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2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高县田心镇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3332975453L。法定代表人：易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亭，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剑文，江西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凰路**（临）西面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9BYU29U。法定代表人：滕冬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丰公司）因与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利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2019）赣0923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文丰公司只需返还152681.84元给东利源公司；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东利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既已认定文丰公司在履行2019年5月21日《棉花购销合同》（即0521合同）中的违约行为系东利源公司拒绝履行2019年5月13日《棉花购销合同》（即0513合同）项下付款义务导致，文丰公司在履行0521合同过程中并无过错，却未认定0521合同的棉花差价损失由东利源公司承担，系自相矛盾。2．尽管两份合同对文丰公司利息及仓储费用损失未约定具体数额，但该部分损失是真实存在的，文丰公司一审期间已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存在利息及仓储费用等损失。原审法院以无法确定可得利益为由驳回文丰公司该项诉请，与事实不符，应当依法改判。东利源公司辩称：1．东利源公司也认为一审判决错误，且已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原审判决已认定文丰公司履行0521合同存在违约，只是没有判决文丰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不判决文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本身就错误，更谈不上东利源公司要向文丰公司承担差价损失的问题。0513合同未成立，不存在东利源公司需向文丰公司赔偿损失问题。另外，文丰公司也未提供相关损失依据。因此，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东利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文丰公司对东利源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并支持东利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文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存在严重超期限的情况。第一，关于反诉部分：1．一审判决驳回东利源公司要求确认0521合同已解除的请求明显错误。2．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文丰公司未能返还货款，应参照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向东利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一审判决未支持东利源公司利息损失的诉请是错误。3.0521合同与0513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文丰公司不能以0513合同的履行行为行使对0521合同的抗辩权。文丰公司违约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即双倍返还定金。第二，关于本诉部分：1．东利源公司就0513合同从未向文丰公司有发过要约，也未对文丰公司要约作出承诺。0513合同显然缺乏合同成立所需的要约和承诺两个基本要素。2．文丰公司在0513合同订立过程中明知刘国良无代理权，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刘国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文丰公司在0513合同项下主要义务是交付棉花而非拍购棉花，文丰公司未履行交付义务，东利源公司更未收到货物，本案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来认定0513合同成立。4．文丰公司未能就损失构成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损失缺乏依据。文丰公司辩称：第一，本案中，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存在长期密切往来，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合同签订、履行模式及沟通过程，文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刘国良能代表东利源公司商谈并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刘国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东利源公司应受0513合同的约束。第二，案涉0521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基于东利源公司单方拒绝履行0513合同付款义务导致。正因东利源公司的不履行行为，文丰公司才不得不重新审视东利源公司的商业信誉，不得不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东利源公司无权向文丰公司主张双倍定金及利息损失。文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利源公司承担文丰公司损失505827.86元（含拍储价与文丰公司对外处理价格差价401824.02元，文丰公司额外支付的仓储费及利息46459.29元，文丰公司额外支付的出库费5180.58元，报酬差价52363.97元）；2．判令东利源公司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9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东利源公司垫付的453463.89元的资金使用费；3．诉讼费用由东利源公司承担。东利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东利源公司与文丰公司签订的0521合同；2．判令文丰公司立即返还货款658509.6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23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3．判令文丰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4．反诉受理费由文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从2018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在本纠纷之前已发生多笔业务，双方交易一直是按照先由东利源公司指示江西恒昌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员工刘国良，由刘国良联系棉花供应单位（即本案的文丰公司）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上拍购棉花，再通过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按棉花数量及价格（含手续费等）出售给东利源公司，由东利源公司支付货款，文丰公司将棉花直接交付恒昌公司，经恒昌公司生产棉纱后，再交付给东利源公司。2019年5月10日，文丰公司通过微信方式与刘国良就购买棉花事宜进行联系，文丰公司将批号为65287181131、65287181082、6560281172的棉花发至刘国良，请求刘国良确认。在刘国良的确认并授权下，文丰公司以15514.89元/吨的价格拍得中纺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棉公司）批号为65287181131、65287181082、6560281172的棉花（该棉花总重129.686吨，仓储公司为江苏银隆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总价款为2012064.03元）。对该批棉花，文丰公司在微信中表示15900元/吨的价格转给东利源公司，并于2019年5月13日下午14：52通过微信向刘国良发送《棉花购销合同》（即0513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单价为15800元/吨，该批棉花为130.66T,总价2064428元，交货地为江西省奉新县，运输费由文丰公司承担。文丰公司要求合同盖章并回传，但东利源公司及刘国良均未在合同上盖章。2019年5月17日，文丰公司再次向刘国良催促盖章，刘国良表示“下周一起想办法，宽限段时间”。2019年5月21日，文丰公司将批号为65287181141、65287181135在经刘国良确认后，拍得该二批棉花。同日文丰公司将《棉花购销合同》（即0521合同）微信发送至刘国良，合同约定“单价为15200元/吨，重量为86.947吨，总价为1321594.4元，交货地为江西省奉新县，运输费由文丰公司承担，合同签订生效后，每批棉花需付定金5万元，共10万元”，对此0521合同，东利源公司盖章并回传给了文丰公司。2019年5月21日，东利源公司依据0521合同支付给了文丰公司100万元，2019年5月22日，再次支付321594.4元。2019年5月25日，文丰公司将0521合同中的批号为65287181141的棉花（重43.624吨，单价为15200元/吨，共663084.8元）从仓库取出并发往了东利源公司指定的恒昌公司。对于另一批号为65287181135的棉花，因文丰公司认为东利源公司未履行0513合同的付款义务，将该批号棉花另售他处。对于上述文丰公司拍购的棉花，文丰公司陆续向中纺棉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含相关仓储费、利息费），其中2019年5月10日拍购支付了2047930.25元（2012064.03元货款＋35866.22元利息及仓储费），5月21日拍购支付了1278191.07元（1267598元货款＋10593.07元利息及仓储费）。对于0513合同，文丰公司多次催促盖章未果。2019年8月23日，文丰公司将批号为65602181172号棉花转卖给盐城市菲尼克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尼克斯公司），出库费1281.54元由文丰公司承担，共565213.3元。2019年9月9日，文丰公司再次将批号为65287181131（计554534.4元）、65287181082（计561945.6元）、65287181135（0521合同中的棉花，计560332.8元）号棉花转卖给苏州润鑫化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鑫公司），运费、出库费由润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之间以往的交易习惯及2019年5月21日文丰公司拍购棉花的行为，均由刘国良向文丰公司发出要约，在文丰公司完成相关拍购行为后，双方再补签《棉花购销合同》。考虑到东利源公司与奉新恒昌公司存在生产销售等利益关系，故该院依法确信对于2019年5月10日拍购棉花的行为，恒昌公司的员工刘国良对于东利源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在文丰公司受刘国良的要约请求，经刘国良确认后拍得棉花，完成要约人（即刘国良）的指定任务，并及时微信通知了要约人的情况下，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实际已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东利源公司作为被代理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东利源公司承担。因东利源公司拒绝履行0513合同的付款义务，导致文丰公司解除合同，并为避免扩大损失而将棉花转售给其他公司，由此产生的损失依法应由东利源公司承担。对于文丰公司的损失，该院认为2019年5月10日的拍购行为，文丰公司共支付给中纺棉公司2047930.25元，其转卖0513合同中的批号棉花共获货款为共计1681693.3元【批号为65602181172号（出库费1281.54元由文丰公司承担，共565213.3元），批号为65287181131号（出库费由润鑫公司承担，计554534.4元），65287181082号（出库费由润鑫公司承担，计561945.6元）】，文丰公司支付批号为65602181172号棉花的出库费为1281.54元，故文丰公司的损失为367518.49元（2047930.25元+1281.54元-1681693.3元=367518.49元）。对于文丰公司主张其损失计算方式为期货点与文丰公司对外价格差+额外的利息及仓储费+出库费+0513合同的报酬差价。该院认为，1.2019年5月10日拍购行为的损失，其货物差价仅限于批号为65287181131、65287181082、6560281172的棉花，不能涉及2019年5月21日拍购的批号为65287181141、65287181135的棉花处理差价；2.对于出库费，65287181131号及65287181082号棉花均由润鑫公司承担，该出库费不能视为文丰公司的损失；3.对于0513合同的报酬差价，因该合同中约定，运输费由文丰公司承担，但该费用并未实际发生，故无法确定文丰公司在0513合同中可获得的既得利益。故该院对文丰公司的该损失计算方式不予采纳。对于0521合同的履行，文丰公司在东利源公司支付了对应货款后，其拒绝履行交付65287181135号的棉花，并转卖他处，其行为构成违约，文丰公司依法应向东利源公司返还剩余的货款（计658509.6元，43.323T×15200元/T=658509.6元）。但文丰公司的违约行为系东利源公司拒绝履行0513合同付款义务的先期违约行为，而后导致文丰公司的后期违约行为，故该院认为文丰公司对于0521合同的履行并无过错，文丰公司无需承担其他违约责任。综上所述，经对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的债务相抵，文丰公司尚需支付给东利源公司的款项为290991.11元（658509.6元-367518.4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限文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290991.11元给东利源公司；二、驳回文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东利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316元，由文丰公司负担19352.28元，由东利源公司负担3963.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692.5元，由文丰公司负担4942元，由东利源公司负担750.5元。二审期间，文丰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交易明细表、付款凭证，证明：东利源公司与文丰公司包括本案两次交易在内，共完成了9次棉花交易，双方已形成固定的交易模式。（二）棉花购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在历次交易过程中都是刘国良与文丰公司胡文亭联系好再签订合同，刘国良能完全代表东利源公司，刘国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三）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文丰公司对外处理案涉货物是事实，亏损实际存在。对文丰公司提交的证据，东利源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中付款凭证无异议，对交易明细表中所列的收款日期和金额无异议，对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在双方交易中，合同均是在东利源公司确认后成立，不存在由刘国良确认成立的情况。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刘国良不是东利源公司员工，文丰公司在处理0513合同中存在重大过错，并非善意第三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对关联性有异议。东利源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文丰公司员工胡文亭与刘国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文丰公司罗会计与刘国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1.从胡文亭与刘国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的惯例是刘国良确认后再由刘国良找东利源公司盖章才能确定成交。0513合同文丰公司明知刘国良未得到东利源公司的确认，没有得到东利源公司授权，不构成表见代理。2.刘国良将自身名片发送给了文丰公司会计，文丰公司明知刘国良不是东利源公司员工。（二）棉花购销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双方自2018年11月起共发生了8笔交易（含本案0521合同），在这8笔交易中均是文丰公司拍下棉花后将合同传给刘国良，再由刘国良将合同交由东利源公司确认，东利源公司确认后合同才成立，东利源公司才付款。本案0513合同未经东利源公司盖章确认，合同未成立。刘国良是恒昌公司的员工，仅是双方中间联络人，文丰公司清楚刘国良的身份，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1.文丰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与东利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均反映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通过刘国良进行棉花交易，本院对双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间双方发生七次棉花交易的事实予以认定。2.文丰公司提交的证据（三），能够与文丰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相印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案外人恒昌公司系棉纱生产加工企业，东利源公司经营棉纱销售业务。东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腾冬林在2017年5月11日前系恒昌公司控股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10月开始，东利源公司与恒昌公司以东利源公司采购棉花交由恒昌公司生产加工、恒昌公司再将加工好的棉纱交由东利源公司销售的方式开展合作。东利源公司将合作内容中的棉花采购业务委托给恒昌公司员工刘国良完成。刘国良接受委托后即开始与文丰公司业务员胡文亭商谈棉花采购业务。在刘国良与胡文亭2018年10月初次合作中，胡文亭拍购的两批棉花向刘国良报价后，因未得到东利源公司确认而由胡文亭自行处置。自2018年11月起，刘国良与胡文亭的交易模式是，胡文亭先将其在棉花期货市场寻获的货源信息及到厂价格通报给刘国良，在刘国良确认后，文丰公司即拍购相应批次货物，并将加盖文丰公司印章的棉花购销合同通过微信发送至刘国良，刘国良将合同交由东利源公司盖印后亦通过微信回传给文丰公司。东利源公司在完成合同盖印手续后即向文丰公司支付货款，文丰公司收到货款后即将货物送至恒昌公司。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11日间，文丰公司与东利源公司按此模式签订了七份《棉花购销合同》，完成了七次棉花购销业务，该七份合同项下货款均已付清，货物亦已交付完毕。2019年5月10日10时42分许，文丰公司胡文亭将其寻获的三批次棉花货源信息及价格通过微信报送至刘国良，请求刘国良确认。刘国良回复“好”。在得到该答复后，文丰公司胡文亭即从中纺棉公司处以15155元/吨的价格购得该三批次棉花（批号分别为65287181131、65287181082和6560281172，总重129.686吨，总货款2012064.03元）。同年5月13日，文丰公司会计罗某将加盖文丰公司印章、合同号为WF20190513-1的《棉花购销合同》（即0513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刘国良，要求刘国良盖章后回传。该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5800元/吨。此后三日，刘国良未回传合同。同年5月17日，胡文亭再次要求刘国良将盖章后的合同回传，并告知近期棉花市场价格波动严重，下降幅度较大。刘国良回复胡文亭，其在2019年5月10日向胡文亭确认挂盘前未征得东利源公司同意，请求胡文亭宽限段时间。此后，刘国良一直未将东利源公司盖章确认的0513合同回传，也未要求文丰公司履行交付义务。2019年5月21日，胡文亭将批号为65287181135、65287181141两批次棉花的货源信息和价格通过微信发送给刘国良。在刘国良确认后文丰公司即以14692.7元/吨的价格从中纺棉公司拍得该两批次棉花，总重86.274吨，总价款1267598元。同日，胡文亭将加盖文丰公司印章、合同号为WF20190521-1的《棉花购销合同》（即0521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刘国良，刘国良收到后于同日将盖有东利源公司印章的合同回传。该合同确定该两批次棉花总重86.947吨（其中65287181135批次为43.323吨、65287181141批次为43.624吨）,单价为15200元/吨，总价为1321594.4元。该合同第四条约定“交货地为江西省奉新县，运输费由供方承担”；第五条约定“款到发货，合同签订生效后每批须付定金5万元，共10万。”东利源公司先后于2019年5月21日和22日分两次向文丰公司支付该合同项下全部货款1321594.4元。同年5月25日，文丰公司将该合同项下批号为65287181141的棉花（重43.624吨，货款663084.8元）发送至恒昌公司，另一批号为65287181135批次的棉花未向东利源公司交付。2019年5月28日，胡文亭再次要求刘国良解决0513合同项下滞留的货物问题。在未得到刘国良明确答复后，文丰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8月19日向刘国良发出《律师函》，要求东利源公司收到函件后三日内对0513合同项下三批次棉花以及0521合同项下65287181135批次棉花提出处理意见。2019年8月21日，东利源公司向文丰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告知文丰公司解除0521合同，要求文丰公司返还货款658509.6元，支付定金10万元并赔偿其他损失。文丰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签收该通知书。同日，文丰公司将0513合同项下批号为65602181172批次42.982吨棉花以1315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菲尼克斯公司，菲尼克斯公司向文丰公司支付货款565213.3元，文丰公司承担出库费1281.54元。2019年9月9日，文丰公司再次以12800元/吨的价格将0513合同项下批号为65287181131批次棉花（43.902吨，计554534.4元）和批号为65287181082批次棉花（43.776吨，计561945.6元），以及0521合同项下批号为65287181135批次棉花（43.323吨，计560332.8元）出售给润鑫公司。润鑫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11日支付货款1676812.8元。另查明：由于0513合同和0521合同项下货物延期提货，文丰公司另向中棉纺公司支付仓储费及利息46459.29元，其中0513合同项下货物仓储费及利息35866.22元，0521合同项下货物仓储费及利息10593.07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国良在商谈0513合同过程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是否成立；2.东利源公司应否赔偿文丰公司0513合同项下损失；3.0521合同应否解除，文丰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责任。对此，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刘国良在商谈0513合同过程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第一，在刘国良与文丰公司员工胡文亭商谈0513合同之前，刘国良代表东利源公司与文丰公司在七个月内已连续发生了七笔棉花购销业务，双方形成了固定的商业交易模式，即由文丰公司提供货源信息及价格，在刘国良确认后文丰公司拍得货物，再通过刘国良完成与东利源公司签约手续，将所购货物转售于东利源公司。在此交易模式中，刘国良是作为东利源公司唯一代表与文丰公司接洽并签订合同，涉及到东利源公司的所有事项均通过刘国良完成，虽然本案中刘国良无东利源公司的书面授权，但从东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腾冬林在2017年5月12日前控股恒昌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以及本案中双方形成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刘国良与东利源公司之间具备一定的信任基础，刘国良取得了东利源公司授予的代表东利源公司对外采购棉花的权利，即刘国良在与文丰公司洽谈本案棉花购销业务时代表的是东利源公司。东利源公司辩称，刘国良实际是恒昌公司的员工，故不具备东利源公司代理人身份。本院认为，受托人是指受委托人的委托从事民事活动的人，受托人身份的取得来源于委托人的授权，与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劳动合同关系或雇佣关系）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公司可授权其员工之外的人员从事相应事务。本案中刘国良作为恒昌公司员工的身份与其作为东利源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并无冲突。故东利源公司以刘国良系恒昌公司员工为由否认其对刘国良的授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文丰公司在拍购0513合同项下三批次棉花前已按照双方此前通常做法将货源信息和成交价格通报给了刘国良，刘国良亦予以了确认。虽然刘国良在之后的沟通过程中表示其在作出确认的意思表示时未征得东利源公司同意，但文丰公司在接受刘国良作出的确认意思表示时，基于双方此前的交易模式，在刘国良未就其授权作出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相信刘国良作出的意思表示是经过东利源公司认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有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即便东利源公司认为刘国良超越代理权限，刘国良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刘国良在0513合同洽谈过程中向文丰公司作出的有关确认棉花批次和价格的意思表示对东利源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第三，由于东利源公司拒绝对文丰公司起草的0513合同盖章确认，致使双方始终未能就该三批次货物签订书面的棉花购销合同。从双方此前形成的书面合同签订后东利源公司才付款、文丰公司发货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双方是将订立书面合同作为合同成立的依据。因此，案涉0513合同因东利源公司拒签而未成立。二、关于东利源公司应否赔偿文丰公司0513合同项下损失的问题第一，0513合同虽因东利源公司拒绝签约而未成立，但如前所述，刘国良在该合同洽谈过程中向文丰公司确认货物批次及到厂价格是代表东利源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对东利源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文丰公司正是基于刘国良作出的确认意思表示，才完成了包括从中纺棉公司拍购棉花在内的所有签约前的准备工作，并为此支付了相应对价。在文丰公司完成了所有签约准备工作的情况下，东利源公司以刘国良无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为由拒绝签约，显然有违诚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有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东利源公司在本案中对文丰公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第二，从东利源提交的证据看，从2019年4月底至5月初（即在0513合同前），东利源公司通过刘国良连续向文丰公司购买了三批次棉花，在2019年5月21日再次通过刘国良向文丰公司购进两批次棉花（即0521合同项下货物）。可见，东利源公司在0513合同前后有对棉花的购买需求。而从文丰公司与刘国良后续的沟通情况以及0513合同前后棉花的实际价格看，在文丰公司拍得0513合同项下三批次棉花后，棉花价格持续下跌。在东利源公司自购原材料的情况下，高价位买进原材料显然增加了东利源公司的生产成本。因此本案中不排除东利源公司为降低自身生产成本、规避商业风险而拒绝签约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东利源公司拒绝签约、转嫁商业风险的行为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为东利源公司作为销售棉花加工产品的企业，既然采取了自购棉花并委托恒昌公司加工的经营方式，那么对于棉花市场价格的涨跌，就是其在商事活动中本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刘国良也正是基于对棉花价格的合理预判才向文丰公司作出确认的意思表示，东利源公司因为棉花市场价格下跌即否认刘国良意思表示的有效性并拒绝签约，有违诚信。第三，关于文丰公司的损失问题。首先，文丰公司在与刘国良多次沟通未果后将0513合同项下货物转售给菲尼克斯公司和润鑫公司，是为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的正当止损行为。东利源公司虽抗辩文丰公司止损行为不当，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文丰公司为购买该合同项下三批次棉花向中纺棉支付货款2012064.03元、仓储费和利息35866.22元，另在转售过程中支付出库费1281.54元，以上共计2049211.79元；文丰公司转售该三批次棉花从菲尼克斯公司和润鑫公司获得价款1681693.3元（即65602181172批次565213.3元+65287181131批次554534.4元+65287181082批次561945.6元），文丰公司损失367518.49元。因此，一审法院计算文丰公司所受损失数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关于0521合同应否解除，文丰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第一，刘国良代表东利源公司与文丰公司协商一致签订0521合同，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文丰公司明确拒绝履行交付该合同项下批号为65287181135批次棉花的义务，东利源公司要求解除该合同中关于65287181135批次的内容并要求文丰公司返还该批次所对应货款658509.6元，应予支持。文丰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收到了东利源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故本院确认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第二，关于文丰公司应否按定金罚则承担违约责任问题。首先，虽然0521合同是因文丰公司拒绝交付该合同项下另一批次货物而解除，但本案中文丰公司拒绝履行交付义务主要是东利源公司在0513合同签约过程中的过错导致的，且是在文丰公司多次与东利源公司代理人刘国良沟通无果后实施的行为。其次，虽然0521合同中约定了每批次定金5万元，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并未按定金约定履行，东利源公司在支付货款时也未明确说明货款中包含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的规定，0521合同中关于定金的约定不生效。因此，东利源公司请求文丰公司支付双倍定金，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过错程度不符，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同理，文丰公司请求东利源公司支付该批次的差价损失和该合同项下货物的仓储费、利息，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文丰公司应否承担逾期返还利息的问题。如前所述，0521合同未履行部分的货款为658509.6元，文丰公司所受损失为367518.49元，相抵后文丰公司应返还剩余货款290991.11元。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文丰公司先后于2019年8月23日和9月9日分两次出售了0513合同项下全部货物，亦于9月11日收到了全部货款，因此文丰公司最迟在2019年9月11日即可确定其在0513合同项下所受损失并可通过东利源公司货款弥补该损失。那么文丰公司在所受损失确定且已得到弥补后，即应向东利源公司返还剩余货款。文丰公司延迟返还，应赔偿东利源公司自2019年9月12日起的利息损失。东利源公司请求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标准计收该部分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文丰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东利源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2019）赣0923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确认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5月21日签订的合同号为WF20190521-1的《棉花购销合同》中关于批号为65287181135批次货物的内容于2019年8月23日解除。三、变更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2019）赣0923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返还货款290991.11元，并自2019年9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诉请。五、驳回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3316元，由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9352.28元，由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963.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92.5元，由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183.8元，由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50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6.64元，由上诉人上高县文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353.64元，上诉人浙江东利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79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飞云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邓鑫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