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民申17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代炎，男，1986年8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松，贵州大娄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饶市广丰区芦林街道芦林大转盘。法定代表人：夏连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哲兵，江西东方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德林，江西东方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黄代炎因与被申请人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民终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代炎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属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不是人身损害赔偿的合同纠纷；原一审和二审采证错误，导致认定案件事实严重不清和定性错误。1、再审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公司做工和受伤的事实，实属公司职工和因工伤残。2、再审申请人所受之伤经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3、被申请人收到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于2018年6月22日向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状讼，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8日作出（2018）赣0826行初6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公司的诉讼请求。4、再审申请人向吉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该鉴定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吉劳鉴字［2018］第11—46号初次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贰级，大部分生活自理障碍。配置赣人社发［2017］43号编号为（30010）的辅助器具。5、再审申请人在伤残鉴定结论书生效后，向万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工伤保险待遇争议”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开庭审理该案时被申请人的代理人彭思静才提出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11月26日的《赔偿协议书》，仲裁庭上，当即打电话问黄代炎本人的说法：我在医院住院期间夏瑞林具体负责我的医疗，经常拿些空白纸要签名，说是去公司给我拿医疗费，我签字是多次，但从未听说过叫我签《赔偿协议书》一说。根据本案事实，若真的黄代炎与公司和夏瑞林签订过《赔偿协议书》，被申请人在两次协调过程中就应提供出来，其次夏瑞林在给黄代炎出具证明中就不会出现“与黄代炎本人后续申请伤残理赔无关”等字样了。再者，被申请人在劳动行政部门给黄代炎认定工伤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了该《赔偿协议书》，被申请人就不会去经工商管理机关搞变更（取消）“江西”二字的企业名称了，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而且被申请人不服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向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之诉和庭审中，都是以变更（取消）“江西”二字的企业名称以用工主体错误主张权利的，从未提及有《赔偿协议书》存在的事实。因此，足以证明该《赔偿协议》的产生，是夏瑞林原拿给黄代炎签名的空白纸张上伪造而形成的。（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除上述错误外，还存在以下错误事实。1、一审法院将被申请人提供的《赔偿协议书》采纳为定案依据，定性为合同关系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还胁逼再审申请人交纳案件受理费6435元。2、一审法院未对《赔偿协议书》产生的时间和文本及其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赔偿协议书》记载的日期是2017年11月26日，申请人的受伤日是2017年3月12日，严重违反《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一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规定。被申请人明知再审申请人所受之伤害程度已达工伤鉴定标准，二级伤残，属《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即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该法条（一）、（二）、（三）项待遇的范畴。《赔偿协议书》明显违反该法条的规定。实际上被申请人除在医院支付的医疗费外，分文未支付过。且被申请人至今为止，都不能提供黄代炎给其的银行账户及账号。更谈不上对该协议的履行了。因此该协议属被申请人伪造的。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审查该协议真伪。3、万劳人仲字［2019］第16号裁决书第2页表述：被申请人辩称“……，不同意申请人变更诉请”和第7页中：“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庭审中提出将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变更为不解除劳动关系，将由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事项改为由被申请人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按月计付再审申请人黄代炎的工伤保险待遇”等记载，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已经申请变更了原仲裁申请书的请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现原告不服裁决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仲裁请求，属于未经仲裁机关仲裁的新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等认定，明显与前述仲裁书中的记载相悖。（三）二审法院除具有前述的第一、第二条中列举的事实和错误外，还具有如下错误。1、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收取再审申请人案件受理费6435元错误，应只收案件受理10元，应予纠正将多收费用退还当事人的结论，再审申请人表示感谢。该案法官要再审申请人自己去找一审法院退款，经代理人坚持自己去找一审是谈不清的，必须在判决书中体现，而得到的该结论。2、二审法院无事实、法律依据地否认其劳动行政部门依法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被申请人在2019年6月7日仲裁开庭时才提出涉案所谓的《赔偿协议书》，二审法院却对认定工伤决定书中的事实，视而不见，居然为被申请人在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仲裁、一审、二审等诉讼程序中均未对威乐建设公司与黄代炎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而主动为其进行主张，且明显超出当事人的主张范围。3、二审法院以《赔偿协议书》是否存在的欺诈、违法行为归于再审申请人不能举证证明而维持了该协议。既然一、二审都认定是再审申请人亲自在协议上签名的，再审申请人必定要问：①再审申请人提供给被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及账号为何被申请人在仲裁、原一、二审时不予提供？②被申请人依据该《赔偿协议书》支付给再审申请人赔偿款项的依据为何至今都不能提供？③其协议上写的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一次性付清”且被申请人是通过哪家银行转账支付的，其数额又是多少？④银行转账的票据又在何处？⑤其协议上的日期是2017年11月26日，至仲裁开庭的2019年6月7日整整一年另六个月之久，被申请人是如何履行该协议的依据又是什么？等等，回答是没有。（四）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的案件，本案只能适用国务院颁发和修改后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规定。绝不是原一、二审适用的人身损害赔偿和合同法规定的赔偿纠纷解决，调整的范围。黄代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8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和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8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书；并启动再审程序。2、请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或指定异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并依法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原一审诉讼请求。3、依法判决原一审法院的案件受理6435元，退还给再审申请人；并判决原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8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不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一审判决对事实部分认定为“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万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一致”。针对原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再审申请人只是对2017年11月26日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的事实及答辩人变更名称的事实有异议。在异议的事实中有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于2017年11月2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及答辩人公司变更通知书予以佐证，且答辩人名称发生变更按照法律规定并不会影响法律责任的承担。（二）《赔偿协议书》系真实、合法的，且该《赔偿协议书》也已经再审申请人起诉的另一案件生效判决予以了确认，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的情形。1、答辩人在万安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时就依法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供了《赔偿协议书》原件予以佐证双方就再审申请人受伤事宜达成了赔偿的事实，若再审申请人认为该《赔偿协议书》系不是“他本人签字的或者是其本人在空白纸上签好名字后打印的”，作为委托了专业律师代理情况下，就应该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申请对《赔偿协议书》上再审申请人的签名及捺印或者纸质内容的形成方式申请司法鉴定，而不是要求答辩人提供证据证明该《赔偿协议书》是在何种情况下签订的等内容，再审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赔偿协议书》上的签名和捺印不是再审申请人所签的情况下，认为该《赔偿协议书》是伪造的，其理由是荒唐和缺乏法律常识的。2、2017年11月26日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在再审申请人诉答辩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再审申请人也未提出该《赔偿协议书》系伪造的辩解意见，且已被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及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更是作为该案事实认定及判决的依据。3、再审申请人在签订《赔偿协议书》后还拿着赔偿协议书进行了拍照（详见照片），这足以证明签订《赔偿协议书》系再审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原生效判决认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系双方对再审申请人受伤赔偿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请，系正确适用法律的结果。不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再审申请人受伤后答辩人在积极将其送医治疗的情况下，在再审答辩人伤情稳定后与其就事故赔偿事宜达成《赔偿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该《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再审申请人应得到的赔偿数额几乎能相互吻合，且再审申请人也从另一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得到450000元赔偿，再审申请人的损失已经完全能得到赔偿，再审申请人的工伤伤害赔偿在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中已得到了解决。2、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赔偿协议书》的前提就是再审申请人的受伤系工伤，否则答辩人怎么可能与其达成赔偿1195500元呢?至于当时在未认定工伤前提下《赔偿协议书》中未按以《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表述赔偿项目，并不影响答辩人的赔偿义务和再审申请人实际的赔偿金额。3、《赔偿协议书》签订后，再审申请人并未主张该《赔偿协议书》具有可撤销或者无效情形，并提出撤销或者确认无效之诉，且该《赔偿协议书》也已被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及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起诉答辩人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及判决的依据，故该《赔偿协议书》应作为案涉纠纷处理依据。4、原生效判决认为双方就再审申请人受到伤害一事于2017年11月26日签订了《赔偿协议书》，该《赔偿协议书》已经就再审申请人受伤赔偿事宜达成协议，该协议不存在可撤销及无效情形，双方应按《赔偿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该判决并未否定再审申请人系工伤的事实，只是认为工伤赔偿应当按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书》履行，完全合法。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一、二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再审申请人是在被申请人公司工作时受伤，且该受伤已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工伤，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并无错误。2、关于一审法院收取的诉讼费问题。二审法院对此已经予以了纠正并判决将多收取的费用退还当事人。3、关于《赔偿协议书》是否系伪造的问题。在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再审申请人均未提出该《赔偿协议书》系伪造，且《赔偿协议书》中有再审申请人的签名和手印。在再审申请人诉被申请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即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2民初4813号民事判决书和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3民终573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人也未提出该《赔偿协议书》系伪造的意见，且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这一事实也在该案中进行了认定。再审申请人现提出《赔偿协议书》系伪造，但又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4、关于《赔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黄代炎确实构成工伤，依法可向威乐建设公司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但黄代炎在受伤后已经与威乐建设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书》，该行为系黄代炎自主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从协议的金额的1195500元来看，也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另，在再审申请人诉被申请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也已经判决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另行支付450000元保险金。该《赔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履行。黄代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代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姚 姝审判员 邓名兴审判员 江都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