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终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新升，男，1969年2月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揭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3503。法定代表人：赵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巍，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创润投资集团，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楼（中环世贸中心）****A-1/div>法定代表人：林淑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灿莲，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瑾，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许新升因与被上诉人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国际集团）、原审第三人北京创润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创润集团）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6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新升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请求法院：1.判令华熙国际集团立即向许新升支付《协议书》项下第五阶段转让补偿费6000万元；2.判令华熙国际集团立即赔偿许新升自2009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6000万元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准（暂计算至2019年10月15日，利息为35706378.08元）；3.判令华熙国际集团立即赔偿许新升因本案支出律师费损失200万元，以上两项诉讼请求合计为97706378.08元；4.判令华熙国际集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项目转让协议书及第五阶段转让补偿费的相关约定。许新升曾实际控制北京生物产业孵化基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生物公司），北京生物公司负责开发建设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地区的“中国生物技术学术中心项目”（以下简称五棵松项目）。2005年6月20日，华熙国际集团作为甲方（原名称为华熙中环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1月25日变更为现名称）与许新升作为乙方签署《协议书》，许新升将五棵松项目转让给了华熙国际集团。《协议书》进一步约定，基于前述转让，华熙国际集团应向许新升支付转让补偿费总额10000万元人民币，由华熙国际集团分5个阶段支付。《协议书》生效后，许新升已积极履行己方义务。同时，华熙国际集团已依约向许新升支付第一至第四阶段转让补偿费共计4000万元人民币。2008年10月，北京生物公司完成股东由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华熙国际集团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燕的工商登记手续，华熙国际集团成为北京生物公司持股90%的控股股东。2008年11月26日，北京生物公司就五棵松项目取得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颁发的X京房权证海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地址，地址为海淀区西四环中路**院**楼等**09年7月3日，五棵松项目最后一期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备案编号为“海09-07-01”和“海09-07-02”，备案部门为“海淀区建委”。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第5项约定，华熙国际集团应在五棵松项目全部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10个工作日内，即2009年7月17日前，向许新升支付“第五阶段”转让补偿费6000万元。二、委托持有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银行）股份及款项冲抵安排。2009年11月，由于许新升、华熙国际集团双方均有意入资锦州银行，双方商定由华熙国际集团控股子公司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昕宇公司，实际控制人亦为赵燕）与许新升实际控制子公司黑天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天鹅创投）向锦州银行共同入资10000万元以取得锦州银行5000万股股份，其中黑天鹅创投持有的3000万股股份委托华熙昕宇公司代持。华熙昕宇公司与黑天鹅创投就3000万股委托持股事项于2009年11月16日签署《委托持股协议》。就黑天鹅创投实际持有的3000万股的出资金额6000万元，各方口头约定以华熙国际集团应向许新升支付的《协议书》项下第五阶段补偿费6000万元抵作黑天鹅创投应向华熙昕宇支付的锦州银行6000万元出资款。《委托持股协议》签订后，黑天鹅创投及华熙昕宇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华熙昕宇公司将3000万股锦州银行代持股份对应分红转账至黑天鹅创投。然而2014年6月初，华熙昕宇公司函告黑天鹅创投，否认前述冲抵及支付安排，并要求黑天鹅创投偿还其代为支付的6000万出资款。黑天鹅创投随即回函，予以反驳。此后，华熙昕宇公司与黑天鹅创投就锦州银行3000万股代持股份是否存在前述冲抵及支付安排，一直处于争议状态。华熙昕宇公司先后分2次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黑天鹅创投亦积极应诉。2017年1月23日，仲裁委员会就前述冲抵及支付安排争议最终作出了[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132号重新仲裁裁决，裁决载明：由于仲裁的局限性，仲裁庭无法追加许新升、华熙国际集团，对黑天鹅创投前述关于抵销的主张遂不予支持。三、在仲裁委员会裁决的背景下，华熙国际集团应向许新升支付第五阶段转让补偿费。基于前述情况，许新升尊重[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132号生效法律文书，但华熙国际集团应在前述仲裁裁决作出后，继续向许新升支付《协议书》项下第五阶段的转让补偿费6000万元及利息损失。2019年5月5日，许新升向华熙国际集团出具《付款通知函》，要求华熙国际集团在限定期限内向许新升支付剩余转让补偿费6000万元，并支付自2009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6000万元之日止的利息。但华熙国际集团至今仍未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华熙国际集团经催告仍不向许新升支付款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给许新升造成重大损失。华熙国际集团不诚信及违约行为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直接和唯一原因，许新升只能提起诉讼并支出律师费用，遭受进一步损失。现许新升依法起诉至法院，请法院查明事实，维护许新升的合法权益。华熙国际集团辩称：一、华熙国际集团与许新升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许新升无权要求华熙国际集团支付转让补偿费6000万元。2005年6月20日，华熙国际集团与许新升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的同时，根据许新升的要求，华熙国际集团还就《协议书（一）》约定事项，与创润集团签订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二）》，《协议书（二）》仅删除了《协议书（一）》第五条第7款“乙方负责在‘五棵松项目’结构封顶3个月内，完成将基建项目转让开发项目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约定，并将第三条第4款约定的付款时间变更为“在北京生物产业孵化基地有限责任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其余内容与《协议书（一）》一致。该两份《协议书》签订后，华熙国际集团并未与许新升实际履行《协议书（一）》的各项约定；而是按照许新升的要求，实际履行了其与创润集团签订的《协议书（二）》的各项约定，并将有关款项支付给了创润集团。2006年2月21日，华熙国际集团和创润集团还根据《协议书（二）》的履行情况，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因华熙国际集团与许新升签订的《协议书（一）》并未实际履行，所以，许新升无权向华熙国际集团主张《协议书（一）》项下的转让补偿费。许新升关于华熙国际集团应向其支付《协议书（一）》项下的第五期转让费6000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损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二、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1.在五棵松项目全部取得竣工备案表后，许新升从未以任何方式要求华熙国际集团支付本案诉争的转让补偿费，华熙国际集团也从未作出过向许新升支付转让费的意思表示；至今已经超过了2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许新升从未与华熙国际集团达成过抵销安排。3.许新升关于华熙昕宇公司代黑天鹅创投持有锦州银行股份的事项体现的华熙昕宇公司与黑天鹅创投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且各方从未达成过抵销一致。4.在华熙昕宇公司因委托持股事项对黑天鹅创投提起仲裁时，本案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5.由于华熙国际集团并未获得国际开发银行对五棵松项目的贷款，且华熙国际集团支付的五棵松项目拆迁补偿费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0万元人民币，所以，根据华熙国际集团和创润集团签订的《协议书（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华熙国际集团也不应向创润集团支付剩余款项。创润集团陈述称，认可许新升的诉讼请求及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华熙国际集团应当向许新升支付五棵松项目转让尾款本金6000万元及利息。关于创润集团和华熙国际集团签署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当时是基于项目开票的要求，创润集团在许新升的安排下，与华熙国际集团签署了相应的协议，而且签约时许新升本人作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协议书上也签字确认。创润集团对于许新升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对方支付项目转让尾款及利息无异议，在华熙国际集团依约向许新升支付项目尾款本金及利息后，创润集团不会再依据创润集团这一版协议向华熙国际集团主张任何权利。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许新升依据《协议书（一）》并以其系创润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由，要求华熙国际集团向其直接支付《协议书（一）》约定的第五阶段转让费，一审法院认为其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协议书（一）》与《协议书（二）》均系华熙国际集团为受让北京生物公司股权进而实际控制北京生物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五棵松项目而签订，二者标的相同，当事人享有的主体权利义务相同。通过《协议书》“鉴于”部分及第一条的约定可见，甲乙双方在协议书签订之前，已经存在履行过的内容，即：乙方已将委托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生物公司60%股权的股权信托合同转让给甲方，甲方已退还乙方在北京生物公司的投资815万元。协议书中对已经履行的主体与尚未履行的主体均用乙方指代，并未加以区分，根据通常理解，此处的乙方应当认定为同一主体。故《协议书》在签订时所指向的“乙方”在法律层面即是唯一且确定的，即委托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生物公司60%的股权并接受甲方退还在北京生物公司815万元投资款的主体。其次，根据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委托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生物公司股权的直接主体是创润集团，在《协议书》签署之前及之后接受华熙国际集团退还815万元及1500万元投资款的直接主体是创润集团，而对于前四阶段4000万元转让费中没有争议的2500万元，华熙国际集团直接的付款对象仍为创润集团。虽然双方对前四阶段剩余1500万元转让费的支付路径存有争议，但华熙国际集团的主要合同义务为支付转让费，其已举证证明了大部分款项的直接付款对象为创润集团。许新升虽主张华熙国际集团向创润集团付款系因许新升的指示与安排，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前四阶段转让费中的1500万元系北京生物公司向许新升控制的荣邦公司支付，但并未就许新升控制荣邦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如许新升所主张，前四阶段转让费中的1500万元系北京生物公司向荣邦公司直接支付，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该支付行为系受许新升的指示，故一审法院对许新升关于华熙国际集团实际履行了与许新升签订的《协议书（一）》及《补充协议（一）》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对华熙国际集团主张其实际履行的是与创润集团签订的《协议书（二）》及《补充协议（二）》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再次，许新升主张其通过实际控制金熙伟业公司及创润集团，以后二者的名义持有北京生物公司的股权，因而其有权依据《协议书（一）》及《补充协议（一）》向华熙国际集团直接主张第五阶段转让补偿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许新升并未就其作为金熙伟业公司及创润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提供充分的证据，另一方面，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法严格禁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滥用权力及对公司的支配地位，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协议安排直接将公司债权或财产转移至实际控制人的行为，有悖于公司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亦侵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对此应持否定性评价。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协议书》确定的乙方应为创润集团，华熙国际集团负有支付第五阶段转让费义务的直接主体亦为创润集团，许新升作为原告要求华熙国际集团向其支付《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费系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许新升的起诉。许新升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615号民事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许新升非本案适格主体，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具体到本案，许新升的起诉完全符合此四项条件。许新升与华熙国际集团分别于2005年6月20日和2006年2月21日签署了《协议书（一）》和《补充协议》，双方均认可上述两份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因此，许新升依据《协议书（一）》和《补充协议》向华熙国际集团主张协议约定的项目转让尾款6000万元本金及利息具有明确的请求权基础，许新升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当然属于适格原告，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裁定许新升主体不适格缺乏事实依据。本案基本事实为华熙国际集团就涉案项目与许新升及创润集团（该协议亦有许新升签字）分别于2005年6月20日和2006年2月21日签署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各方认可两个版本的协议均真实有效，且涉案项目已完成转让。华熙国际集团已支付前四阶段的项目转让款4000万，但第五阶段项目转让尾款6000万尚未支付。现已有充分证据证明，许新升有权依据其与华熙国际集团签订的《协议书（一）》和《补充协议》向华熙国际集团主张权利。创润集团认可许新升系涉案项目实际权益人，享有《协议书（一）》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认为华熙国际集团应向许新升履行义务。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未能查清全案事实，故意忽略本案中许新升的请求权基础是许新升签署的《协议书（一）》和《补充协议》的关键事实，进而错误认定许新升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做出错误裁定。（一）从涉案协议内容及配套协议签署情况来看，华熙国际集团应向许新升履行项目转让尾款本息的支付义务。1.因存在两个版本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将创润集团追加为案件第三人。根据第三人创润集团的当庭陈述以及创润集团全部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确认的说明文件，创润集团明确许新升系其实际控制人，创润集团与华熙国际集团签署《协议书（二）》及《补充协议》系基于许新升的安排，涉案协议约定的权益应由许新升享有，案件中涉及的往来款项都是根据许新升的安排发生。2.许新升版本协议较创润版协议对于转让方义务要求更高，而涉案项目转让确系依据许新升版本协议要求完成。两个版本的协议除协议第三条第4款、第五条第7款两处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两版协议中约定的华熙国际集团的合同义务完全一致。而关于两处条款不一致之处，许新升版本的协议与项目实际情况更加吻合，且加重了转让方的义务。3.许新升及创润集团与华熙国际集团签署的多份借款协议均以华熙国际集团应向许新升支付的转让补偿费作为借款担保，即华熙国际集团明确认可其支付涉案项目转让款的对象为许新升。上诉人的一审证据21、证据26等证据证明，华熙国际集团均认可其支付涉案项目转让款的对象为许新升，否则不可能在借款协议中明确表述以华熙国际集团向许新升支付的项目转让补偿费作为证据21、证据26所涉5000万元借款的担保。同时，从证据26来看，华熙国际集团将其应支付给许新升的2000万元借款亦支付至创润集团，此乃双方长期合作的商业习惯。因此，一审法院仅凭华熙国际集团给创润集团支付了部分款项或是款项经过了创润集团账户便认定双方履行的系创润集团版本的协议，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从涉案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华熙国际集团支付的前四阶段的项目转让款4000万元均支付至许新升指定的荣邦公司，荣邦公司亦向华熙国际集团开具4000万元的发票。一审法官关于此4000万元的收款主体、发票开具情况的查明认定存在明显错误，进而作出错误认定。（三）华熙国际集团在庭审中将大量其与创润集团关于非涉案项目的往来凭证作为证据提交，以主张其已经支付完毕全部的项目转让款，上述凭证所载金额甚至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款项金额。华熙国际集团此举与双方之前在庭审中均认可4000万已支付，6000万元尚未支付的陈述不符，也体现了华熙国际集团极度不诚信。正是由于创润集团与华熙国际集团长期存在频繁的财务往来，因此华熙国际集团在庭审中多次企图把与创润集团之间的大量其他往来款项充当项目转让款，浑水摸鱼，这也是为什么华熙国际集团坚持其履行对象系创润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四）从涉案项目历史沿革来看，许新升系涉案项目的实际权益人，许新升通过金熙伟业公司、创润集团等多家公司实际控制涉案项目，并最终转让给华熙国际集团。三、一审裁定不符合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司法原则。从案件实体权利义务角度审查，在存在两份协议的情况下，两份协议的三个主体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创润集团已明确，创润集团与华熙国际集团签署《协议书（二）》及《补充协议》系基于许新升的安排，涉案协议约定的权益应由许新升享有，并且明确华熙国际集团向许新升支付款项后，创润集团不会就此再向华熙国际集团主张权利。本案一审经过五次谈话、开庭审理，华熙国际集团没有支付涉案项目第五阶段转让款的事实已经非常明确。因此，结合许新升所签署的《协议书（一）》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原告不适格的理由驳回许新升的起诉，实在有违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司法原则，系对宝贵司法资源的浪费，客观上助长了违约方的不诚信行为。综上，上诉人许新升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全部条件，一审裁定驳回许新升的起诉，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裁定查明事实错误，且未能本着便于当事人诉讼、一次性解决争议的原则处理本案纠纷，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申请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就同一民事活动，许新升、创润集团分别与华熙国际集团签署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在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后，许新升可否作为适格的原告主张协议中的权利。对此本院认为，许新升是否可以作为原告主张《协议书（一）》及其补充协议的权利应结合本案情况和许新升的主张予以确定。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协议书（一）》与《协议书（二）》均系华熙国际集团为受让北京生物公司股权进而实际控制北京生物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五棵松项目而签订。五棵松项目的开发、转让等民事活动系以法人组织的名义开展，许新升作为自然人负责或参与前述民事活动，无论其是否为创润集团实际控制人，结合许新升在本案中的诉求和权利基础，作为自然人其均不宜直接成为上述系列民事行为的权利主体。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石，即使公司获益后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可以获得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红等收益，亦不代表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许新升虽然系《协议书（一）》名义上的签署一方，但结合《协议书（二）》的内容和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情况，第五阶段项目转让补偿费并不直接归属于许新升个人，故许新升在本案中依据《协议书（一）》主张上述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创润集团虽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表示系在许新升安排下签订的协议，同意项目转让款向许新升个人支付，但该表示不符合公司法的基本规定。创润集团与许新升之间亦无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利转让行为，故一审综合认定许新升并非本案适格原告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许新升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福华审 判 员 曹玉乾审 判 员 张 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范 琳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