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0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琨。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阁，江苏晟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时杰因与被上诉人王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5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时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琨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王琨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混淆了时杰出资和王琨投资的关系。我方多次转账给合伙事务执行人刘某,用于合伙出资，且刘某与另一合伙人王志国并未否认。我方出资投入合伙事务虽在王琨投资之前，但不能因此否认我方将王琨的投资款投入到合伙事务中，我方何时履行出资义务属于合伙内部事务，与王琨何时投资没有关联性。我方与刘某、王志国是合伙关系，但王琨与刘某、王志国不是合伙关系，即便合伙事务执行人未将我方的款项用于合伙项目，也仅是合伙人之间的纠纷，与王琨没有关系。一审认为“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按约将原告的投资款转入合伙项目”，据此判令返还没有事实依据，混淆了本案的合伙与投资关系。2.我方与刘某、王志国是松散的合伙关系，且我方部队家具店进行直接的经营管理，我方无义务需持续性地向王琨披露家具店的经营情况。3.事实上我方已经如实告知过王琨家具店的实际经营情况。我方收到合伙事务执行人发送的记账单后，第一时间转发给了王琨，虽然账单形式不规范，但其内容基本齐全。王琨仅有一次询问过经营情况，并非“一直向被告询问家具店的经营情况”。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王琨不是合伙人之一，其投资的目的是想分享我方投资合伙事务的经营收益，故其应当自行承担合伙事务产生的经营风险；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均不存在书面合同，各方是基于信任成立合同关系，依照法律规定我方不承担持续性披露经营状况的义务。王琨则表示服从原审判决。王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时杰返还王琨投资款47000元，支付利息（以47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时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9日，王琨支付宝转账给时杰4万元；7月24日，王琨支付宝转账时杰1万元。王琨与时杰的微信聊天内容显示：时杰问王琨：“那个浴室柜的店你现在还想搞吗，时间在下个礼拜,因店面找到了所以提前了”。王琨答复：“老婆马上生了，用钱的地方多，问老婆有没那有多的钱”。时杰告知：“不需要你投太多，就五万，想多投也多不了”。2017年7月11日，王琨告诉时杰：“老婆同意了，改天我去找你”。过后，时杰让王琨钱准备一下，18日签订合同，开始动工装修。2017年7月16日，王琨问：“到时候我要过去吗？”时杰答复：“不用，老刘负责”、“快的，二十天装好”。王琨问：“那我这边有没有合同之类的东西？”时杰告知王琨：“没有，如果不放心我自己给你弄一个，我跟老刘没弄合同”。王琨告知时杰不是不放心，大家有一个最好。时杰称：其、老刘还有一个朋友没有想过要合同，关键是合同自己弄的没用，朋友之间还是靠信任。王琨表示就按时杰他们的意思。时杰告知：“因为现在暂时我还没跟另外一个合伙人说你加进来的事，等于现在就是你投资我，说了我担心人家不开心，反正我们两个加起来30%，一人15%；具体怎么分，到时候还要商量，反正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大块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在于是半年分红，还是年底分红”。王琨认为做之前商量好，其吃过亏，亲兄弟明算账。2017年7月18日，时杰告知王琨，店明天开始搞了。王琨：“细节你们定好了，回头我有空再去找你，简单了解一下”。时杰对王琨说：“你呢也不用担心什么，保证你一年能分多少钱我没法保证，保证你不亏本可以保证的，放心好了”。王琨表示不是担心，是觉得这样做更好。7月19日，王琨转账给时杰4万元。时杰让王琨有空来店里跟王琨说一下细节。7月24日，王琨转账给时杰1万元。2017年9月17日，时杰告知王琨店搞得差不多了，让王琨有空去看看。王琨表示空了去看。王琨称：“弄好了就让他搞吧”，“搞好了大家都有钱赚就行”。时杰让王琨放心。2018年5月王琨问时杰“这半年咋样？维持应该没问题吧？”时杰答复：“老刘比较传统，目前维持差不多，今年房租刚交上”。王琨表示能维持就行，现在生意不好做。5月26日，时杰将几页手写的账单通过微信发给王琨，账单上没有签名、盖章。2018年11月，王琨急需用钱，让时杰尽快帮忙解决一下这5万元。时杰答复昨晚刚跟老刘提，过两天先凑点。2019年1月，时杰告知王琨：“这两天那边上班了回款情况我让他再拿点出来”。王琨表示年前向他人借了钱，说好年后还上。王琨问时杰钱有无到账？时杰答复还没，还在收，收到的先把安装工人的工资先发掉。王琨问老刘那边呢，时杰答复也是。王琨问时杰：“钱要的怎么样了？年底了，好歹先给我一点我好过个年”、“几个月了，一毛钱都没有，都快扛不住了”。王琨问时杰：“我们俩大概分多少，有没有跟你说一下？”时杰答复：“不知道，等他回吴江我跟他碰面了我跟你说，我也一分钱没拿”。王琨问：“那是等他回来本金和分红一起给？还是先把本金拿回来？”2019年2月4日，时杰转账给王琨3000元。时杰告知王琨钱还没到账，如果明天能到账，明天再转钱给王琨。2019年过年前后，王琨多次问时杰钱有无到账。时杰告知王琨钱不是时杰欠王琨的，王琨反问时杰：“你的意思是我去找刘某？”时杰告知王琨：“那边店里一下子抽不出那么多钱。年后也要慢慢给你，那边刚开年，抽不出5万元”。王琨要求时杰先给3万元，这3万元还给人家，时杰答复现在没钱。王琨表示其回吴江后与时杰见个面，时杰答复钱还要再等等，其这两天也没钱。2020年1月，王琨问时杰：“今年怎么说？分多少？”让时杰把老刘发的东西发给王琨。1月21日，王琨问时杰：“老刘怎么说？有没有打钱过来”。时杰答复：“还有几万块钱收回来就是挣钱的，今年店准备不搞了，之前还有一个合伙的回老家不来了，老刘一个人也没法搞，我又不会那个”。王琨问是否今年把店关了，然后等老刘回来把钱分掉。时杰告知：“等他回来收拾一下，账我还要再看一下，跟他确认一下是不是不做了，目前应该是不做了”。王琨问时杰：“你的账要的怎样?”时杰答复：“还有不少呢，今年估计更难”。2月26日，王琨跟时杰说：“老刘那边差不多你就过去吧，早点把钱拿来还掉，老欠着别人总归不好”。2020年4月4日，时杰把2017年7月17日转账给老刘5万元的转账凭证发给王琨，问王琨时间是不是跟王琨转给时杰的时间对的上，王琨答复差不多。时杰告知王琨：“老刘没接电话，钱给了老刘，其不可能拿王琨的钱自己用”。王琨认为老刘没说实话，时杰表示不知道。王琨问：“现在的问题是钱什么时候到账，你说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让我怎么想”。时杰答复先问问老刘什么情况，时杰没动王琨的钱。王琨认为钱是转给时杰的，肯定要问时杰。时杰答复“做生意投资亏本了，你也找我？那我找谁？”时杰告知王琨：“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沟通的，反正我跟老刘沟通的就是这两年基本持平，本钱现在还在店里的样品上面，外面还有部分尾款”。王琨表示一会儿一个样，让其咋办？时杰让王琨以后找老刘，其没精力再弄这事，亏了也没办法，其也想挣钱，且钱也不算亏，店里十万样品在那。时杰认为其没用王琨的钱，其没理由还王琨5万元，其没有向王琨借5万元。时杰让王琨找老刘，后面的事直接问老刘，并表示时杰也没有拿到钱。王琨表示去年说每人分两万，没消息了，年前跟其说有盈利，又什么没看到，时杰一点消息没有，也不回话，当然向老刘打听打听了。时杰认为当时也是王琨自愿投资。2020年4月10日，时杰微信发给王琨二页手写的账单。诉讼中，王琨向法庭提交其与刘某的电话录音一份，主要内容为：2020年4月16日左右，王琨问刘某还没营业，刘某答复家具店营业了，清明回老家了。王琨问家具店几个人合伙的，刘某答复两个人。王琨问家具店经营情况，刘某答复：今年本来市场不景气，加上今年疫情，更不好弄。前年行情还可以，去年就不行了。店面年租金五六万元，店里投入二十好几万元（用于广告、装修及样品）。样品都是欧美式，不太好处理，样品卖掉亏也亏不了多少。王琨问刘某：“店面是否刘某与王志国一起合伙的？”刘某答复对的。王琨问：“是否就你们一起弄啊？”刘某答复对的。王琨问刘某家具店怎么打算，刘某答复：“这么拖着，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撤，老是拖着也不行。”王琨问那时候一人投资多少，刘某答复一共十几万元。王琨问刘某,：“我还以为你和时杰一起弄得呢？”刘某答复没有，并告知王琨时杰连窗户都不做了，时杰这几年搞得很辛苦，外面钱要不回，工地上窗户更麻烦，也出点问题。庭审中，时杰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其认识王琨，其跟时杰合伙经营高第家具商行，出售台盆柜等。其、时杰及王志国三人一起合伙开家具店，总共投资三十万元，其和时杰各出资35%，即105000元；王志国出资30%，即9万元。其跟王志国是拿底薪和提成的，没有分红，时杰也没有拿到过分红。由于家具店处于亏损状态，没有盈利，现在家具店也关掉了。王琨曾打电话询问过其商行合伙情况，其担心知道的人太多，怕同行竞争诋毁才对外声称合伙人系其和王志国。经营状况其会跟时杰沟通，几张手写的账单由其书写，账单记载的是高第商行平时的开支和费用等情况。有时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其主动发给时杰，有时候是时杰索要账单。其、时杰及王志国合伙时间记不得了，大概是2017年9月30号开业。三人没有签订协议，口头约定出资比例，其跟王志国先从盈利中拿走提成和底薪，剩下的三人进行分红，时杰出资的105000元，部分刷卡，部分转账，没有现金。105000元应该开业之前到账。关于合伙一事三人就吃个饭顺便沟通下。合伙的商行没分过红，其自己还垫了几万块钱。关于营收部分有详细的账单，部分没有。出售的台盆柜有的与客户签有买卖合同。合伙至今，没有完整的营收账单，其保留的记账本部分年度有营收账单，2020年度的就没有。记账本全部手写，记账本在店里没有带过来。平时的收入和开支没有发票。对证人证言王琨持有异议，认为证人与时杰系朋友，存在袒护可能。王琨与证人的电话录音中，证人明确表示其与时杰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现在出庭作证时杰系合伙人，应以电话中的陈述为准。同时，时杰与证人自始没有提供证明其合伙事实的证据。证人当庭陈述，时杰向其支付了105000元的投资款，全部是通过刷卡或转账支付的，没有现金。但是提供的证据显示：时杰仅于2017年7月17日向证人支付5万元，该5万元非投资款。证人声称手写的账单全部由其自行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合伙期间的支出和盈利没有实质性的记录，连基本的发票都没有，王琨认为合伙事宜根本不存在。时杰认为王琨对隐名合伙投资的事务是知情的，况且聊天记录也显示合伙人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合伙协议，实为松散型合伙。聊天记录与证人证言逻辑一致，能够证明合伙事务存在。现在合伙事务并未最终清算，况且合伙过程中时杰已经向王琨出示过由证人自书的账单，明确告知合伙经营状况。时杰为证明其为合伙事务向刘某转账105000元，向法庭提交转账凭证：2017年7月3日，6228****3875账户网银转账给刘某,3万元，2017年7月17日，6228****3875账户网银转账给刘某5万元，2017年6月29日转帐2万元，pos机刷卡2万元，7月10日pos机刷卡2万元，6月29日和7月10日的两笔款项显示接收方为刘某，汇出方没有姓名显示。时杰称其中有15000元是与刘某之间的其他业务。王琨对上述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时杰于2017年7月3日向刘某转账3万元，但聊天记录显示时杰是于2017年7月11日左右才与王琨协商合伙事宜，王琨认为该笔转账不是合伙投资款，该笔转账也没有合伙投资款的备注。王琨转账给时杰的5万元时间晚于上述转款时间。6月29日和7月10日的两笔款项未显示转账人姓名，且在2017年11日前转账，故该两份转账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时杰若想证明王琨的5万元投资款已经交付刘某，应当出示2017年7月19日之后的转账记录。时杰认为根据聊天记录，2017年7月16前，时杰明确告知过王琨“这个店18号去签合同，开始动工装修了”，证明合伙事务的筹建以及执行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时杰多次向刘某转款，交与其办理合伙事务。且聊天记录也显示在时杰转账刘某之后曾向王琨催要投资款，然后王琨才先后交付5万元，所以从交款的时间顺序并不能够否定时杰与刘某等人的合伙事实。庭审中，王琨陈述，时杰并没有将不定期的算账结果告知王琨，只是手写了几份账单，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王琨自始都没有享受到作为合伙人应当享受的权利。聊天记录显示王琨投资的5万元只是投资给时杰本人。时杰向刘某支付的5万元，其不认为是合伙投资款。即使是合伙投资款也是时杰投资给刘某的，与其无关。同时，时杰表示时杰与王琨投资各占50%，时杰支付的5万元应该是时杰本人的。王琨之后转账的5万元被时杰私自挪用了。手写的账目明细内容并不清晰明确，如果时杰想证明经营期间的盈利损失应当出具相关合法的有证明效力的并且清晰明确的经营账单以及相关合同等。王琨与刘某的电话录音证明时杰与刘某并不存在合伙事实。王琨向时杰询问合伙进展情况，这时时杰才给王琨发这几张图片，两三张图片就是账单，且都是手写的。2018年5月26日发过来一次，2020年4月10日，王琨表示要起诉时杰时，时杰才发过来。账单是谁写的王琨也并不清楚。王琨了解合伙的进展情况，全部是通过这几张账单，其他一概不知。既然合伙事务已经成立了家具商行，那么账单至少应该存在商行的公章或者财务章，或者应该对商行的营收有基本的发票或者对外业务合同，时杰提供的所有账单都没有体现。王琨对家具商行何时撤场，样品如何处理均不知情。自从王琨转账给时杰5万元之后，时杰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要分成，也从来没有拿到过分成，对合伙事务的进展毫不知情。微信聊天显示:王琨与时杰出资比例占30%，即10万元，而庭审中，时杰与刘某称出资35%，合伙之间连最基本的合伙比例双方都记不清，那么合伙事务的成立难以认可。关于开业时间，时杰陈述是10月18日，而证人陈述大概在2017年9月30日左右，作为合伙人连最基本的开业时间都表述不一致，明显不符合常理。王琨与刘某之前并不熟悉，只是聊过几次，王琨在刘某之前开店的时候向刘某买过家具双方才认识。证人在电话录音中表示总共投资十几万元，但证人当庭陈述投资30万元。证人在电话录音中表示前年即2018年有盈利，并且投入的成本已经收回，但是当庭陈述没有盈利且还亏本，自己还垫进去几万元。证人刘某当庭陈述，投资比例为35%，但王琨与时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时杰投资比例为30%，况且时杰提供的2017年7月17日前的转账记录加起来为12万元，而非105000元。王琨认为证人所做的表述反复无常，前后存在矛盾，所以对其所作的证人证言真实性难以认可。正常情况下，人在毫无防备时所做的表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琨电话刘某,，聊天的内容比较广泛，也比较家常，刘某在电话录音中的陈述应当是其当时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王琨认为时杰开始就以谎称合伙投资从王琨处骗取5万元，之后又继续编造合伙进展情况的谎言，向王琨在微信上作单方陈述，后期又以合伙事务亏本为由拒绝返还王琨5万元，最后找到其朋友刘某，让其帮忙出庭作证来逃避责任。时杰陈述，家具店名称为吴江红星美凯龙高第家具商行，于2017年10月18日开业。因运营管理由刘某负责，故租金具体金额不清楚。四人合伙经营家具店，其和王琨出资35%，即105000元，刘某出资35%，王志国出资30%。刘某和时杰聊起刘某上一个衣柜店关了，想重新开一个店，就找到其和王志国，三人一起商量合伙开家具店。其和刘某没有其他资金往来，曾从刘某店里套现15000元。三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从转账凭证和刘某出庭作证，可证明合伙投资开家具店。王琨转账给时杰的5万元已支付给实际经营人刘某，并且也通知了王琨。王琨提供的聊天记录断章取义，首先，聊天记录显示时杰已告知王琨款项的去处、投资的对象和比例、店铺的实际经营人，且王琨均予认可。其次，实际经营人刘某的不定期算账结果也已经告知了王琨，但王琨有意予以隐瞒。时杰没有拒绝分红，实际是在经营过程中并没有盈利可分，支付的3000元也只是由于王琨缺钱而时杰借给他的，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时杰入股合伙事务，具体合伙事务由刘某与王志国实际负责，对外不得向他人提出时杰入股的事情。所以王琨在以闲谈套话等形式获取的信息不具有真实性。支付给刘某的钱款在前，只是时杰代为履行的投资款。王琨对隐名投资合伙事务的具体情况是认可的，合伙事务并未最终清算。高第家具商行开业的同时，时杰还经营着另外一个建材店。时杰有空就去高第家具商行，忙的时候一周都不会去，其和王琨只是投资，运营管理什么都不懂，其去也是过去坐一会儿喝喝茶。时杰让王琨去找刘某，因王琨从头到尾都知道在刘某处投资开店。王琨和刘某通话后，王琨微信联系时杰，说刘某不认可时杰一起合伙。然后其给刘某打电话，没有打通，第二天刘某回了电话，交谈中刘某才知道王琨也投资了5万元。2018年5月26日、2020年4月10日刘某制作账单发给时杰，时杰转发给王琨。2020年6月家具店关闭撤场，刘某处理了1/3的样品，所得几千元用于支付房租。没有卖掉的样品放置在时杰自己的仓库内。关于电话录音中涉及的合伙盈利情况因没有结算，系刘某一个大概的陈述，所以偏差是正常的，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理应得到确认。三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且时间跨度长，那么证人与时杰陈述存在瑕疵是合情合理的。以上事实，有王琨提供的微信聊天、网银转账明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时杰提供的网银转账明细、微信聊天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时杰向王琨陈述其与刘某、王志国合伙经营家具店，让王琨投资50000元在时杰身上，双方当事人作为一个整体占合伙出资比例的30%，时杰承诺半年分红或年底分红，保证王琨不亏本，王琨基于信任，将50000元投资款转账给时杰。王琨转账后一直向时杰询问家具店经营状况，并提出分红，但时杰一直未正面回复。最后，时杰让王琨找刘某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时杰未能持续地向王琨披露家具店实际经营状况，也未告知王琨家具店撤场后样品、债权债务如何处理情况，时杰未能举证证明其按约将王琨的投资款转入合伙项目中，据此应返还王琨投资款50000元，扣除时杰已转给王琨的3000元，时杰尚需再返还王琨投资款47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时杰应返还王琨款项47000元、支付利息(以47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两项合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3元，由时杰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时杰提供如下证据：1.清算协议原件一份，显示签订主体为刘某、王志国、时杰，证明刘某、王志国、时杰三人合伙的事实，合伙虽解散，但资产并未处置完毕；2.视频光盘一份，时杰称其在合伙解散时至合伙经营店面拍摄的内容，证明合伙解散时合伙体未处置的资产情况；3.账册记录原件，证明合伙事务执行人刘某所记录的合伙期间的合伙体收支情况，与时杰通过微信、电话告知王琨的情况是一致的，合伙期间并未产生盈利。王琨经质证认为：1.清算协议显示形成日期是2020年10月，而本案一审判决日期是2020年8月，该份证据是时杰在判决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与刘某、王志国共同伪造的；2.从视频内容无法看出拍摄房屋的具体地址和时间，无法确认是否与本案有关；3.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账单均系手写，也无法确认形成时间，从记载的内容来看也无法确定是否与本案有关。上述事实由时杰提供的清算协议、视频光盘、记录单以及二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时杰与王琨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约定由王琨、时杰二人共同出资10万元，以时杰的名义与刘某、王志国合伙经营家具店，王琨二人出资比例占合伙总投资金额30%，并明确半年或一年分红，保证不亏本，王琨的目的在于成为隐名合伙人。因期间王琨一直未能取得分红，其向刘某核实时杰是否参与合伙，但刘某给予否定答复并称其仅与王志国二人合伙经营，故王琨以其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为由向时杰主张返还投资款项，应予支持。虽时杰申请刘某出庭作证，刘某在庭审中称其是与时杰、王志国三人合伙，但与其此前向王琨所作陈述内容相悖，且其与时杰系朋友，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刘某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关于时杰在二审中提供的清算协议，该协议形成时间是在本案一审判决后，证明力较低，视频关盘反映的内容亦无法看出是否与本案有关，时杰所称账单亦无相应签字，同样无法看出具体参与合伙经营人员，故本院对于时杰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采纳。综上，时杰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6元，由上诉人时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黄源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赵 俊书 记 员 杨舒静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