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3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绳金塔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158378046B。 法定代表人：龚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思兰，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露，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皮燕，女，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根茂，江西哲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万长锋，男，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原审第三人：艾奇，男，195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诉人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二建”）因与被上诉人邓皮燕、原审被告万长锋、原审第三人艾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03民初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南昌二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103民初5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邓皮燕对上诉人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即改判由原审被告万长锋个人承担本案归还借款本息的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未提交借条等任何证据证明万长锋对案外人邹道明负有10万元的借款债务，且万长锋本人也未出庭对此进行任何说明，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艾奇的个人陈述，就认定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3日向艾奇转款的10万元款项是用于归还万长锋对邹道明的10万元借款债务，明显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仅依据“万长锋出具的说明和艾奇的陈述”就草率地认定“涉案的借款是为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还与建筑行业的惯例相悖，是错误的。理由如下：第一，一审法院已查明“2012年12月21日，原告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300000元，同日，第三人艾奇向被告万长锋银行转账297600元”、“2013年7月3日，原告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100000元，同日，第三人艾奇向案外人邹道明银行转账100000元”，足以证明，诉争款项没有一笔转入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而是转入了万长锋的个人银行账户，上诉人亦未委托任何人接收上述款项。第二，被上诉人、第三人艾奇及一审被告万长锋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用于上诉人的工程项目建设。第三，上诉人作为一家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账户资金充足且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根本没必要为建设项目的需要以高额利息为代价对外进行借款。第四，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万长锋使用了本案借款”，现又错误认定“涉案借款系用于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明显前后矛盾，侧面证明涉案借款系被万长锋个人所用，根本未用于上诉人任何工程项目建设。（三）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万长锋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1.2%”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不认识万长锋”，且艾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本案的利息是万长锋和我约定的”、“借款打给了万长锋，没有跟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万长锋按月息1.5支付利息，每月支付至我的账户，我再以1.2支付给各个借款人”。足以证明涉案借款发生前，被上诉人未与万长锋商谈过利息等任何借款事宜，甚至不认识万长锋。而艾奇突破借款中间人的权限与万长锋商量借款利息事宜、接收涉案借款及赚取0.3%利息差均有实际借款人之嫌。故与一审被告万长锋约定利息的并非被上诉人，而是第三人艾奇，且本案不排除存在着两个借款合同关系，即被上诉人与艾奇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和艾奇与万长锋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均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地适用法律。一审法院认定“鉴于被告万长锋与被告南昌二建的前述特殊身份关系及情况，足以使原告相信《收据》公章印文的真实性及被告万长锋加盖公章的行为得到被告南昌二建的授权，故被告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所借款项应由被告南昌二建偿还”，是错误的。根据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一审被告万长锋并不具有上诉人授权其对外借款的表象，被上诉人在主观上也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其不具有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万长锋有权代表上诉人对外借款，不符合表见代理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之条件，理由如下：1．一审被告万长锋、第三人艾奇均无代表上诉人对外借款。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职务行为的认定依据是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在其职权范围内的经营活动”，而万长锋在涉案借款期间并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而系上诉人铜锣湾项目的内部承包人，并不具备执行职务行为的主体要件。且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编号为GB/T50358-2017）第27条“工程总承包企业项目负责人负责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等工程内容的总体组织、协调和实施，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工程工期和工程造价等负全面管理责任；再发包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对合同责任范围内的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承担连带管理责任；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再发包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负责人”的规定，万长锋作为项目负责人也并不具备对外借贷的职权，借贷也不是工程管理的必要事项。第二，第三人艾奇在涉案借款期间历任上诉人的工会委员会主席和调研员，其本身不仅无权代表上诉人对外借款，且对万长锋无权代表上诉人对外借款也是明知的。第三，上诉人从未向万长锋、艾奇出具过授权其代表上诉人对外借款的授权委托书。第四，万长锋以未经上诉人同意刊刻并认可的公司印章对外借款并出具收据的行为完全属于万长锋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1．一审法院已查明本案收据上加盖的“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中“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是同一印章所盖。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我不认识万长锋”，艾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万长锋在他办公室给我的收据”。证明被上诉人根本不认识万长锋，且万长锋也并未当着被上诉人的面出具收据，被上诉人在未对万长锋、艾奇的权限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便对由万长锋出具、艾奇经手的收据上印章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事后也未到上诉人处核对收据及其印章真伪，明显未尽到善意第三人对收据上印章真实性进行审查的最基本义务，且该义务对其而言并不苛刻。2.本案30万元的收据出具在对应款项转款的“之后”，10万元的收据出具在对应款项转款的“后两天”。证明被上诉人在向万长锋支付借款时，没有让其相信万长锋的借款行为视同为上诉人的借款行为的书面凭证，却将大额款项转至艾奇名下，明显未尽到善意第三人应尽的审慎的注意义务。3．被上诉人在借款后从未向上诉人核实款项是否已入上诉人账户及主张权利的行为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悖。4．上诉人未参与本案借款、还款及支付利息等任何一个借款环节，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知晓双方借款的事实。5．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实际用于上诉人的相关项目工程建设。三、截止至2016年4月5日，一审被告万长锋通过艾奇累计向被上诉人的转款，均应视为还款，一审法院已查明“被告万长锋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成立”，故涉案借款系万长锋的个人借款，与上诉人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两张收据均没有约定利息，且上诉人未曾向其支付利息，亦未委托任何人向其约定、支付利息，本案应视为无息借款。故截止至2016年4月5日，一审被告万长锋通过艾奇向被上诉人的转款，均应视为还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一审被告万长锋对被上诉人所负的个人债务，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对涉案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恳请贵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改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邓皮燕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上诉人对一审认定“邓皮燕根据被告万长锋的指令将借款中的100000元偿还被告万长锋向邹道明的借款”认为错误。其理由是：“截止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被上诉人未提交借条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被告万长锋对案外人邹道明负有10万元的借款债务，且万长锋本人也未出庭对此进行任何说明，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艾奇的个人陈述，就认定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3日向艾奇转款的10万元款项是用于归还万长锋对邹道明的10万元借款债务，明显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对此，被上诉人再次强调的是：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3日向艾奇转款的10万元款项用于归还上诉人（经万长锋账户）对邹道明的10万元借款债务，与上诉人于2013年7月5日（即转款后的3天）向被上诉人出具一张10万元收据完全相吻合！如果不是这样，为何上诉人2013年7月5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一张10万元收据？（二）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涉案的借款是为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是错误的。”其理由是：“第一，……诉争款项没有一笔转入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而是转入了万长锋的个人银行账户，上诉人亦未委托任何人接收上述款项。第二，被上诉人、第三人艾奇及一审被告万长锋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用于上诉人的工程项目建设。第三，上诉人作为一家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账户资金充足且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根本没必要为建设项目的需要以高额利息为代价对外进行借款。第四，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万长锋使用了本案借款’现又错误认定‘涉案借款系用于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明显前后矛盾，侧面证明涉案借款系被万长锋个人所用，根本未用于上诉人任何工程项目建设。”对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2019）赣01民终681号民事判决书、内部承包合同，证明万长锋自2008年3月24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担任上诉人的副经理职务，兼第二分公司经理并承包经营第二分公司，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就是第二分公司的工程项目。万长锋借款就是用于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罗章英、熊晓林在2011年4月22日，通过银行将融资款转至万长锋个人账户，2011年5月5日，上诉人向罗章英、熊晓林出具加盖了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足以证明万长锋的个人账户，实际为上诉人认可使用。被上诉人向二审提供的（2020）赣01民终14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熊锡虔通过银行将融资款转至万长锋个人账户的款项，由上诉人和万长锋共同归还熊锡虔借款本金495200元及自2016年5月起至还清日止月利率1.2%的利息。说明万长锋承包的项目对外有融资欠款未归还，足以否认上诉人称其资金充足没有必要向外借款的辩解。（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万长锋约定利息为月息1.2%正确。一审查明的2012年12月至2016年4月5日期间，万长锋通过艾奇每月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2013年6月以前每月为3600元，2013年7月起每月为4800元，即万长锋连续有规律的按月利率1.2%支付利息。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万长锋约定利息为月息1.2%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不成立。《九民会议纪要》第41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万长锋自2008年3月24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担任上诉人的副经理职务，兼第二分公司经理并承包经营第二分公司。这足以使被上诉人相信收据上的上诉人公章的真实性，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认定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正确。三、一审认定本案借款月利率1.2%正确，上诉人认为“截止至2016年4月5日，一审被告万长锋通过艾奇累计向被上诉人的转款，均应视为还款”不成立。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 原审第三人艾奇述称，艾奇为南昌南昌二建原职工，公司湾里、红谷滩铜锣湾的项目资金紧张需要融资，向公司借款利息太高，故问艾奇有没有闲钱，所以艾奇就问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借钱用来公司融资，约定利息为月息1.5%，并提前一个月支付利息，所以艾奇的亲朋好友就全权委托艾奇办理融资的事宜，并给与艾奇0.3%的费用作为劳务费（包含车马费等各种费用），每个人都写了一份委托书给艾奇，万长锋虽然是二建的副总，但是艾奇的亲朋好友对万长锋不了解，所以亲朋好友都先把钱打到艾奇账上，然后艾奇按照二建的要求把钱打到了万长锋账户上，按照约定先扣下了一个月的利息，万长锋出具了盖有南昌二建章的收据，后万长锋通过其个人账户把还款打到艾奇的账户上，由艾奇负责归还各家的利息。 原审被告万长锋未做答辩。 邓皮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南昌二建、万长锋共同向邓皮燕偿还本金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息，至2019年8月21日利息24.6万元），本息合计62.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南昌二建、万长锋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5月6日，案外人邹道明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350000元，同日，第三人艾奇向万长锋银行转账344750元。2012年12月21日，邓皮燕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300000元，同日，第三人艾奇向万长锋银行转账297600元。2012年1月5日，万长锋向邓皮燕出具金额为300000元的收据一张，收款事由：工程融资款，并加盖“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公章。2013年7月3日，邓皮燕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100000元，同日，第三人艾奇向案外人邹道明银行转账100000元。2013年7月5日，万长锋向邓皮燕出具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一张，收款事由：工程融资款，并加盖“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公章。 2012年12月至2016年4月5日期间，艾奇每月收到万长锋不等金额（该金额高于按月息1.2%计算的利息）的转账款，再按所欠本金以月息1.2%计算的利息转至邓皮燕银行账户，2013年6月以前每月为3600元，2013年7月起每月为4800元。2017年4月16日，万长锋出具了一份《出具收据说明》，载明：“本人万长锋和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二分公司共同为铜锣湾项目建设筹资，于2011年5月以来先后通过艾奇向罗章英借20万元、徐建国借10万元、黄小金（艾文莉）借10万元、熊锡虔借50万元、袁和平借30万元、陈宣明借8万元、张玉借20万元、张敏借20万、邓皮燕借40万元，并借艾奇12万元。共计：220万元。上述借款本人已收到。”后邓皮燕多次向南昌二建、万长锋催款未果，故诉诸一审法院。 2012年1月5日万长锋签名确定并盖有“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印章的300000元的收据（编号：0540846）和2013年7月5日万长锋签名确定并盖有“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印章的100000元的收据（编号：0540856），经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编号0540846和编号0540856收据加盖的“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中“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是同一印章所盖。但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同时出具《说明》，载明：目前，已出现由5枚不同的南昌二建印章盖印的材料，且该5枚印章印文与本次委托送检“收据”中的“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印文均不相符。万长锋于2008年3月24日被南昌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任命为南昌二建副经理。2012年2月16日万长锋与南昌二建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万长锋承包南昌铜锣湾广场1#及7#楼高层住宅，万长锋向南昌二建缴纳4%的管理费。2013年4月26日，南昌二建市二建建字（2013）24号《关于公司领导分工的决定》载明万长锋的身份为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二分公司经理。2016年3月21日，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洪国资党字（2016）34号文件，免去万长锋南昌二建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职务。第三人艾奇系南昌二建的职工，历任南昌二建的工会委员会主席和调研员。邓皮燕在起诉时仅将南昌二建、万长锋列为被告，在案件审理中，根据南昌二建的诉请，法院追加艾奇为本案第三人；2019年12月30日，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变更为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邓皮燕先后共转款400000元给第三人艾奇，再由第三人艾奇转款给万长锋297600元，并根据万长锋的指令将借款中的100000元偿还万长锋向邹道明的借款，同时万长锋向邓皮燕出具了300000元和100000元的收据，收款事由为工程融资款，并加盖了南昌二建的印章。后万长锋通过第三人艾奇向邓皮燕支付了约定的利息，故万长锋向邓皮燕借款的事实成立。虽然邓皮燕提供的收据的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一致，但经查明，万长锋当时系南昌二建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第二分公司经理，并在2012年就与南昌二建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南昌铜锣湾广场部分项目系万长锋内部承包，联系借款的中间人艾奇亦为南昌二建员工。经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查询，近年来，存在大量万长锋以“南昌二建公司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项目部”名义的对外借款，而根据万长锋出具的说明和第三人艾奇的陈述，涉案的借款是为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收据》中的公章是万长锋所加盖。鉴于万长锋与南昌二建的前述特殊身份关系及情况，足以使邓皮燕相信《收据》公章印文的真实性及万长锋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得到南昌二建的授权，故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所借款项应由南昌二建偿还。因万长锋使用了本案借款，且万长锋出具的《出具收据说明》载明涉案的借款是其和南昌二建共同为铜锣湾项目建设筹资，故万长锋在本案中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012年12月21日，邓皮燕转账300000元给第三人艾奇，而第三人艾奇只转给万长锋2976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397600元（297600元＋100000元=397600元）；第三人艾奇对剩余借款2400元未能合理说明去向，其应对该2400元借款承担还款义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关于利息的约定，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对本案而言，自2012年12月至2016年4月5日期间，万长锋通过第三人艾奇每月向邓皮燕支付利息，2013年6月以前每月为3600元，2013年7月起每月为4800元，实际是支付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由此可以看出就本案借款，万长锋连续有规律的按月利率1.2%支付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邓皮燕与万长锋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1.2%。邓皮燕主张利息为月息1.5%，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万长锋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庭审中的诉讼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邓皮燕对南昌二建、万长锋、追加第三人艾奇的诉请，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诉请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万长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邓皮燕借款本金3976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3976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4%自2016年4月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追加第三人艾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邓皮燕借款本金24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2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4%自2016年4月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邓皮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60元，由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万长锋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南昌二建向本院提交户名为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南昌铜锣湾广场1#及7#高层住宅楼项目的银行账户信息2份，用于证明南昌二建以公司名义为铜锣湾项目设立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凡是与该项目有关的款项均从该账户进出，不存在被上诉人邓皮燕所说的南昌二建认可将万长锋的个人账户作为项目账户的情形。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还依职权传唤邹道明出庭核实借款资金的真实性。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及实际借款金额问题。首先，邓皮燕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转款凭证、收据等证据，南昌二建员工艾奇也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证据显示2012年12月21日，邓皮燕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300000元，同日，第三人艾奇向万长锋银行转账297600元，再结合万长锋以南昌二建名义向邓皮燕出具的金额为300000元收据，前述证据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证明万长锋以南昌二建名义通过艾奇向邓皮燕借款297600元。其次，关于邓皮燕主张的另外100000元，艾奇陈述收取该笔100000元款项后直接用于归还了万长锋欠邹道明的借款。1、根据证据显示，邓皮燕2013年7月3日于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100000元，艾奇同日向案外人邹道明银行转账100000元，邹道明也陈述该笔款项属于南昌二建的还款，万长锋于7月5日以南昌二建名义向邓皮燕出具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一张，资金转款时间、金额与收据金额、形成时间相互印证。2、案外人邹道明于2011年5月6日向第三人艾奇银行转账350000元，第三人艾奇同日向万长锋银行转账344750元，邹道明也出庭陈述万长锋向其借款350000元，艾奇2013年7月3日向其转款的10万元是用于归还前述借款，与艾奇的陈述相互印证，可见邹道明与万长锋之间存经济往来，且万长锋都是通过艾奇对外借贷及还款，艾奇根据万长锋的指令将从邓皮燕处借来的10万元直接用于归还欠邹道明的借款存在高度概然性。最后，万长锋2017年4月16日出具的《出具收据说明》中也载明，其和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二分公司共同为铜锣湾项目建设筹资，于2011年5月以来先后通过艾奇向邓皮燕借款40万元，记载的情况与前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基本相符。综合分析，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就397600元借款本金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有事实依据，予以确认。 二、关于是否有利息的约定问题。首先，根据证据显示，自2012年12月至2016年4月5日期间，万长锋通过第三人艾奇每月向邓皮燕支付利息，2013年6月以前每月为3600元，2013年7月起每月为4800元，实际是支付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万长锋连续有规律的按月利率1.2%支付利息。其次，邓皮燕与万长锋、南昌二建并不存在亲属、朋友、股东等其他特殊的身份关系，邓皮燕借款收取利息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故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邓皮燕与万长锋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1.2%有事实依据。 三、关于南昌二建的责任认定问题。虽然邓皮燕提供的收据的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一致，但经查明，万长锋当时系南昌二建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第二分公司经理，并在2012年就与南昌二建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南昌铜锣湾广场部分项目系万长锋内部承包，联系借款的中间人艾奇亦为南昌二建员工。经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查询，近年来，存在大量万长锋以南昌二建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项目部名义的对外借款，而根据万长锋出具的说明和第三人艾奇的陈述，涉案的借款是为南昌铜锣湾广场工程筹资，《收据》中的公章是万长锋加盖。鉴于万长锋与南昌二建的前述特殊身份关系及情况，足以使邓皮燕相信《收据》公章印文的真实性及万长锋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得到南昌二建的授权，故万长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所借款项应由南昌二建偿还。因万长锋使用了本案借款，且万长锋出具的《出具收据说明》载明涉案的借款是其和南昌二建共同为铜锣湾项目建设筹资，故万长锋在本案中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60元，由上诉人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宗华 审 判 员 曾 琴 审 判 员 周 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曾心泉 书 记 员 涂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