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55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文昌，男，1987年7月2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上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思汉，男，1960年5月1日生，汉族，住福建省上杭县，系温文昌的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方，上杭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坂商业广场****。 法定代表人：谢德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为念，福建为念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被告：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临城镇九洲村良丰组/div> 法定代表人：温思林，董事长。 上诉人温文昌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鑫顺公司），原审被告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九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0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温文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思汉、何方，国鑫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为念，新九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思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文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新九州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温文昌对新九州公司的案涉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国鑫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第三项的60万元借款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而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同一诉讼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且一审法院对该借贷纠纷没有管辖权。二、温文昌自2008年1月进入新九州公司工作至今，从事业务主办工作，对外代表新九州公司联系购销业务，签订合同。温文昌与国鑫顺公司的业务往来，包括在案涉《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名均为职务行为。从温文昌所书写的“本人保证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偿还以上所欠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所有款项。担保人：温文昌3508231987072*****”文字内容来看，温文昌只是保证新九州公司偿还国鑫顺公司所有款项，是对2018年7月13日对账单上未偿还债务的确认，是工作的延续和代表新九州公司作出的承诺，而不是温文昌个人的担保。温文昌只是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并非新九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于情于理不具备担保价值高达270万元债务的条件和能力，明显不符合正常经济往来的常理。 国鑫顺公司辩称，温文昌提出一审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不具有管辖权，不能成立。温文昌以其在《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为由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温文昌在“担保人”处签字足以表明其单独作为保证人为案涉债权提供保证担保。一审判决温文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正确的。 新九州公司述称，温文昌是新九州公司的职员，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温文昌与国鑫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以及在《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名均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对一审判决由新九洲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意见。 国鑫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新九洲公司向国鑫顺公司开具货款为19244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判令新九洲公司向国鑫顺公司返还货款1200000元，并赔偿合同总额1980000元的10%违约金即198000元；3.判令新九洲公司向国鑫顺公司返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4.判令新九洲公司向国鑫顺公司返还代垫电极款748900元，并赔偿该款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从2018年7月l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5.判令温文昌对新九洲公司上述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判令新九洲公司、温文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7日，新九洲公司的名称由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 国鑫顺公司与九洲公司从2015年开始长期存在经济业务往来。国鑫顺公司长期向九洲公司购买金属硅，双方通过微信方式签订《产品订购供销合同》，先由国鑫顺公司起草供销合同打印后盖章，再将加盖了国鑫顺公司印章的供销合同拍照发给温文昌，温文昌确认无误后打印出来加盖九洲公司印章，再拍照用微信发给国鑫顺公司财务连丽花。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均约定“合同签订后，供方厂家及时安排发货，装好货后需方将货款全额电汇入供方指定账户，款到账后供方及时通知卸货，并开好全额的增值税发票邮寄给需方提供的邮寄地址及收件人”，“任何一方违约均赔偿对方合同总额的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发生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018年6月12日，国鑫顺公司与九洲公司签订价值198万元的金属硅《产品订购供销合同》，约定提货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前。同日，九洲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书》给国鑫顺公司，载明“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售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金属硅货款（合同日期2018年6月12日）现委托个人温文昌（身份证号码350＊＊********）银行卡账号621＊××××＊500，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杭支行代收货款，金额198万元整，特此委托”。《产品订购供销合同》及《委托书》上均加盖的是新九洲公司的印章。一审庭审中，国鑫顺公司及新九洲公司均确认《产品订购供销合同》及《委托书》上的新九洲公司公章均系事后补盖。 2018年6月7日、6月12日及6月15日，国鑫顺公司分别向温文昌尾号为500的建行账户转入40万元、60万元及20万元。此外，案外人连丽花于2017年4月29日、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8日、2018年4月13日分别转账给温文昌5万元、30万元、20万元及5万元。 2018年7月13日，九洲公司向国鑫顺公司出具一份《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该对账单为表格式，上部载明4份供销合同履行情况，未开税票总金额2552600元。下部记载：1、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预付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货款1200000；2、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借款给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600000；3、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代垫电极款438900+310000=748900。对账单加盖了九洲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章，且有温文昌的签字。2020年1月3日，温文昌在对账单上手写“本人保证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偿还以上所欠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所有款项。担保人：温文昌3508231987072*****”。 庭审中，国鑫顺公司陈述新九洲公司在出具对账单后已开具了部分税票，未开具税票的金额为1924400元。国鑫顺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张其通过公司出纳连丽花个人账户向温文昌账户转入60万元借款。经当庭询问，连丽花确认其转入温文昌个人账户的60万元系国鑫顺公司委托其转账的，新九洲公司及温文昌均确认连丽花转入温文昌账户的60万元系新九洲公司向国鑫顺公司的借款。国鑫顺公司还主张因双方存在长期合作，新九洲公司有时未将加盖其公司公章的供销合同拍照回传给国鑫顺公司，新九洲公司认可国鑫顺公司的陈述。 国鑫顺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国鑫顺公司与新九洲公司签订的《产品订货供销合同》《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国鑫顺公司的举证，国鑫顺公司与新九洲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借款及代垫款等民事法律关系，双方通过对账方式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并进行清理，新九洲公司确认应偿还国鑫顺公司预付款120万元、借款60万元及代垫款748900元。债务应当清偿。国鑫顺公司诉请新九洲公司偿还上述欠款，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发票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交付发票是卖方的附随义务，具有法定性。新九洲公司作为卖方理应向国鑫顺公司交付与货款等值的发票，国鑫顺诉请新九洲公司交付1924400元的发票，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货款部分。《产品订货供销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均赔偿对方合同总额的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发生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新九洲公司收取国鑫顺公司货款后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依约应向国鑫顺公司退还预收货款并支付合同总额1980000元×10%的违约金。 关于借款部分。双方未约定还款日期及借款利率，国鑫顺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新九洲公司偿还款项，国鑫顺公司以诉讼方式催讨欠款，符合法律规定，新九洲公司理应立即清偿款项，新九洲公司未偿还款项，国鑫顺公司有权要求新九洲公司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关于垫付款问题。国鑫顺公司主张该款项包含国鑫顺为新九洲公司垫付的电极款（由国鑫顺公司向案外人购买后再卖给新九洲公司）及国鑫顺公司为新九洲公司担保的电极款，新九洲公司确认款项性质为代垫款，故予以认可。新九洲公司在确认代垫款后理应立即偿还款项，新九洲未及时还款，国鑫顺公司主张从款项确认之日起（2018年7月13日）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有法律依据，故予以支持。 温文昌以保证人的身份在《福建省上杭县九洲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温文昌应当对新九洲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综上，国鑫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并交付金额为19244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2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98000元；三、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借款6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6月3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四、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代垫款7489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48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3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五、温文昌对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向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追偿。 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除温文昌认为，温文昌在对账单上手写文字的过程应当是：2020年1月3日，国鑫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德治带着对账单找到温文昌，要求九洲公司及时抓紧偿还，并要九洲公司承诺保证归还该货款和借款。九洲公司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公司名存实亡，公司里人去楼空已无人上班。因与国鑫顺公司的业务一向是温文昌负责对接，温文昌代表九洲公司在对账单上手写：“本人保证福建上杭新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偿还以上所欠厦门国鑫顺贸易有限公司所有款项。担保人：温文昌350823198707*****”的承诺。此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温文昌补充提交如下5组证据：1.九洲公司与温文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3份、工伤保险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1份，证明温文昌系新九州公司的员工。2.《授权委托书》、温文昌代表新九洲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0份，证明温文昌对外代表新九州公司联系业务，其中也包括国鑫顺公司。3.温文昌代表新九州公司与国鑫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德治等三人签订的《合伙生产经营协议书》，证明国鑫顺公司知道温文昌长期从事业务主办工作，对外代表新九州公司。4.上杭县人民政府答复1份、上杭县环境保护局函1份、上杭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份、温文昌诉九州公司的劳动仲裁和法院申请材料1份，证明新九州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处于瘫痪状态，拖欠大量工人工资，温文昌也属其中一员，没有理由为新九州公司提供担保。5.《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九州公司章程》，证明温文昌只是新九州公司的普通职员，不具备担保高达270万元货款的义务、责任和能力。 新九州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国鑫顺公司质证认为：1.温文昌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而且与温文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关联性。2.温文昌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其中，2017年的劳动合同书连最基本的劳动报酬都没有填，劳动合同中代表新九州公司的温思汉是温文昌的父亲，新九洲公司为家族企业。工伤保险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只能证明参保事实，不能证明投保人就是该参保单位的员工。《授权委托书》、《购销合同》中“温文昌”的签名是事后补的。据了解，温文昌与新九洲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温文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按撤诉处理。从2019年4月2日温文昌的《起诉状》来看，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请求解除劳动关系”，说明温文昌从2019年4月2日起已经解除其与新九洲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020年1月3日温文昌在对账单上签字担保时，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就不可能再有“履行职务行为”。 本院分析认为，温文昌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且其中部分证据反映温文昌与新九州公司还存在有其他关联关系，故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温文昌是新九州公司的普通职员，以及温文昌在《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名的行为属于完全的职务行为。 本院认为，新九州公司与国鑫顺公司同时存在买卖和借款的法律关系，双方通过《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统一对各类欠款进行结算，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确认。国鑫顺公司针对案涉对账单所确认的债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一并审理在程序上并无不当。二审期间，新九州公司对一审判决的债务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债务予以确认。温文昌以担保人的名义在国鑫顺公司提供的《福建省上杭县九洲硅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上签署了具有保证内容的条款，结合有关条款的字面意义和落款签名，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对外体现出担保的意思表示。温文昌在本案中提出，其为新九州公司员工，对外行为均代表新九州公司，以及本人不具备担保能力等意见，均不足以否定案涉担保条款的担保意思及法律效力。温文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应当为自己所作出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依照案涉担保条款的内容判决温文昌对新九州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此外，一审的其他判决亦无不当，且已作必要分析，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温文昌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8775元，由温文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南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玉梅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