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2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雅兰，女。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良，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秀，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亚茹，女。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常利，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住所地大庆市让胡路区西静路**。法定代表人：柴占山，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振国，男，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黑龙江海天庆城（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与被上诉人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8）黑0604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人民医院不服该判决并依法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黑06民终249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黑0604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发回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重审。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黑0604民初524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雅兰及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常利、被上诉人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上诉称：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给付15万元。事实及理由：上诉人针对一审的判决有明显的错误，有失公正。其一，从2018年8月30日开庭审理，被上诉人都没有合法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无过错，所提供的证据都是自行书写打印的证据，如向法院提供的被上诉人向大庆市医调委申请调解，这份证据并没有第三方（市医调委）做出书面证明、立案、受理该项医疗纠纷的事实，上诉人也没有接到大庆市医调委书面通知，也没有收到要求尸检的书面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同意尸检的事实无证据证实。其二，上诉人在2018年6月27日起诉到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法院也没有接到被上诉人向法院申请尸检的事实，这些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编造事实，而一审却轻信不合法的证据定案。其三，上诉人的父亲刘英尸体是在被上诉人送到殡仪馆存放，在没有被上诉人出示证明材料和结算存放费用，殡仪馆是不允许其他人对尸体进行火化，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法院立案后和火化进行时都没有提出尸检的要求。其四，被上诉人提供的病历并不是引起医疗纠纷的双方封存的原始病历，在判决书里所提出的多种疾病并没有患者住院后各种影像学化验检测报告，患者住院应重新检验病情，不能推断来确诊，一审法院不能以患者年龄过高多种疾病来断案，这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患者刘英来被上诉人医疗机构是医治老年病，并不是因重病来进行抢救，从住院、注射、用药也是普通的药品，没有一点抢救生命的药，这一点足以说明患者刘英并不是入院抢救，是正常老年疾病治疗。其五，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能证明患者刘英注射的药品为奥美拉唑与氯化钠，这一点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输液，在输液过程中造成患者刘英不良反应，经抢救无效死亡，并没有主张哪个单一药品质量问题，输液是经过人工合兑有人工操作的过程，也不是一种药品就能合成输液，这个简单的道理一审法院应该了解，被上诉人提出对药品同批次鉴定，一审法院采纳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所提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输液造成刘英不良反应，就一瓶原始输液，该输液被上诉人单方拿走，没有双方封存，没有原始输液证据拿什么做鉴定。其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几次开庭都没有提供司法鉴定机构出具对当时的输液的鉴定结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违反法律证据若干规定。其七，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对药品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多次提出必须由双方当时封存的输液方可进行鉴定，其他药品不能证明当时输液存在问题，同一批次药品更不能证明通过人工操作后的输液存在问题。其八，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不知一审法院看到被上诉人提供的哪些能证明输液不存在问题，如果输液没有问题为什么单方拿走，并没有要求双方封存该证据，因输液引起患者不良反应的事实，被上诉人主管院长都以书面认同这个事实。本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错过责任，相关法律规定对证据调换、销毁应承担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针对本案事实，被上诉人在给患者刘英住院治疗中，因输液造成患者不良反应，经抢救无效死亡，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情况说明）认定被上诉人在输液过程中造成患者不良反应经抢救无效死亡是因输液存在问题，而被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应明知输液造成不良反应应立即同患者家属双方封存输液证据，明确责任，而被上诉人单方拿走说去化验，这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并应承担法律后果的责任。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民医院辩称，我方已经举证证明书面提出过尸检请求，而且是否尸检明显属于家属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另外，在事发后，卫健局就已经介入调查，并非是我方单独和上诉人接触，尸检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诉人又岂能不知。上诉人却将未能尸检的责任归责于我方，明显与常理不符，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输液品从性质上属于化学制品，在使用过程中遇空气或碘酒等都容易产生变色的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药液就存在变质问题危害患者健康。护士在发现药液变色后，立即停止了使用。药液成分为72%的氯化钠和28%的奥美拉唑，根据当时使用的剂量，100毫升的输液品中，瓶中剩余80毫升，输液管中存留14毫升，有6毫升注入患者刘英体内，而这6毫升中奥美拉唑的含量只有1.68毫升，如此微小的剂量根本不足以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虽然在对患者停止使用变色输液品后1小时后，患者出现了呼吸困难、咳痰等症状，但是根据病历可知，患者本就患有××、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消化道出血、重度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肾衰竭、急性左心衰竭、呼吸衰竭等症状，这种病情变化与其本身病情相符，不能就此判断就是因为药液变色造成。而且患者在入院时病情就比较严重，最终死亡原因也是与其原本病情相符，不能就此认定药液变色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纠纷属于一般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原告负有证明侵权行为存在和因果关系的法定责任。而本案中，上诉人仅凭药物变色就认定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证据明显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涉案药品，医院在事发时就已经封存，上诉人当时也是在场明知的，事后却主张医院可能存在换药的情况，也属于主观猜测，更何况和涉案药品同批次的药品当时药监局就已经封存，如药品存在问题，完全可以进行鉴定，上诉人不进行司法鉴定，当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虽然最终也判令医院承担部分责任，也是充分考虑了该案的特殊情况，为化解该纠纷，我方也予以尊重、支持和认可。希望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维持一审判决，定纷止争。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下列损失80%的费用：医疗费2,000元、交通费1,737.50元、误工费17,800元、住宿费4,200元、丧葬费19,368元（38,736元÷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193,680元（38,736元×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32,416元，合计：375,361元（469,201.50元×80%）。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英出生于1934年10月15日，自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5月21日，刘英因多发性脑梗死、高血压3级（很高危险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时间分别为17天、13天、8天，共计38天。2018年6月5日，刘英再次到人民医院入院治疗，最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12日死亡（在此次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产生争议）。刘英与本案四原告系父子（女）关系，其妻伦玉芹早于其死亡。2018年6月5日，刘英在家人陪同下前往被告人民医院就诊，被告于当日出具住院通知书，入院诊断“脑梗死”。在庭审中，原告提交的病历（病案号：1801110）的入院记录第3页、第4页记载，临床确定诊断：“1.炎；2.性喘息性支气管炎；3.阻塞性肺气肿；4.化道出血；5.血压3级很高危险组；6.心病；7.梗死后遗症；8.下肢动脉闭塞症；9.风；10.性肾功能不全；11.蛋白血症”。被告提交的刘英病历（病案号：1801110）中记载的入院时间为：2018年6月5日7时，出院时间为2018年6月13日8时，出院诊断除上述临床确定之外的病情外，还包括：“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速；室性早博；急性左心衰竭；呼吸衰竭”。死亡记录中的治疗经过记载：“1.抗炎：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0.4一日一次静点。于6月9日改为0.9%氯化纳100ｍｌ美罗培南1.0每8小时一次静点。2.平喘：0.9%氯化钠100ｍｌ多索茶碱0.2一日二次静点，6月10日改为0.9%氯化钠多索茶碱0.3一日二次静点。3.化痰：0.9%氯化钠100ｍｌ盐酸氨溴索30ｍｇ一日二次静点。4.保护胃黏膜：0.9%氯化钠100ｍｌ奥美拉唑60ｍｇ一日一次静点，6月10日改为0.9%氯化钠100ｍｌ泮托拉唑42.3ｍｇ一日一次静点。4.营养支持对症治疗。5.改善心功能。”。被告提交的病历中病程记录中的2018.06.12.08：20抢救记录记载：“患者08:05病情较加重，自主呼吸停止。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诊断及死亡原因：“1.呼吸衰竭；2.循环衰竭；3.××”。刘英死亡后，其长女刘雅兰就其父亲刘英在××”。刘英死亡后，其长女刘雅兰就其父亲刘英在被告处治疗和死亡的经过，亲笔书写了《事情发生经过》一份（共4页）。内容如下：“我的父亲(刘英,身份证注明是83周岁),我父亲于6月5日入让区人民医院内科治疗,主治医师赵晓芳,经过诊断进行治疗,三天后父亲病情好转,可进食进水,可见病情有所好转,到了第四天6月8日,上午10:00以前病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天静点的药品和前三天的一样,有“奥美拉唑”“多索茶碱”“氨溴索”“酚磺乙胺”，当药点到第三瓶时(奥美拉唑)值班护士田萌发现药液是红色的，护士说“回血了"家属才发现是红色的。护士当即将药水取走，我儿子说：“你怎么能让她把药拿走呢？”我也反应过来了,当即将药取回来,用手机拍下来,护士又将药拿走了，说必须拿回去化验(当时我父亲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11点我父亲突然身体抽搐，咬牙、口吐白沫,叫来王立新医生进入抢救，说口吐白沫是“痰"要吸痰，(我父亲从未吸过痰)我和医生说：“我父亲是受“刺激了”。(我当时看医生在抢救,我没敢说是“中毒”当时显示“血压155-180多，脉搏140,血氧70左右(可调监控)”，抢救病人病情恶化，不一会，第二次反应又上来了，比第一次严重，我当即说是中毒，王大夫说:“不可能”病人是情况恶化，药水拿回来以后，我们做了试验，没有问题以后,病人病情越来严重，到了中午，我的外孙听说这件事之后，当时跳了起来说不行:“姥姥你太糊涂了，没有药水怎么报警，随后他就去找护士要药，林涛医生说药不能给你,我们已经封存了，我外孙说不行，必须拿回来，孩子就报警了，后来卫生局等等就来人了，详细情况怎么交涉开始我不在场，(因我父亲状况不好,脱不开身。)到了下午大约是5点左右，有关人员将我唤去，说让我签字准备把药取走。我一看桌子上的药，从剂量到颜色和我看到的药不一样药量不够，颜色是粉红色。我确认不是我的药，我不能签字，还有一原因，是上午十点取走的药，一直到下午5点，药一直是在医院发生药变色，医院应立即将药品送往有关部门封存，一直到我父亲于12日上午8:10去世，药始终在医院，至今还在医院里存放。我认为我父亲这次去世和红药水有关,抢救期间用了大量的药,尤其是我父亲痛风严重，尿酸曾有“730”，总院、四医院的医生曾告诉我说，少用利尿药品，说对肾和心脏有刺激，延误病情，王雪莹主任说“现在顾不了那些,救命要紧”。当天晚上王主任提出让我们“转院”，我一看我怕父亲的状态不好，不同意转院，就在这治疗，不转院就让签字，从8号到我父亲第四天去世(6.12)所有的药我都没有签字。9号下午院方请上级医院专家来给我父亲会诊。随后又从外面给他购进药品。去世前四天，他们给我父亲输进不少液体，导致双下肢浮肿，尿开始排不出来，继续用药，每天排出2瓶(矿泉水瓶)尿。还说不够，继续用药。用泵打硝酸甘油，8号发作不做化验，9号抽血两次化验。第一次抽血不够,化验“钾”匆忙中将止血带留在右手腕上一个多小时(当时我父亲手变成了青色)，12号上午6:30最后一次化验，抽走两管血说:“肝功能”“尿功能、细胞”化验用，到8:10分老人去世。她们说：“我们尽力了”。随后医院院长让我在病历上签字。要封存病历，病历在他们袋子里。我说必须是两份病历。核实后双方各一份,才能签字。他们同意在电脑里给我们打一份，拿走复印件，给我们打的病历，不给我们，这是原始病历，让我们再复印一份，拿走复印件，给我们打的病历不给我们，还是原始病历，我不相信，所以当场将病历取走，我怀疑病历不是原始的，所以拿走。我质疑:1.药水有问题，还有离开我视线7小时。2.档案怎么能出现两份病历。3.抢救方法不得当，后期用药有问题。4.病程记录没有，临时医嘱没有。5.患者抢救时的血，尿、呕吐物，加上药水应立即封存和化验。6.后期化验急诊化验，内容在24小时没有告知我们。”原告刘雅兰和被告人民医院副院长费振国分别在该份《事情发生经过》中签字、捺印，费振国在尾页还书写了“同意综上所述”并签字、捺印。在审理中查明，2018年6月8日上午，护士发现刘英静脉注射的第三瓶药（奥美拉唑）变成红色后，立即停止输液，并将注射药品拿走，患者家属立即将护士叫回，对注射药品进行拍照，该药品未当场封存。其亲属李德利于当日上午向大庆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了投诉。当天下午该局派出卫生监督员到被告医院进行了调查，并对原告刘雅兰、被告护士陈微微、田萌、吴亭燕，被告医生王立新、赵晓芳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并于2018年6月8日出具了“加强医院和人员各项管理工作的”卫生监督意见书，并将与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药物进行封存。现原告以被告保存的注射药品脱离视线长达7个小时为由不认可系患者当时注射的药品，被告称可对与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的药品进行鉴定以确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未申请对该批次药品进行鉴定。另查，刘英死亡后的第二日，即2018年6月13日，原告刘雅兰与被告副院长费振国共同签字《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刘英男83岁，在我院逝世后送至天园殡仪馆存放尸体，经双方协商由我院先垫付存放费用。待医调委调节结束后，根据调解书责任分配情况进行分担。特此说明。”庭审中原告主张，该份情况说明出具后，原、被告双方都同意向医调委申请调解，但医调委没未组织调解。被告则主张其单位于2018年6月14日就已书面向大庆市医调委申请进行调解，并主张已告知原告方须在患者死亡后一周之内进行尸检，但因原告方不配合进行尸检，所以医调委无法进行调解。对此，原告方不予不认可，并坚持主张被告方没有通知原告方进行尸检，也未接到大庆市医调委的调解通知。2018年7月16日，原告将刘英的尸体在大庆天园殡仪馆进行了火化。再查，刘英为本省城镇居民，于2018年6月12日死亡时已年满83周岁。刘英入院时预交住院押金2,000元，被告提供的结算费用为7,996.42元。原、被告双方因案涉纠纷未达成赔偿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即医疗机构承担过错责任。因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故法院确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主要判断依据来自于司法鉴定意见。本案在认定被告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过程中存在以下主要争议焦点。1.双方对案涉药品（奥美拉唑与氯化钠）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原告认为因注射的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变红，故该药品存在质量问题；另原告认为该药品已脱离其视线达7小时之久，存在药品被替换的问题。被告方辩称，药品变红并不能证明药液就存在变质问题，进而危害患者健康；护士在发现药液变色后，立即停止了使用，注射的量较小，不足以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与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药物在事发后已由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封存，可以进行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能证明刘英注射的药品为奥美拉唑与氯化钠，对于该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应经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进行确认。目前，我国颁布的药物检验标准均是单品种药品的检验标准，故对可疑药物进行鉴定时，应对该可疑药物同批次的药品进行鉴定；被告方称与该案涉注射药品同一批次药物在事发后已由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封存，原告可对该封存药品申请鉴定以确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已释明原告是否对注射的药品进行司法鉴定，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由原告对注射的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关于院方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刘英病历行为的问题。在刘英死亡后，医患双方就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问题发生争议，患者家属以病历未经对照核实为由拒绝对医院欲封存的病历进行封存签字。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方主张被告方未封存病历，并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行为。一审法院已释明原告是否对病历进行鉴定，以确定病历是否存在伪造、篡改行为，原告以病历并非原始病历，且存在伪造、篡改为由不申请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复印件。在发生医患纠纷后，刘雅兰以病历未经对照核实为由拒绝对院方欲封存的病历进行封存签字的理由不成立。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虽主张被告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主张患者家属抢走部分原始病历，虽原告方对此不认可，但原告方提交的由刘雅兰书写的《事情发生经过》中载明“……还是原始病历，我不相信，所以当场将病历取，我怀疑病历不是原始，所以拿走……”，故一审法院对原告方是否存在抢夺病历的行为存疑，也无法认定院方是否存在伪造、篡改行为。因此，一审法院释明原告是否对病历存在伪造、篡改行为申请司法鉴定，原告方不申请司法鉴定，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3.关于刘英死亡原因的问题。确定患者死亡原因是认定院方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事实依据，死亡原因可以按病历确认；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尸检。患者刘英病历病程记录中的2018.06.12.08：20抢救记录记载：“患者08:05病情较加重，自主呼吸停止。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诊断及死亡原因：“1.呼吸衰竭；2.循环衰竭；3.××”。在刘英死亡后医患双方解决纠纷过程中，患方家属××”。在刘英死亡后医患双方解决纠纷过程中，患方家属未对刘英死亡原因明确提出异议，故死亡原因应按病历确认为“1.呼吸衰竭；2.循环衰竭；3.××”。4.关于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仅能通过对病历进行司法鉴定的方式对上述问题加以认定。奥美拉唑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在此不再赘述。另原告方诉称在2018年6月8日以后对刘英抢救过程中院方抢救方法不当，存在用药问题。一审法院已释明原告方是否对刘英病历进行鉴定，以确定医疗行为与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方不申请司法鉴定，故原告方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对原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纵观全案，患者刘英在被告处住院过程中发生注射液变红现象，虽立即停止注射，但大约一小时后患者病情恶化，施救3天未见明显好转，最终死亡。虽被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原告方认为被告在对患者进行救治过程中发生了异常现象，并据此推断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患者最终死亡，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的推断具有一定合理性，虽其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过错，但基于公平原则，被告应对患者刘英住院与丧葬过程产生的实际费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患者刘英产生的各项费用认定情况如下：1.刘英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发生医疗费为7,996.42元，已预交押金2,000元。2.刘英丧葬费认定为34,208元（全省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8,416元÷12个月×6个月）。3.因被告对原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对原告基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其他费用，本院不予认定。患者刘英产生的费用合计为42,204.42元（7,996.42元+34,208元=42,204.42元），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案情认定，被告应补偿四原告35,996.42元，扣除原告未付的医疗费5,996.42元（7,996.42元-2,000元=5,996.42元），被告应再向四原告给付3万元。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虽请求追加案涉药品的生产者为本案被告，但原告未提交案涉药品存在缺陷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告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补偿原告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费用3万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关于上诉人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后，改变了原有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适用该条规定推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需要符合以下四方面的要素：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即产生医疗损害责任必须是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出现了损害后果，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主观上存在过错。在四要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需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采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和特殊情形下的过错推定。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就必须对医疗损害责任前述四个构成要件全部进行举证，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下，即上诉人需对另外三个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及存在法定可以推定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特殊情形进行举证，主观过错要件的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此时被上诉人必须对自己的医疗行为无过错进行举证，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父亲刘英的死亡是因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8日上午注射的“奥美拉唑”所致，经一审法院及本院询问是否申请因果关系鉴定，上诉人主张“原始的药液当时未进行封存，无法确定药物是否是原始药液，没有鉴定的可能性”，故不申请鉴定。上诉人仅以个人推测被上诉人封存的药物不是原始药液，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封存的药物已被更换，本院认为上诉人不申请因果关系鉴定的理由不成立。另外，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提出尸检要求的问题，尸检系为查清死亡原因，现系上诉人主张其父亲刘英的死亡是由被上诉人注射的“奥美拉唑”所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尸检需要家属同意的规定，是否需要尸检并不需要被上诉人同意与要求，上诉人对是否进行尸检享有决定权，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因未提出尸检要求而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其父亲刘英的医疗行为存在违法行为及医疗行为与其父亲刘英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刘雅兰、刘文良、刘文秀、刘亚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辉审判员  毛瑞利审判员  王 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姜海涛书记员王子强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