。辩护人杨萃，湖南湘智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利犯组织卖淫罪一案，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0日作出(2020)赣0902刑初43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利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5月份，被告人刘利以月租金14万元的价格从郭某处转租下宜春市某酒店五楼足浴城用于经营水疗会所提供有偿性服务。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被告人刘利请来徐某甲（已判决）负责该水疗会所日常事务管理，徐某甲请来丁某甲、石某甲（均已判决）等人成立了经营团队。性服务的价格定为450元至1200元不等，违法所得由卖淫女与会所按约定分成。该会所经营时间为每日14时至17时许和19时至次日凌晨3时许。在经营管理会所期间又陆续雇请了黄某甲、邹某甲、粟某甲（均已判决）等人为该水疗会所的业务员，负责接待前来会所消费的客人，并向客人介绍有关性服务情况。徐某甲每天清点会所收入情况，并当日将分成与卖淫女结算；每月定期将收入、支出情况的清算发给兼职会计李某进行做账，李某再将盈利金额告知徐某甲及被告人刘利。直至2015年2月17日，宜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在宜春市喜来乐大酒店进行检查时，当场抓获岳某甲、邓某乙、杨某乙、张某乙、徐某乙、刘某乙、王某乙、吴某乙、向某甲、徐某丙等10名卖淫女及嫖娼人员10人。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受案登记表、宜阳公安分局立案决定书，徐某甲银行卡流水、黄某甲银行卡及徐某甲银行卡明细汇总，郭某中国工商银行流水，证人李某、杨某、张某、汤某、敖某、易某、郭某的证言，同案人徐某甲、石某甲、黄某甲、丁某甲、粟某甲、邹某甲的供述，被告人刘利的供述，辨认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5）袁刑初字第417号刑事判决书、（2017）赣0902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县公安局城北中心派出所到案经过，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宜阳分局案件侦查大队情况及通讯记录，人口基本信息及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利伙同他人组织10名妇女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刘利有自首情节，本案属共同犯罪。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刘利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上诉人刘利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定性错误，刘利不是组织卖淫罪的主犯，其仅起到协助作用，其行为系协助组织卖淫罪；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利等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发生在2014年，系在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介绍、容留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前，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旧的司法解释，同时为量刑平衡，避免相较于同案犯量刑畸重的情形出现，请求改判缓刑；3、上诉人刘利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刘利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书上列举的多项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证据内容具有客观性，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相互印证，并经原审法院依法开庭质证属实，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刘利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刘利的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的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郭某证实刘利与其签订了某酒店五楼的承租协议，约定租金为14万元每年；同案人徐某甲供述该喜来乐会所的老板是刘利，刘利对会所的财务、工作人员工资发放等事务会进行管理；同案人丁某甲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其是在青龙水疗会所（也是一个卖淫场所）上班的时候认识的“刘芸丽”（即上诉人刘利），其在失业时碰见刘利，刘利安排其到喜来乐会所上班，且刘利经常去喜来乐会所找徐某甲，每次呆10分钟左右；同案人石某甲的供述证实“刘利是水疗会所的老板，她平时经常来会所看一下经营情况以及营业收入，她每次来都会把营业收入拿走”；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李某核算出的财务状况会以短信形式发送给徐某甲和一个叫“刘芸莉”的。上述证据均能印证上诉人刘利承租了喜来乐五楼水疗会所，是该会所的老板，作为股东对财务、工作人员工资发放等关键事务进行管理。上诉人刘利本人供述其对徐某甲管理的水疗会所从事卖淫活动是明知的，且其未能提供其将会所转租给徐某甲的相关证据。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利为卖淫活动提供卖淫场所，并作为股东对财务、工作人员工资发放等关键事务进行管理，该管理性是协助组织卖淫所不具备的，因此，上诉人刘利的行为更符合组织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构成组织卖淫罪，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故对上述上诉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刘利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2017年以前的司法解释的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并没有对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做出具体解释。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由于2017年的司法解释对于组织卖淫行为的“情节严重”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且司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因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适用201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介绍、容留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刘利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刘利构成自首的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了上诉人刘利的自首情节，且在量刑时也已予以考量。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利的行为成立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在决定刑期时，原审判决对其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在量刑时已经减轻处罚。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利伙同他人组织10名妇女卖淫，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属情节严重。本案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刘利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刘利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判处缓刑的上诉意见。经查，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刘利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悔罪态度作出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判决，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圣华审判员  孙丰堂审判员  周海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李雅芳书记员袁子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