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9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喻军，男，197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必闻，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龙，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金华，男，196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奇锋，江西三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江西三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新余市百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毓秀东大道**。法定代表人：张进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鹏，该公司职工。原审第三人：张锁根，男，196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原审第三人：彭小琴，女，197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原审第三人：江西省百乐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赛维大道**/div>法定代表人：张锁根，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龚喻军因与被上诉人肖金华及原审第三人新余市百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乐公司）、彭小琴、张锁根、江西省百乐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乐米业）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5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喻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龚喻军的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一审法院据此认为，未经登记的隐名股东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驳回了龚喻军排除执行的诉请，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公司事项未经登记或变更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即公司法规定的股份转让、物权法规定的股份质押等行使处分权的交易，以保护平等主体之间交易相对人即第三人的权益。故此处规定的“第三人”，不是指所有的“第三人”，仅是指与争议标的有交易关系的“第三人”。就本案而言，应是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合理地相信显名股东就是真实的股份人，并已经接受该显名股东对股份处分情况下的第三人，是基于登记内容外观事实而发生的涉及该股份交易的第三人，倘若由公司登记而产生的公示效力并没有成为第三人的交易对象，就不存在基于公司登记而产生的交易信赖，没有该交易信赖，就不存在交易安全问题，更不存在实际权利人不能对抗的问题。本案中，肖金华实质上是百乐公司的普通债权人，与百乐公司没有就新余新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公司）60%股份成立交易关系，肖金华并没有基于对公司登记的信赖而善意地从显名股东百乐公司中取得该60%股份，该股份也不是其与百乐公司之间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而是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询到被执行人百乐公司持有新泰公司60%股份的财产，肖金华申请评估拍卖该股份，是用以偿付其债权。可见，肖金华申请对新泰公司60%股份的执行，不是基于对该代持股份登记产生的信赖利益，而是因为登记在百乐公司名下的外观表象。故肖金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在已查明龚喻军是新泰公司60%股份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龚喻军主张排除执行，应当得到支持。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先审查案外人对争议标的是否享有实际权益，再决定是否对争议标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在确认了龚喻军实际出资新泰公司60%股份及其与百乐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了龚喻军实际权利人的身份）的同时，又简单地驳回了龚喻军排除执行的诉请，将60%股份归于显名股东百乐公司名下，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前后矛盾，损害了龚喻军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新泰公司另一股东新余钢铁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新钢公司）同意龚喻军成为股东，驳回龚喻军要求将新泰公司60%股份更名的诉请，是在理解和适用该法条上存在错误。本案证据表明，新钢公司知道龚喻军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龚喻军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新钢公司事实上已经同意龚喻军成为公司股东。一审法院机械的理解法条中“同意”的概念，不符合立法精神。从立法精神看，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如果在公司经营中，其他半数以上股东知晓实际出资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且从未提出过异议，则表明已经以其自身行为认可了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利，此时赋予实际出资人股东地位，不会对公司的实际经营产生影响，亦不会破坏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一审判决未确认龚喻军享有新泰公司60%股份并变更登记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龚喻军的上诉请求。肖金华辩称，龚喻军主张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且肖金华不是该条款规定的善意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百乐公司持有新泰公司60%股份，是在工商部门公开登记的，具有公示及公信效力，该股份应为百乐公司的财产，肖金华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该股份进行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相对于龚喻军与百乐公司，肖金华是善意第三人，龚喻军以未经登记的所谓自己持有新泰公司60%股份为由要求终止执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本案中，新钢公司作为新泰公司另一股东，既不是本案第三人，也没有参与本案诉讼，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同意龚喻军成为新泰公司的股东，龚喻军主张新泰公司已同意其成为新泰公司股东属主观臆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判断案外人是否是公司权利人的依据。本案中，工商登记中百乐公司持有新泰公司60%的股份，该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依法应认定百乐公司为该股份的权利人，肖金华依据该登记信息向法院申请对该股份强制执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龚喻军无权要求终止该执行。龚喻军主张其支付的1220万元出资款，没有直接汇入新泰公司账户，而是汇入了彭小琴的账户，系龚喻军与彭小琴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彭小琴与百乐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不得而知，不能以此证明该款项是龚喻军的投资款。从百乐公司转款给新泰公司的凭证看，均标注为往来款和还款，并非出资款或投资款。若该款项是出资款，也仅是百乐公司的出资款，与龚喻军无关。从转款时间看，存在多笔拼凑，时间跨度大，龚喻军的汇款金额及时间与百乐公司的转款时间不能相互对应，故不能证明龚喻军支付的款项是投资新泰公司的款项。从转款金额看，龚喻军提供的转账凭证记载转款共计1480万元，而其主张的实际出资款为1220万元，金额不一致，龚喻军称另260万元是作为借款出借给百乐公司的，该事实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存在着其他法律关系。龚喻军与百乐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的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而在该协议中列明了百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05006724376277，但在该协议签订时百乐公司并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只有注册号，直到2016年9月14日百乐公司才将注册号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该协议书上列明的百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江萍敏，但此时百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为钟春有。可见，该《代持股协议书》是为了起诉而签订的，存在伪造的嫌疑，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瑕疵。新泰公司自2014年8月7日就已成立，按龚喻军的陈述，其在公司成立之初就由百乐公司代持60%股份，按常理双方应在当时就签订相关代持股份协议，不应在新泰公司成立近两年后才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与常理不符。且2016年至2017年期间，百乐公司出现大规模风险及涉诉案件，肖金华有理由相信，龚喻军与百乐公司之间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试图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百乐公司述称，百乐公司对新泰公司的所有出资，都是在收到龚喻军的款项后，代龚喻军支付的，龚喻军与百乐公司从未有过劳动雇佣关系，从新泰公司的筹备、成立到管理，百乐公司均未参与，百乐公司只是代龚喻军持有新泰公司60%的股份。龚喻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龚喻军享有新泰公司60%股份，并终止对该股份的强制执行；2.判令百乐公司将所代持的新泰公司60%股份变更至龚喻军名下。一审法院查明，龚喻军和新钢公司拟共同出资设立新泰公司，其中由龚喻军以货币出资方式占有60%的股份，新钢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方式占40%的股份。因为新钢公司要求必须与公司合作，龚喻军便找到百乐公司，约定由百乐公司代其持有新泰公司的60%股份。龚喻军作为股份实际所有人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并享有股东权利。2014年4月25日百乐公司作为名义发起人与新钢公司签订《关于设立新余新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后龚喻军作为实际出资人，分三次履行了出资义务，即2014年6月6日、10月8日龚喻军分别转款300万元、100万元至彭小琴账户，彭小琴于2014年10月9日将400万元转至百乐公司出纳文海香账户，同日文海香将该400万元款项至百乐公司账户，百乐公司再转至新泰公司账户；2015年6月2日龚喻军转款520万元至百乐公司账户，同日百乐公司将该520万元转至新泰公司；2015年5月12日、6月5日、9月28日龚喻军转款200万元、260万元、100万元至彭小琴账户，彭小琴于2016年1月29日将其中400万元至百乐公司账户，2016年6月20日百乐公司将其中300万元转至新泰公司账户。龚喻军实际出资1480万元，百乐公司将其中1220万元转至新泰公司，260万元作为龚喻军出借给百乐公司的借款。2016年6月21日龚喻军与百乐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百乐公司代龚喻军持有新泰公司60%的股份，出资由龚喻军全部承担，龚喻军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者，根据新泰公司的章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2019年4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赣05民初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张锁根、彭小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共同偿还肖金华借款本金2816.002257万元，并支付利息（2016年3月8日前的利息为1623.997743万元，2016年3月9日至2019年2月22日的利息为2029.3989万元，2019年2月23日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百乐米业、百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张锁根、彭小琴追偿；三、张锁根、彭小琴、百乐米业、百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肖金华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损失6.7万元。判决生效后，张锁根、彭小琴、百乐米业、百乐公司没有履行给付义务，肖金华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查明百乐公司持有新泰公司60%的股份，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向新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百乐公司持有的新泰公司60%的股份，2019年7月11日肖金华申请拍卖该股份。2019年12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赣05执26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百乐公司持有的新泰公司60%股份偿还债务。龚喻军于2020年7月7日对执行（2019）赣05执265号之三执行裁定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执行局经审查后，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裁定，驳回龚喻军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龚喻军实际出资1220万元的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本案中，龚喻军向法庭提交了中国银行客户贷记回单5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5张、新余农商银行流水2张，申请证人宋某、彭某依法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的询问质证，证人宋某证言证实其作为新泰公司董事长知道龚喻军投资1220万元，且该款项均已实际到位的事实。证人彭某证言证实其作为百乐公司出纳期间将上述1220万元转入新泰公司，亦知道该1220万元是龚喻军在新泰公司的投资款。从龚喻军出具的转款凭证，结合证人宋某、彭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龚喻军以百乐公司名义转1220万元到新泰公司，其实际出资1220元的事实主张成立。关于龚喻军主张确认其为享有新泰公司60%股份，并变更至龚喻军名下的诉请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依据该条规定，排除规避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公司股东身份的特殊要求，一般应肯定股东代持协议的效力。本案中，龚喻军在和新钢公司筹备新泰公司时，因新钢公司有不与自然人进行合作的惯例，便与百乐公司协商并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由该公司代持龚喻军的股份，其所规避的是新钢公司对外商业合作惯例，属管理性规范，并不属于效力性规范。故该协议书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依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该款规定，实际出资人要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股东，需经其他股东同意。本案中，即使龚喻军通过名义股东百乐公司对新泰公司实际出资1220万元，其要由隐名股东成为显名股东也要满足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法定要件。新泰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新泰公司股东为百乐公司、新钢公司两家，其要取代名义股东百乐公司而成为新泰公司股东，必须经过另一股东新钢公司同意，而新钢公司的商业合作惯例是不与自然人合作，龚喻军也没有举证证明新钢公司同意。故龚喻军主张确认其为享有新泰公司60%股份并变更至其名下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龚喻军主张终止对该60%股份强制执行的诉请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在未经合法登记或变更之前，应认定股份仍为登记股东的责任财产，隐名股东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第三人。故公司显名股东因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法院依据债权人的申请对其在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份强制执行，该执行行为合法。有鉴于此，龚喻军作为隐名股东，其终止强制执行百乐公司所代持股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龚喻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800元，由龚喻军负担。二审中，龚喻军围绕争议焦点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百乐公司2014年至2016年《实收资本明细账》3份、新泰公司工商网站信息3份；证明龚喻军以百乐公司的名义，实际对新泰公司出资1220万元。证据二、新泰公司《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信息、龚喻军与廖菊香2003年4月14日的《结婚证》、新泰公司《经营场所使用证明》、2014年8月6日新泰公司与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订立的《租赁协议》、2014年10月31日新泰公司与新余市祥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订立的《工业品买卖合同》、2015年6月11日的《新泰物流公司南大门综合停车场初步设计审查会会议纪要》、2014年12月10日、2016年5月4日新泰公司付款及新余市祥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凭证及新泰公司费用报销单二份；证明新泰公司是龚喻军设立，公司主要管理层为龚喻军及其妻子廖菊香，其他人员均为新钢公司人员，百乐公司没有任何人员参与公司运营。证据三、百乐公司2013年度至2019年度《企业年报》的网站工商及税务登记资料、税务部门系统内的相关资料；证明百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2016年6月21日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之前就已存在并使用。肖金华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证据使用。证据一均是复印件或打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即使该证据属实，也仅证明百乐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该证据不能达到龚喻军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中工商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百乐公司是新泰公司的股东，龚喻军仅是法定代表人，并不能证明是龚喻军成立的新泰公司，该公司是百乐公司和新钢公司成立的，龚喻军签订经营场所《租赁协议》，是其履行新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对《工业品买卖合同》、《新泰物流公司南大门综合停车场初步设计审查会会议纪要》及相关的付款单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证据属实，也是龚喻军履行新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该证据不能达到龚喻军的证明目的。对组证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工商登记备案申请书是2016年3月26日的，有一个预先核准文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13605006721376277与最终核准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不一致，最终核准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13605006724376277，所以这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也就是2016年9月14日的号码。至于在2016年6月21日之前出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应是由注册号变更后系统自动生成的，该证据无法达到龚喻军的证明目的。百乐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是对一审证据的补强证据，该证据的内容与一审中查明的事实相吻合，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肖金华和百乐公司对证据二中工商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中所载明龚喻军参与的相关事务，是其作为新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不能以此证明龚喻军是新泰公司的股东，但该证据的上述证明目的可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证据三是百乐公司在工商及税务登记的相关资料，该证据显示百乐公司在2016年6月21日之前，已经使用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百乐公司与新钢公司就设立新泰公司签订了《发起人协议》，约定由百乐公司占60%的股份，新钢公司占40%的股份。龚喻军主张百乐公司持有的新泰公司60%股份，是由其实际出资获得的，其是该股份的实际拥有人，并通过与百乐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确认了其是该60%股份的隐名股东，百乐公司是为其代持股份的代持人；百乐公司对该股份并不享有所有权，百乐公司的债权人对该股份不能执行。经查，新泰公司系新钢公司与龚喻军共同筹建，因新钢公司要求对外合作的当事人必须是法人，要求龚喻军以法人的名义进行出资并由该法人代为持股，龚喻军即委托百乐公司作为名义股东，代其持有新泰公司60%的股份，并通过百乐公司向新泰公司实际出资1220万元。肖金华主张龚喻军与百乐公司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是龚喻军为阻却其对百乐公司在新泰公司股份的执行，与百乐公司倒签的协议，并出具证据证明百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在该协议签订后（2016年9月14日）由注册号变更而来的，即龚喻军与百乐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书》时，百乐公司尚没有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根据龚喻军提供的证据表明，百乐公司在签订《代持股协议书》前（2016年3月26日），在向工商部门申报的材料中，就已经填写了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可见，百乐公司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由注册号变更前，就已经在相关部门使用，肖金华以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变更时间在《代持股协议书》签订之后为由，认为该协议是倒签的证据不足。由于龚喻军通过百乐公司向新泰公司出资、对新泰公司实际经营、百乐公司在新泰公司的代表为龚喻军夫妻以及新泰公司另一股东代表的证词均表明，龚喻军是新泰公司在百乐公司名下股份的实际拥有人，即使《代持股协议书》是龚喻军与百乐公司倒签的，其内容也真实的反映了龚喻军对新泰公司实际出资并由百乐公司代持股份的事实，不能以该协议倒签，否定龚喻军是新泰公司60%股份的实际拥有人。至于百乐公司成为新泰公司股东在前，龚喻军与百乐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书》在后，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确认龚喻军是以百乐公司名义对新泰公司60%股份的实际拥有人并无不当。龚喻军主张对其在新泰公司60%股份确权的同时，要求将百乐公司所代持的股份，在股东名册中变更为龚喻军。由于有限公司既是资合公司，也是人合公司。本案中，新泰公司由两个股东组成，即百乐公司和新钢公司，根据新钢公司的相关规定，其对外合作仅以法人为对象进行合作，并基于此，在公司发起时即要求龚喻军的股份由法人企业百乐公司代持。该事实表明，新钢公司并没有同意龚喻军个人成为新泰公司股东名册中股东的意思表示，亦没有证据证明新钢公司有同意龚喻军个人记载于新泰公司股东名册的证据，龚喻军主张新钢公司以其行为表示同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驳回龚喻军该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龚喻军虽是百乐公司在新泰公司60%股份的实际拥有人，但其没有被列在新泰公司的股东名册中，仅是新泰公司60%股份的隐名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龚喻军在新泰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在未经合法登记或变更之前，应认定该60%的股份仍为登记的显名股东百乐公司的财产，龚喻军不能以其与百乐公司之间的约定对抗第三人。百乐公司因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法院依据债权人的申请对该股份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驳回龚喻军要求终止执行百乐公司所代持股份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龚喻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800元，由龚喻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卫斌审判员  廖志坚审判员  刘伟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