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25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沈国民，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金发，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坤福，男，196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华伟，上海正贯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国民因与被上诉人朱坤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3民初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国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朱坤福的诉讼请求，支持沈国民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坤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双方合作经营的是山心服务区而非所有服务区，朱坤福在山心服务区先后出资共计20万元并非30万元。2010年至2019年期间，沈国民以朱坤福名义向银行借款用于除山心服务区之外的其他服务区投资，但实际借款人是沈国民，且银行所有贷款本息全是沈国民个人归还，与朱坤福无关，属挂名贷款。二、结合沈国民一审提供的证据及朱坤福陈述，其工作期间已领取工资、山心服务区已分配收益额等款项2337982元，若涉案协议书未能撤销，则已付款项应当扣除，否则对沈国民极不公平。三、一审法院对涉案协议书的形成过程未予认定存在错误。朱坤福自认涉案协议书是其事先打印好再联系沈国民在茶楼签字，该协议书系朱坤福单方制作，签字非沈国民真实意思表示，该650万元并非双方结算结果，且朱坤福对650万元的来源依据始终无法陈述清楚。四、朱坤福及其妻子的行为构成胁迫。因沈国民曾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刑且在缓刑考验期内，朱坤福及其妻子与沈国民的微信聊天内容足以使沈国民产生恐惧，并基于恐惧心理在其二人强烈要求下被迫作出非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朱坤福方的手段和目的并不违法显属错误。退一步，即使手段和目的均属合法，其二人以告发他人犯罪为由威胁他人签订合同亦有悖公序良俗，属于违法行为。五、朱坤福存在欺诈。事实上，协议书签订当日朱坤福向沈国民承诺只要给100万元就可以了结双方之间的关系，协议书只不过是形式，是应付其妻子所为，沈国民基于对朱坤福的信任才签字。第一期付款到期时，沈国民要求朱坤福出具承诺，但朱坤福不同意并强烈要求按涉案协议书执行，双方遂发生纠纷。朱坤福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以达到其非法目的，并诱使沈国民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六、涉案协议书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显属错误。（一）涉案协议书中所载20%股权纯属虚构，沈国民从未同意朱坤福享受20%股权，朱坤福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有20%的股权。山心服务区朱坤福仅出资20万元，占比7.75%。（二）涉案协议书中以20%股权、2010年至2019年工资、奖金三部分作价650万元仅系朱坤福单方认为，双方从未结算，即使按山心服务区2010年-2019年可分配总收益1010.3620万元折算，朱坤福的收益也只能为78.3万元。但朱坤福离职前已领取工资共计88.1万元（未含各年度奖金），其他预领款（含借款）共1456982元，合计2337982元。（三）朱坤福对20%股权来源、出资情况、650万元如何作价，股权、工资、奖金分别作价多少等实质问题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四）涉案协议书中“甲方占有20%股权，甲方退出与乙方的合作，2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的表述，形式上应该理解为朱坤福对公司股权的转让，但朱坤福并非管理公司股东，也未对管理公司实际出资，所谓的股权转让也不成立。（五）朱坤福从事服务区管理工作十余年，负责旗下服务区的经营、管理、统计等情况，其管理交易和业务经验十分丰富，且掌握管理公司及服务区内部相关商业秘密，涉案协议书的签订完全是朱坤福故意利用掌控管理公司、服务区的经营情况，掌握沈国民的软弱点，并采取胁迫、欺诈等多种方式而形成，且协议内容在客观上已造成双方之间的利益完全不平衡。 朱坤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第一，双方合作经营的不仅包括山心服务区，而是包括山心服务区在内的约50个服务区，沈国民也自认以朱坤福名义向银行借款用于除山心服务区以外的其他服务区的投资，虽然贷款是沈国民实际偿还，但是以朱坤福名义向银行借款，朱坤福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只有在朱坤福作为其他服务区的合伙合作伙伴时，才会甘愿承担这种风险为其他服务区贷款。第二，沈国民称已发给朱坤福工资等款项，朱坤福为合伙合作项目服务当然应领取相应的报酬，但此类报酬系朱坤福为合伙合作项目服务所应当领取的报酬，且非全部报酬，签订在后的协议书确认的款项是此前未支付的工资和奖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第三，协议书合法有效，其签订过程是先口头谈妥基本条款，再由一方制定纸质文件，属于一般正常交易行为。至于朱坤福对650万元的来源依据无法陈述清楚，是因合作项目的经营账目均由沈国民掌握，沈国民对协议书的签字即表明其认可协议书上所载金额。第四，沈国民主张朱坤福及其妻子的行为构成胁迫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则，沈国民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意图表明沈国民及朱坤福妻子用伪造公章的事宜威胁沈国民，但沈国民也在庭审中自认该等公章是经第三方合法授权所使用，并没有因为所谓的伪造公章产生心理恐惧；二则，即便朱坤福及其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有相关表述，也只是催促沈国民进行相应的权益结算，而并非强迫沈国民签订协议书，且朱坤福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明确表明不会去做什么举报恐吓等相关事情，不存在也不可能胁迫沈国民；三则，涉案协议书是沈国民和朱坤福共同在茶室中进行友好协商后而确定签订，签订过程中也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第五，沈国民称朱坤福存在欺诈也属于无稽之谈。朱坤福根本没有实施任何的欺诈行为，沈国民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朱坤福有相应的欺诈行为。第六，沈国民上诉称涉案协议书显失公平没有任何依据。一则，协议书所称20%的股权应理解为双方合伙合作的一个份额，表述为股权是因为沈国民、朱坤福非专业法律人士；二则，沈国民称仅有山心服务区投资收益，但双方合作项目还包括山心服务区在内的约50个服务区，且这些投资收益均系沈国民自行单方制作，相应账目完全掌握在沈国民手中；三则，20%股权的来源及出资份额，是朱坤福和沈国民在2010年合作时进行的口头约定，因当时双方关系特别密切未进行书面约定，故在退出时以协议书形式进行确认，故不需要其他证据佐证。沈国民经营服务区管理工作近十余年，经验十分丰富，且掌控了合作项目的财务账簿及原始凭证，不存在因经验不丰富或无经验而被朱坤福利用的可能。 朱坤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国民立即按照双方《协议书》约定向朱坤福支付前三笔款项共计450万元；2.沈国民立即向朱坤福支付逾期支付前三笔款项的利息暂计9568.06元[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2020年1月1日计至2020年1月23日为2651.39元；以300万元为基数，按LPR自2020年1月24日计至2020年2月9日为5879.17元；以450万元为基数，按LPR自2020年2月10日计至2020年2月11日为1037.50元；应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沈国民赔偿朱坤福支出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9000元；4.沈国民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沈国民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沈国民与朱坤福于2019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反诉费用由朱坤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6月，朱坤福先后出资共计30万元，与沈国民合作经营服务区，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合作经营的服务区由新团圆公司统一管理，朱坤福作为新团圆公司的管理人员，参与对旗下服务区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并领取工资。2019年11月，朱坤福要求退出与沈国民的合作，并要求进行结算。2019年12月17日，朱坤福、沈国民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朱坤福）于2010年至2019年12月份与乙方（沈国民）合作经营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超市、小吃等项目，甲方占有20%股权。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平等自愿的原则，现甲方退出与乙方的合作，2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20%股权及2010年至2019年工资、奖金作价人民币650万元，转让后原所有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具体支付方式如下：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2020年1月24日前支付200万元，2020年2月10日前支付150万元，2020年10月10日前支付200万元；原甲方农商银行贷款160万元用于公司，到期后由乙方负责归还。协议签订后，沈国民未按约定支付已到期的三笔款项共计450万元。另查明，新团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国民，持股60%。2020年3月27日，沈国民归还了协议中约定的朱坤福在银行160万元贷款的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递交的证据结合庭审陈述，可以确认朱坤福、沈国民自2010年2月起合作经营服务区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签订协议书时朱坤福是否存在胁迫、欺诈及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首先，是否存在胁迫。一审法院认为，构成合同法上的胁迫，胁迫行为应为非法，包括手段违法、目的违法。本案中，沈国民所主张的胁迫，为朱坤福以举报沈国民的违法行为相威胁，但举报手段并不违法；从双方聊天记录来看，朱坤福一方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沈国民私刻印章施压，所提要求为“将十年的账算清楚”或“拿到十年的既得利益”，目的仅为与沈国民结算，并非逼迫沈国民签订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以举报施压的目的也不违法；沈国民称朱坤福以报警逼迫其在支付650万元的协议上签字，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朱坤福不存在胁迫行为。其次，是否存在欺诈。沈国民提出其肯签协议，还因为朱坤福称签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其妻子，只要沈国民支付100万元即可了结此事，但朱坤福对此不予认可，沈国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无法认定朱坤福存在欺诈行为。再次，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本案所涉账目系沈国民控制，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表明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财务人员也对相关账目进行过核算，故朱坤福在签订协议时并不具有违反公平原则的优势地位；且沈国民从事服务区经营十余年，交易经验较为丰富，应明知协议内容及法律后果，不存在其因没有经验而被朱坤福利用的可能。因此，不能认定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综上，朱坤福与沈国民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沈国民未按约支付款项，已构成违约，故朱坤福诉请沈国民支付450万元及自逾期之日起的利息，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朱坤福诉请的财产保全保险费9000元，因双方没有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沈国民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沈国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坤福4500000元及利息（其中1000000元自2020年1月1日起、2000000元自2020年1月25日起、1500000元自2020年2月1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朱坤福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沈国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294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7948元，由朱坤福负担72元，由沈国民负担47876元（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市支行，账号为：6228××××5467，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反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沈国民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双方对朱坤福、沈国民自2010年2月起合作经营服务区以及朱坤福退出合作后双方在2019年12月17日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沈国民应否按涉案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涉案付款义务，亦即沈国民以涉案协议书系其受胁迫、欺诈所签订且内容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涉案协议书的理由能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沈国民称其系受胁迫签订涉案协议书，提交的证据为其与朱坤福及其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朱坤福一方以举报沈国民私刻印章向沈国民施压要求其对十年来的账进行结算，其手段、目的并不违法，亦并非逼迫沈国民签订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涉案协议。更何况，结合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沈国民亦是在其财务人员对账目进行核算后再签订协议书，现沈国民称其系受胁迫签订涉案协议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沈国民称涉案协议书系其受欺诈出具，即实际应付款为100万元，因信任朱坤福故写650万元以应付朱坤福妻子。朱坤福对此并不认可，沈国民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在认为受到朱坤福夫妻二人胁迫时却因信任朱坤福配合其出具虚高付款协议并明确分期还款计划以应付其妻子，亦明显有违常理，故本院对沈国民所称朱坤福存在欺诈行为的理由不予采信。最后，关于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沈国民经营管理服务区十余年且掌控涉案账目，其对朱坤福与其近十年的合作及管理工作清楚且明了，且沈国民在签订涉案协议书前还让其财务人员就相关账目进行过核算，协议书亦对朱坤福向银行所借用于公司的款项如何归还等具体事项进行了明确，足见沈国民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对相关款项已有充分了解，现沈国民称协议书所载内容显失公平，且所确认金额还应扣减此前数年间已发放给朱坤福的相关款项，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沈国民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沈国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948元，由沈国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黄 阁 审 判 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 蓉 书 记 员 马佳丽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