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4行终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虹晖一路**。法定代表人：王军，镇长。行政机关应诉负责人：周少文，镇委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宁,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彦明，男，195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10************032。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云,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旗镇政府）因与被上诉人高彦明行政奖励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4行初1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6月8日，中国共产党珠海市红旗镇委员会、珠海市红旗镇人民政府联合发布珠红字[2000]33号《关于印发＜珠海市红旗镇鼓励外来投资优惠办法＞和＜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通知》。《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以下简称2000年《奖励办法》）第三条第一点规定，凡引入投资者买地建设（包括厂房、商住楼以及其他建设）的，以5元/平方米的标准支付中介费。第五条规定，凡引进的项目属国际、国内名牌企业、名牌产品或被认定为国家级高科技项目，除享受上述奖励外，引进者可与镇政府协商，商订比上述标准更高的奖励金额。2001年2月2日，红旗镇政府作出《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以下简称2001年《奖励办法》），该办法中第三条和第五条规定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仅支付中介费的标准改为2元/平方米。2003年12月25日，珠海市联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经红旗镇政府委托，与xx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该公司的用地红线图记载，用地面积为321192.9平方米。2017年3月6日，高彦明向红旗镇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其支付招商引资奖金人民币200万元。2017年4月28日，高彦明又向金湾区信访局递交了《关于要求红旗镇政府履约、兑现承诺的信访函》。2017年6月29日，红旗镇政府在《信访事项延期办理告知书》中称延长办理期限30日。2017年7月14日，林xx在高彦明《关于请求奖励的情况说明》中签署“情况属实”。2017年9月6日，高彦明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红旗镇政府兑现引资奖励人民币200万元。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404行初249号《行政裁定书》，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高彦明的起诉。高彦明不服，提起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4行终15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粤0404行初249号裁定，由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粤0404行初329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了高彦明的诉讼请求。高彦明不服，上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23日，林xx在《笔录》中称，其于2002年4月份至2005年5月中旬在红旗镇担任党委书记，在（xx公司）项目还没定下来，高彦明要求我们给予招商引资奖励，后来合同签订后，给其承诺奖励人民币150万元，但告诉他当时没钱，等xx铜厂投产产生税收后，才能给予奖励。2019年6月30日，李xx（原红旗镇负责招商引资的副镇长）在《笔录》中称，2000年《奖励办法》后来撤销了，有没有制定新的其不清楚。2019年10月17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4行终6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红旗镇政府应当向高彦明支付xx公司项目的招商引资奖励金，判决撤销（2018）粤0404行初329号行政判决，责令红旗镇政府在收到判决六十日内对高彦明作出招商引资奖励决定。2020年1月6日，红旗镇政府作出《关于对xx公司引进人进行招商引资奖励的决定》，依据2001年《奖励办法》，决定对高彦明作出招商引资奖励，奖励金额为人民币642,385.8元（标准按2元/平方米，xx公司用地红线图占地面积321192.9平方米）。高彦明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红旗镇政府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的《关于对xx公司引进人进行招商引资奖励的决定》；2.红旗镇政府按照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2000年6月）的标准重新作出奖励决定；3.红旗镇政府支付引资奖励金额自2017年3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现暂计至2020年3月22日，利息金额为人民币293,444.44元(计算公式：200万×（4.75%/360天）×1112天)；4.红旗镇政府向高彦明赔礼道歉；5.本案受理费由红旗镇政府承担。一审法院判案理由及结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红旗镇政府应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还是2001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二是红旗镇政府是否应当向高彦明支付利息；三是红旗镇政府是否应当向高彦明赔礼道歉。具体评判如下：一、红旗镇政府应当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理由如下：一是根据林xx在《笔录》中“其当时任红旗镇党委书记，在xx公司合同签订后，承诺给予高彦明奖励人民币150万元”之陈述内容，及在《关于请求奖励的情况说明》中“在项目签字奠基仪式活动中，……，根据《珠海市红旗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来粗算，奖励不低于200万元”之说明内容，结合xx公司占地面积321192.9平方米的事实，可以认定红旗镇政府对高彦明所作奖励允诺系2000年《奖励办法》之内容；二是红旗镇政府虽发布了2001年《奖励办法》，但该办法并未有明确废止2000年《奖励办法》之内容，该办法的发布不能否定红旗镇政府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对高彦明所作的奖励允诺；三是2000年《奖励办法》和2001年《奖励办法》，均是红旗镇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当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做出了符合上述《奖励办法》规定的行为时，红旗镇政府就应按照其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应的奖励义务。诚信原则是给付义务的客观基础，只要有承诺内容的产生，红旗镇政府就要为社会公众因承诺的信任产生责任，并对此承诺负有法定履行义务。因此，红旗镇政府依据2001年《奖励办法》作出被诉《奖励决定》，适用依据错误，应予撤销。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高彦明诉讼请求中要求判令红旗镇政府重新作出向其兑现引资奖励人民币200万元决定的问题。案涉《奖励决定》被撤销后，红旗镇政府应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重新作出奖励决定，故高彦明请求红旗镇政府重作奖励决定之诉请应予支持。关于具体奖励金额的问题，尚须红旗镇政府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予以认定，司法权不宜僭越行政权，故一审法院不宜直接判决确认红旗镇政府应向高彦明支付的具体奖励金额。二、关于红旗镇政府是否应当向高彦明支付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行政奖励是依申请而发动的授益行政行为。高彦明虽系涉案xx公司项目的引资奖励对象，但高彦明、红旗镇政府对具体的奖励金额存在分歧，且具体金额至今尚未确定，高彦明主张红旗镇政府应当向其支付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红旗镇政府是否应向高彦明赔礼道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红旗镇政府并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三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致人精神损害之违法情形，亦即高彦明请求判令红旗镇政府向其赔礼道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红旗镇政府作出《关于对xx公司引进人进行招商引资奖励的决定》适用依据错误，应予撤销。高彦明诉请撤销，并要求红旗镇政府按照2000年《奖励办法》重新作出奖励决定，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要求红旗镇政府支付利息及赔礼道歉，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红旗镇政府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的《关于对xx公司引进人进行招商引资奖励的决定》；责令红旗镇政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重新作出奖励决定；驳回高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上诉人红旗镇政府的二审诉求为：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4行初156号行政判决书第一、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彦明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高彦明承担。理由具体如下：一、林xx的陈述均是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不应以此认定为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作出的承诺。其一，林xx的陈述未经任何会议集体讨论、相关领导、负责人签名，更没有会议决议通过，其做出陈述仅代表其个人，不应对上诉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在xx引进时（即2003年）前后，红旗镇公务员的年收入仅两万多不到三万元，150万元或者是200万元在2003年时是一笔非常巨大的金额，同意支付巨额奖励款的重大事项，不是任何一个领导个人可以做出承诺的，必须经过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决议通过才可以做出。从法院对上诉人原镇长谢xx、原副镇长李xx的《笔录》可以看出，两人均没有表示对向高彦明支付如此巨额的引资奖励经过集体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反映林xx作出支付如此巨大金额的陈述，未经上诉人同意，仅属于其个人行为，不应对上诉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其二，林xx在2002年开始任上诉人的党委书记，在xx公司2003年12月引进时，2001年《奖励办法》早已生效并实施，林xx无权在2001年《奖励办法》早已生效并实施且不经过集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情况下，再对外陈述支付150万元或200万元的奖励。显然，林xx的陈述不应对上诉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其三，从《关于请求奖励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的“林xx书记跟我讲，……奖励不低于200万元”但（2019）粤04行终62号案法庭向林xx的《调查笔录》中奖励金额又变为150万元，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矛盾，可以反映林xx的陈述存在随意性，在xx公司引进时上诉人并未对引资奖的金额作出明确承诺。二、2001年《奖励办法》制定后，上诉人对2001年2月2日后引进的企业已实际适用2001年《奖励办法》，不应由于2001年《奖励办法》没有明确废止2000年《奖励办法》的字样，即以2000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其一，上诉人在2001年2月2日制定了新的《奖励办法》，以2元/平方的标准支付中介费，据此上诉人对2001年2月2日后引进的企业都实际适用该《奖励办法》进行奖励。xx公司是在2003年12月，即2001年《奖励办法》制定后引进的，明显被上诉人的奖励应适用2001年《奖励办法》。其二，2001年《奖励办法》虽没有明确废止2000年《奖励办法》的字样，但2001年《奖励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实行，有红旗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其含义就是从发文之日即2001年2月2日起正式实施，2001年2月2日之后引进的企业均应适用该办法。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虽《奖励决定》不是法律、法规、规章，但该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规则“新法优于旧法”，即当新的文件与旧的文件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的文件的效力优于旧的文件，在新的文件生效后，与新的文件相抵触的原文件规定自然不再适用。因此，不应由于2001年《奖励办法》中没有明确废止2000年《奖励办法》字样的条文，即认定在xx公司引进时2001年《奖励办法》早已实际实施的情况下，还适用2000年《奖励办法》对被上诉人进行奖励。三、无任何证据证明是上诉人以2000年《奖励办法》对被上诉人作出支付奖励的承诺。被上诉人手上虽持有2000年《奖励办法》，但《奖励办法》是对外公开的文件，被上诉人持有并不奇怪，其可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该文件，不应由于被上诉人持有即当然的认为是上诉人提供或是上诉人作出的承诺。同时，被上诉人一直不明确说明向其提供2000年《奖励办法》人员的具体姓名，上诉人无法进行核实、了解该人员是否向被上诉人提供了2000年《奖励办法》，提供的人员是否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该人员是基于何种情况、何种原因提供等，不应由于被上诉人手上持有，即认为是上诉人以2000年《奖励办法》对被上诉人作出支付奖励的承诺。再者，对比上诉人的2000年《奖励办法》原件可以看到，两者内容虽基本一致，但格式有明显的不同，如字体大小、段落的位置、行间距、落款处“珠海市红旗镇人民政府”的字样并非打印等。可见，被上诉人持有的2000年《奖励办法》并非是通过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以正式、合法的方式取得，否则不可能不直接用原件复印交给被上诉人，也不可能与原件格式明显不一致。因此，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上诉人以2000年《奖励办法》对被上诉人作出支付奖励的承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以2000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明显错误。被上诉人高彦明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定红旗镇政府应当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这一认定事实清楚，有理有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生效的（2019）粤04行终62号《行政判决书》第11页中明确“红旗镇政府为了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制定并发布了《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并由下属负责招商引资和投资服务的部门作为宣传资料向不特定对象发放。因此，该奖励办法中有关对于项目引进者予以奖励的规定，应当视为行政主体对不特定相对人作出的一种承诺，红旗镇政府应当本着诚信原则执行该办法，对项目引进者的奖励申请认真审核，并作出是否予以奖励的决定。本案中，红旗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不论是在对高彦明的招商引资奖励申请的审核中，还是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阶段对事实的调查中，均未能秉持诚信原则，实事求是地履行职务。本院对被上诉人红旗镇政府的不诚信行为，予以谴责。”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除了谴责红旗镇政府不讲诚信之外，还明确其应当依照实际发放给不特定对象高彦明和珠海市工商联的2000《奖励办法》进行奖励。此次金湾区人民法院所做156号《行政判决书》实际与上述已生效的62号《行政判决书》的认定是一致的。红旗镇政府既然在项目引进时发放给引进人高彦明和珠海市工商联的是2000年《奖励办法》，那么就应当按照2000年《奖励办法》的规定，以5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计算奖励金额。二、红旗镇政府的上诉观点错误。其一，红旗镇政府当年向高彦明发放的是2000年《奖励办法》，同时，其在xx公司项目引进过程中向珠海市工商联发放的也是2000年《奖励办法》。高彦明和珠海市工商联收到的《奖励办法》内容完全一致。政府的招商引资奖励行为，应以政府对行政相对人就特定引进项目作出的具体承诺为准。即红旗镇政府应当以其当时发放给高彦明和珠海市工商联的2000年《奖励办法》来兑现引资奖励。其二，林xx代表红旗镇政府向高彦明承诺按照2000年《奖励办法》估算，奖励金额不低于200万元。林xx是当时的红旗镇党委书记，是红旗镇政府的主要领导之一，一直负责跟进xx公司的引进工作，包括到投资人所在地河南新乡组织考察。林xx书记在《笔录》及《关于请求奖励的情况说明》中所作陈述均是按照2000年《奖励办法》进行的估算。林xx书记代表红旗镇政府向高彦明作出了根据2000年《奖励办法》进行奖励的行政允诺。红旗镇政府应当依照当时的允诺标准向高彦明兑现奖励。其三，对于红旗镇政府出示的2001年《奖励办法》，高彦明在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收到该文件以前从未听过、也未见过，甚至没有听红旗镇政府提及过。红旗镇政府在出示2001年《奖励办法》之前一直都是否认有引资奖励办法的存在事实。不可否认，为了“方便工作”，个别基层政府会设置文件。也就是说，红旗镇政府可能制定了2001年《奖励办法》，但是高彦明和珠海市工商联档案留存的2000年《奖励办法》也不是自己造假或杜撰的，且已被证实出自于红旗镇政府，是由红旗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招商引资时发放给高彦明和珠海市工商联的。同时，所谓的2001年《奖励办法》并没有声明宣布2000年《奖励办法》无效，因此，红旗镇政府仍然应当依照其向高彦明发放的2000年《奖励办法》来兑现奖励。二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判案理由及结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红旗镇政府应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还是2001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二是红旗镇政府是否应当向高彦明支付利息；三xx公司是否为国家级高科技项目。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红旗镇政府应依据2001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首先，红旗镇政府应依据哪一份《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取决于招商引资奖励行为的性质。本院认为，红旗镇政府下发招商引资奖励文件的行为属于行政允诺行为。行政允诺（又称行政承诺），是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依行政职权作出的承诺办理某项事务的行为。在招商引资奖励属于行政行为的前提下，应按照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求来确定招商引资奖励的依据。本案中，无论是2000年《奖励办法》还是2001年《奖励办法》，都明确“凡引入投资者买地建设（包括厂房、商住楼以及其他建设）的”，“按实际到位买地资金的比例付现”。如果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作为买地资金实际到位的时间，珠海市联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受红旗镇政府委托与xx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时间是2003年12月25日，在该时点应当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为2001年《奖励办法》。即使2001年《奖励办法》没有明确废止2000年《奖励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关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不一致时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在2001年《奖励办法》施行之后的，即应适用2001年《奖励办法》。而事实上，红旗镇政府也在下发2001年《奖励办法》后即依据该办法进行招商引资奖励。其次，高彦明主张红旗镇政府在xx公司项目引进过程中向被上诉人和珠海市工商联发放的是2000年《奖励办法》，招商引资奖励行为应以政府对行政相对人就特定引进项目作出的具体承诺为准，即应当以2000年《奖励办法》兑现引资奖励。本院认为，高彦明所持2000年《奖励办法》没有落款和印章，对该《奖励办法》的提供的人员是否是红旗镇政府工作人员、该人员基于何种情况向其提供等并未说明，不能认定红旗镇政府向其就特定引进项目作出了具体承诺。并且，行政允诺行为不同于民商法上的承诺，行政允诺为单方行为，其作出无需征得行政相对人的同意，而民商法上的承诺是以对方的要约为前提。基于行政允诺的行政行为性质和单方性，行政允诺的兑现应当按照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原则确定兑现的依据。因此，即使是红旗镇政府在2001年《奖励办法》施行后向高彦明发放2000年《奖励办法》，也不成立红旗镇政府向其就特定引进项目作出具体承诺，高彦明最终按何种标准计算奖励金额，仍取决于其在完成招商引资奖励行为的当时所应当适用的《奖励办法》，除非红旗镇政府与高彦明以行政协议的方式对奖励标准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此外，红旗镇政府下发《奖励办法》在性质上也不属于民商法上的要约，不存在单方变更要约，未经送达相对方不生效的问题。再次，高彦明主张原红旗镇党委书记林xx在《笔录》及《关于请求奖励的情况说明》中所作奖励金额的陈述均是按照2000年《奖励办法》进行的估算，林xx代表红旗镇政府向高彦明作出了根据2000年《奖励办法》进行奖励的行政允诺。本院认为，招商引资奖励是红旗镇政府依据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行政行为，红旗镇党政领导个人的口头表态不能视作镇政府的承诺，在实际进行招商引资奖励时仍须以应当适用的文件为依据，并按程序作出奖励。最后，高彦明认为红旗镇政府作出的奖励决定与本院生效的（2019）粤04行终62号《行政判决书》的内容不符。本院认为，该判决明确“红旗镇政府为了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制定并发布了《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并由下属负责招商引资和投资服务的部门作为宣传资料向不特定对象发放。因此，该奖励办法中有关对于项目引进者予以奖励的规定，应当视为行政主体对不特定相对人作出的一种承诺，红旗镇政府应当本着诚信原则执行该办法，对项目引进者的奖励申请认真进行审核，并作出是否予以奖励的决定”，但2000年和2001年《奖励办法》的名称均为《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故不能认为（2019）粤04行终62号《行政判决书》已明确所要适用的《奖励办法》，相应不能认为红旗镇政府的奖励决定与生效判决内容不符。二、红旗镇政府应当向高彦明支付利息鉴于行政奖励是依申请而发动的授益行政行为，高彦明为xx公司项目的引资奖励对象已为生效的（2019）粤04行终62号《行政判决书》和红旗镇政府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的《关于对xx公司引进人进行招商引资奖励的决定》确认，红旗镇政府应当向高彦明支付延迟支付奖励金额的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延迟支付奖励金额的利息自高彦明提出申请之日起满两个月开始计算。三、xx公司应认定为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1年《奖励办法》第五条规定：“凡引进的项目属国际、国内名牌企业、名牌产品或被认定为国家级高科技项目，除享受上述奖励外，引进者可与镇政府协商，商订比上述标准更高的奖励金额。”本院认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6】32号）规定了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主体和程序，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备案管理，公布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核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第四项“建设并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省级和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负责将认定后的高新技术企业按要求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对通过备案的企业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因此，只存在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认定、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的高新技术企业。xx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布的经广东省认定机构办公室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符合《奖励办法》第五条规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科技项目，且项目引进后在红旗镇经营至今，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故酌定红旗镇政府按2001年《奖励办法》确定的奖励标准即2元/平方米上浮35%计算奖励金额。综上，一审判决认为红旗镇政府应当依据2000年《奖励办法》作出奖励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纠正；认为红旗镇政府不应向高彦明支付利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纠正；不予支持高彦明要求红旗镇政府赔礼道歉，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以及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4行初156号行政判决；二、判决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按照2001年2月2日《珠海市红旗镇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确定的2元/平方米的奖励标准上浮35%计算奖励金额；三、判决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向高彦明支付奖励金额的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7年3月6日起满两个月即2017年5月7日起计算，以根据第二项确定的奖励金额为基数，按照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超过3年的，按3年定期存款利息计算，不足1年的按1年定期存款利息计算）］；四、驳回原审原告高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第二项、第三项金额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100元，由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智斌审判员  唐 文审判员  宋义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雷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