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2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厚平，男，197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个体户，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翔，男，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农，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现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上诉人严厚平因与被上诉人张文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2020）赣1121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厚平上诉请求：上诉人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1121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书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购房款7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并非是真实意思，一审法院在有证可依的前提下，片面的使用逻辑推理，从而导致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系在上诉人与被诉人、项某三方一致同意并确定购买房东胡某商铺后，上诉人才将该购铺款交付给房东胡某。第二，对于《收条》《欠条》的合理性问题，《三人合伙购房协议》虽然协议第三条约定由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但是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原件及其项某的陈述中，可以明确得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及其项某仅仅出具了收条，而没有出具欠条。第三，众观本案，因三方是合伙买商铺，并非是上诉人及其项某将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买房，因此，在合伙购买得非房产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更为合适，且，在商铺未转售他人前，三方属于一种所有权问题，并非是一种欠款问题，若出具欠条，则变成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或者将购铺风险直接转嫁给了被上诉人，为此，出具《欠条》更不符合常理。第四，若如被上诉人所述，基于贷款需要，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及其项某出具《收条》，因房产所有权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根据常理，贷款只需要被上诉人提交有关征信材料即可，无需上诉人的《收条》，且真为了贷款需要，该《收条》也只需要被上诉人自行保管，无需将收条交付给上诉人及其项某。二、一审法院对争议焦点二所作的事实认定，因不同当事人的陈述不同，且对于出资款，各当事人各抒己见，且出资总金额亦有出入。第一，对于项某出资问题，因为时间较长久，上诉人、包括项某本人，均不记得款项支付方式，在一审庭审后，上诉人经过调取所有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宝支付记录，已经明确项某通过部分现金及其通过部分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10万元购房款。第二，对于上诉人支付购房款问题，除上诉人一审向法院提交的转账凭证外，上诉人庭后找到新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严厚平共计向房东胡某转账24.5万元。结合双方均认可的48万元购房款及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可以认定上诉人实际支付了购房款15.42万元。第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支付购房款187567.5元缺乏事实论证。第五，因时间久远，上诉人、被上诉人、项某对于购房事务，均存在一定的模糊情形，在总结之前，上诉人缴纳契税，被上诉也承担了部分关系费用，为此，经三方一致同意，认定上诉人出资15.42万元。第六，被上诉人庭审中，对于契税的缴纳问题，在上诉人提交了转账凭证的事实面前，多次仍然声称系由被上诉人交付，明显存在故意。且，若真如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仅仅支付7万元购房款，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再房产转售后，返还上诉人8万元的购房款。综上，要求支持其上诉请求。张文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胡某与陶某关系密切，两人之间的转账不能证明全部是支付的购房款。答辩人没有收到被答辩人的投资款，根据协议约定，答辩人应向被答辩人出具的是欠条，而不是收条。2、被答辩人陈述是其交付的定金，但答辩人提交的转账凭证及胡某出具的收条，均证实是答辩人支付的定金，且合同注明定金由答辩人支付。3、被答辩人提供的胡某欠条复印件时间是2019年2月25日，确认尚欠房款17万元，但实际是，胡某在3月1日仍收取了答辩人现金，被答辩人也提供了3月1日的转账1万元记录，双方并没有结算房款。4、一审庭审中，被答辩人承认了向银行贷款的事实。5、被答辩人主张抵扣了2万元房款的事实，无证据证实，答辩人多次出借资金给被答辩人，但被答辩人至今未还。6、依据协议约定，胡某根本不承担亏损，被答辩人陈述胡某承担亏损25万元不符合常理。7、被答辩人和项某承认了答辩人出具的所有欠条是事实，但没有合理证据证明答辩人的确切投资款项，而答辩人提交的项某公公出具的收条和胡某弟弟胡新龙的收条，能证明项某、胡某的余款全部结清。8、款项打错的原因系答辩人忘带账本又因双方存在其他往来。严厚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共同出资购房款项74,2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20年4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的一切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请，即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共同出资购房款项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20年4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初，原告严厚平与被告张文翔、案外人项某合伙购买胡某的商铺，商铺价为48万元，还有部分税费，原告、被告、项某三人分别出资部分房款，另欠胡某部分房款，口头约定涉案商铺所有权人登记为被告张文翔。2019年2月14日，被告向胡某的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胡某向被告出具一张5万元定金的收条。2019年1月31日，陶某向胡某转账5万元（未备注款项用途），2019年2月14日，陶某向胡某转账2万元和5万元（均备注房款），2019年2月25日，陶某向胡某转账1万元和2万元（均备注房款）。2019年3月1日，胡某与被告张文翔等人办理商铺过户登记手续，在原上饶县行政服务中心将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被告张文翔，不动产权证号为赣（2019）上饶县不动产权第××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6.12平方米，为此，原告和被告各支付了部分费用。同年3月5日，被告领取涉案商铺的不动产权证书，为此支付500元。2019年4月，因需要归还原房东胡某的房款，原、被告及案外人项某商议用涉案商铺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为获得银行贷款，2019年4月22日，被告张文翔（甲方）、原告严厚平（乙方）及案外人项某（丙方）签订一份《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协议上的签约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协议主要内容有：一、……；二、购商铺总房价款为48万元整，加税费等22000元，共计502200元整，由三方分别出资承担，即甲方出资78000元，乙方出资154200元，丙方出资100000元，尚欠原房东胡某的房款17万元，已由张文翔出具欠条给胡某；三、购买商铺房的房产证经三方同意，由原房东胡某直接过户到张文翔的名下，为确保三方出资安全，经房管局过户后的商铺房不动产权证由甲方保管，甲方应向乙方、丙方出具购房款的欠条，待房屋出售后原本金收回，欠条交回给甲方；四、商铺房交易出售时三方必须到场共同商定价格，如商铺一经交易出售成功，所获得款项分配原则为，第一，还清原房东胡某的购房欠款17万元整，第二，还清甲乙丙三方的购此商铺出资本金，第三，商铺出售盈亏按三方购商铺所出资本金比例分摊；五、……。同日，被告张文翔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严厚平合伙购买上饶县茶亭镇白沙街600号4幢122号的商铺款项人民币壹拾伍万肆仟贰佰元整（￥154200）。收款人：张文翔。2019.4.22”。经原、被告以及项某共同商议，三方决定将涉案商铺出售给第三方。2020年4月20日，被告张文翔与第三方毛建标、毛建斌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将涉案商铺以480600元出售给毛建标、毛建斌，实际售价为47万元，当日，毛建标、毛建斌将47万元转账到被告张文翔的账户。2020年4月21日，被告张文翔向黄立芳（项某公公）的银行账户先后转账5万元和46200元，共计96200元，向被告本人其他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向胡新龙（胡某弟弟）的银行账户转账142900元，向陶某（原告严厚平女友）的银行账户转账8万元。同日，黄立芳向被告出具一张《收条》，载明“收到张文翔和项某合伙购买店面款计人民币肆万陆仟贰佰元整（46200元），所有房款已结清”。胡新龙也向被告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张文翔购房余款结清142900￥，转入农业银行6228480318047975079，胡新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首先，《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及《收条》中载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以及被告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原告是否确实出资15.42万元？其次，关于原、被告等人购买的商铺再次出售后，原、被告、项某以及胡某是否承担亏损？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述。一、关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及《收条》中载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以及被告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被告是否收到原告出资的15.42万元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虽然《收条》载明被告收到原告15.42万元，但被告并不认可该事实，其没有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原告当庭陈述其将出资款交付给胡某，并没有陈述交给被告，故可以确认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同时，《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因商铺不动产权登记为被告所有，证书由被告保管，被告应向原告及项某出具《欠条》，《欠条》在商铺出售后原本金收回再向被告归还《欠条》，因此，被告向原告、项某应出具《欠条》，而不是《收条》。综上，被告出具该《收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并没有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原告出资15.42万元、被告出资7.8万元，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对其交付出资款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并不能证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被告出资7.8万元。理由如下：首先，原告关于项某向谁交付10万元出资款的陈述反复无常，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告最初陈述项某出资的10万元由黄立芳通过银行转账给胡某；当证人项某陈述其委托黄立芳向原告转账10万元，法官就此事实询问原告是否属实，原告开始说属实，接着说记不清了，原告质证时陈述项某出资款10万元没有交付给他；2020年7月14日，法官与原告做谈话笔录，原告又陈述为了将胡某的涉案商铺房产证赎回，项某的老公黄强将10万元（出资款）交给抵押公司。被告则陈述不清楚项某如何交付10万元出资款。证人项某陈述其委托黄立芳向原告转账交付10万元出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曾认可项某委托黄立芳向其交付10万元出资款，与证人项某的证言相互吻合，本院认定项某的10万元出资款先转账给原告，再由原告转交给胡某的可能性较大。其次，原告提供的五份陶某向胡某转账记录不能确定原告向胡某交付购房款15万元的事实。原、被告均认可2019年2月14日，被告向胡某转账5万元，胡某出具定金的收条。原告陈述，其委托陶某付了胡某7万元定金（陶某在2019年2月14日通过浦发银行转账2万元，支付宝转账5万元），原告方及被告均在2019年2月14日分别向胡某转账，被告也只认可原告的出资款为7万元，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陶某在2019年1月31日转账的5万元，附言未注明任何款项，不能证明该笔5万元就是原告的购房出资款。2019年2月25日，陶某虽然也向胡某转账1万元和2万元，也备注“房款”，因项某的出资款可能通过原告严厚平向胡某交付，故不能确认该3万元款项是原告的出资款还是项某的出资款。第三，原告陈述其本人出资4200元来源于税费19547.88元，没有相应证据佐证，且有些陈述自相矛盾。原告陈述其出资4200元来源于其女友陶某交了19547.88元税费，两笔款项数目不一致。关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商铺过户的税费22200元如何承担，原告陈述没有具体协商如何分担，原告方缴纳的19547.88元抵扣他欠被告2万元，相当于被告出资2万元。如果按照原告陈述，陶某缴纳19547.88元算作被告的2万元出资，原告的4200元出资又从何而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关于其出资4200元来源陶某所交税费的陈述，相互矛盾，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第四，原告陈述被告共出资7.8万元，原、被告对其中被告转账胡某的5万元均无异议，但被告对原告陈述的被告出资2.8万元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交其他相应证据佐证。具体说，1、法官询问三方如何出资时，原告陈述因原告欠被告2万元，结算时原告帮被告出2万元（故原告不再欠被告2万元），但原告没有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他向胡某交付被告出资的2万元，被告否认原、被告双方抵扣2万元的事实。2、如果按照原告后来的陈述，陶某缴纳19547.88元算作被告的2万元出资，原告之前还陈述自己出资的4200元来源于陶某交的税费，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陈述被告通过支付宝向胡某转账8000元，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人项某陈述为被告仅出资7万元与原告陈述不一致。综上，原告陈述被告共出资7.8万元，无相应证据佐证，不予认定。第五，从常规房屋买卖流程看，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不受损害，合伙买卖方一般应在商铺过户前签订有关合伙购房协议，但本案中，原告、被告、项某却在2019年3月1日办理商铺过户手续50余天后即2019年4月22日才签订《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对此，原、被告当庭均陈述，签订《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的目的是以涉案商铺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而后归还胡某的购房欠款，被告还陈述，《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原告、被告出资情况是原告自己编纂的，《收条》也是应付贷款，以协议约定的《欠条》为准。因此，原、被告等人签订《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三方出资情况不一定是原告、被告、项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的实际出资情况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各方出资情况不一致。第六，反观被告关于原、被告出资情况的陈述，其陈述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大部分事实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1、关于原、被告各方的出资情况，被告陈述其共出资187567.5元，其中：①2019年2月14日，被告向胡某转账5万元并作为定金，该事实有转账凭证及胡某的收条为证，原告无异议；②2019年3月1日，被告向胡某交付现金117100元，该事实有胡某在庭审中电话承认被告向其转账5万元、现金交付10余万元予以证实；③2019年3月4日，被告因领取房产证支付500元，该事实有庭后被告提交支付宝转账凭证为证。特别说明一点，被告陈述共交纳税费19967.5元，被告提交已税通知单、税务发票等证据，但未提交支付凭证，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商铺登记被告为所有权人，被告保管已税通知单、税务发票等证据比较合理，但被告未提交相应支付凭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费用一定是被告交纳，原告提交的陶某向陈志林转账共计19547.88元，支付时间和金额与已税通知单载明的时间和金额相互吻合，该笔款项由原告方缴纳更为可信。2、关于被告向胡某出具142900元的《欠条》，被告陈述，商铺价48万元，原告出资7万元，被告向胡某支付定金5万元和现金117100元，项某出资10万元，故被告向原告出具142900元的《欠条》，2020年4月21日，被告向胡某的弟弟转账支付142900元，被告的陈述有其他证据佐证，基本能相互吻合。二、关于原、被告等人购买的商铺再次出售后，原、被告、项某以及胡某是否承担亏损及亏损金额的问题。首先，《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第四条第三点约定，“商铺出售盈亏按三方购商铺所出资本金比例分摊。”《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只约定，商铺出售盈亏由原告、被告、项某按出资比例承担，并没有约定胡某承担所有权为被告的商铺出售后的亏损；其次，胡某将商铺出售给原、被告等人，原、被告等人未付清购房款，为此被告向胡某出具《欠条》，胡某可以直接向被告催取尾款，没有必要再去承担亏损，原告陈述胡某承担被告商铺出售后的亏损2.5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按照《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来计算，原告出资占比30.71%，被告出资占比15.53%，项某出资占比19.91%，欠胡某17万元占比33.85%（该部分的亏损由谁来承担不明确），原、被告等人的商铺售出总亏损32200元（购房总价502200元-售出总价470000元），如果按出资比例分摊，原告应亏损9888.62元，被告应亏损5000.66元，项某应亏损6411.02元，欠款部分的亏损应为10899.7元。但是，原告诉状上的诉请没有体现承担亏损，庭审中原告才表示自愿承担4200元售房亏损，但没有说明4200元亏损如何计算，证人项某则陈述承担4000元亏损，他们陈述的亏损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应承担亏损并不一致，同时，项某陈述被告向黄立芳（项某的公公）转账94000元与被告实际向黄立芳转账96200元也不一致。综上，关于商铺再次出售后各方是否承担亏损及亏损金额，原告的陈述、证人项某的证言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的约定是相互矛盾的，故对原告、项某关于承担亏损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原告出资购房款7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虽然提供了其本人陈述、《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转账记录、不动产权证书、房地产出售（转让）已税通知单、不动产买卖合同一份、证人项某的证言、《欠条》复印件等证据，审判人员依法并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原告提供的诸多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特别是原告的陈述反反复复，前后矛盾，疑点重重，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载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以及被告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并不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因购买商铺实际出资15.42万元，更不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出资款15.42万元，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出资购房款7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厚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减半收取825元，由原告严厚平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严厚平申请证人陶某、胡某出庭作证，证人陶某到庭接受质证，胡某通过电话接受双方质证。证明严厚平通过陶某转账了24.5万元购房款给胡某。上诉人提交了陶某的转账凭证。此外，上诉人提交与张文翔有关的判决书两份，证明张文翔系职业放贷人，本案被上诉人主张以现金方式交付11万元给胡某与其本身的交易习惯不符。被上诉人张文翔的质证意见：证人证言不应得到采信，我是正月初九才谈买房事宜的，第一笔款31万元是年前的不应是购房款。且两个证人和上诉人都有密切关系。胡某在电话中已经说明不知道是谁给她的电话，这说明原审中确实是胡某接的电话。判决书认可，案子是真实存在的，是我工地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不是职业放贷人。被上诉人张文翔提交网上查询的浙江余杭人民法院失信人名单一份，证明上诉人没有履行能力。上诉人严厚平的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与严厚平无关，上诉人购房款24.5万通过陶某支付给原房东胡某，已经经过胡某确认。本院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对象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认定。失信人名单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证人证言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和证据综合予以论述。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向本院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核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2月14日，陶某通过微信、支付宝、浦发银行转账等方式共计向胡某支付15.5万元，2019年3月1日，陶某通过微信向胡某转账1万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合伙购房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就出资份额有争议，一审期间，上诉人严厚平提交的《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虽载明上诉人的出资款为15.42万元，亦有被上诉人签名确认，但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抗辩该协议系为方便银行贷款而出具的，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案涉房屋于2019年3月1日就已完成过户，但双方于2019年4月才签订《购房协议》及《收条》，合理性存疑，且依一般常理，只有收到款项后才会出具收条，亦与《购房协议》中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欠条”的约定不符，因此，在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抗辩理由存在的可能性时，上诉人应就实际支付15.42万元购房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期间，上诉人就如何支付购房款的陈述多次不一，且在有能力申请陶某出庭作证及提供陶某全部转账凭证的情况下，有选择进行举证，致使证据链缺乏完整性。二审期间，上诉人再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有关新证据的条件，但因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有关联，本院予以评析。首先，上诉人申请证人陶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通过陶某转账胡某24.5万元的相关凭证，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实际支付了15.42万元购房款的事实。陶某陈述汇给胡某的款项来自于上诉人的嫂子徐红英，提交的浦发银行流水中亦有2019年2月14日徐红英汇入了15万余元的记录，但徐红英汇入的款项是否来自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且陶某在银行账户有足额款项的情况下，并未从浦发银行的账户进行转账，而是分多笔多次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账户转账，与常理不符。其次，上诉人申请胡某作证，本院通过电话方式询问了胡某，其表示收到上诉人转账的购房款24.5万元，但该陈述与其在一审庭审中接受一审法官询问所作的陈述完全相反，考虑其与上诉人有亲属关系，且系在一审法院作出对上诉人不利判决的情况下再次作证，其二审所作证言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时，胡某在二审所作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因上诉人认可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被上诉人向其转账8万元的事实，不足以作为认定上诉人所付购房款超7万元的依据。综上，上诉人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上诉请求缺乏充分证据证实，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诉人严厚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锐审判员 余林娣审判员 李 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魏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