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10行终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榕筑（荆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江津东路**。法定代表人陈伦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辉，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太岳东路**/div>法定代表人刘身用，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谢梦姣，该局党组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肖，该局公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士卫，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西路**/div>负责人向斌，常务副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梅，荆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叶东旭，女，汉族，1978年6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监护人李某1（系叶东旭配偶），男，汉族，1977年3月11日出生，住湖北省建始县。上诉人榕筑（荆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筑公司）因诉被上诉人荆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被上诉人荆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原审第三人叶东旭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2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榕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辉、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的负责人谢梦姣、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肖、赵士卫，被上诉人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梅、原审第三人叶东旭的监护人李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榕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的荆政复决[2019]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的荆人社工伤决字[2019]18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3.责令被告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榕筑公司为日月星华侨城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石桥地产为该住宅小区的开发商，榕筑公司为石桥地产开发住宅小区配套的物业服务公司。第三人叶东旭为原告榕筑公司员工，叶东旭从2016年12月2日签订《劳动合同书》起担任原告公司的物业经理，至2017年5月25日经石桥地产任命，叶东旭任物业经理兼石桥地产人资行政部经理，负责物业公司日常管理及石桥地产行政、人事相关工作。2018年3月，原告公司聘用孟某为物业公司副经理，2018年3月15日叶东旭与孟某进行了物业工作的交接，物业管理主要由孟某负责。2018年3月20日，原告公司成立“品质检查小组”，邓某任组长，叶东旭任副组长，“品质检查小组”的工作内容主要为每周一对日月星华侨城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进行品质检查。2018年5月18日下午，叶东旭请假搭乘同事便车前往武汉与丈夫李某1团聚，2018年5月20日早上搭乘动车从武汉回到荆州，当日叶东旭与同事一起吃中饭、晚饭后回到原告公司位于日月星华侨城住宅小区附近的宿舍。当晚21时许，叶东旭打电话给同事孟某相约在日月星华侨城住宅小区附近的烟草公司门口见面。2018年5月20日21时30分左右，叶东旭在前往与孟某碰面途中肉联路中国烟草路段，与叶停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后载辛某）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三大队出具的第42100212018000008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叶东旭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经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内开放性颅脑损伤特重型：左侧额颞叶、右侧颞叶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额颞部硬膜下血肿，右侧颞部硬膜外血肿，右侧中颅底窝骨折，右侧颞骨骨折，右侧额颞顶部头皮下血肿，脑疝，迁延性昏迷；呼吸衰竭；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2019年5月15日，李某1作为叶东旭的配偶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5月28日受理，并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荆人社工伤决字[2019]18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叶东旭2018年5月20日21时30分许所受的伤害为工伤。原告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于2019年9月3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荆政复决[2019]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公司不服该复议决定，遂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市人社局是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主体，依法处理工伤认定申请是被告市人社局的法定职责。在本案中，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叶东旭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应认定工伤的情形，即认定叶东旭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认定，不能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场所进行教条式的认定，应当结合叶东旭在事发地受伤的原因和工作职责进行综合理解，在事发时为了履行工作职责即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关于叶东旭的工作职责，除了根据原告公司和石桥公司的任命文件确定的范围，还需考虑工作上的衔接性。2018年3月原告公司聘用孟某为物业公司副经理负责物业管理的日常工作，直至2018年3月，叶东旭仍然履行物业经理的职责，负责物业管理的日常工作。事发时间2018年5月距叶东旭与孟某办理关于物业管理工作的交接手续仅2个月，手续上双方签字即完成交接工作，但事实上因为物业管理工作并非流水线式的工作岗位，需要处理的事务较为繁杂，生活中住宅小区更换物业管理公司，往往新旧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交接工作并不是签字而已。同理，物业经理岗位的人员变动，在交接手续签字后，交接工作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即时性，涉及具体事项仍需二人沟通协商，故叶东旭的工作职责应当包含物业经理的工作内容及与孟某交接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的内容。关于事发当晚叶东旭约孟某见面所为何事，根据孟某在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三大队事故中队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为“当时叶东旭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请跟我说”，从上述表述可知二人相约见面是为了“谈事情”，因事故发生在二人碰面之前，谈话的具体内容无法确定，在叶东旭与孟某二人存在交接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合理性且没有证据证实二人见面系因私事的情形下，从工伤保险制度的设立目的和相关立法宗旨理解，应当按照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出发点认定二人见面系因工作上的事情。事故发生的地点为日月星华侨城住宅小区三期施工地附近，且为施工车辆和业主车辆经江津路出入小区的必经路段。虽然事发地为公共道路，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物业管理范围，但是紧邻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需要物业公司对该路段进行必要的管理以方便业主的出行，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合理范围的延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原告公司在工伤认定阶段、行政复议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均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叶东旭并非为了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事故伤害，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下，本院应对工伤认定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市政府复议决定合法性的问题，原告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依法办理了延期手续，被告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程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原告公司不认为是工伤提供的证据未达到优势证明标准，故维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榕筑（荆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榕筑（荆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榕筑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工伤认定的核心事实疏于审查，导致工伤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本案工伤认定部门认定叶东旭系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主要理由是叶东旭给孟某打电话相约碰面是为“一同开展夜查巡视”，而“一同开展夜查巡视”的唯一依据是证人辛某的证言：“在等救护车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孟经理陈述当晚是叶东旭打电话约他到日月星华侨城三期工程工地门口碰面，然后一同去夜查巡视。”辛某是肇事者妻子，与本案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属传来证据，且系孤论，未经核实前不应采信。但从市人社局认定工伤，到市政府复议维持工伤认定，到审判机关开庭审理，均未对辛某的该证言内容进行核实，导致一审判决维持工伤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维持工伤认定的证据不足，对证据的取舍缺乏依据。（一）维持工伤认定的证据不足。市人社局和市政府认定叶东旭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的主要依据是证人孟某、李某1、李某2和辛某的证言。但这4人的证言要么不应采信，要么有待核实，要么不能证明叶东旭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1、孟某共有5次证言（包括出庭作证），始终证实叶东旭与他相约碰面是为私事。即使二人在电话里谈到了工作，也不能证明其相约见面就是为了工作或加班。2、证人李某1在2019年7月23日调查笔录中陈述“19号晚上大约21时左右，叶东旭接到电话，业主投诉反映说因施工道路堵塞影响通行和灯光照明”。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证言不应采信。李某1是叶东旭的丈夫，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且李某1反映的情况得不到任何证据的印证，是孤证，不应采信。何况，即便三期施工道路堵塞影响通行和灯光照明也不归物业公司管而是归地产公司工程部管，叶接到电话后也没给任何人反映。更何况即便是19号接到了业主投诉，也不能证明20号晚上相约见面就是为了处理业主投诉，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三大队关于5.20交通事故认定书说：路面完好、干燥，标志，标线齐全，夜间有照明。3、证人李某2在2019年7月19日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因为她是物业经理，必须经常晚上巡查夜班上班情况和处理业主投诉或者突发事情。”但李某2在2016年便离开了该公司，所反映的是叶东旭在2016年以前担任物业经理的职责，与2018年发生的事不具关联性，更不能证明叶东旭20日晚上与孟某相约碰面是为了工作。因此，该证言对叶东旭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起不到任何证明作用。4、辛某证言系传来证据，在与原始证据核实前不具证明力。（二）对证据的取舍依据不足，自相矛盾。孟某是本案中最核心的证人，其证言属于直接证据，且能得到证人邓某、胡某、杨某和文某证言的印证，对查证叶东旭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起至关重要作用。从效力等级上看，没有任何证人证言能超越该份证据的效力。一审判决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对孟某的证言应予采信。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人邓某、胡某、杨某和文某的证言不予采信不当。该四人的证言与叶东旭受伤是否因工作原因存在直接关联，且与孟某的直接证据形成锁链，完整无缺地证明事发当晚叶东旭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一审判决在未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无故全部不予采信，是为维持没有证据支撑的工伤认定扫清障碍，铺平道路。此外，一审判决一方面“对孟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一方面又认为孟某的证人证言系有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其证人证言作为维持工伤认定的依据，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种对证据随意取舍的态度让人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三、一审判决认定叶东旭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理由系主观推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在工伤认定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铺之以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形成锁链证实了以下事实：一是事故发生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2018年5月20日晚上9时许，叶东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事故当天是休息时间，并且是周末的晚上，不在正常的工作时间范畴之内。另外，叶东旭不存在加班的情形，叶东旭是女性员工，上诉人公司基本上不安排其晚上加班，事发当天没有发生加班事由，同时叶东旭也没有办理任何加班手续。二是事故发生地点不在工作区域内。事故发生地点为肉联路中国烟草路段，而叶东旭履行工作职责的地方应在小区和上诉人公司办公室，而事发地点明显在工作场所之外。另外，上诉人提交的经过荆州市公证处公证的事发当天小区监控录像，也能清楚的显示事故发生之日，叶东旭没有出入小区及工作区域的记录。三是事故发生原因不在工作范围内。叶东旭与孟某相约见面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事。证人孟某的证言作为直接证据与证人邓某、胡某、杨某和文某的证言形成锁链，完整地证明事发当晚叶东旭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认定叶东旭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理由纯属主观推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主要表现在：1、一审判决认为：“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认定，不能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场所进行教条式的认定，应当结合叶东旭在事发地受伤的原因和工作职责进行综合理解，在事发时为了履行工作职责即认定为工作时间。”一审判决认定叶东旭是在工作时间内受到事故伤害的理由是“因工作原因”，本身就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和有待查证的事实。一审判决把争议和“待证事实”作为论证发生在工作时间内的论据，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其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3月叶东旭物业经理的职责由孟某代替后，到2018年5月叶东旭受到事故伤害只隔两个月，二人交接工作有延续性，从而认为两人在5月20日晚上碰面“存在交接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合理性”。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述说理，纯属主观臆断。事隔两个月后二人是否还存在工作的延续性暂且不论，即便还存在这种工作的连续性，也不能说明两人当晚相约是为了工作，一审法院不能用主观的推断代替客观事实和证据。3、一审判决对孟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后，又在判决说理部分引用其陈述：“当时叶东旭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跟我说”，从而推断二人相约见面是为了“谈事情”，进而推断“两人见面，系因工作上的事情”。这是非常荒唐的逻辑推理，且与事实不符，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抛开事实和证据主要靠推断进行判决的做法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有百害无一利。4、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工伤认定予以支持，是对举证责任的理解偏颇。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条件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无论是否因工作原因，只要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就应认定为工伤。这条是对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伤害事故无法查找到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的保底条款、推理规则。这种推理虽被法律所允许，但不一定与事实相符，所以使用该项推理规则应慎重，特别是应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司法解释中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不应做扩大解释，它是指与“工作原因”无关的纯粹意义上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相对固定不变的，不因“工作原因”而延伸。显然，叶东旭受到事故伤害不是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既然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由用人单位提供证据来证实是非工作原因的前提条件就不具备了，这种情况下应适用行政诉讼的普通证明标准。何况上诉人已提供证人孟某、邓某、胡某、杨某和文某的证言，证据充分，能清晰地证明事发当晚叶东旭受到事故伤害不是因为工作原因。5、一审法院把“应当按照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出发点，认定二人见面系因工作上的事”和“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下，本院应对工伤认定予以支持”作为维持工伤认定的理由是对用人单位的不公，是以维稳为由践踏法律的错误之举。6、复议机关和一审法院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和优势证明标准作为维持工伤认定的理由错误和不当，应予纠正。本案中，分明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占据优势，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处于劣势。即使根据优势证明标准，一审法院应当认定叶东旭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因工作原因而予撤销，而不是维持工伤认定。一审判决的说理避开具体谈抽象，偏离事实搞推断，认定叶东旭所受事故伤害是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的理由在事实、证据和法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工伤认定的核心事实疏于审查，导致工伤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维持工伤认定的证据不足，对证据的取舍缺乏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叶东旭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理由系主观推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故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沙市区人民法院2020年7月29日（2020）鄂1002行初3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二审答辩称：答辩人结合第三人发生事故时的情形和工伤认定阶段调取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一、第三人受到伤害是在工作时间。根据被答辩人公司的物业副经理孟某2018年5月30日的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和2019年7月9日的工伤调查笔录证实，叶东旭2018年5月20日晚上确实在电话中与孟某商谈工作相约见面。结合叶东旭作为物业经理兼品质小组副组长的工作身份、与孟某的同事关系和物业经理工作交接的需要，答辩人认为叶东旭与孟某相约晚上碰面商讨工作有现实之必要，且符合物业管理工作的客观情况，也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事实认定。同时，孟某的调查笔录和其他相关人的调查笔录均佐证，叶东旭当晚是约了孟某一起夜查巡视。而作为物业经理的叶东旭是可以自行安排加班并事后填补加班申请表报备的，这在孟某2019年7月9日的工伤调查笔录中已有证明。虽然被答辩人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明确加班需提前报备，但在实际的物业管理工作中，为应对突发情况，被答辩人默许了先加班后报备的行为，是被答辩人管理的一种常态，这在被答辩人提交的其他员工加班申请表中已有体现。且被答辩人公司的《员工手册》作为公司内部规章，是否对第三人发生法律约束力，尚未可知。第三人发生事故伤害时，其作为物业经理的特殊身份与物业管理的特殊工作性质，其有权自行安排加班进行夜查巡逻工作，被答辩人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的视频录像也证明第三人在事故发生前确实出现在物业管理小区附近。故答辩人认定第三人叶东旭发生事故是在工作时间并无不妥。二、第三人受到伤害是在工作场所。第三人受到事故伤害的地点是与孟某碰面地点的附近，也是业主投诉的影响交通的小区三期施工工地，结合第三人之夫李某1的调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前日第三人收到业主投诉，反映施工道路堵塞影响通行和灯光照明。第三人在从武汉赶回荆州的当天晚上，电话约了孟某夜查巡逻共同处理业主投诉的事宜有现实的需要。其虽不在小区内，但物业管理的工作场所并非局限于小区之内，与业主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也应在物业管理的合理范围内，第三人在小区施工工地附近受到伤害应属于正常工作地点的合理延伸，故答辩人认定第三人叶东旭受到伤害是在工作场所并无不当。三、第三人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结合孟某的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工伤调查笔录和李某1的工伤调查笔录、辛某的工伤调查笔录看，第三人叶东旭在事故发生前日收到业主投诉，事故当日与孟某电话商谈公司工作情况并相约见面，事故发生后，案外人辛某在等待救护车过程中与孟某作简单交谈，孟某告之其当晚是第三人叶东旭打电话约他到日月新华侨城3期工程工地门口碰面一起去夜查巡逻。以上几份笔录逻辑关系明晰，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可以共同证明第三人受到伤害是因为工作原因，故答辩人认定第三人叶东旭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被答辩人认为第三人不是工伤的证据不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答辩人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排除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不足以证明第三人所受到伤害不是工伤。故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认为第三人不是工伤的主张不予认可。另，被答辩人已为第三人参加工伤保险并缴费，但却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不及时为第三人申报工伤认定，致使第三人无法顺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现此讼争。是否认定为工伤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职责，并非用人单位主观的臆断，故而《工伤保险条例》便将此类侵害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之权益的责任归于用人单位，目的亦是保护受到工伤后的职工充分享受应有的工伤待遇。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不是工伤。答辩人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合法合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市政府二审答辩称：同意市人社局的答辩意见，同时认为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叶东旭二审陈述意见与一审一致。经审理查明，在工伤认定阶段，申请人李某1向市人社局共提交13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包括：１.叶东旭工伤事故报告；２.《工伤认定申请表》；３.李某1、叶东旭身份证；４.李某1、叶东旭结婚证；５.叶东旭与榕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６.叶东旭医疗诊断相关资料；７.荆州市交管三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８.荆州市交管三大队对孟某的询问笔录；９.荆州市楚信盛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第ＳＣ1073号）；10－13.李某1、李某2、叶建华、辛某分别对叶东旭事故前后的情况说明。在工伤认定阶段，榕筑公司共提交17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包括：1.榕筑公司营业执照；2.叶东旭参保缴费证明；3.支付叶东旭工资证明；4.榕筑公司与叶东旭签订的《劳动合同》；5.榕筑（人）[2018]05号文件；6.榕筑公司《员工手册》之请假、加班管理规定；7.公司其他员工加班申请单；8.关于叶东旭工作情况说明；9.孟某2019年5月30日所作《关于2018年5月20日孟某与叶东旭的电话通话内容的说明》；10.叶东旭、孟某2018年4、5月，孟某2019年5、6月打卡记录；11.叶东旭2018年1、2月请假、加班申请单；12.2019年5月物业经理岗位说明书；13.2018年5月20日视频及认证书；14.孟某2018年6月7日所作《关于5.20叶东旭被撞事情经过》；15.2018年5月物业公司3份审批表；16.物业工作交接明细表；17.叶东旭2018年5月11日下午3：09微信朋友圈内容、邓某2018年5月10日22：00微信朋友圈内容等相关资料。一审中，该公司补充提交了武汉石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营业执照、石桥（人）[2017]１号和3号文件、该公司《关于成立物业“品质检查小组”的通知》（2018年3月20日）以及事故现场附近手绘地形图等证据，并申请了孟某、邓某、胡某、杨某、文某等5名证人出庭作证。在工伤认定阶段，市人社局依职权对邓某、孟某、李某1调查核实形成了3份笔录。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对榕筑公司在一审中补充提交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孟某的证言与其在本案中出具的其他证言主要内容一致；邓某、胡某、杨某、文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能证明叶东旭事发当天休息未上班的情况，有榕筑公司提交的事发当天的监控视频佐证，且均出庭接受质询，对上述5人的出庭证言应予采信。对本案中其他证据同意一审分析认证意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叶东旭提起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诉讼中案由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20）鄂10民终770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叶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内赔偿叶东旭1082179.94元（不含已支付的90000元）；武汉石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武汉石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内共同赔偿叶东旭631307.96元。2020年1月13日，经叶东旭申请，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鄂1002司救他１号国家司法求助决定书，给予叶东旭司法救助金30282元。截止目前，武汉石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武汉石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共同赔偿的631307.96元和沙市区人民法院司法救助金30282元，已赔付和支付到位。本院认为，本案系工伤认定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叶东旭与榕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诉行政机关具备法定职权以及被诉行政行为程序上不存在违法情形无异议，本院审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叶东旭受伤是否因工作原因、是否应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其中，因工作原因是认定工伤的核心要件，是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即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存在一定关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申请人李某1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交了证人李某2、辛某所作的《对叶东旭事故前后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叶东旭系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市人社局结合其依职权调查核实的证人邓某、孟某、李某1的证言，认定叶东旭事发当晚与孟某相约见面是为一同开展夜查巡逻的事实。对此，榕筑公司提出异议。但审查该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发现，虽有部分证据能证明事发当天叶东旭休息、未出现在办公区域，以及叶东旭与孟某已于2018年3月15日完成了工作交接的事实，但也有部分证据显示叶东旭仍然兼任该公司物业经理，有权自行安排加班或处理突发事件并有过先例的事实。榕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完全排除叶东旭因工作原因受伤的可能，不足以推翻案涉工伤认定决定确认的“叶东旭与孟某相约见面一同开展夜查巡逻”的事实。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上述规定，认定叶东旭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并无不当。榕筑公司认为叶东旭不构成工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主要事实清楚，结论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榕筑（荆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炳松审  判  员  孙开炎审  判  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兼）  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