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0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泽明，男，196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华，男，196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原审第三人：袁泽雄，男，1969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新洲区。上诉人袁泽明因与被上诉人刘文华及原审第三人袁泽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泽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明，被上诉人刘文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袁泽雄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泽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文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刘文华、袁泽明、袁泽雄三人签订的结算协议系虚假证据，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刘文华伪造的，袁泽明对此完全不知情。当时袁泽明签字时，并没有“三位各承担33000元，616650-33000=583650,袁泽明以后赚钱了，袁泽明给刘文华5万元辛苦费，如果没赚钱，这5万元就不用给了”以及“经刘文华、袁泽雄、袁泽明三人在万达广场汇泰办公室商定：湖北汇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公司）由袁泽明接手继续运营，前期刘文华、袁泽雄个人投入叁万叁仟元整，计：袁泽明应付给刘文华伍拾捌万元，袁泽明应付给袁泽雄贰拾柒万元。上述款项袁泽明应在2018年10月份还清给刘文华、袁泽雄”这些内容，这些是刘文华后来加上去的。而且，袁泽明签字后，这个文件一直由刘文华保存，他在协议上加上任何内容都是很容易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鉴于原审证据2“结算协议”中袁泽明同意返还刘文华58万元等内容都是刘文华伪造的，袁泽明与刘文华不存在合同关系。而原审法院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重新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汇泰公司应为本案被告或当事人，并应该成为责任主体。刘文华辩称，1、三方协议是三方均在场，一起协商签订的。签协议当天，有多人在场，袁泽雄也在场，还有会计，我的妻子均在场。而且在一审法院起诉的时候，袁泽明自己也承认协议是属实的。2、公司是袁泽明自己一个人注册的，在2018年6月袁泽明把公司的借款私自转到了自己的账上。公司的款项20万元分几次抵偿给案外人，也把公司的款项还给袁泽雄了。现在公司的账目和袁泽明的个人账是混同的。我也不是股东，也没有开过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泽雄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述称意见。刘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泽明立即偿还借款本金310000元及以310000元为基数，月利率为1%，从2018年11月1日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袁泽明承担。诉讼中，刘文华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袁泽明立即偿还欠款本金306799元及以306799元为基数，月利率为1%，从2018年11月1日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泰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袁泽明，公司监事为袁泽雄。2019年11月22日，汇泰公司的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文轩，公司监事变更为袁泽明。2018年初，刘文华与袁泽明口头协商刘文华与袁泽明合伙经营汇泰公司，刘文华入股30万元。2018年3月25日、4月16日，刘文华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汇泰公司分别转账20万元、10万元。2018年6月19日、7月4日，刘文华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袁泽雄分别转账20万元、10万元。2018年9月18日，刘文华与袁泽明、袁泽雄经协商后，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①报销：7100+550=7650元，②投入:30万元，③借入：30万元，④利息：9000元，⑤合计7650+30万+30万+9000=616650元。三位各承担33000元：616650-33000=583650元。袁泽明以后赚钱了，袁泽明给刘文华5万辛苦费，如没赚钱，这5万就不用给了。2018年9月18日11:00经刘文华、袁泽雄、袁泽明三人在万达广场汇泰办公室商定：汇泰公司由袁泽明接手继续运营，前期刘文华、袁泽雄各人投入叁拾万元，共计陆拾万元。袁泽明承诺：我们三人各承担亏损叁万叁仟元整，计：袁泽明应付给刘文华伍拾捌万元，袁泽明应付给袁泽雄贰拾柒万元。上述款项袁泽明应在2018年10月份还清给刘文华、袁泽雄。”刘文华、袁泽明、袁泽雄均签字予以确认。2018年9月18日，袁泽雄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刘文华转账11777元。汇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于2018年10月15日、2019年1月11日分别向刘文华转账222000元、142680元。2018年10月16日，袁泽明向刘文华支付现金11380元。一审另查明，2018年6月18日、7月4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刘文华分别转账21万元、10万元。汇泰公司于2018年6月17日、7月4日出具两份收据，分别载明收到刘丽萍借款20万元、10万元，汇泰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龙文霞作为经手人签字。一审诉讼中，刘利平在一审法院对其作出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因刘文华是自己的胞兄，与他人合伙开公司需要借款30万元，于2018年6月18日、7月4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刘文华分别转账21万元、10万元，其中30万元是用于刘文华和他人合伙，1万元是给刘文华的生活费，汇泰公司于2018年6月17日和7月4日出具的两份收据自己不知情。刘利平认为自己借款给刘文华，自己向刘文华主张债权，至于刘文华又将该款出借给他人，与自己无关。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向刘文华释明，袁泽雄用其个人账户向刘文华转账11777元，汇泰公司的账户向刘文华分别转账222000元、142680元，以及刘文华主张其代表公司支出了114636元，如果法院认为上述款项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刘文华是否坚持诉讼请求。刘文华表示如果在法院认为上述款项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求袁泽明应向其偿还306799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刘文华、袁泽明、袁泽雄于2018年9月18日签订的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袁泽明辩称2018年9月18日签订协议时三方均在场，但自己是在未看清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字，一审法院认为袁泽明的该项意见不合常理，且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该项主张，故对袁泽民的该项意见不予支持。刘文华主张根据三方签订的协议，袁泽明共欠刘文华58万元。袁泽明辩称自己对刘文华于2018年6月19日、7月4日向袁泽雄分别转账20万元、10万元不知情，自己亦未通知刘文华打款至袁泽雄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文华提交的其与袁泽明的微信聊天记录、袁泽明自认曾委托过袁泽雄的账户经营管理公司，及三方签订的协议中载明“袁泽明应付给刘文华伍拾捌万元”，一审法院对刘文华主张袁泽明共欠其58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刘文华主张袁泽明已经还款273201元，其中袁泽明通过袁泽雄个人账户向袁泽明还款11777元，通过汇泰公司的账户分别于2018年10月15日、2019年1月11日向袁泽明还款222000元、142680元，以及袁泽明向刘文华还款现金11380元。袁泽明辩称自己没有通过汇泰公司的账户向刘文华转账，该行为是刘文华私自将公司账户的资金转账。刘文华则认为是袁泽明授权自己管理公司，自己经袁泽明同意后将公司的资金转账到自己账户作为袁泽明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刘文华主张袁泽明通过汇泰公司向其还款222000元、142680元，因涉及到案外人汇泰公司的权益，对于汇泰公司向刘文华账户转账的行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刘文华的该项主张不能构成自认，一审法院对刘文华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刘文华主张袁泽明通过袁泽雄的账户向其还款11777元。袁泽雄认可自己将代管公司的相关账户交接给刘文华，自己向刘文华转款11777元。袁泽明则认为对袁泽雄和刘文华交接转账的行为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袁泽雄转款给刘文华的行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对刘文华请求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刘文华主张袁泽明向其还款现金11380元，袁泽明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刘文华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刘文华主张其代表汇泰公司支出114636元，应在袁泽明的欠款金额中予以抵扣。袁泽明对刘文华主张的该项费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文华主张的该项费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对刘文华请求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扣减袁泽明已还现金11380元，袁泽明尚欠刘文华568620元。诉讼中，一审法院向刘文华释明，袁泽雄用其个人账户向刘文华转账11777元，汇泰公司的账户向刘文华分别转账222000元、142680元，以及刘文华主张其代表公司支出了114636元，如果法院认为上述款项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刘文华是否坚持诉讼请求。刘文华仍坚持其诉讼请求，即主张袁泽明尚欠其306799元，一审法院认为刘文华坚持其诉讼请求系其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对刘文华主张袁泽明欠其306799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刘文华主张袁泽明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即以306799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月利率1%的逾期利息。因刘文华与袁泽明在2018年9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袁泽明应于2018年10月还清给刘文华，故刘文华主张逾期利息以306799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协议中未约定逾期利率，亦未约定借款内的利率，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款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对刘文华主张利息按照月利率1%不予支持，应按照年利率6%予以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袁泽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文华支付欠款306799元；二、袁泽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文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借款本金306799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日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刘文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财产保全费2070元，共计8020元由袁泽明负担（刘文华已垫付，执行时由袁泽明予以返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二、应否追加汇泰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及该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袁泽明、袁泽雄与刘文华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袁泽明上诉主张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刘文华伪造，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袁泽明既未提交诸如协议书副本、复印件等任何证据对协议系伪造的情况予以佐证，也不能对其在不认可协议书上相关债权债务事实的情况下却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的事实作出合理说明。而且，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和三人签字的布局位置来看，若如袁泽明所述，其签署协议书时没有“三位各承担33000元：616650-33000=583650元。……袁泽明承诺：我们三人各承担亏损叁万叁仟元整，计：袁泽明应付给刘文华伍拾捌万元，袁泽明应付给袁泽雄贰拾柒万元。”等内容，则其签名应位于添加内容之上或之前。但袁泽明签字的位置却在其有异议的内容的下方，明显不符合一般常理。结合袁泽雄在一审中的陈述及刘文华通过微信向袁泽明催要案涉款项而袁泽明未予否认的事实，均可以印证协议书的内容不存在伪造的情况。对袁泽明主张协议书系伪造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汇泰公司是否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及该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袁泽明上诉主张本案所涉债务属于汇泰公司的债务，应依法追加汇泰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但经本院核实汇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汇泰公司系袁泽明一人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即使袁泽明、刘文华及袁泽雄三人存在口头协商合伙经营汇泰公司的事实，但汇泰公司的股东没有在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三方之间亦没有合伙经营的相关协议。而且根据三方签署的协议书内容来看，袁泽雄、刘文华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汇泰公司的合股经营，袁泽明作为自然人独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名确认的协议应当视为三人中止合作关系以后的结算协议，且刘文华与袁泽雄退出汇泰公司以后，该公司实际上是由袁泽明一人实际经营，故刘文华依据结算协议要求袁泽明偿还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案涉款项有部分系从汇泰公司的账目向刘文华转款，但一审法院已经向刘文华进行了释明，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袁泽明自愿要求将这些款项作为扣款，属于其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一审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袁泽明认为应追加汇泰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及该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袁泽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袁泽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捷审判员  申斌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