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02民初3729号 原告：攀枝花市大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攀枝花市**银江镇隆庆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25927777018。 法定代表人：袁建国，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攀枝花市**银江镇沙坝村二社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2671419929P。 法定代表人：黄**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祖明，男，1951年9月1日出生，重庆市梁平县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徐后华，男，汉族，1971年6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大英县。 被告：徐后容，女，汉族，1968年7月1日出生，四川省米易县居民。 上述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微，四川明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原告攀枝花市大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钛公司）与被告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林公司）、徐后华及徐后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张进；被告川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祖明；被告徐后华、徐后容的共同诉讼代理人白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川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2、三被告连带返还原告货款483891元，自2018年7月9日起，以483891元为本金，按年利率7.13%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货款付清为止（暂计至2020年7月29日，资金占用利息为71974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从事矿产品加工、销售的企业，2016年11月初，原告为购买钛中矿，与被告川林公司的代表徐后华，就钛中矿价款、品位等协商一致后，原告大钛公司按照被告徐后华的指示，向被告徐后华银行账户预付购矿款共计69万元。事后，被告川林公司仅陆续向原告交付价值119991元的钛中矿，剩余部分一直未能交付，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018年7月9日，原告诉被告川林公司、徐后华、徐后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诉讼期间，原告向该院申请撤诉，2018年11月19日，该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原告撤诉后，三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返还货款，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判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川林公司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赞成。其理由：川林公司早在2015年就已停产，后来承包给徐后华，经营权在徐后华，川林公司每月收取4万元设备租金。因此，被告川林公司对徐后华的经营情况不知情，故本案与川林公司无关。 被告徐后华、徐后容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理由：1、原告诉状所提情况与事实不符，两被告从未收到原告的任何转款，更没有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诉讼状中自认119991元的钛中矿系由川林公司交付，由此可以明确原告与川林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与本案徐后华、徐后容无任何关联，被告徐后华、徐后容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 原告大钛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主要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川林公司材料入库计量单》《结算单》《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移动电话通话清单》《（2019）0402民初1692民事判决书》等书证，用于证明原告通过陈文书（大钛公司股东）的配偶赵大秀向徐后华转款69万元购货预付款和结算交付174.36吨和尚余230009元钛中矿未发的情况。其中：《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了川林公司向原告开具购货发票情况，即总售数量693.94吨，单价730元每吨，总税款额86117.95元，价税总计592694.15元。上述证据，川林公司质证意见：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后华系租赁川林公司设备进行经营，如客户需要开具发票，徐后华只能借助使用川林公司的平台才能开具，与川林公司无关。徐后华、徐后容质证意见：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赵大秀转款徐后容，徐后华不知情。对《川林公司材料入库计量单》“三性”均有异议，因该书证无川林公司的公章；对《结算单》“三性”均有异议，该书证主体不明确，没有公章，也没有标的物和单价，不具备对账明细应列项目，不能够其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判决书无异议，该书证只能证明川林公司与被告徐后华签订租赁合同，但不能证明合同实际履行，且证明租赁合同是2016年11月9日到期，与本案无关。 被告徐后华、徐后容针对答辩提交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供货产品结算单》《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书证，以证明原告与川林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川林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供货并办理了结算的情况。原告质证意见：对《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只是为了开具发票而签订合同；对《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供货产品结算单》“三性”均不认可，结算单并未实际履行完毕，只是履行了一部分，因为在之后又出具了结算单。 被告川林公司针对答辩提交了《承包协议》（复印件），以证明川林公司将选矿厂承包给徐后华、徐后容，经营者也是徐后华，川林公司每月收取4万元的情况。对该份书证，原告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租赁是徐后华和徐后容一起合租的。被告徐后华、徐后容质证意见：因该协议系为复印件，对“三性”均有异议。即使存在协议，川林公司也并没有按协议约定，将其设备场地交付徐后华和徐后容使用，且承包时间在2016年11月9日已终止。 上述证据，原告大钛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上记载的事项不明，本院不予采信。若从数字上进行推断，与原告本人提交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数额存在差异。因此，该“结算单”上的数额不能确认为案涉货物的结算数额。被告徐后华、徐后容提交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供货产品结算单》《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书证，与本案相关联，书证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供货产品结算单》上有原告与川林公司的印章，应视为双方对案涉货物办理了结算。川林公司提交的《承包协议》系复印件，且字迹不清，无法辨别部分文字，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收款人为徐后容，并非原告在民事诉讼状上所说的徐后华。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23日，经协商一致，川林公司（甲方）与大钛公司（乙方）就甲方供给乙方钛中矿订立《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钛中矿供货价为730元每吨；由双方派人在甲方交货地按规范共同计量，并以其计量结果作为结算依据；若双方对计量结果有异议，应及时提出，现场解决；具体供货时间，根据乙方生产情况确定，并在乙方生产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供货数量。双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供货数量有可能造成较大影响时应及时相互沟通。每次发货前，由乙方预付货款到甲方指定的账户或现金支付，待交货后及时进行结算，预付货款多退少补或抵减下一批货款。甲方应按乙方需要，提供17%的增值税发票。此外，合同双方还对质量标准、交付地点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于2016年12月6日对买卖钛中矿进行了结算。该结算单记载：结算总重量为699.94吨、不含税结算单价为730元，不含税金额为506576.2元，含税结算单价为864.1元，含税总金额为592694.15元。后大钛公司以川林公司和徐后华、徐后容未供足价款69万元货物等为由，通过法院诉讼等方式向被告一方主张返还货款无果，再次提起诉讼，提出如上诉求。 另外查明，原告大钛公司股东陈文书的配偶赵大秀于2016年11月8日、11月24日和11月27日先后三次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账户向徐后容账户上转款合计6900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第一、原告与川林公司之间对钛中矿供货数量未约定，应以合同双方加盖公章的《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供货产品结算单》上记载的结算金额为依据，即“重量693.94吨、单价854.1元（含税）和含税结算总金额592694.1元”。而原告所提交的“结算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结算单”上金额与合同双方对货物进行结算的数额不一致；其次、原告与川林公司在《攀枝花市川林工贸有限公司供货产品结算单》第六条约定，即“每次发货前，由乙方预付货款到甲方指定的账户或现金支付，待交货后及时进行结算，预付货款多退少补或抵减下一批货款”。从该条约定的内容来看，结算应发生于交货后，故可推定川林公司已交付货物；第三、川林公司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视为原告对发票上的货物的数量和金额进行了认可。即便是双方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供虚假发票的一方，也应其承担法律后果。因此，基于上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审查分析和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主张未交足货物而诉请返还483891元货款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徐后华、徐后容与川林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返还货款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攀枝花市大钛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358元，减半收取4679元，由攀枝花市大钛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戴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