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6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增杰，男，198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川，男，19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原审被告：弘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垣市南蒲区山海大道国贸中心****。法定代表人：崔保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云，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思远，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新乡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法定代表人：孙传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玲，河南新雅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增杰与被上诉人刘玉川、原审被告弘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毅公司）、原审被告新乡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以下简称南水北调中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20）豫0702民初4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增杰，被上诉人刘玉川，原审被告弘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云、赵思远，原审被告南水北调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增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刘玉川支付周增杰工程款143950元及利息，上诉费由刘玉川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周增杰实际施工的工程已与刘玉川结算”事实认定错误，周增杰施工的部分工程量并未结算。周增杰在原审主张的工程款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结算的工程款，该笔欠款总额为73800元，有刘玉川本人出具的欠条为证，且为原审法院所认定。另一部分总额为68150元，该笔费用包含有施工项目包括内外倒土250车，60钩机109小时，80钩机119小时，内倒土装车82车，有六张证明条为证。证人张某就是实际作业的施工人，该六张证明条均为刘玉川本人及其工作人员当场出具。在起诉之前，周增杰也曾多次找刘玉川沟通这六张证明条所记载的工程量的事情，刘玉川拒绝与周增杰结算，理由就是该条属于郭益国的工程量。周增杰认为刘玉川与郭益国的纠纷是其内部责任问题，与周增杰无关。周增杰提交的六张证明条及证人证言均能印证该工程量属于刘玉川实际承包的工程标段，理应由其承担支付责任。刘玉川辩称：凡是刘玉川签字认可的，都含在2016年4月17日的欠条里，其他均与无关。且2016年打条的时候，若有这些钱，周增杰不说，显然与常理不合。刘玉川是给郭益国干活的，不是合伙关系，周增杰应该找郭益国。弘毅公司述称：本案与弘毅公司无关。南水北调中心述称：同原审意见。周增杰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工程欠款143950元及利息（利息以14395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中心与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现名：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公司）签订《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新乡供水配套工程第十三施工标合同协议书》，约定合同价为20667408.8元。葛洲坝公司施工期间，在该公司项目部工作的李峰受项目部负责人指派，将部分工程直接违法分包给6个施工队施工。其中，2014年7月，案外人李晨自其哥哥李峰处违法分包了新乡南水北调项目部分工程后，将大部分工程交由其战友、案外人郭益国负责施工，又于2015年3月将剩余的部分路段道路开挖、管道安装及施工后恢复等工程违法分包给刘玉川实际施工，刘玉川与李晨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就工程价款、付款时间等达成过约定。之后，刘玉川又将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新乡供水配套工程第十三标段（华兰大道、牧野路至胜利路）工程中新飞大道至和平路、劳动路至五一路桥头路段内的土方施工工程非法转包给周增杰施工，二人未签订书面合同。2015年9月8日，刘玉川向周增杰出具“土方开挖机械费用”清单一张，载明：1、土方开挖费用4010方×6=24060元。2、路面杂土清理费用1265方×25=31625元。3、土方内盘504×60=302405×80=400（该清单对二者合计金额为30640元）。4、钩机零星计时197.50×300=59350元。5、外加杂费1800元。合计147475元。2016年4月17日，刘玉川向周增杰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郑杰105800元整。机械费拾万伍仟捌佰元整。”2017年3月17日，李峰在该欠条右上角手书“经我手付现金叁万元整。”2020年9月27日，刘玉川与周增杰在通话中对双方之间的工程总价款进行了对账，确认周增杰应得工程款总计为185332元；确认在刘玉川支付部分工程款后，双方于2016年4月17日确认未付工程款为105832元，由刘玉川出具了欠条；周增杰在录音中称在2016年4月17日刘玉川出具欠条前收到工程款分别为20000元、50000元、5000元、10000元，出具欠条后仅收到李峰经手支付的30000元；刘玉川在录音中称在此之外还支付周增杰50000元工程款。庭审中，刘玉川仅提交于2020年9月10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周增杰2000元工程款的证据，未提交足以证明就双方争议的50000元工程款已支付周增杰的证据。另查明，刘玉川施工完毕后，李峰代表李晨向刘玉川出具了结算单，载明“刘玉川在新乡十三标和二十标总计工程量已结算对比无误，共计合款玖拾万元整。”李晨支付刘玉川包含抵扣的8万元商混款以及工程探伤等费用在内的工程款78.8万元后未再支付工程款。刘玉川于2020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晨、李峰、弘毅公司、南水北调中心立即向其支付下欠的工程款232000元及利息（以232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7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院经开庭审理，于2020年8月28日作出（2020）豫0702民初2841号民事判决，判决李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刘玉川工程款85786.41元及利息（利息以85786.41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7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该判决因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法向周增杰释明是否申请追加李晨、李峰、葛洲坝公司参与本案诉讼时，周增杰称据其了解李晨已经按生效判决对刘玉川履行了义务，拒绝申请追加上述当事人参与本案诉讼。该案审理中，南水北调中心提交证据证明，就案涉工程已支付葛洲坝公司工程款22947999.54元，并说明工程因尚未经政府部门评审结束，其与葛洲坝公司尚未最终结算，葛洲坝公司在参与该案庭前会议时对此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周增杰与刘玉川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其自刘玉川处违法分包并实际施工了案涉工程，双方已经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鉴于周增杰实际施工的工程已经与刘玉川结算，刘玉川在庭审中也未表明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故其应当按照结算金额向周增杰支付工程款。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玉川应当承担举证证明已向周增杰支付工程款的金额的义务。在刘玉川提交的录音中，周增杰仅承认应得工程款总计为185332元、收到工程款115000元，再与刘玉川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的2000元相加，仅能确认刘玉川已支付117000元工程款的事实。虽然，按录音中周增杰自认在欠条出具前的收款金额计算，在欠条出具时刘玉川欠付的工程款应为100332元，与双方确认截至2016年4月17日尚欠105800元工程款未付相矛盾，但在该录音证据之外，刘玉川并无有效证据可以证明就双方争议的50000元工程款已经支付周增杰的事实，在录音中周增杰又对收到争议的50000元工程款的事实予以否认，刘玉川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因此，本案根据现有证据确定刘玉川尚欠周增杰工程款金额为73800元。对于利息，周增杰并无证据双方对此进行过约定，在刘玉川出具的欠条中也未作出约定，本院酌定应自周增杰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周增杰本案还要求与其不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弘毅公司承担向其付款的责任。本院另案已经庭审查明刘玉川所违法分包的工程系李晨自葛洲坝公司项目部负责的其兄长李峰处直接取得，并未借用弘毅公司名义，该公司与案涉纠纷无关，故对周增杰关于弘毅公司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于南水北调中心是否向周增杰承担责任问题。南水北调中心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是，南水北调中心就工程整体已支付葛洲坝公司22947999.54元，已超出约定的合同价款，只是因工程尚未经政府部门评审结束不能确定最终结算价款。周增杰并无证据对南水北调中心是否欠付工程款、如欠付则款项金额为多少予以证明，按照现有证据亦无法查明，周增杰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本案对其相关诉求不予支持。如案涉工程最终结算后的价款超出南水北调中心已付工程款，周增杰可再行向发包人南水北调中心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对周增杰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刘玉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增杰工程款73800元及利息（利息以73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9日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周增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79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589.5元，由周增杰承担775元，由刘玉川承担814.5元。保全费1240元，由周增杰承担605元，由刘玉川承担63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经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原审判决作出后，刘玉川、弘毅公司、南水北调中心均未提出上诉，仅周增杰提出上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二审围绕周增杰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各方诉辩意见及陈述意见，现围绕诉讼焦点分别评述如下：一、本案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本案中，现周增杰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上诉主张刘玉川除原审判决外仍欠付其工程款，在此情况下，周增杰应就其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本案证明标准问题。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周增杰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唯有达到高度可能性，才能认定“除原审判决外的六张证明条所涉款项仍应由刘玉川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存在。若这一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则周增杰的举证仍然不足，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关于本案证据的具体分析。本案中，周增杰上诉认为案涉工程款分为两部分：除原审认定的2016年4月17日欠条外，还有六张证明条所涉款项计68150元也应由刘玉川承担；刘玉川抗辩认为凡是刘玉川签字认可的，都含在2016年4月17日的欠条里，其他均与其无关，周增杰应该找郭益国。本院对此评析认为：一是周增杰提交的六张条仅为证明条，并非欠条，刘玉川在抗辩中也称只是证明作用（刘玉川在原审庭审中的质证意见为：周增杰为郭益国干活时，刚开始这个工程是由郭益国承接，干了一半时，周增杰的舅舅李晨和李峰找到刘玉川，由刘玉川接替施工部分工程，在此之前，刘玉川也是为郭益国打工的人员，因此证据三所有票据都是周增杰在为郭益国干活期间所出具的证明条，与刘玉川无关）；二是周增杰提交的六张证明条日期均在2016年4月17日欠条之前，若这些费用应由刘玉川承担，则在刘玉川20**年4月17日出具书面欠条时，周增杰将其手中的账目进行汇总一并提出更符合常理；三是2020年9月27日对账录音中，刘玉川并未对六张证明条所涉款项提出明确请求。综合上述分析，依据一、二审证据和庭审情况，本院难以准确界定“除原审判决外的六张证明条所涉款项是否仍应由刘玉川承担还款责任”，即周增杰提出的上诉主张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其未完成举证义务即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周增杰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元，由上诉人周增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云贺审判员  程俊林审判员  赵 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车韩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