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再1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冯亚军，男，195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敏，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国勇，男，197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继红，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吴端艺，男，196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锂城区。再审申请人冯亚军因与被申请人刘国勇，一审被告吴端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终3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赣民申58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冯亚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敏，被申请人刘国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继红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吴端艺经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亚军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所担保的借款就是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股权转让款转为的借款，缺乏证据证明。冯亚军所担保的借款即《还款承诺书》所涉及的借款明确约定了借款的用途和数额，所涉借款发生在吴端艺整个承接煤炭剥采期间，而不是签订《还款承诺书》之前，而签约时，吴端艺正处于承接剥采项目期间；借款原因是因业务需要而不是因退股。借款用途是用于某项目再生产，而非之前发生的费用。故从“因业务需要和再生产”的表述内容看就表明该借款应该是签订《还款承诺书》之后发生的借款，《还款承诺书》所涉借款与之前的借款或投资款不具有关联性。刘国勇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吴端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与冯亚军签订的《还款承诺书》中约定借款用途和金额均不符。二审判决认定《还款承诺书》约定的借款已经出借，该借款关系成立缺乏证据证明。2．刘国勇提供的2016年10月3日吴端艺写的《借条》也未叙述所借之款为“股转借”之款。案涉借条上的640万元与《还款承诺书》所涉金额460万元数额不同，刘国勇庭审中辩称的内容与其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还款承诺书》与案涉借条及退股《补充协议》无关联。3．刘国勇并未从杨湾D采区合伙业务中退股，故不存在《还款承诺书》所涉借款是退股转借款的事实。4．刘国勇在诉状中对争议标的的460万元始终称是借款，只字未提“股转借”的问题。由于在诉讼过程中无法证实其借款事实，才改称是“股转借”并提供了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朱义园证言等证据，但这些证据不仅与《还款承诺书》相矛盾，这些证据之间也是互相矛盾。《借条》中承诺的80万元利息无计算依据，亦与刘国勇诉状中15万元利息的陈述相矛盾。刘国勇陈述的已经还款100万元和80万元利息，都是为了凑够460万元的金额。借款金额、借款用途相互矛盾。《借条》内容显示借款本金已经支付完毕，《还款承诺书》中并没有该种表述，而是称所借资金全部用于杨湾采区再生产使用，指向的是未来发生的事情。刘国勇与吴端艺向冯亚军提供的《台账》内容与《借条》和《补充协议》相矛盾。《补充协议》中吴端艺受让刘国勇的股权比例为20%，与刘国勇所说又追加了260万元投资相互矛盾。5．刘国勇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承认是在签订《还款承诺书》时，即2017年4月2日才将投资款转为借款，但其提供的证据3张《收条》、1张《借条》却是在2016年6月至10月签署，在时间与款项数额上相互矛盾。（二）二审判决认定刘国勇已经退股的主要证据《补充协议》没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刘国勇是在一审庭审质证结束后向法院提供了一份《补充协议》作为证据，其内容反映刘国勇已经退股，但在一、二审开庭时，刘国勇均没有将这份证据进行举证、质证。二审判决却将唯一能反映刘国勇退股的这份证据作为了认定“股转借”事实认定的证据使用，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推定冯亚军对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的情形明知，该推断违反了法律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2．冯亚军在对所担保债务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承担了担保责任，违背了冯亚军的真实意思。实际上，《还款承诺书》约定的借款关系与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的股权转让形成的借款是两个借款关系，《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借款因为刘国勇未提供借款而未生效，冯亚军所担保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即便借款有关联性，本案应当因主合同当事人隐瞒真实借款用途，从而判令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责任。3．《借条》中的80万元利息超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应将不受保护的利息部分剔除将其冲抵本金。4．本案冯亚军的担保责任为一般担保，担保范围也仅是本金。故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和利息，违反法律规定。冯亚军的再审请求：要求法院驳回刘国勇对冯亚军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国勇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对吴端艺应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冯亚军对于刘国勇受让股权而转成的借贷之债的事实是明知的。1．刘国勇、吴端艺、冯亚军三方签订的是《还款承诺书》而非借款协议书，按照通常理解，只有在借款发生之后，才可能存在还款承诺，如借款尚未发生，不可能直接书写还款承诺，不符合逻辑。冯亚军称案涉《还款承诺书》是借款合同是错误的。2．案涉《还款承诺书》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4月2日，案涉借款460万元均发生在《还款承诺书》签订之前，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关系成立完全符合逻辑关系及法律规定。3．刘国勇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显示了案涉借款的出借金额560万元。2016年10月3日，刘国勇将所持项目20%合伙份额转给吴端艺，吴端艺向刘国勇出具本金560万元及利息80万元的借条。之后吴端艺向刘国勇偿还了本金100万元及利息230,830元，未归还利息569,170元。2017年4月2日，吴端艺与原投资人签订《还款承诺书》，刘国勇与吴端艺确认本金为460万元，放弃了利息569,170元，借款利率月息2%变更为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期限也发生变更，刘国勇签字确认，冯亚军作为担保人在该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提供保证担保。且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除本案所涉纠纷之外，与吴端艺之间无其他借贷关系。冯亚军一直强调金额不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的借款是560万元，减去已还的100万元以及未还的利息是80万元，后续支付了15万元，再支付了30,830元，还有5万元。总共还230,830元。剩余利息是569,190元，这些利息都和冯亚军说要写进去，但是冯亚军说利息不管，所以在承诺书上是460万元，所以不存在金额有问题的情况。4．冯亚军是案涉项目的发包人，在案涉承诺书上清晰记载了“冯亚军（项目发包人）”的字样。冯亚军作为项目发包人，参与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对项目进行管理与控制，对项目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周转非常清楚。2016年9月冯亚军开始调查、了解合伙人的投资款项及合伙人股转债的真实性。2016年10月20日冯亚军与财务人员之间的微信往来足以证实2016年10月冯亚军复印了D区煤矿的全部财务台账，知晓所有的财务情况。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财务人员按照冯亚军的要求把财务台账等材料通过11份电子邮件发给冯亚军的QQ邮箱。900余万元的担保，作为一名正常成年人来说，签字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16年11月底冯亚军开始控制涉案煤矿及《山西浑源东邦公户》，冯亚军派了的侄女、侄女婿李宏承负责财务和浑源煤矿的事务，李宏承在二审出庭作证笔录证实上述事实。冯亚军与财务人员在2017年3月4日至2017年5月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冯亚军知晓债转股的事实而且看了所有的刘国勇合伙人与吴端艺之间签订的合同，知晓股转债的事实，他也把和吴端艺的合同给了刘国勇合伙人进行审查。从上述证据可以反映，冯亚军是知晓股转债的真实情况，其担保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在担保不会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最终做出担保的决定。5．《还款承诺书》第一条第5款内容、第三条的内容说明冯亚军不是简单的保证担保人，对于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是清楚的。（二）《还款承诺书》虽未说明所借款项是股权受让转成，但不影响冯亚军提供保证担保的效力及保证责任的承担。《还款承诺书》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460万元，其内容未特别约定担保人对转化型借贷关系形成的债权免除担保责任。二、冯亚军二审庭审答辩对《补充协议》发表的意见表明，不存在《补充协议》未经质证的情形。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还款承诺书》所涉借款是案涉项目产生的，且在签订该份承诺书之前已经发生的，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规定。按照《还款承诺书》的约定，冯亚军应当每月将款项按期汇入刘国勇指定账户，冯亚军逾期支付上述款项，二审判决冯亚军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是正确的。故请求法院驳回冯亚军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刘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端艺偿还刘国勇借款本金460万元；2．判令吴端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刘国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从2017年5月1日起分批计算至实际全部偿还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利息为96,600元；3．判令吴端艺赔偿刘国勇可预见的实现债权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10万元；4．判令冯亚军就吴端艺向刘国勇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5．判令吴端艺、冯亚军共同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30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100万元至吴端艺指定账户，6月15日又支付了现金80万元给吴端艺，当日又通过银行转款120万元给吴端艺指定的账户。此300万元作为刘国勇与吴端艺及其他案外人共同投资款并签订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内容为：“1．合作人吴端艺、朱ＸＸ、刘国勇、叶ＸＸ、康ＸＸ、蔡ＸＸ；2．合作事项为合作人对山西省辉源县东邦煤业杨湾Ｄ采煤区进行煤矿的爆破、采挖、装运、销售等事宜；3．吴端艺、朱ＸＸ、刘国勇、叶ＸＸ、康ＸＸ、蔡ＸＸ为前期合作伙伴，因资金周转不便，由朱ＸＸ引进刘国勇出资300万元进行合作；4、刘国勇出资300万元占股份20%”。后刘国勇又通过银行转款共计260万元给吴端艺作为投资资金入股。之后，吴端艺与刘国勇签订一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3日，该协议约定由吴端艺受让刘国勇全部股权。受让股权应支付的款项由吴端艺出具一份《借条》给原告。该借条内容为：“本人吴端艺，身份证号：3505001966********，由于业务需要于2016年5月30日起至2016年7月26日期间向刘国勇借款共计人民币伍佰陆拾万元。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每月付息，先息后本。借款期限从借款之日起至2016年12月25日止。吴端艺保证按约定偿还本金及利息。若吴端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允许吴端艺延期一个月的筹款时间付款，延期筹款期间不属于违约行为，若超过延期筹款时间还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吴端艺自愿承担借款金额15%的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借款明细如下：2016年5月30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壹佰万元至吴端艺指定账户：潘ＸＸ建设银行6217000270002303330；2016年6月15日刘国勇支付捌拾万元现金至吴端艺；2016年6月15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壹佰贰拾万元至吴端艺指定账户：朱ＸＸ建设银行6217000270004689173；2016年6月18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壹佰万元至吴端艺账户：农业银行6228430079602520277；2016年6月24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伍拾万元至吴端艺账户：农业银行6228480079602520277；2016年6月27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染拾万元至吴端艺账户：农业银行6228430079602520277；2016年7月7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贰拾万元至吴端艺账户：农业银行6228430079602520277；2016年7月26日刘国勇通过银行汇款贰拾万元至吴端艺指定账户：苏Ｘ：建设银行6217000270004105477。本人吴端艺承诺，以上借款经双方确认本金人民币伍佰陆拾万元正及利息人民币捌拾万元正共计陆佰肆拾万元正，分六期归还，即2016年10月3日归还伍拾万元，2016年10月8日之前归还伍拾万元，2016年10月25日之前归还壹佰参拾伍万元，2016年11月25日之前归还壹佰叁拾伍万元，2016年12月25日之前归还壹佰叁拾伍万元，2017年1月25日之前归还壹佰参拾伍万元。借款人吴端艺签订日期2016、10、3”。2017年4月2日刘国勇与吴端艺、冯亚军及案外人朱ＸＸ、叶ＸＸ、康ＸＸ、蔡ＸＸ签订一份《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为：1．还款人：吴端艺（以下简称甲方）身份证3505001966********，借款人：刘国勇（以下简称乙方）身份证：3601211973××××××××朱ＸＸ、叶ＸＸ、康ＸＸ、蔡ＸＸ（以下简称乙方），担保人冯亚军（以下简称丙方）身份证1101011952********；2．甲方在承接山西省大同市辉源县东邦煤业杨湾采区煤炭剥采项目期间，因业务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玖佰叁拾万元（其中刘国勇肆佰陆拾万元），其所借资金全部用于杨湾采区再生产用。现甲方吴端艺承诺，并由冯亚军担保，约定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的五个月内按月分期偿还以上借款，还款明细如下：“3．上述款项由甲方委托丙方每月按期汇入乙方指定账户。4.2017年8月10日前，甲方没有能力偿还的剩余部分借款，由丙方承担担保责任，负责偿还剩余本金”2017年11月13日刘国勇以吴端艺、冯亚军不归还借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吴端艺当庭确认收到刘国勇支付的80万元现金，其余款项转账。当庭也认可了其受让了刘国勇的股权并出具借条确认了欠款金额为460万元。刘国勇签订《还款承诺书》后未支付款项给吴端艺。再查明：案外人赖程辉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其给吴端艺或吴端艺指定的账户的210万元汇款是接受刘国勇的委托支付的款项，同意由刘国勇对该款行使权利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国勇与吴端艺因股权转让而形成的借贷关系，有刘国勇投资股权的转款凭证、股权转让协议、出具的借条、庭审中吴端艺予以认可为凭，双方的借贷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予以认定。吴端艺理应支付所欠借款本金46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刘国勇主张吴端艺偿还其借款本金460万元及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5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刘国勇主张吴端艺承担交通费及住宿费，刘国勇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刘国勇与吴端艺、冯亚军及案外人签订的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甲方在承接山西省大同市源县东邦煤业杨湾采区煤炭剥采项目期间，因业务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玖佰叁拾万元（其中刘国勇肆佰陆拾万元，），其所借资金全部用于杨湾采区再生产用”该约定并未明确所借的930万元（其中刘国勇为460万元）款项是上述股权受让转成的460万元的借款；同时冯亚军庭审中亦不认可还款承诺书中所担保的主债务是刘国勇与吴端艺因受让股权而转成的借贷之债；为此认为，冯亚军未对本案诉争的由股权受让转成的460万元借贷冯亚军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吴端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国勇归还借款本金460万元及利息（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刘国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7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吴端艺负担。上诉人刘国勇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0102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对本案进行改判，改判被上诉人冯亚军对本案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冯亚军不承担保证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从借款双方主体、借款用途、出具时间、借款金额等方面分析，《还款承诺书》与《借条》是延续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借款双方主体一致，《还款承诺书》与《借条》均体现为债权人刘国勇，债务人吴端艺。2、借款的用途及款项形成一致。《借条》明确“吴端艺在山西省大同市洋源县从事煤矿生意，由于业务需要，2016年5月30日起至2016年7月26日期间向刘国勇借款共计人民币伍佰陆拾万元整”，《还款承诺书》第一条明确载明“甲方（即吴端艺）在承接山西大同市洋源县东邦煤业杨鸿采区煤炭剥采项目（项目发包人冯亚军）期间，因业务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玖佰参拾贰万元整（其中刘国勇人民币肆佰陆拾万元整）”，《还款承诺书》与《借条》在关于借款用途及形成的表述相互一致，均为上诉人从事“大同市洋源县从事煤矿”，均是“业务需要”，460万元的款项实际投入山西大同市辉源县东邦煤业杨湾采区煤炭剥采项日中，在合作期间实际支付到承诺书确定的具体名目下，被上诉人冯亚军作为项目的发包人对款项的去向用途是完全清楚的。虽然后期该款项转为上诉人受让刘国勇股权的借款，但并不影响款项的性质和用途。3、从出具时间上看，《借条》中明确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30日起至2016年7月26日期间所借款项；而《还款承诺书》约定的还款时间是自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按月偿还，是对2017年4月1日之前的所有借款项所进行确认的还款承诺。《借条》出具时间在前，《还款承诺书》在后，符合相关凭证的出具顺序。4、从借款金额上看，因为《借条》出具后，上诉人还款100万元，借款本金由560万元减少为460万元，符合常理。二、《还款承诺书》是双方对借款新的约定，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冯亚军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内容具体明确，担保人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1、《还款承诺书》是双方对借款新的约定，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冯亚军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内容具体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包括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保证担保的范围等，法律并未要求保证合同中明确被担保债权形成的整个完整的过程，本案被担保债权明确，就是从事煤矿项目过程中上诉人因业务需要向刘国勇所借的款项，借款460万元明确且已发生，《还款承诺书》中未说明向刘国勇所借款项系股权受让转成的，并不影响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不影响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还款承诺书》是双方对借款新的约定，变更主合同的内容借款金额由560万元变更为460万元，借款利率为原月息2%变更为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期限也发生变更，且债权人刘国勇也签字确认，各方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还款承诺书》是对已发生的债权债务的确认，借款已经实际履行发生。《还款承诺书》第一条最后一段明确“上述款项，由甲方委托丙方每月按期汇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也再次证实本案借款实际发生，且被上诉人冯亚军自愿担保，对本案的借款发生是清楚的事实。2、担保人冯亚军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一审法院以《还款承诺书》中的约定并未明确所借的930万元（其中刘国勇为460万元）款项是股权受让转成的460万元的借款。从而认定冯亚军不应承担本案的保证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担保人是山西省大同市辉源县东邦煤业杨湾采区煤炭剥采项目的发包人，参与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对项目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周转不可能不清楚，退一万步讲，即使担保人对借款的形成过程存在误解，那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因为法律并未规定担保人对借款的形成认知有错误就可以免于承担保证责任，法律也没有规定担保合同中未明确被担保债权的形成，担保人就免于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冯亚军对本案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冯亚军辩称：冯亚军不承担担保责任。首先，《还款承诺书》中没有460万元借款是刘国勇投资款转成借款的内容，没有提到本案中《收条》《借条》的事，更没有提及460万元借款是如何从《收条》《借条》的投资款转为借款。其次，从《还款承诺书》内容看，吴端艺向刘国勇此次借款的目的是重新筹集资金，尽快复工。因为在2017年2、3月，吴端艺由于缺少流动资金导致矿区停工，但是，已经快挖到煤层了，只要注入流动资金，煤矿就可以走入正轨，可以正常交承包费。因此，吴端艺向刘国勇以及其他小股东提出借款，并特别承诺所借资金将全部用于杨湾D区再生产，这是吴端艺为了复工的另行借款行为，被上诉人也是为这460万元另行借款担保，而不是为刘国勇与吴端艺因投资款转成的借款之债的担保。其次，《还款承诺书》签订后，刘国勇并没有将承诺的460万元款项另行出借款项汇入煤矿采区账户。另外，从刘国勇与吴端艺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得知，刘国勇投资了300万元，吴端艺在2016年6月18日出具了300万元的收条，另外2张收条中的5笔投资款也是在当天或最长1个月内写成借条，而吴端艺与刘国勇2016年10月3日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国勇向吴端艺转让20%的股份。最后，刘国勇在起诉状中隐瞒了向东邦煤业杨湾D采煤区投资了300万元、占股20%的事实，其与吴端艺及其他4名合伙人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是在冯亚军提供部分文稿后，在审判长催促后才在庭审后向法院提供。之所以隐瞒，是因为刘国勇提供不出投资款转为借款的证据。而且一审中，刘国勇的代理律师当庭表示2017年4月2日签订还款承诺书时才将投资款转为借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被告吴端艺同意刘国勇意见。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国勇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1、提供了银行流水一组，证明吴端艺还款金额。2、朱义园、蔡勇的证言。被上诉人冯亚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吴端艺向二审法院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1、吴端艺和冯亚军的转款凭证；2、催款函；3、煤炭销售记录；4、收条及支付凭证；5、煤炭及高岭土销售合同；6、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7、中能源2015年11月5日对吴端艺的授权委托书；8、审计报告初稿；9、2017年9月7日的催款函。用于证明其在矿山的收入都被冯亚军收走了，冯亚军担保就是为了达到收款的目的。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是2016年8月30日到2017年4月5日，该组证据证明了冯亚军收到了吴端艺一百五十ー万，证明冯亚军为煤矿的发包人，与承诺书中项目发包人冯亚军相印证，也与冯亚军一审中提交的邮件公证书相印证，也证明了冯亚军在签署还款承诺书之前对煤矿进行了管理，清楚股转债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催款函证明了冯亚军对涉案煤矿进行了管理并且与吴端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债转股是非常清楚的。第三组证据，我们作为代理人不是很清楚，不发表意见。对于21张收条及支付凭证，不大清楚。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第八组对销售合同、总承包合同、审计报告、授权委托书没有异议。第九组的催款函里面冯亚丽与冯亚军是兄妹关系，中能源的代表是冯亚军，所以说冯亚军作为发包人自始至终对煤矿以及债转股的问题都非常的清楚，才会出具还款承诺书。被上诉人冯亚军向二审法院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江西昌厦公司2018年12月24日的证明和天津塘沽公安分局2019年1年14日的笔录复印件。证明吴端艺冒用他人名义伪造施工合同，昌厦公司否认厦门分公司与吴端艺签订过合同，朱义园也不是昌厦公司的员工。证据二：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吴端艺私刻印章伪造销售合同，非法占有煤炭销售款，吴端艺伪造公司印章，已经被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第三组证据：吴端艺2016年1月16日的承诺书。证明吴端艺承包中能源公司杨湾D采区，保证中能源公司每亩煤田收益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第四组证据：吴端艺2016年8月9日的保证书，证明吴端艺承包中能源公司杨湾D采区，保证在2016年8月9日起至8月20日向中能源公司交款100万元整，从9月起陆续交款，每月不低于500万元。第五组证据：王永的证明，证明目的：证明煤矿一直由吴端艺控制，冯亚军于2018年2月14日汇入李宏承账户的216,200元，交付现金15万元用于替吴端艺给工人发工资，证明吴端艺借钱给冯亚军，这个钱是作为冯亚军陆续还给吴端艺的借款。第六组证据：李宏承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D2采区的煤炭一直由吴端艺控制，冯亚军没有参与经营，只有吴端艺才能卖煤，吴端艺只将部分卖煤款333万元汇到了泵房公用的银行卡里，进入到李宏承卡内的款除了用于炭的日常支出外，其余部分全部被吴端艺以借支的名义取走。第七组证据：李宏承出具的证明和说明，证明目的：吴端艺借用李宏承的名义开立银行卡，用于煤矿的收入和支出，与冯亚年军没有任何关系，进入到李宏承卡上的钱全部由吴端艺控制。第八组证据：吴端艺2017年5月9日的借款单和2017年9月16日的抵押借款条（复印件）证明进入到李宏承银行卡上的钱，除了煤矿正常开支外，其余部分全部被吴端艺取走。吴端艺2017年4月2日以后一直在行使承包人的权利。第九组证据：李宏承的当庭证言，用于证明冯亚军提供证据中第六组、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证明李宏承在杨湾D区采矿工作期间，冯亚军没有参与经营活动。吴端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合同的问题是朱义园当初在昌厦分公司厦门分公司盖的章收了钱给我的，章是朱义园盖的。公安机关的笔录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二、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通知书，私刻公章，公安机关没有叫我鉴定，这个章是冯亚军给我，这个章是冯亚军盖的。证据三、承诺书是真实的，但我就没办法履行承诺书。我从来没有控制过矿区，冯亚军这份担保之前从来我没有控制过。不认可李宏承的银行交易记录，李宏承是他的亲戚。对借条、借款单，我没有权利借给冯亚军，冯亚军是拿走我的钱。对银行卡取钱不认可。对于李宏承的证言，李宏承是冯亚军派过来的，与他妻子掌控财务，对证言不认可。上诉人刘国勇对此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昌厦公司出具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伪造施工合同的情形。2、笔录是复印件，不予质证，也不能证明冯亚军所要证明的目的。3、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他意见同意吴端艺的质证意见。4、证据三和证据四的质证意见是吴端艺出具的保证书，与刘国勇无关，但能够证明冯亚军参与了煤矿的管理，是实际的发包人，其应当知晓债转股的事实。对于王永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这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5、对于李宏承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在本案中的关联性提出异议。6、对于第八组借款单和抵押，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合法性，我们也不是当事人，而且借款单也没有流水，也没有借款的凭据，证明不了借款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7、对李宏承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吴端艺是挂靠江西昌厦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与中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剥采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冯亚军当庭陈述，吴端艺承包的项目中有100亩是他的，是吴端艺与中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项目的中间人，其在涉案项目中曾代中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处理一些事务。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冯亚军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评析认为：首先，根据上诉人刘国勇提供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借条》、资金的转款凭证、委托转款人、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刘国勇与吴端艺原存在合伙关系，后吴端艺收购了刘国勇的合伙股份，并以《借条》的形式将吴端艺应给付刘国勇的合伙股份转让款转为了借款，证实吴端艺与刘国勇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及发生。其次，上诉人主张冯亚军承担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是2017年4月2日其与吴端艺、冯亚军等人签订的《还款承诺书》。《还款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本人签署，明确约定冯亚军对吴端艺向刘国勇的借款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且根据《还款承诺书》记载，所涉及的借款应该是在2017年4月2日之前已经发生，也是因涉案项目产生的借款，在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相应金额的借款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冯亚军所担保的借款就是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股权转让款转为的借款。另外，借贷法律关系产生的原因多种，既有因典型的借贷行为产生，也有因其他基础法律关系转为借贷法律关系。冯亚军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有能力且应当仔细审核合同的内容，《还款承诺书》中也未特别约定担保人对转化型借贷关系形成的债权免除担保责任，因此刘国勇请求冯亚军按照《还款承诺书》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在冯亚军的主观预期范围内，并未违背冯亚军的意思表示，且法律也无相关免责规定，故冯亚军以不知涉案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来免除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显示，冯亚军与涉案项目存在重大利益关系，其为吴端艺的涉案债务提供担保并不违背常理。至于冯亚军在签订《还款承诺书》后是否实际控制涉案项目的事实，在前述认定的情况下，即使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也不能免除冯亚军的担保责任。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被上诉人冯亚军抗辩其不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被上诉人冯亚军对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原审被告吴端艺应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冯亚军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利向原审被告吴端艺追偿；四、驳回上诉人刘国勇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170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端艺、冯亚军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0元，由冯亚军负担。再审期间，冯亚军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账户名，山西浑源东邦公，账号：62×××42，反映2016年6月20日至2016年10月26日期间的17笔银行流水对账单（原件），该账户是吴端艺、刘国勇、朱义园合伙体使用的账号。与一审诉讼过程中冯亚军提供的证据《资金流水台账》结合，用以共同证明：1．刘国勇及其他合伙人在2016年10月3日之后，仍在与吴端艺进行合伙经营；2．刘国勇除合伙投资300万元之外，还于2016年6月18日借给合伙体（杨湾采区煤炭项目）100万元。之后，合伙体归还了200万元给刘国勇，另支付了54.533万元的利息。3．吴端艺没有将刘国勇的投资款转为借款，也没有向刘国勇另行借款投入到杨湾采区煤炭开采项目中。第二组证据：2016年7月23日吴端艺等人与王青彪签订的关于金岷煤业露天矿北花峪采区内部工程施工的《补充协议》（原件），用以证明：吴端艺在承接涉案煤矿开采项目的同时，还承接了另外一个煤矿的开采项目，其向刘国勇所借款项的一部分投入到了其他煤矿开采项目中去了。另附：根据一审提供的证据《公证书》内容整理的《股东投资、借款、收款明细表》，用以证明：1．刘国勇借给合伙体100万元，本金加利息收回了254.533万元。2.2017年1月，按照2016年度投资额的10%比例分红得利30万元。刘国勇质证认为，对冯亚军制作的《收款明细表》中反映的收款流水持有异议，对45330元有异议；30万元股东分红也有异议，该笔款项其实是还本金；100万元也有异议，这100万元是刘国勇用于支付前期工程款的押金。另刘国勇不清楚其他人的还款情况。刘国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2016年9月冯亚军开始调查、了解合伙人的投资款项及合伙人股转债的真实性。冯亚军2016年10月复印了全部的财务资料。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4月期间，东邦公户煤矿的财务人员按照冯亚军的要求将财务台账等材料通过11份电子邮件发给冯亚军的ＱＱ邮箱，冯亚军是完全了解和合伙人投资款股转债的情况。2.2016年11月底冯亚军开始控制涉案煤矿及山西浑源东邦公户，并派了其侄女、侄女婿负责财务和浑源煤矿的事务，冯亚军是知晓刘国勇等合伙人股转债的情况。3.2016年10月3日后刘国勇退出合伙，没有参与经营。4．刘国勇借款本金为560万元，截止还款承诺书前利息合计80万元。吴端艺归还了本金100万元，剩余的是460万元。收到利息共计230.830万元。未偿还刘国勇利息数额为569170元，冯亚军签订还款承诺书时不同意把利息算进来，因此还款承诺书只有本金没有计算利息。5．对冯亚军提供的股东投资借款明细表有异议，2016年12月返还刘国勇借款本金100万元是错误的。实际这笔金额是记在刘国勇投入了100万元，这100万元是用于支付前期工程款押金，财务做了明确登记，并不是他主张的还给刘国勇本金100万元。2017年1月有一笔金额是45330元支付给刘国勇的利息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刘国勇收到利息是30830元，2017年股东分红30万元是错误的，实际上30万元上面记载的是还款。6．合伙人将股权转为债权，冯亚军是知情的，签承诺书之前是将财务掌握得非常清楚。刘国勇和吴端艺去北京与冯亚军当面商谈股转债的事由。合伙人很担心款项偿还问题，冯亚军表示同意股转债。冯亚军会来管理这个矿，不会让吴端艺瞎弄。合伙人都退出不用担心，冯亚军来担保，冯亚军比中能源公司有钱，能还得起合伙人的借款，还款承诺书签订后，冯亚军仍然在管理煤矿。冯亚军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冯亚军收到财务台账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6日以及第一组证据的来源是2016年10月，恰恰证明了冯亚军对于合伙人的投资情况以及股转债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他自愿签订还款承诺书，提供担保的原因所在。对第二组证据质证认为：这份协议的主体是王青彪、吴端艺、叶勇、彭城市景江公司，与刘国勇无关。刘国勇不清楚该协议的情况，因此对该补充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确认了冯亚军认同刘国勇借款这一事实，与其证据一的证明目的前后矛盾。该协议是否履行不详。该协议无法证明刘国勇借款投入了其他项目。刘国勇也从来未打过款给其他项目，刘国勇的款项都是打给吴端艺的。刘国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财务人员熊艳向冯亚军QQ邮箱发送的11份电子邮件（原件），用以证明：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财务人员按照冯亚军的要求把财务台账、销售台账、资金流水等材料通过11份电子邮件发给了冯亚军QQ邮箱（2016年11月20日的邮件内容是资金流水台账；2016年12月22日下午4：11的邮件内容是11月煤炭销售台账；2016年12月22日下午4：28的邮件内容是11月资金流水台账；2017年1月19日的邮件内容是2016年煤炭销售台账；2017年1月19日下午2：32的邮件内容是2016年12月煤炭销售台账、2016年资金流水台账；2017年1月19日下午2：33的邮件内容是2016年资金流水台账；2017年3月4日下午12：48的邮件内容是煤炭销售台账2017、2017年1月资金流水台账；2017年3月4日下午12：50的邮件内容是2017年1月资金流水台账；2017年3月6日的邮件内容是2017年1月资金流水台账；2017年4月13日的邮件内容是煤炭销售台账2016、煤炭销售台账2017）。冯亚军是完全了解合伙人股转债的情况。冯亚军对吴端艺所欠刘国勇债务460万元及相应利息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二组证据：财务人员熊艳与冯亚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3月4日至2017年5月6日）（原件）（摘取其中部分聊天内容为：2017年3月4日冯亚军说：“小熊你好，一月份的账你弄好了吗？如果好了尽快发给我。我把春节前的账整理一下”。小熊回复冯亚军：“冯总好，出差回来了？账目已弄好，我一直在等您派人过来交接”，这时冯亚军已经在交接了。冯亚军回复小熊“好的，我这几天安排下，你先把今年一月份的发给我看看”。证明冯亚军在签订《还款承诺书》前已经接管了煤矿及财务。2017年3月6日冯亚军：“小熊你好。你把从你接手到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表格。主要是一共卖了多少煤？总收入多少？再就是总共支出多少？其中给工程队多少？其余资金都花在什么地方？另外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欠工程队多少钱？过几天我去和吴总对账，听说你们股东都要来，到时候大家一起谈谈”，证明冯亚军知晓全部财务情况，要与刘国勇合伙人会谈股转债事宜，与吴端艺对了账。2017年3月13日冯亚军：“小熊，你们明天过来了去公司，离西客站很近。莲花会所。带上吴总和你们的所有合同，几点到北京？我们会带上跟吴总签的所有合同及协议等，我们的合同也让你们看看”，2017年5月6日，冯亚军：“小熊你好。目前矿的施工不顺利。四月就没有怎么卖煤。刚进五月又让停工了。这次要停20天。五月就基本完了。麻烦你和各位小股东们通报下”，2017年5月6日冯亚军拜托财务人员小熊根合伙人们通报一下还不了借款。还款承诺书约定2017年5月1日前偿还刘国勇第一笔款人民币115万元整。2017年5月6日冯亚军拜托财务人员小熊跟合伙人们通报一下还不了借款）。上述微信证明：冯亚军看过吴端艺与合伙人签订的所有合同，合伙人也看过吴端艺与合伙人的全部合同，冯亚军是知晓股转债的事实，也清楚财务情况才提供担保的。2017年4月9日至2017年5月6日，冯亚军一直管理煤矿事务。冯亚军签订还款承诺书前已经接管了煤矿财务及煤矿事务，冯亚军是完全了解合伙人股转债的情况。故冯亚军应对吴端艺所欠刘国勇债务46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冯亚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些邮件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情况正像刘国勇代理人所表述的，在2017年3、4月份，刘国勇和其他几个合伙人还在一起合伙，冯亚军仍然知道他们是股东，但是11份邮件内容没有反映出刘国勇股转债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聊天记录只能反映出冯亚军对刘国勇和吴端艺财务上了解，并不是对股转债情况了解。特别是，聊天记录里反映出2017年4月12日冯亚军还在要求小熊将2016年7、8、9、10月和2017年1月的台账发过来，这说明在签订承诺书之前，冯亚军对刘国勇、吴端艺合伙期间的财务情况不是很清楚，更加不可能知道是有股转债的事实。特别是2017年3月17日、2017年4月12日这些内容里反映出刘国勇在2017年4月份仍然是合伙人，根本不存在股转债的情况。刘国勇在2017年3、4月份仍然是合伙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分析认定：1．对冯亚军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两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上述两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债务不存在，冯亚军无需对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对刘国勇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两组证据的关联性中用以证明冯亚军知晓刘国勇退伙与吴端艺达成股转债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用以证明冯亚军的担保责任系连带担保责任并应对案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均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不予认定。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国勇向本院自认吴端艺于2017年1月18日归还其借款3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冯亚军是否应对吴端艺归还刘国勇430万元的本金和相关利息承担担保责任？2．若担保责任成立，该担保责任是连带保证责任还是一般保证责任？担保范围是什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案涉的《还款承诺书》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4月2日，《还款承诺书》不仅约定了：“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的五个月内”还款期限，还约定了“按月分期偿还刘国勇借款”的内容，该承诺书全文内容表述所涉债务均能反映系对已发生的债务进行了数额的确认和担保，并未指向没有发生的债务。冯亚军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时就应该知道其亲笔签名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亲笔签名行为应视为其对该份承诺书载明的借款数额和借款事实已发生是认可的。刘国勇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2016年5月30日、6月15日、6月18日、6月24日、6月27日、7月7日、7月26日的银行汇款记录和受托人赖程辉的证人证言、刘国勇2016年5月30日的银行资金流水、2016年6月18日、7月26日吴端艺先后向刘国勇出具三份《收条》、2016年10月30日吴端艺向刘国勇出具的一份《借条》等相关证据用以证明案涉借贷关系的成立及实际发生的详情。二审中刘国勇又向法院提交了银行流水一组，证明吴端艺还款金额；提供了朱义园、蔡勇的证言证明《还款承诺书》签订时的情况及投资款转成借款的情况。冯亚军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有460万元是刘国勇的投资款或其他往来款，而不是借款。冯亚军抗辩称其不承担担保责任的原因是刘国勇、吴端艺向其告知了借款投入到了东邦煤业杨湾D采区的虚假情况，隐瞒了没有将“借款”投入到杨湾D采区的真实情况，是受欺诈所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该抗辩的意思表示视为认同案涉借款的存在，仅因吴端艺与刘国勇私下改变借款用途因未告知冯亚军而导致其不应承担。同时冯亚军又抗辩称刘国勇的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一、二审诉讼中冯亚军对承诺书中确定的债务的数额提出了疑问，再审审理阶段则认为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上述异议内容不仅有违常理，且其提出担保行为构成欺诈的说法与其抗辩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没有发生借款的说法是相悖的。冯亚军在一、二审的抗辩内容自相矛盾。吴端艺当庭确认收到刘国勇支付的80万元现金，其余款项转账。吴端艺当庭也认可了其受让了刘国勇的股权并出具借条确认了欠款金额为460万元。一审判决基于案涉460万元的组成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答辩意见，从而认定刘国勇与吴端艺之间成立460万元的借贷关系和案涉《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借款已经出借正确。再审审理过程中刘国勇自认吴端艺归还其借款30万元，应在本金460万元中予以剔除。故吴端艺负有归还刘国勇430万元本金和相关利息的义务。一审判决作出后，吴端艺未提起上诉，冯亚军上诉提出本案的案涉债务不存在，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否定案涉债务的成立。二审判决对吴端艺负有的归还义务予以维持正确。再审期间冯亚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债务不成立和冯亚军对案涉债务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再审期间刘国勇提交的证据能进一步证明冯亚军对案涉债务已实际发生且对案涉债务系股转债的事实是知晓的。故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对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正确，应予以维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该法第十八条还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不论是从《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的“冯亚军的担保责任是在吴端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及“仅承担本金”的内容，还是从刘国勇的诉请主张（判令冯亚军对吴端艺向刘国勇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及冯亚军在一、二审庭审中的抗辩内容看，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担保范围不仅包括逾期还款的本金还有利息，不仅与案涉《还款承诺书》的内容相悖，同时还于法相悖，再审均予以纠正。本院认为冯亚军对案涉债务的担保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担保范围仅为本金430万元。冯亚军的该点申请理由能够成立，应予支持。综上，冯亚军的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二审判决认定冯亚军的担保责任与查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终3106号民事判决和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民初4865号民事判决；二、吴端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国勇归还借款本金430万元及利息（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三、冯亚军对吴端艺上述应付债务中的本金部分430万元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冯亚军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利向吴端艺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170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端艺、冯亚军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0元，由冯亚军负担23,600元，刘国勇负担2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伟审判员 胡爱菊审判员 黄声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严 磊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二）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三）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