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再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周建萍，女，1955年3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况伟龙，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黄建忠，男，197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刘美珍，女，1974年7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黄建忠、刘美珍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周建萍诉黄建忠、刘美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7）赣098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黄建忠、刘美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赣09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8月19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9）赣09民监5号民事裁定书，决定本案再审。2020年2月28日本院作出（2019）赣09民再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赣09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书及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7）赣098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重审。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黄建忠、刘美珍提起反诉，该院依法准许反诉申请，决定合并审理，于2020年9月11日作出（2020）赣0983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周建萍、黄建忠、刘美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周建萍及其诉讼代理人况伟龙、黄建忠、刘美珍及其诉讼代理人郑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建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2020）赣0983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改判黄建忠、刘美珍偿还周建萍借款本金1643175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由黄建忠、刘美珍承担。事实和理由：对驳回黄建忠、刘美珍反诉以及要求黄建忠、刘美珍承担507000元借款没有异议，但对一审以资金往来未提供确切证据为由不予以审查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2月7日期间的转账是错误。周建萍已提供了银行流水、记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以证实该期间的资金往来。由于充分信任黄建忠、刘美珍才未要求出具借款凭证并进行结算，且已提供证据证实该期间转账2906175元，加上2015年4月1日的39万元，2016年4月7日的11.7万元，共计3413175元，扣除已归还的177万元，仍欠1643175元。对于黄建忠、刘美珍辩解转账系归还2014年的借款（含第三人借款）没的事实依据，2014年的借款均会出具借条，为短期周转会及时归还，不存在没有结算凭证的借款未归还，且黄建忠、刘美珍在答辩状中也认可2015年4月1日前双方已结算，在此不存在2015年4月2日后的转账系归还2014年借款；此期间的转账记录与2014年的记录不相符，黄建忠、刘美珍无法说清哪笔转账是归还哪笔钱。一审以上述期间往来借贷未形成最终结算金额需要进行审计及未提交确凿证据为由不予审查是错误的，之前的判决均对该期间的借款予以了确认，虽金额有出入，但具体金额以庭审查明金额为准，不需要审计。同时要指出的是，周建萍除将自己的积蓄借给黄建忠、刘美珍外，还从银行贷款借给黄建忠、刘美珍，虽未约定利息，但周建萍承担贷款利息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要求其承担利息无可厚非，实际上从周建萍要求还款之日起就应计算利息。黄建忠、刘美珍答辩称：1.截止至2015年4月1日，周建萍欠黄建忠、刘美珍46万元（资金往来结算两抵34万元＋黄文芳12万元）。其中双方结算周建萍尚欠其34万元，故留下29万元及5万元两张借条，不论两张借条原本意义上的34万元是否归还，上述两张借条为结算借条。且根据2015年4月1日之前转账流水，黄建忠、刘美珍直接或通过第三人向周建萍转账308.42万元，而周建萍向黄建忠、刘美珍转款远低于这个数，也可印证是周建萍欠黄建忠、刘美珍的钱。周建萍称系借条忘记收回于法于情均站不住脚。2.关于39万元借条，周建萍的实际出借日期为2015年4月2日和5月3日，其中1.43万元是利息。从资金流水上来看，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4月1日双方转款差额仅为17.31万元，周建萍仅凭一张手写清单不是39万元借条的合理构成。实际上，在此期间周建萍仍欠黄建忠、刘美珍借款，转款系还款，周建萍举证的黄建华、杨毛妹等转账证明中也提到系还借款可以印证，而且截止至2016年1月25日，周建萍还转款3100元向黄建忠、刘美珍付利息。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借钱均会打借条，但2015年4月1日之后周建萍转的300多万元均没有借条，可见这些根本不是借款。3.2015年4月1日之后，黄建忠、刘美珍向周建萍打款278.18万元，其中直接打款1558280元，周建萍予以了认可。通过第三人打款122.35万元，其中杨雪华20万元由周建萍代为接受后将钱汇给了刘美珍，不能算作周建萍“出借款”；刘某30万元，刘某已证实与黄建忠、刘美珍无借贷关系，30万元均是周建萍借款，周建萍否认的20万元其在之前都认可，事实上刘思佳转款20万元的当日，刘美珍已取现交给了周建萍；周赤平与唐中明各7万元是单独借款；黄林秀的10万元，刘美珍已还结清；黄文芳12万元，是周建萍用来抵2014年借款的，但最终是周建萍去主张的；周建萍付家具款是由黄建忠、刘美珍先将现金给周建萍再由周建萍去付的，并不是借款。4.周建萍所诉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014年到2016年双方资金往来基本上是持平的，且39万元的借条上也没有载明需要支付利息。综上，请求驳回周建萍全部上诉请求。黄建忠、刘美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2020）赣0983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三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周建萍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的“原告与俩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是……”是错误的，借条只是双方资金往来的阶段性凭证，并不是说一张借条就等同于前期所有的结算，他们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没有说过与周建萍的交易习惯是“一张结算借条出具后，之前的借条一般都会销毁或作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显明有失偏颇，关于周建萍提交的关于39万元借条来源的材料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一笔在2014年期间的转账，如何能认定该借条覆盖了34万元借条且为2014年期间的所有结算，且该手写材料显示周建萍直接转给刘美珍或黄建忠账号的银行流水只有243500元，其余的均为周建萍口述的现金及第三人交付，更没有任何证据指向2014年间的资金往来，事实上该39万元是周建萍在黄建忠出具借条后，2015年4月2日及2015年5月23日转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矛盾，认定2015年4月1日双方之间在同一天进行结算，他们留下了周建萍出具的两张借条，周建萍留下了一张借条，在双方均的借条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周建萍的借条是最终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他们对高安法院驳回之后没有上诉系接受裁判结果是错误的，高安法院之所以驳回是以案件与中院裁定再审案件与本案系同一案件为由驳回他们起诉的，中院也告知要他们在发回重审的本案中提起反诉。2.在反诉中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双方之间的银行流水及借条，这是具有单向性和唯一性的，只要周建萍能提供2014年的还款证据，可以进行相应核减，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却不予确定。3.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2014年的全部经济往来进行审理，未对他们接受周建萍委托转给第三人的款项进行审理，指示交付也是交付的一种，同属于本案审理范围。4.一审法院认定他们的答辩状构成自认与事实不符，他们在答辩状中是说2015年4月1日结算后，周建萍尚欠他们钱款，一审法院却以该“自认”来认定39万元借条系前期结算的合理性理由与事实不符。且对于39万元借条他们的陈述并不存在矛盾。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谁主张谁举证，周建萍提出2014年双方资金往来已进行结算，但却未提供证据，2014年期间，周建萍大量借款金额高达两三百万，若进行结算，周建萍为什么拿不出大额转账凭证。6.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在第二次庭审中周建萍变更诉请后，他们要求新的举证期限，但承办法官却拒绝了调查取证申请，并告知到二审再申请。周建萍答辩称：1.2015年4月1日前黄建忠、刘美珍欠39万元事实清楚，双方均认可在2015年4月1日前进行结算，黄建忠、刘美珍答辩状中也承认结算包含了2014年的转款，同时2014年双方资金往来均会出具相应借条，故仅以2014年转账凭证要求周建萍支付款项既与答辩观点不符也与事实不符。且周建萍也提供了证据证实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4月1日周建萍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出借给黄建忠、刘美珍392400元，并有黄建忠出具的借条证实。黄建忠、刘美珍对39万元的辩解前后矛盾，且金额不一致，若未实际出借，黄建忠怎会出具借条。而黄建忠、刘美珍出具的两张共计34万元的借条，周建萍均已实际归还，只是忘记收回借条。2.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2月7日黄建忠、刘美珍欠周建萍1367300元。其中，黄建忠、刘美珍认可周建萍直接转账金额1724900元及通过第三人转账金额1498180元，属于自认。周建萍通过现存、现金或代付方式出借206000元，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证实，其中周建萍分别于2015年6月16日、2015年9月20日通过柜台存入10300元、5000元至黄建忠账户，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黄建忠签名是周建萍笔迹，可以证实系周建萍出借款；周建萍代为转至黄建忠、刘美珍供应商合计33700元；周建萍以现金方式交付15.7万元给黄建忠，有记账本证实。综上，周建萍本人及通过第三人共贷款3429080元。周建萍认可此期间黄建忠、刘美珍直接转账1558280元，但黄建忠、刘美珍所称周建萍委托转至第三方1223500元与事实不符，仅认可2015年4月20日转沈任保10万元、2015年9月14日转杨国花35.3万元、2015年转付银川4万元以及周建萍妹妹未付家具款1.05万元。2015年4月黄建忠、刘美珍与刘某之间转5万元是黄建忠归还刘某的钱，周建萍仅是介绍人；转杨雪华20万元，系杨雪华所借并向刘美珍出具借条，钱已还清借条也取回了，当时是杨雪华还款后她存入自己账户并于当天转了15.43万元给刘美珍；周赤平、唐中明的各7万元实际上是同一笔钱，唐中明出具借条，周建萍担保，该笔钱已归还；2015年5月7日转刘某20万元，已由刘某女儿刘思佳归还；胡华仂与周建萍无关。周建萍介绍第三人向黄建忠、刘美珍贷款均会出具借条，现黄建忠、刘美珍未提供任何借条原件，证实第三方已归还贷款，因此，经周建萍委托所转第三方款项为503500元。3.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出具的11.7万元借条系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双方关于案外人黄林秀借款的单独结算。4.周建萍出借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周建萍向银行所借，一部分是周建萍向第三人所借，周建萍均已支付相应利息，因此要求黄建忠、刘美珍支付利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017年3月3日，周建萍诉至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黄建忠、刘美珍归还周建萍借款本金1386520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中一切费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黄建忠、刘美珍归还周建萍借款本金1465300元及相应利息。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原审一审查明：黄建忠、刘美珍系夫妻关系，周建萍与两人系朋友关系。周建萍、黄建忠、刘美珍自2008年起相互就有资金借贷往来直至2016年2月7日。2015年4月1日双方对前期借贷往来进行结算，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周建萍借款本息39万元。黄建忠向周建萍出具借条1份。之后，从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6日周建萍本人向黄建忠、刘美珍银行账户或现金存款累计168.49万元【2015年4月2日25万元、2015年4月20日0.6万元、2015年5月20日1.03万元、2015年5月22日0.45万元、2015年5月23日15.43万元、2015年7月8日40.4万元、2015年8月19日5万元、2015年8月20日0.4万元、2015年8月22日0.08万元、2015年8月31日0.8万元、2015年9月5日3万元、2015年9月16日2万元、2015年12月23日2万元、2016年1月1日2万元、2016年1月6日70.3万元】。2015年7月6日周建萍通过谢小青银行账户向黄建忠转款90万元。2014年刘美珍向案外人黄林秀借款10万元，2015年4月25日黄林秀、周建萍、刘美珍三人商定，黄林秀10万元借款由刘美珍转到周建萍处“吃利息”，同日周建萍即向黄林秀支付了10万元借款至2015年4月25日的利息8000元。2016年4月7日周建萍向黄林秀支付了借款本息合计11.5万元，同日刘美珍因黄林秀的借款向周建萍出具借条2份，第1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建萍人币壹拾万整。按信用社借款利息算”，第2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建萍人币壹万柒仟元整”。综上，自2015年4月1日之后，周建萍累计向黄建忠、刘美珍出借借款合计309.19万元。2015年4月1日之后，黄建忠分别于2015年7月8日、2016年1月8日、2016年2月7日向周建萍还款70万元、70万元、5万元。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20日、2015年5月17日刘美珍向周建萍指定的周赤平、沈任保、刘某银行账户转账还款7万元、10万元、20万元。2014年9月28日刘美珍以周建萍的名义向黄文芳出借借款12万元，黄文芳向周建萍出具借条，借条由刘美珍保管。2016年5月周建萍从刘美珍处取回借条，于2016年7月11日以本人名义向黄文芳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综上，2015年4月1日之后，黄建忠、刘美珍累计向周建萍归还借款合计194万元。截止周建萍起诉之日，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周建萍借款115.19万元。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原审一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开庭审理情况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借贷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二个时间节点，即2015年4月1日之前、2015年4月1日-2016年4月7日、2016年4月7日之后。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向周建萍出具1份39万元的借条。周建萍诉称该借条系对前期资金的往来的结算，黄建忠、刘美珍辩称“当日双方结算时，被告要求周建萍结清所有借款本息，周建萍讲留在她那里吃利息，要被告到她那里借39万元，不计息。被告向周建萍出具了1张39万元的借条，借条没有注明利息。4月2日周建萍转款25万元给黄建忠，剩余借款14万元没有转。”该院认为，黄建忠、刘美珍关于39万元的借条来源的陈述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符，反之周建萍关于39万元借条来源的陈述详细、完整，且有相关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39万元的借条可以作为前期结算的凭证。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6日周建萍本人向黄建忠、刘美珍银行账户转账或现金存款累计168.49万元。周建萍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黄建忠、刘美珍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黄建忠、刘美珍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黄建忠、刘美珍辩称上述款项系周建萍偿还其借款本息，并提供二份周建萍出具的借条原件及部分银行转账凭证，但上述借条或银行转账凭证时间均在2015年4月1日之前，周建萍对借条和银行转账凭证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黄建忠、刘美珍关于周建萍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1月6日168.49万元的银行转账系归还借款本息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周建萍提交的其他的收款人不是黄建忠和刘美珍，黄建忠和刘美珍亦不认可的银行转账凭证不予采信。对周建萍自行记载的借款账目，黄建忠和刘美珍亦不予认可，不予采信，对上述两部分涉及的款项不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借款。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向周建萍出具了借条二份，金额为10万元和1.7万元。周建萍主张两份借条是双方关于黄林秀借款的单独结算。刘美珍辩称两份借条是双方之间对2016年4月7日之前所有借贷的最终结算。从双方关于借条来源的当庭陈述和该院对黄林秀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黄建忠、刘美珍辩称2015年4月25日以现金方式向黄林秀支付了10.8万元的借款本息，而黄林秀陈述当日她与周建萍、刘美珍三人协商借款由刘美珍转给周建萍，周建萍当日向她支付了0.8万元的利息，刘美珍未直接向其付款。故对黄建忠、刘美珍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2016年4月7日的两份借条不能作为2016年4月7日之前所有借贷的最终结算。2016年4月7日周建萍向黄林秀支付了借款本息11.5万元，同日刘美珍即向周建萍出具借条二份，借条约定按信用社借款利息算，利息约定不明，可自出具借条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余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借款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黄建忠、刘美珍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黄建忠、刘美珍上述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未提出异议，故黄建忠、刘美珍对上述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黄建忠、刘美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周建萍借款1151900元（其中借款10万元自2016年4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付清款时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79元，周建萍承担2924元，黄建忠、刘美珍承担14355元。黄建忠、刘美珍不服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建萍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建萍承担。本院原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1.双方2014年期间有多笔银行转账往来，并对2014年期间的款项的借贷和结算情况各执一词；2.黄建忠、刘美珍持有周建萍出具的2014年9月30日借款29万元（月息2分）和2014年7月5日借款5万元（月息1分）的两份借条；3.黄建忠、刘美珍分别于2015年6月9日、2015年9月15日、2015年10月4日直接向周建萍转账归还3万元、7万元、8280元。本院原审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出具的39万借条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二、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出具的10万和1.7万借条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三、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2014年期间向周建萍的转款应当如何认定；四、对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其以周建萍的名义向第三人借出款项，是否应当支持；五、根据现有证据证明的双方从2015年1月7日到2016年4月7日期间的借款和还款情况，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周建萍的借款金额为多少。关于焦点一，双方当事人对于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出具的39万借条的性质有不同主张。二审期间周建萍主张该39万元系结算凭证，并提供了从2015年1月7日到2015年4月1日的核算39万元的借贷账目。黄建忠、刘美珍主张该39万元借条系单独的借款，辩称周建萍于2015年4月2日转款25万，但对于剩余的14万，黄建忠、刘美珍在一审期间陈述周建萍未支付，在二审期间又陈述周建萍在2015年5月23日转账支付了15.43万。本院认为，黄建忠、刘美珍对于39万元借条的解释前后不一，出具借条时间和交付时间也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对黄建忠、刘美珍对39万元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因黄建忠、刘美珍提交了2014年9月30日和2014年7月5日周建萍出具的两份借条，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39万元借条系双方对2015年4月1日之前所有民间借贷的结算凭证，结合周建萍提交的从2015年1月7日到2015年4月1日的核算39万元的借贷账目，本院确认该39万元借条为双方对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的阶段性结算凭证。关于焦点二，对于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出具的10万元和1.7万元借条，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系之前所有款项的结算所出具的借条，周建萍主张系因刘美珍欠黄林秀的10万元钱，因周建萍向黄林秀支付了本息11.5万元从而债权发生转移，所以刘美珍向其出具这2份借条。对此黄建忠、刘美珍抗辩其取出现金10万元后按照黄林秀的指示，将现金交付给周建萍，但黄建忠、刘美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现金交付的过程和事实。且黄建忠、刘美珍对于该2份借条的解释存在矛盾，因为黄建忠、刘美珍持有周建萍出具的2份2014年的借条、周建萍持有黄建忠、刘美珍2015年4月1日39万元的借条，如果系之前所有结算出具新的借条，则之前的借条应当被收回。故本院认定该10万元和1.7万元的2份借条并非结算性质的借条，而是刘美珍因债权转移向周建萍出具的借条。关于焦点三，由于周建萍在一审中起诉的是2015年1月7日以来的民间借贷，双方对于2014年的民间借贷是否结算清楚各执一词。现黄建忠、刘美珍主张2014年期间直接向周建萍多次转款，并提供了相关银行流水，且持有周建萍出具的2014年9月30日借款29万元（月息2分）和2014年7月5日借款5万元（月息1分）的2份借条。本院认为，在一审期间黄建忠、刘美珍并未以该2份借条和2014年的相关银行流水进行反诉，故本院对于2014年期间双方的银行流水往来和借条不予处理。黄建忠、刘美珍认为周建萍2014年的借款尚有未还清的，可以另行主张。关于焦点四，对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其以周建萍的名义出借款项给第三人，黄建忠、刘美珍提供了电话录音及其文字记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由于第三人未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的询问，电话录音和笔录无法确认涉案款项拆借的来龙去脉，且黄建忠、刘美珍并未提供借据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对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以周建萍的名义对第三人出借款项从而抗辩周建萍的还款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黄建忠、刘美珍对出借给第三人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关于焦点五，综合以上四个焦点的认定，周建萍于2015年1月7日之后出借的款项：2015年4月1日的39万元（阶段性结算后金额），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6日期间转账的168.49万元，周建萍2015年7月6日通过谢小青转款的90万元，2016年4月7日的10万元和1.7万元，以上总计出借数额309.19万元。黄建忠、刘美珍除了一审法院认定其归还的194万元，还有黄建忠、刘美珍直接转账给周建萍的2015年6月9日的3万元、2015年9月15日的7万元、2015年10月4日的8280元可以作为黄建忠、刘美珍向周建萍的还款，以上总计还款数额2048280元。故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周建萍借款本金1043620元（3091900元-2048280元=1043620元）。综上，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7）赣098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二、黄建忠、刘美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周建萍借款1043620元（其中借款10万元自2016年4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付清款时止）；三、驳回周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2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355元，以上共计31634元，由周建萍承担9104元，由黄建忠、刘美珍承担22530元。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院（2018）赣09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赣09民监5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再审认为：从本案多次审理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看，双方在2015年1月7日前亦有诸多经济往来。刘美珍受周建萍委托向席江**、席某、雷锦兰、游素云、唐中明、聂建军、漆春花、王某、胡华仂等人的转款也发生在2014年。在原一、二审均未对2015年1月7日前双方的借贷关系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将黄建忠、刘美珍在2014年向第三人支付的款项作出认定，则均应基于在对双方所有资金往来进行审理的基础之上，否则单独拎出某笔款项来认定为借款或还款都是片面的。因原一、二审均未对双方整个借贷往来进行审查，尤其是在黄建忠、刘美珍就2015年1月之前其与周建萍的资金往来提起诉讼而被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况下，为保障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同时为便利调查取证和当地证人出庭作证，依法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赣09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书及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7）赣098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时，周建萍诉至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请求：判决黄建忠、刘美珍归还其借款本金1515300元及相应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建忠、刘美珍承担。在第二次庭审时，周建萍变更诉讼请求，即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其借款为161.889万元。黄建忠、刘美珍反诉称：1．请求判令周建萍归还黄建忠、刘美珍2014年的借款本金2974450元；2．请求判令周建萍按月息两分的标准向黄建忠、刘美珍支付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由周建萍承担。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重审认定：刘美珍、黄建忠属夫妻关系，黄建忠又名“黄健中”，黄建忠、刘美珍系从事家具销售的个体工商户。周建萍于2008年因修窗帘与刘美珍相识，后与黄建忠、刘美珍在生活中往来较多，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自2008年起至2016年2月7日，相互之间或通过第三人账户发生数十次资金借贷往来，其中资金借贷往来频繁发生于2014年和2015年。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之间的交易习惯是：每一笔或几笔借贷往来发生之后，双方都会进行账目核实并出具结算借条，下一张结算借条出具后，之前的借条一般都会销毁或作废。2015年4月1日，黄建忠以“黄健中”名义向周建萍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上载明：“今借到周建萍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整”；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向周建萍出具借条二张，借条上分别载明：“今借到周建萍人币壹拾万元整。按信用社借款利息算”和“今借到周建萍人币壹万柒仟元整”，因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对双方在2015年、2016年资金往来金额结算产生较大争执，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故诉至该院。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重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黄建忠、刘美珍反诉要求周建萍归还2014年的借款本金2974450元，并承担按月利率2分计算的利息。首先，黄建忠、刘美珍在2017年4月13日所递交的答辩状中陈述：“2014年期间，周建萍也归还了一部分借款本息，2015年4月1日，我们与周建萍结算，经结算两抵，周建萍尚欠我们借款本金34万元。因此，我们将两张借条留下，一张是2014年7月5日的借条，金额是5万元；一张是2014年9月30日的借条，金额29万元；其他借条都还给了周建萍。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出具给周建萍的39万元借条实际借款金额为25万元。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按银行转账往来凭证确认，而应按黄建忠、刘美珍与周建萍经结算后，最后出具给周建萍的借据为准，即2016年4月7日的两张借条，金额为117000元。”可见，黄建忠、刘美珍自认的所欠原告借款最低金额为117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黄建忠、刘美珍自认双方对2015年4月1日之前的资金往来进行了结算，且其自认所欠周建萍借款金额最少应为117000元。其次，2019年3月27日，刘美珍、黄建忠在高安市人民法院另案起诉周建萍，要求判令周建萍归还2014年期间的借款1079800元，该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受理该案，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赣0983民初19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美珍、黄建忠对周建萍的起诉。黄建忠、刘美珍收到该裁定书后，未提起上诉，可视为其自愿接受裁定结果，放弃依法上诉的救济手段。再次，黄建忠、刘美珍反诉要求周建萍归还借款本金2974450元构成情况是：2014年期间黄建忠、刘美珍合计转账给原告金额759800元＋2014年期间黄建忠、刘美珍接受周建萍委托转给第三方账户金额合计1864650元+2014年7月5日的借条5万元+2014年9月30日的借条29万元=2964450元（黄建忠、刘美珍在第一次庭审时自认反诉状的金额中多增加了一万元，是其错误的将杜祥梅的一万元算在了2014年，实际上是2015年的转款，所以总金额要减去一万元，即反诉总金额为2964450元）。黄建忠、刘美珍将其在2014年所有转账至周建萍账户上的金额和接受周建萍委托转账至第三人账户上的全部金额作为反诉金额明显属于滥用诉权，根据该院所调取的黄建忠、刘美珍农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账户流水，周建萍在2014年多次通过本人银行账户转款至黄建忠、刘美珍上述银行账户，黄建忠、刘美珍所反诉的金额不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其将己方所有流至周建萍的资金和接受周建萍委托转至第三人账户资金作为要求周建萍返还的借款明显于理于法不合，亦与双方之间多年来的交易习惯相违背。综上，黄建忠、刘美珍反诉要求周建萍返还2014年借款本金2964450元并承担按月利率2分计算的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二、关于2014年和2015年黄建忠、刘美珍接受周建萍委托转账给第三方账户金额：2014年3月11日刘美珍转账给胡华仂50000元、2014年2月27日黄建忠转账给杨振华8800元、2014年4月1日刘美珍转账给唐中明450000元、2014年4月3日刘美珍转账给聂建军500000元、2014年4月9日刘美珍转账给漆春花200000元、2014年5月4日刘美珍转账给席江**70000元、2014年6月30日和2014年9月30日刘美珍转账给雷锦兰150000元、2014年7月25日刘美珍转账给席冬根210000元、2014年8月5日刘美珍转账给游素云17×××**元、2014年1月7日和2014年1月9日黄建忠转账给彭丽娟51600元、2015年2月7日刘美珍转账给杜祥梅10000元、2015年4月4日黄建忠转账给刘某50000元、2015年4月25日黄建忠转账给刘某50000元、2015年5月17日刘美珍转账给刘某200000元、2015年4月23日刘美珍转账给周赤平70000元、2015年4月23日刘美珍转账给杨雪华200000元、2015年4月20日刘美珍转账给沈任保100000元、2015年9月8日黄建忠转账给胡华仂10000元、2015年9月8日黄建忠转账给胡华仂70000元。上述第三人均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归还至周建萍或周建萍指定的他人账户，并已由周建萍或其指定账户将上述借款支付至黄建忠、刘美珍账户，黄建忠、刘美珍所主张的第三人借款未归还至其本人名下，第三人的借款行为构成不当得利，该院认为，黄建忠、刘美珍接受周建萍委托向第三人放款，无论第三人是否将借款本息直接归还至黄建忠、刘美珍，基于黄建忠、刘美珍与周建萍的委托关系，黄建忠、刘美珍均不得以不当得利为由再向第三人主张还款，而应由黄建忠、刘美珍与周建萍按委托合同关系对双方基于第三人而产生的上述账目往来结算处理，相关民事权利和义务由周建萍和黄建忠、刘美珍享有或承担。三、关于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向周建萍出具39万元的借条。周建萍陈述该借条系双方对前期往来资金的结算结果，黄建忠、刘美珍在原一审中辩称：“黄建忠出具借条后，周建萍于2015年4月2日转款25万元至黄建忠账户，剩余14万元借款未转。”但黄建忠、刘美珍在原案的二审过程中和2020年5月12日所递交的代理词中明确陈述：“39万元的借条出具后，于2015年4月2日转了一笔25万元以及2015年5月23日转款154300元，多转的是周建萍付黄建忠及刘美珍借款的利息。”黄建忠、刘美珍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查明的双方多年来的日常资金交易习惯不符，故对周建萍所陈述的该39万元借条系双方前期资金往来结算凭证的主张予以采信。四、关于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向周建萍出具的金额为10万和1.7万元的借条两张。周建萍主张两份借条系双方关于黄林秀借款的单独结算，刘美珍辩称两份借条是双方之间对2016年4月7日之前所有借贷的最终结算，根据多次庭审调查和黄林秀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黄林秀于2014年向刘美珍出借10万元吃利息，不到一年的时间，刘美珍说要还钱给黄林秀，其说钱放在身边不好，还是放在外面吃利息，于是黄林秀找到周建萍，周建萍同意放到她那里吃利息，刘美珍所负黄林秀10万元债务，经三方协商，该债务转移至周建萍名下，并由周建萍于2015年4月25日支付利息8000元、2016年4月7日支付本息107000元，上述两张借条并非双方之间阶段性结算借条，而是刘美珍与周建萍因债权转移和债务承担所产生的单笔债务。五、关于周建萍出具给刘美珍的2014年7月5日借款5万元（月息1分）和2014年9月30日借款29万元（月息2分）的借条，根据庭审查明的双方之间资金往来交易习惯来看，上述两份借条属于双方间之前阶段性的结算凭证，此两份结算凭证所确定内容已被双方之后的阶段性结算凭证所覆盖和吸收，因此不能证明周建萍在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刘美珍出具39万元借条后其尚欠刘美珍借款34万元，采信周建萍在庭审中的主张，即上述两份借条上的金额其已还清。六、关于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2月7日的资金往来情况。在此期间，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之间存在密集资金往来，但双方未按照之前的交易习惯对产生的资金往来进行结算，导致双方对往来资金金额产生较大争执，周建萍亦在多次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周建萍所主张的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借款金额不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因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每一笔资金往来均口头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式，双方之间还存在委托向第三人转款和接受第三人还款的客观事实，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现所提交的证据均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认为，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及第三人之间上述时间段的往来借贷资金未形成最终的结算金额，应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方能得出公正、合理、可信的数据，而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在本案两次庭审中均未申请本院将相关账目委托至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故本院对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之间上述时间段的资金往来因双方均未提交确凿证据，故不予审查，待双方确认此期间的资金往来金额后，可自行协商或提起诉讼予以解决。综上，刘美珍向周建萍出具的借条两张，其中10万元的借条约定按信用社借款利息计算，该利息计算约定不明确，可自出具借条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余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借款利息计算方式，应视为不支付利息；黄建忠、刘美珍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黄建忠、刘美珍对上述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未提出异议，故黄建忠、刘美珍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共同承担对原告所负的还款责任。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反诉原告）黄建忠、刘美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周建萍借款507000元（其中借款100000元自2016年4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该款付清日止）；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周建萍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黄建忠、刘美珍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7279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黄建忠、刘美珍承担5411元，余款1186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周建萍自行承担；反诉受理费15298元，全部由被告（反诉原告）黄建忠、刘美珍自行承担。二审期间，依黄建忠、刘美珍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周建萍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71、账号62×××78及江西高安农村商业银行账号15×××92、账号62×××55、账号15×××78、账号15×××39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银行流水。经当庭质证，双方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依周建萍申请，证人王某、刘某、席某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质询。其中王某证实2014年黄建忠、刘美珍转给他的20万元系他向周建萍借款，他已还给刘美珍了；刘某证实周建萍是做中间人借钱的，2015年5月17日刘美珍转的他20万元还已经通过他女儿刘思佳的账户还了，2015年4月的两笔10万元是黄建忠要借钱，周建萍没有就从他这移了10万元给黄建忠，这10万元是黄建忠还他的钱；席某证实周建萍通过他的账户于2014年9月28日向黄文芳转款12万元，他与黄文芳没有经济往来。本院对证人当庭陈述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黄建忠、刘美珍系夫妻关系，周建萍与两人系朋友关系。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自2008年起相互就有资金借贷往来。2014年至2015年间，双方资金往来较为频繁。2014年7月5日，周建萍向刘美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美珍现金5万元，月息1分”；2014年9月30日，周建萍向刘美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美珍现金29万元，月息2分”。2015年4月1日，黄建忠以“黄健中”名义向周建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建萍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整”。2014年刘美珍向案外人黄林秀借款10万元，2015年4月25日黄林秀、周建萍、刘美珍三人商定，黄林秀10万元借款由刘美珍转到周建萍处“吃利息”，同日周建萍即向黄林秀支付了10万元借款至2015年4月25日的利息8000元。2016年4月7日周建萍向黄林秀支付了借款本息合计11.5万元，同日刘美珍因黄林秀的借款向周建萍出具借条2份，分别载明：“今借到周建萍人币壹拾万整。按信用社借款利息算”,“今借到周建萍人币壹万柒仟元整”。2015年4月2日以后，周建萍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黄建忠、刘美珍转账共计人民币172.49万元【2015年4月2日25万元、2015年4月20日0.6万元、2015年5月7日1万元、2015年5月20日1.03万元、2015年5月22日0.45万元、2015年5月23日15.43万元、2015年7月8日40.4万元、2015年7月30日0.5万元、2015年8月19日5万元、2015年8月20日0.4万元、2015年8月22日0.08万元、2015年8月31日0.8万元、2015年9月5日3万元、2015年9月9日2.5万元、2015年9月16日2万元、2015年12月23日2万元、2016年1月1日2万元、2016年1月6日70.3万元】。周建萍通过第三人账户向黄建忠、刘美珍转账共计人民币149.818万元【2015年5月7日黄建华转4.99万元、2015年7月6日谢小青转90万元、2015年8月18日付银川转4万元、2015年9月14日郭绍梅转40万元、2015年9月15日郭绍梅转10万元、2015年10月4日席淑萍转8280元】。2015年4月2日以后，黄建忠、刘美珍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周建萍转账共计人民币155.828万元【2015年6月9日3万元、2015年7月8日70万元、2015年9月15日7万元、2015年10月4日8280元、2016年1月8日70万元、2016年2月7日5万元】。黄建忠、刘美珍受周建萍委托于2015年4月23日转周赤平7万元、2015年4月20日转沈任保10万元、2015年4月23日转杨雪华20万元、2015年9月14日转杨国花35.3万元、2015年9月14日转付银川4万元、2015年11月2日周建萍妹妹未付家具款1.05万元，合计77.35万元。2014年9月28日，刘美珍以周建萍的名义向黄文芳出借借款12万元，黄文芳向周建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建萍现金12万元，月息1分按月结算，有黄文芳房屋所有证、土地使用证抵押借，借期1年。”，借条由刘美珍保管。2016年5月周建萍从刘美珍处取回借条，于2016年7月11日以本人名义向黄文芳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答辩意见，对本案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一、2015年4月1日之前，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双方借贷情况的认定问题。周建萍主张与黄建忠、刘美珍在2015年4月1日进行结算，黄建忠、刘美珍尚欠他39万元，并出具借条；黄建忠、刘美珍主张截止至2015年4月1日周建萍尚欠他们34万元，当时没有另写借条而是选择2014年7月5日、2014年9月30日两张合计34万元的借条留下作为最终结算。双方虽对结算结果存在争议，但都认可对2015年4月1日之前双方借贷情况进行过结算。1.关于2015年4月1日黄建忠出具的39万元借条。周建萍主张其系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4月1日的结算结果，并提供借条原件、相关银行转账流水及此期间手写借款账目明细以证实其主张；黄建忠、刘美珍则辩称该39万元系周建萍2015年4月2日转账25万元及5月23日转账15.43万元的借条，但其在原审一审期间则陈述该39万元周建萍仅在2015年4月2日转款25万元，余下14万元未支付。因黄建忠、刘美珍对该借条解释前后不一，且借条时间与转账时间差距过大，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而周建萍则提供了黄建忠出具的借条，并有银行流水及借款账目明细予以佐证，故认定该39万元借条为双方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的阶段性结算凭证。2.关于2014年7月5日、2014年9月30日周建萍出具的两张合计34万元的借条。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系至2015年4月1日双方结算结果，并以此期间双方转账流水中黄建忠、刘美珍转给周建萍的钱多于周建萍转给黄建忠、刘美珍的来佐证系周建萍欠款34万元的事实；周建萍则辩称上述两张借条已实际归还，她忘记将借条取回。因黄建忠、刘美珍主张34万元为结算结果，周建萍辩称已实际归还上述两张借条的意见并不能抗辩34万元作为结算结果。鉴于黄建忠、刘美珍提供借条原件，且在2014年期间黄建忠、刘美珍转给周建萍的钱款数额也远大于借条数额，故认定周建萍尚欠黄建忠、刘美珍34万元。二、关于2015年4月1日之后，周建萍与黄建忠、刘美珍双方借贷情况的认定问题。1.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有，自2015年4月1日之后，周建萍通过本人账户及第三人账户向黄建忠、刘美珍转款合计人民币322.308万元（172.49万元+149.818万元）；黄建忠、刘美珍通过银行账户向周建萍转款及受周建萍委托向第三人转款共计人民币206.178万元（155.828万元+50.35万元）。2.关于周建萍主张以现存、现金或代付货款方式出借20.6万元。对以现存方式出借1.53万元至黄建忠账户的事实，周建萍提供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实，经查该个人业务凭证客户签名显示为黄建忠，周建萍称系其笔迹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对以现金方式出借15.7万元的事实周建萍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对代付货款3.37万元的事实，周建萍提供银行回单证实将相应钱款转至第三人账户，提供黄建忠、刘美珍银行流水证实第三人与两人存在经济往来关系系供货商，黄建忠、刘美珍则辩称仅明经长、敖卫军、上官文华三人与他们有关，是他们事前给付现金再由周建萍对外支付家具款。因该笔款项涉及第三人并存在争议，本案对该笔款项不予处理。综上，对周建萍上述主张不予支持。3.黄建忠、刘美珍主张受周建萍委托转第三人122.35万元，除周建萍认可的50.35万元外，余下72万元本院支持其中的27万元。具体如下：关于2015年4月黄建忠转刘某两笔共10万元。刘某当庭陈述该10万元系黄建忠还之前借款，周建萍也不认可该款。因该笔款项涉及第三人并存在争议，本案对该笔款项不予处理，故对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该10万元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4月23日转杨雪华20万元。经查，2015年4月23日，经周建萍介绍，杨雪华向黄建忠、刘美珍借款20万元。同日，黄建忠、刘美珍转款20万元至杨雪华，杨雪华出具借条给黄建忠、刘美珍。2015年5月23日，杨雪华以现金方式将20万元及利息给周建萍，周建萍到黄建忠、刘美珍家中将杨雪华出具的借条拿回交还给杨雪华，该借条已销毁。黄建忠、刘美珍主张周建萍将这20万元分几次转账汇给了黄建忠、刘美珍，被计入了2015年4月1日之后的转账总额中。周建萍认可其收到杨雪华现金20.43万元并于当天存入自己账户，当天就转了15.43万元给刘美珍。故对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该20万元予以支持。关于2015年4月23日转给周赤平、唐中明各7元。黄建忠、刘美珍主张该两笔均是受周建萍委托转出的，周建萍则称上述两笔钱是同一笔，且已实际归还。经查，周建萍在之前的审理过程中认可周赤平的7万元系黄建忠、刘美珍受其委托转的，构成自认；唐中明的7万元双方均认可有借条，周建萍称借贷关系已因还钱而消灭，借条已归还唐中明，黄建忠、刘美珍也不能提供借条原件，该笔借贷发生在黄建忠、刘美珍与唐中明之间，没有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联。周赤平与唐中明系不同个人，周建萍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两笔钱系同一笔。故对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周赤平的7万元予以支持。关于2015年5月17日转刘某20万元。周建萍已提供刘某女儿刘思佳的转款记录证实2015年6月28日转还给刘美珍20万元，刘某当庭也确认了此事，而刘美珍对其当天就取现给了周建萍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故对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该20万元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9月8日、9月11日转胡华仂两笔共8万元。因周建萍表示不认识胡华仂，而胡华仂本人也未出庭作证，因该笔款项涉及第三人并存在争议，本案对该笔款项不予处理，故对该8万元不予认定。4.关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借给黄文芳12万元。刘美珍在原审一审庭审中提供通话记录证实周建萍承认该笔钱是刘美珍的钱，周建萍则辩称该12万元是她通过席某转给黄文芳。本次庭审中席某出庭作证证实2014年9月29日转账给黄文芳12万元，他跟黄文芳没有经济往来。因黄文芳出具的借条上明确写明是借到“现金”，且周建萍在与刘美珍通话中也承认该12万元系刘美珍的钱，而席某转账的12万元并不能与借条相对应，故对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该12万元予以支持。5.关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2015年周建萍的银行转账系归还之前欠款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黄建忠、刘美珍应当提供证据证实，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三、关于2016年4月7日刘美珍出具的两张合计11.7万元的借条的认定。周建萍主张系刘美珍欠黄林秀10万元，因周建萍向黄林秀支付本息而发生的债权转移；黄建忠、刘美珍主张该10万元按黄林秀指示现金归还给周建萍，11.7万元的借条形成原因是周建萍委托郭绍梅于2015年9月15日转款10万元至刘美珍，2016年4月7日周建萍要求刘美珍出具10万元借条，次日出具1.7万元的借条，其中1万元是10万元的利息，7000元是2015年9月14日郭绍梅转了40万元给刘美珍，刘美珍转了35.3万元给杨国花、转了4万元给付银川，差额为7000元。但在原审一审时黄建忠、刘美珍则主张该11.7万元系最终双方结算结果。因黄建忠、刘美珍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现金给付周建萍10万元的事实，而转款10万元的2015年9月15日与出具10万元借条的2016年4月7日，间隔时间过长，转款与借条之间无法形成单一性和指向性，且黄建忠、刘美珍前后陈述存在矛盾，再结合借条、周建萍陈述及黄林秀在原审一审审理过程中的询问笔录，确认上述两张借条为刘美珍因债权转移而形成的。四、关于双方主张的利息问题。关于周建萍主张其借给黄建忠、刘美珍的钱系银行或他人钱款，周建萍支付了利息，因此黄建忠、刘美珍应支付相应利息。除2016年4月7日10万元借条中明确约定按信用社借款利息算外，同日1.7万元借条及2015年4月1日39万元借条均未约定利息，故对借条金额双方约定利息的，按约定处理；对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不予支持；对周建萍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要求归还的金额，周建萍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当时对上述金额有过利息约定，上述金额属于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关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利息问题。对于黄建忠、刘美珍持有的2014年7月5日5万元的借条及2014年9月30日29万元的借条，按约定利息处理，但由于黄建忠、刘美珍主张上述两张借条系2015年4月1日的结算结果，故其利息起算日期应为2015年4月1日起至本判决判决之日止，即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共计69个月。其中29万元（月息2分）的利息为40.02万元（29×0.02×69），5万元（月息1分）的利息为3.45万元（5×0.01×69），合计43.47万元。故对黄建忠、刘美珍主张的利息支持其中43.47万元。另外关于黄建忠、刘美珍提出的重审一审程序错误的问题。黄建忠、刘美珍在重审一审第二次庭审周建萍变更诉讼请求后未提出需要新的举证期亦未有书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且本次审理中法院已依其调查取证申请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调取，故该意见不能成立。综上，黄建忠、刘美珍尚欠周建萍50.36万元（39+172.49+149.818+11.7-34-155.828-77.35-12-43.47）。故周建萍、黄建忠、刘美珍部分上诉理由可以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黄建忠、刘美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上诉人周建萍借款50.36万元及其中借款10万元自2016年4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的利息；三、驳回上诉人周建萍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黄建忠、刘美珍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7279元，反诉受理费152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324元，合计62901元，由上诉人周建萍负担27030元，由黄建忠、刘美珍负担358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伟审判员 巢澍望审判员 刘思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易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