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某，女，1983年10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欣，北京联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63年2月2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男，1964年9月8日出生。上诉人国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徐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王某全部承担。国某的主要上诉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中的表述，因为我需要买房，徐某向我出借了37万元，双方对此均认可。此外，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该证据第17页），我明确表述了徐某出具过借条，后因为借款还清了，徐某就把借条还给我。由此可见，本案中的37万元所对应的法律关系应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赠与法律关系。王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某存在赠与我37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我与徐某之间没有提交还款证明及借条就认为应当将37万元借款视为赠与，缺乏逻辑，且与事实不符。本案中，我没有接受徐某赠与的意思表示，我主观和客观上都认为该笔37万元款项系借款，并已经予以偿还。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显然，借款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一定存在书面借条和还款记录或证明为必要条件。2.针对本案涉及的徐某给付我的10万元，该笔款项是基于我给徐某介绍工作，徐某为了表示感谢而给予我的感谢费，本质上也不属于赠与行为。针对国某的上诉请求，王某辩称，不同意国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低于实际金额，但我没有上诉。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正确，认定徐某赠与47万元，符合事实但低于实际赠与金额。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我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庭，一审认定我系向国某赠与47万元与事实不符，该款项部分是借款，国某已偿还，部分是感谢国某对我帮助给付的费用；一审法院结合纪委调查笔录的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且我与王某还是夫妻关系，在此前提下一审判决向王某一人返还款项，适用法律也有错误。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判令徐某及国某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国某返还3313721元；3.本案诉讼费用及公告费由国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徐某于1986年11月登记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徐某2。2018年10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宁寺派出所出具的《徐某1非婚报出生工作记录》载明：“……徐某1986年11月与王某结婚……因夫妻不和，向法院提出离婚，在分居期间与国某2018年7月30日非婚生育女儿徐某1。经广外派出所民警……入户调查。目前徐某1与其父徐某和其母国某居住在一起，有生活用品和生活轨迹。能够确认一家人。”另查，一、庭审中，王某提交房屋照片及银行卡照片，证明徐某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国某购买房屋、车辆并由徐某开设银行卡供国某消费。国某对除银行卡的照片真实性不认可，对于其他照片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房屋系国某自行购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涉案车辆的照片不能证明徐某将车辆赠与给国某；对于尾号为9884的银行卡系国某名下的银行卡，但该卡系国某自行开立，与本案无关。二、庭审中，王某提交国某的微信朋友圈的照片，证明国某日常生活奢侈，与国某的收入并不匹配。国某对除显示带有钻戒的图片不认可外，对于其余图片认可系国某微信朋友圈的发图，但上述图片中并不全是国某所经历的，有的是从别的途径复制的，故不认可证明目的。同时，王某提交国某上传于视频平台的截图，证明国某在固安房屋的装修及家具家电情况、奥迪车由国某使用以及徐某、国某及其家人出游的事实，因国某家人为牧民，不可能负担起这样的生活。国某对于带有家具家电的房屋照片，称并非国某房屋中的照片，是朋友家的情况；有关车辆的照片，确为国某在视频平台上传的，但不能证明就是王某所述的那辆奥迪；关于海边、延吉旅游的照片真实性认可，但当时是国某和家人一起去的，并没有徐某；对于野三坡酒店的照片，国某确实去过野三坡，但不是和徐某一起，且对王某所述入住酒店与实际情况不符，住店的费用也是国某自行负担的；对于有关国某日常生活的照片，其中显示有茅台、海参的照片是国某参加朋友聚会拍照，其他照片是国某在视频平台展示的，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三、庭审中，王某提交银行业务凭证证明其因受骗，向国某转款102000元，以及因徐某为国某购买房屋而借款，家庭进行还款的情况。国某对于上述款项中王某的转款认可收到，但该款项系徐某向国某所借款项的还款，对于王某主张的其他款项不予认可。再查，经王某申请，法院至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调取徐某与国某经济往来的调查资料。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向法院相关材料共计61页。上述材料包含谈话笔录、《关于×××车辆的情况说明》、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发票、《北房新兴用户个人信息登记薄》、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受理通知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条、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国某社会保险查询结果表。谈话笔录部分中，2019年7月31日，被谈话人国某的谈话笔录显示，国某称：“201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买房找徐某借过钱，后来徐某也找过我借过10万元，当时说周转一下。徐某找我借完钱后，一直没有还钱。直到2016年，我给王某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和王某说我和徐某之间的关系，说我怀孕了，徐某欠我10万元钱，不还钱就告工委领导，王某后来给我转了10万元”“我于2012年、2015年购买了3处房产，去固安买房子，徐某陪我去过2次……地址分别是河北省廊坊市×××603、河北省廊坊市×××1706、北京市西城区×××618室。三套房屋交易总金额150余万元，首付款我支付了30多万，一部分是我个人积蓄，找徐某借了20多万，凑了首付款，当时我们家里卖牛款还没到位，卖牛款到位之后，我就陆续把钱还给徐某，是以现金形式还的……”问：“徐某给你买过车吗？”答：“没有买过。他自己朋友借了个指标，花钱买了个车，借指标的经过我不清楚”“2017年上半年，我通过朋友介绍徐某去北京东软越通公司工作，每个月工资有1万元余元，领取了十多个月工资，徐某这十多万都给我了”；2019年8月27日，被谈话人国某的谈话笔录中，国某称：“2012年年中，我在固安买房的时候，找徐某借过钱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一共借了37万元，我记得在徐某的办公室打过借条，后来我家里卖牛羊的款到位之后，陆续把这笔钱还给徐某，还款基本都是现金形式……”“2016年，徐某跟我说还是要上个社保医保，他帮我联系了个公司……公司老板应该是徐某的河南老乡。2017年，我给徐某拿了5万元，让他帮我代缴社保医保，具体都是徐某帮我办理的。除此之外，我和徐某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我们交往期间，吃饭聚会，互有花销，生活上也没有依靠过徐某，徐某没有给过我任何生活费”。2019年7月29日，被谈话人徐某的谈话笔录中，徐某称：“大概是2015年，有一次我和国某外出，回家之后，在王某的追问下，我向王某谈了我和国某交往的情况。2016年，国某买房找我借钱，我自己的工资卡在王某那里，我就以国某流产了需要给点营养费为由找王某要钱，王某给了我10万元，我把这笔钱给了国某，国某后来把这笔钱还给了我，我自己又加了两千元，还给了王某”“我和国某交往期间，给国某支付过购房款、生活日常开支等费用。大概在2012年间，国某在河北省固安天园小区买了两套房，一套三居，一套一居，我给掏了点钱，大概借给国某20万余元，具体数目我记不准了，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积蓄。大概是在2015年底，国某在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买了套40年产权的商住房，这套房，我基本没掏钱，可能支付了零星手续费。另外，2012年4月份，我自己花了十三万余元买了辆长安铃木小轿车，买车指标是我从中铁十六局四处借的……这辆车基本上都是我在使用，国某有事时也借着用一用……”“退休之后，经国某介绍，2017年6、7月份，我在北京东软越通公司担任顾问，每月有1万多元工资，利用我在工委信息中心工作的工作经验为公司项目提提意见，在该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时间”。2019年8月26日，被谈话人徐某的谈话笔录中，徐某称：“我和国某交往期间，大的经济往来就是国某在固安买房时，国某找我借过钱。我回家查阅了自己的银行交易记录，2012年，国某在河北固安买房，需要凑首付款，我借给了国某37万元，借款两年后，国某陆续把借款都还给了我，还款基本都是现金的形式。”“2016年考虑到国某没有社保医保，我找到志诚易达公司的负责人胡某……我请他的公司帮忙代缴国某的社保和医保，公司不垫钱，缴款的费用是我们自己准备的……应该是2017年年中，在胡某的公司，我给了胡某5万元现金，用于代缴社保医保费，因为我身份的问题比较注意，就没有采取转账的方式，这5万元也主要是国某的积蓄”。2019年8月26日，被谈话人胡某的谈话笔录中，胡某称：“大概是2017年年中，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徐某到我公司给我拿了5万元现金，用于代缴国某的社保医保的费用。这笔钱我拿到之后，也没有入公司财务，当时公司项目需要采购材料，我就陆续给花了”“徐某给我拿了5万元帮国某从公司交社保医保，除此之外，我们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关于×××车辆的情况说明》、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发票，显示×××的长安牌轿车所有权人为中铁十六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北房新兴用户个人信息登记薄》显示用户签名为“国某”；另徐某名下所有×××大众轿车一辆。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受理通知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条、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显示，国某于作为买受人购买了北京市西城区×××0618、河北省廊坊市×××603号及×××1706号房屋，并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国某社会保险查询结果表显示，至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办公室2019年6月调查时，国某的参保单位信息为北京志诚易达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单位变动记录显示，参保单位于2017年12月1日转入北京志诚易达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案中，王某主张徐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在其不知晓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对国某进行赠与，故其应当就徐某将夫妻共同财产对外进行赠与的情形进行举证，就王某提交证据以及经法院的调取的在案证据，法院对王某所主张赠与金额认定如下：一、对于国某名下涉案三处房屋及购房款情况，王某所提交证据仅可证明国某名下房屋状态，但不能证明上述房屋均系由徐某出资购买，故法院对王某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并要求国某支付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但，结合国某、徐某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的表述，双方均认可国某因购买房屋向徐某借款370000元，虽二人均称上述款项已由国某返还给徐某，但该二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还款情况，亦未提交借条等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故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应视为徐某对国某的赠与。二、对于王某主张徐某为国某购买车辆一节，因×××车辆的所有权人并非国某，即便由国某使用，亦不能构成赠与关系；对于王某主张奥迪车辆的购车款、维修费、保养费等款项，因未有证据显示上述车辆系由徐某出资购买，亦未有证据显示上述车辆登记于国某名下，且王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车辆的各项费用均为徐某所支出，故王某主张上述费用构成赠与，缺乏依据。三、对于徐某退休后的收入，王某主张该部分属于调查材料中所反映出的赠与金额，法院认为，结合徐某、国某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中均表示，徐某退休后在北京东软越通公司获得收入十万余元，该款项由徐某给予了国某，因王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的具体金额，法院按照100000元计算上述收入。如王某本案后有证据证明徐某上述收入超过100000元，可另行主张。四、对于王某主张的租赁房屋费用、生活费、保姆费、徐某开设银行卡由国某进行消费一节，因王某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五、对于王某主张其因受骗向国某转款102000元，因该笔款项系由王某向国某转款，并非徐某的赠与行为，故不予计入本案赠与金额。六、对于王某所称的徐某代为交纳的社保医保费用，因结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以及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国某的上述社保医保费用系由徐某出资以及出资数额，故该笔费用亦无法计入赠与金额。七、对于王某提交通过其子徐某2账户对外转款凭据，从而证明王某为徐某偿还借款的一节，王某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亦不能证明所支出款项金额为徐某赠与国某之款项金额，故法院难于采信。八、对于王某所主张旅游费等其他费用，王某所提交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上述费用系由徐某支付，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上述费用构成徐某向国某的赠与，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夫妻另有约定外，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截止庭审辩论终结前，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国某给与款项470000元。因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470000为徐某个人财产，故法院认定该470000元为徐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徐某就赠与国某470000元问题，未与王某进行协商。徐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行为，侵犯了财产共有人王某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应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法律行为，王某要求确认徐某对国某赠与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合同无效，国某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综上，对王某要求国某返还款项中的470000元，法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徐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判决：一、确认徐某对国某的赠与行为无效。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国某返还王某钱款470000元。三、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国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在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就徐某给付国某总计470000元款项系其对国某的赠与行为之法律性质认定是否正确；现王某应否有权主张国某返还。就徐某给付国某之370000元，结合国某、徐某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双方虽陈述国某因购买房屋向徐某借款370000元，已由国某返还给徐某，但此表述仅系二人在相应部门所作，均未提供借条或对应的还款记录等证据证明二人之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及已实际清偿。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身份关系，在案证据情况，认定上述款项系徐某对国某的赠与，符合本案实际。国某虽上诉称该笔款项系借款，并已用现金方式清偿完毕，但国某对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国某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责任，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徐某给付国某之100000元款项性质，徐某、国某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谈话笔录中均表示，徐某退休后在北京东软越通公司获得收入十万余元，该款项由徐某给了国某。国某上诉称该笔钱款系基于其为徐某介绍工作，徐某给予的感谢费。在王某对此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国某未就其收取该笔款项之合法性及正当性予以举证，故本院对国某之主张，不予采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徐某给付国某前述款项的行为均发生于其与王某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案证据亦未显示其与王某存有夫妻财产约定及前述款项属于徐某之个人财产之情形。徐某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事先未征得王某之同意，事后亦未得到王某追认，故徐某对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单方的处分行为，应属无效。国某取得前述款项缺乏合法根据，应予返还。王某有权诉请国某返还，一审法院相应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国某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国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