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民终3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德军，男，汉族，1984年3月21日出生，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东升，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太乐，男，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选英，女，196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杨太乐、杨选英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国仲（杨太乐、杨选英之子），住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闻畈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华军，该村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龙，该村委会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金波，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杨国仲，男，198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闻畈村**。上诉人罗德军、上诉人杨选英、杨太乐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闻畈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闻畈村委会）、原审第三人杨国仲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德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诉争的土地为上诉人的家庭承包地，闻畈村村委会交付与上诉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遗漏重要事实。2016年被上诉人闻畈村委会依法与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证，却因被上诉人无理上访、阻挠，闻畈村委会未将上述合同及证件原件交付上诉人。2.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未发生法律效力。第一，上诉人在2019年11月20日收到该裁决书后于2020年12月17日向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成功阻断该仲裁发生效力。上诉人撤诉是因为法官释明:“撤诉后起诉，没有问题，仲裁裁决不生效”，在法院法官“释明”后其基于对法院法官的信任从而撤诉，并非上诉人认可该仲裁裁决的效力而撤诉，上诉人随即又提起本案诉讼，也证明了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与仲裁的衔接以及诉讼对仲裁的保障等问题作出解释，并就《解释》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出说明：“其中，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是重中之重。调解仲裁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确立了一套不同于劳动争议仲裁和商事仲裁的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当事人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问题发生纠纷的，可调可裁可诉，仲裁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仲裁也不是典型的一裁终局，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起诉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此时仲裁程序对当事人无约束力。”第二，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可见，只要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即使起诉错误，仍然可按原纠纷向人民法院再次起诉。第三，本案上诉人起诉与仲裁裁决不是同一纠纷，本次起诉对象是杨太乐、杨选英，而非杨国仲，杨国仲只是第三人。另外，上诉人诉讼请求明确要求确认合同效力及物权，及时交付合同原件、证件，一审法院以本案为合同纠纷为由不予处理，与法律规定不符。第四，该裁决书罔顾事实，混淆法律，本案诉争的合同效力已由生效的三级法院裁判文书确认，而该仲裁委员会置生效的法律文书不顾，枉法裁判，激化社会矛盾。杨太乐、杨选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程序不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45、46、47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对方提交书证，申请理由成立，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责令对方提交书证，申请理由不成立，通知申请人。本案杨国仲申请法院责令罗德军提交土地流转合同原件符合规定，我们家作为土地权利人，其土地流转方式我们有权查看。法院没有通知申请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原因，也没有要求对方提交书证原件，程序不合法。2.事实认定错误。杨太乐将房屋和登记在其名下的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了罗德军这一事实不存在。2010年3月7日，杨太乐和罗德军农村小产权房买卖。2010年6月19日，罗德军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关系是转包，2010年10月罗德军将余款4.3万付给杨太乐。2017年12月23日，罗德军为主张利益关系把土地流转合同拿到村委会，2017年3月10日才出一审判决文书，其中法律事实认定转让是由于罗德军和村委会虚假陈述，伪造主要证据，法院错误采信。从以上时间过程中不难发现罗德军原来真实想主张的只是转包关系并非转让，现在又通过房屋合同来确认土地转让于法无据。3.法律适用错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条规定承包地不得买卖，由此可见土地买卖违反法律强制规定，但是为了稳妥处理合同纠纷一般采用合意原则，2010年罗德军不属于我村村民，当时不符合转让条件，故而村委会在没有经过我们家同意的情况下与罗德军合谋办理了伪造土地转包合同。4.襄城区人民法院直接采信法院和仲裁认定的事实，没有采信我本人提交证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推翻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一，2017鄂06**民初99号开庭笔录；证据二，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证据三，电子数据对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补充。以上三个证据证明的是罗德军和村委会虚假陈述导致法院错误认定事实。罗德军和村委会都认可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是随便抄生效文书中的事实。5.(2020）鄂0602民初1166号判决书和生效民事判决书（2018）鄂06民终211号判决结果矛盾。合同写的是转包，材料手续都没有变成转让，要求把我种其他几家耕地认定为转让。6.有无虚假称述伪造土地流转合同隐藏主要证据才是本案审理关键。法院应该查明我主张证据的真实合法性，证据说服一切。罗德军向一审法院请求：一、依法确认2010年3月7日其与杨太乐（杨选英配偶、杨国仲父亲）签订的《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土地经营权（具体以实测面积为准）转让合法有效，该土地为其家庭承包地；二、依法判决闻畈村委会交付与其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420602101241000067J）原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太乐、杨选英夫妻二人均是闻畈村**村民。2005年4月25日，杨太乐代表妻子杨选英、长女杨丹、长子杨国建（现名杨国仲）、次女杨芳与闻畈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2005年至2028年9月30日，土地面积为10.27亩，襄城区农村经营管理局为杨太乐颁发了编号为07064401006的《土地经营权证》。2010年3月7日，杨太乐与南漳县长坪镇青林村村民罗德军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购房协议》，协议内容为：“罗德军购杨太乐房屋，价格是陆万叁仟元整，先付杨太乐贰万元，余款2011年12月底付清。罗德军购买杨太乐的房子、林场、田地、树木，除家具以外的所有设施。如果村组2010年12月31日之前所收各种费用由杨太乐支付。2011年元月1日移交给罗德军，房前屋后一切从即日起不允许再动等内容。”时任闻畈村1组组长邓然才及村民杨太选、罗词松作为证明人和见证人在购房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罗德军支付杨太乐购房款20000元。2010年10月，罗德军将余款43000元支付给杨太乐后，杨太乐当即将自己位于卧龙××××三间两层房屋交付给罗德军。此后，杨太乐家庭承包的10.27亩土地一直由罗德军经营管理。闻畈村对杨太乐将房屋和承包的土地转让给罗德军的行为表示同意。2013年7月，罗德军将自己户口从南漳县迁到卧龙闻畈村**，闻畈村委会根据双方协议为罗德军办理了2014年、2015年、2016年湖北省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2016年10月，因湖北汉丹厂高德红外征用闻畈村298亩地，其中占用罗德军经营土地2.13亩。闻畈村收到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款后，经研究确定，按照青苗费每亩1500元、安置补助费每亩25500元、土地补偿费每亩12000元的70%的标准，合计每亩35400元支付给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人。闻畈村委会按照研究确定的分配方案，将占用罗德军2.13亩土地补偿款分配给罗德军后，直接将该款转入到罗德军名下的银行卡上，但没有将银行卡交付给罗德军，至今仍在闻畈村存放保管。杨太乐、杨选英多次找闻畈村委会，要求按照土地经营权证向二人发放上述土地补偿款未果，遂于2017年将闻畈村委会诉诸襄城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闻畈村委会支付杨太乐、杨选英青苗补偿费、土地安置费和土地补偿款共计70000元。襄城区人民法院以（2017）鄂0602民初9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杨太乐、杨选英的诉讼请求。杨太乐、杨选英不服判决，上诉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襄阳中院于2017年7月7日制作（2017）鄂06民终1410号判决书，判决认为，杨太乐与罗德军签订《购房合同》，约定罗德军购买杨太乐的房子、林场、田地、树木以及除家具以外的所有设施，协议签订后，罗德军依约支付对价，杨太乐亦依约将自己位于卧龙××××三间两层房屋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土地经营权证》交付给罗德军。此后，杨太乐承包的10.27亩土地一直由罗德军经营管理，而闻畈村委会对杨太乐将房屋和承包土地转让给罗德军的行为表示同意，并为罗德军办理了相应的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杨太乐将房屋以及登记在其名下的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一并转让给了罗德军，作为发包方的闻畈村委会对此表示认可；而且，从诉争协议签订至今，二上诉人一家一直在闻畈村1组居住，其家庭成员应当对诉争协议约定事项及履行情况知晓，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包括杨选英在内的家庭共有承包经营权人曾对杨太乐的转让行为提出异议并依法主张权利，表明其他家庭共有承包经营权人认可杨太乐签约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故杨太乐与罗德军签订的《购房协议》中涉及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内容合法有效，二上诉人自转让后已不再是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其向闻畈村委会主张享有诉争土地征收补偿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太乐、杨选英不服（2017）鄂06民终1410号判决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0月3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作（2017）鄂民申2345号民事裁定书，再审对于案件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审认定杨太乐已经将承包土地流转给罗德军是否错误。杨太乐，杨选英申请再审称其卖房合同没有流转土地，闻畈村委会没有盖章，卖房转让承包土地无申请人家庭成员签字等，原审认定杨太乐已将承包土地流转给罗德军错误。再审认为，一、二审查明，杨太乐与案外人员罗德军自愿协商于2010年3月7日签订《购房协议》，约定罗德军购买杨太乐的房子、林地、田地、树木及除家具以外的所有设施，该协议签订后，罗德军依约支付了约定价款，而杨太乐亦按照约定将自己位于卧龙××三间两层房屋交付给罗德军居住，同时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土地经营权证》也一并交给罗德军。此后，杨太乐家庭承包的10.27亩土地一直由罗德军经营管理，而闻畈村委会对杨太乐将房屋和承包土地转让给罗德军的行为表示同意，并为罗德军办理了相应的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从上述协议的内容和履行行为可以看出，杨太乐除了将房屋出售给了罗德军，还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一并转让给了罗德军，发包方闻畈村委会亦对此表示认可；申请人一家一直在闻××组居住，家庭成员应当对诉争议约定事项及履行情况知晓，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包括杨选英在内的其他家庭共有承包经营权人对杨太乐的转让行为提出过异议并依法主张权利，表明其他家庭共有承包经营权人认可杨太乐签约转让房屋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故一、二审认定杨太乐已经将承包土地流转给罗德军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是伪造的。杨太乐、杨选英申请再审称本案所涉土地流转合同是虚假的，是罗德军拿来的，村委会原书记也承认是罗德军拿来的，而罗德军一审陈述保证没有，故该流转合同是虚假的。法院认为，本案一、二审在查明事实部分均未对申请人申请再审所称的土地流转合同是否是虚假合同进行过认定，该证据并非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故杨太乐、杨选英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三、关于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杨太乐、杨选英申请再审称原审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错误，申请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或稳定的非农职业，故该土地流转是无效的。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综合考量以下条件：转让主体是否具体转让的法定条件，受让方是否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发包方是否同意。从本案具体情况看，杨太乐与罗德军签订的《卖房协议》除卖房外，还包括杨太乐将承包土地一并流转的意思表示。受让方罗德军是从事生产的农民，具有受让资格，发包方闻畈村委会亦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转让人须具有稳定的收入或稳定的非农职业，是因为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拥有以及转让权利才能更好地保障土地的合理使用。杨太乐虽不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其在转让房屋及承包土地后，已在所在村另行购买了房屋和宅基地（已由村委会进行了统计），耕种了该村的其他土地，该转让合同原存在的效力瑕疵已得以弥补，故原审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认定杨太乐与罗德军签订的《购房协议》中涉及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内容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综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杨太乐、杨选英的再审申请。2019年7月19日，杨国仲将闻畈村委会、罗德军作为被申请人，请求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确认10.27亩土地为其家庭承包地。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30日制作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书，认为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47号）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条例》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必备四个条件：一是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书面申请，二是经发包方同意，三是转让只能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四是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本案中，缺失了书面申请、转让只能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和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的法定条件，不能证明转让行为是杨太乐或其他家庭成员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认定流转关系中的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因杨国仲家庭和罗德军家庭及村委会均怠于履行该法定要件，仲裁委认定该流转关系不符合转让法律关系的法定条件，转让行为不成立，争议土地应当属于杨国仲的家庭承包地。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条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裁定:2005年4月25日，闻畈村民委员会与杨国仲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项下的地块除已被征占的2.13亩土地外，其与土地为杨国仲的家庭承包地，具体地块及面积以实测为准，闻畈村委员会在本裁决生效后10日内应与杨国仲家庭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并协助办理确权登记办证手续。罗德军于2019年11月20日签收该仲裁裁决书后，于2019年12月16日将杨国仲、闻畈村委会诉诸襄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2010年3月7日其与杨太乐（杨选英配偶、杨国仲父亲）签订的《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土地经营权（具体以实测面积为准）转让合法有效，该土地为其家庭承包地；判决闻畈村委会交付与原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420602101241000067J）原件。2020年5月6日罗德军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以（2020）鄂0602民初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诉。闻畈村委会与罗德军就案涉土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为罗德军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证书，但因存在上述纠纷未将证书交付罗德军。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杨太乐与罗德军自愿协商签订《购房协议》后，罗德军依约支付了价款，杨太乐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交付义务。此后，案涉土地一直由罗德军经营管理，闻畈村委会对杨太乐将房屋和承包土地转让给罗德军的行为表示同意，并在罗德军户口搬迁至闻××组后，为罗德军办理了相应的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由此可见，杨太乐将房屋和登记在其名下的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一并转让给了罗德军，闻畈村委会亦对此表示认可，杨太乐一家一直在闻××组居住，家庭成员应当对诉争议约定事项及履行情况知晓，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包括杨选英在内的其他家庭共有承包经营权人对杨太乐的转让行为提出过异议并依法主张权利，表明其他家庭共有承包经营权人认可了杨太乐签约转让房屋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所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47号）以及《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条例》，并非法律、行政法规，本案案涉的《购房协议》中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包括其中涉及土地经营权的转让内容合法有效。杨太乐、杨选英称关于土地流转合同是虚假的，因该证据并非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杨太乐、杨选英辩称，落户该村户口材料伪造，无证据证明，且与罗德军户口本登记相左，对该辩称不予采信。双方因《购房协议》产生纠纷至今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故罗德军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杨太乐、杨选英辩称，土地权属业经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以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除已被征占的2.13亩土地外的诉争土地为杨国仲家庭承包地，对于该仲裁裁决书罗德军起诉后撤诉，该仲裁裁决书现已生效，罗德军现又重复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应支持，因“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的是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并不适用于仲裁裁决书，但仲裁裁决书同样是法律文书，一旦生效，也应具有与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同等的法律效力，除非被依法撤销，双方当事人应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另本案法律关系为合同纠纷，审理的是案涉《购房协议》中涉及土地经营权转让内容的效力，故对罗德军请求确权并基于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诉请闻畈村委会交付《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中不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0年3月7日杨太乐与罗德军签订的《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法有效。二、驳回罗德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罗德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仲裁裁决的效力及罗德军的起诉是否应予受理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襄阳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据此规定，在仲裁裁决送达后三十日内，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前，仲裁裁决的效力是属于不确定的状态，一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的效力就属于确定的状态，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即未赋予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也未赋予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救济途径，仅赋予了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提起诉讼的救济途径，此时的起诉属于对仲裁程序和裁决内容的否定。本案中，罗德军在仲裁裁决作出后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达到否定仲裁程序和仲裁内容的效果，即仲裁裁决不发生效力。至于罗德军起诉后又撤诉，属于其行使诉讼权利，应受民事诉讼法律调整，但不因此导致仲裁裁决重新发生法律效力。二、罗德军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罗德军本次诉讼的主要目的和请求为确认其与杨太乐签订的《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法有效，该土地为其家庭承包地。而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20民初第99号民事判决、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终1410号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申2345号民事裁定，对此事项均作出充分阐述和明确认定，且转让行为有效是上述裁判作出的依据和前提，尽管本次诉讼在诉讼当事人方面与前次诉讼不完全一致，但本次诉讼，人民法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效力已没有裁判的必要和裁判的空间。另一方面，罗德军已就诉争土地与闻畈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关于“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罗德军已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襄阳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再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原因行为即转让的法律效力提出诉讼主张，亦无必要。综合本案案情，本院在否定××市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襄城农仲字（2019）第004号仲裁裁决效力的前提下，认定罗德军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三、关于罗德军要求闻畈村委会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登记机构为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体是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闻畈村委会如果扣留罗德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罗德军可以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申告解决，此请求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四、关于罗德军要求闻畈村委会交付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原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管理，属于行政机关职能，罗德军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申告解决。综上，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德军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退还罗德军；上诉人杨选英、杨太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罗德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晓红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