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芳,女，197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常远，威海环翠孙家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富强，男，196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晓波，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彬，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芳因与被上诉人邓富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2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邓富强承担。事实和理由：1.邓富强基于理财需要，找到在卓信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卓信威海分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的梁芳办理投资理财。因邓富强年龄大不会网银操作，其分三次以现金方式将投资款交给梁芳，并由梁芳出具收条，2017年2月15日投4.7万元、2017年3月11日投4万元、2017年5月26日投2.3万元，其中的6.3万元邓富强均已收回投资，仅剩4.7万元。由于投资数额达不到公司要求的单笔投资合同数额(5万元)，梁芳将上述款项与其他类似情形投资人的小额投资放在一起，以亲属的名义在公司签订投资合同，协助邓富强投资理财，由梁芳按月转交收益给邓富强。2.梁芳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确立了债权债务纠纷，只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发生给付与收取款项的事实，邓富强仍需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转交利息的收据中载明梁芳曾向邓富强支付过好处费，邓富强亦认可，可证实双方之间非借贷关系而是梁芳职务行为产生的业务关系，录音证据亦可证实邓富强系通过梁芳理财，因理财公司亏损，导致投资无法收回。邓富强辩称，1.梁芳因急需用钱向邓富强借款并承诺给付利息，邓富强因其承诺给付借款利息且利息比银行利息高，故同意向其提供借款。梁芳认可已收到邓富强出借的款项，并出具收条。双方形成借贷合意且款项实际给付给梁芳，借贷关系成立。2.梁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梁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卓信威海分公司业务员，也未提交理财合同，即便梁芳系卓信威海分公司业务员，也持有投资理财合同，该理财合同是梁芳以自己或其亲属的名义进行投资理财，系其个人行为，不应将投资风险转嫁给邓富强，也不应据此认定双方系投资理财关系。若系邓富强委托梁芳投资理财，款项应由梁芳转交给投资理财公司，由理财公司与邓富强之间签订理财协议，并向邓富强出具收据。但本案中邓富强系将款项以现金方式交付梁芳，且以梁芳本人的名义向邓富强出具收据，梁芳出具的收据上亦未写明双方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收条中明确载明每月付息，不符合委托投资理财的法定特征，故双方并未形成委托投资理财的合意，系普通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梁芳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收到邓富强的款项后便将该款项以邓富强的名义转交给卓信威海分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投资理财的款项与向邓富强借出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其投资理财行为与邓富强的出借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即使梁芳收到邓富强出借的款项后便用于投资理财，因货币系种类物，而非特定物，邓富强将货币交付给梁芳后，该货币即为梁芳所有，梁芳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不应视为邓富强的行为。3.梁芳主张因邓富强投资数额达不到公司要求的最低限额5万元及邓富强不会操作网银，才由其代为投资理财的理由不成立。邓富强有余钱对外出借，不存在资金不足、不能以自己名义签订投资理财协议的情形；邓富强借款数额为4.7万元，距公司要求的最低限额仅差3000元，若邓富强想委托梁芳投资理财，不会因几千元钱放弃，邓富强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仅出借4.7万元更说明其与梁芳之间并非理财关系；即使邓富强不会网银操作，其完全可以找家人代为操作，或者让梁芳以其名义代为操作，不能成为代为投资理财的理由。邓富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芳偿还借款本金47000元；2.梁芳支付逾期欠款利息(以47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1日起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3.梁芳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5日，邓富强将4.7万元交给梁芳。2018年3月10日，梁芳为邓富强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邓富强人民币4.7万元，年化利率9%，每月送利息。2020年9月之后，因梁芳再没支付利息，邓富强索要本息未果，遂于2020年8月21日起诉。一审诉讼中，梁芳辩称邓富强是向卓信威海分公司投资理财，其只是代邓富强向该公司转款并将该公司利息转给邓富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但梁芳对其主张，未提供足够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梁芳对邓富强提交的收条没有异议，该收条能够证明收到的钱数、利率及支付期限。梁芳承认收到邓富强款项，并支付给邓富强利息，但没有证据证明其系代为邓富强理财，也没有证据证明邓富强与卓信威海分公司之间存在投资理财关系，故梁芳辩称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邓富强诉讼请求证据充分，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梁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邓富强借款本金47000元并以4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计付利息。如果梁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8元，由梁芳负担（该费用邓富强已经预交，由梁芳直接转付邓富强）。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芳提交证据一、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照片一份，拟证实卓信威海分公司2020年3月31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证据二、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缴费明细一份，拟证实梁芳与卓信威海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三、（2020）鲁109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一份，唐韵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梁芳，该案已裁定驳回唐韵起诉。邓富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当事人系民间借贷关系，且邓富强与卓信威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该证据也不能证实本案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二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梁芳与卓信威海分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不能证实与邓富强之间系委托投资理财关系，退一步讲，若梁芳是卓信威海分公司的业务员，其对投资理财的风险应该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意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给邓富强出具收条时，应能认识到出具收条的法律后果，其仍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条且约定按月支付利息，可见双方之间系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三唐韵案件我方不了解，应与本案情况不同。梁芳申请证人邓某、谷某出庭作证。证人邓某主张其系梁芳的公公，与邓富强是朋友关系，系邓某介绍邓富强去梁芳处理财，每月利息都是其打电话给邓富强来拿钱，利息是当其面由梁芳直接给邓富强。但邓某对梁芳是否出具凭证、如何处理款项、如何理财等均表示不清楚。邓某认可其本人亦通过梁芳在卓信威海分公司下数的奥德公司投资理财，但其与理财公司直接签订理财合同。证人谷某主张其曾就职于卓信威海分公司，与梁芳系同事，与梁芳负责同一产品的理财，证实其与邓富强是通过梁芳认识的，梁芳曾让其一同去邓富强家推荐理财产品，但当时双方并未签订合同，后来是否签订合同及其他情况均不清楚。梁芳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主张两位证人的证言与一审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邓富强交给梁芳的款项为委托理财款，而非借款。邓富强质证认为：1.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2.该两名证人证言均与梁芳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梁芳的公公可证实邓富强资金充足，不存在达不到卓信威海分公司理财最低限额要求的情形，其证言仅能证明其是当事人之间的介绍人，对于具体交易情况及具体商谈内容，均不知情。谷某的证人证言仅能证实梁芳到过邓富强家里，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介绍，但是否达成一致、是否成功进行投资理财，其不清楚。并认为两位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之处，邓某明确表示每次交易及介绍时，都是邓富强到邓某家里与梁芳见面，梁芳未去过邓富强家，而谷某明确表明二人一起去邓富强家，且关于家庭成员情况两人陈述亦不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邓富强、梁芳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2017年2月15日邓富强将4.7万元交给梁芳，梁芳于2018年3月10日为邓富强出具收条，梁芳对邓富强向其交付案涉4.7万元款项数额无异议，但主张其系在卓信威海分公司工作，邓富强通过其向卓信威海分公司投资理财，案涉款项是投资款，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梁芳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首先，梁芳为邓富强出具的收条并未载明该款项系委托理财款项，更未提及投资风险，梁芳虽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亦未出具梁芳与邓富强之间委托理财证明或邓富强与卓信威海分公司之间签订的理财合同等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结合本案中梁芳提交的人社局出具的明细，卓信威海分公司系从2018年8月份开始为梁芳缴纳养老保险，无法证实梁芳收到案涉款项乃至出具收条时，梁芳系卓信威海分公司的员工；其次，梁芳主张案涉款项的委托理财合同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但已销毁，明显不合常理，其销毁行为恰可反证梁芳不认可与邓富强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案涉款项亦认为不属于理财款或并未用于理财，故梁芳应对未能提供或销毁理财合同的行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梁芳主张因邓富强案涉4.7万元投资数额达不到卓信威海分公司要求的单笔投资合同数额5万元，故梁芳将案涉款项与其他类似情形投资人的小额投资放在一起，而梁芳认可其与邓富强之间存在多笔、多次理财，在该笔投资额仅差3000元的情况下，邓富强放弃与卓信威海分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关系，亦于常理不符。最后，从两位证人证言及唐韵案件情况看，梁芳的公公邓某证实其虽然通过梁芳参与涉案公司理财，但仍由邓某直接与理财公司签订理财合同，直接领取理财收益。唐韵案件中梁芳亦为唐韵出具明示收取委托理财款的理财凭证。上述事实表明即使通过梁芳委托理财亦均有理财合同或凭证，由此反证本案邓富强交付的款项系借款而非理财款，收条系承诺按约支付利息的借条性质而非委托理财凭据的盖然性较高。据上，案涉收条系梁芳以其本人名义向邓富强出具且系现金交付，而非以卓信威海分公司名义出具，收条中未注明系理财款且写明按月付息，在梁芳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与邓富强系委托理财关系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双方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梁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元，由梁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大海审判员  张丽萍审判员  郭林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