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5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传军，男，197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军，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会波，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平，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施娜，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工业集中区（同安园）****。 法定代表人：郑传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军，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传军因与被上诉人罗会波、原审被告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5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传军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54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三方协议》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三方协议》是郑传军、罗会波、罗会清三方共同签署，只有在三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解除。一审判决仅凭罗会波、罗会清二人签署的《确认书》，认定《三方协议》解除，没有法律依据。《三方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变更后”郑传军与罗会波签订的4份协议文件由郑传军与罗会清继续履行，一审判决将其理解为要以完成冠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条件，缺乏依据。从字面意思看，该“股权变更后”应理解为各方达成股权变更的合意，现三人签署《三方协议》的行为，就表明各方已就股权变更达成合意，“股权变更后”条件已经成就，包括1月1日协议在内的4份协议改由郑传军与罗会清履行，罗会波已经不是合同相对方，不享有合同权利。罗会波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 二、郑传军、罗会波另行签订的1月18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1月18日协议签订在后，应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郑传军并不存在违反1月18日协议的行为，罗会波无权要求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双方未使用1月1日协议办理变更登记，而是另行签署了1月18日协议，显然是因为双方达成了新的合意。即便认为1月18日协议约定的价格不是双方真实意思，也仅导致该价格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不因此导致1月18日协议整体无效。1月18日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该协议签订在后，且在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有公示效力，故应当以该1月18日协议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最终依据 三、即使按照1月1日协议约定，郑传军也不存在严重违反1月1日协议的行为，罗会波要求解除1月1日协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本案中，罗会波已经登记持有冠通公司40%股权，并已指派罗时辉、郑惠真进入公司，实际参与冠通公司经营管理一年多，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罗会波的合同根本目的已经实现。虽然郑传军存在违反1月1日协议的行为，但均属于轻微违约，不影响罗会波合同目的的实现，且在有关事件中郑传军并不存在过错。具体如下：1.关于一名公司案件。首先，1月1日协议签订时，冠通公司、郑传军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一名公司会再申请强制执行。基于此，郑传军可以合理信赖一名公司的债务已经处理完毕，故未特别向罗会波披露，也符合常理，不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形。其次，冠通公司、郑传军仍在积极处理一名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事宜，目前再审申请仍在审查中，尚有可能执行回转。最后，即便冠通公司的再审申请最终被驳回的，罗会波通过要求赔偿损失的方式也可以得到权利救济，并不需要解除股权转让关系。2.关于李韦萍案件。李韦萍与王承刚、吴清忍、冠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实际是因冠通公司前股东王承刚私自以冠通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才导致冠通公司涉诉；该对外担保行为与郑传军无关、郑传军也不知情，郑传军自然无法在签署1月1日协议时向罗会波披露，郑传军对此不存在隐瞒故意。李韦萍案件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冠通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以“冠通公司依法仍有承担过错责任的可能”，认为对罗会波的权益可能造成实质影响，是以未来尚未确定发生的事由，作为现在解约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资金转出问题。首先，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冠通公司向郑传军转款实际为2,605,446.65元，并非一审判决统计的2,621,090.12元。其次，一审判决仅统计了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冠通公司转账给郑传军的款项，但却未统计该期间郑传军转账给冠通公司的款项，明显遗漏。事实上，该期间郑传军同样有向冠通公司转款，转款合计807,711元。冠通公司向郑传军转款的2,605,446.65元，抵扣郑传军向冠通公司转款的807,711元、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款669,364.9元后，仅剩余约110万元，与约定的可以转出的100万元基本接近，并不存在严重违反约定提前转出款项的问题。再者，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罗会波指派罗时辉、郑惠真参与冠通公司的管理；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11月间，郑惠真在冠通公司担任会计，并保管冠通公司的网银U盾。根据以上事实，冠通公司每次向郑传军转款罗会波都是配合、确认的，郑传军并没有违规从冠通公司转出资金。最后，一审法院认定郑传军未在诉讼中按法院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并据此判由郑传军承担不利后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关于未结债务。一审判决认定郑传军已经向罗会波披露平安银行50万元贷款和兴业银行20万元贷款的本息，不构成不实披露，事实认定正确。关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还款，该笔债务属于冠通公司长期债务，计入长期负债科目，自然不会体现在1月1日协议附件“应付账款”的表格中。但未体现在附件中，并不等同于郑传军没有向罗会波披露。而且在2019年2月27日，冠通公司财务曾呈签一份“关于公司向仲利借款300万元还款计划”的呈签单，罗会波指定人员罗时辉在该呈签单上签字；1月1日协议附件是在2019年5月17日才由罗会波与郑传军签字确认。签署该附件时，罗会波已经知道尚欠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因此，虽然双方未在附件中专门披露，但这不影响罗会波知道该借款的事实。5.关于设立关联企业。首先，1月1日协议的约定为“目标公司并无任何分支机构，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公司”。元晶公司不是冠通公司的分支机构，不是冠通公司的关联公司，郑传军并不存在未披露的情况。其次，一审认定元晶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包含了电子元器件制造和销售，该部分与冠通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叠。但事实上冠通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没有“电子元器件制造和销售”，一审认定有误。再者，即便认为冠通公司与元晶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有近似，但是否属于关联公司仍应该以实际经营情况为依据。 被上诉人罗会波答辩称：一、《三方协议》实质上为股权代持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且已被解除，且协议约定的条件始终未能成就，故该协议自始至终无论如何也不产生《股权收购协议》等4个文件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法律后果，案涉冠通公司40%的股权一直由罗会波持有、属罗会波实际所有，案涉股权的所有人、本案适格的原告始终是罗会波，郑传军上诉认为股权已经变更、罗会波已经不是合同相对方、不享有合同权利是明显违背事实的。 二、本案双方遵照履行的一直是《1月1日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1月1日协议》的约定为准是正确的。1、罗会波与郑传军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下称“《1月18日协议》”）仅是双方为了履行《1月1日协议》约定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特定需要而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范本签订的，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三方协议》充分证明郑传军与罗会波共同认可并实际履行的一直是《1月1日协议》。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定《三方协议》系罗会波、罗会清和郑传军签订于2019年下半年（8月份左右），但《三方协议》就案涉股权作出约定时，并未提及《1月18日协议》。3、《1月1日协议》第5.3.3条款明确约定“协议双方应当为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与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提供各项配合与便利，包括签署《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登记使用）”，该条款可以清楚的反映出《1月18日协议》是双方为了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便利和特定目的所签署的。 三、郑传军存在多项严重违反其在《1月1日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与保证的情形，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一审判决据此判令双方解除合同、郑传军应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正确，应予以维持。（一）郑传军违反《1月1日协议》第五条约定超额转出股权转让款，且其中大量金额转给自己，严重违反协议约定且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冠通公司银行账户2018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8日的流水显示，在罗会波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之前，冠通公司并未向郑传军个人账户转入款项。罗会波开始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冠通公司自2019年1月31日即开始多次、大额向郑传军个人账户转入资金，即使扣除郑传军所主张系统退回的15643.47元，截至2019年12月6日郑传军合计从冠通公司转出2605446.65元，转出时间比协议约定的可转时间提前一年以上，实际转出金额也远远超出协议约定的100万元可转金额。郑传军还主张其向冠通公司转入80多万元款项应当予以抵扣，实际情况是，郑传军个人一直将冠通公司的废角料（铜等）拿去对外出售并由个人收取货款，双方为此亦产生过争议，后郑传军才将收取的货款转入公司账户，这些款项本就属于冠通公司所有，不应当予以扣减。郑传军上诉自认其合计转出股权转让款110万余元，已超额转出，也已构成违约。但事实显然不止这个金额，郑传军的上述超额转款行为，严重违反协议约定且影响到冠通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根本违约，而非郑传军自述的仅有轻微违约。（二）郑传军违反了其关于冠通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负债、或有负债、潜在诉讼和对外担保行为的保证与承诺。1、一审判决认定郑传军未就一名公司案件进行披露已构成违约正确。冠通公司因多次逾期向一名公司偿还（2016）苏0206民初296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货款，被无锡法院强制执行违约金200970元及其他费用。冠通公司以一名公司已同意冠通公司逾期还款为由，就该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均已被驳回，该案件已对冠通公司造成实际损失。2、郑传军未披露冠通公司存在对外为债务人王承刚的借款债务向债权人李韦萍提供大额担保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郑传军该行为已构成违约正确。（1）冠通公司作为保证人对外签订有担保协议且已被法院查明属实，郑传军未做披露，无论该担保协议是否有效或最终是否应承担责任，均应认定郑传军已违反了《1月1日协议》8.9.2条“没有目标公司作出或有代表目标公司作出的担保、抵押、补偿协议”这一保证与承诺。（2）郑传军与罗会波签订《1月1日协议》时，《还款协议》项下的借款债务已到期且未履行，因此，冠通公司存在被债权人李韦萍追究担保责任的重大风险和可能，但郑传军在与罗会波签订《1月1日协议》时，完全隐瞒了这一情况，未做披露，严重违反了其在4.2.4等条款作出的“截止本次股权收购交割之日，转让方承诺公司不存在未经声明、披露的债务、或有负债、或担保、保证行为”、8.11.1条作出的“本协议及附件的全部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保证的内容全部真实、可靠、无虚假陈述、无重要信息遗漏”以及8.10.3条关于冠通公司不存在潜在诉讼的承诺与保证。（3）现债权人李韦萍已将冠通公司起诉至同安法院，要求追究冠通公司的缔约过失责任,即便协议无效，冠通公司依法仍须对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连带赔偿责任，必然实质影响冠通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4）冠通公司签订担保协议时，郑传军早已是冠通公司的股东和高管，理应知情，而不是其辩称的完全不知情。3、一审认定郑传军未对罗会波披露冠通公司对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下称“仲利公司”）的债务已构成违约正确。（1）《1月1日协议》第6.2.3条、8.7.2条中明确约定冠通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所有负债均由双方以财务报表附件的形式予以核定、会计账目记载了冠通公司的所有负债。郑传军上诉称该笔对仲利公司的债务属于冠通公司长期债务无须记入应付账款中，这纯属狡辩，也违背事实！本案股权收购协议附件之《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表》的第一栏即明明记载着冠通公司与仲利公司的应付账款信息，只不过金额仅仅只为3639.3元而已。（2）《1月1日协议》第4.2.9条款约定：郑传军向罗会波披露的任何债权债务以披露经双方签字盖章确定为准，未经双方签字确定的任何形式债权债务都由郑传军个人承担与公司无关。双方于2019年5月17日共同在附件GT-CW-1《应收应付账款余额表》签字确认，即郑传军所披露的债务应以该附件的《应付账款余额表》记载为准。（3）郑传军主张仲利公司的该笔债务罗会波知情并且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一审中法院也责令其提供相应的账目往来签单及会计账册予以证明，其不服从，应视为郑传军已放弃该项举证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冠通公司因上述与一名公司案件及为王承刚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屡屡卷入诉讼，严重损及公司信誉及股东罗会波的个人信用并影响罗会波及其投资企业的银行贷款，郑传军已违反《1月1日协议》8.10.3条关于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潜在诉讼的保证。 四、冠通公司存在元晶公司、鸿晶公司2家关联公司，郑传军已违反《1月1日协议》8.2.3条款关于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公司的保证。1、根据工商登记档案，郑传军于2015年5月13日即设立了元晶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为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等各种电子器件的制造与加工与集成电路制造等电子设备制造相关业务，这与冠通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高度重合或者至少是存在紧密联系的关联业务。2、根据《1月1日协议》第1.6条和1.7条的约定，案涉股权的收购完成日止于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及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本案中郑传军于2019年1月24日才将讼争股权变更登记至罗会波名下，鸿晶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22日，此时讼争股权尚未交割，郑传军即已另外和他人合作设立经营范围与冠通公司高度重合的鸿晶公司且未向罗会波披露，应认定属违反协议约定的。 综上，郑传军在一审庭审和上诉状中均自认其存在违约，只不过自己将违约行为轻描淡写为“显著轻微”，然而，本案的股权转让价款是232万元，目前已知的郑传军隐瞒未如实披露的公司债务金额合计已超过股权转让款金额，且郑传军比约定的两年时间提前一年将股权转让款超额转出或者说几乎全额转完，且严重违反有关公司不存在或不会发生涉诉案件的保证，事实上公司不仅被法院强制执行，而且持续卷入担保责任引起的诉讼中，无论从法律上的比例原则来说或就事论事，每一项违约行为，其程度都是非常严重的，何况存在如此之多的违约情形，其违约行为已对罗会波的股东权利造成严重的实质性损害，已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冠通公司同意郑传军的上诉意见。 罗会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罗会波与被告郑传军签订的关于转让被告冠通公司40%股权的股权收购协议（包括提交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股权收购协议）；2.被告郑传军、冠通公司共同返还原告罗会波股权收购款232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自股权收购款支付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53316.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返还股权收购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被告郑传军支付原告罗会波违约金10万元；4.被告郑传军将原告罗会波持有的被告冠通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到被告郑传军名下，被告冠通公司协助被告郑传军办理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罗会波与被告郑传军于2019年1月1日签订一份《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约定郑传军将其所持有的被告冠通公司40％的股权以2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罗会波（在股权收购完成之日起3年内，若罗会波获得股东分红总额累计达到200万元以上，罗会波须再补偿给郑传军200万元，即股权收购价格调整为432万元，否则股权收购的最终价格为232万元）。郑传军在《股权收购协议》中对罗会波作出多项陈述、声明、披露、保证和承诺，如：1.待售股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争议，不存在可能获法院支持的、供其他方主张权利的股权证书或类似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或任何性质的第三方权利;2.冠通公司不存在未经声明、披露的债务、或有债务、担保或保证行为，郑传军已经将冠通公司在协议签订之前的所有负债（含或有负债及已披露或未披露的债务）清偿或处理完毕，没有冠通公司做出或有代表冠通公司作出的担保、抵押、补偿协议；3.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公司;4.除转让方已披露的案件外，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诉讼，亦不存在可能导致影响该公司的任何诉讼，也不存在会产生这样后果的权利主张或争议，5.转让方在股权收购协议及其附件披露的公司财务状况（包括债权、负债等）、资产和其他资料和内容真实、可靠，无任何虚假、不实或遗漏之处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如任何一方在其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中有任何虚假、不实之处，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构成对该协议的根本性违约，另一方有权单方行使解约权，终止本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与赔偿责任。另外，《股权收购协议》还约定，为支持冠通公司的生产经营，上述232万元股权收购款应交由冠通公司，且在2019年1月31日前郑传军不得超于50万元转出股权收购款，在2019年6月30日前不得超于50万元转出股权收购款，在2020年底在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可以转出股权收购款132万元。如郑传军违反该约定，罗会波有权解除股权收购协议，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上述《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罗会波登记占有冠通公司40％的股权。郑传军登记占有冠通公司60％的股权，担任冠通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罗会波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股权收购款100万元，2019年2月18日支付股权收购款132万元，全部232万元股权收购款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5.4条款约定和双方的商定转入冠通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郑传军利用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控制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等便利，频频违反双方的约定和公司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违规转移公司资金、进行财务报销和关联交易等。罗会波经逐步调查发现，郑传军全面、严重违反上述《股权收购协议》项下的陈述、披露、声明、保证与承诺，具体包括：1.冠通公司存在多起未披露的大额债务、或有负债；2.冠通公司因股权转让前的行为和原因被他人起诉追究民事责任、卷入多起债务纠纷诉讼；3.冠通公司存在关联公司，郑传军在冠通公司以外还投资其他从事与冠通公司相同、类似和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在转让股权当月即2019年1月22日，郑传军就瞒着罗会波与他人合作投资注册设立厦门鸿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与冠通公司相同的业务，严重违反同业竞争禁止义务；4.冠通公司的股权也存在权属争议和纠纷；此外，郑传军还严重违反《股权收购协议》第5.4条关于股权收购款使用安排等约定。上述违约行为严重损害罗会波的利益。综上，郑传军隐瞒冠通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真实情况，骗取罗会波投资入股，并且严重违反双方的协议约定，已构成根本性违约。罗会波有权解除案涉股权收购协议，要求郑传军和冠通公司返还股权收购款232万元，并支付相应资金占用费、违约金。 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情况，查明事实如下： 一、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 2019年1月1日，被告郑传军（甲方、转让方）与原告罗会波（乙方、受让方）签订一份《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约定郑传军向罗会波转让冠通公司40%股权，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目标公司即冠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郑传军持有95%股权，股东郑丹持有5%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第1.9条约定，声明、披露、承诺与保证：系指本协议双方分别或共同做出的、带有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性质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第8条、第9条等其它分布于协议中的、具有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性质的条文及内容。第1.10条约定，虚假陈述：协议中任何一方提供的声明、披露、陈述被证明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及协议任何一方提供的、列示为协议附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不相符的，均认定为虚假陈述。第4.1.1条约定，甲方将目标公司40%股权以4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第4.1.2条约定，股权收购例外情形甲乙双方达成协议，甲方同意将目标公司40%股权先以2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如果乙方在股权收购完成之日起3年内（不包括公司增资扩股的情形）获得的股东分红总额累计达到200万元以上，乙方同意额外补偿给甲方200万元；如果达不到200万元，则40%股权的最终价格为232万元。第4.2.4条约定，截止至股权收购交割之日，转让方承诺公司不存在未经声明、披露的债务、或有债务、或担保、保证行为。第4.2.6条约定，转让方已经将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的所有负债（含或有负债及已披露或未披露的债务）清偿或处理完毕。第5.4.2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股权收购方按照股权协定的收购到资的总价款232万元应在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5个工作日结算支付完毕。第5.4.3条约定，股权转让方承诺将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232万元用于冠通公司生产经营，并以甲方的名义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将股权转让款232万元出借给公司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第5.4.4条约定，为支持公司生产经营，同时顾及甲方个人股本金使用需要，甲方承诺列出股本金使用安排情形，在2019年1月31日前甲方不得超于50万元转出股权转让款，在2019年6月30日前甲方不得超于50万元转出股权转让款，在2020年底甲方在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可以转出股权转让款132万元。第5.4.5条约定，甲方同意在收到股权转让款232万元之日起3日内将该笔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甲方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第5.4.6条约定，甲方如违反5.4.3条、5.4.4条的约定，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238元，并有权终止协议。第6.2.2条约定，双方同意，经甲乙双方确认的目标公司的应付款项（详见附件GT-WC-2《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表》)，均由目标公司承继。第8.1.1条约定，转让方在此向收购方郑重承诺，截止至协议交割日止，下述内容真实无误，如有虚假陈述，转让方愿按本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及其他一切法律后果。第8.1.2条约定，转让方保证，协议附件及附件所披露的全部资料均为其所提供，转让方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保证无虚假陈述或错误描述；保证无重要信息的遗漏；如有违反本条，转让方愿按本协议承担虚假陈述、遗漏重要信息的违约责任及一切法律后果。第8.2.3条约定，目标公司并无任何分支机构，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公司。第8.7.2条约定，会计账目记明了全部负债，包括延迟负债与或有负债。第8.7.3条约定，尽管有前述陈述，但转让方保证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负债。第8.9.2条约定，没有目标公司做出或有代表目标公司做出的担保、抵押、补偿协议。第8.9.4条约定，不存在义务性的协议，或者异常的、非正当交易协议，或者可能因公司出售、股权出售而终止或受限制的协议。第8.10.2条约定，除已披露的案件外，目标公司未被指控有刑事犯罪行为，也未涉及任何诉讼程序。第8.10.3条约定，不存在目标公司及其雇员的可能导致影响该公司的任何诉讼，也不存在会产生这样后果的权利主张或争议。第8.11.1条约定，转让方再次保证：本协议及附件的全部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保证的内容；上述全部内容真实、可靠、无虚假陈述、无重要信息遗漏。第14.3条约定，以下事项构成对本协议的根本性违约，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行使解约权，终止本协议，并按本协议约定追究另一方的违约与赔偿责任：（1）任何方在其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中有任何虚假、不实之处的。第15.2条约定，若任何一方存在虚假陈述或遗漏信息尚未构成对本次股权收购的根本性影响，则其他方有权暂停履行协议，直至违约方交纳违约金5万元整，并改正其行为方可恢复履行协议；若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后7日内未能交纳该项违约金的，则守约方有权单方宣布收购失败，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虚假陈述或信息遗漏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第15.2.2条约定，若该虚假陈述或遗漏行为已构成对本次股权收购的根本性影响，则其他方有权选择：（1）暂停履行协议，要求违约方交纳罚金违约金10万元，并继续履行协议；或（2）终止本协议，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 二、股权转让款支付与股权变更登记 （一）变更登记 1月1日协议签订后，郑传军、罗会波于2019年1月24日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变更后，罗会波持有冠通公司40％股权，郑传军持有冠通公司60%股权。郑传军担任冠通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办理变更登记过程中，郑传军与罗会波于2019年1月18日依照登记部门提供的版本签订了一份《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该协议载明，40%股权的转让款为400万元，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清。 （二）对价支付 股权变更登记后，罗会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郑传军支付了约定对价232万元。其中，2019年1月30日支付100万元，2019年2月18日支付132万元。前述款项均依约转入冠通公司银行账户，以郑传军出借给冠通公司的形式，约定用于冠通公司生产经营之需，在符合约定条件时方可按期分批转出。 四、与是否违约有关的事实 （一）涉及诉讼 2016年6月5日，冠通公司因拖欠案外人一名公司货款，被诉至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苏0206民初2961号。郑传军代理冠通公司应诉。2017年1月8日，冠通公司与一名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冠通公司尚欠一名公司货款1,452,525.53元，冠通公司分三期在2018年2月5日前付清，若违约应支付20万元违约金。冠通公司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出现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一名公司向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违约金，后者于2019年6月27日、7月4日两次扣划冠通公司银行存款合计214670.35元。冠通公司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提出执行异议，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苏0206执异10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冠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一名公司同意延期履行付款，故驳回冠通公司的异议请求。冠通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该裁定。2019年11月25日，冠通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再审申请书，至今尚未有审查结果。在签订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前，郑传军未向罗会波披露冠通公司与一名公司的诉讼、调解及履行等涉诉情况。 （二）提供担保 2018年4月7日，案外人李韦萍与王承刚、吴清忍、冠通公司共同签订一份《还款协议》，其中约定，冠通公司对王承刚、吴清忍所欠李韦萍借款200万元及利息、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冠通公司在《还款协议》上盖章，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承刚签字。签约当时，王承刚持有冠通公司50%股权。2018年9月7日，郑传军受让王承刚等人持有的冠通公司股权，冠通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由王承刚变更登记为郑传军。由于王承刚、吴清忍未按协议约定还款，李韦萍于2019年7月16日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王承刚、吴清忍偿还借款本金1,699,060.1元及利息、律师费等，并诉求冠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案号为（2019）闽0581民初4368号。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冠通公司前述担保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对冠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李韦萍要求冠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造成担保合同无效的相应民事法律责任，李韦萍可另案进行主张。该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李韦萍针对冠通公司的前述诉求。签订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郑传军未向罗会波披露冠通公司该项担保及涉诉情况。 （三）转出资金 自2019年1月31日起，冠通公司的工商银行账户陆续向郑传军个人账户转款。转款事由为往来款、还款等等。截至2019年6月30日，冠通公司的工商银行账户向郑传军个人账户转款合计转款1,297,704.48元，截至2019年12月6日该转款总额为2,621,090.12元。前述转出金额违反了双方当事人在1月1日协议中关于资金转出的相关约定。郑传军辩称，前述转出款项只有100万元是股权转让价款，其余均是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账款。对此，罗会波提交一份郑传军、罗会波均签字、盖指印的《说明》予以反驳。该《说明》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载明：郑传军同意，冠通公司对王承刚、吴清忍的应收款项合计1,502,950元由郑传军个人负担，并抵扣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账款2,172,314.9元，抵扣后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款为669364.9元。《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第5.4.4条约定，郑传军在2020年底之前仅能转出股权转让价款100万元。但截至2019年12月6日转款总额为2,621,090.12元，扣除应付款为669364.9元，余额近20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约定的100万元。案涉股权转让后，罗会波指派罗时辉、郑惠真参与冠通公司的管理。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11月期间，郑惠真在冠通公司担任会计。冠通公司的网银U盾由郑惠真保管。2019年1月1日，郑传军与罗会波签订了《冠通资金审批权限一览表》，对冠通公司资金支出的审批权限进行约定。其中，30000元以上款项转出需要股东会批准。诉讼中，罗会波申请法院责令郑传军、冠通公司提交自2018年以来的财务会计账册，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要求郑传军、冠通公司提交上述款项转出的公司内部账务审批单、记账单等财务会计资料，但郑传军、冠通公司未提交。 （四）未结债务 罗会波提交的《报销单》载明，冠通公司需按月向郑传军支付“平安银行50万元贷款和兴业银行20万元贷款的本息。罗会波指派的账务人员罗时辉、郑惠珍在《报销单》上签字。罗会波主张，郑传军未披露该银行贷款，构成违约。郑传军则辩称，冠通公司该应付郑传军款项包括在股权转让协议附件载明的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账款余额2,172,314.9元当中，已经在签订协议时通过附件披露。经查，《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有四个附件，其中附件《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表》记载，冠通公司应付郑传军账款余额2,172,314.9元。罗会波提交的冠通公司工商银行账户明细载明，自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冠通公司每月向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还款9万元至8万元不等，2019年9月还款41110元。郑传军在签订1月1日协议时未就相关情况进行披露，在本案诉讼中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五）设立关联企业 2015年5月13日，郑传军设立元晶公司，持股比例100%。元晶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元器件制造和销售，该部分与冠通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叠。郑传军与罗会波签订1月1日协议时，未向罗会波披露冠通公司存在该关联企业。2019年9月23日，郑传军将其持有的元晶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郑丹。 三、其他有关事实 1月1日协议签订后，郑传军（甲方）、罗会波（乙方）、罗会清（丙方）于2019年下半年签订一份《三方协议》，内容如下：“一、罗会波将持有的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转让给罗会清。二、股权变更后，郑传军与罗会波之前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公司章程》、《公司治理协议》、《冠通资金审批权限一览表》4份协议文件由郑传军与罗会清继续履行，监事长一职由罗时辉继续担任，上述四份协议文件对郑传军和罗会清均有效。三、罗会清同意认缴40%股权，并与郑传军共同履行上述四份协议文件，即郑传军与罗会波之前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公司章程》、《公司治理协议》、《冠通公司资金审批权限一览表》。四、股权转让后罗会清实际持有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0%受益人为罗会波。五、郑传军自愿放弃优先受让权。”《三方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并未实际履行，相关股权也未办理变更登记。2020年4月20日，罗会波与罗会清签订一份《确认书》，载明：因《三方协议》签订后，郑传军及冠通公司拒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该协议未能履行，罗会波与罗会清同意解除上述《三方协议》。诉讼中，罗会清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三方协议》只是为了帮罗会波代持股份；罗会清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申请参加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如下：1.案涉股权转让应以1月1日协议或1月18日协议为准；2.罗会波是否有权依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向郑传军主张权利；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案涉股权转让应以1月1日协议或1月18日协议为准。郑传军与罗会波就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签订1月1日协议后，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又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示范版本签订1月18日协议，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应以1月1日协议为准。具体理由如下：1.两份协议签订时间间隔短但转让价差悬殊，不合常理。1月1日协议约定先行支付转让价款232万元，若转让后三年内股东分红符合约定标准则再支付200万元，否则仅按232万元转让。1月18日协议则约定转让价款400万元，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清。在时间间隔仅十几天且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就同一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明显减少，显然不符合常理。2.案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实际是按1月1日协议约定的金额及时间履行，而不是按1月18日协议履行。1月1日协议约定，股权收购方按照股权协定的收购到资的总价款232万元应在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5个工作日结算支付完毕，并约定款项支付至冠通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月24日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罗会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100万元，2019年2月18日支付132万元，合计232万元，款项支付至双方约定的冠通公司账户。罗会波并没有按1月18日协议约定一次性支付400万元现金给郑传军，郑传军也未提出异议。3.从协议约定内容的详略对比看，1月1日更符合真实交易特征。通常交易过程，双方对权利义务的约定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磋商深入而更为详细、具体，则不是更为简单、粗略。1月1日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各方面如陈述保证、资金转出、违约认定等均作了详细的约定，而签字时间在后的1月18日协议却均予以简化。综上，罗会波关于1月18日协议仅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而签订，1月1日协议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且符合常理，予以采信。罗会波与郑传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应以1月1日协议作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认定依据。1月18日协议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出具，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罗会波是否有权依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向郑传军主张权利。郑传军辩称根据《三方协议》约定，罗会波在股权收购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让给罗会清，罗会波不再是《股权收购协议》的相对方，因此罗会波不是适格原告，应当驳回其起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罗会波、郑传军、罗会清于2019年下半年签订《三方协议》，目的在于罗会清代持罗会波从郑传军处受让的冠通公司40%股权。《三方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变更后，郑传军与罗会波之前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公司章程》、《公司治理协议》、《冠通资金审批权限一览表》4份协议文件由郑传军与罗会清继续履行，监事长一职由罗时辉继续担任，上述四份协议文件对郑传军和罗会清均有效。”依照该约定，郑传军与罗会波就案涉股权所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由罗会清承继的条件是，罗会波的股权变更登记到罗会清名下完成股权代持。但《三方协议》签订后，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并没有完成，该部分股权至今仍登记在罗会波名下。罗会波与罗会清已确认解除《三方协议》，罗会清亦确认《三方协议》只是为了帮罗会波代持股份，罗会清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因此，1月1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仍是罗会波与郑传军，罗会波有权依照该协议向郑传军主张权利。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罗会波主张郑传军存在诸多违反1月1日协议的行为，罗会波因此有权按照协议约定解除合同。郑传军则否认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郑传军在1月1日协议中对目标公司即冠通公司的债务、担保、涉诉、关联企业等方面均作出了陈述和保证，具体包括：冠通公司不存在未经声明、披露的债务、或有债务、担保或保证行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冠通公司所有负债（含或有负债及已披露或未披露的债务）清偿或处理完毕；没有冠通公司做出或有代表冠通公司作出的担保、抵押、补偿协议；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公司;除转让方已披露的案件外，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诉讼，亦不存在可能导致影响该公司的任何诉讼，也不存在会产生这样后果的权利主张或争议；转让方在股权收购协议及其附件披露的公司财务状况（包括债权、负债等）、资产和其他资料和内容真实、可靠，无任何虚假、不实或遗漏之处等。但郑传军向罗会波作出的声明和保证存在多处不实之处：1.在冠通公司对外担保方面。冠通公司在2018年4月7日李韦萍与王承刚、吴清忍、冠通公司共同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对王承刚、吴清忍所欠李韦萍借款200万元及利息、违约责任提供连带保证并加盖公章。郑传军在2018年9月7日受让王承刚等人持有的冠通公司股权，并接任冠通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前述担保事实发生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但郑传军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并未向罗会波披露该担保事实，而是作出无担保的陈述和保证。虽然该担保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但冠通公司依法仍有承担过错责任的可能，对罗会波受让股权的权益可能造成实质影响。故郑传军辩称未披露该担保不构成违约，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关于陈述和保证等方面的约定不符，不予采纳。2.在冠通公司涉及诉讼方面。2016年6月5日，冠通公司因拖欠一名公司货款，郑传军代理冠通公司应诉。后于2017年1月8日，冠通公司与一名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冠通公司尚欠一名公司货款1,452,525.53元，冠通公司分三期在2018年2月5日前付清，若违约应支付20万元违约金。冠通公司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出现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但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郑传军并未披露冠通公司涉及该诉讼及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有发生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后，冠通公司于2019年下半年承担了违约责任，被扣划银行存款214670.35元。郑传军辩称冠通公司虽然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有违约行为，但已经取得一名公司谅解，故未披露该涉诉情况不构成违约。按照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披露涉诉情况并未以冠通公司需要承担责任为限。另外，郑传军辩称已经取得一名公司谅解，但并未形成正式的书面协议，冠通公司实际上仍有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事后冠通被划扣存款也证明了该风险存在。所以，不论从披露涉诉情况或是从披露或有债务情况而言，郑传军未披露该涉诉及违约情况，已经构成违约，且对罗会波受让股权的权益造成了实质影响。3.关于冠通公司未结债务方面。自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冠通公司每月向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还款9万元至8万元不等，2019年9月还款41110元。郑传军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未就冠通公司该项债务情况进行披露，在本案诉讼中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郑传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保证冠通公司不存在未经声明、披露的债务，显然与事实不符。故郑传军在债务披露方面也存在违约，且该债务对郑传军受让的股权在权益上也有实质影响。至于冠通公司需按月向郑传军支付“平安银行50万贷款和兴业银行20万贷款的本息”的债务，在1月1日协议的附件《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表》中已有记载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账款余额2,172,314.9元，故不构成不实披露。4.关于关联企业披露方面。郑传军在1月1日协议第8.2.3条中声明，目标公司即冠通公司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公司。但事实上，在签订1月1日协议时，郑传军除了持有冠通公司多数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之外，还持有元晶公司100%股权。且元晶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与冠通公司存在重叠。郑传军的在1月1日协议中关于冠通公司不存在关联企业的声明与事实不符。郑传军辩称已经在股权转让后9个月将元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该转让行为并不能改变郑传军披露不实的事实。至于罗会波提到的郑传军与他人在2019年1月22日设立的鸿晶公司，因该公司设立时间在1月1日协议签订之后，并不属于协议约定需要披露的关联企业，且双方也未约定郑传军不能开设此类公司，故不构成违约。除了存在前述披露不实的违约行为外，郑传军还存在资金转出方面的违约行为。1月1日协议第5.4.3条及第5.4.4条约定，232万元股权收购款转入冠通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生产经营，郑传军在2019年1月31日前不得超于50万元转出股权收购款，在2019年6月30日前不得超于50万元转出股权收购款，在2020年底在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可以转出股权收购款132万元。依照前述约定，郑传军在2020年底之前仅能转出股权转让价款合计100万元。但郑传军截至2019年12月6日转出款项总额已达2,621,090.12元。虽然郑传军辩称其转出股权转让款仅100万元，其余是冠通公司应付郑传军款项。但是，根据郑传军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给罗会波的《说明》，郑传军同意冠通公司对王承刚、吴清忍的应收款项合计1,502,950元由郑传军个人负担，并抵扣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账款2,172,314.9元，抵扣后冠通公司对郑传军的应付款为669364.9元。前述郑传军转出款项2,621,090.12元，扣除冠通公司应付郑传军款项669364.9元，余额近20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约定转出限额100万元。此外，诉讼中要求郑传军提交转出资金的审批单、记账单等能够证明资金转出符合约定的财务会计资料，但郑传军也未提供。鉴于双方当事人对资金转出时间及限额已有明确约定，在罗会波举示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郑传军超额转出资金的情况下，郑传军未能提交充足证据予以反驳，故对罗会波关于郑传军违约超额转出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郑传军在披露冠通公司对外担保、涉及诉讼、未结债务及关联企业方面，均存在不实情况，且这些未披露信息均对罗会波受让股权后的权益均有实质影响。而且，郑传军另有违约转出资金行为。双方在1月1日协议的第14.3条明确约定，如任何一方在其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中有任何虚假、不实之处，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构成对该协议的根本性违约，另一方有权单方行使解约权，终止本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与赔偿责任。第5.4.6条约定，若郑传军存在违约转出资金的行为，罗会波有权终止协议。依照前述约定，郑传军的上述披露不实行为以及超额转出资金行为均属于根本性违约，罗会波有权依照约定解除1月1日协议。 综合上述，罗会波与郑传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应以1月1日协议作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认定依据。罗会波有权依据该协议向郑传军主张权利。郑传军在披露冠通公司对外担保、涉及诉讼、未结债务及关联企业等方面均存在不实情况，且违约从冠通公司账上转出资金，其行为依照1月1日协议约定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罗会波请求解除1月1日协议，依法予以支持。至于1月18日协议，因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不存在解除问题。合同解除后，郑传军依法应向罗会波返还股权转让款232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自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53316.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郑传军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郑传军应按照1月1日协议第15条约定，向罗会波支付违约金10万元。合同解除后，郑传军、冠通公司应协助罗会波将罗会波名下的冠通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到郑传军名下。罗会波因财产保全支付的保全费5000元，依法应由郑传军支付给罗会波。冠通公司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罗会波要求冠通公司共同返还股权收购款232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保全费，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罗会波与被告郑传军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二、被告郑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会波退还股权转让款232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53316.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被告郑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会波支付违约金10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四、被告郑传军、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罗会波将原告罗会波名下的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到被告郑传军名下；五、驳回原告罗会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郑传军提出以下异议：1、虽然2019年1月18日的协议是依照登记部门提供的版本签订的，但协议是双方自愿签字，是双方达成协议后的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一名公司案件，虽然郑传军没有证据证明有向罗会波披露这个信息，但是通过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到这个案件。3、冠通公司转给郑传军的金额应该是2605446.5元，而不是2621090.12元。另外，郑传军还转给冠通公司807711元，相互抵扣后余额是110万元，而不是近200万元。4、就未结债务部分认定郑传军在本案诉讼中未就相关情况进行披露与事实不符，罗会波应是知情的，每次向仲利国际租赁公司付款都需要罗会波指派的会计配合。5、对“元晶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元器件制造和销售”有异议，该经营范围是冠通公司登记的。被上诉人罗会波对一审认定“罗会波指派罗时辉、郑惠真”提出异议，认为该二人是罗会波推荐，由冠通公司聘用，而非指派，罗时辉是公司副总，非公司财务。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就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部分，本院查明认定如下：1、根据2019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第5.3.3条约定：协议双方应当为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与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提供各项配合与便利，包括签署《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登记使用）。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1月18日依照登记部门提供的版本签订《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无不当。2、郑传军已认可其在签订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时，未向罗会波披露冠通公司与一名公司的诉讼、调解及履行等涉诉情况，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3、罗会波确认转出的资金退回一笔15643.47元，同时认可郑传军在此期间向冠通公司转款807711元，但主张这些款项是郑传军以个人名义将公司废角料对外出售所收取的货款，然后再转到冠通公司。罗会波据此提供《销售出库单》《销售回款结算确认书》，拟证明郑传军多次将冠通公司所有的废铜角料卖给尤文广、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等，所得货款由郑传军个人收取，罗会波发现后提出异议，郑传军才将个人私自收取的部分货款转入冠通公司账户。针对上述证据，郑传军质证认为：上述证据非二审新证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因罗会波未提供《销售出库单》原件，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只能证明郑传军在该笔边角料出库单上签字，不能证明款项被郑传军收取并包含在郑传军主张的支付给冠通公司的807711元中，该笔废角料的出售金额与郑传军转给冠通公司的金额也不一致，不能证明罗会波主张的证明对象；《销售回款结算确认书》是打印件，没有任何人员签字或公司盖章，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鉴于《销售出库单》无原件，且郑传军在出售单上签字不能证明出售单上的款项由郑传军收取，而且金额也不一致，《销售回款结算确认书》上无任何签字盖章，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因此，罗会波主张此期间郑传军向冠通公司转款的807711元系郑传军以个人名义将公司废角料对外出售后所收取的货款，罗会波发现后才回转给公司，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扣除冠通公司应付款669364.9元及郑传军回转给冠通公司的807711元，应认定截至2019年12月6日从冠通公司转至郑传军个人账上的款项为1128370.75元。4、关于郑传军有无披露对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债务的问题。二审审理中，郑传军提供《签呈单》《付款申请单》，拟证明2019年2月27日冠通公司财务部签呈一份“关于公司向仲利借款300万元还款计划”，罗会波指定人员罗时辉在单据上签字，2019年3月13日，罗会波指定的罗时辉、郑惠真在拟向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支付91111元的付款申请单上签字，罗会波对尚欠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款项是知情并认可的。罗会波质证认为，无法确定是否是罗时辉的签字；签呈单发起单位是财务，也就是公司财务发起的审批，解决的是公司经营中内部资金使用，是公司事后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而非股东之间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对冠通公司财务状况所做的披露；签呈单所述的欠款总数以及还款计划与冠通公司后来向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金额也存在重大偏差；即使是罗时辉或郑惠真签字也不代表股东罗会波。就此，本院认为，郑传军主张对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属于长期债务故无需披露，该种说法不能成立，《股权收购协议》附件上披露的“应付账及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表”第一栏体现的对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应付账款余额为3638.30元，显然与事实不符；郑传军二审提供的证据也仅体现公司内部资金使用的签批流程，无法证明郑传军已履行了《股权收购协议》所约定的告知义务。关于罗时辉、郑惠真的身份，双方当事人确认罗时辉系冠通公司副总，郑惠真为冠通公司财务人员。两人均为罗会波指派参与冠通公司管理的人员，一审法院这一认定并无不当。5、关于元晶公司经营范围，按公示信息记载其经营范围包括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的制造和销售，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还查明，二审审理阶段罗会波提供以下新证据：原告李韦萍与被告冠通公司、第三人吴清忍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2020）闽0212民初2567号】送达公告，拟证明2020年8月，李韦萍向同安法院起诉冠通公司主张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冠通公司所做的担保导致被债权人两次起诉，郑传军违反其在协议8.10.3条款作出的“不存在目标公司及其雇员的可能导致影响该公司的任何诉讼，也不存在会产生这样后果的权利主张或后果”的承诺与保证。郑传军质证认为，如果客观存在这个案件，其也不否认，但该案还没有定论，最后什么结果，是否影响罗会波与冠通公司的权利，都还不清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 一、《三方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罗会波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从《三方协议》内容看，罗会波将冠通公司40%股权转让给罗会清，股权转让后罗会清实际持有冠通公司40%股权受益人为罗会波，故《三方协议》实际为股权代持协议，即由罗会清代持罗会波冠通公司40%股权。由于实际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三方协议》未实际履行。一审审理过程中，罗会清在接受一审法院的询问时亦确认《三方协议》只是为帮罗会波代持股份，其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申请参加本案诉讼。因此，应确认罗会波为适格的原告。 二、双方权利义务的确认应以哪份协议为准。如前所述，郑传军与罗会波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履行1月1日《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而依照登记部门提供的版本签订的协议，从双方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时间、转让费的使用来看均按照1月1日的协议履行，此后签订的《三方协议》体现的也是继续履行1月1日的《股权收购协议》。因此，一审以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做为确认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是正确的。 三、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首先，本案原告罗会波系依据《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主张郑传军存在根本性违约，要求判令解除协议，因此，不应当以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来判断讼争协议应否解除。其次，《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为协议第14.3条，该条款约定以下两种情形构成根本性违约，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行使解约权，终止本协议，并按本协议约定追究另一方的违约与赔偿责任：一是在其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中有任何虚假、不实之处；二是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接到另一方书面通知后7日内仍未改正的。另，协议第5.4.6条还约定，郑传军违约转出资金，罗会波有权终止协议。第三、郑传军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声明、披露、陈述、承诺与保证中虚假及不实之处，以及违约转出资金等违反协议的行为。具体体现在：1、违反协议约定未披露负债、或有负债、潜在诉讼和对外担保：郑传军未披露冠通公司与一名公司涉诉案件的情况，冠通公司因逾期支付调解书项下的货款而被申请强制执行，虽提起执行异议但已被驳回；郑传军未披露冠通公司作为债务人王承刚的担保人对外提供担保的事实，债权人李韦萍起诉王承刚及担保人冠通公司的案件虽经法院判决冠通公司的担保无效不承担责任，但现债权人李韦萍已将冠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冠通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郑传军未披露冠通公司对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债务，《股权收购协议》附件之《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表》记载的冠通公司与仲利公司之间应付账款仅为3639.3元，实际每月还款8万元至9万元不等，郑传军主张上述应付账款为长期债务无需披露，以及罗会波知情并认可均无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违反协议约定超额转出股权转让款。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截至2019年12月6日，通过冠通公司账户转到郑传军个人账户的金额为2605446.65元，扣除应付款669364.9元及郑传军回转给冠通公司807711元，实际超额转入128370.75元。3、违反协议约定设立关联公司。经查，郑传军设立的元晶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元器件制造和销售，与冠通公司存在重叠，而上述情况在股权转让时郑传军未予披露。综上，郑传军上述行为已违反《股权收购协议》第14.3条、5.4.6条约定，构成根本性违约，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一审判决解除罗会波与郑传军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厦门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郑传军退还罗会波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用及违约金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郑传军上诉请求及依据的事实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6782.1元，由上诉人郑传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柯雅玲） 审 判 员 （张南日） 审 判 员 （苏 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庄维 旸）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