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104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志宏，女，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华，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天水路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973722761。 法定代表人:王照忠，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茜，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志宏与被上诉人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博合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7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志宏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皖0102民初744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皖0102民初744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蒋志宏提交的翰博合肥公司201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分红告知书，翰博合肥公司应于2013年5月1日前按审计后的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额计算的分红额度向蒋志宏发放正式的《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其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蒋志宏自2013年5月1日起即应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因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法定事由，本案诉讼时效于2015年5月1日届满，蒋志宏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丧失胜诉权，综上，蒋志宏的诉讼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首先，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期间认定有误。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翰博合肥公司201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分红告知书，翰博合肥公司应于2013年5月1日前按审计后的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额计算的分红额度向上诉人发放正式的《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其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上诉人认为，2013年5月1日只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放正式的《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上诉人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并不是具体的应得分红的实际发放时间，也就是说2013年5月1日并不是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限，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分红的具体履行期限，故《分红确认书》不能作为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点。 上诉人没有拿到被上诉人发放的《分红确认书》，不可预知也不可能知道何时可以拿到实际的分红，因为上诉人一直就职于被上诉人公司直至2017年9月30日，只能等待。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被上诉人发放56000元的分红，并不是主张要求被上诉人发放《分红确认书》，故不能以发放《分红确认书》的时间点作为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点。从现有证据来看，56000元分红的具体履行期限在合同中并未实际明确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分红履行期限是不明确的，上诉人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实际履行56000元的分红，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其次，鉴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及不对等性，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则是员工。上诉人自2011年3月至2017年9月就职于被上诉人公司，公司没有发放《分红确认书》且未明确的分红发放的具体时间，作为员工也只能询问、忍耐及等待，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直至2017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才知道56000元的分红难以得到兑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上诉人认为，本案若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应当以此时间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第三，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依据上诉人提交的翰博合肥公司201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分红告知书，原审中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但并未申请鉴定，原审法院对告知书认定合法有效。告知书中载明：翰博合肥公司应于2013年5月1日前按审计后的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额计算的分红额度向上诉人发放正式的《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其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原审中上诉人向法庭申请要求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分红确认书》及相关文件，以便更好的认定案件事实，如果被上诉人不能提交，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并未得到原审法院的支持。 上诉人认为，《分红确认书》系本案的重要证据，其承载着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信息，如分红额度、给付方式、实际履行分红的期限等，原审法院没有合法的分配举证责任，应当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定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翰博合肥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一、从诉讼程序讲，本案并不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2012年度分红的请求应从2013年5月1日起算诉讼时效且该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正确。 首先，上诉人所依据的《分红预先告知书》只是一份过程性文件，其本身并不具有确定上诉人实际享有股权激励分红以及实际分红金额的法律效力。 从上诉人提交的《翰博高新材料（合肥）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分红预先告知书》（简称“《分红预先告知书》”）的文字记载来看，该文件只是“预告”了2012年度分红额度，并不具有最终法律效力。上诉人所获分红的兑现，应按照实际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进行，也就是说在翰博合肥公司没有实际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况下，该《分红预先告知书》预告的事项并不成立。而翰博合肥公司实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以在2013年5月1日向上诉人发出《分红确认书》为标志的，只有上诉人实际取得《分红确认书》，方可确定其享有分红权以及具体分红金额。 其次，本案并不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相反，《分红预先告知书》明确载明了正式文件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5月1日，即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是固定且明确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5月1日起算，且不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 翰博合肥公司认为，由于《分红预先告知书》并不具有确定分红权利及分红金额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是否在2013年5月1日取得《分红确认书》并且最终确认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是确定上诉人分红权利的关键。 按照《分红预先告知书》最后一段的记载，正式《分红确认书》出具的时间明确约定为2013年5月1日，不存在上诉人上诉状所称的“履行期限不明，有权随时要求履行”的情况。也就是说，先不考虑是否实际存在该股权激励事项，仅从诉讼程序上讲，上诉人在2013年5月1日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主张的56000元分红权利是否受到损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在2013年5月1日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分红）权利受到损害，并且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前两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不符合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法定条件。 再次，上诉人从2013年5月1日起从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翰博合肥公司主张过2012年度分红的权利，且不存在法定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本案诉讼时效于2015年5月1日届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 《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本案适用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且诉讼时效于2015年5月1日届满，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在2013年5月1日之后曾向翰博合肥公司主张过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其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另外，需要特别说的是，《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由此确定了诉讼时效法定的原则。上诉人上诉状中关于“2017年9月之前与翰博合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应计算诉讼时效”的主张，既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也不存在无法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请求权的特殊情况，该主张于法无据，应不予采纳。 二、《分红预先告知书》的真实性存疑，因为翰博合肥公司并未存有此份文件，且此份文件上的印章已无从核实。上诉人主张其享有2012年度的分红即应就该等权利的实际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 上诉人除了提交《分红预先告知书》之外，按该文件记载应存在的《股权激励协议书》、《分红确认书》上诉人都未能提供，但《分红预先告知书》并不具有确定2012年分红权和分红金额的法律效力。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和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 另外，根据翰博合肥公司原审提交的证据，在翰博合肥公司申请挂牌时，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对翰博合肥公司从设立至2015年3月期间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且详细的尽职调查并形成了公开披露的法律意见书。但根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翰博合肥公司不存在实际执行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也就是说，上诉人主张其享有2012年度分红权的事实并不存在。 综上所述，就本案事实，一方面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另一方面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应当享有股权激励分红和分红金额。因此，不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上诉人的主张都与事实不符且已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 蒋志宏原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翰博合肥公司给付蒋志宏2012年度的分红56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翰博合肥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蒋志宏自2011年3月就职于翰博合肥公司。2013年1月31日，翰博合肥公司向蒋志宏送达201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分红预先告知书，内容为：根据翰博合肥公司长期激励计划，蒋志宏具备获授公司岗位股的资格。2012年11月30日公司授予其56000份岗位股（总股本4000万股）。本人与公司签订了《股权激励协议书》，协议书编号：14号，根据《股权激励协议书》，蒋志宏享受2012年度翰博合肥公司的分红。经公司财务部初步决算，2012年度公司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每股净收益0.5元人民币（2000万元/4000万股）。蒋志宏的净收益为28000元（56000股×0.5元）。同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2012年度具备分红资格的每位激励对象，一次性给与所获分红数额一倍的奖励。即蒋志宏2012年度的分红额度为56000元。所获分红的兑现奖按照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进行。公司完成2012年度决算并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于2013年5月1日前按审计后的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额计算的分红额度向蒋志宏发放正式《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其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 2017年9月5日，蒋志宏与翰博合肥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中就经济补偿金、医疗补助费、劳动合同解除、工作移交等进行了约定，双方未就分红事宜达成协议。 2018年9月27日，蒋志宏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8)第0173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蒋志宏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该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793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股权激励协议书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遂依法裁定驳回蒋志宏的起诉，该裁定已经于2019年6月18日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蒋志宏提交的翰博合肥公司201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分红告知书，翰博合肥公司应于2013年5月1日前按审计后的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额计算的分红额度向蒋志宏发放正式的《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其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蒋志宏自2013年5月1日起即应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因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法定事由，本案诉讼时效于2015年5月1日届满，蒋志宏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丧失胜诉权，综上，蒋志宏的诉讼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蒋志宏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使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得到法律的认可，使之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相一致，以结束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社会和经济秩序长期处于不稳定、不和谐状态。结合本案，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分红预先告知书》明确：“所获分红的兑现奖按照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进行。公司完成2012年度决算并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于2013年5月1日前按审计后的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额计算的分红额度向蒋志宏发放正式《分红确认书》，用于确认其2012年度所获分红数额。”以上内容表明：1、该《分红预先告知书》系告知上诉人公司的分红计划；2、如最终确定分红会于2013年5月1日前向上诉人发放正式《分红确认书》。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如认为其应当得到该笔分红，且在2013年5月1日前又未得到公司正式发放的《分红确认书》，上诉人此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已经受到损害，符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的规定。因此，根据原《民法通则》的规定，其诉讼时效的期间为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1日。至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况存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该案亦不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另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施过该奖励计划。故原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诉请因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 综上，上诉人蒋志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上诉人蒋志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徐光红 书记员徐光红(兼)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