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0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波涛，男，汉族，1986年4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启平，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东宁，男，汉族，1963年11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文雅，女，汉族，1966年12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东宁，男，汉族，1963年11月3日出生，系被上诉人易文雅的配偶。上诉人张波涛与被上诉人苏东宁、易文雅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4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波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粵0304民初3440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6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实际出借人民币74120元。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为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客户经理，2019年3月，被上诉人向平安普惠申请贷款，上诉人作为平安普惠的客户经理为其提供贷款咨询服务，因被上诉人经济困难，没有钱用来赎楼、缴纳华兴银行罚息、担保费等，就提出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觉得被上诉人贷款下来就有钱偿还借款，因此风险可控，于是同意借款给被上诉人。2019年4月3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为防止被上诉人将借款挪作他用，而不用于赎楼、贷款，双方约定赎楼的罚息17600元直接支付至被上诉人账户，其余借款直接支付给担保公司及办理赎楼的人员。2019年4月3日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声明借款已经收讫。2019年4月13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直接将17600元转至被上诉人银行账户；2019年4月4日向深圳市中诚金服信息科技管理有限公司陈波支付了担保费16520元；2019年4月4日向办理赎楼的工作人员支付赎楼费4万元。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清晰、明确，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首先，正如原审法院的观点：“原告作为出借人应就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的合意以及实际出借资金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应当就双方之间借款合意进行举证。原告提交了双方于2019年4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并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不存在意思表达的缺陷。因此，该《借款合同》已经确实、充分的证明了双方之间借款合同的合意，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就双方借款合同的合意举证不能，没有依据。其次，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不存在借款合同合意的重要理由是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和借款的支付与赎楼有关联，该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原审法院认为两个民事主体之间只能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非A即B，双方如果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就不能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这显然是荒谬的。民事主体之间既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又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是客观上存在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不能排除双方客观存在的借款合同关系，借款合同关系的合意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见前文。第二，关于借款的支付与赎楼有关的问题，有两点理由可以证实该款项为支付的借款，其一，上诉人为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客户经理，实际上也就是个业务员，被上诉人向平安普惠申请贷款，即使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只是为被上诉人贷款提供咨询服务，作为业务员，其没有义务也没有动机为不熟悉的被上诉人支付赎楼等费用，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基于委托合同支付款项，既颠倒了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合意与履行，也没有任何依据，且违背了最基本的常识；其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约定由上诉人直接向担保公司和赎楼人员支付借款，是双方基于借款的信任和风险达成的一致，双方并不熟悉，因此，如果直接将借款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借款挪作他用，而不用于赎楼，被上诉人就无法在平安普惠贷到款，上诉人就会面临无法收回借款的巨大风险。被上诉人同意直接将借款支付给担保公司和赎楼人员是向上诉人表达借款专款专用的承诺，提高还款的信用值。因此，双方约定借款的支付方式合乎常理，原审法院主观臆断认为基于委托合同所支付，属于错误认定事实，更不能倒推得出双方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结论。三、关于实际出借借款的事实。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已经就借款的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基于借款的用途对金额进行了估算，且进一步由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3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特别备注：“本借条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并未受到胁迫，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受到法律的认可。其次，原审法院以借款未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及借款的支付与赎楼有关联为由，认为借款的支付存疑，是没有依据的。首先，现实生活中借款并非必须直接支付给借款人，《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款的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也肯定了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借款的合法性。而且正是基于上诉人并非直接将借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才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证明借款已经收讫。原审法院罔顾事实，对《借条》视而不见，主观将被上诉人认定为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关于借款的支付与赎楼有关联的问题，为何由上诉人直接支付给相关人员，已经在前文进行论述，是双方对借款信任和风险达成的一致，是符合常理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对于借款合同合意和借款的支付都给予了充分的举证，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恳请贵院予以改判，支持原告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苏东宁、易文雅答辩称，1、一审法院已确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之间不是单纯的借贷纠纷。2、上诉人举证的支付款项及收款人与本案的关系不清楚，上诉人负有举证义务。3、上诉人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客户经理，在明知不能完成所承诺服务的情况下，仍然欺骗答辩人签署借款合同及借条，实际并未全额支付款项，将答辩人的房产证抵押给赎楼公司的高利贷资金，是为逼迫答辩人被迫接受高利贷借款，是不法勾当，给答辩人造成经济损失31842元，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答辩人在两天后找到其他银行贷款，则必然让答辩人陷入长期背负高利贷借款的危险，损失无法估计。4、上诉人要求偿还的8万元，与上诉理由中所说的实际借款74120元存在矛盾，证明借条上所谓的收讫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上诉人未全额支付款项。5、假设上诉人当时没有给答辩人借款垫资办理赎楼手续，那么那些违约金和赎楼手续费用、赎楼公司的利息就应该由答辩人支付，在贷款不成的情况下，给答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应该由是应该由答辩人向上诉人发起索赔，这是答辩人在一审中提出反诉的理由。6、在上诉人垫资支付的情况下，这些损失当然应该由上诉人自己承担，没有完成贷款服务的责任完全在于上诉人的故意欺骗行为，所有的借款赎楼活动均是非法活动的一部分，是为了逼迫答辩人接受高利贷借款，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张波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苏东宁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4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苏东宁支付违约金16000元；3、苏东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4、易文雅对苏东宁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张波涛系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客户经理。2019年初，苏东宁委托张波涛办理平安惠普的抵押贷款。苏东宁提交了一份与张波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苏东宁向张波涛确认是否贷款额度397万，利率4.7%，先息后本，授信8年，3年过一次桥，张波涛应允。因苏东宁的房产已在华兴银行有抵押贷款，故需要进行赎楼并由张波涛具体负责办理。2019年4月3日，张波涛与苏东宁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90403003），约定苏东宁向张波涛借款8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3日起至4月15日止，借款利率为0.15%/天，双方均在落款处签名确认。同日，苏东宁向张波涛出具一份《借条》，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张波涛发放的借款8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3日起至4月15日止，全部本金于2019年4月15日一次性偿还，注明本借条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张波涛提交了其名下支付宝和建设银行卡转账记录，并据此主张上述款项中的17600元直接支付给苏东宁，16520元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担保公司深圳市中诚金服公司的业务人员陈波，4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苏东宁指定的办理赎楼人员秦艳。苏东宁称该借款合同约定的事项根本不存在，其系有贷款需要因此委托张波涛为其寻找合适的放贷机构，藉此获得融资，但张波涛一直未能满足，双方最后不欢而散。张波涛对协助苏东宁寻找贷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坚持认为双方是通过约定支付借款的方式进行。苏东宁、易文雅在庭审中辩称张波涛只称8万元用于办理手续，不清楚具体办理什么手续，不认识陈波和秦艳。张波涛未提交证据证明陈波和秦艳为苏东宁指定的代收人。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向诉讼双方释明本案非民间借贷纠纷，而系委托合同纠纷，张波涛坚持不变更案由。一审法院认为，张波涛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仍坚持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波涛诉请苏东宁返还借款，张波涛作为出借人应就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的合意以及实际出借资金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张波涛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双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该合同约定张波涛向苏东宁出借8万元。但根据苏东宁提供的聊天记录，并结合双方的法庭陈述，双方之间确实存在苏东宁委托张波涛为其寻找贷款，张波涛向苏东宁提供贷款服务的事实。而张波涛所主张该笔借款目前来看系建基于双方之间的该相互关系之上。张波涛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款项用于支付费用，但同时又坚称合同约定的款项系借款，在款项性质上表述不一。双方是否有借款之合意，本案涉案费用的性质是否系借款，张波涛有责任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并加以证明。就目前而言，涉案款项的性质存疑。其次，关于款项的支付。根据张波涛提供的银行流水，张波涛于2019年4月13日向张波涛支付了17600元，其余款项由张波涛代苏东宁支付赎楼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收款人分别为案外人陈波及秦艳。则若张波涛的主张属实，涉案款项为借款，则该案外人为苏东宁指定的代收人。但不管从合同还是借条中，对收款人的信息均未加以体现。张波涛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表明其系根据苏东宁的指示向两位案外人支付借款。而张波涛所称苏东宁在其帮助下贷款的情况，其为苏东宁支付费用的说法，更是无对应的证据进行考究。张波涛所称的代付行为能否与张波涛履行合同出借款项义务相对应，同样存在疑问。最后，关于苏东宁收取的款项。根据苏东宁的银行流水显示，该笔费用实际被用于偿还支付苏东宁向银行支付的提前还款违约金。该款项在用途上和苏东宁所辩称的事实相匹配，换言之同样与双方之间委托办理贷款的事实相关联。则张波涛主张该17600元同样是借款，根据双方的证据，款项的关联性欠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张波涛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苏东宁、易文雅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并实际支付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波涛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请求苏东宁返还借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波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25元、保全费990元，由张波涛负担。本院经二审查明，1、张波涛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其于2019年4月4日向秦艳转账4万元、向陈波转账16520元，于2019年4月13日向苏东宁转账17600元。2、苏东宁确认，张波涛与其连同赎楼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办理了赎楼手续，对于张波涛向其转账的17600元，其已作为银行罚息支付给了银行。3、苏东宁同意向张波涛支付16520元的赎楼担保费，但不同意支付4万元的赎楼手续费，理由是双方没有就该费用进行约定，其不清楚该4万元的用途。4、苏东宁与张波涛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到期，借款人未偿还或者未全部偿还借款本息的，除依据本合同第一条1.6之约定按日支付罚息之外，还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另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苏东宁在一审中提交的聊天记录及双方的庭审陈述，苏东宁确实存在委托张波涛为其办理贷款服务的事实，但苏东宁最终并未委托张波涛为其办理贷款，也即该委托贷款服务并未实际发生，而本案争议的8万元是在双方协商贷款服务的过程中，张波涛为苏东宁垫资赎楼的款项，因此，该8万元虽然与双方协商的贷款服务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属于双方协商的贷款服务的一部分。一审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与事实不符。张波涛与苏东宁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虽然张波涛并未将借款实际支付给苏东宁，但张波涛依据该借款合同为苏东宁向第三方垫付了赎楼的相关款项，因此，张波涛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苏东宁向其偿还垫付的款项，并无不当。根据张波涛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苏东宁是否应向张波涛偿还8万元；2、张波涛请求的违约金应如何确定；3、易文雅是否应对苏东宁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苏东宁确认的事实，张波涛向其转账了17600元，苏东宁已将该17600元作为银行罚息支付给了银行，苏东宁对于张波涛向担保公司支出的赎楼担保费16520元也没有异议，因此，苏东宁应向张波涛偿还上述34120元。对于张波涛主张的赎楼费4万元，虽然张波涛未能提供相应的票据，但苏东宁确认，张波涛与其连同赎楼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办理了赎楼手续，也即张波涛和赎楼公司的工作人员为苏东宁办理了赎楼手续，苏东宁是实际受益人。考虑到办理赎楼手续需要一定的费用，在张波涛未能提供相应票据及收费标准的情况下，本院酌情确定苏东宁向张波涛支付赎楼费10000元。综上，苏东宁应向张波涛偿还44120元。关于第二个个焦点，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为日息0.15%，折算为月息则为月息4.5%，远超法定标准。双方在借款合同第八条中约定的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是在日息0.15%的基础上，另外支付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也明显超过法律规定。因本案一审起诉时间是2019年4月24日，应当适用2015年6月23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将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均调整为年利率24%。根据本院认定的利率标准、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的约定以及张波涛垫付款项的时间，苏东宁应从2019年4月4日起，以26520元（10000+16520）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张波涛支付利息，从2019年4月13日起，以176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张波涛支付利息。关于第三个焦点，因本案借款合同的双方是苏东宁和张波涛，易文雅并非合同当事人，张波涛也没有证据证明易文雅对本案债务进行追认，故本院对张波涛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苏东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440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苏东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张波涛偿还借款44120元及利息（以26520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17600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张波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上诉人苏东宁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225元、保全费990元，由上诉人张波涛负担1440元，被上诉人苏东宁负担1775元；二审受理费2225元，由上诉人张波涛负担995元，被上诉人苏东宁负担1230元。被上诉人苏东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上诉人张波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最  久审判员 张  士  光审判员 罗    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静雯（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