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19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淑蓉，女，195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思宇，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勇，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汇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检长、刘梦，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明明，男，199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上诉人吴淑蓉因与被上诉人彭勇、夏明明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20）赣0403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淑蓉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彭勇在减资10395000元，夏明明在减资7605000元范围内连带向吴淑蓉支付本金1330000元以及利息。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在减资过程中未有效通知债权人，本案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彭勇辩称：被上诉人的减资已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上诉人主张赔偿已过法定时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规定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吴淑蓉向一审法院请求：请求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本金133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2月27日，汤少维委托吴财安向九江衡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达公司）转账300000元，2012年2月22日，汤少维委托吴建国向衡达公司转账690000元，2012件2月20日，汤少维委托余定勤向衡达公司转账240000元，2012年12月18日，汤少维委托余定勤向被告彭勇汇款100000元。2012年2月27日，衡达公司向汤少维出具收条一份，注明：借款壹佰叁拾叁万元整，交款人汤维。2019年9月3日，汤少维与原告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移给原告，并通知了衡达公司。衡达公司后未还款，原告即向法院提起对衡达公司的诉讼，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赣0403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判决：衡达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返还借款13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20年5月6日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查明衡达公司名下位于九江市，已予以查封，因上述房产已有另案查封，属轮侯查封，暂无法处置，未查到衡达公司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遂于2020年7月9日作出（2020）赣0403执6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另查明，衡达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14日，原名称为“九江恒达金属精密加工有限公司”，2010年6月8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名称，公司实收资本由1000000元变更为2000000元，为董学松1100000元，占比55%，钟志红900000元，占比15%。2011年8月17日，法定代表人由董学松变更为被告彭勇。2012年10月25日，法定代表人又由被告彭勇变更为刘永祥。2013年4月2日，公司实收资本由2000000元变更为22000000元，为刘永祥出资9000000元，占40.91%，钟志红出资900000元，占比4.0909%，董学松出资12100000元，占55%。2015年4月13日，衡达公司在九江日报第四版中缝中刊登减资公告，载明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金，由22000000元减至4000000元。2015年5月5日，衡达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刘永祥变更为被告彭勇，投资人股权变更为夏明明出资9000000元，占40.9091%，彭勇出资12100000元，占55%，钟志红出资及占比不变。2015年5月25日，衡达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表决注册资本减资议题，会议作出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22000000元减少到4000000元，股东的出资调整为被告彭勇出资1705000元，占比42.625%，被告夏明明出资1395000元，占比34.875%，股东钟志红出资仍为900000元，占比为22.5%。2015年6月2日，衡达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办理登记手续，将上述减资及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从以上规定可知，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属于公司的财产，股东负有在出资范围内维持公司资本充足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虽可以减少注册资本，但对于减资设置了特别的要求，即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并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视情形可以选择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公司如未履行编制减资时的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并将相关资产、负债、财产等相关情况全面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债权人即无法了解减资对其债权的实质影响，侵害了债权人基于公司资本充足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因公司的减资系按股东会决议而为，减资的股东基于维持原有资本充足的责任，应对减资程序存在瑕疵给债权人带来的损害在减少资本的数额内就公司无法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实质为损害赔偿关系。本案中，衡达公司只已公告方式通知拟进行减资，且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全面告知相关财务信息的义务，损害了案涉债权原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本应承担相应责任，但衡达公司对减资在媒体上进行公告后，已向登记机关办理了核准变更登记手续，资本变动情况即已向社会进行公示，债权人自变更登记之日起应视为已知其权利受损，按照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其应在两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而其在时隔五年后才以减资存在瑕疵为由起诉两被告直接清偿公司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故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淑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70元，减半收取838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385元，由原告吴淑蓉负担。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衡达公司2015年减资时，未通知涉案债权的债权人。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衡达公司在减资时未通知债权人或对涉案债权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人，减资程序不合法，已经严重危及到涉案债权。两被上诉人作为衡达公司股东做出了减资的股东会决议，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降低了衡达公司的偿债能力。其减资决议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效果，应对衡达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即彭勇在减资10395000元，夏明明在减资7605000元范围内对衡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该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衡达公司公司的减资行为未对已知债权人进行通知，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依据上述法律，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吴淑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20）赣0403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吴淑蓉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彭勇在减资10395000元、夏明明在减资7605000元范围内对(2019)赣0403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九江衡达实业有限公司欠上诉人吴淑蓉的1330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3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9元，共计30794元，由被上诉人彭勇、夏明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柳军审判员  单伶俐审判员  李 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