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9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世锋，男，197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40************659。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承艺，广东恒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飞，男，198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公民身份号码为500************216。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湘，广东麦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力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35X。法定代表人：张万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承艺，广东恒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世锋因与被上诉人陈飞、原审被告东莞市力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2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粤1972民初2922号民事判决：一、限何世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陈飞支付款项213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75000元、50000元、38000元、50000元为基数，分别自2019年11月16日、2019年12月16日、2020年3月16日、2020年6月2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飞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何世锋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3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648.63元，合计3998.63元，陈飞已预交，由陈飞负担211.63元，何世锋负担3787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650元，何世锋已预交，由何世锋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2922号民事判决书。何世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一项及第三项判决，改判支持何世锋一审全部反诉请求，驳回陈飞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陈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何世锋在与陈飞合作经营合伙项目时，合计向项目投入资金1401731.6元，超出双方约定的出资份额；因此，应核算何世锋与陈飞实际出资金额，在何世锋多垫付的范围内，陈飞按比例返还给何世锋499968.62元。1.何世锋与陈飞及案外人佘勇军、江袁均合伙经营储能电池组的生产、销售业务（即何世锋与陈飞签署《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约定的“储能”项目），各方均同意拟以“铭洋公司”名义登记成立新公司，四方各自占合伙股份分别是何世锋43.75%、陈飞40%、佘勇军10%、江袁均6.25%。“铭洋”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运营等均由陈飞负责，何世锋未参与实际管理。陈飞实际控制生产、供销和经营款项的收支。2.何世锋合计向项目投入资金l401731.6元，陈飞实际出资约300000元。在与陈飞签署《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时，何世锋并没有将实际投入的所有资金作统计，只是作了粗略的计算。由于案外人佘勇军与江袁均与陈飞是朋友关系，故何世锋未直接过问案外人的出资情况。依据《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约定的合伙比例显示，案外人的合伙份额由陈飞代为持有，何世锋系44%，陈飞是56%；故依据双方实际出资计算，大部分均由何世锋代为垫资。现何世锋要求陈飞向何世锋返还超出的出资499968.62元（暂以何世锋出资1332801元计算）。二、《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约定三天内移交相关的经营资料，但是陈飞未依约履行材料交接义务。何世锋仅仅是通过其他途径从前台员工处索取的部分残缺的项目资料，陈飞从未基于《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的约定交付任何项目材料。1.前台张愿掌握的信息，并非陈飞基于项目交接而向何世锋交付的，而是何世锋主动向其索取才提供的。而且因提供的客户信息不完整，也导致何世锋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何世锋与陈飞签署《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后，陈飞未按照约定移交协议书第四条原合伙项目的经营管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送货单、对账单、合同、财务账簿、账册、员工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导致何世锋不清楚原合伙项目的实际债权债务，而且事后不断出现债权人要求何世锋支付原属于合伙项目应支付的货款，导致扩大相关损失，何世锋保守估计存在250000元的损失，应由陈飞承担。2.一审法院根据何世锋提交的“铭洋公司”工资表、工资条、费用报销单等证据，认为陈飞委托张愿进行了交接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何世锋提交的资料，基本都是复印件或打印件，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而非陈飞提供的。而且何世锋提交的绝大部分是内部的经营资料，比如工资表、工资条、费用报销单等原“铭洋公司”自行制作的资料，外部的经营资料如客户资料、收款资料、合同等最重要的资料是没有的。何世锋无法提交的原因，在于陈飞没有将这些资料交接给何世锋，严重违反双方关于资料交接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导致何世锋无法与原客户开展相关的业务，项目完全停滞荒废，给何世锋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何世锋也正式告知陈飞，应恪守职业素养，在外不得利用原合伙项目的信息牟取非法利益。三、一审法院关于“何世锋未提及出资问题直至陈飞提起本案诉讼”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何世锋已就要求陈飞返还多垫的出资与陈飞沟通过，但陈飞未予以回应，这不能视为何世锋的默认放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何世锋在与陈飞解除合伙关系前就提出了要求陈飞返还多垫的款，见陈飞一审当庭提交的证据说明–微信聊天记录第一页。何世锋在与陈飞协商解除合伙关系前向陈飞表示“我愿意直接个人亏十五万，把我多垫的钱先给我，股金43.7-15=27.3，你给个付款计划就行。”因此，何世锋在意识到合伙项目投入巨大却没有相应的收益后，要求陈飞对此予以弥补，只是对于陈飞应还向何世锋返还多少款项没有立即提出相关的金额。故不存在到起诉才提出来的说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何世锋此后更多的是通过电话与陈飞沟通。在双方签署《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后，因忙于应对接手后的原项目团队发展新的业务，再则，何世锋因疫情滞留在湖北至2020年3月份才回来，因此，没有过多的与陈飞提及实际出资的事。这点何世锋在一审庭审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向一审法院陈述。四、陈飞侵占项目收益，没有将货款收入如实计入项目收益。1.何世锋与陈飞的合伙项目自2019年5月份开始以“铭洋公司”名义对外经营，2019年9月份结束合作，陈飞从未向何世锋提供财务应收报表，也未出示过项目的盈收报表。2.根据何世锋与陈飞的聊天记录（2019年9月16日）可知，陈飞在负责合伙项目时，在没有征得何世锋的同意的前提下，私下侵占货款（根据何世锋了解，这笔货款金额为130000元）用于偿还其个人的信用卡。3.何世锋在仅知其中一个客户货款的情况下，向陈飞核实时得知陈飞己收取货款却没有用于合伙项目。是否还有其他陈飞私下侵占货款的情况，何世锋无法一一核实。但从何世锋在双方短短的5个月合作期间就投入了那么多的款项（至少投入了1401731.6元）来看，显然，陈飞收取的合伙项目的其他营业收入不止130000元。陈飞应将所有的合伙项目的收支凭证向何世锋交接清楚，何世锋保留向相关司法机关申诉控告的权利。五、一审法院认定“何世锋为力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事实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即使何世锋为一家企业的股东，也不能凭此推定其对出资情况有更高的法律认识水平。1.根据工商信息查询得知，力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万赛，而不是何世锋。2.由双方的沟通记录可知，由于陈飞一直催促何世锋接手合伙项目，而何世锋也有相关的资源在做类似的业务，所以，何世锋才与陈飞协商接手并着手签署相关的协议。正如何世锋此前所述，如果不是陈飞未按约定向何世锋交接经营资料，导致何世锋不清楚原合伙项目的实际债权债务，而且事后不断出现债权人要求何世锋支付原属于合伙项目应支付的货款，何世锋下决心将所有的投入整理清楚，何世锋就不会明白被陈飞误导了。何世锋不但投入与陈飞的约定完全不成比例，且未收到任何收益，在接手后，还要面对其他的原合伙项目的债务支付问题，都是因为陈飞的故意及过错导致。无论何世锋是否为一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何世锋与陈飞之间的实际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何世锋比普通民众对股东之间的出资问题有更高的认识完全不符合实际，这样的类推解释是错误的。陈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何世锋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一、何世锋向合伙项目投入了140余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何世锋提供的转账记录、支付房租凭证、购买的部分材料多数不是合伙项目的投资款，其并没有超额出资。双方合作案涉“储能”电池项目前，以陈飞作为股东的深圳众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赢公司）与何世锋作为股东的力诺公司系电池产品供应关系，力诺公司曾欠众赢公司货款135000元。陈飞以该应收货款和众赢公司的设备作价232000元，现金出资了328000元（含江袁均、佘勇军160000元），合计560000元；何世锋则以设备作价100000元，支付合伙期间房屋租金及2019年8、9月工人工资，合计337500元，合伙项目位于何世锋的力诺公司内。从《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第一条可以看出，双方正式合伙是自2019年5月1日起，陈飞和何世锋均是从5月开始在案涉项目上投入工作。当时双方约定2019年5月合伙之前的租金由力诺公司自行承担，合伙之后的租金则作为何世锋的出资款。从何世锋一审提供的2018年12月25日《租赁协议书》可知，计租时间为3月1日开始，租金为每月31000元，何世锋提供的2019年1月7日的收据押金93000元，租金31000元，3月25日的租金29530元，4月15日的租金34972元，合计188502元，这是双方合伙前何世锋承租的由力诺公司使用的场地，2019年1月至4月的押金和租金当然不能算作合伙期间的出资款。另外，何世锋提供的2019年1月13日、3月1日（合伙前），9月27日、12月26日（合伙后）产生的装修费收据合计240000元，均不是合伙期间（2019年5月-9月23日）产生的，而且这些装修在合伙前后均是力诺公司在使用，没有理由作为合伙的出资要求陈飞分担。而且何世锋提供的《铭洋新能源支出明细》除房租水电外购买物品的金额只有21562元，系何世锋单方制作，均没有转账记录印证。从何世锋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知：2019年6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付款人为张万赛，收款人为皮军辉，付款金额为50602元；2019年9月23日付款金额为53767元；2019年4月18日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付款人为张万赛，收款人为蒋文曦，付款金额为34972元；2019年8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付款人为力诺公司，收款人为皮军辉，付款金额56937元；上述四笔转款与租金收据均不能对印，且没有注明用途，同时2019年4月18日，2019年9月23日这两笔资金转账时间也不是合伙期间所产生，付款人也与本案毫无关联，不应算作何世锋的出资款。二、何世锋在一审期间提供的《支出明细》、《费用报销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资料，是陈飞依照《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移交给何世锋经营管理资料，陈飞完全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全部的交接义务。合伙项目的《财务账簿》、《考勤记录》都是由文员张愿保管，《员工劳动合同》事实上是由力诺公司与员工签的，由一名叫刘娟的人事在保管，解除合伙关系后所有员工仍然是力诺公司的员工，而且所有的工资表、送货单，对账单、合同、财务账簿、费用报销单等经营资料均移给了何世锋。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时当庭打电话给力诺公司在职员工张愿核实资料移交情况，证明陈飞完全履行了合伙结算后的资料交接义务，从双方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飞向何世锋催讨合伙结算款可知，何世锋的回复是：“最近确实紧张、迟几天、我在想办法”，“这几天安排5万给你应急一下好，真是太困难了”，“你的账号给我一下”，只字未提有超出出资款未结算清楚及资料未交接的问题，如果陈飞真没有移交清楚相关资料，何世锋不可能不提出异议并以此为由不支付合伙结算款。三、合伙期间的亏损、债权债务在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前均全部结算清楚，不存在何世锋多垫出资未结算的问题。何世锋所述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前的双方商讨，何世锋声称自己亏损了150000元，事实上陈飞则亏损了335000元（实际投入560000元-结算款225000元）。由于案涉合作项目的所有设备都在何世锋控制的力诺公司，而且所有的员工也是原力诺公司的人，由何世锋接盘案涉项目更合适。因此，何世锋当时就回复“我不做，我退出，己联系好工厂，十一过后就去上班”。何世锋声称自己投入了1400000余元，多垫出资达1000000之巨，不可能在《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合伙项目总投资为99.75万元，其中甲方占份额比例为44%，乙方为56%，各方均出资到位”更何况协议书内容还是何世锋草拟后发给陈飞的。而且在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后的多次微信聊天记录，陈飞向何世锋催要合伙结算款，何世锋均未提到多垫出资款要求抵扣的问题，到陈飞将何世锋起诉到法院后就突然冒出了巨额的垫付投资款没结算，不符合常理。四、何世锋从“储能”电池项目运营开始就一直参与经营管理，何世锋作为当时四个人合伙人中的最大股东，全面负责项目的策划、运营、财务和业务对接，对合伙项目短短的四个月时间的财务收支、经营亏损情况均十分清楚，从陈飞4月19日，4月29日转给何世锋的两笔出资款即可证明是何世锋在负责项目的财务账目，而陈飞只负责项目的技术生产。合伙项目当时出了股金之后，便没有了周转资金，陈飞即提出让陈飞先垫付，何世锋去融资。从合伙开始陈飞就一直垫资，垫资去向包括2019年5、6、7三个月的工人工资及5、6、7、8、9购买原材料的费用，其中通过银行卡转账支出141748元，微信转账支出153410元，支付宝转账支出173572元，合计468750元，这些支出均有转账记录。而陈飞垫资的这些资金都是陈飞借的信用卡、支付宝，还有老家房子抵押贷款的钱。何世锋口口声声去融资，却没有再向项目投入任何资金。到了2019年7月底陈飞实在没能力垫了才提出让何世锋想办法，因此后来8、9月份工人的工资是何世锋发放的。由于信用卡，支付宝贷的款是要按时还的，经何世锋同意，陈飞将部分收回的货款抵扣了自己的垫资款，但是何世锋后来认为陈飞把收回的货款全部抵扣了垫资款，项目又没了周转资金，对陈飞产生意见，双方为此发生分歧并产生了信任危机，所以提出了解除合伙关系。如果何世锋认为陈飞侵占了案涉项目货款，而且金额巨大，依何世锋的秉性，一定会第一时间向司法机关控告，不可能还会与陈飞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并同意支付225000元合伙结算款。五、何世锋是力诺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万赛系何世锋的妻子，是挂名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对此有笔误但不影响对本案的事实认定。经查询，何世锋经营着多家公司，系公司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比陈飞年长十余岁，当然比一般普通民众对股东之间的出资更清楚，一审法院正是站在正常人的认知下所作出的合理判断。何世锋及其代理人均是年龄及心智均成熟的成年人、法律专业人士，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应提出是陈飞故意和过错导致何世锋受损。力诺公司陈述意见称：其同意何世锋的上诉意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力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万赛。何世锋一审期间主张其投入合伙项目的资金为1401731.6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何世锋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何世锋投入资金是否超出双方约定的出资份额、陈飞是否应按比例返还何世锋多支付的投资款499968.62元。何世锋虽主张其投入合伙项目的资金为1401731.60元，但（1）其主张的装修款295481元、装修购买材料款21436.6元支付时间并非在双方合伙期间内，即使该款项与案涉合伙项目有关，但双方解除合伙后由何世锋全盘接受案涉合伙项目的运营，与该装修相关的权利（如使用权等）仍由何世锋享有，因此，该装修费用不应或不应全部作为何世锋超出约定支出投资款的计算基数；（2）其所主张的房租押金93000元，该押金虽支付给出租人，但双方解除合伙后由何世锋全盘接受案涉合伙项目的运营，与该押金相关的权利仍由何世锋享有，因此，该押金不应作为何世锋超出约定支出投资款的计算基数；（3）其主张的电芯30万元及其他部分款项，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等予以证明；（4）何世锋主张其于2019年4月19日向陈飞支付款项60000元，经核实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该60000元实际为陈飞向何世锋支付；（5）如前所述，陈飞有向何世锋支付款项，双方存在经济往来，即使何世锋有向陈飞支付款项，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也不足以证明何世锋向陈飞支付的所有款项均系案涉合伙项目的投资款；由此可见，何世锋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出资额为1401731.60元。双方于《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中已一致确认“合伙项目总投资99.75万元……各方均出资到位”，何世锋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出资额为1401731.60元，不能反驳其前述已经确认的内容，因此，何世锋依据其出资额为1401731.60元的主张（暂按1332801元计算）要求陈飞按比例返还其多支付的投资款499968.62元，理据不足，应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案涉合伙项目经营管理资料移交。张愿在一审庭审时通过电话陈述陈飞有让张愿将案涉合伙项目的资料给何世锋，何世锋已自张愿处取得工资表、工资条、费用报销单、现金支持明细、送货单、对账单及快递单等资料，何世锋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陈飞尚持有案涉合伙项目的何种资料且拒不移交，因此，何世锋要求陈飞移交案涉合伙项目经营管理资料，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双方签订的《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约定“因合伙项目经营状况不好，亏损严重，现双方同意由何世锋接受全盘项目运营，何世锋补偿给陈飞共22.5万元”，该《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何世锋应向陈飞支付款项213000元（225000元-已支付12000元）及其利息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何世锋要求陈飞支付损失赔偿250000元，但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应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世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3429元（何世锋已预交），由何世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浩审判员 胡文轩审判员 张 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陈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