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5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强三丽，女，198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树斌，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水丽，女，198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齐，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强三丽因与被上诉人吴水丽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3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强三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并改判驳回吴水丽提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受理费由吴水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吴水丽一审提出的证据及事实理由均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法院应驳回吴水丽的一审全部诉请。吴水丽无论是起诉状或者庭审辩论均是主张适用双方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情形，请求强三丽将2月份租金全部退还。一审法院查明认定案涉商铺在2020年2月不能经营使用不属于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情形，吴水丽据此要求强三丽退还2020年2月的全部租金，理由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吴水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应当驳回吴水丽的全部诉请。二、一审法院程序存在严重错误。吴水丽没有提出以公平原则请求变更合同或减少租金，一审法院不应就上述内容进行审查。一审法院以公平原则为由判令强三丽向吴水丽退还2月份70%的租金，实质是免除吴水丽2月份70%的租金，与吴水丽提出的要求依据协议书第五条退还2月份租金的诉请，显然属于不同的诉讼主张，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判决结果超出吴水丽的诉请，程序严重错误。并且，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将“适用公平原则变更合同内容”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剥夺了强三丽对此举证及答辩的权利。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的前提条件是继续履行合同及承租人提出请求减免租金的诉请。吴水丽既没有举证证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其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也没有提出主张减少租金的请求，并且，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变更的基础，法院更不能代替吴水丽直接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三、一审法院滥用公平原则。案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法院不应依职权变更合同主要条款，并且依照规定，适用公平原则必须是继续履行合同导致一方当事人不公平以及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前提条件。案涉合同早已履行完毕，吴水丽也无需继续支付租金，并且吴水丽并未提出依约付租显失公平要求变更合同约定的主张。所以，法院不应滥用公平原则，否则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四、无论是合同变更还是合同的继续履行，必须是建立在合同仍在合同期限内，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终止的情况。本案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法院不能再变更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五、本次疫情符合法律上不可抗力的情形，而双方协议书第五条并非针对不可抗力事件作出的约定，吴水丽引用该条款来主张退还全部承包费显然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故应据此驳回吴水丽全部诉请。六、即使适用公平原则变更合同约定，一审判决结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实质上违反了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以公平原则判令强三丽需要返还70%的租金给吴水丽，吴水丽只需要支付30%租金，无疑加重了强三丽的负担，减少吴水丽支付租金的责任，对强三丽显失公平。（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院以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时应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租赁合同关系中，承租人因商铺无法使用的损失只是其当月的租金。至于吴水丽是否存在经营损失与租赁合同无关，也并非租赁合同所致，不能将吴水丽的经营损失作为调整租金的考虑因素。对于租金的承担，由于疫情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从公平的角度，双方也应各自承担一半。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方的义务就是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场地给承租方。根据公众号发布的优惠政策显示，在2020年3月，吴水丽可以在新中国大厦免费使用商铺一个月。无论该商铺是否为强三丽提供或者双方是否就免费使用档口达成一致意见，吴水丽实质上已享受免费使用商铺一个月的优惠，足以弥补其支付一个月租金的损失。（二）强三丽并非案涉商铺的权属人。强三丽也是作为承租人向大厦业主方承租案涉商铺的。强三丽承租案涉商铺需要支付巨大成本，经济压力巨大。强三丽已在一审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承租商铺时已支付几百万元的进场费。新中国大厦业主方并没有将任何进场费或者租金管理费退还给强三丽。法院即使引用公平原则，也应该考虑强三丽的经营成本。（三）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明确“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显示，2月1日至2月9日是政府明确发文要求各企业放假的。该时间段是衔接春节假期的，视为春节假期的延伸。因此，案涉商铺因疫情不能使用的时间段不应该包括2月1日至2月9日。2月1日至2月9日期间的租金等同于春节假期的租金，吴水丽无权要求退还。（四）由于2月的疫情以及相关的防疫措施，整个中国在2月份处于几乎停止的状态。现由于吴水丽在2月之前已筹备货物，在3月开市之后，大部分工厂仍处于停产停业中以及大部分工人仍未能回到岗位，造成货物的稀缺。由于货物的稀缺，货物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吴水丽同一批货物的利润空间可大幅上涨。加上吴水丽享受的优惠政策，其很大可能因疫情而获得的经营收益比疫情没发生时更大。（五）2020年2月，吴水丽仍然在案涉商铺存放货物，并未将案涉商铺交还给强三丽，即吴水丽在此期间仍然占有使用案涉商铺。（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六条第2款的规定，公平原则的适用更应谨慎合理，滥用或乱用将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绝对的公平应是各方所承担的责任相同。并且上述法律规定明确要求人民法院是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来适用公平原则。本案应综合考虑强三丽的经营成本、优惠政策等事实作出公平的责任比例划分。综上所述，强三丽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强三丽的上诉请求，吴水丽答辩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强三丽的上诉请求；本案一审的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书确定比例承担，二审受理费由强三丽承担。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件关键的事实有：（一）强三丽与吴水丽签订了租赁合同。强三丽与吴水丽签订了《联营协议书》，约定强三丽提供新中国大厦的档口给吴水丽使用，合同期到2020年2月底，合同性质为租赁合同。（二）吴水丽已支付了2月份的租金。吴水丽已向强三丽缴纳了三个月的承包费作为押金，约定在最后三个月抵扣租金，合同期内其他月份的租金吴水丽已经全部支付。（三）因为疫情防控的形势，政府陆续发布管控通知。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政府启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故一级响应。广东省商务厅2020年1月26日要求一级响应期间暂停一切大型经贸活动。2020年2月8日，广州市商务局向各区政府发函批发市场要报区防疫防控工作指挥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四）商场多次延期启市，案涉商铺2月份不能使用。案涉商铺原春节休市时间为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1月31日。自2020年1月28日起，账号主体为广东金穗丰实业公司的账号“十三行壹号”以根据疫情情况和广州市相关通知要求为由发布多次延期通知，最终正式启市的时间是3月4日。案涉商铺2月份无法经营使用。案件的关键事实，一审法院均已查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提供证据方面，吴水丽在一审中提供了《联营协议书》、转账记录、微信公众号延期通知等证据，充分证明了双方签订合同、吴水丽已支付费用、政府因疫情实行管控、案涉档口2月份不能使用的关键事实，已经证明了自己提出的主张，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正确。从公平原则角度，强三丽应退还70％或以上的租金。吴水丽租赁案涉商铺的目的是经营服装生意，而2月份无法开门营业，租户失去了支付的基础条件，整体损失较大。租金方面，案涉档口租金极高租金高达数万元每平米，吴水丽2月份已支付了大量的租金。除租金损失外，还有人员工资、备货过季等方面的实际损失。强三丽虽然也支付了部分的管理费以及前期平摊了部分入场费，但相比吴水丽来说损失较少。并且，案涉档口强三丽以高价加价转租的，在前面几年已经获取了较高的利润。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也有充分的依据。三、强三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吴水丽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了主张的事实。提供了《联营协议书》、转账记录、微信公众号延期通知等证据，充分证明了双方签订合同、吴水丽已支付费用、政府因疫情实行管控、案涉档口2月份不能使用的关键事实。（二）一审法院程序并不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并没有程序错误，吴水丽主张减少租金，一审法院也是围绕减少租金作出判决。至于适用的是公平原则还是合同条款规定，只是判决依据的选择问题。并没有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三）一审法院并没有滥用公平原则。案涉档口2月份不能经营使用，吴水丽实际上产生了大量的损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考虑了强三丽的部分成本后，退还吴水丽部分租金，符合公平原则。（四）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的比例合理，并不违反公平原则。吴水丽2月份支付的租金远远高于强三丽的成本，并且还有人员工资、备货过季等损失，损失程度远远高于强三丽。强三丽也并未就吴水丽2月份的损失作出赔偿，并没有所谓3月份免费使用的任何措施。并且3月份也受疫情影响经营效益不理想，即使提供了档口，也无法弥补吴水丽的损失。（五）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强三丽的主张并不成立。根据合同约定，因政府行为不能使用的强三丽应扣除实际使用的天数，将押金退回给吴水丽。该部分合同义务，强三丽并未履行，并不能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综上，吴水丽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强三丽的主张并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判。2020年4月14日，吴水丽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强三丽返还已收押金中2020年2月份的租金202000元。2.强三丽支付从2020年3月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期间占用资金的利息，利息以202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强三丽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5日，强三丽（乙方、承租方）与广州市永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赁写字间的位置为广州市十三行路1号新中国大厦五楼B555号，用作女装服饰及饰品贸易之用。租赁期限55个月零16日，自2015年7月16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该写字间每月租金及其他费用共8500元。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当日，应一次性交付17000元作为租赁本写字间的押金；等等。2019年5月20日，强三丽（甲方）与吴水丽（乙方）签订《联营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新中国大厦五楼B555档口给乙方承包经营服装生意；一、承包期从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每月承包费金额为202000元整。乙方在承包前，先向甲方缴交三个月承包费作为押金，共606000元整。每月1日缴交租金；二、承包期内，旺季不增，淡季不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减少或延期缴交承包费，押金在合同期最后三月扣除，当做承包费；三、承包期内，甲方负责档内的费用有场租、税收、工商管理费等。乙方负责自己的债权债务，自负盈亏；五、承包期内，因商场改建或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但必须以收到商场正式通知为准，甲方按乙方已交的承包费和扣除乙方实际使用天数的承包费，将承包费余额、押金退还给乙方，甲方不做其他补偿；等等。上述协议书吴水丽持有的原件中乙方签字处有“吴水丽”“吴海香”的签名，仅“吴水丽”签名处有指模，身份证号码处只有吴水丽的身份证号码；强三丽持有的原件中协议书首部乙方处为吴水丽、吴海香，乙方签字处有“吴水丽”和“吴海香”的签名，仅“吴水丽”签名处有指模，身份证号码处只有吴水丽的身份证号码。合同签订后，强三丽依约将涉案商铺交付吴水丽使用；吴水丽于2018年6月27日分两次共向强三丽转账支付了押金202000元，于2018年12月17日向强三丽转账支付了押金404000元。后吴水丽每月足额向强三丽支付租金至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12日，广州市仁柏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仁柏杰物业公司）在帐号主体是广东金穗丰实业有限公司的“十三行壹號”微信公众号发布新中国大厦2020年春节期间休市时间为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1月31日，开市日期为2020年2月1日的通知。2020年1月28日起，仁柏杰物业公司在上述微信公众号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现况和广州市相关通知要求为由发布通知多次延迟新中国大厦启市时间，表示具体启市时间，视疫情情况另行通知；载明“十三行壹號”公众号为新中国大厦唯一官方认证公众号，一切通知均以此公众号发布的为准；等等。2020年3月2日，该司发布新中国大厦的正式启市时间为2020年3月4日，并发布了相关入场指引。经查，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结合我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形势，决定启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1月26日，广东省商务厅在其官网发布《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暂停大型经贸活动的紧急通知》，载明：按照《广东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限制群众性活动的通知》（粤卫明电[2020]7号）要求，一级响应期间，暂停一切大型经贸活动，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1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通知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2020年2月8日，广州市商务局向各区人民政府发出《广州市商务局关于批发市场复市相关工作指引的函》，载明：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要全力保障复市，对其他批发市场，按属地原则审慎核实，在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有序开展复市……批发市场要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在开市前向所在街道提交复市核实表、疫情防控承诺书。街道收到资料审核完备后，组织由相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现场核实。对符合条件的出具核实意见，报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对现场核实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复市。广东省新冠××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决定，自2020年2月24日9时起，将我省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2020年5月9日，吴海香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载明：本人吴海香与吴水丽是姐妹关系。2018年6月17日，本人陪同吴水丽与强三丽签订了《联营协议书》。签订后，本人未参与该合同档口的使用，所有的费用也是吴水丽支付，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吴水丽承担。基于该合同发生的所有事宜，都由吴水丽全权处理。即使合同与本人有关，本人也授权吴水丽处理诉讼等所有事宜。2020年3月14日，吴水丽与案外人孙婷、孙鹏签订《联营协议书》，约定孙婷、孙鹏提供新中国大厦六楼A657号档口给吴水丽承包经营服装生意，承包期从2020年3月14日至2021年2月28日止，吴水丽在承包前向孙婷、孙鹏缔交两个月承包费作为押金和缴交一个月的承包费（租金），共495000元；等等。2020年3月13日和3月14日，吴水丽向孙婷分别转账支付了押金和一个月的承包费，共计495000元。一审庭审中，吴水丽陈述其于2020年3月4日后就搬离了案涉商铺。强三丽陈述2020年2月28日合同终止后没有就案涉商铺与出租人永鹏公司续签合同，永鹏公司没有就2020年2月份不能经营直接强三丽优惠。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问题。吴海香虽在签订日期是2018年6月27日的《联营协议书》上签名，但根据该《联营协议书》上乙方落款处没有吴海香的身份证号码、指模、租金交纳情况以及吴海香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吴海香并无与吴水丽一起和强三丽形成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确认签订于2018年6月27日的《联营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为吴水丽和强三丽，吴水丽有权单独提起本案诉讼。吴水丽与强三丽签订的《联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关于《联营协议书》的性质问题。强三丽主张其与吴水丽为承包关系，但根据《联营协议书》的约定，吴水丽每月固定向强三丽支付款项，强三丽不承担经营风险、不享受经营成果，由吴水丽自负盈亏；而且《联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每月租金为202000元，故《联营协议书》中虽出现了“承包”字样，合同名为“联营”，但因强三丽对吴水丽的经营成果无权进行支配和占有，吴水丽、强三丽之间实为租赁关系。对于吴水丽要求强三丽退还2020年2月租金202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24日9时，我省处于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实行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制措施，停止存在明显交叉感染风险的公众聚集活动；政府要求对于除农产品批发市场外的其它批发市场要审慎核实复工复产，报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结合仁柏杰公司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3月2日在新中国大厦官方微信发布的停市、休市、启市通知，可见，新中国大厦能否启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发展及政府的防控措施有关，新中国大厦复市需经政府部门审核。因此，一审法院对吴水丽主张的案涉商铺在2020年2月份无法经营使用的事实予以采信，认定案涉商铺在此期间无法经营的原因是政府防控工作。吴水丽租赁案涉商铺的目的是经营服装生意，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其在2020年2月份无法开门营业产生了实际损失，依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强三丽应向吴水丽退还2020年2月份70%的租金，即141400元；对于吴水丽主张的多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至于吴水丽主张的利息问题，如前述原因，案涉商铺无法使用不可归责于双方，故对于吴水丽要求强三丽支付占用租金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至于《联营协议书》第五条“承包期内，因商场改建或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甲方将承包费余额、押金退还给乙方，甲方不做其它补偿”的约定，吴水丽、强三丽双方对该条约定中的“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的理解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该条约定中的“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情形指的应该是由于新中国大厦自身原因引起政府对新中国大厦档口采取相对应的政府行政行为从而导致档口无法使用的情形。而本案商铺无法使用是因为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疫情的发生属不可抗力，疫情防控工作是政府主动采取的针对整个社会的行为，并非仅针对新中国大厦，该政府行为非因新中国大厦自身原因引起。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商铺在2020年2月份不能经营使用不属于《联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情形。吴水丽据此要求强三丽退还2020年2月的全部租金，理由不成立。对于强三丽抗辩吴水丽享受了新中国大厦给予的优惠，不应退还2月份租金的意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吴水丽在2020年3月份经营使用新中国大厦A657商铺是基于其与案外人的合同关系，吴水丽即使因此享受了新中国大厦给予的优惠，亦属另一法律关系；现并无证据证明吴水丽、强三丽就案涉《联营协议书》的租期延长至2020年3月份并享受新中国大厦的优惠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强三丽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强三丽向吴水丽返还2020年2月份的租金141400元。二、驳回吴水丽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67元，由吴水丽负担603元，强三丽负担1564元。本院经二审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二审期间，强三丽向本院提交：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的回函及相应铺位确认书，拟证明吴水丽享受了免租及租金减半优惠。吴水丽质证称：该证据没有原件，吴水丽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即使该证据真实，吴水丽2020年3月之后在新中国大厦进行经营也是基于与案外人孙婷的租赁合同关系，且也支付了相应的租赁费用，才取得了强三丽所称的A657档口的使用权，吴水丽使用该档口与强三丽无关，该证据无法证明强三丽的证明内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双方之间签订的《联营协议书》名为联营实为租赁，合法有据，不作赘述。本院据此依法明确本案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如下：一、强三丽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吴水丽诉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能否成立；二、强三丽上诉主张不应向吴水丽返还2月份租金以及一审判决显失公平，能否成立；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强三丽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吴水丽诉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能否成立的问题。吴水丽依照双方协议第五条约定，并主张2020年2月发生疫情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强三丽无法依约向吴水丽提供案涉档口，诉请强三丽返还2020年2月份全部租金及支付资金占用费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本案不属于《联营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应当返还2月份全部租金（承包费）的情形，并针对吴水丽诉请受疫情影响无法继续使用商铺的事实进行审查，依照公平原则对吴水丽诉请返还2月份全部租金作出处理，酌情支持吴水丽部分诉请，并未超出吴水丽的诉请，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强三丽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吴水丽诉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剥夺其答辩和举证的权利，缺乏事实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强三丽上诉主张不应向吴水丽返还2月份租金以及一审判决显失公平能否成立的问题。（一）案涉商铺所在商场原本因春节放假于2020年1月18日起处于休市阶段，正常应于1月31日复市。但因疫情突然暴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20年1月23日启动我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制措施，停止存在明显交叉感染风险的公众聚集活动等。广州市商务局亦于2020年2月8日发文明确规定，对于除农产品批发市场外的其它批发市场要审慎核实复工复产，报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复市。结合仁柏杰公司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3月2日在新中国大厦官方微信发布的停市、休市、启市通知可见，新中国大厦能否复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发展及政府的防控措施有关，如复市需经政府部门审核。吴水丽主张案涉商铺在2020年2月份无法经营使用的事实应予确认，并且此期间无法经营的原因是疫情防控工作所需。因此，强三丽主张吴水丽应承担2月1日至9日期间的租金不能成立。（二）吴水丽承租案涉商铺的目的是经营收益，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整个商场在2020年2月份无法开门营业产生损失。但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出租人负有提供适租物业的合同义务，而承租人亦负有交付租金的合同义务。虽然吴水丽2月份未交还商铺，但其承租案涉商铺经营的合同目的在2月份无法完全实现，案涉商铺不具有适租的充分条件，该责任不应归咎于双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应从租金承担方面共担责任，并无不妥。至于强三丽上诉主张其为了承租案涉商铺已投入巨额进场费等问题，按强三丽所述其一次性支付了巨额进场费，并每月支付案涉商铺租金和管理费，但前述费用系五年期间商铺使用权的对价，此前强三丽也已经通过转租而获得相应利益，其损失不应全部归结于2020年2月份的损失。强三丽以此为由抗辩不应退还2月份租金或认为一审判决显失公平，理由不能成立。（三）强三丽抗辩称吴水丽已享受新中国大厦给予的优惠，一审法院认定强三丽承担2月份租金70%的责任显失公平。因涉案联营协议期限已经于2020年2月届满，强三丽与上一手出租人的租赁合同期限亦已经届满，强三丽确认未与永鹏公司续签合同，且本案双方就案涉《联营协议书》的租期延长至2020年3月份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水丽是否接受新中国大厦管理方或业主方给予的优惠，属另一法律关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案情适用公平原则，酌情认定强三丽应向吴水丽退还2020年2月份70%的租金，处理原则既充分体现了疫情之下风险共担、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的原则，亦公平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予维持。另外，2020年2月份因疫情影响，新中国大厦管理方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需要，严格落实政府相关疫情防控政策对案涉商铺所在商场采取休市措施，导致案涉商铺无法正常经营使用。疫情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造成案涉商铺无法正常使用的，不应认定为“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形。吴水丽在2月份并未腾空交还商铺给强三丽。吴水丽亦应适当分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政府行为令本档口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形，双方应当共同承担租金损失，并驳回吴水丽要求强三丽支付2月份租金资金占用费的诉请，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强三丽的各项上诉主张，均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28元，由强三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旭彭诗敏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