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9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五一，男，195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媛娥，女，196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远筑，男，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筑秀，女，195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海波，贵州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东三塔。负责人：何睿，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启晓，男，该银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睿，女，该银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鸣，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法定代表人：冉先黎，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兵，男，196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兰琴，女，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冉先黎，男，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以下简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雷鸣、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商市西公司）、朱兵、谢兰琴、冉先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9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963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二审诉讼费用由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雷鸣、黔商市西公司朱兵、谢兰琴、冉先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本案贷款系借新贷还旧贷，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不承担保证责任。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提交的关于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保证合同》的落款日期是2014年12月10日，而本案的贷款形成于2015年4月3日，《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记载的内容全部是发生在2015年的贷款，也就是说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签署保证合同之时，《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根本没有内容，是空白表格，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也自认台账内容是其工作人员事后自行添加。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不可能在2014年12月10日就知道2015年的贷款，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发放贷款之时，告知了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对于涉案贷款根本不知情，而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也是用于偿还旧贷，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既不是黔商市西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员工，对于黔商市西公司的担保业务也不可能知道，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涉案的《保证合同》存在欺诈的情形，不是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杜媛娥等人不产生约束力，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1、关于罗远筑、彭筑秀在《保证合同》、《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上的签字从何而来？谁人办理？一直是一个谜！罗远筑、彭筑秀从未去交通银行办理业务，也从未与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根本不认识经办人高亮，为什么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会持有罗远筑、彭筑秀签字的合同？且经司法鉴定，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提供的《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上罗远筑的手印也系伪造，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对于保证合同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应当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罗远筑、彭筑秀既不是黔商市西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高管、员工，也不认识贷款的借款人，更无从知晓黔商市西公司的内部的担保业务，未从涉案贷款中获得任何利益，为什么要为黔商市西公司担保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显然，涉案的《保证合同》不是罗远筑、彭筑秀的真实意思表示。2、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作为专业的贷款机构，办理贷款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规章制度，办理贷款时应当由银行的工作人员亲自办理，并应当告知保证人相应的权利义务，但本案中，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没有提供任何银行面签的资料，不能证明其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取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签字，也不能证明其让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签字时《保证合同》已填写完整，让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能够充分知晓合同的内容及承担的责任。黔商市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是办理涉案担保业务的决策者、实施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充分证明了交通银行在办理担保业务时未告知杜媛娥等人要对黔商市西公司的业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签字是受到欺诈的情况下签字，故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不承担保证责任。3、涉案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务人是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事后自行添加，是实质性对合同进行了变更，超出杜媛娥等人在签字时能够预知的范围，且没有杜媛娥等人签字捺印予以确认，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手动添加的内容不能约束杜媛娥等人。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自行在《保证合同》第10.1条被担保的债务人空白处以及第12.2条关于管辖法院的补充约定空白处手动添加内容，是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对合同进行实质性变更，未经杜媛娥等人确认、同意，不产生合同约束力。三、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违反《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审慎经营的义务，违反《贷款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规定禁止发放贷款的情形，违法发放贷款，自身是有重大过错，其将贷款风险通过不正常手段转移给杜媛娥等人，让杜媛娥等人承担与己无关的上亿余元担保债务，却没有享受任何权利，显失公平。涉案的贷款是由黔商市西公司担保，杜媛娥、李五一仅是黔商市西公司的股东，已完全履行了几千万元的出资义务，没有义务为黔商市西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且杜媛娥、李五一也没有从担保的债务中获得任何利益，让其承担上亿元的保证责任显失公平，也违背《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立法宗旨，而涉案贷款与罗远筑、彭筑秀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如让其承担保证责任，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综上，涉案《保证合同》存在欺诈的情形，且涉案贷款系借新还旧，杜媛娥等上诉人也不知情，同时，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具有重大过错，让杜媛娥等人承担保证责任显失公平，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对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全部诉讼请求。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辩称，本案已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责任，故本案不适用《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而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主张的保证合同存在欺诈情形，但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涉案的《保证合同》经双方签字认可，未违反法律规定，保证人应当履行保证责任，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鸣辩称，其无意见，请求依法判决。黔商市西公司、冉先黎、朱兵、谢兰琴均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雷鸣立即偿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借款本金1459978.31元及至清偿之日止的利罚息（利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暂算至2018年3月20日，利罚息合计215228.1元），本息合计1675206.41元；2、黔商市西公司、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雷鸣、黔商市西公司、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3日，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作为贷款人，雷鸣共同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编号2015521102029100024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1、贷款金额230万元用于偿还雷鸣编号为2014521102029100015号合同项下借款，贷款期限12月，放款金额、放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2、贷款利率以现行相应期限档次贷款的基准利率上浮30%确定月利率为5.795833‰，贷款实际发放后，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基准利率的，自贷款实际发放日起每满年的当日为合同利率调整日，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3、还款方式为一次还本、分次付息方法，付息日为季末1日；4、借款人未按时足额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贷款人有权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同日，黔商市西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作为债权人的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签订编号为2015521102029400019的《保证合同》约定：1、被担保的债务人为雷鸣，担保的主合同为编号为2015521102029100024的《个人借款合同》；2、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2015年4月3日，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向雷鸣发放贷款230万元，雷鸣向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出具的借款凭证上约定起息日为2015年4月3日，利率为月利率5.795833‰，借款期限12月。2016年3月31日，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作为债权人，雷鸣共同作为债务人，双方签订编号20160115616605985678M1的《展期合同》约定，1、债权人同意对原合同（编号2015521102029100024的《个人借款合同》）对应债务进行展期，展期金额225万元，展期后到期日为2017年4月3日；2、展期利率为浮动利率，在基准利率上上浮30%，利率浮动规则、周期按原合同约定确定，罚息利率和复利利率以本合同约定利率为基数按原合同约定规则确定。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雷鸣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借款展期到期后仍未清偿借款本息。截止2019年12月9日，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主张雷鸣尚欠本金1459978.31元，利息35506.25元，罚息415999.41元，利息复利8952.75元，罚息复利56860.49元。2014年12月10日，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共同作为保证人，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作为债权人，双方共同签订编号为JHSXDBXY2015的《保证合同》约定：1、被担保的债务人为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2月10日期间，由债权人提供授信，由黔商市西公司提供担保的所有债务人，债务人名称详见编号为JHSXDBXY2015的黔商市西公司担保业务台账；2、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或各类贸易融资款等；3、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4、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编号为JHSXDBXY2015的黔商市西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中列明的被担保的债务人及担保的主合同编号中有雷鸣签订的编号为2015521102029100024的《个人借款合同》，该页台账上有冉先黎、谢兰琴、李五一、彭筑秀、杜媛娥、罗远筑、朱兵的签字与捺印共同确认。杜媛娥、李五一、彭筑秀、罗远筑提交案外人黔商市西公司股东史波、龙步红、毛魏、何黔寿出具的《证明》陈述称，在2015年期间，杜媛娥拒绝为黔商市西公司的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也拒绝在黔商市西公司关于担保业务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提交冉先黎出具的《情况说明》陈述称，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于黔商市西公司发生的每笔业务往来、相关委托书及台账未告知谢兰琴、李五一、杜媛娥、朱兵及家属彭筑秀、罗远筑，并以此主张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另查明，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曾于2018年7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向各被告主张债权及担保权利，之后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与雷鸣、黔商市西公司分别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展期合同》和《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应认定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已按约向雷鸣发放贷款230万元。雷鸣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借款展期到期后，仍未清偿借款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约定，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有权要求雷鸣立即偿付借款本息，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罚息及复利。关于雷鸣欠款情况。因案涉借款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对罚息可以再次计收复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若是对逾期本金计收的罚息再次按照罚息利率计算复利就是对借款人的多重惩罚，属于多重利滚利，于法无据，对借款人亦显失公平，故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在本案中对罚息再次计收复利的部分，均不予支持。因此，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要求雷鸣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在本金1459978.31元，利息35506.25元，罚息415999.41元，利息复利8952.75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再支持。2019年12月9日之后仅产生罚息和复利，罚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复利以实际欠付利息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罚息利率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后再上浮50%确定，遇基准利率调整的，自调整之日后每年的4月3日重新确定罚息利率。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在保证期间向各保证人主张担保权利，经撤诉后又起诉各保证人主张担保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之规定，涉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已经重新计算，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内向各保证人主张担保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关于保证期间已经经过而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辩解，不予采纳。黔商市西公司自愿为借款人雷鸣的债务向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对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要求黔商市西公司对涉案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于事实和法律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的保证责任。李五一、彭筑秀、杜媛娥、罗远筑提交的《证明》、《情况说明》仅为案外人单方陈述，内容并无具体事实支撑，不足以证实其认为合同无效的主张。上述保证人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辩解意见，均不予采纳。雷鸣与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签订案涉借款合同而成为被告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向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提供保证担保的被担保的债务人。冉先黎、谢兰琴、李五一、彭筑秀、杜媛娥、罗远筑、朱兵自愿为借款人雷鸣的债务向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要求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对雷鸣的涉案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于事实和法律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雷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459978.31元、利息人民币35506.25元、罚息人民币415999.41元、复利人民币8952.75元，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均暂计算至2019年12月9日，之后的罚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复利以实际欠付利息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罚息利率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先上浮30%后再上浮50%确定，遇基准利率调整的，自调整之日后每年的4月3日重新确定罚息利率；二、被告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冉先黎、杜媛娥、李五一、谢兰琴、朱兵、彭筑秀、罗远筑对被告雷鸣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877元，由被告雷鸣、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冉先黎、谢兰琴、李五一、彭筑秀、杜媛娥、罗远筑、朱兵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二审中，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称涉案的《保证合同》上的签名经鉴定是四人所签，但罗远筑的手印是伪造的，而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则称保证人罗远筑是杜媛娥的配偶，彭筑秀是李五一的配偶，借款人对本案当事人的配偶可能不认识，对此，雷鸣称其认识彭筑秀、李五一、杜媛娥、朱兵，并称涉案借款存在逾期现象。还查明，1、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文件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308号）“鉴定意见”处载明：所送检编号为：JHSXDBXY2015的《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首部“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一栏处“彭筑秀”签名字迹是彭筑秀所书写。2、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痕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254号）“鉴定意见”处载明：①所送检“编号：JHSXDBXY2015”《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中“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彭筑秀”一栏处“彭筑秀”字迹上的红色指引是彭筑秀本人右手拇指第一指节所留；②所送检“编号：JHSXDBXY2015”《保证合同》中第17页“保证人（公章/签字）：彭筑秀”一栏处“彭筑秀”字迹上的红色指引是彭筑秀本人右手拇指第一指节所留。3、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文件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311号）“鉴定意见”处载明：所送检编号为：JHSXDBXY2015的《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首部“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一栏处“杜媛娥”签名字迹是杜媛娥所书写。4、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痕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246号）“鉴定意见”处载明：保证合同编号：JHSXDBXY2015”的《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中“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一栏处“杜媛娥”字迹上的红色指引是杜媛娥右手拇指第一指节形成所留。5、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文件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306号）“鉴定意见”处载明：所送检编号为：JHSXDBXY2015的《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首部“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一栏处“李五一”签名字迹是李五一所书写。6、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痕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254号）“鉴定意见”处载明：①所送检“编号：JHSXDBXY2015”《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中“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李五一”一栏处“李五一”字迹上的红色指引是李五一本人右手拇指第一指节所留；②所送检“编号：JHSXDBXY2015”《保证合同》中第17页“保证人（公章/签字）：李五一”一栏处“李五一”字迹上的红色指引是李五一本人右手拇指第一指节所留。7、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920号）的“鉴定意见”处载明：①签署日期“2014年12月10日”、编号为“JHSXDBXY2015”的《保证合同》上“签署页”部位“罗远筑”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罗远筑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同部位的押名指引是罗远筑指纹所留；②保证合同编号为“JHSXDBXY2015”的《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中“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部位“罗远筑”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罗远筑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同部位的押名指印不是罗远筑指纹所留。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认定问题。本案中，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与雷鸣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展期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判认定上述合同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无不当，且因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雷鸣在前述合同中对于利息、罚息、复利的计收均有明确约定，故鉴于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已按约向雷鸣发放贷款230万元，雷鸣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在借款展期到期后，亦仍未清偿借款本息，原判认定雷鸣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经核实后，确认雷鸣应偿还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借款本金1459978.31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9日的利息35506.25元、罚息415999.41元、复利8952.75元，且之后的罚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复利以实际欠付利息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算至利息付清之日止，罚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先上浮30%后再上浮50%确定，遇基准利率调整的，自调整之日后每年的4月3日重新确定罚息利率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二审中，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上诉称涉案的《保证合同》存在欺诈的情形，并非该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四人不产生约束力，其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因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二审中均称涉案的《保证合同》系其本人的签名，而《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中“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处“罗远筑”签名同部位的押名指印虽经鉴定不是罗远筑指纹所留，但是《贵州黔商市西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台账》“前五大股东及配偶签字”处“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签名经鉴定均系本人签名，而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对于其上诉所称该担保业务台账系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工作人员事后添加的主张并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且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不予认可，而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一审中提供的《证明》、《情况说明》仅为单方陈述，所涉内容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至于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上诉称不认识雷鸣，不可能为不相识的人提供担保的问题，因为杜媛娥、李五一系黔商市西公司股东，罗远筑系杜媛娥的配偶，李五一系彭筑秀的配偶，而借款人雷鸣二审中亦称其认识彭筑秀、李五一、杜媛娥、朱兵，且涉案的《保证合同》系为黔商市西公司提供担保的债务人在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2月10日期间由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提供授信的借款提供担保，故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对于涉案借款提供担保并不必然要求该四人认识借款人雷鸣，且因雷鸣的《个人借款合同》亦载明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以其不知情为由免除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故综合以上情况，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信，原判认定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对雷鸣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因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判有关黔商市西公司、冉先黎、谢兰琴、朱兵对雷鸣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均未明确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于原判该处理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77元，由李五一、杜媛娥、罗远筑、彭筑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王一多书记员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