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4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伟，男，1981年5月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黔江区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虹余，贵州维律（剑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运生，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广西灌阳县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创业街**科宇信息产业大厦时代广场大楼****。法定代表人：秦岩，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女，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上诉人郑伟因与上诉人蒋运生、被上诉人山西汇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2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作出错误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蒋运生和路桥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系错误认定。蒋运生答辩称其系受路桥公司的委托具体负责工地的施工事宜，路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其与蒋运生是委托关系和合伙关系。2、2019年6月15日的《机械设备转让协议》是以路桥公司的名义与贵州华源金峰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款直接由路桥公司委托贵州华源金峰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给郑伟，亦同样说明蒋运生是受路桥公司的委托管理工地，蒋运生和路桥公司之间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挂靠关系。3、蒋运生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其自认的私刻公章的行为，路桥公司是默许的、知晓的，且长时间使用，即便路桥公司否认也同样需要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蒋运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郑伟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郑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蒋运生和郑伟的涉案建筑工地，系蒋运生借用路桥公司的建筑资质从中交四公局山水工程有限公司承包贵黄××标段解山大桥桥墩和基脚的工程建设项目。蒋运生将解山大桥工程中桥墩工程分包给郑伟施工，因郑伟资金短缺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工人聚集讨薪闹事，影响了工程进度和施工秩序。为了平息此事态，蒋运生与郑伟协商收回分包工程事宜，郑伟即借机逼迫蒋运生向其支付高达206万元的机械设备等费用。蒋运生迫于郑伟施工班组工人多次讨薪闹事和项目部责令蒋运生保证不再发生讨薪闹事的双重压力，被迫于2018年10月10日与郑伟签订了《工地退场协议》。该协议所载的转让价款与转让的机械设备的实际价款严重失实，存在欺诈。蒋运生和郑伟系自然人，均不具备路桥工程施工资质，二人签订涉及路桥工程转让的《工地退场协议》属无效协议。2、本案实质为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标的与交易金额严重不符，缺乏主要的事实证据。虽然《工地退场协议》约定蒋运生欠款206万元，但没有欠条及交易明清单佐证，无任何合法来源的依据，郑伟的诉请应当得不到支持。3、郑伟用于主张欠款利息的证据不合法。郑伟提交的2018年11月8日的《协议》，仅有蒋运生一人签字，不能适用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单方承诺，该《协议》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4、郑伟提交的《收条》能证实其收到中交四公局项目部代为交清转让机械设备款项的事实。郑伟退场时转交给蒋运生的机械设备，连同蒋运生的设备一并转让，总金额仅为90万元，足以证实郑伟转让给蒋运生的机械设备的价值远远达不到《工地退场协议》中约定的设备转让价206万元。郑伟采用各种手段从蒋运生或关联人手中共收到了2241826元，已远远超出了郑伟应得的款项。5、一审判决在认定证据中采取双重认证标准，明显偏袒郑伟和路桥公司，且逻辑错误，理由含混不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审判程序错误，进而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郑伟的诉请或者发回重审。郑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1030000元，以1500000元为基数，减去起诉之日前已分期清偿的款项，按月利率2%从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15日止的利息为346150元；2020年1月15日以后的利息以1030000元按月利息2%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蒋运生借用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的建筑资质，从中交四公局山水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贵黄××标段解山大桥桥墩和基脚的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实际施工人是被告蒋运生，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未参与项目施工。2018年2月，经原告与被告蒋运生协商一致，被告蒋运生将解山大桥桥墩的施工转包给原告，被告蒋运生自己负责桥梁基脚的施工。后因原告退出施工，2018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蒋运生签订了《工地退场协议书》约定：“贵黄高速公路十四标段解山大桥施工队，郑伟与山西汇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蒋运生（贵黄高速公路十四标段解山大桥施工队负责人）达成如下协议：一、经双方协商（郑伟与蒋运生）自愿退出贵黄高速公路十四标段项目。二、郑伟将所有贵黄高速项目部所有设备（钢筋场航吊、航吊架、滚焊机及所有机械设备）转让给蒋运生。三、现场所有模板、趴模机3套、焊机所有五金设备及生活区活动板房、架子床等所有物品等设备交由蒋运生接收，所有欠款由蒋运生支付。四、蒋运生在下周星期五之前付叁拾万元（￥：300000.00）给郑伟，其余款项按每月比例支付，保证在2019年1月30日之前所有欠款支付壹佰伍拾万元（￥1500000.00）欠款于2019年6月30日之前付清。五、蒋运生总计欠款206万元整（贰佰零陆万元整），欠款产生的利息于2019年6月30日付清，利息在206万元之外。六、如有违约，郑伟有权重新接管贵黄高速公路十四标段解山大桥此项目（指蒋运生贵黄高速公路十四标项目工地）。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甲方：郑伟，乙方：蒋运生，并在乙方处加盖“山西汇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印章，该印章不是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的真实印章。《工地退场协议书》签订当日，被告蒋运生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整。2018年11月，被告蒋运生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2018年11月8日，原告与被告蒋运生达成协议：被告蒋运生所欠原告款项中的1500000元自2018年12月1日起每月支付2.5%利息，即每月3500元，直至本金还清为止，如期间产生本金支付，利息按剩余未还本金计算。2019年8月1日，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通过案外人京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了250000元。2019年9月28日，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向原告支付了176994元。2019年11月5日，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2019年12月30日，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通过贵黄××标段项目部向原告支付了350340元。至此，原告共收到1027334元。2020年2月5日，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在收到该院邮寄送达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后，向该院提出《工地退场协议书》加盖的“山西汇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不是该公司真实印章，并书面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2020年3月20日，该院就此向被告蒋运生进行询问，被告蒋运生承认印章是其找人伪造的。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得知被告蒋运生承认伪造该公司的印章，就撤回对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第一次庭审中，原告不认可《工地退场协议书》加盖的“山西汇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印章是被告蒋运生伪造。庭审后，经该院书面通知，原告未向该院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第二次庭审中，经该院询问，原告表示印章鉴定对本案没有影响，不需要鉴定。另查明，《工地退场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蒋运生总计欠款2060000元，其中有40000元是被告蒋运生欠原告借款；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对《工地退场协议书》的签订和被告蒋运生伪造印章的事实不知情；原告与被告蒋运生经该院询问，均未能向该院提交《工地退场协议书》中转让设备和物资的品名、型号、数量等内容的详细清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关于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两个独立的诉，能否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的问题。本案涉及买卖合同、民间借贷合同两种法律关系，但经过原告与被告蒋运生的结算，于2018年10月10日签订了《工地退场协议书》，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均围绕设备转让款的支付进行诉辨的情况，视为双方就民间借贷之债并入买卖合同之债达成了新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且被告蒋运生已部分履行，可以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二）关于原告诉讼请求与查明事实不一致，如何确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是原告与被告蒋运生在贵黄××标段解山大桥施工过程中，就设备转让款、借款结算后的支付问题引发的纠纷，并未涉及工程款。虽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主张二被告向其支付工程款，但二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并对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的设备款支付问题进行应诉答辩，即各方当事人之间均围绕设备转让款的支付问题进行诉辨，故本案应以买卖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三）关于《工地退场协议书》中加盖的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印章真实性的问题。原告不认可被告将运生伪造公章的陈述，但经该院书面通知后，未向该院申请对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该院确认《工地退场协议书》中加盖的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印章不是该公司真实印章。（四）关于二被告之间在本案中的关系问题。原告关于二被告之间是委托代理和合伙关系的主张，二被告未认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之间是委托代理和合伙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关于二被告之间是委托代理和合伙关系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结合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未参与本案涉案工程施工的情况，二被告之间符合被告蒋运生借用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资质的法律特征，二者之间应属于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五）关于承担设备转让款支付义务主体的问题。1.关于被告蒋运生的责任问题。《工地退场协议书》和约定利息的《协议》，属有效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依约向被告蒋运生移交了设备，被告蒋运生应依约向原告支付约定的款项。但蒋运生未依约全部履行自己支付款项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原告主张被告蒋运生依约向其支付欠款本息，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被告蒋运生提出辩解意见称，《工地退场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认定无效，且被告将运生已将设备转让款全部支付完毕。因被告蒋运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辩解意见，应承担不利后果，且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被告蒋运生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的责任问题。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虽然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但并未实际参与工程的施工，亦未参与签订《工地退场协议书》，该公司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尽管被告蒋运生借用了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的资质，与该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从工程中分享利润，原告转让设备和借款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均为被告蒋运生，故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与原告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原告关于二被告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和合伙关系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此外，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虽然向原告支付过款项，但结合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未参与施工的事实，该公司向原告付款行为属于挂靠关系中的走账，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之间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故原告关于被告山西汇典路桥公司应承担向其支付涉案欠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六）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蒋运生支付欠款本金103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工地退场协议书》约定的欠款金额是2060000元，原告自认已收到欠款本金1027334元，本院据此计算被告蒋运生尚欠价款本金1032666元（约定的本金总价款2060000元－原告自认收到的价款本金1027334元）。本案中，原告主张欠款本金1030000元，比实际欠款少主张了2666元，是原告对自己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未超过实际欠款金额，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该院予以支持。被告蒋运生提出辩解辩称已向原告支付了1091826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辩解理由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蒋运生就2060000元中的1500000元按2%的月利率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超过双方约定的2.5%的月利率，该院予以支持。该院根据双方对利息的约定，就利息金额分段计算如下：第一段，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共243天，利息计算为239671元（1500000元×24%年利率÷365天／年×243天）；第二段，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共58天，本段本金为1250000（1500000元－2019年8月1日已收到250000元），利息计算为47671元（1250000元×24%年利率÷365天／年×58天）；第三段，2019年9月28日至2019年11月14日共计48天，本段本金为1073006元（1250000元－2019年9月28日已收到176994元），利息计算为33866元（1073006元×24%年利率÷365天／年×48天）；第四段，2019年11月15日至2019年12月29日共45天，本段本金为973006元（1073006元－2019年11月15日已收到100000元），利息计算为28790元（973006元×24%年利率÷365天／年×45天）；第五段，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15日共16天，本段本金为622666元（973006元－2019年12月30日已收到350340元），利息计算为6551元（622666元×24%年利率÷365天／年×16天）。综上，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被告蒋运生应向原告支付利息356549元（239671元＋47671元＋33866元＋28790元＋6551元），原告只主张利息346150元，是原告对其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超实际应支付利息的金额，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该院予以支持。另外，原告主张2020年1月15日以后的利息以103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付清时止。依照原告与蒋运生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结合2020年1月15日当日的利息该院已计入上述分段利息的事实，该院支持从2020年1月16日以后的利息，以103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直至本金还清为止。如期间产生本金支付，利息按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蒋运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20日内偿还给原告郑伟欠款本金1030000元，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的欠款利息346150元；并从2020年1月16日起，以1030000元为基数，按2%的月利率，支付欠款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为止，如期间产生本金支付，利息按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计算。二、驳回原告郑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86元，减半收取8593元，由被告蒋运生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郑伟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支持自己的诉请，郑伟提交如下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路桥公司以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名义付郑伟设备转让合同价款的事实。为支持自己的诉请，蒋运生提交如下证据：2018年8月1日的25万元收据、2018年10月10日的5万元收据、2018年11月的10万元起诉状、2019年8月1日的25万元付款协议书、2019年9月23日的40万元收条、2019年12月16日的25万元收条，2019年12月16日的90万元承诺书、2020年1月16日的41826元收条，拟证明蒋运生已经支付给郑伟2241826元，已超付。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路桥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合同》，拟证明合同是2018年9月14日才签订的，郑伟说认可路桥公司才进场不是事实。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组织双方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定如下：1、对于郑伟提交的证据，蒋运生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路桥公司认可转款的事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2、对于蒋运生提交的证据，属蒋运生一审提交且经过质证的证据，蒋运生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已支付郑伟1027334元，现其提出支付给郑伟为2241826元与其一审自认相矛盾，经审查，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对蒋运生提交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蒋运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蒋运生实际已支付给郑伟2241826元，故蒋运生称其已支付郑伟2241826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路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蒋运生、郑伟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中交四公局山水工程有限公司贵黄高速第十四经理部与路桥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签订《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合同》，将解山大桥桩基及下部结构工程交由路桥公司施工。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路桥公司是否要对涉案款项承担支付责任；2、蒋运生是否还要支付郑伟工地退场欠款。关于路桥公司是否要对涉案款项承担支付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郑伟称路桥公司与蒋运生系委托关系和合伙关系，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综合涉案解山大桥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情况、郑伟分包涉案工程项目的源由、郑伟实施涉案工程项目与蒋运生等人间形成的往来文书等因素考量，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蒋运生系借用路桥公司的资质承接涉案解山大桥桩基及下部结构工程项目，双方是挂靠关系，并无不当。蒋运生借用路桥公司的资质承接涉案工程后，又将涉案工程中的桥墩工程分包给郑伟施工，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施工过程中，双方就郑伟退场转让机械设备等事宜达成的《工地退场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工地退场协议书》系郑伟草拟提供的，从双方签订的《工地退场协议书》上下文内容看，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受让郑伟转让的所有机械设备等的人是蒋运生，协议上约定的付款义务人亦为蒋运生。虽然协议书上的乙方处盖有路桥公司的公章，但结合协议的内容、郑伟系从蒋运生处分包涉案工程项目等事实考量，不能得出蒋运生系代表路桥公司与郑伟签订该《工地退场协议书》、路桥公司应承担协议上约定付款义务的结论。蒋运生受让郑伟转让的机械设备后，以他人名义对外转让，亦不能得出他人须与蒋运生共同对郑伟承担付款责任的结论。郑伟依据《工地退场协议书》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相应款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付款义务人应为蒋运生，郑伟要求路桥公司承担协议上约定的付款义务依据不足，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于法有据。关于蒋运生是否还要支付郑伟工地退场欠款问题。1、蒋运生从事建筑工程多年，双方签订《工地退场协议书》时蒋运生对转让的机械设备等货品的价值应有所预判。协议签订后，蒋运生现称《工地退场协议书》系其受郑伟欺诈、胁迫、民工讨薪压力之下才签订的，协议约定的转让设备的实际价值与协议上所载的交易金额严重不符，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蒋运生所诉事实的情况下本院对蒋运生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2、蒋运生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已支付郑伟的款项为1027334元。蒋运生现又持一审已提交的收据、收条、承诺书等证据在二审主张其已支付郑伟的款项应为2241826元，经审查，对同样的证据蒋运生在一审、二审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本身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其提交的收据、收条、承诺书等凭证无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相佐证，不足以推翻蒋运生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已支付郑伟的款项为1027334元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蒋运生支付给郑伟的款项为1027334元，本院予以确认。3、2018年11月8日《协议》，虽然名称为《协议》，但是从文本内容看实为蒋运生对欠款中的150万元支付利息的起算点及标准向郑伟作出的承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之规定，郑伟持该《协议》要求蒋运生按《协议》的承诺支付相应利息，该《协议》对蒋运生具有法律约束力。2018年11月8日《协议》载明所欠款项中的150万元自2018年12月1日起每月支付2.5%利息，一审判决以1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结合还款情况逐笔计算本息，并无不妥。综上，一审判决蒋运生还应支付郑伟欠款本金103万元及2020年1月15日之前利息346150元，从2020年1月16日起以103万元为基数按2%的月利率支付欠款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郑伟、蒋运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72元，由郑伟负担17186元，由蒋运生负担171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家良审判员  王山地审判员  郑华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梁红云书记员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