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方，男，195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财经大学，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蒋传海，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庆，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方与被上诉人上海财经大学因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9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如其诉请。并增加诉请如下1、办理退休手续，同时享受2019年5月1日至郭方依法享受退休待遇前一日上海财经大学同级别的待遇。2、依法判决上海财经大学支付郭方因申请仲裁和一审而支付的律师费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本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其一，本案系人事争议，郭方在一审中依法5次书面向一审法院要求上海财经大学提供由其控制的关于《上海财经大学校办产业人事管理办法》文件，以及郭方的人事档案、考勤、工资标准等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证据，违反了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致判决失实。其二，一审法院错误归纳争议焦点，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的交换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然，一审未履行前述征求意见之程序，却在判决书中对于郭方至今仍系上海财经大学在编员工予以全盘否定，认为郭方1999年后已不是上海财经大学职工，罔顾事实，枉法裁判。其三，一审判决书未按高院要求，罗列郭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82份证据，该判决书未予载明且制作亦不规范。其四，未依法追加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发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上海财经大学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答辩意见都涉及到科发公司的利益，应将科发公司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允许其提供相关证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一，科发公司从1994年成立至1998年改制都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校办产业，依据2000年1月10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及同年10月18日党委常委扩大会暨校长办公会议纪要第17期、上财校会［2002］2号文件等可见科发公司是由上海财经大学控股，控制和管理的校办企业。郭方接受上海财经大学委派到科发公司工作。依据《上海财经大学校办产业人事管理办法》(上财人发［1993］008号文)管理文件第1条规定：“校办产业的人员不论属事业编制还是企业编制都属学校在编人员，由学校统一办理人员调入手续。”第3条规定：“校办产业主要负责人(指由我校任命的主要管理人员)实行企业和事业双重管理。其他人员一律作为学校企业编制人员。”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二，郭方从1981年2月入职至2017年11月5日．一直是在编在岗的事业编制的上海财经大学职工。一审判决对于科发公司的演变认定不实，有违最高法院相关判例。其三，郭方2017年11月5日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上海财经大学无故不予办理退休手续，使得郭方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退休养老金的损失)。上海财经大学的做法违宪违法，存在过错，迫使双方之间的人事关系存续。由于上海财经大学的过错，理应按郭方的职称和工龄支付其工资。因上海财经大学在2017年11月5日后未予支付，造成拖欠工资，然一审未予审查清楚，错误认定。其四，所谓郭方“吃空饷”的问题。郭方于2019年7月2日劳动仲裁开庭时，才知道所谓郭方被怀疑有“吃空饷”的问题。在此之前，上海财经大学没有任何人和郭方谈及此事。郭方认为，其入职至今，在工作上服从学校人事部门的安排，一直在学校安排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从无脱岗、离岗的行为，更不敢越雷池一步，郭方是一个无背景、无关系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具备吃空饷的条件。由于上海财经大学的过错，郭方不能安度晚年，为了生活，只能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综上，本案原系不复杂的人事争议案件，然而一审故意复杂化，偏袒上海财经大学，严重损害了郭方的合法权益，未依法追加第三人科发公司参与诉讼，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维护郭方的合法权益。上海财经大学辩称，自1999年起，郭方和上海财经大学之间已不存在聘用关系，基于校办企业改制历史遗留问题，上海财经大学为郭方代发代缴基本工资和社保。2015年起为了解决“吃空饷”的问题，按照纪委的要求，停发郭方工资，并要求郭方返还代发款。所以，郭方要求上海财经大学支付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讼争时段，郭方在科发公司工作并领取工资，并未为上海财经大学提供劳动，上海财经大学不应支付郭方工资。就经济补偿金一节，劳动者因达到法律退休年龄，不存在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郭方该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郭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财经大学支付郭方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金额153，000元(8500元／月计算18个月)；2、判令上海财经大学支付给郭方终止人事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27，250元(8500元，工作年限38.5年，不满半年所以算半年)；3、判令上海财经大学按照同级别人员待遇为郭方办理退休手续。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郭方原系上海财经大学的工作人员。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发展公司由上海财经大学于1994年投资设立，设立时郭方被任命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1998年，因校办企业改制，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发展公司于当年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科发公司，由上海财经大学、案外人公司和职工共同入股，郭方被选举为科发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随后，股权几经变更，至2006年，郭方占股51.36％，并被选举为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1994年科发公司设立后，郭方工资收入由上海财经大学发放，但改制后的次年即1999年起，科发公司先将应发钱款划转至上海财经大学，再由上海财经大学代发郭方的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但至2005年，科发公司再无向上海财经大学划款。上海财经大学则继续支付郭方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5年停发基本工资。上海财经大学停发基本工资以后，郭方收入由科发公司继续发放。3、2015年，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派出的检查组向上海财经大学反馈问题，表示郭方处于在编不在岗状态，但财务和人事一直在代发基本工资和缴纳四金，属于吃空饷问题，要求立即纠正。有基于此，上海财经大学向科发公司要求返还已代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但科发公司并未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郭方是否属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员工，是否应当由上海财经大学支付工资收入。据在案证据，第一，科发公司虽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导设立，但后经改制，已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即使科发公司改制后从客观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受上海财经大学的管理或指导，但不应将科发公司视为上海财经大学的分支部门或内设机构。郭方起初虽属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人员，编制和岗位相匹配，但在1998年校办企业改制后，郭方已依据公司设立及管理人员产生的相关规定，被选举成为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尽管其编制仍在上海财经大学，但工作岗位显已转至科发公司，应视为科发公司的员工，由科发公司发放郭方的工资收入。第二，1999年至2004年间，虽由上海财经大学发放郭方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但科发公司均向上海财经大学发还了工资、四金等。直至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仍继续支付郭方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但经上海财经大学催讨，科发公司并未发还上述费用。由此可见，上海财经大学发放郭方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属于代发代缴性质，实际发放主体仍应当是科发公司，上海财经大学保有对科发公司的求偿权。第三，依据有关部门的整改意见，上海财经大学于2015年停发郭方工资，这一行为有据可依，并无不当。科发公司也事实上发放了郭方在2015年后的工资。郭方在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前，并未向上海财经大学主张过欠薪问题，郭方并未遭受损失，可见科发公司才是向郭方发放工资的终局主体。第四，在科发公司正常经营期间，郭方客观上所从事的工作系与科发公司营业范围相符的经营工作及相关事务，而非从事与上海财经大学业务范围相关的教学、研究等工作，不足以认为郭方系对上海财经大学提供劳动。有据以上事实，郭方要求上海财经大学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法院难以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郭方并非为上海财经大学提供劳动，客观上也不存在双方之间人事关系终止的问题，故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关于办理退休问题，因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受诉审理范围，故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郭方要求上海财经大学支付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人民币153，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郭方要求上海财经大学支付终止人事关系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27，2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郭方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2019年5月23日，郭方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上海财经大学支付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人民币153，000元；2、支付终止人事关系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27，250元的诉讼请求；3、按照上海财经大学同级别人员待遇为郭方办理退休手续。2019年7月23日，该会沪劳人仲(2019)办字第1016号裁决书作出裁决，对郭方的仲裁请求(除不予处理外)不予支持。郭方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本院又查，2016年至2020年上海财经大学持续为郭方缴纳社保，包括郭方应缴的个人部分均由上海财经大学负担。自到达退休年龄后，郭方数次向上海财经大学提出退休申请。上海财经大学认可郭方提出申请，主张因郭方未就代发的基本工资和代缴社保予以退还，同时因科发公司的股权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郭方作为科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负有责任，故未为郭方办理退休。本院再查，就郭方是否属上海财经大学在编人员一节，上海财经大学在仲裁时表述，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25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违法违纪案件立案调查期间，不得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等，故而主张其不为郭方办理退休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于一审时表述，“如果原告要退休是找财大，人事关系是在财大。目前人事关系还在存续期间。”于二审时表述，“从99年起郭方和学校之间不存在聘用关系。”本院还查明，2019年9月16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沪7101清申2号民事裁定书，“不予受理上海财经大学对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公司清算的申请”。2020年7月6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10民初21262号民事判决，“解散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案目前仍在二审审理中。本院审理中，郭方明确第一项诉请，即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人民币153，000的诉请基础为：因郭方于2017年10月11日向上海财经大学提出退休，然因上海财经大学拒不办理致郭方未能领取退休金的损失，每月按照8500元计算。本院认为，根据郭方于一审起诉状记明的诉请及一审庭审时陈述可见，其主张要求上海财经大学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其诉请基础为郭方此间仍然为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故应获得工资报酬。经查，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停发郭方基本工资，至本案讼争时间段，即2019年4月底，科发公司以“工资”为名每月向郭方稳定发放钱款，而郭方于科发公司提供劳动抑或劳务的行为不能视为其为上海财经大学提供了劳动，故其诉请此间工资，本院难以支持。现，二审期间，郭方主张诉请基础为系因上海财经大学拒不办理退休申请致郭方未能领取养老金之损失，然，前述诉请未经仲裁前置，一审未予处理，二审亦不作处理，郭方可得另行主张。另，上海财经大学主张郭方“吃空饷”，然其从未作出相应处理抑或终止人事关系的决定，反而一直为郭方缴纳社保包括个人应缴部分直至郭方年满六十周岁并至本案审理期间，综合上海财经大学于本案仲裁及审理中的陈述，可确认郭方系上海财经大学在编人员，双方亦未解除或终止人事关系，鉴于经济补偿金之取得需以人事关系的解除或终止为前提并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郭方前述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郭方要求上海财经大学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一节，此系相关行政部门处理，非人民法院人事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一审不作处理，正确，本院一并予以维持。再，郭方于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请求，鉴于仲裁既是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又是必经程序，前述主张均未经仲裁前置，本院不作处理。综上，郭方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郭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樱审 判 员  武之歌审 判 员  姜 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曦书 记 员  黄琪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