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1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经营者：王秀丽，女，1980年4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鸟兰浩特市幸福嘎查152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内蒙古嶔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内蒙古常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内蒙古兴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基地水稻种子经销处。经营者：柳玉山，1960年11月15日出生，个体，内蒙古自治区××区。上诉人梁某、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原审被告马某、乌兰浩特市好力保基地水稻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2020）内222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张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梁某对于忠全（另案当事人）的土地亩数和检斤数量无异议，是因为上诉人梁某亲自参与，但一审法院在双方既没有到现场核实也没有经过第三方鉴定，被上诉人张某土地亩数、检斤数量均无法确定情况下，以于忠全的用种量为参考计算被上诉人张某的损失，不符合事实；2.原审被告马某在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购买大量种子，以赚取差价的方式转手卖给被上诉人张某，因此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上诉人梁某以1.4元/斤回收农户的水稻，是以双方友好合作为前提，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减产水稻的价格，违背公平原则，应参照市场价格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辩称，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采用于忠全用种量、检斤数票据为依据衡量其他当事人的损失符合实际，且单价1.4元/斤也是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认可的，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未经审验的种子进行销售，上述事实上诉人在种子站所做的笔录及一审庭审中均予以认可，造成被上诉人张某损失是有因果关系的。原审被告马某述称，同意被上诉人张某的意见。原审被告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未陈述意见。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赔偿水稻减产损失22216元；2.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退还及赔偿种子款3780元；3.要求赔偿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以上合计：28996元；4.案件受理费由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无争议的事实：梁某与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经营者王秀丽系夫妻关系。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为柳玉山，梁某自认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由其实际经营。并认可梁某于2019年初与泰来县维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瑞龙2号”水稻种子购销合同，并向该公司提供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相关信息，后与该公司共同到张某所在村进行广告宣传。张某于2019年3月25日以4.2元的价格购买“瑞龙2号”水稻种子300市斤，并由马某出具了盖有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公章的《种子购销信誉合同凭证》一枚。张某种植该水稻种子后发现水稻生长质量不佳，因此向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报案，后与梁某协商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梁某自认对其他购买水稻种子并种植水稻农户的水稻以每斤1.4元的价格进行了回收。（二）有争议的事实：马某认为，其为经手人，并非销售主体，其未谋取任何利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认为，张某从马某处购买，故应由马某承担责任。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认为本案与其无关，种子不是其出售的，发票也不是由其出具的。另查明，1.2020年5月6日，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作出旗种罚字（2020）第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罚款80000元；2.一审法院向国家统计局科右前调查队调取了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反馈数据显示，2017年水稻单产为583公斤/亩，2018年水稻单产为596公斤/亩，2019年水稻单产为615公斤/亩。该数据证实，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量平均值为598公斤/亩（1196斤/亩）。3.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征询张某选择索赔主体，张某选择将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作为赔偿的经营者主体，不再要求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作为赔偿主体。4.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向梁某询问其对同类六起案件中六名农户请求的索赔亩数和检斤数的异议，梁某表示在六起案件中只认可于忠全的检斤数和实际亩数。认为，其全程参与了于忠全的收割、运输、检斤全过程，未参与其他人的检斤过程。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赔偿责任主体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推广、销售。”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明知涉案水稻种子未经审定的情况下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出现种子质量问题，导致张某减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张某要求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损失的诉请，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梁某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处理：1.关于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与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法律关系问题。梁某以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名义发布广告，又以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名义在《种子购销信用凭证》上加盖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公章，因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商号名称高度相似，所以造成名称“混同”，为充分保护张某的信赖利益，一审法院由张某对其主张的赔偿主体作出选择，张某选择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作为销售单位主张权利，放弃追究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张某的选择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张某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之间发生种子买卖法律关系，故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不承担责任；2.关于梁某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梁某及王秀丽系夫妻关系，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是王秀丽，庭审期间王秀丽称其本人单独经营该经销处，但本案中的《广告宣传单》是以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名义发布推广，且庭审时梁某自认：“宣传单是我们自己提供信息给种子厂家印发的”，从以上事实可以确定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是梁某和其妻子王秀丽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梁某和王秀丽应对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债务以其家庭财产承担责任；3.关于马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从本案事实来看，张某在得知其购买的种子无合同凭证时，其前往马某处索要合同凭证，马某向张某出具了盖有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种子购销信用凭证》，故张某明知马某不属于销售种子的主体，所以马某与张某未建立起买卖合同关系，故马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赔偿数额方面。张某要求根据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平均数据每亩1196斤主张权利的诉请，具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梁某认可2019年回收其他农户的水稻价格每斤为1.4元，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按每斤1.4元的价格计算张某的减产损失。一审法院对同类六起案件各原告所主张的数据归纳后的内容如下：姓名起诉亩数（小亩）购种斤数平均每亩用种量双方检斤斤数（市斤）无参照情况下的计算结果（元）参照后的计算结果（元）于忠全48500斤4.2元10.42斤3704028515.2028515.20刘茂库15150斤4.2元10斤816012855.998554.56黄喜军18150斤4.2元8.3斤106409439.508554.56秦立宏16.5150斤4.2元9.09斤120407429.88554.56张某30300斤4.2元10斤211202066417109.12邢盛奎36.45250斤3.8元6.86斤1816035607.8814257.60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张某等六人对其每亩损失的主张数额差距较大，如购买250斤种子的邢盛奎的索赔数额远远超出了购买500斤种子的于忠全索赔数额；同样购买150斤种子的秦立宏、黄喜军、刘茂库所主张的数额也相差甚远。因张某的损失除了种子本身的质量问题以外也关乎气候、土质状况和张某自身经营状况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不同经营主体损失状态不统一，且梁某对于忠全的用种量及检斤数额予以认可，为了统一裁判尺度，一审法院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结合六起案件中的平均用种量最高的主体的损失作为参照标准计算其他主体的损失，即以于忠全（10.42斤/每亩）的损失数额28515.20元〔（48亩×1196斤/亩-37040斤）×1.4元〕为参照来确定其他主体的损失。这样确定的理由如下：1.梁某对张某所购买的种子斤数无异议，对张某起诉亩数和检斤数均有争议，且有争议的数字均由张某单方提供，所以只有每亩用种量的数字才可以作为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切入点；2.不应以张某提交的《检斤数额记录》作为唯一依据，也不应完全否定其价值。事实上，梁某对同类六起案件中，除于忠全的以外，其他人的检斤数额不认可，也无中立的第三方在场参与检斤过程，所以《检斤数额记录》上虽有梁某的签名，但该数字无法完全客观地证实本案事实，且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不同主体间的主张数额相差较大。如果以该《检斤数额记录》完全为依据，无形中会助长“懒人”多受益和“假数字”多回报的歪风邪气，也有损诚实守信的公序良俗；3.根据张某提交的《赔偿协议》内容来看，在农牧业和科技局种子管理站的调解下，王秀丽与其他农民达成每亩地损失100元的赔偿标准。而本案中，以于忠全的用种量作为参考，以每亩594.06元作为标准计算张某的损失，既不拔高标准也未降低标准，基本符合双方签订的《检斤数额记录》等内容。张某要求赔偿种子价款的三倍金额3780元，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法对种子价款1260元予以支持。张某另主张掉秤损失、出售水稻差价损失、交通费及误工费等损失，但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维护张某的损失如下：1.可得利益损失17109.12元28515.20元[于忠全500斤种子的损失]×60%[300斤（张某购买的种子斤数）÷500斤（于忠全购买的种子斤数）]；2.购种价款1260元。上述两项合计18369.12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梁某、王秀丽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某可得利益损失17109.12元、购种价款1260元，两项合计18369.12元；二、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负担259元，由张某负担26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侵犯张某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上诉人应否赔偿张某损失款18369.12元；2.原审被告马某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梁某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无法确定张某实际土地亩数和检斤数量的情况下，以购买种子的数量计算损失，于法无据。因本次购买种子涉及较多农户，梁某仅参与于忠全（另案原告）收割、运输、检斤等过程，对于忠全用种量及检斤数额予以认可。基于此，一审法院计算出每亩损失为594.06元，并综合考虑到每位农户平均每亩用种量、实际耕种亩数、土质状况、自身耕种情况等均不一致，因而以于忠全可得利益损失、购种斤数及张某的购种斤数为基数计算损失，较为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以梁某认可2019年回收其他农户水稻1.4元/斤，判令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张某损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种子价款，因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为张某出具的销售凭证中注明种子单价为4.2元/斤，所以，一审法院按照4.2元/斤计算种子赔偿款，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同类六起案件情况经计算并以于忠全的损失为参考，依法判令张某损失款合计18369.1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张某在购买种子时曾向马某索要《种子购销信用凭证》，马某给张某出具的《种子购销信用凭证》上加盖了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公章，可见，马某未以自己名义将种子出售给张某并非种子销售者，因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关于马某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某如认为马某的行为导致其财产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9元，由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孟海晶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