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1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男，汉族，1959年11月2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蕉岭县******荷树窝。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智勇、梁若，广东信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宜衍，男，汉族，1960年10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大埔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敦纤，男，汉族，1968年7月3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大埔县*******坪。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彬，广东永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鹏飞，广东永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文毕，男，汉族，1960年11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赖嘉堃，男，汉族，1966年4月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吴某1因与被上诉人饶宜衍、廖敦纤，原审第三人李文毕、赖嘉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智勇，被上诉人饶宜衍、廖敦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彬、冯鹏飞，原审第三人赖嘉堃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李文毕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只须支付40万元给被上诉人；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一、首先，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分别是甲方：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乙方：廖敦纤、饶宜衍，其中吴某1占股30%、李文毕占股30%、赖嘉堃占股40%。这份合同是最早确定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合同。而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与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具有承继关系，对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条款作出修改、变更、补充，在此之后，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与廖敦纤、饶宜衍再未签订有书面的合同，因此，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及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是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初始依据。其次，吴某1于2017年12月24日单方出具的《欠条》、2019年5月30日在大埔县茶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遗漏了《林木承包合同》主体李文毕、赖嘉堃的参与，应属无效的协议。很明显，《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是基于二份《林木承包合同》的内容而确定的，所确定的内容应完全受限于二份《林木承包合同》，有上下承继关系，而二份《林木承包合同》的二位主体李文毕、赖嘉堃既没有参与也未授权他人参与《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协商制订，事后也没有追认，仅吴某1一人单方实施的行为为无权处分，应为无效。再次，一审判决依被上诉人的诉请，认定吴某1是唯一被告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本应向被上诉人释明法律关系及可能的法律后果，如果被上诉人仍坚持诉讼，就应驳回，而不应以“吴某1写《欠条》时李文毕在场且未提出异议…李文毕、赖嘉堃对吴某1向原告方出具《欠条》一事是知情并且同意的”为由，毫无任何事实根据。如李文毕在场，不可能二份《林木承包合同》均有李文毕的签名，而在吴某1写《欠条》时，竟然没有李文毕的签名确认。二、一审判决错误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1、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对违约责任3次重复约定。首先，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在第四点明确约定了定金60万元。其次，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在第五点(2)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后，乙方付给甲方定金，甲方不得违约，如甲方违约应双倍补偿乙方损失。再次，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在第五点(3)明确约定了……退回定金并按月息二分计算本息一次性退回乙方。2、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对违约责任3次重复约定。首先，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在第四点明确约定了定金60万元。其次，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在第六点明确约定了甲方每天应补偿乙方1万元直到处理好，开工为止。再次，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在第八点明确约定了每月利息三分计算，本息一次性退回乙方。《人民调解协议书》对违约责任2次重复约定。3、首先，主文又约定“……并赔偿损失80万元，共160万元”。《人民调解协议书》在第三点明确约定了违约金按月利息2%计算，其次，计算违约金的时间从到期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很显然，几份合同、协议书既约定定金条款，又约定补偿条款、赔偿条款、利息条款(月利息3%和2%)，这些条款内容多且极其混乱，这些条款明显是重复约定。违约金的性质是补偿性的，不能超过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也只是80万元利息方面的损失。二份《林木承包合同》均约定定金60万元，并且被上诉人也将定金60万元实际交付给上诉人，本案是合同纠纷，非民间借贷纠纷，因合同不能履行，当然适用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即120万元给被上诉人，扣除上诉人己支付的40万元，按法律规定，上诉人最多只须支付80万元给被上诉人就足以弥补被上诉人的损失，《欠条》的违约责任明显高于定金罚则条款，不但与法律相悖且内容冲突，超过部分应为无效，一审判决明显存在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严重侵害上诉人的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饶宜衍、廖敦纤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主体错误。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理解错误，导致未理清法律关系。答辩人是依据吴某1于2017年12月24日出具的《欠条》、2019年5月30日在大埔县茶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提起诉讼，主张偿还120万元及利息。因此，与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两份合同无关，该合同已经由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故本案《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是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依据。二、上诉人对事实及法律关系理解有误，导致认为一审判决错误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结合本案，答辩人并非依据两份《林木承包合同》主张权利，而是根据《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偿还120万元及利息。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应判决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李文毕、赖嘉堃未提交书面意见。一审原告饶宜衍、廖敦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吴某1向原告饶宜衍、廖敦纤偿还欠款120万元，支付违约金利息72000元，本息合计1272000元；二、诉讼期间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120万元本金，每月2分的利率计算利息；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76年1月16日，蓝坊公社林坊与峰口大队十二生产队签订了《山界林权协议书》。2008年9月1日，蕉岭县蓝坊镇人民政府与所属林地所有权人（授权经营负责人为吴某1）签订了《经营合同》。2016年6月30日，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与廖敦纤签订了一份《林木承包合同》，其中合同甲方为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三人，合同乙方的实际履行人为廖敦纤和饶宜衍两人。合同约定甲方将《山界林权协议书》及《经营合同》的山林地界范围的林木转让给乙方砍伐和销售，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价款400万元，其中第一笔款项为定金60万元。并约定如果甲方违约，甲方应双倍补回乙方损失，乙方在经营期间内，山地、林地、道路如出现纠纷问题，甲方应赔偿经济损失。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廖敦纤、饶宜衍于2016年6月30日向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支付了合同约定的第一笔60万元的款项，随后又分两次各支付了10万元，共计支付了80万元。2016年7月15日左右，原告方进场开工。2016年7月25日左右，原告方因林权纠纷遭遇村民制止无法继续作业而停工。2017年8月25日，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与廖敦纤重新协商签订《林木承包合同》，其中合同甲方为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三人，合同乙方的实际履行人为廖敦纤和饶宜衍两人，赖嘉堃委托李文毕代为签订合同。为弥补原告损失，双方就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林木承包合同》进行了降价处理，将价款从原合同的400万元降至340万元。并补充约定乙方在进场开工期间，如遇林权纠纷甲方应在15天内处理好纠纷，甲方15天内未处理好纠纷，超过15天，甲方每天应补偿乙方1万元直至处理好，开工为止。合同签订后，原告方在开工前遭到村民李荣钦制止，其主张林权30%归其所有，后李荣钦与被告吴某1协商处理，吴某1以原告方与李荣钦按股份合作经营，原告方占7份股份，李荣钦占3份股份，价款总额340万元为条件与原告方进行协商，原告方不同意，并要求解除2017年8月25日签订的《林木承包合同》。2017年12月24日，吴某1向原告方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写明：“本人吴某1欠款在蕉岭县蓝坊镇合作林场。（前有合同）现因多种原因廖敦纤、饶宜衍两位老板退出合同。廖、饶两位老板已投资共捌拾万元。现经双方协议还回被欠款方本息、补偿款共计壹佰陆拾万元。协议如下：一、2017年农历十二月底前，归还投资款肆拾万元。二、2018年农历四月底前完款20万，2018年农历6月底前完款20万。三、补偿款捌拾万元在2018年农历12月底完清。欠款人：吴某1，2017年12月24日”。《欠条》出具后，吴某1于2017年12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方支付了8万元，于2018年1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方支付了10万元，于2018年2月9日通过ATM机转入方式向原告方支付了8万元，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方支付了4万元，于2019年2月3日通过ATM机转入方式向原告方支付了10万元，被告吴某1共计向原告方支付了40万元，《欠条》约定的剩余120万元已到期，至今仍未支付。2019年5月30日，廖敦纤、饶宜衍与吴某1在大埔县茶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吴某1再次承诺仍欠原告方款项为120万元，并约定于2020年春节前一次性付清，如吴某1不守承诺违约，则从违约之日起按月利息2%计算违约金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并约定若吴某1不履行该协议，原告方应在大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吴某1和赖嘉堃均承认《林木承包合同》的合同甲方各自占股情况为：吴某1占30%、李文毕占30%、赖嘉堃占40%。庭审中，赖嘉堃承认：《林木承包合同》因为林权纠纷而无法继续履行了，双方已经自愿解除了。吴某1有跟两位第三人说过要退回原告方40万元，两位第三人均同意退钱。庭审中，被告承认：签合同至今，被告和第三人均没有取得案涉林木的所有权，目前林权纠纷还在打官司。因被告吴某1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未能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廖敦纤、饶宜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山界林权协议书》、《经营合同》、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2017年8月25日的《林木承包合同》、《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银行流水明细和原、被告与第三人的陈述等证据附案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涉案《林木承包合同》的甲、乙双方明知合同不能履行且均同意解除，吴某1写《欠条》时李文毕在场且未提出异议，赖嘉堃在庭审中表示，吴某1有电话通知其和李文毕退还原告方四十万元一事，其和李文毕也同意退还，因为合同有约定。而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中的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如甲方违约应双倍补回乙方损失，这与吴某1出具给原告方的《欠条》中的双倍补偿一致，再结合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的合伙关系和互相有电话联系的情况可以看出：李文毕、赖嘉堃对吴某1向原告方出具《欠条》一事是知情并且同意的。所以，一审法院对赖嘉堃称其与李文毕对吴某1出具《欠条》一事不知情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对吴某1称其迫于情理及身体原因，在李文毕、赖嘉堃未参与的情况下出具的《欠条》无效的主张，因为“迫于情理及身体原因（吴某1述称大热天穿厚衣服、抑郁症）”并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且吴某1未举证证实，故一审法院依法亦不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因林权存在纠纷导致《林木承包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因此同意解除并以吴某1出具《欠条》的形式解除。在李文毕、赖嘉堃明知吴某1出具《欠条》的情况下，原告方接受《欠条》，《欠条》的双方于2019年5月30日接受大埔县茶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再次确认。可见，本案作为债权人的廖敦纤、饶宜衍是同意原债务人李文毕、赖嘉堃、吴某1的债务统归于吴某1的，故《欠条》于二原告与被告吴某1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照《欠条》约定履行。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从被告提供的《山界林权协议书》、《经营合同》可以看出吴某1是“所属林地所有权人授权经营区负责人”，并不足以证明吴某1是案涉林木的所有权人，更不足以证明参与《林木承包合同》签订的李文毕、赖嘉堃是案涉林木的所有权人。同时，从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签订合同至今）没有取得（涉案林木的所有权），目前林权纠纷还在打官司”的回答可以看出，被告吴某1与原告签订《林木承包合同》时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的不诚信行为，导致《林木承包合同》因林权纠纷而无法履行，依法应当向原告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前面所论述，《欠条》是原、被告双方解除《林木承包合同》并对损害赔偿进行分期履行的约定。该约定是原、被告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也符合《林木承包合同》相关解决争议条款的规定，并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无效主张不予采纳。至于被告主张《欠条》中本息、违约金的约定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应予核减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并结合《林木承包合同》“甲方不得违约，如果甲方违约应双倍补回乙方损失”的约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失为双倍返还是已经预见到的，并且据此履行了40万元；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主张《欠条》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的损失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被告对此未进行举证，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从双方纠纷的起因和过程看，吴某1首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原告签订2016年6月30日的《林木承包合同》，原告依约支付80万元后，《林木承包合同》因林权纠纷而无法履行；时隔一年有余，在没有解决林权纠纷的情况下，被告又于2017年8月25日与原告签订《林木承包合同》，《林木承包合同》再次因林权纠纷无法履行。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2月24日自愿达成协议，并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的方式承诺双倍返还原告本息、补偿款共计160万元，被告也因此履行了40万元，余款则一直未付。于是双方于2019年5月30日达成还款协议，被告再次承诺会还清《欠条》约定的双倍返还余款120万元。由此可见，被告对于违约金的金额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但被告再次不守承诺，导致本案诉讼。被告多次有悖诚实，在原告诉诸法律时却提出违约金过高应予核减，这有悖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关于被告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既认定损失80万元，又要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月利息2%计算，存在重复计算违约金，要求核减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原告方已经获得双倍赔偿支持，足以弥补原告方的损失，依法不宜再计算利息。故对被告的此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某1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廖敦纤、饶宜衍偿还欠款1,200,000元；二、驳回原告廖敦纤、饶宜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48元，由被告吴某1负担15,600元，由原告廖敦纤、饶宜衍负担648元。案件受理费16,248元已由原告廖敦纤、饶宜衍缴交，一审法院不予退回，被告吴某1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负担的15,600元诉讼费直接给付原告廖敦纤、饶宜衍。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处理意见如下：一、《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诉人吴某1主张《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遗漏了主体李文毕、赖嘉堃应属无效。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属有效，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所谓“遗漏主体”并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吴某1主张李文毕、赖嘉堃既没有参与也没授权他人参与《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协商制订，事后也没有追认，仅吴某1一人单方实施的行为为无权处分，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无权处分的前提是处分他人财产，例如财产的转让、财产的赠与、在财产上设定抵押权等行为，从而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本案中，吴某1并未处分李文毕、赖嘉堃的财产及相应权利，其签订的《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仅约定由吴某1承担向廖敦纤、饶宜衍支付本息、补偿款等欠款的义务，并未约定李文毕、赖嘉堃也须履行合同义务，并未处分他人的财产。据此，吴某1主张其为无权处分于法无据。关于吴某1主张案涉项目“吴某1占股30%、李文毕占股30%、赖嘉堃占股40%”问题，属吴某1、李文毕、赖嘉堃内部关系问题，应另行解决。3、吴某1作为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且《人民调解协议书》从形成的时间来看，均比两份《林木承包合同》在后，系吴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以两份《林木承包合同》为初始依据，也并不等同于《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必须与《林木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致时《欠条》、《人民调解协议书》才有效。二、关于违约金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主张违约金的性质是补偿性的，不能超过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也只是80万元利息方面的损失。本案《欠条》约定廖敦纤、饶宜衍已投资80万元，现双方协议由吴某1返还给廖敦纤、饶宜衍本息、补偿款共计160万元。《人民调解协议书》亦载明，《欠条》约定了还款时间，但到签订协议书之日，吴某1只还了40万元，其余120万元均已到期但未返还。吴某1承诺在2020年春节前一次性付清，如违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2%计算。《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成均比两份《林木承包合同》及《欠条》在后，系吴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应依《人民调解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从上述合同、协议及《欠条》来看，廖敦纤、饶宜衍已经获得双倍赔偿支持，足以弥补廖敦纤、饶宜衍的损失，依法不宜再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以廖敦纤、饶宜衍已经获得双倍赔偿、足以弥补其损失为由，仅判定吴某1应返还120元已到期欠款，并未支持廖敦纤、饶宜衍要求利息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已由上诉人吴某1预交16248元），由上诉人吴某1负担。由本院退回诉讼费4448元给上诉人吴某1。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干忠审 判 员 柯 彬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基烽书 记 员 曾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