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城润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西路******。法定代表人：龚天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伯英，男，1983年2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峰，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敏，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城润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伯英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润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被上诉人杨伯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峰、高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润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其无需向杨伯英支付2018年度奖金人民币1,435,188.5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1）润恒公司是融资租赁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售后回租业务，属于金融服务中的贷款服务,其收益来源于存在一定风险性的本金或资产借出后逐步收回的固定收益。“咨询服务费”实际是利息的一部分，只是前置收取了而已。分配时要根据整体贷款服务本金回收来看整体的收益情况，不能无视巨大的融资成本、经营成本及可能存在的坏账风险,将已收取的利息直接作为基数以30%的比例发放给每一位员工。（2）“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不能作为发放递延支付奖金的依据。其中列明，2017年度润恒公司完成净利润3,723.91万元，但发放奖金所依据的分摊计提金额相加之和却为55,447,950元，远远高于2017年度的净利润。杨伯英对此的解释是计算净利润时减掉了2017年至2026年期间的营业成本,但实际上其在仲裁中提交的2017年度“利润表”显示净利润数即3,723.91万元，而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利润表不可能允许扣减未发生的成本。因此其主张3,723.91万元是扣减了10年的成本所得出来的数字是非常荒谬的。（3）目前润恒公司面临着巨大的亏损，杨伯英他们之前贷出去的款项不能收回，润恒公司向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渠道所借款项也还不上，因此也无需支付杨伯英系争奖金。被上诉人杨伯英辩称，案涉请示对奖金发放的金额、对象、时间、方式均有明确的表达；形式上虽没有润恒公司的盖章，但签署人完全可以代表公司意志，所以当属润恒公司的有效决定。润恒公司的亏损和杨伯英没有关系。请示所涉及到的奖金本质是属于劳动者的工资。如将企业的盈亏和劳动者的工资发放挂钩，实际上是混淆了劳动者的身份。劳动者仅仅以其自身的劳动为企业提供服务，显然可以因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企业已经决定给予的奖金。故杨伯英不同意上诉人润恒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4日，杨伯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润恒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奖金1,682,100元。2019年9月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决定书，载明：“因申请人杨伯英2016年9月22日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为被申请人润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申请人不具有主体资格，本会决定撤销浦劳人仲（2019）办字第8079号劳动争议一案。”杨伯英不服该决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润恒公司支付杨伯英2018年度当期应发奖金1,682,1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润恒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设立。2016年9月22日至2017年10月31日润恒公司董事为：陈某1、陈某2、郭某1、傅某。2017年10月31日润恒公司董事变更为：陈某1、陈某2、郭某1、林某1；同日，润恒公司股东由上海XX投资有限公司、Z公司、Y公司，变更为上海XX投资有限公司、Z公司、W公司（香港法人）、杭州XX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XX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XX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郭某1、郭某2；XX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上海XX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XX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系郭某1、郭某2。2016年9月22日至2019年5月20日，杨伯英担任润恒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20日，润恒公司董事由陈某1、林某1、陈某2、郭某1，变更为陈某1、林某1、陈某2、郭某1、龚天海。润恒公司目前的股东为：上海XX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3%；W公司，持股比例25%；Z公司，持股比例6%；杭州XX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6%。由郭某1担任董事长，陈某2担任董事，龚天海担任总经理兼董事、林某1担任董事、陈某1担任董事。润恒公司章程第四章“董事会”第十二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如下：……3.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十三条规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上海XX委派三名，XX委派一名，XX国际委派一名，董事长由上海XX委派。……”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二）2017年3月8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职务为总经理；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年薪和浮动年薪，基本年薪为60万元/年，浮动年薪为40万/年，浮动年薪考核发放办法按照润恒公司依法制订的相关规定执行。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润恒公司为杨伯英缴纳社会保险。现杨伯英已不在润恒公司工作。（三）2017年12月润恒公司利润表显示，润恒公司2017年累计净利润37,239,111.40元。2018年2月9日，润恒公司出具“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当期奖金发放的请示”，载明：“郭董事长：‘长城润恒’2017年度完成净利润3,723.91万元，经集团财务部按项目期限分摊调整后，当期净利润为5,482,343.60元。根据2017年第一季度集团汇报会议精神，2017年度当期奖金可按净利润的30%计提，即5,482,343.60元×30%=1,644,703元。发放的时间为董事长签批之日起即可发放。奖金发放的考量范围包括长城润恒所有在职员工，集团相关配合支持部门和人员以及安通相关支持部门和人员。具体由董事长授权总经理分配。年终奖金发放形式以润恒公司支付相关会议费的方式处理。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郭某1作为董事长，陈某2作为集团分管领导，林某2作为集团财务，杨伯英作为公司负责人，刘某作为公司财务在该份请示上签名确认。2018年2月9日，润恒公司出具“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以下简称系争请示），载明：“郭董事长：‘长城润恒’2017年度完成净利润3,723.91万元，经集团财务部按项目期限分摊调整后，当期净利润及递延各期净利润如下表。根据2017年第一季度集团汇报会议精神，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可按净利润的30%计提，具体如下：2017年分摊计提金额为5,482,343.60元，30%奖金为1,644,703.10元；2018年分摊计提金额为19,670,895.90元，30%奖金为5,901,268.80元；2019年分摊计提金额为12,878,212元，30%奖金为3,863,463.60元；2020年分摊计提金额为7,170,944.70元，30%奖金为2,151,283.40元；2021年分摊计提金额为5,748,224.70元，30%奖金为1,724,467.40元；2022年分摊计提金额为1,475,177.70元，30%奖金为442,553.30元；2023年分摊计提金额为1,217,584.80元，30%奖金为365,275.50元；2024年分摊计提金额为737,588.80元，30%奖金为221,276.70元；2025年分摊计提金额为737,588.80元，30%奖金为221,276.70元；2026年分摊计提金额为329,389元，30%奖金为98,816.70元。递延部分每年奖金在下一年2月底前发放。奖金发放的考量范围包括长城润恒所有在职员工，集团相关配合支持部门和人员以及安通相关支持部门和人员。具体由董事长授权总经理分配。年终奖金发放形式以润恒公司支付相关会议费的方式处理。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郭某1作为董事长，陈某2作为集团分管领导，林某2作为集团财务，杨伯英作为公司负责人，刘某作为公司财务在该份请示上签名确认，其中林某2在签名旁注明“数据无误”。（四）2018年4月20日，润恒公司分9笔，向杨伯英转账40万元。（五）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确认：润恒公司的利润来源分为两个部分：（1）客户在订立融资租赁合同之后一次性支付的“咨询服务费”；（2）租金收入和银行贷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六）杨伯英称，润恒公司在2017年度对外签订了多个项目的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分别为：泉州B有限公司、泉州C有限公司、石狮D有限公司、营口E有限公司、福建F有限公司、泉州G有限公司、泉州H有限公司、天津I有限公司、泉州J有限公司、泉州K有限公司、营口L有限公司、营口M有限公司。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上述承租方一次性支付“咨询服务费”，根据核算，2017年度润恒公司共向上述承租方一次性收取了59,223,502.78元（已扣税）咨询服务费（未包括租金利差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在扣除了营业成本、各项费用后就是净利润。之所以两份请示中均将2017年度完成净利润确定为3,723.91万元，是在59,223,502.78元（已扣税）咨询服务费中将2017年至2026年十年期间实际发生和预计发生的营业成本、各项费用均扣除后得出的金额。但在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中的表格中只是将2017年应扣除的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在分摊计提金额中扣除，2018年至2026年的分摊计提金额中均未扣除当时尚未实际发生的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而在2017年的净利润中将后续十年的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都扣除也不合情理，所以才产生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表格中2017年至2026年分摊计提金额总金额为55,447,950元超过了3,723.91万元的情况。2017年当期净利润5,482,343.60元是由润恒公司按各个融资租赁项目期限分摊调整并扣除了2017年营业成本和费用后得出的金额。2018年度即便润恒公司发生经营亏损，也并非是对外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导致的亏损。（七）润恒公司确认2017年净利润中的咨询服务费是承租方一次性支付到账，具体金额因林某2离职，目前无法核实。润恒公司还称，润恒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由杨伯英掌控，润恒公司并不清楚润恒公司是否与泉州B有限公司、泉州C有限公司等公司是否签订过融资租赁合同，相应的融资租赁合同原件润恒公司也未曾看到过。两份请示是林某2在未经核查清楚的情况下即签字确认，郭某1则是因为看到林某2的签字后未进一步核查签字的。现在林某2已经离职，润恒公司的财务账册和相关资料并不完整，故无法核实两份请示上记载的相关数字的真实性。润恒公司向杨伯英发放的2017年度奖金，系杨伯英在职期间未得到润恒公司董事会最终确认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自主发放，润恒公司有权向杨伯英追偿。目前润恒公司停止经营，亏损严重，杨伯英主张发放奖金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两份请示都是没有通过润恒公司董事会决议，即便有郭某1、陈某2、林某2等人签字，也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得到保护。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润恒公司是否应支付杨伯英2018年度奖金以及奖金的金额如何确定。首先，润恒公司是否应支付杨伯英2018年度奖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杨伯英提供的“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当期奖金发放的请示”“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以及银行流水单可以确定润恒公司曾确定向公司员工发放总数为1,644,703.10元的2017年度奖金，并实际发放的事实，加之“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中明确了递延支付奖金的发放基数和金额，且杨伯英能够对两份请示中列明的数据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故一审法院认为，润恒公司应支付杨伯英2018年度奖金，杨伯英要求润恒公司支付2018年度奖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至于润恒公司认为上述两份请示未经董事会决议，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份请示上有润恒公司三位董事签字确认，且两份请示内容是按照润恒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的一定比例向润恒公司员工发放奖金，而非进行公司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故对润恒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2018年度奖金的金额如何确定。根据“关于长城润恒融资有限公司2017年度递延部分奖金发放的请示”可以确定2018年度润恒公司总奖金金额为5,901,268.80元。鉴于杨伯英提供的2017年度奖金发放具体标准没有润恒公司签章，杨伯英提供的2017年度奖金发放安排上仅有杨伯英和案外人刘某签字确认，刘某目前与润恒公司亦存在诉讼纠纷，而润恒公司对这两份文件内容均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以杨伯英实际获得2017年度奖金金额占2017年度总奖金金额的比例确定2018年度奖金金额较为合理。杨伯英获得2017年度奖金金额为40万元，占2017年度润恒公司总奖金的比例为24.32%，故杨伯英应获得2018年度奖金金额为1,435,188.57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判决：一、长城润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伯英2018年度奖金1,435,188.57元；二、驳回杨伯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于收取。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325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2018年4月18日，案外公司委托律师向润恒公司发函，要求润恒公司支付2份合同项下欠款计29,279,30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等。2018年8月21日，润恒公司向案外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2019年1月17日，案外公司又与润恒公司签订《偿还欠款协议书》。内容涉及，润恒公司未能按照《还款计划书》履行还款义务，现双方达成协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明确：（1）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系争奖金并非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年薪和浮动年薪。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异议，故本院在本劳动争议纠纷中对杨伯英的主张予以处理，但鉴于杨伯英系润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如公司法等有相关规定，亦应适用。二审中，经释明，杨伯英明确其主张的系争奖金，并非基于劳动合同，也没有相关规章制度可以提供，唯一的依据即为系争请示。润恒公司对系争请示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请示的效力和奖金应否支付有异议。故本院在二审中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系争请示的效力；（二）系争奖金的性质。关于争议焦点之系争请示的效力，本院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杨伯英的董事身份。杨伯英主张其系润恒公司董事，二审中润恒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本院经查，加盖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室“材料证明章”的委派书（日期为2016年8月29日）显示，上海XX投资有限公司委派杨伯英为彼时拟成立的润恒公司董事之一；然而，润恒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9月22日至2019年5月20日，杨伯英担任润恒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22日至2017年10月31日润恒公司董事为：陈某1、陈某2、郭某1、傅某；2017年10月31日变更为：陈某1、陈某2、郭某1、林某1；2019年5月20日变更为：陈某1、林某1、陈某2、郭某1、龚天海。也即，虽公司股东曾委派杨伯英为董事，但工商登记部门自始至终未将杨伯英列为董事。二审中本院曾就此询问双方，然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本院认为，杨伯英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应当明知其曾被股东委派为董事，但却未被工商登记为董事，其亦未曾就此向工商登记部门提出，明显有悖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相关规定，仅以前述委派书确实难以认定杨伯英的董事身份，故本院以查明的工商登记为准，对杨伯英的董事身份在本案中不予认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九项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润恒公司章程中也作出了与此一致的规定。本案涉及系争奖金的请示中涉及经理、财务负责人等的报酬事项，且非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明确的款项，故此，应当由润恒公司董事会决议。此外，润恒公司章程中还确定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包括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杨伯英主张系争奖金的基础是“咨询服务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咨询服务费”有特殊性，与一般理解的咨询服务对价并不等同，而是客户在订立融资租赁合同之后一次性支付的费用。鉴于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存在“咨询服务费”分配制度的相关规章制度，考虑到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以及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咨询服务费”的特殊性，故本院亦认为，润恒公司关于该事项应由董事会决议的主张，亦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系争请示事项应由润恒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3）系争请示并未通过。润恒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而本案系争请示正如其标题所记载，并非董事会决议文件，而且如前所述，杨伯英也不能认定为润恒公司董事，故并不满足“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的条件，故不能认定其效力。此外，本案当事人杨伯英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且是该请示函的利益相关方，应当知悉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其以普通劳动者身份提出董事会决议形式瑕疵不影响决定有效性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系争奖金的性质。根据系争请示的内容，可以认定系争奖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奖金，而是递延支付奖金。递延支付奖金是当前金融行业较为常见的一种薪酬支付方式，具有特殊性。递延支付奖金的设立是为了使金融企业的薪酬奖金与项目风险挂钩，通过留存至少与项目风险相匹配的部分薪酬和奖金，在符合一定条件，如产品或者项目合同到期、本金及收益按时足额支付投资者后，再予以发放给业务人员、管理团队，以杜绝忽视风险的短期行为，防范金融机构对业务人员、管理团队过度激励。一般而言，递延支付奖金的设置与发放应属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范畴，用人单位可依据业绩、项目收入、员工工作表现、相关项目情况等，依法自主确定奖金发放条件、发放标准及不予发放奖金的情形。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因金融公司的特殊性，激励机制本身已不仅仅涉及金融公司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还涉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金融公司建立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应合理确定业务人员、管理团队的项目提成，不得对业务人员、管理团队实施过度激励。递延支付奖金本身即非一般意义上的奖金，从其设立目的解释其本身即附带支付条件，杨伯英仅以一般工资奖金的支付原则主张递延支付奖金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杨伯英无法提供关于润恒公司递延支付奖金发放的规章制度，其提供的支付依据亦不能发生效力，其亦未能提供润恒公司以往支付递延支付奖金的惯例，考虑到本案润恒公司所处融资租赁行业的特性、“咨询服务费”的性质、递延支付奖金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润恒公司的现状，故本院认定，杨伯英主张支付系争奖金，并无依据；润恒公司主张不支付杨伯英系争奖金的上诉请求，可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伯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于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长城润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慧萍审判员  谷玉琴审判员  杨 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 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