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05行初82号 原告潘沛春，男，194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代理人曾伟雄，男，195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被告北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北海市海城区和平路东二巷**。 法定代表人蔡锦军，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家堂，北海市海城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丽萍，广西桂三力（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沛春诉被告北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海市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及另同类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沛春诉称，1953年4月6日北海市政府作出本案的土地房产所有临时证，记载潘沛英、潘沛春、潘沛钦在集体土地权属上享有其的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2009年8月15日在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城区政府）征地拆迁《重庆路民房调查登记表》确认潘沛英、潘沛春、潘沛钦权属建筑面积203.70m2（潘沛英60.00m2、潘沛春83.70m2、潘沛钦60.00m2）。因贵州路、重庆路项目建设的需要，2009年9月2日被告北海市政府作出《收回国有土地公告》北政布[2009]40号文。原告潘沛春合法拥有一处原北海市海城区贵州路油行村48号房屋，房屋面积为83.70平方米，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9月，北海市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多次电话催告原告，声称原告的房屋是收回国有土地在政府征收范围之内，要求原告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原告一直未看到相关政府征收文件，故原告一直未与相关部门签订相关补偿协议，也未领取任何行政补偿款。在此背景下,2009年10月12日晚8时左右，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进行了违法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房屋被拆除时原告及家人并未在现场。身份不明的人强拆原告房屋，造成原告房屋、附属物、室内物品损失殆尽。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市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其发布《收回国有土地公告》北政布[2009]40号文，将案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案涉房屋土地征收主体是被告北海市政府，征收行为与其房屋被征收强拆有关联性。就房屋征收过程中的行政强制行为而言，存在直接证据指向行为主体的情形下，被告在没有发布征收土地的公告及安置补偿方案的情况下，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内容，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相应职权，从实体到程序皆属违法。根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之“刘以贵诉阜宁县人民政府、阜宁县国土资源局、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行政强制案”所涉（2018）最高法行再119号行政裁定书确定的裁判要旨表明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当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应当确定房屋征收主体为违法行政强制行为的实施主体。因此，原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依法赔偿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损害相关物品造成的损失、因拆迁应得的相关利益共计人民币663149元。原告潘沛春赔偿清单：1.被拆房屋灭失费用应当按照原告能够购置与其原居住状况相当的商品房计算：5950元/m2计83.70m2*5950元/m2为498015元；2.装修补偿：400元/m2计83.7m2*400元为33480元；3.附属物：水表1800元；电表1800元；固定电话350元；电视800元；热水器550元；砖棚灶台3**元；生活设施4200。共计9800元；4.搬迁过渡安置费：按10元/月/m2计83.70m2*10元/月/m2*132个月（2009年10月12日至2020年10月12日共计132个月。）为110484元；5.搬家补助费3000元；6.拆迁奖励按100元/m2计83.70m2*100元为8370元。以上各项总计人民币663149元。请求：1.确认被告北海市政府于2009年10月12日强制拆除原告潘沛春原北海市海城区贵州南路油行村48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北海市政府支付原告潘沛春涉案房屋赔偿金共计人民币66314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北海市政府辩称：一、原告提起本案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1.原告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自称房屋被强拆时间发生于2009年10月12日，距今已十余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原告在2020年10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应当被驳回。2.原告请求支付国家赔偿金，超过了法定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的规定，原告自认房屋在2009年10月12日被拆除，但其在2020年才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超过了法定时效。二、原告主张其合法拥有北海市海城区贵州路油行村48号83.70平方米房屋，但该处房屋并不存在，故原告要求确认强拆该房屋行为违法和请求就该房屋的拆除获取赔偿，不能成立。1.2009年，因重庆路项目建设需要，本府作出北政布[2009]40号《北海市人民政府收回国有土地公告》，将包括原告主张油行村49号房屋用地在内的国有土地收回，并依法进行补偿安置。根据1962年北海市政府核发的《北海市社员土地地房产证》，油行村49号土地权属人为原告已故父亲潘光成。2.国土部门确认的房屋权属及征地机关补偿房屋一直是坐落于油行村49号，且该房屋的补偿已由北海市海城区土地征收管理部门与潘沛春协商一致后由潘沛春签领，油行村49号房屋补偿工作已经完成，原告主张其合法拥有的油行村48号房屋并不实际存在，故原告要求确认对油行村48号房屋的强拆行为违法和请求对油行付48号房屋进行赔偿没有事实法律依据。3.原告就油行村49号房屋的安置补偿问题数年来一直在向政府部门、法院提出诉求，本府对就该处房屋的补偿安置曾作出过《北海市人民政府城关于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的通知》（北政函[2020]424号），原告就此不服已向法院提出诉讼，该案件正在诉讼中。现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赔偿项目与油行村49号房屋补偿安置的内容重合，属重复诉讼。三、涉案房屋是原告及潘沛钦等人接受补偿条件后自愿拆除，不存在强制拆除行为，本府未实施过强拆行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依据。北海市重庆路续建工程（油行村路段）项目业主系北海市市建设投资发展有公司，本府发出《收回国有土地公告》后，相关的安置补偿工作由海城区政府征地拆迁办公室人员与原告进行协商。据本府了解，由于油行村49号房屋权属人潘光成在房屋拆迁时已经去世，该房屋由潘光成子女共同继承，潘光成子女均未在该房屋内居住。由潘沛春作为该户代表与北海市海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工人员协商一致后确定安置补偿方案，并分别于2009年12月5日、12月18日、2010年1月12日按安置补偿方案领取了油行村49号的搬迁补偿款及搬迁奖励费用，原告等人与征地迁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同意施工队伍开始施工。本府在重庆路续建工程项目中没有实施任何拆除房屋的行为，故原告主张的拆除行为与本府没有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原告以本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主张其合法拥有油行村48号房屋不是事实；本府没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潘沛春提起本案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诉讼，主张2009年10月12日涉案房屋被拆除应推定为房屋征收主体被告市政府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被强制拆除，亦不能证明其所称“油行村48号”房屋为独立于原“油行村49号”房屋之外的存在。经查，本院已生效的（2015）北行初字第1号、（2019）桂05行初71号两案行政判决已查明原告与另案原告杨明武、潘沛钦同为原“油行村49号”三间房屋的继承人，潘沛春在该处房屋被拆除后已经签领了涉案房地产的征地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计12万余元，但因对回建地安置补偿有异议而未能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此后，海城区政府、北海市政府先后对潘沛春等人所提安置补偿未完善的申诉进行了答复和行政复议，潘沛春等人就上述答复、行政复议决定等也多次提起行政诉讼，直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桂行终266号行政判决，北海市政府执行该生效判决于2020年8月18日对原“油行村49号”房屋的安置补偿问题作出北政函[2020]424号《关于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的通知》后，原告及杨明武、潘沛钦又对该通知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案正在本院审理中。其间，原告与杨明武、潘沛钦三人于2019年5月15日分别向本院起诉北海市政府、海城区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本院受理后，三人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桂05行初30-32号三案行政裁定，分别裁定准许三人撤回起诉。虽然原告代理人主张是法院在（2015）北行初字第1号、（2019）桂05行初71号生效行政判决中认定了“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但经核查两案在案证据材料，除原告单方陈述之外，并无一份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被强制拆除。且原告在提起（2019）桂05行初31号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及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涉案房屋系被强制拆除。而海城区政府在上述案件的答辩意见中自始至终坚持涉案房屋所处的重庆路建设项目贵州路至云南路路段并不存在强制拆除行为。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之诉，缺乏事实根据。本案并不具备可推定房屋征收主体为实施行政强拆行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原告籍此推定而更换被告为房屋征收主体，再次起诉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对原告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 退而言之，即使原告坚持认为其涉案房屋于2009年10月12日被行政机关强制拆除，但该行为发生至今已十一年。自原告及其代理人在2015年3月26日庭审中陈述涉案房屋是被海城区政府强制拆除之时，就应当知道了行政行为的内容，但原告于2019年5月才向本院提起（2019）桂05行初31号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原告自愿撤回对该案的起诉本院已经裁定准许，现原告又于2020年10月9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原告起诉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事由。原告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份《行政裁定书》，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公报案例，且与本案情形并不相似，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依据。 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亦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潘沛春的起诉。 预收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退还原告潘沛春。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慧 审 判 员  侯应蓉 审 判 员  曾志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梁津源 书 记 员  许 彬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 第六十四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