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终10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芬兰，女，195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延安市宝塔区人，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云鹏，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金，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莉，女，196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不详，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枋品，男，196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不详，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共同委托代理人：周金虎，男，1965年10月8日出生，延安市宝塔区人，现住宝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延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七里铺。法定代表人：苗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生，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霞，女，197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不详，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上诉人李芬兰因与被上诉人贺莉、杜枋品、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5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芬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云鹏、蔡志金，被上诉人贺莉、杜枋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金虎、被上诉人延安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芬兰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3日作出的（2019）陕0602民初5149号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二十一施工处未直接收到并使用100万元借款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载明“原告李芬兰出借的100万元都是转给被告贺莉的。换言之，虽然借款合同和收据中有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的公章，但原告未举证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直接收到100万元借款”，“原告李芬兰的证据不能证明100万元出借款项用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显然错误。事实上，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二十一施工处为该借款的借款及使用主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借款合同上载明借款用途为工程建设流动资金，恰好二十一施工处在此期间承包了榆林伟业新天地项目，存在工程建设流动资金的需要；2.二十一施工处在收据上盖章，应视为其实际收到借款，否则为何要盖章；3.贺莉出具的还款承诺表明该借款确被用于二十一施工处承包的榆林伟业新天地项目；4.王霞与原一审法院的谈话过程中明确告知法院贺莉和杜枋品的银行账户由二十一施工处管理，里面的资金也都是用于二十一施工处。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收据、还款保证及（2013）延市建总司之152号介绍信、二十一施工处在榆林伟业新天地项目的工程签证单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相互联系，互相印证，足以证明二十一施工处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及借款使用人。反过来说，如果该借款系贺莉个人所借，那么如此大额借款是被用于何处呢？难道仅是个人消费吗？显然不合理。然而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即认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二十一施工处未直接收到及使用100万元借款显然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和收据上所盖公章为无效公章属错误；1、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延政复决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最终决定：“确认被申请准予刻制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公章行为违法，并撤销对该公章的印鉴备案”。也即，延安市人民政府仅是确认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准予刻制该公章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未撤销该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并非自始无效。其次，延安市人民政府撤销的也仅是公章的印鉴备案，该撤销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应当是该公章自印鉴备案被撤销之日以后为无效，并非自始无效。然而一审法院错误的认为“延安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启用该公章时就是无效的。因此，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给原告李芬兰的借款个体和收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无效。”显然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属枉法裁判。程序瑕疵不等于公章必然无效。二十一施工处在向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申请刻制公章时提供了二十一施工处营业执照及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二十一施工处介绍信、负责人杜枋品、经办人王霞的身份证复印件。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在基于上述材料的基础上作出准予刻制公章的行政行为，虽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瑕疵，但刻制公章是二十一施工处的真实意思，程序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公章无效。退一步讲，即使该公章被撤销，也不影响二十一施工处使用该公章产生的法律后果。如认为该公章被撤销后自始无效，那么二十一施工处使用该公章所签署的所有合同、文件等岂不是都没有法律效力了？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二十一施工处启用案涉公章自始无效，因此认定二十一施工处在给上诉人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无效属枉法裁判。二、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本案借款人系二十一施工处，主观上为善意；二十一施工处系延安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被上诉人杜枋品系二十一施工处负责人，被上诉人贺莉系二十一施工处财务负责人、杜枋品配偶，被上诉人王霞系二十一施工处出纳。2014年，被上诉人贺莉称其公司（二十一施工处）在榆林承包了一个建设工程项目，需要流动资金周转，请求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为此特地嘱托榆林的亲属查证二十一施工处榆林项目是否属实，结果为真。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延安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信任，故陆陆续续向二十一施工处借款100万元，被上诉人贺莉给上诉人打了借条。2015年，上诉人为保障资金安全性，要求被上诉人贺莉将该借条更换为正规的借款合同。2018年8月份，被上诉人贺莉告知上诉人前往其单位办公场所更换借条，上诉人到之后看到其办公场所挂有金色门牌、墙壁上粘贴有工作人员公示牌、悬挂有领导视察照片，同时办公场所还有工作人员在工作，后王霞当场打印了借款合同并在借款合同、收据上加盖了二十一施工处公章，以财务人员身份签了字。基于此，上诉人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二十一施工处，借款的使用人也是二十一施工处，否则为什么会有办公场所和公章呢？然而，一审法院避重就轻，刻意忽略该部分事实，不但不考察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否为二十一施工处，反而直接先入为主的认定二十一施工处不是实际借款人，进而直接分析是不是构成债务加入或是债务转移，如何能使上诉人信服判决结果呢？三、被上诉人延安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注销二十一施工处后放任公章被他人使用，存在严重过错。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第二十四条  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印章，如因单位撤销、名称改变或换用印章而停止使用时，应及时送交印章制发机关封存或销毁，或者按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规定  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注销登记或者吊销执照，应当同时撤销注册号，收缴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并通知开户银行。上诉人一审过程中在工商登记机关调取的二十一施工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二十一施工处已于2015年1月份注销，但被上诉人延安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二十一施工处注销后不仅没有缴回二十一施工处公章、撤销二十一施工处办公场所，反而纵容二十一施工处继续在榆林承包工程（现该工程已被延安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接管），其上述行为是造成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应当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避而不提，刻意回避，显然是枉法裁判。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请求二审法院能够公正审理，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二十一施工处未直接收到并使用100万元借款完全正确。1、被答辩人称案涉的100万元是被答辩人于2014年3月31日10点47分通过自己的中国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7325）给贺莉的中国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6620）转款30万元；于2014年4月30日16点44分通过自己的中国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7325）给贺莉的中国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6620）转款20万元；2014年8月11日13点54分通过自己的工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2049）给贺莉的工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1459）转款20万元；于2014年11月13日10点43分通过自己的工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2049）给贺莉的工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1459）转款30万元这四笔借款转化而来的，并提供了这四笔借款的转款凭条和借条。姑且不论案涉100万元与上述四笔借款的关系，就按被上诉人的说法，恰好说明了案涉的100万元在借款发生时确系贺莉个人向被答辩人借款的事实，该四笔转账凭条和收条就是贺莉个人向被答辩人借款的直接证据。2、按照被答辩人的陈述：2015年8月，贺莉在还清之前利息的基础上，把上述四笔借款整合成两笔借款与被答辩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给被答辩人出具了收条。虽然这只是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一面之词，但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人仍然是贺莉。至于后面的两笔借款是不是前面的四笔借款转化来的？是怎样转化来的？被答辩人均没有提供证据。3、在2015年8月的两份借款合同和两张收条上加盖二十一施工处的印章，完全是杜枋品、贺莉的个人行为，而且所加盖的印章是杜枋品通过欺骗手段刻制的，该印章已被市政府确认为违法刻制。该印章的来源、效力、作用，待后进一步陈述。4、被答辩人称其当初所出借的四笔共计100万元款项用于了杜枋品在榆林的工程。被答辩人就这一说法与在卷证据不符。被答辩人所谓的“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款用于榆林工程”的说法，只要二审法官稍作浏览便知这些证据能否证明其观点，单凭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和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言能证明什么？还需要说明的是，被答辩人完全有条件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工程的证据，但被答辩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 二、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和收据上所盖印章无效完全正确。2013年10月份，杜枋品在没有答辩人为其提供刻章手续的情况下，刻制了一枚二十一处印章，并对外使用。对此，答辩人完全不知情。2017年12月份，答辩人在定边县法院应诉中发现后，经过必要的调查了解即刻报警，在公安机关迟迟不予立案的情况下，答辩人马上提出行政复议，通过行政复议答辩人才弄清了印章的来源：该印章是杜枋品通过欺骗手段骗刻的。该印章也被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宝塔区公安分局准予刻制印章的行为违法并撤销了印章备案。准予刻制印章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10月份，也就是说，这枚不该面世印章从2013年10月份一出世就是违法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二十一处启用该印章时就是无效的完全正确。该印章是杜枋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中产生的，它只能代表杜枋品个人，根本代表不了二十一处。因此，从印章的来源、效力和作用看，一审法院认定所盖印章无效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被答辩人称刻制印章的程序瑕疵不等于印章必然无效，君不见行政决定书明确载明“由于刻制印章的程序违法直接导致了准予刻制印章的行为违法”，如此明确、严重的违法还能让其有效吗？据答辩人掌握，杜枋品就骗刻的印章只使用过两次：一次就是加盖在本案的借款合同和收款收据上，另一次是加盖在劳务分包合同和收款收据上，后一次加盖行为导致答辩人也被诉至法院，但法院认为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被驳回了起诉，该驳回起诉得到了二审法院的维持。答辩人认为，不管印章被使用多少回，根据印章的来源及被确认违法的实际情况，该印章只能代表杜枋品个人，不能代表二十一处和答辩人。三、被答辩人称其给二十一处借款为善意不符合事实。被答辩人给贺莉在2014年出借四笔100万元时，明显是借给贺莉个人的，这一事实是不容否定的。2015年签订借款合同时，借款人仍然是贺莉。在借款合同和收款收据上加盖印章只是为了证明借款人贺莉的身份，根本不存在债务加入或债务转移的说法。二十一处于2015年1月6日被注销并经公示，对此，被答辩人能不知晓？即使不知晓，因公示本身的效力，应视为被答辩人知晓二十一处被注销的事实。况且，答辩人公司就在延安，只要被答辩人稍加调查了解，二十一处是否存续、其印章真伪的事实片刻便知，出借如此巨额款项却不作必要的了解能说被答辩人没有大意的过失吗？要说善意，被答辩人2014年给贺莉出借100万元应该是善意的，2015年8月为了证明贺莉的身份加盖二十一处的印章也是善意的，至于被答辩人现在所说的由于加盖了二十一处的印章因而要求二十一处还本付息仍属善意，答辩人实难苟同。被答辩人所说的从最初借款，到换条的经过，均是被答辩人没有证据的一面之词，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特别是能说明借款人就是二十一处吗？答辩人对于杜枋品所持印章的刻制、使用没有任何过错。 刻制印章，完全是杜枋品的个人行为，答辩人不知情；杜枋品使用印章，答辩人也不知情。答辩人一经发现该印章的存在立刻报案，在公安不予立案的情况下，马上通过行政复议及时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不论是印章的出世、使用还是发现印章后答辩人所采取的措施，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至于被答辩人说答辩人在注销二十一处后没有及时交销印章，请问：2015年1月6日注销二十一处时，答辩人根本不知道涉案印章的存在，如何交销印章呢？2018年1月，答辩人知道涉案印章后报警，连公安机关都没有收回该印章？让答辩人如何交销涉案印章？被答辩人称起诉的100万元与2014年的四笔借款有无关系？本案的借款是不是2014年的四笔借款转化而来的？是如何转化而来的？借款合同是否真实？为什么要签订借款合同？签订借款合同后款项来往如何？为什么要加盖二十一处印章？二十一处印章是如何加盖上去的？本案是否存在各被告和被答辩人串通损害答辩人利益的情形？等等。六、本案嫌疑犯罪，应先移送公安或监察机关处理。杜枋品长年担任答辩人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以下称二十一处）的负责人。 2013年，杜枋品在答辩人公司收回印章的情况下，先是私自刻制了一枚“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印章（无数码），然后利用该印章向宝塔区公安局出具了刻章所需的手续，又利用公安局审查不严刻制了带有防伪数码的“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印章，在领取数码印章时将私自刻制的印章交回公安局销毁。杜枋品的上述行为涉嫌伪造印章罪。在贺莉与李芬兰于2015年8月1日和8月12日分别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和伪造的《收据》上都加盖了二十一处的印章，导致李芬兰在要款无果的情况下起诉答辩人公司索要借款。杜枋品的行为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罪或贪污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不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例如发现案外人涉嫌滥用、私刻单位公章从事诈骗的行为，作为民事被告的单位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即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法院应全案移送”。 全案移送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法院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或监察机关处理。就本案涉嫌的犯罪问题，一审法院经答辩人签字确认后已经报告了相关的部门。如果本案继续导致答辩人遭受经济损失，答辩人将采取一切手段，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被答辩人在向贺莉要款无望的情况下，牵强附会起诉答辩人，妄图转嫁自己的商业风险和经济损失。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驳回了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分析采信和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或在驳回被答辩人起诉的情况下，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或监察机关处理。被上诉人贺莉、杜枋品辩称：本案事情发生在2011年因为诚和大厦的项目，当时贷款50万元利息是2分。后资金紧张，被上诉人一直在支付利息。本案的借条，是利息50万元，本金是50万元，形成100万元的借条。二被上诉人也已经支付了50万元利息，被上诉人是目前没有能力偿还。被上诉人王霞未答辩。李芬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四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第一笔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从2015年8月1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第二笔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从2015年8月12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均按月息2分计算）；2、由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贺莉与被告杜枋品（又名杜某某）是夫妻关系，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依法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是被告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设立时名称是第二十一工程处，登记时名称是第二十一施工处），被告杜枋品是被告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负责人，被告王霞系该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财务人员。2013年10月25日，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未经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授权批准，重刻新的公章印鉴予以备案。2014年3月31日，被告贺莉向原告李芬兰借款30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月利息2分。2014年4月30日，被告贺莉向原告李芬兰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月利息2分。2014年8月11日，被告贺莉向原告李芬兰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月利息2分。2014年11月13日，被告贺莉向原告李芬兰借款30万元，并出具《借条》，约定月利息2分。原告李芬兰分别四次于上述出借日通过银行向被告贺莉账户转账共计100万元。2015年1月6日，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经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撤销后，被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注销。2015年8月1日，被告贺莉以借款人名义（甲方）与原告李芬兰以出借人名义（乙方）订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万元，月利率2分，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公章，被告王霞签名。同日，《收据》由被告贺莉签字，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了公章，被告王霞签名。2015年8月12日，被告贺莉以借款人名义（甲方）与原告李芬兰以出借人名义（乙方）订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万元，月利率2分，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公章，被告王霞签名。同日，《收据》由被告贺莉签字，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了公章，被告王霞签名。2017年4月26日，被告贺莉向原告李芬兰出具《借李芬兰现金还款保证》，保证2017年8月底之前，将借款和利息还清。2018年6月13日，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延政复决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书确认，刻制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公章行为违法，撤销对该公章的印鉴备案。因被告贺莉一直未偿还原告李芬兰的借款，原告李芬兰以被告贺莉、杜枋品、王霞、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述事实已经审查质证，应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芬兰与被告贺莉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自成立时生效。就本案而言，中心问题是考量被告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因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因而，确认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中加盖公章行为的属性，成为本案的首要问题。关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公章行为的属性。其一、原告李芬兰出借的100万元都是转给被告贺莉的，换言之，虽然借款合同和收据中有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的公章，但原告未举证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直接收到100万元借款，因此，不能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与债务人（被告贺莉）共同承担债务的行为，故，债的加入不能成立。二、原告李芬兰的证据不能证明100万元出借款项用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因此，债务人（被告贺莉）把10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故，债的转移不能成立。据上、由于原告李芬兰证据不足和实际债务人贺莉、杜枋品均缺席诉讼，原告的证据尚不能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发生了债的加入和债的转移。因此，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不能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与原告有借贷关系。故，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行为的属性不是债的加入和债的转移。关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公章行为的效力。其一、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时（2015年8月1日和2015年8月12日），该二十一施工处已经被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撤销和被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注销（2015年1月6日）。已经被撤销的民事主体不能行使民事权利，被告杜枋品作为该二十一施工处的负责人，应当知道被撤销和注销的事项。换言之，该二十一施工处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已经消灭，不得再行使任何行为。因此，该二十一施工处对外行使加盖公章行为违法。其二、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的公章，已于2018年6月13日被延安市人民政府依法确认为刻制违法并撤销了对该公章的印鉴备案。延安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启用该公章时就是无效的。因此，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给原告李芬兰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无效。综上，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原告李芬兰与被告贺莉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既不能证明是债的加入，亦不能证明是债的转移，且该公章已经被延安市人民政府依法确认违法，因此，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该行为无法律效力。故，被告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无民事责任。此外，被告贺莉作为被告杜枋品夫妻的一方向原告李芬兰借款，并两次加盖了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公章，作为该二十一施工处负责人的被告杜枋品，应当是完全知晓和同意的。因此，应当确认，本案借款是基于其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被告贺莉和被告杜枋品应当对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该笔债务，共同承担偿还义务。有关被告王霞与本案的关系，因被告王霞在本案中不是借款人，仅作为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签名，故无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贺莉、杜枋品共同支付原告李芬兰的借款1000000元和利息（1、以3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从2014年3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以2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从2014年4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以2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从2014年8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以3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从2014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李芬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贺莉、杜枋品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李芬兰与被上诉人贺莉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其核心是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中加盖公章行为的属性和效力问题。首先，上诉人李芬兰出借100万元通过四次转账直接付给了被上诉人贺莉，无证据证明贺莉属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或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虽然双方在之后补签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中有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加盖的公章，但无法证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或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到该100万元借款，债的加入无法成立；原告李芬兰的证据不能证明该100万元出借款项用于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或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工程施工中，因此，债务人贺莉把10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证据不足。故本案涉及债的加入或转移问题是不能够成立的。其次，2015年1月6日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已经被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撤销和被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注销。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12日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两次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被上诉人杜枋品作为该二十一施工处的负责人，应当知道被撤销和注销的事项，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已经消灭，对外行使加盖公章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的公章，已于2018年6月13日被延安市人民政府依法确认为刻制违法并撤销了对该公章的印鉴备案。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给原告李芬兰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无效。故，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李芬兰再次申请本院调取新的证据，经查，本院已依法调取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在榆林伟业新天地的工程被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回的事实，双方对此也予以认可，对于被上诉人贺莉的银行流水，本院亦予以调查，与本案的借贷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关系，无重新调查的必要，依法予以驳回。此外，被上诉人贺莉向上诉人李芬兰借款，并两次加盖了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公章，作为该二十一施工处负责人的被上诉人杜枋品，应当是完全知晓和同意的。因此，应当确认本案借款是基于其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双方对该笔债务应当共同承担偿还义务。被上诉人王霞不属借款人，仅作为延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施工处的工作人员予以签名，故不承担还款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芬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0元，由上诉人李芬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海  龙审  判  员   李  欣  南 审  判  员   樊      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 官 助 理   李  委  玲 书  记  员   李      惠 202006108819581029612601195810290028196211096126011962110916219791208XXXXXXXXXXXXXXXXXX19610103XXXXXXXXXXXXXXXXXX201906025149202008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