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112行初467号 原告王开明，男，汉族，1940年3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代理人曹凌毓，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雪梅，女，汉族，1970年1月8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沙坪坝区，现居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代理人曹凌毓，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靖琦，男，汉族，1998年3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 委托代理人曹凌毓，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住所地重庆市渝**新牌坊一路**。 负责人张邦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业国，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颜咏，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市国家安全局，住所地重庆市渝**红锦大道**。 负责人张浩，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善光，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告王开明、刘雪梅、王靖琦与被告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以下简称市军人事务局）撤销行政回复一案，于2020年6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中，刘雪梅、王开明于2020年7月27日向本院书面申请追加重庆市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市国安局）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审查，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因王靖琦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原告参加了诉讼。案件受理后，本院依法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雪梅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曹凌毓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市军人事务局负责人因工作原因未出庭参加诉讼，其委托代理人周业国、颜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市国安局负责人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庭参加诉讼，其委托代理人郑善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军人事务局于2019年12月12日对原告刘雪梅于2019年9月3日寄交的信访件作出回复。主要内容为：您来信反映，您的丈夫王某于2017年12月4日晚下班后在餐馆就餐时昏倒，被120送医院救治，住院治疗共计15天，于2017年12月19日死亡，要求对王某确认为因公牺牲。我局收信后十分重视，多次与市国安局联系了解相关情况。根据《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4]334号）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和病故的确认，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依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确认为因公牺牲：（一）在执行任务或者在上下班途中，由于意外事件死亡的；（二）被认定为因战、因公致残后因旧伤复发死亡的；（三）因患职业病死亡的；（四）在执行任务中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因病猝然死亡，或者因医疗事故死亡的；（五）其他因公死亡的。根据上述规定，我局认为王某因病死亡情形不符合评定为因公牺牲的规定。 原告诉称，2017年12月4日15时至18时25分，市国安局情报处副处长王某组织专题会议研究案情，会上决定由王某带队立即去国家安全部汇报工作。会议结束后，王某需要继续加班完成汇报工作的资料。因当时单位食堂已无餐可供，王某就准备到单位附近的餐馆用餐后再回单位加班。19时10分左右开始用餐，用餐时突发晕厥，餐馆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及110报警电话。19时50分左右，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120急救车赶到事发地点，发现王某已经停止呼吸和心跳，120现场抢救后诊断为：猝死。20时左右，王某被送入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监护室继续抢救。22时10分左右，医院向家属和单位领导通报了抢救情况，告知王某虽经多次急救，恢复了心跳，但自主呼吸、各种神经发射基本丧失，血压、脉搏等生命指标十分紊乱，处于脑死亡状态。2017年12月5日上午，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邀请西南医院专家组会诊，专家组告诉家属和单位领导，王某没有任何抢救的可能和必要，脑细胞已处于不可逆转的死亡。2017年12月19日12时20分，王某生命体征全部丧失，心跳停止，确认死亡。2017年12月21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说明载明王某于2017年12月4日19:40由120接诊，接诊时已无呼吸，无心跳。经抢救进入重症监护室，后确诊为脑干出血20毫升导致的脑溢血，已经死亡，无药可救。为安抚家人的情绪用器械和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根据医院的诊断和病历，能够明确确认王某当时已经猝死。 2018年1月19日，第三人市国安局依法认定王某为因公牺牲并向重庆市民政局报复核。2018年7月24日，重庆市民政局向第三人市国安局作出《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对王某同志确认为因公牺牲复核情况的函》（渝民函[2018]442号），请第三人市国安局按照《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有关规定，对王某确认因公牺牲事宜予以重新研究。2019年5月13日，第三人市国安局作出《情况说明》，载明第三人市国安局在2018年3月6日向重庆市民政局报送《关于评定王某同志因公牺牲复核的函》，2018年9月3日收到重庆市民政局复函。2019年4月10日，第三人市国安局再次向被告提交《关于评定王某同志因公牺牲复核的函》并附王某因公牺牲相关材料和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审批表。2019年5月8日收到被告复核意见。 2019年9月3日，原告刘雪梅因王某因公牺牲事宜向被告递交《家属请求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明确国家安全局王某因公牺牲复核结果的申请函》，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职责，在收到此函两个月内明确回复王某是否属于因公牺牲并说明理由。2019年12月12日，被告对原告的申请函进行回复：认为王某因病死亡情形不符合评定为因公牺牲的规定。原告因不服该回复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撤销被告2019年12月12日的信访回函；二、被告对死者王某复核或重新复核（评定）为因公牺牲。 诉讼中，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复核表》中被申请人的复核意见违法或无效；二、判令被申请人对王某因公牺牲复核履行法定职责，给出明确复核意见即同意或不同意。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本院未予准许。 原告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 1.王开明、刘雪梅、王靖琦身份证复印件、王某单位人事档案、原告刘雪梅、王靖琦与死者王某户口簿、王靖琦独生子女证； 证明原告王开明系死者王某之父，原告刘雪梅系死者王某妻子，原告王靖琦系死者王某之子，原告王开明、刘雪梅、王靖琦在本案中主体适格。 2.2017年12月4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院前急救出诊记录、入院证、入院记录、住院病案首页、死亡记录、情况说明（红十字医院出具）、病情简介（红十字医院出具）、2017年12月5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放射科CT检查报告单和2017年12月12日放射科CT检查报告单； 证明王某系脑干至右侧丘脑区脑出血，第三、四脑室及蛛网膜下腔积血引发的猝死。 3.《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复核表》、第三人市国安局政治部人事处情况说明； 证明王某因开会决定到国家安全部出差，错过食堂就餐，为了继续准备出差工作，就近吃快餐，在外就餐是因生理需求，是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符合因公牺牲认定条件。 4.家属要求市军人事务局明确市国安局王某因公牺牲复核结果的申请函及邮寄交寄单（2019年9月3日）、2019年9月3日要求市军人事务局明确市国安局王某因公牺牲复核结果的申请函及EMS快递签收记录（向被告优抚处周处长邮寄）、2019年12月12日市军人事务局信访回函、2018年12月4日向被告面交《重庆市国家安全局王某因公牺牲认定申诉材料》。 证明被告答辩的信访理由不成立，其是在市国安局已报送《王某因公牺牲复核表》的基础上，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未作出明确的复核意见，而实质性否认了市国安局的认定结果，对利害关系人权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利害关系人有诉权。 被告辩称，被告对原告的信访作出的信访答复符合法律规定，针对信访事项的答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信访答复不是对王某是否为因公牺牲的确认或复核，不对原告实体权利产生影响。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布《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 证明2018年10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其中第三条规定：“组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明确了军人事务局职责范围。 2.《家属要求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明确国家安全局王某因公牺牲复核结果的联系函》； 证明被告于2019年9月11日收悉原告刘雪梅提交的《联系函》，经领导批示后组织研究信访事宜相关情况。 3.信访回复； 证明被告对原告刘雪梅的信访来件进行认真研究后，于2019年12月12日进行了书面回复，对王某因公牺牲事宜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释说明。 4.行政负责人批准适当延期的材料； 证明被告单位负责人对刘雪梅信访事项的回复问题作出批示，准许延期30日答复。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回复信访人刘雪梅符合法律规定。 5.《院前急救出诊记录》； 证明王某在2017年12月4日19时，由江北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经过紧急抢救之后于20时30分转至重症监护科。 6.王某同志医疗记录情况。 证明通过查阅相关案件材料，王某医疗记录显示其通过医院抢救后已经恢复自主心跳并且在医院接受持续的治疗和检查，王某的死亡情形不符合因公牺牲的认定情形。 第三人陈述，王某的死亡情形符合《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因公牺牲。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 询问笔录3份。 证明2017年12月4日下午3点至6点25分，王某与霍某、杨某、何某在一起研究工作，约定饭后回来一起继续加班，第二天由王某带队到北京汇报工作。晚上7点半左右，杨某回来加班发现王某没有回来，王某负责文件审核就没有催促，8点左右霍某接到王某送医的电话。王某就近外出吃饭是因为食堂没有提供晚餐，说明王某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2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对原告申请的因公牺牲的复核意见给出明确意见，只是证据2证据的延续，证据2、3实际上是一回事，即被告没有对王某因公牺牲给出明确的意见；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6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王某在当时短时内已经猝死，符合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认定因公牺牲的法律情形，被告并没有按照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四条、十一条的规定给出明确的复核意见，且根据第四条人民警察的工作性质准许即使办理人民警察的伤亡抚恤事宜，被告在实际认定中并没有按照该条的规定，反而引用了2004年1月1日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情形48条的规定，以及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解释，关于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此来认定，王某的死不符合48小时的规定，但工伤保险条例及该意见所适用的时间是在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已于2010年12月20日修改，2011年1月1日生效，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的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事业单位即用人单位与职工的关系，被告系在复核时适用法律错误，而本案王某系人民警察，因根据2014年4月30日发布生效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二条即适用对象人民警察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因此，根据该抚恤办法，王某的死符合第十条的规定，但被告并没有根据该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履行其应尽的法律职责，而是在第三人根据该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依法审查确认王某为因公牺牲并报被告审查复核、实施法律监督，被告却给出模棱两可的意见，导致原告和第三人对王某之死的后续工作无法开展，被告的行为影响了原告的切身利益，原告通过柔和的合法方式多次向被告邮寄及当面递交申请资料、申诉材料，但被告均对此不予理会，后在2019年12月12日以信访回复的方式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回复，这只是被告用信访的方式混淆的方式来掩盖其依法不作为的行为，在整个过程中，被告对第三人依法审查确认王某为因公牺牲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申请给出明确的复核意见，但被告始终没有，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通过信访的方式回复原告，然后以信访不可诉的法律规定来阻碍原告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若，法院采纳了被告的意见，在实质上依然未对该事件做到案结事了、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从整个过程来看就是因为被告的行为没有给出明确的复核意见，才有了本次诉讼，原告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和法律规定，原告对案涉的回复依法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应依法对第三人呈送的王某因公牺牲复核表给出清楚、明确的复核意见。 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回复函是可诉的行政行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死亡记录中记载了王某经抢救后恢复心跳和呼吸，并且在连续医治至19日才宣布死亡，死亡原因载明为脑干出血引起的中枢性循环衰竭，可以证明王某并非如原告所说是猝死，另外，有江北区人民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仅有单位盖章，无相关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行政诉讼相关要求，且该情况说明也不是正规的死亡告知、宣告证明，不能如实反映王某的真实的死亡原因，或王某的死亡是原告主张的猝死；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诉请所针对的是2019年12月12日的信访回函，该回函是对原告刘雪梅2019年9月3日提交的信访申请的回复，与该组证据中的证据内容及目的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9月3日寄送的为信访联系函，被告针对该函的申请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法和说明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证据5三性由法院核实，与本案无关。 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5三性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3份询问笔录三性均予以认可，该3份询问笔录能够与医院的院前急救出诊记录、入院证、入院记录、救治的经过、时间形成对应，证明医院急救时王某已经呼之不应，心跳骤停，意识丧失，结合CT报告王某系脑干出血死亡，即短时王某已经猝死，结合第三人的答辩意见也能够看出，只是考虑家属的心情采取医疗技术措施维持体征，但事实上王某已经脑死亡，也与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病情简介，加之前述的急救出诊记录、入院证、入院记录、死亡记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对王某的猝死给出了明确的医疗结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3份询问笔录三性不予认可，询问笔录为案外人的陈述，没有申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事发的情形及陈述的具体内容无法进行确认，即便询问笔录的内容真实，结合王某的就医情况及医院载明的死亡原因，被告认为也是不符合因公牺牲的情形。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举示的证据1-4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1-6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第三人举示的询问笔录（三份）真实，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刘雪梅系死者王某之妻，王开明系死者王某之父，王靖琦系死者王某之子。 市国安局在2018年3月6日向重庆市民政局报送《关于评定王某同志因公牺牲复核的函》，2018年9月3日收到重庆市民政局的复函。复函内容为：请市国安局依照《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的有关规定，对王某确认为因公牺牲事宜重新研究。2019年4月10日，市国安局再次向被告提交《关于评定王某同志因公牺牲复核的函》，并附王某因公牺牲相关材料和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审批表。2019年5月8日，市国安局收到被告的复核意见，载明：经复核，请依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4］334号）的有关规定，慎重研究处理。 2019年9月3日，原告刘雪梅因王某因公牺牲事宜向被告递交《家属请求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明确国家安全局王某因公牺牲复核结果的申请函》，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职责，在收到此函两个月内明确回复王某是否属于因公牺牲并说明理由。2019年12月12日，被告对原告刘雪梅于2019年9月3日寄交的信访件作出回复。主要内容为：您来信反映，您的丈夫王某于2017年12月4日晚下班后在餐馆就餐时昏倒，被120送医院救治，住院治疗共计15天，于2017年12月19日死亡，要求对王某同志确认为因公牺牲。我局收信后十分重视。多次与市国安局联系了解相关情况。根据《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死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4]334号）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和病故的确认，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依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确认为因公牺牲：（一）在执行任务或者在上下班途中，由于意外事件死亡的；（二）被认定为因战、因公致残后因旧伤复发死亡的；（三）因患职业病死亡的；（四）在执行任务中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因病猝然死亡，或者因医疗事故死亡的；（五）其他因公死亡的。根据上述规定，我局认为王某因病死亡情形不符合评定为因公牺牲的规定。原告收到前述回复后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09号）第十六条规定，原民政部门行使的公务员伤残等级评定职能划归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故，本案市军人事务局系适格被告。原告刘雪梅、王开明、王靖琦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一、关于被告的答复意见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的信访作出的答复意见，内容是坚持既往的处理意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信访答复意见，以及相应的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均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如果信访答复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否定了既往的处理意见，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不同于既往处理意见的新的安排，实质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了新的实际影响，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信访答复意见，还是信访复查意见、信访复核意见，均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的信访回复意见为：“王某同志因病死亡情形不符合评定为因公牺牲的规定”，是对原告信访事项作出的新的处理，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新的安排，已经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新的实际影响，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被告辩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的答复意见是否合法 《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并区分情况，在15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一）对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被告回复原告信访事项未根据上述规定，违反了法定程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的答复意见。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青松 人民陪审员  李 玥 人民陪审员  曹晓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 助理  冷爱华 书 记 员  文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