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2民初6026号原告：黄晓文，男，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委托诉讼代理：王星，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杨，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先权，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被告：余峰，男，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再红，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光德，男，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垫江县，现住重庆市涪陵区。第三人：黄小科，男，197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民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5UGWJ41J。原告黄晓文与被告吴先权、余峰、王光德、第三人黄小科、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缺席审理。原告黄晓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张兴杨，被告吴先权，被告余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再红，被告王光德以及第三人黄小科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晓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2、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返还因解除合同协议后未能投产，原告前期购买的加工水渣、铁合金设设备等费用各方确认损失为600000元，并以6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3、请求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因项目生产需要租赁的装载及费用损失80000元及装载机场地存放费用损失15000元，共计9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8日，三被告达成合伙协议，共同投资生产经营位于涪陵区清溪镇与重庆大朗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朗公司）水渣洗选项目，原告委托弟弟第三人黄小科与三被告的代表吴先权签订了《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约定原告提供劳务包括购进投产设施设备，该项目的厂区土建工程、配电系统、航车、机器设备均到位，已经具备生产条件。根据《水渣洗选合伙人协议》约定，被告余峰负责废料水渣收购及与大朗公司洽谈好水渣资源提供的问题，大朗公司明确表示不会提供铁合金废渣给三被告，导致三被告合伙项目终止，原告在此期间多次找到三被告协商，要求退还投产前支付的各项费用，但一直未能谈好。2019年11月6日，原告与三被告达成《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确定原告购买设备的损失金额为60万元。另外，因项目生产需要租赁转载机运送废料水渣，导致原告产生租赁等损失共计95000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被告吴先权辩称，我们三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并约定好各自的分工，其中我本人负责资金，被告余峰负责材料来源，被告王光德负责技术设备安装。在这期间，我们把厂房建立好后，由于原材料不能到位，导致无法生产，不能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就产生了纠纷，在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中明确约定了，谁造成的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同时该协议上也明确了铲车的设备费用包含在60万元费用当中，因此对于铲车的租赁费用及场地存放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另外，我本人也是受害方，我和原告属于投资方，从实际情况来看，是因为我们的材料不能到位导致合同不能实际履约，才造成原告的损失；从合同来说，原告应自行承担损失。被告余峰辩称，1、我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我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涉案合同也不是我与原告签订的。2、原告主张的损失60万元，应当提交相关票据予以佐证；由于双方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故该利息不应当支付；对于原告主张的租金8万元、场地存放损失15000元的问题，需原告证实确系被告原因导致的相关损失。3、根据三被告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协议的约定，谁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就应当是谁承担责任。综上，我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被告王光德辩称，确实是我们三被告合伙建立了水渣洗选厂，我是技术入股，被告吴先权负责资金，被告余峰负责原材料的来源，但是等到我们把厂建好后，原材料确出了问题，没有原材料的供应，我们厂就无法生产。后来，等了一段时间，租金等损失不断扩大，于是三被告就商量着拆除合伙的问题。对于原告租的铲车问题，当时协商好是由原告支付蔡伟2万元，但系因原告自己没有履行，才导致95000元的损失，对于该部分责任不应当由我承担。第三人黄小科述称，我是替我哥哥黄晓文签订涉案的劳务合同，当时由于我哥哥黄晓文在内蒙无法回来，才由我代替原告签订的，而且其他的投资等都是原告投资的。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述称，1、我司并未委托被告吴先权与第三人黄小科签订劳务合同，被告吴先权不是我司人员。2、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三被告三人合伙清溪大朗水洗选渣项目，大朗公司需要再与有资质的公司签订洗渣合同，因此三被告才找到我司准备挂靠到我司与大朗公司签订合同。我司同意挂靠，但是要求三被告在项目落实和建成后再与我司签订挂靠合同，后来我司才得知三被告为了尽快落实水洗选渣项目，将厂已建成，但因无材料来源项目落空，实际上我司从未与原告或第三人黄小科签订过任何合同，也未与大朗公司签订过洗渣合同，更没有与三被告签订过挂靠合同。3、三被告与第三人黄小科签订的劳务合同，是三被告的行为，与我司无关，我司并不清楚该劳务合同，也没有签字盖章，我司与该劳务合同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2、水渣洗选合伙人协议；3、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4、装载机租赁合同书；5、（2020）渝0102民初375号民事判决书、（2020）渝03民终672号民事调解书；6、证明；7、授权委托书及黄小科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吴先权提交了如下证据：1、水渣洗选合伙人协议；2、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被告王光德提交了如下证据：1、黄晓文出具的证明、吴先权出具的说明；2、现场照片截图。被告余峰、第三人黄小科、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10日，原告给第三人黄小科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因与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吴先权、余峰、王光德签订劳务合同，委托因重要事务无法本人签订合同，现委托黄小科与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吴先权、余峰、王光德签订劳务合同，委托人认可受托人黄小科签字盖章的行为，其代为签订合同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黄小科签字盖章的行为即委托人的行为，是委托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生效后，受托人黄小科签字盖章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黄晓文承担。”2019年6月22日，第三人黄小科（作为乙方）、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该合同尾部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由被告吴先权签字确认，但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该劳务合同约定，甲方就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承包给乙方，项目特征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项目地点涪陵区清溪镇；甲方负责加工原料运送至乙方加工现场，加工、洗选后的废渣并及时运走，保证乙方正常生产等；加工洗选设备设施均由乙方自行负责，并满足甲方生产要求（即跳汰、打砂机、装载机及其他所有配套设施等）；劳务费价格按照洗选合格的铁合金量进行结算，单价按1400元/吨计价，其余不再计算费用；劳务费价格所包含的内容为设施设备费用、水电费用、设备维护维修费用、人工工资、劳保用品、装车、工人生活费等的一切费用等内容。2019年6月28日，三被告签订《水渣洗选合伙人协议》约定，项目地点涪陵区清溪镇；项目特征由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与大朗公司签订水渣采购合同；被告吴先权负责该项目的全面主管工作，对人员、财务、业务洽商、生产经营等全面负责，并协助被告余峰、王光德处理日常事务；被告余峰负责废料水渣的收购，与大朗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确保我方生产需要，满足我方日生产量所需的废料回收到位，并协助被告吴先权日常业务洽商工作；被告王光德负责该项目所有的机械设备、设施的进场安装，调试工作，保证本协议签订之日30天内完成所有的场平、设备设施的安装调试等工作，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30天内正常投入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全面负责生产工艺、质量、安全等工作，保证铁合金回收率在1.2%以上，质量达到63个品味及以上，并协助被告吴先权业务洽商及销售工作；本项目被告吴先权预计资金500万元，占50%股权；被告余峰用资源平台入股占30%股权；被告王光德技术入股占20%股权等内容。2019年11月6日，三被告签订《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约定，拆除原因为由于该项目厂区建设完成后铁合金废渣供应不能到位，大朗公司已明确告知三被告，铁合金废渣不会供应，导致三被告无法生产经营，为了控制更大的经济损失，如厂房租赁费、变压器电损费及其他的相应费用等每月高达近60000元，故经三被告共同协商，决定对安装完毕的设施设备进行拆除，并恢复租赁场地交还出租方；经三被告共同审核确认，原告设备及其他相应的费用总额为769692.60元，但其中原告个人购买的车辆、投资利息、铲车租赁、工资等属于承包范围内，不应予计算，最终协商确认金额为60万元（由原告出资）；该项目总投资为1871521元，其中被告吴先权投资1271521元，原告出资60万元；由于该项目建设完成后无材料进场生产经营，导致造成经济损失，其责任由相应当事人承担或三被告协商解决等内容。该决议的尾部，被告吴先权、王光德、余峰均签字按印，其中被告吴先权另写“属实”，被告余峰另写“具体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费用见相关协议和正规发票才能入账”。同日，原告在该决议尾部的左边签字按印并写上“情况属实”。事后，原、被告针对款项问题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吴先权均认可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系与被告吴先权签订，与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无关联。另查明，2019年7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蔡友玮签订《装载机租赁合同书》约定，原告因与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需要租用蔡友玮的装载机，租赁机械型号及数量为50装载机三台等内容。2019年7月27日，案外人蔡友玮按照要求将50装载机三台送到原告指定的地点，并将装载机及钥匙交付给原告。2019年11月27日，经原告与案外人蔡友玮协商，原告同意补偿蔡友玮20000元，并解除合同。嗣后，由于原告既未向蔡友玮支付补偿款20000元，又未将50装载机二台交还给蔡友玮，蔡友玮遂于2020年1月13日以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原告诉至本院。2020年3月31日，本院针对该案作出（2020）渝0102民初3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返还蔡友玮50装载机二台，并支付蔡友玮2019年11月27日前的装载机补偿款2万元，同时判决原告支付蔡友玮从2019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返还50装载机二台时止按每月22666元计算的租金等。原告不服该判决，遂提起上诉。2020年7月3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该上诉案作出（2020）渝03民终672号民事调解书，由原告支付蔡友玮装载机补偿款8万元，并应于2020年8月10日之前支付装载机存放地费用15000元等内容。本院认为，虽然《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抬头的甲方处填写的是第三人重庆市朝赛金属废料回收有限公司，乙方处填写的是第三人黄小科，但是通过分析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发现，原告与被告吴先权均认可该合同的当事人为被告吴先权与第三人黄小科，但因第三人黄小科系接受原告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吴先权签订的该合同，且原告与第三人黄小科在本案中已向被告吴先权披露了双方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应直接约束原告与被告吴先权。由于该劳务合同涉及的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项目因原料问题已实际无法进行，致使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原告据此要求解除该《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要求三被告返还6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通过分析三被告签订的《水渣洗选合伙人协议》和《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可以发现，涉案项目系三被告合伙投资，且三方在解除合伙关系时也确认涉案项目无法实际运行并非因原告的原因导致，而是三被告无法提供原料所致，同时三被告在2019年11月6日已确认原告为涉案项目实际投入60万元，原告亦对此予以认可，也就是说三被告合伙的涉案项目对外尚欠的合伙债务为60万元，由于原告与被告吴先权签订的《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亦被依法解除，因此原告现主张要求三被告连带返还该60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9年1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装载机费用80000元以及装载机场地存放费用15000元的问题，由于《解除合伙协议及拆场决议》中已确认原告为涉案项目实际投入60万元，铲车租赁等费用属于承包范围，不应计算，原告对此也予以确认，同时结合原告与案外人蔡友玮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纠纷发生原因可以发现，装载机费用的扩大以及场地存放费用的产生均系原告自身的违约行为所导致，而且原告现也并未提供证据佐证上述费用的扩大及产生系因三被告的原因所致，故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被告吴先权与第三人黄小科于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铁合金水渣加工洗选劳务合同》；二、被告吴先权、余峰、王光德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返还原告黄晓文60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9年1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三、驳回原告黄晓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0元，减半收取5375元，由原告黄晓文负担735元，由被告吴先权、余峰、王光德连带负担46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王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