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民终20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 法定代表人：王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雪飞，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圣旺，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西城支行，住所地：运城市。 负责人：张胜利，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住所地：运城市。 负责人：王允龙，行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杰，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芬，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乐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西城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运城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8)晋0802民初4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雪飞、袁圣旺，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中行运城分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杰、黄学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运城乐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802民初414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赔偿上诉人账户存款资金24275830元，并赔偿上诉人利息损失1000000元（自2017年7月1日起暂计至一审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判令被上诉人中行运城分行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在为上诉人办理开户、网上银行开户，以及办理结算业务过程中违反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造成的上诉人账户资金损失的重要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不规范为上诉人开立网上银行服务，导致上诉人资金被非法转移。2012年5月3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申请开立银行账户，填写《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授权书》，授权王跃伟办理企业网上银行开户手续，不包括签订《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王占乐的办理权限也不包括签订《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却在2012年6月13日为上诉人开通了网上银行服务，此次开通没有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占乐进行过任何沟通。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随意不规范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导致上诉人账户资金被人恶意转移时避开银行柜台监管，更容易完成非法转移。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履行了对账义务，与事实不符。（1）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按协议约定履行对账义务。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提交了2012年6月至2018年6月的对账凭证，该对账凭证并不能证实向上诉人发送过对账单，双方也没有签订过网上对账的协议书。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应按照《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第八条，《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至少每月一次与上诉人进行对账。因为未约定对账方式，应依据《合同法》第60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或者选择要求上诉人明确具体对账方式，或者用纸质版对账。如上诉人未及时反馈对账回单，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应通过电话或上门等方式提示上诉人。（2）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未依法履行对账管理职责。《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银行应按规定与存款人核对账务。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人收到对账单或对账信息后，应及时核对账务并在规定期限内向银行发出对账回单或确认信息”。《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管理有效防范柜面业务操作风险的通知》（2015）97号第五条规定“加强对账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对账与业务办理在人员、岗位、职责方面严格分离原则；可采取提升客户体验、降低对账成本等措施，提升客户采用电子对账的意愿，提高电子对账率；加强新开户企业、企业注册地与对账地址不一致、短期内资金异动等账户的对账工作，必要时应上门、面对面进行对账核实”。依据上述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开立账户协议、对账服务协议，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严格全面履行对账，特别是发现上诉人账户短期内账户异动情况时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3、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未履行资金安全保障义务，违反法律规定，监管失职，导致上诉人账户资金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1）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发现上诉人账户异动且系统显示从“可疑”到“非重点”再升级到“重点”后，仍未采取任何措施，违反了资金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一审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14“2012年6月至2018年6月对账单”显示从2013年3月到2013年12月，已有可疑交易。从2014年5月到2017年3月，一共30次对账记录其中25次”重点”，即已经由可疑交易上升为重点排查风险阶段。《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第14条明确约定“如甲方（指客户）提交的交易指令具有下列一种或多种特征，乙方（指银行）有权关闭甲方结算账户的网上银行转账功能，要求甲方到银行网点柜台办理转账业务，并出具书面付款依据或相关证明文件：（1）账户资金集中转入、分散转出，跨区域交易；（2）账户资金快进快出，不留余额或者留下一定比例余额后转出，过渡性质明显；（3）拆分交易，故意规避交易限额；（4）账户资金余额较大，对外收付金额与单位经营规模、经营活动明显不符”。银行系统对上诉人账户资金频繁大额异动已经提示并升级为重点排查风险等级，应及时关闭网上银行转账。但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积极履行与上诉人进行确认，特别是王占乐作为大额交易确认人员，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也从未和王占乐有过联系，明显违反了《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双方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导致上诉人巨额资金损失。（2）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对王跃伟从上诉人账户对私汇转资金的用途没有严格审查。王跃伟将上诉人账户资金转至其个人银行卡上，填写用途绝大多数是以“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但上诉人系化工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零售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在银行系统中已经提示高风险的情况下，仍不积极履行审查资金用途的职责，高达一个月370万元，有时一天就能转到170万元。第一，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在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付款依据和完税证明的情况下，向王跃伟随意支付劳务费，导致上诉人账户资金损失。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40条第一款的规定，“单位从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每笔超过5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审查付款依据”，第二款的规定“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支付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应纳税的，税收代扣单位付款时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完税证证明”。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应审查上诉人向王跃伟支付“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的付款依据，及完税证明。第二，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不了解上诉人的出账业务，没有严格审核大额出账并采取相应措施。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对新客户大额存款和开设账户，要严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户（KYC）和了解你的客户业务（KYB）的原则，洞察和了解该客户的一切主要情况，了解其业务及财务管理的基本状况和变化，对大额出账和走账，手续上必须按照不同额度设限，分别由基层行双人验核或由上级行独立进行复审、批准。要建立与该客户两个以上主管热线联系查证制度。对老客户也要做到经常抽检稽审，超过一定金额的，应由上一级行和基层行的非直接业务经办专岗进行，并注意与企业的相关热线联系人验证，获得确认。商业银行要对所有客户出账业务的用途进行认真验核，并严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户业务单据”（KYD）的原则，熟悉并审核所有单据和关键栏目，严格把关。对于不配合的企业，要严格审核以前发生的业务，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但上诉人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未违反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合同义务。（3）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单位账户与自然人账户单笔或当日累计50万元以上的款项划转.应向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不仅仅是银行对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更是银行对客户账户资金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发现短期内账户大量资金异动时，提交报告能有效分析是不是有人涉嫌犯罪，及时防止损失扩大。但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提交任何报告，也更未作出任何积极有效的措施。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规避重要关键事实认定，认定上诉人账户内的资金损失与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员工管理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导致案件整体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在员工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对员工监管严重缺失。一审法院判决书第十四页第八行中“被告对员工管理上的失误”该认定错误。事实上，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对工作人员张婷、赵昕根本没有尽到监管职责，没有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务和员工行为管理的通知》和《中国银行业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中所要求的对银行员工工作八小时内外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杜绝员工参与民间借贷和生意投资。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对员工的监管严重缺失致张婷、赵昕在给上诉人开立账户及后续办理业务过程中，非常容易、顺利地进行违规操作最终导致上诉人账户资金被违法转走由赵昕控制、使用和挥霍，导致上诉人损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发生。根据上诉人申请开户填写的《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授权书》，王占乐负责签订综合服务协议包括：《账户管理协议》、《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开通对公短信通，但张婷和王跃伟私自签订以上协议，并为王跃伟开通对公短信通。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的员工赵昕和张婷利用自己职务便利，合谋王跃伟为上诉人开通网上支付功能，开通王跃伟为对公短信通接收人，致使王占乐作为账户变动的接收人，无法接受到账户资金变动通知，致使大额资金被非法转移。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对员工的管理要求明显没有到位。正是由于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的失职失责，才出现赵昕、张婷通过撺掇王跃伟将上诉人账户资金非法转移，最终被赵昕以“投资生意”“买行长”等名义挥霍。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的规定，认为网上银行支付业务不需要进行热线查证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设立大额交易查证确认制度，2012年5月31日，上诉人开立账户时，已按要求在《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授权书》中填写大额交易确认人员为王占乐一人，并留有联系方式。根据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九条确定的大额交易标准：自然人银行账户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工商户银行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款项划转。应当查证。上诉人申请开户后，王跃伟以支付“稿费、演出费等劳务费”为由在短时间分次或集中将款项转出，属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查证范围“单位客户新开户后短时间内存入大额资金，叉在短时间内分次或集中将款项转出的业务（“短时间”系指10个工作日以内，含10个工作日）”，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应当与王占乐进行大额交易查证。但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并没有履行大额查证义务，造成了上诉人账户资金的重大损失。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是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上级行用来规范下级行或基层行行为的内部规定，不属于法律法规，也不是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该规定不能成为客户的权利限制或对其责任免除的依据，一审法院援引该《实施细则》从而得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进行大额交易热线查证是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过错”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中行运城分行和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开立账户并与之建立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将资金存入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账户内，其应尽到保障资金安全义务，由于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工作人员勾结、违规操作行为导致上诉人所开账户的资金被银行工作人员挪走、使用和挥霍，上诉人的损失与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依法应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储户的资金安全保障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对其工作人员的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和规范；在出现违规甚至犯罪行为后仅在工作人员申请辞职后作出解职处理而推卸责任；在上诉人账户资金的大额变动、可疑变动、异常甚至处于高危状态时，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从未履行过通知的义务和按操作规范流程履行上报的职责，其工作人员违规泄露上诉人的账户信息，违反对客户信息应尽到保密义务，基于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的上述行为，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2019年11月8日，法（2019）254号）第十二部分第128条第3款规定（第3款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期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应当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行运城分行应当向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工作人员赵昕、张婷的用人单位是中行运城分行，该二人被分行委派至支行工作。被上诉人中行运城分行对委托至下属行的员工没有尽到监管责任；被上诉人中行运城分行对下属西城支行的金融风险管控有独立的制度和岗位职责，有监督、监管职责，故对应当由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承担的赔偿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五、上诉人诉讼请求为24275830元，该金额来源于山西省盐湖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盐湖司鉴中心（2017）会鉴字7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对上诉人公司账户被转出资金24765830元，鉴于王跃伟在案发后退赃款49万元，最终形成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金额24275830元。除该资金本金外，两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利息损失。综合以上事实理由，请求二审法院对应当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赔偿上诉人资金损失的关键事实进行认定，纠正一审的事实认定错误，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作出公正、公平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中行运城西城支行、中行运城分行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正确。（一）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申请及开立网上银行账户流程合法规范。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申请开立网上银行，在其提交的《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授权书》中明确，王跃伟办理业务的种类含办理企业网上银行开户手续，且提交了开立网上银行所需的全部资料，在《网上银行服务申请表》中王跃伟系经办人、王占乐为授权人，结合答辩人一审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网上银行一企业服务签约单》中明确操作员为王占乐与王跃伟，以及网银转账和对账操作步骤演示图证实，网银转账需操作员与授权人口令共同操作才可完成，且时任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占乐发起对账十余次，即作为授权人的王占乐以及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对该网上银行账户开立是知情且全程参与的，申请及办理的过程完全合法；同时，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有关答辩人随意不规范开通网上银行，导致其账户资金被人恶意转移时避开银行柜台监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网银开立时间为2012年6月份，2013年4月7日，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向王占乐汇款20万元（分两次汇款，每次10万元），若真如其上诉所称的其与王占乐不知情，为何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占乐在收款后不提出异议，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为其利益考虑，自愿开立网上银行账户，且答辩人为其办理的过程合法合规，故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所称的该事由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二）答辩人向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供的对账服务无任何瑕疵。1、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出的“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没有按协议约定履行对账义务”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出“被上诉人中行运城西城支行应按照《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约定，至少每月一次与上诉人进行对账”，但是，《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第八条约定，甲方，即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应及时（至少每月一次）与乙方核对账务，如有不符应及时向乙方查询；《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第五条第五款约定，对于甲方，即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反馈的余额不符或印章不符的对账回单，乙方应及时处理。也就是说，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将其负有的对账义务混淆、强加于答辩人与协议内容不符；结合答辩人一审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对账单，其中，经办人王跃伟发起对账39次，授权人王占乐发起10次，其余3次是在更换新的大额授权人操作，同时回执状态均为印鉴相符余额相符对账完成，故该对账单依法证实答辩人对账义务、服务的完成。2、答辩人向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供的对账服务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30条等相关规定，银行与存款人核对账务的规定实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结合本案，即为签订的《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就该协议而言，答辩人提交的对账单已经证实了其向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供的对账服务完全合法合约；就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出的“答辩人发现上诉人账户短期内异动情况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毫无依据，根据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起诉来看，其认为王跃伟挪用资金发生在2015年之后，而其在2012年网上银行开通后便一直采用向包括王跃伟、王占乐等个人汇款的方式，同时依法对运城乐通公司交易作出的评价（关注、可疑、重点、非重点）均是系统自动识别，且自动向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进行了大额等报告，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向答辩人的对账回执中也确认无异常，上诉人不能在其员工个人犯罪认为回款无望就提出将责任无依据强加给答辩人，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一直采用向王跃伟、王占乐等人汇款方式进行，且王占乐个人收款后也从未提出异议，在对账单的回执中也明确无异议，故答辩人对账服务全部完成，至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将款项汇给王跃伟后的资金用途及流向，与答辩人无关，因2015年以后的转账方式与2012年至2014年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认为2015午之后向王跃伟汇款后被挪用，但其转给王跃伟后的行为即与答辩人已经无关联了，更何况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员工的个人犯罪，当然也与答辩人无关。（三）答辩人为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供的服务符合法律规定，全面履行了资金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所认为的损失与答辩人无关。1、如前所述，关于对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交易的评价，均是系统自动识别，并依法依规自动向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发送报告，不存在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所述的未采取任何措施，而该评价仅是向人民银行及其相关机构发送，与储户无关，答辩人对储户的措施仍为依据协议向其提供对账服务，且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对账回执均为印鉴相符余额相符对账完成，故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了资金安全保障义务，至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到的《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第14条的规定，该条款约定的情形与本案毫无关联，本案中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汇款方式自2012年一直为向王跃伟汇款，且其至今对2012年至2014年向王跃伟的汇款不持任何异议，即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即便存在损失，也是因其内部管理混乱，员工个人犯罪导致，不能认为2015年资金汇给王跃伟后被挪用便歪曲事实认为答辩人未采取任何措施。2、关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对私汇款的用途，自2012年开始，其向王跃伟、王占乐个人汇款时，用途一直填写为“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王占乐收款后也未提出异议，且汇款金额均未超出设定额度，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在此引用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40条等内容并不适用本案，该规定是针对柜台办理业务设置，本案中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转款均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的操作，依法应适用《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该办法第39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客户签订电子银行服务协议或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结合本案，双方依法签订了《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十二款约定，甲方，即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保证使用转账汇划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或损失均由甲方承担；第十九款约定，甲方通过乙方网上银行系统由甲方结算账户向个人结算账户进行资金划转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甲方提交上述电子汇划交易指令时，须在“附言及用途”中填写具体付款用途，保证付款用途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则甲方应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也就是说，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负有保证转款金额、用途等真实性合法性的义务，依法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另向王跃伟转款的是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其有关答辩人向王跃伟随意支付劳务费的歪曲事实也与实际不符。3、根据《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等规定及要求，答辩人省分行制作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根据该细则，客户与银行签订了网上银行支付协议，由客户端发起的网上银行支付业务不在热线查证范围内，单笔100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支付业务属于大额查证金额，本案并不适用；有关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答辩人系统自动识别后已向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报告，不存在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所称的没有提交报告，且正如一审判决认定，金融机构向中国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检查，该报告等与储户无关，且《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的权利义务不构成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与答辩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故其所称的该事由无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账户内资金损失与答辩人对员工的管理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正确。1、关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对公短信的开通。对公短信业务的开通同样需要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申请，需要加盖公章、需要相关资质证明，且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开通申请以及答辩人的办理均符合规定，且对公短信开通时间为2012年8月2日，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主张资金被挪用时间为2015年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将其向王跃伟汇款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认为是答辩人为其开通对公短信产生，显然毫无依据，且自2012年至2014年，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一直是如此操作，故其所述的该事由依法不能成立。2、关于答辩人对员工的内部管理。首先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将个人犯罪引发的后果归咎于答辩人内部管理毫无逻辑，答辩人对员工如何管理，以及管理是否恰当，均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所诉的其资金被转移造成的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有关答辩人未杜绝员工参与民间借贷和生意投资的事由无法律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了涉嫌犯罪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此要求公民遵纪守法，那为何还会有如此多的犯罪案件，也就是说答辩人对员工的管理与员工个人是否参与犯罪并无逻辑、因果关联；其次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账户内的资金是以其一直采用的转给王跃伟的方式进行的，且进入王跃伟的账户后，答辩人义务即为完成，该款项之后的用途及流向与答辩人无关，是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内部员工擅自挪用资金导致其损失，与答辩人无关。三、一审判决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完全正确。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引用《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九条认为应查证无依据，该办法并未规定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所认为的查证金额，同时，其引用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第七条有关新开户的规定亦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在本案中引用了《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而该通知要求各银行机构必须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根据该要求，答辩人省分行订立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根据该细则规定，客户与银行签订了网上银行支付协议，由客户端发起的网上银行支付业务不属于热线查证范围，每笔100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支付业务属于大额查证金额，故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完全正确。四、应依法驳回上诉入运城乐通公司的上诉请求。1、答辩人在办理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业务流程均合法合规，无任何违约情形，亦无任何过错，故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要求答辩人承担其损失无依据。2、单就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自行主张的其损失，其提交的鉴定意见并不能作为其损失依据。该鉴定意见内容含，统计资金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挪用资金去向根据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后调取相关资料后鉴定；而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在本案中所举证据证明王跃伟等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发生于2015年，现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提交该鉴定意见书作为其损失证据，认为王跃伟挪用资金自2014年1月1日起发生，故该鉴定意见非但无法证明其主张，反而证实王跃伟挪用资金完全系其个人犯罪。同时挪用资金去向不明确，也无法证明上诉人运城乐通公司的主张。 运城乐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中行运城西城支行赔偿原告账户存款资金24275830元；被告中行运城分行承担共同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承担自2017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标准赔偿利息损失至款全部清偿为止（至起诉时利息暂计为100000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运城乐通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是一家从事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批发、零售企业。2012年5月31日，运城乐通公司因人民币资金转账和现金缴存等结算需要，向被告中行西城支行申请开立一般存款账户。并向被告出具《人民币单位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授权书》，载明：我单位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账号14×××90法定代表人王占乐，兹授权王占乐、王跃伟贰人办理相关业务，授权王占乐办理业务种类为签署综合服务协议、预留签章式样和作为我单位大额交易有权确认人员；授权王跃伟办理业务种类为办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办理企业网上银行开户手续和办理日常结算及购买空白支付凭证业务。根据上述授权，运城乐通公司（甲方）与中行西城支行（乙方）签订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和《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双方在《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中约定：第二条：甲方自愿在乙方开立银行结算账户，乙方向甲方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第八条：乙方按甲方指定的方式发出日常交易对账单。甲方应及时（至少每月一次）与乙方核对账务，如有不符应及时向乙方查询。甲方自乙方发出日常交易对账单之日起15日内未回复乙方，视同甲方核对账务无误。第九条：甲乙双方应按“对账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定期进行余额核对。第十五条：乙方应按规定及时、准确地为甲方办理资金收付业务，因乙方办理业务中工作差错所造成的损失，乙方应按有关法律及规章制度承担相应责任。第十六条：乙方应依法保障甲方的资金安全，使用规定的结算方式，在核对预留银行签章无误的前提下进行付款。预留银行签章由甲方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及被授权签字人的签名或盖章组成。双方在《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中约定：为保障甲方的资金安全，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就定期核对并确认银行账务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四、为了便于联系，甲方指定王跃伟、王占乐为对账联系人。五、双方遵守下列对账约定：…8、采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箱等对账的，甲方应另行签署相关协议书，按照相关业务规则与乙方对账，乙方应为甲方提供电子证书、专用密码等，用于甲方的身份认证，并对甲方登录及整个对账过程加密；甲方须对乙方提供的客户号、电子证书、专用密码等妥善保管，如发生电子证书、专用密码的遗失、被盗、遗忘或怀疑已被他人知悉等情况，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并立即采取修改密码或者任何其他合理措施以避免账户信息泄露，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2012年6月13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甲方）申请网上银行服务，与被告中行西城支行（乙方）签订《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约定：第二条甲方权利与义务…9、乙方网上银行以用户名、密码、动态口令、手机交易码及数字安全证书作为交易指令的有效合法印鉴，是乙方系统确认甲方在网上银行服务中合法身份的唯一有效依据，而无须加盖甲方的预留印鉴，乙方根据甲方的交易指令进行交易和记录并以此制作有关业务凭证。…12、甲方保证使用转账汇划服务进行资金汇划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损失均由甲方自行承担。…15、甲方的交易情况，均以乙方电脑记录的资料为准，双方均承认乙方电脑记录资枓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19、甲方通过乙方网上银行系统由甲方结算账户向个人结算账户进行资金划转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甲方提交上述电子汇划交易指令时，须在“附言及用途”中填写具体付款用途，并保证付款用途的真实性、合法性，否则甲方应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同时以签署《网上银行-企业服务签约单》的形式，约定对私转账单笔限额为100万元，每日不超过1000万元。王跃伟是经办人（经办标识85684166）、王占乐是授权人（授权标识85684285）。王跃伟领取了企业网上银行客户认证工具（动态口令牌、数字证书令牌）。根据中国银行企业网上银行转账及对账操作流程，如果要实现网银转账，需要经办人和授权人口令同时操作，每笔转款才能完成，对账操作同样需经办人或授权人输入口令。2012年7月30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向被告中行西城支行申请办理对公短信通，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利用手机短信功能，向原告发送对公账户动户通知并提供原告对账户余额、历史交易明细、汇率、利率、外汇牌价等进行短信查询的服务。2016年7月11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向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出具情况说明，指定王占乐为唯一的大额查证人，要求办理变更事宜。2016年9月1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又向被告出具《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相关业务授权书》，授权王占乐、白秀明作为原告大额交易有权确认人员，王跃伟办理银行结算账户变更和日常结算及购买空白支付凭证业务。2017年5月22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占乐变更为王娜。2017年7月5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申请变更银行结算账户，授权王娜办理变更个人签章和作为大额交易有权确认人员，授权白秀明作为大额交易有权确认人员，授权王跃伟办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变更、签署账户管理协议、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及办理日常结算及购买空白支付凭证业务。随后双方签订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同时查明，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开始用网银进行交易，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向原告提供结算服务。其款项支出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演出费、稿费名义转入王跃伟银行卡，所有转账均未超过其开户时设定的额度。截止2018年7月17日，原告运城乐通公司的对账记录显示，共发生对账52次，其中经办人王跃伟发起对账39次，授权人王占乐发起对账10次，回执状态均为印鉴相符、余额相符、对账完成。庭审还查明，王跃伟系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出纳，2017年8月8日，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决定对王跃伟涉嫌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侦查期间，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于2017年7月12日委托山西省盐湖司法鉴定中心对王跃伟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涉嫌挪用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资金数额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王跃伟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挪用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资金24765830元。案发后，王跃伟及其家属向原告运城乐通公司退款49万元。现王跃伟及赵昕涉嫌挪用资金案正在本院审理中。同时还查明，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对王跃伟及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工作人员张婷、赵昕的讯问笔录，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诱王跃伟挪用原告公司资金，被告对员工管理不到位及管理存在漏洞。经查，张婷自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被告中行西城支行担任客户经理，其岗位职责为：拓展对公客户数量、落实网点产品营销与推广计划、丰富产品服务功能，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协助办理具体银行业务，销售公司金融产品，提供优质公司金融服务。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问题，审理中，被告中行西城支行以本案涉及的法律事实与原告出纳王跃伟挪用资金案所涉及的法律事实均属同一法律事实为由，要求中止本案的审理。本院审查认为，民刑交叉案件应遵循分别受理，分别审理的原则，本案原、被告之间存在相应的法律关系，且原告作为受害人请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亦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分别予以审理，对被告要求对本案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在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开设结算账户，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在被告中行西城支行的账户资金由王跃伟先转移至其个人银行卡内，后被西城支行工作人员赵昕占有使用无法追回致原告损失的事实无异议（王跃伟、赵昕挪用资金案现在本院审理中），其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有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一、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对账义务和资金安全保障义务；二、被告在与原告业务关系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乱作为”：1、违反规定为原告开立网上银行服务；2、随意修改设置单笔单日限额权限；3、违规为王跃伟开立多头账户。三、被告不全面认真履行保障原告账户资金安全义务，违反法律法规，监管严重失责，存在明显漏洞。1、被告没有设立大额交易查证确认制度；2、被告在大额交易时没有依照规定与王占乐进行大额交易热线查证；3、被告没有履行和原告的对账义务；4、被告没有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5、被告对王跃伟从原告账户对私汇转资金的用途没有进行严格审查；6、被告在发现原告账户异动且系统已从显示账户“可疑”到“非重点”再升级到“重点”后，仍未采取任何措施，明显违反了双方签订的《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约定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四、被告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是导致原告账户资金损失的重要原因。1、被告对员工管理上没有到位，其员工参与民间借贷和生意投资；2、被告事后对赵昕、张婷的处理结果也能反映出被告的管理失责。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和中行运城分行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是：一、银行方在原告办理开通账户及网银服务等各项业务过程中的操作均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二、中行西城支行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赵昕、张婷的行为与其履行职务不存在任何关系；五、原告引用的《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务和员工行为管理通知》、《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等文件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六、原告资金损失数额无法确定。本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据此规定，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在办理具体业务中是否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法律规定的必须遵守的强制性义务就成为其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从开户来看，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在被告处开户时，按照《企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向被告提供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及被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等开户证明文件，公司出纳王跃伟作为被授权人，其权限为：办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开户、办理企业网上银行开户手续、办理日常结算，同时签订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等文件，均加盖有原告公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占乐的个人名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开户证明文件进行审查后予以开户，完全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从双方约定的对账义务来看，双方在《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中约定，乙方（银行）按甲方指定方式发出日常交易对账单，但双方对对账方式并未勾选，双方在《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中约定，采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箱等对账的，应另行签署相关协议书，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进行对账，后原告在申请网银服务时，在服务选择栏中勾选了“对账服务”，并与被告签订了《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审理中，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向本院提交了原告2012年6月至2018年6月的对账凭证，证实其履行了双方约定的对账义务，原告称被告没有严格履行和原告的对账义务，理据不足，不予采信。从资金安全保障义务来看，被告中行西城支行作为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保障客户资金安全是其法定义务。本案原告的损失是因其账户资金由王跃伟通过网上银行先转移至其个人银行卡内，后被西城支行工作人员赵昕占有使用无法追回所致。根据双方签订的《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服务协议》，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双方约定：乙方网上银行以用户名、密码、动态口令、手机交易码及数字安全证书作为交易指令的有效合法印鉴，是乙方系统确认甲方在网上银行服务中合法身份的唯一有效依据，而无须加盖甲方的预留印鉴，乙方根据甲方的交易指令进行交易和记录并以此制作有关业务凭证；甲方保证使用转账汇划服务进行资金汇划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损失均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的交易情况，均以乙方电脑记录的资料为准，双方均承认乙方电脑记录资枓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甲方通过乙方网上银行系统由甲方结算账户向个人结算账户进行资金划转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甲方提交上述电子汇划交易指令时，须在“附言及用途”中填写具体付款用途，并保证付款用途的真实性、合法性，否则甲方应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同时约定对私转账单笔限额为100万元，每日不超过1000万元。王跃伟是经办人（经办标识85684166）、王占乐是授权人（授权标识85684285）。根据上述约定，客户发起网银转账，需要经办人和授权人口令同时操作，每笔转款才能完成，该设置有效地保障了客户账户资金安全，银行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关于原告诉称被告西城支行没有设立大额交易查证确认制度，在大额交易时没有按照规定与王占乐进行大额交易热线查证，没有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问题，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大额支付热线查证实施细则》的规定，查证业务是指单位客户在办理人民币对公支付结算业务时，对于纳入查证范围的业务，各业务受理机构按照事先登记的单位客户大额交易确认人的联系方式与之进行联系，确认交易真实性的行为。同时规定，客户与银行签订了网上银行支付协议，由客户端发起的网上银行支付业务可不列入热线查证范围，因此，被告西城支行在大额交易时没有与王占乐进行大额交易热线查证，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过错。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其宗旨是为了规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行为，该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该办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并不构成原、被告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原告以被告未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为由来说明被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称被告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是导致原告账户资金损失的重要原因问题，审理中，原告称被告工作人员赵昕长期请假不上班，违规参与生意投资。正是由于被告的失职失责，才出现赵昕、张婷通过撺掇王跃伟将原告公司账户资金非法转移，最终被赵昕以投资生意、买行长等名义挥霍。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员工管理的好坏，关乎企业声誉，赵昕、张婷违反被告对员工管理的规定，撺掇王跃伟将原告的账户资金转出，对被告企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但被告对员工管理上的失误与原告的账户资金被他人转移造成原告损失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中行西城支行在为原告运城乐通公司办理开户及网上银行开户过程中，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在办理结算业务过程中未违反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法律规定的合同义务，且对原告账户资金的损失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外人涉嫌挪用上诉人资金犯罪的刑事案件正在诉讼中，该案与本案涉及同一财产，刑事案件终结前，本案暂不宜受理。上诉人可在刑事案件终结后，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8）晋0802民初414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一审168179元，二审168179元，共计336358元，退还上诉人运城市乐通化工有限公司。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卫文学 审判员  赵武平 审判员  李俊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卫骁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