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719号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梁鹤年，男，198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楼2门**。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铭全（梁鹤年之父），1955年3月17日出生，住，住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楼2门**/div>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凯恒中心**。负责人：孙煜，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鱼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梁鹤年与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劳动争议一案，双方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鹤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铭全，上诉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曦、刘鱼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鹤年上诉请求：请求改判支持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梁鹤年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显示2016年、2017年申报收入54000元的品目名称为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故应以54000作为计算年终奖的标准。二、梁鹤年持有工伤证，且于2018年8月13日受伤后将工伤复发的情况告知支行行长，微信记录截图能证明支行行长认可工伤复发的事实，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当支付2018年8月13日到9月13日期间扣发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三、梁鹤年2018年11月、12月的收入属于工资薪金所得，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纳税申报错误导致梁鹤年劳动报酬减少，应支付差额。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辩称，一、奖金发放标准属于自主经营权范畴，梁鹤年不属于发放对象且未经过考核，无权享受年终奖；二、梁鹤年2016年、2017年年终奖已足额发放，不存在差额；三、不认可梁鹤年在2018年8月发生工伤事故；四、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与梁鹤年于2018年12月22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以劳务报酬申报税额符合税法要求，且梁鹤年可对预缴的税费办理退税，不存在损失，同时计税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无需支付梁鹤年2018年年终综合奖。事实和理由：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有权依照其经营状况制定当年度的奖金发放标准，《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以下简称“奖金分配方案”）经民主程序制定，合法有效。根据上述方案，梁鹤年不属于年终综合奖的发放对象，无权享有年终综合奖。梁鹤年辩称，不同意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奖金分配方案未经公示，且没有告知过梁鹤年。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证明奖金分配方案经过民主程序的证据是《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专题会议决议》，但该决议存在多处矛盾，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梁鹤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离职后递延发放工资差额1606.68元；2.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2016年度年终奖金差额6289元，2017年度年终奖金差额82元,2018年度年终奖金45000元；3.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工伤休假期间扣发的工资及福利待遇8110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无需向梁鹤年支付2018年年终综合奖42345.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鹤年2018年11月、12月，申报纳税收入额分别为9588元、2407元，以上两笔申报纳税收入均是工资所得，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在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以上两笔收入的税后金额时，附言为工资。梁鹤年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按照劳务报酬所得申报纳税，与工资薪金所得申报纳税产生1606.68元纳税差额，即为递延发放工资差额。梁鹤年诉讼请求中的年度年终奖金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所称年终综合奖系同一奖项。梁鹤年提交《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工资薪金所得申报收入额均有54000元，用以证明其年终综合奖为固定54000元；提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工资发放明细》记录，显示2017年发放2016年年终综合奖47711元，2018年发放2017年年终综合奖53918元，证明2016年和2017年年终综合奖分别少发6289元和82元。同时，梁鹤年主张，2018年在职10个月，折算后，应发年终综合奖45000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认可《工资发放明细》的真实性，但称梁鹤年年终综合奖并非固定的，2016年和2017年年终综合奖分别为47711元和53918元；从《工资发放明细》记录可以看出，梁鹤年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工资，除了年终综合奖外，还包括岗位工资、补贴、双薪、季度绩效奖等，分别为79055.87元和79436元；《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都有两次工资薪金所得税纳税，2017年1月除了54000元外，还有一次申报收入额26055.87元，2018年2月除了54000元外，还有一次申报收入额25436元；此外梁鹤年2016年度使用完毕图书费1000元，应在2017年计税；单位出于为员工优化个人所得税考虑，使员工能够享受较低的税率，将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的全部收入分两次计税，且拆分出申报收入额54000元，该54000元并非梁鹤年所说的固定年终综合奖。梁鹤年主张其2018年在职10个月，折算后应发年终综合奖45000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称根据《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的规定，年终综合奖奖励对象为当年12月31日分行在岗发薪员工，梁鹤年不属于年终综合奖奖励对象，无权享受2018年年终综合奖。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提交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文件京中银发〔2018〕199号《关于发送的通知》，其附件为《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该方案载有“年终综合奖励对象为当年12月31日分行在岗发薪员工（退休、外派、随任、系统内调动人员按月折算）”。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称该方案已在单位内网公示公告，并提供（2019）京方圆内经证字第30001号《公证书》予以佐证。梁鹤年认为自己并不知道该方案的存在，也没有自己签名，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单方制作的文件，且因劳动合同解除，当年12月31日无法在岗；该方案即使经过公正，也不能证明单位已向全体员工发布和告知过员工网址、文件名称及组织员工学习。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提交《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专题会议决议》，证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已经过民主程序制定。该文件标题为“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专题会议决议”，内容载有“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6月8日召开”，落款处为“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第十二次会议专题会议，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盖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会”的印章。梁鹤年认为该文件标题为第十三次专题会议，内容却是第十二次会议，落款又是第十二次会议专题会议，并且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8日，而内容中记录会议召开时间是2018年6月8日，落款日期在前，召开日期在后，该文件显然是伪造的；就算该文件是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在会议未召开前就已经通过方案，明显也是违反民主程序的，即使文件上的公章是真的，也不能证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对梁鹤年的问题，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解释称，“会议”与“专题会议”并不矛盾，专题会议是围绕一个专题的会议，该会议原定于2018年5月召开，但最终推迟到2018年6月8日召开，该决议为会议后作出，所以在书写落款日期时不慎输入错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上述说明，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梁鹤年提交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病例、挂号条、CT检查报告、诊断证明书，称其2018年8月13日上班期间发生腰伤，经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源性腰痛，属于工伤，遵医嘱休假至2018年9月9日。梁鹤年主张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按照病假扣发的工资及福利待遇8110元，应予补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认为梁鹤年不属于工伤，在扣完相应的病假工资后，薪酬待遇均已足额发放。2019年10月21日，梁鹤年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支付递延发放工资差额1606.68元；2.支付2016年度奖金差额6289元、2017年度奖金差额82元、2018年度奖金45000元；3.支付2018年8月至9月工伤休假期间扣发的工资及福利待遇8110元。2019年12月26日，东城区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4536号裁决书裁决，1.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梁鹤年2018年年终综合奖42345.4；2.驳回梁鹤年的其他仲裁申请。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梁鹤年所诉递延发放工资差额，实质是个人所得税纳税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据此，梁鹤年的该项主张，不属于劳动争议事项，法院不予处理。年终综合奖作为梁鹤年的个人所得，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申报纳税，但年终综合奖并非申报收入额的唯一组成部分，故不能以申报收入额反推年终综合奖数额。结合《工资发放明细》、《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和双方对2016年图书费的陈述来看，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已经就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申报收入额与《工资发放明细》各项记录的关系做出了合理解释，能够说明申报的收入额54000元不仅仅包含年终综合奖这一项收入，二者并不等同。因此，梁鹤年关于其每年享有固定年终综合奖54000元，以及2016年、2017年年终综合奖差额6289元、82元的主张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提交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专题会议决议》在标题、内容、落款等方面存在多处矛盾，其虽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说明，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说明的合理性，法院不予采信。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发放梁鹤年2018年在职期间应得年终综合奖。鉴于梁鹤年不能证明其年终综合奖每年固定为54000元，对其关于按照54000元标准核算年终综合奖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参照梁鹤年2016年、2017年年终综合奖发放情况予以核算。劳动者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需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梁鹤年所述2018年8月13日所受伤害，未经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认为该期间梁鹤年为病休，据此，核算发放工资，并无不妥。梁鹤年要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2018年8月至9月工伤休假期间扣发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支付梁鹤年2018年年终综合奖42345.4元；二、驳回梁鹤年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补充查明，梁鹤年主张其在2018年8月发生的腰伤与此前工伤是同一个部分，属工伤复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称没有经劳动行政部门鉴定，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梁鹤年要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的递延发放工资差额实为实质为双方因扣缴个人所得税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处理。关于年终综合奖一节，梁鹤年主张年终综合奖每年应为54000元，但仅以申报收入额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梁鹤年的主张亦不予认可，并对申报收入额进行拆分的情况予以解释说明。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对梁鹤年关于每年享有固定年终综合奖54000元的主张未予采信，并对其据此主张2016年、2017年年终综合奖差额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梁鹤年2018年年终综合奖，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提交《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证明梁鹤年不符合发放条件，但梁鹤年称该方案未有自己签字确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提交《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专题会议决议》，证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管辖支行人事费用资源配置方案（2018年版）》已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但上述会议决议存在多处矛盾之处。故一审法院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主张未予采信，根据梁鹤年2018年在职时间，参照梁鹤年2016年、2017年年终综合奖发放数额，核算并判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梁鹤年2018年年终综合奖，并无不当。梁鹤年在2018年8月至9月期间休假，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按病假核算梁鹤年休假期间工资。梁鹤年上诉要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支付2018年8月13日至9月13日工伤休假期间扣发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但梁鹤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18年8月13日发生的腰伤属工伤复发，且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梁鹤年的此项上诉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鹤年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梁鹤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晶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