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1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孝，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红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前进大街**。法定代表人：奚兵，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永泰庄北路**院内东侧****法定代表人：廖月琴，该公司经理。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三海，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崇阳县天城镇文昌安置小区div>法定代表人：邬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崇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审第三人：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崇阳县天城镇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代俊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军，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杨德孝、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明珠）、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央教）因与被上诉人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2019）鄂1223民初2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德孝、兴业明珠、北京央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截止2015年9月22日，北京央教不仅不欠第三人文昌公司的货款，北京央教反而还多付了文昌公司货款255061.80元。1.自2009年7月27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止，北京央教应付文昌公司货款总额为10015586.86元，其中，2009年7月27日至2013年9月13日应付款对账金额为4655761.46元；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5月应付款对账金额为5181768.87元；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5月15日应付26份送货单货款金额178056.53元；2.自2012年3月7日起至2015年9月22日止，北京央教已向文昌公司支付应付货款总额为10270648.66元，其中，2012年3月7日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代付款两笔30万元和10万元；3月8日代付款32.6万元；2012年5月17日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分十笔共代付款130万元；2013年12月28日武汉出版社代付款867108.66元和2014年5月28日代付款465412.08元以及2015年7月13日代付款1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由武汉中南清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付款500万元；2014年8月25日郑州大学出版社代付款412127.92元；2015年9月18日由武汉鑫丰利实业有限公司代付款50万元。二、北京央教不欠文昌公司任何货款，文昌公司的诉讼主张属凭空臆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贵诚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其为北京央教代付文昌公司应付货款，以应付货款基数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对此，贵诚公司不能提供北京央教要求其代付文昌公司货款的相关证据，且北京央教并不差欠文昌公司的分文货款，更不存在要求贵诚公司代为向文昌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三、贵诚公司主张诉讼权利时向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系其与文昌公司共同编造的伪证，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央教要求贵诚公司为其代付文昌公司货款的事实，更不能证明贵诚公司已代为北京央教偿还了文昌公司货款7118600元。贵诚公司向一审提交的证据包括《情况说明》、《收据》、《借条》、《结算清单》等，其证明目的是贵诚公司代为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货款7118600元，以上证据没有事实依据，对北京央教不具有约束力。1.文昌公司称，北京央教差欠其货款金额为7318395元，由贵诚公司分三次代为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付款款7118600元（其中免除了货款199795元），至此，文昌公司与北京央教于2016年11月7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贵诚公司据此向北京央教主张权利，依据不足，贵诚公司与文昌公司编制的《情况说明》上没有杨德孝的签名确认，也没有北京央教和兴业明珠加盖印章确认。贵诚公司所称北京央教委托其代为向文昌公司支付货款7118600元的《情况说明》纯属单方编制，根本不是事实。2.贵诚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三中，以文昌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出具的“收款事由”为“央教借款转贵诚”，从而开具收取“央教”1618600元款项的《收据》，该《收据》上没有杨德孝的签名确认，也没有北京央教、兴业明珠在《收据》上盖章确认。故北京央教没有向文昌公司提出“央教借款转贵诚”的要求，该事实不能成立。同样，2015年7月20日开具200万元的《收据》也不存在上述说法。文昌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以“收款事由”为“收贵诚公司代付央教货款”开具收取“央教”350万元款项的事实不存在。2015年7月20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款200万元的《借条》系伪造。2015年7月31日《央教与贵诚款项往来结算清单》系贵诚公司伪造的证据，此时，北京央教仅欠文昌公司货款1244938.20元，北京央教不可能与贵诚公司签订“央教实欠贵诚款项7670700元”的《央教与贵诚款项往来结算清单》。2016年11月17日，文昌公司单方编造《央教与文昌货款结算清单》称“收支两抵央教欠文昌叁百陆拾玖万陆千柒百玖拾伍元整（9350442元－5653647元=3696795元）”的《央教与贵诚款项往来结算清单》，属文昌公司单方行为。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中“北京央教应付文昌公司货款总额9837530.33元”以及“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货款7118600元”的事实认定没有依据。1.北京央教应付文昌公司货款为10015586.86元，对此文昌公司认可，但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北京央教应付文昌公司货款为9837530.33元，漏掉金额178056.53元，该款属于北京央教应付文昌公司26份送货单的应付货款，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乱并枉法裁判。2.北京央教已实际付给了文昌公司货款金额10270648.66元，对此，文昌公司认可，但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部分货款，将其中7118600元货款认定为贵诚公司代为北京央教偿还”错误认定。根据自2012年3月7日至2015年9月22日《北京央教已付文昌公司货款统计表》载明，文昌公司确认了北京央教十次付款金额10270648.66元的事实。对此，一审判决作出“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部分货款，将其中7118600元货款认定为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该认定毫无根据。五、一审判决以没有实际履行的《借款协议》和《借条》确认北京央教从担保人转化为借款人，存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嫌。从而编造出“借款金额25359860元（包含涉案争议的货款金额7118600元）”的虚假事实。事实上，2017年6月30日。由贵诚公司、兴业明珠、杨德孝、北京央教共同签订的《借款协议》载明的内容为“贵诚公司已借给兴业明珠、杨德孝应急资金25359860元，最终以借条为准。此款兴业明珠以新建部分楼盘作抵押，所抵押的楼盘未经贵诚公司同意，不得出售、出租或者抵押他人。抵押楼盘如贵诚公司愿意购买，兴业明珠必须按抵押楼盘的栋号、面积及每平方价格出售给贵诚公司，如贵诚公司不愿意购买，兴业明珠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所借资金一次性还本付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不还”。兴业明珠、杨德孝向贵诚公司出具了借款金额为25359860元的《借条》，且杨德孝、北京央教为担保人身份，迄今为止，《借款协议》和《借条》均没有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六、一审判决对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的500万元和50万元货款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北京央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央教不欠文昌公司货款错误。1.认定2014年10月17日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500万元是偿还所欠借款，双方已对账签字确认，与本案无关联；2.2015年9月16日，北京央教支付给文昌公司的50万元由代定国出具收条，收条注明“此款以支票抵付支票”，与本案无关联。对此，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没有合法根据和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将文昌公司及其委托付款人曾经支付给北京央教的出借款8176678元全部认定为贵诚公司支付给兴业明珠的出借款，并按月利率30‰结算利息。所谓借款金额为25359860元的《借条》，贵诚公司实际履行借款金额为8176678元，此后，兴业明珠分别于2014年7月23日支付贵诚公司40万元、10月23日支付40万元共计80万元，该事实认定完全错误。事实上，北京央教及其委托付款人支付给文昌公司款项累计3117万元（包括2014年10月17日还款500万元），一审对此错误认定，文昌公司根本不能提供500万元借款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代定国出具收到北京央教货款50万元收条，收条注明北京央教使用的转账支票号即“此款以支票抵付支票号为01330910”，一审判决将“号为01330910”予以省略错误。导致作出“此款以支票抵付支票”的认定完全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依法驳回贵诚公司的诉讼请求。贵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1.2015年5月31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款1618600元，由贵诚公司代其偿还文昌公司的货款，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款项往来结算单》予以证实并经杨德孝签字，北京央教加盖公章确认；2.2015年7月20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款2000000元，该款由贵诚公司为其偿还差欠文昌公司的货款2000000元，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款项往来结算单》、杨德孝、北京央教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3.2015年11月7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款3500000元，由贵诚公司为其偿还文昌公司货款3500000元。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货款结算清单》、《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并经北京央教盖章确认。4.2017年6月30日，经兴业明珠、北京央教、杨德孝与贵诚公司协商签订了《借款协议》，同时，由杨德孝经手出具借款《借条》予以证实，杨德孝、兴业明珠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北京央教分别在《借款协议》、《借条》上盖章自愿提供担保。综上，贵诚公司与北京央教、兴业明珠、杨德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清楚，借贷关系明确，兴业明珠、北京央教、杨德孝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文昌公司述称，文昌公司一直与北京央教之间有业务往来关系，北京央教差欠文昌公司货款及借款均由贵诚公司代为给付与偿还，文昌公司向贵诚公司出具了给付款项的《收据》，贵诚公司与文昌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关联，北京央教、兴业明珠、杨德孝上诉否认贵诚公司向文昌公司代付款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代付款关系客观存在，具有法律效力，请求二审依法裁判。贵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兴业明珠公司、杨德孝立即偿还原告人民币7118600元，并按月利率3%支付同期利息；二、判令北京央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自2009年起，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有业务往来。2013年12月14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进行账目核对，2009年7月27日至2013年9月13日间，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货款4655761.46元；2015年3月14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又进行账目核对，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3月13日间，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货款5181768.87元。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部分货款，其中部分货款7118600元由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包含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200万元偿还文昌公司货款）。2017年6月30日，贵诚公司、兴业明珠、杨德孝、北京央教共同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乙方（贵诚公司）已借给甲方（兴业明珠、杨德孝）应急资金人民币25359860元，最终以借条为准。此借款甲方以新建部分楼盘作抵押，所抵押的楼盘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出售、出租或抵押他人。抵押楼盘如乙方愿意购买，甲方必须按抵押楼盘的栋号、面积及每平米的价格出售给乙方。如乙方不愿意购买，甲方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所借资金一次性还本付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不还。”当日，兴业明珠、杨德孝向贵诚公司出具一份“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5359860元，出借人为贵诚公司，借款人为兴业明珠、杨德孝，担保人为北京央教。借款金额25359860元包含7118600元。贵诚公司催讨无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贵诚公司向第三人文昌公司代偿北京央教差欠的货款共计7118600元，第三人文昌公司享有的北京央教债权7118600元转由贵诚公司享有。2017年6月30日的“借款协议”是贵诚公司与兴业明珠、杨德孝及北京央教共同签订，签订“借款协议”时，确认北京央教将上述债务7118600元转移由兴业明珠偿还，并由杨德孝代表兴业明珠与贵诚公司之间签订“借款协议”，并同时就贵诚公司借给兴业明珠的应急资金25359860元出具“借条”，该“借条”载明的金额25359860元中包含7118600元。“借款协议”和“借条”的签订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借款协议”和“借条”均为效。贵诚公司是出借人，兴业明珠、杨德孝是借款人，北京央教是担保人。北京央教提供担保时未约定保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北京央教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并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公司经营以营利为目的，双方之间的借贷有利息约定为不争事实。从双方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可认定借款月利率为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故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年利率36%过高，超出部分无效，应按年利率24%计算。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贵诚公司与兴业明珠、杨德孝发生借贷关系，北京央教提供担保。贵诚公司主张由兴业明珠、杨德孝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由北京央教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三被告以没有向贵诚公司借款和不欠第三人文昌公司的货款的抗辩，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杨德孝偿还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118600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30日起以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第一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61630元，由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杨德孝、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30日由杨德孝代表兴业明珠与贵诚公司业务经理代定国在兴业明珠杨华办公室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该协议确认：截止2017年6月30日，贵诚公司已向兴业明珠出借应急资金25359860元，其中包括1.由贵诚公司委托代定国、汪彩琴、方芳、崇阳县经典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明珠指定收款人支付资金2834678元（以银行交易记录为证）；2.贵诚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向兴业明珠交付银行承兑汇票7张共计出票金额5342000元以及扣除贴息72236元的凭证（以杨德孝、杨华签收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凭证为准），实际支付出借金额为5269764元，以上借款本金8104442元。期间，杨德孝委托他人向贵诚公司业务经理代定国两次付款合计800000元。经核实，上述借款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利息后余额部分抵扣本金，截止2016年11月14日，经双方确认借款本金为7371499元；3.北京央教差欠文昌公司的货款7318395元，该款由贵诚公司出借资金代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结算时，文昌公司免除货款199795元），至此，文昌公司享有北京央教公司债权7118600元，《借款协议》将该债权转让由贵诚公司享有，经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对前期发生的印刷业务款项均以对账单方式即文昌公司由代俊辉、代定国和北京央教由财务人员廖蕾、马文洁、卢万艳等工作人员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为准，以上事实经三方于2017年6月30日以签订《借款协议》、《借条》的形式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陈述及质证事实，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的业务结算凭证均有双方以对账单形式签字确认，北京央教对差欠文昌公司货款7318395元予以认可，最终以《借款协议》、《借条》确认文昌公司享有北京央教债权7118600元由贵诚公司代替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清偿，其中文昌公司自愿免除货款199795元。经审查，贵诚公司代替北京央教清偿所欠文昌公司货款7118600元由三部分组成：1.2015年6月30日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货款1618600元，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款项往来结算单》予以证实并经杨德孝签字，北京央教加盖公章确认；2.2015年7月20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北京央教差欠文昌公司的货款，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款项往来结算单》、杨德孝、北京央教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出具的《借条》约定借款按月息三分计付利息；3.2016年11月7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结算确认差欠货款本息金额为3696795元，最终确认金额为3500000元，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货款结算清单》、《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并经北京央教经办人签名、盖章确认。2017年6月30日经三方通过签订《借款协议》的方式确认的借款金额25359860元，《借款协议》确定贵诚公司为出借人，兴业明珠为借款人，北京央教为担保人。杨德孝代为兴业明珠在《借款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兴业明珠的公章，同时杨德孝代为兴业明珠向贵诚公司出具《借条》，代为北京央教签字同意担保并加盖了北京央教公章。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继续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属于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性质的借款合同。代定国、杨德孝、杨华均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同时，贵诚公司、兴业明珠公司、北京央教公司均系依法登记成立法人企业，完全具备从事资金融通的民事行为能力。合法的民事行为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对作出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当事人之间因经营业务往来、资金融通等民事行为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条》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借贷关系效力以及借贷资金的履行、借贷利率约定与担保责任等问题存在分歧，本院予以评判。一、关于民事主体资格的认定。杨德孝以北京央教公司名义或兴业明珠公司名义与代定国以文昌公司名义或贵诚公司的名义从事印刷业务经营活动、资金融通往来的事实不持争议。经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之间发生的印刷业务的结算凭证均以对账单形式予以确认即文昌公司以代俊辉、代定国经手签字确认，和北京央教以廖蕾、马文洁、卢万艳等财务工作人员经手并签字确认作为财务往来结算，确认债权凭证的有效依据。据此，可以确认北京央教实际差欠文昌公司的货款7318395元，经双方结算最终确认该款由贵诚公司代替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清偿（其中文昌公司自愿免除货款金额199795元），据此，文昌公司与北京央教之间因发生印务经营形成的买卖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债权7118600元转让由贵诚公司对北京央教享有。从2017年6月30日当事人协商签订的《借款协议》和杨德孝出具《借条》时所确认的事实来看，可以证明当事人之间既有资金融通行为，同时双方又长期存在印务经营的业务往来关系。因此，杨德孝以个人以及北京央教、兴业明珠的名义与文昌公司、贵诚公司及其代理人代定国之间发生印务经营业务往来、资金融通拆借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足以说明杨德孝代表兴业明珠、北京央教与贵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成因，实质上兴业明珠公司已对杨德孝与贵诚公司之间发生的债务默许与追认，同时也证明兴业明珠对北京央教将所欠货款债务转化为兴业明珠向贵诚公司的借款债务，且兴业明珠自愿承担债务清偿的民事责任。综上，北京央教将欠文昌公司货款，文昌公司将该货款债权转让贵诚公司享有，北京央教以将该货款债务转移为兴业明珠向贵诚公司借款的方式，由兴业明珠最终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并且北京央教公司自愿为上述债务担保，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贵诚公司为债权人、兴业明珠、杨德孝为债务人、北京央教为债权债务关系担保人的民事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主体明确，本院予以确认。故兴业明珠、杨德孝、北京央教上诉提出，贵诚公司不是本案债权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以及兴业明珠、北京央教不是本案被告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借贷关系效力以及借贷资金的履行、借贷利率的认定问题。经审查，贵诚公司代替北京央教清偿所欠文昌公司货款7118600元由三部分组成：1.2015年6月30日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货款1618600元，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款项往来结算单》予以证实并经杨德孝签字，北京央教加盖公章确认；2.2015年7月20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北京央教差欠文昌公司的货款，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款项往来结算单》、杨德孝、北京央教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出具的《借条》约定借款按月息三分计付利息；3.2016年11月7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结算确认差欠货款本息金额为3696795元，最终确认金额为3500000元，该事实有文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央教与文昌货款结算清单》、《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并经北京央教经办人签名、盖章确认。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北京央教公司与文昌公司、贵诚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和资金融通关系。2017年6月30日，杨德孝代表兴业明珠作为借款人与贵诚公司业务经理代定国作为出借人在兴业明珠法定代表人杨华办公室再次签订《借款协议》时，确认北京央教将上述债务7118600元转移由兴业明珠承担偿还责任，杨德孝除代表兴业明珠与贵诚公司之间签订《借款协议》、出具《借条》外，还代表北京央教为借款提供担保并加盖北京央教公章予以确认。应急资金借款总额为25359860元，其中涉案争议的标的为7118600元，其余诉争资金往来关系已另案处理。事实上本案争议的标的系文昌公司与北京央教之间发生印务经营的买卖之债、加工承揽之债的总和，文昌公司与贵诚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北京央教、兴业明珠与杨德孝之间存在家族经济往来的关联。故兴业明珠、杨德孝、北京央教上诉提出，兴业明珠、杨德孝向贵诚公司出具了借款金额为25359860元的《借条》及签订的《借款协议》均没有实际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认为截止2015年9月22日，北京央教不仅不欠第三人文昌公司的货款，反而北京央教还多付了文昌公司货款255061.80元。本案中，杨德孝以兴业明珠名义与贵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并出具《借条》，杨德孝以北京央教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在《借款协议》、《借条》上签名并加盖北京央教公司企业法人印章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内容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具有合同性质，借款合同主体包括出借人贵诚公司、借款人兴业明珠公司、担保人北京央教公司以及自然人杨德孝均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所作出的民事行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北京央教、兴业明珠、杨德孝在与贵诚公司、文昌公司之间从事民间借贷资金融通、进行印务经营业务往来，其实质上北京央教在经营过程中差欠文昌公司应付款的事实已经成就了出借人履行资金给付义务为生效要件，北京央教、杨德孝与文昌公司之间对账确认债权金额，文昌公司向贵诚公司开具收款《收据》以及北京央教对贵诚公司付款行为的确认，均可以证明贵诚公司享有债权和具备借款人主体资格并能够证明贵诚公司已向兴业明珠公司履行了资金给付义务，消除了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之间的债务，属于有效证据，本院继续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印务经营业务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结算方式，文昌公司、贵诚公司及其代理人以现金、银行汇款、银行票据等方式向兴业明珠公司或杨德孝履行借款资金给付义务，以消除印务经营往来买卖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之债作为履行出借资金给付义务不为法律所禁止，文昌公司、贵诚公司与杨德孝、兴业明珠、北京央教之间的交易行为，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故2017年6月30日双方当事人对已发生的债务进行了结算和确认，应视为本案争议的债权金额7118600元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三、关于北京央教保证效力的认定。1.2016年11月2日兴业明珠公司向贵诚公司借款时，自愿以兴业明珠公司科技产业园的厂房作为借款抵押担保，该担保方案经合同相对人协商一致，并在杨华办公室签订《借款协议》和出具《借条》，杨德孝在《借款协议》、《借条》上加盖兴业明珠公司公章并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确认，代定国作为贵诚公司的代表人在加盖公司公章处签字并确认，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杨德孝与贵诚公司代理人代定国办理上述业务过程中，向代定国提交了由杨华本人签名批注有“此件与原件一致，由杨华本人提供。杨华。”字样的文件及相关证件并加盖有兴业明珠公司、北京央教公司公章，故杨德孝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双方自签订《借款协议》与出具《借条》时借贷关系即刻生效。关于杨德孝以北京央教名义为贵诚公司与兴业明珠公司之间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借款协议》、《借条》提供担保的效力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故杨德孝以兴业明珠公司的名义与贵诚公司之间实施资金融通的民事行为对兴业明珠公司企业法人发生效力。杨德孝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明确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承担保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杨德孝以北京央教公司名义为贵诚公司与兴业明珠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对北京央教公司发生效力，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北京央教公司企业法人（自然人独资投资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一审对涉案借款标的的履行与借贷关系法律效力的认定，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一审判令兴业明珠公司、杨德孝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北京央教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四、关于涉案借款金额、还款金额及利息计算标准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贵诚公司主张借款金额7118600元，根据双方对借款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依法应从中予以核减。故一审认定借款本金部分金额为三部分组成合计71186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兴业明珠、杨德孝、北京央教上诉提出，2014年10月17日由武汉中南清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付款500万元和2015年9月18日由武汉鑫丰利实业有限公司代付款50万元，一审判决未予确认错误。上述两笔代付款合计550万元均发生在2017年6月30日当事人之间协商签订的《借款协议》、杨德孝出具《借条》时所确认的事实之前，且代定国代表文昌公司工作人员向北京央教出具了收到货款50万元的转账支票，并出具《收条》载明“此款以支票抵付支票，（票号为：01330910）”和杨德孝经手由武汉中南清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北京央教委托向文昌公司代付款500万元的说明，上述代付款与本案争议的借款金额7118600元资金之间不具有高度关联性。也不符合杨德孝代表兴业明珠、北京央教与贵诚公司、文昌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结算方式、交易习惯，实质上兴业明珠公司已对杨德孝与贵诚公司之间发生的债务金额给予默许与追认，同时也证明兴业明珠对北京央教将所欠货款债务转化为兴业明珠向贵诚公司的借款债务并承担债务清偿的民事责任，故兴业明珠、北京央教、杨德孝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北京央教差欠文昌公司货款，文昌公司将该债权转让贵诚公司享有，北京央教将该债务转移为兴业明珠向贵诚公司的借款，由兴业明珠最终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并且北京央教公司自愿为上述债务担保，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兴业明珠、北京央教、杨德孝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1630元，由兴业明珠公司、北京央教公司、杨德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金美审判员  陈继高审判员  侯欣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刘梦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