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11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城市华庭****。 法定代表人：左振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琼瑶，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生，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蒙城路**润安大厦**。 负责人：赵武。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省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兴利公司管理人）破产抵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初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振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生，被上诉人兴利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中诚公司的破产抵销权主张有效；2、一、二审诉讼费、律师费由兴利公司管理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前后观点逻辑混乱，尤其是仅依据《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认定中诚公司不是该协议相对方，从而确认兴利公司对该笔租金享有物权请求权而不是债权请求权，导致中诚公司破产抵销权的主张无效，有失偏颇。按照原审判决的观点，若中诚公司不是《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主体，那么该协议自然对其就不适用，而根据该协议约定得出兴利公司对其占有的租金享有物权请求权更是无稽之谈。原审判决一方面不认可中诚公司是《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合格主体，一方面又按该协议的内容来约束不是协议主体的中诚公司，法律适用明显错误。即使该协议适用于中诚公司，也不能根据协议约定的“托管经营期间，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就想当然认定兴利公司的应收租金属于兴利公司资产，租金的所有权属于兴利公司，并推断兴利公司对中诚公司所占有的租金享有物权请求权而不是债权请求权。租金属于根据租赁合同取得租赁权的一种收入，而租赁权根据法律的规定是债权、相对权，货币租金作为一种特殊动产、种类物，占有与所有是同一的，对中诚公司占有的该笔租金或者质押金，兴利公司管理人只能依据债权请求权请求返还同等数额的钱款，而不能根据物权请求权要求返还原物。原审判决并未区分货币租金与其他一般有体物的物权取得方式的区别，仅依据一纸不适用于中诚公司的协议约定，就认定兴利公司对租金享有物权请求权，从而认定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不存在归还租金的债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中诚公司提供的《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不能作为其保管兴利公司租金的合同依据，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偏颇。不能因该合同没有具体的签订时间，就不确定其真实性；即使该质权未经出质登记，未取得质权效力，但并不妨碍中诚公司依据质押合同取得租金，也不妨碍其事实上占有租金这一事实。综上，中诚公司作为兴利公司的债权人，与兴利公司存在明显的互负债务关系，中诚公司主张破产抵销权，符合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破产抵销权行使的积极条件，且依据《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由中诚公司收取租金，对兴利公司没有任何损害，不存在破产抵销权不得行使的例外消极条件，其申请抵销合理合法。 兴利公司管理人辩称：一、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未负债务，中诚公司主张行使破产抵销权，不符合“互负债务”的法定条件。1、中诚公司系基于2016年1月27日《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和兴利公司债权委员会理事会的指定代收兴利公司租金，租金占有与2015年5月28日《租金收益质押合同》无关。第一，《租金收益质押合同》未约定质押财产的具体情况，合同核心内容缺失，实际无法履行，更不能证明与案涉租金的关联性。第二，《租金收益质押合同》未依法办理质押登记手续，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不享有质权，其主张依据《租金收益质押合同》占有兴利公司租金，缺乏法律依据。且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民事案件中，中诚公司并未基于《租金收益质押合同》向兴利公司主张对案涉租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足见该合同未实际履行。第三，《租金收益质押合同》签订于2015年5月28日，《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签订于2016年1月27日，《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明确约定债权委员会理事会负责兴利公司财务资金和资产负债管理，故《租金收益质押合同》已被签订在后的《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取代。第四，中诚公司代收的租金主要用于支付兴利公司的经营支出和人员工资，并非如中诚公司所主张的用于清偿其债务，因此，从实际履行情况看，中诚公司亦系依据《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和兴利公司债权委员会理事会的指定代收兴利公司租金。第五，《租金收益质押合同》签订后，中诚公司并未代收兴利公司租金，而《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签订后，中诚公司于2016年6月19日代为收取了第一笔租金，说明中诚公司代为收取租金的依据是《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第六，中诚公司在2019年11月1日的告知函和2019年12月3日的债权异议函中明确自认依据《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收取兴利公司租户应交租金，且所收租金用于兴利公司的经营支出。第七，中诚公司在2019年11月21日的催告函中亦明确自认暂存兴利公司租金的账户系受托账户，且中诚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受托账户就是其尾号1608的徽商银行账户，说明中诚公司系依据《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代为收取兴利公司租金。2、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的财产取回权属物权请求权，中诚公司对此主张破产抵销权，于法无据。《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签订后，以中诚公司名义在徽商银行开户的尾号1608代管账户于2016年5月28日在徽商银行的预留印鉴增加了协议受托方之一张维琴的个人印鉴，中诚公司无权单独支配兴利公司租金，对代管账户中的租金无处分权，上述协议约定：“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从实际履行情况看，中诚公司多次自认代收租金后，根据兴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项书传的要求以租金支付兴利公司经营支出和人员工资，并未用于其他用途。且该账户中的资金未与中诚公司财产混同，具有专属性。基于上述事实，中诚公司代收的租金特定化，使用功能专属化，中诚公司对案涉租金既无处分权，更无所有权，兴利公司对存放于代管账户中的租金享有所有权，故兴利公司对中诚公司享有和行使的是物权请求权，非债权请求权，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并未负有债务。二、中诚公司非主张破产抵销权的适格主体，无权主张破产抵销权。兴利公司与左振华、张维琴等六人代表的兴利公司债权人委员会理事会签订《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兴利公司的合同相对人、该协议的“乙方”是债权人委员会理事会，中诚公司并非该协议的单独一方主体。因债权人委员会理事会不是法人实体，没有银行账户，债权委员会理事会根据中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提议，将代为收取的兴利公司租金暂存于以中诚公司名义开立的代管账户，中诚公司并不因此取得托管协议独立的一方当事人的地位。中诚公司并不是托管协议的相对方，其单独作为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主体不适格。三、中诚公司主张破产抵销权，违反《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关于租金限制处分的约定，损害全体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中诚公司代管账户租金的行为系《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履行行为，该协议的相关约定和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中诚公司代管兴利公司租金的基础，对中诚公司具有约束力，中诚公司主张的破产抵销权违反该协议约定，违背债务人、全体债权人的意志，损害其他债权人权利。四、中诚公司于其债权被破产受理法院确认之前主张破产抵销权，违反破产抵销的法定限制条件。且代管账户中的1261026.44元租金，均系2017年12月21日之后收取，中诚公司以此主张破产抵销权，亦违反破产抵销的法定限制条件。五、中诚公司恶意行使破产抵销权，逃避交付破产财产的法定义务，不符合破产抵销权的善意要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中诚公司的上诉请求。 兴利公司管理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中诚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发出的债务抵销主张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诚公司负担。庭审中，兴利公司管理人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中诚公司2019年11月5日告知函（落款日期2019年11月1日）以及2019年11月22日催告函（落款日期2019年11月21日）中分别发出的债务抵销主张无效。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7日，兴利公司（委托方，甲方）与安徽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委员会理事会（受托方，乙方）签订《安徽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一份，约定：鉴于1、兴利公司无法按期偿还债权人到期债务本息，2016年1月27日，兴利公司决定委托乙方对公司实施整体托管经营。2、乙方是由甲方三分之二以上债权人共同成立的“安徽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理事会”。为了达到债权人债权安全和受托企业持续经营的目标，乙方将派驻负责全面经营管理的托管执行小组，以保证受托资产安全为前提，对受托企业进行管理，特订立本协议。乙方对公司的受托经营期限自乙方整体接管公司之日起算，至债权人权益获得有效保障时止；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未经债权人理事会议认可，不得以公司名义向任何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借款，不得为任何人提供担保，不得以出租、出借、赠与、转让、质押、抵押等任何方式处分公司财产；协议还就其他事项作出约定。上述协议由兴利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印章，中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振华、张维琴等六人在落款的乙方处签字确认。 为履行上述协议，中诚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在徽商银行合肥铜陵支行开立1023401021001311608账户。2016年5月28日，该代管账户在徽商银行的预留印鉴增加了《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受托方之一张维琴的印鉴。此后该账户陆续收到兴利公司的租金收益，截至2019年7月23日，该账户仍有租金收益1261026.44元。 因兴利公司名下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经申请执行人韩冰同意，该院执行庭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破产审判庭进行破产审查。该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皖01破申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兴利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9）皖01破1号决定书，指定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担任兴利公司管理人。 2019年1月15日，兴利公司管理人进驻兴利公司，通知中诚公司向管理人移交管控的兴利公司印章、证照、资金及相关财务资料。2019年1月28日，中诚公司依据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书向兴利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8445849元。管理人经审查确认兴利公司债权8394362.83元，并编入债权表。 兴利公司管理人接管兴利公司后，向中诚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交还财产权属于兴利公司的尚余租金收益。2019年11月5日，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邮寄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日的《告知函》，认为：根据《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的约定，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有处分权的租金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对中诚公司收取租金账户上的1261026.44元部分，为兴利公司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中诚公司的个别清偿。假定个别清偿无效，中诚公司收取租金账户上的1261026.44元，中诚公司主张与（2016）皖0111民初4328号生效判决中兴利公司未履行的给付义务进行抵销。 2019年11月22日，中诚公司又向兴利公司管理人邮寄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21日的《催告函》，再次要求对受托账户上实际结余款项与兴利公司欠中诚公司的债务进行抵销。 2019年12月3日，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发出《债权异议函》，载明：2016年1月27日以兴利公司为委托人，以安徽省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项书传）债权委员会理事会为受托人签订了一份《安徽省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在2016.7-2018.12期间，为履行托管义务，我公司为实际受托人受托收取兴利公司部分租金，并按照兴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项书传的申请支付经营费用。 2019年12月10日，该院作出（2019）皖01破0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包括中诚公司在内33户债权人的债权，其中中诚公司的债权为8394362.83元，债权类型为普通债权。 另查明：兴利公司（出质人）与中诚公司（质权人）签订《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一份，约定：鉴于中诚公司为被保证人提供了500万元整的贷款担保，出具了编号为2015年中诚保字第089号的《担保协议》，兴利公司自愿以其有处分权的租金收益权出质。 原审法院认为，破产抵销权是指债权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不论其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其债权与所负债务种类是否相同，是否存在条件限制，均可以向破产管理人主张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债务人所负债务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债务抵销是否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一）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法定构成要件包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取得债权人地位，债权人与债务人互负债务。二、抵销债务形成于破产申请受理前。三、主张抵销权的债权人主观上无恶意。针对中诚公司在兴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向兴利公司管理人提出的债务抵销的主张，分析如下： 一、1、兴利公司对中诚公司是否负有债务。兴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中诚公司依据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向兴利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并经管理人及该院（2019）皖01破01号之一民事裁定确认中诚公司的债权为8394362.83元，故中诚公司依法取得债权人地位，对兴利公司享有债权。2、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是否负有债务。虽本案双方对中诚公司账户中存有兴利公司租金收益的原因陈述不一致，但中诚公司对其持续保管并占有兴利公司的租金的事实不持异议。兴利公司管理人认为租金收益的所有权人是兴利公司，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的财产取回权是物权请求权，中诚公司认为其占有租金，兴利公司管理人只能请求返还同等数额的钱款，不能返还原物。双方对中诚公司账户中存有租金的返还权利的性质，存有争议。而判断租金的性质，首先要明确中诚公司保管租金的合同依据。兴利公司管理人认为是基于兴利公司与兴利公司债权委员会理事会于2016年1月27日签订的《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约定内容，即“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中诚公司认为是基于兴利公司与中诚公司签订的《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的约定。该院认为《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不能作为中诚公司保管兴利公司租金的合同依据，理由如下：（1）该份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没有落款合同具体的签订时间，对其真实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2)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收益权是兴利公司对第三人享有的收取租金的权利，实属应收账款的性质，中诚公司依法取得的质押权应当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但中诚公司没有办理质押登记，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的租金收益权并未依法设立质押权，不能认定中诚公司占有租金是对质押合同的履行行为。（3）中诚公司于2016年向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兴利公司对项书传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在（2016）皖0111民初4328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中诚公司并未基于上述《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向兴利公司主张对案涉租金享有优先受偿权，亦不能认定中诚公司占有租金是对质押合同的履行行为。（4）根据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发出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21日的催告函及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3日的债权异议函的内容，中诚公司事实上认可其为履行托管义务，受托收取兴利公司的租金。（5）反观兴利公司管理人提交的《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以中诚公司名义在徽商银行开户的1023401021001311608账号，具体的开户时间是2016年4月13日，开户时间在《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签订之后，结合此后陆续向该账户转入租金的事实，以及2016年5月28日，该代管账户在徽商银行的预留印鉴增加了《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受托方之一张维琴的印鉴，充分说明该账户属于《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履行过程中设立的共管账户，仅是以中诚公司名义开立，中诚公司代管账户租金的行为系《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履行行为。《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约定“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中诚公司代收的租金属于兴利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人归属于兴利公司。因中诚公司占有上述账户租金，兴利公司享有要求中诚公司返还所有权属于兴利公司的上述账户中的租金收入与孳息，兴利公司对中诚公司享有的是物权请求权，而不是债权请求权。兴利公司与中诚公司就案涉租金收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债权人中诚公司与债务人兴利公司之间并不互负债务，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行使破产抵销权，不符合“互负债务”的法定构成要件。 二、兴利公司与左振华、张维琴等六人代表的兴利公司债权人委员会理事会签订案涉《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该协议的相对人是甲方兴利公司与左振华、张维琴等六人代表的乙方即“安徽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理事会”，中诚公司并非是协议的单独一方主体。中诚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代为收取的兴利公司的租金暂存于中诚公司账户，系该协议中乙方的履约行为，中诚公司并不因此成为托管协议独立的一方当事人，中诚公司单独作为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债权人的主体不适格。 综上所述，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破产抵销权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兴利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中诚公司分别以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日的《告知函》、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21日的《催告函》的形式向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的债务抵销无效。案件受理费16149元，由中诚公司负担。 二审中，中诚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徽商银行进账单，证明尾号1608的银行账户不是共管账户，中诚公司可以支配。 兴利公司管理人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管理人在接管兴利公司后，分别向中诚公司和张维琴送达了移交兴利公司财产的告知函，张维琴接函后配合管理人和中诚公司取消了其在徽商银行的个人印鉴，因此中诚公司才得以单方支配账户资金。该证据形成于2020年2月25日，不能证明中诚公司在主张破产抵销权时可以自行支配共管账户内的资金。 本院认证意见：兴利公司管理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虽不持异议，但由于该证据并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仅凭该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尾号1608账户不是共管账户，故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债务抵销是否有效，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中诚公司单独作为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主体是否适格；中诚公司与兴利公司之间是否互负债务。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一）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的前提和基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互负债务，且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担债务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本案中，中诚公司作为债权人，对兴利公司享有8394362.83元普通债权的事实，已经管理人以及原审法院（2019）皖01破01号之一民事裁定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存在分歧的是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是否负有债务。兴利公司管理人在接管兴利公司后，曾向中诚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交还财产权属于兴利公司的尚余租金收益。对于其实际保管并占有兴利公司租金的事实中诚公司没有异议，但中诚公司于2019年11月分别两次向兴利公司管理人邮寄《告知函》和《催告函》，要求对尾号1608受托账户上租金结余款项1261026.44元与兴利公司欠中诚公司的债务进行抵销。至此，尾号1608的受托账户上租金能否认定为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负担的债务成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对此，本院从以下几方面分析：第一，案涉《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以中诚公司名义在徽商银行开户的尾号1608账户具体开户时间是2016年4月13日，开户时间在上述协议签订之后；此后该账户陆续有租金转入，且该账户于2016年5月28日在徽商银行的预留印鉴增加了协议受托方之一张维琴的印鉴；再结合中诚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向兴利公司管理人所发《债权异议函》的内容，足以说明该账户系为履行上述协议而设立的代管账户，仅是以中诚公司名义开立，中诚公司代管账户租金的行为亦系上述协议的履行行为。中诚公司上诉提出其系依据《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保管并事实上占有兴利公司的租金，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陈述的《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签订时间及代偿相关债务时间不相吻合，亦与其在（2016）皖0111民初4328号案件中并未基于《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向兴利公司主张对案涉租金享有优先受偿权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案涉《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约定：“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即中诚公司代收代管的租金属于兴利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人仍为兴利公司。且中诚公司陈述的租金用于支付兴利公司经营费用与该约定亦相印证。根据上述约定，对于中诚公司占有的上述账户租金，兴利公司有权予以收回，兴利公司对中诚公司享有的是物权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中诚公司提出兴利公司管理人只能依据债权请求权请求返还同等数额的钱款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兴利公司与中诚公司之间就案涉租金收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三，即便如中诚公司所言，其占有兴利公司的租金，兴利公司管理人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其对兴利公司所负债务的时间最早亦应确定为兴利公司管理人告知其交还兴利公司的尚余租金收益之日。综上，本案债权人中诚公司与债务人兴利公司之间并不互负债务，即便互负债务，中诚公司对兴利公司所负债务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后，中诚公司向兴利公司管理人主张行使破产抵销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此外，案涉《企业经营权委托合作管理协议》系甲方兴利公司与左振华、张维琴等六人代表的乙方即“安徽兴利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理事会”所签订，中诚公司并非是协议的一方独立主体。如前所述，中诚公司按约代为收取兴利公司的租金并暂存于以中诚公司名义开立的代管账户，系上述协议中乙方的履约行为，中诚公司并不因此取得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地位。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诚公司并不是该协议的独立相对方，其作为债权人单独就代管账户的尚余租金收益行使破产抵销权，主体不适格，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中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9元，由安徽中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听波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方 慧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赵晓利 书记员孙多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