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初407号原告：杜宜庭，女，1961年10月23日生，Ｂ），住台湾地区高雄县。原告：李建廷，男，1955年5月13日生，Ｄ），住台湾地区高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冬梅（受两原告共同授权委托），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文菁，女，1975年3月24日生，住台湾地区花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王莹莹，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宝珅，男，1948年8月18日生，住台湾地区高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江苏瑞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宜庭、李建廷因与被告蔡文青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院审理过程中，第三人陈宝珅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以准许。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宜庭及杜宜庭、李建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冬梅，被告蔡文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王莹莹，第三人陈宝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到庭参加诉讼（杜宜庭、陈宝珅未参加第二次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宜庭、李建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锡房产证东亭字第1××5号（东亭镇友谊南路2-3号1-3层，建筑面积817.47平米）、锡房产证东亭字第1××6号（东亭镇友谊南路2-2号1-4层，建筑面积1389.52平米）所涉房屋所有权归杜宜庭、李建廷共同共有；2.判令蔡文菁协助杜宜庭、李建廷办理恢复案涉房屋权属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相关办证费用由杜宜庭、李建廷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二人为夫妻关系，蔡文菁为杜宜庭外甥女。2003年4月3日，2003年4月18日，李建廷经与无锡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分别购买了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镇××路××号××层建筑面积为817.47平米房屋、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友谊南路2-2号1-4层建筑面积1389.52平米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李建廷按照当时价格付清了全部房款12424470元，并按规定缴纳了相应税费。2006年9月15日，就案涉房屋办理了房产共有权证（锡房东亭共字第1××6号、锡房东亭共字第1××7号），2006年9月19日，李建廷取得了案涉房屋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锡锡国用（2006）第5727号土地使用权证）。2006年9月8日，杜宜庭、李建廷因案外人杜美娥（杜宜庭姐姐、蔡文菁母亲）要求，将上述房屋均转移至蔡文菁名下，由蔡文菁代持，2007年1月8日蔡文菁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及土地使用证。2007年10月19日及2018年9月1日，蔡文菁为代持行为出具了相应的确认书，确认杜宜庭、李建廷与蔡文菁之间就案涉房屋为代持关系，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杜宜庭和李建廷。在房屋代持过程中，房屋的出租、缴税、管理等事项均有原告负责，房屋产权证也均有原告保管，在原权证丢失后，蔡文菁自行补办了房屋产权证，且拒绝交给原告。2018年底，原告多次要求蔡文菁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蔡文菁以不愿意承担税金风险为由拒绝配合。为此，诉至法院。蔡文菁辩称：1.案涉房屋所有权并不属于两原告所有，两原告并未从宝城公司实际购得案涉房屋，并非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2.即使最终认定案涉房屋所有权归两原告共有，自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因房屋出租买卖等与案涉房屋所有相关事宜，已经发生及可预见将会发生的各项税、费均应由两原告承担和支付，并且由此给其造成的损失，两原告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方提供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内容可知，由原告直接收取的该房屋租金相应的７年的税金、罚金达人民币1290余万元。3.对于原告提交本案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其于2007年10月19日、2018年9月1日所签的确认书，其已经就确认书的效力向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无效。台湾花莲地方法院也已立案受理，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此外，因其在原告欺骗下，在不知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人的情形下签署确认书，其已向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提起刑事告诉，追究原告伪造文书等罪，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已立案侦查并传唤证人询问。因此，前述两案的审理（侦查）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的结果，本案需以台湾花莲地方法院受理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望批准。4.其在不知案涉房屋真实权利归属的情况下，按照原告杜宜庭和案外人杜美娥的要求，配合办理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其也是按照原告杜宜庭的要求，分别于2007年10月19日、2018年9月1日签下两份确认书，确认案涉房屋归属于杜宜庭和李建廷所有，而其系代持，其作出前述行为，是基于对亲属以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杜宜庭、李建廷名下的表象信任。因此。其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其请求法院依法审理查明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其愿意配合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真实权利人名下。第三人陈宝珅向本院提出诉请：1.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2.判决被告配合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2月以前，其作为宝城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持有宝城公司95%的股权。案涉房屋是由宝城公司在其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开发建设。宝城公司员工杜宜庭与其丈夫李建廷趁其回台湾治疗养病期间，擅自将案涉房屋转让登记至杜宜庭与李建廷名下，后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且原告向其隐瞒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情况。其并不存在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两原告的意思表示，直至本案引起诉讼经被告告知，其才得知案涉房屋已被两原告侵占并登记在被告名下。2004年2月，其将持有的宝城公司9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董天星，并与董天星约定案涉房屋不作为宝城公司的资产进行转让。其对宝城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屋享有权益。现两原告侵占案涉房屋，已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出如上诉请。杜宜庭、李建廷辩称：1.第三人在2003年期间享有宝成公司95%股权，不代表其对案涉房屋直接享有所有权。2.关于第三人提出的从未表达出售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在2003年4月，宝成公司已经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进行公证。原告李建廷也从未在宝成公司有任何任职，根本不存在擅自签订购房合同这些可能性。关于合同签订的具体情况，在第一次庭审中，其申请的证人即合同经办人谢某已经作出了陈述，并结合从档案馆调取的购房合同、公某、授权委托书，均能证明当时的购房合同是其与宝成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3.关于第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的是，由于其隐瞒了案涉房屋真实情况导致第三人无法主张权利。提请法庭注意，在第三人作为证人时陈述的原话是“案涉房屋是我在东亭开发的房子，位置比较好，我不舍得卖。我就和杜宜庭商量，用她先生的名字代持”,第三人作为证人陈述的是代持关系，是明知，但作为第三人时却陈述，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被侵占。因此，第三人所作的陈述内容无法被相信，更无法被证实。蔡文菁辩称：认可第三人的诉请。杜宜庭、李建廷提供以下证据：1.两原告的结婚证户口誊本；证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2003年4月3日及2003年4月18日其与宝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公某各两份；3.编号0052740、0052741、0052742、0052743号契税缴纳凭证；4.锡房东亭共字第1××6号、1××7号房屋共有权证，锡锡国用（2006）第5727号土地使用权证，以上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原共有权人，且为实际出资人。5.2006年9月18日，其与案外人杜美娥的授权委托书；6.锡房权证东亭字第1××5号、1××6号，锡锡国用2007第2103号、2102号；7.2007年10月19日、2018年9月1日被告出具的确认书两份，2019年4月24日杜美娥出具的声明书一份。证据5-7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案涉房屋的代持关系，被告并非实际出资人，被告对此明知且认可，杜美娥对此事实也不否认。8.2014年4月3日、2015年9月22日其与被告的授权委托书两份；9.案涉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10.其银行账户流水、房屋租金发票、租金税收完税证明，证据8-10证明案涉房屋的出租、收益、管理、缴纳税费等均有原告承担，及两原告实际控制案涉房屋。11.无锡仲裁委员会锡仲（2006）调字第109、110号调解书，2006年4月因宝诚公司对案涉房屋“一房两卖”，李建廷即向无锡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同年8月在无锡仲裁委员会的组织下李建廷与宝诚公司达成调解，确认自调解书生效之日宝诚公司协助李建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属于李建廷、杜宜庭。12.2006年11月23日，李建廷、杜宜庭将房屋转让给蔡文菁的无锡市房产转让协议及公某各两份，其中李建廷、杜宜庭的代理人为杜美娥，蔡文菁的代理人为谢某。该两份转让协议是为了当时由蔡文菁代持而作的手续。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房产转让合意及相应的交易。经质证，蔡文菁认为：1.对证据1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没有异议。2.对证据2不予认可，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一份落款为2003年4月18日出卖人签章处为空白，无宝城公司盖章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另一份2003年4月3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签章处仅有名字为陈宝珅的印章，根据陈宝珅本人陈述，陈宝珅从未刻印过这枚私章，合同上印章不是他加盖的。两份公某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陈宝珅陈述，陈宝珅未到公证处与李建廷签署过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未委托任何代理人签署过，没有办理过任何公证手续。3.对于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两原告为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两次契税交款均是从杜美娥银行卡划款支付，不能从契税的缴纳直接推定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为两原告，且无论是原告的证据还是其从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档案材料，都没有两原告购买案涉房屋的购房发票或支付购房款的凭证。因此，两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如原告主张其为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应由其举证证明已向宝城公司支付购房款。4.对于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两原告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也无法证明两原告为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结合后续其举证情况所反映的事实，两原告并未出资从宝城公司购买案涉房屋，系为将房屋占为己有，自行至主管房屋登记部分办理产权证，但并非案涉房屋真实权益人。5.对于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并非授权委托书当事人，对于此证据的相关情况也不知情。对于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案涉房屋代持关系，更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系两原告。6.对于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同证据5的意见。7.对于证据7两份确认书真实性不予认可，两份确认书确实由其签字，但其对于确认书反映的内容并不了解。因多年来受杜宜庭及其母亲杜美娥之阐述，一直以为案涉房屋是原告杜宜庭的，基于对原告的信任，在由原告草拟的确认书上签字，其并不知晓案涉房屋并非原告实际所有，在知晓相关情况后，其已在台湾地区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两份确认书。对于提交的声明书因其非声明书当事人，且对具体情况不知晓，无法进行确认。该声明书未经公证认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存在质疑。8.对于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基于对原告多年来告知其房屋权属之归属之信任，因此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并不实际控制案涉房屋。在2014年前其系授权母亲杜美娥处理案涉房屋出租等相关事宜，相关租金也由承租人直接付至杜美娥银行账户。9.对于证据9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其并未签署过该租赁合同，且对于该证据所述之证明目的理由同证据8的意见。10.对于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认为其中提交的杜宜庭银行账户流水看不出任何内容。从该组证据也能看出其作为案涉房屋的名誉登记人，需承担被课征与案涉房屋收益有关的各项税费的法律风险，租金收益由原告收取，其未从案涉房屋上取的任何利益却要承担相应风险。根据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就案涉房屋租金收益存在被台湾主管确认机关认定其从大陆有所得来源，而被课征税费的风险。11.对于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仲裁调解书中涉及的两个仲裁案件系调解结案并非裁决结案，该案仲裁庭并未查明案件事实情况，调解内容依据的也并不是查明的事实。因此不能依据调解书的内容认定案涉房屋所有权归于两原告。12.对于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全部材料并无其授权谢某代理签订房产转让协议的授权委托书，房产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出让人为真实的房屋所有权人，本案原告并非房屋所有权人，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代持关系。经质证，陈宝珅认为，1.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该合同签订并非其本人签订，其也未在该合同上加盖署名第三人的私章，该合同中其的私章如何加盖，其无从得知。该两份合同的签订期间其并不在中国大陆，因此，其对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宝成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都是交由公司财务管理，但出售房屋的行为应当得到其本人的认可。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陈述是由谢某代为办理合同签署等事宜，其并不认可，其也未授予谢某相关权限。证据2中的公某，其不知情，也非其本人前往公证处办理，且该公某的落款日期晚于房屋买卖合同签署日半年之久，公某的内容与房屋买卖合同签署，事实并不相符，不具有公证效力。证据3其无法判断，请求法院予以认定。证据4房产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房产证是原告通过无权处分行为获得的，对该房产证的来源其不予认可。证据5-10其不发表意见。2.对于仲裁的调解书，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首先，调解书的性质为当事人双方诉辩交易妥协的协商结果，并不是对诉争事实的认定，该调解结果不能作为事实判定的依据。其次，调解当事人分别为2004年才担任宝城公司董事长的董天星以及申请人李建廷的受托人杜美娥，当事人均非本案的原告或者其本人，所调解的结果也不能代表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关于2006年11月23日的两份房产转让协议，因与其无关，其未参与签署，无法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蔡文菁提供以下证据：1.蔡文菁于2019年10月15日出具的《声明书》及附件材料（经公证）；2.证人陈宝珅证言；3.2019.10.14.杜美娥的《陈述书》（经公证），以上证据均证明宝诚公司并未将案涉房屋出卖给两原告，两原告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不存在代持关系。4.2019年9月27日，刑事告诉状（经公证）、2019年10月16日，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通知；证明被告受原告欺骗，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签下了两份确认书，即原告举证的证据第7份证据。2019年9月被告从杜美娥等人处得知实情，即向台湾地区提起刑事告诉状，并经花莲地区检察署初步调查已经立案。证据1、3，被告提交该两组证据用以证明李建廷本人也承认房子是非法所得，而根据杜美娥的陈述两原告在将房屋登记到两原告名下后怕被查到会保不住，所以才又转至蔡文菁名下。经质证，杜宜庭、李建廷认为：对证据1附件中李建廷出具的信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信件第二页李建廷陈述“感谢您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守住了大陆无锡我（李建廷）名下的房产”，信件中第三页“更感谢您到目前为止仍将在您女儿蔡文菁名下的这份房产定位为李建廷及杜宜庭是真实的拥有者”。证据3陈述书也表明案涉房屋在2006年就通过杜美娥办到原告名下。之后也是通过杜美娥转移到蔡文菁名下。从陈述中也能表明双方之间不是房产买卖关系，而是代持关系。对于浦发银行前8年租金也是最终由杜美娥转到杜宜庭名下。因此原告与杜美娥之间对于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为原告方是没有异议的。对于被告在2019年9月27日，提出的刑事告诉状是被告自行提出的，但原告从未收到任何法院或者警署方的材料，真实性无法确认。通过结合证据3中杜美娥于2019年10日14日出具的陈述书也从未否认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为原告方。因此，不可能在2019年9月由被告从杜美娥等人处得到所谓的实情。如刑事告诉状确实存在，原告会在台湾地区采取相应措施。经质证，陈宝珅认为：证据1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可。证据2为本人陈述内容予以认可。证据3杜美娥的陈述，其在杜美娥作为证人作证环节予以陈述。证据4、5均予以认可。陈宝珅提供以下证据：1.陈宝珅2000年1月3日至2019年11月26日的台湾出入境记录，该证据第二页可以反映2003年4月3日陈宝珅已经从澳门返回台湾。2003年4月12日从台湾出境至美国，2003年5月3日从美国返还台湾。在2003年4月3日至2003年5月3日陈宝珅并不在中国大陆，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签署日期2003年4月3日及2003年4月18日，客观上不可能由陈宝珅本人参与合同签署，因此，该证据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1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其本人授意，也非其签署。经质证，杜宜庭、李建廷认为：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是与宝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房款与债务进行抵销，因此，陈宝珅个人的出入境记录与本案的商品房买卖没有关联性。单从时间上也无法证明陈宝珅本人没有参与合同签署。陈宝珅在之前陈述中公章和财务章由公司财务进行代管，其个人的法人章也有可能是由公司财务代管。经质证，蔡文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该证据因与2009年10月30日原告申请的证人谢某当庭陈述相结合，即涉案合同是由第三人盖印后交由谢某后续处理，结合涉案合同的签署日期及第三人出入境记录，可以证明在涉案合同签订时第三人并不知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杜宜庭、李建廷二人为夫妻关系，蔡文菁为杜宜庭外甥女。2003年4月3日，2003年4月18日，李建廷经与宝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案涉房屋。2006年9月15日，杜宜庭、李建廷就案涉房屋办理了房产共有权证［锡房东亭共字第1××6号（房屋所有权证号：锡房权证东亭字第1××**）、锡房东亭共字第1××7号（房屋所有权证号：锡房权证东亭字第1××**））］。2006年9月19日，李建廷取得了案涉房屋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锡锡国用（2006）第5727号］。2006年11月23日，杜宜庭、李建廷与蔡文菁签订两份房产转让协议，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蔡文菁。2007年1月8日蔡文菁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锡房权证东亭字第1××5号、锡房权证东亭字第1××6号）及土地使用证［锡锡国用（2007）第2102号］。2007年10月19日及2018年9月1日，蔡文菁出具确认书，确认杜宜庭、李建廷与其蔡文菁之间就案涉房屋为代持关系，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杜宜庭和李建廷。2019年5月27日，杜宜庭、李建廷以蔡文青为被告向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7月31日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2019年10月30日，陈宝珅作为第三人向本院提出参加诉讼，并诉请如上。审理中，杜宜庭、李建廷申请证人谢某到庭作证。谢某陈述，谢佐玟是其的曾用名。2002年至2005年其在宝城公司工作，开发商所有合约都是由其处理的。杜宜庭买房时安全局备案合同及购房合同都是其办理的，陈宝珅让其帮杜宜庭去公证处公证，公证必须要盖公章，手续都是其办理的。合同中陈宝珅的印章是陈宝珅本人亲自盖，公章是他本人保管的。合同是盖好私章后去公证的。原告将自己的房产交被告代持，手续也是其办理的，是杜美娥叫其一起办理的。当时杜美娥叫其以蔡文菁的名义写这个房子的名字，她说这样对杜宜庭比较好，其就配合她办理。两次过户的税费都是杜宜庭支付的。对于谢某的证词，杜宜庭、李建廷质证认为，通过证人陈述其与宝城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并且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因此，被告陈述的陈宝珅不具有私章与事实不符。蔡文菁质证认为，关于证人身份及何时间段在宝城公司任职，需要陈宝珅核实确认。证人陈述其在2005年已经离开宝城公司，但李建廷的房屋产权证是在2006年9月办下来的，与证人陈述由其代理宝城公司办理相关产证事宜及缴税不一致。即使如证人所言两次税费均由杜宜庭支付，也无法举证证明原告向宝城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对证人证言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蔡文菁申请陈宝珅作为证人到庭作证。陈宝珅陈述，2003年，其在宝城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股东。案涉房屋是其开发的房子，位置比较好，其不舍得卖。其就和杜宜庭商量，用她先生的名字代持，杜宜庭当时还说其蛮有眼光的，选择她先生当代持人是正确的。一年后其将公司卖给了董天星，后身体不好就回了台湾。后来其想起来这两栋房子，就问李建廷，房子怎么样了，李建廷没有回应。后来其遇到杜美娥就问到这个房子的事情，杜美娥告诉其房子已经被宝城公司的股东占用了。其当时将公司股权转让给董天星的时候说的很清楚，案涉房屋没有包括在内。涉案房屋的产权应该属于其。公司当时的会计叫赵燕。谢某不是宝城公司员工。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其盖章的，没有这个印章。没有签订过案涉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交给谢某办理公证。和杜宜庭商量让李建廷代持两套房屋，没有和李建廷签订书面文件。今年知道房屋在蔡文菁名下，之前完全不知情。从2003年起至2019年这段期间没有向原告方主张过权利，因为杜美娥告诉其房子已经被宝城公司占用。要求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主张房屋所有权。对于陈宝珅的证词，杜宜庭、李建廷质证认为，原告与陈宝珅之间并不存在案涉房屋的代持关系，陈宝珅也未支付任何购房款及缴纳相应税费，且自2003年起，陈宝珅从未对案涉房屋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陈宝珅的陈述不合常理，证人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蔡文菁质证认为，陈宝珅的证人证言结合其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印证原告并未从宝城公司购买案涉房屋，并结合原告证人谢某的证词，也能看出原告并未向宝城公司支付购房款。关于第三人适格问题，陈宝珅在其证言中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系因其作为宝城公司95%股权的股东，陈宝珅对相应法律关系并不清楚，第三人应是宝城公司还是陈宝珅依法定程序确认。陈宝珅证言属实，应当采纳。另审理中，杜宜庭、李建廷提供2002年6月25日第三人陈宝珅出具的《切结书》一份，证明：原告杜宜庭与陈宝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陈宝珅陆续向原告杜宜庭借款用于开发宝成花园，双方于2002年6月25日签订《切结书》，陈宝珅愿意以宝成公司名下的所有财产及个人财产偿还债务。2003年宝成公司将案涉房屋抵债至其名下，因此，不存在被告及第三人陈述的其侵占行为。对此，陈宝珅认为，1.该书中列明大陆宝成建设开发公司与案涉房产开发商宝城公司名称不同。2.该书中并未明确列明其结欠杜宜庭具体债务明细及金额，也未列明其将用多少财产偿还杜宜庭的多少债务。这种概括的描述不符合签署双方正常的债权债务抵销或偿还的协议约定方式。3.该证据并非经其本人签署，虽然签名有点像其的字，但不是其签的，是假的，申请对《切结书》上署名“陈宝珅”进行笔迹鉴定。蔡文菁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其方无关，无法认定。原告以切结书主张原被告之间的案涉房屋是以房抵债，鉴于原告对房屋来源的陈述前后矛盾，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另查明，2006年3月27日，李建廷就与宝城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无锡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无锡仲裁委员会于2006年8月25日，分别作出锡仲（2006）调字第109号、110号调解书：宝城公司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立即协助李建廷办理宝城花园AB幢05、06号店面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还查明，宝城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以杜宜庭、李建廷和蔡文青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2003年4月3日、2003年4月18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确认2006年针对涉案房屋的物权变动无效；3.确认锡房产证东亭字第1××5号（东亭镇友谊南路2-3号1-3层，建筑面积817.47平方米）、锡房产证东亭字第1××6号（东亭镇友谊南路2-2号1-4层，建筑面积1389.52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4.蔡文菁协助宝城公司办理恢复涉案房屋权属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相关办证费用由杜宜庭、李建廷承担，杜宜庭、李建廷、蔡文菁将涉案房屋实际交付宝城公司；5.杜宜庭、李建廷返还宝城公司自2007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实际租赁涉案房屋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房屋租金（该金额暂计算为人民币6784000元）；6.本案诉讼、保全等费用由杜宜庭、李建廷、蔡文菁承担。2020年11月2日是，本院以本案不属法院管辖为由，驳回宝城公司的起诉。上述事实，由商品房买卖合同、公某、房产共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确认书、无锡仲裁委员会调解书、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的权属应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第一，虽然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蔡文菁名下，但根据蔡文菁在本案中的自认及其出具的《确认书》，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属于蔡文菁。第二，根据杜宜庭、李建廷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公某、房产共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可以认定在杜宜庭、李建廷将案涉房屋过户给蔡文菁之前，杜宜庭、李建廷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锡仲裁委员会调解书确认案涉房屋归李建廷，现也无证据证明该调解书已被撤销。第四，在杜宜庭、李建廷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后，李建廷是否向宝城公司支付房款，系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以此否认李建廷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第五，陈宝珅虽然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但案涉房屋为宝城公司开发，在案涉房屋被宝城公司销售前，案涉房屋应属宝城公司财产。尽管陈宝珅持有宝城公司大部分股权，但并不能据此确认陈宝珅直接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直至本案判决前，陈宝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宝城公司在开发案涉房屋后，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给陈宝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宝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六，陈宝珅虽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但陈宝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宝珅是以李建廷的名义委托李建廷向宝城公司购买案涉房屋，陈宝珅也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应认定为归杜宜庭、李建廷共同共有，蔡文菁应配合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杜宜庭、李建廷名下。关于蔡文菁提出的《确认书》已向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无效，请求中止本案的审理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无需以台湾花莲地方法院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无需中止本案审理。关于蔡文菁主张其因代持案涉房屋产生损失应由两原告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因蔡文菁的该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理涉，蔡文菁可另行主张。关于陈宝珅申请对《切结书》上署名“陈宝珅”进行笔迹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杜宜庭、李建廷提供陈宝珅出具的《切结书》是想证明杜宜庭与陈宝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杜宜庭与陈宝珅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对于陈宝珅申请笔迹鉴定，因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对于杜宜庭、李建廷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陈宝珅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镇××路××号××层建筑面积为817.47平米房屋、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友谊南路2-2号1-4层建筑面积1389.52平米房屋归杜宜庭、李建廷共同所有。二、蔡文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杜宜庭、李建廷办理上述房屋权属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相关费用由杜宜庭、李建廷承担。三、驳回陈宝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73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2736元（已由杜宜庭、李建廷预交），由蔡文菁负担，蔡文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款直接支付给杜宜庭、李建廷。第三人提起诉讼的案件受理费127736元，减半收取63868元（由陈宝珅预交），由陈宝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冬晖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