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96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永红，女，196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奕兰（受广东省法律援助局指派），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珠海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法定代表人：陆骊工，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蔺洁，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真，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永红因与被申请人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4民终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永红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庭审中，珠海市人民医院当庭提交了李远辉主治医师、梁根强麻醉主任、吴爽麻醉师及邢延飞护士的相关证照，但没有提供雷文祥护士、手术现场姓名似为“李晨鸣”的人员的相关证照。2.刘永红曾询问珠海市人民医院《麻醉记录单》是谁的笔迹，珠海市人民医院在第二次开庭中答复，《麻醉记录单》只是一个记录，不需要本人签名。一、二审法院也没有查明是谁的笔迹，是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有违《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二条第十三款关于麻醉记录由麻醉医师书写并由麻醉师签名的规定。在手术现场，刘永红没有见过梁根强及李远辉，而安全核查制度要求三方到场才可进行麻醉。珠海市人民医院没有提供手术现场监控录像证明李远辉、吴爽在场。3.手术后，刘永红要求麻醉会诊，前来的一名女麻醉师不是吴爽，但与手术现场的女麻醉师身材最接近。4.珠海市人民医院最初提供的“刘永红”病历上记载“性别”为“男”，且刘永红曾于2003年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剖宫产，但该次住院病历记载的是“第一次住院”而不是“第二次住院”。5.《麻醉前访视记录》没有刘永红术前紧张的记录。2018年4月18日手术当晚，刘永红被李晨鸣叫上推床并推至三楼麻醉等候室，邢延飞护士拿着《麻醉知情同意书》叫刘永红签名。6.珠海市人民医院侵犯刘永红的隐私。刘永红在办理住院时提供的病历关于骨科诊疗的内容只有两行十几个字，珠海市人民医院称“刘永红在珠海平沙医院左锁骨嵌钢板缝合手术不适”，没有经过刘永红的同意就获取上述信息。7.刘永红没有恳求医生非要做手术。刘永红在一年内经历了两次左锁骨手术，对刘永红均造成损害。（二）二审判决书的内容多处不实、错漏。1.刘永红的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刘永红发送的二审判决书电子文本，载明的一审判决书案号错误。该委托诉讼代理人从二审法院领取的二审判决书纸质版，则已经盖好校对章。但二审合议庭的审判长表示不清楚案号错误的情况，不清楚答辩状的情况。2.二审判决书对刘永红上诉请求的表述与刘永红的上诉状有诸多不同。3.一、二审法院均未依刘永红的申请封存病历，没有要求珠海市人民医院提供注射针药的质量检测报告，出示相关医护人员的执业证照。（三）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不等同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开庭审理”。对刘永红开庭审理本案的申请，二审法院未作书面回复。对刘永红要求合议庭成员回避的申请，二审法院仅作出一份决定书予以驳回。本案应调取手术现场监控录像，保障刘永红对手术过程、手术现场医护人员的姓名和职责、对刘永红使用药物及质量的知情权。（四）珠海市人民医院的住院病案多处矛盾，虚假、错漏。珠海市人民医院的病历记载其为刘永红拍了Ｘ光片，但刘永红在本次住院期间并没有拍过Ｘ光片。刘永红向李远辉主任和珠海市医患办领导所作的陈述是，自2017年1月26日在珠海市平沙医院行开放式嵌钢板缝合手术后，身体健康急转直下，头晕、头沉、头痛……像中毒一样。而住院病案描述，患者近期精神、睡眠、胃纳好。关于刘永红有无××结核病史、月经是否正常的记录，也与刘永红的实际病史不一致。《麻醉总结与术后随访记录》记录病人平稳复苏，吴爽送病人安返病房。但实际上，刘永红术后回病房后不停呕吐、头晕、头痛、牙疼、喉咙干痛，吴爽并未随访，是李晨鸣送刘永红至病房。（五）珠海市人民医院毫无依据地认为刘永红锁骨突出，可能会骨头疏松、重新骨折，猜测刘永红会紧张惊恐，不配合手术，由邢延飞护士临时改变麻醉方式为全麻，过度医疗额外增加刘永红的医疗费用、导致刘永红的身体状况更差。拆除左锁骨钢板手术也不是非做不可。（六）刘永红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遭受暴力驱赶。综上，珠海市人民医院篡改、隐匿病历，过度医疗，侵犯刘永红的知情权，病历书写不规范，严重违反诊疗规范，存在严重过错，应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八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开庭审理本案、再审本案。受广东省法律援助局指派，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奕兰向本院提交《代理意见》称：（一）一、二审法院未查明刘永红术前、术中及术后的情况，认定刘永红手术后的病症与手术无关错误。一、二审法院并非医疗或者医学专业机构，对本案医疗损害因果关系没有能力进行分析和判断。（二）刘永红在一、二审中均申请调查取证，请求法院调取术前、术中及术后的视频录像，参与手术的麻醉师、医生、护士等的工作证，并申请参与手术的人员出庭作证。刘永红在手术现场没有见到吴爽、梁根强等人，他们的签名文件不能证明手术当时的情况。刘永红还申请封存病历，但一、二审法院均未作回复。珠海市人民医院不能证明刘永红的病症与其手术医疗行为无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珠海市人民医院提交意见称：（一）经核查，珠海市人民医院并无“李晨鸣”这一人员。《手术知情同意书》系李远辉医生递给刘永红签名的。刘永红诉称手术知情同意书不是其本人签名，在一审庭审中又承认其签了手术知情同意书但又不确定珠海市人民医院作为证据提交的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系其本人签名，陈述前后矛盾。（二）刘永红有焦虑性神经症病史，一、二审判决认定刘永红存在精神问题并无不当。患者焦虑、疼痛、自身疾病均可引发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其所述的不适症状与自身所患精神心理疾病有密切关系。刘永红在珠海市平沙医院行第一次手术后，曾因精神问题前往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就诊。根据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的疾病证明书，刘永红在珠海市人民医院行第二次手术后，其焦虑性神经症仍在持续。本案不能证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刘永红所述症状存在因果关系，更不能证明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三）珠海市人民医院已举证证明刘永红的医疗操作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度医疗。1.刘永红接受骨折内固定装置拆除术的前提已成就，没有手术禁忌症。在此情况下，珠海市人民医院对其行左侧锁骨内固定装置去除术系正确的医疗行为。2.刘永红手术最终使用全麻，是建立在充分考虑其病史、自身临场状态的基础上，并非过度治疗。术前麻醉医生反复交代麻醉方式及相关风险，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麻醉同意书上刘永红的签名是其本人的真实签名，术中所用药物的种类、剂量、用法符合药物使用要求，麻醉相关操作符合医疗常规。3.珠海市人民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术中、术后均尽了自身的义务和努力。刘永红采取的是微创手术，术程顺利，术中出血少，取出物与X线相符。术后刘永红自述头晕头痛，珠海市人民医院曾多次安排精神内科、口腔科、神经内科对其会诊，但刘永红均不配合。4.珠海市人民医院要求刘永红出院符合规定。（四）本案不存在刘永红所谓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二审法院不予开庭审理亦可依法裁判。（五）刘永红未举证证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也未证明其医疗行为及其所谓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审判决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由刘永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六）刘永红在二审、再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也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综上，请求驳回刘永红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刘永红的再审申请和珠海市人民医院的答辩意见，本案审查焦点为：一、二审判决认定刘永红请求珠海市人民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是否恰当。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刘永红应举证证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及与其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刘永红主张珠海市人民医院对其采取全身麻醉的方式，属于过度医疗，且实际施术人员与签名人员不一致，导致其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但刘永红在行涉案“内固定装置拆除术”前的入院记录中曾“自诉头痛、头晕、颈部不适、间断视物模糊1年余”，且陈述2017年1月在珠海市平沙医院行“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后便出现头晕、头痛症状，并由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诊断为“焦虑性神经症、脑外伤后综合征及抑郁状态”。据此，刘永红在本案中所述的症状，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为其行涉案“内固定装置拆除术”前即已存在并有明确诊断。刘永红在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珠海市人民医院为其行涉案“内固定装置拆除术”与其所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仅根据其单方陈述，也不足以认定珠海市人民医院存在签名人员与实际施术、操作人员不一致的情况。至于麻醉方式的选择，珠海市人民医院术前经综合评估刘永红的病史和心理精神状态，建议其选择全身麻醉的方式，刘永红亦已在手术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中签名确认。刘永红在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珠海市人民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其所述症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刘永红又以“不信任”为由，表示不申请医疗过错鉴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未能通过鉴定意见认定刘永红主张的事实是否成立，应由刘永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二审判决认定刘永红主张珠海市人民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并无不当。刘永红在二审中以合议庭成员曾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为由，提出回避申请。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其回避申请不符合法定回避情形，决定驳回。刘永红不服，申请复议，二审法院亦已作出驳回其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并已通知刘永红。二审法院对刘永红回避申请、复议申请的审查办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而非再审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刘永红在再审申请中并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无需开庭询问当事人，故对刘永红开庭审理本案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刘永红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永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赖尚斌审判员  谭 甄审判员  何曲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陈捷书记员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