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26行赔终1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龙汉海，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住剑河县。委托代理人汤翠萍，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所在地为剑河县革东镇姊妹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22629MB16554122。法定代表人杨荣武，局长。上诉人龙汉海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镇远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5行赔初1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根据原被告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龙汉海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在剑河县大桥外边河道上修建钓鱼棚。省、州两级河长制办公室要求剑河县人民政府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要求在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对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违法建设项目进行清理整治，要求将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不按审查同意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涉河项目认定为违法建设项目，列入整治清单，限期予以拆除、取缔或整改。剑河县水务局于2019年9月25日对龙汉海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2019年9月25日剑河县水务局将龙汉海的违法案件移送至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9月27日被告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决定对龙汉海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019年10月13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剑综执通字（2019）Ｃ-16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龙汉海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自行拆除钓鱼棚，逾期不拆除的，将由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强制执行。龙汉海收到该《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未将违法修建的钓鱼棚拆除。2019年10月20日被告向龙汉海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龙汉海户所修建的违法建（构）筑物依法强制执行。2019年10月24日至11月2日，被告强制将原告和部分其他经营者的钓鱼棚进行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法，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向镇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35万元和自强拆之日起至补偿之日的额营损失（按照平均每个钓鱼棚营业收入150元计算）。另查明，2019年3月29日中共剑河县委办公室、剑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剑党办发〔2019〕41号）《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剑河县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共剑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9年6月20日印发（剑编办发〔2019〕21号）《关于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机构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事项的通知》，原剑河县水务局的行政职能整合至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八条第三款和剑党办发（2019）41号、剑编办发（2019）21号文件规定，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本区域内河道等水利和防洪工作及水资源保护有管理和监督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未办理任何许可或审批手续擅自在清水江流域剑河县大桥外边河道管理范围内搭建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以及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贵州省总河长令第1号》、《省河长关于明确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问题认定及清理整治标准的通知》、《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贵州省河湖“清四乱”的通知》均要求全面治理河湖“清四乱”，清理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违章设施及妨碍行洪功能运行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被诉拆除行为拆除的钓鱼棚属于河湖“四乱”专项整治行动之列，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依照上述法律法规及工作要求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前没有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没有等到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就进行强制拆除，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该法条明确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对上述违法行为应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如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这里的“逾期”应是“限期”的期限，而非原告认为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因此本案中，原告未办理任何许可或审批手续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搭建妨碍行洪的建筑物，被告作出责令原告限期拆除通知书，原告逾期不拆除后，被告强制拆除该钓鱼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也符合恢复被损害河流生态资源，消除影响河道行洪、防洪安全的迫切需要。故，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拆除该违法建筑物的行为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应不予赔偿。对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补偿自强拆之日起至补偿之日止的营业收入，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营业损失，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龙汉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龙汉海负担。龙汉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钓鱼棚的建设未获有权机关批准，未取得相关规划手续，这一违法事实并不能因建设的钓鱼棚系政府倡导就免除其违法性，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钓鱼棚是政府扶持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钓鱼棚建设于2016年，是经村委会出具证明文件，经剑河县市场管理监督局核发营业执照合法经营的钓鱼棚（核准名称为“剑河县柳寨钓鱼休闲驿馆”），且获得政府扶持资金补助的微型企业。上诉人的证据足以证明，政府对于上诉人建设及经营钓鱼棚是倡导、允许及扶持的，属于政府的行政指导行为。虽然没有按照《水法》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但这并不是上诉人过错。因为政府的倡导、允许及扶持等行政指导行为，上诉人及其他钓鱼棚经营者均没有办理审批手续，这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不是上诉人等人能够克服和解决的，相反这种管理现状很大程度是行政机关造成的。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未能举证证明政府倡导、扶持的行政指导行为，一审法院应依职权对该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对于因政府原因形成的未办审批手续而存在的钓鱼棚，应予以确认其合法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钓鱼棚的建设未获有权机关批准，未取得相关规划手续，这一违法事实并不能因建设的钓鱼棚系政府倡导就免除其违法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的钓鱼棚属于违法构筑物,其强制拆除上诉人钓鱼棚的行为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判决认定依据不足。被上诉人辩称县政府、镇政府均没有号召上诉人搭建钓鱼棚，反而是针对上诉人违法搭建构筑物的行为，多次开展了整治工作，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本案强制拆除行为前有对上诉人的钓鱼棚进行过整治工作。此外，被上诉人辩称剑河县政府在2018年依法取缔网箱养殖时，对上诉人的网箱、守鱼棚及相关构筑物进行了补偿，但对于上诉人此后又搭建的钓鱼棚行为是坚决不允许的。实际上，上诉人的钓鱼棚并非2018年拆除网箱后搭建的，而是在2016年就己经与网箱、守鱼棚等同时存在。而且如上所述，上诉人的证据足以证明是政府的行政指导行为倡导鼓励上诉人建设经营钓鱼棚的。网箱和守鱼棚等构筑物也没有相关审批手续，但剑河县政府给予了补偿。而钓鱼棚之所以不补偿，剑河县政府的县长亲口说过是因为没有资金（一审时己经提供视频证据），可见并非上诉人钓鱼棚系违法构筑物之原因而不予补偿。对基于历史原因（上诉人为了支持三板溪电站建设蓄水而成为库区移民，并在政府引导下自行投资网箱养殖和建设经营钓鱼棚，解决生存问题，也为剑河县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形成的没有办理审批手续的钓鱼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的钓鱼棚属于违法构筑物。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判例明确，对于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建筑物，行政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违法建筑。因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钓鱼棚未经审批为由，简单粗暴认定为违法构筑物进行强制拆除，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被上诉人以“清四乱”的名义认定上诉人的钓鱼棚属于违法建筑并进行强制拆除，但剑河县政府的实际目的是将上诉人及其他经营者的钓鱼棚拆除后，将该片水域进行出租获得盈利性收入。政府的行为并非为了公共利益，其强制拆除上诉人的钓鱼棚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被上诉人以“清四乱”名义，以为了河道行洪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由，强行将上诉人的钓鱼棚认定为违法构筑物进行强制拆除。然而，上诉人（及其他网箱养殖户和钓鱼棚经营者）的网箱、守鱼棚和钓鱼棚在河道存在多年，剑河县政府均没有以妨碍行洪安全和公共利益为由进行过整治，也没有任何部门认定为违法构筑物，甚至在2018年还对网箱和守鱼棚进行补偿，因此被上诉人所谓为了行洪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理由完全不成立。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三板溪水电站（剑河水域）库区大面积生态水产养殖经营权租赁项目招标公告》，可以证明剑河县政府之所以强行拆除上诉人的钓鱼棚，是为了出租库区水域的养殖经营权获得盈利性收入。上诉人在水域进行网箱养殖和经营钓鱼棚会妨碍行洪安全，难道政府招租的经营者在该水域进行养殖经营就不会妨碍行洪安全吗？很明显，剑河县政府强制拆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清四乱进行河道整治，而是为了规避法定征收程序，为了少支付甚至不支付补偿款。此外，被上诉人辩称强拆上诉人钓鱼棚是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对河湖“四乱”进行清理，但根据上诉人调查取证，在黔东南州的其他县(例如锦屏县、天柱县等）政府并未拆除当地的钓鱼棚，其中州移民局局长亲口承认远口有些钓鱼棚是扶贫建设的钓鱼棚。可见上级部门的清四乱整治行动并未要求强拆没有合法审批手续的钓鱼棚。剑河县政府是为了出租水域盈利而以清四乱名义强拆上诉人等的钓鱼棚。上诉人认为，政府当初为了解决上诉人等的生存发展问题时，大力倡导上诉人等投资网箱养殖和经营钓鱼棚，且未进行规范管理，导致上诉人等建设钓鱼棚手续不完善，而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又以违章建筑为由进行各种强拆，将因历史原因导致的非上诉人过错形成的无合法手续建筑的不利后果全部转嫁给上诉人承担，这对上诉人是极度不公平的，法院如果认定被上诉人强拆行为合法，实际上就是变相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违法行政。四、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钓鱼棚的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依据《水法》第65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合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水法》是规范水务部门或被上诉人履行行政职能的法律，该法第65条规定被上诉人依据职权作出执法行政行为的程序，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强行拆除等。但是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在其依据《水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执法时，仍应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执行程序进行。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被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之前，应先听取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在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向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的行政决定书，上诉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复议或诉讼期间，被上诉人不能强制拆除。只有在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后，被上诉人才能进行催告并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后进行强制拆除。因此，被上诉人直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强制拆除上诉人钓鱼棚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这里的“逾期”应是“限期”的期限，而非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属于理解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及其他经营者的钓鱼棚均是在政府行政指导行为的倡导、允许和扶持奖励下建设的，未办理审批手续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管理不规范，这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上诉人等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钓鱼棚属于违法构筑物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认定为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剑河县政府为了出租水域获得利益,未按照法定程序对上诉人的钓鱼棚进行征收补偿，却由被上诉人以清四乱名义强制拆除上诉人的钓鱼棚，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判决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合法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诉请：一、撤销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625行赔初1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二、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本案事实为：1、被答辩人在剑河县大桥外河道上处搭建的一个钓鱼棚，没有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属于违法构筑物，且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依法应予拆除。2、剑河县政府、镇政府均没有号召被答辩人搭建钓鱼棚，反而是针对被答辩人违法搭建构筑物的行为，多次开展了整治工作。对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是政府号召其搭建钓鱼棚的说法，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是在颠倒是非，企图将其违法行为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转嫁给政府，以实现其套取国家补偿款之目的。3、2018年，根据中央及省里的部署，剑河县政府取缔了网箱养殖，并依法对被答辩人的网箱、鱼苗、守鱼棚及相关构筑物进行了补偿。对于被答辩人此后又搭建钓鱼棚的行为，县政府、镇政府是坚决不准许的。4、2018年9月4日，黔东南州河长办公室向剑河县政府转发《贵州省总河长令（第1号）》，要求县政府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县政府接到通知后，立即成立专班，并由龙国金副县长任负责人，对剑河县内水域开展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2018年12月5日，黔东南州河长办公室转发《省河长办关于明确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问题认定及清理整治标准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防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违法建设项目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限期进行清理整治。2018年12月11日，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贵州省总河长令（第2号)》即《贵州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清理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将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不按审查同意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涉河项目，应认定为违法建设项目，列入整治清单，分类予以拆除、取缔或整改;其中位于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的违法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清理整治。2019年2月12日，黔东南州河长制办公室发布《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情况通报（第一期)》，明确指出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属于“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的范围，并被列入《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问题整治未完成清单》，同时要求县政府在2019年5月底前完成整治。2019年4月9日，黔东南州河长制办公室发布《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情况通报（第二期)》将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又列入《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问题整治未完成清单》，同时要求县政府在2019年5月底前完成整治。2019年6月10日，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河湖“清四乱”清理整治情况通报》将被答辩人搭建钓鱼棚的水域列入《贵州省河湖“清四乱”省级台账内未完成问题清单》，进一步要求将被答辩人搭建钓鱼棚拆除。2019年9月5日，黔东南州河长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对水利部、省河长办、省级“清四乱”未整改完成问题进行督办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县（市）高度重视，对存在的问题要逐个制定可操作性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等，并于每月8日、18日、28日上报整改工作进度直至整改完成。同时，将被答辩人搭建钓鱼棚的水域列入《黔东南州“清四乱”发现问题整治旬进度表》。2019年9月6日，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贵州省河湖“清四乱”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加大督促整改力度，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确保台账内“四乱”问题在2019年11月底前整改到位。同时，将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列入《上报水利部台账内未完成问题清单》。5、剑河县水务局在收到剑河县人民政府制作的《剑河县三板溪库区水域内构筑物及户主信息登记汇总表》后，因机构改革原因，遂并于2019年9月25日将被答辩人违法搭建钓鱼棚的案件移交给答辩人立案查处。6、答辩人在收到剑河县水务局的移交函及相关证据后，立即开展立案调查工作，因被答辩人拒绝配合调查，答辩人只有向南寨镇镇长欧明泰同志进行了询问，同时查明了被答辩人在剑河县新湾处搭建的一个钓鱼棚，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是违法构筑物，且违反了省政府、州政府、县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属于贵州省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的对象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作出（2020)2625行初45号行政判决，属事实认定清楚。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㈠答辩人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应运而生，根据剑党办发〔2019〕41号、剑编办发〔2019〕21号文件的规定，将查处水政方面违法案件的执法职能划归答辩人所有，故答辩人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超越法定职权。㈡答辩人是在收到剑河县水务局的移交函及相关证据后，依法开展立案审批和调查工作，相关工作的程序均合法。㈢答辩人在送达相关执法文件时，均是当面送达给被答辩人，且有被答辩人的签字，相关执法文书也已告知被答辩人享有的权利，答辩人的送达程序合法。㈣答辩人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已向被答辩人当面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剑综执通字〔2019〕C-16号），限期被答辩人在收到通知书后的3日内自行拆除违法搭建的钓鱼棚，但被答辩人没有自行拆除。鉴于此情况，答辩人又于2019年10月20日向被答辩人送达了《强制执行决定书》，被答辩人仍不履行拆除义务，答辩人为了河道行洪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遂依据我国《水法》、《防洪法》的相关规定，对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进行拆除。㈤被答辩人没有经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属违法构筑物，答辩人根据我国《水法》第37条关于“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和《防洪法》第22条关于“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规定，对被答辩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符合法律的规定。㈥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且严重危害了行洪安全，答辩人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我国《水法》第65条关于“在河道菅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和《防洪法》第55条第1款第1项关于“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㈠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的规定，对被答辩人违法搭建的钓鱼棚进行拆除，属适用法律正确。㈦在拆除被答辩人违法搭建的钓鱼棚前，贵州省、黔东南州两级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及要求如下：1、2018年9月4日，黔东南州河长办公室向剑河县政府转发《贵州省总河长令（第1号)》，要求县政府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巡河及“清四乱”等相关工作。2、2018年12月5日，黔东南州河长办公室转发《省河长办关于明确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问题认定及清理整治标准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防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违法建设项目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限期进行清理整治。3、2018年12月11日，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贵州省总河长令（第2号)》即《贵州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清理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将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不按审查同意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涉河项目，应认定为违法建设项目，列入整治清单，分类予以拆除、取缔或整改；其中位于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的违法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清理整治。4、2019年2月12日，黔东南州河长制办公室发布《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情况通报（第一期)》，明确指出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属于“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的范围，并被列入《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问题整治未完成清单》，同时要求县政府在2019年5月底前完成整治。5、2019年4月9日，黔东南州河长制办公室发布《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情况通报（第二期)》将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列入《黔东南州河湖“清四乱”问题整治未完成清单》，同时要求县政府在2019年5月底前完成整治。6、2019年6月10日，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河湖“清四乱”清理整治情况通报》将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列入《贵州省河湖“清四乱”省级台账内未完成问题清单》，进一步要求将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拆除。7、2019年9月5日，黔东南州河长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对水利部、省河长办、省级“清四乱”未整改完成问题进行督办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县（市）高度重视，对存在的问题要逐个制定可操作性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等。同时，将被答辩人搭建的钓鱼棚列入《黔东南州“清四乱”发现问题整治旬进度表》。8、2019年9月6日，贵州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贵州省河湖“清四乱”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加大督促整改力度，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确保台账内“四乱”问题在2019年11月底前整改到位。同时，将被答辩人搭建钓鱼棚的水域，列入《上报水利部台账内未完成问题清单》。据前述可知，答辩人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一审判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依法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是正确的适用法律。故，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当前国家政策的要求，依法应予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上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当事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龙汉海二审期间提交的三板溪水电站（剑河水域）库区大水面生态水产养殖经营权租赁项目招标公告，但没有提供上述证据一审庭审前无法举证的合理理由，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作为定案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本院认为，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行为违法。本案中，上诉人原告龙汉海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在剑河县大桥外边河道上修建钓鱼棚的行为，没有经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属于违法构筑物，且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依法应予拆除。剑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剑河县辖区内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享有对辖区内违反水务行政管理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是本案适格的行政执法主体。该局针对上诉人的违法构建物，依据省州关于河湖“清四乱”相关文件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的事项和程序予以拆除，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上诉人龙汉海故意混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与其他部门批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的概念，将剑河县市场管理监督局核发剑河县柳寨钓鱼休闲驿馆营业执照与未经许可私自搭建钓鱼棚捆绑在一起，以此证明其修建钓鱼棚系合法经营行为且为政府鼓励，本身就是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曲解，其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2018年剑河县政府取缔了网箱养殖，并依法对上诉人的网箱、鱼苗、守鱼棚及相关构筑物进行了补偿是不争的事实，龙汉海称其钓鱼棚修建于2016年没有证据支持。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审判程序合法，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龙世红审判员  郭荣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杨程书记员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