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8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女，196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磊，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艳双，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1，男，194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2，男，195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董某2之女婿），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3，男，195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董某3之儿媳），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文静，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某因与被上诉人董某2、董某1、董某3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13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关键证据《房屋买卖合同》存在重大瑕疵。1.出卖人董某4未签字和未按手印，仅有的一枚圆形印章与董某4常用的方形印章不一致；2.董某2、董某1、董某3仅摁手印，未签字和盖章；3.董某5也没有明确表示书写过房屋买卖合同。二、董某5明确表示其对于起草该份《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印象，且认为合同行文不符合自己的语言习惯；该合同中出现“拆迁”的词汇有违常理；对方也没有证据证明支付了1500元。三、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我重新鉴定的请求，导致本案关键证据缺失。董某2、董某1、董某3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吕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落款时间为1984年2月3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董某4的证明信；2.房屋买卖合同；3.录音及纸质版材料；4.董某4的履历表；5.董某4的常住人口登记簿；6.吕某的证明信；7.常住人口登记簿（董某6最开始随生父姓名叫许某，上学时改成董某6）；8.董某4日记本中的方章资料；9.董某4的结婚证。董某3、董某2、董某1对证据1证明信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明信只表明董某4登记在康庄镇一街村，没有具体的登记位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件已经交给拆迁办，买卖协议已经明确房屋卖给董某3、董某2、董某1，与董某4无关；对证据3录音不认可，认为董某5的录音属于证人证言，但董某5未出庭作证，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对证据4、5、7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吕某的证明信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事实不符，董某4还有亲生女儿董某7；对证据8不认可，认为没有相关法律规定限定个人的人名章的个数，无法确定合同章不存在；对证据9结婚证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对吕某提交的证据1-2、4-7及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对吕某提交的证据的3、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董某3、董某2、董某1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村委会证明；2.房屋买卖协议；3.宅基地登记卡（董某3）；4.宅基地平面图、档案资料目录；5.宅基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6.董某3照片；7.光盘。吕某对证据1中董某3的村委会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董某3不住在康庄一街，住在康安小区。对董某2的村委会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对董某1的村委会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董某1住在川北小区；对证据2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宅基地登记卡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所有权归董某3，应该综合判断；认为证据4档案资料目录无法核实，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补偿款应该给吕某；对证据6-7不认可，认为彩色照片是后补的，黑白照片拍摄时间和地点不明确。一审法院对董某3、董某2、董某1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对董某3、董某2、董某1提交的证据2-4、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另，一审法院调取了（2019）京0119民初11221号卷中董某4的1992年12月14日履历表、董某4薪资表。吕某对履历表上的签字及方章均认可，认为薪资表上的圆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买卖合同与薪资表上的章存在明显差异。董某3、董某2、董某1对履历表上的方章认可，认为国家法律没有对人名章的个数形式加以规定，方章的存在不能否认董某4圆章的存在，对薪资表上的圆章认可，认为与房屋买卖合同上的圆章一致。一审法院对董某4的1992年12月14日履历表、董某4薪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1984年2月3日，董某4（卖主）与董某1、董某3、董某2（买主）签订合同，载明：立买房人董某4哥俩协商愿将祖遗房产卖给其侄董某2等永远为业。计开康庄一街某后院北瓦房东头两间半归董某1永远为业。东瓦房北头一间半归董某3永远为业。康庄二街北灰坂房叁间、东土房两间归董某2永远为业。南北两处共玖间双方议定共价壹仟伍佰元整，笔下交清，并无拖欠，今后拆迁翻建变卖由各买主自便，倘有他人干涉由卖主一面承担，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董某1出钱捌佰元整，董某2出钱伍佰元整，董某3出钱贰佰元整。中证人为董某8、董某9、董某5，合同落款有董某4盖章，并有董某1、董某3、董某2摁手印。后董某3在康庄一街1号后院居住，2018年12月28日，延庆区康庄镇一街村、二街村、三街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中，董某3与北京城建兴华康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宅基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许某2系吕某之父，吕某2系吕某之母，二人生育吕某、董某6两个女儿。许某2与吕某2离婚后，吕某2与董某4再婚。在吕某2与董某4共同生活过程中，吕某、董某6随二人一起生活，吕某、董某6与董某4形成继女继父关系。董某4另外有一婚生女儿董某7。董某4于2009年去世。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吕某多次以不同的诉求诉至一审法院，亦多次撤回起诉。2019年11月15日，吕某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落款时间为1984年2月3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并要求董某3、董某2、董某1承担诉讼费。本案审理过程中，吕某于2020年1月21日签署《鉴定申请书》，请求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对1987年7月薪资表中的董某4圆形印章与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董某4圆形印章盖印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2.对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毛笔书写的文字、董某4印章盖印、董某8印章盖印、董某1手指捺印、董某3手指捺印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2020年6月8日，吕某签署《鉴定申请书》，变更鉴定申请如下：1.对1987年7月薪资表中的董某4圆形印章与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董某4圆形印章盖印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2.对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毛笔书写的文字、董某4印章盖印、董某8印章盖印、董某1手指捺印、董某3手指捺印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3.对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毛笔书写的文字、董某4印章盖印、董某8印章盖印、董某1手指捺印、董某3手指捺印的形成时间是否为1984年前后进行鉴定；4.对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所用纸张是否在1984年之前生产进行鉴定。后经摇号，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6月12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认为：1.现所提供的比对样本印章印文数量较少，我中心鉴定困难，无法对委托事项1进行鉴定；2.根据我中心现有技术条件，无法对委托事项2、3、4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落款时间为1984年2月3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接下来法院以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为依据，以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准绳，对上述争议焦点进行阐释和论证。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董某4与董某1、董某3、董某2于1984年2月3日签订书面合同，该合同有董某4盖章，并有董某1、董某3、董某2摁手印，故可以认定该书面合同成立。吕某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并申请对1987年7月薪资表中的董某4圆形印章与1984年2月3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董某4圆形印章盖印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等四项事项进行鉴定，但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比对样本印章印文数量较少、技术条件有限为由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上盖章并非出自董某4本人，且该合同签订至今已三十余年，按合同约定钱款已当面结清，合同双方已根据合同形成稳定的生活、居住关系，故吕某请求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吕某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二审中，法官询问，你认为房屋是你的，别人却占有你的房屋，在2018年之前你们报过警么？吕某回答：虽然没有报警，但我认为他们是看房的，我父亲和他如何说的不清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董某4与董某1、董某3、董某2于1984年2月3日订立的合同是否成立。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1.涉案合同上有董某4印章和董某1、董某3、董某2的手印，符合书面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吕某现主张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吕某虽认为董某4的印章为虚假，但是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该项主张，吕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如果合同确实不成立，对于他人无故占有房屋的，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当事人会进行报警。本案中，吕某主张合同不成立，但却没有进行报警，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经摇号确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资质，一审法院亦释明了鉴定不能的法律风险，现鉴定机构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吕某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吕某提出的应当重新鉴定之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吕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 磊审 判 员  刘秋燕审 判 员  朱文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正书 记 员  杨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