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8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仇某1，男，197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凡，北京市君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雅娟，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书叶，女，194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仇某2，女，197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江业，山东星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媛，山东星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仇某1、上诉人杜书叶、上诉人仇某2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4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仇某1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4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2.将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为仇某1与仇世德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中关于房产处置部分合法有效；3.将第三项判决依法改判为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4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4.将第四项判决依法改判为仇志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3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5.本案诉讼费用由杜书叶、仇某2承担。上诉理由：一、仇世德与仇某1订立的《分家单》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多年，期间无人提出异议，涉案三处××沟岔社区614号、20号、2号南无门牌号××的拆迁利益应当归仇某1所有。一审判决《分家单》中关于房产处置部分无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首先，《分家单》合法有效。《分家单》的性质属于分家析产协议，是家庭成员之间对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有财产的分配，是赠与和家庭共有财产分割两种法律行为的结合，不应简单的认定为赠与合同。分家析产作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经成立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三处房产已经由仇世德分家分给仇某1，在分家单已实际履行完毕后、没有被依法变更或撤销前，仇世德、杜书叶对房产不再有处分权。即使仇世德、杜书叶后立遗嘱是真实的，作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该遗嘱也不能否定分家析产的效力。经一审查明，2000年9月15日在仇某3和仇某4的见证下，仇世德与仇某1订立《分家单》，载明涉案三处房屋的产权归仇某1所有。录音资料中杜书叶说“这张分家单我弄没有了”，足以证明杜书叶对于《分家单》的内容是知情的，并且没有提出反对，也没有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杜书叶虽然未签字但是其知情，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处置权，即仇世德有家事代理权，其意思表示可以代理妻子杜书叶。另外，分家单发生在20年前的农村，按照风俗习惯，女人很少在分家、分户上签名，所以仇世德一人签字符合公序良俗，不影响分家单的效力。《分家单》是家庭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就应认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仅因杜书叶未在《分家单》签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确定该《分家单》部分无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分家单》有效，诉争的三处房产系仇某1的个人财产。其次，《分家单》中明确房屋三处产权归仇某1，仇世德享有两处房屋的住权、租权。从一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分家单》己实际履行，无人提出异议。分家后，涉案的20号房屋已实际交付仇某1居住、使用，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由仇世德、杜书叶居住、出租。因农村房屋涉及集体土地政策无法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但并不因此影响《分家单》的实际效力，一审法院不能以涉案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为由认定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仇世德将涉案房屋分给仇某1，物权已确立，其他人无权再主张所有权。本案是农村普遍存在的分家，当时受各种条件制约，不能完全依法律规定，已形成特有的风俗习惯。本案中的分家其实是一种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物权处分，所以不能适用合同法。故本案《分家单》能够成为确认家庭成员对分得财产享有权利的依据，其他家庭成员不得以撤销赠与为由主张分割房屋。再次，用于分家的财产可以是父母共同所有，可以是家庭共同所有，所以家庭财产是否基于共同劳动所得并非判断分家析产行为是否有效的决定因素。仇某1于××××年结婚，仇世德在2000年组织分家析产，依据青岛市城阳区当地民俗，老人会在儿子成家后进行分家析产，以分家单的形式将房产直接分给儿子的做法已被广泛认同。此外，仇某1早在1987年就开始打工，在房屋建造时就已经参与家庭共同劳动，为家庭创造财富。一审法院仅因涉案房屋在建造时仇某1未成年，据此认定“涉案三处房屋不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所得建造添置的房屋，故不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属仇世德与杜书叶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据此否认了仇某1参与分家析产的权利是错误的。从次，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分家单》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赠与，赠与行为已经实际履行，本案不存在可供撤销的基础。站在《分家单》所分配财产所有人的角度考虑，通过分家单分得财产的人多是子女，一般对这些财产没有作出过贡献，主要是单纯的受益，非常符合赠与的特征。按照《分家单》约定，分家后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由仇世德、杜书叶夫妇居住、出租，保障其住权、租权，房屋出租每年1万多元租金收益也由父母享有，仇某1与父母已经实际履行《分家单》二十年之久，杜书叶无权主张撤销。一审法院仅因仇某1并未实际取得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的实际控制权，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权利发生转移，就认定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将杜书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视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如果仇某1对三处房屋全部实际控制，那么就违背了《分家单》的本意，也将剥夺了杜书叶的租权、住权，一审法院对此问题的认定完全与事实不符。最后，《分家单》约定的赡养义务并非主要义务，只是老人为保障晚年生活的附加条件，且仇某1已经实际了履行赡养义务。《分家单》约定“赡养老人费用问题。60岁以上，青知负担每月壹百元。如有病费用青知负担50%”。仇世德于1950年9月6日生，应当自2010年9月6日满60周岁之日起仇某1支付每月一百元的赡养费，按此计算截至2019年9月应支付10800元。事实上，自2001年至2018年期间，仇某1一家（仇某1、仇某1配偶、仇某1的子女）每月获得的由青岛市城阳区沟岔社区村委发放福利（合计58350元）均由仇世德领取，供仇世德和杜书叶家庭生活支出；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的出租收益也归父母享有，杜书叶在录音资料认可房屋租金大约每年一万元由其本人收取，作为仇某1交付的赡养费；仇世德、杜书叶生病住院的医疗费用，也是由仇某1实际支付的。结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仇某1对仇世德、杜书叶尽到了相应的赡养义务，杜书叶以仇某1未尽赡养义务为由撤销分家单中的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假设不考虑分家单的效力，单独看杜书叶与仇世德订立的遗嘱，该遗嘱属于形式合法有效的共同遗嘱。仇世德已去世，杜书叶无权单方改变、撤销遗嘱内容，无权单独处分614号房屋，所以一审法院没有论述遗嘱的效力，就依据杜书叶当庭表示愿意将该房屋赠与给仇某2，错误的认定614号房屋归仇某2所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当依法改判。首先，杜书叶与仇世德在2019年6月20日订立的《遗嘱》是共同遗嘱，形式合法，部分有效。共同遗嘱是指两个以上遗嘱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而订立的一份遗嘱。夫妻双方基于共同的签名确认的，系双方对其共同财产进行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关于遗嘱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遗嘱有效。但本案《遗嘱》关于处置614号房屋的部分，因违法处分了仇某1依据《分家单》已获得的财产，属于对遗嘱处理的财产超过了遗嘱人可以处分的范围。其次，杜书叶无权单方改变、撤销共同遗嘱的内容。共同遗嘱的订立和变更均需全体立遗嘱人的意思一致，且共同遗嘱订立人一方去世后，如在世一方变更遗嘱将造成对已去世一方意愿的违背和继承人利益的损害，那么共同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实质上成为最后死亡人个人的意思表示，共同遗嘱也失去了其实际意义。夫妻双方订立的共立遗嘱，一方死亡后，在世的另一方无权撤销、变更共同遗嘱中已生效部分，这样既保持了共同遗嘱人共同民事法律行为及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也是对已死亡的共同遗嘱人意思的信守。因此，仇世德与杜书叶订立的共同遗嘱，只有双方协商一致才能共同变更、解除。仇世德去世后，关于其遗产份额已经发生效力，杜书叶无权单方面变更、撤销。再次，对于杜书叶当庭表示愿意将614号房屋赠与仇某2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继承人只能在被继承人留有的个人合法财产范围内依法继承。仇世德在子女成人后，立下《分家单》将三处房屋分给仇某1，仇某1长期按照《分家单》的约定将614号房屋提供给仇世德、杜书叶出租收益。因此，614号房屋已经不属于仇世德、杜书叶的共同《遗嘱》处分的财产范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614号房屋归仇某2所有，严重侵犯了仇某1的合法权利，应当依法改判614号房屋归仇某1个人所有。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调查落实就直接认定《分家单》部分无效、《遗嘱》视为对赠与行为的撤销，并以此进行拆迁利益的分配，不符合审判原则，且该认定与事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严重影响了判决结果的公正。纵观《分家单》和《遗嘱》两份文书，《分家单》基于仇世德、杜书叶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案三套房屋的拆迁利益都应当归仇某1所有。但考虑到老人晚年的生活安稳，履行《分家单》中所列赡养义务，仇某1同意将涉案三套房屋拆迁补偿后获得的五套房屋中，将城阳区沟岔社区20号南无门牌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号）拆迁分配的两套房屋，由杜书叶居住、出租，并愿意履行赡养杜书叶的义务，同意每月支付一定数额的赡养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杜书叶、仇某2针对仇某1的上诉辩称，一、一审判决第一项“仇某1与仇世德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中关于房产处置部分无效”正确。（一）涉案沟岔社区614号房屋和20号甲房屋属于答辩人杜书叶和其丈夫仇世德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沟岔社区20号乙房屋为答辩人仇某2出资建设并归其所有。本案被答辩人仇某1出生于1974年12月。而涉案沟岔社区614号房屋是1978年建设，该处房屋建设时仇某1不满4周岁。涉案沟岔社区20号甲房屋为1988年建设，该处房屋建设时仇某1不满14周岁。故涉案沟岔社区614号房屋和20号甲房屋属于杜书叶和仇世德的夫妻共同财产。沟岔社区20号乙房屋，没有产权证，1994年建设时的建筑材料如石、砖均由仇某2购置，人工等费用也都是仇某2出资，故沟岔社区20号乙房屋为仇某2出资所建应归其所有。（二）2000年杜书叶从未将涉案三处房屋的产权分给仇某1。2000年9月15日的《分家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2000年杜书叶从未将涉案三处房屋的产权分给仇某1。杜书叶的丈夫仇世德也无权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两处房屋和人仇某2所有的一处房屋的产权处分给仇某1。2000年9月15日的《分家协议》上无杜书叶签字，杜书叶根本就不知晓该《分家协议》及其内容，故该《分家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三）2000年9月15日的《分家协议》无论真实与否，其性质属于赠与。该《分家协议》从未实际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分家析产纠纷是指家庭成员要求依法分割家庭共有财产而引发的纠纷。涉案沟岔社区614号房屋和20号甲房屋属于杜书叶和仇世德的夫妻共同财产。沟岔社区20号乙房屋为仇某2出资所建为其所有。故涉案三处房屋不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所得建造或者添置的房屋，并非家庭共有财产。假设《分家协议》真实，也仅是仇世德对自己所有的财产份额赠与仇某1的意思表示。但2000年9月15日之后，涉案房屋未变更登记，《分家协议》规定的赡养老人费等也从未支付，故仇某1没有实际取得涉案房屋，涉案房屋权利并没有发生转移。《分家协议》中的赠予并未实际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四、杜书叶和仇世德在仇世德生前立有遗嘱，且杜书叶就涉案房屋与沟岔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故涉案房屋与仇某1无关，不存在分家析产问题。杜书叶和仇世德在仇世德生前于2019年6月20日立有遗嘱，说明仇世德对涉案房屋作出处分，假设《分家协议》真实，应视为仇世德撤销了《分家协议》中对仇某1赠予的意思表示。杜书叶在2019年6月前从未将涉案房屋赠予仇某1。仇某1在仇世德生前不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仇世德去世后仇某1对杜书叶依然不尽赡养义务，杜书叶不同意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赠予仇某1，故杜书叶就涉案房屋与沟岔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综上，涉案三处房屋及其拆迁利益与仇某1无关，仇某1无权主张该三处房屋的拆迁利益。二、仇某1对杜书叶不尽赡养义务，严重侵害了杜书叶的合法权益，杜书叶有权撤销赠与或遗嘱。（一）仇某1作为赡养人长期没有履行对杜书叶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赡养不但包括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而仇世德健在时，仇某1作为赡养人没有向父母支付赡养费，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在仇世德生病住院期间，仇某1没有照顾老人并尽到一个儿子的基本责任。仇世德去世后，仇某1对杜书叶更是不管不顾。而仇某1与其配偶除本案一审起诉前的2019年10月24日为对杜书叶录音，见过杜书叶之外，至今已经一年多，仇某1既没有支付赡养费，更没有对杜书叶进行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因此，仇某1不但对已经去世的父亲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杜书叶更是没有尽到最起码的赡养义务。仇某1的行为，不仅违法，也违反公序良俗，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二）假设本案存在赠与或遗嘱，因仇某1不尽赡养义务，杜书叶也有权撤销赠与或遗嘱。2019年6月20日的《遗嘱》第9条规定，如仇某1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可随时解除本遗嘱。由于仇某1长期不履行赡养义务，杜书叶已经就涉案房屋与沟岔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同意将涉案房屋的任何权益给予仇某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驳回仇某1的上诉请求。 杜书叶、仇某2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4民初1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利益归上诉人杜书叶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仇某1承担。上诉理由：一、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利益应归上诉人杜书叶所有。涉案青岛市城阳区房屋为上诉人杜书叶和其丈夫仇世德的夫妻共同财产。2000年9月15日,仇世德与被上诉人仇某1签订的“分家单”无论是否真实,仇世德与仇某1均无权处分上诉人杜书叶与仇世德的夫妻共同财产。故,2000年9月15日仇世德与仇某1签订的“分家单”关于房屋处置(包括对20号房屋的处置)的内容无效。一审判决第一项已经确认仇世德与仇某1签订的“分家单”中关于房屋处置部分无效,却又以2000年9月15日赠与协议签订后仇某1在该房屋内居住应视为其已经接受该赠与协议为由,判决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显然互相矛盾。需要指出的是:1.仇某1一直在外居住,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仇某1在青岛市城阳区房屋居住并实际控制该房屋的事实不成立。2.2000年9月15日仇世德与仇某1签订的“分家单”中关于房屋处置部分无效，上诉人杜书叶对该房屋实际管理,从未同意给与仇某1。故青岛市城阳区房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故青岛市城区沟岔社区20号房应归上诉人杜书叶所有,一审判决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利益归仇某1所有明显错误。二、仇某1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严重侵害上诉人杜书叶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杜书叶丈夫仇世德健在时,仇某1没有向父母支付赡养费,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在仇世德生病住院期间,仇某1没有照顾老人并尽到一个儿子的基本责任。上诉人杜书叶已经年迈,但仇某1对上诉人杜书叶不管不顾,却全力诉争上诉人杜书叶的房屋。仇某1的行为,不仅违法,也违反公序良俗,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仇某1针对杜书叶、仇某2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是正确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拆迁利益归仇某1所有。1.仇世德有权订立《分家单》，关于房屋处置的内容合法有效。虽然杜书叶没有在《分家单》上签字，但是其知情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仇世德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享有家事代理权，其意思表示可以代理妻子杜书叶。录音资料内容足以证明杜书叶对于《分家单》的内容是知情的，并且没有提出反对，也没有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在该分家单上除了仇世德、仇某1的签字外，还有见证人仇某3、仇某4的签字确认，根据日常生活常识，如果当初仇世德同家人未曾有分家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也难以取得其他见证人的见证，并且杜书叶也承认确有分家的事实。本案《分家单》签订于2000年，分家人仇世德、杜书叶均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也未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结合本地区同时期农村分家析产的惯常做法，在分家单中仅有父亲一方签字而无母亲、女儿签字也属正常情况，因此相关签字的缺乏并不影响该分家单的效力。2.《分家单》已实际履行多年，期间无人提出异议。《分家单》中明确三处房屋产权归仇某1，仇世德与杜书叶享有两处房屋的住权、租权。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分家后涉案的20号房屋已实际交付仇某1居住、使用，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由仇世德、杜书叶居住、出租。此外，仇某1也全面履行了《分家单》设定的义务，承担了涉案房屋建造时欠下的3万元债务和对父母进行赡养，这在仇某1及妻子江春梅与母亲杜书叶的录音中均有体现。因此，《分家单》已经全面地、实际地履行多年，仇世德、杜书叶将涉案房屋分给仇某1，物权已确立，其他人无权再主张所有权。3.因农村房屋涉及集体土地政策无法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但并不因此影响《分家单》的实际效力，不能以涉案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为由认定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争讼房屋虽然没有过户到仇某1名下，但从本案《分家单》看，涉案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因此，依据分家单仇某1已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4.《分家单》是家庭成员之间对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有财产的分配，是赠与和家庭共有财产分割两种法律行为的结合，不应简单的认定为赠与合同，更不是附赡养条件的赠与。故本案《分家单》能够成为确认家庭成员对分得财产享有权利的依据，《分家单》合法有效且已由各方实际履行，其他家庭成员不得以撤销赠与为由主张分割房屋。5.《分家单》的性质属于分家析产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单方合同，不能单方随意撤销。本案中的分家其实是一种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物权处分，一经成立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房产已经由仇世德分家分给仇某1，在分家单已实际履行完毕后、没有被依法变更或撤销前，仇世德、杜书叶对房产不再有处分权。6.上诉人以“仇某1一直在外居住，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杜书叶对房屋实际管理，从未同意给与仇某1”为由，主张“20号房屋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经一审法院查明，仇某1在2000年分家单签订后已实际控制20号房屋。二、仇某1已经实际履行了赡养义务，并未侵害杜书叶的合法权益。1.仇某1提供给父母的生活支出，早已超过了《分家单》约定的数额，因此仇某1已尽到的赡养义务与日常生活经验相符，并不存在侵害父母权益的事实。《分家单》约定“赡养老人费用问题。60岁以上，青知负担每月壹百元。如有病费用青知负担50%”。仇世德于1950年9月6日生，应当自2010年9月6日满60周岁之日起仇某1支付每月一百元的赡养费，按此计算截至2019年9月应支付10800元。事实上，自2001年至2018年期间，仇某1一家（仇某1、仇某1配偶、仇某1的子女）每月获得的由青岛市城阳区沟岔社区村委发放福利合计58350元均由仇世德领取，供仇世德和杜书叶家庭生活支出；《分家单》另约定，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的出租收益也归父母享有，杜书叶在录音资料表明其明确认可房屋租金每年一万元由其本人收取，折抵仇某1应交付的赡养费，所以也无需仇某1额外承担赡养费；除上述仇某1明确支付的赡养费外，仇世德、杜书叶生病住院的医疗费用也是仇某1支付定的，逢过年过节、生日等重大节日，仇某1也会看望父母并给付相关费用；2019年，仇世德去世时的火化、骨灰盒、招待亲朋等殡葬费用均有仇某1个人承担，根据当地风俗习惯，仇某1作为儿子履行了父亲的生养死葬义务。然而仇世德所在社区的相关补贴及抚恤金均由仇某2个人取得。因此，仇某1已尽到赡养义务，杜书叶和仇某2的主张严重违背客观事实。2.假设不考虑分家单的效力，单独看杜书叶与仇世德订立的《遗嘱》，足以证明夫妻二人对2019年以前仇某1已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之肯定。《遗嘱》第6条表明“双方均同意由儿子仇某1承担赡养甲乙双方的主要义务，仇某1应保证悉心照顾甲乙双方，让甲乙双方安度晚年，甲乙双方的衣、食、住、行、医疗、殡葬等费用均有仇某1承担，女儿仇某2应协助仇某1对甲乙双方进行赡养。”该遗嘱订立在《分家单》生效后第19年，杜书叶与仇世德仍然同意让仇某1履行主要赡养义务，足以证明仇某1在分家以后一直赡养父母，否则作为精神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绝不会将自己的晚年幸福共同交付给近20年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手中。结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仇某1对仇世德、杜书叶尽到了相应的赡养义务，不存在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3.杜书叶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其晚年生活，并非是因仇某1不履行赡养义务，更不是否认《分家单》的效力。因此，杜书叶和仇某2主张仇某1不履行赡养义务、侵犯杜书叶合法权益自相矛盾，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第二项是正确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拆迁利益归仇某1所有。上诉人杜书叶、仇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仇某1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其父亲仇世德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合法有效；2.请求依法确认分家单中所涉××沟岔社区20号、614号)归原告所有，因该房屋产生的拆迁利益归原告所有；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杜书叶系原告仇某1的母亲。原告的父亲仇世德已于××××年××月××日因病过世。杜书叶与仇世德共生育两个子女，即儿子仇某1和女儿仇某2。2000年9月15日，在案外人仇某3和仇某4的见证下，原告与其父亲仇世德达成《分家单》一份，当时被告杜书叶也在场，两被告对分家单均无异议。《分家单》内容为“今有仇世德与儿子仇青知分家，意见如下：1.现有房屋三处，各四间，产权归青知。现有世德住权、租权(两处)。2.赡养老人费问题。60岁以上，青知负担每月壹佰元。如有病费用青知负担50%。60岁以前水费、电费各自承担。如有其它费用，两家承担。”现《分家单》涉及的房屋已经拆迁，被告杜书叶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私自与有关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据为己有，拒绝承认分家单的效力，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法院。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举证、质证及认定证据，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仇世德（××××年××月××日去世）与杜书叶（被告）夫妇共育有子女二人，分别是原告仇某1，被告仇某2。仇世德父亲仇志山于1999年12月6日去世；母亲刘珍香于1992年6月20日去世。 2000年9月15日，在仇某3和仇某4见证下，仇世德与仇某1订立“分家单”，载明：“今有仇世德与儿子仇青知分家，意见如下：1.现有房屋三处各四间，产权归青知。现有世德住权、租权（两处）。2.赡养老人费问题，60岁以上，青知负担每月壹佰元。如有病费用青知负担50%。60岁以前：水费、电费、各自负担。如有其它费用，两家成担。分家人仇某3、仇某4、仇某1、仇世德”。 2019年6月20日，仇世德（甲方）与杜书叶（已方）在沟岔社区书记杨乃国、社区主任郭成军的见证下，订立遗嘱一份，载明“……1.甲乙双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栾家沟岔社区20号宅基地房屋一处（房屋四至：南胡同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北大街、东胡同仇世高、西栾泽刚）赠与给儿子仇某1所有，仇某1自愿接受该房屋。甲乙双方将该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2.甲乙双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栾家沟岔社区20号南无门牌号宅基地房屋一处（房屋四至：南仇世连厂房、北胡同20号宅基地房屋、东胡同仇志升、西栾军先）赠与给儿子仇某1所有，仇某1自愿接受该房屋。甲乙双方将该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3.甲乙双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栾家沟岔社区614号宅基地房屋一处（房屋四至：南胡同仇世峰、北空地、东仇志珂、西胡同杨乃忠）赠与给女儿仇某2所有，仇某2自愿接受该房屋。甲乙双方将该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2，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2……。” 青岛市城阳区房屋，系1978年占地建造，登记户主姓名为仇志山；城阳区沟岔社区20号房屋，系1988年占地建造，登记户主姓名为仇世德。 2019年12月29日杜书叶就涉案614号、20号以及20号南无门牌号三处房屋与青岛市城阳区沟岔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沟岔社区旧村改造民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案三处房屋均未拆除。其中涉案614号房屋协议编号为第45-003号，涉案20号房屋协议编号为第45-002号，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协议编号为第45-004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涉案614号房屋虽登记在仇志山名下，但经法院询问仇志山的继承人仇世珍、仇某3，其二人均认可该房屋已经通过分家分给了仇世德，故614号房屋应属于仇世德、杜书叶的共同财产。 一、关于“分家单”的效力问题。分家析产纠纷是指家庭成员要求依法分割家庭共有财产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中，614号房屋系1978年占地建造，20号房屋系1988年占地建造，建造时原告均未成年。因此涉案房屋不属家庭成员共同用劳动所得建造或添置的房屋，故不应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属仇世德与杜书叶的夫妻共同财产。2000年9月15日形成的“分家单”虽名为“分家单”，但被告杜书叶并未在“分家单”中签字确认，即使有“仇世德”签字，该“分家单”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赠与，而不是分家，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该“分家单”中关于房产处置部分应属无效。 二、关于涉案三处房屋的归属问题。 对于涉案20号房屋，2000年9月15日的赠与协议签订后，原告仇某1在该房屋内居住，应视为其已接受该赠与协议，并实际控制该房屋。故涉案20号房屋应归原告仇某1所有。 对于涉案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虽然在2000年9月15日的赠与协议及2019年6月20日“遗嘱”中，杜书叶夫妇将其赠与给原告，但原告仇某1并未实际取得该处房屋的控制权，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权利发生转移，故可以认定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杜书叶于2019年12月29日就该涉案房屋与沟岔社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视为其撤销了赠与的意思表示，故涉案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归被告杜书叶所有。 对于涉案614号房屋，因原告仇某1未实际取得该处房屋的控制权，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权利发生转移，故可以认定2000年9月15日的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在2019年6月20日“遗嘱”中，杜书叶夫妇将614号房屋赠与给被告仇某2，应视为杜书叶夫妇撤销了将该房屋赠与原告的意思表示，而杜书叶当庭亦表示愿意将该房屋赠与给被告仇某2，故涉案614号房屋归被告仇某2所有。据此判决：一、原告仇某1与仇世德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中关于房产处置部分无效。二、仇世德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拆迁利益归原告仇某1所有。三、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4号）拆迁利益归被告杜书叶所有。四、仇志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3号）拆迁利益归被告仇某2所有。五、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仇某12866元，由被告杜书叶、仇某2各负担717元。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2019年6月20日，仇世德（甲方）与杜书叶（已方）在社区居委会的支持下在沟岔社区书记杨乃国、社区主任郭成军的见证下，订立遗嘱一份，载明：双方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其生育两名子女,儿子仇某1、女儿仇某2。鉴于立遗嘱人年事已高,此时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能自由表达意志,特希望通过遗嘱的方式来处分自己的全部遗产。为避免子女日后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在社区居委会的支持下,特立以下遗嘱。1.甲乙双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栾家沟岔社区20号宅基地房屋一处(房屋四至:南胡同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北大街东胡同仇世高、西栾泽刚赠与给儿子仇某1所有,仇某1自愿接受该房屋。甲乙双方将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2.甲乙双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栾家沟岔社区20号南无门牌号宅基地房屋一处(房屋四至:南仇世连厂房、北胡同20号宅基地房屋、东胡同仇志升、西栾军先)赠与给儿子仇某1所有,仇某1自愿接受该房屋。甲乙双方将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1。3.甲乙双方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栾家沟岔社区614号宅基地房屋一处(房屋四至:南胡同仇世峰、北空地、东仇志珂、西胡同杨乃忠)赠与给女儿仇某2所有,仇某2自愿接受该房屋。甲乙双方将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2,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给仇某2。4.甲乙双方所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栾家沟岔社区20号宅基地房屋、20号南无门牌号××宅基地房屋,三套(12间)房屋社区旧村改造拆迁可分别获得100平方米和80平方米楼房各一处,上述赠与房产拆迁获得的补偿款或者赔偿款,均归甲乙双方所有,与儿子仇某1、女儿仇某2无关。甲乙双方在此明确,社区旧村改造后,儿子仇某1应从拆迁获得的房屋中提供一套80平方米的楼房供甲乙双方居住、使用,女儿仇某2应从拆迁获得的房屋中提供一套80平方米的楼房供甲乙双方出租、收益。儿子仇某1、女儿仇某2在甲乙双方去世时即受领上述房产,并取得该房产的完整所有权,其他任何人不得侵占。5.本遗嘱所处分的房产是立遗嘱人合法取得的,享有完全处分权的个人财产。本遗嘱关于立遗嘱人房产的处理约定具有最高的效力,是立遗嘱人对其房产的最终处理方案,本遗嘱具有不可改变和不可撤销性。自本遗嘱订立之日起立遗嘱人之前或是之后以任何形式作出的涉及到本遗嘱所处分的赠与房产的约定,均不可对抗本遗嘱。6.甲乙双方均同意由儿子仇某1承担赡养甲乙双方的主要义务,仇某1应保证悉心照顾甲乙双方,让甲乙双方安度晚年,甲乙双方的衣、食、住、行、医疗、殡葬等费用均由仇某1承担,女儿仇某2应协助仇某1对甲乙双方进行赡养。两名子女均应履行对甲乙双方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7.甲乙双方百年后(去世)除上述房产之外的遗产,由儿子仇某1负责平均分配给仇某1、仇某2,甲乙双方的丧葬事宜由仇某1负责办理。8.订立本遗嘱时,立遗嘱人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立遗嘱人在此明确,订立本遗嘱期间,立遗嘱人神志清醒且就订立该遗嘱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嘱为立遗嘱人自愿作岀,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的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仇某1、仇某2继承立遗嘱人所有的房产进行干涉。9.如儿子仇某1、女儿仇某2违反本遗嘱的约定,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甲乙双方可随时解除本遗嘱,对本遗嘱约定的赠与财产甲乙双方可另行分配。10.本遗嘱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管辖。11.本遗嘱的监督执行机关为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栾家沟岔社区居民委员会。12.本遗嘱自甲乙双方签字捺印时起生效。本遗嘱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监督执行机关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实际应为赠与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仇世德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和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4号）以及仇志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3号）的拆迁利益应如何予以分割处置。 一审中上诉人仇某1诉请上诉人杜书叶、上诉人仇某2确认其与父亲仇世德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合法有效并确认分家单中所涉房屋及产生的拆迁利益归其所有。上诉人杜书叶、上诉人仇某2以涉案沟岔社区614号房屋和20号甲房屋属于杜书叶与仇世德的夫妻共同财产，沟岔社区20号乙房屋为仇某2出资所建应归仇某2所有以及《分家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法律效力，也从未实际履行等事由予以抗辩。一审法院认定沟岔社区614号房屋、20号房屋建造时上诉人仇某1未成年，涉案房屋不属家庭成员共同用劳动所得建造或添置不应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属仇世德与杜书叶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杜书叶未在“分家单”中签字确认，该“分家单”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赠与继而认定“分家单”中关于房产处置部分应属无效。对于20号房屋，赠与协议签订后仇某1在该房屋内居住，应视为其已接受该赠与协议，并实际控制该房屋。故涉案20号房屋应归仇某1所有。对于涉案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认定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杜书叶就该涉案房屋与沟岔社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视为其撤销了赠与的意思表示，故涉案20号南无门牌号房屋归杜书叶所有。对于涉案614号房屋，因仇某1未实际取得该处房屋的控制权，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权利发生转移，故认定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在2019年6月20日“遗嘱”中，杜书叶夫妇将614号房屋赠与给仇某2，应视为杜书叶夫妇撤销了将该房屋赠与仇某1的意思表示，而杜书叶当庭亦表示愿意将该房屋赠与给仇某2，故涉案614号房屋归仇某2所有。 本院经审查认为，分家析产是对于家庭内部财产的处分，在民间通常采用析产文书的形式将各方的权利义务予以确定。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在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亦即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财产的形成，以家庭成员间的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同时，传统上分家析产发生过程中往往还包括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而现在我国司法实践则明确将赠与法律关系排除在分家析产的案由之外。分家析产涉及对家庭财产的处理，在处理家庭财产纠纷时，应把家庭共有财产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的个人财产严格区分，把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赠与严格区分。具体到本案，由上诉人仇某1所提交的其与仇世德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显示：仇世德与儿子仇青知分家，现有房屋三处各四间，产权归青知。现有世德住权、租权（两处），并对老人赡养费、水费、电费负担等作了约定。一审法院认为614号房屋系1978年占地建造，20号房屋系1988年占地建造，建造时上诉人仇某1、仇某2均未成年。因此涉案房屋不属家庭成员共同用劳动所得建造或添置的房屋，故不应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属仇世德与杜书叶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所涉及“分家单”虽名为“分家单”，但该“分家单”应为赠与的性质。本院对一审法院对该“分家单”定性为赠与性质予以认同。但一审法院关于该“分家单”房产处置部分应属无效的认定不当。本院认为，对于家庭财产的取得和法律适用，应以家庭成员协商为原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从“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对协议进行审查，涉案《分家单》不仅明确了诉争房屋的归属，同时对协议主体分别设定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且已经部分实际履行。本案当事人对该分家单也不存在任何误解，《分家单》的签订也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分家单》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但是2019年6月20日，仇世德（甲方）与杜书叶（已方）在沟岔社区书记杨乃国、社区主任郭成军的见证下，又订立“遗嘱”一份，对涉案仇世德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和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4号）以及仇志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3号）的拆迁利益又重新作了分配处置，并就仇世德、杜书叶与其儿子仇某1和女儿仇某2的赡养义务等的履行作了约定。由于赠与合同是财产所有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一种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在转移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在本案中，由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所涉及的赠与并非经公证、也非系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本案赠与房屋系不动产，故仇世德、杜书叶作为赠与人尚有撤销权。本院认为，2019年6月20日，仇世德与杜书叶订立的所谓“遗嘱”，其法律上 亦并非遗嘱性质。由于遗嘱是在立遗嘱人死亡之后方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的“遗嘱”从订立时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2019年6月20日仇世德与杜书叶订立的所谓“遗嘱”实质应为附义务赠与合同。附义务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以受赠人向赠与人或第三人负担一定义务为条件的赠与合同。其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为《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关于三处房产的赠与合同成立且生效。虽上诉人杜书叶、仇某2抗辩主张上诉人仇某1未有履行相关赡养义务，但一审、二审中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另由2019年6月20日的“遗嘱”订立于《分家单》生效后的第19年以及该“遗嘱”仍给与上诉人仇某1二处房产并继续同意由仇某1履行主要赡养义务的事实来看，也足以证明上诉人仇某1并非未有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综上，本院应予认定2019年6月20日仇世德与杜书叶订立的“遗嘱”的最终法律效力，对2000年9月15日签订的《分家单》所涉及的房产赠与及一审法院对三处房产的分割处置方法均无法再予支持。本院应依法判决：仇世德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4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仇志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3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2所有。 综上所述，上诉人杜书叶、上诉人仇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仇某1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改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4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 二、仇世德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2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 三、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1所有； 四、仇志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第45-003号）拆迁利益归上诉人仇某2所有。 五、驳回上诉人仇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仇某1负担2866.66元，由上诉人仇某2负担1433.33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预收上诉人仇某14300元，由上诉人仇某1负担2866.66元，由上诉人仇某2负担1433.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预收上诉人杜书叶、上诉人仇某24300元，由上诉人杜书叶、上诉人仇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立宁 审判员  魏 文 审判员  毕 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常兵 书记员王璇 书记员肖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