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福妹，女，197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汊河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勤慧，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璐璐，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拥军，男，196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华胜，江苏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傅福妹因与被上诉人江拥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傅福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勤慧、闫璐璐，被上诉人江拥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华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傅福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大红某”并非交趾黄檀的专称，《红木商用名称》（ＳＢ／Ｔ10758—2012）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性质仅仅是流通于市场的参考文献，并非权威解释，是否仍然有效，无从考证。双方在《定货单》上备注条款第2条明确注明“家具属非标商品，选购时请充分考虑再下定单，选定商品不予退换，定金不予返还”。被上诉人作为消费者已充分了解合同条款后，再与上诉人约定家具买卖事宜。交趾黄檀并非市面上唯一的“大红某”家具，对于“红某”类木，随着家具市场的发展，均存在“大红某”的商品属性。交趾檀木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定货单约定价格的，定货单价格能够体现家具的材质等级，对此被上诉人也是明知的；2.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属于科研机构，无出具木材鉴定报告的资质，其出具的《木材鉴定报告》是被上诉人的单方举证，未经上诉人同意，不符合证据举证规则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且系依据《红木商用名称》作出，不符合现实市场规则。一审法院曾委托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以下简称苏州质检院）进行鉴定，该院回复其不具备该资质标准、不具备对木材产地进行鉴定的资质。在专门鉴定部门均无资质或无法得出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出具的《木材鉴定报告》属于无效鉴定报告。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上诉人未履行举证义务；3.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国家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以下简称南京建材质检中心）南京建材质检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能够证明交付的红木家具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且足够推翻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出具的《木材鉴定报告》。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根据本案特殊案情，法院并非专业家具木材鉴定部门，一审法院应当重新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家具的性质、价值进行重新鉴定，对市场流通的“大红某”家具性质、称呼、价格等进行调查核实。但一审法院并没有继续鉴定或调查程序，单凭被上诉人举证的《木材鉴定报告》，确定最终判决结果明显程序有误。三、一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已经按约定履行义务，被上诉人拖欠货款未付，在得知本案起诉后才另案起诉上诉人，被上诉人具有欺诈诉讼的嫌疑，试图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谋取利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江拥军辩称，1.当时双方是通过熟人介绍才达成交易，应当是买卖合同，购买的是上诉人办公室里的成品，并不存在定做的问题；2.上诉状中提到被上诉人不同意法院委托鉴定是不存在的，当时双方都愿意以法院委托方式进行鉴定，只不过是因为条件不具备，没有相应专家库里的鉴定机构才没有继续鉴定；3.上诉人的鉴定并没有对案涉家具进行取样，从不清楚鉴定报告中样品从何而来，该报告显然没有说服力；4.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是国内有名的研究机构，是省纪委价格方面的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傅福妹一审诉讼请求：1.江拥军支付拖欠货款80600元及利息14500元（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并以806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3日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江拥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江拥军曾向傅福妹订购一批红木家具。在定货单上，双方约定的货物包括一套“大红某”沙发、一套“大红某”餐桌、一个“大红某”电视柜、两张“缅花”大床、一对“缅花”顶箱柜、一对“非洲花梨”书柜、一张“非洲花梨”书桌和其他赠品，总价款为438000元，其中“非洲花梨”书柜和“非洲花梨”书桌两件货物的金额一栏处均注有“赠送”的字样。该定货单备注列以铅笔字迹载明了“大红某”沙发、“大红某”餐桌、“大红某”电视柜、“缅花”大床和“缅花”顶箱柜的价款明细，分别为260000元、100000元、35000元、52000元、28000元，其中“大红某”沙发、“大红某”餐桌均打九折，折后合计为324000元，以上家具的价款合计为439000元。2015年12月5日，江拥军收到傅福妹提供的家具，包括一套“大红某”沙发、一套“大红某”餐桌、一个“大红某”电视柜、两套“缅花”大床、一套“缅花”书桌、两个“缅花”书柜、一个“缅花”电视柜、一套“缅花”顶箱柜、两个床垫等。在送货单上，“缅花书桌”和“缅花书柜”两件货物均用括号注明了“送”的字样，江拥军在送货明细的下方划线签名。该送货单另载有各项货物的价款明细，其中“大红某”沙发、“大红某”餐桌、“大红某”电视柜和“缅花”大床的价款与定货单所载内容一致，“缅花”电视柜的价款为10000元，“缅花”书桌的价款为13000元，“缅花”书柜的价款为13000元，“缅花”顶箱柜的价款为38000元，床垫的价款为1600元，送货单上注明以上货物的价款合计为496600元，折后为460600元。此后，江拥军共计支付货款380000元，剩余货款至今支付。另查明，江拥军曾委托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对前述家具中的沙发、餐桌、电视柜用材进行树种鉴定，以确定家具用材是否为“大红某”。2019年1月22日，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出具了编号为ＪＤ19100-5的《木材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根据家具用材木材构造特征，经与我中心有关资料、模式标本及显微镜切片校核，确定3套家具所用木材有2种，餐桌椅中有2把椅子为一种木材，为蝶形花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黄檀属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的奥氏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ｌｉｖｅｒｉ；其他均为另一种木材，为蝶形花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黄檀属的微凹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ｒｅｓｔｕａ，产自中美洲。根据国家标准ＧＢ／Ｔ18107-2017《红木》行业标准ＳＢ／Ｔ10758-2012《红木商用名称》，所鉴定3套家具用材均不是“大红某”。再查明，傅福妹曾委托南京建材质检中心对一批送检木块进行树种鉴定。2019年3月11日，南京建材质检中心出具了编号为ＮＪＺ（2019）ＪＣ01-00242Ｚ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结果为：样品所用木材的宏观特征及微观构造与ＧＢ／Ｔ18107-2017《红木》标准规定的红某木类（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ｓｐｐ.）木材的特征相符，用材为红某木。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针对双方争议的部分家具是否为“大红某”材质问题，法院曾依法委托苏州质检院对木材材种进行鉴定。2019年10月14日，苏州质检院复函称：“经了解‘大红某’实际为商品名称或者通俗名称，我院可以依据ＧＢ／Ｔ18107-2017《红木》等相关标准，对木材材种进行鉴定，结论只能按照标准中材种名称‘红某木类’来判定；对委托函中所附的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研究中心的木材鉴定报告中所依据的标准‘ＳＢ／Ｔ10758-2012《红木商用名称》’，我院暂不具备该资质标准……红木分为5属、8类、29种，木材材质检测报告最终结果以属和类表示，然而根据现场实际取样情况，最终结果可能以种表示……”之后，法院又向苏州质检院发函咨询。2019年11月25日，苏州质检院复函称：“……1、关于ＳＢ／Ｔ10758-2012《红木商品名称》是否现行有效，我院不是标准管理单位，无法提供该标准有效性的权威解释。但据我院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中国标准服务网上查询，该标准现行有效，查询日期为2019年11月22日。2、我院不具备对木材产地进行鉴定的资质。”在法院向双方告知两次回函情况后，双方均不同意继续进行鉴定。又查明，2012年11月1日，国内贸易行业标准《红木商用名称》（ＳＢ／Ｔ10758-2012）生效实施，该标准将红木分为八类，即紫檀木、花梨木、香枝木、黑酸枝木、红某木、乌木、条纹乌木和鸡翅木，其中红某类红木又被分为七种，树种名称（亦是商用名称）分别为巴里黄檀、赛州黄檀、交趾黄檀、绒毛黄檀、中美洲黄檀、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该标准记载交趾黄檀的通俗名称为大红某，主要产地为中南半岛；奥氏黄檀的通俗名称为缅甸红某、新红木、白酸枝，主要产地为中南半岛；微凹黄檀的通俗名称为可可波罗、帝王木，主要产地为南美及中美洲。在国家林业局修订形成的《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年版）》中，交趾黄檀以括号的方式注有另一名称：大红某。2018年7月1日，取代旧国家标准《红木》（ＧＢ／Ｔ18107-2000）的新国家标准《红木》（ＧＢ／Ｔ18107-2017）生效实施，新、旧标准均将红木分为八类，并将其中的红某木类木再分为七种，即巴里黄檀、赛州黄檀、交趾黄檀、绒毛黄檀、中美洲黄檀、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该新标准详细规定了红木检验和鉴定的方法，对每一类下各种红木的宏观构造特征、微观构造特征、气干密度等指标都做出了明确的描述。以上事实，有定货单、送货单、检验检测报告、工商登记资料、木材鉴定报告、聘书复印件、照片打印件、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双方订立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并约定了家具材质，傅福妹应向江拥军交付符合用材约定的红木家具。本案中，双方约定部分家具的材质为“大红某”，但“大红某”并非规范的红木树种名称或商用名称。根据行业标准《红木商用名称》（ＳＢ／Ｔ10758-2012）和《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年版）》的规定和描述，红木共被分为八类，每一类红木又被细分为若干种，而“大红某”系红某类木中交趾黄檀种红木的常用商品俗称，因此，双方约定的“大红某”应特指红某类木中的交趾黄檀，该解释既符合红木市场通常的交易习惯，也符合江拥军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合理预期。关于案涉家具用材是否属于“大红某”，即交趾黄檀。江拥军提供了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相关家具用材为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结合国家标准《红木》（ＧＢ／Ｔ18107-2017）的规定和苏州质检院的复函意见，红木种类的检验鉴定有具体、明确的方法，在送检样本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专业机构能够将红木材质确定至类以下的种，而傅福妹又未能举证证明此次鉴定存在方法或结论的瑕疵，故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具有证明力，法院予以采信。虽然傅福妹针对家具材质问题提供了南京建材质检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送检木材属于红某类木，但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均属于红某类木一种，故前述检测报告既无法推翻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给出的鉴定结论，也无法证明傅福妹交付的相关红木家具符合双方之间的用材约定。傅福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江拥军有权拒绝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故傅福妹要求江拥军支付合同尾款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傅福妹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除送货单中“缅花”书桌应为“非洲花梨”书桌，“缅花”书柜应为“非洲花梨”书柜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傅福妹提供以下证据：1.2013年10月安徽锦鼎轩家具有限公司与陈秀华签订的《红木家具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拟证明傅福妹所有的公司2013年10月销售的微凹黄檀批量生产的标准款红木家具价格为330000元，考虑到江拥军专项定作的家具成本增加以及2015年为微凹黄檀价格高峰期，傅福妹向江拥军收取的价款参照该合同加价30%，为微凹黄檀的市场价；2.送货单（Ｎｏ.0044671）、定货单，拟证明傅福妹2015年8月6日进货交趾黄檀沙发七件套价格为322800元，交趾黄檀电视柜一件价格为48000元，远高于向江拥军收取的沙发和电视柜价格，本案实际收取的价款系按微凹黄檀的家具市场价。该送货为供应商填制，备注为“大红某（交趾黄檀）”，表明大红某在业内并不特指交趾黄檀；3.定货单（2016年12月15日Ｎｏ.0000875、2016年11月10日Ｎｏ.0000927、2016年10月22日Ｎｏ.0000835），拟证明傅福妹的交易习惯，如客户选用交趾黄檀，会在定货单上注明“大红某木（交趾黄檀）”或“交趾黄檀大红某”，收取的价格远高于向江拥军收取的价格，如选用微凹黄檀，备注的是“大红某（微凹黄檀）”。微凹黄檀也属于大红某的一种，与交趾黄檀的区别通过备注及价格予以区分；4.京东搜索查询的商品页及与客服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京东上的红木卖家朱木世家旗舰店展示的花瓶底座使用的是材质为微凹黄檀，标示为大红某，客服告知微凹黄檀也属于大红某，表明大红某并非普遍被认为特指交趾黄檀，并且在京东搜索微凹黄檀，出现的就是大红某微凹黄檀的搜索推荐，表明将微凹黄檀认定为大红某属于常见。经质证，江拥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定货单均为手写，不清楚是否为事后添加，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以百度百科的表述作为定案依据，如果傅福妹在其他合同中都将大红某备注为交趾黄檀或微凹黄檀，而本案中未加备注，上述证据更加证明傅福妹存在欺诈。上诉人傅福妹申请证人冒书健出庭作证，证人主要陈述，其在上诉人厂里工作了八九年，主要从事雕花、装配和送货工作，认为红某就是大红某，红某包括的种类很多，有好几种，微凹黄檀也是属于大红某。定做江拥军的家具花了二、三个月，老板跟其关系不错。经质证，上诉人傅福妹认为，证人认为大红某和红某并没有作出区分，如果作出区分，就是下面的几种。江拥军做家具的时候是从木材开始的，说明并不是像被上诉人所说的是标准产品，双方之间是承揽合同。被上诉人江拥军认为，鉴于证人的特殊身份，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的一些观点不能作为本案合法有效证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傅福妹向江拥军出售红木家具，定货单中明确载明沙发（7件）、餐桌（7件）、电视柜（1件）的材质为“大红某”，傅福妹应按照双方的约定交付“大红某”沙发、餐桌及电视柜。关于“大红某”术语的指向，依据红木国家标准《红木》（ＧＢ／Ｔ18107-2017），红木被归纳为5属8类29种材，其中黄檀属的红某木类又可细分为巴里黄檀、赛州黄檀、交趾黄檀、绒毛黄檀、中美洲黄檀、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七种具体树种。“大红某”并非红木国家标准中的属、类、种，不是一种学理上的称谓。依据国内贸易行业标准《红木商用名称》（ＳＢ／Ｔ10758－2012），交趾黄檀作为红某木类的一种树种，商用名称为“交趾黄檀”，通俗名称为“大红某”。在国家林业局修订形成的《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年版）》中，亦在交趾黄檀下以括号的方式标注大红某。因此，“大红某”作为红木流通领域内常用树种的一种通俗名称，一般指红某类木中交趾黄檀树种。但是，案涉三套“大红某”沙发、餐桌椅及电视柜的具体材质，经江拥军送交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鉴定认为，三套家具用材为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并非交趾黄檀。关于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的鉴定意见，傅福妹不予认可，根据其申请，一审法院曾依法委托苏州质检院对木材进行鉴定，该院复函其可对木材材种进行鉴定，结论只能按材种名称“红某木类”来判定，然而根据现场实际取样情况，最终结果可能以种表示。傅福妹、江拥军均不同意继续进行鉴定。由此，在江拥军已提供了鉴定报告认为案涉家具材质的情况下，傅福妹应承担案涉家具材质与江拥军举证的材质不符的举证证明责任。傅福妹送至南京建材质检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认为送检木材属于红某类木，但该送检木材并非提取自案涉家具，不能作为评判本案红木家具材质的标准。在傅福妹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采信南林大木材研究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案涉三套家具材质系奥氏黄檀和微凹黄檀，并无不当。事实上，傅福妹在庭审中亦认可三套家具的材质为红某木类微凹黄檀。鉴于定货单中明确载明沙发（7件）、餐桌（7件）、电视柜（1件）的材质为“大红某”，通常情形下“大红某”，一般指红某类木中交趾黄檀树种，上述家具并非交趾黄檀。虽然被上诉人江拥军曾先后多次在其他卖场了解红木家具，应该对红木家具价格有初步了解，但上诉人傅福妹作为红木家具经营者在红木知识的掌握上多于被上诉人江拥军，拥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过错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责任数额与剩余货款基本相当，故对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傅福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8元，由上诉人傅福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飞审判员  王长春审判员  钱发洪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