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9民终17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跃平，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汉斌，男，195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由益阳市鱼形山街道浮云铺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再红，男，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片清，女，196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志春，男，194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超，男，199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丽萍，女，198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上述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跃军，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跃平与上诉人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90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跃平上诉请求：1.判令李再红将不当得利的孳息41040元返还刘跃平；2.判令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将不当得利的孳息11340元返还刘跃平；3.由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规定，刘跃平请求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返还原物和原物孳息是正确的。 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辩称：刘跃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要求李再红、邓忠良返还不当得利错误。李再红、邓忠良不存在不当得利，虽领取了刘跃平7万多元，但这是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停工损失补偿款，不属于不当得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跃平的上诉。 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90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刘跃平的诉讼请求；2.由刘跃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跃平依《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对李再红、邓忠良有支付因刘跃平原因停工导致工资上涨部分补偿款的义务，对该补偿款刘跃平当时已支付已清结，现在起诉李再红、邓忠良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刘跃平支付李再红、邓忠良补偿款的时间在2012年，事隔8年后再起诉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 刘跃平辩称：一、协议就是合同，合同具有相对性。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上诉状中所说的《协议》是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所签订的，第三人不享受合同的权利和承担合同的义务，刘跃平在其他诉讼中就工程款已经向案外人符某某补偿81万，符建平是李再红、邓忠良的合同相对人，至于怎么补偿与本案无关，并且在一审庭审中就补偿工价问题审理清楚了，确认刘跃平不是补偿工价的主体；二、一审中已经对时效问题作出了判决认定，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李再红、邓忠良具有时效抗辩权，如果没有新证据，到第二审又以时效作为上诉理由，依据《证据规定》75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的上诉。 刘跃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再红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76000元及利息41040元；2.判令邓忠良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1000元及利息11340元；3.李再红、邓忠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跃平挂靠益阳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承建了益阳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某某1#楼项目。2010年10月2日，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签订了《劳务清包合同》，约定由案外人符某某承包某某丽都1#楼主体工程及装饰工程的劳务，承包方式采用清包的形式。在案外人符某某进场施工过程中，因中途几次停工，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于2012年5月3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停工期间的一切损失由刘跃平补偿案外人符某某81万元，补充协议第五条还约定，对于未完成工程，内粉原单价6.5元每平方，外粉原单价18元每平方，各单项工程按现在市场人工工资的价格与原各单项工程价格对比，超出部分由刘跃平按实际补偿给各单项民工施工队（双方根据市场价格确认单价）。2013年7月，案外人符某某因刘跃平欠付工程款及停工损失补偿款，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由起诉了刘跃平及某某公司，该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最终于2020年3月2日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19）湘民再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刘跃平支付案外人符某某工程款253299元、停工损失补偿款5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在该案的几次诉讼中，刘跃平均主张其向案外人符某某支付的工程款中应当抵扣其代为垫付的农民工工资。 2010年11月6日，案外人符某某与李再红、邓忠良签订《木工工程承包协议》，将某某丽都1#楼的木工工程承包给了李再红、邓忠良。李再红、邓忠良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后，历经多次停工，于2012年年底完工。2016年11月，李再红、邓忠良因案外人符某某欠付工程款起诉至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要求：1、符某某支付李再红、邓忠良工资款79986元；2、符某某支付李再红、邓忠良工程增补工资款172291元；3、符某某退还李再红、邓忠良木工工程定金92000元。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6）湘0903民初XXX号民事判决，判决：1、符某某自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邓忠良、李再红工程款及定金151600元；2、驳回邓忠良、李再红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判决已经生效。 李再红、邓忠良在施工过程中，李再红在刘跃平处支取木工工资款76000元，邓忠良在刘跃平处支取木工工资款21000元。其中，李再红支取的工资款76000元由6张单据组成：1、2012年8月13日李再红出具的领款凭单，上记载领到木工工资2000元；2、2012年8月16日李再红出具的领款凭单，上记载领到木工工资20000元；3、2012年9月1日李再红出具的领款凭单，上记载领到木工工资30000元；4、2012年9月24日李再红出具的的领款凭单，上记载领到木工工资6000元；5、证明，上记载某某丽都1#楼木工工程款按合约已完成主体工程量，应支付工程款35000元（应付155000元，已付120000元），符某某同意在某某丽都1#楼工程款中扣除。李再红妻子肖某某于2012年9月25日在该证明上签名并书写“已付15000元”；6、李再红妻子肖某某于2012年10月14日书写的条据，上记载某某丽都1#栋共计17层，已付三层（6000），余下11层每层支付500元，合计5500元，签于10月14日付3000元，余额待完工后一次性付清。上述六张条据共计金额76000元。邓忠良支取的工资款21000元由两张条据组成：1、2012年8月8日邓忠良出具的领款凭单，上记载领到某某丽都1#栋木工工程款1000元；2、证明，上记载某某丽都1#楼木工工程款按合约已完成主体工程量，应支付工程款35000元（应付155000元，已付120000元），符某某同意在华盛丽都1#楼工程款中扣除。邓忠良于2012年9月14日在该证明上签名并书写“已付20000元”。上述两张条据共计金额21000元。 李再红、邓忠良对从刘跃平处分别领取工资款76000元和21000元的事实、案外人符某某已付清李再红、邓忠良某某丽都1#楼木工工资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但李再红、邓忠良认为，刘跃平付给李再红、邓忠良的工资款是基于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在2012年5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停工期间导致工价上涨而给付的补偿款，这部分款项根据《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应当由刘跃平支付给施工队，因此李再红、邓忠良并非不当得利。刘跃平认为，李再红、邓忠良领取的工资款76000元和21000元均为刘跃平代案外人符某某垫付给李再红、邓忠良的费用，既然案外人符某某已经付清了李再红、邓忠良的工资款，那么这部分款项李再红、邓忠良应当退还给刘跃平，属于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再红、邓忠良抗辩刘跃平分别支付给李再红、邓忠良的76000元和21000元为刘跃平按照其与案外人符某某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应当由刘跃平补偿给李再红、邓忠良的因停工导致的工价上涨损失的意见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该部分费用不是刘跃平补偿给李再红、邓忠良的停工工资补偿款，理由如下：根据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的内容，价格超出部分由刘跃平按实际补偿给各单项民工施工队（双方根据市场价格确认单价），即该补偿款应经过刘跃平、案外人符某某与李再红、邓忠良的共同确认，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而李再红、邓忠良的领款凭条、证明、条据等的内容，均未体现停工补偿的性质。根据日常交易习惯，如是由刘跃平补偿给李再红、邓忠良的停工损失应当载明补偿的对象、标准及合计金额，而几份领款凭单仅写明为木工工资，甚至证明和条据上明确记载为工资款，明显与李再红、邓忠良抗辩的事实不符。因此，对李再红、邓忠良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再红、邓忠良与案外人符某某签订《木工工程承包协议》，且木工工资款已经由案外人符某某支付，则在工程项目进行中，李再红、邓忠良向刘跃平预支的款项应当返还。本案案由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妥。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的纠纷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在2020年3月2日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刘跃平对于无法向案外人符某某主张抵扣由其垫付的农民工工资也由该份判决书的内容最终确定，因此刘跃平向李再红、邓忠良主张返还预支款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支持。刘跃平要求李再红、邓忠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再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跃平76000元；二、邓忠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跃平21000元；三、驳回刘跃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90元，减半收取计1645元，财产保全费1267元，合计2912元，由刘跃平负担1089元，由李再红负担1505元，由邓忠良负担318元。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邓忠良因病于2020年6月12日去世。现有家庭成员如下：妻子曹片清、父亲邓志春、儿子邓超、女儿邓丽萍。本院依法通知继承人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参加诉讼。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李再红、邓忠良是否应返还刘跃平款项及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刘跃平与案外人符某某的纠纷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在2020年3月2日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刘跃平对于无法向案外人符某某主张抵扣由其垫付的农民工工资也由该份判决书的内容最终确定。诉讼时效期间自2020年3月2日开始计算，故刘跃平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李再红、邓忠良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事实根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再红、邓忠良主张涉案款项系刘跃平依《补充协议》约定支付的补偿款，但领款凭单仅写明为木工工资，李再红、邓忠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系补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李再红、邓忠良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上述款项，刘跃平有权要求返还。刘跃平向李再红、邓忠良支付款项时并没有约定利息，且没有证据证明所支付的款项产生了孳息。刘跃平要求李再红、邓忠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邓忠良因病去世，故由其继承人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在继承邓忠良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 综上所述，刘跃平与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二审出现新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90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903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三、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继承邓忠良的遗产范围内返还刘跃平21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45元，财产保全费1267元，合计2912元，由刘跃平负担1089元，李再红负担1505元，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负担3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35元，由刘跃平负担1110元，由李再红、曹片清、邓志春、邓超、邓丽萍负担22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康彪 审判员  李京伟 审判员  黎 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曹帅 书记员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