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1民再5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河南仁信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民航路**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78053800G。法定代表人：杨斌，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设，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河南路德（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河南教育学院教育中心**。法定代表人：靳鹏飞，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凯，河南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兵，河南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河南仁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信公司）与被申请人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兴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1民终24007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豫民申255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仁信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24007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仁信公司支付育兴公司监理费160582.92元；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育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客观事实及原审判决情况。2012年11月，仁信公司为建设其开发的“宏光协和城邦”项目，通过邀请招标方式向包括育兴公司在内的多家监理公司发出投标邀请。育兴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向仁信公司发出《投标文件》，在其提交的商务标中明确载明，“本项目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施工监理服务费（按下线执行）为535.08万元，折合为建筑面积单方报价21.4元/㎡，我方实行实质性优惠，施工监理服务费按175万元收，折合为建筑面积单方报价7元/㎡，该单价为固定单价合同”；“按季度收取监理费”。在育兴公司承诺的“实质性优惠即建筑面积单方报价为7元/㎡”之下，仁信公司选定育兴公司提供监理服务，双方依据邀请招、投标文件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编号HE（G）-2013-07］、2014年5月30日签订《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编号HE（G）-2013-07补］（该两份合同以下简称邀请招标合同）。因仁信公司在邀请招标之前，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将邀请招标、自主招标形式报郑州市建委审批、核准，无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导致双方均因擅自开工被行政处罚。在此情况下，双方为尽快取得施工许可证，继续履行监理合同，经协商一致后确定，无论公开招标程序对于建筑面积单方报价如何调整，双方在实际履行时仁信公司向育兴公司支付标准仍按照之前招投标文件所约定的7元/㎡继续执行。在双方合意的前提下，2014年6月1日仁信公司与育兴公司签订宏光协和城邦一期监理合同，并办理了备案手续。在备案合同中，双方约定工程规模306527.29㎡，监理酬金5480000元，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首付款20％，±0结顶支付20%，主体结构封顶支付40％安装完成支付15％，监理与相关服务期届满14天内支付5%。2015年1月9日仁信公司与育兴公司签订宏光协和城邦二期监理合同，并办理了备案手续。双方约定，工程规模134512.87㎡，监理酬金2700000元，监理进度款支付同一期监理合同（此两份合同简称为备案合同）。后因宏光协和城邦二期装修标准超出一期项目，仁信公司又于2017年6月30日与育兴公司签订《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一）【编号HE（G）-2013-07（补1）】，双方约定在邀请招标合同单价的基础上每平方米增加一元，即按照8元/㎡的单价计算监理费，在此单价基础上仁信公司向育兴公司另行支付了监理费9万元。依上文可知，备案合同签订前后，仁信公司与育兴公司均是按照邀请招标合同办理进度款支付手续，并按照邀请招标合同于2018年8月进行了最终结算。在双方盖章的《宏光协和城邦D区（E-01地块）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结算定案表》中，确认的结算依据是两份邀请招标合同及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一）【编号HE（G）-2013-07（补1）】。其中宏光协和城邦一期项目监理费结算额2007492.83元，宏光协和城邦二期项目监理费结算额1031590.09元，共计3039082.92元。仁信公司已支付2878500元，仅余160582.92元未支付。2019年7月，育兴公司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与仁信公司2014年6月1日、2015年1月9日签订的监理合同（即备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仁信公司应支付监理费8180000元，仅支付2878500元，仍有5301500元未支付。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的两份备案合同视为对邀请招标合同的变更，因此，应将备案合同作为双方监理费结算依据。而双方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一），属于对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变更，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现两份备案合同约定的监理期限届满，仁信公司应按约定全额支付监理酬金。2019年10月28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05民初2440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仁信公司支付育兴公司拖欠的监理费53015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仁信公司不服，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备案合同中的监理酬金是依据《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及《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订立，合法有据，应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仁信公司上诉称应将邀请招标合同作为监理费结算依据，证据不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9年12月2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民终240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可见，本案争议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双方监理费的合法结算依据是邀请招标合同，还是备案合同？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禁止性规定，将无效的备案合同作为当事人的结算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判令仁信公司承担5301500元监理费支付责任依据不足。二、本案两份备案合同无效，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监理费结算依据。（一）本案存在明招暗定的违规事实，招投标程序依法无效。本案两份中标监理合同虽然经过了招投标程序，但实际上在招投标之前招标人仁信公司与投标人育兴公司就对涉案监理合同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协商，并于招投标之前即2013年3月28日、2014年5月30日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双方是达成协议后才进行的招投标且已开始实际履行，这种招投标程序并无实质内容，为虚假招投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两份备案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二）原审法院将“备案合同”视为双方对“邀请招标合同”的变更，不仅与审判实践相悖，且导致其裁判结论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却将本案的串通投标认定为合法变更，不仅违背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且严重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另外，按照原审法院的裁判思路，本案“备案合同”视为“邀请招标合同”的变更，那么在“备案合同”签订后，仁信公司与育兴公司所有的监理进度款支付均是按照“邀请招标合同”约定履行，并依据“邀请招标合同”进行了最终结算，该客观事实也应认定双方以实际履行方式对“备案合同”进行了再一次的变更。原审法院未采取同一标准认定双方第二次合意变更合同的客观事实，作出的裁判结论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综上，原审法院忽略仁信公司、育兴公司在招标前已经完成的协商、签订、履行合同的客观事实，认为双方的招、投标行为合法，违反了招投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应予纠正。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招投标程序合法有效，而本案存在明招暗定的法定无效中标情形，并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原审法院依据该司法对本案进行裁判，亦属错误。三、本案两份邀请招标合同及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本案监理费结算依据。（一）本案两份请招标合同因履行审批手续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仁信公司与育兴公司在2012年12月完成的邀请招标程序因未经行政机关审批、核准，未发生法律效力。（二）在本案多份监理合同均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应以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结算依据。申请人认为，首先，本案两份邀请招标合同签订日期早于备案合同；其次，两份邀请招标合同已经双方当事人基本履行完毕；再次仁信公司2017年6月30日与育兴公司签订《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一）是在两份邀请招标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对监理费的另行支出作出了更明确的补充约定。因此，邀请招标合同及2017年6月30日补充协议内容能够体现出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协商变更及履行合同的过程，应当认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以及从尊重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公平角度出发，本案应当以两份邀请招标合同及2017年6月30日的补充协议做为双方监理费结算的依据。综上所述，育兴公司已经与仁信公司结算完毕，且基本取得了全部监理酬金，其向人民法院起诉，是在明知本案备案合同只是双方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履行形式上手续的情况下，利用该备案合同攫取高额不正当利益，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交易原则。原审法院支持育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无异于保护此类假意、失信行为，助长不正之风。另外，原审法院忽略双方明招暗定的客观事实，错误认定备案合同属于对邀请招标合同的变更，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招投标程序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效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对本案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再审情形，请贵院依法进行再审，纠正原审错误判决。育兴公司辩称，一、本案不存在串通投标的情形，2014年6月1日签订的一期《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与2015年1月9日签订的二期《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上述两份合同以下简称“备案合同”）有效，备案合同应作为结算依据。根据仁信公司再审申请书中陈述，双方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和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宏光协和城邦D区二期工程监理补充协议》与备案合同相比较，二者在工程规模、工期、监理酬金等条款完全不一致，可以看出，仁信公司与育兴公司在公开招投标之前并未就投标价格及投标方案等内容进行谈判，前期合作意向也并未影响后期公开招标的结果，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提前泄露标底等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情形，故双方经过公开招标签订的备案合同有效。备案合同更加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备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故双方应该按照备案合同进行结算。二、以两份备案合同作为结算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仁信公司主张的作为本案结算依据的两份合同、协议即2013年3月28日监理合同和2014年4月30日协议约定的监理酬金价款明显违反这些规定，直接损害的是育兴公司的利益，所以属于无效协议。备案合同根据《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规定，按照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式，综合考虑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高程调整系数等因素，确定的监理酬金，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对仁信公司和育兴公司均没有损害，故应该按照两份备案合同作为结算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依据备案合同作为监理酬金的结算依据，不仅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被申请人认为再审申请人再审理由不成立，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补充：一、项目在2012年根本没有确定建设规模、工期等实质性内容，仁信公司2012年未进行招标。二、涉案监理工程均依法在2014年3月份和2014年12月份按照招标法律规定，进行了招投标，本次招标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三、关于项目施工监理实际履行情况。一期项目育兴公司于2013年6月份进场，二期项目育兴公司在2015年1月进场。双方的结算单是在仁信公司以自己项目发包人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强行要求的，且违反法律关于监理费用结算的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育兴公司认为，2013年合同属于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而双方经过招投标确定的备案合同为合法有效。按照备案合同支付监理报酬，既维护了招投标合同的合法性、严肃性，也是仁信公司的法定义务。原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再审认为，育兴公司与仁信公司在招投标之前就已经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和补充协议，并进行开展监理工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不得在确定中标人前进行实质性谈判的禁止性规定，该监理合同、补充协议及备案合同均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因本案所涉的监理合同、补充协议及备案合同均属无效，根据相关规定应当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故将本案发回重审，请你院在重审时对本案所涉工程的监理费进一步查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豫01民终24007号民事判决及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440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扈孝勇审判员  芦 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