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1民初343号 原告：宁夏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某，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程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某，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宁夏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锋创公司）与被告中某（以下简称中城宏业公司）、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锋创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据原告宁夏锋创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3月5日作出（2019）宁01民初343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北京锋创公司名下的财产11332000元。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夏锋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北京锋创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夏锋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向原告偿还“投资款”本金1000万元，并按每年10%的固定收益率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偿还投资款之日止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暂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为1332000元），共计11332000元；2.判令被告北京锋创公司就上述款项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请中“投资款”为借款，“投资收益”为借款利息。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22日原告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原告向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投资”1000万元,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按每年10%的固定收益率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同时,该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如需撤资,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应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将投资本金及收益打入原告账户。同日,被告北京锋创公司向原告出具两份《担保函》,承诺对上述投资本金及收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4月30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要求撤回“投资款”，但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与二被告在宁夏银川市另行签订《分期还款协议》,该协议对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的偿还时间和金额均作出明确约定,协议同时载明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各方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分期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一直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北京锋创公司也未依约承担保证责任。截至2019年2月22日,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11332000元。综上,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辩称，一、案涉《投资协议书》名为“投资”，实际是宁夏锋创公司及其大股东北京锋创公司借用中城宏业公司账户将案涉1000万元转出作其他用途，当事人并无关于投资的意思表示，案涉投资是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民事行为应属无效，并应按照当事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处理各方权利义务。2015年10月22日，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了多份协议。其中，中城宏业公司与北京锋创公司另行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中城宏业公司向北京锋创公司同样“投资”1000万元。该协议系中城宏业公司按照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指示签订，金额、内容与宁夏锋创公司与中城宏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完全一致。北京锋创公司系宁夏锋创公司大股东。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杨忠锋，北京锋创公司股东杨忠锋、杨洪刚均任宁夏锋创公司董事，并委派刘光担任宁夏锋创公司总经理。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分别与中城宏业公司签署同样内容的《投资协议书》，在本案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用中城宏业公司账户，将案涉1000万元款项拆借给北京锋创公司作其他用途。上述情形为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明知，两份《投资协议书》系同时、同地点签订，具体经办人为宁夏锋创公司的总经理刘光，三方明知本案并无真实投资，但合谋签署了案涉协议。案涉《投资协议书》是各方通谋虚伪行为，相关的民事行为应属无效，所隐藏的真实行为实际上是北京锋创公司向宁夏锋创公司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应按照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处理。二、中城宏业公司已按指示将案涉1000万元款项转出，从未使用该款项，此后所谓“投资收益”均由北京锋创公司支付，进一步佐证了各方形成的真实法律关系是北京锋创公司的借款，应由北京锋创公司承担偿还责任。2015年10月28日，中城宏业公司收到原告1000万元款项后，即于2015年10月29日按照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指示，将该1000万元款项支付给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同为杨忠锋实际控制。中城宏业公司收到宁夏锋创公司款项后，已于次日转出，从未使用该笔资金。此后，宁夏锋创公司明知所谓“投资”并不属实，亦未向中城宏业公司主张过“投资收益”。宁夏锋创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投资收益”已支付至2017年10月22日，据中城宏业公司了解，均系北京锋创公司支付。上述履行情况进一步佐证了，本案的真实法律关系是北京锋创公司向宁夏锋创公司拆借案涉款项用于其他用途，应由北京锋创公司向宁夏锋创公司归还1000万元本金及欠付“收益”。中城宏业公司与宁夏锋创公司之间既无真实的投资关系，也没有实际使用案涉资金。宁夏锋创公司有充分的渠道和能力与北京锋创公司取得联系，本案实际上是宁夏锋创公司配合北京锋创公司，利用形式上的投资协议，将其与股东之间的关联借款转嫁给中城宏业公司。即使宁夏锋创公司与北京锋创公司并未串通策划本案，案涉资金拆借情况也是宁夏锋创公司明知的。2015年10月15日，北京锋创公司向宁夏锋创公司实缴全部出资1020万元，7天之后宁夏锋创公司即通过签订案涉《投资协议书》的方式向北京锋创公司拆借1000万元。中城宏业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仅是配合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实现以“投资”名义拆借资金的目的，且未获取任何利益，与本案借款不能归还的风险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如人民法院对宁夏锋创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中城宏业公司承担借款实际不能归还的责任，会造成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三、宁夏锋创公司提供的《分期付款协议》上加盖的“中某”印章系伪造，显示印章编号为“1101000072200”，但中城宏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登记公章编号为“1101050572203”。该《分期付款协议》上加盖的所谓“公章”与中城宏业公司备案登记公章、《投资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均不一致，中城宏业公司只有一枚公章，且从未签署过该协议。在本案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中城宏业公司已经申请对该协议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现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中城宏业公司再次申请司法鉴定，恳请法院准许。综上，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判。 被告北京锋创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投资协议书》1份，《担保函》2份，交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收据》1份，据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投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据协议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原告已依约向中城宏业公司支付投资款，中城宏业公司亦实际收到该笔款项，投资协议已实际履行。中城宏业公司应当依据协议约定在原告要求撤回资金时退回投资款本金并支付相应收益。被告北京锋创公司作为案涉协议担保人，应当对上述本金及收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质证称，《投资协议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1000万元款项是原告与被告北京锋创公司的合谋通过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账户转出，用作其他用途，当事人没有投资的意思表示，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收到款项后次日已经将1000万元款项转给杨忠锋实际控制的公司，没有实际使用该款项，与款项不能归还的风险没有关系。款项应由被告北京锋创公司偿还。《担保函》不是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出具，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证明目的，该文件恰恰说明本案款项应由被告北京锋创公司承担，担保实际只是为了表面形成投资关系。交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收据》的真实性认可，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已按原告与被告北京锋创公司指示转出。 证据二：《投资收益确认分配书》2份，据以证明：依据案涉《投资协议书》约定，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应当每年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100万元，故中城宏业公司分别于2016年度及2017年度向原告确认了年收益额，该行为再次表明其对案涉投资协议书的认可，亦通过实际行为履行了案涉投资协议书，原告要求中城宏业公司依据投资协议书返还投资款并支付相应收益于法有据。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投资关系是虚假的，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没有支付过任何一笔投资收益，我们已经申请法院要求原告提交2015年、2016年投资收益是谁支付的证据。 证据三：《分期还款协议》，据以证明：2018年4月30日，原告致函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要求撤回案涉投资款，依据案涉协议约定，中城宏业公司至迟应当于2018年5月30日前向原告返还1000万元款项及相应收益。因中城宏业资金困难，经各方协商，原告、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被告北京锋创公司共同签订《分期还款协议》，协议确定中城宏业公司应当于2019年5月31日偿还全部本金及相应收益，北京锋创公司承诺对全部款项承担担保责任。截至今日，二被告仍未能偿还全部款项，严重违反协议约定，原告有权要求二被告立即偿还全部款项。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加盖的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从肉眼就可以辨别。 证据四：《立案告知书》2份，据以证明：针对被告北京锋创公司对原告实施的合同诈骗等行为，原告已向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公安机关予以受理并已着手进行调查。北京锋创公司虽为原告股东，但原告对其实施的非法行为并不知情且从未参与，中城宏业公司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有理由怀疑二被告共同串谋对原告实施欺诈行为，原告保留追究二被告相关刑事责任的权利。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投资协议签订时，原告与被告北京锋创公司都是被杨忠锋实际控制，只是因为杨忠锋被羁押，原告为转嫁责任才提起本次诉讼，两次报案。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证据一：《投资协议书》1份、交通银行《回单》2份、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收据》，据以证明：2015年10月22日，中城宏业公司与北京锋创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中城宏业公司向北京锋创公司“投资”1000万元。该协议系中城宏业公司按照原告、北京锋创公司指示，于2015年10月22日同日、同地点签订，金额、内容与原告与中城宏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完全一致。原告及其大股东北京锋创公司同时签署两份协议，实际上是以“投资”名义，借用中城宏业公司账户，将1000万元转出作其他用途。2015年10月28日，中城宏业公司收到原告1000万元款项后，即于2015年10月29日将该1000万元款项支付给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城宏业公司出具了该1000万元款项收据。原告与中城宏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中城宏业公司也从未使用过案涉1000万元款项。 原告质证称，《投资协议书》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并非该协议签订主体，对该协议完全不知情，且该协议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对宁夏锋创公司向中城宏业公司付款的银行回单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恰好可以证实原告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中城宏业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双方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中城宏业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对中城宏业公司向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回单及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与原告无关，与本案亦无任何关联性，原告对此未曾参与也并不知情。需要强调的是，原告向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给付投资款之后，投资款就成为了中城宏业公司的独立财产，中城宏业公司取得了对投资款完全的使用和控制权，其向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汇款是使用公司财产的内部经营管理事务，原告无权干涉和指示。原告向中城宏业公司汇款是履行投资协议的行为，中城宏业公司向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汇款是公司经营管理行为，两者不存在关联。该证据不能达到中城宏业公司的证明目的。 证据二：宁夏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据以证明：北京锋创公司系原告大股东，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并于2015年10月15日实缴全部出资。2015年10月22日，本案三方当事人即签署两份《投资协议书》，实际上是以“投资”名义将出资转出。北京锋创公司杨忠锋、杨洪刚均任原告董事。 2-2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据以证明：原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中披露，原告实际控制人为杨忠锋，系北京锋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前法定代表人。 2-3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据以证明：北京锋创公司股东为杨忠锋、杨洪刚，其中，杨忠锋持有北京锋创公司95.1456%股权，杨洪刚持有4.8544%股权。原告与北京锋创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杨忠锋。 2-4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据以证明：杨忠锋曾持有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曾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目前由杨洪刚持有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2-5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说明书（预披露），据以证明：北京锋创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申请程序中披露，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也是杨忠锋实际控制的公司。 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及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杨忠锋。 原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即使北京锋创公司是原告大股东，但原告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独立的法人财产、独立的管理机构，有权以自己的资产对外进行投资。原告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是原告公司自己的行为，与北京锋创公司无关。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其公司构成、股权结构均非本案审理范围。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原告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产生的，由此引发的权利义务等均与其他主体无任何关联。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混淆了本案基本的法律关系，且超出本案审理范围。 证据三：北京市公安局印章业社会信息采集系统印鉴留存卡，据以证明：原告提交的《分期付款协议》加盖的“中某”印章，显示印章编号为“1101000072200”；但中城宏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登记公章编号为“1101050572203”，两枚印章显然不一致，且该协议上并无中城宏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该《分期付款协议》上加盖的所谓“公章”与中城宏业公司备案登记公章、《投资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均不一致，中城宏业公司从未签订该协议。原告提交的《分期付款协议》上加盖的“中某”印章系伪造的，中城宏业公司从未签订该《分期付款协议》 原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共有几枚印章、是否存在未备案的公章、分期付款协议上加盖的是否是其另外所有的印章原告均不知情；其次，案涉《分期付款协议》产生的前提系基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无法按期履行《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本质目的仅是为了履行投资协议书而对还款期限进行约定，不是原告主张权利的基础。即使分期付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系他人伪造，亦不影响原告要求中城宏业公司返还投资款并支付相应收益，中城宏业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因被告庭前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原告提交截至2017年10月22日案涉“投资收益”支付的相关证据，在庭审过程中，本院向原告核实该问题，原告庭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投资收益转让协议》2份（分别签订于2017年5月25日及2018年8月28日）及交通银行业务回单5份，据以证明：因原告资金周转困难，曾于2016年、2017年期间分别向锋创盛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锋创公司、甘肃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基于此，在收到中城宏业公司向原告出具收益确认书后，原告将该200万元收益转让至上述三公司，同时与中城宏业公司和上述三公司签订，确定由中城宏业公司直接向上述三公司支付相应款项。虽然中城宏业公司没有直接向原告支付200万元投资收益，但其确认并接受债权转让的行为视为该200万元收益款已经由中城宏业公司实际履行。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质证称，1.2017年5月25日宁夏锋创公司、中城宏业公司、锋创盛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收益转让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中城宏业公司未持有该协议，经辨认，对该协议加盖的中城宏业公司公章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署名“程某”并非中城宏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某签字。证明目的不认可，锋创盛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创盛世公司）是宁夏锋创公司、北京锋创公司的关联公司；2017年5月25日签订该协议时，杨忠锋持有锋创盛世公司99%股权；杨洪刚持有锋创盛世公司1%股权；杨忠锋任锋创盛世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形成的实际效果是：宁夏锋创公司以其对中城宏业公司第一年“收益权”与对锋创盛世公司的债务抵消。事实上，锋创盛世公司“受让债权”后，也从未向中城宏业公司进行主张，对外投资收益与内部借款冲抵，显然有悖常理。两张业务回单转账附言是“转款”“往来款”，汇款记录恰恰能够证明第一年的“投资收益”是由杨忠锋指示锋创盛世公司支付的，只是通过2017年5月25日补签协议的方式进行入账。综上，本案《投资协议书》实际履行过程中，第一年的“投资收益”由锋创盛世公司支付，此后通过内部债权债务冲抵的方式进行入账，本案并无对中城宏业的真实投资关系，即便宁夏锋创公司主张本案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人、实际用款人也并非中城宏业公司，因此，“利息”均由杨忠锋实际控制的企业支付。2.2018年8月28日宁夏锋创公司、中城宏业公司、北京锋创公司、甘肃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收益转让协议》真实性不认可，该协议上加盖的中城宏业印章系伪造，证明目的不认可：甘肃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锋创公司）也是杨忠锋实际控制的公司，由北京锋创公司持股80%，北京方新锦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法定代表人与北京锋创公司一致，均为孙某；该协议形成的实际效果是：宁夏锋创公司以其对中城宏业公司第二年“收益权”与对北京锋创公司、甘肃锋创公司的债务抵消。北京锋创公司、宁夏锋创公司也从未向中城宏业公司主张。转账记录恰恰能够证明第二年的“投资收益”也是杨忠锋指示北京锋创公司、甘肃锋创公司支付。宁夏锋创公司主张中城宏业公司向其借款，但完全无法解释，为何连续两年的“投资收益”都是由关联企业支付，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投资协议书》为虚假意思表示，实际是在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内部借款。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因原告提交《分期还款协议》及2018年8月28日签订的《投资收益转让协议》上加盖的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印章与原告和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的印章均不一致，被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说明，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证。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宁夏锋创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19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被告北京锋创公司（2015年10月15日实缴出资额为1020万元，持股比例51%）和宁夏商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10月16日实缴出资980万元，持股比例49%）。原告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载明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10月22日，签署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协议书约定原告向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注资共同进行投资，投资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中城宏业公司按每年10%的固定收益率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并承诺当原告需要撤回投资时，中城宏业公司应在一个月内将本金和投资收益打回原告账户。同日，被告北京锋创公司向原告出具两份《担保函》，一份《担保函》载明：“一、本担保函承担的担保方式为投资本金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二、担保函自开立之日起生效，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5年10月22日起至2016年10月21日止。另一份《担保函》载明：“一、本担保函承担的担保方式为投资收益连带责任保证。二、担保函自开立之日起生效，期限为24个月，即从2016年10月22日起至2018年10月21日止。原告于2015年10月28日依约向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支付1000万元，同日，中城宏业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上述款项。 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甲方）与被告北京锋创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中载明的签署时间为2015年10月22日，签署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协议书约定：“1.甲方向乙方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甲方承诺按每年10%的固定收益率支付给乙方作为投资收益。……3.乙方如需撤回投资时，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应无条件在一个月内将乙方的本金和相应收益打回乙方账户”。2015年10月29日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向案外人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同日，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城宏业公司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上述款项。 原告向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支付1000万元款项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向原告出具《投资收益分配确认书》2份，确认了2015年、2016年的收益额均为100万元。原告称，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按约向其支付投资收益至2017年10月22日，但自2017年10月23日后的投资收益未予支付，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确认本案投资款实际为借款，其主张的每年10%的收益率为借款利息，故本案应为借款合同纠纷。 另查明，北京锋创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9日，发起人为杨忠锋、杨洪刚，2015年度企业年报显示杨忠锋持有95.1456%股权，杨洪刚持有4.8544%股权，2016年3月25日法定代表人由杨忠锋变更为孙镜遥。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5日，由杨忠锋出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杨忠锋，2014年6月19日变更为杨洪刚，2015年度企业年报显示股东为杨洪刚（持股比例20%）、北京锋创国际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9%）、锋创盛世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 再查明，原告宁夏锋创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中披露实际控制人为杨忠锋。北京锋创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申请程序中披露，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也是杨忠锋实际控制的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是否应向原告宁夏锋创公司偿还借款并支付借款利息。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从本案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原告作为专业的基金投资公司，其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极为简易，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向乙方注资共同进行投资”，但对共同投资的具体项目、内容并未约定。原告陈述，其与中城宏业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初衷是因为双方达成了委托理财的合意，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中的答复意见，原告主张本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同一份协议书，原告表达了共同投资、委托理财、借款三个不用的意思表示。而被告中城宏业公司与被告北京锋创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存在“甲方向乙方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甲方承诺按每年10%的固定收益率支付给乙方作为投资收益”等相互矛盾的表述。两份协议书签订时间为同一天，签订地点均在北京市朝阳区，且两份协议书中除甲、乙双方为不同公司外，具体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被告北京锋创公司作为原告宁夏锋创公司的控股股东，系两份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杨忠锋为北京锋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原告宁夏锋创公司的董事，原告宁夏锋创公司称，其对被告中城宏业公司与北京锋创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不知情，不符合常理。 二、从案涉资金的流转模式上看。原告成立于2015年10月19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被告北京锋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于2015年10月15日实缴出资1020万元。2015年10月22日，即原告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天，即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签订金额为1000万元的协议书。原告于2015年10月28日依约向被告中城宏业公司支付1000万元，2015年10月29日，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向案外人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该1000万元资金形成了由北京锋创公司转至宁夏锋创公司，宁夏锋创公司转至中城宏业公司，中城宏业公司转至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流转路径。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杨忠锋既是北京锋创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也是北京锋创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从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看。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之间实际为借贷关系，但除1000万元的转款凭证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借款法律关系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称因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分别于2016年度及2017年度向原告出具了《投资收益确认分配书》，确认了2015年及2016年收益额，故仅主张2017年10月23日以后的投资收益。庭后补充提交的《投资收益转让协议》及交通银行业务回单5份，证明因原告曾于2016年、2017年期间分别向锋创盛世公司、北京锋创公司、甘肃锋创公司借款，原告将2015年及2016年收益额200万元转让至上述三公司，视为该200万元收益款已经由中城宏业公司实际履行。但中城宏业公司称，其并未向上述三公司支付过投资收益。因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中城宏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在没有其他充分有利证据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形成借贷关系。 综合上述三点理由，本院对于原告以借贷关系为由要求被告中城宏业公司偿还借款10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在主债权存疑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北京锋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夏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79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宁夏锋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杜 欣 审判员 程改焕 审判员 何 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静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