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民终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新编**绿洲西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伊力哈木·阿布都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冰，北京德和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昱涵，北京德和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住所地，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广汇中天广场iv> 负责人：王立，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墉，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继磊，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乌分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01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冰，被上诉人中信银行乌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墉、魏继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采信福运公司举证的《股东会决议》，以中信银行乌分行举证的《股东会决议》认定本案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中信银行乌分行出示的《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的股东均否认在该决议上签名，应当认定该份2014年12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不真实。二、（2019）最高法民终872号民事判决书未确认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该判决认为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无效超出二审法院审理的范围，故并未对合同性质作出认定。三、福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否认签订涉案抵押合同，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虚假，中信银行乌分行并非善意相对人，且抵押物取得的时间晚于合同签订的时间，涉案抵押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福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且该合同未经福运公司股东会决议，涉案抵押物在抵押前已经出售。另外吐鲁番市国用（2014）第31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日期晚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日期，中信银行乌分行对上述情况明知，其并非善意相对人，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中信银行乌分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福运公司在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公司）的案件中已经提出涉案抵押合同无效，此次提起诉讼为重复诉讼，中信银行乌分行对福运公司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权。二、福运公司主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无相应依据，中信银行乌分行对福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 福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14）信乌银最抵字第1096-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2日，中信银行乌分行作为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福运公司签订（2014）信乌银最抵字第1096-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约定为确保出借人中信银行乌分行与借款人宝塔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的履行，保障中信银行乌分行债权的实现，福运公司愿意以其财产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中信银行乌分行同意接受福运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中信银行乌分行与主合同债权人在2014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2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福运公司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8413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抵押权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福运公司以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所列明的财产向中信银行乌分行进行抵押。《抵押物清单》中列明的抵押物为：坐落于吐鲁番市××区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2014年12月23日，双方当事人为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办理了抵押登记。2016年1月5日，中信银行乌分行按贷款合同的约定向借款人宝塔公司发放了14995万元贷款。宝塔公司陆续偿还借款本金37494078.25元，剩余借款本金112455921.75元至今未偿还。福运公司为签订并履行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向中信银行乌分行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11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由肉孜·加帕尔、李卓然、邹淑敏、夏东升签名确认。一审另查明，福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伊力哈木·阿布都拉于2014年12月19日出具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授权肉孜·加帕尔代表其参加福运公司股东会会议及办理其他相关的事宜；代其本人行使法定代表人权利办理福运公司所有房产、土地在中信银行抵押的相关事宜。福运公司股东李凯于2014年12月15日出具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授权李卓然全权代表其参加福运公司股东会会议及办理其他相关的事宜，该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至上述委托事项完成之时。中信银行乌分行于2017年11月2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宝塔公司偿还上述借款本息；判令其对担保人宝塔公司、新疆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盈公司）、福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信银行乌分行已取得了相应抵押物的抵押权，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7）新民初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宝塔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银行乌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12455621.75元、利息1771450.15元（该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2月25日止，2018年2月26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四、如宝塔公司不能履行判决第一项的还款义务，中信银行乌分行有权对福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行使以下优先受偿权：对福运公司产权证号为吐房权证吐市字第XXXX、0XXXX、0XXXX、0XXXX号的房屋及国土证号为吐鲁番市国用（2014）第0318号、0049号土地使用权在主债权84**万元最高限额内（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前述最高限额内）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前述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判决作出后，天盈公司、福运公司、宝塔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8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份判决的判由部分认定：福运公司主张1096-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无效与福运公司主张是否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理由关联性不足，福运公司提出的合同效力问题不属于此次审理范围。福运公司主张抵押房屋在办理抵押登记前已出售，抵押登记无效，但福运公司就涉案房屋在抵押登记前是否出售，举证并不充分。二审中福运公司对于涉案房屋既已出售，如何办理抵押登记的问题未能作出合理说明，福运公司主张最高额抵押登记无效，不能成立。一审庭审中，福运公司提交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并据此主张中信银行乌分行非善意相对方；提交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1日的福运公司章程一份，据此主张根据福运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涉案担保行为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福运公司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伊力哈木·阿布都拉的护照，据此主张伊力哈木·阿布都拉于2014年12月20日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境，其未签订过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另外，福运公司诉称中信银行乌分行明知抵押物存在出售情形，仍然签订抵押合同，明显违法，抵押合同应当确认无效。中信银行乌分行对福运公司上述主张均不认可，辩称其持有的《股东会决议》虽与福运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不一致，但中信银行乌分行已经履行了审查义务，是善意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事由；中信银行乌分行依据抵押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享有优先受偿权，且上述抵押事宜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另查明，福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载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1．挪用公司资金；2．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3．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福运公司请求确认其与中信银行乌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之前应当依职权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主动审查。经查，中信银行乌分行于2017年11月2日另案提起金融借款诉讼，在该案中同时要求福运公司基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该案先后经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一、二审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福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有效设立，据此确认中信银行乌分行对福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为，福运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判由部分所作表述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其诉讼目的实质上仍是通过请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来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继而推翻生效判决确认的中信银行乌分行对抵押物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虽然在法院认为部分阐述福运公司主张合同无效超出二审审理范围，但该部分表述是基于福运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相应的抗辩主张而言。同时，因双方当事人已基于抵押合同的约定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中信银行乌分行依法享有抵押权，故涉案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实质上并不影响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中信银行乌分行对抵押物依法享有的物上优先权。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无效与福运公司主张其是否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理由关联性不足，福运公司提出的合同效力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福运公司主张抵押房屋在办理抵押登记前已出售，抵押登记无效，但福运公司就涉案房屋在抵押登记前是否出售举证并不充分，二审中福运公司对于房屋既已出售，如何办理抵押登记的问题未能作出合理说明，福运公司主张最高额抵押登记无效，不能成立”。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已经对福运公司依据“抵押房屋在办理抵押登记前已出售”这一事由主张涉案抵押合同无效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并予以驳回，福运公司在本案中再次持该事实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显属重复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无论公司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债权人对公司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公司以相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据此可知，中信银行乌分行在与福运公司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要求福运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其中，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有包括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人员在内的四名股东签名确认，签名股东所持福运公司股权已超过三分之二，股东会决议内容即为以公司房地产为宝塔公司向中信银行乌分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事宜。至此，中信银行乌分行在与福运公司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尽到了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福运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也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关于中信银行乌分行只需进行形式审查的要求。一审庭审中，福运公司称中信银行乌分行持有的福运公司章程（修正案）落款处所加盖公章并非福运公司公章，而是其前身新疆福运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故中信银行乌分行未尽到审查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福运公司提交给中信银行乌分行的章程（修正案）未经备案且加盖公章与公司当时使用的名称不同，但福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在该份章程（修正案）落款处签字确认，中信银行乌分行基于福运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的事实，结合福运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且履行了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等事项，亦有理由相信福运公司自愿提供抵押且已为此形成有效决议。福运公司现以交付给中信银行乌分行的章程（修正案）未经工商备案、加盖公章不实等形式瑕疵，结合落款日期不同的《股东会决议》来对抗中信银行乌分行所持有的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并据以证明中信银行乌分行并非善意相对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中信银行乌分行持有的虽然是福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理由如上所述，其对福运公司章程只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信银行乌分行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情况下，即便福运公司备案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该规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条例，对中信银行乌分行并不当然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中信银行乌分行作为善意相对人，在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过程中并无明显过错，亦已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福运公司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判决：驳回福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2450元（福运公司已预交），由福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福运公司提交从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分局调取的（2014）信乌银最抵字第1096-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复印件），该合同签订于2014年12月25日，与中信银行乌分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日期2014年12月22日不一致，福运公司以此证明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形成合意。中信银行乌分行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合同与中信银行乌分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仅落款日期存在不同，其他内容一致，不能证明双方未就涉案抵押事宜达成合意。中信银行乌分行提交2019年7月2日福运公司在（2019）最高法民终872号案件中的《补充上诉状》，用以证明福运公司在该案二审中已经对《股东会决议》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提出上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予以驳回。福运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福运公司当庭已经撤回了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效力问题的上诉，不存在重复诉讼。对于福运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从其证明目的看，即使存在二份签订日期不同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亦不能证明福运公司提出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中信银行乌分行出示的《补充上诉状》，本院对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福运公司与中信银行乌分行签订的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认为，福运公司与中信银行乌分行签订的涉案（2014）信乌银最抵字第1096-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福运公司主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一、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订立的内容和形式看，福运公司与中信银行乌分行就宝塔公司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履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中信银行乌分行同意接受福运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福运公司在该合同中加盖了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双方对该合同中公章及私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应当认定双方对于达成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经形成合意，该《最高额抵押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时已经生效。福运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伊力哈木·阿布都拉在签订合同时并不在场，故合同无效。对此，一审法院已查明伊力哈木·阿布都拉于2014年12月19日因需去外地出差，故以公证形式委托肉孜·加帕尔全权代表其参加福运公司股东会，并代表其办理福运公司所有房产及土地在中信银行乌分行抵押的相关事宜。现福运公司仅以其法定代表人未到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福运公司主张中信银行乌分行持有的公司章程（修正案）未备案且存在瑕疵，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虚假，故中信银行乌分行未尽审查义务，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经查，中信银行乌分行持有的章程（修正案）虽未经备案，加盖的公章（福运公司变更名称前的公章）与福运公司当时使用的名称不一致，但福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在该份章程（修正案）中签字确认。2014年12月22日福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加盖了公章，并有四位公司股东的签名（伊力哈木·阿布都拉、李凯分别以公证形式委托肉孜·加帕尔、李卓然代表其参加股东会并签字），签名股东持股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福运公司虽主张股东会决议系伪造，中信银行乌分行亦对此情况明知并非善意相对人，但福运公司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故本院对福运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虽然章程（修正案）中存在公章名称不一致的情形，但中信银行乌分行结合福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后续福运公司配合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等行为，有理由相信福运公司签订并履行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中信银行乌分行在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要求福运公司提供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就最高额抵押事宜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故中信银行乌分行对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 三、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后续履行状况看，双方在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后，已经依据该合同对抵押房屋及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经设立。福运公司主张抵押物中吐鲁番市国用（2014）第31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日期晚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日期，且涉案抵押房屋在办理抵押登记前已经出售。经查，吐鲁番市国用（2014）第31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但双方在2014年12月22日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约定将该土地使用权纳入抵押物范围，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亦与中信银行乌分行就该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福运公司仅以土地使用权登记日期晚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日期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另外，福运公司在（2019）最高法民终872号案件中已经以抵押物已出售的理由主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对此部分已经进行充分说理并予以驳回，福运公司对此主张亦未提供新证据予以证明，故福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福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2450元（新疆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新疆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卫宁 审 判 员 陈建红 审 判 员 王 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宫丛慧 书 记 员 袁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