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行终2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伟才，男，199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叶潭镇。委托代理人魏巍、薛正懿，均系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新广路**。法定代表人黄灿成，镇长。委托代理人潘卓永，新造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晓文，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法定代表人陈德俊，区长。委托代理人骆文怡，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崔建川，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欧阳伟才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人民政府（下称新造镇政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下称番禺区政府）行政强制与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粤71行初1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曾边村曾边大街**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村民在集体所有土地上自建的一栋三层楼高的框架结构楼房，权属人为胡沛洪，占地面积102.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63.24平方米，其中首层“住改商”面积102.94平方米，涉案商铺位于涉案房屋的首层。2014年8月12日，原告与转租人张刚书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张刚书将涉案房屋中的涉案商铺出租给原告作商业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五年，从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租金为每月6000元，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租金每月提升10%，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租金每月再提升10%。此后，原告在涉案商铺经营店名为“隆江猪脚”的餐馆，从事中餐制售，并办理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原告自认在租赁期间除对涉案商铺进行室内装修外，没有其他添附，不能提供其在经营期间的营业收入、纳税等情况。被告番禺区政府为建造思科(广州)智慧城，促进创新城起步区的科学开发，需要对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曾边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2016年8月9日，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编制《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此次征收单位为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实施单位为被告新造镇政府，征收补偿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的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根据该方案第七条房屋的补偿及附件1规定，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按照分类划分等级套价补偿，框架结构房屋按照装修标准分为八个等级，每平方米的补偿标准分别3323元、3074元、2825元、2613元、2491元、2285元、2115元、1725元，同时规定为对于套价价值低于1800元/平方米的房屋，按18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混合结构房屋对应框架结构房屋装修标准，相应每平方米下浮300元，砖木结构房屋补偿价格为1300元/平方米。第十五条“住改商”房屋的处理及附件3规定，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住改商”房屋，根据房屋所在区位划分，按照每平方米每月60元、40元、20元三档标准，对首层实际商业经营面积一次性给予24个月额外货币补贴(含租金补贴、商铺经营损失、搬迁费等)，第二层以上部分不予补贴。其中曾边大街牌坊至曾边大街46号两侧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临街“住改商”房屋和曾边大街48号对面路两侧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住改商”房屋适用每平方米每月60元标准；曾边大街50号至文山大街四巷1号之一两侧和S296曾边村段东侧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临街“住改商”房屋适用每平方米每月40元标准；曾边村征收范围内，除上述区位的其他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住改商”房屋适用每平方米每月20元标准。2016年9月24日，广州奥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作出详查测量报告。同年10月31日，被告新造镇政府与涉案房屋权属人胡沛洪签订《新造镇曾边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就补偿安置方式、征收补偿款支付、腾房时间、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约定。主要内容如下：涉案房屋属于以复建安置方式进行补偿安置，总补偿款为1132641.00元，其中包括涉案房屋三层框架楼房263.24平方米核定补偿标准单价为2115元/平方米，计算补偿价为556752.60元；铁架隔热板棚等两处附着物补偿款为41140.80元，263.24平方米的普通住宅临时安置费按每方米25元标准计算为118458.00元，102.94平方米的“住改商”面积给予额外补贴，以24个月期间、每平方米60元标准计算为148233.60元，搬迁费和损耗费为5000.00元等。胡沛洪还承诺，在向政府移交涉案房屋前，与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解除租赁关系时所产生的一切补偿费用由其承担，解除租赁关系后，如有其他人就该房屋提出任何补偿主张的，由其负责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上述补偿安置协议签定后，2016年12月13日被告新造镇政府按协议约定向胡沛洪全额支付征收补偿款1132641.00元，2017年1月15日胡沛洪与被告新造镇政府签订《房屋交接协议》，将涉案房屋移交给被告新造镇政府，交付后胡沛洪放弃房屋内留置物品的所有权，同意由被告新造镇政府处理。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粤国土资（建）字﹝2017﹞58号文)，同意将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曾边村的集体土地收为国有土地，2017年3月6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穗府征﹝2017﹞27号、28号、29号《征收土地公告》，将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予以公告。2016年12月17日，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向曾边村村民及租户发布《关于曾边村房屋搬迁相关事项的通知》，从2017年1月1日起，曾边村房屋征收工作进入搬迁阶段，已签约并已移交的房屋将停止供应水、电、煤气，并切断迁移通信、有线电视线路等。2017年3月30日，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第6小组向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即原告发出涉案收房《通知》，内容为根据《新造镇曾边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业主交屋期限已到，新造镇政府将收回房屋，特通知原告在2017年4月3日前腾空房屋，该府将于2017年4月5日组织人员收回房屋。届时，房屋内仍然存放的物品将搬至统一存放点临时存放(存放期三个月)，物品所有人自行去往存放点领取，超出存放期仍未领取的物品，视作权利人放弃，损失自担。2017年4月6日，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与湖南核对工业建设有限公司等其他三家建设单位联合发布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思科(广州)智慧城即进入全面拆除阶段，为确保人员安全，对曾边村进行全面围蔽，除工作人员外，禁止其他一切人员进入围蔽区域。各方当事人确认，2017年6月被告新造镇政府组织实施对涉案商铺的强制拆除，根据原告提供视频、照片显示，被告新造镇政府在组织对涉案商铺强制拆除时屋内有桌椅等物品。被告新造镇政府称当日搬迁拆除工作完成后，将原告遗留在涉案商铺的桌椅等杂物集中在新造镇兴华路59号厂房进行封闭式保管，并通知原告进行认领，但原告一直未予领取。原告认为被告新造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涉案商铺的行为违法，提起本案之诉,请求:1.确认两被告拆除涉案商铺的行为违法；2.两被告赔偿原告商铺装修损失41000.00元、屋内财产损失29630.00元、租赁押金20000.00元、搬迁人工及运费2000.00元、经营损失180000.00，合计272630元及相应利息5755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在诉讼中，被告新造镇政府表示，因原告在此次征收中确实存在搬迁和物品损耗，参照《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屋主搬迁损耗费补偿标准，愿意对原告给予一次性搬迁、损耗费5000.00元，同时可配合原告办理接收搬迁物品等相关手续，但原告至今未予领取。另查明，根据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2017年12月制作的《2017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显示，2017年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首层商业用房月租金参考价为：同发时代广场94元、兴华路(新造镇)64元，南约村、北约村等其他地区为16元至8元不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责任主体确定及该行为是否合法；2.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损失、经营损失、屋内财物损失等赔偿请求是否成立。一、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责任主体的确定及该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以及《广州市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试行办法》(2016年施行)第五条“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本市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补偿工作，各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补偿工作”的规定，被告番禺区政府负责辖区范围内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工作，该府制定的《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明确被告新造镇政府系此次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实施单位，该镇政府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负责组织实施对被征收房屋的拆除。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已作出相关用地批复，将新造镇曾边村的集体土地收为国有土地，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的集体土地依法纳入思科（广州）智慧城项目征收拆迁范围。被告新造镇政府与涉案房屋权属人签订并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权属人已将涉案房屋全栋交给被告新造镇政府拆除。2017年3月30日，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第6小组向原告发出收房《通知》，要求其限期腾空房屋。由于该指挥部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效力应当由被告番禺区政府承担。2017年6月，被告新造镇政府组织实施了对涉案商铺的强制拆除，故该收房《通知》行为的法律效力已被后续的强制拆除行为所吸收，被告新造镇政府作为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应对其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出土地，被征收人拒不交出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八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4号）第九条规定，对被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强制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据此，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要依法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须遵循先补偿再拆迁的原则，在签订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如权属人或实际使用人拒绝交出房屋的，依据前述法律等规定，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涉案商铺所在的集体土地已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被告新造镇政府与涉案商铺权属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权属人依约以书面形式移交房屋，将涉案商铺移交政府处理。原告作为涉案商铺的承租使用人，被告新造镇政府没有与其就相关征收补偿事项进行协商，在承租人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妥当处理的情况下，原告拒绝交出涉案商铺。被告新造镇政府作为征收实施单位，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迳直对涉案商铺组织实施拆除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由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完成，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确认违法。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损失、经营损失、屋内财物损失等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广州市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试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物业造成所有人等停产停业损失的，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2014］38号)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因征收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其中，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一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或者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六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不是被征收人的，被征收人负有清退被征收房屋的责任。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有合同约定的，依照约定分配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没有约定的，由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协商分配。”本案被告新造镇政府在实施征收涉案房屋时，依照《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对包括涉案商铺在内的涉案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经现场勘查制作详查测量报告，核定涉案房屋装修标准等级为单价2115元/平方米，以总建筑面积263.24平方米计算，补偿款为556752.60元，以及附着物补偿款41140.80元，普通住宅临时安置费118458.00元，搬迁损耗费5000.00元。此外，对包括涉案商铺在内的涉案房屋首层“住改商”面积102.94平方米以每平方米60元，计24个月期间标准给予额外补贴148233.60元，上述所列的补偿项目及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被告新造镇政府据此与涉案房屋权属人签订并履行征收补偿协议，足额支付征收补偿款。原告作为位于涉案房屋首层的涉案商铺承租经营者，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其合法权益亦应得到保护。在实践中，就房屋的补偿，征收部门通常与房屋权属人协商确定房屋补偿，对房屋价值的评估通常也包括装饰装修等添附物的价值，停产停业损失系因征收行为对房屋合法经营性造成的影响而给予的一种过渡性费用损失，搬迁费是房屋腾空实际发生的费用。在征收部门已向房屋权属人作出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承租人如主张对该部分补偿利益分割，属于因征收导致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纠纷，应依照租赁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原告自认对涉案商铺添附就是装修投入，被告新造镇政府与被拆迁人在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中，对涉案房屋核定的补偿标准已考虑房屋装修现状，装修价值包括在对房屋的价格补偿中。对于停产停业损失计算，因原告不能提供其经营前一年的平均利润情况，被告新造镇政府以涉案房屋首层“住改商”的面积，按照24个月期间、每平方米60元标准计算额外补贴，并无不当，现没有证据证明该补偿标准低于同等地段租金参考价。由于被告新造镇政府就涉案房屋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住改商”面积额外补贴已向涉案商铺权属人足额给付，权属人亦承诺与原告解除租赁关系，并负责处理由此引发的争议。现原告主张涉案商铺装修损失、经营损失，实质上是要求对涉案商铺部分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涉及与涉案商铺权属人的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应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原告主张搬迁人工及运费，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考虑到该笔费用确实存在，被告新造镇政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表示，参照《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屋主搬迁损耗费补偿标准，愿意给予原告一次性搬迁损耗费5000.00元，系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屋内财物损失等其他损失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国家赔偿损害的对象为合法权益，对于合法财产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通常情况下，原告应当对损害事实及其数额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强制行为造成原告举证不能的，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亦不能举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结合案件基本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酌定损害事实和赔偿数额。本案被告新造镇政府违法强制拆除涉案商铺，原告对该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具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在被告新造镇政府与涉案商铺权属人达成并履行征收补偿协议后，原告作为涉案商铺承租人应依法维权。在涉案商铺租赁合同因征收拆迁终止履行后，原告拒绝按照政府通知要求及时搬离腾空房屋，自身对屋内财产损失具有一定过错。原告主张强制拆除时涉案商铺内有空调、厨具和冰柜等物，要求赔偿屋内财产损失29630.00元，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被告新造镇政府组织拆除涉案商铺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交原告签字确认，致使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依法应由被告新造镇政府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新造镇政府在在拆除涉案商铺时，对屋内遗留的桌椅等财物采取集中搬迁、封闭式保管，并及时通知原告到指定地点领取，在诉讼过程中亦表示愿意配合原告办理领取等相关手续，但原告一直拒不领取，可视为对该部分财物已予以抛弃。综合本案情况，鉴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确实对原告财物造成一定损失，遵循公平原则，原审法院酌情被告新造镇政府向原告赔偿涉案商铺财物损失3000.00元。至于原告主张赔偿租赁押金20000.00元、利息57555.00元等损失，不是被诉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原告主张该部分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开庭时，申请对涉案商铺的装修装饰、附属设施价值及屋内物品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因被告新造镇政府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依照发布的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确定房屋等地上附着物等级及补偿标准的要求，在对涉案商铺现场勘查基础上制作详查测量报告及补偿明细表，以核定的补偿标准计算补偿价款，现没有证据证明该补偿标准可能有误，在涉案商铺已被拆除情况下，不具备重新评估的条件。至于原告要求对拆除时涉案商铺内的物品价值进行评估，因原告没有明确需对哪些物品进行评估，且被告新造镇政府对屋内遗留物品采取集中搬迁、妥善保管，该府亦表示随时可以配合原告办理接收物品手续，在此情况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优先考虑对原告的财物予以返还而不是现金赔偿。故原审法院对原告提出上述评估申请，均不予准许。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强制拆除原告欧阳伟才承租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曾边村曾边大街11号房屋首层“隆江猪脚”餐馆行为违法；二、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欧阳伟才搬迁及屋内财物损失费8000.00元；三、驳回原告欧阳伟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人民政府负担。欧阳伟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新造镇政府与番禺区政府均应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仅认定新造镇政府承担拆除行为的违法责任，未认定番禺区政府的违法责任，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装修损失与经营损失应得到依法赔偿，房屋出租方未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让上诉人找出租方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没有对房屋内物品进行处理的权力，也不能证明房屋内所有物品已得到妥善的搬迁，因此，上诉人就房屋内物品的损失应得到赔偿，上诉人的利息损失亦应得到依法赔偿。涉案房屋的添附装修属于上诉人的投入，房屋出租方无权单方决定与上诉人有关的补偿结果，上诉人的评估鉴定申请应当得到法院支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新造镇政府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新造镇政府对涉案房屋的补偿包含了对装修价值的补偿，新造镇政府无法对房屋装修补偿等具体分配，故只能对房屋进行整体补偿。上诉人主张对房屋装修损失、经营损失等的分配，实质上是要求对涉案房屋该部分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涉及与涉案房屋权属人的合同纠纷，不属于本行政案件处理范围，上诉人应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装修是上诉人添附的，即使是由上诉人添附，该补偿的分配也应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新造镇政府赔偿上诉人搬迁及物品损失的5000元足以涵盖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在此以外主张赔偿项目、赔偿金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补偿安置方案对于房屋的补偿标准已经进行了明确划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补偿标准有误。对于物品评估，新造镇政府对房屋遗留物品集中搬迁，并愿意配合上诉人取回，上诉人主张重新评估缺乏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番禺区政府二审答辩称：新造镇政府与涉案房屋权属人签订并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权属人已将涉案房屋全栋交给新造镇政府拆除。虽然2017年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向上诉人发出收房通知，但影响上诉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是新造镇政府实施的拆除行为，并非被上诉人的通知行为，一审法院判决由新造镇政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正确。番禺区政府对涉案房屋的补偿包含了对房屋装修价值的补偿，上诉人提出装修损失的赔偿诉求，应由上诉人在租赁合同关系中予以确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行政强制和行政赔偿纠纷，二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番禺区政府是否被诉强拆行为的责任主体；新造镇政府拆除涉案房屋是否合法；新造镇政府是否应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关于番禺区政府是否被诉强拆行为的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新造镇政府与涉案房屋权属人签订并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权属人已告知上诉人解除房屋租赁，并将涉案房屋移交新造镇政府处置，至此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工作已经完结，进入房屋拆除阶段，而《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已经明确新造镇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对被征收房屋的拆除工作。虽然思科（广州）智慧城征地拆迁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向上诉人发出收房《通知》，但该《通知》的效力已被新造镇政府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所吸收。因此涉案强拆纠纷应由作出强拆行为的新造镇政府作为被告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由新造镇政府独立承担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番禺区政府应对新造镇政府实施的强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造镇政府拆除涉案房屋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完成补偿安置工作的基础上，只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方可强制被征收人交出土地，在人民法院作出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前，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不具有拆除房屋强收土地的权利。即使在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后，还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上述规定，履行催告等法定程序，保证被征收人的陈述申辩权。本案中，虽然涉案集体土地已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新造镇政府已与涉案房屋权属人签订并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但在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拒绝交出涉案房屋的情况下，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未经催告，亦未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新造镇政府径行实施涉案强拆行为，明显违反法律程序，原审法院确认新造镇政府实施强拆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关于新造镇政府是否应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按照当事人的直接损失予以赔偿。虽然新造镇政府强拆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但是否应赔偿上诉人，应结合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当事人是否已承担举证责任等方面具体分析。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装修损失，上诉人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其对房屋是否存在重大添附是房屋征收部门考虑是否予以补偿的主要内容，但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对涉案房屋存在装饰装修等添附，而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新造镇政府在征收涉案房屋时，按照《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经现场勘查，已核定涉案房屋的装修标准等级、临时安置费、搬迁费和损耗费等，即涉案房屋的补偿已充分考虑房屋装修现状。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经营损失，虽然涉案房屋属于“住改商”房屋，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其经营前一年的平均利润，新造镇政府以24个月、每平方米60元的标准给予房屋权属人额外补贴，该补偿标准不低于同等地段租金参考价。在新造镇政府已经支付房屋装修损失和经营损失的基础上，上诉人提出装修损失和经营损失，实为要求对涉案房屋部分征收补偿利益与房屋权属人进行分割，因涉及与涉案房屋权属人或转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对该部分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屋内财物损失，新造镇政府组织拆除涉案房屋时，未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交上诉人签字确认，导致上诉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进行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新造镇政府对上诉人屋内的财物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因新造镇政府在拆除涉案房屋时对屋内物品采取了集中搬迁，封闭式保管的方式，其亦主张上诉人的屋内财物均统一存放在临时存放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规定，能够返还财产的应优先返还财产，在新造镇政府告知上诉人可到指定地点领取物品，并在诉讼过程中表示愿意配合上诉人办理领取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上诉人一直拒不领取，径行提出赔偿诉求，于法无据。虽然上诉人声称物品放置时间过长，即使领回也无法使用，但思科智慧城指挥部征地拆迁组于2017年发出的《通知》早已告知上诉人应在三个月内领取物品，但上诉人一直未取回，故长期未取回物品导致物品价值减损的后果，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上诉人虽否认全部物品被集中保管，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主张，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新造镇政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表示愿意参照《新造镇曾边村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屋主搬迁损耗费补偿标准，向上诉人支付一次性搬迁、损耗费5000元。在认可新造镇政府对自身权利义务处分的基础上，原审法院认定由新造镇政府赔偿上诉人搬迁及屋内财物损失费5000元，上诉人自行承担其他物品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另外，上诉人主张的房屋租赁押金损失和利息损失等，并非被诉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提出的重新评估的问题，新造镇政府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制作了详查测量报告及补偿明细表，在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征收评估可能存在违法情形导致评估结果不合法，且涉案房屋已被拆除不具备重新评估条件的情况下，上诉人提出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欧阳伟才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纪红玲审判员  罗 燕审判员  黄伟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严崇哲书记员钟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