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民终19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住所地金秀县金秀镇解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241999620468。 法定代表人：罗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榕，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罗红，男，1963年9月5日出生，瑶族，住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萍，女，1969年8月1日出生，瑶族，住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系赵罗红之妻。 原审第三人：覃桂英，女，1943年7月18日出生，瑶族，住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晓春，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壮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系覃桂英之子。 原审第三人：甘加汪，男，1938年2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毅，男，1973年8月1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系甘加汪之子。 上诉人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以下简称金秀土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罗红、原审第三人覃桂英、甘加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324民初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秀土产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陈芳于2005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认定重要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从未和被上诉人签订过76平方米的《合同》，该合同系被上诉人伪造，目的是为掩盖《补充合同》不合法，从而侵吞集体财产。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全体职工大会》会议记录证明职工大会不同意赵罗红购买三间柴火房，但一审法院却别有用心的遗漏该份证据，未做出任何评述。一审法院“选择性”采信证据，《指界委托书》中并没有明指界的范围，不能证明指界范围包含《补充协议》中25.36平方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确认之诉，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实质上属于形成权，不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无效，是基于该协议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系陈芳和赵罗红与时任领导恶意串通，损害集体的利益。上诉人是集体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相关规定，出售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需要经过上诉人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补充协议》签订的时候，陈芳与时任经理曾祥彦明知25.36平方米房屋及土地属于集体性质，也明知出售需要职工大会的同意，仍恶意隐瞒并签订《补充协议》，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侵害了上诉人及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确认协议无效，不应以《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以双方自愿签订而认定协议有效。 被上诉人赵罗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召开全体职工会议》的记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上诉人未参加本次会议，其他职工的签字和指印的真实性也无法查明。上诉人于2006年3月15日已向陆仕雄发出《通知》，告知三间小瓦房已转让给陈芳，因此上诉人称当时没有召开全体职工会议是不可理喻的。 原审第三人覃桂英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法院应依法确认2005年9月8日上诉人与陈芳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合同，字体与陈芳的签字明显不一样，是伪造合同。被上诉人多占的三间小柴房并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2018年3月30日上诉人召开的职工大会也明确表示不同意不接受该行为。对于以合法形式非法损害集体财产的行为，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原审第三人甘加汪述称，一审判决不合理，被上诉人称房子是其购买，但附加条款不合理，法院应依法确认2005年9月8日上诉人与陈芳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 上诉人金秀土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上诉人与陈芳于2005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赵罗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芳（系赵罗红妻子，已故）、杨继强、张某均为金秀土产公司员工，2004年11月29日，该三人经过投标分别中标金秀土产公司出让的二层瓦房的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金秀土产公司与陈芳于当日签订一份《合同》，约定“一、转让房屋金额：乙方中标的房屋面积约55.44平方米（具体面积按乙方新建楼房地脚线为准确数），中标单价为每平方米520.00元，预交转让该房屋所有权款为28828.80元。（以后按实际丈量数计算实际应交房款多还少补）。……四、二层瓦房、棉花仓库、小瓦房大门走抽的二楼以上建筑可外伸1米。……”，金秀土产公司作为甲方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陈芳作为乙方在《合同》上签字。同日，金秀土产公司员工张某以相同的方式获得金秀土产公司转让面积为55.44平方米的二层瓦房的三号房，双方亦于同日签订《合同》。2004年12月3日，陈芳将房屋转让款39520元支付给金秀土产公司，金秀土产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单据上写明“单位：㎡、数量：76㎡、单价520.00”等，单据上加盖“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财务专用章”。2005年9月8日，金秀土产公司与陈芳又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将陈芳中标房屋左侧的三间小瓦房转让给陈芳，包括陈芳中标已购买的半间，转让价款为每平方米520.00元，面积为25.36平方米，转让金额为13187.20元，其它条款仍按原合同执行。期间，2005年7月30日，金秀土产公司出具《地籍调查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证明曾祥彦在金秀土产公司处任总经理系法人代表，于2005年9月9日向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出具《指界委托书》，委托曾祥彦作为金秀土产公司代表出席土地权属界线现场指界。2005年12月12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陈芳颁发金国用（2005）第011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面积为80.80平方米，陈芳去世后，其丈夫亦即赵罗红将该不动产权利人变更为赵罗红本人，并进行了变更登记［桂（2018）金秀县不动产权第0001570号］。2006年3月15日，金秀土产公司向覃桂英之夫陆仕雄发出《通知》，要求其将堆放在陈芳小瓦房的东西搬走。2020年6月6日、28日，金秀土产公司向金秀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申请撤销赵罗红持有的三间小瓦房的土地使用证，金秀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答复认为确认合同的有效或无效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解决的合同效力问题后再向其提出不动产撤销登记。金秀土产公司遂以《补充合同》没有经过金秀土产公司职工大会同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相关规定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补充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5年9月8日《补充合同》中约定的三间小瓦房其中两间一直由甘加汪、覃桂英占有使用。2018年，赵罗红对陈芳中标面积为55.44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新建。此外，证人张某亦于2004年11月30日向金秀土产公司支付房屋转让费39520.00元，但庭审中证人张某陈述，先按76平方米预交购房款，之后测量为55.44平方米，故金秀土产公司已将多预交的购房款退回给张某。 一审法院再查明，庭审中赵罗红提供了于2004年11月29日与金秀土产公司签订的另一份《合同》，该合同约定陈芳中标的房屋面积为76平方米，单价为520.00元每平方米，预交房屋转让款为39520.00元，并且赵罗红陈述其据此《合同》已于2004年12月3日已将款项39520.00元交付给金秀土产公司。但因该《合同》为复印件，金秀土产公司不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金秀土产公司与陈芳于2004年11月29日签订《合同》（面积55.44平方米）及于2005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时，双方签字盖章，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涉诉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签订合同后，陈芳按合同约定支付房款，因此，金秀土产公司与陈芳成立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此外，《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是以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都应当进行依法登记。本案中，陈芳依据《合同》、《补充合同》到国土部门办理案涉合同房屋土地使用证，在陈芳去世后，赵罗红亦对该房屋进行了变更登记，即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甘加汪、覃桂英对房屋的占有和使用并不影响赵罗红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至于出售房屋是否需要经过金秀土产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系金秀土产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同时，金秀土产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故金秀土产公司主张《补充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合法有效。金秀土产公司认为陈芳与赵罗红欺骗隐瞒相关部门违法侵吞三间小瓦房，属于恶意串通，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金秀土产公司和陈芳在2005年9月8日签订《补充合同》，金秀土产公司并于2006年3月15日向覃桂英之夫陆仕雄发出《通知》，告知陆仕雄涉案合同的三间小瓦房已转让给陈芳，金秀土产公司于2020年9月3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且金秀土产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法定事由，故金秀土产公司已丧失胜诉权。因此，赵罗红以金秀土产公司主张权利超过时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金秀土产公司请求确认2005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50元，减半收取425元，由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金秀土产公司主张2005年9月8日其与陈芳签订《补充协议》无效，应举证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之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金秀土产公司对涉案《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主张该协议是陈芳与公司时任领导他人恶意串通所签，但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其提供的《2018年召开全体职工会议》系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后产生，故仅凭该《2018年召开全体职工会议》，并不足以否定当年签订《补充协议》的效力，更无法证明涉案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金秀土产公司与陈芳于2005年9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至今已15年，金秀土产公司也于2006年3月15日向其员工陆仕雄发出《通知》，明确告知陆仕雄，公司已将职工宿舍楼左侧的三间小瓦房转让卖给了陈芳，现要求确认《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金秀土产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元，由上诉人金秀瑶族自治县土产日杂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永魁 审 判 员 黄月秀 审 判 员 韦玉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蒙巧玲 书 记 员 卓秋雄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