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4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胜斌，男，1981年4月18日出生，侗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所贵州省从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滚燕子，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佳杭，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允灵，男，1983年7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所贵州省榕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枢，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玉，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杨胜斌诉与被上诉人朱允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从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3民初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胜斌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3民初57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法律关系为赠与合同纠纷，并非不当得利纠纷。一审判决书第七页也明确进行说明（2019）黔2633民初188号民事判决中也已确认阳光保险公司需支付杨胜斌保险金176000元，因涉案标的的176000元保险金依法归属于杨胜斌。杨胜斌获得保险金176000于法有据，因此杨胜斌获得保险金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二、关于杨胜斌能否获得双倍赔偿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杨胜斌获得朱允灵支付的赔偿款，是基于提供劳务时发生损害所获得的赔偿，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法律关系。而其获得保险赔偿金是基于投保行为获得的保险利益，是合同行为，二者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所获取的价金。而保险合同中的人身保险，是不存在是否可获得双倍赔偿的问题的。由此可见，人身保险合同所获取的赔偿与其他法律关系所获取的赔偿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是允许杨胜斌获得双倍赔偿的。朱允灵的200元的支出，不能获得176000元的回报，该法律关系不适用此种回报原则，因为代价是杨胜斌的寿命和身体，在双方非亲属也非自愿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寿命与身体获取保险利益，此种“回报”违背伦常，道德与法律均不能允许。一审认定《承诺书》性质正确，但却审错了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也一并错误。被上诉人朱允灵未作答辩。朱允灵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保险款176,000元；2.案件保全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经从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633民初302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原告将应该支付的赔偿款全部支付给被告。由于原告的车辆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以被告名义投有意外保险，阳光保险公司与被告签订有《阳光“车+意”E款保险保险单》意外保险合同。在原告赔偿被告后，原告于2019年1月14日向法院起诉阳光保险公司与被告，后法院告之原告不是意外保险合同相对人，起诉主体有问题,2019年2月20日原告自愿撤诉，同时被告当天当作法院工作人员的面作出了书面承诺，承诺在以被告起诉阳光保险公司的诉讼中，获得的利益全部归原告所有。2019年2月25日被告起诉阳光保险公司，经法院判决，阳光保险公司赔偿被告176,000元，阳光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0月22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2020年3月17日原告认为阳光保险公司会将赔偿款汇入法院帐号，要求被告出具一份委托书，但是阳光保险公司却直接将赔偿款汇入被告帐户。原告要求被告归还该笔保险款，被告却反悔，不同意退还。为此原告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杨胜斌辩称,1.杨胜斌不构成不当得利。个人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为杨胜斌，被保险人也是杨胜斌，经法院判决杨胜斌获得阳光保险公司赔偿，于法有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保险，除了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就约定受益人为被保险人以外的人之外，不存在将保险金赔付给“实际投保人”的问题，不能以谁出保费为由而认定其为实际投保人而获得保险金；无论朱允灵出于什么目的给杨胜斌购买个人保险以及杨胜斌是否出具承诺书，均不影响杨胜斌是案涉保险理赔款受益人的客观事实，杨胜斌不存在任何不当得利；2.承诺书上载明的诉讼利益，就保险合同而言，诉讼利益就是保险费，是杨胜斌对朱允灵作出的赠与承诺即承诺书的性质属赠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杨胜斌作为赠与人，且受雇于朱允灵，交通事故致多处伤残，杨胜斌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故杨胜斌撤销该赠予承诺；3.朱允灵向杨胜斌进行赔偿是依据生效的（2017）黔2633民初30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无论杨胜斌是否出具承诺书，朱允灵都需要支付，同时无论是否出具承诺书，朱允灵都有向杨胜斌支付后续治疗费用的义务。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朱允灵的诉讼请求。一审审理查明，原、被告在2014年11月至2016年6月期间系雇佣关系。2016年5月27日，原告为被告在阳光保险公司购买了个人意外险，并交纳保险费200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5月28日零时起至2017年5月27日二十四小时止，保单上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被告。2016年6月7日，被告在提供劳务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生翻车的交通事故（单方事故），被告在该事故中受伤。原、被告因该事故引发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2017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2633民初302号民事判决（杨胜斌系本诉原告，朱允灵系反诉原告），认定杨胜斌在该事故中承担30%的责任，朱允灵承担70%的责任，杨胜斌本诉部分的总损失为222,730元，朱允灵反诉部分的总损失为303,227元（含为杨胜斌垫付的医疗费171,051元在内），即杨胜斌在(2017)黔2633民初302号案件中的所有损失为393,781元（本诉部分总损失222,730元+反诉部分朱允灵垫付的医疗费171,051元）。该案判决朱允灵支付杨胜斌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复查费及复查医药费、鉴定费及检查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共计155,911元（本诉部分损失的70%），杨胜斌退还朱允灵医疗费及赔偿车辆维修费、误工费共计90,968元（反诉部分损失的30%），驳回杨胜斌、朱允灵的其它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已按该判决履行了支付赔偿款给被告的义务，即杨胜斌获得朱允灵赔偿总计为：155,911元（本诉部分的70%）+119736（反诉部分垫付的医疗费171,051元隐形赔偿70%）＝275,647元。原告于2019年1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阳光保险公司，杨胜斌被列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即（2019）黔2633民初24号案件，2019年2月20日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同日被告在原审法官的释明下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书载明“由于杨胜斌发生交通事故，朱允灵已经进行了赔偿，而且实际投保人朱允灵以杨胜斌为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进行了投保，现朱允灵需要以杨胜斌的名义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进行诉讼，杨胜斌在此承诺，该诉讼利益全部归朱允灵所有，但杨胜斌有向朱允灵主张后期治疗费用的权利。”2019年2月25日，被告起诉阳光保险公司及第三人朱允灵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该案诉讼费是朱允灵代替杨胜斌预交。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9)黔2633民初188号民事判决，判决阳光保险公司支付杨胜斌保险赔偿金176,000元，阳光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就杨胜斌申请执行阳光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杨胜斌于2020年3月17日向朱允灵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权限如下：1.有权申请法院执行；2.有权领取执行所得的案件费用；3.对执行案件事宜有权作出任何决定。因阳光保险公司把保险理赔款直接汇入杨胜斌账户，后杨胜斌未按承诺书的约定将保险理赔款退给朱允灵而产生本案诉讼。因此，杨胜斌共收到赔偿款275,647元+176,000元＝451,647元。另查明，朱允灵于2020年4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作出（2020）黔2633财保5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杨胜斌名下银行存款（以176,000元为上限），期限为一年（2020年4月10日至2021年4月9日）。朱允灵已预交案件申请费1,4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承诺书如何定性问题。2.杨胜斌是否可以获得双倍赔偿，即杨胜斌获得的保险理赔款是否可以抵扣雇主责任，杨胜斌是否应将保险理赔款退回朱允灵。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逐一评判如下：1.承诺书如何定性问题。朱允灵作为雇主为雇员杨胜斌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个人意外险，虽朱允灵负责办理保险手续和交纳保险费，但杨胜斌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在杨胜斌因提供劳务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有权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获得保险金赔偿。（2019）黔2633民初188号民事判决中也已确认阳光保险公司需支付杨胜斌保险金176,000元，因此涉案标的176,000元保险金依法归属于杨胜斌。杨胜斌获得保险金176,000元于法有据，因此杨胜斌获得保险金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虽然杨胜斌在起诉阳光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前已向朱允灵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就起诉阳光保险公司的诉讼利益全部归朱允灵所有，该承诺属于杨胜斌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系单务合同，即杨胜斌将起诉阳光保险公司的诉讼利益全部转归朱允灵所有，符合杨胜斌将自己的财产权益无偿给予朱允灵，朱允灵表示接受赠与的赠与合同。《承诺书》中的诉讼利益为杨胜斌获得的保险金176,000元，杨胜斌在本案诉讼中表明对涉案《承诺书》的撤销，因176,000元未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杨胜斌的撤销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杨胜斌是否可以获得双倍赔偿，即杨胜斌获得的保险金是否可以抵扣雇主责任，杨胜斌是否应将保险理赔款退回朱允灵。根据支出和回报相一致原则，涉案保险是雇主朱允灵出资购买，其缴纳保费的目的就是为了转嫁用工风险，雇员也因此避免了获赔不能，所以应当按照雇主的意思确定保险用途。从双方在法官的释明下，杨胜斌出具的承诺书来看，其出具承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扣雇主责任，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本身就是一项有效的对价，进而决定了雇主出资为雇员购买人身保险具有合理正当性。正是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雇主才愿意以牺牲保费为代价，为雇员向保险公司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填补损害是宗旨，故根据补偿原则，无论从哪种渠道获取救济，对于受害人雇员而言，只要能够弥补损失即可。因此，与雇主责任险相比，尽管雇主不是人身意外伤害险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即被保险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请求给付保险金，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从保险合同利益直接享有者的雇员获益行为中间接受益，即相应免除自己本该对雇员承担的赔偿责任，不仅分担了雇主责任，还保障了雇员利益。若无雇主有意识地出资投保，雇员也无从享受保险合同利益，因此应准许雇主从雇员保险获益中抵扣其雇主责任，亦公平合理，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已被杨胜斌撤销亦不影响朱允灵主张杨胜斌获得的保险理赔款抵扣其雇主责任的意思。因此，一审法案的处理方式以杨胜斌的所有损失应在保险公司责任范围内全赔后，超过保险理赔金额外的损失按照（2017）黔2633民初302号判决书中认定的责任比例计算较妥。具体计算为：扣除保险理赔款后朱允灵还应赔偿杨胜斌的费用为：（杨胜斌总损失393,781元－保险理赔款176,000元）×70%＝152,447元，即杨胜斌所有损失应得到的赔偿为176,000元+152,447元＝328,447元，而杨胜斌实际到手的赔偿款总为：275,647元（包含医疗费的隐形赔偿在内）+176,000元＝451,647元，应此，杨胜斌的目前的损失已得到弥补且获得了超额赔偿。超额赔偿的部分为：451647－328447＝123,200元，该部分构成不当得利，故杨胜斌应当退回123,200元给朱允灵，朱允灵请求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至于杨胜斌今后产生的后续治疗费可另行向朱允灵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杨胜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朱允灵赔偿款123,200元；二、驳回朱允灵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20元，案件保全申请费1,400元，共计5,220元，由朱允灵负担1,500元，由杨胜斌负担3,72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基于保险合同引起的合同纠纷，该案应定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定为不当得利与案件的法律基础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该案的焦点是，1、上诉人杨胜斌获得的保险金是否可以抵扣雇主责任；2、上诉人杨胜斌是否应将保险理赔款退回朱允灵。焦点1，一审法院根据支出和回报相一致原则，涉案保险是雇主朱允灵出资购买，其缴纳保费的目的就是为了转嫁用工风险，雇员也因此避免了获赔不能，所以应当按照雇主的本意确定保险用途。上诉人杨胜斌获得的保险金可以抵扣雇主责任。焦点2，经一审法院审查认定，承诺书已被杨胜斌撤销亦不影响朱允灵主张杨胜斌获得的保险理赔款抵扣其雇主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杨胜斌目前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并获得了超额赔偿，上诉人杨胜斌应将获得的超额赔偿部分，退回给朱允灵，朱允灵请求超过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于法有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胜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上诉人杨胜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欧阳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建书记员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