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080792991L。法定代表人：李先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玉阁，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恩冲，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海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瑞冬，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海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新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余海明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海明承担。主要理由：一、余海明已于2015年6月下旬知晓新富公司转换通道的事实，并非2015年6月19日，余海明已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于2015年6月下旬收到被告签发的《告知函》，《告知函》已明确写明转换云南信托通道事宜，故余海明已于2015年6月下旬知道转换通道的事实，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6月下旬起算。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系对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不清，故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余海明主张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根本违约，其于2015年6月下旬即可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故其于2018年9月28日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虽然余海明的利益是否受损在2015年6月下旬尚未确定，但本案中余海明认为新富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其诉讼请求亦为返还全部投资款及认购费用，其完全可以在知道转换通道之时通过向新富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要求新富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认购费，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而无需待具体损害结果的确定。余海明代理律师所称的余海明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并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余海明法制观念淡薄、不懂法、不知法的理由并不影响其超过三年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的认定。余海明于2018年9月28日提起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且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二、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违约，余海明于2015年6月下旬知道后，默认许可了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未采取合理措施止损，应自行承担因转换通道产生的损失。余海明已于2015年6月下旬知道新富公司转换云南信托计划通道事宜，此时，云南信托计划尚未投入运作，损失尚未发生。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违约，余海明也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余海明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向新富公司提出异议，在损失尚未发生之时，要求退回其全额投资款，但其自始至终从未提出异议主张退回，而是默认许可了转换通道，并直至云南信托计划亏损、陈建云案胜诉判决，方提起诉讼主张返还全部投资款，明显可见余海明其实一直是对转换通道持观望的态度,并默认、许可及放任新富公司转换云南信托计划通道，希望通过云南信托计划，由新富公司操盘实现牛市下的高额收益，故直到最终出现亏损的定局，其方转头向新富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故余海明应自行承担由于其未能采取适当措施而发生的损失。三、新富公司转换通道对投资未构成实质影响且符合合伙目的，并未构成根本违约。1.平安信托计划与云南信托计划的实质要素均一致，系具备相同功能的通道业务，转换通道并未对投资构成实质影响。涉案的信托业务的作用系提供资金流入股市的通道，信托计划对投资资金的影响体现在通道本身所具备的各项实质要素。而无论是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即平安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还是新富公司转换通道后的《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即云南信托计划）的56CZ信托单元中，影响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四项实质要素均一致：一是影响投资结果的根本要素投资顾问即实际操盘资金方均为新富公司；二是银行配资杠杆系数均为2:1;三是预警线均为0.9、平仓线均为0.85;四是投资范围均为投资沪深交易所的证券产品，故云南信托计划与平安信托计划系具备相同功能的通道业务，转换通道行为并不会对投资结果产生实质影响。2.转换通道符合《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得到了《合伙协议》的充分授权。《合伙协议》第2页“资金用途”项，除约定认购平安信托计划外，还约定“通过该信托计划投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结合《合伙协议》第3.1、3.2条对合伙目的的约定，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目的并非仅仅认购某个信托计划产品，而是通过认购具备《合伙协议》约定的各项实质要素的信托计划通道，实现杠杆配资撬动更多资金，由新富公司作为投资顾问投入股市运作的一种投资模式。新富公司认购具备《合伙协议》约定的各项实质要素的云南信托计划，实现了杠杆配资，并由新富公司作为实际的投资顾问投入股市操盘，符合合伙目的。《合伙协议》签订后，因平安信托计划无法及时投入运作，造成客观履行不能，故为实现合伙目的，新富公司依据《合伙协议》第7.2.1条第（13)项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采取为实现合伙目的所必需的行动”之约定，积极采取应对手段，及时更换交易载体，转换具备相同功能的云南信托计划通道，因此，新富公司的转换通道行为系《合伙协议》明确赋予新富公司为实现合伙目的所采取的必需的行动的权利，并非违约行为。四、信托计划的亏损并非是由于新富公司转换通道造成，而是由市场和政策变化引起，该投资风险依约应由投资人自行承担。1.转换通道并不影响信托计划的盈亏。涉案的结构化信托业务属于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信托公司仅提供资金流入股市的通道，不对投资资金进行任何主动处分及管理运用，仅收取通道服务费用。无论是云南信托公司还是平安信托公司均是通过提供HOMS系统，在系统中提前设置相同的平仓线、预警线及投资限制，对信托资金实现相同的监管职能，故转换通道并不影响信托计划的亏损。2.信托计划的亏损是由证券市场股灾及政策调整造成，依约应由余海明自行承担。信托计划投入运作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股指呈现断崖式下跌，沪深交易所大盘指数下降了30.20%,云南信托计划亏损7.90%，明显是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2015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为稳定股市采取临时性、非常规性的行政干预手段，对伞形信托、场外配资账户进行清理。受上述市场及政策变化的双重重大影响，云南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并清算。无论平安信托计划通道还是云南信托计划通道，均会受到股市断崖式下跌行情的影响，且均会因为属于伞形信托、场外配资的账户而被强制清理。根据《合伙协议》第17.2条及余海明签署的《认购风险申明书》中有关“政策风险、市场和经营风险”自担的约定，该投资风险依约应由余海明自行承担。被上诉人余海明答辩称：一、新富公司与余海明之间的法律关系内容并非通道业务，根据九民纪要第93条的规定，只有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财产业务对象以及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而受托人仅提供必要事务的协助或者服务的，才应当认定为转换业务。本案中，双方在入伙协议中明确约定资金的投资对象是平安信托的信托计划，这是唯一的特定的投资对象。包括余海明在内的其他投资人既没有自行运作信托财产的专业能力，新富公司也没有作为通道业务的受托人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能力和资格，因此本案不可能是通道业务。只有符合中基协规定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有三位连续可以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三年以上的投资管理人员，符合“3+3”条件规定的公司并且备案才能开展投资顾问业务，否则就是从事非法的证券活动。但是本案中新富公司既不是中基协会员，也没有取得投资顾问的业务资格，涉案产品也没有在中基协进行备案，通道业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二、新富公司将投资对象从平安信托改为云南信托，没有取得授权，构成根本违约。新富公司没有单方修改合伙协议的权利，合伙协议第7.1条明确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职权是负责合伙人的日常事务。第7.2条还对日常事务的范围进行了一一列举，没有赋予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单方修改的权利。云南信托的产品与本案约定的平安信托产品完全不同，新富公司根据两个信托产品的杠杆系数、预警线设定、投资范围一致就得出转换为云南信托是符合合伙目的的结论是荒谬的。金融产品是特定物，而不是种类物，不能相互替代，投资对象相同的金融产品由于管理人的水平、能力不同，收益有天壤之别。余海明当初入伙的目的就是基于合伙企业投资的是平安信托名下的产品，余海明信任的是平安信托的投资管理水平。三、余海明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新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余海明送达了合伙人证明书以及《告知函》，合伙协议第17条约定了新富公司送达相关文件的程序及方式有四种：派专人交付、挂号邮件或者快递、航空邮件、传真等。除非新富公司以上述约定的方式向余海明送达了相关文件，否则即使余海明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了相关文件，也不能视为新富公司完成了送达的义务，新富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余海明送达了上述函件。余海明并不知道新富公司变更投资的确切时间，在新富公司的《告知函》中提到的是将要认购云南信托的信托计划，“将”的意思表示将要、希望，也就是说在《告知函》发出的时候还没有实施投资云南信托的信托计划的事实。新富公司也从未向余海明等投资人披露过转款凭证等证明，因此变更投资的确切时间余海明无法知晓。余海明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应当维持。余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新富公司偿还余海明投资款285728.58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二、新富公司支付已退回款项的利息12005.63元（以退回款项714271.4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2015年10月18日止）；三、新富公司退回余海明支付的认购费用1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付至实际清偿之日）；四、本案诉讼费用由新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10日，余海明与新富公司签订《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约定：新富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余海明承诺认缴出资1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基于本协议项下认购人的承诺，普通合伙人同意接受认购人入伙成为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余海明同意签署本协议，成为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本有限合伙企业资金将全部用于投资《平安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为有限合伙人获取最稳健的回报。本有限合伙企业投资期限为1年，投资满6个月可提前结束，投资者可对其参与投资的全部本金及收益进行赎回。余海明、新富公司分别在上述入伙协议上签章予以确认。同日，余海明、新富公司签订《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共同设立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通过募集资金认购《平安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信托计划总规模15000万元，由民生银行认购《平安信托计划》10000万元优先级信托单位，新富公司认购《平安信托计划》5000万元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信托计划预警线0.9，平仓线0.85。又查，余海明于2015年6月11日支付投资款100万元、于同年6月15日向创赢企业支付认购费用1万元；余海明于同年10月19日收到退回的投资款714271.42元。另查，2015年6月19日，新富公司将涉案项目转投云南信托。余海明称转投云南信托项目之前未经其同意，新富公司则称合伙企业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股票投资，根据合伙协议没有必要进行事前协议，转投是合伙协议中赋予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且于2015年6月19日、6月23日分别向余海明发出合伙人证明书及告知函告知转投云南信托事宜，违约责任的起算时点为知道或应当知道违约行为发生时，即从2015年6月19日起算，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余海明称新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于2015年6月19日向余海明告知转投的事实，且余海明收到新富公司退回投资款之日起才知道权益遭受具体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0月19日起算，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针对庭审争议焦点，一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一、经查，涉案《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等文件，有余海明、新富公司双方真实签章予以确认，系双方表意一致之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明确清晰、详细具体，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对余海明、新富公司双方均产生约束力。《入伙协议》《合伙协议》明确约定本有限合伙企业资金将用于投资《平安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未见其他合伙事项的约定，应认定余海明作为投资人加入创赢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的缔约目的即以投资平安信托计划的方式获取投资收益，具有唯一性、专属性，也是包括余海明在内的有限合伙人愿意将其款项投资创赢企业的信赖利益基础。《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有关合同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属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故新富公司转投行为属对《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的实质性、根本性变更。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关于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新富公司应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召开合伙人会议或采取有效方式将转投云南信托项目向全体合伙人提前披露并取得其一致同意，或在事后取得各合伙人的一致追认，但新富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履行上述程序并征得余海明同意。故，新富公司既未履行法定的变更合伙协议程序，也未满足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之实质要件，其擅自将创赢企业的款项转投云南信托项目，违反了《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的约定，构成根本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二、经查，余海明已收回投资款714271.42元，故新富公司应继续向余海明返还款项285728.58元（1000000元-714271.42元）。新富公司转投项目的日期为2015年6月19日，新富公司还应承担自该日起算的利息，余海明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可予支持。因余海明收回投资款714271.42元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9日，故新富公司应支付余海明该714271.42元款项自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10月18日期间的利息，余海明主张利息12005.63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亦可支持。经查，余海明主张的认购费用1万元系向创赢企业支付，其未能举证证明新富公司系该款项的收受主体，故余海明诉请新富公司退回认购费用及利息的理据不足，难以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新富公司主张其向余海明发出合伙人证明书及告知函告知转投事宜的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应从该日起算诉讼时效；但新富公司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且余海明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新富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新富公司的该部分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新富公司应向余海明返还285728.58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6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新富公司应另向余海明支付利息12005.63元。余海明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请部分，可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新富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余海明285728.5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5728.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新富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另偿还余海明利息12005.63元；三、驳回余海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12.45元（已由余海明预交），由余海明负担214.88元，新富公司负担6397.57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涉案《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信托计划总规模1.5亿元，由民生银行认购《平安信托计划》1亿元优先级信托单位，新富公司认购《平安信托计划》5000万元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信托计划预警线0.9、平仓线0.85；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ETF基金、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可转债申购、国债及国债逆回购、公司债（含可转债和可分离债）、银行存款等；信托计划投资限制：（1）股票、基金、固定收益、现金类资产投资比例为信托财产净值的0-100%；（2）投资于一家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含），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10%（含）；（3）投资于一家A股流通市值500亿元（含）以下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以买入成本计算最高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20%，投资于一家A股流通市值500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以买入成本计算最高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20%；（4）投资于一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单一基金，不得超过买入日前一交易日信托财产净值的20%，且不得超过该基金总规模的10%；（5）投资于单一创业板股票，不得超过买入日前一交易日信托财产净值的5%，投资于所有创业板股票，不得超过买入日前一交易日信托财产净值的10%；（6）投资于单只债券的金额不得超过该债券发行规模的10%，且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10%，投资于所有企业债、可转债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20%；（7）如进行股票大宗交易买卖，则买入时价格不得高于上一交易日该股收盘价格的92%；（8）不得投资于以下证券品种：不得主动投资于权证、S、ST、*ST、S*ST及SST类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证券；不得投资于各类金融产品的次级子产品（如分级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等）；不得投资于融资融券、证券回购融资交易（债券逆回购除外）、ETF套利等风险较大的投资品种；不得投资于新债申购，不得投资于股票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品种；不得投资于债券发行人主体评级低于AA（含），债券发行人最近一年亏损的债券；不得将信托财产用于拆借、贷款、抵押融资或对外担保等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不得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信贷资产；不得投资于非金融机构次级债、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等流动性较差的债券产品；不得投资于赎回封闭期或限售期届满日超过本信托期限届满日前十个交易日的证券；不得将信托财产投资于受托人、次级委托人及其关联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投资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相关法律法规和产品文件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9）在本信托期限届满前3个月内，不得认购新发行的开放日在本信托期限届满日之后的开放式基金，申购或者配售锁定期到期日在本信托期限届满日之后上市的公司股票；本信托期限届满前5个交易日起，禁止进行证券买入的交易；（10）投资于信托业保障基金的比例为发行产品总规模的1%，信托产品清算时向本产品支付信托业保障基金本金及收益；（11）如因市场剧烈波动导致本计划财产净值大幅变化可能使上述投资比例短期内超出以上限制，此种情形不视为违约，但委托人代表应在五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使之符合投资限制要求，否则，受托人（管理人）有权将超出投资比例限制的投资品种强制减持至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范围内，由此造成的损益均由信托财产承担，如遇股票停牌等限制流通的客观原因，调整时间顺延。以上投资比例限制，均以买入成本计算。二、根据已生效的本院（2019）粤03民终2059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新富公司称，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系委托案外人任蕾桦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支付信托资金，并提交了新富创赢六号企业与任蕾桦签订的《信托份额代持协议》、任蕾桦与云南信托公司签订的《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及《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合同》、《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6期信托单元信托利益分配公告》《特种转账借方凭证》《支付业务回单（付款）》等证据。其中，《信托份额代持协议》签订于2015年6月30日。《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及《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合同》签订于2015年6月19日，约定委托人、委托人代表、受益人均为任蕾桦；信托资金8000万元，信托资金总额2.4亿元、募集期为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6月19日；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并结合本信托单元项下委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主要投资于证券二级市场，从而为受益人获取收益；信托财产投资于：（1）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投资产品、中国证监会许可发行的交易所基金和公司债、可转债等债券品种、银行存款以及经受托人同意的其他金融品种；（2）未投资的信托资金仅限存放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信托财产投资限制：（1）投资于单支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股票总股本的5%；（2）买入时以成本计算，投资于单支白名单股票池内的主板或中小板股票不得超过该期财产净值的30%，白名单股票池内的股票名单以受托人每季度调整为准；（3）投资于非白名单股票池内的主板及中小板股票、非创业板上市公司所发行的单一股票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本信托单元资产总值的20%（以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4）本信托单元对单支创业板股票的投资比例不超过本信托单元资产净值的10%，对所有创业板股票的投资比例不超过本信托单元项下信托资产净值的30%（以成本法计）；（5）本信托单元购买单支封闭式基金或债券的投资额不能超过信托单元资产净值的10%（以成本法计）；（6）本信托单元不得主动投资S、ST、*ST、S*ST及SST类股票及权证等高风险产品；（7）未经受托人及全体委托人允许，不得进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交易、新股申购、新债申购、新基金申购、权证交易、正回购交易；（8）不得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信贷产品、定向增发的具有锁定期的公司股票等；（9）如被动持有超过投资范围限制的，应在10个交易日内减持到规定的比例范围内；（10）法律规定或信托文件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记载，2015年6月17日，新富创赢六号企业向任蕾桦转账付款8600万元；2015年6月19日，任蕾桦向云南信托公司转账付款8000万元。《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6期信托单元信托利益分配公告》记载，2015年10月8日云南信托公司作出权益分配公告，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6期信托单元分配前净值为220267192.48元、应分配优先受益人A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托利益163125479.2元、应分配一般受益人任蕾桦信托利益57141713.28元。《支付业务回单（付款）》记载，2015年10月12日，任蕾桦向新富创赢六号企业转账支付2000万元。《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记载，2015年10月12日，任蕾桦向新富创赢六号企业转账支付37141713.28元。新富公司称，通过云南信托计划进行配资，募集的资金由新富公司操作进行股票交易。本院认为，余海明诉请判决新富公司返还投资款、赔偿损失，2015年10月新富公司未能向余海明足额退回投资款时，余海明才知道相关权利受到损害。因此，新富公司主张余海明于2015年6月即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6月起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富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新富公司辩称，平安信托计划亦或云南信托计划仅是资金通道，实际都是通过信托计划进行配资，再由新富公司使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股票交易，并无本质区别。本院认为，不同的信托管理计划对于投资风险评估、资管产品结构比例、资管计划参与主体的权限和责任等均有不同设计，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影响资管计划产品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不能必然得出不同的信托管理计划对产品收益率无根本影响的结论。平安信托计划与云南信托计划在资金规模、投资限制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而且，根据已生效的（2019）粤03民终20596号民事判决书的相关认定，新富公司也确认云南信托公司是根据案外人任蕾桦的投资建议进行交易，这与新富公司所称信托资金是由其操作的说法并不一致。涉案《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成立）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将合伙企业募集的全部资金用于认购平安信托计划，而新富公司却未能遵守该约定，实际认购了云南信托计划，未能实现合伙协议的目的，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新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766元，由上诉人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畅审判员 范  志  勇审判员 李  卫  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叶益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