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莫燕萍，女，196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子立，女，1987年2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志勇，男，195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世，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超，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聪，女，196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方，广东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莫燕萍、赵子立、赵志勇因与被上诉人王伟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莫燕萍、赵志勇及赵子立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7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书，并予以改判；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上诉人莫燕萍只收到过被上诉人王伟聪35万元的投资款和25万元的借款。王伟聪35万元的投资款是通过王伟英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27日、2016年12月28日分七笔（每笔五万元）进行支付的，25万元的借款王伟聪是于2017年4月10日通过王伟英账户支付5万、2017年4月21日通过王伟聪本人的账户分四笔（每笔五万共支付20万）进行支付，其中2017年4月10日通过王伟英账户支付的5万元转账备注的用途为“矿山开采投资借款”，而一审法院将该款项错误的认定为投资款。具体支付情况详见上诉人莫燕萍在二审阶段提交的《涉案投资款以及借款资金明细表》。除上述款项外，上诉人莫燕萍未收到被上诉人王伟聪的任何其它款项。（二）被上诉人王伟聪提供的证人孔某在一审中的证人证言明显是虚假陈述，属于伪证，且证人孔某在一审庭审是想证明上诉人莫燕萍收取了王伟聪现金投资款10多万元，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收取了30多万元现金投资款，明显违反证据规则及法律规定，属于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上诉人莫燕萍并未收取过被上诉人王伟聪任何现金。（三）一审法院实际上已认定上诉人莫燕萍收取了王伟聪75万元的投资款和25万元的借款，总计达100万元。但根据上诉人莫燕萍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关于收取王伟聪资金的情况说明》、二审庭审提交的《涉案投资款以及借款资金明细表》以及相关的银行流水均证明上诉人莫燕萍实际只收到王伟聪35万元的投资款和25万元的借款，与100万元还相差40万元，且上诉人莫燕萍也支付了42万元给王伟聪，实际只差王伟聪18万元的款项了（计算方式：35万元的投资款＋25万元的借款-已支付的42万元）。（四）上诉人莫燕萍对被上诉人王伟聪一审期间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以及75万元的《收条》作出以下补充说明：上诉人莫燕萍于2016年12月22日与深圳市封开商会以及李某、孔某2、伍某、黄剑山、伍某2、梁某、莫某、孔某3共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由孔某2（王伟聪以孔某2的名义，双方原系夫妻关系）等人共同投资75万元用于投资上诉人莫燕萍经营的横洞高排瓷土场，原告于2016年12月31日出具给孔某2的《收条》实际上是出具给所有投资方的，只是当时孔某2是其中的代表人，其它人的投资款以及收益分配等都是由上诉人莫燕萍单独与他们进行结算的，与孔某2无关。因此，上诉人莫燕萍在该《收条》上特别注明“合作协议与深圳封开商会一致。”孔某2实际上只负责投资了75万元中的35万元（后来孔某2又将其中15万元转让给了第三方）。至于2016年12月30日与王伟聪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王伟聪当时欺骗上诉人说时为了给孔某2看。但不论什么情况，上诉人莫燕萍实际只收到了王伟聪35万元的投资款，并不存在收到75万元投资款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为上诉人一与上诉人二的共同债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上诉人二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一与上诉人二虽然为合法夫妻关系，但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二并未知情，亦未同意双方之间进行借款。且被上诉人并未能证明该借款用于上诉人一与上诉人二之间的家庭生活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上诉人二无须为上诉人一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被上诉人王伟聪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二、上诉人否认收到被上诉人的投资款75万元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投资款项为75万元的事实。其次，上诉人亲自打了75万元的收款收条给被上诉人。再次，被上诉人提交了给上诉人转账的银行流水明细。最后，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除了银行转账以外，还向上诉人支付过现金的事实。以上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上诉人确有收款75万元的事实，上诉人再抵赖也是苍白无力的。另外，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教师不应该参与经营为由，对被上诉人进行信访投诉时，将合作协议书作为附件予以提交，说明其在信访申请书中对于收到投资款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其次，上诉人为了否认收到75万元的事实，企图将另外一笔25万元的借款与本案混淆，上诉人一审当庭提交了向被上诉人还款42万元的银行流水。为了便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上诉人提交了25万元借款的借款协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给一审法官。因此，一审法院是在全面了解案件的情况下，所作出客观、公证的判决。再次，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莫燕萍、赵子立的身份证复印件上清晰的写着：“此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莫燕萍借王伟聪款项用途和矿山合作协议”，说明存在借款与矿山合作是两码事，系两笔款。最后，向二审法官说明一下：上诉人有多个债务案件在法院处理，上诉人企图通过拖延、逃避的方法来处理债务，恳请人民法院从速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并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上诉人认为与深圳市封开商会还有另外一个合作协议，被上诉人认为这个协议与本案的协议并不冲突，也不存在矛盾，两者是可以并行的。本案中的75万元款项已经在一审法院中得到了梳理是如何组成的，甚至与另外一笔25万元也作出了区分，上诉人企图用混淆的方式来误导法庭，我方认为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王伟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莫燕萍返还原告投资本金750000元；2.被告莫燕萍支付原告保底利润480000元（按20000元／月的标准，自合同签订次月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3.被告莫燕萍支付原告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投资款利息损失36750元（以本金7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12个月至2018年12月1月，即750000×4.9%）；4.被告赵子立、赵志勇与被告莫燕萍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显示，2016年12月30日，原告、被告莫燕萍以及赵子立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原告王伟聪，下同）出资75万元，获得甲方（被告莫燕萍，下同）在广宁县木格镇横洞高排瓷土（石）场（四场）经营所得总收益的两万元保底利润分红权利；每月5日前为前一个月的收益红利发放日；甲方承诺投在11个月内让原告收回全部投资本金；甲方与乙方（被告赵子立，下同）是对协议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如甲方不能执行本协议，乙方有权起诉丙方并要求承担全部债务。原告提交的《收条》显示，2016年12月31日，莫燕萍收到孔某2（系原告前夫）投资广东省广宁县木格镇横洞高排四场瓷土（石）场款额75万元，并注明“合作协议于深圳封开商会一致”，有莫燕萍签名并捺印。《银行流水》显示，原告通过户名为王伟英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6年12月19日向吕静霞转账46875元，与2016年12月22日、12月27日、12月28日以及2017年4月10日分八笔（等额5万元）累计向莫燕萍转账400000元。原告申请证人孔某（男，汉族，1969年4月29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罗定市思甲村委××号，身份证号码：4428301969********）出庭作证，以证明其前夫孔某2于2016年12月在孔某经营的餐饮店包厢里向原告交付现金30多万元，并要求莫燕萍立下收条。另查，被告莫燕萍与赵志勇系夫妻关系，于1983年10月8日登记结婚。赵子立系莫燕萍与赵志勇的婚生女。原告王伟聪与案外人孔某2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4年11月8日登记离婚。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书》、《收条》、王伟英银行流水、赵子立银行对账单、莫燕萍与赵志勇结婚证、孔某2与王伟聪离婚证、证人孔某证言以及当事人陈述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实际为借款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莫燕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名为投资，但实际符合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莫燕萍支付75万元投资款，约定后者需在11个月内收回本金并每月支付利润分红；原告只收取分红而不参加涉案瓷土场的经营管理，且对涉案瓷土场的经营损失不承担风险，双方虽名为投资合作，但在协议中却约定了保底条款，且原告对涉案瓷土场的经营风险不承担任何责任，明显不符合投资风险性的本质特征。故原告与被告莫燕萍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而非真正的投资合作行为，故本案《合作协议书》应当按照借款合同来处理，因合同约定的利润红利2万元/月高于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予以支持；借款期限按照约定的11个月回本期限计算，即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经一审法院核算，借款期限内利息为165000元【750000元×2%×11个月】；逾期清偿则被告支付相应的利息，因合同并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告请求逾期的利息，一审法院按照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即该逾期利息以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75万元款项支付情况，有被告莫燕萍签字确认的《收条》为证，且有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莫燕萍亦未能提出反证推翻，故一审法院采信原告依据《合作协议书》向被告莫燕萍支付了75万元款项的事实。经查被告方提交的银行对账单，被告方通过赵子立的银行账户于2017年4月10日向原告支付了3万元，于2017年4月12日支付3万元，于2017年6月9日支付1万元，于2017年8月11日支付25万元，于2018年7月9日支付5万元，于2018年7月10日支付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42万元。被告莫燕萍出具《关于收取王伟聪资金的情况说明》称，其中25万元系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另外17万元系返还原告投资款17万元。而原告认可25万元系返还另一借款合同的本金，但反驳称17万元系支付的投资分红款及利息。经查被告方提交的银行对账单，被告方通过赵子立账户转账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并无备注款项用途，无法直接证明其中17万元系被告返还原告的投资款本金或分红款项。由于当时双方的《合作协议书》处于生效履行状态，一审法院推定该17万元系被告依据协议支付给原告的“利润红利”。因本案按借款合同关系处理，该17万元优先偿付借款期限利息165000元，差额部分5000元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为偿付本金部分。综上，被告莫燕萍逾期未清偿借款本金，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基于上述认定，被告莫燕萍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45000元，并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以剩余未还本金74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赵子立的保证责任。被告赵子立签署《合作协议书》，约定其对该协议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如莫燕萍不能执行本协议，王伟聪有权利要求赵子立要求承担全部责任。该合作协议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认为原告的身份关系应导致该合作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身份关系属于另外处理的范畴，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效力不产生影响，故该保证条款具有效力，赵子立依法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上述债务已到期，故赵子立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赵志勇的连带责任问题。原告主张莫燕萍所负上述债务系其与赵志勇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共同债务，被告赵志勇应当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赵志勇主张其对莫燕萍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不知情，经营所得未用于家庭生活，家庭亦未因此受益，其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赵志勇系莫燕萍的配偶，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妻莫燕萍向王伟聪借款用于经营涉案瓷土石场，其女赵子立作担保，足以说明涉案债务用于三被告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被告赵志勇亦无理由不知情，故该债务由夫妻家庭共同经营所产生，赵志勇应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被告莫燕萍与原告签订名为投资实为借款的《合作协议书》，逾期未偿清本金，应当对剩余未还借款本金745000元向原告清偿，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被告赵子立、赵志勇对上述债务负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莫燕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王伟聪借款本金74500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4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赵子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赵志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伟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200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伟聪负担6672元，由被告莫燕萍、赵子立、赵志勇负担9528元。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莫燕萍账户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4月10日王伟英账户向莫燕萍账户转账5万元备注“矿山开采投资借款”；提交了莫燕萍与深圳市封开商会等9名投资者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拟证明莫燕萍2016年12月31日向孔某2出具的收条是对该协议款项的确认，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对第一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二项证据不予认可。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被上诉人起诉主张其实际向上诉人支付投资款75万元，有上诉人莫燕萍出具的《收条》、转账的银行流水和现金支付的证人证言等为证，上诉人则主张实际仅收到投资款3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辩称莫燕萍2016年12月31日向被上诉人前夫孔某2出具的《收条》是对另一份《合作协议书》款项的确认，但该协议是莫燕萍与深圳市封开商会等9名投资者共同签署，上诉人另提交的莫燕萍账户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他投资者并未通过孔某2代付投资款，而《收条》载明“今收到孔某2先生交来投资广东省广宁县木格镇横洞高排四场瓷土（石）场款额人民币七十五万元正”，该《收条》内容与上诉人主张的《合作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并不相符。第二，《收条》空白处载明“合作协议与深圳封开商会一致”，而上诉人主张的《合作协议书》的投资者本就包含深圳市封开商会，莫燕萍再作此标注则不合常理。第三，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载明每月两万元保底利润并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7年4月初向被上诉人支付6万元，该金额与被上诉人《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相符。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一方支付的款项并非分红，而是向被上诉人退还投资款，但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合意解除《合作协议书》，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协议》显示莫燕萍于2017年4月20日向被上诉人借款25万元，如莫燕萍尚未履行返还投资款的义务，则被上诉人又向其另行提供借款，明显不合常理，故相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返还投资款，被上诉人主张的支付约定利润更令人信服。综合以上理由，本院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认定其已实际向上诉人莫燕萍支付75万元。原审认定本案款项实为借贷，各方当事人对此以及剩余本息的计算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还主张赵志勇对本案借款不知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其妻莫燕萍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经营瓷土石场，其女赵子立为该债务提供保证，原审认定涉案债务系用于家庭共同经营较为合理，上诉人在二审中亦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莫燕萍、赵子立和赵志勇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200元，由上诉人莫燕萍、赵子立和赵志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郑寒江审判员 易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陈泱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