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5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睿阳，男，汉族，1995年4月10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琳，女，汉族，1994年11月11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业，河南楚天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保国，男，汉族，1958年8月15日出生，住信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霞，女，汉族，1971年3月17日出生，住信阳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敦成、王晓炜，河南上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睿阳、余琳因与被上诉人潘保国、李春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2民初3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睿阳、余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业、被上诉人潘保国、李春霞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敦成、王晓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睿阳、余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原审法院查明的以下事实与案件实情存在出入：“后经本庭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账，原、被告双方对于以下账目均无异议：…3、原告经营期间代为发货的货款227920元”。对于此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系上诉人经营期间代为发货有单据可查的货款。那么，经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述的这些单据进行核算后，发现包括“致力”、“金城”、“严程”等这21家商户的货款在内，上诉人在经营期间代被上诉人发货的货款合计242896元，所以，此项双方无争议的账目少计算了14976元（242896元—227920元=14976元），请二审法院查证属实后予以纠正。二、被上诉人在其经营期间先收取客户的货款后又故意将货款日期写成上诉人经营期间的日期，并对上诉人隐瞒此实情，导致上诉人接手店铺后不得不向这些客户送货。这部分货款包括客户“于记”货款23500元、程凤玲货款4700元、张妮货款5875元、陈大群货款2550元、大胡子货款3125元（由被上诉人的儿子找客户收取）、老胡货款2160元（由被上诉人的儿子找客户收取）、刘名货款13399元（此款系被上诉人在其经营期间从该客户处调货的货款钱），以上货款共计55309元。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具体的单据明细和这些客户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货款是由被上诉人提前收取了，但收款日期却被故意写在了上诉人接手店铺之后，上诉人没有收到货款但在接手店铺后又不得不向客户送货，此款理应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前对过一次账，因为货款是被上诉人收的，而货是上诉人送的，所以，被上诉人李春霞把客户留存的单据收走后向上诉人出具过一张白联，上面有被上诉人李春霞亲笔所写的“原欠259928元”，在这张条的“原欠259928元”这一行字的下面还有被上诉人李春霞补写的所欠上诉人的其他几家商户的货款明细，被上诉人补写的所欠上诉人其他几家商户的货款加上其原欠的259928元，共计322585元货款。首先，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如若没有被上诉人所欠上诉人这些货款存在，被上诉人李春霞为何会出具这张白联给上诉人呢。其次，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与以上货款有关联的客户出具的《证明》也足以说明以上322585元货款是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的由上诉人替被上诉人送货的货款。四、以上双方对过账的共计392870元的货款（14976元＋55309元＋322585元=392870元），上诉人是有证据证明其是客观存在并属于被上诉人应付给上诉人的款项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上诉人于原审中提供的单据明细、商户证言，结合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该张白联，这些证据可以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高度盖然性，而反观被上诉人，其反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却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观点，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更应该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该判决显然缺乏公平性，上诉人不服该判决所判，特提出如前上诉，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支持上诉人所请。潘保国、李春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维持原判。田睿阳、余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其垫付的款项520053.8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潘保国、李春霞系夫妻关系，两人曾共同经营位于楚王城原石油库院内的农贸市场万和调料店多年，原告余琳在两被告经营店内打工。后因两被告有意转让店铺，2019年，原告余琳及其丈夫田睿阳承接该店铺。经原、被告双方对账盘点，2019年8月21日，两原告向被告方出具了交接明细，认可还应向两被告支付384645元。双方交接后，原告主张被告隐瞒了多笔交易已经提前收款，在原告接手后，所有货物均由原告发出，且还有部分交易日期两被告在经营期间写成了原告经营日期。后经本庭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账，原、被告双方对于以下账目均无异议：1、原告经营期间被告收入的货款84848.83元；2、原告向被告微信转款33222元；3、原告经营期间代为发货的货款227920元；4、库存笔误3700元；5、未盘点库存32946元。以上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共计345990.83元，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共计36646元。另查明，2019年11月16日，被告李春霞向原告出具了白联一张，购货单位备注欠余琳，明细为陈大群、谢勇、小陈购买货品共计65152元。剩余原告主张被告拖欠的货款，原告方提交了被告书写的白联及商户出具的证言。以上事实有双方对账清单、发货单据、银行转款凭证、商户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原、被告双方因店铺转让及货品交接产生了纠纷，争议焦点即为被告方在转让店铺时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未经结算的货款及具体金额问题。庭审中，经对账双方就部分货款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45990.83元，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36646元，抵扣后被告还应支付原告309344.83元。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货款，因双方结算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被告李春霞在双方结算后又于2019年11月16日向原告出具的“欠余琳”白联一张，上面备注的商家欠货单据与被告李春霞儿子李逸凡书写的欠货单据数据互相吻合，在结合商户出具的证言，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链可以证明该部分货款系被告收取货款但由原告发货，故对于该单据上确认的货物金额65152元，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部分货款日期错写成其经营后的日期以及剩余白联下欠货物的明细，仅凭借单据明细及商户的证言，在被告未出具任何欠条凭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该部分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证据补强后，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原告主张的过期产品及现金转让10000元，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两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374496.83元。又因庭审中原告已自认还下欠被告方转让款384645元，且在诉讼请求中自行扣除，故现因被告方下欠原告的货款不足以抵扣原告方扣除的转让款。综上，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520053.83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田睿阳、余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0.54元，由原告田睿阳、余琳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的第一个上诉理由，上诉人认为包括“致力”、“金城”等21家商户的货款应为242896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这21家单据，有的单据上的金额和上诉人主张的金额不吻合，有的单据上只有商品数量，没有金额，被上诉人只认可的金额为227920元，上诉人并未提供242896元的得来的方式，一审根据被上诉人的自认认定这21家商户的货款金额为227920元，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的第二个上诉理由，这7家商户共计55309元的货款，在未有转账凭证或者被上诉人出具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只有上诉人提供的单据明细和这7家商户经营者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一审未予认定该55309元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于上诉人的第三个上诉理由，上诉人主张的322585元货款，仅有格式化的证言及商品明细，未有相应转账凭证或债权凭证予以证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54元，由上诉人田睿阳、余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继田审判员  汪 涛审判员  吴 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张徐书记员陈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