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竹溪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24民初1132号原告：王治立，男，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竹溪县，现住湖北省竹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仕奎（系王治立父亲），男，195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起诉、撤诉、参加诉讼，代为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参加调解，进行和解，代为提起上诉，代收法律文书等。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枭，系竹溪县蒋家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起诉、撤诉、参加诉讼，代为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参加调解，进行和解，代为提起上诉，代收法律文书等。被告：杨启林，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原告王治立与被告杨启林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治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仕奎、莫枭，被告杨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治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养猪场转让合同》无效、依法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请：要求被告返还现金10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全家属建档立卡贫困户。原告本来在上海务工，因今年疫情影响在家待岗。为了找到合适的产业发展，争取早日脱贫解困，2020年6月，原告的父亲王仕奎从他人处得知被告租赁的养猪场计划转让。因原告急于创业，加之文化程度低，父亲也是文盲，二人对国家政策和养殖行业不懂，没有对猪场认真考察，特别是对签订合同不是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于2020年6月30日由原告代替父亲与被告盲目地签订了一份《养猪场转让合同》，并将父子二人多年辛苦打工的积蓄和向他人借的现金共计10万元一次性交付给被告，并于当日将猪场转让过来。原告接手当日就发现一头孕猪不吃食，被告称早上喂食时吃多了，原告当时没在意。第四天，原告发现此猪有患病迹象，迅速报告蒋家堰镇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和饲料供应商正大公司，二部门来人后一边治疗一边观察和抽样检测，同时发现被告之前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合格证》。原告将猪不正常的情况告知被告后，被告答复说是因为天气热猪结火的原因，属正常情况，过几天就好了。第五天，这头孕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且其他仔猪和母猪也开始发病。原告联系被告到场后，被告联系他人将该母猪连夜屠宰并销售。之后几天，病猪越来越多，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又有10头猪陆续死亡。原告找到被告协商要求解除合同，被告坚称猪发病属于原告管理、饲养不当以及天气原因、与其无关，不同意解除合同。原告见协商不成，多次拨打110报警和联系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蒋家堰派出所多次出警，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也多次到场治疗和抽样检测，但被告拒不承认猪有疾病，也拒绝解除合同。2020年7月10日后，猪场的猪发病率越来越高，死亡的病猪也越来越多，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被告均袖手旁观，恰好此时原告在上海的工作单位通知原告返岗，原告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报警。2020年7月23日，蒋家堰派出所民警召集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进行调解，被告以合同已超过14天观察期为由，称《养猪场转让合同》已生效，坚持要求履行合同。原告怕耽误工作，更担心继续喂养剩余的病猪损失会更大，加上自己不懂法律，怕被告继续追究其履行合同中的剩余款项，遂在被逼无奈的情形下，又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同意将猪场交还给被告，并放弃10万元预付款这一显示公平的协议条款。原告认为被告在与其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时一是隐瞒了猪场的经营状况。因为按照《环保法》和《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建设养猪场之前，首先要到农业农村局畜牧部门和当地镇政府进行养殖备案，再到当地环保部门申请环境评价，然后到动物卫生监督所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达不到要求是不允许建场和养殖的。同时，种畜禽养殖还需要到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经营许可证》，这是前置条件。被告的养殖场已达到规模化，且有孕猪4头、种猪8头，但被告转让给原告时不仅没办理上述证件，也未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故此猪场经营行为本身不合法，《养猪场转让合同》应属无效。二是猪场转让当日即有孕猪患病到第四天死亡，之后一周内又先后死亡10头母猪和架子猪，说明被告刻意隐瞒了猪患病的事实，欺骗原告与之签订合同。三是双方于2020年7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订立的，属于可撤销合同。故原告具文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被告杨启林辩称：1.原告诉称《养猪场转让合同》无效不能成立。我与原告在蒋家堰派出所调解后已终止了此合同，我并未提出新的意见和要求，所以原告现在提出撤销此合同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不承担诉讼费；2.原告要求撤销2020年7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也不能成立。转让猪场是原告找人说合我们才谈成转让事宜的，事后原告又强行把猪场交还给我，并多次报警，之后我们是在派出所达成的协议，签协议时我没有威逼利诱，原告是自愿签字的，而且他签协议也是为了解除《养猪场转让合同》，现在却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原告应该为自己反复无常的行为买单，诉讼费应由其自己承担。3.原告的理由也是荒唐至极。原告称自己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文化程度低，父亲是文盲，二人对国家政策和养殖行业不懂，就说我是欺骗、利诱、误导他签的合同。事实上我并没有欺骗、利诱、误导原告，我们签订的《养猪场转让合同》是有效且公平的，既没有霸王条款，又写明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双方都是自愿签订的，原告文化程度低、不懂养殖技术、没有仔细考察并不是我的错，造成的损失也不应由我买单。4.原告称我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合格证》，也没有在政府备案，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大力扶持养殖业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帮助老百姓走上富裕之路，原告转让猪场也是此目的，合同中并没有规定我必须提供以上证件，而且我转让的是猪场的固定资产和36头生猪，而不是转让以上证件，即便有证件，也是不能转让的。5.原告称我转让猪场时隐瞒了猪患病的情况也不是事实。猪场的猪是集体食宿，猪患病如果不是××，那就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原告认为猪有病并陆续死亡，多次找动物卫生监督所到现场抽样检测，并给剩下的猪都打了耳标，我们签订《协议书》之后，我重新接手了猪场，直到现在打了耳标的猪都很健康，一头都没死。所以猪陆续死亡的原因就是原告诉状中说的，因为他自己没文化、不懂养殖技术造成的。6.原告称我隐瞒了猪场的经营状况也不属实。因为我转让前猪场的经营状况与原告无关，转让后原告的经营状况也与我无关，我不能主宰，所以不能说我是袖手旁观。7.原告称我的猪场不符合《环保法》和《动物防疫法》的规定，也未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我的猪场是国家扶持项目，从建设到生产都是政府允许的，《环保法》规定的是大型养猪场，我猪场的规模不够、无法评估。而且即使如原告所说，需要办证而我未办证，也是环保部门的失职，跟我没关系。动物防疫部门更是尽可能地为我这样的小猪场服务，比如防疫、打耳标等，所以我不需要办理以上证件。8.原告称《协议书》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订立的更不属实。事实是原告多次报警后，派出所召集我们去调解，在我们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重大误解。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6月30日，原告王治立（乙方）与被告杨启林（甲方）签订了一份《养猪场转让合同》，约定：1.甲方养猪场现有生猪36头（其中孕猪4头，母种猪8头，中、小生猪24头）一并转让给乙方。2.甲方的水电建设费，猪槽14个，热风炉1台，产床2台，个人自建房一间，电子称等一套，厂房余下租金（7个月）以及饲料等物资也一并转让给乙方。3.转让款合计19万元，计款壹拾玖万元整。其中36头生猪转让款为15.9万元，计款壹拾伍万玖仟元整，设施、设备及其他物款合计3.1万元，计款叁万壹仟元整。4.付款方式：合同款分两次支付；甲、乙双方签字之时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现金10万元，观察期满后，乙方将余款9万元一次性支付给甲方。5.双方责任：（1）甲方必须确保14天观察期内，生猪安好无恙，若在观察期内生猪因病等意外情况，责任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其责任各负担50%。（2）在观察期满后，乙方必须将余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该合同双方签字即生效。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支付了第一期转让款10万元现金，并于当日将猪场及36头生猪接手过来。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23日期间，先后有13头猪陆续死亡（其中有3头猪系被告与原告父亲一起卖掉后被宰杀的）。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解除《养猪场转让合同》，被告以超过14天观察期为由，称《养猪场转让合同》已生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为此多次发生争执，原告多次报警并通知竹溪县蒋家堰镇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站、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到养猪场进行检验检疫。2020年7月22日，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向原告王治立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及限制对存栏的23头生猪采取移动措施的通知。2020年7月23日，原、被告双方在竹溪县公安局蒋家堰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经甲（即杨启林）乙（即王治立）双方协商，原2020年6月30日王治立转让杨启林猪场时原有大小生猪36头，猪场租金共计壹拾玖万元整。乙方预付甲方转让款壹拾万元整，还欠玖万元整。因乙方自愿退出，经双方协商猪场还剩下大小23头生猪交由甲方自由处理，乙方不再向甲方索要原先预付款拾万元整，甲方也不再向乙方索要剩余款项玖万元整。猪场所有设备及生猪23头都归甲方所有。生猪归甲方自由处理，乙方不得干涉。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向另一方索要转让款、违约金、尾款、赔偿金或其它任何权利和利益。该协议双方签字即生效。2020年7月24日，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向被告杨启林下达了限制对存栏的35头生猪采取移动措施的通知，并对其中22头生猪打了耳标【另有1头母猪没打（拍照）、12头未断奶仔猪没打】。现原告以被告养猪场经营行为不合法、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时刻意隐瞒猪场经营状况和猪患病的事实，以及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情形为由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所述。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1.《养猪场转让合同》原件一份；2.《协议书》原件一份以及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双方在竹溪县公安局蒋家堰派出所签订协议书的视频光盘一份；3.猪场2020年7月4日晚至7月9日母猪及仔猪死亡照片28张、2020年7月11日至22日猪死亡照片5张；4.原、被告通话录音光盘一份；5.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分别于2020年7月22日、2020年7月24日向原、被告分别下发的三份通知及2020年7月22日分别对原、被告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有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人刘某的当庭证言一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综合认定如下：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蒋家堰镇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全家属建档立卡贫困户。被告对该证明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明虽然加盖有蒋家堰镇精准扶贫作战指挥部办公室的公章，来源合法，可以证明原告全家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但该证明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养猪场转让合同》原件一份，用以证明：1.原、被告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2.合同条款和内容与国家《环保法》、《动物防疫法》相违背，未按照《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进行登记，属无效合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1无异议，对证明目的2提出异议，认为《环保法》和《动物防疫法》与其无关，而且自己在县上和镇上开会时领导都说过300头以下的猪场不需要办理证件。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养猪场转让合同》内容主要涉及双方转让猪场的资产范围（包括生猪数量和其他相关设施、设备）、价款、付款方式、时间及双方的责任，无法认定其条款或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至于原告提出被告转让猪场前未按照《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进行登记、应属无效合同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并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开办养猪场必须进行个体工商户登记或企业法人登记，亦无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养猪场转让前必须先行办理相关批准、登记手续，故对原告提交该份证据的第2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协议书》原件一份及申请法院调取的双方在竹溪县公安局蒋家堰派出所签订协议书的视频光盘一份，用以证明：该协议是基于《养猪场转让合同》第5条第（1）、（2）款的约定，因原告害怕被告向其索要剩余转让款9万元的情况下才签订的，属原告重大误解和事实逼迫所签，属可撤销合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自己不存在胁迫原告的情形，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本院认为，从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视频光盘内容来看，双方签《协议书》时有竹溪县公安局蒋家堰派出所的民警在场，民警将《协议书》的内容逐句念给原、被告听了之后，在双方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才签名捺印，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自己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将会产生的法律效果，且在签字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那10万元钱我不要了”，故应当不存在对协议内容有所误解的情况，也应当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的异议理由成立，对原告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猪场2020年7月4日晚至7月9日母猪及仔猪死亡照片28张,2020年7月11日至22日猪死亡照片5张。用以证明：自2020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后，2020年7月5日至7月10日猪死亡的数量为13头（其中1头母猪被被告销售）。2020年7月11日至7月22日发病的猪数量为2头（被被告销售）。被告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认为猪死亡的数量确实是13头，但是具体死亡时间自己并不清楚。本院认为，仅凭原告提交的照片无法确认猪死亡的具体时间，故对原告的该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确认的猪死亡的数量为13头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原、被告通话录音光盘一份，内容为四个时间段的录音。用以证明：1.被告对2020年7月4日晚开始发生猪死亡的事件是知情的；2.被告先后参与了对3头病母猪的销售处理；3.原、被告对猪场出现的问题进行过多种方式协商，但最终未达成解决意见；4.电话会议录音中被告有以超过14天为由索要9万元尾款，并提出无法解除合同的胁迫性语言。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确实是自己跟王治立谈话的录音，但不能证明自己有胁迫王治立签协议的情形，这些谈话都是在签协议之前的事，协议是2020年7月23日在蒋家堰派出所签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四段录音内容只能反映其发现猪生病后与被告沟通、协商的情况，无法反映猪死亡的具体时间是否在十四天之内，且在电话会议录音中被告也表示对猪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可以与原告一起分担，但因剩余的猪没有问题，所以要求原告将剩余转让款9万元支付给被告，本院认为被告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养猪场转让合同》的约定提出支付余款的要求，且被告也表示可对猪死亡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担，故不能视为其对原告进行了胁迫，对原告提交该证据的第4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申请法院调取的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分别于2020年7月22日、2020年7月24日向原、被告分别下发的三份通知及2020年7月22日分别对原、被告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1.被告转让的猪场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过动物检疫。2.原告经手猪场后猪死亡数量为13头。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猪实际死亡数量是10头，还有3头是原告自己说猪有病，把猪杀了卖掉了，但是猪当时没死，卖给屠宰场还养了几天才杀掉的。本院认为，竹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对杨启林所做的询问笔录，只能反映杨启林经营猪场期间未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无法证明被告转让的猪场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动物检疫，故对原告第1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猪实际死亡的数量，从《养猪场转让合同》和《协议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猪死亡的数量确实是13头，被告在庭审中也确认原告接手后猪死亡的数量是13头，至于被告对其中3头猪死亡方式的异议，不影响对猪死亡数量的认定，故对原告第2项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刘某的当庭证言，用以证明：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和转让行为本身都是公平公正的，不存在欺骗隐瞒的情形。原告对刘某的证言中关于猪场转让的事实无异议，但是认为该证言并不能说明王仕奎、王治立父子对杨启林的猪场经营现状进行了充分考察，对猪场是否按国家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了证件，对所养殖的猪是否进行了检验检疫并不知情，证人和被告也未明确作出说明。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人刘某证言中关于双方协商转让猪场的经过均无异议，至于之后原、被告双方在履行转让合同的过程中因猪死亡产生纠纷以及签协议的经过，刘某并未全程在场，有部分内容是听他人转述，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形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刘某的证言中关于猪场转让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其他部分不予采信；至于原告陈述其父子二人未对被告猪场的经营状况进行充分考察，未对猪场登记备案、办理证件以及检验检疫情况进行充分了解，说明其自身存在过错，不能完全归结于被告。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养猪场转让合同》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隐瞒养猪场经营状况，未按照相关规定到畜牧部门和当地镇政府办理养殖备案登记、未到当地环保部门申请环境评价、未到动物卫生监督所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未到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经营许可证》，认为被告的经营行为不合法，且双方签订《养猪场转让合同》时被告刻意隐瞒了猪患病的事实，故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强制规定公民个人开办养猪场必须办理原告所述的登记备案、环境评价和《动物防疫合格证》、《经营许可证》，否则就不能办理养猪场，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转让养猪场的合同必须先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故无法认定双方签订的《养猪场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至于原告认为被告刻意隐瞒了猪患病的事实，因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猪开始患病及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原因，无法证明被告存在刻意隐瞒的行为，应由其自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养猪场转让合同》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原告关于该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要求确认《养猪场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原告提出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情形、应予撤销的主张，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是双方以另行签订《协议书》的方式解除《养猪场转让合同》，是原告以自愿放弃已经支付的10万元转让款的方式作出让步，进而达到不再向被告支付剩余转让款9万元的目的，且在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双方在竹溪县公安局蒋家堰派出所签订该《协议书》的视频光盘中，原告明确表示“那10万元钱我不要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应当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将承担什么后果，且双方签订该《协议书》时，派出所民警将协议内容逐句念给原、被告听后，在双方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才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故本院认为双方签订该协议时应当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协议书》是被告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原告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从而导致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不对等，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因此原告提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的主张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要求撤销《协议书》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现金10万元的诉请，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原告王治立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向被告杨启林索要预付款10万元，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法定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故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返还现金10万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治立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治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何煜姣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