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24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大彬，男，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7。委托代理人：唐杰，广东黄上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叶芳，分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宇、区卓妍，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黄大彬诉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以下简称“海珠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双方均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8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原是广州市海珠区******庄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庄二社”）副社长及消防安全责任人。庄二社是广州市海珠区********物业产权人，该物业于2017年租赁给广州佳兆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使用（以下简称“佳兆业公司”）。广州市海珠区******联星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联星联社”）与庄二社之间自2007年起就广州市海珠区********宅基地（以下简称“19号物业”）权属存在争议。2017年3、4月，庄二社部分村民将黄氏宗亲牌位搬入19号物业，并将其他部分地块出租用于停车收费。期间，联星联社下属资产管理公司东盛公司负责19号物业的管理，其委托广东名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责19号物业管理工作。2018年7月30日，因联星联社授意名盾公司保安将大门上锁，仅留小门供行人出入，原告得知情况后到现场与庄二社社长黄惠娉及其他村民一起向在场保安提出异议，认为被锁通道属于消防通道。经协商未果，原告用铁锤砸开挂锁。之后，在场村民动手将铁门拆下。名盾公司值班保安现场报警后，被告于次日作出穗公海立字〔2018〕0690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以寻衅滋事案立案侦查。立案后，被告分别向东盛公司经理李细成、副经理黄浩斌，员工李颂能、叶秉日，名盾公司现场保安杨翠国、张军伍、黄建武、杨翠平，联星企业管理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兆雄，联星联社社长何志明、副社长雷建远，庄头村村民黄盛允、黄大明，庄二社社长黄惠娉及原告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其中杨翠国陈述被砸坏的铁锁价值约15元，原告在调查中确认事发时有用铁锤砸开挂锁的行为。事发时，原告及黄惠娉向现场保安提出是消防通道不应锁门。2018年12月12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被告批准逮捕原告的申请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2018年12月12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并于2019年12月11日决定解除。同日，被告以寻衅滋事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决定撤销案件。2019年12月11日，被告决定将该案转为行政案件调查处理。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告知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损毁财物，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权。随后，被告作出穗公海行罚决字〔2019〕067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8年7月30日早上9时30分许，黄大彬在广州市海珠区***********，用铁锤将大院铁门的挂锁砸开。2018年11月6日黄大彬被抓获”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该决定于当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另，2020年6月24日，经现场勘查庄头东边街17号及北边街19号物业之间的通道前后共有两扇大门，两扇大门规格一致。其中靠近市政道路翠宝路的大门为涉案被拆大门，靠近福地大街大门紧挨庄头村村民住宅，仅供通行小型轿车。双方现场确认通道平时供村民及附近居民通行使用。事发时，庄头东边街17号已对外出租给佳兆业公司使用，涉案被拆大门被锁上后，靠近福地大街大门仍开放使用。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因此，被告具有对本辖区发生的治安管理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庄头村与联星联社之间的纠纷，双方本应通过合法途径、依法定程序进行维权寻求解决，但联星联社以锁门方式阻碍通行以及原告以砸锁等私力救济的方式来予以处理，均有不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是指故意毁损或者损坏少量公私财物，导致财物的效用、价值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且情节轻微，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它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因此，只要违法行为人具有主观损毁他人财物的故意，且导致财物价值受损，即可构成故意损毁财物行为。损毁财物的价值并不影响违法行为的认定，而仅仅是影响行为人接受法律制裁的程度。但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就本案而言，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原告有砸锁行为，故被告认定原告存在故意毁损财物的事实，并无不当。原告以砸锁的方式处理纠纷，存在过错，但联星联社采取锁门方式解决民事争议，导致矛盾升级。而且，原告损坏的锁具价值较小，且原告基于村社负责人身份，在涉案大门上锁后社集体物业承租方出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参与纠纷处理事出有因。因此，被告未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过罚不相当，原审法院依法予以变更。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变更被告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的穗公海行罚决字〔2019〕067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原告黄大彬行政拘留十日为行政拘留五日。上诉人黄大彬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和遗漏了部分案件事实。（一）庄头北边街19号宅基地权属争议双方是“龙船会”与联星联社，与上诉人所属庄二社无关。1、联星东盛公司曾5次报警，南石头街领导及派出所都参与组织“龙船会”有关人员和联星东盛公司的沟通协调工作，而庄二社以及上诉人从未参与此纠纷的协调工作。海珠区政府2015年4月1日就19号物业权属争议信访作出的《信访复查告知书》的对象也不是上诉人和庄二社，东盛公司时任经理李细成在海珠区公安分局办案人员的询问中已对上述事实进行了详细说明，联星联社李兆雄签收的关于“龙船会搬入庄头祠堂”的《报告》也证实是龙船会在争夺19号物业。2、庄头村分庄一社和庄二社，庄头村民包括两社社员和非社员。涉案人员黄盛允是庄头村村民，但并非社员，而黄大明是庄一社社员，两人都不是庄二社社员，但海珠区公安分局在办案时却将上述二人视为庄二社社员，故意与上诉人扯上关系。3、海珠区公安分局提交的证人熊盛军、何毅、杨翠平等均证实是黄盛允收取停车费用。黄盛允、黄大明证言证实自发成立理事会，指定黄盛允收取19号物业的停车费。上述证据都足以证明不存在庄二社侵占19号物业以及收取停车费的利益纠纷事实，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二）东边街17号和北边街19号原在2017年3月份之前都是统一出租给徐新个人开设“徐扬电器厂”，此前一直由徐扬电器厂统一对大门的管理，大门的使用惯例是早上7点开门，晚上7点关门，白天供办公用车进出，一直当做共用通道和消防通道使用。在徐扬电器厂搬走时，将共用通道的案涉大门钥匙交由上诉人管理。后来由上诉人配钥匙给东盛公司经理李细成，此后该大门钥匙是由上诉人（庄二社代表）与东盛公司共同管理，任何一方都无权私自封闭或换锁，一直到2018年7月30日案发当天。上述事实，黄惠娉、黄大彬、李细成等人在海珠区公安分局的询问、讯问中均有反映，亦在一审庭审时再次发表。2017年6月1日，联星联社任命上诉人为广州市海珠区***联星庄二经济合作社直接消防安全责任人，具体职责为“（一）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五）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作为直接消防安全责任人，上诉人发现消防通道在白天被封锁，有恢复通道畅通的职责。上诉人作为庄二社副社长兼物业管理人员，对共用通道的案涉大门具有管理权利。东盛公司私自换锁，关闭大门，妨碍了庄二社物业使用权人的正常通行，上诉人在要求东盛公司开锁未果后才撬锁，该排除妨碍的自救手段完全合情合理，也是履行职务和代表集体组织维护集体利益、维护物业使用权人利益的合理行为。海珠区公安分局在查清案件事实后应当组织双方和解，维护稳定，而不应在刑事案件调查清楚撤案后再对上诉人处以行政处罚。二、一审判决未就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评价。（一）海珠区公安分局将刑事拘留转为本案行政拘留，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均未规定刑事拘留可以转变、抵扣行政拘留，也没有共同的上位法规定可以转变、抵扣。（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海珠区公安分局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显然属于较重的行政处罚。海珠区公安分局未经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属严重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自身之行为纯属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代表集体组织而行使自力救济，以及履行合法管理职责的行为，且手段合情合理，不应被处以行政处罚。海珠区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不合法。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海珠区公安分局负担。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上诉称：一、黄大彬损坏的是19号物业的大门而仅非门锁。首先，证人黄盛允在笔录中指认：“副社长黄大彬叫村民将那铁大门拆下来，黄大彬就用铁锤将那铁大门上的锁锤开了……”证人黄大明在笔录中指认：“众人在场扰攘了一个多小时后……黄大彬提议将北边街19号物业的大门拆掉，当时在场的村民也表示同意。”其次，根据案发当日视频监控显示，黄大彬与黄盛允、黄大明等人在现场有明显的交流行为，随后共同实施了拆除大门的违法行为，尤其是门口监控9：35:56显示，黄大彬从黄盛允处接过一个锤子后将门锁砸开，随后由黄盛允、黄大明等人将铁门拆下。综合全案证据，足以认定黄大彬与黄盛允、黄大明等人共同实施了违法行为。再次，黄盛允在笔录中供述：“庄头村和联星村之间一直因为黄氏祠堂的问题而存在矛盾，本次拆门事件只是导火线”，黄大明在笔录中供述：“（拆门）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来联星村将大门上锁，妨碍村民出入；二来当时黄氏宗亲理事会占用了北边街19号停车收费，如果大门上锁的话将影响停车收费，因此才将大门拆掉”，上述证据表明，案发当日身为庄二社副社长的黄大彬联合他人砸锁拆门行为的目的，实质上为了争夺北边街19号的相关利益。二、我局做出的处罚决定裁量适当。经鉴定，海珠区庄头北边街19号铁门在2018年7月30日的损失价值为人民币974.93元，故我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一般情节对黄大彬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裁量适当。三、违法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不能仅凭处罚决定书上的表述予以简单处理。综合本案证据，黄大彬在北边街19号物业大门被拆除这一事件中起了主导地位，首先是黄大彬带头用铁锤砸坏门锁，随后黄盛允、黄大明等人在其示意下，实施了拆除大门的行为，因此门锁、大门被损毁的结果应当归责于黄大彬。虽然行政处罚决定书表述为“用铁锤将大院铁门的挂锁砸开”，我局只是对黄大彬在整个违法过程中具体实施的“砸锁”行为予以表述，并没有否定黄大彬与大门损毁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仅凭《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表述，将黄大彬砸锁继而导致大门被损毁两个连贯行为予以割裂，忽视了黄大彬带头拆门在整个事件中的主导地位，认定事实过于片面。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大彬负担。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对上诉人黄大彬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是否合法、适当。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在向上诉人黄大彬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中，载明的违法事实均为“2018年7月30日早上9时30分许，黄大彬在广州市海珠区***********，用铁锤将大院铁门的挂锁砸开”，而并不包括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在诉讼中所称的“将大门损毁”。且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该大门是被与上诉人黄大彬等人同去的其他村民拆卸，关于拆卸大门是何人建议或指使的问题，在场人员的陈述并不一致。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主张其处罚上诉人黄大彬的事实包括了“将大门损毁”，与其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的违法事实不符，亦缺乏充分证据证实。因此，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认为上诉人黄大彬在拆除大门事件中居于主导地位，缺乏事实依据，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黄大彬实施了砸锁行为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联星联社虽然在案涉地点加装了大门，但仍留有出入口供村民通行，上诉人黄大彬作为村社负责人之一，即使其认为联星联社加装大门不当，也应依法维权，其采取砸锁的过激方式损毁他人财物，客观上导致了现场事态扩大，超出了合法的私力救济范围，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本无不当。但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对上诉人黄大彬的砸锁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明显过罚不相当。原审法院判决将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对上诉人黄大彬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变更为行政拘留五日，充分考虑了案件的起因、过程、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做到了过罚相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此，上诉人黄大彬认为其不应受到行政处罚的意见以及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认为其行政处罚裁量适当的上诉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对上诉人黄大彬和上诉人海珠区公安分局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大彬、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戈审 判 员  丁 玮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张丽敏书 记 员  毕志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