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再2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孙士英的法定继承人）：孙翊祺（刘某之母，兼其法定代理人），现居瑞士。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刘进安（刘某之父，兼其法定代理人），现居瑞士。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刘某，女，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现居瑞士。以上三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文章，男，由孙翊祺、刘进安各自所在社区推荐。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玲，女，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贵军，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子殊，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孙士英的法定继承人：赵云华，女，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文章，男，由赵云华所在社区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鞠荣玲，女，由赵云华所在社区推荐。一审第三人：徐世平，男，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贵军，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子殊，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金卫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娟，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翊祺、刘进安、刘某因与被申请人徐玲及一审第三人孙士英的法定继承人赵云华、一审第三人徐世平、一审第三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都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京民申416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孙翊祺、刘进安、刘某、赵云华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文章、赵云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鞠荣玲，被申请人徐玲及一审第三人徐世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贵军，一审第三人徐世平，一审第三人西都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翊祺、刘进安、刘某申请再审称，1．无有效证据证明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原件，不能满足定案证据的形式要件。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明显错误。2．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违反社会的公共利益，依法无效。3．涉案房产的权益依法属于孙翊祺、刘进安、刘某共同共有，孙翊祺对涉案房产无处分权。4．合同无效后应当依法返还金钱。请求：1．撤销（2018）京02民终10912号民事判决；2．撤销（2016）京0102民初27816号民事判决；3．确认徐玲提供的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无效；4．判决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10号楼15单元601号房屋（以下简称601号房屋）属于孙翊祺、刘进安、刘某共同共有；5．判决赵云华、孙翊祺返还给徐世平807430元；6．判决驳回徐玲的全部诉讼请求；7．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由徐玲承担。赵云华同意申请人的意见。徐玲口头答辩称，1．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的来源不是本案而是（2015）西民初字第1041号案件（以下简称1041号案件），该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合法的，目前没有其他的鉴定意见推翻该鉴定意见。该鉴定书的意见表述为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系传真件，可以证明协议书是孙翊祺和徐玲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2．申请人主张的法律依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适用本案。3．涉案房屋是孙翊祺婚前的个人财产经安置补偿得到的，是孙翊祺个人财产的转化物，依法定性为婚前财产，不是和刘进安和刘某的共有财产。刘进安和刘某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4．合同是有效的。徐世平同意徐玲的意见。西都地产公司称，同一审时的意见，根据危改房的政策和管理，该公司只能把房屋办理到孙翊祺名下。徐玲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翊祺继续履行2007年12月30日签署的《协议书》，协助办理601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屋登记至徐玲名下；2．请求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孙翊祺承担。孙翊祺在一审诉讼中曾提出反诉：1．确认2007年9月23日徐世平与孙士英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确认2007年12月30日孙士英冒用孙翊祺之名与徐玲订立的协议书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徐玲承担。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徐玲系徐世平之女，孙翊祺系孙士英之女，孙翊祺与刘进安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1月16日在福建登记结婚，双方所生之女为刘某（2005年6月29日出生）。孙翊祺与其丈夫刘进安在瑞士工作、生活，孙翊祺在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25日期间的出入境记载显示：孙翊祺出、入境各6次，出境前往地均为瑞士。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期间，孙翊祺在国内逗留的时间分别为41天、30天、24天、14天、102天。其中，2007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07年10月17日，孙翊祺从北京首都机场口岸入境。2007年11月28日，孙翊祺从北京首都机场口岸出境前往瑞士。2000年9月，孙翊祺起诉孙士英、赵云华夫妇要求析产，诉讼期间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西城区前章胡同四号东房一间、南房二间，其中东房一间归孙翊祺所有；南房二间归孙士英、赵云华共有。相邻的伙柁、伙墙及伙柱归孙士英、赵云华共有”。同年，孙士英起诉与赵云华离婚，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孙士英与赵云华离婚，孙士英名下的二间南房，东数第一间归孙士英所有，另一间归赵云华所有。孙翊祺于2001年8月取得了西城区前章胡同4号平房（幢号1）的产权证书（建筑面积14．8平方米）。2002年4月，西都地产公司开始对前章胡同4号房屋实施拆迁，2002年8月5日，测绘部门对孙翊祺名下位于前章胡同4号平房进行测绘，该房屋的实测面积为16．2平方米。2004年4月2日，孙翊祺作为被拆迁人、西都地产公司作为拆迁人，签订三批新9组编号为2902号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因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前章胡同4号私产房屋1间，建筑面积16．2平方米。乙方现有户籍1人，应安置人口1人，本人。甲方就地安置乙方半地下二居室一套，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号）**楼**，建筑面积暂定为61．86平方米。前章胡同4号开始拆迁时，拆迁人处保留的《居民房屋拆迁情况调查表》《陶园二期危改第三批拆迁被拆迁户材料登记表》均未记载刘进安、刘某作为被拆迁人或被安置人的信息。此后，孙翊祺与西都地产公司协议作废了上述安置协议。2007年11月27日，孙翊祺与案外人赵云霞（孙翊祺姨母）办理了（2007）京中信内民证字0115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显示，孙翊祺表示其系西城区前章胡同****一间的产权人，建筑面积14．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为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因现在国外居住，故委托赵云霞为代理人代为办理上述房产的拆迁、安置等相关事宜。受托人在上述委托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均予以承认。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为办完上述委托事宜为止。2007年12月12日，孙士英作为孙翊祺的代理人与西都地产公司签订了编号为新3-2902号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该协议载明：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许字（2002）第62续号，甲方因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前章胡同4号私产房屋1间，建筑面积16．2平方米。乙方现有户籍3人，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本人、之夫、之女。甲方就地安置乙方一居室一套，地址为桃，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号）**楼**号房屋），建筑面积暂定为62．11平方米。乙方按优惠的房改房成本价1164元/平方米购买部分的建筑面积为16．2*0．98平方米，应预付购房款18479．66元；按成本价1560元/平方米购买，不享受优惠部分的建筑面积为（45-16．2）*0．98平方米，应预付购房款44029．44元；按经济适用房价格5200元/平方米购买部分应预付购房款87192．56元，应交纳公共设施维修基金个人负担部分31．2*62．11元/平方米，乙方应交纳1937．83元，乙方共计应付151639．49元，甲方应支付乙方困补10000元。乙方保证在2007年12月12日前全部腾空位于前章胡同4号的现住房交甲方拆除、违章建筑自行拆除，并在新楼施工期间自行周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报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一份备案。该协议由西都地产公司留存的协议第一页左下角处有“调房”的字样，在第二页底部有“第二份拆迁人”的字样。另查，2007年9月23日，孙士英（甲方，下同）与徐世平（乙方，下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新街口西里三区10号楼15门601号，户型为一居室，居室面积为61．39平方米售给乙方。上述房产交易价格单价为12000元/平方米，总额为人民币（下同）736680元整。甲方负责将原拆迁安置协议书合同更改为乙方姓名，并协助负责办理物业手续（居住、钥匙）。乙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前交付保证金10000元整。甲方将安置协议书合同更改为乙方姓名后，乙方交付653012元整。乙方取得安置协议书合同后一次性付清剩余房款73668元。甲乙双方就房屋面积原则以协议规定的面积为准。（实际面积超过正负一平方米相互补退价款，以实际房价找差）。甲方承诺所售房屋按协议书其中一条商品房管理属于大产权。该协议签订当日，徐世平向孙士英支付购房订金10000元，孙士英为徐世平出具了收条。徐玲在一审审理中提交了另一份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并声明该协议是孙士英收到孙翊祺从瑞士发来的传真件后交给其的，其在协议上签字后留存至今。该协议书载明，孙翊祺作为甲方（下同），徐玲作为乙方（下同），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在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10号楼15门601号（E1-15-601）户型为一居室出售给乙方，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为13000元/平方米，房屋面积以安置协议书规定面积62．11平方米为准。甲方就安置协议（更名）事宜，协助乙方办理。所需费用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办理，如安置协议更名不成，需待房屋产权证下发后办理变更手续，所需费用由乙方负担。乙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前交付保证金10000元整。如安置协议书（变更成乙方）生效后二日内，乙方将房款扣除一万元整其余部分（797430元）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交付的房款五日内协助乙方办理手续后，将上述房屋钥匙交付乙方，保证乙方顺利进驻使用。按甲乙双方约定如更名不成，乙方交付甲方人民币737430元整，从中已扣压甲方房屋款6万元整，待房屋产权证下发后变更乙方手续完毕，将人民币6万元交付甲方，具体时间待双方约定。甲方承诺所售房屋按协议书其中一条按商品房管理属于大产权。协议落款处日期为2007年12月30日，有孙翊祺、徐玲签字。协议页脚处有如下传真信息：2007年12月31日，11时21分，号码为+41227817508，FULONG，页码。2008年1月18日，徐玲的母亲王华英代徐玲向孙士英转账支付737430元。2008年1月25日，赵云霞代理孙翊祺办理了601号房屋的回迁入住手续。此后，601号房屋交付给了徐玲，该房屋至今仍由徐玲管理、使用。2008年2月5日，孙士英又出具了收到徐玲过户费20000元的收条。2008年3月10日，西都地产公司向孙翊祺出具了收取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的发票，发票金额是151789．49元。2008年9月1日，孙士英代孙翊祺收取徐玲剩余房款60000元。2013年10月9日，孙翊祺、刘进安、刘某作为原告，在一审法院起诉孙士英、徐世平，要求确认孙士英、徐世平于2007年9月2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该案为（2013）西民初字第21883号（以下简称该案为21883号案件）。法院经审查，准许徐玲作为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徐玲在该案中要求确认孙士英、徐世平于2007年9月2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要求法院判令孙翊祺协助徐玲办理601号房屋的过户手续；判令孙翊祺、刘某将户籍迁出诉争房屋。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月6日作出（2013）西民初字第21883号民事判决书：一、确认2007年9月23日孙士英、徐世平所签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二、该判决生效后7日内，孙翊祺协助第三人徐玲办理601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屋登记至徐玲名下。三、驳回孙翊祺、刘进安、刘某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徐玲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孙翊祺、刘进安、刘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于2015年6月12日将该案发回法院重审，该案重审期间，孙翊祺、刘进安、刘某于2016年7月19日申请撤回起诉。21883号案件二审期间，孙翊祺于2014年10月30日在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签署人为“孙翊祺”与“徐玲”，签订日期为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无效，该案件为1041号案件。该案审理期间，孙翊祺申请对上述协议书中除徐玲签字外的文字内容是传真件还是复印件进行鉴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即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徐玲的签名为书写形成，其他字迹为传真件。孙翊祺于2015年5月8日撤回了对该案的起诉。徐玲于本案诉讼过程中申请对601号房屋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事实争议：争议一、2004年4月2日孙翊祺与西都地产公司签订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以下简称“04年安置协议”）作废后，孙士英代理孙翊祺于2007年12月12日与西都地产公司签订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以下简称“07年安置协议”）被安置人口的变化对于孙翊祺获得601号安置房屋是否产生实质影响？“07年安置协议”安置的601号房屋是否属于孙翊祺与刘进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徐玲主张“04年安置协议”签订时，被安置人口只有孙翊祺一人，房屋拆迁时孙翊祺与刘进安没有结婚，刘进安、刘某既没有在拆迁房屋居住，户籍也未登记在该房屋，所以涉案房屋是孙翊祺的个人财产，与刘进安没有关系，从孙士英的陈述可知，孙士英贿赂拆迁人员伪造合同的事实，因此“07年安置协议”不具有合法性；对于购房款，孙翊祺在21883号案件中陈述说购房款是其本人支付的，孙士英表示不清楚，之后孙翊祺又改称购房款是由孙士英用孙翊祺所存资金代为支付，刘进安也是出资人。在本案诉讼中，孙士英则改称孙翊祺当时存在其处3000瑞士法郎，其将瑞士法郎兑换成人民币后支付了房款。孙翊祺、孙士英关于购房款缴纳的陈述不一致，无法证明购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601号房屋不是孙翊祺和刘进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孙翊祺主张西都地产公司与其签订的“04年安置协议”，违反了规划要求，将不能作为居住的地下房屋安置给孙翊祺，此后，该协议作废，“07年安置协议”的被安置人口包括刘进安、刘某，因该安置协议取得的涉案房屋是其与刘进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于2008年3月10日用其与刘进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向西都地产公司支付了购房款151789．498元，刘进安亦主张601号房屋为其与孙翊祺的夫妻共同财产。针对上述争议，孙翊祺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04年安置协议”，孙翊祺作为被拆迁人、西都地产公司作为拆迁人，双方于2004年4月2日签订三批新9组编号为2902号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因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前章胡同4号私产房屋1间，建筑面积16．2平方米。乙方现有户籍1人，应安置人口1人，本人。甲方就地安置乙方半地下二居室一套，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号）**楼**86平方米。2．“07年安置协议”：2007年12月12日，孙士英作为孙翊祺的代理人与西都地产公司签订了编号为新3-2902号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约定：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许字（2002）第62续号，甲方因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前章胡同4号私产房屋1间，建筑面积16．2平方米。乙方现有户籍3人，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本人、之夫、之女。甲方就地安置乙方一居室一套，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号）**，，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号）**楼**。乙方按优惠的房改房成本价1164元/平方米购买部分的建筑面积为16．2*0．98平方米，应预付购房款18479．66元；按成本价1560元/平方米购买，不享受优惠部分的建筑面积为（45-16．2）*0．98平方米，应预付购房款44029．44元；按经济适用房价格5200元/平方米购买部分应预付购房款87192．56元，应交纳公共设施维修基金个人负担部分31．2*62．11元/平方米，乙方应交纳1937．83元，乙方共计应付151639．49元，甲方应支付乙方困补10000元。乙方保证在2007年12月12日前全部腾空位于前章胡同4号的现住房交甲方拆除、违章建筑自行拆除，并在新楼施工期间自行周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报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一份备案。3．孙翊祺的银行存折、购房款发票，孙翊祺的存折记载：2008年1月18日，孙翊祺在北京银行开户存入141640．49元，2008年1月23日，该存折内取出现金141639．49元。发票记载：西都地产公司于2008年3月10日为孙翊祺开具了151789．49元的发票（包含优惠价及成本价购房款62509．10元、经济适用房价购房款87192．56元、公共维修基金1937．83元、楼宇对讲工程费150元）。孙士英在本案中主张存入孙翊祺存折内的钱款是孙翊祺回国时带回的3万瑞士法郎交给其后，其找黄牛兑换成人民币后存入孙翊祺存折的，该款项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孙翊祺、刘进安对此说法予以认可。徐玲、徐世平对证据1、2、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徐世平主张前章胡同的房子拆除后，孙士英一家共分得四套房屋，孙士英因为没有钱，才将涉案房屋出售，房屋回迁时，孙士英要求其支付购房款，其于2008年1月18日，让其爱人王华英通过电汇向孙士英在北京银行的账户支付房款737430元，同一天孙翊祺在北京银行开户，孙翊祺账户存入的款项就是其支付给孙士英后，孙士英存入孙翊祺账户的。对此，徐玲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的电汇凭证。该凭证记载：2008年1月18日，王华英向孙士英在北京银行的账户汇款737430元。孙翊祺、孙士英、刘进安、刘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孙翊祺、刘进安、孙士英未提交与瑞士法郎有关的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资金来源。4．户口本、结婚证，上述证据记载：孙翊祺为户主的户口簿，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10号楼，，地址为**刘某的户口于2012年8月8日迁入该地址。孙翊祺与刘进安结婚登记的时间是2005年1月16日。徐玲、徐世平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5．西都地产公司出具的《关于孙翊祺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函、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许可证附图，用以证明04年安置协议已经作废，该协议安置的房屋违反规划，所以重新进行了安置，重新安置时刘进安已经和孙翊祺结婚，刘某已经出生，因此07年安置协议重新安置的601号房屋是孙翊祺与刘进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徐玲、徐世平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徐玲认为前后两份拆迁安置协议的变更，不是因为孙翊祺结婚生子，被安置人口发生变化而进行的变更。西都地产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西都地产公司认为孙翊祺与刘进安结婚是在动迁之后，两份拆迁安置协议面积没什么区别，所以601号房屋就是针对孙翊祺给予的安置。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与西都地产公司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了解核实得知，两份安置协议中被安置的房屋均与被拆迁房屋面积有关，07年安置协议中被安置人口的变化对被安置的房屋没有影响。争议二、孙士英、徐世平、徐玲所述改底单的问题：徐玲提交了一份编号同样为新3-2902号、落款日期同样为2007年12月12日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就地安置协议》的复印件，该协议载明的拆迁人亦为西都地产公司（甲方），被拆迁人（乙方）处写明孙翊祺（产权人）、徐玲（购房人），协议落款处甲方有拆迁人盖章，乙方有孙翊祺、徐玲字样。协议第二页落款处下方亦有“第三份被拆迁人”字样。该协议除未见“乙方应预付购房款小计149701．66元”“甲方应付乙方困补10000元”外，其他内容与孙翊祺所出示安置协议一致。针对该份协议，徐世平、徐玲表示，孙士英将被拆迁人（乙方）修改为孙翊祺（产权人）、徐玲（购房人）的安置协议交给我们，徐玲签完字后返给孙士英，孙士英再将盖有拆迁人章、签有孙翊祺字的此份复印件交给了我们。该协议证明诉争房屋的购房人是徐玲。孙翊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孙士英认可该份协议是其交给徐世平的，孙士英表示其将已盖好章、签完字的协议给了徐世平，待徐玲签完字后返还给其后，其将协议原件交给了拆迁办的王华俊留存，将复印件交给徐世平、徐玲，将来可将房本直接办在徐玲名下。王华俊收了其两笔好处费，一笔2万元、一笔6万元，孙士英表示王华俊已去世。2188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赴拆迁人处就上述两份安置协议的情况进行核实。拆迁人工作人员向法院出示的安置协议（拆迁人留存版本）内容与孙翊祺出示的安置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但在协议第一页左下角写有“调房”字样。针对“调房”情况，拆迁工作人员表示，2004年4月给孙翊祺原安置房屋为桃园小区C3号楼6-003号半地下两居室一套，2007年才又调整为诉争601号房，调房的原因不清楚。2004年4月2日安置协议也显示被拆迁人为孙翊祺（乙方，下同）。该协议载明，甲方因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需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前章胡同4号私产房屋1间，建筑面积16．2平方米。乙方现有户籍1人，应安置人口1人，本人。甲方就地安置乙方半地下二居室一套，地址，地址为桃园小区（设计号）**楼6-003为，地址为桃园小区）**楼**人员还表示，徐世平、徐玲所出示的安置协议复印件第二页有“第三份被拆迁人字样”，应属给被拆迁人的协议，拆迁人处无原件。王华俊原系公司相关拆迁工作的负责人，已于2012年夏天去世。西都地产公司主张该公司没有被拆迁人为徐玲的安置协议书。争议三、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否为孙翊祺的真实意思表示。徐玲、徐世平主张两家人在2007年9月23日协议基础上，就变更并继续履行协议达成一致后，由孙翊祺、徐玲签订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徐世平、徐玲表示，该协议系协商一致后，孙翊祺在瑞士签好后传真给孙士英，孙士英再转给徐玲签字，法律规定传真签订的合同也有法律效力。此协议是对2007年9月23日协议的补充，两份协议构成完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关系的实际主体为徐玲、孙翊祺。传真号中41代表瑞士的国家区号、22代表日内瓦的城市区号。徐玲提交的2007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载明：孙翊祺作为甲方，徐玲作为乙方，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在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10号楼15门601号（E1-15-601）户型为一居室出售给乙方，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为13000元/平方米，房屋面积以安置协议书规定面积62．11平方米为准。甲方就安置协议（更名）事宜，协助乙方办理。所需费用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办理，如安置协议更名不成，需待房屋产权证下发后办理变更手续，所需费用由乙方负担。乙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前交付保证金10000元整。如安置协议书（变更成乙方）生效后二日内，乙方将房款扣除一万元整其余部分（797430元）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交付的房款五日内协助乙方办理手续后，将上述房屋钥匙交付乙方，保证乙方顺利进驻使用。按甲乙双方约定如更名不成，乙方交付甲方人民币737430元整，从中已扣压甲方房屋款6万元整，待房屋产权证下发后变更乙方手续完毕，将人民币6万元交付甲方，具体时间待双方约定。甲方承诺所售房屋按协议书其中一条商品房管理属于大产权。协议落款处日期为2007年12月30日，有孙翊祺、徐玲签字（徐玲签字为原件）。协议页脚处有如下传真信息：2007年12月31日，11时21分，号码为+41227817508，FULONG，页码。孙翊祺表示其从未签过上述协议，也未发过上述传真。协议中除徐玲签字是原件外，其他内容为复印件而非传真件。孙士英认可该协议书是其交给徐世平的，但主张孙翊祺并不知道该协议，该协议是其按照之前孙翊祺让其买东西时发过来的传真找复印部的人制作出来的，不是孙翊祺自瑞士发回的传真件。孙士英在21883号案件第一次开庭时表示其不清楚该协议是怎么回事。在该案第二次开庭时，孙士英改称，为了对诉争房屋进行改底单的需要，拆迁办王华俊要求提供一份与改底单一致的买卖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其自己制作了这份协议，作完后给了徐世平、徐玲一份，协议原件在开发商处。该案诉讼中，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询问孙士英其所称制作2007年12月30日协议的具体过程。孙士英开始表示，其拿了一份2005年、2006年左右孙翊祺曾向国内发过的要法语学习资料的传真件去制作的。因家中没有传真机，故孙翊祺将传真发送到孙士英的一个朋友家。法院询问接收传真朋友具体情况时，孙士英又表示孙翊祺发来的传真系其妻子赵云华经办，不清楚；询问中，孙士英又表示，2007年12月30日协议的文本系徐世平提供，其拿着孙翊祺发过的真实传真件，跟复印部说要求将真实传真件上的电话号码复印到徐世平所提供协议上。复印部将传真件上的电话号码剪下来反复复印好几次，就做成了。法院询问仅有传真的电话号码，协议书页脚处日期、时间、字母、页数怎么解释。其表示，不清楚；协议书落款处孙翊祺签字情况，孙士英表示系其要求复印部的人帮写的。一审法院询问帮写签名的参照资料是什么，孙士英又表示其当天还拿了孙翊祺学驾照报名表上的签字。一审法院询问孙翊祺学习驾照的时间，孙士英表示记不清；关于协议制作完成后交付情况。孙士英表示其拿着制作好的协议找到徐世平，要求购房人徐玲签字，徐玲签字后，再将原件交给王华俊。复印部人帮忙写的签有孙翊祺名字原件的协议也给了王华俊。21883号案件诉讼中，一审法院承办法官与+41227817508号码取得联系进行了核实，该号码系瑞士日内瓦一个餐馆的固定电话号码，餐馆现负责人林先生表示，其系刘进安老乡，餐馆原经营人刘进安、孙翊祺2011年左右将餐馆转让给了他。本案庭审中，孙翊祺认为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联系核实的程序违法，对此，孙翊祺提交了2014年1月22日经过公证的林某的书面证言，林某表示其为瑞士日内瓦林记餐馆负责人，其表示从未接到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任何人的电话。证人表示在2013年11月底接到了自称是刘进安的朋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问刘进安在不在，同时问其刘进安会不会来店里，其告知该人刘进安已经把店卖给其，刘进安不会来的，其是2012年来这个店的，这个店的电话号码是004122781****。之后，来电人又打过电话问刘进安的经营时间，并要求其协助调查刘进安的经营时间，此后几天，该人又打过电话询问刘进安和孙翊祺的事情，并威胁其老婆说“你讲的和你老公不一样，我有权调查你。”徐玲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徐玲认为公证书只是用公证记录了一个人在一份证明上签字的过程，但无法证明林某与本案的关系，林某作为证人应到庭作证，否则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案审理中，徐玲提交了1041号案件的卷宗材料，该案审理中，孙翊祺申请对该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是复印件还是传真件进行鉴定，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所进行了该项鉴定（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协议书中手写体字迹为书写形成，其余字迹为传真件。孙翊祺在本案中申请对该协议书是否为热敏纸传真的传真原件进行司法鉴定并申请对协议书中“孙翊祺”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上述鉴定。2017年9月11日，鉴定机构退回了该鉴定，并说明如下：1．关于2007年12月30日传真的协议书是否传真件的原件的鉴定，须提供传真机品牌等相关信息，现因无法提供上述信息，根据现有情况，无法受理该项鉴定。2．2007年12月30日传真的协议书中孙翊祺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书写的鉴定，鉴于检材《协议书》不是原件，无法受理该项鉴定。孙翊祺对1041号案件中鉴定报告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孙翊祺认为虽然鉴定结论该协议书是传真件，但传真件不等于是传真件的原件，就算是传真件的原件，也不能证明是孙翊祺发出来的。孙翊祺认为传真件是可以自己制作的，为此，孙翊祺提交了一份自称是自己制作的传真件。徐玲、徐世平认为孙翊祺提交的传真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孙士英认为1041号案件中的鉴定结论没有认定该传真件为传真的原件，也没有认定孙翊祺的签字为原件。本次诉讼中，鉴定机构也说了此文件不是原件，就是复印件。刘进安同意孙翊祺、孙士英的意见。刘某认为该协议侵害了其权益，应属无效。争议四、关于房屋交付及交付后的使用问题，针对房屋交付问题，徐玲出示了公证书、2008年1月25日办理入住时的承诺书、消防安全协议书的原件，承诺书、消防安全协议书上均有赵云霞作为孙翊祺代理人的签字。针对房屋使用问题，徐玲出示了业主入住验房表、物业费收据、停车合同、停车费收据、供暖费、燃气费票据等证据。这些票据显示徐玲支付601号房屋物业费、停车费等相关费用的情况。徐玲、徐世平表示，601号房屋是赵云霞和孙士英交付的，交房时，赵云霞在场；孙翊祺对承诺书、消防安全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孙翊祺认为上述证据上虽有赵云霞的签字，但只能证明赵云霞办理了收房手续，不能证明赵云霞参与办理了交房手续；孙士英表示，办理收房时的手续都是其签字的，当天其和赵云霞拿着孙翊祺的委托书去拆迁办公室交了钱，之后在物业的手续都是其代赵云霞签字办理的，物业费是徐世平交的。孙士英在21883号案件2013年10月24日的庭审中关于交房的陈述为：赵云霞、我、徐世平一起去办理的入住手续，物业费是徐世平交的。对于业主入住验房表、物业费收据、停车合同、停车费收据、供暖费、燃气费票据，孙翊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孙士英、刘进安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601号房屋是否为孙翊祺、刘进安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2000年孙翊祺通过与其父母孙士英、赵云华调解的方式取得了前章胡同4号东房1间的所有权。根据居民房屋拆迁情况调查表、前章胡同4号院落图、2003年被拆迁户材料登记表、2004年4月2日安置协议可知，孙翊祺享有所有权的平房拆迁时，刘进安尚未与孙翊祺登记结婚，刘进安亦非被安置人。整个拆迁过程中，刘进安、刘某的户籍也从未登记在被拆房屋处。所以，孙翊祺出示07年安置协议记载“户籍3人、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为本人、之夫、之女”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另一方面，07年安置协议较04年安置协议中记载的被安置人口虽有变化，但两份协议中被安置房屋的面积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为此，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与西都地产公司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了解核实得知，两份安置协议中被安置的房屋均与被拆迁房屋面积有关，07年安置协议中被安置人口的变化对被安置的房屋没有影响。孙翊祺、刘进安主张购买601号房屋的款项系其夫妻共同出资，刘进安据此主张共有人权益，但601号房屋缴纳购房款时，孙翊祺并未在国内，孙翊祺、刘进安、孙士英陈述该购房款是孙翊祺从国外带回的瑞士法朗兑换成人民币后支付的，但孙翊祺、刘进安、孙士英均未就该陈述意见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不予采信。据此，法院对刘进安、刘某主张为601号房屋权利人的陈述意见不予采纳。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601号房屋系孙翊祺作为被拆迁人的安置房。二、2007年9月23日协议书和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孙翊祺通过拆迁取得601号房屋后，孙士英于2007年9月23日与徐世平签订了出售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徐玲、徐世平和孙翊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并对该协议反映的交易情况予以确认。该协议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孙翊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对于孙翊祺要求确认该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孙翊祺否认其真实性，并否认其知道601号房屋已出售、已交付、孙士英代收房款的情况，但根据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可知，该协议书为传真件，根据21883号案件承办法官拨打协议书载明的传真电话核实情况可以认定，12月20日的协议书发出的传真电话来自瑞士孙翊祺、刘进安经营的餐馆，孙翊祺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证人林某的证言虽否认承办法官向其交待法官身份的情况，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此部分证言的内容，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时，林某的证言也体现了瑞士的餐馆是刘进安卖与其的事实，进一步佐证了承办法官核实的内容；而根据孙翊祺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传真发出的时间孙翊祺在瑞士居住生活，因此，孙士英所述私自伪造了该份协议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而1041号案件中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已经明确作出了徐玲持有的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传真件的结论。孙翊祺、孙士英、刘进安、刘某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的质证意见和对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关于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不是原件的解读，明显混淆了传真件和复印件的概念，传真件当然不是文件的原件，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也是因此无法鉴定孙翊祺的签名，但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并未作出徐玲持有的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的传真件是复印件的鉴定结论。综上所述，法院确认徐玲所持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孙翊祺自瑞士发来的传真件，徐玲在该协议上签字后，与孙翊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已成立并生效，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孙翊祺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三、徐玲履行协议及房屋交付、使用的问题：根据在案证据认定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佐证了徐世平、徐玲关于合同履行的陈述意见，孙士英收取房款的情况与2007年12月30日协议内容一致：协议对已收取的10000元保证金予以确认；徐世平、徐玲实际未支付797430元而支付737430元的情况，与协议约定的相应付款条件一致；2008年9月1日收条记录的收取剩余6万元款项的情况，也写明了仅针对该部分房款，而非针对全部房款。根据本案查明的2008年诉争房屋办理交房手续的过程可知，当时孙翊祺已公证委托赵云霞办理相关手续。结合徐世平与赵云霞、孙士英一起参与房屋交接过程，徐世平支付相关费用、取得赵云霞签字承诺书等房屋交接手续原件的情况可以认定，赵云霞代孙翊祺履行了交房义务。这一过程也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孙翊祺称其不知道房屋出售、交接给他人的意见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徐玲提交的物业管理费、供暖费、停车费等证据可知，诉争房屋交付后一直由徐世平、徐玲一家人实际居住使用。在此期间，孙翊祺曾多次回国，2012年单次在国内逗留的时间达102天，此种情况下，孙翊祺却称始终不知道自己房屋情况的意见明显不合常理。综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徐玲提交的证据形成了互相印证的证据链条。2007年9月23日协议与2007年12月30日协议内容上的连续性也证明，两份协议共同体现了针对601号房屋完整的交易关系，房屋买卖的实际主体为徐玲、孙翊祺。孙翊祺、孙士英、刘进安、刘某的各自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西都地产公司的陈述，现601号房屋已经具备办理产权证的条件，故徐玲要求孙翊祺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于法有据，本案中，应先由西都地产公司协助孙翊祺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再由孙翊祺协助徐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对徐玲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西都地产公司协助孙翊祺办理601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孙翊祺于取得601号房屋所有权之日，协助徐玲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过户手续；三、驳回孙翊祺的反诉请求。判决后孙翊祺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结合孙翊祺的上诉理由，现二审争议焦点问题系孙翊祺与徐玲就601号房屋是否已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即孙翊祺系售房人，徐玲系购房人；如协议成立并有效，应如何全面履行之问题。就协议成立及效力一节，首先孙翊祺上诉理由中提出601号房屋系其与刘进安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无权处分，对此问题，法院审查如下，601号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虽尚未完成，孙翊祺目前非房屋登记产权人，但结合该房来源系2000年孙翊祺与父母孙士英、赵云华调解的方式取得了前章胡同4号东房1间的所有权，后该房遇拆迁，601号房屋系孙翊祺作为被拆迁人的安置房。刘进安基于与孙翊祺结婚就601号房屋主张产权，但该房在拆迁时刘进安尚未与孙翊祺登记结婚，安置房屋面积并未考虑该人口因素；孙翊祺、刘进安主张购买601号房屋的款项系其夫妻共同出资，但结合在案601号房屋缴纳购房款情况，当时孙翊祺并未在国内，孙翊祺、刘进安、孙士英陈述购房款是孙翊祺从国外带回的瑞士法朗兑换成人民币后支付的，但未见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综合上述房屋来源及购房款给付情况，法院对孙翊祺上诉主张的601号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一节，不予采纳。故应确认孙翊祺出售房屋时并非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情形。进而2007年9月23日协议书和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的缔结均不存在孙翊祺系无权处分他人或共有财产的情形。孙士英于2007年9月23日与徐世平签订了出售601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徐玲、徐世平和孙翊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对该协议反映的交易情况予以确认。故应认定2007年9月23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成立并有效。现二审双方争议集中在2007年12月30日传真件协议是否成立及效力一节。首先孙翊祺始终否认该买卖协议之真实性，并否认其对交易601号房屋知情且同意，但结合孙士英已代收房款；房屋早已交付徐玲并由徐玲长期使用的事实，产权人孙翊祺虽长居国外，但常有回国探亲，如其根本不知情或者不存在房屋买卖，其长年不过问自身财产，确实有悖常理。通过审查上述协议形式，该协议系传真件，有别于通常交易的书面合同形式，但法律上对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采用传真件形式，甚至口头协议方式并未禁止。上述协议根据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可知，该协议书确为传真件，所涉内容在21883号案件承办法官拨打协议书载明的传真电话核实情况可以佐证12月30日的协议书发出的传真电话来自瑞士孙翊祺、刘进安经营的餐馆；结合孙翊祺在诉讼中提交的证人林某的证言虽否认一审承办法官向其交待法官身份的情况，但同时林某的证言也体现了瑞士的餐馆是刘进安卖与其的事实，进一步佐证了承办法官核实的内容；此外根据孙翊祺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传真发出的时间孙翊祺在瑞士居住生活，综合上述因素，孙士英一审陈述的该传真件系其私自伪造，法院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孙翊祺上诉所持不认可该协议形式之理由，不能成立。法院认为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是孙翊祺自瑞士发来的传真件，徐玲在该协议上签字后，与孙翊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已成立。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最后，就双方争议的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是否应获得全面履行的问题，诉讼中，各方均认可孙士英收取了徐玲方支付的购房款之事实，通过审查，上述付款时间及数额与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内容亦形成映证。购房人徐玲依约履行了给付购房款项的主要合同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2008年诉争房屋办理交房手续的过程可知，孙翊祺已公证委托赵云霞办理相关手续。结合徐世平与赵云霞、孙士英一起参与房屋交接过程，徐世平支付相关费用、取得赵云霞签字承诺书等房屋交接手续原件的情况可以认定，赵云霞代孙翊祺履行了交房义务。故孙翊祺上诉所持不知道房屋已出售及交接给他人之理由，显见无法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徐玲提交的物业管理费、供暖费、停车费等证据可知601号房屋在交付后一直由徐世平、徐玲一家人实际居住使用。现双方争议的房屋过户一节，西都地产公司于诉讼中表示现601号房屋已具备办理产权证的条件，法院亦认为徐玲有权依据买卖协议诉请孙翊祺配合办理诉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一审判决先由西都地产公司协助孙翊祺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再由孙翊祺协助徐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无不当。综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西都地产公司职员李某出庭作证称：孙翊祺2007年签订的协议与被安置人口为3人密切相关，因为年龄老了记忆力不行了，加之当时做笔录的时间和2007年拆迁的时间相隔时间太长，对有关的情况和政策记得不太清楚，所以在一审法官做笔录时说了错误的话。同时其陈述，私有房屋拆迁后的安置房应按商品房管理。申请人另提交了北京市司法局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的（2017）京司鉴投51号《整改通知书》和2017年9月11日作出的（2017）155号《告知书》，称该整改通知书针对的是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的违法行为，而该鉴定人也是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人之一，因此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有误。另查，2008年3月11日孙士英和赵云华复婚。2018年8月14日孙士英死亡。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首先，关于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的形式与[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根据法律的规定，传真件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表现形式。1041号案件中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即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已经明确作出了徐玲持有的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传真件的结论。该鉴定意见书在本案一审中已经经过质证，鉴定结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推翻。申请人提交的《整改通知书》与本案无关，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由三名鉴定人作出，其中一名鉴定人在其他案件中有违法行为不等于在本案中也有违法行为，不能据此推翻该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当事人申请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的内容跟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的内容不同，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因申请事项无法鉴定而退回鉴定，并未作出徐玲持有的2007年12月30日《协议书》的传真件是复印件的鉴定结论，不能因为该研究所不能进行鉴定就推论京正[2015]文鉴字第42号鉴定意见书所作鉴定错误。故一、二审法院确认徐玲所持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孙翊祺自瑞士发来的传真件，徐玲在该协议上签字后，与孙翊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已成立并生效的认定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其次，关于2007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是否违反法律强制行规定而无效的问题。经济适用房属于政策性保障住房，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国家为保障低收入家庭，通过资格审核，给予他们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指标，转让这样的指标实际上侵害了其他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人的利益，即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因此，相关政策对经济适用房指标的转让以及经济适用房的上市交易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本案诉争房屋系孙翊祺因拆迁获得，不属于政策性保障住房，只能属于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的房屋，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并不等于就是经济适用房，其个人购买还是转让给他人购买，并不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不属于不得购买的情况。其买卖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最后，关于诉争房屋是否属于孙翊祺、刘进安、刘某共同共有的问题。本案中，孙翊祺的产权证2001年就已经取得，产权证上明确写明房屋的面积是14．8平方米。前章胡同4号开始拆迁时，拆迁人处保留的《居民房屋拆迁情况调查表》《陶园二期危改第三批拆迁被拆迁户材料登记表》也只有孙翊祺一个人的名字，包括产权证号、房屋建筑面积、房屋实测的面积都是来源于孙翊祺的产权证。在这基础上，2004年西都地产公司与孙翊祺签订了安置协议，2004年安置协议也明确被安置人为1人。该安置协议因为违反了规划要求才予以作废，从而签订了2007年的安置协议。诉争房屋是从孙翊祺享有产权的房屋经拆迁安置补偿得到的房屋，不能因为2007年安置协议变更为3人就认为该房屋的产权变成了3人所有。李某在一审法官向其调查询问时，进行了明确的陈述并签字确认，现在又否认自己说的话，前后矛盾，不具有可信性。即使其在一审法官调查时说话错误，现在庭审时说的正确，他也只说了安置协议与被安置人口为3人密切相关，他并没有说拆迁安置的房屋属于3人共有，况且他也无权就房屋产权是否共有状态进行认定，其证言不能推翻法院的认定。另外，李某关于私有房屋拆迁安置房应当按照商品房管理的说法也是其自己的观点，不能作为依据。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91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志蓉审 判 员 李 晓审 判 员 张学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 瑶书 记 员 陆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