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终4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亚平，男，195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奇，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松，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小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郑道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怡，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亚平因与被上诉人小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娱科技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互联网法院（2020）京0491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亚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奇、张家松，被上诉人小娱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亚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的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属于严重程序违法。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但本案立案日期为2020年1月29日，结案日为2020年7月31日，一审期限超过6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同时，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从未规定过简易程序的审限可以延长。因此，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审限是绝对审限，超过审限应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一审期限超出了简易程序三个月的法定期限，应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不应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二、一审判决同时存在多处对决定案件性质的基础事实认定错误、主要事实遗漏审查等程序权利及实体权利重大瑕疵。（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中存在重大的遗漏，导致对被上诉人“调查报道”中“严重失实”的诽谤内容未予认定。1．对2项诽谤内容涉及的争议事实，一审遗漏审查。无论是起诉状、证据目录，还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都明白无误的指控被上诉人在“调查报道”中捏造散布了2个虚假事实：周亚平“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诽谤1）、周亚平利用职务之便，“赶走天合，赚25%渠道费”（诽谤2）。一审判决通篇都没有对这2个争议事实作出任何查明或者认定，也就是争议事实、真相都不明的情况下，却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的报道“不属于虚构事实、故意捏造”。2．上诉人是否存在“职务之便”，一审遗漏审查。利用“职务之便”，这是被上诉人诽谤内容的最恶劣之处，几乎与诬告陷害无异。侵权报道发布时，上诉人首次担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领导职务（代理总干事）仅仅5个月，却被诽谤为“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2018年5月将自己的第一曲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曲库）确定为音集协的正版曲库”等。至少从时间上，诽谤的“职务之便”是明显不成立的，但一审法院对此既不查明、也不认定，继续选择遗漏。3．对音集协与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文化公司）解约的过程、解约后运行方案等重要争议事实，一审也遗漏审查。周亚平利用职务之便“赶走天合，赚25%渠道费”是被上诉人本案两大诽谤内容之一，这一诽谤内容从头至尾都是未成发生过的，明显是虚假报道。上诉人也提交了音集协解约的过程文件、公开声明、实际履行的替代方案以及替代方案（联络处）运营一年来的实际情况，足以证明诽谤内容是虚假的，也是从未发生过的。对此，一审法院也没有任何审查和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在对这两项重要诽谤事实没有做出任何审查、任何认定的前提下，却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的报道“不属于虚构事实、故意捏造”，明显违背以“事实为基础”的审判逻辑和基本常识，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显失公平。（二）侵权报道内容完全是建立在虚假微博爆料、虚假独家爆料的基础上，被上诉人没有对其引用的爆料“信源”提供任何证据，在严重违反最基本的新闻报道真实性原则的情况下，未尽举证义务，一审却认定侵权报道“不属于虚构事实、故意捏造”，明显违反证据规则、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是一家专业新闻媒体，真实是新闻的第一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因此新闻行业主管部门对新闻的采集、编写、发布均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特别是“信源”的要求，至少应当证明信源是真实存在的。围绕本案核心的2个诽谤内容（事件），被上诉人的报道“信源”来源于1个微博爆料（诽谤内容编号1、2）、4个匿名者爆料（诽谤内容编号3、7、10、11）、1个虚假的对上诉人的采访记录（诽谤内容编号13），以上诽谤内容占据了整个侵权指控内容（总12处，扣除2个标题、2个报道外内容）的近60%，且其他诽谤内容也是基于这些爆料内容的评论、延伸总结。因此，这些爆料内容就是被上诉人侵权报道的核心、事实基础，但是，一审中被上诉人却没有提交任何“信源”证据，特别是采访记录。（三）一审判决仅对上诉人其中8项诽谤内容的指控做出了回应，还有8项诽谤内容没有审查，属于重大遗漏。针对侵权报道，上诉人明确指出了其中2个核心的诽谤事件，还列举了该报道中16项具体的诽谤内容（详见一审判决书第3-5页）。但一审法院不仅对2个核心的诽谤事件没有审查认定，对16项具体内容，也仅仅在判决中回应了8项，剩余8项具体诽谤内容没有任何回应、分析或者认定。因此，至少对这8项一审判决书没有审查的诽谤内容，一审判决构成重大遗漏，属于重大的事实认定错误，也是严重的程序错误。（四）一审认为报道内容（诽谤内容编号5、6、14）使用了问号（？），就是“疑问句”，这是违反基本常识的，更是脱离实际表述内容的错误认定。问号（？）并不必然表示“疑问”！至少在中国的语言习惯中，使用问号可以是疑问、反问、设问。而一审法院列举了三个使用了问号的报道内容，认为这三处表述都是“疑问句形式”，“表现为对相关事件引发的猜测和质疑”，“并未作出明确的否定性倾向的评价”，明显是违反常识的，也是违背事实的。一审没有对这三处表述的“内容”真假与否作出任何分析、评判，仅因为结尾使用了“？”，就认定这些表述是合适，是不侵权的。事实上，这三处表述的“内容”本身都是完全虚假的，问号的使用恰恰都不是疑问，而是带有强烈的反问意味，误导公众。特别是诽谤内容14是作为全文的结尾，作为整篇调查报道的结论，却使用一个虚假事实为前提，连用三个“？”，这明显是在故意诱导读者得出对上诉人的误解，甚至用问号加重这种误解。（五）在被上诉人没有举证的情况，一审认为上诉人指控的诽谤内容（编号1、3、7）是采访内容，是明显错误的。首先诽谤内容（编号1、3、7）均系网络爆料，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举证证明有采访记录，更未提交核实记录，而直接将以上内容作为“采访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还笼统地说这些内容“在多家媒体报道中具有出现”，这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即便真有，也需要指明是在哪篇报道中、出现了哪个具体信息。事实上，所有这些爆料在被上诉人发布之前，没有任何新闻媒体报道，反而是被上诉人发布后被大量转载、使用，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明显违背事实、违反基本逻辑的。第三，一审判决还认定这些报道内容“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所以不构成虚构事实、故意捏造。难道因为上诉人的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鸟人公司）存在诉讼行为，就可以被诽谤为“利用职务之便，谋利已多年”？因为上诉人设立了“第一曲库”，就可以被诽谤为“利用职务之便”“替代天合，赚取25%渠道费”？（六）一审法院认为报道内容（诽谤内容编号8、9）“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不构成诽谤，是明显错误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报道内容“真实”发生过、存在过，该报道是显而易见的虚假报道。相反，上诉人提交了大量的证据和分析，证明报道“虚假”，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的举证不予理睬，反而认定报道内容“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不构成诽谤，无论是从举证义务的分配上，还是事实上，一审的认定都是明显错误的。显然，“一定的事实基础”不是一个司法判决中，对诽谤内容的“是否真实”的客观判断标准。更不能因为存在一个基础事实，就可以放任媒体“添加”更多的“虚假事实”，从而对他人实施任意的构陷、诽谤。（七）被上诉人诽谤的恶意极为明显，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恶意是明显错误的。被上诉人不是普通的个人，也不是简单转发他人爆料或者报道，而是作为一个专业媒体，针对当时公众热点事件，创作出了一份长达4000字的“调查报道”，是一篇专业的调查新闻。因此在判断和认定其主观过错时，应当按照新闻的标准来评判，而“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原则。但是被上诉人在这篇报道中，有众多反常、违背“真实”原则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侵权恶意：第一，对于上诉人是否存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替代天合文化公司上位这些核心的、重要报道内容，报道中居然没有任何“直接事实”，完全是被上诉人主观猜测的结论；第二，上诉人任职音集协仅仅5个多月，且本报道恰恰指向了上诉人“职务之便”，但被上诉人却拒绝披露，这种“遗漏”与诽谤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主观的故意；第三，被上诉人多处将“匿名爆料”作为事实表述，替代自己的调查或者陈述，投机取巧，企图规避自己的侵权责任，诉讼中也无法提供爆料来源，这样的手法在很多类似侵权案件中都曾被司法机关认定构成侵权；第四，在全篇报道都缺乏直接事实、以匿名爆料为主，而且诽谤内容明显失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居然直接将2个重要的诽谤结论，作为第3、4节的标题使用，向公众着重强调，毫不避讳，诽谤上诉人的恶意已是非常直接、非常严重，甚至到了张狂的地步。（八）“舆论监督”抗辩不应、更不能在本案适用，不能成为被上诉人逃脱责任的借口。固然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等权利时，基于公共利益等优先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考量，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等人格权所涵摄的人格利益进行正当的、必要的、适度的合理限制。因此，“公共利益”抗辩不是万能的，只能是“正当的、必要的、适度的”适用，一旦新闻媒体罔顾事实而恶意进行报道，致使新闻报道严重失实，给他人造成名誉损失，则新闻媒体援引“公共利益”的抗辩事由将无法成立。而本案的报道不仅“罔顾事实”“恶意报道”“严重失实”，而且已经将诽谤言论从行为的是非善恶，上升到污蔑上诉人违法犯罪的程度。因此，“舆论监督”抗辩不应、更不能在本案适用，不能成为被上诉人逃脱责任的借口。综上所述，本案诉争的侵权新闻报道，完全是建立在虚假的、虚构的网络爆料基础上，被上诉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诽谤上诉人是显而易见的。但一审判决却完全回避了上诉人对诽谤事实的指控（2和诽谤事件、16项具体诽谤内容），没有直接、正面的做出任何“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对侵权报道“是否真实”都没有认定、被上诉人自己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爆料的“信源”、采访记录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无恶意、未侵权，这样的认定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更是明显错误的。小娱科技公司辩称，一、法院程序性问题不发表意见。二、事实问题。上诉人所说的两个虚假事实在一审中已经做了充分论述和审查。小娱科技公司发布的涉案文章是对社会公众关注事务的调查及评论文章，音集协版权费用问题涉及众多权利人及KTV经营者，属于社会公众舆论关注热点问题，小娱科技公司的调查文章并非刻意针对上诉人个人，文章描述的基本事实存在，文章引用第三方提供的资料来提出合理疑问且对涉案上诉人也进行了采访，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已经尽到谨慎义务，文章使用文字未对上诉人进行人格侮辱，未对上诉人名誉权造成损害，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应驳回。上诉人是音集协的副理事长（负责人）兼总干事（2018年5月30日），其同时也是与音集协有授权合同关系的鸟人公司的唯一个人股东、法人，又是事实取代音集协唯一合作方天合文化公司的第三方公司第一曲库的实际控制人（周亚平间接持有公司56%的股权）。上诉人的相关行为与其担任音集协负责人职务有重大利益冲突。（一）鸟人公司的侵权诉讼。涉案文章提及鸟人公司作为周亚平对众多侵权方（KTV经营者）提起了侵权诉讼并获得巨额赔偿金是客观事实，相关判例有4000多件，在司法公开网站都可以查询，对于此事实，周亚平也对此作过回应，其认为“作为权利人之一，有权向侵权的KTV诉讼，获得赔偿。我诉讼的KTV，都不是音集协的会员，一般都是先让KTV交版权费，他们交了，我就撤诉。诉讼获得的钱，版权费交给音集协，赔偿费属于鸟人公司。”依据音集协作品库查询，鸟人公司授权协会作品有630件，判例中涉及的作品基本上都已经授权给了协会。同时，小娱科技公司了解到鸟人公司起诉经营者的案件中，也有很多是已经与协会签订了授权的公司。对众多KTV经营者（侵权方）而言，赔偿金与版权费只需二选一，周亚平作为音集协的负责人，在其自然人独资公司已经加入音集协的前提下，再通过侵权诉讼获取的商业利益违反了相关条例规定且与音集协的利益存在冲突与矛盾，即鸟人公司通过侵权诉讼的方式已经侵占了部分音集协的权益，如其它权利人都以此效仿，音集协将无存在必要。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13修订）》第二十条，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诉讼权利为重要权利事项）。依据音集协章程29条第7款的规定，周亚平如不能忠实、勤勉履行职责，维护本会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其应不适合继续担任协会的负责人。涉案文章涉及鸟人公司侵权诉讼获得巨额赔偿的事实客观真实，鉴于周亚平在音集协的负责人身份，其通过个人独资公司获取巨额赔偿与其职务存在实质的矛盾与冲突，小娱科技公司的涉案文章对此的调查及报导有事实及相关法规依据。（二）第一曲库问题。周亚平间接持有第一曲库56%的股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音集协于2018年11月发文要求解除与其唯一合作代理方天合文化公司协议，原先也在小娱科技公司的采访中确认了第一曲库为替代方。第一曲库的筹建及替代天合文化公司地位时间涉案文章有真实描述。周亚平以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来作为音集协唯一合作替代方，此行为与其协议负责人的身份存在明显的利益输送关系，涉案文章中引用第三方观点“周亚平拿着音集协的工资、分着权利人的版权费，还要赶走天合，赚取25%的渠道费。”，原先在采访中也有明确回应；“第一曲库是为了改变行业痛点做的尝试，未来什么时候上线，会不会上线不得而知，目前还需要测试、实践”，经小娱科技公司后期核实，第一曲库在音集协发布解除公告后，作为唯一收费渠道（顶替天合文化公司）从KTV经营场所进行收费（天合文化公司与音集协的合同纠纷诉讼现仍在审理过程中，天合文化公司已经事实停止了相关版权收费行为），但因业内的信息流转及被媒体关注，第一曲库的运营并未真正达成预期，未再继续发展形成真正体系。周亚平利用其协会负责人身份以其控制的公司为协议唯一代理方（替代方），存在明显利益输送关系，小娱科技公司对此问题的报导客观真实，文章亦引用了周亚平对此事件的采访内容，相关文章内容真实客观，不存在侵犯周亚平名誉的情形。（三）涉案文章中，小娱科技公司未对事件有主观描述，仅是陈述客观事实，未对事件本身进行评判，仅提出疑问，文章最后部分也明确对事件的判断应由读者作出。综上所述，涉案文章描述内容真实客观，周亚平以其担任负责人的身份，利用个人独资公司及控股公司进行侵权诉讼及利益输送的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协会章程的规定，小娱科技公司文章引用第三方言论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查核实，对周亚平也进行了采访，涉案文章未对周亚平进行人格侮辱，也未刻意贬损其名誉，周亚平作为社会著名公众团体的负责人，对受到社会舆论关注及报导就保持相应的宽容，且客观事实的报导并不必然导致其名誉受损，周亚平的诉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利用职务之便”中关于上诉人的身份，我方提供的证据和答辩状已经都涉及到，上诉人获得巨额赔偿及诉讼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存在诽谤。关于上诉人设立第一曲库获得的利益问题，我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经都经过法庭审查质证，不属于诽谤。涉案文章没有对周亚平进行人格侮辱，也未对周亚平的名誉造成损害。周亚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小娱科技公司立即删除《KTV版权费是一笔200亿“糊涂账”？音集协“案中案”再调查》文章，包括官方微博、公众号及所有转载等；2．判令小娱科技公司在“娱乐资本论”网站首页、官方微博、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致歉持续时间不少于30日；3．判令小娱科技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主体相关事实。2018年6月12日，音集协在官网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其中载明：理事会同意《关于邹建华同志辞去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总干事的决议》，并通过《关于周亚平同志代理协会总干事职务的决议》。周亚平提交两篇新闻报道网页截图，文章标题分别为“周亚平就著作权法实施情况向全国人大献言建策”“周亚平抨击著作权法对录音定位错误影响音乐行业”，拟证明周亚平是中国音乐行业的代表人物、音乐著作权法的专家，在行业内具有较高声誉。小娱科技公司系网站“娱乐资本论”www．ylzbl．com的主办单位。以上事实，有网页截图等在案佐证。二、周亚平主张侵权的相关事实。周亚平提交《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于2018年11月30日对涉案报道的情况进行取证和固化：2018年11月17日，娱乐资本论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KTV版权费是一笔200亿糊涂账？音集协案中案再调查》；2018年11月18日，微博账号娱乐资本论发表文章《200亿KTV版权费也不够，是恶意敲诈还是合理维权？》上述文章中，周亚平主张小娱科技公司通过捏造事实，达到诽谤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周亚平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2.周亚平利用职务之便，用第一曲库，“赶走天合，赚25%渠道费”。周亚平主张捏造事实、进行诽谤的主要文章内容如下：1.值得玩味的是，这波火焰针对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娱乐资本论在微博中发现，微博名为“z周z扒z皮”的网友举报周亚平利用工作之便，用自己旗下的鸟人公司向KTV打官司，诉讼裁判文书达2000余份；2.文章引用微博截图，显示微播用户“z周z扒z皮”发表内容“【#举报#音集协总干事周亚平#涉嫌违规违纪#】据企信宝数据显示身为音集协总干事（‘秘书长’）周亚平共有14家关联企业，12家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中鸟人公司向KTV诉讼裁判文书达2000余份，巨额赔偿金去向不明，原本是音集协的权利，周亚平#滥用职权#关联交易谋取私利怎么给鸟人公司了？你尽职了吗？6000多首歌被下架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协会？存在这么多问题的人是否适合担任协会代理总干事？”3.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向娱乐资本论独家爆料：“周亚平正在用自己私人名义暗中操作音集协正版音乐曲库——第一曲库，试图与天合解约之后，实现无缝衔接。”4.通盘来看，下架歌曲、与天合文化公司解约、第一曲库上线，他们争夺的无非是KTV版权费这块肥肉。5.周亚平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6.行业内，周亚平有自己的公司并不是新鲜事。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周亚平用这个公司还在与KTV打官司。大伙儿的第一反应是，“这样操作合适吗？赔偿金都去哪儿了？”7.王水告诉河豚君：“如果鸟人公司是以规范KTV行业收费这个导向性来打官司，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商业诉讼，就有些说不过去了。钱到底是进了周亚平的腰包，还是音集协的腰包，谁也不知道。”8.问题就在于，音集协和鸟人公司的负责人均属周亚平，合同中具体是如何约定的，这就不得而知了；9.第一曲库彰显了周亚平最终的野心？赶走天合，赚25%渠道费；10.更重磅的总是在后面。爆料人告诉娱乐资本论：“周亚平于2018年5月16日就已审核通过第一曲库网站，作为音集协的正版曲库”。该网站11月13日还可正常打开，11月14日便已关闭；11.在版权分配方案中，音集协抽取4%、天合文化公司集团抽取25%。在爆料人看来，“周亚平拿着音集协的工资、分着权利人的版权费，还要赶走天合，赚取25%的渠道费。”12.前后一结合，难道周亚平是要赶走天合文化公司，第一曲库上位？13.河豚君就此向周亚平咨询，很显然，他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迟疑了一会儿，说“第一曲库是为了改变行业痛点做的尝试，未来什么时候上线，会不会上线不得而知，目前还需要测试、实践”；14.如果周亚平用自己的第一曲库替代天合文化公司，是否违规？是否有利益输送之嫌？音集协的会员们，你们认为呢？15.第一曲库替代天合文化公司，是否违规呢？16.网友留言中对周亚平及音集协发表的负面评价，可见小娱科技公司的行为使周亚平的社会评价降低。周亚平为证明上述内容系捏造事实、进行诽谤，提交了以下证据：1.音集协官网发布的以下内容：2018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2018年11月5日发布的《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公告》，2018年11月13日发布的《音集协回应删歌十大质疑问题：卡拉OK曲库正版化进程依法依规势在必为》。周亚平主张上述公告可以看出均是音集协集体决策，并非周亚平个人行为，且与天合文化公司解约是因天合文化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早已在相关法院提起诉讼。上述公告均在涉案报道发布之前，小娱科技公司对音集协回复的内容应是明知的。2.提交中国裁判文书网页截图，拟证明鸟人公司的裁判文书2004份，从2008年至2018年，所有案件起诉时间都在周亚平担任总干事之前，与其职务无任何关联。3.提交企查查查询结果截图，显示第一曲库成立于2018年3月13日，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等，拟证明第一曲库的技术研发活动是周亚平与其他投资人的合法经营行为，不是谋取私利，更无利用职务之便的可能；4.音集协官网有关组织机构的网页截图，拟证明音集协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其重大决策、交易、合作等事项均需通过内部民主程序，经理事会和会员大会表决决定；总干事（即秘书长）只是执行理事会各项决议的高级管理人员，自己没有权利超越理事会授权进行业务活动；5.2019年1月6日，音集协官网发布的关于在各省设立，“联络处”的《公告》网页截图，拟证明与天合文化公司合作终止后，音集协以各省联络处形式，开展收费工作，涉案报道称第一曲库替代天合是故意捏造的虚假事实；6.提交音集协2017、2018、2019年工作报告，拟证明在与天合文化公司解约之后，音集协各地联络处2019年总许可费增长48%，业绩显著，与天合文化公司解约，完全是因该公司的违约、违规行为所致；7.音集协官网2020年1月14日发布的《卡拉OK版权许可业务信息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2020年1月22日发布的由音集协制作的《歌舞娱乐行业著作权许可业务实施方案》，拟证明小娱科技公司报道称“第一曲库”替代“天合”赚取25%的渠道费是扑风捉影故意捏造的虚假事实。以上事实有《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网页截图、工作报告等在案佐证。三、小娱科技公司主张不构成侵权的相关事实。小娱科技公司为证明其不构成侵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音集协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甲方）、天合文化公司（乙方）及案外人丙方之间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约定有：丙方可以在许可范围内以表演、放映的方式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乙方是甲方委托的卡拉OK许可收费服务机构——天合文化公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子公司和代表处）……2.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10003、10004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传票，上述材料显示这两起案件为鸟人公司诉案外人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鸟人公司主张案外人在未征得其许可并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擅自在经营场所内将其专辑内的音乐电视作品复制保存在其服务器内并以卡拉OK方式向客户提供点播服务，两案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22日、23日。另外还提交了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4282号鸟人公司诉新郑市爆米花歌厅侵害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及证据材料。3.鸟人公司企查查的查询结果截图，显示鸟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周亚平，持股比例100%；鸟人公司共有司法案件4831起，多数为著作权权属及侵权纠纷案件，其中鸟人公司的裁判文书2018年为1535件、2019年为2319件、2020年396件。4.第一曲库企查查查询结果截图及网页，显示第一曲库的法定代表人为周亚平，持股比例56%。第一曲库介绍网页截图，介绍页面标注有“音集协正版曲库”的内容。5.其他媒体的报道网页截图，显示：2018年11月20日，“新浪科技综合”发布文章《音集协被质疑违规授权KTV曲库未收到版权费》，“南方都市报”发布文章《音集协周亚平再回应：KTV点歌率统计待完善，叫停个人公司索赔》；2019年3月20日，“法治周末”发布文章《风口浪尖音集协》。以上事实，有《著作权许可合同》、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传票、网页截图等在案佐证。四、其他事实。周亚平为证明其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向本院提交其与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提交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2019年5月10日开具的法律服务费发票一张，金额20000元。以上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发票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名誉权。名誉是社会对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才干、品德、情操、信誉、资历、声望、形象等的客观综合评价。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在认定名誉权侵权时，应注意两者的平衡，并合适地划定言论自由的边界。具体到个案审查中，应注意在尊重社会公认价值观的前提下，结合案件中言论的性质、目的、具体场景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周亚平主张被诉侵权内容属于捏造事实进行诽谤。诽谤是指捏造、散布虚假的事实，使得社会公众对被侵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就被诉侵权的内容来看，涉案文章中直接提到周亚平的姓名与职务，具有明确的指向，同时有“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等不利于其名誉的表述。首先，关于是否存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主观状态和侵权行为。针对涉案文章中出现的“周亚平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行业内，周亚平有自己的公司并不是新鲜事。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周亚平用这个公司还在与KTV打官司。大伙儿的第一反应是，‘这样操作合适吗？赔偿金都去哪儿了？’”“如果周亚平用自己的第一曲库替代天合集团，是否违规？是否有利益输送之嫌？音集协的会员们，你们认为呢？”等内容，其表述和用语使用了疑问句的形式，表现为对相关事件引发的猜测和质疑，并未作出明确具有否定性倾向的评价。针对涉案文章中出现的“值得玩味的是，这波火焰针对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娱乐资本论在微博中发现，微博名为‘z周z扒z皮’的网友举报周亚平利用职务之便，用自己旗下的鸟人公司向KTV打官司，诉讼裁判文书达2000余份”“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向娱乐资本论独家爆料：‘周亚平正在用自己私人名义暗中操作音集协正版音乐曲库——第一曲库，试图与天合解约之后，实现无缝衔接’”“王水告诉河豚君：‘如果鸟人公司是以规范KTV行业收费这个导向性来打官司，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为了商业诉讼，就有些说不过去了。钱到底是进了周亚平的腰包，还是音集协的腰包，谁也不知道’”等内容，均系对报料者采访内容的编辑、整理，并不属于小娱科技公司的观点或评价。结合小娱科技公司提交的其他媒体报道的内容，上述相似内容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均有出现，再结合上述部分内容有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传票、微博内容截图印证等，可以认定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且内容表述方式上亦尽量采用标示报料人信息并引用其表述内容的方式，不属于虚构事实、故意捏造的情况。针对涉案文章中出现的“第一曲库彰显了周亚平最终的野心？赶走天合，赚25％渠道费”“问题就在于，音集协和鸟人公司的负责人均属周亚平，合同中具体是如何约定的，这就不得而知了”等内容，根据小娱科技公司提交的涉及天合文化公司的《著作权许可合同》、鸟人公司及第一曲库的企业信息，可以认定上述表述存在一定的事实依据，并不存在为了损害他人名誉，故意捏造虚假事实的情节。其次，关于是否产生社会公众对被侵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周亚平主张涉案文章下的评论可以看出其社会评价因涉案文章降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文章采写背景为音集协要求KTV删歌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该事件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此前已有多家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其中也涉及对音集协和周亚平的讨论。涉案文章通过对报料人采访内容的编辑整理及一些基础性的调查事实，客观表述了相关业内人士对音集协及周亚平的质疑和观点，文章整体呈中立的态度，未表现出明确否定性的评价和观点，亦未就该事件及报料人的观点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涉案文章内容上基本真实，不存在故意捏造事实的情况，语言表述上对于报料人的质疑和猜测亦采取疑问和探讨的形式，同时能提供采访内容作为依据，周亚平作为公众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的质疑和舆论的监督应保持合理限度内的容忍，在文章内容未超出正当评论标准且不存在为损害他人名誉、故意捏造虚假事实的情况下，小娱科技公司发布涉案文章的行为尚不足以造成公众因此对周亚平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综合小娱科技公司整个行为性质来看，其并不存在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故意，不构成对周亚平名誉权的侵犯，一审法院对周亚平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周亚平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小娱科技公司发布涉案文章是否侵犯了周亚平的名誉权。首先，需探讨的是争议言论的性质。关于“周亚平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的表述，涉案文章采用网友观点引出争议言论，文章陈述了爆料人的观点，也引述了周亚平自己的观点，即“音集协的班子，都是从会员单位产生。我也是权利人，有权向侵权人的KTV诉讼，获得赔偿，我诉讼的KTV，都不是音集协的会员，一般都是先让KTV交版权费，他们交了，我就撤诉。诉讼获得的钱，版权费交给音集协，赔偿费属于鸟人公司。”随后，引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13）修订》第二十条内容使人对鸟人公司以权利人身份进行著作权侵权诉讼的行为产生质疑。但在后续论述中又采用了现实中有多种可能性的表述方式，即“现实情况中，有可能出现，鸟人公司自行提起诉讼涉及的作品，还没有委托音集协管理，或者委托时对部分权利进行保留……”这种设问后引述正反两方观点加事实分析的表述方式，不能得出“周亚平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赔偿已多年”是涉案文章的结论性观点。关于“第一曲库彰显了周亚平的最终的野心？赶走天合，赚25%渠道费”的表述，从涉案文章看，这部分内容也是用他人观点的方式来引出话题，期间穿插了周亚平自己的回应，其结论仍是采用了疑问的表达方式，即“如果周亚平用自己的第一曲库替代天合集团，是否违规？是否有利益输送之嫌？音集协的会员们，你们认为呢？”从小娱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周亚平与鸟人公司和第一曲库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第一曲库拟设立为音集协的正版曲库。鸟人公司自2014年到2020年共有4831起司法案件，其中多数为著作权权属及侵权纠纷。2018年周亚平任职期间为2319件。涉案文章中引用企查查的数据显示鸟人公司涉及民事案件数据，2018年为692件，从周亚平任音集协总干事一职到文章发表时点看，“获取赔偿已多年”的表述不够严谨，但其任职期间，鸟人公司有大量诉讼确是事实。上述事实难免会令公众对周亚平履职行为产生质疑，后续的多家媒体的报道也说明了质疑声的存在。涉案文章是在音集协要求KTV删歌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对报料人采访内容的编辑整理，表达了对音集协及周亚平的质疑观点。对“利用职务之便”“赚渠道费”等没有明确证据佐证的争议言论，涉案文章用正反两方观点，以及多种可能性和质疑的方式进行的表述，不能认定有明确的否定性的评价或观点，亦不能认定存在故意诋毁周亚平名誉权的恶意。周亚平作为代表音集协履行公共职责的公众人物，对公众和舆论监督的质疑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涉案文章不能认为是严重失实的报道，周亚平关于未尽审核义务、不适用舆论监督免责等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审理期限，因疫情隔离等原因扣除，符合关于审限管理的相关规定，但应将扣审事由告知双方。对此，一审法院存在程序瑕疵，需要说明的是该瑕疵并非法定的改判和发回重审事由。综上所述，周亚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周亚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勤缘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万颖颖书 记 员 李昕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