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申269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范丽玲（英文名CARUSO／ANGELISALAN）。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臻，长春市绿园区阳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光，长春市绿园区阳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范日旭（英文名CLITONTOM）。 一审第三人：海南农业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晓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勃。 再审申请人范丽玲因与被申请人范日旭、一审第三人海南农业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租赁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终5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范丽玲申请再审称，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2.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3.本案诉讼费、其它费用及损失由范日旭和海南租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两审均遗漏房屋已交付合同已完成和实际入住的关键证据。2007年海南租赁公司按约定将尚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案涉房屋交付给范丽玲，双方形成的《交接备忘录》是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范丽玲的生效合同；2008年至2010年间房屋仍未办理产权登记，范日旭出具多份全权委托书配合海南租赁公司履行《交接备忘录》的约定，协助范丽玲办理物权登记所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据此，三方已完成案涉房屋转移交付，合同已经生效，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力。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紫玉山庄进住证明》佐证范丽玲从2007年10月即入住案涉房屋，二审认定系基于范日旭在2008年至2010年的授权委托书入住，实属错误。该证明证实范丽玲自此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案涉房屋至今12余年的事实，符合物权法所有权人四项权利要素的规定。两审法院对《交接备忘录》《紫玉山庄进住证明》两份关键证据遗漏且未经质证、未阐明是否采纳的理由，有悖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二款“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规定，本案符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情形，应进入再审程序。二、二审审理超出诉请。范丽玲未提出案涉房屋是以《权益确认书》享有部分权益所购买的主张，也未提出确权诉求，本案于权益让渡比例无关，二审审理权益比例实属超出诉讼范围，据此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情形。三、两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两审均认定范日旭现在和2008年取得产权登记，于法无据，且证据未经质证，如前所述，2007年办理《交接备忘录》时及2008年至2010年间范日旭出具多份授权委托时，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现在范日旭仍未取得产权登记，且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案涉房屋的各项权利，而两审法院均一意孤行认定案涉房屋现登记在范日旭名下系主观臆断，缺乏证据证明。2.范丽玲提交的在另案（2018）吉01民申41号案中范日旭提供的海南租赁公司出具的《声明》并未提出变更、否定、解除、撤销或替代十年前的《通知》或《交接备忘录》，范日旭在该案中除明确表示其无权处置案涉房屋外，以《声明》佐证案涉房屋各项权利归属第三人所有，进一步强化了海南租赁公司于2007年将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给范丽玲所形成的《交接备忘录》的合法性和其处置权的再确认，佐证《通知》内容的真实性。两审不仅对该《声明》不予质证，且在对方当事人缺席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两审法院主观臆断《声明》内容否定《通知》，有悖法律规定。换言之，即使《声明》否认了《通知》，也不能推翻或者撤销已经履行的《交接备忘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效合同。据此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的再审事由。四、审判组织不合法、应回避而未自行回避，内定驳回，未审先判。本案一审被批准为普通程序，而却是法官独任审判、书记员参与基于同一法律基础的另案，在本案中应当自行回避，且其从未参与审判却记载于裁判文书中。二审开庭前就已经进行了合议，故未对范丽玲提供的证据逐一核实、质证，没有给范丽玲陈述和辩论的机会，书记员也未全面记录当庭的对话，并在询问第二次就作出判决，未审先判，二审制度形同虚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七）项再审事由。综上，范丽玲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再审，撤销两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涉外民事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规定，本案实质争议系对不动产物权的确认，案涉不动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一、关于范丽玲是否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人范丽玲主张其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紫玉东路**紫玉山庄****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案涉房屋系海南租赁公司出资以范日旭的名义购买，初始登记所有权人为范日旭，并非范丽玲，范丽玲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屋的权属已经行政确认。本院再审审查期间，范丽玲提出案涉房屋是基于合伙协议，以其1983年在企业留存的一万元收益购买，但并未提供与此相关的合伙协议，以及该房屋作为合伙过程中利润分配或投资收益等相关证据。范丽玲提交的2007年9月26日海南租赁公司出具的《交接备忘录》虽记载“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将公司为范丽玲出资购买的北京紫玉山庄G19-104房屋分期归还范丽玲，将钥匙二把于今日交予范丽玲，屋内附属设施保留归其所有，主卧由公司继续使用8年后交付钥匙，公司从第一次交付之月起承担十年物业费，届时公司通知名义购房人范日旭协助范丽玲办理产权登记相关手续，双方以此为证”，但该《交接备忘录》仅具有合同效力，并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范丽玲不能基于其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而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且2018年5月7日海南租赁公司出具的《声明》中，明确案涉房屋的产权、收益权、处置权归海南租赁公司，并未认可范丽玲为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人的事实。《交接备忘录》《紫玉山庄进住证明》两份证据，已经在原审庭审中出示，并非新的证据，对方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且在再审审查过程中，海南租赁公司对《交接备忘录》、《通知》的真实性并不认可。范丽玲在再审期间提供的《情况说明》、股权证明、物业费催缴通知、微信记录均不属于新证据，提供的2020年10月13日海南租赁公司出具的《说明》，该份证据的真实来源不清，且海南租赁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故范丽玲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 二、关于二审审理是否超出范丽玲的诉讼请求的问题。范丽玲。范丽玲的诉讼请求系确认其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紫玉东路**紫玉山庄****房屋的所有权人，审举证过程中，范丽玲明确表示《权益确认书》是证明其拥有房屋权益的缘由，二审法院围绕该诉讼请求及理由进行审查，并未超出范丽玲诉讼请求范围。 三、关于范丽玲主张原审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范丽玲主张原审存在审判组织不合法、应当自行回避而未回避等程序违法情形，但其并未提供程序违法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 综上，范丽玲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其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范丽玲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范丽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 娜 审判员 刘海英 审判员 张咏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宋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