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民再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凤红，女，197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黑龙江省拜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宇，男，1980年3月5日出生，汉族，拜泉县信用社职工，住拜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占春，黑龙江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杰，男，1973年9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拜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力红，黑龙江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代凤红与被上诉人孙文杰合同纠纷一案，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黑0231民初133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黑0231民监1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2020）黑0231民再3号民事判决。代凤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代凤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宇、于占春，被上诉人孙文杰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力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凤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20）黑0231民再3号民事判决，驳回再审，恢复一审法院（2018）黑0231民初1338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文杰承担。庭审中补充上诉请求，依法判令孙文杰腾出拜泉县静宇生猪养殖基地37,885.70平方米场地，交付代凤红该面积场地上所有建筑物、定着物。事实与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17日孙文杰分三次支付的27.5万元是购买场地转让款错误。再审庭审笔录第6页显示，孙文杰提供的证据一，证人证言两份，欲证明的事实是在2018年分两次偿还给李靖宇总计12.5万元，并没有说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17日孙文杰三次通过朋友向代凤红、李靖宇支付购买场地转让款27.5万元。代凤红质证时已经说明，所汇款项是孙文杰与李靖宇之间民间借贷的还款。法庭就事实部分向孙文杰询问时，孙文杰也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因此，判决书认定孙文杰提供的证据一的证明内容有误。（二）再审判决认为孙文杰投入农业合作社近1000万元错误。在原审和再审中，孙文杰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投入农业合作社近1000万元，再审不能以孙文杰在庭审笔录中的自认预估。（三）再审判决认定代凤红与孙文杰签订的《协议书》无效错误，理由不成立。1.再审认为该《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的理由不成立。没有证据证实该《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在2018年6月12日代凤红起诉中，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并签收调解书，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再审。2.再审判决认为《协议书》中孙文杰将投入的农业合作社无偿给付代凤红，严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理由不成立。孙文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协议书》损害了哪些债权人的利益，原审法院也没有明确损害哪些债权人的利益。孙文杰与刘立军曾签订《买卖协议》将案涉场地出售给刘立军，因该《买卖协议》签订在代凤红与孙文杰签订的《协议书》之后，孙文杰已无权将案涉土地或地上建筑物出售给刘立军，属于对刘立军的欺诈，如果其与刘立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则损害了代凤红的利益，而且案涉场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买卖。3.没有证据证明代凤红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与孙文杰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它内容，《协议书》应认定为有效。孙文杰辩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2015年4月22日，孙文杰与代凤红签订的《在建企业转让合同》真实合法，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合同无法履行而需要解除的情形。该合同签订后，孙文杰便实际接收了场地，陆续投资建设了烘干塔、检斤房、潮粮仓、干粮仓等，铺设了水泥地面。截止目前孙文杰仍然是占有使用该场地，因此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双方均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不存在根本违约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也不符合解除的情形。在《在建企业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代凤红有协助孙文杰办理审批等相关手续的义务，现所有的审批手续至今未协助办理，代凤红也存在违约的情形。（二）2017年6月1日代凤红与孙文杰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并非双方之间就合同解除达成的真实协议，而是表面为解除协议，实际是高利贷借款抵押关系，且协议内容明显不公平，孙文杰投入巨额转让款400万元后，固定资产等投入1300余万元，解除合同之时，双方未清算，只约定是无偿转让所有的资产，这明显不合常理，意图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高利贷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如若该协议生效，会让孙文杰失去所有偿债能力，直接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协议书》直接规定以物抵债，违反关于禁止流抵的法律规定。孙文杰与代凤红之间不存在解除协议关系，目前只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代凤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孙文杰腾出拜泉县静宇生猪养殖基地37,885.70平方米场地，交付代凤红该37,885.70平方米场地上所有建筑物、定着物。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15年4月22日，代凤红与孙文杰签订了《在建企业转让合同》一份，代凤红将位于拜泉县××同乐村八组南侧正在建设中的静宇生猪养殖基地出售给孙文杰。该基地占地面积37,885.70平方米，现建成东西28米、南北14米二层楼，其它没有建设投入，房产证、土地证尚在申办中。合同书面约定转让费320万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口头约定转让费实际是400万元。合同签订后，孙文杰即对转让标的物实际接收，并在该场地上新建了烘干塔、检斤房、潮粮仓、干粮仓、铺设水泥地面等附属设施，将“静宇生猪养殖基地”更名为“繁荣现代农机合作社”，但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该合作社的建设中因为投资需要资金，2017年6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之前，孙文杰又多次在代凤红、李靖宇处借款。孙文杰在接手场地后陆续向代凤红支付转让费，2017年6月1日，因孙文杰尚未付清代凤红转让费，双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于受让方未能在约定时限内将转让费付给转让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为此，双方达成协议自愿解除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原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等条款全部废止，受让方将合同原件以及相关的所有手续全部归还转让方，受让方在使用原合同的土地时，对此场地所有投入（包括烘干塔、水泥地面以及地面上所有建筑物）在解除合同之日起无偿给予转让方，不向转让方索要任何投入资金，自此，双方之间就场地转让一事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在双方签订《协议书》时，代凤红承认收到孙文杰已付场地转让款140万元，同时双方还有其它债权债务关系，孙文杰承认尚欠代凤红的转让款，具体数额需对账，同时对在代凤红处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另查，拜泉县静宇养殖基地建设在拜泉县××同乐村，场地是承租该村8组南侧一块荒草地，租赁期限14年（2013年6月15日—2027年12月30日），只有土地审批手续，养殖基地的其他手续均未办理。转让合同中约定虽由代凤红协助孙文杰办理房屋产权证等手续，但在《协议书》签订之前由于无法办理其它审批手续的原因，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2017年6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后，2017年7月15日，本案孙文杰与刘立军签订《买卖协议》一份，将本案案涉场地出售给刘立军，出售价格为900万元，土地面积为56,643.7平方米（其中包括本案《协议书》中的土地37,885.70平方米），约定2017年8月15日办理交接手续。2017年8月8日，刘立军向该院起诉，要求孙文杰按照约定履行合同，2017年8月21日该院依据刘立军申请对案涉场地进行诉讼保全，同日，刘立军、孙文杰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孙文杰于2017年9月1日前向刘立军交付双方买卖协议中约定的房产、场地、车辆、烘干塔、机器设备、办公设施等附属固定资产”。该民事调解书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代凤红于2018年3月12日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停止执行，2018年5月24日该院作出（2018）黑023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拜泉县静宇生猪养殖基地37,885.70平方米的场地及地上两层楼房的执行。2018年6月12日代凤红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孙文杰腾出静宇生猪养殖基地37,885.70平方米的场地，交付代凤红静宇生猪养殖基地37,885.70平方米的场地上所有建筑物、定着物。该案在审理过程中，2018年8月15日该院作出（2018）黑0231民初1338号民事调解书。至此，本案案涉场地在2017年8月21日（2017）黑0231民初1354号案件中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归属刘立军所有后，2018年10月31日（2018）黑0231民初1338号案件中又经该院调解达成协议，该场地归属代凤红所有，两份调解书导致同一地块的占有及使用权归属发生争议，为此，该院启动再审程序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代凤红与孙文杰签订《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后，因孙文杰未依约履行合同全部义务，为此双方签订《协议书》解除《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因在履行该《协议书》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故引发本案的诉讼。庭审中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并结合对双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认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是对双方签订《协议书》效力的认定。首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关于权利义务的确定，要求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在原审及再审时，孙文杰均表示该《协议书》内容及约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本意是想继续履行《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在一定时间内付清所欠转让款，场地继续由其占有使用，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履行《协议书》的内容；其次，就本案查明事实看，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孙文杰已经向转让方代凤红支付部分转让费（代凤红认可140万元），并已经对其所购买场地进行了大量资金投入，将猪场建设成为了农业合作社，在此情形下，双方在《协议书》中只约定了解除《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对其已付的转让费、猪场建设为农业合作社的投入费用均未做约定，而是将已经投入近1000万元的农业合作社直接无偿给付了代凤红，该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结合本案查明事实，综合以上两点，代凤红与孙文杰在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违背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协议。孙文杰在双方签订《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后对诉争场地的实际接收使用，即对该场地系有权占有，至此代凤红对该场地的占有权及使用权已转移至孙文杰处，代凤红对孙文杰享有的是依据双方签订《在建企业转让合同》下欠的转让费产生的合同之债，因此，代凤红无权向有权占有该场地的孙文杰主张占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可就孙文杰下欠的购买场地转让款向其主张债权。故对依据该《协议书》主张物权保护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关于孙文杰尚欠代凤红的转让款未付这一事实，该院对代凤红可就孙文杰欠其转让款主张权利进行了释明，但代凤红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坚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故本案对此不予调整，代凤红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原审调解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拜泉县人民法院（2018）黑0231民初1338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代凤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审原告代凤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孙文杰提交了三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案涉场地图片26张，拟证明孙文杰在购买代凤红的场地后，对场地上进行了烘干塔、潮粮仓、输送机等投入，投资金额1300万余元。代凤红对该组图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图片上的一栋办公楼是代凤红所建，不是孙文杰的投入，不能证明其他建筑物价值1300万余元。本院认证认为该组图片能够证实孙文杰在购买案涉场地后，进行了烘干塔、潮粮仓、输送机等资产投入，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但该组图片不能直接证明投入资产的价值为1300万余元，故对此部分证明目的不予采纳。2.东厂固定资产明细两页，拟证明孙文杰投资明细合计是1300万余元。代凤红对该组证实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提出异议，认为系孙文杰自己打印。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标准，不予采信。3.户名为郑杨的银行流水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郑杨替孙文杰向代凤红的账户中转款10万元。代凤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代凤红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不再重述。本院认为，本案在一审法院受理之前，孙文杰与他人已就争议场所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原审未查清事实，再次就争议场所的归属作出处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故一审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正确。孙文杰在明知其与拜泉龙盛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存在较大额度债务且自认在案涉争议场所投入1000余万资金的情况下，仅以其未能在约定时限内将转让费付给代凤红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为由，而与代凤红签订《协议书》解除了双方此前签订的《在建企业转让合同》，并约定将其投入部分无偿给予代凤红，且在《协议书》中对已付的转让款未进行任何约定，明显有违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协议书》并非孙文杰真实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依法认定《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妥。关于代凤红认为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中，认定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17日孙文杰分三次支付的27.5万元是购买场地转让款错误，无证据证实孙文杰投入案涉场所1000万元的主张，因代凤红对孙文杰已支付其一部分转让款及孙文杰进行了烘干塔、潮粮仓、输送机等投入的事实予以认可，故上述主张并不影响一审法院的认定结论。代凤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孙文杰腾出案涉场地并交付该场地上所有建筑物、定着物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在对《协议书》的效力未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为物权保护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本院对此予以变更，但该变更不影响一审法院再审判决结果。综上所述，代凤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代凤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娜审判员 赵广平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