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418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友邦，男，198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和勇，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佳，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荣介霞，女，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洋洋，安徽云君积贤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安徽云君积贤徽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再审申请人孙友邦因与被申请人荣介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孙友邦申请再审称，一、其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再审情形。其新提交的合肥鼎鼎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孙友邦与荣介霞等人签订的《项目合伙人协议》，可以证明荣介霞的股东身份。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任命书》与公司证明、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出具的证明、办公室员工孙某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荣介霞转付的34万元为投资款，该34万元与62万元《欠条》无关，不属于孙友邦的个人借款。安徽融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余某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可以证明12万元车款与62万元《欠条》无关，此款为荣介霞买车的按揭贷款。二、荣介霞向法庭出示的ＰＯＳ转账凭证和信用卡转账凭证属于虚假证据，孙友邦有新证据证明与本案62万元《欠条》无关。荣介霞提供的关于刷卡消费的证据系虚假证据，该费用均因荣介霞在超市等单位个人购物消费而产生，而且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并未收到任何流水，一审、二审法院不应采纳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孙友邦有新证据证明荣介霞转付的34万元为投资款，与本案62万《欠条》无关。实际情况是，2018年10月荣介霞等人以投资人身份加入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股东，因故没有完成变更手续。但变更期间荣介霞共转款注资34万元到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招商银行卡上，此款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和商城运营及商品采购，不属于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借款，亦不属于孙友邦个人借款。孙友邦只是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8月26日任命的外联部主任，负责对外联络、业务洽谈和处理公司外部事宜，对34万元投资款并不知情，也无权要求或指令荣介霞转款，荣介霞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孙友邦的指示和委托转款，《项目合伙人协议》亦能证明孙友邦与荣介霞存在合作关系。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对该笔资金归属与性质认识错误，进而认定34万元流水为62万元《欠条》履行款项，认定事实错误。四、孙友邦与荣介霞并无借款合意，本案62万元欠条属于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所有欠条中约定的事项均未发生。荣介霞34万元投资款为荣介霞女儿抵押房子所得的钱款，为此导致女儿女婿家庭关系几乎破裂，荣介霞为此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照顾女儿的孩子，无法全身心投入合伙公司市场开发，恳求孙友邦打个假欠条，给女儿一个交代。为此孙友邦虚构了50万元《欠条》，后荣介霞称50万元《欠条》内容太过简单，经其多次哀求，孙友邦本着帮助荣介霞经营业务的目的向荣介霞重新打了62万元《欠条》并增加了明细。案涉《欠条》为虚假意思表示，双方实际并没有发生资金流转的事实，也没有借款合意。首先，关于50万元的房屋抵押贷款，为虚假事实，荣介霞并未提供款项来源与资金支付给申请人的转账证明，约定的1万元利息亦无事实发生。其次，关于12万元车子款项亦没有履行，《欠条》所称汽车实为荣介霞自己按揭贷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最后，孙友邦指令荣介霞转款34万元的事实亦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62万元《欠条》为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五、一审法院、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孙友邦于荣介霞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两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上，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支持了荣介霞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荣介霞辩称，1、孙友邦提交的《项目合伙人协议》形成于2019年2月1日，《任命书》形成于2018年8月26日，在本案一审前已存在，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的情形，不属于新证据。从内容上看，《项目合伙人协议》内容不完整，欠缺主要条款，各方的投资金额未能明确，显然双方未就合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不存在合伙的问题。孙友邦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欠条》系双方就之前的债权债务统一结算形成的，并在《欠条》上详细记载，涉案款项根本不是孙友邦主张的投资款。2、余某、孙某、安徽融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以及孙某、孙友邦、合肥鼎鼎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形成于2020年8月、9月，是孙友邦的关联人和孙友邦自己的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以上证据完全可以在一审和二审阶段提供，显然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另外，余某、孙某是孙友友邦的员工，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合肥鼎鼎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孙友邦，均与孙友邦存在利害关系，出具的《证明》《说明》不能实现孙友邦的证明目的。 再审审查过程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听证。 听证过程中，孙友邦申请证人余某、孙某、宋某出庭作证。 余某证言：本案中的两张《欠条》，实际上是没有这笔钱的，是荣介霞抵押其孩子的房屋进行入股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荣介霞入股是30万元，另外代田某出资1万元，都是陆陆续续打入其徽商银行卡上。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没有开办对公账户，其徽商卡是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会计张燕持有。荣介霞是2018年9月份来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荣介霞对于其持有的两张银行卡由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是知情的。另有荣介霞汇入其银行卡的9.4万元是荣介霞支付的奥迪Ａ3购车款，因为公司对业绩好的员工有补贴购车的奖励政策，购车款由员工先垫付。 孙某证言：荣介霞在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多万元，2018年12月22日左右荣介霞等人就来到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准备变更公司股东。因为法定代表人余某在外地没能变更成，拖到后来就没有办理了。关于买车的事情，公司主要是搞网上商城，公司有政策，员工业绩好的可以向公司申请买车。先由员工付汽车以租代购的首付款，业绩达标后由公司帮员工付租金，租期满后汽车过户到员工个人名下。当时公司有九个人满足条件，荣介霞的业绩好，当时就买了一辆奥迪Ａ3，还有一辆奔驰，有交车视频为证。 宋某证言：其是安徽融元汽车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前不认识荣介霞和孙友邦。2018年10月其公司做这笔以租代购业务的时候，由一个叫张俊的小伙子（单位名称记不清，可能是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两公司有合作关系）拿车。皖Ａ×××××奥迪Ａ3轿车是2018年10月31日上牌，11月初交车。2018年11交车后，其公司收到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给其公司对公账户的汇款45800元，之后再也没有收到租金。车子所有权仍属于安徽融元汽车租赁公司，由于没有收到租金，其公司就去淮南将车开到合肥，公司有备用钥匙。2019年11月初其接到荣介霞的电话，说其公司从淮南收回的奥迪Ａ3车是荣介霞花钱买的，让其公司把车送回去，说车子在淮南已经报警。如果不是荣介霞给其打电话，其不知道这个车是荣介霞在用，这个车是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租的，其公司跟张俊对接。其公司和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租赁一共7-8辆车，每一台车都有租赁合同和交车照片。 孙友邦对前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认为可以证明荣介霞主张的涉案借款其实是荣介霞对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和购车款。 荣介霞认为证人证言均不可信，因为没有入股协议，且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8月份成立，如果9月份出台针对员工的购车奖励政策，应当有书面材料，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支付的款项是投资款和垫付的购车款。 荣介霞申请证人朱某、田某、侯某出庭作证。 朱某证言：其退休前为银行职员，荣介霞是其客户，已经与荣介霞认识有十年。2018年9月，荣介霞给其介绍认识孙友邦，当时大家叫他王总，名字叫王明志，现在知道他叫孙友邦。孙友邦没有对其说过入股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的事情。签第一张50万元《欠条》时其在现场，是在合肥滨湖新区孙友邦的办公室里，荣介霞拿她女儿房子抵押贷款50万元借给孙友邦经营使用，当时分批付的钱，有转账、刷卡。孙友邦在2019年5月27日出具给荣介霞第二份62万元的《欠条》时其也在现场，在安徽融元汽车租赁公司楼上，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国兵、丁从享、孙友邦等六个人。加上后期买车的钱12万元，因为当时孙友邦说他能够买到比4Ｓ店更便宜的车，所以荣介霞相信他，又给了孙友邦12万元，定了一辆宝马、一辆奔驰。这个12万元也是通过转账刷卡支付。 田某证言：2018年5／6月份其经朋友介绍认识王总（孙友邦），后加入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做市场推广，一年后离开了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孙友邦是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是做区块链（数字货币），后来经过其介绍，荣介霞和孙友邦认识。孙友邦向荣介霞借钱的情况是，公司运转不好需要资金，其介绍了荣介霞过去，后来知道荣介霞拿了她女儿的房子做抵押，借钱给了孙友邦。关于荣介霞要成为公司股东的事情，其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过余某，也不知道他是谁。关于买车政策，是公司给业绩好的员工一种奖励。其知道荣介霞在公司买了车，是买的还是送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侯从荣证言：其在2016年认识了荣介霞，2018年8月底通过田某邀请，其与荣介霞一起到安徽省万世宝科技有限公司，认识了孙友邦，当时田某介绍他叫王总。其知道荣介霞借钱给孙友邦的事情，贷款是其陪荣介霞办的。其和田某、荣介霞在车上，王总和田某打电话，其听到公司运转困难需要借钱的事情。2019年4月份荣介霞说之前借款50万的半年快到期了，要其一起去王总的公司要钱，两次打欠条其都不在现场。 孙友邦不认可前述证人证言。 听证过程中，荣介霞当庭出示自己的手机中其与微信名为“明志”的微信好友通话记录，在2019年5月3日的聊天记录中，荣介霞说：“王总好！5月15号房就到期了，您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可不是儿戏。王总，您是知道的，我是倾家荡产借给您的，请您别指望我了。”在2019年5月15日下午5点17分荣介霞说“人家把房子收了可不是50万的事了”，明志回答“我现在真拿不出来，明天我硬着头皮去这个亲戚借钱”，荣介霞说“你先转4万过来，我再找放高利贷的张总问问”，6点32分明志向荣介霞转款2万元，算是借款利息。孙友邦认可自己是聊天记录中的“明志”，但是认为聊天记录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庭后提供转款流水。 孙友邦对微信聊天记录的质证意见：其与荣介霞存在4万元的借贷关系，其通过微信还款2万元、请朋友葛飞代还款2万元，该4万元借款与涉案62万元借款无关且已还清。 荣介霞对孙友邦庭后提交的通话记录的质证意见：通话记录于听证后提交，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其于2019年5月15日收到4万元，但此款项在2019年5月27日孙友邦出具第二张《欠条》时已经结清，该4万元与本案62万元借款无关。 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荣介霞主张孙友邦欠其62万元，不仅提交了2019年5月27号孙友邦签字的《欠条》，而且提交了银行转账流水、POS机转账凭证、信用卡转账凭证、证人证言、录音录像资料等证据加以证明。孙友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认识到在《欠条》上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尽管涉案款项未进入孙友邦账户，但实践中出借人按照借款人的指示向第三方付款的情况比较常见，不能仅据此否认欠款事实的存在。另外，从2019年5月27号的《欠条》内容来看，详细约定了房屋抵押贷款、房子综合服务费、两辆车子等款项，应为双方结算后统一转换为欠款，且就62万元结算款约定了利息，且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荣介霞向孙友邦催要借款的记录，故可以认定双方存在62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再审审查过程中，双方均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证言的效力较低，需与其他证据结合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孙友邦申请证人出庭，意在证明涉案款项为荣介霞投资万世宝公司的出资款，但是孙友邦提交的《项目合伙人协议》内容并不完备，无法证明各方就投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且与《欠条》记载的信息相互矛盾，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综上，孙友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友邦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张玉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