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8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张玉飞，女，197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丹，北京市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赛，北京市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马丁˙霍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杰，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原审原告）：霍曼（北京）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马丁˙霍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杰，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飞因与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曼贸易公司）、霍曼（北京）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曼门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7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判令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0年3月8日至2010年7月18日违法约定试用期间的工资差额1920元及其赔偿金13080元；2.判令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6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5844.24元；3.判令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项目提成（佣金）305892.51元；4.判令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23466.05元；5.判令确认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张玉飞的佣金发放标准和条件（即一审判决第10-12页第1项事实部分），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1.张玉飞在本案中主张的项目提成（佣金），发生在与霍曼贸易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期间，一审法院适用第三方霍曼门业公司的销售佣金制度，作为确定霍曼贸易公司给张玉飞发放佣金的标准和条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1年6月20日，张玉飞与霍曼门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1年6月21日，张玉飞与霍曼贸易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在张玉飞与霍曼贸易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霍曼贸易公司从未向张玉飞出示过销售佣金的相关制度，张玉飞不知晓霍曼门业公司的销售佣金制度，也没有在霍曼门业公司的销售佣金制度上签字，因此霍曼门业公司的销售佣金制度不应适用于张玉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的规定，霍曼贸易公司如果认为应当适用霍曼门业公司的制度，应当提供霍曼门业公司制度告知劳动者的手续性文件以及霍曼贸易公司适用霍曼门业公司制度、且劳动者明知的手续性文件等证据来证明，而本案一审中，霍曼贸易公司没有提供上述证据。2.劳动规章制度不能等同于销售佣金制度。销售佣金制度具有职位特性，只适用于销售人员，即使张玉飞认可霍曼贸易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也无法得出张玉飞知晓、认可第三方所谓的“销售佣金制度”。3.张玉飞主张的佣金支付标准和条件，是建立在2016年、2017年两个年度的《佣金确认单》为佣金支付惯例基础上计算的，该确认单是由霍曼贸易公司单方制作的，霍曼贸易公司未来使得交易惯例的确认成立，而单方制作与该确认单内容一致、发生于该确认单的时间之前的规章制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完全可以实现的，这对于劳动者一方来说，明显不公平。4.该部分内容整体认定仅凭法官主观判断，缺少实质证据的支持，且对佣金制度的制订主体霍曼门业公司始终没有明确的认定和说明。霍曼贸易公司举证证据存在自相矛盾，其提交了霍曼门业公司的“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霍曼贸易公司佣金确认单等证据，其中Interofficememo载明“从2010年1月1日起……”，与“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形成于不同的年份，不能互相衔接、互相佐证，更不能同时适用。5.佣金制度内容明显不合理，尤其离职后的佣金制度与劳动合同约定的附件“销售岗位职责”内容根本上不具有关联性。综上，霍曼贸易公司提供的单方制作的霍曼门业公司佣金制度和Interofficememo，在真实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方面存在重大问题，根本不能作为约束张玉飞的有效证据使用，也不能作为法院认定佣金发放标准和条件的依据。二、霍曼贸易公司存在多次克扣张玉飞工资、未及时足额向张玉飞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霍曼贸易公司应当向张玉飞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对霍曼贸易公司克扣、拖欠工资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霍曼贸易公司无故克扣张玉飞2018年3月的基本工资2000元，一直未予发放。2.霍曼贸易公司克扣张玉飞劳动报酬（项目提成）25000元，直至张玉飞2018年4月28日与霍曼贸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霍曼贸易公司才向张玉飞支付25000元提成。3.霍曼贸易公司克扣张玉飞项目提成323466.05元，直至劳动合同解除，也未向张玉飞发放。4.霍曼贸易公司克扣张玉飞工资5575.04元，直至张玉飞解除劳动合同后，才向张玉飞发放该工资。三、张玉飞与霍曼贸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应为2018年4月27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8年5月2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时，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霍曼贸易公司已于2018年4月27日收到张玉飞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邮件，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就应于2018年4月27日解除。该解除时间已形成并确定，其后不应以双方任意一方的行为而改变。2018年4月28日，张玉飞与霍曼贸易公司交接工作，并于当日交接完毕。4月28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张玉飞只是在处理劳动合同解除后的后续事宜，包括工作交接、沟通经济补偿金等事宜，因此5月2日不应被认定为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霍曼贸易公司在双方解除合同关系后，于2018年5月2日才向张玉飞支付部分克扣的工资，客观上存在不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的行为，主观上克扣工资的故意明显，已经违反《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应按《劳动合同法》第46条的规定，向张玉飞支付经济补偿金。霍曼贸易公司、霍曼门业公司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张玉飞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一、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为2018年5月2日，并非张玉飞主张的2018年4月27日。1.2018年4月27日，张玉飞向霍曼贸易公司人事经理发送了有关辞职的电子邮件后，次日到岗位进行了工作，最后的出勤日（工作日）为2018年5月2日，霍曼贸易公司支付张玉飞工资的截止日期也为2018年5月2日。2.2018年5月2日17时36分，张玉飞回复霍曼贸易公司人事经理表示，“张玉飞于4月27日辞职，……并明确告知5月2日为张玉飞上班的最后一天，给您邮件中也明确提出希望5月2日公司对张玉飞提出的经济补偿要求给予答复。公司在张玉飞辞职最后一天给张玉飞发放扣除的劳动报酬”。2.双方于2018年5月2日办理完毕工作交接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张玉飞在仲裁及一审中对此均表示认可，并未提出异议。且张玉飞在劳动仲裁申请书中也称，“2018年5月2日离职，对离职前工资未发放”。其仲裁请求第四条：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的项目提成（佣金）305892.51元。上述事实表明，2018年5月2日是张玉飞工作的最后一日，双方劳动合同于当日解除。对此，张玉飞在仲裁与一审阶段均予以认可，二审中为了符合其主张的被迫解除以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规定才变更称2018年4月27日即解除了劳动合同，张玉飞的此主张与事实不符，也与其之前的主张存在“反言”。二、张玉飞提出辞职并非以欠薪为由，霍曼贸易公司不存在恶意拖欠克扣工资的行为，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金。1.2018年4月27日，张玉飞电子邮件称，“我节后就不想来了，休息一段时间……”。之后邮件只是为获得经济补偿金，才反复强调公司存在拖欠其公司的问题，并且否认之前其邮件中表述的辞职的真正原因。且霍曼贸易公司在5月2日发放其主张的所谓“欠薪”后，仍然离职，说明公司不是恶意欠薪，张玉飞也不是因为欠薪辞职。2.霍曼贸易公司没有恶意拖欠25000元佣金及克扣5575.04元的行为。因张玉飞所负责项目催款不利，霍曼贸易公司在2018年1月份暂时扣发25000元佣金迟延支付，并不违反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张玉飞主张每年1月份发放上年佣金并非惯例，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佣金发放时间，推迟发放只是对销售人员的一种管理方式。张玉飞2018年5月2日辞职后，公司在解除当日将佣金支付，不具有拖欠克扣的主观故意。张玉飞所主张的5575.04元是因2016年7-12月份社保基数的上调，扣除社保、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后，导致个人当月实收不足最低工资标准，公司当时进行了补足，而2017年发放2016年佣金后，因佣金同样是工资的一部分，因此张玉飞实际的月平均工资远超最低工资标准，公司才进行了回扣，即此5575.04元的支付无任何法律依据。2018年对此款项予以支付，是避免因解除劳动合同矛盾激化的做法。霍曼贸易公司并无恶意拖欠张玉飞佣金及克扣其工资的行为，霍曼贸易公司支付工资的标准和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张玉飞2018年4月27日并非以拖欠克扣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故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三、“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是真实有效的，张玉飞知悉此两份文件，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佣金发放标准和条件的依据。1.佣金为张玉飞劳动报酬的主要组成部分，张玉飞称其并不知道销售佣金制度，明显不合常理。在仲裁庭审时，张玉飞认可双方存在销售佣金的约定。2.张玉飞对2015年-2017年其完成的销售佣金单进行了签字确认，佣金单中详细记载了张玉飞有关项目的佣金比例等信息，且2017年的佣金确认单备注有“2017年仍旧依据2011年公布的佣金政策计算佣金，无任何变化”。3.张玉飞2010年1月18日入职霍曼门业公司，霍曼贸易公司于2011年3月21日成立，《关于成立霍曼贸易有限公司的声明》明确表明，霍曼门业公司不再直接销售生产的产品，所有产品销售及服务合同由霍曼贸易公司承接签署，两家公司是关联企业，只是分工不同。霍曼贸易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销售佣金制度》明显有“目前的佣金制度”“新的佣金制度”，就是基于霍曼贸易公司成立后对佣金制度的修改，从时间及内容上看，符合常理。张玉飞同时状告这两家公司也说明其认可两家公司的关联性和业务的承继关系。张玉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0年3月8日至2010年7月18日违法约定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差额1920元及其赔偿金13080元；2.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6年7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5844.24元；3.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23466.05元；4.霍曼门业公司就上述3项诉讼请求与霍曼贸易公司对张玉飞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承担。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霍曼贸易公司无需向张玉飞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的项目提成（佣金）305892.51元；2.霍曼贸易公司无需向张玉飞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000元；3.霍曼门业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玉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霍曼门业公司和霍曼贸易公司为关联公司。张玉飞于2010年1月18日入职霍曼门业公司，任销售工程师；霍曼门业公司与张玉飞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0年1月18日至2015年1月18日的劳动合同，双方在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张玉飞的试用期为六个月。张玉飞试用期的月基本工资为2790元，转正后的月基本工资为3270元。2011年6月21日，霍曼门业公司（甲方）、张玉飞（乙方）和霍曼贸易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其中载明：“由于霍曼集团位于中国的公司进行内部重组，其贸易业务将集中由丙方接管，甲方和丙方提议调动乙方，使乙方自2011年6月21日起从甲方的一名雇员变为丙方的一名雇员，乙方接受该提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将与丙方签订一份新的劳动合同，据此乙方将被聘用为丙方的销售工程师；根据本协议的条款，甲方和乙方现希望终止‘霍曼门业’劳动合同，且丙方和乙方希望订立‘霍曼贸易’劳动合同。因此，各方现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和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自2011年6月20日起终止霍曼门业劳动合同。2.丙方和乙方同意自2011年6月21日起订立霍曼贸易劳动合同，该合同作为本协议的附件B。3.各方同意，乙方对甲方已履行的服务期限，应在确定乙方在霍曼贸易劳动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时，包括但不限于在付薪年休假的计算、经济补偿款、达成不固定期限合同的权利、没有新的试用期等方面，由丙方承认并予以考虑。……”。2011年6月21日，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1年6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的劳动合同，张玉飞的工作岗位仍为销售工程师，月基本工资标准为3750元，无试用期。2016年6月21日，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6年6月21日至2021年6月20日的劳动合同，张玉飞的工作岗位不变，月基本工资调整为5000元。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在上述劳动合同中约定：在本合同聘用期内，乙方应负责见附件1；霍曼贸易公司可以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该规章制度适用于甲方所有雇员，张玉飞已经阅读并理解规章制度（附于本合同作为附件2）。附件1即岗位说明书中载明的张玉飞的关键职责为：“定期拜访客户，维护现有客户关系并开发新的潜在客户；搜集相关信息，了解行业市场趋势与需求，开拓和扩大市场份额；参加行业相关展会，搜集市场信息，与销售团队一起制定销售与市场策略；学习和更新产品知识，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客户制定产品方案；负责完成项目投标、商务谈判、合同执行、货物配送、回收货款等各个销售环节的工作；通过内部部门间和客户的协调，做好售后服务工作；根据需要的其他工作安排”；作为该劳动合同附件2即规章制度中载明“本人已经仔细阅读并理解附件《规章制度》中的全部内容。谨此声明本人将认真遵守，并随时关注《规章制度》的修订和补充”。2018年4月8日，霍曼贸易公司发布提职文件，任命张玉飞为项目经理，自2018年3月1日起生效。张玉飞担任项目经理后的月工资构成调整为：基本工资7000元+提成。霍曼贸易公司按照5000元的标准向张玉飞支付了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霍曼贸易公司主张张玉飞的前述工资构成和标准的调整应从2018年4月1日起生效执行；张玉飞主张其前述工资构成和标准的调整应从2018年3月1日起生效执行。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在劳动合同中未就佣金发放的标准和条件进行约定。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张玉飞每月应负担社会保险费736.89元、住房公积金863元、工会会费4元，霍曼贸易公司在扣除上述款项后，每月向张玉飞实际支付的工资分别为：109805.62元（含十三薪5000元和销售佣金135506.05元的总额的税后金额106409.51元）、3396.11元、3396.11元、3396.11元、3396.11元、3396.11元。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张玉飞每月应负担社会保险费1881.4元、住房公积金2210元、工会会费4元，霍曼贸易公司在扣除上述款项后，每月向张玉飞实际支付的工资分别为：1720元、1720元、1890元、1890元、1890元、1890元、71751.65元（含十三薪5000元、年终奖8050.56元和销售佣金74167.09元的总额的税后金额70847.49元）、1890元、1890元、1890元、1890元、1890元。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期间，张玉飞每月应负担社会保险费1754.65元、住房公积金2061元、工会会费4元，霍曼贸易公司在扣除上述款项后，每月向张玉飞实际支付的工资分别为：1890元、189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56714.69元（含十三薪5000元和销售佣金63145.26元的总额的税后金额55534.34元，其中的25000元佣金于2018年5月2日发放）、2000元、2000元、3180.35元。负责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青分公司）项目的销售工程师为张玉飞，该项目于2015年12月20日验收。2017年1月5日，霍曼贸易公司为东方青分公司开具了尾款付款发票。2017年5月3日，霍曼贸易公司曾向东方青分公司发送催款通知书，东方青分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向霍曼贸易公司回函称，因其公司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而无法按合同约定向霍曼贸易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待其公司账户正常后将立即履行付款义务。2018年5月31日，东方青分公司向霍曼贸易公司支付了上述项目的尾款250000元。张玉飞主张东方青分公司欠付款项不是其本人的原因造成的，上述项目的周期比较长，更多的催款义务应由霍曼贸易公司承担。2018年2月1日，张玉飞就佣金发放金额问题通过电子邮件与霍曼贸易公司进行沟通，霍曼贸易公司表示因催款不利暂扣了张玉飞25000元的佣金，但明确表示不会不发上述款项，并告知张玉飞可就上述款项的发放条件和时间等相关问题与霍曼贸易公司的领导进行沟通。2018年4月27日16时05分，张玉飞向霍曼贸易公司的人事经理发送电子邮件，称：“我节后就不想过来了，休息一段时间。节前把手续办了吧。除了25000，还有17年1月扣除了5000多，当时每月不够最低工资标准，补发到1890最低标准，17年1月发佣金都给扣了。这个也应该补”；2018年4月27日23时22分，张玉飞又向霍曼贸易公司的人事经理发电子邮件询问，“我由于公司未发齐工资而辞职还需要走什么流程？”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4月29日期间，张玉飞多次向霍曼贸易公司的人事经理发送其因“用人单位不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离职的经济补偿”问题的电子邮件。2018年5月2日15时32分，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7年1月奖金个税个人承担部分”5575.04元、“佣金”25000元。霍曼贸易公司主张前述5575.04元的款项是因保证张玉飞每月发放的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补足的工资金额，在霍曼贸易公司于2018年1月向张玉飞发放年度佣金后，已足以确保张玉飞2017年每月的实发工资在不补发相应金额的情况下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故霍曼贸易公司才在2018年1月扣回了相应款项，霍曼贸易公司实际上并未拖欠张玉飞相应的工资。2018年5月2日17时03分，霍曼贸易公司的人事经理给张玉飞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公司已经及时足额支付你工资，不存在你所说的情形。如果你本人提出离职，将被认定为个人原因离职。请办理好相关交接手续！”2018年5月2日17时36分，张玉飞回复霍曼贸易公司的人事经理表示：“我于4月27日提出辞职，并邮件说明提出辞职原因由于公司未能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要求公司根据劳动法给予赔偿，我4月28日办理交接手续，并明确告知5月2日为我上班的最后一天，给您邮件中也明确提出希望5月2号公司对我提出的经济补偿要求给予答复。公司在我辞职最后一天给我发放扣除的劳务报酬，以此为由说公司及时发放了，不过是为了规避补偿金，而非及时发放。希望悉知。”张玉飞于2018年5月2日与霍曼贸易公司办理完毕工作交接手续，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2018年5月17日，张玉飞到京开劳人仲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5908.5元；2.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390元；3.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6年6月20日至2017年5月20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1830.08元；4.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的项目提成（佣金）305892.51元；5.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000元；6.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819.65元；7.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0年3月8日至2010年7月18日违法约定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差额1920元；8.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0年3月18日至2010年7月18日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13080元；9.霍曼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8月22日，京开劳人仲委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18]第1706号裁决书，裁决：一、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的项目提成（佣金）305892.51元；二、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000元；三、霍曼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张玉飞的其他申请请求。张玉飞同意京开劳人仲委的上述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决，不同意第四项裁决；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不同意上述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决。张玉飞、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均诉至一审法院。张玉飞、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张玉飞的佣金发放标准和条件。本案中，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在劳动合同中未就佣金发放的标准和条件进行约定。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张玉飞佣金的发放标准和条件，提交了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佣金确认单等证据。其中，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中载明：“佣金根据不含增值税的合同总额计算；收到95%的合同款并开出95%的发票才能享受佣金；收回5%的尾款，收到100%的合同款并开出100%的发票，得到合同款8%的含税佣金，最高不能超过5000人民币；最后验收完立即收到5%尾款的（无银行保函的），收到100%的合同款并开出100%发票，得到合同款的12%的含税佣金，最高不能超过9000人民币”，该制度中还明确规定了不同销售折扣率条件下的佣金比率。Interofficememo中载明：“从2010年1月1日起，所有离职销售工程师相关工作交接将执行以下细则：……三、应收欠款。……3.离职销售工程师在正式离职后一个月内收到款项达到合同总金额的95%或100%，有权全额享受该项目应得比例佣金或尾款佣金；4.如离职一个月后销售工程师未能收到相应款项，销售经理将任命新的项目执行人与其一同执行欠款回收工作，……6.离职销售工程师与新项目执行人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收到款项达到合同总金额的95%或100%，有权分别享受50%该项目应得比例佣金或尾款佣金；7.离职三个月以内未收款达到合同总金额的95%或100%的合同，将全权交由新的项目执行人执行，……离职人员将无权再享受任何项目佣金或尾款佣金。……”。佣金确认单上有张玉飞的签字，其中详细记载了张玉飞2016年和2017年的有关项目的回款比例、开票比例、佣金比例等详细信息，其中2017年的佣金确认单中备注有“2017年仍旧依据2011年公布的佣金政策计算佣金，无任何变化”的内容。张玉飞对上述证据中的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和Interofficememo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佣金确认单的真实性认可，对上述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霍曼贸易公司从未向其告知过与佣金相关的具体制度内容，且上述制度也不是经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制定的。对于双方的上述争议，首先，张玉飞已在霍曼贸易公司从事多年销售工作，且佣金为其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张玉飞关于其不知晓霍曼贸易公司的佣金制度的具体内容的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张玉飞在与霍曼贸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已明确表示已经仔细阅读并理解霍曼贸易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而霍曼贸易公司提交的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的实施时间亦早于张玉飞作出上述表示的时间，由此可见，霍曼贸易公司关于其公司已将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的内容告知张玉飞的主张更为可信。再次，从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有关规定的内容来看，其中关于佣金发放条件、进度、不同销售折扣率条件下的佣金比率等规定内容，亦能够与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佣金确认单中的有关记载内容相互印证。综上，一审法院对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对霍曼贸易公司已将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Interofficememo告知张玉飞的主张均予以支持。以上情况，结合霍曼贸易公司已与张玉飞将其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约定为双方劳动合同的附件的事实，认定霍曼贸易公司有权将2011年销售佣金制度和Interofficememo作为张玉飞佣金发放标准和条件的依据。2.关于张玉飞是否有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其所主张的佣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多个销售项目的佣金。霍曼贸易公司对张玉飞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一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80636的项目的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销售合同条款确认、北京项目跟踪表、项目说明等证据。张玉飞对销售合同条款确认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北京项目跟踪表、项目说明的真实性认可。根据北京项目跟踪表的记载，张玉飞在2018年5月2日离职时已将相应项目交接给其他销售人员，且该项目在交接时尚未签约，仅是处于“准备报价招标”阶段，故张玉飞将上述项目视为其本人负责的项目并据此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佣金，缺乏依据，且不符合霍曼贸易公司的佣金支付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霍曼贸易公司不存在拖欠张玉飞上述项目佣金的情况。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二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80156的项目的佣金。霍曼贸易公司和张玉飞均认可上述项目的合同金额为281000元。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销售合同、银行付款回单、工作交接单、郭彦娜书面说明、郭彦娜转账证明等证据。张玉飞对银行付款回单、工作交接单、郭彦娜转账证明的真实性认可。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张玉飞在2018年5月2日离职时已将相应项目交接给郭彦娜，上述项目的客户于2018年4月11日支付合同价款84300元、于2018年6月21日支付合同价款182650元、于2019年6月3日支付合同价款14050元，郭彦娜已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3767.12元。根据上述情况，在张玉飞离职后的三个月内，相应项目的客户付款金额已经达到合同金额的95%，故张玉飞有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相应阶段的佣金。张玉飞主张相应阶段的佣金比率为1.81%，霍曼贸易公司未就此进行举证，而对比双方在本案中均认可真实性的佣金确认单中所载明的无争议项目的佣金比率，张玉飞所主张的前述佣金比率并无明显不当，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以此作为核算张玉飞该阶段佣金的依据。经核算，在扣除张玉飞已从郭彦娜处获取的相应金额的项目佣金后，霍曼贸易公司仍拖欠张玉飞相应阶段的佣金1064.68元，故张玉飞有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向其支付该部分佣金。相应项目的客户付清剩余5%的尾款时，张玉飞已离职超过三个月，按照霍曼贸易公司的规定，张玉飞不应享受该项目的尾款佣金，故一审法院认定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该项目的尾款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三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80055的项目的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销售合同条款确认、合作协议、工作交接单、银行付款回单等证据。张玉飞对销售合同条款确认、工作交接单的真实性认可，对银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认可，但称相应的付款记录不完整，张玉飞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上述项目的合同金额为2096839元，上述项目的客户于2018年5月29日支付合同价款419367.8元、于2019年3月5日支付合同价款948495元、于2019年8月21日支付合同价款299023.5元、于2019年10月29日支付合同价款31202元。虽然张玉飞主张相应的付款记录不完整，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和认定的事实，张玉飞负有回收货款的职责，且回收货款比例达到95%是张玉飞获取佣金的最低条件，张玉飞在离职后的三个月内仍负有一定的回收货款职责并在回收货款达到规定比例的情况下，有权按规定享受佣金，张玉飞在离职三个月后不再负有前述职责，亦不再享有相应的取得佣金的权利。由此可见，张玉飞应就其离职后就有关项目的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与其获取佣金权利有关的回收货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张玉飞既不能指出前述客户支付合同价款情况中的不合理之处，又不能就其相应主张进行举证，故相应不利后果应由张玉飞承担，一审法院对张玉飞的有关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上述付款记录可知，张玉飞离职时，上述项目的客户尚未付款，且在张玉飞离职后的三个月内，上述项目的付款比例仍未达到95%，故张玉飞不符合霍曼贸易公司的佣金制度关于获取上述项目佣金的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上述项目的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四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80011的项目的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工作交接单、销售合同、银行付款回单、王金山书面说明等证据。张玉飞对工作交接单、销售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银行付款回单、王金山书面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银行付款回单显示，相应项目的客户于2018年1月11日付款300000元、于2018年3月12日付款80000元、于2018年3月22日付款114190元、于2018年5月28日付款450000元。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相应项目的合同金额为982855元，张玉飞在进行离职交接时该项目的付款比例为50%。虽然张玉飞对银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该证据系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中立第三方金融机构出具，且形成于案发之前，具有极高的客观真实性；同时，前三笔付款总额亦能与工作交接单中的付款比例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银行回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前三笔付款结合第四笔付款的时间和金额，可以认定相应项目的客户在张玉飞离职后的一个月内的付款比例已超过95%，故张玉飞有权享受该阶段的佣金。张玉飞主张相应阶段的佣金比率为1.11%，霍曼贸易公司未就此进行举证，而对比双方在本案中均认可真实性的佣金确认单中所载明的无争议项目的佣金比率，张玉飞的所主张的前述佣金比率并无明显不当，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以此作为核算张玉飞该阶段佣金的依据。经核算，霍曼贸易公司仍拖欠张玉飞相应阶段的佣金为10364.21元。张玉飞不能举证证明相应项目的客户在其离职后的三个月内支付或付清了5%的尾款，相应不利后果应由张玉飞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该项目的尾款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五笔和第六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70931和SO170932的项目的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合同解除协议、销售合同及销售合同条款确认、工作交接单等证据，称相应的项目合同并未实际执行且均已解除。张玉飞对合同解除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销售合同及销售合同条款确认、工作交接单的真实性认可。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前述两个项目的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14日，张玉飞离职时上述两个项目的付款比例均为0.00%。虽然张玉飞主张相应的项目已经执行完毕，不能排除霍曼贸易公司与合同相对方重新签订合同、重新付款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张玉飞并未否认上述项目合同解除的事实，且张玉飞不能就其主张或其符合获取相应项目的佣金的条件进行举证，相应不利后果应由张玉飞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张玉飞不应享受上述两个项目的佣金，即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上述两个项目的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七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70171的项目的尾款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尾款佣金，提交了销售合同、银行付款回单、佣金确认单、工作交接单、郭彦娜书面说明。张玉飞认可销售合同、银行付款回单、佣金确认单、工作交接单的真实性。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上述项目的5%的尾款付款时间为张玉飞离职的三个月后，故按照霍曼贸易公司佣金制度的规定，张玉飞无权享受该项目的尾款佣金，即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该项目的尾款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八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80210的项目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工作交接单。张玉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上述证据，上述项目在张玉飞离职并交接给其他员工时的已付款比例为50%，而张玉飞未举证证明上述项目在其离职后的三个月内付款达95%或100%，相应不利后果应由张玉飞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张玉飞无权享受上述项目的佣金，即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该项目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九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60884的项目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佣金对账单、工作交接单、催款函、EMS投递结果查询截屏、陈书江的书面证明等证据。张玉飞对上述证据中的佣金对账单、工作交接单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上述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上述项目在张玉飞离职并交接给其他员工时的已付款比例为94.7%，而张玉飞未举证证明上述项目在其离职后的三个月内付款达95%或100%，相应不利后果应由张玉飞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张玉飞无权享受上述项目的佣金，即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该项目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十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60796的项目佣金。霍曼贸易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不应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提交了工作交接单、银行付款回单、郭彦娜书面说明、郭彦娜转账证明等证据。张玉飞对工作交接单、郭彦娜转账证明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上述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证据，张玉飞在2018年5月2日离职时已将相应项目交接给郭彦娜，该项目的客户在张玉飞离职时的已付款比例为58.68%；郭彦娜已向张玉飞支付上述项目的佣金9438.92元。虽然张玉飞不认可银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但霍曼贸易公司认可上述项目已于2018年5月15日即张玉飞离职后的一个月内已经付款完毕，故张玉飞有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向其支付该项目的所有佣金。张玉飞和霍曼贸易公司均认可上述项目的合同金额为937300元。张玉飞主张上述项目95%付款阶段的佣金和尾款佣金的佣金比率分别为1.11%、12%，霍曼贸易公司未就此进行举证，而对比双方在本案中均认可真实性的佣金确认单中所载明的无争议项目的佣金比率，张玉飞的所主张的前述佣金比率并无明显不当，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以此作为核算张玉飞该阶段佣金的依据。经核算，在扣除张玉飞已从郭彦娜处获取的相应金额的项目佣金后，霍曼贸易公司仍拖欠张玉飞相应阶段的佣金6068.71元，故张玉飞用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向其支付该部分佣金。关于双方争议的第十一笔佣金。张玉飞主张霍曼贸易公司拖欠其编号为SO141181、SO141182、SO141183、SO150123的项目（上述项目为同一项目）的尾款佣金。霍曼贸易公司和张玉飞均认可上述项目的合同总额为5000000元，尾款于2018年5月31日即张玉飞离职后的一个月内支付完毕，上述项目的佣金比率为8%。由此可见，张玉飞有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向其支付该项目的尾款佣金。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张玉飞在本案中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向其连带支付2010年3月8日至2010年7月18日违法约定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差额及其赔偿金。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玉飞在2010年1月18日入职霍曼门业公司时，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起止期限为2010年1月18日至2015年1月18日，而双方在此合同中约定的张玉飞的试用期为六个月，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霍曼门业公司与张玉飞于2011年6月20日协商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但不能因上述后出现的事实而认定霍曼门业公司与张玉飞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同时，霍曼贸易公司在后续与张玉飞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1年6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的劳动合同，且未约定张玉飞的试用期，张玉飞的合法权益并未受到侵害。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张玉飞关于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向其连带支付2010年3月8日至2010年7月18日违法约定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差额及其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张玉飞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连带向其支付2016年7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玉飞在上述期间与霍曼贸易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6年6月21日至2021年6月20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张玉飞没有证据证明霍曼贸易公司在与其签订该劳动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故应视为与霍曼贸易公司签订上述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系出于张玉飞的真实意思表示。以上情况，结合张玉飞在上述期间与霍曼门业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可以认定张玉飞关于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连带向其支付上述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15年4月1日起调整为1720元，从2016年9月1日起调整为1890元，从2017年9月1日起调整为2000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张玉飞的陈述，可以认定张玉飞系以霍曼贸易公司在2018年1月扣发25000元佣金和5575.04元工资而与霍曼贸易公司解除的劳动合同。然而，根据已查明的张玉飞的工资构成、核发和代扣代缴情况，以及张玉飞与霍曼贸易公司的有关陈述情况，足以认定霍曼贸易公司向张玉飞支付工资的标准和做法并不违反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标准，霍曼贸易公司在2018年1月从张玉飞的工资中扣发相应金额的款项的做法并无不当。另外，虽然霍曼贸易公司在2018年1月以催款不利为由暂扣了张玉飞25000元的东方青分公司项目佣金，但根据作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附件的岗位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回收货款为张玉飞的关键职责，张玉飞亦未否认其在上述项目中负有催收尾款的职责。结合张玉飞向霍曼贸易公司提出不应扣发上述项目的佣金时上述项目的尾款尚未收回的情况，以及张玉飞仍负有催收上述项目的尾款的义务的事实，足以认定霍曼贸易公司在2018年1月暂扣张玉飞上述项目25000元的佣金的做法并无不当。另外，从双方的沟通情况，以及霍曼贸易公司在上述项目的尾款尚未收回的情况下，仍旧在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的解除当天向张玉飞支付了前述金额的项目佣金的做法来看，亦可以认定霍曼贸易公司不具有克扣张玉飞上述金额的项目佣金的主观故意。综上，张玉飞关于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张玉飞在上述期间与霍曼贸易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后者于2018年4月8日发布提职文件，任命张玉飞为项目经理，自2018年3月1日起生效。张玉飞担任项目经理后的月工资构成调整为：基本工资7000元+提成，霍曼贸易公司按照5000元的标准向张玉飞支付了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主张，张玉飞的前述工资构成和标准的调整应从2018年4月1日起生效执行，其二公司不应向张玉飞连带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张玉飞对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其前述工资构成和标准的调整应从2018年3月1日起生效执行。鉴于，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的上述主张明显与张玉飞岗位调整的生效日期和岗位调整后的工资标准不符，故一审法院对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前述关于张玉飞的工资标准调整时间的起算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支持张玉飞的相应主张，认定张玉飞的月工资构成从2018年3月1日起调整为基本工资7000元+提成。由此，可以认定张玉飞有权要求霍曼贸易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2000元，故一审法院对霍曼贸易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张玉飞支付该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玉飞在上述期间与霍曼门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张玉飞要求霍曼门业公司与霍曼贸易公司就后者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霍曼门业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就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霍曼贸易公司存在拖欠张玉飞项目佣金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张玉飞关于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项目佣金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京开劳人仲委相应裁决的数额，高于一审法院核定的数额，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张玉飞在有关期间与霍曼门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张玉飞要求霍曼门业公司与霍曼贸易公司就后者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霍曼门业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就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玉飞支付项目提成（佣金）37497.6元；二、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玉飞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000元；三、驳回张玉飞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张玉飞提交北京亚林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采购人员周明明的系统微信截屏。霍曼贸易公司和霍曼门业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即使达到了95%，也是在张玉飞离职后一年半的回款。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对于双方争议的第九笔佣金，认定张玉飞无权享受上述项目的佣金，即霍曼贸易公司不拖欠张玉飞该项目佣金。对此，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予以确认。另查明，霍曼贸易公司提交的2019年6月12日关于编号SO160884的项目催款函显示：编号为SO160884的项目，合同总金额为6264223元，最终结算金额为6110561元，2018年4月3日收到已付货款5763996.25元。本院认为：关于张玉飞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2010年3月8日至2010年7月18日违法约定试用期间的工资差额1920元及其赔偿金13080元的上诉请求。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霍曼贸易公司与张玉飞签订的劳动合同未约定试用期。张玉飞的此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玉飞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2016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5844.24元的上诉请求。张玉飞已经与霍曼贸易公司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6年6月21日至2021年6月20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实际履行至2018年，且没有证据证明霍曼贸易公司在签订上述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张玉飞的此项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玉飞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项目提成（佣金）305892.51元的上诉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张玉飞的佣金发放标准和条件不持异议，亦认可一审法院关于霍曼贸易公司对于张玉飞主张的除第九笔佣金以外的佣金是否应当支付的认定，具体理由与一审法院相同，不再赘述。关于张玉飞主张的霍曼贸易公司拖欠的第九笔佣金即合同编号为SO160884的项目佣金。SO160884项目在张玉飞离职并交接给其他员工时的已付款比例为94.7%，并未达到95%，霍曼贸易公司据此未向张玉飞支付项目佣金。本院认为，在距离应当支付相应阶段佣金的应付货款仅剩0.3%、对应货款金额不足2万元未付的情况下，霍曼贸易公司比照项目回款95%时，支付相应阶段的佣金，更符合公平原则。对于张玉飞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合同编号为SO160884的项目佣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该笔佣金的具体数额，应根据回款金额和佣金比例确定。对于回款金额，根据张玉飞认可真实性的合同编号为SO160884的项目交接单，结合霍曼贸易公司2019年6月12日的催款函，本院认定为5763996.25元。对于佣金比例，张玉飞主张佣金比例为1.21%，对比双方在本案中认可的无争议项目的佣金比率，张玉飞在该项目中主张1.21%的佣金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回款金额和佣金比例，本院认定，对于合同编号为SO160884的项目，霍曼贸易公司应当向张玉飞支付佣金69744.35元。该数额与本院认可的一审法院认定的霍曼贸易公司应当支付的项目佣金37497.6元相加后，在本案中，霍曼贸易公司应当向张玉飞支付项目（提成）佣金共计107241.95元。关于张玉飞要求霍曼贸易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23466.05元的上诉请求。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张玉飞向霍曼贸易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系以霍曼贸易公司扣发25000元佣金和5575.04元工资为由。该两笔款项确系霍曼贸易公司应向张玉飞支付的工资，且霍曼贸易公司在张玉飞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向张玉飞支付了该两笔款项，因此在张玉飞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霍曼贸易公司构成拖欠工资，霍曼贸易公司应当向张玉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张玉飞在霍曼门业公司和霍曼贸易公司工作八年三个月，应以张玉飞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乘以八个半月，即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金额，经本院核算为99879.62元。对于原审判决第二项，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张玉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相应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74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74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74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玉飞支付项目提成（佣金）107241.95元；四、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玉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99879.62元；五、驳回张玉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汉一审 判 员 李 琴审 判 员 卫 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祁哲洋书 记 员 于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