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7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建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官新，广东绥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媛媛，广东绥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琪，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一君。上诉人项建英因与被上诉人刘金庆、被上诉人戴一君欠款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6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项建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刘金庆归还项建英为其与陈某等15名游客旅游合同纠纷垫付的赔偿款115000元（如认定代偿不成立，应当驳回起诉）；3.改判戴一君对刘金庆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金庆、戴一君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刘金庆与戴一君组织了一个泰国清迈旅游的旅游团，陈某等15名客人委托项建英向刘金庆和戴一君报名。项建英分别于2018年1月18日、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2日、2018年2月11日向刘金庆指定的戴一君银行账户支付了旅游合同款105000元。2018年2月12日，陈某等15名游客到达白云机场，在准备登机时，被告知因未预订机舱座位而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事后经项建英代理陈某等15名游客与刘金庆协商，刘金庆同意退还全部合同款，并另外赔偿10000元，共计115000元。在双方达成上述赔偿协议后，因刘金庆一直未履行赔偿，项建英遂依与刘金庆达成的协商金额，代其垫付了对游客的赔偿。一审存在以下不当：一、认定事实不清。1.项建英已提交相关付款证据，但一审却没有查明，反而指责项建英没有提交相关证据。2.已经公证的项建英与刘金庆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楚反映了双方协商过程，且以文字形式确定了明确的赔偿金额。依据法律规定，双方意思表示已经一致，赔偿合同已经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错误。二、一审法官偏帮刘金庆、戴一君一方，有失公正。1.一审法官在开庭过程中一心偏帮，分明是刘金庆非法经营旅游业务，却反而指责项建英合法代理游客报名的民事代理行为是非法经营旅游业务。先是以交旅游局查处为由，拖延案件，造成超期审理达半年之久。后又在旅游局事实并未处理的情况下，又自相矛盾地作出了判决。2.一审向航空公司调取了相关证据，虽经项建英反复要求，却拒绝将该证据提交给项建英进行质证，程序存在严重违法，有失公允。三、一审程序违法，对判决结果处理不当。既然一审认定项建英的代偿不成立，就是不承认项建英对本案享有诉权，依法应当是驳回项建英的起诉，而非驳回实体权利之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项建英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项建英明确其上诉请求中的赔偿款115000元是由合同款105000元＋赔偿款10000元组成。二审庭审中，项建英发表如下补充上诉意见：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是通过电话进行联系的，刘金庆通过电话招揽业务，我方正好带着朋友一起报了旅游团。整个过程中，双方都是通过微信聊天的，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日下午16:35，刘金庆（微信号东南亚刘金庆）发送了一个微信，要求加我方为好友，我方也就添加了刘金庆，然后刘金庆向我方推荐了清迈旅游团，我方和刘金庆达成一致。到了2018年1月17日左右，刘金庆要求我方付款，我方告知刘金庆有15个游客，也把款项给到刘金庆。到了2018年2月12日，我方十五人到了机场，在进行换登机卡时，被机场告知我方没有订位，但是航空公司有我方十五人的信息，只是没有落实到航班信息。我方与刘金庆进行了商量，刘金庆推荐了几个航班，但是我方十五个客人里有人不同意，刘金庆提出赔偿方案，将费用105000元全部退回，再给10000元作赔偿，这已经作出了公证，相当于刘金庆发出了赔偿的要约，且得到我方同意合同成立了。我方提出要约定赔偿时间，但是刘金庆没有予以回应，双方为此沟通了一个多月，也一直没有收到刘金庆的款项。于是我方告知十五名客人，由我方先行垫付这115000元的赔偿款项。一审我方提交了证据，但是一审并未进行描述事实。由于是我方先行垫付的，等于债权人将权利转给了我方，故我方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是正确的，但没有支持我方的诉请，一审法院提到微信记录很容易被删，但是微信聊天记录我方已经做了公证，我方认为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是成立的合同，当事人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不违反法律规定。从内容来看，双方进行了很多的沟通、谈话、最后得出意见就是退费及赔偿，这些都是可以作证据的，甚至刘金庆多次提供航班信息给我方进行协商，但是客人不同意，所以才有最后的协商结果，刘金庆提出这样赔偿方案也是有合理解释的，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审判不公，在事实很明确的情况下，不支持我方一审的诉请。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合同内容只言片语，所以没有成立，其没有得到刘金庆的委托，也就是没有得到债权的确认，这个明显是违背事实的，我方确实没有得到刘金庆的委托，但是在跟刘金庆达成的协议来看，我方一直追着刘金庆给款，双方也是无异议的。关于代偿，从法律上来讲，因为刘金庆对赔偿内容已经很明确了，金额也很明确，作为债权人是有权利处理债权的，我方出于朋友关系，在刘金庆明确赔偿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先行代偿，是无需刘金庆的委托和认可的，所以一审法院以无刘金庆的委托为由，驳回我方诉求，是不正确的。十五个游客已经做了明确说明，当天是有准时去到机场登机，只是没有航班信息而已，导致无法登机，且十五个游客都是收到了我方代偿的款项，也同意我方进行起诉，说明了债权转移是有权利的。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我方没有起诉的资格，应该驳回本案的起诉，不应该实体处理本案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刘金庆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假的航空公司，说他确实已经订票，是我方没有准时登机，但这是虚假陈述，是没有证据的。刘金庆答辩称，1.本案的事实是项建英挂靠羊城之旅福今东分社进行旅游活动，项建英与十五名游客形成旅游合同关系，我方与项建英达成了委托购票关系，一审中南航回复称是因为乘客的原因，造成无法登机，因此项建英在上诉状和庭审意见中称是因为我方订票的原因，导致无法登机，是与事实不符的。2.项建英一直声称是航空公司的原因无法登机，我方当时告知其如果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可以要求航空公司退款和赔偿，如果是客人个人原因导致的，是没有退款和赔偿的，项建英是知情的，从项建英提供的证据即公证书第30页中显示在2月27日当天，项建英问我方“那航空公司退款了吗？”可以验证项建英确认退款的前提是我方得到航空公司的退款。从项建英补充提交的证据3的对话显示，项建英一直催促我方尽快得到航空公司的退款，而不是刘金庆本人，我方当时回复一个月内，第32页我方已回复到今天确认一下，从双方的谈话显示，所谓的赔偿和退款是有前提的，航空公司已经明确无法登机的原因是乘客导致的，在此情形下，我方认为项建英的主张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在乘客因个人原因造成无法登机的情况下，我方积极提出可以改签航班来替代，但是项建英及十五名乘客否认了，导致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这也是很明确的事实。戴一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项建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金庆立即返还项建英款项105000元，向项建英给付赔偿金10000元，合计115000元；2.判令刘金庆以115000元为本金向项建英给付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戴一君对刘金庆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刘金庆、戴一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2月11日期间，项建英向刘金庆指定的收款账户刘金庆戴一君名下中国农业银行62×××76账户共计转账105000元，分别为：2018年1月18日转账65000元，2018年1月24日转账10000元，2018年2月2日转账20000元，2018年2月11日转账10000元。项建英主张上述款项是其代15名游客办理泰国清迈清莱五天四晚的旅游项目团款，之后由于该15人未能登机，项建英代15名游客与刘金庆达成赔偿协议，并代刘金庆垫付了赔偿款项给15名游客，现项建英因为替刘金庆垫付协议款项而向刘金庆依据协议主张返还，明确在本案中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基于赔偿协议的代履行产生的请求返还的法律关系。为证明其主张，项建英提交了如下证据及陈述：1.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的2018粤广南方第052523号《公证书》（显示项建英于2018年8月21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保全了与刘金庆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若干，其中2018年2月13日刘金庆发送“已收到团费105000退回，另付1万元做为赔偿”，项建英回复“什么时候退回要写上去”；2018年2月26日项建英发送“事情处理的怎样了，什么时候能把团款退给客人”；2018年2月27日项建英发送“金庆，那团航司那边退款了吗”，刘金庆回复“回复是一个月内”；2018年3月12日项建英发送“金庆，我想问下那笔团款什么时候能退回来啊”，“今天都12号了，一个月啦”，刘金庆回复“嗯，我今天确认一下告诉你，你先发账号给我”；2018年3月12日项建英发送“金庆，我刚和客人通过电话，客人发脾气了”，“说如果在14号之前还没收到，就要按2%收取违约金了”，“到时候这个费用就要你来承担了”；2018年3月15日项建英发送“金庆，我想问下那团款什么时候能退”，2018年3月18日刘金庆回复“手机坏了拿去修刚拿回来。上的微信”；2018年3月19日项建英发送“怎样了”，刘金庆回复“南航还没回复，下午告诉你。我在客户公司谈事情，手机调了静音。”；2018年3月20日项建英发送“等你答复，明天要把房费退回来了”；2018年3月23日项建英发送“金庆，我还没收到团款，打你电话也不接，不准备给了吗”，刘金庆回复“稍等一下，你先发卡号给我。我在里准备好就给你打团款先”，项建英回复“卡号不是早发给你了吗”，“你让我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刘金庆回复“手机重置没有了”），拟证实旅游合同纠纷发生后，项建英代表15名游客和刘金庆协商达成协议。2.15名游客名单，拟证实15名游客与刘金庆之间的旅游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关系结束后形成赔偿协议，也确认项建英代刘金庆履行了赔偿协议中刘金庆承诺的义务即给付了115000元的义务。刘金庆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因微信聊天内容有节取，不能完全反映事实，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如刘金庆答辩所述，刘金庆给项建英的答复项建英知晓并确认，从2018年2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项建英确认其得到退款的前提是刘金庆得到航空公司的退款，从刘金庆的答复可以得到验证，从此后的微信对话看项建英一直催促的是要求刘金庆尽早通过航空公司拿到退款，因此项建英现在陈述刘金庆承诺其全部承担责任同意在一个月内退款并支付赔偿与事实不符。另外，在无法登机事件发生后虽然不是刘金庆原因导致无法登机，但刘金庆也尽力减少项建英损失并查询了有可能改签的航班信息提供给项建英，但项建英不同意这样解决，将损失进一步扩大。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第一，无法确定是由15名团员亲笔签名。第二，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项建英挂靠羊城之旅福今东分社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项建英主张其受15名游客委托与刘金庆达成的旅游合同因故未能成行后，其代15名游客与刘金庆达成赔偿协议，并代刘金庆垫付了赔偿款项115000元给15名游客，现基于代垫款项向刘金庆主张返还，项建英为此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但考虑到微信聊天记录可随意删除，对于其中出现的部分语句，不能断章取义，仅就个别语句孤立理解，而应当结合上下文含义和语境，以及事件背景进行整体判断。因此，项建英仅以微信聊天记录，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实已与刘金庆达成赔偿协议。其次，项建英主张代刘金庆垫付款项给15名游客，亦未举证证实刘金庆有授权或委托其垫付，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已将115000元支付给15名游客。因此，对于项建英据此主张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项建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15.6元，保全费1098.91元，合计3714.51元（项建英已预付），由项建英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项建英确认一审判决书第三页第十五行、第十六行中“……，15名游客于2018年2月18日凌晨……”系存在笔误，应为“2018年2月12日”。再查明，一审期间，项建英提交了一份陈某等15人签名书写的《关于刘金庆女士组织境外旅游团买机票后未订座导致我们全体团员被拒登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说明》，陈某等15人在该函中明确表示，项建英代刘金庆向其支付了赔偿款，其一致同意项建英向刘金庆追索其达成协议同意赔偿的金额及利息损失。二审期间，项建英向本院提交了与“东南亚刘金庆”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5张，拟证明双方之间的认识过程，是刘金庆在做旅行团项目，找到我方进行推销，我方只是代为报名，并不是我方在做旅游项目。刘金庆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一审我方曾提出项建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包括公证书后面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不完整的，项建英曾在庭审时出示过手机原件，法庭也提醒过项建英需要在庭后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至判决出来，我方也没有收到。2.从项建英二审提交的证据，很明显是项建英组成的团，从第二天记录显示项建英曾提到客人的预算、单机票、组团机票一张多少钱等，可以佐证我方观点，聊天记录显示不是我方去招揽顾客的，是项建英在招揽顾客，我方只是进行报价。从补充证据3公证书第3、5页，可以看出项建英挂靠羊城之旅的事实，在第5页羊城之旅东南亚海岛部微信群再次证明项建英挂靠羊城之旅，多次从事旅行经营，项建英考虑到刘金庆之前从事了多年的旅行行业，所以找到我方进行订票服务，双方群名多数涉及各旅行社，可以看出项建英多次挂靠其他旅行社，我方在一审也多次恳请法庭查看微信群的内容，查清项建英挂靠事实。二审期间，项建英向本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准许项建英申请的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出庭陈述：1.我方去到机场后，直接去到自助机取票但是不行，后面去到柜台把护照给到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查询后告知我方没有在那班航班上，指引我方去咨询台，但是办不了，我方找到项建英，项建英就打电话给帮忙买机票的人，那个人还打电话给我方，说让我方去补机票，但是也办不了，所以那天去不了；2.我与项建英是朋友关系，认识很多年了，我与跟团的十五人都是亲戚关系。项建英以前做过旅行项目，与旅游业的人比较熟悉，所以我方就委托了她代办旅行事务，就告诉她想去泰国游，但是只是委托的项建英进行报名，不是项建英组的团。对项建英有无经营旅行项目不清楚，签证谁办理的不清楚，护照是自己办理的。对于是谁办理的购票，我方都是全权委托给了项建英，对此不清楚。3.当时没有登机是说这一趟航班没有我方的信息，得知不能登机之后，我方就回家了，当时说是可以各自乘机，但是考虑到老人孩子，所以就没有同意。4.项建英已经将全部款项退还给我方，我方同意由项建英来起诉刘金庆。二审庭审后，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依职权向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航空公司）发函进行调查，向其了解涉案15名游客不能登机原因及南方航空公司退款等情况。2020年11月2日，本院收到南方航空公司的《复函》及附件材料，《复函》具体内容为：一、涉案15张客票中，其中12张客票均为南航全资子公司深圳白云航空旅游有限公司开立出票，12张票款合计43392.86元；另外3张客票为深圳市万顺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此3张客票价格合计为14152元。二、以上15张客票均为自愿退票，根据深圳白云公司及我公司系统记录均显示，客票在航班起飞前（2018年2月12日凌晨3点）提交退票，旅客并未出现在机场值机，原定航班我公司正常运营执飞，并未出现旅客非自愿退票的情形，除784-5318694523适用H仓位退票条款，收取退票费50元，其余客票清迈-广州均适用U仓位退票条乱，收取退票费300元。三、以上15张客票款我公司及深圳白云公司均已经进行退款，因此无法再次予以退还。2020年11月13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就上述《复函》及附件材料进行了质证。项建英于2020年11月15日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主要内容如下：一、对南方航空公司复函中其实际只是向每个人收取了300元的退票费后，将其他款项都退给了刘金庆这一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南方航空公司复函中认为系15名乘客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按时乘机并自愿申请退票的内容不属实。15名乘客当天（2月12日凌晨）到达白云机场值机柜台，被南航服务人员告知，从电脑中当次航班的订座名单中查找不到15名乘客的名字，故无法办理登机。15名乘客将不能乘机的信息反馈给刘金庆后，同时要求南方航空公司更改航班，但航空公司以没有航班更改为由拒绝，15名乘客只好返回家中。乘客从未自愿向南方航空公司申请退票，且自始至终对退票一事完全不知情。申请退票应是刘金庆在未告知乘客的前提下，擅自所为，与乘客无关。南方航空公司作为本案造成15名乘客无法乘机事件的当事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南方航空公司将机票卖出后，应当为游客预订座位。其次，南方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手上应当有当天实际订坐的乘客名单。其故意不向法庭提供，是为了隐瞒当次航班乘客并非本案15名游客的事实。这足以证明南方航空公司对本案乘客买票后不能乘机是有过错责任的。三、本案纠纷系旅游合同纠纷，本案15名游客实际上与刘金庆之间系旅游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旅游法》及《旅行社条例》之相关规定，刘金庆并非旅游公司，不具备签订旅游合同的主体资格，本案系个人私自承揽旅游业务，因此，本案中的旅游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刘金庆应对旅游合同无效负全部责任，理应将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全部返还给合同对方即项建英。因此，南方航空公司究竟有没有退款，退款多少都与项建英无关。四、项建英作为15个游客的朋友和代理人，代为与刘金庆达成旅游合同，并在旅游合同不能履行后，代为与刘金庆达成赔偿协议。该赔偿协议依法是有效的。依据该赔偿协议，刘金庆必须退还全部合同款，并赔偿损失10000元。这与法律关于无效合同后果的规定是一致的。事后项建英取得了15名游客同意，受让了赔偿协议中关于债权的转让，取得了赔偿协议的全部债权。并且，当事人（15名游客的代表陈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己将赔偿协议债权转让给项建英，对此刘金庆是知情的，且当庭得知转让事宜，转让依法有效。理应依法将赔偿协议向项建英履行。刘金庆于2020年11月17日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主要内容如下：一、申请退票情况。在项建英及15名游客告知无法登机后，刘金庆即为其提供了改签其他2个航班出发的选择，但项建英及15名游客否决了该安排。此后，项建英要求刘金庆申请退票。因为只有申请了退票才能有退款。刘金庆应项建英的要求向广州捷安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达公司）提出了退票申请。按惯例，若因航空公司的原因导致乘客无法登机，则机场柜台应当即向乘客出具相应的证明函件，在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明函件的情况下，则无法按航空公司原因申请退款处理。二、15名游客的机票日期及是否实际到机场的问题。15名游客的机票日期为2018年2月12日。刘金庆和项建英两人当日均未前往机场，刘金庆当日接到项建英的电话，告知15名游客在机场无法办理登机，之后，项建英让刘金庆与15名游客中的陈某直接沟通，陈某抱怨项建英没有提醒他们香港人要拿回乡证，现在先生陈金辉正回去拿他们小孩的回乡证。因刘金庆本人2018年2月12日并未前往机场，故不能确定15名游客当日到时是否实际前往机场，以法庭的核实为准。三、捷安达公司接收南方航空公司退票款的问题。在看到南方航空公司的复函之后，刘金庆才了解到捷安达公司已收到南方航空公司的退票款，直至目前，刘金庆未收到捷安达公司的任何退款。刘金庆共向捷安达公司支付75000元购机票款，刘金庆从复函中了解到捷安达公司为购买案涉15张机票支付了57544.86元，该金额与刘金庆所支付的75000元的差额应为捷安达公司所赚取的差价。在了解到捷安达公司己收到南方航空公司的退票款后，刘金庆联系捷安达公司，协商捷安达公司的退款事宜，捷安达公司以2018年1月18日的出票确认书己载明“所有团队机票，一旦误机或出票后因客人个人问题不能参团机票款及机场税均不予退税”为由，拒绝退款。四、30000元住宿费的问题。刘金庆于2018年2月14日与新清迈旅游有限公司签订《合约书》，合约约定：案涉15人酒店款为33600元；春节期间境外酒店一经付款不得取消及更改。2018年1月28日，刘金庆向“关键”的微信账户转账案涉15人酒店款30000元，2018年2月12日案涉15人无法登机，并否决替代方案后，刘金庆向新清迈旅游有限公司协商已收取的30000元住宿费的退款事宜，该公司以《合约书》已载明“春节期间境外酒店一经付款不得取消及更改”为由，拒绝退款。戴一君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期间，刘金庆向本院提交一份预定酒店的发票，拟证明案涉款项105000元中，除了75000元是机票款，其余款项是用于酒店住宿。项建英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刘金庆需要提供付款凭证，例如银行划款凭证等材料，否则无法证明其有实际订酒店的行为，即使是刘金庆付了钱，现在造成这样的损失，刘金庆应该要赔偿，因为其是无证经营旅游合同，是无效的，我方作为游客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刘金庆应当赔偿我方的损失。二审期间，戴一君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项建英的上诉及刘金庆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金庆是否需要返还项建英115000元。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项建英主张其受陈某等15名游客委托与刘金庆达成的旅游合同因故未能成行后，其代15名游客与刘金庆达成赔偿协议，并代刘金庆垫付了赔偿款项115000元给15名游客，现基于代垫款项向刘金庆主张返还，项建英为此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刘金庆对项建英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有异议，主张该微信聊天内容有截取，刘金庆应当提供其手机保存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以微信聊天记录可随意删除为由，对项建英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采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项建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证人陈某的陈述及本院向南方航空公司发函进行调查的情况，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项建英所主张的事实，本院对项建英的主张予以采纳，认定项建英代表15名游客与刘金庆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并代刘金庆向陈某等15名游客履行了赔偿协议中刘金庆承诺的义务即给付115000元给陈某等1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根据项建英提交的陈某等15人签名书写的《关于刘金庆女士组织境外旅游团买机票后未订座导致我们全体团员被拒登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说明》，陈某等15人在该函中明确表示，项建英代刘金庆向其支付了赔偿款，其一致同意项建英向刘金庆追索其达成协议同意赔偿的金额及利息损失。在项建英已实际支付陈某等15人赔偿款及陈某等15人一致同意项建英向刘金庆追索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情况下，项建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刘金庆支付涉案款项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涉案款项应否全部退还给项建英问题，南方航空公司出具的《复函》内容显示，涉案15张客票均为自愿退票，客票在航班起飞前（2018年2月12日凌晨3点）提交退票，旅客并未出现在机场值机，原定航班我公司正常运营执飞，并未出现旅客非自愿退票的情形，以上15张客票款均已经进行退款。根据上述复函内容，可以认定陈某等15人未能登机的原因并非陈某等15人造成，本案陈某等15人不能登机及未能入住泰国酒店的损失不应由陈某等15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项建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项建英与刘金庆就陈某等15人的退款事项达成了协议，刘金庆明确表示：“已收到团费105000退回，另付1万元做为赔偿”，项建英回复：“什么时候退回要写上去。”根据上述微信聊天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对于退款金额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上述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此外，根据项建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金庆在双方达成退款协议后，却一直未履行退款义务，项建英在此情况下代刘金庆向陈某等15人履行了该付款义务，其据此要求刘金庆返还所垫付款项115000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戴一君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项建英根据刘金庆的指示，将涉案款项转入了戴一君名下的银行账户，项建英据此要求戴一君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戴一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对于项建英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该证据与其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亦可证明项建英所主张的其代陈某等15人支付款项给刘金庆，并代表15人与刘金庆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及代刘金庆向陈某等15人履行了赔偿协议中刘金庆承诺的义务，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刘金庆是否需要向项建英返还115000元认定及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项建英上诉要求刘金庆返还115000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6168号民事判决；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刘金庆支付115000元给项建英；三、戴一君对刘金庆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615.6元、保全费1098.91元及二审受理费2615.6元，均由被上诉人刘金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