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402行初54号 原告：姜国富，男，汉族，1963年10月8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被告：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G51949423D。 法定代表人：李广枝，该支队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逸。 原告姜国富不服被告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的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于2020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于2020年11月27日向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姜国富，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宦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于2020年7月9日作出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20年7月9日，姜国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川ＷＷ××××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8月7日。备注：车内无现金及贵重物品；其他说明：该车停放于攀枝花市正佳汽车修理厂。 原告姜国富诉称，2020年7月9日9时许，原告驾驶川ＷＷ××××号小型普通客车（攀枝花万顺叫车运营车）响应公司号召接送学生，从渡口桥开往仁和方向，当车行至巴斯箐红绿灯，遇红灯停车时，旁边的车上下来两个运政执法辅助人员，在未出示任何执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将原告的汽车钥匙从车上拔走，并上车进行非法搜查，声称搜路牌，但什么也没有搜到，强行将原告驾驶的车辆开走。7月19日，被告要求攀枝花万顺叫车公司带原告去处理，被告向原告出具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落款日期为7月9日，让原告签字。该决定书扣押时间从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8月8日，但直到2020年8月31日，原告到市政府上访，被告才归还原告的车辆，并作出对原告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自己于2019年9月22日与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叫车公司）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取得叫车运营资格，并开始对公众进行“叫车”服务，原告不属于非法营运。综上，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应予撤销，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撤销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姜国富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万顺叫车公司《营业执照》；2.《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3.《万顺攀成车队管理细则（试行）》；4.原告的《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是万顺叫车公司的合法司机及原告的收入情况，原告系合法跑车。5.《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违法扣车，原告因此起诉至法院。 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辩称：一、原告所持有使用的川ＷＷ××××号车辆，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川ＷＷ××××号车辆为非营运车辆。由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所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根据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网信办等部门联合制定颁布的《攀枝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九条明确规定拟在我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本市号牌，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车辆排气量不小于1.6Ｌ或1.4Ｔ，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四）按政府监管平台接入技术要求，将车辆卫星定位装置相关数据直接接入政府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五）车身不得喷涂、安装巡游出租汽车专用图案、标识；（六）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第十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组织拟在本平台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在公安部门进行“预约出租客运”登记后，由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在服务机构所在地网约车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原告虽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但川ＷＷ××××号车辆不符合网约车相关规定，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性质为非营运车辆。二、原告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1.2020年7月9日市交通执法支队一大队执法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检查时，发现原告驾驶川ＷＷ××××号长安牌白色小型普通客车，该车前风挡摆放有红色“仁和”纸牌，于五十四转盘处搭载1男1女共2名乘客后驶往五十一方向。经检查，原告不能出示川ＷＷ××××号车辆道路运输证与客运线路标志牌，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执法人员随即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对车内2名乘客进行调查询问。乘客表示不认识原告，乘坐原告所驾驶的川ＷＷ××××号车辆前往五十一，通过微信支付车费2元。2.《现场笔录》记载“姜国富驾驶川ＷＷ××××号车辆，车内现有一男一女乘客2人，该车前风挡摆放有红色‘仁和’字样自制纸牌，车内放有2张万顺叫车二维码2张微信支付收款码。女乘客上车后微信支付2元钱车费到五十一目的地。该车不能出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驾驶员不能出示客运从业资格证。”原告及乘客肖有春，对该现场笔录看过，并签字认可。三、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川ＷＷ××××号车辆实施暂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国发［2018］17号）明确规定现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明确将攀枝花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由市交通执法支队承担。2.陈军、刘化文、覃刚为市交通执法支队正式执法人员，三人持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三人拥有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执法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原告不能出示川ＷＷ××××车辆道路运输证和客运线路标志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且原告随时可能将川ＷＷ××××号车辆驶离检查现场，情况紧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陈军、刘化文、覃刚对川ＷＷ××××号车辆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制作《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并于24小时内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向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宦东报告，获得批准后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于2020年7月9日送达原告。4.2020年8月5日因案件情况复杂，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宦东同意，延长对川ＷＷ××××号车辆的扣押期限。2020年8月7日制作《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1-58号），送达原告。2020年8月31日，市交通执法支队制作《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解除对川ＷＷ××××号车辆强制措施，送达原告。5.2020年12月1日，市交通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发现对原告所制作、送达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1-58号）中车牌号码录入错误，电话联系原告前往支队办理更正，原告拒绝。2020年12月2日，市交通执法支队制作《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于2020年12月3日进行邮寄送达，原告拒收。2020年12月9日，支队执法人员在弄弄坪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前往原告寄居地进行留置送达。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原告所驾驶的川ＷＷ××××号车辆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基于上述答辩事实与理由，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市交通执法支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被告的组织机构信息及其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证明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2.《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国发[2018]17号），证明现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3.《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攀编发〔2017〕50号），证明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由被告承担。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拥有攀枝花市本级、东区、西区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路面执法权。 第三组证据：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刘化文），证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刘化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所属执法单位为市交通执法支队，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覃刚），证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覃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所属执法单位为市交通执法支队，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3.《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陈军），证明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陈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颁发。所属执法单位为市交通执法支队，类别为综合执法，有效期限为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以上证据证明市交通执法支队刘化文、覃刚、陈军拥有执法权。 第四组证据：1.川ＷＷ××××号《机动车行驶证》，证明川ＷＷ××××号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四川省运政协同管理系统截图，证明无川ＷＷ××××号车辆；3.《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证明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4.《攀枝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九条），证明拟在我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本市号牌，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车辆排气量不小于1.6Ｌ或1.4Ｔ，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四）按政府监管平台接入技术要求，将车辆卫星定位装置相关数据直接接入政府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五）车身不得喷涂、安装巡游出租汽车专用图案、标识；（六）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5.《攀枝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十条），证明网约车平台公司组织拟在本平台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在公安部门进行“预约出租客运”登记后，由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在服务机构所在地网约车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以上证据证明川ＷＷ××××号车辆为非营运车辆，原告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第五组证据：1.乘车人《询问笔录》2份，证明原告主动拉客，乘客上乘客后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车费2元；2.乘车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询问笔录对象身份真实；3.《现场笔录》，证明车内有“仁和”字样自制线路牌，乘客与原告不认识，并通过微信支付2元车费；4.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川ＷＷ××××号车为原告驾驶，车内有“仁和”字样自制线路牌，原告不认识乘客，乘客通过微信向其支付2元车费；5.微信支付凭证截图，证明乘客支付车费凭证；6.现场照片、收款二维码复印件，证明车内摆放收款二维码；7.监控视频图片，证明川ＷＷ××××号车辆在车内摆放“仁和”字样自制线路牌行驶。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第六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三十七条，证明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证明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证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以上法律依据证明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情况紧急的，以及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第七组证据：1.《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证明对川ＷＷ××××号车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2.《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证明经被告负责人批准，对川ＷＷ××××号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3.《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因川ＷＷ××××号车辆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决定对该车实施暂扣行政强制措施；4.《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送达情况。以上证据证明对川ＷＷ××××号车辆实施强制措施经由被告负责人批准，且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理由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符合相关规定。 第八组证据：1.《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审批表》，证明因案件情况复杂，案件调查未终结，申请延长行政强制措施30日，获单位负责人批准；2.《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证明被告告知原告因案件情况复杂，决定延长对川ＷＷ××××号车辆的扣押期限，原告签名领取该文书。以上证据证明经被告负责人同意，延长对川ＷＷ××××号车辆的扣押期限，并制作《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向原告送达。 第九组证据：1.《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20年8月31日解除对川ＷＷ××××号车的行政强制措施；2.《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于2020年8月31日收到《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于2020年8月31日解除对川ＷＷ××××号车辆的强制措施。 第十组证据：1.《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证明被告2020年8月7日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所录入的车牌号进行更正；2.电话录音，证明被告电话联系原告前往支队办理更正手续，原告拒绝；3.邮政快件单，证明被告于2020年12月3日向原告邮寄送达更正通知，原告拒收；4.《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前往原告寄居地进行直接送达；5.视频，证明在弄弄坪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和见证下，被告进行直接送达。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不认可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因为这三名工作人员均不是现场扣车的人员，原告的询问笔录是2020年7月20日由陈军和另一个工作人员询问后制作。第四组中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据2是事后截图，并非当场作出，故不认可该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据3-5的三性，但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中，乘客所作的笔录不是由具有执法权的人员询问后制作，故证据1、2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3、4都不是在现场制作，系2020年7月20日补制作，不认可上述证据的三性；证据5、6属实；证据7不是现场的视频图片，是事后制作，故不认可；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认可第六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七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因为均是事后制作，不是当场制作和签收，是2020年7月20日补制作，要求原告签署2020年7月9日的日期。不认可第八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并非2020年8月7日制作，而是2020年8月31日解除扣押的时候要求原告补签收的。对第九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不认可第十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原告并未收到相关的更正通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的时候，原告明确拒收，被告邮寄的地址并非原告住所地，虽然邮寄快件中所留电话是原告的手机号码，邮递员通知原告时，原告也明确告知因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拒收，被告的送达不合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欲证明的目的，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对此进行具体阐释认证；证据5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存在关联，能够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提交的乘车人《询问笔录》《现场笔录》符合《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中制作现场笔录的相关规定，亦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的两名执法人员在事发当日制作的《现场笔录》及2020年7月20日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原告主张该两份笔录上的工作人员签字与对其询问调查的人员不一致，但其未对该主张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原告提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均系补签日期，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于2020年7月9日对乘车人肖有春询问后形成的《询问笔录》，执法人员在“询问人签名及时间”处签订时间为“2020年4月7日”，结合乘车人自己的签名时间以及经乘车人签字确认的《现场笔录》记载内容，对被告主张该处为笔误，本院予以采信，该询问笔录内容与被告于2020年7月20日再次对乘车人肖有春询问后形成的《询问笔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对该询问笔录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具有证据的三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法律依据现行有效，适用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2020年7月9日9时许，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攀枝花大道南段巴斯箐红绿灯路口依法实施交通综合执法检查时，发现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小型客车涉嫌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活动，经调查该车载有两名乘客，行驶路线为东风至仁和，乘客在五十四红绿灯路口上车，目的地为五十一，姜国富已通过微信收取其中一名乘客2元车费。川ＷＷ××××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所有人是杭州大搜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西昌分公司，该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姜国富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驾驶员客运从业资格证，市交通执法支队依法决定暂扣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车待进一步调查处理，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市交通执法支队于同日作出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川ＷＷ××××号车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8月7日，并当场将该《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给姜国富。市交通执法支队即对姜国富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立案调查。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于当日、2020年7月20日两次对乘车人员肖有春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于当日记录现场情况形成《现场笔录》并交乘车人肖有春、驾驶员姜国富签字确认，其后，于2020年7月20日对姜国富进行相关情况的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2020年8月5日，因案件调查未终结，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批准同意，市交通执法支队决定延长对川ＷＷ××××号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30日，并于2020年8月7日作出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1-58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于当日送达姜国富。2020年8月31日，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攀交综执行解〔2020〕1-58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决定自2020年8月30日起对川ＷＷ××××号车予以解除扣押，并于当日向姜国富送达该通知书，姜国富于当日取走被扣押的川ＷＷ××××号车。2020年12月2日，因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的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1-58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中的车牌号录入错误，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明确对《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中原录入的川ＤＴ××××车牌号更正为川ＷＷ××××。其后，市交通执法支队电话通知姜国富领取该更正通知，姜国富在电话中明确予以拒绝。市交通执法支队于2020年12月4日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姜国富邮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收件人地址为姜国富的户籍所在地，收件人电话系姜国富的手机号码，其后因拒收退回。2020年12月9日，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到弄弄××路××号××栋向姜国富送达《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因姜国富未在此处，由其母签收。 同时查明，2017年8月8日，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攀编发〔2017〕50号），其中明确：将市本级、西区两级公路路政机构承担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职责及东区交通和农业水务局承担的公路路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职责，以及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及货运源头治超职能职责整合，交由市交通执法支队承担。 另查明，姜国富领取了《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初次领证时间2004年8月30日，有效期限至2020年6月27日止。2019年9月22日，万顺叫车公司（甲方）、姜国富（乙方）与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丙方）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约定乙方附条件加入成为甲方的高级合伙人，对乙方获取甲方岗位期权权益的方式、甲方配送的岗位期权权益兑现方式、岗位期权权益的持有、受托代持股权期限、三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相关约定。姜国富在庭审中陈述其与万顺叫车公司约定的是攀枝花市到成都市的长途客运路线，万顺叫车公司对攀成车队车辆及驾驶员安全管理细则、奖惩细则作出了《万顺攀成车队管理细则（试行）》以便更好地对攀成车队进行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由此可见，被告有对其辖区内交通运输实施监督检查，对非法运营的车辆进行暂扣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川ＷＷ××××号车是否具有道路运输经营合法资质；二、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提交万顺叫车公司营业执照、其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的《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万顺攀成车队管理细则（试行）》以及《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主张其系万顺叫车公司的合法司机，可以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本院认为，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第十三条“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四条“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三）无暴力犯罪记录；（四）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十五条“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之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取得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取得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同时根据《攀枝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在攀枝花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也应当取得当地网约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上述规定可以明确从事网约车服务应当保证车辆、驾驶员具有合法资质，即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且驾驶员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才能从事相应的网约车服务。就本案而言，虽然原告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但凭此仅能证明其系万顺叫车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之一，不能据此认定其拥有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合法资质，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川ＷＷ××××号车辆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川ＷＷ××××号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亦可以明确该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加之，原告被查处的时，其持有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已超过有效期限，以上均表明川ＷＷ××××号车辆不具有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合法资质。故原告提出的上述主张不足以构成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理由。 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的规定，只要行政机关认为存在违法嫌疑，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就有权对相对人采取相关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原告提出《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文书均非当场作出且系事后补制作的主张，经法庭调查证实，《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文书均是原告本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根据原告自身陈述和乘车人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原告驾驶川ＷＷ××××号车载客且乘客到达目的地后需要支付车费的事实，原告在接受被告执法检查时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又无法当场提供驾驶员客运从业资格证，其行为严重违反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因此，被告为制止违法行为，进一步查明违法事实，对车辆采取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在对案涉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当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告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同时，因情况紧急，被告执法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规定对案涉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于24小时内向被告的负责人报告获得批准并补办相关手续，程序合法。基于此，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暂扣原告驾驶的川ＷＷ××××号车，在扣押期限届满后，因案件调查未终结作出延长扣押期限的决定且书面告知原告并说明理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针对被告发出《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中对车牌号记载错误，其已就该笔误作出更正通知并通过电话、邮寄等方式向原告送达，虽然原告拒收，但不能因此否认其知晓案涉车辆延期扣押的事实，且更正通知是对笔误的更正而非对实际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的改变，该更正通知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构成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理由。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国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国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付思雨 审判员  刘学明 审判员  陈雨婷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谭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