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14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少填。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镇光，广东灏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关和，广东灏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启泉。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荣松，广东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莲，广东广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兴宁市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文芳，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廖少填因与被上诉人何启泉、兴宁市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1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少填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何启泉返还猪苗款452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算，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上诉人何启泉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29195元(含车费7600元、饲料15210元、治疗药物6385元)；3.被上诉人百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关于认定被上诉人是否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前，应当判断交易双方主体是否适格以及交易过程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无禁止自然人不得作为猪苗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且案涉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亦有依据《动物防疫法》申报检疫(至于检疫过程是否合规乃至认定出卖方是否已完成质量瑕疵担保义务另当别论)。故案涉猪苗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一)被上诉人实际参与案涉买卖交易的各个环节，其行为符合出卖人特征，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第一，据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微信记录、《猪只销售记录表》、对话录音及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合同标的(猪苗)、数量(321头)、价格(每45斤1200元起，超过45斤部分每斤±8元)、申报检疫(被上诉人称正规途径，有检疫票)、运费及运输方式(被上诉人选任托运人，上诉人支付运费)均有明确约定，双方在庭审中对以上事实也无异议。因此，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通过现有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亦可以确定双方存在对猪苗买卖的口头约定。第二，合同法并无禁止缔约人可以他人名义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订立案涉买卖合同时，被上诉人从未公开其与百益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居间合同也是委托合同的一种)，也无提供相关委托授权文件。根据《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如果百益公司认可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居间(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也称百益公司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那么百益公司及被上诉人均应对各自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如百益公司及被上诉人均无法完成举证的，则根据《合同法》第403条第二款规定，由于何启泉(受托人)未及时披露其与百益公司的代理关系，故上诉人有权向何启泉(受托人)主张权利。第三，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19年8月25日已经告知上诉人购买的猪苗是百益公司提供，百益公司才是真正的出卖人，但是其并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第四，根据百益公司出具的《情况汇报》可以确定，百益公司没有委托中介人刘彬以外的中介(如被上诉人)提供中介服务。庭审中，百益公司对于中介能否以购买人身份向他人转售的行为也不置可否。为此，即使存在上诉人经被上诉人指引到百益公司挑选猪苗的事实，也不能据此直接认定上诉人与百益公司达成买卖交易。(二)被上诉人在交易前并无表明其不是出卖人，而是在交易完成后才披露百益猪场，其行为根本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第一，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反映，被上诉人并无披露百益公司是真正的出卖人或者表明其系接受百益公司的委托而向上诉人提供中介服务。即便上诉人在2019年8月19日在微信上询问被上诉人“他们的场叫什么猪场”，被上诉人仍避而不谈。直至2019年9月6日(交付标的后)，被上诉人才披露猪场老板为彭海铭及其电话号码。第二，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是经“海大中介”中介找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联系到刘彬，刘彬表示百益公司有猪苗出售。从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反映，上诉人是根据被上诉人提出的每45斤1200元起，超过45斤部分每斤±8元的约定计算支付货款的，但被上诉人从未表明海大中介、被上诉人、刘彬的中介费是否存在以及如何提取。第三，据被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的16400元中介费是基于2019年8月27日促成交易猪苗408头(其中上诉人321头、马杨套87头)，平均每头提成约40元，再计算中介人刘彬的提成，这远高于一般中介提成水平(如本案海大业务中介费才1600元)，该差额更贴近生活中常见的以中介职业身份直接充当出卖人的情形。何启泉亦无证据证实其所收取的款项的性质为中介费。综上，由于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而本案被上诉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三）虽然百益公司称上诉人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是其中介，但综合本案证据证实百益公司明显缺乏对案涉交易的参与，百益公司自认的事实与查明事实不符，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确认。第一，百益公司早在2019年10月16日向兴宁市****局出具《关于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猪苗销售的情况汇报》陈述道，“我公司之前从未接触认识投诉人(即上诉人)及其他中间人(即被上诉人)，他们是经我方中介刘彬介绍于8月27日上午来本猪场实地看猪。”可见，百益公司仅对刘彬的中介行为知情，但对被上诉人的中介行为事前并不知情。第二，根据《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申报检疫责任在于出卖人。如百益公司作为案涉出卖人其不可能不知道案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记载的四名货主与其之间的关系。庭审过程中，百益公司拒绝回答是否认识案涉4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记载的四名货主。反而被上诉人陈述上述货主是其选任的货车司机，上诉人和证人刘彬对此予以认可。第三，百益公司对上诉人在庭审中向其提出关于居间合同的具体履行细节问题三缄其口，特别是百益公司居然不清楚被上诉人是否有向其报告上诉人提出的质量异议之事。综上，由于被上诉人何启泉实际参与案涉买卖交易的各个环节，其行为符合出卖人的特征；同时其在交易前并无表明其不是出卖人，而是在交易完成后才披露百益猪场为出卖人，可视为其为逃避责任的托辞，其行为根本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百益公司的自认与查明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故被上诉人何启泉是案涉交易的真正出卖人。(四)原审判决出现错误引用有关法律概念，诸如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买卖合同的成立与标的交易前的权利状态的相互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第一，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提出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甄别谁是合同主体。根据《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直接受领上诉人交付的定金5000元及尾款27000元，同时被上诉人受领时并无明确约定该款为代付款，上述款项明显不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及不符合向第三人履行合同的构成要件，但可以视为已被被上诉人支配所有，至于事后转付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认为主要货款420000元直接转入彭海铭账户，被上诉人并无实际收取，以此认定百益公司为出卖人。但由于上述收款账户为被上诉人提供，而非百益公司直接提供的，根据《合同法》第64条规定，这可视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约定。另一方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先是发出刘彬的农业银行账户，再发出彭海铭的农业银行账户，前后文并无提及上述账户的差异。第二，买卖标的交易前的权利状态并非是合同主体的构成要件。《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该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百益公司对案涉猪苗的所有权转移于上诉人行为并无异议，本案不存在恶意及误认出卖他人之物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132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效力规则”)，无论交易前猪苗的权利人是谁，均不影响被上诉人成为买卖交易主体的地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亲自到现场挑选猪苗并购买的行为视为其完成质量检验，实质没有正确区分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各自检验期的不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该法第158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5条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解释第17条规定，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首先，本案中，上诉人在现场挑选猪苗并购买的行为，依法可视为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不能视为对隐蔽瑕疵进行了检验。上诉人虽是养猪专业户，但其仅仅通过肉眼、徒手在现场挑选，依法应视为上诉人对《猪只销售记录表》上的数量及重量予以认可，但不能直接认为对猪苗的质量进行了检验。其次，案涉猪苗的检疫过程实质是对标的隐蔽瑕疵的检验，而不能以上诉人亲自挑选行为作为完成隐蔽瑕疵检验的事实依据。根据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牧发【2019】2号《生猪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生猪的出售必须由专门检疫工作机构进行一系列的检疫程序后才能允许。最后，在案证据有力证实实际检疫程序存在错误或瑕疵，被上诉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证实其出售的猪苗是合格健康的产品。第一，本案三位证人(马杨套、张会勇、刘彬)均指出罗浮镇动物监督分所的检疫过程存在简单检疫、随意工作的现象，交易的猪苗根本没有按规程进行实际检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证人刘彬均证实于2019年8月27日上午挑选猪苗，同日下午将猪苗送检。下午，321头猪苗就挤在4辆货车上，没有经过卸载的情况下，单凭检疫人员的肉眼(证人描述仅仅在车上瞄了几眼)进行简单查看后便开具检疫合格证明。第二，案涉4份《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均记载报检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违反《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检疫机构须在3天时间内安排进行检疫，但本案罗浮镇动物监督分所对此并无任何合理说明，可以证实其检疫过程违法。第三，从案涉4份《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上看，货主名称栏上均不是上诉人，也非记载货主的本人签字。庭审中，证人刘彬本人还指认其中2份货主栏目上的签字人刘彬并非本人所签，可见检疫工作的随意程度。(二)一审判决认为检疫程序是行政管理行为，不属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也无证据显示双方在交易猪苗的合同中存在无须以行政机关的检验检疫合格为前提的约定，进而认为即使检验检疫过程中存在程序方面的错误或瑕疵，也与双方交易猪苗的合同无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由于生猪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传统畜禽，生猪的交易市场秩序乃是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利益，为此，法律规定政府对此负有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为此，任何主体在订立、履行生猪买卖合同时均不能约定排除适用《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其次，被上诉人无论事前事后在不同场合承诺案涉猪苗是安全健康，有免疫程序记录并提供检疫合格证明。同时，被上诉人自称是中介职业为生，其绝不可能不清楚生猪的交易习惯需要事前申报检疫。事实上，交易双方对案涉交易中存在申报检疫的约定是没有疑问的。(三)一审判决运用物的风险转移理论解释标的质量问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案是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违反瑕疵担保义务而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故本案的审理关键之一是确定标的物瑕疵在标的物风险转移时是否存在。交付转移风险应当建立在标的质量合格基础上才予以讨论。一审法院仅因为上诉人未对猪苗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导致无法确认猪苗的死亡原因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物的风险转移理论明显属于张冠李戴。三、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是在检验的合理期间内通知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没有适当履行补救措施，其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本案没有证据查明案涉猪苗的死亡原因，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运用证据规则，人民法院仍可确信被上诉人对猪苗死亡负有责任。案涉交易发生于2019年8月27日，上诉人于同年8月29日向被上诉人报告猪苗死亡事件。被上诉人消极面对，在没有到场查明原因的情况下，于同年9月3日不负责任地开出针对猪苗病菌感染的抗生素。即使上诉人已经按照被上诉人的药方实施，仍然无效，此后更是对上诉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任由事态恶化。由于案涉猪苗死亡距购买之日仅2日之短，即使经过所谓的检疫但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未进行实质检疫。由于上诉人已经及时通知被上诉人猪苗死亡事件并要求进行修复，应视为上诉人是在合理的检验期间提出质量异议，至于事后的猪苗死亡扩大是由于被上诉人的不当履行瑕疵担保责任所导致的，故被上诉人应当对猪苗死亡的不利后果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经验及运用证据规则，距交付猪苗的时间仅经过2天，如果买回来后在运输或饲养过程中才感染病菌，并在2天内就已经经过潜伏期发病期并死亡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与上诉人同时期购买同一批猪苗的其他养殖户在猪苗购买回来后也是差不多时间相继死去。由于被上诉人何启泉无法举证其出售的猪苗是合格、健康的产品，同时在出售后的极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猪苗死亡事件(出卖方在质量保修期内负有质量合格担保义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可认定案涉交易的猪苗在出卖前已存在质量问题并导致死亡的事实。四、假设百益公司辩称其是涉案买卖交易的出卖人，被法院查明后认定符合事实，其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如前所述，本案交易中，何启泉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依法应对涉案猪苗的质量瑕疵问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百益公司自称其为猪苗的实际出卖人，且涉案猪苗确系来源于百益公司的猪场，故百益公司依法应对何启泉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假若法院认定何启泉不是案涉合同的出卖人，认定百益公司为实际出卖人，则百益公司依法应对涉案猪苗的质量问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由于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何启泉辩称，一、答辩人何启泉与上诉人廖少填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答辩人从未销售过猪苗或生猪给上诉人。上诉人2019年8月27日是向百益公司购买猪苗。(一)上诉人购买的猪苗是从百益公司猪场所抓，上诉人提供的猪只销售记录表也是百益公司所出具，可以证实猪苗交易前的所有权人是百益公司，而非答辩人。(二)上诉人支付购买猪苗款中的主要货款420000元是直接转入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账户中，定金和尾款虽然转入了答辩人微信，但事后又转给了刘彬，刘彬又转给了彭海铭，可见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最后均由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收取，而不是答辩人。(三)百益公司一审庭审时已明确表明其是销售方，廖少填是购买方，而答辩人何启泉是中介人。(四)上诉人提出的信访请求及相关部门的情况说明及回复，可证实上诉人是向百益公司购买猪苗，不是向答辩人购买猪苗。1.上诉人廖少填与张会勇、马杨套的信访申请材料；2.《人民来访登记表》；3.兴宁市****局来信来访登记表；4.兴宁市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关于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猪苗销售的情况汇报》；5.兴宁市罗浮镇人民政府《关于廖少填等反映兴宁市罗浮镇百兴宁市农业农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伪造检疫证明的情况说明》；6.兴宁市****村局关于廖少填等信访的答复；7.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8.上诉人现场挑选猪苗照片。以上材料及一审庭审笔录均可以证实，与上诉人存在买卖猪苗关系的是百益公司，答辩人何启泉只是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的居间人，即介绍人。二、上诉人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百益公司出售给其的猪苗存在任何健康质量问题。(一)百益公司出售给廖少填的猪苗均通过了动物检疫，并取得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动物检疫单位检疫过程合法合规。百益公司出售给廖少填的猪苗是健康和良好，不存在任何问题。(二)2019年8月27日，上诉人本人亲自到百益公司现场挑选猪苗，确认健康良好后才装载的。详见上诉人在百益公司现场挑选猪苗照片。(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百益公司出售给其的猪苗己死亡或不正常死亡。退一步说，即有死亡的事实，也需要有死因鉴定结论来证实猪苗的死亡及死因。但本案上诉人没有证据(包括猪苗死亡鉴定结论等材料)证实猪苗死亡的责任与百益公司有关，也没有证据证实猪苗的死因。(四)小猪料的保质期为35天，而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所谓小猪料的购买日期是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8月底，早已超过为保质期(详见膨化小猪配合饲料332A记载保质期)。由此亦可证实上诉人主张的所谓猪苗死亡的责任在于上诉人，与其他人无关。三、答辩人何启泉仅是上诉人与百益公司买卖过程中的中介人之一，另一位中介人是刘彬。(一)答辩人在上诉人与百益公司买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中介作用，这一事实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亦可充分证实。(二)上诉人支付购买猪苗款中的主要货款420000元是直接转入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账户中。上诉人2019年8月25日支付的定金5000元及2019年8月27日支付的尾款27000元，是上诉人通过中介人转支付给百益公司的购猪苗款。答辩人代收到该两笔款项后，已转给另一中介人刘彬，由刘彬转付给了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详见答辩人一审提交的微信截图、微信收付款截图及刘彬的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等材料。四、上诉人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有任何买卖猪苗的业务关系，原告的证据更证明了答辩人的作用是中介作用。五、由于上诉人无中生有，滥用诉权，给答辩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答辩人将保留追究上诉人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廖少填与答辩人何启泉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成立，应予依法驳回。百益公司辩称，答辩人是正常买卖，上诉人说答辩人伪造检疫合格证是没有的事，答辩人在一审时已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猪苗的死亡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廖少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猪苗款452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195元（含车费7600元、饲料15210元、治疗药物638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间，原告廖少填想购买一批猪苗，通过网络中介认识了被告何启泉，被告向原告表示兴宁这边有猪苗出售。2019年8月25日，双方口头约定原告在2019年8月27日前来交易，并由原告支付了5000元至被告的微信钱包作为定金。2019年8月27日，被告与刘彬联系后，三人一起来到兴宁市罗浮镇百益公司的养猪场，约定猪苗价格为每头45斤1200元，超过45斤部分按每斤±8元计算，运输车辆由被告和刘彬帮忙联系，运费由原告自行承担。商定后，原告现场挑选了321头猪苗，经百益公司员工称重，总重量为22802斤，核定价款为452056元，原告向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账户支付了货款420000元，剩余尾款27000元直接支付至被告的微信钱包，被告收到尾款后当天又转给了中介人刘彬，刘彬亦在当天将款转给了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同时，被告、刘彬两人电话联系了蔡状胜、陈柏泉、林美桂、谢美勋四人分别开来运猪车，将挑选好的猪苗分四批运载至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开具检验证明，畜牧站经检查后以蔡状胜、陈柏泉、林美桂、谢美勋四人为货主，分别出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天下午四人将猪苗运载至原告位于广东省揭西县金和镇的养猪场。自2019年8月29日起，原告发现购买的这些猪苗陆续出现大批量死亡，便与被告联系，要求采取补救措施。2019年9月3日，被告提供用药配方，原告实施后情况仍无好转，猪苗仍接连死亡，直至9月中旬全部死亡。之后，原告以猪苗质量有问题为由，要求被告提供挽救措施，但被告以猪苗是由彭海铭提供为由，要求原告向彭海铭主张权利。原告在向被告主张权利的过程中，了解到当天一起购买猪苗的马杨套及后来购买猪苗的张会勇所购买的猪苗也全部死亡，三人遂于2019年9月24日共同向兴宁市****局进行信访，要求对百益公司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进行查处，并要求百益公司赔偿损失。2019年10月15日，兴宁市罗浮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廖少填等反映兴宁市罗浮镇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伪造检疫证明的情况说明》，认为罗浮镇动物监督分所开具动物检疫证明的程序合法，生猪经检查合格后才开具证明，不存在有伪造检疫证明的事实。2019年10月16日，百益公司出具《关于百益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猪苗销售的情况汇报》，认为其公司8月份共销售猪苗1204头，投诉人经中介介绍抓了561头，其他销售未有投诉，至今存栏的母猪、小猪并未发生异常，投诉人及其他中间人之前与百益公司从未接触认识，是经百益公司中介刘彬介绍于8月27日上午来猪场实地看猪，猪场工人赶猪出来由对方亲自挑选，满意合格后才过磅上车，当时投诉人在现场挑选监督，所以每装满一车猪苗都是由百益公司的人员和介绍人一起带着公司内部的出猪证明前往畜牧站，由畜牧站人员检查后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放行的，交易结束后投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同时认为投诉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合理。2019年10月18日，兴宁市****局向原告等人出具《兴宁市****局关于廖少填等信访的答复》，认为原告等人反映的猪苗交易事实客观存在，但反映百益公司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情况不属实，反映的猪苗死亡，未有证据确定死亡责任在百益公司，并建议原告等人收集相关证明材料，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于被告何启泉在本次猪苗交易中的身份是出卖人还是介绍人，以及猪苗在检验检疫过程中程序是否合法存在较大争议。原告坚持认为被告就是出卖人，并认为罗浮镇畜牧站未经检查就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程序不合法；而被告则认为自己与刘彬都是介绍人，介绍原告到百益公司购买猪苗，收到的定金和尾款也通过刘彬转给了百益公司老板，百益公司才是出卖人，同时认为检验检疫过程合法。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追加百益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百益公司对其出卖人身份予以认可，并认为买方是经过中介人介绍后，亲自挑选猪苗，出卖程序合法合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作为买方已经明确，但被告是否属于销售猪苗的卖方，双方存在不同的意见，本案首先应对卖方的主体进行确认，之后才能对猪苗死亡的风险承担问题作出处理。关于卖方主体问题。买卖行为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行为。本案中，首先，从交易前猪苗的权利人来看，购买的猪苗是从百益公司的猪场所抓，原告提供的猪只销售记录表也是百益公司所出具，可见猪苗在交易前的所有权人是百益公司，而不是被告。其次，从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去向来看，主要货款420000元是直接转入百益公司总经理彭海铭的账户中，而定金和尾款虽然直接转给了被告，但被告事后又转给了刘彬，刘彬又转给了彭海铭，可见支付的价款最后均由彭海铭收取，而不是被告。再次，百益公司已认可自己的出卖人身份，并认可是经过业务员介绍达成的交易，而被告将有猪苗出售的消息，包括猪苗的大小和价格等情况告诉原告，并带原告去百益公司现场挑选猪苗的行为，同时只收取定金和尾款的行为，更符合居间人的特征。据此，第三人百益公司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而被告只是促使双方达成交易的居间人，即介绍人。关于猪苗死亡的风险承担问题。首先，双方在猪苗交易过程中没有明确约定猪苗的质量和检验标准，也没有明确约定检验期和质量保证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及时对猪苗的质量进行检验，现原告亲自到现场挑选猪苗并购买的行为，依法视为对已购买的猪苗质量进行了检验，这批猪苗交付给原告后才陆续死亡，根据上述法律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告作为买受人，此时猪苗死亡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而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对猪苗进行的检验检疫并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的行为，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属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也无证据显示双方在交易猪苗的合同中存在必须以行政机关的检验检疫合格为前提的约定，且在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已经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的情况下，即使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在检验检疫过程中存在程序方面的错误或瑕疵，也与双方交易猪苗的合同无关，更不能据此认定猪苗存在质量问题，现原告以兴宁市罗浮镇畜牧站检验检疫程序不合法为由，就认为猪苗存在质量问题，理由明显不足。其次，本案猪苗死亡的原因并不明确，整个猪苗的交易过程中，存在由卖方养猪场到运输车辆，再到买方养猪场的运输过程，也存在由卖方饲养到买方饲养的过程，这一系列的运输和饲养过程中，都有可能使猪苗受到应激、中毒、感染疾病等方面的影响，从而造成死亡，只有在卖方养猪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最终导致的死亡，原告才能以质量问题为由向卖方主张权利，现原告在猪苗死亡后未对猪苗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导致无法确认猪苗的死亡原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卖方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足。据此，猪苗死亡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第三人百益公司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被告何启泉只是介绍人，原告向何启泉主张权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现有证据不足于证实猪苗死亡的原因是第三人百益公司的责任，猪苗死亡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廖少填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517.93元，由原告廖少填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廖少填向谁购买涉案猪苗；2.涉案猪苗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首先，关于上诉人廖少填向谁购买涉案猪苗的问题。廖少填以何启泉实际参与涉案猪苗交易的各个环节，且在交易前并未向上诉人披露百益公司为出卖人等为由，主张上诉人是向何启泉购买涉案猪苗。结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廖少填是清楚其向百益公司购买涉案猪苗的。理由如下：一是上诉人是直接到百益公司养猪场内亲自挑选猪苗的，猪苗的称重等也是百益公司的员工进行的；二是涉案猪苗的检验检疫证明手续由百益公司办理；三是廖少填购买涉案猪苗的款项由百益公司董事长彭海铭收取；四是廖少填联合张会勇、马杨套在向兴宁市****局信访投诉时，亦自述是向百益公司购买涉案猪苗的；五是百益公司也认为该公司是涉案猪苗的出卖人。况且，涉案猪苗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上诉人主张其是直接向被上诉人何启泉购买涉案猪苗，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其次，涉案猪苗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廖少填以其所购买的猪苗在购进二、三天后即开始出现死亡为由，主张何启泉应承担出售猪苗的质量瑕疵保证责任，同时，廖少填尚主张百益公司提供的动物检疫证明违法。涉案猪苗出现大量死亡后，廖少填与百益公司、何启泉自行协商无果，即向兴宁市罗浮镇政府及兴宁市****局投诉，反映百益公司伪造涉案猪苗的动物检疫证明。兴宁市****局会同兴宁市罗浮镇政府组织开展调查工作，并将调查处理情况书面答复廖少填，认为罗浮镇政府动物卫生监督分所对涉案猪苗出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动物B）》，检疫过程未发现程序不合规定情况，同时，经兴宁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全国动物溯源数据系统”核查，证号、内容等相符，廖少填等人反映百益公司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的情况不属实。涉案猪苗在廖少填饲养过程中陆续出现死亡，但因上诉人未及时向当地职能部门反映，寻求技术支持；亦未依法申请对涉案猪苗死亡的原因进行鉴定，自行对死猪进行了处理。故上诉人廖少填以被上诉人何启泉销售的涉案猪苗存在自身质量问题为由，要求何启泉承担涉案猪苗死亡的全部责任，依据不足。至于廖少填要求百益公司对本案诉争猪苗所造成的损失与何启泉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亦超出了其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综上，上诉人上诉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17.93元，由上诉人廖少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庆浪审 判 员 幸庆迈审 判 员 曾柳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辉书 记 员 钟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