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文礼，男，195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辉，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迎柏，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国仲，男，198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珊珊，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珈逸，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焕庭，男，196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琼灵，广东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良，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友谊路**之**。法定代表人：克一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锋，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芊慧，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文礼、江国仲因与被上诉人欧阳焕庭、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东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郭文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辉、谭迎柏，江国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珊珊、朱珈逸，被上诉人欧阳焕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琼灵、张健良，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文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欧阳焕庭要求郭文礼支付沙款356327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欧阳焕庭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欧阳焕庭与冯永海关系错误。冯永海与江国仲于2019年5月17日签订《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的对数单金额为1095270元。欧阳焕庭为了诉讼需要，提交了冯永海的《证明》《声明》和广州市白云区江高海之通五金建材经营部（下称海之通经营部）营业执照这三个证据。营业执照记载海之通经营部的经营者为冯永海。从《证明》《声明》、营业执照的证明以及对数单上签名确认的内容，可以确认冯永海应是本案的证人，又是上述对数单1095270元的单独权利人。庭审中，冯永海没有出庭作证，欧阳焕庭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海棠沙场的投资人或权利人，不能认定冯永海的《证明》《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此不应采信冯永海《证明》和《声明》的内容。又因为没有合法证据证明欧阳焕庭与冯永海存在委托关系，所以，欧阳焕庭单方陈述他们的委托关系不能成立。再因欧阳焕庭不能出示冯永海1095270元的债权转让通知，因此也不能确认冯永海此债权已合法转让给欧阳焕庭。海棠砂石场的1095270元的债权从根本上讲是冯永海的个人债权。一审法院为图方便，仅以“欧阳焕庭陈述其委托冯永海代其签署了2019年3月17日的对账单”，就轻率将此巨额权利演化为欧阳焕庭的权利，并合并为本案标的3563275元进行审理和判决。从生活常理来说，冯永海和欧阳焕庭均是河沙销售的生意人，竞争性强，相互委托销售河沙的可能性极小。从法律角度来说，一审法院将欧阳焕庭与冯永海认定是委托关系，即没有合法的证据予以证实，又属于审理程序违法，与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相悖。二、关于欧阳焕庭无证经营和沙场违法行为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切个人或企业从事经营性盈利性的社会活动，必须进行工商登记，否则属于无证经营。另外，探挖销售河沙，涉及土壤河流的环境保护，就更需经环保部门的评估许可和工商部门的登记才能经营。欧阳焕庭经营沙场是属于无证经营。其涉案的买卖合同和对数单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郭文礼在一审时已提出这些观点，法院并无采纳，仍以其合法行为予以支持欧阳焕庭的本案主张，无疑是支持其违法行为。三、关于欧阳焕庭2019年6月8日和2019年6月5日的微信内容不实的问题。郭文礼在一审时不仅己提出对这些微信内容的三性异议，而且还提出了欧阳焕庭没有将微信内容刻制成光碟，以备各方日后归档备查。只凭手机微信违反电子证据的举证规定，不符程序要求，一审法院偏护而没有责成欧阳焕庭更正。另外，欧阳焕庭将郭文礼理解为个人是其错误，郭文礼是广州市穗海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穗海公司）的隐形股东，其行为代表穗海公司。同理，郭笑维是穗海公司的员工，也代表穗海公司。郭文礼和郭笑维的本案行为，应属于企业行为，郭文礼现有新证据予以证明。四、关于穗海公司转汇给海之通经营部的817316.92元的问题。因江国仲所在的广州市浦鸿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浦鸿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因而请求穗海公司预付运沙运费817316.92元予以解除燃眉之急。穗海公司根据江国仲所在浦鸿公司的指示，将上述款转汇给海之通经营部。这笔款已计入江国仲所在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的会计往来账上。欧阳焕庭一审的证据和郭文礼上诉提交的新证据中，均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此笔款项是由郭文礼委托穗海公司付款，这不符合本案事实，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五、关于《水洗砂买卖合同》的实际供应方是穗海公司的问题。郭文礼是穗海公司的隐名股东，虽然以郭文礼个人名义与东方公司签订了《水洗砂买卖合同》，但实际供应方是穗海公司。这有穗海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给东方公司，和东方公司支付河砂部分款项给穗海公司的事实。在郭文礼上诉的新证据中，亦能予以证明。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认为郭文礼是《水洗砂买卖合同》的实际供应方的错误认定。六、关于郭文礼是否系2018年11月23日欧阳焕庭与江国仲签订的《简易买卖合同》买方主体的问题。从直接证据角度来说，郭文礼既没有在该合同签名确认，也没有在两份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郭文礼不应当是该合同买方的主体。从间接证据角度来说，虽然有个别间接证据是指向郭文礼，亦有个别间接证据指向穗海公司，难以确定责任人的唯一性。一审法院在间接证据存在缺陷，仍以自由心证确信自己的判断，是逻辑运用的错误。因此本案的证据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所以不能证明郭文礼是该合同的买方主体。七、为何一审时不主动提供穗海公司的证据，以证明郭文礼不是本案被告的问题。事实上郭文礼并没有收取欧阳焕庭和冯永海的河沙，与他们二人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和法律关系。因为郭文礼没有在欧阳焕庭与江国仲《简易买卖合同》签名，也没有在涉案的两份对数单上签名，所以本案的直接证据不能证明郭文礼是本案的责任人。本案的间接证据(例如：欧阳焕庭提供的微信内容)存在极大的缺陷，且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以及冯永海的证据严重失实，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郭文礼是本案的责任人。一审法院亦无主动责令提交郭文礼与穗海公司法律关系的书面证据。郭文礼基于对法院公平正义的确信，以及自己没有收取欧阳焕庭、冯永海河沙，问心无愧，确信自己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的事实，请二审法院根据郭文礼提供的新证据，采纳郭文礼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江国仲答辩称对郭文礼的上诉无意见。被上诉人欧阳焕庭答辩称：一、冯永海受欧阳焕庭委托与郭文礼、江国仲对数，并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中签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有效，代理后果由被代理人既欧阳焕庭承担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首先，关于欧阳焕庭与冯永海合伙经营砂石的情况江国仲与郭文礼是知晓的，欧阳焕庭、冯永海多次一同与郭文礼、江国仲进行商业合作洽谈，郭文礼、江国仲罔顾事实，为逃避债务，多次作出不实陈述，藐视法庭，应受到相应的处罚。其次，郭文礼、江国仲、穗海公司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除了与欧阳焕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外，与冯永海并不存在买卖关系。江国仲就是基于与欧阳焕庭之间的买卖关系，才在对账单上签名的，而冯永海也是基于买卖合同相对人既欧阳焕庭的委托才与江国仲核算并在对账单上签名的。所以，没有买卖的前提，何来对账，郭文礼辩称冯永海签订的对数单是不同的债权明显是错误的。最后，欧阳焕庭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委托他人代为收取货款及代为与买方对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无需经得买方认可，就算没有《证明》《声明》也不影响委托关系存在。郭文礼上诉主张由冯永海签名的《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所列的1095270元的债权属于冯永海的个人债权，明显是错误的。二、现有证据能充分证明欧阳焕庭与郭文礼、江国仲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所述不实。郭文礼、江国仲于2018年11月一同向欧阳焕庭购买用砂，在2018年11月25日为了固定买卖的事实，江国仲作为代表与欧阳焕庭签订了《简易买卖合同》。开始欧阳焕庭一直与江国仲对数，但是其一直不支付货款，欧阳焕庭遂找到共同购买砂石的郭文礼，要求其支付货款，因为郭文礼、江国仲是共同向欧阳焕庭购买用砂的，所以，郭文礼是多次表述会承担全部的货款，并让指定的对数人郭笑维与欧阳焕庭进行对数，而在双方对数后，郭文礼却出尔反尔，以江国仲欠其钱为由不予支付货款。为了证明欧阳焕庭与郭文礼是存在买卖关系，欧阳焕庭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的称量单》、穗海公司向欧阳焕庭委托的收款账号海之通经营部转账单、欧阳焕庭与郭文礼、郭笑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及东方公司提供的盖有穗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等证明可以充分证明郭文礼虽没有在2018年11月25日的《简易买卖合同》上签名，但是其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一审法院的认定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时郭文礼陈述其与穗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审上诉才承认自己是穗海公司的隐形股东，郭文礼不诚实诉讼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郭文礼上诉称其行为是代表穗海公司，还以个别证据指向郭文礼，个别证据指向穗海公司，难以确定责任人的唯一性为由，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郭文礼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郭文礼是否为穗海公司的股东，不影响本案的买卖关系认定，现有证据能充分证明与欧阳焕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郭文礼而非穗海公司。结算期在60天以上，江国仲作为郭文礼合伙人向欧阳焕庭结算符合常理，也是事实，郭文礼在这个过程中刻意不签名不写欠条，是改变不了他是合同相对人的真实情况，郭文礼又想把责任退给穗海公司说是隐名股东，理由不成立，承担还款责任的应是郭文礼本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郭文礼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应予以原审判决维持。上诉人江国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欧阳焕庭的全部诉讼请求；2.欧阳焕庭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书在表述欧阳焕庭与案外人冯永海于2019年5月17日海棠沙场的对账单关系时，采信了欧阳焕庭确认的委托关系。然而在案外人冯永海出具的《声明》中，冯永海确认他与欧阳焕庭是合作关系。无论他们二人是委托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本案的证据不能证实这两种关系的合法性，《证明》《声明》署名的是“冯永海”，本案的证据也不能证实是冯永海签名实性。另外，经网上搜索得知，冯永海的海棠沙场有工商登记的记录，欧阳焕庭的沙场没有工商登记的记录。这就是说，欧阳焕庭的涉案河沙属于无证经营非法买卖，即使欧阳焕庭与冯永海有委托关系或合作关系，也应是依法无效。另外，欧阳焕庭与冯永海分别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真实合法的证据证明的前提，为了结案的方便，仅依照欧阳焕庭一方的陈述，就确认他与冯永海的委托关系的成立，属于认定错误。在江国仲与冯永海仅有的双方签名确认的对数单上，并没有载明逾期付款时的利息计付。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江国仲按年利率24％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给冯永海是错误的。这属于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认定郭文礼是本案的共同责任人，并判决郭文礼承担共同责任，是错误的认定和判决。郭文礼与欧阳焕庭、与冯永海均没有签订涉案河沙买卖的合同，也没有在涉案河沙的两张对数单上签名确认，因此郭文礼不应当是本案的责任人，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责任。一审法院仅凭欧阳焕庭断章取义选择微信的内容和自由心证的错误逻辑推理，确认郭文礼是本案的责任人之一，并承担共同责任，属于判决错误。另补充，一、冯永海对账单中1095270元与本案无关，冯永海在2020年3月12日出具的声明内容不是事实，这份声明为了让冯永海的货款捆绑到办案诉讼中来一并起诉，在一审诉讼中事后补充事实上冯永海与江国仲之间是本案以外的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首先，从欧阳焕庭与江国仲的简易买卖合同主体来看，只有欧阳焕庭和江国仲，从合同内容来看，买卖双方也没有任何授权给冯永海和欧阳焕庭对账的权利义务，对江国仲的合同而言，冯永海与欧阳焕庭属于在独立的主体，从2019年5月10日江国仲和欧阳焕庭的对账单可以看出，欧阳焕庭的河沙是从人和砂石堆场出货，购货单位为盛丰站、达成站（江国仲），2019年7月17日郭文礼和欧阳焕庭的对账单中显示欧阳焕庭的河沙也是从人和方土堆场出货，但是购货单位却记载为盛丰站、东方站（穗海），也就是说欧阳焕庭在这两份对账单均明确记载了不同的购货单位，2019年5月17日，江国仲与冯永海的对账单显示，冯永海供应的河沙是从石井海棠砂石厂出货，且购货单位明确记载属于东方站（江国仲），很明显，欧阳焕庭和冯永海分别管辖经营不同的沙场，其二人的对账单从购货时间、购货单位、管辖经营沙场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二人并非共同向江国仲供货的合伙关系。一审法院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在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份以诉讼为目的的、事后制作的不明身份的所谓的冯永海出具的声明，强行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冯永海的货款纳入本案审理当中，严重损害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二、关于冯永海货款及利息部分应另案主张，江国仲与冯永海2019年5月17号的对账单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应将该笔款项直接划入本案认定的数额范围，且改该笔款项的对账单中并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既然没有约定利息，更不应当按照利率24%计算，而且，欧阳焕庭的款项约定接近24%的利率，明显高于九民纪要和最高院相关规定，应依法改判。三、2019年2月26日，穗海公司向海之通经营部支付的817316.92元，纯粹是江国仲委托穗海公司代其支付的货款，至于海之通经营部为何会代欧阳焕庭收款，同行之间的互相拆借资金周转货物周转代收货款属于极为常见的商业行为，并不代表贷收货款既能直接认定为合作关系。四、关于江国仲和郭文礼不存在个人的交易关系，水泥购销合同是由江国仲和郭文礼分别代表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行使公司职权所签订的合同，由于两公司存在长期的水泥购销合同关系，江国仲所代表的浦鸿公司拖欠穗海公司的水泥货款，而穗海公司也拖欠江国仲的运输费用，因此才会有江国仲委托穗海公司代其支付欧阳焕庭货款的行为。江国仲与穗海公司除了水泥购销合同以外，还负责穗海公司的货物运输业务。江国仲在过往与穗海公司的水洗砂运输业务的费用都是由穗海公司另外支付或者穗海公司供货单位经穗海公司确认下直接支付给江国仲，这一事实也可以从东方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其与穗海公司2019年6月份水洗砂运费对账表中可以证实，因此，穗海公司代付给收款单位海之通经营部的80余万元事实，由始至终是江国仲与欧阳焕庭的货物给付关系，这笔款项的性质与冯永海、郭文礼、穗海公司无关。上诉人郭文礼对此答辩称：穗海公司转账给海之通经营部的80多万元是江国仲代表浦鸿公司要求穗海公司汇给海之通经营部的运输费，一直是这样操作。被上诉人欧阳焕庭对此答辩称：江国仲一审无正当理由放弃诉讼权利，缺席审理过程。欧阳焕庭和冯永海控制范围不一致，二人是合作关系，有冯永海的《证明》以及《声明》清楚证实。冯永海一审参与出庭旁听，江国仲两次开庭均未出现。冯永海、欧阳焕庭、郭文礼有个微信群购沙，冯永海和江国仲没有另外的买卖合同，只有欧阳焕庭和江国仲签的合同，对账单注明货出自哪个砂石厂并不影响买卖合同关系，只是方便记录。江国仲还欠付穗海公司几千万元，为何穗海公司还要帮江国仲转账？不合常理。针对利息问题，当时起诉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四倍利率不适用本案，现在是郭文礼、江国仲互相串通将本应双方的债务推给江国仲承担，江国仲二审陈述是帮郭文礼推脱责任，是不可信的。被上诉人东方公司对郭文礼、江国仲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不需要东方公司担责，同意一审判决，至于郭文礼、江国仲与欧阳焕庭之间的纠纷，东方公司不清楚，请法院认定。欧阳焕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文礼、江国仲、东方公司立即向欧阳焕庭支付沙款3563275元及利息（以3563275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付清全部沙款之日止）；2.郭文礼、江国仲、东方公司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3日，欧阳焕庭（甲方）与江国仲（乙方）签订了《简易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因生产所需到甲方经营的人和方石砂石堆场购买建筑用砂，每月结算，对数方式以原始装车记录存卡、微信记录、月末结算表等确认，甲方指定由欧阳焕庭对数确认，乙方指定由陈群英对数确认，双方变更确认人需提前通知对方，乙方需在确认数后的十天内支付清款项，未经甲方同意无故拖延货款，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加滞纳金按月息1分计算，如连续三个月未付货款，货款自动转为民间借贷，利息按民间借贷利息上限月息2分计算。2019年5月10日，江国仲在《（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签字确认欠款2468005元。2019年5月17日，江国仲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签字确认欠款1095270元。欧阳焕庭陈述其委托冯永海代其签署了2019年5月17日的对账单。上述两份对账单总金额为3563275元。2019年5月23日，欧阳焕庭（甲方）与郭文礼（乙方）签订了《简易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因生产所需到甲方经营的白云区人和砂石堆场购买建筑用砂，每月结数，数量按铲车每铲多少钱为结算依据，价格随市场变动，双方协商后微信确认，对数方式以原始装车记录存卡、微信记录、月末结算表等确认，甲方指定由欧阳焕庭对数确认，乙方指定由郭笑维对数确认，双方变更确认人需提前通知对方，甲乙双方需在次月10日前签字确认上月铲数和金额，并在下月15日前全部支付清款项，即当月沙款最迟在75天内付清，未经甲方同意无故拖延货款，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加滞纳金按月息1分计算，如连续三个月未付清货款，按所欠款项每月2%利息支付违约金。2019年6月8日，欧阳焕庭将涉案两份对账单即《（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通过微信发送给郭文礼，提出“你睇下，这个是江国仲四月份前欠我们沙场的总计款”。后又发送“你和江国仲合作拿我的沙，之前你都应承过我拍档啊海，话啊仲签名的你都负责，由你付款，但你又以啊仲欠你的钱为由反悔拒付……”。2019年6月5日，欧阳焕庭将涉案两份对账单即《（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通过微信发送给案外人郭笑维，告知“上面的是江国仲4月份止的欠沙款”、“下面的是5月份的”,郭笑维回复“好我先看一下”。2019年7月17日，郭文礼在《（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9年5月1日至6月30日）》签字确认欠款629720元。2019年7月18日，郭文礼委托他人向欧阳焕庭转账支付了629720元。欧阳焕庭为证实郭文礼系买方主体之一的事实，提交了案外人穗海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向案外人海之通经营部转账817316.92元的银行转账单。欧阳焕庭陈述海之通经营部是受其委托接收货款，穗海公司是受郭文礼的委托支付货款。对此，欧阳焕庭提交了一张载明郭文礼为穗海公司总经理的名片，同时，欧阳焕庭认为根据东方公司提交的证据即东方公司向郭文礼支付水洗砂货款的凭证及郭文礼出具给东方公司的收款收据，可以说明郭文礼有委托过穗海公司收款的事实，该收款时间亦发生在2019年。欧阳焕庭为证实郭文礼系买方主体之一的事实，还提交了2019年4月份的《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称量单》，载明客户名称为郭文礼，加盖了东方公司印章。欧阳焕庭陈述系应郭文礼的要求将涉案建筑用砂送至东方公司处。东方公司确认该称量单的真实性，陈述系郭文礼履行与其签订的《水洗砂买卖合同》的供货义务。郭文礼对该称量单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另查，《水洗砂买卖合同》显示的签约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买方系东方公司，卖方系郭文礼，约定郭文礼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向东方公司供应水洗砂。以上事实有《简易买卖合同》、《（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微信往来记录、《（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9年5月1日至6月30日）》、银行转账单、《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称量单》、《水洗砂买卖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江国仲签署了2018年11月23日的《简易买卖合同》，并签名确认涉案《（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两份对账单，其系该合同中的买方主体，对此予以确认。关于郭文礼是否系2018年11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买方主体的问题，评析如下:首先，从东方公司提供的《水洗砂买卖合同》以及欧阳焕庭提供的《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称量单》来看，可以确认郭文礼为履行其与东方公司的合同向欧阳焕庭处购砂的事实，该购砂时间发生在2019年4月份，早于2019年5月23日郭文礼与欧阳焕庭签订《简易买卖合同》的时间，且郭文礼在庭审中亦确认其除了2019年5月23日与欧阳焕庭签订了《简易买卖合同》外，未再签过其他合同，故可以确认郭文礼除2019年5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中的购砂行为外还存在向欧阳焕庭购砂的行为。其次，结合东方公司提交的郭文礼出具给东方公司的收款收据以及穗海公司向欧阳焕庭转账817316.92元的银行转账单、郭文礼的名片来看，郭文礼确有委托穗海公司收取东方公司货款的行为，该收款时间与穗海公司向欧阳焕庭支付款项的时间均发生在2019年，郭文礼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欧阳焕庭关于穗海公司系受郭文礼的委托向其支付货款的陈述予以采信，穗海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发生在2019年2月26日，早于郭文礼与欧阳焕庭签订《简易买卖合同》的时间，故可以确认郭文礼除2019年5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中的付款行为外还存在向欧阳焕庭付款的行为。再次，欧阳焕庭多次以微信方式将《（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两份对账单发送给郭文礼以及其指定的对数人郭笑维，且欧阳焕庭通过微信明确向郭文礼提出“你和江国仲合作拿我的沙，之前你都应承过我拍档啊海，话啊仲签名的你都负责，由你付款，但你又以啊仲欠你的钱为由反悔拒付……”等，郭文礼均没有对此提出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买方主体，不应向其追索货款的异议，郭文礼对郭笑维在收到欧阳焕庭微信发送上述两份对账单时回复“好我先看一下”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可以确认欧阳焕庭因郭文礼、江国仲共同向其购买建筑用砂后向郭文礼要求货款对账及追索货款的事实。综上，郭文礼虽没有在2018年11月23日的《简易买卖合同》上签名，但其在两份对账单载明的期间内从欧阳焕庭处购买建筑用砂，也向欧阳焕庭支付过货款的事实来看，郭文礼实际履行了该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应认定为2018年11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主体。关于东方公司是否系2018年11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买方主体的问题，即便涉案建筑用砂为东方公司实际使用，也是东方公司履行其与郭文礼之间合同的行为，欧阳焕庭没有证据证明东方公司直接向其购买涉案建筑用砂、支付货款等履行2018年11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的行为，故其要求东方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2018年11月23日的《简易买卖合同》系欧阳焕庭与郭文礼、江国仲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郭文礼、江国仲拖欠欧阳焕庭货款3563275元，现欧阳焕庭要求上述两被告共同清偿该货款及利息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至清偿之日止，其中2468005元自2019年5月21日起计算，1095270元自2019年5月28日起计算。江国仲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本案庭审，故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郭文礼、江国仲共同向欧阳焕庭清偿货款3563275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至清偿之日止，其中2468005元自2019年5月21日起计算，1095270元自2019年5月28日起计算）；二、驳回欧阳焕庭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306元，由郭文礼、江国仲共同负担。二审中，郭文礼提交如下证据：1.《水泥购销合同》，拟证明浦鸿公司向穗海公司购买散装水泥；2.《对账单》《结算表》《对账表》，拟证明江国仲所在的浦鸿公司所欠穗海公司水泥货款合计33419440元，穗海公司向海之通经营部付款817316.92元系预付运沙运费，江国仲购买的河沙运送到穗海公司指定公司，用于冲抵浦鸿公司拖欠货款；3.东方公司与郭文礼2019年6月份水洗砂运费对账表，拟证明供沙由江国仲所在的浦鸿公司承运，运费直接在江国仲拖欠东方公司的货款中抵扣；4.东方公司与郭文礼2020年6月份水洗砂结算对账表，拟证明郭文礼所在的穗海公司供应东方公司的总价款；5.《确认函》，拟证明郭文礼与东方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6.穗海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郭文礼是穗海公司的隐形股东；7.穗海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陈志波、郭少珍是穗海公司登记股东；8.浦鸿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余嘉琪、黄耀针是浦鸿公司登记股东；9.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冯永海是海棠沙石场负责人；10.海之通经营部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冯永海是海之通经营部负责人；11.收据，拟证明欧阳焕庭确认收到穗海公司支付的货款，郭文礼与欧阳焕庭的买卖合同是穗海公司的行为；12.《水洗砂买卖合同》、13.广州市圣丰混凝土有限公司与穗海公司2019年1-5月份水洗砂对账表、14.广州市圣丰混凝土有限公司与穗海公司2019年12月份水洗砂对账表、15.《混凝土购销合同》、16.广州市鸿磊混凝土公司与穗海公司2019年4月份对账单，拟证明江国仲将部分河沙出售给穗海公司，穗海公司转售给混凝土公司，以冲抵江国仲所在的浦鸿公司拖欠穗海公司的部分水泥货款及利息，郭文礼的行为代表穗海公司；17.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2016年11月份至2017年9月份对账单、18.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2017年10月份对账单、19.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2018年3月份对账单，拟证明穗海公司和浦鸿公司持续有生意资金往来；20.支票，拟证明江国仲与穗海公司、欧阳焕庭是各自单独的生意往来。江国仲对郭文礼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三的三性无异议；证据四、五由于江国仲与穗海公司或者郭文礼并非合作关系，不清楚其与第三方的合同关系；证据六-十的三性无异议，证据九显示石井海棠砂石场属于冯永海个人经营的沙场，也与冯永海所制作的与江国仲对账单的砂石场的抬头一致，欧阳焕庭并不属于冯永海管辖经营的砂石场，其二人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证据十一至十四，由于江国仲并未参与欧阳焕庭与穗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由法庭核实；证据十五的三性无异议；证据十六与证据十一意见一致；证据十七至二十的三性无异议。欧阳焕庭对郭文礼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三性不确认，水泥购销合同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与本案无关，根据合同内容，郭文礼、江国仲向欧阳焕庭购买的砂石已经送至圣丰公司和东方公司，与对账单可以对应；证据三的三性不予确认；证据四的三性不予确认，内容可以证明郭文礼、江国仲向欧阳焕庭购买的砂石供应给东方公司，与一审查明一致；证据五和证据四意见一致；证据六的三性不予确认，内容可以部分证实欧阳焕庭一审陈述而对方否认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证据七至九真实性确认，对浦鸿公司称江国仲是隐名股东不确认；证据九、十可以证实欧阳焕庭和冯永海是合伙关系；证据十一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收据不是本案收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二至十六的三性不予确认，内容可以证实郭文礼从欧阳焕庭处购买砂石后出卖给圣丰公司；证据十七至二十的三性不确认，与本案无关。东方公司对郭文礼证据三至五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其他证据因为与东方公司无关，无法判断。江国仲提交如下证据：1.浦鸿公司证明，拟证明江国仲为浦鸿公司股东，代表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签订水泥购销合同，穗海公司向海之通经营部付款817316.92元系预付运沙运费，江国仲购买的河沙运送到穗海公司指定公司，用于冲抵浦鸿公司拖欠货款；2.浦鸿公司、余嘉琪、黄耀针证明，拟证明江国仲是浦鸿公司隐形股东。郭文礼对江国仲的证据无意见。欧阳焕庭对江国仲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无法确认浦鸿公司盖章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佐证。东方公司对江国仲证据质证认为因为与东方公司无关，无法判断。二审查明，欧阳焕庭一审提交冯永海出具的《声明》，内容为“本人冯永海与欧阳焕庭是合作伙伴关系。江国仲与郭文礼长期合作向欧阳焕庭购买河沙，本人与江国仲于2019年5月17日签订《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购货单位为东方站（江国仲）、对账金额为1095270元的对账表。该对账表本人是受欧阳焕庭委托与江国仲对数，本人作为欧阳焕庭指定的对数人在对账表供方确认处签名，江国仲在对账表购方确认处签名。该对账表货款1095270元属于欧阳焕庭所有，由欧阳焕庭向江国仲、郭文礼、东方公司追讨货款。”欧阳焕庭一审还提交了海之通经营部、冯永海共同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9年2月26日穗海公司转账到海之通经营部的817316.92元，该款项是江国仲和郭文礼向欧阳焕庭购买河沙的货款，由海之通经营部代收。但应江国仲要求，2019年2月17日欧阳焕庭又将317316.92元转让江国仲指定的江东校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因此该笔货款欧阳焕庭实际仅收到50万元。海之通经营部还曾代欧阳焕庭收取江国仲、郭文礼通过支票支付的几笔货款。”二审庭审中，冯永海到庭确认《证明》《声明》的真实性，对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所记载的货物，冯永海确认权利属于欧阳焕庭，并称海棠沙石场的工商登记是为了经营需要，方便收取对公货款，实际经营的是欧阳焕庭的人和沙石场，其与欧阳焕庭是合伙人，该对账单是欧阳焕庭没有时间而委托其签名。二审庭审中再次核对欧阳焕庭手机微信中留存的其和郭文礼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欧阳焕庭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致，郭文礼确认微信是其本人微信，其称内容不一致，但称其手机微信记录已经清空，无法提交其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供比对。郭文礼确认收到欧阳焕庭通过微信发送给他的两份对账单即《（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2019年7月18日，郭文礼支付完609720元后向欧阳焕庭发送语音：“欧阳……如果我还钱给你们了，我的钱就很难收回，像阿仲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好难给回钱我了，所以，我也很为难，希望你们体谅一下”“你现在只能逼阿仲想办法拿钱回来……因为眼前我是很难逼阿仲还钱的，虽然我这样是不是很道义，但是只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郭文礼对于上述对话内容确认是由他本人说的。另查明，《（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对账单中已收款部分记载“1月9日收款金额200000、300000”后均对应记载“退票2月26日已转海之通账”。欧阳焕庭一审提交穗海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向海之通经营部转账817316.92元、其本人账户2019年2月27日向江东校转账支付317316.92元的转账记录，主张穗海公司受郭文礼的委托支付货款，该笔货款按江国仲要求转给江东校317316.92元后，实际收取货款500000元，对应《（欧阳焕庭）人和方石堆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对账单收款金额为200000元、300000元“退票2月26日已转海之通账”的记录。郭文礼一审庭审中否认委托穗海公司付款，并称其不是穗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穗海公司股东，与穗海公司没有关系。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欧阳焕庭是否有权主张《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所记载的债权以及郭文礼是否应对2018年11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项下债务承责。针对争议焦点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虽系由冯永海、江国仲共同签署，但欧阳焕庭持有《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其称该对账单系冯永海代其签署，提交了冯永海出具的《声明》，冯永海二审亦到庭确认《声明》的真实性，对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所记载的货物，冯永海确认权利属于欧阳焕庭。欧阳焕庭主张《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海棠沙石场（2019年3月1日至4月30日）》对账单所记载的内容即是履行2018年11月23日的《简易买卖合同》，有事实依据，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对该对账单所记载的债权，欧阳焕庭有权按照《简易买卖合同》的约定主张货款及违约金，各方对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江国仲、郭文礼上诉认为该笔债权应由冯永海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虽然《简易买卖合同》和对账单均是江国仲签署，但欧阳焕庭将两份对账单通过微信发送给郭文礼并明确提出之前约定由郭文礼付款，郭文礼并未对欧阳焕庭的该说法予以否认，且在支付完自己签订的合同项下货款629720元后，仍向欧阳焕庭解释其不还钱的原因，说明其确认欠付货款的事实，虽然郭文礼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确认，对此其有能力有义务提交反驳证据，但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又确认微信收到对账单、承认语音对话是其本人，则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可以采信；其次，两张对账单记载的砂石，欧阳焕庭提交了2019年4月份的《广东东方混凝土有限公司称量单》，主张应郭文礼的要求将涉案建筑用砂送至东方公司处，东方公司对此亦提供的《水洗砂买卖合同》，并明确欧阳焕庭送至东方公司的砂石系与郭文礼对账并支付货款，郭文礼对于该时段与东方公司存在砂石买卖合同关系亦不否认，则欧阳焕庭的主张可以采信，可以认定郭文礼实际收取了该对账单项下的砂石。第三，欧阳焕庭主张郭文礼通过穗海公司向海之通经营部支付对账单项下货款，对此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与记账单记载可以互相印证，郭文礼对于委托穗海公司付款不予确认，但其一审称与穗海公司没有关系，二审又称系穗海公司隐名股东，前后陈述不一，而对于穗海公司向海之通经营部支付的817316.92元，其称是代江国仲付款抵运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确有江国仲委托付款以及欠付江国仲运费817316.92元，而其又自称江国仲及浦鸿公司欠巨额款项，欠款未收回的情况下再代付大额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郭文礼对欧阳焕庭向其发送的对账单并未提异议，则综合双方举证与陈述，欧阳焕庭的主张可以合理采信。最后，江国仲、郭文礼主张涉案买卖合同项下交易涉及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但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之间，甚至江国仲与郭文礼之间的内部关系，与二人对外和欧阳焕庭形成的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分属不同法律关系，而江国仲、郭文礼所称的江国仲代表浦鸿公司、郭文礼代表穗海公司，欧阳焕庭、东方公司均不予认可，即使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在本案的交易中，江国仲、郭文礼亦无证据证实向欧阳焕庭、东方公司披露委托人，故江国仲、郭文礼主张的其二人之间或是浦鸿公司与穗海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能对抗欧阳焕庭。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郭文礼虽没有在2018年11月23日的《简易买卖合同》上签名，但其对对账单没有异议并确认欠款事实，其在两份对账单载明的期间内通过从欧阳焕庭处购买建筑用砂履行其与东方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并向欧阳焕庭支付过货款，实际履行了2018年11月23日的《简易买卖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一审法院认定郭文礼亦为2018年11月23日《简易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主体，判决其与江国仲共同承责，并无不当，本院亦认同。至于郭文礼上诉主张欧阳焕庭无证经营和沙场违法行为，一审法院曾释明郭文礼举证，郭文礼对此并未举证，现无证据证实欧阳焕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即使欧阳焕庭的经营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管理性规定，亦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故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郭文礼、江国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12元，由上诉人郭文礼、江国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胡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