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0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丰，男，196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嘉慧，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侯家支行，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侯家镇广安路**。负责人：沙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志磊，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卫平，男，196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润杰，威海文登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新丰、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侯家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侯家支行）因与原审第三人王卫平银行结算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侯家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由刘新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刘新丰诉请的94万元款项是由刘新丰账户转账支付至第三人王卫平账户，款项是有资金流向的。假设该款项有纠纷，刘新丰也应当向第三人王卫平主张权利，而不应当向农商行侯家支行主张权利，且刘新丰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案涉款项的存折一直在刘新丰手中保管，存折上也有94万元款项的转账记录，其不可能不知道这94万元款项转账的情况。而且，转账发生在2009年7月24日，94万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刘新丰陈述对该笔款项的转账情况不知情，这与事实和常理明显不符。综上所述，请求依法公正判决。刘新丰辩称，第一，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且根据刘新丰与农商行之间的贷款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提款时借款人已填妥有关借款凭证，并根据贷款人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文件，由此从刘新丰账户提款时农商行应审核是否是刘新丰本人填写了相关凭证，核定材料真实完整后才能转款。而本案中刘新丰一审中提交的鉴定书和银监局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农商行显然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核义务，发放涉案的该笔贷款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由此给刘新丰带来的损失农商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刘新丰此次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在刘新丰与农商行的银行结算合同关系中，农商行显然处于优势地位，相关的资料保存提取均由农商行操作，所以刘新丰很难发现自己的账目存在问题，且普通人也难以想到银行部门会搞错存取记录，更不会想到会伪造客户签名支取款项。所以刘新丰在调取了相关凭证并进行笔迹鉴定后，才发现自己的财产受到了侵害，起诉时效应自鉴定书作出之日起即2019年1月份开始起算。王卫平述称，同意上诉人农商行侯家支行的上诉意见。第一，涉案款项转账存折在刘新丰手中持有，刘新丰作为此存折的持有人有妥善保管的义务，相应风险应由持有人承担。第二，造成转账凭条上的签字与刘新丰贷款合同上的签字不一致的原因有多种，如刘新丰故意找与自己长相相似的人冒充本人签字，又如刘新丰故意书写不一样的笔迹，或其本身签字就存在不同的书写规律，字迹不存在鉴定基础等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农商行工作人员审查不严或违规操作，但恰恰最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存折在刘新丰手中持有，本案所涉转出款项的记录赫然打印在存折上即表示办理该笔业务时，存折就在办理现场，如果不是本人或本人受托之人操作怎么可能转出该款项，如果非本人意愿造成存折脱离管控，那么刘新丰当时最应采取的救济措施是报警或挂失，但刘新丰并未这样做，且最终存折一直在刘新丰手中，可以说明存折一直在刘新丰的管控之中。在十多年前类似人脸识别之类的高科技尚未普及，农商行对人不具备高度识别能力，主要还是以存折本身作为审查依据，不能无限扩大农商行这方面的义务。银监会的信访意见是行业监管组织内部的处理意见，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众所周知，行业标准往往高于国家标准，是行业内部为了提高生存能力，而作出的目标性标准，不能以这种内部的规制意见来认定农商行存在法律上的过错。更不能以此来要求农商行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一审法院以签字笔迹不符及信访意见为依据，将所有责任推给农商行是不正确的，在十多年前94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刘新丰陈述不知道不可能，如果刘新丰认为这笔转账有问题，应该第一时间采取必要的措施，若刘新丰当时这样做了，那么当时的现场监控录像类的关键证据就不会灭失，就能还原事实真相，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互相推卸职责，因此时效问题对本案至关重要。而刘新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责任在刘新丰，应由刘新丰本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还有一个关键事实是刘新丰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当时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这是本案的基础事实，该事实能够说明案涉款项转账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刘新丰在一审中表述持有相关的审计报告，但拒绝向法院提供，应该是故意回避对其不利的事实，二审法院应该责令刘新丰提交以查明相关事实。同时补充一点，本案所涉的农商行与刘新丰之间的账目存在两套账目，其中一套是刘新丰向农商行贷款的账目，另一套是刘新丰提取贷款之后，存于个人存款账户上的资金账户，第三人认为上诉人刘新丰提出的农商行放款义务，应该是刚才提到的贷款账户，而本案所涉的94万元是从刘新丰的个人存款账户转账支出的，属于刘新丰已经取得的存款再行转账支付的。刘新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将一审判决中的第一项改判为农商行侯家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新丰款项94万元；并以94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09年7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按农商行侯家支行同期向刘新丰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上诉费由农商行侯家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农商行侯家支行未经刘新丰同意擅自转款的行为与双方之间的贷款合同没有必然联系为由，不认定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错误。农商行侯家支行于2009年7月24日擅自从刘新丰账户转出的94万元是作为其向刘新丰发放的贷款，即刘新丰一直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农商行侯家支行支付利息。2009年12月24日，农商行侯家支行又自行从刘新丰账户62×××19转出1000526.5元用于清偿前述贷款。因双方间存在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授信额度1200万元，双方间资金往来非常频繁，且所涉款项的借款借据、转账凭证等都在农商行侯家支行保存，导致其一直没有发现该笔违规贷款的存在，直至目前仍与农商行侯家支行存在着贷款关系，且贷款数额远远超过涉案款项。如果没有农商行侯家支行擅自转款、擅自扣划其账户款项的行为，其贷款应少于目前的贷款数额，以94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7月24日至今，刘新丰均承担着按同期贷款利率向农商行侯家支行偿还利息的义务，该部分损失是农商行侯家支行擅自转款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因农商行侯家支行同期贷款利率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将给其造成一百多万的损失。农商行侯家支行答辩称，刘新丰要求农商行侯家支行偿还94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与理由同上诉状中的事实理由部分。王卫平述称，不同意刘新丰的上诉请求，其认为刘新丰无权要求文登农商行侯家支行返还涉案款项，故刘新丰没有权利要求支付利息。刘新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农商银行侯家支行返还擅自从其账户转出的94万元，并以94万元为基数，按农商银行侯家支行同期向原告贷款利率支付自2009年7月2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庭审中又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要求农商银行侯家支行承担鉴定费7800元及审计费用2000元，后又撤回要求审计费用2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1.2008年10月6日刘新丰与农商行侯家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12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7月14日，之后根据该合同，刘新丰在农商行侯家支行办理了专门的存贷款结算账户，账号为910031100010********×61。2009年7月14日农商行侯家支行向刘新丰发放贷款100万元，2009年7月24日，农商行侯家支行从刘新丰账户分两笔向第三人王卫平转账94万元。2009年12月24日刘新丰账户62×××19转出1000526.5元用于清偿贷款。2.2018年12月刘新丰委托威海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2009年7月14日的《借款借据》一份、2009年7月24日的《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两份，以上三份单据中的“刘新丰”署名字迹真伪进行鉴定。其中检材和样本均来自于农商行侯家支行所保存的档案资料。2019年1月16日威海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涉及2009年7月14日《借款借据》、2009年7月24日两份《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中“刘新丰”署名字迹与供检样本刘新丰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3.2019年2月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威海监管分局向刘新丰出具了《信访答复书》，答复书中称“2009年12月24日该笔贷款结清，还款资金系从刘新丰账户划转。该笔贷款存在发放审查不严格的问题，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又记载“经查，2009年7月24日，刘新丰转账两笔47万元至王卫东账户的转账凭证上均签有刘新丰字样，据信访人提供的笔迹鉴定显示，上述凭证上的签字与本人同时期签字笔迹非同一人书写。该笔转账业务存在严重违规，贷后资金管控不到位，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刘新丰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农商行侯家支行称2009年7月24日从刘新丰账户转出94万元，如此大额的转账，刘新丰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因此涉案款项的诉讼时效应自2009年7月24日起算；又称刘新丰于2009年12月24日偿还该笔款项，如果刘新丰不知情，怎么会偿还该笔款项。第三人称刘新丰主张的94万元是通过资金往来账户存取，表现形式是存折，在2009年7月24日之后刘新丰通过该账户多次进行款项的存取，而且刘新丰的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最后期限是2013年，且已履行完毕，因此刘新丰最迟应该在2013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款项转出的事实，所以刘新丰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新丰称其与农商行侯家支行之间存在长期的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关系，授信额度为1200万元，在授信期内，刘新丰可循环使用信贷资金，而相关的借款凭证、转账凭证全部保存在农商行侯家支行处，即使出现伪造刘新丰签字的转账凭条，刘新丰根本无法发现，且因授信资金数额较大，即便短期内被转出涉案款项，刘新丰也很难发现。刘新丰于2017年才发觉账目有问题，经多次与农商行侯家支行沟通，直至2018年通过调取的凭证和转账记录才发现涉案两笔违规转款的事实，刘新丰于2019年提起涉案诉讼，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刘新丰的存折记载的这两笔转账的字迹与其他字迹相比明显较浅，且故意记录在封皮夹缝中，且存折还被装订了，装订后根本无法发现该两笔转账的记载。一审法院认为在刘新丰、农商行侯家支行之间的银行结算合同关系中，农商行侯家支行在相关资料的保存、提取上具有优势地位，本案所涉款项的借款借据、转账凭证等都在农商行侯家支行处保存，一般情况下刘新丰无从调取，因此即使刘新丰怀疑自己的账目有问题，但无法确认是否系自己签字确认的账目往来。另外，从刘新丰提供的贷款证、存折、账户交易明细、信访答复书中可以看出，刘新丰账户的资金往来非常频繁，几乎每天都有资金往来，虽然存折在刘新丰手中保管，在存折中也记载了两笔47万元（共计94万元）的转账记录，但刘新丰的资金往来如此频繁的情况下，要求刘新丰每次审查自己的账目往来问题，对刘新丰来说过于苛刻，最重要的是普通人难以想到银行部门会搞错存取记录，更不会想到银行部门会有人伪造客户签名支取款项。因此刘新丰在向农商行侯家支行调取了相关的凭证并委托进行字迹鉴定后，才确定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了侵害，其诉讼时效应自威海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后即2019年1月份开始起算。因此刘新丰于2020年2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争议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农商行侯家支行从刘新丰账户转出的94万元是否系农商行侯家支行违规操作即是否取得了刘新丰的同意。刘新丰提供了威海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系刘新丰委托，但作为鉴定检材的2009年7月14日的《借款借据》一份、2009年7月24日的《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两份均是从农商行侯家支行处调取，也得到了农商行侯家支行的认可，庭审中农商行侯家支行、第三人虽对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均不申请进行重新鉴定，因此该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也即农商行侯家支行于2009年7月24日从刘新丰账户中向第三人王卫平的两笔转款共计94万元没有得到刘新丰的同意。中国银监会威海分局的信访答复书中也明确说明：2009年7月24日，刘新丰转账两笔47万元至王卫东账户的转账凭证上均签有刘新丰字样，据信访人提供的笔迹鉴定显示，上述凭证上的签字与本人同时期签字笔迹非同一人书写。该笔转账业务存在严重违规，贷后资金管控不到位，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农商行侯家支行及第三人均称涉案款项系刘新丰向第三人偿还债务，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刘新丰、农商行侯家支行之间的银行结算合同纠纷，即使刘新丰欠付第三人的债务，在没有得到刘新丰同意的情况下，农商行侯家支行无权从刘新丰账户中向第三人转款，因此刘新丰与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账目与本案无关。另外，农商行侯家支行称刘新丰于2009年12月24日将涉案借款（根据信访答复书意见应为2009年7月14日的借款100万元）偿还，但经审查，2009年12月24日从刘新丰账户中归还的款项系农商行侯家支行主动扣划，而非刘新丰主动归还，且并非从刘新丰的贷款账户中扣划，而是从另一个账户号码为62×××18中扣划。信访答复书中也记载了，2009年7月14日发放的贷款100万元，于2009年12月24日结清，该款项发生在刘新丰、农商行侯家支行签订的2008年10月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项下；而2009年7月10日发放的贷款300万元，于2009年7月13日结清，该款项是发生在刘新丰、农商行侯家支行签订的2009年5月19日的另一份贷款合同项下。因此该事实不能证明刘新丰对2009年7月24日转款94万元的知情和同意。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刘新丰、农商行侯家支行之间形成了存贷款结算合同关系，农商行侯家支行应当对刘新丰开设的账户中的资金存取款行为认真审查，没有取得刘新丰的同意不能对外转款。而刘新丰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农商行侯家支行未经刘新丰同意擅自向第三人转款，违反了合同约定及银行业的相关监管规定，农商行侯家支行应当将94万元返还给刘新丰。第三人称该款项系刘新丰向其偿还债务，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予审查，刘新丰与第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可另行解决。刘新丰为鉴定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中的署名的真伪而花费的鉴定费7800元，农商行侯家支行应当承担该费用。刘新丰要求以94万元为基数，按农商银行侯家支行同期向刘新丰贷款利率支付自2009年7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的利息，但因为农商行侯家支行未经刘新丰同意擅自转款的行为与刘新丰向农商行侯家支行贷款的合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要求按农商行侯家支行向刘新丰发放贷款的同期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不予采信；但自2009年7月24日起刘新丰确实受到了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侯家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新丰款项94万元；并以94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09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94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侯家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新丰鉴定费7800元。三、驳回刘新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00元，由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侯家支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着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新丰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农商行2009年7月至2019年10月以100万元为本金所计算的利息、复利及罚息，该份证据是刘新丰在发现涉案转款行为存在问题后，要求农商行工作人员在农商行系统中打印出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刘新丰在农商行同期贷款所要支付的相应利率情况。需要说明一点，该证据系刘新丰按照同期贷款低利率要求农商行工作人员核算的，刘新丰在农商行的案涉贷款支付的利率远高于该证据反映的情况。证据二，刘新丰自2009年11月至2021年3月26日在农商行贷款的贷转存凭证14份，此组证据可以证实刘新丰自2009年至今一直在农商行有超过100万元的贷款。且均按照农商行相应的利率承担着利息，从该份证据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农商行所收取刘新丰的利率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如果不是农商行违规操作转移刘新丰款项100万元（其中94万元两笔转账，6万元现金给银行），刘新丰在农商行的贷款显然比现在少100万元，由此产生的损失自然应该由农商行承担。经质证，农商行侯家支行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即使该两份证据是真实的，关于利率的约定也是农商行与刘新丰之间依据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而确定。即使该案农商行负有返还刘新丰款项的责任及支付利息的义务，那么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确定利率，而不应当依据农商行与刘新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作为标准计算利息。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农商行侯家支行的质证意见。对于刘新丰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农商行侯家支行及王卫平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且该证据与本院的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农商行侯家支行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刘新丰账号为910031100010********×61以及账号为62×××18的银行账户流水各一组，同时向法庭提交该两份账户流水的日均余额说明一份，通过该两份账户流水计算出2009年至2013年账号尾号为44×××61的账号，2009年的日均余额为9.6万元，2010年的日均余额为7万元，2011年的日均余额为10.3万元，2012年的日均余额为2.4万元，2013年的日均余额为5.2万元；尾号为88×××18的账号，2009年的日均余额为0.92万元，2010年的日均余额为2.26万元，2011年的日均余额为1.41万元，2012年的日均余额为2.28万元。而案涉款项在2009年7月24日（由刘新丰910031100010100044×××61账户）转出，金额为两笔合计94万元，远远超出上述两帐户的日均余额，与此可以证明刘新丰对于如此大额的转账称其不知情与事实常理不符。证据二、文登同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一份，该份证据由刘新丰委托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一审中刘新丰作为证据提交，后来撤回。该份审计报告可以证明刘新丰与原审第三人王卫平之间存在频繁的账目往来，该报告确定刘新丰应收王卫平款项4584485元，该报告只是在其提供的四个银行账户流水的基础上，结合刘新丰提供的相关人员信息审计形成的数据，即使刘新丰委托的会计师事务出具的报告结论正确，该450余万元的款项通过查找银行票据查到：在2019年2月份王卫平通过支取十笔金额为40万元的银行存单存入刘新丰账号尾数为88×××18的账户内，即使报告书中450万元差价款真实，通过我们查找银行传票看也能把该账目填平。证据三，即上述证据二中刘新丰的个人业务存款凭证及王卫平的存单凭证各十份。刘新丰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银行流水未加盖银行的查询章，且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因为在刘新丰一审提交的威海银保监分局查明的事实中，涉案的94万元是由农商行侯家支行伪造相关签字先行向刘新丰账户发放贷款100万元，后又将其中94万元转入到第三人王卫平的账户，相关转款的签字也都是虚假的。由于款项的转入和转出的所有凭证均保存在农商行侯家支行，才导致刘新丰难以发现；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证据与本案无，本案刘新丰起诉要求农商行侯家支行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是其没有尽到银行的审慎审查义务，将刘新丰账户的款项擅自转出，给刘新丰造成了损失，而刘新丰与第三人王卫平之间是否存在相应的借贷关系或者欠款关系，并不能否认或减免农商行侯家支行违规操作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和责任。一审中刘新丰提交该报告书是想证明因为农商行的违规操作，导致刘新丰发现后多次找王卫平对账，想找出涉案的94万元是否实际打入王卫平的账户，但王卫平多次借口凭条丢失、账本丢失无法对账，也否认涉案94万元到达其账户，刘新丰提交一审法庭后，法庭又释明，其与王卫平之间的关系以及鉴定的费用不能直接由农商行侯家支行承担，所以刘新丰当庭又撤回该报告，其次，该报告作出后，王卫平及刘新丰对该报告的数据均存有异议，因为其审计的依据并不是刘新丰与王卫平所有的往来凭证而仅是农商行保存的部分凭证，所以该报告不能真实的反应双方之间的账目情况。其三，农商行侯家支行提供证据二、证据三无非想证实涉案的94万元最终抵顶了刘新丰尚欠王卫平的债务，但该报告书无法说明结论中刘新丰应收王卫平的450余万元包含了涉案的94万，且即便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那么还款也应该有债务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案涉转出的94万没有经过刘新丰的签字和委托而由农商行侯家支行擅自转出，不能认定为刘新丰的还款行为。综上，农商行的违约行为与刘新丰、王卫平之间的债务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该在本案中审理刘新丰与王卫平之间的债权关系。对于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该证据不能证明刘新丰的存款款项来源于王卫平支取的款项，系王卫平的还款行为。原审第三人王卫平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向法庭说明一下情况，该审计报告第一笔资金流向是刘新丰向王卫平支付款项达到410万元，而庭审中刘新丰承认在2008年买商船时，与王卫平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刘新丰向王卫平借款，该事实可证明该审计报告中王卫平向刘新丰出借款项记录不完整，有遗漏。对证据三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没有异议，虽然10笔40万元的款项是刘新丰存入农商行侯家支行，但在同一天、同一营业网点王卫平支出10笔40万元的存单，而且王卫平支取10笔40万元的存单流水号与刘新丰存储10笔40万元存单的流水号紧相连，通过向银行工作人员了解此种情况可充分说明每支取一笔王卫平的存单紧接着存入到刘新丰的名下，才会形成该连续的存取款流水记录。结合审计报告记录的取出资金流向以及刘新丰自述向王卫平借款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在审计报告所载明的第一笔资金流向之前，刘新丰向王卫平借款400万元，证据即为农商行侯家支行提供的证据三。对于刘新丰刚才质证提出第三人王卫平拒绝对账和否认收到94万元的情况做一下说明：刘新丰的陈述不属实。一审过程中，王卫平明确认可收到该94万元，而且当庭提出可以对账，所以刘新丰的表述不符合事实。根据2009年7月6日到2009年9月15日刘新丰与王卫平的资金往来，可以说明双方在此之间的账目正好持平，持平的资金往来中就包含刘新丰2009年7月24日分两笔向王卫平转账94万元以及2009年7月27日刘新丰存现金6万元，该6万元也转至第三人王卫平账户，结合刘新丰庭审的陈述，向银行支付6万元现金，可以充分说明刘新丰支付该6万元是为了和本案所涉的94万元凑足100万元偿还第三人王卫平的债务。也可以充分说明刘新丰对案涉94万元款项转账是知情且同意的。对于农商行侯家支行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汇总了刘新丰2009年至2013年期间在农商行侯家支行开设的两个账户的日均余额，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二，尽管三方当事人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刘新丰在一审提交后又撤回，且原审第三人亦主张该报告不能全面反映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对其如何采信本院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于证据三，有农商行侯家支行的原始票据为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如何采信本院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明。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6日刘新丰与农商行侯家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12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7月14日。2009年7月14日农商行侯家支行向刘新丰发放贷款100万元，2009年7月24日，农商行侯家支行从刘新丰账户分两笔47万元向第三人王卫平转账共计94万元，该转账凭证显示系通过刘新峰存折转入第三人王卫平的账户。一审庭审中，刘新丰当庭提供该存折原件，存折上也有该两笔47万元款项的的记录，只是刘新丰陈述该两笔转账记录的笔迹较浅，且该记录正在存折中缝两侧装订后无法发现。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新丰对案涉94万元款项的转账是否知情，其要求农商行侯家支行返还该款项并承担相关利息及鉴定费损失有无充足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从一、二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看，2008年、2009年刘新丰与原审第三人王卫平有着相互拆借资金的频繁经济往来，王卫平认可收到案涉94万元，且认可该款项用于偿还刘新丰欠其的借款。经鉴定尽管案涉款项转账凭证上的签字不是刘新丰本人签字，但该事实不能够证明刘新丰账户上的存款由此受到损失，且该转账是通过刘新丰手中持有存折转出，存折中存有款项转出的记录，且至今该存折仍在刘新丰手中持有，刘新丰主张因笔迹较浅且存折因装订未发现该转账记录，该主张理由不当。2008年、2009年正常人大都有过使用存折的经历，存折的记录是需要持折人在银行当场打印形成，中缝两侧装订不能打印。94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对急需用款的生意人更是如此，根据农商行侯家支行二审提供的证据看，2009年至2013年刘新丰在农商行侯家支行的两个账户日均余额最多为十万左右的存款，大多是几万元，有时还不超过一万元，当时高达94万元存款从刘新丰账上转出，刘新丰讲不知情不合常理。除非不是刘新丰本人意愿导致该存折脱离刘新丰保管的情形存在，但刘新丰并未如此主张或提供证据证明该存折脱离其保管的事实存在，对此刘新丰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已经确认的事实和证据，应当认定刘新丰对案涉94万元款项的转账知情。刘新丰相关主张的理由不当，证据不足。在刘新丰知情及该案涉款项用于偿还刘新丰尚欠王卫平债务的情况下，刘新丰要求农商行侯家支行返还该款项，并承担相关利息及鉴定费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刘新丰相关诉讼请求的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农商行侯家支行相关上诉意见的理由正当，证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威海监管分局出具的《信访答复书》是行业监管组织内部的处理意见，虽农商行侯家支行在案涉业务的处理上存在违规行为，行业监管部门可以据此给予相应单位及人员一定的处分，但其不足已成为农商行侯家支行为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综上所述，刘新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农商行侯家支行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新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00元，均由上诉人刘新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