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8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葛华，女，1976年9月10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河**，现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园，山东鲁顺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炼科，山东鲁顺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鲁地山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沭河大道与延安路交汇临沂动植物园内。 法定代表人：田立如，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立如，男，1971年3月26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平邑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继友，山东鼎元（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女，195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梓玥，女，199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明，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莹，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玄璇，女，199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沭河大道与延安路交汇临沂动植物园内。 上诉人诸葛华因与被上诉人临沂鲁地山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初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诸葛华上诉请求：1.判令鲁地公司偿还诸葛华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2018年3月12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并扣除门票款300万元），田立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高玉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2017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明确约定了高玉明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合同约定了三种担保方式，即连带保证、股权质押、门票质押。股权质押担保、门票质押担保在合同履行中已经协议解除，诸葛华并没有主张。诸葛华只是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合同丙方（担保方）为田立如、高玉明，二人为共同担保。高玉明虽为第二担保人，并不影响其担保人身份。对此高玉明在合同首部尾部均亲笔签名确认。高玉明手写“第二担保人：高玉明以在鲁地公司法人代表田立如代持的全部股权做担保”内容，系为高玉明对用田立如为其代持股份提供质押的明确表态和认可。该手写部分是对涉案合同“担保方式及范围”约定质押担保的完善和补充，而不是对其作为共同丙方、担保人约定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的否定和更改。合同约定丙方“共同”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从该表述可以看出，在合同的商讨和起草阶段，当事人之间就已经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担保人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合意。所以本案中，高玉明、田立如既共同为涉案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也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这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变相支持了高玉明“仅以在鲁地公司法人代表田立如代持的全部股权做担保”的辩解意见。很显然该项主张是对合同约定原文的曲解，不能成立。高玉明该手写内容系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否定合同中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高玉明并没有撤回合同中的连带保证责任。借贷双方就股权质押担保的合意解除，并不影响高玉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对高玉明仅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的认定不合常理，且与高玉明在2019年6月15日《〈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上签字、再次明确其担保人身份的行为相矛盾。在《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股权质押已经于2017年9月29日注销的情况下，高玉明在2019年6月15日《〈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中再次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可见其对担保责任仍然是认可的。借款合同签订前，作为鲁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高玉明多次表态，并自愿提供保证担保。正是有了高玉明的保证担保承诺，出借人马敬亮才同意向鲁地公司提供3000万借款。一审判决将担保方式认定为担保范围，不够严谨。二、对涉案借款3000万元的利息起算时间，一审判决认定鲁地公司出具《收据》的日期2017年9月18日是错误的，应为借款转账交付日即2017年9月15日。出借人于2017年9月15日通过临商银行办理转账并实时到账，借款交付完毕。不能按借款人出具《收据》的日期计算。一审中，我方向法庭提交了2017年9月15日的临商银行业务结算书，一审判决已予以采信。 鲁地公司、田立如辩称，一、一审法院按照所谓收到条载明的收到款项3000万元时间即2019年9月18日计算借期内利息是错误的。对借期满自2018年3月13日至实际清偿日均按照年利率24%计算，也不正确。1.尽管鲁地公司向马敬亮出具《收据》，但该3000万元款项并没有在9月18日前全部交付给鲁地公司。自2017年9月19日至2019年10月14日期间，马敬亮代鲁地公司清偿债务总额为19878740元。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19878740元认定借款本金。纵观该借贷业务的全部履行过程，鲁地公司、田立如与所谓的出借人马敬亮、指定的代收款人汤继武均不认识，借贷的全程均是由诸葛华的丈夫陈少军一人操办的。一审时，我方申请追加马敬亮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导致借贷数额等基本事实没有查清。2.该19878740元借款在借款期内的约定利息，应该按照实际的交付日期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按照收到条出具日期9月18日计算不当。诸葛华上诉请求按照9月15日开始计算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二、一审法院没有审理鲁地公司、田立如与马敬亮、诸葛华在履行该借款合同期间的票务代理资金往来纠纷是错误的，因该纠纷涉及到双方之间的欠款数额问题。借贷合同签订后，双方之间以销售的门票作为抵押，并以已售出门票款抵顶借款。关于该门票的抵押情况，虽然双方在2019年6月15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同意将门票退回，但是从鲁地公司、田立如一审中提交的公证书中可以看出，该退回的门票又被全部转成了电子门票，在诸葛华经营的乐橙票付通的账号内继续销售。从票付通平台上可以显示，至一审诉讼时，票付通平台上尚有电子票32万张，与前期兑换的电子票的差额为4万张。该4万张销售的价款应该抵顶本案欠款。由于一审认定了纸质门票退回兑换成电子门票的事实，但却没有将售出的款项抵顶借款，增加了鲁地公司、田立如的付款负担和利息的计算基数。从以上来看门票质押并没有解除，故也应该在质押门票价款的限额内免除田立如相应的担保责任。以上关于借款金额、借款时间、计息时间以及双方以售票抵顶价款的情况一审均没有认定。作为鲁地公司、田立如本应提出上诉，但由于一审法院是以电子方式送达判决书，在程序上违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电子送达第一条的相关规定，导致鲁地公司、田立如从电子平台上看到上诉状、一审判决书时已经超出了上诉期限。由此，请求二审法院一并审查，驳回诸葛华的上诉请求，支持鲁地公司、田立如的答辩意见。三、一审判决认定高玉明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玉明在借款担保合同中以第二担保人的身份并且明确以田立如代持股权作为担保，是对其担保责任的明确界定。变更协议书中的变更主要是对已售出门票款和未售出门票退回的变更，对高玉明的担保责任没有影响。 孙**、高梓玥辩称，一、高玉明仅为《借款担保合同》中股权质押担保人，并非连带责任保证人。一审法院认定高玉明不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借款担保合同》约定了三种担保方式，即保证、门票质押、股权质押。高玉明为明确担保方式，特意在签字处手写“第二担保人：高玉明以在鲁地公司法人代表田立如代持的全部股权作担保。”该条款明确将其担保方式限定为股权质押担保。二、《借款担保合同》文本系马敬亮、陈茂均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合同中的打印文本属于格式条款，高玉明在合同落款处手写内容属于非格式条款。如二者不一致，应采用非格式条款、作出对非格式条款一方有利的解释。即使打印文本不属于格式条款，手写条款的效力也应高于非手写条款。本案共涉及两份《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由马敬亮、鲁地公司、田立如三方于2017年9月12日签署，一份由马敬亮、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于2017年9月13日签署。两份合同打印条款内容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2017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上有高玉明的签字及手写条款。而且，在2017年9月12日的《借款担保合同》中，在丙方仅有田立如一方的情况下，依然在第三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条款中采用“共同”字样，显然这与诸葛华所谓的使用“丙方共同”概念即可证明“在合同的商讨和起草阶段，当事人之间已经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担保人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合意”的主张相矛盾。可见此份《借款担保合同》文本被马敬亮一方多次反复使用。高玉明没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应以在落款处手写内容为准。三、马敬亮已经依据2017年9月12日《借款担保合同》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现诸葛华称因高玉明不是登记股东，无法直接办理其名下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高玉明的手写部分是对提供股权质押的表态和认可、是对质押担保的完善和补充不攻自破。高玉明是否明确对田立如代持其股权作为担保并不影响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假定高玉明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高玉明被代持股权已经设定质押登记的情况下，直接在2017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上签字即可，根本没有必要专门就同意承担股权质押责任进行手写“完善和补充”。可见，高玉明的手写条款是对仅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排除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明确和强调，这才符合各方的签约逻辑。四、《借款担保合同》的签订过程能够清晰反映出高玉明的真实意思表示。诸葛华采用片面“抠字眼”的方式是对高玉明意思表示的恶意“主观改造”。各方在签订2017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前一天，马敬亮指派的陈茂均即携带内容相同的合同文本到平邑县找高玉明协商，要求高玉明为鲁地公司向马敬亮借款3000万元提供担保。高玉明不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拒绝在合同上签字。2017年9月13日，田立如与陈茂均再次到平邑县找高玉明协商担保事宜，高玉明仍不同意。后经协商，各方同意高玉明仅以田立如代持其在鲁地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为担保。陈茂均电话与马敬亮联系，马敬亮同意高玉明以田立如代持股权作担保。如果高玉明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什么不在2017年9月12日《借款担保合同》上签字？为什么仅隔一天，不仅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又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外给自己增加设定了股权质押担保的负担？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根本无需高玉明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其为什么还在2017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中专门手写股权质押条款？假定各方已商定高玉明同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担保责任，为何不直接在合同文本上打印出来找高玉明签字？可见，《借款担保合同》的签订过程能够清晰反映出高玉明的真实意思表示。诸葛华的主张是在强行曲解高玉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五、诸葛华和马敬亮作为理性出借人，应对其债权是否能够受偿的风险进行合理判断，不能在借款逾期受偿后，不惜通过虚假陈述的方式强行将高玉明“捆绑”为连带保证人。第一，高玉明从未向马敬亮主动提出过希望其向鲁地公司提供借款，事实是田立如和马敬亮指派的陈茂均主动找到高玉明，要求高玉明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而且高玉明从未承诺过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第二，诸葛华称对于高玉明在鲁地公司有无股权、有多少被代持并不是马敬亮的关注重点明显有违日常经验。如果马敬亮对于高玉明股权被代持问题毫不关心，为何在2017年9月12日找到高玉明后第二天又专门找到高玉明，明显是马敬亮在明知田立如股权中有部分是为高玉明代持且高玉明仅同意承担股权质押担保的情况下，各方合意后，高玉明才通过手写条款的方式对其仅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进行明确和强调。第三，至于诸葛华称高玉明如果不同意承担保证责任，马敬亮借款风险显著增大，马敬亮便不会签署《借款担保合同》更是无稽之谈。各方在签约时就高玉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本没有达成合意。六、高玉明在《〈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上签字行为与其作为担保人身份并不矛盾，不能由此认定高玉明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第一，虽然《借款担保合同》股权质押已于2017年9月29日办理注销登记，但是高玉明并未参与办理，对于该事宜毫不知情。且在《〈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上并未提及该注销事宜，高玉明以股权质押担保人身份签字合情合理。第二，《〈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文本仍是由马敬亮提供，其中并没有高玉明承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款。鉴于保证责任对于保证人切身利益影响重大，法律规定保证人必须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七、一审判决将给付利息起始日期认定为2017年9月18日并无不当。诸葛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中载明的“2017年9月15日”为“申请日期”，《结算业务申请书》右侧竖行记载“受理证明”。可见此份《结算业务申请书》仅是银行受理此笔转账业务的凭证，并非款项到账的凭证。而《收条》上记载的“2017年9月18日”为“入帐日期”，即收款之日，且此份证据亦是诸葛华提交。所以一审判决将计息起始日认定为2017年9月18日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诸葛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鲁地公司偿还诸葛华借款本金3000万元；2.鲁地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偿还诸葛华借款利息1062万元（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2019年12月12日止期间的利息）；后变更为偿还借款利息1311.6164万元（以3000万元为本金，按年息24%计算，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2019年12月12日止，减去已还300万元）；3.鲁地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利率偿还诸葛华自2019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期间的利息；后变更为按年息24%计算；4.田立如、高玉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等费用由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承担。 庭审中，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均申请追加马敬亮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诸葛华认为其有权决定起诉对象，马敬亮作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马敬亮已将其债权转让给诸葛华，其权利义务均由诸葛华承继，对此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2日，马敬亮作为出借方（甲方），鲁地公司作为借款方（乙方），田立如作为担保方（丙方），三方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3000万元，乙方委托汤继武代收借款，管理借款的支付和使用；借款期限为六个月（2017年9月13日—2018年3月12日），自乙方或乙方指定的收款人收到借款时起算；乙方如有融资、营业等方面的任何收入，应提前偿还甲方借款。借款期限内按照年利率7.2%向甲方支付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如乙方未履行完还款义务，属于乙方违约，乙方同意按照年利率24%向甲方支付未偿还部分的利息及本金。并约定乙方同意用其景区门票进行质押借款，质押票数为37.5万张（单价为80元人民币每张），甲方可以进行质押票的销售用其偿还甲方借款本息，借款到期后如果甲方不能全部销售，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每张1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在担保方式及范围上各方约定：1.丙方共同为甲方实际出借给乙方的上述借款的本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担保方中的田立如以其拥有的乙方70%股权为乙方向甲方的借款本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提供质押担保，并作质押登记。最后约定：本合同一式4份，各执一份，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次日，田立如与马敬亮到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该合同为依据，对田立如的出质股权数额4200万元进行了出质设立登记。2017年9月13日，高玉明又在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13日的《借款担保合同》的担保方（丙方）签署：“第二担保人：高玉明”，并在合同最后签署：“第二担保人：高玉明以在鲁地公司法人代表田立如代持的全部股权作担保。”同年9月15日，马敬亮以其儿子马振东的临商银行账号申请向汤继武的民生银行临沂分行转款3000万元。同年9月18日，鲁地公司为马敬亮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马敬亮，收款方式银行转账3000万元，收款事由借款。同年9月29日，田立如与马敬亮又到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田立如出质的股权4200万元办理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 2019年6月15日，马敬亮作为出借方（甲方），鲁地公司作为借款方（乙方），田立如作为担保方（丙方），高玉明作为第二担保人，四方又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一份，就退回未出售门票及原合同担保方式变更事宜共同订立协议如下：一、乙方向甲方提供质押的门票已售出19000张，回笼资金300万元用于抵偿原合同项下乙方对甲方的部分欠款利息费用。二、甲方将尚未售出的门票35.6万张退还乙方，由乙方自行销售，并按照日常整体销售额的50%优先用于偿还乙方对甲方的上述欠款本息，按天结算。三、原合同其他约定继续执行。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执一份，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马敬亮、田立如、高玉明均签名，鲁地公司加盖了公章。 2019年12月9日，马敬亮与诸葛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其对鲁地公司以及担保人田立如、高玉明的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300万元门票款抵顶后剩余利息的债权一次性全部转让给诸葛华，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诸葛华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马敬亮以快递方式将《债权转让通告书》送给了鲁地公司。 另查明，鲁地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9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田立如系法定代表人，登记股东为田立如、石兴增。田立如认缴出资5800万元，出资比例为96.67%，其中40%系替高玉明代持；石兴增认缴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为3.33%。 庭审后，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再次书面申请追加马敬亮、临沂乐橙票务代理有限公司、临沂山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一是诸葛华与鲁地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是田立如、高玉明的担保责任是否成立。对于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申请追加第三人的问题，因马敬亮的债权已转让给诸葛华，其申请追加马敬亮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临沂乐橙票务代理有限公司、临沂山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民间借贷行为无关，其申请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其他问题，一审法院分述如下： 一、诸葛华与鲁地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理由如下：1.马敬亮与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均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各方之间有借款及担保的合意。2.鲁地公司为马敬亮出具了借款3000万元的收款《收据》，证明马敬亮已将3000万元借款实际支付给鲁地公司，该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3.马敬亮于2019年12月9日将其对鲁地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诸葛华，且已通知了鲁地公司，对鲁地公司产生效力。故诸葛华通过合法债权转让的形式取得了涉案债权，可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对于鲁地公司的还款情况，2019年6月15日的《〈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确认马敬亮售出门票19000张，回笼资金300万元用于抵偿欠款利息，故该300万元应当扣除。对于本金3000万元，鲁地公司并不能提供还款证据，故应当全额偿还。对于利息，因各方在《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内按照年利率7.2%计算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按照年利息24%计算利息，鲁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故应自其收款之日起计付利息，即自2017年9月18日起至2018年3月12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 二、关于田立如、高玉明的担保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担保合同》约定了三种担保方式，即保证、门票质押、股权质押。对于门票质押，合同约定质押票数为37.5万张，但各方在2019年6月15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中约定马敬亮已出售的门票19000张计款300万元抵偿欠款利息，未售出的门票35.6万张退还鲁地公司，故该变更协议书签订后各方对门票质押进行了解除。对于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担保方中的田立如以其拥有的乙方70%股权向甲方的借款的本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提供质押担保，并作质押登记。”高玉明又在签名处手写：“第二担保人：高玉明以在鲁地公司法人代表田立如代持的全部股权作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2017年9月13日，田立如与马敬亮到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田立如的出质股权数额4200万元进行了出质设立登记。至此，双方约定的股权质押设立。同年9月29日，田立如与马敬亮又到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田立如出质的股权4200万元办理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故股权质押因注销登记而解除。对于保证，合同约定，“丙方（担保方）同意为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田立如在丙方处签名、捺指印，高玉明在丙方处手写“第二担保人：高玉明”，并捺指印。合同在担保方式及范围的约定上载明：“丙方共同为甲方实际出借给乙方的上述借款的本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但高玉明手写内容系对担保范围的明确，应当认定高玉明的担保范围系以在其鲁地公司法人代表田立如代持的全部股权作担保。因门票质押担保、股权质押担保均已解除，高玉明的股权担保因股权质押担保解除而解除，诸葛华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诸葛华要求田立如承担保证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诸葛华要求鲁地公司偿还借款3000万元及利息以及由田立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诸葛华要求高玉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鲁地公司偿还诸葛华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8日起至2018年3月12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并扣除门票款300万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完毕；田立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诸葛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诸葛华提交以下证据：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1份。证据来源：中国民生银行临沂西城支行2020年12月3日出具。证明事项：涉案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为2017年9月15日，而不是2017年9月18日。马敬亮用其儿子马振东的临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9月15日向鲁地公司指定的借款接收人汤继武支付了借款3000万。该借款于2017年9月15日到达汤继武账户。借款即时到账，完成交付。鲁地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向出借人出具借款《收据》。该借款是否在其公司内部财务账簿“入账”，是其内部财务事务，不影响其已经于2017年9月15收到借款、出借人已经将借款交付完毕的事实。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自2017年9月15日起算，而不是从其出具《收据》、公司内部记账“入账”的2017年9月18日起算。一审判决利息起算时间认定错误。 鲁地公司、田立如质证称，对上述银行转账的事实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银行转账的贷方并非鲁地公司，汤继武是马敬亮的指定委托授权代理人，并非鲁地公司的职工。他们之间的转账和鲁地公司不具有法律关系。该款项实际的占有支配控制人仍然是汤继武，汤继武并没有将涉案款项全部用来支付鲁地公司的外欠账款。从9月15日该银行转账凭证之后的记载看，汤继武分34次代替鲁地公司实际清偿欠款1900多万元，最后一笔欠款的清偿时间为2017年10月14日。该笔借贷关系的实际发生持续周期比较长，不应以9月15日汤继武收款和18号收到条作为依据。借款利息应该按照代为清偿款项支付给鲁地公司的债权人时才发生。 孙**、高梓玥质证称，此份证据并非二审中新证据，其应在一审程序中提交。法庭不应将此份证据予以采信。对此份证据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鲁地公司、田立如质证对上述银行转账的事实无异议。孙**、高梓玥不予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能否证明诸葛华的主张，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 本院另查明，高玉明于2020年10月12日去世。孙**、高梓玥向本院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求是公证处2020年8月25日出具的（2020）京求是内民证字第2098号公证书一份。由于其他当事人未对该遗嘱提出异议或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该公证遗嘱事实予以确认。遗嘱载明内容如下：“立遗嘱人：高玉明……我于2017年5月5日与范淑丽离婚，于2017年6月12日与孙**结婚。我与范淑丽育有女儿高天际、高玄璇，与孙**育有女儿高梓玥。我没有其他婚姻、子女。我去世后，我的财产做如下分配：山东省平邑县浚河东路北，汉阙北路西，百货大楼001幢01等2处房屋中属于我的部分由孙**继承。山东省平邑县浚河西路南，文化北路东，商业局01幢房屋留给孙**继承。平邑县金岳领秀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聚鑫领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我的股权由高梓玥继承。根据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3民终252号《民事判决书》，债务人范淑丽应向我支付的房产折价款人民币2684711元由高玄璇继承。我的存款及其他财产留给孙**继承。高梓玥、高玄璇所继承的财产，不作为她们各自的夫妻财产。”该公证遗嘱落款时间：2020年8月25日。高玉明在落款处签名。 另查明，上述遗嘱继承人之一高玄璇向本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高玄璇不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应认定高玄璇放弃在本案二审中的诉讼权利。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是：一、高玉明对涉案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对利息起算点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存在两份《借款担保合同》。一份是2017年9月12日签订，一份是2017年9月13日签订。该两份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丙方增加了高玉明和高玉明在落款处的手写内容。由于两份合同除上述增加内容外其他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应以签订时间在后的2017年9月13日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办理质押登记时使用的是前者，但由于后者只是丙方增加高玉明和高玉明在落款处的手写内容，因此，这并不影响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2017年9月13日《借款担保合同》对“担保方式及范围”明确约定：“丙方共同为甲方实际出借给乙方的上述借款的本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于田立如、高玉明均在该合同抬头处的“担保方（丙方）”处签名，亦均在合同落款处的丙方处签名，所以，应认定担保方（丙方）为田立如、高玉明。按照上述合同约定，田立如、高玉明应对涉案借款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鲁地公司、田立如、孙**、高梓玥主张高玉明仅为股权质押担保人，没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应以落款处手写内容为准。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明确约定丙方共同对涉案借款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合同约定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高玉明作为一名完全行为能力人在丙方处签名，即视为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和确认。鲁地公司、田立如、孙**、高梓玥主张高玉明没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与合同约定内容不符。至于高玉明在合同落款处手写内容与前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亦不构成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否认。股权质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可以共同存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否定的关系。所以，鲁地公司、田立如、孙**、高梓玥主张该条款明确将其担保方式限定为股权质押担保，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孙**、高梓玥主张合同文本系马敬亮等提供的格式条款，高玉明在落款处手写内容属于非格式条款，应作出对非格式条款一方有利的解释，手写条款的效力应高于非手写条款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孙**、高梓玥主张涉案合同为格式条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从合同内容可见，其中的“借款期限为六个月（2017年9月13日—2018年3月12日）”为打印好的内容，并非在预留的空白处填写；“担保方中的田立如以其拥有的乙方70%股权为乙方向甲方的借款本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提供质押担保，并作质押登记”中除“田立如”三字为手写外，其他字体亦为打印好的内容；另有关于景区门票质押、质押票数为37.5万张等约定……显然上述内容是针对涉案合同专门拟订的，并不适合于重复使用。孙**、高梓玥亦未提交马敬亮等作为格式合同重复使用的合同文本予以比对。所以，孙**、高梓玥主张涉案合同为格式条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合同关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约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另外，2019年6月15日，马敬亮、鲁地公司、田立如、高玉明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就门票质押事宜作出变更约定时，高玉明仍作为担保人签名。而此时，股权质押早已于2017年9月29日解除。高玉明以其行为表明，股权质押解除后其仍为涉案借款的担保人。这与鲁地公司、田立如、孙**、高梓玥主张的高玉明不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其担保方式仅限定为股权质押担保明显相悖。鲁地公司、田立如、孙**、高梓玥主张高玉明手写的内容应当优先于打印好的合同文本，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所以，本院认为高玉明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鉴于高玉明已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孙**、高梓玥、高玄璇作为高玉明财产的遗嘱继承人，皆未向本院声明放弃继承，应当在其各自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焦点二，根据查明的事实，马敬亮用其儿子马振东的临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9月15日向汤继武支付了借款3000万。该款项已于当日到达汤继武账户。由于汤继武是合同明确约定的鲁地公司的指定收款人，所以，汤继武收到该款项即应视为鲁地公司收到。据此，本院认定该3000万借款实际出借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应以该日期作为利息起算点。一审法院以鲁地公司出具《收据》日期2017年9月18日为利息起算点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基于以上分析，鲁地公司、田立如对借款数额提出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鲁地公司、田立如主张的退回门票又被诸葛华全部转成电子门票继续销售等问题，由于与《〈借款担保合同〉变更协议书》约定不符，可由相关当事人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诸葛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初7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临沂鲁地山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偿还诸葛华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2018年3月12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并扣除门票款30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田立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初7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孙**、高梓玥、高玄璇在其各自继承高玉明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诸葛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900元，由临沂鲁地山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田立如、孙**、高梓玥、高玄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豪 审判员 栾建德 审判员 李守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赵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