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21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1，女，196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2，女，1974年5月3日才出生，汉族。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相东，贵州东如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小青，贵州东如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3，男，196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贵州观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勇，男，196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余某4，女，汉族，1952年4月23日出生。上诉人余某1、余某2因与被上诉人余某3及原审被告余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0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某1、余某2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被继承人陈某某实际上只有285828元存放于上诉人余某1处，其中30万元（219000元通过银行转账，81000元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存放于上诉人余某2处，一审法院仅凭转账记录就认定存放在余某1处的金额为366828元，却对余某2当庭自认收到3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且余某2也向余某1出具了收到30万元的收条，遗漏了重要案件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余某1与被继承人陈某某一起生活，饮食起居全部由余某1负责，对陈某某的赡养义务远远多于余某3，理应受到法律的支持及道德的称赞。在老房被拆迁后余某1就将陈某某接到贵阳居住，因其不习惯城市生活，上诉人联系当地政府部门为陈某某老人暂时安排住处，在此期间余某1也多次转账生活费并时常抽空去照料，上述事实有转账记录、录音证据为证。3、余某3在与陈某某的家庭析产纠纷中获得了104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为了达到其非法获得陈某某财产的目的，多次殴打威胁陈某某起诉余某1，陈某某不得已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给余某3立下了遗嘱。一审庭审中余某1提交的录音证据也证明了余某3多次殴打陈某某的事实。上诉人无明确证据证明陈某某是受到威胁立下的遗嘱，但是陈某某老人亲口向余某1陈述余某3大骂胁迫其起诉余某1和立遗嘱将财产留给余某3，虽然只是口头上说的，但确实是陈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是有效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程序性规定。1、一审中，余某1在限期内提交了律师费和部分交通费票据，仅有部分交通餐饮费票据是从慎重邮寄过来在限期当天下午拿到法院，但因法官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导致了余某1未能在限期内提交。对于这些重要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等于变相剥夺当事人举证的权利，是违反程序法的，应当纠正。2、余某3所诉继承的遗产585828元，其中40万通过协议的方式，直接归还了余某1和余某2用于陈某某与余某3因家庭析产纠纷诉讼所垫付的费用，该笔费用的性质为借款（债权债务）性质。所签订的《协议书》虽名称为协议书，实际上属于结算，并确认陈某某自愿归还余某1、余某2办理陈某某诉余某3家庭析产纠纷一案所支出的费用。该协议是已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签订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有效，对各方都有约束力。即便后面有遗嘱，撇开遗嘱效力，至少也应当扣减40万的费用，一审法院将不属于遗产的借款（债权债务）认定为遗产属适用法律错误。3、扣除40万元垫付的“打官司”还款费用后，剩余的185828元其中部分已经用于陈某某的养老费用，且有相关银行转账凭据为证，剩余16万余元系陈某某对余某1的赠与，且赠与已经发生财产转移。该项事实有《协议书》及录音证据所证实。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非法定事由不可撤销。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证据亦不予采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余某3辩称，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其主张律师费及交通费40万元的事实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撑，上诉人余某1主张16万元是其母亲赠与的主张未提供相关支撑，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相关后果，原判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余某4述称不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问题。余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继承人陈某某的拆迁补偿款585828.00元人民币由原告继承；2、判决被告余某1、余某2将585828.00元人民币返还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陈某某与其夫余某某于××××年结婚，共生育余某3、余大军、余某4、余某1、余某2五个子女。1997年余大军去世，2000年余某某去世。另根据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2308号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1999年经黔西县中坪镇司法所调解确认，陈某某、余某某与其子余某3达成的《调解协议》，余大军生前未婚、无子女。2015年6月，陈某某诉余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经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5）黔县0522民初2203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22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毕中民终字2546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23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门牌号为中坪街45号房屋宅基地补偿款421799.40元，陈某某享有60％的份额，余某3、余某4、余某1、余某2各享有10％份额；原门牌号为中坪街45号房屋拆迁补偿款557243.18元，陈某某享有25％份额，余某3享有75％份额；原门牌号为中坪街22号房屋拆迁补偿款773682.43元，陈某某享有25％份额，余某3享有75％的份额；原们牌号为中坪街22号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为773682.43元，由上诉人陈某某享有25%的份额，……”，经过以上判决，陈某某共分得补偿款585828.00元。庭审中，被告余某1、余某2共同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陈某某订立《遗嘱》1份（该《遗嘱》原件为Ａ4纸打印件），证明在“原告胁迫陈某某立下一份遗嘱前已经立下遗嘱将其财产交由被告继承，原告未尽到赡养义务”，该份《遗嘱》载明“1、本遗嘱财产：立遗嘱人陈某某与余某3家庭析产纠纷一案中，人民法院判归属于我（陈某某）的财产部分。2、本遗嘱财产处理：（1）立遗嘱人所有的上述财产（包括对应的拆迁款等等），由余某1（身份证号码：5224231965********）、余某4（身份证号码：5224231952********）、余某2（身份证号码：5224231974********）三人共同继承，三人等额继承财产。（2）余某3与我虽系母子关系，但未尽赡养义务，余某3无权继承本人名下任何财产。（3）如我（陈某某）在与余某3家庭析产纠纷一案未生效判决时离世，由余某1、余某4、余某2三人为我的权利继承人，继续走完司法程序，直至处理完毕案件，最终判决的财产由余某1、余某4、余某2继承。”立遗嘱人签字位置签字为：陈某某，见证人签字位置签名为：李东升、李某、贾某。原告质证表示，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意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没有证据证明该《遗嘱》是陈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证明陈某某直到该遗嘱的内容，该遗嘱时间是2015年11月16日，陈某某已经于2018年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财产交由原告继承，并且在遗嘱第三条表示，其本人不识字，所以之前与三个女儿所签的所有东西都无效，被告的这份《遗嘱》是无效遗嘱。被告余某4质证表示，对这些都不清楚，过后也没有按照该《遗嘱》执行，没有分钱给本人。原告余某3、被告余某1和余某2另在庭审中表示，拆迁款于2017年6月21日到达陈某某账户。被告余某1、余某2另在庭审中提交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2日，陈某某、余某1、余某2三人签订《协议书》和收条各1份，《协议书》约定：经三人协商，陈某某将打官司所得的58万余元自愿归还给余某1、余某2为陈某某诉余某3财产分割案垫付的打官司费用40万元，其中余某1垫付10万元，余某2垫付30万元。剩余185828.00元由余某1代管，用于陈某某今后的养老费用。原告对该《协议书》和收条未予认可，并表示，陈某某不识字，不清楚协议书上的内容是否是陈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参加诉讼花费40万元不符合常理，收条由被告保管也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被告余某4质证表示，什么都不清楚，也没有听说陈某某向谁借款。另查明，2017年6月23日，余某4、陈某某、余某1、余某2签订《协议》1份，载明“从今日起，老妈陈某某由余某1和余某2负责，大姐余某4不参与陈某某的任何经济和生活，余某4自愿退出一切。”在（2018）黔01刑终762号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贵州黔西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坪支行个人账户名下查询等证据显示，2017年6月23日，陈某某在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头桥支行将存于该行的58万余元汇入余某1账户，余某1直接支付给陈某某生活费4300.00元，余某1将其中的219000.00元转到余某2账户。陈某某在该（2018）黔01刑终762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称，余某1伪造其签名并骗其捺印，私自将58万元转入自己账户。余某1、余某2则称前述转账行为系陈某某的自愿行为。在此之后，陈某某向余某1索要该58万余元，余某1以在诉讼过程中已实际花费40万元（含律师费11万元及交通费等29万元）且已经支付给陈某某生活费1万元为由，仅同意给付人民币16万元。陈某某遂以侵占罪将原审被告人余某1自诉至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限被告余某1于庭审后三日内提交其所称的“打官司”花费40万元的相关发票到庭，并告知其逾期视为举证不能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余某1未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到庭。余某3另在庭审中提交2018年5月25日，黔西县中坪镇老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本社区居民陈某某的三个女儿出嫁后，偶尔到过本社区看望过老人，陈某某一直是跟长子余某3及儿媳居住，家庭关系也比较融洽，直到2015年因修建白黔高速，陈某某和长子余某3居住的房子要被征占时，三个女儿才同同时回来看望老人，回来后三个女儿经常为拆迁补偿款的问题跟大哥余某3争执不休，本社区及下去派出所也曾多次调解均未果。因老人没有文化不识字加之年事已高，什么叫打官司老人都不懂，三个女儿利用老人的这一缺点哄骗老人跟大哥余某3打官司，并对老人说打赢官司后不会要老人一分钱，并且会妥善安置老人的晚年生活，谁曾想到官司胜诉后，余某1竟把老人存折上的拆迁补偿款全部转走，身为人女竟为了金钱置亲情于不顾，对老人不管不问导致老人生活困难。三个女儿走后，老人就一直居住在中坪小学的破房子里，儿子余某3曾多次来接老人跟自己居住，老人都不愿意去，老人想到自己受到三个女儿的蒙蔽跟自己的儿子对薄公堂，心生愧疚，加之老人是中坪土生土长的人在中坪住惯了，不习惯城市的生活。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余某1及余某2不但不赡养老人，不给老人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还将老人的拆迁补偿款全部转走致使老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二人的所作所为受到本社区居民的强烈谴责，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儆效尤。”三位余某1、余某2、余某4对该《情况说明》均未予认可，并表示，对母亲陈某某已尽到赡养义务。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8）黔0103刑初30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自诉人陈某某对被告人余某1的起诉”。陈某某不服上述刑事裁定书，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黔01刑终762号刑事裁定书，以陈某某与于大敏之间的争议系民事纠纷，应以民事法律关系予以调整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8月31日，陈某某在贵州省黔西县居民委员会，经高勇代书，并有三名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订立《遗嘱》载明“1、将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2308号，判决给我的拆迁补偿款585828元人民币由儿子余某3继承。现该笔赔偿款拆迁补偿款585828元人民币存放在二女儿余某1和三女儿余某2的账户上，二人企图想私吞该笔拆迁补偿款585828元人民币，我在世一天会继续向余某2和余某1追讨该笔拆迁补偿款585828元人民币，本人若离世，由我的儿子余某3代我追回该笔拆迁补偿款585828元人民币，并由我的儿子余某3继承。2、我的三个女儿余某4、余某1、余某2未对我进行赡养义务，本人去世后此三人不得继承我遗留的财产。3、因本人不识字，之前我与三女儿余某4、余某1、余某2签订的任何协议或遗嘱均无效，以本遗嘱为准。4、这份遗嘱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本人不识字，我要求在场的见证人宣某该遗嘱的内容给我听，并同步录音录像。5、希望大家尊重本人的遗愿，和平处理遗产继承事宜。6、因本人不识字，由见证人袁某我代签字本人捺手印。7、本遗嘱一式三份，我本人、继承人余某3、黔西县中坪镇老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各保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立遗嘱人签字处有陈某某签名及捺印，代书人签字处有高勇签名，见证人签字处有袁某、莫某、高某三人签名。此外，还对订立遗嘱的过程拍摄视频进行记录。2018年12月9日，陈某某因病逝世。原告与三被告因陈某某财产的继承事宜发生矛盾，余某3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如前。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被告余某1、余某2申请，案外人贾某、李某作为证人出庭，对陈某某订立遗嘱，和贾某、李某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的事实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我国继承法严格规定遗嘱的类型和形式要件，是为了确保遗嘱意思真实、内容合法，有效保护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被继承人订立的遗嘱，必须意思真实，符合我国继承法规定的相应类型遗嘱应有的形式要件，才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中两份《遗嘱》的效力问题；二、本案中被继承人陈某某的遗产范围问题。首先，关于本案中两份《遗嘱》的效力问题。对于被告余某1、余某2共同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由陈某某订立的《遗嘱》，因该份遗嘱系打印形成，并非陈某某本人书写，在形式上应属于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该《遗嘱》仅有立遗嘱人和见证人签字，没有代书人签字，故该遗嘱不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应属无效。对于余某3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由陈某某订立的《遗嘱》，同样系打印形成，被告余某1、余某2主张该遗嘱系原告余某3胁迫被继承人订立，原告未对被继承人陈某某尽到赡养义务，但是仅提供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由陈某某订立《遗嘱》予以证明，因该《遗嘱》属无效遗嘱，被告余某1、余某2又未提交其他证据，故对被告余某1、余某2上述关于余某3胁迫陈某某订立遗嘱、原告未对陈某某尽到赡养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对于被告余某1关于该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的《遗嘱》立遗嘱人签名，并非立遗嘱人签名和捺印的主张，因余某1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主张，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不予采信。上述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由陈某某订立的《遗嘱》有立遗嘱人的签字和捺印，且有两位以上见证人签字，也有代书人签字，此外还有黔西县中坪镇老街社区居民委员会签章以及立遗嘱现场视频录像佐证，完全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内容真实、合法，应属合法有效的遗嘱。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本案中被继承人陈某某的遗产应按上述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的《遗嘱》分割。其次，关于被继承人陈某某的遗产范围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规定和陈某某于2018年8月31日订立的《遗嘱》，可以确认陈某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为依照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23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585828.00元补偿款。被告余某1主张，该585828.00元中的40万元已经用于帮陈某某“打官司”，仅提供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2日的《协议书》予以证明，因余某1未提交相应的发票等证据，也未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补充提交相应发票等用于“打官司”的证据到庭，无法确定该4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故对余某4该40万元已经用于“打官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另外的185828.00元，余某1主张其中的部分已经用于陈某某的养老费用，剩余16万元属于陈某某对余某1的赠与，因余某1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到庭，且缺乏事实依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法院对该185828.00元中的部分已经用于陈某某的养老费用，剩余16万元属于陈某某对余某1的赠与的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23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585828.00元补偿款属于陈某某的遗产范围，依法应予以分割。根据本案中陈某某于2018年8月31日订立的《遗嘱》，该585828.00元应由原告余某3继承。因该款中有366828.00元在余某1处，219000.00元在余某2处，故余某1、余某2两人应将该款给付原告余某3。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原、被告的母亲陈某某劳苦一生，将几个子女抚养长大，自己却晚年孤苦，在乡村荒野房屋内溘然长逝，无人在旁，令人唏嘘……。希望原、被告各方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做到孝老、养老、敬老，是否对得起生养自己的母亲。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某1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余某3人民币366828.00；二、余某2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余某3人民币21900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58.00元，减半收取4829.00元，由被告余某1、余某2共同承担（此款原告已预交，余某1、余某2在履行上述判决内容时一并将此款给付原告）。二审中，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2015）年黔西民初字第2203号案庭审笔录及（2016）年黔05**民初1350号案庭审笔录。拟证明陈某某因为和被上诉人家庭析产纠纷委托了两位代理人，聘请律师为其诉讼的事实，产生律师费是必然的费用，应当扣除；被上诉人余某3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仅能证明被继承人委托了代理人，不能证明委托费用的金额，更不能证明实际支付了委托代理费用。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黔西县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在询问笔录中，陈某某亲自陈述“因为我的儿子不孝，全部财产全部归于我”，与被上诉人陈述尽到赡养义务的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余某3对证据三性无异议，有遗嘱应该按照遗嘱内容为主。对上诉人证明被上诉人未尽孝道，被上诉人认为道德层面的评判不能否定其法定权利，并且对不孝一事的标准并不明确。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公证费增值税发票，拟证明为陈某某垫付3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余某3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恰好能证明相关费用的支出是被继承人陈某某支付，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陈某某向法院移交申请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陈某某曾经多次受到被上诉人余某3的殴打，从而推断被上诉人的遗嘱是被胁迫的，应该按照我方遗嘱为准；被上诉人余某3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内容上看，该情况说明不具有客观性，本案一审以及被继承人提起质诉的过程中已经查实陈某某系文盲，不能证明该内容系真实意思表示，即使被继承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家庭矛盾纠纷，但最终被继承人已经通过遗嘱的方式将其财产指定由被上诉人一人继承，不能以此认定并推断和否认被上诉人的继承人资格；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应当以陈某某2018年8月30日订立的遗嘱为准，2015年的该份遗嘱，只有在场人没有代书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条件，应当以2018年8月31日订立的遗嘱为准，其次陈某某订立的遗嘱有录音录像系被继承人陈某某继承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一审中未质证的费用开支证据，包括律师的三份代理合同及发票，余某1的13万费用组成，律师费11万的发票（收据在一审证据卷卷宗40页收据一张）；被上诉人余某3对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法院不应采纳，因为从合同签订的日期及开票的日期来看，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庭审期间提交，但其未在法定期限提交也没有说出相关理由；第二，从开票的发票尾号为4414金额为9万元的日期为2020年1月6日，然而委托代理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不等，从时间上看，该9万元的发票是上诉人为了达到其上诉目的而进行补充提交；第三，根据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是否实际向其所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实际支付了委托费用；从2016年7月28日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金额为1万元、2015年4月15日的这份合同金额为8万元，两张合同没有分别开具发票，而是笼统的以9万元并在2020年1月6日开具发票，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即使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用成立，被上诉人是受被继承人的委托而行使权利，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用的行为是否得到被继承人的认可追认，上诉人是否超越范围行驶权利，无从考证。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实际发生了委托代理并产生了代理费用。被上诉人余某3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不认可，不属于新的证据；授权委托书没有明确的委托时间，不符合程序性要求，陈某某不识字，不能证明该委托书的内容系陈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律师事务所本身有利害关系，所以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可。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余某1与陈某某借冯萍钱打官司及归还的凭证，没有借条，这是银行打的取钱凭证。被上诉人余某3表示此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体现取款金额、资金流向、往来交易的原因，不能体现是偿还冯某的借款，更不能视为被继承人打官司来支付给律师的费用，真实性有异议，该凭证没有建设银行的公章，合法性有异议，并看不清金额，不能证明合法来源。原审被告余某4表示这事情我能证明，这5000元是借给上诉人打官司并且归还冯萍了的，冯萍是我三儿子，确实有这个事情，对其他证据原审被告余某4均表示不清楚情况。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三张邮寄费用凭证计55.8元；被上诉人余某3表示此不属于新证据，对三性无异议，不能体现是为了本案而支出的费用。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接陈某某去打官司的交通费票据855元、上诉费用50元凭证、中国银行的银行回单、余某2与其丈夫为打官司产生的餐饮费、住宿费及机票等计107679元票据、误工费证明、购买飞天茅台花费了4200元、转给陈某某的生活费7300元等为了诉讼和照顾陈某某的款项应从继承款项中扣除；被上诉人余某3表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均不予认可。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就本案而言，第一、关于本案中两份《遗嘱》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第二十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的规定，对于上诉人余某1、余某2共同提交的2015年11月16日，由陈某某订立的《遗嘱》，因该份遗嘱系打印形成，并非陈某某本人书写，在形式上应属于代书遗嘱，该《遗嘱》仅有立遗嘱人和见证人签字，没有代书人签字，故该遗嘱不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应属无效；对于余某3提交的由陈某某订立的《遗嘱》，同样系打印形成，但有立遗嘱人的签字和捺印，且有两位以上见证人签字，也有代书人签字，此外还有黔西县中坪镇老街社区居民委员会签章以及立遗嘱现场视频录像佐证，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原判认定该份《遗嘱》内容真实、合法，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第二、关于被继承人陈某某的遗产范围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规定和陈某某于2018年8月31日订立的《遗嘱》，可以确认陈某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为依照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23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585828.00元补偿款。该585828.00元补偿款确是上诉人余某1、余某2代表被继承人陈某某通过诉讼的途径得以确认的，诉讼过程中产生相应的律师费，符合客观事实，但上诉人主张花费40万元明显违背常理；根据上诉人余某1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票据，上诉人余某1支付的11万律师费应从上述继承款项中扣除；上诉人余某1、余某2分别在浙江和深圳，诉讼中往来贵州毕节地区产生一定的费用支出亦在情理之中，根据上诉人余某1、余某2提交的往来浙江和深圳与贵州毕节地区的交通费、住宿费票据和三次诉讼往来开支的客观需要，结合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本院酌情支持上诉人余某1、余某2各自花费20000元，从各自应退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第三、原判根据转款记录该585828.00元款中有366828.00元在余某1处，219000.00元在余某2处，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维持。扣减余某1、余某2的正当支出，上诉人余某1应支付余某3的款项为366828-110000元-20000元＝236828元，上诉人余某2应支付余某3的款项为219000元-20000元＝199000元。综上所述，余某1、余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欠妥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09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余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余某3236828元；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09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余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余某3199000元；三、驳回余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658.00元，减半收取4829.00元，由余某1负担2047元，由余某2负担1743元，由余某3负担10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58元，由余某1负担4094元，由余某2负担3486元，由余某3负担207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余某3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余某1、余某2已预交，具体给付结算在履行上述判决内容时一并结算履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有临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石敏书记员马紫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