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5刑终332号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阎发治，男，1976年5月8日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区，汉族，研究生文化，中共党员，住重庆市南岸区。2019年7月24日因本案自动到案，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1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徐海东、谢程娟，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阎发治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20）渝0108刑初158号刑事判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检察官王维丹、检察官助理汪赞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阎发治及其辩护人徐海东、民警苏某、专家证人李某等到庭参与诉讼。审理期间，检察机关因需补充相关证据提出延期审理申请，本院予以准许。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9年7月21日20时45分许，被告人阎发治驾驶小型客车，从重庆市南岸区南城隧道经大石路往渝南分流道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大石路080018号路灯杆位置时，其驾驶车辆与道路右侧靠路边相对方向推手推车行走的被害人刘某1接触，造成刘某1受伤进而死亡的交通事故。经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认定，被告人阎发治因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1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经法医鉴定，刘某1系腹部受机械性暴力作用致脾破裂大失血死亡。经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阎发治所驾肇事车辆前照明装置及行驶、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即排除了故障车辆导致事故的成因。2019年7月24日，被告人阎发治在接到民警的电话通知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归案后，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阎发治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60万元，取得了被害方的谅解。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予以确认的归案经过、户籍资料、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复印件）、交巡警关于发现死者及现场情况的说明、死亡证明书、调解协议及收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现场提取笔录、现场指认笔录、车辆指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相关照片、法医尸体检验及车辆检测的鉴定意见、视听资料、证人平某、刘某2、何某、郭某、刘某3、王某、郑某1、唐某、杨某、陈某1、陈某2、徐某的证言、被告人阎发治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阎发治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逃逸，造成一人死亡的事故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阎发治能自动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阎发治能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损失，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对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因为逃逸情节已作为入罪标准，再以该情节作为加重处罚的理由属重复评价，虽控辩双方就量刑形成了合意，但应予变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阎发治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南岸区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告人阎发治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逃逸，造成一人死亡的事故后果”，该判决已对逃逸作出了定性，却在说理中作出了自我否定的评价，自相矛盾。该判决错误理解《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被告人阎发治的逃逸行为的评价，认为逃逸情节即作为入罪的标准，进而作出“公诉机关又以该情节作为加重处罚的理由属重复评价”的结论，该说理与判决认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定性既自相矛盾，又违背事实和证据，违背法律规定。2.南岸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直接导致量刑不当，应当对被告人阎发治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内判处，南岸区法院判决量刑明显畸轻。3.审判活动中未当庭建议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就擅自判决改变量刑建议，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被告人阎发治及辩护人对本案的事实、肇事后逃逸的定性及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署具结书，人民法院没有在当庭或以书面形式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实际上未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审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支持抗诉意见书及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官认为：1.一审法院判决对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行为的评价认定错误。在被告人有多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时，如果肇事后逃逸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依据的，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确实不能再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但是如果其他违章行为足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则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认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本案中，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不承担事故责任，而反观原审被告人除了肇事后逃逸外，还未尽驾驶员的注意义务。结合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出具的《关于阎发治涉嫌交通肇事案》的情况说明及侦查人员的证言证实，假定事故后阎发治未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因其未尽驾驶员的注意义务，也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可见，本案中原审被告人的逃逸行为应当作为加重处罚情节。2.一审法院未依法将逃逸情节认定为加重处罚条件，导致未适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条款，系法律适用错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并没有当场死亡，根据尸检报告，被害人系脾破裂致大失血死亡。结合医学常识，如果被害人被及时送医救治，还具有结果回避的可能性。阎发治在事故发生后，并没有下车查看，而是驾车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3.一审法院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应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五种情况。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却没有依法由人民检察院先行改变量刑建议或征求人民检察院是否改变量刑建议而直接当庭宣判改变量刑建议，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原审被告人阎发治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量刑均无异议，辩称案发时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以为是车辆辗压石头等引起的震动。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阎发治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阎发治主观上不知道其发生了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阎发治驾车驶离的行为，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该处认定的“逃逸”不能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关于“逃逸”做相同的解释，刑法中关于逃逸是建立在驾驶员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后的一种加重处罚的行为，此时应考虑其主观心理状态是否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等其他因素。2.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且符合认罪认罚案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从刑事诉讼法及重庆市的联合规定中可以得知，不管是在开庭前或者在庭审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对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均只是可以通知检察院改变量刑建议，而非应当或者必须通知检察院改变。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提出阎发治的逃逸行为并非其主观明知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而逃逸，同时建议免予刑事处罚；可以看出，辩护人在一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逃逸予以了否认，同时对其量刑建议予以更改。3.被告人阎发治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①具有自首情节；②积极赔偿被害人一方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③被告人系初犯、偶犯；④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且系博士在读，家中还有两个小孩需照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检察官举示了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郑某2、苏某出具的《阎发治交通事故查获经过》、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材料和《情况说明》，以及郑某2、苏某的证言，并通知了证人苏某出庭作证。上述证据证明：1.南岸区交巡警支队认为，本案被告人阎发治分别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和第70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规定。且死者虽未走人行道，但其推着手推车靠道路边沿行走，该行为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即使事故发生后被告人阎发治未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也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死者在事故发生后倒在花台中，呈半坐卧姿势。此外，检察官还通知了专家证人李某到庭，专家证人证明：脾脏破裂根据程度不同分为四级，其中一级最轻；脾脏破裂后死亡时间根据伤者的受伤程度而不同，但一般伤后一段时间内是存活的，及时救治存活率较高。经审查本案被害人的尸检报告，其没有明显病理性改变，其脾脏破裂的受伤程度属一级，较轻，如果及时救治的话，其存活率较高。针对抗诉意见及本案争议焦点评析如下：1.关于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不采纳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根据一审卷宗内的工作笔记记载，一审承办人在开庭前与一审检察官交换意见，认为公诉机关起诉把“逃逸”已作为入罪标准，又作了加重处罚标准，属重复评价，建议检察官对量刑做出调整；但检察官认为只要是逃逸，就应当在三年以上量刑，不同意改变量刑建议，如果法院认为存在适用不当，可以依法判决。此外，一审庭审笔录中载明，辩护人对起诉认定逃逸提出异议，并且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也提出了异议，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检察官对此当庭表示“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与辩护人的建议差距很大，公诉人坚持之前的量刑建议”。上述证据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不当，并且辩护人也对量刑建议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已经告知检察院，检察院在庭前和庭审中均表示不调整量刑建议，让法院依法判决；故一审法院认为检察院量刑建议不当，依法对量刑作出调整，且在判决书中详细阐明了不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的做法并无不当，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审判程序合法。综上，抗诉机关及出庭检察官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是否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及是否重复评价的问题。（1）根据案发前后时段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内容，事发路段为直道路段，有路灯照射，视线良好，被害人刘某1推着手推车缓慢逆向沿路边行走，没有任何影响车辆行驶的行为，靠路边行驶的车辆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被害人。根据被告人阎发治的供述，其当时行驶在靠路边的车道上，因为快行驶到转盘处，所以就着重注意观察左边的车辆行驶情况，而忽略了车辆右侧的路面情况；在发现车辆出现震动时，其以为是撞到了石头或碾压到了石头，因车辆行驶正常，就没有停车检查，而是到了目的地后才停车检查，发现了车辆右前侧有撞击的痕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对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主观上是否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心态的判断，除被告人供述外，还应通过客观行为来判断其主观心态。本案中，从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看出，被告人疏于观察，在车辆发生震动时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至少是单车事故，但其未停车检查，事后发现车辆有撞击痕迹亦未赶回现场查看；在两天后交巡警找到被告人时，其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其刚开始未如实陈述，而是谎称是驾驶员驾驶的车辆，因此，综合上述情形，可以推断其主观上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心态，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故辩护人关于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南岸区交巡警支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事故成因分析为：阎发治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逃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之规定。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为：阎发治驾驶车辆肇事后逃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之规定，阎发治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1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综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分别适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的规定，该两条规定均是针对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不管事故成因还是过错责任认定，均是适用的肇事后逃逸的条款。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该事故的责任认定只有肇事后逃逸。二审审理期间南岸区交巡警支队出具《情况说明》，两名民警也分别作了陈述，说明该支队在对该事故进行讨论时，认为被告人还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只是他们在事故认定书中未将该条款写明。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是对驾驶人员文明安全驾驶的总规定，在进行事故责任认定时，驾驶人员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哪项具体规定，就应当按哪项具体规定来认定事故责任。本案中，被告人阎发治肇事后逃逸是本次事故的成因，是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唯一依据，南岸区交巡警支队事后作出的情况说明和民警的陈述均不能否定其之前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责任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本案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被告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符合该规定的入罪标准，而肇事后逃逸已经作为本案中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依据进行了评判，不能再将逃逸作为加重处罚情节重复评价，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正确，故抗诉机关及出庭检察官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逃逸属重复评价错误的相关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3.关于是否认定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被害人的死亡原因是腹部受机械性暴力作用致脾破裂大失血死亡。二审审理期间，检察官举示了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材料证明被害人被撞击后倒在花台内，呈半坐卧姿势；检察官申请通知的专家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脾脏破裂根据程度不同分为四级，其中一级最轻；脾脏破裂后死亡时间根据伤者的受伤程度而不同，但一般伤后一段时间内是存活的；本案被害人没有明显病理性改变，脾脏破裂的受伤程度属一级，较轻，如果及时救治存活率较高。据此，检察官认为，本案被害人被撞击脾脏后还存活，其受伤程度也较轻，但由于被告人逃逸未及时救治而导致被害人死亡，应当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本院认为，认定“逃逸致人死亡”的前提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且其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专家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仅是证明如果及时救治具有较高的存活率，这种概然性较高的推定尚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此外，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主要是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重复评价错误，抗诉内容仅限应当认定被告人交通肇事逃逸，对被告人应当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内判处。而检察官及其所代表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要求认定逃逸致人死亡，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内判处，明显超出一审起诉书指控及抗诉范围，不予支持。综上，对出庭检察官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的该意见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阎发治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发生重大事故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的后果，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审被告人阎发治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自首情节，且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取得谅解，具有悔罪表现，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支持抗诉的意见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莉审判员 赵 甫审判员 张江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曾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