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3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琼芳，女，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涛，男，汉族，系梁琼芳之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金，男，汉族，系梁琼芳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民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西村细岗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神汉，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伟区，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琼芳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民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彩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7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梁琼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梁琼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至2020年4月期间与民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规定，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继续用工按劳务关系处理，未规定达到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继续用工建立何种关系。而最高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中认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未依法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与用人单位的用人关系仍为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确认标准问题的答复》进一步认为“对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为标准”，梁琼芳在民彩公司工作至2020年4月，民彩公司继续聘用已达退休年龄的梁琼芳，梁琼芳未享有退休待遇，故其仍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双方形成的用人关系应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民彩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劳动合同显示，梁琼芳实际入职时间为2012年9月1日。二、梁琼芳达到退休年龄后，双方为劳务关系。梁琼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梁琼芳与民彩公司于2011年2月11日至2020年5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庭审中，梁琼芳表示其自愿负担案件受理费。民彩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一、双方劳动关系起止时间是2014年2月，这从梁琼芳提交的工资银行流水转账可以证明，梁琼芳的工资卡是2014年2月才开立的。二、梁琼芳在2015年8月2日已满退休年龄50岁，此时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此后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三、梁琼芳曾于2020年1月8日申请过离职，民彩公司予以同意。2020年2月底，梁琼芳又申请复工，梁琼芳满退休年龄后复工更应该认定为劳务关系。梁琼芳离职时间是2020年4月，因为工资结算是当月支付上个月工资，梁琼芳没有要求民彩公司支付拖欠薪资，且工资最后付款时间是2020年5月，可以看出梁琼芳在2020年4月后没有为民彩公司提供劳务。四、本案未经过劳动仲裁，程序不合法，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民彩公司是2008年7月1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梁琼芳于2020年5月20日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梁琼芳与民彩公司于2011年2月11日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日，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梁琼芳因其申请仲裁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不符合该会的受理条件，该会决定不予受理。次日，梁琼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上。一审诉讼中，梁琼芳主张其自2011年2月11日入职民彩公司并工作至2020年5月。对此，梁琼芳提交了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梁琼芳的工作证1张。显示编号139，职务注塑，单位B，未显示制作日期。2.梁琼芳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查询交易期间自2014年2月27日至2020年5月20日）。显示2014年2月27日开户，2014年3月至2020年5月期间每月均有“网银转账”存入款项记录。经质证，民彩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庭审中，梁琼芳和民彩公司确认，上述工作证是梁琼芳入职时所发，当月“网银转账”款项是民彩公司向梁琼芳发放的上月工资。但是，民彩公司主张梁琼芳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工作证上的编号在管理上不具有任何意义。民彩公司提交的《辞工申请书》记载，梁琼芳工种“注塑”，申请离职日期2020年1月18日，离职原因“辞工不作”，部门及厂部分别于同日及次日出具同意意见。梁琼芳对《辞工申请书》无异议。但是，梁琼芳主张，其虽提交了该申请，但其实际上没有离职，当时厂长口头承诺其可以继续上班，该辞工申请无效，后其提起劳动仲裁后，民彩公司没有安排其工作，故2020年5月之后民彩公司没有向其发放工资，但双方也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其至今仍在民彩公司处待工等通知。一审庭审中，梁琼芳陈述称，其入职至今只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由民彩公司保管，其没有持有劳动合同，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的工资以现金方式发放，需要签名确认，但签名后工资表由民彩公司收走，其没有收到过工资条，其在民彩公司工作期间在民彩公司附近租房居住，2020年4月之前民彩公司没有开设打卡考勤，其工资执行计件方式，工作时间实行轮班制，其因要求民彩公司补交社保或进行相应补偿而需要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民彩公司确认，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及其没有为梁琼芳购买过社保，但是，民彩公司主张，其找不到劳动合同故无法提交，梁琼芳入职时其已经告知无法为梁琼芳购买社保，梁琼芳同意后才入职。民彩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其员工名册是电子版的，且工厂多有人员进出，员工名册多有修改，因时间久远其无法提供2014年前员工工资发放记录。民彩公司提交的员工电子档花名册显示，梁琼芳在内，名册仅记载员工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国籍。民彩公司提交的显示有梁琼芳签名的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2018年3月和6月除外）注塑计件工资表（B班）和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包装箱计件工资表显示，该期间每月实发工资与上述银行账户发放工资相对应，除2018年1月和2月实发工资对应上述银行账户发放工资时间为2018年3月7日和3月19日外，其余每月实发工资对应上述银行账户发放工资时间均为下一个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对梁琼芳入职时间存在争议，民彩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且双方确认有签订劳动合同，并存在工资签收表的事实，民彩公司理应向一审法院提供梁琼芳入职的证据，但民彩公司未予提供，民彩公司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梁琼芳主张，确认梁琼芳于2011年2月11日入职民彩公司。根据梁琼芳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和民彩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以及双方确认银行转账发放工资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梁琼芳在民彩公司工作至2020年4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之规定，梁琼芳于1965年8月2日出生，其于2015年8月2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依法终止，双方终止劳动合同后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因此，梁琼芳要求确认其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梁琼芳与民彩公司于2011年2月11日至2015年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梁琼芳与广州市民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11日至2015年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梁琼芳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梁琼芳负担。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民彩公司提交一份梁琼芳于2012年9月1日签订的广州市劳动合同文本（简易版），证明梁琼芳的实际入职时间是2012年9月1日。梁琼芳认为，不确认合同的真实性，上面的字迹并非梁琼芳的签名。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对于原审法院认定梁琼芳与民彩公司于2011年2月11日至2015年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确认。虽然民彩公司二审期间主张梁琼芳的入职时间为2012年9月1日，但是民彩公司该陈述与其一审陈述梁琼芳入职时间2014年2月相矛盾，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梁琼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是否与民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梁琼芳于2015年8月2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劳动合同依法终止，之后梁琼芳继续在民彩公司处工作，与民彩公司形成劳务关系，故原审法院对梁琼芳要求确认其与民彩公司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至2020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梁琼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乔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姚菲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