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莉茹，女，198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刚，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秋容，女，1984年7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吴瑾，均系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莉茹因与被上诉人邓秋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莉茹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由方莉茹向邓秋容清偿借款本金1,050,661.21元及借款利息（借款利息从2019年3月9日起至2020年3月8曰止，以人民币1,255,426.0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065％的标准计算；从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以人民币1,255,426.0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3％的标准计算；从2020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1,050,661.2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3％的标准计算）；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邓秋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关于方莉茹有为邓秋容承担金融机构贷款利息的交易习惯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方莉茹与邓秋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但方莉茹从未委托邓秋容代为贷款，也从未同意承担邓秋容贷款的成本和利息，双方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方莉茹也没有要为邓秋容承担金融贷款利息的意思表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交付财产义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结合本案情况来看，邓秋容主张的全部贷款均系邓秋容自行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的，但在申请贷款前，邓秋容从未就贷款额度、利率、还款方式与方莉茹协商并取得方莉茹的授权或同意。其次，邓秋容所贷款项，也没有全部转交给方莉茹，在邓秋容所主张的24笔“受委托”的贷款中，大量存在着借款在先而申请贷款在后、贷款金额与借款金额不符且差额较大，甚至还存在邓秋容有贷款而未向方莉茹发放借款的情况（详见方莉茹一审阶段补充质证意见），这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并将取得财产全部转交委托人的委托贷款的关系严重不符，也恰恰证明邓秋容的贷款行为并非受方莉茹所托，贷款只是邓秋容为解决其自身资金需求的方式，邓秋容只是通过贷款筹措部分资金借给方莉茹使用，而并非受方莉茹委托来代方莉茹向银行贷款。再次，双方关系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在2019年3月9日之前并未约定借期利息，故方莉茹仅需就邓秋容实际所借给方莉茹的款项承担偿还责任，而无需对邓秋容资金来源的承担相应的成本和利息。另外，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上下文来看，方莉茹跟邓秋容说“蚂蚁借呗有没有，微粒贷有没有，利息我出，没有额度了吗?”的原意是因为暂时无法向邓秋容偿还部分本金，为解决邓秋容急需资金的问题，方莉茹建议邓秋容通过蚂蚁借呗和微粒贷的渠道贷款来救急，由方莉茹承担该次临时贷款的利息。但这只是这一次特殊情况下的提议，并非对邓秋容其他全部金融借款利息承担的承诺，更何况邓秋容也并没有通过微粒贷或蚂蚁借呗贷款，也没有发生该次相应的利息。因此，一审法院断章取义，曲解方莉茹的真实意思，认定方莉茹有意承担邓秋容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邓秋容在2019年3月9日前共向方莉茹支付了借款本金3,480,016.98元存在计算错误，方莉茹在2020年3月9日前累计收到邓秋容支付的借款本金合计为3,110,016.98元。本案中，根据双方均确认的资金往来明细，截止借条凭据出具之日2019年3月9日，邓秋容累计向方莉茹发放的借款金额为3,110,016.98元，一审法院将邓秋容在本案涉案借条签署之后（2019年7月2日至8月8日期间）支付的320,000元以及邓秋容2019年2月23日向案外人支付的5万元均计入2019年3月9日之前支付的金额与事实不符，依法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关于双方2019年3月9日签署借条凭据时借款本金的金额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尚欠金额应当以借条凭据签署时实际欠款本金扣减后续还款金额之后的剩余金额为准，方莉茹实际剩余应还本金为l,050,661.21元。因双方自2016年以来长期存在借款、还款经济往来，但鉴于双方因双方自2016年以来长期存在借款、还款经济往来，但鉴于双方系多年熟悉的同事和朋友，故在2019年3月9日的借条签署之前并未就借款约定明确的还款方式、期限，也没有约定利息，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于该期间的借款不应计算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同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借款合同生效。本案中，借贷双方是先发生借贷事实，后补借条凭据。虽然借条凭据写明本金为2,064,278元，但实际上截止借条凭据出具之日2019年3月9日，邓秋容累计向方莉茹发放借款金额为3,110,016.98元，方莉茹累计偿还借款本金l,854,590.96元（含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转账），双方在2019年3月9日借款合同的有效借款金额应当为1,255,426.02元。据前所述，本案借条凭据实际生效的借款本金应为1,255,426.02元。2019年3月9日借条签署后，至2019年7月2日邓秋容与方莉茹发生新的借贷关系之前，双方均确认方莉茹向邓秋容偿还本案涉案借款本金204,764.81元，则剩余借款本金应当为1,050,661.21元。四、即使认为双方在民间借贷过程中，邓秋容存在向金融机构贷款并将贷款金额转借给方莉茹的情况，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该行为也因其属于高利转贷而无效，相应款项应当按照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返还，但对于相应利息，不应由方莉茹承担。一审邓秋容提出有24笔贷款是方莉茹委托其所贷，其中13笔存在情况不符。第一笔2016年4月向中国银行贷款30万元，但是邓秋容在2016年4月、5月、6月、7月均没有向方莉茹提供这30万元的银行记录，而是在4月贷款发生之前2016年3月18日向方莉茹出借了30万元，这明显是先有借款后有贷款，说明并不是由方莉茹委托其贷款，而是其在借出款项之后，对自己的资金状况另行筹措资金。第二笔2016年8月27日，邓秋容向平安银行贷款14.6万元，但是在4月30日到8月30日只向方莉茹出借了14万元，金额不符。第三笔2018年5月2日向南粤银行贷款30万元，但在该日期前后即2018年5月7日、8日，邓秋容仅向方莉茹出借了8万元，与30万元金额出入极大。第四笔2018年9月20日向光大银行贷款11.9万元，但是邓秋容只向方莉茹出借9.6841万元，差额近20%。第五笔2018年11月16日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同年11月26日，仅向方莉茹出借了11.04万元。第六笔2018年10月28日，向海印金服贷款14.42万元，次日仅向方莉茹出借13.8432万元。第七笔2018年12月24日向新网银行贷款20万元，但仅向方莉茹出借13.4632万元。第八笔2019年2月4日邓秋容将自己名下的房产抵押了60万元，但仅向方莉茹出借53万元。第九笔2019年2月20日向小银卡贷贷款3万元，但是在2019年2月至6月期间，没有任何向方莉茹出借该3万元的凭据和流水。通过这些贷款和借款的对比来看，双方根本就不存在由方莉茹委托邓秋容贷款，并将贷款的款项全部归方莉茹使用的情况。即使真的是存在这种情况，也会因为邓秋容存在高利转贷的情况而归于无效，因此不能由方莉茹承担邓秋容贷款的成本和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双方资金往来的金额、实际借款本金等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方莉茹须承担不合理的巨额还款，对方莉茹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影响。请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予以改判。邓秋容二审辩称，第一，方莉茹与邓秋容原为同事、朋友关系，从2016年开始，双方约定由邓秋容帮方莉茹贷款，方莉茹将每月还贷额转给邓秋容还给银行，但从2019年开始方莉茹开始不准时转还贷给邓秋容，于是双方2019年3月9日签订借条借据，金额为2019年3月9日前邓秋容帮方莉茹贷的14笔贷款当中未还的本金和利息，借据是由方莉茹起草后发送给邓秋容确认签订的。关于方莉茹和邓秋容之间是不是代为贷款的关系，从邓秋容提供的聊天记录、邓秋容在向金融机构贷款后将相应款项转给方莉茹且金额能够对应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在聊天记录中关于是不是贷款说得很清楚。欠条是因为至2019年3月方莉茹还不上款，所以双方才对之前的借贷做了统计，金额为200多万，借条上的金额是双方确认的。第二，借条借据中14笔贷款当中有11笔可以对应邓秋容将银行发放的贷款转给方莉茹、方莉茹将每月还款额转给邓秋容的记录。其中有3笔虽不能完全对应，但是因为方莉茹后来不能每月准时将还款给邓秋容，所以有些是直接在银行贷款的金额里扣除。关于光大银行、海印金服等部分金额不一致，是因为当时方莉茹已经不能每月准时还贷，所以邓秋容将需要还贷的金额扣除。关于房子抵押的部分，虽然银行放贷60万元，方莉茹介绍中介机构办理贷款时已经扣除了6万多手续费，所以到手只有53万多，邓秋容收到该款项后便全部转给方莉茹。方莉茹称2016年4月邓秋容向中国银行贷款30万，这笔钱是3月份到账，邓秋容即于3月18日转给了方莉茹，4月是还款日期。方莉茹称邓秋容没有将该30万元转给方莉茹的转账记录，是因为邓秋容从银行取出后现金交付给方莉茹、方莉茹再存到银行，从一审中原告证据15页可以看到。第三，方莉茹称其与邓秋容存在高利息借贷关系，双方签订的借条借据约定逾期还款利息月利率为0.0065%，可以看出双方不存在高利息借贷关系。第四，方莉茹称部分是先有借款后有贷款，实际可能是银行3月就放款，但是还贷时间是从4月开始计算，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原审原告邓秋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方莉茹偿还邓秋容借款本金2064278元；2.请求判令方莉茹偿还邓秋容借款利息（利息从2019年3月9日起计算至2020年3月8日，以2064278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0065%的标准计算；从2020年3月9日计算至方莉茹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以2064278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03%的标准计算）；3.请求判令方莉茹承担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9日，方莉茹（甲方）向邓秋容（乙方）出具《借条凭据》（借条编号：粤20190309GZYX）载明：2019年3月9日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2064278元用于悦华投资管理公司金融投资，经双方协商约定借期为12个月，月利率为0.0065%，利息于每月29号由甲方存入乙方账户（账号********国银行中山医支行），12个月后如甲方未能及时还款，甲方需向乙方每月支付本金0.03%的利息，直至甲方还清本金为止等。一审庭审中，邓秋容陈述，双方发生往来的款项合计有24笔，邓秋容在2019年3月9日前共向方莉茹给付的借款金额为3480016.98元，其中涉及本案借条凭据所涉及贷款为《邓秋容从2016年1月27日至2019年12月20日止帮方莉茹贷款明细统计表》中的以下13笔贷款：1.2016年4月-2019年4月向中国银行贷款的30万元，尚欠一个月的本金及利息未还；2.2016年8月27日-2019年8月27日向平安银行贷款的146000元，尚欠五个月本金及利息；3.2018年11月16日-2022年11月16日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4.2018年12月5日-2019年12月5日向渤海银行贷款10万元；5.2019年2月20日-2020年2月20日向小银卡贷贷款3万元；6.2018年5月2日-2023年5月2日向南粤银行贷款30万元；7.2018年9月20日-2021年9月20日向光大银行贷款119000元；8.2018年11月28日-2020年11月28日向海印金服贷款144200元；9.2018年12月24日-2016年12月23日向新网银行贷款20万元；10.2019年2月4日-2024年2月4日向中原信托做房产抵押贷款60万元，但是实际发放是530253元，邓秋容是将实发的款项转账给方莉茹，差额是属于贷款的手续费；11.2018年7月5日-2019年7月2日向宁波银行贷款10万元；12.2018年7月5日-2019年7月2日向宁波银行贷款20万元；13.2018年11月23日-2019年11月23日向农业银行贷款110400元。方莉茹签署的《借条凭据》是对以上尚未还清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清算。方莉茹签署的《借条凭据》没有包括《邓秋容从2016年1月27日至2019年12月20日止帮方莉茹贷款明细统计表》中以下7笔贷款：1.2019年11月23日-2020年11月23日向新网银行贷款12万元；2.2019年12月16日-2020年12月23日向新网银行贷款5万元；3.2019年12月20日-2020年12月23日向新网银行贷款2万元；4.2019年11月23日-2020年11月23日向新网银行贷款2万元；5.2019年7月2日-2020年6月28日向宁波银行贷款10万元；6.2019年7月3日-2020年6月28日向宁波银行贷款20万元；7.2019年8月7日-2020年8月3日向宁波银行贷款20万元。方莉茹认为，邓秋容从2016年至2019年8月8日转款给方莉茹的借款为3430016.98元，其中的差额5万元来源于邓秋容在2019年2月23日转账给吴阗滨的5万元，该5万元并非邓秋容、方莉茹之间的往来款项，与本案无关。邓秋容认为，该5万元的款项的收款人吴阗滨是方莉茹的配偶，已由方莉茹出具的《借条凭据》确认为方莉茹的借款。邓秋容、方莉茹共同确认：方莉茹从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6月29日累计向邓秋容偿还了案涉《借条凭据》所涉的借款本金204764.81元;鉴于方莉茹在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分23笔向邓秋容偿还的204764.81元，双方对上述还款同意视为偿还《借条凭据》所涉及的借款本金，为方便利息的计算，上述还款204764.81元统一确定从2019年5月1日起从各自主张的借款本金中扣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邓秋容、方莉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邓秋容、方莉茹在2019年3月9日前所发生的民间借贷涉及的出借款如何认定；二、方莉茹在2019年3月9日向邓秋容出具的《借条凭据》是否属于双方就2019年3月9日前所发生的借贷进行清算而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从方莉茹自2018年11月23日至2020年3月7日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邓秋容回复的信息中对邓秋容贷款利息的表态：“刚刚提现了5000转过去，还欠多少，我几张卡一起凑，够还你今天这两个”，“蚂蚁借呗有没有，微粒贷有没有，利息我出，没有额度了吗？”等内容，可以判断邓秋容与方莉茹之间存在邓秋容向银行贷后再将贷款转借给方莉茹的借贷行为，方莉茹有为邓秋容承担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的交易习惯。结合邓秋容从2016年至2019年8月8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再将出借款3430016.98元转给方莉茹的事实，以及方莉茹于2019年3月9日先行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将《借条凭据》的文本发送给邓秋容，再由邓秋容作修改后将《借条凭据》的文本发回给方莉茹，方莉茹于同日在已修改的《借条凭据》上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字确认其向邓秋容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2064278元的事实进行印证，一审法院认定邓秋容提出的以下事实主张：1.方莉茹出具给邓秋容的《借条凭据》包括2016年4月-2019年4月向中国银行贷款的30万元、2016年8月27日-2019年8月27日向平安银行贷款的146000元、2018年11月16日-2022年11月16日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2018年12月5日-2019年12月5日向渤海银行贷款10万元、2019年2月20日-2020年2月20日向小银卡贷贷款3万元、2018年5月2日-2023年5月2日向南粤银行贷款30万元、2018年9月20日-2021年9月20日向光大银行贷款119000元、2018年11月28日-2020年11月28日向海印金服贷款144200元、2018年12月24日-2016年12月23日向新网银行贷款20万元、2019年2月4日-2024年2月4日向中原信托做房产抵押贷款60万元、2018年7月5日-2019年7月2日向宁波银行贷款10万元、2018年7月5日-2019年7月2日向宁波银行贷款20万元、2018年11月23日-2019年11月23日向农业银行贷款110400元的13笔借贷；邓秋容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了上述13笔贷款后，在2019年3月9日前共向方莉茹支付了借款本金3480016.98元。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方莉茹出具给邓秋容的《借条凭据》，系方莉茹于2019年3月9日先向邓秋容发送微信文本，经邓秋容确认后，再由方莉茹签字交给邓秋容，系方莉茹与邓秋容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邓秋容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的付款信息进行判断，方莉茹在此时确认向邓秋容借款2064278元，该《借条凭据》所涉及借款理应包含方莉茹尚未偿还前述13笔贷款的本息，应当认定为双方就2019年3月9日前所发生的借贷进行清算而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故方莉茹在2019年3月9日前尚欠邓秋容借款本金应认定为2064278元。邓秋容、方莉茹在诉讼中共同确认，方莉茹从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6月29日累计向邓秋容还款204764.81元，视为偿还了《借条凭据》所涉的借款本金，上述还款204764.81元统一确定从2019年5月1日起从各自主张的借款本金中扣减的事实主张，属于当事人基于处分权行使而实施的诉讼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方莉茹在2019年3月9日向邓秋容出具的《借条凭据》系方莉茹的真实意思表示，邓秋容对《借条凭据》的内容也予以确认，应认定为双方就2019年3月9日前所发生的借贷进行清算而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方莉茹应依约定向邓秋容履行还本付息的合同义务。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审被告方莉茹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审原告邓秋容清偿借款本金1859513.19元及借款利息（借款利息从2019年3月9日起至2020年3月8日止，以206427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065%的标准计算；从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以206427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3%的标准计算；从2020年5月1日起至方莉茹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以1859513.1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3%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审原告邓秋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方莉茹负担。本案一审受理费11666元，由邓秋容负担2186元，方莉茹负担9480元（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已由邓秋容预交，邓秋容要求方莉茹将应负担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方莉茹迳付邓秋容，一审法院不再退回，方莉茹将应负担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迳付邓秋容）。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共同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3月9日之前，邓秋容共向方莉茹转账3430016.98元。2019年3月9日前，方莉茹共向邓秋容转账金额为1854590.96元。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方莉茹主张其于2019年3月9日前向邓秋容转账的1854590.96元应全部抵扣借款本金，本院要求方莉茹庭后提交相应证据与核算明细表，方莉茹未向本院提交相应材料。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2019年3月9日之前双方的法律关系；二、2019年2月23日邓秋容转给方莉茹丈夫吴阗滨的5万元是否系本案借款；三、涉案《借条凭据》的效力；四、方莉茹最终应向邓秋容偿还的本金数额。第一，关于双方之前的法律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尽管本案存在邓秋容向银行贷款后将该款项借与方莉茹的事实，也出现过方莉茹要求邓秋容向金融机构贷款并转借给方莉茹的情形，但并不能认定双方之间所有行为均系委托贷款，根据双方证据，本院认定2019年3月9日前邓秋容与方莉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至于该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发布前受理本案，应适用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本院认为，邓秋容虽有向金融机构贷款并转借给方莉茹的行为，却未收取高额利息，故不能认定双方借贷合同无效，双方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第二，关于邓秋容向吴阗滨转账5万元的性质。方莉茹与吴阗滨系夫妻关系，方莉茹银行账目明细亦显示其与吴阗滨有大量账目往来，邓秋容在此前后并无与吴阗滨有其他款项往来，故双方通过方莉茹介绍认识并产生此次转账、该款项由方莉茹实际支配的主张符合常理，邓秋容的陈述本院予以采纳，涉案5万元应认定为本案借款。2019年3月9日之前，邓秋容共向方莉茹转账3480016.98元。第三，关于涉案《借条凭据》的效力，即2019年3月9日前方莉茹向邓秋容还款的构成。方莉茹不认可涉案《借条凭据》效力，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此前未约定利息，其2019年3月9日前向邓秋容转账的1854590.96元应全部抵扣借款本金，却一直未提交相应证据和核算明细表予以说明，方莉茹该主张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方莉茹向邓秋容借款，应当承担向邓秋容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2019年3月9日前方莉茹向邓秋容转账的1854590.96元应视为对借款本息的抵扣。邓秋容主张涉案《借条凭据》系双方核算过之前账目后合意确认，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纳，本院根据该借条确认截至2019年3月9日方莉茹欠邓秋容2064278元。最后，关于方莉茹最终应向邓秋容偿还的本金。方莉茹与邓秋容签订的《借条凭据》合法有效，本院以该借条为基础计算未还金额，方莉茹应以借条确认的金额2064278元为基数向邓秋容清偿。邓秋容、方莉茹在一审法院主持下共同确认方莉茹从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6月29日向邓秋容还款204764.81元，视为偿还了《借条凭据》所涉的借款本金，从2019年5月1日起从各自主张的借款本金中扣减，二审又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属于当事人基于处分权行使而实施的诉讼行为，一审法院据此计算得出方莉茹尚欠邓秋容本金1859513.19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方法与双方在《借条凭据》中约定的一致，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方莉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9元，由上诉人方莉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平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法官助理李莉书记员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