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2知民初251号原告：刘占锋，男，汉族，1953年6月23日生，住开封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袁斌，河南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鲁巷广场西北角武汉光谷中心花园******。法定代表人：杨翠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占锋与被告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得宝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占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袁斌、被告文得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占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文得宝公司立即删除或断开原告刘占锋所著的《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新华书店调整经营思路引发的思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善于把握自己》侵权内容的网络链接，并赔偿原告损失75万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删除或断开原告所著的《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侵权内容的网络链接，并赔偿原告损失2773500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家级媒体及被告网站首页突出位置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150940元及合理费用2万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刘占锋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为5万元；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为1332419元；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5.4万元及合理费用2万元。事实与理由：《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新华书店调整经营思路引发的思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善于把握自己》系原告所著。被告在没有取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将上述文章在爱学术（××）提供阅读及下载，并收费牟利。此外，被告在没有取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将原告所著的《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在爱学术（××）上提供阅读及下载，并收费牟利。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文得宝公司答辩称：一、部分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1.期刊文章类：《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善于把握自己》4篇期刊文章，其思想的表达方式缺乏独创性，极易创作。2.图书类：《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4本图书，就其内容所指向的具体词、句、名言等本身，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早已进入公共领域，不享有著作权；就其整体创作而言，在体系结构、编排选择上缺乏独创性或独创性较低，在上述4本图书出版前，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国成语大辞典》等工具书，在检索方面已运用了拼音、笔画等方式检索成语词句。依据TRIPS协定著作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即著作权法限于保护思想的表达，不保护思想本身。因此，被告认为涉案的上述4篇期刊文章缺乏独创性，作为汇编工具书的4本图书，不满足汇编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即编排者在创作时对体系结构、编排的选择缺乏个性，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二、涉案4本图书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1.涉案4本图书结尾部分，原告“编者的话”陈述，王景月、李国宪、何利军、任登峰、邹同庆、王珏、吴河清等人共同参与了创作。被告认为，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中需要注意的若干法律问题》（2017）相关规定，如法院认为4本图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其著作权应归多个权利人共有，原告不能单独起诉，法院应追加其他原告。2.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成语通检词典》当前在“京东”上有数字图书出售，载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的申明，该内容让被告产生合理怀疑，如该电子书在《中国成语通检》基础上不产生新的作品，该图书的网络信息传播权可能已经转让给中华书局，则原告不享有《中国成语通检》的网络信息传播权，应由原告提供与中华书局签署的相关协议等材料，供法庭查明事实。3.依据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不享有著作权。为此，建议法庭核实原告的职业履历，如原告在从事与媒体有关的工作期间，如担任记者、编辑等岗位时创作的职务作品不应享有著作权，应由单位享有。三、部分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在被告网站中无传播行为。1.文章类：用户上传的《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等5篇文章在被告网站中仅有标题，并无文章内容。2.图书类：用户上传的《中国名言通检》《中国名诗句通检》两本图书仅有标题介绍，与网站中实际传播的图书内容不符，他们分别是计算机、机械类的图书；用户上传的《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仅有标题，并无图书内容；原告证据中仅显示用户上传《中国成语通检》共10页，并无完整内容。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网络信息传播权，但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5篇期刊文字及4本图书在被告网站中存在侵权传播行为。四、被告对部分期刊文章构成“合理使用”。涉案期刊文章的大部分均为原告在担任开封新华书店总经理、政协委员期间就文化出版、图书发行、政协提案问题撰写的时事性文章，其内容有较强的时效性，被告运营的学术性网站，可视为新型网络媒体，在原告未声明不许再刊登的情况下，即便是用户上传，在被告网站中传播部分已发表的时事性文章，可以构成合理使用，不应视为侵权行为。五、被告应适用“避风港”原理，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即便法院认为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且原告有权单独起诉及被告网站中存在被控作品的传播行为，但被告仅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等技术服务，早已在“爱学术网”设置“用户须知”，包括侵犯著作权的处理流程、内容等信息，已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技术措施，设置了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等，尽到了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均为网络用户直接上传，被告不存在对侵害涉案作品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收到侵权通知后，已迅速采取删除、断开链接等紧急措施，当前网站中已不存在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且被告已将采取的紧急措施通知上传用户。依据《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被告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六、即便被告构成侵权，但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明显过高。本案中，如法院认为被告构成侵权，鉴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受损的事实，且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缺乏独创性或独创性较低，发行时间已接近20年，加之原告批量起诉（有其他涉诉）等因素，特别是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为文字类作品，并不直接带来经济价值，被告的网站也利于文化学术传播，目前为亏损状态，不宜承担较大的经济赔偿责任。综上，被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刘占锋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第一组：1.原告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标注原告为唯一著作权人，对方尊重原告的署名方式；2.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中华语汇通检》丛书，含《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拟证明原告为涉案四本图书的合法著作权人；3.涉案14篇期刊文章发表信息及字数统计。第二组：1.《中华语汇通检》丛书及原告发表的涉案14篇期刊文章在被告所属“爱学术”网站上传播的取证公证书及河南省开封市大梁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2.被告“爱学术”网站“开通VIP”页面截图。拟证明被告侵权及获利事实。第三组：1.媒体、学者、读者对《中华语汇通检》的评价、报道；2.原告参加2018年6月29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建设中华文化精准检索平台专题工作会议议程》；3.全国人大代表对原告创建中华文化资源库和精准检索平台的评价报道。拟证明被侵权作品《中华语汇通检》的学术地位。第四组：《律师服务协议》及代理费发票。拟证明原告维权支出。被告文得宝公司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第一组证据，对出版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出版合同不能直接证明原告享有出版图书的著作权，原告应当提供书籍底稿、创作记录或其他著作权登记证明；4本书后“编者的话”写了书的创作过程和参与人，说明还有其他权利人享有著作权，书籍本身是汇编作品，对原告是否享有单独诉权存疑；14篇期刊文章，其中都是原告在担任新华书店经理时创作，属于职务作品，原告不享有著作权，应该由原告单位出具说明，期刊发表时显示原告单位；对文章字数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单方面统计，且均为整数，与真实数字不符。关于第二组证据，对公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有5篇涉案期刊文章在被告网站中无传播事实，公证书中可以显示仅有标题，并无文章内容；对于有内容的期刊文章，内容也不是被告上传，是用户自己上传。关于4本图书的侵权公证，公证书中显示被告网站用户上传的《中国名言通检》《中国名诗句通检》两本图书仅有标题、介绍，上传内容与上述两本图书不符，《中国名言通检》实际上传的是计算机类的图书、《中国名诗句通检》实际上传的是机械类的图书；用户上传的《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仅有标题，并无图书内容；用户上传的《中国成语通检》仅显示共10页，并无完整内容。原告公证书中没有图书内容页面公证，这些是被告通过第三方网站镜像技术（百度快照）查证。上述上传结果是常见现象，用户可能为了积分上传，注册门槛不高，注册本身不收费。被告认为原告公证时如果直接下载全部图书或所公证网页截图可以显示图书总页数也可以令人信服。对公证处《情况说明》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开通VIP”页面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项内容系被告网站高级会员的收费服务，普通用户不收费，且该内容不能证明被告网站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关于第三组证据，4本图书主要依靠拼音和偏旁检索，独创性较低，其他《辞海》等作品也有类似体例编排方法，有关媒体报道不能证明涉案作品的编排表达具备独创性，可能是其对思想学术性的肯定；读者网络留言与本案无关；会议议程反映真实性待核实，会议主题与涉案期刊和图书没有直接关联，该会议也不是针对原告一人的会议，文化数字化可能是原告今后所做的事，与本案无关。关于第四组证据，对代理费真实性认可，但没有显示是本案代理，没有支付记录。被告文得宝公司围绕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六组证据。第一组：1.ICP备案信息；2.Baidu镜像截图；3.Bing镜像截图。拟证明被告系非经营性学术网站，已取得ICP经营备案，被告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可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等技术服务，并非网络内容提供者。涉案“爱学术”网站已设置“用户须知”，包括知识产权中侵犯著作权的处理流程、内容等信息，已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技术措施，设置了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等，尽到了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第二组：涉案4本图书及14篇期刊文章的内容的用户上传记录、用户信息。第三组：告知上传涉案期刊文章、图书用户所传内容已删除的站内信。以上第二、三组证据拟证明涉案期刊文章、图书均为网络用户直接上传，涉案作品上传时间在2015年到2016年，当时网站比较简陋，不能提供电话、住址等真实身份信息，当时还没有要求实名制注册，行业实名注册很困难；被告不存在对涉案作品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被告收到侵权通知后，已采取删除、断开链接等紧急措施，“爱学术”网站中已不存在涉案作品，且被告已将采取的紧急措施通知上传用户。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据“避风港”规则，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组：1.标题为《中国名诗句通检》的百度快照截图；2.标题为《中国名言通检》网页界面展示；3.标题为《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的百度快照截图。拟证明涉案图书在被告“爱学术”网站中无侵权传播行为。第五组：1.《中华语汇通检》丛书原告所作《编者的话》；2.《中国成语通检》“京东”网站信息截屏；3.原告“百度百科”截图。拟证明涉案图书著作权应归多个权利人共有，被告不能单独起诉，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原告；涉案《中国成语通检》的网络信息传播权可能已经转让给中华书局，应由被告做出合理解释；被告在从事与媒体有关的工作期间，如担任记者、编辑等岗位时创作的职务作品不应享有著作权，应由单位享有。第六组：《中国成语大词典》《辞海》“百度百科”截屏。拟证明涉案4本图书作为汇编工具书，其整体结构、体系编排等方面，特别是运用读音、笔画等进行检索词句辞赋，并无独创性或独创性较低，不能称之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原告刘占锋对被告文得宝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被告本身是营利性公司，所开发网站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付费项目、会员制度等营利性行为，被告网站上有几十亿图书资源，不是非营利性网站可以有的规模；其设置的用户须知内容既无法对上传用户的真实信息进行核实，更没有对上传著作的权益进行甄别和保护，所谓的合理注意义务并不足以保证避免侵权，为被告和其他上传用户构成共同侵权提供基础。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据部分页面可以看到“付费”和“会员”等业务字样，证据中所有涉及原告作品的上传用户名称与原告均不一致，在未提供许可的情况下，被告对上传内容草率审核通过，导致涉案图书及期刊文章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同样也证明了被告与上传用户共同侵权的事实。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仅从被告提供的删除通知中可以看到涉案作品已被上传四年有余，证明原告的合法著作权受到了长期的严重侵害，被告在传播中应该获取了巨大利益。根据信息网络传播相关规定，被告此时删除信息虽是停止侵权的一种表现，但并不适用“避风港”规则，在其无法有效提供上传用户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在被告同时因非法传播获得实际利益的事实面前，被告仍应承担侵权责任。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与原告公证文书载明的相关事项并不相符，百度快照不能说明问题，只能说明页面是否存在，即使抓取不到也不能证明页面不存在，被告对证据的解释内容也缺乏客观依据，有理由相信被告自认为公证书中存在对其有利的缺陷，从而利用行业技术优势采取了不当手段，所谓的无侵权传播行为不能成立。对证据五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对于署名由原告编纂的两本书籍的著作权应没有任何异议，有四名副主编的两本书籍被告认为署名副主编即参与创作的猜测和推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自2001年该丛书出版发行至今，原告一直稳定享有著作权中的所有权益，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副主编参与了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文字作品的创作，其提出的质疑不属于合理质疑；原告主编的两本书籍中除原告外其他人均是为原告提供了编纂的信息和有关来源，并没有直接参与创作性内容的工作，作为文化界的普遍现象，原告以谦虚的姿态对待提供帮助的朋友并不是法律上规定的共同创作；关于审校更与创作无关，是出版发行责任，与著作权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与此同时在《编者的话》中，原告还对诸多参与校对、录入、编排等非创作性工作的朋友也表示了感谢，但均无法否定原告对相关书籍享有的著作权。至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的问题，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名称为《成语通检词典》，与涉案4本图书没有关系。原告担任记者职务仅有10个月，与本案所涉及文章和书籍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第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充分说明被告至今仍未认识到原告作品的独创性和具有的高度社会价值。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图书出版合同，被告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合同内容与涉案图书的出版情况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期刊文章发表信息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递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本院对票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没有支付记录，不能确定原告实际支付该项费用，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中国名诗句通检》的百度快照截图，因该截图中的图书封面与原告提交的公证书中的图书封面不一致，不能证明与被控侵权图书的上传内容一致，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证据不予采纳；该组证据中其他两本书百度快照截图显示信息与原告公证书中同标题图书的显示信息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则视证据内容、具体案情综合衡量。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期刊文章《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发表在1999年第6期《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署名刘占锋；《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发表在2000年第3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署名刘占锋；《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发表在2001年第7期《出版经济》，作者署名刘占锋；《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发表在2001年第8期《出版经济》，作者署名刘占锋；《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发表在2012年第7期《协商论坛》，作者署名刘占锋；《“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发表在2000年第2期《出版发行研究》，作者署名刘占锋；《〈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发表在1994年第10期《新闻战线》，作者署名刘占锋；《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发表在1994年第5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署名刘占锋；《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新华书店调整经营思路引发的思考》发表在1998年第7期《中国出版》，作者署名刘占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发表在1989年第6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发表在201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作者署名刘占锋；《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发表在201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作者署名刘占锋；《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发表在2001年第3期《出版发行研究》，作者署名刘占锋；《善于把握自己》发表在2000年4月4日《人民日报?思想纵横》，作者署名刘占锋。2001年5月20日，刘占锋作为甲方与乙方河南大学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约定作品名称“《中华语汇通检丛书》（第一批含成语、名言、名诗、辞赋词曲四种）”、作者署名“刘占锋”“乙方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上述丛书，即涉案的《中国成语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4本图书于2002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根据图书出版信息显示，《中国成语通检》《中国名言通检》编著为刘占锋，《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主编为刘占锋；《中国名诗句通检》3688千字，《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2092千字，《中国名言通检》3465千字，《中国成语通检》1226千字；该丛书于2002年9月第2次印刷，印数10001-15000册；无证据显示之后有再版或重印。2002年1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荟园召开《中华语汇通检》座谈会，张岱年、邓绍基、郭预衡、欧阳中石等学者出席并对该套丛书做出评价，著名学者季羡林未出席但写来发言稿。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电视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开封日报、汴梁晚报、开封电视台对座谈会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人民日报2002年2月26日第10版发表《四卷本〈中华语汇通检〉赢得了众多学者的好评，也为亟待规范的辞书出版提供了一个范例——十年辛苦成一书》一文，文章写到“专家称它（《中华语汇通检》）为我国第一套融任意字检索和古汉语构词字典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工具书……《中华语汇通检》实现了任意字检索，为现代辞书的编纂如何增强使用功能、提高利用效率做了有益的尝试”。2020年6月16日、7月28日，刘占锋以搜集证据为由，两次向开封市大梁公证处申请办理网页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处对刘占锋操作电脑在被告“爱学术”网站上检索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并将相关网页实时截屏后打印图片的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制作（2020）豫汴梁证内民字第2094号、2095号、2096号、2099号、2794号公证书。根据公证书内容，在“爱学术”网站上，《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新华书店调整经营思路引发的思考》《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善于把握自己》等9篇文章显示标题、作者、刊名、上传者、文章内容；《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等5篇文章显示标题、作者、刊名、上传者；《中国名言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目录，预览内容为《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应试指导及模拟试题》图书封面；《中国名诗句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目录；《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中国成语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预览内容为本书出版物含封面在内部分扫描页。上述相关页面均有“下载”标识。原告认可《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与《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为同一篇文章。本院认定涉案期刊文章为13篇，在被告网站显示内容的文章为9篇，不显示内容的文章为4篇。另查明，被告文得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1日，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等。涉案网站“爱学术××”为被告经营网站。网站介绍中称其“旨在构建一个专业的学术文献交流分享平台”。根据网站提示，要在网站上阅览、下载文章，首先要注册会员，成为会员后，网站绝大部分文章的阅读、下载仍需要交纳费用，根据交纳费用的多少给予不同的阅读、下载权限。涉案作品由被告网站用户上传，所涉网站用户均在2015年注册，早于被告核准注册时间，涉案作品上传时间均在2016年，其中部分作品在被告核准注册成立前已经被上传。被告收到原告侵权通知后，已将涉案作品从网站删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本案部分涉案作品是否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二是原告对部分涉案作品是否单独享有诉权；三是被告是否构成侵害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四是被告如构成侵权，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数额如何计算。一、关于本案部分涉案作品是否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问题。首先，被告辩称涉案作品中有4篇期刊文章缺乏独创性，极易创作。本院认为，“极易创作”是被告单方认识和感受，不能以此否认上述文章为独创作品；同时，被告未提供上述文章与其他作品有相同、相似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4篇文章缺乏独创性，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其次，被告辩称涉案4本图书作为汇编工具书缺乏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本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汇编作品。根据原告提供的新闻报道、涉案图书内容等证据及本院查证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丛书在编排方式上首创了“任意字”检索方式，“任意字”检索即是涉案丛书在编排上的独创性体现，根据该检索方式，原告对图书进行了有独创性的选择、编辑、排列、组合，故涉案作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被告认为涉案图书缺乏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告对部分涉案作品是否单独享有诉权的问题。首先，原告虽未提供涉案期刊文章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证明，但因被告对原告刘占锋是涉案期刊文章的作者无异议，且上述文章均已公开发表可以查证原告署名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刘占锋是涉案13篇期刊文章的著作权人。其次，对于涉案4本图书的著作权人问题，《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标注“编著刘占锋”，根据涉案作品的署名，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刘占锋是上述两本图书的著作权人。《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标注“主编刘占锋”，被告因此辩称《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还有其他人参与创作，刘占锋仅是主编，著作权应归多个权利人共有，原告不能单独起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本案中，原告虽未提供其他编者的授权诉讼证明或无著作权声明，但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保护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涉及著作权转让，因此原告刘占锋有权单独提起诉讼，至于所获得的收益，如果有其他合作作者，作者内部之间可以再行分配，并不影响刘占锋的诉权，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再次，被告辩称原告曾从事与新闻媒体有关的工作，其发表行为是职务创作行为，著作权应归单位享有。本院认为，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发表涉案作品的行为是作为记者编辑应当履行的职责，故对被告的此项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最后，被告辩称《中国成语通检》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能归属中华书局，但未提供证据，且刘占锋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名称为《成语通检词典》，与涉案图书名称不同，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是涉案期刊文章和图书的著作权人，其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并有权提起维权诉讼。三、被告是否构成侵害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被告辩称涉案的部分期刊文章系原告在担任记者、政协委员期间撰写的时事性文章，被告属“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本院认为，时事性文章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客观事实，而涉案文章则表达了作者对相关事实、问题的选择和思考，在结构和言辞上体现了作者的独特构思和表达，而并非对某一客观事实的简单陈述，故不属于时事性文章，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涉案《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等4篇文章及4本图书在网站中无传播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的用户上传记录、用户信息均显示有“审核通过”“转换成功”字样，应视为涉案文章及图书已经被上传，被告认为4篇文章及4本图书没有上传成功，仅有标题或部分内容，但未举出相关证据证明，故被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被告提供的用户上传记录、用户信息，涉案侵权作品上传者在被告核准注册之前均已在被告运营的网站上注册，部分涉案作品也在被告核准注册之前已被上传，证明被告在被核准注册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营，被告对网站运营管理不规范，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预防侵权。同时被告在庭审中认可用户可能会为了积分上传文章，那么，被告应当预见到这种运营方式会导致一般用户在积分鼓励下上传大量侵权作品的后果，被告对此持放任甚至鼓励的态度，客观上降低了侵权门槛。同时被告不能提供上传者真实身份信息，导致原告不能向直接侵权者索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四）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本案中，被告认可积分鼓励规则且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预防侵权，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构成应知，应当认定其构成间接侵权行为。被告同时认为，其为非营利性网站，但从本院查实的证据及被告自己认可的证据能够看出，被告动辄要求用户交纳费用方可阅读、下载网站内文章，与其辩称被告系非营利性网站的理由相悖，故被告认为涉案文章系用户上传，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服务，应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告文得宝公司侵害了原告刘占锋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四、关于被告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涉案网站上已不存在涉案作品，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本院已无裁判必要。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庭审中原告表示河南大学出版社支付涉案4本图书的版权费为税后48万元，但合同中并未直接体现，该出版合同签订的时间已近20年，且本案涉及的是文章、图书在网站的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发行有明显不同，故与出版社约定的稿费不能作为原告实际损失的直接依据。同时原告也未能提供许可其他网站对涉案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许可费用证明，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因被告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益情况，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独创性程度、作者知名度、作品影响力、发表时间、被告文得宝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侵权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原告维权合理支出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关于原告刘占锋请求判令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因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财产权的一种，对财产权保护多以财产赔偿为救济手段，在原告已获财产赔偿且被告的行为没有造成原告刘占锋名誉、形象受损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因对《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等13篇期刊文章的侵权行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占锋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5000元；二、被告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因对《中国名诗句通检》等4本图书的侵权行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占锋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万元；三、驳回原告刘占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08元，由原告刘占锋负担15508元，被告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郭宝霞审判员  杨雯蒨审判员  路 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