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5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首层西面**。负责人：乌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伏桃，男，196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南县大通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林，广东腾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甫，广东腾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举的继承人）：张文兰，女，1954年4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南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举的继承人）：曹甜，女，1989年3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南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举的继承人）：刘嘉乐，女，2016年12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南召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涵，男，1982年5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滨海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骏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海新街****'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李剑平。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伏桃、刘长举、周文涵、广州骏源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刘长举于2020年4月2日死亡，根据王伏桃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刘长举的法定继承人张文兰、曹甜、刘嘉乐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赵建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赔偿王伏桃损失631756.6元；二、驳回王伏桃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2元，由王伏桃负担1105.39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696.61元。在上述判决给付期限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迳付王伏桃受理费4696.61元。王伏桃已预交的受理费为6848元，可向本院申请退回1046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依法改判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责任，即仅在交强险伤残限额内承担41500元(71500-30000＝41500)(异议金额590256.6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被保险车辆驾驶人刘长举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营运货车，且驾驶的是不符合技术标准即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情形，本案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一）刘长举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营运车辆，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保险条款约定，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情形，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应负赔偿责任。1、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营运货车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刘长举驾驶的粤Ａ×××**号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属于营业货车，根据我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规定，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并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在部门规章中得到进一步细化，根据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国家对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制度。从业资格是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特定岗位职业素质的基本评价。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该规定以附件的形式载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式样》。经查，涉案车辆驾驶员刘长举在事故发生时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营运货车，该行为属于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涉案免责条款约定内容明确，不存在原审法院称的保险公司没有明确说明许可证、必备证书的具体名称、内容和范围的情形。首先，免责条款中“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是指交通运输行业制度规定的从业资格或服务资格等。法律法规并无全面地对从事各类型客货运驾驶人所需要的从业资格证件的名称、种类、范围作出具体的规定，也不可能作全面的规定，但是法律法规有给出参考的样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广东省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第二十一条均规定了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需要取得相应从业资格，同时《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以附件的形式载明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式样”。道路运输行业中不同运输内容和方式会有不同资格证或许可证，法律法规尚不能穷尽列举，保险条款就更不可能逐一罗列出客货运驾驶人所需要的从业资格证件的具体名称、种类、范围等，这不具有操作性。同时，即使在投保时保险公司提示说明以及核实了需要的具体资格证，但随着被保险人/投保人经营变化，其变更了所需的资格证种类，很难确保事故发生时其所需的资格证和当初投保时的资格证一致。而且这本身是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应当知晓的规定和应具备的证件，属于上岗证。其次，本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从事道路运输企业，上述法律法规系道路运输行业的管理规定，且具有多年的投保经验，其应具有更高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对免责条款中约定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应当清楚具体内容，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从事道路经营活动所需的资格证就是从业资格证。原审法院认定的理由不成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进一步导致了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改判。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的（2019）粤民再31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保险公司无从业资格证保险拒赔的请求。（2019）粤民再317号民事判决认为：1、根据合同自由原则，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自由约定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合同条款。此类条款经认定为有效的，不应再审查该免责事由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增加了车辆运行危险程度和事故发生概率。2、《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不构成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因此不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3、投保人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组织，理应知道加盖公章的法律效力，其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盖章处加盖公章，即确认声明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免责条款生效。本案拒赔情形与上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新的再审案件相似，请求二审法院参考上述观点，统一裁判标准和思路，避免类案不同判现象出现。（二）事故发生时，刘长举驾驶的涉案车辆不符合技术标准，即被保险车辆年检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且该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及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应负赔偿责任。首先，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检验，涉案车辆制动系统不合格、转向系统不合格、灯光系统不合格，依法不得上路行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依据，本案驾驶司机刘长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与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再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1点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检验不合格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司机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有可能导致被保险车辆的运行风险增大，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或增加保险费的权利。本案中，刘长举的上述行为，已使保险风险大大增加，对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保险公司对该种情形不予理赔，属于对保险风险的控制，并非蓄意减轻自身责任，保险公司并未削减自身义务。投保人广州助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力公司)在明知涉案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情况下仍让司机刘长举继续驾驶车辆，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在未通知保险公司且未增加保费的情况下，由保险公司对事故承担责任也有违公平原则。最后，商业保险的目的在于让被保险人将不可归属于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意外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而并非让保险人为其违法违规行为买单。投保人的上述违法行为，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对社会的不负责。若保险为其作经济上兜底，那无异于为虎作伥之举，也无法达到车辆检验敦促驾驶员维护交通安全的目的，更无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综上，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约定，即保险公司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并且已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及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生效，本案符合商业三者险免责情形，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公司已对涉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履行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涉案条款已生效，对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助力公司均具有约束力。1、涉案条款是行业示范性条款，全国各保险公司统一使用，为公众所知，投保人助力公司也已知悉并了解。本案保险合同签订于2016年10月26日，适用的是全国统一使用的示范性条款。投保人助力公司作为多次购买车辆保险的人，对此更为了解、注意和知悉。2、助力公司已收到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并且己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保险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其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保险公司已通过保险单、投保单履行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助力公司已在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处以及单独的投保人声明中盖章确认，说明保险公司已充分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和提示义务。保险公司在原审时己提交投保单以及投保人声明作为证据。保险单“重要提示”部分(加粗加黑，《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也已明显加粗加黑)已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义务……”。上述保险单原件正本一直由投保人助力公司持有并保管，而助力公司却一直未就条款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说明助力公司对条款是接受的。三、原审法院认定的假肢相关费用过高、计算年限过长，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而导致了法律适用错误，且原审法院未支持保险公司鉴定申请请求，案情不清，需要法院重新认定。王伏桃于2019年4月10日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出院后，于2019年6月24日单方委托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进行评定，评定结论为：被鉴定人王伏桃符合纯性暴力致右小腿踝部分及足部毁损伤，右胫排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现右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评定为七级伤残。据此，王伏桃到广州恩德莱康复器具有限公司购买假肢。根据粤【2018】31号文件，小腿假肢后续治疗费为20000-24000元，含安装和维修费用。假肢寿命一般为4年，更换年限至人均寿命止。2018年广东省人均寿命为76岁，考虑到王伏桃的年纪，最多更换3次。王伏桃根据广州恩德莱康复器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主张的假肢相关费用过高、计算年限过长，己远远超出粤【2018】31号文件的规定，请求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王伏桃的伤残情况进行鉴定，以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但原审法院以保险公司超出法定申请期间为由不予委托鉴定，而是自由裁量一定金额。王伏桃主张的假肢相关费用极其不合理，其提交的有广州恩德莱康复器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是事后出具，且该公司与王伏桃之间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该证据缺乏公信力，不能证明安装、维修假肢等所需要的相关费用。原审法院不但不支持保险公司申请鉴定的申请，还以该《证明》计算假肢及硅胶首次安装费用、假肢及硅胶腔更换费用、假肢维修费用等项目数额，严重侵害了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对保险公司不公平、不合理。对于过高的残疾辅助费用，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同意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以利于查明事实，正确裁决。四、本案交强险医疗费用已用尽，但原审法院仍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中判决保险公司赔付王伏桃6500元，造成保险公司超限额赔偿，属于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保险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在交强险伤残限额内预赔王伏桃30000元，于2019年4月11日给另一名伤者肖孟婷垫付医药费10000元，并于2019年4月30日赔付肖梦婷25000元。本案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己用尽，伤残限额已用5.5万元。保险公司结合两名伤者的伤情状况作出上述预赔安排，是合情合理的，若生硬认为多名伤者的预留份额都要交由法院来认定，交通事故人伤案件的预赔和诉前调解工作都无法顺利开展。因此，原审法院重新给两名伤者王伏桃、肖孟婷分配、预留份额，并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中赔偿王伏桃6500元，该认定导致超保险限额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并改判。被上诉人王伏桃答辩认为：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关于从业资格证的问题，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没有任何条款对从业资格证的问题作出过约定，其引用的条款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它必备证书，该条款约定不明，没有具体指明许可证书或其它必备证书的具体名称、种类、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提交格式条款，应当就免赔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以及解释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没有对从业资格证的问题进行过任何约定，履行了法律规定提示说明解释义务，该条款不生效。关于车辆年检不合格的问题，涉案车辆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年审，保险公司根据事故发生之后车辆不合格，在商业险主张免赔是不成立的。关于王伏桃假肢费用的问题，王伏桃假肢费用由广州恩德莱康复器具有限公司提供的假肢配置证明，原审法院根据该配置证明支持王伏桃的诉讼请求，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且在本案中，假肢费用是27万多元，计算的年限是20年，由于王伏桃主张假肢费用，放弃了护理费，按照王伏桃医疗护理依赖程度的评定，王伏桃在没有配置假肢的情况下，他需要部分护理依赖，根据司法实践，即使王伏桃主张10年的部分护理费用已经是219000元，如果计算20年，都已经40多万元了，王伏桃假肢费用也就是20多万元，显著的低于20年的护理费用，费用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王伏桃主张假肢费用没有增加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相反是降低了赔偿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处理恰当。关于交强险医疗费的预留份额的问题，本案中有两个伤者，原审法院根据两个伤者的情况，在本案中医疗费预留给王伏桃6500元符合法律规定。至于保险公司在肖梦婷的治疗过程中垫付了1万元，保险公司可以在总数额中予以扣减。刘长举在事故发生时驾驶车辆是处于空车状态，并非处于营业状态，该状态下无需从业资格证。被上诉人周文涵答辩认为：一、同意原审判决，请二审法院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二、保险公司以刘长举无从业资格证为理由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免赔是错误的。无从业资格证并不代表刘长举失去驾驶车辆的资格，也没有证据证实无从业资格证即显著增加了承保车辆运行的危险程度。而且保险公司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合同，该格式条款中没有清晰载明驾驶员要有“从业资格证”，只是写“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具体是指哪些证书、名称是什么，保险条款并未清晰说明。因此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对从业资格证并无约定，更谈不上保险公司对无从业资格证商业险免赔的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并驾驶与准驾驶车型相符车辆的驾驶员就是合法的驾驶人，现保险公司又同时提出要驾驶人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才能赔付，是额外要求，显然属于“免己方责任义务，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义务”，排除被保险人应依法享有理赔权利。三、在事故发生时，刘长举所驾驶的车辆是空车，车上没有任何货物，当时不是在从事货运活动，因此在本案中，不能认定我方是在从事货运活动需要从业资格证。四、涉案车辆是挂靠车辆，周文涵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也不清楚保险条款有哪些内容，保险条款中的免赔条款对实际车主不具有效力。据悉，涉案车辆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没有要求提供所谓的许可证或从业资格证。理赔时，却要求提供所谓的从业资格证，明显是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被上诉人张文兰、曹甜、刘嘉乐、广州骏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保险公司、王伏桃、周文涵均表示：对刘长举在事故发生时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事实无异议。周文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无原件），拟证明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不处于营运状态，刘长举驾驶涉案车辆是合法的。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报告书出具的时间是2019年5月14日，而且该证据并未记载不在营运的过程中。涉案车辆属于营运车辆，并非指空车运输就是非营运，也没有规定空车运输时不需要从业资格证，例如载客的的士即使是空载状态下，也是需要实际有从业资格证才能够驾驶的，而且保险条款的约定是只要驾驶人驾驶的营运车辆没有从业资格证，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了第三者的损害，保险公司都不负责赔偿，即不管是空载还是超载，只要驾驶人驾驶车辆时不具有从业资格证，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王伏桃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同意周文涵的意见。2、刘长举的死亡注销证明（无原件），拟证明刘长举已死亡。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由法院依法审查。王伏桃的质证意见为：该注销证明应该是真实的。经本院向河南省南召县公安局太山庙派出所发函核实，河南省南召县公安局太山庙派出所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刘长举于2020年4月2日死亡，并列明其母亲张文兰、妻子曹甜以及女儿刘嘉乐等人的详细身份信息。王伏桃对《证明》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并申请追加刘长举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张文兰、曹甜、刘嘉乐作为本案被告。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同意王伏桃申请追加刘长举的继承人参与诉讼。周文涵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依法认定。王伏桃申请追加刘长举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张文兰、曹甜、刘嘉乐作为本案被告，由法院依法处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审法院根据广州恩德莱康复器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发票，结合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支持王伏桃的假肢及硅胶套首次安装费36000元、假肢及硅胶腔更换费用166500元、假肢维修费378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保险公司对此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关于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内赔偿的数额，保险公司称其向本次事故另一伤者肖孟婷垫付医疗费10000元，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3份划款凭证，显示其分别于2019年5月7日向王伏桃转账30000元，2019年4月11日向肖孟婷转账10000元，2019年4月30日向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转账25000元，均无载明划款项目的性质。由于本次事故中有两名伤者，保险公司称其将交强险医疗费限额10000元全部垫付给另一伤者肖孟婷，而没有为王伏桃预留份额，该做法明显不妥。鉴于保险公司向肖孟婷转账的凭证中并无载明该款项为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的垫付款项，其主张本案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已用尽，其不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向王伏桃赔偿6500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考虑王伏桃和肖孟婷的损害程度，酌定在交强险保险范围内预留35%给肖孟婷，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向王伏桃赔偿6500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保险公司能否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第一，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驾驶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上述免责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负有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刘长举驾驶营运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当时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符合上述免责条款约定。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投保单，其上有当时的投保人助力公司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确认收到商业险条款及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作了明确说明，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助力公司送达保险条款并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从事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的驾驶员应当经考试合格，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方可从业。这是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为规范道路货运行业秩序、维护道路运输安全所作的制度规定，凡从事货运经营业务的公司、人员均应知悉并遵照执行。上述免责条款内容具体明确，王伏桃认为该免责条款约定不明确，该条款不生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应先取得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制度规定，并未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周文涵认为该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没有将驾驶人未取得从业资格证显著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前提条件，周文涵以此抗辩保险公司不应免责，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五，周文涵认为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处于空车状态，不处于营运状态，故刘长举驾驶涉案车辆不符合上述免责条款的约定。周文涵在原审中已明确表示涉案车辆挂靠在物流公司营运，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不论驾驶人驾驶的营业性机动车是否为空车状态，只要驾驶人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保险公司就可以根据免责条款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周文涵二审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不能支持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其无需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对此认定和处理错误，应予更正。对于保险公司关于涉案车辆年检不合格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符合免责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可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的理由，本院已无需审查。原审判决已认定王伏桃的损害是由刘长举的过错行为造成，刘长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周文涵作为涉案车辆的共同营运人，物流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被挂靠人，依法均应对刘长举所负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对此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刘长举已死亡，被上诉人张文兰、曹甜、刘嘉乐作为刘长举的继承人，依法应在继承刘长举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王伏桃因本次事故所致损失包括：1、医疗费23091.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元,3、营养费2000元，4、伤残赔偿金336528元，5、被抚养人生活费14437.5元，6、误工费10000元，7、护理费4140元，8、交通费660元，9、伤残鉴定费34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11、残疾辅助器具费240300元。上述1-3项损失共27291.1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6500元（10000元×65%）内赔偿6500元；第4-11项损失共649465.5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65%）内赔偿71500元；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598756.6元[（27291.1元－6500元）＋（649465.5元－71500元）]，由张文兰、曹甜、刘嘉乐在继承刘长举遗产范围内向王伏桃赔偿，对上述赔偿责任，周文涵、物流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扣除保险公司垫付的30000元，保险公司还应在交强险范围内向王伏桃赔偿48000元（71500元＋6500元-30000元）；扣除周文涵垫付的15000元，张文兰、曹甜、刘嘉乐还应在继承刘长举遗产范围内向王伏桃赔偿583756.6元（598756.6元-15000元），周文涵、物流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11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11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赔偿王伏桃损失48000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张文兰、曹甜、刘嘉乐在继承刘长举遗产范围内赔偿王伏桃损失583756.6元，周文涵、广州骏源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王伏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2元，由王伏桃负担1105.39元，张文兰、曹甜、刘嘉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与周文涵、广州骏源物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339.77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356.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02.6元，由张文兰、曹甜、刘嘉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与周文涵、广州骏源物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913.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7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建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罗淑仪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