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川行赔终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中云，男，196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西街**。 法定代表人孙廷鹏，县长。 原审第三人胡任英，女，196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 原审第三人刘丽，女，199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 原审第三人刘万华，男，194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上诉人刘中云因诉被上诉人犍为县人民政府拆迁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查查明：2014年国土资源部作出国土资函〔2014〕254号《国土资源部关于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段××川境内）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其主要内容是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就成贵铁路涉及相关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其中涉及犍为县9个乡镇28个行政村92个村民小组。 2015年1月3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对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川府土〔2015〕128号《关于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乐山市境内）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主要载明，同意将乐山市五通桥区、市中区、犍为县等3个县（区）的18个乡（镇、街道）63个村的201.4373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本次批准转为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20.6007公顷、未利用地0.9859公顷，合计223.0239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同意将国有农用地0.596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5.1961公顷、未利用地1.170公顷。 2015年12月16日，乐山市人民政府对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犍为县人民政府作出乐府函土〔2015〕39号《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乐山市境内）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的通知》主要载明，三个区县共计批准建设用地229.9865公顷，其中犍为县9个乡镇28个村92个组集体农用地120.9684公顷、建设用地7.3711公顷、未利用地0.5679公顷，合计128.9074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 原告拥有位于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的房屋，该房屋在上述征收土地批文的范围内。犍集用（2014）第（二十）5-7-1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以下简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中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刘中云，共有使用权人为胡任英、刘丽，使用权面积为144平方米。 2016年1月18日，犍为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犍国土资〔2016〕13号《关于印发的请示》（以下简称13号补偿方案），报送被告审批。该补偿方案主要载明，房屋构筑物的补偿标准为，住房面积45平方米/人内主体房拆迁补偿标准,砖混700-800元/m2，砖木530-650元/m2,穿逗木480-500元/m2,土木结构460元/m2；住房面积超出45平方米/人的主体房拆迁、建筑物、构筑物等补偿标准，砖混450-550元/m2，砖木280-400元/m2，穿逗木230-250元/m2，土木结构210元/m2，彩钢房300元/m2。被告犍为县政府对本次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采用的补偿标准为：所有耕地青苗费按5000元/亩包干。参照以下分类及标准计补：1.熟田4000元/亩；2.熟土3000元/亩；3.蔬菜3000-4000元/亩；4.茶叶、桂花等名贵经济林作物6000-8000元/亩；5.树林3000-5000元/亩；6.林竹4000-7000元/亩；7.荒山、荒坡1000-2000元/亩；8.弃耕撂荒地可参照荒山荒坡标准执行。 2016年1月22日，被告作出55号批复，同意犍为县国土资源局13号补偿方案。 2016年6月1日，乐山市正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受犍为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对位于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的原告住宅进行了房屋位置工程测绘，作出了《乐山市正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测绘成果报告》。该报告载明：该房屋全部在成贵高铁已批用地红线内。 2016年6月21日，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接受犍为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于2016年6月21日14时23分至15时41分开始对案涉房屋及室内物品现状用摄像的方式进行了证据保全。2016年6月21日，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作出《公证书》（含光盘及《现有实物登记表》）。 2016年6月21日，被告抽调了犍为县交通运输局、犍为县××乡××（以下简称××乡××）的部分工作人员，对原告的建筑物、构筑物实施了拆除行为。2016年7月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对其位于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的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川11行初字第249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于2016年6月21日对原告位于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的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 2016年7月13日，原告、刘万华等5户就55号批复向乐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6月2日，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乐府复〔2016〕26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6号复议决定），维持55号批复。2017年6月8日，原告、刘万华等5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55号批复和26号复议决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川11行初2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55号批复违法，并撤销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6号复议决定，后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川行终498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2017）川11行初25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刘万华等5户的起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按30m2/人为原告、刘万华等5户指定了宅基地，且截止2017年11月22日，被告已将按照55号批复计算出的原告、刘万华等5户的征地补偿安置款项存入指定账户，其中，原告的土地租金8993.10元、青苗补偿费13868.60元、耕地补偿费107988元、非耕地补偿费6442.70元及房屋和构筑物损失340050元，共计为477342.40元。 2018年6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依法赔偿因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房屋及附属财产损2666738元。2018年8月6日，被告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1.对刘中云被拆除房屋不予赔偿，房屋拆迁补偿费可到××乡××财政所领取；2.刘中云自行到寿保乡刘坝村村民周军家中领取统一保管物品；3.对刘中云物品损失赔偿8575元，赔偿费到××乡××领取。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后不服，遂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2018年11月15日，××乡××向原告作出通知，请其于2018年11月18日前与××乡××工作人员饶巍联系，到××村××组××路拆迁寄放的物品。该通知于当日向原告送达，但原告拒绝签字领取。 另查明，2012年5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的98号批复主要载明，犍为县房屋重置价格标准为：砖混750元/m2，砖木550元/m2,土木结构500元/m2；简易结构180元/m2。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相关补偿标准为：普通青苗最高的为2300元/亩，其中枣树补偿费中最高的为9000元/亩，柑子树补偿费中最高的为9000元/亩，竹林（非笋竹）补偿费中最高的为5000元/亩。 一审期间，经当事人双方确认，原告提出的赔偿清单中的物品可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对应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第1-8项、第10-22项、第45-47项、第63-70项；第二部分为室内物品损失，对应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第9项、第23-44项、第48-62项、第74项；第三部分为人身伤害、精神损失、误工费损失，对应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第75-76项；第四部分为过渡费损失，对应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第77项；第五部分为零星树木损失，对应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第71-73项；第六部分为第三人刘万华的假牙、皮箱、衣裤、皮鞋损失。原告认可已于2018年7月27日从被告处领走六门1个、梳妆台1个、烤炉1个、饮水机1台、1.8米床（床垫、床头柜2个）1套、方桌（面子）2张，凳子（木）12张、电视机1台、厨房用具1套、衣服裤子若干，但称六门柜、梳妆台、1.8米床、饮水机并不能正常使用，故仍应由被告赔偿。被告只对《公证书》中现有实物登记表上载明的物品予以认可，未列入登记表的物品均不予认可。 审理中，一审法院还向原告释明，可以一并主张土地租金、青苗补偿费、耕地补偿费和非耕地补偿费损失，但原告坚持不在本案中予以主张。 以上事实有（2016）川11行初字第249号行政判决书、（2017）川11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行终498号行政裁定书、《公证书》《行政赔偿决定书》、2018年7月27日现有实物登记表、55号批复、98号批复、房屋拆迁补偿面积丈量图、成贵铁路房屋拆迁补偿计算表成贵铁路寿保段花金村七组刘中云土地房屋预付资金发放汇总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定期大额储蓄存单两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通知以及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6月21日对原告位于四川省犍为县××乡××村××组××号的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已被（2016）川11行初字第249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且原告2018年6月13日已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8月6日作出了《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行政赔偿决定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前述规定。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张的被拆除房屋损失是否应通过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予以救济；2.本案具体的赔偿范围、标准和金额。 一、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拆除房屋损失是否应通过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予以救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生效判决已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鉴于案涉房屋已被被告强制拆除，无法恢复原状，对于违法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被告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在原告已针对房屋及构筑物损失提出明确的赔偿请求的情况下，为实质性化解纠纷，及时解决行政争议，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无需将房屋损失视为另一法律关系另行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可以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 二、关于本案具体的赔偿范围、标准和金额问题。结合原告损失清单和各方在庭审中的确认，该损失主要由六部分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房屋及构筑物损失，第二部分为室内物品损失，第三部分为人身伤害、精神损失、误工费损失，第四部分为过渡费损失，第五部分为零星树木损失，第六部分为第三人刘万华的假牙、皮箱、衣裤、皮鞋损失。针对以上六部分诉请，逐一评析如下： 第一、关于第一部分被拆除房屋及构筑物损失、第四部分过渡费损失。对于案涉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原告主张按照案外人陈星宇于2018年3月10日购买犍为县××镇××村××组××组××商品房××市场售价，即每平方米5100元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新建商品房从土地性质、房屋结构、新旧程度、建造成本及市场可流通性等各方面均与案涉被拆除房屋存在较大差异,不具有可参照性。考虑到本案系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引发的赔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在返还财产不能的情形下,赔偿金的确定应以被损害财产受损之时的价值及因损害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其他直接损失进行确定。具体到案涉房屋的价值,因房屋灭失现难以通过评估等方式予以直接认定,但该损失业已产生,结合案涉房屋位于成贵铁路（犍为段）征地红线范围内,该片区征地拆迁补偿标准（55号批复）所针对的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与案涉房屋所处地块、土地性质、建造情况、使用年代、房屋结构等方面均相同或类似,且该标准已实际适用于该片区众多被拆迁房屋,故从公允性而言,本案可参照该补偿标准确定案涉房屋的赔偿价值。根据（2016）川11行初249号行政判决和（2018）川行终498号行政裁定查明的事实，原告对××乡××对案涉房屋的丈量面积并无异议。被告已按照该面积，根据55号批复同意的13号补偿方案计算出案涉房屋安置补偿费并予以提存，也为原告指定了30ｍ2／人的宅基地。一审法院认为，55号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高于98号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被告按照该标准确定原告房屋及构筑物损失、过渡费损失共计340050.12元，并无不当，对原告要求按每平方米5100元的标准计算房屋损失及过渡费1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第二部分案涉被拆房屋室内物品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被告强拆涉案房屋造成室内物品不必要的损失，属原告的直接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被告在房屋拆除前和拆除时已申请公证机关对案涉房屋室内物品现状进行证据保全，故被告提交的《公证书》（含光盘及《现有实物登记表》）可以作为认定案涉房屋内物品有关损失的依据。对于公证文书中载明的物品，虽然原告已领取六门柜、梳妆台、1.8米床、饮水机、凳子，但其领取时已备注有损伤，且领回后亦不能正常使用，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以上物品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公证书上载明的其他未领取的物品，虽然在诉讼中，寿保乡政府于2018年11月15日再次通知原告领取，但因2018年7月27日原告已将基本能正常使用的物品都领取，故对于原告未领取的物品应当视为损坏或者遗失物品，由被告予以赔偿。对于原告主张的围床、箱子架、泉水泵、打水硬管、打水软管、大菜板、写字台、节能灯、鞋、垫棉絮、窗帘子等物品及第三人刘万华的假牙、衣裤等，虽然不在《公证书》所列物品清单内，但根据在案证据，结合生活经验和常识，以上物品均属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农村家庭的实际情况，故对于原告要求赔偿以上物品的主张，予以支持。以上物品损失原告主张赔偿金额共计45810元,根据光盘、照片等在案证据，综合室内物品的种类、数量、新旧程度、破损情况及价值等因素，结合生活经验，酌情确定赔偿数额45000元。 第三，关于第三部分误工费、人身伤害、精神损失。因原告未提供误工费的相关证据，而人身伤害、精神损失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故对其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第五部分零星树木损失。原告主张因被告的强拆行为致其树木受损，其中，黄桷兰树1棵5000元，桂花树3棵600元，核桃树2棵400元，共计6000元。被告认为该部分损失已经算入青苗补偿费一并提存，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以上树木并非是在被强制清表的土地上种植的，而是原告房前屋后种植的零星树木，故该部分损失不应包含在青苗补偿费中。但原告主张黄桷兰树1棵5000元的请求过高，酌定1000元。对于原告主张桂花树3棵600元，核桃树2棵4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赔偿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在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仅是赔偿请求人提起赔偿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一旦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或逾期不作出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即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规定,行政赔偿案件审查的系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并非行政赔偿案件的诉讼标的。故一审法院仅针对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审查,被告所做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并非本案审理对象,原告要求撤销该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 综上，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强制拆除其房屋造成的各项损失387050.12元（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和过渡费损失340050.12元+案涉被拆房屋室内物品损失45000元+零星树木损失2000元）。鉴于被告已以原告的名义将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和过渡费损失340050元予以提存，原告可随时领取，故被告尚需向原告赔偿因强拆案涉房屋造成的损失4700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中云赔偿拆除其房屋造成的损失47000.12元。二、驳回原告刘中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中云上诉称，1.一审法院有关房屋赔偿损失标准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足以证明房屋损失标准，其主张的赔偿标准依法有据。2.一审法院以被损害财产受损之日来确定因被上诉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严重错误。3.既然被上诉人是基于政府的征收行为而对上诉人实施违法征收，致使被上诉人房屋灭失而受到损失，应按照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赔偿。4.被拆除房屋的屋内物品损失赔偿部分，应本着公平合理原则结合上诉人的实际损失的原则予以赔偿，一审法院酌情判赔金额不能体现实际损失。刘中云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关于犍为县政府违法拆除刘中云房屋及附属物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犍为县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标准和金额等问题，一审判决已充分阐述，本院完全同意，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行政补偿是土地征收机关因其合法实施的土地征收行为，依法对被征收人的损失的填补，而行政赔偿是土地征收机关因其违法实施的土地征收行为，对被征收人造成的损失的填补，二者在本质上并无明显不一致。实践中，对因土地征收过程中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被征收人房屋等相关财产损失的，参照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确保被征收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被征收人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本案中，一审法院参照征收补偿标准确定本案赔偿的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关于“直接损失”填补的基本原则，判赔的范围和数额也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保障了刘中云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刘中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勇 审判员 伍平会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玮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