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9行终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红，男，197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元，男，197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严亮，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化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安化县城**雪峰湖大道。法定代表人吴立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蒋广安，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夏真义，湖南资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化县林业局。住所地：湖南省安化县东坪镇萸江路**。法定代表人谭智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谌鹏，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谌丽娜，湖南资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审第三人蔡星球（曾用名陶星球），男，196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上诉人刘国红、刘国元因诉被上诉人安化县自然资源局、安化县林业局，原审第三人蔡星球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2行初12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2005年12月10日，安化县人民政府为案外人陶某时（蔡星球的外公，已故）在刘国红、刘国元所在村上的一块插花林地核发了安林证字（2005）第270XXX9号林权证。登记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陶某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陶某时，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陶某时。2011年12月20日，因确权和换发林权证需要，安化县林业局为原为陶某时现为陶星球的林权在当地进行了公示。2012年9月5日，安化县人民政府为蔡星球重新换发了安林证字（2012）第431100452××4号林权证（以下简称2××4号林权证）。登记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百足一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陶星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陶星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陶星球，坐落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镇××村，小地名叶子山，四至东：陶近生山埋石为界（手写修改为“刘近生屋边为界”），南：龙甲路为界，西：陶胜利山埋石为界（手写修改为“张某利山埋石为界”），北：人行路为界。2017年6月2日，蔡星球以排除妨害为由将刘国红、刘国元起诉至安化县人民法院，该院以蔡星球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是诉争林地的权利人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蔡星球上诉至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安化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判令刘国红、刘国元不得妨碍蔡星球对涉案林地的合法使用。刘国红、刘国元于2019年4月27日以安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安林证字（2012）第431100452××5号林权证（以下简称2××5号林权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刘国红、刘国元超过起诉期限，驳回其起诉。刘国红、刘国元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以其诉请撤销的林权证号与争议地对应的林权证号不符需另行起诉为由，撤回了上诉和起诉。后刘国红、刘国元于2019年11月13日以安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中，刘国红、刘国元申请变更被告为安化县自然资源局，并追加安化县林业局为被告，得到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并将本案裁定移送至桃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另查明，蔡星球于2017年6月5日向安化县人民法院起诉刘国红、刘国元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时，向安化县人民法院提供2××5号林权证，但林权证的实质内容为2××4号林权证的内容，且于2017年7月18日开庭审理过程中，刘国红、刘国元对林权证的内容进行了质证，认为改动林权证内容违法。原审认为，根据《不动产登记条例》及《安化县机构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林权登记职能已整合至安化县自然资源局，故安化县自然资源局为本案适格被告，安化县林业局非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刘国红、刘国元称其得知2××4号林权证将其屋前菜地纳入蔡星球林地林权范围，是在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其诉安化县人民政府一案的过程中，时间为2019年8月6日。而实际上其与蔡星球早已于2017年在安化县人民法院因为排除妨害民事纠纷进行了诉讼，且已对涉案林权证的内容进行了质证，其争议的林权证记载内容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陶星球；坐落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镇××村；小地名叶子山，四至东：陶某生山埋石为界（手写修改为“刘某生屋边为界”），南：龙甲路为界，西：陶某利山埋石为界（手写修改为“张某利山埋石为界”），北：人行路为界。当时刘国红、刘国元与蔡星球争议的地点是该林权证记载的北至界址。显然，刘国红、刘国元当时就已经知晓该林权证上的记载内容，只是在诉讼中，林权证的证号产生了混淆，但并不影响刘国红、刘国元已经知晓涉案行政行为的内容这一事实的成立。而刘国红、刘国元直至2019年4月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且非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综上，刘国红、刘国元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国红、刘国元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刘国红、刘国元。上诉人刘国红、刘国元不服原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7年6月5日，蔡星球以“排除妨害”为由对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上诉人在答辩过程中才知道安化县人民政府就争议林地为蔡星球颁发了2××5号林权证（蔡星球提交的起诉状、安化县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以及后来的一审、二审判决书均将争议林权表述为“2××5号”林权证），将上诉人菜地纳入原审第三人的林权证内容，上诉人在安化县人民法院（2017）湘0923民初1430号民事案件中对安化县人民政府为蔡星球颁发的林权证的争议林地权属来源、登记事项、登记程序、以及安化县小淹林业站手动修改四至范围等内容均提出了异议。因此，上诉人在与蔡星球的排除妨碍诉讼中对基础林权登记行为提出了异议，上诉人需等待与蔡星球的民事诉讼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否应当扣除的答复》的精神，该情形构成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事由，本案起诉期限应从该民事案件二审判决书送达之日起计算。二、上诉人直到2018年7月8日才知道争议林地实际登记在2××4号林权证上，起诉期限应从知道该林权证内容次日起计算。三、安化县林业局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仍允许安化县林业局补充提交证据，程序严重违法。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安化县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上诉人知道2××4号林权证以及该证登记的内容是在2017年7月与蔡星球的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到本案两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远远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二、上诉人提出起诉期限扣除的问题不能成立。在2017年7月与蔡星球的民事案件中，两上诉人对该林权证进行了质证，但并没有对该林权登记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不构成扣除法定期限的事由。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安化县林业局答辩称：同意安化县自然资源局的答辩意见。安化县政府为陶星球颁发2××4号林权证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公示。公示时上诉人知道也应当知道涉案林权证，但上诉人未在公示期内提出任何异议。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在公示期内不知晓涉案林权证登记的林地，2015年，蔡星球与上诉人因涉案林地发生纠纷后，蔡星球曾向安化县人民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申请调处纠纷。蔡星球当时也提交了涉案林地的林权证，上诉人当时也应当知晓涉案林地的登记情况。再者，蔡星球于2017年3月向安化县人民法院起诉时，上诉人应当知道其诉称的林地权利人为蔡星球，虽然复印时将林权证的证号混淆了，但涉案林地的登记情况上诉人是知晓的，且庭审中蔡星球提供了林权证的原件进行了核对。上诉人到2019年4月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且非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因此，原裁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蔡星球陈述称：上诉人多次提起诉讼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原裁定正确，请求依法处理。当事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各方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刘国红、刘国元与蔡星球之间的山林纠纷，蔡星球向安化县人民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申请调处纠纷，申请报告载明“我叫蔡星球，又名陶星球，安化县某某镇某某社区村人，有责任山位于石峰村七组（葫芦村））地块山名桐叶湾。自53年土改至今均由我家管理，并有相应管业证（53年、05年、12年林权证）为凭证……”。2015年9月29日，安化县林业局小淹林业站作出小政山立通字【2015】第1号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刘某生、刘国红、刘国元：申请人蔡星球（又名陶星球）于2015年9月29日向我办申请与你（单位）因桐叶湾山林（权属/界址）纠纷一案，我办于2015年9月29日决定立案受理。现向你方提供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一份……”，在通知书下方手写载明“当事人拒绝签字，文件已送达。2015.10.8”并注明送达人及在场人。另查明，2019年4月27日，刘国红、刘国元以安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5号林权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湘09行初40号行政裁定，驳回刘国元、刘国红的起诉。刘国红、刘国元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国红、刘国元以其诉请撤销的林权证号与争议地对应的林权证号不符需另行起诉为由申请撤回上诉和起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湘行终1674号行政裁定，准许刘国红、刘国元撤回上诉和起诉。刘国红、刘国元在起诉撤销2××5号林权证一案的《行政上诉状》中陈述“2017年6月5日，第三人蔡星球以‘排除妨害’为由将上诉人起诉至安化县人民法院，上诉人方得知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了‘2××5号’林权证，将上诉人屋前的菜地纳入了第三人林权范围”“2017年6月5日，上诉人收到安化县人民法院应诉传票，就第三人蔡星球起诉上诉人‘排除妨害纠纷’进行应诉答辩，在答辩过程中方才知晓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了‘2××5号’林权证（实为‘2××4号’林权证），将上诉人菜地纳入第三人林权证内容”。此外，在本次起诉2××4号林权证的行政诉讼的二审询问调查中，刘国红、刘国元亦陈述“知道2××4号证的内容的时间是2017年民事一审蔡星球起诉上诉人，在答辩过程中大概是7月知道的。在这一次民事诉讼中，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是争议林地的那一页，有证号的那一页没有提供，导致我们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的林权证错误，也导致民事争议的一、二审判决认定的2××5号林权证错误，实际上应该是2××4号林权证”“我们在2017年的民事诉讼中就知道上诉人与第三人争议的林地范围就是蔡星球该民事案件中所提供的林权证登记表所记载的内容”。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国红、刘国元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安化县自然资源局于2012年9月5日为蔡星球颁发的2××4号林权证。经审查，2015年，蔡星球因与刘国红、刘国元之间的山林纠纷向安化县人民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申请调处纠纷时的申请报告中已明确争议林地有相应林权证（53年、05年、12年林权证），安化县林业局小淹林业站作出受理通知书载明向刘国红、刘国元提供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一份并于2015年10月8日向刘国红、刘国元进行了送达，刘国红、刘国元此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争议林地已被颁发林权证，即使其辩称无法说明争议林地是否登记确权，刘国红、刘国元在起诉撤销2××5号林权证一案的《行政上诉状》以及本次起诉撤销2××4号林权证的二审询问调查中，均自认在2017年7月左右即蔡星球起诉其排除妨害纠纷的民事案件的应诉答辩中已经知晓被上诉人为蔡星球颁发了林权证，将争议林地范围纳入了2××5号林权证（实为2××4号林权证）的内容。据此，刘国红、刘国元最迟于2017年7月即已知道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其对林权证号的混淆不影响其提起行政诉讼，但刘国红、刘国元于2019年4月27日才以安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要求撤销2××5号林权证，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刘国红、刘国元还主张其已在民事诉讼中对被诉林权登记行为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权利人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否应当扣除的答复》的精神，该情形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的扣除及延长等作为计算起诉期限特殊期限的法定事由，本案起诉期限应从二审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起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上述答复应有其适用范围，涉及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实质同一的情形。如果两个案件关联度不大，通过前案民事诉讼不能解决之后行政诉讼要解决的问题，则前案审理期间不予扣除。结合本案，蔡星球诉刘国红、刘国元排除妨害案件的民事争议并不是刘国红、刘国元主张撤销2××4号林权证行政争议的基础事实，故本案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形。刘国红、刘国元在提起另案民事诉讼的同时，并不影响其对本案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超过起诉期限，系因刘国红、刘国元自身原因所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刘国红、刘国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 斌审判员 刘文煜审判员 傅爱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彭月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