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勇，男，197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海平，女，197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琳，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圣勇，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佩虹，女，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原审第三人：王素德，男，196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陶勇、林海平与被上诉人邵佩虹及原审第三人王素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4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勇、林海平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417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邵佩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邵佩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陶勇、林海平作为原审被告，属于主体认定错误。邵佩虹一审时自认接到王素德的电话要求汇款且汇款的账号也是王素德提供。款项虽最终汇入陶勇、林海平的账户，但应认定为王素德指定。陶勇、林海平与邵佩虹之间素无往来，无经济交集，更无借贷合意，案涉款项往来若构成民间借贷，也是邵佩珍与王素德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而非与陶勇、林海平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一审将陶勇、林海平作为原审被告，将王素德作为原审第三人，但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 二、一审认定，王素德的还款行为是代理行为而不是偿付自己的债务，王素德向邵佩珍要求汇款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一）王素德向银行还款的行为是偿付自己的债务，邵佩虹是知情的。1.2016年4月份，邵佩虹、王素德的经济状况已恶化，为保全房屋，邵佩虹、王素德与陶勇、林海平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转移房屋产权，一审提及的房屋买卖一事不真实。陶勇、林海平了解到房屋转移前设定了抵押贷款，款项使用人为邵佩虹、王素德，房屋转移后邵佩虹、王素德以陶勇、林海平名义重新获取99万元贷款并使用，贷款联系、操作及担保人均系王素德。证明邵佩虹、王素德经济状况恶化的证据有：2016年4月8日，温岭市农商银行温峤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申请并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裁定，对邵佩虹及王素德共同所有的坐落温岭市××街道××小区××幢××单元××室房地产准予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案号：（2016）浙1081民特34号］；2016年4月8日，温岭市农商银行温峤支行对王素德提起诉讼，要求王素德归还借款4999511.86元及利息［案号：（2016）浙1081民初3526号］；2016年4月8日温岭市农商银行温峤支行对王素德提起诉讼，要求承担借款担保责任1900000元及利息［案号：（2016）浙1081民初3527号］。上述裁判均已生效，邵佩虹对王素德的经济状况及债务非常清楚。 2.邵佩珍知晓王素德是案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债务人，陶勇、林海平汇款的目的是给王素德还贷。 一审查明，2016年4月27日陶勇、林海平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贷款99万元并最终交给王素德，借款到期后，2017年及2018年陶勇、林海平分别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并贷款，款项均由王素德收取，三次贷款均系王素德归还，利息亦是王素德支付。上述事实表明，案涉99万元贷款是2016年4月份贷款的延续。2016年12月邵佩虹与王素德离婚，2016年4月两人有较多诉讼案件，足以说明邵佩虹对王素德的经济状况包括贷款情况非常清楚。 邵佩虹本身无经济能力，案涉100万元汇款都在2020年4月还贷前通过银行贷款筹措，可以推断王素德在还款日期到来前已和邵佩虹联系并达成意思表示，预先准备偿还贷款并在后续打电话通知帮忙还贷。邵佩虹一审庭审时一直述称不了解情况，显然在回避事实。 2020年4月17日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温岭支行（以下简称泰隆银行）的20万元贷款的还贷情况证明，实际上一直都是王素德与邵佩虹沟通汇款还贷事宜，陶勇、林海平未参与。当天，邵佩虹将20万元汇入陶勇、林海平的账户用以还贷，但未与陶勇、林海平联系，系王素德操作还款。2020年4月22日，陶勇、林海平重新贷出后也交给王素德而非邵佩虹。 一审庭审时，邵佩虹自认王素德打电话要求汇款时称“陶勇还贷时间近了”，其中的“陶勇还贷”应认为是对该笔贷款的指代性描述，意思是王素德“以陶勇名义借的那笔银行贷款”，而非王素德告知邵佩虹该笔贷款为陶勇偿还。根据邵佩虹一审庭审时陈述，双方通话内容很简短，王素德未解释为何要为陶勇还贷，邵佩虹理所当然同意，无任何异议。通话内容证明陶勇、林海平了解王素德要求汇款的用途，故未过多询问。 以上事实证明，邵佩虹虽与王素德离婚，但联系密切，对王素德的欠付款项非常清楚，知晓汇款帮助还款对象是王素德而非陶勇、林海平，甚至可以说邵佩虹有与王素德共同还贷的意思。一审认为，邵佩虹与陶勇、林海平是亲戚，以情理推断王素德以陶勇名义要求汇款具有“高度可能性”，与实不符。 （二）王素德向银行还款的行为不构成代理行为。1.王素德是邮政银行贷款的担保人，其作为贷款合同相对方，也有还款义务。王素德筹款用于偿还贷款以免除担保之债的行为，后果归其承担。王素德作为担保人还贷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享有追偿权。无论王素德是为偿还自己的债务还是确实为陶勇、林海平还贷，还款行为相对银行来讲都不成立代理行为。一审仅考虑陶勇、林海平是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未考虑王素德的担保人地位，据此判决王素德构成代理，是错误的。2.退一步讲，即使王素德的还款行为是代理行为，也仅对受领还款的相对人邮政银行构成代理的意思表示。就邵佩虹而言，王素德非还款相对人，其向银行还款行为不会对邵佩虹形成代理的意思表示，也不发生代理效果。一审以王素德还款对银行构成代理推定其对邵佩虹也构成代理，是错误推定。 （三）王素德要求邵佩虹汇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王素德要求邵佩虹汇款还贷系个人行为，没有代理的主观意思。一审认定事实及邵佩虹、王素德庭审时陈述的事实证明，即使邵佩虹离婚后不承担债务，对案涉债务也是知情的。王素德通过邵佩虹筹措资金归还贷款，邵佩虹知道为王素德而非陶勇、林海平还贷，两人对共同还贷达成一致意见。无论王素德是借款为自己偿还债务，还是通知邵佩虹偿还共同债务，借贷合意和借款关系双方均是王素德和邵佩虹。王素德的行为系陶勇、林海平知情的个人还债行为，不具有代理的主观表象，王素德的意思表示不足以判定与陶勇、林海平有关联。2.陶勇、林海平与邵佩虹之间没有要求汇款的意思联络。邵佩虹知晓王素德还债。退一步讲，即使邵佩虹想当然地认为王素德代陶勇、林海平要求汇款，但仅是主观推断。案涉贷款具有延续性，还贷及付息一直都是王素德进行，陶勇、林海平不负责筹措资金，也从未向邵佩虹筹措资金。王素德寻求邵佩虹帮助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没有先例，不能体现陶勇、林海平要求汇款的主观意思。客观表现上，陶勇、林海平之前或当时未向邵佩虹提出或承认要求汇款、代为还贷等，也未就此作出令人误解的行动或意思表示，邵佩虹汇款时亦未向陶勇、林海平核实。王素德要求邵佩虹汇款的行为在陶勇、林海平与邵佩虹之间缺乏意思联络。3.陶勇、林海平与邵佩虹之间无关于王素德代为借款的意思联络。陶勇、林海平不清楚邵佩虹的经济能力，何来借款的意思表示。陶勇、林海平未与邵佩虹产生借贷合意，相反，对邵佩虹来说，陶勇、林海平与王素德其实是一体。王素德要求汇款的行为与借款不能划等号，更不能据此认为构成对陶勇、林海平借款的表见代理。在邵佩虹知情又缺乏陶勇、林海平与邵佩虹意思联络的情况下，王素德的行为不能构成要求汇款或借款还贷的表见代理。 （四）王素德向邵佩虹要求汇款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王素德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需具备主、客观要件，即第三人需具有代理权存在的客观表象和邵佩虹需善意且无过失地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从客观要件看，邵佩虹提供的汇款依据仅反映款项汇付至陶勇、林海平的账户用以还贷，并无证据表明王素德以陶勇、林海平名义要求汇款，陶勇、林海平与王素德关于电话内容的说法仅是一面之词。邵佩虹对该笔贷款还款人的认识应是普通民众对王素德借用账户贷款的认识即王素德为还款人，而非一审认为的法律意义上的根据借款合同相对性确定陶勇、林海平为还款人。从常理判断，邵佩虹汇款时不可能认识到王素德的行为是代理行为，王素德的行为不具有代理权存在的外观表象，不具备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从主观要件看，一审认为邵佩虹有理由相信是王素德代为还款，有合理信赖，汇款是善意、不存在过失，是错误的。邵佩虹与王素德原系夫妻，其明知王素德的债务存在且一直在还贷，现王素德提出汇款还贷，邵佩虹未向陶勇、林海平核实而径行汇付，表明其不具有善意信赖。邵佩虹离婚近4年，仅凭王素德口述而轻易相信，未尽到普通人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存在过失，不具备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邵佩虹不存在善意信赖利益应受保护的情况。 三、一审认定邵佩虹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已完成，是错误的。 （一）邵佩虹一审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陶勇、林海平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邵佩虹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陶勇、林海平之间有借贷合意。 （二）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确定陶勇、林海平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该条规定，被告抗辩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是偿付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时陶勇、林海平抗辩的是主体不适格，汇款支付给王素德，故该条规定能适用于本案。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邵佩虹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邵佩虹辩称，邵佩虹将案涉100万元款项汇付到陶勇、林海平的银行账户，并且陶勇、林海平也确实收到案涉100万元款项，因此，邵佩虹肯定要向陶勇、林海平拿回借款。陶勇、林海平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素德述称，陶勇、林海平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邵佩虹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17日，原告邵佩虹分二次每次10万元汇入被告陶勇泰隆银行账户20万元，用于归还被告陶勇先前在泰隆银行的20万元贷款。该先前的20万元贷款交给了王素德。2020年4月22日，被告陶勇向泰隆银行贷款20万元并取出现金交给第三人王素德，当时张海林也在场。同日，原告向被告陶勇开户在邮政银行的尾数为1009的银行卡账户分别汇入10万元、29万元、10万元、20万元、11万元，合计80万元，连同上述20万元现金汇入，一共100万元，全部用于归还被告陶勇在邮政银行的借款本息。其中11万元转出给陶勇账户时因错转，回转到原告账户，再转入被告陶勇账户。 原告与第三人原系夫妻，于2016年12月26日离婚。两被告系夫妻，被告陶勇系第三人王素德的外甥。2004年10月14日，被告陶勇的父母陶通民、王素莲将坐落于温岭市××街道××道××弄××号的房屋一间出卖给第三人，转让价为65.2万元，双方约定在签订合同之日房屋转让款已付清，已办理过户手续，出卖后该房屋仍然由出卖人、被告陶勇居住，陶通民于多年前死亡。2016年4月18日，第三人将上述房屋出卖给两被告，约定转让价为1246508元，约定在2016年4月18日前一次性付清，也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2016年4月27日，被告陶勇、林海平与邮政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该行借款99万元，由其共有的房屋作抵押，并且由王素德及周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约定借款汇给张海林账户，后银行将99万元借款汇给张海林账户，张海林将99万元交给了王素德。借款到期后，2017年5月2日、2018年5月2日，两被告与邮政银行签订了类似的借款合同，但是三次借款到期后都是第三人王素德代为还款，两被告向银行后一次借得的款由第三人实际收取，用于归还前一次代为还款的款，借款利息也由第三人予以支付。2019年4月23日的借款99万元于2020年4月份到期后，被告陶勇告诉第三人借款到期了，第三人打电话给原告，称被告需还贷，要原告将100万元汇入被告陶勇的上述泰隆银行和邮政银行二个账户，用于归还被告陶勇的银行借款。原告遂予以汇出100万元给被告陶勇的二个账户。2020年4月28日，两被告与邮政银行签订最高额担保（抵押）合同一份，以共有房屋作借款100万元的抵押物。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4月27日，被告陶勇、林海平向邮政银行借得99万元和泰隆银行借得20万元，两被告虽然将这些借款转交给了第三人王素德，但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两被告仍然是邮政银行和泰隆银行的债务人，两被告有还款义务，不能置之不理。两被告称王素德是实际借款人，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第三人取得该119万元与两被告发生了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第三人在取得两被告的邮政银行借款99万元以后，对两被告在2016年、2017年、2018年的三次邮政银行的借款，由第三人在操作还款和支付利息，第三人的还款行为均以两被告的名义进行，其行为结果为使两被告的前一个借款债务消灭。因此，第三人的还款行为是代理行为，而不是第三人偿付自己的债务。按照习惯，2019年4月23日的借款到期后，第三人仍继续操作代为还款，虽然不是陶勇打电话给原告要求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陶勇的要求下或在场情况下打电话给原告要求汇款，但筹集资金是还款的必要条件，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筹资方式。第三人为了完成其代理的还款行为，虽然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借款，但本案当事人都是亲戚，第三人向原告披露汇款用途和用款人姓名符合情理，第三人以陶勇的名义要求原告将钱汇入陶勇的账户有高度可能性。原告也称接到这样的电话，故现第三人称打电话给原告时“告诉邵佩虹，陶勇还贷需100万元”，该院予以采信。原告接到第三人的电话后，考虑到第三人与陶勇系比较要好的亲戚关系，之前和本次都是第三人在操作还款，汇入的银行卡号又是陶勇的，对陶勇还款产生合理信赖。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代理陶勇向自己打电话要求汇款，另外，原告汇入100万元为两被告清偿银行债务是善意的，也不存在缺乏应有的谨慎而轻易相信第三人的电话内容的过失。故第三人向原告打电话要求原告汇款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其后果由两被告享有和承担，即导致两被告对邮政银行的2019年4月23日借款债务消灭，但与原告产生了新的债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之前，原告并无向两被告借款，虽然2016年4月，原告与第三人系夫妻关系，但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向原告取得的邮政银行借款99万元和泰隆银行20万元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两被告也不能主张原告汇出的100万元系偿还对原告的债务，故原告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已完成，无需再提供借条之类的证据。从两被告于2020年4月28日与邮政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看，两被告也曾希望重新向银行借款100万元用于偿还因归还2019年4月23日借款而产生的债务。综上，该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两被告应予清偿。在原告起诉后两被告仍未偿还，应按规定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算的利息。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但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第三人取得的两被告的邮政银行借款99万元及泰隆银行20万元借款的性质，以及二个房屋买卖合同是否真实，在本案中未作认定，不影响对原、被告之间借款关系的认定，在非必要情况下，法院不应超越原告的诉讼请求过于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其他民事权利的争议，对119万元借款，两被告可以另行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陶勇、林海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邵佩虹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2日计算到实际偿还之日止，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4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被告陶勇、林海平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陶勇、林海平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邮政银行手机开通业务信息查询资料一份，用以证明陶勇的尾号1099的邮政银行账户未绑定余额变动等提醒业务；二、房产证、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三星大道128弄18号房产在本次转让前一直存在连续性借款，邵佩虹、王素德的经济状况早已恶化；三、陶勇与邵佩虹之间的录音资料及文字记录、陶勇与王素德之间的录音资料及文字记录，用以证明陶勇、林海平与邵佩虹之间无借贷合意，邵佩虹对案涉贷款及借款的主体均知情，并且知道贷款是为王素德而非为陶勇还款。邵佩虹对此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二中的房产证应是真实的，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无法确实，案涉贷款不是之前贷款的延续且不是邵佩虹使用，邵佩虹尚有其他财产，经济状况并未恶化；证据三不是新证据，文字记录内容不完整且加入了陶勇、林海平的主观臆测，不但不能证明陶勇、林海平主张的待证事实，反而某些内容能证明邵佩虹出借款项的事实。王素德对此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二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录音资料提到的“条子写写过”并不是指借条，也不是王素德向陶勇借钱，而是房屋转让款未支付完毕，王素德本来想等陶勇此次贷款后与陶勇结算购房款及案涉借款，故说“条子写写过”。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分析和认定：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一能证明陶勇的尾号1099的邮政银行账户未绑定余额变动等提醒业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证据二不能证明邵佩虹、王素德的经济状况早已恶化；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证据三不能证明陶勇、林海平主张的待证事实，反而能证明邵佩虹将案涉款项出借给陶勇、林海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陶勇、林海平是否曾向邵佩虹借款？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2016年4月27日陶勇、林海平向邮政银行和泰隆银行分别借得99万元、20万元后将这些借款转交给王素德是实，但是，陶勇、林海平称王素德是上述两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并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借款合同约定，陶勇、林海平仍然是邮政银行和泰隆银行的借款人。此后，陶勇、林海平在2016年、2017年、2018年的三次邮政银行的借款均由王素德在操作还款和支付利息且均以陶勇、林海平名义还款，这些行为确实能导致陶勇、林海平的前一个借款债务消灭，在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素德系上述借款实际贷款人的情况下，一审认定王素德的还款行为是代理行为而非偿付自己的债务，并无不当。2019年4月23日的借款到期后王素德继续代陶勇进行还款，本案虽不是陶勇打电话给邵佩虹要求借钱还款，也无证据证明王素德在陶勇要求下或陶勇在场时打电话给邵佩虹要求汇款，但这一还款方式完全符合之前几年的交易习惯。退一步说，即使王素德以自身名义向邵佩虹借款，但是，考虑到本案当事人以前均是亲戚，王素德在代为还款后向邵佩虹披露汇款用途和用款人姓名，应符合情理。邵佩虹接到王素德的电话后，考虑到王素德与陶勇系比较要好的亲戚，之前还款和本次还款均由王素德操作，又是汇入陶勇的银行卡账号，应会对王素德代陶勇还款这一情形产生合理信赖，有正当理由相信王素德代理陶勇向自己打电话要求借钱还款。2020年4月28日陶勇、林海平与邮政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证明，陶勇、林海平希望重新向邮政银行借款100万元用于偿还因归还2019年4月23日借款而产生的债务。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邵佩虹向陶勇的银行卡账号汇款100万元时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存在轻易相信王素德的过失，不能证明邵佩虹知晓王素德是案涉借款实际借款人且其代王素德还款，更不能证明案涉借款是邵佩虹、王素德的共同债务和邵佩虹、王素德是利益共同体，因此，一审认定王素德向邵佩虹打电话要求邵佩虹汇款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相应法律后果由陶勇、林海平享受即导致陶勇、林海平对邮政银行的2019年4月23日借款债务消灭但与邵佩虹产生了新的债务关系，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故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本案现有证据能证明邵佩虹与陶勇、林海平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和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不能证明邵佩虹与王素德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和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因此，陶勇、林海平作为原审被告，主体适格。 至于王素德取得陶勇、林海平的邮政银行99万元借款及泰隆银行20万元借款后与陶勇、林海平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二份房屋买卖合同是否真实等问题，对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不构成影响，故相关当事人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陶勇、林海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陶勇、林海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王晓婷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