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6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服勇，男，196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慧杰，浙江法校（玉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臻，浙江环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环县玉城街道上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上段村城南北路**。 法定代表人：潘岩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光帅，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服勇因与被上诉人玉环县玉城街道上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环市人民法院（2020）浙1021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服勇上诉请求：撤销玉环市人民法院（2020）浙1021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向玉环县玉城街道上段村（以下简称上段村）第一队农户购买的是包括面（酒）厂地基在内的库房。1、《转让卖宗》对该地块的表述是“小队原有面（酒）厂地基”,可以确定这地块所在系面（酒）厂。尽管双方签订《转让卖宗》时，以“面（酒）厂地基进行作价，但这只是一个计价方式，交易的对象实质上是“面（酒）厂的库房”。根据被上诉人陈述这些库房原来都是茅草盖顶，茅草屋顶被台风吹走打掉很正常。而所谓“尚留有部分墙体”也仅仅是被上诉人的一种借口或是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到底是墙体全部存在还只是留有部分。上诉人系买受人，清楚记得墙体是完好的，只是屋顶系茅草所盖，每年均需翻新。《转让卖宗》之所以强调了“;地基&rdquo，系农村更强调土地的价值，而四面土胚墙不值钱。同时也因为面（酒）厂前面有附属空地，为避免日后争议，将“;地基作价卖给上诉人&rdquo，既包含了将地上库房卖给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又避免了将“面（酒）厂卖给上诉人”的表述所可能带来的附属空地的争议。因此一审判决显然没有查明《转让卖宗》项下之“面（酒）厂地基壹分陆厘叁毫弍丝作价10610元”的真实含义。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上段“城中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特别约定的内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充分协商的结果。不论是一审开庭还是法院对村主任潘岩明、书记叶继才的询问，可以肯定上诉人购买的是库房，若被上诉人对讼争的面（酒）厂不定性为“库房”，那无需再另行约定“后期若库房有不同的赔偿方式，按同等条件处理，按上段村所有库房条件同等赔偿。”毫无疑问，被上诉人认可《转让卖宗》项下之“面（酒）厂地基壹分陆厘叁毫弍丝作价10610元”实质上交易的对象是“面（酒）厂”或是“库房”而非地基买卖。3、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对《转让卖宗》的签订及内容、履行事实无异议。也承认其他村民的库房建筑按每平方米18520元的七折补偿，但认为是因为保留了库房原样建筑，建于1982年10月30日前，称符合《实施方案》十六条的规定。但上诉人的房子同样建于1982年10月30日前，购买的同样是库房，而非被上诉人所谓的是面厂空地。因为一审判决至少认定“尚留有部分墙体”，即可证明并非面厂空地，若是空地，《上段“城中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就不可能专门备注“后期若库房有不同的赔偿方式，按同等条件处理，按上段村所有库房条件同等赔偿。”至于上诉人未经审批在原库房上加盖屋顶，与其他人并无区别，据了解，建于1982年10月30日前的所有库房没有一间能够保持原有面貌，全部存在加固，改建等状况，现代社会不应当苛求为了保持库房的原貌继续沿用土胚墙、茅草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建筑物不能认定为库房，属于认定错误。因为库房出售后，没有村民继续当“库房”使用，均进行改造当作住宅或厂房，使用目的与库房存在差异就是买卖的目的，也是将库房发挥作用的结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且系附条件的合同。一审判决过分强调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性质，但却忽略了作为弱势主体的上诉人本来就是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司法保护这一事实。本案所涉争议的合同系附条件合同，系双方在合同中特别规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是否成就来决定合同效力的发生或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被上诉人的其他村民的库房建筑有按每平方米18520元的七折补偿后，被上诉人应当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亦按此标准对上诉人进行补偿。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而诉诸法院，司法机关应当凸显其公平公正，而不应以牺牲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护所谓的集体经济利益。既然一审判决认定房屋拆除委托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故本案所涉的合同履行应当全面、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上诉人要求按库房同等条件18520元/㎡补偿（按被上诉人所述系七折）依法有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均错误。 玉环县玉城街道上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答辩称，上诉人于1995年购买地基，在一审审理时自认购买时只有墙体，没有顶盖。上诉人之后自行加盖并用于居住，且没有经过审批，故不能按照库房标准进行赔偿。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服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拆迁补偿款1418938.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了房屋拆除委托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由原告将房屋腾空交付被告拆除、被告补偿安置等内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八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中专门书写载明：“原面厂面积122.21，建筑占地面积80.53平方米，房屋挑出13.76平方米，现全部按900元／㎡计算，后期如库房有不同的赔偿方式，按同等条件处理，按上段村所有库房条件同等赔偿”，并经公证。后双方有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建筑物被拆除。同时查明，1995年3月1日，原告与上段村第一队农户签订了一份《转让卖宗》，约定将小队原有面（酒）厂地基壹分陆厘叁毫弍丝作价10610元卖给原告董服勇，并经上段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原告取得该地块时，尚留有部分墙体，原告遂进行建筑至四层使用，直至拆除。另查明，在原告所购地块附近的部分原村小队库房，建筑于1982年10月31日前，其所有权人与被告于2019年12月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按约定建筑占地按18520元／㎡的七折补偿，并没有按《玉城街道上段“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第十六条的规定“生产队的库房，建筑占地按每平方米18520元补偿，其他用地按每平方米900元补偿”补偿；在1982年10月31日后其他在库房基础上重新建筑的，均与原告同样按每平方900元补偿。另，上述《实施方案》第九条规定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房地产权属作为拆迁补偿安置的依据中第六项“1982年10月31日前建造的房屋，经本人具结、提供依据，由上段城中村改造工作小组确认××段××村××组同意的”。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董服勇与被告玉环县玉城街道上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自愿签订房屋拆除委托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已经公证，依法确认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建筑物应否参照库房进行补偿。本案中，原告于1995年3月1日经买卖取得案涉建筑的土地并进行建筑的事实清楚，与建于1982年10月31日前的原样库房在建筑时间上确存在差异，且未经任何审批手续，亦未取得相关权证；涉案的建筑物系在原面（酒）厂遗址上所建，系原告为自身使用所建，与原有库房在使用目的上存在差异，故案涉建筑物不能认定为库房。同时，本案标的逾140万元，金额巨大，被告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关系到村民利益，应属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事项，且同村与原告同样情形的建筑仍有多户，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综上，案涉建筑物系后建并非原样库房，不适用《实施方案》中库房的补偿标准，不能按原样库房同等条件补偿。故原告要求按库房同等条件18520元/㎡补偿不能成立，其诉请缺乏事实与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服勇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的建筑物是否应参照库房标准进行补偿。上诉人认为，其于1995年3月1日签订《转让卖宗》时的标的物虽写的是地基，实际上包含其上的库房，应当按照每平方米18520元的七折进行补偿。被上诉人认为，对于建于1982年10月31日前的原始库房按照每平方米18520元的七折进行补偿，上诉人的建筑物建于1995年3月1日取得地基之后，不能参照其他库房进行补偿。本院认为，上诉人的建筑物是否应参照库房进行补偿,取决于该建筑物是否建于1982年10月31日之前或建于1982年10月31日之后但依法取得相关产权证书。1995年3月1日，上诉人与上段村第一队农户签订《转让卖宗》，约定将小队原有面（酒）厂地基壹分陆厘叁毫弍丝作价10610元卖给上诉人，并经上段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该《转让卖宗》的标的是地基，并未包含上述建筑物，至于其上是否附有建筑物并不明确。上诉人在取得地基后在原面（酒）厂遗址上为自身使用建造建筑物，未经任何审批手续，亦未取得相关权证，且与原有库房在使用目的上存在差异。同时，《实施方案》第九条规定“1982年10月31日前建造的房屋，经本人具结、提供依据，由上段城中村改造工作小组确认××段××村××组同意的”，上诉人未提供依据也未得到上段村相关组织的确认，故案涉建筑物不能认定为库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称涉案建筑物属于1982年10月31日之前的库房，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八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中专门书写载明：“原面厂面积122.21，建筑占地面积80.53平方米，房屋挑出13.76平方米，现全部按900元／㎡计算，后期如库房有不同的赔偿方式，按同等条件处理，按上段村所有库房条件同等赔偿”，上诉人认为该协议系附条件，约定若发现其他同类型拆迁标准不同，应予以变更。但根据现有拆迁补偿实际情形，上诉人的涉案建筑物未被认定为库房，故被上诉人按照每平方米900元进行补偿，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董服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70元，由上诉人董服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王文兴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朱玲珑 代书记员 缪依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