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193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安惠，女，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安琴，女，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5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昌恒，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女，195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原审第三人：刘某2，男，××××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原审第三人：刘某3，女，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原审第三人：刘某4，男，198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原审第三人：刘某5，男，198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陈某原审第三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9）黔0123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修文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23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支持杨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涉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某1、陈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因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理由如下：从原审判决书“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第二部分倒数第三行“2011年12月26日，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向被告颁发了修房权证龙场镇第0000424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建筑面积为100.80平方米，房屋总层数为一层......”可知，案涉房屋截止至2011年底仍为一层房屋。这从（（2019）黔0123民初949号）庭审笔录中证人陈述部分得到印证，即刘某1、陈某被征收的二层房屋是在刘元清修建的瓦房或草房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第三部分载明“2017年12月11日，......乙方被征收房屋坐落于修文县，属于征收范围。房屋建筑面积153.87平方米，房屋类型为自建私房，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住宅为砖混，层数2层......”这说明，刘某1、陈某改建案涉房屋的时间介于2012年1月至2017年11月。由于刘某1、陈某在外墙上加贴了瓷砖，造成征收人员无法识别一楼的建筑结构，将两层房屋均认为是砖混结构也属正常，这明显与杨某提供的照片相悖，也无法解释案涉房屋被拆除后遗留了大量建筑用石材的事实。另外，从刘某1申办修土国用字第289号土地使用证的申请材料可知，其土地来源于“祖遗”。此外，本案在发回重审前，已经修文县人民法院一审（（2019）黔0123民初949号）。因原案（上诉）二审期间，刘某1、刘某2分别向二审法院提交两份于2014年8月14日有杨某签名并摁印的《协议书》试图证明刘某1、刘某2、杨某已于2014年对本案所涉遗产（房屋及土地）进行了分配，杨某不再对该遗产享有权利。然而，由于杨某与刘某1、陈某及第三人就遗产分割事宜并未达成一致，且杨某根本不识字也不会签名而申请对上述两份协议书进行鉴定而发回重审。遗憾的是，原审法院仅对鉴定一事作了陈述性描述，即认定协议书中杨某的签名及手印并非杨某所留之后便无疾而终。很明显，刘某1及第三人刘某2的举证行为不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却反而证明，本案遗产问题在2014年8月14日之前并未解决；同时，还证明祖屋2014年8月尚在；也印证了杨某“两被上诉人改建案涉房屋的时间介于2012年1月至2017年11月”的表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原审法院认为“即便刘某1与刘元清所调换土地属于可继承的财产范围，刘某1、陈某被征收房屋所占土地范围不足刘元清、刘某1调换土地的四分之一，未超出其可继承范围，并未侵害原告的继承权利”。原审法院连杨某诉请的内容及互换土地协议中土地的性质都没弄清，又谈何公正判决？!二、杨某应当继承的遗产范围及比例基于上述事实，刘某1、陈某被征收的二层房屋的一部分及互换土地中的一部分应属于刘元清、唐云珍的遗产，具体表述如下：（一）杨某应继承的遗产范围：1、1971年11月23日的《互换土地协约》由刘元清、刘某1与修文县城关中学订立，证明取得的土地及房产是刘元清和刘某1的。但根据1950年《婚姻法》第十条“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规定，涉案土地及房产的份额分别应由刘元清、唐云珍、刘某1各占三分之一。2、根据原一审的庭审笔录及证人证言可知，刘某1、陈某名下的被征收房屋一层是石墙结构（原告所称两层是含顶上的尖角部分，而此类房屋在征收中的系数均为1.5），先是草顶，后是瓦顶。刘某1在发回重审前的二审庭审中也自认该房屋是草顶，由于发生火灾由其拆除顶后改建成二层楼房。即可确认刘某1、陈某的二层楼房中的第一层是遗产。3、原一审法院在追加刘某4、刘某3、刘某5等人作本案的第三人后，杨某将诉请金额变更为94万余元；这表明杨某的本意是要求将三名第三人建房所用的土地作为遗产按法定继承。原一审对这部分遗产不予处理存在错误。二审庭审中，三名第三人均承认其被征收房屋的土地源于《互换土地协约》所取得的土地。综上，杨某应当继承的遗产范围为：（1）刘某1、陈某被征收房屋的第一层及土地价值；（2）刘某1赠与刘某4、刘某3、刘某5用于建房的土地价值。由于上述房屋及土地均已被征收，只能用该土地获得的征收补偿款用于遗产分配。（二）上诉人应继承的遗产比例。1、大约在××××年，杨某的继父刘元清携子刘某2与其母唐云珍结婚，杨某自幼与母亲、继父一起生活，并主要承担继父及生母的赡养、送终。两被继承人共同生育刘某1、刘某6、刘树珍等三人。但刘某6（或刘荣宗）已死亡无继承人（因历史原因修文县无其户籍信息，目前其死刑判决书可能存于贵阳市，刘树珍已死亡其继承人自愿放弃继承。故合法的法定继承人有杨某、刘某2和刘某1。两名被继承人死亡前，涉案财产的份额应为：刘元清、唐云珍、刘某1各占三分之一。2、1973年被继承人刘元清死亡未留下有效遗嘱。此时应由唐云珍、刘某2、杨某、刘某1、刘某6五人适用1950年《婚姻法》第十四条“父母子女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的规定进行继承。由于此时刘某2早已自立门户，刘某6、刘某1已1970年便因盗窃罪被判刑或关押在贵州省看守所，杨某主要承担其继父的赡养及送终。法律虽无明确规定，但参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杨某理应适当多继承刘元清的遗产。因此，杨某主张继承刘元清遗产的二分之一，唐云珍继承其五分之一，刘某2、刘某1、刘某6各继承十分之一。此时，涉案财产的份额应为：唐云珍（1／3＋1／3＊0.2）十五分之六，刘某1（1／3＋1／10）三十分之十一，杨某（1／3＊0.5）六分之一，刘某2、刘某6（1／3＊0.1）各三十分之一。3、1985年被继承人唐云珍死亡未留下有效遗嘱。此时的法定继承人有杨某和刘某1。由于长子刘某2与继母唐云珍未形成扶养关系，其不享有唐云珍遗产的继承权；刘某6在服刑期间（1970-1990年）死亡；刘某1以刘某6同案而被关押，是由杨某承担其母亲的赡养及送终，故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应适当多分遗产。未考虑刘某6死亡的情形下，杨某主张继承唐云珍遗产的二分之一，刘某1和刘某6各继承四分之一。此时，涉案财产的份额应为：刘某1（6／15×0.25＋11／30）46.67%；杨某（6／15×0.5＋1／6）36.67%；刘某23.33%；刘某6（6／15×0.25＋1／30）13.33%。但鉴于刘某6已死亡，其无配偶、父母和子女，其份额应由刘某1、刘某2和杨某继承，此时，涉案财产的份额应为：刘某151.11%；杨某41.11%；刘某27.77%。据此，杨某应继承的份额为41.11%。三、杨某应继承的金额刘某1、陈某及第三人刘某4、刘某3、刘某5等人与修文县房屋管理局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约定的签约奖励1和签约奖励2本质上是对房屋的一种补偿计价方式；产权调换奖励则是针对被征收人选择部分货币补偿部分住房置换所取得的货币补偿，权源来自于被征收房屋的面积，但最具价值的却是建房所用的土地。故这三项奖励应当计为被征收房屋的价值。（一）刘某1、陈某征收补偿款应分配金额。刘某1、陈某与修文县房屋管理局订立的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货币补偿合计为1114917.99元，这不包含专属性质的证照齐全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装修装饰补偿费、过渡费和搬迁费。其中住房补偿款为301548.56元、临街一层补偿款为908757.88元。若刘某1、陈某二人不将该房屋改建成二层，则无临街一层补偿款，这正好体现了土地在征收补偿中的重要商业价值。考虑到二层系改建，需要拆除原草顶后加盖，其整栋房的建筑面积为153.87ｍｆ，即使把整幢房屋拆除重建，按建房成本600元／ｍｆ（市场价，下同）计算，其建房成本也才922322元（＝153.87×600），应作遗产分配的金额为1022595.99元。故原一审酌定可分配遗产为45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发回重审后一审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请更是错误。（二）第三人刘某4、刘某3、刘某5征收补偿款应分配金额1、第三人刘某4房屋货币补偿金合计为569215.95元，其中房屋货币补偿513609.49元，并不包含附属设施补偿费、装修装饰补偿费、过渡费和搬迁费。减去其搬家交房奖励21638元后实际补偿金为491971.49元。按建房成本600元／ｍ＇计算，刘某4房屋的建造成本为108.19×600＝64914元，应作为遗产分配的金额为427057.49元。2、第三人刘某3房屋货币补偿金合计为683321.31元，其中房屋货币补偿671641.95元，也不包含附属设施补偿费、装修装饰补偿费、过渡费和搬迁费。减去其搬家交房奖励30774元后实际补偿金为640867.95元。按建房成本600元／ｍｆ计算，刘某3房屋的建造成本为153.87×600＝92332元，应作为遗产分配的金额为548535.95元。3、第三人刘某5房屋货币补偿金合计为569215.95元，其中房屋货币补偿513609.49元，也不包含附属设施补偿费、装修装饰补偿费、过渡费和搬迁费。减去其搬家交房奖励21638元后实际补偿金为491971.49元。按建房成本600元／ｍｆ计算，刘某5房屋的建造成本为108.19×600＝64914元，应作为遗产分配的金额为427057.49元。综上，上诉人应依据2425246.92元为遗产基数，按41.11%的份额进行分配，即杨某应取得的金额为997019元。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刘某1答辩称，关于案涉房屋，房屋是刘某1夫妻的，杨某不应该享有继承权，本案中争议房屋刘某1是有房屋产权证的，老人修建的房屋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是杨某修建的，杨某没有提供案涉房屋是杨某的房屋，故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土地问题。在1971年以前是双方父亲和刘某1调换土地并在1990年刘某1将该土地办理土地产权证，土地产权证载明的面积是154平方米，这与杨某表述不符，不属于杨某父亲的土地。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陈某未作答辩。刘某3、刘某4、刘某5陈述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5未作陈述。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分割位于修文县房屋征收补偿款，刘某1向杨某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300000元。诉讼过程中，杨某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刘某1、陈某共同向杨某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949066.7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杨某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互换土地协议、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土地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审批表、照片18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房屋征收补偿汇总表、城镇户口底卡、修文县龙场镇中山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两份，经庭审质证，刘某1、陈某及到庭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2、2019年8月9日修文县龙场镇中山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因证明的内容系根据家属口述所作，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3、修文县公安局龙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因证明内容与到公安机关核实的一致，予以采信。3、贵州省白云监狱出具的证明两份，姓名为“刘荣宗”的证明中，记载出生年份、家庭住址以及杨某、刘某1、陈某陈述该人因盗窃入狱的情况相符，予以采信。姓名为“刘某6”证明，当事人无异议，予以确认。4、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20）痕检鉴字第26号鉴定意见书，因该鉴定意见书系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刘某1、陈某未提出证据证实鉴定程序违法或推翻鉴定结论，故予以采信。5、杨某申请的证人曹某、冯某、谭某、周某均陈述杨某、刘某1、陈某父母遗留的房屋结构为石墙结构，故对该部分证实内容，予以采信。证人陈述的其余内容表述不清楚明确，并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对刘某1、陈某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因上述证照系行政职能部门颁发，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被确认无效前，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2、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和附件补偿表，杨某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予以采信。3、2014年8月14日协议书两份，前述协议书上‘杨某’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经鉴定均不是杨某本人所留，故对该两份协议书不予采信。对依职权调查的修文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一份和贵州林东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煤矿劳动合同、工人名单，杨某、刘某1、陈某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一、杨某与刘某1、第三人刘某2及刘树珍系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刘某1与陈某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刘某5、刘某4、刘某3系刘某1与陈某所生育的子女。杨某母亲唐元珍与刘元清再婚后，杨某随母亲唐元珍与刘元清一起居住生活，后杨某母亲唐元珍与刘元清生育了刘某1、第三人刘某2及刘树珍。刘元清、唐元珍于1973年、1985年相继去世。刘树珍已去世，其子女许帮林、许帮琴、许帮荣、许帮慧、许帮丽、许帮云、许帮艳、许帮静均明确表示放弃本案继承。杨某、刘某1、陈某在诉讼中均称刘元清、唐元珍还生育一子刘某6，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向贵阳煤矿调取了该单位1965年工人名单，该名单内确有“刘某6”其人。杨某、刘某1与陈某双方当事人均称刘某6曾因盗窃入狱并因越狱被判处死刑，经杨某代理律师向贵州省白云监狱刑罚执行科调查，该监狱并无刘某6服刑资料，仅有名为“刘荣宗”的人员1970年2月1日至1990年1月31日在该处服刑，无判处死刑相关资料，经向修文县公安局龙场镇派出所调查，该派出所通过公安信息人口网及户籍底卡查询，均未查到刘某6、刘荣宗的人口信息情况。二、1971年11月23日，刘元清、刘某1共同作为乙方与修文县城关中学革命委员会作为甲方签订《互换土地协约》，刘元清、刘某1用位于城关中学幼儿园教室后面××屋××及自留地共计523.44平米与城关中学前临接城北大队学校和杨某自留地土坎，后与城关中学相邻，左以城关中学石梗为界，右与城北大队第四生产队土地接界总面积为615.75平米的土地调换，刘元清、刘某1拆去调换给城关中学土地内的房屋，城关中学考虑拆修房屋的损失，付给刘元清、刘某1拆房补偿费500.00元。土地互换后，刘元清、刘某1在该土地上修建了石墙房屋。此后，刘某1拆除老房屋后重新修建了砖混结构房屋即本案诉争被征收房屋。1988年12月22日，刘某1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土地管理部门于1989年对土地进行调查、测绘、制图后，于1999年11月25日向刘某1颁发了修土国用（籍）字第289号土地使用证，登记用地面积为154.09平方米。后刘某1就城关镇实小路15号的房屋申请登记，2011年12月26日，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刘某1颁发了修房权证龙场镇字第**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建筑面积为100.80平方米，房屋总层数为一层，共同共有人为陈某。三、2017年12月11日，刘某1、陈某作为乙方（被征收人）与修文县房屋征收管理局作为甲方（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被征收房屋坐落于修文县，属于征收范围。房屋建筑153.87平方米，房屋类型为自建私房，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结构为砖混，层数2层。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修房权证龙场镇字第**、修房房权证龙场镇字第**，载面积100.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修土国用（籍）字第289号，证载面积154.09平方米，临街一层6米进深建筑面积为72平方米，临街一层6米至10米（含10米）进深建筑面积36.12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153.87平方米。征收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被征收房屋住房面积153.87平方米，补偿总金额428401.98元（其中临街一层补偿金额为308811.48元），证照齐全补助4622.70元，附属设施22007.00元，装饰装修补偿61548.00元，住房签约奖励47836.20元，签约奖励13725.00元，临街一层奖励599792.31元，产权调换奖励16012.50元，搬家交房奖励9150.00元，产权调换临时安置补偿费7452.60元，货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917.70元，搬迁费3355.56元，以上共计1214812.25元。乙方选择安置住房一套，建筑面积为124.21平方米，扣减安置房购房款378840.50元；综合计算兑现货币奖励835971.75元。杨某主张的位于城关镇实小路15号房屋就是刘某1与陈某被征收的位于修文县，现该房屋已被拆除，刘某1与陈某已经领取了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四、杨某申请对2014年8月14日两份《协议书》上杨某签字处的指纹进行鉴定，2020年4月30日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20）痕检鉴字第26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所送检标识日期为‘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的《协议书》中‘兄弟三人签字：杨某’一栏处‘杨某’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不是杨某本人所留。2、所送检标识日期为‘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的《协议书》中‘兄弟三人签字：杨某’一栏处‘杨某’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不是杨某本人所留。”杨某为此支付鉴定费1800元。五、杨某于2019年04月30日申请财产保全，于2019年04月30日作出（2019）黔0123民初9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刘某1的银行存款300000.00元，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刘某1其他等值于300000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本案中，一、关于涉案被征收房屋部分杨某是否享有继承权利。杨某主张案涉房屋系刘元清修建，属于刘元清的遗产，杨某依法享有继承权利。但杨某申请出庭的四名证人均陈述刘元清生前修建的房屋系石墙房，从杨某提交的照片以及刘某1与陈某签署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记载情况来看，刘某1与陈某被征收房屋系砖混结构，与证人陈述的石墙房结构明显不一致，可见刘元清生前修建房屋与本案所涉被征收房屋并非同一房屋，加之刘某1与陈某已就涉案被征收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故对杨某主张刘某1与陈某被征收的二层房屋系双方父亲刘元清修建，属于刘元清遗产的主张，不予采纳。即便刘某1与陈某拆除石墙房修建新房时，原有石墙房屋拆除后剩余石材部分仍存在剩余价值，但并无证据证实该部分价值已融入至被征收房屋中。综上，杨某对被征收房屋部分不具有继承权利。二、关于涉案被征收房屋占用土地部分价值杨某是否享有继承权利。涉案被征收房屋所占用土地系刘某1与刘元清共同用城关中学幼儿园教室后面××屋××及自留地调换而来，刘元清、唐元珍死亡时该土地并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不属于可继承遗产范围。刘某1于1988年就其中154.09平方米的土地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部分土地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已由刘某1依法获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因该土地产生的收益应由刘某1享有。即便刘某1与刘元清所调换土地属于可继承财产范围，刘某1与陈某被征收房屋所占土地范围不足刘元清、刘某1调换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未超出其可继承范围，并未侵害杨某的继承权利。综上，案涉房屋征收款并非刘元清的遗产，对杨某主张刘某1与陈某向其支付征收补偿款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90.00元，保全费2020.00，鉴定费1800.00元，由原告杨某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某上诉主张案涉房屋系刘元清修建，属于刘元清的遗产，杨某依法享有继承权利。因其在诉讼中申请四名证人的证言证词均陈述刘元清生前修建的房屋系石墙房，而刘某1、陈某签署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记载的刘某1、陈某被征收房屋为砖混结构，故杨某主张案涉房屋与刘元清生前修建房屋并非同一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规定，因杨某并未在诉讼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与刘元清生前修建房屋系同一房屋，故涉案争议房屋并非刘元清合法遗产。同时，就城关镇实小路15号的房屋，2011年12月26日，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刘某1、陈某颁发了修房权房房权证龙场镇字第**所有权证》，登记建筑面积为100.80平方米，房屋总层数为一层，共同共有人为陈某。因《房屋所有权证》系行政职能部门颁发，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被确认无效前，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对杨某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另，1971年11月23日，刘元清、刘某1共同作为乙方与修文县城关中学革命委员会作为甲方签订《互换土地协约》，刘元清、刘某1用位于城关中学幼儿园教室后面××屋××及自留地共计523.44平米与城关中学前临接城北大队学校和杨某自留地土坎，后与城关中学相邻，左以城关中学石梗为界，右与城北大队第四生产队土地接界总面积为615.75平米的土地调换，在刘元清、唐元珍死亡时该土地并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故该置换地不属于刘元清、唐元珍可继承遗产范围。因1988年12月22日，刘某1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并于1999年11月25日取得了修土国用（籍）字第289号《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证》登记用地面积为154.09平方米。因刘某1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故该部分土地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刘某1已依法获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该土地产生的收益亦应由刘某1享有。即便刘某1与刘元清所调换土地属于可继承财产范围，刘某1、陈某被征收房屋所占土地范围不足刘元清、刘某1调换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未超出其可继承范围，并未侵害杨某的继承权利，原判对杨某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9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胡桂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