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0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B5Q。法定代表人：刘明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锋，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启刚，男，1978年4月9日出生，仫佬族，住广西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52************415。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媛，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凯君，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之鑫公司）因与苏启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4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启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苏启刚被迫于2019年5月24日解除劳动关系；2.天之鑫公司向苏启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959.2元、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6592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差额44944.9元；3.天之鑫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苏启刚与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24日解除；二、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苏启刚支付工资差额（包括报销款）44944.9元；三、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苏启刚支付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5月2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5725元；四、驳回苏启刚其他诉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4741号民事判决。天之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1973民初474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2.改判天之鑫公司与苏启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天之鑫公司无需支付苏启刚工资差额（包括报销款）44944.9元，无需支付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5月2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5725元；3.本案诉讼费由苏启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苏启刚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1.苏启刚提供的工衣无法证明系天之鑫公司所发。2.苏启刚无法证明案外人杨天宝与天之鑫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法证明杨天宝的行为应由天之鑫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或代表着天之鑫公司的行为。首先，杨天宝的参保信息载明的缴费时段为2019年9月到2020年1月，这与苏启刚的主张没有关联性。其次，苏启刚提供的自制工资表上的签名显然不是“杨天宝”三个字，天之鑫公司对该工资表不予确认，该表格中“杨总转入”的金额缺乏银行流水清单予以佐证，该表格中的其他金额，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第三，苏启刚提供的其与杨天宝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其与天之鑫公司有任何法律关系。第四，苏启刚提供的杨天宝的微信转账记录，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无法证明转款的真实性，即使有转款，苏启刚亦不能证明该转款与天之鑫公司有任何法律关系，且转款的金额大小不一，这与一般公司发放工资的惯常做法不符，完全可能是他们私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天之鑫公司毫无关系。第五，苏启刚在一审庭审中虽声称杨天宝是天之鑫公司的幕后老板，但其无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案外人熊春香的转款记录不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即使熊春香的转款属实，但其数目自1000元到20000元多不等，非工资支付的惯常形式。4.案外人李继富的转款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5.苏启刚提供的货拉拉的业务截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天之鑫公司亦无确认。二、苏启刚在仲裁庭审过程陈述：其不清楚是谁对其进行管理，也不清楚其所在的部门的人数。充分证明天之鑫公司与苏启刚之间并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天之鑫公司无需支付苏启刚任何款项。苏启刚辩称，根据苏启刚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关于苏启刚提交的工衣，虽然天之鑫公司否认是由其向苏启刚发放，但其并未就苏启刚如何能未经其同意而取得天之鑫公司工衣进行合理解释，未能举证证明苏启刚系通过其他途径在未征得天之鑫公司同意而私自取得天之鑫公司工衣。故可认定苏启刚持有的工衣系由天之鑫公司发放。二、关于苏启刚提交的涉及杨天宝的证据。杨天宝的参保缴费时间为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证明该期间杨天宝系天之鑫公司的员工，同时苏启刚在天之鑫公司注册经营场所上班，受天之鑫公司经理杨天宝指派工作任务，杨天宝的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与苏启刚主张有关联性。关于工资明细表，虽然明细表上的签名为“杨添宝”字样，但是纵观本案涉及的案外人，均未有“杨添宝”此人出现，结合杨天宝姓名与“杨添宝”签名存在高度一致，可认定“杨添宝”与“杨天宝”为同一人。而杨天宝作为天之鑫公司经理，其在工资明细表签字的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天之鑫公司承担。关于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该组证据显示苏启刚受杨天宝的劳动管理，从事其安排的与天之鑫公司业务内容相符的有报酬的劳动。天之鑫公司承认杨天宝为公司采购经理，结合苏启刚在天之鑫公司注册经营场所上班及接受考勤可认定杨天宝对苏启刚的管理行为系履行其工作职责，其管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天之鑫公司承担，苏启刚与天之鑫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外，杨天宝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陈述的“我催下回款，员工工资都还没搞定”内容，侧面反映了天之鑫公司员工的工资由杨天宝负责发放，且其也能代表公司对外催要货款。根据一般人认知，在杨天宝系天之鑫公司员工的情况下，其不可能另行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并能使用天之鑫公司经营场所进行生产作业，天之鑫公司主张苏启刚与杨天宝存在合作关系不符合常理，且其并未就其违背常理的主张进行举证。关于财付通公司协助查询复函、社保局查询结果、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该组证据表明苏启刚有通过微信接受杨天宝的劳动管理，杨天宝在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在天之鑫公司缴纳社保，属于天之鑫公司员工。而天之鑫公司却声称杨天宝于2018年12月便离开公司，结合苏启刚提交货拉拉已完成订单截图中的订单日期均在2019年初，可以看出杨天宝在2019年年初仍为天之鑫公司员工，天之鑫公司为逃避法律责任而做出虚假陈述。上述可知，杨天宝的行为系履行其工作职责，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天之鑫公司承担。三、关于苏启刚提交的涉及熊春香、李继富的证据。熊春香为天之鑫公司的股东及监事，李继富为天之鑫公司的副总经理，其二人向苏启刚转账的行为系对苏启刚的报销请求进行支付，且属于天之鑫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四、关于苏启刚提交的货拉拉已完成订单截图。该组证据表明苏启刚频繁在供应商及天之鑫公司注册经营场所之间，通过货拉拉软件叫车功能运输生产产品，足以证明苏启刚的工作内容与天之鑫公司有关，且属于天之鑫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苏启刚与天之鑫公司存在很强的人身依附性，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苏启刚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符合劳动关系成立要件。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苏启刚与天之鑫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天之鑫公司应否向苏启刚支付工资差额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苏启刚未与天之鑫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判断苏启刚与天之鑫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苏启刚负有基本和初步的举证义务。为此，苏启刚提交了工衣、李继富、杨天宝、熊春香的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货拉拉订单予以佐证。熊春香是天之鑫公司的股东及监事，杨天宝是天之鑫公司的员工，天之鑫公司提交的社保缴费明细不能直接证明杨天宝具体任职期间。天之鑫公司的人员向苏启刚支付款项，但不能对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解释，且杨天宝与苏启刚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苏启刚向杨天宝催要工资，杨天宝予以了回复。货拉拉订单亦显示送货方为“天之鑫李继富”等，且结合苏启刚能够提供天之鑫公司的工衣，故苏启刚已经完成基本举证义务，所提交的证据已达“高度盖然性”。在天之鑫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采信苏启刚提交的证据认定苏启刚与天之鑫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以此计算天之鑫公司应当向苏启刚支付的工资差额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天之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东莞市天之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邓潮辉审判员  尹河清审判员  林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慧英曾梓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