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4民终20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洪光，男，198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上诉人父亲)，男，196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抚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旭辉，男，197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上诉人马洪光因与被上诉人翟旭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20）辽0411民初132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马洪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裁定书；2、依法查清事实判令被上诉人翟旭辉偿还上诉人人民币50000元及利息；3、案件的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翟旭辉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债务关系及经过混淆，裁定不合理，缺乏依据，存在不公平性，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马洪光与被上诉人翟旭辉是多年的朋友关系，2013年9月30日被上诉人翟旭辉因个人原因向上诉人马洪光借款人民币伍万元整（小计50000元），并有被上诉人翟旭辉的借条和收条为证。当时被上诉人翟旭辉央求上诉人马洪光不要将这笔借款事宜告诉他的妻子，并在借条中明确承诺还款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在上诉人马洪光多次催要未果情况下于2019年11月向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顺城区人民法院以重复诉讼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顺城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提出，本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基础证据是2013年9月30日被告出具的金额伍万元的《借条》和《收条》，已经经过望花区人民法院和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且判决已生效。原告再次凭借此《借条》和《收条》向本院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受理原则故驳回了诉讼请求。但事实情况与顺城区人民法院的裁定大相径庭。首先，本次诉讼的《借条》和《收条》是原告马洪光与被告翟晓辉之间存在的独立借贷纠纷，是双方第一次发生的借贷关系，而不存在原判决裁定所说的“以继续用钱为由”。在上次在望花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诉讼人马洪光考虑到与被诉讼人翟旭辉是多年的朋友关系，同时多次央求这笔借款事宜不要告诉他的妻子，而且被告人翟晓辉的妻子也以被告人的身份出庭。所以在原告在诉讼中从未提起过此《借条》和《收条》。因此本次诉讼的债务纠纷不涉及其他的经济往来，与原望花区人民法院的裁定没有任何关联，进而更不存在重复诉讼问题。其次，在中法二审过程中，我们在被上诉人翟晓辉在一审中债务问题的表现恶劣态度上而深感心寒的情况下，无奈的出具了此《借条》和《收条》，但是中法并没有予以采纳。中法认为，二审期间上诉人马洪光虽提交了伍万元借条，但与其主张的事实不符，且翟晓辉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第三，顺城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提到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对借款经过陈述多处不一致，且无资金来源或其他支付凭证，借款真实性存疑。事实上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对借款的资金来源及过程表述的非常完整，且真实可靠。第四，关于本次提供的《借条》和《收条》，被上诉人翟晓辉在顺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中均已经认可，表示此项借款与上次诉讼中的债务是两笔钱，并表示承认确实欠原告马洪光的钱。但令我们不解的是顺城区人民法院为什么把两笔不相干的债务混为一谈，使案件变的如此复杂。翟旭辉辩称，同意一审裁定。马洪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欠款50000元及自2013年9月30日至2020年4月27日止，按银行五年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我与被告是多年朋友。2013年9月30日，被告以继续用钱为由向我借50000元，还款日期2014年9月30日，没有约定利息，被告出具了借条和收条。被告到现在一直不还款，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当事人重复起诉，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基础证据是2013年9月30日被告出具的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和《收条》，原告在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及其配偶王丹民间借贷纠纷，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404民初144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告“经本庭反复询问其仍不能陈述清楚借给翟旭辉的具体金额，其向法庭提供的借款同时期的银行取款记录亦与其主张的‘十多万’相差较大。……本院对马洪光、翟旭辉双方之间真实的借款数额产生了合理怀疑，无法排除翟旭辉在录音中认可的欠款数额确实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的可能性”，判决驳回原告马洪光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9)辽04民终1423号马洪光上诉一案的过程中，原告将2013年9月30日被告出具的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和《收条》提交法院作为证据。经法庭询问，原告称“现在以二审中提交的翟旭辉写的欠条为准，不以一审时王丹写的欠条为准。”即表示在该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该案原告主张是以此《借条》、《收条》为准。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以“与起诉主张事实不符，且翟旭辉不予认可，未予采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外，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三案五次庭审中，对借款经过陈述多处不一致，且无资金来源或其他支付凭证，借款真实性存疑。综上，本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2013年9月30日被告出具的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收条》，已经经过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一审和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判决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原告再凭此《借条》、《收条》，转而向本院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应予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马洪光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退还原告马洪光。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马洪光提交户口证明其孩子出生日期，以及上诉人母亲宋春芳名下抚顺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从2013年7月至2013年9月期间该银行卡取款合计49000元；因为孩子出生，宋春芳将49000元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将父母给的钱凑成5万元借给被上诉人，此为案涉5万元借款的来源。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我只收到了上诉人借给我的4万元，后上诉人管我要钱，我带上诉人一起到李景泉的修配厂，李景泉给上诉人拿了4万元，因此不长时间我就还给上诉人5万元，上诉人把这笔钱存入他父亲名下中国银行或工商银行的卡里。李景泉给我出具了我还欠款2万元收条，证明我向李景泉借款偿还了上诉人案涉借款。上诉人否认收到被上诉人5万元还款，也否认其父亲名下有中国银行或工商银行卡，声称其父亲只有一张农业银行的信用卡；李景泉这个人我是认识，大约是2013年12月左右我急用钱，我让被上诉人帮忙找一个pos机用我的信用卡或我父亲的信用卡刷4万元，后我还给银行了，此笔4万元以及李景泉的收条与本案借款均无关。双方围绕着被上诉人在取得案涉借款后是否偿还了借款争议，被上诉人主张借款后不久就偿还了案涉这笔借款，偿还的方式是存到了上诉人马洪光父亲马立名下的信用卡中，记忆中可能是马立在中国银行或者工商银行的卡。本院从银行调取马立名下银行卡的信息，现查明马立没有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信用卡。根据上诉人马洪光申请，本院调取了马洪光父亲马立名下农业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明细载：2013年12月11日该卡消费40000万元，消费商户号是0753….5015，交易地点是望花区领驭汽车修配厂；2014年1月14日，该卡还款40000元。上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这4万元是马洪光拿他父亲马立信用卡套现4万元给我，我于2014年1月14日给上诉人又还他这笔4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案涉5万元借款与生效判决认定借贷纠纷是否是同一纠纷？二、被上诉人是否已偿还了上诉人案涉借款？关于焦点一，本案第一次庭审（2020年11月2日）中，被上诉人认可案涉5万元借款与生效判决处理的借款纠纷是二笔钱，上诉人也坚持认为这是二笔借贷关系，故一审认定本案与生效判决处理的借贷纠纷属于重复诉讼依据不足。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认可收到上诉人给付其4万元借款，但是其给上诉人出具了5万元借条，并且其已偿还了上诉人案涉借款。上诉人坚决否认收到被上诉人偿还案涉借款的事实。经本院审查，针对案件关键事实，被上诉人几次庭审陈述不一致，且与银行查询结果不一致。被上诉人第一次庭审（2020年11月2日）中陈述“我先给上诉人打的2013年9月30日5万元的借条，打完借条后我陆续还款，一直还到2017年，”“案涉5万元借条是4万元本金加上1万元利息，我打的是5万元条。”第二次庭审（2020年11月13日）中被上诉人陈述“我只收到了4万元借款，也就10多天我就还给上诉人5万元。李景泉给上诉人拿的4万元，时间是10月初。上诉人接到5万元还款后当天存入其父亲中国银行或工商银行的卡中。”经本院向银行查询，上诉人父亲马立没有中国银行或者工商银行的卡，马立名下农业银行信用卡显示“2013年12月11日该卡消费40000万元，消费商户号是0753….5015，交易地点是望花区领驭汽车修配厂；2014年1月14日，该卡还款4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20）辽0411民初132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指令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李依桐审判员 李 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