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3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州市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益康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5903021047。法定代表人：蔡定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秋霞，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国浩（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学新，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渊、蓝月，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作安，男，196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灵秋，国浩（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克孟，男，196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灵秋，国浩（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滕州市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滕州市南环立交桥西首路北社会信用代码370481200009624。法定代表人：任海东，总经理。上诉人滕州市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顺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学新及原审被告孙作安、吴克孟、原审第三人滕州市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誉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6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州顺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依法改判驳回刘学新对滕州顺驰公司的诉讼请求；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故意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导致错误判决。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在法律关系上是混乱的，只有理清争议的法律关系，才能确定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与适用的法律。1、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与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适用于不同的请求权。刘学新要求滕州顺驰公司对滕州誉源公司已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请求权涉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即公司人格混同对债权人应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案由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本案审理案由为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其请求权涉及《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进而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显然，《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连带清偿责任与第二十一条的赔偿责任明显冲突，第二十一条赔偿责任请求权的主体是公司而不是债权人，故两者不能适用于同一请求权。2、一审法院故意混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刻意制造错误判决。基于一审法院立案案由与被上诉人起诉状内容有冲突，且冲突直接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文和不同的法律关系这一事实，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上诉人滕州顺驰公司代理人就提出让被上诉人明确其请求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以利于答辩和审理，被上诉人明确是基于公司人格混同请求连带清偿责任，且起诉状中也直接适用第二十条公司人格混同条款。一审法院并未对被上诉人的该请求进行固定，仅说明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再确定具体的法律关系，案由是否确定不影响案件审理，为以后判决混淆不同法律关系埋下伏笔。从一审判决看，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是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与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两种法律关系之间进行交叉论述，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让人摸不清到底想表达哪一种法律关系，从而随意判决。在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判决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都适用了，这两者是直接冲突的，明显错误。被上诉人请求权固定了，确定基础法律关系并不难，一审法院不会不懂两种法律关系的不同，这种故意不明确审理法律关系的思路、故意将两者混淆在一起的论述，明显是将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搅浑，有“浑水摸鱼”之嫌。3、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上诉人不承担责任。（1）上诉人与滕州誉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案来讲，如果以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则上诉人必须与滕州誉源公司有关联关系，对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上诉人滕州顺驰公司从未成为滕州誉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故不会直接或间接控制滕州誉源公司。至于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就本案来讲也不存在。上诉人与滕州誉源公司最为的关注联系点是两者都对“誉源中央公馆”进行过开发，上诉人对“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的开发是在滕州誉源公司转让其投资份额之后，此时滕州誉源公司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已经无任何利益，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2）退一步讲，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属于合法的合作开发关系，不属于公司法上的关联关系。就本案事实来讲，浙江顺驰公司从未成为滕州誉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故不会直接或间接控制滕州誉源公司。至于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就本案来讲也不存在。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最为的关注联系点是两者签订合作协议对“誉源中央公馆”进行开发，而合作开发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同时，因滕州誉源公司无力投资，其退出合作开发项目，将合作份额转让是公平合理的，（2012）枣民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一终字第251号等多份生效法律文书查明认定了上述事实，并没有导致公司利益的转移。（3）既然不存在关联关系，滕州誉源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之间就没有关联交易，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也无关联交易。（4）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纠纷的起诉主体是公司，并非债权人，故被上诉人作为滕州誉源公司的债权人没有资格起诉滕州顺驰公司。若本案定性为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纠纷，因刘学新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4、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不能成立，上诉人不承担责任。（1）上诉人不是滕州誉源公司的股东，不符合承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的前提条件。在此责任下，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成为滕州誉源公司的股东，而上诉人从未成为滕州誉源公司的股东，当然对滕州誉源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责任。（2）参照最高院第15号指导案例，上诉人也不承担责任。最高院第15号指导案例，是关联公司发生公司人格混同时，对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述一.3.（1）内容，滕州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不存在公司法上的关联关系，当然不属于关联公司，故没有对滕州誉源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综上，无论是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纠纷、还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从基础法律关系上分析，二者都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二者混合在一起，故意混淆不同法律关系，明显有意作出错误判决。就本案被上诉人诉讼主张以及事实与理由看，应该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这一法律关系较为恰当，且双方答辩、举证、辩论也围绕这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纠纷生硬的加到一审判决中，明显是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无法说理的情况下刻意之举，意在将两种可能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强化为一种自己创造的必然承担责任的情形，这违背了法律逻辑。二、一审法院多处认定事实错误。1、判决书第10页对孙作安自称系滕州誉源公司的总经理的认定是错误的，该事实并无证据证明。根据常识，总经理不是“自称”就能够成立的，需要滕州誉源公司文件任命，并需要公示，用自称就认定其为总经理违反常识，另外，孙作安并未出庭，不可能有自称的陈述存在。2、判决书第14页第9项查明事实无有效证据证实，上述事实无有效证据证实，且与已有证据明显矛盾：①浙江顺驰公司注册地在浙江省苍南县，办公地在浙江省苍南县，此处认定浙江顺驰公司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地办公明显不符。②滕州誉源公司从未有董事长职务，认定任海东为滕州誉源公司董事长与事实不符，与公示登记信息不符。③无证据证明滕州誉源公司设总经理职务，孙作安从未成为滕州誉源公司总经理，认定其为总经理与事实不符。④无有效证据证明林体乐、杜振清为滕州誉源公司副经理，无证据证明滕州誉源公司设立副经理职务。⑤关于会计是杨帆、出纳是姜桂元、杜显志是现场项目经理的认定也无有效证据。⑥对滕州顺驰公司建设期间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滕州顺驰公司无董事长职务，孙作安当时为执行董事，杜振清是监事，非滕州誉源公司总经理。3、判决书第15页对滕州誉源公司财务账册的转移认定是错误的。判决书第15页认定：“滕州誉源公司退出“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后，财务账册及记账凭证等原件均转交给浙江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独自成立滕州顺驰公司后已依法注销，“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合作开发期间财务账册及记账凭证均转移至滕州顺驰公司处”。上述认定无有效证据证实，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均无交接手续，该认定明显错误。4、判决书多处常识错误，判决书其他明显的错误有：①第1页，孙作安的代理人并无李洪杰，而该处写有李洪杰，第2页孙作安代理人仍然有李洪杰；②第2页，滕州顺驰公司的代理人无耿瑞，而此处写有耿瑞；③第2页第2段第4行“全部法律责”明显少字；④第15页第4行“独自成立”非法律术语；⑤第20页第3段第3行，导致各自财产“取法区分”明显错误；⑥第20页倒数第3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明显多字。综上，上述错误认定均无有效证据证实，一审判决书第5页最后一段被上诉人举证也没有包含相关内容。如果认定来源于2019年12月25日法院对任海东的“问话笔录”或杜显志的证人证言，因证据不具有真实合法性，不应采信。首先，任海东作为多个借贷案件的债务人，已无力偿还借款，本身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为逃避责任，会做虚假陈述。试想一下，在笔录中任海东陈述项目转让都是孙作安一人安排的，他不知情，这明显与其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公证相矛盾。亲自签字并经公证的协议都否认，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其次，“问话笔录”不符合取证程序。任海东本身就是本案当事人，其不到庭属于自担法律责任，其陈述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范围，一审法院去潍坊寿光富华酒店问话并将笔录作为证人证言不符合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未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第三，案外人杜显霞是滕州誉源公司的债权人，并且多次起诉滕州顺驰公司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未果，而杜显志与杜显霞具有亲属关系，杜显志的证言具有利害关系，且证言与已有证据相矛盾，不能成为有效证据。三、一审法院裁判说理并法律适用明显错误。1、对焦点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说理错误，在判决书第15页，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刘学新提起的是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之诉，主张被告滕州顺驰公司、孙作安、吴克孟因实施关联交易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诉讼的被告主体、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及诉讼请求与前一案件均有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结合本案刘学新起诉状及本案一审法院判决结果，被上诉人并非提起的是损害赔偿之诉，而是公司法律人格否认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之诉，故一审法院该说理明显错误。另外，在（2012）枣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驳回了刘学新要求浙江顺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即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与项目开发建设无关，且案件中刘学新自行书写了借款与浙江顺驰公司无关的申请，现刘学新又起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属于重复起诉，应驳回其起诉。2、对焦点二“滕州誉源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是否构成关联公司交易而导致的法人人格混同”说理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如上第一.3.（1）所述，上诉人与滕州誉源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四）项之关联关系，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其次，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关联交易引起的是损害赔偿纠纷，而不是法人人格混同，该焦点问题本身存在逻辑错误。具体来说，一审法院所谓的业务混同、人员混同、财产混同均不能成立：（1）业务混同不能成立，第一，就“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来说，滕州誉源公司和浙江顺驰公司属于合作开发关系，两者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两者合作的项目具有唯一性的，不存在两者分别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经营，致使第三者误认为各自开发中央公馆项目的混同之说。第二，就“中央公馆项目”来说，滕州顺驰公司是在滕州誉源公司退出项目开发之后，从时间点上不存在混同之说。滕州誉源公司因资金紧张无法对中央公馆项目进行投资，与浙江顺驰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将滕州誉源公司在中央公馆的份额转让给了浙江顺驰公司，此时，滕州誉源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央公馆项目的开发。因经营需要，滕州顺驰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19日，之后对中央公馆的开发建设完全以自身的名义变更了建设手续独立完成，滕州誉源公司没有参与滕州顺驰公司的建设项目，因此，从经营业务上不存在混同之说。第三，滕州顺驰公司承接“中央公馆”的开发建设是合法的项目转让，并非业务混同。起初，“中央公馆”项目是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合作开发的，浙江顺驰受让该项目支付了8070万元投资款，并另行支付1000万元转让款（实际支付滕州誉源公司债权人张恒1030万元），并不是无偿取得的，该转让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查明认定。在浙江顺驰公司取得该项目后，因滕州市开发项目的属地要求，成立了滕州顺驰公司进行开发，滕州顺驰实际上承接的是浙江顺驰的资产，与滕州誉源公司无关。至于滕州顺驰公司资产增加，那是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对项目资产、债务如何处理是他们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如果先后开发同一项目就构成关联企业、并由此构成经营业务混同，那么市场上所有的项目转让都会构成业务混同，万达和融创几百亿的项目转让将成为关联企业并业务混同，这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无法律依据。（2）人员混同不能成立，第一、对孙作安身份的认定是错误的。孙作安从未成为滕州誉源公司的总经理，无证据证实滕州誉源公司设总经理并发文任命。孙作安将印鉴留存于银行处是履行合作开发协议的财务监督职能，并非在滕州誉源公司任职。孙作安并无代表滕州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东签订与开发建设房地产有关的各类协议的行为，假设有以滕州誉源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的行为，仅履行的是受托人义务，并非滕州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义务。故，孙作安在三公司交叉任职的说理明显错误。第二，滕州顺驰公司并未使用滕州誉源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该处一审法院并未说明使用了滕州誉源公司的哪一位财务人员，明显错误。如果是聘用了某一工作人员，也是其与滕州誉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与滕州顺驰公司重新建立劳动关系，不存在既是滕州顺驰公司员工又是滕州誉源公司员工的情形。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与不同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服务同一项目是存在的，不能将人员的流动视为公司人员的混同，这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滕州誉源公司退出项目开发了，其工作人员失业了，不能限制工作人员另行寻找工作。第三，对三个公司同一办公地点的认定是错误的。浙江顺驰公司在浙江有办公地点，滕州顺驰公司在滕州市有办公地点。在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合作开发期间，两公司主要项目人员在同一地点办公可能存在，但不可能公司全部人员都在项目所在地办公。且滕州誉源公司退出项目后，其没有任何人员在项目所在地办公。故，据此认定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誉源公司人员混同不能成立。（3）财产混同不能成立，第一，关于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的移交说理错误。2011年12月28日《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并不能证明滕州誉源公司已经将联合开发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手续、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原件交给了浙江顺驰公司。该协议仅是约定需要办理移交手续，并非是已经移交完毕。另外，滕州顺驰公司从未收到浙江顺驰公司移交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第二，关于浙江顺驰公司清算及滕州顺驰公司财产界限模糊的说理是错误的。浙江顺驰公司出资1000万元设立滕州顺驰公司属实，但浙江顺驰公司清算时，其已经将在滕州顺驰公司的股权转让，故《清算报告》无需注明对滕州顺驰公司的1000万元出资（股权转让的事实在判决书第14页第8项查明内容已有记载）。滕州顺驰公司承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资产，是滕州顺驰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公司人格否认没有关联性。退一步讲，浙江顺驰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不可能以自有资金9100万元投入到“中央公馆”项目中，滕州顺驰公司承接“中央公馆”项目，是否需要向浙江顺驰公司支付对价，还是承担浙江顺驰公司转移的债务，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两者之间并无财产纠纷，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之间有无财产纠纷，一审法院说三公司财产界限模糊没有法律规定。第三，关于推定财产混同的事实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首先需要确认上诉人持有相关证据，现有资料无证据证明滕州顺驰公司持有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合作开发期间的财务账册，既然没有，滕州顺驰当然无法找到，当然无法提交，一审法院由此推定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财产混同，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相违背。上诉人所提的延期申请是基于法院错误要求的迫不得已，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明确滕州顺驰公司成立于2012年，与2009年借款没有关系，是在滕州誉源公司退出项目开发之后，与混同没有关联性，无法提供。所提延期理由是在疫情结束复工后由工作人员查找，但并不是说必然找到被上诉人要求提交的资料。进一步来说，在不存在业务混同、人员混同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进一步查明财务状况就能确认不能构成公司人格混同，如果存在财务方面的往来，仅仅是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构成公司法律人格的否认。第四，将滕州誉源公司合作份额的减少与转让认定为违背法人财产独立原则是错误的。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仅是以滕州誉源公司的名义开发，并非滕州誉源公司的公司财产，该项目是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合作开发的财产，双方按协议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双方合作开发协议是有效的，双方对项目的投资、收益、风险承担等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滕州誉源公司对合作项目份额的减少并最终转让合作份额，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上述合作开发事实经（2012）枣民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一终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审理认定。案外人杜显霞曾对该转让协议提起无效和撤销之诉，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在该处对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转让协议的效力予以否定，违背了已经生效份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也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是完全错误的。故，一审法院将合法的资产转让说理为财产混同完全错误。第五，将三公司认定为关联关系，案涉交易为关联交易错误。根据上述一.3内容，三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关联关系，不属于关联交易。3、对焦点三“关联交易是否损害刘学新的权益”说理和法律适用是错误的。（1）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对合作项目份额的约定并未侵害滕州誉源公司法人独立财产。“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并非滕州誉源公司法人独立财产，是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的合作开发财产，双方约定按投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在滕州誉源公司投资额减少的情况下，其享有的项目份额相应减少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约定并未侵犯滕州誉源公司的法人独立财产。伴随着滕州誉源公司在合作项目的份额的减少，滕州誉源公司将减少的投资款用于其他用途，其法人独立财产并未变动。故，一审法院将上述合法的约定视为损害法人独立财产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将“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转让认定为不符合商业交易原则无法律依据。“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属于合作开发项目，登记在滕州誉源公司名下并不意味着属于滕州誉源公司的财产。合作双方按投资比例享有投资收益符合法律规定，滕州誉源公司减少投资、浙江顺驰公司增加投资并不是对滕州誉源公司股权的稀释，而是双方对项目份额投资比例的调整，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及商业规则。（3）一审法院认为侵害刘学新利益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所谓的980万元借款至今没有举证证明款项来源、无证据证明如何交付、无证据证明用于“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假设借款属实也完全是滕州誉源公司的单方行为，与“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无关，与浙江顺驰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项目交易侵害被上诉人利益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故意混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多处错误，为了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出上诉。刘学新辩称，一、本案系发回重审后判决的案件，上诉人第二次提出上诉，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始终没有提出新的事实，也没有新的观点和依据，只是强调不是公司混同。二、一审立案案由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刘学新是依据滕州誉源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之间高度混同，因此导致刘学新债权无从实现，申请基于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之扩大解释，否定公司独立人格，判令滕州顺驰公司连带承担滕州誉源公司对刘学新的债务。三、中央公馆项目在农业银行开设账户时，孙作安与任海东共同留存了个人私章印签，孙作安自称滕州誉源公司总经理，相关中央公馆项目的住建、建管证照、行政核批手续等，足以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自设立起，各自唯一的经营活动，只有中央公馆开发建设项目，无任何其他活动。自2011年底、2012年初，滕州誉源公司已经事实歇业，无任何资产。孙作安在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同时、先后交叉任职。中央公馆项目，是滕州顺驰公司、滕州誉源公司全部责任财产。并且，滕州顺驰公司在获得上述项目资产时，未支付有效对价，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之间，所谓项目合作与商业常识相悖，两套公章在孙作安一人实际控制中的事实客观存在。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维持一审正确的判定结果。孙作安、吴克孟述称，一、刘学新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既不是关联公司，也不构成人格混同，孙作安、吴克孟作为浙江顺驰公司股东，无需为滕州誉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浙江顺驰公司清算程序合法，现已注销，且刘学新并非浙江顺驰公司债权人，不具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条件，孙作安、吴克孟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向任海东作的问话笔录不具有证据效力，不符合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综上，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均为独立公司法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和混同情形，刘学新重复起诉，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请。滕州誉源公司未陈述意见。刘学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滕州市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作安、吴克孟连带承担（2012）枣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第三人滕州市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法律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9年9月15日，原告刘学新与滕州誉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原告刘学新出借980万元给滕州誉源公司，借款期限为30个月，月利息1%，并约定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同时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另特别注明，滕州誉源公司必须保证该项借款专用于工人文化宫区域拆迁建设。因滕州誉源公司未向原告刘学新偿还借款，原告刘学新于2012年6月12日以滕州誉源公司及浙江顺驰公司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人民中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后经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枣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滕州誉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刘学新借款本金980万元；二、被告滕州誉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刘学新借款利息294万元；三、被告滕州誉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刘学新借款逾期利息（以9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3月16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四、驳回原告刘学新对被告浙江顺驰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40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滕州誉源公司负担。该判决已生效。2.2010年1月16日，滕州誉源公司（甲方）与浙江顺驰公司（乙方）签订了《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该协议签订目的为甲乙方就联合开发“誉源七星城”和“誉源七星城二期”商品房建设项目，其主要内容为：一、项目内容：1、“誉源七星城”商品房开发项目，占地面积约41亩，位于滕州市“工人文化宫区域规划范围”地段；2、“誉源七星城二期”商品房开发项目，占地面积约51亩，位于滕州市“工人文化宫区域规划范围”西侧地段；二、甲方单独承担和完成依法取得“誉源七星城”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商品房开发权的义务。在取得该地块开发权的基础上，双方共同努力争取“誉源七星城二期”开发权。如甲方不能取得“誉源七星城”地块的开发权，应退还给乙方的150万元先期费用，如乙方已履行部分出资义务，甲方除应及时退还乙方全部出资款并承担出资款使用期间日万分之五的利息外，还应支付给乙方150万元补偿金；3、股份比例：甲乙双方各占合作项目50％股份。“誉源七星城”商品房开发项目由甲方名义开发，“誉源七星城二期”商品房开发项目甲方承诺以乙方名义开发，届时甲方如果以外部原因为借口使乙方无法实现以自己名义的开发权（政府行为影响所致除外），甲方应支付给乙方2000万元的违约金，乙方亦可终止与甲方的合作关系。四、项目建设管理机制：1、“誉源七星城”项目管理机制（1）甲乙双方根据项目需要共同指派经双方考核后认可的工作人员参与管理工作，以确保项目正常运转。（2）“誉源七星城”商品房开发项目由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人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协调和财务开支审批；“誉源七星城”建设项目的会计由甲方负责聘用，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3）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人负责“誉源七星城”建设项目的财务监督，负责财务审批前的单据真实性及合理性审核；“誉源七星城”建设项目的出纳由乙方负责聘用，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2、“誉源七星城二期”项目管理机制（1）甲乙双方根据项目需要共同指派经双方考核后认可的工作人员参与管理工作，以确保项目正常运转。（2）“誉源七星城二期”商品房开发项目由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人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协调和财务开支审批；“誉源七星城二期”建设项目的会计由甲方负责聘用，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3）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人负责“誉源七星城二期”建设项目的财务监督，负责财务审批前的单据真实性及合理性审核；“誉源七星城”建设项目的出纳由乙方负责聘用，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3、项目合作体必须设立建设专用账户和独立账册，由双方共同管理和运作。五、出资比例和方式。考虑到前期工作（指取得土地使用权及商品房开发权）由甲方负责完成。双方拟定以下出资比例：1、乙方认可甲方为取得上述两个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商品房开发权的前期费用300万元，并愿意承担其中的50%，即150万元。此款在甲方取得“誉源七星城”商品房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后一周打入甲方指定账户。2、“誉源七星城”建设中，双方应根据项目建设的进度及时履行出资义务。甲方承担40%出资义务，乙方承担60%出资义务。出资总额达到7500万元时，超过部分双方所占股份平均出资，即各方承担50%的出资义务。开发过程中一旦出现资金闲置，甲乙双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抽回资金。3、“誉源七星城二期”建设中，双方也应根据项目建设的进度及时履行出资义务。甲方承担50%出资义务，乙方承担50%出资义务。先期出资额在2000万元以内由乙方承担出资义务；出资额超过2000万元不足4000万元，超过部分由甲方承担出资义务；出资额超过4000万元，超过部分由甲乙双方所占股份平均出资（即各出资50%）。开发过程中一旦出现资金闲置，甲乙双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抽回资金。3、原则上要求双方同时出资，如果一方迟延出资，每迟延出资一天，迟延出资一方应支付早出资一方应出资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迟延出资超过15个工作日的，早出资一方除按本条款约定收取违约金外，可垫资补足，垫资部分视为增加相应股份，迟延出资方被视为放弃相应股份。垫资方亦可按照加倍收取违约金的方式追究迟延出资方的违约责任，即每迟延出资一天按应出资额的千分之一计收违约金。4、合作期间，以合作体或项目名义对外融资的，融资取得的资金按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分享。融资资金进入项目专用账户，专款专用。六、亏损承担和盈余分配。亏损部分按股份比例分摊，税后利润为盈余部分按股份比例分配。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协议终止、违约责任等其他条款。滕州誉源公司及浙江顺驰公司分别在甲乙方处加盖了公章，任海东及被告孙作安分别以滕州誉源公司及浙江顺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该《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所列“誉源七星城”和“誉源七星城二期”商品房建设项目在其后统称“誉源?中央公馆”建设项目，亦称“誉源中央公馆”建设项目。3.2010年4月后，滕州誉源公司在滕州市国土资源局先后竞得了“誉源中央公馆”建设项目的二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分别为19665.8平方米及7630平方米，滕州誉源公司取得了滕国用（2011）第020号及滕国用（2012）第003号土地使用权证，滕州誉源公司分别支付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款5860万元及2818万元，合计8678万元。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中伦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仑公司）就“誉源中央公馆”的建设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浙江中仑公司承建了“誉源中央公馆”所有共七栋商品房楼盘的建设，滕州誉源公司在签订《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时，被告孙作安以滕州誉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该合同上签名，滕州誉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滕州善国支行开设账户时，被告孙作安与任海东共同留存了个人私章，被告孙作安自称系滕州誉源公司的总经理。因“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缺乏后续资金，该项目建设曾断续停工及开工。4.2011年11月16日，滕州誉源公司（甲方）与浙江顺驰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开发项目补充协议》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截止2011年8月10日前甲方应投入4500万元，实际已到位3500万元，2011年9月20日到位270万元，尚有730万元资金没有到位，因甲方出资迟迟没有到位，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乙方同意甲方将其在双方合作开发的“誉源中央公馆”中的股份降为40％；甲方股份降为40％后则甲方应出资额为3600万元。二、截止2011年8月10日前乙方应投入6000万元并已经实际到位，乙方继续投入900万元，在乙方将900万元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后，乙方在双方合作开发的“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中的股份升至60％。乙方必须在2011年11月20日将900万元支付至“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三、甲方3500万元投资款中的1200万元是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名义向“滕州市工会”借款形成，甲方将该1200万元借款作为了自身的投资款。1200万元支付至“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后未经乙方同意甲方擅自挪用1200万元用作项目以外用途，违反了双方原合作协议，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于2011年11月20日前先行将1200万元中的30万元归还至“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四、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在2011年11月20日前将1170万元支付到位。五、如果甲方在2011年11月20日没能将1170万元支付到位，则乙方需要借款给甲方1170万元以便于甲方投资至“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甲方须支付给乙方一个月的利息。六、乙方同意甲方在2011年11月20日后一个月的宽限期内继续筹措1170万元资金归还乙方借款，如果甲方在一个月的宽限期内不能将1170万元的借款归还给乙方，则乙方1170万元的借款转化为乙方的投资款，乙方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中的股份比例为73％，甲方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中的股份比例降为27％。七、如果“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还需要继续投资，则甲乙双方按照各自的股权投资比例出资，如果一方没有及时出资而需另一方垫付，则垫付自动转化为投资，重新计算双方的股权比例。八、如果甲方在2011年11月20日前将900万元资金及本补偿协议第三条中的1200万元支付到“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则甲乙双方继续执行原协议，本协议不再执行；如果甲方在2011年11月20日前不能将900万元资金及本补偿协议第三条中的1200万元支付到“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则执行本协议。5.2011年12月12日，因山东省邹平贵文木制品有限公司诉滕州誉源公司、任海东、潘国峰企业借贷纠纷案，山东省邹平县人民法院依据（2012）邹民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将滕州市市政府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返还给“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的优惠政策资金中的1800万元冻结。并于2011年12月26日将1385万元扣划后支付给山东省邹平贵文木制品有限公司。6.2011年12月28日，滕州誉源公司（甲方）与浙江顺驰公司（乙方）签订《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约定：一、甲乙双方于2010年11月16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2011年11月16日又签订了合作开发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滕州市“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二、截止2011年12月27日，甲方累计实际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9812945.7元；三、截止2011年12月27日，乙方累计实际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8070万元；四、因甲方资金渠道不能及时解决，继续合作开发“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出现困难，愿将合作开发项目中的股份转让给乙方（包括土地、在建房产、大众辉腾鲁Ｄ×××**轿车等）；五、截止2011年12月20日，甲方没有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项目补充协议》的规定将1170万元的款项支付至“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甲方在合作开发项目中的股份比例降低为27%。因甲方单方向山东省邹平贵文木制品有限公司借贷，导致联合开发资金1385万元被用于归还与乙方联合开发项目无关的欠款，甲方在合作开发项目中的股份继续降低，变为10.8%。因此，截止2011年12月27日，甲方在合作开发中的股份已经变为10.8%，价值9812945.7元。甲方将在合作开发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款1000万元。甲方与乙方将“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宗地及在建工程转让手续完成当天，乙方将该项目股份转让款打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石凤艳，工商银行6222080903000272379）；六、土地变更手续及联合开发项目变更手续等事宜甲方须给予协助，办理变更手续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七、甲方因“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与第三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建设施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由乙方履行。因项目转让需由乙方继承的权利义务由双方列出清单附后，清单以外的其它合同义务与乙方无关；八、甲方单方形成的与联合开发“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无关的其他债务，与乙方和“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无关，由甲方自负相关法律责任；九、在签订本协议同时，甲方将与联合开发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手续、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原件交给乙方；十、乙方不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本协议及办理的土地、项目转让归于无效；十一、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签订合同后生效。该协议由任海东及被告孙作安签名并加盖了公章，并由山东省滕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此时，誉源中央公馆商品房在建工程1-5号楼，分别建设至6层-14层不等，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未对该项目的总体投资、资产总额进行审计或评估。滕州誉源公司协助浙江顺驰公司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向滕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账面反映滕州誉源公司中央公馆项目投资总额143413906.24元具体情况如下：1、支付土地出让金86780000.00元；2、支付工程款56633906.24元，其中大额支出明细(1)徐州天铭贸易公司钢材款20270000.00元；（2）建筑材料款20000000.00元；（3）建筑安装工程费8962600.00元；（4）前期工程费4374438.14元；（5）品源混凝土公司混凝土款2300000.00元；（6）枣庄建筑设计院设计费570000.00元。7.2012年1月19日，浙江顺驰公司出资1000万元在滕州市设立了滕州顺驰公司。同年2月20日，滕州誉源公司（甲方）、浙江顺驰公司（乙方）、滕州顺驰公司（丙方）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2011年12月28日，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浙江顺驰公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全部由浙江顺驰公司全资设立的滕州顺驰公司承受。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应协助滕州顺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同年4月8日，滕州誉源公司（甲方）与浙江顺驰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因甲方（滕州誉源公司）与张恒存在债务纠纷，张恒向枣庄中院起诉甲方，要求甲方偿还借款1030万元，利息、违约金和实际经济损失等1000万元；2012年3月20日枣庄中院作出（2012）枣民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并向滕州市国土资源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甲方“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土地，导致甲乙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法履行，项目土地无法过户；为了甲乙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能够顺利履行，甲方同意乙方将1000万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张恒，乙方不再向甲方另行支付1000万元转让款。同年4月16日，浙江顺驰公司向滕州顺驰公司账户转账1000万元后，滕州顺驰公司将1030万元转入张恒帐户。同年3月至4月期间，滕州顺驰公司在滕州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将滕州誉源公司名下的19665.8平方米及763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至其公司名下。滕州顺驰公司并在滕州市建设主管部门变更了工程规划许可、工程设计、工程图纸、工程质量监理等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手续，并延用了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中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在建设主管部门变更登记了发包主体名称。8.2012年9月6日，浙江顺驰公司将其对滕州顺驰公司出资1000万元中的800万元转让给孙作安、陈礼锁、吴克孟、林体乐后，其对滕州顺驰公司的出资由全资变更为20%；2013年7月23日，浙江顺驰公司将该20%的出资又转让给他人后退出对滕州顺驰公司的出资，同年9月25日，浙江顺驰公司注销了企业工商登记。其后，滕州顺驰公司承接浙江顺驰公司开发誉源中央公馆的权利义务后，陆续取得了《房地产开发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将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商品房建设完毕后于2016年出售并办理上房手续。诉讼中，因原告查知浙江顺驰公司主体资格丧失，原告申请撤回了对浙江顺驰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9.誉源中央公馆前期建设期间，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均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地办公，滕州誉源公司董事长为任海东、被告孙作安为总经理，副经理有林体乐、杜振清，会计是杨帆、出纳是姜桂元，杜显志是工地现场项目经理。后期滕州顺驰公司进驻该项目建设后，孙作安是董事长，杜振清是总经理，出纳是姜桂元，会计是程曼曼。杨帆被孙作安另行委派他用，杜显志被浙江中仑公司聘用。10、滕州誉源公司退出“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后，财务账册及记账凭证等原件均转交给浙江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独自成立滕州顺驰公司后已依法注销，“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合作开发期间财务账册及记账凭证均转移至滕州顺驰公司处。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庭审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滕州誉源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是否构成关联公司交易而导致的法人人格混同；（三）、关联交易是否损害原告刘学新的权益。对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在前诉过程中或者判决生效后又提起诉讼，后诉的主体、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均与前诉相同的，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查明的事实，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枣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系原告刘学新诉被告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判决；在本案中，原告刘学新提起的是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之诉，主张被告滕州顺驰公司、孙作安、吴克孟因实施关联交易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诉讼的被告主体、依据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与前一案件均有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系。及与本案：（1）滕州誉源公司成立后业务范围为“誉源中央公馆”建设项目，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联合开发“誉源中央公馆”的意思表示明确，滕州顺驰公司虽成立于2012年1月，但其系浙江顺驰公司独资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且滕州顺驰公司成立之初因承接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联合开发“誉源中央公馆”所享有的全部资产权益，公司资产陡然间增加数十倍，滕州顺驰公司承接了“誉源中央公馆”联合体的全部资产，且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实际经营中均涉及“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建设开发，能够充分证明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滕州誉源公司为关联企业，此三公司就开发“誉源中央公馆”的经营业务混同；（2）被告孙作安原系浙江顺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滕州顺驰公司成立后，被告孙作安亦为法定代表人。在开发“誉源中央公馆”期间，滕州誉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滕州善国支行开设账户时，被告孙作安与滕州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东均将公司印鉴留存于银行处，被告孙作安对外自称滕州誉源公司总经理，屡次代表滕州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东签订与开发建设房地产有关的各类协议，被告孙作安作为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在滕州誉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存在交叉任职情形；在开发建设“誉源中央公馆”期间，滕州顺驰公司亦同时使用了滕州誉源公司财务人员；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虽然工商登记地址不相同，但开发建设“誉源中央公馆”期间，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均在滕州誉源公司所在地办公，据此，本院认定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誉源公司人员混同；（3）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合作开发“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期间设立项目专用账户，根据2011年12月28日，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签订《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滕州誉源公司已将与联合开发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手续、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原件交给浙江顺驰公司，后浙江顺驰公司依法注销后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原件交给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出资1000万元独资成立滕州顺驰公司后浙江顺驰公司依法注销，该出资可视为长期投资。依据《浙江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净资产总额为18550719.88元，该报告中未注明出资1000万元成立滕州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成立后承接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联合开发“誉源中央公馆”所享有的全部资产权益。由此可见，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财产界限模糊，对其互相之间往来账目及资金支配无法证明已作区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刘学新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被告滕州顺驰公司提交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合作开发期间财务账册及滕州顺驰公司财务账册，经一审法院准许后，一审法院责令被告滕州顺驰公司于庭后三日内提交上述证据，被告滕州顺驰公司在预留期限内未提交上述证据，依法应视为举证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刘学新主张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财产混同事实存在。依据滕州誉源公司协助浙江顺驰公司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向滕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记载：“经审计，截止2011年12月31日，滕州誉源公司账面反映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投资总额143413906.24元”，结合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联合开发协议的约定内容，该1.4亿余元的资金投入，不能全部认定为滕州誉源公司的投资，但此数额的投资与“誉源中央公馆”的资产总额并不具有必须相等的属性。在未对“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资产审计及评估，且被告孙作安在担任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滕州誉源公司总经理的情况下，浙江顺驰公司根据与滕州誉源公司的联合开发协议及其后的补充协议，通过稀释滕州誉源公司股份继而让滕州誉源公司所谓自愿退出“誉源中央公馆”的合作开发，双方同时又以签订股权转让的方式使滕州誉源公司的股份归于零，即违背了法人财产独立原则，又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故双方之间所谓的退股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双方享有独立财产权益的有效证据，滕州顺驰公司接受誉源中央公馆全部资产后，构成与滕州誉源公司的财产混同。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表征人格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此三公司互相之间关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案涉交易为关联交易。对于焦点三，《公司法》并不禁止关联交易，《公司法》保护合法有效的关联交易，合法有效的关联交易的基础性实质要件是交易对价公允。及与本案，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滕州誉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形式合法的外观要件的情况下，应当对交易的实质内容即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原则以及交易价格是否合理等进行审查。首先，从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看，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共同为“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投资，因滕州誉源公司资金渠道未解决，故浙江顺驰公司借款给滕州誉源公司投资；随后协议中第六条约定滕州誉源公司如不能在一个月宽限期内归还浙江顺驰公司欠款，则该欠款转化为浙江顺驰公司投资款。浙江顺驰公司借款给滕州誉源公司投资，双方关系应为债权、债务关系，而协议约定滕州誉源公司借款到期未还，则该借款转化为浙江顺驰公司投资款，明显侵害法人独立财产，且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与原则。由此可见，浙江顺驰公司通过该手段，逐步稀释滕州誉源公司在合作开发项目中股权，最终浙江顺驰公司通过代偿滕州誉源公司债务，使其股权最终归零。无论浙江顺驰公司出借款项给滕州誉源公司投资，还是代偿滕州誉源公司债务，双方法律关系均应为债权债务，而不应当损害法人责任财产，据此可见该股权转让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其次，2010年1月16日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即滕州誉源公司）单独承担和完成依法取得“誉源七星城”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商品房开发权的义务。由该条款可以看出，“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商品房开发权系滕州誉源公司单独依法获取，浙江顺驰公司及滕州顺驰公司通过稀释滕州誉源公司股权后使滕州誉源公司股权归零的同时该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同时归于滕州顺驰公司，使滕州顺驰公司未支付任何代价即获得前期滕州誉源公司单独依法取得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商品房开发权，亦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原则。滕州誉源公司资产归零后，无力偿还前期因开发所负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之间关联交易侵害了原告刘学新的权益。对于原告刘学新诉请被告孙作安、吴克孟与被告滕州顺驰公司连带承担（2012）枣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第三人滕州市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法律义务的诉请请求，因本案系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涉法律关系为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而导致的法人人格混同，原告刘学新主张被告滕州顺驰公司股东孙作安、吴克孟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告刘学新该项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财产界线模糊，表征人格混同，导致各自的财产取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滕州誉源公司为先期投入开发所负本案原告的债务无力清偿，又使作为关联公司的滕州顺驰公司逃避关联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此二公司之间的行为既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滕州顺驰公司对滕州誉源公司所附本案原告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滕州市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连带承担（2012）枣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第三人滕州市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法律义务；二、驳回原告刘学新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滕州市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除一审判决查明的第9项事实无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之外，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刘学新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二、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是否构成公司人格混同；三、滕州顺驰公司是否应对滕州誉源公司拖欠刘学新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刘学新虽然曾在本院（2020）枣民初字第66号案件中起诉要求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承担借款本金980万及利息的连带责任，但刘学新在该案依据的事实是滕州誉源公司的借贷行为，以及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的对誉源中央公馆的合作开发行为。刘学新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是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人格混同，以及滕州顺驰公司无偿取得滕州誉源公司资产的行为。两次诉讼依据的事实及相关诉讼主体均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诉讼。关于焦点二，滕州誉源公司于2011年12月将其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中的份额转让给浙江顺驰公司并退出誉源中央公馆项目，2012年1月滕州顺驰公司注册成立，滕州誉源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上并无交集，一审判决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事实依据不足。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均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且合作开发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一审判决仅以此认定双方业务混同，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的人员交叉任职，存在人员混同，依据于任海东的陈述、杜显志和金亚玲的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人员混同。财产混同指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明，难以区分各自的财产。一般指关联公司的住所地、营业场所相同，共同使用同一办公设施、机器设备，公司之间的资金混同，各自的收益不加区分，公司之间的财产随意调用等等。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合作开发誉源中央公馆项目，滕州誉源公司将其在项目中的份额转让给浙江顺驰公司并退出项目开发，即便转让项目份额时未经清算，仅凭此项目份额转让行为，尚不足以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财产混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事实依据不足。关于焦点三，滕州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向刘学新的借款行为并无无联。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系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联合开发，浙江顺驰公司在取得滕州誉源公司在项目中的份额后，将该项目无偿转让给滕州顺驰公司，判断滕州顺驰公司是否应对滕州誉源公司拖欠刘学新的借款承担责任，应审查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取得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的方式及是否支付了必要对价。首先，誉源中央公馆系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合作开发的项目，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于2010年1月16日签订了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至2011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滕州誉源公司将其在合作开发项目中的股份转让给浙江顺驰公司时，誉源中央公馆已开发建设了近两年时间。期间，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已依法取得；土地使用出让金已交纳完毕；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签订，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记载的开工日期2011年6月20日，誉源中央公馆工程建设已施工半年。综合上述因素，经过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近两年的开发建设，誉源中央公馆项目取得进展，结合同时期滕州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扬的情况，誉源中央公馆项目经过近两年的开发建设，应当实现一定程度的增值。滕州誉源公司将其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中的股份转让给浙江顺驰公司，通常情况下双方清算时应着眼于核算资产投入及支出、结合项目建设情况及市场因素确定在建项目的价值，然后根据出资比例确定滕州誉源公司退出项目后应当分得的价值数额，但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均未对项目价值委托评估或协商确认，仅以双方对项目的投资数额及投资比例确定滕州誉源公司退出项目后应该分得的价值，实际上是上忽视了近两年的项目开发建设过程，该交易方式有违商业惯例和经验法则。其次，即便是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仅就项目投资数额及投资比例确定滕州誉源公司应得股份转让价值的结算方式，亦存在以下问题：一、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确定至2011年12月27日，双方累计实际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资金为90512945.7元，其中仅土地出让金数额就达8678万元，扣除土地出让金数额，双方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资金仅为3732945.7万元，依靠370余万元的出资，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不可能支撑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二、根据滕州誉源公司协助浙江顺驰公司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向滕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滕州誉源公司中央公馆项目投资总额为143413906.24元,包括支付土地出让金8678万元、支付钢材款2027万元、支付材料款2000万元、支付安装工程费896.26万元、支付前期工程费4374438.14元、支付混凝土230万元、支付设计费57万元；除了付土地出让金8678万元，其他费用支出在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的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均无反映、均未列明。一审期间，一审法院要求滕州顺驰公司提交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誉源公司合作开发期间的财务账册、滕州顺驰公司财务账册。根据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第九条的内容，联合开发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手续、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原件均交给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时亦认可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合作开发期间的财务账册在滕州顺驰公司处，但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提供。综合上述情况，本院确认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在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确定的双方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资金为90512945.7元，与事实不符；鉴于滕州顺驰公司拒绝提供相关财务账册，本院以滕州誉源公司向滕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审计报告为依据，确认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投入誉源中央公馆项目资金为143413906.24元，其中，浙江顺驰公司出资8070万元，滕州誉源公司出资62713906.24元。滕州誉源公司与浙江顺驰公司签订联合开发股份转让协议时，将项目的实际投资143413906.24元缩水至90512945.7元，致使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仅向滕州誉源公司支付1030万即取得了滕州誉源公司投资额为62713906.24元的项目份额，浙江顺驰公司无偿占有滕州誉源公司资产计52413906.24元，致使滕州誉源公司无力清偿对刘学新的到期债务，该行为已损害了滕州誉源公司的债权人刘学新的利益。第三，浙江顺驰公司与滕州顺驰公司系关联公司，2012年2月20日，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浙江顺驰公司将在誉源中央公馆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通过关联公司交易的形式将从滕州誉源公司占有的资产无偿转移给滕州顺驰公司。浙江顺驰公司已经注销，其占有滕州誉源公司的资产已转交给滕州顺驰公司，因此对于滕州誉源公司拖欠刘学新的债务，应由滕州顺驰公司在接受滕州誉源公司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滕州顺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认定滕州誉源公司、浙江顺驰公司、滕州顺驰公司出现公司混同事实依据不足，但判决滕州顺驰公司对滕州誉源公司拖欠刘学新的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滕州市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张 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