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326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某1，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某，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某2，女，住太原市迎泽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孟某，男，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再审申请人苏某1、武某、苏某2因与被申请人孟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终2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苏某1、武某、苏某2共同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二审判决对基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认定严重错误，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孟某诉请苏某1、武某、苏某2偿还借款本金1200万元，以及从2016年4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合作经营法律关系，证据不足以证实孟某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孟某上诉后，二审法院对本案基础事实、基础法律关系作出严重错误认定，违法改判。第一、双方系合作经营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5年4月13日孟某向苏某1转账1000万元，该款项系对双方合作经营艺术品的合作出资而非民间借贷。1.合作背景：2015年初，孟某与苏某1相识，苏某1系省内知名的古董、艺术品收藏家和鉴定专家。盂斌称其具有资金实力且有渠道和资源可以引入新加坡等海外基金，双方进而协商，共同合作进行艺术品的投资和交易。2.合作出资及方式：双方商定，由孟某出资并负责融资，由苏某1提供其收藏的高价值艺术品并负责技术鉴定。2015年4月13日，孟某向苏某1转账1000万元作为其合作出资。其后，双方同意邀请案外人李某加入合作，最终确定三人共同在北京设立艺术品投资公司，由孟某持股25%，苏某1持股60%，李某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持股15%。3.合作情况：确定合作方式、出资及比例后，孟某在北京双井富力城租赁房屋一套，由苏某1从已经收到的孟某出资的1000万元中实际支付租金，并对房屋进行装修、购置家具，作为场地用于展示、鉴定、交易艺术品。苏某1在太原整理、挑选其三十年收藏的艺术品中的精品，分批通过朋友携带或物流公司运送的方式送至孟某在北京租赁的场地，由孟某接收，案外人李某办理公司注册相关事宜。因李某未能顺利办理公司注册，孟某提出由其在北京办理，并于2016年4月11日注册登记“敬惜堂文化艺术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股东为孟某、苏某1、李某。孟某擅自变更持股比例为孟某60%，苏某125%，李某15%。公司由孟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后，苏某1继续将其精选的艺术品分批分次运送至北京，直至2018年合计约400余件，价值上亿元。4.合作收益及风险：孟某、苏某1、李某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但按照约定，实际进行了合作事项，自2015年即在事实上形成了合作经营关系。2016年4月11日，公司注册成立后，孟某提出其2015年的1000万出资要安全并达到至少20%/年的回报，要求苏某1以“借条”的形式实现其目的。苏某1基于当时合作关系，遂于2016年4月13日在孟某提供的“借条”上签字，但该“借条”并非双方当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民间借贷，实为对孟某出资的确认和“保障”。同时，苏某1提出孟某应当确认其提供的数百件艺术品，但孟某拒不签字确认。第二、本案一审、二审程序中，苏某1举证的相关证据充分证实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作经营而非民间借贷。1.案外人即公司另一股东李某作为合作关系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完全证实孟某、苏某1、李某三方已于2015年形成合作关系，并按约定进行了合作事项。2.证人李保仪、毕倬出庭作证，完全证实各方的合作关系，且多次分批将苏某1的大量艺术品从太原运送至孟某在北京租赁的场地，交付孟某；证人郭润立、曹广明出具证人证言，完全证实各方的合作关系，且参与在太原整理和挑选艺术品；顺丰快递公司快递员孙海烈、王凯，如意搬家公司负责人范鹏飞出具证人证言，完全证实在2015年、2016年期间受苏某1委托将大量艺术品物流运送至北京孟某处。3.北京双井富力城房东微信记录及转账记录证实，该房屋用于各方合作经营期间展示艺术品，苏某1实际支付租金。4.苏某1与孟某的微信记录及照片，证实双方系合作关系，孟某在北京多次要求苏某1提供艺术品用于在场地展示，照片证实孟某在场地向客户和专家介绍艺术品。5.敬惜堂文化艺术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证实孟某、苏某1、李某基于合作关系设立公司，各方的出资比例及相关权利义务，并由孟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基于上述，二审判决对本案基础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严重错误，仅依据“借条”即错误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而罔顾本案其他全部相关证据，在未经审查、评判、认定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案件基础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将孟某2015年4月13日的1000万元合作出资错误认定为民间借贷。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一、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判决未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二审判决违反上述规定，未根据一审、二审查明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二审判决明确，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本案一审程序中对孟某进行释明，确认其不变更诉请仍按民间借贷主张后，一审依法作出判决。然而，二审程序基于同样查明的事实，却违反甚至不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径行认定民间借贷事实和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显系错判。第二、二审判决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查民间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流向、借贷双方关系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第三、武某与苏某1原系夫妻关系，于2018年5月21日离婚。孟某举证的“借条”中，没有武某的签名、捺印，且案涉款项没有打到其账户上，案涉资金也没有用于其支出或消费。案涉款项虽发生在武某与苏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金额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孟某没有任何证据或事实能够证实涉案的1000万元资金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其所谓武某与福建静轩拍卖有限公司的委托合同也无法证实苏某1或武某使用了该1000万元资金。而且该委托合同系以武某名义委托拍卖公司拍卖，拍卖交易后拍卖公司将拍卖所得转入武某账户，武某是名义的卖方，是收款方，不是资金使用或支出方，其账户收到拍卖款130万元，与本案案涉的1000万元资金无任何关联关系。二审判决罔顾上述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错误认定1000万元资金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基本的商业和法律逻辑。第四、本案相关资金转账记录及孟某陈述均证实，2015年4月13日孟某向苏某1转账1000万元，而在2016年4月13日“借条”中记载借款本金为1200万元，实为将20%的年利即200万元记入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二审判决明显违法上述规定，违法将利息记入本金，未按照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金金额，显系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基于上述，本案二审判决违反且未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事实认定和查明，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法律规定歪曲理解和适用。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依法纠正。三、二审诉讼程序违法，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本案二审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独任审理诉讼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新证据的问题。审查过程中，苏某1提交藏品相片，拟证明其与孟某为合作关系。因合作关系与借款关系并不矛盾，藏品相片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双方借款关系。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中，孟某为证明与苏某1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了苏某1出具的借条、银行回单；为证明案涉债务为苏某1与武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提供了福建静轩拍卖有限公司委托拍卖合同、（2018）晋0702执异54号裁定书、武某和林道绍银行转账流水、武某和苏某1银行转账流水、支付业务回单等证据。借条载明“2015年4月13日借款人苏某1因购买艺术品瓷器出现资金匮乏，向出借人孟某借用资金一千万元人民币，由孟某直接汇入借款人苏某1在建设银行的帐户。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息每年百分之二十（20%）。2016年4月12日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如期归还欠款。双方商定，出借人孟某本息合计一千二百万元（1200万）延期借给借款人苏某1继续使用一年至2017年4月12日止。借款利息维持每年百分之二十（20%），到期利息二百四十万元（240万元），全部本息合计一千四百四十万元（1440万元），由借款人苏某1于2017年4月12日一次性偿还给出借人孟某”。银行回单显示2015年4月13日，孟某向苏某1银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整。委托拍卖合同及银行流水、回单显示，武某于2015年8月20日与福建静轩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同年11月福建静轩拍卖有限公司将古董拍卖款136.3万元转给武某，武某将其中130万元转给苏某1。苏某1认可收到孟某的1000万元，但主张该1000万元是孟某的投资款，提交了敬惜堂文化艺术品投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敬惜堂文化艺术品投资公司企业年报（2016年），李某、毕倬、李保仪、郭润立、曹广明的证人证言，北京展室房东微信记录及租金支付凭证，苏某1与孟某微信记录及图片，顺丰快递公司孙海烈、王凯证明，如意搬家公司负责人范鹏飞证明，孟某出具的《收条》两份，苏某1交付孟某艺术品明细部分。上述证据显示，敬惜堂文化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公司股东为苏某1、孟某、李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苏某1认缴出资2500万元，孟某认缴出资6000万元，李某认缴出资1500万元。本院认为：第一，借条的内容未记载孟某将1000万元作为对公司的出资，而是明确记载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日期及利率，形式及内容均符合借款合同的构成要件。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即，公司法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允许约定某些股东不承担亏损只收取固定利润，但该约定仅在公司股东内部有效，不能对抗公司债权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的出资形成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如孟某仅仅要求保证固定收益，与苏某1、李某约定其不按出资比例分红，只收取固定收益即可，但根据苏某1的陈述以及孟某与苏某1在借条中的约定，孟某不仅要求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收取固定收益，还要求苏某1使用款项两年后还本付息，该意思表示显然不是将1000万元作为对公司的出资，作为公司财产。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非经减资程序或公司解散，股东不得收回出资。苏某1在借条上明确承诺，全部本息1440万元于2017年4月12日一次性偿还给孟某，还款主体是苏某1而非公司，也可证明该1000万元是孟某提供给苏某1的借款而非给公司的出资。第四，李某等人的证言仅能证明，苏某1将孟某的1000万元投入了公司，但不能证明该1000万元是孟某同意认缴的出资。第五，股东出资后，既不能抽回出资，还可能要承担公司经营亏损。即使孟某与苏某1有合作意愿，合作经营公司，借条的内容也可证明，孟某为避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保证资金安全，与苏某1约定，将1000万元作为借款借给苏某1，由苏某1个人对孟某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双方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第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孟某与苏某1对1000万元借款的本息结算后将200万元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20%，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第七，苏某1与武某于1982年4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5月21日登记离婚。苏某1的借款行为发生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苏某1的借款用途为购买艺术品，借款后，武某有古董交易行为，并于收款当日将款项通过自己账户转入苏某1账户。因此，原判决认定苏某1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苏某1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孟某与苏某1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苏某1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审适用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债务的相关司法解释依法作出判决。苏某1主张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经查，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二审法院依法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组成了合议庭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苏某1主张二审采用独任审理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苏某1、武某、苏某2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苏某1、武某、苏某2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王怀师审判员 张 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