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少云，女，汉族，1964年1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新，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婉君，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见用，女，汉族，1963年6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景光，男，汉族，1956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见用，系何景光妻子。原审被告：何广海，男，汉族，1962年2月5日出生，户籍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第十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上诉人黄少云因与被上诉人龚见用、何景光，原审被告何广海、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第十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第十经济合作社）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上诉人黄少云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少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新、李婉君，被上诉人龚见用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广海、原审第三人第十经济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少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龚见用、何景光共同向黄少云支付补偿款约人民币10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认定“鉴于土地与地上建筑物不可分离，朝阳十社在收回涉案土地及重新出租给龚见用使用时必然须将地上建筑物一并收回及交付”是错误的。事实上，朝阳十社没有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黄少云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朝阳十社没有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且该建筑物在黄少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何广海转让给了龚见用。首先，从2007年5月1日何广海与龚见用签订的《转让书》可知，何广海将涉案地上建筑物及该土地一并转让给了龚见用。龚见用也在答辩状中以及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其认可《转让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其是从何广海手中受让了土地及涉案地上建筑物，“真金白银付出转让费”。至于龚见用是以现金支付转让费，还是以替何广海支付其他租金欠款，将费用支付给了第三人，不过是支付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龚见用与何广海已经按照《转让书》履行了转让涉案建筑物这一事实。其次，从证据《重大项目民主决策》中的《合同整改明细》第二项“租地自建物业合同”，列明龚见用租赁合同在此列，证明朝阳十社认可龚见用仅租用了土地，朝阳十社也只收取了土地租金，涉案建筑物朝阳十社没有收回；另相较该《合同整改明细》第四项，关于涉及“建筑物”的租赁单价，均是龚见用租赁单价的2-3倍，也可证明龚见用承租的只是土地。如果朝阳十社出租给龚见用的是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则不可能给予如此低的租赁价格。再次，证据《朝阳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联新中街29号地块招标公告》、《交易结果公示》显示，这是涉案土地的租赁招标文件，且招标不涉及涉案建筑物的租赁事宜；且该证据中列明，如竞得人不是原承租人，则需就涉案建筑物向原承租人支付补偿款。也就是说，朝阳十社事实上，只认可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并认为涉案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龚见用，朝阳十社认可其没有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对其并无处分权。假设朝阳十社对涉案地上建筑物享有权利，那么该份招标文件则应直接表述为涉案地上建筑物或者商铺的租赁招标，更不存在需支付补偿款给原承租人的问题。享有地上建筑物权利却不行使出租权，反而要给原承租人补偿款这一行为如若属实，则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朝阳十社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认定朝阳十社以默示方式，认可了其对涉案地上建筑物不享有权利。权利人在得知自己所有的不动产被其他人争夺，不可能无动于衷。而本案中，涉案地上建筑物如若属于朝阳十社，则更涉及整个朝阳十社全体社员的权利，朝阳十社没有不出庭主张权利的正当理由。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朝阳十社对涉案地上建筑物不享有所有权，朝阳十社并没有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一审法院认定2000年1月1日何广海与朝阳十社签订的《农村承包合同书》的承租方还包括黄国辉、谢启钊，涉案地上建筑物“涉及案外的其他合同主体，相关各方应另行处理”，是错误的。黄国辉、谢启钊并非《农村承包合同书》的合同主体，该事实早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64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可。黄国辉、谢启钊均有出庭作证，“表示其没有与何广海合资建750平方米的出租屋，也没有在上述承包合同上签名”。事实上，《农村承包合同书》中的“黄国辉、谢启钊”的签名是何广海写上去的。而以上判决书中表述的“该地涉及承包合同其他签约人的权利义务”中所指的“其他签约人”应理解为朝阳十社，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指“黄国辉、谢启钊”。另，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追缴欠款通知》《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以及《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假设以上资料属实，也可看出，朝阳十社只对何广海发出了通知，没有向黄国辉、谢启钊发出通知，《解除合同协议书》也只有何广海签名，没有黄国辉、谢启钊的签名。如果说黄国辉、谢启钊是《农村承包合同书》的签约主体，那么《解除合同协议书》应当有黄国辉、谢启钊的签名方可发生法律效力。故此，不论是黄国辉、谢启钊本人还是朝阳十社、何广海均认可黄国辉、谢启钊不是《农村承包合同书》的合同签约主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转让书》无效的法律依据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而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首先，涉案地上建筑物是黄少云与何广海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建造的（共计两层楼，建筑面积约1572㎡），属于黄少云与何广海共有；何广海无权单方处分该建筑物，私自转让给龚见用。其次，龚见用在受让涉案地上建筑物时，仅支付转让费人民币33万元，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交易价格。龚见用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再次，龚见用、何景光与何广海是亲属关系，且龚见用在答辩状以及庭审中均承认其在受让涉案地上建筑物时，明知黄少云与何广海正在进行离婚诉讼。龚见用与何广海属于恶意串通，隐瞒黄少云，处分黄少云对涉案地上建筑物的合法权益，损害了黄少云的利益。另，涉案地上建筑物的建造时间为2001年期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才生效实施。涉案地上建筑物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应轻易认定涉嫌违法建筑。一审法院认定“鉴于土地与地上建筑物不可分离，朝阳十社在收回涉案土地及重新出租给龚见用使用时必然须将地上建筑物一并收回及交付”，没有法律依据。土地的权属与建筑物的权属并非不可分割，尤其在土地租赁或承包关系中，承租人租赁土地后在地上建造建筑物极为普遍。假设存在解除协议，约定了朝阳十社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也不能等同于朝阳十社事实上已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合同的签订与合同的履行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实然与应然不能混同。事实的认定，应当以实际履行情况为依据，而非仅凭合同文字。3、一审法院将龚见用提供的《追认欠款通知》、《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龚见用与朝阳十社2007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述龚见用提供的证据，只有复印件，而朝阳十社虽有盖公章拟证明与原件相符，但不符合法律规定，黄少云已明确表示对其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没有朝阳十社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情况下，该证明“与原件相符”的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龚见用、何景光答辩称：一、我方是通过正当手续承租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与何广海恶意串通不实，转让书、租赁合同均应具备法律效力。2007年前何广海找到我方多次请求帮助，由于承租的朝阳十社后面空地，面积750平方土地及建筑物拖欠朝阳十社租金无法缴纳，当时收取该物业租金的是黄少云，但其只收取租金却坚决不向朝阳十社缴纳租金，并声称黄少云不是法定代表人，没有交租的义务。因此我方向何广海回复并强调：提供帮助并无问题，但是由于你们夫妻双方存在纠纷和矛盾，我要帮你们也要合情合法。根据（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64号判决书，对朝阳十社油厂后面空地，面积约750平的土地及建筑物法院已经作判。1、二审期间何广海已经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已经被经济社收回的事实，而黄少云也确认该地块尚欠土地使用费107727.5元，根据法院裁定该债务由何广海负责。2、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而何广海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土地及地上房屋已经被朝阳十社收回，法院裁定此项不宜直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认定，不予处理。2007年3月12日，朝阳十社向物业法定代表人何广海下达《追缴欠款通知》，要求何广海在接到通知7日内交清拖欠租金，逾期解除合同，收回土地。2007年3月20日，朝阳十社向物业法定代表人何广海发出《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由于经济社多次向何广海追缴承包款无果，何广海严重违反合同规定，朝阳十社作为甲方有权收回物业，并追收欠款。同年3月25日，朝阳十社与物业法定代表人何广海正式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协议表明承包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归朝阳十社所有。同年4月30日朝阳十社与我方签订了《承包合同书》，根据《承包合同书》第二段“因本社于2007年3月20日为该地块承包人何广海欠交租金，而提前解除合同，并按原承包合同条款除承包年限”租用给乙方，即我方。可见，我方是通过正当手续承租该物业。同年5月1日朝阳十社与我方签订《转让书》，明确将该地块建筑物转让给我方，我方是真金白银付出转让费的，而当时的33万元建筑物转让费包括何广海欠我方借款及我方代何广海交清2004年-2006年拖欠朝阳十社租金。当时何广海是走投无路，以资抵债。2009年1月1日，物业法定代表人何广海与我方签订《转让书》，因何广海与黄少云的婚姻纠纷，影响到我方正常承租。因此何广海与我方再次进行协商，一方面将地上建筑再次定价，将何广海之前的借款及拖欠租金计清了结，另一方面我方愿意给何广海2009年-2011年合共3年时间处理好夫妻双方的问题，而在此期间由于承包合同书法人是我方，所以2007年-2011年的租金一直由我方缴纳，而物业商户的租金是何广海收取，直至2011年何广海与黄少云婚姻纠纷解决我方才开始正式接受物业的出租及租金收取。但当2011年我方一接手该物业时黄少云便带人对物业进行破坏，当时属地派出所都有介入。换言之，当时我方除了付出真金白银的转让费，还承担了5年租金，没有任何收入。另一方面，我方一接手，黄少云就已经开始来闹事，对方当时就已经知道我方承租的事宜，并不是对方现在所说的直到2019年合同整改才知晓。2019年根据《石门街朝阳经济联合社集体经济组织合同清理整改方案》，我方积极配合整改工作并签订《整改承诺书》，按照三资规定的程序进行重新招标交易。2020年4月16日通过石门街集体资产交易站公开招投，于2020年4月24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二、我方与黄少云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不存在侵害其权益，不予任何补偿。我方接手该地块，实际上是帮助何广海及时止损，也是帮助朝阳十社及时止损。三、黄少云存在有意隐瞒的事实，违反诉讼诚信的嫌疑。根据（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64号终审判决书内容看，黄少云明显在2008年已经得知该地块及地上建筑物被经济社收回的事实。而法院已经明确对上述土地及建筑物的相关权属不予处理。黄少云说2019年才得知该地块被收回和转让情况并不属实，其有意隐瞒事实。四、我方承租该物业后，黄少云多次进行骚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方的正常承租，黄少云不仅侵占房屋居住，还对承租物业的租户私自要求收取租金，并进行恐吓，已致租户搬迁，物业出现一段时间出租空白期，以上行为，直接或间接对我方造成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我方保持追诉的权利。原审被告何广海未到庭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朝阳十社未到庭陈述意见。黄少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何广海与龚见用于2007年5月1日签订的“关于朝阳村联队路，即生产社铺位与住宅区之间，油厂后面750平方米空地及地上建筑物”的《转让书》无效；2、龚见用、何景光共同向黄少云支付补偿款1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少云与何广海原系夫妻关系。2000年1月1日，何广海与案外人黄国辉、谢启钊共同与朝阳十社签订《农村承包合同书》，约定何广海、黄国辉、谢启钊向朝阳十社承包位于朝阳××联队路及生产队铺位与住宅之间、油厂后面空地750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地块），承包期限18年，承包款按承包面积计算每平方米月租2.5元，3年后每3年递增10%。该合同签订后，何广海、黄少云在该地建临时出租屋和铺位。2005年左右，黄少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将涉案地块及地上建筑物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2008年9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6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何广海、黄少云在涉案地块上投资建筑了多少出租屋、铺位仅是两人的口头陈述，没有相应证据印证，相关情况并不明确，且何广海提供其与朝阳十社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证明涉案土地及地上房屋已被朝阳十社收回，黄少云对此虽有异议，但无提供证据反驳，而且该地涉及承包合同其他签约人的权利义务，不适宜在该案中直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认定。2007年4月30日，朝阳十社与龚见用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朝阳十社将涉案地块出租给龚见用。2007年5月1日，何广海与龚见用签订《转让书》，载明何广海将涉案地块及建筑物转让给龚见用，转让费（减除一切）为33万元，龚见用应在2007年7月前付清给何广海，具体分两次支付，在2007年5月交付13万元，在2007年7月交付20万元；何广海在2007年5月份交付涉案空地及建筑物给龚见用使用；在2007年底前如龚见用不需要接管何广海的涉案地块及建筑物，可退回给何广海，何广海按以上退回款项及已支款项给龚见用。2018年12月25日，朝阳十社与龚见用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经由第三方测量公司对双方于2007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所涉的涉案地块的使用面积重新测量，双方同意于2006年1月1日起，该资产有偿使用面积为786平方米，其他条款按原协议执行。2020年3月11日，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作出的《信访举报答复书》，就黄少云反映原朝阳十社社长刘国照徇私舞弊、权力寻租问题的调查处理结果答复如下：“经查，来信举报刘国照徇私舞弊、权力寻租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原朝阳十社社长刘国照与承租人何广海解除土地承包协议、随后再转租给何广海亲属龚见用’属实，‘怀疑其中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暂无证据证实。鉴于调查案件时发现承租人龚见用合同超期（超过20年）的问题，我委已联动街三资办组织整改工作，目前龚见用已与朝阳十社签订《合同终止协议》即解除原先合同并按民主程序重新竞投”。2020年4月3日，朝阳十社对涉案地块的出租事宜进行招标。《招标公告》第三部分第1点载明：“该租赁标的物原合同未到期，如竞得人不是原承租方，则需补偿原承租方提前终止合同补偿，补偿价总款4128500元，包括地上建筑评估价4028500元……”龚见用称该部分建筑物是其承租涉案地块后自建的建筑物。2020年4月16日，经公开招投标，龚见用作为中标人与朝阳十社签订《成交确认书》。后双方于2020年4月24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由龚见用承租上述地块，租期自2020年5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诉讼中，龚见用提交了加盖有朝阳十社公章的《追缴欠款通知》、《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及何广海与朝阳十社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承包合同书》。《解除合同协议书》明确载明解除双方签订的租地合同，涉案地块及地上附着物归朝阳十社所有。黄少云认为上述证据上只有朝阳十社的盖章而无经办人员的签名，故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龚见用另提交了其于2009年1月1日与何广海签订的《转让书》。该《转让书》约定：何广海将涉案地块建筑物转让给龚见用，转让建筑物共为45万元，以前借款和交付款计清了结，龚见用尚欠未付给何广海5万元正；龚见用在2009年1月1日开始接管出租等一切收支事项，应在2009年交还5万元给何广海，何广海在2009年内协助龚见用开展工作协助做好出租事宜，一切按金由何广海负责收支，在今年的时间内按金收支计清，完满了结，正常做好交接手续；如龚见用在2011年前，在这三年内不需要以上转让，可与何广海商议解决。黄少云表示没有见过该《转让书》，对于内容是否为真实不清楚。一审庭审中，龚见用表示其与何广海签订第一份《转让书》后，用租金抵扣了部分转让款，其他部分是现金支付的；2009年1月1日之后的涉案物业的租金也是由何广海实际收取的，一直到2011年3、4月份才由龚见用实际收取租金。黄少云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或何广海在与朝阳十社的承包合同终止之后，曾就地上建筑物的归属或者补偿事宜达成过书面协议。黄少云另明确表示其要求龚见用支付的补偿款100万元是对涉案地上建筑物本身价值的补偿，龚见用实际承租涉案土地，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不可能分开，龚见用实际上没有办法返还，故要求其折价补偿。另，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函查询涉案地块及地上建筑物产权及规划报建情况。该局复函查该地块查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信息，该地块已取得《集体土地所有证》，证载权利人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朝阳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以上事实，有《农村承包合同书》、民事判决书、《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信访举报答复书》、《招标公告》、《追缴欠款通知》、《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协议书》、《土地租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依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复函可知，涉案地块查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双方当事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龚见用与何广海于2007年5月1日签订的《转让书》所涉的建筑物有合法的产权登记或报建手续，则双方约定转让的建筑物涉嫌违法建筑，该《转让书》依法应为无效合同。关于龚见用、何景光是否应向黄少云支付补偿款。涉案地块原是由何广海、黄国辉、谢启钊三人共同向朝阳十社承包，朝阳十社已于2007年4月30日以何广海等人欠交租金为由收回涉案土地，并重新出租给龚见用。鉴于土地与地上建筑物不可分离，朝阳十社在收回涉案土地及重新出租给龚见用使用时必然须将地上建筑物一并收回及交付。参照朝阳十社在2020年4月就涉案地块的出租事宜进行招标时，明确要求如竞得人不是原承租方，则需补偿地上建筑物补偿款的处理方式可知，朝阳十社在出租涉案地块时对于地块上的其他建筑物亦是一并处理，至于要求何人支付相应的建筑物补偿款，只是处理方式上的差异，而非只出租土地，对地上建筑物完全不予处理。且龚见用提交的有朝阳十社盖章确认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上亦明确载明涉案地块及地上附着物归朝阳十社所有，黄少云对该证据虽不予认可，但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可见朝阳十社与何广海、黄国辉、谢启钊之间在双方原有的《农村承包合同书》实际终止后，就涉案地块上的建筑物如何处理、是否补偿等相关情况并不明确，而该权利涉及案外的其他合同主体，相关各方应另行处理。在此之前，黄少云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朝阳十社未收回涉案建筑物，亦不足以证实龚见用是依涉案《转让书》取得涉案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利，故其要求龚见用及何景光支付涉案补偿款的诉请，不予支持。何广海、何景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16日作出判决：一、确认何广海与龚见用于2007年5月1日签订的涉案《转让书》无效；二、驳回黄少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黄少云负担。二审中，黄少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朝阳十社2020年2月29日《合同执行情况公开表》；2、朝阳十社2020年9月30日《合同执行情况公开表》；3、朝阳十社2020年9月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上述三份证据拟证明：朝阳十社对何广海收取的只是涉案土地的租金，不涉及地上建筑物的租金。龚见用、何景光未提交新证据。经组织质证，龚见用、何景光对黄少云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仅凭此证据不能证明建筑物没有收租金，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是否能达到证明目的，将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龚见用、何景光是否应共同向黄少云支付补偿款人民币100万元。对此，评判如下：其一，关于《农村承包合同书》合同主体的问题。根据本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6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黄国辉、谢启钊表示其没有与何广海合资建750平方米的出租屋，也没有在2000年1月1日何广海与朝阳十社签订的《农村承包合同书》上签名”，因此，一审认定“2000年1月1日何广海与朝阳十社签订的《农村承包合同书》的承租方还包括黄国辉、谢启钊，涉案地上建筑物涉及案外的其他合同主体”欠妥，应予纠正。其二，关于《农村承包合同书》是否已解除及涉案地块建筑物是否已被收回的问题。本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64号判决亦认定“何广海提供其与朝阳十社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证明涉案房屋已被朝阳十社收回。黄少云对此虽有异议，但无提供证据反驳。”而龚见用提供的《追认欠款通知》、《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其与朝阳十社2007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朝阳十社均为当事人一方，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及“此件与原件相符”印章，系对相关事实及自身意思表示的再次确认，不属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的情形，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黄少云认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属于对法律理解有误，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追认欠款通知》、《解除、取消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其与朝阳十社2007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朝阳十社与何广海之间的《农村承包合同书》已实际终止，涉案地块已被朝阳十社收回并重新出租给龚见用，黄少云对此亦不持异议，《解除合同协议书》上明确载明涉案地块及地上附着物归朝阳十社所有。事实上，根据房地一体原则，涉案地块上的建筑物应一并处理，朝阳十社在收回涉案土地及重新出租给龚见用使用时必须将地上建筑物一并收回及交付。黄少云上诉认为朝阳十社以默示方式认可了其对涉案地上建筑物不享有权利，并没有收回涉案地上建筑物，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其三，关于涉案补偿款的问题。朝阳十社与何广海之间就解除《农村承包合同书》后，涉案地块上的建筑物是否补偿等相关情况不明确，应另行处理，不属本案审理范围。黄少云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龚见用是依涉案《转让书》取得涉案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利，其要求龚见用及何景光支付涉案补偿款的诉请，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少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黄少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戴俊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张家齐书记员黄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