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民终32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饶希安,男，195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委托代理人：赵福安，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前海国泰卓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681821。法定代表人：何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宁，江西红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管芳婷，江西红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卫彬，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原审被告：南京风信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钞库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067078224G。法定代表人：饶希安，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李青，男，汉族，1960年11月12日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饶希安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前海国泰卓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下简称深圳前海公司）、原审被告刘卫彬、南京风信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南京风信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赣0103民初4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饶希安及委托代理人赵福安，被上诉人深圳前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宁、管芳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刘卫彬，原审第三人李青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决定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希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赣0103民初4862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三项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饶希安对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请求判决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彬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归纳了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其中第三个争议焦点是“保证期间是否届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原审法院对“保证期间是否届满”的认定违背客观事实，也不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划分责任，从而导致了错误判决。具体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李青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担保人邮寄了催款通知书违背了客观事实。实际上，李青只是在寄给原审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催款通知书的快递单上写上了上诉人的名字。该送达并不能对上诉人产生效力。1、在李青与刘卫彬、南京风信子公司和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第九条中明确约定：“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地址以甲方公司（即南京风信子公司）在南京市工商局登记的注册地和乙方（饶希安）、丙方（刘卫彬）在本协议身份事项条款中注明的地址为准”。同时还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及其他文件的送达地址亦以上述地址为准。”该条款中非常清楚地表明，合同中的当事人均有各自独立的送达地址，只有送达到各自地址的文件才具有法律效力。南京风信子公司的送达地址和上诉人的送达地址明显不是同一个地址。合同中上诉人身份证号码可以反映出上诉人的住址为海南省海口市。尽管李青在寄给南京风信子公司的快递单上将公司、刘卫彬、饶希安均注明为收件人，但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在上诉人本人未签收快递的情况下，只能视为南京风信子公司收到了该快递。2、李青在寄给南京风信子公司快递的同时，也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卫彬的其他两个住址寄出了催款通知书，这也充分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李青明知按照合同的约定寄给公司的通知书不能等同于寄给了其他当事人，必须对当事人进行单独送达。但是李青最终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的地址邮寄催款通知书，他只能自己为没有送达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3、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邮寄送达有效，除了认为李青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担保人邮寄了催款通知书以外，又增加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以快递上载明了上诉人的手机号码为由，作为上诉人明知李青催款的证据。李青在快递上注明了上诉人的电话号码，不能成为该快递已经送达成功的理由，首先，电话通知不是送达成功的依据，其次，快递员是否应当拨打电话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至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快递员已经拨打了上诉人的电话。第二个理由是将“拒收退回”也作为快递送达成功的理由之一，如果邮件并未妥投在收件人的住址，外人拒收快递也在情理之中。二、李青在新法制报上刊登催款通知书同样达不到向上诉人主张保证权利的目的。1、李青在报纸上刊登催款通知书进行送达不具备合法的前提条件。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刊登公告进行公告送达必须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被送达人离开自己原住所地或居所地，毫无音讯，下落不明，用邮寄、委托、代收的方式无法送达。任何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进行的公告送达行为无效，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而李青或原审原告至今没有提供公告前上诉人已经下落不明的证据，因此其进行的公告送达行为对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2、李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向他认为的上诉人住址邮寄文件，已经表明其并不认为上诉人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原告在庭审中也反复说明快递送达有效，说明从主观上李青认为上诉人并没有下落不明。而客观事实上，上诉人确实没有下落不明。在李青刊登公告的时间段，上诉人一直在身份证上注明的家中生活、工作，手机也保持畅通。在这种情况下，李青根本就不具备刊登公告前提条件。3、原审法院对刊登公告的强制性规定，在判决中认定“在对方拒不配合或难以将意思表示传达时的情况下就可以公告送达”。据上诉人所知，最高院从来没有出台过类似内容的司法解释。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使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应当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债权人不符合上述条件采取公告方式主张权利的，不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本案中李青在上诉人没有下落不明的前提下，选择在属于江西地方报刊的《新法制报》上刊登公告，明显违反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根本无法让长期居住在海南的上诉人知晓。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第三人李青虽然在保证期间即将届满的情况下，采取了快递送达、公告送达的两种方式主张保证权利。但由于李青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方式行使权利，导致了其主张权利无效，上诉人因此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深圳前海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刘卫彬，原审第三人李青均未答辩，视为放弃权利。原审原告深圳前海公司在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刘卫彬偿还原告第四笔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2%计算，从2014年1月29日起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被告刘卫彬承担原告为主张和实现本案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损失；3、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3日，被告刘卫彬、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与第三人李青共同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一份，合同具体约定为：1、第四笔借款金额：人民币伍佰万元。2、借款期限三个月，即从2014年元月23日至2014年4月22日止，月息两分，利息支付时间为每月22号前。3、借款支付时间：在办理完毕抵押登记和其他事项两天内支付借款伍佰万元至借款方、保证方指定的如下账户（户名：刘卫彬，开户行：农行南昌，账号：62×××19。4、借款方及保证方应承担出借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拍卖费等费用。5、抵押条款：为确保本借款合同的履行及出借方债权的实现，南京风信子公司自愿用公司名下位于南京市建邺区（产权证号：宁房权证建转字第**）作为抵押物抵押至出借方名下。6、保证条款：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自愿为刘卫彬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7、抵押担保和保证的范围：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出借方为主张和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拍卖费等费用。8、借款期限届满，如刘卫彬未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承诺用上述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所贷出的借款优先用于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如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未将所贷借款用于归还出借方，则南京风信子公司和饶希安除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外，还应按借款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二标准承担违约金。9、第三人李青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协议下其对被告债权的转让，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地以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在南京市工商局登记的注册地和刘卫彬、饶希安在本协议身份事项条款中注明的地址为准。在李青的债权转让后，被告需对债权受让人继续履行本协议下其对刘卫彬的还款义务，不得以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其他文件的送达地址亦以上述地址为准。同日，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又向李青出具由全体股东饶希安、刘卫彬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一份，内容为：1、因资金需要，股东饶希安和股东刘卫彬一致同意向李青借款2500万元。2、股东饶希安和股东刘卫彬一致同意将公司名下的房产即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房产作为抵押物抵押至李青名下，作为向李青借款的担保。合同签订后，李青与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在南京市房管局依法办理了上述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利证书号为：宁房他证建字第××号。2014年1月29日,李青通过案外人李杏连银行账户向被告刘卫彬（账号：62×××19）转款700万元（其中500万元为履行本案借款出借义务，另200万元为履行第五笔借款中的部分出借义务），刘卫彬收至款项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李青人民币伍佰万元整（第四笔）”。该笔借款到期后，因被告刘卫彬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后双方就借款事宜多次协商，第三人李青同意解除抵押物，双方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2014年10月15日，南京风信子公司将上述抵押物抵押至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其后，因被告刘卫彬未按约还款，保证人南京风信子公司、刘卫彬亦未履行保证人的责任。故李青于2016年1月25日，以ＥＭＳ邮政快递的形式向上述被告发出三份催款通知书，具体邮寄地址为：邮件号码：106××××8713，收件人：刘卫彬、饶希安、南京风信子公司，电话：139××******／138××××****／136××××****，地，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件号码：106××××6012，收件人：刘卫彬，电话：139××******／138××××****，地，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件号码：106××××4413，收件人：刘卫彬，电话：139××******／138××××****，地，地址：南昌市述ＥＭＳ邮政快递均以“拒收退回”“无人认领”未能妥投，导致邮件退回。同时，李青又于2016年1月26日在新法制报登报刊登《催款通知书》公告，内容为“饶希安、刘卫彬、南京风信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依据双方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五份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元），该五笔借款已逾期，现我方通知贵方在2016年2月5日前将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支付至我方。（户名：李青，开户行：中信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账号：62×××85）”。2018年1月16日、2018年1月21日，李青继续以ＥＭＳ邮政快递的方式向上述各被告邮寄催款通知书，同时也以手机短信发出催款通知，并在江西省南昌市赣江公证处进行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18）赣洪江证内字第912号公证书。同时又委托江西红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8年1月17日在新法制报刊登《律师催款函》，江西红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亦于2018年1月23日继续以ＥＭＳ邮政快递方式向上述被告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各被告履行还款义务，但ＥＭＳ邮件均以“拒收”退回。2018年2月25日，原告深圳前海公司与李青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第三人李青将其对被告刘卫彬、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持有的第四笔借款50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附属权利一并全部转让给了原告。合同签订后，李青再次以邮寄方式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在江西省南昌市赣江公证处进行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18）赣洪江证内字第960号公证书，其中邮寄给饶希安的106××××2915邮件（地（地址为南省海口华区）显示他人代收，其余均退回。其后，因被告未能归还借款，故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于2013年5月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饶希安，公司股东为饶希安（持股50%）、刘卫彬（持股50%）；2014年9月2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饶希安（持股1%）、饶欣（持股99%）。再查明：2014年1月23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共5笔，总计金额2500万元（每笔500万元），同时以5件案件起诉。同时，原告在主张5笔款项的债权中，共计发生邮寄费、公证费合计9854元；另原告因本案诉讼，委托江西红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其诉讼，支付本案律师费10万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调查笔录等所证实。原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1、双方借贷关系是否合法，原出借人李青是否为职业放贷人；2、被告饶希安是否应在放弃的抵押担保范围内免责。3、保证期间是否届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现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就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双方借贷关系是否合法，原出借人李青是否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被告方均主张原出借人李青为职业放贷人，虽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但原审法院仍应当结合相关规定和查证的事实予以认定。本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本市中级人民法院虽未就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制定相应指引，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故，原审法院认为职业放贷人应当具有借款反复性、经常性、对象不特定性等特征，并结合案涉借款利率、合同格式化程度、资金来源等予以综合认定。具体到本案：1、经法院审判系统查询关联案件，近两年李青涉诉案件仅为2017年向我院执行局提起的两件执行异议，即便以涉案的五案分别作为5次放贷认定，也仍未达到规定的2年10次的要求，难以认定为经常性向不特定多人放款；2、双方约定利率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高利贷；3、涉诉借款由李杏连、殷小菁账户转出，转款人均认可该笔款项实际权利人为李青，现并无证据表明李青出借的资金来源系套取金融信贷资金或者以谋取利差利益的方式向他人融资；4、虽然同时涉案的五起案件中的借款合同存在相对细致的格式文本，但此次涉诉的五起案件借款时间相同、当事人相同、金额相同，总计金额巨大，双方因此而采用统一细致的文本以明确责、权、利，亦属正常，况且单凭此而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格式合同即认为李青为职业放贷人仍显不足。故，综上意见，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李青系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或者从事职业放贷行为，且亦无证据显示涉案借款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借款人刘卫彬又到庭认可借款属实的情况下，涉案《借款及担保合同》应属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南京风信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对公司股东的担保行为亦经全体股东决议，借贷、担保关系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二、关于被告饶希安是否应在放弃的抵押担保范围内免责的问题。依据双方《借款及担保合同》，保证人饶希安所担保的范围为：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出借方为主张和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拍卖费等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据此，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优先于保证人担保，但对非债务人的第三人提供的抵押担保则与保证人负相等责任。具体到本案，南京风信子公司并非案涉借款的债务人，其作为保证人并提供抵押担保，并不能因此而排除与其同时作为保证人的饶希安的保证责任，出借人仍有权就抵押担保权和保证担保权同时要求受偿，且两者受偿范围相同。而饶希安同时作为南京风信子公司股东，对抵押物解押的情形亦属明知。况且，双方《借款及担保合同》第七条第5款中也明确，抵押权是否实现，并不影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故此，饶希安作为保证人，应继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该条虽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的规定不一致，但依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原审法院对该条不予适用。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也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故所涉问题应当适用物权法规定。关于保证期间是否届满以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保证期间作为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也即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期间。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主张其保证权利，则保证责任消灭；一旦在保证期间主张了保证权利，则保证之债形成，保证之债开始算诉讼时效。具体到该案：1、《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期间应截止至2016年4月22日前。而李青于2016年1月26日，即以邮政EMS，按合同约定地址向担保人邮寄催款通知书；2、邮政EMS“收件人电话/手机”栏中已载明了收件人的有效联系电话；3、邮件未能妥投的原因为“拒收退回”；4、李青已于2016年1月26日在新法制报以公告的方式刊登催款通知书，该公告内容具有明确主体、还款时间、还款金额等。被告抗辩称公告催收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公告作为公开告知的方式，属法律规定的送达及通知方式之一。债权方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如果能够直接到达相对方的情形下，双方应当采用通常使用送达方式主张权利方式，但如果出现相对方拒不配合或难以将意思表示传达时，仍然将公告送达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显然不利于保护权利方的利益。综上，在无证据表明EMS所记载地址、电话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李青又分别以邮政EMS、公告的方式催收，应视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故，诉讼时效自李青要求债务人、保证人承担责任之次日起计算。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李青将该笔债权转让至原告，在该笔债权不存在依据合同性质或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下，李青又以邮寄、手机短信、报纸公告等方式陆续向债务人、保证人通知债权已转让事宜，并无明显不当。且原审法院认为不宜苛责当事人必须采用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方式，应认定合理履行了债权转让、催收的通知义务。故，涉案的通知均导致时效延续，原告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现因被告刘卫彬借款后未按约还款，酿成诉争，应负该案全部责任。而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饶希安作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人的责任，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而对于原告主张因实现债权实际支付的律师费，有委托代理合同、转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互印证，收费标准未超过《江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标准》，且合同中已作出具体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对于邮寄费、公证费9854元，因系同时对五笔借款进行主张，应按各案比例承担20%，即1970.8元。综上，原告诉请，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卫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深圳前海国泰卓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29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付）。二、被告刘卫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前海国泰卓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00元、邮寄费、公证费1970.8元。三、被告南京风信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饶希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由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被告刘卫彬、南京风信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饶希安承担，限随上述款项一并支付。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饶希安是否对原审被告刘卫彬所欠款项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上诉人饶希安认为债权人深圳前海公司未能按约定方式向其催收欠款，向南京风信子公司催收欠款，不等于向上诉人饶希安（保证人）主张了担保权。该问题的实质在于向南京风信子公司主张权利的行为，能否产生向保证人饶希安主张权利的效果。本院认为，对债权人来说，无论是行使债权还是担保权，其诉求实质上是一样的，即希望债务得到清偿。担保人之所以能为债务担保，大多存在利益关联，包括人合性和资合性等因素。本案中的借款人刘卫彬与担保人饶希安同为南京风信子公司股东，而担保人饶希安作为南京风信子公司的总经理，应当视为南京风信子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总召集人，《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约定：“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地以被告南京风信子公司在南京市工商局登记的注册地和刘卫彬、饶希安在本协议身份事项条款中注明的地址为准。在李青的债权转让后，被告需对债权受让人继续履行本协议下其对刘卫彬的还款义务，不得以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其他文件的送达地址亦以上述地址为准。”在这种情况下，饶希安作为南京风信子公司的总经理，日常工作地点在南京风信子公司，债权人深圳前海公司有理由相信向南京风信子公司催收欠款时的意思表示是能到达担保人饶希安，如要求必须向饶希安居住地邮寄催收，未免苛刻，亦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难言公平。故债权人深圳前海公司向南京风信子公司催收欠款时同时署上欠款人刘卫彬与饶希安的名字，应当视为向保证人饶希安主张了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由上述规定可知，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可向任何一个保证人主张权利，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会因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而免除。也就是说，债权人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其效力均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内的保证人。故债权人深圳前海公司向南京风信子公司主张权利的行为对本案全部保证人均产生效力。一审认定上诉人饶希安对原审被告刘卫彬所欠款项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饶希安要求免除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饶希安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江川审判员  姚永忠审判员  张美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汪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