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20）苏10委赔8号赔偿请求人：扬州市宝利化工厂，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麻村村。投资人王瑞宝。赔偿请求人：王瑞宝，男，195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代理人俞云豹，江苏云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嵇晓彤，江苏云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赔偿请求人：王新，男，197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代理人俞云豹，江苏云豹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请求人王正飞，男，197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赔偿义务机关：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住所地在扬州市江都区纬三路**。法定代表人夏忠平，局长。委托代理人闵敏，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仇华，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法制大队民警。复议机关：扬州市公安局，住，住所地在扬州市润扬中路**/div>法定代表人宫文飞，局长。委托代理人王远，扬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赔偿请求人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因错误刑事拘留赔偿一案，不服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江都公安局）作出的江公赔不受字（2020）2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下简称2号不予受理决定）以及扬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扬公赔复决字（2020）0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义务机关江都公安局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号不予受理决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决定对王瑞宝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复议机关扬州市公安局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3号复议决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江都公安局作出的2号不予受理决定。赔偿请求人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王瑞宝、王新、王正飞申请称：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10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5号赔偿决定）、（2017）苏10委赔6号《决定书》（以下简称6号决定）、（2017）苏10委赔7号《决定书》（以下简称7号决定）是在原江都市公安局于2006年4月21日认定王瑞宝、王新、王正飞“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疑罪）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然而，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都检察院）在2020年7月13日对王瑞宝作出扬江检诉刑不诉[2020]73号《不起诉决定书》（以下简称73号不起诉决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不起诉人王瑞宝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本案不属于存疑不起诉，而应属于无罪不起诉，案件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疑罪从无），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同一事实，而疑罪和无罪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法律概念，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次申请刑事赔偿的请求与上次在2016年8月申请刑事赔偿的请求系不属于同一事实，不可混为一谈。请求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江都公安局调取原江都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在2006年4月20日侦查活动中违法扣押的六份买卖协议（原件）和一份进货发票（原件未出具任何手续），并将其返还给扬州市宝利化工厂及其所有权人王瑞宝。请求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江都区纪委监委调取江都公安局违法扣押申请人家属王桂兰缴纳的财产或赎金人民币50万元的资金流向（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7月19日）。时任原江都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张永根、时任副大队长汤其安等人在2006年4月20日下午4时许，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王瑞宝采取拘留措施，同日下午7时许王新将六份买卖协议（原件）和一份发票（原件）交给汤其安（未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或扣押清单）。随即江都公安局对王新、王正飞也采取了拘留措施，并且对三人的拘留时间均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从次日上午8时起至同月30日上午12时止，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均被羁押在江都看守所），其后违法决定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采取取保候审，同时向其家属王桂兰索取并扣押财产或者赎金人民币50万元（未出具任何手续），在2007年4月29日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均解除取保候审时既没有向其送达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也没有向其退还违法扣押的六份买卖协议（原件）和一份进货发票（原件）以及退还违法扣押的财产或者赎金人民币50万元，更没有将50万元及其孽息随案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2015年5月以来，申请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不断向有关国家机关和职能部门控告、申诉和上访。江都公安局于2016年7月19日向申请人退还违法扣押的财产或者赎金人民币50万元但未一并退还利息。申请人在2016年8月向江都公安局申请刑事赔偿遭到无理拒赔后，向扬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仍遭无理拒赔，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2月2日决定江都公安局向申请人赔偿违法扣押的50万元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89417.8元，直至2020年7月13日江都区人民检察院虽然对王瑞宝作出73号不起诉决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不起诉人王瑞宝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无罪），终止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江都公安局至今未向其退还违法扣押的六份买卖协议（原件）和一份进货发票（原件），也未向申请人依法赔偿由此造成的现实的直接的各项经济损失。由于时任原江都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张永根、时任副大队长汤其安等人在2006年4月20日以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恶意执法导致扬州市宝利化工厂长期处于停业状态，至今无法经营，造成王新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至今无法创业、就业，同时也使整个家庭生活长期陷入深度贫困之中，近几年靠镇政府生活闲难临时救助维持生计，至今未得到司法救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十八条第（一）项、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1、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从2006年4月20日下午4时起至2006年4月30日上午12时止）10天×3人×346.75元/天=10402.5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原江都市公安局在2006年4月21日违法立案，至2020年7月13日江都检察院作出73号不起诉决定）20万元/人×3人=60万元；3、赔偿违法扣押财产或赎金人民币50万元（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7月19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110万元以及企业无法周转、停业损失220万元；4、由于江都公安局在2016年7月19日未向企业及申请人依法赔偿，由此造成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各项经济损失，导致该企业仍然长期处于停业状态，至今无法经营（2016年7月20日至2020年9月20日），企业停业损失每年22万元×4年=88万元，另加两个月3.6万元=91.6万元。合计：482.64万元。赔偿义务机关江都公安局辩称：我局曾于2016年8月26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王瑞宝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经补正，我局于2016年9月11日受理该起国家赔偿案件。王瑞宝在该案中诉称：1、公安机关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三人刑事拘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7290元；2、公安机关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三人刑事拘留，造成王瑞宝经营的扬州市宝利化工厂停产停业，要求赔偿企业停业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公安机关非法收取并扣押王瑞宝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给王瑞宝造成十多年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损失，要求赔偿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7月19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109.35万元。合计请求赔偿人民币120.079万元。2016年10月28日，我局决定不予赔偿。王瑞宝不服，向扬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扬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1月23日维持了我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2020年7月27日，我局再次收到王瑞宝的刑事赔偿申请书。我局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基于同一事实的赔偿请求已经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提出，正在审理或者已经作出予以赔偿、不予赔偿结论的，属于不符合申请条件，故王瑞宝提起的本次刑事赔偿申请应不予受理。综上，请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复议机关扬州市公安局辩称：2006年4月20日，江都公安局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等三人立案侦查，2006年4月21日对上述三人刑事拘留，2006年4月30日对上述三人取保候审并释放，并收取50万元人民币，2007年4月29日对上述三人解除取保候审。王瑞宝、王新、王正飞于2016年8月向江都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公安机关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因刑事拘留、非法收取50万元人民币所造成的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共计人民币120.079万元。2016年10月28日，江都公安局决定不予赔偿。王瑞宝、王新、王正飞不服，向我局申请复议。我局于2017年1月23日决定维持江都公安局的不予赔偿决定。2018年2月2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分别做出5号赔偿决定、6号决定、7号决定，均已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1月17日，江都公安局以王瑞宝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江都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7月13日，江都检察院认为王瑞宝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王瑞宝不起诉。王瑞宝、王新、王正飞认为案件性质已经改变，于2020年7月27日再次向江都公安局申请刑事赔偿。江都公安局认为上述申请是基于同一事实，而已经由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了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作出2号不予受理决定，决定不予受理。后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向我局申请复议。我局经复议认为，江都公安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对于王瑞宝、王新、王正飞的刑事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是正确的，遂作出3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综上，请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维持江都公安局作出的2号不予受理决定以及我局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经查，2006年4月21日，江都公安局以王瑞宝等人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立案侦查。2006年4月21日，江都公安局分别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三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4月30日在王瑞宝、王新、王正飞提供保证人的情况下，决定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取保候审，同时收取王瑞宝50万元，2007年4月29日对三人解除取保候审，5月9日向三人送达解除取保候审文书。对向王瑞宝收取的50万元未予退还。2015年5月王瑞宝就50万元的退还问题提出申诉，经协调，2016年7月15日王瑞宝写下承诺书，承诺收到退还的50万元后，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或向任何部门提出赔偿、诉讼、信访等任何诉求，江都公安局于2016年7月19日向其退还50万元。2016年8月30日，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分别向江都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江都公安局于2016年10月28日分别作出江公不赔字（2016）002、003、004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对王瑞宝、王新、王正飞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刑事赔偿。三人不服，向扬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扬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1月23日对上述三份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书作出扬公赔复决字[2017]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江公不赔字（2016）002、003、004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书作出的不予赔偿的决定。王瑞宝、王新、王正飞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2月2日作出5号赔偿决定，决定撤销江都公安局作出的江公不赔字（2016）002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书》和复议机关扬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扬公赔复决字[2017]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中的维持江公不赔字（2016）002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书》部分；江都公安局于本国家赔偿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瑞宝50万元的利息89417.8元（从2006年4月30日起至2016年7月19日止，利率按本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计算）；驳回赔偿请求人王瑞宝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2月2日作出6号决定，以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为由，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王正飞的国家赔偿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2月2日作出7号决定，以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为由，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王新的国家赔偿申请。王瑞宝、王正飞、王新均不服，分别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分别作出（2018）苏委赔监28号、29号、3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决定驳回王瑞宝、王正飞、王新提出的申诉。2020年7月13日，江都检察院作出73号不起诉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决定对王瑞宝不起诉。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申请不符合申请条件：……；（五）基于同一事实的赔偿请求已经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提出，正在审理或者已经作出予以赔偿、不予赔偿结论的；……。本案中，王瑞宝、王新、王正飞提出的刑事赔偿申请，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仍然是此前被江都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并收取50万元保证金，所致人身自由损害以及财产损失。而对于王瑞宝、王新、王正飞此前提出的相关赔偿请求，已经由赔偿义务机关江都公安局于2016年10月28日分别作出江公不赔字（2016）002、003、004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书》，后由复议机关扬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扬公赔复决字[2017]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予以了处理。本院赔偿委员会亦已于2018年2月2日分别作出了5号赔偿决定、6号决定、7号决定，且均已发生法律效力。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基于同一基本事实，再行提出本案刑事赔偿申请，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确不符合受理条件。江都公安局作出的2号不予受理决定以及扬州市公安局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均于法有据，并无不当。需要说明的是，在赔偿请求人最终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交的《刑事赔偿申请书》中列明的赔偿请求人有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并在该申请书末尾有“王瑞宝”、“王新”、“王正飞”的签名以及“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的盖章。而在赔偿请求人向江都公安局提交的《刑事赔偿申请书》中仅将王瑞宝、王新、王正飞列为赔偿请求人，且在该申请书末尾仅有“王瑞宝”的签名以及“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的盖章。在本院赔偿委员会听证中，王瑞宝表示未办理授权委托手续，而江都公安局亦表示未收到王新、王正飞的相关授权委托手续。对此，一方面，因扬州市宝利化工厂并非江都公安局相关刑事强制措施的对象，王瑞宝作为该厂投资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与王瑞宝主张的该厂所受经营损失之间也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必然联系，故该厂本身即不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另一方面，在无证据表明王新、王正飞委托王瑞宝代为提出案涉刑事赔偿申请的情况下，应视为上述两人未提出案涉刑事赔偿申请，该两人直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事实上，对于王新、王正飞的相关刑事赔偿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也已经以6号决定、7号决定作出了处理，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赔偿请求人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王瑞宝、王新、王正飞提出的案涉国家赔偿申请，确不符合受理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请求人扬州市宝利化工厂、王瑞宝、王新、王正飞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文书附页：（2020）苏10委赔8号案件适用法律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赔偿委员会收到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认为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决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决定驳回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