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9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1，男，197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2，女，200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理人：薛某1（系薛某2之父），年籍同上。上述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荣清，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8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201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理人：杨某2（系杨某3之父），年籍同上。上述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振伟，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194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5，男，195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6，女，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述三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国宝，上海市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还珺尧，上海市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简称杨某1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简称杨某2等五人）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2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张某享有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XX室房屋（简称：“天山五村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人民币4,397,395元（以下币种同）的二分之一；如被继承人袁某留有遗产，则进行分割；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某2等五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某1等四人在原审时提供证据，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文书证和档案书证，证人中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政府机关公务员、居委会退休干部等，其证明效力高，且证据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某在天山五村房屋居住满一年以上，符合同住人资格。二、杨某2等五人提供的证据多为间接证据，其中证人仅为天山五村的居民，且为无业人员或服刑人员，证据可信度差，原判采纳杨某2等五人的举证存在错误。三、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在被拆迁公有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因家庭矛盾、居住困难等原因在外借房居住，他处也未取得福利性房屋的，可被视为同住人。张某无住房也未取得过福利性房屋（航华一村房屋权利人为杨某1一人），且长期居住天山五村房屋，应当认定为该房的同住人，依法享有相应征收补偿利益。杨某2、杨某3辩称，不同意杨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虽然天山五村房屋被征收时，张某的户口在该房内，但其未在该房内居住，与薛某1、薛某2、杨某2、杨某3一样，只是“空挂户口”，不具有上述房屋同住人资格。张某户口原由余姚路房屋迁至外地，其退休后因丈夫已去世，只能投靠女儿杨某1，将户口空挂于天山五村房屋。杨某1因余姚路房屋动迁享有航华一村的福利性房屋，张某与女儿同住该处，由于余姚路房屋系张某外迁前的原籍，故实际上航华一村房屋有超额分配面积，已经考虑到张某作为知青回迁的因素。总之，张某不符合相关动迁补偿办法中同住人的规定，不应获得天山五村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天山五村房屋与张某没有丝毫关系。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杨某4辩称，支持杨某2、杨某3的答辩意见，不同意杨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1.袁某一直将杨某1带在身边抚养至成年，对张某也多有照顾，现两人却恩将仇报。张某仅是户口空挂在天山五村房屋中，现其要一半利益，于法无据，也不符合人情。2.张某与袁某系婆媳关系，张某在丈夫杨某7去世后仍住在婆婆家，于理不合。3.杨某1因动迁获得航华一村房屋时还未成年，当时杨某7还曾想将袁某接过去养老，因杨某7意外去世而作罢，故张某回沪后是有房屋居住的。4.袁某曾在杨某5家居住，但因其喜欢与过去旧邻搓麻将，常回天山五村房屋。杨某8亦住天山五村房屋，期间也曾住过医院，其去世后，天山五村房屋一度空关，后来陆续对外出租。杨某5辩称：同意杨某2、杨某3与杨某4的意见。1.原审中，诉讼双方对对方举证均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双方的相关证据及原居住地等处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裁判意见。杨某1等四人没有证据可直接证明其四人中任何人可作为或可属于同住人。2.天山五村房屋系杨某5、袁某及四个子女分配的公租房，与张某无关。3.张某退休返沪时其夫杨某7已去世，此前张某原户籍所在地余姚路房屋动迁已分到超面积的航华一村房屋，并作了装修，虽然张某以投靠子女为由户口落于天山五村的户内，但一直与杨某1共同居住于航华一村房屋内，其没有理由再居住天山五村房屋。4.杨家一直对杨某1及张某多有照顾，袁某住杨某5家时，也带着杨某1住杨某5家。在获得天山五村征收补偿利益后，袁某考虑到已去世杨某7的因素，仍然对各方予以公平分割，但杨某1一方却一直怀有非分之想，妄顾事实和情义提起本案诉讼，将袁某“气死”。杨某6辩称：支持杨某2、杨某3、杨某4及杨某5的意见，不同意杨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杨家的事，杨家人最有发言权。对于天山五村房屋的情况，杨某4、杨某5、杨某6是直接当事人，也是最有力的证人，所陈述的情况有邻居证言佐证。杨某1曾出国留学，都是从其住处航华一村出行的，此前大学生活时周末回的也都是杨某5家。杨某1等四人相关陈述不是事实。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对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XX室房屋征收补偿利益（4,397,395元）进行析产分割，由杨某2等五人共同向杨某1等四人各支付628,199元。审理中，杨某1等四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依法分割450,000元的签约、搬迁奖励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杨某8与袁某生前系夫妻，两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某4、杨某5、杨某6与杨某1的父亲杨某7。两人无其他非婚生及领养子女。袁某的父母均先于其于早年死亡。杨某8于1998年8月去世，杨某7于1997年6月去世。杨某7生前与张某系夫妻，两人共生育一个女儿，即杨某1，无其他非婚生及领养子女。袁某于2019年10月19日死亡，死亡时未留有遗嘱。2.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XX室房屋系公有租赁房，承租人为袁某。2019年3月23日，杨某4代理袁某与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袁某选择货币补贴，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3,038,594.08元；装潢补偿50,000元；签约奖1为153,250元；签约奖2为61,300元；搬迁奖励费275,850元；未见证面积补贴为100,000元；借房补贴15,000元；搬迁费1,2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200元，均衡实物安置补贴700,000元。审理中，诉讼各方确认上述款项已经发放完毕，除目前在袁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的账户中的398,898.23元外，余款由袁某领取并将部分款项交付给了杨某4、杨某5与杨某6及相关家庭成员。另有一笔签约、搬迁鼓励奖450,000元已发放至袁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账户内，因杨某1一方申请诉讼保全，已被冻结。3.天山五村房屋被征收时，在册户籍人员除承租人袁某外，尚有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与杨某2、杨某3、杨某4。其中，诉讼各方确认：薛某1、薛某2、杨某2、杨某3在户籍迁入天山五村房屋后未实际居住。4.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弄XX号户口登记表显示，张某户籍于1952年3月13日落户该址，登记事由为报出生。1971年1月5日，张某的户籍迁出余姚路前往黑龙江，变更原因为分配。1994年4月10日，杨某1户籍自河北省廊坊市XX院迁往余姚路，并于同日迁往天山五村房屋。1995年7月7日，杨某1户籍自天山五村房屋迁往余姚路，并于1996年4月8日迁回天山五村房屋。杨某1于1996年11月6日因余姚路房屋动拆迁分配取得航华一村房屋一套，相关的《拆迁户住宅建设债券认购单》载明，拆迁房屋受配人为杨某1，按拆迁标准规定安置面积为7.43平方米，实际安置居住面积为17.2+7.4平方米，其中超标准安置居住面积17.1平方米，超标准安置建筑面积33平方米。5.杨某4于1995年3月24日与上海市XX总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了冠生园路房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除承租人袁某外,哪些人符合同住人的资格,可以参与天山五村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以及天山五村房屋动迁安置利益的分配比例;2、如果袁某名下尚余征收补偿利益未分配，各继承人之间的继承比例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天山五村房屋被征收时，在册户籍人员除承租人袁某外，尚有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与杨某2、杨某3、杨某4。其中，薛某1、薛某2、杨某2、杨某3在户籍迁入天山五村房屋后未实际居住，不符合同住人资格，杨某1和杨某4已在他处享受过福利分房，也无法作为同住人参与本案动迁利益的分配。至于张某，庭审中，杨某1、张某一方为证明张某在天山五村房屋内居住满一年以上提供了中国XX研究院人事处出具的证明、杨某1在高中期间住址、电话证明、杨某1的托福成绩单、杨某1英国大学成绩单及信封、张某中国工商银行存折及银行开户证明、上海市帮困粮油供应卡、天山五村房屋有线电视用户证、缴费发票、完税证明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而杨某2等五人为证明张某未实际在天山五村房屋内居住提供了天山五村邻居的证言、居委会证明及租赁合同等证据。原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故需结合案件情况，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本案中，杨某1等四人虽然提供的证据较多，但多为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张某有长期连续在天山五村房屋内居住的事实，而相较之下，杨某2等五人提供的邻居的证人证言更为直接。而庭审中，杨某1等四人关于杨某8去世前天山五村房屋内实际居住人员的陈述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2019年8月20日杨某1方表示天山五村房屋由杨某1、张某与杨某8共同居住，同年12月26日又表示仅有杨某1、张某两人居住），故对杨某1等四人的陈述难以采信。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杨某1等四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在天山五村房屋内居住满一年以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张某不能认定为天山五村的同住人，无法享有动迁安置利益。天山五村的动迁安置利益应归属于承租人袁某一人所有。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已认定动迁安置利益属袁某一人所有，而袁某去世之前，已经将可供支配的动迁补偿款在子女之间做出了分配，系其处分自己的权利，与法不悖，应予准许。本案可供处理的属于袁某的遗产仅为被法院冻结的现在袁某名下金额为398,898.23元和450,000元两笔存款。杨某2等五人主张为袁某办理后事垫付了部分款项，要求在袁某遗产中予以扣除，结合袁某生前对各子女已经给与了大额款项的赠与，且杨某2等五人未提供相应的费用证明的事实，故对杨某2一方的抵扣主张不予采纳。袁某生前共有四名子女，因杨某7已先于袁某去世，杨某1作为杨某7的独生女儿可以代位继承袁某的遗产。袁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故其遗产应由杨某1、杨某4、杨某5和杨某6平均继承，每人继承四分之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现在被继承人袁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账户内的存款余额及孳息由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应相互配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前往中国建设银行领取上述钱款；二、现在被继承人袁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账户内的存款余额及孳息由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应相互配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前往中国建设银行领取上述钱款。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各负担1,250元。案件受理费45,580元，由杨某1负担1,999元，由杨某4、杨某5、杨某6各承担14,52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某1等四人提交了杨某8病历资料、《死亡证明书》等证据，证明杨某2等五人所称杨某8居住于天山五村房屋的说法不能成立。经上诉人杨某1等四人申请，证人徐某作出如下证言：2020年五六月张某找到徐某，请徐来二审法院为张作证。徐某于1997年7月进天山五村居民委员会，负责民政工作至2003年3月，其经块长介绍上门帮困，与张某认识。徐某帮困对象为张某、杨某1母女，每年上门至少三四次，每次张某都在，故张居住于天山五村房屋。该房为朝南的单房。徐某还表示杨某1的《上海市粮油帮困卡》（简称“帮困卡”）由其填写。杨某1等四人及杨某2等五人分别向徐某询问，并发表质证意见。杨某1等四人认为，徐某证言证明张某实际居住于天山五村房屋一年以上。杨某2等五人认为，对于徐某证言，杨某1等四人原审时可以举证而未举，现已是二审，早过举证时限，按规定不属二审新证。另外，徐某的证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证言不实，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杨某1一方于二审谈话审理前提出该项举证，徐某到场作证后，诉讼双方也作了询问并发表质证意见，故其证言应属二审新证据。根据徐某的陈述、各方询问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徐某的证言存在如下情况：一、矛盾性。1.对于帮困对象，徐某明确表示帮的是张某，“杨某1也帮过”，但杨某1一方能够提供并由徐某确认“帮困卡”的唯有杨某1，徐所称的主要帮困对象却无相应帮困证明或记录。2.徐某称其自1997年7月负责居委民政工作，经介绍与张某相识，并持续对张进行“帮困”。但诉讼双方确认，张某的丈夫杨某7于1997年6月去世，张某来沪处理杨某7后事，之后张某亦曾来沪，最终于1998年5月退休后由外地回沪并将户籍迁入天山五村。可见，按徐某的证言，张某尚未在外地退休即已得到上海方面的“帮困”，显然两者存在矛盾。3.徐某自称“无数次”上门，对该户房屋的基本朝向、结构、设施等亦作出明确证言，但与杨某2一方所称房屋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二、选择性。1.徐某介绍其“帮困工作原则是属地化，应保尽保，不能遗漏”，“对于特困的、大病重病的，都是帮困对象”。但当问及该户更需民政帮扶的严重精神病患者情况时，徐称“不清楚，就知道他们母女俩”，有悖其“应保尽保，不能遗漏”的工作原则。2.当杨某1一方问及“给张某提供帮助持续几年？”徐某回答“1997年3月至2003年3月”。当杨某5问及“对杨某1帮困救助是哪一年至哪一年？”徐某称“记不清了”。而当杨某5称杨某1于2001年出国留学已不属“帮困”对象后，徐某又改口称“2001年以后，我对他们家就没有什么帮困了”。可见，其证言存在随意性、选择性。三、推断性。当问及徐某凭什么可以作出张某居住天山五村房屋数年的证言时，徐某称其每年不少于“三至四次”上门帮困，每次张某都在。由此可见，徐某该证言显然是一种推断性证言。此外，徐某证言其上门时均未进门，但“看到过一次她（张某）的婆婆”。鉴于徐某证言存在矛盾性、选择性、推断性的倾向，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仍然难以实现杨某1一方的证明目的。至于杨某1等四人所举杨某8病历资料等证据，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二审新的证据。经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期间，经调解，当事人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公民的正当权益受法律保护。公有住房被征收后，房屋同住人可以分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综合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某是否符合天山五村房屋“同住人”的条件并可分得相应征收补偿安置利益。经查，本案讼争的货币补偿利益来源于被征收的天山五村房屋。虽然上述房屋动迁时张某户籍在该户内，但根据该户《上海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相关征收利益并非按户籍人口进行核算。又经查，张某不符合可视作同住人的其他特殊情形，因此，其是否属同住人享有相应征收补偿利益，评判标准应与户口也在该户但原审时已经排除同住人资格的杨某2、杨某3等人一致。原判认为杨某2等五人举证更为直接，而杨某1等四人多为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故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所谓直接证据，是能够单独、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一般而言，直接证据的可靠性大，证明效力相对较强。为了证明杨某1、张某居住天山五村房屋一年以上的事实，杨某1等四人作出多项举证。虽然该方举证繁复多样，但相关证人对于张某居住天山五村房屋的待证事实均不具有亲历性，只能从某些间接记录、行为表象上作出主观推断。同时，所举的杨某1“帮困卡”、有线电视用户证、托福成绩单、完税证明等证据与杨某1、张某户籍在该处的事实并不矛盾。杨某2一方亦申请证人廖某、祁某等人出庭作证。需要明确的是，没有法律规定，无业人员等人所作证言的证明力弱或不予采信。上述证人系XX村XX号XX室同楼、同层邻居，他们与袁某户近在咫尺，彼此相识、熟悉，客观上对于张某是否居住天山五村房屋一年以上的事实有条件、有资格直接予以证明。然而，上述证人均明确证明，张某未居住于天山五村房屋。这些证言与杨某2等五人一贯的事实陈述吻合。二审中，杨某1一方虽然补充举证，但综合双方一审、二审的证据，杨某2一方举证瑕疵少，证明事实更加直接。而杨某1一方多为间接性举证，不仅杨某1一方于原审时对某些事实的陈述有反复，而且二审所举证人证言亦存在矛盾性、推断性问题，其证言的客观性弱，证据间吻合性差。鉴于诉讼双方对于张某是否在天山五村房屋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各有举证，针峰相对，而坚持上述主张的杨某1一方又无法作出令人确信的举证，故原判没有支持有关张某系天山五村房屋同住人的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原判对于本案所涉征收利益的处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属妥当，故对杨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580元，由上诉人杨某1、张某、薛某1、薛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单文林审判员  朱雁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俞俊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