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37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翁家营**。法定代表人：严有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仑，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亮，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翁家营村**iv>法定代表人：周维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溪洋，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住所地南京，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法定代表人：巫海荣，该办事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民，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来公司）、原审第三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以下简称红花办事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7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崔和平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有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对案涉《协议》效力的认定，应首先判断合同签订时行为人崔和平的行为性质，即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2.本案中，崔和平在案涉《协议》签订时，非系上诉人工作人员或经上诉人授权订立《协议》，属于无权代理。3.对照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崔和平的签约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①被上诉人在签订案涉《协议》时未尽到必要审查义务，其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方。②行为人崔和平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并不具有代理权表象。③行为人崔和平从未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行为人崔和平陈述其参与谈判时从未以上诉人名义，其是因为女儿崔文荟在上诉人公司中占股，为了女儿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进行的谈判协商。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最终补偿金额存在重复扣除或不应预先扣除的问题。2.一审法院对多处事实仅凭证人证言加以确认，并未考虑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存在主要事实证据不足的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维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红花办事处二审要求维持一审判决。顺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维来公司支付顺达公司5007128元（其中：装修及附着物补偿费182万元、土建项目费用995691元、企业搬迁费874352元、人员安置停业补偿费546470元、其它补偿费用770669元）；2、判令维来公司支付顺达公司自2016年7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50071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维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9月12日，南京顺达制衣有限公司（乙方，于2009年12月8日更名为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与维来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本市秦淮区平米租赁给乙方，厂房租赁期限自2006年12月1日至该厂房被政策性拆迁为止；甲方每年收取乙方租金40万元，付款方式为每半年付一次租金，签字之日起付定金5万元，租赁期间开始前一天付半年租金，计20万元（含定金5万元），半年后再付下半年租金20万元，以此类推；租金每三年调整一次，每次上调2万元，即第一个三年每年租金40万元，第二个三年每年租金42万元，以此类推；厂区的天花吊顶、地砖铺设由乙、地砖铺设由乙方完成偿费用由乙方享有；若遇政策性拆迁，乙方必须服从安排，按规定时间搬迁，甲方的房产及租赁前属于甲方所有的设施补偿费用由甲方享有，租赁期内乙方添置的相应设施的补偿费用、企业搬迁费用、人员安置费用等，均由乙方享有，甲方无权获得；在租赁期间内，如乙方将厂房租给其它单位使用，所产生的一切纠纷与甲方无关，乙方自行解决。在合同下方，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双方分别在甲方和乙方位置加盖公章，甲方处有法定代表人周维来签字，乙方处有顺达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崔和平签字。合同履行至2015年下半年，维来公司所在翁家营片区纳入拆迁范围，位于拆迁范围片区内的维来公司系被征收单位。2015年12月24日，顺达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崔和平变更为严有维。2016年6月14日，红花办事处（甲方）与维来公司（乙方）签订了《企业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房屋征收补偿款为：1、房屋收购款14201004元，2、区位补偿3782373元，3、停业损失899169元，4、搬迁费1438670元，5、附着物4133398元，6、其他1847369元，以上合计26301983元；乙方定于2016年6月30日将腾空房屋交付甲方实施拆除；乙方在交房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协议》下方有双方盖章，甲方经办人有常金勇签字，乙方有负责人周维来签字。同日，双方又签订另一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依据相关文件，对乙方翁家营198号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房屋实施拆迁，通过测绘核实，乙方红线内自建房屋面积12607.91平方米，现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其中第1项房屋收购款、第2项区位补偿、第3项停业损失、第4项搬迁费、第5项附着物，以上各项所列栏目数额均为空白，第6项其他：1800292元，合计为1800292元，其它约定同另一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一致。在《协议》下方有双方盖章，甲方经办人有常金勇签字，乙方有负责人周维来签字。根据以上两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翁家营社区副书记也是负责维来公司拆迁工作的小组长常金勇出庭陈述称，单独列明第6项其他为1800292元的《企业征收补偿《协议》》，该1800292元系特殊情况及搬家奖励，回填土费用是包含在另一份《协议》中第6项其他为1847369元当中。两份《协议》签订时间均为2016年6月14日，由于维来公司租赁农村土地时系低洼地，需回填土方，因为必须签订拆迁《协议》后方可拆迁房屋，后再由相关部门勘探审计，因此在最早签订《协议》时并无该费用，是在房屋推倒后，经勘探审计后才将此费用加上，因此与之前订立《协议》数额会有差别，后来回填土经审计增加了50多万元。最终补偿数额应以26301983元、1800292元，合计28102275元的两份《协议》为准。2017年12月29日，周维来向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卡上打款20万元，顺达公司称系借款。2018年7月9日，周维来与崔和平签订《协议》。《协议》抬头注明：甲方：维来公司，乙方：顺达公司，甲方法人：周维来，乙方法人：崔和平。《协议》内容：根据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宁秦府征字（2016）12号】，翁家营片区属于此次征收范围，甲方是本次被征收单位，公司法人周维来于2016年6月14日与征收小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于2017年3月29日自行办理助搬助拆，乙方是甲方的承租单位，乙方对甲方给予的补偿存有异议，特请求帮助协调，经与甲乙双方多次沟通，同意达成如下协议：（备注：下列协议内容中牵涉到严丽娜的补偿及占用甲方厂房费用，因甲方与严丽娜没有租赁合同关系，厂房是由乙方租赁给严丽娜的，为保护第三方利益，甲乙双方同意对严丽娜补偿部分单独计算，甲方应为严丽娜保留所属份额，在严丽娜申请领取所属份额时，乙方可授权甲方直接支付给严丽娜）。1、甲方同意按租赁合同面积（7000平方米）给予乙方补偿，补偿费为原房款+区位补偿的13%，补偿总额为人民币1353000元（其中严丽娜占用面积3300平方米，所占份额637843元）；2、甲方同意返还乙方租赁期内收到的其他承租户租金给乙方，金额为166000元；3、甲方同意按评估报告对乙方的装潢给予补偿（装潢评估清单附后）：补偿款为1121293元（其中严丽娜所占份额为206093元）；4、乙方同意甲方在补偿款中扣除租金欠款51万元，其中31万元甲方要提供欠款凭证原件，同意支付欠款利息10万元，同意扣除提前预付的20万元补偿款；5、乙方同意甲方在补偿款中扣除乙方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租金131702元（按租房面积3700平方米计算），乙方负责催缴严丽娜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的占用费289142元（按占用面积3300平方米计算），乙方也可授权甲方在严丽娜所占份额中予以扣除；6、乙方认可甲方助搬助拆费用15万元，此费用因由严丽娜不肯搬离甲方厂房而实际发生，乙方要求在严丽娜应得补偿款中扣除；7、乙方同意甲方在补偿款中扣除清租费用17万元（备注：若在2016年6月14日之前清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2016年6月14日之后清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此协议为双方共同意愿，也是甲乙双方对本次征收补偿达成的最终协议，协议一式三份，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调解人留存一份。该《协议》最后，甲方有周维来签字并捺手印，乙方有崔和平签字并捺手印，调解人一栏有钱四顺、陈德友签字。2018年7月13日，周维来又向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卡上打款40万元，顺达公司称仍系借款。《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自2016年8月起，红花办事处合计支付维来公司25702275元，另外称在2019年支付给案外人严丽娜40万元，红花办事处认为系根据2018年7月9日《协议》代维来公司支付给严丽娜，以上合计26102275元，红花办事处认为尚欠维来公司200万元。维来公司对25702275元付款无异议，但对于支付给严丽娜40万元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顺达公司对以上支付事实无异议，对于支付给严丽娜40万元其表示无法界定。对于2017年12月29日周维来向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有维汇款20万元及2018年7月13日汇款40万元。维来公司称以上两笔款项系维来公司根据《协议》履行付款义务，且严有维的卡号系崔和平提供，2017年12月29日的20万元系《协议》第四条约定的预付20万元补偿款，2018年7月13日的40万元系《协议》签订后给付的补偿款，根据2018年7月9日的《协议》约定计算，维来公司总计应支付顺达公司2640293元，扣除《协议》约定的应当扣除的费用1550844元，及维来公司《协议》签订后支付的40万元，目前维来公司尚欠顺达公司689449元。对于2018年7月9日的《协议》，顺达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委托崔和平与维来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对顺达公司并无约束力，两笔60万元确实是打到了严有维卡上，两笔合计60万元均系崔和平向周维来借款，第一笔20万元当时需要南京银行卡，刚好严有维有南京银行卡，所以就打到严有维卡上，当时借款是用于崔和平看病，第二笔40万元打至严有维卡上，严有维并不清楚，是崔和平打电话给严有维说向周维来借款，严有维才知道卡上进账40万元，后来根据崔和平的指示用于女儿还款。2018年12月3日，顺达公司在一审法院起诉维来公司要求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合计488万元及利息，后顺达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撤回起诉。在该案诉讼中，红花办事处及翁家营村委会分别出具情况说明。红花办事处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根据征收决定，维来公司是被征收单位，因顺达公司在征收之前租赁了维来公司的房屋，双方代表崔和平及周维来在本次征收过程中就搬迁费、附着物装潢补偿、欠付租金等问题多次到我单位和翁家营村委会协商，双方也多次请求我单位及翁家营村委会派员协调。2018年7月9日，崔和平及周维来分别代表双方再次到南部新城指挥部协商补偿，应崔和平的请求，我单位派陈德友（时任红花街道办事处工会主席）、钱四顺（时任翁家营村负责人）帮助协调。当日经协调双方就本次征收补偿达成了最终书面协议，该协议明确了维来公司需要支付给顺达公司的补偿项目及数额，也明确了需要扣减的相应款项，周维来及崔和平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摁下指印，钱四顺和陈德友在调解人一栏签字，该协议于签字当日生效。翁家营村委会的情况说明内容同红花办事处的证明内容一致。对于顺达公司租赁厂房拆迁情况，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有维于2019年5月16日开庭时（第一次起诉）陈述，2017年3月29日租赁厂房强拆之前其也知道有拆迁，但没有人主动找其谈拆迁事宜，其也一次没有找出租方谈过拆迁事宜。崔和平有无找出租方谈拆迁事宜，其不知道。2017年12月18日，在红花街道协调拆迁时，当时崔和平被打，其告诉崔和平不要插手拆迁事宜，之前其不知道崔和平谈过拆迁的事情，至于崔和平与周维来达成的《协议》，其在第一次起诉开庭时才知道；严有维于2019年9月23日开庭时（第二次起诉）陈述，其于2016年5月之后才知道拆迁，之后没有找过周维来，村里的人让其搬其就搬，因当时没有谈好拆迁事宜，所以并没有全部搬走，后面所有的拆迁过程均未通知其，当时是钱四顺找其谈的，一开始知道崔和平去谈过拆迁事宜，后来其让崔和平不要去，让崔和平不要管，后来崔和平又去，就不清楚了。崔和平开庭时也出庭陈述，在拆迁期间，其参加谈判有七八次以上，一般是其主动找拆迁单位进行协商，有时拆迁单位也通知其参加，因为顺达公司厂房拆迁有女儿崔文荟的利益，所以其就积极参与拆迁谈判，当时其没有说过代表顺达公司，拆迁单位也没有问过其是否能够代表顺达公司。当时确有两笔20万元、40万元打入严有维卡上，两次都是借款，当时其并没有打借条，周维来也没有要求其打借条。其称参与拆迁谈判严有维和女儿均不知情，当时是为了借钱，不顾后果，让其签什么其都会签订的，对于顺达公司经营情况，其陈述其于2015年年底就不参与经营。一审中，顺达公司提供了2017年4月25日协调会议记录及2017年5月24日的装修确认协议，及崔和平参加的多次协调会的录音。其中2017年4月25日协调会议记录主要内容为确认装修明细（协调地点为翁家营村一楼会议室），双方确认一栏有周维来、崔和平签字，见证人一栏有任俊艳签字。2017年5月24日的装修确认协议主要内容为确认严丽娜（系承租顺达公司部分厂房的次承租人，严有维的堂妹）的装修明细，双方确认一栏有周维来、崔和平、严丽娜签字。录音系崔和平多次参加协调会的各方陈述，顺达公司用以证实，评估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对顺达公司有漏评估的事实。顺达公司称以上证据是在诉讼期间崔和平向顺达公司提供的，其认可崔和平所作的事实认定，但其不认可崔和平能够代表顺达公司。对于以上证据及录音，崔和平也确认了系在起诉后提供给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在审理中也提供了一组照片用以证明自2016年12月起至2018年5月，崔和平代表顺达公司与街道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及维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维来多次为拆迁协商的事实（根据照片显示，街道的工作人员有陈德友、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有钱四顺，且参与调解人员除以上人员外，还有顺达公司的承租人严丽娜等其它人员）。顺达公司对照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维来公司的证明目的。本次诉讼，顺达公司以在本次诉讼过程中调取的合计28102275元的两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为据向维来公司主张如下费用：1、企业搬迁费864215元，该费用系根据拆迁补偿款8%比例计算，拆迁补偿款由原房补偿款8630658元（根据评估结果分户表）+区位补偿款2172024元（根据评估结果分户表）=10802682元，故顺达公司主张为864215元；2、人员安置停业补偿费540134元，该费用根据拆迁补偿款10802682元的5%比例计算，故顺达公司主张为540134元；3、搬家奖励费864215元，该费用根据拆迁补偿款10802682元的8%比例计算，故顺达公司主张为864215元；4、维稳费724008元，因顺达公司租赁房屋面积为7240.08平方米，维稳费用系100元/平方米，故顺达公司主张724008元；5、土建项目费995691元，该费用顺达公司主张由两部分组成，①系自建小厨房27.36平方米，计3.4091万元。②4808平方米办公用房与厂房之间的差价96.16万元，两项合计995691元；6、租赁期内添置的相应设施补偿费1831399元，该费用顺达公司主张由两部分组成，①添置的资产8.7167万元，②装饰装修费用174.4232万元，两项合计1831399元；顺达公司主张以上六项总计5819662元。顺达公司同时还要求维来公司支付顺达公司自2016年6月14日（签订补偿协议时间）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因红花办事处系拆迁单位，为查明案情，故顺达公司申请追加红花办事处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要求其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并在本案中追加红花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顺达公司的主张，维来公司及红花办事处均不予认可，认为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双方已于2018年7月9日达成《协议》，应当按此《协议》履行，且在拆迁过程中由于顺达公司违约导致维来公司无法按约向拆迁部门交付房屋，因此部分拆迁费用如提前搬家奖励等根据约定是无法获得。一审另查明，崔和平与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2月20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约定如下：1、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5号翠竹园25幢706室，房屋产权归女方所有，男方协助女方办理房产除名手续，中间产生的费用由男方一方承担；2、双方婚后无共同车辆；3、双方婚后无共有存款与共有债权，无其它共同财产分割，双方无共同债务，个人债务各自承担。一审再查明，2009年12月8日，南京顺达制衣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0日，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股东及出资进行了变更，原股东及出资为崔和平（出资30万元）、严有维（出资20万元），变更为崔和平（出资20万元）、严有维（出资15万元）、严有青（出资15万元）。2015年12月24日，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崔和平变更为严为维。2016年3月，崔和平将股权转让给其女儿崔文荟，2016年5月30日，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崔文荟、严有维、严有青。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双方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拆迁时，厂区的天花吊顶、地砖铺设由顺、地砖铺设由顺达公司完成顺达公司享有，维来公司所有的房产及租赁前属于维来公司所有的设施补偿费用由维来公司享有，租赁期内顺达公司添置的相应设施的补偿费用、企业搬迁费用、人员安置费用等，均由顺达公司享有，维来公司无权获得。如无相反约定，双方均应当按以上约定分配拆迁补偿费用。现顺达公司要求维来公司给付拆迁补偿费用合计5819662元及利息，维来公司及红花办事处均认为，双方均应当按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履行，该《协议》系周维来与崔和平代表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双方签订，并由调解人钱四顺、陈德友签字确认，应当有效。因顺达公司对该《协议》效力不予认可，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2018年7月9日的《协议》效力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顺达公司租赁厂房于2015年下半年拆迁时，顺达公司虽于2015年12月24日将法定代表人崔和平变更为严有维，2016年2月20日崔和平又与严有维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6年3月崔和平又将股权转让给女儿崔文荟。以上并不能说明崔和平自2016年3月起与顺达公司并无利益关联。2016年2月，崔和平与严有维办理离婚登记时，租赁厂房已处于拆迁状态，通过拆迁能够获得拆迁利益双方均系明知，但在离婚协议中对严有维名下该部分应获得的拆迁份额，崔和平与严有维并未分割，因此，崔和平与顺达公司之间仍有密切利益关联。另外，2006年9月12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时，崔和平就一直担任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顺达公司股东并长期负责顺达公司经营，2015年下半年租赁厂房拆迁开始后不久，崔和平在短期内完成了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但其在拆迁过程中，长达两年时间之久，仍然以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频繁的与出租方及拆迁部门进行多次具体拆迁的协调并最终于2018年7月9日签订《协议》，确定了拆迁分配数额。根据严有维的陈述，其最初是知晓崔和平去协调拆迁事宜，后来其让崔和平不要去，让崔和平不要管，后来崔和平是否又去，其就不清楚，以上陈述足以表明，顺达公司对崔和平参与拆迁调解是完全清楚的，但无证据表明，顺达公司有阻止崔和平代表顺达公司与出租方或拆迁部门进行拆迁事宜的谈判，或明确告知出租方或拆迁部门崔和平无法代表顺达公司协调拆迁事宜，故根据崔和平在顺达公司长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并长期负责顺达公司经营的事实及其与严有维的关系，足以使维来公司及拆迁单位产生信赖，且在长达两年多拆迁过程中，根据顺达公司目前法定代表人严有维的陈述，其至少于2016年5月就知晓租赁厂房拆迁，且租赁厂房也于2017年3月29日被相关部门强拆，在顺达公司租赁如此之大面积厂房被强拆并可获得巨大拆迁利益的情况下，顺达公司却从未向出租方维来公司或拆迁部门主张拆迁利益却直接于2018年12月3日通过诉讼向维来公司主张拆迁利益，并称系在诉讼时才知晓崔和平与周维来于2018年7月9日签订了《协议》，但根据顺达公司提供的录音及其它证据、维来公司提供的照片可以证明，案外人严丽娜作为顺达公司承租人其对于拆迁事实都完全清楚，并也多次参与谈判，而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却称对此并不知情，严有维以上陈述无法令人信服，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且其陈述也与事实不符。另外根据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2017年12月29日打入严有维卡上的20万元，无论是否系借款，已由崔和平确认为预付的补偿款，2018年7月9日《协议》签订后，维来公司也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顺达公司40万元（打入严有维卡上），应系维来公司履行该《协议》的款项。顺达公司辩称仍系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顺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借款，且双方之间如何达成借款合意、借款有无利息、何时归还等借款所具备的要素，顺达公司也无合理解释，故顺达公司辩称该40万元系借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款应系维来公司履行2018年7月9日《协议》的款项。综合以上拆迁协调过程及履行情况，顺达公司对崔和平参与拆迁谈判系明知的，且也是认可，在《协议》达成后，维来公司也支付了40万元拆迁补偿款，顺达公司也未提出异议，故顺达公司对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效力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双方均应当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2018年7月9日的《协议》计算，并扣除维来公司已支付的款项，维来公司目前尚欠顺达公司689449元。该《协议》中涉及案外人次承租人严丽娜的拆迁利益应由顺达公司自行与其结算，故顺达公司基于2018年7月9日的《协议》无效基础上向维来公司主张拆迁利益5819662元及利息的诉求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及时化解纠纷及维来公司的意见，维来公司应根据2018年7月9日的《协议》再支付顺达公司尚欠的补偿款689449元，因《协议》未约定维来公司给付款项时间，故维来公司应支付顺达公司自第一次起诉即2018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因顺达公司追加红花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系为了查明案情，故一审法院对红花办事处是否承担责任不予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维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顺达公司拆迁补偿款689449元及利息（该利息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51945元，由顺达公司负担45000元、维来公司负担6945元。针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顺达公司持有异议：1.一审查明“合同履行至2015年下半年，被告所在翁家营片区纳入拆迁范围”，该内定与事实不符，涉案房屋系2016年根据（2016）12号文被纳入征收范围。2.一审查明“两份协议签订时间均为2016年6月14日，”实际上是三份补偿协议，还有一份补偿协议是被上诉人维来公司一审期间提交法庭，合同总额2500余万元。3.一审查明“被告对25702275元付款无异议，但对于支付给严丽娜40万元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计算被上诉人应补偿上诉人的金额时，按照2018年7月9日的《协议》约定对严丽娜的占用费、助拆费进行了预扣除，但被上诉人2020年1月7日交给一审法院的补偿表中，加上严丽娜的装潢补偿，减去占用费、助拆费正好是40万元，即使涉案《协议》有效，占用费和助拆费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顺达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一组），2017年12月19日、25日、27日三份录音光盘及文字摘录。证明：1.严有维与崔文荟在涉案《协议》签订前，多次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沟通过拆迁补偿事宜。2.在2017年12月19日录音中，钱四顺明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是严有维，在崔文荟提出要谈拆迁时，钱四顺要求崔文荟拿出严有维的授权委托材料，否则不认可其谈判身份，但在涉案《协议》签订时却未要求崔和平出具委托书，被上诉人未尽审慎义务。3.在2017年12月27日录音中，街道书记还建军明确表示分管领导是梁主任，具体负责人是高贵祥，会和钱四顺交代不要管这件事；严有维明确表示以后就由其负责，不要崔和平负责了。说明2017年年底，严有维就已经向红花办事处明确崔和平无权代表上诉人参加拆迁谈判及签订协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三份录音被上诉人都没有参与，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不能通过其与第三方之间的沟通内容转嫁给上诉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证据2，严有维与高贵祥的微信聊天。证明：第一笔20万元系借款，并非预付拆迁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微信记录中载明的借条并无借款人签名，双方在一审中对20万元是否是借款进行多次阐述。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崔和平与钱四顺的短信记录及银行对账单。证明：钱四顺作为社区书记，同时也作为涉案房屋的收租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利益冲突，崔和平的证言不应采信。被上诉人质证称，因崔和平经钱四顺介绍向周维来承租涉案房屋，被上诉人对钱四顺代周维来收取租金也是认可，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钱四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均很熟悉，由钱四顺作为中间人出来调解，也是经过双方的认可。红花办事处对上诉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4，任俊艳分别于2017年8月3日、10日与周维来、钱四顺谈话录音的光盘。证明：1.在涉案拆迁补偿方案谈判过程中，翁家营村村委会领导，未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协调拆迁项目补偿谈判，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翁家营村村委会领导袒护被上诉人，进而在一审中派出正副书记到庭作虚假证言。3.结合2017年12月27日录音，严有维已向红花办事处表明，自该日起崔和平不能再参与相关征收补偿谈判事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两份证据系上诉人采取窃听的方式偷录，获取手段非法，此举严重侵害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上诉人未提交用于窃听的原始设备、音频载体，真实性不予确认；录音内容为2017年8月，与涉案《协议》无关联；上诉人窃听录音行为，反而能够证明上诉人“维权意识极强”，可谓欲达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红花办事处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顺达公司主张，案外人崔和平作为其方代表与被上诉人维来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从而否定该《协议》的效力，对此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其一，崔和平自2006年9月12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时，系顺达公司股东并长期负责顺达公司的经营。其二，涉案租赁厂房在2015年下半年拆迁开始后不久，崔和平在短期内完成了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但在此后长达两年时间，仍然以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频繁与出租方及拆迁部门商谈拆迁补偿方案。其三，严有维在一审陈述，其最初是知晓崔和平去协调拆迁事宜，后来其让崔和平不要去，让崔和平不要管，后来崔和平是否又去，其就不清楚。表明严有维在拆迁后已知晓崔和平代表顺达公司协调处理拆迁事宜而未予阻止。其四，顺达公司二审提交2017年12月在村委会的三份谈话录音，维来公司均不在场，其中，严有维在2017年12月27日协商会议录音中表示：“以后，那就是我来管这个事情，不要崔和平管这个事实”，但严有维并未将由其本人处理拆迁事项的权利向维来公司进行告知。其五，虽然崔和平与严有维于2016年2月20日办理离婚手续，但严有维并未将夫妻离婚情况向维来公司进行披露。据上，就本案而言，崔和平虽无权代理顺达公司签订涉案《协议》，但对维来公司而言，客观上使维来公司产生崔和平有权代理的表象。本案审理过程中，顺达公司亦无证据证明维来公司已知晓崔和平无权代理而仍与崔和平签订涉案《协议》，即维来公司不存在非善意行为或主观上有过失。因此，一审认定崔和平签订《协议》构成表见代理，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该《协议》对顺达公司、维来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顺达公司主张一审认定的扣除款项存在重复计算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拆迁补偿款689449的利息应从2018年1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关于利息的表述部分不再变更。综上，顺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945元，由顺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德全审判员  许云苏审判员  李任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冯超书记员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