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3民再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边永林，男，196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安群，北京市方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才，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台支行，住所地海城市南台镇。负责人：张利族，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少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睿，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城市永安路**。法定代表人：杨肃，该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安，辽宁浩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昌，辽宁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边永林与被申请人辽宁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台支行（原海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台信用社，以下简称农商行南台支行）、辽宁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海城农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铁西法院）（2015）鞍西民三初字第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8）辽03民终119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边永林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8）辽民申426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边永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安群、吴永才，被申请人农商行南台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少平、陈泽睿，被申请人海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安、李洪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边永林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认定“王力实施的借款行为不是行使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的基本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显然错误。边永林已向法院提供《借条》、《情况说明》、《还款计划》以及公安机关依职权调取的王力、徐永伟、韩红等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均能证明王力、徐永伟在向边永林借款时，分别表明了身份系农商行南台支行的主任（负责人）和信贷员；明确借款人的名义为农商行南台支行，而不是他们自己个人；借款的用途也明确是为完成清收农商行南台支行到期不良贷款，是为农商行南台支行“过桥”，而不是王力、徐永伟个人“过桥”。原审仅以王力、徐永伟的行为超越其职权范围，来确定二人向边永林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案件基本事实。职务行为的构成应具备如下要件：其一，行为人的身份与所在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为该单位的负责人或职员；其次，行为人是否以经营者的名义或身份实施的行为；其三，行为人行为的内容是否与单位的经营活动有关联。通过本案的证据表明，王力、徐永伟在借款过程中完全具备上述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原审置边永林已向法院提供的《借条》、《情况说明》、《还款计划》以及公安机关依职权调取的王力、徐永伟、韩红等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于不顾，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王力、徐永伟二人向边永林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显然是错误的；2、原判认定“可见，无论从资金流向还是实际受益人都不能认定农商行南台支行为实际受益人”的基本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显然错误。关于资金流向问题，部分流入农商行南台支行不良贷款账户，而后划款还贷最终流向农商行南台支行。另外，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能证明，王力及信贷员用边永林的借款偿还了不良贷款户的贷款。而被申请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不良贷款户所清偿的贷款系由贷款户自己偿还的事实。被申请人作为金融机构保管着全部不良贷款户的贷款及逾期和还款的全部手续。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边永林已经提交了贷款户的存款人签名为信贷员。一审法院还在庭审中向二被申请人释明，要求其向法院提交公安机关笔录中所涉及的不良贷款户的相关还款来源证据，否则，承担不提交该证据的不利后果，但二被申请人拒绝提供。根据公安机关调取农商行南台支行信贷员及贷款户的笔录、收贷收息凭证等，均能证明贷款户的还款资金，均来自于王力向边永林的借款。原审认定“不能认定农商行南台支行为实际受益人”没有证据支持，显然该部分基础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认定“王力、徐永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未经过刑事案件或本案的庭审质证，不符合证据的采信原则，该院不予采信”的基本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显然错误。王力、徐永伟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系一审法院经过合法的程序依法调取，并经过了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系当事人在国家司法机关无利害关系人面前所做的陈述，且与其他书证内容完全印证一致。原审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情况下，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显然导致对证据和事实认定错误；4、原审置二十几份《借条》、《情况说明》、《还款计划》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所呈现的客观事实于不顾，完全依据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来判断案件基本事实，原判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次，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审查和判断。另外，由公安机关的公文书证为证，边永林的款项用于农商行南台支行的“过桥”，即清收农商行南台支行不良贷款。边永林认为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裁定对本案再审。故请求撤销本院（2018）辽03民终11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支付借款人本金人民币2640万元。按借条和还款计划约定支付法律许可的利息直至实际支付日。农商行南台支行、海城农商行辩称，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边永林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王力实施的借款行为不是行使职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依据金融机构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王力的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案涉《借条》、《还款计划》、《情况说明》均没有加盖农商行南台支行的公章，说明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二、案涉《借条》所涉借款共计2640万元打入王力个人账户，而未打入农商行南台支行账户，农商行南台支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受益人。孙玉生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孙玉生欠农商行南台支行一千余万元到期贷款是通过王力向边永林借款偿还的，孙玉生事后已给边永林出具一千余万的欠条。在此需强调的是，孙玉生的做法就是所谓的“过桥”。“过桥”从法理上讲就是第三人代为清偿。本案，孙玉生欠农商行南台支行的债务（贷款）通过王力由边永林代为清偿而消灭；而孙玉生与边永林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此中获益者为贷款户孙玉生，而不是农商行南台支行；三、王力、徐永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未经过刑事案件或本案的庭审质证，不符合证据的采信原则，法院不予采信正确。王力、徐永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作为刑事案件的初步调查材料，没有经过法院刑事开庭审查查证属实，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之一，故不能直接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边永林作为有多年经商经验的飞云门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王力向其借款并非是职务行为，不是善意相对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行为。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再审认为，关于王力、徐永伟向边永林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问题。王力、徐永伟在借款行为发生时，分别是农商行南台支行的主任和信贷员，在此情况下，即使相关借款合同没有加盖单位公章，如果该二人的行为是以单位名义实施，且与农商行南台支行经营活动有关联，亦可能构成职务代理或超越职权范围的表现代理；如果该二人的借款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代理或超越职权范围的表见代理？关于边永林汇入王力银行卡中的资金是否用于偿还了南台支行贷款户到期未还贷款问题。王力在鞍山市公安局机关笔录中承认边永林汇入王力银行卡中的资金用于偿还农商行南台支行贷款户到期未还的贷款，南台支行的工作人员亦承认王力银行卡中的资金用于偿还南台支行贷款户到期未还的贷款，承认其使用王力银行卡进行取现汇款还贷款。上述证人证言是否从农商行南台支行的往来账上能够体现？关于边永林于2012年曾向鞍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举报王力、徐永伟涉嫌非法经营犯罪。鞍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经侦查后，于2015年11月6日向边永林出具了《经侦建议书》，该《经侦建议书》内容为：“边永林你于2012年8月1日来我支队举报的王力、徐永伟涉嫌非法经营一案，经我支队审查，2011年10月起至2012年1月海农商行南台支行主任王力，信贷员徐永伟以农商行南台支行的名义向你借款3010万元，所借款项均用于农商行南台支行的不良贷款”。原审是否应对该公文书证所证实的内容予以审查认定？关于孙玉生于2016年5月27日出具证明，证实其在南台信用社贷款一千多万元，贷款到期后因公司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其求王力向边永林借款偿还农商行南台支行贷款，事后其为边永林打了一张一千多万的欠条。如其所述属实，王力的行为是否属于农商行南台支行为了清理不良贷款而实施的所谓“过桥”？关于王力于2012年10月9日在鞍山市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时陈述，其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2年5月25日，该卡取款凭条上交易类别“现金”没有取现金，是以取现方式偿还孙玉生、张俊国、刘博武等贷款使用的贷款本息了，王力上述事实是否真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辽03民终119号民事判决和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5）鞍西民三初字第96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王延军审判员  徐云龙审判员  李红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程继国书记员贺娜（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