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小松，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强，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闪晖，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忠光（CHOICHUNGGWANG），大韩民国籍，男，1969年2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鹏，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小松因与被上诉人崔忠光（CHOICHUNGGWANG）（以下称崔忠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赵小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强、闪晖，崔忠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小松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896号民事判决；2.改判崔忠光向赵小松偿还借款人民币2441600元；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崔忠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款项系崔忠光向赵小松的借款，而非赵小松与崔忠光因共同经营博隆建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隆公司）而产生的资金往来，更非是赵小松委托崔忠光投资韩国鞋厂的投资款。一审法院对案涉款项性质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一）案涉款项是崔忠光向赵小松的借款。（二）崔忠光称案涉款项因二人共同经营博隆公司的资金往来缺乏事实依据，不应被采信。（三）崔忠光称案涉款项系赵小松委托崔忠光投资韩国鞋厂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应被采信。二、崔忠光曾向赵小松还款人民币20万元，这是区别借款与投资款的本质特征，再次证明案涉款项是借款而非投资款。崔忠光曾于2019年1月19日向赵小松还款人民币5万元、于2019年1月21日向赵小松还款人民币5万元、于2019年1月23日向赵小松还款人民币5万元、于2019年2月12日向赵小松还款人民币5万元，合计还款人民币2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即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借款合同最本质的特征；而投资合同则不一样，股东对公司出资后，股东出资就变成了公司财产而与股东分离。非经减资、清算等特别程序，股东不能取回自己对公司的投资款，而股东系通过分红获得投资回报。本案中，崔忠光在向赵小松划款时，在交易详情一栏中明确注明的是“还部分投资鞋公司款”而非“鞋公司分红款”，进一步验证了案涉款项不是崔忠光主张的投资款，而是借款，否则崔忠光为啥要“还”款给赵小松。而还款是借款合同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区别于投资款的关键证据。再次证明了案涉款项的性质是赵小松对崔忠光的借款，而非向鞋厂的投资款。对此关键问题，一审法院并未作出正确认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三、赵小松爱人与赵小松长期分居，长期生活于海外，对本案情况并不知情，其电话录音所述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被采信。崔忠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赵小松支付给崔忠光的款项均不是借款。在2014年底赵小松向崔忠光支付人民币240余万元投资鞋厂。其后赵小松用两个个人卡号，同时也是博隆公司财务用作公司的账号使用，故这两个卡号支付给崔忠光的款项均为建亚公司的款项。2.赵小松已经明确登记为鞋厂股东，其出资为4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其投入鞋厂的投资与其个人当时支付的投资款金额一致。3.赵小松妻子的录音可以明确说明，当时赵小松支付给崔忠光的40万美元系投资款，而且其妻子当时也为该部分款项的共有人，共有人的认可更加说明该款项不是借款。4.崔忠光还款的人民币20万元明确写明是偿还部分鞋厂投资款。还款的原因是当时赵小松一直对崔忠光进行威胁，在崔忠光和赵小松妻子的录音里也有体现。综上，赵小松和崔忠光之间的款项往来均不是借款。赵小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忠光向赵小松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4416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诉讼费由崔忠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小松向崔忠光账户（账号为×××）转账的情况为：2014年12月30日，分别转账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27万元；2015年4月15日，转账人民币101000元；2015年5月15日，转账人民币107000元；2015年9月14日，转账人民币91800元；2015年11月12日，转账人民币171800元；2015年11月23日，转账人民币10万元；2015年12月3日，转账人民币70万元；2015年12月15日，转账人民币10万元。上述共计转账人民币2641600元。崔忠光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与赵小松从2013年3月18日至2019年1月23日存在多笔资金往来。2018年2月12日、2019年1月19日、2019年1月21日、2019年1月23日，崔忠光分四次、每次向赵小松转账人民币5万元，共计人民币20万元，交易详情注明还部分鞋公司投资款。2018年7月11日，赵小松与崔忠光二人谈话，赵小松提交了谈话录音，大概内容为赵小松向崔忠光索要40万美元，赵小松认为该款项为借款，要求崔忠光返还，崔忠光认为该款项是投资款，并非借款。2019年11月16日，崔忠光与赵小松爱人通电话，崔忠光提交了电话录音，大概内容为崔忠光陈述在2014年时赵小松投资韩国的鞋厂，当时赵小松给崔忠光人民币200多万元，其中换了20万美元，剩余的人民币100多万元换成韩元，全部由崔忠光投资到了韩国的鞋厂。赵小松爱人认可与赵小松、赵小松孩子及崔忠光四人一起将20万美元带到韩国，用于投资鞋厂。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7月19日，赵小松担任博隆公司董事长，崔忠光担任董事。2014年7月10日，赵小松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崔忠光担任副董事长。2016年1月15日，赵小松、崔忠光为该公司股东，赵小松担任董事长，崔忠光为董事。2018年5月16日，崔忠光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亦不再为该公司股东。一审庭审中，赵小松称2014年底崔忠光为了向其弟弟在韩国的鞋厂投资，遂向赵小松借款，借款数额为40万美元。借款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日期，崔忠光承诺会很快还款，大概半年，利息口头约定是二分利，由于双方关系很好，因此未出具书面的借条，2017年赵小松曾口头向崔忠光催要过上述借款。崔忠光称赵小松在2014年要向韩国的鞋厂投资40万美元，但是没有办法换取美元和韩元，因此将款项转到崔忠光的账户，要求崔忠光给予协助，但并非本案中赵小松提交的转账凭证中显示的款项数额，赵小松提交的转账凭证是双方共同经营博隆公司的资金往来。双方均认可赵小松支付的40万美元中有20万美元是由赵小松、赵小松爱人、赵小松孩子以及崔忠光四人一人5万美元直接带到韩国，其余的由崔忠光自行带入韩国。一审法院认为，崔忠光系大韩民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因双方当事人的转款行为及赵小松的经常居住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赵小松诉称其向崔忠光出借人民币2641600元，并提交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15日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明。对此，首先，崔忠光抗辩认为赵小松提交的转账凭证为双方共同经营博隆公司而产生的资金往来，从崔忠光提交的转账凭证记载的内容来看，从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15日之间，双方互有资金往来，还存在着同一天互相转账的情况，考虑到双方在此期间分别担任博隆公司的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崔忠光的上述抗辩意见具有合理性，赵小松提交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其与崔忠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次，崔忠光认可赵小松向其支付了40万美元，同时赵小松与崔忠光均认可赵小松支付的40万美元中有20万美元是通过赵小松、赵小松爱人、赵小松孩子及崔忠光一并带入韩国，但崔忠光抗辩认为该笔款项是赵小松用于投资韩国的鞋厂。崔忠光向一审法院提交与赵小松爱人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其中赵小松爱人认可一并将20万美元带入韩国用于投资鞋厂的事实。赵小松虽称与爱人长期分居，其爱人并不了解本案的事实情况，但赵小松并未对此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赵小松的爱人作为赵小松与崔忠光之间资金往来的参与者，对案件事实作出的陈述，可以证实崔忠光陈述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崔忠光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赵小松仍应就其与崔忠光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再次，赵小松向一审法院提交与崔忠光的谈话录音，欲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在谈话录音中，崔忠光未认可本案所涉款项为借款，始终称该笔款项为赵小松的投资款，故上述证据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后，赵小松虽主张其是在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15日之间向崔忠光支付的借款，但其提交的与崔忠光的谈话录音发生在2018年7月11日，赵小松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5年12月15日至2018年7月11日之间向崔忠光索要过借款，且崔忠光向赵小松支付的20万元均注明还部分鞋公司投资款，赵小松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此提出过异议，与常理相悖，故一审法院对赵小松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赵小松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与崔忠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提出要求崔忠光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小松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崔忠光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证据1，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出具的经公证认证的证明。证明赵小松打给崔忠光的约240万元人民币全部投入该公司，该公司将赵小松登记为股东。证据2，2014年9月10日崔忠光购买机票的确认单。证明赵小松转给崔忠光的钱已经兑换成美元，通过随身携带带到韩国，投资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赵小松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于证据1，崔忠光提交了公证认证手续，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赵小松对真实性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推翻该证据证明内容的相反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后崔忠光又补充提交了四份证据。补充证据1，赵小松在韩国中小企业银行的开户存折。证明存折是2014年9月19日赵小松亲自办理。补充证据2，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出具的《购买外汇证明书》。证明2014年9月19日赵小松以个人名义将20万美元兑换成韩元。补充证据3，赵小松投资完成后的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股东持股情况及公证机关对该持股情况的公证证明。证明赵小松共投资约40万美元，持股13.3%，崔忠光投资约62.5万美元，持股25%。补充证据4，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的开户银行出具的崔忠光和赵小松投资汇款流水记录。证明赵小松向该公司投资了4亿韩元，约合40万美元。崔忠光投资6.26亿韩元，约合62.5万美元。赵小松对上述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上述4份证据均经过了韩国公证机关公证，虽未经过我国使领馆认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该4份证据不是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无须使领馆认证，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庭审中，崔忠光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双方均认可赵小松支付的40万美元中有20万美元是由赵小松、赵小松爱人、赵小松孩子以及崔忠光四人一人5万美元直接带到韩国，其余的由崔忠光自行带入韩国”的认定有误，对于其余款项，崔忠光称是在国内将人民币交给了韩国人，韩国人在韩国给付了相应的韩元，不是其自行带入韩国。崔忠光还称，经过比对赵小松打款账户，赵小松名下尾号为“1867”“9518”的账户打入的款项均为公司经营用，只有尾号“1054”的账户是赵小松的个人账户，该账户支付的236.95万元为投资款，还有一部分是现金支付的。本院另查明，2014年9月19日，赵小松与妻子、儿子、崔忠光一起到达韩国首尔。当日，赵小松在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开立账户，存入20万美元，并将20万美元兑换成韩元。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公司账号交易明细表显示，对方存户名为ZHAOXIAOS的账户于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27日、2015年1月15日汇入3亿韩元，2015年3月2日从对方存户名为崔忠光的账户分两次汇入1亿韩元。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确认上述4亿韩元是赵小松对该公司的投资。2015年3月2日，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的股东名簿上记载赵小松持有该公司13.3%的股份。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崔忠光系大韩民国籍，故本案为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并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小松与崔忠光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存在。为主张借款关系成立，赵小松提交了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15日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崔忠光向其返还投资款20万元的交易记录作为证明。而崔忠光则认为赵小松依据转账凭证主张的款项系双方共同经营博隆公司时产生的往来款，并提交了崔忠光收款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15日之间，双方互有资金往来，还存在同一天互相转账的情况。对于赵小松尾号为“1054”的账户支付的236.95万元人民币及部分现金共计40万美元，崔忠光主张系赵小松向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的投资。其在二审期间还提交了赵小松在韩国中小企业银行的开户存折、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出具的《购买外汇证明书》、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的开户银行出具的崔忠光和赵小松投资汇款流水记录证明以及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公司股东持股情况的公证证明等证据。通过上述证据可以看出，2014年9月19日，赵小松及家人、崔忠光一起携20万美元到达韩国，赵小松本人于当天在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开立账户，存入20万美元，并将20万美元兑换成韩元。此后，该账户向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账户汇入3亿韩元。株式会社TheFlyingCompany的股东名簿上记载赵小松持有该公司13.3%的股份。上述事实与崔忠光的主张基本吻合。基于上述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情况，本院认为，赵小松主张的崔忠光因投资项目向其借款2641600元这一事实目前真伪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在赵小松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与崔忠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赵小松关于案涉款项是崔忠光向赵小松的借款的上诉主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赵小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60元，由赵小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张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