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57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东方感城镇。法定代表人：谷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同海，男。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煦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家浜路****-24。法定代表人：龚晓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杰，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大慧)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煦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洋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方大慧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同海，被上诉人煦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晓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大慧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根据东方大慧二审提交的双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煦洋公司要先发放提单，然后在东方大慧信用额度范围内，以每月结账的方式与东方大慧结算相关费用。而在实际履行中，煦洋公司不按时提交涉案货物提单，导致东方大慧的客户不能按时提货，造成东方大慧重大经济损失，煦洋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撤销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对该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煦洋公司答辩称：一、对东方大慧提供的《协议书》，一审时已判定其丧失举证权利，不应作为二审证据。对该《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该《协议书》条款中明确协议效力从签约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涉案业务发生在2019年，与该《协议书》无关。《协议书》记载有付款义务，而非不需要付钱；二、涉案为6个集装箱的货代费用，6个集装箱已经电放完毕，东方大慧在上诉状中也没有任何抗辩，没有任何理由不支付费用。东方大慧在本案中提到遭受损失，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另案处理，法院在本案中对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都不应予以审查。综上，请求驳回东方大慧的上诉。东方大慧在一审中诉称：2019年7月，东方大慧向煦洋公司发送《出口货物托运书》，委托煦洋公司办理14个40英尺集装箱货物从中国天津至沙特阿拉伯达曼的出口订舱、报关、代办保险等货运事宜。上述货物分两批出运，涉案货物系2019年9月初出运的首批6个40英尺集装箱货物，提单号为COSUXXXXXXXXXX。货抵目的港后，东方大慧指示煦洋公司办理电放，货物已交付。涉案货物产生海运费8,100美元(折合人民币57,053.97元)和货运代理费人民币30,304元，共计人民币87,357.97元，相应发票已交付东方大慧。经煦洋公司多次催促，东方大慧至今未履行支付义务。煦洋公司认为，东方大慧拖欠费用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请求判令：1.东方大慧向煦洋公司支付海运费和货运代理费共计人民币87,357.97元及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由东方大慧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东方大慧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亦未到庭抗辩，应视为其放弃了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7月，东方大慧通过微信向煦洋公司发送出口货物托运书、保函以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委托煦洋公司进行14个40英尺品名为预糊化淀粉集装箱货物的出运。上述货物分两批出运，涉案货物系首批出运的货物。2019年8月，就涉案货物东方大慧委托煦洋公司向船公司订舱，煦洋公司接受委托并向东方大慧发送配舱通知。东方大慧委托煦洋公司办理自指定地点运至起运港港口的陆路运输，并向煦洋公司发送《托运人声明》，确认涉案6个集装箱货物的装箱重量及安全状况。随即东方大慧向煦洋公司发送货物出口报关资料，委托煦洋公司办理出口报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涉案货物出口报关单显示：境内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均为东方大慧，境外收货人为“MIDDLEEASTENERGYPATHSTRADINGEST”，船名航次为COSCOHARMONY/047E，提运单号COSUXXXXXXXXXX，运抵国沙特阿拉伯，指运港达曼，离境口岸天津。2019年8月30日，东方大慧向煦洋公司发送涉案货物保险投保申请，委托煦洋公司代办货物运输保险。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于2019年8月30日出具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涉案货物运输保险单，投保单显示被保险人为东方大慧，船名航次、运单号均与报关单记载内容相一致。阳光保险于2019年9月3日向煦洋公司开具货物保险发票，煦洋公司向其支付人民币394.53元。煦洋公司向东方大慧交付了由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签发的编号为COSUXXXXXXXXXX的提单，后经东方大慧要求，货物放行方式改为电放。该提单显示：托运人为东方大慧，涉案货物装载于编号为SEGUXXXXXXX、OOCUXXXXXXX、RFCUXXXXXXX、SEGUXXXXXXX、SEGUXXXXXXX、CBHUXXXXXXX的6个40英尺的高箱内。货物装船与提单签发时间均为2019年9月2日。收货人、船名航次、起运港、目的港均与报关单记载内容相一致。煦洋公司转委托天津惠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禾公司)办理了涉案货物的订舱出运、从东方大慧指定地点运至起运港港口的陆路运输以及出口报关，并按照惠禾公司开具的发票向其支付海运费6,300美元和货运代理费人民币27,254元。煦洋公司通过微信向东方大慧发送涉案货物费用发票，发票显示涉案货物运输海运费为8,100美元，汇率为7.0437，折合人民币57,053.97元；货运代理费为人民币30,304元。东方大慧对该发票内容未提异议。另查明：马远光系东方大慧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董事。通过支付宝转账账户查询手机号码XXXXXXXXXXX，马远光系该手机使用的实名认证主体。煦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晓峰于2020年6月2日致电马远光，马远光在电话沟通时确认涉案货物委托出运的上述事实及费用金额。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货物目的港为沙特阿拉伯达曼港(DAMMAMKSA)，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若未行选择的，则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因东方大慧缺席庭审，故双方未能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协议选择。因双方当事人均系注册成立于中国的企业法人，货运起运港为中国天津，且诉争费用支付的履行地为中国，故应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涉案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并进而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在案有效证据显示，煦洋公司接受东方大慧的委托，办理了涉案货物的出口订舱、从指定地点运至起运港港口的陆路运输、货物的出口报关、保险等各项货运代理事宜，双方间依法成立了有效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煦洋公司已履行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东方大慧亦确认因此产生的海运费和货运代理费共计人民币87,357.97元(其中海运费8,100美元折合人民币57,053.97元、货运代理费人民币30,304元)，故一审法院对煦洋公司要求东方大慧向其支付海运费和货运代理费共计人民币87,357.97元的诉请主张予以支持。另关于煦洋公司的利息主张，系因东方大慧的违约造成的孳息损失，且煦洋公司的计息方式并无不当，应予支持。东方大慧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东方大慧自行承担。综上，东方大慧至今仍未支付煦洋公司相关费用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东方大慧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煦洋公司支付海运费和货运代理费共计人民币87,357.97元及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8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992元，由东方大慧负担。东方大慧在二审中提交下列证据：1.《协议书》，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货物提单交付和相关费用的支付时限，煦洋公司不履行协议，构成严重违约；2.《协议书》签订过程一组证据材料，包括3个微信截屏、4个短信截屏，用以证明双方业务负责人的微信聊天和快递短信已详细记录了《协议书》拟定、确认、签章、递送全过程。煦洋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第一，对其真实性不认可，煦洋公司从来没签过；第二，该《协议书》中，写明煦洋公司地址是黄兴路，煦洋公司从2016年开始就搬离了这个地址，对该《协议书》表示怀疑；第三，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该《协议书》中明确协议效力自签约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案业务发生在2019年，即使该《协议书》真实存在，对本案不发生效力。对证据2中所谓的快递短信无法证明快递的是什么文件，微信截屏中出现的代理协议无法证明是东方大慧提交作为证据材料的《协议书》，电子证据没有公证也没有以可以核实的方式证明其真实性，故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对证据2，由于煦洋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东方大慧亦未提供其他证据材料加以佐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1，该《协议书》中加盖了东方大慧和煦洋公司的公章，煦洋公司虽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书》中所加盖的煦洋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故本院对《协议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根据本院二审认定煦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晓峰与东方大慧董事马远光的电话通话记录内容以及东方大慧在其上诉状中已认可本案涉及的6个集装箱货物到港后，东方大慧已经指令电放完毕，煦洋公司向东方大慧交付涉案货物提单已无必要性，东方大慧主张按照《协议书》第四条费用结算第3(3)款适用本案无依据，故《协议书》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本院对《协议书》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煦洋公司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煦洋公司一审提交的煦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晓峰与东方大慧董事马远光的电话通话记录中记载，“龚：您第一批出运的这6个高柜早就已经完成了提货，您电报放货，我们早就帮你做掉了，对不对？”“马：是……”。二审东方大慧未提供证据推翻该电话通话记录内容，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有证据佐证，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煦洋公司在代理涉案提单号为COSUXXXXXXXXXX的货运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承担责任。对于涉案提单号为COSUXXXXXXXXXX的货运代理业务，东方大慧认可其与煦洋公司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对于涉案的货运代理业务，煦洋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东方大慧上诉认为，在实际履行中，煦洋公司不按时提交涉案货物提单，导致东方大慧的客户不能按时提货，造成东方大慧重大经济损失，煦洋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认为，根据煦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晓峰与东方大慧董事马远光的电话通话记录，东方大慧董事马远光认可涉案货物到港后，东方大慧已进行电报放货。东方大慧在其上诉状中亦认可涉案6个集装箱货物到港后，东方大慧已经指令电放完毕，故煦洋公司向东方大慧交付涉案货物提单已无必要性。煦洋公司在代理涉案提单号为COSUXXXXXXXXXX的货运业务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亦不应承担责任。至于东方大慧上诉认为煦洋公司在涉案提单号为COSUXXXXXXXXXX的货运代理业务中存在过错，存在延误提交提单使其遭受损失，主张煦洋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项独立的诉讼请求，且东方大慧未在一审中提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东方大慧应另行提起诉讼。综上，东方大慧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83.95元，由上诉人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敏审 判 员  高明生审 判 员  周 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胡 谦书 记 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