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伟萍，女，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琦，女，198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宏南，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立刚，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明兴，男，195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翊樑，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瑛，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伟萍、徐琦因与被上诉人谭明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12885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伟萍、徐琦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徐伟萍、徐琦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徐金兴虽与谭明兴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但是谭明兴在协议上手写“12个月年化12％到期付本息”，系其作出的到期还本付息的意思表示及民事行为。根据庭审查明之事实，手写内容形成于打印内容之后，谭明兴以上述意思表示改变了《委托投资协议》中“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约定。2．谭明兴重复使用《委托投资协议》文稿，除更改特定项目外，其余均为格式条款，结合谭明兴银行流水中频繁、巨额资金往来，可以印证谭明兴实则为诸多机构融资，系销售、推广理财产品，并从中获取佣金。3．本案中，双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8月21日，徐金兴向谭明兴转款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谭明兴向北京建业恒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业恒兴)转账情况分别是2017年8月10日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00万元，2017年8月21日300万元。第一笔转账时间发生在协议签署前，故谭明兴实际是案涉产品的销售方。4、《委托投资协议》中写明了投资产品，并无与其他委托投资混淆的可能，如果谭明兴担心混淆或遗忘应当在其持有的协议上备注而非在徐金兴持有的协议上备注，因此谭明兴的备注行为是应徐金兴的要求作出的承诺，故上述协议名为委托投资、实为还本付息的借贷，属于事实拟制，徐伟萍、徐琦无需另行举证证明徐金兴与谭明兴形成借贷合意。5谭明兴提供的《北京建业恒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没有投资期限及年化收益的相关约定，且明确不承诺收益，亦可证明谭明兴独立向徐金兴作出了固定期限和年化收益的承诺。6．谭明兴向建业恒兴转账凭证没有备注款项性质，不能排除双方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故谭明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委托投资协议》。7．谭明兴归还了部分钱款，并在微信中明确系“利息”，表明其对双方之间系还本付息的借贷关系是确认的。8.2016年徐金兴也曾向谭明兴购买过450万元的保本保息理财项目，2017年1月徐金兴因治疗需要要求谭明兴提早还本付息，谭明兴亦予以兑付，表明双方之间的交往惯例就是由谭明兴还本付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被上诉人谭明兴辩称，1．本案涉及的合同系委托投资法律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其中已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条款。2．因《合伙协议》在谭明兴处，故谭明兴在《委托投资协议》上按照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期限和披露的持有期限对应的转让收益手写备注了所购理财产品的期限和收益，并非承诺由谭明兴还本付息。3．谭明兴在双方签署协议前已经购买了建业恒兴的产品，后来因为徐金兴也要买，所以谭明兴又自己加了50万凑成300万元追加了投资。4.2016年，徐金兴亦与谭明兴共同投资过理财产品，因为徐金兴生病需要用钱，故谭明兴收购了徐金兴的份额，并非双方有借贷的交易习惯。5．谭明兴按照委托投资协议内容进行了投资，且建业恒兴是依法成立的，目前仍依法存续，谭明兴没有退款的义务。6．谭明兴给付徐伟萍、徐琦的钱款系建业恒兴经谭明兴催讨后以借款形式归还了部分投资本金及收益，谭明兴收款后按照徐金兴的出资比例给付了徐伟萍，不能仅凭“利息”的字眼就认为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要求驳回徐伟萍、徐琦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徐伟萍、徐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明兴归还徐伟萍、徐琦250万元；2．判令谭明兴支付徐伟萍、徐琦利息(以2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2％，自2017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徐伟萍与徐金兴系夫妻，徐琦系双方所生之女。2018年10月，徐金兴去世。徐金兴的父母已先于徐金兴去世。二、2017年8月21日，徐金兴(甲方)与谭明兴(乙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双方共同认购建业恒兴财产份额，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认购。协议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将人民币250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号，作为甲方委托乙方购买建业恒兴财产份额的资金，同时乙方出资850万元，合计1100万元，并以乙方的名义购买建业恒兴财产份额，甲方委托投资金的提供应以银行汇款凭证为据，甲方委托投资金的：不应被视为赠与或任何类似性质的行为。第一条第3款约定，乙方在未获得甲方书面授权的条件下，不得对其代为持有的250万元的财产份额及其所有权益进行转让、处分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第4款约定，乙方承诺上述委托投资金额将仅用于购买建业恒兴财产份额的资金使用。第5款约定：甲乙双方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乙方投资建业恒兴所得收益，乙方应按照甲方委托投资资金在甲乙双方总投资人民币1100万元中所占的比例分给甲方。第6款约定：建业恒兴返还投资者本金和收益时，乙方应在收到返还本金及收益三日内，将甲方投资有250万元和相应的投资收益返还甲方。第三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二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徐金兴作为甲方、谭明兴作为乙方在《委托投资协议》上签字。在徐金兴持有的《委托投资协议》上方，谭明兴手写了“12个月年化12％到期付本息”。一审法院审理中，徐伟萍、徐琦称《委托投资协议》上方谭明兴手写的“12个月年化12％到期付本息”，系双方约定名为投资协议，实为借款。谭明兴称，其认购的建业恒兴产品投资时间为12个月，收益为年化12％，因建业恒兴合同原件在谭明兴处，故在协议右上角写明时间及利率，便于区分其他委托投资协议。三、2017年8月18日，徐金兴通过银行转账给谭明兴500万元。2017年8月10日，谭明兴通过银行转账800万元至户名为建业恒兴的账户，2017年8月21日，谭明兴通过银行转账300万元至户名为建业恒兴的账户。一审法院审理中，双方确认，徐金兴转账给谭明兴的500万元中，有250万元是用于购买建业恒兴产品的款项。另250万元用于认购上海郁泰源丰物流产业并购基金二期财产份额。四、谭明兴作为有限合伙人、建业恒兴作为合伙企业签订了《合伙协议》，谭明兴作为合伙人，承诺认缴出资1100万元。后建业恒兴与谭明兴签订《北京建业恒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确认函》(以下简称《财产份额转让确认函》)，确认谭明兴认缴合伙企业1100万元的出资，持有合伙企业1100万元的财产份额，谭明兴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期限为自实际出资之日起一年，持有满一年的，转让价格＝实缴出资本金＊(1＋［12.0％］)。2017年9月11日，建业恒兴出具《有限合伙份额认购结束通知函》，写明建业恒兴已于2017年9月8日完成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五、2019年8月20日，建业恒兴向谭明兴出具情况说明，写明谭明兴于2017年认购建业恒兴财产份额1100万元，本有限合伙于2018年12月14日委托个人借款垫付了33万元，连同谭明兴其他项目的15万元一共转给谭明兴48万元，另本有限合伙至2019年5月24日进行了一次分配，支付谭明兴的金额为68，750元。一审法院审理中，谭明兴称68，750元是利息、33万元是到期应付本金(建业恒兴以个人借款形式垫付)，15万元是谭明兴在建业恒兴其他项目的投资，按徐金兴的投资比例，谭明兴于2019年5月27日转给徐伟萍建业恒兴投资本金75，000元、利息15，625元。一审法院审理中，谭明兴称目前建业恒兴未能按约兑付剩余本金及应付利息，涉及刑事案件，谭明兴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以投资人身份去做了登记，目前公安机关还没有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除钱款交付事实外，徐伟萍、徐琦还需举证证明借贷双方确已形成借贷合意。谭明兴辩称，双方系共同投资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可见，双方明确约定了共同认购建业恒兴，双方共享利益、共担风险。根据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及谭明兴提供《合伙协议》及《财产份额转让确认函》等证据可认定，谭明兴按约将1100万元用于认购双方约定的建业恒兴产品。综合以上证据，在谭明兴已就其抗辩的基础事实予以举证的情况下，徐伟萍、徐琦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现徐伟萍、徐琦主张《委托投资协议》右上角谭明兴所写“12个月年化12％到期付本息”系对双方构成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从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可见，双方对250万元作为投资款约定是明确的，徐伟萍、徐琦仅凭谭明兴在右上角所写“12个月年化12％到期付本息”，就认为双方变更了约定，或双方名为共同投资、实为借款缺乏依据。根据谭明兴提供的合伙协议合同、确认函可见，谭明兴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自实际出资之日起一年，持有满一年的，转让价格＝实缴出资本金＊(1＋［12.0％］)，从双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上可见，双方没有对投资的期限及收益多少的约定，仅约定认购的金额，故谭明兴辩称，因认购合伙协议在其处，手写“12个月年化12％到期付本息”系对不同的《委托投资协议》作区分的意见，予以采纳。综上，徐伟萍、徐琦以涉案250万元系借款为由要求谭明兴归还并支付借款利息，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判决：徐伟萍、徐琦要求谭明兴归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二审期间，徐伟萍、徐琦补充提供徐金兴名下上海农商银行(尾号4557、4197)交易明细清单及交易对手信息查询单，证明徐金兴2016年曾向谭明兴购买过450万元保本保息的理财项目，后因生病于2017年1月要求谭明兴提前还本付息。经质证，谭明兴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当时由于徐金兴生病需要用钱，谭明兴就购买了徐金兴的份额，并折算了一点利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徐金兴与谭明兴之间系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首先，徐金兴与谭明兴签署的《委托投资协议》中对于投资项目、各自的投资金额、收益分配方式等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亦明确“双方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徐金兴委托谭明兴投资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其次，关于谭明兴手写内容是否构成由其还本付息之承诺，双方对此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对涉案手写内容之解析应综合全案予以考量。其一，从手写内容的文义上看，无法直接得出谭明兴承诺由其归还借款本息的结论。其二，根据双方共同自认，涉案手写内容系谭明兴在与徐金兴签署上述协议的同时书写的。若如徐伟萍、徐琦所述，此时双方已无共同投资的意愿，而是明确由谭明兴借款投资或由其到期归还本息，双方直接书面明确钱款性质即可，却还签署《委托投资协议》对投资项目、金额比例、利润分配方式等进行细化之约定，实无必要，亦与常理不符。其三，根据谭明兴提供的《财产份额转让确认函》，其中载明“投资期限”为一年，并约定“持有满一年，转让价格=实缴出资本金＊(1＋﹝12.0％﹞)”，与谭明兴所写“12个月年化12％”相吻合。其四，徐伟萍、徐琦虽主张谭明兴和众多销售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频繁，且在《委托投资协议》签署前已经支付部分钱款至建业恒兴，说明其实际上在销售理财产品并因此获取佣金，谭明兴则辩称其系先行投资了部分，徐金兴要求购买后，其又追加了投资。本院认为，谭明兴两次转账时间与协议签署时间较为接近，其所作追加投资之解释尚属合理，谭明兴与建业恒兴签署的《合伙协议》《财产份额转让确认函》均可印证谭明兴投资者的身份，故徐伟萍、徐琦认为谭明兴系涉案产品的销售者，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谭明兴所述的在《委托投资协议》上手写备注的理由更具可采性，徐伟萍、徐琦关于谭明兴手写内容构成由其个人还本付息的承诺之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第三，徐伟萍、徐琦认为2016年徐金兴亦与谭明兴签署《委托投资协议》并先后出资450万元，因徐金兴治疗需要，谭明兴于2017年1月给付了徐金兴460余万元，故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也符合民间借贷的本质特征。谭明兴辩称因徐金兴生病需要用钱，其出于好意出资购买了徐金兴的份额。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徐伟萍、徐琦仅凭上述转账记录主张徐金兴与谭明兴之间系借贷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徐伟萍、徐琦提出谭明兴与建业恒兴的转账没有备注款项用途，不排除双方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谭明兴则认为其已按照《委托投资协议》的约定进行了投资。本院认为，谭明兴向建业恒兴转账的金额、谭明兴与建业恒兴签署的《合伙协议》《财产份额转让确认函》及涉案《委托投资协议》均可相互印证，在徐伟萍、徐琦未能提供充分反证的情况下，谭明兴之主张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纳。第五，徐伟萍、徐琦主张谭明兴已针对本案借款归还过本息一节，谭明兴提供证据证明给付钱款系其收到建业恒兴归还的钱款后按投资比例给付了徐伟萍，现徐伟萍、徐琦仅依据谭明兴发送的微信中有“利息”表述即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徐伟萍、徐琦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00元，由上诉人徐伟萍、徐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卫审 判 员 管勤莺审 判 员 赵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储继波书 记 员 高兴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