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2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明敏，女，199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武，湖北荟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伟，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富永，男，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瑜，男，197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汉军，男，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耀敏，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董伟、叶富永、周瑜、王汉军、李耀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湖北天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勇，男，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上诉人陈明敏与上诉人董伟、叶富永、周瑜、王汉军、李耀敏（以下简称董伟等5人）、被上诉人陈勇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20）鄂0304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明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董伟等5人和陈勇共同赔偿陈明敏因其父亲死亡造成经济损失的30%；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伟等5人和陈勇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具体错误为“饭后陈军、陈勇、李耀敏、叶富永等人又开始钓鱼，后因未钓到鱼，陈军自行离开，在由泵船到其自驾渔船的过程中，不慎落水死亡”。一审判决认定的这一事实与周瑜、陈勇、叶富永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客观实际是，饭后陈军即离开餐桌，起身回家时不慎落水死亡，饭后不存在钓鱼的情节。1.周瑜陈述：……吃完饭了以后，陈军说：“天黑了，回啊。”（意思是他要回家）之后就起身往外走，因为他坐在门口他是第一个出门走的，我们其他人就陆续往外走，因为我坐在最里面，要等到他们都走了我才能出来，等我出门，快走到船头的时候，听到有人喊“陈军掉水了”（具体谁喊没听清），我们就慌了，都跑到陈军小船那去，看到陈军的渔具都放在他的小船上，我们就赶紧找东西在水里捞……。2.陈勇陈述：……吃了饭没一会儿，陈军说搞不到鱼他要回，我说要不等到22点再回，他没听我的，转身就走，然后就听到“噗通”一声，我以为他已经跳到小船上，坐在我对面的王汉军说：他是不是掉到河里了？我们赶紧到船边看，已经看不到人了……。3.叶富永陈述：……吃完饭以后，陈军跟我们说他要回家，陈军就一个人走了，没过多大一会儿，我们听到水里扑腾一声，王汉军喊着说陈军是不是掉水里了，我们就赶紧跑过去看，我们在大船与小划子挨在一起的位置没找到陈军，但看到一个头灯还在亮着，和一包烟漂在水面上。……吃完饭以后，我们八个人除了陈军，都想留在船上玩，想着黑了回家不安全，但是只有陈军一个人说他要回家，我们还劝了他的，他不听，但他一个人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是他一个人走的，没过多大会儿我们听到水里扑腾一声，我们才知道陈军落水了。二、一审判决划分责任错误，加大了陈军的责任，减少了董伟等5人及陈勇的责任，董伟等5人及陈勇应当共同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1.董伟等5人及陈勇明知饮酒者在水面船上饮酒，且酒后必须在船上行走，存在落水的可能，未进行有效劝阻。2.陈军酒后离开船只时，董伟等5人及陈勇听之任之，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了普通人能够预见的损害后果。3.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导致减轻了董伟等5人及陈勇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划分责任错误，加大了陈军的责任，董伟等5人及陈勇应当共同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董伟等5人分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明敏对董伟等5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明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其饮酒行为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系主观臆断，无事实或法律依据。1.事发当晚，陈军虽然有饮酒行为，但所饮不多，董伟、叶富永、周瑜、王汉军、李耀敏、陈勇、陈军共7人参与聚餐。除李耀敏外，其余6人平分一斤二、三两白酒，每人匀2两余酒，酒后无任何异常。2.陈明敏提供的陈军亲兄弟陈勇2020年3月17日0时11分至2020年3月17日1时15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说“陈军平时酒量约半斤，当晚饮酒2两多不到”（详见笔录第4页）。3.酒后陈军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钓了一会儿鱼。关于事发当天吃完晚饭时间：周瑜在公安机关陈述为（约一个小时）。“从19时许吃到20时许”（详见其笔录第4页）；董伟在公安机关陈述为“大约7点半，我把饭做好了，我们几个人就在船上厨房里喝酒吃饭”（详见其笔录第2页）；叶富永在公安机关陈述为“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我和船上的另外七个人吃了饭”（详见其笔录第2页）。因此，可以确定当晚吃完饭时间应为“晚上8点钟左右”。关于陈军落水时间：陈勇（系陈军亲兄弟）2020年3月17日00时11分至2020年3月17日01时15分在公安机关陈述“是3月16日21点10分左右，当时我看过手机”(详见其笔录第2页)；叶富永在公安机关陈述为“晚上9点过一点儿”（详见其笔录第4页）。因此，可以确定陈军落水时间应为“晚上9点过一点儿”。董伟在公安机关陈述“吃完饭后，他们出去在船上玩，我在收拾厨房，我收拾完厨房，躺在床上玩手机，随后就听见他们在外面喊着说‘陈军掉水里了’”（详见其笔录第2页）。陈勇2020年3月17日2时12分至2020年3月17日2时35分在公安机关陈述“晚上饭后，我和陈军在湾的废弃船船头钓鱼，钓了约一会儿……”（详见该笔录第2页）。王汉军在公安机关陈述“饭后除了董伟外，我们其余人便开始钓鱼……”（详见该笔录第3页）。结合上述多人在公安机关陈述，能够说明陈军饭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钓了一会儿鱼（约1小时）。上述事实也说明：陈军酒后能够正常钓鱼，印证陈军“酒后无任何异常”，且酒后陈军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钓了一会儿鱼（约一个小时），酒意得到相当程度释放。4.无任何鉴定能够说明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其饮酒行为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二、陈军当晚不听劝阻执意离开的行为是自甘风险的行为，董伟等5人已尽到提醒、劝阻、救助义务。1.王汉军在公安机关2020年3月17日0时15分至2020年3月17日2时2分询问笔录中说：“饭后除董伟外，我们其余人便开始钓鱼，当时李耀彰、陈军、陈勇是在吸沙泵船旁的一个海事局的废弃船上钓鱼，我们其他人则在吸沙泵船上钓鱼，期间我听到陈军给陈勇说要下船去汉江一桥下钓鱼，我问他们开车了吗?陈勇说开车了。我说开车了就晚点走，晚上喝酒了。但陈军不同意，转身从海事局的废弃船上往旁边他自己的机动船上跳(详见其笔录第3页)。2.叶富永在公安机关2020年3月17日0时18分至2020年3月17日1时23分询问笔录中说“只有陈军一个人说他要回家，我们还劝了他，他不听，但他一个人还是了”（详见其笔录第4页）。3.陈勇在公安机关2020年3月17日00时11分至2020年3月17日01时15分的《询问笔录》中说“吃了饭没会儿陈军说搞不到鱼他要回，我说要不等到22点再回，他没听我的，转身就走，然后就听到噗通一声”（详见该笔录第2页）。4.陈勇2020年3月17日2时12分至2020年3月17日2时35分在公安机关陈述“晚上饭后，我和陈军在湾子的废弃船船头钓鱼，钓了约一会儿，陈军说‘今儿晚上天气冷，怕是钓不到，不行了走算了’，我说‘不行了再玩一会儿’，此时陈军也没有说话，他已经开始收钓鱼竿，我见他收杆子准备走，我也开始收杆子，收拾完钓鱼竿，我们俩就顺着船沿准备下船到废弃船旁陈军的船上离开，此时一行的其他几个人说不行了玩一会儿一起走，我当时走在前面，陈军走在后面，我停下来站着看另外几个人钓鱼约分把钟，待我转过身发现陈军咋不见了”（详见该笔录第2页）。5.除王汉军、叶富永、陈勇外，在之后落水现场附近的李耀敏也对陈军欲离开的行为进行了劝阻。上述事实说明：①对于事发当晚陈军欲离开的行为，包括王汉军、叶富永、陈勇、李耀敏等人（董伟、周瑜当时不在陈军附近，不知陈军欲离开），均对陈军进行了劝阻（除进行语言劝阻外，董伟等5人无权对陈军采取强制约束手段）；②陈军不听劝阻执意离开，是自甘风险行为；③陈军当晚执意离开时，其亲兄弟陈勇就在身边。三、一审判决除在以上方面存在问题外，还把董伟等5人与陈军亲兄弟陈勇置于同一责任界限上，判决承担同样的责任，实属不当。以一审判决理论，7个人在船上一起吃了一顿便饭便形成“事实上的伙伴关系”，但陈军亲兄弟、当天与陈军同来同往的陈勇也在现场，那么，陈勇的责任是不是更重一些呢？至少，董伟等5人不可能与陈勇处于同一责任界限上。事发当晚，由于有陈军近亲属陈勇在场，可以免除其他人的“提醒、劝阻、救助”义务。综上，本案陈军不幸落水，纯属意外事件和陈军自甘风险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其饮酒行为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系主观臆断，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对于事发当晚陈军执意离开的行为，董伟等5人已尽到合理的提醒、劝阻、救助义务，在本案中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明敏对董伟等5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董伟等5人的上诉，陈明敏辩称，一、董伟等5人没进行有效劝阻，未尽到提醒、劝阻义务，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1.董伟等5人明知饮酒者在水面船上饮酒，且酒后必须在船上行走，存在落水的可能，未进行有效劝阻。2.陈军酒后离开船只时，董伟等5人听之任之，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发生了普通人能够预见的损害后果。二、陈军的死亡原因及死亡结果与其饮酒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董伟等5人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江中聚餐活动本身存在较大风险，在活动过程中，饮酒也必然会加大该风险。陈军在江中活动过程中饮酒后落水死亡的情形，并未超出正常人的合理判断。由此可见，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其饮酒行为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2.当晚共同饮酒的7人已形成事实上的伙伴关系，基于在具有较大风险的既定环境中形成的该伙伴关系，必然产生提醒、劝阻、救助等附随义务。从饮酒情况和损害后果来看，董伟等5人并未充分认识到江中饮酒的潜在风险和严重后果。因此，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此次聚餐饮酒活动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3.参与者均负有必要的提醒、劝阻等注意义务，确保安全，防止危险发生。但董伟等5人疏于履行该义务，故对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董伟等5人与陈勇应共同赔偿陈明敏因其父亲死亡造成经济损失的30%。针对陈明敏的上诉，董伟等5人均辩称，陈明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董伟等5人没有过错，已经尽到了该有的责任。陈勇未答辩。陈明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伟等5人及陈勇共同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225606元（37061元/年×20年×30%）、丧葬费9699.10元（32330.50元×3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45305.15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16日，董伟约叶富永、李耀敏一起到位于郧阳区汉江段柳陂南湖流域一废弃泵船上固定船只、打扫卫生及钓鱼，后李耀敏又邀周瑜、王汉军到船上钓鱼，期间陈军自驾渔船到该泵船上钓鱼，后陈军又将其哥哥陈勇带至船上一起钓鱼。当晚七点左右，董伟在船上将饭菜做好后，上述六人及董伟即围在一起吃饭，席间除李耀敏外，其余六人共饮白酒一斤多，陈军饮酒2、3两。饭后陈军、陈勇、李耀敏、叶富永等人又开始钓鱼。后因未钓到鱼，陈军自行离开，在由泵船到其自驾渔船的过程中，不慎落水死亡。一审另查明，陈军出生于1972年3月29日，陈明敏系陈军之女。陈军与陈勇系同胞兄弟，陈勇与董伟系战友关系。陈军常年在汉江水域捕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受害人陈军的死亡是否与其饮酒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董伟等5人及陈勇是否对陈军的死亡负有赔偿责任。首先，关于陈军的死亡原因及死亡结果与其饮酒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陈军死亡当晚与董伟等5人及陈勇同桌饮酒，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虽然陈军死亡后，其家属没有申请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但结合当晚陈军与董伟、叶富永等人在江中船上聚餐饮酒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江中进行钓鱼、聚餐等活动本身即存在较大风险，在活动过程中饮酒也必然会加大该风险。陈军在江中活动过程中饮酒，后落水死亡的情形并未超出正常人的合理判断。由此可见，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其饮酒行为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本次钓鱼、聚餐活动系自发的、松散的，但在七人共同聚集在江中船只上钓鱼并聚餐共饮的过程中，七人已形成了事实上的伙伴关系，基于在具有较大风险的既定环境中形成的该伙伴关系必然产生提醒、劝阻、救助等附随义务。从饮酒情况和损害后果来看，董伟等5人及陈勇并未充分认识到江中饮酒的潜在风险和严重后果。因此，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与此次聚餐饮酒活动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次，关于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虽然日常生活中聚餐饮酒乃人之常情，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应当充分认识到江中钓鱼、聚餐等活动本身存在较大风险，而饮酒必然会加大该风险。陈军作为经常从事水上活动的捕鱼者，更应当清楚该风险，其在明知上述风险存在的情况下自愿饮酒放任该风险的发生导致自身损害，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应对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董伟、叶富永、王汉军等六名参与者在江中钓鱼及共同饮酒过程中均负有必要的提醒、劝阻等注意义务，确保安全，防止危险发生。但六人疏于履行该义务，故对陈军饮酒后落水死亡的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依据原因力大小和双方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陈军对其自身损害负90%的责任，董伟、叶富永、王汉军、周瑜、李耀敏、陈勇共负10%的责任较为适宜；董伟、叶富永等辩称其主观上无故意，不存在过错，且在陈军饮酒后尽到了提醒、劝阻的义务，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纳。关于赔偿数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参照2020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陈军的死亡赔偿金752020元（37601元／年×20年），丧葬费32330.5元（64661元/年÷12月/年×6月）。陈军系陈明敏之父，其溺水死亡，给陈明敏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陈明敏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具体数额结合事故发生时各自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元。综上，董伟、叶富永、王汉军、周瑜、李耀敏、陈勇六人共应赔偿陈明敏损失为83435.05元[（752020元+32330.50元）×10%+5000元]，每人均担13905.84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董伟、叶富永、王汉军、周瑜、李耀敏、陈勇六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赔偿陈明敏因其父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13905.84元；二、驳回陈明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63.20元，由陈明敏负担553.20元，董伟、叶富永、王汉军、周瑜、李耀敏、陈勇各负担3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1.董伟等5人陈述，与陈勇、陈军等7人聚餐时酒放在一边，谁想喝就自己倒。2.案涉泵船停泊在江水中央，必须驾驶船只才能抵达泵船或离开泵船上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董伟等5人应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侵权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为董伟等5人应否承担注意义务、董伟等5人是否违反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行为与本案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陈军、陈勇与董伟等7名成年人基于熟人关系聚餐饮酒的先行行为，彼此之间形成了“特殊关系”并互负注意义务。虽然无证据证实7人相互之间有劝酒行为，但董伟等5人及陈勇应当能预见到即使是正常人在泵船上行走、并从泵船跳至小船上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落水的潜在危险。基于在先的共同饮酒行为和活动区域的特殊环境，当陈军饮酒后要自行驾船离开时，董伟等5人及陈勇应尽到高度的劝诫注意义务，而非消极的放任态度。虽然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陈军溺亡，但客观上增加了陈军从泵船上跳至小船上以及其自行驾驶船只的危险性。案涉泵船停泊在江水中，必须驾驶船只才能抵达泵船或离开泵船上岸。董伟等5人及陈勇明知陈军是自行驾驶船只到泵船上钓鱼，并参加聚餐、饮酒，就应当意识到陈军必然会自行驾船离开，应该有效劝阻陈军不要喝酒，而不是对其饮酒行为持放任态度，更不能仅以向陈勇询问陈军的酒量、在饮酒后劝其晚些离开就认为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综上，董伟等5人未尽高度劝诫注意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与陈军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可视为构成对陈军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不能以陈军的哥哥陈勇也在现场为由而免除董伟等5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对于陈军死亡造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酒后驾驶船只的行为本身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陈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饮酒后仍坚持自行驾船离开，导致跌落江中溺亡，应对造成自身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关于董伟等5人认为陈军系自甘风险，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自甘风险是指受害人明知可能遭受来自特定危险源的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自甘风险仅仅是针对受害人和直接加害人而言的，即便是在受害人和直接加害人之间主张自甘风险抗辩，也并不必定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而是要通过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减轻或免除侵权责任。本案中，受害人陈军与董伟等5人及陈勇共同饮酒后发生事故，并不存在直接加害人，因而并不存在自甘风险抗辩的基础。故，对于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及案件实际情况，酌定陈勇及董伟等5人对于陈军死亡造成的损害后果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其余90%的责任由陈军自行承担，并无明显不当，二审不予调整。综上所述，陈明敏与董伟等5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14.50元，由陈明敏负担474.50元，董伟、叶富永、王汉军、周瑜、李耀敏、陈勇各负担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66.53元，由陈明敏负担1526.53元，董伟、叶富永、周瑜、王汉军、李耀敏各负担1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君审判员 祝家兴审判员 张 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柏媛媛书记员胡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