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25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邱茂洪，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茂华（系邱茂洪的哥哥），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军，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邵宝玲，女，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宝琳，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茂洪与被上诉人邵宝玲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桂0703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一审被告邱茂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宝玲一审诉称：一、邱茂洪的债权不真实。九川公司没有向邱茂洪借过款，是虚假诉讼。二、九川公司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无效。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所作的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经鉴定不是邵宝玲签名，2020年2月21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无效。另外，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股东申请该公司破产，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指定破产管理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破产申请，股东朱兴良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亦驳回。因此，在破产期间，增资行为当然无效。三、退一步讲，即使增资决议有效，股东认缴的期限是2036年9月1日，期限未到，不能加速到期。综上，追加邵宝玲作为被执行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1.停止对邵宝玲强制执行；2.邵宝玲对（2013）钦北民初字第90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九川公司应履行的债务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诉讼中,邵宝玲变更诉讼请求为:不得追加邵宝玲为被执行人，不得要求邵宝玲承担连带责任。 邱茂洪一审辩称，一、邵宝玲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法规定，股东未缴纳出资的，应在未出资限额内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工商登记，邵宝玲欠缴额为480万元，所以追加邵宝玲为被执行人，对九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工商登记是政府公示的信息，其法律效力优于一般书证。邵宝玲如果要否认工商登记或认为工商登记错误，应当先提起登记异议之诉。对于登记异议，不属本案审理范围。邵宝玲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股东决议无效是有范围的，仅限于内部股东，对外不必然无效。也就是说，各股东应当按照公司登记的事项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再向有关的责任股东进行追偿。这就是法律规定股东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的精髓所在。二、邵宝玲在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九川公司的其他股东与本案没有关联，其增资行为的效力，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法院追加邵宝玲为被执行人。首先，邵宝玲在义乌市法院的起诉，违反了公司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其次，即使邵宝玲的增资行为被认定为无效，也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增资行为和股权配比的无效，不应影响到外部与公司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善意相对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因此，应当由邵宝玲承担偿还责任，然后再向导致增资决议无效的责任人进行追偿。三、九川公司是依照法定程序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增资手续的，其对于增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由九川公司及其股东负责，有关法律后果也由九川公司及其股东负责，不能以决议无效为由将法律后果转移由善意的案外人来承担。无论股东之间的增资是否成立，其增资行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是有效的，对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也是有效的。四、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0013号民事判决书有重大瑕疵，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1.邵宝玲提交的是一审判决书，而且没有加盖生效章或者提交送达材料,只有生效的判决书才能作为证据使用。2.该判决书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邵宝玲与朱兴良、朱鹏程、朱伟华、九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涉及案外人。本案我方曾经要求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被义乌市人民法院驳回,可见，义乌市人民法院也认为，无论该增资决议是否有效，均与本案邱茂洪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也就是说，该判决与本案邱茂洪没有关联，不影响邱茂洪申请执行邵宝玲的财产。五、邵宝玲认为认缴出资要到2036年才到期，不能现在就追加为被执行人，这也是错误的。九川公司早已经资不抵债，曾经陷入破产整顿的境地，已经不能实现正常经营之目的，应当立即缴清认缴的资本，用于偿还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这里的注册资本不实就包括认缴注册资本到期和未到期两种情形，均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 钦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九川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9日，注册资本200万元。2012年10月17日，邵宝玲、朱兴良分别受让朱伟华、朱鹏程的部分股权而成为九川公司的股东，此时各股东出资及股份情况为：邵宝玲、朱兴良各出资20万元，各持股10%；朱伟华、朱鹏程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40%。2016年9月8日，九川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登记为5000万元，其中邵宝玲、朱兴良各认缴出资500万元，各实缴出资20万元；朱伟华、朱鹏程各认缴出资2000万元，各实缴出资80万元；各股东认缴期限至2036年9月1日止。九川公司申请上述变更登记时提供了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章程》《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章程变更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载明:1.同意公司将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增资到人民币5000万元整,其中邵宝玲认缴注册资本500万元，出资比例10％，已缴资金额20万元。2.同意公司经营期限由10年更改为长期。3.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2016年9月8日，九川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登记为5000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未变更。 关于邱茂洪与朱伟华、朱鹏程、九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3）钦北民初字第9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朱伟华、朱鹏程、九川公司共同清偿给邱茂洪借款本金235万元及利息；二、邱茂洪对九川公司所有的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的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三、驳回邱茂洪的其余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朱伟华、朱鹏程、九川公司未能未履行还款义务，邱茂洪于2013年12月11日申请执行。该案执行中，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5日裁定受理了债权人浙江省义乌黑白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白公司”）申请九川公司破产重整申请。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裁定中止上述判决的执行。2016年8月4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钦民破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黑白公司对九川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黑白公司不服裁定，提起上诉。2018年8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破终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决定恢复案件的执行。在执行中，依据邱茂洪的申请，于2019年3月6日作出（2018）桂0703执恢12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邵宝玲认缴出资为500元，实缴20万元，欠缴480万元，裁定：一、追加邵宝玲为本案被执行人；二、邵宝玲对本院（2013）钦北民初字第90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九川公司应履行的债务，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邵宝玲不服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邵宝玲以朱兴良、朱鹏程、朱伟华、九川公司为被告，于2019年5月21日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该院经审理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2019）浙0782民初100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2016年9月1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上“邵宝玲”的签名非邵宝玲本人所签。判决：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九川公司章程》无效。该判决已于2020年5月22日生效。 钦北区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即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公司股东，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邵宝玲是否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是判断应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关键。九川公司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是以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九川公司章程》为依据的，对于该决议及章程，生效判决已确认为无效，因此，该决议及章程有关增资的条款对邵宝玲不发生效力，邵宝玲无义务增资480万元，不宜据此追加其为被执行人。邵宝玲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不得追加邵宝玲为被执行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邱茂洪负担。 钦北区人民法院作出上述一审判决后，一审被告邱茂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1、九川公司增资合法，并经半年的公示，被上诉人未完成出资义务，依法应未完成出资额内承担责任，上诉人申请追加其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有法律依据；2、我方属于善意第三人，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增资无效，但对本案没有约束力，该无效的效力仅限于股东内部，对外没有法律效力。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追加被上诉人邵宝玲为2013钦北民初字第906号被执行人。 被上诉人邵宝玲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 该案在本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新的证据提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审依法确认。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因邵宝玲认为，一、邱茂洪的债权不真实。九川公司没有向邱茂洪借过款。二、九川公司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无效。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所作的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经鉴定不是邵宝玲签名，2020年2月21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无效。另外，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股东申请该公司破产，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指定破产管理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破产申请，股东朱兴良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亦驳回。因此，在破产期间，增资行为当然无效。三、退一步讲，即使增资决议有效，股东认缴的期限是2036年9月1日，期限未到，不能加速到期。追加邵宝玲作为被执行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不得追加邵宝玲为被执行人，不得要求邵宝玲承担连带责任而引起。该案在本院审理期间，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1、九川公司与邱茂洪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尚欠邱茂洪的借款？2、邵宝玲是否是九川公司股东？九川公司是否存在增资？邵宝玲是否完成了出资？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年2月21日作出（2019）浙0782民初10013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是否有约束力？ 该案在本院审理期间，依法召集双方当事人举行庭前会议，上诉人邱茂洪辩论认为，1、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九川公司章程》无效，该判决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九川公司向工商局申报那刻起对外发生了增资的效力，义乌市人民法院的判决，对股东内部无效。对债权人发生增资的效力，应予在工商登记变更起，邵宝玲应补足增资，然后再向其它股东进行追偿。2、根据《民法典总则》第65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不能对坑善意相对人；第85条规定，盈利法人的决议、章程或决议与章程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方对外还应承担民事责任，股东内部再通过侵权责任的原则进行追偿。义乌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增资无效，对我方要求追加对方作为被执行人没有约束力，我方申请追加对方为被执行人已经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它持与上诉状相同的意见。 被上诉人邵宝玲辩论认为，1、上诉人的债权本身不合法，原来九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邱茂洪之间仅存在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公章是上诉人邱茂洪抢去盖的，没有经过我方的同意，九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兴良与对方之间的债权已经偿清。且九川公司的行为没有经过股东会议的决定，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不合法。2、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九川公司章程》增资行为无效是正确，对本案有约束力。3、退一步说，增资期限未到期，不能加速到期，上诉人邱茂洪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评判如下：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邵宝玲属于九川公司股东属实，九川公司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是以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九川公司章程》为依据的，但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2019）浙0782民初100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2016年9月1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上“邵宝玲”的签名非邵宝玲本人所签。判决：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九川公司章程》无效。该判决已于2020年5月22日生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在未经法律程序撤销，对本案具有既判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1日《九川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九川公司章程》有关增资的条款对邵宝玲不发生效力，邵宝玲无义务增资480万元，不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正确，二审依法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邱茂洪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邱茂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碧珊 审判员  黄载文 审判员  王英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翁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