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3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台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长乐工业园区东乐路****。 法定代表人：余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祉江，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南永长路高科技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周文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峰，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东兴俊机电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林镇赤花社区广隆工业园兴业4路顺联机械城第**首层**。 法定代表人：谈艺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良雄，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辉强，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台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简称台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三鸥公司）、被上诉人佛山市东兴俊机电配件有限公司（下简称东兴俊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台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2521号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收款收据没有标注具体产品品牌，无法排除该卡盘为其他品牌的可能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予以纠正。在上诉人提供了盖有被上诉人二业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后，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二，由被上诉人二对其没有向上诉人出售案涉卡盘或向上诉人出售了其他品牌的卡盘承担举证责任。1、收款收据是被上诉人二销售以及交付涉案卡盘的依据，收款收据在交易当中具有高度盖然性，上诉人持有盖有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业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二购买涉案卡盘的事实。（1）关于开票时间，中山市双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沣公司）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6年9月8日，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二购买涉案卡盘的时间为2016年5月22日。购买时间在前，出事时间在后，且两者间隔较短。（2）关于购买数量，根据交易习惯，上诉人不可能同时到多家经销商购买相同的产品。（3）关于货物名称及规格，收款收据上显示的卡盘型号为K72-250四爪卡盘，与涉案卡盘型号一致。（4）关于单价，显示单价为400元，该单价与被上诉人一在关联案件中提供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价格基本一致，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且作为被上诉人二的销售门店，东兴经营部也具有一定的售价自主权。2、即便该收款收据上未标注“三鸥”品牌，但根据前案的事实认定、卡盘的交易习惯、产品采购的合理预期以及收款收据的书写习惯等因素，未记载产品品牌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二承担。（1）结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双沣公司提出，因为工作生产需要，请求台业公司赠送250mm的三鸥卡盘，我方提出可以自行到市场购买，但双沣公司称为了以后长期合作，希望我们赠送，因此我方就到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购买了250mm的三鸥卡盘交给双沣公司，这个卡盘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以上可以说明，这恰恰明确了即便收款收据上没有产品品牌，但根据双沣公司明确要求上诉人提供三鸥牌卡盘的情况下，上诉人必然会购买“三鸥”品牌的卡盘，而没有任何理由去购买其他品牌的卡盘。（2）上诉人开具收款收据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给双沣公司看或者交给双沣公司留存，而是为了作为上诉人自身的记账与保留凭证。更何况，在涉案卡盘的显著位置已经标注了“三鸥”品牌，双沣公司肉眼便知是“三鸥”卡盘，而非其他品牌的卡盘。因此，要求上诉人必须提供带有“三鸥”品牌的收款收据不符合上诉人与双沣公司交易的实际情况。（3）在与公司的小额交易活动中，在赠送配件的情况下，买受人一定要求出卖人在收款收据上写上品牌名称，不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买受人不负有要求出卖人在收款收据上写上品牌名称的义务。因此，不能以上诉人未尽过高的注意义务为由，就认定上诉人对此应负有过错。（4）案涉收款收据上未标注“三鸥”品牌的主要原因是，该收款收据上只有名称及规格一栏，并没有品牌一栏，并且收款收据的书写是由被上诉人二完成的，上诉人本身并不书写收款收据，上诉人仅仅是接收方。3、卡盘不同于其他具有可识别的（如识别号码、用户手册、售后服务卡等）标识或销售地址、电话等包装。在上诉人提出了涉案卡盘在被上诉人二处购买，并提供了收款收据，但被上诉人二提出购买的卡盘还另有其他品牌的这一新的事实。此时，在无法确定唯一特性的情况下，不应对上诉人举证证明产品品牌作过高要求，而应将举证义务分配给作为证据持有优势方的被上诉人二，其具备更高的举证空间和条件。（1）被上诉人二及李善斌均认可东兴经营部门店经营相同种类的卡盘，认可销售三鸥品牌的250卡盘，认可向上诉人销售过250卡盘，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涉案卡盘的来源。（2）被上诉人二认为收款收据上没有写卡盘的品牌，且被上诉人二还卖其他品牌的卡盘，因此无法确认涉案卡盘与卖给上诉人的卡盘是同一个卡盘。上诉人认为，该收款收据的单号为4054166，并且除了顾客联外，还有自留联，被上诉人二应当保留该收款收据以及与上诉人交易记录的电脑台账、出货记录等。现被上诉人二作为证据的持有方，没有举证证明其有出售过其他品牌的250卡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二购买过除了三鸥品牌外的其他品牌的K72-250卡盘。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二提供卖过其他品牌的K72-250卡盘给上诉人的交易记录，被上诉人二也以“店面管理水平有限，没法做到收款收据一直保留”为由无法提供。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的规定，说明被上诉人二作为销售者没有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出货检查记录等制度，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8日向被上诉人二采购了三鸥品牌的K72-250卡盘，也可以印证被上诉人二一直出售三鸥品牌的K72-250卡盘；同时否定了李善斌于2019年8月27日向法院所称的上诉人只买过三鸥320卡盘，没有买过三鸥250卡盘的陈述。因此，李善斌作了虚假陈述，其否认向上诉人出售过涉案卡盘的陈述不应被采纳。但原审法院在李善斌证人证言违背诚信原则的情况下，仍然将李善斌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存在明显错误。5、关于赠送给双沣公司涉案卡盘的来源问题，该举证义务也应由被上诉人二承担。（1）在前案诉讼中，双沣公司确认向上诉人购买机床时，其中的配置是直径为400mm的卡盘，但双沣公司需要将直径250mm的卡盘套在已经被固定在机床上的400mm卡盘上使用，故要求上诉人赠送250mm卡盘。说明双沣公司所要求的K72-250卡盘并非常用的卡盘型号，上诉人在没有客户的特殊要求时，也不会购买K72-250型号的卡盘。（2）上诉人提供了盖有被上诉人二业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且前案法院依据该份收款收据作为认定涉案卡盘供货的来源，这足以说明上诉人向双沣公司交付的涉案卡盘是向被上诉人二购买的。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涉案卡盘系从被上诉人一或其指定的代理商处购买，而仅有被上诉人二公司员工询问笔录中其关于被上诉人二是被上诉人一在广东省的总代理的述称，无法佐证相应主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予以纠正。黄良妹作为被上诉人二的员工作出上述不利于己方的自认，应予以采纳，而不应再要求上诉人继续举证，如两被上诉人否认相应事实，其负有举证义务。1、根据被上诉人二员工黄良妹的陈述“东兴俊机电配件公司是三鸥卡盘在广东的总代理”。但两上诉人在庭审中却只认可被上诉人二是三鸥卡盘在广东的代理商，而并非总代理，也有其他代理商。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第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调查过程中也同样适用。被上诉人二是被上诉人一在广东的总代理，且被上诉人一也未举证其在广东地区存在其他代理商，以此推翻上述陈述。因此，被上诉人二向上诉人出售了由被上诉人一生产的涉案卡盘。2、在庭审中，两被上诉人也认可他们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被上诉人一指定被上诉人二作为其在广东省的代理商，即便是代理关系，被上诉人一也应承担作为生产者的产品责任。3、被上诉人一认为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一无需承担产品责任（判决已生效）。但该生效判决仅仅是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一是涉案卡盘的生产者，且双沣公司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该卡盘系从三鸥公司或其指定的代理商处购买的，而非直接认定涉案卡盘不是由被上诉人一生产。因此，上诉人从被上诉人一的代理商（被上诉人二）处购买了涉案卡盘，则可以认定涉案卡盘由被上诉人一生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举证分配任性而为之，带有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对举证义务予以正确分配，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三鸥公司辩称，台业公司提供的2016年5月22日的收款收据缺乏客户名称、产品品牌，价格低于产品批发价格，卡盘实际使用的材质是HT100，不是我们公司使用的材质，激光打码的方式容易仿冒。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20民终4936号民事判决书明确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三鸥公司是涉案卡盘的生产者。 东兴俊公司辩称，台业公司有举证义务证明涉案卡盘来源系东兴俊公司销售、三鸥公司制造。而台业公司没有尽到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1、案外人双沣公司发生的事故及判决赔偿，我公司不清楚，本案与我公司没有关系。2、东兴机械经营部是我公司的一家门店，财务由我公司管理，李善斌是店长，实际销售门店有自主权，东兴机械经营部对外销售产品由我公司承担。3、本案关键是产品的来源，台业公司唯一的证据是2016年5月22日的收款收据，盖有我们门店的章，但没有记载客户的具体名称、卡盘的具体型号、品牌等，型号K72-250卡盘使用的车床比较多，我们无法直接从收款收据中确认涉案卡盘是从我公司门店购买的。法院生效判决是通过推定的形式认定涉案卡盘是台业公司赠送，而非基于上述收款收据。同时，本公司不是三鸥公司广东省总代理。我们进货的卡盘产品查到的价格是400多元，作为门店销售不可能以400元卖给台业公司。法院生效判决中也没有认定我公司是三鸥公司在广东省的总代理。K72-250卡盘是比较常用的卡盘，浙江台州、江苏无锡、山东威海、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区是卡盘制造比较集中的地方，品牌有二十几种，收款收据上的型号不能代表什么，都是通用的，且收款收据上没有注明客户名称、卡盘品牌，无法证明台业公司向我公司及所有门店购买了涉案卡盘。 台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损失587812.1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利息损失9147.99元（以587812.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中200000元自2019年12月7日起计算；其中200000元自2020年2月28日起计算；其中187812.1元自2020年4月17日起计算，均暂算至2020年6月24日，直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8日，原告台业公司与案外人双沣公司签订台业购机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双沣公司向台业公司购买一台型号为850B的数控加工中心以及一台型号为6150B车模复合车床的数控车床；其中机床配置中约定，加工中心配置直径400三爪卡盘一副；客户自配配件包括“三鸥”四爪卡盘。2016年9月8日，双沣公司的员工李某在操作涉案车床时，被爆裂后断开的四爪卡盘砸伤头部，该涉案卡盘包装及本身均标注“SANOU”。李某随即由双沣公司送往中山市有关医院救治。尔后，李某经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2日死亡。治疗期间，李某家属与双沣公司经协商于2016年9月20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沣公司愿意一次性补偿各种法定工伤补偿100万元，签订该合同之前产生的医疗费除外。协议签订后，双沣公司履行了上述款项的交付。2017年1月11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李某于2016年9月8日16时30分在双沣公司受到事故伤害后的死亡为工伤。 2016年12月12日，双沣公司以三鸥公司为被告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三鸥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120万元及利息。2017年6月22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2071民初25765号判决，以原告请求三鸥公司赔偿其损失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双沣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沣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重审。尔后，双沣公司申请追加台业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要求台业公司与三鸥公司共同赔偿其损失120万元及利息。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中，台业公司提供了一份由东兴机械经营部出具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显示：开票时间为2016年5月22日，票据单号为4054166，客户名称空白，货物名称为四爪卡盘K72-250，数量为1个，单价为400元，收款收据上盖有东兴机械经营部的业务专用章。2018年1月23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根据双沣公司申请，委托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涉案标有SANOU标识、直径为250mm的卡盘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进行鉴定。2018年11月29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质量技术鉴定报告。2019年5月5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2071民初2177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产品制造者即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者个人，涉案的卡盘标注有三鸥公司的商标‘SANOU’，足以认定三鸥公司即为卡盘的制造者，因所生产制造的涉案卡盘质量不合格，存在缺陷，有安全隐患，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鸥公司抗辩认为卡盘存在假冒，否认涉案卡盘为其公司生产制造，但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认为“双沣公司确认向台业公司购买机床时，其中的配置是直径为400mm的卡盘，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曾向台业公司购买过直径为250mm的卡盘，且台业公司亦否认出售过此型号的卡盘给双沣公司。因此，双沣公司主张台业公司对事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被告三鸥公司返还给双沣公司垫付的损失600000元，驳回双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三鸥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于2019年8月27日前往东兴俊公司调查，该公司员工黄良妹述称“东兴俊机电配件有限公司是三鸥卡盘在广东的总代理，对法院出示的单号为4054166号收款收据，经仔细辨认，该收款收据不是由东兴俊机电配件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上盖章的是东兴机械经营部，该经营部与我公司无关，不是我公司下属的经营部，因此，这张单上的货不是由我公司销售出去的”。同日，该法院前往佛山市东兴机械经营部调查，该经营部店长李善斌述称“对法院出示的单号为4054166号收款收据，经仔细辨认，我记得台业公司在我们这里买过卡盘，但都是三鸥的320卡盘，买过好多次，但这张单上只写了K72-250，没有写是什么品牌，而我们这里除了三鸥的卡盘，还有建华、环球和其他品牌的卡盘，所以我不能确定这张单上的卡盘是什么品牌，由于这个单是2016年的单子，时间比较久了，我们没有记录，所以对K72-250卡盘的进货渠道提供不了，关于三鸥卡盘，我们除了从东兴俊进货，还有从网上等渠道进货”。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对于卡盘交付情况，台业公司陈述“台业公司与双沣公司在2014年签订机床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卡盘是400mm的，已经固定在机床上。2016年双沣公司提出，因为工作生产需要，请求台业公司赠送250mm的三鸥卡盘，我方提出可以自行到市场购买，但双沣公司称为了以后长期合作，希望我们赠送，因此我方就到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购买了250mm的三鸥卡盘交给双沣公司，这个卡盘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卡盘的外包装上均有三鸥LOGO，我方认为该产品是正规产品，我方无法确认涉案卡盘是否就是我方赠送给双沣公司的卡盘”。双沣公司陈述称“双沣公司与台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作为配套的附件400mm的卡盘，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提出要求更换为250mm的三鸥牌卡盘，当时一直与台业公司的业务员钟杰、张玉梅联系沟通更换。后来台业公司就帮我们更换成250mm的卡盘，这个卡盘的外包装及卡盘本身都印有三鸥公司LOGO，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后来就一直使用，至于400mm的卡盘有无归还给台业公司，现在不清楚”。 该案二审中，台业公司和双沣公司均确认台业公司只提供了一个有三鸥LOGO的250mm卡盘。2019年11月19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20民终4936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沣公司主张三鸥公司系涉案卡盘的生产者要求其承担产品责任依据不足；认为台业公司应当对涉案卡盘不是台业公司提供的卡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台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卡盘不是其提供的卡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认定涉案卡盘就是台业公司提供，同时认为台业公司在原审中未申请追加佛山市东兴机械经营部为本案被告，在二审中提出追加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台业公司可行案主张。据此判决由台业公司向双沣公司赔偿损失587812.1元，驳回双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12月7日、2020年2月28日、3月11日、4月17日，台业公司先后向双沣公司付款200000元、200000元、46887.1元、200000元，共计646887.1元（其中负担一审案件诉讼费为59075元）。2020年6月24日，原告台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被告东兴俊公司自认东兴机械经营部系其下属门店，李善斌系店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由产品存在质量缺陷等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责任纠纷，原告台业公司作为产品的销售者在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后又提起追偿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依然是：一是被告三鸥公司是否系涉案卡盘的生产者；二是被告东兴俊公司是否系涉案卡盘的销售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被告三鸥公司是否系涉案卡盘的生产者问题。作为本案原告台业公司无疑对此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台业公司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涉案卡盘系从三鸥公司或其指定的代理商处购买，而仅有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向被告东兴俊公司员工黄良妹询问笔录中其关于东兴俊公司是三鸥卡盘在广东的总代理的述称，仅有该员工陈述，显然无法佐证被告东兴俊公司就是三鸥公司在广东省总代理商的主张。再结合涉案卡盘的质量技术鉴定报告等证据，原告台业公司亦不能排除市场上存在假冒三鸥公司卡盘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三鸥公司就是存在质量缺陷的涉案卡盘的生产者，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此亦有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三鸥公司基于涉案卡盘的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东兴俊公司是否系涉案卡盘的销售者问题。原告台业公司在广东省中山市的前案诉讼中亦曾抗辩认为无法确认涉案卡盘就是其赠送给双沣公司的卡盘，但认可其赠送给双沣公司的250mm卡盘印有三鸥公司LOGO（包括外包装），系其到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购买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前案二审中基于台业公司和双沣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台业公司只向双沣公司提供了一个有三鸥LOGO的250mm卡盘，认为台业公司应当对涉案卡盘不是其提供的卡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继而认定涉案卡盘就是台业公司提供的卡盘，判令台业公司承担相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台业公司主张涉案卡盘系其向被告东兴俊公司下属东兴机械经营部所购，其佐证的证据为票据单号为4054166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盖有东兴机械经营部业务专用章，但该收据的客户名称空白，亦没有注明产品品牌。东兴机械经营部店长李善斌在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笔录中陈述该店售卖的K72-250卡盘除了三鸥品牌卡盘外，还有建华、环球等其他品牌。虽然该没有载明客户名称的收款收据现为原告持有，即使认为台业公司就是购货客户，一方面亦仅能证明其于2016年5月22日向东兴机械经营部购买过K72-250卡盘，但由于没有标注具体产品品牌，无法排除该卡盘为其他品牌卡盘的可能性。台业公司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在客户（双沣公司）明确要求其提供三鸥牌卡盘的情况下，其向其他商户购货时，完全可以要求售卖方在相关货单上详细载明与客户要求一致的品牌名称及购货单位等具体信息，台业公司对该证据本身存在的证明力削弱无疑应自担其责。另一方面，由于被告台业公司又系各类机床的售卖方，其客户单位显然不止于双沣公司一家，即使其向东兴机械经营部曾购买过K72-250卡盘，亦无法确认其所购卡盘就是用于赠送给双沣公司的这只涉案卡盘；即无法排除其赠送给双沣公司的卡盘存在向其他商户购买的可能性。 相比前案中，生效判决基于台业公司与双沣公司均确认台业公司只向双沣公司提供了一个有三鸥LOGO的250mm卡盘，继而认定涉案卡盘就是台业公司提供卡盘的情况不同，从证据的关联性紧密程度出发，本案中原告台业公司尚无充足证据证明其提供给双沣公司的卡盘（有三鸥公司的LOGO）就是票据单号为4054166的收款收据中所指向的K72-250卡盘，该举证责任应由台业公司承担。因此，原告台业公司主张涉案卡盘系其向被告东兴俊公司所购证据不足，其要求东兴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台业公司要求被告三鸥公司、东兴俊公司共同赔偿损失587812.1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70元，依法减半收取4885元，由原告台业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台业公司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共四份）：记账凭证、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的账簿（上诉人2016年全部的账簿一共有60多本，此次提交1月、4月、7月、12月等四个月的账簿）。拟证明：上诉人有较为完善的入库制度，上诉人采购的全部是三鸥牌K400或者K320通用型号卡盘，仅仅在双沣公司的特别要求下就近临时性、偶然性地在被上诉人二门店购买了一个三鸥牌K250卡盘，即上诉人赠送给双沣公司的卡盘是向被上诉人二购买的。第二组证据：台业购机合同及送货单（与双沣公司签订）。拟证明：原先约定上诉人向双沣公司提供的是三鸥牌K400卡盘，上诉人本身不采购三鸥牌K250卡盘，只有在双沣公司特别要求下，才向被上诉人二购买了一个三鸥牌K250卡盘赠送给双沣公司。第三组证据：台业购机合同（与第三方签订）。拟证明：上诉人销售机床附带的卡盘配件均为三鸥牌K400或K320，根本就没有配置三鸥牌K250卡盘。因此，上诉人也不会向其他商户购买三鸥牌K250卡盘，即上诉人赠送给双沣公司的案涉卡盘是向被上诉人二购买的。经质证，被上诉人三鸥公司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记账凭证、入库单等都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我方不认可；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无法指向其入库产品是什么品牌的，我方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诉人没有提供完整账本，故是否采购其他的我方无法知道，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于第二组证据，上诉人与双沣公司的采购合同，无法核实，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对于第三组证据，购机合同是与第三方签订的，我方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的，也是不能实现证明目的的，上诉人没有提交与本案相关的250卡盘的采购合同，对采购合同的完整性存在疑问。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的，不能证明是案涉产品是被上诉人二销售的；由于记账凭证是单方制作的，我方对真实性是有异议的；对入库单也是有异议的。关于第二组证据，台业购机合同及送货单，没有原件我方是不认可的。昆山建益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没有在2016年7月2日合同上盖章、仅有上诉人盖了公章，表明上诉人内部管理也是非常混乱的；需方刘正威未在2016年9月29日合同上盖章、仅有上诉人盖章，故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关于与南昌五兄实业有限公司订立的合同，对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关于与朱永伟、宋国民的合同，因为没有采购方签字，故对真实性不认可；关于与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订立的合同，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于第三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我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台业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三鸥公司、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对于案涉产品责任，上诉人台业公司能否在其赔付的损失范围内向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与被上诉人三鸥公司追偿。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的产品责任问题。上诉人台业公司曾在前案【（2019）粤20民终4936号产品责任纠纷案件】诉讼中抗辩称其无法确认涉案卡盘就是其赠送给双沣公司的卡盘，但认可其赠送给双沣公司的250mm卡盘印有三鸥公司的LOGO（包括外包装），系其从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购买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中基于台业公司和双沣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台业公司向双沣公司提供了一个标有三鸥LOGO的250mm卡盘，从而认定涉案卡盘系台业公司所提供，遂判令台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台业公司主张涉案卡盘系其从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开设的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购得，佐证的证据为票据单号为4054166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盖有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的业务专用章，但该收据的客户名称栏空白，亦没有注明产品品牌，仅能证明其于2016年5月22日向佛山东兴机械经营部购买过K72-250卡盘，但由于没有标注具体产品品牌，难以确认该所购卡盘即为三鸥品牌卡盘，更难以进一步推定该卡盘就是案涉的“SANOU”K72-250卡盘。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9）粤20民终4936号案件时，上诉人台业公司称其无法确认涉案卡盘是否就是台业公司赠送给双沣公司的卡盘；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台业公司则又称关于赠送给双沣公司涉案卡盘的来源问题，该举证义务应由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承担，其观点前后存在矛盾。况且，由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对台业公司与双沣公司之间多年前发生的赠与与接受赠与何种物品进行举证，不合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上诉人台业公司有关由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举证证明台业公司赠送给双沣公司涉案卡盘的来源问题的请求，不予支持。由于上诉人台业公司无法证明案涉卡盘系其向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所购，一审法院未支持其向东兴俊公司追偿的诉请，并无不当。关于被上诉人三鸥公司的产品责任问题。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在审理（2017）粤2071民初21770号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时委托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案涉标有“SANOU”商标标识的250mm卡盘进行质量鉴定，鉴定意见为：材料抗拉强度、硬度低于标准，存在质量问题；案涉使用方式不利于卡盘均衡受力。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9）粤20民终4936号案件时，已经对产品并非来源于三鸥公司作出了分析认定，该院所作出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台业公司在本案中要求被上诉人三鸥公司与被上诉人东兴俊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台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70元，由上诉人杭州台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贤和 审 判 员 陈永领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张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