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05行终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平市公安局,住所地为高平市新华街**。法定代表人陈某1，任局长。出庭负责人廉亚强，任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某2，高平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贾某，高平市公安局建宁派出所民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汉族，1954年5月20日出生，住高平市。原审第三人姬某1，男，汉族，1967年10月13日出生，住高平市。上诉人高平市公安局因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平市公安局出庭负责人廉亚强，委托代理人陈某2、贾某，被上诉人李某，原审第三人姬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8日上午11时40分许，原告李某因认为村委公示的低保人员不公平，与村民在村舞台南边议论。议论中，村支部书记姬某1走了过来，与李某发生争吵，继而形成拉扯、推搡。监控视频显示，拉扯中姬某1明显处于上峰，占主动地位。但当时旁边有人劝架，双方均未受伤。中午吃饭时，李某有些气不过，遂到建宁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工作人员给姬某1打电话让其到所调查，姬某1到所后，工作人员将李某和姬某1安排在办公室等候，自己出去拿执法记录仪。在此期间，二人再次发生争执，姬某1致李某左边嘴角内血泡、左侧颌面部肿胀、左侧颞顶部肿胀、后脑勺外伤，后经鉴定为轻微伤。被告高平市公安局经调查认为，双方在派出所办公室发生的争执，无有效证据证实姬某1对李某实施了殴打，之前在村里发生的争执未造成受伤，属情节特别轻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姬某1和李某分别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依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公安机关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过对间接证据的分析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第三人姬某1的身份为村党支部书记，原告李某为村民代表，且姬某1无论从年龄、身高、体壮程度，均明显优于李某。李某在第一次发生争执后向派出所报案，其心理状态是自知无法与姬某1抗衡而寻求法律帮助，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其一般不会再主动挑事，何况地点在派出所办公室。根据姬某1的陈述，其是在李某用头往其胸口拱时，其用右胳膊前臂推了李某一下，推到李某左脸部。姬某1的陈述明显不实。其一，如果李某的头拱在姬某1胸部，姬某1最有效的推开方式是用手推膀部而非用前臂推脸部，即便是推脸部，仅仅靠推的力量难以造成嘴里血泡、面部肿胀；其二，姬某1陈述只在脸部推了一下，那么李某颞顶部和后脑勺的伤从何而来？姬某1后来又陈述推在头部，其陈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三，根据姬某1的陈述，其认可李某的伤是其造成的，只不过认为自己属于防卫，那么姬某1正当防卫的证据又在哪里？综上分析，应当认定姬某1对李某实施了殴打行为。被告高平市公安局简单地以无有效证据为由，认定姬某1的行为属情节特别轻微，属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二项对姬某1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李某要求撤销被告对姬某1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要求被告对姬某1重新作出行政处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高平市公安局2020年6月28日对姬某1作出的高公不罚决字[2020]0000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责令被告高平市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第三人姬某1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原审被告高平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行初57号行政判决书。2、维持高平市公安局2020年6月28日对姬某1作出的高公不罚决字(2020)0000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作出推定，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因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双方发生冲突现场条件的局限，导致除当事人双方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双方陈述及伤情鉴定书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曾发生肢体冲突导致李某之伤情，第三人姬某1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伤害或者殴打他人的行为无法认定。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帮助在案件办理中进行证据收集和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但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作出推定，不能代替证据做为定案的依据。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在没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依据推定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2、身份、体型的差异不能判定是否会主动挑事。原审表述的“一般不会主动挑事”推测猜想的结果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以事实为依据”相悖，且从视听资料、证人常某、姬某2的证言中均可证明李某与姬某1发生拉扯，村民把姬某1拉开，李某又追过去骂姬某1，故一审判决中认定“李某一般不会主动挑事”无事实依据。3、对李某伤情的分析推理，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描述错误，认定事实不清。①原审判决书中“根据姬某1的陈述，其是在李某用头往其胸口拱时，其用右胳膊前臂推了李某一下，推到李某左脸部。姬某1的陈述明显不实。其一，如果李某的头部拱在姬某1胸部，姬某1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手推肩膀部而非用前臂推脸部，即使是推脸部，仅仅靠推的力量难以造成嘴里血泡，面部肿胀。”此论述均为主观推定，毫无理论与实践依据。事发现场，当事人心理状态如何、现场实际情况什么样都可能影响其行为。按照原审判决推论，姬某1身高180.3厘米，体重100千克，李某160厘米，体重73.7千克，如此大的力量对比差距，姬某1即使用手推，李某是否会被推倒在地而造成更大伤害？按照正常推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李某如果用头部拱姬某1，那么姬某1的本能应该会阻挡其头部。但以上所述都是推论，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具有唯一性，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②原审判决书中“其二，姬某1陈述只在脸部推了一下，那么李某颞顶部和后脑勺的伤从何而来？姬某1后来又陈述推在头部，其陈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首先，伤情鉴定书认定的为：“左侧颞顶部及左侧颌面部软组织损伤为轻微伤”，即李某颞顶部伤和后脑勺处伤为同一处伤，而不是颞顶部和后脑勺两处。其次，李某4月19日笔录中表述：“随后起身就朝我左脸腮帮处和头顶打了两拳”，李某4月29日笔录中表述“我刚起身就被姬某1用拳头打了我头部一下，我当时就蒙了，随后我感觉他又用拳头打了我左边嘴角一下”、“我看不到姬某1拿拳头打我，但是我看到他起身的时候就已经攥着拳头了，然后我的头部就被拳头打了”民警问到李某嘴角的血泡是怎么回事？李某表述“当时我头已经被打晕了，感觉恶心想吐，应该是姬某1用拳头打我的”，李某对自己伤情的表述亦是语气不肯定、含糊不清。③审判决书中“其三，根据姬某1的陈述，其认可李某的伤是其造成的，只不过认为自己属于防卫，那么姬某1正当防卫的证据又在哪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案发当日下午在派出所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各执一词，均无其他证据证明，故高平市公安局因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事实成立，未认定姬某1对李某实施殴打行为，也未认定姬某1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原审判决书中表述，上诉人高平市公安局认可了姬某1的正当防卫，属于认定错误。4、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中“被告高平市公安局简单地以无有效证据为由，认定姬某1的行为属情节特别轻微，属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二项，对姬某1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高平市公安局对姬某1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事实的情节有两部分，其一，对于姬某12020年4月18日上午，在建南村广场与李某互相拉扯、推搡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特别轻微。此认定有相关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佐证，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姬某1与李某均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其二，双方当事人当日下午在建宁派出所办公室内发生肢体冲突，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事实成立，对于证据不足的疑案，应当推定为没有违法事实，不得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姬某1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以上《不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原审依据推理认定姬某1对李某实施了欧打行为，而并没有相关证据，是对事实与法律的不尊重。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公正判决。被上诉人李某答辩意见，1、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以无有效证据证实第三人对答辩人实施殴打，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行为属于特别轻微，属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二）项，对第三人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要求被答辩人撤销对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第三人答辩意见，基本案情：因村上公示低保一事，被上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进行诽谤、诋毁、辱骂等人身攻击，甚至用激将法，让我动他，我只是和他理论，不仅没有动手打他，还苦口婆心地和他讲理，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感恩之情，在你女儿生病住院、修房盖屋时，我多次借钱给你数万元，到现在都没有和你提过、要过，再说了，当时在场发生争执后，他当时怎么没有报警？回到家吃罢中午饭才说我打他呢？以上有村民和围观群众作证。第二、派出所办公室事实：下午一点钟左右，我去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执法人员出去时，他就进行辱骂，说你挡了我的财路，我和你没完。就起身用头拱撞我，撞得我身体后仰倾斜到办公桌上，并造成我左手小拇指受伤出血，民警在做笔录时进行了照片拍照，我本能的用右臂去阻挡他攻击我，也没有阻挡住，当我用左手支撑住办公桌面时，才用右胳膊把他阻挡开，然后他又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找工具再次准备攻击我时，这时民警进来了，才得以脱身，经过就是这样。第三、原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推定其一般不会再主动挑事错误。被上诉人行为不端，法庭可以到我们村入户实地调查了解。原审法院推理，我从职位、年龄、身高、体壮程度优于李某，但我自知我是一名党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才不能有过激行为。在原审法庭上，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他所说的我把他在西山煤矿的股份卖了，这都是血口喷人，我既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最后，请求法院给予公正的判决。二审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我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某的轻微伤是否是第三人故意造成的，即推定能否作为行政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处…”。该条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实施殴打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才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本案关健是李某的轻微伤是否是第三人故意造成的。高平市公安机关在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姬某1故意实施了殴打或者伤害李某的情况下，对姬某1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原审判决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过对其他证据的分析，推定姬某1对李某实施了殴打行为，作出撤销对第三人姬某1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重作。故意行为的认定，应是行为人主观上积极追求的结果，而且要在客观行为上有所表示，这些内容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在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不应推定其实施了故意行为。原审判决推定第三人实施了故意殴打行为不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行初57号行政判决书；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李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先翠审 判 员 李高原审 判 员 赵仁义 二0二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田晨凯书 记 员 闫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