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12行终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流小，男，195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北环路**。法定代表人蒲玉利，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殷俊，该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杰，湖南五湖（怀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流小因与被上诉人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确认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怀化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3行初1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24日，原告郑流小为曾经二轮摩托车被被告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扣留事由，到被告单位三楼信访办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在接访过程中，被告特勤中队中队长蒋阳春，明确告知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无法律依据，不予赔偿。原告对蒋阳春的答复不满意，在该接访场所大声喧哗吵闹。之后蒋阳春接到电话，需离开办公室外出办案，原告拉住蒋阳春的手臂阻拦其离开。在蒋阳春发出多次口头警告后，原告依然以抓住蒋阳春手臂、挡在门口等方式反复纠缠、阻拦蒋阳春离开。经蒋阳春反复口头制止原告的纠缠阻拦行为无效后，蒋阳春与在场交警使用徒手制止，遭遇原告激烈反抗后使用约束性警械(手铐)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给原告戴上手铐，带离被告单位送往辖区广场派出所。在徒手制止和警械制止过程中，原告因激烈反抗被压制倒地受伤。原告郑流小于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6月4日在怀化市××字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左肩部左髋部软组织挫伤；急性咽喉炎；左锁骨骨折术后改变。2019年7月16日，原告郑流小前往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被鉴定人郑流小外伤所致左肩部左髋部软组织损伤已构成轻微伤；上述损伤系2018年5月24日冲突中他人及倒地所致的损伤；上述损伤与冲突中肢体扭伤及倒地情况为直接因果关系，为完全作用；被鉴定人郑流小的损伤致残程度未达到伤残等级；其费用以伤后120日内治疗上述两部位就医发票为准。另查明，原告郑流小曾于2019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湘860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原、被告均不服，上诉至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湘12行赔终19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立案后，本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湘8603行初95号行政裁定，以不符合“一行为一诉讼”原则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于2020年4月23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及第七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之规定，被告作为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部门，依法负有维护单位秩序、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行政强制的法定职责，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关于本案的起诉期限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一直在积极主张行使自己的诉权，且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系因不属于原告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当时有效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版）第四十八条规定，“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案件或者发现案件的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先行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或者其他处置措施，再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理：（一）违法嫌疑人正在实施危害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根据需要,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对上述法律法规、规章中提及的“处置措施”和“使用警械制止”作了具体规定。处置措施是公安民警为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采取的强制手段，由轻到重依次为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使用武器制止。使用警械制止包括使用约束性警用器械（手铐等）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制手段。《交警系统基层队所内部安全防范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亦有规定，交通警察或者警务辅助人员在队所内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按照要求果断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护、制止、带离，有序疏散办事群众，并立即向值班领导报告。本案中，原告郑流小以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为由滞留被告办公场所，在被告的民警已明确告知其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应走其他合法途径后，原告采取吵闹、大声喧哗、拉扯、阻碍民警外出办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影响被告单位的正常工作，扰乱被告单位秩序，其行为具有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性。在民警多次劝阻、口头警告其放手、让行的情况下，仍以抓扯民警手臂、阻碍拦在办公室门口的方式扰乱单位秩序。在口头制止无效的情况下，现场民警依规采取徒手制止，遭原告激烈反抗，最终现场民警依规使用约束性警用器械（手铐）将其制服，带离现场并送至辖区广场派出所。被告发现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扰乱单位秩序)，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经历了反复劝解、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约束性警械制止这一系列由轻到重的过程，确有必要且合理、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前述法律法规规定。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出，在民警徒手制止原告阻拦行为时，原告拒不配合且有激烈反抗。在这种情形下，原告被民警采取手臂反背控制压倒在地受伤出现的损害后果应由原告自己承担。综上，被告对原告采取的强制手段和处置措施合法、合理，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戴手铐殴打等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流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流小负担。上诉人郑流小诉上诉称，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符合客观事实，程序合法。3、上诉人就赔偿问题到被上诉人处上访，因双方未沟通好，蒋阳春工作方法简单，将上诉人按倒在地导致身体伤害，属于暴力执法。4、上诉人被送至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后未作任何处罚，不构成扰乱办公秩序。5、（2019）湘8603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强制行为违法正确，认定事实清楚。但因赔偿数额少而提起上诉。此次上诉是因重审之后撤销了（2019）湘8603行初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故请求：1、撤销（2020）湘8603行初180号行政判决；2、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戴手铐并殴打行为违法；3、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人民币142709.85元（司法鉴定复查费897.5元、医疗费3811.6元、住院生活补助金1000元、护理费4800元、营养费1930.25元、后期治疗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6000元、误工费95001元、鉴定费5200元）。被上诉人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郑流小于2018年5月24日上午8时30分许开始在被上诉人无理缠诉、闹访，严重扰乱机关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对文明执法的民警实施人身和语言攻击，非法侵犯民警人身合法权益，被办公民警平息、依法制止并带离至辖区派出所(广场派出所)处理。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上诉人郑流小实施的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至少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应受到法律制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交警系统基层队所内部安全防范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二十二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二条、第四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的规定，针对上诉人严重扰乱公安机关单位秩序及非法侵犯民警人身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民警通过劝解引导无效后，又通过多次口头警告仍然未能奏效时，为了防止矛盾升级和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尽快恢复单位正常办公秩序，民警试图徒手制止上诉人以带离现场。但上诉人仍极力反抗。为防止更为严重的伤害后果，民警依规使用警械（手铐）将其约束。被上诉人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从口头制止到徒手制止、最后使用警械制止的由轻到重渐进程序，不存在违法使用警械的说法。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经一审质证并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期间，本院根据上诉人申请，调取2018年5月24日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对上诉人案涉行为处理情况的证据，该所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载明根据双方的言词及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视频资料，认为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治安违法，未达到受案标准。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不全面，没有对被上诉人作出处理意见。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任绪泉质证意见为：证据实事求是，予以认可。被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被上诉人按程序移送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该所未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并不代表上诉人没有影响被上诉人正常工作秩序。本院认为，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的《情况说明》，系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来源合法，并能反映被上诉人将上诉人送往该所后如何处理的相关情况，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5月24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强制手段后，将上诉人送往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该所接收后，根据双方的言词及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视频资料，认为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治安违法，未达到受案标准。故未作治安处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被诉的强制手段是否合法属于本案审查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当时有效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版）第四十八条规定“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案件或者发现案件的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先行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或者其他处置措施，再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理：（一）违法嫌疑人正在实施危害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根据需要,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对上述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处置措施”和“使用警械制止”作出解释，即“处置措施”是公安民警为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采取的强制手段，由轻到重依次为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使用武器制止。“使用警械制止”包括使用手铐等约束性警用器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制手段。《交警系统基层队所内部安全防范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亦有规定，交通警察或者警务辅助人员在队所内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按照要求果断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护、制止、带离，有序疏散办事群众，并立即向值班领导报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参照上述规章规定，交通警察作为警察的一种，依法可以使用手铐等约束性警械。本案中，郑流小以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为由滞留被上诉人办公场所，在被上诉人的民警已明确告知其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应走其他合法途径后，郑流小未依法寻求法律维权途经，却仍采取吵闹、大声喧哗、拉扯、阻拦民警外出办案等不文明、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据此，为控制上诉人上述行为的继续扩展和事态的进一步升级，被上诉人可以对上诉人采取使用手铐的强制手段予以暂时性约束。在采取强制手段前，上诉人的民警已履行了人民警察应尽的劝解、口头警告上诉人放手、让行职责，但上诉人拒不听从，仍抓扯民警手臂、阻拦在办公室门口，防碍被上诉人民警正常工作。因此，被上诉人的现场民警使用约束性警用器械（手铐）将上诉人约束制服，并移送辖区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处理，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上诉人在实施强制手段处置过程中，严格按照依次劝解、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约束性警用器械制止等由轻到重的渐进步骤，程序正当。另，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的《情况说明》中虽认为上诉人的案涉行为不构成治安违法，未达到立案标准，并不能否定上诉人实施案涉行为的违法性及被上诉人实施被诉强制手段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一般而言，行政行为违法并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是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戴手铐的强制手段合法，上诉人提出的损失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戴手铐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请求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郑流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谌 蔚审判员 肖尊启审判员 李容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俊卿书记员贺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