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24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军，男，197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同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娟，黑龙江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龙，男，196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传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奥林国际公寓商业区**商业服务中心A商服25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604MA192T98X7。法定代表人：张乘，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张立军与被上诉人大庆传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琪农业）、张启龙合同纠纷一案，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黑0604民初212号民事判决，传琪农业、张启龙不服该判决并依法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黑06民终166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黑0604民初212号民事判决，发回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重审。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5日作出（2019）黑0604民初5659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张立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娟、被上诉人张启龙到庭参加诉讼。传琪农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军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04民初5659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损失70万元；3.本案一切相关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张启龙为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构成表见代理，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不构成代理，更无从谈及表见代理。（一）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不构成代理。《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首先，张启龙并未获得传琪农业的代理赔偿损失出具欠条的授权。其次，张启龙未以传琪农业的法人名义，亦未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乘名义出具赔偿上诉人损失的欠条，其在《欠条》尾部以欠款人名义签署其个人名字，因而张启龙赔偿损失出具欠条的行为不符合代理的构成要件。（二)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因为表见代理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须具备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下面结合本案作以分析：首先，张启龙并不具备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张启龙没有持有传琪农业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其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上并未加盖传琪农业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大庆传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也从未作出过授予张启龙代为协商赔偿上诉人损失代理权的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作为相对人，在主观上是同张启龙个人协商赔偿损失的事宜，因此，张启龙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形下以个人名义向上诉人出具的赔偿损失的欠条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二、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应定性为自愿承担债务的行为。债务承担是指第三方介入债权债务关系，为原债务人承担一部分或全部债务的法律行为。债务承担并不改变债的同一性，第三人承受债务或者加入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成为债务人。通说认为，债务承担具有无因性。我国《民法通则》第91条和《合同法》第84条对债务承担进行了规定。以原债务人是否继续承担债务为标准，债务承担划分为免责式债务承担和并存式债务承担。张启龙作为传琪农业法定代表人张乘的父亲，为解决其在为公司销售种子过程中造成上诉人损失的赔偿问题，自愿与上诉人协商，并向上诉人出具同意赔偿损失70万元的欠条，属于向上诉人作出了自愿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依法应定性为债务承担行为。因种子问题造成种植户巨额损失是不争的事实，有多个生效判决加以确认，其中包括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案号为（2018）黑0604民初6557号原告朱学佳、刘春波与被告传琪农业、张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双方经协商确定了对上诉人损失赔偿额度，但并未协商免除传琪农业应负的赔偿责任，故二被上诉人应共同承担对上诉人的赔偿义务。张启龙辩称，一审判决关于张启龙的判决事实清楚，有法可依，请求维持原判。张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投入损失合计70万元；2.要求二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传琪农业签订《2018“禾杂”系列酿酒专用高粱高价保底订单回收高产高效种植》协议一份，约定原告购买被告高粱种子，被告进行回收。协议签订后，原告购买被告种子并种了70垧地，但因高粱种子未经登记许可，导致原告种植的70垧地全部绝产。2018年11月7日，经原告与被告张启龙协商，张启龙给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卖张立军禾杂168假种子70垧地，直接损失70万元，2018年12月末还清，该欠条由张启龙签名并按印。另查明，被告张启龙与被告传琪农业法定代表人张乘系父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传琪农业签订的《2018“禾杂”系列酿酒专用高粱高价保底订单回收高产高效种植》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受法律保护。因在高粱种子销售整个过程中均是由张启龙进行宣传、技术指导，且张启龙与传琪农业法定代表人张乘系父女关系，原告有理由相信张启龙有权代表传琪农业处理赔偿事宜，即张启龙为原告出具的欠条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传琪农业承担，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张启龙赔偿损失7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传琪农业辩称其盖章后将合同邮寄给原告，合同一直存放在原告处，关于禾杂168的约定是原告手写的，不能排除原告涂改合同的嫌疑，且与原告提供的欠条上标明的种子数量不符。经查，传琪农业在庭审中认可盖有传琪农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是其提供并是真实的，且自述邮寄了大概十几份的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传琪农业应知晓将空白合同书交付他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故对原告要求传琪农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损失数额问题，张启龙辩称其出具的欠条是受胁迫签订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答辩意见，经查，根据同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供的张启龙举报张立军涉嫌违法犯罪阶段性核查报告显示：张立军不存在以捏造的“经济纠纷”，敲诈巨额财产合法化、成功化的目的进行非法拘禁、胁迫等行为，因此对于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启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愿签写欠条，同意赔偿原告损失70万元，并在欠款人处签字，该欠条合法有效，传琪农业应按欠条的数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要求传琪农业赔偿其损失7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庆传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张立军损失70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张启龙是否对案涉赔偿款项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张立军在一审中陈述“张启龙是代表传祺公司，我们购买种子及种植服务都是张启龙负责，我与张乘不认识”，结合张立军提交的与传琪农业签订的《2018“禾杂”系列酿酒专用高梁高价保底订单回收高产高效种植协议》及合同履行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系代表传琪农业，并无不当。张立军主张张启龙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债务承担，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张立军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由传琪农业承担给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立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张立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丹审判员毛瑞利审判员田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姜海涛书记员王子强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