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8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心平，女，汉族，1991年6月7日出生，住南京市高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彪，江苏蔚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江苏蔚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市秦淮区许道祥农产品销售中心，经营场所在南京市秦淮区东白菜园**。经营者：许道祥，男，197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郭心平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秦淮区许道祥农产品销售中心（以下简称许道祥销售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10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心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许道祥销售中心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许道祥销售中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关键事实错误，依据不足。1.郭心平于2019年1月24日通过支付宝向许道祥发送“2018年116414元，2017年58324元，总计175137元”，并非是尚欠许道祥销售中心螃蟹款项，而是双方核对后对各年度许道祥销售中心供货金额的统计。（1）自2017年9月双方建立螃蟹买卖关系，郭心平买入螃蟹均用于天玺国际商场龙夏餐馆的经营，该餐馆自2017年9月至同年12月餐馆总计营业额（包括出售羊肉、螃蟹、龙虾、烤鱼等）为217000元左右，从其他供货商处进货后销售的营业额有记录为14000元左右，螃蟹的经营系初次尝试，并非餐馆的主营项目。按照郭心平2017年己支付的51652元货款及进货单价（公蟹7元一只、母蟹9元一只，按平均8元一只）、餐馆出售螃蟹的金额（固定为28元一只），若郭心平发送的“2017年58324元”系欠付金额，许道祥销售中心供应总螃蟹数量为13747只[（己付51652元+尚欠58324元）/8元]左右，郭心平仅就螃蟹的营业额就应高达385000元，远超餐馆的实际营业额，故58324元不可能是尚欠金额，只能是年总交易金额。由于时间久远，加之双方之间交易细碎，郭心平发送的“2017年58324元”与转账记录统计的51652元存在些许偏差。综上，郭心平于2019年1月24日发送的“2018年116414元，2017年58324元，总计175137元”系交易总金额而非欠付金额。（2）郭心平于2017年9月开始从许道祥销售中心采购螃蟹，双方此前并非朋友或亲戚，许道祥销售中心不可能在郭心平已欠58324元的情况下继续供货，且2018年所付款项亦未优先支付2017年欠付款项，许道祥直至双方不再合作才主张欠付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3）郭心平之所以在2019年1月24日发送该信息，系因当时春节即将到来且确欠部分货款，故结算统计了交易金额。考虑到双方之间都是支付宝转账交易有转账记录，故未详细载明欠付金额，许道祥在对账后发送本人银行卡号，郭心平已通过转账等形式支付欠款。2.郭心平已付清全部货款。（1）根据转账记录，郭心平在2019年1月24日对账前共支付货款130104元，对账后转账支付65165元，合计为195269元，已超过了全部供货总额174738元（116414元+58324），超付约20000元。（2）因郭心平经营餐馆生意，交易记录往来频繁，对有些付款记忆不清，且案涉付款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郭心平忘记其曾于2019年2月3日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卡转账支付给许道祥销售中心20000元的事实，也未曾想到卖家会在“付清货款的情况下仍然讨要货款”。许道祥曾借口讨要货款，于2019年9月17日到餐馆内闹事，砸坏店内物品，致使郭心平被迫关门、停止营业。郭心平一开始以为欠付货款，而后核对付款金额时，才想起2019年2月3日通过自己的中国民生银行卡转账支付20000元货款的事情，方意识到超付。因许道祥多次闹事，无礼要钱，郭心平考虑到自身餐馆的正常经营，故一直未予追究超付金额一事。郭心平经营餐馆多年来，与多家供货商合作过，从未出现过拖账逃债的行为，亦非没有支付能力，实为已付清全部货款。二、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及认定法律责任，违背法律法规，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许道祥销售中心作为原告，针对其所提出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相应的供货记录或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供货数量及金额，而一审中，许道祥销售中心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罔顾举证责任及法律后果，在没有查清案件基础且关键的供货事实情况下，错误减轻许道祥销售中心的举证责任，苛责于郭心平的付款证明义务，以致判决结果明显有悖事实，违背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2.—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未考虑到双方之间及行业的交易习惯，逻辑错误，盲目适用内心确信，以致出现错误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陆续转账即视为完全认可了欠付总计数字的钱款”错误，部分认可与全部认可并无直接关系。许道祥销售中心辩称，郭心平做饭店生意，在2017年9月与其老公到许道祥销售中心订螃蟹，每一次送货都由郭心平和其老公在送货单上签字，然后工作人员将签字的送货单带回。郭心平有时候转账，有时候不转账，隔段时间双方会对一次账。对账后郭心平将送货单收回，并将对账结果通过支付宝发给许道祥。2017年11月29日双方对账确认欠7125元，后郭心平提议将125元抹掉，欠7000元，当时付了3000元，余欠4000元。2017年11月26日之后，郭心平将餐馆从碑亭巷迁到河西，且跟另一公司合作，要求将其个人的账和公司的账分开统计，但是所有款项还是郭心平支付。2018年1月12日，对账确认共计欠款58324元，其中公司部分52324元由郭心平出具欠条，因此支付宝信息只发了“欠6000元”来表达个人欠款，欠条在对账的时候已还给郭心平。2019年1月24日，核对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24日的欠款总计116414元，因此郭心平发送信息确认2017年个人加公司一共欠款58324元，2018年欠款116414元，总计175137元，并收回欠条和单据。对账后郭心平称支付宝一次给不了17多万元，要求提供银行卡，许道祥发送了银行账户。后郭心平仅给了2万元，并不再接听电话。快过年时，许道祥销售中心持续要钱，郭心平又支付了4.5万元，剩余款项不愿意支付。许道祥销售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心平支付货款109972元并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道祥销售中心向郭心平供应螃蟹，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7年11月26日，郭心平通过支付宝向许道祥发送“7125”，后转账3000元，又发送“之前所有账欠4000元”的内容。2018年1月12日，郭心平通过支付宝向许道祥发送“欠6000元”的内容。2019年1月24日，郭心平通过支付宝向许道祥发送“2018年116414元，2017年58324元，总计175137元”的内容。许道祥回复内容为“老板娘/我的卡号是6217/9930/0015/2598/580南京邮政储蓄银行/大行宫支行/户名：许道祥”。2019年9月，因欠款纠纷，许道祥与郭心平、崔园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但双方存在分歧，故没有调解成功。一审中，郭心平称其向许道祥销售中心于2017年付款50472元，于2018年向许道祥销售中心付款36617元，于2019年付款67150元，其中2019年1月24日之后付款65165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许道祥销售中心与郭心平虽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但根据许道祥销售中心提供的证据及双方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双方争议的2019年1月24日，郭心平通过支付宝向许道祥发送“2018年116414元，2017年58324元，总计175137元”的内容是2017年和2018年供应货物的总数量，还是2017年和2018年尚欠货款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聊天内容反映，郭心平向许道祥发送上述内容后，许道祥随即发送自己的银行卡号，之后，郭心平也陆续向许道祥支付部分的货款，因此，应认定为郭心平认可了相应欠付货款的金额，2019年1月24日之后，郭心平陆续支付货款65165元，故还应支付货款109573元（116414元+58324元-6516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郭心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市秦淮区许道祥农产品销售中心支付货款109573元；二、驳回南京市秦淮区许道祥农产品销售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3元，由许道祥销售中心负担15元，郭心平负担248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心平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民生银行的业务回单，拟证明郭心平于2019年2月3日向许道祥的银行账户汇款2万元，此次付款方式与其他款项均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不同。2.收据照片一张，拟证明许道祥销售中心供应的螃蟹价格稳定在每只公蟹7元、母蟹9元。3.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郭心平的账单记录，拟证明2017年郭心平的所有收入（包括销售收入和非销售收入）合计18.7万元，侧面印证郭心平的销售总额，可见支付宝中发送的内容不是欠款金额，只是销售总额。4.郭心平的记录本及统计表，拟证明郭心平于2019年1月24日通过支付宝发送的数字系基于郭心平记录本的记录进行的统计，拟证明该数字为供货总额而非欠款额。许道祥销售中心的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是郭心平在对账后支付；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螃蟹有大小，价格不一；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许道祥销售中心不清楚也不需要清楚郭心平的收入情况，与许道祥销售中心无关；送货和对账都没见过证据4中记录本，每次送货都有送货单，对账之后已将其持有的一联交给郭心平。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系照片，郭心平并未提供收据的原件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3仅系郭心平的微信账单，无法反应郭心平的全部收入，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记录本系活页笔记本，记录纸张可随时增减或调整，无法确认系当时形成且未经编辑或更改，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他统计表均系郭心平自行统计，许道祥对此不予认可，本院无法确认。对一审查明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郭心平自行统计其于2017年合计已付款项为51652元，其中2017年11月26日之后付款2764元（130+978+329+552+275+500），即2017年11月26日之前（含当日）合计付款金额为48888元（51652-2764），2018年付款76467元，2019年付款67150元，以上合计195269元，最后一笔付款日期为2019年9月9日。2019年9月17日，许道祥因催款与郭心平、崔园发生纠纷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形成调解笔录，其中郭心平答：“我没说不给钱，我只是想把账重新对一下，我欠对方多少钱，我已经支付了多少钱，重新核一下，我需要一个清单，我按清单打钱”，许道祥答：“你讲话要实事求是，我供应给你螃蟹的账在元月24日已对过（结算），每一张小票都给你了，当时你认可了结算价175137元，我才将小票给你的。你答应我给银行卡，你打钱。有一笔二万是打到银行卡上的，四万五是支付宝付的”。二审中，郭心平述称，其原持有送货单的收货联，其核对统计系依据收货联，但店里对收货联的保存是3个月，已销毁；因其所有付款都是通过支付宝，有记录可查，故只统计了总的供货金额，未统计欠款额；因其只计算了通过支付宝支付的款项，忽略了银行卡上的转账，所以存在后续超付行为。许道祥销售中心称在对账后将送货单等原始材料交给郭心平，其已不持有任何基础材料。以上事实有支付宝记录、调解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郭心平主张其于2019年1月24日发送的“2018年116414元，2017年58324元，总计175137元”系交易总额而非欠款金额，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许道祥销售中心主张其与郭心平之间存在螃蟹买卖关系，郭心平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许道祥销售中心为证明郭心平的欠款数额，提交了郭心平于2019年1月24日向其发送的信息“2018年116414元，2017年58324元，总计175137元”，并主张此为结算对账，其已将送货单交还郭心平亦属合理。郭心平辩称此金额为年交易总额，而非欠款金额，但其抗辩意见无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本院难以采纳。首先，郭心平作为买方持有送货单收货联，应可提供送货单以核对供货数量并确认前述金额的性质，但其未能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郭心平称“2017年58324元”系2017年的供货总额，但该数字与其自行统计的2017年11月26日（含当日）前已付款48888元及2017年11月26日通过支付宝确认“欠4000元”的事实不吻合。再次，在2019年9月17日双方因许道祥销售中心催款发生矛盾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郭心平仍未否认欠款的事实，只是称需要清单核账，此与其在本案中称在2017年9月9日前已超付2万元的说法亦存在矛盾。综上，郭心平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心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1元，由郭心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莉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王方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曹薇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