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联纺东路**总部基地**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55673951387。法定代表人：许登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则军，河北党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0705406788。法定代表人：余启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平，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2民初2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冀中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长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交货义务的证据不足，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中，长江公司既未按照《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交货的约定向冀中公司出具提货单，同时，冀中公司也未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向长江公司出具《收货收据及结算单》，一审法院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交货义务缺乏证据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交货方式”的约定，“交货地点：供方指定仓库；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需方凭提货单自提，自行解决运输工具并承担自提货后的相关运杂费”，该条明确规定冀中公司作为需方自行提货并自行承担运输费用。如果本案的交货方式确系一审法院认定的由长江公司的上游公司越过冀中公司，直接将案涉货物交付给冀中公司的下游公司，在《产品购销合同》中双方完全可以作出上述约定。在冀中公司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交付的前提下，既然合同约定由冀中公司凭提货单自提，就说明货物应交付给冀中公司而并非冀中公司的下游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货物交付给冀中公司的下游公司显然违反合同约定，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案与其他三个类案【(2018）鄂0192民初2115号、2116号、2118号】的不同之处在于长江公司及第三方都未提供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据，也不能提交非原件的《提货单》，一审判决却认为购销合同、情况说明、发票与提货单形成了案涉交易情况的证据链，并以此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了交货义务，明显是与事实不相符。此外案外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出具证明的，应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制作人签字，单位加盖公章。而本案中第三方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没有单位法定代表人及制作人签字，故根据法律规定，这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在双方对是否交货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应结合双方以往交货惯例即《收货收据及结算单》认定是否交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冀中公司与长江公司共签订《购销合同》38份，其中已经履行完毕的26份。已履行完毕的《购销合同》中，双方均在《收货确认函、结算单》上盖章，对提单号、仓储库、数量、金额等予以确认。与之对应的冀中公司与下游公司之间也是按此方式交货及付款。未履行的12份合同中，其中3份冀中公司已经出具了《收货确认函、结算单》对长江公司交货予以确认，只是未付货款。长江公司于2015年1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出具的《收货确认函、结算单》起诉冀中公司，双方最终以调解方式支付了未付货款；剩余9份因长江公司未交付货物，冀中公司也就未出具《收货确认函、结算单》，但冀中公司已经预付了部分货款，从而引发了此次诉讼。根据上述事实，在各方已经履行完毕且无争议的26份合同中，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交付货物后，冀中公司都会出具《收货收据及结算单》以作为双方交货、结算依据。该模式已经得到双方多次认可，已形成各方的交易习惯，同时买方向卖方出具收货凭证作为卖方交货凭证也是货物买卖合同交易惯例，在双方对是否交货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应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即《收货收据及结算单》认定交货的依据。2、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的相关判决不能真实的、完全的反映出本案的实际交易情况。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争议时，在未赴现场调取证据的情况下，仅是依据当事人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长江公司提供的交付证据真实性存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冀中公司以本案不涉及真实交易，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为由向邯郸市公安局报案，邯郸市公安局经初步侦查发现，本案涉案合同项下并无真实的货物，故以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予以立案；邯郸市公安局查明的涉案合同无货物交易的情况对本案的最终审理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请二审合议庭予以考虑。3、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的《情况说明》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违反了证据适用规则。案外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在证据分类上应归结为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应持谨慎原则，并按照民事诉讼法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要求案外人到庭接受询问。而本案中，相关公司并未出庭作证，法院和冀中公司无法核查该《情况说明》是否属实。考虑到长江公司与案外人为关联公司，三者极有可能通过伪造《情况说明》相互串通、歪曲案件事实。因此，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此外，冀中公司在与下游单位的合作结束后多次赴上海，均无法找到并联系到二者，但长江公司能找到下游单位并出具相关证明，足以证明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串通一起以达到长江公司的不法目的。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举证情况，长江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履行交货义务，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仍难以认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而根据证据规则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长江公司应当对交付货物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中，长江公司虽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提货单证明其完成了交货义务，但基于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认定交货依据、提货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该提货单为各方伪造虚假提货单，长江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通过指示其上游单位向被告下游单位交货的方式，完成了对被告的交货义务……在原告、被告均已向下游供货、开票的情况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冀中公司作为被告并未向下游供货；其次，《购销合同》中并未约定开票、供货的先后顺序；最后，如判决所述，一审判决违背了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即在冀中公司作为买方既不知初始供货单位、又不知货物的质量、数量是否为真的情况下，认可了冀中公司的供货方长江公司完全越过冀中公司进行的交货行为是符合市场原则，符合法律的，冀中公司作为买方可以不用验收货物，也不能验收货物，更不能对货物数量、质量提出异议，只需按照发票付款即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长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冀中公司的上诉请求。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付清所欠货款3,449,315.45元，并按货款20%向长江公司支付违约金689,863.09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冀中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长江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付清所欠货款3,449,315.45元，并支付违约金（以3,449,315.4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8月12日，上海荣坤公司（供方）与长江公司（需方）签订RKJS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上海荣坤公司向长江公司提供的产品为锌锭，数量3050吨，单价16,620元，总金额50,691,000元。同日，长江公司（供方）与冀中公司（需方）签订JSJZ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1、产品名称为锌锭，数量3050吨，单价16,670元，总金额50,843,500元；实际交易数量和金额，允许正负5%的溢短装；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2、交货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在长江公司指定仓库交货。3、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冀中公司凭提货单自提，自行解决运输工具并承担自提货后的相关运杂费。4、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以现汇的方式支付货款；长江公司相应地向冀中公司开具17%增值税发票。5、违约责任：冀中公司延付货款使长江公司造成损失，冀中公司应承担该笔货款的20%的违约金。合同还对商品质量标准、验收标准、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12日，冀中公司（供方）与上海睿林公司（需方）签订JZRL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冀中公司向上海睿林公司提供的产品为锌锭，数量3050吨，单价16,723元，总金额51,005,150元。2014年8月26日，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出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冀中公司、货物为锌锭，数量共计2971.178吨，税价共计49,449,315.45元。2014年8月，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共计支付货款46,000,000元。2016年7月，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邮寄送达《货款催收函》并加以公证。其中载明：长江公司已经完成了与冀中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JSJZ20140807-N-001、JSJZ20140811-T-001、JSJZ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的交货义务，并主张冀中公司应自收悉函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长江公司支付3份合同下欠货款共计4,717,114.69元。2016年9月23日，上海荣坤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其与长江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RKJS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向长江公司出售3050吨锌锭，已按照长江公司的指示将合同项下全部货物交付上海睿林公司。同日，上海睿林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其与冀中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JZRL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向冀中公司购买3050吨锌锭，确认冀中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履行完毕，冀中公司通过上海荣坤公司向上海睿林公司交付。一审另查明：冀中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长江公司，请求解除JSJZ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长江公司返还已付货款46,000,0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就前述纠纷作出（2019）冀0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冀中公司的诉讼请求。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RKJS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JZRL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长江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海荣坤公司、上海睿林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长江公司、冀中公司既往合作背景，认定上海荣坤公司、长江公司、冀中公司、上海睿林公司之间为连环购销关系，上海荣坤公司向上海睿林公司交付的货物系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上海荣坤公司代长江公司履行了冀中公司与上海睿林公司的合同交货义务，多角度分析认定长江公司提供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签订的JSJZ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是缔约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为：长江公司是否履行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双方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超出前述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所提交的范围。从长江公司提供的证据看，上海荣坤公司基于RKJS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对长江公司负有供货义务，长江公司基于JSJZ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对冀中公司负有供货义务，冀中公司基于JZRL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对上海睿林公司负有供货义务，3份合同在同一天签订，交易标的物品种、数量完全一致，符合连环交易的特征。上述3笔交易分别是一个交易链条上的三个环节，长江公司的上游供货单位上海荣坤公司认可其按照长江公司的指示将合同项下货物交付了上海睿林公司；作为冀中公司的下游供货单位上海睿林公司认可冀中公司通过上海荣坤公司完成了对它的供货义务；长江公司开票数量，上海荣坤公司与上海睿林公司之间的提货单所载数量基本一致；3份产品购销合同、两份《情况说明》、发票、提货单形成了案涉交易情况的证据链，且可以与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此前交易模式互为佐证、共同证实长江公司通过指示其上游单位向冀中公司下游单位的需方单位交付货物的方式，完成了对冀中公司的交货义务。冀中公司未提供工商管理部门的相关信息证实长江公司与上海荣坤公司、上海睿林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关联关系本身亦不足以证实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存在有失诚信的共谋，冀中公司对《情况说明》内容真实性的异议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共计2971.178吨，但连环交易的货物数量为3050吨，且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16,670元为暂定含税价格，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虽然双方没有形成最终的结算单，但作为在一个交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在长江公司和冀中公司均已向下游供货、开票的情况下，长江公司要求交易价格通过开票金额49,449,315.45元予以确定并无不妥。冀中公司已支付货款46,000,000元，还应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3,449,315.45元。案涉《产品购销合同》未明确约定付款日期或付款日期的判断标准，但从“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需方向供方以现汇的方式支付货款。供方相应地向需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的约定看，结合双方没有通过结算单确认结算价格的情形，本院酌定开票日期为冀中公司的应付款日。冀中公司长期未付款，已经违反其在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给长江公司造成了持续的资金占用损失，仅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测算从2014年8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的资金占用利息金额已超出了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计算的违约金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长江公司关于调增违约金的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在该日期之后违约金计算标准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1、冀中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3,449,315.45元及违约金（以3,449,315.45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的违约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驳回长江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95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957元由冀中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主要涉及连环购销合同签订后的货物交付问题。（一）关于长江公司是否交付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是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充分论证了长江公司已经交付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对该节事实因有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故当事人无须再行举证证明，本院毋须赘述。（二）关于案外人上海荣坤公司、上海睿林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一方面，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充分论证了长江公司已经交付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另一方面，冀中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长江公司与上海荣坤公司、上海睿林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长江公司与上海荣坤公司、上海睿林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和非法目的。（三）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共计2971.178吨，但连环交易的货物数量为3050吨，且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16,670元为暂定含税价格，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虽然双方没有形成最终的结算单，但作为在一个交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在长江公司和冀中公司均已向下游供货、开票的情况下，长江公司要求交易价格通过开票金额49,449,315.45元予以确定并无不妥。冀中公司已支付货款46,000,000元，还应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3,449,315.45元。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冀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914元，由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斌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蹇鹏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吴放书记员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