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3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柏，北京翰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5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福平（张某3之妻），女，195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6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柏，北京翰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某，女，1965年1月19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文武，北京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4，女，198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文武，北京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张某3、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洪某、张某4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1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3、张某2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洪某、张某4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洪某、张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析产协议是财产所有人将其财产通过协议分割给家庭成员的一种书面协议，是处分其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涉案《析产协议》没有财产所有权人，即张某7和张某1的签字或者手印，仅有其他家庭成员及证人的签字，存在重大瑕疵，不应认定为有效。一审法院仅通过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来认定张某7和张某1对涉案《析产协议》是知情同意的，是错误的。洪某、张某4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7和张某1对涉案《析产协议》知情且同意。二、涉案《析产协议》系由张某3、张某2、张某5未经张某7和张某1同意，私自签订的协议，处分了张某7和张某1财产，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且事后未经过张某7和张某1的同意，应认定为无效。三、张某6作为张某7和张某1的长子，虽然其于1986年去世，但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张某6的直系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张某6的子女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应发回重审。洪某、张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某1、张某3、张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涉案《析产协议》虽然张某1和张某7没有签字，但是其二人对协议系知情且同意，不影响《析产协议》的效力。洪某、张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1987年3月1日张某5与张某1、张某3、张某2签订的《析产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张某1与张某7系夫妻，育有子女五人，即长子张某6、次子张某3、三子张某2、四子张某5、女儿，其中，张某1夫妇之女年幼即已去世，张某61986年去世，张某72002年2月25日去世。洪某与张某5系夫妻，二人育有独生女张某4。张某5于2014年6月8日去世。一审审理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应否认定洪某、张某4提交的《析产协议》有效。该份《析产协议》内容为“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有关规定之精神，在户主张景荣主持下，在村民委员杨永福和本家张某3见证下，经全家充分酝酿，协商一致，对以张景荣为主的家庭共同财产自愿达成一致协议如下：一、对新购置的北街房屋：沈树兴的房产一处、祖遗产后院中间一间归张某2所有；祖遗产前院自东向西三间，后院西头一间归张某5所有；祖遗产前院西头一间、后院东头一间归张某3所有。兄弟住房共用的山墙归共有。二、在一般情况下，父亲张景荣由张某2赡养，母亲张某1由张某5赡养。父母亲因重病住医院由张某3承担百分之三十的医疗费，张某3每月给父母赡养费30元，张某2、张某5各给父母亲赡养费每月15元，每年给细粮500斤。三、遇有特殊的意外事故，全家再共同协商解决。上述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落款处有立协议人：张某3、张某2、张某5签名，鉴证人杨某、张某3手写签名，代笔人邢玉宽手写签名，落款时间为1987年3月1日。该份《析产协议》原本仅有洪某、张某4提交，张某1、张某3、张某2均称从未持有该协议原本。一审法院另查，洪某、张某4曾以法定继承纠纷案由起诉过张某1，一审法院曾于2018年8月7日组织庭审调查工作，洪某、张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文武、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柏、刘亚坡到庭参加了诉讼，洪某、张某4申请证人杨某、张某1申请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张某3作为旁听人员列席，一审法院还与张某3进行了询问。在该案审理中，张某1对前述《析产协议》不认可，后洪某、张某4撤诉。该案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洪某、张某4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称：“1987年，我是大队村主任，张某7找我作个证人。后来在张某7家里进行家庭内的分家。当时是邢玉宽代笔当证人，张某7找我就是为了家庭分家，大队知道这个事情。哥几个叫在一起，将院落一分，他们没有意见了。我就当个证人。那时候的农村，只要官方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就行，这个协议就是为了以后家庭矛盾作为依据。当时证明的人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了。我知道他们有分家，具体怎么分我不参与。《析产协议》上‘鉴证人：杨永福’这几个字是代笔人邢玉宽写的，我在后面又写了‘杨某’。签订这份《析产协议》的时候，张某7、张某1都在场，也都同意，若他们不同意，我也不可能去做见证。当时我是XX村的主任，家庭分家调解都找我，基本上老家儿都不签字。”张某4曾申请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称：“分家的时候，张某7、张某1都没有在场，张某1正在做饭，张某7在屋外院子里浇花。这份《析产协议》上张某2的签字是我写的。但父母对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他们也不同意这样分。这份《析产协议》中写的归我的那间房子我没有使用过，归张某5的那间由他使用，归张某3的那间我不知道。沈树青的房子已经卖了。”一审法院询问张某3该份《析产协议》签订时的基本情况，张某3表示：“我不知道分家，当时我正好休息回家，才知道他们分家，是张景瑞告诉我的，他们这么分，我就签字了。我回家的时候没有别人，后来张某3、张某5、张某2、邢玉宽陆续过来的。写协议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张景瑞主持的，他让我签字我就签了，我都没有看。当时张某7没有在场，张某1知道分家，但具体怎么分，她并不知道。当时分给我的是前院西房一间，这个房子是父母给我结婚用的，还做了装修，但我在城里上班，有宿舍可以住。”经一审法院查明，XX村21-2号院现已拆除。该院系祖业产，最初由张某7、张某1夫妇及子女共同居住。张某6、张某3、张某2婚后相继搬出，张某5婚后与张某1夫妇继续在该院居住。后张某5搬至奶子房19排3号院居住，张某1、张某7也曾在该院居住一段时间，后又搬回XX村21-2号院居住至拆迁。根据洪某、张某4提交的户口本显示，张某1、洪某、张某4户口现均登记在奶子房****，张某7户口、张某5户户口之前也登记在该院，去世销户。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予以确定，案由的选定应体现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分家析产纠纷意在处理当事人之间就家庭财产析分处理的争议，具体到本案而言，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焦点内容为洪某、张某4持有的《析产协议》效力如何认定，虽然洪某、张某4认为该份《析产协议》反映了相关人员之间就家庭财产析分达成的共识，但在该份《析产协议》存在效力争议的基础上，应首先确定协议的效力，案由的选择也应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由为宜，结合洪某、张某4的诉求，案由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认定涉案《析产协议》是否有效，应首先核定张某7、张某1对《析产协议》的签订、形成是否知情。从《析产协议》的内容上看，张某5、张某3、张某2均在该份协议上签字，且由两位见证人见证，由代笔人代笔，协议的格式比较完整，符合订立分家协议的基本形式要求。从洪某、张某4的举证来看，证人杨某作为当时村委会主任，协调村集体组织成员家庭内部达成某些协议具有较大的可信度，而且，杨某作为中立于当事人的第三方，其到庭陈述的内容也相对比较客观、真实。反观张某1、张某3、张某2在该方面的举证，张某2在之前案件中虽然作为证人出庭，但其与张某1本就为母子关系，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据其陈述，包括杨某在内的其他人员均在场，即使张某7、张某1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也不能排除二人对协议的形成不知情。所以，洪某、张某4的举证具有更大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张某1主张《析产协议》的签订系无权处分，且未经其追认故应无效的主张，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张某5、张某2、张某3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签订的《析产协议》有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各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二审中，本院对张某1本人进行了询问，其称房子都是应为其一人所有，其认可杨某为XX村村主任，但其与丈夫、儿子从未进行过任何分家事宜；其另称20世纪80年代其并无固定工作，因公公婆婆管理严格，其晚上不能外出。张某3、张某2称张某7和张某1确实从未进行过分家，故涉案《析产协议》无效。洪某、张某4称除了涉案《析产协议》外，张某7、张某1及其儿子未进行过其他分家事宜。2.张某2认可涉案《析产协议》系其本人于当时家中所签。3.洪某、张某4曾以法定继承纠纷案由起诉过张某1，案号为（2018）京0105民初65823号，后撤诉。张某3本人于该案在2018年8月7日进行的庭审中称，涉案《析产协议》签订当天，其下班回家后得知正在进行分家事宜，后来张某3、张某5、张某2及邢玉宽陆续到达其家中，分家事宜全程由张景瑞主持，其未看清协议的内容就签字了，张某7当时不在签字现场，张某1知道分家事宜，但是不清楚具体怎么分。本案一审、二审中，张某3均称其从未见过涉案《析产协议》，也从未在涉案《析产协议》签字，但并未就涉案《析产协议》签字的真实性提起相关鉴定申请。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某1、张某3、张某2上诉主张张某6的子女与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应以本案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故一审诉讼程序有误，本案应发回重审，但本案系确认涉案《析产协议》效力的纠纷，张某6于涉案《析产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去世，张某1、张某3、张某2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涉及的财产中有张某6的相应权利或份额，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析产协议》是否为张某7和张某1知情且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洪某、张某4主张各方于1987年达成了分家协议，即涉案《析产协议》，张某7和张某1虽未在涉案《析产协议》上签字，但其二人对涉案《析产协议》系知情且同意，并就此提交《析产协议》、证人证言等为证。张某1、张某3、张某2对此不认可，并称从未签过涉案《析产协议》，其家庭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分家事宜。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涉案《析产协议》载明的房屋数量及组成、分家涉及人员、关于赡养义务的约定、见证人身份、签字情况等，与当时张某7和张某1家庭人员构成、房屋情况、证人杨某的身份相互对应，形式上亦较为严谨，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第二，张某3、张某2虽在本案中否认曾在涉案《析产协议》签字，但其二人曾在另案诉讼中认可曾在涉案《析产协议》签字，且也未能在本案中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析产协议》上的签字系虚假，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张某1虽主张其对涉案《析产协议》毫不知情，但是从张某3及张某2在另案中对涉案《析产协议》的陈述，与洪某、张某4陈述中的重合部分，可以得知涉案《析产协议》系于晚上在张某7和张某1当时居住的家中签订，且因分家事宜到来的人员较多，应当认为张某7和张某1对发生于家中的涉案《析产协议》签订事宜为知情。第四，张某1、张某3、张某2均主张从未见过涉案《析产协议》，且张某7和张某1的大家庭至今从未进行过任何分家或者相关协商，但综合上述论述，并结合张某1已经高龄且张某7于2002年去世的事实及一般生活习惯，本院认定洪某、张某4关于张某7和张某1对涉案《析产协议》系知情且同意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3、张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丽霞审 判 员 张海洋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黎 铧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