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1民终3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淑艳（曾用名文淑燕），女，197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子建，湖南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占勇，男，195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明高，湖南瑞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宇，湖南瑞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淑艳、黄占勇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1122民初1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5日在第八审判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文淑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子建、上诉人黄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明高、李琼宇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文淑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1122民初12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由黄占勇返还文淑艳投资款3140000元（其中黄占勇占有文淑艳资金为1020000元，黄占勇转让代持文淑艳的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睿公司）股权转让款为2120000元）；3.改判由黄占勇以1020000元占用资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3年12月16日股东变更为黄占勇之日起，支付文淑艳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还清之日止（截止2020年6月起诉之日利息为397800元）；4.改判由黄占勇以2120000元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7月9日股权转让之日起，支付文淑艳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还清之日止（截止2020年6月起诉之日利息为243800元）；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占勇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黄占勇收取了文淑艳314万元投资款用于投资鑫睿公司并代持公司股份是实，但黄占勇仅将其中212万元用于参与组建鑫睿公司和投资开发东安县紫瑞华庭项目，长期非法占有其余102万元。二、鑫睿公司和紫瑞华庭项目是一体化的，文淑艳同时为鑫睿公司股东和紫瑞华庭项目股东，黄占勇擅自转让的股权利益全部属于文淑艳，应全部支付给文淑艳。三、一审法院认定《文淑艳与黄占勇、文贻华叁位实际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中载明原告文淑艳在三人中的占比为62.3%，故原告文淑艳在被告黄占勇所持的212万元股份中应占62.3%系严重错误，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是上诉人在鑫睿公司的代持股权被非法转让，一审法院却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来说明股权情况，是认定事实的重大错误，鑫瑞公司的股权份额不同于紫瑞华庭项目中的占比。四、黄占勇至今拒不给付所侵占的文淑艳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不赔偿其造成的文淑艳股权利益损害，具有主观恶意。五、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黄占勇持文淑艳投资款314万元投资鑫睿公司，鑫睿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黄占勇使用文淑艳出资的314万元中的212万元投资鑫睿公司，占有剩余102万元，投资鑫睿公司所占股份比例为26.5%，而后向文淑艳告知其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为8.9%，与事实不符。黄占勇辩称：第一、文淑艳所谓投资的314万元系向紫瑞华庭项目投入的合伙资金。该项目已经办理合伙结算，并且已经全额退还文淑艳全部本金并向其分配利润；第二、除了前述364万已经分配的合伙入伙款项之外，文淑艳未向鑫睿公司投入任何款项，其主张要求返还投资款314万元没有事实基础；第三、鑫睿公司只是各合伙人为了开发紫瑞华庭项目而设立的公司，其股权比例并不反映合伙人的实际投资情况，股权转让也未发生真实的资金交易，鑫睿公司也没有实际缴入注册资本；第四、即使文淑艳是鑫睿公司的股东，其也要举证证明除了投入合伙已经分配的314万款项之外，其还向鑫睿公司另行缴纳了注册资金，否则其无法证明股权受到侵害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上诉人黄占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1122民初12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文淑艳仅出资314万元（含增资款52万元），2013年12月16日黄占勇取得了鑫睿公司注册资本总额26.5%的股份，鑫睿公司是通过专门注册的经纪人办理注册，在出资通过会计师验资后，该资金可以马上取出，实际鑫睿公司的各股东均未出资，上诉人在《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上签名系受夏晚清威胁，夏晚清威胁行为系受文淑艳委托，协议中的314万元注册资金并非真正用于支付鑫睿公司的注册资金。二、文淑艳在一审中要求黄占勇返还其投资款314万元，已在紫瑞华庭项目中得到受偿，文淑艳无任何损失，超额得到了收益，文淑艳实已收回投资款为：回本退投资本金181.372万元+第一次分配资产156.95万元+第二次分配资产333.22万元+投资转借款80.628万元（此款（2017）湘112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后已执行）=752.17万元（被上诉人已实际收入金额），减去被上诉人应承担紫瑞华庭项目部所负债务195.222万元，再减去被上诉人成本出资款314万元，被上诉人实际多得利润242.948万元。三、鑫睿公司无资产，注册资金只是空数，不能变为财产和现金，紫瑞华庭项目土地原由唐祥春、李祖正等人以自然人名义购买，挂靠鑫睿公司资格开发，所有资产和债权债务均归紫瑞华庭项目部实际出资人所有和清偿，鑫睿公司只是空壳公司，股份不产生经济价值。四、一审查明的事实有误，鑫睿公司于2011年8月17日在永州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而非在东安县工商局，黄占勇是在2013年12月16日受让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股份才取得鑫睿公司股权，一审判决不应引用（2019）湘1122民初67号民事判决认定文淑艳是否为鑫睿公司的股东以及项目的实际出资人，因该案的二审判决（2019）湘11民终1686号已认定“被上诉人文淑艳系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的实际出资人”，文淑艳出资款尚在紫瑞华庭项目部，黄占勇未将其转为鑫睿公司股份，文淑艳在鑫睿公司无股份，仅依《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要求黄占勇承担违约责任。五、一审判决违反法定审判程序，（1）因文淑艳在（2019）湘1122刑初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中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已被驳回，本次诉讼只能告知文淑艳申请再审，而不是直接受理；（2）一审受理本案时间为2020年6月8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0年6月28日，黄占勇当庭表示不同意调解，但承办人一直要求拖延至2020年10月30日才下达判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在三个月后，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转为普通程序，相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第7条，在简易程序没有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况下，直接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违反法定程序；（3）起诉状不是文淑艳本人签名，委托书日期将2018年8月10日涂改为2020年6月6日，属于虚假诉讼，一审法院不应予以立案。六、一审判决书未体现黄占勇的观点和意见，未记录黄占勇提供的证据以及出庭证人的证言。七、黄占勇仅为文淑艳代持紫瑞华庭项目部的出资份额，并将从紫瑞华庭项目部取得的财产和收益按比例分配给了文淑艳，而鑫睿公司注册资金不产生财产和现金，文淑艳也无证据证实212万元股权的来源和可以折换成现金，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6条和第404条错误。八、本案构成重复起诉，本案的诉讼标的返还投资款314万元于原告在广州市越秀区提起的诉讼的诉讼标的相符，且原案已经驳回其除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裁判结果将实质性的否定原案裁判结果，构成重复起诉。九、在一审审理终结之后，鑫睿公司又召开股东会，决定将黄占勇原持有的股份进行转回，已经形成股东会决议。并修正公司章程，文淑艳提起诉讼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文淑艳辩称：一、文淑艳与黄占勇成立委托代理关系，受托人黄占勇未经委托人文淑艳的同意处置其股权的行为属于违约，黄占勇代持文淑艳314万元投资款，仅使用212万元投资鑫睿公司以及长期侵占剩余102万元，应向文淑艳全数返还，其未经文淑艳同意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双方约定，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文淑艳造成的损失。二、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占勇将原属于文淑艳的股权以2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夏龙新，212万元的股权利益与非法占有的102万元共计314万元属于不当得利，造成了文淑艳314万元的实际损失，应向文淑艳返还。三、一审法院认定“《文淑艳与黄占勇、文贻华叁位实际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中载明原告文淑艳在三人中的占比为62.30%，故原告文淑艳在被告黄占勇所持的212万元股份中应占62.30%”错误，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是文淑艳在鑫睿公司的代持股权被非法转让，一审法院不应以《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来说明股权情况以及否定212万元全部归属于文淑艳，鑫睿公司的股权份额不同于紫瑞华庭项目中的占比，本案中，黄占勇作价212万元转让的是代持文淑艳的鑫睿公司股权，与文淑艳、黄占勇在紫瑞华庭项目中的投资结算情况无关。四、黄占勇主张的文淑艳投资款已在紫瑞华庭项目中受偿的主张与事实不符，黄占勇主张的80.628万已作为“投资转借款”收回与事实不符，（2017）湘1122民初1255号判决书已认定该笔款项是以盈利分红转借款而非出资款转借款，分红是依股东出资的比例得到的盈余分配，投资的股份比例不变而非对投资款进行退还，文淑艳委托黄占勇管理和投资的314万元是公司注册和投资款，属于公司股本性质，其价值与股权是一体的，212万元为股本金，不能随意领取和分配，黄占勇提出的投资款（股金）已经分配不能成立，紫瑞华庭项目的分红是合理合法的公司盈余分配，已被生效判决所证实，此种分红不同于股份投资款。五、黄占勇主张鑫睿公司无任何资产，注册资金不能变为财产和现金的理由不能成立，过往多次诉讼活动中，法院及黄占勇已认可鑫睿公司与紫瑞华庭项目部为同一主体，其投资款项作为鑫睿公司的注册资本，得到了实际使用，多份生效判决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均可证实：鑫睿公司的收支与分红等于紫瑞华庭项目部的收支与分红，文淑艳既是鑫睿公司股东也是紫瑞华庭项目部的股东。六、黄占勇称系受胁迫签署《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七、一审法院及黄占勇提出文淑艳在公司占股8.9%，又结合文淑艳在项目中的占比62.3%，以此来分配212万元错误，文淑艳占股比例高于8.9%。八、本案是委托代理合同，广州市中院违约之诉判决已经生效并收到被上诉方违约赔偿38万元，一审判决后鑫睿公司主张夏龙新的股份转让给黄占勇，这也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的代持文淑艳的股权314万元无关。文淑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3,140,000元，其中被告占有原告资金为1,020,000元，被告转让代持原告的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睿公司）股权转让款为2,120,000元；2.判令被告以1,020,000元占有资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3年12月16日股东变更为黄占勇之日起，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还清之日止（截止2020年6月起诉之日利息为397,800元）；3.判令被告以2,120,000元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7月9日股权转让之日起，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还清之日止（截止2020年6月起诉之日利息为243,8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4日，文淑艳之夫刘景坤通过竞拍取得东安县白牙市镇东安大道文化墙一期土地开发权。该一期土地购地款2100万元，其中原告文淑艳之夫刘景坤需出资300万元，占“东安大道文化墙一期土地开发”项目总投资的14.29％。该项目开发启动增资839.748万元，刘景坤需增资120万元。后刘景坤与黄占勇、文柏淇、文贻华、文剑波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五人成立临时合作小组、合作开发、共同出资420万元参与开发该项目，并委派黄占勇为小组代表，执行项目开发的日常管理事务及代为签订合同。其中刘景坤购地出资150万元及开发增资60万元，占总份额420万元的50%；黄占勇购地出资80万元及开发增资32万元，占总份额420万元的26.6%；五人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剩余利润（亏损）按合伙人出资比例分配。尔后，因文淑艳之夫刘景坤转营其他行业，紫瑞华庭项目开发交由原告文淑艳管理，但由于文淑艳长期在广州经营实业，遂聘请黄占勇代持股份并参与经营管理。2011年8月17日，为了开发“东安大道文化墙一期土地开发”项目，鑫睿公司登记成立，该公司原始股东为冯国栋（持股34%）、李祖正（持股33%）、唐祥春（持股33%）；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三股东原实际出资为400万元，后变更实际出资为800万元（冯国栋出资272万元、李祖正出资264万元、唐祥春出资264万元）。2013年9月10日，鑫睿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国栋变更为黄占勇。同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由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变更为黄占勇、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股东冯国栋将其7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9.5%）股份转让给黄占勇，股东李祖正将其6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8.5%）股份转让给黄占勇，股东唐祥春将其6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8.5%）股份转让给黄占勇。同日鑫睿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变更后出资情况为冯国栋实缴出资196万元，持股24.5%，李祖正实缴196万元，持股24.5%，唐祥春实缴出资为196万元，持股24.5%，黄占勇实缴出资212万元，持股26.5%。2016年4月15日，文淑艳、黄占勇、文贻华签订的《代持股份参照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部内部资产处置（方案）》载明：文淑艳、文贻华授权黄占勇为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名义股东，三人共出资420万元整，占紫瑞华庭项目总股权14.299%。其中文淑艳262万元，黄占勇102万元，文贻华56万元。2016年4月30日，上述三方签订的《文淑艳、黄占勇、文贻华叁位实际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载明：文淑艳出资共计314万元（实出资262万元，增资52万元），持股62.30%，黄占勇共计出资122.4万元（实出资102万元，增资20万元），持股24.29%，文贻华共计出资67.6万元（实出资56万元，增资12万元），持股13.41%。2017年3月31日，原告文淑艳与被告黄占勇签订了《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甲方文淑艳，乙方黄占勇，双方就变更乙方代为持有在鑫睿公司8.90%股权、将甲方登记为公司股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约定：一、委托持股情况，甲方购地所支出的314万元已注入鑫睿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乙方以自己名义登记持有公司的8.9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甲方。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甲方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自2011年起至今，该部分股份即由乙方代甲方持有。……二、变更股东及登记，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保证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将以乙方名义所持有的8.90％股份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并由公司向甲方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额按注册资本的相应比例计算），记载于股东名册及登记于公司章程。……。2017年4月9日，鑫睿公司召开股东会，公司全体股东到会，就黄占勇提出将其在紫瑞华庭项目中的14.29%中的8.9%股份变更为文淑艳，并成为公司注册股东进行决议，股东冯国栋、唐祥春、李祖正表示不同意上述提议，股东黄占勇表示同意决议。因股东会同意变更未超过半数，故决议结果为一致不同意黄占勇提出的变更提议。2018年6月26日，鑫睿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如下决议：股东由黄占勇、冯国栋、李祖正、唐祥春变更为夏龙新、夏隆旺；同意股东李祖正将其所持的196万元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夏龙新，同意股东唐祥春将其所持的196万元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夏龙新，股东黄占勇将其所持的212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夏龙新，并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股东冯国栋将其所持的196万元股份中的20万元股份转让给夏龙新，其中的176万元股份转让给夏隆旺，并辞去公司监事职务。2018年7月9日，被告黄占勇与夏龙新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占勇自愿将持有鑫睿公司的212万元股权（占公司认缴出资的26.5%）以人民币212万元转让给夏龙新；夏龙新一次性付给黄占勇212万元人民币，购买上述所转让的股权；黄占勇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不再享有鑫睿公司以上所转让的212万股权的权益，亦不承担义务。以上股份在鑫睿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夏龙新承继。鑫睿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目前鑫睿公司的股东为夏龙新、夏隆旺，法定代表人为夏龙新。另查明：原告文淑艳与鑫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11民终283号民事判决，认定鑫睿公司于2011年8月17日在东安县工商局登记成立，被告黄占勇系公司股东之一，原告文淑艳系通过黄占勇代持股份的隐形股东。2016年4月15日，公司按股份分配利润，其中文淑艳应分得80.288万元。原告文淑艳与鑫睿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1122民初67号民事判决，认定文淑艳为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的实际出资人，系隐名股东。被告鑫睿公司提出的鑫睿公司与东安县紫瑞华庭项目部是两个不同单位、原告文淑艳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抗辩意见，法院认为与事实不符，未予支持，并判决鑫睿公司在一定时间内提供2011年1月24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的会计账簿供原告文淑艳查阅等，该案因鑫睿公司不服东安县人民法院判决，上诉至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文淑艳诉黄占勇、鑫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1号民终857号民事判决，认定黄占勇代持文淑艳鑫睿公司的8.9%股份，且认定因黄占勇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判决被告黄占勇向原告文淑艳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文淑艳与被告黄占勇等五人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伙共同出资开发紫瑞华庭项目，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要求被告返还为原告代持的314万元投资款。本案是基于委托代持股份产生的纠纷而并非是处理合伙事务产生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中，原告文淑艳与被告黄占勇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的《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合法有效，其中明确约定了黄占勇以自己名义登记持有鑫睿公司的8.9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文淑艳。自2011年起至今，该部分股份即由黄占勇代文淑艳持有。同时根据多份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知文淑艳为鑫睿公司的隐名股东，原告文淑艳在鑫睿公司的8.9%的股份由被告黄占勇代为持有。但被告黄占勇于2018年7月9日未经原告文淑艳同意，将其持有的鑫睿公司的212万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夏龙新，其中包括原告文淑艳的股份，被告未经同意擅自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原告文淑艳的利益，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因2016年4月30日的《文淑艳与黄占勇、文贻华叁位实际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中载明原告文淑艳在三人中的占比为62.30%，故原告文淑艳在被告黄占勇所持的212万元股份中应占62.30%，则原告文淑艳的股权转让价值应为1,320,760元，对于原告文淑艳要求被告黄占勇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1,320,760元。至于原告主张返还其他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原告文淑艳已另案主张过被告黄占勇违约转让股权的损失并经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其诉讼请求，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被告黄占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向原告文淑艳返还股权转让款1,320,760元二、驳回原告文淑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52元，减半收取计18,526元，由原告文淑艳负担12,940元，被告黄占勇负担5586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文淑艳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东安县地方税务局督查局税务事项告知书，拟证明鑫睿公司与紫瑞华庭系同一主体以及鑫睿公司（紫瑞华庭项目）于2011年1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盈利1700多万元的事实；证据二，紫瑞华庭内部股东处置门面明细，拟证明部分股东暗中处置公司各门面，涉及款项为3600万元以及其中黄占勇暗中处置门面143平方米，价值约215万元，侵占了隐名股东文淑艳的权益；证据三，紫瑞华庭项目商铺销售表，拟证明隐名股东文淑艳门面是自购，其门面价格为15000元/平方。黄占勇质证称：对于证据一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不能证明鑫睿公司与紫瑞华庭项目系同一主体，合伙人开发紫瑞华庭项目的时间是2011年1月开始，资金募集也发生在2011年1月左右，而鑫睿公司是自2011年8月开始设立，其目的是便于各合伙人开发涉案项目，2011年8月19日涉案各合伙人向鑫睿公司出具了委托书，委托鑫睿公司开发涉案土地，第二，该告知书并不能反映紫瑞华庭项目的盈利情况，该税务稽查采取的方式是合并征收，没有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目，同时各合伙人在2016年已经就紫瑞华庭项目的盈利进行结算，并进行分配，因此于本案要求返还合伙投资关系无关联性，第三，该报告的最后一页注明本告知仅供核对使用，并不是正式结论，也可以证实其内容并未经最终确认的事实；对于证据二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黄占勇在紫瑞华庭项目中是否自购门面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黄占勇本身就是该项目的股东之一；对于证据三，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销售表显示的2套商铺正是紫瑞华庭项目办理结算的过程中返还文淑艳投资款的体现，文淑艳所谓的购买该商铺并未投入相应的购房款，也无法举证说明其购买前述房屋交付的时间。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证据二与证据三与本案涉及的委托代持股合同争议无关，不能证明文淑艳上诉请求的黄占勇应向其返还投资款3140000元，故对上诉人文淑艳提交的三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黄占勇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六份证据：证据一，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鑫睿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召开股东会，股东夏龙新、夏隆旺自愿将鑫睿公司26.5%股权转让给黄占勇，并修改公司章程的事实，以及黄占勇已经恢复鑫睿公司股东资格，持股比例为26.5%；证据二，工商登记信息系统打印件，拟证明鑫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夏龙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罚名单，暂时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证据三，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客户交易记录，拟证明鑫睿公司注册资本在公司验资后，即转回原股东冯国栋的账户，鑫睿公司出资不实，不能反映双方在紫瑞华庭项目投资情况的事实；证据四，“东安大道文化墙”临街土地联合开发内部协议，拟证明唐荣平、李祖平、冯国栋、黄占勇等人于2011年1月27日订立合伙协议，该证据原件可能被文淑艳拿走，若需要验证原件，上诉人可拿其他合伙人原件予以证实；证据五，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黄占勇于2011年2月24日向东安县城建投公司缴纳紫瑞华庭项目购地款300万元；证据六，中国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黄占勇于2011年2月17日退还文淑艳款项1917363元，虽无原件，但文淑艳在公安局笔录可以佐证；证据七，东国用〔2015〕第010718663号《土地使用证》，拟证明涉案紫瑞华庭项目所在土地登记于冯国栋、唐祥春、黄占勇等个人名下，系合伙开发项目的事实；证据八，委托书，拟证明涉案紫瑞华庭项目是各合伙人合伙投资的项目，委托鑫睿公司进行开发，其在鑫睿公司设立之初2011年8月签署的委托书。文淑艳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的关联性有异议，均与本案无关，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前一部分恰恰印证了黄占勇所提供证据的矛盾之处，其退款500元是2011年1月，是由文淑艳账号汇到黄占勇的老婆的账户，当时黄占勇未出资，恰恰证明与文淑艳的出资事实相吻合，黄占勇300万出资全部来自文淑艳，协议第五项说明了是公司；对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无异议，当时黄占勇退还了一部分，具体是200万还是190万，对按照凭证确定无异议，证据四、五、六合法真实；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公司股权经过变更，官方人不能参与，所以有股权转让，但文淑艳未参与，证明了公司主体鑫睿公司的股东，同时证明项目还是在公司；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黄占勇受托占有的文淑艳财产的性质及价值，证据四、证据七与证据八不涉及文淑艳与黄占勇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证据五与证据六不能证明双方在《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中约定的文淑艳支付314万并委托黄占勇代为持有鑫睿公司8.90%的股权无效，对上诉人黄占勇提交的八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占勇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二、一审是否涉及重复起诉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争议焦点一。《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由黄占勇代文淑艳持有鑫睿公司8.90%的股权，黄占勇以自己的名义代理文淑艳对外持有股权，并依据文淑艳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由文淑艳实际享受股权收益，该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诉人黄占勇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系受胁迫签订该份协议，故对其主张的《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无效以及其持有的鑫睿公司股权中不含代文淑艳持有的份额，本院不予支持。黄占勇未经文淑艳同意，于2018年7月9日将其持有鑫睿公司的26.5%的股权均转让给案外人夏龙新，严重侵害文淑艳权益，构成根本违约，文淑艳有权解除与黄占勇之间签订的《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文淑艳有权要求黄占勇返还其处分的代持股股权价值。2016年3月28日，李祖正、冯国栋、唐祥春、黄占勇、吴翠玉签订的《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责任紫瑞华庭项目部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方案》第3条显示黄占勇实际出资比例为14.29%，紫瑞华庭项目土地购地款及开发启动增资共2939.748万元，2016年4月的《代持股份参照紫瑞华庭项目部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方案》以及《文淑艳与黄占勇、文贻华叁位实际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显示文淑艳、黄占勇、文贻华三人共实出资420万元，后增资84万元，以黄占勇名义共计持有紫瑞华庭项目总份额14.299%，其中文淑艳实出资262万元，增资52万元由黄占勇对外借款垫付，共计314万元，文淑艳出资的314万元占三人共同对紫瑞华庭项目出资的62.3%。文淑艳与黄占勇订立委托合同时，鑫睿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又约定以文淑艳支出的314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对应持股8.90%，若文淑艳支出的314万元均作为资本金，对应的持股比例应为39.25%，若文淑艳支出的212万元作为资本金，对应的持股比例为26.5%，与《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的8.90%不符，其在《文淑艳与黄占勇、文贻华叁位实际在紫瑞华庭投资结算汇总表》中签字认可在紫瑞华庭项目中投资314万元，现文淑艳上诉请求返还其支付的注册资本金212万元以及被黄占勇占有的投资款102万元，与事实不符。文淑艳请求返还的系被黄占勇转让的代持股权对价，结合《永州市鑫睿置业有限责任紫瑞华庭项目部内部资产处置（分配）方案》认定的黄占勇实际出资比例14.29%以及文淑艳在其中所占的62.3%的份额，加之《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的代持股8.90%实际对应着文淑艳的262万元投资占紫瑞华庭项目2939.748万元总投资的比例，可以推定《变更代持股份协议书》中文淑艳委托黄占勇代为持股的比例是按照文淑艳委托黄占勇代为持有紫瑞华庭项目实际投资份额的比例所确定，故黄占勇所持26.5%的鑫睿公司股权应有62.3%的份额属于代文淑艳持有，其股权转让价格为212万元，故应向文淑艳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1320760元。黄占勇主张的未实缴公司注册资本不影响其承担因未经同意转让代持股而引起的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关于鑫睿公司注册资金是否实缴的问题，上诉人黄占勇可另行主张权利。故，上诉人黄占勇主张的未受托持有文淑艳的股权以及不应向文淑艳返还股权转让款，不能成立；上诉人文淑艳主张的享有黄占勇所转让的26.5%的股权的全部利益并且黄占勇还应向其返还102万元投资款，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经查，（2019）粤0104民初18295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粤01号民终857号民事判决书中显示“黄占勇、鑫睿公司还提供了文淑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在该自诉状中，文淑艳诉请判决黄占勇犯侵占罪，并判令返还文淑艳合法财产314万元等，黄占勇、鑫睿公司以此认为文淑艳已经就314万元另案进行了诉讼。文淑艳对此无异议，但表示该案尚未有处理结果，且其在本案并非要求黄占勇返还314万元，文淑艳主张的是损失”，故（2020）粤01号民终857号民事判决并未对黄占勇是否应向文淑艳返还股权转让款以及返还的数额进行审理；而（2019）湘1122刑初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及（2019）湘11刑终684号民事裁定中，自诉人文淑艳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黄占勇构成侵占罪，被裁定驳回起诉，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因不符合提起条件，被裁定驳回，未对附带的民事部分进行实体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虽与前述两个案件的当事人相同，但不符合“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这一必备条件，（2020）粤01号民终857号民事判决及（2019）湘11刑终6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均未实质审理黄占勇与文淑艳间的委托代持股合同纠纷，未对其进行认定，故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黄占勇主张的一审超审理期限以及适用简易程序但提交审委会讨论涉及程序违法的问题。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黄占勇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且经审查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及超出审理期限未侵害黄占勇的诉讼权利，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上诉人对一审审理程序所提意见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文淑艳、黄占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173元，由上诉人文淑艳负担26487元，上诉人黄占勇负担166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兰青审判员  陈久余审判员  宋争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骆 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