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杰，男，1945年5月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鉴奎，男，1972年6月5日出生，汉族，系姜杰儿子,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强，山东鲁宁（即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关山路**。 法定代表人：陈**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涛，男，198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工，户籍地天津市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颂，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阜安街道办事处邹家洼村/div> 法定代表人：吴雪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胜杰，山东银河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姜杰、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6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杰上诉请求：1.撒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字第633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当对姜杰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桃源河地铁**线高架桥的施工方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包了中建三局路基ABC组料回填的工程,双方之间并没有就劳务进行分包,刘四营仅仅是信尔公司的监事,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刘四营发生的所有事情均为代表信尔公司的职务行为,且在原审中信尔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张英通过刘四营找人处理钢轨,并对现场钢轨的切割后抛掷高架桥下的处置方式进行指示,实际的侵权人应为中建三局。在事故发生之后与上诉人及其家属联系的一直是中建三局八号线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上诉人也从未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发生联系。综上,应由中建三局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信尔公司也应承担责任,那么二被上诉人也应对上诉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姜杰没有过错。中建三局所承建的是地铁八号线,八号线系高架施工其施工的高架距离地面有二十米左右,具体的施工人员在对废弃钢轨进行切割后在受到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张英的指示后将切割后的钢轨从高架上直接扔在地面上。在涉事的场地周围没有任何的围挡及警示标志,且在施工的高架下方也没有专人进行看护。上诉人在高架下方进行绿化工作,中建三局的施工人员放任事故的发生,导致了事放的发生,上诉人没有任何的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三、关于28万元款项认定存在错误问题。事故发生后,上诉人被送往医院,上诉人家属就侵权事一直与中建三局八号线项目部负责人联系,后在住院账户上打入了28万元用于上诉人的治疗。但是在原审庭审中二被告均否认支出过28万元的款项,在原审判决中直接认定为信尔公司支付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8万元款项不排除是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具体支付人的情况下就直接对应赔付数额进行了冲抵,增加了上诉人的诉讼风险。关于该部分款项与中建三局及原审第三人之间无直接关系,实际的权利人可提交相应的证据另案主张。四、原审法院对精神抚慰金支持过低。中建三局作为专业的地铁承建方,应该具有专业完备的处理废弃钢轨的作业流程,在本案中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张英擅自临时雇佣没有资质的人员进行钢轨切割从20余米的高架上采用随意高空抛弃的方式来处置,显然是故意增大了处置风险。上诉人经鉴定构成一级伤残,给上诉人及其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原审法院仅支持2万元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不应就上诉人姜杰的伤情承担过错责任。1.上诉人姜杰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伤情系答辩人造成，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伤情与答辩人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姜杰未完成举证责任，其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假设上诉人姜杰的伤情确与钢轨有关，其赔偿责任也不应由答辩人承担，更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答辩人也无需承担过错责任。（1）涉案钢轨的切割工作是由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人员（刘泽坤、孙俊旭）实施，钢轨抛掷行为也是由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人员（刘泽坤、孙俊旭）实施，与答辩人无直接关系，答辩人并非侵权责任人。本案的侵权责任人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答辩人无关，上诉人姜杰主张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答辩人并非侵权责任人，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上诉人姜杰主张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期间，答辩人提交了“安全技术交底表”、“新入场工人安全教育档案封皮二套（附试卷、新入场工人应急教育交底、职业危害告知卡）”等证据证明答辩人已经就钢轨切割工作进行了安全交底，履行了安全义务。充分说明答辩人尽到了安全防护义务，答辩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也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二、上诉人姜杰存在故意行为，并且应承担全部责任。1.事发现场并无通行道路，事发现场的西面为水塘，南面为较宽的水沟（无法正常通过），其他地方为大片林地，从事发现场来看，已经构成一个封闭的环境。通常情形下没有人故意进入事发区域。上诉人姜杰进入事发区域系自身存在主观故意，答辩人不应就被答辩人一的故意行为承担责任。2.上诉人姜杰故意进入事发区域，其目的涉嫌擅自占有、捡拾废弃物用于垃圾回收。因此，上诉人姜杰擅自跨越障碍进入事发区域所产生的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3.一审法院调取的刘四营的公安笔录显示，上诉人姜杰到达事发现场的目的是捡拾钢轨，其明知有钢轨掉落仍前往事发现场，是故意为之，上诉人姜杰为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其自身应承担大部分责任，甚至全部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姜杰故意进入事发区域，而事发区域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并非公共场所，上诉人姜杰应自行承担自身的伤情。再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7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姜杰的故意行为应有其自身承担全部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姜杰被从高架桥上扔下的钢轨砸伤，该认定没有证据及事实依据。1.如上所述，上诉人姜杰并未举证证明其伤情是钢轨抛掷砸伤导致。2.上诉人姜杰的入院记录中记载：上诉人姜杰子女主诉患者被坠落铁轨砸伤。送至当地医院就诊，诊断“胸部损伤，脊髓损伤”。通过该诊断结果可见，上诉人姜杰并不存在外伤，若其系被坠落铁轨砸伤不可能没有外伤的产生。由此可见，上诉人姜杰陈述的伤情与医疗诊断结果不一致。进一步说明上诉人姜杰的主张没有证据及事实依据。四、一审法院关于28万元款项的认定事实准确。五、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抚慰金过高。上诉人姜杰并未举证证明其伤情的形成过程与答辩人有关，即便上诉人姜杰的伤情与钢轨有关，也是其自身故意造成，其无权主张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承担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且认定数额过高。 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姜杰被砸伤无事实依据，划分责任比例不公，姜杰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1.若被28M高空坠物砸伤，身体受到巨大外力冲击，受害部位应当从外向里、体表应当有明显的开放性伤口、身体有明显的的骨折变形迹象，但住院病例等资料显示，姜杰体表无明显外伤，骨骼无明显变形，结合现场施工人员的陈述，最大的可能系钢轨在掉落地面后，插在地上，姜杰欲移动钢轨，在将钢轨放平的时候，不慎被钢轨压伤，姜杰的伤情系钝性压伤，不是砸伤。2.姜杰在移动钢轨的过程中被压伤，其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负主要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3.趋利避害为本能，姜杰在明知道有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前往危险之地，其自身主观上抱有很强的企图心和目的，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二、本次劳务作业认定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建三局存在发包与分包关系无事实依据，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认定本次事故中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揽中建三局分包的工程施工过程中致姜杰受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一审认定信尔公司承担责任的事实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分包合同确定的刘四营为合同联系人、姜杰受伤后刘四营与两名工人孙明喜等签订的安全技术交底等资料。分包合同涉及工程于2018年6月20日已竣工，该工程已经完成结算，切割钢轨不在分包合同之列，与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关。其次，刘四营与两名工人签订的协议系在中建三局在姜杰受伤后，利用己方优势地位，胁迫三人签订，时间上姜杰受伤在前，刘四营及两名工人签订协议在后；内容上，无信尔公司的授权或信尔公司的签章，故其无法作为认定分包合同关系的依据。再次，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切割钢轨的结算问题，根据公安笔录，该笔劳务费结算是刘四营雇人干活，支付劳务费，中建三局直接与刘四营结算费用，与信儿公司无关，刘四营就本次劳务活动无信尔公司授权。第四、信儿公司承揽的是较大型工程，刘四营承揽的是中建三局小活、散活、零活，中建三局散活都是直接与刘四营结算，并非与信尔公司结算。信尔公司承揽的工程也是刘四营揽的活，双方系合作关系。三、退一步讲，即使信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中建三局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案劳务系高空作业，系特种作业，中建三局应当发包给相应有资质的单位施工，信尔公司无相关资质，中建三局违法分包，造成第三人损害，所有后果应当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钢轨切割后往下扔是刘四营及中建三局形成的合意，构成共同过失，从这一角度讲，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张英笔录）。四、即使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按份承担，较信尔公司，中建三局亦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从高空切割钢轨这一劳务本身来讲，中建三局系劳务的发包方，应当清楚劳务的性质（2019.4.16中建三局刘洋笔录：钢轨切割后的应当安排吊车吊下来或者用绳索送下来），应当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发包给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按照相应的施工规范施工，但其直接将高度危险的高空作业当成简单的劳务作业来安排施工，将钢轨直接抛下高空致人受害，故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从整个劳务作业安排过程来讲，直接安排工人将钢轨往桥下扔，加重发生事故的风险，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五、一审法院判决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权益。现有的事实及证据能够判定中建三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建三局的偿付能力远远超过信尔公司。故应当从保护受害者的角度选择适应法律。第五、一审法院认定中建三局仅承担安全防护义务属认定事实不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姜杰自身过错及高空抛物，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中建三局就高空抛物承担过错责任。结合中建三局指挥现场劳务工人将铁轨从高架桥上直接抛落及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相应的施工资质这两个方面的事实，即使中建三局与信尔公司之间存在发包与分包的关系，中建三局也应当承担在指挥、选任不当的过错责任。另外，中建三局系施工单位，一审法院认定其系建设单位，属认定事实错误，中建三局应当以施工单位的主体身份承担责任。结算单已经在2019年1月结算完毕，涉案工程与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63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姜杰的各项费用(共计353613.69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姜杰与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姜杰诉请的伤情系钢轨掉落砸伤所致,该认定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1.庭审期间,一审法院调取了公安笔录,公安笔录记载:事发时在现场的人员为姜杰、孙俊旭、刘泽坤、孙明喜。上诉人姜杰作为当事人未做笔录,其他三人笔录中并没有人看到钢轨砸伤姜杰的过程。(1)2019年4月12日孙俊旭笔录显示:我刚走过小土路就看见姜杰就蜷躺在地上……;我没看清楚铁轨是如何掉落的,像是被上面施工的人扔下来的。(2)孙俊旭的两份笔录对事实描述不一致,前一份笔录孙俊旭称只见到姜杰蜷躺在地上,后一份笔录又称钢轨一瞬间将姜杰砸伤。两份笔录前后描述不一致,且没有直接说明姜杰受伤的过程,孙俊旭的笔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2019年4月12日刘泽坤笔录显示:…把第四块刚抬起来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桥下吆喝,第四块钢轨就没扔。(4)2019年6月5日刘泽坤笔录显示:钢轨落地的时候我才从桥面上下去的,我没有看到钢轨砸到人。(5)2019年4月12日孙明喜笔录显示:听见下面有人喊出事了出事了……综上笔录可见,在场人员均没有看到上诉人姜杰受伤过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姜杰系钢轨掉落砸伤没有证据及事实依据。2.庭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光盘,光盘记录的内容系同一位置、同一重量的钢轨掉落实验视频。从视频来看,钢轨若从桥上掉落产生的压力非常之大,钢轨一旦掉落砸中行人,行人的伤情将非常严重甚至死亡。但结合上诉人姜杰的伤情来看,不可能是由钢轨掉落造成。上诉人姜杰应当就其受伤系钢轨掉落造成承担举证责任。3.一审庭审期间,上诉人姜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伤情系钢轨掉落砸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姜杰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无证据证明其伤情系钢轨掉落砸伤所致,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姜杰受伤过程的认定没有事实及证据依据。上诉人不应就上诉人姜杰的各项费用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抛掷钢轨的行为是由案外人孙明喜、刘泽坤具体实施,上诉人并非实施主体,孙明喜、刘泽坤系刘四营代表的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雇佣的人员。假设上诉人姜杰的伤情系钢轨抛掷造成,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8、34条规定,侵权责任人应当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防护义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上诉人承包的施工地点在桥上,不涉及桥下施工。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切割钢轨工作也是在桥上进行,不涉及桥下施工,并且钢轨切割工作只是进行切割,上诉人没有指示进行抛掷,上诉人为防止桥面材料掉落砸伤人,特意要求刘四营在桥下进行看护。(详见:2019年6月13日张英笔录显示:因为现场施工有气割焊,所以我对刘四营安排他在施工高架桥下方看护,……防止从桥面上下材料的时候掉落砸伤人)。上诉人已经采取了看护措施。(2)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安全技术交底表”、“新入场工人安全教育档案封皮二套(附试卷、新入场工人应急教育交底、职业危害告知卡)”等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就钢轨切割工作进行了安全交底,履行了安全义务。其中“安全技术交底表”明确规定严禁高空抛物、进入作业地点后应检查安全防护措施,确认安全后方可施工、高处作业时必须在作业点下方5米处设护栏专人监护等要求。关于交通费。上诉人姜杰一直处于住院状态,其青岛市内及胶州医院就诊期间并无额外交通费产生,一审法院认定的除3次救护车辆费用外的交通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姜杰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营养费、卫生用品费均没有证据依据,依法不应被支持。关于鉴定费。上诉人姜杰就其伤情申请鉴定的行为系其举证义务,其举证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上诉人姜杰自行承担。 姜杰辩称，结合公安卷宗笔录及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充分认定姜杰所受到伤害为高空抛掷钢轨所致。在对废旧钢轨的处置上中建三局的地铁项目负责人张英认可切割后废旧钢轨的处置方式即高空抛掷，且实际的工作操作也是这样处置的。姜杰在附近进行绿化工作，在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将钢轨抛下导致其受伤，姜杰没有任何的过错。通过张英的笔录可以看出，刘四营系中建三局项目工地上的工头，服从项目管理。孙明喜、刘泽坤均是张英临时指派刘四营在劳务市场抓的帮工，刘四营、孙明喜、刘泽坤均是直接受张英的指派进行工作，且根据项目安全负责人刘洋的陈述可以看出采用气割的方式处理钢轨需要相关的施工资质，张英在明确要求使用气割的方式处理的情况下仍然随意处置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造成侵权的结果也应由中建三局进行承担。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劳务分包或者钢轨切割分包的合同，刘四营的行为只是跟着中建三局干活为项目处理相关力所能及的事务，其给项目处理事务造成的侵权责任应该由中建三局承担。退一步讲，无论二被告之间是何种关系，对姜杰造成侵权的事实毋容置疑，二被告应该对于姜杰的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高空抛物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通过公安卷宗笔录可以看出，中建三局实施了钢轨高空抛落的行为，姜杰有受伤的结果，中建三局对姜杰的受伤事实存疑，需要由其提交相关证据进行反证。 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认可中建三局关于姜杰应承担受伤由钢轨引起的举证责任。信尔公司既不是用工单位，也不是用人单位，不应承担责任。即使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姜杰受伤这一事实有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姜杰自身原因，应由其自身承担。第二是抛掷钢轨的行为。一审认定中建三局仅在安全防护义务不周的这一点上承担赔偿责任，不合适。因为中建三局在选任及指挥存在不当，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撒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633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向姜杰支付残疾赔偿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776841.06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金额为76841.06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另二方当事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遗漏本案当事人。具体理由如下:姜杰在诉讼请求中明确主张由中建三局承担赔偿责任,且庭审时一再明确要求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中建三局,而一审法院确却直接判决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且该第三人是中建三局申请追加的。一审法院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姜杰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未查明姜杰具体受伤的原因,一审所有的证据均不能显示姜杰如何受伤,且根据公安笔录显示,现场无血迹,姜杰当场无外伤。结合废旧铁轨的重量及抛铁轨的高度,若被铁轨砸伤,姜杰不可能无外伤及血迹,极有可能系因姜杰捡拾钢轨或其他原因受伤,并非砸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姜杰系被砸伤,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上诉人信尔公司并非废铁轨切割工程的施工人,中建三局是该工程的施工人及受益人,从一审全部证据来看,唯一与信尔公司有牵连的是刘四营及刘四营的身份。刘四营出现在施工现场并非是代表信尔公司,根据公安笔录刘四营及张英的陈述可以证明,刘四营是直接接受张英的指示,然后去劳务市场寻找切割工人的。无论刘四营与中建三局存在分包关系还是劳动人事关系,均与信尔公司无关。本案中,中建三局提交的与信尔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并不包含涉的钢轨切割工程,且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之间的土方回填合同早履行完毕,且双方已结算。一审法院若认定刘四营系职务行为,前提是信尔公司在中建三局工地上实际施工。但事实是,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的施工合同约定的内容早已施工完毕,不可能存在刘四营代表信尔公司履行职务的情形。刘四营代表信尔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只限于与中建三局之间的土方回填工程,在该工程完工后,其无权代表信尔公司履行任何职务。本案中,高空切割铁轨系危险施工,应由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进行施工,中建三局作为全国知名建筑企业,不可能不知晓涉案铁轨切割需要资质,而信尔公司无切割铁轨的资质,中建三局必然不可能将该工程发包给信尔公司,且中建三局也没有举证证明涉案工程发包给信尔公司,在此情形下,认定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对涉案工程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中建三局提交的《安全技术交底表》、《新入场工人安全教育档案封皮》、《职业危害告知卡》均为虚假证据,是为了摆脱自身责任,而在姜杰受伤后临时制作。其中《安全技术交底表》第二页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4月10日,而根据张英、刘四营、孙明喜、刘泽坤的笔录均可以证实刘四营、张英是在2019年4月12日上午才分别见到的孙明喜、刘泽坤,《安全技术交底表》不可能形成于2019年4月10日,事实是在姜杰出事后,中建三局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让刘四营等人配合公司签署上述证据,刘四营称《安全技术交底表》的第一页并非是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而是青岛兴德劳务作业有限公司,从《新入场工人安全教育档案封皮》也能够看出青岛兴德劳务作业有限公司,后中建三局单方面人为划掉后修改为青岛信尔。一审在责任划分上认定姜杰自身过错20%、中建三局20%、信尔公司60%系适用法律错误。暂且不论信尔公司是否是涉案铁轨工程的施工人,但从责任划分来看,中建三局无论是没有尽到安全防护义务违法分包(暂且不论信尔公司是否是施工人,此处假若信尔公司是施工人),中建三局承担的均是连带责任,而非按份责任。 姜杰辩称，第三人信尔公司系中建三局一审追加的，事发后原告一直与中建三局进行联系，对于第三人与中建三局之间什么关系，姜杰不知情。请求法院依法查明双方关系，对姜杰造成的侵权损失进行连带赔偿。对于姜杰受伤的原因因系高空抛物，举证责任应由中建三局和信尔公司履行举证义务。中建三局一直强调安全技术交底表等相关材料，主张其履行了安全培训义务，该表形成时间是2019年4月10日，但实际上孙明喜、刘泽坤系2019年4月12日才到达涉案工地，中建三局作为一个专业的工程施工企业，对该流程应该非常完善，且在安全技术交底表上，档案封皮上也并非是信尔建设公司，而是青岛兴德公司。中建三局涉嫌提交虚假证据，请求法庭依法查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判令信尔建设公司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1.《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信尔建设公司作为钢轨抛掷的主体，与本案的事实查清及处理结果均存在利害关系，依法应当参加诉讼。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追加信尔建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并且56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从而说明法院有权直接在追加第三人后判定第三人承担责任。2.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姜杰免除信尔建设公司的责任时，答辩人也不应承担信尔建设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刘四营代表信尔建设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从证据来看：1.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一系信尔建设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明确第三人信尔公司委托刘四营为地铁八号线的项目代表。2.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二、三显示刘四营为第三人的监事，同时刘四营在公安笔录中也自认系信尔公司的员工，信尔公司与答辩人就地铁八号线项目存在合作关系（详见刘四营2019年6月5日笔录）。3.虽然答辩人与信尔建设公司就钢轨切割工作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四--安全技术交底表中可见，答辩人将钢轨切割工作发包给信尔建设公司（证据四中显示的施工单位即为信尔建设公司），并且在该交底材料中明确严禁高空抛物，该交底由刘四营、孙明喜、刘泽坤签字确认。该证据足以证明刘四营、孙明喜、刘泽坤系作为信尔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钢轨切割工作。通过上述证据可见，刘四营是基于信尔建设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地铁八号线工作，答辩人也是基于刘四营系信尔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项目代表的身份才与其进行商务往来。从法律规定来看1.《民法总则》172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2.《民法总则》162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3.《民法总则》170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一审庭审证据可见，刘四营是以信尔建设公司项目经理的身份参与地铁八号线的工作及钢轨切割工作，答辩人也是因此与刘四营进行商务往来。因此无论从证据还是法律规定，均可认定刘四营系信尔建设公司工作人员，而答辩人也是基于该事实将钢轨切割工作交由信尔建设公司处理，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信尔建设公司承担。答辩人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不应就姜杰的伤情承担过错责任。 姜杰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99186.12元，其他费用待评估后另行追加；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12日12时许，原告在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从事绿化工作时，被地铁8号线高架上掉落的铁轨砸伤，经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河套派出所出警调查核实，被告系该地铁段的承建方。事发之后原告被送往胶州市人民医院救治，后转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进行救治，经治疗诊断原告之伤构成重伤一处，轻伤多处。后双方就赔偿事宜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 诉讼过程中，姜杰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262134.27元，共计2061320.39元。具体明细为:1.医疗费：1056423.44元-130600元，共925823.4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249天，共24900元。3.护理费：一人在齐鲁、青医共计陪护85天（68791元×80%）/365天×85天共12815.86元；一人长期陪护：68791元×80%×10年＋183天×【520元/天-（68791元×80%）/365天】共549105.21元。4.残疾赔偿金54484元×6年共326904元。5.后续治疗费12000元。6.交通费15846.5元。7.精神抚慰金100000元。8.鉴定费7240元。9.卫生用品费6688.5元。10.营养费45元/天×249天，共11205元。上述共计2061320.39元。姜杰在诉讼过程中，称护理费计算数额有误，将总金额变更为1992528.51元。 诉讼过程中，中建三局申请追加第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参与诉讼，法院予以准许并追加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三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位于青岛市城阳区线高架桥的施工方是中建三局，中建三局与信尔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将建设工程路基ABC组料回填分包给信尔公司。信尔公司授权刘四营（其亦系信尔公司监事）全权处理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B1包）土建二工区工程路基区间ABC组料回填工程。2019年4月10日，因高架桥上有废弃的钢轨需要处理，中建三局工作人员张英联系刘四营找人处理钢轨，刘四营找到孙明喜、刘泽坤二人对废弃的钢轨进行切割、处理。4月12日，刘四营将孙明喜、刘泽坤二人带至高架桥现场，中建三局工作人员张英前往并指示需要切割的钢轨具体位置后离开现场，孙明喜、刘泽坤在切割钢轨后，直接将切割的钢轨直接从高架桥上扔到地面。 二、2019年4月12日，姜杰在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从事绿化工作，中午12时许，其与工友孙俊旭在地铁八号线高架桥附近吃午饭，期间，其看到不远处的高架桥上有物品掉落，就走向掉落的物品处并查看，姜杰走在前面，孙俊旭走在后面。后姜杰发现掉落的是钢轨，就在该掉落钢轨的地方，姜杰被从高架桥上扔下的钢轨砸伤。经司法鉴定，姜杰因外伤致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的伤残程度为一级伤残。 三、案发后，中建三局向姜杰支付各项费用130600元，信尔公司通过刘四营向姜杰支付各项费用284000元。姜杰主张的医疗费损失截止2019年12月20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刘四营雇请他人进行钢管切割系个人行为还是作为信尔公司授权代表的职务行为；二是姜杰与中建三局、信尔公司之间的责任划分；三是姜杰主张损失的合理确定。 一、刘四营雇请他人进行钢管切割系个人行为还是作为信尔公司授权代表的职务行为。中建三局与信尔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刘四营系信尔公司授权处理与中建三局各项业务往来的全权代表。刘四营与中建三局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中建三局基于与信尔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业务，又基于刘四营作为信尔公司的现场代表身份，与刘四营所代表的信尔公司之间达成了切割钢轨的合意。在案的《安全技术交底表》、《新入场工人安全教育档案封皮》、《职业危害告知卡》等也可佐证本案切割钢轨系中建三局与信尔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切割钢轨系中建三局发包给信尔公司的业务，双方均系公司行为，刘四营雇请他人切割钢轨的行为系代表信尔公司的职务行为。对于案发后刘四营向姜杰支付284000元，中建三局称系信尔公司支付，信尔公司称系刘四营自行支付，结合本案实际，法院认为虽经刘四营支付给姜杰，但实际应系刘四营作为信尔公司全权代表的职务行为，该284000元应认定为信尔公司向姜杰支付。 二、姜杰与中建三局、信尔公司之间的责任划分。综合在案证据材料，从姜杰所受伤害的部位、后果以及受伤时的情境看，姜杰受伤的原因应系钢轨掉落砸伤所致，而并非中建三局所称的搬钢轨过程中被压伤。作为实施现场钢轨切割工作的信尔公司应承担姜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伤害的损害赔偿责任。姜杰受伤时，年龄74岁，其在高架桥底下休息，看到高架桥上有物品掉落后，没有观察掉落的原因，也没有查看掉落物品周围的情况，反而直接走向掉落物品处，将自身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继而受伤，本身存有一定过错。中建三局作为地铁八号线的建设单位，在将处理钢轨的工作发包给信尔公司的同时，并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防护义务，在姜杰受伤案件中也具有过错。综合权衡伤害行为的原因、经过、结果等因素，法院认定姜杰对本案损失负担20%的责任，中建三局负担20%的责任，信尔公司负担60%的责任。 三、关于姜杰主张损失的合理确定。庭审中，姜杰主张各项损失共计1992528.51元。具体明细为：1.医疗费：1056423.44元-130600元，共925823.4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249天，共24900元。3.护理费：一人在齐鲁、青医共计陪护85天（68791元×80%）/365天×85天共12815.86元，一人长期陪护：68791元×80%×10年＋183天×【520元/天-（68791元×80%）/365天】共549105.21元。4.残疾赔偿金54484元×6年共326904元。5.后续治疗费12000元。6.交通费15846.5元。7.精神抚慰金100000元。8.鉴定费7240元。9.卫生用品费6688.5元。10.营养费45元/天×249天，共11205元。 关于医疗费925823.44元，姜杰主张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该费用系姜杰实际花费，法院予以支持，因姜杰仍处于就医状态，故对其以后产生的医疗费损失，可另行主张。关于住院伙食补助，主张249天，截止2019年12月20日，每天100元，共计24900元，法院予以支持。因姜杰仍处于就医状态，故对其以后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可另行主张。关于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为长期护理，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85天，陪护人员为两人，其他治疗机康复期间为一人，根据姜杰的伤情及需要护理的客观实际，法院对其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85天的护理费认定为150元/天/人，计算85天，共计25500元（85天*150元/人*2人）。此后的护理为长期护理，按照150元/人/天的标准计算，法院酌情支持5年，数额为273750元（150元/天*365天*5年），以上共计299250元。关于残疾赔偿金，结合姜杰的年龄，支持六年，数额为326904元（54484元/年*6年）。关于后续治疗费，法院对姜杰的主张予以支持，数额为12000元，根据鉴定意见书，该部分费用为肋骨内固定取出费用。对于其颈部内固定物取出及其他部位骨折手术治疗费用，因暂时无法认定，待实际发生后，姜杰可另行主张。关于交通费，因姜杰在住院期间，确实存在转院的客观情形，救护车辆费用，应属实际发生，故法院对姜杰主张的3次救护费用予以支持，数额共计2152.5元（750+772.5+630）。因姜杰家住胶州，在青岛市内就医，达85天，法院对该期间的交通费支持40元/天，数额共计3400元（85天*40元），对于其在胶州市人民医院就诊期间的交通费，法院支持10元/天，数额为1640元[10元/天*（249天-85天）],以上共计7192.5元。关于精神抚慰金，结合姜杰受伤的程度及因果关系，法院酌情支持20000元。关于营养费，应属客观必要，法院酌情支持30元/天，数额共计7470元（30元*249天）。关于卫生用品费用，系实际发生，法院予以支持，数额为6688.5元。关于鉴定费，系实际发生，法院予以支持，数额为7240元。 综上，姜杰的损失共计1768068.44元（未扣减中建三局支付的130600元），中建三局负担20%，数额为353613.69元（1768068.44*20%），中建三局已支付130600元，还应支付223013.69元。信尔公司负担60%，数额为1060841.06元（1768068.44*60%），信尔公司已支付284000元，还应支付776841.06元。据此判决:一、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姜杰支付残疾赔偿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合理费用损失合计223013.69元。二、第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姜杰支付残疾赔偿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合理费用损失合计776841.06元。三、驳回原告姜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33元，由原告姜杰负担11325元，由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545元，由第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863元。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中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交：1.路基B组料回填合同补充协议书，该证据是由中建三局与信尔公司签订，是中建三局根据工程分包合同外所产生的零星工程签订的补充协议。2.分包工程月度结算汇总表两张，该汇总表是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就补充协议的零星工程的统计，由信尔公司盖章，刘四营签字。3.中建三局项目部零星劳务用工单一宗，由刘四营签字，针对上述两份证据的实际工作量的确认及记录。证明：刘四营在合同外以信尔公司名义有其他零星工程产生，姜杰及信尔公司称刘四营与信尔公司不存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该三组证据恰恰证明刘四营即信尔公司工作人员，并以信尔公司名义承揽施工合同外的其他零星工程。姜杰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姜杰无关，且该证据一合同的期限是到2018年9月，本案事故发生时间是2019年4月12日，中建三局需要进一步证明涉案的切割钢轨的工作是与信尔公司有相关联系。对其他证据均与姜杰无关，且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事项。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关于工程量月度结算表、中建三局劳务用工单系中建三局单方制作,对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有异议,无法证明中建三局主张事实。对路基B组料回填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该合同与讼争事实无关,切割钢轨系劳务,不属于分包,分包合同本身不含切割钢轨的工作内容,刘四营当天仅是应中建三局要求帮工,工作流程系根据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排下进行劳务作业,中建三局是雇主,故不管刘四营是以何种身份出现在现场,发生损害事故均应当由中建三局承担。关于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无关联性,该结算款不涉及切割钢轨这一劳务。关于分包工程月度结算汇总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致姜杰受伤的劳务活动系承揽。结算时间系2019年10月15日,结算的内容系工程进度款,与姜杰受伤的时间不一致,工作内容系工程进度款,不是劳务结算款,与讼争事实无关联性。关于中建三局零星劳务用工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首先,从形式上看,是关于劳务合同的用工确认单,不是分包合同的工程量确认单;其次,从内容上看,该份证据完整的记录了自2019年3月-2019年4月16日信儿与中建三局的劳务合同履行情况,2019年4月12日信尔公司从事两份工作,第一清理及填埋垃圾,用工为大挖掘机一台,第二为环境保障工作,用工数量为4个,均与切割钢轨无关,该证据能够证明2019年4月12日的切割钢轨活动不是信尔公司承揽的劳务,进一步证明刘四营仅是帮工人,故姜杰的损害赔偿与信尔公司无关,应当由实际雇主中建三局承担。 二审中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1.刘四营名下的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中建三局与刘四营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小活、零活、散活直接与刘四营结算。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有一笔费用是中建三局支付。刘四营是信尔公司的项目经理，有权代表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结算，若该款项是工程款也是代表信尔公司收取，若该款项不是工程款，则与本案无关。2.刘四营为姜杰垫付的医药付票据一宗，证明刘四营为姜杰垫付了22123.09元。若认定信尔承担赔偿责任，由刘四营垫付的医药费应从信尔公司的赔偿数额中扣除。姜杰质证认为，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依据信尔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系刘四营为姜杰垫付的相关费用，但具体费用来源是中建三局还是信尔还是刘四营本人，姜杰无法得知。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恰恰说明刘四营作为信尔公司工作人员就姜杰伤情进行垫付款项，与中建三局无关。 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刘四营出庭作证。刘四营证明派出所报警的情况。第一次报警是胶州李哥庄派出所去的。李哥庄派出所过去后带着执法记录仪记录了一个老大爷陈述姜杰如何受伤的，那个老大爷说他中午干完活吃饭，听见高架桥掉下一块铁，趁中午头把铁抬下来，说受伤的人比他走的快，等他走到那地方时，受伤那个人就受伤了。当时干活的下班了，刘四营给干活的买饭，回来听说有人受伤了，过去看时大约是中午12点。刘四营当时12号晚上去签的技术交底，签的时候上面没有信尔公司，当时签字时张英给那两个工人和刘四营说签完这个东西就和你们没关系了。张英派刘四营在工地干活，让刘四营找两个工人到高架桥把钢轨抬下来。信尔公司提交的医药费单据是一个姓候的农民工交到医院的。钱是中建三局给的刘四营，安全技术交底表是刘四营签的字，当时上面没有信尔公司。当时发生事故时，刘四营去买饭了，买饭之前张英让刘四营在那看一下。当时刘四营以信尔公司现场一个干活的身份到的地铁8号线。刘四营没有看到姜杰受伤过程。在信尔公司与中建三局合作期间，姜杰给中建三局干过活。切割钢轨的活，中建三局没有以信尔公司的名义与刘四营进行过结算。关于切割钢轨的活刘四营在公安的陈述是属实的。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姜杰诉请的伤情系钢轨掉落砸伤所致有无事实及证据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未有尽到安全防护义务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应否对上诉人姜杰所受伤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本案预支付上诉人姜杰的284000元款项应如何认定和处理以及一审法院对姜杰精神抚慰金支持数额是否适当问题；四、上诉人姜杰明确要求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而一审法院却直接判决第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否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中一审法院调取了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河套派出所关于姜杰被钢轨砸伤的调查卷宗材料一宗，内有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河套派出所对张英的二次询问笔录、姜志准的询问笔录、孙明喜的询问笔录、刘洋的询问笔录、王长宇的询问笔录、刘四营的二次询问笔录、孙俊旭的二次询问笔录、刘泽坤的二次询问笔录，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证据，由姜杰所受伤害的部位、后果以及受伤时的情境，认定姜杰受伤的原因应系钢轨掉落砸伤所致，而并非本案其他当事人主张的搬钢轨过程中被压伤。本院经审查上述证据材料，足以认定上诉人姜杰诉请的伤情系钢轨掉落砸伤所致具有事实及相关证据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以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应否对上诉人姜杰所受伤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地铁八号线的建设单位，在将处理钢轨的工作发包给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同时，并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防护义务，在姜杰受伤案件中也具有过错。综合权衡伤害行为的原因、经过、结果等因素，认定上诉人姜杰对本案损失负担20%的责任，中建三局负担20%的责任，信尔公司负担60%的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地在青岛市城阳区线高架桥上,其建设施工方是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又与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将建设工程路基ABC组料回填分包给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授权刘四营（其亦系信尔公司监事）全权处理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B1包）土建二工区工程路基区间ABC组料回填工程。2019年4月10日，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因高架桥上有废弃的钢轨需要处理，其工作人员张英联系刘四营找人处理钢轨，刘四营找到孙明喜、刘泽坤二人对废弃的钢轨进行切割、处理。4月12日，刘四营将孙明喜、刘泽坤二人带至高架桥现场，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英前往并指示需要切割的钢轨具体位置后离开现场，孙明喜、刘泽坤在切割钢轨后，直接将切割的钢轨从高架桥上扔到地面系不争的事实。尽管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张其承包的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包含切割钢轨事项且已经结算完毕,但由本案调取的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河套派出所关于姜杰被钢轨砸伤的卷宗材料及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二审所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处理钢轨事项应属于处理青岛市地铁8号线工程PPP项目（B1包）土建二工区工程路基区间ABC组料回填工程的合同附随事项及零星工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上诉人姜杰的直接侵权人并无不当。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对上诉人姜杰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具体施工地点在高架桥上,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切割钢轨工作也是在高架桥上进行,不涉及桥下的具体施工,且地铁高架桥本身即为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地铁工程而经有关部门规划批准的施工现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英指示在钢轨切割后抛掷钢轨,且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英事发时也并未在工作现场，张英在钢轨切割前为防止桥面材料掉落砸伤人,也曾要求刘四营在桥下进行看护。因此，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关安全防护措施。且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安全技术交底表”、“新入场工人安全教育档案封皮二套(附试卷、新入场工人应急教育交底、职业危害告知卡)”等证据证明了其已经就钢轨切割工作进行了安全交底,履行了相关安全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将处理钢轨的工作发包给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同时，并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防护义务，其在姜杰受伤案件中具有过错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姜杰上诉主张应由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以及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主张应由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一审判决由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的责任部分内容应予依法撤销，应认定上诉人姜杰对本案损失负担20%的责任，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0%的责任为宜。 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本案预支付上诉人姜杰的284000元款项应如何认定和处理以及一审法院对姜杰精神抚慰金支持数额是否适当问题。一审法院关于本案预支付上诉人姜杰的284000元款项问题认为对于案发后刘四营向姜杰支付的284000元，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称系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称系刘四营自行支付，一审法院认为虽经刘四营支付给姜杰，但实际应系刘四营作为信尔公司全权代表的职务行为，该284000元应认定为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姜杰支付，并确定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赔偿数额为1060841.06元（1768068.44*60%），信尔公司已支付284000元，还应支付776841.06元。上诉人姜杰上诉主张事故发生后,其被送往医院,上诉人家属就侵权事一直与中建三局项目部负责人联系,后在住院账户上打入了284000元用于上诉人的治疗。但是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均否认支出过284000元的款项,一审判决直接认定为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284000元款项不排除是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具体支付人的情况下就直接对应赔付数额进行了冲抵,增加了上诉人的诉讼风险。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284000元款项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均对系各自预支的款项予以否认，涉案284000元的实际权利人可以另行向接受该款项的民事主体行使相关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对该284000元认定为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姜杰所支付不当，本院应予纠正，本院对该284000元于本案中不予折抵相关赔偿费用。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姜杰精神抚慰金的数额认定适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一审中上诉人姜杰虽仅起诉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但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钢轨抛掷的侵权人，与本案的事实查清及处理结果均存在利害关系，其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姜杰的损失共计1768068.44元（未扣减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130600元），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负担80%，具体数额为人民币1414454.75元（1768068.44*80%）。 综上所述，上诉人姜杰、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633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姜杰残疾赔偿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合理费用损失合计1414454.75元； 三、驳回上诉人姜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733元，由上诉人姜杰负担元，由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预收上诉人姜杰22733元，由上诉人姜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预收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1568元，由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预收上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6604元，由上诉人青岛信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立宁 审判员  魏 文 审判员  毕 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常兵 书记员王璇 书记员肖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