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0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甄国安，男，1936年4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甄红跃，男，1957年4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普，北京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生，男，1952年11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加炎，男，1981年9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加荣，男，1986年9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建，北京孔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甄国安、甄红跃因与被上诉人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2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甄国安、甄红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普、被上诉人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甄国安、甄红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的起诉。事实和理由：1.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号楼×单元×××室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北京市澳洋塑料化工总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公司）或李某，不能据此认定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是×××号房屋的权利人。2.所谓“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无租借手续证明房屋是李某借与甄国安居住，依据“遗嘱”要求腾退没有依据。3.×××号房屋是甄国安1996年和李某通过口头协议花5万元购买，出于信任没有写收据，甄国安不是借住。4.原审不能公正审理，程序错误，甄红跃为照顾甄国安身体与甄国安共同居住在×××号房屋，提出腾房请求时甄红跃已经与甄国安搬到他处居住，诉讼请求不应针对甄红跃。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坚持其在原审法院诉讼中的意见，未提出上诉。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甄国安、甄红跃将×××号房屋内物品清空，将房屋腾退给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2.请求法院判令甄国安、甄红跃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200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的占用费，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2011年1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的占用费，暂计10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甄国安、甄红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明生与李某（于2017年12月5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其生育两名子女，杨加炎为长子，杨加荣为次子。甄国安与甄红跃系父子关系。澳洋公司成立于1983年8月2日，公司投资人为怀柔县怀柔镇东大街、杨明生和杨某，该公司原为怀柔区怀柔镇东大街企业总公司的下属企业。杨明生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投资人，李某系该公司经理。1992年“北京市怀柔县塑料制品厂”申请变更名称为“澳洋公司”。1999年1月25日，北京东信实业集团公司为“澳洋公司”出具了书面申请，其中显示原我公司下属企业“澳洋公司”通过重组转制，现已成为杨明生个人企业，我公司只租给“澳洋公司”土地20亩。每亩每年3000元，实属租赁关系。同年4月7日，北京东信实业集团公司表示对于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公司，一律要名实相符，改变为有限责任公司并郑重声明自即日起终止与“澳洋公司”的主管部门关系。澳洋公司于1999年12月被吊销营业执照。1993年，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东大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大街村委会）牵头开发府前街×号楼，在房屋建成后，村委会将其中六套房屋出售给澳洋公司，其中包含本案×××号房屋。甄国安于1994年以借用方式入住该房屋。后由甄国安之子甄红跃居住。李某于2017年12月去世。李某去世前留有遗嘱，遗嘱写明×××号房屋继续借给甄国安本人使用直至其去世，如果发现存在转让转租转借则有权收回。杨明生表示在李某去世后曾于2019年2月将遗嘱交给甄国安看并要求其腾房。2019年2月至6月，杨明生与甄国安、甄红跃就如何解决房屋腾退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沟通，但协商未果。2019年10月16日，澳洋公司起诉至怀柔区人民法院。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作出判决：甄国安和甄红跃将×××号房屋腾退给澳洋公司；自2019年3月1日开始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甄国安、甄红跃按每月2000元标准给付澳洋公司房屋占用费并驳回澳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因甄国安、甄红跃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甄国安、甄红跃的上诉理由为“依据澳洋公司的证据应认定在澳洋公司购房后已将房屋处分给了李某，澳洋公司不再是房屋权利人”和“李某所立遗嘱及李某丈夫在遗嘱上签名确认同意的行为表明澳洋公司认可诉争房屋在1994年归李某所有的事实，李某去世后，该房屋的权利人应认定为杨加荣而非澳洋公司”等内容。三中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写明：澳洋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83年8月2日，公司投资人为怀柔县怀柔镇东大街、杨某和杨明生。三中院认为现澳洋公司在本案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的《证明材料》、李某的遗嘱及关于腾退×××号房屋的沟通短信及录音材料不足以证明澳洋公司系×××号房屋的权利主体，不能证明澳洋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其不属于本案适格原告，故依法作出民事裁定：1.撤销了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6民初8515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了澳洋公司的起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澳洋公司档案证明杨明生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名为集体企业实为个人投资经营企业。2.1993年3月18日的营业部存款凭证（复印件）显示东兴企业公司存到北京市怀柔县农村信用联社楼房款133249.70元、1993年3月18日的北京市农林牧副渔业专用发票（复印件）中付款单位塑料厂名称为楼房款133249.70元、1992年8月31日的北京市服务业专用发票（复印件）中显示付款单位塑料总公司项目为购房款225000元。该票据证明×××号房屋是澳洋公司从东大街村委会购买，票头东兴企业公司是东大街的村办企业。3.原东大街村书记钟某、村委会主任张某和企业总公司总经理李某1出具的关于北京澳洋塑料化工总公司购买东大街村委会开发的府前街×号楼6套房产的证明。4.杨明生与甄红跃的短信记录，短信显示杨明生在2019年2月23日开始要求甄国安、甄红跃腾退房屋，双方就房屋使用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5.2017年12月1日李某的遗嘱，遗嘱内容为：“（1）我死后该房屋继续借给甄科长本人居住，甄科长去世后此房收回，由我次子杨加荣继承。（2）此房只限甄科长居住，不得转让、转租、转借，如发现此类行为，杨加荣有权立即收回自行处理”。6.杨明生与甄红跃的短信记录证明杨明生收房而甄红跃拒绝腾房及2019年6月9日杨明生之子杨加炎与甄红跃等人电话沟通记录、电子数据存证证明。电话中甄红跃认可房屋是李某购买借给甄国安使用并表示同意出价购买该房屋但价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7.（2019）京0116民初8515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京03民终4771号民事裁定书。甄国安、甄红跃对上述除第7份证据以外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其在第一次开庭时对于其他证据不持异议。甄国安、甄红跃提交了以下证据：1.电费发票、供热费发票、用气合同等证明甄国安从九十年代至2016年一直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物权，进行水电暖气费用交纳。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认为办理生活上水电暖不能证明享有物权、应当提供买卖合同等材料，2016年8月2日的农商行客户记录单有甄红跃签字证明甄红跃在×××号房屋居住是实际使用人。2.×××号房屋邻居刘某、吕某的书证证明从九十年代开始甄国安在×××号房屋居住。3.2019年8月23日甄国安的邻居范某、杨某1的书证证明2019年春节前甄国安和甄红跃搬到北宅居住。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认可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理由是证人没有出庭作证。4.证人贾某证明她在1993年到2000年期间是甄国安的司机，在1996年5、6月份，甄国安让她开车到怀柔斜街处的塑料厂给李某送了5万元房款；证人张某出庭证明，她在下元市场经营烟酒批发生意，每月流水约1万元，1996年5月甄国安从她这儿借了1万元用于买房，是房屋所有权人。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认可其证明目的。5.甄红跃于1995年5月12日收到光明东后街×号平房一所卖房款18000元的收条、甄红跃的单位证明其曾用名为甄红耀等书证。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认可该证据。另查明，经与东大街村委会工作人员调查，怀柔区东大街在澳洋公司没有出资，也不是出资人，之所以企业是集体所有制因当时挂在集体名下为了方便办事，澳洋公司实际是杨明生的个人企业。当时交付包括×××号房屋在内的6套楼房款的两个企业和东大街村没有关系，他们是杨明生的个人企业。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认可东大街村委会工作人员猜测甄国安与澳洋公司之间的关系。甄国安、甄红跃认可谈话过程，但对杨明生的企业与村里的关系等内容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号房屋系澳洋公司从东大街村委会购买，澳洋公司将该房屋分配给李某居住并无不当，故李某在世时系×××号房屋使用权利人。甄国安、甄红跃的上诉理由亦认可根据澳洋公司的证据应认定在澳洋公司购房后已将房屋处分给了李某，李某去世后，该房屋的权利人应认定为杨加荣而非澳洋公司。该理由与甄国安、甄红跃辩称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房屋所有权人相互矛盾。故法院对甄国安、甄红跃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甄红跃自认其于2017年4月后于×××号房屋处居住，故对其陈述主体不适格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甄国安、甄红跃主张房屋已由甄国安从李某处购买，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认可，甄国安、甄红跃虽然提交了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购房款支付过程，但房屋作为生活中重大的不动产，双方买卖房屋既未签订书面合同、甄国安、甄红跃亦未能提供交款收据及相关存取款记录等确凿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双方在2019年2月至6月的沟通过程中，甄国安、甄红跃曾表示愿意出钱购买，甄国安亦同意按李某的遗嘱处理，即继续借用至其去世。为此，法院认为甄国安、甄红跃主张已购买了上述房屋证据不足，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号房屋系澳洋公司负责人李某出面借用给甄国安居住，双方未约定使用期限，亦未对相关费用进行约定，故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要求甄国安、甄红跃自2000年开始支付房屋占用费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查明事实，澳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9年2月下旬开始便要求甄国安、甄红跃腾退房屋，但甄国安、甄红跃至今未予以腾退，故自2019年3月开始对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主张的房屋占用费法院予以支持，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主张要求按每月2000元计算，参照×××号房屋所在地区的租金标准，其主张的金额合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甄国安、甄红跃将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号楼×单元×××室腾退给杨明生、杨加炎和杨加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执行）；二、自2019年3月1日开始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甄国安、甄红跃按每月2000元标准给付杨明生、杨加炎和杨加荣房屋占用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执行）；三、驳回杨明生、杨加炎和杨加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双方对甄国安占有×××号房屋没有异议，主要争议的是甄国安、甄红跃是否应当将×××号房屋腾退给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是否有权要求腾退的问题。首先，（2020）京03民终4771号民事裁定查明“2017年8月15日的证明材料显示……澳洋公司以全款方式支付（×××号房屋的）购房款，房屋所有权归属澳洋公司董事长杨明生及其夫人李某所有。2017年12月1日李某遗嘱载明×单元×××号房屋所有权归属李某名下”。其次，在（2020）京03民终4771号案件中，甄国安、甄红跃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中明确表示“依据澳洋公司的证据应认定，在澳洋公司购房后已将房屋处分给了李某，澳洋公司不再是房屋权利人”“若李某所谓遗嘱成立……李某去世后，该房屋的权利人应认定为杨加荣而非澳洋公司”，已经生效的裁定明确了诉讼主体，故甄国安、甄红跃认为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具备原告资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是甄国安、甄红跃应否腾退×××号房屋的问题。首先，×××号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甄国安、甄红跃主张虽占有×××号房屋系向李某借住，但之后已经从李某处购买了×××号房屋；现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不认可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主张甄国安一直借住×××号房屋，对此，甄国安、甄红跃应就其主张双方为买卖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甄国安、甄红跃在诉讼中并未提供双方签订有买卖协议。其次，甄国安、甄红跃虽主张双方为口头买卖协议，但其在诉讼中并未提供支付购房款等履行买卖协议的证据，故甄国安、甄红跃主张的买卖关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在甄国安、甄红跃主张的买卖关系不能成立的情况下，甄国安、甄红跃继续占有×××号房屋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判决其腾退×××号房屋，并无不妥。三是甄红跃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甄国安、甄红跃提交的2016年8月2日交纳×××号房屋电费的银行客户业务确认书中，客户确认处是甄红跃签字，且诉讼前双方就×××号房屋事宜沟通协商的过程中，甄红跃也出面与杨明生、杨加炎、杨加荣沟通协商等，另外，甄红跃也认可其曾在2017年4月退休后为照顾甄国安居住在×××号房屋至2019年春节前搬走。综合考虑，原审法院判决甄红跃腾退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甄国安、甄红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元，由甄国安、甄红跃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解学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佳 丽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