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146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阳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阳城县凤城镇蒿峪村。法定代表人：刘某，任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女，生于1964年4月25日，公民身份号码×××，住阳城县凤城镇蒿峪村峪丰小区**，任上诉人合作社理事。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某1，男，生于1951年10月8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阳城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女，生于1979年12月9日，公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住阳城县系郭某1之女。上诉人阳某（以下简称千梓湘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郭某1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101920元合同欠款；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15日签订的《种植竹柳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合同双方已有履行，被上诉人在2018年要求上诉人退还股金，也是以此为由称其是种植户不是股东，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的（2018）晋05民终7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股金，因此被上诉人是合同种植户，没有理由不按约履行种植合同。一审判决以“双方签订的《种植竹柳合同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均相违背不予支持”存在错误。2.上诉人主张的应付款项中的6000元是合同约定的1万株竹柳苗（每株0.6元）计款，2000元是为被上诉人移植9100株竹柳苗时支付挖机的挖坑费用，10万元是2014年被上诉人种植了合同上所写的树苗后，在2015年平茬出卖，按被上诉人主张的每株5元的计款，三项共计108000元，除去上诉人应付给被上诉人的6080元包产和工资款，被上诉人还应给付上诉人101920元，因此，上诉人主张的101920元欠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一审法院对双方已在履行的合同不予支持存在错误。被上诉人郭某1辩称：1.千梓湘合作社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1920元是合同欠款，但双方签订的《种植竹柳合同书》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上诉人是无中生有。2.上诉人与每个种植户签订的《种植竹柳合同书》，核心是千梓湘合作社每年回收一次，树株达到0.6公分粗，每米回收价0.8元，并且每年平茬回收一次。按照这个标准，被告的达标树高为3.2米，按每米0.8元的标准，被上诉人1万株树回收价为25600元，但实际上千梓湘合作社在5年中没有回收被上诉人1株树苗。3.该合同还规定不回收树苗就承担每亩包底价4000元，按5年计算，被上诉人应当付上诉人20000元。4.因为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不按照《种植竹柳合同书》回收树苗，上诉人发给种植户每株0.6元的树苗也就收不回去，上诉人5年以来没有给上诉人销售过1株树，就不能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合同书中约定的6000元树苗款。5.上诉人说被上诉人欠2000元挖坑费没有任何依据。6.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1万株树苗实际花费的本金只有1000元，被上诉人辛勤耕耘5年，上诉人没有帮助被上诉人销售1株树苗，现在不仅要6000元树苗款，还要10万元回报，不合逻辑，因为被上诉人在种植维护树苗的过程中，也有租地钱、浇树钱、整枝钱、打药钱等支出。7.一审法院仅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800元，被上诉人不服，但因家中事情多，才没有上诉，而上诉人居然还提起上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多万元，对上诉人的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原告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其推销树苗及开支款1712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在支付原告17120元基础上，增加被告支付原告购买竹柳树款5150元。被告千梓湘合作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17120元是原告欠被告的不当得利款；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101920元竹柳树苗款；3、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负担。一审法院查明：原告郭某1与被告千梓湘合作社签订了《种植竹柳合同书》，后双方因合同履行问题产生纠纷，多次在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郭某1与被告千梓湘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的（2018）晋0522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郭某1不是千梓湘合作社的股东，判令被告千梓湘合作社返还原告郭某1入股款30000元，该案已执行完毕；原告千梓湘合作社与被告郭某1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19年10月25日该院作出的（2019）晋0522民初952号民事判决书中判令被告郭某1返还原告千梓湘合作社树苗款20120元，该案上诉至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5民终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判决书中对郭某1所称的代合作社对外进行支出，并帮合作社销售业务有支出的差旅费的请求因郭某1未提出反诉未作处理。判后，郭某1未支付千梓湘合作社该20120元树苗款，并于2020年4月22日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千梓湘合作社支付原告为其推销树苗及开支款17120元。诉讼过程中，被告千梓湘合作社提出反诉请求，请求郭某1支付其竹柳树苗款101920元。同时查明，2018年赵沟村许龙胜拉树，刘年斗出具条据，载明“今拉到郭某1树苗壹仟零叁拾株。合作社结算，刘年斗，2018.4.11”，诉讼过程中，原告依据该条据请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每株5元支付原告竹柳树款5150元，被告合作社当庭对该条据真实性认可。另查明，原被告签订了《种植竹柳合同书》后，被告合作社为原告提供10000株竹柳树苗，合同约定每株0.6元，共计6000元在第一次卖树苗后付清。后因被告合作社未按约回收树苗原告也未支付该树苗款。关于原被告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原告针对自己要求被告支付其推销树苗及开支款17120元的请求向该院提交了2016年3月22日千梓湘合作社给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八里湾刨树款收支明细表、八里湾卫里锁付款的证明及郭某12014年开支报表，郭某12014年开支情况，2016年栽树开支，印刷厂收据等证据。其中千梓湘合作社给原告出具的委托书，被告当庭也认可该委托书确系刘年斗出具，虽法院确认郭某1不是合作社股东，但未否认委托书的真实性，该院对委托书予以认可。八里湾刨树款收支明细表、郭某12014开支报表、开支情况、2016年栽树收支均系郭某1自己制作，被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郭某1提供的2014年开支情况中的车票系2014年2月份，而郭某1与千梓湘合作社签订种植合同系2014年3月15日，该车票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且其中仅有车票，也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去亳州开支6523元；原告提供的卫八锁的证明与被告提交的有卫八锁等人签字的证明中内容自相矛盾，且与原告提供的2016年开支报表均不一致，该院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但郭某1受委托处理合作社事宜期间曾替合作社卖树是事实，虽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但跑销售业务期间必然会有相应支出，该院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及结合法院已确认的原告替被告卖出20120元竹柳树的实际情况，原告代合作社对外进行了支出，为合作社推销树苗及开支款等酌情认定8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购买竹柳款5150元，刘年斗拉走原告1030株树，并出具条据，原告主张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每株5元由被告合作社结算，但因原告所种植竹柳树系被告合作社提供树苗，原告未给被告支付树苗款，该树苗款与原告主张的竹柳树款应相互折抵，故对原告主张的竹柳树款及被告反诉主张的树苗款均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主张的挖机费2000元未向法院提交相关票据等有效证据，该院不予认可。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购买1万株竹柳树苗，应当长出2万株竹柳树，应当按照每株5元支付合作社金额10万元的主张，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均相违背，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的四年包产0.85亩的4080元，以及2万株竹柳树的刨树工资2000元，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回收竹柳树，也未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被告所主张的原告私自出售竹柳树的问题在已生效的（2019）晋0522民初952号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59号民事判决书已作处理，该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被告在签订了《种植竹柳合同书》后，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告负有提供竹柳苗以及回收竹柳的义务，原告负有养育竹柳的义务、不得随意自行出售，并享有获得竹柳被回收而取得价款的权利，但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在合同已经无法实际履行，原被告在因各自的不当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后，又均希望按照合同约定享受自己的权利。合同的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本案原被告应当各自承担因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的损失。且当事人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被告针对自己的主张、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综合案件情况及郭某1受被告合作社委托曾替被告销售竹柳树共计20120元的实际情况酌情认定原告开支款等共计800元。对原被告其余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某1帮助被告阳某跑销售业务及推销树苗等开支款共计800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郭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阳某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28元，由原告郭某1负担；反诉费1119元，由被告阳某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3月15日，郭某1与千梓湘合作社签订了《种植竹柳合同书》，约定：郭某1自愿加入千梓湘合作社，并愿意种植合作社提供的竹柳树苗；郭某1有水地1.2亩，需插扦苗10000株，每株0.6元，6000元款在第一次卖树苗后付清；水地育苗1年回收；0.8公分以上每米0.6元，在水肥达到合作社需求的指标情况下，每年每亩收入在5000-7000元（公司保底每亩回收价不低于4000元）；种植户所种植苗木、林木必须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必须按种植合同的亩数，如约回收种植户的苗木、林木，不收购应承担本合同收购价格的同等经济责任。经查，阳城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2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的（2018）晋05民终626号民事判决书基于该合同的有效性及相关约定，作出了终审判决。二审中，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称2014年3月15日的《种植竹柳合同书》虽约定郭某1种植1.2亩，但郭某1实际只种植了0.85亩。对于该《种植竹柳合同书》的其他内容，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未提异议。本院认为，2014年3月15日的《种植竹柳合同书》有郭某1签字及千梓湘合作社的签章确认，且该合同经生效判决确认了真实性及有效性，故本院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依照该合同的约定，郭某1作为种植户要在其水地种植10000株插扦苗，应当付款6000元，该款项的付款时间是在第一次出卖树苗后付清，且树苗必须出卖给千梓湘合作社，千梓湘合作社也必须按约回收种植户的苗木。从如上约定可知，郭某1应当支付的6000元款项应当在千梓湘合作社第一次向其回收苗木后支付，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千梓湘合作社作为苗木回收义务人，并没有按约履行回收苗木的义务，故该6000元的支付条件未成就，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在其未向种植户履行回收苗木义务的情况下，要求被上诉人郭某1支付该6000元树苗款，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诉称，该合作社诉讼代理人马某的丈夫曾雇佣挖机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两家挖树，给上诉人挖了4000余棵，给被上诉人挖了9100棵，共支付挖坑款3000元，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其中2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在诉讼中仅提供了茹建兵3000元挖坑款的收条，该收条系复印件，形式上具有一定缺陷，不能确定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便该收条的真实性可以得到确定，该收条也仅能证明上诉人存在3000元挖坑款的支出，并不能证明该笔支出中的2000元系代郭某1支付，应由郭某1承担，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因缺乏充分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诉称，被上诉人应当向其支付10万元，因为被上诉人在2014年栽种了合同上所写的1万株树苗后，第二年经平茬移植，又可以新发出1万株树苗，按照每株5元计算，应当向上诉人支付10万元。上诉人在二审中进一步述称，被上诉人将如上树苗中的900株于2015年卖给了岭后村，2016年又将如上树苗中的3220株卖给了赵沟村郭宽瑞，还卖给了河北镇土孟村杨国富、杨小建、史揪住900株，经过上诉人介绍卖给了凤城镇政府的一个包工队1000株。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有三：1.上诉人述称每株苗应当按5元计算，没有依据，同时，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确实对外出卖了2万株树苗并实际得款10万元；2.根据双方签订的《种植竹柳合同书》的约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回收树苗，但上诉人却未向种植户履行回收树苗的合同义务，反而起诉要求作为种植户的被上诉人向其交纳卖出树苗的得款，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3.上诉人述称被上诉人将3220株卖给了赵沟村郭宽瑞，但该项事实与主张已有生效判决（（2019）晋0522民初952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晋05民终59号判决书）作出处理，上诉人不应当在本案中再行重复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阳某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8元，由上诉人阳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瑞庭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