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8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春莉，女，1974年6月1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柳，女，1990年4月7日生，满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上诉人唐春莉因与被上诉人洪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春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上诉费5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签订书面《房屋租赁合同》。该年度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虽未续签书面合同，但被上诉人及其配偶事实上仍租住在案涉房屋内直至2019年7月。该期限内被上诉人依约支付了房租，但未及时交纳物业费及电梯费等，上诉人代替其先行垫付。双方于2012年签订的合同约定，上述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退而言之，即使一审法院并不认定双方自2012年至2019年期间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关系成立，但被上诉人于该期限内居住于案涉房屋仍是事实，被上诉人客观上受有居住房屋所得的利益，即应承担支付物业费与电梯费的义务。一审法院称无法认定被上诉人于2012年至2019年租住在案涉房屋，显与事实不符，二审法院应当予以修正。二、一审法院证据认定方面存在显著瑕疵。一审法院在判决第三页第三段第五行中表述：“故原告提供的该两份证据本院无法采信。”又在接下来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收据》中所载明的内容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已经否认了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却以证据材料载明的内容作为裁判作出的理由，显然不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存在遗漏主体的情形。一审判决载明：“从2017年开始房租均由案外人支付”，“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系代被告支付房租”。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多次主张案外人宋成斌与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却既不对其二者的婚姻关系加以核实，亦不依职权追加案外人宋成斌为本案当事人，仅以“证据不能证明”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似乎说理并不充分，难以自圆其说。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长期存在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关系，上诉人代被上诉人交纳了租住房屋期间的物业费与电梯费。无论二审法院是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被上诉人也存在债法之上的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应当向上诉人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方面存在显著瑕疵，且涉嫌存在遗漏主体之嫌，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或予以纠正，发回重审。洪柳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唐春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垫付的物业费及电梯费403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供一份房证照片，记载的房证号为沈阳军区大连军企字第772号，房屋地址为大连市甘井子区贤林园3-6-2号，所有权人为原告。原告称该房屋已于2019年8月出卖。原告提供一份房屋租赁协议照片，协议记载原告为出租方（甲方）、被告为承租方（乙方），租赁房屋地址为大连市甘井子区贤林园28A3-6-2号，租赁期限为一年，自2012年3月2日-2013年3月2日；租赁期内的物业管理费、取暖费、水电煤气费、电话、有线电视、卫生、宽带等费用均由乙方支付。合同尾部有原、被告的签名电话，并记载有日期2012年3月2日。被告的电话号码为131××******、81**×××5。在日期下方另有“以上合同自2013年3月2日顺延至2013年9月2日，其他条款不变”字样的记载。原告称合同到期后，被告仍继续承租案涉房屋至2019年7月23日。原告为此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方名称为“宋成斌房客”，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2月28日-2019年6月1日均为该人支付房租。在2019年7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显示案外人说：“唐姐，明天中午看房，你联系我对象，189××××****，这是他电话”，并显示该人向原告发送了名为“子懿”的微信账号。原告另提供和“子懿”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显示“子懿”2019年7月22日向原告说：“你好唐姐中介带人看过房子了，我应该是后天搬走，我搬完告诉你。”原告称被告在承租案涉房屋期间未支付物业费和电梯费。原告为此提供收据照片一张，记载的收费日期为2019年8月9日，姓名为原告，地址为28-3-6-2，当年缴费期为2019年1月-12月、516.40元，陈欠缴费期为2011年8月-2018年12月、**元（金额模糊看不清楚），电梯2011年8月-2013年12月、232元，2014年1月-2019年12月、1440元，合计6018.30元。原告称该收据原件给了购买其房子的案外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无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和收据均为照片，且原告也未提供支付凭证等佐证收据的真实性，故原告提供的该两份证据一审法院无法采信。此外，收据照片上显示2019年全年的物业费和电梯费已支付，而原告当庭陈述在2019年8月已将案涉房屋出卖，如果原告陈述属实，就等于原告在8月份卖房子的时候支付了全年的物业费之后还将收据原件交给购买房子的案外人，这显然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其次，从微信记录记载的内容来看，从2017年开始房租均由案外人支付，原告称微信记录中显示的支付房租的案外人为被告的对象，但是在该微信记录中显示支付房租的案外人向原告发送其对象的电话和微信，电话号码与合同中记载的被告电话不一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系代被告支付房租，所以无法确认在协议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承租案涉房屋的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春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因本案向被告公告送达法律文书而产生的全部公告费用（以卷宗内公告费微信缴纳记录、发票所载金额为准，原告现已预交公告起诉状、传票等公告费260元），均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组，以证明案涉房屋的占用人为被上诉人及其丈夫；上诉人同时提交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以证明案外人宋成斌与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上诉人另提交收费凭证一份，以证明其实际缴纳了2011年-2019年期间的物业费和电梯费。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婚姻登记审查表，本院对真实性及证明问题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无法体现相对方的身份，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收费凭证虽加盖有盛益物业公司的印章，但该份收费凭证系复印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因对案涉房屋物业费、电梯费的垫付存有异议，故诉请要求被上诉人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承担前述费用。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照片，并以此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2年3月至2019年7月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单独以此证据不足认定双方租赁关系的成立及租赁期间。而且，从照片中所载合同内容来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租期也仅为一年，合同到期后，双方手写注明的续租期也仅为半年，即使协议内容真实，双方租赁期限至2013年9月亦已届满。诉讼中，上诉人虽提交了其与“宋成斌房客”及“宋成斌爱人洪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租赁关系的延续，但前述微信名称中所体现的姓名和身份均为上诉人自行备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该二人的微信网名分别为“大连海参批发零售”（微信号×××e）、“子懿”（微信号×××m），均无法体现微信对话的相对方即为本案被上诉人及其丈夫宋成斌。且微信往来记录最早发生在2016年11月，对于2016年11月以前的房屋租用情况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因此，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房屋承租人或实际占用人为本案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其要求追加被上诉人丈夫作为本案被告的申请显然缺乏充分依据，无法获得准许。综上，因上诉人未能提交租赁协议的原件，亦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房屋在上诉人主张的欠费期间内系由被上诉人租用或占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基于租赁关系或占用关系返还物业费及电梯费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唐春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上诉人唐春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季烨审判员  吕瑛审判员  王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