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2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振海，男，196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贵荣，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刚松，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绿地联盛国际第**楼（6）******房。负责人：林锦峰，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路**建工大厦综合楼>法定代表人：陈祖训，该公司董事长。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业，男。上诉人杜振海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工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人民法院（2020）黔0115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振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借款及利息约定的事实认定清楚且正确，但对上诉人请求法律保护民事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年的事实认定错误。1.2014年12月25日，上诉人为帮助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解决民工讨薪堵工问题，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出借400000元，在按约定预扣两个月的利息（月息3%）后，将现金376000元交至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同日，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向上诉人出具400000元的借条，之后，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并未还本付息，在上诉人一再追讨之下，2015年12月15日王某代表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承诺在2016年1月5日以前归还。此后不久，广西建工总公司对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进行清理整顿，由广西建工总公司派人接管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并将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冻结，财务凭证全部搬到南宁清查，且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抓和网上追逃，直到2019年6月以后，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先后被判有罪。在此期间，广西建工总公司接管人员将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办公地点搬移他处，上诉人因讨要借款无法找到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就四处托朋友寻找分公司财务黄某的下落（因上诉人出借的人民币376000元现金是交到黄某手上的），找到黄某后，黄某称其是替公司收的钱，并于2016年9月8日向上诉人提供了其离职时复印留存的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账页，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上诉人出借的款项，且由黄某亲笔签名确认真实性。2016年10月14日上诉人又找到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锦峰，但林锦峰却以借条上的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印章虚假为由，未同意还款，并同时向上诉人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单位未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刻制“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对此，上诉人也只能找到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王某及其他负责人了解清楚情况。2019年6月以后，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先后被判有罪，在此期间，上诉人仍多次打电话找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林锦峰，上诉人在寻找无望的情况下，2019年9月2日上午找到广西建工总公司，广西建工总公司却以借款系王某的个人行为，借条上的财务章是虚假的为由拒绝，当时还报了警。2019年9月5日上诉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南宁市政府信访部门，该信访部门责令广西建工总公司接待，才有了2019年9月4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的接访依据。由此可见，一审法院以从2016年1月7日起算，至2019年9月4日原告再次催要借款时，已超过3年的认定完全错误。上诉人针对二被上诉人当庭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进行了反驳举证和申请，一审法院以“因原告并非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为由，不准许上诉人的调取证据申请，也是错误的。2.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从2016年10月14日上诉人又找到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林锦峰，但林锦峰却以借条上的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印章虚假为由，未同意还款，同时，给上诉人出具《证明》的时间开始起算，到2019年9月4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的接访依据期间，并未超过三年期间。根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1条第2款规定，一审法院以因原告并非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为由，不准许上诉人的调取证据申请，导致本案事实未能查清。本案诉讼过程中，由于二被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一边否认借款事实，一边又以“己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严重地破坏了诚信诉讼制度，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责令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林锦峰到庭，查清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广西建工总公司共同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向我方主张过债权，一审当中提交的录音证据无法证明通话对象的身份，对其真实性存疑，且该录音并没有第三方机构证明其呼出号码为谁，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并未中断。2.我公司从未收取过上诉人交来的现金，一审庭审证人陈述存在多处矛盾的地方，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王某是被我公司控告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与我方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一审判决将此作为认定我公司向上诉人借款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借条》上的财务专用章是王某私刻的，我公司无原始的配件进行比对，故无法核实。杜振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叁拾柒万陆仟元整（376,000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每月按借款本金的百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2014年12月25日起，每月以376,000元本金×2%计算，暂算至2019年12月24日共计：人民币451,200元。资金占用费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时止）；3.判令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5日，原告在扣除两个月利息24000元（月利率3%）后向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提供借款本金376000元。同日，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杜振海（身份证号码：5201021960********）现金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万元）。”该《借条》借款人处加盖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且有王某（时任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工程部经理）的签名。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2015年12月15日，王某与原告签订《毕节市碧海新区安置房项目关于支付杜振海借款的方案》，该方案载明：“因2015年春节将至，为支付毕节市碧海新区安置房项目的孔桩班组工程款，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于2014年12月25日向杜振海（身份证号：5201021960********）借款40万元（相见附件1）。鉴于以上情况，现在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还款方案如下：1.甲方于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月5日前退还杜振海40万元借款，打款日需提供借条及相关凭证原件，否则不予以办理。2.其他间接费用甲乙双方另行协商书面确认”。2019年9月4日，原告杜振海向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递交《退款申请书》，向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申请退还其借款400000元。该《退款申请书》接待来访人处有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工作人员黄文浩签名。2020年1月7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原告于2020年4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一审法院责令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提交2014年12月25日收到原告支付376000元、该公司将该笔资金全部支付给毕节项目部孔桩班组杜孟飞的财务支付凭证及该公司2014年至2015年的财务报表，以证明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裁定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前向一审法院提交该公司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公司财务记账凭证及2014年至2015年两年的财务报表。后被告于2020年4月26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拒绝提供上述材料。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抗辩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所加盖的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系王某伪造，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亦未申请对该财务专用章进行鉴定。另查明，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9年10月31日被呼电话号码为150××******的电话录音资料一份，该录音中原告谈及2016年10月14日曾向对方催要过借款，对方对此予以认可。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通话对方的身份情况。原告主张通话对方为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锦峰，被告未予认可。原告在庭审结束后，于2020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锦峰的实名制电话号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生效，借款本金是否已实际交付；2.若本案借款关系成立，双方对借款的利息是否有约定；3.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出借人主张借款人偿还借款，应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合意且已交付借款本金。本案中，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已成立生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龙某、黄某、王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合意。被告辩称该《借条》中加盖的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系王某伪造，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亦未申请鉴定，故对原告的主张予以确认，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确认。原告为证实其已现金交付借款本金376000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案外人韩敏的银行卡交易流水、龙某、黄某、王某的证人证言，且根据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责令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前向一审法院提交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公司财务记账凭证及2014年至2015年两年的财务报表以查清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是否收到了原告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收到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拒绝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内容为真实，即被告贵州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收到原告提供的借款本金376000元。关于焦点二。本案中，原、被告在《借条》中虽未书面约定利息，但结合《借条》约定借款本金为400000元实际交付376000元的事实以及王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双方约定月利率为3%。关于焦点三。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辩称，“根据《毕节市碧海新区安置房项目关于支付杜振海借款的方案》，原告自认其债权到期日为2016年1月6日，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6年1月6日起算至2019年1月6日，原告提交的证据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2月15日，原告向被告催要借款时，案外人王某代表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承诺于2016年1月6日还款，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月7日起算，至2019年9月4日原告再次催要借款时，已超过3年。因此，原告应举证证实在此期间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以中断诉讼时效。原告所提交的电话录音资料中虽谈及“2016年10月14日，其曾向通话对方主张过权利，对方予以认可”，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通话对方即是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于庭审结束后申请法院调取林锦峰的实名制电话，因原告并非于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该申请，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因此，对该录音资料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故原告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有对被告进行有效催收，本案诉讼时间期间已届满。综上，原告杜振海未能提供其在法律规定的时效内向被告主张权利的证据，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振海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68元，减半收取403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杜振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杜振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8月18日杜振海与林锦峰的录音一份。拟证明，2016年9月8日杜振海曾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主张过债权，并且体现了黄某曾经向杜振海提交了双方的对账账目。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广西建工总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通话对象予以认可，但是录音时间已经超过了杜振海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其中黄某自认系经杜振海胁迫才作证，所以在一审中黄某的证言证明力有待查实，且其在通话录音中称记不清是否收到过钱，而在一审中又称收到过该笔款项，二者自相矛盾。2.2016年10月14日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林锦峰向杜振海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16年10月14日杜振海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主张合法债权，该公司负责人虽以公司财务专用章是虚假的理由拒绝还款，但知晓债权存在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此时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广西建工总公司质证称，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待核实，该证明并没有写明针对特定的人出具，不能证明杜振海在2016年10月向我方主张过权利，且该证据杜振海在一审中可以提交但并未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纳，若采纳应对杜振海予以训诫及罚款。3.2019年9月1日杜振海由贵阳北站前往南宁东站的火车票、2019年9月5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向杜振海出具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2019年9月5日杜振海由南宁东站返回贵阳北站的火车票，拟证明，杜振海在2019年9月4日曾向二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广西建工总公司质证称，对车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对《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三性无异议，信访局向杜振海出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时，已超过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4.2020年11月1日杜振海与林锦峰的通话录音光盘，拟证明，杜振海至2016年、2017年一直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主张债权，该公司负责人林锦峰承认杜振海一直向其电话主张债权的事实。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广西建工总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不清楚，经与林锦峰核实，其称由于时间太久，不确定是否为其与上诉人的通话。二审审理中，本院责令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与林锦峰就杜振海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10月31日电话录音中的电话号码及通话对象是否系林锦峰本人的问题进行核实，以及2016年10月14日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随后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经核实，上诉人杜振海二审中提交的《证明》确实属于我公司所加盖公章的文件。上诉人杜振海一审所提交的录音经与林锦峰核实，其称‘不确定，时间太久了’”、“经核实，林锦峰目前在用号码为150××××****，但我方认为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无第三方对其所通话的号码进行见证，上诉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录音的通话对象号码，原判对该录音资料的对象号码进行认定错误，即使该录音的对象号码为林锦峰，也不能证明通话人就是林锦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杜振海在一审中提交了《借条》、《毕节市碧海新区安置房项目关于支付杜振海借款的方案》以及证人龙某、黄某及王某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其与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二被上诉人虽辩称该《借条》中加盖的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系王某伪造，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亦未申请鉴定，故原判对其该项辩称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杜振海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原财务黄某提供的财务记账凭证，以证明其已实际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交付了借款本金，该财务记账账目有黄某的签字确认，虽无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盖章确认，但在一审法院责令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提交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公司财务记账凭证及2014年至2015年两年的财务报表以查清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是否收到了案涉借款本金后，该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拒绝提交上述材料，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杜振海提供的该项证据予以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综上，原判认定杜振海与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收到杜振海提供的借款本金376000元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借款利息的约定，一审法院已进行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经查明，案涉借款的到期日为2016年1月6日，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1月7日起计算三年，杜振海主张其于2016年10月14日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催要过借款，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9年10月31日与被呼号码为150××××****的电话录音一份，该录音中杜振海谈及其曾于2016年10月14日向对方催要过借款，该通话对象对此予以认可，杜振海表示被呼号码为150××××****的通话对象就是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锦峰，因林锦峰系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本院责令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与林锦峰就杜振海提交的2019年10月31日电话录音中的电话号码150××******及通话对象是否系林锦峰本人的问题进行核实，以及2016年10月14日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后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表示对杜振海二审中提交的2016年10月14日《证明》中其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林锦峰目前使用号码为150××××****，但表示与林锦峰核实录音后，林锦峰表示“不确定，时间太久了”，对此，本院认为，杜振海在一审中提交了2019年10月31日与被呼号码为150××××****的电话录音页面的截图及录音，可以证明被呼号码即为150××××****，二被上诉人亦认可林锦峰现在使用的号码为150××××****，可以证明通话对象就是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锦峰，故本院对杜振海提供的2019年10月31日电话录音予以采信，林锦峰在通话中对杜振海谈及的2016年10月14日曾向其催要过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结合2016年10月14日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杜振海曾于2016年10月14日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主张过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杜振海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主张债权的2016年10月14日中断并重新计算，故杜振海于2019年9月4日再次向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催要借款时，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案涉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从2019年9月4日再次中断，后杜振海于2020年1月7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原判认定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并驳回杜振海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杜振海要求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与广西建工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分支机构经过依法登记，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可以从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应当首先以自己的财产偿还债务，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偿还借款时，由广西建工总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故，本案中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76,000元并按每月2%的利率支付利息，从2014年12月25日计算至还清上述本金之日止，广西建工总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杜振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5民初400号民事判决；二、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杜振海偿还借款本金376,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从2014年12月25日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三、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支付上述债务的，由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承担；四、驳回杜振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68元，减半收取4,034元，由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68元，由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珑审判员 汪 静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