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7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洁，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颖，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9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女，197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焜，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徐某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清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洁、曾颖，被上诉人刘某2、徐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依法改判撤销刘某1与刘某2、徐某1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2018朝红调字第039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撤销刘某1对刘某2房屋份额的赠与；3．本案诉讼费由刘某2、徐某1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赠与合同并非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1．刘某1与徐某1于2008年3月18日经调解离婚，双方已就子女抚养问题、共同债务进行处理，并未将涉案房屋份额赠与刘某2作为离婚的前提条件。2．涉案房屋系拆迁安置所得，是刘某1、刘某2、徐某1的家庭共有财产，刘某1于2018年11月12日将享有的涉案房屋份额赠与刘某2时，刘某2系已年满20周岁的成年人。3．刘某1在2018年11月12日调解析产当日即与刘某2、徐某1签订赠与协议，系基于刘某2、徐某1承诺签订赠与协议后会向刘某1支付补偿款用于其偿还银行剩余贷款，但事后并未履行承诺。刘某2作为一名具有劳动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某1对其不必履行法律层面的扶持、抚养义务，本案中赠与谈不上任何社会层面的道德责任，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道德义务性质赠与，刘某1依法享有撤销权。二、一审判决认定刘某1于2018年11月12日即将享有的涉案房屋份额赠与刘某2即发生财产权利转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房屋签署的全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附件均是由案外人张某1、徐某2签字捺印，涉案房屋自2007年拆迁安置至2018年11月12日调解析产前，刘某1对其同为被拆迁安置人员，享有拆迁安置利益等事实并不知情。涉案房屋在拆迁安置后一直由刘某2对外出租并获取收益，刘某2实际并未居住。2．一审法院认定刘某1将享有的涉案房屋份额赠与刘某2后即发生财产权利转移，于法无据，违反了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三、刘某1于2018年11月12日将享有的涉案房屋份额赠与刘某2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已严重影响到家庭生活，应适用《合同法》第195条之规定，赠与人可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四、刘某1系面部严重烫伤的残疾人士，加之没有一技之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无任何经济来源，还有一个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刘某2、徐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1．刘某1协议离婚时将房产赠与子女，与解除婚姻关系密不可分，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协议离婚的情况下，其赠与行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依法应当不得撤销。2．即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也属于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刘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刘某1与刘某2、徐某1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撤销刘某1对刘某2房屋份额的赠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1与徐某1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一女刘某2。2008年3月18日刘某1与徐某1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双方还就刘某2的抚育问题、共同财产、债务等进行了处理，对于住房双方另行解决。2018年11月12日，通过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张某1、徐某2、徐某1、张某2、张某3、刘某1、刘某2达成编号为2018朝红调字第038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纠纷主要事实：张某1是徐某2和徐某1的生母，徐某2和张某2是夫妻，张某3是徐某2和张某2所生之女。刘某1是徐某1的前夫，刘某2是徐某1和刘某1所生之女。2007年11月5日小红门乡进行腾退拆迁安置，张某1、徐某2、徐某1、刘某2、刘某1、张某2、张某3同为被拆迁安置人，共同安置了坐落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六区11号楼5单元101号两居室（有产权证）和102两居室住房各一套；小红门乡××C区2号楼3单元503号两居室住房一套；××C区4号楼2单元501号两居室住房一套；涉案房屋一居室住房一套。上述当事人要求析产，经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坐落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六区11号楼5单元102号两居室住房一套归张某1所有。二、坐落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六区11号楼5单元101号两居室住房一套（有产权证）和涉案房屋一套归徐某1、刘某1、刘某2共同所有。三、坐落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C区4号楼2单元501号两居室住房一套和××C区2号楼3单元503号两居室住房一套归徐某2、张某2、张某3共同所有。同日，徐某1、刘某2、刘某1通过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编号为2018朝红调字第039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纠纷主要事实：徐某1、刘某1于2008年3月18日法院调解离婚，刘某2是徐某1和刘某1所生之女。经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调解室调解房屋析产（2018朝红调字第038号）属于徐某1、刘某1、刘某2名下涉案房屋一居室住房一套。徐某1、刘某1决定把上述房屋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屋份额赠与刘某2所有，刘某2接受赠与。经询，涉案房屋尚未办理权属登记。审理中，刘某1提交银行止付通知函、催收函、广发银行起诉状（草案）、工商银行及农业银行的借记卡账户明细等，欲证明刘某1经济状况恶化。一审法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刘某1与刘某2、徐某1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该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享有上述任意撤销权。就涉案房屋而言，对“财产权利转移”不应简单理解为变更登记手续，房屋的交付使用亦应当加以考量。本案刘某1与刘某2系父女关系，在通过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赠与的协议后，刘某2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使用至今。在涉案房屋截至目前尚未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客观上不具备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下，一审法院认为赠与的财产权利已通过交付涉案房屋实际居住使用的方式发生了转移，若以未变更登记手续作为撤销赠与合同的依据实为欠妥。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案中，刘某1虽提交了信用卡止付通知书、借记卡明细，但是仅能证明其与银行存在债务关系，不能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综上，对于刘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刘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2020）京0101民初5009号民事调解书，2．广发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拟证明因经济状况恶化，刘某1于2019年1月起无能力还款，名下广发银行卡项下产生违约金，截至2019年6月14日，因拖欠广发银行欠款达112533．49元被起诉至法院，至今未能还款，截至2020年9月22日，广发银行卡待还款本金及利息部分已达152792．01元；3．兴业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拟证明因经济状况恶化，刘某1于2019年3月起无能力还款，名下兴业银行卡项下产生违约金，截至2019年12月13日，刘某1应向兴业银行还款金额达254980．28元，以上欠款已严重影响家庭生活；4．结婚证，5．借条，6．王静名下的银行存折，7．龚玉华就借款30万元的证明，以上拟证明王静系刘某1之妻，刘某1因经济恶化于2019年8月31日向王静母亲龚玉华借款30万元用于偿还对外债务，承诺在两年内还清，但刘某1已无力偿还上述借款；8．户口簿，拟证明刘某1在无业情况下还需抚养13岁的儿子；9．拆迁安置协议及附件，拟证明自2007年房屋拆迁安置至2018年11月12日调解析产前，刘某1对其同为被拆迁安置人员、享有拆迁安置利益等完全不知情，拆迁协议均是由张某1及徐某2签字。刘某2、徐某1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3，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银行之间的债务往来不能证明其经济状况；证据4，结婚证的真实性认可；证据5，借条的真实性不认可，系2019年8月份出具，不是二审新证据；证据6，不能确认存折上的王静是刘某1的妻子王静，即使是同一人，借条也可能是伪造的；证据7，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8，户口簿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9，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审期间，刘某1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自述其从刘某1处借了35万元，算是刘某1投资入股山东东营筑鑫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家具及配件，刘某1不参与经营。公司前期有收入，杨某每做完一笔单子会支付刘某1本金和利息，2017年10月底到12月经营出现了问题，进了一批木材之后资金链断了，故2017年11月、12月没有给刘某1利息。2018年杨某做成了一笔单子，给刘某1又转过去两万多，2018年一季度以后再也没给刘某1打过钱。刘某1及杨某的投资肯定拿不回来了，公司注册时法人是陈晓辉，现已注销。刘某1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为证明了刘某1投资入股的事实，公司现已注销并欠大量债务，合伙人需共同承担债务，刘某1经济状况恶化。刘某2、徐某1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为无法核实证人身份及借款投资事实，不认可证人目的；且即便证人证言真实，证人陈述的是借款，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投资不参与经营应为借款；2017年公司出现经营问题，但2018年刘某1还作出赠与，反而证明刘某1还有相应的经济实力。经询，关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8）朝民初字第9021号民事调解书第六点“双方住房问题另行解决”，刘某1称此处住房指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601号（以下简称601号房屋），即该民事调解书上刘某1和徐某1的住址，601号房屋系刘某1父亲购买，双方离婚时登记在刘某1父亲名下，徐某1未出资，该房屋至今未处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刘某1与刘某2、徐某1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应该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刘某1对刘某2的赠与是否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刘某1能否撤销赠与；二、刘某1能否以经济状况恶化为由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刘某1不能撤销对刘某2的赠与，理由如下：首先，刘某1与徐某1于2018年11月12日将属于自己名下的涉案房屋份额赠与女儿刘某2，属于父母对子女在财产方面的照顾，弥补离婚对子女身心造成的伤害，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其次，刘某1与徐某1所作赠与承诺对双方财产均作出处分，若允许刘某1撤销赠与则对守约一方显失公平；再次，考虑到自2018年11月12日达成赠与协议后刘某2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使用至今，涉案房屋事实上已交付使用，之所以未办理变更登记是因为截至目前尚未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客观上不具备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综上，即使涉案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赠与的财产权利未转移，刘某1也不可任意撤销赠与。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案中，刘某1虽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银行存在债务关系、投资后续未再产生收益，不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至于严重影响家庭生活。故对于刘某1的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刘某1上诉主张自2007年拆迁安置至2018年11月12日调解析产前，其对自己享有拆迁安置利益完全不知情，2008年3月18日刘某1与徐某1调解离婚时约定“住房问题另行解决”指的是601号房屋。但根据刘某1在庭审中的陈述，601号房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离婚调解书中约定对该房屋另行解决不符合常理；且距离双方离婚已12年之久，601号房屋仍未处理。故本院认为此处住房应为拆迁安置房屋，对其此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刘某1上诉主张其签订赠与协议系基于刘某2、徐某1承诺会向刘某1支付补偿款用于其偿还银行贷款，刘某2、徐某1事后并未履行承诺，但未就此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高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