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2民再30号 监督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国利，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中山北路**。法定代表人：吕自力，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雪英，女，该分行内控法规监督部副总。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丽，女，该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申诉人赵国利因与被申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哈密分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新22民终653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以哈市检民（行）监[2018]65220000010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10月31日作出（2020）新22民监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赵国利、被申诉人农行哈密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雪英、曹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2民终653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本案系赵国利因认为其涉案借记卡下款项未经其同意而被农行哈密分行支付给他人，造成自身损失为由要求农行哈密分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本案中涉案款项的支付是通过第三方快捷支付业务的方式进行。依据《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第二项借记卡快捷第四条业务流程：“第三方支付机构须将客户签约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签约编号或客户编号、账号、证件类型、证件号、手机号)通过联机或批量方式记录至我行系统中；身份认证接口须验证客户姓名、账号、证件号及手机号(如未留存，则验证客户消息服务业务签约手机号)；支付接口必须上送签约编号或客户编号、账号、二级商户名称、商品类型、商品名称等，通过我行系统记录的客户签约信息完成一致性校验后，再完成资金扣划”即农行哈密分行在第三方公司划款指令划款时，应当对支付接口是否上送签约编号或客户编号、账号、二级商户名称、商品类型、商品名称等进行核验，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农行哈密分行在按照第三方公司划款指令划款时，对以上信息进行核验，农行哈密分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生效判决认定农行哈密分行已经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依《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第二项借记卡快捷第三条应用场景及交易限额要求：“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合作，交易限额按照以下要求设置：易变现，易流通，无物流(虚拟类、高风险类)如游戏点卡、游戏装备、手机充值卡、礼品卡单笔限额500元，日累计限额500元；有物流、不易变现(传统类、一般类)如百货商城、数码家电、服饰、食品等单笔限额5000元，日累计限额5000元；受益人可追溯实名信息(定向类)如：航空售票、酒店预订、旅游产品、信用卡还款，单笔限额1万元、日累计限额1万元；账户充值1000元，日累计限额3000元”。即依照产品规则规定，农行哈密分行依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日累计限额应为18500元，而根据农行哈密分行提交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表中2015年4月19日、4月20日赵国利借记卡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快捷支付的金额分别为9236元，86009.19元，无论是单笔或是日累计限额均超出产品规则所要求的日累计限额。农行哈密分行未按照产品规则进行划款系赵国利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原审生效判决认定农行哈密分行无过错与事实不符。再次，依据《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第九部分第四项资金赔付及风险保证金要求，载明：“第三方支付机构与我行开展借记卡快捷、信用卡快捷、代收业务、MOTO支付及线下支付受理业务合作，如出现风险事件给我行客户造成资金损失的，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无条件先行全额赔付......客户开展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合作，交易限额按照以下要求设置：易变现，易流通，无物流(虚拟类、高风险类)如游戏点卡、游戏装备、手机充值卡、礼品卡单笔限额500元，日累计限额500元；有物流、不易变现(传统类、一般类)如百货商城、数码家电、服饰、食品等单笔限额5000元，日累计限额5000元；受益人可追溯实名信息(定向类)如：航空售票、酒店预订、旅游产品、信用卡还款，单笔限额1万元、日累计限额1万元；账户充值1000元，日累计限额3000元”。即依照产品规则规定，农行哈密分行依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日累计限额应为18500元，而根据农行哈密分行提交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表中2015年4月19日、4月20日赵国利借记卡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快捷支付的金额分别为9236元，86009.19元，无论是单笔或是日累计限额均超出产品规则所要求的日累计限额。农行哈密分行未按照产品规则进行划款系赵国利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原审生效判决认定农行哈密分行无过错与事实不符。再次，依据《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第九部分第四项资金赔付及风险保证金要求，载明：“第三方支付机构与我行开展借记卡快捷、信用卡快捷、代收业务、MOTO支付及线下支付受理业务合作，如出现风险事件给我行客户造成客户资金损失的，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无条件先行全额赔付......客户提供相关赔付材料齐全时，资金赔付时间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若超时，赔付资金从保证金账户扣除”，即农行哈密分行有义务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协商联系，确保客户资金损失及时赔付，且如第三方支付机构未能赔付的，应由银行一方直接自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农行开立风险保证金账户扣除。在赵国利已经向农行哈密分行提交哈密市公安局西河区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提出非本人交易申请的情况下，农行哈密分行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履行上述责任，造成申请人赵国利在本案中的资金损失至今未追回。综上所述，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2民终653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赵国利称，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依法审理。事实和理由，赵国利称其不存在未妥善保管个人信息的过错，公安机关已经证明其对涉案借记卡被“盗刷”。且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况下，只有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客户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应当由客户承担。农行哈密分行提供的安全防范措施并不足以保障我持有的借记卡下的款项的安全，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农行哈密分行辩称，按照业务规则，赵国利在用银行卡“绑定”第三方快捷支付业务时，需要输入其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借记卡编码、预留的移动电话号码、预留的移动电话号码所接收到的验证码，在具体完成款项支付业务时只需要输入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的企业提供的密码和客户预留的移动电话号码所接收到的验证码，而我行只是按照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的企业的指令要求完成款项的实际支付。我行按照约定完成相关的业务，没有违约行为。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的企业应当对客户行为的真实性进行核验。如果因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的企业原因造成客户款项损失，应当由该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的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赵国利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明确约定：“持卡人与商户或其他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纠纷，均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因此，赵国利应当与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业务的“快钱公司”就涉案款项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我行在涉案借记卡的相关业务办理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告知或者通知义务。赵国利通过交易短信提醒业务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借记卡的交易情况，却怠于防止损失的扩大，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我行认为赵国利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再审申请。农行哈密分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一、第三方借记卡快捷支付交易流程情况说明。快捷支付方式是一种新兴的第三方支付方式，要完成第三方快捷支付交易的流程为：第一步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功能，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功能时，一是须客户将其持有的银行卡与其第三方账户绑定，绑定过程中客户须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以及该银行卡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信息；二是同时第三方支付公司会发送短信校验码到客户银行预留手机号上，客户手工输入第三方公司发来的短信校验码后，第三方支付公司对客户身份信息、卡号、手机号码以及校验码等相关信息核对正确一致后，第三方支付快捷服务才能注册成功。第二步在发生快捷支付具体交易时，客户收到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收到第三方支付公司发送的验证码后，客户手工输入短信验证码后，第三方公司完成客户本人身份和交易核验后，银行根据第三方的扣划指令将银行卡对应的银行账户上的钱扣划，才能够完成快捷支付账户的交易。如上流程所示，本案涉诉3笔快钱公司的快捷支付交易，做为各类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快捷支付交易的其中之一，也概莫能外，由此可见，本案涉诉3笔快捷支付资金交易，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系通过手机和网络操作进行付款，每次进行交易时，必须通过赵国利留存在银行的手机号收到第三方公司发送的验证码，赵国利手工收入验证码才能够完成快捷账户的交易。可知，只有赵国利的手机收到第三方发出的验证码，本人完成手工输入验证码的操作，否则无法完成注册和交易。二、对于未追回的3笔涉诉资金，农行哈密分行帮助客户进行了积极追回，没有赔偿的义务和责任。一是申诉人赵国利用本人手机在网上进行第三方快捷支付账户的注册和交易时，就已与第三方支付公司达成了第三方支付交易的协议，构成了赵国利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网上交易支付的合同关系；赵国利与农行哈密分行构成了银行卡合同关系。赵国利委托第三方支付公司对银行账户进行划款，农行哈密分行按第三方支付公司扣划支令，对银行卡对应的账户上的资金进行扣划，脱离了银行卡物理介质，无须输入银行卡密码，由此可见，本案应适用赵国利与第三方支付公司达成的网上交易协议约定。对于盗刷的3笔资金交易属于赵国利和第三方支付公司发生的网上交易，第三方支付公司对其未有效核验客户身份和交易的真实姓造成的赵国利资金损失，基于赵国利和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合同关系，第三方支付公司是赔偿义务人，农行哈密分行作为受托代理人，按照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已根据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扣划支令进行了银行卡对应的账户资金扣划。以上3笔资金交易因属于网上交易、脱离银行卡物理介质限额非本行控制，客户在使用银行卡在ATM机或柜台交易的限额是由银行控制。二是根据第三方快捷支付是由第三方支付机构对客户真实性核验和支付安全认证，因第三方公司设置的移动支付认证手段安全防护等级不高，造成的客户资金盗刷风险，应由第三方支付公司承担。三、根据该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该案涉案借记卡3笔被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属于网络诈骗案件，再加上赵国利持有四家商业银行的银行卡同时交易多笔金额，如此频繁的款项进出，由此可以反推出，赵国利未妥善保管本人手机卡、手机上的账户信息，导致资金损失的责任应由其自身承担。四、被申诉人对申诉人是否具有过错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申诉人应对其主张的理由负有举证责任。被申诉人通过与申诉人签署《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的方式，即告知申诉人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金穗借记卡密码，因密码泄漏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负责。同时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新民申472号)中裁定内容，被申诉人对申诉人是否具有过错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申诉人赵国利应对其主张的农行哈密分行违反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支付涉案款项造成其损失的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五、被申诉人农行哈密分行没有赔偿义务的情形下，积极帮助客户追回大多数损失资金。按照上述第三方快捷支付流程，被申诉人农行哈密分行虽没有赔偿义务，但在申诉人反映资金损失的情况后，被申诉人本着帮助客户的态度，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和经办网点积极采取以下措施协助客户索款：一是我行积极协助该客户查询盗刷资金交易情况，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客户反馈，建议客户立即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受理了该案并提供了受理案件回执。二是我行积极采取联系银联、第三方机构等举措，配合该客户将绝大部分盗刷资金赔付到位。农行帮助客户追回了绝大多数资金，对于未追回的3笔资金，不能因为曾经的帮助赵国利追回资金的行为，就想当然地认为就是农行哈密分行的赔偿义务和责任。我们认为法院对事物判定，不仅是对双方当事人纠纷的定分止争，还会对社会具有积极引导作用，在本案之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判例，如：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766号判决、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4)锦江民初字第1270号等，而这些判例均无例外判定银行免责。本案中赵国利反复强调其是弱势群体，而在民法的视野之内，所有的当事人均为平等主体，赵国利说其有心脏病，这不仅是对我国庄严神圣的法院进行道德绑架，更是一种要挟威逼。综上所述，被申诉人认为原审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再审请求，维持原审终审判决。赵国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盗刷款项15468.55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5日，原告赵国利在被告处办理了借记卡一张（卡号为：×××），同时，原告赵国利为该卡办理了短信提醒、电话银行，同时通过电话开通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并预留了其手机号码（号码为187XXXX****）。原告赵国利办理该借记卡后一直在使用。原告赵国利办理的该借记卡于2015年4月19日-4月20日期间先后发生了107348元消费交易。原告得知涉案借记卡上资金被盗刷，多次找被告解决，被告通过第三方支付公司给原告追回91879.45元，后在2015年5月5日又追回2461.86元。后原告认为被告在发生消费交易时未能向原告赵国利发送工银信使短信提醒，存在过错，要求被告向原告赔偿，引起诉讼。另查，2015年11月11日，哈密市公安局西河区派出所向原告赵国利出具证明一份，其载明：“2015年4月27日上午11时许，我辖区群众赵国利来我所报案称：2015年4月25日凌晨7时许，其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卡号为：×××）内19890元分两笔被转入中国工商银行苏州木渎支行用户许浩卡内（卡号为：×××，详情见明细1、2、3），通过调取许浩交易明细，许浩卡内的钱已通过支付宝消费；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三笔被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详情见明细4、5、6），因该案件系网络诈骗案件，侦破难度较大，截止目前为止现共有5笔现金尚未追回。1、赵国利工行卡内的19890元现金被他人分两笔非法转入许浩工商银行卡内（卡号为：×××）。2、许浩工商银行卡（卡号为：×××）现已查明是诈骗账户；3、赵国利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为：×××）内的19890元现金被盗刷，现查明系他人非法所为，确定不是赵国利本人泄密和主动操作所为；4、赵国利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于2015年4月19日一笔4350元现金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现查明系他人非法所为，确定不是赵国利本人泄密和主动操作所为；5、赵国利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于2015年4月19日一笔4886元现金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现查明系他人非法所为，确定不是赵国利本人泄密和主动操作所为；6、赵国利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于2015年4月20日一笔6232.55元现金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现查明系他人非法所为，确定不是赵国利本人泄密和主动操作所为，特此证明”。再查，原告办理借记卡的付款方式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系通过手机和网络操作进行付款，每次进行交易时，须输入银行向客户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的动态交易码后，才可进行付款。2015年4月19日-4月20日期间，原告赵国利银行卡的消费交易系以第三方电子支付交易的形式支付。又查，庭审中，被告农行提供了2015年4月19日-4月20日期间向187XXXX****发送的尾号为6076借记卡的银信通信息清单，该清单显示2015年4月19日-4月20日期间，原告赵国利的消费交易共计15468.55元，均有提示信息。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赵国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元，由原告赵国利负担。赵国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判令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第三方电子支付方式无需银行卡密码，银行是将短信验证码作为身份验证的依据。2、其次依据银行与第三方交易平台的合作协议约定，第三方交易平台保管款项的期限为6个月，上诉人未追回的款项系被上诉人未在6个月内向第三方申请拒付。上诉人的卡被盗刷，系被上诉人的安全隐患未到位，故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期间，赵国利提供以下证据，1、其与第三方交易平台工作人员及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通话记录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方公司相互推诿导致上诉人的款项在6个月内未追回。2、网银在线交易否认函一份，证明在同一时期中行、建行被盗刷的款项如数追回，但因被上诉人推诿导致上诉人的钱款未追回。二审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农业银行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赵国利被盗刷的款项均系第三方支付方式完成。该操作须输入银行向客户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的动态交易码后，才可进行付款。被上诉人农业银行已履行了发送短信提示的义务，上诉人称其并未收到被上诉人发送的短信提示，但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上诉人对个人信息未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导致卡被盗刷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上诉人赵国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原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元，邮寄送达费60元，均由上诉人赵国利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中，赵国利提交了其2015年5月19日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哈密天山西路网点调取的其手机号码181XXXX****的2015年4月份短信详单原件及打印件，用以证实其未收到银行通知短信。该份证据系赵国利在原审起诉前调取的，系在光敏纸上打印的记录，因年长日久字迹不清。农行哈密分行质证认为，短信详单因时间久字迹不清无法与打印件比对，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该证据形成于原审开庭前，在原审中未出示，再审中作为证据出示，不符合新证据的认定条件，再审不予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再审予以确认。经农行哈密分行申请，本院前往伊州区公安局调取赵国利报案的诈骗案侦办结果，该局刑警大队回复《情况说明》称，“赵国利现金被诈骗一案由我大队2015年4月28日受理并立案侦查，案件正在侦办中。”另查，赵国利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2015年4月20日支出的6232.55元中的2461.86元已返回。农行哈密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再审庭审中表述“只要是第三方公司在完成客户身份和交易真实性核验后向银行发付款申请，银行就直接根据第三方支付公司扣划指令将客户资金予以支付。”“农业银行未向案涉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取《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第九部分第四项规定的风险保证金”。经法院释明后，农行哈密分行仍未提交农业银行与银联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的文件。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农行哈密分行是否完全履行客户资金安全保证义务？二、农行哈密分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赵国利将存款存入农行哈密分行，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根据2014年4月3日施行的银监发[2014]10号《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三、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四、商业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验证和辨别客户身份，应采用双（多）因素验证方式对客户身份进行鉴别，对不具备双（多）因素认证条件的客户，其任何账户不得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六、商业银行应设立与客户技术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支付限额，包括单笔支付限额和日累计支付限额。商业银行应向客户提供临时调整支付限额的服务，在进行身份验证和辨别后，按照客户申请，在临时期限内可以适当调整单笔支付限额和日累计支付限额。”上述规定均对商业银行向第三方支付机构付款前的审查义务作出要求。银行负有保障储户资金安全、正确结算以及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时验证及甄别客户身份的义务，应当完全意识到银行卡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关联业务时存在风险，并且通过双（多）因素认证能够有效避免或减少客户风险。本案虽然涉及到他人盗刷借记卡，但该借记卡合同双方的当事人是赵国利与农业银行，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公安机关尚未查实储户可能有监守自盗或指示他人恶意串通消费或其他重大过失等嫌疑。本案中农行哈密分行没有赵国利存在故意或其他重大过失导致信息泄露的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赵国利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完成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工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农行哈密分行未严格执行中国农业银行《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中关于借记卡消费限额和风险保证金的规定，2015年4月20日向第三方支付平台转款金额远超《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限定的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合作的每日18500元的交易限额。农行哈密分行认为其不需要审查第三方支付机构指令及完成客户身份鉴别的抗辩意见与《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及中国农业银行《第三方支付业务产品规则（2013版）》规定要求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农行哈密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严格履行客户身份鉴别义务，未按规定完全履行储户资金安全保证义务，属于违约，由此造成储户存款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赵国利依据储蓄合同向农行哈密分行主张权利，农行哈密分行提出赵国利应当向从事第三方快捷支付业务的公司主张赔偿的意见干涉原告诉讼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赵国利要求按照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主张，与其银行卡内资金按活期存款计息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新22民终653号民事判决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2015)哈市民二初字第1425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赵国利存款损失13006.6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自2015年4月20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三、驳回赵国利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元，均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 丰审  判  员   王晓东审  判  员   王 豫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书  记  员   田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