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19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云峰，男，196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赢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花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MA28ATY16J。 执行事务合伙人：柯炳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华，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云峰因与被上诉人嘉兴赢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赢日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402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云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重新查清事实，认定、分析和评判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及涉及的法律问题。3.改判或发回重审。4.本案诉讼费用由赢日合伙企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有两点，一是退伙条款即合伙协议第29.2条约定的“聘用合同到期，非因员工过错公司未与其续约的”情形，是否有效。二是退还退伙人财产份额计算的条款即合伙协议第29.3条约定的“若离职未产生负面影响，财产份额转让款为该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加上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所计收益”，是否有效。吴云峰认为，第一个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第二个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均为无效，其在一审答辩状中已作论述。二、一审忽视了与法律条文相关的、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及涉及的法律问题，未组织辩论，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认定、分析和评判。三、一审认为，吴云峰劳动合同期满离开公司而丧失了合伙人资格，属于机械地套用合伙协议条款，没有对合伙协议第29.2条约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认定、分析和评判；同时，也回避了赢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聘用单位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博达公司）实际控制人这一关键事实。1.合伙协议第29.2条存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为无效条款。合伙协议第29.2条约定“聘用合同到期，非因员工过错公司未与其续约的”，由于科博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赢日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同一人，为达到排除吴云峰在合伙企业的权利的目的，赢日合伙企业可以通过聘用单位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地位和、地位和权利动合同到期不续签的方式达到免除提供合伙协议一方的责任，迫使劳动者离职失去合伙人资格来加重其责任，进而要求劳动者退伙并转让财产份额来排除其主要权利，这对劳动者明显不公平，尤其是吴云峰自身没有过错且对聘用单位做出过较大贡献。按照一审起诉日2020年1月8日科博达公司股票收盘价格59.78元/股计算，吴云峰间接持有的股票市值为30万股×59.78元=1793.4万元。2.合伙协议第29.2条约定还存在没有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等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的情况，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四、一审认为吴云峰提交的其在科博达公司6年多期间为公司做出贡献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有误。首先，吴云峰之所以在2016年12月份入伙赢日合伙企业并间接持有科博达公司30万股股票，除了与入职年限、任职职位有关，还与工作业绩和对公司的贡献有关。其次，科博达公司股票于2019年6月份在中国证监会过会，并于2019年10月在上交所上市。于情理来说，科博达公司在吴云峰劳动合同到期时即将上市和吴云峰持有科博达公司30万股股票存在巨大潜在利益，科博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予续签劳动合同、迫使吴云峰离职进而要求吴云峰退伙转让合伙份额，这样做如果不是吴云峰工作业绩的原因，就不能排除是针对吴云峰持有股票存在的巨大潜在利益有关。所以，吴云峰任职6年多为科博达公司做出贡献的证据与本案有相关性，请求法院确认。五、一审法院根据合伙企业法笫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合伙协议第29.3条关于离职退伙财产份额转让的计算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二条适用于退伙人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退还，这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不适用于退还退伙人财产份额的计算。2.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对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计算有明确规定，即“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讲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退伙时的财产份额计算应该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退伙时应该对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合伙协议第29.3条约定却要求按照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来计算财产份额转让款，这对一家股权投资并专项投资于科博达公司的合伙企业来说不符合逻辑，理应更正。赢日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没有投资银行储蓄存款，合伙企业财产的积累与银行存款利息无关。4.合伙协议第19.3、19.4条约定，合伙企业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各自认缴的出资额比例分担，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可见，有限合伙人也承担了巨大的潜在投资风险，有可能出资额全部亏损。如果合伙企业增值盈利，却只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收益，致使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侵害了有限合伙人的权益，也与合伙目的相违背。 赢日合伙企业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经过了法庭调查质证和法庭辩论的阶段，最后依法作出判决。二、赢日合伙企业是科博达公司的职工持股平台，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离职的应该退伙。吴云峰在2018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办理了离职手续，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金都已支付完毕，吴云峰对于劳动合同的终止没有争议，所以本案合伙协议的争议跟劳动合同的解除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就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调查。三、吴云峰离职后已经丧失合伙人资格，应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办理退股手续。四、关于法律理解问题。合伙协议经过充分的协商和告知，全体合伙人都是同意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一审中吴云峰也认可在签署合伙协议前，科博达公司对当时所有有资格的劳动者进行了充分的告知，组织了专门的培训和讲解，对于公司以后的计划，包括成立员工持股平台、合伙协议的内容，入股、退股，进行了培训。吴云峰也是在经过培训之后，跟公司充分协商，才签署了入伙协议，成为公司的一个持股平台的合伙人。吴云峰有权选择是否入股，一旦签署了协议，就意味认可了合伙协议内容，应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合伙协议并不是格式合同，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本案的合伙协议，是2016年11月16日，普通合伙人柯炳华和有限合伙人柯炳豪签署的，吴云峰作为后面加入的合伙人，是购买了普通合伙人柯炳华出售的一个份额，然后同意加入合伙企业，同意接受合伙协议的内容。合伙协议并不是重复使用的，也不是格式条款。退一步讲，如果说合伙协议属于格式条款的话，在吴云峰入股签署协议时，科博达公司也对吴云峰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明、培训和讲解，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而且协议内容也不涉及限制吴云峰的权利。协议及条款内容也是有效的。在吴云峰入伙时，一共是50个合伙人，至今先后有4个有限合伙人退伙，都是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了退伙手续，退伙财产的结算也是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处理的。综上，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应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处理。 赢日合伙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云峰于2019年1月3日在赢日合伙企业退伙；2.吴云峰协助赢日合伙企业办理退伙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登记在吴云峰名下的66万元出资额（即2.3077%的财产份额）变更登记至普通合伙人柯炳华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吴云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赢日合伙企业于2016年11月设立，专项投资于科博达公司，系科博达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签订的《赢日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第十条约定：合伙人均应为科博达公司的员工；第29.2条约定：合伙人从科博达公司离职，其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须根据离职性质及离职时间作出相应转让处理。其中，离职性质按是否产生负面情况，分为非负面离职和负面离职。非负面离职包括（1）员工退休……（5）聘用合同到期，非因员工过错公司未与其续约的……。第29.3条约定：合伙人于静默期内（静默期，是指合伙企业成立至科博达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前的期间）从科博达公司离职，应当在提出离职申请后根据普通合伙人的安排，将所持有的全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届时指定的其他第三方），财产份额转让款应当于该合伙人完成退伙之日起三十天内支付。（2）……若离职未产生负面影响，财产份额转让款为该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加上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所计收益（收益计算期为该合伙人认缴资金到账日起至财产份额转让款实际支付日的累计月数，按单利计）；若产生负面影响，财产份额转让款为原始实际出资额。 吴云峰于2012年12月入职科博达公司。2016年12月12日，经培训后作为新入伙人与执行事务合伙人签订了《赢日合伙企业入伙协议》，入伙协议约定：吴云峰出资人民币66万元，成为赢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吴云峰已知悉并承认《赢日合伙企业合伙协议》所有条款内容，并再次确认原《合伙协议》中关于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修改合伙协议的决议的约定。2018年12月17日，科博达公司向吴云峰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函，通知内容为您的劳动合同将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经公司研究决定，现通知如下：1.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公司不再与您续签新的劳动合同；2.在工作交接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向您支付经济补偿；补偿金额详见《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3.鉴于劳动合同终止，您需完成因曾作为雇员于2016年12月签署的《赢日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中约定的相关事宜。吴云峰于2018年12月19日签字确认已于12月18日收到上述通知函，并称相关内容需要协商后确定。同年12月29日，吴云峰与科博达公司办理了离职交接，科博达公司于同年12月31日向吴云峰开具了退工证明。 2019年1月3日，赢日合伙企业向吴云峰发送《通知函》，要求吴云峰自2019年1月3日起配合赢日合伙企业办理退伙手续。并于同日作出了关于吴云峰离职退伙的安排：有限合伙人吴云峰于2019年1月3日退伙，其在赢日合伙企业的全部出资66万元按照[66万元+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所计收益]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柯炳华，并自即日起办理退伙手续。吴云峰当日回复：我在科博达公司工作六年，持股二年时间（出资额66万元），在公司股票即将上市之际终止我的劳动合同，进而启动退伙协议，这种做法明显存在不公平性，需要通过协商，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鉴于吴云峰一直未配合赢日合伙企业办理退伙变更登记手续，故赢日合伙企业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科博达公司普通股股票被批准于2019年10月15日上市交易。 一审法院认为，《赢日合伙企业合伙协议》是赢日合伙企业在设立时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而签订，吴云峰入职科博达公司后在同意并认可该合伙协议的前提下与赢日合伙企业签订了入伙协议，故该合伙协议对全体合伙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四）法律规定或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第五十二条规定，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上述合伙协议中有关离职退伙及财产份额转让的计算等相关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吴云峰已于2018年12月31日因劳动合同期满离开科博达公司，不再是科博达公司的员工，赢日合伙企业也已于2019年1月3日对吴云峰离职退伙作出安排，故可以认定吴云峰于2019年1月3日退伙，吴云峰理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根据普通合伙人的安排，将其所持有的全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吴云峰的相关辩解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赢日合伙企业的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吴云峰于2019年1月3日在赢日合伙企业退伙；二、吴云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赢日合伙企业办理退伙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登记在吴云峰名下的66万元出资额（即2.31%的财产份额）变更登记至普通合伙人柯炳华名下。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吴云峰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点，一是合伙协议第29.2条“非负面离职”第5项约定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有效；二是合伙协议第29.3条第2项约定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赢日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系由原始合伙人柯炳华、柯建豪两人签订，系双方经磋商后达成的合意，之后吴云峰在签订入伙协议表示知悉并承认该合伙协议所有条款内容的基础上入伙，故合伙协议第29.2条约定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其次，合伙协议第29.2条约定合伙人从科博达公司离职的，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应作转让处理，该条还明确“非负面离职”的情形包括第5项“聘用合同到期，非因员工过错公司未与其续约的”。因吴云峰与科博达公司的劳动合同已到期，科博达公司有权拒绝与吴云峰续签劳动合同，该行为并不违法，吴云峰也未向科博达公司提出异议。同时，因赢日合伙企业系专项投资于科博达公司的持股平台，合伙协议也明确了合伙人均为科博达公司的员工，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从科博达公司离职的，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应作转让处理亦属合理，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的合伙人当然退伙情形。因此，合伙协议第29.2条“非负面离职”第5项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并非是吴云峰认为的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格式条款。再次，合伙协议第29.2条的内容实际属于约定退伙条件或者是合伙份额转让条件，并非是吴云峰主张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吴云峰在入伙前也经过入伙赢日合伙企业的相关培训，其签订的入伙协议上也载明了“新入伙合伙人已知悉并承认原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所有条款内容”，表明其应当知晓合伙协议的相关条款。故吴云峰认为对方未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请其注意“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条款”故该条款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合伙协议第29.2条“非负面离职”第5项约定并不属于格式条款，应为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合伙协议第29.3条第2项约定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款按实缴出资额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所计收益计算，吴云峰认为该约定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而无效。对此，首先，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但同时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二条还规定了“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表明合伙协议可以约定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吴云峰认为该退还办法仅指“退还货币还是退还实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了“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但该司法解释适用于个人合伙，并不适用于本案合伙企业。并且，该司法解释第52条还规定了“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第55条规定了“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表明个人合伙中合伙人退伙或散伙的，财产处理可以按照合伙协议处理。因此，吴云峰主张合伙协议第29.3条第2项约定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吴云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吴云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舒珊珉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杨海峰 书记员 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