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4民终1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其利，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住甘肃省景泰县。法定代表人：陈其利，该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守茗，男，195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红，1960年9月11日出生，男，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务贤，1953年2月22日出生，男，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上诉人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甘守茗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2020)甘0423民初2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上诉人陈其利；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务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2020)甘0423民初210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本案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陈其利是代表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曾泰签订的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该合同的义务主体为曾泰,并不是上诉人。1、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陈其利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该事实从原审法院调取的景泰县公安局对被上诉人陈务贤所取得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陈务贤笔录陈述“我认识曾泰。他是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公司的经理,现在在兰州,曾泰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2017年,我们喜泉镇南滩村3组有42户农户在队长陈其利的带领下,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种植了500亩左右的水果玉米,我们将种植的水果玉米都交到了曾泰那里,到现在曾泰给我们农户没有给过一分钱的玉米款。”该事实属于被上诉人的自认行为,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于自认的事实,当事人必须有证据足以推翻,否则自认的事实成立,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举出证据推翻该自认事实。且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局材料,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各种植户都有该陈述。原审法院对该自认事实不认可错误。2、陈其利受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第三人曾泰签订《景泰水果玉米订单合同》。第三人曾泰知道陈其利代表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其签订《景泰水果玉米订单合同》。以上法律关系,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以下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一是《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明确载明了欠付水果玉米款的主体为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曾泰),二是曾泰出具的欠条(该欠条也载明曾泰欠付42户种植户66万元玉米款),三是《2017年水果玉米核算清单及说明》(证明欠付的是种植户的款项,陈其利并没有取得任何收益)。二、上诉人陈其利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陈其利受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委托,代表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第三人曾泰签订合同,第三人结算时直接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结算,证明了第三人曾泰知道陈其利代表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与其签订合同,因此,该合同只约束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42户农户和第三人曾泰,被上诉人向陈其利主张权益属于主体不适格。三、上诉人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人民法院追加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也不当。1、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过磅单上盖了章,其角色是代办人和收货地点的问题,而不是实际收货人,实际收货人为曾泰。2、若被上诉人认为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过磅单上盖了章,其就是承担责任主体,那么本案的案由就成为买卖合同关系,因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与陈其利不具有关联性,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那么被上诉人向陈其利主张权利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3、曾泰同意将货物交到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由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过磅单,只是对数量的确认的认同,而不能改变种植回收合同关系的主体。4、原审判决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连带责任的承担,依据法律规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只是对曾泰所收水果玉米的数量进行了过磅确认,原审法院仅仅依据该事实就判决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原审审理该案件程序违法。1、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明确陈述,有关该案件所涉及的种植回收合同,白银市公安局已经对曾泰等涉嫌同诈骗罪立案侦查,要求依法对该案件中止审理,但是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这一合法主张不予采纳不当,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2、对于上诉人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原审人民法院依据职权追加的被告,在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并没有向被上诉人释明,以及征求过被上诉人的意见,是否同意追加,以及要求追加被告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何民事责任,原审在没有取得被上诉人意见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甘守茗辩称：首先我是通过上诉人陈其利才认识的曾泰，是收玉米的时候才认识的。我没有说过把玉米交到曾泰那，我一直说把玉米交到陈其利那。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是曾泰为法人的农芃公司与陈其利签订的，上面没有写陈其利代表42户农户，我们也没有委托陈其利签订任何合同，并且我们将玉米都拉至利剑合作社，由利剑合作社出具了过磅单；其次陈其利签订的玉米种植合同中，每亩定价保底2300元，而陈其利告诉我们每亩保底2200元，故陈其利在其中有盈利行为，所以他不是我们的委托代表人，而是我们与陈其利之间是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陈其利与曾泰之间是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实际上陈其利给我们结算的时候也没有达到每亩2200元的标准。甘守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水果玉米款3847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庭审时承认，所有种植户的水果玉米均由利剑合作社过磅，但仅向部分种植户出具了过磅单，部分未出具。原、被告均提交的欠款单，标题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内容分为种植户序号、姓名、金额及农户签字栏，其中农户签字栏系手写体并捺指印，其余内容均系打印。原告拟证明，2018年末，种植户因起诉追索玉米款，为了向各户筹集起诉费，要求陈其利确定各户欠款数额，陈其利出具了打印名单，各农户在签字栏内签名捺印，其中确定欠原告玉米款38476元；欠款单是陈其利出具，曾泰未与原告算过账，欠款与曾泰无关，玉米交给了陈其利，就应由陈其利付款。被告认可欠款单的形成过程，拟证明欠付玉米款的主体为曾泰，2017年9月1日曾泰出具的说明是欠款单的来源。被告提交的曾泰2017年9月1日出具的欠条及说明，主要载明欠南滩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户2017年水果玉米款660000元；201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期间，其共收到南滩村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户的水果玉米鲜穗674吨，其中一级品515.25吨，每吨1600元，应得价款824400元，其余不合格品由农户自行处理，根据其与陈其利代表签订的种植合同，扣除其投入的农资款164400元，还应付种植户货款660000元。被告拟证实，42户种植户的660000元玉米款，是曾泰所欠，陈其利只是种植户代表；合同中虽约定保底价每亩2200元，但最终是以2300元结算的，其未从中收取任何利益。原告质辩，2017年12月，陈其利在种植户微信群中通知12月25日玉米款到账，但未能到账。欠条中列明的4人便于2018年1月份到兰州找到曾泰，曾泰按照陈其利之前写好的条子，完全抄写后出具的欠条，并将欠条落款时间写为2017年9月1日。说明也是同样形成的，而且说明是陈其利与曾泰的结算依据，与原告无关。被告未否认原告对欠条及说明形成情形的陈述，称之前就有结算单和说明，因太简单，之后又让曾泰重新书写了，但忘了具体书写时间。被告提交的（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系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系以本案原告等42人（包括本案被告陈其利）为原告，起诉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等4被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660000元。本院认为曾泰的行为涉及合同诈骗，裁定驳回了42人的起诉。被告拟证实，从该民事裁定书可推理出原告等种植户委托陈其利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原告质辩，当时各种植户是帮助陈其利一起打官司的，陈述自然有出入。上述证据，尽管当事人各自的证明目的不同，但对真实性均不存在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等种植户的水果玉米收购后，未能及时付款，曾泰便向陈其利出具了简单的结算单及结算说明。因货款未付，约2018年1月份，原告与陈其利等4人到兰州找到曾泰，曾泰重新出具了欠条及说明，载明欠南滩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户2017年水果玉米款660000元，并对结算依据作出说明，但将时间书写为了2017年9月1日。之后，货款迟迟支付，种植户决定提起诉讼，遂由陈其利出具了标题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的欠款单，列明了各种植户的名单及欠款数额，并由各种植户签名捺印。随后，42户种植户（包括本案原告及被告陈其利）以与曾泰签订种植合同为由，向本院起诉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等4被告，请求支付水果玉米款6600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曾泰涉嫌合同诈骗，以（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42人的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景泰县公安局。本案审理中，本院向景泰县公安局调取了曾泰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卷宗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关于景泰县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回复、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以及曾泰、陈其利、陈务贤、陈其红、寇明森、朱发荣的询问笔录。陈其利的询问笔录要点与其在本案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同时还载明，其与曾泰初次见面协商种植水果玉米时，商定每亩保底价2300元，曾泰不与散户签订合同，要求其作为代表签订合同。陈其利、陈务贤、陈其红、寇明森、朱发荣的询问笔录要点，与本案原告的陈述基本一致，但陈务贤的询问笔录还载明，其认识曾泰，2017年南滩3组的42户农户在陈其利带领下，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将种植的水果玉米都交到了曾泰那里。曾泰的询问笔录要点为，陈其利是苗某某给其推荐的种植大户，其于2017年1月份（春节前），与陈其利签订了每亩保底2300元的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由陈其利组织土地整理和种植，其向陈其利提供了种子、农药、化肥、地膜。到7月25日至8月3日，其在园艺场冷库筛选，陈其利给其往来拉水果玉米，后因资金跟不上，其回兰州找钱。9月1日，陈其利至兰州找其要钱，其给陈其利写了1张660000元的欠条和核算清单说明。因陈其利种植水果玉米期间的水费应由其出，但其没给过陈其利钱，又因人工费和冷库租金，向陈其利借款，共欠陈其利115000元并出具了欠条，这笔钱不包含在给陈其利出具的660000元欠条中。曾泰还在询问笔录中确认2017年9月1日的欠条及说明系其书写。原告质证认为，陈其利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其代表种植户签订合同，曾泰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对其他人的询问笔录认可。但强调公安询问时是在帮陈其利举报，所以没说是陈其利欠款。被告对上述笔录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实陈其利是代理人，曾泰涉嫌合同诈骗。对于上述笔录，本院审查认为，陈其利、陈务贤、陈其红、寇明森均是本案或者与本案合并审理的其它案件的当事人，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应作为其本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认定。曾泰、朱发荣的询问笔录中，能够与其它证据印证的部分，予以认定，不能印证的部分，不予认定。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载明的甲方为农芃公司，乙方为陈其利。合同要点为：种植品种为国玉公司提供的国玉美国系列甜玉米；合作方式为甲方给乙方520亩种植面积，亩定产值2300元，种子由甲方免费提供，并按照每亩200、200、100元的施工进度和种植管理进度分期给乙方现金投入；玉米的质量品级分为3级，1级品由甲方回收，2、3级品由乙方自行处理或可委托甲方代销；乙方交付玉米后10天内，甲方开始循环付款，发完付完，以亩产值2300元为标准加减，再扣除甲方前期投入的500元资金；本合同一式3份，甲、乙方及村委会各1份。在签名部分，甲方仅由曾泰个人签名并注明了身份证号码，未加盖农芃公司印章，乙方由陈其利签名并注明身份证号码。原告质证认为，合同是陈其利与曾泰签订，其与其他种植户不知道合同具体内容，与原告无关。被告对合同无异议，认为根据合同内容，能够证明水果玉米系集体种植，也能表现出合同是陈其利代表种植户签订，不是其个人签订。陈其利进一步说明，其在农户会上虽告知种植户，每亩保底2200元，但在签订合同时，考虑到运输成本，最终以每亩保底2300元签订。合同签订后虽未再告知种植户保底价，但向个别种植户私下告知了。本院审查认为，此合同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内容明确、来源合法，能够以其内容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从而认定合同的相关内容属实。但经向景泰县喜泉镇南滩村民委员会了解，其村委会并未收到合同以备案。关于景泰县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回复，系景泰县公安局针对本院（2019）甘0423民初516号案件移送犯罪线索所作出的答复，结论为经调查了解，暂未发现曾泰涉黑涉恶，也未发现曾泰有涉嫌犯罪的行为，该线索所反映的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被告提交的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生产销售合作合同，系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签订。被告拟证实，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是合作者，原告种植的玉米最终受益者是国玉公司，原告应追加该两家公司及曾泰为本案共同被告。原告质证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查认为，陈其利在答辩期内，已申请追加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但原告不同意追加，也不向申请追加的被告主张权利，且申请追加的被告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被告，故裁定驳回了该申请。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生产销售合作合同是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的证据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时，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原告等种植户签订；二、应当由谁向原告等种植户支付价款。关于订单合同的签订主体。涉案的种植回收法律关系，仅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了1份订单合同，原告与曾泰（农芃公司）或者与陈其利之间，均未签订任何协议。关于陈其利在订单合同中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原告等种植户签订，原、被告的主张完全对立。要厘清订单合同的订立主体，就要从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履行方式等方面综合判断。一、原告等种植户均陈述，陈其利在农户会上通知每亩保底价为2200元，陈其利也认可这一事实。但在订单合同中，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陈其利告知的保底价与合同约定的保底价存在100元的差额。陈其利虽辩解因考虑到运输费用，订单合同签订时加价100元，但其未将这一变更情形告知种植户。若陈其利系受种植户委托代表种植户签订合同，将变更情形如实告知种植户应是其作为受托人的法定义务。且陈其利、曾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双方初次协商种植水果玉米时（即召开农户会议前），就商定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但在之后的农户会议上，陈其利却告知种植户每亩保底价2200元。可见，陈其利在召集农户会议及组织种植户种植水果玉米时，即存有牟利行为，其所谓因运输费加价的陈述虚假。二、水果玉米在种植过程中，种子、地膜、化肥、农药虽由曾泰（农芃公司）提供，但均提供给了陈其利，之后才由陈其利直接向原告等种植户提供，种植、收割等技术方面的指导也是由陈其利直接指挥种植户操作，甚至结算也是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直接完成。原告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即无形式上的关联也无事实上的合作。三、水果玉米回收时，种植户没有直接交售于曾泰（农芃公司），而是交售给了陈其利注册登记并担任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再由利剑合作社转交曾泰（农芃公司）。原告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未直接或者间接交易。陈其利虽辩称利剑合作社是受曾泰指示代收水果玉米，却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四、订单合同由陈其利个人签名，而合同中无直接反映其代表种植户的相关内容，也无证据证实种植户存在由其代表的意思表示。五、订单合同是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最直接证据，而原告等种植户并不持有订单合同，陈其利虽持有订单合同，但从形式上判断，订单合同于其不利，陈其利对于己不利的关键证据不予举证，反证其存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意图。综合以上分析，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订单合同时的身份，应为其个人，非原告等种植户的代表。涉案的种植回收事实，形成两个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一个是原告等种植户虽未与陈其利签订书面合同，但在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另一个是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寇明娣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虽陈述陈其利为种植户代表与曾泰签订订单合同，但其陈述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矛盾，应系出于自身利益所作的不实陈述。被告以陈务贤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为据，辩解陈其利系原告等种植户代表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解从（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可推理出原告等种植户委托陈其利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本院认为，该民事裁定书因认为曾泰的行为涉及合同诈骗，仅从程序上裁定驳回了本案原告等42人的起诉，并未就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作出事实认定，被告的相关辩解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陈其利辩解虽告知种植户的保底价为2200元，但实际是以2300元结算，却无证据或者计算依据证实，此辩解不能成立。曾泰出具的欠条及说明，虽载明欠付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陈务贤等42户种植玉米款660000元，但并未分解到户，应系针对陈其利出具且交由陈其利持有，注明为42户玉米款仅为欠款的根源，非曾泰与原告等种植户直接结算的依据。陈其利依据曾泰出具的欠条，将欠款数额分解到各种植户并制作欠款单，虽将标题标注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但不能否定其与各种植户形成种植回收关系的事实。应由谁向原告等种植户支付价款。前已分析，原告等种植户与陈其利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且受法律保护。原告与陈其利间的事实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基于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的订单合同产生，除保底价不同外，应当参照该订单合同的约定履行。种植户依约交售水果玉米后，陈其利即负有依约支付价款的义务。陈其利未能按期支付价款，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鉴于原告等种植户未与陈其利签订书面合同，而水果玉米又实际交售于陈其利任职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利剑合作社成为水果玉米的实际受益者，应当对货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告请求由二被告支付货款，并无不当。在公安机关询问及本案诉讼中，陈其利、陈务贤出于自身利益而作虚假陈述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在此予以批评训诫。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其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甘守茗货款38476元；二、被告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1元，由被告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陈其利是否系受案涉30户农户委托与曾泰为法定代表人的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形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2017年3月15日，陈其利与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该合同系陈其利签订，合同中未载明其受农户委托的意思表示。陈其利上诉称，在开农户大会时将其系受农户委托签订合同事宜告知了农户，系代表农户与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但案涉农户予以否认，并陈述不管将玉米卖给谁，只认陈其利，双方持相反意见。陈其利在订单合同中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被上诉人等种植户签订，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其一、被上诉人等种植户均陈述，陈其利在农户会上通知每亩保底价为2200元，陈其利也认可这一事实。但在订单合同中，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陈其利有牟利情形，若受农户委托，其应与农户权利义务对等。其二、水果玉米在种植过程中，种子、地膜、化肥、农药虽由曾泰（农芃公司）提供，但均提供给了陈其利，之后才由陈其利直接向被上诉人等种植户提供，种植、收割等技术方面的指导也是由陈其利直接指挥种植户操作，甚至结算也是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直接完成。被上诉人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即无形式上的关联也无事实上的合作。其三、水果玉米回收时，种植户没有直接交售于曾泰（农芃公司），而是交售给了陈其利注册登记并担任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再由利剑合作社转交曾泰（农芃公司）。被上诉人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未直接或者间接交易。陈其利虽辩称利剑合作社是受曾泰指示代收水果玉米，却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四、订单合同由陈其利个人签名，而合同中无直接反映其代表种植户的相关内容，也无证据证实种植户存在由其代表的意思表示。其五、订单合同是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最直接证据，而被上诉人等种植户并不持有订单合同。故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双方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履行方式等方面综合认定农户与陈其利构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陈其利与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为妥。其余上诉意见与一审上诉人答辩意见基本一致，一审判决已详细论述，二审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2元，由上诉人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军忠审 判 员 栾春鹏审 判 员 高登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建琛书 记 员 宋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