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19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盛通谦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法定代表人：严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凡，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珍珍，湖北光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36街坊（青山区工业路**一冶科技大楼）v>法定代表人：宋占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小婷、徐鑫奂，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东源宇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115街64门**v>法定代表人：梅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东，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庆家，湖北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天恩祥合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东方红村福星惠誉青城华府********房>法定代表人：武黎，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武汉盛通谦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通公司）因与上诉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冶公司）及被上诉人湖北东源宇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公司）、武汉天恩祥合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7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鄂0107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改判一冶公司向盛通公司支付货款2500788.81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一冶公司、东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与本案有关的事实认定不清：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并无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1、案涉钢材系一冶公司独立采购项目，并非工程增量；2、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之间并无涉及本案工程的合同；3、东源公司提交的合同于本案所涉项目之间没有关系。二、涉案钢材的实际交易方为盛通公司，东源公司和天恩公司仅是受盛通公司委托的代为送货方。1、盛通公司通过招标程序，与一冶公司就案涉钢材签订了书面的采购合同；2、盛通公司委托东源公司送货，已将进货款项全部支付给了东源公司。3、一冶公司始终认可交易方是盛通公司。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东源公司应当对案涉钢材系增量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2、天恩公司的陈述应当被采信。东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即卖方是我方。二、盛通公司不是本案案涉钢材买卖关系的当事人，无权要求一冶公司向其支付案涉钢材款。三、盛通公司诉称“已向东源公司人支付全部钢材材料款”与事实不符，其提交的拟证明其向我方转款的转账凭证与该转账凭证用途前后矛盾。四、盛通公司与一冶公司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与本案无关。五、盛通公司在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何某、周某系虚假证言。六、一审判决于法有据。一冶公司辩称：一、我方是与盛通公司签有钢材采购合同，但在实际送货过程中，送货单标题为东源公司和天恩公司，因三家单位均向我方索要货款，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我方需向东源公司支付货款2500788.81元，但东源公司因前期未供货部分货款110609.75元，应予扣除。二、由于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合同履行主体不明，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应由其他方共同承担。一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鄂0107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一冶公司向东源公司支付货款2390179.06元。二、依法改判一冶公司不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3403元。三、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冶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实110609.75元货款应予扣除。在东源公司的何某与卢志强的聊天记录中已经显示，双方对110609.75元的货款已付但未供货无异议，应从未办理结算的货款中扣除。一冶公司与东源公司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此笔货款在之前的合同中已经办理结算，东源公司也同意上述货款在诉争款项中予以扣除。二、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合同履行主体不明确导致付款对象不明确，故一冶公司未能付款，另案涉合同未经结算，具体金额无法确定，故一冶公司未能付款。东源公司辩称：经查看相关证据后，同意一冶公司的上诉主张，110609.75元货款应在本案所涉货款中扣除。盛通公司辩称：该部分事实我方也不清楚，是否应予扣减，请求法院依法查明。天恩公司未到庭，其对一冶公司和盛通公司的上诉一并书面辩称：一、盛通公司授权委托东源公司和天恩公司向一冶公司项目施工现场供货，天恩公司于2018年12月初作为受托人代为采购钢材596536.4元并向盛通公司指定的施工现场供货，购货款由天恩公司垫付，至今为止盛通公司未支付给天恩公司。二、天恩公司从未与一冶公司就下订单、供货及办理结算进行接触，在本案一审判决前，也从未直接向一冶公司主张权利。三、一冶公司主张对天恩公司供货金额进行扣减，我方对此不予认可。天恩公司已按盛通公司要求供货596536.4元，至于盛通公司与一冶公司如何对货物验收或结算与天恩公司无关。四、东源公司无权直接向一冶公司主张权利。综上，东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冶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审原告东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一冶公司向东源公司支付货款2652437.02元；2、判令一冶公司向东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308677元（损失自2018年11月20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5月30日，此后逾期付款损失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由一冶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第三人盛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一冶公司向盛通公司支付货款3248973.42元；2、本案诉讼费由一冶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开始，案外人周某与东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卫东商议利用东源公司的名义与一冶公司开展钢材贸易。2018年7月20日东源公司作为乙方与一冶公司作为甲方，就案涉工程项目签订了《中国一冶冶建公司日照宝华新材料连续平整拉矫机组国内配套EPC总承包工程钢材（357吨）采购合同》，该合同约定《货物清单及价格表》内货物的单价为甲方指定交付地点内交付货物的价格，且均包含16%税率的税费及财务费用，乙方必须提供可以供甲方用来增值税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方式为货到验收合格，严格按照货物实际到场数量，分批办理结算手续，乙方开具16%全额增值税发票且交付甲方办理完结算手续10个工作日以现款支付货款；交付货物时甲方联系人为卢志强。2018年8月30日双方再次签订案涉工程钢材（232）吨采购合同，2018年9月29日双方再次签订案涉工程钢材（628）吨追加采购合同，此三份合同除了采购钢材的规格、数量不一致，其他内容基本一致，合同上载明乙方即东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和联系人均为何某。因一冶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中钢材使用存在增量，且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双方之前亦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8月2日至11月12日期间，双方在约定好钢材供应的数量、规格等情况下，东源公司应一冶公司的要求实际向一冶公司案涉工程供应钢材共计2500788.81元。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均由周某、何某代表东源公司负责与一冶公司进行接洽。盛通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均为严莹。第三人天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武黎，股东为陈帜（50%）、武黎（35%）、周诗鉴（15%），陈帜与严莹系夫妻关系，周诗鉴与周某系父子关系，武黎与徐晶系夫妻关系，武黎、何某与周某系亲戚关系，在周某代表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开展钢材业务过程中，武黎、徐晶、何某等人均受周某的雇佣指派处理相关具体业务。2019年4月11日一冶公司针对案涉工程已供应钢材进行招标，盛通公司中标后于2019年4月25日与一冶公司签订《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宝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连续平整拉矫机组国内配套EPC总承包工程钢材采购合同》，采购钢材总价3045370.87元。2020年5月22日，一冶公司冶金建设分公司出具《关于武汉盛通谦诚商贸有限公司承诺书的回复》，载明：经五矿电子商务平台公开招标，2019年4月25日一冶公司与盛通公司就日照宝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连续平整拉矫机组国内配套EPC总承包工程项目签订钢材采购合同，合同对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及送货周期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至今，盛通公司未履行该合同；我公司未与东源公司、天恩公司签订该项目该批次的钢材采购合同；盛通公司未向我公司出具过任何委托东源公司供货的委托书，也未向我公司出具过任何委托天恩公司供货的委托书，我公司对盛通公司在承诺书中所称的委托上述公司供货事实不予认可。另查明，2019年10月18日，武黎作为原告向该院起诉东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要求东源公司向武黎偿还借款600000元，该案开庭审理后武黎申请撤诉；2019年10月8日，武黎作为原告向该院起诉徐卫东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武汉顺江达商贸有限公司，要求该公司偿还借款300000元，该案开庭审理后该院以（2019）鄂0107民初4485号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双方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0月，徐晶作为原告在湖北省大悟县法院起诉徐卫东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湖北轩瑞商贸有限公司，要求该公司偿还借款399663元，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以（2019）鄂0922民初2343号判决湖北轩瑞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徐晶借款24663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某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证言，陈述其与何某、武黎、徐晶均系亲戚关系，2018年4月开始，其与徐卫东开始合作以东源公司的名义与一冶公司做钢材生意，其作为东源公司的代理人对外开展业务，因为业务太大让亲戚何某、武黎、徐晶等人帮忙，其本人负责与供应商和一冶公司联系洽谈业务，何某负责招投标和合同签订，武黎、徐晶负责办理货款结算等手续，截至到2019年11月，东源公司供应的钢材中一冶公司尚未结算的应收货款为2430000元，2019年8月左右，其与徐卫东办理结算手续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冶公司就案涉钢材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卖方是东源公司还是盛通公司；2、以东源公司抬头向一冶公司案涉工程供应钢材的金额是多少。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该院综合评判如下：1、一冶公司就案涉钢材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合同相对方即卖方是东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的规定，本案案涉钢材系因一冶公司要求实际先供货交由其占有使用，一冶公司对送货清单予以确认对标的物实际占有时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生效。东源公司、一冶公司及天恩公司、盛通公司均确认案涉钢材的供货过程中均系案外人周某与一冶公司进行接洽，而在案涉钢材供货过程中周某代表的是东源公司而非第三人盛通公司。第一、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在案涉钢材供应期间（2018年8月2日至11月12日），双方存在多笔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此多笔钢材买卖合同合意形成及供货履行过程中周某、何某均代表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进行接洽；第二、周某在其他案件中的证言与盛通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相矛盾，周某在武黎、徐晶作为原告提起的三起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均提交书面证言陈述自2018年4月开始以东源公司的名义与一冶公司做钢材贸易，其作为东源公司的代理人对外开展业务，并雇佣何某、武黎等人负责处理具体业务，直至2019年8月因办理结算时税金计算与徐卫东发生纠纷致使矛盾激化，而非盛通公司在本案中所称周某系盛通公司的代理人，周某再委托东源公司；第三、盛通公司称其于2018年8月中标一冶公司案涉工程钢材供应项目，但案涉钢材项目系先供货再招标，一冶公司案涉钢材供应项目系在2019年4月11日对外招标，且盛通公司在钢材供应完成后的2018年12月7日才成立，其称系委托东源公司向一冶公司案涉工程供应钢材，除了盛通公司的陈述及周某在本案中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外，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委托方东源公司、合同相对方一冶公司均不知情，亦与周某在另案诉讼中的证言相矛盾；另盛通公司称委托东源公司向一冶供应钢材，且货款均已支付，但盛通公司同时亦承认，在武黎、徐晶作为原告起诉的三起民间借贷纠纷中，武黎、徐晶向东源公司、徐卫东等人的转款均包含在本案中盛通公司向东源公司基于委托关系支付的货款中，且盛通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与周某有关联关系，盛通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周某、武黎等人在另案中的陈述相矛盾不可采信；第四、一冶公司在庭审中亦承认在本案案涉钢材供货时（2018年8月-11月）周某是借用的东源公司名义进行送货，其认为是东源公司在供货。虽然后续案涉钢材是一冶公司与盛通公司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但一冶公司同时亦出具书面材料称其与盛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尚未履行。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在案涉钢材实际供货时是以东源公司的名义进行，且之前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案涉钢材亦因为钢材实际使用出现增量故先供货再签订合同，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双方应是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盛通公司向该院提出的要求一冶公司支付其委托东源公司供货的货款2652437.02元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2、以东源公司抬头向一冶公司案涉工程送钢材的金额是2500788.81元。一冶公司称标题为东源公司的送货清单金额为2390179.06元，其中因送货清单上的钢材规格和数量与一冶公司实际收到的不一致应扣减151648.21元，另外110609.75元已在前面的合同中与东源公司办理结算已支付给东源公司应扣减。东源公司庭后对因钢材价格和数量与实际不一致应扣减的151648.21元予以认可，一冶公司称110609.75元已在前面的合同中与东源公司办理结算，但除了何某与卢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外，未提交已办理结算且已支付给一冶公司的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对一冶公司要求110609.75元应予扣减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盛通公司在本案中请求一冶公司支付委托天恩公司供应钢材的货款共计596536.4元，因天恩公司供应钢材此部分标的与东源公司诉一冶公司的诉争标的没有关联，此部分可另行主张权利，预交的此部分诉讼费2387元予以退还给盛通公司。综上，东源公司实际向一冶公司就案涉工程实际供应钢材共计2500788.81元。东源公司已履行了供应货物的义务，一冶公司应参照双方之前的合同约定向一冶公司支付货款，双方之前的合同约定系一冶公司收到供货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支付货款，故东源公司应向一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冶公司应向东源公司支付货款2500788.81元。因东源公司与盛通公司就同一笔货款向一冶公司主张权利，且一冶公司亦未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一冶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东源公司要求一冶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308677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一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东源公司支付货款2500788.81元；二、驳回东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盛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5244元，由东源公司负担1841元，由一冶公司负担13403元；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4009元由盛通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一冶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东源公司送货清单一份，拟证明：110609.75元货款应从我方本案应付货款金额予以扣除。经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将在后一并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盛通公司和一冶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分别评判如下：首先，一审已查明，案涉货物买卖的发生期间为2018年8月2日至11月12日，东源公司与一冶公司所签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8年7月20日、8月30日、9月29日，时间较为吻合；而盛通公司与一冶公司所签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从上述合同签订时间和货物买卖实际发生期间来看，盛通公司关于案涉货物买卖系履行其与一冶公司所签合同的主张不合常理。其次，盛通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方才设立，在其设立之前案涉货物已经交付完毕。如依盛通公司所称，意味着盛通公司在其设立之前便已委托东源公司和天恩公司向一冶公司供货且交付完毕，其主张显然亦不合常理。再次，本案各方均认可案涉钢材的供货过程中均系案外人周某与一冶公司进行接洽。周某作为具体经办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已提交书面证言陈述其自2018年4月开始以东源公司名义与一冶公司做钢材贸易。再次，一审已查明，案涉送货单抬头均为东源公司，一冶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承认案涉钢材供货期间周某系以东源公司名义送货。最后，盛通公司还上诉称其已将相关进货款全部支付给了东源公司，经审查，其上述主张与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相悖，亦与周某等人在另案中的陈述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前述，盛通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案涉货物的卖方为东源公司，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此外，关于一冶公司上诉主张110609.75元货款应予扣减，其在一审中已提交货物买卖的具体经办人何某和卢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在二审中已补充提交相关送货单予以佐证。加之二审中东源公司对此亦当庭明确表示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冶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盛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冶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7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7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三、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湖北东源宇泰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90179.06元；四、驳回湖北东源宇泰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253元，由湖北东源宇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2283元，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2961元，武汉盛通谦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40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318.31元，由湖北东源宇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2512元，武汉盛通谦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6806.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日升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胡 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