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24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东莞市千里马针织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法定代表人：廖珍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胜，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云峰，男，汉族，住湖南省嘉禾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信宜市同富织造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法定代表人：范美清。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瑾，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进国，男，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树洪，男，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再审申请人东莞市千里马针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里马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信宜市同富织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富公司）、甘树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3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9）粤民申46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千里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胜、被申请人同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瑾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甘树洪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千里马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事实与证据认定错误。（一）从两份《东莞市千里马针织机械有限公司设备按揭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K20130226-1和K20130523-01）（以下分别简称合同一、合同二）的主体来看，合同主体是千里马公司与同富公司，且同富公司主体名称是签订合同时同富公司的代表范某雄的手写体，甘树洪是同富公司的担保人，且在合同附件资料范某雄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了同富公司的印章。各主体意志表达清晰，地位明确，无任何疑义。（二）从合同的内容来看，两份合同的第三条明确约定交货的地点及方式是目的地交付，实际履行中千里马公司就是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的标的物于同富公司住所地交付，在《送货单》明确载明收货单位是同富公司，所以，二审认为千里马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对同富公司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完全是无视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三）同富公司一审时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而是在庭后提交了《借条》《还款计划书》，这两份证据属于书证和言词，没有其他具有公信力第三方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出具证据的各方属于利益相关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富公司没有提交合同变更任何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定合同进行了变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甘树洪否认是其自身购买，其提交的《实物出账单》明确载明是同富公司供机还款记录表，其中首付款也不是甘树洪支付，而是李栋、叶超玲代为支付，因此，货款的支付其实都是同富公司安排支付。二、二审违背基本法理，适用法律错误。（一）违背合同的相对性。从民事权利和义务的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之规定，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人不能为自己设定权利，任何人不能为他人设定义务，即义务设定自主，权利设定他主。也就是说，合同的主体资格及义务均是同富公司自身设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同富公司必须履行合同义务，而不能自身免除自己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的内容，双方并无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就合同其他内容的变更达成一致。同时，第七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未变更”之规定，现行法律并不承认以默认的方式变更合同，故同富公司主张合同变更的主张，于法无据，二审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否则，一切合同均可处于模糊不定的状态，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造成衡量和判定当事人履约与违约的标准模糊乃至缺失的结果。经济活动一定是混乱无序，合同必须信守和交易安全将是一句空话。（二）违背主从合同关系原理。按照基本法理，如果存在两个行为，其中一个行为的目的服务另一行为，则接受服务的行为为主行为，提供服务的行为为从行为。本案的同富公司是合同的买受人，甘树洪是担保人，甘树洪的担保目的是服务于买卖行为，服务的对象是同富公司和千里马公司。然而，二审法院却认定同富公司无责，甘树洪有责，这显然违背基本的法理。从逻辑上讲，同富公司与甘树洪对千里马公司的责任正确的应当是，只要甘树洪有责，则同富公司一定有责，同富公司有责，甘树洪不一定有责，也就是说，同富公司不可能无责。（三）二审法院认为甘树洪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也是极其错误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如下：1.行为人未获本人授权；2.本人有向行为人授权假象；3.第三人善意，并基于正当信赖，向未获授权之行为人为本人为相对人之法律行为。本案与合同一以及对应的《送货单》上签字完全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送货单》明确载明收货单位是同富公司，交货地点就是同富公司，并不是在其他地方，交货行为是显性的而不是隐蔽的，同富公司对甘树洪的行为是知情且同意的。再者，甘树洪是合同担保人，与同富公司密切，且当时签合同时同富公司均同意甘树洪签收。（四）甘树洪的签收行为完全取得了同富公司的同意。两份合同的关联性是：一是以相同的主体签署；二是以相同的方式签署；三是以相同的方式交付。特别值得注意是，合同一与合同二的签订时间间隔3个多月，且合同二是在合同一的履行期间签订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合同一的机器签收没有得到同富公司的授权，同富公司通过签订合同二以实际的合同行为进行追认和确认。同富公司辩称，一、二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故应驳回千里马公司的再审诉求，维持二审判决。二、同富公司没有收到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同富公司是长期加工服装的公司，千里马公司是生产经营服装机械设备的公司，甘树洪是个体针织服装加工者。甘树洪与范某雄是朋友关系，同富公司与千里马公司是经甘树洪介绍相识的。签合同时，千里马公司要求甘树洪提供担保，所以，所签订的两份合同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即千里马公司至今都没有证据证明向同富公司交付40台千里马电脑横机的事实，所以，不应该承担支付货款和违约责任。三、甘树洪才是40台千里马电脑横机的实际买受人，应承担支付购机款及违约责任。两份合同签订后，千里马公司本应依约将40台电脑横机交付给同富公司的，但却违约将40台电脑横机交付给甘树洪，甘树洪逐月多次以其本人名义支付了购机款703900元给千里马公司，且使用该批机械设备加工取得了经济利益，直至2016年11月10日，甘树洪的所有机械全部被千里马公司锁停、乃至被法院查封，并签订《保存电脑横机更换场地协议书》，再到将40台电脑横机全部运回千里马公司仓库，上述民事行为均是千里马公司与甘树洪双方所为，与同富公司毫无关系。因此，甘树洪拖欠千里马公司的货款，应由甘树洪承担，以体现法律公平原则。甘树洪取得40台电脑横机，就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四、同富公司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今，从未口头或书面授权委托甘树洪收货或付款。2013年3月20日三方签订合同一，千里马公司本应按约将2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交给同富公司，但千里马公司与甘树洪串通，将20台电脑横机交付给甘树洪，同富公司得知此情况后，追问甘树洪为什么在没有同富公司的授权委托，擅自签收20台电脑横机据为己有使用。甘树洪称其急需使用，已与千里马公司协商，该20台机的首付款及每月按揭款由甘树洪支付给千里马公司，并答应再联系千里马公司再签20台。2016年6月11日三方又签订合同二，但甘树洪同样在没有同富公司授权下，又签收了20台电脑横机据为己有，从此后至起诉时同富公司与千里马公司再没有任何的联系。同富公司从没有支付过货款给千里马公司（在二审时，法官要求千里马公司庭审后五天内要举证证明同富公司支付过货款给千里马公司的事实，至今没有举证证明）。甘树洪提交书面意见辩称，一、甘树洪没有与千里马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与千里马公司没有构成买卖关系。二、千里马公司和同富公司都是注册公司且双方都有购销机械的真实需求及意愿，并且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并加盖公章，成立了买卖关系，而且千里马公司将40台机械送货到合同签订所在地，同富公司并于2013年2月26日支付机械定金款五万元整，支付方式为工商银行（账号尾数2647），收款人千里马公司廖云峰，因此机械在同富公司车间内使用至2016年10月。因同富公司扩展业务的需要，经协商后将机械搬运到信宜市六运工业园内停放由甘树洪保存。2017年12月25日已由千里马公司将40台机械保全地点更换到千里马公司仓库内由千里马公司保全。三、双方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合同一，千里马公司将合同一的货物于2013年4月4日交付到同富公司，后双方再次协商于2013年6月11日再次签订合同二，千里马公司再次将合同二的货物于2013年7月10日交付到同富公司。如果同富公司没收到合同一标的物又怎会再次签订合同二呢？由此可见，同富公司所说“没有收到交付合同标的物，同富公司对此毫不知情”是不符合事实。四、千里马公司在合同和送货单的协议明确该批机械所有权归千里马所有，同富公司未付清货款或票据未兑现前，无需法律程序可收回本合同全部货物，并没有约定未付清的款项和违约金向同富公司及同富公司担保人甘树洪追偿的要求，只约定收回本合同的全部货物。五、甘树洪没有获取得任何货物的情况下要求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付清货款及违约金，是没有任何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何况此合同原本就是霸王条约，法律就不应予以维护。六、二审法院判决同富公司与千里马公司所签订的主合同无效，对实际债务人免除承担债务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须承担民事责任。千里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同富公司、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1171500元；2、同富公司、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支付合同一的合同违约金（以635400元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暂计2017年6月2日为226837.8元）；3、同富公司、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支付合同二的合同违约金（以536100元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6年11月1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2017年6月2日为109364.4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同富公司、甘树洪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千里马公司是经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同富公司是经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美清），同富公司主张甘树洪与其法定代表人范美清的父亲是朋友关系。2013年3月20日，千里马公司（作为甲方）与同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K20130226-1的合同一，合同约定：由同富公司向千里马公司购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规格12针52寸）20台，每台单价为40000元，总金额为800000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支付定金50000元，提货或者交货到同富公司所在地，首付款（含定金）100000元，余额欠款700000元，垫付款利息款70400元，共计770400元，在2013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分24个月于每月的10日平均支付32100元；交货时间：2013年3月30日交10台，4月10日交完；违约责任：本合同全部货物，同富公司未付清货款及滞纳金前所有权归千里马公司所有。任何一期到期同富公司未付清相应货款或不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付款义务的，千里马公司有权终止服务或锁定设备至同富公司付清……；每期到期必须如期还款，逾期还款按逾期款总金额以日千分之三计算滞纳金；上述款项如需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为最后还款期后2年，担保范围为全部欠款、逾期违约金及所有实现债权等费用损失等。千里马公司的代表廖云峰在上述合同一中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千里马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同富公司的代表范某雄在上述合同一中乙方处签名并加盖其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并注明范某雄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及手机号码，甘树洪也在乙方的担保人处签名确认并注明开户账号、籍贯地址及手机号码。2013年4月4日，千里马公司依据约定向,同富公司的住所地送去货物“千里马牌”电脑横机10台，每台单价40000元，总价款为400000元。甘树洪在《送货单》上签收予以确认收到上述货物。该《送货单》注明：“贵客户购本单位各类产品需确认货物已收妥，买方收货后应在规定期内付款，在货款未付清或票据未兑现前，标的物所有权仍属本单位，买方无异议同意。本单位无需法律程序，可随时取回货物或代物清偿。买方在送货单上签名或盖章，协议生效”。同时，千里马公司还主张另外的1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也是在2013年4月10日前向同富公司的住所地送的。2013年6月11日，千里马公司（作为甲方）与同富公司（作为乙方）又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K20130523-01的合同二，合同约定：由同富公司向千里马公司购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规格12针52寸）20台，每台单价为39000元，总金额为780000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支付定金60000元，提货或交货到同富公司所在地，首付款（含定金）160000元，余额欠款620000元，垫付款利息款70000元，共计590000元，在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分24个月于每月的10日平均支付28800元，最后一期支付27600元；交货时间：2013年7月10日；违约责任：除加注甲方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外，其他条款与合同一的内容一致。2013年7月16日，千里马公司依据约定向同富公司的住所地送去货物“千里马牌”电脑横机20台，每台单价39000元，总价款为780000元。甘树洪在《送货单》上签收予以确认收到货物。该《送货单》注明的内容与2013年4月4日的送货单一致；后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千里马公司与甘树洪均确认：甘树洪收到千里马公司货款总金额为1720400元的货物（包括垫息款），扣减甘树洪已支付的货款703900元，甘树洪仍拖欠千里马公司货款共计1016500元，其中拖欠千里马公司合同一的货款为480400元，拖欠千里马公司合同二的货款为536100元。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千里马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千里马公司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并请求判决同富公司向千里马公司返还标的物，后千里马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撤回该上述诉讼请求。千里马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同富公司、甘树洪银行存款1507702.2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的财产，后一审法院依据（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裁定书，在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依法查封了由甘树洪保管的“千里马牌”电脑横机40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甘树洪对同富公司和甘树洪尚欠千里马公司货款金额为1016500元（其中拖欠千里马公司合同一的货款为480400元，合同二的贷款为536100元）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述货款1016500元应由谁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甘树洪应承担何种责任；千里马公司诉请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应如何计算。对于第一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千里马公司与同富公司、甘树洪签订的合同一与合同二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千里马公司及同富公司、甘树洪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在上述两份合同中，千里马公司在合同中是出卖方，同富公司在合同中是买受方，甘树洪在合同中是同富公司的担保人。在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千里马公司依据合同的约定按时向同富公司交付了电脑横机40台，由于甘树洪是同富公司的担保人，与同富公司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主张同富公司口头协议由其负责进行机器生产，并代表同富公司签收货物，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甘树洪在同富公司的工厂里签收千里马公司交付的货物及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可视为同富公司向千里马公司收取货物的行为及向千里马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同富公司应当对千里马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同富公司主张其没有与千里马公司履行合同，千里马公司也没有向其履行送货的义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本案中，千里马公司与同富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总的金额为1720400元（包括垫息款），扣除同富公司已支付的货款703900元，同富公司仍拖欠千里马公司的货款为1016500元，由于同富公司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千里马公司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千里马公司诉请要求同富公司支付货款1016500元，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对于千里马公司诉请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于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一中约定同富公司应在2015年6月10日前付清合同一的全部货款，同时在合同二中约定同富公司应在2015年9月10日前付清合同二的全部货款，但同富公司均没有在上述期限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完货款，依据合同一、合同二上“每期到期必须如期还款，逾期还款按逾期款总金额以千分之三计算滞纳金”的约定，现千里马公司要求同富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千里马公司主张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要求同富公司、甘树洪支付违约金，同富公司、甘树洪均主张该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违约金的标准过高，要求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为，千里马公司主张按照每日千分之一（即年利率为36.5%）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明显过高，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酌情调整违约金以年利率24%的标准为宜，其中合同一以480400元为基数，从2015月10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货款本金480400元为限；合同二以5361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货款本金536100元为限。对于千里马公司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对于同富公司、甘树洪主张千里马公司违约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合同二约定“千里马公司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但由于同富公司、甘树洪没有按时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贷款，构成违约，千里马公司有权拒绝向同富公司、甘树洪开具增值税发票；对于千里马公司在《送货单》注明“贵客户购本单位各类产品需确认货物已收妥……协议生效”的内容是千里马公司告知同富公司、甘树洪确认货物已收到以及应按时支付货款的事项，并不是双方新签订的合同，该内容也没有对原来的合同条款进行变更。因此，同富公司、甘树洪主张千里马公司在本案中存在违约行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对于甘树洪的责任，由于千里马公司与同富公司、甘树洪签订的合同一与合同二上均明确约定“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为最后还款期后2年，担保范围为全部欠款、逾期约金及所有时效债权等费用损失等”。甘树洪作为上述两份合同的担保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甘树洪应对同富公司的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12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限同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1016500元；二、限同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违约金（以货款4804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货款本金480400元为限）；三、限同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违约金（以货款5361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货款本金536100元为限）；四、甘树洪对同富公司的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千里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案件受理费183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370元（千里马公司已预交），由千里马公司负担1477元（受理费1161元+保全费316元），由同富公司、甘树洪共同负担21893元(17209元+保全费4684元)。同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由甘树洪承担清偿千里马公司的欠款1016500元及违约金或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千里马公司是基于交付货物后，诉请同富公司、甘树洪支付货款，故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同富公司所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经审查，一审在告知合议庭成员上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其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一、同富公司是否收到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二、甘树洪是否应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一。同富公司与千里马公司签订两份《购销合同》约定同富公司向千里马公司购买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千里马公司负有交货的义务。千里马公司提交两份送货单显示其交付3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的收货人为甘树洪。千里马公司主张甘树洪代同富公司收货，但是其未能证明甘树洪为同富公司的员工或者是同富公司授权的收货人，故甘树洪无权代同富公司接收货物。千里马公司主张基于甘树洪在上述《购销合同》中为同富公司提供保证，而相信甘树洪有权代表同富公司接收货物，但是甘树洪作为保证人与甘树洪作为同富公司的代表或代理人之间关联性不大，故二审法院对千里马公司提出的甘树洪为同富公司的表见代理人的主张不予采纳。千里马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对同富公司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其要求同富公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对此认定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根据千里马公司提交的送货单、甘树洪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查封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的情况，二审法院认定甘树洪收到千里马公司交付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再结合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看，同富公司主张甘树洪为案涉两份《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甘树洪收取千里马公司提供的货物后，应依约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案涉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价值1720400元扣减甘树洪已支付货款703900元，千里马公司要求甘树洪支付货款10165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以及送货单的约定，甘树洪未依约支付货款，千里马公司有权要求甘树洪支付欠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金，也可以选择依约定取回货物，现千里马公司选择要求甘树洪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违法合同约定。千里马公司诉请违约金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甘树洪付款的情况以及千里马公司的损失情况、甘树洪的抗辩，违约金计算如下：其中合同一以4804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贷款本金480400元为限；合同二以5361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贷款本金536100元为限。2018年6月14日，二审法院作出（2018）粤19民终344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甘树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1016500元。三、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甘树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违约金（以货款4804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货款本金480400元为限）。四、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限甘树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违约金（以货款5361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但该违约金以不超过货款本金536100元为限）。五、驳回千里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370元（千里马公司已预交），由千里马公司负担1477元，由甘树洪共同负担218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209元（同富公司已预交），由甘树洪负担。基于同富公司同意，甘树洪直接向同富公司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17209元。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同富公司应否向千里马公司支付货款1016500元及相应利息。二审法院认为同富公司不是涉案合同买受人，且未收到千里马公司交付40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故无需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2013年3月20日、2013年6月11日千里马公司与同富公司分别就购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事宜签订合同一和合同二。千里马公司代表廖云峰在涉案合同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千里马公司公章；同富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美清的父亲范某雄在乙方处签名并加盖同富公司公章；甘树洪作为同富公司的担保人签名确认并注明开户账号、籍贯地址及手机号码。范某雄作为同富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美清的父亲，携带同富公司公章，以同富公司名义进行商事活动，与千里马公司缔结买卖合同关系。千里马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范某雄具有代理权，故该代理行为有效。范某雄在合同买受方处签名并加盖同富公司公章，表明范某雄是以同富公司名义签订涉案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范某雄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由同富公司履行涉案合同义务并承担违约导致的相应法律后果。据此，涉案合同是千里马公司、同富公司及甘树洪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千里马公司作为出卖方应依据合同的约定向同富公司交付“千里马牌”电脑横机，同富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亦应依约按时向千里马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第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千里马公司依约向同富公司的住所地交付“千里马牌”电脑横机40台，甘树洪在《送货单》上签收予以确认，后甘树洪向千里马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甘树洪作为涉案合同的担保人，与同富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美清的父亲范某雄为好友，且交货地点位于同富公司的厂房，千里马公司有理由相信甘树洪代表同富公司签收涉案货物并支付货款。退一步而言，同富公司作为生产、加工、销售毛线、服装等制品的公司亦有购买“千里马牌”电脑横机的需求。第三，在商事活动中，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交易行为的规范化，引导合同当事人诚信经营，同富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的买受人，甘树洪作为同富公司的担保人，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合同买受人已变更的情况下，同富公司和甘树洪理应就未支付货款10165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只判定作为担保人的甘树洪一人支付货款，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千里马公司的再审申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东莞市千里马针织机械有限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所作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344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83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370元，由东莞市千里马针织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477元（受理费1161元+保全费316元），由信宜市同富织造实业有限公司、甘树洪共同负担21893元(17209元+保全费46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209元，由信宜市同富织造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海湖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杨华书记员邹健君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