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7民终15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蔡二妹，女，193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某，女，197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康某4，女，199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康某1，女，200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系康某1母亲），住南平市延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康某2，女，200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系康某2母亲），住南平市延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康某3，男，200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系康某3母亲），住南平市延平区。 以上六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纪康，福建双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六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万涛（系蔡二妹外甥、系刘某姻亲、系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的伯父），住南平市延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起新，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积仁，南平市延平区中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凤，南平市延平区中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杨大祥，男，197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原审第三人：包良沈，男，197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平市延平区。 上诉人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与被上诉人蔡起新，原审第三人杨大祥、包良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20）闽0702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的上诉请求：撤销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702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驳回蔡起新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于2017年8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符合可撤销情形错误。本案事故发生后系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自愿、自行前往上诉人家中协商解决相关赔偿事宜，且蔡起新明确表示愿意赔偿。从现场签字视频可以证实当时在场签字有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3及刘某的弟弟，妇女儿童占一半，不可能强迫蔡起新签字。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在当地都是有权势的人，上诉人不可能威胁、胁迫其签字。上诉人亦没有对蔡起新实施非法拘禁。蔡起新对外通信是自由的，未受到任何限制。因为本案出现死亡事故，双方对赔偿金额进行协商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是正常的，且当时上诉人家中没有打印机，需要到镇上打印赔偿协议书都需要时间，一审法院仅凭蔡起新的陈述认定其在上诉人处呆了9个小时，显然不客观、不公正。从蔡起新到上诉人家中至离开，其身体都没有受伤的痕迹。二、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约定以每立方米100元价格支付受害人承运林木运费，显然证据不足，双方在赔偿协议中明确约定系雇佣关系。三、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对受害人的死亡显然存在明显的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运输过程中路基不稳下沉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及装车工人将林木超载装上受害人的车辆存在过错，在受害人发生事故后未采取抢救措施使受害人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导致受害人死亡。 蔡起新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系依据蔡起新被留置在上诉人家中长达9小时的情况下无奈签订的，在炎热的季节被留置在上诉人家中，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不能离开的情况下蔡起新才签订协议。在晚上11点回到家中时蔡起新即向当地派出所所长报案，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是可以申请撤销的。上诉人主张受害人康万高与蔡起新之间是雇佣关系，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杨大祥未作陈述。 包良沈未作陈述。 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蔡起新赔偿受害人康万高死亡相关赔偿款333333元及相应利息（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赔偿款支付完毕之日止）。 蔡起新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7年8月9日蔡起新与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签订的《赔偿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二妹系康万高的母亲，刘某系康万高的妻子，康某3、康某4、康某1、康某2系康万高的子女。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三人承包南平市延平区塔前镇大坑村上际村的山场林木。2017年8月8日，康万高通过他人介绍到该山场运输林木，康万高自带驾驶车辆运输林木，口头约定：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以每立方米100元价格支付康万高承运林木的运费。运输过程中，康万高意外翻车死亡。2017年8月11日，南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延平大队作出（第20170808000087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本起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决定不予立案查处。同年8月9日14时许，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自购牛奶、水果到康万高家中慰问其家属。康万高亲属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协商赔偿事宜，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协议约定，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一次性赔偿受害人康万高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车辆损失费以及其子女读书必然产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合计100万元，上述赔偿款扣除已支付的5万元，剩余95万元在签订本协商时一次性支付。协议下方手写备注：赔偿款100万元，由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三人平均分担，即每人支付333333元。刘某、康某4在“甲方”处签字捺印，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同年8月10日1时许，蔡起新打电话给原塔前派出所所长吴勇杰称：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三人于2017年8月9日14时许前往死者康万高家中慰问其家属，三人当时便被康万高家属胁迫待在其家中达9小时左右，并被逼迫在康万高的家属事先拟好的《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签完协议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三人才被允许离开康万高家。事后，蔡起新考虑到所签《赔偿协议书》上的赔偿金额过高，且并非在其本人自愿的情况下签写，故向派出所所长电话反映该情况。2017年10月31日，原塔前派出所所长吴勇杰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说明了蔡起新向吴勇杰反映的情况，并告知：因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三人与死者康万高家属确实存在民事纠纷，且2017年8月9日当天此三人为自愿前往死者家中，事后已经离开其家中，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发生，如其认为所签署的协议违背其本人意志或该协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诉讼至人民法院通过司法途径撤销该协议。2017年10月12日，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蔡起新按《赔偿协议书》的内容履行赔偿义务。同年11月14日，蔡起新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要求撤销《赔偿协议书》。另查明，2017年8月14日，杨大祥、包良沈与死者康万高的哥哥康万涛在延平区司法局塔前司法所就康万高死亡赔偿事宜签订《康万高死亡赔偿协议书》，约定：由杨大祥、包良沈、蔡起新共同赔偿受害人康万高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80万元（经双方协商后赔偿金由2017年8月9日约定的100万元变更为80万元），其中，杨大祥、包良沈各承担269950元，蔡起新承担260100元；上述赔偿款中由杨大祥、包良沈承担的539900元（269950元Ｘ2）分三次支付给康万涛：第一笔赔偿款5万元已于2017年8月8日支付，第二笔赔偿款20万元于2017年8月11日支付，第三笔赔偿款289900元于2017年8月14日支付；除杨大祥、包良沈承担的赔偿款539900元外，余下赔偿款260100元由康万涛及康万家属自行向蔡起新另行追偿，与杨大祥、包良沈无任何关系；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条款履行，杨大祥、包良沈按本协议约定条款履行的，康万涛及康万高家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杨大祥、包良沈主张任何权利。康万涛在“甲方”处签字捺印，杨大祥、包良沈在“乙方”处签字捺印。蔡起新未参加本次调解，亦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捺印。 一审法院认为，康万高向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交付运输成果，即提供运输服务，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以每立方米100元价格支付康万高承运林木的运费，康万高的劳动范围仅仅是运输，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之间没有人身的依附关系，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对康万高提供的运输服务亦不存在管理关系，双方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本案康万高用自己的车辆为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运输林木，康万高作为承运人在履行运输合同中因翻车身亡，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作为本案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实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具有侵害康万高人身的事实。因此，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向运输合同托运人蔡起新等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属于可撤销的协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在签订赔偿协议过程中，尽管无直接证据证明受害人康万高亲属对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采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但考虑协商时间从14时至23时左右，时间跨度9个小时；受害人亲属在场人几十人，期间蔡起新等三人没有吃饭、没有正常对外打电话；赔偿协议是受害人亲属拟写，赔偿协议的备注“赔偿款100元，由三个人平均分担”等字迹亦非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书写；蔡起新在《赔偿协议书》签字后的次日凌晨1时许即向辖区派出所所长电话报案。综合上述多种因素，难以肯定蔡起新等人在签订赔偿协议时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可撤销情形，蔡起新要求撤销该赔偿协议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依据《赔偿协议书》的内容要求蔡起新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撤销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与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于2017年8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二、驳回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蔡二妹等上诉人申请证人康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与蔡二妹等人签订赔偿协议当天康某4有在现场，看到双方在商讨赔偿事宜，并没有存在限制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人身自由的情形。蔡起新质证认为证人康某4系死者康万高的堂兄弟，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陈述的证言不符合事实。本院认为，康某4系蔡二妹等人的亲属，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康某4明确陈述其并未全程参与商讨过程，故仅康某4的证言不足以证明蔡二妹等上诉人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签订协议时并不存在胁迫情形。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蔡二妹等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康万高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认定错误的问题。从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与康万高之间就本次运输木头达成的约定看，双方约定以每立方米100元价格向康万高支付运输费用，康万高自行提供运输车辆，以完成运输的成果来获取报酬，运输过程亦由康万高自行安排，双方之间符合构成运输合同关系，故蔡二妹等上诉人主张双方不构成运输合同关系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2017年8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可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就前述《赔偿协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是，蔡起新对康万高的死亡并无过错，并无侵权行为，而在蔡起新、杨大祥、包良沈三人到蔡二妹等上诉人家慰问当天，滞留于蔡二妹等上诉人家中长达9个小时，至午夜签订了《赔偿协议》后方得以离开，离开之后蔡起新即于当夜向当地派出所所长报警称被胁迫签订该协议。尔后，杨大洋、包良沈与康万高的哥哥康万涛又于2017年8月14日在当地司法所就康万高死亡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并重新签订赔额更低的赔偿协议，蔡起新拒绝参与调解，并未予签字认可该赔偿协议。该事实足以证实双方对前述《赔偿协议》均不认可而重新协商签订赔偿协议；蔡起新主张该《赔偿协议》系被胁迫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思，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法应予采信。依前述法律规定，蔡起新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赔偿协议》。因此，一审法院应蔡起新的请求判决撤销该《赔偿协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蔡二妹等上诉人请求蔡起新履行该《赔偿协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00元，由蔡二妹、刘某、康某4、康某1、康某2、康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发清 审 判 员 陈荣富 审 判 员 黄晓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李清萍 书 记 员 章 丽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