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福林，男，197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明，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源胜鼎龙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朝阳路**。法定代表人：袁福林。诉讼代表人：雷显龙。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佳伟，江苏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福林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源胜鼎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胜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7民初2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明，被上诉人源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佳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福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请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源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虽然认定袁福林系源胜公司总经理，协助董事长开展各项工作，但其并非公司最高决策者，实际上其需要遵守源胜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董事长及股东的领导和管理。其出卖劳动力和管理经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劳动报酬，故双方之间具有人身和经济上的依附性。结合源胜公司在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为袁福林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一审仅根据一张费用审批单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经济、组织和人身上的从属性，不构成劳动关系错误。一审不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不考虑公司的内部管理流程，仅因其享有部分签字的权利和法定代表人身份，就认定其与源胜公司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完全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源胜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从袁福林的工作内容来看，仅是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责所在，以及对外的签字权，也均是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一般劳动者存在显著区别，因此不能仅凭缴纳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保险费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袁福林与源胜公司自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源胜公司支付其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劳动报酬共计241.66万元；3.源胜公司支付其2017年2月至5月，及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41.66万元；4、源胜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8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9日，源胜公司作出《关于对袁福林先生的任命决定》：经公司管理层决定，上报董事会批准，任命袁福林先生为源胜公司总经理，协助董事长开展公司各项工作。自2017年8月，源胜公司为袁福林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9年6月。2020年5月14日，袁福林向南京市溧水区劳动人事争议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20年6月1日，该仲裁委作出宁溧劳人仲不字（2020）第10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袁福林不服，遂于2020年6月5日提起诉讼。一审中，袁福林提交的2017年3月8日《合同审批表》显示：合同责任人签字栏有经玥签名，相关部门责任人签字栏有经玥签名，财务部门责任人签字栏有陈欢欢签名，最后总经理审批意见栏有袁福林签名。袁福林提交的2017年11月10日付款单（代报销单）上有出纳印章，审核人签名，袁福林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反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以特定财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人身关系，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人身从属性。本案中，袁福林被任命为总经理，协助董事长开展公司各项工作，且袁福林提交的相关证据表明，源胜公司相关业务及费用支付须由袁福林签字，由此可见，袁福林与源胜公司之间并不具有经济、组织和人身上的从属性。据此，认定袁福林与源胜公司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袁福林向源胜公司主张劳动关系项下的相关权利，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袁福林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袁福林认为一审遗漏袁福林实际上仅是源胜公司分管生产的副总，并不管理人事、财务销售等事务，其也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事实。因袁福林上述异议事实涉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从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认定该事实，故本院对该事实不予确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袁福林提交以下证据：1.自认为自南京市溧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登记的源胜公司的劳动关系的登记表打印件，拟证明2019年6月30日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袁福林与源胜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兆祥的微信对话截图和录音，拟证明袁福林并不是公司最终决策人，决策人是王兆祥。3（原证据3、4合并）.合同费用付款审批表（复印件）、报销单（复印件），拟证明该审批表、报销单均无袁福林的签字，最后签字人员是源胜公司的财务吴冬凤。4.2019年12月28日股东会决议（复印件），拟证明公司股东会曾承诺袁福林年薪为100万元，共计32个月，也可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5.2018年11月16日袁福林和雷显龙的录音、2019年12月28日雷显龙和王兆祥的录音，拟证明公司的证照、公章等均不由袁福林控制，而是由王兆祥控制，雷显龙承诺给袁福林工资。6.2019年4月13日袁福林和雷显龙微信语音聊天内容，拟证明雷显龙是源胜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袁福林只是听雷显龙和王兆祥等人的工作安排。7.袁福林和城管队员打架的视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微信照片截图，拟证明袁福林在源胜公司工作时，其为了源胜公司的利益与城管打架，可反映出其与源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8.照片打印件（9张）、视频1份，拟证明袁福林在源胜公司实际工作内容是负责生产部分，是分管生产的副总。9.孙良军及朱润旺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原件）、工作计划明细（照片打印件），拟证明袁福林为源胜公司工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源胜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即使真实，也不能直接证明袁福林和源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不能看出是谁和谁聊天，且聊天内容也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证据3、4系复印件，且证据4仅有袁福林和刘志萍的签字，真实性更不能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录音仅是雷显龙前往公司与王兆祥、袁福林协商处理公章的事情，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袁福林的工资应当形成决议，由公司来决定。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内容存在断章取义，并不能完整反映实际情况，且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不是雷显龙，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7中视频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调解书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微信照片截图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调解意向书明确载明当事人为江苏法瑞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源胜公司无关。对证据8中的照片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视频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袁福林为源胜公司工作。对证据9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人具体身份无法确认，也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两证人与源胜公司公司没有关系。另查明，源胜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2日，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原股东为上海源胜实业有限公司和南京鼎龙建材有限公司。2017年5月17日，甲方王兆祥、雷显龙与乙方刘志萍、袁福林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王兆祥委托刘志萍代持源胜公司6%的股权，雷显龙委托袁福林代持源胜公司94%的股权，双方还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在协议中进行约定。2017年5月31日，上海源胜实业有限公司、南京鼎龙建材有限公司与袁福林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源胜公司51%、43%股权转让给袁福林，股权转让价分别为236万元、199万元。当日，源胜公司股东变更为袁福林（94%）、刘志萍（6%），同时该公司负责人由吕泉变更为袁福林。2017年6月23日，源胜公司增资至2000万元。2018年11月26日，雷显龙以源胜公司为被告，以袁福林、刘志萍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与公司有关纠纷的诉讼，经一、二审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苏01民终9645号生效判决：一、确认登记在袁福林名下的源胜公司94%股权为雷显龙所有；二、源胜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将雷显龙的股东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袁福林、刘志萍予以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判决生效后，源胜公司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20年5月31日，源胜公司的登记股东为变更为雷显龙（出资比例94%）、刘志萍（出资比例6%），法定代表人仍然为袁福林。再查明，雷显龙在通知执行董事袁福林、监事刘志萍召集主持临时股东会会议被拒绝后，于2020年1月20日自行召集主持股东会，以代表94%表决权决议通过源胜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2020年5月6日，雷显龙以源胜公司、袁福林、刘志萍为被告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之诉。2020年7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苏0117民初1617号民事判决，确认了2020年1月2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有效，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江苏法瑞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兆祥。源胜公司以王兆祥、袁福林、刘志萍为被告已向法院提起证照返还纠纷之讼，该案正在审理中。二审中，袁福林明确其按照100万/年标准主张相应权益，亦陈述王兆祥是其同学，刘志萍是其前妻，约1997年结婚，于2010-2012年离婚，双方现均未再婚，双方因孩子有一些来往。本院认为，本案并非仅为简单的劳动争议纠纷，而是基于王兆祥、雷显龙及刘志萍、袁福林之间因股权代持、股东显名、公司决议确认，及证照返还等纠纷发生的矛盾，其实质是各方为争夺源胜公司的控制权，对公司利益的重新分配的纠纷。因本案系袁福林基于其与源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起诉讼，本院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分析如下：首先，即使2017年6月29日，源胜公司任命袁福林先生为，协助董事长开展公司各项工作，也为袁福林缴纳自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因2017年5月31日，源胜公司的原股东上海源胜实业有限公司、南京鼎龙建材有限公司变更为袁福林（94%）、刘志萍（6%），同时该公司负责人由吕泉变更为袁福林。考虑到当时袁福林可能控制公司印章，故在此情形下其完全可以自行盖章发文任命其为总经理，也可以安排源胜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在无任何证据证明袁福林获取过工资的情形下，其以总经理的身份及缴纳过社会保险费的事实，主张其与源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足。其次，袁福林据以主张按照100万元／年标准主张相应权益的证据系二审提交的于2019年12月28日仅由袁福林、刘志萍签字的股东会决议的复印件。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考虑到关于股东显名纠纷的一审判决已经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同时结合袁福林与刘志萍特殊关系，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力更无从谈起。故袁福林仅凭该股东会决议作为其主张权益的证据基础，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者，即使袁福林于二审提交了诸多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但其提交的绝大部分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使其提交的自认为源自南京市溧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登记表打印件真实，也不能证明源胜公司与其在2019年6月30日前双方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他比如其提交的袁福林和城管队员打架的视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微信照片截图，从调解协议书可以看出袁福林是为江苏法瑞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打架，与源胜公司无关，更不能证明其与源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其认为其为源胜公司工作的9张照片，该照片并不能反映出袁福林系为源胜公司工作。关于几份谈话截图或录音，仅是只言片语，且对方身份存疑，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当时各方是基于什么身份、基于什么事由在商谈。关于两份书面证人证言，基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一般较低，且在一审中袁福林已经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书面证人证言亦不予采信。最后，即使从现有证据不能得出袁福林替雷显龙代持股份的真实目的，及袁福林替雷显龙代持股份会获得何种益处。同时考虑到显名股东及隐名股东各方之间发生的多次诉讼及利益纷争，及袁福林与刘志萍特殊关系，本案绝非一般普通的劳动争议纠纷，而是一起错综复杂的利益争夺案件之一，故应综合考虑整体事实作出认定。一审仅凭袁福林签字的简单等事实，就得出简单的结论，显然不妥，但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关于袁福林在开庭当日，申请数位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在开庭前三日已经向双方当事人送到了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明确了开庭时间、、地点并明确告知当事人可依法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但直至开庭当日袁福林并未提交证据，也未提交证人出庭的书面申请，仅是在开庭前几分钟提交了数份书面证据及证人出庭申请，且经询问对方当事人也不同意证人出庭作证。因袁福林申请证人出庭未按照上述规定，故本院不予准许其证人出庭的申请。综上所述，袁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福林负担，本院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蔡晓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传涛书记员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