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岩，男，197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新绿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大勇，山东卫海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军，男，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大农，北京任大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侯璎，女，197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李岩因与被上诉人吴红军、原审被告侯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6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吴红军对李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李岩与侯璎向吴红军出具的借条是独立的，与侯璎之前的借款和之后的承诺都没有关系，吴红军未支付借条中的50万元，故一审判令李岩、侯璎共同偿还李岩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红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岩的上诉请求。具体答辩意见：1.李岩签名的借条中的借款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即是对侯璎2014年6月6日所借40万元的结算。40万元借款的利息应为14.4万元，吴红军免除了4.4万元利息，并将10万元利息计入本金，故产生了50万元的借条。2.侯璎2015年6月13日之后出具的《借条》《承诺》并未加重李岩的还款责任。3.侯璎与李岩出具借条时称二人是夫妻关系，吴红军对此不知情，如二人并非夫妻关系，其以夫妻关系的名义出具借条涉嫌诈骗。侯璎述称，同意李岩上诉意见，具体答辩意见：1.本案不应由李岩承担还款责任。2015年6月13日的50万元借条没有实际履行，不存在“今借到”吴红军50万元的事实。2014年6月6日的借款与侯璎、李岩2015年6月13日出具的借条没有关联。2019年12月5日的《诉讼管辖协议》针对的是2014年6月6日的借款。2.侯璎还有多笔还款在一审期间未予举证，一审法院未予查明。吴红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侯璎、李岩连带返还借款本金40万元、支付利息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6日，吴红军向侯璎转账交付40万元。吴红军主张系出借给侯璎的借款，侯璎主张系吴红军出借给案外人刘小丫的借款。双方确认实际借款金额为4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出借当时双方未签署书面合同。吴红军主张款项出借当时双方约定的利息是40万元为基数，月息2.9%；侯璎主张双方约定借款本金50万元，每年利息14万元。2015年6月13日，侯璎、李岩共同向吴红军出具《借条》（以下称《借条一》），载明：“今借到吴红军人民币现金50万元整，按六个月免息的方式，六个月之后若未还清本金，以月息11600元顺延，并承担前六个月的利息69600元。每月计息。截止2016年12.30前必须还清本金50万元整。夫妻共同借款人：侯璎、李岩。”侯璎确认，之所以出具《借条一》，即是因为2014年6月6日自吴红军处借款40万元，《借条一》正文系其本人书写。侯璎、李岩均辩称《借条一》是在吴红军的胁迫下出具的，二人并非夫妻。上述《借条》签署之后，侯璎又向吴红军出具《借条》（以下称《借条二》）一张，载明：“今有侯璎向吴红军借到人民币五十万元整，按每年十四万利息计算，已于2016年12月30日结清以上利息，双方约定2017年起每月30日支付8330元利息，于2017年12月30日前还清利息及本金……”《借条二》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6日，吴红军主张系2017年签署；侯璎表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在《借条一》之后签署。2018年3月9日，侯璎再次向吴红军出具《承诺》，载明：“2014年6月6日，吴红军借给侯璎50万元人民币，约定利息每年14万元，截止2018年3月9日经结算侯璎尚欠吴红军本息共计565000元，双方协商一致，从2018年4月1日起，侯璎每月15日前支付吴红军4000元，月息按照8300元计算，两年之内再进行结算。”侯璎主张上述《承诺》系受胁迫所写。吴红军称因联系不上李岩，《借条二》及《承诺》未让李岩签字。双方确认侯璎有如下还款：1.微信转账还款时间及金额：2017年11月19日还款5000元、2018年3月11日还款4000元、2018年7月16日还款2000元、2018年8月14日还款2000元、2018年2月17日还款5000元给吴红军妻子袁影、2019年5月11日还款1万元给袁影，共计2.8万元。2.银行转账还款时间及金额：2015年12月10日还款5.48万元、2015年12月11日还款2.02万元、2015年12月18日还款2万元、2016年3月24日还款1万元、2016年6月16日还款1万元、2017年2月16日还款5万元；3.侯璎曾为吴红军爱人购买保险，花费1万元，吴红军称发生于2018年4月之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双方对以下还款情况产生争议：1.侯璎主张借款时预扣10万元利息，2014年12月向吴红军还款4万元，上述14万元构成借款一年利息。但侯璎未就4万元还款提交证据，吴红军不予认可。2.侯璎主张2018年中秋后，吴红军找案外人罗明向刘小丫催款花费21500元，费用由侯璎支付，吴红军认可视为还款；吴红军不予认可。侯璎提交其与吴红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吴红军说过“罗明的钱，我买单”“那是18之前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吴红军未确认具体金额。3.侯璎代吴红军垫付车险金额，侯璎主张为9925.96元，吴红军认可5200元。侯璎提交吴红军机动车保险投保情况截图，主张其中2017、2019年的车险费用系其垫付。吴红军在质证阶段认可侯璎主张的代付车险金额，后表示记错了，实际代付金额为5200元。4.侯璎代吴红军垫付社保费用，侯璎主张为54886.08元，吴红军认可30600元。侯璎提交中科北赢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北赢公司）出具的《证明》、缴费明细，载明吴红军在该公司缴纳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社会保险，所需资金由侯璎垫付，金额共计54886.08元；以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证明吴红军在中科北赢公司交纳社会保险。其中中科北赢公司出具的缴费明细中，2019年7月-11月的金额计算有误，多计算一个月，故总金额应为53256.91元。吴红军仅认可侯璎代其交纳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的保险30600元。5.双方确认此前对账时说过“2018年之前的账已清”，侯璎主张“2018年之前”包括2018年全年，吴红军主张是指2018年3月9日侯璎出具《承诺》之前。6.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红军问：“你从14年到现在19年，力（立）马2020年了！你自己算一下吧，要给我多少合理14年的钱”，侯璎回：“168800总有吧”侯璎称其还给吴红军的钱，与还给案外人夏红旗的钱基本是相同的，夏红旗在2016年12月29日出具了188800元的收条，在此基础上扣除一个人的社保费用，即是其还给吴红军的钱，其中包括银行转账的款项，还有一部分是吴红军刷侯璎信用卡的款项。吴红军不认可曾刷过侯璎的信用卡。7.吴红军主张侯璎全部还款均系偿还利息，侯璎主张均为偿还本金。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红军多次表明侯璎给付的是利息。2017年，侯璎将刘小丫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75万元并按照年息24%的标准支付利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京0105民初10180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侯璎之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侯璎确认，该案中主张的75万元包括本案自吴红军处所借的40万元。一审判决认为，依据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该院总结双方争议焦点如下：一、吴红军与侯璎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1.侯璎辩称实际借款人系刘小丫，但是，侯璎确认，其自吴红军处收到借款后，将其中35万元转给刘小丫，刘小丫向其出具了借条。且侯璎在2017年通过诉讼确认了对刘小丫的债权。即，侯璎自吴红军处借到款项后，出借给刘小丫，前后形成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刘小丫的债权人为侯璎，并非吴红军。2.李岩是否是共同借款人。侯璎、李岩对《借条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借条明确载明侯璎、李岩系共同借款人。即便侯璎、李岩并非夫妻，亦不影响二人向吴红军作出共同借款、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侯璎、李岩主张《借条一》系受胁迫所写，但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该院不予采信。侯璎认可之所以出具《借条一》，即是因为2014年6月6日的借款40万元，证明吴红军就《借条一》载明的借款已实际出借40万元。综上，该院确认吴红军与侯璎、李岩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侯璎、李岩系共同借款人。二、本案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之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吴红军多次向侯璎主张债权，侯璎亦于2016年至2018年多次作出还款承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该事由亦应对李岩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侯璎、李岩主张本案超出诉讼时效，缺乏依据，该院不予确认。三、吴红军是否系职业放贷人。侯璎主张吴红军系职业放贷人，提交了另案的二份民间借贷纠纷判决。该院经在北京法院数据分析平台查询，未发现2015年至今，有其他吴红军作为出借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侯璎主张吴红军系职业放贷人，依据不足，该院不予确认。四、侯璎、李岩已还金额。对双方均认可的还款金额，该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存有争议的还款情况，该院认定如下：1.侯璎2014年12月向吴红军还款4万元，但未就此提交证据，吴红军亦不予认可，该院不予确认。2.向案外人罗明支付的款项，侯璎提交证据证明吴红军愿意承担，该院确认该笔款项系还款。侯璎主张支付时间为2018年中秋左右，并于微信中向吴红军提及该笔款项金额为21500元，吴红军未提异议，该院予以确认。3.侯璎代吴红军垫付车险金额，吴红军在质证时认可该金额，其后其表示陈述有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该院不予支持，确认侯璎代吴红军垫付2017、2019年的车险费用9925.96元。4.侯璎代吴红军垫付社保费用，吴红军不认可侯璎主张的金额，但侯璎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代吴红军垫付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用53256.91元，该院予以确认。5.侯璎主张吴红军曾使用其信用卡，加上银行转账的款项估计有16万余元。但侯璎未提交证据证明吴红军曾使用其信用卡，而银行转账款项共计16.5万元，与侯璎主张的金额相差不大，故该院对侯璎关于使用信用卡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五、侯璎、李岩尚欠借款本息。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借条一》约定2016年12月30日前还清借款，《借条二》约定2017年12月30日前还清借款。侯璎、李岩均未按期履行，2018年3月9日，侯璎出具承诺，载明每月还款4000元，两年内双方再行结算，侯璎、李岩亦未按期履行。《承诺》系侯璎单方出具，双方未明确确定还款期限。现吴红军以诉讼的方式催告侯璎、李岩还款，侯璎、李岩应予返还。借款金额应以实际出借金额为准，本案借款本金为40万元。二份《借条》及《承诺》均载明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1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侯璎所还款项应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在案证据显示，吴红军曾确认2018年之前的账目已清，侯璎多年来偿还的都是利息，可以确认双方谈及的账目已清是指利息已经结清。双方争议在于此处的“2018年”是否包含“2018年”，通常情况下，“以前”不应包括本数。吴红军称考虑侯璎、李岩实际情况，现借款利息仅主张10万元。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自2019年1月1日起，侯璎还款共计32414.79元。双方约定的利息超过年利率24%。即便依照侯璎的主张，2018年之前（含2018年）的利息均已结清，自2019年1月1日至本案判决出具之日，40万元借款按照年利率24%计算得出的利息，扣除侯璎2019年1月1日之后已付金额，尚欠利息亦超过10万元。现有证据显示，2014年6月6日至2018年侯璎共计偿还利息25万余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且经该院查证侯璎历次还款时间及金额，均未存在超过年利率36%还款的情形。综上，该院对吴红军主张的利息10万元予以确认。李岩经该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庭审抗辩权，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侯璎、李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吴红军借款本金40万元、利息10万元，共计50万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意见提交了新的证据。李岩提交一份《诉讼管辖协议》，证明借款关系发生在侯璎与吴红军之间，与李岩无关。侯璎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社保缴费试算表，证明2015年、2016年吴红军的社保也是侯璎垫付的，金额应为30102元，该款项应作为侯璎还款。证据2.侯璎2018年替吴红军缴纳车辆保险的凭证，证明缴纳车险的6234.43元应作为侯璎还款。证据3.转账凭证和刷卡记录，证明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还款外，侯璎还向吴红军及其爱人袁影微信转账81630.55元，具体是：转袁影款项2笔，2016年1月21日1001元、2016年2月6日10010元；转吴红军12笔，2015年8月16日1100元、2016年1月8日20019.55元、2016年4月24日2000元、2016年9月29日2500元、2016年10月25日5000元、2017年3月20日1万元、2017年4月1日1万元、2017年5月7日5000元、2017年6月7日5000元、2017年7月26日3000元、2017年8月15日2000元、2017年9月11日5000元。另侯璎向吴红军POS机刷信用卡支付10100元，上述款项共计91730.55元，均应作为侯璎还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红军认可李岩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协议只涉及程序上的内容。吴红军对侯璎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关于证据1，该部分社保是侯璎还款，但属2016年之前的结算凭证，双方已清算完毕，不存在冲抵本金的情况。关于证据2，侯璎该笔车险缴费凭证交的是2018至2019年度车险，一审法院已确认抵扣。关于证据3，涉及2016年年底之前的款项双方均已清算完毕，不能冲抵借款本金。之后的还款都是偿还40万元的利息，也不存在冲抵借款本金的情况。认可侯璎通过信用卡刷卡的方式于2016年3月16日向吴红军还款10100元，该笔款项为偿还2016年之前利息，已经结算完毕，没有冲抵本金。侯璎与李岩相互认可对方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对李岩、侯璎提交的证据均不予确认。理由如下：李岩提交的证据为吴红军与侯璎之间关于双方纠纷管辖法院的约定，该协议并无免除李岩还款责任的内容，不足以证明李岩主张的证明目的。侯璎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其一，关于证据1、证据3中涉及2016年之前的还款，吴红军认可侯璎以代缴2015年至2016年的社保方式还款、2016年3月17日收到侯璎通过刷信用卡方式偿还的10100元、收到侯璎支付给吴红军及爱人的款项，本院不持异议，但就该等款项，结合《借条二》《承诺》的约定，双方在明确2016年12月30日的利息已经结清的基础上，再次出具未降低借款本金数额的借款凭证，可以说明前述款项均为偿还利息。同时，经核算双方一审、二审期间举证证明的2016年12月31日前还款，均不存在超过年利率36%还款或超过双方利息约定还款的情形；其二，关于证据3中的其他微信转账凭证，吴红军认可收到所涉款项，本院不持异议，但该等款项均发生在2018年3月9日侯璎出具《承诺》之前，应属偿还利息，而关于证据2，双方对交费对应的车险年度存在争议，经核算，即使将侯璎二审期间提交证据所涉款项均认定为还款，亦不存在超过年利率36%还款或超过双方利息约定还款的情形。因此，侯璎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李岩是否应就诉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二是诉争借款的还款金额认定问题。就李岩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侯璎、李岩共同向吴红军出具《借条一》，《借条一》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为侯璎、李岩借到吴红军现金50万元，二人作为夫妻共同借款人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本案诉讼中，关于《借条一》出具背景，侯璎、吴红军均曾在一审中认可该借条系基于吴红军2014年6月6日向侯璎出借的40万元借款而出具，二审中虽侯璎变更陈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当事人陈述、《借条一》中“已借到”的表述、《借条一》与侯璎向吴红军出具的其他债权凭证金额的延续性，以及侯璎、李岩出具《借条一》时为男女朋友关系的背景，吴红军主张李岩愿以出具《借条一》的方式就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借条一》中所涉借款应为此前吴红军交付侯璎的借款，李岩主张未收到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侯璎、李岩与吴红军依据《借条一》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属有效。其二，尽管侯璎在《借条一》出具后曾单方向吴红军出具过债权凭证，但相关债权凭证并未约定免除李岩的还款责任，且吴红军提起诉讼所主张的、一审判决予以支持的债权数额，并未超过李岩按《借条一》约定所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其三，吴红军向李岩主张还款的依据为其作为共同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一》，即使侯璎、李岩并非夫妻关系，亦不影响李岩依据《借条一》承担责任。因此，本院对李岩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尽管侯璎未提起上诉，但在李岩已提起上诉的情况下，侯璎所称还款情况关乎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予以审查。经审查，即使对侯璎二审期间提交证据所涉款项均予确认，亦不存在其还款超过年利率36%或超过双方约定利息的情况。即使按照侯璎所称2018年12月31日前的利息均已结清，截至吴红军提起本案诉讼，所涉借款本金40万元仍未得到偿还，按照年利率24%计算，诉争借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扣除侯璎2019年1月1日后的还款，尚欠利息仍超过10万元，吴红军要求侯璎、李岩偿还40万元借款本金及10万元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岩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李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婷审 判 员  金 莙审 判 员  徐 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孙梦青书 记 员  姜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