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21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樊某，住太原市迎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弓某，住太原市小店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某，住太原市小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某，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樊某因与被申请人弓某、温某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终148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王东担任审判长并主审，许文杰、赵凯参加合议的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樊某再审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终1485号民事裁定和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7540号民事裁定；2.指令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裁定违反法定程序。一二审裁定均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错误的，属于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由于“撤销权之诉”案件系新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一审法院仍坚持适用简易程序，致使案件审理期限达九个月之久（严重超审限）。且由于未组成合议庭、无法充分合议，导致一审法院在申请人作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上举棋不定，最终以“追偿权案件民事判决尚未生效”、“不能认定原告享有债权人权益”为由驳回原告起诉。显然由于程序不当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明显错误。所谓“追偿权民事判决”是在一审法院判决被申请人弓某承担还款责任的基础上，再审申请人上诉请求改判由被申请人温某承担“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并没有否认被申请人弓某的还款责任，申请人作为债权人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即使本案审理期间“追偿权案件”尚未终审判决，仍不影响再审申请人的债权人地位；而且即便终审法院改判由被申请人温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那也属于再审申请人实体权益是否受到损害的实体权益审理部分，不影响本案申请人作为债权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何况一审法院在作出驳回本案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18日）的前一日（即2019年10月17日）“追偿权案件”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即本案再审申请人完全符合适格债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审庭审时对“追偿权”债权人的法律权利范围既未归纳为焦点问题、也未作释明，当事人双方对此均没有进行质证辩论，二审裁判却据此作为主要法律问题和裁判事由，违反了案件审理的焦点问题与裁判事由的对应关系，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利。二审法院在对本案审理时，也仅仅对本案如何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进行了询问，并没有对债权人的实体权益，即“追偿权”如何形成、债权人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等进行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也未置可否，仅仅依据再审申请人代偿欠款的时间晚于被申请人通过离婚诉讼转移财产的时间，确认申请人没有债权人诉讼权利，显然混淆了程序审查与实体权益审理的区别：一方面将未进入实体审理的债权人权益（即“追偿权”人的权利范围及其实体权益是否受到损害）作为认定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对实体权益的质证权利；另一方面再审申请人作为上诉人主要针对一审裁判依据的主要事实提出新证据进行充分说明，二审裁判却对此不作回应。将未经充分质证辩论的事由作为裁判依据，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二、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对担保人的法定“追偿权”的债权人地位理解错误。担保人“追偿权”是我国《担保法》第31条明确规定的债权。担保人作为“从债务人”依据担保合同代替债务人承担了主债务、取得“追偿权”，享有债权人地位和相应的法律权利，有权对主债务人进行依法追诉。至于“追偿权”何时形成不影响本案申请人作为合法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利。担保人“追偿权”的实质是“代位求偿权”，即依据担保合同履行了债务代偿责任、承接了主债权人的权利，以自己的名义请求追偿，该追偿权并非新形成的债权债务，而是原有借款、担保合同债权债务的权利主体身份转换。担保人“追偿权”的权利范围与主债权的权利范围是一致的。“追偿权”人据此即可向主债务人此前的无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行为进行追诉。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是：被申请人离婚诉讼时，再审申请人尚未取得“追偿权”，不属于债权人，也不可能成为被申请人离婚诉讼案件的“第三人”，因此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该裁判逻辑的错误主要在于对担保人“追偿权”基本法律概念的误解，认为“追偿权”属于新形成的债权债务，“追偿权”的权利范围不同于主债权范围，仅限于截止“追偿权”取得时间之后的部分利益，与此前的主债权人的权利无关。但事实上，“追偿权”并非新形成的债权债务，而是担保人取代主债权人、享有主债权人对主债务人完整的追偿权利。二审法院未能从法律关系的实质内涵整体解释“追偿权”概念，剥夺了担保人的基本诉权，造成司法上“放任主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担保人权益无法保障”的尴尬局面。2.二审法院混淆了债权人的诉讼程序权利与实体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区别。担保人因承担代偿责任取代主债权人地位，享有主债权人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是泛指的一般债权人，只要是与债务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均可依据该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至于债权人主张的撤销权能否得到支持，或者说债权人的权利如何形成以及是否实际受到损害，则属于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不影响债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审法院主要关注的是“在先的被申请人离婚诉讼转移财产行为是否损害了在后形成的债权”；忽视了本案申请人取得“追偿权”，并非重新形成的新债权，其权利范围与取得时间无关。但如果是主债权发生转让，受让的次债权人与主债务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则其本质上不同于担保人的“追偿权”。因为次债权人受让债权在后、主债务人转移财产行为在前，主债务人的行为不可能预见到次债权人受让债权，而且次债权人在受让债权时可以进行事前审查、审慎选择，如果认为可以承担风险就受让债权，否则可以放弃受让。对于类似情况，次债权人可能就难以向主债务人主张撤销权或者其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3.“追偿权”法律制度是对担保人权益的保护，两审裁判均不利于担保人权益的平等保护，无法实现“案结事了”。担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有效保障主债权的实现，对于无偿提供担保的保证人而言，由于没有合同利益、处于从债务人法律地位。法律为了平等保护合同当事人权益，赋予担保人“追偿权”，即承担代偿责任的担保人取代主债权人地位并承接相应权利行使追偿权，该“追偿权”范围与主债权人的债权范围是一致的，并不仅仅是取得追偿权之后的利益。因此，“追偿权”人若不能取代主债权人行使完整诉讼权利的话，担保人的“追偿权”制度就形同虚设，因为主债务人已经没有偿债能力，而对于主债务人此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行为又不能行使撤销权，担保人只能自行承担而不能实现追偿利益，这对担保人是不公平的，不符合民事权利义务对等基本原则和平等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基本要求。虽然两审法院简单地从程序上否认了申请人作为债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但“案结事未了”，对善意担保人而言，法律放纵了不法行为、损害了担保制度。4.本案申请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单从诉讼主体资格上来说，《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是泛指的一般债权人，法律并没有限定范围，本案申请人作为债权人当然符合该法条的规定。关于本案申请人是否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最高法院《九民纪要》第120条作出具体释明。即基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并以生效裁判文书形式予以确认，导致债权人无法行使《合同法》第74条的撤销权的，也可以以第三人身份提起撤销权之诉。至于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6条“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条件，基于“追偿权”债权人享有主债权人的法律权利，被申请人作为主债务人在离婚诉讼案件中由于涉及身份关系，主债权人未参加诉讼当然属于“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在被申请人通过离婚诉讼转移财产的案件中，被申请人分割转移财产部分内容损害了主债权人利益；且本案申请人作为“追偿权”债权人承接了主债权人的完整权利，即应当享有《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第三人”诉权。本案一、二审法院对如此清晰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无视债权人保护法律制度，混淆债权人诉讼权利与实体诉讼请求法律关系，刻意排斥债权人合法权益，放任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逃废债务，再审应予纠正。   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上述规定就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进行了列举与兜底规定，依据上述规定，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不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虽主张撤销生效调解书中的财产部分，但因其对二被申请人离婚纠纷争议标的无独立请求权，且案件的处理结果仅与其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而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仅为普通债权人而非第三人，因此本案不属于上述条款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此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虽为新设案外人救济程序，但新制度所涉及的案件并不等同于疑难复杂案件。就本案而言，案涉基本事实清楚，并不属于疑难复杂案件，且二审法院已对本案进行充分合议，故本案并不存在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情形。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进行了扩张适用理论阐述，即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债权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当满足相应条件，即债权人的债权应形成于债务人转让财产之前。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因承担担保责任而获得债权人地位，但该债权实为追偿权，而追偿权形成于担保责任承担之后，在担保责任承担之前该权利并不存在，且担保责任为或然责任，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之前仅享有向债务人进行追偿的或然期待利益，法律并未赋予担保人基于该或然期待利益以权利人地位，该或然利益是否变转为实然利益取决于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承担行为，该行为履行之前，担保人并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本案中被申请人财产转让于再审申请人担保责任承担之前，即被申请人转让财产之际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基于意思自治与经济自由原则，被申请人转让财产于再审申请人而言并不存在法律的非难，且基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债务而限制法律主体当下进行自由经济行为有违民法对合法财产自由流动的保护宗旨，更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综上，再审申请人不具备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撤销权的前提条件，故本案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扩张适用理论的范畴，因此原裁定适用法律并无错误。   综上，樊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樊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东   审判员 许文杰   审判员 赵 凯     二○二○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张华峰   书记员 高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