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再1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远齐，男，1950年8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贵州省晴隆县。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炳芬，女，1952年3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址同上。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卢某，女，1979年2月12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惠水县人，住贵州省惠水县。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1，男，2010年3月12日生，藏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贵州省晴隆县。法定代理人：次某，女，1986年7月1日生，藏族，西藏自治区贡嘎县人，住西藏自治区贡嘎县。系陈某1之母。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2，男，2012年8月27日生，藏族，西藏自治区贡嘎县人，住西藏自治区贡嘎县。法定代理人：次某，女，1986年7月1日生，藏族，西藏自治区贡嘎县人，住址同上。系陈某2之母。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某，男，2009年7月2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惠水县人，户籍地住贵州省惠水县，现住贵州省晴隆县。系陈杰继子。法定代理人：卢某，女，1979年2月12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惠水县人，住贵州省惠水县。系赵某之母。上述六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旭，贵州贵达（贵安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述六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贵州贵达（贵安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飞洪，男，1989年4月5日生，仡佬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贵州省关岭自治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谭钰景，女，1984年6月26日生，黎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贵州省关岭自治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镇环城路。法定代表人：陈建华。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住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塔山东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塔山支行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杨雪松，该公司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刘强，男，1979年4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龙壤平，男，198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赵某因与被申请人吴飞洪、谭钰景、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顺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黔04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19）黔民申31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赵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被申请人吴飞洪、谭钰景及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壤平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源顺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陈远齐等六人请求：1.撤销本院（2018）黔04民终1087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申请人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再审申请人死亡赔偿金581600元；3、改判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精神抚慰金100000元；4、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有新证据足以证明受害人陈杰和被扶养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陈杰自2016年起，一直从事个体运输经营，帮宋某、吴某等人拉货，陈杰的居住地和收入都在城镇。根据惠水县赤土小学证明，陈杰之子陈某1是该校学生，作为未成年人，不可能单独在惠水县上学，而父母却在晴隆农村居住。（二）原审认为陈杰未带安全警示牌，缺少车辆安全配备，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只酌情支持3万元精神抚慰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吴飞洪负事故全部责任，陈杰不负责任，陈杰没有任何过错。（三）天安财险安顺支公司没有明确告知投保人在事故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天安财险安顺支公司也没有明示告知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据此，陈远齐等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吴飞洪辩称：死者陈杰是农村户口，就应该按照农村的标准赔偿。被申请人谭钰景辩称：本案被申请人吴飞洪是租赁车辆发生事故，事故责任书认定其负全责，其本人与源顺租赁公司非挂靠关系，仅是租赁关系。被申请人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辩称：对此次事故认定无异议，免责事项已告知吴飞洪，公司已经进行了赔偿，对于剩下的赔偿部分不应承担。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吴飞洪、谭钰景、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天安保险安顺支公司赔偿原告因亲属陈杰交通事故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974479元；2.由被告天安保险安顺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日，被告吴飞洪口头与被告源顺公司联系租用汽车，被告源顺公司将贵Ｇ×××**号小型轿车以每天租金240元租给被告吴飞洪，被告吴飞洪当晚驾驶该车辆由关岭往安顺方向行驶，21时25分许，当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1960ＫＭ＋800Ｍ处下行线时与驾驶ＧＬＡ09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在超车道上发生事故后正在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过程中的陈杰发生碰撞，造成陈杰受伤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被告吴飞洪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杰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吴飞洪承诺先支付受害人陈杰家属80000元赔偿费，但实际只支付了26000元。涉案车辆贵Ｇ×××**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被告谭钰景，系被告谭钰景挂靠在被告源顺公司经营。所得利润，被告谭钰景得80%，被告源顺公司收取20%作为管理费。被告源顺公司在事发后当天与被告吴飞洪补签了汽车租赁合同。涉案车辆贵Ｇ×××**号小型轿车车主谭钰景于2017年7月29日和2017年8月22日向被告天安保险安顺支公司投第三者强制保险（保险额度为122000元）和第三者商业险（保险额度为1000000元）。受害人陈杰与次某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二子陈某1和陈某2，陈某1生于2010年3月12日。陈某2生于2012年8月27日。陈杰父亲陈远齐，生于1950年8月17日，母亲王炳芬，生于1952年3月1日。陈远齐、王炳芬共同生有四子，受害人陈杰系幼子。受害人陈杰死亡时，陈远齐已有67周岁以上，王炳芬已有65周岁以上，陈某1已年满7周岁，陈某2已年满5周岁。2015年10月27日陈杰与卢某登记结婚，系合法夫妻。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赵某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赔偿请求人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对原告方陈述：原告赵某是原告卢某与其前夫所生，原告卢某与其前夫离婚后，赵某由原告卢某抚养，原告卢某与受害人陈杰登记结婚后，赵某即是受害人陈杰的继子，形成了继父子关，受害人陈杰对赵某具有抚养义务。原告没有提供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来证实赵某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提供原告卢某与其前夫离婚时婚姻登记机关离婚登记的相关证据或人民法院已生效离婚裁判文书证实赵某与卢某的身份关系，也就不能证实赵某与受害人陈杰的继父子关系。原告方提供贵州省晴隆县光照镇孟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陈杰家庭情况说明，不能证实赵某与受害人陈杰的身份关系。因此，赵某在本案中不具有赔偿请求人资格，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对赵某的诉请，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二、关于被告吴飞洪、谭钰景、源顺公司的法律关系及的责任承担。被告谭钰景将自己的车辆挂靠在被告源顺公司经营，得到的收入按比例分配，被告谭钰景与被告源顺公司形成挂靠经营关系。被告吴飞洪向被告源顺公司承租登记在被告谭钰景名下且挂靠在被告源顺公司经营的贵Ｇ×××**号小型轿车，被告吴飞洪同被告源顺公司形成租赁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告吴飞洪、谭钰景、源顺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被告吴飞洪辩称:被告吴飞洪已被立刑事案件侦察，对被告吴飞洪进行强制措施，在刑事案件中有权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应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原告先行提起民事诉讼不适合法律规定，以及被告吴飞洪现无赔偿能力，被告吴飞洪该辩称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对于谭钰景、源顺公司辩称被告吴飞洪有驾驶资格，手续合法，其不承担责任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三、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吴飞洪是否构驾车逃逸的问题。从交警部门对现场目击证人宋某、被告吴飞洪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后乘坐被告吴飞洪驾驶的贵Ｇ×××**号小型轿车的乘车人晏某某的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对贵Ｇ×××**号小型轿车事前事后的照片和机动车检验报告、被告吴飞洪在庭审时的陈述分析，可以认定，被告吴飞洪知道自己驾驶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虽下车检查车辆的左面，但未对车辆右面进行全面检查，即将车辆驶离，事后得知驾驶的贵Ｇ×××**号小型轿车被撞坏，也不及时向公安交警部门报案，直到公安交警部门查找到车主，车主联系到被告吴飞洪，被告吴飞洪才主动联系公安交警部门，接受调查询问。被告吴飞洪的行为符合交通事故逃逸情形。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飞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应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天安保险安顺支公司在向投保人谭钰景对贵Ｇ×××**号小型轿车投机动车商业第三者保险时提供的格式投保单条款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虽明示告知，保险车辆变更用途等，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批改手续。但没有明确告知投保人该明示告知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视为未作提示或者未作明确说明，该明示告知不产生效力。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第二十四条，明确说明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因此，对被告天安保险安顺支公司辩称：本案车辆承保时为家庭自用，车主用于商业运营未告知保险公司的辩称，不予采纳。本案车辆驾驶人吴飞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只同意在交强险进行赔付，不同意用商业险进行赔付的辩称，应予采纳。被告天安保险安顺支公司应在贵Ｇ×××**号小型轿车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本案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是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的问题，原告方没有提供受害人陈杰和被抚养人在城镇居住时间满一年以上的证据，原告方提供惠水县赤土小学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原告陈某1系该校学生，陈某1系未成年人，需要成年家属陪护，不能证明陈某1在城镇居住。原告方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陈杰死亡后赔偿标准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201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69元）／年×20年计算为人民币177380元；2、丧葬费，参照贵州省2016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795元／年÷2计算为人民币35898元，原告方只主张29199元，应予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事故发生时受害人陈杰生前有被扶养人：陈杰与次某生育的长子陈某1，年满7周岁（2010年3月12日生），次子陈某2，年满5周岁（2012年8月27日生）；受害人陈杰父亲陈远齐，年满67周岁（1950年8月17日生）、母亲王炳芬年满65周岁（1952年3月1日生）。原告陈远齐、王炳芬年事已高均无劳动能力，且无收入来源，由于受害人陈杰的两个未成年子女及父母均为农村户口，故对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应当参照201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8299元／年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对陈远齐、王炳芬、陈某1、陈某2四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8299元／年×15年计算为124485元。（1）陈远齐，赔偿13年：8299元／年×13年计算为107887元÷4人＝26971.75元；（2）王炳芬，赔偿15年：8299元／年×15年计算为124485元÷4人＝31121.25元；（3）陈某1，赔偿11年：8299元／年×11年计算为91289元÷2人＝45644.5元；（4）陈某2，赔偿13年：8299元／年×13年计算为107887元÷2人＝53943.5元。陈远齐、王炳芬、陈某1、陈某2四被抚养人生活费总额合计为：26971.75元＋31121.25元＋45644.5元＋53943.5元＝157681元，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即124485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4、精神抚慰金，由于在本次事故中死者陈杰驾驶的车辆未带安全警示牌，存在过错，故对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本院酌情判赔人民币30000元。5、施救费950元，属救治受害的费用，应予赔偿。6、骨灰存放费1000元和高速路过路费85元，属原告办理受害人陈杰死亡后的相关事宜的费用，应予赔偿。7、受害人家属处理陈杰死亡事故的误工费，按3人3天，参照2017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人×3天×﹛（58198元／年÷12个月）÷30天﹜3人×3天×162元＝1458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8、交通费，处理陈杰死亡事故的死者陈杰的亲属有来自西藏等地，原告主张3000元，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公路赔偿费3580元，该笔费用系陈杰驾驶的贵Ｇ×××**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发生碰撞公路设施支付的费用，与被告吴飞洪驾驶的贵Ｇ×××**号小型轿车无关联，本院不予支持。受害人陈杰死亡后各项赔偿费用合计为：177380元＋29199元＋124485元＋30000元＋950元＋1085元＋1458＋3000元＝367557元；应扣除被告吴飞洪已支付的26000元，即34155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1、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被告吴飞洪、谭钰景、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因陈杰死亡后的各项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367557元，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在贵Ｇ×××**号轿车投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最高限额（120000元）内全额支付给原告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不足部分247557元，扣除被告吴飞洪已支付的26000元，实际赔偿221557元，由被告吴飞洪、谭钰景、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连带支付给原告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2、驳回原告赵某本案中的的诉讼请求。3、驳回原告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五人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72元，减半收取2586元，由原告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共同负担1586元；被告吴飞洪、谭钰景、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00元。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赵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2、判令吴飞洪、谭钰景、源顺公司赔偿六上诉人981178元；3、被上诉人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吴飞洪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并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依法交由审理涉嫌交通肇事罪案件的刑事审判组织与附带民事案件一并审理，或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告知依法提起附民事诉讼；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的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恰当；2、是否应适用先刑后民；3、死亡赔偿金应否以城镇标准计算；4、上诉人卢某及赵某是否是适格主体。二审应当围绕上诉人的请求及适用法律进行审理，对于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无效，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吴飞洪驾车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陈杰没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吴飞洪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杰无责任”。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经过复核后，予以维持，该认定书中未认定陈杰未在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情况存在，上诉人吴飞洪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陈杰对本次事故发生具有过错。且上诉人吴飞洪陈述其在事故发生后仅下车检查其车辆左边情况，其主张当时系在高速公路上，为了自身安全并未检查右边情况。但根据鉴定，吴飞洪驾驶的车辆在事故后，右边车灯出现故障，此时继续行驶会对自身产生高度危险，其未对右边情况进行确认不符合常理。并且，对于自身租赁车辆发生事故后的损失多少及由谁赔偿不进行确认，也不符合常理。同时，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如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有异议，负有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举证责任，而上诉人吴飞洪未能提供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其承担全部责任的认定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吴飞洪主张其不存在逃逸情节，陈杰未在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上诉人不能预见道路前方的车辆或行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对于本案应否依“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其关于应当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并非所有民事案件均适用“先刑后民”。涉侵权案件中，因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在举证责任分配、事实认定等方面规则存在重大不同。即使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未构成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能够推定侵权事实的成立，该推定仍可作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依据。且本案不属于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不存在“先刑后民”问题。对于卢某主体资格问题，二审中，二审法院对卢某提交的结婚证原件进行了核对，并让当事人质证，上诉人吴飞洪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故卢某是适格原告，上诉人吴飞洪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对于赵某主体资格，一审已驳回。对于赵某上诉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系适格原告，故不予支持。上诉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主张原审查明部分和认定部分存在矛盾。经查，根据同车人宋某在高速公路管理支队中的询问笔录中表明“……撞向中央隔离护栏后，我就与陈师傅下车找安全标志摆放，但车上没有安全标志牌，我就和驾驶员站在车后方10米开外的地方用强光手电对着来往车方向晃动作警示……他去中间隔离带里掰点树枝来做警示……”，因此原审查明事实中表示“……发生事故后正在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过程中的陈杰发生碰撞……”及原审认定部分为“……由于在本次事故中死者陈杰驾驶的车辆未带安全警示牌……”，故原审查明事实与认定间不存在矛盾，故对上诉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源顺公司、谭钰景在答辩中提出的不承担责任的主张，因其未提出上诉，故不予审理。对于丧葬费的问题。上诉人主张29199元，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且在原审确认的35898元的丧葬费赔偿范围内，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且对当事人诉求的赔偿金额应当是多少，不属于法院应释明的内容。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问题，陈远齐等人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但其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死者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陈杰驾驶的车辆未带安全警示牌，缺少车辆的安全配备。故原审酌情支持30000元精神抚慰金，也无不当。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2元，由上诉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赵某共同承担4849元，由上诉人吴飞洪承担6813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时，再审申请人申请证人宋某、吴某出庭作证。证人宋某证实：死者陈杰2013年以来长期帮其拉货，并在晴隆县城租房居住；吴某证实：陈杰死亡之前几年的时间帮其拉货，并知晓其居住在晴隆当地。上述证人证言结合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村委证明及死者陈杰的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再审确认陈杰死亡之前长期从事货运工作，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按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计算；2、精神抚慰金10万是否合理。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按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计算的问题。本案赔偿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死者陈杰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死者陈杰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项赔偿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显属不当。死者陈杰虽为农村户口，但其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申请人主张各项赔偿费用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被申请人吴飞洪再审辩称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辩解意见，再审不予采纳。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原审法院综合案件情况，酌情判决精神抚慰金30000元并无不当。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100000元精神抚慰金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申请人谭钰景辩称其与源顺租赁公司并非挂靠关系仅为租赁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再审中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谭钰景将其所有的车辆挂靠在被申请人源顺租赁公司经营，且经营收益按比例分配，已形成挂靠经营关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陈杰死亡后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费用的数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80元／年×20年计算为人民币581600元；2.丧葬费：参照贵州省2017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924元／年÷2计算为人民币31462元，原审时申请人丧葬费只主张29199元，故再审不予变更；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四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20348元／年计算，生活费总额为20348元／年×15年计算为305220元。其中：（1）陈远齐，赔偿13年：20348元／年×13年计算为264524元÷4人＝66131元；（2）王炳芬，赔偿15年：20348元／年×15年计算为305220元÷4人＝76305元；（3）陈某1，赔偿11年：20348元／年×11年计算为223828元÷2人＝111914元；（4）陈某2，赔偿13年：20348元／年×13年计算为264524元÷2人＝132262元。陈远齐、王炳芬、陈某1、陈某2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合计为：66131元＋76305元＋111914元＋132262元＝386612元，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305220元，超过部分（即：386612元-305220元＝81392元）本院不予支持。对施救费950元、骨灰存放费1000元、高速路过路费85元、误工费1458元、交通费3000元等其余各项赔偿数额，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再审不予变更。受害人陈杰死亡后各项赔偿费用合计为：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2919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522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施救费950元＋骨灰存放费1000元＋高速公路过路费85元＋误工费1458＋交通费3000元＝952512元，扣除被申请人吴飞洪已支付的26000元及被申请人天安财保安顺支公司应赔付的交强险最高限额120000元后，剩余赔偿金额共计806512元，由被申请人吴飞洪、谭钰景、源顺汽车租赁公司共同赔偿。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赔偿标准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适用法律错误，以致判决结果错误，再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理由成立，再审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黔04民终1087号民事判决及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民初8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维持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民初8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赵某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三、陈杰死亡后的各项赔偿费用共计人民币952512元，由被申请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在贵Ｇ×××**号轿车投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最高限额120000元内全额支付给申请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剩余赔偿款832512元，扣除被申请人吴飞洪已支付的26000元后，由被申请人吴飞洪、谭钰景、关岭源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申请人陈远齐、王炳芬、卢某、陈某1、陈某2共计人民币806512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5172元，减半收取25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2元，由被申请人吴飞洪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芶  薇  薇审判员 吴  永  顺审判员 刘    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程凯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