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2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办事处大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115MA6GLCHX8H。经营者：王太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林，系贵州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454364。委托诉讼代理人：冷志军，男，1990年10月29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思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林侠，男，1986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涛，系河北大法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4199910908827。上诉人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因与被上诉人常林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3民初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本案上诉人坚持起诉被上诉人常林侠具有事实依据，不存在对自身权利进行处分，一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坚持起诉常林侠是因为涉案租赁合同系与常林侠所签，上诉人加盖合同专用章后将租赁合同交给常林侠，常林侠带回项目部加盖“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的印章并签字后退还一份合同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到加盖项目部印章的租赁合同并有常林侠个人签字后认为合同已经完善，并无风险，于是按照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供应周转材料，后来才发现在网上找不到该项目部印章对应的公司，找常林侠询问缘由。由于该项目供货量并不大，且常林侠当时已支付租金10000元，并承诺如后期该公司不支付租金则由其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便暂时未处理此事。直到上诉人起诉前，该项目部印章的事情一直未予以解决。上诉人考虑到该项目从接洽、实际履行、合同签订等都是与常林侠对接，故常林侠系上诉人供应周转材料的实际使用人，应当对上诉人供应周转材料产生的租金以及退还承担责任。其次，上诉人通过各大网站并未找到与涉案租赁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对应的公司，常林侠的代理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称涉案租赁合同的主体为该公司，但正如上诉人一审中所言，涉案租赁合同乙方处加盖的印章载明“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上诉人当庭通过“启信宝”以“扬州市荣都”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可以查询到十余个以“扬州市荣都”开头的公司名称，其中包括“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扬州市荣都建材有限公司”、“扬州市荣都工艺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等，常林侠的代理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所提交的该份工商信息载明的公司名称为涉案租赁合同加盖项目部印章对应的公司，上诉人也是基于此判断该项目部印章极有可能为常林侠私刻后加盖在涉案租赁合同乙方处，达到逃避自身合同主体责任的目的，直接以常林侠为被告诉至法院。如果常林侠认为其仅仅是具体经办人，系履行职务行为，完全可以申请追加其所在的公司为被告，或者举证证明其确系履行职务行为，但在一审过程中，常林侠并未申请追加其所在的公司为被告，也未举证其系履行职务行为，该事实也反证常林侠即本案租赁合同的责任主体。再次，如果本案承租方为被上诉人所称的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作为从事租赁行业的理性经营者，在委托专业律师的情形下，对比常林侠个人与该公司的偿债能力，没有理由不起诉该公司而选择起诉常林侠个人，不符合常理。第二，本案诉讼时效未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最后一次收货时间的次月未收到租金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本案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的本质系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交付租金。本案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租赁期间不满三个月按三个月计算租金，超过三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租金，在承租的架料归还完毕及租金付清后合同终止”；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乙方未归还租赁物资的租金计算至材料全部归还完毕或付清相应的赔偿款时止”。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收发货凭证可知，被上诉人尚有钢管、扣件未归还，尚有租金未支付完毕，所以本案合同并未终止，也即合同一直处于持续履行状态，被上诉人未归还的租赁物资也一直在继续计算租金，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问题。其次，本案租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明确约定“鉴于建筑工程建设周期较长，建筑架料租赁行业租金系按日产生，双方约定租金的诉讼时效起算以乙方书面通知和拒付租金并送达甲方时为准”，虽然诉讼时效不得通过法律规定延长或缩短，但本案关于诉讼时效的约定为以一定的条件或情形出现才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通过书面形式通知上诉人拒付租金，反而是一直承诺愿意支付租金，故本案诉讼时效还未开始起算。第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举证证据均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中，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供《建筑架料租赁合同》、发货凭证、收货凭证、租金计算单。庭审中被上诉人《建筑架料租赁合同》上常林侠的签字予以确认，发货凭证上承租方处也有常林侠本人签字，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即使一审法院对发货凭证的真实性存疑，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该签字并非常林侠本人所签，其也未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因此，发货凭证上的签字应视为常林侠本人亲笔所签。一审法院对发货凭证不予认可的行为，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其次，涉案租赁合同第十条明确约定“乙方指定经办人（领料人）常林侠。如乙方实际签收的经办人与合同指定签收的经办人不一致的，该实际签收人在租金计费清单签字或在租赁收发货凭证上签字的，视为该实际签收人有权经办租赁架料的收发”，故即使2013年11月27日的发货凭证和2014年1月15日的收货凭证上并非合同指定的经办人常林侠签字，根据上述约定，实际签收人张卫东也有权经办租赁架料的收发，故该两份收发货凭证载明的数量应当作为本案收发货材料数量的计算依据。在建材租赁领域，收发货非指定经办人签发货凭证的数量，那么2014年1月15日的收货凭证载明的数量是不是也并非被上诉人返还的材料数量，上诉人可以另外再行主张被上诉人返还钢管17.159吨、扣件3123套。再次，在建材租赁领域，收、发货非指定经办人签字是经常发生的，一审主审法官对该领域可能并不熟悉，不仅仅体现在该类案件的证据材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上，也体现在法律适用上，例如在合同有明确约定租金计算至全部材料退还完毕或赔偿款付清时止的情形下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法定期限的观点，值得商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常林侠答辩称，第一，本案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常林侠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其一，上诉人所述签订合同的经过是错误的。2013年8月份，被上诉人在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工作，因工作需要项目部需从上诉人处租赁建筑架料，签订租赁合同时上诉人的负责人当面同项目部经理华班宝谈好租赁价格，并由华班宝在租赁合同上盖章，被上诉人在场作为经手人在租赁合同上签字。被上诉人仅是作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签字，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上诉人提交的《建筑架料租赁合同》第10条约定的“乙方指定经办人(领料人)常林侠”，以及合同末尾处该有“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的公章可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是其将盖好公章的租赁合同交给被上诉人，后由被上诉人回到项目部加盖公章后交给上诉人的。案涉10000元的租赁费是华班宝直接支付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承诺后期荣都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的话则由其支付租金。上诉人知道案涉租赁合同的乙方是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常林侠也仅仅是该公司指定的领料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二，上诉人称通过各大网站并未找到项目部对应的公司是不实的，上诉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就知晓承租人是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通过“启信宝”以“扬州市荣都公司”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查询到“扬州市荣都建材有限公司”、“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扬州市荣都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但这些公司中有资质承揽建筑工程的只有“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材公司和工艺品公司均是同本案没有关系的公司。上诉人简单机械地进行搜索，井以此为理由辩称其不知道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六石海螺广冶项目部租赁其建筑架料，理由过度勉强。其三，上诉人主观臆断该项目部公章极有可能是被上诉人私刻更是没有依据，上诉人同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经理华班宝洽谈了租赁的具体事项，收取了项目部经理1万元租金，其明知租赁合同的乙方是荣都公司的项目部，却在原审法院向其释明有可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拒绝将荣都公司列为被告，固执已见单单起诉不应该承担责任的被上诉人，现在却又提出非分要求，要求被上诉人申请追加荣都公司作为被告，其所提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更是对自己没有听信原审法院建议，错误选择诉讼主体导致败诉的后果而推卸责任。其四，上诉人自诩自己“作为从事租赁行业的理性经营者，在委托专业律师的情形下，对比常林侠个人与扬州市荣都公司的偿债能力，没有理由不起诉该公司而选择起诉常林侠个人，不符合常理”，仅仅是其对其自己能力判断的过度自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其以此为上诉理由明显不具有说服力。依照以上案件事实和法律的规定，案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上诉人和扬州市荣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起诉在荣都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的被上诉人属于选择诉讼主体错误，应依法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二，上诉人在案涉合同履行7年后起诉被上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一，上诉人按照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一款和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来主张合同一直处于持续履行状态的说法明显不能成立。该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乙方必须在每月月底由经办人到甲方对账复核，并在当月的租金清单上签字确认……当月租金的支付时间最迟不得超过次月15号。”。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不出任何乙方经办人到甲方处对账复核的相关证据，并且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早在2014年1月份因工程竣工撤离施工现场。上诉人在7年内一直收不到租金的情况下主张租赁合同持续履行，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其二，上诉人依据租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的约定，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自“乙方书面通知和拒付租金并送达甲方时为准”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本案租赁合同是上诉人自行制定的、具有重复性和多次使用的格式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了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自乙方书面通知和拒付租金并送达甲方时为准”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规定，并且该合同条款加重了乙方的责任和主要义务，依照法律当然无效。另外该条款还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7条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本案中上诉人制定的格式合同中关于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明显属于是对诉讼时效的计算方法，因此是无效的。第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举证据无法支撑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举证中，除合同签名是被上诉人所写外，其余发货凭证、收货凭证单凭目测就能判断非被上诉人书写，租金计算单也系上诉人自己编写，根本没有被上诉人签字。案涉合同第十条“如乙方实际签收的经办人与合同指定签收的经办人不一致，该实际签收人在租金计费清单签字或在租赁收货凭证上签字，视为该实际签收人有权经办租赁架料的收发”系格式条款，且过分加重了合同乙方的责任和主要义务，该条款是无效的。在不能证明实际签收人系乙方单位工作人员并经经办人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如何能证明乙方收到租赁物。上诉人以建材租赁行业经常发生的收货和发货非指定人签字经常发生为由，指责原审法院法官不熟悉所谓的行规，而不是尽力搜集能证明其诉讼请求确实充足的证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其起诉，维持原判。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建筑架料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截止2020年4月30日的租金及费用24945.11元，违约金15000元；3、判令被告返还钢管952.9米，扣件127支，如不能返还，按合同约定赔偿原告17354.5元；4、判令被告自2020年5月1日起继续按10.78元/日向原告支付未退还材料的日租金，直至所有材料归还完毕之日或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7日原告（为甲方）与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为乙方）签订《建筑架料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因承建六枝海螺水泥厂工程项目，向甲方租用架管和扣件，架管日租金2.677元，扣件0.008元，租金按日计算，每月租金支付时间最迟不得超过次月15日。乙方指定经办人（领料人）常林侠，租期不满三个月按三个月计算租金，超过三个月按实际天数计算，在承租的架料归还完毕及租金付清后合同终止，租金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以乙方书面通知和拒付租金并送达甲方时为准。并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事后，原告自认于2013年8月31日、9月8日、10月3日、11月27日向被告常林侠发货，并收取租金10000元，于2014年1月15日收回了部分租赁物，双方至今未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所诉被告常林侠是否主体错误；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所举证据能否证明其诉讼主张。首先，本案签订合同的双方为原告和“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被告常林侠在负责人处签名，且该合同第十条明确指定常林侠为经办人（领料人），原告对此应当是明知的，且本院对此已向原告进行释明，原告以未找到与合同盖章相对应的主体为由，坚持仅对常林侠提起诉讼，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属于主体错误；其次，合同约定“租金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以乙方书面通知和拒付租金并送达甲方时为准”，违反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按法律规定计算，根据合同对租金支付的约定“租金按日计算，每月租金支付时间最迟不得超过次月15日”，按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就知道义务人，从2014年1月15日自认收回部分租赁物起，到2月15日未收到租金，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至2020年5月2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已长达6年多时间，原告并未主张权利，未能举证证明有时效中断或中止情形，已超过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法律规定，故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原告所举证据，除合同签名为常林侠本人所为，其余证据均不能证明是常林侠所为或者委托他人所为。租金的支付与结算，以及瑞安水泥厂建设项目的承建，均为原告自认，未能举证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6元，保全费573元，共计1189元，由原告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常林侠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案涉《建筑架料租赁合同》约定当月租金的支付时间最迟不得超过次月15日，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证实了部分租赁物于2014年1月15日收回的事实，故对已收回租赁物的租金的请求权自2014年2月15日之日起开始起计算诉讼时效。上诉人于2020年5月21日提起诉讼时，已归还租赁物的租金请求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建筑架料租赁合同》第三条第1款“租赁时间不满三个月按三个月计算租金，超过三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租金，在承租的架料归还完毕及租金付清后合同终止”及第六条“乙方未归还租赁物资的租金计算至材料全部归还完或付清相应的赔偿款时止”的约定，上诉人仍有部分租赁物至今未收回，故上诉人提出的诉讼主张中包含未收回部分租赁物的租金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对上诉人所请求的事项未加以区分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被上诉人常林侠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案涉《建筑架料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为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和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合同末页对此加盖了合同主体的印章，而被上诉人常林侠仅作为扬州市荣都公司六矿海螺广冶项目部的负责人以及所指定的经办人（领料人）在该租赁合同上签字。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常林侠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上诉人就应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而不代表任何一方。由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适用法律虽存在瑕疵，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2元，由上诉人贵阳乌当新立建筑物资租赁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景强审判员  邓少旭审判员  敖 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吴吉书记员刘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