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75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福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侯县廷坪乡池坑村。 法定代表人：陈永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鹭鸿，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洁，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深文，男，196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福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深文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1民初3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福台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洪潭公司2010年8月24日会议纪要及0012048号借款收据足以证明洪潭公司系以投资款形式向卢星文收取该笔款项。余深文滥用控股股东权利，违背公司意志向卢星文出具0004417号收款收据，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应当赔偿损失。具体而言：1、查阅福台公司的会计凭证，仅在2006年有编号为0004417的收款收据，该收据内容与卢星文无关。相邻编号收据亦在2006年账册中。而2010年没有编号为0004417编号的收款收据，足以说明该收款收据系余深文自行购买后向卢星文出具，与福台公司无关。福台公司的会计凭证装订成册，没有拆封痕迹，一审将该会计凭证认定为福台公司单方制作，是错误的。2、从福台公司账册可见财务凭证中2008年5月后出具的收款收据系加盖2008年4月刻制的财务专用章，卢星文持有的0004417号收款收据加盖的并非该财务专用章，由此可知，该印章系余深文自制。3、在案两份收款收据，一份2010年8月24日编号0004417号记载200万元为借款，一份2010年9月1日0012048号记载200万元为投资款，结合股东会议纪要，可以推定8月24日的收据系事后伪造。4、会计陈某的证言也可以证实，洪潭公司系以投资款形式收取卢星文200万元款项，其并未见过0004417号收款收据。5、因投资款被余深文转为借款，给公司造成200万元投资款损失及300余万元利息损失。6、余深文将200万元投资款转为借款行为不是合法履职行为，工商登记虽显示当时余深文系公司持股95%股东，另5%由吴匀之（陈怀根的配偶）持股，但从2007年股东会会议纪要可知当时公司股权比例为陈怀根51%，余深文49%。此时余深文不是大股东，也无权改变股东会决议决定。7、公司股东会纪要载明从公司100%股份中提取12%转让他人，因余深文名下有95%股份，故该12%股份应当从余深文名下转让用于融资。二、一审认为洪潭公司是200万元款项的使用人和实际受益人，故由洪潭公司还款合理合法。此种认定是错误的。洪潭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系因余深文抽逃出资所致。洪潭公司使用的200万元，要求福台公司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卢星文约定给付利息亦是余深文个人行为，此种损失不应当由福台公司承担。 余深文辩称：一、卢星文案涉200万元款项系借款而非投资款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出借人卢星文无投资意愿，收款人福台公司未向其发放股权证，未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亦未分红，案涉款项系借款而非投资款。二、公司授权余深文解决融资事宜，在0004417号收款收据中亦加盖了公司公章，公章加盖行为即表明该款项作为借款系公司意愿，且公司客观上并未给予卢星文任何股东待遇亦证明公司的意愿是借款。三、福台公司因借款仅还本付息506万元，如果该款项认定为投资款，则按照卢星文占股6.7%计算，则卢星文股权价值670万元，每年还可以分红65万元。卢星文由此可以获得3900万元回报。两相比较福台公司并无损失。四、若福台公司认为余深文损害公司利益，则应当在损害行为发生后两年内向法院起诉，本案已经过诉讼时效。 福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深文向福台公司补足200万元投资款；2.判令余深文向福台公司赔偿利息损失3061116.79元;3.判令余深文向福台公司支付第1、2项诉讼请求的利息455000元(以5061116.79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7月15日为455000元)；4.判令由余深文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1月23日，洪潭公司成立，福建营吏电力有限公司出资1530万元，余深文出资1470万元。2006年12月26日，洪潭公司股权变更，吴匀之出资150万元，余深文出资2850万元。2013年8月20日，洪潭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台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陈永昌出资4956万元，余深文出资2896万元，吴匀之出资152万元，刘丹出资1996万元。 2009年2月25日，吴匀之向闽侯县人民检察院陈述，其因身体欠佳，洪潭公司的事务均委托陈怀根全权代理，其从未参加过洪潭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陈怀根长期代吴匀之管理、经营洪潭公司。 2009年11月11日，洪潭公司因资金运转困难召开会议，余深文、陈怀根同意从洪潭公司100%的股权中提取12%转让给他人用于融资，待决算后统一发放股权证件，并决定由余深文负责融资事宜，解决目前相关问题。 2010年8月24日，卢星文通过转账方式向余深文汇款200万元后，余深文将该200万元交付给洪潭公司。同日，洪潭公司向卢星文出具编号0004417的收款收据一张并交由卢星文收执，款项内容注明“借款”及“月息3%计息”，该收款收据加盖洪潭公司印章，余深文在收款单位上签字。同日，洪潭公司召开办公会议，以投资款形式接受卢星文的200万元，卢星文享受洪潭公司股东同等待遇，发放股权证，共负盈亏。洪潭公司于2010年9月1日，开具编号0012048的收款收据一张，交款项目注明“收投资款”，并加盖了洪谭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2014年，卢星文以洪潭公司未按约还款为由，诉至闽侯县人民法院，闽侯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侯民初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福台公司偿还卢星文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以实际欠款本金为计算标准，从2010年8月24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息)。福台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民终字第43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卢星文申请强制执行后，领取该案分配款5061116.79元(本金200万，利息3061116.79元)。 福台公司庭审时陈述其诉请中要求余深文向福台公司补足200万元投资款，是基于余深文将卢星文200万元投资款变更为借款，而主张余深文赔偿该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余深文是否应向福台公司赔偿投资款200万元及支付卢星文利息而产生的损失3061116.79元的认定。 福台公司主张余深文私自将卢星文200万元款项变更为投资款，造成福台公司损失，应当赔偿福台公司200万元及利息损失3061116.79元。余深文认为其系根据公司授权确认卢星文的款项性质为借款，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余深文、陈怀根(代表吴匀之)同意用洪潭公司股权对外融资，但并无证据证明卢星文同意受让洪潭公司的股权，福台公司亦未与卢星文之间有涉及投资权利义务的相关协议，卢星文也未参与福台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且福台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将编号0012048的收款收据交由卢星文收执及其与卢星文对投资事项达成合意，同时，卢星文执有的编号0004417的收款收据加盖了洪潭公司的印章，故余深文抗辩其系根据洪潭公司授权确认卢星文的款项性质为借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福台公司主张余深文私自将卢星文200万元款项变更为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在洪潭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余深文以洪潭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洪潭公司作为资金的使用人、受益人，其向卢星文还本付息，合理合法，福台公司主张余深文赔偿其投资款200万元及利息损失3061116.79元，依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福台公司要求余深文支付上述投资款及利息损失的利息的诉请，亦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驳回福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5413元，由福台公司负担。 二审中，余深文提交如下证明资料：2010年8月29日《专题会议纪要》（复印件）。 福台公司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林某称：在卢星文诉福台公司案件（案号为（2014）侯民初字第1222号）中，福台公司的陈怀根委托林某代理福台公司应诉，林某就案件情况向陈怀根、李世潭、林学兴、陈某了解情况，该四人均表示卢星文向福台公司支付的200万元性质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投资款收据系公司开具，借款收据系余深文伪造；陈怀根还告诉林某福台公司有200名左右缴纳投资款的隐名股东。 经质证，福台公司对余深文提交的会议纪要的客观性不予确认，申请对该会议纪要复印件是否存在变造伪造进行鉴定，并称即使该复印件经鉴定不存在伪造变造的情况，在无原件的情况下，亦不确认该会议纪要的客观性。 经审查，《专题会议纪要》无原件可供核对，亦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对其客观性，本院不予确认。在本院未采信该证明资料的情况下，将本案发回重审来对该会议纪要复印件进行鉴定，已不必要，故对福台公司的前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林某作为卢星文与福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福台公司的代理律师，与福台公司有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前述证词，本院不予采信。 经查阅一审中福台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册中的收款收据复印件，本院注意到：福台公司提交的2010年十余张收款收据编号并不连续，其中2010年1月12至2010年1月28日数张与2010年3月3日收款收据在编号在“0603722-0603740”区间，2010年2月28日至2020年3月28日数张与2010年4月21日与2010年5月30日数张在编号均在“0028161-0028174”区间，2010年8月10日、2010年8月25日数张在编号在“0036611-0036615”区间，2010年11月5日与2010年11月24日在编号为“0012056-0012057”，前述收据中均有会计及财务人员的签名，但所有涉及借款的收据中均没有记载利率。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另查明：1、(2014)侯民初字第1222号判决载明：福台公司在该案中申请对0004417号借款收据形成时间及福台公司公章印文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法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后，福台公司拒缴鉴定费，自行放弃鉴定申请。 2、二审调查中，余深文称：当时公司授权余深文以两种方式对外融资，一种是以股权融资，一种是借款。2008年8月24日余深文向卢星文以借款形式融资200万元，并当天出具0004417号借款收据，由余深文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当天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上股东要求余深文劝说卢星文将这200万元转为股权投资，余深文同意，由此制作了2008年8月24日的股东会纪要，在会议纪要中记载公司接受卢星文200万元投资款并给予卢星文相应股东待遇。后2010年8月29日公司又形成新的会议纪要，在纪要中公司同意接受卢星文200万元借款，月息3%，委托余深文动员卢星文进行债转股，公司财务收款收据先以债转投资开给她，如果她同意就将借款收据收回，不同意将投资款收据收回，该会议纪要原件由福台公司保存。公司于2008年9月1日制作了0012048号投资款收据，由余深文签名，加盖财务专用章，拟交付卢星文，但卢星文拒绝将200万元转为投资款。此后公司未向卢星文出具股权证明书，亦未让卢星文参与公司管理或者分红，卢星文从未享有股东权利。余深文自认在2010年8月收取卢星文200万元款项时，工商登记中余深文持股95%、陈怀根（吴匀之）持股5%，实际上余深文持股49%、陈怀根（吴匀之）持股51%。同时，就分红问题，余深文自认福台公司至今未分红。 3、二审调查中，福台公司称：福台公司在2008年左右，曾以两种形式对外融资，一种是股权融资，一种是由余深文等股东代公司对外以借款（月息2%-3%）方式融资。凡是以股权融资均要由股东开会决定，借款则不是一定要召开股东会议确认。福台公司保存公司会议纪要、财务凭证原件，但查阅公司存档，不存在余深文所称的2010年8月29日会议纪要原件。 4、陈永昌、余深文均系福台公司的股东，现陈永昌为福台公司法定代表人。查阅本院的审判管理数据可知，近五年，余深文与福台公司之间存在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等多个诉讼案件，矛盾尖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余深文向卢星文出具200万元借款收据的行为，是否系违背公司关于“收取卢星文200万元使其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愿，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就此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本院注意到2010年8月24日股东会议纪要中关于“收取卢星文200万元投资款使其成为公司股东”的描述，以及福台公司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公司存档的“收据存根”中有“投资款收据”而没有“借款收据”的事实。但本院同时注意到余深文与福台公司之间矛盾尖锐，在此情况下本院无法判断福台公司是否已向本院提交其持有的全部涉案股东会议纪要及财务存档凭证，故本院需将前述存档资料结合福台公司的行为轨迹对其主张是否成立进行判断。 第二，关于借款收据无会计出纳签名，且与福台公司2010年其他收据编号不连续是否足以证明案涉借款收据系余深文伪造的问题。1、本院注意到余深文出具的借款收据与同年其他收据编号不关联，但本院同时注意到福台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十余张2010年收据存在多个不连续区间且不同区间之间编号无规律可循。故上诉人关于借款收据与其他收据编号不关联可推定该收据为余深文个人伪造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2、福台公司称该借款收据上加盖的公章系余深文伪造，但其在前案中自行放弃对该公章真实性的鉴定申请，故对其关于该公章系余深文伪造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3、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福台公司收取融资款项对外出具的债权凭证为“收据”。本院注意到福台公司提交的2010年存档收据均有会计出纳签字，而案涉借款收据并无会计出纳签字。余深文就此辩称其在融资时直接向出借人出具收据，而后拿到公司财务处“转条”，公司提交的存档收据系“转条”后的收据，故均有财务会计签名，其向卢星文出具的借款收据未经转条，故格式不同。观察福台公司提交的收据本院发现：其中近十张借款收据，均载明收到借款**万元，并记载收款时间，但该收款时间与收据载明的出具时间并不一致，如其中2010年5月20日的收据载明“借款时间2010年4月8日，收现金”。作为出借人，若仅以收据为出借凭证，则理当在收据上载明借款利率，现金出借的，更应及时取得收据。福台公司确认其2010年对外以2%-3%利率借款融资，但其存档的收据均无利率记载与常理不符，现金收据出具时间在收取现金后较长时间才出具亦与民间交易习惯不符，据此，本院认为余深文就借款收据与公司存档收据格式不同作出的关于“转条”的解释有高度可能性，收据格式及编号问题，不能证明福台公司的关于余深文伪造借款收据的主张。 第三，福台公司声称收取卢星文200万元吸纳其成为公司股东，余深文出具的200万元借款收据使得公司损失了200万元的资本金及相应利息。但其事实上，福台公司并未给卢星文成为公司股东安排合法路径。一则2010年福台公司并未增资扩股，卢星文无法以增资扩股方式成为公司股东。二则若福台公司拟安排卢星文系以受让余深文股权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则股权转让款应由余深文收取。然而，客观上，案涉200万元收款人及用款人均系福台公司，且福台公司至今无法明确福台公司拟安排卢星文通过受让余深文多少比例的股权成为公司的隐名股东。福台公司辩称因余深文出资不实，故以股权转让方式对外收取股权转让款充作对余深文对公司的出资款。但若余深文确未充足出资，则公司可以依法向其追缴出资，而追缴出资与股权转让系两种法律关系，福台公司混淆两种法律关系的辩解，本院无从采纳。 第四，若2010年8月24日的会议纪要系福台公司的真实意愿，则福台公司的后续的行为应当与之吻合。但是2010年8月24日的会议纪要明确载明，福台公司在收取该200万元款项后要吸纳余深文为公司股东，给予其股东待遇，发放股权证。但实际上，福台公司始终未能证明其曾给予卢星文股东待遇，或是向其发放股权凭证。对此福台公司无合理解释。 第五，福台公司自认2010年8月公司授权余深文以“股权融资”与“月息2%或3%借款”方式对外融资。余深文对外以月利率3%向卢星文借款属于其职权范围。 综上所述，福台公司关于“公司的真实意图是：收取卢星文200万元使其成为公司股东”的陈述既无法律依据，又无行为轨迹的支撑，故该陈述，本院无法采信。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余深文在其职权范围内以月利率3%对外融资并出具借款收据的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故对福台公司的案涉主张，一审未予支持，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余深文在一审未提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二审无关于时效的新证据提出时效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13元，由福建福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昀 审 判 员  徐 晶 审 判 员  林星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郑菡君 书 记 员  邵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