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117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爱琴，女，汉族，1951年7月14日出生，住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芳芳，河南盈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芬花，女，汉族，1948年5月16日出生，住洛阳市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张爱琴因与被申请人刘芬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3民终5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爱琴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六、十一项之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刘芬花在洛阳宝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鑫公司）的理财款，刘芬花是非法集资参与人。因客观原因，申请人无法调取涧西区处非办登记的宝鑫公司袁洛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有关刘芬花的案件材料，申请人书面向原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法院却未调查收集。案件材料，申请人书面向原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法院却未调查收集。申请人在原二审中提交了涧西区处非办登记的“洛阳宝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公众存款案”材料《靳建设理财提成》登记表中的2张复印件，因客观原因，申请人不能自行调取该登记表的原件，也不能调取涧西区处非办登记的宝鑫公司袁洛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有关刘芬花的其他案件材料，原二审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线索和书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因为该证据材料对于查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原二审法院却将申请人的书面申请置之不理，导致案件事实不清。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年）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对此问题，申请人在原一审中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并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在原二审中又提交了新证据：涧西区处非办登记的“洛阳宝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公众存款案”材料《靳建设理财提成》登记表中的2张，里面明确显示刘芬花就是公司的理财客户，因为申请人掌握的统计表不全，仅仅是这两张表里面显示刘芬花理财款就达到130万。刘芬花将资金转入申请人账户，该行为的性质是与申请人建立委托理财关系，申请人在收到款项后也按照约定将资金全部转入了宝鑫公司指定的账户，一天也没有占有使用、也没有从中获取利差。委托他人代理民事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刘芬花承担，刘芬花应当向宝鑫公司主张权利。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虽然钱是通过申请人转给了宝鑫公司，但宝鑫公司知道且认可刘芬花才是公司债权人，这一点涧西区处非办登记的宝鑫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材料可以证明。刑事案件案发后，基于刘芬花与申请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宝鑫公司负责人袁洛峰向申请人出具了借条，该借条虽然载明的出借人是申请人，但本质上是刘芬花与宝鑫公司负责人袁洛峰之间债权债务的凭证。3.原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传唤刘芬花本人出庭接受询问，申请人在原二审中专门对此问题书面申请却没有被采纳。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应综合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借贷关系形成的过程，一审中，原告本人未出庭，法院仅在法庭询问中提问了原告的代理人，而未作实质审查没有查清基本事实。本案涉及金额230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应属于巨额资金，申请人作为一个退休人员根本没有借用巨额资金的现实需求。刘芬花与申请人之间并不熟识，刘芬花将巨额资金出借给申请人也不符合常理。所以，法院应当依法传刘芬花到庭接受询问，以便排除合理怀疑，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4.原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错误，超过法定审限后没有依法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原二审法院对此未予以纠正。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是为了在保证公正的同时实现效率，只适用于简单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审结，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原一审法院6个月才将案件审结，却没有依法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明显违反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原二审中申请人明确在上诉状中指出该问题，原二审法院却没有予以纠正。程序违法必然会影响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像原二审法院判决所称“简易程序并不影响案件判决结果”。三、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刘芬花在原审中主张利息支付至2014年4月30日，从未主张过利息支付至2016年，原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称“已支付款项不足以支付至2016年借条出具时的利息”，超出了诉讼请求，同时也超出了一审的审理范围。虽然刘芬花提交了所谓的借条及转账凭证，但对于利息约定的说法，却不能自圆其说。刘芬花称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月息2分，并提交《支付利息明细》，自称申请人最后一次支付利息的时间是2014年4月30日、共收到利息35.04万元，然而按照这个说法，截至2014年4月30日，应当支付的利息是25.5万，这中间存在10万元的差额（实际上还应当加上宝鑫公司股东刘英卡转给刘芬花的4万元，差额是14万元）。原二审法院在判决中称“已支付款项不足以支付至2016年借条出具时的利息，一审判决未对起诉前利息予以认定并不影响借条签署前利息的支付”，刘芬花在原审中主张利息支付至2014年4月30日，从未主张过利息支付至2016年，原二审判决对利息的认定明显是超出了诉讼请求。刘芬花答辩称：1.申请人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2.关于调查取证问题，本案在一审中申请人代理人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到涧西处非办进行所谓的宝鑫公司调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是因为根本没有与本案相关联的证据材料，并不是人民法院没有去调查取证。申请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在形式上存在瑕疵，系影印件，没有任何印章，不能看出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有关联性的痕迹。申请人所述的本案涉及的非法吸收行为根本不存在。3.双方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从申请人给被申请人出具的借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双方是一个借贷关系，没有任何委托代理的关系。被申请人将款项转入申请人账户，申请人前期支付的利息也是由其账户直接转的，不牵涉第三方，申请人所述的实际借款人是宝鑫公司根本不成立，并且其认为宝鑫公司负责人袁洛峰向申请人出具的借条可以判断出，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之后，又转借给宝鑫公司或袁洛峰，不能成为其抗辩理由。4.被申请人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出庭，但是可以随时接收法庭询问。资金是不是属于巨额资金是相对而言的，被申请人以家庭为单位常年经营生意，在2010年成立了洛阳郑霖商贸有限公司，原股东是其丈夫任志林，现股东是其女儿任芸辉，常年经营业务，具有充足的盈利能力和借款能力，原审对上述事实已查明。5.原审中的表述对于判决结果和本案事实的认定不影响。被申请人主张的是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而申请人在一审中并没有将已付的利息提出扣除或者抵销的抗辩，而且在借条出具之后，申请人也没有再支付过任何款项，所以原审按照申请人出具的借条金额自被申请人起诉之日起判决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并没有超出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复查期间，经向涧西区处非办调查，该办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载明，洛阳宝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所涉审计报告中，未见张爱琴及刘芬花的相关审计结果。根据该情况说明，申请人张爱琴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申请人刘芬花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原审根据张爱琴向刘芬花出具的借条，结合借款实际转入张爱琴账户的事实，认定双方系借款关系，并无不当。其申请再审的其他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申请人张爱琴的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爱琴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田静书记员靳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