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终98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阳城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3X15228251L。法定代表人：尚纪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曙光，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住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东路****楼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3X76NW5X。代表人：张秀山,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琦,国浩律师（郑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冲,国浩律师（郑州）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北京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6NMA4W。法定代表人：林艳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嵩坤，男，该公司员工。一审第三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法定代表人：陆华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星，北京瑞赫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昕，北京瑞赫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水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一审第三人北京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富时”）、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同业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初80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商水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曙光，被上诉人渤海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琦，一审第三人宁波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星、王梓昕，一审第三人新华富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嵩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商水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渤海银行返还商水农商行存款本金2亿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渤海银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主体性质认识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未正确认定《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的效力。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银发【1997】390号)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农村信用社，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国银监会《关于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3】12号)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机构要建立健全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机构,规范各自的职责和议事规程,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要实行理事长和主任分设制度,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主任由理事会聘任,在理事会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并实行任期目标责任管理。统一法人机构的经营风险由投资人和统一法人的机构承担,理事会作为投资人的代表,既有重大事项决策权，也要对决策失误造成的经营损失承担直接责任。经营班子对经营效益的好坏负有经营责任,要对经营不善或违规经营等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要注意防止内部人控制,理事会组成人员中，自然人理事不得低于1/2,其中职工理事不得超过1/3,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独立理事。监事会组成人员中,非职工监事不得低于1/3。《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第五十条规定,本章程未规定或未经理事会合法授权，任何理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本联社或理事会行事。第五十五条第(八)项规定，理事会的职权为“审议、批准本联社的重大贷款、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方案及重大关联交易”。依据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作为社员合作制的企业法人机构,农村信用社的法定代表人的对外代表行为,有着比《公司法》更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其法定代表人(理事长)对外行为时,相对方更应当严格审查权力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授权。退一步讲,即使本着法律适用“举宽以明窄”的原则，也应当准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农村信用社的法定代表人以信用社名义对外担保,应当取得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的授权。《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需决议前置的规定,是专门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担保的权限进行限制的强制性规定,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不是法定代表人及公司其他人员能够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相对人在接受担保时,除了自己要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恶意外,还依法负有甄别法定代表人或公司的其他代理人实施的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在判断担保效力时,公司决议当然是证明公司就对外担保行为做出真实意思表示的直接书面证据,不可缺失。立法和司法均选择从公司作出决议作为切入口来规制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就是为了防止法定代表人慷他人之慨损害公司股东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系商水农信社签订,且对于商水农商行具有拘束力。根据以上分析,商水农信社法定代表人对外行为应当准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商水农商行是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当然应当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农村信用社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受《公司法》调整。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对外担保须经权力机构决议。”从而对担保金额达两亿元的对外担保行为没有作出因违反公司法而导致无效的认定。更为错误的是,一审法院认定商水农信社所签合同对商水农商行具有拘束力,但却未注意到商水农商行同样没有对法定代表人的对外担保行为依法作出授权，也未审查接受担保的渤海银行事后是否取得了商水农商行的追认授权,未审查渤海银行是否存在恶意接受无权行为。因此,商水农信社为渤海银行的对外投资提供担保未经理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同意,是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是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越权行为,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判定其越权行为无效。作为债权人的渤海银行明知商水农信社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未要求新成立的商水农商行补充对外担保的授权,且其出具的承诺书及回复银监部门的协查函内容表明,其签署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规避银行业监管,当属恶意。一审认定《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担保行为不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调整,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能简单依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程序处理决定,认定未经司法审查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辖终55号生效民事裁定书依据《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确定本案管辖权,是对《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的效力做了相应认定。商水农商行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辖终55号民事裁定书仅依据管辖条款对本案的管辖做出了程序性处理,但并未在裁定书中认定《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是否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所述“相应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质押担保,应当属于《物权法》规定的权利质押,属于应收账款权利质押，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保证金账户质押”。《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关于可以出质的权利范围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存款单等权利出质的职权设立方式,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时设立。《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由以上规定可见,以存款单为他人的债权实现设定担保的,属于权利质押的性质,应当适用权利质押的法律规则。本案中,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签订《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向约定的账户存入资金,渤海银行为商水农商行出具开户证实书作为权利凭证。如果以该存单下的权利设定质押,双方应当签订符合法律规定的质押合同,商水农信社应向渤海银行交存“存款证实书”,质权才依法设立。从本案的情况看,上述两个条件均没有成就,同时,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签订《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获得了一个到期支取存款的合同债权,也有理由将这个权利看作应收账款债权。如果以应收账款债权作质押,依据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同样应当订立质押合同,并且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从本案的情况看,上述两个条件均没有成就。保证金账户质押的规定,见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生效后,凡是担保法与物权法规定不一致的，以《物权法》的规定为准。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物权法》详细罗列了质押担保的几种形式,并未规定“保证金账户”质押的形式。因此,一审认定案涉质押担保属于“保证金账户质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承诺函”对2016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进行了确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签订于2016年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不能成为渤海银行扣划商水农商行账户资金的合法依据。有五个方面证据证明,商水农商行2017年同业账户资金没有提供对外担保:第一、2016年《补充协议》签订时,尚没有2017年的《同业存款合同》,更不可能有2017年的同业存款账户。所以,补充协议上填写的2017年同业账户,意思表示不具有真实性,该部分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第二、渤海银行专门给商水农商行在存款同日出具了书面承诺,表明2017年同业存款是规范的同业业务,不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担保。并且,在2017年回复周口银监分局协查时,再次表明,2017年同业账户资金上存总行,无质押。两次确认行为都发生在《补充协议》之后。明显是对《补充协议》意思的否定。第三、签订2017年《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时,商水农信社已终止。商水农商行2017年1月13日经工商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是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承担商水农信社的债权债务,但主体资格上并不承继,因此,《人民币同业存款补充协议》关于商水农商行义务部分的约定内容,应当由商水农商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追认。2017年1月4日,商水农商行已及时到渤海银行更换了印鉴。渤海银行完全可以要求商水农商行在《补充协议》有关商水农商行的账户约定加盖印章予以确认,然而,并没有予以确认。第四、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2017年《人民币从业存款合同》,是商水农商行作为行为主体与渤海银行唯一签署的合同,也是当事双方对案涉事项最后和最终的书面确认。该合同第四条第4.3项规定:“未经另一方事先同意,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或该方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益或义务,也不得就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益设定信托或担保。”第八条第8.2项规定:“本合同签署后将取代此前由双方达成(或由任何一方作出)的任何形式的协议、承诺或保证,除双方在本合同签署后就本合同未尽事宜或经双方协商一致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外,本合同将构成双方之间就本笔同业存款业务及相关事宜的最后约定。第五、周口银监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周银保监罚决字【2019】4号),认定商水农信社原法定代表人违规使用公章,导致商水农信社违规为渤海银行的投资业务提供担保,从而导致渤海银行扣划了商水农商行的同业存款两亿元。但并未认定商水农商行违规为渤海银行投资提供担保。《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分析,《补充协议》上约定商水农商行账户的部分内容,不是商水农商行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产生对商水农商行的效力和约束力。商水农商行2017年同业账户资金没有提供对外担保,渤海银行确认2017年同业账户资金没有对外提供担保,是其最终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五、一审判决没有依法查明和认定主合同的效力和主债权的范围，径行判决担保人按照债权人的单方主张来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处理程序不当。本案判令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就应当依法查明《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作为担保合同,与主债权合同《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主债权的依法存在和法定范围问题。《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担保主债权是资管计划收益权项下相关义务的履行。资管计划收益权来自资管合同,所以,资管合同就是作为担保合同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的主合同。本案中，《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作为主合同,其效力尚未得到司法认定。我们依据现有的初步证据,认为该合同是无效的。原因已经在举证时说过。这样一来,《补充协议》因为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应该依据合同无效的后果来处理。首先,渤海银行不能依据一个无效合同来扣划商水农商行同业账户的资金，其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商水农商行资金,应当返还。同时,根据一审的庭审情况可知,《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履行情况不明,资管计划也没有做最后清算并得到投资人、管理人和债务人的共同认可,因此，主债权范围无法确定,所以,担保的范围也无法确定，不能单凭渤海银行一方自己说收益权全部没有实现就是全部没有实现,实现了多少就是实现了多少。这些事实都应当经过司法确认来明确。如果《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效力不能确定,履约情况不能查明,就无法确定担保债权是否有效,也无法确定担保债权的范围。然而,《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因为当事人的缺失,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中查明。一审法院径行判决担保人承担未经司法认定的债务,属于程序错误，剥夺了主债务人及担保债务人的诉讼权利。渤海银行答辩意见：一、一审判决对商水农信社的主体性质认定正确，且适用法律正确。（一）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受《公司法》调整。案涉《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中的保证金质押条款成立于2016年6月13日，合同当事人是渤海银行和商水农信社。商水农信社的性质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未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对外提供担保需权力机构决议。因此，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商水农信社不受《公司法》调整是正确的。商水农商行上诉称商水农信社对外提供担保应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是毫无根据的。（二）商水农商行承继商水农信社在《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也不导致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商水农商行承担商水农信社的债权债务是因为商水农商行系由商水农信社改制而来，其通过改制整体承接了商水农信社的资产。因此，商水农商行虽然是股份有限公司，但其承继商水农信社在《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后，判断《补充协议》的效力仍应根据《补充协议》成立时合同主体的性质和当时的法律，而不应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二、商水农商行认为“一审判决简单依据河南省高院的程序处理，认定未经司法审查的事实”完全是歪曲事实。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辖终55号生效民事裁定书是为了解决本案管辖权而作出的，其认定编号分别为渤银郑同存2016010号、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的两份《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所涉及的是同一笔存款，且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承诺函》对《补充协议》进行了确认，既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一审判决引用该生效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上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2、该民事裁定书仅是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有效的众多证据之一，不是唯一证据。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担保方式系保证金质押是正确的，商水农商行称系权利质押与法相悖。《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明确约定，商水农商行以其在《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项下存放的同业资金（本金和利息）作为保证金，为渤海银行按时足额获得资管计划项下投资本金及收益提供担保。根据上述约定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及的担保方式是保证金质押，属于动产质押。商水农商行认为该担保系存款单质押或应收账款质押明显与法律相悖。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及的担保方式系保证金质押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四、一审判决认定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向渤海银行出具的《承诺书》系对《补充协议》的确认是正确的。（一）2017年6月13日签订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仍应受2016年6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束，渤海银行扣划案涉保证金合法有据。2016年6月13日，渤海银行与商水农商行签订了编号分别为渤银郑同存2016010号、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约定商水农商行在渤海银行处存放同业存款2亿元，期限各1年，累计2年，自2016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2日。同日，渤海银行与商水农商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商水农商行以上述两份《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项下的存款作为保证金，为渤海银行依据与第三人北京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深圳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获得资管计划受益权项下的投资本金和预期收益提供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商水农商行依约在渤海银行处存款2亿元。在此项业务存续期间，“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更名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解决原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上商水农信社名称与商水农商行名称不一致问题，2017年6月13日，渤海银行与商水农商行又签订一份内容与前述2017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相同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另外，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向渤海银行出具《承诺书》，承诺：“我行于2017年6月13日与贵行发生金额（大写）人民币贰亿元整同业存款业务……2、贵行为该笔业务出具的承诺不影响2016年6月13日双方签订的编号为渤银郑同存补充2016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的有效性、真实性和法律效力，贵行为该笔业务出具的承诺不作为我行对上述业务相关合同条款的抗辩理由；3、现我行已更名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原单位名称‘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署的编号为渤银郑同存补充协议2016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依然有效，直至该笔业务到期本息结清为止。”需要说明的是，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项下的存款账号需待第一年存款期限届满后在办理第二年存款手续时方能产生，故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和《补充协议》上相应账号未填写，账号横线尾部记载的“手写有效”等字样已经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将来补充填写2017年开设的存款账号已经达成一致。另外，结合上述《承诺书》，《补充协议》上补充填写2017年开设的存款账号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可见，2017年6月13日签订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是2016年6月13日开展的存款质押业务的延续，仍受《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的约束。（二）渤海银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承诺》不能作为否定《补充协议》的证据。该《承诺》系渤海银行为了配合商水农商行的工作应其要求而出具。商水农商行为打消渤海银行的顾虑，在向渤海银行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说明其请求出具上述《承诺》系用于银监监管使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不影响《补充协议》的效力，不以此提出抗辩等。因此，上述《承诺》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否定《补充协议》的证据。（三）《关于对周口银监分局协查函的回复》不能作为否定《补充协议》的证据。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质权等担保物权的设立、变更、消灭是一个客观事实和法律状态，应当依法予以判断、认定。本案中，《补充协议》中约定了保证金质押条款，保证金交付占有并予以冻结止付，从该保证金存入至扣划清偿债务之日，该资金始终处于渤海银行的占有、控制之下，渤海银行并未丧失质权。关于该回复函，乃系渤海银行应商水农商行要求，应对银监部门监管检查需要而出具，内容与上述客观事实不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它不能作为否定《补充协议》的证据。（四）商水农商行依法应当承担商水农信社在《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如上所述，商水农商行系由商水农信社改制而来，并通过改制整体承接了商水农信社的资产。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明确规定商水农信社的债权债务由上诉人承担。且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承诺书》，明确承诺：“……3、现我行已更名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原单位名称‘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署的编号为渤银郑同存补充协议2016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依然有效，直至该笔业务到期本息结清为止。”因此，商水农商行依法应当承担商水农信社在《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无需其另行追认。五、《资管合同》合法有效，主债权范围清晰明确。1、《资管合同》由本案第三人北京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渤海银行三方签署，内容合法，且该资管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因此《资管合同》合法有效。商水农商行至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资管合同》无效。2、根据《补充协议》，本案保证金质押担保的主债权为渤海银行在《资管合同》项下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其中：投资本金为2亿元，收益率为4.13%/年，主债权范围清晰明确。截至扣划之日，答辩人尚有投资本金2亿元及相应投资收益1878301.37元没有收回，并据此扣划保证金本息201591780.82元，用于清偿上述所欠投资本金及收益。该行为完全符合《补充协议》约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商水农商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以维护渤海银行的合法权益。宁波银行答辩意见：一、宁波银行作为托管人，已经履行了法律规范以及《资管合同》要求托管人履行的托管义务，并且资管计划已经终止并清算，资管计划剩余财产已经现状返还资产委托人。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在本案中的争议，与宁波银行无关。根据一审法院采纳的宁波银行于一审提交的证据1-3《划款指令及划款凭证》和证据4《资管计划清算报告》可知，宁波银行作为托管人已经尽到保管投资资金、按照管理人新华富时的指令划转资金以及对资管计划进行清算的义务。因此，宁波银行已经履行《资管合同》作为托管人应当履行的托管义务。根据《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第十五条的规定，宁波银行作为托管人并不负有审查资管计划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的义务。因此，宁波银行并不知晓也无从知晓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之间同业存款及担保承诺等相关情况。故本案的争议与宁波银行无关，无论法院如何认定渤海银行与商水农商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宁波银行都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且商水农商行在本案中并未对宁波银行提出任何诉讼请求。商水农商行上诉所主张的“资管计划履行情况不明、资管计划清算并未得到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认可，主债务范围并未确定”的事实，明显与渤海银行于一审提交的证据21《资管计划终止通知函》、第三人宁波银行于一审提交的证据4《清算报告》以及第三人新华富时当庭陈述资管计划已经清算的事实不符。二、商水农商行出具的《承诺函》已经明确商水农信社为渤海银行提供担保的协议继续有效，该担保是为了商水农信社的利益，系其真实意思，合法有效，亦符合《九民纪要》第十九条的规定。首先，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承诺函》对商水农信社与渤海银行签订的2016010号《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进行了确认，且商水农商行已经于本案一审认可了该《承诺函》的真实性。商水农商行在一审以及上诉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推翻该《承诺函》所述的内容，并且商水农商行于一审提交的证据8《商水银行开业批复》（豫银监复[2016]519号）第7项亦明确“商水农信社的债权债务由商水银行承担”。其次，根据《公司法》第2条规定，《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商水农信社为集体企业，并非公司，并不属于《公司法》的调整对象。商水农商行上诉提及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且文件内容均为监管部门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机构的具体规定，并没有规定农村信用社法定代表人以农村信用社名义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取得股东会或理事会的授权。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纪要》第十九条的释义中亦明确指出，“在没有公司决议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公司治理不规范的现实情况，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所提供的担保，如果案件事实表明该担保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就可以认定公司具有对外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结合2016010号《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商水农商行出具《承诺函》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周银保监罚决字[2019]4号）可知，商水农商行以同业存款为渤海银行对外投资提供担保，虽然未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但是并非法定代表人尚纪成的个人行为，而是为了商水农商行的利益，并不违反商水农商行的真实意思，尚纪成仅承担了领导责任。综上，宁波银行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依法驳回商水农商行的上诉。新华富时答辩意见：认可一审判决，不认可商水农商行上诉意见。商水农商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渤海银行返还商水农商行存款本金2亿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利息计算标准为：以2亿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3.5%自2017年6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截至2019年12月3日，暂计17558333.33元；违约金计算标准为：以2亿元为基数，以日万分之五为利率标准，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截至2019年12月3日，暂计54547222.22元；以上两项暂合计72105555.55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渤海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6年6月1日，商水农信社向渤海银行出具决议，委托渤海银行投资“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受让郑州星际联合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际公司”）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融资人为星际公司，融资期限2年，融资金额2亿元。2016年6月13日，渤海银行与“新华富时、宁波银行签订《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渤海银行委托新华富时作为管理人，设立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进行投资。2016年6月13日，深圳宏利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以下简称“宏利德”）向新华富时出具《委托财产投资确认书》，指令投资标的为受让星际公司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收益权，投资金额2.02亿元，投资期限2年，起始日2016年6月13日，到期日2018年6月12日，预期年收益率4.13%。2016年6月13日，商水农商行向渤海银行出具《说明》，确认商水农商行对资管计划的交易结构、融资主体、金额、期限、交易涉及的相关合同资料等全部知悉且无异议。2、2016年6月13日，商水农信社与渤海银行签订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6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主要约定：商水农信社在渤海银行处开立人民币同业存款账户，账号为30×××31，存款金额2亿元，存款期限自2016年6月13日至2017年6月13日，存款年利率为固定利率3.5%。2016年6月13日，商水农信社与渤海银行签订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主要约定：商水农信社在渤海银行处开立人民币同业存款账户，存款金额2亿元，存款期限自2017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12日，存款年利率为固定利率3.5%。2016年6月13日，商水农信社与渤海银行签订《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商水农信社以编号分别为渤银郑同存2016010号、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项下同业存款账户中的同业存款作为保证金，为渤海银行按时足额获得资管计划受益权项下资产本金及预期收益做担保。商水农信社无条件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授权渤海银行：若渤海银行未按时足额且以现金分配方式收到资管计划受益权项下资产本金及收益，则渤海银行有权直接扣划上述同业存款账户中的资金本金和利息，用于实现渤海银行持有的资管计划受益权。2016年6月13日，商水农信社向其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的同业存款账户（账号：30×××31）中存入存款2亿元。存款期限自2016年6月13日至2017年6月13日。3、“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7年1月13日改制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已签订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编号：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上商水农商行名称为“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改制后的名称不一致，2017年6月13日，商水农商行以“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与渤海银行又签订一份内容与编号均与《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编号：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相同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2016年6月13日，渤海银行总行业务营运部根据总行同业业务部的指令，对商水农信社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的同业存款账户（账号为30×××31）进行了冻结止付；2017年6月13日，渤海银行总行业务营运部根据总行同业业务部的指令，对商水农商行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的同业存款账户（账号为30×××31）解除了止付手续。2017年6月13日，商水农商行名下账号为30×××31的同业存款账户中2亿元划转至账号为0370100101261020000015的待划转款项账户。2017年6月13日，该2亿元由账号为0370100101261020000015的待划转款项账户划转至商水农商行名下账号为30×××69的同业存款账户。2017年6月13日，商水农商行向其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的同业存款账户（账号：30×××69）中存入存款2亿元。存款期限自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2日。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7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与编号为渤银郑同存2016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中所涉及的2亿元为同一笔款项，系商水农商行依据《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向渤海银行提供的保证金。2017年6月13日，渤海银行总行业务营运部根据总行同业业务部的指令，对商水农商行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的同业存款账户（账号为30×××69）进行了冻结止付。2017年6月13日，同业存款账户（账号：30×××69）中存入存款2亿元。至2018年6月13日，该存款账户一直用于保存该2亿元保证金存款，未作他用。4、2017年6月13日，商水农商行向渤海银行出具《承诺书》，承诺：“我行于2017年6月13日与贵行发生金额（大写）人民币贰亿元整同业存款业务。依据相关部门对我行同业存款存出业务监管要求，需要贵行为该笔业务出具相关承诺，承诺内容为：‘该笔业务为规范的同业存款，未提供通道，无其他指定用途，不存在利用同业存款提供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以上情况真实全面，如监管部门今后发现上述同业存款不是规范性的同业存款，我行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监管部门处罚。’我行针对贵行为本笔业务出具的承诺做出以下承诺：1、贵行为该笔业务出具的承诺仅用于我行为满足银监局同业存款存出的监管要求所出具使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2、贵行为该笔业务出具的承诺不影响2016年6月13日双方签订的编号为渤银郑同存补充2016010号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的有效性、真实性和法律效力。贵行为该笔业务出具的承诺不作为我行对上述业务相关合同条款的抗辩理由。3、现我行已更名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原单位名称‘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署的编号为渤银郑同存补充协议2016010号《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依然有效，直至该笔业务到期本息结清为止。”渤海银行收到商水农商行上述《承诺书》当日，即按照商水农商行承诺书所列内容向商水农商行出具案涉《承诺》。5、案涉资管计划期限届满后，因未按时足额收到资管计划受益权项下对应的投资收益和委托资产本金2亿元，渤海银行于2018年6月13日直接扣划商水农商行案涉保证金存款本金和利息，用以实现资产受益权。2018年7月24日，渤海银行向商水农商行出具《通知函》，主要内容为：渤海银行通知商水农商行已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将同业存款本息进行扣划。渤海银行通过EMS将该《通知函》邮寄给商水农商行。2019年1月2日，渤海银行再次告知商水农商行同业存款扣划事宜以及资管计划终止和资产现状返还事宜，并提醒商水农商行向星际公司追偿。6、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辖终55号生效民事裁定书已经查明并认定，“2016010号《同业存款合同》及《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与2017010号《同业存款合同》所涉及的是同一笔存款，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承诺函对2016010号《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进行了确认”。7、2017年12月18日，渤海银行向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周口监管分局出具《关于对周口银监分局协查函的回复》，说明商水农商行在渤海银行处开立的同业存款账户（账号为30×××69）中的资金无质押。关于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在办理相关业务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相关主体可向金融监管机构举报，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签订的《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及《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2016010号《同业存款合同》及《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与2017010号《同业存款合同》所涉及的是同一笔存款，商水农商行于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承诺函对2016010号《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进行了确认，对商水农商行承诺函的内容依法应予以确认。鉴于渤海银行与新华富时、宁波银行签署了《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签订《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及《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以《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项下同业存款账户中的同业存款作为保证金并不可撤销地授权渤海银行冻结止付，为渤海银行获得资管计划受益权项下资产本金及预期收益做担保，渤海银行有权直接扣划上述同业存款账户中的资金本金和利息，用于实现渤海银行持有的受益权。关于商水农商行有关案涉《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商水农商行对外担保，未经社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决议而无效的意见，该补充协议签订于2016年6月13日，当时商水农商行尚未改制，性质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对外提供担保需经权力机构决议。此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辖终55号生效民事裁定书依据该补充协议确定本案管辖权等内容，对案涉补充协议的效力做了相应的认定，因此，商水农商行关于对外担保未经社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决议进而担保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渤海银行向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周口监管分局出具《关于对周口银监分局协查函的回复》说明案涉资金无质押的问题，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担保物权的设立、变更、消灭系客观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商水农商行和渤海银行在《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已达成了保证金质押的意思表示，商水农商行将该保证金交付渤海银行，渤海银行对该保证金冻结支付，从保证金交付之日至渤海银行扣划清偿债权之日，该保证金始终处于渤海银行的占有控制之下，因此渤海银行并未丧失质权。现渤海银行因未实现上述权益将商水农商行的同业存款账户中的保证金予以扣划，商水农商行要求渤海银行向其支付该同业存款本金及利息，缺乏根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328.00元，由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主合同《新华富时鑫荣宝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商水农商行主张该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订立《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实质内容是商水农商行为渤海银行资产管理合同项下收益权本金及预期收益提供担保。关于担保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补充协议由商水农商行改制前主体商水农信社签订，该联社不是公司法调整对象，其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有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商水农商行上诉所主张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已经被发布机关予以废止，法律、行政法规亦没有农村合作信用社对外提供担保须经有权机关决议的规定。因此，商水农商行认为农村信用社对外提供担保，应取得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授权，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商水农商行虽属于公司法调整对象，其对外提供担保应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但本案担保是商水农信社在改制为商水农商行之前所提供，商水农商行是承继商水农信社的担保义务，并非新设定的担保，因此不应再由商水农商行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补办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商水农商行主张本案应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认定担保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渤海银行虽给商水农商行出具承诺，称案涉存款是规范的同业业务，不存在显性或者隐性的担保，回复周口银监分局协查时，也再次表明没有质押。但根据商水农商行为渤海银行出具的承诺书，可以认定渤海银行出具的承诺，系应商水农商行要求，为配合商水农商行规避同业业务监管而出具，该承诺书中表述的“无担保”的表述，与双方之间真实状况不符。对此，应按真实状况予以认定。商水农商行在承诺书中还声明“我行已经更名为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原单位名称“商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署的补充协议依然有效，直至该笔业务到期本息结清为止。可见，商水农商行在成立后，对其与商水农信社的关系及追认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明确的认定。商水农商行主张原判认定“承诺函”对补充协议进行了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商水农商行不应受补充协议的拘束，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补充协议第二条2.2约定，商水农商行将存放同业资金（本金和利息）作为保证金并不可撤销的授权渤海银行冻结止付，为渤海银行资管计划项下本金及预期收益提供担保，为此商水农商行在渤海银行开立账户，存入2亿元同业存款资金，该账户仅实际用于存放“保证金”，未用作其他用途，渤海银行又将该特定账户内的资金在其系统中冻结止付，故可以认定保证金已经特定化并移交给债权人渤海银行作为担保。原判将本案所涉担保方式认定为“保证金担保”，并无不当之处。商水农商行主张本案应属于存款单质押或者应收账款质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人民币同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系商水农商行与渤海银行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渤海银行依据补充协议，在其资管计划项下收益权未能实现时，扣划商水农商行保证金，具有合同依据。商水农商行在其应承担担保责任，渤海银行依据补充协议扣划其保证金的情况下，要求渤海银行按照同业存款合同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之处。商水农商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商水农商行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依法向资管计划债务人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800元，由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伟审判员  申希江审判员  杨 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刘秀书记员程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