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9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5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红狮涂料厂退休工人，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春，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电信北区局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金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某，女，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被告杨某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5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号室（以下简称某号号房屋）系孙某某签订安置协议所得，孙某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与杨某1。2.杨某2已经在2004年以析产继承为由起诉后又撤诉，现在已经时隔16年，再次以分家析产案由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王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的上诉请求。1.虽然1999年以杨某1的名义签署安置协议，但是当时孙某某并不认为这是对杨某1的赠与，且购房款是由杨某2支付的。2.分家析产纠纷针对的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应当适用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杨某述称，同意刘某的上诉意见。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某室（以下简称某某号房屋）及某号号房屋；2.刘某、杨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3与孙某某夫妇生育二名子女，杨某2、杨某1。杨某1与刘某系夫妻关系，杨某系二人之女。杨某2与王某某系夫妻关系，王某系二人之子。王某1系孙某某的外甥女。杨某3于1985年5月20日死亡，孙某某于2002年3月死亡，杨某2于2018年8月25日死亡，杨某1于2018年10月27日死亡，王某某于2018年11月9日死亡。1999年1月11日，孙某某（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甲方，以下简称益恒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载明：甲方因建设需要对乙方使用的房屋进行拆迁，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和有关文件规定，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乙方在丰台镇校书里某内某，有正式住房3.5间，建筑面积64.77平方米，有正式户口2人、应安置人口2人，分别是户主孙某某、之外甥女王某1；安置地址丰台镇桥北东片危改小区某号某号，房屋2间，建筑面积65平方米（回迁时，以实际安置面积为准）。同日，孙某某（被拆迁人，乙方）与益恒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载明甲方因建设需要，对乙方丰台镇校书里某内某房屋进行拆迁，乙方房屋建筑面积64.77平方米；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64.77平方米；私人自住房屋在安置上予以照顾的建筑面积0.23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成本价格1450元，合计333.5元（回迁时以实际面积为准）。《北京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售房计价单》载明：姓名：杨某1，原住址：校书里某号，安置房号：8-某号，建筑面积73.43，房价计算公式：1450×1.1×（73.43-64.77）=13812.70，房价13812.70元。2001年1月4日，杨某1与益恒公司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某号号房屋。后，杨某1登记为该房屋所有权人。2018年2月12日，杨某1与刘某签订《不动产产权归属约定》，将某号号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刘某。1999年1月11日，杨某1（被拆迁人，乙方）与益恒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杨某1住址丰台镇校书里某内某，有正式户口3人、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户主杨某1、之妻刘某、之女杨某，安置地址丰台镇桥北东片危改小区某号某号，房屋2间，建筑面积65平方米（回迁时，以实际安置面积为准）。该协议书中手写部分载明：“某号#改某某#”“15㎡×4000元/㎡”“标准价购房：交预交款20000”。《北京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售房计价单》载明：姓名：杨某1，安置房号：8-某某，建筑面积95.83，房价计算公式：943×（1-0.006×50）×0.98×（95.83-15）+15×4000=112288.77。后，杨某1（购房人，乙方）与益恒公司（售房单位，甲方）签订《房改出售公有住宅协议书》，约定：乙方以标准价购买某某号房屋，成交价为112288元。该房屋于2003年4月23日取得房屋产权登记，登记所有权人为杨某1。2010年12月23日，杨某1（出卖人）与杨某（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某某号房屋卖予杨某，并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另查，杨某2于2012年将杨某1和杨某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杨某1与杨某之间关于某某号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2012年12月14日，法院作出（2012）丰民初字第2272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无法确认杨某2为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北里某号楼某某室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和出资人，对此杨某2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驳回了杨某2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杨某2于2014年将杨某1、杨某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杨某1、杨某向其支付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某室购房款共计400万元。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丰民初字第172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杨某2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某室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杨某。杨某2主张其出资购买该房屋的关键证据系其与孙某某、杨某1签订的2001年的家庭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涉及对丰台区校书里某内某拆迁利益的分配，现杨某1与杨某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刘某、杨某及王某1作为拆迁被安置人均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故本院无法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杨某2提供有张群签字确认的说明，杨某1及杨某对此不予认可，而张群又无法到庭作证。鉴于诉争房屋系丰台区校书里某内某拆迁安置后购得，在购买时使用了杨某1和刘某的工龄优惠，且生效法律文书已写明无法确认杨某2为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北里某号楼某某室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和出资人，现杨某2起诉要求杨某1和杨某支付其购房款，没有法律依据”。另，杨某起诉杨某2、王某、王某某、王啸鹏排除妨害纠纷，要求杨某2、王某、王某某、王啸鹏搬离某某号房屋，将某某号房屋交付给杨某。2016年5月31日，法院出具（2014）丰民初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某2、王某某、王某、王啸鹏将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北里某号楼某号某某号房屋腾空，交予杨某。该判决书载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杨某作为某某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享有相应权利。四被告占用某某号房屋的行为对杨某的权利产生了妨害，杨某有权要求四被告将某某号房屋腾退并交付给杨某。故杨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四被告关于某某号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的答辩意见，因已经法院多次处理，本院不予采纳。”上述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与杨某1在和平医院进行谈话，杨某1表示某号号房屋与杨某2没有关系，某某号房屋也不是杨某2的，但是杨某2出了十三、四万，当时杨某1和母亲都没出钱，用旧房折了钱，也用了杨某1的拆迁款；某某号房屋有杨某2的份额，但不完全是杨某2的；某号号房屋全是杨某1的。另杨某1还表示，其母亲说某号号房屋是杨某1的，某某号房屋有杨某2的一部分，杨某2出了钱。庭审中，王某主张杨某2出资购买涉诉房屋，提交了：杨某1于2018年4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及相关视频资料。《情况说明书》载明：“…我家祖宅是丰台区校书里9号内3，祖宅拆迁时母亲孙某某签署了一份拆迁协议，我和开发公司签署了一份安置协议，后来我和母亲、姐姐三人一同商定，分给母亲的房屋给我，分给我的政策住房由我姐姐出资购买后归我姐姐，我没有钱购买安置协议里的政策住房，就由我姐姐杨某2出资购买属于我的安置政策住房，姐姐杨某2四处借钱后购买了现在的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某室，因为当时是用我的工龄折抵了部分价款，所以按当时的政策房屋要落户在我的名下，然后就形成了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号室和某某室全部都在我的名下，后来我没经姐姐的同意，私自把某某号过户在了杨某的名下，这一点我觉得很对不起姐姐，现在刘某也没经过我的同意把某号室过户在她的名下，这一点我坚决不同意。以上就是两套房屋的事情经过…”。2018年4月6日视频显示，杨某2为杨某1宣读了《情况说明书》的内容，后杨某1在上述情况说明书中签名。经质证，刘某、杨某对2018年4月6日的《情况说明书》及视频均不认可，主张2018年4月6日杨某1因中风住院，认知能力有障碍，整个过程中杨某1意识不清晰，杨某2用言语引诱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杨某1签名及摁手印都是人为辅助做出的。王某主张某某号房屋市场价值为5185567元；某号号房屋市场价值为4043199元，提交了北京京城捷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经质证，杨某、刘某对评估报告没有异议，但主张王某无权分割。刘某、杨某主张：1.杨某1在2018年4月6日存在认知障碍，提交了杨某1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8日、2017年12月25日的诊断证明及2017年12月10日的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载明杨某1卒中后抑郁状态，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2.王某提交的证据均已在其他案件中予以甄别且未被采信，涉诉房屋不存在共有状态，提交了（2012）丰民初字第22721号、（2014）丰民初字第1221号、（2014）丰民初字第17271号民事判决书；3.杨某1对2018年4月6日录像一事予以否认，提交了2018年6月18日视频资料，视频中杨某1自述不清楚杨某2对其录像一事，记不清楚是否签过字，记不清楚法院对其进行录像，某号号房屋是母亲给杨某1的，某某号房屋是用杨某1及刘某的工龄购买的。经质证，王某对诊断证明书、检查报告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录像显示杨某1逻辑思维正常，精神状态正常；对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判决书中未对部分证据作鉴别，整个案件没有将事实查清，一直是待定状态；认为2018年6月18日录像中杨某1说话流利，没有思考，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经询问，杨某、刘某表示不申请对杨某1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法院与北京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该公司表示无法提供丰台镇校书里4-某房屋的拆迁安置政策。审理过程中，王某1到庭表示放弃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某某号房屋王某主张杨某2出资购买某某号房屋，与生效文书不符。虽杨某1自述杨某2曾支付部分购房款，但刘某、杨某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杨某2并非某某号房屋被安置人，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杨某2出资购买某某号房屋，现杨某2要求分割某某号房屋，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校书里某内某房屋系孙某某的个人财产，购买某号号房屋时使用了上述房屋的偿还面积64.77平方米，应视为某号号房屋中有孙某某的财产份额。杨某、刘某主张孙某某将某号号房屋赠与杨某1，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孙某某在某号号房屋中享有的权利，在其死亡后应作为其遗产予以分割，由杨某1和杨某2继承。杨某1死亡后，其遗产应由刘某、杨某继承。杨某2死亡后，其应享有的份额由王某、王某某继承；王某某死亡后，其遗产由王某继承。现刘某已实际取得某号号房屋，其应就王某应享有的财产份额给付折价款。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丰台区正阳小区北里某号楼某号号房屋归刘某所有，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王某折价款1748984.31元；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刘某称，1999年8月20日杨某1与恒益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可以体现孙某某将房屋赠与杨某1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某号号房屋的权属及分割问题。杨某、刘某认可该房屋系由孙某某的个人房产拆迁所得，但主张孙某某已将某号房屋赠与杨某1。本案目前的证据只能反映孙某某的房屋被拆迁后，由杨某1实际取得拆迁利益，并登记为某号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述事实并不能达到使本院确信赠与事实的存在并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本院对杨某、刘某的上诉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根据某号号房屋的价值及登记现状，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为王某依据其对某号号房屋的共有权主张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属于不动产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刘某上诉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鹏审 判 员  宋 光审 判 员  陈广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一树书 记 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