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7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会生，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赞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印朋，河北晟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焦向丽，女，197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赞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强，河北麓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建生，男，1971年1月1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赞皇县人，现住。 身份证号：1323321971××××××××。 上诉人刘会生因与上诉人焦向丽、被上诉人耿建生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9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会生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9民初8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第二项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已经查清，被上诉人耿建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蜜枣加工生意，向上诉人借款50万元，红木茶台也是耿建生个人财产，2016年6月12日二被上诉人在离婚登记时并没有把茶台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可见该茶台属于耿建生的个人财产；按照二被上诉人子女户籍和居住地，三个子女的抚养费按照农村标准就是一次性给付也不到6万元，2016年3月20日二被上诉人在明知耿建生有巨大债务的情况下且没有能力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情况下，签订抚养费折抵协议，且远远超过应给付抚养费的标准给付，造成上诉人的债权经执行不能实现，一审法院按照《合同法》第74条判决撤销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判决涉案两个茶台中10万元价值归焦向丽所有，用于子女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耿建生不符合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法定条件，明显是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第二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撤销，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另补充，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只能依照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不能随意予以变更，“不告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其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必须有原告的请求或者被告的反诉，法院才能受理案件并进行审理。第二，在审理中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原告起诉或被告反诉的范围的约束。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告谁审谁，告什么审什么”。本案中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2016年6月4日二被告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而一审法院除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审理外，判决“涉案两个红木茶台中10万元价值归被告焦向丽所有，用于抚育子女，剩余价值归被上诉人耿建生”。而判决第二项不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不是被告的反诉和答辩主张，该判决明显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故应依法撤销判决第二项。2、被上诉人耿建生、焦向丽2016年6月4日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是在离婚后签订，不是法律文书没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应根据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履行子女抚养问题，耿建生巨额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相关规定，该协议明显是为了逃避债务，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焦向丽辩称，第一点、是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情形，支付抚养费是耿建生的法定义务与转让有本质区别。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74条存在明显错误。第二，焦向丽是代管三个孩子抵顶抚养费的财产，并且抚养费抵顶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在2016年，远远早于刘会生2018年的起诉。刘会生在诉讼中称2016年3月20日耿建生运用茶台抵债，刘会生未接受当时刘会生自己没有接受，焦向丽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第三，抚养费折抵协议本身没有违法和可撤销条款和情形，茶台抵顶抚养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九条对一方无经济收入或下落不明的可用财物折抵子女抚养费。第四，刘会生对茶台始终不享有抵押权和质押权。第五，刘会生在诉讼中称2016年3月耿建生用茶台抵债，证实茶台在焦向丽和耿建生6月12日离婚之前已经存在，应当属于耿建生和焦向丽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第六、2016年6月份焦向丽于耿建生离婚时已经将茶台抵顶孩子的抚养费并实际交付茶台的所有权已经于2016年转移给三个孩子。第七、离婚协议是否对财产进行分割，不是认定财产所有权归属的依据。焦向丽和耿建生在签订离婚协议以后又以抚养费折抵协议的方式。对离婚协议中未作分割的财产进行了明确。在离婚当时耿建生并非净身出户，也足以说明当时耿建生和焦向丽没有逃避债务的考虑。 焦向丽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作为三个孩子的抚养费代管人不存在主观恶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耿建生办理离婚登记是2016年6月12日，耿建生在离婚时并未告知上诉人其个人借款情况，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刘会生所称的“耿建生2011年陆续借款50万元用于蜜枣厂经营”等情况，刘会生曾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法院并没有认定该借款是上诉人和耿建生的夫妻共同债务。耿建生将茶台抵顶孩子的抚养费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不是商业“转让”行为，上诉人只是作为监护人代管抚养费抵顶物，无任何恶意。2．三个孩子的抚养费目前预核算为15万元，随着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等原因，20万抚养费比较合理。耿艺涵2016年已经成年，耿鸿屹16岁2年抚养费1000元/月X12月X2年=2.4万元，耿乙耀7岁，抚养费11年为1000元/月X12月X11年=13.2万元，合计15.4万元。2020年河北省高级法院大幅提高了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在今后若干年随着通货膨胀等因素，抚养费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必将每年递增，当初作价20万元抵顶抚养费并不存在“明显低价”情况，况且本案不存在商业的“转让”行为，是被上诉人履行法定抚养义务的责任，茶台是保障三个孩子生存生活的最后指望。故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两个条件，一审依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在执行中扣押茶台属于违法。1．被上诉人刘会生对茶台并不享有抵押权。2016年6月1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耿建生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约定茶台由耿建生作为支付三个孩子：耿艺涵（1997年12月19日生）、耿鸿屹（2000年9月5日生）、耿乙耀（2009年2月12日生）抚养费作价20万元抵顶给上诉人焦向丽，刘会生对于茶台不存在抵押、质押权利。2．—审法院认为耿建生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也不应超过6万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为了支持被上诉人刘会生的诉讼要求，毫无根据地凭空推理、滥用自由裁量权，得出“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也不应超过6万元”、“上诉人作为受让人也是明知的”、“支付抚养费10万元较妥”等结论，为判决结果论证合理性，严重侵害了夫妻双方有权协商抚养费给付方式的法定权利，剥夺了未成年在患病、上学等必要情况下提出增加抚养费的合法权益，在父母已经商定按月给付抚养费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又假设一次性给付抚养费是对未成年人的压榨，是对未成年人极不负责的态度。3．—审认定“红木茶台中价值10万元归上诉人焦向丽”，缺乏依据。本案系《协议书》效力之争，与茶台所有权归属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人民法院未经任何评估作价预判茶台价值没有任何依据。也侧面证实一审法院急于为了支持被上诉人的案件执行，丧失了公正立场。综上所述，请求中级法院撤销一审违法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会生的诉讼请求。 刘会生辩称，民间借贷关系当时被上诉人夫妇是都清楚都知道的。虽然法院没有判决其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但是该事实是在二被上诉人经营蜜枣厂过程中产生的，2016年6月12日二被上诉人在离婚是对子女的抚养问题，通过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明确的确定。而在2天后明知道对于上诉人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签订了付了抚养费抵顶协议，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耿建生下落不明其抚养费给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相关规定，抚养费的给付应按照。二被上诉人在民政部门协议履行（不符合一次性的给付抚养条件的规定），因此他抵顶协议的行为应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依法予以撤销。其他同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 刘会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6年6月14日二被告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始被告耿建生陆续向原告借款50万元，用于蜜枣厂经营。2016年3月20日原告向被告耿建生催债，耿建生欲用其经营的红木茶台抵债（期间耿建生经营红木家具），原告未接受。后因耿建生经营进入困境，并处于不明状态，原告于2018年7月23日向本院起诉，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2018年11月15日本院依法作出（2018）冀0129民初1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焦向丽不承担责任，由耿建生偿还借款50万元。原告就生效判决申请执行期间，法院查封、扣押了耿建生两个红木茶台，被告焦向丽向法院出示二被告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协议约定茶台由耿建生作为支付抚养费抵顶给被告焦向丽。由此双方引发纷争。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并有证人甄某证言，判决书以及《抚养费折抵协议》等证据在案证实。 另查，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6月12日在本县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一、长女耿艺涵（1997年12月19日生）、长子耿鸿屹（2000年9月5日生）、次子耿乙耀（2009年2月12日生）归焦向丽抚养，耿建生每人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至子女独立生活止；二、双方共同所有位于回车村的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三、双方确认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四、甲方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前还清所欠女方的购红砖款。2016年6月14日二被告又另外签订了《抚养费折抵协议》（未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协议中将两个红木茶台作价20万元折抵抚养费。上述事实有《离婚协议书》《抚养费折抵协议》在案证实。原告认为，按法律规定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应核算为5万多元，耿建生将自己价值20万元的财产折抵抚养费，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债权利益，应依法给予撤销。被告焦向丽认为，涉案茶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孩子消费较高，20万元不足以抚育子女，另有被告答辩意见。双方争执在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就是《抚养费折抵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目前，社会上因夫妻一方在经营中走入困境，且举债较多，为保护家庭财产、子女的安全而采取离婚的方式，由经营方来承担对外的债务，这种现象极其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诚信社会的建设。本案中，二被告在《离婚协议书》约定无夫妻共同债务，涉案两个茶台均是被告耿建生举债经营的产物，由此可认定涉案两个红木茶台系被告耿建生个人财产。《抚养费折抵协议》中以夫妻共有财产出现明显违背事实。本院考虑二被告离婚时的子女实际情况，以及其家庭处境，被告耿建生以价值20万元的茶台抵顶抚育费明显过高，按离婚时的实际情况，被告耿建生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也不应超过6万元。被告耿建生明知自己对外举债较多，却以价值20万元的财产折抵抚养费，属于低价转让，被告焦向丽作为受让人也是明知的（在离婚协议中可以确定被告焦向丽对耿建生的举债是知晓的），如此必然侵害了债权人的债权利益。原告作为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为耿建生的债权人，原告请求撤销《抚养费折抵协议》应依法予以准许。抚养子女是法定义务，被告耿建生应尽抚养义务，考虑子女实际消费较高的实际情况，被告耿建生应支付抚养费10万元较妥，也就是说涉案两个红木茶台中价值10万元归被告焦向丽，剩余部分仍归耿建生所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耿建生与被告焦向丽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二、涉案两个红木茶台中10万元价值归被告焦向丽所有，用于抚育子女，剩余价值归被告耿建生所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耿建生负担。 二审查明，2016年6月14日甲方耿建生与乙方焦向丽签订的《抚养费折抵协议》载明：甲乙双方于2016年6月12日离婚，约定三个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暂定每个月15号前支付给三个孩子每人每月1000元，支付至子女独立生活为止。现在由于甲方无力支付抚养费，双方自愿签订本协议：一、甲方自愿放弃原夫妻共有财产家具、家电（含南屋两件红木茶台）所有权用于折抵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大的茶台折抵15万元，小的茶台折抵5万元，家具家电折抵2000元，折抵抚养费期限按协议约定折算，剩余抚养费甲方需按协议继续支付。二、原共有财产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和广州如意坊门市不在折抵范围，仍归甲方所有。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推卸抚养子女的义务，否则乙方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本案中，在《抚养费折抵协议》签订时，上诉人焦向丽与被上诉人耿建生有两个子女尚未成年，被上诉人耿建生负有抚养教育该二子女的法定义务，应承担该二子女抚养费。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条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与本案被上诉人耿建生将部分财产折抵抚养费明显不同，如上所述，承担抚养费系耿建生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九条规定：“对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可用其财物折抵子女抚育费”。故《抚养费折抵协议》中耿建生将部分财产折抵抚养费的行为于法不悖。 再次，关于抚养费数额的确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本案双方均未提交被上诉人耿建生有固定收入的相关证据，故耿建生对子女的抚养费可参照当年同行业平均收入计算。被上诉人耿建生在签订《抚养费折抵协议》时系做红木原料采购以及加工销售、红枣加工等，可按2016年河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0970元（即每月4247.5元）确定其收入。在2016年6月14日《抚养费抵顶协议》签订时，耿鸿屹（2000年9月5日出生）15岁9个月，耿乙耀（2009年2月12日出生）7岁4个月，至耿鸿屹成年尚有27个月，至耿乙耀成年尚有132个月。至耿鸿屹成年耿建生应支付给耿鸿屹、耿乙耀的抚养费为4247.5元×50%×27个月=57341元，耿建生应支付给耿乙耀抚养费为4247.5×30%×（132-27）个月=133796.25元，合计191137.25元。由此可见，《抚养费折抵协议》将两个红木茶台预估20万元折抵耿鸿屹与耿乙耀的抚养费，并不存在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故上诉人刘会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焦向丽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刘会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欠妥。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9民初8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会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200元，由上诉人刘会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平 审判员  李 曼 审判员  姜瑞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