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71民终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某与上诉人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伙伴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上诉人好伙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某上诉请求：1．撤销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5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好伙伴公司支付苏某运费151899.06元、利息损失3227.86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王某2于2019年7月22日签字确认的《清单》所要证明的事项不予采信系事实认定错误。苏某虽未能举证证明王某2系李某指定代其签收单据的行为人，但该份《清单》与《新疆众和现代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单》《新疆众和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入库单》单据内容互相印证证明苏某车辆从事了好伙伴公司的运输业务，且该份《清单》载明的吨位可与《新疆众和现代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单》《新疆众和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入库单》互相对应，其拉运的单价也与其他《清单》确定的单价相符，故该份清单载明的欠付运费金额是确定的。虽然本案好伙伴公司于一审庭审中辩称“承运结束后由司机即时结清运费”，但却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司机结清了运费，故苏某已完成了2019年7月22日《清单》载明的运输业务，好伙伴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 好伙伴公司辩称，苏某提出的上诉请求说明其默认王某2作为他的代理人，有权代替其持运单至好伙伴公司处交单收取运费。好伙伴公司对各部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财务室墙壁上清晰显示业务员管理制度和财务人员管理制度，财务部门受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管理，明令禁止业务员持他人运单至财务部门结款，李某作为公司的业务员，无权持他人运单至财务室结款。因此即使苏某能证明现有证据系李某本人签字，也无法证明李某能从财务部门取出钱交付给苏某。苏某将运单交付给没有收单付款权限的李某，其二人形成口头的委托代理合同，李某为代理人，苏某为委托人，李某与苏某系委托合同纠纷，因此好伙伴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 好伙伴公司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判决结果均出现严重错误，一审诉讼存在程序违法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撤销原判决第一、二项，依法对本案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苏某并不是民事诉讼中适格的主体。1．本案一审诉讼中，苏某自称是运输货物的八辆车的所有权人，但在开庭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其车辆所有权人的身份，相反其提供的车辆行驶证证实该八辆车分别登记在乌鲁木齐阔鸟物流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华兴物流有限公司、奎屯双安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好伙伴公司对此提出质疑后，法庭当庭要求苏某对主体资格问题补充证据，并规定了举证期限，苏某在法庭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提交了一审判决表述的“原告提交的证据情况说明3份、车辆集中管理协议4份、国际道路货物运输运营协议1份、挂靠协议1份、车辆管理合同1份”等，该组证据因不具合法有效性（有的竟然是涂改的），故不能证实苏某的主体资格，根据证据要求，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其实非常简单，提供相关的购车合同及付款凭证即可。2．苏某曾于2019年9月到好伙伴公司称李某、王某2二人欠付他们几个驾驶员的部分运费，现在找不到李某、王某2二人，好伙伴公司财务部门调出付款凭证，告知了苏某等人的运费均已结清，并建议驾驶员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此可见，该八辆运货的车辆并非苏某一人所有，现苏某独自以原告的身份而不是代表人的身份起诉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二、物流运输行业结算运费的行业惯例是“见票付费”，本案中好伙伴公司给付包括苏某在内的所有驾驶员的运费均已全部结清，一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苏某的诉讼请求。1．上诉人作为经营物流运输的企业，在有运输业务时临时联系车辆进行货物运输，在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运输行为完成后，负责运输的驾驶员本人或驾驶员委托他人持合法有效的货运单到好伙伴公司结算运费，好伙伴公司见票结算付费，并按照持票人本人的要求将运费汇入指定账户。本案中，苏某所诉的货运单均是由王某2代表苏某到好伙伴公司财务部门结算，好伙伴公司见票付费，在一审庭审中好伙伴公司提交的向王某2的付款凭证已证实好伙伴公司将该运费已经全部结清，苏某也承认收到了40600元运费，这一事实清楚的证明了其认可李某或王某2代为收款并代为转付款的事实，如果其代理人没有转交全部运费，该风险及法律后果只能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要求好伙伴公司重复付款的判决结果如果生效，必将导致好伙伴公司对同一笔运费支付两次的不公平结果，这将对整个物流行业的运费结算效率及物流公司的风险责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本案中李某的身份及职责范围。李某曾经是好伙伴公司的业务员，但其职责范围是联系运输业务及运输车辆，根据其职责范围，李某并不负责收取驾驶员的运单，更不负责帮助驾驶员结算运费。好伙伴公司地址明确且固定，财务部门管理规范，驾驶员持票随时结算，好伙伴公司从没有出现过拖欠驾驶员运费的情形。一审庭审中苏某表述每次都是在好伙伴公司楼下将运单交给李某或王某2，由李某帮助结算后将费用再转交给他，如果该陈述属实，苏某到了好伙伴公司为什么不亲自去结算。3．一审中，好伙伴公司对苏某提交法庭的最主要证据“清单8张”上李某签名的真实性并不认可，该清单上的签名在李某本人并未出庭予以证实的情况下，法庭是不能确认其真实性的。一审法院未能严格遵守证据规则的规定径行认定该证据中李某签名的真实性，进而认为李某收取单据的行为在职责范围内，这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是严重错误的。4．本案中，好伙伴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证实已将苏某等驾驶员的运费192499.06元已全部付清，苏某在法庭上称李某只给其转付了40600元，欠付151899.06元。如果收票、结算、付款的直接经手人李某及王某2不到庭陈述实际给付苏某等驾驶员运费的准确数额，该事实是无法查清。本案中未将李某列为当事人或李某未到庭作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苏某自述就确认欠款事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5．一审判决利息的计算时间有误。一审案件是2020年1月13日正式立案，法院计算利息起止日期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2月2日，就算计算至立案之后的2月2日，共计只有五个月，但一审法院实际判定好伙伴公司承担利息六个月。三、一审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存在问题。1．一审判决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但5月29日还要求好伙伴公司对相关证据进行过质证。2．本案经过庭审发现可能存在诈骗等刑事犯罪线索，好伙伴公司在庭审中也提出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建议，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苏某辩称，对好伙伴公司上诉请求和列举的事实理由均不认可，在对方称每次在公司楼下将运单交给李某或王某2，法庭可以调查一审庭审笔录，我方只有王某2签的那一张送到对方公司楼下，其他都不是。一审对方提交的付款凭证总金额220765元，该金额超出应付苏某所有运费192499.06元，说明好伙伴公司与王某2存在其他业务往来，该付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笔款项并不是付给苏某的。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我方请求的利息起算期间是从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止，一审判决认定为2020年2月有误。 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好伙伴公司支付苏某运输费用151899.06元；2．判令好伙伴公司支付苏某逾期付款损失4556.97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苏某与好伙伴公司口头协商一致，由苏某承运好伙伴公司承接的新疆众和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公司）的货物运输业务。截至2019年9月2日，苏某承运货物的运输费用合计为192499.06元，好伙伴公司已支付的运输费用为40600元，尚欠苏某运输费用151899.0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16日，好伙伴公司与众和公司签订《疆内公路运输货物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由好伙伴公司为众和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拉运的货物为氧化铝、预焙阳极、铝锭、铝粉、炭块等物资。案外人李某作为好伙伴公司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好伙伴公司与苏某达成口头协议由苏某承运好伙伴公司承接的上述货物运输业务，苏某将车牌号分别为×××、×××、×××、×××、×××、×××、×××、×××的八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以下简称“八辆车”）用于拉运涉案货物，据苏某提交的8张拉运货物的《清单》显示，该《清单》上记载有拉运货物的时间、票号、车号、司机、装车地点、卸车地点、吨位、运费单价、金额等内容，并载有“票已交，款未付”字样，其中有7张拉运货物的《清单》上有好伙伴公司业务人员李某的签名确认，有1张《清单》上有王某2的签名确认。据由李某签名确认的7张《清单》显示，苏某于2019年7月6日至2020年9月1日期间，为好伙伴公司共计拉运货物213车，运费合计176632.33元。好伙伴公司已支付40600元，尚欠苏某136032.33元运费未付。苏某索要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1．“八辆车”中×××、×××、×××、×××、×××五辆车登记在乌鲁木齐阔鸟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但车辆的所有权、个体经营权归苏某所有。车牌号分别为×××、×××、×××的车辆，乌鲁木齐阔鸟物流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出售给苏某，上述车辆的所有权、经营权、债权债务均归苏某所有。2．在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期间，李某为好伙伴公司业务人员，负责运输方面的业务。王某2并非好伙伴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好伙伴公司与苏某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苏某向好伙伴公司主张运费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苏某诉求的逾期损失是否有法律与事实依据。一、好伙伴公司与苏某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苏某与好伙伴公司只有口头协议，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但根据苏某提供的《众和公司货物单》《众和公司入库单》、拉运货物的《清单》和好伙伴公司出具的《疆内公路运输货物合同》中可以得知，好伙伴公司将此次运输业务承接给了苏某，苏某根据众和公司出具的货物单上的货物数量、货物名称等信息进行提货，此单据上还载明了承运单位、收货地点、司机姓名以及车号，因此苏某是本案的实际承运人，与好伙伴公司有事实上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且该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苏某作为承运人已经履行了将货物运送至指定目的地的合同义务，好伙伴公司作为托运人，理应向原告履行支付运费的合同义务。本案中，苏某将货物运输完毕后根据与好伙伴公司约定将入库单、提货单作为后期结算此次运输费用的依据交付到了好伙伴公司员工李某手中，李某在苏某提供的清单中进行了签字确认。李某收到苏某的单据的行为在其职务范围内，李某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好伙伴公司承担。二、苏某向好伙伴公司主张运费151899.06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苏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清单8张，其中7张由李某签字的清单分批次载明了苏某从2019年7月6日至2019年9月1日为好伙伴公司拉运货物。对2019年7月22日由王某2签字的清单，本院经过审查，王某2并非好伙伴公司员工，且没有好伙伴公司的授权委托，其签字行为不能代表好伙伴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清单所要证明事项不予采信。现将由李某签字的7张清单分述如下：1.2019年7月6日至7月12日，苏某从三坪火车站至信发铝业拉运铝粉3车，东站火车站至众和铝粉11车，东站火车站至众和碳素块1车，共计15车，费用合计13702.38元。2.2019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27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49车，东站众合至甘泉堡拉运炭块两车，共计51车，费用合计38824.11元。3.2019年7月28日至2020年8月4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20车，东站众和至甘泉堡拉运炭块14车，铝锭2车，共计36车，费用合计28224.03元。4.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8月11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19车，从东站众和至甘泉堡拉运炭块4车，共计23车。5.2019年8月7日至2020年8月19日，苏某从兖矿至北站拉运化肥共计29车，费用合计32538元。6.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合拉运铝粉26车，东站众和至甘泉堡炭块1车，共计27车，费用合计20726.1元。7.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日，苏某拉运货物共计32车，费用合计24946.81元。以上总计运费数额为176632.33元（13702.38元＋38824.11元+28224.03元+17670.90元+32538元+20726.10元+24946.81元=192499.06元）苏某称被告好伙伴公司已付40600元，剩余部分为诉求中主张的运输费用136032.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好伙伴公司辩称运费已经见票结清，不欠付苏某费用，但未向法庭提交已付运费的相关凭证。因此，一审法院对好伙伴公司“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与各个司机的运费都是即时结清，并不欠任何承运司机的运费”的意见不予采信。三、苏某诉求的逾期损失4556.97元是否有法律与事实依据。关于苏某主张好伙伴公司承担逾期利息4556.97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公布的LPR年利率为4.25%（一年期）确认好伙伴公司应当向苏某赔偿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2月2日的利息为2890.69元（136032.33元×4.25%÷12个月×6个月）。判决：一、好伙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某支付运费136032.33元；二、好伙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某赔偿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2月2日期间的利息损失2890.69元；三、驳回苏某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苏某提交了八张《说明》，证明：“八辆车”在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运营权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苏某享有和承担，苏某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好伙伴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该组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不能证明苏某主体资格适格。该组证据系原件，经办人在《说明》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公章，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且内容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好伙伴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好伙伴公司财务系统导出的案涉八辆车的拉货数额及运费的清单，证明：苏某所拉货物中有部分货物不是我公司的业务，属于恶意诉讼，王某2和李某代表的不是好伙伴公司，代表的是苏某。苏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该组证据属于好伙伴公司自己制作，不具有客观性。2.证人马会海（好伙伴公司职工）的证言，证明：李某在好伙伴公司的职责范围和好伙伴公司财务结算流程。苏某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马会海作为好伙伴公司的副总经理，其本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可信。3.《货单》，证明：好伙伴公司的运费是固定的，结算后统一拿到众和公司结算。苏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此《货单》不是本案中的货单，与本案无关。4.好伙伴公司张贴在墙上的《财务人员工作职责》《业务员岗位职责》，证明：李某没有财务结算的职责。苏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公司的内部文件对外没有约束力。5.好伙伴公司出具的涉案运单对应的支付情况表格。苏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这些表格都是好伙伴公司自己制作，其中2019年8月14日结算表格中记载王某2的其他业务，这与王某2和好伙伴公司之间有其他业务往来相对应。6.《证明》一份，证明：好伙伴公司与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没有业务往来，苏某拉运兖矿的货不属于好伙伴公司的业务。苏某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请法院核对原件后予以认定，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从内容来看，只能证明好伙伴公司与兖矿不存在直接的货物运输关系，基于运输行业的现状，不排除好伙伴公司从承运人处分包该运输业务。证据3、4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证人虽为好伙伴公司员工，但其陈述客观，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5虽为好伙伴公司单方出具，但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证据6经核对系兖矿出具，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依职权调取王某2的银行卡流水明细。苏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认为好伙伴公司向案外人王某2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好伙伴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该组证据可证明好伙伴公司向王某2支付运费的事实。 本案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涉案“八辆车”中×××、×××、×××、×××、×××五辆车登记于乌鲁木齐阔鸟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登记于奎屯双安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登记于吐鲁番市鑫晟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登记于霍尔果斯华鑫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但该“八辆车”在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运营权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苏某享有和承担。好伙伴公司与兖矿不存在直接的货物运输关系，苏某拉运兖矿的货物不属于好伙伴公司的运输业务范围。 再查明，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7月13日《清单》显示：2019年7月6日至7月12日，涉案车辆从三坪火车站至信发铝业拉运铝粉3车，费用合计4578.72元；2019年7月8日至7月12日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11车，东站火车站至众和碳素块1车，共计12车，费用合计9123.66元，为好伙伴公司的业务。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7月29日《清单》显示：2019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27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49车，东站众合至甘泉堡拉运炭块两车，共计51车，费用合计38824.11元，均为好伙伴公司业务。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8月5日《清单》显示：2019年7月28日至2020年8月4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20车，东站众和至甘泉堡拉运炭块14车，铝锭2车，共计36车，费用合计28224.03元，均为好伙伴公司业务。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8月12日《清单》显示：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8月11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19车，从东站众和至甘泉堡拉运炭块4车，共计23车，费用合计17670.9元，均为好伙伴公司业务。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8月20日《清单》显示：2019年8月7日至2020年8月19日，苏某从兖矿至北站、农资库拉运化肥共计29车，费用合计32538元。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8月20日《清单》显示：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合拉运铝粉26车，东站众和至甘泉堡炭块1车，共计27车，费用合计20726.1元，均为好伙伴公司业务。有李某签字的2019年9月2日《清单》显示：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日，苏某从东站火车站至众和拉运铝粉27车，东站众和至甘泉堡拉运炭块3车，兖矿1车，共计31车，费用合计24946.81元，涉及好伙伴公司业务的运费23824.81元。以上涉及好伙伴公司业务的运费总额为138393.61（9123.66+38824.11+28224.03+17670.9+20726.1+23824.81）元。好伙伴公司共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六笔，分别为：于2019年7月30日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19936元；于2019年8月8日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24257元；于2019年8月14日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36633元；于2019年8月14日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20503元；于2019年8月30日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15000元；于2019年9月4日向王某2通过银行卡转账15218元，剩下的运费通过油卡或油券支付。好伙伴公司称涉案“八辆车”的运费已向王某2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苏某是否是本案适格的主体；2.好伙伴公司是否应向苏某支付运费以及运费的具体数额是多少。 一、关于苏某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原告与本案若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是适格的主体。本案中，涉案“八辆车”虽未登记在苏某个人名下，但“八辆车”的登记所有人均出具证明，“八辆车”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运营权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苏某享有和承担，且苏某主张的运费均是“八辆车”在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运输货物产生，故苏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因此，好伙伴公司认为苏某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好伙伴公司是否应向苏某支付运费以及运费具体数额的问题 首先，好伙伴公司向苏某支付运费的前提是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苏某未与好伙伴公司签订书面运输合同，苏某与好伙伴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某口头约定为好伙伴公司拉运货物，根据苏某提交“八辆车”的拉运货物的《清单》和《众和公司货物单》《众和公司入库单》，可以明显看出，苏某的这“八辆车”实际运输了好伙伴公司的业务，苏某根据众和公司出具的货物单上的货物数量、货物名称等信息进行提货，此单据上还载明了承运单位、收货地点、司机姓名以及车号，好伙伴公司对李某联系涉案车辆以公司名义拉运货物不持异议，因此苏某是本案的实际承运人，与好伙伴公司有事实上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该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涉案主要证据是李某签字的《清单》，好伙伴公司对《清单》中李某签字的真伪存疑，但不申请对李某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且认为即使李某签字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其收取运输票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李某系好伙伴公司工作人员，在好伙伴公司与众和公司签订的《疆内公路运输货物合同》中李某是好伙伴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对外找车拉运众和公司的货物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苏某与李某接洽以好伙伴公司名义承运了众和公司货物，后将相关运输票据原件交李某与好伙伴公司结算，符合常理。苏某经和好伙伴公司有对外招揽车辆运输业务职权的工作人员李某与好伙伴公司之间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在好伙伴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系李某个人行为的情况下，李某以上行为系履行好伙伴公司的职务行为，对好伙伴公司应发生法律效力。苏某提供的七张《清单》中有李某的签字，对《清单》上确属于好伙伴公司运输业务的，好伙伴公司亦收到了相应运输票据原件，好伙伴公司应当向苏某支付相应的运费。好伙伴公司称将涉案拉运货物的运费支付给了持票来结算的王某2，涉案运费已经支付过了，“见票付费”是行业习惯。从好伙伴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好伙伴公司将涉案“八辆车”承运的运费支付给了王某2，但好伙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运费与王某2有何关联。好伙伴公司认为王某2持票结算系受承运人委托，苏某不认可其委托王某2结算，好伙伴公司需举证证明其向王某2支付运费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好伙伴公司未能举证其向王某2支付运费时王某2系受托结算，不排除好伙伴公司未审查结算运费之人是否是承运人就将涉案运费错误支付给了无关人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好伙伴公司称运输行业习惯“见票付费”，只要持票人持有运输票据原件，就要向其支付运费。好伙伴公司未对其所说的运输行业习惯进行举证。据了解，运输行业并无此仅凭运输票据原件、不核实承运人即支付运费的惯例。运输票据是结算运费的重要依据，但托运人支付运费的前提是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才能向托运人主张运费，托运人支付运费的对象是承运人。持票人是运费请求权权利人（承运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时，托运人向持票人支付运费。无因取得运输票据的，托运人可以拒绝向持票人支付运费。好伙伴公司所述的“见票付费”支付运费的方式，存在管理上的漏洞和缺陷，对持票人的身份不加区别的“见票付费”极有可能导致支付对象错误，这也是本案产生纠纷的原因之一。好伙伴公司按照该公司“见票付费”的习惯将本该支付给承运人的运费向无请求权的第三人支付，要承担继续向承运人支付运费的责任。故对好伙伴公司主张的其向王某2支付了运费即将涉案运费已经全部结清、不应再向苏某支付运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019年7月22日的《清单》上仅有王某2个人的签字，但王某2不是好伙伴公司的员工，苏某仅依据该《清单》主张好伙伴公司支付相应运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苏某该主张不予支持。 第三，运费数额问题。从苏某主张运费的主要证据《清单》看，“八辆车”除拉运属于好伙伴公司业务范围众和公司的铝块、铝粉、铝锭、炭块外，还拉运了三坪火车站至信发铝业铝粉3车、兖矿至北站化肥29车，经好伙伴公司核对，其未收到这些票据，且该公司没有信发铝业及兖矿的运输业务。苏某仅以上述业务系李某找其运输，其将运输票据交给了李某，即要求好伙伴公司支付运费的证据不足，对这部分运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确认涉案“八辆车”承运好伙伴公司业务的运费合计138393.61元，苏某认可其收到40600元运费，好伙伴公司应再向苏某支付97793.61元。 好伙伴公司收到运输票据后未向承运人支付运费，苏某主张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6个月的逾期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公布的LPR年利率为4.25%（一年期）计算，好伙伴公司应当向苏某赔偿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的利息为2078.11元（97793.61元×4.25%÷12个月×6个月）。一审判决中利息计算时间书写“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至2月2日”，实际计算按照6个月计算，即计算至2020年3月2日，与苏某主张的时间段一致，此处应属笔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苏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好伙伴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5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驳回苏某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某支付运费136032.33元”为“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某支付运费97793.61元”；第二项“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某赔偿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2月2日期间的利息损失2890.69元”为“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某赔偿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期间的利息损失2078.11元”； 三、驳回苏某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14.56元（苏某已预交），由苏某负担617.24元，由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097.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83.56元（苏某预交205.10元，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预交3078.46元），由苏某负担1067.07元，由新疆好伙伴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216.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康   建   强 审 判 员 张   红   见 审 判 员 毛   建   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孙      瑞 书 记 员 苏比努尔·阿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