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楼****。代表人：孙以川，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军，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以川，男，1964年1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院长，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雅杰，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艳，女，197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汾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因与被上诉人孙红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夏研究院、孙以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孙红艳负担。事实和理由：1.孙红艳的合作款只有1500万元，另外的500万元是刑事案件的调解安抚费用，该费用的性质有孙红艳弟弟孙红利得委托、代理律师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2.上庄项目即是设立目标公司的一部分，且即使协议解除并不必然导致权利义务至始消灭，解除协议并不排除违约责任的负担。2013年年初，孙以川因工作去新疆，将北京上庄基地交由孙红艳管理，但2013年年底孙以川回北京后发现上庄基地遭到了破坏，华夏研究院和孙以川十几年的努力和准备就这样毁在孙红艳手里。孙红艳的行为构成违约,造成的损失不但是孙红艳合作款这一项，还有华夏研究院和孙以川十几年奠定的基础，法院审理案件要全面客观考虑案件情况,实事求是公正裁判，不是单一认定请求事项。孙红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华夏研究院和孙以川的上诉意见。华夏研究院、孙以川认为投资款为1500万元而非2000万元，并要求孙红艳在协议解除后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依据、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孙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孙红艳与华夏研究院签署的《合作协议》；2.华夏研究院返还孙红艳投资款2000万元；3.华夏研究院支付孙红艳投资款的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4.判令孙以川对上述第二、第三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孙以川、华夏研究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夏研究院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孙以川。2012年11月21日，华夏研究院（甲方）与孙红艳（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合作双方。二、合作原则。三、内容：双方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合作公司负责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的施工、组装与调试。四、合作具体方式：乙方投资2000万元与甲方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占装备生产制造公司30%股权。甲方以相关知识产权和前期投入入股，占装备生产制造公司70%股权。合作公司负责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的施工、组装与调试。所得利润双方共同商定。项目发展计划：1.试点阶段。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项目试点建设。2.大面积推广阶段。试点成功后，大规模推广。五、特别约定。双方对本合作项目所述相关技术达成以下共识：本项目合作框架下，保证项目公司始终拥有项目所述相关技术使用权。本项目技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完全达到生产设计要求，保证项目正常生产使用。双方对本协议之内容，包括补充协议保守秘密。六、其他。2012年12月28日，孙红艳向华夏研究院汇款1000万元。2013年1月17日，孙红艳使用其父孙来成账户向华夏研究院汇款1000万元。华夏研究院向孙红艳开具收据两张，其上各载明今收到孙红艳投资款1000万元，时间分别为2012年12月28日及2013年1月18日。收据上盖有华夏研究院财务专用章，并有财务人员万某签字。2012年底，华夏研究院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设立了一个示范基地，用于展示立体植物工厂设备等，基地存续至2013年3月。后，双方未依约设立公司。另查，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本案应诉材料。审理中，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主张，本案所涉2000万元中有500万元为处理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提交一份《全权委托书》及孙红利案件相关资料。全权委托书上记载：孙红利委托孙以川全权处理“2013年1月22日孙红利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费用500万元人民币左右，资金由我姐孙红艳全部负责支付，争取做到撤销案件或不追究刑事责任。”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委托处理孙红利案件一事与本案无关，且费用并非500万元，投资款中不包含处理该案的款项。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主张，其将收取的孙红艳1500万元投资款均投入到上庄基地的建设与运营中，提交了自制财务报表、华夏研究院银行账户明细、上庄基地的各种资料和照片等。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从未同意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将其2000万元投资款用于上庄基地的开销。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认可双方就将孙红艳投资款用于基地建设并无书面约定。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提交一张华夏研究院银行账户明细，最末一项为2013年5月24日余额11364634.10元，表上有孙红艳与孙以川签名及华夏研究院财务专用章，以此主张孙红艳对投资款的流向知情并同意。孙红艳主张，因其想了解自己投入的2000万元是否还在账上，对方给其看了账户明细，其发现只剩11364634.10元非常吃惊，要求华夏研究院、孙以川不得再动用账户上的钱，双方签字确认是为了确认账上还有这些钱，并非认可已经花掉的投资款。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主张，孙以川因工作需要要去新疆，故华夏研究院于2013年3月12日作出决议将上庄基地委托给孙红艳管理；孙以川20**年冬天回到北京后，发现基地及设备均已不在。孙红艳主张，其从未参与上庄基地的管理，建基地时其从老家给基地找了工人，工人工资由孙以川发，孙以川去新疆时，工人还在基地工作，但之后孙以川未继续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就离开了。因孙以川与基地的房屋所有权人有纠纷，基地被房屋所有权人收回。孙红艳提交2017年6月12日其与孙以川电话录音一份，包含以下内容：孙红艳说：“上次通电话，你说后半月给钱，怎么又没音讯了？”孙以川说：“到时候给安排好，国家有好多资金要进来。”孙红艳说：“咱们从2012年合作，这都5、6年了，这2000多万元别不当回事，你说有钱，这多年一分钱也没还过我，能不能少打一部分？”孙以川说：“再过半个月吧。”孙红艳说：“别老推了。”孙以川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这是孙红艳设计的陷阱中的一环。庭审中，华夏研究院表示同意解除案涉《合作协议》，但认为孙红艳支付的投资款已投入基地建设，图纸设备也已被孙红艳拿走，不同意退还投资款。以上事实，有孙红艳提交的《合作协议》、收据、银行汇款凭证、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华夏研究院和孙以川提交的收据、委托书、孙红利案件相关资料、自制财务报表、华夏研究院银行账户明细、上庄基地的各种资料和照片等证据材料以及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孙红艳与华夏研究院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孙红艳依约投资系为了与华夏研究院共同成立目标公司，但华夏研究院至今并未履行设立目标公司的义务，孙红艳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孙红艳要求解除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华夏研究院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本案应诉材料，孙红艳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于当日到达华夏研究院，双方《合作协议》于当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孙红艳向华夏研究院支付2000万元系为了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该公司并未设立，《合作协议》解除后，华夏研究院应当将收取的款项退还给孙红艳。华夏研究院未及时退还该款，给孙红艳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孙红艳要求其自2013年1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主张已经将孙红艳的投资款用于建设上庄基地，但就孙红艳同意将该投资款用于上庄基地建设未提供有效证据，孙红艳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其将投资款用于建设该基地，故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以此为由不同意退还投资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主张孙红艳向华夏研究院所汇的2000万元中有500万元为处理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考虑到，华夏研究院盖章的收据载明2000万元性质为投资款，与《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款2000万元相对应，故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以此为由不同意退还200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红艳要求孙以川对华夏研究院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孙以川对华夏研究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华夏研究院系个人独资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上述条款规定的责任形式亦非连带责任。故孙红艳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一审法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孙红艳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其与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于2012年11月2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1月15日解除；2.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孙红艳投资款2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自2013年1月18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驳回孙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其中孙红艳向本院提交了孙来成的视频光盘，孙来成在视频中表示从其账户向华夏研究院汇出的1000万元款项系其女孙红艳的钱，该款与孙来成无关，孙来成不会就该款向华夏研究院追究责任。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可以证明孙来成曾向华夏研究院追究过责任。华夏研究院、孙以川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万某出具的将孙来成汇款错写成孙红艳投资款的证明、关于华夏研究院与孙红艳合作期间收到孙红艳投资款情况的调查情况，用以证明：华夏研究院只收到孙红艳1000万元投资款。证据2.1预先核准名称信息调整申请表、证据2.2网上申请名称预先核准调整告知书、证据2.3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据2.4经办人万某的证明材料、证据2.5孙红艳个人简历，用以证明：华夏研究院已经履行协议约定实施成立公司工作及由孙红艳违约导致公司没有最后成立。证据3.万某的证言、孙红艳手下人员账务支出及报销凭证，用以证明：孙红艳知情并同意其投资款用于上庄基地项目建设。证据4.李明哲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孙红艳曾参与上庄基地项目建设和生产工作。孙红艳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2.1、2.2、2.3系华夏研究院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2.4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其他部分不认可；对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因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点，第一，案涉投资款的金额是多少；第二，案涉上庄基地是否就是《合作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的一部分及孙红艳对案涉合同被解除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在一审阶段及提交的上诉状中，始终陈述其收到孙红艳所交款项的金额是2000万元，仅辩解其中500万元的性质非投资款，而是孙红艳委托孙以川处理孙红艳弟弟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二审阶段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又主张孙来成账户转入华夏研究院账户的1000万元不是孙红艳所转款项，而是孙来成委托孙以川处理其子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华夏研究院、孙以川的前后陈述存在矛盾。此外，华夏研究院、孙以川虽在二审期间改称其中的1000万元是处理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但孙红艳不是《全权委托书》的缔约主体，诉讼中孙红艳又不认可华夏研究院、孙以川的该项主张，华夏研究院、孙以川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佐证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孙红艳与华夏研究院缔约的目的系共同成立项目公司，但目标公司至今未能设立。华夏研究院、孙以川虽辩解案涉上庄基地就是设立的目标公司的一部分，但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且认为是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将其投资款挪作它用。华夏研究院、孙以川无法举证证明上庄基地与设立项目公司的关系及目标公司未能成立是因为孙红艳的原因所致。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关于上庄基地就是项目公司的一部分，且项目公司未能成立是孙红艳的原因所致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华夏研究院、孙以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800元，由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孙以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剑书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