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3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樱，女，197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珠江新城华明路**华普广场东塔****。法定代表人：李德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该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展来，该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饶倩，女，1985年3月30日，土家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胡樱因与上诉人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良律所）、饶倩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胡樱，上诉人德良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关展来，上诉人饶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德良律所支付胡樱剩余律师费提成242399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德良律所支付胡樱剩余律师费提成收入的迟延支付利息（按人民币446995元，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实际完成支付之日止，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3.本案诉讼费由德良律所、饶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胡樱与德良律所是业务提成关系，胡樱只有自己的业务才能与律所结算收入，否则没有收入，胡樱业务收入的85%提给胡樱；2.胡樱对自己的业务负责，除了法定要求《委托合同》须通过律所与客户签订外，如何办理受托业务、是否找人合作、合作报酬如何支付、办案成本和费用都由胡樱自己决定和承担；3.无论业务提成律师是否有收入，均应向律所支付挂靠费用，及自已承担律协年费和全部社保费用（包括用人单位和个人部分）。4.已查明涉案案件是胡樱的业务。因此，胡樱向律所提取该单业务收入的85%，律所没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理由扣留；饶倩无权向律所提取该单业务的收入，因为该单业务不是饶倩的；饶倩在本案中无独立请求权，其在该单业务中与律所没有业务提成关系，而是与胡樱的合作关系。一审认定德良律所有权扣留胡樱的业务提成，并不承担迟延支付违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饶倩手写的《确认书》合法有效且符合事实，而一审错误的仅凭聊天记录和猜测而否定其真实性。首先，该《确认书》是在胡樱的另一单风险代理业务出现了合作律师否定口头约定的情况下，胡樱为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而决定让饶倩对当初的口头约定补的一个书面确认，并不是胡樱与饶倩在涉案业务判决生效后才达成的约定，否则标题应该会写《约定书》《承诺书》或《同意书》等；其次，饶倩有涉案当事人的联系方式，该单业务的一切手续都经律所财务，胡樱不可能骗到饶倩写一个假的《确认书》。再次，该单业务是胡樱的，又由胡樱全程完全办理，没有饶倩参与，对该单业务不会有任何影响，胡樱付出如此大的成本请她，不符合常理。最后，饶倩补《确认书》是因为符合双方当初的口头约定。综上，当初双方达成的合意中胡樱享有分配权，胡樱才会说服委托人同意饶倩参与该单业务的办理，否则，饶倩不会出现在涉案业务办理中。一审的认定和酌定，违背事实和当初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法律关系基本原则；胡樱依据合法有效、符合事实的《确认书》行使分配权，总金额远远超过了饶倩自己2017、2018年全年度的业务提成，并不违反任何法律和约定，一审的酌定行为也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侵害胡樱合法权益。三、关于税的问题。德良律所扣的15%费用已经包含了所有的税费，德良律所的审批单是按财务手续办理的，所以德良律所给提成给胡樱时，已扣除德良律所需代扣代缴的所有费用，复印费和行政人员费用，是另外交给律所的。四、本案是胡樱与德良律所的劳动合同关系，与饶倩无关，胡樱是业务提成律师，剩余的所有提成费都应该给其。其和饶倩合作的另外一个案件，已提供律师费分成、委托合同和判决书证明饶倩获得风险提成1万元是正常的。德良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剩余的律师代理费在扣除德良律所应代扣代缴的胡樱、饶倩的个人所得税后，剩余部分按法院认定的数额向胡樱、饶倩支付；2.本案诉讼费由胡樱、饶倩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德良律所对一审认定胡樱、饶倩二人的律师费分配(胡樱享有80%,饶倩享有20%)不持异议，但一审判决认定胡樱、饶倩二人按该比例分配取得的个人所得收入“由其自行负责相关税费的申报缴纳”违反法律规定，二审应予以纠正。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本案案涉律师费是广州裕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恒公司）向德良律所支付，由德良律所开具发票，然后再按比例支付给胡樱、饶倩二人。德良律所作为支付所得的单位，是胡樱、饶倩二人上述个人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德良律所作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法代扣代缴税费。收到本案一审判决后，德良律所到天河区税务局咨询税收专管员，税局亦明确表示，该笔款项须由德良律所代扣代缴个税。故一审判决向胡樱、饶倩二人支付律师代理费提成后由其个人自行负责相关税费的申报缴纳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纠正。二、胡樱、饶倩剩余的律师代理费应扣除德良律所应代扣代缴的胡樱、饶倩的个人所得税后才向胡樱、饶倩支付。根据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涉案律师费1435876.5元，胡樱、饶倩律师费提成共1220245（8250元+1211995元），其中胡樱个人所得974220元（4642元+969596元）、饶倩个人所得246025元（3626元+242399元）。另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规定：“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及附后的税率表计算所得，胡櫻、饶倩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约40万元（最终应缴税款以税局开具的纳税单为准），大致相当于一审判决上诉人需支付两上诉人的律师代理费446995元（胡樱204596元+饶倩242399元）。因德良律所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人，故上述的代理费446995元应由德良律所用于代缴胡樱、饶倩的个人所得税，若有剩余再按一审法院认定的分配比例向胡樱、饶倩支付，如不足部分则由胡樱、饶倩向德良律所补足。三、一审判决德良律所负责3181元的诉讼费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是因为律师费分配比例产生争议引发，德良律所在比例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下，为平衡双方利益，选择暂不分费用并无恶意侵犯之过。”在认定德良律所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认定德良律所承担诉讼费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德良律所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饶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德良律所向饶倩支付30%的律师费363598元。事实和理由：饶倩应分配30%的律师费。（一）从客户来源和地位角色来看，一审法院认为胡樱占主要及主导作用。其证实该事实主要引用的《客户回访记录》，对其证明内容，饶倩有异议。胡樱当时准备接该案与客户面谈时，实际上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才希望饶倩能加入。从饶倩与胡樱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直至2017年12月11日，胡樱对于涉案的合同是否有效，以及该案应由哪个法院管辖，诉求是哪些，哪些有把握，均是没有概念的。饶倩从未否认客户是胡樱日常维护并之前认识的，但其和胡樱一起面对客户时，一直是以执业律师身份表明，从未说是胡樱的“助理”，事实上胡樱在律所从来没有“助理”。至于客户为何这样表述，只能认为胡樱与其日常关系维护较好，客户出于“情面”做出对其更有利的表述。在律所做出对其不利的《决定》后，让客户补所谓的《客户回访记录》。（二）从具体工作参与程度来看，一审法院认为胡樱工作参与和贡献程度大于饶倩。对此，只能说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角度不同。对于诉讼案件来说，一开始对案件的预判思路和定性是最难的，体现在法律文书上初稿是最难的。DSA赔偿的诉讼时效是否已过，是饶倩仔细梳理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所有双方来往函件文书后，找到可以突破的点，最终法院支持关于DSA赔偿的诉请。一审法院提到的案卷和胡樱提出的诸多法律意见，关于案卷的问题，在一审判决书下来，律师费预期利益可观的情况下，胡樱已经开始对饶倩有所防范，尽可能将案卷掌握在其那里，所有的法律意见以其名义进行提交。通过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和初期提交的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对比可以看出，基本思路还是体现在一审提交的起诉状等法律文书中，法院最终判决结果也是基于这样的诉请。饶倩只要求胡樱按照之前承诺的30%分配比例给其。在律所合伙人管委会会议上，作为饶倩和胡樱的同事，了解纠纷发生的全过程，按照双方的工作量，做出70%、30%的分配决定，该决定是公平公允的。（三）关于《确认书》以及胡樱刻意隐瞒律师费到账的问题。《确认书》完全是饶倩在胡樱的欺瞒诱导之下做出，当时一是出于情面，二也是相信了其谎话。《确认书》写下第二天，第二笔20万元律师费就已到账。这也是为何其一定要当天约见饶倩，骗饶倩写下《确认书》的原因。后来律师费全部到账，其已提取了大部分的情况下，饶倩向其询问案件进展，其还在对我刻意隐瞒。胡樱辩称，请法院驳回德良律所的全部上诉请求。1.关于税的问题，我和德良律所提供的审批单，已经可以证明15%是包括了业务提成律师的所有税的。2.关于德良律所是否要承担诉讼费，德良律所应该承担诉讼费，因为德良律所清楚其与业务律师的提成是怎么约定的，德良律所隐瞒了真相，强行进行分配，已经超出了他法定和约定的权利，德良律所应该承担本案责任，所以德良律所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费和违约的迟延履行支付利息。德良律所辩称，同意一审认定的律师费分配比例。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分配单位是代扣代缴人，所以应当由德良律所代扣相关税款后再按法院认定的比例向胡樱、饶倩支付。饶倩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胡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德良律所支付胡樱律师提成费446995元及迟延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实际完成之日止，至起诉之日为707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德良律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樱和饶倩均是在德良律所执业的专职律师，其中饶倩已于2019年6月转至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裕恒公司系胡樱平时维系的客户资源。2017年年底，裕恒公司因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产生民事诉讼纠纷，而联系胡樱咨询处理。随后，胡樱邀请饶倩加入该案，并由德良律所接受统一委托签订代理合同（2018年1月31日），指派胡樱和饶倩作为裕恒公司的代理人参与其中，约定以风险代理的方式计算律师代理费。2018年1月31日，裕恒公司支付前期律师代理费1万元，扣除律所应提部分，剩余的8250元由饶倩于2018年2月6日领取后，通过微信转给胡樱5000元，后胡樱又转回两个红包共376元给饶倩。之后，胡樱和饶倩共同作为裕恒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在2018年5月一审判决作出后，又共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年8月29日，该案二审维持原判。2018年10月17日，胡樱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4日，胡樱约饶倩见面。当日，饶倩签名出具手写《确认书》，内容为：“裕恒公司是胡樱律师的客户，其诉广州军区总医院一案由胡樱律师主办，律师费分配由胡樱律师决定。特此确认。”2018年12月5日、2019年1月7日、1月15日和1月17日，德良律所先后收到裕恒公司支付的律师费20万元、35万元、70万元、175876.5元，共计1425876.5元。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6日、2月27日、3月7日，胡樱先后向德良律所申领该案律师代理费170000元、178750元、118750元、297500元，均按85%提取比例计，共计765000元。2019年3月，饶倩得知律师费的到账和有关提取情况，遂向德良律所申请，要求按照50%（最低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分配。胡樱表示仅愿意再分配给饶倩律师代理费2万元。德良律所经调查、举行听证程序后，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德良决字001号《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决定书》，决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涉案律师费扣除律所提成后的分配比例为胡樱占70%，饶倩占30%；律师费结算时由律所按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扣缴个人所得税。胡樱需将已结算律师费退回律所，待本次纠纷结案后按最终分配方案再行分配等。之后，各方未能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引发后续矛盾经调解未果，遂致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综观各方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其一，胡樱和德良律所之间在案发时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其二，胡樱和饶倩之间的律师代理费分配比例如何确定，德良律所在其中的职能和角色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胡樱和德良律所之间在案发时是否属于劳动关系。胡樱作为专职律师，案发时在德良律所执业。虽前期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并非连续签订，且涉及到不同执业模式律师的区分问题，目前尚无关于以案件业务提成为收入来源的执业律师与所在律所之间法律关系界定的明确规定，故应当根据双方之间是否实际具有符合劳动关系属性的特点来予以判断。根据在案证据和双方陈词等可见，涉案纠纷发生时，胡樱和饶倩在德良律所处均是没有底薪的独立执业律师，胡樱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开展工作，收入来源于自己的业务收入，并由律所按照相对固定的比例扣除费用后享有剩余部分，并非由律所根据其劳动量或工作时间来确定、发放；胡樱的社保虽名义上是律所缴纳，但费用实际是由胡樱个人最终支付；从劳动纪律上看，胡樱在工作的时间、内容、节奏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并不受律所的强制管理或约束。因此，胡樱和德良律所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从属性的特征，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故德良律所主张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要求适用“仲裁前置程序”、驳回胡樱起诉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胡樱和饶倩之间的律师代理费分配比例如何确定，德良律所在其中的职能和角色问题。鉴于裕恒公司是由德良律所依法统一接受委托，并指派胡樱和饶倩共同参与案件的代理工作，目前德良律所并无关于多名律师在共同代理案件时如何分配律师代理费的具体规定，因此，在产生争议且一开始并无明确的约定比例时，应当充分考虑各律师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角色、地、地位力贡献和体力参与程度等各方面工作情况，综合予以认定，并在本案一并予以处理。1.从客户来源和地位角色来看，胡樱占主要和主导作用。根据裕恒公司2019年5月出具的《客户回访记录》来看，该公司是胡樱认识已久的客户资源，基于对胡樱人品、责任心、专业水平等方面的认可而选择胡樱代理涉诉案件；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胡樱对该公司涉诉案件中的分析、思路、证据收集运用、案情沟通等方面意见得到了公司的充分认可，其认可的是胡樱全面办理，而与饶倩原本不认识，与胡樱见面时有见过其。德良律所和饶倩对该公司客户来源于胡樱、日常由其沟通维系亦不持异议。从实践情况来看，客户经常是基于对所接触律师个人的专业能力和为人处事的了解和信赖，才进而找该律师所在的律所统一接受委托、签订相关材料，再由律所指派该律师提供具体的法律服务，律师个人对案件是否能够成功代理，具有不可轻易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案中，所涉客户裕恒公司是由胡樱此前结识和日常维护的客户资源，其主要认可的是胡樱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饶倩是应胡樱的邀请而加入该案，虽名义上是共同代理，但相对于胡樱而言，其地位角色相对次要，根据指示展开工作居多。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应当认定胡樱为涉诉案件代理的主要承办律师。2.从具体工作参与程度来看，胡樱和饶倩均有参与，但有所区别。饶倩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二人从开始合作，到中间联系沟通，到事后纠纷的大概过程，但并不能完全体现二人背后所做法律工作的具体内容。相对于胡樱来说，饶倩虽也是专职律师，但其独立从业的时间相对不长，实践经验也相对有限。可以确认的是，除了判决生效后的执行程序外，饶倩共同参与了一审和二审的代理（包括开庭），其中起诉状、上诉状的初稿由饶倩拟制后交由胡樱修改定稿，立案、证据材料、协调开庭时间等由饶倩主要出面负责，相关工作多是在胡樱的指导或指示下完成。从胡樱提交的涉诉案件卷宗（部分）和其提出的诸多法律意见来看，胡樱亦亲历并参与了各个重要环节的处理和重要事项的决定，所付心血亦难从数量上简单划等。法律服务和诉讼实战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代理人所承受的各方压力和聚焦关注亦会有所不同，而这些智力贡献、心理压力和体力付出等，均构成了代理律师工作参与的应由组成部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胡樱在案件中的工作参与和贡献程度大于饶倩。3.关于《确认书》和案件进展的沟通过程的视角分析。涉诉纠纷已于2018年8月底审结，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胡樱于2018年10月17日申请强制执行时，饶倩并不知情。2018年12月4日，胡樱专门约饶倩见面，当天饶倩虽出具手写《确认书》，明确约定胡樱对于律师费的分配具有决定权，但次日裕恒公司便向德良律所支付了20万元律师代理费，且在2019年1月17日已支付完全部费用。从事后的聊天记录来看，2019年1月29日，饶倩还专门询问胡樱“胡律师，请问刘总（裕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胡樱回复“没处理完，得年后了”。可见，胡樱此时仍未告知饶倩对其二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律师代理费已经全部到款的事实。不管是胡樱刻意隐瞒，还是未特地告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樱并不希望作为名义上共同代理人的饶倩及时了解代理费到款和提取的全部情况。而之后，饶倩得知有关律师费的情况后，便分别向胡樱和律所明确提出了异议，并解释了之所以出具《确认书》的原因。若上述《确认书》的内容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后的真实自愿意思表示，则在饶倩已明确确认了胡樱对律师费具有分配决定权约定的情况下，显然其并无再作隐瞒款项进展的必要。因此，在涉诉案件有利判决业已生效，主要纷争已经定音，律师费相对可观可期的情况下，饶倩出具上述《确认书》完全放弃自己对于应得部分的分配权的真实意愿存疑，故不能直接依据《确认书》来认定。不过，即便如此，饶倩作为成年人，亦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其无法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上述《确认书》的情况下，无论其当时真实想法如何，至少可以从该《确认书》看出，饶倩实际上也是认可胡樱在案件中的主导作用，并有权多分律师代理费的大体处理方案。综上，在客户资源来源于胡樱，案件代理由胡樱主导，胡樱全程参与其中，且考虑到客户日常维护亦会有成本付出，结合胡樱和饶倩的工作量与贡献程度、此前的收入情况，参考类似合作模式的分配比例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裕恒公司前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万元，扣除德良律所应当提取的17.5%比例后，所剩的8250元按照胡樱和饶倩已经先行分配且未产生争议的方案执行，即胡樱占4624元（5000元-376元），饶倩占3626元（3250元+376元）；后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共1425876.5元，在扣除德良律所应当提取的15%比例后，剩余款项1211995元由胡樱享有80%的分配比例（即969596元），饶倩享有20%的分配比例（即242399元）。根据审批单和各方确认意见，就上述1211995元律师代理费而言，胡樱现已从德良律所领取了其中的765000元，故德良律所应将剩余的204596元分配给胡樱，剩余的242399元分配给由饶倩。至于上述应得律师代理费是否包含个人所得税，经查，从以往发放审批单来看，不管是德良律所提取17.5%，还是自2018年年中开始变为提取15%，均是德良律所扣除上述比例后，由律师直接领取剩余比例的数额。德良律所和饶倩均确认扣除比例后的律师个人所得税由律师自行承担。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德良律所提取比例中已包含了为律师代扣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述数额分别系胡樱和饶倩的个人所得收入，应由其自行负责相关税费的申报缴纳。关于胡樱主张的利息，鉴于本案是因为律师费分配比例产生争议引发，德良律所在比例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下，为平衡双方利益，选择暂不分配费用并无恶意侵犯之过，双方也没有关于利息的相关约定。因此，胡樱主张德良律所支付利息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德良律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樱剩余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4596元；二、德良律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饶倩剩余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42399元；三、驳回胡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饶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88元（8111元+6754÷2元），由胡樱负担4330元，德良律所负担3781元，饶倩负担3377元。二审中，胡樱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8月31日康佑发律师手写“（律师）费用分配方案”，证据二《委托合同》，证据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首3页，证据一至证据三，拟证明胡樱另一单业务，与饶倩、康佑发律师及其他两位律师合作，该案风险代理律师费总额200万元，饶倩在该案中的风险代理律师费分配为1万元，印证胡樱在本案中决定风险代理律师费分配给饶倩2万元，并不少，更未违反法律及双方约定。证据四2020年12月7日涉案委托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委托人通知胡樱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晚于饶倩问胡樱执行一事的时间。胡樱是该案的主导律师和业务所有人，胡樱申请强制执行没有通知饶倩的义务，也没有隐瞒饶倩。证据五涉案委托人公司刘总往返中国和加拿大的航班信息，拟证明涉案委托人公司刘总往返中、加的时间，饶倩问胡樱时，胡樱没有欺骗任何人。证据六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第81页，拟证明1.德良律所应于每月根据当月实际情况申报个税，并于次年5月31日前完成上年度汇算清缴，德良律所从未通知任何律师提成后另行交纳个税，说明德良律所提留的15%包含个税。证据七2019年3月1日和4月8日邮件，拟证明胡樱已完成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入库工作，刚进行中航信托项目法律服务方案投票，即被德良律所禁止。导致胡樱不能承接业务。证据八2020年7月13日和25日《委托合同》签章页，证据九新律师执行证，证据八、九拟证明胡樱转入新所当日即签署了《委托合同》，印证德良律所严重侵害胡樱执业权。饶倩质证称，除证据六以外，其余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予确认，与饶倩和本案均无关系。该案是康佑发律师邀请饶倩加入，加入时饶倩不清楚康佑发跟胡律师关于该案律师代理费的分配关系，手写分配方案在胡樱提交给二审法院之前饶倩也毫不知情。该案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律师承担的辩诉角色义务与本案无可比性。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五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对证据七、八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不完整，且有多处涂改。德良律所质证称，除证据六以外，其余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胡樱将上面的主要内容故意用笔涂黑，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显然是胡樱利用其客户资源的优势要求委托人出具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未显示旅客名字，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认可，该笔录己经明确记录了律师的个人所得税由律师个人承担。对证据七的三性不予认可，胡樱作了多处涂改，从其可以看得清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胡樱律师是可以正常执业、正常入库的，证明德良律所没有限制其执业的行为。对证据八的三性不予认可，胡樱没有提交完整的合同。其中一份委托合同的委托方“餐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是德良律所的客户，在胡樱转所后，德良律所同意其将该客户转至其现执业律所，德良律所不但没有限制胡樱执行，还为其到他所执业提供了便利。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其转所，故对其证明事实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胡樱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胡樱与饶倩之间的律师代理费分配比例如何确定；2.胡樱与饶倩的律师代理费，是否须由德良律所代扣个人所得税，若须由德良律所代扣，德良律所提取的15%比例，是否已经包含其应当代扣的个人所得税。3.德良律所是否应向胡樱支付涉案律师代理费的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饶倩主张在德良律所提取15%比例后，其应获得剩余律师费的30%，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胡樱主张在德良律所提取15%比例后，其应获得所有剩余律师费，并提供《确认书》佐证其主张。但饶倩对《确认书》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又因胡樱存在隐瞒款项进展的事实，故一审认为饶倩出具《确认书》完全放弃自己对于应得部分的分配权的真实意愿存疑，不能直接依据《确认书》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从客户来源和地位角色、具体工作参与程度和案件进展的沟通过程分析，认为客户资源来源于胡樱，案件代理由胡樱主导，胡樱全程参与，且考虑到客户日常维护亦会有成本付出，结合胡樱和饶倩的工作量与贡献程度、此前的收入情况，参考类似合作模式的分配比例等因素，酌定裕恒公司后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共1425876.5元，在扣除德良律所应当提取的15%比例后，剩余款项1211995元由胡樱享有80%的分配比例（即969596元，胡樱已从德良律所领取了其中765000元，故德良律所应将剩余的204596元分配给胡樱），饶倩享有20%的分配比例（即242399元），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德良律所提取的15%比例，是否已经包含胡樱、饶倩应缴纳的税费问题。一审中，德良律所和饶倩确认扣除比例后的律师个人所得税由律师自行承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德良律所提取比例中已包含了为律师代扣缴纳个人所得税，故一审认定上述数额分别系胡樱和饶倩的个人所得收入，应由其自行负责相关税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是否应当由德良律所代扣胡樱、饶倩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案涉律师费是裕恒公司向德良律所支付，由德良律所开具发票，然后再按比例支付给胡樱、饶倩二人，故德良律所为支付所得的单位，为胡樱、饶倩二人上述个人所得的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德良律所上诉认为其为胡樱、饶倩涉案律师费的扣缴义务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一审认为由胡樱、饶倩自行负责相关税费的申报缴纳，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故胡樱、饶倩剩余的律师代理费应扣除德良律所应代扣代缴的胡樱、饶倩的个人所得税后向胡樱、饶倩支付。关于争议焦点三。涉案纠纷是因胡樱、饶倩对律师费分配比例产生争议引发，德良律所在比例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下，为平衡双方利益，选择暂不分配费用并无不当，双方也无关于利息的相关约定。因此，一审对胡樱主张德良律所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案件受理费。一审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各方负担受理费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德良律所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胡樱、饶倩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872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87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樱剩余的律师代理费（金额为204596元减去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代扣代缴的胡樱个人所得税）；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87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饶倩剩余的律师代理费（金额为242399元减去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代扣代缴的饶倩个人所得税）；四、驳回胡樱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饶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88元，由胡樱负担4330元，由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负担3781元，由饶倩负担33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0元，由胡樱负担6827元，由饶倩负担46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