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夕莉，女，198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魁，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时，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良芬，女，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锦，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珊，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夕莉因与被上诉人阳良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2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阳良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珊，汪夕莉的委托代理人刘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夕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阳良芬的诉讼请求2.判令阳良芬承担本案一、二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阳良芬提交的唯一能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欠条》，阳良芬在一审法庭已承认该《欠条》汪夕莉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署的，即汪夕莉是在阳良芬的欺诈的情况下签署的，该《欠条》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欠条》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却以该《欠条》为证据判令汪夕莉支付转让款50万元，并从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万元为基准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这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阳良芬欺骗汪夕莉于2019年9月24日补写一份《欠条》，阳良芬清楚的知道双方在2019年6月19日签定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股东会决议》时双方约定的转让款是0元，且阳良芬本人也承认自己也有一份同样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至于阳良芬在法庭上声称其手上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汪夕莉修改后寄给她的，显然不符合基本常识，因为双方在一审法庭上均确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股东会决议》是于2019年6月19日在公司办公室内共同签署的，其不可能自己签名后不自行带走，需要汪夕莉邮寄给她。若真如阳良芬所说，汪夕莉事后修改后寄给她，为何阳良芬在收到后从未提出过异议？而汪夕莉怎么又会于2019年9月24日在阳良芬的欺骗下写下《欠条》？这一切都不符合常理。故2019年6月19日签定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股东会决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明确表示转让款为人民币0元。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确认，阳良芬之所以要退出公司股份，系因公司经营不善，造成亏损，需股东双方继续投入资金才可维持经营的情况下提出。不可否认，当初阳良芬确实投入人民币50万元获得公司10%股份，但做生意有挣有赔，投资有盈有亏，阳良芬需自行承担风险及享有盈利，汪夕莉没有任何法律义务保证阳良芬不亏损，退还其投资款。在公司经营亏损无以为续的情况下，汪夕莉怎么可能会花50万购买阳良芬10%的股份？而阳良芬之所主动提出退出公司股份，是担心如不立即退出公司股份，除了亏损50万外，可能还要对公司今后的经营风险承担10%的责任，故主动向汪夕莉提出退出股份。因此，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资产状况，2019年6月19日签定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股东会决议》约定的0元转让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资产状况的表现。汪夕莉没有任何义务承担阳良芬的投资损失，也没有任何义务返还阳良芬的投资款。综上所述，一审在认定事实上存在严重错误，望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阳良芬的诉讼请求。阳良芬辩称，汪夕莉称阳良芬承认通过欺诈、欺骗汪夕莉签署《欠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阳良芬在微信上称“我只是给他看”中“他”是指阳良芬老公，因阳良芬转让股权是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告知其老公合情合理。汪夕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清楚明晰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汪夕莉称《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股东会决议》均是2019年6月19日汪夕莉与阳良芬在公司签署的事实毫无依据，且与其一审所述相矛盾。阳良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汪夕莉立即向阳良芬支付转让款50万元；2.汪夕莉立即向阳良芬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汪夕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芊菡公司于2006年11月20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汪夕莉。阳良芬于2019年6月19日将其持有的汪芊菡公司10%股份全部转让给汪夕莉，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后，汪夕莉向阳良芬出具了一份欠条，载明，“今欠阳良芬退股广州汪芊菡个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10%股金，人民币50万元整，大写：伍拾万元整。承诺2019年12月30号还，逾期不还月息2分。特立此据。欠款人：汪夕莉电话：136****66×××42232*********6140”。阳良芬以汪夕莉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诉讼中，汪夕莉主张股权转让款为0元，提供了以下主要证据予以证实：1、2019年6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共两页，阳良芬、汪夕莉在第二页落款处签名），该决议约定，同意原股东即阳良芬原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10%的全部50万元转让给汪夕莉，转让金为0万元；等。2、2019年6月19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共两页，阳良芬、汪夕莉在第二页落款处签名），该合同约定，阳良芬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的部分（全部）50万元转让给汪夕莉，转让金0万元（第一条）；等。3、阳良芬、汪夕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2019年9月24日，阳良芬向汪夕莉发送，“欠条本人身份证号：今欠阳良芬人民币50万元整大写：伍拾贰万元整承诺2019年12月30号还逾期不还月息2分特立此据欠款人电话：微信号：×××”，汪夕莉发送，“按照这个写吗”，阳良芬发送，“嗯嗯，这个我只是给他看”。阳良芬质证认为，证据1、2三性不予认可，汪夕莉提供两份文件给阳良芬签订时，第一页显示的转让款是50万元，阳良芬签署后，汪夕莉将第一页进行了替换；证据3真实性认可。阳良芬主张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还提交了阳良芬、汪夕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该记录显示，2019年5月20日，阳良芬向汪夕莉发送，“夕夕：谢谢你对我阳良芬的理解、包容和大度，愿意50万买回我那10%的股权，再次感谢，以后你要忙或用得上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我来”；2019年6月17日，阳良芬向汪夕莉发送了一张《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图片，该合同书第一条转让金为50万元，该合同书的版本、除转让金之外的打印内容与汪夕莉提交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一致，阳良芬继续发送，“亲，这份签好了，麻烦给我一份哈，谢谢”；6月18日，阳良芬发送，“亲，或者叫会计寄一份给我，也可以，谢谢”；2020年1月19日，阳良芬发送，“亲，麻烦你再难，也挤2万给我过个年，好不”，汪夕莉发送，“我都要被逼死了，店租也没交工资也没发，之前你说过，我答应你退股是不会催我要退款的，我有我肯定给你，现在是真的没办法”；2020年3月12日，汪夕莉发送，“还有你的情况我都理解，你很难我也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答应退回五十万股金给你，我不想让你亏，但我的情况呢，你了解吗，为什么我不怕你起诉，因为我名下也好林名下也好，没有一分钱的东西，全部都投进去亏进去了，你不信，你可以让律师查，退一万步说如果我败诉要退你钱，到时要执行的时候法院也会查，这个要拖多久，你自己也可以考虑”。汪夕莉质证认为，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股权转让款的金额。首先，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所示，阳良芬于2019年6月17日向汪夕莉发送了一张《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图片，该份合同书显示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且阳良芬于6月18日要求汪夕莉邮寄一份，而汪夕莉提交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署时间恰好在2019年6月19日，且合同书的版本与上述图片一致，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阳良芬在签署合同时认可的股权转让款是50万元而非0元；其次，汪夕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明晰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汪夕莉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该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汪夕莉出具欠条后，多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之前你说过，我答应你退股是不会催我要退款的，我有我肯定给你，现在是真的没办法”、“还有你的情况我都理解，你很难我也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答应退回五十万股金给你，我不想让你亏”，即汪夕莉承认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综上，阳良芬主张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汪夕莉主张股权转让款为0元，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付款期限届满，汪夕莉仍未清付，构成违约，故阳良芬要求汪夕莉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从逾期之日即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万元为基准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给阳良芬，符合欠条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总额以50万元为限。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汪夕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阳良芬阳良芬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从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万元为基准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给阳良芬阳良芬。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汪夕莉负担。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汪夕莉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19年7月25日阳良芬与汪夕莉微信记录，拟证明阳良芬因公司经营亏损无以为继提出退股，双方2019年6月19日达成的退股金额为人民币0元而非50万元，故阳良芬提出审计，并要求根据审计结果重新确定转让金额；证据二2020年3月6日、11日阳良芬与汪夕莉微信记录，拟证明2019年9月24日的欠条是在阳良芬欺骗下出具的，非汪夕莉、阳良芬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双方真实的股权转让金额。对此，阳良芬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此外，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确认欠条是在2019年9月出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汪夕莉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汪夕莉向阳良芬出具欠条，明确承诺在2019年12月30日前需向阳良芬归还50万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汪夕莉是否是被欺诈而出具了欠条，出具欠条是否是汪夕莉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虽然2019年6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载明的股权转让金为0元，但汪夕莉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9年9月，欠条记载的时间也是2019年6月30日，均发生在《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之后。故汪夕莉以《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载明的股权转让金为0元为由主张其是被欺诈而出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2019年9月24日的微信记录中阳良芬曾回复“这个我只是给他看”，但仅凭此回复不足以表明汪夕莉出具欠条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2020年1月、3月的微信记录中，阳良芬要求汪夕莉支付款项时，阳良芬回复中表示“我答应你退股是不会催我要退款的，我有我肯定给你……”，故汪夕莉上诉称出具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夕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汪夕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