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民终16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元勇，男，197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北京浩天信和（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诚，男，199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辉，男，197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威，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兵，男，198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求，湖南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童颖哲，男，1978年3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吉首市。原审被告：雷启爱，男，199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上诉人张元勇因与被上诉人黄诚、王辉、孟威、吴兵，原审被告童颖哲、雷启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2民初2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元勇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的法律义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四位被上诉人受谁聘请的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其一，被上诉人均未参与庭审，仅凭代理人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口头协议，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这一关键事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欠条》明确记载，欠付款项的人并非上诉人；其三，张元勇在湘潭市租赁的土地，承包给童颖哲种植，他没有也无须聘任何劳务人员，没有与劳务人员达成口头协议，也没有支付童颖哲承包种植的成本，仅在童颖哲交付高粱时支付收购费用。其四，原审被告雷启爱明确表示，他是受童颖哲聘请，工资也由其支付，同时对童颖哲承包张元勇租赁的土地事实予以了当庭证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聘请方与事实不符，根据民事案件举证规则，上诉人不应承担本案被上诉人的劳务费。2.庭审中查明的谁向被上诉人支付两万元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依法认定。两万元劳务费系童颖哲支付，当庭雷启爱也证实了这一点，并对微信转账9000元系帮童颖哲代付的事实予以了证实。3.混淆了张元勇租赁湘潭俏仙女合作社的土地租赁关系和张元勇与童颖哲之间的土地承包种植关系这一重要客观事实。上诉人与湘潭市俏仙女合作社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其租赁土地系客观事实，但同时法庭庭审查明了童颖哲在上诉人手中承包了1600亩土地种植。上诉人承包给童颖哲后，只需向童颖哲收购高粱，约定每斤2.3元的收购价，也查明了1600亩承包地的劳务成本和农药、化肥、收割等的种植成本均系承包人童颖哲自己承担，查明的事实足以证实童颖哲与张元勇确为承包关系。而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查明的事实视而不见，将两种关系混为一谈，试图以此让张元勇承担劳务费支付的法律责任与事实不符。综上，虽然被上诉人付出了劳务理应得到劳务报酬，也属于弱势群体，但是不应制造子虚乌有的“张元勇邀请被上诉人收割高粱且达成口头协议”的虚假事实，误导法院作出错误判决。黄诚、王辉、孟威、吴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张元勇与湘潭俏仙女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足以证实上诉人是涉案土地的承租方和承包方，而四位被上诉人是受上诉人的邀请对涉案土地的高粱进行收割。双方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务承包合同，但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合同承包关系。而原审被告童颖哲、雷启爱与张元勇系合伙承包的关系，其二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对上诉人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涉案劳务费的责任方，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并没有混淆土地租赁关系与土地承包种植关系，上诉人与湘潭市俏仙女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为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该合同既有租赁性质也有承包性质，且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无需向俏仙女合作社支付承包费。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相应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也无权将该土地继续发包给其他人，而上诉人并未提交其与两原审被告之间存在分包关系的任何证据。因此，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是合情合理的。童颖哲述称，合伙承包事实不成立，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第一条也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陈述没有聘用劳务人员，也没有支付任何成本不属实，童颖哲负责生产管理，雷启爱负责财务，所有购买的农资、农机款都是由张元勇转给雷启爱，再由雷启爱转给农资、农机方。在张元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之前，童颖哲与雷启爱是不认识的，雷启爱是受张元勇的聘请去管理财务。上诉人陈述收割费是雷启爱为童颖哲代付，但是童颖哲没有帮雷启爱给过此款。上诉人陈述承包地给童颖哲，约定收割价格等没有事实依据。雷启爱述称，雷启爱是张元勇和童颖哲叫过来的，承包的事情不清楚，承包收割价格和售卖价格也不清楚。张元勇和雷启爱说工资是他和童颖哲一人出一半，张元勇一次性转了40万元，雷启爱就直接在里面拿过4000元工资，其他的没拿过。打欠条时，童颖哲也在，本来雷启爱是不签字，童颖哲说高粱拿出去卖了，月底就能拿钱，结果高粱没有卖，钱也没有拿回来。高粱也被合伙人拿走了，具体谁拉的不清楚。雷启爱只负责支出费用，而且到后面雷启爱的工资也没有拿完。黄诚、王辉、孟威、吴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收割高粱劳务费121600元；2.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3648元（以1216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1月20日暂计算至2020年5月19日，实际计算至三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差旅费1000元；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四位原告受被告张元勇的邀请与被告张元勇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张元勇称自己承包了湘潭市雨湖区××镇响水乡的土地，将其中1600亩的高粱地委托四位原告组织收割及脱粒，约定好的收割价格是80元一亩，脱粒是300元每小时，双方协商好后，原告四人开了四台机器收割高粱，做了一个多月，收割完1600亩高粱，费用为128000元，脱粒总共做了37.5小时，共计11250元，加上误工补贴1200元，拉高粱车费1200元，总数是141650元，被告已付20000元，欠付121650元。被告童颖哲、雷启爱于2019年11月16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载明欠付四原告收割费121600元的事实，承诺于2019年11月20日结清，但劳务费至今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诚、王辉、孟威、吴兵经被告张元勇的邀请在湘潭市雨湖区××镇响水乡其所承包的土地为被告张元勇、童颖哲、雷启爱提供了劳务，由被告童颖哲、雷启爱向四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张元勇、童颖哲、雷启爱应履行支付其劳务报酬的义务，故对原告黄诚、王辉、孟威、吴兵要求被告张元勇、童颖哲、雷启爱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1216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张元勇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认可，理由是被告张元勇与湘潭市俏仙女农机专业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是土地的承租方。其与被告童颖哲、雷启爱的内部关系宜由三被告自行协商解决或另案起诉，不可对抗四原告对其三人追索劳务费的请求。因《欠条》约定劳务费于2019年11月20日结清，被告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原告劳务费，原告请求以1216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1月21日支付至劳务费实际清偿完毕之日为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未约定律师费用的负担方式，故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5000元、差旅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元勇、童颖哲、雷启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诚、王辉、孟威、吴兵支付劳务费121600元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216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1月21日支计算至劳务费实际清偿完毕之日为止）；二、驳回原告黄诚、王辉、孟威、吴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32元，减半收取1366元，由被告张元勇、童颖哲、雷启爱负担。二审期间，童颖哲提交一组新证据：微信聊天记录2份，一份是与张元勇的，一份是与雷启爱的，拟证明：一、童颖哲是拿工资，负责管理生产，如果有钱赚，再拿分红；二、农机、农资等费用童颖哲都在和张元勇沟通；三、所有的财务支出是从雷启爱处支出。张元勇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童颖哲是张元勇聘请的员工。该证据能证明张元勇付款的情况，而且支付的款项还不少，但是他们之间也正如张元勇所说，童颖哲负责生产，张元勇负责资金及土地，双方并非聘请关系。关于童颖哲与雷启爱的聊天记录，由雷启爱进行核对。从童颖哲与雷启爱的聊天记录清楚的记录了，“预支工资5000元······”恰恰也证明了雷启爱所说，他的工资是张元勇和童颖哲一人出一半。黄诚、王辉、孟威、吴兵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一、该证据证明不了童颖哲是受张元勇的聘请从事涉案土地的种植，相反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双方是内部有分工合作；二、无论童颖哲和张元勇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聘请关系，都不影响一审判决认定，也不影响张元勇对涉案劳务费的承担。雷启爱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雷启爱提交一组证据，部分财务凭证及报销凭证，拟证明：雷启爱与张元勇和童颖哲不是合伙关系，雷启爱是接受聘请一方。张元勇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可证实张元勇提供的资金确实是提前支付高粱收割款的款项。该组证据没有张元勇的签字，审批全部是由童颖哲签字，童颖哲对各种款项完全有权利支配，也不需要向张元勇汇报，也能够证明童颖哲和张元勇是合伙关系。黄诚、王辉、孟威、吴兵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上诉人陈述张元勇与童颖哲是合伙关系，上诉人对于其合伙人童颖哲签订的欠条，同样具有相应的承担义务。童颖哲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张元勇、黄诚、王辉、孟威、吴兵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童颖哲提交的两份微信聊天记录，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童颖哲的证明目的；对于雷启爱提交的证据，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根据童颖哲与张元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童颖哲将本案所涉高粱播种费用、农药化肥费用、收割及需要支出等情况均向张元勇通报，要求张元勇安排付款；根据童颖哲与雷启爱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雷启爱负责财务管理，另雷启爱提交的报销单和工资表中，领取工资的人分别有童颖哲、毛旭东、汪顶文、雷启爱等人，其中童颖哲为总经理，毛旭东、汪顶文为组长，雷启爱为财务兼仓管。四被上诉人系毛旭东邀请收割高粱，童颖哲陈述有汇报给张元勇。除此之外，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张元勇是否应承担支付高粱收割费的义务。上诉人认为四被上诉人受谁聘请没有证据证实，欠条中欠付款项的人非上诉人，其仅在童颖哲交付高粱时支付收购费用。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四被上诉人系毛旭东邀请收割高粱，收割完毕后双方结算，童颖哲和雷启爱向四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从童颖哲庭审陈述及与张元勇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雷启爱从张元勇处领款，负责财务支出，童颖哲负责生产管理，童颖哲将高粱播种费用、农药化肥费用、收割高粱情况及收割机加油、人工工资情况均向张元勇进行了汇报，并多次催促张元勇付款。综合上述情况，童颖哲、雷启爱均是接受上诉人张元勇的委托，管理张元勇所承包的土地，张元勇属于接受劳务方及高粱收割受益者。上诉人陈述仅在童颖哲交付高粱时支付收购费用与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合，一审法院认定四被上诉人系由上诉人聘请并无不当。上诉人陈述其与童颖哲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未提交相应证据，且上诉人与童颖哲之间的内部关系及被上诉人诉状中陈述已付2万元系由谁支付的问题，均不影响上诉人应承担支付收割费的义务。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上诉人张元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32元，由上诉人张元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卫平审判员  韩小平审判员  向兴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刘娇琳书记员胡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