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39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淮安市中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北京路与延安路东北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钱敬，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法定代表人：安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欢欢，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晗，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淮安市中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淮安中收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汽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2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淮安中收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为《服务协议书》系案涉双方买卖合同而非代理销售合同错误。该协议具有“加盟特许经营合同”的性质，不仅明确江汽集团授权淮安中收公司在淮安市销售江淮汽车，而且对淮安中收公司的销售指标、运营资源支持等均有明确约定。原两次庭审过程中，江汽集团代理人从未提出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其提供给法庭《服务协议书》、《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2016年度商务政策A册》（简称《政策A册》）、《2016年度商务政策B册》（简称《政策B册》）多项条款涉及特许销售服务店称呼，未见一份以买卖为名称的合同，原二审判决书载明“JAC江淮汽车B类渠道招商政策属于要约邀请并对加盟商作出相应承诺”，即表述为加盟经营，与买卖合同的定义也是不一致的。作为全国汽车主管部门商务部颁布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关于授权经销商与未授权经销商在经营活动中的区别要求也能够说明生产商与授权销售商并不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涉案合同应认定淮安中收公司与江淮集团之间系存在加盟授权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二、原二审判决认定“《服务协议书》约定双方必须共同遵守《2016年商务政策》及《禁止体系内不正当竞争管理办法》。而2016年商务政策包括A、B两册，因在协议书中已明确商务政策延用上一年政策且保持不变”与事实不符。《服务协议书》第一条第二项，即列明协议授权车型与2015年保持一致，产品的授权参考《2016年商务管理政策》第十节2.1.5条款执行，江汽集团提供的格式化条款中未见一处说明商务政策分为A、B。原二审判决将“延用上一年授权车型”理解为:“延用上一年的商务政策”明显是事实认定不清。在合同并未明确A册系合同附件的情况下，原二审判决却以某一条款一致反推当事人的意思并进一步认定A册系双方一致制定，明显违背意思自由原则。格式合同的制定者未向执行者进行必要提示说明的，理应承担不利后果。事实上江汽集团也未与淮安中收公司以任何形式就A册相关具体条款进行过协商，形成合意后进行确认，因此不是《服务协议书》的附件。A册中大部分条款涉及对经销商的处罚，属单方面加重经销商的义务和责任，并未向经销商予以提示说明，系格式条款，且规定的处罚事由也与商务部颁发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相悖，应为无效，不能对中收公司产生约束力。三、关于正负返利，二审判决认为江汽集团在一审重审的庭审中举证的《明细》能够证明淮安中收公司多得到返利328106.49元，淮安中收公司对该款应予返还江汽公司错误。1.本次诉讼中的所有主张都是基于2016年的销售协议，所有2015年产生的返利淮安中收公司无涉及。2.由于DMS是由江淮公司控制且没有设定经销商申诉渠道，淮安中收公司发现DMS系统扣款后，就通过多种渠道表示不予认可，正是由于对扣款的不认可，江淮公司于2016年四五月份就单方面关闭了本公司的DMS系统，导致淮安中收公司无法经营。3.在原一审中，淮安中收公司就发现在庭审过程中对于江汽集团关于负返利扣款没有进行质证，二审法官刻意回避查明该案件事实违反了庭审职责。4.淮安中收公司关于主张返利正值1088521元结合每项的事实依据已经给法庭提交了说明，法庭却在江汽集团扣款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要求淮安中收公司在系统作出扣款时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负返利的处理不当，属于义务倒置，缺乏审理的公正性。5.法庭以系统生成认可正返利16000983元，远高于淮安中收公司所认可数额，此为淮安中收公司所得利益，亦非损害其利益，此以主观认定代替客观事实缺乏审理的公正性。四、关于回购问题，二审判决一方面认定JAC江淮汽车B类渠道招商政策属于邀约并对加盟方作出相应承诺，即以无障碍的退出，存货、备件原价回购；一方面又在判决江汽集团以评估价低价回购淮安中收公司的存货、备件，不符合江汽集团承诺，也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江汽集团应该按照承诺原价回购。五、关于测试车辆、维修专业工具、江淮标识物料及办公家具购置费等各项损失问题。1.测试车辆是江汽集团发文强制淮安中收公司购买，并在产权转移后仍然要求淮安中收公司定期提供测试车辆的报告。鉴于涉案协议系江汽集团违约解除，且目前该车辆登记在淮安中收公司股东名下，不存在履行障碍，理应判决江汽集团收回并退还费用。2.淮安中收公司无法经营系由于江汽集团单方面终止合同，关闭淮安中收公司开展销售、服务业务的DMS系统所致。专业维修工具、江淮标识物料、家具都是江汽集团要求淮安中收公司进行采购，系统关闭后淮安中收公司无法以江淮特许经营的名义维修江淮车辆，江淮专业工具将无法使用，淮安中收公司继续使用江淮标识的物料和办公家具从事江淮品牌经营活动对于江汽集团的商标权也存在一定的侵害，江汽集团理应承担回购义务。3.销售及服务系统上线项目费22647.5元是淮安中收公司经营江淮品牌使用其DMS系统缴纳给江汽集团的使用费用，江汽集团开具了系统上线项目费的发票，江汽集团单方面关闭淮安中收公司DMS的使用权限，理应退还DMS的上线项目费。4.根据《服务协议书》该合同履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双方同时约定全年度销售任务，至2016年4、5月份，江汽集团就已经关闭过DMS系统，导致淮安中收公司无法经营，至2016年8月江汽集团发出关闭淮安中收公司DMS系统的通知并付出实施，导致淮安中收公司彻底无法经营，江汽集团理应承担淮安中收公司剩余四个月的房租及人员工资的直接损失。关于建店承诺函，是由江汽集团提交给法庭的，双方约定的淮安中收公司享受2227500元的额度为何只享受了155500元，由于这也是江汽集团主张对淮安中收公司扣款的理由，法庭应该予以查明。关于涉案配件、库存车、专业维修工具等物料评估所产生的评估费3万元，按照合肥中院二审判决书认定，《招商函》承诺无障碍的退出，存货、备件原价回购。既然承诺原价回购了，也即该案件审理与评估无关，再由江汽集团承担评估费，容易产生利益交换，造成司法不公。故淮安中收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江汽集团提交书面意见称，原二审判决书认定事实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首先，根据《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以及双方的交易模式，江汽集团按照淮安中收公司在销售系统平台中所下订单，完成生产后向其交货，淮安中收公司购买车辆的车型和数量明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双方销售协议第六条中所有权保留条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销售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符合买卖合同的内容，并不存在任何授权加盟经营合同的约定内容。故江汽集团与淮安中收公司签订案涉合同主要目的是通过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来实现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本案的法律关系实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次，淮安中收公司申请再审称双方系特许加盟经营合同关系，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所谓的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江汽集团与淮安中收公司之间的协议既未涉及到经营资源的许可，也没有涉及到经营模式，显然不属于特许经营合同的范围。二、《政策A册》《政策B册》均系《服务协议书》附件，双方应予遵守。根据《服务协议书》第八条明确约定:“甲方与包括乙方在内的销售服务企业共同制定的《2016年年度商务政策》等作为本协议附件。”协议第一条第2款载明:“本协议授权车型与2015年保持一致，变更产品授权参考《2016年年度商务政策》第十节2.1.5条款执行”。该引用条款即《政策A册》中约定的内容。在合同没有做出明确排除约定，且已实际引用并按照《政策A册》《政策B册》执行相应的返利政策，淮安中收公司在其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中正返利明细表也明确其享受的部分正返利文件依据来自《政策A册》。该商务政策按照A、B册自2015年即已执行，2016年沿用执行，淮安中收公司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故《政策A册》《政策B册》应由双方共同遵守。关于淮安中收公司不认可的11项返利扣除情况，均符合《2016年度商务管理政策》相关规定，且淮安中收公司截至诉讼前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相关证据材料江汽集团已于本案一审时提交法庭。三、关于销售返利的事实。江汽集团与淮安中收公司双方并没有对返利性质进行明确约定，且该业务返利只是江汽集团给予淮安中收公司的一种奖惩措施，并非实际给付等额金钱，只有在淮安中收公司提车时才能享受优惠折抵车款。原一审已对江汽集团与淮安中收公司之间的返利数额进行了确认，鉴于淮安中收公司因违反协议约定考核不达标导致返利扣款(负返利)、擅自更改店面返利扣款(负返利)等诸多违约行为已导致自身在江汽集团处的返利全部被扣除，上述事实江汽集团在原审过程中已提供充分证据材料和文件依据予以证明，相反淮安中收公司对于其主张的再审请求返利金额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四、淮安中收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守信原则、消耗司法资源。淮安中收公司为逃避生效的二审民事判决确定的法律责任，一方面从2017年至今不断通过上诉、申请再审等滥用诉权行为拖延、阻扰江汽集团对生效判决申请执行，一方面串通他人在淮安中收公司登记注册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对抗江汽集团立案在先、受理在先、判决在先的生效判决。该案经庭审后，淮安中收公司在明知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前提下主动申请撤诉。淮安中收公司的行为已给江汽集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淮安中收公司违约是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淮安中收公司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案涉《服务协议书》的性质认定。淮安中收公司称该协议为特许经营合同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买卖合同。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合同名称仅为外观表象，还需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合同的履行过程、内在法律特征等加以综合判定。根据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而特许经营的核心是特许权的授予，特许权是包括商标、商号、经营模式、服务标志、专利、商业秘密、经营诀窍等权利的知识产权性质的综合性使用权。被特许人必须向特许人支付相应的特许经营费用（通常也称加盟费），加盟费即是被特许人获取特许经营资格的对价。由此可知，特许经营是总部将商标、商号、经营模式、服务标志、专利、商业秘密、经营诀窍等的使用许可和经营指导等作为组合提供给加盟商，并由此获得加盟商支付的使用费，具有一揽子服务的特征。具体到本案，《服务协议书》第五条规定了双方的主要经营模式，即淮安中收公司销售的江淮乘用车的单价按江汽集团提供的价格目录确定的价格执行。淮安中收公司应在订单确认后向江汽集团支付全部车款，江汽集团在收到全部车款后向淮安中收公司发车。车辆的所有权自淮安中收公司付清车款后转移，车款未付清前，车辆的所有权仍属江汽集团所有。由此可看出，协议中并未涉及江汽集团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相关特许权的授予，淮安中收公司亦未有支付相关特许经营费用，不符合特许经营的基本法律特征，其法律关系实质是淮安中收公司基于合同约定，向江汽集团就附有江淮汽车商标的特定型号汽车产品进行合作期间内的持续性买入再向不特定消费者进行二次销售的行为，符合受江汽集团委托代为经销其产品的特征。另外，淮安中收公司称江汽集团在原审中未主张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亦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将案涉经营行为与特许经营行为相区别，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政策A册》是否系《服务协议书》的附件。根据《服务协议书》第八条规定，江汽集团与包括淮安中收公司在内的销售服务企业共同制定的《2016年年度商务政策》及《禁止体系内不正当竞争管理办法（试行）》作为本协议附件，《政策A册》在总则部分第五条载明，2015年A册由营销公司相关部门组织编制，B册由商务中心协同区域经销商共同制定，2016年乘用车营销公司将继续使用A、B册结构。该商务管理政策适用于与乘用车营销公司签署《服务协议书》的特许销售服务店。首先，从文字表述来看，《政策A册》中仅载明2015年A、B册的编写组成，2016年系沿用其结构，并未有2016年A、B册的编写组成之表述，淮安中收公司称《政策A册》系江汽集团单方制定依据不足。其次，从规定内容来看，《政策A册》虽有一节规定负面清单及违规处理措施，也有专门章节规定销售积分、品牌推广、网络营销、集团销售、融资支持等奖励措施，权利义务并不明显失衡，淮安中收公司称大部分条款涉及对经销商的处罚，属单方面加重经销商的义务和责任，与事实不符。再次，淮安中收公司仅认可《政策B册》系经双方合议确认，而否认知晓《政策A册》的存在，此种“只知其二不知其一”，有违商事主体审慎的注意义务，亦与常理和交易习惯不符。故原审法院认定《政策A册》与《政策B册》共同组成《2016年年度商务政策》，并作为《服务协议书》的附件有合同依据。另外，由于各方对《服务协议书》已于2016年8月31日实际解除无异议，而商务部制定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才施行，故淮安中收公司所称《政策A册》规定的处罚事由因与部门规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相悖应为无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认定的江汽集团应当返还淮安中收公司的款项数额是否正确，包括正负返利、回购款、测试车辆、维修专业工具、江淮标识物料及办公家具购置费等各项损失。首先，关于正负返利。江汽集团在原审中举证《明细》（从DMS系统）证明2016年淮安中收公司享受正返利为1600983元，负返利为1055467.8元，淮安中收公司实际使用返利873621.69元。淮安中收公司称其发现DMS系统扣款后，就通过多种渠道表示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所列举的11项具体异议，由于《政策A册》中对于违规处理措施已有相关规定，且如前所述，其所称的因与当时尚未生效的部门规章《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相悖而为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因此均不能成立。淮安中收公司所称原审中江汽集团关于负返利扣款没有进行质证，亦与客观事实不符。鉴于正负返利系江汽集团给予淮安中收公司的激励措施，淮安中收公司虽仅认可江汽集团举证的部分返利正值，但由于正返利的增加，并未实质损害淮安中收公司所得利益，故原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计算得出淮安中收公司实际得到的返利，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回购款。原二审法院判决系依据合同解除日即2016年8月31日当时的评估价计算库存车辆和汽车配件的价值，而淮安中收公司称应当依据原价回购。经查，依据JAC江淮汽车B类渠道招商政策流程图载明的内容，试运营6个月，若达到预期则正式签订合作协议；若达不到预期则无障碍退出，具体指存货、备件原价回购。而本案中，淮安中收公司已与江汽集团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并至合同解除时正式运营达8个月，并不符合试运营后无障碍退出的条件，《服务协议书》中亦没有发生退货时以原价回购的约定条款。故原二审法院依据合同解除之日作为价格评估基准日计算回购价格，既符合本案实际，亦兼顾了公平原则，并无不当。 再次，关于测试车辆、维修专业工具、江淮标识物料及办公家具购置费等各项损失。由于测试车辆、工具、物料已实际使用并转移产权，且不属于回购范围，同时淮安中收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上线项目费、家具购置、房屋租赁、人员工资等基本费用本身属于其需要负担的经营成本，其因自身违约所导致的经营风险亦应自行承担。故淮安中收公司就该部分损失费用要求由江汽集团负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其该部分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建店承诺函。由于淮安中收公司与江汽集团对此均未提出相应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亦未就此作出事实认定和实体判决，故在再审审查中不予处理。 关于评估费的负担问题。如前所述，淮安中收公司要求原价回购的主张并不能成立，且评估费用系诉讼费用，本身属于人民法院酌定范畴，该部分费用原二审亦未判决由淮安中收公司承担，淮安中收公司将此作为提出再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淮安中收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淮安中收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淮安市中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胡晓辉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郭玮 书记员方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