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6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健文，男，197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30。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健英，女，197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23。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广东金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斌，广东金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添，男，197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2。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泳茵，广东金桥百信(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健文、卢健英因与被上诉人陈德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8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健文、卢健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德添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德添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简单地根据陈健文和陈德添曾签订《商铺买卖合同》而认定本案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进而判决陈健文、卢健英共同承担支付购房款的责任，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定性有误、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从订约双方于2018年9月7日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形式、内容以及实际履行、使用情况来看，结合《简易程序开庭笔录》第九页显示：“原代陈述被告签订涉案合同的真实意图、合同目的就是以案涉商铺抵押取得贷款。”因此，双方当事人订立该份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进行真正的、正常的房屋买卖交易。也就是说，本案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从订约双方于2019年4月10日在江门市公安局江**派出所人员见证下签署的《江**派出所调解协议书》来看，双方并没有提及关于房屋买卖事宜，明确了涉案金额的性质并非购房款。3、从鹤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出具的(2019)粤0784民初2366号《民事调解书》来看，陈德添将自有的位于江门市蓬江区************和1003室物业给江门市蓬江区鼎弘贸易有限公司向广东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200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此可见，商铺买卖合同并非以买卖涉案房屋为真实目的，房屋买卖目根本就不能实现，既然不是真正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作为陈健文应当向陈德添还款的金额则需要有明确的依据。若陈德添不能举证说明其主张金额的合法构成，那么，对超出实际由陈健文占有的部分陈德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陈德添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务人是江门市蓬江区鼎弘贸易有限公司，那么偿还的对象究竟是陈健文还是鼎弘公司还是其他对象?有无遗漏当事人?均不明确。综上，一审法院基于其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故而在判决中未能对本案进行准确定性，界定本案标的，界定本案涉及的真实具体金额以及界定清楚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撤销。二、对于一审法院认为卢健英是自愿加入债务的同样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卢健英本不需要承担责任，也没有自愿加入债务承担，因此，不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1、根据(2019)粤0784民初2366号《民事调解书》显示，实际借款人和房屋抵押的获利人并非陈健文，作为陈健文的妻子，卢健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本案各协议的订立，相关的金钱也并未流向其与陈健文的家庭共同生活中，因此，卢健英在本案中并不需要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2、陈德添提交的一份材料虽然有陈健文和卢健英的签名，但是，该份资料内容不明确，词句错误，加收五十万有悖常理，且陈健文、卢健英在签署该份材料时以及前后时间都是有报警记录以及反映其家庭财产被陈德添损坏的情况可以看出，该份材料并非落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胁迫过程中恐惧而仓促书写的，于法无效。3、卢健英本就不需要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也没有真实明确表示自愿加入债务承担，因此，其不应当共同担责。三、陈健文实际已经向陈德添支付了合共人民币44万元，该金额应当在上诉人应合法偿还给陈德添的金额中予以扣减，一审认定数额为12万元，与事实相差太远，应当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存在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纵观本案，事实复杂，双方争议巨大，担责主体不明确，案涉各方当事人双方也没有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因此，本案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在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陈健文、卢健英变更上诉理由如下：一、陈德添没有出示证据《调解协议书》原件，一审法院没有对该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即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当。二、卢健英不需要承担责任，也没有自愿加入债务承担，因此不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卢健英是自愿加入债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涉案《商铺买卖合同》实质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本案实质上存在房屋买卖合同与借款抵押担保两个法律关系。陈健文因此向陈德添共支付了44万元款项。陈德添原拟另案提起诉讼，但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只有一个法律关系，所以二审法院应重新认定陈健文向陈德添支付的款项。四、陈德添没有按照约定交付房屋，导致陈健文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属于根本违约。陈健文有权解除合同。陈健文于2020年9月2日向陈德添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到达陈德添处，案涉合同已经依法被解除。一审法院否定陈健文依法解除合同的效力属适用法律错误。此外，在合同未被有效解除前，陈健文因陈德添违约不交付房屋，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者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陈德添的履行要求。故陈健文不予支付房款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无需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陈德添辩称，一、本案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商铺买卖合同》约定陈德添向陈健文转让商铺，陈健文支付价款，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2、陈健文与陈德添签订合同的目的均是需要通过建立买卖关系为前提而实现各自的利益，因此，陈健文通过购买涉案商铺，要求附加以案涉商铺进行抵押贷款的合同义务，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二、陈健文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三、卢健英是陈健文的妻子，其应当知道在承诺书中签名所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和后果。卢健英未能解释签订该还款承诺书的原因和目的，且基于签订承诺书时陈德添对本案的债务有向陈健文进行催收的客观事实，应当认为卢健英是以其行为表示自愿加入债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卢健英在承诺书中签名的行为应当认定其对本案债务进行了事后追认，陈健文的债务转化为其与卢健英的夫妻共同债务。四、从陈健文的举证以及一审中陈述，陈健文已支付的款项为12万元，现陈健文上诉主张已支付了44万元，应由陈健文承担举证责任。五、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正确。陈德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陈健文、卢健英向陈德添支付商铺转让费230万元；二、判令陈健文、卢健英向陈德添支付违约金50万元；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陈健文、卢健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德添与陈健文是亲戚关系。2018年9月7日，陈德添与陈健文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合同约定：1.陈德添将其名下位于江门市蓬江区************(证号：粤房地权证江门字第**)和1003室(证号：粤房地权证江门字：粤房地权证江门字第**.上述两间商铺转让价格为230万元，陈健文在2018年11月30日前一次向陈德添支付；3.陈德添同意在协议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商铺按现状移交给陈健文，陈德添确认上述商铺现未出租；4.双方同意涉案商铺暂不过户，待陈健文付清价款，陈德添再应陈健文要求随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所有过户税费由陈健文承担；5.陈德添承诺协议生效后，配合陈健文(含陈健文指定的第三方)办理以上述商铺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的手续，贷得款项由陈健文支配使用，贷款本息由陈健文偿还；6.本协议自签字起生效。2018年10月10日，陈德添作为抵押人与广东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山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陈德添提供上述商铺为鼎弘公司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并于2018年10月11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由陈德添、陈健文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鹤山农商行也发放了贷款给鼎弘公司。因鼎弘公司逾期还款，2019年7月18日鹤山农商行向鹤山市人民法院起诉鼎弘公司、陈德添、陈健文等人[案号(2019)粤0784民初2366号]，2019年9月19日双方达成调解，确认鼎弘公司拖欠鹤山农商行贷款，陈德添、陈健文对鼎弘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鹤山农商行对陈德添名下上述商铺享有优先受偿权。2019年4月10日，在江**派出所民警李远聪、梁泽波主持、见证下，陈德添与陈健文在江**派出所签订《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江**派出所调解协议书》，内容为：1.陈健文承诺两个月内将商铺转让费230万元支付给陈德添。2.在这两个月期间，陈德添承诺不到陈健文家中追讨债务，若陈健文在2019年6月10日前还清款项的，少收陈健文40万元。3.陈健文在2018年10月11日以陈德添名下的两间店铺(白沙大道6号1003、1056商铺)向银行抵押借款的180万元，该180万元已到陈健文的账户，陈健文承诺该两间店铺的日后所有债务由其本人承担，与陈德添无关。2020年4月4日，陈健文出具文件，内容为：“现本人陈健文欠陈德添的借在本月2020年4月10日还清，如不能还到，在本金加收50万元作补偿”，卢健英在文件上签名。2018年9月21日，陈健文母亲区务喜转账12万元给陈德添，陈健文主张12万元是给陈德添赎证的费用，该笔款项应予抵扣本案购房款。陈德添庭后确认收到上述12万元。陈健文于2020年1月21日、4月4日、4月24日、6月8日向公安机关报警。2020年9月2日，陈健文向陈德添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因陈德添没有在合同生效后3天内将涉案商铺交付给陈健文，致使陈健文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陈德添已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商铺买卖合同》，自通知书送达陈德添之日起生效。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于2020年9月3日由陈德添家人代收。起诉后，陈健文、卢健英没有向陈德添支付过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陈德添向陈健文出售商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陈健文没有按约支付转让费，陈德添因此起诉，双方主体适格。关于《调解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陈德添与陈健文在江**派出所进行调解是双方对于商铺买卖事宜进行自愿协商，陈德添提出偿还转让费的金额和时间，陈健文表示同意，因此调解协议书记载支付款项的金额和时间，陈健文没有提出移交商铺的内容是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调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并不是江**派出所依据职能作出裁判的结果，因此不存在调解协议书是否偏袒一方的问题。其次，陈健文抗辩陈德添以胁迫手段使陈健文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书，因此签订调解协议书的行为无效。陈德添与陈健文是在江**派出所签订调解协议书，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如果陈德添胁迫陈健文调解，陈健文完全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调解，而且如果陈健文认为在公安机关内依然存在受到胁迫而调解的情况，在离开公安机关后的法定期限内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书，但签订调解协议书至今陈健文都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陈健文的抗辩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陈德添与陈健文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依法有效，陈健文与卢健英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商铺买卖合同是否已解除的问题。陈健文与卢健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认为陈德添逾期移交商铺，要求解除《商铺买卖合同》。陈健文在2020年9月2日向陈德添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虽明确包含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当事人因对合同履行情况发生争议，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对于该合同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陈健文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前事实表明，首先，2018年9月7日陈德添与陈健文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合同约定3个工作日内移交商铺，在陈健文认为陈德添逾期移交商铺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陈健文没有向陈德添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其次，根据《调解协议书》第3点的约定：“陈健文在2018年10月11日以陈德添名下的两间店铺(白沙大道6号1003、1056商铺)向银行抵押借款的180万元，该180万元已到陈健文的账户，陈健文承诺该两间店铺的日后所有债务由其本人承担，与陈德添无关”以及鹤山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可以证明陈健文在2018年10月10日要求陈德添履行《商铺买卖合同》第5点的义务配合陈健文指定的第三人鼎弘公司就涉案商铺向鹤山农商行办理抵押贷款手续；最后，从陈德添与陈健文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直至陈德添配合陈健文办理抵押贷款、陈德添与陈健文签订《调解协议书》，陈健文从未就陈德添逾期移交商铺的行为提出异议，相反还使用涉案商铺进行抵押贷款获得利益，陈健文继续使用商铺的财产价值的行为表明其已接受陈德添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故《商铺买卖合同》并未解除，仍在履行之中。陈健文与卢健英在陈德添提起本案的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陈德添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实合同法》第六条：信用原则”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综上，《商铺买卖合同》未解除，对合同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履行案涉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因此，对陈健文与卢健英有关《商铺买卖合同》已经解除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转让费的问题。《商铺买卖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约定两间涉案商铺的转让费为230万元，陈健文对此无异议，应按约支付款项。陈健文的母亲区务喜已转账12万元给陈德添，陈德添也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应予扣减，因此陈健文还需支付转让费218万元给陈德添。对于陈德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陈健文于2020年4月4日出具文件确认欠陈德添的款项定于2020年4月10日还清，如不能还清就赔偿50万元，而陈健文举证证明于2020年4月4日向公安机关报警。首先，陈德添一审庭审时确认陈德添与陈健文之间只有一个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其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陈健文没有提交证据反驳该主张，即该文件应对应本案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其次，陈健文为本案转让费提交证据证明陈德添曾在2020年4月4日上门，导致陈健文报警处理，陈健文出具文件的时间与陈德添上门导致陈健文报警的时间吻合。最后，文件约定如不能还清要赔偿50万元，陈德添追讨的转让费为230万元，50万元的违约金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30%限额，因陈德添追讨转让费230万元而双方约定违约金50万元合乎情理。综上，基于陈德添确认与陈健文之间只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出具文件的时间与因陈德添追讨转让费而报警的时间吻合，且对230万元的转让费约定50万元的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因此，陈健文与卢健英在2020年4月10日前没有还清转让费应赔偿陈德添违约金50万元，陈德添该项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卢健英的责任问题。签名时卢健英作为四十多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文件上签名所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卢健英抗辩其与陈德添和陈健文之间的商铺买卖合同无关，但其一直没有能够解释清楚在文件上签字的原因和目的。结合陈德添就本案转让费多次到陈健文家中追讨款项，陈健文称不胜其滋扰多次报警处理的情况，且出具文件的时间与陈健文与卢健英举证因陈德添上门追讨转让费而报警的时间一致(2020年4月4日)，卢健英签名的行为更符合陈德添所陈述的追讨转让费时要求卢健英一并承担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陈德添陈述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可陈德添陈述的事实，卢健英签名的行为是自愿加入债务的行为，应该一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陈健文、卢健英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陈德添支付商铺转让费218万元和违约金50万元；二、驳回陈德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0元减半收取14600元，由陈健文、卢健英共同负担。二审中，陈健文、卢健英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对账单，证明陈健文于2018年9月12日向陈德添通过银行现金存款有存入10000元。2、招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陈健文分6笔向陈德添转账240000元，其中，2018年9月21日向陈德添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已在一审举证。3、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交易回单两张，证明陈健文分别于2018年10月12日向陈德添转账80000元，于2018年11月8日向陈德添转账100000元。二审法庭调查结束后，陈健文、卢健英针对前述证据2、证据3的资金流水情况进一步进行了补强举证，提交了由江门市瑞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付款说明》、《账户金融交易明细》、区务喜招商银行账户流水清单。陈德添质证后认为：1、陈德添本人确认由江门市瑞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代陈健文支付的18万元是用于购买涉案商铺的部分对价款；2、对于区务喜招商银行账户显示的情况，陈德添确认于2018年9月21日合计收取12万元；2018年9月29日的2万元与本案无关，属于陈德添与陈健文的其他经济往来；对于2018年10月12日的两笔款项合计10万元，陈德添确认是用于购买涉案商铺的部分对价款。本院审查后认为，陈健文、卢健英二审提交的证据系对其上诉主张的有关事实的补强举证，并无证据突袭的故意，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认证，具体理由详见本判决书论理部分。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需要审查的问题是：1、陈德添与陈健文之间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中是否包含房屋买卖和借贷抵押担保两重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将《调解协议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否正确；3、陈健文本案尚欠陈德添的债务数额是多少；4、《商铺买卖合同》是否已经由陈健文通知解除、陈健文应否向陈德添支付违约金；5、卢健英在本案中应否对陈健文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6、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正确。一、关于陈德添与陈健文之间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中是否包含房屋买卖和借贷抵押担保两重法律关系的问题。陈德添主张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其与陈健文之间存在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由此提交了《商铺买卖合同》一份，该份合同中有陈健文的亲笔签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陈健文上诉称，签订案涉《商铺买卖合同》的背景是由于陈德添偿还自己购买商铺的银行贷款存在困难，遂与陈建文协商用案涉两间商铺为陈健文指定的单位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指定单位获得银行贷款后向陈健文支付担保费，陈建文则将担保费返还给陈德添。陈德添取得担保费后，偿还自己购铺的银行贷款，目的并非房屋买卖。但该项主张仅为陈健文的单方陈述，缺乏证据支持，亦与《商铺买卖合同》内容不符，本院难以采信。陈健文还称根据陈德添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所作的“陈健文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图、合同目的就是以案涉商铺抵押取得贷款”陈述、双方在江**派出所签订《调解协议书》过程中没有提及房屋买卖事宜以及陈德添将案涉铺位提供给案外人江门市蓬江区鼎弘贸易有限公司作担保的事实可以反映出双方之间并非房屋买卖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陈健文向陈德添购买商铺后如何处置，系陈健文自身权利的处分，况且《商铺买卖合同》第4条、第5条亦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上述商铺暂不办理过户手续”、“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配合乙方（含乙方指定第三人）办理以上述商铺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的手续，贷得款项由乙方支配使用，贷款本息由乙方负责偿还”。故陈德添提供自有商铺为江门市蓬江区鼎弘贸易有限公司作担保，本身就是合同约定的履行内容之一，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本案陈德添与陈健文之间除形成了房屋买卖关系外还存在借贷抵押担保法律关系的依据。另外，仅凭双方在江**派出所作的调解协议书中未出现房屋买卖的内容，也不足以体现双方缔约时的真实意思并非房屋买卖。陈健文上诉主张本案双方之间除房屋买卖关系还包括借贷抵押担保法律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二、关于一审判决将《调解协议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否正确的问题。陈健文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陈德添未能提交《调解协议书》原件的情况下，未前往江**派出所调查核实，径行采纳该份协议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不当。经核查一审卷宗材料，一审法院已经前往江**派出所调取了《调解协议书》，江**派出所亦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协议书的复印件并加盖核对章。一审法院调取的《调解协议书》在二审中经由本院向陈健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提出异议，故《调解协议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关于陈健文本案尚欠陈德添的债务数额的认定问题。二审中，陈健文主张其总共向陈德添支付了款项44万元，分别是：1、2018年9月12日现金存款1万元；2、陈健文的母亲区务喜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9月21日（3笔）、9月29日、10月12日（2笔）向陈德添账户分别转账5万元、5万元、2万元、2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6笔款项，金额合计为24万元；3、江门市瑞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于2018年10月12日、11月8日向陈德添账户分别转账8万元、10万元，金额合计18万元；4、2018年10月29日，陈健文向陈德添支付现金1万元。并要求扣减涉案购房款。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审核后认为：1、陈健文主张其于2018年10月29日向陈德添交付现金1万元，缺乏证据佐证，不予采信。2、陈健文主张于2018年9月12日通过银行柜员机向陈德添账户现金存款1万元，虽然能够提供《存取款一体机对账单》，但该对账单系复印件，且其中亦载明“24小时后到账，凭条不作收款依据”的字样，故陈健文主张的该笔付款，证据不充分，不予采纳。3、陈健文母亲区务喜转账的6笔款项中，陈德添确认收到其中2018年9月21日的3笔款项（分别为5万元、5万元、2万元）以及2018年10月12日的2笔款项（分别为5万元、5万元），并认可扣减涉案房款，故前述款项共计22万元，根据陈德添的自认，可以在购房款中扣除。对于区务喜于2018年9月29日转账的2万元，陈德添虽以该笔款项是其与陈健文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为由不予确认，但该项主张与其在一审期间作出的其与陈健文除案涉的房屋买卖交易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的陈述存在矛盾，且陈德添也没有明确说明该笔款项的发生原因及性质，故本院认定该笔款可以用于冲减陈健文的应付购房款。4、对于江门市瑞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11月8日向陈德添转账的8万元、10万元。诉讼中，陈健文能够提供江门市瑞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付款情况说明》，陈德添亦认可该18万元可以冲减陈健文应付购房款，本院予以准许。综上，《商铺买卖合同》的合同金额为230万元，陈健文应当依约付款。根据本院前述核准可扣减的数额，陈健文本案尚欠陈德添的债务数额应为：230万元-22万元-2万元-18万元=188万元，陈健文应当向陈德添清偿债务。四、关于《商铺买卖合同》是否已经由陈健文通知解除，陈健文在本案中应否向陈德添支付违约金的问题。陈健文上诉称陈德添未能依约在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向其交付商铺，构成根本违约，故其于一审诉讼期间（2020年9月2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已经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此外，在陈德添交付铺位前，陈健文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或者同时履行抗辩权，其未付清款项不应认定为违约。本院认为，《商铺买卖合同》第4条、第5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上述商铺暂不办理过户手续”、“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配合乙方（含乙方指定第三人）办理以上述商铺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的手续，贷得款项由乙方支配使用，贷款本息由乙方负责偿还”。事实上，陈德添也依陈健文的指示履行了配合将商铺为江门市蓬江区鼎弘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作担保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陈健文购买商铺的目的部分得到了实现。况且，本案也未有证据反映在陈健文提出交付要求的情况下而陈德添拒绝履行的事实。因此，陈健文有关因陈德添根本违约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与事实相悖，其在一审诉讼期间向陈德添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另外，《商铺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商铺交付是陈健文付款的前提条件，故陈健文不能以商铺交付问题对抗自身的付款义务，其以商铺未交付为由主张自己不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商铺买卖合同》约定陈健文应在2018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向陈德添付款购房款230万元。陈健文至今尚未付清，仍欠款项190万元，显属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020年4月4日陈健文向陈德添出具字据，虽然该字据上的对于债务种类、数额的内容表述不甚清晰，但是陈健文并未举证证明在出具字据时其与陈德添之间还存在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外的其他法律关系，也无合理解释清楚字据形成的原因、背景。因此，本案应当采信陈德添的陈述，认定该字据是陈德添向陈健文追讨案涉购房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债权凭证。陈健文在该字据中承诺的“在本月2020年4月10日还清”指向的对象应当理解为还清案涉购房款，至于字据中“如不能还清在本金加收50万元作补偿”的内容则应理解为违约金条款，构成合同内容。故陈德添有权要求陈健文支付违约金。根据案涉合同的性质，陈健文的违约行为主要是造成了陈德添因未能及时回收房款而产生的资金被占用的损失。结合《商铺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陈健文实际付款金额、未付款持续的时间、双方在2018年9月7日签订《商铺买卖合同》时对于买受人逾期付款并未约定违约金条款，但在2020年4月4日陈健文同意按照远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承诺给付违约金具有确保按时还款及自愿接受违约惩罚的意思表示等因素综合审判判断，50万元违约金条款并未明显过分高于陈德添的损失，故对于陈德添主张5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五、关于卢健英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陈健文因向陈德添购买商铺而负有债务，该笔债务形成于陈健文与卢健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2020年4月4日陈健文向陈德添出具字据确认欠债时，卢健英在该字据中亦签名确认，卢健英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卢健英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字据中签名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为，不具有确认或追认与陈健文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卢健英应当与陈健文共同清偿涉案债务。陈健文、卢健英有关卢健英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本院不予支持。六、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所提交的证据，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陈健文、卢健英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错误，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陈健文、卢健英的上诉，部分有理，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8616号民事判决；二、陈健文、卢健英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陈德添清偿欠付的商铺转让费188万元和违约金50万元；三、驳回陈德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已由陈德添预交），减半收取14600元，由陈德添负担4797元，陈健文与卢健英共同负担9803元。陈德添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9803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陈健文与卢健英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98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240元（已由陈健文与卢健英预交），由陈德添负担8430元，陈健文与卢健英共同负担19810元。陈健文与卢健英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43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陈德添应向本院补缴二审案件受理费84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