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20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燕妮，女，197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圣平，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宝珠，男，198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建军，男，196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石首市。上诉人唐燕妮与被上诉人黄宝珠、熊建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1民初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燕妮上诉请求：1.撤销（2020）鄂1081民初69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第一、二项判决,依法改判为上诉人无需返还被上诉人黄宝珠22063元。2.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撤销，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非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属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唐燕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原告指使转交涉案款项给被告熊建军，且被告熊建军出具借条对象为被告唐燕妮，故对唐燕妮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属于基本法律关系错误的认定。首先，黄宝珠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被告熊建军自称生活困难请求原告借予生活费、诉讼费27126元，并要求唐燕妮将借款转交，承诺拿到交通事故赔偿后返还原告本金及支付利息5000元”，足以说明，黄宝珠自认是民间借贷出借人的身份和熊建军建立法律关系，上诉人只是将借款转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宝珠之间仅是委托代理关系，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没有合法的根据当然取得被上诉人黄宝珠财产而不归还。另一方面，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包括被上诉人黄宝珠在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裁定书等多种文书均反映出被上诉人三番四次自认是通过上诉人转交借款给熊建军的事实。这才是黄宝珠钱款给上诉人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上诉人收到黄宝珠的钱款是有合法依据的，明显不符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取得被上诉人黄宝珠财产没有合法的根据的情况，均有其提交的书面起诉状为证。其中，被上诉人曾于2018年7月6日向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法院起诉熊建军和上诉人，诉称“2016年8月28日熊建军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生活困难向原告提出借款，约定借款由唐燕妮转交，熊建军在收到赔偿款后返还原告本金并支付利息5000元。之后，原告分别两次向唐燕妮支付借款10000元共计20000元，熊建军出具借条两份，而后唐燕妮将借条交给原告。熊建军取得赔偿款后，拒不还款”。上述资料证明，上诉人是受黄宝珠所托将黄宝珠出借的款项转交给熊建军；虽然熊建军出具的借条对象为上诉人的名字，但恰恰证明上诉人是根据黄宝珠的指示，将钱款实际转交给熊建军的事实。上诉人作为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完全履行职责，完成了委托人的委托事宜。另外，该借条内容是熊建军本人亲笔书写，上诉人作为代理人，无权干涉熊建军如何书写借条的内容，黄宝珠在收到借条之后，也怠于向熊建军提出关于欠条内容的异议，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上诉人是受黄宝珠所托，以黄宝珠名义将钱款交给熊建军，并将熊建军出具的借条交回给黄宝珠。以上均有被上诉人自认及我方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此，黄宝珠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黄宝珠自行承担。第二，一审判决完全忽略审查我方提交的《熊建军借款情况说明》证据。考虑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黄宝珠之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2018年6月26日上诉人通过微信联系被上诉人黄宝珠，把黄宝珠和熊建军之间的借款经过和事实做书面情况说明。2018年6月29日黄宝珠签订《熊建军借款情况说明》，其中载明“上述分两次借款，黄宝珠借款给熊建军合共两万元，由黄宝珠向熊建军主张偿还，黄宝珠和熊建军之间的借款纠纷和唐燕妮无关，无需唐燕妮承担任何责任，黄宝珠同意不向或者放弃向唐燕妮主张任何权利。”，该情况说明是黄宝珠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文书中载明的事项正是本案所争议的事实，和本案密切关联。法院应当采信。被上诉人黄宝珠已经确认《熊建军借款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应当认定法律上黄宝珠已经构成弃权，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则不得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或者放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第三，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并未依法将被上诉人黄宝珠提交的证据材料送达给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但一审判决书第2、3页所列的1-9项的证据材料并未依法送达给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晓黄宝珠提供了什么证据、需要证明什么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便通知上诉人开庭，甚至未给予上诉人法定的答辩期，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导致上诉人无法对黄宝珠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故此，黄宝珠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在未经过依法送达、质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提交的答辩证据错误当做是黄宝珠提交的证据。其中判决书第3页，“襄阳庭审记录”是上诉人依法调取并提交的证据，并非由被上诉人黄宝珠所提交的证据，完全混淆原被告提交的资料，以致上诉人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完全没被认定。综上所述。现恳请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黄宝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第一，上诉人确认收到黄宝珠交付给其的22063元，且有转账记录作为证据。上诉人一直称该款项是因黄宝珠委托其交付给熊建军的，但由于熊建军已在本案中明确并没有收到该款项，也不确认是黄宝珠借出款项给他的，熊建军仅确认向上诉人出具欠条，熊建军仅认可与上诉人发生借贷关系。而至于上诉人具体交付了多少金额给熊建军，以及二者之间到底发生何种法律关系，黄宝珠是不清楚的，但上诉人是完全可以另案向熊建军主张的。黄宝珠此前签署的《熊建军借款情况说明》是受到上诉人的误导、欺骗，误以为上诉人已经将涉案的款项交付给熊建军。故该情况说明是有明确要求上诉人必须让熊建军重新给答辩人出具欠条，黄宝珠才不追究上诉人的责任的，但由于上诉人并没有向黄宝珠交付该欠条，而同时基于现在熊建军极力否认收到黄宝珠的款项，即上诉人在要求黄宝珠签署该情况说明时存在欺诈而导致黄宝珠发生重大误解，因此该情况说明黄宝珠要求撤销，而且该情况说明中，声明不追究上诉人的责任的条件也并未成就（上诉人未向黄宝珠交付熊建军向黄宝珠出具的欠条）。在本案中，黄宝珠确实交付了涉案款项，必然需要有人承担退还责任，但基于熊建军否认收到该款项，而向答辩人直接收取款项的上诉人则需承担退还责任。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黄宝珠22063元并无不当，否则，则造成黄宝珠损失，因在熊建军与上诉人二人互相推诿的情况下，黄宝珠根本追索无门。另外，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将黄宝珠交付给其的22063元交付给熊建军，且退一步说，熊建军收取到上诉人的借款是否就是答辩人所交付给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需要举证，若能举证证明涉案的2263元已交付给熊建军，则熊建军不能推诿，应由其承担退还责任。若上诉人无法举证，即使按照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基于熊建军的否认，上诉人也是并未完成委托事项即将22063元交付给熊建军，因此上诉人退还22063元给黄宝珠，是既有事实依据亦有法律依据。第二，关于证据送达问题，由法院依法查明。但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并未到庭质证以及抗辩，不利风险应由其自己承担。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熊建军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黄宝珠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本金加利息37126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9日，黄宝珠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唐燕妮转账10000元。2017年4月18日，黄宝珠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唐燕妮转账2063元。2017年5月9日，黄宝珠向唐燕妮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两次各转账5000元，合计转账1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22063元，黄宝珠与唐燕妮在2019年6月17日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中对上述款项予以确认。另熊建军当庭陈述，向唐燕妮出具了两张借条，总额20000元，但只收到10000元现金，（2017）粤0113民初4491号案件诉讼费4126元不是自己所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黄宝珠与熊建军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唐燕妮收到黄宝珠的转账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3.黄宝珠主张利息及维护权益产生的相关费用是否支持。关于焦点1,黄宝珠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熊建军之间有转账事实或给付现金事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熊建军从其处获益，故对其主张与熊建军之间构成不当得利要求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黄宝珠将涉案款项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转账到唐燕妮账户,唐燕妮认为黄宝珠所转款项系转交给熊建军，不构成不当得利,但唐燕妮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黄宝珠指示转交涉案款项给熊建军，且熊建军出具借条对象为唐燕妮，故对唐燕妮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唐燕妮并没有合法的根据当然地取得黄宝珠的财产而不归还,给黄宝珠造成了损失,故唐燕妮占有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唐燕妮应当将涉案款项返还给黄宝珠。唐燕妮交付给熊建军的款项，其可另案主张。关于焦点3，不当得利中受益人返还利益的范围应为存在的利益，故对黄宝珠主张利息及为维护权益产生的路费、诉讼费等不予支持。唐燕妮主张其出借给黄宝珠19993元，与本案无关，其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唐燕妮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宝珠22063元；驳回原告黄宝珠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8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64元，由原告黄宝珠承担148元，被告唐燕妮承担216元。二审中，唐燕妮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一份2018年6月26日唐燕妮与黄宝珠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借款实际出借人是黄宝珠，而不是唐燕妮，通过唐燕妮转款给熊建军，是基于黄宝珠与唐燕妮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不当得利不成立。本院认为，该份录音系发生在唐燕妮与黄宝珠之间的对话，无法证明黄宝珠与熊建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达到唐燕妮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黄宝珠与唐燕妮均对黄宝珠向唐燕妮转款22063元的事实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唐燕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并应当向黄宝珠返还该22063元。唐燕妮认为，其与黄宝珠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唐燕妮是受黄宝珠所托将黄宝珠出借的款项转交给熊建军，故唐燕妮不构成不当得利，并且根据《熊建军借款情况说明》，黄宝珠已构成弃权，不得向唐燕妮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黄宝珠自认向唐燕妮转款22063元，系基于将该款出借给熊建军的目的，但根据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民初193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中确认的事实，与熊建军形成借贷关系的是唐燕妮而非黄宝珠。故黄宝珠向唐燕妮转款后，并未与熊建军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其向唐燕妮转款并未发生其所预期的结果，唐燕妮继续占有黄宝珠的款项就已丧失了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其次，《熊建军借款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黄宝珠和熊建军之间的借款纠纷和唐燕妮无关，无需唐燕妮承担任何责任，黄宝珠同意不向或者放弃向唐燕妮主张任何权利”，即黄宝珠同意的是在其与熊建军之间借款纠纷中，不向或者放弃向唐燕妮主张任何权利，故该份情况说明不影响黄宝珠以不当得利为由向唐燕妮主张权利。因此唐燕妮的主张不能成立。另外，唐燕妮还主张一审未将黄宝珠提交的证据送达给唐燕妮，还将唐燕妮提交的答辩证据“襄阳庭审笔录”错误当作是黄宝珠提交的证据，程序严重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案件卷宗中传票送达回证、开庭笔录的内容，一审法院已在开庭前向唐燕妮送达了开庭传票，并在开庭时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唐燕妮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关于证据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的问题，一审判决书中已经列明黄宝珠、唐燕妮均向法院提交了该份证据，不存在唐燕妮所称的错误。故唐燕妮认为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唐燕妮返还黄宝珠22063元，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唐燕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1元，由上诉人唐燕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抗审判员 杨 权审判员 杨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