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1448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深圳前海凯恩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法定代表人：胡训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耀强，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毓婷，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郭树铨，男，汉族，1966年4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首层**商铺层02房商铺、4-7层02-10房、8-11层02房。负责人：陈晓蕾，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哲，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岳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深圳前海凯恩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恩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郭树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9）穗仲案字第8097号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凯恩斯公司申请称，一、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1.凯恩斯公司在仲裁庭审前及答辩中均多次提出因案外人涉及刑事案件导致专管账户被司法冻结，根据“先刑后民”原则，在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未侦查完毕前，仲裁庭应当中止审理，但仲裁庭未中止审理，程序违法。2.本案审理结果应当以凯恩斯公司与浦发银行之间的仲裁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但在仲裁开庭时，该案尚未审结，故凯恩斯公司向仲裁庭申请中止审理，但仲裁庭不予准许。在凯恩斯公司与浦发银行之间的仲裁案件作出仲裁裁决并生效后，仲裁庭没有开庭质证，径行作出涉案仲裁裁决，导致裁决结果与上述仲裁案件的结果完全相反，互相矛盾。仲裁庭存在应当中止审理而未中止审理的情形，且存在应当开庭质证而未质证的情形，均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二、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1.郭树铨隐瞒了其曾私下与其他主体签订兜底协议，郭树铨明确知悉并认可资金流向及投资领域，甚至是为了实现其与第三方协议的目的才参与“派生领航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凯恩斯公司的利益。2.郭树铨隐瞒了其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和相关证据，该些证据是其实现双重获利意图和恶意串通损害凯恩斯公司利益的关键证据，足以影响仲裁的公正裁决。3.浦发银行隐瞒了（2019）穗仲案字第9799号仲裁裁决书，而涉案仲裁案件应以上述仲裁案件结果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浦发银行隐瞒上述仲裁裁决结果，导致仲裁庭错误裁决，损害凯恩斯公司的合法权益。且在仲裁案件中出现了与本案没有关系的（2019）穗仲案字第9788号仲裁裁决书，在涉案仲裁裁决书中多处错误引用涉及“领航”划款1665万元的内容，可见仲裁庭对存在隐瞒证据、记录混乱、认定事实不清的重大瑕疵。三、涉案裁决结果不公，违背社会公共利益。郭树铨曾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证据对涉案同一笔款项主张在刑事案件中受偿，郭树铨在民事和刑事两种不同法律关系中同时主张全额受偿，仲裁庭支持了郭树铨的仲裁申请，助长了郭树铨恶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意图。且仲裁裁决将投资风险强加给基金管理人，破坏公平交易，严重影响社会金融体系稳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所述，凯恩斯公司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被申请人郭树铨辩称，一、本案没有仲裁法规定的法定撤裁理由。凯恩斯公司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仲裁案件存在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可撤裁的事由，其行为明显属于恶意撤裁。二、仲裁程序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没有仲裁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的仲裁中止的法定情形，且本案主合同债务人及凯恩斯公司、浦发银行并没有涉嫌刑事犯罪，更不是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凯恩斯公司亦明确称系“案外人涉及刑事案件”，故仲裁程序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三、郭树铨并未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投资人并不存在凯恩斯公司所称的“隐瞒与其他主体签订兜底协议”的情形，即使存在，也是基金管理人为了募资进行的增信措施。在仲裁过程中，凯恩斯公司已经提交相关的报警回执和浦发银行已经提交了《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及回执、邮件》等证据予以佐证，不存在刻意隐瞒、误导仲裁庭的情形。浦发银行已经在仲裁过程中提交了（2019）穗仲案字第9788号仲裁裁决书。四、仲裁裁决凯恩斯公司承担责任是因为其严重违反了基金合同的约定，有重大过错，根本不是将投资风险强加给基金管理人。五、郭树铨损失惨重，并未恶意重复主张，本案也不存在破坏公平交易、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据此，请求法庭驳回凯恩斯公司的撤裁申请。被申请人浦发银行辩称，一、仲裁程序合法，凯恩斯公司以仲裁程序违法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仲裁案件不属于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不符合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故凯恩斯公司主张仲裁程序违法，缺乏依据。二、仲裁庭依法查明事实，凯恩斯公司认为对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进而主张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凯恩斯公司亦是另案仲裁案件的当事人，其持有该仲裁裁决书，并非浦发银行单方持有，故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故仲裁程序合法。三、涉案仲裁裁决合法有效，执行该仲裁裁决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凯恩斯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涉案仲裁裁决涉及的是各方当事人平等主体之间因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并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凯恩斯公司的撤裁申请。在本案审查过程中，凯恩斯公司向本院提交涉案仲裁案件送达证明、涉案仲裁裁决书、（2019）穗仲案字第9799号仲裁裁决书、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含领航投资人名单）、仲裁庭审笔录，拟证明其申请理由成立。其他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查明，2018年4月2日，郭树铨与凯恩斯公司、浦发银行签订《基金合同》，约定郭树铨作为投资人参与基金投资的事宜。同日，凯恩斯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托管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义务监督、核查等事宜。后各方当事人因履行上述《基金合同》产生争议，郭树铨作为申请人，以凯恩斯公司、浦发银行为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提起合同纠纷仲裁申请。广州仲裁委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涉案仲裁裁决，现凯恩斯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出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一、关于仲裁庭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凯恩斯公司主张涉案仲裁案应以刑事案件侦查结果为依据而应中止。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涉案仲裁案件处理的是郭树铨与凯恩斯公司、浦发银行之间的基金投资合同关系，而凯恩斯公司主张的刑事案件涉及的是案外人非法集资犯罪，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本案当事人，所涉的犯罪行为亦不直接涉及涉案合同的履行，故本案的处理并非必须以上述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仲裁庭未中止审理，并无不当。2.凯恩斯公司主张涉案仲裁案应以其与浦发银行之间的合同纠纷的裁决结果为依据，仲裁庭未中止审理，亦未对此后作出的该案仲裁裁决进行质证，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凯恩斯公司与浦发银行之间的合同纠纷涉及的是它们之间的基金托管协议纠纷，与本案三方之间的基金合同纠纷并不属于同一纠纷，亦不直接涉及本案三方当事人在涉案基金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认定，故涉案仲裁案件的审理并不以该案的裁决结果为依据，而仲裁庭亦已对该问题作出回应，不同意凯恩斯公司的中止申请，故仲裁庭的处理并无不当。其次，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将上述案件的（2019）穗仲案字第9799号仲裁裁决书作为证据向仲裁庭提交，而该裁决书亦非仲裁庭作出本案裁决的依据，故仲裁庭未组织各方质证，亦无不当。二、关于对方当事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1.凯恩斯公司主张郭树铨隐瞒了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兜底协议”等相关文件，而足以影响公正裁决。首先，凯恩斯公司所主张的所谓“兜底协议”并非其与郭树铨之间签订的协议，故该协议的内容并不能当然作为认定凯恩斯公司与郭树铨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其次，根据仲裁庭的裁决意见显示，仲裁庭认为凯恩斯公司构成违约的主要依据是凯恩斯公司未按照涉案《基金合同》的约定的投资目标及投资范围使用涉案投资款，故即使存在凯恩斯公司所主张的“兜底协议”，但该协议亦不足以推翻涉案《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而不足以影响仲裁庭对该问题的认定及处理。据此，凯恩斯公司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鉴于此，凯恩斯公司申请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是否存在上述“兜底协议”的事项，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准许。2.凯恩斯公司主张郭树铨隐瞒了其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在本案庭询过程中，郭树铨已经明确其本人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凯恩斯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已经将相关报警回执向仲裁庭提交，可见仲裁庭是知道相关刑事案件事宜。且正如上述论述，本案的处理并非必须以上述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即使存在郭树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相关证据，亦不足以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故凯恩斯公司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同理，本院对凯恩斯公司关于向公安机关调查相关报案材料的申请，亦不予准允。3.凯恩斯公司主张浦发银行隐瞒了（2019）穗仲案字第9799号仲裁裁决书，但凯恩斯公司亦是该案的当事人，其理应持有该案仲裁裁决书且可以向仲裁庭提交，但其并未提交，故该裁决书并非对方当事人单方持有，亦不存在浦发银行故意隐瞒的情形。且正如上述，该仲裁裁决书亦非仲裁庭作出涉案裁决的依据，故浦发银行是否提交该裁决书亦不足以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至于凯恩斯公司主张的仲裁庭笔录及涉案裁决存在错误引用的问题，亦不足以构成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据此，凯恩斯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涉案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个人、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涉案合同事项虽然涉及私募基金投资问题，属于一种新型的金融市场投资方式，但涉案仲裁裁决处理的仍是郭树铨与凯恩斯公司、浦发银行之间的基金投资合同关系，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诚信履行各自的义务，如违反合同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为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之应有之意。因此，本案中凯恩斯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不涉及损害市场交易行为的公平性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等问题。另，凯恩斯公司亦已向公安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刑事案件，但现并无相关的证据显示郭树铨有就同一笔投资款重复受偿的情形。据此，凯恩斯公司主张涉案裁决有违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深圳前海凯恩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本案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深圳前海凯恩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李志明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涵陈晓君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