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终63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翠华，女，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清苑区。 法定代理人：翟永路，男，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身份证号：1306222196302121818系原告丈夫。 委托代理人：于素敏，河北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庚田，男，194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清苑区。 委托代理人：付亚龙，河北尚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翠华因与被上诉人王庚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8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翠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受理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在原告取保候审后对谅解协议未提出议，谅解协议有效的认定”违背客观事实，是错误的。案涉《谅解协议》是2018年4月19日上诉人被刑拘后七天达成，取保候审是2018年8月1日，刑事判决于2019年11月21日出具。上诉人是××人（刑事案件已经确认），对自己的行为不具备完全辨别、认知和记忆能力。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未判决之前，上诉人及其法定监护人不能确认被上诉人的两个大棚是否上诉人点燃烧毁的，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对《谅解协议》提出异议，因此，一审的上述认定违背客观事实。二、一审对“被告被焚烧的大棚并不在刑事涉案财物中，并不影响自愿进行民事赔偿”的认定，违背事实，违背《谅解协议》双方真实的合意。《谅解协议》明确了是因上诉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双方均在误认为被上诉人的两个大棚是上诉人点燃烧毁的，在此基础上，双方才达成了赔偿35000元、取得谅解、对上诉人从轻处罚的合意。如果双方均明知被上诉人的两个大棚不在刑事涉案财物中，上诉人的家人不可能自愿赔偿被上诉人35000元，被上诉人无权、也不会主张、接受赔偿，双方不可能达成《谅解协议》的合意。三、《谅解协议》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依法无效。上诉人点燃烧毁村民的大棚被拘留，上诉人的家人因不了解案情，与被上诉人均误认为被上诉人的两个大棚是上诉人点燃烧毁的，在该重大误解下，上诉人被拘留第七天时，双方签订了《谅解协议》。但上诉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的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的两个大棚并不在上诉人刑事案涉案财物之中，证实了《谅解协议》是双方均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依法无效，应予以撤销。四、上诉人不应赔偿，被上诉人也无权获得赔偿。刑事判决书证实，《谅解协议》所涉的两个大棚，不在刑事案件案涉财物之中，因此，上诉人不是赔偿义务人，被上诉人不是赔偿权利人，不应获得上诉人的赔偿。因此，被上诉人依法应返还赔偿款35000元。五、《谅解协议》违背了强制性法律规定，依法无效。《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而被上诉人两个被烧毁的大棚，不是上诉人故意毁坏财物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因此，上诉人依法不应赔偿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谅解协议》违背了上述强制性法律规定，依法无效，35000元赔偿金应返还上诉人。综上，望二审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支持上诉请求。 王庚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之女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谅解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不仅有上诉人之女翟芳芳的亲笔签字,还有证人翟某1、王某出庭作证。另上诉人配偶在调解现场并且支付了部分款项,视为对翟芳芳签字行为的认可。上诉人作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行为能力的××人,上诉人配偶是上诉人第一顺位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其授权与认可的和被上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应当视为有效。综上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我女儿翟芳芳与被告签订的谅解协议无效,退还支付给被告的两个大棚的赔偿费叁万伍仟元(35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述：原告被羁押后，原告女儿翟芳芳就把所有被烧了的六家大棚都进行了赔偿，签订谅解协议时翟永路并不在场，钱是翟芳芳出的，都是给的现金。原告为间歇性××人，对此判决书有记载。被告陈述：对原告与翟永路和翟芳芳间的亲属关系认可。烧大棚的有六家，原告分两次签订的谅解协议，原告先是和翟运田、翟运生、翟艳国三家签的协议，过了几天，又和翟新春、王庚田、翟艳玲签订的协议，签协议时翟永路都在场。对原告是否有间歇性××并不清楚。大棚是从2018年2月16日至3月4日间被烧的。原告提供证据：提交证据一：清苑区法院（2019冀06**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书（2019年11月26日作，李翠华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2018年4月19日被清苑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8月1日取保候审，认定了烧翟运田、翟运生、翟艳国、翟新春大棚的事实），证明原告没有烧被告的大棚，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事实中没有被告这一起；证据二：谅解协议和收到条，有翟芳芳的签名。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仅能证实原告的四起犯罪行为，不能证实原告对被告方的犯罪行为；对证据二谅解协议和收到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对被告有犯罪行为，进一步证实本案的犯罪事实。被告提交臧村镇西木欠庄村委会于2020年8月23日出具的证明，大棚是从2018年2月16日至3月4日间被烧的，烧大棚的有翟运田、翟运生、翟艳国、翟新春、王庚田、翟艳玲六家，原告分两次签订的谅解协议，证明因原告的连续烧毁村内六家大棚的行为和六名受害人进行调解的事实经过，调解全程都是由原告的丈夫和女儿主动要求进行的调解。原告质证称：对证明不认可，既然已经报案，公安经过侦查确定了这几家，作为村委会并没有侦查权。被告申请证人翟某2、王某出庭作证。翟某2作证称：事情发生后派出所就进行了取证，并通知村书记进行协调，把此事私了，我们找到原告家，原告不当回事，也没调解成，后来派出所就把原告拘留了，之后原告丈夫翟永路和女儿翟芳芳就主动找到村书记，村书记就叫着我和调解委员会的人对双方进行了协调，被告王庚田、原告方翟永路和翟芳芳在场，调解人有我和翟运生，写完谅解书后翟永路父女俩一块拿出来的现金，至于为什么是翟芳芳签的字就不清楚了，原告取保以后也没有找过我们要钱。大棚第一次着火是在大年初一，最后一次是正月十七，连续烧了六家，其中包括被告家，被告王康田和翟艳玲家的是正月初八，当时王庚田签订谅解协议时翟永路和翟芳芳都在场，证明内容属实，我没有看到原告点王庚田的大棚。王某作证称：证明上的字是我签的，内容属实，我在村调解委员会，因为当时原告被拘留了，村书记翟运生叫我和王法轮、翟增福参与调解，六家是一块调解的，当时我们三人、翟运生、翟某2、王庚田、翟永路、翟芳芳都在场，当时翟芳芳带的现金不够，后来我们三人就撤了，我没有看到给现金。原告取保后已没有找过我们往回要钱，原告点王庚田的大棚我没有亲眼看见。原告对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原告点被告的大棚。被告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称：证人证言客观真实的还原了事发后原告和六家的调解过程，两名证人均作证在签订谅解协议时原告的直系亲属翟永路和翟芳芳均在场，协议签订过程是合法有效的。原告主张：翟芳芳不是第一顺位监护人，第一顺位监护人应为原告配偶，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对此也有规定，子女应排在配偶之后，应依法判定协议无效，由被告依法返还原告35000元。被告主张：双方签订的谅解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该协议签订时间是2018年，而民法典是今年刚实施的，应适用民法通则相关监护人的法律事由，民法通则并没有注明监护人的顺序。该协议的签订虽然仅有翟芳芳的签字，但作为原告的配偶翟永路在调解时在场，对翟芳芳签字的行为也是一种认可。二人作为原告的直系亲属，主动要求进行调解并取得谅解，其行为是为原告争取利益，即使仅有翟芳芳的签字，其行为也构成合同法中的表见代理，被告作为善意的相对人，不应返还原告的赔偿款，原告起诉所依据的177号刑事判决书其中只认定了四起犯罪行为，并不代表原告对被告王庚田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被告当庭举证了双方签字的谅解协议证实了原告对被告有犯罪行为并进行了赔偿，该刑事判决书并不涵盖原告所有犯罪行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原告方依据的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为民法通则中的监护人要有顺序，但原告依据的是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而本次调解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原告直系亲属均在场，代理行为合法有效，被告不应返还原告的赔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西木欠庄村大棚是从2018年2月16日至3月4日间被烧的，烧大棚的有翟运田、翟运生、翟艳国、翟新春、王庚田、翟艳玲六家，李翠华2018年4月19日被清苑区公安局刑事拘留，李翠华家属和上述六家签了谅解协议，进行了赔偿，李翠华2018年8月1日取保候审，认定了烧翟运田、翟运生、翟艳国、翟新春大棚的事实清苑区法院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冀0608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烧翟运田、翟运生、翟艳国、翟新春大棚的事实，李翠华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的事实，有臧村镇西木欠庄村民委员会证明、证人翟某2、王某出庭作证、（2019）冀0608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书为证，予以认定。2018年4月26日,原告之女翟芳芳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谅解协议,赔偿了被告人民币35000元，该协议的签订虽然仅有翟芳芳的签字，证人翟某2、王某出庭作证证明作为原告的配偶翟永路在调解时在场，并支付部分赔偿款，视为对翟芳芳签字的行为的授权与认可。原告作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原告的配偶翟永路是原告第一顺位监护人与法定代理人，其授权与认可和被告签订的谅解协议，在原告取保候审后对谅解协议未提出异议，谅解协议应为有效，被告被焚毁的大棚并不在刑事涉案财物之中,并不影响自愿进行民事赔偿。原告主张：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我女儿翟芳芳与被告签订的谅解协议无效,退还支付给被告的两个大棚的赔偿费35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要达到已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则是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且有自认原则。故此，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显然不同。 被上诉人王庚田案涉大棚被上诉人李翠华烧毁的事实有被上诉人王庚田大棚被烧毁的现状、一审中被告提交的臧村镇西木欠庄村委会于2020年8月23日出具的证明、事发后调解人员翟某2和王某的出庭证言足以证实。特别是臧村镇西木欠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仅加盖村委会公章，且由本村参与调解的所有五名调解人员共同出具，详细陈述了包括王庚田在内的六家蔬菜大棚连续失火后臧村镇派出所经过调查取证确定放火人为李翠华、臧村镇派出所通知村党支部书记翟运生协助调解此事时翟永路家开始不予理会、李翠华被拘留其家人翟永路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后又找村党支部书记请求帮忙调解及最终调解的过程等事实和相关细节。参与调解的五名调解人员中，翟某2和王某另出庭进一步在法庭上证实了调解经过，以上足以证实李翠华因烧毁了被上诉人王庚田大棚其家人与王庚田达成了谅解协议。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8刑初177号刑事判决虽只对上诉人李翠华实施的四起烧毁他人大棚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认定，但不能说明其没有对被上诉人王庚田实施了侵权行为。基于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减轻刑责及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的目的，其监护人翟芳芳代其与被上诉人王庚田达成的谅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从臧村镇西木欠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参与调解的调解人员翟某2、王某出庭证言来看，在达成谅解协议时上诉人李翠华的丈夫均在场。且《民法通则》并未有关于监护顺序的规定。基于以上，上诉人李翠华以其女儿翟芳芳没有代理权为由而否认合同效力的主张不成立。 另外，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并非无效合同，而是可撤销合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即使上诉人家人在签订谅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上诉人的撤销权也应自2018年8月1日因取保候审恢复人身自由开始计算，因此时其家人完全能够从上诉人口中了解到上诉人是否真的烧了被上诉人王庚田的大棚，其于2020年7月1日提起诉讼也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 综上所述，李翠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翠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常金星 审 判 员 庞 茜 审 判 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杨占军 书 记 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