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3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军礼，男，1973年7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耀勇，江苏开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戈明，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立功，男，1974年5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娥霞，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芳，女，1969年1月21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1965年11月25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军礼因与被上诉人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3民初1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军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耀勇，被上诉人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军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情况说明书并非委托书，委托书应该是对将来发生行为的确认。该说明书是案外人魏某书写，并由案外人刘某1签字。胡军礼之所以签“同意胡军礼”，是对之前受周某1委托代售32幢401、403室房屋，并实际出售上述房屋的事实的确认。情况说明书上并没有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签字确认，即使把情况说明书理解为委托书，最多也仅是案外人刘某1、魏某与胡军礼之间的关系。情况说明书载明，周某1尚未支付胡军礼代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可以证实胡军礼与周某1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及借款合同关系，胡军礼并无义务支付涉案款项。2、一审中，胡军礼提供与周某1之间的转账凭证证明二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一审可以根据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等人的相关转账凭证查明真正的借款人，但一审法院仅依据其单方陈述进行认定，依据不足。3、胡军礼受周某1委托代售房屋的目的是变现，因为当时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屋的合同价和实际售价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如情况说明书的记载，32幢401、403室房屋的合同价合计687997元，但实际售价合计425072元，变现率仅为61%。即使胡军礼为周某1承担还款责任，也应按照61%的变现率支付。同时，相应的利息损失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与胡军礼之间的关系，和胡军礼与刘某1、魏某之间的关系相同，刘某1、魏某与胡军礼之间是委托关系，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和胡军礼之间也是委托关系。刘某1、魏某、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胡军礼都是俞某的债权人，俞某无力还款时用其开发的小区的房屋抵债。当时经共同协商，所有抵债的房屋、车库的合同均签在胡军礼名下，然后由各债权人内部进行分配。32栋401、403原本是归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所有，但后来被胡军礼抵给了刘某1、魏某，致使归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无法实现债权。刘某1、魏某诉胡军礼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两级法院均判决胡军礼承担付款责任。胡军礼主张其与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之间并无委托关系，依据不足。2、胡军礼将原抵给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房屋擅自抵给了案外人，给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造成了损失，该损失应由胡军礼承担。关于两套房屋的具体价值金额，情况说明上的内容很清楚，不应打折计算。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军礼返还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款项共计694072元及利息（利息以694072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为止，按年利率6%计算）；2.胡军礼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与胡军礼及案外人刘某1、魏某、周某2、庄某、万某等共同将款项出借给俞某（其中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刘某2）分别出借100000元、400000元、100000元、500000元、250000元），后俞某无力还款，以其开发的位于安徽省砀山县砀山金马龙园10套住房和10个车库进行抵账。其中砀山金马龙园32栋401室（建筑面积95.41平方米）、32栋403室（建筑面积124.68平方米），两套房屋共折抵价款687997元，抵给案外人刘某1、魏某。2018年4月1日，胡军礼向案外人刘某1、魏某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的主要内容为：砀山金马龙园俞某欠款本金4200000元（胡军礼1500000，乐立功400000元、王东芳500000元、刘某2250000元、周某2200000元、庄某250000元、郑娥霞100000元、戈明100000元、万某200000元，魏某500000元，刘某1200000元），抵房款合计4378676元（其中利息为178676元），抵房手续办在胡军礼一个人名下。2017年6月16日，陈某通过银行向胡军礼转账187000元;2017年9月13日陈某通过银行向胡军礼转账241000元，备注32栋403室房款。一审另查明，2017年9月7日，砀山县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32幢403室房屋以28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毛莹；2017年6月16日砀山县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32幢401室房屋以27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薛明。陈某系砀山县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胡军礼曾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出具拟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交付的用于折抵借款的房屋计划，该计划载明应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交付的房屋为：32幢401、403、404室和9个储藏室。404室和9个储藏室拟折价655928元，401、403室拟折价687997元。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提供的有胡军礼、案外人刘某1共同签名的《情况说明》可知，包括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在内的债权人同意将用于抵债的房屋的相关手续办理在胡军礼名下，由胡军礼处理，即由胡军礼出售，胡军礼将所取得的房款或房屋转交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等人。双方上述行为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故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和胡军礼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为委托人，胡军礼为受托人。根据胡军礼出具给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分房计划、32栋房源表，胡军礼拟分给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房源为32栋401、403室、404室和9个储藏室，并标明了折抵的价格，尚有401、403室房屋没有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交付，现该两处房屋已被胡军礼处理，客观上已履行不能，故胡军礼应按拟折抵的价格689997元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支付现金及利息，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胡军礼主张其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等人出具相关手续为案外人周某1委托，因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胡军礼原本约定将32栋401、403分给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抵作借款，但又将该两套房屋分配给案外人刘某1、魏某，并分别于2017年6月、9月转卖于他人，使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无法得到该两处房产，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可在三年内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起诉并没有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胡军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款项687997元及利息（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340元，由胡军礼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胡军礼对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胡军礼的款项是出借给案外人周某1的，据周某1说其他人的款项也是直接出借给周某1的。2、俞某并未直接将10套房及10个车库用于抵胡军礼以及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等人的债务，而是俞某将上述房屋抵给周某1，周某1委托胡军礼代为销售，销售的款项交付给周某1，下一步款项如何分配由周某1决定。3、对于一审认定的“两套房屋共折抵价款687997元”不予认可，该金额并不是折抵价款，而是售楼处的市场标价。4、胡军礼并未出具情况说明，而是魏某写好情况说明，由胡军礼签字。5、胡军礼确实曾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出具用于折抵借款的房屋计划，但是胡军礼是受周某1的委托而出具，周某1委托胡军礼代售房屋。6、用于折抵借款的房屋计划中载明的金额并非“拟折价”，而是“市场价”。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于一审认定的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胡军礼是否应当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支付相应的款项，支付款项的数额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情况说明载明，俞某欠胡军礼、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刘某1、魏某等人本金4200000元，以房抵款合计4378676元（含利息178676元），抵房手续办在胡军礼一人名下。上述情况说明有胡军礼签字确认，表明胡军礼对情况说明的内容予以认可。胡军礼陈述：以房抵款计划书是其受案外人周某1的委托而书写，出具该以房抵款计划书时，受周某1的指示，32栋404室、9个储藏室及相应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交付给了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所抵价款就是还款计划书上载明的市场价655928元；如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无异议，胡军礼将向其交付32栋401、403室，所抵价款为还款计划书上载明的687997元，但如果房屋被出售了，就应当以出售价款金额为标准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交付款项；出具以房抵款计划书的时间是在出具情况说明之前。根据情况说明、以房抵款计划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当事人及其他债权人均同意将用于抵款的房屋手续办在胡军礼一人名下，由胡军礼负责处理，将房屋以相应的价款折抵后交付给债权人或将房屋出售给他人后所得价款交予债权人。胡军礼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出具以房抵款计划书，且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也从胡军礼处实际接收了32栋404室及9个储藏室以抵充部分款项，这表明胡军礼接受了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委托来处理以房抵款相关事宜，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胡军礼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出具的以房抵款计划书载明“32#40129176432#403396233”，故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确实曾约定32栋401、403室抵款687997元，与胡军礼认可的32栋404室、9个储藏室交付时所抵价款就是还款计划书上载明的655928元的事实相互印证，证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以房抵款的金额为计划书上载明的金额。而胡军礼将上述32栋401、403室房屋另行处理给他人，导致无法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交付房屋。故胡军礼应按照以房抵款计划书上载明的金额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支付相应的款项及利息，即支付687997元及利息。胡军礼主张应以实际出售价格为标准向某、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支付款项，但胡军礼未经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同意，擅自将32栋401、403室抵给他人，造成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的损失，实际出售价款与还款计划书中载明价款的差额并非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所应承担的部分，胡军礼应按照还款计划书中载明的金额支付款项及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主张按照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2019年8月20日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而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提起本案诉讼的日期为2020年4月15日，故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综上，胡军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利息计算的标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3民初16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3民初16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胡军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戈明、乐立功、郑娥霞、王东芳、刘艳687997元及利息（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3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0元，合计16020元，由胡军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芳远审 判 员 庄业富审 判 员 徐金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钱 钥书 记 员 赵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