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再1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叶萍，女，196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和平，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诚诚，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霞，女，198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科，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李德民，男，196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一审被告：张志红，男，197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再审申请人叶萍因与被申请人余霞、二审被上诉人李德民、一审被告张志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民终7897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日作出（2020）鄂民申14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叶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和平、被申请人余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科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李德民、一审被告张志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萍再审请求：1.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7897号判决书中第二项和第三项，并依法予以改判。2.依法改判余霞对张志红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一审受理费、保全费和二审受理费等由余霞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二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缺乏证据证明。（1）余霞与张志红在201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之前就共同经营承租房屋所在地的酒店等业务,并且共同管理所经营的业务。2017年3月12日，案外人祝骆将经营的酒店转让给张志红、余霞。张志红与余霞于201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18日，余霞将其所有的手表抵押给叶萍，叶萍向余霞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余霞欧米茄表一只作为欠租抵押物。如果张志红和余霞不能按承诺支付租金，叶萍可以任意处置该手表（价格以典当行出具的价格为准）。”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即使余霞以手表抵押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对张志红向叶萍所负债务的追认，那么余霞在与张志红的婚姻存续期间将自己所有的手表抵押给叶萍，属于担保的方式之一，余霞应当在抵押物范围内承担责任。（2）原审法院在（2019）鄂01民终7876号案件中，已经认定余霞是张志红的共同承租方，该事实在该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已予认定。综上，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余霞与叶萍之间以手表抵押的事实，以及已生效的判决书等均可以证明余霞对张志红向叶萍所负的债务予以事后追认，余霞是本案的承租人。2.原二审法院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三条的规定，余霞因张志红欠付租金向叶萍以自己的手表进行抵押，符合该规定中事后进行追认的意思表示。余霞和张志红在结婚登记前以及登记后均是共同经营涉案的酒店业务，从上述手表抵押的事实足以认定是共同生产经营的行为。3.抵押属于担保的方式之一，即使认为余霞不是承租人也没有追认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本案中有担保物，余霞至少应在担保物范围内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余霞答辩称，1.余霞不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本不应作为一审被告参与诉讼。叶萍出具的证据《武汉房屋租赁合同》、《欠条》均没有余霞的签字，因此，余霞既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合同之债的债务人，故叶萍将余霞作为被告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的。余霞参与房屋租赁纠纷的处理，以及出质质押物的行为，并不能成为叶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依据。余霞参与房屋租赁纠纷的处理，出质质押物，是受叶萍逼迫、骚扰所致；在本案二审中，佘霞已向法院出具过证据。2.叶萍与案外人王小进（李德民之妻）签订的《酒店转让协议》、叶萍与李德民签订的《武汉房屋租赁合同》已证明张志红欠叶萍的债务已经由李德民受让承接，且当事人之间就该债务清偿有明确的约定。叶萍与李德民签订的《武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乙各执一份，该条款证明叶萍也持有一份合同，余霞主张叶萍持有的合同上明确载明了所欠租金由李德民受让债务和具体金额，叶萍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则应当推定余霞的主张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版）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请求再审法院责令叶萍向法庭提交证据原件。3.有充分证据证明叶萍有隐瞒证据的恶意，有虚假诉讼的故意。总之，叶萍起诉余霞的依据是夫妻共同债务，即使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合同，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租金也没有起诉的那么多，只有2万多元。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二审被上诉人李德民、原审被告张志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叶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叶萍与张志红、余霞于2017年3月12日签订的《武汉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补充协议》；2.判决张志红、余霞向叶萍支付租金共计120850元并支付滞纳金30780元，共计151630元（暂计算至2018年7月15日，具体以法院判决为准）；3.判决张志红、余霞立即腾退承租的房屋（具体房屋为江汉区清芬一路57号阳光大厦15楼A08、15楼B01、15楼B02、15楼B03、15楼B05)；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张志红、余霞承担。一审庭审中，叶萍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4日，叶萍与案外人祝骆签订《武汉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叶萍将其与其夫吴徐平分别购买的武汉市江汉区清芬一路57号阳光大厦15楼A08、B01、B02、B03、B05号，共计5套房屋（建筑面积约209平方米）出租给案外人祝骆，房屋用途为商住；房屋租赁期自2013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9日；头两年（即第一、二年）每月租金6300元，自第三年起每年月租递增500元，按季度支付租金，每季度到期前十天支付；租赁期内，祝骆逾期未能缴付租金，须按延迟缴纳天数按每日加付租金的百分之一的标准缴纳滞纳金，超过10天，叶萍可单方解除合同。此后，叶萍将租赁房屋交付案外人祝骆使用，祝骆将租赁房屋用于经营酒店。2017年3月12日，案外人祝骆将在经营的酒店转让给张志红、余霞，同日，叶萍与张志红将上述《武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进行了改签，改签为2017年3月12日，同时张志红在承租方处签名。2018年3月20日，叶萍与张志红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因祝骆将武汉阳光大厦（清芬一路57号）15楼和16楼酒店经营权转让给张志红，双方协商对原合同的两点内容做出调整变更：承租方变更为张志红和余霞；租金调整，从2017年11月10日开始，月租金为7300元，直到合同期结束不再递增，其它合同内容不变。此后，张志红向叶萍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欠武汉阳光大厦15A08、15B01、15B02、15B03、15B05共计5套房子房东叶萍房租共计102600元，分别为：2017年4月30日欠15000元、2017年7月30日欠21900元、2017年10月30日欠21900元、2018年1月30日欠21900元、2018年4月30日欠21900元，其中2017年4月30日应支付15000元欠租是祝骆经营期间所欠。据此，该欠条载明的欠租期间应为2017年4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一审法院另查明，张志红与余霞于201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18日，余霞将其所有的一只欧米茄表抵押给叶萍，叶萍向余霞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余霞欧米茄表一只作为欠租抵押物。如果张志红和余霞不能按承诺支付租金。叶萍可以任意处置该手表（价格以典当行出据的价格为准）。手表为余霞微信发给叶萍拍照为据。2018年7月1日，叶萍与李德民签订《武汉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的租赁标的物为前述五套房屋，租期自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1日；该合同还对租金及其支付方式、押金、房屋交付、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叶萍将租赁房屋交付李德民使用。根据查明的事实，截止2018年6月30日，张志红实际欠叶萍租金的期间为2017年4月30日至2018年6月30日，欠租金额为95300元。一审审理中，根据叶萍的保全申请及担保，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冻结张志红、余霞银行存款151630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一审法院判决：一、张志红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萍支付租金95300元；二、张志红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萍支付滞纳金16118.92元；三、余霞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四、驳回叶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保全费1278元，共计4611元，由叶萍负担1223元，张志红、余霞共同负担3388元（此款叶萍已垫付法院，张志红、余霞随判决付款一并给付叶萍）。判决后，余霞提出上诉。余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叶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叶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余霞与张志红于201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张志红向叶萍出具欠条的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一审法院判决让余霞对张志红所负的债务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有失公允。案涉债务已转让给李德民，叶萍予以认可，余霞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二、叶萍隐瞒证据，虚假陈述，涉嫌虚假诉讼。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余霞、张志红认为，张志红、叶萍、李德民就案涉租金的支付事宜在叶萍持有的《武汉房屋租赁合同》中有明确的手写约定，三方均签字予以认可，以此作为对该合同第十五条的详细补充。叶萍持有该份合同却拒绝出示，应当推定余霞的主张成立。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二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认定如下：余霞向本院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案涉酒店系张志红个人独资公司，且在婚姻登记前已成立并营业。证据二、离婚登记档案信息一份，证明余霞的婚姻记录时间。证据三、叶萍暴力催收租金的照片和视频一组，证明叶萍暴力催收给张志红造成损失，就租金和损失赔偿问题在叶萍持有的租赁合同中有明确的补充约定。经质证，叶萍对于余霞提交证据的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由法院查明，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合同不是公司签订。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离婚有逃避债务的嫌疑。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李德民、张志红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认为，对于余霞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因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余霞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因该证据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于余霞向本院提交证据三，因张志红并未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请求叶萍向张志红赔偿损失，故叶萍是否给张志红造成损失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2017年3月12日，案外人祝骆将在经营的酒店转让给张志红、余霞”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3月12日，案外人祝骆将其经营的酒店转让给张志红。二审还查明，余霞与张志红于2018年11月6日登记离婚。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霞对于张志红应向叶萍支付的租金、滞纳金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因案外人祝骆将其经营的酒店转让给张志红，叶萍与张志红将叶萍与案外人祝骆签订的《武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日期进行改签，改签日期为2017年3月12日，而该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处除案外人祝骆的签名外，只有张志红的签名，余霞并未在该租赁合同上签名。2018年3月20日，叶萍与张志红签订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约定，承租方变更为张志红和余霞，但该补充协议的承租方处仅有张志红的签名，余霞亦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故余霞并非案涉房屋的承租方，其与叶萍之间不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其次，张志红虽然在其与余霞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叶萍出具欠条，但余霞并未在该欠条上签字，仅凭余霞将其所有的欧米茄表抵押给叶萍的事实尚不足以认定余霞对于张志红向叶萍所负的债务予以事后追认。考虑到张志红与余霞于2017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张志红在与余霞结婚后仅数月即向叶萍出具102600元的欠条，该债务系张志红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叶萍也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张志红、余霞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张志红、余霞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张志红对叶萍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张志红、余霞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系张志红、余霞的夫妻共同债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此，余霞对于张志红应向叶萍支付的租金、滞纳金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二审判决：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71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71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叶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保全费1278元，共计4611元，由叶萍负担1223元，张志红负担33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由叶萍负担。本院再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讼争焦点为：余霞对于张志红应向叶萍支付的租金、滞纳金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叶萍与张志红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叶萍依约提供了适租房屋，履行了合同义务。张志红未依约支付租金，其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向叶萍支付租金及违约金（滞纳金）的责任。2017年3月12日叶萍与张志红改签其与案外人祝骆签订的《武汉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方处没有余霞的签名。2018年3月20日，叶萍与张志红签订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约定，承租方变更为张志红和余霞，但该补充协议的承租方处仅有张志红的签名，余霞亦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故余霞并非案涉房屋的承租方，其与叶萍之间不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2018年3月18日双方纠纷发生后，余霞将一只欧米茄手表交付给叶萍，叶萍向余霞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余霞欧米茄表一只作为欠租抵押物。如果张志红和余霞不能按承诺支付租金，叶萍可以任意处置该手表（价格以典当行出据的价格为准）。”余霞在上述收条签字予以确认，叶萍亦未退还手表。余霞因张志红欠付租金向叶萍以自己的手表进行抵押的行为，应属于事后对张志红欠付租金进行追认的行为。因此，叶萍依法有权要求余霞对于张志红应向叶萍支付的租金、滞纳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叶萍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鄂01民终789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7149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保全费1278元，共计4611元，由叶萍负担1223元，张志红负担33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33元，由余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军审判员 杨元新审判员 谢 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杨中玉书记员卢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