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初100号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侨科技工业园。诉讼代表人：胡育新，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梓劲，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天津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九园工业园区**路**。法定代表人：王化龙。被告：岳晓霞，女，194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一峰，女，1979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张玉明，男，196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荣县。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刚，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京龙公司）与被告天津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京龙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京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苏梓劲，被告张玉明以及被告天津京龙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京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玉明、天津京龙公司共同向广州京龙公司赔偿74007250元及利息（利息以每次支付的款项金额为本金并从当次支付时间开始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计付，直至付清全部74007250元本金为止。利息从2013年8月31日起暂计至2019年12月4日为18544391.9元）；2.岳晓霞、王一峰在继承王化龙遗产范围内承担上述本金及利息的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广州京龙公司于1996年12月4日设立，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王化龙即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50%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直至2019年10月7日死亡。天津京龙公司于2009年9月30日设立，王化龙为该公司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化龙、张玉明、马文凯等人利用担任广州京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便利，与天津京龙公司恶意串通，实施如下侵权行为：2013年6月4日，王化龙及张玉明等利用广州京龙公司名义贷款7000万，获得贷款后全部转入天津京龙公司，本金及利息由广州京龙公司偿还。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6月30日，广州京龙公司偿还银行本金7000万，利息4007250元。天津京龙公司至今未向广州京龙公司归还上述款项及利息。张玉明时任广州京龙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系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张玉明明知向天津京龙公司转款没有依据，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但未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对上述损失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岳晓霞系王化龙之妻，王一峰系王化龙之女，均系其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关于“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王化龙利用其股东身份及担任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便利，挪用公司资金至今未还，损害了广州京龙公司法人财产权，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王化龙已经死亡，岳晓霞、王一峰作为其继承人，应当在所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应当履行对公司的受托义务，忠实、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职权。违反受托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对公司的赔偿责任。张玉明作为财务负责人，对公司财务负有管理职责，在公司资金被非法转出时，不依法履行职责，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公司财产损失，应当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天津京龙公司作为王化龙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关联企业，协助王化龙共同实施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非法获取广州京龙公司资金而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天津京龙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共同辩称，请求驳回广州京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规定，只有广州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广州京龙公司行使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广州京龙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只有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长才可以作为广州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王化龙已于2019年10月7日死亡，且广州京龙公司至今未召开董事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也即广州京龙公司至今无法定代表人。李丹只是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之一，并不是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广州京龙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应驳回起诉。（二）本案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无关，不存在王化龙、张玉明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1.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发生的纠纷。王化龙作为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张玉明作为广州京龙公司财务负责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未从事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其行为均是由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集体讨论通过后，由王化龙和张玉明具体执行。2.2015年12月23日之前，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由王化龙保管，财务专用章由刘跃进保管，公司的任何款项支出均需获得王化龙和刘跃进二人的一致同意，否则无法进行交易。3.虽然没有成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京龙集团，但是京龙公司各关联公司之间按照集团公司的方式运营，已经得到了公司股东会以及董事会的一致同意。京龙系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日常的账款往来，获得了包括李丹在内的各股东及董事的同意。王化龙及张玉明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争议标的与天津京龙公司无关。1.广州京龙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所借贷款1.5亿元，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向非关联企业采购生产原料”，可见广州京龙公司贷款的目的系向案外人支付购买生产原料的货款。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广州京龙公司发放贷款的事实，与王化龙、张玉明是否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无关。2.天津京龙公司虽然收到了案外人广州市佳尔华新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尔华新鑫公司）7000万元，但是不能因此证明，王化龙及张玉明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行为。货币为一般等价物，佳尔华新鑫公司对其收到的货款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其将相应数额的款项支付给任何一方，均与广州京龙公司无关，也不能构成对广州京龙公司权益的侵害。（四）广州京龙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广州京龙公司所诉的贷款及汇款事实发生于2013年6月4日，至今已七年有余。其请求天津京龙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赔偿的权利应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相关的权利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法院支持。（五）广州京龙公司至今尚欠天津京龙公司货款。因京龙系公司实行集团化运营，各公司之间不但存在资金往来，而且存在代发标准节、附墙架等货物或天津京龙公司已付款但广州京龙公司未发货的事实。除去天津京龙公司已直接收到的由广州京龙公司支付的款项外，广州京龙公司至今尚欠天津京龙公司款项22509731元。综上所述，广州京龙公司的起诉不符合公司法人行使民事权利的有关规定，应当驳回起诉；其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不存在，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当事人主体信息广州京龙公司为1996年12月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原被告确认，2002年12月28日，广州京龙公司股东变更为刘跃进、王化龙，二人分别持有50%股权；王化龙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刘跃进担任公司总经理；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由王化龙管理，财务公章由刘跃进管理。2008年5月23日，广州京龙公司修改章程，将股东变更为王化龙、李丹（原被告称，刘跃进、李丹曾是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左右离婚），二人出资额分别为750万元，并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王化龙、李丹各持有50%股权。2016年4月11日，广州京龙公司对董事、监事以及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变更后公司共有七名董事，其中王化龙为董事长、李丹为副董事长、刘跃进为董事兼经理，另有朱国民、岳晓霞、王海琳、倪建军四名董事。在此之前，公司董事为王化龙、刘跃进、朱国民。2019年11月6日，广州京龙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决议由李丹接任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但至今未办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化龙依然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根据案外人申请，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粤0114破申1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广州京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2月19日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京龙公司的管理人。落款日期为2005年3月28日的广州京龙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行使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及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依法行使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等。王化龙于2019年10月8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岳晓霞、王一峰，岳晓霞系王化龙配偶，王一峰系王化龙女儿。2019年12月9日，岳晓霞、王一峰向北京市海诚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岳晓霞表示要继承王化龙在广州京龙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王一峰放弃对该财产的继承。2019年11月26日，王一峰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王化龙死亡后遗有与岳晓霞共同的广州京龙公司50%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现决定无条件放弃王化龙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利。张玉明于2000年9月1日入职广州京龙公司，2017年10月31日离职，在职期间为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天津京龙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30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北京市龙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光公司）100%持股。王化龙为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刘跃进、朱国民为董事，张玉明为监事。北京市龙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由王化龙、刘跃进各持股50%，王化龙担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刘跃进任监事。佳尔华新鑫公司由天津京龙公司持股70%，广州市佳尔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尔华公司）持股30%，王化龙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二、涉案借款情况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与涉案借款相关的卷宗材料显示：2013年5月29日，广州京龙公司董事王化龙、刘跃进、朱国民在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五号路六号召开董事会，决议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2亿元的贷款。2013年5月29日，广州京龙公司与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渤广分流贷（2013）第057号]，约定：广州京龙公司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1.5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用于向非关联企业采购生产原料，贷款额度有效期自2013年5月29日至2014年5月28日。天津京龙公司用其名下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王化龙、岳晓霞、刘跃进、长沙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京龙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担保。2013年6月3日，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分别向广州京龙公司指定账户发放贷款5000万元、2000万元，借期自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2日。2013年6月4日，上述款项被转入佳尔华新鑫公司。广州京龙公司与该笔交易相关的记账凭证显示：摘要：付款；科目：其他应收款-佳尔华新鑫公司。佳尔华新鑫公司与该笔交易相关的记账凭证显示：摘要：付广州京龙往来款；科目：其他应付款-广州京龙公司。同日，佳尔华新鑫公司向天津京龙公司转入7000万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的摘要为往来款。诉讼中，广州京龙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三份日期分别为2014年7月16日、7月18日、7月21日的扣款通知书，显示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分别从广州京龙公司扣款借款本金2000万元，利息116666.67元；借款本金2500万元，利息157500元；借款本金2500万元，利息17500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广州京龙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由广州天华华粤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书编号：华粤鉴字[2017]第4021号），载明：2013年5月25日，广州京龙公司与佳尔华新鑫公司签订产品采购合同，由广州京龙公司向佳尔华新鑫公司采购塔机48台，合计金额7280万元，但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为虚构合同。该意见书查明涉案贷款偿还情况如下：2000万元贷款还款情况：2013年6月30日偿还利息8.1万元，8月31日偿还利息13.5万元、4.5万元以及本金2000万元。5000万元贷款还款情况：2013年6月30日偿还利息202500元，8月31日偿还利息337500元、348750元，10月31日偿还利息348750元，11月30日偿还利息337500元，12月31日偿还利息348750元、337500元，2014年3月31日偿还利息348750元，4月30日偿还利息315000元、348750元，5月31日偿还利息337500元，6月30日偿还利息135000元以及本金5000万元。合计偿还本金7000万元以及利息4007250元。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鉴定由广州京龙公司委托，鉴定材料当时均由李丹个人控制，根据构陷王化龙职务侵占罪的需要而提供，带有明显的不正当目的；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可以证明王化龙和张玉明并未损害广州京龙公司的利益。三、广州京龙公司与天津京龙公司交易情况诉讼中，广州京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1年-2017年广州京龙公司汇款给天津京龙公司的账本，拟证明2011年-2017年广州京龙公司共计向天津京龙公司支付货款、代付工资等合计203938826.15元。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天津京龙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广州京龙公司与天津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最终受益人是相同的，双方之间长期存在款项往来和代为履行合同的事实。上述款项很多没有银行流水，仅有发票。天津京龙公司不具备融资销售的资质，但广州京龙公司具备该资质。因此，天津京龙公司就借用广州京龙公司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但货物实际是由天津京龙公司生产，仅依据发票无法核实真实的交易关系。诉讼中，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天津京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9年6月18日的北京龙光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王化龙、刘跃进为设立天津京龙公司特新设一个账号。2.日期为2009年5月11日的京龙公司第二次办公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包括王化龙、刘跃进、倪建军、朱国民、张玉明，议题为讨论京龙公司的生产、销售、管理形势以及天津九园工业园生产基地的投资问题，内容有：京龙公司已建成了广州和西安两个生产基地。大家一致同意京龙公司不再对广州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进行大的投资，力争用三年多时间将天津建成新的京龙工业园区，为京龙公司上市创造条件。拟证明京龙系公司虽然没有成立法律意义上的公司，但各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以集团化方式运营。3.日期为2009年6月23日的天津京龙系列工程机械设备研发、制造及配套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拟证明天津京龙公司的设立经过了刘跃进的同意。4.记账凭证，拟证明2011年天津京龙公司代广州京龙公司发货总价值40824000元，2012年代发货总价值17800900元，2013年代发货总价值26974560元，2014年代发货总价值44222496.80元，2015年-2017年代发货总价值12703900元。广州京龙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广州京龙公司已向天津京龙公司支付货款203938826.15元，目前已不拖欠天津京龙公司任何款项。涉案借款7000万元发生在2013年，与上述货款不存在关联性。四、所涉刑事案件情况2018年7月11日，李丹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三大队三中队报案称王化龙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2018年9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王化龙涉嫌挪用资金案。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对王化龙、李丹、张玉明、莫筹兼、刘跃进、朱国民等人进行询问。2020年1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该局决定对其办理的王化龙涉嫌挪用资金案进行撤销案件处理。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前往广州市公安局调取了王化龙涉嫌职务侵占案的部分卷宗材料以及关联案件的部分材料，卷宗材料显示：王化龙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李丹2008年成为股东后，当时没有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因为当时在股份转让之前，刘跃进和我说股权转让给李丹，但李丹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我才同意他转让股权给李丹的。刘跃进还于2008年和2009年向我出具了声明，还是由其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并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不放弃其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是我保管使用，刘跃进保管使用财务专用章和合同章，公司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必须由我和刘跃进同意后并同时盖章、签名才能支付。大约在2010年左右，在李丹的强烈要求下，我同意其进入公司参与管理，具体负责协助公司上市和公司的ERP软件管理系统，但她不按照公司管理规章办事，所以大约一年后，我就不让其参与公司管理。2015年12月23日改选董事会，新增加了李丹。2015年12月30日，李丹才正式开始参与管理广州京龙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后，由李丹和王海琳共同负责管理财务，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由李丹保管使用，我和刘跃进职责没有改变，但实际上主要由李丹和王海琳负责管理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后，李丹从刘跃进手中拿走了财务专用章，但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还是我保管。2016年7、8月份时，广州京龙公司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的8000万元贷款到期，广州京龙公司凑了1000万元，另向一家财务公司借了1500万元用于过桥还贷。为了还财务公司的1500万元资金及利息，我自己私人借出200万元，我向我女儿借了198万元，刘跃进借出120万元，还有一些供应商的借款，总共凑了2000万元还给了财务公司。我和我女儿及刘跃进的私人借款至今广州京龙公司仍未偿还。财务公司把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都还给了李丹。李丹成为公司股东后，先向公司借支40万元买车后又借支200万元买房。我借支200万元买房。之后刘跃进也向公司借支200万元买房。另外，刘跃进每年向公司借支相当于四五十万人民币的美元用于其女儿国外留学。2009年时，天津宝坻区招商引资，我和刘跃进、李丹、朱国民、张玉明一起去了天津宝坻区考察，当地提供了优惠政策。在这件事情上刘跃进很积极，他提议以北京龙光公司名义投资成立天津京龙公司，因为他在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份已经给了李丹，两人感情已经破裂，所以用北京龙光公司投资可以保障他有50%的利益。随后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会及高管开会讨论通过了成立天津京龙公司的事项。天津京龙公司由北京龙光公司百分百控股，但部分注册资金实际由广州京龙公司注入，也是属于集团化管理的一部分。当时广州京龙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部门，我和刘跃进、朱国民三个董事拍板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李丹虽然没有签字同意，但绝对知情。上海京龙公司、天津京龙公司、广州京龙公司以及西安京龙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股东授权后，相互间可以代收客户的货款，四家公司之间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业务往来，属于一个整体，四家公司中的任何一间公司存在资金方面的短缺，剩余三家公司均会进行支援，这是广州京龙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的运营模式。我去年接管广州京龙公司后发现李丹把公司价值400多万元的钢材转到不知何处了，还转移了公司大量资金和设备。另外公司有四五千万元的资金转移到王海琳的私人账户，也不知去向。刘跃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在我做股东之时广州京龙公司就没有开过股东会，不清楚之后换了李丹做股东有没有开过股东会。需要董事会决议的事项几乎没有正规地召开董事会表决，都是事前商量或者知会后，拿着董事会决议找我签名。我在转让广州京龙公司50%股权给李丹时发过声明，仍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并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不放弃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发该声明主要考虑当时闹离婚，很多广州京龙公司的事情没有做完。股份虽转让了，但我仍然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该享有的权益还得给我。广州京龙公司控股有西安京龙公司，参股是长沙京龙公司、上海京龙公司，其他还有地方性的京龙公司都是顺应当地政府特种行业必须在所属地注册公司，实际没有经营业务，现在也在逐步清理。京龙集团公司实际上没有注册，只是囊括了包括广州京龙公司的下属及参股企业还有关联公司；京龙集团公司的企业成员包括广州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上海京龙公司、长沙京龙公司、江苏京龙公司、天津京龙公司、佳尔华新鑫公司等，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王化龙，这些公司参加了京龙集团公司2008年至2014年间年度考核即年会，参加的人员都是各个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也经常去这些企业做技术指导、监督工作。我2018年3月后就没有回广州京龙公司处上班了，但有些事情还在管，比如公章管理、技术等。李丹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2008年我前夫刘跃进有了外遇，为了家庭的财产安全，我要求刘跃进将其持有的广州京龙公司50%股份转让给了我。所以2008年我就成为了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当时没有给我具体职务。2008年之后，我建议过公司使用电子记账系统，后续公司财务开始使用“金蝶财务系统”。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不清楚，但资金的调拨、使用都是由王化龙说了算。2015年底开的董事会选举我成为副董事长。广州京龙公司有一个全资下属的子公司西安京龙公司，还有一个长沙京龙公司由广州京龙公司占股70%，其他各地什么京龙公司都与广州京龙公司无关，均非关联企业。王化龙在天津京龙公司成立之前跟我提出过要设立这家公司，我当时并没同意，说是北京龙光公司投资的。北京龙光公司是由王化龙夫妇控制的。在2008年前，我还掌管着北京龙光公司的法人代表私章（也就是王化龙的私人印章），岳晓霞掌管着公章及财务章，那时有些支票要找我盖王化龙私章。到了2009年我去了广州，就先后委托我朋友刘欣、朱晓琳帮我代管这枚王化龙私章，但据她们反映私章也很少使用了。后来刘欣把这枚章还给了我，但是岳晓霞也没再找我要回，我知道王化龙他们可能自己又重新刻了章。张玉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大约2010年，李丹曾经进入广州京龙公司负责协助公司上市和ERP企业管理软件系统。2014年李丹要求进入公司董事会，这之后贷款要她签字同意。李丹作为股东之后那几年还没有什么话语权，公司财务支出方式还是以王化龙、刘跃进签字同意，并加盖刘跃进掌管的财务专用章才能汇款支付。2015年12月李丹才正式进入公司董事会。广州京龙公司在2015年之前没有开过公司股东会，之后新的章程我看了是可以召开股东会，由监事发起，但也没有见过开股东会，两名股东坐下来就意见不合。据我所知，公司的重大决策都是要以董事会形式决定，董事会由王化龙、刘跃进、朱国民组成，直至2015年12月新的董事会改选出来。2008年时天津宝坻区正在招商引资，地价便宜，广州京龙公司为了兼顾北方市场，决定在天津买地350亩，成立天津京龙公司。当时广州京龙公司召开了高层管理会议，包括三名董事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人员参加，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成立天津京龙公司。李丹当时虽然没参加公司管理，但还是知道这事，她曾经一起去天津宝坻区考察过场地，而且多年来李丹也没有提反对意见，前些年还去过天津京龙公司参加会议。天津京龙公司的注册资金、启动资金是由广州京龙公司间接提供的。当时由于是北京龙光公司控股天津京龙公司，所以资金先去到北京龙光公司再转到天津京龙公司。实际上，广州京龙公司并没有把天津京龙公司当做体系外的公司，而是纳入到京龙集团公司（并没有成立，但作为集团化管理）当中一起管理。天津京龙公司与广州京龙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有客户是北方市场的，在广州京龙公司签合同，但由天津京龙公司生产供货。因为天津京龙公司的贷款资金基本都用在厂房建设，没有多少自有资金。天津京龙公司原来在天津建行贷款7000万元，但2013年渤海银行广州分行跟我们谈可以贷款1.2亿元给广州京龙公司。当时分两步走，先是在2013年6月放款7000万元，通过佳尔华新鑫公司收取款项并转到天津京龙公司用于偿还贷款，抵押给天津建行的土地解封后再抵押给渤海银行广州分行，渤海银行广州分行于2013年8月再发放贷款5000万元，该5000万元由广州京龙公司使用。还款其实也是京龙集团公司内各个关联公司凑钱的。现在该笔贷款还有6500多万元的本息未还，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已经把该笔贷款作为不良资产处置给了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了。李丹知道这笔贷款的情况，但因为李丹当时没有参与公司具体管理，所以广州京龙公司董事会同意就可以了。朱国民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是2002年开始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顾问，大约2003年公司成立董事会，我担任监事，2004年我是董事会成员至今。广州京龙公司股东在2008年之前变更为王化龙和刘跃进，2008年至今变更为王化龙和李丹。李丹成为股东后没有马上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刘跃进还于2009年5月13日出具一份声明，还是由其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还有由其负责管理，不放弃其股东权益。直至2015年12月30日，李丹才正式开始参与管理广州京龙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后，由李丹和王海琳共同负责管理财务，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由李丹保管使用。刘跃进职责没有改变，但2015年8月之后，王化龙和刘跃进很少回广州京龙公司了，主要是李丹和王海琳负责管理公司。天津京龙公司是2009年9月以北京龙光公司的名义投资的，实际由广州京龙公司投入资金到天津京龙公司，根据2009年5月11日的《京龙公司第二次办公会议纪要》（参会人员有王化龙、刘跃进、倪建军、朱国民、张玉明）的内容一致同意在天津建成京龙工业园，主要配套企业同时进驻工业园，为京龙公司上市创造条件，所以就成立了天津京龙公司，实际上天津京龙公司也是纳入京龙（集团）公司的年度考核，也是属于集团化管理的一部分。李丹有向公司借支40万元买车，借支200万元买房，之后刘跃进也借支200万元买房，王化龙在李丹借支后也借支200万元，但用途我不清楚。在2015年12月23日之前，王化龙保管使用公章，刘跃进保管使用财务专用章，两人各自使用自己的私章，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必须他们二人同时盖章和签名才能支付。之后，李丹从刘跃进手中拿了财务专用章，王化龙的公章交给了刘跃进。我个人认为王化龙在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在经营广州京龙公司期间有利用职务之便，但侵占、挪用资金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财务支出都由双方制约。莫筹兼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是2000年5月开始在广州京龙公司担任现金和银行出纳，之后担任财务文员、财务经理等，2016年3月至今离职在家。离职前，广州京龙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有董事长王化龙、总经理刘跃进、广州基地负责人周永杰、销售总监羊永亮、财务总监张玉明以及技术负责人李向辉。一直以来，刘跃进保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王化龙保管其法定代表人私章，公司如要支出款项必须由刘跃进盖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王化龙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才能支付，一直延续到我离职时。佳尔华新鑫公司、北京龙光公司、天津京龙公司等与广州京龙公司会存在业务往来，就存在资金往来，要看具体的账目才能知道应收款项的形成，而且还要和这些关联公司对账确认具体的应收款项数额。王化龙、刘跃进、李丹都有向公司借支款项。梅锦林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于2008年入职广州京龙公司担任会计，2016年3月离职之前是负责做广州京龙公司总账。因公司想走集团路线，就于2014年成立了广州京龙公司总部和广州京龙公司基地，办公地址是在一起的。在公司总部由财务总监张玉明、财务经理莫筹兼负责，其他财务核算人员就划归到广州京龙公司基地。从我于2008年入职广州京龙公司以来至2015年，刘跃进是负责技术，王化龙是负责销售，李丹是2015年才参与管理的，因为当时李丹在公司新增了一套财务支付的审批电脑系统，报销的流程必须经过她审批，王化龙逐渐淡出了广州京龙公司，基本上是李丹在管理。一直以来，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支出都要王化龙和刘跃进两人的签字同意，刘跃进掌管财务专用章，王化龙拿着自己的私章及公司公章，所以支票也是要两个股东盖章才有效。2015年开始李丹要求财务要将她的名字加进去，好像费用支出要三个人签字同意才行。天津京龙公司、佳尔华新鑫公司等这些关联公司与广州京龙公司都有业务往来，存在资金往来，也有一些是借款，要看具体每一笔款项凭证的附件才能知道其他应收款项的形成。王化龙、刘跃进、李丹都有向公司借支。仅从财务记账的凭据中看，我个人认为王化龙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挪用广州京龙公司经营资金，王化龙支取的每一笔款项在公司都是有记账的，而且公司每笔款项的支出必须由刘跃进和王化龙同时盖章才能支付。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员工李秋然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当时是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客户经理，负责对接广州京龙公司在我行的贷款业务。我方发放贷款的时间是2013年6月4日两笔共7000万元，8月1日发放贷款5000万元，合共1.2亿元贷款。广州京龙公司以天津京龙公司在天津市的土地及厂房作为贷款抵押物，还有以天津京龙公司、长沙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王化龙夫妇、刘跃进作为担保人。2013年在发放贷款前，广州京龙公司提供了一份同意贷款的董事会决议。广州京龙公司对外都是以董事会代表公司行使权利，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以及没有相关规定对外融资一定要公司股东会同意，我们银行才同意以广州京龙公司作为贷款主体。我们银行按照广州京龙公司采购合同的对方公司账户转款，但之后的资金去向我们就不清楚了。广州京龙公司在2014、2015年都能正常还贷，但到了2016年7月只还了2500万元，还有5500万元没有还。该公司经营困难一直是坏账无法归还，到了去年我们行把该笔贷款的坏账打包卖给了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除此之外，本院还从上述刑事卷宗中调取了以京龙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工作会议纪要、年度工作目标、总结报告以及通知等文件。五、关联案件审理情况1.2017年10月19日，本院作出（2017）粤01民初62号民事判决，判决：广州京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5500万元（截止至2017年2月21日，罚息3092077.07元、复利28897.90元；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复利按照年利率4.85%上浮30%加收50%计收，逾期罚息不计复利）；广州京龙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时，渤海银行广州分行有权对天津京龙公司提供的天津市宝坻区低碳工业区兴旺道南侧、宝白路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房地产权证号12××**）以及天津市宝坻区低碳工业区兴旺道南侧、正营路西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房地产权证号12××**）进行拍卖、变卖，并对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天津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长沙京龙公司、王化龙、岳晓霞、刘跃进对广州京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天津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长沙京龙公司、王化龙、岳晓霞、刘跃进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州京龙公司追偿；驳回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2.2019年11月20日，广州京龙公司以王化龙将1200万元公司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为由，将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诉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257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2019年12月18日，广州京龙公司以王化龙等利用职务之便，将广州京龙公司对上海京龙公司拥有的468万元债权当成自己购入上海京龙公司股权的对价，导致广州京龙公司债权灭失为由，将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诉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558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4.2019年12月18日，广州京龙公司以王化龙、张玉明未经股东李丹同意，利用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擅自为上海京龙公司提供担保及支付租金4592720元，并向上海京龙公司输送资金827万元为由，将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上海京龙公司诉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559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另查，原告称刘跃进在本案中不构成损害公司利益，也未从中获利，故未起诉刘跃进。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起诉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王化龙、张玉明、天津京龙公司是否存在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的行为。一、关于本案起诉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广州京龙公司主张其权利遭受损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被告称广州京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化龙去世后，李丹无权代表公司起诉，但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广州京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京龙公司的管理人。现该所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并同意按照之前的诉讼请求主张权利，在程序上并未违背法律规定。二、关于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开始计算。虽然涉案款项往来发生在2010年、2011年，至本案起诉之日已远超过三年，但涉案款项发生时，广州京龙公司因受股东控制，其自由表达自身意志的权利受限。而公司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必须由其授权方能进行，在股东或董事长不代表权利人也不授权他人代表权利人作出行使权利或主张权利等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客观上无法就其侵权行为主张权利，故诉讼时效不开始计算。被告主张从款项往来发生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广州京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王化龙于2019年去世，从该日开始计算，广州京龙公司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王化龙、张玉明、天津京龙公司是否存在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行为的问题第一，从股权架构上来看，广州京龙公司和天津京龙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但天津京龙公司由北京龙光公司百分百持股，而北京龙光公司由王化龙和刘跃进各持股50%，广州京龙公司在2008年之前则由王化龙和刘跃进各持股50%。虽然刘跃进在2008年将其持有的广州京龙公司50%股权转让给了李丹，但二人迟至2013年才离婚。且根据刑事卷宗材料反映，李丹在2015年前未实际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管理，而是由刘跃进继续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因此，在涉案借款发生时，天津京龙公司和广州京龙公司均是由王化龙、刘跃进共同实际控制，两家公司的最终股东利益归属相同。第二，从内部管理模式上看，刑事卷宗材料中存有广州京龙公司为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借款而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渤海银行广州分行时任客户经理确认当时有审查董事会决议，证明借款行为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已确认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和财务专用章分别由王化龙、刘跃进保管。广州京龙公司的多名财务人员和董事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亦确认公司资金的调拨需要王化龙和刘跃进二人签字盖章同意，重大事项由董事会决定，资金开支由刘跃进、王化龙共同掌控。因此，可以推定涉案7000万元通过佳尔华新鑫公司汇入天津京龙公司经过了全体股东的同意，非由王化龙和张玉明擅自单方决定，未明显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有证据也不能显示王化龙和张玉明有从中获利。事实上，天津京龙公司为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发放给广州京龙公司的涉案7000万元借款以及另案5500万元借款提供了土地以及厂房用于抵押，而且法院已经判决天津京龙公司应对另案5500万元借款承担抵押责任。第三，从经营模式上来看，虽然京龙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尚未成立，但根据刑事卷宗材料，结合当事人在本案中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京龙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多次以集团的名义发布通知、会议纪要、年度工作目标以及总结报告等文件，因此在事实上已经形成集团化管理的经营模式。集团内部的各公司之间存在代发货、代收款情形以及频繁的资金和货物往来，天津京龙公司和广州京龙公司之间也存在该情形。在此背景下，如将两公司之间的任意一笔资金调拨进行单独审查，而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尚不足以直接认定其构成侵权行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558.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