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0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汉族，1961年5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升，广东亿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芸，广东亿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汉族，1987年4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堂，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旭，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与上诉人王某1继承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4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某上诉请求：1.改判分割何某与王某2的共有债权319.53万元；2.判令王某1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夫妻共有债权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另有王某2与何某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明。本案属于继承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分割遗产，需要先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遗产范围主要包括被继承人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中归属于被继承人的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有债权-夫妻共同债务）÷2］，夫妻共有债权的范围属于继承纠纷必须查清的事实，何某已举证的共有债权为319.53万元，该债权仅是何某银行账户转出的部分，还有王某2通过自己账号转款给王某1约有300万元处于事实不清的状态，该部分何某在一审已申请调取王某2婚后银行清单，但一审法院只同意调取王某2的去世后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仅处理实物遗产，错误认为该夫妻共同债权不能直接在本案中处理，实属部分事实不清，判决不当。二、王某2给王某1转款的性质。1.何某的银行账户在恋爱期间就开始交由王某2支配。何某与王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都是红岭中学的教职工，双方收入都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何某出于对王某2的爱意表现，在婚前就将自己经济收入交由王某2管控。从王某2婚前将何某的银行账户向王某1转款共计55万元足以证明这一点。2.关于王某2婚前、婚后分别从何某的银行账户给王某1转款55万元、319.53万元的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何某以婚前转账55万元作为借款在本案中提起诉讼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对此，何某不持异议，将另行起诉。但王某2婚后从何某银行账户给王某1转款319.53万元及以自己账户给王某1转款约300万元的事实，本案应当处理。该款虽属夫妻各方存款，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属于本案涉及的遗产范围。3.王某2向王某1转319万元到底是什么款。分析“319.53万元转款”的性质应从几个方面考虑：（1）何某、王某2的财力。何某、王某2都是红岭中学的教职工，都是工薪水阶层，从何某账户转给王某1319.53万元，可谓是何某的毕生积蓄，何某、王某2向王某1转入如此巨款远远超出日常支出。（2）何某、王某2对王某1是否有支付义务。何某向王某1发生第一笔转款55万元是在2013年，此时王某1已满26周岁，早已成年，完全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对其没有继续抚养的义务，王某1在王某2和何某的资助下到加拿大留学，向其转账的留学费用并不必然是父母的义务，更何况此时何某仅是王某1母亲的男友。（3）何某、王某2转款目的性。婚后，王某2向王某1汇款累计达319.53万元（不包含55万元和未查明的），该汇款金额之大，属于何某毕生积蓄，也明显超出了王某1的留学费用，这其中包含了何某与王某2准备在加拿大购置养老房产的182万元房款。该事实可从一审证据中“房产中介单”中看出，王某2在若干份“房产中介单”标注选房信息。何某、王某2婚前婚后向王某1转款，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但转款数额之巨，超出生活所需，在何某、王某2没有明确表示赠与的情况下，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临时性出借给王某1，王某1有偿还义务。至于出借后何某、王某2是否要王某1偿还、要求什么时候偿还，这是何某、王某2的单方权利，与债权客观存在无关。至于“319.53万元转款”中还包含了购房款，购房款应视为何某、王某2交给王某1的代管款。（4）何某、王某2对王某1赠与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亲人之间不乏发生各种金钱、物品的赠与，小金额和小物件的赠与一般口头承诺，但涉及超出一般生活支出的大金额、大物件的赠与一般都会签订书面承诺。本案中，“319.53万元转款”已造成何某一贫如洗，何某、王某2将自己的生活全然不顾，将所有财产赠与王某1，很难成立。（5）何某与王某1的特殊家庭关系。何某与王某2系再婚重组家庭，何某与王某1系未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继女关系。从情理上讲，短时间内双方很难达到无条件赠与的感情基础。现今，随着王某2的去世，何某与王某1维系感情的惟一连接点破裂，已近退休年齡的何某今后的生老病死，不会得到王某1的半点慰藉。当然，从法律上讲，王某1无此义务。（6）如果是赠与，王某2是否有权赠与何某的财产份额。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使王某2对王某1有赠与意图，但王某2仅能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对外赠与，更何况向王某1转款全部来源何某的银行存款。何某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交由王某2菅理，交的是管理权，并不是所有权，如果王某2对外赠与涉及何某的份额，必需经何某书面同意。否则，对涉及何某财产份额的赠与，王某2属于无权处分，赠与无效。三、关于家庭成员发生借贷“借据”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几乎不会要求出具借据，这是出于亲情信任、道德约束、公序良俗。在传统观念中，如果父母向子女借钱或子女向父母借钱要出具借据，父母会认为子女不孝，子女会认为父母无情。法律是支持善意的，抑制恶意的，善意的后果不应被恶意所扼杀。我们不能将家庭纠纷与一般民事纠纷在证据要求上一样对待，对于家庭纠纷案件，更多的要从情理、常理、伦理、习惯等方面来考虑其特殊性，不能与一般民事纠纷一样，严格的、机械的套用证据。我们更不能认为父母的资助是理所当然的，坐享其成的啃老思想被法律所倡导。四、王某2向王某1“转款”已造成何某生活举步为艰。王某2无休止的将何某的存款全部转空，在得知患有绝症后，隐瞒何某留下遗嘱，将所有财产留给王某1继承，具有一定的恶意性，对何某的生活带来致命的打击，可谓釜底抽薪。仅几年时间，何某为这个家庭倾其所有，400多万的存款几乎被全部转入王某1的手中。如果按一审判决处理，何某将落入无力向被上诉人支付房产分割款的境地。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四项，依法重新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王某1诉讼请求即：1.判令王某2所有的深云××房产全部由王某1继承；2.何某停止占有并将深云××房产返还王某1；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全部由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深云××房产属于政策性住房，仅能作为王某2个人财产。2011年12月21日，王某2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签订《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购买合同（深云村）》，该合同明确约定深云××房产为限制产权住房，且购房者需要满足《关于解决我市部分教师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等职工住房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深房改［2011］1号）及《补充通知》（深房改［2011］3号）等文件的资格规定。由此可知，深云××房产对购房者存在身份、资格以及申请程序上的特定要求，该房屋产权具有和申请购房者紧密结合的人身属性，根据该合同，深云××房产不得任意转让、互换、出租或抵押，产权也无法登记在没有购房资格的人名下，而仅能归属于王某2一人所有。事实上，无论是何某（由于其前一段婚姻原因）还是案外人何某2（由于其职业原因）均没有该等政策性房屋的申购资格，也并非深云××房产的实际申请人，王某2是依靠个人特定的身份与条件才获得了深云××房产的购买权，该房屋所保障的是王某2一个人的住房权利，与其他人毫无关联，也不受王某2是否再婚、购房款项从何而来的影响，这点从婚后所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也可以得到证明，深圳市的登记机关并未基于王某2的婚姻状况来改变深云××房产的产权归属，而依然登记为王某2单独所有，从《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物权设立需要依法登记方能发挥效力的规定来看，深云××房产的产权在法律上显然应和不动产权证书的登记一致，这并非是一审判决中所称的“该房从外观登记上只能登记在王某2名下”，而是深云××房产的实质产权只能归属于王某2本人。因此，深云××房产属于政策性住房，在购房人资格上有着特定的要求，该房屋系王某2一人申请取得，并登记在王某2名下，而何某并非该房屋的申请人或登记的产权人，无权主张共有或单独享有该房屋的产权，深云××房产只应属于王某2的个人财产。我们也在已有的民事判决中找到了相应认定政策性房屋属于申请人和登记产权人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的案例（即使购房行为发生在婚后）。另一方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28条也表明了对于所谓“借名买房”的行为，“借名人”不得请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且如果房屋在限购范围内，不具有购房资格的“借名人”也不能请求登记产权人协助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这从侧面证明了何某2或何某即使确实对该房屋形成实际出资、借王某2“之名”购买其无权购买的政策性住房，也无法对深云××房产主张任何权利，更何况何某2或何某从事实上无法被认定对深云××房产形成任何出资。二、何某转款行为不能被认定以婚前财产出资购房。令人疑惑的是，一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部分，将何某2的单方无依据的陈述“如果王某2想拥有房子，只需把借款还清”认定为“最初何某2与王某2约定购房符合常理”，从而得出房屋产权一开始归属于何某2，又进一步推论出何某帮助王某2还款从而能够共享深云××房产的产权，其中存在多处对事实情况和法律关系的错误认识。首先，一审判决中作出“何某2与王某2约定购房”的判断所基于的陈述来源于另案即（2019）粤0303民初14458号，何某2诉王某1、何某借款合同纠纷。庭审过程中，何某2代理人的发言没有任何材料或证据能够支持这一主张。王某2与何某2的借款法律关系源于双方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借条》，写明王某2为购买深云××房产向何某2借款，并没有出现任何双方“约定购房”、共有产权、或是何某2借名王某2购买深云××房产的意思表示，王某1也没有在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任何证据中找到该结论的依据，仅为原审法院毫无依据的主观推断。因此何某2与王某2之间仅为购房借款的关系，不存在王某2还款才能拥有房屋产权的约定，事实上即使有此种约定，也因为前文所述的深云××房产作为政策性住房的人身属性而将归于无效，不受法律认可。其次，何某的卖房及转款给王某2的行为均发生在王某2购买深云××房产之后，既然何某2与王某2仅为普通借款关系，其与深云××房产的产权无涉，那么即使何某确实帮助王某2向何某2还购房款，不论深云××房产是否有政策性住房的人身专属属性，也不会因借贷关系转而取得深云××房产的产权；更何况如王某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所述，何某的转账记录仅能说明其确实进行了转账行为，但无论是转账凭证上由何某自行手写的“购房”二字，还是王某2向何某2还款时间的巧合都无法必然推论出其转款目的，事实上王某2本身也出售了自身在深圳市住房筹措资金，不能简单理解为深云××房产购买来源于是何某婚前出资。何某与王某2之间最多只是单纯的借贷关系，且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第三，一审判决中同时认定了何某单方签署的深云××房产“归何某个人所有”的草拟协议没有王某2签字，加之王某2在经一审判决认可的自书遗嘱中明确写明该房屋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直接说明了王某2并没有将深云××房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甚至何某个人财产的意思表示。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第三款“一方婚前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另一方有证据证明该房屋是在双方认可所购房屋为共同所有的前提下共同出资购买，仅是名义上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该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结合王某2购房早在2011年认识何某之前，可以推论出王某2根本没有认可深云××房产为二人共同所有，该房屋单从法律角度也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深云××房产的购房过程事实认定上错漏百出，不仅强加“何某2与王某2约定购房”的自始不存在的约定，更是将何某转款给王某2的行为错误转化认定为“可以视为何某用婚前个人财产部分出资用于购买涉案房产”，混淆了民间借贷和夫妻购房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并得出深云××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错误结论，严重侵犯了王某1的合法权益。即使何某确实对深云××房产形成了出资，根据前文提及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28条，这种关系也只能认定为债权而非物权，即何某无权对深云××房产确定物权上的权利，甚至无法要求政策性住房的过户。三、不动产权证书于婚后取得无法改变其个人财产的性质。一审判决中称深云××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于王某2婚后取得，“根据不动产无权以登记视为取得的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对不动产登记主义的错误理解。夫妻一方在婚前购房形成的个人财产，即使产权证颁发在婚后，也不能改变该房产的权利归属。如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深云××房产的购房协议签署和购房款交付均在2011年由王某2完成，而不动产权证书的制作与颁发时间受限于房屋开发商及登记机关等多个主体的法律行为，并非购房者所能控制，如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将婚后取得产权证的婚前购房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无疑将对婚姻登记行为造成不应有的困扰。同时，根据我们查询到的相关民事判决，对于婚后取得产权证的婚前购房，属于婚前个人购房行为的延续，仍应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而不能以办理产权证的时间来确定。更何况“根据不动产物权以登记视为取得的原则”，深云××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即便在婚后取得也是登记在王某2一人名下，更加说明该房屋仅属于王某2一人所有，与何某毫无关联。诚如一审判决所言，判断深云××房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是一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且“要认定房产的权属性质要从房产性质、支付款项、登记时间、权属约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因此，根据前述上诉理由，王某1认为：1.从房产质来看，深云××房产为政策性住房，具有人身属性，仅能归属于王某2；2.从支付款项来看，何某的主张和何某2代理人的口头发言均无法推论出何某2或何某对深云××房产形成出资根据《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此种转款行为即使形成债权关系也无法转化为物权上的主张；3.从登记时间来看，王某2在婚前甚至是认识何某之前就完成了深云××房产的协议签订与购买，无论何时取得房产证均不应改变对个人财产的性质认定；4.从权属约定来看，王某2和何某从未达成关于房屋权属归双方所有或何某一人所有的约定（一审判决也确认了这一点），根据《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这种情况下深云××房产无法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何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分割何某与王某2共有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产权证号为粤（20**）深圳市不动产权第××号，以下简称深云××房产，价值为6353496元）；2.依法分割何某与王某2共有债权319.53万元（债务人均为王某1）；3.依法分割王某2名下的社保养老金51616.58元、社保医疗6452.42元、年金77424.12元、公积金97902.69元；4.依法判令王某1向何某偿还借款55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1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2于2017年12月29日去世，王某2的父亲王喜魁于2017年7月19日去世，王某2的母亲何常凤于2012年9月24日去世。王某2的第一段婚姻是与何某2王政文结婚，生育王某1，王政文于1999年因病去世。王某2第二段婚姻是与何某2向永辉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1月5日协议离婚，双方未生育子女。王某2的第三段婚姻是与何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关于遗产情况：（一）关于何某请求分割何某与王某2共有的深云××房产，于2016年5月31日登记在王某2名下，该房为非市场商品房。经评估，该房产价值为6353496元。何某不认可该房为王某2所有，具体事实和理由为：该房产是何某与王某2建立恋爱关系以后，王某2让何某卖掉自己的房产，然后用房款再从何某2手中将涉案房产购回，主要的证据有：1.售楼协议书，表明何某售卖自己婚前个人房产的事实；2.二手楼交易资金监管协议，证明何某将自己房屋于2013年6月5日售卖，卖了143万元的事实；3.何某与王某2的草拟协议，这份协议有何某和见证人王某2（王某2的亲哥哥）的签名，虽然该份协议王某2没有签名，只能说明这份协议没有生效，但该协议能够证明一个事实：何某确实将自己的房子出售，然后购回深云××房产。该协议主要内容是：何某与王某2商量将何某婚前的位于罗湖区子卖掉，全款150万元用做购买回深云××房产的购房款，所购回的深云××房产是何某婚前房子，产权归何某个人所有，本协议签名生效，该协议签于2017年9月16日；4.2013年6月5日转款凭证，收款人为王某2，汇款人为何某，金额25万元，2013年6月5日转款10万元，用途“购房”；2013年6月21日转款37万元，收款人王某2，汇款人何某，这三笔转款从日期、金额正好与何某2的借条、还款记录相吻合，因此，印证了何某这些款项的用途是向何某2购回涉案房产。何某提交了何某2诉何某、王某1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2019）粤0303深罗法民初14458号］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借条，以证明何某2与王某2曾经就深云××房产进行过买卖，该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因为房屋的买卖所产生的。根据该案借条显示：何某2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王某2签订了《借条》。该借条约定：因王某2购买政策性住房（地址：深圳市）及房屋装修，王某2向何某借款141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2月18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该《借条》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18日。何某2向王某2出借了款项后，王某2于2013年6月6日还款35万元；6月19日还款16万元；6月21日还款37万元，上述还款共计88万元。该案的庭审笔录显示：何某2主张，当时自己想买深云××房产，王某2有购买房改房资格。因为是房改房，所以借款给王某2让她购买房子，当时双方协议房子如能过户，由何某2购房，借给王某2的钱抵房款；如果王某2想拥有房子，只需把借款还清。另外，庭审中何某还主张因为该房屋是何某2第一手直接出资购买，在何某与王某2协商涉案深云××房产回购时，何某2就将其物权转为债权关系。借条的时间是倒签的，大概于2013年6月份，回购房屋时将借条的时间倒签到2011年12月18日。倒签为了表示其债权的真实性。王某1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借条与协议的本身就否定了何某的主张，该协议写明王某2因购买涉案深云××房产所以向何某2借款141万元，该借款就是用于购买深云××房产，并不是将该房产卖给何某2。涉案房产登记在王某2名下，属于王某2的个人财产。王某2于2017年11月29日立一份遗嘱：“1.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不动产证号：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号）；2.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国用2003）第351市（黑房权证：爱字第**），在我死亡后将上述两处房产依法属于本人所有的房产份额留给我女儿王某1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其他人不得干涉。”因此，该房应由王某1一人继承。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要认定房产的权属性质要从房产性质、支付款项、登记时间、权属约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结合本案，因涉案房产属于房改房，王某2在当时有购房资格，因此自始至终该房从外观登记上只能登记在王某2名下，所以最初何某2与王某2约定购房符合常理，二人约定“如果王某2想拥有房子，只需把借款还清”。事实上，王某2于2013年6月6日还款35万元、6月19日还款16万元、6月21日还款37万元与何某售卖自己房产后转款给王某2的时间金额为：2013年6月5日转款25万元、6月5日转款10万元（用途“购房”）、6月21日转款37万元。无论从金额还是从时间上，跟王某2向何某2转款都高度吻合，可以视为何某用婚前个人财产部分出资用于购买涉案房产。但鉴于该房取得资格具有人身属性，且涉案房产于2016年5月31日也就是何某与王某2结婚后才正式登记在王某2名下，根据不动产物权以登记视为取得的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至于何某提交的何某与王某2的草拟协议约定涉案产权归何某个人所有，因协议条款列明协议签名后生效，该协议王某2并未签字，王某1又予以否认，对该协议不予认可。何某对王某2所立遗嘱不予认可，并申请笔迹鉴定，后因何某未缴纳相关费用，何某亦明确表示不进行鉴定，视为其对该遗嘱真实性的认可。但如前所述，因为涉案房产属于何某与王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故王某2有权对属于自己的产权份额进行处分，该遗嘱部分有效，何某拥有涉案房产50%的产权份额，属于王某2的50%产权份额由王某1继承。鉴于何某实际居住在该房内，依照方便生活、合理使用的原则，判决涉案房产归何某使用，取得产权后归何某所有。何某应向王某1支付相应的补偿款3176748元（6353496÷2）。（二）关于何某请求分割何某与王某2共有债权319.53万元（债务人均为王某1）。何某主张：王某1至今在加拿大留学，没有参加工作，没有收入来源，而何某从2012年至2017年期间共计转账给王某2和王某1有400多万元，何某的账户是由王某2管理的，何某只移交给王某2管理权，并没有移交所有权，而且转给王某1均是大额的转账。王某2与何某结婚后，王某2用何某账户累计转给王某1319.53万元。王某1主张：何某陈述的这些款项，其中182万元和加拿大币9500元是何某转给王某2的，王某2与何某之间经济往来关系与本案无关。而且何某主张所有的款项都是由王某2操作的，王某2与何某之间就该款项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也有可能是赠与关系，所以与本案无关。何某主张给王某1的汇款系借款关系，与本案继承纠纷分属两个完全不同法律关系，何某在继承法律关系中，主张借款，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本案为遗产继承纠纷。何某在婚前及婚后向王某1和王某2的转款，何某认为形成对王某1的债权，王某1认为该汇款无论是借款还是赠与都与本案的继承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直接进行法律性质的认定，王某1的主张有法律依据。何某的该项请求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三）关于何某请求依法分割王某2名下的社保养老金51616.58元、社保医疗6452.42元、年金77424.12元、公积金97902.69元。根据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出具的公函及当庭电话问询，王某2死亡后未领的社保养老金51616.58元、社保医疗6452.42元、年金77424.12元、公积金97902.69元已打入王某2的相关账户。双方对上述金额和遗产性质予以确认。对此，上述款项双方可按照各50%的比例进行分割。（四）关于依法判令王某1向何某偿还借款55万元。何某主张其于2013年7月11日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尾号1605转给王某1建设银行尾号2967，金额是55万元，该款系借款，王某1应当偿还。王某1主张何某该项主张系借款关系，与本案继承纠纷分属两个完全不同法律关系，何某在继承法律关系中主张借款，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何某以2013年自己婚前转款作为借款在本案中提起诉讼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登记在王某2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不动产证号：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号］归何某使用，取得产权后归何某所有；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何某应向王某1支付3176748元；三、王某2名下的社保养老金51616.58元，社保医疗6452.42元，年金77424.12元，公积金97902.69元由何某与王某1各继承50%；四、驳回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908元（何某预交）、保全费3498元、评估费29700元，双方各负担45553元，上述费用何某已预付，王某1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何某45553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何某二审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称王某2曾因其女儿即王某1在加拿大购房而向其请求帮忙购汇，具体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李某将该款项换成加币后汇给了王某1，但其称不清楚该30万元的款项来源。何某对此质证称，证人证言进一步佐证了我方在一审时提交的王某2与何某在加拿大看房的中介信息单的真实性。该信息单有王某2的亲笔书写各种标记和笔迹，进一步证明了何某与王某2大量的转帐给王某1是用于在加拿大购买房产的房款。此大量的房款并不是对王某1的赠与，而且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应当是明确的或者有书面的文件。对于何某即将退休的老教师而言，这些款项属于其毕生积蓄，从情理上说，不可能将大量款项全部赠与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女。王某1对此质证称，该证人证言仅仅反映了证人曾经帮助过王某2兑换加币给王某1，与何某没有关系，更与何某刚才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2.根据王某1一审时提交的王某2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购买深云××房产的《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和收款收据，深云××房产的购房价为693335.06元。王某2于2011年12月21日交清全部购房款。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深云××房产性质的认定和处理，以及何某向王某1支付款项的处理。对此具体认定如下。关于深云××房产。根据各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事实，该房产系王某2在其与何某登记结婚前根据其购房资格和购房政策获得。根据《历史遗留政策性住房买卖合同》和收款收据，王某2已于2011年12月21日交清了深云××房产的购房全款693335.06元。但由于该房产性质为限制产权住房，故王某2在交清该房产购房款后获得的是该房产的使用权，并非全部产权。而根据王某2向何某2出具的借条以及另案查明的事实，王某2的上述购房款全部来源于何某2的出借款项。何某2在另案中称其曾与王某2约定双方曾形成深云××房产的买卖合意、如能够过户则该款项作为何某2支付的购房款，仅系其单方陈述。王某2现已去世，无法对此进行核实；即使何某2的陈述属实，其与王某2的此种合意亦因王某2缺乏对该房产的完全处分权而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王某1的该点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并确认何某2与王某2之间系借款关系，与房产权属无涉。但不可否认的是，何某于2013年6月5日、6月21日向王某2支付的款项与王某2向何某2偿还的各笔款项之间在时间和数额上的高度一致，足以认定王某2向何某2偿还的借款来源于何某的出资。并且，何某向王某2的转款总额为72万元，已经全额覆盖了王某2购买深云××房产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可见何某对该房产的出资贡献较大。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何某与王某2自2013年建立恋爱关系、何某从2013年开始向王某1或者王某2账户支付大量款项的事实来看，何某向王某2支付的72万元系其为与王某2共同生活而支付，且王某2亦未通过书面形式将何某的该出资款简单限定为单纯的债的关系，原审基于双方之间的人身关系以及何某的出资贡献，将该房产认定为何某与王某2的共同财产，并根据双方当事人目前的生活和居住现状确定该房产由何某使用、何某根据王某2的遗嘱的有效部分向王某1支付相应补偿款，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何某向王某1支付的款项。何某在其与王某2婚后向王某1和王某2均支付了大量款项，对于何某向王某1的转款，与王某2不发生法律上的关联关系，故不属于本案继承纠纷的审理范围，何某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对于何某向王某2的转款，系其在婚内向王某2的财产处分，该款项是否由王某2支付给王某1、转款后果是否及于何某，亦不属于继承纠纷的审查范围，原审对此不予处理，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576元，由何某负担32362元，王某1负担322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雪梅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