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晋08行终4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稷山县晋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翟店镇南梁村。 法定代表人陈同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跟庆，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潞村街**。 法定代表人王红岩，局长。 出庭负责人董文鹏，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燕燕，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稷山县晋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川公司）因税务行政处罚争议一案，不服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稽查局）于2018年1月3日立案调查原告晋川公司，于2018年1月5日向原告晋川公司送达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询问通知书，于2018年1月7日向原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于2018年7月15日向原告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又于2019年4月25日向原告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了将对原告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以及在行政处罚中享有陈述、申辩和可以要求听证的权利。原告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2019年5月6日向原告公司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在2019年5月16日召开听证会，会议由王荣燕主持。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运税稽处[2019]1000041号《税务处理决定》，并于2019年11月6日向原告送达。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运税稷罚[2019]100001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查明：晋川公司在2014年至2017年，1、偷逃增值税方面问题：让他人为原告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6户上游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329份，金额76314818.63元，税额12319946.73元，价税合88634765.36元；2、偷逃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原告公司虚抵进项税款形成的增值税偷税16272907.61元，造成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62729.09元。决定：对晋川公司所偷增值税16272907.6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62729.09元处以一倍罚款，罚款金额分别为16272907.61元、162729.09元，合计罚款16435636.70元。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稽查局作出的运税稷罚[2019]100001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的规定，被告稽查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与职权。被告稽查局主张税务处理决定与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一致的情况下，税务处理决定已经生效，人民法院不能再对行政处理决定中已经认定的事实进行审理。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法律依据是否正确、是否超越职权等进行全面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即若原告有证据推翻被告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以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原告提供了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就行政机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进行审查，故被告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稽查局认定原告晋川公司的违法事实是原告公司虚抵进项税款形成的增值税偷税16272907.61元，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62729.09元。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基础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被告稽查局认定原告晋川公司偷逃增值税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违法行为：1、2014年至2017年让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9份，金额为76314818.63元，税额12319946.73元，价税合计88634765.36元。该部分被告认定为资金回流，即存在原告公司将款项打入六家上游公司，上游公司再将款项以多种形式打回给原告公司实际经营人宁敏，资金回流率均在95%以上。原告主张不属于资金回流，而是与上游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不属于虚假交易。本院认为，正常的交易是由购买方向出售方付款购买相应价值的货物，本案中，原告虽向出售方付出金额，但大量的资金又流入原告实际经营人宁敏的账户，不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原告主张是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但至庭审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被告稽查局认定原告晋川公司从6家上游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98份，金额17877491.74元，税额3039173.59元，价税合计20916665.33元。该部分被告认定是购进货物与实际销售货物明显不符，无相关运费支出，让他人为原告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原告主张从这六家公司中购进水泥熟料，经掺杂铝矾土后销售给天津两家公司，不存在未购买水泥熟料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实。本院认为，天津两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是购买原告公司的铝矾土，而没有购买原告公司水泥熟料，并且，原告亦未提供水泥熟料的仓储地，和将铝矾土与水泥熟料掺杂后仍可以按照铝矾土出售的证据。故原告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3、被告稽查局认定原告晋川公司从暴力虚开企业取得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抵扣税款668516.98元。暴力虚开企业是指虚开企业甚至不需要编造任何“经营行为”，比如伪造合同、进行虚假资金支付等，而简单粗暴地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本案，原告主张其与大连丰隆达贸易有限公司的交易发生在2017年3月，大连丰隆达贸易有限公司是在2017年8月31日被大连市沙河口区税务局认定为非正常户，双方的交易是真实的。本院认为，大连丰隆达贸易有限公司为原告开票日期均为2017年3月，价税合计为668516.98元，但原告与大连丰隆达贸易有限公司无银行转账行为，该情况与常理不符。并且正是由于大连丰隆达贸易有限公司前期虚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才在2017年8月31日被认定为非正常户。故原告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4、被告稽查局认定原告晋川公司无相关付款凭据，取得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开票金额为2229729.69元，税款为245270.31元，价税合计2475000元，虚假抵扣税款245270.31元。被告认为，原告记账凭据中没有附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应认定为未付款，原告主张其向兴县新达运业有限公司支付运费的方式是银行承兑汇票240万元，银行付款75000元，并且在兴县新达运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上已经注明了五张承兑汇票的号码，应认定原告已经支付了运费，不是取得虚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票据。本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是240万的承兑汇票是否真实支付。原告主张兴县新达运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注明了承兑汇票的号码，可以证实原告支付了240万的款项，但庭审后，本院向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中心支行进行了咨询，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中心支行回函称承兑汇票在只有八位数编码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及查明汇票基本信息。故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基础是增值税，因此被告稽查局认定原告晋川公司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62729.09元并无不当。原告晋川公司还主张，李春泉不是被告工作人员，其参与调查形成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但李春泉系新绛县税务稽查局副局长，被告在查办该案时，抽调李春泉至专案组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晋川公司的诉讼请求。 晋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证据明显不足，原审判决对该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全部予以认定是错误的。l、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于2014年至2017年让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29份，金额为76314818.63元，税额12319946.73元，价税合计88634765.36元。虽然上诉人向出售单位付出金额，但大量资金又流入上诉人实际经营人宁敏的账户，不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对此，上诉人认为：(1)从处罚决定来看，稷山县祥飞选煤有限公司（简称祥飞公司）给上诉人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46份，价税合计46312387元，但上诉人向祥飞公司转账的金额为68877199元，而祥飞公司则向上诉人转账64499000元，双方之间资金来往的金额超过发票金额达2000余万元。可见，双方之间的往来的资金不仅包括货款，而且还包括借贷资金在内。在调查期间，宁敏也一再向被上诉人说明，其与祥飞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卫斌之间存在资金借贷行为，但被上诉人并没有这一事实予以核实。至于上述资金中哪部分是货款，哪部分是借款，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查清，处罚决定将货款与借款混为一谈，进而认定资金回流率为93.64%，这显然是错误的。(2)处罚决定认为，运城市鑫华源商贸有限公司（简称鑫华源公司）给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货款为1005029.1元，税款为17085.94元，价税合计为1175884.04元，赵红华向该公司转账，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赵红华转账867249.24元，宁敏向该公司转账308634.80元，该公司向宁敏转账308634.80元，合计1175884.04元，资金回流率为100%。但上诉人认为这完全不合逻辑，因为鑫华源公司根本不可能自行缴纳170854.94元税款，再无偿给上诉人虚开1175884.04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自行亏损170854.94元。(3)被上诉人在检查过程中，即对宁敏和稷山县运畅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忠礼、业务负责人王继峰分别进行过询问，这些证言均能证实，该公司为上诉人运输过上万吨货物，起止地点为孝义至天津。(4)被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于2014年至2017年向天津的下游企业销售十余万吨货物。如果上诉人与上游企业之问的交易以及与运输企业（包括稷山县运畅物流公司）之间的业务均是虚假的，就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货物销售，也不可能将这些货物运到天津。(5)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与六户上游企业的购销合同、运输合同、记账凭证、付款凭证、过磅单等证据均能证实，上诉人与这些企业之问的货物交易及运输业务是真实的，根本不存在让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说。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以存在资金回流为由，将上诉人从六户上游企业取得的88634765.36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并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偷逃增值税，证据明显不足。原审判决却无视上述事实，竟然以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为由，认定上诉人与上述企业之间不是正常的交易行为，这无疑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还认为，上诉人从六家上游企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98份，金额17877491.74元，税额3039173.59元，价税合计20916665.33元，该部分是购进货物与实际销售货物明显不符，无相关运费支出，系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对此，上诉人认为：(1)孝义作为国内最大的铝土矿产地，矿石中AI203含量较高，而耐火材料对该组分的要求相对较低。上诉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将从祥飞公司等企业购进的铝矾土与从龙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六户上游企业购进的水泥熟料进行混合后，再全部以铝矾土的名义销售给天津泽希矿产加工有限公司、天津世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下游企业作为耐火材料的原料。这一行为，虽然导致货物中的AI203含量有所降低，但完全符合天津方要求的质量标准。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并不属于税务机关查处的范围。所以，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不存在购进的货物与实际销售货物不符的问题。(2)上诉人在孝义设有多处场地对铝矾土和水泥熟料进行混合加工，被上诉人的检查人员也到现场进行过调查核实。(3)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龙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等六户企业的购销合同、出库单、付款凭证，特别是龙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账目中记载有出库时间、运输车辆车牌号、司机姓名及货物数量的原始凭证来看，上诉人与上述企业之间的水泥熟料交易也是真实的。(4)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上诉人从上游企业不仅购进的货物名称分别为水泥熟料和铝矾土，而销往下游企业的货物名称为铝矾土。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购进的水泥熟料与销售的货物名称不符，但购进的铝矾土与销售的货物名称是完全一致的，处罚决定将铝矾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认定为进项与销项不符没有任何道理。所以，被上诉人以上诉人购进的货物与实际销售货物明显不符，无相关运费支出为由，认定上诉人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证据并不充分。原审判决以上诉人的主张理据不足为由，认定上诉人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同样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认为，大连丰隆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丰隆达公司）为上诉人开具价税合计668516.98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上诉人与该公司无银行转账行为，与情理不符，且由于该公司前期虚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才被认定为非正常户，故认定上诉人从暴力虚开企业取得虚假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抵扣税款668516.98元。但上诉人认为：(1)大连丰隆达公司向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为4600970元，税额仅为668516.98元，上诉人绝不可能为了抵扣668516.98元进项税，而向对方支付4600970元，净亏3932453.02元。(2)被上诉人在处罚决定中已经认可，上诉人以承兑汇票向大连丰隆达公司支付了4600000元，现金支付了970元，共计支付货款为4600970元。(3)上诉人与大连丰隆达公司的购销行为发生在2017年3月，而大连市沙河口区地税局认定该公司为非正常户的时间则是2017年8月31口，该认定并不能证明大连丰隆达公司在五个月之前就不正常。至于被上诉人称，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即已认定大连丰隆达公司为暴力虚开企业，但仅提供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并不能出示原件，且该复印件中并没有认定该公司为暴力虚开企业的内容，其提供的附表也根本不是该文件的组成部分。所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从暴力虚开企业取得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抵扣税款668516.98元，不仅没有证据，而且有悖常理。4、原审判决还认为，上诉人无相关付款凭证，且兴县新达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公司）出具的收据所注明的承兑汇票号码无法确定及查明汇票基本信息为由，认定上诉人从该公司取得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开票金额2229729.69元，税款245270.31元，价税合计2475000元，虚假抵扣税款245270.31元。而上诉人认为：(1)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运输合同、记账凭证、新达公司出具的记载有银行承兑汇票号码的收据、银行回单、以及记载有运输时间、运输车辆牌号、运输起止地点、货物吨位、单价、运距及运费金额的《运费结算单》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新达公司之间的运输业务是真实的，且已经支付了相应金额的运费。至于账目中没有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是由于财务人员不专业，处理账目时的失误所致。(2)上诉人是否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新达公司支付过460万元运费，被上诉人只要查询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及账目，即一目了然。况且，被上诉人在检查过程中，也曾向多家银行查询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多家上游企业及个人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但遗憾的是，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却未予调查。(3)新达公司向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为245270.31元。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认定，上诉人仅仅支付75000元，该公司就向上诉人开具税额为245270.3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自行缴纳该部分税款，进而自己亏损170270.31元，这种做法也根本不合常理。(4)鉴于新达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运输业务及运费金额是真实的，新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向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使上诉人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未足额支付运费，双方之间也只是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存在以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抵扣增值税的问题。可见，被上诉人以上诉人账目中未附承兑汇票为由，即认定上诉人在未付运费的情况下，取得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虚假抵扣税款245270.31元没有任何道理。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漏洞的情况下，竟然代其向中国人民银行运城支行进行咨询，并认定上诉人从新达公司取得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抵扣税款245270.31元，这完全是错误的。5、《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原审判决却将举证责任予以倒置，以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为由，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这种做法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二、被上诉人的行政执法程序不合法，原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同样是错误的，从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来看：1、本案的部分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明确表示其身份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但事实上并不是被上诉人的在职在编人员。2、对上诉人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共有九人，但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八人的税务检查证。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同一工作人员的签名笔体完全不同，存在他人代签的现象，根本不具有真实性。4、调取账簿资料、查询银行存款账户时，没有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执法程序并不合法，但原审判决对此却未予认定。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本案中，上诉人于2014年至2017年分别从祥飞公司等12家上游企业购进铝矾土及水泥熟料175631.01吨，并将二者混合加工后，作为生产耐火材料的原料，由从孝义运至天津销售给天津泽希矿产加工有限公司等4家下游企业，所有的交易均是真实的，所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真实的，不存在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方式逃税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的正常经营及纳税行为为偷税，并按“所偷增值税16272907.6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62729.09元”处以一倍罚款，罚款金额分别为16272907.61元、162729.09元，合计16435636.70元，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该处罚决定应予撤销，原审判决以该法第六十九条为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运税稽罚[2019]100001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为撤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运税稽罚[2019]100001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稽查局答辩称，一、《税务处罚决定书》认定稷山晋川公司偷税违法事实清楚。（一）晋川公司辩称资金回流是借款关系，没有通过资金回流方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成立。六家公司的资金回流率达到93%以上，晋川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是借款关系，答辩人因此认定没有真实货物交易，通过资金回流方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认定违法事实清楚。（二）晋川公司购进水泥熟料，销售铝矾土购销明显不符，也无相关运费支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违法事实清楚。晋川公司辩称是将水泥熟料和铝矾土混合后销售不能成立。第一，水泥熟料和铝矾士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晋川公司辩称是将两者混合后销售，应当说明混合的方式、方法、以及比例，而不仅仅是随便的混合，这样的辩解明显不能成立。第二，将铝含量很低的水泥熟料和铝矾土混合铝含量会变得很低，铝矾土里面全是杂质，达不到下游企业对铝含量的要求，又如何销售给下游企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晋川公司在庭审时明确自己购进铝矾土的铝含量在50%-80%之间，而水泥熟料的铝含量是5.42左右。天津泽希矿产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泽希公司）从晋川公司购进的铝矾土占晋川公司销售的89.28%，天津泽希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从晋川公司购进铝矾土铝含量为75-90区间，并提供了检验报告，铝矾土的AL203含量为85.25.晋川公司购进的水泥熟料占购进所有货物的70%，也就是说晋川公司将水泥熟料和铝矾土按2:1的比例混合后，铝矾土中铝含量只有30%左右，根本不符合天津泽希公司购进要求。（三）晋川公司从暴力虚开企业大连丰隆达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的违法事实清楚。2017年8月31日，大连市沙河口区国家税务局认定晋川公司为非正常户，发函通知答辩人核查晋川公司从大连丰隆达公司取得发票的抵扣情况。2018年10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组织开展辽宁“1.07案件检查工作的通知”》明确大连丰隆达公司为暴力虚开企业，通知检查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期间，晋川公司取得暴力虚开发票情况。经检查，2017年3月晋川公司从大连丰隆达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网的报导，“暴力虚开企业”是指虚开企业甚至不需要编造任何“经营行为”，比如伪造合同、进行虚假资金支付等，而简单粗暴地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大连丰隆达公司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认定为暴力虚开企业，说明大连丰隆达公司是空壳公司。晋川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从大连丰隆达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违法事买清楚。（四）晋川公司在没有真实付款的情况下，取得兴县新达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县新达公司）虚开的发票并抵扣违法事实清楚。答辩人调取的晋川公司和兴县新达公司的财务资料，均没有240万元的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在兴县新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上仅有数字编码，分别为“74955890、76907461、42828470、2712827、76789504”。根据《承兑汇票票号规则》的规定，“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为上下两排号码，两排都为8位数字组成码，下面一排为流水号，为唯一号码。上面一排的号码为规则编排，编排的规则如下：1、前三位为银行机构代码……”，兴县新达公司收据上的编码并不符合承兑汇票号码编排规则，749、769、428、271、767不是银行机构代码，以上5个号码不是承兑汇票的号码。且盐湖区人民法院向中国人民银行运城市中心支行发送咨询函，已经明确8位数编码无法确定和查明汇票基本信息。从兴县新达公司出具收据来看，表面上晋川公司已经支付运费，但实际并未支付，因此答辩人认定违法事实清楚。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依法受案、立案、检查处理、举行听证、审理，充分告知了当事人的各种权利，最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李春泉是新绛县税务稽查局副局长被抽调至专案组查办该案，不违反法律规定。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晋川公司通过多列支出，取得虚开的增征税专用发票并抵扣，造成少缴应纳税款。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晋川公司的行为是偷税，税务机关处以少缴税款一倍的罚款符合法律规定。综上，答辩人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晋川公司的上诉。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依法具有对上诉人的税务违法行为进行稽查并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程序方面。本院审查表明，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进行了受案、立案、通知、实施检查、移交审理部门审理、运城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处罚事项告知、原告陈述申辩、听证通知及听证、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并送达被上诉人以及延长时限审批等，相关办案人员均持有税务检查证，因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相关发票联、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账簿资料、记账凭证、报表、询问笔录、外调资料以及晋川公司的纳税申报表、陈述申辩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存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对少缴各种税款的计算方式，符合相关税收行政法规规定，计算结果无误。基于上诉人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同时，本院指出，被上诉人存在《税务稽查报告》中缺少被查对象对调查事实的意见、《税务稽查审理报告》中缺少被查对象或者其他涉税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情况等不规范的问题。 关于祥飞公司为上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93.64%资金回流的证据，有上诉人实际控制人宁敏本人在税务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承认虚开3000余万元；而祥飞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过磅单，单张过磅单最多2300.316吨，最少200吨，明显虚假，能够证明祥飞公司为上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另外，上诉人陈述与祥飞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但在税务部门稽查中无会计账簿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上诉人关于祥飞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鑫华源公司为上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100%资金回流的情形，上诉人无合理解释和相应证据，仅以鑫华源公司不可能自行缴纳税款、不合逻辑为由作为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丰隆达公司为上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组织开展辽宁“1.07案件检查工作的通知”》明确大连丰隆达公司为暴力虚开企业，该通知附有要求检查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期间晋川公司取得暴力虚开发票的情况。该证据能够证明丰隆达公司为上诉人暴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新达公司为上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新达公司和上诉人双方的记账凭证中均没有承兑汇票复印件，新达公司开具的收据上所注明的号码不能证明承兑支付的事实，上诉人所称未足额支付运费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但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购进货物与销售货物不符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进货后进行了混合工序，但在税务部门稽查中未提供相关混合工序成本方面的证明，无法证明存在混合加工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将举证责任予以倒置的问题。被上诉人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上诉人在税务稽查中应提交其货物流、资金流、发票流相统一的证据以及对三流异动的合理解释方面的证据，如果上诉人不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必然面临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不存在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上诉人的意见，予以驳回。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稷山县晋川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斌 审判员 侯曙亮 审判员 张晓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