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尧珍珍，女，199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川华，系上诉人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优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李艺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冬怡，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梵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张翠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舒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莎，女，199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云岗，广东经纶律师事务师律师。上诉人尧珍珍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优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减公司）、广东梵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大公司）、王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0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凡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尧珍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雷川华，被上诉人王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云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尧珍珍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优减公司、梵大公司、王莎向尧珍珍退款20806.5元；2．请求判令优减公司、梵大公司、王莎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尧珍珍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上多处错误。（一）举证责任分配存在问题。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也有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优减公司及王莎主张已经全部发货，但对于其主张无法提供送货记录或者货物邮寄快递单，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尧珍珍作为收货方相比于送货方更难保存快递记录，因此于法于情，都应该优减公司、梵大公司、王莎举证货物已全部发送，把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尧珍珍不公平。（二）优减公司、王莎代理人存在虚假陈述。根据尧珍珍在一审陈述的优减公司、王莎经营模式，其产品本身不赚钱且因定价高、效果差很难推销出去，代理商的盈利模式就是不断发展下线即“拉人头”，并且因虚假宣传被相关部门进行了处罚。优减公司、王莎在面对法官提出的相关经营模式、盈利模式、人事关系时全部虚假陈述或者转移话题避而不答。特别是针对向尧珍珍的发货问题、发货时间、发货数量上，二者相互推诿，陈述前后不一致，明显是在说谎。优减公司、王莎只是向尧珍珍部分发货是不争的事实，在尧珍珍与王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看出，优减公司、王莎故意隐瞒事实不进行对账，一审法院将责任全部归于尧珍珍，认为尧珍珍是举证不能不合理。尧珍珍是传销过程中的受害者，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三）尧珍珍在朋友圈的销售记录不是真实的。对于王莎提交的尧珍珍微信朋友圈销售记录图片，其真实性尧珍珍并不否认，图片中的转账记录及销售记录都是通过软件生成，其实并没有相关实际聊天及成交记录。因此，尧珍珍主张的只收到10盒产品与朋友圈并不冲突。另外在朋友圈对减肥效果进行夸大宣传也是王莎进行指导的，该产品只是普通的代餐并未有任何减肥功效，其产品也因虚假、夸大宣传被行政部门多次处罚、被消费者举报、诉讼，属于违法、违规产品，不应进行对外销售。优减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并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一）王莎并非优减公司员工，其行为非公司行为，王莎也非优减公司代理人，其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优减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王莎以任何形式作出的承诺仅代表其自身，尧珍珍与王莎之间的纠纷应由两人自行处理。（二）优减公司与尧珍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尧珍珍与王莎之间的约定对优减公司没有约束力，其无权向优减公司主张权利及要求承担义务。（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尧珍珍提出“除了已使用的10盒以外的剩余未销产品存放在王莎处”的主张，应由其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优减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一般的货物买卖模式，与王莎之间属于购销关系，优减公司因虚假宣传受到处罚后已整改完毕，与本案无关，是否涉嫌传销应由公安机关界定，也未表明所经营的产品具有减肥功效。梵大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并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梵大公司与优减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股权持有关系。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可知，梵大公司的股东为薛鹏飞、杨**晶，而优减公司的股东为曹帅、广州量元素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两公司属于独立的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优减公司与其经销商业务往来的法律关系与梵大公司无关。综上，梵大公司与尧珍珍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产品交付行为和款项来往，该合同纠纷应是尧珍珍、王莎之间发生的法律行为。尧珍珍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王莎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一）尧珍珍提起本案诉讼起因是其代理资格被优减公司取消，其交涉无果后才提起本案诉讼，尧珍珍称王莎没有发货与事实不符。根据尧珍珍起诉状可以看出，其已经承认拿到相应产品，且尧珍珍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直到一审开庭才称只收到10盒产品。（二）王莎并没有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尧珍珍支付的款项由王莎代收后已经转账支付给上一级郑某，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打开优减公司网站查询了郑某的代理资格，故不存在王莎需要向尧珍珍退款的问题。尧珍珍支付给公司的款项是其成为公司市级代理的代理费。（三）一审中王莎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尧珍珍收到相应产品并认可产品质量，其主张产品质量有问题与事实不符。（四）本案核心是尧珍珍与优减公司代理加盟纠纷，与王莎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尧珍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优减公司、梵大公司、王莎向尧珍珍退款20806.5元；2．请求判令优减公司、梵大公司、王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优减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注册成立，股东为曹帅、广州量元素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梵大公司于2016年5月6日注册成立，股东为谢鹏飞、杨**晶。优减公司销售“优减轻食营养蛋白棒”、“美食伴侣”两种产品。根据优减公司的优减品牌授权书载明（电子授权书）：王莎为优减公司“优减轻食营养蛋白棒”品牌省级代理，可代表本品牌在微信上经营销售，有权利和义务对品牌产品进行推广及相关的售后服务，日期为2019年6月12日至2020年6月12日。尧珍珍通过微信、支付宝向王莎转账：2019年4月27日100元，4月28日605元、4月29日3295元、5月21日15800元、6月16日290元、8月22日521.5元、11月6日195元。王莎于2019年5月21日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王莎身份证号（640321199410181720）郑重承诺关于尧珍珍身份证号（362525199212173624）升级梵大集团优减项目的市代，若后期优减产品的销售不出去，没有销售的产品全额退款。王莎在承诺人落款处捺印。尧珍珍称，其是在2019年4月成为王莎的下级代理商，其只能从王莎处取得产品。其在2019年5月陆续向王莎支付19800元，认购“优减轻食营养蛋白棒”产品120盒，每盒代理价格为165元，零售价格为298元，但其只收到了10盒“优减轻食营养蛋白棒”，尧珍珍丈夫使用了该10盒产品，剩余的产品存在王莎处，后续向王莎支付的款项认购的产品也存放在王莎处，在尧珍珍需要产品就直接通知从上一级代理处取货。尧珍珍主张王莎承担退款责任，是基于王莎出具的退款承诺书。王莎是优减公司、梵大公司的员工，优减公司是梵大公司的子公司，优减公司、梵大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优减公司称，其与代理商之间实际为购销关系，省级代理只是一个称呼，可对应进货时价格不同。尧珍珍没有向优减公司购买过产品，优减公司也没有收到过尧珍珍的款项。优减公司曾因对产品虚假宣传被行政处罚，可已进行整改，也不是针对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王莎称，王莎是尧珍珍的上级代理商，尧珍珍从优减公司拿货，王莎可以获得一定返利，尧珍珍从王莎处拿货，王莎可以获得差价利润。尧珍珍称只收到10盒产品与事实不符，优减公司与王莎已经将全部产品快递给尧珍珍，尧珍珍从未提出过异议说没有收到产品或收到的产品不齐，且尧珍珍的微信记录、朋友圈记录显示尧珍珍的客户购买了6盒，尧珍珍在起诉状中也陈述拿到了产品，这与尧珍珍所述不符。王莎已将收到15800元转给王莎的上一级代理郑好。尧珍珍后面支付的几笔款项是优减公司开展活动时所支付的定金，优减公司也实际已发货。“优减轻食营养蛋白棒”产品每盒代理价格为165元，零售价格为298元/盒，“美食伴侣”产品零售价149元/盒。王莎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朋友圈截图、照片，其中朋友圈：“优减财富1410顾客复购6盒，好朋友香玉体验了优减，感受到了效果确实不错……”并附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转账的情形；“1800美女咨询美食伴侣担心吃美食怕胖一次性多拿点划算……”并附有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转1800元，尧珍珍回复“好的，感谢信任，地址电话姓名发给我，明天安排发货”；“13200代理美美顾客宝妈江姐吃了美食伴侣一盒现在……今天主动找她加入美食伴侣省代起步，好产品自带销售”；“24000感谢顾客的信任，本身有减肥需求，来咨询，产品再好不试永远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并附有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当时我老公也是不相信的，别人说的再好也要自己亲自体验效果，效果好再分享出去，结果效果征服了他”，“是这样的，我先买12盒吧，毕竟我也毕竟胖”，并转账2400元。拟证明尧珍珍经过多次考察优减公司及体验产品后，成为优减公司代理商；尧珍珍认可产品质量，并称其老公用了产品后瘦了20斤，不存在虚假夸大宣传。2．通知，拟证明尧珍珍因扰乱市场被取消代理资格而提起本案诉讼。3．转账记录，王莎向郑好转账15800元，拟证明王莎未实际收取尧珍珍付的款项。4．优减品牌授权书，拟证明郑好为优减公司的省级代理。尧珍珍对王莎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朋友圈所发的内容是做微商的固定模式，是王莎教授尧珍珍发的内容以便吸引客户；证据2真实性没异议，是王莎发给尧珍珍，可后续王莎告知尧珍珍可以继续做代理；证据3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尧珍珍不清楚王莎将该笔钱转给另一方；证据4没异议，可与尧珍珍无关。优减公司对王莎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有异议，尧珍珍与王莎不是代理关系，是购销关系；证据2有异议，该通知没有公章，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证据3有异议，与尧珍珍主张的退款金额不符；证据4没异议，王莎的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其是代优减公司收款。梵大公司对王莎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至3有异议，与梵大公司无关。证据4没异议，与梵大公司无关。以上事实，有优减品牌授权书、照片、转账记录、承诺书、微信朋友圈截图、通知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莎是否应向尧珍珍退款20806.5元，优减公司、梵大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王莎为优减公司的省级代理，尧珍珍、王莎确认王莎是尧珍珍的上一级代理，王莎收取了尧珍珍的款项20806.5元，虽然承诺书是照片后打印，可在该打印件上有王莎的捺印，该承诺书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由此，王莎本应在尧珍珍销售不出去代理的优减产品时，按该承诺对于没有销售的产品全额退款给尧珍珍。然而，根据承诺书载明，尧珍珍明知其退款的前提是基于未销售的产品，现尧珍珍已向王莎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可尧珍珍仅在庭审中才提及涉案产品除了已使用的10盒之外剩余未销售的产品存放在王莎之处，在尧珍珍的起诉书未陈述该事实，而是表述“尧珍珍拿到产品后”，且若尧珍珍将剩余未销售的产品存放在王莎之处，尧珍珍却未向王莎确认未销售产品的数量，也未在双方发生纠纷时向王莎提货剩余产品，这与常理和交易习惯不符，且尧珍珍的微信朋友圈载明尧珍珍实际收到的产品不止10盒。综上，尧珍珍主张除了已使用的10盒之外剩余未销售的产品存放在王莎之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尧珍珍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剩余未销售的产品的具体数量，因此，尧珍珍主张王莎退款20806.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尧珍珍要求优减公司、梵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于2020年7月6日判决：驳回尧珍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尧珍珍已缴纳），由尧珍珍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尧珍珍提交以下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相对方微信号为“LX186××××****”，昵称“林昕老大”，拟证明尧珍珍购买的减肥产品确实存放在王莎处，并且王莎承诺退款。王莎当庭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一审中已经要求尧珍珍提供与王莎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尧珍珍拒不提交，因王莎更换手机故没有保存聊天记录。王莎当庭陈述微信号是“LX186××××****”，但微信号现已可以更改，需庭后核实。优减公司、梵大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庭后，王莎补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聊天记录从表面上看不完整，经过编辑，尧珍珍代理人庭审时一直不让查看完整记录，多次打断；聊天记录看不出相对方具体身份信息，优减公司发给尧珍珍的授权书显示王莎使用的微信号为“sha3344520yy”，且王莎是代表优减公司在微信上经销，尧珍珍的代理资格被优减公司取消后，曾威胁王莎要求退货，王莎曾与优减公司沟通，但尧珍珍没有寄回产品，也没有提交所有相关的订单和财务数据；庭审中尧珍珍代理人雷川华也承认尧珍珍支付的款项是优减公司收取了，王莎莎手写的“没有销售的产品全额退款”是王莎代优减公司出具，且并无证据证明尧珍珍有“没有销售的产品”，举证责任应由尧珍珍承担。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27日尧珍珍“算了，不接了”“没信心了”“剩下的钱退给我吧”，对方“行”“我要算货，等我算清楚了”，尧珍珍“还没算好吗”，对方“珍珍，这个不是这样算的知道吧，这样你要退款的话，那当初给你承诺的是45天给你无效退换货对吧，就是说当时给你写那个单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跟你说了，如果说你不想做了，但是没有说这么长时间，对吧，包括你上次还违反公司规定，这些都是要算的，你现在就是要退的话，那肯定我这些都是要跟你算的知道吧，那我不是说一下两下就给你算好的，我都得去公司问你这些事情呀，你说退我立马就能给你退了吗？那我也得把你的货给你出掉，然后给你退，对吧”“你把那个618的那个订单就是你抢货的那个订单，还有那个九块九那个抢货的订单给我发一下”，尧珍珍“那个618的和九块九的什么订单呢”“那个怎么算？那个也要算吗？”对方“我们是承诺包教你，然后你去执行，然后按照我们的方法卖不出去，我给你退对吧，那方法给到你了，你到现在卖不出去，然后你找我退，我也没说啥，但是你需要给我时间知道吧，首先第一点，我得把我的货就是你的货，你这边给我交了钱的货，我得给你出完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公司，因为你要退的话，那肯定，这个授权啊，各方面都要去，都有影响的”，尧珍珍“我退市代的货，跟之前抢的618和919的那些订单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你当初给我承诺的是市代的货，卖不掉就给我退的呀”，对方“你退了就不是公司代理了，不是公司代理肯定不能享受公司代理的活动”“我没说不给你退呀”“你把东西提交上来，我核对”，尧珍珍“我现在也忘记了多少货”，对方“你翻翻聊天记录”。2019年12月31日，尧珍珍“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对方“珍珍，你是让我说什么呢”“你干了8个月了让我退，当初说的是你卖不出去我给你退，现在是你压根不卖你跟我退”，尧珍珍“你当初承诺的我卖不掉跟我退，为了让我升级，说送一个代理给我，可现在做到了吗”，对方“我没说不退呀”“你那是压根没卖”“货在我手里压根都没发到你那里对吧”“都要走公司流程，而且我要算清楚对吧”“还有你的货，你要退我肯定要帮着你出呀，出完了肯定给你退”，尧珍珍“什么叫你出完货”“我哪知道你有没有出完货”；另显示聊天相对方多次发送落款或抬头有“优减”的文件图片。王莎提交了以下证据：中通快递单据图片，显示收货人是尧珍珍，收货地址是尧珍珍提供的，显示内容为化妆品，没有写明具体数量，仅有重量，拟证明公司已经向尧珍珍发货，另也有多次发货是以尧珍珍配偶的名义收货的。尧珍珍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王莎应到快递公司打印相关记录，且快递单也没有备注托运的具体物品。优减公司、梵大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尧珍珍陈述，支付给王莎的款项中，19800元既是货款也是代理费，是购买120盒产品；其他剩余款项是搞活动时购买的特价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尧珍珍主张王莎退款20806.5元是否成立，优减公司、梵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退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尧珍珍二审中提交了与王莎的微信聊天记录，王莎则对真实性以及微信聊天内容的完整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尧珍珍当庭出示了手机原始载体予以核对，显示对方微信号为“LX186××××****”，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对于货物代理、退款等事宜进行大量沟通。王莎认可其微信号是“LX186××××****”，一审中亦认可其是尧珍珍的上级代理商、尧珍珍从王莎处拿货，但庭后除表示授权书载明的王莎微信号与该微信号不同外，对微信聊天中的内容并未提出其他实质异议或抗辩。据此，本院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采信，并确认该相对方为王莎。其次，根据聊天记录内容，王莎同意对于尧珍珍未销售货物退还货款，且从微信聊天来看，王莎也明确表示“我得把我的货就是你的货，你这边给我交了钱的货，我得给你出完”“货在我手里压根都没发到你那里”。可见，王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于双方聊天时仍有大量尧珍珍购买的货物存放于王莎处并无异议。王莎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完整性提出异议，对此，王莎作为聊天相对方，对其自身持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应有一定举证能力；作为尧珍珍的上级代理商，对于按尧珍珍指示发货情况，亦应具有相应举证能力。王莎除提交两张快递底单照片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货物交付，与其举证能力不符。再次，关于尧珍珍朋友圈显示的4笔销售记录。其中：“客户复购6盒”并附有1410元微信转款截图的朋友圈内容，可显示尧珍珍已出售6盒产品；“我先买12盒”并附有2400元微信转账截图的朋友圈内容，可显示尧珍珍已出售12盒产品，上述18盒产品属于尧珍珍自认已经出售。其他两份微信朋友圈内容主要显示案外人加入“县代”“省代”等代理商级别，并未明确涉及货物购买，也没有相应微信转账记录，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应当认定尧珍珍已经自行销售产品18盒。尧珍珍抗辩称上述朋友圈记录均非属真实交易，但没有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尧珍珍在二审中表示其诉请中19800元为代理费对应的120盒货物货款，剩余1006.5货款是促销打折货款，而其在微信聊天中表示要求返还的货款是与代理商资格对应部分的货款，不涉及优惠打折货款，故其诉请中1006.5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尧珍珍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予以采信，王莎在承诺书中承诺产品无法销售时返还货款，在微信中对应当返还货款亦未提出异议，应据此履行。王莎在微信中认可产品在其处，也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已经将全部货物发给尧珍珍，其二审提交的发货单据照片，即使属实，尚不足以证实已发货数量超出本院前述认定的数量。双方均认可每盒价格为165元，可对应19800元代理费项下货物120盒，但其中应当扣除尧珍珍自认其丈夫使用的10盒产品、微信朋友圈自认已经出售的18盒产品。据此，王莎应向尧珍珍返还剩余货款15180（165元×92盒）元，超出部分，本院予以驳回。至于王莎辩称是代表优减公司承诺退款，但其承诺书是以个人名义作出，故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王莎是否将收取的货款另行支付给案外人，不属于本案尧珍珍与王莎之间合同关系的审理范围。因尧珍珍并无证据足以证实其直接与优减公司、梵大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其主张优减公司、梵大公司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因尧珍珍二审提交新证据予以改判，相应二审受理费应由尧珍珍负担。综上所述，尧珍珍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二审因当事人提交新证据导致部分事实发生变化，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0725号民事判决；二、王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尧珍珍返还货款15180元；三、驳回尧珍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尧珍珍负担43元，由王莎负担1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16元，由尧珍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