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阳，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曾理，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青，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彬，女，195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系上诉人李阳之妻。委托代理人张宇娴，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明，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洋浦工商银行大厦主楼****。法定代表人朱宏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田健夫，湖南龙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邱丽丽，湖南龙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市政第二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冯意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黄轶岚，女。委托代理人刘双，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海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海南省阳浦凯丰办公大楼**商住楼****房iv>法定代表人黄文珍，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阳、王彬、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公司）诉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资规局）、第三人海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明珠公司）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5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7月29日，李阳、海控公司、南海明珠公司共同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阳名下共计21套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1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完费凭证、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的身份证明、琼金办贷［2011］15号《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等申请材料，向市资规局房屋登记部门申请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李阳到场，并在《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名。市资规局接收申请材料并予以受理后，同意按照最高债权额1140万元，债权确定期间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4月16日，办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次日，市资规局为海控公司办理了房屋最高额抵押业务，并颁发房他证雨花字第5××7号他项权证。另查明：2014年10月8日，海南仲裁委员会根据海控公司申请，就李阳、海控公司、南海明珠公司等人之间的借款、抵押作出（2014）海仲字第445号调解书。2015年11月16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中法执字第2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执行李阳等人的财产。2016年3月，李阳等人对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予仲裁的（2014）海仲字第445号《民事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并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6年5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01民特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阳等人申请撤销（2014）海仲字第445号《民事调解书》的请求。2016年5月，李阳以被骗取抵押登记为由向长沙公安机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受理初查，于2016年6月17日决定对“李阳、李智恒、李丹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询问了海控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冰和南海明珠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勤。2016年12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上述调解书的过程中通知海南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2018年8月22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海仲重字第4号决定书，认定受理违反法律规定，决定驳回海控公司的仲裁申请，同月2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阳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2018）琼01执异79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2014）海仲字第445号调解书。2018年9月，海控公司就借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李阳于2018年10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李阳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市资规局作出抵押登记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关于李阳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至2018年2月7日有效）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应予扣除的规定，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期间，或者基于对相关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等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本案中，虽然登记行政行为发生在2014年7月，但李阳因主张被诉他项权登记基础的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一直通过民事等途径主张其权益，其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应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之内。故李阳于2018年10月24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没有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市资规局及海控公司主张李阳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市资规局作出抵押登记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根据当时生效的《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以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地产权证书；（四）最高额抵押合同；（五）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六）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李阳、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共同向市资规局申请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并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等申请材料。市资规局接收申请材料后，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对案涉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进行受理、审核。经审核，认为前述共同申请人提交的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于2014年7月30日向海控公司核发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他项权证并无不当。李阳主张市资规局办理被诉他项权登记时，未当面询问李阳真实意愿，也未全面审查相应资料；王彬主张办理抵押登记的案涉房屋属于其与李阳的夫妻共同财产，市资规局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被诉他项权登记行为违法应予撤销。经审查，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并归档保留。”本案中，李阳所持有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共有人登记信息；另据《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记载，市资规局工作人员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申请内容与提交的资料是否真实”“抵押房产是否有共有人”等问题已作详细询问，李阳均予以选择回答并签字确认。故李阳、王彬上述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行政诉讼解决的是市资规局作出被诉他项权证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如李阳认为被诉他项权登记的基础行为即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应当通过民事救济途径予以解决。综上，市资规局作出的被诉房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项权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李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李阳、王彬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市资规局在登记收件中涉及的他项权证登记缺乏必要的登记材料，依法应当收取的登记资料没有收取。1.本案市资规局收取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第13、2条依合同法约定了该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借款人、贷款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并公证生效”。上述主债权合同至今没有办理公证，依法其生效条件没有成就，主债权合同没有生效。2.《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主债权合同签署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为合法有效约定。该合同第13.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凭证》以及双方确认的相关文件、资料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1.4条约定“具体以《借款借据》的记载为准，《借款借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13.4条约定合同当事人签署《最高额借款合同》主债权合同的“保证、质押、抵押共7个保证合同”，以上合同系《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行政机关应当在办理登记时予以审查。3.李阳提交的在长沙市××室查询复印的资料，其本身不具备完整性。《最高额借款合同》李阳的只收取了第1、2、10页。4.李阳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市资规局在程序上未实质尽到询问李阳的职责。第二、王彬系本案标的房产的共有人，与市资规局的案涉行政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王彬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既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错误，请予撤销。李阳所抵押的房屋产权证共有人一栏为空白，没有“单独所有”的特殊约定。第三、本案中，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代理人向被上诉人在申请中所提交的主要证据“最高额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等申报材料均为海控公司捏造的虚假材料。综上，请求：一、判决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594号《行政判决书》。二、判决撤销被上诉人2014年7月30日对李阳作出的房他房他证雨花字第5140518**权证、撤销该案抵押登记。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市资规局针对李阳、王彬的上诉，答辩称：1、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言，本案系最高额抵押申请纠纷而来，一审双方的举证质证可以明显看出上诉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均系本人亲笔所写，其次，登记机关在登记过程中已经收取了需要办理最高额抵押设立登记的全部材料，适用的《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五十一条，法律法规正确，行政行为合法，一审认定没有错误。2、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未当面询问上诉人是否是真实意愿，未全面审查相应的资料的主张，一审判决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回应，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在申请事项以及询问资料中作出了签字确认的明确的意思表示，并没有其所主张的相关的情形，因此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应当维持。3、关于一审的程序适用的法律问题，市资规局认为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4、本案是没有驳回王彬的起诉的，本案对于王彬的主张，就实体部分，一审判决予以了充分的说明。对抵押房产是否有共有人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不动产以登记为准，本案李阳作为产权人，是其自己故意隐瞒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而导致王彬相应的诉求，这是上诉人夫妻之间的关于财产的民事纠纷，不该归咎于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因此登记机关在审查是否共有，是否需要王彬签字，严格遵守了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因此王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海控公司针对李阳、王彬的上诉，答辩称：1、登记机关已经收集了必要的登记材料，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不影响本合同已经生效的事实，公证文书不是行政法上应该收集的资料，海控公司作为出借人，已经实际放款，合同已经履行。2、借款凭证等材料无需提交给登记机关，本案中办理了抵押之后，海控公司作为出借人才发放贷款，不存在登记机关事先收集凭证的问题；3、登记机关收集的文件是完整的，其真实原因是李阳等人最初在复制档案材料时把装订在档案最后部分的合同页未复印进去，导致档案不完整，一审已经核对了相应的档案材料，海控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是完整的，且有骑缝章。4、李阳提到的手写条款是有利于自身的，借款合同增加的期限是应登记机关要求，把实际借款期限与担保期限保持一致，当时无法随身携带，所以没有印章，海控公司对此予以追认。关于期限，也注明了具体的借款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部分的修改内容是把李阳、李智恒、李丹抵押共同为1250万分解为各自按份额做抵押，是有利于自身的条款，至于其所留存的没写是自己的问题。5、李阳、李智恒、李丹提交的部分刑事案件的材料，来源非法，因为刑事案件目前仍在侦查阶段，属于国家秘密，挑出笔录作为本案的证据是非法的。并且这部分笔录的说辞也是李阳、李智恒、李丹为了逃避抵押责任单方的说法，缺乏真实性。且一审时，李阳方的代理人也确认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其在现场，事实上对材料是做了审查的，事后以未看清就签字来推卸责任是难以成立的。6、黄采南本人已经就当时的关键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说明，证实抵押登记过程中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履行了面签程序，具体请法庭审查其书面说明。7、李丹并没有与李阳、李智恒同一天办理抵押登记，相关的材料上显示的日期不同，一审的时候也查阅了档案材料，审查了电脑自动生成的编码，因此李阳不在登记现场，是混淆了事实情况。8、王彬不是涉案财产的登记共有人，不具有主体资格。海控公司上诉称：第一、起诉期限系法定，不能随意做扩张解释予以扣除，李阳的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扣除期间，应依法驳回其起诉。第二、本案不符合《房屋登记案件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之情形，原审法院适用该条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本案行政登记行为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登记行为合法有效，行政行为的公示公信力不容随意推翻。被上诉人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亦明显不属于《房屋登记案件的规定》第八条适用之情形，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湘8601行初594号行政判决，依法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李阳、王彬针对海控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对于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认定李阳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程序正确。《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1条第一款、43条的规定，其中由于不是起诉人自身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自双方办理抵押权登记后，在2014年10月8日，海南仲裁委就双方之间的借款抵押作出了相应的调解书，同时在2016年双方争议也经过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相应的审理，直到2018年9月第三人海控公司又就借款合同提起了民事诉讼，李阳等人在2018年12月提起行政诉讼，《最高院关于审理房屋案件登记若干规定》第八条，本案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应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因此本案并没有超过相关的起诉期限。另外本案在2016年5月李阳等人就被骗取的抵押登记，向公安机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受理2016年6月17日正式决定对李阳等人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询问了第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李阳等人基于对国家公安机关的信赖，在此应该享有信赖利益，故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没超过起诉期限。2、王彬一直不知晓本案抵押登记事实，直到本案起诉前才知晓，所以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市资规局同意海控公司的上诉意见。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采信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与原审无异。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李阳以主张被诉他项权登记基础的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一直通过民事等途径主张其权益，其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应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之内。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李阳于2018年10月24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市资规局及海控公司主张李阳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被诉抵押登记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市资规局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被诉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作出依法受理、审核，其申请登记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市资规局已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被诉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具有事实根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李阳上诉主张《最高额借款合同》未经公证未生效，市资规局未审查借款凭证等资料，未尽到全面审查义务，被诉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不合法。经查，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市资规局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审查了办理登记所需的证明材料，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李阳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李阳上诉主张市资规局未尽到法定的询问义务。根据《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记载，市资规局工作人员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详细询问，李阳均作出回答并签字确认，故李阳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王彬上诉主张办理抵押登记的案涉房屋属于其与李阳的夫妻共同财产，市资规局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李阳所持有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共有人登记信息，市资规局已对房屋共有情况进行了询问，李阳表示该房产没有共有人，市资规局已尽到依法审查义务，故王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李阳、王彬、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 莉审判员 吴树兵审判员 傅美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仪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