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53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秀连，女，1966年10月20日出生，壮族，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钦桂，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能谋，男，196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谊，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循超，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秀连与被上诉人邓能谋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70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秀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为工程合伙人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三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与邓钦仁经协商，口头约定共同投资合作承包工程”，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为合伙人。上诉人黄秀连于2015年5月19日（即邓能谋转款50万给黄秀连之日）前明确不参加工程投资了，如黄秀连参加工程合伙投资，为什么黄秀连要将邓钦仁向黄秀连出具借款40万的借条转交给邓能谋，而且也在借条中写明40万元与黄秀连无关，如是合伙人，为什么40万元投资款与黄秀连无关。这些事实充分证明黄秀连没有和邓能谋、邓钦仁共同投资工程，而是介绍工程。如上诉人是工程合伙人，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转账款是 2 工程合伙出资款，取得有合法依据，自然不构成不当得利。2、一审认定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法定期限错误（详见判决书第3页第四段)。邓能谋向黄秀连转款50万元是2015年5月19日，其在起诉状及举证借条中自认转款当天黄秀连将50万元中40万元转给了邓钦仁（各方明确是工程投资款)，并收到《借条》一张（附注：40万元己转给邓钦仁，与黄秀连无关），附注注明日期为2015年5月19日，说明转款当天各方明确知道黄秀连没有参加工程合伙，那么还有10万元没有转给邓钦仁，邓能谋是知道的，而且邓能谋还在诉状中自认当天剩10万被黄秀连扣下，即说明邓能谋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换言之，诉讼时效起算时点应从2015年5月19日开始计算，邓能谋一直没有向黄秀连追讨，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等情形，至2020年7月17日才向黄秀连提起诉讼[2020年4月10日邓能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将邓钦仁、黄秀连两人起诉，后于2020年6月30日撤回起诉，据最高人民法院观点，撤回起诉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详见(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案例]，显然诉讼时效己超过二年期限。退一步来说，邓能谋在诉邓钦仁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举证其在2015年7月16日已委派“邓四”邓东谋到工地管数(详见其与邓钦仁合伙协议纠纷案其提供的证据4:八哥支付报销明细表)，在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0月2日分十次向“邓四”邓东谋支付施工费用，每次支付3000元-10000元不等，其从2015年7月16日至2016年1月19日也分35次陆续支付工程费用，而且记账细致到4元、10元、30元、40元、50元的数额也清楚地记录出来，至2016年1月19日邓能谋与邓钦仁发生矛盾，邓能谋不再向工程支付费用，因此在2016年1月19日之后邓能谋清楚地知道其共投资工程460369元，知道为什么不是560369元？知道有10万元去了哪里？所以2016年1月19日是邓能谋应当知道10万元被上诉人私自扣下了，即邓能谋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了。从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2016年1月19日至起诉之日2020年7月17日止己有4年5个月，《民法总则》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即使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三年的规定，本案也远超三年期限。再退一步来说，邓能谋与邓钦仁合伙投资的工程合同约定是2016年6月9日竣工的（详见邓能谋与邓钦仁合伙协议 3 纠纷案邓能谋工程投资款，邓能谋应当知道10万元被上诉人私自扣下了，即邓能谋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了。邓能谋在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2016年6月9日起计至起诉之日2020年7月17日已有4年，超过三年期限。以上三点都证实了邓能谋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至提起诉讼之日止，己超二年（或三年）的诉讼时效。二、一审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由给付人（即邓能谋）承担“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给付人（即邓能谋）没有证据证实获利没有根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构成不当得利有四个要件：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合法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这是不当得利的关键。民法理论上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给付人（即邓能谋）承担“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首先，这符合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考虑到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以及保护弱者，法律上还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对于特定的一些情形，将按照一般原则本由一方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以弥补一般原则的不足。但是举证责任倒置在一般情形下必须有法律规定。我国法律并未规定不当得利案件中权利主张者举证责任倒置，而且在本案中，给付人被上诉人离证据并不比上诉人更远，若倒置举证责任将导致滥诉发生。因此本案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给付人邓能谋对黄秀连获得10万元的“获利没有合法根据”这个法律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即邓能谋应当证明给付或转移财产的初始原因或目的，若给付人主张的事实成立，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由受益人黄秀连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的合法性。因此，在原告邓能谋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缺失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不能转移至黄秀连身上，邓能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由给付人承担“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更加公平。相比于受益人，给付人更有能力对其自身转移财产的行为提供证据。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是有初始原因的，作为给付目的的基础法律关系曾经存在、其后发生变动，这是属于积极的事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是法律对 4 被给付人的受益是否为法律所定利益之归属的后续评价，并非指给付人没有任何初始给付的原因或目的。给付人在整个过程中应亲历并了解不当得利中财产发生转移的原因，以及转移原因消失的事实，并认为受益人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因此给付人对基础法律关系曾存在的事实和变动的事实均有能力加以证明。再次，由给付人承担“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财产给付行为与基础法律关系在形式上相分离的情形。受益人提供的证据往往无法与给付人的事实主张直接关联。若将“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受益人，不利于保护财产交易的稳定，给付一方在依据基础法律关系难以要回款项的情况下再以不当得利案由起诉，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其胜诉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极易造成滥诉的发生，影响民商事交易的效率和安全，不利于保护财产交易的稳定。2、邓能谋在诉状中自认50万元是工程合伙出资款，因此其中的1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本案邓能谋在起诉状中陈述:“经口头协商各方出资60万元进行合作承包工程，原告于2015年5月9日向被告转款500000元”，即邓能谋自认50万元是工程合伙出资款，那10万元也在其中，因此10万元也属合伙出资款，证明取得有合法依据，自然不构成不当得利。3、事实上10万元是邓能谋自愿向黄秀连、黄某支付的工程介绍费，取得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原告邓能谋自认其与邓钦仁确实存在大垌板城土地整治工程合作项目，该项目是被告黄秀连与证人黄某提供的信息，促成原告邓能谋与邓钦仁合作的。其次，该介绍费系按工程中标价约323万元计算的，介绍费还包含了黄秀连和黄某曾为联系工程而支付的费用，当时各方是口头确认同意给付黄秀连、黄某各5万元介绍费的，对此，案外人黄某的收条及证言可以证实；因此工程介绍费的取得是等价交换，取得介绍费有合法依据，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4、因被上诉人前后陈述矛盾，有利于上诉人的陈述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之前邓能谋以黄秀连、邓钦仁为被告起诉，主张两被告归还借款，称两被告借了其50万元等，拒不承认其与邓钦仁合伙承包工程的事实；现在邓能谋又以合伙协议纠纷、不当得利 5 纠纷分别起诉邓钦仁、黄秀连，称40万元系合伙投资，10万元系不当得利，前后对50万元的转款目的及事实等陈述矛盾，足以说明邓能谋虚假陈述，因此有利于被上诉人的陈述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三、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10万元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构成不当得利，黄秀连以现存利益5万元为限向邓能谋返还。本案中黄秀连取得10万元后经邓能谋同意将5万工程介绍费转交黄某，黄秀连实际只得5万元介绍费。就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返还义务范围而言，现行法律中，除《民法通则》第92条有“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民法总则》第122条有“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外，并未针对受益人应当返还的不当利益的范围设置具体条文。在法律适用中，不同性质的法律漏洞，主要通过类推适用、目的论的限缩等不同方法加以填补。本案所涉事项系因法律未作规定而构成的开放的漏洞，应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来填补。即，对法律未规定的事项，参照、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法律规定，加以适用。在法律性质和基本权利义务结构上，与占有关系中占有人和权利人，尤其占有物毁损、灭失之际，权利人可向善意占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具有相似性，甚至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竞合关系。《物权法》第244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上述规定，与该法第242条关于“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243条关于“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占有人与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则。上述规则的体系解释表明，法律对占有关系进行调整时，无论占有人使用占有物时权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占有物毁损、灭失时权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抑或权利人对占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均区分占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分别对善意占有人和恶意占有人赋予不同的权利义务、课以不同的责任方式和责任范围。同样地，不当得利关系中，亦应区分受益人的善意与否，确定不同的返还义务范围，如 6 受益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没有现存利益的，不再负有不当利益的返还义务；如受益人主观上为恶意，即使没有现存利益，也不能免除其返还所受不当利益的义务。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黄秀连是恶意，应推定为善意，因此黄秀连的返还义务范围以现存利益为限，只返回5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望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即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不当得利款10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到还款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本案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原、被告与邓钦仁经协商，口头约定共同投资合作承包工程(后被告因资金问题没有合伙)。2015年5月19日，原告通过建行转账500000元给被告，同日，被告将其中的400000元转给邓钦仁以作为原告与邓钦仁合作承包工程的投资款，邓钦仁出具《借条》一份给被告，《借条》载明：“今借到黄秀连人民币肆拾万元正”，被告在《借条》上备注：“2015年5月19日邓能谋转来建行的肆拾万元正是我转给邓钦仁的，此借条的肆拾万元正是我转给邓钦仁的借条，特此证明邓能谋转来的肆拾万元与我黄秀连无关”。剩余的100000元被告占为己有并进行处分。 原告曾于2020年4月10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向该院起诉黄秀莲及邓钦仁，案号为（2020）桂0702民初1117号，要求黄秀莲和邓钦仁共同归还借款400000元，要求黄秀莲归还借款100000元（即本案的100000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黄秀莲归还借款500000元，黄秀莲辩称涉案的100000元为工程介绍费，后原告于2020年6月30日撤回起诉。 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收取原告的100000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焦点1。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起计算，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原告于2015年5月19日转账 7 500000元给被告，目的是为了与邓钦仁、黄秀莲合作承包工程，但被告黄秀莲仅将其中的400000元交给邓钦仁，至今没有将剩余的100000元交付给合作方进行投资。原告于2020年4月10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邓钦仁和被告黄秀莲归还该500000元时，才知道被告黄秀莲已以工程介绍费为由将涉案的100000元占为己有并进行处分，而原告否认该100000元是为工程介绍费，且被告黄秀莲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100000元为工程介绍费。因此，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黄秀莲取得不当得利（涉案100000元）的时间为该院审理（2020）桂0702民初1117号民间借贷纠纷期间，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黄秀莲返还涉案100000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关于焦点2。本案中，原、被告口头约定投资与邓钦仁合作承包工程，原告于2015年5月19日转账500000元给被告，目的是为了与邓钦仁、黄秀莲合作承包工程，但被告黄秀莲收到该款后，仅转给邓钦仁400000元，截留了100000元占为己有并进行处分。被告辩称这100000元属于工程介绍费，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且原告也不认可，该院不予采信，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 一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收取原告100000元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应当将该款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因此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即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黄秀连返还原告邓能谋投资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1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秀连负担。 上诉人提供了新证据。证据1、民事起诉状，证明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被告黄秀连于2015年5月19日向原告借款500000元”换言之被上诉人自认其于2015年5月19日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了，因此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5 8 年5月19日。被上诉人发表质证主为民事起诉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邓能谋在2015年5月19日知道其权利被损害，不能证实上诉人想要证明的目的，被上诉人将50万元转入上诉人帐户是大家合伙做工程，工程款支付给了上诉人，但上诉人一直未将工程的收益等情况披露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一直追问，在此起诉状之前黄秀连才披露40万元作为民间借贷方式转给案外人邓钦仁，邓能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在2020年4月9日提起诉讼追50万元的事实。经过案件审理才知道40万元作为工程款投入工程，还有10万元黄秀连不能解释清楚占有10万元的法律依据，黄能谋才知道黄秀连将10万元作为不当得利占为己有，邓能谋2020年4月9日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诉讼时效起算应该是从2020年4月9日起算。证据2：八哥支付报销明细表，证明被上诉人从2015年7月16日至2016年1月19日分45次支付工程费用（共计出资460369元），并委派“邓四”邓东谋到工地管数；因被上诉人与邓钦仁发生矛盾，被上诉人从2016年1月19日后因不再支付施工费用，那么从2016年1月19日应当知道其投资款为460369元，还有10万元被黄秀连私自扣下，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是案外人邓钦仁工地财务人员制作的表，在邓能谋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时案外人邓钦仁的会计提供出来的。该份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的目的，40万元出资时间没有在该表格中列明清楚，被上诉人对自己投资到工地的钱是多少在民间借贷纠纷审理过程中才知道自己出资的50万元中有40万元是投入施工工程，不能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本院对上诉人提供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以上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起计算，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被上诉人邓能谋于2015年5月19日转账500000元给上诉人，目的是为了与邓钦仁、黄秀莲合作承包工程，但上诉人黄秀莲仅将其中的400000元交给邓钦仁，至今没有将剩余的100000元交付给合作方进行投资。被上诉人邓能谋于2020年4月10日以民间借贷为由起 9 诉，要求邓钦仁和黄秀莲归还该500000元时，才知道黄秀莲已以工程介绍费为由将涉案的100000元占为己有并进行处分，且黄秀莲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100000元为工程介绍费。因此，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黄秀莲取得不当得利（涉案100000元）的时间为该院审理（2020）桂0702民初1117号民间借贷纠纷期间，被上诉人邓能谋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黄秀莲返还涉案100000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上诉认为被上诉人在民间借贷案中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被告黄秀连于2015年5月19日向原告借款500000元”换言之被上诉人邓能谋自认其于2015年5月19日知道其权益被侵害，因此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5年5月19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秀莲截留了被上诉人邓能谋支付给邓钦仁500000元工程款中的10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返还被上诉人邓能谋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口头约定投资与邓钦仁合作承包工程，被上诉人邓能谋于2015年5月19日转账500000元给上诉人，目的是为了与邓钦仁、黄秀莲合作承包工程，但上诉人黄秀莲收到该款后，仅转给邓钦仁400000元，截留了100000元占为己有并进行处分。上诉人辩称这100000元属于工程介绍费，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且被上诉人也不认可，本对上诉人主张为工程介绍费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 一 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收取原告100000元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应当将该款返还给被上诉人，并赔偿因此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即利息。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黄秀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0 审判长  李碧珊 审判员  黄载文 审判员  王英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