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84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勇，男，197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郑凌峰，男，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燕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卡娜，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张勇因与被上诉人郑凌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9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勇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9581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郑凌峰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中，郑凌峰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勇归还借款，张勇为此向法院提交答辩，否认了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同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法告知郑凌峰其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情况，郑凌峰也没有依法变更诉讼请求，法院最终却以股权转让纠纷案由作出判决。显然，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郑凌峰在2017年3月28日已经将股权转让给了张勇，张勇依法取得相应的股东权利，因此2017年3月28日之后，即使有分红，也应当归张勇所有。一审判决在郑凌峰转让股份之后，分别于2017年7月5日、9月11日收取的两笔各1.8万元认定为郑凌峰应收取的分红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从张勇与郑凌峰在2017年12月22日签订《转让及解除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在确定转让款764000元的时候，张勇已经向郑凌峰支付了70万元，其中2017年9月27日支付了30万元、2017年10月11日支付40万元。可见，双方确定的764000元是包含了协议签订之前郑凌峰已收的款项。因此，郑凌峰在股权转让之后再从公司收取的款项依法不应认定为其分红款。一审判决认定郑凌峰只收取了70万元股权转让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关于借条。2017年12月22日借条的形成，内容并非张勇出具，而是郑凌峰写好全部内容后再给张勇签名。由于张勇当时并不清楚公司财务在此前已向郑凌峰支付了3.6万元，因此张勇认为自己之前付过70万元后，仍欠郑凌峰股权转让款6.4万元。股权转让关系才是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张勇欠郑凌峰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最终还应当依据事实认定，而不能仅仅凭张勇出具的借条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张勇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郑凌峰诉讼请求，维护张勇的合法权益。郑凌峰辩称：1、一审程序正当，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当天向双方明示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已经同意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变更案由以及诉讼请求；2、关于1.8万元的认定，我方同意一审判决；关于借条，我方认为张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签署的内容应该清晰、了解，其在上诉状中称其不清楚签署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请驳回张勇的上诉请求。郑凌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勇立即向郑凌峰归还欠款本金人民币640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64000元为本金，按每月1.5%的标准自借款之日起计至张勇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2、张勇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3日，郑凌峰、张勇，案外人吴春凤、张虎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现经公司全体股东商议，一致同意郑凌峰、案外人吴春凤退出公司，在其足额补交前述应承担的费用后，已完成了公司账务的结算并履行义务完毕，郑凌峰、案外人吴春凤由公司股东转为项目合作股东，并仅对人和大街3号物业已开发部分（即项目二：魔方公司大堂部分、第三至七层）继续承担风险、履行义务及享有权益。张勇、案外人张虎就郑凌峰、案外人吴春凤作为项目二的项目合作股东，一致确认具体分红方案为：自2017年6月起至承租物业到期月份止，各股东每月可固定分红人民币1.8万元整，每逢项目二免租的月份，郑凌峰、案外人吴春凤每方可固定分红人民币10万元整等。2017年3月28日，郑凌峰、张勇及案外人张虎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郑凌峰将原认缴出资500万元其中的400万元转让给张勇；将原认缴出资500万元中的1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张虎。从2017年3月28日起，受让方成为本公司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转让方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当日，广州建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建锋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张勇、案外人张虎。2017年12月22日，郑凌峰、张勇以及案外人吴春凤、张虎签订《转让及解除协议书》，约定：张勇向郑凌峰支付转让款人民币76.4万元整，郑凌峰将《合作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张勇；郑凌峰、张勇以及案外人吴春凤、张虎一致同意自《转让及解除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解除《合作协议》，四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同时终止，任何一方不得再向其他任一方主张权利。上述协议均有相关人员签名及指模，均盖有建锋公司公章。同日，张勇向郑凌峰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郑凌峰（身份证号）人民币陆万肆仟元整（￥64000.00），双方协定于2018年5月15号归还，逾期以每月1.5%支付利息。借款人：张勇；身份证号,2017年12月22日。张勇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张勇通过建锋物业尾数为0053的广州农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7月5日分别向案外人吴春凤尾数为5351的账户、邓翠琴尾数为1225的账户各转账1.8万元；于2017年9月11日向郑凌峰尾数为3772的账户转账1.8万元；于2017年9月27日，向郑凌峰尾数为1710的账户转账30万元。张勇通过其尾数为3446的广州农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10月11日向郑凌峰尾数为1710的账户转账40万元。郑凌峰承认收到张勇73.6万元的转账（包括转账给案外人邓翠琴的1.8万元），剩余2.8万元张勇未予履行。上述事实有郑凌峰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借条，张勇提交的股权转让暨项目合作协议、转让及解除协议书、交易明细，以及郑凌峰、张勇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郑凌峰、张勇、案外人吴春凤及张虎签订的《股权转让暨项目合作协议》《转让及解除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主体应依约履行。2017年3月28日，建锋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张勇、案外人张虎。《转让及解除协议书》约定张勇向郑凌峰支付转让款人民币76.4万元整。张勇在签订《转让及解除协议书》之前已向郑凌峰转账70万元、仍有2.8万元未支付的事实郑凌峰、张勇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张勇于2017年7月5日、2017年9月11日向郑凌峰账户各转账1.8万元款项的性质。郑凌峰称其为分红，而张勇认为是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该3.6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分红，理由如下：首先，《合作协议》约定，自2017年6月起至承租物业到期月份止，各股东每月可固定分红人民币1.8万元整，争议款项发生在物业承租期间；其次，张勇于《转让及解除协议书》签订当日向郑凌峰出具借条，承认尚欠郑凌峰6.4万元，双方约定于2018年5月15号归还，逾期以每月1.5%支付利息。张勇欠款数额仅为股权转让款76.4万元减去已转账70万元后的余额6.4万元，亦即，出具借条时，张勇并未将该3.6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再次，张勇在庭上确认了建锋公司向郑凌峰分红两次的事实，并称该3.6万元在2017年12月22日签订解除协议书时已经转化为76.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郑凌峰作为投资主体，必定以营利为目的筛选项目、决定投资，必要时亦会参与筹资主体的经营管理，以求从公司经营中获利。投资收益可谓是投资目的的达成，是投资主体决策的动因；但股权转让款却是转让股权的对价，二者性质不同。既然建锋公司已经将3.6万元作为分红款发放给郑凌峰，该笔款项即为投资收益，不能被重分类为股权转让款，更不能抵减股权转让款的数额。郑凌峰请求一审法院判令张勇立即向郑凌峰归还欠款本金人民币640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并无不妥，但应自2018年5月16日起算。一审法院判决：一、张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凌峰归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4000元，并按每月1.5%的标准计付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给郑凌峰；二、驳回郑凌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4元，由张勇负担。本院经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张勇提交三组新证据：证据一、两份证明函，拟证明涉案的2笔1.8万元是张勇支付给建峰公司，再由建峰公司转给郑凌峰，该款不属于分红，而属于股权转让款的范畴；证据二、广州农商行明细对账，结合证据一建峰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17年6月6日张勇向建峰公司转账8万元，该款包括建峰公司向郑凌峰支付的3.6万元股权款；证据三税务事项通知书和资产负债表，拟证明物业公司在2017年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不存在分红的情况。郑凌峰发表质证意见：1、两份证明函与本案无关，建峰公司受张勇控制，其出具的证明函无证明力；2、广州农商行明细对账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该款项只能证明张勇向建峰公司支付了8万元，并不能证明张勇向郑凌峰支付了8万元股权转让款，张勇、建峰公司、郑凌峰是不同的个体，不能以张勇向建峰公司支付的款项来代表张勇向郑凌峰支付了款项；3、税务事项通知书合法性、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税务事项通知书可以证明公司在2016年至2019年有盈利，其未向税务机关缴纳，不能证明公司没有盈利的情况；4、资产负债表不认可三性，该表并非专业的资产核算机构核算出的资产负债表，与张勇要证明的事实没任何关系。郑凌峰在二审过程中提交新证据：（2020）粤01民终1812号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申308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一审法院根据郑凌峰当庭确认按照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和变更诉讼请求的事实从而变更案由符合法律规定。张勇发表质证意见：对2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二、案涉两笔1.8万元款项的性质。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在本案中，张勇向郑凌峰出具借条，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属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争议焦点二，张勇主张建锋公司向郑凌峰支付的两笔1.8万元是张勇委托建锋公司向郑凌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提交证明函、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明细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关于建锋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函，其在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且张勇是建锋公司的股东，与建锋公司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该两份证明函的证明力较弱；其次，银行对账单显示张勇于2017年6月6日转入建锋公司账户8万元，建锋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5日、2017年9月11日向郑凌峰支付1.8万元，共计3.6万元，张勇存入钱款与建锋公司支出钱款间隔一段时间，无法认定张勇存入建锋公司的8万元与建锋公司向郑凌峰支付3.6万元为同一笔款项；最后，税务事项通知书、资产负债表等亦不足以否认案涉两笔1.8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分红款，综上，张勇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其关于案涉两笔1.8万元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合作协议》、《转让及解除协议》、《借条》等证据及双方的陈述认定案涉两笔1.8万元款项为郑凌峰作为项目股东的分红款并无不妥，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借条，张勇称其不清楚公司财务在双方签订借条前已经向郑凌峰支付3.6万元，其在签订借条时并未将该3.6万元剔除。若如张勇所称其于2017年6月6日向建锋公司转账8万元包括委托建锋公司向郑凌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即证明其对股权转让款相应减少知情，其后张勇又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尚欠6.4万元的借条，并称对公司财务向郑凌峰支付3.6万元不知情，其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且不符合日常经验，故对于张勇的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95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95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凌峰归还借款64000元，并按每月1.5%的标准计付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给郑凌峰。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4元，由张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张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嘉璘审判员  汤 琼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罗 钰书记员  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