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81民初6687号 原告：张惠芬，女，195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裕，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宁市钱江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长安镇红色村俞打索**第1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146779627Y。 法定代表人：潘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圣杰，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富凯斌，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董某，男，195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法定代理人：董悦萍，女，197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董某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亚炜，浙江三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潘某，女，197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圣杰，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富凯斌，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惠芬与被告海宁市钱江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称钱江公司）及第三人董某、潘某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裕，被告及第三人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圣杰、富凯斌，第三人董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亚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惠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钱江公司2019年3月20日的《股东决定》、《股东会决议》及相应增资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和第三人将原告的股权恢复至2019年3月20日增资前状态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事实和理由如下： 原告与董某系夫妻关系，于1971年1月3日登记结婚。两第三人系情人关系，长居非法同居，且涉嫌重婚犯罪。董某2018年3月因脑梗治疗后留下后遗症，导致双相情感障碍，一直无法辨认、控制自己的行为。后经鉴定，董某对自己的权利义务不能完全认识，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被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被告在增资前注册资本281万元，原告持股比例为11.03%，董某持股比例88.97%。被告已停止经营数年，仅通过自有房产出租收取租金。 2019年2月18日，第三人潘某趁董某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下，以及董某想赠予情人财产的想法情况下，两人恶意串通伪造原告签名，将原告名下的股份变更至董某名下。同年3月20日，第三人潘某以增资方式成为被告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从而控制被告公司。第三人潘某控制被告公司后，又以公司财产抵押为其个人贷款，还以公司名义起诉原告儿子、儿媳并对外收取租金，侵占公司财产。原告认为两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两第三人的行为也违反公序良俗，同时董某也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据此主张被告公司的增资行为无效，涉及的相关行为也一并无效，原告遂提出上述请求。 被告钱江公司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首先，原告非被告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原告无权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其次，原告在2019年3月20日并非被告公司股东，故本案相关决议与原告无涉。二、本案的《股东决定》和《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与公司章程相符，本案增资不损害被告公司利益，不应确认为无效。三、即使原告主张其有11%的股权成立，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增资只需要有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即可通过，董某持有公司89%的股份，故本案只要董某同意，增资行为即为有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能不成立。 第三人董某述称：原告起诉事实，希望依法判决。 第三人潘某述称，同意被告钱江公司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潘某的增资行为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张惠芬与第三人董某系夫妻关系。2019年11月15日，本院作出（2019）浙0481民特966号民事判决，宣告董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董悦萍为董某的监护人。 2019年2月18日前，被告钱江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81万元，股东为原告与董某，其中原告出资31万元持有公司11.03%股份，董某出资250万元持有公司88.97%股份。2019年2月18日，被告钱江公司依据非原告本人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转移至董某名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9年3月20日，董某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吸收潘某为钱江公司股东，以货币资金300万元投入公司。同日，被告钱江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内容：一、吸收新股东后，新股东会由董某、潘某二人组成；二、增加注册资本300万元，钱江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581万元，增资款由潘某以货币出资，于2029年3月31日前缴足，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三、增资后，潘某持有钱江公司51.635%股份，董某持有钱江公司48.365%股份；四、选举潘某为公司执行董事、董某为公司监事，聘任潘某为公司经理。同日的钱江公司的公司章程确认了上述事实。潘某遂成为钱江公司控股股东，钱江公司也变更了工商登记。同年4月，钱江公司以原告张惠芬的儿子、儿媳占有钱江公司拆迁补助费376000元和租房费335000元为由，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诉讼，钱江公司取得了上述款项。 2020年4月2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为钱江公司股东、且持有公司5.335%股权（按增资后折算），钱江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同年6月11日，本院作出（2020）浙0481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原告张惠芬为被告钱江公司股东，钱江公司协助将董某名下的5.335%公司股份恢复至原告名下。该判决经二审终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嗣后，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董某曾于2000年购置商品房，董某在办理房产证时将潘某作为“配偶”列为共有人；董某与潘某曾拍摄了婚纱照。2015年2月17日，潘某出具一份含有保证内容的材料，载明：“今有董某向潘某一次性支付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万元），该款由陈**峰一次性垫付，潘某必须保证今后跟董某无任何瓜葛…以后如二人再有往来，陈**峰可无条件向潘某追讨今日垫付的壹拾伍万元整（15万元）。” 再查，被告钱江公司在增资前后除了出租房屋以外没有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增资时，各方没有对钱江公司的资产审计。公司增资前后，董某与潘某曾意欲以钱江公司自有房产为抵押物申请向银行贷款，因遭到原告方反对而未果。审理中，钱江公司和潘某亦没有对公司资金去向作出说明。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结婚申请书、钱江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2019）浙0481民特966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3月20日的《股东决定》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2020）浙0481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481民初2641号和2647号民事调解书、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短信、照片和“保证书”等，结合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既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又请求确认公司增资行为无效，第2项诉讼请求又是要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上述诉请事项分属于公司决议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和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3个案由，应以3个案由的共同上级案由确定本案案由，故本院确认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钱江公司的增资行为是否有效。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原告是否对本案有请求权，二是钱江公司增资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 一、关于原告对本案是否有请求权的问题 被告和第三人潘某以增资时原告不是钱江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为由，主张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和第三人潘某实质是主张增资行为发生时原告不具有股东资格。本院认为，工商登记虽具有授予股东资格的效果，但是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并没有一般性的意义。工商机关核准股权登记仅仅具有对商事主体的权利加以确认的效力，公司的股东并没有从工商登记中获得新的利益，故公司工商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工商登记部门对公司股东资格的登记可以作为证明股东资格，对抗第三人的表面证据，但在公司内部由于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工商登记并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决定性证据，还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股东资格。本案中，（2020）浙0481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9年2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董某因此取得原告股权的行为应属无效，且判决确认原告为公司股东，所以被告和潘某主张增资时原告不是股东与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为本案增资行为稀释了原告股权，显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所以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 二、钱江公司增资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在钱江公司实施增资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中，钱江公司作为行为主体实施的法律行为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公司内部的意思形成阶段，即《股东决定》；二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阶段，即同意潘某对公司增资。本案中，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对钱江公司进行增资，不仅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剥夺了原告的优先认缴权，《股东决定》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无效。被告主张《股东决定》已由占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而有效不能成立。所以，钱江公司基于无效的《股东决定》而实施的增资行为也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潘某主张即使钱江公司增资决定无效，其也是善意相对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的规定应当保护潘某的增资行为。所以本案主要需要审查的是潘某是否是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和庭审调查，应当认定潘某不是善意相对人，理由如下： 根据董某在办理房产证时将潘某作为“配偶”列为共有人和两人也拍摄了婚纱照的事实，结合潘某2015年2月17日出具的书面材料包含了董某向其补偿15万元，以及潘某保证“今后跟董某无任何瓜葛…以后如二人再有往来…”的内容，本院认定董某与潘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所以判断潘某是否善意的标准应当区别于一般无利害关系的相对人。首先，钱江公司除了出租房屋外没有其他经营活动，潘某的增资款到2039年才需缴纳，钱江公司没有增资的现实必要，结合潘某没有实际出资即取得公司控股权以及潘某接管公司后没有对公司资金去向作出说明的事实，本院难予认定潘某参与本案增资为善意。原告主张潘某增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公司、攫取公司资产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其次，潘某在公司资产没有评估审计情况下参与增资，本院也无法认定潘某是以合理对价获得公司股权，况且潘某要到20年后才需要出资。最后，原告股权被违法转让以及公司增资均是在原告不知情情况下实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避免原告阻止“增资”，结合董某与潘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以及两人在增资前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本院难予相信潘某没有参与董某实施的上述行为或对上述行为完全不知情。 综上，本院认定钱江公司增资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潘某增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的规定，本院不予保护。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或恢复原状。所以原告请求被告将原告的股权恢复至增资前的状态，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对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诉讼请求，因钱江公司登记公示的注册资本已经变更，在公司减资完成前，原告股权显然无法在登记机关恢复登记，故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只能要求被告在股东名册中予以恢复。本案中，潘某虽主张其已部分出资但未提供证据，故潘某就其出资返还只能另案解决。本案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钱江公司的增资行为已确认为无效，钱江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股东等缴纳相应增资款。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公司股东等缴纳相应增资款之前，公司债权人有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潘某还认为原告在2270号案件中请求确认持有5.335%的公司股份，从而主张原告已追认了增资结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海宁市钱江机电物资有限公司2019年3月20日的《股东决定》和《股东会决议》及相应增资行为无效。 二、被告海宁市钱江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公司股东名册中将原告张惠芬持股比例恢复至11.03%。 三、驳回原告张惠芬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0元，减半收取80元，由被告海宁市钱江机电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汤良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俞志敏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帐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