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31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现住江苏省扬州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某，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某，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兴化市杰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大邹镇兴盐路。法定代表人：丁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一审被告：王某，住江苏省兴化市。一审被告：陈某，住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胡某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兴化市杰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审被告王某、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终1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二审法院均未能厘清本案的基础关系。本案系典型的合伙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李某与胡某以及王某合伙从事工程分包，因工程分包产生亏损引发本诉讼。（1）胡某作为合伙人，其出资数额认定及三方合伙协议关系的建立过程。胡某分别于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2日通过第三方出资30万元、70万元汇入王某账户，出资额总计100万元。2016年11月1日，王某、胡某、李某签订两份《合伙经营协议书》后，三方正式建立合伙关系，同时确认胡某上述两笔转账性质为南京溧水项目的合作投资款。2016年11月8日，胡某分两次转入王某账户的第二笔100万元，应认定为胡某对于睢宁水厂项目的合作投资款。2017年4月25日，因工程需要继续追加投资，王某、胡某、李某三方再次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胡某按照该补充协议精神向钢材供应商陈海燕分两笔汇入货款50万元、向刘华两笔分别汇入10万元，胡某实际追加投资应认定为70万元。以上汇款的过程系胡某在合伙期间的出资过程，合计270万元，完全遵从于三方之间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约定事项。本案因合伙产生纠纷，所以必须以三者之间的合伙协议作为处理纠纷的唯一合法依据。（2）胡某对于合伙事务的处理（包括对外签订协议、汇款给合伙事务债权人、行使合伙人权利查阅账目）。2017年4月8日，王某、胡某、李某共同与兴化市杰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班组协议书》，挂靠在兴化市杰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下经营；胡某按照《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精神及王某的指示向钢材供应商陈海燕、木工班组负责人刘华汇款；2017年10月30日，胡某至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工地查阅工程施工账目，了解合伙项目的实际经营状况。（3）三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一直未依法解除。因担心合伙投资受损，胡某虽在2017年7月与王某、李某补签三份《借款协议》，造成合伙关系与借款关系的竞合的状况。但是，胡某提供的2017年12月5日的协议书（未经三方签字确认），却证明胡某根本未能够将合伙期间的出资款270万元转化为借款，应视为三方对于解除合伙关系未达成根本一致，三方之间基础法律关系仍为合伙关系。2018年1月8日，胡某要求王某、李某签署“便条”。根据三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该“便条”不能视为三方合伙关系已经终止、合伙项目已清算完毕。至于胡某是否实际参与合伙事务管理，非合伙关系解除的法定条件。三方之间合伙经营因分包的工程出现亏损产生矛盾，三方尚未对合伙事项经营最终清算，因此合伙关系未依法解除。故本案应以三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内容作为解决三方争议的唯一依据。2.胡某未能将合伙关系转变为借款关系，李某无需承担任何付款责任。（1）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协议、合伙经营协议、投资协议时间存在交叉，但一审、二审法院根本没有认真剖析时间交叉的内在原因。（2）王某、李某、胡某合伙从事土建工程分包，挂靠在兴化市杰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下施工。首先，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在先，三份《借款协议》系在后补签，虽然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7日、2016年11月1日、2016年11月8日，但是该三份《借款协议》实为同一天所签，并非在借款协议载明的日期所形成。胡某在合伙经营期间分包的工程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担心投资款的安全，意图转化法律关系，由胡某要求李某及王某补签了借款协议。其次，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李某已经向一审法庭明确该借款协议形成的时间为2017年，一审法庭忽略未做审查；二审中，李某为证明该事实（三份借款协议系同一天形成，形成时间为2017年7月），已经在二审庭审前申请笔迹鉴定，二审法院并未同意鉴定，也未在判决中交代理由。二审庭审中，李某重点强调“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2日四份银行业务付款（回单）手写内容”，目的是证明胡某在此时间节点均认定为案涉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所以，李某用胡某自己提供的证据材料侧面证明胡某所提交的三份借款协议是在合伙矛盾产生后补充形成的，真正形成的时间应为2017年7月份。最后，二审法院未能认定案涉借款协议是为了处理合伙纠纷而补充形成，未查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也未能分析出胡某为处理合伙纠纷，拟将合伙出资纠纷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但没有成就的过程。（3）本案中合伙关系并没有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2017年10月30日，胡某还以经营合伙人身份至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工地查阅工程施工账目，李某将相关成本明细统计后整理列项交给胡某，证明胡某还在实际行使合伙人的权利。落款为2017年12月5日的协议书，胡某要求终止三方合伙经营协议，将其出资款270万元明确界定为借款，并要求王某分期支付。但该份协议未经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并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胡某拟终止合伙协议，将合伙关系转化为借款的目的并未达成。王某单方签字的行为，也不能视同三方共同同意终止合伙关系，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2018年1月8日，由胡某自己书写后打印出来，交由王某、李某签字的“便条”，因该份证据材料系胡某自己书写（二审庭审中胡某已自认），并作为胡某方的证据提供，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应视同全面认同，故本案应全面、完整考量该份证据材料证明的内容，依据该份证据材料，即使能够认定胡某退出合伙经营，王某所欠胡某款项也与李某无关，也就是说胡某认可李某无需承担任何责任。（4）只要仔细分析胡某提交的落款为2017年12月5日协议书，不难看出李某二审补充上诉状对整个案件事实的重新展现，与该协议书内容吻合，也能够反映出胡某的真实意图，就是为了将合伙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规避投资风险，便于收回出资款。其实，胡某也注意到本案的证据比较混乱，法律关系混乱，时间也不对应，所以才拟定2017年12月5日协议，意图让李某及王某确认法律关系的转化。（5）通过以上的事实梳理，能够分析出，胡某、王某、李某三者之间从开始合伙、挂靠经营、合伙经营后出现矛盾、胡某要求以借款的方式处理矛盾、解决出资纠纷、但最终未能达成解除合伙关系整体演变过程。3.二审法院以2017年10月30日，李某向胡某交纳合伙项目成本账时表述“对王某欠胡某的270万元借款及月息二分的担保责任难以承担”，认定李某为保证人，明显错误。对于该时间节点的行为，应认定为胡某行使合伙人权利，李某作为工程参与人向未参与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交纳成本账、告知合伙事务的行为；从字面理解也能够证明李某根本不认可借款关系，不承担担保责任。故二审法院认定错误。4.二审法院未认定李某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的效力是错误的。李某二审中当庭播放的录音证据及提供的胡某2018年1月8日手写稿，尤其是手写稿，实际系本案最后时间节点的证据材料，能够充分证明：胡某的款项为投资款，让李某签字仅为了让王某承担还款时起到证明作用，胡某认可李某不承担任何责任。二审法院在庭审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该节事实非常重要，也进行了发问，但在判决时却故意忽略。（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胡某一审提交2017年7月4日的《还款承诺书》，第四行“另借胡某170万元整另计”系后添加，从笔迹老化程度、字间距、行文位置、未按手印等细节均能体现。李某签名时并没有该内容，在二审开庭前请求二审法院对《还款承诺书》记载的内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对于胡某明显伪造证据，与案件处理存在重大关联，也是两级法院判决李某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二审法院应启动鉴定程序，查清事实，而不应草率以“一审过程中李某未申请鉴定”而拒绝二审中的鉴定请求。2.该《还款承诺书》仅仅载明100万元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确认已超出保证责任期间。即便“另借胡某170万元整另议”不是后来添加，那么从字面理解“另议”意思为另行商议，意味着李某对于是否应承担170万元保证责任未作出明确意思表示，不能视同认可保证，该表述属于约定不明，应视为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之规定，承担保证责任应当以书面形式确定，故李某无需承担170万的保证责任。故一审、二审法院以虚假的证据作为裁判依据，明显错误。（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一审法院未能及时送达相关应诉材料及证据，李某匆忙参加庭审，直至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才将有关应收材料及证据交给李某，对于开庭时李某提出要求举证的权利也未充分保护。李某在一审过程中未能申请鉴定的原因在于一审法院。2.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系个人合伙纠纷，没有转化为借款，应依据签订的《合伙协议》及《补充合伙协议》的精神处理合伙人之间的投资纠纷，两级法院依据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是错误的。3.适用担保法处理本案是错误的。因胡某提供伪证，两级法院赖以判决的基础事实根本不成立。另外根据胡某2018年1月8日手写材料，已经放弃要求李某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包括担保责任。因此，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事实不清，未能厘清内在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处理案件程序不当，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的规定，请求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胡某提交意见称，李某申请再审所称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胡某、王某、李某之间系借款担保关系，不是李某所称的合伙关系，且王某也没有对本案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李某应对案涉王某没有归还胡某的借款本金24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2016年10月27日，胡某与王某、李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王某向胡某借款30万元，李某为担保人；2016年10月28日，胡某向王某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此借款发生在胡某、王某、李某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之前，借款协议明确约定该30万元为借款，并非合伙经营投资款。2.2016年11月1日，胡某与王某、李某签订借款协议，由王某向胡某借款70万元，李某为担保人；2016年11月2日，胡某向王某银行账户汇款70万元。2016年11月8日，胡某与王某、李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王某向胡某借款100万元，李某为担保人；2016年11月8日，胡某向王某银行账户汇款70万元。2016年11月11日，胡某向王某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2017年4月22日，胡某向王某指定的刘华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李某签字予以确认。2017年4月25日，胡某向王某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向王某指定的陈海燕银行账户汇款50万元，合计60万元，李某签字予以确认。上述借款协议并不是李某所称的同一天所签，借款协议明确记载有签订日期。上述共计240万元款项均属于王某向胡某的借款，不是合伙经营投资款。理由如下：第一，其中2、3两笔170万元虽然发生在胡某、王某、李某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期间，但该170万元是由胡某、王某（借款人）、李某（担保人）签订独立的借款协议，明确约定是借款，并非合伙投资资金。第二，针对胡某、王某、李某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胡某、王某、李某自始至终均没有确认过各方的投资情况，也没有明确约定将王某向胡某的借款约定转化为投资款。胡某对王某、李某是否出过资根本不知道。第三，胡某向王某支付案涉270万元借款中最后一笔是在2017年7月2日。在此之后，2017年7月4日，王某作为借款人、李某作为担保人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王某系向胡某借款270万元，借款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案涉借款270万元是借款性质又得到王某、李某确认。2017年7月4日还款承诺书当时由胡某执笔，由王某作为借款人、李某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还款承诺书中“另借胡某170万元另议”内容是当时书写，由于没有涂改，该处没有捺印，其他正文内容均是在涂改之处捺印，虽然该内容与其他内容用笔深浅不一，但李某称是事后添加、胡某伪造证据毫无依据。由于李某没有在一审审理时对此申请鉴定，视为李某对此内容的确认。“另借胡某170万元另议”根据上下文理解是指170万元的还款期限另议。李某在此之后的2017年10月30日《新建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3#仓库）施工工程》中，明确：“因亏损，我对王某欠你即胡某270万元借款及利息二分担保责任难以承担。”此充分证明李某对为王某向胡某借款270万元本息提供担保是认可的，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后来李某以亏损为由表示难以承担保证责任。李某所称2017年10月30日施工工程情况，没有任何胡某查阅合伙账目的内容和意思，李某称是胡某查阅合伙账目不是事实。此是胡某找李某催要欠款，李某称其亏损了，表示难以承担担保责任。第四，王某、李某在2018年1月8日确认胡某没有参与过合伙经营。事实上，胡某也没有参与合伙经营。向钢材供应商两笔汇款50万元、刘华汇款10万元，还有2017年7月2日四份银行业务付款回单等款项，已经在2017年7月4日还款承诺书被王某确认是向胡某借款，李某也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李某在2017年10月30日施工工程情况也签字认可为27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刘华到工地监管毫无依据，刘华去工地什么事情也没有管过，也没有监管过。第五，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4日，王某、李某出具还款承诺书后，王某又在2017年7月21日向胡某还款20万元，2017年8月8日向胡某还款10万元，证实王某开始履行还款承诺书。基于各方均认可按照该还款承诺书履行，证实胡某、王某、李某三人系借款担保关系。第六，王某没有提出上诉，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胡某、王某、李某三人系借款担保关系。3.李某再审申请所称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李某所称“胡某、王某、李某没有将案涉合伙经营投资款约定转化为借款达成一致”与事实不符。案涉借款协议在先，且借款协议在合伙经营协议期间是独立存在，2017年7月2日王某、李某出具还款承诺书，以及2017年10月30日李某作出意思表示“因亏损，我对王某欠你即胡某270万元借款及利息二分担保责任难以承担”，王某按照还款承诺书向胡某偿还本金30万元，以上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案涉270万元是借款，并非投资款，不存在李某所称的所谓合伙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问题。（2）李某所称案涉合伙经营协议至今没有解除，也与本案事实不符，没有依据。胡某自始至终就没有参与合伙。所谓案涉合伙经营协议并没有履行，各方没有对投资进行确认，各方均没有投资。在2017年4月25日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中，也约定胡某的60万元是用于项目周转资金，合作项目也是王某向胡某借款102万元，王某承诺在2017年5月30日前归还胡某。投资款要计取利息。因此，借款是王某、李某、胡某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补充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为借贷。（3）李某在二审提供的录音无法证明胡某同意李某不承担保证责任。胡某明确讲王某向其借款，没有胡某同意李某不承担保证责任。李某作为案涉借款担保人，也可以起到证明人作用。之后，2017年7月4日，王某、李某出具还款承诺书。2018年1月8日，王某、李某两人出具便条，明确认可胡某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合伙经营，同意退出，胡某不承担责任。无论打印还是胡某手写的该便条中，所谓李某不承担责任的内容是李某单方意思表示，胡某不予认可，胡某并没有在该便条上签字确认该便条的内容。因此，案涉所谓合伙经营自始至终就不存在。李某不承担责任内容是李某单方意思表示，胡某并不认可。综上，王某共计向胡某借款本金270万元，约定利息均为月息2分即年利率24%。王某已经根据还款承诺书归还胡某30万元。李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以及还款承诺书上签字，由于在借款协议中约定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还款承诺书中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李某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即还款承诺书承诺的还款期2017年7月28日后的六个月内，2017年10月30日胡某要求李某承担保证责任，李某表示难以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之规定，对李某作为担保人的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0月30日开始计算。因此，胡某要求李某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并未超过规定的诉讼时效，李某应对王某向胡某借款本金240万元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胡某考虑李某同意向王某追款，胡某撤回对李某上诉，李某应当仍然按照一审判决承担14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李某再审申请所称与事实不符，请求依法驳回其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审中，胡某为证明其与王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某等为保证人，提供了借款协议、转账凭证、还款承诺书等证据。李某进行反驳，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因合伙引发的纠纷，提供了《合伙经营协议书》《班组协议书》《班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等证据。首先，合伙关系与借贷关系并不冲突，法律并未禁止合伙人之间相互借贷。其次，胡某在提交的2016年10月27日（30万元）、2016年11月1日（70万元）、2016年11月8日（100万元）三份借款协议中与王某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日期及违约责任，李某作为担保人签名。胡某提交的2016年10月28日、2016年11月2日、2016年11月8日、2016年11月11日四份银行汇款凭证与三份协议相对应，能够证明三份借款协议中约定的款项200万元已实际支付。三份协议中均无投资或合伙的意思表示，也无利润分配、风险承担的约定。三份协议的形式及内容符合借款合同的构成要件。协议内容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三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第三，李某主张借款协议所涉款项是胡某对合伙项目的投资款，提交了2016年11月1日三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三方合伙经营溧水物流中心3#仓库项目，三方共投资250万元，其中胡某投资100万元，各合伙人的投资已于2016年10月30日交齐，奖金盈余按出资分配。但李某未提交胡某出资到位的相关证据，审查过程中，李某主张三份借款协议的日期是2017年7月倒签的，而胡某提交的汇款凭证中，2016年10月30日之前仅有2016年10月28日一笔汇款30万元，与合伙协议中确认的2016年10月30日前胡某的100万元投资已交齐相矛盾。故李某主张胡某三份借款协议涉及的款项为投资款的主张不能成立。除三份借款协议涉及的200万元之外，胡某提交2017年4月22日（10万元）、2017年4月25日（三份共6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其还根据王某指示向第三方汇款70万元，李某均签字予以确认。李某主张2017年4月22日及4月25日共70万元汇款是胡某对睢宁水厂项目的投资，因2017年4月25日汇款凭证写明连同2017年4月22日的汇款共70万元统一作为胡某投资合伙的睢宁水厂项目的投资款，故该70万元可认定为胡某投资合伙项目的投资款。第四，法律允许合伙人自行约定利润分配及风险承担的方式。胡某提交的2017年7月4日《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王某借胡某的100万元定于2017年7月28日前一次性还清。还款承诺书的内容与李某主张三份借款协议为2017年7月倒签相互印证，可证明王某与胡某签订还款承诺书解决100万元的问题，另签订三份借款协议解决200万元的问题。胡某提交的2017年12月5日《借款协议》载明，2017年7月21日、8月8日王某归还胡某30万元，与李某主张《还款承诺书》中“另借胡某170万元另议”也可相印证。上述证据可证明王某同意将胡某的全部汇款270万元转为借款，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李某在三份《借款协议》及《还款承诺书》中均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可证明李某认可将胡某的全部汇款均作为给王某借款的事实。第五，案涉各借款协议中均明确约定，李某对王某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胡某提供的《还款承诺书》《新建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3#仓库施工工程（土建三标段）》可证明其在借款到期后六个月内向王某、李某主张权利。李某称胡某主张权利不是因借款纠纷，但其签署的内容“胡某：因亏损，我对王某欠你270万元借款及利息二分担保责任难以承担”可以佐证王某向胡某借款及其为王某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综合上述证据，原判决认定胡某与王某构成借贷关系，李某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故李某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伪造的问题。本案认定借贷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记载债权凭证的三份《借款协议》及相应的转款凭证，李某认可签名均为其亲自签署，并不存在伪造的情形。2017年7月4日签署的《还款承诺书》，李某对还款100万元作出承诺的内容及其本人签署并不否认，仅对“另借胡某170万元整另议”这句话是否为后加提出异议。因《还款承诺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归还借款100万元的约定，该句话并不能影响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李某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三方签署的《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时没有这句话，即使这句话是后面加上的，李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不是三方同意后添加的。加之，2017年10月30日，李某又作出对王某欠胡某的270万元借款及月息二分的担保责任难以承担的意思表示，可以推定其对之前承担保证责任是认可的。故李某主张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李某一审参加了庭审，一审结束后提起了上诉，其主张的一审法院没有向其及时送达相关诉讼材料，并未影响其实体权利。本案原审法院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综合认定案涉纠纷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合伙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认定其中的保证责任并无不当。经审查，原判决也不存在上述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所述，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