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57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立军，男，1979年9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同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曾，黑龙江勤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依兰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住所地黑龙江省依兰县德才中学门市楼**。经营者：陈秀娥，女，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晋，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西公主大街岭西八路东法定代表人：郭晓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杰，黑龙江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秀娥，女，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依兰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经营者，住黑龙江省依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晋，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国军，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依兰国家储备库退休职工，住黑龙江省依兰县。上诉人张立军、依兰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以下简称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壮亿种业公司）、陈秀娥因与被上诉人朱国军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2018）黑0123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立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曾，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的经营者陈秀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晋，壮亿种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杰，被上诉人朱国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立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原告购买被告1销售凤杂103高粱种子应当注意到产品包装袋上标明的5月中旬播种，故应由原告承担50%的责任”错误。一审认定了张立军在购买种植凤杂103高粱种子时，得到了壮亿公司和陈秀娥的指导、诱导（称三积温带上限6月播种凤杂103应该能够成熟），张立军才购买种植的凤杂103高粱种子。如果张立军不是深信指导和承诺（诱导与欺骗），明知所购买的凤杂103高粱种子不能成熟，张立军不能购买种植。一审以此为由判决张立军承担损失的50%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二、一审没有采信张立军一审中举示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作为认定“凤杂103高梁种子在黑龙江省××、××、三积温带种植时间是五月初”的事实错误。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广源种子大厅绝对不能在6月份销售凤杂103高粱种子，进而证明了广源种子大厅在6月10日还在销售给国家禁止销售的凤杂103高粱种子，对造成张立军绝产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免除朱国军的赔偿责任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张立军一审中的全部诉求。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朱国军辩称，一审认定张立军承担50%责任是错误的，张立军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和陈秀娥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种植时间是5月初的问题，种植时间5月初，对应的是积温2200百度的情况。如果种植延后，在6月初就应当适宜种植在第三积温上限区域，甚至更高。所以厂家指导没有问题。本案与积温不够没有关联。壮亿种业公司辩称，同意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答辩意见。另外，关于张立军所购买的种子，壮亿种业公司在高粱种子的包装袋上对注意的事项已经标注清楚，壮亿种业公司对张立军的损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张立军没有租赁土地或其他合法种植土地的证据，一审无权认定鉴定地块即为张立军种植地块。张立军作为原告起诉，一审必须要求张立军证明其种植土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本案中，张立军只有两个干活的工人证言，不能证明张立军合法占有使用该地块，更不能证明这块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产权归属于张立军。一审陈秀娥提交的与张立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张立军自称：“…这个地不是我自己种的，我是跟我战友，我战友现在是建三江管局阳光保险老总…他叫袁玉龙，可以打听一下，他办理这个事…”，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张立军不占有使用案涉种植土地。二、本案张立军没有申请鉴定地块内的高粱品种为凤杂103品种，张立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农作物种植损害，首先应该确定被鉴定对象农作物品种。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和壮亿种业公司均不认可鉴定地块的品种为凤杂103。此种情形下，张立军在申请鉴定时首先应该要求鉴定种子的品种是否为凤杂103。张立军应该申请对地块内高粱种子和凤杂103进行品种同一性鉴定。如果张立军不申请该项鉴定，无法确认地块内的种子为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出售的凤杂103种子，而且应由张立军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此外，该鉴定和一审法院自始即出现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情形。在鉴定意见书“委托鉴定事项”中，直接描述为“对张立军种植的凤杂103高粱品种减产量进行鉴定”。无论是鉴定人还是一审法院，都无权在没有查清涉案地块内的高梁是否为凤杂103的情况下，径直认定地块内就是凤杂103品种。广源种子大厅在一审组织鉴定期间后半程自行离开，就是因为广源种子大厅当时发现鉴定地块内的高粱不是凤杂103品种，无论最后鉴定意见为何，均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无关。三、本案张立军没有申请鉴定该地块内的高梁种植的减产原因，属于张立军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即便确有损失，也不能证明地块内的减产原因为广源种子大厅、陈秀娥“告知”造成。根据农业部出台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十二条：“专家鉴定组对鉴定地块中种植作物的生长情况进行鉴定时，应当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作物生长期间的气候环境状况；（二）当事人对种子处理及田间管理情况；（三）该批种子室内鉴定结果；（四）同批次种子在其他地块生长情况；（五）同品种其他批次种子生长情况；（六）同类作物其他品种种子生长情况；（七）鉴定地块地力水平；（八）影响作物生长的其他因素。”的规定，鉴定人鉴定时，必须充分考虑造成减产的多种可能因素后，才能确定减产原因。如果只测量产量，不考虑减产因素，不能确定减产原因，就不能确定减产的责任承担者。张立军与陈秀娥聊天记录中记载：“但是赶上这么大旱，从来都没有下一场透雨，顶多就是下一层皮。”张立军自认2018年夏季大早，导致其第一次种植损失，所以干旱造成损失是由张立军自认的事实。而且，就一审法院调取的由富锦市气象局出具的2018年6月1日至31日气象表，已经可以证明2018年整个6月份富锦地区干旱程度严重，不下雨是高粱晚出苗的主要原因，直接导致高梁幼苗晚出土，无法获取足够的有效积温，后果是高梁无法成熟进而出现减产的情况（该份证据已经被一审法院所认可）。张立军拒绝鉴定减产原因的真实目的是掩盖自然灾害导致其高粱减产的客观事实。所以，高粱减产的责任不能归属于广源种子大厅、陈秀娥。四、鉴定意见出具的减产数量计算的方法和根据完全错误，依法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合法有效证据。《鉴定意见》中鉴定人的鉴定方法错误，1-5地块不连片，必须每块地单独测量。不连片的土地，土地位置和地力条件都会有区别。从鉴定方法上看不连片地，必须各自鉴定，不可能作为一块地进行一次测量。从其后续描述，每个地块取5点，也就是说1-5块地，鉴定人员每块地就取了1个点，由于取点太少，不具有土地产量的代表性，不能完整体现地块的产量。该鉴定志见没有任何统计学方法的根据，完全不符合鉴定意见的科学判断标准。而且，60余垧地，鉴定人只测了3块地，每块地只取了5个点，每个点只取20株，总共只取了300株高粱。无论是地块书数，还是取点数，取株树，都某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其最后的统计数值也不具有客观性，不能成为定案的事实根据。此外，鉴定人在鉴定地块单产的统计表中出现了计算错误的情况，例如第1个地块的亩穗数平均值应该为8831.2个，平均单穗鲜粒重为4.86g，产量42.91KG。但是其在统计表中给出的产量为21.05KG。鉴定人在统计表中出现的错误可以证明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在鉴定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同时证明该鉴定意见不应作为定案根据。鉴定意见中测定减产的裉据完全错误。鉴定意见中以黑龙江高粱一般性产量作为正常产量的根据，作为减产数量（绝产）的根据完全错误。鉴定只是对亩产的客观产量进行测定、统计和计算，鉴定人不能对黑龙江省高粱一般性产量进行鉴定，无权以所谓“一般性性产量”。对减产数量进行计算，更不能以“鉴定人认定的一般性产量作为对照产量”。鉴定人在鉴定意见中如此认定，说明鉴定人根本不具备农业损害鉴定中的基本业务素质，鉴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人什么，不能做什么。补充鉴定意见，鉴定人又错误的拿出所谓的“高粱回收协议”中的描述作为鉴定意见的根据，试图证明“富锦种植高梁有不低于1200斤／亩的目标产量；提供的产量证明中相邻县份的产量亩产为1200斤／亩，以上资料可证明附近种植高粱有达到1200斤／亩的潜力。”首先这些材料均未经过质证，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其次，这些材料也不其有黑龙江省一般性产量的替代性证明作用，不能以此证明黑龙江高粱的一般性产量。第三，协议产量不是实际产量，不能以协议产量代替实测产量。最后，鉴定人自己都说有“潜力”，鉴定人用种植“潜力”代替证明种植产量，再次说明鉴定人在鉴定中为了一味迎合张立军的无理诉讼请求，完全抛弃了鉴定本身的科学性、客观性的原则。该鉴定跟本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五、一审法院认定高粱单价的证据严重不足，没有证据证明高粱市场价格为2296.67元/吨。一审法院认定的高粱的市场价格为2296.67元／吨。其根据为在百度网上查询的2016-2018年国产高粱价椿走势表和一张手机页面截图。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错误。首先，对于高粱的市场价格的认定需要有价格鉴定或认证资质的权威机构来认定。应该委托价格鉴定机构、农业主管部门或价格认证部门通过征询市场价格等方法，由专业人员出具权威价格鉴定意见或价格认证意见。其次，百度网只是一个信息提供平台，该信息是由其他信息发布者提供，百度网无法对价格信息的真实性给予确认，更不对信息真实性负责。最后，张立军提供的证据没有显示信息发布者自身情况，无从认定该高粱市场价格和市场价格走势表是否客观、真实。故一审以价格走势表和手机截图证明2016-2018年高粱的市场价格为2296.67元／吨没有客观根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六、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时没有考虑张立军在购买高粱种子时，属于补种的情况，补种本身就说明张立军种植种子严重落后于正常农时，其本身就存在巨大种植风险。这种风险只能由张立军自行承担。本案属于补种，张立军在5月中旬种植了高梁，但种植失败。张立军到广源种子大厅处购买种子的时候，已经是6月7日，其买回去种上种子已经是6月15日。张立军比正常种植高粱的时间足足晚了整整一个月。一般对这个晚种、补种会出现的种植减产或绝产的风险情况都是明知或应知的。可以说张立军无论选择哪一个厂商提供的高粱种子都会因为晚种、补种的情况而出现减产、绝产。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在销售给张立军种子的时候，已经用微信明确告知其“我不太了解你们富锦的地型，要是在我们依兰县我敢说，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你这么大面积自己考虑清楚吧，”张立军说：“富锦都是三积温带上线，再一个我感觉今年积温高没问题”。这些聊天记录已经非常清楚的证明张立军对于第一次种植失败不甘心，自己自愿冒风险继续种植高粱。自甘风险，自行担责。广源种子大厅、陈秀娥无赔偿责任。七、本案张立军在购买种子时，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已经将厂家解答情况如实向张立军转述，张立军购买时完全知情，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没有过错。而且，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给张立军种子，“本来本走”，没有盈利情形，不应承担责任。陈秀娥与壮亿公司销售刘先贺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刘先贺：“对，三积温带上线，没问题，但是太晚了，种的也太晚了，你要是6月初种的应该没问题…他种完都6月中旬了…”。这一证据已经证明销售种子时，壮亿种业公司刘先贺告知陈秀娥第三积温带上限，6月初种植没问题，陈秀娥也已经如实转述给张立军。陈秀娥作为种子销售者已经积极从厂家处了解凤杂103高粱种子晚种、补种的具体情况，然后也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告知了张立军。作为销售者，陈秀娥没有任何虚构、隐瞒、夸大种子补种、晚种的情形，已经完全履行了销售者告知义务，销售者没有过错。此外，陈秀娥在本案中并非盈利性种子销售者。并非销售获利，完全是因为张立军第一次种植失败对其进行帮助，只是希望帮助张立军挽回损失。同时，这也可以证明陈秀娥已经预料到张立军可能会出现种植风险而拒绝从张立军身上获利。陈秀娥因在本案中的非营利性销售行为，不应承担张立军自甘风险而产生的种植损失。八、一审判决适用《种子法》、《侵权责任法》条款依据错误。一审判决适用《种子法》第32条，该条内容与本案无任何关联。而且根据《种子法》第77条规定，违反第32条的责任为行政处罚责任，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应规定。一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15、26条规定，认定本案为一般侵权纠纷，没有认定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即便张立军有种植损失，其损失原因也一定是2018年富锦夏季干旱这一自然因素（种植损失的前提是张立军能够证明土地为其承包、种植品种为凤杂103两个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9条之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张立军辩称，一、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本案被上诉人张立军没有租赁土地或其他合法种植土地的证据，一审法院无权认定鉴定地块，即为上诉人种植地块。”不符合客观事实。张立军于2016年3月21日与富锦市农场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共计90垧。张立军有租赁土地或其他合法种植土地的证据，且一审法院组织鉴定机构现场鉴定时，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也派人参加了鉴定。二、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本案被上诉人有申请鉴定地块内的高粱品种为凤杂103品种，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不符合客观事实。张立军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姜某、刘某出庭证明了2018年6月初张立军购买依兰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的凤杂103高粱种子后，证人姜某、刘某接收后直接运到张立军承包的土地进行了播种，张立军已举示了购买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的凤杂103高粱种子用于承包土地种植的证据，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三、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本案被上诉人没有申请鉴定该地块内的高粱种植的减产原因，属于被上诉人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即便确有损失也不能证明地块内的减产原因为上诉人告知造成。”于事实不符。国家农业部为壮亿种业公司生产的凤杂103高梁种子颁发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载明案涉高梁种子，在黑龙江省第一、二、三积温带高粱种植区春季五月初播种种植。而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的壮亿种业公司生产的凤杂103高梁种子包装袋上注明的是五月中旬，且其销售经理刘先贺在指导张立军使用凤杂103高梁种子时承诺“三积温上线没问题”。四、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鉴定意见出具的减产数量计算的方法和根据完全错误，依法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合法有效证据。”的观点错误。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由一审法院组织双方通过摇号确认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其鉴定机构依法有序组织双方到张立军承包的土地上进行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符合黑龙江省近三年高粱的亩产量，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申请证人于某证实的产量相符。五、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高粱单价的证据严重不足，没有证据证明高粮市场价格为2296.67元／吨。”的观点错误。一审庭审时张立军向法庭举示了2016-2018年高粱市场价格为2296.67元／吨的证据，这是公开的市场价格。还有陈秀娥找的证人于某证明他的高粱所卖高粱价格为1.25元/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规定，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合法。六、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时，没有考虑被上诉人在购买高粱种子时属于补种的情况补种本身就说明张立军种植种子严重落后于正常农时，其本身就存在巨大种植风险，这种风险只能由张立军自行承担”的观点错误。张立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补种凤杂103高梁种子时，如张立军没有能够上来的承诺，绝不能购买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的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凤杂103高梁种子。七、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上诉称“本案被上诉人在购买种子时，上诉人已经将厂家解答情况如实向被上诉人转述，被上诉人购买时完全知情，上诉人没有过错。而且上诉人销售给被上诉人种子，本来本走没有盈利情形，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的观点错误。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存在虚假宣传，国家登记在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是5月初，包装袋上注明的是五月中旬。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与厂家共雨欺骗张立军，把已经超过播种期的种子卖给张立军，以达到自己盈利的目的。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指导有误，种子销售者应当对种植户进行指导（依据种子法42条）。壮亿种业公司辩称，壮亿种业公司对自己所生产的种子质量有保证，但对所自己所生产的种子如何销售，怎么销售，种植户如何种植，什么时间种植没有指导义务，更不存在壮亿种业公司向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指导什么时间耕种的问题。朱国军辩称，同意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意见。壮亿种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1.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系一审法院杜撰而来。一审依据根本不存在的法律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并据此判决壮亿种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实属荒谬。2.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属解该条款本义。结合本案情况看，壮亿种业公司没有与其他当事人对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壮亿种业公司作为种子生产厂家只对种子质量负责，一审已认定种子质量没问题，不应判决壮亿种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出现种子质量问题或者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这两种情况下，种子使用者遭受损失后才有权要求赔偿。除此之外，种子使用者即使有损失也无权要求生产者赔偿。本案中壮亿种业公司的种子既没有质量问题，也不存在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的情况，一审将壮亿种业公司列为被告既缺少法律依据，判决壮亿种业公司承担连带共同赔偿责任更是有悖法律。二、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张立军是否遭受的损失以及损失的数额不清。一审判决赔偿数额的依据是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黑远大(2018)农司鉴字3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及补充鉴定书鉴定程序违法，鉴定内容真实性值得怀疑。壮亿种业公司对鉴定过程一无所知，既没有参与选择鉴定机构的抽签，也没有去过鉴定现场，对鉴定书中所提到的种植面积、种植地点、收成情况、土地情况等重要鉴定数据一无所知。2.张立军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种植时土地的状况、种植时间的把握、气候自然条伴及种植后的田间管理等都应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众所周知，对种子的使用以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为准，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是明确规定的。关于该种子种植区域以及适宜温度等方面注意事项均在生产的包装袋上有标识，包装袋上根本没有体现壮亿种业公司对种植户有指导义务。关于种子质量问题，原判对种子没有质量问题也予以确认。张立军在购买种子时已对该种子的注意事项予以承认且明了的情况下所购买的，壮亿种业公司只对种子的质量负责。张立军辩称，一、张立军在购买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的壮亿种业公司生产种植凤杂103高粱种子时，得到了壮亿种业公司的指导和陈秀娥的诱导才购买种植的凤杂103高粱种子。凤杂103高粱种子包装袋上标明的5月中旬播种，这与国家农业部为壮亿种业公司生产的凤杂103高梁种子颁发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载明案涉凤杂103高梁种子，在黑龙江第一、二、三积温带高粱种植区春季五月初播种种植的时间明显相冲突。壮亿种业公司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在6月7号还在销售案涉凤杂103高梁种子，违反了《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准确。二、一审在庭审后，综合全面证据认定鉴定程序合法，采信了黑龙江省远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黑远大[2018]农司鉴字300号鉴定意见书及补充意见书，认定壮亿种业公司对张立军种植高梁过程中存在指导错误。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朱国军辩称，一、关于可以种植在第三积温上线区域一事，确实是陈秀娥询问壮亿种业公司销售经理刘先贺之后在得到刘先贺明确认可，同意的情况下，陈秀娥转述给张立军。二、根据《种子法》第46条规定，由销售者承担责任的情形当中，不存在本案当中应由销售者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因此，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张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陈秀娥、朱国军赔偿张立军损失1,339,748元，鉴定费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张立军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经营者陈秀娥电话进行了联系，欲购买高粱种子，张立军将自己承包土地（富锦市宏盛镇东风林场）位置条件、补种时间向陈秀娥做了介绍，陈秀娥向张立军推荐了凤杂103高粱种子，并告诉张立军她的种植户在去年6月份播种的凤杂103都成熟了，陈秀娥也向生产者壮亿种业公司咨询了张立军的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种植，壮亿种业公司经理称三积温带上限6月初种植应该能够成熟。张立军在2018年6月7日给陈秀娥账号汇去1200斤凤杂103高粱种子款17,900元，于6月10日在富锦市货站取回高粱种子，当天开始播种，于6月15日播种完毕，共播种80垧地。2018年10月10日，张立军发现所种高粱未成熟，要求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与壮亿种业公司负责，但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与壮亿种业公司未予赔偿。现张立军依法提起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张立军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张立军播种的高粱产量进行鉴定，经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结论为张立军种植的高粱绝产，减产量为1000斤至1200斤一亩。张立军申请追加了陈秀娥、朱国军为本案被告，要求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陈秀娥、朱国军共同承担责任，赔偿张立军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种子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并对种子质量负责。张立军购买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销售的凤杂103高粱种子，应当注意到产品包装袋上标明的“5月中旬播种”，但张立军仍然坚持在6月中旬种植；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于2018年6月中旬向张立军销售了该高粱种子，该种子的质量保质期为12个月，只能于当年进行种植，且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告知张立军2017年6月份该高粱种子在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当地种植后成熟的事实，另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向生产者壮亿种业公司进行了咨询，2018年6月初种植该高粱种子，能够成熟，但结果张立军种植的该高粱种子绝产，张立军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对该结果的产生均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一审法院酌定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共同对张立军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另外50%的责任由张立军自行承担。张立军的损失，根据鉴定结果，种植面积为972.24亩，每亩减产为1000斤到1200斤，一审法院取中间数字1100斤，共计534.732吨，每吨价格为2296.67元，合计1,228,102.94元，购种价格17,900元，鉴定费50,000元，总计1,296,002.94元，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与壮亿种业公司应当共同赔偿张立军的损失648,001.47元。张立军诉请追加陈秀娥、朱国军夫妻二人共同承担张立军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作为个体工商户，其组成形式为陈秀娥个人经营，应对张立军的损失以其个人财产进行承担，张立军诉请朱国军共同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张立军种植高粱绝产是其自身原因及自然原因共同造成的，一审法院已酌定其承担50%的责任。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张立军种植高粱减产是张立军原有种植的高粱品种还是补种的高粱品种不能确定，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没有证据证实张立军种植的高粱品种不是其销售的，且张立军已举示证人证明其种植的是案涉高粱种子凤杂103，对该抗辩观点不予支持。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张立军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张立军这些土地没有经营权依据，没有证据证实张立军对种植的土地有经营权，该地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过，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对上述观点均没有证据证实，对其抗辩观点不予支持。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张立军在购买种子前，已告知张立军种植其出售的凤杂103后的风险，故对张立军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但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又告知张立军其种植户在去年6月份种植该高粱种子后成熟，以及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向壮亿种业公司经理咨询后告知张立军在此期间种植该高粱种子可以成熟，对张立军作出了错误指导，故应当对张立军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对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该抗辩观点不予采信。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抗辩，张立军种植高粱绝产的原因是张立军种植的晚且天气干旱没有及时出苗导致积温没有被利用，但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没有证据证实，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张立军申请司法鉴定不能够鉴定出减产原因，只能鉴定产量，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程序合法，关于减产原因的鉴定，双方均未提出鉴定申请，对该抗辩观点不予采信。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在鉴定期间，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已派人员跟随，发现地中品种较杂，并非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出售的凤杂103品种，因此才离开现场，对方也承认地里种植两个以上品种的高粱，且共种植100公顷高粱，鉴定显示共有64.816垧地的高粱，不能证明这64.816垧地种植的就是凤杂103品种，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没有证据证实张立军种植的高粱品种不是其销售的，也未申请鉴定，故对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对该抗辩观点不予采信。关于广源种子销售大厅辩称，张立军所种的这些土地都做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已经对这些土地进行了赔偿（由保险公司建三江管局阳关农业保险公司老总袁玉龙办理的），赔偿多少钱不知道，张立军第一次在别的公司买的高粱种子已经让别人做了赔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不承担任何责任，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所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抗辩观点不予支持。关于壮亿种业公司辩称，本案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张立军的损失没有证据证实是因种子原因造成的，壮亿种业公司认为，张立军的损失与种子质量无任何关系，请求驳回张立军的诉讼请求，虽然壮亿种业公司生产的种子质量无问题，但壮亿种业公司对张立军种植高粱的过程中存在指导错误，对张立军产生的损失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壮亿种业公司的抗辩观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陈秀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张立军损失648,001.47元；二、驳回张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57.73元，由张立军负担6577.72元，由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陈秀娥共同负担10,280.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立军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意证明张立军与富锦市农场村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为90公顷。广源种子、陈秀娥、朱国军质证意见：第一，该份证据是复印件，作为承包人，张立军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原件，所以对其真实性有异议。第二，该证据应该配合由张立军举证证明，每年支付农场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租赁费585,000元的支付证明，从16年到18年至少应该支付两年的费用证明，才能够证明张立军实际承包了这块土地。第三，农场村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并没有提供自己的拥有这片土地的合法使用权的证明，故该专业合作社不能证明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因此也不能证明张立军合法的种植这片区域。壮亿种业公司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其余同意广源种子意见。广源种子、陈秀娥、朱国军提交视频资料一份。意证明：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所鉴定区域至少有两个高粱品种，其中一种高粱品种有完全成熟的情况，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未成熟的品种。可以证明该片土地至少有两个高粱品种，这不符合种植农作物基本做法。因为会出现两个种子同时竞争雨水养分导致两个品种均无法成熟的情况。同时也可以证明如果这片地里面确实有凤杂103，那么也能证明凤杂103已经成熟了。张立军质证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张立军承包的土地种植了陈秀娥销售的壮亿种业公司生产的凤杂103高粱种子，且高粱没有成熟。壮亿种业公司质证意见：无异议。壮亿种业公司申请证人周某、李某出庭作证，意证明，刘先贺2018年3月到6月间曾想要离开壮亿种业公司，独立去作同类业务。张立军质证意见：这两位证人都某能完整的表述刘先贺与壮亿种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关系时间。所以陈秀娥在电话中请教刘先贺是否同意张立军在2018年的6月10日左右种植103高粱种子，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在6月20日之前就都可以。说明壮亿种业公司指导销售商陈秀娥销售种子错误，造成张立军的损失，应当由生产厂家与销售商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广源种子、陈秀娥、朱国军质证意见：证人不能否定刘先贺曾经给陈秀娥进行过指导这一事实。本院认证：张立军举示的土地承包合同真实性无法认定，故本院不予采信。广源种子、陈秀娥、朱国军提交视频资料因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壮亿种业公司所举示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上诉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张立军一审起诉状的陈述结合本案庭审可知张立军为补种通过微信得知广源种子销售大厅有剩余的高粱的种子，遂向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的经营者陈秀娥咨询购买，陈秀娥亦因此向种子生产者壮亿种业公司咨询能否播种的事宜。因此，本案存在着案涉种子的买卖、播种均晚于正常农时的客观事实。且案涉种子的包装袋上亦明确标明了种植的时间。据此，张立军作为种植者，应该意识到案涉种植行为的风险。一审综合本案的客观情况及各方的过错大小认定张立军承担50%的责任属于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故对张立军所提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壮亿种业公司所举示的证据无法证实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的经营者陈秀娥在向壮亿种业公司咨询时壮亿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离职不能代表其公司的主张。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在案鉴定意见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所规定情形，一审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案涉损失，并无不当。故对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及壮亿种业公司所提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作为壮亿种业公司所生产种子的销售者，在明知本案存在着案涉种子的买卖、播种均晚于正常农时的客观情况下，仍向张立军销售案涉种子，其应该意识到该案涉种子销售行为的风险。对案涉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生产者信息、种子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风险提示与有关咨询服务，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本案中，壮亿种业公司作为案涉种子的生产者应当了解案涉种子的种植区域以及种植的时间等条件，其为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的经营者陈秀娥销售案涉种子咨询的指导亦是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向张立军销售案涉种子的关键因素。对案涉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一审认定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故对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及壮亿种业公司所提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一审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酌定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共同对张立军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以及在认定广源种子销售大厅作为个体工商户，其组成形式为陈秀娥个人经营，应对张立军的损失以其个人财产进行承担的同时，判决由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壮亿种业公司、陈秀娥共同赔偿张立军损失的表述不当，广源种子销售大厅的责任承担者即为其经营者陈秀娥。故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张立军，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陈秀娥，壮亿种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一审判决主文表述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2018）黑0123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2018）黑0123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依兰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对张立军损失648,001.47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张立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577.72元，上诉人吉林省壮亿种业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0.01元，上诉人依兰县广源种子销售大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0.01元，均由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耘耕审判员  刘万福审判员  付玉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赵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