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再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东营市东营区福利编织厂，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淄博路福境街。组织机构代码：16481264-6。 负责人：王洪滨，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栋梁，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雨光，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美英（系刘长永之妻），女，195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洪革，山东众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营市东营区福利编织厂（以下简称福利编织厂）与周美英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502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周美英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9）鲁05民终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福利编织厂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日作出（2020）鲁民申534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福利编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栋梁、苗雨光，被申请人周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洪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福利编织厂申请再审称，一、福利编织厂的十四位职工调查笔录证实福利编织厂一直自负盈亏，刘长永一直没在福利编织厂上过班，刘长永在东营区军休所工作，工资由军休所发放，社保由福利编织厂代缴，上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东营区民政局与福利编织厂没有业务往来和隶属关系。福利编织厂并未与刘长永建立劳动关系。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刘长永是经东营区民政局领导介绍过来把社保关系挂在福利编织厂处，福利编织厂只是为其代交保险，其劳动关系一直在东营区军休所。原判决认定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违背了基本事实。三、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之间不存在身份及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认定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伤害了福利编织厂全体职工的感情。刘长永在军休所烧锅炉、看大门，未给福利编织厂创造任何利润，在福利编织厂停业后也没有与员工共同走过艰难。综上，请求依法改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周美英答辩称，一、福利编织厂提交的职工调查笔录不是新证据，且所述内容与基本的客观事实不符。二、经“企查查”查询福利编织厂的法定代表人为刘耀武，福利编织厂于2002年12月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也不可能变更法定代表人，王洪滨是虚假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福利编织厂行使相关诉讼行为。三、东营区民政局系福利编织厂的开办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其对人员借用所作出的统一协调、管理出现的情况，系组织委派，刘长永必须服从组织，非刘长永个人原因造成，不能因此否定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四、劳社部发（2005）12号文第二条规定，认定劳动关系可以参照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募记录，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该文规定应当认定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福利编织厂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支持，原二审法院已经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合法判决，请求依法驳回福利编织厂的再审请求。 周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长永退休前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福利编织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1月8日，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福利编织厂自1996年11月8日起录用刘长永工作，合同期限为3年，至1999年11月8日合同期满。自1996年11月8日至2009年期间，刘长永被东营区民政局安排在东营区军休所从事烧锅炉等工作，工资由东营区军休所发放，住房公积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由刘长永交至福利编织厂后，福利编织厂代其缴纳。1997年、1999年、2001年，刘长永档案中的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岗位技能工资标准审批表填报单位处加盖福利编织厂单位公章。2011年11月16日，刘长永申请退休。2012年5月，刘长永退休，退休证载明的申报单位为宏福实业公司。福利编织厂现已被吊销营业执照。2015年1月9日，刘长永作为申请人向东营市东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撤销福利编织厂2014年11月16日作出的关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其他职工不享有同等购房福利待遇的决定，该委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2015年2月4日，刘长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福利编织厂作出的刘长永不享有同等购房福利待遇的决定。2015年5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356-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刘长永的起诉。后刘长永提起上诉，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2015）东民一终字第2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书于2015年8月14日送达双方当事人。2018年3月6日，刘长永死亡。2018年4月26日，刘长永的配偶周美英作为申请人向东营市东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请求确认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4月26日东营市东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决定：对周美英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2018年5月4日，周美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0月12日，东营市东营区民政局为周美英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载明：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之间的劳动关系一事，刘长永自2014年开始就要求我单位协调处理，2015年，我单位为其协调了两位代理律师进行起诉，一、二审结束后，2016年、2017年刘长永妻子代其多次到我单位及相关单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仲裁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刘长永自2014年开始即向东营市东营区民政局要求协调处理其劳动关系事宜，（2015）东民初字第356号案件裁定生效后，刘长永的妻子周美英于2016年、2017年多次代其到东营区民政局及相关单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刘长永死亡后，其配偶周美英作为申请人向东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期间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情形，周美英的请求并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期间。福利编织厂关于仲裁时效的抗辩，不予采信。（二）关于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劳动关系成立应符合以下要件：劳动者是否为该用人单位招用，工作内容是否为该用人单位安排，是否从该用人单位固定领取工资报酬，日常工作是否受该用人单位管理和支配，接受该用人单位的考勤等。本案中，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签订劳动合同后，在合同期间内及合同期满后并未实际在福利编织厂工作，福利编织厂也并未为其发放工资报酬，其工作内容也并未受福利编织厂安排和管理。虽然刘长永的社会保险关系、公积金缴纳、退休手续等均以福利编织厂名义办理，但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之间不存在身份及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故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不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美英负担。 周美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发回重审；2.福利编织厂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周美英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劳动合同书》、《招聘职工登记表》，刘长永的劳动人事档案材料、社保资料，东营市住房公积金支取凭证及住房公积金销户支取清单，《联合开发协议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刘长永自1989年就在福利编织厂工作，1996年在全员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时与福利编织厂签订了劳动合同，相关的保险、退休、公积金等均是由福利编织厂办理，刘长永亦作为福利编织厂的职工在《联合开发协议书》上签字；周美英二审提交的东营区民政局于2003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认可刘长永为其直属福利企业福利编织厂的职工；二审中东营区民政局原局长刘培兴证明，东营区民政局当时管理福利编织厂和东营区军休所，东营区民政局协调刘长永到东营区军休所烧锅炉、看大门，刘长永为福利编织厂的职工，其在东营区军休所工作属于借用关系。因此，综合刘长永参加工作后的总体情况，保险、退休、公积金等的办理情况，其作为福利编织厂的职工在《联合开发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以及东营区民政局出具证明的内容、东营区民政局原局长刘培兴的证人证言内容应认定刘长永退休前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刘长永去东营区军休所看大门、烧锅炉，是计划经济时代由东营区民政局统一协调、管理出现的情况，并非刘长永个人原因造成，不能因此否定其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刘长永退休前与福利编织厂不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周美英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8）鲁0502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刘长永退休前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福利编织厂负担。 本院再审中，福利编织厂提交了福利编织厂正式员工调查笔录十四份，系经福利编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栋梁、苗雨光于2019年7月20日调查形成，职工分别为：王洪林、盖安民、王洪滨、仝慧玉、张子银、周家秀、张兰芬、何洪梅、刘明秀、周子英、杨桂芝、盖芹、盖玉珍、隋爱红。证明目的：1.刘长永一直在东营区军休所上班，没在福利编织厂里上过一天班，为厂里出过一分力，其在东营区军休所烧锅炉、看大门的工作对于福利编织厂而言并没有任何的利好，并未给福利编织厂创造任何利润。2.刘长永的养老保险都是自己缴纳，钱交给福利编织厂财务，由福利编织厂代缴。3.刘长永一直领取东营区军休所的工资，并未因福利编织厂效益影响过个人工资发放。4.刘长永并未参与福利编织厂的生产经营过程，亦并未与福利编织厂的众多员工共同劳作，在福利编织厂停业后也没有与员工共同走过艰难岁月。不应当认定福利编织厂与刘长永存在劳动关系。 周美英质证称，对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再审申请人的陈述及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 本院再审中周美英未提交新证据。 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均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且该14名证人均系福利编织厂的普通职工，均认为刘长永未在福利编织厂上过班，但对刘长永的真实劳动人事关系等情况并不了解，无法达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和对证据的认定与本院二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长永与福利编织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周美英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劳动合同书》、《招聘职工登记表》、刘长永的劳动人事档案材料、社保资料、东营市住房公积金支取凭证及住房公积金销户支取清单等证据，能够证明刘长永自1989年就在福利编织厂工作，1996年在全员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时与福利编织厂签订了劳动合同，相关的保险、退休、公积金等均是由福利编织厂办理。在2011年福利编织厂与东营市远景置业有限公司进行联合开发时，刘长永亦作为福利编织厂的职工在《联合开发协议书》上签字；周美英二审提交的东营区民政局于2003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认可刘长永为其直属福利企业福利编织厂的职工；二审审理中本院依法向东营区民政局原局长刘培兴调查了解情况，刘培兴证实，东营区民政局当时管理福利编制厂和东营区军休所，东营区民政局协调刘长永到东营区军休所烧锅炉、看大门，刘长永为福利编织厂的职工，其在东营区军休所工作属于借用关系。因此，综合刘长永参加工作后的保险、退休、公积金等的办理情况、刘长永作为福利编织厂的职工在《联合开发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以及东营区民政局出具证明的内容、东营区民政局原局长刘培兴的证人证言内容可以认定刘长永退休前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刘长永去东营区军休所看大门、烧锅炉是东营区民政局对下属企业统一协调、管理出现的情况，不能因此否定其与福利编织厂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二审判决认定刘长永退休前与福利编制厂存在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鲁05民终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曰全 审判员  张晓丽 审判员  蒋建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杨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