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常光国，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芬，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雪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标，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芳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勋，河南建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通公司）、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芳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昶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夏芬，上诉人国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标，被上诉人张芳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昶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四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国药公司、张芳芳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导致判决不公平。一审判决将案外人王某提交的一张158万转账凭证认定为国药公司支付的货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国药公司拖欠昶通公司的货款无法通过一个已经离职员工的私人账户于2018年2月7日转出。国药公司一审时申请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并未获得国药公司的授权代为处理这笔业务款项，涉案合同货款为2421334元，与王某转账金额158万元无法对应，并且也无“附言”记载此笔转账用途，根本无从认定此笔转账对应的是涉案合同货款。2.国药公司已经将涉案合同对应的款项发票足额入账并抵扣了税款，但却和王某一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已经核实2421334元货款项下对应的发票均已经足额入账抵扣。发票以及货物签收单均由国药公司原员工王某签收。且《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转账汇款客户须知》均是后期王某离职之后补充上去的说明，落款日期均为“2019.8.28”，由此说明国药公司与王某勾结企图作出对本案事实认定不利的证人证言。3.国药公司认可王某是在国药公司在职期间办理的与本案相关的文件，王某签收相关文件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就认定了本案《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此份合同同时签署刘海洋的名字，王某承认是在获得刘海洋同意的情况下才代签，事实上昶通公司为查明相关事实，已经将伪造公章以及合同诈骗相关事件向有权部门的经侦大队报案处理，调查期间，刘海洋完全否认签名一事。王某所作的证言完全不可信，一审法院却将王某事后追认的与本案无关的158万元货款予以抵扣缺乏依据。4.昶通公司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以及国药公司收到律师函后2019年8月26日发给昶通公司的《复函》，复函内容明确表明国药公司知晓此笔交易的存在，并且通过《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作了相应的债务处理，从未提及158万元货款已经由王某代为转账支付的事实。且《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加盖的昶通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说明国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企图与王某串通损害昶通公司的利益。5.一审法院针对158万元货款要求昶通公司进行举证，举证责任的分配不符合相关规定。昶通公司已经提交涉案合同、货物签收单、发票签收单等作为证据，并且发票入账抵扣的事实已经得到税务局的确认，国药公司与昶通公司的买卖行为已经形成闭环交易，昶通公司的交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国药公司应当履行付款义务。国药公司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二）一审法院未按照合同约定直接免除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有悖意思自治原则，明显有失公平。一审法院对于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药公司对王某的职务行为予以追认，意味着此笔交易的真实存在，双方互相违约，互相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当免除国药公司的违约责任。双方订立的合同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就应当遵守。国药公司拖欠昶通公司货款长达3年之久，给昶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实际存在。国药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将王某支付的158万元认定为本案货款，事实认定正确，且不影响昶通公司不得向国药公司主张货款的事实。1.根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国药公司已经将本案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因此昶通公司无权再向国药公司主张债权。《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国药公司收到下游款项之后再支付给昶通公司。该条款也是各方签署《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基础，《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的数额与158万元并不矛盾。对于国药公司来说，为了保障自身权益，将对下游的应收账款242.1334万元全部转让给昶通公司，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昶通公司不应当向国药公司主张货款。至于是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还是王某作为支付主体，支付金额究竟是158万元还是242.1334万元，该等事项与国药公司无关。2.昶通公司无权向国药公司主张货款，昶通公司一审中也明确其与王某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国药公司、王某本人、张芳芳均认可该158万元是本案货款，且昶通公司对该款项性质并无任何其他合理解释或提供反驳证据子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该158万元认定为本案货款完全符合客观事实。3.昶通公司在收到该158万元的“买断货款”后，所有债权已经实现，而非部分货款。王某、张芳芳均明确证实，该158万元即是该项业务的所有款项，此款支付后，昶通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至于158万元之外的其余款项为相应的手续费或者利润收入，这是在此前的沟通、协商中，各方都认可的事实。（二）《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加盖的并非国药公司的印章，王某也无权代表国药公司签订该合同。1.昶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第4页上“甲方”处印文“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国药公司备案使用的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足以证明国药公司并未与昶通公司基于《试剂/耗材销售合同》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国药公司无法律约束力。2.国药公司从未授权、也未追认王某可以代表公司签订《试剂/耗材销售合同》。昶通公司并未提交国药公司授权王某与其签订《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任何委托书等证据，国药公司也从未对王某签署《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因此《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对国药公司无法律约束力。3.王某可以代表国药公司收取发票，并不代表国药公司与昶通公司就《试剂/耗材销售合同》达成一致。（三）昶通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足以证明《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加盖的印章印文并非出自国药公司的印章。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处理本案也无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昶通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及昶通公司均存在罔顾契约精神的行为。国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昶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昶通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证人王某的证言，错误将毫无约束力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作为定案依据，导致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已经证明了该《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印文并非国药公司的印章印文。上述鉴定意见与证人王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明确表示该《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并未得到国药公司的审批同意、国药公司也未加盖印章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国药公司并未与昶通公司就《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仍将《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作为处理案件的关键证据实在有违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二）《试剂/耗材销售合同》无约束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当然无管辖权，而一审法院却强行进行实体审理，明显属于程序错误。（三）一审法院未采信国药公司提交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昶通公司虽不认可，但是也并未提出印章一致性或真伪的鉴定申请，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协议对其有约束力。昶通公司虽然不认可协议上的印章是该公司的印章，但是同时也并未针对该协议上印章是否与其备案使用的印章一致、是否真实等提出鉴定申请。在昶通公司未有相应证据证明不是其印章的情况下，应认可是昶通公司公司印章的事实，因此该协议对昶通公司具有约束力。2.在该协议上加盖的印章曾多次在其他地方使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昶通公司明确认可或默示认可，因此可以代表昶通公司的真实意思。3.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一直是按照《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履行的合同。根据昶通公司提交的《销售发货单》和增值税发票，该批货物和增值税发票均于2017年8月9日发出，王某于2017年8月16日签收。显然昶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不是在王某签收货物时间的2017年8月16日之后，而是同时发出，也可以佐证双方履行的是《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的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实现债权的费用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明显错误。5.一审法院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的债权转让认定为债务加入，明显错误，国药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昶通公司虽然对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上该公司的印章不认可，但是并未依法提出相关的鉴定申请，因此昶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法院应该予以采信。根据该《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应收账款转让日为2017年11月，国药公司已经将对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242.1334万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双方盖章生效后，债务人就变为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此后，国药公司已经不是债务人，不需要履行付款义务，昶通公司向国药公司主张权利，明显属于主体不适格。昶通公司辩称：（一）关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和王某的证言的说明。1.昶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公章真实性的申请，鉴定意见表明《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的章是假的。2.王某是业务经办人，张芳芳担保，双方均为国药公司的员工，王某的证言不具有可信性。广州市公安局已经就对王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一案进行立案侦查，王某作为国药公司员工，勾结国药公司作出有利于国药公司的虚假证言。3.王某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销售发货单、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且国药公司将涉案的三张货款发票均已入账并予以抵扣税款，形成闭环交易，国药公司对王某的上述行为知情并予以追认，《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事实上得到了履行。（二）关于管辖权问题。国药公司依据《耗材分销合作协议》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并未否认《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双方交易是真实存在的，不违反专属和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三）国药公司提交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落款王某签字的昶通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国药公司认为已经按照该协议履行，但又称进行债务的转让，事后又对王某的转账的158万货款予以追认，前后矛盾。（四）国药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昶通公司并不知晓且应收账款协议上加盖的昶通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公章。张芳芳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证人王某支付的158万元货款就是案涉合同一部分款项正确真实，昶通公司否认该部分款项的客观真实性完全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按照昶通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认定本案事实与张芳芳在职时了解的情况不符，应当按照国药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认定本案事实。3.昶通公司在上诉中单方认为证人王某和国药公司之间存在勾结错误。根据张芳芳在职时了解的工作流程，本案交易属于国药公司和客户之间正常的业务往来。昶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2421334元；2.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支付违约金（自2018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36%计算）；3.张芳芳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国药公司和张芳芳承担前期律师费2万元；5.一审案件诉讼费由国药公司和张芳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1日，昶通公司（乙方）与国药公司（甲方）签订一份《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约定：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订购检验试剂和耗材，品名为手术防粘连液，单价396.94元/支，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昶通公司按订单要求时间将产品运输到国药公司指定地点，到货后150天内国药公司支付全额货款。昶通公司按批次在收到国药公司货物签收单后5日内向国药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系人为张芳芳。国药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按该次订单金额每日0.5%标准向昶通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守约方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或仲裁费及其他维权合理支出等。在合同落款甲方位置处盖有“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刘海洋的手写签名和业务经办人王某的手写签名，乙方位置处盖有“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国药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合同上盖的“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印章是虚假的，国药公司从未使用过该枚印章。昶通公司为证明向国药公司交付了涉案物品，提供了一份销售发货单，销售发货单记载物品名称为手术防粘连液，收货联系人为张芳芳，价税合计2421334元，收货人处有王某的手写签名，收货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国药公司对销售发货单不予认可，称发货单上没有国药公司的印章，国药公司并未收到该货物，王某签收不能代表国药公司收到货物。昶通公司还提供了发票签收单及三张号码为27551714、27551715、27551716，票面总金额为2421334元，开票日期为2017年8月9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签收单的签收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王某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收到该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国药公司对发票签收单及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认收到该三张发票，并承认该三张发票已于2017年8月28日正常入账抵扣，但认为不能证明昶通公司向国药公司交付了货物。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发函调查该三张发票的抵扣税款情况，该局回函该三张支票的税额分别为115350.09元、115350.09元、121117.59元，可用于抵扣税款。2017年6月21日，昶通公司（债权人）与张芳芳（保证人）签订一份《保证担保合同》，合同记载：2017年6月21日，债权人与国药公司（债务人）签订《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向债务人出售手术防粘连液，债务人按合同约定向债权人支付货款，为保证债权人安全及时回收货款，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在主合同中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中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货款及违约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中债务人的应付费用，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7月15日，昶通公司分别向国药公司及张芳芳发出《律师函》，要求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2421334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张芳芳对国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国药公司主张其与昶通公司就涉案物品签订的是《耗材分销合作协议》，而非昶通公司提交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国药公司提交了一份《耗材分销合作协议》，《耗材分销合作协议》显示签约主体为昶通公司（甲方、供货方）和国药公司（乙方、购货方），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昶通公司授权国药公司在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配送检验试剂，授权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货款支付方式为电汇，国药公司在收到昶通公司的货物及随货同行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办理出入库，下游客户回款后30天将此批货款支付给昶通公司，在协议的落款处甲方位置盖有昶通公司印章，甲方代表处有“张盼盼”手写签名，乙方位置盖有国药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王某在该合同上备注该协议为其在国药公司任职期间经办。国药公司还提供了一份《应收账款转让协议》，该协议的签约主体为国药公司（应收账款转让人，甲方）和昶通公司（应收账款受让人，乙方）。协议主要内容为国药公司将账面价值为2421334元的应收账款（详见附件一《应收账款转让清单》）转让给昶通公司，昶通公司需向国药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为2421334元。作为协议不可分割部分的附件一中记载客户为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商品为手术防粘连液，应收金额共计2496181元。协议落款处盖有昶通公司、国药公司、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王某在这两份协议中均备注“此协议为王某在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任职期间经办。2019.8.28”。昶通公司对这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两份协议上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均是虚假印章，张盼盼亦没有获得昶通公司的授权。国药公司为证明两份协议上的印章为昶通公司使用的印章，提供了一份盖有昶通公司印章的《担保函》复印件，称《担保函》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与两份协议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相同，国药公司为证明该印章系昶通公司使用的印章，提供了一份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字第1229号的开庭笔录，该笔录记载昶通公司确认担保函上的印章是其使用的印章。昶通公司则称《担保函》上昶通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印章，为此昶通公司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反映昶通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担保函》上的昶通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所比对昶通公司备案的印章后的鉴定意见为并非同一枚印章。国药公司还提供了《法人授权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拟证实张盼盼获得昶通公司的授权签订《耗材分销合作协议》，该两份委托书均盖有昶通公司印章及昶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常光国的手写签名，委托书记载昶通公司授权张盼盼负责与国药公司关于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工作的洽谈。昶通公司对两份授权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授权书上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常光国的签名均是虚假的。国药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担保函》复印件上昶通公司的印章一致性进行鉴定，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与昶通公司备案使用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国药公司提供一份中国民生银行转账汇款凭证，拟证实昶通公司已收到案涉货款158万元，该转账汇款凭证反映王某于2018年2月7日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158万元，王某于2019年8月28日在凭证客户须知页手写“该款为手术防粘连液国药公司支付项目买断货款”内容。昶通公司确认收到该款，但认为该款与本案无关。国药公司还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在庭审中称其于2017年初入职国药公司试剂部，是国药公司的商务专员，于2017年12月离职。王某称昶通公司将盖好章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交给了河南昶通公司，然后由河南昶通公司再交给其，其收到《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后，与国药公司的总经理刘海洋沟通，征得刘海洋同意后，王某在合同上签上刘海洋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然后开始走国药公司合同审批流程，张芳芳当时是王某的部门领导，当时在休产假，王某告知张芳芳这是昶通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张芳芳就建议王某去找法务确定合同版本，法务最终坚持要用国药公司版本的合同，王某将情况与河南昶通公司沟通，河南昶通公司称因为昶通公司已在合同上盖章，需要把合同退回给，退回时《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并没有加盖国药公司印章，王某同时将国药公司版本的合同交给了昶通公司。王某确认2018年2月7日向昶通公司支付的158万元即是涉案货款的一部分。王某陈述在转账汇款凭证上备注项目买断款是因为涉案业务是其个人业务，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均是平台公司，王某将个人业务挂靠在昶通公司和国药公司处，当时因王某的亲戚拖欠王某款项，所以将涉案货物抵给王某，王某找到买家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协商，考虑到利润结算，因国药公司无法将该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结算给王某，而昶通公司可以将该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结算给个人，故找到昶通公司形成该笔业务。因这批货是需要通过冷链运输，但是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无法接收该批货物，导致该批货报废了。2018年河南昶通公司要求王某让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但国药公司称没有收到下游款项没办法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后来通过河南昶通公司与昶通公司沟通，同意让王某对这个项目进行买断，由王某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王某才向昶通公司支付了158万元，该158万元包含昶通公司在该项目前期中支付的131万元的货款及昶通公司收取的3%的管理费和资金成本，最终预估为158万元，该金额是得到昶通公司认可的，故本案的货款已全部支付完毕。158万元与诉请金额的差额即是王某应得的利润，该利润昶通公司通过开具服务类发票来结算利润。王某称国药公司并没有收到该批货，国药公司提交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均是王某交给河南昶通公司再交给昶通公司，王某还称《保证担保合同》亦是其拿给张芳芳签字并按手印的。张芳芳称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时其尚在休产假，既没有见到《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也没有见到《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其作为试剂部的主管，是根据业务员王某的汇报，审核了担保协议约定的货物和金额，惯性理解为担保的是国药公司版本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国药公司提供了国药公司与张芳芳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昶通公司发出的任命通知和试用期考核管理表、在职动态变更表拟证实张芳芳于2017年1月调入国药公司，又在昶通公司处任职，张芳芳与昶通公司恶意串通先签署《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之后又签署《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张芳芳称昶通公司内部私刻公章的行为普遍存在，其提供了一份昶通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发布的《关于昶通医疗及各子公司员工私刻印章的处罚公告》，该公告主要内容为昶通公司对私刻公司印章的员工予以处罚。另外，昶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及惠民村镇银行通用回单拟证明其为追讨本案损失，已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均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针对双方的买卖合同，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提供了不同版本、内容不相同的两份合同。国药公司对昶通公司持有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对该合同上国药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申请国药公司当时的业务经办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其确有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签名，但因国药公司不同意使用该合同，其在昶通公司的要求下将合同退还给昶通公司，合同上并没有加盖国药公司的公章，没有获得国药公司的认可。昶通公司对王某的该证言不予认可，而王某作为国药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及该业务的实际操作者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在本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王某的证言的情况下，其证言的证明力非常薄弱。且依常理，如需退还该份合同，王某作为业务经办人也应具有相应的注意能力，将自己及刘海洋的签名进行涂销，其未作涂销的行为亦有违常理，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王某的证言不予采信。针对国药公司的公章鉴定申请，即使《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但合同上王某的签名是真实的，而王某当时任职于国药公司，系涉案业务代表国药公司的经办人，其不仅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签名，还在销售发货单、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收货和收发票，王某的上述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由于案涉三张昶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国药公司承认入账并予以抵扣税款，说明国药公司对王某的上述签约及收货行为知情并予以追认，因此昶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说明《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事实上得到履行。因此《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公司公章的真假对认定《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效力及本案的处理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国药公司主张其与昶通公司实际签订的合同为《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为此国药公司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印章与《担保函》上昶通公司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的公章是昶通公司曾使用过的公章，《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也是双方真实签订的合同，但由于涉案业务的买卖双方为国药公司与昶通公司，王某代表国药公司签收货物和发票，国药公司也将昶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入账并抵扣了税款，因此双方的买卖已实际形成闭环交易，国药公司作为收货方就有义务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不能成为其拒绝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的理由。因此《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真实与否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实质性影响，故一审法院对国药公司对该份协议上公章的鉴定申请亦不予采纳。国药公司还提供了一份《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主张其已将对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昶通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但该协议也只是国药公司将其对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加入到国药公司对昶通公司的债务中，并不代表昶通公司放弃向国药公司主张权利，因此国药公司以《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来证明昶通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涉案业务发生的货款总金额为2421334元，国药公司主张王某已向昶通公司支付158万元，但昶通公司不确认王某支付的是涉案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作为该158万元的转款方，其在客户须知中明确了该笔款项的用途，而昶通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支付的是其他欠款，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某支付的158万元即是支付本案的货款。因此国药公司仍欠昶通公司841334元未付，国药公司应予支付。关于违约金问题，由于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并没有完全遵守《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约定来履行，一审法院对昶通公司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张芳芳的承责问题。张芳芳在《保证担保合同》中承诺为国药公司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中的债务向昶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昶通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张芳芳主张权利，则张芳芳应对国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律师费问题，由于《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守约方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本案因国药公司违约导致昶通公司聘请律师追讨相关损失，且昶通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判决：一、国药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841334元；二、国药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昶通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三、张芳芳对国药公司上述第一、第二项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芳芳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国药公司追偿；四、驳回昶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890元，由国药公司和张芳芳共同负担8398元，由昶通公司负担29492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昶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立案通知书，拟证明国药公司员工王某的证言不成立，王某涉嫌与国药公司勾结。国药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证明目的。1.并未有任何生效裁决认定王某伪造公司印章的事实。2.即使王某伪造昶通公司的印章，但与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同一事实，本案中对于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的交易仍是可以查明，即使王某涉嫌犯罪给昶通公司造成损失，昶通公司也应该通过刑事的手段追赃完成，不能以此侵犯国药公司的合法权利。3.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没有显示国药公司、昶通公司任何信息，关联性不认可。4.即使王某涉嫌伪造担保函上的昶通公司印章，但该枚印章已在（2019）豫01民初1229号案中，昶通公司董事时忠潮明确认可该印章是昶通公司的印章，故该枚印章可以对外代表昶通公司。张芳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昶通公司未备案的印章在对外担保函、其他文书中均使用昶通公司的代理人对未备案的印章曾代表昶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明确作为认可。因此该未备案的印章是王某伪造。国药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9）豫01民初1229号民事调解书，证据2.（2019）豫民申6443号民事裁定书，证据3.昶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共同拟证明：1.昶通公司在与国药控股新乡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昶通公司特别授权代理人、从2016年4月14日至今一直是该公司董事的时忠潮，在该案明确表示《担保函》上的公章是其公司的公章，此后该案各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据此出具调解书。2.昶通公司又以《担保函》上的印章是伪造、调解违反了其真实意愿等为由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中从该公司提交的证据查明时忠潮在和解协议签字确认前已经同老板及公司法务龚达遥进行了充分沟通，并依法驳回了其再审申请。3.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担保函》上的公章是昶通公司公章，可以对外代表该公司。证据4.广州仲裁委员会协助调查函（编号：穗仲案函【2020】105号），证据5.《担保函》，拟证明：1.在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与昶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的三个仲裁案件中，因也涉及与《担保函》上昶通公司的印章印文一致性鉴定的问题，广州仲裁委员会通过向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发《协助调查函》等形式调取了《担保函》原件，目前正在仲裁案件中进行其他合同与《担保函》中昶通公司的印章印文一致性鉴定事宜。2.国药公司在一审中申请调取存放在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的《担保函》原件，并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与《担保函》中昶通公司所使用的的印章印文一致性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上述重要证据、也未进行鉴定，在事实可以查明的情况下却主观臆断、裁决案件，严重侵犯了国药公司的合法权利。3.国药公司在二审程序中再次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与《担保函》中昶通公司所使用的的印章印文一致性鉴定。如果经鉴定一致，足以证明昶通公司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多次使用《担保函》中的印章，在其对《担保函》中的印章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其他加盖该印章印文的合同、协议均可以有效的代表该公司的真实意思，对其有约束力。证据6.（2018）最高法民终95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2016）最高法民申25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目前并未有任何法律规定只有经过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才能代表公司的意思。对于未经备案的公司印章，只要印章的主体曾经对外使用并认可过其效力，则该枚印章就可以代表公司的意思，对其有约束力，不能对印章的效力做选择性认可，明显违背诚信原则。昶通公司质证认为：昶通公司不认可《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的盖章，《担保函》上的印章不是昶通公司的公章，昶通公司在另案提交了证据证明，所以另案国药公司已撤诉。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的辩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及案涉交易是否已履行完毕；二、一审法院有无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及案涉交易是否已履行完毕的问题。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均确认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但各自提供了不同版本、内容不同的两份合同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国药公司认为《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印文并非其备案印文。法院审理期间，国药公司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粤明鉴【2020】文鉴字第0038号），鉴定意见为：《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第4页上“甲方”处印文“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国药公司备案使用的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国药公司一审期间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在庭审中称其于2017年初入职国药公司试剂部，是国药公司的商务专员，于2017年12月离职。王某在其证言上承认其与国药公司总经理刘海洋沟通后在合同上签上了刘海洋和自己的名字。从案涉合同关系的实际履行上看，双方均确认存在真实合同交易，昶通公司为证明国药公司交付了案涉货物，提供了一份销售发货单，销售发货单记载物品名称为手术防粘液，收货联系人为张芳芳，价税合计2421334元，收货人处有王某的手写签名，收货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国药公司对销售发货单不予认可，称没有国药公司的印章，国药公司并未收到该货物。昶通公司提供了发票签收单及三张号码为27551714、27551715、27551716，票面总金额为2421334元，开票日期为2017年8月9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签收单的签收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王某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收到该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国药公司确认收到该三张发票，并承认该三张发票已于2017年8月28日正常入账抵扣。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一个有职务身份的人使用不真实的公司公章代表公司意志从事民事活动，该行为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不能仅仅取决于合同所盖的印章是否为公司承认的真实公章，还应该结合行为人所作行为是否属于其行使职权的范围，以及是否存在被善意相对人相信的权利外观。本案中王某当时任职于国药公司，系涉案业务代表国药公司的经办人，其不仅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签名，还在销售发货单、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收货和收发票，王某的上述行为足以使昶通公司相信其系职务行为或者有权代理，案涉三张昶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国药公司承认入账并予以抵扣税款，说明国药公司对王某的上述签约及收货行为知情并予以追认，虽然《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公司的印文与备案的不一致，但综合本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试剂/耗材销售合同》所对应的合同交易事实上已得到履行。国药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履行的是《耗材分销协议》，但该协议中关于交易标的物、违约金、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均不明确，本院不予认可。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涉案业务发生的货款总金额为2421334元，国药公司主张王某已向昶通公司支付158万元，昶通公司予以否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作为该158万元的转款方，其在客户须知中明确了该笔款项的用途，而昶通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支付的是其他欠款，认定王某所支付的158万元即是本案的货款并无不当。因此国药公司仍欠昶通公司841334元未付，国药公司应予支付。至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问题，国药公司主张已将对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但昶通公司不予认可，国药公司以该协议来证明昶通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国药公司与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是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一并处理。关于本案违约金问题。《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的逾期支付货款违约金按订单金额每日0.5%标准计付。在对本案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计付标准，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在国药公司应支付给昶通公司的货款中已包含了昶通公司的应得利润，在昶通公司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若以该标准计算国药公司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明显过高。本院认为基于国药公司逾期付款这一行为所表现的主要损失为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本院酌情将逾期付款利息的计付标准调整为同期贷款利率，即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10月21日起计至货款清偿之日止。关于张芳芳承责问题，张芳芳在《保证担保合同》中承诺为国药公司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中的债务向昶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昶通公司在保证期间向张芳芳主张权利，则张芳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律师费等问题，不是二审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该部分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管辖权问题，我院已就此问题作出了（2020）粤01民辖终85号民事裁定，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昶通公司、国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6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6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三、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41334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以84133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10月21日起计至货款清偿之日止）；四、张芳芳对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述第一、第三项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芳芳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890元，由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张芳芳共同负担8592元，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92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433元，由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539元，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128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