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6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冠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阳，广东品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如椰，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艳。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兴军，广东鹏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冠华。上诉人何冠平因与被上诉人钟艳、原审第三人何冠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何冠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钟艳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由钟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何冠平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审理，定性严重错误；一审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1．本案是典型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而一审法院却以不当得利纠纷审理，定性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离婚后，双方对财产权属产生争议的，应以一方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请求审查涉案财产权属关系。据此，钟艳与何冠华已离婚，案涉财产所有权的审理应当根据离婚后财产纠纷处理。然，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判决属于定性错误。何冠平为案外人，不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纠纷中的被告，一审法院认定错误，程序违法，应予纠正。2.本案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根据而受益，致使他人受损的事实。不当得利的功能在于使受领人返还无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就构成要件而言，不以受益人的行为有故意过失、不法性为要件。不当得利本质上是一种事件，不以得利人有行为能力或识别能力为前提。具体到本案的转账行为，形式上是何冠华的银行账户向何冠平转账，而实际上该银行账户是何冠平占有及实际操作，何冠华也承认该银行账户的资金属于何冠平所有，即实际上是何冠平转账给自己，其“受益”行为不存在任何“不当”，也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公序良俗原则。且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何冠平取得该笔款项的行为均非属“事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应以不当得利纠纷审理；一审判决定性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超出钟艳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程序严重违法，应予纠正。一审时，何冠华并非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并未提出任何诉求，作为第三人也无权提出诉求。一审时，钟艳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何冠平返还钟艳离婚前夫妻共同财产”。但一审法院却判决“何冠平向钟艳与何冠华返还136.68万元”，严重超出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况且，何冠华在一审庭审时，一再强调案涉证券账户的实际占有及使用人为何冠平，所涉资金为何冠平所有，一审法院仍径行判决何冠平返还款项予何冠华，于法无据。三、关于涉案204万元，何冠平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其是借用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炒股所得，属于其个人合法财产。一审判决认定该笔财产属于钟艳与何冠华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事实认定有误。1.涉案证券账户的原始资金及收益属于何冠平本人享有，不属于钟艳与何冠华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何冠平一审中提交的两份《招商银行储蓄开户申请书》，证明何冠平于2001年5月11日在招商银行用自己的身份证开设一卡通证券账户03×××61，同时借用何冠华身份证开设证券账户03×××63，对应银行卡账号00×××58。上述证券账户办理时间一致，账户顺序号相近，且申请书上所载联系地址、电话号码均为何冠平本人的且其亲笔书写。结合何冠平在广州工作、生活，自2002年起从事证券投资和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工作，精通证券投资，借用胞弟账户炒股以提高中签率，合乎情理。涉案证券账户全部交易操作及资金流动均在广州，何冠华本人亦明确表示不可能从湛江到广州消费。这些均可证实何冠平系借用何冠华证券账户进行炒股，系涉案财产的所有人。2.一审时，何冠华当庭表示何冠平借用其身份证开设证券账户及银行账户进行炒股，涉案资金是何冠平所有。在案证据不能证实何冠华将夫妻共同财产非法隐匿、转移财产的情况，钟艳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资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3.钟艳在一审中陈述“2007年、2008年左右，我曾经交7万元现金给第三人来广州炒股，具体怎么操作的不知道”，钟艳对该陈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也没有2007年或2008年转入7万元的记录。相反，该《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与何冠平陈述相印证。因此，钟艳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与上述证据存在矛盾，不排除钟艳存在为达诉讼目的，对相关事实进行虚构隐瞒，虚假陈述之可能。4.一审法院推定即使何冠华涉案账户开户手续的办理及买卖股票均由何冠平操作，都不能排除何冠华委托何冠平开户、买卖股票之可能，显然于理不合。即使何冠平与何冠华是同胞亲兄弟，也不可能存在长达十六年的委托；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涉案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都没有显示案涉证券账户是何冠华在使用，反而证实了是何冠平一直在广州使用。何冠华也明确表示系何冠平借用其账户炒股，涉案资金为何冠平所有。5.一审法院调取了何冠华名下银证通账户的交易信息，显示“在2001年-2002年期间，该账户曾入账四笔数额较大的资金，2001年5月13日现金存入7.5万元，2001年6月3日许某英转入13万元，2002年2月24日现金存入8.8万元，2007年5月8目何冠华通过中国建设银行遂溪县支行账户汇入10万”。第一，关于7.5万元和8.8万元，根据何冠平提交的《招商银行储蓄存款凭条》显示是何冠平在广州亲笔书写及存入资金。另外，从法院调取的何冠华及何冠平证券账户“2001年5月11日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的对账单也可以看出，两个账户的股票买卖操作完全一致，均由何冠平实际掌握与操作。货币作为特殊动产，原则上按照金融机构开立账户名称来判断所有人，但名义持有人何冠华亲口承认涉案财产是何冠平所有，这是最直接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却忽视了上述证据，在钟艳没有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定不足以证明何冠平借用何冠华名义买卖股票，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显失公平。第二，关于13万元，何冠平提交的《招商银行储蓄存款凭条》所显示的金额与何冠平陈述的相一致，字迹亦均为何冠平本人亲笔书写。结合证券账户的实际操作及占有人是何冠平，可以证实何冠平就是该笔资金的所有人。一审判决认定该笔资金属于许某英所有，属认定事实不清；三笔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一审判决却选择性区别认定上述资金的性质。第三，关于10万元，系一审法院庭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调取“何冠平（03×××61）、何冠华（03×××63）的三方存管账户20×××11至20071231的交易信息”时，发现2007年5月8日何冠华通过中国建设银行遂溪县支行账户汇入10万元。对此，就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的原始资金情况，仅有该笔款项显示是何冠华汇入，一审判决也因该笔款项认定该证券账户的资金并非全部来源何冠平本人。据何冠平陈述，实际上该笔款项是何冠华归还给何冠平的，用于其女儿在广州艺考补习的费用。但一审法院并未就该10万元进行审理查明，仅凭仅有的一次转账记录，就片面认定何冠华系涉案账户的实际使用人。同时，何冠平提交的涉案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何冠华仅有的一次转账记录，且何冠华本人表示未投入过任何原始资金，并表明涉案资金属于何冠平所有。据此，一审仅凭一次转账记录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主动推定涉案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显然犯了“先入为主”的逻辑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何冠平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时，何冠平发表了如下补充上诉意见：一审判决书仅凭2017年何冠华与钟艳尚未离婚，认定涉案中136.68万元属于钟艳与何冠华夫妻共同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本案审理的不当得利纠纷相悖。涉案中204万元的权属问题，并不是本案不当得利审理的范围，一审中对于何冠平取得涉案财产是不是有合法依据，原审中钟艳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据债的相对性，钟艳也是无权对何冠平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主体是不适格的。钟艳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1.在钟艳与何冠华离婚诉讼期间，何冠华于2017年10月27日将其名下的股票卖出得到价款204万元，分别两次汇入何冠平名下账户，何冠平获得204万元的利益没有任何合法依据，上述款项属于钟艳与何冠华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很明显这是何冠华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到何冠平的名下，何冠平获得利益有损钟艳的利益，而且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何冠平构成了不当得利，侵犯了钟艳的合法权益，钟艳提起不当得利纠纷合理合法，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至今何冠平无法证实涉案款项204万元是其名下所有，在此情况下涉案财产属于钟艳与何冠华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判决何冠平向何冠华和钟艳返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无不当。2.何冠平在上诉状中罗列的事实明显是自说自话，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涉案的204万是何冠平的合法财产，而且预先设定涉案财产是其财产，是一种主观臆断，其不能提供充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何冠华的证券账户的资金来源于何冠平，从而不能证明涉案的204万元属于何冠平。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何冠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而且何冠华的证券账户从2001年到2017年之久，该账户的资金也没有转移给任何人，进一步证明了涉案的财产属于何冠华和钟艳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何冠华答辩称，具体意见详见一审陈述，案涉证券账户，何冠华从未参与投资、使用账户内的资金，当时是何冠平说为了提高中签的几率，所以借了何冠华证件去开设账户，至于何冠平是怎么经营、投入资金的，何冠华都不知道。一审判决说何冠华2007年有一笔资金汇入是10万元，但案涉账户一直不是何冠华的，也没投入过资金，这笔款项是何冠华女儿2006年来广州参加高考前接受美术培训的费用，何冠华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全部都是何冠平代为支付的，之后何冠华让何冠平把其账号给何冠华以便还款，何冠平为了方便就让何冠华把钱直接转入案涉账号。2007年，何冠华筹到款项，就汇入了10万元到案涉账号，一审何冠华没有陈述，现在陈述是为了证明案涉账号不是何冠华持有，何冠华没有投入过任何的资金进去以及实际经营案涉证券账号。钟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冠平返还钟艳离婚前夫妻共同财产204万元；2.何冠平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冠平与何冠华为同胞兄弟关系，案外人许某英是该两人的母亲。两人曾在2001年5月同时在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开立银证通一卡通银行账户，用于买卖股票。何冠华名下的招商银行证券账户在2013年12月16日转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港中路证券营业部托管，资金托管银行由招商银行变更为中国建设银行。钟艳与何冠华原是夫妻关系，二人在湛江市工作生活。因夫妻关系不和，钟艳于2017年向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何冠华离婚[案号：（2017）粤0823民初1536号]，该案查明：何冠华在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一证券账户（账号：44×××88）、在中国建设银行有一银行账户（账号：62×××21）。2017年10月27日，上述尾号2888的证券账户中的资金204万元被转到上述尾号1621的银行账户中。2017年10月27日、10月28日何冠华名下尾号1621的银行账户的资金共204万元被转到何冠平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番禺大石支行账户中（账号：62×××89）。上述1536号案没有对该204万元进行处理。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判决准许钟艳和何冠华离婚。后钟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粤08民终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9年5月5日发生法律效力。何冠平为证明204万元属于其个人财产，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2001年5月11日，何冠平、何冠华分别在招商银行开立账户的两份《储蓄开户申请书》，拟证明何冠平是何冠华名下股票资金托管银行账户的开办人及实际操作人；2.何冠华名下招商银行账户（户口号：00×××58）在2001年5月至2006年3月期间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其中显示2001年5月13日该账户现金存入7.5万元、2001年6月3日许某英转入13万元、2002年2月24日现金存入8.8万元，拟证明何冠平是涉案资产投资人；3.何冠华的《平安证券客户资料查询单》，上面显示何冠华的开户基本信息中，填写的住宅地址是“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景华南路30号4座2403”，联系电话是“189××******”，该地址和电话均是何冠平的，拟证明何冠平是何冠华名下股票投资的实际操作人和股票资产的所有人；4.户名为何冠华的招商银行储蓄存款凭条（卡号：08×××58）两张，其中一张是2001年5月13日现金存入7.5万元，另一张是2001年6月3日现金存入13万元，何冠平认为该两张凭条上填写笔迹由其本人填写；5.何冠华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621）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表，上面显示该卡在2013年12月16日至2017年12月期间的交易流水，其中从2016年4月起至2017年9月期间，该卡有多次在广州市番禺××××ＡＴＭ取款或在番禺区进行消费。证据4、5拟证明何冠平是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初始资金的投入者，何冠平是何冠华名下银行卡的实际支配人。钟艳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何冠华的开户与何冠平有何关联。开户申请书的笔迹是谁，由谁填写都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2001年5月13日、6月3日、2002年2月24日三笔款项无法体现资金来源，就算是何冠平拿着钱到银行存款，该资金也是何冠华的钱。2001年存入的钱与2017年的204万元也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券账户的户名是何冠华，与何冠平无关，至于填写了何冠平的地址和电话，有可能是出于管理的方便。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钱是存在何冠华名下的，属于何冠华的财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异议，从证据内容不能体现何冠平如何使用银行卡，都是以何冠华的名义在消费。综上全部证据，证券账户及银行卡全部是登记在何冠华名下，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和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这些证据无法证明204万元是何冠平的财产。庭审中，何冠平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下列事项：1.向招商银行调取何冠平分别在2001年5月13日、6月3日现金存入7.5万元、8.8万元的原始凭证，拟证明该凭证的笔迹是由何冠平本人填写。2.向广州招商证券、平安证券广州新港中营业部调取何冠华证券账户的交易信息（包括操作人的具体地址、股票交易的电脑IP地址、交易方式方法、操作时间等）。一审法院向招商银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港中路证券营业部等单位调取了何冠平、何冠华的银行交易流水和证券交易信息。该信息的主要内容为：一、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提供的2001年5月11日至2013年12月16日期间两人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情况：何冠平名下银证通账户（户口号XX）在2001年-2002年期间曾存入三笔数额较大的资金，2001年5月13日现金存入7.5万元，2001年6月2日现金存入6.3万元，2002年1月22日外部转入46.892114万元。其余的操作大部分是银行账户与证券账户之间的内部资金往来；何冠华名下银证通账户（户口号：00×××58）在2001年-2002年期间曾入账四笔数额较大的资金，2001年5月13日现金存入7.5万元，2001年6月3日内部转账转入13万元（许某英转入），2002年2月24日现金存入8.8万元，何冠华在2007年5月8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遂溪县支行账户（账号：43×××16）汇入汇款10万元，其余的操作大部分是银行账户与证券账户之间的内部资金往来；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提供的2014年3月20日至2020年6月19日期间两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情况：内容仅反映该期间两人账户的资金进入数额和资金余额，没有反映资金的来源；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路证券营业部提供的2001年5月11日至2013年12月16日期间两人的证券交易记录，该资料仅反映该期间两人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的名称、数量、金额等情况，没有反映买卖证券的资金来源；四、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港中路证券营业部提供的2013年12月16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的名称、数量、金额、资金转入转出等情况，没有反映买卖证券的资金来源。钟艳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何冠平、何冠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结合股票交易操作的IP地址，可以说明股票是属于何冠平的，与何冠华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或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1）中的资金权属问题。首先，在民法上，货币作为特殊动产，属于种类物，遵循“交付即占有，占有即所有”的原则，因此，对于货币、证券等特殊动产，原则上应按照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名称来判断所有权人。本案中，除非何冠平能提供充分的、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何冠华证券账户中的全部资金来源均来自何冠平。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要推翻金融机构登记的股票所有人，其举证责任在于何冠平。其二，在现实生活中，股票买卖的操作过程既可以由开户人自己操作，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操作。因此，即使何冠华的证券账户、银行账户的开户手续由何冠平办理、买卖股票时由何冠平在广州的证券交易所或家里操作，都不能必然推断是何冠平借用何冠华的名义进行投资，并无法排除何冠华委托何冠平开户、买卖股票的可能性。何冠平申请一审法院调查2001年5月13日现金存入7.5万元、2002年2月24日现金存入8.8万元的柜台原始交易凭证，由于该证据及事项不能必然证明何冠平是借用何冠华的名义进行投资，故一审法院对何冠平的申请事项不予接纳。其三，从一审法院调取的何冠华用于买卖股票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何冠华名下招商银行银证通账户（户口号：00×××58）在2007年5月8日收到何冠华在中国建设银行遂溪县支行汇入汇款10万元，该笔资金来源明显不属于何冠平本人，由此可见，何冠华名下的证券账户的资金来源并非全部来源于何冠平本人，何冠平与何冠华称买卖股票的资金全部属于何冠平的陈述有违诚实信用，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四，从何冠华用于买卖股票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四笔较大数额的资金投入中，2001年6月3日转入的13万元是何冠平与何冠华的母亲许某英转入，由于该笔资金的来源有明确的记载，故该笔资金及其产生的收益不应视为何冠华与钟艳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五，纵观本案的证据，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的投入资金中，即使现金7.5万元及8.8万元是何冠平办理存入手续，如前所述，仅凭该情节不足以证明何冠平借用何冠华名义买卖股票，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资金属于何冠华。加上后来何冠华汇入的10万元，何冠华的总投入为26.3万元，约占四笔资金（共39.3万元）的67%。因此由这四笔资金投入所产生的收益204万元的67%即136.68万元应属于何冠华。综上，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或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1）中的136.68万元不属于何冠平。因2017年何冠华与钟艳尚未离婚，该款项依法属于钟艳与何冠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何冠平取得该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钟艳要求何冠平返还该款项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该部分的款项，因不属于何冠华与钟艳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何冠平向钟艳与何冠华返还136.68万元。二、驳回钟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20元，由钟艳负担7630元，由何冠平负担15490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冠平向本院提交了转账凭证，拟证明何冠平与钟艳、何冠华之间有经济往来，也间接证明何冠华对用其名义开办的广州证券账号从来没有支配使用权。钟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何冠平的证据仅只有账号，没有对应账户身份信息、户名，无法核实。2.对关联性有异议，钟艳认为与涉案204万元完全无关，因为204万元是一笔独立的资金，都是在何冠华的账户内持有，直到最后一次转出才到了何冠平名下，所以何冠平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204万元无关。何冠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何冠平的证明目的。二审期间，何冠平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向本院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何某大学期间以及大学之前艺考培训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是何冠平支付的。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准许何冠平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何某出庭陈述：1.我大学期间以及大学之前的艺考培训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是何冠平支付的，保守估计支付了不低于18、19万元，培训2年和大学4年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何冠平支付的；2.艺考的费用都是何冠平支付的，大学有一年的学费是何冠华支付的，艺考的生活费都是何冠平支付的，大学的生活费大部分也是何冠平支付的。钟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证言与本案无任何的关联，仅能证明其在何冠平家里居住过，得到了其赞助和照顾，而不能体现10万元是何冠华还给何冠平的，证人也陈述到不知道10万元是如何归还的。而在上诉状中，何冠平陈述是何冠华通过本人的账户转到案涉第三人账户上，本人的账户又何须转到另一个本人账户上还别人的借款，我方认为是牵强附会的。再加上证人作为钟艳和何冠华的女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其证人证言也不应当予以采纳。何冠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的陈述都是真实的。二审另查明，2019年3月29日生效的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8民终25号民事判决认定“何冠华目前仍未退休。”并记载钟艳的八项诉讼请求中未主张何冠华转移涉案的204万元的事实。钟艳在本案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于2017年10月19日，钟艳向遂溪县人民法院以与何冠华离婚纠纷提起诉讼，钟艳发现何冠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中收入致力投资证券。”二审再查明，本案一审开庭时，一审法院询问钟艳：“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你方是否清楚何冠华在广州开设银行账户、证券账户的情况？”钟艳回答称:“知道开户炒股，但不清楚怎么操作，不知道在哪里开户。2007、2008年左右，我曾经交7万元现金给何冠华来广州炒股，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二审期间，钟艳、何冠华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钟艳与何冠平之间就涉案的204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二是一审法院判决是否定性错误及超出钟艳诉讼请求。一、关于钟艳与何冠平之间就涉案款项204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获益无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本案中，何冠平主张其从事证券投资和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借用了何冠华的身份开设了银行及证券账户并分三笔存入原始资金，经过十六年的股票操作取得了涉案款项的204万元，该款不属于不当得利，应属其所有。对此，何冠华予以确认。钟艳不予认可，主张何冠平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何冠华银行账户上的204万元属其所有，该款转账到何冠平银行账户上并为其据为己有，不具有合法性，应属不当得利，予以返还。据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何冠平取得涉案204万元是否具有法律根据。以各方提供的证据看：第一，钟艳在提起离婚纠纷案件时，未主张涉案的204万元系何冠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且在本案的起诉状中表述其是在2017年10月起诉离婚纠纷时才知情，但其在本案一审中又表述其于2007-2008年间给7万元何冠华拿去广州炒股。而证券账户却无该笔流水，显然其说法前后矛盾，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认定钟艳对以何冠华名义开立证券账户是不知情，亦未投资；第二，何冠华确认何冠平借用其身份开立证券账户，自己并未投资。因何冠平多年出钱赞助女儿培训、上大学，其于2007年5月8日根据何冠平提供的招商银行银证通账户还款10万元给何冠平。虽然其女儿出庭作证，但其证言并不明确，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且钟艳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认定何冠华转入招商银行银证通账户的10万元应属其与钟艳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从何冠平提供的同日开立其与何冠华两份《储蓄开户申请书》、何冠华《平安证券客户资料查询单》上填写何冠平的住宅地址、电话及由何冠平填写并以何冠华名义在招商银行存入现金7.5万元、13万元的储蓄存款凭条的字体内容以及何冠平办理招商银行的证券账户转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港中路证券营业部托管、何冠华和何冠平两个股票账户上所购股票基本相同的证据，结合登记在何冠华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621）账户交易流水显示2016年4月-2017年9月间多次在广州市番禺××××ＡＴＭ机取款和消费及何冠华至2019年3月29日尚未在湛江市遂溪县退休，其不可能经常在番禺××××ＡＴＭ机取款和消费的事实，可以认定何冠华的证券账户及银行卡一直由何冠平掌控。对于该账户转入四笔原始资金，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仅对其权属有争议。除了何冠华和何冠平的母亲许某英转账存入13万元，各方均予确认，但均无证据证实受赠与取得，故不能认定由何冠平或何冠华、钟艳所有。2007年5月8日由何冠华自遂溪县转入的10万元，本院前述已认定为钟艳及何冠华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另外两笔款来源，因何冠平提供的由其填写以现金存入登记在何冠华名下的《储蓄存款凭条》与法院调查取证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可认定该两笔款项均是以现金存入，鉴于钟艳及何冠华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两笔现金由其给付或转账给何冠平，结合登记在何冠华名下的证券账户及银行卡一直由何冠平掌控的事实，及何冠平开立证券账户存入资金的情况显示其具有经济能力，故本院认定该两笔款系何冠平所有。钟艳未能举证推翻上述事实和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何冠平主张登记在何冠华名下证券账户上的款项全部归其所有，本院不采纳。综上，由于何冠华投入到证券账户上的10万元，占全部总投资款39.3万元的25.5%，因此而产生的收益为52.02万元（204万元的25.5%），故何冠平取得涉案204万元中的52.02万元无法律根据。其次，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何冠华账户上的204万元转至何冠平账户，而何冠华和何冠平不能证明双方有约定或经钟艳同意转账，其中何冠华投入到证券账户上10万元产生的收益也随之转入，故使何冠平受益而何冠华、钟艳的利益受损；最后，何冠平受益取得的52.02万元与何冠华、钟艳的利益受损存在因果关系，故该款属于何冠平取得的不当得利，依法应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何冠平应返还给钟艳52.0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何冠平的部分上诉请求有理，应予支持。由于该款属于钟艳与何冠华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可通过另案予以分配。二、关于一审法院判决是否定性错误及超出钟艳诉讼请求的问题。由于钟艳是以何冠华账户上夫妻共同财产即涉案的204万元转给何冠平，未经其同意，使其利益受损而要求何冠平返还其离婚前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侵权之诉，一审法院定性为返还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何冠平主张是离婚后财产纠纷，但因涉案的财产转至其名下，并不在钟艳和何冠华名下，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一审法院判决是否超出钟艳诉讼请求，因本案是基于钟艳起诉而成讼，且其要求何冠平返还其离婚前夫妻共同财产204万元，而何冠华在本案中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未主张任何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何冠平向钟艳与何冠华返还，根据不告不理的民法原则，确实超出当事人诉请，对此，本院予以纠正。何冠平的此项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何冠平所持上诉理由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对成立的，本院予以采纳；对不成立的，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欠妥，判决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二、何冠平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52.02万元给钟艳；三、驳回钟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3120元，由何冠平负担5895.60元，钟艳负担17224.40元。二审受理费17101.20元，由何冠平负担6508.67元，钟艳负担10592.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