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辖终1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院**楼****。法定代表人：章文嵩。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定宇，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衡珊珊，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桔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院**楼****div>法定代表人：王欣。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礼，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畅，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院**楼****>法定代表人：程维。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院**楼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程维。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齐祺，男，该公司法务部职员。上诉人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智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桔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桔弓公司），原审被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桔公司）、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嘀嘀无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初229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桔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诉称：桔弓公司是一家系统集成设计、商务代理的信息技术公司，自主研发了倚天、星轨、千寻、桔星等数据系统。基于对滴滴智慧公司的数据信息和桔弓公司的系统开发、业务开发能力，双方洽谈以股权投资以及软件著作权转让的模式，促进双方进一步深度合作，优化滴滴出行品牌的警企关系。2019年4月，桔弓公司将倚天、星轨的软件著作权几乎零对价转让给嘀嘀无限公司；滴滴智慧公司投资、持股桔弓公司35%的股权。2019年5月31日，桔弓公司与滴滴智慧公司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一》），约定：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滴滴智慧公司指定桔弓公司为倚天/星轨的数据产品及服务（包括倚天/星轨系统的定制化项目）的独家销售代理商，负责在全国向各地的公安机关等主体签署倚天/星轨的数据产品及服务合同。代理期间内，滴滴智慧公司负责就倚天/星轨产品提供有关数据支持、更新、升级和服务等。双方对合同款按比例分配。同日，为保证代理权益，桔弓公司与滴滴智慧公司继续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就业务合作模式进一步明确双方的分工合作机制：1.《补充协议一》合作范围部分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滴滴GA团队不向任何公安机关赠送星轨系统”；2.《补充协议一》合作范围部分第四条第五款约定，“针对特殊工具类需求，由滴滴产品技术团队、滴滴GA团队和桔弓共同评估，若与倚天和星轨功能无重合，对桔弓市场拓展没有实质性重大的影响时，滴滴即可开发。如果经评估对滴滴警企合作和/或警企关系维护有影响的，双方确认应以支持滴滴警企合作和/或警企关系维护为主。”根据上述约定，滴滴GA团队既不能将现有的星轨系统免费提供给公安机关使用，同时也不得未经桔弓公司允许，擅自开发同质产品，避免恶性竞争。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桔弓公司团队又研发出千寻系统、桔星系统，双方均同意这两个系统的合作模式适用《框架协议一》和《补充协议一》。桔弓公司与滴滴智慧公司就千寻系统的合作事宜于2019年11月28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二》），就四个系统的代理分成以及销售奖励等事项，于2019年12月26日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明确了桔弓公司根据不同数据系统的合同金额和回款比例向滴滴智慧公司支付产品服务费。同时，《补充协议二》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本协议作为原协议的附件，与原协议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中内容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上述协议签订后，桔弓公司全面履行了《框架协议一》《补充协议一》《框架协议二》《补充协议二》项下的所有义务。2019年7月起，桔弓公司迅速推动倚天、星轨、千寻、桔星产品上线推广。桔弓公司良好的商务对接服务以及数据系统对公安机关侦查犯罪行为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越来越多的公安部门与桔弓公司洽谈政府采购，并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2019年12月19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还专门致感谢信，赞扬桔弓公司推广的数据系统对抓获在逃人员、消除社会安全隐患的贡献。在桔弓公司合法全面履约时，滴滴智慧公司却不顾桔弓公司的多次反对，违反《补充协议一》的约定，擅自开发与倚天/星轨系统高度相似的九州系统，并在2020年初在全国范围内上线推广，甚至免费赠送给正在使用倚天/星轨的公安客户使用，严重影响了星轨产品的推广和销售。2020年2月，在九州系统开发遇阻时，桔弓公司技术人员甚至被直接要求开放星轨代码，滴滴智慧公司恶意竞争的目的昭然若揭。为进一步将桔弓公司排挤出数据产品市场，滴滴智慧公司不顾协议约定，分别于2020年5月22日和2020年5月27日向桔弓公司发送了两封《通知函》，明确表明其将“停止审批同意通过倚天/星轨提供相关数据”，并要求桔弓公司停止与任何主体签署与倚天/星轨数据产品相关的任何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滴滴智慧公司的上述行为，实际就是终止履行并解除《框架协议一》《框架协议二》及相关补充协议。2020年5月29日，滴滴智慧公司正式停止了倚天/星轨数据产品的数据支持，涉案四个数据产品（倚天/星轨/千寻/桔星）现均已无法正常使用。截至目前，桔弓公司已收到来自各地公安部门的询问和督促，因滴滴智慧公司的上述蓄意违约行为，桔弓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在维护警企关系方面承受了巨大压力。滴滴智慧公司在桔弓公司的独家代理期内，开发、推广并免费赠送与桔弓公司代理产品高度类似的九州系统，同时，无正当理由中断数据服务与技术支持，并要求桔弓公司停止代理销售行为，已构成恶意违约。桔弓公司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初步推算，损失营业收入至少210018383.32元，其中预期利润损失105009191.66元。滴滴智慧公司系小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二者的管理人员、经营范围与经营地址存在高度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小桔公司应当就滴滴智慧公司的上述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嘀嘀无限公司系滴滴智慧公司、小桔公司的关联公司，尤其与滴滴智慧公司实际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涉案《框架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一》中约定的滴滴智慧公司的“滴滴GA团队”实际就是嘀嘀无限公司的原班人员。因此，滴滴GA团队就是嘀嘀无限公司。既然滴滴智慧公司在《补充协议一》中专门定义了滴滴GA团队，并将滴滴GA团队的权利义务视为滴滴智慧公司的权利义务，还将嘀嘀无限公司对倚天、星轨的著作权自称为滴滴智慧公司的著作权，足见滴滴智慧公司认可滴滴GA团队即嘀嘀无限公司在涉案合作事项中与其具有人格混同的情形。在滴滴智慧公司承认嘀嘀无限公司与其具有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嘀嘀无限公司应当对滴滴智慧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嘀嘀无限公司并非滴滴智慧公司的持股股东，但均是滴滴出行品牌下的主体，在涉案业务方面完全混同，二者属于关联公司混同的情形。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应当认定嘀嘀无限公司对小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根据《补充协议二》第九条，“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桔弓公司请求法院判令：1.滴滴智慧公司继续向桔弓公司已销售的倚天、星轨、千寻、桔星系统，在对应的合同履行期限内继续提供数据更新、升级、维护服务；2.滴滴智慧公司赔偿桔弓公司经济损失105009191.66元；3.滴滴智慧公司承担桔弓公司的维权损失，律师费5830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4.小桔公司就第三、四项诉讼请求与滴滴智慧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5.嘀嘀无限公司就第三、四项诉讼请求与滴滴智慧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6.滴滴智慧公司、小桔公司、嘀嘀无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滴滴智慧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提交“有关法院起诉状送达情况的说明及申请”及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主张其于2020年8月11日才收到本案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并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理由如下：虽然根据EMS邮件详情单显示一审法院向滴滴智慧公司邮寄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等应诉材料于2020年6月24日由林巧签收，但实际上邮政部门未向滴滴智慧公司注册地址进行送达，且林巧并非滴滴智慧公司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公司签收任何诉讼文件，本案答辩期应从2020年8月11日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北京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174号民事裁定书中的裁判意见，对于桔弓公司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法院亦应结合具体情况予以适当规制。本案中，桔弓公司未就其诉讼请求金额提交任何形式上的证据，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申请法院对此行为进行规制，并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关于管辖权异议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答辩期应从何时起算；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现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关于答辩期的起算时间问题。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通过法院专递向滴滴智慧公司、小桔公司、嘀嘀无限公司寄送了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等应诉材料，据邮件详情单（邮件号为1010858776694、1010858777094、1010858778394）显示均于2020年6月24日投递成功，具体由林巧代为签收。2020年8月11日，滴滴智慧公司前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海鹏联系一审法院称未收到应诉材料，同日滴滴智慧公司、小桔公司、嘀嘀无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直接来一审法院领取了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2020年8月20日，滴滴智慧公司、小桔公司、嘀嘀无限公司提交“有关法院起诉状送达情况的说明及申请”，主张未收到一审法院6月22日邮寄的应诉材料，答辩期应从2020年8月11日起算，同时提交了林巧的劳动合同书、员工确认函、社保信息以及EMS农大南路营业部出具的《投递说明》。劳动合同书、员工确认函、社保信息中均显示林巧为软通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投递说明》载明：“关于2020年6月23日向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寄送的三个EMS邮件单号分别为：1010858776694、1010858777094、1010858778394的送达情况：2020年6月23日揽收，6月24日派送，由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5号楼大厦安全管控严格，无法进入投递，故将三个邮件统一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4号楼一层进行投递，并由他人代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本案中，滴滴智慧公司的住所地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院**楼****。据EMS农大南路营业部出具的《投递说明》显示，一审法院向滴滴智慧公司邮寄的应诉材料并未投递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5号楼，而是投递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4号楼。而且，根据劳动合同书、员工确认函、社保信息记录显示，林巧系软通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派驻至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亦非滴滴智慧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代收人。因此，应认定滴滴智慧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的时间并非2020年6月24日，答辩期应从其2020年8月11日来一审法院领取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算。滴滴智慧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滴滴智慧公司主张桔弓公司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规避级别管辖，应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有关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以及是否具有足够证据支持属于实体审查的范围，不属于本案管辖权异议阶段审查范围。桔弓公司在起诉时提交预计亏损计算表等计算依据，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桔弓公司存在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故滴滴智慧公司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北京市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的，当事，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市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中原、被告住所地均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故本案属于一审法院管辖案件范围，滴滴智慧公司提起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裁定驳回滴滴智慧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滴滴智慧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滴滴智慧公司认为，一审裁定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失当，并未对桔弓公司虚构诉讼标的，恶意规避强制性级别管辖的行为予以规制，因此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司法实践中的类似案例，对于原告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法院应结合具体情况予以规制。二是本案中，桔弓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相互矛盾，更未就其主张的损失提出任何形式上的证据，其所主张金额系刻意拼凑而成，存在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综上，滴滴智慧公司认为，桔弓公司在本案中确实存在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如法院不对该等恶劣行为加以规制，将导致当事人只要凭借其经济实力缴纳相应诉讼费用，即可径直规避《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的规定，从而轻易实现随意选择法院的目的。上述情形，不仅会对滴滴智慧公司程序权利造成侵害，对本案实体审理造成不公，还会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扰乱司法秩序。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主要是基于级别管辖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就级别管辖而言，原告主张诉讼请求所涉诉讼标的额达到受诉法院受理标准，是受诉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的相关规定，北京市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的，当事，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市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所有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市辖区内讼标的额的计算为本案争议焦点。对于诉讼标的额的计算原则，应根据原告请求判决的权利主张将给原告带来的经济利益来确定。本案系桔弓公司依据《框架协议一》《补充协议一》《框架协议二》《补充协议二》等，起诉滴滴智慧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赔偿经济损失1.05亿余元等，起诉小桔公司、嘀嘀无限公司要求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桔弓公司起诉时提交《框架协议一》《补充协议一》《框架协议二》《补充协议二》等初步证据，并提交预计亏损计算表作为经济损失的计算依据。故本案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至于桔弓公司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应经实体审理之后确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程序审查范围。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上诉人滴滴智慧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滴滴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谷 升审 判 员  史晓亮审 判 员  曹玉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培森书 记 员  李旭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