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9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迎宾街（南段）15号楼5-2号门。法定代表人：荆翠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小东路**。法定代表人：叶锦寨，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吴杰，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住，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楼/div>负责人：谢国辉，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辽宁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石林，辽宁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金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div>法定代表人：王德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雯雯，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大连鸿泰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辽，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公建v>法定代表人：王德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公司）、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以下简称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大连金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大连鸿泰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被上诉人明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赵石林，金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雯雯，鸿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辽01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确认运达公司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权享有质权和优先受偿权；三、由明达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工商局不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登记机构，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查封裁定不能产生公示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向工商局送达查封裁定无法实现查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目的。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抚顺银行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以股权证的形式存在，交付股权证即可转让股权，股东变更无需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工商局也无法控制非上市股份公司股票的转让，所以向工商局送达查封裁定，要求工商局协助查封股份公司股权，根本起不到查封案涉股权的作用。2014年最高院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明确了工商局仅有对查封信息协助公示的义务，这也进一步说明工商局没有查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义务和能力。《辽宁省工商局关于抚顺市工商局能否协助人民法院冻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请示的答复》（辽工商发[2015]1号文）明确指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无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第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如何查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2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凭证（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债权人，用于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由此可见，法院对于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票只能采取扣押的方式，而且要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及分红等。但实际上，案涉股权的股权证并没有被扣押。第三，运达公司办理案涉股权的质押权登记时，该股权已经通过转让方式由金信公司持有，对该股权法院并没有查封。2015年1月14日，运达公司在办理案涉股权的出质登记时，案涉股权已经通过转让方式由金信公司持有，也没有查封冻结等权利负担。且在此之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时，抚顺市工商局已经告知案涉股权已经转让，其无法履行协助义务。故运达公司顺利办理了案涉股权的出质登记。一审判决认为“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2019年6月10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该日期明达公司仍持有抚顺银行15000万股股权。”但实际上，该记载只是明达公司作为发起人在登记资料上的记载，且发起人的登记信息不随股权转移而改变，即使股权转让后，该信息不变更。发起人信息不能作为认定其持有股权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抚顺市工商局接收了查封案涉股权的裁定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这明显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且与事实不符。二、运达公司取得案涉股份的质权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为：（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述规定。本案中，运达公司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时从不知晓案涉股权存在争议。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时，在抚顺市工商局备案的抚顺银行档案中，无论是抚顺银行的公司章程还是股东名册，都体现金信公司为抚顺银行股东；且运达公司提供了合理的担保金额（11,500万元），并且将该股份质押情况记载于抚顺银行股东名册，也于同日经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运达公司取得案涉股份的质权完全符合《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享有案涉股份的质权。一审法院以抚顺市工商局接收了查封案涉股权的裁定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为由，否认运达公司的善意，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运达公司已充分履行了谨慎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运达公司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情况，未对自身权益处置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运达公司在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时，案涉股份已经由明达公司转让给了金信公司，金信公司具有案涉股份合法权利人的外观，运达公司查阅了抚顺银行股东会决议、银监会批准文件、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这些证据材料均能证明金信公司为案涉股权的合法权利人。其次，金信公司也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取得股权分红。最后，运达公司在办理质权登记前查阅工商档案也并没有案涉股权被查封冻结的记载，更为关键的是工商局经审查后办理了出质登记。退一步讲，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工商局是非上市公司股权的登记机关，那么运达公司在抚顺市工商局取得了案涉股权的出质登记，就是合法的质权人。同时，运达公司接受的质押物为金信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的股份，而被查封的是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的股份，工商局也无法知晓金信公司持有的股份是受让于明达公司，运达公司则更不可能知晓金信公司持有的股份与被查封的明达公司持有的股份有关联关系。工商局既已办理了出质登记，那么运达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金信公司是案涉股份的合法权利人。以上证据充分证明运达公司已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一审法院却对上述证据避而不谈，直接认定运达公司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驳回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善意取得中受让人善意的认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如前所述，运达公司在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时，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且出于善意，运达公司也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明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运达公司不构成善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运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明达公司辩称，明达公司与运达公司之间既无债权债务关系，更没有股权质押法律关系。明达公司对运达公司不负有任何责任与义务，运达公司的各项诉请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运达公司与明达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运达公司对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不享有质押权，更没有优先受偿股权。运达公司在本案及明达公司破产债权申报中均未举证证明其与明达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其举证的合同均是与明达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对明达公司没有约束力。明达公司对此既不同意、也不知情。运达公司不能依据与第三人签订的质押合同，向明达公司主张权利，更不能依据该与明达公司无关的合同主张本案所涉股权。二、运达公司所谓的质押登记明确记载的出质人为第三人亿丰公司，并非明达公司，而亿丰公司并不享有该股权，运达公司无权依据该质押登记向明达公司主张权利。三、运达公司就案涉股权的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一）案涉股权在运达公司办理质押登记前，早就已经在另案中被司法查封、冻结，禁止转让、抵押或处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案件时，根据该案上诉人李乔的申请，于2012年1月13日保全查封、冻结了明达意航集团持有的7.3332%抚顺银行股权15,000万元。冻结期限自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12日。该案由辽宁高院于2012年9月6日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一审判决，并经最高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民一终字第119号二审判决后，2013年2月20日，李乔向辽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辽宁高院于2013年3月19日指定大连中院执行该案。大连中院2013年4月10日就该案立案强制执行，并于2013年12月30日以（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执行裁定继续冻结该股权，期限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执行裁定继续冻结该股权，冻结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此后，大连中院一直持续冻结该股权至今。以上历次查封、冻结均由抚顺市工商局做出协助执行并办理了冻结登记等手续，存档备查。运达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核实该股权是否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等限制措施。但运达公司其在该股权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的情况下，与第三人亿丰公司等配合办理该股权的质押登记，不仅不可能认定为是善意的，而且是违法行为。（二）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已经明确认定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如上述第（一）条所述，大连中院在执行李乔与明达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本案运达公司已就与本案同样的请求、理由、事实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大连中院经审查确认本案运达公司对本案所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并作出（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运达公司的异议请求。该裁定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在已有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情况下，运达公司再次以同样理由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三）案涉股权被查封后，未经法院准许，任何人不得处分，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抵押、质押等等。另案十余份生效判决，已经据此判决亿丰公司对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并不享有该股权。亿丰公司在没有善意取得案涉股权的情况下，与运达公司配合就该股权办理质押登记。同理上诉人对案涉股权的质权当然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院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辽宁高院、大连中院等诸多生效法律文书均已查明并认定：1.抚顺市工商局系涉案股权的登记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均明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宜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现行法律法规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机构也并未另行作出其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从财产属性上看，公司股权应当属于该条规定中所称的“其他财产权”，在保全查封时，对“已登记的股权”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查封保全手续。工商局作为公司的法定登记机构，发起人股权已在工商局登记，因此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的登记机构，也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查封保全的登记机构。抚顺市工商局公示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发起人，持有其15000万股股权，证明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的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已在抚顺市工商局登记。因此，抚顺市工商局是涉案股权查封保全登记机构，辽宁高院另案向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合法。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股权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36号）中，工商总局答复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称“人民法院依生效的法律文书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冻结有关股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法协助执行”。虽然该答复已于2014年7月14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工商办字[2014]138号）废止。但是本案所涉股权查封是发生在2012年1月13日，该答复废止之前，因此，该答复适用本案，抚顺市工商局是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机关。辽宁高院及大连中院均连续向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也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证明抚顺市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抚顺银行发起人股权的查封保全登记机构。2.在案涉股权已经被查封冻结的情况下，本案运达公司与第三人配合办理该股权的质押登记，不属于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能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本案明达公司作为抚顺银行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属于已登记的股权，辽宁高院及大连中院在对涉案股权查封时，已向股权登记机关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办理了查封保全登记手续，完成了公示，即取得了对抗效力。人民法院通过工商局办理的查封保全登记属于有效，并可对抗第三方。其次，在抚顺市工商局抚顺银行企业档案中，均有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运达公司及第三人在受让及办理股权质押前，均应向股权登记机关工商局及明达公司了解股权状况，这是最起码的谨慎注意义务和基本的交易习惯，但运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受让股权时向工商局和明达公司了解股权是否被查封的事实，运达公司在股权交易及质押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而且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再次，运达公司系在案涉股权依法被查封期间办理股权质押，并且其举证了抚顺市工商局的质押登记文件，由此证明运达公司明知该股权的变更、设置权利负担等必须由抚顺市工商局办理登记手续。作为商事主体，运达公司在明知案涉股权变更及设定权利负担须由抚顺市工商局办理登记手续的前提下，既不向明达公司或抚顺市工商局了解案涉股权的权属情况，更未查询抚顺市工商局已经公示的查封、冻结信息，在案涉股权交易或质押过程中并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四）运达公司在明知出质人对案涉股权不享有所有权得情况下，继续与出质人配合，接受出质人以案涉股权提供的反担保，不仅是存在过错，更是存在主观恶意。综上，本案运达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既不享有质押权，更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述称，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质权。一、辽宁省高院在2012年1月对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进行查封时，因只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协助查封的通知书，并未向抚顺银行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工商局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登记机构，向工商局送达查封股权的裁定，要求工商局协助查封股权是错误的，工商局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都无法实现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查封。因此该查封起不到查封的作用，既不能限制股权交易，也不能限制股权在交易后进行后续质押，且抚顺银行也不知晓明达意航股权被查封的事宜。（一）查封的目的是限制交易，向工商局送达查封裁定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不能实现限制股份公司股权的交易。《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无记名股票的转让，由股东将该股票交付给受让人后即发生转让的效力。由此可见，股票是有价证券，股票转让即代表了股权的转让。《证券法》规范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公司法》规范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依据《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股权的转让只需要转让股票或限制行政审批即可，根本不需要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工商局也无法控制股份公司股票的转让，所以向工商局送达查封股份公司股权的裁定，要求工商局协助查封股份公司股权，根本起不到查封的作用。（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如何查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2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凭证（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债权人，用于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第53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应当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被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由此可见，法院对于股份公司的股票只能采取扣押的方式，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权或者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才能采取冻结措施，而且要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及分红等，而不是通知工商局。（三）2014年最高院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明确了工商局仅有对查封信息协助公示的义务，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工商局没有查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义务和能力。《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明确指出“从以往情况看，法院和工商机关在执行与协助执行中，程序上均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法院方面主要表现在：1、对非工商机关权限的事项要求协助执行。如非上市公司股份不需工商登记，但有的法院却向工商机关提出冻结要求。”可见以往法院要求工商局冻结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即辽宁省高院要求抚顺市工商局冻结抚顺银行股权的做法是错误的，《通知》的出台正是要纠正这一错误，这更说明工商局没有义务更没有能力协助查封股份公司股权。（四）国家工商总局答复意见已经明确写明只协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查封等事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或强制转让股权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1999]第143号）中对此问题已经做出了明确答复。辽宁省高院判决中所依据的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股权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36号）中“有关股权”应特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称为股份，并非股权，股份与股权在《公司法》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国家工商总局作为公司管理的最高权力部门，对股份与股权区别十分清楚，因此不能将“有关股权”认为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五）《辽宁省工商局关于抚顺市工商局能否协助人民法院冻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请示的答复》（辽工商发[2015]1号文）明确指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无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这也进一步说明抚顺市工商局不受理协助查封股份公司股权的做法是正确的。辽宁省高院认为抚顺市工商局收到了查封案涉股权的裁定就表明其具有协助查封的义务，这明显是错误的，是在用司法来创设行政权力，违反了行政法定原则。（六）早在2009年辽宁省政府就已经在全省发布成立股权登记托管中心的意见，明确指出由股权登记托管中心负责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登记工作。2009年3月27日，辽宁省政府向全省转发了辽宁省国资委与辽宁省工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企业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全省建立集中统一的股权登记托管体制，依法依规促进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规范管理、有效运转，辽宁省股权登记托管中心是省政府指定的专门从事股权登记托管业务的机构，股权登记业务包括股权登记、变更登记及注销登记。正是由于股份公司股权流转不需要到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因此才设立了股权托管中心。（七）2011年辽宁省国资委进一步明确工商局只对股份有限公司作初始登记，不做股权变更的后续管理。2011年9月29日辽宁省国资委在《积极推进全省股权登记托管工作促进国有非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提到，非上市公司股权托管的必要性，即工商部门只对股份公司的股权作初始登记，而不接续管理由注册股权带来的其他工作。（八）《公司法（解释三）》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明达公司并非抚顺银行真正意义上的发起人，明达公司是在抚顺银行增资扩股时入股抚顺银行，并不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发起人，登记为发起人是工商局的错误要求导致的。辽宁省高院对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发起人这一事实认定错误。二、因辽宁省高院对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在工商局进行查封是错误的，起不到查封的作用，因此金信公司应当依法取得案涉股权，金信公司将股权进行质押后，运达公司也是依法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三、即使认为金信公司对案涉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那么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也构成善意取得。（一）本案中，运达公司在办理股权质押过程中是善意的。1、运达公司从不知晓案涉股权存在争议，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时，在抚顺市工商局备案的抚顺银行档案中，无论是抚顺银行的公司章程还是股东名册，都体现金信公司为抚顺银行股东。2、运达公司接收的质押物为金信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的股权，而大连法院查封的是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的股权，其作为担保公司，无法判断金信公司的股权与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存在关联关系。3、由于抚顺银行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以股票的形式存在，交付股票即可转让股权，股东变更无需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后，无需在工商局对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因此工商局在办理股权质押时也无法判断金信公司持有的股权是受让于明达公司持有的股权，因此法院对明达公司持有的股权进行查封，无法达到阻却金信公司将股权进行质押。4、抚顺银行虽然在2013年末2014年初左右知晓了大连法院欲执行明达公司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但抚顺银行及时向大连法院说明了情况，告知大连法院明达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其依法转让，此后大连法院也认为明达公司已经将其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进行转让，因此未再继续执行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而是以叶锦寨涉嫌违法处分查封财产罪将案件移送抚顺市公安局进行刑事侦察。该案件经抚顺市公安局侦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大约在2014年8月后公安机关不再找抚顺银行配合调查，也未予立案。在此种情况下，抚顺银行始终认为既然公安机关都认可明达公司是合法转让抚顺银行的股权，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向担保公司等其他人告知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的股权曾经被查封过，因公安局已经确认该交易是合法交易，抚顺银行也无需向运达公司告知查封一事。而且，金信公司入股抚顺银行是经过银监局审批的，金信公司是合法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在未经法院判决确认金信公司对案涉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之前，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否定银监局行政审批的效力，也无权否定金信公司持有抚顺银行股权的事实，所以抚顺银行无权阻止股权质押，也没有法定义务要告知运达公司股权存在纠纷，若抚顺银行告知运达公司金信公司购买的股权曾被查封或因抚顺银行的行为导致金信公司的股权无法质押，那么一旦法院认定金信公司对股权构成善意取得，抚顺银行望花支行也将面临巨额赔偿。5、在金信公司知晓案涉股权被大连法院依法执行之前，其已经将案涉股权质押给了运达公司，并办理了质押登记。（金信公司申请执行异议时间为2015年1月26，股权质押登记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二）运达公司在办理股权质押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五条善意取得中受让人善意的认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十七条动产善意取得中受让人重大过失的认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第十八条善意取得中善意的判断时间，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依据上述规定，明达公司应当对运达公司不构成善意承担举证责任。运达公司对案涉贷款提供担保，金信公司将股权进行了反担保质押，当时质押股权时金信公司自己都不知道也不认为会是无权处分股权，金信公司也始终认为自己是合法股东，因此也不存在运达公司知晓金信公司无权处分的问题。金信公司也是在辽宁省高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其对案涉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后才变成了对案涉股权是无权处分。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在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取得了股权质押登记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取得了质押权，因此为贷款提供担保，完全符合交易习惯，并且不具有重大过失，应当依法对案涉股权的质权构成善意取得。四、明达公司股权被查封时，属于超标的查封，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导致的全部股权交易失败，也缺乏公平、公正。根据李乔的申请及提供的担保，查封金额应为本金10500万元及利息，但辽宁省高院在查封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这一项中就查封了价值高达22500万元的资产，且在查封裁定中体现查封股权15000万元，此金额明显超过案件标的。在此同时辽宁省高院又查封了明达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及担保单位的240套房产，超标的查封导致亿丰公司、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之间的股权交易都归于了失败，严重侵害了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利益。在股权转让后，案涉股权又被多家法院查封，若李乔不超标的查封，则不会导致其他查封有效，由此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综上，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质权。金信公司述称，金信公司认为运达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质权并可以优先受偿。第一，鸿泰公司向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借款，运达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第三人为该保证提供了反担保即用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向运达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事实清楚。第二，法院判决金信公司对案涉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但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金信公司在质押股权时并不知晓该股权被查封，因此质押股权属于无权处分。运达公司对质押股权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依据物权法及及其司法解释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运达公司应当善意取得质权，并优先受偿。其他陈述意见同抚顺银行望花支行一致。鸿泰公司述称，陈述意见与金信公司、抚顺银行望花支行意见一致。运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运达公司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2.确认运达公司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明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7日，抚顺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2012年1月4日，辽宁高院受理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2年1月13日，辽宁高院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查封或冻结明达公司名下价值相当于本金105,000,000元及利息5,039,580元的财产。并于同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还向其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记载：辽宁高院于2012年1月13日作出的（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当事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查封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3332%的股权，15000万元，查封期限自即日起两年即自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12日止。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辽宁高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年1月15日，明达公司出具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8000万股权转让给金信公司。2012年3月15日，金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关于该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的议案。2012年5月,明达公司委托抚顺银行与沈阳亿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6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143号批复，同意金信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2012年7月4日，金信公司向抚顺银行的账户共计付款2笔，总计金额12,000万元。抚顺银行用其偿还了明达公司为关联公司所担保的欠付抚顺银行到期债务。2012年7月29日，抚顺银行股东大会修改《抚顺银行公司章程》。记载：金信公司以货币出资8000万元，出资时间2012年6月8日。2012年9月6日，辽宁高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609号批复，同意核准修改后的《抚顺银行章程》。2013年3月19日，我院指定大连中院执行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3年4月10日，大连中院立案执行。2013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作出（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并于当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年12月31日，抚顺银行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协助执行异议书》，主要内容为：抚顺银行于2013年12月30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5月20日，大连中院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冻结股权进行评估，价值2.093亿元。李乔未提出异议。2014年9月10日，李乔申请拍卖被冻结股权。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抚顺市工商局拒绝履行协助继续冻结股权义务。抚顺银行签收但载明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以抚顺市工商局在无合法理由告知大连中院其不能履行协助义务为由，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罚款决定书，对抚顺市工商局罚款100万元，限期在2015年1月9日前缴纳。后抚顺市工商局履行了协助冻结股权义务，并向大连中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向其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罚款决定书未实际执行。2015年1月14日，鸿泰公司（借款人）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约定借款金额11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1月13日，由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金信粮油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同日，抚顺银行向鸿泰公司发放该笔贷款。同日，运达公司（保证人）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保04号），约定运达公司为鸿泰公司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之间的借款11500万元提供担保。同日，出质人（乙方）金信公司与质权人（甲方）运达公司、借款人（丙方）鸿泰公司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编号：运达担保2015年反权质字望001号），约定金信公司为运达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担保金额为11500万元，出质权利为“金信公司持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8000万股股权。”股权质押情况记载于抚顺银行股东名册。同日，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企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辽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2015000150号记载：根据申请，我局准予办理股权出质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特此通知。质权登记编号：A2104002015000150；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8000万元人民币；出质人：金信公司；质权人：运达公司。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2019年6月10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该日期明达公司仍持有抚顺银行15000万股股权。金信公司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称明达公司持有的8000万股已转让金信公司，请求法院停止拍卖执行。2015年4月9日，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71号执行裁定，驳回金信公司的异议。金信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请：1.确认明达公司原持有的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已经转让给金信公司，金信公司现为抚顺银行股东，持有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2.停止对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冻结、拍卖等执行程序。后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驳回金信公司诉讼请求；金信公司提起上诉，后辽宁高院作出（2016）辽民终72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5年12月22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21日。同日，大连中院向抚顺银行送达。12月28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年10月19日，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贷款人）、鸿泰公司（借款人）与担保人金信公司、运达公司、王德利、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金信粮油有限公司签订《展期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5流贷002号展字第02号）。约定：本合同是对编号为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借款合同》和编号为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保01号、02号、03号、04号担保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贷款人、借款人和担保人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及协议的约定执行。贷款人同意对上述合同项下所对应的相应债务进行展期，原债务金额为11500万元，原债务到期日为2017年1月13日；展期债务金额为11200万元，展期后到期日为2018年1月9日。2017年6月19日，大连中院对金信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重审案件作出（2016）辽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驳回金信公司诉讼请求。金信公司提起上诉。2017年11月28日，辽宁高院作出（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信公司申请再审。2018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驳回金信公司再审申请。现（2016）辽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2018）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均已生效。2017年12月25日，金信公司提起诉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明达公司立即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2,000万元及利息、可得利益。2018年10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解除金信公司与明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达公司返还金信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2,000万元。双方均未上诉，现（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2018年，运达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请求停止拍卖对案涉股权的执行。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作出（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运达公司异议请求。运达公司申请复议。2018年6月9日，辽宁高院作出（2018）辽执复207号执行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运达公司的异议申请。2018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明达公司破产清算，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明达公司管理人。运达公司遂向明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未予确认。2019年4月16日，运达公司提起本案之诉。一审法院认为，运达公司因明达公司管理人未予确认债权提起诉讼，故本案案由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3条第三款规定，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权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由此可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除应遵循《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相关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本案案涉《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系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举的无效情形，且抚顺银行将质押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故该合同有效。关于运达公司是否善意取得案涉股权质权并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另案生效文书即（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三十五条第三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等相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宜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金信公司、明达公司和抚顺银行在签订和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的行为亦表明，各方均知道抚顺市工商局是抚顺银行股权登记机构。在案涉股权被查封和转让中，辽宁省及抚顺市没有另行设立负责抚顺银行股权变更登记的部门。故一审法院于2012年1月13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冻结明达公司名下财产后，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抚顺市工商局采取什么方式履行司法协助义务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查封已经依法公示的事实。”生效司法文书（2017）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书亦载明：“关于涉案股权查封程序问题。1.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权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项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涉案股权被查封时，辽宁省当地也没有另行设立负责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部门。执行法院于2012年1月、2013年12月两次裁定查封冻结涉案股权时，抚顺市工商局并未对其负有协助履行查封冻结涉案股权义务提出异议，虽曾对2014年12月26日的查封裁定表示拒绝协助执行，但之后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实际履行了协助义务。2.关于查封、冻结涉案股权的公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一审法院对涉案股权作出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抚顺市工商局接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至于抚顺市工商局履行司法协助义务的具体方式，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涉案股权查封已经依法公示的事实。3.关于查封、冻结的通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的保全措施应通知相关公司，而明达公司持有涉案股权系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不属于上述规定调整范围。”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保全查封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排他性，未经人民法院许可，或未经解除查封，任何人不得处置。其他主体在应当知道该公示的情况下欲实施其他处置案涉股权法律行为时应尽到注意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案涉股权出质登记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此时案涉股权已完成了保全公示，运达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处置自身权益时，在进行质押登记时，应尽到了解质押标的物即本案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的义务，以避免权利不能实现的风险。而运达公司在应当知道案涉股权已被保全公示的情况下，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未对自身权益处置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运达公司构成善意第三人，运达公司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因此，运达公司提出的对案涉8000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运达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1,800元，由运达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运达公司在明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向明达公司管理人申报案涉股权质权并主张优先受偿权、管理人不予确认而引发的纠纷，由于股权质权不属债权，而属于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规定的权利质权，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别除权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根据业已生效的（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和（2017）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可以认定：一审法院于2012年1月13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冻结明达公司名下财产即案涉股权，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其他主体在应当知道该公示的情况下欲实施其他处置案涉股权法律行为时，如未尽到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案涉股权出质人金信公司在受让股权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不能构成善意取得，对涉案股权不享有合法权益。同理，运达接受前述股权出质时，也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未尽到相应注意义务，亦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故运达公司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运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800元，由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建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郭云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玉良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