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6民终11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丹，男，1989年1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超，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干宁，男，1988年8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零春可，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树丹因与被上诉人潘干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思县人民法院（2020）桂0621民初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10月21日、2020年11月3日、2020年11月30日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庭质证和接受询问。书记员王冠博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刘树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超、被上诉人潘干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零春可到庭参加诉讼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树丹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潘干宁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干宁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潘干宁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潘干宁的家庭基本情况是：其常住上思县昌菱制糖有限公司82号，在该公司上班，在公司经营旺季每月工资两千多元；其妻子在家待业，还要抚养两个小孩；其父亲卧床在家，母亲的退休工资也只有每月两千多元。在一审期间的证据显示潘干宁除了向黎师、黄鸿飞借钱外，还向刘树丹的父亲借钱。可见，潘干宁并没有出借本案36万元现金给刘树丹的能力。二、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互相矛盾。潘干宁主张以现金交付，而一审法院又采信其支付宝、信用卡转账的凭证。现金支付与转账凭证相互矛盾。现金支付与第三方转账凭证根本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潘干宁出借36万元现金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2015年起至2018年，刘树丹与潘干宁之间就有金钱来往。三年时间里，双方形成了一种以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进行金钱来往的交易习惯，并无现金交易。潘干宁多次从支付宝转账，有300元、500元、9000元等交易金额，最大数额是9000元。因此潘干宁主张大笔现金出借给刘树丹不符合常理。四、刘树丹与潘干宁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虽签订借条，但结合潘干宁的收入情况、支付能力、双方的交易习惯、交易细节可知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刘树丹从未收到潘干宁的36万元现金。潘干宁提起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树丹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潘干宁答辩称，一、潘干宁具有出借能力。其多年前为上思县昌菱制糖厂员工，年薪五万多元，还兼职做其他副业。潘干宁出借给刘树丹的36万元，是2017年12月3日双方对账后所确认，该借款大部分为潘干宁自有，部分是经刘树丹要求向黎师、黄鸿飞所借，部分是已支付给黎师、黄鸿飞等的借钱利息。所谓向刘树丹的父亲刘锡厚借钱的问题，是潘干宁、苏某追索刘树丹还钱，刘树丹向其父亲要钱，但其父亲要求潘干宁、苏某出具借条后才肯给钱。二、一审采信的证据并不矛盾。三、潘干宁出借36万元的事实符合生活常理。刘树丹从2015年开始因做药材生意与潘干宁借款，借条为2017年12月3日出具。借条是对双方之前债务对账之后的确认，出具借条后刘树丹还款。四，双方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刘树丹在出具借条后的还款，证实本案借贷合法存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潘干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树丹偿还潘干宁借款本金3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36万元为基数，自借款逾期之日起至本案债务偿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刘树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3日，刘树丹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潘干宁人民币现金叁拾陆万元正（￥3600000元），经双方协商约定，并于2018年6月1日前全部归还，特立此据为证。借款人：刘树丹，身份证号：4506211989××××××××。见证人：苏某。2017年12月3日。” 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11月24日，潘干宁通过支付宝向刘树丹转账，其中2016年12月8日转账1700元，2017年4月12日转账3笔共计9800元（300元+500元+9000元），2017年4月13日转账2笔共计5200元（2200元+3000元），2017年7月19日转账2000元，2017年11月24日转账2000元，2017年11月30日转账1510元，以上款项共计22210。刘树丹通过支付宝向潘干宁转账5笔，其中2017年6月13日3000元，2017年6月14日4000元，2018年3月19日转账3笔共计24900元（5000+9900元+1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31900元。此外，潘干宁主张，两人原本是好友关系，刘树丹自2015年开始投资药材生意，潘干宁多次出借款项给刘树丹用于药材生意，部分款项是潘干宁向别人借来后，再出借给刘树丹；案涉的36万元的《借条》系多笔债务整合后于2017年12月3日签订。刘树丹认可自2015年开始，向潘干宁借款合计7万元用于药材生意，但截至2017年初已经偿还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潘干宁主张案涉36万元的《借条》签订于2017年12月3日，刘树丹亦认可，且刘树丹在案涉《借条》上签名、按手印，《借条》载明借款金额、还款期限等内容，结合潘干宁、刘树丹之间有多次转账记录，以及刘树丹认可自2015年开始有向潘干宁借款用于药材生意的事实，该院确认潘干宁、刘树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树丹辩称《借条》系因受潘干宁威逼才签下，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此外刘树丹辩称已于2017年初将借款偿还完毕，但自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3月19日，刘树丹有向潘干宁转账31900元的事实，其辩解意见与转款事实相矛盾，对刘树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尚欠的借款本金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潘干宁主张口头约定了月息3分，则月利率为3%，并据此主张刘树丹通过支付宝转账所支付的合计31900元系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因《借条》约定借款期限截至2018年6月1日，对于利息并无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借贷双方曾作出约定，因此该院确定本案借款为无息借款。因此，刘树丹所支付的31900元系偿还本金，刘树丹向潘干宁借款36万元，已偿还31900元，尚欠328100元，刘树丹应予以偿还。 关于逾期利息。潘干宁诉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出借人可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015年10月24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为4.75%，潘干宁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未超过年利率6%的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现潘干宁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由于LPR存在一定的波动，根据上述规定，LPR未超过年利率6%的，予以支持，若LPR高于年利率6%，则以年利率6%为限计算利息。综上，刘树丹应支付潘干宁的利息为：以借款本金3281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若该利息标准高于年利率6%，则以年利率6%为限。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刘树丹偿还潘干宁借款本金328100元；二、刘树丹支付潘干宁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3281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若该利息标准高于年利率6%，则以年利率6%为限）；三、驳回潘干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0元，由刘树丹负担3053元，潘干宁负担297元。 上诉人刘树丹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3.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截图、支付宝转账截图，证明刘树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潘干宁1051**元、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潘干宁135**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给潘干宁148**元，即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交易细节不是以现金交易；4.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证明2018年3月19日刘树丹通过微信向潘干宁转的三笔款即5000元、9900元、10000元并非本案还款，而是微信昵称为“sherbet”通过刘树丹的微信再转给潘干宁的款项：“祖国的花朵”扫码转账支付刘树丹10000元、“小六的老婆”扫码转账支付刘树丹10000元、另一案外人存现金5000元给刘树丹，刘树丹将该款项全部支付给了潘干宁，即上述5000元、9900元、10000元。 被上诉人潘干宁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经质证，潘干宁认为刘树丹无故在二审逾期提供证据不具合法性，证据1-3中的转账明细中超过1万元的是信用卡透支，低于1万元的是刘树丹支付的利息。这些转账都是2017年12月3日前即本案借条出具之前双方已进行对账，故这些款项与本案借条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潘干宁对该证据中的扫码人和案外人均不认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认为，刘树丹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本案基本事实，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刘树丹陈述在写本案借条前双方对账目往来对过数，潘干宁提出刘树丹还欠其36万元并要求刘树丹立写本案借条。对双方对数的内容，潘干宁陈述是对双方借款债权债务的对账，而刘树丹陈述是对双方作药材生意的对账。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条的借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潘干宁请求刘树丹偿还借款及利息有无依据。 本院认为，潘干宁提供借条主张刘树丹尚欠其36万元借款及利息，刘树丹认可借条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借款未实际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刘树丹应对其主张未实际收到借款而出具借条作出合理说明，本案刘树丹从潘干宁的家庭收入、双方的转账交易习惯等作了分析，而潘干宁对其家庭收入、款项来源情况（现金交付部分有银行取款流水佐证）履行了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刘树丹的说明并不能合理解释其出具借条的原因。特别是双方均认可本案借条是双方对账后产生，虽然双方主张的对账内容不一致，但双方陈述相一致的是本案借条是对双方的账目往来对账后的结果。既然借条是双方对账的结果，即体现了双方的合意。刘树丹主张本案借条是其被胁迫所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在借条出具后，刘树丹又转账2.49万元给潘干宁，刘树丹主张该款项是其代潘干宁收取后再转给潘干宁的款项，而潘干宁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该款项是还款。经审查，刘树丹主张收取的款项涉及案外人，无法核实款项性质。因此刘树丹主张2.49万元是案外人通过其支付给潘干宁的款项并非还款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借条体现了双方对账后的合意，且刘树丹在借条出具后又有还款行为，故潘干宁以借条为由要求刘树丹偿还借款本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案涉借条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刘树丹在出具借条后偿还的24900元系偿还本金。一审对刘树丹在出具借条之前转给潘干宁的两笔款项即2017年6月13日3000元、2017年6月14日4000元亦视为偿还本案借款本金的款项，潘干宁对此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一审的上述认定予以确认。借款本金36万元扣除已还款31900元，刘树丹尚欠潘干宁3281**元。一审判令刘树丹偿还潘干宁3281**元有据可依，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借款利息，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计算方法双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树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上诉人刘树丹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树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雁 审判员 禤汉奇 审判员 潘云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王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