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9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男，196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娜，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焰，北京市问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女，194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云，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才，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某因与上诉人程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6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分割被继承人付某1的遗产，即北京市海淀区163号房屋（以下简称163室）、北京市东城区301号房屋（以下简称301室），以及被继承人银行存款、公积金及其他财产。2.鉴于301室已经被程某过户至他人名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163室归付某个人所有，在程某处的28万存款中的7万元归付某所有。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涉及的163室、301室以及在程某处的存款、公积金等均系被继承人付某1的遗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分割。对于163室，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根据程某所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付某1确系做出过将房屋归程某的意思表示”，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一审中李某1、肖某1出庭作证，两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模糊不清，且均系主观臆断，无法认定就是被继承人付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证人之一的李某1，曾作为程某名下301室名义上的安置人口，出现在《就地安置合同书》上，其与程某有显而易见的利害关系，根据《继承法》第17条的规定，李某1作为遗嘱见证人，没有法律效力。付某认为，通过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被继承人做出过要将163室归程某的意思表示。我国《继承法》对口头遗嘱的适用，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在本案中，不存在危急情况，就程某所主张的被继承人存在口头遗嘱应属无效。另，根据我国《继承法》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规定，第七条第（四）项：“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程某在一审中伪造被继承人“口头遗嘱”，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因此，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程某应不分或少分遗产。对于301室，一审法院认为程某年事已高，无子女、且收入较低，确系存在养老问题，对于付某1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且301室的来源确系其娘家房屋经危改后安置所得，加之其本人对于301室所占份额较高，法院确定了在分割遗产中对程某予以照顾的原则，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01室是被继承人与程某婚姻存续期间因拆迁、购买取得所有权，应属被继承人遗产。通过一审时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301室“系因购房人因人口众多，特批增加的一套住房”的一居室，该房产的购买人为程某，安置人口为程某及其之夫。根据2004年8月17日的《说明》可知，虽然程某在某胡同71号没有承租房屋，但因“人口重多”在程某为购房人的《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里体现的被安置人就是程某及其丈夫。在前述《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签订时，被继承人与程某是合法夫妻，程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房屋，依法应属于夫妻共同出资购买，房产所有权为夫妻共有；故该房产的相应份额应属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应由法定继承人依法分割继承。一审中，李某1作证，程某因此称被继承人付某1对301室的此种处理方式知悉并同意，认为301室与被继承人付某1无关，明显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人伦、情理。付某认为：301室《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里体现的被安置人就是程某及其丈夫这一事实，证明程某明显隐瞒了其与被继承人付某1的夫妻关系（将丈夫登记为案外人李某1），是欺瞒被继承人购买取得的该房屋所有权。上述事实证明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意掩盖、欺瞒被继承人夫妻共有财产、早有侵吞企图。最关键的是，在继承案件诉讼期间，程某即已经将涉案301室过户，将其据为己有，已经严重侵害了付某的合法权益，理应不分或少分遗产。对于程某处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存款28万元，一审判决剥夺付某的继承权，没有法律依据。程某依法履行《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扶助义务，不能作为剥夺付某继承权的合法理由。被继承人生前长期经营自己的生意，全部财产均由程某掌控。程某已经以夫妻共有的方式分获、且继承了被继承人的绝大部分资产，足够颐养天年。付某对程某没有赡养义务。程某年老也不应是剥夺付某遗产继承权的理由。二、一审法院认定程某“在付某1生病期间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继承人与程某是夫妻关系，程某对被继承人的扶助行为，是其作为配偶应尽的法定扶助义务。程某履行《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扶助义务，不能作为剥夺付某继承权的合法理由。被继承人与程某是再婚夫妻，其再婚时付某已经成年。即使考虑被继承人及程某的心理感受，在被继承人年老、身体患病等情况下，付某仍然坚持在看病、探望、照顾、经济等各方面尽到了子女的赡养职责。三、一审期间，付某依法书面申请法院对被继承人及程某的银行存款及公积金情况进行调查，付某的申请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调查，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违背事实，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针对付某的上诉请求，程某辩称，不同意付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第一、301室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付某1的遗产范围。301室是程某娘家的房屋，登记在程某名下。根据婚姻法规定，301室是程某的个人的财产。付某认为301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承担举证责任。房屋登记在程某一人名下，签订补偿协议时，找付某1的同事来顶替。付某1对于上述情况是知情和认可的。301室应该属于程某的母亲对程某个人的赠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是对双方的赠与，程某不认可。关于口头遗嘱，考虑付某1已经是74岁高龄老人，当时无法订立书面遗嘱，付某1感到生命危急打电话叫证人来见证对其个人的财产进行处分，属于口头遗嘱的形式。本案李某1与继承人程某没有利害关系，二人作为口头遗嘱的见证完全可以成立，应当认定遗嘱有效。上述两处房屋依法分割给程某所有。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夫妻共同存款28万元的分割。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163室归程某所有。事实和理由：一、被继承人付某1生前关于称163室所立的口头遗嘱有效。根据程某一审提交的证据，付某1常年患有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伴有急性下呼吸道感染，II型呼吸衰竭，肺源性心脏病、心肺功能不全等疾病。付某1因肺病加重于2015年12月17日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入院时病情十分危重，需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吸氧，在作出口头遗嘱的第二天即2015年12月26日病情恶化，一直处于“神识欠清、精神弱、双肺呼吸音低”，由于当时ICU病房已满，付某1于2015年12月30日进入ICU并与2016年1月11日病逝。对于一个常年患有严重肺部疾病需要带着呼吸机才能续命的74岁老人，在进入重症监护室、神识清醒前订立口头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口头遗嘱情形，在此后半个月时间里，付某1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直至去世，危急情况一直未解除，不具备再订立书面遗嘱或录音遗嘱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危急情况事实查明部分认定不清，付某1口头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应当确认口头遗嘱有效。二、301室是程某的个人财产，不属于付某1的遗产范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父母将自己的拆迁安置房屋登记在自己子女一方名下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该房屋应视为父母对自己子女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301室原系程某娘家拆迁安置的房屋，登记在程某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另外，从申某的《委托书》中只写了程某一个人、《就地安置合同书》安置人口写了程某之夫为外人李某1以及付某1弟弟、妹妹的证人证言等因素来看，显而易见，301室系程某母亲赠与给程某一个人，应当认定该房屋系程某的个人财产。原审判决认定争议房屋系程某母亲赠与给程某和付某1，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从301室的历史来源看，301室系依据《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建内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对程某母亲申某所居住的71号房屋进行危旧房改造所安置的其中一套房屋。2002年申某与次子程京甫及程某签署了《委托书》，约定将301室购房人变更为程某，并不要求程某出资购买，这应视为对程某个人赠与。根据《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建内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中对安置对象的规定，被安置对象应在危改区有常住户口且长期居住。程某与付某11989年结婚后已经搬离，根据相关政策，程某不符合安置条件。换位思考当时申某的真实意图，301室本属于程某的娘家财产，但94岁高龄的老人考虑到拆迁时程某已经53岁，且与付某1婚后无子女，为了保障女儿将来能有自己的房屋养老，遂将娘家的财产只赠给嫁出去的女儿。从301室《就地安置合同书》中约定的安置人口来看，某胡同71号房屋进行危旧房改造时，程某与被继承人付某1早已结婚。如果301室被认定是申某对程某及付某1夫妻二人的赠与，那《就地安置合同书》第二条中，301室的安置人口就理所当然的为程某及之夫付某1。而不会将安置人口写上一个与程家人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李某1。根据李某1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为了撇清与301室的关系，恰恰是付某1请求其朋友李某1以程某丈夫的身份写进《就地安置合同书》。这与申某将301室房屋只赠与程某一个人的真实意图相吻合，301室就是申某对程某的个人赠与，并且被继承人付某1知悉并认可。原审证据可以证实，付某1的弟弟、妹妹在出庭作证时，也均表示其去301室看望付某1时，付某1表示301房屋与自己无关，是租的程某亲戚家的房子。这与付某1请求在《就地安置合同书》中安置人口不写自己而写李某1的意图互相印证。综上，根据程某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301室是申某对程某个人的赠与，庭审中，程某提交各种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还原301室只赠与程某的事实，所有的证据均与付某1无关，301室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证据链之中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三、原审法院将付某未履行赡养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程某属适用法律错误，按照证据“证有不证无”的基本原则，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事情，不应该由程某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明原则，付某在一审中主张付某1在世时其履行了应尽的赡养义务，但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主张，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主张不被支持的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因此，付某不应分得付某1的遗产。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程某的合法权益。针对程某的上诉请求，付某辩称，301室的取得不存在赠与。301室的购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被继承人和程某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被继承人死亡后存在28万元存款，可见生活富裕，不存在无力支付房屋款项问题。程某拆迁安置房存在合法夫妻关系，所以才能得到相应面积的房屋。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付某对位于163室享有的份额；2.请求法院依法分割被继承人的存款及公积金等；3.请求分割301室。事实和理由：父亲在去世后留下两套房产等遗产，父亲在世时付某履行了应尽的赡养义务，故应依法享有合法的继承权。程某所述口头遗嘱不能成立，且其在诉讼中存在擅自转移遗产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付某的合法权益，故对其遗产程某应当少分或不分。程某在一审法院辩称，301室是属于程某的个人财产，不属于遗产范围。而对于163室被继承人留有口头遗嘱该房屋归程某所有，该遗嘱应认定为有效。被继承人在世时程某对其进了主要的扶养义务，而付某却未尽赡养义务，故对于遗产程某应当得到更多的份额。综上，不同意付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某是付某1与前妻所生独子，付某1于1989年与程某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6年1月11日付某1病逝，其父母付某2、严某在其去世前也均已去世。另，根据程某所提供的付某1住院统计表、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其在付某1病重期间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但就所述付某未履行赡养义务，程某则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163室（建筑面积43.3平方米）是付某1与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程某就所述付某1对该房产的分割曾留有口头遗嘱，向法庭提供李某1、肖某1的证言，庭审中两位证人亦出庭作证，主要内容为：2015年12月24日，程某打电话叫二人到医院急诊观察室见到付某1，付某1说，要是自己好不了、回不去了，房子就给程某。但就付某1做上述意思表示时的具体情况，程某则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301室（建筑面积69.66平方米）是程某娘家房屋，经危房改造工程后就地安置所得，并登记在程某名下，程某于2004年4月10日与开发商签订就地安置合同书。但程某就所述该房是其母对其个人的赠予，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另查，在上述安置合同书中写明应安置人口为2人，本人程某、之夫李某1。诉讼中，李某1到庭作证：2002年的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付某1把我叫到163室，说家中安置了一套房屋，但跟他没有关系，在相关文件上写上我的名字，我向付某1提供了户口本和无房证明。在作证过程中李某1也明确表示，其对程某所安置的房屋无权处理。2017年1月17日，程某与其侄子程某1签订赡养协议书，约定由程某1负责赡养程某。后程某将301室过户到程某1名下。另查，在程某处还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存款2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口头遗嘱，《继承法》明确规定了立该遗嘱的前提条件——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本案中，根据程某所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付某1确系做出过将房屋归程某的意思表示，但尚不能反映出其在作出上述意思表示时处于“危急情况”，故法院认定，该意思表示尚不能构成口头遗嘱。另，程某对301室属于其母对其的赠予，亦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故法院对其所述该房不属于遗产范围的答辩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法院认定163室、301室，及在程某处的存款均系付某1与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付某1去世后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处理，即遗产的二分之一份额归程某所有，另二分之一份额作为付某1的遗产，由付某与程某继承。考虑程某年事已高，在付某1生病期间对于付某1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且301室的来源确系其娘家房屋经危房改造后安置所得，故在遗产分割中应对程某予以照顾。另外，程某在诉讼期间，将诉争房屋过户至他人名下的行为显属不当。但考虑其年事已高、无子女、且收入较低，确系存在养老问题，加之其本人对于301室所占份额较高，法院也确定了在分割遗产中对程某予以照顾的原则。故法院认定301室归程某所有，因程某已将该房过户到他人名下，故本案中对该房不再作处理。对于163室，付某要求确认其对该房所享有的份额，法院对此不持异议；而从程某的角度而言，其本人年事已高且收入较低，应也无力负担高额的房屋折价款，故法院判决该房由付某与程某按份共有，其中付某占65%的份额、程某占35%的份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交大东路**院**楼一门**房屋，归付某与程某按份共有，其中付某占百分之六十五的份额，程某占百分之三十五的份额；二、在程某处的存款二十八万元归程某所有。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某提交：证据1.付某1的病历，证明付某1属于危急状态。证据2.付某1的死亡记录,证明付某1属于危急状态。证据3.付某1、李某1的荣誉证书，证明程某一审没有隐藏财产，程某娘家没有赠与给夫妻双方的意思，而是赠与给程某个人。证据4.证人证言,证明没有付某1的遗产份额,是程某娘家人赠与给程某个人的。证据5.存折，证明当时没有能力购买房屋，房屋的款项都是程某娘家人出资的。对此，付某的质证意见是：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1、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证据3，证明目的不认可，301房屋在本案诉讼期间过户到案外人名下，现在又说是案外人出资，不符合时间顺序。关于证据4，证人没有出庭，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证据5，存折是选择性的提交，没有提交付某1当时的存折。付某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是：程某所提供的病历材料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具体理由后述。荣誉证书、存折等无法直接证明存在房屋赠与的事实，证人未出庭作证，且与程某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经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第一、本案是否应适用遗嘱继承处理；第二、涉案301号房屋是否有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在内；第三、对全案财产分配比例等是否得当。第一、本案是否应该适用遗嘱继承处理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之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由于口头遗嘱无法客观记载，其可靠性很低，故法律对其设置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就本条而言，适用口头遗嘱的前提之一是，立遗嘱人必须存在危急情况。对于危急情况的理解，应该在两个层面考虑，一是立遗嘱人情况危急，不及时设立遗嘱将会导致其处分身后财产的意思落空。二是立遗嘱人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订立遗嘱，仅能采取口头设置的方式。如果立遗嘱人的客观情势，不符合该危急状态，那么其不能以口头方式订立遗嘱。本案中，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病历显示，被继承人付某1虽处于病重之中，但付某1神志清楚，且在“口头遗嘱”订立之后一两天内均属于该状态。客观上，付某1有相应的订立遗嘱的能力。同时，被继承人付某1有家属陪伴，且在家属帮助下通知其他见证人见证。这足以说明虽然付某1属于病重状态，但客观上确实可通过代书或者录音录像等方式订立遗嘱。因此，本院认为，立遗嘱人付某1不属于法律上的危急状态，其所订立的口头遗嘱不符合该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口头遗嘱未予采纳，在适用法律上并无错误。第二、涉案301号房屋是否有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在内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该301号房屋是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拆迁安置获得的，且是基于人口众多，特批增加的一套房屋。由于该房屋安置对象是程某，程某的户口在该房屋之内，房屋获得更多的是基于人的因素，性质上不宜认为是他人房产的完全转化，因此一审法院将该房屋定性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准确的。程某所称该房屋系赠与的观点不能成立。至于房款的支付问题，应在权属分配中予以综合考虑。同时，程某基于对该房屋性质的认识实施的处分行为，不能被理解为恶意转移、隐瞒遗产。第三、对全案财产分配比例等是否得当根据现有证据显示，程某作为付某1配偶，在家庭生活中对付某1承担很多的扶助义务。虽然夫妻之间的互相扶助义务具有法定性，但在财产分配中，考虑该种因素并给予夫妻一方更多的财产，符合社会伦理价值，且程某年事已高，确也存在养老问题。至于程某所述付某未尽赡养义务的意见，因诉讼中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综合考虑认为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比例并无不当。付某在上诉中主张分配的其他银行存款以及公积金等，因其提供的财产线索不明确，是否存在无法确定，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付某、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87元，由付某负担6687元（已交纳），由程某负担55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葛媛媛书 记 员 闫文睿书 记 员 李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