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再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屈连囤，男，194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蕴英（屈连囤之妻），195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东霞，女，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闫进广（屈东霞之夫），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屈连囤与屈东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11日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25669号民事判决。屈东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4年1月20日，本院作出（2013）三中民终字第013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屈东霞不服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17]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京民抗43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17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再1某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3）三中民终字第01378号民事判决及一审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5669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18）京0105民再33号民事判决。屈连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屈连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蕴英、屈东霞之法定代理人闫进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屈连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京0105民再33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白家楼新村H某3号房屋（现房号为白家楼新村某区某3号，以下简称某3号房屋）归屈连囤所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房屋应归屈连囤所有。屈东霞与屈连囤、北京市白家楼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白家楼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2018）京0105民再34号判决认定，《高井村委会白家楼新村房屋置换协议》合法有效，上述协议中置换的不仅为房屋，也包括置换土地使用权。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白家楼村某1号院（以下简称某1号院）是由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白家楼生产队某2号院（以下简称某2号院）变更而来，屈连囤作为某1号院（宅基地使用证登记为某2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获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与法有据。一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5）朝民初字第17463号民事判决认定，《高井村委会白家楼新村房屋置换协议》系基于屈连囤为某**宅基地使用权人，由此亦获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屈东霞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某1号院内房屋是屈东霞出资建造的，有相关部门的审批，故涉案房屋应归屈东霞所有。屈连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某3号房屋归屈连囤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屈东霞为三级精神残疾人，持有残疾人证，经鉴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屈连囤系屈东霞父亲之弟、屈东霞之叔父。某2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屈连囤，用地面积为542．4平方米，建筑占地为145．5平方米，填发时间为1993年8月23日。某2号院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屈连囤，总使用面积为542．4平方米，标准使用面积为267平方米，超标使用面积为275．4平方米，审批时间为1993年8月23日。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附“房屋位置及示意图”显示：某2号院被分为面积大致相等的南北两个部分；北院（后院）中建有北房和西厢房，南院（前院）中靠两院分割线和院落西院墙处建有房屋；院落四至中南临“胡同”。1993年4月，屈东霞在白家楼村建房2间。屈东霞称当时由于没有建房审批，就没有上门牌号，在1999年将门牌号确定为白家楼某1号。对于建房地点，双方产生争议。屈东霞称其因1992年结婚需要用房，村里没有批宅基地，故其在某2号院前院（南院）的院外建房，挨着院墙南侧修建，没有建房审批，只是和村干部说了一下，某2号前院内的房子是屈连囤修建。屈连囤则称屈东霞因1992年结婚需要用房，其父亲不愿意给其安排地方，屈连囤出于亲戚之情，同意其在某2号的前院内建房，建房之前，前院内无房。1995年10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农工商公司（甲方）与屈连囤（乙方）签订《华能退水管线民宅拆迁协议》，约定：“甲方按区拆迁办规定代替退水工程指挥部，为乙方的房产、树木、其它建筑作价，并负责发放资金，负责监督执行乙方拆迁。乙方同意对自己的房产、树木及其它建筑物的作价，并接收全部拆迁费97962．2元。具体补偿项目，内容见附表。”上述《拆迁协议》所附“引潮入城工程拆迁地上物调查表”载明，屈连囤被拆迁的房屋中有主房5间（共85．33平方米）、西厢房4间（73．2平方米）、棚子2间（共26．04平方米）、院内道路10平方米、正房台阶5平方米，以上共计199．57平方米。审理中，屈连囤称拆迁时仅拆除了某2号北院（后院）的房屋，南院（前院）内屈东霞的自建房屋并未被拆除。屈东霞称，某2号院内的全部房屋均被拆除，其自建房在某2号院外修建，不是拆迁范围，故未被拆除。另外，屈连囤还取得白家楼村XXX、XXX号两块宅基地共计240平方米作为宅基地补偿。拆迁后，屈连囤持有的某2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未被收回。1999年，屈东霞在原有2间房屋的基础上又建了3间房屋，并取得上述5间房屋的《建房申请书》。《建房申请书》载明：“户主”为屈东霞；原因为“没有住房，原屈连囤院内盖房，新建5间92㎡”；生产队提供地点及意见为“原屈连囤院内建房五间”；村委会意见为“同意在屈连囤原院内建北房四间、西房一间、不准超出土地证范围”；乡政府审批意见为“同意在原院内建”。屈东霞称此次建房是在屈连囤原某2号内建筑，建的是2间北房、1间西房。屈东霞称，此次建房审批虽然批示内容是新建房屋5间，但所谓“新建房屋5间”是将其1993年自建的2间房屋包括在内，新建的房屋实际应为3间。2000年，屈东霞又获得批准，在某1号院原有房屋基础上加盖房屋2间。《高碑店地区居民（农民）建房申请表》载明：“房屋产权人”为屈东霞；生产队安排地点意见为“同意”；村委会及居委会意见为“同意院内建房贰间，不准超出土地证使用范围”。2010年11月15日，屈连囤（乙方）与白家楼中心（甲方）签订《高井村委会白家楼新村房屋置换协议》，约定：乙方在置换范围内居住的正式住宅房屋坐落于某1号院，属于置换房屋的住宅建筑面积189．5平方米，非正式住宅房屋面积17．93平方米；根据房屋置换政策，结合乙方原正式住宅房屋的面积，乙方可置换1栋甲方别墅，按照建筑面积155平方米的标准进行置换；根据测算乙方正式住宅房屋面积大于甲方房屋面积置换标准，甲方应退乙方金额75900元（35．5㎡×2200元/㎡），甲方收回乙方非正式住宅房屋支付补助费3586元（17．93㎡×200元/㎡）；乙方应将原宅基地使用证明于签订房屋置换协议之日交给甲方，统一办理换证登记手续。白家楼中心在另案审理中称，对于积极签订《房屋置换协议》的，每户奖励3万元。根据上述协议，白家楼中心将某3号房屋置换给屈连囤，另向屈连囤账户中转账补偿款109510．71元。后屈东霞领走上述补偿款。屈东霞上交了《建房申请书》，屈连囤上交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白家楼中心在审理中表示，其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签订房屋置换协议，屈东霞虽出资建房，但不是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故白家楼中心没有与屈东霞签订房屋置换协议，但该中心与屈连囤签协议时屈东霞是在场的也是同意的。屈东霞称白家楼中心本应与其签订房屋置换协议，但屈连囤持有土地使用权证，故白家楼中心才与屈连囤签订了协议，签协议时屈东霞也在场，屈连囤和白家楼中心当时均同意签订协议后将被安置人改为屈东霞，后屈连囤和白家楼中心反悔。屈连囤对屈东霞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经查，中共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总支部委员会于2008年8月3日作出的《关于白家楼新农村原房改建工程之房屋置换的决定》载明：白家楼新农村原房改建工程一期工程已经完工，马上进行到房屋置换阶段，为此党总支班子进行讨论研究，形成决议：置换后的房屋占地面积210平方米，建筑面积185平方米，给予村民30平方米优惠，故算作155平方米进行置换；按照1:1的比例进行房屋置换；按照红本（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和三级审批（即《建房申请书》）情况定酌；大于155平方米小于300平方米的，按照实际面积计算，享受本村村民待遇，多余面积，每平方米按照2200元计算，支付村民置换房屋后多余面积钱款。屈东霞及屈连囤对上述拆迁政策均不持异议。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村（以下简称高井村）是高碑店乡政府管辖的一个行政村，白家楼村隶属于高井村村民委员会。审理中，高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白家楼新村房屋置换情况说明》，载明：某1号院是完全按照拆迁政策进行的置换；屈连囤可用于置换的房屋面积为189．5平方米，非正式住宅房屋17．93平方米；屈东霞申请在屈连囤宅基地上建房，是经过屈连囤同意的；高井村回收村民正式房屋的面积是按照每平方米220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的，屈连囤根据置换政策取得了新房，对于其应当给予屈东霞的建房补偿，可参照该村补偿标准确定；白家楼新村置换后统一集体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事项，目前可以办理《农村建设宅基地使用证》，屈连囤因存在诉讼，暂未办理；该置换的新房现阶段没有办理房产证的政策。另查一，某3号房屋自安置后即由屈东霞居住使用至今。屈连囤于2013年将屈东霞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其腾退某3号房屋。2013年5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1040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屈连囤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屈连囤又将屈东霞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屈东霞腾退某3号房屋。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1746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屈连囤的诉讼请求。屈连囤提出上诉后又撤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查二，经询，屈连囤称其原为白家楼村村民，于1997年务工并转为居民户口。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屈东霞在1993年修建两间房屋的坐落位置问题。由于屈东霞1995年建房时取得的《建房申请表》已将该两间房屋纳入审批范围，且注明房屋坐落于原某2号院宅基地范围内，该院南墙外即为胡同，屈东霞所称两间房屋位于南墙之外，不合常理，故法院采信屈连囤对于上述两间房屋位置的陈述，即认定屈东霞最初修建的两间房屋位于某2号院内。其次，屈东霞修建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屈东霞在某1号院内多次建房，均经过生产队、村委会及乡政府等机构审批同意，屈东霞应当享有对某1号院内所建房屋的合法权益。虽然某1号院始终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书面审批，但基于屈东霞系白家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资格和房屋无法与土地相分离的自然属性，再结合屈东霞为结婚成家并以长久居住为目的的建房行为，法院认为，将某1号院内房屋所有权确认归属于屈东霞，更符合建设房屋的实际情况和保障农民居住权这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屈连囤虽持有某2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但其多年来一直未利用该土地，也没有在该土地上修建住房的需求，对屈东霞建房不持异议，再结合其已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其仅以持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就主张某1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缺乏依据。最后，某3号房屋的所有权和拆迁补偿款109510．71元的归属问题。根据拆迁政策，屈东霞取得建房审批，具有获得拆迁利益的资格；拆迁政策还规定，安置房屋和被拆迁房屋按照面积1:1的比例置换，故某3号房屋系自某1号院内房屋置换而来，某3号房屋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屈东霞。屈连囤主张某3号房屋的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屈连囤的诉讼请求。本院再审期间，屈连囤陈述原某2号院的门牌于1999年改成某1号院，认为一审再审认定不准确，屈东霞认可该事实。屈东霞认为一审再审认定涉案院落四至中南邻“胡同”内容不正确，涉案院落南邻应为“马路”。屈东霞提交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朝阳分局“咨询事项告知书”，证明1995年屈连囤拆迁后宅基地使用证应注销。屈连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故对此证据不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屈东霞提供的1999年及2000年建房时取得的《建房申请表》，屈东霞此前已建的两间房屋已被纳入审批范围，且涉案房屋均坐落于原某2号院宅基地范围内，双方当事人亦认可原某2号院于1999年变更为某1号院。一审法院对于房屋建设地址的认定正确。某1号院内被置换房屋的权属问题。1995年，屈连囤通过拆迁安置离开原某2号院后，屈东霞在变更门牌号为某1号的院内多次建房，均经过生产队、村委会及乡政府等机构审批同意。基于屈东霞出资建造及行政审批的事实，某1号院内所建房屋应为屈东霞所有。屈连囤通过1995年的拆迁已经获得某2号院的安置利益，作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仅凭持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再次主张某1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关权利，没有事实依据。鉴于某1号院内房屋所有权属的确定，屈东霞依法经审批建设取得房屋，应当具有获得拆迁利益的资格。根据拆迁政策，某3号房屋系自某1号院内房屋置换而来，一审法院认定某3号房屋的所有权归屈东霞所有，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屈东霞系白家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资格、房屋无法与土地相分离的自然属性、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保障农民居住权的目的，并结合屈东霞为结婚成家以长久居住为目的的建房行为符合建设房屋实际情况等事实，确认屈东霞建房的权属及拆迁利益的认定正确。屈连囤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屈连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其上诉的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审理费三千三百元，由屈连囤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明审 判 员  赵 晖审 判 员  孙 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高明正书 记 员  徐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