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李蕊，女，198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丰台保安总公司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王顺东，男，1966年7月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亳州市人民政府职工，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华：北京市金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魏国民，男，1981年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申晓伟，男，197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李蕊因与被上诉人王顺东、原审第三人魏国民、申晓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0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顺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王顺东是涉案车辆的真实购买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王顺东与申晓伟之间不存在借名买车法律关系。本案中，按王顺东所说，其与申晓伟之间借名买车行为成立的条件应当有两个，一是双方之间存在书面的借名买车协议，二是借名人有实际出资购买车辆。从本案的实际情况及证据来看，王顺东提供的《协议书》与执行阶段提交的不一致，执行阶段提交的《协议书》上没有申晓伟的签名，李蕊有理由相信，本案提供的《协议书》是王顺东为了证明其与申晓伟存在借名买车行为，规避法院执行涉案车辆而伪造的证据。关于王顺东多次向申晓伟转账的行为，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往来，转账记录也不能证明王顺东转至申晓伟的款项是用来购买涉案车辆的，因此，王顺东与申晓伟双方之间不存在借名买车行为。第二，从王顺东的付款情况看，自2014年3月28日、4月11日王顺东从其配偶李云峰账户向申晓伟账户汇款15万元，至2015年12月15日王顺东向申晓伟账户汇款4万元止，王顺东一共向申晓伟给付了34万元，而涉案车辆的总价款是361733．54元，若王顺东与申晓伟真的存在借名买车行为，那么王顺东向申晓伟支付的款项应当不低于车辆的实际价值。然而，从王顺东汇款情况看，其明显低于购买车辆的价款，如果双方之间真的存在王顺东所说的借名买车行为，那么被借名人给借名人垫付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车辆，不符合常理。因此，王顺东支付给申晓伟的款项不是购车款。后补的《协议书》上手写添加6万元现金，明显是伪造的痕迹，同时与协议上的转账30万也不符。第三，从王顺东付款的目的来看，王顺东从其配偶李云峰账户第一次向申晓伟汇款的时间是2014年3月28日，最后一次汇款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5日，中间相隔了一年半之久，虽然涉案车辆购买的时间也在2015年12月，但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说明王顺东转给申晓伟的款项用来购买了涉案车辆，且上述行为不符合借名买车的习惯。本案在不知转款原因且王顺东从未提交当时购车的全部交易记录的情况下，无法判定长达一年半的转账记录是购车款还是其他的债务关系。第四，从涉案车辆的使用时间看，王顺东在原审庭审中所述，其一直以来都在安徽工作、生活，那么王顺东在安徽购买一辆当地车牌的车辆完全就能满足日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其没有理由也没必要购买一辆北京车牌的车辆，即使涉案车辆的保险一直由王顺东购买，也不能说明王顺东一直使用涉案车辆。即使如王顺东所述其女儿在用，那么保险更应该变更其女儿为被保险人方才符合常理。二、原审法院认定王顺东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该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涉案车辆的购买人是申晓伟，并由其占有、使用，而且，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也是申晓伟。因此，该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应当是申晓伟。鉴于上述事实，王顺东未与申晓伟就涉案车辆签署过借名买车协议，其汇至申晓伟名下的款项也不是用于购买涉案车辆，且在法院查封时，涉案车辆登记在申晓伟名下，执行时，涉案车辆仍然在申晓伟名下，王顺东的付款仅仅表明王顺东有债权意义上的请求权，而不能取得物权（即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因此李蕊申请执行申晓伟名下的财产于法有据。三、一审法院的行为变相鼓励借名买车的违法行为继续，未能及时向车辆登记管理机关发出司法建议函。王顺东采用借名的违法手段规避北京市的小汽车限购政策，明显妨碍该规章的实际执行效果。一审判决变相鼓励了规避规章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第三十一条“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标所有人使用。对于涉嫌发布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承租、出借或者借用指标等相关信息，由指标管理机构对相关行为人的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账户暂停三个月开展调查。对于经公安、司法机关及指标管理机构等调查确认有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承租、出借或者借用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行为的，由指标管理机构公布指标作废；已使用指标完成车辆登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撤销机动车登记，指标作废。同时三年内不予受理该申请人提出的指标申请。”王顺东辩称：1．王顺东为车辆的真实购买人，只是借用申晓伟的购车指标。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王顺东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王顺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立即停止对王顺东购买的车牌号为×××的奥迪牌小轿车的强制执行程序，并解除车辆的查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8日、4月11日，王顺东之妻李云峰从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申晓伟先后转账共150000元。2015年2月16日，又通过该账户向申晓伟转账汇款50000元。2015年11月15日、16日，李云峰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帐户向申晓伟分别转账各50000元。2015年12月15日，王顺东向申晓伟账户转账40000元。2015年12月3日，申晓伟向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涉案奥迪牌小轿车，厂牌型号奥迪牌/AUDIFV7201BACBG，发动机号码653442，车架号码LFV3A24G8F3121209，价税合计306605元。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显示纳税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纳税人为申晓伟。涉案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中，登记信息显示机动车所有人为申晓伟，车辆的登记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发证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涉案车辆于2015年12月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并自2015年起逐年续保至2019年，最近一次缴纳保费日期为2019年9月26日。以上保险的保险单显示：被保险人：王顺东，号牌号码：京Q－D61**，厂牌型号：奥迪FV7201BACBG，发动机号码653442，车架号码LFV3A24G8F3121209。另查，李蕊因与魏国民、申晓伟之间发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2395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令魏国民向李蕊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等，申晓伟对魏国民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义务。2019年5月13日，李蕊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8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06执60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申晓伟名下的车号为×××奥迪牌小轿车。王顺东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申请终止对涉案车辆的强制执行。2020年1月16日，一审法院做出（2020）京0106执异18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王顺东的异议请求。王顺东不服该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王顺东提交《协议书》一份，意在证明其与申晓伟就借用申晓伟名义购买涉案车辆并登记于申晓伟名下一事达成约定。经查，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王顺东，乙方：申晓伟。一、基本事实：1．乙方愿意甲方无偿借用自己的名义于2015年12月3日从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轿车1辆（型号：奥迪牌/AUDIFV7201BACBG）。2．购车款（306605元）及相关费用（购置税及车辆保险等55128．54元）共361733．54元均由甲方承担。二、车辆所有权归属：甲方于2015年12月3日以乙方名义购买的轿车1辆（型号：奥迪牌/AUDIFV7201BACBG）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三、甲、乙方权利与义务：1．该辆轿车虽名义归乙方所有，但实际上系全部由甲方出资购买（包含但不限于购车款、购置税、车辆保险费、办证费用、装饰费用等），并由甲方享有所有权，甲方对车辆享有全权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购车首付款和按揭款均由甲方支付，与乙方无关。王顺东和申晓伟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显示双方签字日期为2015年12月5日。李蕊不认可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指出王顺东所提交《协议书》与执行阶段王顺东所提交的不符。经查，王顺东于一审法院执行程序中所提交的《协议书》上无申晓伟签字。王顺东称，因其女儿在北京，申晓伟与其系朋友关系，故借用申晓伟的名义全款购买，协议系后签订的。因其本人在安徽工作、生活，买车时将购车款转账给申晓伟帮忙购买，因拟购买车辆品牌有变化，故先后分期汇款给申晓伟，车辆自购买后实际由其占有、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为王顺东是否是涉案车辆的真实购买人、王顺东是否对涉案车辆拥有所有权以及其权利是否可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如下：其一，王顺东是否是涉案车辆的真实购买人。从王顺东的付款情况来看，其配偶李云峰先后分三次向申晓伟转账，所支付的款项总额与涉案车辆的购买价格基本一致；从付款的目的来看，李云峰三个批次的付款时间虽长达一年半，但其最后一次支付十万元，与涉案车辆的购买时间基本一致，无论其在先付款原因为何，其最终整体款项用于购车的目的明显；从车辆的使用情况来看，王顺东提交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记录，显示与涉案车辆的购买、使用时间相符，亦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由王顺东购买后一直由其一方实际占有、使用。综上，王顺东关于其系涉案车辆的实际购买人、申晓伟仅系代为办理购车事宜的代理人的事实具有相应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其二，王顺东是否对涉案车辆取得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依照上述规定，所有权依法属于物权财产权，是否取得所有权、能否取得所有权以及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关系到财产权归属这一基本法律问题，依法应依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中，王顺东实际支付了购车款，并长期占有、使用涉案车辆，其行为符合物权法关于因购买而取得动产物权的法定要求，其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依法自涉案车辆向其交付时取得。其三，王顺东与申晓伟违反限购政策的行为应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从违法结果上看，本案王顺东借用申晓伟名义办理车辆牌照的违法行为，毫无疑问违反了该规章的规定，违背了北京地区的车辆限购政策、扰乱了有关机关对车辆登记制度的正常管理秩序，但因其所采用的系“借名”的违法手段，申晓伟出借牌照指标后亦无法再次申领牌照指标，故二人之行为客观上并未妨碍该规章对小客车数量调控、防止北京地区小客车数量过快增长目的的实现。从行为时间的先后顺序上看，王顺东通过申晓伟与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达成购买合意、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王顺东交付涉案车辆时，即已依法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其依法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在先，其使用申晓伟名义办理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牌照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在后，对其进行的处罚应依照法律规定另由相应机关依法处理，其所应承担的违反限购政策之责任不属于民事责任。综上，涉案车辆在另案的执行阶段为执行便利而直接基于该车辆登记信息推定车辆的所有权人，不影响涉案车辆在进入民事审判程序中对其物权权利予以确认和支持。对财产的物权取得与否的规定系民事基本制度，应由民事基本法律对之进行规定。物权法明确动产的物权变动以转移占有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王顺东与申晓伟在后的违法行为亦不足以否定王顺东在先购买涉案车辆、依交付取得涉案车辆物权等民事法律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王顺东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王顺东基于其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主张排除对涉案车辆的强制执行，而李蕊系基于借款关系的合同债权人，王顺东对涉案车辆的物权权利优先于李蕊的债权权利，李蕊依法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善意第三人，故王顺东关于停止对涉案车辆的强制执行程序、解除车辆的查封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诉讼费，本案系因王顺东违法行为所导致，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全部费用。在此应一并指出的是，对王顺东依法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的认定仅系基于对《物权法》财产所有权取得规定的依法认定，并非一审法院对王顺东与申晓伟基于主观过错的客观违法行为的认可。涉案车辆作为动产的权属取得与否的认定，要遵守和维护物权所有权中所涉民事主体关于财产取得的基本法律准则。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不得查封申晓伟名下的车号为×××奥迪牌小轿车车辆，将该车辆返还王顺东。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王顺东提交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案涉车辆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记录，显示与案涉车辆的购买、使用时间相符，且自2016年至2019年，被保险人均为王顺东，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购买后由王顺东实际占有、使用，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再结合王顺东向申晓伟的付款时间点及数额等情况，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综合认定王顺东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无不当。加之，如一审法院所述，李蕊系基于借款关系的合同债权人，李蕊依照法律规定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善意第三人”。综上，一审法院对于王顺东基于其对涉案车辆享有的所有权主张排除对涉案车辆的强制执行的请求，予以支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此外，确应指出，王顺东与申晓伟案涉的购车行为，违反了北京市相关车辆限购政策，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责任。如一审法院所述，对王顺东依法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的认定仅系依据《物权法》财产所有权取得制度的依法认定，并非法院对王顺东与申晓伟基于主观过错的客观违法行为的认可。综上所述，李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朔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