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02民初4458号 原告：兰瑞海，男，197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原告：李小平，女，197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攀枝花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琼，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邓爱昌，男，197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存良，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茹，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李中友，男，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攀枝花市**。 原告兰瑞海与被告邓爱昌、李中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兰瑞海及李小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琼，被告邓爱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存良、沈小茹，被告李中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邓爱昌、李中友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邓爱昌、李中友按2012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连带支付自2014年11月起直至借款本金偿还之日止的利息；3、请求判令被告邓爱昌、李中友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是朋友关系。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2年10月15日，二被告称因生意周转及家庭生活开支需要，向二原告借款。二原告与被告邓爱昌系多年的朋友，通过被告邓爱昌的介绍认识了被告李中友。由于二原告与被告邓爱昌是多年的朋友，双方之间亦有其他的经济往来，考虑到被告邓爱昌的缘故，遂同意出借。于是，二原告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借款共计2000000元与被告邓爱昌的账户中，完成了出借义务。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被告自2012年11月起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3%支付了利息。二原告要求二被告出具借条，被告邓爱昌叫原告放心，不会赖账的，而被告李中友表示已经将借条出具给了被告邓爱昌，想到被告一直支付利息，原告亦没有深究，所以，二被告出具借条的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到了2014年11月起，二被告未再支付利息，原告多次催收无果，双方产生了纠纷，甚至发生了争执。到了2015年，在二原告的多次催收下，二被告于2015年3月9日，向二原告出具了借条，但二被告仍然拒不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原告多次催收无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愿判如所述。 被告邓爱昌辩称：一、原告所称的不是事实：首先，被告邓爱昌是代理人不是借款人。因为二原告与被告邓爱昌是多年的好朋友，二原告明知被告邓爱昌长期将款项借给被告李中友并收取一定的利息，也想把钱出借，但，被告李中友表示不认识二原告，不同意接受二原告的借款。但是二原告多次向被告邓爱昌表示愿意自担风险后，被告邓爱昌以作为桥梁的方式作为被告李中友的代理人，于2012年10月15日开始接受原告的出借资金，并约定月息1%。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邓爱昌将原告出借的本金和被告李中友支付的利息及偿还的本金如数全额的转给了二原告，且被告邓爱昌没有收取任何好处费。二原告要求被告李中友出具借条，被告李中友表示已经将该借条出具给被告邓爱昌了，被告邓爱昌为了平息矛盾，从被告李中友给被告邓爱昌出具的众多借条中抽出一张借款金额相同的借条交给原告，可以证明被告李中友是唯一的实际借款人。之后，被告李中友与二原告熟悉后，被告李中友直接向二原告还本付息504000元。所以，被告邓爱昌虽然构成名义上的借款人，但基于被告邓爱昌没有收取任何利益，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借名借款主体的认定指出：“如果名义借款人向出借人披露了实际使用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借名义借款人的名义，名义借款人并不实际参与借款关系的履行活动，也不享受借款活动的利益的，应认定实际使用人为实际借款人，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责任。”。因此，被告邓爱昌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不应该对涉案的借款2000000元承担责任。二、被告邓爱昌多次向原告转款共计1581500元，被告李中友向原告转款504000元，二被告共计转款2085500元。这其中包括二原告出借被告李中友的借款本金1700000元及利息，故，原告的债权本息已获得全部清偿。三、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二原告从来没有要求被告邓爱昌履行还款义务，所以，无论二原告的债权是否获得全额清偿，二原告对于被告邓爱昌的权利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二原告基于债权对被告李中友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也是原告的举证义务，如果不能，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驳回二原告对被告邓爱昌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中友辩称：我不认识原告，我确实收到了被告邓爱昌转给我的2000000元，大概是2012年年底或者是2013年初，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后来，二原告找到我要求偿还涉案的2000000元，我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偿还了二原告504000元借款本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二原告系本案适格主体；2、二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二被告是本案适格主体；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1份、工商银行转账流水1份（均为原件），分别是：2012年11月24日转账700000元；2012年10月15日转账300000元；2013年2月6日，转账1000000元，拟证明原告兰瑞海通过自己的账户向被告邓爱昌的账户转账3次合计2000000元，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事实；4、邓爱昌账户信息2份（复印件），拟证明邓爱昌的银行账号，原告将借款转入了邓爱昌的两个银行账户内，原告完成了出借义务,被告邓爱昌收到了借款。5、2015年3月9日，借条一份（附邓爱昌说明）（原件），拟证明被告邓爱昌收到原告出借的2000000元借款后，将2000000元转给了被告李中友，被告李中友向被告邓爱昌出具借条一份，并自愿承担月息1%的利息，因未归还借款，原被告达成续借的借款合意。邓爱昌在李中友出具的借条上注明了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借款系原告转给邓爱昌。拟证明二被告共同借款的事实。6、邓爱昌与兰瑞友的电话录音（兰瑞友系原告兰瑞海的二哥）（Ｕ盘一个、录音整理材料一份），拟证明：邓爱昌确认向原告借款的本金为2000000元，双方有月息3分的利息约定。7、工商银行炳草岗支行的转款流水，拟证明被告邓爱昌与原告之间从2011年11月起至2014年10月止的期间存在长期的大量的转款事实，金额达到900多万元，但这些转款行为与本案无关联。被告邓爱昌质证认为：对第一、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转账凭证无异议，对转账2000000元也无异议，但被告邓爱昌对2000000元的收取仅为通道，该款项的实际收款人是被告李中友，此外该款项没有约定利息，实际支付的利息是月利息1%，且该款项在收到本案诉状后，经过二被告对账确认已经全部还清。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借条实质上与本案无关。故，借条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但在本案中没有关联性。对通话录音的三性不予认可，案外人兰瑞友在该通话中也认可款项实际的借款人是李中友，起诉被告邓爱昌的目的是为了查清事实，因此该证据没有证据效力。对第7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邓爱昌之间具有大量的经济往来的事实。被告李中友质证认为，我同意被告邓爱昌的质证意见，我对证据没有意见。被告邓爱昌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2012年10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水单一张（原件），证明被告邓爱昌在收到原告转款的第三天，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22××××9400转给原告本金300000元，因为没有找到实际使用人；2、2013年2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流水单一张（原件），证明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22××××4118转给原告第一期三个月的利息51000元，具体计算方式为，以17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给付的；3、2013年5月1日，同样是上述账户转给原告第二期三个月的利息51000元，具体计算方式同上；4、2013年5月21日，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28××××3811向原告方转款600000元，偿还借款本金；5、2013年7月20日，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22××××4118向原告转款79500元，性质不明，被告本人也不清楚是本金还是利息；6、2013年11月26日，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40××××6229（换为芯片卡升级的卡号是：6214××××1518）向原告转款800000元，上述款项均是由被告李中友转付被告邓爱昌后，由被告邓爱昌如数支付给原告；7、2013年12月9日，由被告李中友以中国建设银行卡号：6227××××9185直接转给原告504000元。该证据我们做补充说明，原件是由被告李中友持有，从2013年11月26日之后，被告邓爱昌已经没有参与原告方与被告李中友之间出借资金的转付，并不知道被告李中友向原告的直接还款的情况；第二组证据：1、2012年11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700000元转款凭证（原件）；2、2013年2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3700000元转款凭证（原件）。第二组证据证明被告邓爱昌在收到原告的转款后，于当天及第二天就全额转给了被告李中友的事实，在第二笔370000元中，包括被告邓爱昌自己出借给被告李中友的270000元。原告质证认为：对第一笔2012年10月17日，转款3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此款系被告邓爱昌与原告的其他资金往来；第二笔2013年2月25日和第三笔2013年5月1日，分别转款51000元，系被告邓爱昌支付的利息；第四笔2013年5月21日，转款6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此款系被告邓爱昌与原告的其他资金往来；第五笔2013年7月20日，转款79500元，系被告邓爱昌支付的利息；第六笔2013年11月26日，转款8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此款系被告邓爱昌与原告的其他资金往来；第七笔2013年12月9日，被告李中友支付的504000元，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转账金额系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的200000元的利息，同时也证明了二被告系共同借款人，因为二被告都同时向原告转款。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证明了二被告系共同借款人，共同使用了该笔资金，至于资金怎么使用是二被告的事情。被告李中友质证认为：对被告邓爱昌的证据予以认可，没有异议。被告李中友提供了一份证据：中国建设银行2013年12月9日流水凭证，拟证明在2013年12月9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卡号：6227××××9185直接转给原告504000元的事实。原告质证意见同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形成了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邓爱昌提供的证据仅有转账凭证，该转账凭证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由于被告邓爱昌对其与原告之间有长期大量的资金往来的事实不持异议，既然双方之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其要证明该转款系偿还本案的借款本金，应当具有与本案的关联性，但，该转款凭证上未进行备注，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同时，被告邓爱昌提出其已经将被告李中友转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额转付给二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被告邓爱昌的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被告李中友提供的证据，亦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兰瑞海分别转款为：1、2012年10月15日，原告兰瑞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0019）转款至被告邓爱昌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9400）中300000元；2、原告兰瑞海于2012年11月24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4340××××1055）转款至被告邓爱昌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4340××××6239）中7000000元；3、2013年2月6日，原告兰瑞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0019）转款至被告邓爱昌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9400）中1000000元。以上合计转款2000000元。履行了出借义务。2013年3月9日，被告李中友给被告邓爱昌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今向邓爱昌借到人民币现金2000000元（贰佰万元整），用于生意资金周转，定于——年——月——日前归还。月息每月按1%计算。若债务人无法按时归还，由债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滞纳金每天按千分之五收取。借款人：李中友”。同时，在该借条的下部书写领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邓爱昌现金人民币2000000元（贰佰万元整）。领款人：李中友。”。2015年3月9日，被告李中友在该借条的右上部书写说明，载明：“此款是2013年3月9日借给李中友的，于2015年3月9日开始续借。”，同时，被告邓爱昌在该借条背面书写“说明”，该说明载明：“此款（贰佰万元整）由兰瑞海、李小平陆续转至邓爱昌户再借于李中友。”。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对该借条是2015年3月9日交付于二原告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另外，被告邓爱昌转款如下：1、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9400）转款300000元至原告李小平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2450）中；2、2013年5月1日，同样是上述账户转给原告李小平账户中51000元；3、2013年5月21日，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28××××3811）向原告李小平转款600000元；4、2013年7月20日，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4118）向原告转款79500元；5、2013年11月26日，被告邓爱昌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4340××××6229（换为芯片卡升级的卡号是：6214××××1518）向原告李小平转款800000元；被告李中友于2013年12月9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7××××9185）转款504000元原告李小平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2450）中；二原告与被告邓爱昌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事实及二被告支付了利息的事实，均不辞异议。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二原告多次催收后，二被告未还款，双方为此发生纠纷，二原告遂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出借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均不辞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争议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被告邓爱昌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二原告将借款出借于被告邓爱昌，被告邓爱昌接受了涉案的借款本金，且，二被告均支付了利息，可以证明被告邓爱昌不仅是借款合同的相对方还参与了借款关系的履行活动。基于此，被告邓爱昌是本案的借款人，应当与被告李中友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关于二被告提出的本案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全部清偿的抗辩主张，本院评析如下：关于本金部分,被告邓爱昌提出其于2012年10月17日转款300000元、2013年5月2日转款600000元及2013年7月20日转款800000元；及被告李中友提出的其于2013年12月9日向原告转款504000元，均是偿还借款本金的抗辩主张，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邓爱昌与二原告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且其提供的转款凭证未进行标注，无法证明该转款系偿还本案的借款本金即不能证明该转款与本案具有的关联性。在本院重新给予了举证期限后，被告邓爱昌仍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被告邓爱昌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被告李中友的转款凭证未作标注，亦不能证明其提出是偿还的借款本金的抗辩主张。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故，被告李中友的该转款视为支付的利息。同时，涉案借款开始于2012年11月，二被告的转款均是在2012年及2013年，到2015年3月9日，二被告给二原告出具了涉案的《借条》，明确了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二被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经商活动，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认知能力高于一般人，如果已经偿还了借款本金，不应当在其后出具借条时不予以扣除，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亦不符合生活常识。基于此，本院对二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利息部分，原告提供了案外人兰瑞友与被告邓爱昌的通话记录，被告邓爱昌对该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通话记录证明了借款时至二被告出具借条时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月息3%，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邓爱昌支付的利息为181500元、被告李中友支付的利息为504000元，合计支付利息685500元。二原告自认二被告已经支付了从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11月止期间的利息，按照月息3%计算，该期间的利息应当为1323900元。但，二原告自认已经支付利息，二原告的自认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不损害他方利益，本院予以确认。但，关于二原告提出的请求判令被告邓爱昌、李中友按2012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自2014年11月起直至借款本金偿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理由如下：二被告已经支付了自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10月止期间的利息，二被告再次支付的利息起始时间应当为2014年12月，不应当按照2012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且，二被告于2015年3月9日向二原告出具了涉案的《借条》，借条明确约定了利息为月息1%,该约定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利息确定为：从2014年12月起至2015年2月止，按照年利率24%计付，为120000元（2000000元×24%×3个月），从2015年3月开始，按照双方约定月息1%计付。二原告的其余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邓爱昌提出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告邓爱昌的该抗辩主张，与法相悖，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邓爱昌、李中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连带偿还兰瑞海、李小平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支付利息120000元（从2014年12月起至2015年2月止）并支付从2015年3月起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的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计算）。 二、驳回兰瑞海、李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280元，减半收取11640元，由邓爱昌、李中友连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艳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董宸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