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26民初4774号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石佛寺镇农产品加工园。法定代表人：张小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该公司法务专员。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女，198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被告（反诉原告）：范浩文，男，196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被告（反诉原告）：陈小敏，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三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勤生，湖北天领艾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武穴公司”）与被告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被告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于2020年12月10日提起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被告陈桂凤、范浩文及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勤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桂凤、范浩文退还代养的430头生猪售猪款1424320元；2、判令被告陈小敏对被告陈桂凤、范浩文返还售猪款1424320元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5月21日与被告陈桂凤签订了《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6月5日向被告陈桂凤提供了3400头猪苗，并支付了养殖所需的饲料、药品。在被告陈桂凤代养期间生猪死亡2198头，目前原告已回收760头，还应存栏442头。根据合同的约定，“公司委托养户饲养的生猪，所有权属于公司，养户无权进行处置，私自偷卖属于犯罪行为”，被告陈桂凤代养原告的生猪达到回收标准后，多次阻止原告正常回收生猪，单方面要求原告每头生猪支付不合理的代养费，导致原告一直无法回收代养的生猪。2020年1月1日，被告陈桂凤又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强行将代养的430头生猪全部贱卖，并将售猪款1824320元非法占为己有，拒不返还原告，后在原告多次催要之下，被告陈桂凤只退还原告40万元，尚有1424320元并未退还给原告。被告陈桂凤私自贱卖代养原告的生猪且拒不退还售猪款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被告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辩称，原告提起的退还售猪款之诉，无合同依据、无事实依据、无法律依据，请求法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反诉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再给付养殖费用741503.1元（应付费用2165823.1元减去现存反诉原告处1424320元）；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养殖保证金57000元。以上两项合计798503.1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21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生猪养殖、回收格式合同一份。合同第一条对双方的合作模式、风险分担以及出现重大疫情等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承责原则进行了约定。合同第二条第四款对养户养殖费用结算方式明确约定为：回收商品猪的总价额减去公司给养户垫付的猪苗、饲料、药品等费用等于养户养殖费用。其备注为养户养殖费用可以是负值，即不保底。合同履行期间，反诉原告于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24日先后从反诉被告处赊购猪苗3400头，其中因“非洲猪瘟”疫情陆续死亡2210头，余下1190头生猪在正常饲养。2019年9月中旬，反诉被告单方以二次育肥和饲养后备母猪超合同约定的事由，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委派其自己的“赶猪队”，在派驻反诉原告生猪饲养管理员尚坤的配合下，将反诉原告正常饲养三个多月，经检验合格的生猪共760头拉走，养殖费用也不结算，致反诉原告的预期利益无法实现，而对猪场等设施的投资却客观存在。余下的430头生猪达到五个月饲养周期和约定的出栏标准170—220斤/头时，反诉被告却不履行回收义务，导致反诉原告超期饲养近两个月，在非洲猪瘟疫情越来越严重情况下，为避免减少损失，反诉原告在反诉被告派驻的管理员窦伟刚的参与下，将430头商品猪通过市场销售，价款除已支付反诉被告40万元外，余款现存于反诉原告处。此后，反诉原告多次要求反诉被告按合同约定结算，但均以反诉被告提出无理要求而无果。反诉原告认为，涉案合同已履行完毕，反诉被告理应按照双方签订的格式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结算。其中对前期760头生猪养殖费用的结算，由于饲养过程是由反诉被告单方面违约行为而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按“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进行结算。对前期760头和后期销售的430头生猪养殖费用应根据涉案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的约定确定。针对被告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反诉，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辩称：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襄大武穴公司与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同时提交双方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相关的合同附件、授权委托书、担保书、特别约定告知书、养殖技术规范、领料预算明细表、结算规定、养户知情书等，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能证明原、被告签约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过程及合同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约定。2、襄大武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猪苗领料单4份，有张迪、陈桂凤、李建忠等人签字，猪苗数量与合同约定一致，且陈桂凤、范浩文仅对猪苗价格异议，因此本院对猪苗领料单真实性予以认定，猪苗的数量、平均单个重量、领养时间将依据猪苗领料单确认。3、襄大武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领料明细表1张及开票单39份，领料明细表虽为襄大武穴公司单方制作，但开票单有工作人员陈院生或孙佳佳签字，领料明细表与开票单数据相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陈桂凤领取饲料的种类、数量、时间将依据该证据确认。4、襄大武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药品明细账3张、药品领用委托书4份、开票单42份，开票单有陈桂凤或猪场工作人员陈院生、孙佳佳或者陈桂凤委托的药品领用人员签字，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开票单与药品明细账一致，证明陈桂凤领取药品价值为129727.91元。5、襄大武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肉猪销售明细表1份、销售确认单7份，其中肉猪销售明细表与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提交的证据一致。该证据能证实襄大武穴公司提前回收760头生猪，净重28496公斤，计款536100元。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对销售760头生猪无异议，仅不认可价格，本院认为襄大武穴公司提前回收部分生猪目的是防止“非洲猪瘟”疫情的蔓延而及时止损，有利于合同双方的利益，在回收760头生猪时，双方并未发生冲突，表明双方当时是一致同意提前处理这部分生猪，而结算平均价格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最高回收价格，未违反合同约定，因此售猪款536100元本院予以认定。6、襄大武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死猪明细及照片、收集单，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无异议，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实代养期间死亡生猪2210头。7、襄大武穴公司提交了（2020）鄂1126刑初86号刑事裁定书1份、（2020）鄂11刑终172号刑事裁定书1份、蕲春县人民法院2020年4月28日调解笔录1份，该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实襄大武穴公司对陈桂凤私卖生猪提起刑事指控被驳回起诉。在刑事案件受理过程中，襄大武穴公司为尽快收回售猪款，提出过给付陈桂凤养殖费40万元的调解意见，由于陈桂凤不接受该调解意见，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8、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向本院提交了南方财富网发布的2019年11月5日湖北猪价表1份，因合同双方结算价格有约定，回收生猪应按约定结算，同时760头生猪回收时间是在2019年9月7日至10月5日，时间段也不一致。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9、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向本院提交了430头生猪销售记录1份，因襄大武穴公司对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自行销售430头生猪及获取售猪款的事实不持异议，因此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10、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6份及襄大武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5份，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微信聊天记录不应断章取义，必须完整系统地了解聊天内容，本院认为襄大武穴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比较完整，具有连贯性，较好地记录了双方发生纠纷后沟通、处理的经过，能证明陈桂凤自售生猪并非襄大武穴公司不履行回收义务，而是双方因代养费结算发生争执，陈桂凤为控制售猪款所为。11、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向本院提交了保证金收据2份、保证金退款审核表1份，收据加盖了襄大武穴公司印章或财务章，退款审核表有襄大武穴公司财务分管人员签字，襄大武穴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1日，陈桂凤与襄大武穴公司签订一份《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公司收回，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养户负有管理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第一条第二款约定“养户负责提供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养户向公司按每头猪200元的标准交付保证金。”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养户必须严格执行合同规定，按时交售合格毛猪，若养户私自外卖，卖大猪换小猪，保证金不予退还。”第三条第四款约定“委托养殖费用结算方式：回收商品猪的总价额-公司给养户垫付的猪苗、饲料、药品等费用。…（注：养户受公司委托养殖商品猪的费用可以是负值，即当公司生猪养殖合同附件约定的标准计算收回生猪的价值，低于养殖过程中公司垫付的猪苗、饲料、药品价值之和。）”第三条第五款约定“死猪上报流程规定：养户养殖过程中产生死猪必须及时通知公司管理人员到现场拍照并开具死亡票据，不得私自处理，否则视为偷卖。”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公司有权根据市场行情决定提前或者推后回收达到回收标准的商品猪。”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公司提供符合标准的猪苗，并按养殖进度及时提供饲料、疫苗、药物。”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养户毛猪销售数量与应出栏数量不一致，应出具死猪票予以说明，否则视同私自卖猪，养户私自变卖公司委托养殖的生猪及物资的，公司有权要求养户进行赔偿，每私自卖一头，赔偿公司2500元的损失。”第十一条特别约定：公司委托养户饲养的生猪，所有权属于公司，养户无权私自处置。合同附件9《结算规定》第二条回收价结算规定：1、当月市场销售均价为5元/斤时，回收价为6.55元/斤；2、当月市场销售均价为6元/斤时，回收价为7.05元/斤；3、当月市场销售均价为7元/斤时，回收价为8.56元/斤；4、当月市场销售均价为8元/斤时，回收价为8.66元/斤；5、当月市场销售均价为9元/斤时，回收价为8.93元/斤。合同附件8《养户领料预算明细表》中约定了猪苗、教槽料、0号饲料、1号饲料、2号饲料、4号饲料、药品的价格分别为520元/头、8000元/吨、4800元/吨、4500元/吨、4050元/吨、4000元/吨，并注明“猪苗6.5公斤520元，每增加或减少1公斤猪苗成本增加或者减少15元”。陈小敏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合同附件5上签字，承诺对陈桂凤履行合同中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未约定保证期限。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24日，陈桂凤陆续从襄大武穴公司领养3400头猪苗，其中平均重量6.19公斤猪苗1400头，平均重量6.07公斤猪苗600头，平均重量6.05公斤猪苗700头，平均重量5.96公斤猪苗700头，按每头505元（520元-15元）计算共计价款1717000元。饲养过程中，陈桂凤从襄大武穴公司领取教槽料8吨、0号饲料55吨、1号饲料82吨、2号饲料58吨、4号饲料150吨，按合同约定结算价款分别为64000元、264000元、369000元、234900元、600000元，共计领取饲料价款1531900元。领取药品价款为129727.91元。猪苗、饲料、药品三项共计款3378627.91元。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陈桂凤代养的生猪从2019年6月开始陆续死亡，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死亡2210头，死亡生猪经原、被告确认后已作无害化处理。为防止损失扩大，原、被告协商后，对部分未达出栏标准的生猪由襄大武穴公司提前收购。其中2019年9月7日收走196头，净重7360公斤，单价17.04元/公斤；2019年9月9日收走241头，净重7670公斤，单价17.42元/公斤；2019年9月24日收走196头，净重7554公斤，单价19.83元/公斤；2019年10月5日收走127头，净重5912公斤，单价21.5元/公斤。共计收走生猪760头，计款536100元。栏内其他生猪达到出栏标准后，由于生猪市场价格上涨较大，超过合同约定的5-9元/斤的价格区间。因双方未对生猪市场价超过9元/斤的情况约定回收价格，双方对回收价格发生争议，襄大武穴公司无法对栏内存猪进行回收。在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陈桂凤于2020年1月1日将栏内存猪430头按市价自行进行销售，售价1824320元。经襄大武穴公司多方交涉，陈桂凤向襄大武穴公司返还售猪款400000元，余款1424320元由陈桂凤占有。另查明，范浩文与陈桂凤系夫妻关系，陈桂凤是以家庭名义经营养猪场，在陈桂凤与襄大武穴公司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时，范浩文在附页中以担保人名义签字。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襄大武穴公司收取陈桂凤保证金97000元，已退回40000元，余款57000元未退。本院认为，襄大武穴公司与陈桂凤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系双方真实意表示，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有效合同。襄大武穴公司依据合同将仔猪3400头交付给陈桂凤代养，并按合同约定提供饲料、防疫药品等；陈桂凤也依据合同约定对3400头仔猪进行了饲养。双方前期均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但在生猪出现大量死亡、生猪市场收购价格大幅上涨情况出现后，双方对生猪回收价格以及养殖费结算发生争执，合同的约定受到利益的挑战。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及享受权利，违约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桂凤自行销售430头生猪款的处理；二、关于养殖费用的结算；三、关于保证金的退还。四、范浩文、陈小敏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一，陈桂凤自行销售430头生猪款的处理。双方在合同第十一条特别约定：公司委托养户饲养的生猪，所有权属于公司，养户无权私自处置。襄大武穴公司与陈桂凤是委托养殖关系，陈桂凤饲养的生猪属于襄大武穴公司所有，销售收入应当归襄大武穴公司所有，故襄大武穴公司要求陈桂凤返还430头生猪销售余款142432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养殖费用的结算。双方在《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委托养殖费用结算方式：回收商品猪的总价额-公司给养户垫付的猪苗、饲料、药品等费用。”本案中，回收商品猪总价额由两部分组成，即襄大武穴公司回收760头生猪款536100元和陈桂凤自行销售430头生猪款1824320元，共计2360420元。若按合同约定回收价格计算则回收商品猪的总价额更少。猪苗、饲料、药品三项费用共计款3378627.91元。故按合同约定计算陈桂凤应得养殖费用-1018207.91元，即陈桂凤不仅不能获取养殖费，还应承担亏损，只是由于襄大武穴公司未主张该损失，陈桂凤无须承担。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反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合同约定。双方在《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公司收回，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对合同的结算应完整地进行，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不承担养殖过程中死亡猪猪苗款、饲料款、药品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或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国家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因素引起市场严重萎缩，销售无法进行，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养户可持全部手续来公司解除合同、无息退还保证金”属解除合同条款。在本案中，双方并未提交合同已解除以及解除合同后如何结算的证据。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考虑，由于襄大武穴公司收回全部售猪款后仍将亏损1018207.91元，而陈桂凤则承担了养殖人员的工资以及猪场使用费，双方损失相当。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以及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襄大武穴公司为尽快收回售猪款给出了支付陈桂凤养殖费40万元的调解方案，但由于陈桂凤不接受致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襄大武穴公司为尽快收回售猪款而作出的妥协并不能作为计算养殖费的依据。故本院对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养殖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保证金的退还。双方在《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养户必须严格执行合同规定，按时交售合格毛猪，若养户私自外卖，卖大猪换小猪，保证金不予退还。”保证金的用途在于保证养殖户按时交售合格毛猪，不得私自外卖。本案中，陈桂凤为获取养殖费自行销售430头生猪，在销售前与襄大武穴公司进行了交涉并告知了自行销售，销售的生猪头数、重量、价款也已告知襄大武穴公司，其行为不属于合同约定的“私自变卖”。除此之外，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并未私自外卖生猪及物资，故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要求返还57000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规定，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范浩文、陈小敏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范浩文未在合同主页中签字，只在合同附页以担保人名义签字，该附页中并无担保内容，保证合同要件缺失，保证合同不成立。但范浩文与陈桂凤系夫妻关系，陈桂凤的经营活动是以家庭名义进行，履行合同中的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襄大武穴公司要求范浩文承担连带共同责任，应予支持。陈小敏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合同附件5上签字，并承诺对陈桂凤履行合同中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合同成立，但由于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依法确认为六个月，襄大武穴公司在保证期间内未向其主张保证责任，其保证责任免除。综上，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应共同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售猪款1424320元，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应返还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保证金57000元，相抵后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应当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1367320元。陈小敏不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1367320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陈小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1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8809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负担880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89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襄大农牧（武穴）有限公司负担613元，被告（反诉原告）陈桂凤、范浩文负担52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曙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操 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