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再1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广道，男，196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燕，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伟军，男，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谋琪，湖南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长沙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南湖市场盾华大厦**。法定代表人：吴杰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煜，男，汉族，1969年11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再审申请人孙广道与被申请人刘伟军、湖南长沙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鸿公司）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湘01民终6559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湘民申27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孙广道的诉讼代理人周海燕、被申请人刘伟军的诉讼代理人朱松梅及被申请人长鸿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周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广道再审申请称：一、二审法院认定刘伟军因购买涉案房屋向长沙银行德宇支行按揭贷款，偿还部分按揭款，并持有支付首付款14726元的不动产统一销售发票的事实错误。本案涉案房屋是长鸿公司与刘伟军为从银行套期贷款，签订的虚假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刘伟军既未交付首付款，也未支付银行按揭款。首付款及按揭款均是长鸿公司所缴纳，缴纳首付款的原件及按揭款支付原始凭证均存放于长鸿公司，这从一审法院到长鸿公司调取核对过原件的缴纳首付款及银行客户回单足以证明。二、二审法院认定刘伟军与长鸿公司所签订的《长沙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错误。1、长鸿公司出具了证明，证明本案涉案房屋的实际唯一购买人是孙广道，而非刘伟军。2、本案涉案房屋实际早在2012年就已经交付给了孙广道，由孙广道实际占有，并出租给案外人，包括物业费、水电费等均是由孙广道所缴纳。3、刘伟军与长沙银行签订的《个人购买借款合同》虽被法院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代表刘伟军和长鸿公司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是真实意思表示。长鸿公司与刘伟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长沙银行套取借款本来就是刘伟军和长鸿公司的真实目的，借款合同当然是有效的。4、二审法院以刘伟军与长沙银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处和执行过程中，刘伟军现仍在履行还款义务为由，否认刘伟军帮助长鸿公司套取银行贷款融资的一审结论，从事实上和逻辑上均错误。刘伟军履行还款义务的时间是其被长沙银行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才被迫向长沙银行还款，而非主动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之前的首付款及按揭款均是长鸿公司所支付，其辩解的房屋抵偿借款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二审法院以孙广道与长鸿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晚于刘伟军两年，交易过程中存在瑕疵为由，认为其确认刘伟军与长鸿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与法律逻辑及常理不符。请求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判决。被申请人刘伟军答辩称：刘伟军与长鸿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损害孙广道的利益，孙广道无权主张合同无效。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主体没有权力主张该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也不能主动宣告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确认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的合同无效，超出了法院审理范围。2、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的合同没有损害孙广道的利益，反而是孙广道损害了刘伟军的利益。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的合同是在2008年11月签订，不仅进行了网签并且办理了预告登记。2010年12月孙广道才与长鸿公司签订合同，此时孙广道应当知道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合同。孙广道缴纳水电费和物业费等均是以刘伟军的名义交纳。孙广道未选择向长鸿公司主张处理“一房二卖”的问题，而选择霸占房屋，向刘伟军主张权利，明显不当。2008年的时候，孙广道还没有出现，不存在损害孙广道的权益。二、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孙广道主张确认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的合同无效。1、长鸿公司在刘伟军办理了涉案房屋预告登记后，就不得再处分涉案房屋，即使处分了也应当归于无效。需被确认为无效合同的应该是长鸿公司与孙广道签订的合同。2、孙广道与长鸿公司的购房合同不合常理且漏洞百出、处处存疑。付款约定不明；孙广道是否实际支付购房款存疑，均是支付至“孔佳”的个人账户，其身份不明；孙广道只有购房收据，无购房发票；交房时间约定异常，仅约定商品房达到使用条件后，长鸿公司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三、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合法有效。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后，双方办理了预告登记。并实际支付了首付款，每月按期支付按揭还款，相关支付票据原件也是由刘伟军持有，并未存放于长鸿公司。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法院维持二审判决。孙广道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确认刘伟军与长鸿公司就买卖长沙市芙蓉区××乡××公寓××栋××层××号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二、诉讼费由刘伟军、长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0年12月13日，孙广道（买受人）与长鸿公司（出卖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主要有：一、孙广道购买长鸿公司开发的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张公岭环卫公寓北栋12层04号房，建筑面积131.51㎡；二、该商品房金额是523410元；三、孙广道采用银行按揭方式付款；四、长鸿公司应当在2011年6月30日前将该商品房交付给孙广道；五、长鸿公司保证销售的商品房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因长鸿公司原因，造成该商品房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的，由长鸿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六、长鸿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工作日365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长鸿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七、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长沙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同日，孙广道将购房首付款款210122元（其中定金5万元）分两次交付给长鸿公司，该公司出具了收据，但未开具发票。后长鸿公司将该房交付给孙广道，孙广道将该房屋用于出租，并按期缴纳物业管理费。另查明：2008年11月25日，长鸿公司与刘伟军签订了《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764881204），约定刘伟军以471726元的价款购买长鸿公司开发的环卫公寓北栋1204房，付款方式是首付141726元，银行按揭贷款330000元。2008年12月15日，双方办理了预告登记。但合同签订后，刘伟军没有向长鸿公司实际支付购房首付款以及向银行支付后期的每期按揭还款，此款均由长鸿公司以刘伟军的名义支付，相关票据的原件均存放于长鸿公司。刘伟军未从长鸿公司受领并使用环卫公寓1204房，长鸿公司也没有向刘伟军交付环卫公寓1204房。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建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必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能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案中，刘伟军虽然与长鸿公司签订了《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刘伟军购买长鸿公司开发的环卫公寓北栋1204号房，但刘伟军既未实际支付购房款，也未实际受领房屋，刘伟军辩称未支付购房款系因为长鸿公司用房屋抵偿其欠刘伟军的债务，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刘伟军的辩称该院不予采信。相关票据的原件均存放于长鸿公司，且刘伟军购房后一直未受领该房屋也与常理不符，故该院采信孙广道的陈述，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的目的是刘伟军帮助长鸿公司从银行取得按揭贷款以融资，因此，刘伟军与长鸿公司就虚假买卖环卫公寓北栋1204号房而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刘伟军与湖南长沙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买卖长沙市芙蓉区××乡××公寓××栋××号房屋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764881204）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湖南长沙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伟军各负担40元。上诉人刘伟军上诉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长鸿公司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764881204）有效；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五页中第二至第五行所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完全错误。上诉人与长鸿公司签订《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有缘由的，且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等原件均在上诉人手中，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相关票据原件均存放于长鸿公司；长鸿公司“一房二卖”和未依约向上诉人通知交房恰是当时上诉人无法受领房屋的根本原因，并非一审法院认为的系“上诉人购房后一直未受领该房屋与常理不符”。一审时，一审法院并未依法查明上诉人与长鸿公司签订合同时存在的基础法律事实，对上诉人当庭出示的诸多证据原件毫不理会，相反，对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却偏听偏信—“故本院采信孙广道的陈述”。2、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没有证据支撑，上诉人的主张则有备案登记资料和其他直接证据支持。2010年12月13日，被上诉人与长鸿公司签订的合同本身不是规范的备案文本，无合同编号，无购房契税发票，收据也不正规。2008年，在被上诉人与长鸿公司签约之前，长鸿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就债务清偿事宜即已完成转房屋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手续，并进行了预售登记。2010年，被上诉人只需到登记机关进行查询，不难发现房屋已预售登记在他人名下，因此被上诉人是明知或应当知道涉案房屋已售出的事实，但其仍与长鸿公司签订第二份房屋买卖合同，所以不存在在先权利人损害在后权利人利益的问题。退一万步来说，即便上诉人当初未按时还贷构成违约，致长鸿公司欲将房屋出售他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长鸿公司也应在行使解除合同的请求权之后再实施，而不是通过“一房二卖”，由案外人（被上诉人）打着所谓“利害关系人”的名义针对他人在先的非束己合同提起确认合同的效力之诉。在上诉人和长鸿公司均未提出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本无权就非束己合同的效力提起确认之诉，更不得妨碍上诉人依法对物权的行使。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有证据的正当抗辩理由非但不采纳，相反，对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支持的单方陈述却加于采信。3、上诉人与长鸿公司、贷款银行分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借款合同仍在履行，且借款合同的效力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早在2008年11月25日-12月25日，长鸿公司与上诉人即完成债务清偿后房屋买卖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长鸿公司逾期未将房屋交付上诉人的行为本身已构成合同违约；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6）湘0102民初55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七）、执行和解协议（证据八）是两份证明力很强的直接证据。证据七中的内容是针对借款合同而进行的请求权之诉，但该合同效力已为法院的生效裁判所确认；证据八则说明该两份合同目前仍在履行中。一审法院无视上述直接证据，却采信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仅错误，也与自身生效裁判相矛盾。二、一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08年11月25日，长鸿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购房合同是基于债务清偿这一基础事实而形成的，通过双方的合意，债务清偿完后，原先的民事法律行为已经转变成为房屋买卖的合同法律关系，且该行为在长鸿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第二份“房屋买卖合同”的两年前业已完成。正因为如此，上诉人才得持有登记备案的合同与购房契税发票等原件。一审法院本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条的规定，判决确认上诉人与长鸿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此外，一审裁判文书无证据的认证与说理过程。综上所诉，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且裁判文书不严谨、不规范，缺乏应有的法律逻辑与说理过程。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孙广道辩称，一、刘伟军上诉状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未曾偏听偏信。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依法调取存放于长鸿公司的相关票据，本案争议房屋所谓的首付款、按揭款（长鸿公司以刘伟军的名义交付的）的原始凭证均存放于长鸿公司。且刘伟军的代理律师在一审中对于刘伟军未交付一分钱房款予以承认。一审法院是上述基础之上，认定本案事实。2、刘伟军对于未曾支付房款一事的答辩理由为长鸿公司用本案房屋抵偿其欠刘伟军的债务，但却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也未实际领受本案争议房屋，足以认定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的目的是刘伟军帮助长鸿公司从银行套取贷款予以融资。3、刘伟军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的违法行为，不影响银行的还款主张。二、本案并非一房两卖，本案争议房屋的购买人自始至终只有被上诉人孙广道一人。被上诉人是本案争议房屋的唯一购房人，与长鸿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了210122元房款。长鸿公司也早已实际交付该房屋给孙广道，孙广道一直用于对外出租，并按时交付了物业管理费。孙广道多次向长鸿公司要求将该房屋过户登记到孙广道名下，但长鸿公司以各种理由不予办理，均非孙广道的原因没有办理。长鸿公司也曾向孙广道出具证明，证明孙广道是诉争房屋的唯一购房人。三、长鸿公司与刘伟军相互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属于无效。长鸿公司与刘伟军于2008年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从银行融资，以按揭方式从银行套取借款。自始至终刘伟军未支付一分钱房款，也未实际受领该房屋，直到被银行起诉之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才逼不得已与银行达成执行和解，才支付剩余按揭款。如果真如刘伟军所述是用于抵偿其债务，为何还要长鸿公司交付按揭款，而不是直接抵偿，且要等到强制执行时，才被逼支付剩余房款。本案争议房屋未交付给刘伟军，而是交付给孙广道，也足以证实刘伟军所述非实。四、孙广道交付的房款支付到了长鸿公司财务人员孔佳的账户，且长鸿公司出具了证明，收到了孙广道的房款。综上所述，长鸿公司与刘伟军实际是相互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二者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无效行为。原审被告长鸿公司二审过程中未予陈述。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刘伟军持有支付首付款141726元的不动产统一销售发票，且于2008年12月12日支付了契税和抵押手续费，并提供了相关发票和完税凭证。刘伟军因购买涉案房屋向长沙银行德宇支行按揭贷款，偿还部分按揭款后，因刘伟军未及时偿还剩余按揭贷款，该银行起诉至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购房借款合同，并要求偿还所欠全部贷款及利息。该院认为长沙银行德宇支行与刘伟军订立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伟军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长沙银行德宇支行有权宣布全部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刘伟军解除合同、立即归还贷款本息。故判决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并判决刘伟军归还贷款本息，长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执行过程中，刘伟军与长沙银行德宇支行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2017年7月28日，刘伟军向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报警，称其购买的房屋过了交房期，找不到开发商办理交房，听说被别人租用，民警告知其通过法院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不能采取过激行为。2010年12月13日，孙广道与长鸿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正式编号，也未备案和预告登记，孙广道向孔佳账户支付了首付款，没有开具发票，之后的按揭款也没有支付。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刘伟军与原审被告长鸿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764881204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第一，刘伟军与长鸿公司于2008年11月25日签订《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于2008年12月15日及时办理了预告登记，该合同已具有公示公信力，对合同双方主体也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刘伟军提供了支付首付款141726元的不动产统一销售发票，且其未及时偿还按揭款被长沙银行德宇支行起诉，通过判决后进入执行程序，刘伟军仍在偿还按揭款；第三，刘伟军于2008年12月12日支付了涉案房屋的契税和抵押手续费，并提供了相关发票和完税凭证；第四，《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与《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相互关联，借款合同是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提供付款帮助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已被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认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来看，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早于孙广道与长鸿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两年。结合上述相关因素，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进行了预告登记，有付款发票、完税凭证等证据佐证，且借款合同已被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确认相关效力，以及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早于孙广道两年，故孙广道提出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相互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相关陈述，因反驳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为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的目的是刘伟军帮助长鸿公司从银行取得按揭贷款以融资，系虚假买卖，从而确认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但从长沙银行德宇支行与刘伟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处和执行过程中，可以得出刘伟军现仍在履行还款义务系客观事实，不能得出刘伟军帮助长鸿公司套取银行贷款融资的结论，故一审判决的该认定与本案现有证据不符，且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孙广道与长鸿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晚于刘伟军两年，孙广道未尽谨慎审查义务，未查询预告登记情况，且交易过程中存在相应瑕疵。孙广道未更正自身在涉案房屋买卖过程中的瑕疵，而是要求确认在其先成立的并经过了预告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与法律逻辑及常理不符。综上，上诉人刘伟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37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广道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共计160元，由孙广道负担。再审申请人孙广道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房屋预告登记证明，拟证明房屋的预告登记证明原件一直存放于长鸿公司保管。被申请人刘伟军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件存放在长鸿公司，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长鸿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房屋的预告登记证明确实一直存放在长鸿公司。被申请人刘伟军提交以下证据：刘伟军的长沙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对账单，拟证明其与长沙银行在芙蓉区人民法院达成执行和解之后,刘伟军一直在偿还该套房屋的贷款。孙广道对被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刘伟军在被起诉执行后的还款行为不能改变最初刘伟军与长鸿公司的虚假买卖关系，起诉前的按揭款和首付款均是由长鸿公司实际支付，刘伟军选择偿还按揭款是其利益权衡的选择，其按揭款的损失应当向长鸿公司主张。本院对申请人孙广道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证据内容真实，并且其证明目的与长鸿公司的陈述一致，能够证明申请人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刘伟军提交的证据能证实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刘伟军名下的长沙银行卡支付了涉案房屋按揭款这一事实。本案再审审理查明：涉案房屋的预告登记证明的原件存放在长鸿公司处。刘伟军名下的长沙银行卡支付了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对涉案房屋的按揭款。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本案诉争焦点为长鸿公司与刘伟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一、长鸿公司与刘伟军于2008年11月25日签订了《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刘伟军购买长鸿公司开发的环卫公寓北栋12层1204号房屋,根据长鸿公司在再审庭审中的陈述，2008年到2009年年底因公司经营困难，当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找了24个熟人朋友与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做了假按揭，为公司融资了700万元，其中包括了本案的涉案房屋。结合刘伟军的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及2017年前的按揭款由长鸿公司支付，长鸿公司并未实际向刘伟军交付房屋的事实看,双方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购买涉案房屋，而是刘伟军帮助长鸿公司从银行取得按揭款达到融资的目的，故可以认定长鸿公司与刘伟军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系虚假买卖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套取银行按揭贷款，该行为损害了实际买受人孙广道的合法权益，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二、关于刘伟军称其已取得涉案房屋的预告登记证明并支付部分银行按揭款，其与长鸿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有效。经审查，涉案房屋的预告登记证明虽登记在刘伟军名下，但原件一直保存在长鸿公司，也进一步证实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为了从银行取得按揭贷款以融资。因刘伟军未及时偿还剩余按揭贷款，长沙银行德宇支行诉至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后，该院判决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并判决刘伟军归还贷款本息，长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执行过程中，刘伟军与长沙银行德宇支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刘伟军确保按照原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刘伟军提交了其按照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的证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其在履行与长沙银行德宇支行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与本案所涉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即其向银行还款的行为不能改变其与长鸿公司签订《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实为融资的客观事实及真实目的。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该长鸿公司与刘伟军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对此予以改判。综上所述，孙广道提出的再审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湘01民终655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民初3798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共计160元，由长鸿公司与刘伟军共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芳海审判员  杨 雅审判员  肖志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郭程鹏书记员李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