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初101号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侨科技工业园。诉讼代表人：胡育新，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梓劲，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北京市龙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火车站东侧五十米处。法定代表人：王化龙。被告：岳晓霞，女，194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一峰，女，1979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张玉明，男，196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荣县。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刚，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京龙公司）与被告北京市龙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光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京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龙、苏梓劲，被告北京龙光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京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共同向广州京龙公司赔偿49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每次支付的款项金额为本金并从当次支付时间开始起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计付，直至付清全部4950万元本金为止。利息从2010年7月5日起暂计至2019年11月30日为1086.54万元）；2.岳晓霞、王一峰在继承王化龙遗产范围内承担上述495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清偿责任。事实及理由：广州京龙公司于1996年12月4日设立，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王化龙即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50%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直至2019年10月7日死亡。北京龙光公司于1997年9月11日设立，王化龙为该公司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0年7月5日至2013年12月23日期间，王化龙及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共同实施了侵害广州京龙公司财产权益的行为：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将广州京龙公司资金4950万元分次转入北京龙光公司账户或者为北京龙光公司还债，至今未还，造成广州京龙公司财产损失。张玉明时任广州京龙公司财务总监，是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张玉明明知向北京龙光公司转款没有依据，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但未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对上述损失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岳晓霞系王化龙之妻，王一峰系王化龙之女，均系其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王化龙利用其股东身份及担任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挪用公司资金至今未还，损害了广州京龙公司法人财产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因王化龙已经死亡，岳晓霞、王一峰作为其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应当履行对公司的受托义务，忠实、勤勉的行使公司赋予的职权。违反受托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对公司的赔偿责任，赔偿相应的财产损失。张玉明作为财务负责人，对公司财务负有管理职责，在公司资金被非法转出时，不依法履行职责，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公司财产损失，应当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北京龙光公司作为王化龙持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关联企业，协助王化龙共同实施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非法获取广州京龙公司资金而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北京龙光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共同辩称，请求驳回广州京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规定，只有广州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广州京龙公司行使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广州京龙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只有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长才可以作为广州京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王化龙已于2019年10月7日死亡，且广州京龙公司至今未召开董事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也即广州京龙公司至今无法定代表人。李丹只是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之一，并不是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广州京龙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应驳回起诉。（二）本案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无关，不存在王化龙、张玉明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1.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发生的纠纷。王化龙作为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张玉明作为广州京龙公司财务负责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未从事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其行为均是由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集体讨论通过后，由王化龙和张玉明具体执行。2.2015年12月23日之前，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由王化龙保管，财务专用章由刘跃进保管，公司的任何款项支出均需获得王化龙和刘跃进二人的一致同意，否则无法进行交易。3.虽然没有成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京龙集团，但是京龙公司各关联公司之间按照集团公司的方式运营，已经得到了公司股东会以及董事会的一致同意。京龙系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日常的账款往来，获得了包括李丹在内的各股东及董事的同意。王化龙及张玉明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三）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2450万元，系广州京龙公司偿还其对北京龙光公司的欠款。2003年初至2010年底期间，广州京龙公司委托北京龙光公司生产标准节及附墙架并代为发货。期间北京龙光公司共发货标准节22211节，附墙架2289套，总价款5145万元。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为支付其应向北京龙光公司支付的货款。从其记账凭证中“应付货款”的记载也可以切实反映广州京龙公司支付给北京龙光公司上述款项的性质实为货款。（四）广州市天河区新怡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怡通公司）是否向北京龙光公司支付款项与广州京龙公司无关。王化龙向新怡通公司的借款事实上并不存在，广州京龙公司与新怡通公司之间的交易与北京龙光公司无关，更不存在以此来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五）广州京龙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广州京龙公司所诉的贷款及汇款事实发生在2010年，其请求北京龙光公司、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赔偿的权利应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相关的权利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法院支持。综上所述，广州京龙公司的起诉不符合公司法人行使民事权利的有关规定，应当驳回起诉；其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不存在，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当事人主体信息广州京龙公司为1996年12月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原被告确认，2002年12月28日，广州京龙公司股东变更为刘跃进、王化龙，二人分别持有50%股权；王化龙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刘跃进担任公司总经理；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由王化龙管理，财务公章由刘跃进管理。2008年5月23日，广州京龙公司修改章程，将股东变更为王化龙、李丹（原被告称，刘跃进、李丹曾是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左右离婚），二人出资额分别为750万元，并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王化龙、李丹各持有50%股权。2016年4月11日，广州京龙公司对董事、监事以及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变更后公司共有七名董事，其中王化龙为董事长、李丹为副董事长、刘跃进为董事兼经理，另有朱国民、岳晓霞、王海琳、倪建军四名董事。在此之前，公司董事为王化龙、刘跃进、朱国民。2019年11月6日，广州京龙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决议由李丹接任广州京龙公司董事长，但至今未办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化龙依然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根据案外人申请，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粤0114破申1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广州京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2月19日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京龙公司的管理人。落款日期为2005年3月28日的广州京龙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法行使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及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依法行使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等。王化龙于2019年10月8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岳晓霞、王一峰，岳晓霞系王化龙配偶，王一峰系王化龙女儿。2019年12月9日，岳晓霞、王一峰向北京市海诚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岳晓霞表示要继承王化龙在广州京龙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王一峰放弃对该财产的继承。2019年11月26日，王一峰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王化龙死亡后遗有与岳晓霞共同的广州京龙公司50%的股权及相关收益，现决定无条件放弃王化龙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利。张玉明于2000年9月1日入职广州京龙公司，2017年10月31日离职，在职期间为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北京龙光公司成立于1997年9月11日，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由王化龙、刘跃进各持股50%，王化龙担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刘跃进任监事。二、涉案款项情况针对涉案4950万元，广州京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审计报告、电汇凭证、记账凭证、汇款申请表以及自行制作的统计表，显示如下：1.2010年7月5日，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2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账款，摘要：付货款，汇款申请表上有王化龙、莫筹兼的签名，并加盖了王化龙的私章。2.2010年7月15日，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15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账款，摘要：付货款，汇款申请表上有莫筹兼的签名。3.2010年9月25日，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2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账款，摘要：付款，汇款申请表上有刘跃进、张玉明签字。4.2010年12月23日，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1000万元，总账科目：领应收款，摘要：付款，无汇款申请表，但电汇凭证上加盖了王化龙的私章。5.2010年12月23日，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分别汇款5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账款，摘要：付款，汇款申请表上有王化龙和刘跃进的签名。6.2010年12月15日，新怡通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分别汇款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汇款凭证上记载款项用途为往来款，无记账凭证和汇款申请表。广州龙光公司称，该笔款项为新怡通公司提供给北京龙光公司的借款，并提供了新怡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予以佐证。7.2011年5月31日，广州京龙公司向新怡通公司汇款2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款，摘要：代还“广州新怡通”借款，汇款申请表上有王化龙和张玉明签字。汇款申请表上载明：“天津京龙往来代付款”。8.2011年6月30日，广州京龙公司向新怡通公司汇款5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款，摘要：代还“广州新怡通”借款，汇款申请表上有王化龙、刘跃进、张玉明的签字。9.2011年8月1日，广州京龙公司向新怡通公司分别汇款700万元、6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款，摘要：付款，汇款申请表上有王化龙、刘跃进的签字。银行记账单载明汇款用途：西门子弗兰德电机款，提4台4**电机70%余款，用于骏马机械。广州京龙公司称，上述第7笔至第9笔交易为广州京龙公司代北京龙光公司向新怡通公司还款2000万元。10.2010年4月的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2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款，摘要：付款，汇款申请表上有王化龙的私章和张玉明的签字。11.2010年8月16日，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300万元，总账科目：应付款，摘要：付款，汇款申请表上加盖了王化龙的私章。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必然导致广州京龙公司的利益受损，所有资金调拨都是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会就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和经营战略作出的安排。三、广州京龙公司与北京龙光公司交易情况诉讼中，广州京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4年-2010年汇款给北京龙光公司的记账凭证等，拟证明2004年-2010年广州京龙公司向北京龙光公司汇款43405040元，不拖欠北京龙光公司任何货款。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诉讼中，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9年6月18日的北京龙光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王化龙、刘跃进为设立天津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京龙公司）特新设一个账号，广州京龙公司转款给北京龙光公司的部分款项是用于设立天津京龙公司。2.日期为2009年5月11日的京龙公司第二次办公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包括王化龙、刘跃进、倪建军、朱国民、张玉明，议题为讨论京龙公司的生产、销售、管理形势以及天津九园工业园生产基地的投资问题，内容有：京龙公司已建成了广州和西安两个生产基地。大家一致同意京龙公司不再对广州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进行大的投资，力争用三年多时间将天津建成新的京龙工业园区，为京龙公司上市创造条件。拟证明京龙系公司虽然没有成立法律意义上的公司，但各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以集团化方式运营。3.日期为2009年6月23日的天津京龙系列工程机械设备研发、制造及配套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拟证明天津京龙公司的设立经过了刘跃进的同意。4.记账凭证以及广州京龙公司于2011年2月23日发送给北京龙光公司的《联系函》，函件内容有：“我司于2003年初开始委托贵司北京分厂代发标准节及附墙架，期间我司存在多次与贵司之间的现金往来。现为清理京龙（集团）内部各公司之间的现金往来情况及代发货情况，需贵司配合清点。经我司核算，截止2010年底，贵司共代我司发货标准节22211节，附墙架2289套，总价值5145万元。请贵司对所发标准节及附墙架进行盘点并与我司对账确认货物总价值。”拟证明截止2010年底，北京龙光公司代广州京龙公司发货，货物总价值为5145万元。广州京龙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广州京龙公司并不拖欠北京龙光公司任何款项。四、所涉刑事案件情况。2018年7月11日，李丹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三大队三中队报案称王化龙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2018年9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王化龙涉嫌挪用资金案。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对王化龙、李丹、张玉明、莫筹兼、刘跃进、朱国民等人进行询问。2020年1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该局决定对其办理的王化龙涉嫌挪用资金案进行撤销案件处理。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前往广州市公安局调取了王化龙涉嫌职务侵占案的部分卷宗材料以及关联案件的部分材料，卷宗材料显示：王化龙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李丹2008年成为股东后，当时没有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因为当时在股份转让之前，刘跃进和我说股权转让给李丹，但李丹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我才同意他转让股权给李丹的。刘跃进还于2008年和2009年向我出具了声明，还是由其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并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不放弃其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是我保管使用，刘跃进保管使用财务专用章和合同章，公司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必须由我和刘跃进同意后并同时盖章、签名才能支付。大约在2010年左右，在李丹的强烈要求下，我同意其进入公司参与管理，具体负责协助公司上市和公司的ERP软件管理系统，但她不按照公司管理规章办事，所以大约一年后，我就不让其参与公司管理。2015年12月23日改选董事会，新增加了李丹。2015年12月30日，李丹才正式开始参与管理广州京龙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后，由李丹和王海琳共同负责管理财务，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由李丹保管使用，我和刘跃进职责没有改变，但实际上主要由李丹和王海琳负责管理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后，李丹从刘跃进手中拿走了财务专用章，但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还是我保管。2016年7、8月份时，广州京龙公司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的8000万元贷款到期，广州京龙公司凑了1000万元，另向一家财务公司借了1500万元用于过桥还贷。为了还财务公司的1500万元资金及利息，我自己私人借出200万元，我向我女儿借了198万元，刘跃进借出120万元，还有一些供应商的借款，总共凑了2000万元还给了财务公司。我和我女儿及刘跃进的私人借款至今广州京龙公司仍未偿还。财务公司把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都还给了李丹。李丹成为公司股东后，先向公司借支40万元买车后又借支200万元买房。我借支200万元买房。之后刘跃进也向公司借支200万元买房。另外，刘跃进每年向公司借支相当于四五十万人民币的美元用于其女儿国外留学。2009年时，天津宝坻区招商引资，我和刘跃进、李丹、朱国民、张玉明一起去了天津宝坻区考察，当地提供了优惠政策。在这件事情上刘跃进很积极，他提议以北京龙光公司名义投资成立天津京龙公司，因为他在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份已经给了李丹，两人感情已经破裂，所以用北京龙光公司投资可以保障他有50%的利益。随后广州京龙公司的董事会及高管开会讨论通过了成立天津京龙公司的事项。天津京龙公司由北京龙光公司百分百控股，但部分注册资金实际由广州京龙公司注入，也是属于集团化管理的一部分。当时广州京龙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部门，我和刘跃进、朱国民三个董事拍板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李丹虽然没有签字同意，但绝对知情。上海京龙公司、天津京龙公司、广州京龙公司以及西安京龙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股东授权后，相互间可以代收客户的货款，四家公司之间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业务往来，属于一个整体，四家公司中的任何一间公司存在资金方面的短缺，剩余三家公司均会进行支援，这是广州京龙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的运营模式。我去年接管广州京龙公司后发现李丹把公司价值400多万元的钢材转到不知何处了，还转移了公司大量资金和设备。另外公司有四五千万元的资金转移到王海琳的私人账户，也不知去向。刘跃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在我做股东之时广州京龙公司就没有开过股东会，不清楚之后换了李丹做股东有没有开过股东会。需要董事会决议的事项几乎没有正规地召开董事会表决，都是事前商量或者知会后，拿着董事会决议找我签名。我在转让广州京龙公司50%股权给李丹时发过声明，仍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并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不放弃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发该声明主要考虑当时闹离婚，很多广州京龙公司的事情没有做完。股份虽转让了，但我仍然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该享有的权益还得给我。广州京龙公司控股有西安京龙公司、参股是长沙京龙公司、上海京龙公司，其他还有地方性的京龙公司都是顺应当地政府特种行业必须在所属地注册公司，实际没有经营业务，现在也在逐步清理。京龙集团公司实际上没有注册，只是囊括了包括广州京龙公司的下属及参股企业还有关联公司；京龙集团公司的企业成员包括广州京龙公司、西安京龙公司、上海京龙公司、长沙京龙公司、江苏京龙公司、天津京龙公司、佳尔华新鑫公司等，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王化龙，这些公司参加了京龙集团公司2008年至2014年间年度考核即年会，参加的人员都是各个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也经常去这些企业做技术指导、监督工作。我2018年3月后就没有回广州京龙公司处上班了，但有些事情还在管，比如公章管理、技术等。李丹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2008年我前夫刘跃进有了外遇，为了家庭的财产安全，我要求刘跃进将其持有的广州京龙公司50%股份转让给了我。所以2008年我就成为了广州京龙公司的股东，当时没有给我具体职务。2008年之后，我建议过公司使用电子记账系统，后续公司财务开始使用“金蝶财务系统”。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不清楚，但资金的调拨、使用都是由王化龙说了算。2015年底开的董事会选举我成为副董事长。广州京龙公司有一个全资下属的子公司西安京龙公司，还有一个长沙京龙公司由广州京龙公司占股70%，其他各地什么京龙公司都与广州京龙公司无关，均非关联企业。王化龙在天津京龙公司成立之前跟我提出过要设立这家公司，我当时并没同意，说是北京龙光公司投资的。北京龙光公司是由王化龙夫妇控制的。在2008年前，我还掌管着北京龙光公司的法人代表私章（也就是王化龙的私人印章），岳晓霞掌管着公章及财务章，那时有些支票要找我盖王化龙私章。到了2009年我去了广州，就先后委托我朋友刘欣、朱晓琳帮我代管这枚王化龙私章，但据她们反映私章也很少使用了。后来刘欣把这枚章还给了我，但是岳晓霞也没再找我要回，我知道王化龙他们可能自己又重新刻了章。张玉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大约2010年，李丹曾经进入广州京龙公司负责协助公司上市和ERP企业管理软件系统。2014年李丹要求进入公司董事会，这之后贷款要她签字同意。李丹作为股东之后那几年还没有什么话语权，公司财务支出方式还是以王化龙、刘跃进签字同意，并加盖刘跃进掌管的财务专用章才能汇款支付。2015年12月李丹才正式进入公司董事会。广州京龙公司在2015年之前没有开过公司股东会，之后新的章程我看了是可以召开股东会，由监事发起，但也没有见过开股东会，两名股东坐下来就意见不合。据我所知，公司的重大决策都是要以董事会形式决定，董事会由王化龙、刘跃进、朱国民组成，直至2015年12月新的董事会改选出来。2008年时天津宝坻区正在招商引资，地价便宜，广州京龙公司为了兼顾北方市场，决定在天津买地350亩，成立天津京龙公司。当时广州京龙公司召开了高层管理会议，包括三名董事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人员参加，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成立天津京龙公司。李丹当时虽然没参加公司管理，但还是知道这事，她曾经一起去天津宝坻区考察过场地，而且多年来李丹也没有提反对意见，前些年还去过天津京龙公司参加会议。天津京龙公司的注册资金、启动资金是由广州京龙公司间接提供的。当时由于是北京龙光公司控股天津京龙公司，所以资金先去到北京龙光公司再转到天津京龙公司。实际上，广州京龙公司并没有把天津京龙公司当做体系外的公司，而是纳入到京龙集团公司（并没有成立，但作为集团化管理）当中一起管理。天津京龙公司与广州京龙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有客户是北方市场的，在广州京龙公司签合同，但由天津京龙公司生产供货。因为天津京龙公司的贷款资金基本都用在厂房建设，没有多少自有资金。朱国民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是2002年开始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顾问，大约2003年公司成立董事会，我担任监事，2004年我是董事会成员至今。广州京龙公司股东在2008年之前变更为王化龙和刘跃进，2008年至今变更为王化龙和李丹。李丹成为股东后没有马上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的经营管理，刘跃进还于2009年5月13日出具一份声明，还是由其担任广州京龙公司的总经理及董事，还有由其负责管理，不放弃其股东权益。直至2015年12月30日，李丹才正式开始参与管理广州京龙公司。2015年12月23日之后，由李丹和王海琳共同负责管理财务，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由李丹保管使用。刘跃进职责没有改变，但2015年8月之后，王化龙和刘跃进很少回广州京龙公司了，主要是李丹和王海琳负责管理公司。天津京龙公司是2009年9月以北京龙光公司的名义投资的，实际由广州京龙公司投入资金到天津京龙公司，根据2009年5月11日的《京龙公司第二次办公会议纪要》（参会人员有王化龙、刘跃进、倪建军、朱国民、张玉明）的内容一致同意在天津建成京龙工业园，主要配套企业同时进驻工业园，为京龙公司上市创造条件，所以就成立了天津京龙公司，实际上天津京龙公司也是纳入京龙（集团）公司的年度考核，也是属于集团化管理的一部分。李丹有向公司借支40万元买车，借支200万元买房，之后刘跃进也借支200万元买房，王化龙在李丹借支后也借支200万元，但用途我不清楚。在2015年12月23日之前，王化龙保管使用公章，刘跃进保管使用财务专用章，两人各自使用自己的私章，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必须他们二人同时盖章和签名才能支付。之后，李丹从刘跃进手中拿了财务专用章，王化龙的公章交给了刘跃进。我个人认为王化龙在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在经营广州京龙公司期间有利用职务之便，但侵占、挪用资金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财务支出都由双方制约。莫筹兼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是2000年5月开始在广州京龙公司担任现金和银行出纳，之后担任财务文员、财务经理等，2016年3月至今离职在家。离职前，广州京龙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有董事长王化龙、总经理刘跃进、广州基地负责人周永杰、销售总监羊永亮、财务总监张玉明以及技术负责人李向辉。一直以来，刘跃进保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王化龙保管其法定代表人私章，公司如要支出款项必须由刘跃进盖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王化龙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才能支付，一直延续到我离职时。佳尔华新鑫公司、北京龙光公司、天津京龙公司等与广州京龙公司会存在业务往来，就存在资金往来，要看具体的账目才能知道应收款项的形成，而且还要和这些关联公司对账确认具体的应收款项数额。王化龙、刘跃进、李丹都有向公司借支款项。梅锦林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于2008年入职广州京龙公司担任会计，2016年3月离职之前是负责做广州京龙公司总账。因公司想走集团路线，就于2014年成立了广州京龙公司总部和广州京龙公司基地，办公地址是在一起的。在公司总部由财务总监张玉明、财务经理莫筹兼负责，其他财务核算人员就划归到广州京龙公司基地。从我于2008年入职广州京龙公司以来至2015年，刘跃进是负责技术，王化龙是负责销售，李丹是2015年才参与管理的，因为当时李丹在公司新增了一套财务支付的审批电脑系统，报销的流程必须经过她审批，王化龙逐渐淡出了广州京龙公司，基本上是李丹在管理。一直以来，广州京龙公司的财务支出都要王化龙和刘跃进两人的签字同意，刘跃进掌管财务专用章，王化龙拿着自己的私章及公司公章，所以支票也是要两个股东盖章才有效。2015年开始李丹要求财务要将她的名字加进去，好像费用支出要三个人签字同意才行。天津京龙公司、佳尔华新鑫公司等这些关联公司与广州京龙公司都有业务往来，存在资金往来，也有一些是借款，要看具体每一笔款项凭证的附件才能知道其他应收款项的形成。王化龙、刘跃进、李丹都有向公司借支。仅从财务记账的凭据中看，我个人认为王化龙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挪用广州京龙公司经营资金，王化龙支取的每一笔款项在公司都是有记账的，而且公司每笔款项的支出必须由刘跃进和王化龙同时盖章才能支付。刘欣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大约在2010年前后，李丹找到我，说她又要回广州了，想委托我帮她做些事，她说把一个王化龙的私章交给我，到时有北京龙光公司的人找我就给对方盖章，并做好登记就可以了。之后有一个北京龙光公司的出纳找过我几次来盖王化龙的私章，都是盖支票、银行对账单上，但印象中支票支出的都是些小数目，上万元的支出都很少。吴志佳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现在还是新怡通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占股90%。我记得以上还款的半年前，王化龙因生意资金周转不灵，向我借钱3000万元。我当时就通过新怡通公司按照王化龙提供的账户给打过去了3000万元。后来王化龙也把这3000万元借款还了。我记得王化龙提供了一家北京的公司账户用于收款。除此之外，本院还从上述刑事卷宗中调取了以京龙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工作会议纪要、年度工作目标、总结报告以及通知等文件。五、关联案件审理情况1.2019年11月20日，广州京龙公司以王化龙将1200万元公司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为由，将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诉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257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2019年12月18日，广州京龙公司以利用职务之便，将广州京龙公司对上海京龙公司拥有的468万元债权当成自己购入上海京龙公司股权的对价，导致广州京龙公司债权灭失为由，将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诉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558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2019年12月18日，广州京龙公司以王化龙、张玉明未经股东李丹同意，利用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擅自为上海京龙公司提供担保及支付租金4592720元，并向上海京龙公司输送资金827万元为由，将岳晓霞、王一峰、张玉明、上海京龙公司诉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559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州京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另查，原告称刘跃进在本案中不构成损害公司利益，也未从中获利，故未起诉刘跃进。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起诉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王化龙、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是否存在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的行为。一、关于本案起诉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广州京龙公司主张其权利遭受损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被告称广州京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化龙去世后，李丹无权代表公司起诉，但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广州京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京龙公司的管理人。现该所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并同意按照之前的诉讼请求主张权利，在程序上并未违背法律规定。二、关于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开始计算。虽然涉案款项往来发生在2010年、2011年，至本案起诉之日已远超过三年，但涉案款项发生时，广州京龙公司因受股东控制，其自由表达自身意志的权利受限。而公司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必须由其授权方能进行，在股东或董事长不代表权利人也不授权他人代表权利人作出行使权利或主张权利等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客观上无法就其侵权行为主张权利，故诉讼时效不开始计算。被告主张从款项往来发生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广州京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王化龙于2019年去世，从该日开始计算，广州京龙公司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王化龙、张玉明、北京龙光公司是否存在损害广州京龙公司利益行为的问题第一，从股权架构上来看，广州京龙公司和北京龙光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但两家公司的股权架构相同，均由王化龙和刘跃进各持股50%。虽然刘跃进在2008年将其持有的广州京龙公司50%股权转让给了李丹，但二人迟至2013年才离婚。且根据刑事卷宗材料反映，李丹在2015年前未实际参与广州京龙公司管理，而是由刘跃进继续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李丹也曾经控制北京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因此，在涉案款项往来发生时，广州京龙公司和北京龙光公司均是由王化龙、刘跃进共同实际控制，两家公司的最终股东利益归属相同。第二，从内部管理模式上看，原、被告已确认广州京龙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和财务专用章分别由王化龙、刘跃进保管。广州京龙公司的多名财务人员和董事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亦确认公司资金的调拨需要王化龙和刘跃进二人签字盖章同意，重大事项由董事会决定，资金开支由王化龙、刘跃进共同掌控。广州京龙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交易凭证中部分有王化龙、刘跃进的共同签名，该部分交易应视为已经全体股东同意。虽然涉案部分款项的汇款申请表上没有二人的签名，但从盖章行为本身可以推知二人已经同意。与涉案交易相关的财务资料均由广州京龙公司保管，广州京龙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现有财务资料尚不足以证明上述款项的汇出是王化龙和张玉明违反公司章程规定而擅自单方决定的，现有证据也不能显示王化龙和张玉明有从中获利。第三，从经营模式上来看，虽然京龙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尚未成立，但根据刑事卷宗材料，结合当事人在本案中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京龙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多次以集团的名义发布通知、会议纪要、年度工作目标以及总结报告等文件，因此在事实上已经形成集团化管理的经营模式。集团内部的各公司之间存在代发货、代收款情形以及频繁的资金和货物往来，北京龙光公司和广州京龙公司之间也存在该情形。在此背景下，如将两公司之间的任意一笔资金调拨进行单独审查，而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尚不足以直接认定其构成侵权行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4362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