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12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秀英，女，1938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济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春娥，女，1970年3月14日生，汉族，住济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孔伟鹏，男，1988年8月21日生，汉族，住济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孔伟玲，女，1994年6月8日，汉族，住济源市。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学礼，济源市旭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敏，男，1973年1月18日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启兵，河南郎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罕，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上诉人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李建敏因与被上诉人陈小罕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源市人民法院（2020）豫9001民初5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在一审判决数额的基础上改判增加93305.55元，由陈小罕、李建敏共同承担；二、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小罕、李建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让孔令现承担60%责任明显过高，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认为孔令现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即使法院认为有过错，也不应当超过30%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作出60%责任的判决使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不能服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按照赔偿数额351016.5元乘以70%再减去法院已经判决的陈小罕、李建敏应赔偿的数额进行判决。陈小罕辩称：其与孔令现不牵涉，其不认识孔令现，也未找孔令现干活儿，其不应当增加赔偿数额。李建敏辩称：1、从一审查明情况看，孔令现作为具有常年伐树经验的成年人，在伐树时未将树木完全放倒，即进行打截，在此过程中受伤发生事故，应当由其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一审认定孔令现承担60%的责任明显偏低；2、李建敏并非雇主，首先本案中并未有证据证明孔令现受雇于李建敏，相反本案查明情况看，孔令现和李建敏均是为陈小罕伐树，劳动报酬相等，各自携带本人工具，法律地位平等，李建敏未从中额外获取报酬，因此应当认定李建敏、孔令现均受雇于陈小罕。所以李建敏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李建敏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豫9001民初5727号民事判决第二条，改判驳回一审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对李建敏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陈小罕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建敏、孔令现与陈小罕之间是雇佣关系，也就是说李建敏和孔令现均受雇于陈小罕。本案陈小罕购买了十几棵树，需要雇人伐树，在农村这样零星活都是雇人干的。李建敏和孔令现也是在农闲时干些伐树或其他的零活挣点辛苦钱，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经过可以看出，李建敏和孔令现均受雇于陈小罕，与陈小罕之间是明确的雇佣关系。2、李建敏和孔令现之间不是松散的合伙关系。合伙关系是比较固定的，较长时间合伙作某一件事。李建敏和孔令现虽然偶尔在一起受雇佣干活，是因为其二人对伐树有一点经验，但是二人干活并不固定，李建敏经常在一起伐树的有张石印、胡文富、卫东等人，与孔令现经常在一起伐树的有成立齐、谢保林等人。是否是合伙主要是看个人是否有合伙的意愿，如果是合伙，合伙各方对合伙事务有较为明确的约定，而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李建敏和孔令现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合伙的意思表示，不论是李建敏叫孔令现或其他人去干活，还是孔令现叫李建敏去干活，只是出于对方有伐树的经验，如果有活，自己一个人又干不了的情况下，才叫上其他人也去赚点辛苦钱罢了。如果本案李建敏和孔令现之间是合伙关系，那么，现实生活中恐怕就没有雇佣关系了，与孔令现一起伐过树的成立齐、谢保林等人难道也得承担责任吗。3、李建敏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孔令现不慎被伐倒的树打到死亡后，在李建敏、陈小罕、孔令现三方的大队干部协调下，李建敏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心，将40000元钱通过微信转交给周胜利（村干部），然后周胜利将钱转给了孔令现的家属，对孔令现家人作出一定补偿。孔令现家人将李建敏起诉至法院，现要求程春娥、孙伟鹏、孔伟玲退还李建敏40000元现金。综上所述，李建敏认为，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李建敏的合法权益。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辩称，李建敏与陈小罕中间是什么关系其不清楚，但孔令现是李建敏找去伐树的，李建敏应当向法庭举证证明其与陈小罕之间的关系，陈小罕认可李建敏是承揽伐树的，李建敏应当举证证明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由于李建敏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陈小罕的关系，法院判决让其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但是赔偿的数额太低，李建敏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上诉，由于孔令现家庭困难，且在伐树中没有过错，二审应当根据事实，作出公正判决。陈小罕辩称：李建敏承包了树木，李建敏称陈小罕什么都不用管了，找人也是李建敏找的，陈小罕没有管过。树木陈小罕还没有买走，当天陈小罕和李建敏到事故现场看了看，价格600元说好后，承包给李建敏，第二天李建敏自己去伐树了，陈小罕到现场后，孔令现已经死亡。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小罕、李建敏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300516.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小罕、李建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7月3日，陈小罕经康某介绍到王屋镇封门村李合处买树。后陈小罕电话联系李建敏到李合家废弃的猪圈里看活，确定需要砍伐的树木及价格。协商完毕后李建敏电话联系孔令现约定第二天伐树。2020年7月4日早，李建敏和孔令现如约到场地内伐树，各干各的活儿。干活过程中，孔令现不慎被伐倒的树木打到，当场死亡。证人康某称陈小罕买树是其介绍的，陈小罕不想自己伐树就联系李建敏伐树。当时二人在李合家猪圈的平房上商量，开始说800元，后来怎么说的其不在意。事故发生时其在现场，当时树已经伐倒了，但是树梢架在光缆上，孔令现站在树和窗户之间打截树干时，靠近根部的那段打到孔令现的头部致其撞到墙上死亡。一审另查明，1.该院从济源市公安局邵州分局王屋社区警务队调取的视频资料显示，伐倒的树木靠近猪圈内的平房，前端斜架在光缆上，与地面成一定角度，打截的树段尚未截断。2.孔令现系农村居民，出生于1967年1月28日，其被扶养人系母亲朱秀英，出生于1938年12月3日，朱秀英育有三子。3.孔令现、李建敏均系伐树工人，日常一起干活，各自找到活会叫上对方一起干，谁找的活儿谁经手支付工钱。4.事故发生后，陈小罕赔偿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45000元，李建敏赔偿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陈小罕、李建敏对孔令现由李建敏叫去伐树无异议，但对陈小罕、李建敏与孔令现之间的法律关系各执一词。陈小罕认为其将伐树以600元的价格承包给李建敏，李建敏将树木伐倒并截成树段后其再拉走，与李建敏之间是承揽关系，孔令现是李建敏找的工人，与其无关；李建敏认为其与孔令现都是陈小罕找的工人，给陈小罕干活，与陈小罕之间系雇佣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陈小罕与李建敏均称二人协商时由证人康某在场，经一审法院询问康某，其称二人协商时其在场属实，但不在意二人协商的内容，不知道是如何具体协商的。除二人陈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二人主张，故一审法院对陈小罕、李建敏所述的承揽关系、雇佣关系均不予确认。孔令现、李建敏均系伐树工人。孔令现生前多次与李建敏合作伐树，各自找到活会叫上对方一起干，谁找的活儿谁经手支付工钱，干活时互相帮助、配合。李建敏未从中额外获利，也未对合作人员进行管理安排，双方地位平等，自由结合。而这种合作务工模式在农村普遍存在。结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敏、孔令现之间系一种松散的合伙关系。李建敏、孔令现作为合伙人基于共同利益执行合伙事务，尤其是伐树本身带有一定危险性，更应在工作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提醒，而本案事故发生时，李建敏并未尽到上述义务，应当对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孔令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对自身安全的首要保障义务，但根据现场视频资料，孔令现正在打截树段的树木并未完全倒地，而是树梢架在电缆上，树干与地面成一定角度，且树干距离平房很近，操作不慎极易发生事故。孔令现生前从事多年伐树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其应当结合树木生长的位置，伐倒的状况及客观环境采取合适的方式工作，预料到在树木倾斜情况下打截树段可能发生的危险，从而更加更小心谨慎，但其未尽到上述安全注意义务，亦未主动采取相应措施保障自身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对个人损失承担主要责任。陈小罕系买树人，亦系受益人，其本人也从事伐树工作，明知伐树不能一人完成，也实际接受了孔令现提供的劳务，其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尽到安全提示义务，现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上述义务，应当对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承担60%的赔偿责任，陈小罕、李建敏各自承担2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孔令现系农村居民，出生于1967年1月28日，按照201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5163.75元/年计算20年共计303275元；2.丧葬费27998.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朱秀英出生于1938年12月3日，共育子三人，按照2019年农村居民人居生活消费支出11545.99元/年计算19243元；4.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为5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相关因素，一审法院酌定为12000元。上述损失共计351016.5元（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中陈小罕、李建敏分别赔偿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76203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扣除二人已经赔偿部分，陈小罕仍需赔偿原告31203元，李建敏仍需赔偿原告3620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判决：一、陈小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31203元；二、李建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36203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8元，减半收取计2904元，由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负担2261元，陈小罕负担290元、李建敏负担353元。二审期间李建敏提供证据为：1、2020年11月11日王屋镇封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李建敏、孔令现均受雇于陈小罕，均是为陈小罕伐树。2、2020年11月11日康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康某介绍把李合家猪圈内的杨树卖给陈小罕，陈小罕找李建敏、孔令现进行伐树。李建敏、孔令现受雇于陈小罕。事故现场在封门村，事故发生后，村委会干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协调，对康某介绍卖树，陈小罕买树以及李建敏、孔令现现场伐树进行了了解，所出具的证据是真实客观有效的。并且经过封门村村委的调解，出于人道主义李建敏、陈小罕支付了孔令现家人一定的补偿款，当时三方最终结论，该事情了结，互不纠缠。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质证称，对证据1和证据2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证据1中没有出证人签字，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形式要件，法人单位未参与伐树这一过程，对伐树的经过不知情，也未参与双方调查，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不真实，村委会尽管参与了协调，是因为人死在封门村，派出所也参与了调查，先让李建敏、陈小罕支付了丧葬费用后，先把人埋葬后再让他们处理，如果李建敏没有责任，他也不可能支付4万元；证据2中证人未到庭进行质证，对其出具的证言不认可。陈小罕质证称，同意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的质证意见，李建敏提供的证据不真实。本院认证认为：李建敏提供的证据1，由王屋镇封门村村委会出具，虽然当事人均认可封门村委会人员参与了调解，但对于当时参与调解的村委会具体人员、参与调解的过程、参与人员对案件的了解程度，对整个案件的知悉度等信息在证据1中均不显示，且该证据没有经办人签字；证据2中的证人未能到庭接受法庭质证，故证据1和证据2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当事人举证、质证及陈述，可以认定李建敏与孔令现二人在此事故之前经常合作伐树，并且是谁找的活通过谁支付工钱，该现象在农村也很常见，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建敏与孔令现之间为松散的合伙关系，基于李建敏未能尽到伐树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提醒的协助义务判定李建敏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孔令现，其作为多年伐树经验的人员，在伐树过程中自身更应该小心谨慎，在孔令现自身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情形下，一审酌定其承担60%赔偿责任，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李建敏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7.72元，朱秀英、程春娥、孔伟鹏、孔伟玲、负担2132.64元，李建敏负担705.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秋坪审判员邓燕审判员谢高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段      晨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