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1，女，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荣，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5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岳，北京章科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滕某1，男，196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伟，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原审第三人滕某1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6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涉案股权的处置问题。本案在庭审过程中，第三人滕某1参加了诉讼，并提交了李某1签署的《承诺函》，该《承诺函》明确表示：本人李某1代滕某1持有某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60万股，本人名下的某全部股份均系代滕某1持有，本人没有出资，以本人名义缴纳的160万元注册资金款项，均系代滕某1安排，本人承诺完全按照滕某1的指示持有、处分本人名下的某的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庭审中，李某1认可该《承诺函》的真实性，承认是其本人所签。从该《承诺函》的内容可以明明白白地知道：李某1向耿某1所转让的股权的所有权人是滕某1，对于该股份的处分李某1完全应当听从滕某1的指示。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滕某1多次表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如何履行、是否履行要听从第三人的安排，但一审法院对于该重要问题，没有进行查证，也没有询问第三人对于此案股权转让款履行的意见，对本案重点事实没有查清查明，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已质押的股权可出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要股权已经出质，即不可转让，是否登记不是是否可以转让的条件。本案中，李某1与福建九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载明：李某1将持有的某公司股份质押给九华公司，合同中第六条的第（6）款明确约定：未经质权人批准，不得就质物签订或批准签订任何转让、转移或让与文件，或以任何方法处分质物或其任何部分。根据此项约定及上述法律规定，李某1如果想要对外转让该股权，应当得到九华公司的批准，未经九华公司批准，李某1不得转让该已出质的股权。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述事实，错误地认为只有登记的股权才不得转让，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第二，一审法院程序上违法。滕某1得知双方之间的诉讼后，立即向一审法院申请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以证明本案所涉股权系李某1代滕某1持有，滕某1才是股权的所有人，并表示以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在诉讼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和对涉案股权的处分意见，但一审法院却不予准许，要求滕某1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滕某1在诉讼中无法阐述自己对本案所涉股权的处分意见，致使本案无法查明事实，判决错误。一审法院对滕某1参加诉讼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的，该程序的违法必然导致本案判决的错误，因此，一审的判决应当予以撤销。第三、李某1无权出让股权，其一审的诉请应当予以全部驳回。根据李某1签署的《承诺函》，李某1所持有的某的股份全部是代滕某1持有，李某1承诺完全按照滕某1的指示持有、处分本人名下的某的股份，行使股东权利。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某1明确表示其不认可是经滕某1授意转让股权，如李某1未能得到滕某1的授意，其是无权转让其所代持的滕某1的股权的，其对该股权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是无效的。因此，对于李某1所代持的滕某1的股权，李某1否认得到过滕某1的处分指示，滕某1一审庭审过程中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曾指示李某1向耿某1转让该股权，耿某1有理由相信，李某1转让股权属无权转让，应属无效，李某1无权提出对耿某1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李某1一审的诉讼请求应当全部予以驳回，李某1应退还给耿某1其已收到的40万元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有错误，在程序上也存在违法之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1一审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耿某1的上诉意见。耿某1的意见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查明，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滕某1、耿某11993年从事影视经营活动，后成立了某公司，本案当事人后又成立了多家公司。李某1为滕某1代持股权的理由不成立，承诺函是为滕某1在外面方面使用。滕某1在中国多地有多起诉讼，想要以其他方式逃避诉讼。此外，涉案质权和债权已经不存在。滕某1述称，滕某1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李某1的异议不能成立。李某1已经收到40万元转让款，应该转给滕某1，由滕某1决定是否支付给李某1。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耿某1向李某1给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向李某1给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厦门某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3日，注册资本21116万元，李某1与耿某1均为某公司的股东，李某1的出资额为160万元；滕某1为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2月9日，李某1与耿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某1将其持有的某公司股权（标的股份），即对某公司的160万元出资转让给耿某1；李某1保证标的股份没有向任何第三方设置担保、质押或任何他项权利，保证积极协助办理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等手续，直至标的股份过户至耿某1名下；耿某1于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12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228万元；双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耿某1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本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有李某1、耿某1签字。2017年3月30日，耿某1向李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12万元。2018年1月18日，李某1与耿某1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耿某1尚欠的228万元股权转让款应于2018年1月20日前支付28万元，于2018年12月20日前支付200万元。2018年1月19日，耿某1向李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28万元。滕某1为证明李某1系代其持有某公司的股份，提交了李某1于2012年12月28日出具的《承诺函》，载明因公司发展需要，本人李某1代滕某1先生持有某公司股份160万股，本人名下的某公司全部股份均系代滕某1持有，本人没有实际出资；以本人名义缴纳的共计160万元注册资金款项，均系由滕某1联系安排，并由福建省九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借款，该等借款及借款利息均由滕某1负责偿还，该等股份的盈亏均由滕某1享有和承担；本人承诺完全按照滕某1的指示持有、处分本人名下的某公司股份，行使股东权利。滕某1同时提交了耿某1和时为某公司股东的侯某1于同日出具的、内容基本相同的《承诺函》。李某1认可其曾出具过《承诺函》，且认可上述三人应该都出具过《承诺函》；耿某1认可上述《承诺函》的真实性，认可李某1系代滕某1持有股份。滕某1对于三人出具《承诺函》的原因解释为，某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为满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人数要求，故将股份登记于该三人名下，但为了确保股份实际由滕某1持有，就出具了《承诺函》。滕某1同时称，其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李某1转让股权是经其授意的。李某1、耿某1亦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李某1对于滕某1的上述解释不予认可，不认可其是代滕某1持有股权，称当时是因为某公司要与别人谈合作，滕某1是董事长，根据滕某1的要求，为了增加谈判力度，故出具了《承诺函》，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李某1亦不认可其是经滕某1授意转让股权。李某1为证明其系涉案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并非代滕某1持有，向法庭提交某公司于2015年11月22日出具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其中载明某公司无单一控股股东，实际上由股东滕某1、杨利、侯某1、耿某1共同控制；该四人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某公司于2009年11月3日由滕某1、李某1、耿某1、侯某1等八人共同出资组建；滕某1、杨利、侯某1、耿某1均于《公开转让说明书》所附的《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声明》上签字。耿某1为证明李某1所转让的涉案股权已质押给他人，向法院提交了李某1、耿某1等人与福建九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载明李某1、耿某1基于其与九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将李某1、耿某1持有的某公司股份质押给九华公司。庭审中，李某1、耿某1均称股权质押并未办理质押登记。另，耿某1在本案中曾提起反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返还4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又撤回反诉。以上事实，有李某1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公开转让说明书》，耿某1提交的《股权质押合同》，滕某1提交的《承诺函》、工商登记信息等及法院开庭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法院不再逐一认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即合同纠纷，李某1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耿某1继续履行合同，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则首先应判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协议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李某1、耿某1均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滕某1虽提交李某1出具的《承诺函》以证明李某1是代其持有某公司的股份，但滕某1亦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称李某1转让股权的行为是经其授意而为，而《股权转让协议》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违反公序良俗，故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耿某1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继续向李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耿某1至今未付清，应向李某1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故法院对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耿某1虽辩称李某1所持股权已质押，其无权出售，其在未解押、未告知耿某1的情况下与耿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欺诈行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庭审中，李某1与耿某1均称涉案股权质押未经登记，且李某1、耿某1均与九华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其对李某1的签约行为已知晓，故法院对耿某1主张李某1无权出售涉案股权、构成欺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耿某1向李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耿某1提交：耿某1与滕某1于2020年12月4日签订的《协议》，证明目的：一、股权买受人耿某1和股权真正的所有权人滕某1签订的这份协议，约定关于涉案的李某1与耿某1签订的《厦门某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由240万元变更为40万元，耿某1未支付的200万元不需要再行支付。二、涉案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滕某1有权自行处置自己所有的股权，对于股权转让款有权与受让人协商一致进行变更，因此李某1无权再行向耿某1主张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三、李某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认可2012年12月28日其所签署的《承诺函》，因该承诺函的内容为涉案股权的真正所有权人是滕某1，李某1承诺按照滕某1的指示持有和处分其所代持的涉案股权。本案中，涉案股权的真正所有权人滕某1已经参加到本案的诉讼当中，李某1作为股权代持人，其对涉案股权的处分权应当直接由滕某1行使。因此，李某1对所代持股权无权再进行任何主张。所以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1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案涉案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滕某1已经参加到本案的诉讼当中来，李某1代持涉案股权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一审法院判决由耿某1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某1，会导致滕某1再行诉讼向李某1来主张股权转让款，浪费诉讼资源，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所以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1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此，李某1的质证意见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份证据是耿某1和滕某1为了推翻一审判决串通制造的，在李某1和耿某1签订转让协议并签订补充协议后，耿某1分两次付款，同时，耿某1与滕某1又是一致行动人。因此，耿某1通过这份协议想要否定李某1与耿某1签订的股权不具法律上的效力。滕某1的质证意见是：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李某1在本案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是：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的李某1与耿某1之间的股权转让问题无直接关联，无法达到耿某1所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在后文评述。经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李某1是否有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要求耿某1履行协议，向李某1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逾期利息。本案中，李某1和耿某1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均认可该协议的效力，故《股权转让协议》系有效约定，对订立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依约履行。按照约定，耿某1应继续向李某1支付剩余转让款并承担逾期利息。耿某1认为李某1无权处分涉案股权，并依据《承诺函》主张李某1系代替滕某1持有股权，李某1对于该股份的处分完全应当听从滕某1的指示。但因李某1与耿某1对股权是否持有有争议,且退一步分析,滕某1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也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表示李某1转让股权的行为系经滕某1本人授意而为，故耿某1该项意见不能成立。耿某1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滕某1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而一审法院要求滕某1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滕某1无法阐明其对涉案股权的处分意见，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诉讼系李某1与耿某1因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所产生的纠纷，李某1基于合同相对性向耿某1主张权利，要求耿某1履行协议，支付剩余转让款及相应利息。但根据滕某1于一审期间提交的《参加诉讼申请书》可知，滕某1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以及确认滕某1是涉案某公司160万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该理由体现的是其与李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与本案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无关。由上可见，滕某1的诉讼请求无法体现其对本案诉讼标的提出了独立的实体权利主张，故一审法院将滕某1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正确的。如滕某1认为其与李某1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可就相关权利另行解决。相应地，耿某1提交的其与滕某1于本院二审期间签订的《协议》，亦与本案李某1和耿某1之间基于双方协议产生的股权转让问题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当事人可就相关权利另行主张。此外，就耿某1对涉案股权已质押故李某1无权转让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质权以合意加登记为设立要件。本案中，李某1和耿某1均认可涉案股权质押未经登记，故相关质权未设立，且耿某1亦与九华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对李某1的签约行为是明知的，故对于耿某1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耿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耿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葛媛媛书 记 员 闫文睿书 记 员 李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