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6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市源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老城区310国道与定鼎北路交叉口营庄。法定代表人：刘跃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巨生，男，汉族，1971年3月16日生，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燕芳，女，汉族，1973年7月14日生，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丕仁，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荣，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明明，男，汉族，1986年3月9日生，住洛阳市，系冯武松长子。原审第三人：李灵云，女，汉族，1962年2月5日生，住洛阳市，系冯武松妻子。原审第三人：冯丹丹，女，汉族，1981年11月22日生，住上海市杨浦区，系冯武松长女。原审第三人：冯黎黎，女，汉族，1984年7月20日生，住洛阳市，系冯武松次女。原审第三人：冯明辉，男，汉族，1989年4月10日生，住洛阳市洛龙区，系冯武松次子。被上诉人冯明明及原审第三人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奇，河南豫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建华（李楠），女，汉族，1979年5月8日生，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微微，女，汉族，1990年1月2日生，住黑龙江省逊克县。原审被告：王亚军，男，汉族，1989年1月9日生，现在山西省曲沃监狱服刑。上诉人洛阳市源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信公司），上诉人田巨生、郑燕芳因与被上诉人冯明明，原审第三人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辉、李建华，原审被告王亚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3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源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上诉人田巨生、郑燕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丕仁、徐华荣，被上诉人冯明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奇，原审第三人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奇，原审第三人李建华（李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微微到庭参加诉讼。因王亚军在监狱服刑，本院依法对王亚军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冯明明一审诉讼请求；2.二审上诉费用由冯明明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审判程序错误，应予撤销并依法改判。机动车的交易及所有权并不是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而是以实际交付或合同约定作为生效要件。所以本案涉案车辆由冯明明委托王亚军出售给第三方，在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和交付后物权就发生变动，与是否过户登记无关，更与冯明明所提供的交易发票无关。冯明明自述是涉案车辆实际车主，冯武松是名义车主，一审法院故此认定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应为冯明明，冯明明在其起诉时并不是以该车辆登记车主冯武松死亡后的继承人身份起诉，而以实际购车人的身份起诉。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冯明明根本不具备诉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被非法登记过户转让导致山西公安无法追赃造成冯明明损失，如果该逻辑能够成立的话，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洛阳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因为车辆的过户登记手续是由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而不是冯明明进行的。涉案车辆本身就是冯明明委托王亚军出售，冯明明自身的委托行为是造成本案所谓损失的重要原因，应由其对自身的重大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源信公司作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只是按照法律规定为二手车交易提供发票，车辆发票是办理过户交易的必要资料，交易发票面额一般由交易双方自行商议或决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不做干预。源信公司在该交易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杈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依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要求源信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在交易时并不知晓或者在交易时车辆并不违法，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不存在过错的前提下，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交易违法车辆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中一审判决并不是以交易违法车辆，而是以涉案车辆在没有车主授权，无权处分车辆为由要求源信公司承担共同责任，而并非法律规定的连带责任。源信公司作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只有形式审查能力，不具备实质审查能力。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期间，明知王亚军在山西省曲沃监狱服刑，径行在一审法院审判庭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在判决书中径行认定王亚军到庭参加了诉讼，属严重程序错误。田巨生、郑燕芳辩称，同意源信公司的上诉意见。田巨生、郑燕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冯明明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冯明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作为涉案车辆交易主体的太原市生宝隆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宝隆公司），严格履行了公司简易注销公告程序，不存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任何情形。因此，本案不符合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条件，田巨生、郑燕芳无需对生宝隆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据王亚军案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冯明明与王亚军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王亚军己经取得对案涉车辆的处置权。生宝隆公司购买案涉车辆，是在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公开进行。在当时的交易情境下，生宝隆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亚军有权出卖该案涉车辆。生宝隆公司己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在交易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对冯明明所受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亚军未经冯明明同意，擅自以低于与冯明明约定的价格和非顶账方式处分该案涉车辆的行为，违反双方约定，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王亚军独立承担。冯明明主观上轻信他人，对交易风险疏于防控，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没有采取法律手段积极维护权利，冯明明自身对于其所受财产损害后果的发生和扩大存在明显的重大过错，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亚军向冯明明出具金额为65万的欠条，证明该65万元系王亚军个人对其债权人即冯明明独立承担的债务。该欠条对生宝隆公司和田巨生、郑燕芳均没有约束力，冯明明主张田巨生、郑燕芳连带赔偿损失5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王亚军向冯明明出具65万元欠条的还款期限至2012年6月30日届满，至冯明明起诉时，己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案涉车辆原所有权人为冯武松。冯武松去世后，一审法院对冯武松遗产继承事实并未查明，并未查明冯明明与本案是否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尚未查明冯明明的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所规定的起诉条件。生宝隆公司签订《售车合同》购买案涉车辆的买方为邸宝玉，但一审法院并未追加邸宝玉参加一审诉讼，案涉车辆流转环节自邸宝玉开始断裂。一审法院追加李建华为一审第三人，李建华的信息与相关证据材料显示的案涉车辆登记买受人李楠的身份信息截然不同，在李建华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李建华与相关证据材料显示的案涉车辆登记买受人李楠是何种关系，以及李建华与本案具有何种关联。依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案涉车辆原所有权人冯武松于2016年1月6日提起的民事诉讼、2016年4月16日李灵云等提起的民事诉讼，以及2019年6月18日冯明明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均应不予受理。我国法律规定并无“共同赔偿”的责任形式，一审判决己经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从实质上确认了田巨生、郑燕芳与王亚军、源信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二手车交易规范》认定田巨生、郑燕芳应当对冯明明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手车交易规范》不具有强制性。不符合《二手车交易规范》的二手车交易行为，应受到行业规范，但并不构成违法，人民法院不能据此判令田巨生、郑燕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在事实上判决田巨生、郑燕芳与王亚军、源信公司、李建华向冯明明赔偿65.5万元及利息，明显超出了冯明明的诉讼请求范围，严重违反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在王亚军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判决，未能有效保障王亚军及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源信公司辩称，同意田巨生、郑燕芳的上诉请求，对其他不发表意见。冯明明对源信公司和田巨生、郑燕芳的上诉一并答辩。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辉同冯明明的答辩意见。王亚军从冯明明手中将车辆骗走，该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王亚军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一审判决王亚军承担赔偿责任正确。田巨生、郑燕芳、源信公司的上诉意见均是避重就轻，一审判决田巨生、郑燕芳、源信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因为田巨生、郑燕芳、源信公司和李建华在购买转让过户过程中均没有见到车主冯武松本人，也没有得到冯武松的授权，几个人的行为和王亚军的诈骗，共同造成冯武松车辆无法追回的后果，已经构成了共同侵权。一审判决田巨生、郑燕芳、源信公司和李建华共同赔偿与冯明明主张的连带责任是一致的，综上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建华辩称，对以上两个上诉不发表意见，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手续是齐全的。冯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冯明明车辆损失55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冯武松与李灵云系夫妻关系，冯丹丹、冯黎黎、冯明明、冯明辉系冯武松与李灵云子女，冯武松于2016年3月14日病逝，冯丹丹、冯黎黎、冯明明、冯明辉和李灵云五人系冯武松法定继承人。2010年4月，冯明明以冯武松名义购买奔驰轿车一辆，并以冯武松名义办理车辆登记（车牌号豫Ｃ×××**，车辆识别代码WDDHF5EB7AA149628，发动机号27295231425545）。2011年5月王亚军趁冯明明欲出售登记在冯武松名下的豫Ｃ×××**黑色奔驰E300之机，以虚构用抵账方式代冯明明以65万的价格售车为由，从居住在洛龙区的冯明明处将车开走占有和控制该车。2012年1月6日王亚军未经冯明明同意擅自作为甲方与田巨生代表的生宝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购车合同》，将该车以38.3万元的价格予以出售。2012年2月25日生宝隆公司作为甲方与以邸宝玉的名义代表李楠（后更名为李建华）作为乙方签订《售车合同》，约定：甲方将该车以44.5万元的价格卖与乙方；甲方向乙方提供车辆的所有真实有效的手续及票证，并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和交通违章，甲方要积极协助乙方进行车辆的过户；乙方自行办理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配合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如不能办理，甲方要无条件退还全款及车辆等等。2012年3月5日源信公司针对豫Ｃ×××**号车开具发票时的交易既不属于车辆注册登记所在地二手车直接交易又不属于通过二手车经纪机构进行二手车交易的情形下开具含有以冯武松作为卖方、李楠作为买方、车价合计85万元，以源信公司作为二手车市场等交易信息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三人李建华持源信公司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资料为豫Ｃ×××**号车办理过户手续。2012年3月5日洛阳市车管所出具档案证明，豫Ｃ×××**号车档案转往山西太原。豫Ｃ×××**号车档案转往山西太原后，登记在李楠名下，车牌号变为晋Ａ×××**。2012年6月1日王亚军隐瞒此车已出售的真相向冯明明出具承诺于2012年6月30日还款65万元的欠条。后冯明明以被诈骗为由报案，针对王亚军的行为，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5日作出（2014）汾刑初字第1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虽然该车经鉴定车价为67万余元但当事人约定该车价格为65万元故认定此次车辆的诈骗数额为65万元，同时认定2012年7月16日王亚军之父王立刚给付冯明明的10万元为归还冯明明的车款，判决：王亚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王亚军违法所得财物125万元予以继续追缴，退还被害人。后王亚军提起上诉，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该判决。2016年5月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明、冯明辉作为原告起诉要求源信公司和生宝隆公司赔偿车辆损失55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立案后于2017年3月7日作出（2016）豫0311民初204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明、冯明辉的诉讼请求。后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明、冯明辉提起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2017）豫03民终288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4）汾刑初字第1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王亚军违法所得财物125万元予以继续追缴，退还被害人，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该案五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就车辆损失通过相关程序主张过权利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法不应予以受理，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6）豫0311民初204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李灵云、冯丹丹、冯黎黎、冯明明、冯明辉的起诉。田巨生和郑燕芳作为生宝隆公司股东及开办人，未实际进行公司注销前的清算程序，通过简易注销登记，承诺：生宝隆公司，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等等。生宝隆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已注销。截止目前，冯明明作为该车的实际购买人和受害人，通过公安机关及相关途径仍然未能弥补损失。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4月，冯明明以冯武松名义购买奔驰轿车一辆，并以冯武松名义办理车辆登记（车牌号豫Ｃ×××**，车辆识别代码WDDHF5EB7AA149628，发动机号27295231425545），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应为冯明明。王亚军将该车开走并占有和控制，以及2012年6月1日王亚军向冯明明出具承诺于2012年6月30日还款65万元的欠条的系列行为，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4）汾刑初字第1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亚军的行为系诈骗犯罪行为和诈骗数额为65万元，并非因该65万元的欠条在冯明明与王亚军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和债务关系。根据日常从事大件商品普通买卖的交易惯例，严格审查卖方对标的物所有权和处置权应系买方的普通注意义务；特殊的民事主体在从事特殊商品买卖时，严格审查卖方对标的物所有权和处置权应系买方的法定注意义务。参照自2005年10月1日施行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二手车交易规范》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与卖方身份证明并非同一概念；生宝隆公司作为二手车交易经营者仅能在车辆注册登记所在地交易二手车，源信公司属于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仅在进行二手车直接交易和通过二手车经纪机构进行二手车交易时，应当由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按规定向买方开具发票；二手车交易经营者和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在履行核实卖方的所有权或处置权证明职责时，应在交易时核实卖方身份证明原件合法有效、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与卖方身份证明一致、所有权转移时相应的转移凭据、委托出售时车主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的凭据等。生宝隆公司，于2012年1月6日由王亚军作为甲方与其作为乙方签订《购车合同》，违反了二手车交易经营者仅能在车辆注册登记所在地交易二手车的规定，且明知王亚军作为卖方在交易时未能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与卖方身份证明一致性、所有权转移时相应的转移凭据和委托出售时车主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的凭据时，将该车以38.3万元的价格予以收购，其存在明显过错。生宝隆公司，又于2012年2月25日作为甲方与以邸宝玉的名义代表李楠（后更名为李建华）作为乙方签订《售车合同》，又再次违反了二手车交易经营者仅能在车辆注册登记所在地交易二手车的规定，将该车又以44.5万元的价格出卖，其又存在过错。源信公司，于2012年3月5日针对豫Ｃ×××**号车开具的交易发票，表达了该交易系以冯武松作为卖方李楠作为买方车价合计85万元的二手车直接交易法律关系，相反针对豫Ｃ×××**号车由李楠作为买方的交易，系由生宝隆公司于2012年2月25日作为卖方与以邸宝玉的名义代表李楠实施的，该份发票载明的交易信息与事实不符，且其明知由冯武松作为卖方或第三人李楠作为买方在交易时未能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与卖方身份证明一致性、所有权转移时相应的转移凭据和委托出售时车主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的凭据时，就向第三人李楠开具车价合计85万元表面交易事实与该车实际交易金额为44.5万元真实交易事实不符的发票，致使该车在表面上符合交易过户条件，其也存在明显过错。第三人李建华（李楠）在明知源信公司在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时载明的车价合计85万元表面交易事实法律关系与其实际占有和控制该车辆的实际交易金额为44.5万元真实交易事实法律关系不符，就运用源信公司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资料为豫Ｃ×××**号车办理过户手续，致使该车顺利过户至其名下，车牌号变为晋Ａ×××**，其亦存在明显过错。总之，冯明明所有的豫Ｃ×××**号车辆从王亚军将该车占有和控制开始，至车牌号变为晋Ａ×××**号变更过户至第三人李建华名下止，以致冯明明财产受损系因王亚军的诈骗犯罪行为，以及生宝隆公司、源信公司和第三人李建华在交易时的明显过错共同综合作用造成的，无法分辨各个环节各自的过错程度及作用力大小，结合法院认定且王亚军认可该车价款65万元曾承诺于2012年6月30日偿还且已支付10万，未在该日期支付致使届满后原告有利息损失，以及第三人李建华（李楠）在占有和控制该车辆实际交易金额为44.5万元的事实，参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王亚军、生宝隆公司和源信公司共同向冯明明承担赔偿损失5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1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5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第三人李建华在10.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1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10.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额度内与王亚军、生宝隆公司和源信公司共同向冯明明承担赔偿责任。田巨生和郑燕芳作为生宝隆公司股东及开办人，因在对生宝隆公司注销前未实际进行公司的清算程序，应履行向工商登记部门的承诺，共同承担生宝隆公司在注销前应承担责任。王亚军（××）、田巨生和郑燕芳（××）、源信公司（××），三方任何一方在全部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其他方追偿超出其应承担的对方应分担的部分。源信公司、田巨生、郑燕芳的辩解理由，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第三人李建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对原告起诉的抗辩和质证的权利，对原告相应陈述和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诉求王亚军（××一方）、田巨生和郑燕芳（××一方）、源信公司（××一方），三方共同向冯明明赔偿5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1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5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第三人李建华（××一方）在10.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1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10.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额度内与王亚军（××一方）、田巨生和郑燕芳（××一方）、源信公司（××一方），四方共同向冯明明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冯明明其他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亚军（××一方）、田巨生和郑燕芳（××一方）、源信公司（××一方），三方共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冯明明赔偿5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1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5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二、第三人李建华（××一方）在10.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1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10.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额度内，与王亚军（××一方）、田巨生和郑燕芳（××一方）、源信公司（××一方），四方共同向冯明明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冯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保全费4520元，共计13820元，由第三人李建华（××一方）、王亚军（××一方）、田巨生和郑燕芳（××一方）、源信公司（××一方），四方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刑事判决，王亚军以诈骗的方式出售冯明明的车辆，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65万元，因其还有其他犯罪行为，王亚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王亚军违法所得财物125万元予以追缴，退还被害人。经孝义市人民法院执行，王亚军无财产可供执行，冯明明的损失不能追回。冯明明后来收到王亚军父亲支付的10万元，因此，冯明明的损失为55万元及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冯明明在损失没有得到弥补的情况下，可以追究相关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王亚军与生宝隆公司、源信公司及购车人李健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王亚军以38.3万元将涉案车辆出售给生宝隆公司，生宝隆公司以44.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健华，源信公司出具85万元的发票，最后车辆过户至李健华名下，导致冯明明受到财产损害，在上述交易过程中，生宝隆公司以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没有严格审查车主与卖方身份，存在过错；李健华在购买车辆时亦没有严格审查上述信息，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源信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公司没有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没有审查买卖双方身份信息，没有审查车辆交易数额与发票数额之间的重大差异亦存在过错。上述王亚军（××一方）的诈骗行为与生宝隆公司、源信公司、李健华（三人一方）过错行为，共同造成冯明明财产受损的侵权结果，王亚军（××一方）与生宝隆公司、源信公司、李健华（三人一方）对侵权结果的造成起到同等的作用，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分别承担冯明明损失的二分之一，即王亚军与生宝隆公司、源信公司、李健华两方分别赔偿冯明明27.5万元及利息。关于生宝隆公司、源信公司、李健华各自的责任，本院综合考虑各方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责任大小、受益情况等，针对27.5万元的赔偿数额，酌定由李健华承担10%的责任（27500元），剩余责任由生宝隆公司与源信公司平均承担，即分别赔偿123750元及利息。由于生宝隆公司已注销。根据法律规定及田巨生、郑燕芳在生宝隆公司注销的承诺，其相关责任由田巨生、郑燕芳承担。源信公司关于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冯明明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亦不属于重复起诉，因此，田巨生、郑燕芳关于本案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田巨生、郑燕芳关于生宝隆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的上诉理由亦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源信公司与田巨生、郑燕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3728号民事判决；二、王亚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冯明明赔偿275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洛阳市源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田巨生、郑燕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赔偿冯明明123750元及利息（自2012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李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冯明明27500元及利息（自2012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驳回冯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保全费4520元，共计13820元，由王亚军负担6000元，洛阳市源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负担3500元，田巨生、郑燕芳负担3500元，李建华负担8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600元，由冯明明负担6000元，由洛阳市源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负担6300元，由田巨生、郑燕芳负担6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振洋审判员  姬秋萍审判员  董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