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53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亚红，女，197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允成，宁波市奉化区锦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文，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美君，女，197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诚，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亚红因与被上诉人江美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3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魏金汉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亚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江美君归还借款本息合计201600元。事实与理由：一、郑亚红与江美君双方提交的证据表明在借条出具之前,郑亚红与江美君之间确实曾就委托投资进行协商;但在借条出具后,郑亚红与江美君之间已经将该160000元款项的性质确认为借款。1.从聊天记录内容上来看，在郑亚红2018年8月26日打款前,双方对委托投资曾进行过协商。但是,一审中郑亚红提交的落款日为“2018年8月28日”（实际出具日为2018年9月7日）的借条则表明:在借条出具时,双方就160000元款项的性质已确认为借款。2.借条出具后,郑亚红与江美君没有再对借贷合意进行过变更。聊天记录中,关于江美君微信发送的2018年9月7日的代持协议（实际发生在借条出具前）,郑亚红并未予以任何确认。同时,郑亚红在二审中提交的江美君与案外人单华飞的代持协议则表明:江美君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过程中,具有签署代持协议的交易习惯;而郑亚红与江美君并未签署代持协议（江美君在一审中出具的代持协议形式与郑亚红在二审中出具的代持协议明显不同:一审中出示的代持协议只有江美君的签字，而二审中郑亚红提交的案外人单华飞代持协议上均有江美君和投资人双方的签字）,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双方未对借贷合意有过变更。3.一审中江美君提交的认购协议、汇款凭证应被认定为与本案无关。聊天记录中,江美君向郑亚红的描述系以江美君名义进行投资，而该认购协议及汇款凭证,均表明系案外人江志利认购了在鑫茂荣信财富平台展示的有关投资项目。事实上,在一审开庭前，郑亚红从未见到过该认购协议。一审法院忽视江美君系鑫茂荣信的工作人员,该平台有大量类似投资项目;同时所谓代持协议也仅是单方出具的客观事实,就以投资金额、投资期限、投资收益和郑亚红与江美君聊天记录中一致就认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明显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笔录不能证明郑亚红与江美君之间就160000元的有关款项系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相反,应认定为存在借贷合意。该公安笔录中,郑亚红在同一问题的回答中,同时描述了代为投资和出具借条的事实,不能直接推断出郑亚红与江美君没有借贷合意。相反,在向公安机关叙述除未兑付投资是否还向鑫茂荣信公司投资过这一问题时，郑亚红未将所谓委托投资款项纳入其中。这则表明该笔款项在郑亚红的认知中,早已因借条的存在而认为系其与江美君个人之间的借款。因此,应认定存在借贷合意。三、如一审法院认定郑亚红与江美君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为便于郑亚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应对有关事实予以进一步的查明和认定。如郑亚红与江美君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鉴于目前委托期限也已到期,为便于郑亚红另行起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也应查明郑亚红委托江美君投资何种项目、是否未经郑亚红同意并更投资项目、是否转委托等有关事实,而并非对本案借贷关系予以简单否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甚至认定事实错误，因此请求贵院依法纠正错误裁判。 江美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郑亚红以江美君未归还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江美君立即归还郑亚红借款本息2016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亚红与江美君系朋友关系，江美君系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奉化第一分公司VIP总监（实为业务员）。2015年3月江美君等人在奉化地区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熟人介绍、组织开会等途径进行宣传，吸引不特定社会公众购买该公司的理财产品，并向投资人许以高息，承诺到期返本还息。郑亚红也参与了投资并收到了一定的收益。2018年8月22日至26日郑亚红共汇款给江美君160000元并以江美君名义投资恒思源资产收益转让项目，江美君应郑亚红的要求就该投资款的金额和二年的收益向郑亚红出具了借条和出示了代持协议。2020年1月鑫茂荣信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奉化第一分公司关于“邦帮堂”、“优点智投”、“鑫茂荣信财富”网上P2P投资平台的理财项目及线下鑫茂荣信员工福利计划等方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立案侦查，同年3月16日，江美君就该案被取保候审。恒思源资产收益转让项目并未在涉案范围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借条上的201600元是否系借款本息，即郑亚红与江美君之间是否有借贷合意：郑亚红称该款是借给江美君，但从江美君提供的证据和本院调取的笔录看，该款项系郑亚红以江美君名义所投的投资款，即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合意，而是委托投资关系。至于江美君的该涉案款项已经被定为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的辨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并不包括该涉案款项，因此该辨称不予采纳；江美君关于该201600元不是借款、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的辨称，该院予以采信。郑亚红的诉请证据不足，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郑亚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24元，减半收取2162元，由郑亚红负担。 郑亚红在二审提交新的证据，证据如下： 1.江美君与案外人单华飞的代持协议，拟证明江美君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过程中,具有签署代持协议的交易习惯;而郑亚红与江美君并未签署代持协议，江美君在一审中出具的代持协议系并没有郑亚红的签名。 2.郑亚红的转账流水，拟证明郑亚红转账到江美君账户16万元，而非转账到投资公司账户，双方并非委托投资关系，而是借贷关系。 经质证，江美君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否认江美君与郑亚红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的事实。本院对郑亚红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8月26日前，江美君与郑亚红通过微信交流，郑亚红拟委托江美君向鑫茂荣信投资。2018年8月24日至26日郑亚红共汇款160000元至江美君个人账户。江美君收款后，连同其他其另筹的340000元，合计500000元以案外人江志利的名义认购了在鑫茂荣信财富平台展示的有关投资项目。江美君代案外人单华飞投资，双方签有代持协议，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郑亚红虽然提交了江美君出具的借条，但根据江美君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22日至26日，双方就投资、佣金等内容进行了磋商后郑亚红通过转账汇给江美君160000元。可见该160000元并非因民间借贷纠纷引起，郑亚红汇款给江美君并非缘于江美君向其借款，而是缘于委托江美君向鑫茂荣信投资。从借条内容上看，在出具借条时就将未到期的利息金额予以明确作为借款本息，亦有违约常理，相反江美君主张借条内容反映了二年的投资期限及相关利息回报符合之前双方微信磋商内容，可予采信。至于江美君与他人形成委托投资关系时由双方签署代持协议，而江美君在一审中提交的代持协议上并无郑亚红签名确认的事实，只能说明郑亚红汇款后对代持协议内容有争议，但不足以否定涉案160000元款项系委托投资的性质。 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郑亚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24元，由上诉人郑亚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魏金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