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24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邓果，女195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稷山县太阳乡丁庄村**居民。系死者吴某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冬立，男，197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稷山县太阳乡丁庄村**居民。系死者吴某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立风，女，198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稷山县太阳乡丁庄村**居民。系死者吴某之女。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迎春，稷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雨静，稷山县翟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果，女，196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稷山县太阳乡丁庄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水云，稷山县稷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立金，男，198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万荣县南张乡百帝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琴，山西南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因与上诉人杨红果、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稷山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4民初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增判100000元，由二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赔偿三上诉人。二、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吴某承担40%的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判决错误。首先，从本案发生的事实来看，2018年10月27日早上九点左右，被上诉人杨红果雇佣吴某等人去太阳乡西郝村往车上装葱，由于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导致吴某在装葱的过程中从车上摔下受伤。后被被上诉人孙立金妻子及同村装葱人员送往稷山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1、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分层；3、右侧桡骨远端骨折。吴某经抢救无效因颅脑外伤死亡。吴某为二被上诉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而遭受损害，故二人对吴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吴某作为成年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其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而判定吴某承担40%的责任。很显然避重就轻、主观臆断认定事实、划分责任，及避开吴某等人在装车过程中没有安全防护设施且葱装的过高之重大责任，明显偏袒二被上诉人，加重了吴某的责任。二、一审查清认为三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428310.17元，三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为360000元，已扣除了杨红果赔付的55000元，原审法院在判决时再次扣除杨红果赔付的55000元，重复扣除，明显认定和计算错误。在计算赔偿金额时应按原审所认定的损失总额428310.17元为基数进行计算及判决，而非三上诉人所诉求的360000元为基数认定总额进行责任划分而判决，明显判决金额偏低。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划分责任偏袒二被上诉人，明显判决金额偏低且重复扣除被上诉人杨红果赔付的550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红果辩称，依法应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吴某承担40%的责任明显错误。关于这一事实，在杨红果的上诉状具体理由陈述明确，稍后以宣读时的具体上诉状为准。强调一点，在原一审判决后，稷山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4民初85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时，也认定的是吴某承担40%的责任，而一审原告就此判决未提起上诉，也就是说一审原告对原85号判决责任划分以及认定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而该判决中明确认定吴某是为孙立金提供劳务；2、本案中，杨红果之前替被上诉人孙立金垫付的55000元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原85号案件开庭还是发回重审，本案在一审开庭所作出的判决明确记载原告请求的36万元并未扣减杨红果垫付的55000元。一审判决依据一审原告36万元诉求进行判决符合规定。综上，对于王邓果等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孙立金辩称，一、上诉人要求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增判10万元，由二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合法。上诉人王邓果在一审起诉时仅起诉了各项费用36万元，现在二审阶段要求增判不合法，违反了民事方面最基本的不告不理原则和人民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的基本规定。二、吴某的离世让人同情，但其系个人突发疾病和家人即上诉人一方放弃治疗所致，与答辩人孙立金并无关系，况且，其作为杨红果的受雇人员，即使要求赔偿，也依法应由上诉人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杨红果至多承担次要责任，作为真正买主陈海龙代办人（代理人）的孙立金充其量也只是从道义的角度进行补偿上诉人，原审法院要求答辩人孙立金承担全部责任的20%完全错误。现上诉人要求答辩人孙立金与杨红果承担全部更是错误。吴某在稷山县人民医院的病案明确记载其为严重高血压，并不断加大的脑出血且“家属放弃治疗要求出院”导致，尽管在出院时，稷山县人民医院开具的出院证进一步医嘱明示“继续治疗”，但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家属并未将病人送往医疗水平和设施更好的医院治疗，而是直接拉回家中导致其死在家中（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诉人强调吴某因颅脑外伤死亡，但稷山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上并无吴某具有颅脑外伤的任何记载！仅是在上诉人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进行了这样的记载，但上诉人一方在一审中也明示，未在该死亡证明（推断）书的出具单位为“稷山县修善乡卫生院”治疗过，在未进行任何严格检查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该项死亡证明书上的记载也仅是根据上诉人一方的意思进行的记载。况且该死亡证明书也仅是证明“死亡”这一事实的法定证据，而非死亡原因的法定证明。故此，用于吴某本人的所有治疗费用，均不应摊到答辩人身上，敬请依法驳回上诉人一方在一审中对答辩人孙立金的诉讼请求。 杨红果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824民初395号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对上诉人杨红果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所作判决明显与法相悖，依法应予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杨红果与被上诉人孙立金之间系承揽关系明显错误；认定上诉人杨红果与吴某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更是错上加错。首先，本案中上诉人杨红果与被上诉人孙立金之间的关系是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居间中介服务。被上诉人孙立金经上诉人介绍，确定与农户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上诉人才收取被上诉人孙立金中介服务费；而与吴某之间的关系则仅是基于同村，介绍吴某等人为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劳务机会，知道吴某等人找活干，在有人需要提供劳务的时候告知吴某等人，可以说对于吴某等人上诉人杨红果连受益人都算不上。上述事实从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的其与上诉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上诉人主要是为孙立金买葱提供消息，被上诉人孙立金通过微信确定哪家的商品符合他的要求和标准才会前来与卖葱的农户直接确定买卖合同，之后被上诉人会让上诉人为其就近找装车人员，费用由其承担；上诉人只是基于与吴某是同村，在被上诉人孙立金需要找装车人员时免费的告知吴某等人，吴某等人愿意为孙立金提供劳务才会前去，孙立金见到吴某等人具体是否同意让吴某等人提供劳务均是由被上诉人孙立金、吴某自行决定，吴某等人也是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才会为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劳务。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诉人叫吴某等人去太阳乡西小郝村给被上诉人孙立金往车上装葱的情况下，却认定“被告杨红果与被告孙立金口头约定，由被告杨红果找人装葱，被告孙立金支付价款，双方形成承揽法律关系，被告杨红果系承揽人”，一审判决这样的认定明显自相矛盾。其次，根据《合同法》第251条第1款对承揽合同所下定义为：“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在承揽合同中，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的一方为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一方称为定作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最大的区别是：雇佣合同中雇员与雇主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即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雇主的监管和安排，具有隶属性。而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如何完成工作，由承揽人自己决定，不受定作人的监控，承揽人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和能力来完成工作，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而在本案中，吴某等人是根据接受劳务一方即被上诉人孙立金的指示进行装车并接受其管理。上诉人甚至都不在现场，上诉人只是告知吴某等人有万荣人即被上诉人孙立金需要装葱，将吴某等人介绍给被上诉人孙立金，这一事实从一审时被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提供的与被上诉人孙立金的录音以及被上诉人孙立金妻子在现场监督能够充分证实，至于被上诉人孙立金如何安排吴某装葱，吴某又是如何受伤的以及吴某怎样去的医院，这些过程上诉人根本不知情。二、上诉人与吴某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吴某并未给上诉人提供劳务，吴某提供的劳务成果由被上诉人孙立金享有，故孙立金是接受吴某劳务的一方，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明显不当。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孙立金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选任提供劳务人员上存在过失，由于被告孙立金没有提供劳动场所、生产工具等为完成劳务所必需的条件……”的情况下，却判决与吴某并非雇佣关系的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判决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且没有为提供劳务者提供安全场所的被上诉人仅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明显系偏袒被上诉人孙立金，据此所作判决明显于法相悖，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孙立金在一审时辩称其与吴某不认识，而上诉人当时根本不在现场，是被上诉人孙立金的妻子代替其在现场行使雇主对吴某等人进行安排、监督和管理等。但不论被上诉人孙立金与吴某是否认识，在其让吴某等人为他装车，并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即视为被上诉人孙立金认可了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接受了吴某等人为其提供劳务。至于认识与否都不影响双方之间已建立的雇佣关系，否则为什么被上诉人孙立金方会安排吴某等人装车？一审判决又为何会认定被上诉人孙立金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临时的劳务大家相互之间都不认识，比如偶尔的清洁工作、代驾等，难道能因为双方之间互不认识就否定雇佣关系吗？特别是证人贺某1、李某1、李某2均能够证明，他们经上诉人介绍，吴某等人是给被上诉人孙立金装葱，而不是给本案上诉人装葱，也就是说上诉人并不是接受劳务的一方，同时上诉人也没有从中获利。三、一审判决未查清吴某死亡原因，导致吴某致死的是由于其自身疾病病发以及被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放弃治疗等原因，而并非为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其死亡结果与为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劳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被上诉人王邓果一方提供的吴某住院病例第1页现病史明确记载：患者即吴某于2018年10月27日13：00左右在车上干活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右侧肢体无力，随后摔倒在地上。病史陈述者系吴某儿子即本案被上诉人吴冬立。吴某入院时的初步诊断为：脑出血（左侧基底节区）、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分层。出院诊断为：脑出血破入脑室系统（左侧基底节区）……，经查询医学资料，左侧基底节区在大脑的中部，大脑基底节区出血是最常见的自发性脑出血的部位，是最常见的高血压或者脑出血的部位，引起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的原因由于高血压或者脑血管的动脉瘤等引起的脑血管破裂。而颅脑外伤一般不会造成脑深部一基底节区脑出血，特别是吴某病情经诊断确实患有高血压，而且是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分层，高血压分三级，三级是最严重的。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吴某病因第一页入院记录中体格检查部分头颅：未见畸形，无肿块、压痛及结节；血压为197/99。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常理，试想，大脑的中部出血已经破入脑室系统，而头部表皮连头皮血肿都不存在，怎么可能是外伤导致的脑出血？据此，被上诉人主张吴某系外伤导致脑出血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吴某的脑出血是因其自身疾病导致，其因脑出血死亡的结果与在车上装葱为孙立金提供劳务无任何因果关系。同时根据一审时证人贺某2、李某1、李某2的证言均能够证明当时吴某一人在车上装葱，给他递葱的时候，他不接，以为他累了，随后滚到车下的葱上，刚掉到葱上的时候包括到了医院之初，吴某意识都很清楚，这与被上诉人吴冬立在医院的陈述相互印证，可充分证明吴某是因自身疾病病发才导致的脑出血，脑出血并不是从车上摔下来才导致的。同时吴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装葱时，明知自己有高血压等病，却隐瞒病情，其明显是自陷风险，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应承担责任，同时如家属不放弃治疗，也有可能不会导致死亡，因而，被上诉人王邓果一方自愿放弃治疗也应为此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吴某的部分赔偿过高。1、死亡赔偿金，应当计算16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的标准计算，受诉讼地即诉讼地诉讼时，结合本案，吴某出生于1956年，虽然已经去世，但本案是在2020年4月份重新诉讼审理的，因此死亡赔偿金应当计算16年。2、误工费和护理费，依据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44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平均收入，则应按照50元/天计算；营养费过高，应按50元/天计算，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王邓果一方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每天176.7元计算误工费、护理费明显过高。3、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依据侵权人与受害人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过错行为，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五、退一步讲，即吴某是在给孙立金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上诉人杨红果在接受被上诉人孙立金的委托后，通过证人李某3与被上诉人吴冬立协商好，给付被上诉人吴冬立一方50000元了结此事，对于这一事实，证人李某3作为与被上诉人吴冬立有亲戚关系的证人，其证言明显非常客观真实，即就此事双方已协商了结。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查明吴某是为被上诉人孙立金提供劳务的情况下却判决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明显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吴某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脑出血，也是因为自身疾病以及家属放弃治疗才导致的死亡结果，与为孙立金提供劳务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据此一审判决明显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责任划分不当，据此所作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为此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辩称，根据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杨红果的证人李某1、贺某1、李某2及孙立金的妻子淮甜丽等人证人证言充分证实杨红果与孙立金口头约定由杨红果找人装葱，孙立金支付价款，双方形成承揽法律关系，杨红果系承揽人，吴某在杨红果授权范围内从事装葱劳动，吴某所提供的劳动是杨红果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吴某在工作中属服从杨红果的支配和管理，符合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的特征，与杨红果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杨红果系接受劳务一方，吴某系提供劳务一方，吴某系在提供劳务中受伤，依照人损解释11条第一款规定及侵权责任法35条规定，二被上诉人应承担三上诉人人身损害损失。另，吴某从医院当天拉回来就去世了，从病理中及一审开庭时可以看出，并非放弃治疗。本案中吴某承担40%偏袒原审二被告，不应该让我当事人承担40%的责任。36万元扣除了55000元，我方并未超出诉讼请求，依法驳回杨红果诉讼请求，支持我方诉讼请求。 孙立金辩称，一、答辩人孙立金与杨红果之间的确非承揽关系，答辩人仅是真正买主陈海龙的代办人（代理人），杨红果作为卖方的组织者即代表，组织各家种葱农户出售大葱，并雇佣人员装车，在一审的法庭调查中已经很明确，况且，其也自认死者吴某已经跟着装车多年。况且，吴某与杨红果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上诉人邓红果及其子女最具有发言权，受雇于谁、在谁哪儿领劳务费自己及家人最清楚，所以原一审原告才会在起诉状中有“杨红果雇佣吴某”的明确表述。二、关于吴某的死亡原因，完全系个人突发严重高血压疾病和其家人放弃治疗所致，原一审中的各种证据显示，吴某系在车顶就发病，才滑落在地下的葱堆上，在整个治疗中，并未有脑外伤的记载，其死亡结果和提供劳务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三、吴某非答辩人孙立金的雇工，应由真正雇主杨红果承担相应责任，况且，明知其年岁已高还让其装车，杨红果也有明显过错。据上，答辩人孙立金与吴某并不认识，吴某受雇于杨红果多年也是杨红果自述并认可的事实，与答辩人并未建立雇佣关系，故此所有赔偿责任应由上诉人王邓果及其子女、杨红果进行承担。 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6万元（不包含已付550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王邓果与死者吴某系夫妻关系，生育有原告吴冬立、吴立风兄妹二人。2018年10月27日上午九点左右，被告杨红果叫吴某等人去太阳乡西小郝村给被告孙立金往车上装葱，装葱过程中吴某从车上掉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1、脑出血（左侧基底节区）；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分层；3、右侧桡骨远端骨折。住院治疗三天，在康复无望的情况下，家属放弃治疗要求出院，吴某于出院当日死亡。期间，被告杨红果支付55000元，被告孙立金支付500元，三原告起诉标的中未包含上述二被告支付的款项。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死亡赔偿金19212元×19年=365028元，被告认为应按照16年计算，吴某生于1956年12月28日，2018年10月30日死亡，原告的主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主张的365028元，本院予以支持； 丧葬费：30773.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误工费：176.7元/天×10天×10人=17670元，原告的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应为176.7元/天×10人×3天=5301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3天=3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营养费：70元/天×3天=210元，该费用过高，本院认为应按照每天50元计算3天，即50元/天×3天=150元。 护理费：176.7元/天×3天=530.1元，原告的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按照每天141.27元/天×3天=423.81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交通费：2000元，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可1000元。 依据上述意见认定：三原告的损失共计432976.31元（死亡赔偿金365028元+丧葬费30773.5元+误工费530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营养费150元+护理费423.8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1000元），三原告只请求36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可证实，被告杨红果与被告孙立金口头约定，由被告杨红果找人装葱，被告孙立金支付价款，双方形成承揽法律关系，被告杨红果系承揽人。吴某在被告杨红果授权范围内从事装葱劳动，吴某所提供的的劳动是被告杨红果生产经营生活的组成部分，吴某在工作中属服从被告杨红果的支配和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特征，与被告杨红果之间形成劳务关系，被告杨红果系接受劳务一方，吴某系提供劳务一方。吴某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杨红果作为接受劳务者一方，在组织、安全措施等方面存在疏漏，应承担40赔偿责任，被告杨红果赔偿三原告144000元（360000元×40%）为宜。被告孙立金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选任提供劳务人员上存在过失，由于被告孙立金没有提供劳动场所、生产工具等为完成劳务所必需的条件，故被告孙立金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三原告72000元（360000元×20%）。吴某作为成年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其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一定责任，其余损失由其自己承担。二被告已付部分款项应计算在内，原告起诉时未计算在内，是不当的。 关于出院医嘱载明：家属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与原审认定吴某从车上掉下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实明显不符的问题。本院认为：吴某被送往医院虽未死亡，但其受伤严重，诊断为：1、脑出血（左侧基底节区）；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分层；3、右侧桡骨远端骨折，吴某死亡的决定因素是从车上摔下，严重受伤，而非家属放弃治疗行为。吴某家属放弃治疗当属无奈之举，并不影响本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法律关系的认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红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44000元（给付时扣除已付的55000元）；二、被告孙立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72000元（给付时扣除已付的500元）；三、驳回原告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原告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负担900元，被告杨红果负担600，被告孙立金负担6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判决责任划分是否正确；2、原审确定吴某的各项损失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1，死者吴某是在从事装葱过程中，从车上摔下受伤，后经医院诊断为：1、脑出血（左侧基底节区）；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分层；3、右侧桡骨远端骨折。后因康复无望，家属放弃治疗而死亡。死者吴某从事的装葱工作是杨红果组织，并由杨红果给付劳务费，故原审认定吴某与杨红果之间为雇佣关系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吴某本身患有高血压疾病，从事高处作业容易导致血压升高，发生头晕，且吴某年龄已过六十，杨红果应根据劳务者的身体及年龄状况合理安排每个人的工作，原审认定杨红果、吴某均存在过错，并根据各自的过错将本案责任划分为4：4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孙立金在原审判决后未提出上诉，对其答辩意见，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焦点2，原审计算误工费及护理费过高，应按80元/天计算，即：误工费为80元/天*3天*10人=2400元，护理费为80元/天*3=240元，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的总损失为：432976.31元-2901元（5301元-2400元）-183.81元（423.81元-240元）=429891.5元。三上诉人王邓果、吴立冬、吴立风在原审起诉时主张二被告赔偿各种损失36万元（不包含已付的55000元），起诉标的为415000元，原审认定三上诉人诉讼请求仅为360000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扣除原审多计算的误工费、护理费，总损失为429891.5元，三上诉人在原审仅诉请被告赔偿415000元，故应按该起诉数额为基数，根据原审认定的责任比例分别承担三上诉人的损失。杨红果应承担415000元*40%=166000元-55000元=111000元。孙立金应承担415000元*20%=83000元-500元=82500元。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判决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山西省稷山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4民初395号民事判决； 上诉人杨红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11000元； 被上诉人孙立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2500元； 驳回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原审及上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负担970元，上诉人杨红果负担648元，被上诉人孙立金负担4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0元，由上诉人杨红果负担1020元，由上诉人王邓果、吴冬立、吴立风负担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军武 审判员  王玉林 审判员  陶佩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李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