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法定代表人王大民，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倩，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丽，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密军，男，1966年8月3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正林，辽宁不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绪章，辽宁不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大连保税区市场大厦413A/div>法定代表人张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连华，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诉人王密军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行初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原告的货物装卸业务的用工方式采取对外发包的形式。2018年2月至4月，杨向福组织包括第三人等人为原告装卸货物。2018年3月27日，第三人王密军在金州铁路货场卸袋装玉米时摔伤。2018年8月7日，大连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第三人王密军与原告自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3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22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确认原告与第三人王密军不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2月2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28日，第三人王密军向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上述伤害为工伤。当日，被告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第三人于2018年9月28日补正指定医院或医疗机构初次治疗工伤的诊断治疗材料(原件及复印件)。2018年9月6日，第三人再次向被告递交工伤认定申请。当日，被告决定予以受理。同日，被告以“劳动关系未明确，需要司法机关提出处理意见”为由，决定暂时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并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2019年3月26日，被告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为由，决定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并向第三人送达了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2019年3月2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收到通知后十五日内向被告进行举证；逾期不提供举证材料的，视为无异议，被告将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材料及调查核实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在指定限期内没有向被告提供举证材料。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0719015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2018年3月27日，王密军在金州铁路货场卸袋装玉米时摔伤。”决定认为，王密军同志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2019年4月29日和2019年5月7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遂诉至该院。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被告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企业的职工所受事故伤害，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第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被告提供的第三人身份证明和原告公司的登记资料，能够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各自的身份。双方身份明确。2.被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和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自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3月27日不存在劳动关系。3.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和杨向福出具的证明，能证明第三人于2018年3月27日在金州铁路货场卸袋装玉米时摔伤。4.被告提供的诊疗记录，能证明第三人右侧肋骨骨折的事实。综上，被告的证据能够认定第三人于2018年3月27日在金州铁路货场卸袋装玉米时摔伤，但不能证明原告是第三人的用人单位，也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承包及转包的行为。第三，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是第三人的用人单位，不能直接适用该条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因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承包”及“转包”的行为，不能适用该条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因此，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第四，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经过了申请、补正、受理、中止、调查核实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并向各方送达了决定书，这一程序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撤销后，被告应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被告的答辩观点，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和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0719015号工伤认定决定；二、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对第三人王密军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承包”及“转包”行为，故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主要事实证据不足的认定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上诉人受理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后，于2019年3月26日向被上诉人邮寄送达了《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书面告知上诉人自收到通知后15日内向上诉人提供证据，逾期不提供的，视为无异议，上诉人将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材料及调查核实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被上诉人收到上述《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上诉人提供任何证据。此后，上诉人打电话给被上诉人相关人员，但相关人员也拒绝配合调查。而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2018)辽0291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辽02民终834号民事判决书等相关证据可以确认，原审第三人系在从事案外人杨向福承包的被上诉人装卸业务时受伤。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将其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对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对于被上诉人装卸业务是否属于“承包”及“转包”的问题，鉴于该内容属于被上诉人内部业务，在其拒绝配合调查及举证的情况下，上诉人在客观上无法查证，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从另一方面讲，即便上诉人按原审判决对第三人提出的工伤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如被上诉人仍不配合调查也不提供证据，上诉人同样对其是否存在“承包”及“转包”这一情况无法确认，也就难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应就第三人不是工伤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鉴于第三人提供的（2018）辽0291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辽02民终834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被上诉人将其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对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上述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被上诉人对第三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如上诉人以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承包”及“转包”行为，故认定第三人不构成工伤，则导致第三人向案外人杨向福主张雇主赔偿，案外人杨向福将依据上述判决抗辩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第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赔偿，被上诉人也以其不构成工伤进行抗辩。综上，上诉人根据第三人提供的上述生效判决，并结合调查情况，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认定第三人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王密军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将其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杨向福，上诉人是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在从事该业务时因工受伤，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在已生效(2018)辽0291民初4821和(2019)辽02民终834号法律文书确认“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将其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对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为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承包及转包的行为明显是错误的。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事实并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是：一、被上诉人与王密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密军是受杨向福雇佣，事实清楚正确，二上诉人对此均无异议，足以认定。二、被上诉人作为将装卸业务发包给杨向福承揽完成的发包者，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将承包业务转包的情况。被上诉人的粮食装卸业务是自己具有的业务，不是承包他人的装卸业务，不存在转包情况。涉案的装卸粮食业务不是需要专业资质的单位才能承揽的业务，例如建筑工程、勘探、鉴定等，装卸业务并没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什么条件。杨向福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资格承揽被上诉人的装卸业务，不存在非法发包、转包情况，原审判决正确。至于杨向福是否向被上诉人主张抗辩，与本案无关。三、（2018）辽0291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主文是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本院认为中认定的被上诉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二审判决对此并没有确认，并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前提是王密军的受伤为工伤，但经生效判决认定，王密军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并不是工伤。因此，王密军的上诉依据不成立。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认为，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案涉证据可以认定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将其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对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院于2019年2月2日作出的（2019）辽02民终83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辖区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对管辖范围内的用人单位或个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核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原审第三人王密军在金州铁路货场卸袋装玉米时摔伤，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一审的诉辩意见中，对该事实均无异议。由此，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王密军上述情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并由被上诉人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经本院维持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将其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对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被上诉人应对王密军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王密军在金州铁路货场为卸袋装玉米时摔伤，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伤认定条件。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方，应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作出被诉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原审中主张其与王密军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认定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履行了受理、通知举证、调查、送达等程序，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行初6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合计150元，由被上诉人大连源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华审判员  徐建海审判员  胡俊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孙雨宁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