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1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洁。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东，江苏荣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吉优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张家港保税区原料市场**。法定代表人：陆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玲，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洁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吉优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优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582民初8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洁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0万元；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庭审中双方举证所反映的相关事实，完全可以证明本案符合“给付目的未能达到”而构成不当得利。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均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内容，可以判定上诉人的30万款项是对吉优公司的投资。（1）2020年4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人表示过完节4个人一起去办理公司的变更手续；（2）2020年6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股东内部分歧较大，被上诉人告知由上诉人自己决定是留还是退，上诉人明确答复决定退出；（3）2020年8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表示上诉人入股的是吉优公司，一直把上诉人视为股东。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上诉人给付30万元款项的目的是取得被上诉人公司的股权及股东资格，但嗣后其目的未能实现，故构成不当得利，但认为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此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至始至终均未表明愿意协商办理工商变更等手续，而且否认30万元款项是对吉优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上诉人取得吉优公司股权和股东资格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故一审法院完全可依据该事实认定，判决构成不当得利。吉优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吉优公司向王洁返还不当得利款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由吉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洁于2020年4月29日分别向吉优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100000元。2020年4月30日，王洁向吉优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并附言“投资款”。2020年5月12日，王洁向吉优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并附言“投资款”。以上事实，有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汇款电子回单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另，王洁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称：本案无论以股权转让纠纷、普通合同纠纷、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抑或占有物返还纠纷及股东出资纠纷起诉均不适宜，而不当得利制度在填补法律漏洞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具体形态包括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给付目的消灭及给付目的未能实现，本案中吉优公司占有300000元因欠缺给付目的而构成不当得利。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制定举证期限。故，要求重新组织开庭，并进行相关案由的释明，王洁可以当庭依据法庭释明的法律关系决定进行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吉优公司向王洁收取的300000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利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要件。而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有三种具体形态。一是自始欠缺给付目的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王洁分四次向吉优公司汇款合计300000元，其中2020年4月30日及2020年5月12日的汇款均附言“投资款”，王洁在起诉状中也陈述是吉优公司法定代表人陆芳联系王洁进行投资，王洁遂向吉优公司汇款300000元且王洁汇款给吉优公司的本意是欲入股吉优公司，吉优公司也认可该300000元是用于投资，但吉优公司认为系用于投资贝赛格经营部而非投资吉优公司，结合上述情况，王洁向吉优公司汇款300000元显然出于投资目的，并不属于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的给付行为。二是给付的目的嗣后不存在而构成不当得利，此种情形指的是当事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当事人一方依据该行为所取得的利益因丧失合法的原因而构成不当得利。本案所涉的300000元款项显然不符合此种情形。三是给付目的未达到而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王洁主张其向吉优公司给付300000元的目的在于取得吉优公司的股权及股东资格，但嗣后其目的未能实现，故构成不当得利。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王洁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综上，王洁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吉优公司返还30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需要特别释明的是，对于王洁所称的不当得利制度在填补法律漏洞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将其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此外，对于王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要求一审法院再次开庭向其当庭释明本案应属何种法律关系以便于其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已经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制定举证期限。”本案中，对于吉优公司向王洁收取的300000元的行为性质已经由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辩论，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经得到充分保障，没有再次开庭进行审理的必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洁对苏州吉优装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保全费收取2070元，合计收取4970元，由王洁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2020年6月11日王洁曾通过微信与陆芳就投资事宜进行沟通，微信聊天记录如下：陆芳：“这个店现在状况我们三个人比较乱。我这边等你决定。我现在退也不是，不退也不是”。王洁：“姐，昨天我妈跟我闹了一天，我现在也是在拿不出钱来，我决定退出了，不好意思了”。王洁：“你确定不做的话，30万只能让接管的人给你了，这个店我们二人都不要，我问项总要不要”。以上事实，由一审中王洁提交的其与陆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对于300000元投资款，吉优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须满足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王洁将300000元分四次转给吉优公司，其中两次汇款时均附言“投资款”，结合王洁与陆芳关于300000元款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为王洁系基于投资合意将300000元投资款转给吉优公司，故吉优公司取得300000元投资款具有法律根据。王洁上诉称其取得吉优公司股权和股东资格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但根据本案事实，尚不足以认定投资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虽然，王洁后来曾表示过“退出”，但从王洁与陆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投资合同并未解除，吉优公司取得300000元投资款的法律根据尚未丧失。因此，本院认为，对于300000元投资款吉优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王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源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孟 涛书 记 员 徐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