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藏民终45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某，男，197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西藏冈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某，西藏冈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日喀则市珠峰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德吉路市妇幼保健院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200MA6T1D2Y6X。   法定代表人：席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某，江苏天茂（日喀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珍某，江苏天茂（日喀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西藏珠峰林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吉林中路人保花园**6—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200MA6T2PCH9J。   法定代表人：吕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吕某因与被上诉人日喀则市珠峰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珠峰扶贫公司）、原审被告西藏珠峰林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下资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藏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姚某，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某，原审被告林下资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林下资源公司已具备公司强制解散条件”于法无据。二、一审认定“因吕某涉嫌虚假出资和挪用资金等问题，两股东长期存在矛盾冲突”，故“两股东之间已经互不信任”，公司“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权利运行失灵，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对此上诉人不服。（一）上诉人是否构成虚假出资和挪用资金尚没有定论，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一致认为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但被上诉人却以未生效的一审刑事判决作为证据和理由申请立案，一审法院又以虚假出资和挪用资金犯罪作为双方矛盾和企业解散理由予以认定。（二）上诉人被羁押后，被上诉人已经停止了林下资源公司的全部经营，遣散了公司员工、控制了公司资产、公章及财务章。（三）股东之间是否互相信任，能否继续合作，不是判断公司是否解散的法定条件和标准，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公司解散理由不足。（四）林下资源公司持续两年不能召开股东会，是由于上诉人被刑事羁押的客观原因所致，一审法院抛开这些客观情况，无端解散一个招商引资企业，是非法的。（五）林下资源公司的所有权利是被上诉人非法剥夺的，而不是公司运行失灵，请求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里了解真相。三、上诉人不是林下资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下资源公司自成立开始，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会计、出纳全部由被上诉人派出的人员掌控，上诉人虽为公司董事长，但预支每一分经营款项均需上述人员层层签字审批，未经批准没有动用过分文，尤其是被上诉人给林下资源公司设置了100万元以上资金支出必须经被上诉人审批同意方可动用等制度，足见上诉人并非实际控制人。四、上诉人涉嫌挪用资金案件二审开庭时就连公诉人都认为定罪证据不足，这意味着被上诉人可能报假案，非法侵害上诉人权益。被上诉人在刑事案件没有宣判前急切解散公司，显示了其欲盖弥彰的非法目的，也违反“先刑后民”的基本程序，但却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五、上诉人在看守所关于本案的笔录，是在不了解法律的情况下和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现撤回该笔录一切表态，即在刑事判决确定前不同意商定和解散林下资源公司等一切民事纠纷。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急切解散林下资源公司是想弥补或遮盖其在刑事案件中的违法和被动，且严重违反程序，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   珠峰扶贫公司辩称，上诉人吕某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林下资源公司已具备法定解散条件。（一）上诉人吕某系林下资源公司大股东、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也是公司采购和销售野生菌具体业务的经办人。自2018年5月15日吕某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林下资源公司的业务全面停止，无法正常经营。截至诉前，林下资源公司对外销售的应收帐款均无法收回，皆因公司日常采购、销售业务都是吕某经办，只有其才能对接，其他人员均不知道具体情况。（二）上诉人吕某犯挪用资金罪，其违法犯罪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公司和被上诉人合法权益，林下资源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被上诉人的股东利益和国家产业扶贫资金受到重大损失。（三）自2017年10月31日林下资源公司召开股东会至今，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符合法定解散条件。二、双方无任何继续合作的基础。（一）有限责任公司存续的基础是股东的人合性与资合性，本案中作为林下资源公司仅有的两个股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继续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二）上诉人因私自挪用林下资源公司大额资金，特别是2017年8月3日伪造采购合同私自转出1000万元给宜兴市圣益商贸有限公司，即所谓“过桥借款”，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随着国家扶贫产业政策的变化，被上诉人已被调整为日喀则珠峰农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被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已不再任职，且已不开展任何新业务，甚至可能会被注销。三、严重违背成立林下资源公司的目的和初衷。（一）林下资源公司成立之初，明确要求在日喀则市五大沟收购野生菌，从而带动当地贫困农牧民就业、增收、分红，实现扶贫资金在当地的撬动作用。但是，林下资源公司成立后，野生菌90%在四川收购、10%在林芝收购，从未在日喀则收购，完全违背了成立林下资源公司的目的和初衷。（二）通过招商引资成立林下资源公司，希望能够引进内地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林下资源公司成立至今，严重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高度混同。具体表现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股东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股东用公司资金偿还个人债务，或者将公司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等情形。   林下资源公司述称，林下资源公司停止经营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经营不善，而是被上诉人强制单方停止公司正常经营、遣散职工所致。林下资源公司不具备法定解散条件，一审法院判决解散公司有误。   珠峰扶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解散林下资源公司；二、案件受理费由林下资源公司和吕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0日，珠峰扶贫公司与吕某共同出资设立林下资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珠峰扶贫公司认缴出资2450万元，股权比例占49％，吕某认缴出资2550万元，股权比例占51％。公司成立后由吕某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林下资源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2017年10月31日林下资源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决定珠峰扶贫公司撤资400万元，此后未召开过任何形式的股东会。2018年5月15日，吕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日喀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9日被批准逮捕。2019年12月13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藏0202刑初15号刑事判决，认定吕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自2018年5月15日至2020年3月14日）。吕某不服，向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正在审理中。自吕某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来，林下资源公司停止经营活动至今。因吕某涉嫌虚假出资和挪用资金等问题，两股东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冲突。2020年2月14日一审法院合议庭就本案向吕某做了谈话笔录，吕某称在对公司资产完成清算的前提下，同意解散林下资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林下资源公司自成立以来两股东之间就出资问题产生矛盾，且仅于2017年10月31日召开过一次股东会，会议决定珠峰扶贫公司撤资400万元。因吕某涉嫌挪用资金等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林下资源公司停止经营活动，更进一步激化了两股东之间的矛盾。现两股东之间已经互不信任，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权力运行机构失灵，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因此，林下资源公司已具备公司强制解散条件。珠峰扶贫公司作为享有49％股权的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针对吕某主张法院不应当受理本案，因其涉嫌挪用资金罪的刑事案件还在二审审理中，本案应当等待刑事案件生效才能继续审理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解散是指公司经营出现显著困难或董事、股东之间出现僵局时，股东依据公司章程或法律规定申请解散公司的纠纷。珠峰扶贫公司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一法定事由，故吕某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等刑事犯罪的事实并不影响法院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公司解散后，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的规定，自行清算或者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林下资源公司具备解散的法定条件，依法应予解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解散林下资源公司。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林下资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二审庭审前，上诉人吕某提交了五组新证据，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组证据（共2份）：分别为吕某挪用资金案二审庭审视频及文字整理、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藏02刑终1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1.吕某挪用资金刑事案件，二审检察人员都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有诸多瑕疵，建议发回重审，但日喀则中院仍然作出维持裁定。本案全程诉争的都是林下资源公司的资产经营、资金挪用等问题，一审法院却认定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要解散案涉公司，不能自圆其说。2.珠峰扶贫公司企图在刑事案件无罪之前，提前解散企业，达到司法手段抢夺吕某在企业中的投资财产和股份的非法目的。3.林下资源公司没能及时召开股东会，是因为吕某被羁押的不可抗力，法庭应视具体情节而定。珠峰扶贫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一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建议吕某就刑事案件另行申诉。二是林下资源公司应当解散的理由很多，“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仅是公司解散众多法定理由中的一个。三是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可以作为证据直接引用，吕某因挪用林下资源公司的资金，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构成挪用资金罪。此外，吕某抽回林下资源公司1000万元的行为虽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其客观上确实存在抽逃出资、虚假出资的违法行为，且该行为已严重侵害林下资源公司和作为股东的珠峰扶贫公司的合法权益。林下资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共1份），日喀则市人民政府《关于合资成立西藏珠峰林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拟证明：林下资源公司是日喀则市招商引资企业，也是经当地政府批准成立的企业，案涉企业是否解散，政府应有明确表态更符合程序。珠峰扶贫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是该批复仅仅是珠峰扶贫公司作为日喀则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出资人日喀则市政府履行审批手续。二是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林下资源公司是否解散不需要公司所在地人民政府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珠峰扶贫公司作为林下资源公司的股东，有权依法通过协商或诉讼方式解散公司。即便存在珠峰扶贫公司为解散林下资源公司需向出资人日喀则市政府履行审批手续，也是珠峰扶贫公司内部程序问题，与吕某无关。林下资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共6份），分别为《关于对吕某涉嫌刑事犯罪情况报案材料》、借支单及银行转款凭证、短信截图、赵春晓询问笔录、黄爱云询问笔录、一审刑事判决书。拟证明：1.珠峰扶贫公司作为国企，却以“吕某没有履行借支手续”为由虚假报案，目的是通过司法手段将吕某赶出林下资源公司。2.珠峰扶贫公司为了应付巡视组对扶贫资金的审查，请求吕某向社会筹集资金在林下资源公司过账，最后帮忙的吕某也变成抽逃资金（案发时吕某的出资认缴期限还没有到）。3.珠峰扶贫公司已经控制的林下资源公司财产中，也有吕某原有财产和投资。4.吕某为开办林下资源公司倾其所有。珠峰扶贫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是自治区党委巡视组2017年10月进驻珠峰扶贫公司，同年12月14日向珠峰扶贫公司出具巡视整改意见，而吕某作为林下资源公司股东虚假出资1000万元的日期为2017年8月3日。从时间上分析，根本不可能存在珠峰扶贫公司为应付巡视组对扶贫资金的审查，请求吕某向社会筹资过账的事实。二是《合作协议》《林下资源公司章程》明确显示：吕某系林下资源公司大股东，股权占比51%；林下资源公司董事会成员5名，其中吕某委派3名，分别为董事长吕某、执行董事田明、董事陈若金，珠峰扶贫公司仅委派2名董事。同时，根据双方约定，林下资源公司任何资金使用需要吕某本人、珠峰扶贫公司委派副经理、林下资源公司财务人员同意。综上，根本不存在珠峰扶贫公司控制吕某投资到林下资源公司财产的情况。三是吕某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倾其所有用于投资林下资源公司”，更无任何证据证明珠峰扶贫公司“系虚假报案”，更何况刑事生效判决认定吕某构成挪用资金罪。林下资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共9份），分别为微信截图、风险提示函、情况说明、办文单、工作交接单、房屋钥匙交接单、价格认定结论书以及《林下资源公司2017年经营情况》。拟证明：1.在林下资源公司正常经营的状态下，吕某于2018年5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31日珠峰扶贫公司单方非法停止林下资源公司一切业务，并在同年7月10日控制封存了林下资源公司全部资产，不计后果恶意扩大企业损失，现又以没有经营为由要求解散林下资源公司。如果支持解散企业，反而使珠峰扶贫公司以往的非法行为合法化。2.吕某借支收购款495万元（其中110万元是双方合作前吕某的物资款），经吕某经手形成的企业收货总额618万余元。刑事判决无视林下资源公司经营形成的库存物资大于吕某借款的事实，而以吕某个人卡上的资金出入确定挪用资金犯罪。珠峰扶贫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是珠峰扶贫公司原总经理李臣就落实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意见，于2018年1月16日前往成都与吕某协商林下资源公司落实各项整改措施。经双方协商，于2018年1月17日形成《关于日喀则市珠峰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问题整改的回复》。该回复明确约定未经珠峰扶贫公司同意，不再以任何形式采购货物。如需要支付工资、公司正常运转开支等其他开支款项，需经珠峰扶贫公司同意方可开支。二是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李臣陈述：“吕某第一次回款后，珠峰扶贫公司只是要求林下资源公司资金只进不出，先把存货销售出去，不允许继续收购，并不是珠峰扶贫公司单方面停止林下资源公司经营活动。林下资源公司副经理宋宇航还打过一份关于解决冻库租金方面的报告，珠峰扶贫公司帮忙解决了。”三是吕某挪用资金案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市扶贫办多次通过承办检察官、承办法官书面征求吕某意见，希望吕某同意先行销售冻库库存野生菌。珠峰扶贫公司甚至妥协同意由吕某单方委托第三人销售库存野生菌，但吕某均无故拒绝。截止现在，林下资源公司库存野生菌仍未销售，造成林下资源公司财产大幅贬值，导致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上述情形刑事案件中均能够证实。林下资源公司章程明确约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田明）、监事（奉巍）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应当召开。股东也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议，行使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利。因此根本不存在珠峰扶贫公司单方停止林下资源公司经营、控制封存林下资源公司库存的情况。林下资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共1份），《关于日喀则市珠峰扶贫公司调研问题整改的回复》。拟证明：该文件虽然是企业整改文件，但其中双方当事人就林下资源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达成了新的投资方案，在不足两年的情况下，珠峰扶贫公司却在2020年1月15日起诉要求解散林下资源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2017年10月31日是最后一次股东会与事实不符。珠峰扶贫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是该回复系林下资源公司落实自治区巡视整改的文件，并非双方达成新的投资协议；二是根据该回复内容能够看出，吕某自认抽逃出资1000万元的事实，且承诺分三期筹资返还。三是2018年1月27日，珠峰扶贫公司给予吕某继续合作经营的最终机会或前提条件，即吕某依法依规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但是，截止目前，吕某仅实缴货币出资50万元，仍未履行950万元的出资义务。四是该回复不符合公司法及林下资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会召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甚至都没有珠峰扶贫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林下资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二审庭审前，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提交了一组新证据，即林下资源公司注册登记资料。拟证明：1.吕某在林下资源公司股权占比51%，系大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林下资源公司董事会成员5名，其中吕某委派3名，分别为董事长吕某、执行董事田明、董事陈若金，还有监事奉巍；珠峰扶贫公司仅委派2名董事、2名监事。吕某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林下资源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二审庭审后，上诉人吕某于2020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交了一组新证据即第六组证据（共3份），分别为《西藏珠峰林下资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调解协议书》。拟证明：本案二审期间出现新的事实，上诉人吕某与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原审被告林下资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希望林下资源公司能够继续存续，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林下资源公司不解散。经本院组织质证，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和原审被告林下资源公司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林下资源公司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而在二审庭审前上诉人吕某提交的第一至五组新证据以及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提交的一组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吕某于2020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交的第六组新证据均系原件，且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及原审被告林下资源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审补充查明：林下资源公司成立时，上诉人吕某认缴出资人民币2550万元，包括货币出资1950万元，冻车实物出资估值400万元，产品品牌及专有技术无形资产出资估值200万元；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认缴出资245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林下资源公司成立后，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以货币形式向林下资源公司注资1500万元。2017年10月31日，林下资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珠峰扶贫公司从林下资源公司撤资400万元。珠峰扶贫公司实际注资1100万元。吕某于2017年8月3日向林下资源公司货币注资1000万元，后又于注资当日以承兑汇票形式将该款转给案外人宜兴圣益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1月31日，上诉人吕某向林下资源公司注资50万元。   另查明，2020年12月10日林下资源公司召开股东会，两股东一致同意上诉人吕某将其在林下资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谢通门县一见则喜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于当日出具《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同意放弃其对上诉人吕某所持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同日，上诉人吕某（乙方）、被上诉人珠峰扶贫公司（甲方）与原审被告林下资源公司（丙方）签署《调解协议书》，达成如下协议：“1.在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下，各方同意不解散西藏珠峰林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2.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丙方51%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一见则喜公司，具体股权转让事宜由乙方与案外人一见则喜公司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甲方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再查明，上诉人吕某挪用资金罪一案，经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20)藏02刑终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是否违反“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二、林下资源公司是否达到法定解散条件。   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先刑后民”审理原则的问题   上诉人吕某上诉称，一审法院违反“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适用“先刑后民”审理原则应当遵循一定的条件，即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就本案而言，本案系股东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公司的民事诉讼，性质上属变更之诉，即变更股东和公司之间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法院审查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的重点为公司是否出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僵局。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涉嫌犯罪，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法定标准，且股东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亦非公司解散纠纷的实质要件。虽然本案审理的民事纠纷与吕某挪用资金案在案件事实上存在一定关联，但二者之间为独立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中止诉讼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吕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林下资源公司是否达到法定解散条件的问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解散的实质条件为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从本案实际情况看，珠峰扶贫公司起诉前，虽然林下资源公司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但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两股东为确保扶贫资金保值增值以及维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积极协商沟通并召开股东会，决议由案外人收购吕某所持股份，以股东离散的方式解决公司僵局，使林下资源公司得以继续存续。林下资源公司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因此，本院认为目前不宜解散林下资源公司。   综上所述，由于二审中出现新的事实，林下资源公司的两股东通过公司自治方式解决了股东之间的争议，上诉人吕某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藏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日喀则市珠峰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日喀则市珠峰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索  达   审  判  员   琼  巴   审  判  员   白玛旺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 官 助 理   次登罗布   书  记  员   尼玛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