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26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头市银利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包头市中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尔多斯市十方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凤喜。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玲，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立庚，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包头市银利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利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鄂尔多斯市十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方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7民初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利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包头市九原区法院(2020)内0207民初74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中第5页第21行-22行中“认为”,“首先，原告银利达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该“认为”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包头中院生效的终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相悖；该“认为”也严重违反了最高院的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第十条的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所以该“认为”的理由不能成立:1、包头中院(2019)内02民终1937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第6行至第14行对这个事实的认定是明确的，摘录如下：“故根据《汽车销售合同》的内容，十方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应为取得案涉车辆，又根据银利达公司一审提供的银利达公司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经营协议》、《商品车发运通知单》、车辆发票、《上装委改合同》、鄂尔多斯东胜区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照片、《商品车交接验收单》可知，案涉车辆已经具备交付条件，故十方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然可以实现”。2、包头中院(2019)内02民终1937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第6行至第14行对这个事实的认定是也非常明确的，摘录如下:“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详见判决书第16页第4-5行）。中院说“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的事实是九原法院（2019）内0207民初828号判决书中第3页第16行-21行，摘录如下:“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银利达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的员工杨虎兵陈述车辆2018年6月2日至6月20日陆续改装完成，即通知了原告十方公司提车，原告十方公司对其陈述的通知日期不认可，但陈述在大概2018年10月份以后通知过接车，原告十方公司因被告银利达公司迟延交付未接收车辆。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根据以上两级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充分证明一审“认为”“原告银利达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是错误的，是歪曲事实、编造故事。二、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5行中认为“原告银利达公司主张损失的标的物并不明确”，说明一审法院根本没有搞清楚上诉人一审的诉求。上诉人一审诉请“主张损失的标的物”是定做的20个上装(货箱)的损失，这20个上装(货箱)在中兴汽车改装厂存放至今,每个价款7.5万元，总价款150万元。上诉人“主张损失的标的物”的名称、数量、价款、存放地点均清晰可辨，该“标的物”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特定物。一审认为“并不明确”是犯了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三、一审判决书中“其次”项下的第6页第17行-25行中，在最高院审委会没有对其授权的情况下对合同法268条编造了新的司法解释，摘录如下:“本条即规定了定做人的任意解除权，同时也规定了其应承担赔偿承揽人损失的责任。但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以对合同解除存在过错为前提。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并不以定做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为唯一要件，应根据合同具体履行情况以及定做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原因，判断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编造的司法解释内容与合同法268条完全相悖：合同法第174条规定“法律对其他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合同法268条规定“定做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定做合同中定做人任意解除权是合同法268条赋予定作人的特殊权利(对定做人任意解除权的原因在所不问)，但也规定了定做人在享有特殊权利的同时必需负有特殊义务，这个义务就是无条件的赔偿承揽人的损失，这也是合同法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民法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的充分体现。故一审编造的司法解释不但毫无法律效力更是违法的；2.一审编造的司法解释内容与包头中院判决书第18页第8行-第10行的认定相悖，摘录如下:“十方公司作为定做人要求解除合同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但其应当对解除合同给银利达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本案中银利达公司并未就损失问题提起反诉，其可另行主张”中院的这个认定是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合同法286条规定做出的，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中院的认定完全符合合同法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民法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3本案《汽车销售合同》即定做合同的解除，是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结果，而“行使任意解除权”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上诉人存在过错，且根据中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对合同的解除不存在任何过错。四、一审判决书中第6页第2页-第4页中认为:“且庭审中，原告银利达公司未提供20辆车的车辆随车配件、备用工具、技术资料、单证及文件予以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是以荒唐的理由刁难上诉人。1.一审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供20辆车的“车辆随车配件”“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荒唐至极，涉案20台主车根本就不可能有“车辆随车配件”。因为(1)国内没有任何一台汽车在销售时是具有“车辆随车配件”的；(2)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订购的20台主车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车辆随车配件”，所谓“车辆随车配件”的说法是一审臆想虚构的；(3)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一审虚构的“车辆随车配件”存在的话，上诉人也不可能把“车辆随车配件”(一堆铁圪旦)都搬到一审法庭上展示，一审也没有能力辨认这一大堆“车辆随车配件”(一堆铁圪旦)的型号、规格、尺寸、性能是不是涉案这20台主车的“车辆随车配件”；(4)上诉人主张的是20个上装(货箱)的损失，不存在“车辆随车配件”。2.一审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供20辆车的“备用工具”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也是荒唐。(1)汽车在销售时会随车带一点工具，比如更换轮胎用的千斤顶、拆卸轮胎螺丝用的扳手等，都是通用的工具，不是特定物，上诉人不可能把通用的“备用工具”都搬到一审法庭上展示；(2)涉案的20台主车，去年在包头中院终审判决后，上诉人为减少损失(止损)早把这20台主车卖了，20台主车都卖了，随主车的20套“备用工具”也必然随车卖了没有了。3.一审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供20辆车的“技术资料”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因为国内汽车在销售时只有一个技术合格证，没有“技术资料”。鉴于本案定做合同的特殊性，上诉人要等被上诉人支付了合同价款、验收满意以后，再经生产厂家验收合格以后才能为每一台车整车(包括本案通用的主车和特定的货箱)出具技术合格证，本案以上条件均不具备，上诉人也不可能在一审开庭提供技术合格证，更不可能提供其他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技术资料”。4.一审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供20辆车的“单证”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涉案车辆没有“单证”，所谓“单证”充其量不过就是一审臆想而已。如果说20台车的发票就算是一审所谓“单证”的话，那么，在被上诉人没有支付价款、没有验收接车之前(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打算验收接车)，上诉人也不可能给被上诉人出具发票。5.一审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提供20辆车的“文件”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制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更是荒唐。涉案的20台主车，除了一审编造了“车辆随车配件”、“技术资料”和“单证”等以外，还编造了“文件”故事，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依法根本无需对一审罗列的以上9种证据再进行举证，一审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客观规律。请求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十方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1.上诉人并没有为被上诉人购买及改装车辆，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损失。双方在《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欧曼新款ETX潍柴430马力16T中分自卸，并约定上诉人应于2018年5月20前将车辆交付被上诉人。但上诉人提交的购车的信息显示，购回的车辆均非欧曼新款ETX潍柴430马力16T中分自卸，而是后桥/速比/ABS13T，与被上诉人订购的车辆并非同一型号的车辆。上诉人是否为被上诉人订购了欧曼新款ETX潍柴430马力16T中分自卸，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上诉人提交的中兴特种车公司的证明文件称述，中兴特种车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就将“涉案的20辆车”改装完毕，但上诉人提交的发车单显示，20台车最早一台是2018年7月3日才从福田公司发车的，证明文件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与中兴特种车公司恶意串通试图捏造事实蒙蔽法院。上诉人提交的其与中兴特种车公司的改装合同，合同主体为上诉人及中兴特种车公司，但150万元的发票却是由中兴特种车公司出具给福田公司的。结合上面造假的证明材料，被上诉人不禁有疑问，上诉人是否与中兴特种车公司签订过真实的改装合同，上诉人是否在中兴特种车公司进行了真实的车辆改装，上诉人是否给中兴特种车公司支付过改装费等等一系列问题；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从根本上是上诉人违约。合同约定的交车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前，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是在2018年7月3日之后发车信息，若真正进行了改装，改装完毕又在何时，商业机遇瞬间即逝，何况时间要等3个月甚至更久（车型不符，是否要退车再重新发车）。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社会常理，并非任意滥用权力而行使解除权。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责任是要以过错为原则的，被上诉人在合同解除中并无过错，就不应赔偿上诉人的损失，更何况上诉人就没有损失可言；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一审的“认为”与包头中院在生效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不符，违法了最高院的证据规则第十条的规定。但被上诉人对此表示不认可。首先包头中院判决书列明的话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而非法院查明事实处。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未有定制的是同一批车的表述，只是在本院认为里推定的，其并非查明的事实；其次，上诉人在本案的应当负担的举证责任是是否因被上诉人的过程给其造成了损失，造成的损失的数额是多少，但通过一审程序后，上诉人并未就上述问题提交足以可信的证据。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全部予以驳回。银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150万元、间接损失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3月19日起至全部本金赔偿原告之日止，利随本清；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银利达公司（乙方）签订《北京福田戴姆勒经营协议书》。协议书第3.1（b）约定，乙方必须通过甲方使用的管理系统报送订单方为有效，特殊产品甲方要求通过书面方式提报订单的，以书面方式提报。协议第4.2（b）约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检验规范对车辆进行检验，签署书面《车辆交接验收单》，并按照甲方的经销商在线信息系统（DMS）提交到货回执。第4.2（d）约定，乙方签署《车辆交接验收单》或提交到货回执的，表明甲方交付车辆与订单相符，车辆随车配件、备用工具、技术资料、单证及文件齐全，以及车辆实际情况与随车交付的全部单证、文件相符。协议第4.5（a）约定，甲方可根据乙方书面申请，将车辆直接交付第三方。若车辆直接交付第三方的，第三方在《车辆交接验收单》上签署确认，视为乙方收到甲方产品并签署确认。2018年3月19日，原告银利达公司（甲方）与被告十方公司（乙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车辆品类为欧曼新款ETX潍柴430马力9.45米中分自卸（公告侧翻），数量20辆，单价407000元，合计8140000元。车辆具体配置为：9系8*4，轴距1800+4700+1350，新E**-2490平顶，新E**内饰，液压翻转，电动车窗，气囊座椅，普通漆，发动机430W1/11.6L/国五，变速箱12JSD180A带取力器，前桥9T，后桥16T/奔驰5.92（ABS），转向AM，轮胎12.00R20，油箱350L铝合金油箱，空滤；沙漠，空调，CAN总线，超级卡车管理系统1.0.自卸上装：鄂尔多斯中兴特汽改装中分自卸，底3mm边1.5mm，长9.45*2.3*0.9+1.4。交车时间为：符合福田金融相关要求，并审核通过后，5月20日前交车。合同第七条约定，如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放弃购车或迟延、拒绝到甲方处提车，乙方所交预付款、定金甲方不予退还，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对乙方所定车辆另行销售。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因发生不可抗力或生产厂家原因造成的延误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免责，但应提前将事件情况向对方通报。2018年4月25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与原告银利达公司签订《上装委改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产品名称为车厢上装（中分自卸）9.45m*2.3m*0.9m，数量20辆，单价75000元，合计1500000元。上装配置为：底3mm，边1.5mm，车厢内尺（m）,9.45*2.3*0.9，卸车方式：中分自卸，底盘配置：轴距1800+4700+1350，欧曼ETX潍柴430马力。合同第四条（1）约定，交货时间与期限，乙方4日内支付合同定金之后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后35日交车，底盘提前15日到甲方厂区，底盘到场时间造成延误甲方交付时间顺延。2018年7月3日14时，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出具《商品车发运（代商品车审批、出库及结算）通知单》2张，表明订单时间为2018年4月14日，载质量后桥/速比/ABS13t。2018年7月9日9时至10时，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出具《商品车发运（代商品车审批、出库及结算）通知单》11张，表明订单时间为2018年4月14日，载质量后桥/速比/ABS13t。2018年7月12日16时，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出具《商品车发运（代商品车审批、出库及结算）通知单》7张，表明订单时间为2018年4月14日，载质量后桥/速比/ABS13t。2018年7月19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出具金额为150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5月9日，被告十方公司向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2.银利达公司双倍返还十方公司定金800000元；3.诉讼费用由银利达公司承担。2019年6月24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207民初8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十方公司的诉讼请求。后十方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0月1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2民终193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7民初828号民事判决书；二、解除上诉人十方公司与被上诉人银利达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三、驳回上诉人十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银利达公司与被告十方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当事人庭审的陈述，案涉车辆需要根据被告十方公司的要求进行改装，属特定物，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实为《定作合同》，双方应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2019年10月17日，（2019）内02民终193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案涉合同因十方公司行使任意解除权而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十方公司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后，对于银利达公司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损失，十方公司是否应予以赔偿。首先，原告银利达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作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原告银利达公司与被告十方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中关于车辆的规格配置为：9系8*4，轴距1800+4700+1350，新E**-2490平顶，新E**内饰，液压翻转，电动车窗，气囊座椅，普通漆，发动机430W1/11.6L/国五，变速箱12JSD180A带取力器，前桥9T，后桥16T/奔驰5.92（ABS），转向AM，轮胎12.00R20，油箱350L铝合金油箱，空滤；沙漠，空调，CAN总线，超级卡车管理系统1.0.自卸上装：鄂尔多斯中兴特汽改装中分自卸，底3mm边1.5mm，长9.45*2.3*0.9+1.4。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商品车发运通知单中载明载质量后桥/速比/ABS13t，后桥参数不一致。且庭审中，原告银利达公司未提供20辆车的车辆随车配件、备用工具、技术资料、单证及文件予以证明其订购的车辆与被告十方公司定作的车辆是同一批车辆，原告银利达公司主张损失的标的物并不明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合同解除与赔偿损失可以并存，合同解除并不排斥当事人请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条既规定了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同时规定了其应承担赔偿承揽人损失的责任。但是，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以对合同解除存在过错为前提。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并不以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为唯一要件，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履行情况以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原因，判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即十方公司在案涉合同解除后是否应赔偿银利达公司公司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损失，应以十方公司对合同解除存在过错为前提。根据合同约定，银利达公司最迟应于2018年5月20日前交车。双方对该义务是否依约履行发生争议，应由银利达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2018年4月25日，银利达公司与鄂尔多斯东胜区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上装委改合同》中明确合同生效后35日交车，即最晚交车时间为5月30日。且原告银利达公司提供的商品房发运通知单显示，最早的发车时间为2018年7月9日，均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交车时间，故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是原告银利达公司违背合同约定的按期交车义务，而非被告十方公司拒绝接收车辆。因此，案涉合同虽因被告十方公司行使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而解除，但被告十方公司对合同解除不存在过错。综上所述，原告银利达公司要求被告十方公司承担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包头市银利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包头市银利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被上诉人十方公司是否需对上诉人银利达公司承担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责任。首先，依据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内容可知，关于车辆的规格配置为：“9系8*4，轴距1800+4700+1350，新E**-2490平顶，新E**内饰，液压翻转，电动车窗，气囊座椅，普通漆，发动机430W1/11.6L/国五，变速箱12JSD180A带取力器，前桥9T，后桥16T/奔驰5.92（ABS），转向AM，轮胎12.00R20，油箱350L铝合金油箱，空滤；沙漠，空调，CAN总线，超级卡车管理系统1.0.自卸上装：鄂尔多斯中兴特汽改装中分自卸，底3mm边1.5mm，长9.45*2.3*0.9+1.4”。而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商品车发运通知单中载明：“载质量后桥/速比/ABS13t，后桥参数不一致”。对此，上诉人银利达公司未提供20辆车的相关证明，证明其所订购的车辆与十方公司定作的车辆系同一批车辆，且主张损失的标的物并不明确。其次，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以对合同解除存在过错为前提。即本案十方公司对合同解除是否存在过错，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最迟应于2018年5月20日前交车，但2018年4月25日银利达公司与鄂尔多斯东胜区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上装委改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生效后35日交车，即最晚交车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银利达公司提供的商品房发运通知单显示，最早的发车时间为2018年7月9日，均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交车时间，据此，一审认定导致合同解除原因是上诉人银利达公司未按双方合同约定按期交车，被上诉人十方公司对合同解除不存在过错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包头市银利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尚清审判员 张连云审判员 莎日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 敏附：相关法律条款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