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8669号原告：黄文旭，男，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义，北京钤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书玲，女，汉族，1963年12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被告：褚建涛，男，汉族，1976年4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褚建伟，男，汉族，1980年4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褚东伟，男，汉族，1998年5月24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宝健，北京市中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文旭与被告陈书玲、褚建涛、褚建伟、褚东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文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义，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宝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文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褚广平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2、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给付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拆迁补偿款共4451827元；3、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3月，褚广平在大兴区瀛海镇南宫村承租80余亩土地，建设“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下称“苗木场”）。褚广平在工商机关申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企业的组成形式是“个人经营”。企业成立时，原告向苗木场投资了8万元。2002年5月5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应于2002年5月1日还清原告23850元，“保证该苗圃的10%的原始股权为乙方（即原告）持有”。原告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原告积极帮助被告协调地方关系，为企业正常经营创造条件。合同约定原告在合作期内可不参与追加投入其股权不变。《合作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2018年9月，苗木场所在地拆迁，褚广平并未将拆迁消息通知原告，独自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腾退协议，并领取了部分拆迁补偿款。据原告了解，苗木场各类补偿共计约4500余万元。原告多次要求褚广平赔偿相应拆迁补偿款，被拒绝。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合同，原告对苗木场享有10%的财产份额。苗木场拆迁后注销，原告依合同约定应得到相应份额的拆迁补偿款。褚广平将全部拆迁补偿款据为己有，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褚广平已去世，其继承人即四被告应代其承担责任，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书玲、褚建涛、褚建伟、褚东伟共同辩称：一、原告起诉案由为《合同纠纷》实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告之前即认定该《合作合同》为合伙合同，并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被贵院以（2018)京011民初2626号民事判决认定该合同为《合伙协议》并以此判决驳回原告黄文旭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原告上诉后见胜诉无望申请撤回起诉。本次起诉虽变换了案由，由第三级案由《合伙协议纠纷》改为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但最终诉求还是以其享有10%的股权为由索要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10%的拆迁补偿款，其主要依据还是已被（2018)京011民初2626号民事判决判定无效的《合作合同》(即合伙协议）。第一、本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两诉的原被告均为黄文旭、褚广平）。第二、本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均是人民币）；第三、本诉与前诉的诉讼请相同（均是以其享有10%的股权为由索要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10%的拆迁补偿款），且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前诉所认定的先决问题、也就是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前诉所认定的基本事实。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本案原告在前诉二审撤诉后再次起诉属重复起诉，请贵院查明事实，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第338第二款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二、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在工商登记的机构类型虽为个体，但实为褚广平、黄文旭、马建华、褚文先四人合伙（有2001.9.23的董事会决议和（2002)大民初字第2982号民事调解书及案卷为证）。同时原告对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最初由褚广平设立后由四人合伙，由褚广平顶名登记办照原告是明知的、是同意的（在前次原告诉褚广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庭审时，原告明确讲当时是其开车与褚广平一起去办的营业执照）。从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合作合同》内容米看就是一份合伙协议，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也明确认定该合同为合伙协议。至于原告所说：“到2002年5月，双方商定原告不再具体参与苗圃的经营管理工作，约定被告于2012年5月1日前还清原告应收款23850元，保证原告拥有苗圃10%的原始股，并约定原告在合作期内不参与追加投入，无论苗圃股本如何变动，原告持股百分之10的比例不变。”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早在2001年9月23日经全体股东会议决议，原告已经退出，不再拥有股份不再作为股东。凭什么在原告退出合伙8个月后，在原告既不出资又不出力的前提下，撤开其他合伙人由褚广平一人，与原告签订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合作合同。别说没有，就是有的话。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也是无效的。三、原告起诉依据的《合作合同》(实为合伙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该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在褚广平还清乙方应收款计23850元之后原告才享有该苗圃的10%的原始股权（见：原告黄文旭提交的《合作合同》第一页第六行）。很明确该合同所附的条件就是褚广平在还清了原告应收款计23850元之后原告才持有该苗圃的10%股权。原告一再强调褚广平没有还清原告23850元，那么该合同生效条件还未成立，不生效。四、2001年9月23日经原告本人申请，董事会（合伙人会议）决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字之日：原告和马建华已退出合伙，对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不再拥有股份，不再作为股东。原告的退伙款由合伙股权。已转为债权。且褚广平已全部付清了原告的退伙转让款（有原告提交的《合作合同》为证）。合同出资人款项320万元，2016年与孔宪宽订立《协议书》双方注资2631894元（种植银杏树2503棵、白皮松406棵），拆迁补偿后按合同支付给合同出资人款项740万元。2002年11月16日与刘二亮签订《协议书》由刘二亮投资288500元在苗木场土地上种植河南桧500棵，每棵7.00元。种植雪松3000棵，每棵95元，共计投资288500元。占地后经核算褚广平一次性支付刘二亮110万元。以及在这18.5年中答辩人购买栽种这150余万棵苗木所投入的各项成本费（含：苗木费、人工费、水电费、运费、管理费等）低算也要3500余万元。扣减这些费用和经营管理成本后才是合伙赢利。六、再有，原告起诉所依据的2002年5月5日的《合作合同》第四条规定：“合作期自2001年起至土地租赁期满。”而当时褚广平建立北京德茂绿园花卉苗圃时，向瀛海镇南宫村经济合作社租赁土地期限为10年，即从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原告作为最初的合伙人对此是明知的。原告之前从未提过此事，没有主张过权益，原土地租赁期满8年后来主张权益，早已超时效。综上、代理人认为原告重复起诉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退一步讲即便从合作合同的角度来讲，该合作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就是在褚广平还清乙方（指原告）23850元之后。原告一再强调褚广平没有还清其应收款23850元的话，那么该生效条件还未成立，也就是《合作合同》未生效。再退一步讲，《合作合同》第七至八行讲的是：“按股份享受分配利润。”利润是扣除全部投资和经营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并不是原告诉称的全部拆迁补偿款。当事人双方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褚广平与陈书玲为夫妻关系，褚建涛、褚建伟、褚东伟为褚广平的儿子。褚广平已去世。褚广平去世前，黄文旭2018年曾以合伙协议纠纷起诉褚广平，要求作为股东分割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10%的拆迁补偿款，本院作出（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以黄文旭退伙后又以未退还的出资款出资入股，仅与褚广平签订合作协议，未经其他合伙人即褚文先、马建华同意,且当时该企业未经清算为由，不认定黄文旭的股东身份，驳回了黄文旭的诉讼请求。黄文旭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申请撤回起诉，二中院作出（2019）京02民终11613号民事判决，撤销（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准予黄文旭撤回起诉。2019年,褚文先（已去世）的继承人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五原告为合伙企业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的股东之一；2.确认北京德茂绿源合伙企业之拆迁补偿款中，各原告共计应占有六分之一的份额，并给付五原告750万元。本院（2019）京0115民初21767号判决认定德茂苗木场是褚广平、褚文先、黄文旭、马建华共同协商出资设立，褚广平、褚文先、黄文旭、马建华之间构成合伙关系，认定了褚文先的合伙人身份，因褚文先出资2万元，占八分之一，扣除各项各项成本及后续投资人分红后为3392.127万元。即五原告取得其中的八分之一，为4240158.75元。同时，考虑褚广平在合伙中贡献较大，故就上述补偿款项，本院结合查明事实，考虑褚广平的贡献等因素，酌予调整为300万元。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褚广平去世，二中院作出（2020）京02民终572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褚广平的继承人陈书玲、褚建涛、褚建伟、褚东伟支付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合计100万元。（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的审理情况为：（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查明认定：“北京德茂苗木场成立时间为2001年，其工商登记的机构类型为个体，法定代表人为褚广平，经营场所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南宫村。庭审中，黄文旭、褚广平均认可合伙之初实际系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音）合伙经营北京德茂苗木场。2001年9月23日，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音）、黄文明签署了北京市德茂绿源苗圃董事会决议（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载明：参加人员褚广平（经理）、黄文旭（副经理）、马建华、褚文先（音）（股东）、黄文明（监事长兼执笔），形成决议内容如下：一、关于董事会股东内部的调整：1.会议同意马建华退出所持有的共计60000元的股份，并按20%的回报率计8000元整，共8个月工资8000元共计76000元；2.会议同时同意黄文旭退出所持有的80000元的股份，并按20%的回报率计10664元整，共计3个月工资3000元整，另企业偿还回借款4200元整，共计97864元，同时偿还企业用工款共计1676元，累计99580元。3.企业法人褚广平在退出马建华、黄文旭的股金后马建华、黄文旭二位股东不再拥有股份，不再作为股东。4.原企业的所欠债务仍由现企业承担，其债权归企业所有，法人代表仍由褚广平同志担任。5.签字之后的第2日起，车辆费用及所发生的其他费用由企业承担。二、会议决议的执行、时间及其他：1.自本决议签字之日起15日内（即2001年10月8日）全部退还马建华、黄文旭二位股东的股金、工资及所欠款项共计175540元。2.本企业法人褚广平同志2001年10月8日之前未偿还上述2位股东款项之前，原股东有权进行监督，若2001年10月8日褚广平同志不能按期偿还上述两位股东之款项，则按原会议决议执行，并处5000元以上罚款。三、此决议一式5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注：众股东所持5份决议中，其中1份为原件，4份为复印件，董事会决议在执行中发生纠纷，需在苗圃所在地的法律部门裁决。上述决议尾部有董事会成员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音）签字，另有监事长黄文明签字。落款日期为2001年9月23日。就黄文旭投资款返还一节，黄文旭称签署上述董事会决议之后，褚广平返还黄文旭6万元，未返还的金额约2万余元。褚广平称返还投资款8万元，返还方式为现金。就马建华投资款返还一节，根据本院调取的（2002）大民字2982号案件记录，马建华于2002年起诉褚广平要求返还投资款6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褚广平返还马建华投资款七万余元。2002年5月5日，黄文旭（乙方）、褚广平（甲方）签署《合作合同》，载明经双方平等协商在互利的基础上达成此合同。第一条：甲方保证于2002年5月1日还清乙方应收款23850元，之后保证该苗圃的10%的原始股权为乙方持有，按股份享受分配利润，不承担亏损。第二条：乙方作为董事会成员参加会议，但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积极帮助甲方协调地方关系，为企业正常经营创造条件。第三条：合作期间对企业的追加投入，乙方在自愿的情况下可不参与追加投入其股权不变，反之，随比例增加。第四条：合作期自2001年起至土地租赁期满。2008年9月19日，褚广平与南宫村经济合作社签署《终止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终止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土地位置南宫村村北104国道（南棋盘）。庭审中，褚广平称其与南宫村经济合作社续签了土地租赁合同，续租土地面积为84亩，原终止租赁关系的土地面积为80平米。基于以上事实，本院作出（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认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工商登记的机构类型为个体，但实际上系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音）合伙经营，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音）系个人合伙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文旭是否应当以合伙人身份取得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的拆迁款。第一，关于黄文旭是否已退出合伙关系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根据涉案董事会决议内容，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音）书面协议约定了黄文旭、马建华投资款返还及退伙问题，该退伙约定在全体合伙人之间具有约束力，非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得变更。现黄文旭以褚广平未按照约定足额返还投资款为由主张未退出合伙关系不符合合伙人一致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应认定黄文旭已按照董事会决议退出合伙关系，就投资款是否按照董事会决议内容返还问题，应系黄文旭与褚广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关于黄文旭是否重新入伙经营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一节，根据董事会决议内容，黄文旭、褚广平、马建华、褚文先四人合伙关系中，一致同意退出合伙关系的为马建华、黄文旭，二人退出合伙关系之后，实际合伙人应为褚广平与褚文先（音），本案审理过程中，褚广平亦认可褚文先（音）未退出合伙关系。就黄文旭、褚广平另行签署《合作合同》约定“褚广平保证于2002年5月1日还清，黄文旭应收款23850元，之后保证该苗圃的10%的原始股权为黄文旭持有，按股份享受分配利润，不承担亏损，乙方作为董事会成员参加会议”内容，该项约定内容的意思表示为褚广平承诺黄文旭享有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的10%合伙份额并有权分配合伙利润。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合作合同》关于黄文旭有权享有合伙份额及分配利润的约定未经另一合伙人褚文先（音）同意，故该约定应属无效，黄文旭依据合作合同主张系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的合伙投资人不符合我国关于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三，关于黄文旭要求分配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拆迁款的诉讼请求，因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未经合伙财产清算，亦不具备分配的基础。综上，本院对黄文旭要求褚广平给付地上物补偿，房屋安置成新价，停产停业损失搬家费等各项共计是45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黄文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2019）京0115民初21767号民事判决的审理情况为：（2019）京0115民初21767号民事判决认定查明：除了（2018）京0115民初26262号民事判决认定查明的事实以外，（2019）京0115民初21767号民事判决还查明了以下事实：黄文旭向本院提供了褚文先（音）继承人身份信息，根据涿州市公安局豆家庄派出所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载明褚文仙身份证号×××于2011年2月5日死亡，褚广平之子褚建涛亦对称认识部分继承人为合伙人褚文先（音）的子女，经本院询问，为褚文先（音）继承人明确不参加本案诉讼，理由是与黄文旭不存在合伙关系，系与褚广平存在合伙关系”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提交马建华的起诉状（事实和理由）载明，“2001年2月，马建华与黄文旭、褚文先共同出资（马建华6万元，黄文旭8万元，褚文先2万元）成立德茂苗木场，并聘请褚广平为经理。”诉讼过程中，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提交黄文旭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01年褚广平提议兴建苗圃，他当时没有钱，经人介绍找到我，当时对原始出资做了估算，土地需要4万元，购买树苗需要十多万。经仔细测算，决定筹措十六万元作为初始入资。我答应出8万元，占50%，褚文先出资2万元，马建华出资6万元。兴建过程中，我负责联系修路设备，褚文先从老家找人，我们都参加了前期的兴建工作，到我们退出的时候，苗木场已经种满各种树木，道路水井等基础设施也已经建成。”黄文旭出庭陈述：“2001年的时候褚广平、褚文先、马建华以及我四个人经过褚广平牵头成立了德茂绿源苗圃，当时初步约定的是出资16万元，褚文先是褚广平的叔叔，马建华是褚广平的表叔，在这样的情况下褚文先出资了2万元、马建华出资了6万元，褚广平未出资，我出资了8万元。当时有4万元的土地租赁费，当时有80多亩土地，每亩500元一共租了十年，花了几千块钱建了十间简易的房子、中间修了一条路以及浇苗木的管道，其余的十多万元用于购买苗木。褚广平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是我和褚广平一起去办理的，营业执照上面也有显示是16万元，中途我们还开过会议，会议也有显示出资16万元。最初苗圃的投入就是16万元。2001年1月开始到2001年8月份现场苗木的情况我都参与了，2001年8月之后我就撤出了，不再参与管理。后续褚文先一直参与，对于苗圃的情况比较熟悉。”“关于褚广平自称的除了出资的4万元以外，投入苗木的价值有30万元，实际不存在34万元的情况。我们建设苗圃的时候一共出资就只有16万元。在我退出的时候我想全部退出，想要将我出资的8万元都要回去，但是褚广平只给了我6万元。我从2001年3月1日到8月在苗圃，8月之后我就走了，当时想要将我出资的8万元全部都撤回的，但是褚广平只给了6万元，与褚广平达成了合同，约定剩余的金额占10%的股份。”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提交德茂苗木场企业信用报告和工商档案材料（2019年9月16日），均载明出资16万元。褚广平对投入的资金16万元没有异议，但提出苗圃的总资产并不只16万元，2015年之前的资金只有1万元，从2016年之后才增资到16万元。褚广平提交与大兴区瀛海镇南宫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显示，褚广平与瀛海镇南宫村经济合作社于2001年1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承包土地80亩，年租金500元/亩，从2006年1月对土地丈量后按84亩交承包费。《终止协议》显示，瀛海镇南宫村经济合作社于2008年9月19日终止原土地租赁合同，自2009年重新与褚广平签合同将土地租金提高至每亩1000元。褚广平提交《北京德茂绿源花卉苗木场苗木表》，称该表统计截止至2018年6月拆迁之前褚广平在承包土地上栽种苗木品种、数量，该表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4日，但无签章。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对此不予认可。褚广平提交2013年3月10日《苗木种植栽培合同》，称2013年3月10日引资155.2万元，种植银杏树560棵、白蜡40棵，及征占地时净收益的分配比例。该合同显示，提供土地方甲方褚广平、种植方乙方孔清伟、协调方丙方赵岩、技术指导方丁方蒋帅，该合同基本情况：苗木种植栽培土地坐落在褚广平地块内西南角，按现场情况进行种植，共种植约600棵（银杏树约560棵，单价2200元每棵；白蜡40棵，单价8000元每棵）。合同各方权利，对所种植树木四方各拥有25%股权。如遇征占，按赔偿总金额，除去种植时的费用，剩余净收益按各方25%股权比例分配。签约日期为2013年3月10日。褚广平提交《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载明褚广平于2018年9月27日向郑超群转账240万元。褚广平称，在占地后对依合同出资所植树木的按各方25%的股权比例分配，经测算共320万元，每人80万，转付给协议另三方共同指定的收款人郑超群240万。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褚广平提交2016年5月10日与孔宪宽《协议书》，称：2016年5月10日，引资2631894元（褚广平、孔宪宽每人各出资1315947元）种植银杏树2503棵、白皮松323棵，约定征占地时净收益的分配比例为各50%。《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显示，2019年2月2日褚广平转账给孔宪宽330万元。褚广平称，在占地后经测算补偿共740万元，每人370万元，转账给孔宪宽330万元，另付现金40万元，合计370万元。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诉讼过程中，褚广平还提交其与刘二亮的协议书，显示：2002年11月16日，德茂苗木场与刘二亮就刘二亮占用德茂苗木场种植雪松签订协议，该协议上种植雪松的数量，金额，投资等处均有明显涂改，涂改后的该段内容为：雪松3000棵，每棵95元，共计28.85万元（10亩地）。2019年2月20日，刘二亮向褚广平发送账户（王盘名下），褚广平次日向该账户转款110万元。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向本院提交申请，请求调取涉案苗木场的拆迁资料，本院依法开具调查函。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就调查事项提交非住宅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分割单及登记调查表。其中补偿协议显示该协议系褚广平与北京汇瀛恒业有限公司签订，涉及房屋361.7平方米，补偿款221132元，装修附属物53563138元，合计总额53784270元，协议落款日期2018年6月3日。分割单显示，上述补偿款53784270元中，褚广平44763270元，吕建娇902.1万元，双方对上述分割均无异议。登记调查表显示，除了地上物及平面图外，还记载所有树木的品种、规格及数量。经核实，德茂苗木场于2019年6月注销。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提交涿州市豆庄镇褚村村民委员会2019年6月5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显示：褚文先2007年10月20日去世，配偶王金荣2006年12月22日去世，子女五人，为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双方基本上同意由褚广平给付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300万元，但涉及具体给付的期限等问题存在争议，并且褚广平表示财产被法院查封，现支付300万元存在困难。最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以上事实，本院（2019）京0115民初21767号民事判决认定：关于五原告的主体地位，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褚文先的合伙人身份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因褚文先去世，根据五原告提交的证据，其作为褚文先的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一、关于本案合伙协议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德茂苗木场是褚广平、褚文先、黄文旭、马建华共同协商出资设立，褚广平、褚文先、黄文旭、马建华之间构成合伙关系。现褚广平对褚文先的合伙人身份不持异议，但对褚文先的合伙份额不予认可。关于褚文先的合伙份额认定，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本案合伙组建的德茂苗木场工商底档材料，明确显示该苗木场实际出资16万元。同时，五原告提交的2016-2018年企业信用报告也均显示出资16万元。另外，无论是曾经参加合伙的马建华起诉状，还是黄文旭的情况说明和出庭陈述，均与上述书面证据显示内容一致。其次，褚广平辩称实际出资建房、租地等，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意见与上述书面意见所载事实也不相符，本院难以采纳。再次，结合马建华的起诉状、调解书、董事会决议等内容，能够认定马建华退出合伙。同时，黄文旭虽然在退伙后与褚广平达成合作协议，但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应认定其为合伙人。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本案合伙的出资应当认定为16万元，褚文先出资2万元，占八分之一。五原告主张确认其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五原告主张褚广平支付750万元拆除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根据查明事实，拆除补偿协议扣除吕建娇的部分，褚广平补偿款金额为44763270元。该部分金额，褚广平主张应当扣除其他款项，具体包括：1.褚广平个人出资建设的361.70平方米房屋和外墙、铁门、铁栅栏门、铁护拦铁炉、柏油路面、方砖地等的补偿款555093元；2.2002年至2018年6月褚广平交纳的土地租金104.2万元；3.2013年3月10日与孔青伟、赵岩、蒋帅签订《苗木种植裁培合同》注资155.2万元(种植银杏树560棵、白蜡40棵)，拆迁补偿后按合同支付给合同出资人款项320万元；4.2016年与孔宪宽订立《协议书》双方注资2631894元(种植银杏树2503棵、白皮松406棵)，拆迁补偿后按合同支付出资人740万元；5.18年半中褚广平购买栽种150余万棵书面投入各项成本低算3000万余元。上述项目，本院认定如下：1.褚广平个人出资建设的361.70平方米房屋和外墙、铁门、铁栅栏门、铁护拦铁炉、柏油路面、方砖地等的补偿款555093元。该部分款项，结合黄文旭庭审陈述，在合伙之初已经实际建设了十间房屋，而褚广平就此未提交任何足以说明其就此出资的相关证据，其意见不予采纳。2.2002年至2018年6月褚广平交纳的土地租金104.2万元。该部分款项，结合土地租赁合同等证据并不过高，具有实际发生的必要，故应当予以扣除。3.2013年3月10日与孔青伟、赵岩、蒋帅签订《苗木种植裁培合同》注资155.2万元(种植银杏树560棵、白蜡40棵)，拆迁补偿后按合同支付给合同出资人款项320万元。该部分款项，虽然五原告对合同提出异议，但结合款项支付的相关证据，并结合拆除清登的相关材料，能够印证该部分事实，故应当予以扣除。4.2016年与孔宪宽订立《协议书》双方注资2631894元(种植银杏树2503棵、白皮松406棵)，拆迁补偿后按合同支付出资人740万元。该协议书，结合款项支付的相关证据，并结合拆除清登的相关材料，基本能够印证该部分事实，应予扣除。但具体扣除的金额一节，因支付凭证显示褚广平实际付款330万元，褚广平称其另支付现金40万元，欠缺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故结合该协议约定，该部分应扣除660万元。5.十八年半中褚广平购买栽种150余万棵树木投入各项成本低算3000万余元。该部分事实，褚广平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以采纳。此外，在诉讼过程中，褚广平还提交了2002年其与刘二亮签订的协议，载明投入28.85万元。并确认该部分投入并非合伙份额，而属于其个人投资。经庭审质证和审查，该协议书的核心内容，种植的树木、金额、投资等处均有明显涂改，且五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项目，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褚广平辩称意见中应当扣除的项目包括：租金104.2万元，孔青伟、赵岩、蒋帅协议的320万元，孔宪宽协议书的660万元，共计1084.2万元。扣除之后的补偿款为3392.127万元。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份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已经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现本案合伙的德茂苗木场已经注销，并且，该苗木场已经纳入拆除腾退范围，并且办理了相关手续，实际也无法再继续经营。故五原告主张褚广平作为补偿款的占有人支付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但具体份额应当按照前述认定，即五原告取得其中的八分之一，为4240158.75元。同时，考虑到虽然褚广平未就其合伙期间的投入提交充分证据，但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褚广平在合伙中贡献较大，故就上述补偿款项，本院结合查明事实，考虑褚广平的贡献等因素，酌予调整为300万元。另外，五原告作为褚文先的继承人，其主张确认为德茂苗木场的股东一节，考虑到一方面该主体系个体工商户，对个体工商户进行股东确认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德茂苗木场已经注销，主体在法律上灭失，而其相关权利在合伙份额依法认定后，在对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处理中能够得到保障，故该股东确认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一、褚广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补偿款300万元；二、驳回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23850元一直没有返还，所以才拥有10%的股权，被告则主张按照《合作合同》约定本意，即使该协议有效，原告也只能分配利润，因原告在投资后仅不到1年就退出，后续苗圃经营一切事务均由褚广平一人完成，投资3500万至4000万左右，且没有出售过苗木，甚至是亏本经营，原告则主张自己享受的是股权，不应该计算成本，且即使计算成本，该成本加上土地租金最多300来万就够了。此外，关于褚广平2002年与刘二亮签订的协议，载明投入28.85万元一节，被告还提交了拆迁后向刘二亮的委托人银行账号转款110万元的证据及录音光盘，并主张该部分投入并非合伙份额，而属于其个人投资，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另查明,拆迁协议中的分隔单显示,褚广平获得拆迁款44763270元,吕建桥获得9021000元,由褚广平和吕建桥协商分割没有异议，对此，前案已经作出认定，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平等约束效力，合同双方均应该按照合同约定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争议焦点有三。其一：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关于此问题，原告此前以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为由要求分割拆迁款，即以股东名义分割公司股权，但被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后在二审期间又撤销案件，相当于该案件已经从法律上不存在，本案中，原告重新以合同纠纷诉至本院，鉴于该合作协议的入伙性质被后续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在本院以合伙协议审理的两个关联案件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表述和认定，该表述是否直接导致合作协议本身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法院认定合伙协议无效并非否认合同本身的约束效力，即虽然原告无法以股东身份参与收益分配，但是，该协议对于褚广平和黄文旭是有约束效力的，即在褚广平签订协议时，对协议的内容系为明知且愿意按照协议内容履行，该协议的无效只是对合伙企业不产生约束力，但对褚广平个人来讲是有约束力的。首先，从褚广平后续的招商引资情况来看，褚广平以经营人身份多次招商引资，并签订拆迁分配协议，在拆迁以后兑现拆迁款，该种形式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惯例，法院在分配公司股权时，对上述款项也已提前做出扣除；其次，从退伙时的约定来看，被告主张约定的2万余元入伙资金退还后，该协议即付条件生效，不退还则不生效，该观点不仅没有证据证明欠款已退还，且与双方的真实意思和正常的商业习惯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合作协议的本意为，在该款项没有退还的情况下，黄文旭享有10%的权益，现该款项未退还，合作协议生效。其二：协议条款效力的边界。如前所述，该合作协议虽然有效，但黄文旭并不构成企业入伙，即其不能以股东身份分的企业的原始股权，就其中约定10%的股权如何执行，如何认定褚广平的遗产范围？本院认为，该苗圃虽原为企业，但后续经过拆迁、清算、注销程序，已然不具有法人身份地位，在褚广平的前期投入、投资分配、股权分配等，均已经通过自行协商或诉讼解决的情况下，剩余部分即为褚广平的个人财产，黄文旭仅可对该部分财产主张权益，对于扣除的金额，已经通过法院查明并判决予以认定，本院不再赘述。尚未扣除部分，关于刘二亮的110万，原告当庭予以认可，本院亦做出扣除。关于褚广平之前主张个人出资建设的361.70平方米房屋和外墙、铁门、铁栅栏门、铁护拦铁炉、柏油路面、方砖地等的补偿款555093元，褚广平就此未提交任何足以说明其就此出资的相关证据，其意见不予采纳。对此，本院将该部分拆迁款按照合伙财产进行了分配，剩余部分应视为褚广平的个人财产。关于褚广平之前主张经营苗圃十八年半购买栽种150余万棵树木投入各项成本低算3000万余元。该部分事实，褚广平前案中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未采纳。对此，本院将该部分拆迁款按照合伙财产进行了分配，剩余部分应视为褚广平的个人财产。综上，法院生效褚秀娟、褚秀波、褚广琴、褚保明、褚广强获得补偿款100万元应予扣除。经核算，扣除相应款项后，褚广平得拆迁款为3182127万元。其三：合同权益如何分配。就合作协议本身的含义来讲，无论苗圃的将来资产如何变动，黄文旭都将获得恒定10%的股权分红，在企业因拆迁注销后，相关拆迁款除去应该扣除的款项以外，包含褚广平自身投资的费用，共计3182127万元，由褚广平个人享有，是否应扣除必要的运营成本？本院以3182127万元为基数进行分割，并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因双方合作协议中约定黄文旭的10%分配约定为利润，故从常理角度，苗圃的投入和运营成本亦应扣除，在前案中，关于股东内部的拆迁款分配，除了法院已经认定扣除的成本以外，包括房屋及经营成本，尚未扣除，鉴于股权分配处理的是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而合作协议系褚广平和黄文旭之间的外部关系，故关于法院没有认定扣除的房屋及经营成本仍应该扣除。对此，虽然被告没有提交具体的证据，但从常理角度，就涉案房屋来说，鉴于黄文旭入伙时间较短，且其主张出资8万元主要用来种树，当初建设的10来间房屋均为简易房屋，在其退伙时，已经就退伙金额进行了核算，故该房屋已经不属于黄文旭的财产，相关拆迁款应予扣除，扣除后还剩2627034元。就运营成本来说，该部分成本的多少，鉴于前案已经就必要的成本进行了扣除，就其人工和树木死亡亏损以及追加投入的数额，因涉案苗圃已经拆迁，已无法准确查明，本院就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综合考量，考虑协议中约定黄文旭负责协调关系的条款，对最终拆迁款的分配予以酌情调整。其次，该协议最终被认定并非入股协议，而是黄文旭裕褚广平之间的一个投资合同，该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更多规定的是赋予黄文旭的权利，且该权利规定确实对黄文旭更为有利，在合同年代较为久远，合同约定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大情势变更的条件下，本院本着合同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在遵循正常的商业规则和商业习惯的基础上，对最终分配比例酌情予以调整。再次，如前所述，对于黄文旭的未退股金额23850元，约定该金额的协议发生于2002年，距离拆迁时将近二十年，就协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说，总投资款才16万元，23850元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大，因此，虽然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被确认无效，但就当事人在签订协议相关条款时的本意来说，尤其是该苗圃由褚广平一人经营的情况下，且后续多次通过招商引资的运营模式来看，褚广平是愿意兑现合作协议中的合同义务的。综上，就合作协议的实现来看，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条款，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部分，当事人双方均应遵守，但是，考虑企业的运营成本以及合作协议过多强调原告权利等因素，以及约定原告负责协调关系的个别条款，本院对最终的分配额度予以酌减，认定为180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书玲、褚建涛、褚建伟、褚东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遗产继承范围内给付黄文旭拆迁补偿款180万元；二、驳回黄文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原告黄文旭负担20000元（已交纳）；由陈书玲、褚建涛、褚建伟、褚东伟负担22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新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