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402行初43号 原告：冉龙跃，男，汉族，1988年4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盐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平，四川信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G51949423D。 法定代表人：李广枝，该支队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逸。 原告冉龙跃不服被告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的攀交综执强决〔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于2020年9月17日向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冉龙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平，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宦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攀交综执强决〔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20年3月11日，行驶在Ｓ216线Ｋ706＋600ｍ处川Ｄ7××××由冉龙跃驾驶涉嫌未取得旅客运输许可，擅自从事旅客运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川Ｄ7××××小型普通客车实施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2020年3月11日至2020年4月10日。其他说明：车上无贵重物品。 原告冉龙跃诉称，被告以原告“未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班车客运经营”为由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扣押了原告的车辆，原告认为，被告事实认定错误，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原告于2020年3月11日与代班老板赖华春到西昌工地务工，所以从惠民乡的家里开车出发到弯腰树接赖华春，在途中遇人招手搭车，顺带两个路人同往弯腰树，原告自始至终未谈及收取路费事宜，也未实际收取费用，原告没有从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的意图和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2.被告没有对原告此次行车目的的相关陈述和辩解及相关证人进行调查，即强行作出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被告扣押原告车辆后，又无故超期扣押，总共扣押原告车辆5个多月，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认为自己无违法行为，不应受到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市交通执法支队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原告冉龙跃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攀交综执强决〔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2.《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强制措施违法，应予撤销。 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辩称：一、原告所持有使用的川Ｄ7××××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川Ｄ7××××号车辆为非营运车辆。二、原告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1.2020年3月11日11时40分，被告的执法人员艾江云、王剑在Ｓ216线Ｋ706＋600ｍ路段实施道路运输检查时，发现原告驾驶川Ｄ7××××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搭载他人。检查时原告不能出示川Ｄ7××××号车辆道路运输证与客运线路标志牌，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执法人员随即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对车内两名乘客进行调查询问。乘客均表示不认识原告，在等车过程中刚好碰到原告驾驶的车辆便招手，原告靠边让乘客上了车，双方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支付车费15元。2.攀交综执罚〔2020〕3-70号案件卷宗《现场笔录》记载“驾驶员冉龙跃驾驶川Ｄ7××××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车内现有乘客2人，冉龙跃与乘客互不认识。经现场询问当车乘客，乘客表示与驾驶员不认识，并下车后要支付15元车费，冉龙跃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和客运线路标志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车辆所有人是冉龙跃。”原告对该现场笔录看过，并签字认可。三、被告对川Ｄ7××××号车辆实施暂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国发〔2018〕17号）明确规定现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明确将攀枝花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由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2.艾江云、王剑为被告的正式执法人员，两人持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两人拥有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执法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原告不能出示川Ｄ7××××号车辆道路运输证和客运线路标志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且原告随时可能将川Ｄ7××××号车辆驶离检查现场，情况紧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被告的执法人员艾江云、王剑对川Ｄ7××××号车辆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并于24小时内向被告负责人李广枝报告，获得批准并补办相关手续。4.2020年4月10日因案件情况复杂，经被告负责人宦东同意，延长对川Ｄ××××号车辆的扣押期限。制作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因原告离开攀枝花前往西昌打工，无法直接送交。2020年4月26日经电话联系，告知原告因案件情况复杂，经被告负责人批准同意，决定延长扣押期限至2020年5月11日，并通知原告前往领取文书。原告以本人不在攀枝花，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前往支队领取文书，且未告知邮寄地址。根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9号）第十七条第五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上述方式无法送达的，采取公告方式送达，说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并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公告送达可以在执法部门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的规定，被告对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在机关公告栏进行了张贴公告，并在案卷中记明了原因和经过。5.扣押期届满后，原告未前往被告处办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手续。被告于2020年5月20日、2020年7月30日、2020年7月31日多次通过电话联系，发送短信等方式通知原告前往三大队办理相关放行手续，原告一直未前往办理。直到2020年8月4日，原告才前往办理车辆放行手续并于当日将车驶离。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扣押”的规定，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即行政机关认为还需要查封、扣押仍然可以继续查封、扣押。被告对川Ｄ7××××号车辆认为有必要继续扣押，主要期望通过扣押来促使原告配合行政处罚的履行和维护道路运输管理秩序的现实需要。如果某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履行处罚决定又解除了扣押措施，假如该车再次进行非法营运就会起到很不好的示范作用，这会成为非法营运当事人逃避法律的手段，让人们形成一种非法营运政府管不了的印象，将会扰乱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不利于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7.就川Ｄ7××××号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而言，在被告采取了扣押措施后经过调查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这时，对该车的扣押与其后的行政处罚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该期间的扣押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相对人转移或处理该财产，有利于行政处理决定更好的执行，跟后续行政处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相比，对原告的权益的影响很有限。综上，被告对原告所驾驶的川Ｄ7××××号车辆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被告的组织机构信息及其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证明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2.《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国发[2018]17号），证明现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3.《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攀编发〔2017〕50号），证明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由被告承担，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拥有攀枝花市本级、东区、西区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路面执法权。 第三组证据：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艾江云），证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艾江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所属执法单位为市交通执法支队，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王剑），证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王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所属执法单位为市交通执法支队，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以上证据证明市交通执法支队艾江云、王剑拥有执法权。 第四组证据：1.川Ｄ7××××号《机动车行驶证》，证明川Ｄ7××××号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机动车驾驶证》，证明原告驾驶证情况；3.四川省运政协同管理系统截图，证明无川Ｄ7××××号车辆；4.四川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培训考试系统截图，证明无510422198804××××。以上证据证明川Ｄ7××××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为非营运车辆，原告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第五组证据：1.《乘车人询问表》2份，证明乘客与原告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支付车费15元；2.《现场笔录》，证明乘客与原告不认识，下车后要支付15元车费；3.《询问笔录》，证明被告的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4.照片，证明执法现场照片。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第六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三十七条，证明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证明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证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以上法律依据证明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情况紧急的，以及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第七组证据：1.《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证明经被告负责人批准，对川Ｄ7××××号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2.《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因川Ｄ7××××号车辆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决定对该车实施暂扣行政强制措施；3.《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送达情况。以上证据证明对川Ｄ7××××号车辆实施强制措施经由被告负责人批准，且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理由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符合相关规定。 第八组证据：1.《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审批表》，证明因案件调查未终结，申请延长行政强制措施30日；2.《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证明制作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并拟向原告送达，原告以没时间为由拒绝领取；3.照片，证明被告对《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进行公告。以上证据证明经被告负责人同意，延长对川Ｄ××××号车辆的扣押期限，并制作《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通知原告领取。原告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领取该文书后，被告对《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在机关公告栏进行了张贴公告，并在案卷中记明了原因和经过。 第九组证据：1.《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证明原告于2020年8月4日办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手续；2.车辆扣押管理台账，原告于2020年8月4日将川Ｄ7××××号被扣押车辆驶离车辆扣押场地；3.短信截图，证明被告以短信方式通知原告扣押期限已满，办理车辆放行手续。以上证据证明原告于2020年8月4日办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手续并将川Ｄ7××××号被扣押车辆驶离车辆扣押场地。 第十组证据：1.《关于协助提供电话通话记录的函》，证明通话记录由攀枝花市电信分公司提供；2.通话记录，证明被告多次电话联系原告。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多次电话联系原告进行相关告知。 经庭审质证，被告认可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第九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因为对原告进行询问及处罚的执法人员并不是王剑和艾江云，故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五组证据中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该《乘车人询问表》并不真实；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现场笔录》虽然有原告的签字，笔录勾画选项仅代表原告看过该笔录内容，但是并不代表原告对笔录内容的认可，正因为原告当场对笔录内容提出了异议，所以没有勾选“情况属实无误”的选项；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询问笔录》中记载的内容存在问题，询问时，执法人员艾江云、王剑并不在场，仅有一人询问并记录内容，且该笔录倒数第三排“冉龙跃全权委托我接受你单位的处罚”的内容属记载错误，该内容并非原告说过的话；认可证据4的三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对第六组法律依据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不存在违法行为，故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八组证据中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行政强制措施延长审批表》于2020年4月10日才作出，但2020年4月7日被告就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对原告进行处罚后，被告就应当对原告的车辆进行解除扣押，被告作出对原告罚款的处罚后，以需要继续收集证据为由延期扣押车辆，说明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证据不充分，且被告实际并未再收集任何证据，故被告延长行政强制措施错误；不认可证据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对第十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凭通话记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确实给原告打过电话，但是并没有通知解除强制措施，被告于2020年7月30日发出短信通知，要求办理相关放行手续，原告于2020年8月4日到被告三大队时，被告才出具解除强制措施通知，原告认为解除强制措施并非以原告到现场为前提。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存在关联，能够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提交的《现场笔录》符合《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中制作现场笔录的相关规定，亦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乘车人询问表》实际是对搭乘人员的调查询问，其文书格式虽然不符合《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中制作询问笔录的相关规定，但是其所证明之内容与被告提交《现场笔录》中记录的现场情况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同一事实，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的两名执法人员在事发当日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形成了《询问笔录》，原告主张询问笔录上的工作人员签字与对其调查询问的人员不一致，但其未对该主张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原告提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具有证据的三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锁链，本院予以采信；法律依据现行有效，适用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各方欲证明的目的，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对此进行具体阐释认证。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2020年3月11日11时40分，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艾江云、王剑在Ｓ216线Ｋ706＋600ｍ对驾驶员冉龙跃驾驶川Ｄ7××××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进行执法检查，检查中发现：该车核载7座，车上现有乘客2人，冉龙跃与乘客互不认识。经现场询问当车乘客，两乘客与驾驶员不认识，在高坪招揽搭乘，目的地到弯腰树，到达目的地后需要支付车费15元／人，车费暂未收取。川Ｄ7××××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所有人是冉龙跃，冉龙跃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和客运线路标志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市交通执法支队依法决定暂扣冉龙跃驾驶的川Ｄ7××××号车待进一步调查处理，在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市交通执法支队于同日作出攀交综执强决〔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川Ｄ7××××号车实施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2020年3月11日至2020年4月10日，并当场将该《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给冉龙跃。市交通执法支队于当日对冉龙跃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立案调查。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于当日对乘车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乘车人询问表》，记录现场情况形成《现场笔录》并交冉龙跃签字确认，其后，对冉龙跃进行相关情况的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2020年4月7日，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攀交综执罚〔2020〕3-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冉龙跃给予1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0年4月10日，因案件情况复杂，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批准同意，市交通执法支队决定延长对川Ｄ7××××号车的扣押期限至2020年5月11日，并作出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2020年4月26日，市交通执法支队电话告知冉龙跃对其所有的川Ｄ7××××号车延长扣押期限，并要求其领取《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冉龙跃因工作原因未领取该通知书。2020年5月20日，市交通执法支队再次电话通知冉龙跃，冉龙跃仍未到市交通执法支队领取该通知书，市交通执法支队在本机关公告栏对《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进行张贴公告，并就通知情况在案卷中予以载明。2020年7月30日，市交通执法支队以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冉龙跃川Ｄ7××××号车扣押期限已满，要求其在收到短信后到三大队办理相关放行手续。次日，市交通执法支队再次电话通知冉龙跃办理扣押车辆的放行手续。2020年8月4日，冉龙跃到市交通执法支队办理川Ｄ7××××号车的相关放行手续，市交通执法支队决定自2020年8月4日起对川Ｄ7××××号车予以解除扣押，并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向冉龙跃送达，冉龙跃于当日取走被扣押的川Ｄ7××××号车。现冉龙跃不服攀交综执强决〔2020〕3-70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同时查明，2017年8月8日，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攀编发〔2017〕50号），其中明确：将市本级、西区两级公路路政机构承担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职责及东区交通和农业水务局承担的公路路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职责，以及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及货运源头治超职能职责整合，交由市交通执法支队承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由此可见，被告有对其辖区内交通运输实施监督检查，对非法运营的车辆进行暂扣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以及扣押期限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的规定，只要行政机关认为存在违法嫌疑，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就有权对相对人采取相关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原告驾驶川Ｄ7××××号车载客，经被告执法人员询问后查明乘客到达目的地后需要支付车费，原告在接受被告执法检查时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和客运线路标志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其行为严重违反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因此，被告为制止违法行为，进一步查明违法事实，对车辆采取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在对案涉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当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告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同时，因情况紧急，被告执法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规定对案涉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于24小时内向被告的负责人报告获得批准并补办相关手续，程序合法。基于此，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无不当。对于双方争议的扣押期限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暂扣原告所有的川Ｄ7××××号车，在扣押期限届满后因案情复杂作出延长扣押期限的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同时，在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故被告继续扣押车辆并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扣押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的规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并未就延期扣押事项及时书面告知原告并说明理由，而是于扣押期限届满长达十六天后才电话通知原告延期扣押事项，即便其后再次进行电话通知且因原告自身原因未到场领取《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被告在本机关公告栏进行张贴公告，亦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关于送达的规定。因此，被告对于《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的送达程序应属程序瑕疵，但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构成确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违法且判决予以撤销的法定理由。对此，被告应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完善和改进。 针对原告提出被告违法超期扣押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四）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解除查封、扣押应当立即退还财物”的规定，被告在延长的扣押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扣押决定并退还扣押车辆。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在2020年5月11日延长扣押期限届满后，并未解除扣押及时退还案涉车辆，虽然被告于2020年7月30日以短信方式通知原告到场办理车辆相关放行手续，并于次日再次电话通知原告，但是其于2020年8月4日才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并返还原告案涉车辆，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该期间属违法超期扣押。鉴于超期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已经实际执行，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本院依法不予撤销。 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及被告抗辩中合法有据部分，予以支持；对依据不充分部分，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自2020年5月12日起超期扣押川Ｄ7××××号车辆至2020年8月4日的行为违法； 二、驳回冉龙跃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思雨 审 判 员  陈雨婷 人民陪审员  冉柏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谭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