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6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7P。法定代表人：永井邦和，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83M。负责人：加藤幸男，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顺，广东广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喜超，男，198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0************711。上诉人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樱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以下简称三樱麻涌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喜超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喜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共同支付刘喜超伤残赔偿金22134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2430.35元、精神抚慰金2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12060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2730元及检查费用923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樱麻涌分公司是三樱公司的分公司。刘喜超于2014年9月9日入职三樱麻涌分公司处，担任生产班长。刘喜超和三樱麻涌分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三樱麻涌分公司为刘喜超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刘喜超主张三樱麻涌分公司没有提供劳动保护，导致其遭受职业病伤害。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于2017年11月9日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记载刘喜超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为2002年11月至2006年2月在湖南省金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生产/操作工时有接触噪声；2006年3月至2006年11月在东莞山利电器任职生产/机修时无接触噪声；2006年11月至2014年9月在广东中成化工任职生产/操作工时有接触噪声；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在三樱麻涌分公司任职生产/班长时有接触噪声；诊断结论为职业性中度噪声聋，处理意见为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处理，2、应调离噪声工作场所。刘喜超两次住院治疗职业病，第一次住院时间从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9月27日，第二次住院时间从2018年11月12日至2019年6月14日，共计住院402天。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00元/天，社保机构仅支付70元/天，故按30元/天的差额诉请40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三樱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对刘喜超两次住院的时间存有异议，主张一般住院时间不超过两周，刘喜超在出院小结显示的住院期间内有到公司上班。刘喜超则主张治疗职业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且住院时间是由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安排，其在住院期间并没有上班。2017年12月5日，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刘喜超的受伤为工伤；2019年8月5日，刘喜超的伤情经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八级，未达护理等级。2019年8月21日，东莞市**********作出支付决定，决定支付刘喜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053元。刘喜超向一审法院申请伤残鉴定，一审法院准许后，组织双方进行伤残鉴定证据交换，三樱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表示，刘喜超已确定为工伤，应按工伤进行赔付，不同意进行人身损害的伤残鉴定。刘喜超于2020年4月23日委托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5月19日，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刘喜超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刘喜超为此支付检查费923元、伤残鉴定费2730元。三樱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主张鉴定是由刘喜超单方申请，对鉴定结果不予确认，请求对噪声聋成因及最早时间重新鉴定。刘喜超表示其自行鉴定是由于三樱麻涌分公司不同意双方共同委托鉴定，故不同意重新鉴定。刘喜超为居民家庭户口，被诊断为职业病时为33周岁。刘喜超被诊断为职业病时，其父亲刘德昌为63周岁，由刘喜超此1名成年子女扶养；其儿子王鑫磊为7岁8个月，儿子王子文为4个月，由刘喜超夫妻两人共同扶养。刘喜超主张，其因患上职业病同时遭受人身损害和精神伤害，诉请营养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25000元，因前往医院、鉴定机构、社保等地方产生交通费，提交交通费票据佐证。三樱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主张交通费票据车号和上下车时间都具有连贯性，对此不予确认。刘喜超就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降低的工资、经济补偿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麻涌仲裁庭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因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20）粤1971民初336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尚未生效。刘喜超明确，劳动争议案件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存在差额，故在工伤赔偿中没有诉请。经核查，两案不存在重复诉请的赔偿项目。关于职业病的成因及责任承担。刘喜超主张是由于三樱麻涌分公司没有提供符合职业保护的工作环境。三樱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主张，刘喜超入职时，三樱麻涌分公司安排了普通体检;刘喜超在职期间担任生产班长，主要工作内容为安排组员工作及线下巡视，不负责具体工作，公司涉及职业病环境的生产工艺只有“吹水”，刘喜超的工作内容与职业病环境的工序无关；三樱麻涌分公司定期或不定期发放劳保用品.另，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刘喜超在广东中成化工工作期间是否曾被诊断为职业病的情况。刘喜超主张，其之前的工作环境没有患职业病的风险，之前也并未被认定为工伤。上述事实，有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支付决定书、户口本及出生证、出院小结、鉴定、检查发票、亲属关系证明书、交通费发票，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健康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对刘喜超患上职业病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向刘喜超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三樱麻涌分公司并未对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初次鉴定（确认）结论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已明确记载刘喜超在三樱麻涌分公司处工作期间，作业过程中接触噪声，此与三樱麻涌分公司提出的刘喜超的工作没有涉及职业病危害环境不一致。第二、东莞市**********已根据刘喜超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就刘喜超的工伤进行社保报销及支付；此也涉及刘喜超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即社保部门已按刘喜超的住院时间402天支付伙食费；三樱麻涌分公司对其主张的刘喜超在住院期间上班的意见，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三樱麻涌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工作环境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及已向刘喜超提供全方位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对刘喜超患职业病没有过错。第四、刘喜超2014年9月9日入职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在刘喜超入职时安排了普通的体检，而并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的规定安排刘喜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此举措也导致三樱麻涌分公司主张的刘喜超入职前已患职业病的意见被排除。第五、三樱麻涌分公司主张刘喜超在原工作地方患上职业病，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三樱麻涌分公司此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六、刘喜超在三樱麻涌分公司处工作期间被诊断患上职业病，刘喜超自身对职业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三樱公司、三樱麻涌分公司对刘喜超的职业病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刘喜超因职业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可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请求三樱麻涌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二者本质上相同的，应当予以抵扣。关于刘喜超诉请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一审法院根据刘喜超提供的证据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依法进行核定：1.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予以确定，刘喜超两次住院共402天，扣除社保按70元/天的标准报销的部分，应为（100元/天-70元/天）×402天=12060元。2.营养费，刘喜超没有提交医嘱证明其需加强营养，考虑刘喜超的伤残等级、病情及住院时间，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500元。3.交通费，刘喜超因职业病进行两次住院治疗、进行鉴定和鉴定检查，一审法院根据刘喜超治疗的实际情况以及一般合理的程度，结合刘喜超对交通费使用情况的说明，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800元。4.鉴定费，鉴定检查费923元+伤残鉴定费2730元=3653元，是刘喜超因事故受伤，为确定损失产生的支出，有相应鉴定费发票和检查费发票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刘喜超因为职业病导致伤残八级，对其身体已经造成不可回复性的创伤，刘喜超为此遭受较大精神痛苦，三樱麻涌分公司应给予赔偿。结合刘喜超的伤残结果，三樱麻涌分公司的赔偿能力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5000元。6.残疾赔偿金，刘喜超的伤情经鉴定为伤残八级。刘喜超曾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因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不同意共同委托鉴定而没有进行；刘喜超再自行委托鉴定。出具鉴定结果后，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以刘喜超自行申请鉴定为由对刘喜超的鉴定结果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鉴定的程序违法、进行鉴定的机构及人员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结合上述论述，一审法院对三樱麻涌分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意见不予准许。刘喜超为居民家庭户口，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为252396元。社保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053元，与残疾赔偿金性质相同，故应当予以扣减。经扣减，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赔偿主体均为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故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在本案中应向刘喜超支付残疾赔偿金22134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刘喜超的父亲刘德昌、儿子王鑫磊、王子文在刘喜超被诊断为职业病时分别为63周岁、7岁8个月、4个月，故刘喜超应扶养人数为3人，其中儿子王鑫磊、王子文由夫妻二人共同扶养。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刘喜超诉请被扶养人生活费262430.35元，符合上述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221343元+262430.35元=483773.35元。综上，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应共同赔偿刘喜超损失共计516786.35元。对于刘喜超超出上述计算标准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刘喜超516786.35元；二、驳回刘喜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69.59元，由刘喜超负担32.85元，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负担1536.74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269号民事判决。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刘喜超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喜超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刘喜超患职业病按法律规定获得相应的工伤待遇补偿后，应认定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已实际赔偿了刘喜超的相应损失，其后续要求支付住院伙食费差额、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民事侵权应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关于“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属于刘喜超的单方委托鉴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病历及检查报告等检材并未经过法庭质询以及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的质证和确认，且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与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的诊断结论不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一审裁判依据。本案中，刘喜超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但由于双方就共同委托鉴定事宜未能协商一致，故应由一审法院依法指定鉴定人，而不是刘喜超单方委托鉴定。且一审法院不应采用职业病的诊断资料，依照《人体损害伤残程度等级》的标准来鉴定刘喜超的伤残程度。根据生活常理及经验，刘喜超伤残程度不可能被鉴定未伤残八级。一审法院采用上述鉴定结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准许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三）刘喜超在三樱麻涌分公司担任生产班长职务，公司依法向其提供了安全防护用品，其接触的“噪声”职业危害因素不足以造成“职业性中度噪声聋”。刘喜超在《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自认其被诊断为职业病之前，曾于湖南省金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中成化工有限公司长期担任操作工，且有接触到“噪声”的职业危害因素的事实，该“噪声”职业危害因素与刘喜超所受伤害具有明显的关联性。湖南省金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中成化工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侵权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刘喜超在一审程序中没有申请追加其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也没有依职权追加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一审程序违法，本案应发回重审。（四）一审法院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方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计算方法错误。刘喜超提供的户口本显示登记日期为2019年8月16日，显然属于事后补办。该户口本未能体现刘喜超的兄弟姐妹情况，无法认定被扶养人刘德昌的抚养人数。刘喜超的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根据常理判断刘喜超不可能是独生子女，刘喜超应提供《独生子女证》来证明其为独生子女，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喜超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书》只加盖了当地村委会的章，没有村委会主任或经办人签字，也没有当地派出所的印章，显然属于刘喜超事先用电脑打印好后交由相关人员加盖公章的情形，刘喜超也没有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故该《亲属关系证明书》不符合《最高人员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认定被扶养人刘德昌的扶养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喜超二审期间未提出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向双方释明，已同意刘喜超的伤残鉴定申请，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鉴定证据交换。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不同意进行鉴定证据交换，明确表示不同意共同委托鉴定，而应由刘喜超先行单方委托鉴定，待其提交鉴定报告后，再由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提出意见。2.关于刘喜超的被扶养人情况。根据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显示，刘喜超的父亲刘德昌出生于1954年3月10日，由刘喜超一人扶养；其长子刘鑫磊出生于2010年2月27日，由刘喜超和妻子王桂春共同扶养；其次子王子文出生于2017年6月27日，由刘喜超和妻子王桂春共同扶养。本院认为，本案系健康权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刘喜超因患职业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再向用人单位主张民事赔偿；二、一审法院采信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刘喜超构成八级伤残的结论是否恰当；三、一审法院有无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构成程序违法；四、一审法院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患职业病获得工伤待遇后，仍可以依照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请求用人单位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主张刘喜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无权提出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显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认定刘喜超因患职业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仍有权向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主张民事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已向双方当事人释明，同意刘喜超的伤残鉴定申请，以便查证本案待证事实，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鉴定证据交换。但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拒绝进行鉴定证据交换，明确表示不同意共同委托鉴定，提出应由刘喜超先行单方委托鉴定，待其提交鉴定报告后，再由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提出意见。鉴于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上述表态，刘喜超单方委托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现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提出不认可刘喜超单方委托鉴定，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刘喜超的身体损害进行伤残评定属法医临床鉴定范围，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许可成立具有法医精神病、法医临床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持有执业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经查，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作出的[2020]临鉴字第1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存在前述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其关于伤残等级出具的鉴定意见并未超越被许可的鉴定业务范围。该鉴定所依据送交的鉴定材料，按照司法鉴定的程序，作出关于刘喜超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经审查未发现存在不当之处。案涉《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之后，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仅提出不予认可，但未提出针对性异议。一审法院采信上述鉴定结论，并以此作为计算刘喜超相关赔偿项目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申请重新鉴定，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据此，三樱麻涌分公司应对刘喜超的工作环境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三樱麻涌分公司未能提交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报告，不能证明刘喜超的工作环境均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亦未能证明其已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刘喜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生产工作中提供了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故其对刘喜超所患职业病存在过错，应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三樱公司作为母公司，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樱麻涌分公司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刘喜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存在过错，其主张刘喜超可能在之前工作过的湖南省金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成化工有限公司患上职业病，并无证据相佐，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构成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四。刘喜超于2017年11月9日被鉴定为患职业病时，需要扶养的人数为三人，分别为父亲刘德昌、儿子刘鑫磊、儿子王子文，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扶养的年限分别为16.33年、10.3年、17.63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三位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赔偿最高限额为：28875元/年×30%（伤残等级）=8662.5元，而刘喜超三位被扶养人一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28875元/年×（1+1×1/2+1×1/2）×30%＝17325元，超过了年赔偿最高限额8662.5元，故对于三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分段计算。前16.33年的被扶养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算为：8662.5元×16.33年=89223.75元；剩余年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算为：28875元/年×1/2×30%×（17.63年-16.33年）＝5630.63元。故三位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89223.75元+5630.63元=94854.38元。一审法院计算三位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262430.35元，计算错误，多计算了262430.35元-94854.38元=167575.97元，本院予以纠正。刘喜超提交的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书可以作为本案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依据，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就该证据证明力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应赔偿刘喜超的各项目金额为：被扶养人生活费94854.38元+残疾赔偿金2213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12060元+交通费1800元+营养费500元+鉴定费365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349210.38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三樱麻涌分公司、三樱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应予支持，其他部分应予驳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除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计算错误外，其他部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一审判决部分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及前述援引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269号民事判决；二、限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刘喜超349210.38元；三、驳回刘喜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57.43元，由刘喜超负担1569.59元（已预交），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2987.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67.86元，由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6059.89元（已预交3083.93元），刘喜超负担2907.97元。为方便诉讼费结算，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向刘喜超支付本判决书主文第二判项确定的款项时，扣减刘喜超应负担的二审诉讼费2907.97元，即只需向刘喜超支付赔偿款346302.41元（349210.38元-2907.97元），而由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麻涌分公司、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统一向本院补交诉讼费5883.93元（8967.86元-3083.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徐烨榆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7年修正）第四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第五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职业健康检查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规范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四十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