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2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明初，男，195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褚立事，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紫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法定代表人：郝彦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汉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新合作农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民生巷**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王金林。原审第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1号。负责人：曲亮，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明初因与被上诉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公司）、被上诉人宁夏新合作农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新合作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明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明初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明初在一审中明确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按照基金合同纠纷审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一审的庭审笔录中，王明初明确其行使的是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之间的《宁夏新合作农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因此本案应当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基金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仅仅按照基金合同纠纷审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二、依据王明初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光大银行北京分行提交的划款指令及附件以及打款的事实，能够证明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之间事实上存在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凭《股权转让协议》系复印件即简单认定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王明初提交了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虽系复印件，但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光大银行北京分行提交的划款指令及附件中亦有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基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完成了打款，且款项的实际接收方宁夏新合作公司，系新合作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基于以上证据及事实，能够证明锋创公司真实存在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了2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股权转让协议》系复印件即简单认定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仅仅通过新合作公司接受的650万元系自锋创公司银行账户划款，而认定新合作公司与案涉基金不存在合同关系，证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如一审判决认定新合作公司收取的650万元股权转让款非基金财产，则可以推定打款至宁夏新合作公司的20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款并未用于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宁夏新合作公司应当承担将200万元款项返还的责任。三、王明初与锋创公司签订《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非证券类）》（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委托锋创公司进行理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王明初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基金合同》而有权行使锋创公司对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的权利，有权要求其返还款项。一审法院认定王明初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9月，王明初与锋创公司签订《基金合同》，委托锋创公司进行理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案涉基金的募集总金额为200万元，远远低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50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负有返还款项的义务。目前，锋创公司已失联且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故王明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有权行使锋创公司对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的权利。宁夏新合作公司虽未参与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基金合同》，但其实际接受基金款项，以其行为加入了合同的履行。一审法院认定王明初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即便如一审判决认定，新合作公司与锋创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合同，不是动用案涉基金财产作为股权转让对价。则无论《基金合同》成立与否，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依据《基金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执行划款指令及附件，将款项打至宁夏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作为款项的实际接收方，及新合作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应当对该款项并未实际用于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新合作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明初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该案是基金合同纠纷是正确的。二、王明初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协议，其仅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新合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原件，应以新合作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因此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通过对于事实的审理已经认定了王明初与锋创公司之间是投资基金合同关系，王明初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宁夏新合作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明初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尽到了托管义务。王明初和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的纠纷与光大银行北京分行没有关系。王明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宁夏新合作公司向王明初支付委托投资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从2017年11月1日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判令新合作公司与宁夏新合作公司向王明初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王明初（委托人）与锋创公司（基金管理人）、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基金托管人）签订《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名称：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以下简称锋创基金），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范围：收购宁夏新合作公司21．27%股权。基金存续期限：1年。基金为封闭式基金，到期赎回并分红。合同22．4条约定：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基金合同存续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基金管理人被依法取消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的……基金管理人、托管人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托管人承接；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合同亦规定了基金的清算程序及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王明初向锋创基金汇款100万元用于认购基金份额。该基金于2017年9月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登记。新合作公司系宁夏新合作公司股东。2017年6月20日，新合作公司（甲方、出让方）与锋创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宁夏新合作公司（目标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新合作公司出资1538万元，占目标公司51．27%股权，该部分出资额已全部缴清。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1．27%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638万元。2017年10月11日，宁夏新合作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公司全体股东出席会议，代表公司100%股权，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形成如下决议：同意股东新合作公司将其认缴并已出资到位的638万元占宁夏新合作公司21．27%股权，转让给锋创公司。锋创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将股权转让款638万元分期支付至新合作公司账户。2018年1月3日，宁夏新合作公司完成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一审庭审中，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出具划款指令，显示锋创公司指令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将北京锋创财富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账户（以下简称锋创基金账户）中97万元汇入宁夏新合作公司，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已按指令进行划款。2018年8月8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告，将锋创公司列入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2019年2月28日，锋创公司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一审法院认为，王明初与锋创公司签订《基金合同》，与锋创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诉争《基金合同》已经王明初及锋创公司签署，合同亦未约定合同成立的其他条件，故该合同已依法成立。王明初主张合同不成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合同明确载明了合同的当事方，王明初主张宁夏新合作公司为合同相对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王明初主张诉争《基金合同》解除，宁夏新合作公司基于合同解除返还投资款，但合同解除应当向合同相对方进行主张，王明初依据合同解除向宁夏新合作公司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王明初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向宁夏新合作公司主张权利，但并无证据证明锋创公司与宁夏新合作公司之间订立合同，现亦无证据证明系因宁夏新合作公司的原因致使锋创公司无法对王明初履行《基金合同》的义务，故王明初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新合作公司与王明初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且新合作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同锋创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与诉争基金系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锋创公司向新合作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账户系锋创公司账户，并非基金专户，该转让价款与王明初无关。故王明初以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为依据，要求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承担给付义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明初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明初向本院提交了其作为申请人，依据案涉《基金合同》的仲裁条款，以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的〔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999号裁决书，拟证明新合作公司与锋创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宁夏新合作公司以其实际履行加入了该合同关系。新合作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上述仲裁裁决书中陈述的事实与新合作公司不相关，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的法律关系已经在一审程序中经过了质证。宁夏新合作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仲裁案件与本案也没有关系。鉴于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该仲裁裁决的当事人为申请人王明初与被申请人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主要争议为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基金托管人是否违反托管义务；新合作公司与宁夏新合作公司均未在仲裁案件中进行质证和发表意见，故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涉《基金合同》载明：一、订立本合同的目的、依据和原则2.订立本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的通知》和其他有关中国法律。九、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情形1.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1）决定修改本合同的重要内容或者提前终止本合同；（2）决定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3）决定调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4）与其他基金合并；（5）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针对前款所列事项，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直接作出决议，并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盖章。2.除本合同另有约定之外，以下情况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1）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外包服务费及其他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外包服务机构收取的费用；（2）在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低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或在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变更收费方式；（3）基金管理人因股东变更、公司分立/合并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基金业协会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情形；（4）对本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或修改不涉及本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5）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以外的其他情形。（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效力2.基金份额持有人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通过之日起，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有约束力；该等决议内容通知至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日起，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有约束力。（十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直接参与或者干涉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二十三、清算程序（一）清算组的成立及职责。本合同终止事由发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由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等相关事宜，也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二）资产核对与变现（三）清理基金财产债权、债务（四）清算报告（五）支付清算财产（六）账户销户。〔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999号裁决书载明：“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本案基金成立于2017年8月12日，于2017年9月5日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本案基金募集结算专用账户在2017年8月11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除‘结息’事项外，共发生六笔资金交易，分别为：2017年8月11日收入2000000元，付款人为‘北京申泰投资有限公司’，摘要为‘无’；2017年9月14日支出2000000元，收款人为‘北京申泰投资有限公司’，摘要为‘投资定金（意向金）’；2017年9月29日收入1000000元，付款人为‘王明初’，摘要为‘跨行转账’；2017年10月16日支出1000000元，收款人为‘北京锋创财富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摘要为‘募集户转入托管账’；2017年10月31日收入1000000元，付款人为‘张华’，摘要为‘张华认购宁夏新合’；2017年11月1日支出1000000元，收款人为‘北京锋创财富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摘要为‘募集户转入托管户’。本案基金托管账户在2017年10月16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除‘结息’事项外，共发生五笔资金交易，分别为：2017年10月16日收入1000000元，付款人为‘北京锋创财富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募集结算专用账户）’，摘要为‘募集户转入托管账’；2017年10月17日支出970000元，收款人为‘宁夏新合作农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摘要为‘对外投资款’；2017年10月17日支出30000元，未载明收款人，摘要为‘托管费’；2017年11月1日收入1000000元，付款人为‘北京锋创财富宁夏新合作股权并购基金（募集结算专用账户）’，摘要为‘募集户转入托管户’；2017年11月1日支出1000000元，收款人为‘宁夏新合作农村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摘要为‘投资款’”。一审中，王明初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复印件，新合作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原件，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协议的“股权转让价款及其支付”项下约定锋创公司应于2017年10月30日内向新合作公司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后者约定锋创公司应于2017年8月20日内向新合作公司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638万元。其余内容及落款时间均相同，且均有双方公司签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主张其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与王明初提交的版本相同，但是未留存原件，其收到的是协议扫描件，上有协议双方的印章，光大银行北京分行未核对原件，作为托管人对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作实质判断。新合作公司主张宁夏新合作公司注册资本仅有3000万元，宁夏新合作公司系经营超市，21.27%的股权价值绝不可能溢价增长到5000万元，所以股权转让价款为5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真正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按照宁夏新合作公司21.27%股权的实缴价值638万元确定的转让价款，锋创公司已经从自己的账户内分次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并进行了相应的股权转让登记，在宁夏新合作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所附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也是638万元。王明初与张华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约定“授权任一基金投资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相关方主张责任”。王明初主张案涉基金管理人锋创公司已经失联且被注销基金管理人资质，不具有按照《基金合同》原条款参加清算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基金托管人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在管理人被注销资质、案涉基金终止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且也实际不具备单独参与清算的行为能力；在《基金合同》清算条款事实上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投资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作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授权任一基金投资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相关方主张责任，针对案涉基金的清算事宜作出了部分安排，属于对《基金合同》清算条款作出了变更，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基金合同》约定，从而使王明初获得诉讼主体资格。新合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清算应由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若该两方不履行职责，也应追究其责任，王明初所称投资人作出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不具备对基金清算的条件。王明初曾于2019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当事人申请书》，载明锋创公司将委托理财资金打入宁夏新合作公司账户，锋创公司与宁夏新合作公司系“名股实债”关系，宁夏新合作公司系实际用款人；2019年9月23日，王明初又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当事人申请书》，载明锋创公司将委托理财资金打入宁夏新合作公司账户，宁夏新合作公司系实际收款人。宁夏新合作公司一审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主张锋创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与新合作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实施责任主体为锋创公司与新合作公司，宁夏新合作公司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宁夏新合作公司一审、二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对其是否收到案涉锋创基金账户转入其公司账户的197万元以及其与锋创公司作为管理人的锋创基金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等发表意见。本院认为，王明初主张其系依据其提交的锋创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与新合作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新合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王明初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明初与锋创公司签订《基金合同》，投资1000000元，持有锋创公司设立的锋创基金份额。案涉锋创基金经过备案，已经合法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募集其他种类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应当参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明确约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基金合同关系实质上属于信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关系区别于普通的委托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管理人取得名义上的信托财产所有权。信托关系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这一民事特别法加以调整的特殊的委托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基金关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委托或者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王明初关于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案涉锋创基金的投资人并非王明初一人，投资人的资金一旦进入基金账户，就成为基金财产的一部分，投资人只享有相应基金份额的受益权，而不享有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运用基金财产的过程中，与相对方形成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由基金管理人行使相应的合同权利，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在终止事由发生后，也应由管理人履行相关的清算义务。案涉基金管理人锋创公司已失联并于2019年2月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事实上，案涉基金1年存续期限届满未延期的，也符合案涉《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终止情形。王明初主张由于管理人失联并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故锋创公司实际已经无法履行案涉锋创基金终止后的清算义务，投资人共同达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授权任一基金投资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相关方主张责任，应视为对于《基金合同》清算条款的变更。本院对此作如下分析：首先，管理人失联并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并不代表管理人民事主体消灭，且管理人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仅代表其无权嗣后开展新的私募基金业务，并不代表其不再负有对资格注销前已经设立的基金进行清算的义务。其次，根据案涉《基金合同》的约定，清算程序实际上包括基金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等相关事宜，具体包括资产核对与变现，清理基金财产债权、债务，制定清算报告，支付清算财产和账户销户等。清算客体是基金财产整体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王明初根据“授权任一基金投资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相关方主张责任”的内容要求基金投资相对方向自己承担责任并不属于清算行为。再次，根据《基金合同》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情形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效力的相关约定可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仅有权对于基金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仅在基金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一般无权改变基金外部关系。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关于任一基金投资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相关方主张责任的授权，不能使王明初取得本案适格主体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均规定有股东代表诉讼和合伙人代表诉讼的机制，允许股东或者合伙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代表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向相对方主张权利。在目前信托法和基金法法律框架下，尚没有明确的受益人代表诉讼的机制。即使有，受益人亦不能要求相对方直接向自己履行义务。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新合作公司和宁夏新合作公司是否属于适格被告亦存在争议。该争议的起源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出现了两个版本。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不但约定了不同的股权转让对价，而且锋创公司的身份亦存在不同：锋创公司在一份协议中是作为锋创基金的管理人身份，在另一份协议中是代表本公司。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宁夏新合作公司的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但究竟是基于哪份《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的变更亦存在较大争议。锋创公司作为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只有其加入诉讼，对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和履行情况等发表意见，才能查清并认定相关事实。本案缺乏锋创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事实上无法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亦无从判断新合作公司和宁夏新合作公司是否属于适格被告。综上所述，王明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明初一审中主张《基金合同》不成立，《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要求新合作公司和宁夏新合作公司返还投资款，一审判决认定王明初系主张《基金合同》不成立并解除，并主要基于《基金合同》的法律关系驳回王明初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但是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0元，由王明初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罗 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林 雯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