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4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冀思宇，男，198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梅，女，1984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军，天津众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陵市义乌(国际)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阜欣路电子商务产业园。法定代表人：李慧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彬，山东浩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陵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乐德路南。法定代表人：李慧勤，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增国，山东浩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冀思宇、王丽梅因与被上诉人乐陵市义乌(国际)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管理公司”）、乐陵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发展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2020）鲁1481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冀思宇、王丽梅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1481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出五项诉讼请求：1.判令管理公司向原告提供将原告房屋出租给第三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账目(含通过第三方收取租金的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转账流水)等全部资料；2.判令撤销原告与管理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6-10年租金约定的内容；3.判令管理公司按照《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4-5年租金约定的数额、支付时间向原告支付第6年度到期租金(即年前应付部分)7621.5元；4.判令发展公司对管理公司应给付原告租金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发展公司和管理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理由分述如下：关于第一项诉讼请求。在一审中，管理公司称将包括上诉人房屋在内的小商品城商铺统一委托给乐陵澳林市场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场运营公司”)经营，并提交了由市场运营公司与刘志红签订的租赁合同。经查，市场运营公司、发展公司为浙江澳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管理公司系发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个公司系关联公司，就像人的左右手。为了搪塞上诉人，所谓的租赁合同，他们随时可以制作。因为自2020年春节前，双方之间就为租金事宜产生纠纷，甚至因此还惊动了乐陵市人民政府。被上诉人从此有了警觉，刻意制造所谓的租赁合同，以应付上诉人和可能到来的诉讼。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租赁合同是虚假的，纯粹是糊弄上诉人和法庭的。2、上诉人的房屋已于2014年委托被上诉人出租经营，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提供2014至2020年六年的租金收支转账流水，以说明上诉人的房屋到底出租了多少钱，为什么没有提供呢?因为租金收支转账流水临时作假不可能，无法制造。作为受托方，应向作为委托人的上诉人全面、真实报告与受托事项相关的情况，而不是糊弄和应付。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实现为由作出驳回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是错误的。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1、上诉人房屋的买卖合同和委托经营合同都是同一天与作为开发商的发展公司签订(有另案业主王学江手中尚存的第一份委托经营合同为证)，该份委托经营合同载明签订的时间与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同一天。在房屋能办理房产证时，被上诉人发展公司通知业主房屋实际面积与开始签订的购房合同、委托经营合同上载明的面积不符，委托经营合同需要收回更换，所以，上诉人提交的就是更换后的委托经营合同，而王学江手中尚存的第一份委托经营合同是发展公司疏忽忘记收回了；对开发商来讲，签订房屋委托经营合同是销售手段，出售房屋是目的；对当时作为购房者、委托人的上诉人来说，是在受到了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的开发商能给业主给付高额的租金收益的鼓舞、诱惑下才决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委托经营合同，开发商设下文字陷阱欺骗即是购房者又是委托经营者的上诉人。在合同内容上，虽然约定1至3年免付租金，其实是开发商在计算总房款时按照总房款每年约10%的租金回报率计算后抵扣了部分房款：关于第4至5年的租金约定，约定每年给付的租金数额约是总房款的12%并且保底；租金如此的高且保底，原告自然会认为这个开发商不一般、了不得，肯定会有独特的经营之道，不然的话，开发商不会给业主这么高的租金回报，毕竟，开发商也是要赚钱的。3、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大肆宣传房屋保返租、保高额租金收益，上诉人在一审中为此提供了散存在业主手中的开发商当初所做的宣传图册和置业计划单；被上诉人提出宣传图册和置业计划单上没有他们的印章，真实性不认可；实践中，在类似的宣传图册和置业计划单上，没有哪个开发商是会加盖印章的。因此一审法院据此不采纳上诉人提交的宣传图册和置业计划单有悖常理；4、尽管合同约定，第6至10年约定按照实收租金支付，但上诉人基于对第4至5年租金内容的正常理解、合理信赖，加之开发商售房时所做的大肆宣传，上诉人理解再怎么着实收，正常情况下，也不会低于第4至5年的保底租金，就算有波动，上下也不会差多少；5、在2020年春节前，疫情尚不存在，管理公司通知上诉人领取第6年度的租金，数额仅为原来的约20%，上诉人对此无法接受，也想不到这样的结果，为此交涉时，被上诉人拿出“实收租金”来说事，上诉人才回过味来，原来这是掉进了开发商事先设计好的文字陷阱被骗了。一审法院机械理解合同条款内容，想当然认定合同系当事人自愿签订且是真实意思表示，偏袒被上诉人，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疫情在2020年春节后出现，节前市场环境一如既往。在没有诸如不可抗力等情形存在下，被上诉人应该按照委托经营合同所给与委托人的关于租金数额标准的合理信赖向上诉人支付租金。上诉人对租金数额标准的合理信赖值就是第4至5年的保底租金。至于说被上诉人实际租出了多少租金，经营好坏，那是被上诉人自己经营的事，当初签订买卖合同、委托经营合同时，被上诉人要是说明甭管等4至5年约定保底租金多少，第6至10年收多少就算多少，开发商的房子是出不了手的，上诉人也是不会买的。事实上，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对6至10年中实收租金的解释也是只会比第4至5年约定的保底租金数额高。因此，一审法院以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6至10年租金支付标准有明确约定为由驳回上诉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1、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在乐陵法院起诉的25名业主，所有的租金都是发展公司支付，而非管理公司。2、第一份委托经营合同就是发展公司签订，发展公司以房屋实际面积与前期合同面积有差额，通知上诉人等需要更换委托经营合同时才借机将第一份委托经营合同收回，而受托方则在上诉人的不经意间变换成了发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管理公司(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虽然委托经营合同上加盖了管理公司的印章，但所有的委托经营事宜、租金支付事宜均由发展公司一直办理。3、管理公司与发展公司之间的管理人员混同。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与事实相违背，是错误的。关于第五项诉讼请求。诉讼费应由过错方承担。另外一点，关于对上诉人已经从被上诉人处领取部分租金的定性和处理。接到被上诉人领取租金的通知后，上诉人对租金支付数额是不认可的。但甭管多少，租金都是作为房主的上诉人应该得到的，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取回部分租金，并不能必然说明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作出的租金支付方案。因此，一审据此认定上诉人不再具有诉的利益于法无据，是错误的。总之，案涉委托经营合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存在哄骗、欺诈行为，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应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义乌管理公司辩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答辩人根据合同约定将包括涉案商铺在内的几个业主的商铺租赁给案外人刘志宏用于经营九鼎家私品牌家具，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租赁合同，合同是和案外人刘志红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各方相互串通的可能。上诉人关于伪造转账回单和租赁合同说法是错误的。在一审中法庭向上诉人释明了，法庭可以对于涉案房屋的出租情况调查核实，但上诉人予以拒绝，拒绝坚持要求按照第4到5年的约定支付六年租金，并且上诉人冀思雨已经从答辩人处领取了第六年的租金，数额与答辩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可以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完全正确。第二，涉案合同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了五年多的时间，双方对包括第六年租金在内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明确具体，并且没有法律规定可以撤销的情形，不符合撤销的条件。涉案合同已经对第六年租金进行了明确约定，在租赁合同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按照第4到5年的约定，支付第六年租金，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中答辩人和发展公司都是独立存在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各自承担责任，两个公司不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最后，上诉人在起诉前就已经从答辩人处领取了第六年租金，再次起诉没有任何道理。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义乌发展公司辩称，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上诉人和管理公司，与发展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冀思宇、王丽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管理公司向原告提供将原告房屋出租给第三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账目（含通过第三方收取租金的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转账流水）等全部资料；2.判令撤销原告与管理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6-10年租金约定的内容（可由双方重新拟定）；3.判令管理公司按照《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4-5年租金约定的数额、支付时间向原告支付第6年度到期租金（即年前应付部分）7621.5元；4.判令发展公司对管理公司应给付原告租金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4月15日，冀思宇与发展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原告购买发展公司位于乐陵市汇源南大街888号义乌国际商贸物流园北区（以下简称小商品城）5幢2层商铺238号，单价为5361.04元，建筑面积24.01平方米的房屋。2.该房屋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号为鲁（2019）乐陵市不动产权第0000035号，权利人为冀思宇和王丽梅共同共有。3.2017年6月15日，冀思宇与管理公司就该房屋签订了《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一份，原告将其购买的该房屋委托给管理公司租赁经营，委托期限自2014年4月30日起计，至2024年4月30日止，共计为10年。合同第三条约定：第1-3年被告无偿使用，第4-5年每年保底租金为15243元，如实际租金超出保底租金，则按实际租金全额返还原告，租赁所产生的税费由原告负责。保底租金及超出保底租金部分在当年年前和年中分两次支付，每次各付当年租金的50%。第6-10年租金支付方式按照实收租金9：1分成，租金支付方式和时间同上。4.前五年租金已经支付完毕，2019年4月30日至2020年4月30日为第六年度，冀思宇已经领取了第六年的全年应付租金3226元，按照政府的协调方案，管理公司不再收取10%的分成，原合同约定的税金由原告承担改由管理公司负担。5.双方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第四条约定，被告负责委托租赁管理期间对本协议项下的商铺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出租方式的经营、使用等权限。第五条约定，委托租赁期间，原告将所委托商铺的使用经营权全部交与被告，不得干涉被告经营；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原告确保被告拥有本协议中的商铺的绝对使用经营权。6.上述合同签订后，涉案房屋由管理公司转租给第三人乐陵澳林市场运营有限公司，第三人再出租给案外人刘志红经营九鼎家私品牌家具，期限自2018年4月15日至2020年10月14日，以每月每平方米11.2元的价格进行出租。7.原告提供一组证据：即发展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1月9日、2018年12月13日向冀思宇中信银行账户中分别打入6859元、31191元、15949元，其中备注分别是房款、租赁费、租赁费。本案原告共购买发展公司三个商铺，即房号北5-238、北6-251、北6-215.原告起诉的仅涉及北5-238商铺委托合同纠纷，以上三次转账记录不能证实和本案涉及的商铺形成对应关系。8.据原告提供的于2020年8月6日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11月11日由林一锋变更为林祈陶，于2020年4月3日由林祈陶变更为李慧勤。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0月14日由林祈陶变更为林一锋，于2020年4月3日由林祈陶变更为李慧勤。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于同一时间均变更为李慧勤，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整，成立日期为2008年09月24日，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阜新路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叁仟万元整，成立日期为2008年01月16日；二者的经营范围存在较大差异。9.另案中王学江提供两份合同，一是与发展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一份，二是与管理公司于2017年6月7日签订《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一份。两份合同中对同一商铺的建筑面积记载存在差异，后者商铺所标注建筑面积与不动产登记证书记载一致，可以确定后一合同是对前一合同的修正，一审法院确认案外人王学江与管理公司签订合同的真实性，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10.关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四张广告宣传页和一页置业计划单，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原告代理人经复印后在本案等25个涉同一被告《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纠纷中当作证据反复使用，并不能证明该组证据与一审法院受理的25个《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纠纷存在关联性。其中的一页《置业计划单》中的内容没有具体指向确定的当事人，对以上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查明，2020年春节前部分业主因租金兑付问题向乐陵市相关部门反映，市中街道办事处组成工作组予以协调处理，工作人员充分听取业主的意见，对相关的市场进行了调查，建议管理公司在处理涉小商品城商铺部分，按照工作组协调方案，管理公司将相当于乐陵澳林市场运营有限公司收取的租金金额全部交付相应的业主，取消9：1分成，并由管理公司承担税费，截止本案立案时，小商品城业主461户，实际兑付446户，兑付完成率为97%。一审法院认为，2020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乐陵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出现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各类市场主体面临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在相当长的时间许多生意被迫停顿，人员流动受到限制。乐陵市域内的绝大多数商业市场（包括本案义乌国际商贸城）也不例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不动产权证书一份、《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两份、中信银行流水一份、企业登记信息二份，被告管理公司提交的租金结算表一份、《澳林控股澳林家居建材品牌城商铺租赁合同书》一份、冀思宇收取第六年租金确认书一份、答辩状一份、营业执照二份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乐陵市人民政府市中街道办事处证明一份、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冀思宇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管理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冀思宇与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案来源于原告与被告管理公司在履行《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第六年的实收租金数额时，针对支付标准产生争议而形成诉讼。关于争议一，原告要求被告管理公司提供将原告房屋出租给第三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账目等全部资料，是否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为了发挥物的最大效用，选择合适的市场运营模式，是任何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选项。管理公司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小商品城商铺统一委托具有经营经验的专业团队——乐陵澳林市场运营有限公司经营，乐陵澳林市场运营有限公司又将原告及数个业主的商铺出租给案外人刘志红，用于经营九鼎家私品牌家具，划片分区域经营不同的商品，符合商业经营的惯例，不违反《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约定。诉讼中，管理公司已将澳林控股澳林家居建材品牌城商铺租赁合同提供给原告查看，原告在庭审中不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法庭可以调查核实，但是，原告诉称，即使真实，还是坚持被告应当按照4-5年的标准支付租金。由于被告实际提交了最终承租人的租金交纳数额信息，并且与原告冀思宇领取的租金数额相印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管理公司存在违反合同约定、侵害原告的利益的情形。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已经实现，一审法院不再给予处理。关于争议二，原告诉求撤销与被告管理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6-10年租金约定的内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宣传图册、置业计划单，意在说明原告购买涉案商铺时受发展公司广告欺诈行为所致，行使撤销权。鉴于该组证据缺乏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要件，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发展公司之间的商铺买卖合同与本案的商铺租赁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如果原告认为其在购买商铺之前，受到广告宣传的影响而和被告发展公司产生商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进而行使撤销权，则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涉及到本案的商铺租赁合同，原告以受到广告欺诈诉求撤销6-10年租金支付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在所谓的宣传广告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原告当然不具有撤销权。退一步讲，即使广告内容属实，仅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的要约邀请，与《商铺委托经营合同》无关。不管是前者的房屋买卖合同还是其后的委托租赁合同，两个合同的约定中均不存在广告的内容，不构成合同的权利义务，广告内容对合同双方均没有拘束力。原告与被告管理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合同已经履行了五年半的时间，第六年的租金被告也按照实收租金全部兑付给原告，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本案原告与管理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明接受在市有关部门协调下管理公司做出的让步条件，故对原告要求撤销与被告管理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6-10年租金约定的内容不予支持。关于争议三，原告请求被告管理公司按照《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4-5年租金约定的数额、支付时间向原告支付第6年到期租金，是否有依据的问题。《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约定4-5年租金有保底固定金额，并约定市场价更高时，则按市价结算。原告方也认可第4-5两年的租金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据一审法院了解，被告为了稳定为期十年的租期，有意提高租金，给业主一个优惠，可视为被告向原告业主的让利回报行为，此为被告单方给予原告业主利益的意思表示。4-5年租金水平高于市价，原告欣然接受，6-10年，按实际收取租金结算，现实落差大，其心态可以理解。应当指出，通常情况下，商家让利是一种经营策略，让利的幅度和期限一般是有限度的，毕竟，合同双方追求适当利润是各自的“王道”。俗语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商言商”，随行就市，乃“商道行规”，属于市场一般交易规则。市场价格是商品交易和服务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市场价格是市场一定期间的常态，促销、让利行为是商家暂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久让利。关于第6-10年租金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在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即按照实收租金支付，其内容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每年的租金市场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波动属市场正常现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与未起诉的数百名业主执行的第六年租金结算金额，基本反映了2020年实际的租金市场价格，原告作为市场参与者应当有思想准备和预期，各方当事人应当秉持诚实，恪守信用，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原告要求被告管理公司按照《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中关于第4-5年租金约定的数额、支付时间向原告支付第6年度到期租金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四，被告发展公司是否应当与管理公司在给付原告租金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原告的前三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被告发展公司与管理公司在客观上并不需要相互承担责任。根据查明事实,两被告的注册资本、成立日期、经营范围均存在明显差异,仅以两公司登记信息中存在有的股东、监事、法定代表人相同情形为由,构成人员混同，依据不足。公司法并不禁止一个自然人投资成为多个独立公司的股东，如果禁止或限制，将排斥或压抑有实力的投资人的创业热情，最终阻碍经济发展，不符合公司法的立法意旨。关于原告诉称两被告存在财务混同的问题，被告管理公司认可发展公司受管理公司委托支付四到五年租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尽管管理公司与发展公司存在财务往来，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两个法人企业存在各自财务不独立、不完备、不清晰的情形，原告并未提供财务混同的有效证据，不足以确定两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发展公司对被告管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办理案件中了解到，管理公司经营服务范围下的商业固定店铺同时还受到互联网线上经营模式的冲击，在风险叠加之下，租赁商铺的个别小商贩违约离场，更多的租赁经营者纷纷要求降低租金。管理公司也适当回应了商户的诉求。因此，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期望提高实际租金标准不具有可行性。原告作为市场参与者和商事主体身份，参与商业活动，有别于普通消费者，应当知晓市场固有的周期性规律和市场波动现象，遵循投资需谨慎，入市有风险，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等理念。我国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经历了几十年，长久以来，政府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多措并举，繁荣经济，完善市场体系建设，极大的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热情。市场的规律已经为多数人熟知。本案原告等众多商铺业主中许多人是在过往的市场中赚取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又将资金投入到涉案的商业地产中来。作为市场参与者应当具备一定的抗市场风险意识和能力，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具有自主判断能力，发展公司开发的商铺在乐陵市区不具有垄断地位，买不买发展公司的商铺，租或不租给管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原告具有选择权。一审法院严格遵循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原则，在市场出现情势变更的当下，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争取早日恢复市场繁荣和信心。具体到本案，在确保原告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维持“按实收租金”约定不变，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更符合和谐稳定、市场规律、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的现代法治要求。综上所述，鉴于原告在起诉被告前，原告、管理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内容，原告收取了足额租金，实现了合同目的，其再行起诉，原告不具有诉的利益，一审法院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冀思宇、王丽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冀思宇、王丽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共五项，以下依次对上诉人的该五项诉讼请求进行分析。第一，关于申请人主张的要求义乌管理公司向其提供第三方租赁合同以及收取租金账目等全部资料的问题。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庭组织已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当庭提供了相应的商户租赁合同及最终承租人的租金缴纳信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材料不认可但并未提供反驳证据，其主张义乌管理公司与承租人之间恶意串通伪造合同及账目没有证据证实，且冀思宇领取的租金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材料相互吻合，因此上诉人的以上诉求已经实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有关甲乙双方的责任已经约定明确，基于双方之间委托经营上诉人不得干涉经营的约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经营违反国家法令法规，因此上诉人有关该问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有关上诉人主张撤销合同约定的有关6-10年租金约定条款的问题。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主体，其在与被上诉人签署该委托经营协议时其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主张撤销但并未提供双方之间存在欺诈、胁迫以及显失公平的情形的存在，上诉人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三，有关上诉人要求义乌管理公司按照4-5年租金约定数额支付第六年度租金的问题。涉案《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上诉人要求变更该年度的租金支付但并未提供其主张变更的事实依据，且双方在合同中也并未赋予委托方这一权利，上诉人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四，有关上诉人要求义乌发展公司与义乌管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上诉人的前三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因此有关连带责任的承担问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五，关于诉讼费的承担，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上诉人作为一审案件的败诉一方理应负担诉讼费用，上诉人针对该项费用的承担提起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合以上五点分析，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上诉人作为市场参与者应当具备一定的抗市场风险意识和能力，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致使全国经济遭受影响，一审法院严格遵循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原则，一审判决对案件的处理，一方面维持“按实收租金”约定不变，符合双方约定及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且在确保上诉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市场经济效果，符合市场规律、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冀思宇、王丽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冀思宇、王丽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 南审判员 王晓丽审判员 马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郝洪丽书记员徐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