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55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卓翰，男，1974年4月30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伟婕、尹若谷，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懿萱，女，1982年7月2日出生，回族，住内蒙古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伟婕、尹若谷，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岳阳，男，198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威、李志浩，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同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商鼎路龙宇国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MPRWXB。法定代表人:龚少磊，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满，系公司员工。上诉人金卓翰、刘懿萱因与被上诉人吕岳阳、原审第三人同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信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1民初5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卓翰、刘懿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刘红军与吕岳阳之间的债权债务无从考究，另一方面作出刘红军、刘兴云与吕岳阳之间的债转股民事法律行为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的结论，该认定本身自相矛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无视吕岳阳自认其代持的事实，无视金卓翰抗辩的吕岳阳仅为代持人的意见和证据，作出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经各方当事人认可的结论，该认定明显不尊重事实，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确认“吕岳阳自认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吕岳阳’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并提出代持的观点”，证明一审法院对于吕岳阳曾自认其是代持身份已经确认，何以得出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吕岳阳真实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金卓翰、沙启伟从没有认可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能够代表刘红军将其股权真实转让给吕岳阳。金卓翰始终认为该股权转让事宜仅为刘红军变更代持人的行为，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沙启伟一审庭审中也申请出庭作证，并提交书面证言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何以得出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金卓翰、沙启伟认可吕岳阳真实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刘红军在2015年12月9日之后仍一直参与公司经营，并于2016年9月11日才出具《承诺书》，承诺同意广贸公司依据股东协议回收其持有的由吕岳阳代持的股份。刘红军的上述行为证明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非真实将股权转让给吕岳阳。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效力经各方当事人认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在已经确认刘红军曾于2016年9月11日出具承诺书同意广贸公司收回其持有的股权的情况下，作出“因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过刘红军或吕岳阳认可，对刘红军或吕岳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结论，该认定自相矛盾，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16日吕岳阳与刘懿萱股权转让协议，刘懿萱无证据证明得到刘红军或吕岳阳书面同意，且刘懿萱转让吕岳阳名下广贸公司40％股权未支付任何对价，原告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将“得到刘红军书面同意”作为认定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判定标准之一，已经说明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16日之前吕岳阳名下的股权与刘红军有关，否则2015年12月9日股权名义持有人变更为吕岳阳以后，已经和刘红军无关，2016年8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更与刘红军无关，为何需要刘红军书面同意？也间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股权转让意思表示，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已经将“得到刘红军书面同意”作为认定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判定标准之一，但是又认为“2016年9月11日刘红军出具承诺书的核心是对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收回股权无异议，刘红军无论是隐名股东或是显名股东，承诺书对股权无异议、股东会决议都不具有追认的效力”，前后矛盾，毫无逻辑。刘红军出具《承诺书》是认可股权转让行为，印证了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吕岳阳”签名是刘红军安排签署或者吕岳阳签署。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刘红军安排他人代签或者吕岳阳签署，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了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中的‘吕岳阳’签名不是刘红军所签，也不是刘红军安排其他人代签，而是受让人指示他人代签是明显的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四、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刘红军与吕岳阳之间的债权债务不真实，吕岳阳没有持有广贸公司40％股权的事实基础，吕岳阳仅为刘红军在广贸公司40％股权的代持人。（一）吕岳阳曾自认其名下的广贸公司40％股权为代持，其仅为代持人。吕岳阳曾于2018年12月24日，就同一事件以股权转让纠纷在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9)豫1402民初60号。2019年3月5日开庭进行了审理。根据当天庭审笔录记载，吕岳阳明确承认其名下的广贸公司40％股权是代持，并于庭审结束后，吕岳阳撤回起诉。（二）吕岳阳“受让”刘兴云名下股权及将名下股权“转让”给刘懿萱时，均没有参与股东会；更重要的是，“受让”股权时的股权转让协议也非本人签署。上述行为均是刘红军在操作。印证了吕岳阳的代持人身份。2015年12月，刘红军、金卓翰、沙启伟三名实际股东召开股东会，鉴于刘红军实际控制的亚太公司新三板上市，刘兴云（刘红军姐姐）不适宜再代持其股份，三名实际股东同意将刘红军股权代持人变更为吕岳阳。随后刘红军安排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吕岳阳没有参与股东会、也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该事实已经吕岳阳确认。2016年8月，刘红军、金卓翰、沙启伟三名实际股东召开股东会，鉴于刘红军向公司借款不能归还，刘红军自愿按照之前的承诺约定放弃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三名实际股东同意刘红军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懿萱。吕岳阳没有参与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也是刘红军安排签署并安排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以上事实也说明吕岳阳进入及退出广贸公司均是刘红军一手操作，如果吕岳阳确为实际股东，最起码其对进入公司时不可能不关心。相反印证了吕岳阳就是代持人。（三）吕岳阳从刘兴云处“受让”股权前后，没有支付任何股权对价。吕岳阳从刘红军处购买股权的事实不存在。2015年12月9日，刘兴云与吕岳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岳阳以800万元价格受让刘兴云名下的广贸公司40％股权，出资于协议签订当日完成。通过查询吕岳阳名下银行卡，2015年12月前后吕岳阳没有向刘兴云或刘红军支付该笔股权受让款，吕岳阳购买股权的事实不存在。（四）吕岳阳对刘红军不存在债权，吕岳阳主张其以股抵债的方式取得股权，该主张不能成立。从吕岳阳提交的2015年7月20日刘红军《借条》及2019年11月24日刘红军《情况说明》来看，吕岳阳主张其名下广贸公司40％股权系因刘红军欠其1500万元债务、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取得。但是吕岳阳的说辞自相矛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吕岳阳就刘红军对其1500万元债务方面，仅提供了刘红军的一张借条，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对刘红军享有1500万元债权如何形成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确认债权存在的规定。鉴于刘红军与吕岳阳亲属的利害关系，仅有一张《借条》并不能达到债权债务存在的证明力。2．吕岳阳在本次诉讼中主张的对刘红军享有1500万元债权的事实与其之前就同一事件在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主张的对刘红军享有2380万元债权的事实自相矛盾，说明其两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实不存在，吕岳阳在拼凑债权，其与刘红军之间的以股抵债行为是虚假的。吕岳阳在2018年12月，以股权转让纠纷在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供刘红军向其出具的三张借条共计2380万元用以证明其对刘红军享有债权，而在本次诉讼中仅提供了其中1500万元的借条。如果吕岳阳对刘红军确实享有债权，不可能连对刘红军的债权金额都不清楚。吕岳阳的行为足以说明吕岳阳是在拼凑、捏造对刘红军的债权，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存在。3．通过分析吕岳阳的银行明细，刘红军与吕岳阳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刘红军对吕岳阳的转款金额远大于吕岳阳对刘红军的转款金额，与《借条》反映的事实不一致，吕岳阳不可能对刘红军存在债权。4．吕岳阳在2015年还不到26岁，但是吕岳阳与刘红军之间的交易总额达2000多万，资金来源不明，且刘红军当时作为上市公司老板向80后的年轻人频萦借款不符合常理。（五）吕岳阳持有广贸公司股权期间，从未去过广贸公司，从未参与过广贸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更没有就项目运行投入任何资金，而是刘红军一直在今与广贸公司的经营活动。广贸公司成立后取得商丘××××区旧城区（城中村）康盛家园开发改造项目，吕岳阳持有广贸公司股权期间，广贸公司为该项目推进做了包括环评、支付拆迁补偿款、办理土地供应手续等大量工作，吕岳阳从未去过广贸公司，没有参与过股东会，没有参加过广贸公司的任何项目活动。反而是刘红军一直在参与，还在2016年4月4日出席广贸公司股东会并同意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更变、公司人财物管理及业务合作等问题的决定。如果刘红军将其持有广贸公司40％股权抵债给吕岳阳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方面从刘红军本人的角度来说，刘红军自然不会以实际股东的身份再继续参与股东会及公司经营管理事务：另一方面，从广贸公司另外两名股东的角度来说，金卓翰、沙启伟也不会再同意刘红军以实际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东会及公司经营管理事务。这从反面更加充分证明了刘红军将其持有广贸公司40％股权“转让”给吕岳阳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由吕岳阳代持其股权，即吕岳阳为代持人，刘红军为实际股东。五、本案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审判程序违法。本案不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不属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适用普通程序提交合议庭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制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多处前后矛盾、事实认定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一审中金卓翰、刘红军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吕岳阳没有获得广贸公司40%股权的事实基础，在整个事件中仅为刘红军持有该部分股权的代持人，金卓翰、刘懿萱受让该部分股权已经刘红军同意，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更无对吕岳阳侵权之说。请求贵院根据案件事实证据，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吕岳阳答辩称:一、吕岳阳与刘红军之间债转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是对权利的自行处分，被答辩人作为股东专门作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故吕岳阳依法享有涉案40％的股权2015年7月20日，吕岳阳与刘红军在对双方债权债务总结后，由刘红军出具债权凭证，并作出将其享有的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贸公司）40％股权转让给吕岳阳的意思表示，同时授权名义股东刘兴云将股权过户给吕岳阳。与此同时，刘懿萱作为广贸公司的股东明确作出了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并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至此，吕岳阳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已合法、合规的取得了广贸公司40％的股权。被答辩人在原审及上诉状中均否认吕岳阳的实际股东身份，总结来说主要为以下三个理由：1、吕岳阳与刘红军借款关系不真实；2、刘红军事后仍以股东身份签订承诺书；3、吕岳阳从未参加过公司管理；对于该三个理由，答辩人作出下分析：1、关于吕岳阳与刘红军之间的债权债务是二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以股抵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未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任何人对这一行为都无权干涉，更无权做出评价。更何况，刘懿萱明确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故该理由不成立。2、被答辩人主张刘红军事后签订承诺书，从刘红军的身份上来说其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其本就无股权可以承诺放弃，其作出的声明对吕岳阳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结合刘红军的证言，该承诺书明显是金卓翰的强制下作出的，不具有证明效力。3、吕岳阳成为股东时被任命为公司的监事，其未能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完全是二被答辩人的阻挠形成的，这一点从被答辩人一手操控转让及变更登记的事实可以证实。同时，股东对于公司是一种投资行为，其享有的是公司股东的权益，是否实际参与管理并不能否认其股东资格及股东身份。结合上述分析，被答辩人否认吕岳阳为公司股东的理由完全不成立，原审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被答辩人伪造答辩人签名过户股权并进行转让，由此所形成的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对答辩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对被答辩人构成的侵权事实认定清楚。本案中，二被答辩人的抗辩均指向吕岳阳未合法取得40％股权，但其也在明显逃避其伪造签名夺取吕岳阳该40％股权的非法性，就其所遮掩的真相来说，其侵犯答辩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已非常明显。刘懿萱及金卓翰主张其有权获得该40％股权的依据刘红军所作出的承诺书，以及所谓的刘红军向广贸公司借款的事实。对于该承诺书的性质及效力答辩人在上文已有陈述，在此不做赘述，答辩人所要分析的是刘、金二人作出这一主张的矛盾及非法性。首先，该承诺书的内容是刘红军基于欠广贸公司的钱所以同意广贸公司将其股权进行收回。而刘懿萱是将该40％的股权据为己有，该主张明显与该承诺书的内容自相矛盾，显然该主张无依据。第二，广贸公司于2018年7月2日诉请商丘市亚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刘红军偿还其借款2400万元及利息，后商丘市中院作出的（2018)豫14民初265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广贸公司的诉请，执行案号为（2019)豫14执136号。该案广贸公司的代理人为被答辩人刘懿萱，由此出现三个问题需要指出：1、广贸公司已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刘红军及亚太公司主张了债权，并已经获得了生效判决的确认，也就不存在广贸公司依据承诺书收回刘红军股权的合法性；2、广贸公司的代理人是刘懿萱，可以证实刘懿萱知晓并认可公司无权收回该40％股权，公司也从未作出过收回该股权的决议，这一点也与二被答辩人的主张相矛盾。3、无论承诺书性质及效力如何，抑或吕岳阳及刘红军如何主张，刘懿萱总归是无权享有该40％股权的，由此其伪造签名的过户行为明显是侵权。综上，被答辩人一方面极力掩盖私自转让吕岳阳股权由其持有的非法性，另一方面又以吕岳阳不享有该股权进行掩饰。被答辩人的上诉状仅截取一审判决部分表述内容进行抗辩，回避一审判决的系统性论述，明显规避真实情况。故依法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同信公司述称，该案件所述争议与原审第三人并无关联。吕岳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股权转让款损失800万元并支付利息（具体以实际转让价格×40%为准，利息自2018年5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被告金卓翰、刘懿萱作为甲方，刘红军、刘兴云作为乙方，沙启伟、金叶惠作为丙方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广贸公司的股东名义上是刘懿萱、刘兴云、金叶惠，但实际出资人分别为金卓翰、刘红军、沙启伟。2014年10月30日，金叶惠与刘懿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叶惠将其持有的广贸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刘懿萱，并于当日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变更工商登记。2015年12月9日，刘兴云与原告吕岳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兴云将其持有的广贸公司40%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吕岳阳。同日，广贸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并通过章程修正案，同意公司股东由刘懿萱、刘兴云变更为刘懿萱、吕岳阳，免去刘兴云监事职务，选举吕岳阳为公司监事。2016年8月16日，吕岳阳与刘懿萱签订广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通过股东会决议，约定原告吕岳阳将持有的广贸公司40%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被告刘懿萱。广贸公司股东由刘懿萱、吕岳阳变更为刘懿萱，免去吕岳阳公司监事职务。2018年5月23日，刘懿萱与第三人同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懿萱将其持有的广贸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同信公司，并于当日做出股东决定、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2015年7月20日，刘红军向原告吕岳阳出具借条，载明吕岳阳与刘红军通过对账清算后，吕岳阳共借给刘红军1500万元。债务以此借条为准。2019年12月24日，刘红军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在2015年7月20日，经我与吕岳阳清算后重新向吕岳阳出具15000000（壹仟伍佰万元）借条，因无力偿还，我自愿将实际控股、刘兴云代持的广贸公司40%股权转让给吕岳阳。本人认可刘兴云向吕岳阳出具的股权抵债说明，该股权在2015年12月9日由刘兴云转让登记在吕岳阳名下。刘兴云在经过我本人同意下，也对吕岳阳出具股权抵偿说明，并配合完全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至此，本人刘红军不再享有广贸公司的股东权利和决策、管理权利。本人郑重声明愿意对上述内容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刘红军在视频中称2019年11月24日向吕岳阳出具的情况说明是真实的，因其控制的河南亚太公司欠广贸公司的钱，后来其所签署的文件都是由金卓翰、刘懿萱写好让刘红军签的字，并按照他们的意思签。因为河南亚太公司是上市公司，不能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所以刘红军就按照他们所写的内容签字，并不是刘红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称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均不是其本人签字。2019年1月2日，原告吕岳阳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刘懿萱、广贸公司、龚少磊提起诉讼，案号（2019）豫1402民初60号，该案2019年3月5日庭审笔录中刘懿萱自认吕岳阳名下4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是刘红军同意的，刘懿萱也问了要不要吕岳阳自己签，刘红军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不需要。另查明，2020年9月11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4民初9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确认被告刘懿萱、第三人同信公司就广贸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合作事宜分别于2018年3月8日签订《关于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018年3月3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2018年7月签订了《补充协议2》，第三人同信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向刘懿萱出具了《承诺书》。该案刘懿萱起诉要求同信公司支付第一笔转让款3100万元，双方调解达成一致意见：首笔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已支付900万元，扣除刘懿萱应承担土地成交价的整体溢价人民币2282.807万元）现剩余未支付款项总计为817.193万元，剩余款项分三笔支付，第一笔在调解书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300万元；第二笔于2020年10月31日前支付300万元；第三笔于2020年11月16日前支付217.193万元，其他原协议约定的6000万元依照原协议执行。另查明，刘红军是原告吕岳阳的姨夫，刘红军与刘兴云系姐弟，被告金卓翰与被告刘懿萱系夫妻。以上案件事实由股东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借条、情况说明、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2民初60号案件庭审笔录、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4民初93号民事调解书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刘红军与吕岳阳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是否真实问题。被告认可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刘红军与吕岳阳之间发生了大量、大额资金往来，并提出了不符常理的质疑，印证了刘红军与吕岳阳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而不是臆想。2015年7月20日，刘红军向原告吕岳阳出具借条，载明吕岳阳与刘红军通过对账清算后，吕岳阳共借给刘红军1500万元。因刘红军与吕岳阳是亲属关系，该笔借款是否真实、客观，是否有偏差，外人无从考究，但系刘红军与吕岳阳对权利的自行处分，对外不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权利行使。刘红军与吕岳阳若因处分权利损害了国家及第三人利益，利害关系人可以主张无效或撤销。（二）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2015年12月9日，刘兴云与原告吕岳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兴云将其持有的广贸公司40%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吕岳阳。同日，广贸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变更了工商登记。吕岳阳是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吕岳阳自认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吕岳阳”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并提出代持的观点。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该笔股权转让是在刘红军、吕岳阳、刘兴云之间流转，刘红军是吕岳阳的姨夫，刘红军与刘兴云系姐弟，三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且吕岳阳本人进行追认的情况下，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无论是显名股东、或是隐名股东，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均认可了该股权转让的效力，该院对此不持异议。（三）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2016年8月16日，吕岳阳与刘懿萱签订广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通过股东会决议，约定原告吕岳阳将持有的广贸公司40%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被告刘懿萱。广贸公司股东由刘懿萱、吕岳阳变更为刘懿萱，并变更了工商登记。刘懿萱变成了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自然人一人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吕岳阳自认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中“吕岳阳”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被告认可不是吕岳阳本人所签，被告亦认可2016年8月16日金卓翰、沙启伟、刘红军没有形成书面股东会决议，且被告特别强调股权过户是实际股东刘红军同意的，并提出2016年9月11日刘红军出具承诺书对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收回吕岳阳及实际控股人刘红军的股权无异议来印证己方的观点。因此，可以得出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中的“吕岳阳”的签名不是刘红军所签，也不是刘红军安排其他人代签，而是受让人指示他人代签。2016年9月11日刘红军出具承诺书的核心是对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收回股权无异议，刘红军无论是隐名股东或是显名股东，承诺书对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都不具有追认的效力。即便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收回公司股权，也应当依据法律法规，依照法律程序，合法收回。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对刘红军、吕岳阳无法律效力，对刘红军、吕岳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四）关于广贸公司40%的股权的价值问题。一人股东刘懿萱已将广贸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案外人系善意第三人，且支付了对价，40%的股权已无返还可能。在2015年12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对广贸公司40%的股权作价800万元是认可的。在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被告对广贸公司40%的股权作价800万元也是认可的。因此，广贸公司40%的股权价值800万元具有事实基础。综上所述，刘红军、刘兴云与吕岳阳之间所产生债转股的民事法律行为，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2015年12月9日刘兴云与吕岳阳股权转让协议，其法律效力各方当事人均于认可；2016年8月16日吕岳阳与刘懿萱股权转让协议，刘红军或吕岳阳均不予认可，刘懿萱无证据证明得到了刘红军或吕岳阳书面同意，且刘懿萱转让吕岳阳名下广贸公司40%的股权未支付任何对价，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股权转让款800万元，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并从2020年6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被告认可刘懿萱是显名股东，金卓翰是隐名股东，二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符合法律法规。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懿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吕岳阳赔偿股权转让款损失8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金卓翰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吕岳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226元，由被告金卓翰、刘懿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另查明：一审法院2020年9月24日庭前会议笔录显示，庭审中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法庭根据原告的起诉、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及双方举证归纳双方认可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对吕岳阳从刘红军处受让40%股权的基本事实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1.吕岳阳受让40%股权的性质？即吕岳阳的身份？2.吕岳阳名下40%有股权转让给刘懿萱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上诉人金卓翰、刘懿萱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吕岳阳与案外人刘红军之间并非存在15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吕岳阳系代持刘红军在广贸公司的40%股份，吕岳阳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对价，即使本案存在侵权，侵害吕岳阳权益的是刘红军，金卓翰、刘懿萱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驳回吕岳阳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吕岳阳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与刘红军之间债转股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权利自行处分，上诉人作为股东专门作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且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吕岳阳依法享有涉案40%的股权。本案中，2015年12月9日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书，显示吕岳阳出资比例40%，实缴出资800万元，出资时间2015年12月9日。虽上诉人提供2019年3月5日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中，吕岳阳陈述“我们两个和刘红军是共同持有关系，私下写有协议，我是代持”。但被上诉人吕岳阳提供2019年11月24日刘红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录像资料，显示刘红军已将股权转让于吕岳阳。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金卓翰、刘懿萱还上诉称，2016年8月，刘红军将吕岳阳代持的股权转让给刘懿萱，系根据股东会决议刘红军确认而为，刘懿萱持有该部分股权有合法依据。并称刘红军向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借款，2014年6月10日金卓翰、沙启伟和刘红军三人共同决议，刘红军出具承诺书：刘红军如逾期60日还款，除应承担法律后果外，承诺人及共同所有权人将自愿无条件放弃持有的广贸公司全部股份的所有权，交由公司其他股东任意处分，并无条件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2016年9月11日，刘红军出具《承诺书》，再次对吕岳阳名下40%的股权转让给刘懿萱进行了确认。被上诉人吕岳阳称，刘红军与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已有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吕岳阳享有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2016年9月11日刘红军的承诺书系受金卓翰强制下作出的，且刘红军的该承诺对吕岳阳不具有效力。上诉人伪造签名过户股权并进行转让，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对吕岳阳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构成侵权事实清楚。本案中，2016年8月16日，被上诉人吕岳阳与上诉人刘懿萱签订广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通过股东会决议，约定吕岳阳将持有的广贸公司40%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刘懿萱。广贸公司股东由刘懿萱、吕岳阳变更为刘懿萱，并变更了工商登记。刘懿萱变成了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自然人一人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一审中，被上诉人吕岳阳自认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中“吕岳阳”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上诉人认可不是吕岳阳本人所签，上诉人亦认可2016年8月16日金卓翰、沙启伟、刘红军没有形成书面股东会决议。2016年9月11日刘红军出具承诺书的核心是对河南广贸置业有限公司收回股权无异议，刘红军的承诺书对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不具有追认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对刘红军、吕岳阳无法律效力，对刘红军、吕岳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懿萱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受让的40%股权已向吕岳阳支付相应对价。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刘懿萱持有该40%股权有合法依据亦不予采纳。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一审法院2020年9月24日庭前会议笔录显示：庭审中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法庭根据原告的起诉、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及双方举证归纳双方认可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对吕岳阳从刘红军处受让40%股权的基本事实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1.吕岳阳受让40%股权的性质？即吕岳阳的身份？2.吕岳阳名下40%有股权转让给刘懿萱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一审法院适用简单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金卓翰、刘懿萱所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金卓翰、刘懿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453元，由金卓翰、刘懿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贾建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许言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