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83民初6047号 原告：姜袁林，男，197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星,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炳泉，男，194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玲莉（系徐炳泉儿媳）,女，197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国,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树良，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原告姜袁林与被告徐炳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020年11月24日召开庭前会议。审理中，原告申请追加徐树良为本案第三人，本院经审查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于2020年12月18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姜袁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星，被告徐炳泉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玲莉、张伟国，第三人徐树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桐乡市××街道××队顾介兜（门牌号顾家兜19号）房屋的附属物（即“冰洁玻璃厂”,以下简称玻璃厂）对应的征收补偿款608288元（具体包括厂房补偿金额43218元、损失物品补偿金额368000元、机器设备补偿金额197070元）归原告所有。事实与理由：被告所有的坐落于桐乡市××街道××队顾介兜（门牌号顾家兜19号）的房屋，因桐乡市杨家门旧城改造（三期）项目被征收，原告经营的玻璃厂作为被征收房屋的附属物一并被征收。玻璃厂厂房系自行搭建，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11月16日，案外人沈桂荣、沈国建及第三人徐树良（系被告儿子）将玻璃厂整体转让给了原告，转让价110000元，原告受让后一直经营至被征收时。玻璃厂被征收的补偿包括厂房补偿金额43218元、损失物品补偿金额368000元、机器设备补偿金额197070元，合计608288元。因被征收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而玻璃厂系紧邻被征收房屋搭建，故被作为附属物予以征收，征收补偿款也暂记在被告名下。原告认为，玻璃厂从2008年11月16日由原告整体受让至今，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玻璃厂的厂房及其内机器设备、物品等均应属于原告所有，对应的征收补偿款也应归属原告所有。 被告答辩称，2008年转让玻璃厂时，受让人还有王某及徐树良，并非整体转让给原告。原告起诉要求确认的财产，其中部分并不属于玻璃厂，即《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中编号为4、5、6、7、8、9、10、13、14、16、32、33、96、97、100、101、105、107的18样物品，是明确属于被告及被告家人所有的，另外的需要结合评估公司的照片予以确认。玻璃厂厂房补偿价格43218元，水泥场地补偿价格14171元，应当属于被告及被告妻子张雪英所有。最早搭建玻璃厂厂房的时候（沈桂荣、沈国建、徐树良最初搭建），约定使用厂房五年不付租金，五年后厂房归被告及被告妻子所有。玻璃厂转让后第一年，被告的妻子张雪英收到徐树良所占份额的分红10000元，之后原告称玻璃厂效益不好，一直未分红。转让后至今十多年期间，原告与徐树良经常就玻璃厂不分红的问题发生争吵，并不存在玻璃厂归原告一人所有的情况。因征收厂房被拆除后，原告召集其与徐树良之间的共同亲戚（娘舅、姑父）一起认定厂房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经亲戚认定，徐树良与原告各占一半，但考虑到徐树良欠玻璃厂玻璃款的事实及原告一直未分红的情况，决定由徐树良获得1／3的补偿款，原告获得2／3的补偿款（协商时补偿款的总额以547070元计算）。现因原告不认可亲戚的决定，不同意被告领取补偿款，并不存在被告拒绝签字的情况。 第三人陈述称，徐树良并未收到原告及王某支付的转让款，《转让协议》签订后徐树良仍持有玻璃厂至少1／2的份额。其余意见同被告的答辩意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案涉玻璃厂的位置及征迁补偿情况 坐落于桐乡市××街道××队××号的房屋系被告徐炳泉所有，涉案玻璃厂位于上述房屋旁的场地上，未办理产权登记。2017年9月18日，因实施杨家门旧城改建（三期）项目，桐乡市人民政府依法发布公告，决定对该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被告的房屋坐落于征收范围内，涉案玻璃厂亦在征收范围内，但因未经产权登记，即作为被告房屋的附属物一并被征收。 经过评估确定，涉案玻璃厂厂房的补偿金额为43218元，即《附属物补偿明细表》中载明的附属物。玻璃厂内损失物品的补偿金额为380518元，即《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中载明的评估价格360278元和《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2）》中载明的评估价格20240元。玻璃厂内机器设备补偿金额为197070元，即《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中载明的评估价格。 2020年3月26日，甲方（桐乡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桐乡市旧城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与乙方（被告）签订《桐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一条载明：乙方被征收房屋坐落于桐乡市××街道××队××号，房屋产权证编号桐房权证桐字第0**81号／认定书06010号，建筑面积325.81ｍ2，房屋用途为住宅；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桐国用（1999）字1924号，土地使用面积242.80ｍ2，土地性质为划拨。乙方未经产权登记房屋认定为合法建筑面积57.04ｍ2，房屋用途为住宅。协议第二条载明：被征收房屋价值（含装饰装修及附属物价值）补偿总额为2569767元、搬迁补偿3000元、临时安置补偿289435元、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偿76215元、玻璃工厂内机器设备和物品损失补偿625070元，补偿总额为3563487元。 上述补偿款中无争议款项已由被告徐炳泉领取，涉及争议款项被告尚未领取。 经原、被告确认，《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与《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2）》载明的评估总价分别为360278元、20240元，实际上《补偿协议书》中该两部分对应的补偿金额分别为350000元、18000元，合计368000元，即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损失物品补偿金额368000元。原告还确认，《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记载的编号4中的2把落地扇（评估价值140元）、编号6中的2辆自行车（评估价值140元）、编号9中的2部竹梯（评估价值210元）、编号13的方凳（评估价值84元）、编号32的蓝玻（评估价值192元）、编号33的绿玻（评估价值320元）、编号100的茶色玻璃（评估价值4800元）、编号105的带框移门（评估价值8554元）及编号107的弧形淋浴房玻璃（评估价值为960元）系被告所有，相应的评估所得款项合计15400元归被告所有，被告对此予以认可。 二、各方人物之间的关系 姜袁林系徐炳泉的女婿，徐炳泉与张雪英系夫妻关系，与徐树良系父子关系。沈桂荣、沈国建系徐树良在案涉玻璃厂的原共同合伙人。王某、姜袁林在《转让协议》签订前系案涉玻璃厂的员工。 三、案涉玻璃厂的历史沿革 案涉玻璃厂房系沈桂荣、沈国建、徐树良经徐炳泉同意后共同搭建，沈桂荣、沈国建、徐树良合伙经营该玻璃厂，后因经营不善，遂转让。 2008年11月16日，甲方（沈桂荣、沈国建、徐树良）与乙方（姜袁林、王某）签订《转让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兹有甲方整体转让（冰洁玻璃厂）给乙方，特签订此协议，签订协议前所有应收款、应付款一律由乙方负责。转让价十一万元，转让款在2008年11月23日前付清。即时生效。”协议还记载了玻璃厂的应付项目。该《转让协议》签订时，徐树良一开始并不在场，待沈桂荣、沈国建、姜袁林及王某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后，徐树良方至现场并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同时，原告及王某各出资现金55000元当场支付，但据王某陈述，其对沈桂荣、沈国建、徐树良三人如何分配转让款并不清楚。 《转让协议》签订后，徐树良称其与姜袁林并无转让合意，实际上系徐树良委托姜袁林以其名义受让玻璃厂，其与姜袁林在玻璃厂的份额各占1／2，徐树良直至签订协议时才得知王某加入了合伙，遂在协议签订后找王某协商，王某对于徐树良要求占1／2份额不予认可，但同意徐树良占1／3份额。姜袁林称其对于徐树良持有玻璃厂1／2或1／3份额均未同意。 协议签订后，案涉玻璃厂经营主要由姜袁林负责，王某负责安装和生产，而徐树良未参与过案涉玻璃厂的经营管理。另外，徐树良在桐乡市中山路经营玻璃生意，并从案涉玻璃厂拿货，并签署相应送货单，据姜袁林称货款从未支付，至今已欠货款120000余元，而徐树良称期间支付过部分货款。 2009年年底，姜袁林支付了王某及徐树良母亲张雪英各10000元。 2011年4、5月份左右，王某称因效益不好故欲退伙，退伙前通知了徐树良，退伙时姜袁林支付王某共计50000元。 另外，关于玻璃厂厂房使用年限，据王某陈述，在《转让协议》签订后已明确，五年后归徐炳泉及妻子张雪英，姜袁林也是认可的，至于五年从何时开始计算没有明确。 以上事实由《转让协议》、《附属物补偿明细表》、《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2）》、《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补偿协议书》、王某证人证言、王某出具的书面材料、王某谈话笔录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明。关于证人王某的证言，其庭审陈述与其后出具的书面材料、谈话笔录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根据诚实信用以及禁反言原则，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对证人庭审中的部分陈述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转让协议》签订后徐树良与姜袁林是否构成合伙；二、涉案玻璃厂的征迁补偿款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人徐树良认为其仍占玻璃厂份额至少1／2，事由如下：1、《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在沈桂荣、沈国建的逼迫下所签；2、徐树良并未收到转让款36000余元；3、因徐树良在玻璃厂成立时投资了150000元，即便徐树良收到了转让款36000余元，其在玻璃厂的投资尚有110000余元，超过姜袁林及王某的投资总额110000元；4、姜袁林给徐树良母亲的10000元系当年度玻璃厂应属徐树良的分红；5、其从玻璃厂拿货不付玻璃货款，实际是以货款抵分红。本院认为，徐树良与姜袁林不构成合伙，理由如下：针对事由一，因徐树良未能就其受逼迫签订《转让协议》举证证明，故不予采信；针对事由二，姜袁林与王某已按约履行了合同支付义务，实际也受让了玻璃厂，且沈桂荣、沈国建与徐树良之间可能还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徐树良该说法，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事由三，《转让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玻璃厂的转让价格为110000元，故徐树良原始投入的资金并不能转化为转让后其对玻璃厂的出资额；针对事由四，鉴于姜袁林与徐树良、张雪英之间的姻亲关系以及玻璃厂占用的场地系徐炳泉所有，故在双方未明确约定10000元的性质系玻璃厂分红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该款项性质系分红；针对事由五，该说法系徐树良单方陈述，且对于分红或货款双方也从未结算，故该事由亦不成立。综上，一方面，徐树良在《转让协议》签订后从未参与玻璃厂的经营管理，亦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不符合个人合伙的常规模式；另一方面，根据王某的证人证言，其在退伙时仅与徐树良“打了个招呼”，按照常理理解，即通知，而非经徐树良同意后退伙，且退伙款由姜袁林支付，亦不符合协议退伙的要求，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徐树良在《转让协议》签订后与姜袁林构成合伙关系，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徐树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诉请确认归原告所有的补偿款608288元包括三部分，即玻璃厂厂房征迁补偿金额43218元、玻璃厂内损失物品补偿金额368000元及玻璃厂内机器设备补偿金额197070元。关于案涉玻璃厂征迁利益的主体。根据前述理由，姜袁林、王某与徐树良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且王某已退伙，故截至玻璃厂征迁时，玻璃厂的征迁利益归原告所有。关于玻璃厂征迁的补偿范围及金额。《转让协议》中虽约定玻璃厂为“整体转让”，但根据“房随地走”原则，玻璃厂厂房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被告，沈桂荣、沈国建及徐树良对玻璃厂厂房的处分权存在限制，“整体转让”应理解为不包含厂房，故原告诉请的相应征迁补偿款43218元，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自认《损失物品评估明细表》中合计评估价款为15400元的物品为被告所有，同意从玻璃厂征迁补偿款中扣除15400元，被告对此亦表示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诉请确认的征迁补偿款608288元，应当扣除玻璃厂厂房征迁补偿款43218元及玻璃厂房内归被告所有的损失物品所对应的评估金额15400元，即玻璃厂的征迁补偿款中，549670元应归原告所有。对于原告诉请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徐炳泉所有的桐乡市××街道××队××号的房屋征迁补偿款中549670元归原告姜袁林所有； 二、驳回原告姜袁林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882元，减半收取4941元，由原告姜袁林负担476元，由被告徐炳泉负担4465元（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为：6228××××8963，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朱谷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朱 燕 书 记 员 邓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