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25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伟权，男，197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兴贤，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银华，女，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浙江卓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松，男，194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谈乐园，浙江景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盛骋，男，199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原审被告：桐乡市祥盛皮草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崇福镇新桥村施家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307645372E。 法定代表人：盛惠毓。 原审被告：盛惠毓，女，196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原审被告：盛建新，男，194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原审被告：范春仙，女，194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上诉人盛伟权、陈银华因与被上诉人杨桂松，原审被告盛骋、桐乡市祥盛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盛公司）、盛惠毓、盛建新、范春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5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伟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杨桂松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桂松承担。事实和理由：1.自2016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3月25日，杨桂松共转账给盛伟权722.5万元，由盛伟权将资金全部转入双方一起合伙做投资业务的账户。同期，盛伟权也转账回给杨桂松共计1005130元。故杨桂松向盛伟权多次转账的目的是用于和盛伟权合伙投资焦炭和黄金交易。由于杨桂松做投资业务的事情隐瞒了其妻子张小红。在2017年年底，张小红发现杨桂松投资亏损的事情后与其发生矛盾，为了安慰杨桂松的妻子张小红，盛伟权配合杨桂松出具假借条。因为杨桂松妻子对借条的内容怀疑，杨桂松前后共出具20多张借条，其中还包括写给杨桂松妻子张小红一张735万元的借条。盛伟权一张借条都未拿回来，全部20多张借条都留在杨桂松手中。故本案双方并无借款合意的意思，所以本案借款合同并不成立，也未生效。2.一审法院凭杨桂松出示的借条和转账记录等证据判定盛伟权和杨桂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杨桂松提供的转账记录可知，盛伟权在一年多的期间里多次向盛伟权转账，且累计数额巨大，转账总金额与借条中约定的借款金额不符，且在累计转账长达一年多后才出具借条，既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逻辑，也不符合一般情理。结合双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结算，盛伟权和杨桂松之间的经济往来更符合合伙投资的交易情形。3.杨桂松主张与盛伟权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对借款合意、款项交付这两个要素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承担举证责任。杨桂松仅依据借条所写的因盛伟权“经营、生活需要”就向其出借高达735万元的巨额借款，并未对借款的细节进行陈述。而在盛伟权对借条的形成细节进行说明时，杨桂松也未曾就借条形成的细节进行任何反驳。此外，该借条还存在伪造签名的情况，且借款数额和其他证据无法一一对应，更进一步削弱了其证明效力。盛伟权和杨桂松有多次的经济往来，但是往来的金额数目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杨桂松无法说明双方之间对于借款利息、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常规性的约定。而从银行交易明细可见，双方的经济往来形式也根本不符合借贷关系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 陈银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杨桂松对陈银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陈银华与盛伟权己于2016年12月1日离婚，只是碍于自己的脸面，以及尽量减少对儿子学业和成家立业的影响而未声张。2.案涉资金在盛伟权与杨桂松之间发生。根据杨桂松提供的原始凭证和诉称，案涉资金转账从2016年11月7日至2018年3月25日，共722.5万元，全部转入盛伟权个人银行账户；而根据盛伟权提供的证据，案涉资金全部由盛伟权转入其与杨桂松共同使用的网络炒作账户，用于炒作期货交易和现货黄金，显然与陈银华无关。3.杨桂松诉称案涉资金用于盛伟权和陈银华共同生活、买车买房，既未提供任何证据，也与陈银华实际生活不符。陈银华稳定且高于常人的收入不仅能确保自己生活无忧，还有一定的能力帮助儿子盛骋，从来不花盛伟权的钱。4.2018年6月17日上午，陈银华在一份空白的《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上签名后被盛伟权带走了。直到杨桂松起诉，陈银华才知道借款金额为350万元。但从《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的约定来看，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借款总金额350万元。杨桂松与盛伟权一致承认此借条项下的借款并未发生，显然合同未生效。二、案涉借条的内容真实性没有证据证明。1.案涉借条载明杨桂松出借金额为735万元，但杨桂松自己提供的证据证实的只有722.5万元，杨桂松诉称差额为现金交付，但根据盛伟权提供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涉及非常小额的往来诸如3200元、5100元等均通过手机支付宝、微信或银行转账，他们显然没有现金交付的习惯，所以735万元的借款没有发生。2.根据生活经验和一般交易习惯，没有一个人会在前债不还的情况下，在连续长达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里向另一个人出借27笔金额高达722.5万元的所谓借款，还不收利息。且在此期间，盛伟权也有大量的钱款返转杨桂松，杨桂松诉称案涉资金为借款不合常理。3.盛伟权提供的录音资料可以证明其与杨桂松是一种合伙经营关系。三、假定借款协议有效，原判认定利息标准错误。涉案《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有两个，小写数字是“15%”，大写数字是壹分伍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大小写不一致的，应当以大写为准，本案利率标准应当按照“壹分伍厘”即1.5%计算，故原判认定利率为15%错误。综上，一审判决错误，二审应予纠正。 杨桂松辩称，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且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盛伟权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借款当中的一部分的是转账到陈银华的银行账户的，且案涉借条上也有陈银华和盛伟权的儿子的签字，陈银华对本案的借款应是明知的。陈银华在《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上签字，代表她愿意承担本案735万元借款中的350万元的债务，并且愿意用自己名下的两套房产作为担保。一审的认定是正确的。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桂松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65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的违约金1102500元（按借款总额735万元的15%计算），合计6752500元。2、盛建新、范春仙在借款本金35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3、杨桂松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6万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0元由五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7日，杨桂松与盛伟权、盛骋、祥盛公司形成借条一份，载明甲、乙、丙三方因经营、生活需要向杨桂松借款735万元，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30日间分三次还清，借条同时约定借款人逾期未还的逾期利息为借款总金额15%，并承担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杨桂松在该借条右下角签名，盛伟权、盛骋分别在借条右上和左下甲方借款人、乙方借款人两处签名捺印，盛惠毓在上部丙方借款人后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捺印，祥盛公司在左下丙方借款人一栏盖章。 同日，杨桂松与盛伟权、陈银华形成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一份，杨桂松在第一页左上角债权人（甲方）一栏签名，盛伟权在第一页左上方债务人（乙方）一栏签名，并在同一位置签署陈银华名字，陈银华在第二页右下角乙方一栏签名，该合同载明乙方向杨桂松借款350万元，期限自2018年6月10日至2019年11月30日，乙方以其坐落于桐乡市××新区××路××号××幢××单元××室房屋作价350万元进行抵押，并将所涉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交付杨桂松。该合同载明的房屋买受人为陈银华。 2018年6月19日，由盛伟权冒用盛建新、范春仙名义出具担保书一份，载明因盛伟权向杨桂松借款350万元，愿意用崇福房产担保借款，该担保书载明所涉房屋的房产证号及土地证号，盛伟权将房产证及土地证原件交付给杨桂松。 其后，自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15日，盛伟权以盛惠毓及盛骋名义分9次共计转账给杨桂松180万元，杨桂松于2018年9月30日转款给盛伟权10万元。 2019年7月11日，杨桂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65万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102500元，并承担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保险费等；盛建新、范春仙在借款本金350万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相关法律事实的认定和责任承担存在争议。一审法院逐一进行分析如下： 一、杨桂松与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及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应承担的责任。 杨桂松认为，其与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于2018年6月17日出具的借条金额明确、合法有效。杨桂松在借条出具之前，转给盛伟权的大部分款项的银行记录证明借款确实发生和存在，双方在借还款过程中多次结算，盛伟权也多次出具借条、承诺书，均能证明本案争议款项为借款。 盛伟权认为，杨桂松转入的款项系和其合伙操作黄金和焦炭交易。后因发生亏损，杨桂松的妻子与杨桂松吵闹，为应付杨桂松的妻子，杨桂松要求其出具借条，出于同情才出了借条。 陈银华等人认为，本案诉争的借条所载735万元没有借款事实，该借条上“陈银华”签名非本人所为，签名日期同一天的另一份借款金额为350万元的《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杨桂松未实际交付出借资金，且杨桂松在合同到期之前提起诉讼，该合同涉及内容与本案诉争的6月17日的《借条》内容无关；从借条上祥盛公司盖章的位置和法定代表人盛惠毓签名的位置看，盛惠毓本人对借条不必承担责任。 盛骋认为，其对借条内容不清楚，出于对其父亲盛伟权的信任，按照盛伟权要求才签的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首先，综合分析杨桂松与盛伟权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杨桂松出示的借条及相关的转账记录，以及盛伟权对杨桂松出具还款承诺等均能证明杨桂松和盛伟权之间存在借贷行为。2018年6月17日形成的借条是对之前已经发生的借贷关系的确认和结算。而盛伟权所出示的证据不足以和杨桂松的证据相抗衡，并不足以推翻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其所陈述的出具借条的动机是为了同情杨桂松，帮助杨桂松应付杨桂松妻子等说法有违常理，其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其次，分析借条中各借款人情况，盛伟权、盛骋、祥盛公司在借款人一栏签名或盖章，应承担该借条项下的各项合同义务。盛骋抗辩对借款情况不清楚，但该借条记载内容明确，盛骋作为成年人，对该借条所表达的意思应当了解，即使其未直接与杨桂松发生借贷行为，但其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债务的加入，且从转账记录看，其名下的农行账户中有多次转款给杨桂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盛骋的辩解不予采信。针对借条中出现签名的陈银华和盛惠毓。一审法院认为，“陈银华”签名非本人所签，陈银华对该借条中事实不予认可，故该借条所载的借款金额及违约责任等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其应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将结合《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等事实另行阐明。而盛惠毓是在借条上签名，但其作为祥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整张借条上下落款的格式及其签名的位置，一审法院认为，盛惠毓应当是作为丙方借款人祥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故不应认定其个人为借款人，对该借条项下的各项义务不应承担责任。 二、关于对《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和2018年6月19日《担保书》所涉事实的分析及相关当事人的责任认定。 针对上述两份合同文书，杨桂松认为是因为涉案借款金额大，故要求陈银华用其名下的房产对其中的350万元提供担保，要求盛建新、范春仙用其名下的房产对其中350万元提供担保，对杨桂松上述观点，盛伟权予以认可，陈银华、盛建新、范春仙则认为抵押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事实未发生，担保书非本人签字，陈银华、盛建新、范春仙不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2018年6月17日借条及杨桂松出示的转账记录等证据，分析认为，杨桂松主张的事实成立。盛伟权、陈银华与杨桂松签订的《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并非发生新的借款事实。陈银华对与杨桂松之间存在借贷及用其名下房产对借款进行担保的事实应当清楚，故一审法院认为，陈银华应对涉案借款中的35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 针对2018年6月19日的担保书，虽然也应认定是对涉案借款的担保，但该担保书签名非盛建新、范春仙本人，盛伟权自认系其代签。一审法院认为，其代签行为事后未得到盛建新、范春仙的追认，也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故对杨桂松要求盛建新、范春仙在借款本金3500000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涉案借款已归还款项的认定。 本案所涉借款金额为735万元，根据杨桂松提交的盛伟权的还款明细清单，自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15日，分别由盛惠毓农行账户转账还款4次，盛骋农行账户转账还款5次，共计金额180万元。期间杨桂松转账给盛伟权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盛惠毓系祥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转款行为应当认定是祥盛公司的还款行为。而杨桂松于2018年9月30日向盛伟权转账10万元，与还款金额无法对应，不能认定还款金额中有10万元系归还该1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盛伟权、陈银华、盛骋、祥盛公司、盛惠毓已归还涉案借款180万元，杨桂松该转账的10万元可凭据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民间借贷事实存在。尚欠杨桂松借款本金555万元，盛伟权、盛骋、祥盛公司应共同承担上述借款。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盛伟权等人已归还的180万元应优先抵充对杨桂松缺乏担保的债务，且陈银华未归还过借款，故陈银华应对尚欠借款555万元中的35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针对杨桂松诉请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条中已作出明确约定，借条中虽表述为“逾期利息”，但其金额是确定的，符合违约金特征，且杨桂松诉请的金额未超过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该诉请予以支持。盛伟权、盛骋、祥盛公司还应承担本案中杨桂松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6万元。杨桂松诉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不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因司法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78400元，由盛建新预交，经鉴定，涉案担保书上非盛建新、范春仙本人签名和捺印。鉴定结论出具后，盛伟权书面承认系其冒名所签和捺印。一审法院认为，本次司法鉴定启动前，盛伟权明知该担保书签名系其冒名所为而不说明，且也不能证明杨桂松明知系其冒签，故该笔鉴定费用应由盛伟权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盛伟权、盛骋、祥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杨佳松借款本金555万元，支付逾期还款的违约金1102500元，律师费16万元，合计6812500元；二、陈银华对上述借款本金中35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杨桂松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02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5258元，由杨桂松负担1508元，由盛伟权、盛骋、祥盛公司负担55781元；由陈银华负担7969元。司法鉴定费78400元，由盛伟权负担。 二审中，盛伟权向本院提交其与杨桂松于2019年7月7日的通话录音两份，但盛伟权已在一审中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经本院审查，该通话录音也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盛伟权和杨桂松合伙投资款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是陈银华是否应承担350万元的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杨桂松主张其与盛伟权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主要依据是盛伟权等人出具的《借条》以及杨桂松与盛伟权之间的款项转账记录。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借贷合意及借款交付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案涉《借条》载明的款项金额735万元与银行转账总额722.5万元不完全一致，杨桂松称《借条》系双方对多笔借款的结算，借条金额和转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可能是现金交付或者利息结算。考虑到双方的款项往来确实系多笔，且时间跨度又较长，杨桂松的说法并不违背常理，案涉借款的发生金额应以双方结算确认的《借条》载明的金额735万元为准。盛伟权上诉称其和杨桂松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合伙投资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即便杨桂松和盛伟权起初有共同投资的合意，也因盛伟权出具借条而转化成了借款。盛伟权又称其出具借条是为了平息杨桂松和其配偶之间的家庭矛盾而配合杨桂松，但其多次出具借条，且结算的借条上又有多个共同还款人的签名，其本人也另行出具归还杨桂松借款的《承诺书》，盛伟权的该说法明显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盛伟权上诉称其于2017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3月25日另向杨桂松转账1005130元，杨桂松认为该款项系双方其他的借款往来，并不包括在本案借款内。考虑到盛伟权主张的该款项往来系发生在案涉《借条》的签订之前，不应认定为本案借款的归还。如双方对此有争议，可另行解决。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明确约定“乙方急需一笔资金作为资金周转，需向甲方借款350万元”。盛伟权在该合同开头的债务人（乙方）处签名确认，陈银华在该合同落款处的乙方处签名确认。杨桂松主张该合同项下的350万元的借款系盛伟权735万元借款中的部分，陈银华上诉称其对盛伟权向杨桂松借款735万元的事实不知情且该合同项下的借款未实际发生故其不应承担责任，但陈银华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将抵押所涉房屋的购房合同原件通过盛伟权交与杨桂松，视为其认可相关责任的承担。《个人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代借条）》明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10日开始，陈银华又自述于2018年6月17日签订该合同，其关于该借款系新发生的借款的抗辩也有违常理。结合盛伟权使用陈银华的账户收取部分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陈银华应对盛伟权向杨桂松之前借款的事实知情，并无不当。至于陈银华上诉称本案借款利息的问题。案涉结算的《借条》约定“逾期利息按借款总额15%（一分五厘）计算”，因按照该标准计算的金额固定，且“一分五厘”又非严谨用语，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系“按照借款总额的15%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盛伟权和陈银华的上诉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488，由上诉人盛伟权承担59488元，由上诉人陈银华对其中的34800元承担共同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宁建龙 审判员  黄 阁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吴 宵 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