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04行终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正秀，女，1964年8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冠林，男，1992年6月6日生，布依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龚正秀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炜，女，1987年5月3日生，布依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龚正秀之女。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韦达明（系上诉人龚正秀之夫，上诉人韦冠林、韦炜之父），男，1951年2月1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路管委会大楼**。法定代表人董天益，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旭，贵州同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齐玲颐，贵州同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正秀、韦冠林、韦炜因与被上诉人安顺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国土分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423行初5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三原告曾因被告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黔（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黔04行终202号行政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书同时载明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定规定。据此，被告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黔（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仍是翟华龙，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担保物权。故本案被告经登记申请人（其中包括翟华龙）对翟华龙名下的黔（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出的抵押登记，并未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与三原告无利害关系，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同时三原告亦不是该抵押登记的行政相对人。综上，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龚正秀、韦冠林、韦炜的起诉。判决书送达后，原审原告龚正秀、韦冠林、韦炜不服，上诉称：一、上诉人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在上诉人针对（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提起的历次诉讼的立案、一审、二审、再审等过程均可以确认。且在上诉人提起诉讼期间，被上诉人针对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作出的任何行政行为，都会直接影响上诉人诉讼的审理结果，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是在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诉讼期间办理，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4行终202号行政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以及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不得抵押的规定，被诉抵押登记行为明显错误。一审法院以抵押登记作出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为依据，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明显错误。综上，请求撤销（2020）黔0423行初57号行政裁定。被上诉人开发区国土分局辩称：一、上诉人并非本案争议不动产抵押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首先，本案被上诉人作出抵押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是抵押人翟华龙与抵押权人安顺农商银行西秀产业园区支行，该抵押登记行为与上诉人并无关联。其次，上诉人是（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并不必然是本案抵押登记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且根据（2019）黔04行终202号行政判决，能够认定案涉土地的权利人属于翟华龙所有，其对案涉土地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权利，上诉人与案涉土地不存在权利主张的空间；二、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2019）黔04行终202号行政判决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后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被诉不动产登记系2019年7月29日作出，被上诉人作出被诉不动产抵押登记行为时，该行政判决尚未形成，且被上诉人作出被诉不动产抵押登记行为时，翟华龙系本案涉及国有建设用地权利人的事实，已经有效记载于相关不动产登记簿之中，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不动产抵押登记时，只须审查确定相关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权利人即可，无须审查抵押物是否涉及未决行政诉讼；三、本案被诉抵押登记行为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现行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并未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对抵押物是否涉及未决诉讼案件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下设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对申请人翟华龙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为其办理抵押登记，尽到合理、审慎审查的义务。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龚正秀、韦冠林、韦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案中，上诉人不是被诉抵押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其提起本案诉讼应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抵押登记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其所有，亦不能否定案涉黔（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的效力以及翟华龙系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的事实，虽然其提交了（2019）黔0423行初122号行政判决，证明其与黔（2017）安顺开发区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更正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是在该登记未被否定前，不能当然推定其与本案抵押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已经立案的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对上诉人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明显错误，但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艳楠审判员  陈雯贞审判员  谢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竣谊书记员卢晓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