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24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某，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蓉，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某，住太原市迎泽区。   再审申请人孙某因与被申请人黄某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终2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审理中，再审申请人多次提出本案件为信托纠纷案件，北京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时澍基金）认购资金的使用具有信托投资的特性，被申请人的资金具有委托投资性质，再审申请人不能因履行信托义务而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申请人在北京时澍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时澍中心）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多年，其认购基金的出资行为代表时澍中心与内部职工共同跟投的事项，不是被申请人的个人行为。为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应追加基金管理人时澍中心参加本次诉讼，为此再审申请人依法提出追加第三人申请，但原审法院未能准许。同时为查明事实，再审申请人向原审法院反映了被申请人在公安机关就时澍中心资金管理、投资款项汇总、银行款项支付的询问记录，能够真实反映本案资金归属情况。因所涉案件尚在公安机关调查中，再审申请人无法获取，依法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也没有得到原审法院的准许。因此，原审法院的上述行为使得本案对所涉资金的来源情况无法进行全面审查，致使再审申请人因履行工作职务而导致个人承担不应有的支付义务，判决再审申请人作为时澍中心员工却承担支付被申请人基金市值款项的责任属于重大错误，严重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上述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规定的情形。   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缺乏证据证明，判决再审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基金资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争议的资金并非被申请人黄某个人所有，而是时澍中心与内部职工跟投基金而出资的认购资金。时澍中心在2015年4月成立发行的时澍基金，时澍中心当时专为解决内部职工跟投事宜，特别设立由再审申请人以自己名义的银行卡负责汇总的专项认购资金，该资金由时澍中心出资220万元与内部职工出资80万元共同出资组成，按照时澍中心的交易习惯，合伙人投入资金均由时任时澍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被申请人黄某的银行卡进行汇总和支付，本次资金也不例外，是由被申请人黄某支付的时澍中心认购资金部分220万元。再审申请人完成基金认购后，即将相关银行卡和口令牌交给时澍中心保管。为此，再审申请人向法庭提交了职工跟投事实及被申请人黄某的身份相关证据：（1）时澍基金成立时的员工跟投资金明细表、投资和退出的银行转账记录，同时还提供了时澍中心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时澍中心向跟投员工出具的收据，均可以证实涉案资金的实际募集情况。（2）通过市场监督局的合伙企业登记文件，证明被申请人在2015年初至2017年11月期间的身份状况为再审申请人所供职企业时澍中心的实际控制人和运营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是时澍中心的职员，进入时澍中心工作的录用人和工作的直接领导是被申请人。（3）时澍中心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了时澍基金成立时出资220万元与内部职工出资80万元共同跟投了本企业发行的基金产品，并以再审申请人银行卡汇总资金和认购基金的实际情况。（4）被申请人黄某单独以自己的名义投资了300万元认购了时澍基金，客观上也不存在委托再审申请人代替其个人出资的理由。上述证据证明本案争议的资金并非被申请人黄某个人所有，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黄某以个人名义委托再审申请人进行基金认购的事实明显不能成立。2.原审判决认定《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和《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合法有效与事实不符，存在明显错误。（1）再审申请人可以证明，在2015年4月的基金认购过程中，从没有发生与时澍中心或跟投的内部职工签订《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的行为和事实。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供的《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和《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是被申请人在2019年5月20日利用其运营总经理的身份地位，采用欺瞒的方式，以完善企业项目手续为由，诱骗再审申请人签订的，根本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主张的证明内容的都不是事实。（2）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被申请人提供的委托书签订时间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明显错位。从再审申请人的基金账户和银行卡账户中显示，再审申请人在2018年7月6日赎回了基金份额63万份，金额为351540元，该款项于7月9日转存入再审申请人账户，7月10日其中的111600元转入被申请人的账户中。原审过程中被申请人提供的《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二份，签订于2018年7月10日迟了4天，要求分别赎回20万份和200万份基金份额，同一天提出的二份基金赎回，被申请人对20万份基金的赎回早在四天前就已经办理，但另一份200万份基金份额的赎回却根本没有发生，如此明显错位的事实证明了再审申请人所陈述的被诱骗事实的真实存在，原审判决认定《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和《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赎回委托书》合法有效显然存在明显错误。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的案由为信托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等法律规定。信托纠纷分为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和公益信托活动。本案显而易见为民事信托活动，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在受托人无偿信托的情况下，不履行相关义务时存在返还的义务。2.原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基于信托关系，再审申请人的义务是履行赎回义务，而并非返还义务。再审申请人在明知涉案资金系时澍中心投资所有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被申请人黄某指令转付给第三方（李利）占有该资金，则可能与被申请人黄某构成挪用罪的帮助犯。因此，原审判决判令再审申请人承担支付被申请人基金款项市值金额，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黄某提交意见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出资非个人出资，属于时澍中心出资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被申请人于2015年4月15日与再审申请人签订时澍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确认被申请人于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15日分别以90万元、30万元、100万元，将时澍基金份额认购款220万元转至再审申请人银行账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申购、赎回被申请人指定产品，以及将赎回款项汇入被申请人指定账户。通过被申请人提供的个人银行转账凭证也清楚显示被申请人按上述时间将个人资金转入再审申请人账户。现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出资属于时澍中心出资，不是个人行为，无凭无证，纯属无中生有，再审申请人以此认定应当追加时澍中心为第三人，借此认定程序违法更是无稽之谈。   二、原审事实清楚，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谓被诱骗、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1.再审申请人所谓“被申请人出资属于利用总经理身份地位，采取欺瞒手段，诱骗被申请人签订委托书，以此主张内容都不是事实”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纯属为了后续侵占被申请人合法财产找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再审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委托认购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与被申请人是否是时澍中心的总经理身份无关联，更不存在所谓“受诱骗”的情况。2.被申请人以自己名义认购的300万元时澍基金，与委托再审申请人认购的220万份基金是两个事实，与本案无关。再审申请人故意混淆被申请人另外以自己名义持有的基金份额，以此偷换概念，不承认其受托认购基金份额的行为，居心叵测，无理无据。3.被申请人于2018年7月5日口头委托再审申请人赎回基金20万份，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7月6日赎回基金份额63万份（包含被申请人要求赎回的20万份）金额为351540元，并于2018年7月10日将其中的20万份基金市值111600元转入被申请人账户，同时双方签订赎回委托书二份，一份是对2018年7月5日口头委托赎回20万份基金行为的追认，一份是被申请人要求再赎回的200万份基金的委托赎回书。而再审申请人故意混淆赎回的63万份基金与待赎回的200万份基金有关联，没有任何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制造错位事实、被诱骗的假象，完全没有事实根据、逻辑不通。   三、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在受托人无偿信托的情况下，不履行相关义务时存在返还义务”以此认定应该履行赎回义务，而非返还义务的理由更是表明其意图侵占被申请人合法财产的事实。再审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明知自己签订的委托书的权利义务，在被申请人多次要求赎回时，再审申请人拒不履行，司法判决生效后，再审申请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公然与第三人串通，将赎回的属于被申请人的基金份额（市值1042476.18元）转移给他人（通过迎泽法院执行法官查证属实），并在没有事实依据情况下，诬陷被申请人涉嫌挪用资金，以此给自己转移被申请人合法财产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侵占罪。另外再审申请人断章取义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以此认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更是无稽之谈。时澍中心合伙人张素军采用欺骗手段将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晶变更为张素军本人，后通过欺瞒手段将基金管理人由张晶变更为再审申请人，2020年11月18日北京工商局已经作出罚款3万元、重新提交变更资料的处罚决定。张晶现在正在办理公告等系列手续，在此期间，公章一直由张素军本人控制，张素军与再审申请人恶意串通，损害被申请人的正当权益，所以对于时澍中心在此期间作出任何声明，不具有可信性，无法印证事实，特恳请贵院对于此期间时澍企业提供的证词与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晶核实，以保全证词的可信度。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为维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中黄某主张孙某未履行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的赎回义务，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认购委托书、银行流水记录、赎回委托书等证据，显示黄某与孙某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将220万元的认购款转账至孙某银行账户。孙某于2015年4月10日、4月17日两次申购300万份基金，其中包括黄某委托的220万份。孙某于2018年7月6日赎回基金份额63万份，包括2018年7月5日黄某口头要求赎回的20万份，金额为351540元，并于2018年7月10日将其中的20万份基金市值111600元转入黄某账户。2018年7月10日，双方签订赎回委托书二份，一份是对2018年7月5日口头委托赎回20万份基金行为的追认，另一份是黄某要求孙某再赎回的200万份基金的赎回委托书。上述证据可证明黄某委托孙某进行认购及赎回事务，并将认购款项转入孙某个人账户。孙某主张认购款项来源于时澍中心及员工的资金，交由黄某个人的银行卡处理，并非黄某个人资金，认购委托书、赎回委托书是事后黄某欺骗其签订的，黄某涉嫌挪用时澍中心的款项，故其拒绝配合黄某赎回基金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具体到本案，孙某主张黄某是受时澍中心及员工的委托进行投资认购，需证明其与黄某在签订委托合同时黄某就已向其披露该委托事项的隐名委托人是时澍中心及员工，黄某与时澍中心及员工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代理事项的后果才由孙某直接向时澍中心及员工负责。否则，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孙某仅对黄某承担合同责任，如时澍中心及员工要求黄某承担违约责任，也仅由黄某本人承担。因黄某否认与时澍中心及员工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而原审中孙某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时澍中心及员工出资跟投涉案基金，不能证明黄某已向其披露双方委托合同的内容是时澍中心及员工委托黄某的事项。孙某主张黄某挪用公司资金涉嫌犯罪，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拒绝服从黄某的赎回要求是根据时澍中心曾的要求其拒绝服从黄某赎回要求。孙某主张受黄某欺骗签订认购及赎回委托书，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欺诈签订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孙某未在法定期间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则双方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孙某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因孙某对其主张的事实均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孙某主张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理由不成立。   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第三条规定，“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用本法。”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时澍普润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委托书》委托权限是：“委托人孙某以本人的名义申购、赎回委托人指定的产品，以及将赎回款项汇至委托人指定的账户”，孙某的受托权限是根据黄某的指令进行认购及赎回，无权独立选择认购份额、认购及赎回的时间，因此双方为委托事务而非信托事务，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审判决虽将本案案由认定为信托纠纷有误，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本案并无不当。   关于申请调查取证的问题。孙某在再审申请中称其曾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经查阅原审卷宗及庭审笔录，无孙某书面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记录，孙某也未提交其已向原审法院递交申请的证据，故孙某关于“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的再审事由不成立。   综上，孙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程庆华   审判员 张 林   审判员 王怀师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建芳   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