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治国，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延吉市进学街文艺委**。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治国，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成军，男，196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住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街圆月委**。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凯博，吉林海兰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治国因与被上诉人韩成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2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治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治国，被上诉人韩成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凯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治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刘治国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最开始起诉时标的为2212623.29元，后在本案一审时经法院释明刘治国变更了诉讼请求，标的为150万元，但一审判决并未对诉讼费作出退还处理，判决由刘治国承担全部费用（按原标的2212623.29元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对刘治国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标的与原标的差额计算后的诉讼费进行退还。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遗漏重要事实。(1）刘治国与韩成军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股权补偿协议的次日，即2019年11月29日与韩成军及公司股东王雪东、见证人崔凯博律师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法庭)，但一审法院遗漏了双方于2019年11月2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及其具体约定内容。2019年11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刘治国所持的40%股份转让给韩成军和王雪东,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整，在刘治国收到500万元转让款后共同到工商部门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本合同签订后刘治国退出公司经营。同时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刘治国全面退出公司和延边宇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无权参与上述两公司任何决策事项，无权要求上述两公司分配任何利润。刘治国将手中所持涉及上述两公司的全部合同交给韩成军和王雪东。本案涉及的股权补偿协议实际生效并已经部分履行,刘治国按照股权补偿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韩成军按照股权补偿协议的约定支付300万元补偿款的一半即150万元等事实均是双方履行该补偿协议的过程。在此基础上，2019年6月8日，韩成军又向刘治国出具了《还款计划说明协议》，承诺于2019年7月5日前支付剩余150万元补偿款。（2)一审法院未予质证刘治国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人李刚和杨建滨的书面证人证言。因疫情原因，两位证人出具了书面证明而未出庭，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置之不理，即没有质证也没有向证人进行核实。一审法院未查清上述事实，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该部分事实。2.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判决理由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第2页第3段明确写明“韩成军为了让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韩成军自愿补偿刘治国300万元整。于2019年1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人民币150元整，剩余150万元在2019年8月30日前付清。”该部分事实，已经说明了该补偿协议中的300万元为补偿款，并非转让款。但判决部分却又写明:刘治国主张的该150万元为“退出公司经营管理的补偿”。并以此认为“刘治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退出公司股份与其主张的事实相一致”。刘治国何时主张过“退出公司经营管理的补偿”，刘治国提交的起诉状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明确写明了为“股权补偿款”,在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写明“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韩成军自愿补偿刘治国300万元”以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也是认为“退出股份的补偿款”。一审法院强加了一个“退出经营管理的补偿款”的概念,并驳回了刘治国的诉讼请求实属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关于本案的客观实际情况。刘治国并不想退出公司,韩成军找到本案的二位证人请求协调刘治国退出公司股份。最终于2018年11月28日达成股权补偿协议，约定“韩成军为了让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韩成军自愿补偿刘治国300万元整。”因韩成军补偿刘治国300万元，故于2019年11月29日，双方及公司股东、见证人等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如果韩成军不支付刘治国300万元,刘治国是不可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刘治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就是对本案股权补偿协议的履行,且韩成军对300万补偿款一直也是认可并履行的,否则不会支付其中150万,也不会出具《还款计划说明协议》。最后,股权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刘治国义务实际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韩成军的义务是支付300万元补偿款。刘治国于次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履行了股权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且履行完毕,韩成军仅支付了150万元，并未完全履行，刘治国请求韩成军履行该股权补偿协议支付剩余150万元是合法、合理的。履行股权补偿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故涉案公司的股权登记变更与否，并不导致股权补偿协议不能履行。韩成军应当按照股权补偿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剩余款项的支付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刘治国的一审诉讼请求。韩成军辩称：1.经国基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故韩成军不应再向刘治国支付剩余退出公司的补偿款,已经向刘治国支付的款项,韩成军及国基公司将通过另案诉讼的方式向刘治国主张返还。2018年11月29日刘治国与韩成军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韩成军补偿的300万元是刘治国退出公司的补偿款。该协议签订后,国基公司和韩成军发现,刘治国在担任国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期间所经手的相关账目不清,存在虚报账目等情况。据此2020年11月8日,国基公司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决议决定,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因此,在目前刘治国并未完全退出公司经营的情况下,韩成军不应再向刘治国支付剩余的150万元补偿款。而且按照股东会决议,国基公司及韩成军将另案向刘治国追索已经支付的退出公司补偿款及股权转让款。2.按照工商登记的记载,刘治国目前仍为占股40%的国基公司在册股东,而且客观上刘治国也并未退出公司经营。刘治国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刘治国手中目前仍有国基公司所承建工程的相关合同及手续(海南、敦化、龙井法院、白山学校、汪清工程等施工合同),而且还留存有国基公司施工敦化林业局工程的共管账户优盾。这些事实能够证实刘治国虽然与韩成军签订了退出公司经营的补偿协议,但其实际上并未退出公司的经营。本案中,刘治国主张的款项系其退出公司经营的对价,在其没有退出经营的情况下,刘治国无权主张退出经营的补偿。结合前述的国基公司及韩成军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的事实,刘治国要求支付补偿款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3.刘治国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不能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让刘治国退出公司。退股协议签订后,国基公司及韩成军发现,刘治国担任国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另外两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给其朋友赫庆有等人担保,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此外,2014年刘治国担任国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公司通过刘治国支付给北兴糕点厂、崔文一的拆迁款800万元的转款凭证刘治国并未交到公司会计处,都是白条入账公司账目。国基公司多次找到崔文一,对方以没有银行流水和签字收条为由不向国基公司履行后续义务,不承认收到过国基公司支付的拆迁款。该款项系刘治国经手,在这种情况下,刘治国退出公司,将给公司造成巨大的债务负担。所以股东会经研究确定,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国基公司曾在民生银行贷款100万元,刘治国拒绝转贷签名,导致这笔款项无法转贷,同样给国基公司造成巨大损失。4.还款计划说明协议中约定的支付海南北纬18度项目材料费30万元，但国基公司至今仍经常收到海南工程方面要求支付材料款的催告。这说明刘治国在收到补偿款后可能并未向海南工程供应商支付材料款,因此韩成军要求刘治国出示其向海南工程供应商支付材料款的银行流水及收条等凭证。否则应视为刘治国并未履行相关义务。综上,韩成军认为刘治国时至今日也并未退出国基公司经营,仍为国基公司在册股东,而案涉款项是刘治国退出公司经营的对价,在其未退出公司经营的情况下,不应当支持其要求支付退出公司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治国的上诉请求,维护韩成军合法权益。对于已经向刘治国支付的款项,韩成军及国基公司将通过另案诉讼的方式向刘治国主张返还。刘治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韩成军支付股权补偿款150万元及其利息,最终数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2019年7月5日起止2019年8月20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8日,刘治国与韩成军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为了让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韩成军自愿补偿(非股权转让）刘治国300万元,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补偿款150万元,余款150万元在2019年8月30日前付清。若到期未付,韩成军愿以抵押崔文一的土地及房照中韩成军所占股份抵偿,或刘治国提起诉讼追偿。2019年6月18日,韩成军向刘治国出具《还款计划说明协议》,约定韩成军于2019年7月5日前支付给刘治国220万元,以履行2018年11月28日的协议和2019年3月18日的为王雪东担保的承诺,因此韩成军应于2019年7月5日前支付剩余150万元,并应于2019年7月5日计算逾期利息。刘治国已经退出公司经营管理，2019年未参与公司利润分配，但韩成军在支付150万元后,至今未支付剩余的150万元,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8日，刘治国与韩成军签订《协议》，协议约定：韩成军为了让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韩成军自愿补偿刘治国300万元，于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刘治国补偿款150万元，剩余150万元在2019年8月30日前付清。若到期未付，韩成军愿以抵押崔文一的土地及房照中韩成军所占股份抵偿（占总额股份百分之八十），或刘治国提起诉讼追偿。2019年6月18日，韩成军向刘治国出具《还款计划说明协议》，约定韩成军于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通过李凯峰和王丽娟用电子汇款方式支付给刘治国200万元，用途如下：支付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款150万元；支付海南北纬18度润达项目人工、材料费30万元；支付王雪东担保款20万元。韩成军承诺在2019年7月5日前支付给刘治国220万元，以履行2018年11月28日的协议和2019年3月19日为王雪东担保的承诺。韩成军应于2019年7月5日前支付剩余150万元。之后韩成军支付150万元后，剩余150万元至今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刘治国本案主张150万元是韩成军为了让其退出公司经营管理的补偿款，并非股权转让金。但在《协议》中双方约定“韩成军为了让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在庭审中刘治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退出公司股份”与其主张的事实一致。故对于刘治国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治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0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治国负担。二审中，刘志国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法院提交2018年11月29日刘治国与韩成军、公司股东王雪东及见证人崔凯博律师在场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刘治国与韩成军及公司股东王雪东以就刘治国转让持有股份，韩成军及王雪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刘治国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系合同签订人自愿签订，且该协议的签订系刘治国履行2018年11月28日补偿协议的义务。韩成军质证称对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刘治国并没有履行协议中约定的将公司合同全部交还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义务。本院认为，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韩成军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因国基公司发现刘治国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所经手的账目不清，存在虚报的情况，经决议国基公司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而因案涉补偿款是刘治国退出经营的对价，所以不应予以支付。刘治国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20年11月8日，为本案诉讼过程中，且按韩成军主张刘治国至今仍为登记的股东，但本决议中并无刘治国的签字，仅为韩成军与王雪东的签字，系韩成军联合王雪东单方作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效力。况且该证据中的内容并无其他任何材料证明，韩成军以该证据否认刘治国与韩成军之间的涉案协议，无任何合理依据。证据二：票据复印件5张。证明：刘治国担任国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以白条入账公司账目，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刘治国退出公司将给公司造成巨大的债务负担，所以经决议国基公司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本案中刘治国主张的款项是退出公司经营的对价，在刘治国未退出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刘治国质证称：真实性无法确定，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无法辨识系公司何时经营所出具，无法证明韩成军的证明目的，况且韩成军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刘治国对韩成军提交的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二票据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1月29日，刘治国（甲方）、王雪东（乙方）、韩成军（丙方）、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丁方）四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现均为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股东，现经三方协商一致，就甲方退出公司并将股权转让给乙方、丙方的相关事这且达成协议：一、股权比例延边国基建设公司甲方占股比例40%，乙方占股比例为20%，丙方占股比例为40%。二、股权转让甲方所持的40%股份，转让给乙方、丙方。乙方、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款为1000万元整。在甲方收到其中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由三方共同到工商部门按照本合同约定完成变更登记。本合同签订后甲方退出公司经营（甲方退股所产生的税费由乙、丙、丁负责）。三、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乙方、丙方应于本协议当日向甲方支付100万元。于2019年1月10日之前向甲方支付400万元，剩余500万元，在2019年8月30日前一次付清。四、甲方对公司债务的负担经四方协商，甲方应负担的公司债务共计907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具体信息见合同附件）。上述债务由甲方负责偿还，如因上述应由甲方承担的债务的债权人通过诉讼向乙方、丙方或者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则乙方、丙方或者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甲方追偿。其余公司债务均由乙方、丙方及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偿还，与甲方无关。除本条约定的甲方应承担的公司债务以外，甲方退出公司经营后，如公司债权通过诉讼向甲方主张权利，法院判决甲方承担责任后，甲方有权向乙方、丙方及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追偿。五、……”协议甲方处刘治国签字捺手印，乙方处王雪东签订捺手印，丙方处韩成军签字捺印，丁方处由延边国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盖章，见证人处崔凯博签字。二审中，刘治国自认国基公司签订协议时支付了10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有争议。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另外两名股东王雪东、韩成军亦于诉讼期间，以召开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以确认不同意刘治国退出公司的相关内容。再查明，目前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现持股比例如下：刘治国占股比例40%、韩成军占股比例40%、王雪东占股比例20%。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韩成军经一审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对刘治国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未到庭进行质证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据此，一审审理程序不存在瑕疵。刘治国与韩成军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协议》后，次日，刘治国、韩成军、王雪东、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四方签订《协议书》，对刘治国退出公司并将股权转让给王雪东、韩成军的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再结合2018年11月28日《协议》中“为了让甲方（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股份，自愿由丙方（韩成军）个人给甲方补偿款叁佰万元整”的相关约定，可确定韩成军依据协议给付刘治国300万元是以刘治国退出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股份为前提，现刘治国、韩成军、王雪东虽于次日签订相关协议，但因各持异议，协议未依约履行，刘治国至今仍持有延边国基建设有限公司的股权40%，故一审驳回刘治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治国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刘治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承兰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崔 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韩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