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1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建明，男，196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惠，湖南信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惠娟，湖南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丁耀辉，男，196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丰贵，湖南经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跃华，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叶名胜，男，196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张家成，男，196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罗伟才，男，195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熊先德，男，195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原审第三人：杨亚东，男，1974年2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吴业振，男，1966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毛先德，男，196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刘开军，男，197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刘瑜琨，男，1969年8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原审第三人：熊孟登，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廖建明与丁耀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由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2016）湘0702民初2852号之二民事裁定，驳回廖建明的起诉。廖建明不服该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7）湘07民终83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7）湘0702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支持廖建明部分诉讼请求。廖建明与丁耀辉均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湘07民终386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了廖建明部分诉讼请求。廖建明与丁耀辉均不服，又分别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湘民申120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8）湘07民再7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湘07民终386号及一审法院（2017）湘0702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在重审本案过程中，丁耀辉申请追加杨跃华、叶名胜、张家成、罗伟才、熊先德、杨亚东、吴业振、毛先德、刘开军、刘瑜琨、熊孟登等11人（以下简称杨跃华等11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19）湘0702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廖建明与丁耀辉均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建明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丁耀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建明支付股权转让款3549897.72元，并从2008年9月10日起按年利率6%向廖建明支付资金占用期利息”；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丁耀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廖建明的股份为200万股，转让款2537343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廖建明的股份应当是287.682万股，税后所得的转让款应当是3549897.72元。本案中，湖南常德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纸业公司）原有股东的股本总数增加了。按《入股协议》，廖建明与原股东“同股同利”，应按相同比例增加股本。原股东按0.43841的比例进行了配股，廖建明也应该已经按0.43841的比例进行了配股。廖建明有200万股，按0.43841的比例进行配股就增加了87.682万股。因此，廖建明的股份就应该是287.682万股而不应该还是200万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廖建明的股权转让款款应为3649735.23元，税后所得为3549897.72元而非2537343元。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关于股权转让款本数是错误的，主要是适用法律错误。工商登记资料中，原常德纸厂的股本为1018万股、注册资本为1018万元；丁耀辉受让的股份是1954万股、应支付税后转让款2480万元，这两组共4个数据，都是无争议的事实。如丁耀辉认为《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汇总余额表》及二张《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的内容不真实，丁耀辉有义务也有能力提供其认为内容真实的相应的证据。丁耀辉拒不提供相应的证据，情理上，说明这些证据的内容是真实的。法律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及其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廖建明只需提供复印件，丁耀辉作为“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拒不提供相关证据，根据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法院应该直接认定本方的主张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认定廖建明的股权转让款本数金额税后所得为3549897.72元。丁耀辉辩称，依据查明的常德纸业公司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以及丁耀辉收购常德纸业公司股权的时候都没有廖建明股份等相关事实，廖建明不是常德纸业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股东身份。2、如果廖建明认为在常德纸业公司有股份和数额，应该向常德纸业公司原股东提出有关的股东身份和股份确认资格。3、丁耀辉收购常德纸业公司100%股份分别给11名股东，其中6名是股东代表，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现在11名股东的权益已经终止。综上，廖建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丁耀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廖建明对丁耀辉一审的诉讼请求。2、廖建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廖建明股东资格的认定事实方面缺乏基本的证据证明。首先，一审法院在明知常德纸业公司的股东名册中无廖建明名字的情况下，认定其是常德纸业公司股东身份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常德纸业公司100%股权为11名股东拥有，又在未经股东资格确认程序的基础上在100%股权之外为常德纸业公司增加1名股东，股份增加200万元，无任何事实依据。第三、一审法院明知廖建明自认为隐名股东，在未通过股东资格确认程序的前提下，认定其为常德纸业公司的股东，无事实依据。2、廖建明无权向丁耀辉主张权利，丁耀辉非案件的适格被告。（1）廖建明不具有常德纸业公司股东资格。（2）丁耀辉收购常德纸业公司100%股权（股份）时，该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和未登记的非法扩股资本共计19548000元全部系杨跃华等11名自然人股东所拥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廖建明无权向丁耀辉主张权利。（3）廖建明自认为隐名股东，根据法律规定，其无权向显名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主张权利，更不用说向股份转让的受让方主张权利。（4）即使廖建明具备隐名股东的身份，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关系只能认定为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对公司内部来说，显名股东一般都是隐名股东的代言人。隐性股东显名化问题在性质上类似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涉及到有关新股东的接受，必须得到其他过半股东的同意。本案中，廖建明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确认股东资格案件的被告是公司，该公司是指原常德纸业公司，与湖南华耀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耀浆纸公司）无关，更与丁耀辉无关。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廖建明的股东资格是无任何法律依据的。3、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廖建明在常德纸业公司无股权，在华耀浆纸公司无股权，常德纸业公司、华耀浆纸公司、丁耀辉均属不同的民事主体，一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和特别法的相关规定，明显适用法律不当。（2）本案不存在股权归属争议，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3）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错误。（4）本案一审判决多次提及廖建明的入股系常德纸业公司2006年8月增资扩股的行为，但我国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一审判决不但不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此行为做出否定评价，反而以公开判决的形式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予以支持，属违背法律规定。5、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历经四次重复审理，但此次一审判决书中仅记载两次，没有公开公正还原庭审情况，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错列当事人且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请求判如诉请。廖建明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廖建明在常德纸业公司持有股份，属认定正确，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1）廖建明与常德纸业公司签订了《入股协议》。（2）廖建明股东资格得到了股东会依法确认，并享受了股东权利。（3）丁耀辉知晓并认可廖建明的股东资格。（4）廖建明的股东身份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责任在常德纸业公司。（5）不管常德纸业公司股东是11名还是196名，常德纸业公司的任何股东都没有股金证，以无股权证否定其股东资格，没有道理。2、丁耀辉属适格被告。双方建立了股权转让关系，丁耀辉侵犯了廖建明的合法权益，系本案适格被告。3、从时间上、索讨情况看，本案未过诉讼时效。4、廖建明的入股行为有效。5、一审缺席审理并无不当，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杨跃华等11人就丁耀辉、廖建明的上诉均未述称。廖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3549897.72元，并从2008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截止2016年11月8日，为3549897.72元，合计7099795.44元；从2016年11月9日至还款日止，按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丁耀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无争议的事实：1、常德纸业公司设立于1998年12月25日。2002年12月，该公司由国有控股变更为非国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所有的10188000元股权由原持有人常德市轻工业局、湖南机械七一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县芦苇总场等法人依法转让给重组出资人杨跃华、张家成、罗伟才、熊先德、杨亚东、吴业振（代表科室一股东）、毛先德（代表科室二股东）、刘开军（代表制浆车间股东）、刘瑜琨（代表二抄车间股东）、叶名胜（代表三抄车间股东）、熊孟登（代表动力车间）等11人。股权变更后，注册资本仍为10188000元，已由杨跃华等11名自然人股东在2002年3月26日前以实物资产、债转股、缴纳现金等方式缴足。2002年2月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约定：1、公司发起人为杨跃华等11名自然人，其中毛先德等六人各自代表不同科室、车间股东；2、公司发行记名股票。股东资格的确认，以公司股东名册为准，股东名册应载明股东的名称、住所、持股份数、所持股票的编号、取得股份的日期。另有股东名册共载明196名股东持有全部10188000元股份。2、2008年7月28日，杨跃华等11名股东（甲方）与丁耀辉（乙方）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协议确定常德纸业公司注册资本10188000元，现有股本19548000元（近几年技改增资扩股，没有及时变更注册资本），全部为自然人持有。甲方11位股东拥有常德纸业公司100%股权。协议约定杨跃华等11人将其出资以24800000元价格转让给丁耀辉。同年7月至8月，杨跃华等11人分别与丁耀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原股本、增资扩股后现有股权转让给丁耀辉。2008年10月28日，常德纸业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同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华耀浆纸公司，股东为丁耀辉一人，出资额为10188000元，法定代表人由杨跃华变更为丁耀辉。二、双方有争议的事实：1、关于廖建明向常德纸业公司支付2000000元入股金问题。廖建明主张：2006年，常德纸业公司扩股5000000元，同年8月21日，其与常德纸业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约定：常德纸业公司在原有10000000元的股本上扩股5000000元，廖建明应邀向其入股2000000元，入股期暂定十年，股值增减与原始股相等。次日，其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两笔向常德纸业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700000元，并于同日委托其直接控制的汉寿县洞庭天宏苇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苇业公司）向常德纸业公司转款1200000元，常德纸业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确定收到入股金2000000元，但未办理工商登记，亦未发放股票、股东名册等文件。廖建明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入股协议、工商银行收款收据及现金存款凭条、建设银行复印件及会计账页以证明，还提供了往来明细账-公司代付费用明细，其中天宏苇业公司代付廖建明的1200000元入股款系来源于天宏苇业公司会计记账凭证。丁耀辉质证后认为：入股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建行转账凭证没有原件，会计账页真实性有异议，二者均不能证明廖建明付款1200000元的事实；收款收据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廖建明享有股权或拥有股份的事实。经一审法院审查，廖建明所举入股协议、收款收据均有常德纸业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杨跃华签名，结合廖建明提交的常德纸业公司的收款收据及银行转款凭证，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据此确认廖建明与常德纸业公司于2006年8月21日签订《入股协议》，并向该公司支付2000000元入股金的事实。2、关于廖建明的股东身份认定问题。廖建明主张，其支付入股金后，常德纸业公司对其股东身份进行了登记，并于2008年2月3日向其支付了股利分配466600元；同年7月8日，丁耀辉收购公司全部股权时以及收购后，确认廖建明2000000元股权，并确认退股应分得金额为3495152.18元（含现金股2000000元+实物股876820元+溢价金额772915.23元-应纳税额154583.05元），并提交记事日志、银行卡交易明细、存款回执单、谈话录音等证据证明股利分配事实，提交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往来综合汇款总余额表、谈话录音、借款承诺等证据证明股权收购前后，常德纸业公司及丁耀辉认可廖建明退股应得款额为3549897.72元等事实。对于股利分配466600元相关证据，丁耀辉质证后认为，廖建明所举记事日志系其个人书写，不具有客观性，银行卡交易明细、存款回执单所表明的常德纸业公司转账系公司向廖建明支付的货款，不能证明股利分配事实，《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表》系复印件，来源不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廖建明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要求法院责令丁耀辉提供相关证据原件，丁耀辉主张其查证后确认华耀浆纸公司与丁耀辉个人均没有掌握所谓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往来综合汇款总余额表原件。一审法院认为，依照证据规则，廖建明不能说明复印件来源，亦不能证明该证据原件存放在丁耀辉或华耀浆纸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廖建明主张2008年9月2日，因其受常德纸业公司委托外出采购芦苇向华耀浆纸公司借支款项，曾向华耀浆纸公司借支5000000元，并以其在常德纸业公司的股本金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丁耀辉本人在借款承诺上签字确认，并提交《借款承诺》一份予以证明。丁耀辉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经一审法院审查，廖建明所举《借款承诺》上有常德纸业公司财务部门、原料部门负责人员签字及原料部门印章，有丁耀辉本人签名。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并确认丁耀辉知晓并认可廖建明在常德纸业公司存有股本金的事实。廖建明主张股利分配466600元的事实及证据，丁耀辉虽抗辩称该笔支付为双方购销往来，但除其自行制作的会计凭证外，未能提供合同等其他证据佐证，其质证意见不能成立，对于廖建明主张的股利分配4666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廖建明后来还提供了天宏苇业公司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拟证明丁耀辉应付廖建明退股款3549897.92元，上述证据汉寿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盖章且批注有“复印属实”。丁耀辉质证后认为公安机关没有盖章的资格，内容不合法不真实，电子表格可以任意进行编辑，表格的来源没有任何依据，是谁提供怎么收集的情况均不清楚，证据中也没有提到丁耀辉和华耀浆纸公司等。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虽有汉寿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盖章及注明复印属实，但汉寿县公安局是以何种方式取得该证据没有说明，证据本身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亦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廖建明主张的其股权于2008年确认退股应分配金额为3549897.72元，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不予采信。3、关于时效问题。丁耀辉主张廖建明于2008年9月2日即已知晓丁耀辉收购常德纸业公司全部股权的事实，但直至2016年起诉方才主张股东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廖建明主张，2008年丁耀辉收购股权后，廖建明先后委托雇员陈建军、祝彪向丁耀辉追讨股权转让款，2014年、2015年，双方还因追讨债务发生争执，并提交陈建军、祝彪证言、人民来访登记簿一份拟证明，在庭审过程中祝彪也出庭作证，证实其于2014年年底、2015端午节分别在东莞、常德和原告一起向丁耀辉追讨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丁耀辉质证后认为，陈建军、祝彪均系廖建明雇员，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且无任何佐证，人民来访登记簿一份中来访时间有涂改痕迹，均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来访登记簿所载来访时间有明显涂改痕迹，且未做合理说明，该证据真实性存有疑点，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廖建明提供的人民来访登记簿上，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盖章且批注有“与原件一致”，廖建明与丁耀辉二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其经办雇员所做陈述形式与来源合法，且内容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廖建明提供的人民来访登记簿，其真实性、合法性可以认定，可以证实廖建明曾于2015年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其与丁耀辉之间关于股金、货款结算问题，请求相关政府部门出面协商解决，依法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廖建明是否持有常德纸业公司股份，丁耀辉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二、丁耀辉是否欠廖建明股权转让款，廖建明持有的股份及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如何确定，丁耀辉是否应该支付廖建明股权转让款利息及利息应按照何种方式计付；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廖建明提交了其与常德纸业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常德纸业公司出具的收到2000000元的收款收据、银行转款凭证、银行卡交易明细、存款回执单，证明其具有常德纸业公司股东资格及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常德纸业公司向其支付所分配股利的事实，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虽2000000元转款凭证中有1200000元系天宏苇业公司向常德纸业公司汇款，但与常德纸业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的是廖建明，常德纸业公司的收款收据也是向廖建明出具的，故该2000000元应是廖建明的入股金。在2019年9月25日开庭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杨跃华、叶名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知谦（系原常德纸业公司员工）在庭审中表示其听说过廖建明原来是常德纸业公司股东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对廖建明持有常德纸业公司股份的主张依法予以采信。本案廖建明主要诉求系要求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廖建明所主张的股权所在公司即常德纸业公司现已成为丁耀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向丁耀辉主张权利程序上并无不当，丁耀辉是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焦点二，因廖建明具有常德纸业公司股东身份，且持有该公司股份，丁耀辉以自然人的身份收购了常德纸业公司全部股份，其中就应包括廖建明所持有的股份，丁耀辉称已全部支付24800000元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廖建明要求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应予支持。因双方并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廖建明持有的常德纸业公司股份及丁耀辉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廖建明提交了《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表》，证明丁耀辉应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549897.92元。经查，《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系复印件，廖建明不能说明其来源，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表》虽有汉寿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盖章及注明复印属实，但汉寿县公安局是以何种方式取得该证据没有说明，证据本身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亦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廖建明称丁耀辉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3549897.92元没有事实依据，应认定廖建明持有常德纸业公司股份为200万股，丁耀辉应按照相应比例（200万股/1954.8万股×24800000元）向其支付股份转让价款2537343元。丁耀辉应当支付廖建明股权转让款而未支付，其占有廖建明资金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利息可以依照年利率6%作为计付标准。双方虽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参照丁耀辉与常德纸业公司其他股东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均约定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08年9月10日前，故本案股权转让款利息计付时间应自2008年9月10日起。廖建明称丁耀辉应支付其利息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但其要求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利息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廖建明提交了证人陈建军、祝彪证言并申请其二人出庭作证、人民来访登记簿一份，证实自2008年以来陈建军、祝彪先后受廖建明委托向丁耀辉催讨股权转让款及货款，2015年向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上访，反映丁耀辉拖欠其股权转让款及货款，希望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处理的事实。陈建军、祝彪虽是廖建明所雇请的工作人员，但其证言与丁耀辉的陈述相吻合，祝彪所陈述的2014年、2015年催讨股权转让款及货款的情况有廖建明提交的录音资料、人民来访登记簿等相印证，按照日常生活经验也符合常理。故丁耀辉诉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第三人张家成、罗伟才、熊先德、吴业振、毛先德、刘开军、刘瑜琨、熊孟登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案缺席判决。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丁耀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建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537343元，并于2008年9月10日起按年利率6%向廖建明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廖建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500元，由廖建明负担36900元，丁耀辉负担24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廖建明围绕其本人上诉请求，提交了5组证据。证据1，李华姣的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廖建明提交的《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财务资料调取过程合法的事实。证据2，益阳资源天台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及明细的说明》，拟证明丁耀辉应付廖建明股权转让款等财务资料来源于华耀浆纸公司的事实。证据3，一审法院2018年9月14日的《法庭庭审笔录》[（2018）湘0702民初2145号案]，拟证明李华姣对其《证人证言》内容已出庭作证，且证明其所述真实性的事实。证据4，益阳方圆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制作的《报告书》，拟证明双方在另案中已将廖建明提供的记录有华耀浆纸公司相关往来明细账和《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的U盘拷贝的电子账目作为会计鉴定合法依据的事实。证据5，一审法院（2018）湘0702民初2145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9民终91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生效的判决书已经认定廖建明向本案提交的、由益阳资源天台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人员调取的华耀浆纸公司财务资料合法有效的事实。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丁耀辉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李华姣《证人证言》明确讲过是她制作的优盘，并非公安机关提取的东西，也未提到是哪个财务提供的，只是证明是她自己制作的优盘；证据2，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同时与本案无关联。证据4，并非新证据，这份报告所涉及的案件正在申请再审；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判决书内容不涉及股权转让方面的内容。本院对此认证如下，虽证据1、证据3均在相关案件中已提交并质证，但与本案处理存在关联性，符合有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予以采信。证据2、证据4、证据5，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予以采信。另，依据廖建明的书证提出命令申请，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作出（2020）湘07民终1945号之一民事裁定，责令丁耀辉于2020年11月6日前向本院提交：1、华耀浆纸公司的《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截止2013年12月）财务资料；2、丁耀辉受让常德纸业公司全部股份价款24800000元的支付凭证；3、常德纸业公司财务谢瑜于2008年7月制作的《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但丁耀辉仅提交了丁耀辉受让常德纸业公司全部股份价款24800000元的部分支付凭证（即第3组证据），对责令提交的第1项、第3项资料未予提交，其认为该两份证据应当由廖建明按照其主张提供，且廖建明实际已经提交，再责令丁耀辉提交没有意义。同时丁耀辉提交了其他2组证据：第1组证据，湖南学兰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华耀浆纸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综合汇总余额》不客观、不真实的事实。第2组证据，一审法院另案《执行裁定书》[（2019）湘0702执保643号]、《和解协议》、《授权委托书》、《退款申请书》等，拟证明杨跃华基于其与丁耀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达成的其他协议，向丁耀辉主张权利；拟证明杨跃华与丁耀辉2008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确定的丁耀辉向杨跃华支付股权转让款12646400的权利义务关系终结，双方的债权债务了结的事实。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廖建明质证认为，第1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持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这份附表并非华耀浆纸公司的原始账册，而是另行制作的表。第2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和解协议涉及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和解协议不能证实丁耀辉和杨跃华股权转让数额的多少。第3份证据（即：丁耀辉受让常德纸业公司全部股份价款24800000元的部分支付凭证），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但丁耀辉所提供的表册和单独个人股加起来的数额并非丁耀辉表上所说的195人，只有193人，包括杨跃华只有194人，未包含本案当事人廖建明。本院对此认证如下，证据1与本案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相矛盾，不予采信；证据2，仅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杨跃华12646400元的事实，不予采信；证据3，符合有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予以采信。至于已采信的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否达到其各自待证目的，将在“本院认为”中结合双方诉辩主张及查明事实一并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汇总余额表》载明“应付廖建明退股款”数额为3549897.92元；2008年7月的《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载明廖建明应获得的股份税后数额为3549897.92元；廖建明诉请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数额为3549897.72元。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关于本案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是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三是关于丁耀辉是否尚欠廖建明股权转让款及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廖建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出资受让了常德纸业公司的部分股权，要求由常德纸业公司变更而来的华耀浆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廖建明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主体适格，丁耀辉作为被告亦明确，被告主体适格，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属于一审法院受理和管辖的范围，廖建明的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具有该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之一明确为“有明确的被告”，而非正确的被告，被告是否正确、是否应该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需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后作出裁判。廖建明于2016年1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后，本院作出的（2017）湘07民终833号民事裁定，业已确定双方主体适格，丁耀辉上诉时再次提出双方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经审查，证人陈建军证实，其自2008年常德纸业公司变更为华耀浆纸公司后，受廖建明委托每年多次向丁耀辉催讨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货款，直至2013年。证人祝彪证实，其自2012年起受廖建明委托每年多次向丁耀辉催讨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货款，2014年还曾与廖建明一道去丁耀辉在广东省东莞市居住地要求还款，2015年曾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并进行过协调。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证实，2015年6月16日当天，区产业发展局、区综治、区公安进行了行政协调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建议双方对账，采取司法途径解决。陈建军、祝彪虽是廖建明所雇请的人员，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实际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本院认定陈建军、祝彪所陈述的事实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本案符合时效中断情形，廖建明于2016年1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丁耀辉上诉所持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廖建明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常德纸业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常德纸业公司出具的收到2000000元的收款收据、银行转款凭证、银行卡交易明细、存款回执单，该组证据具备有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特征，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常德纸业公司虽未向廖建明出具股权证明，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未及时变更注册资本，但本案涉及原国有企业改制后续事宜，常德纸业公司存在诸多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公司运作的情形，从查明事实看，并不能否定廖建明已实际向常德纸业公司出资并持有该公司股份的事实，应当认定廖建明为常德纸业公司股东。《出资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合同》均系杨跃华等11名股东与丁耀辉分别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载明：“近几年技改增资扩股，没有及时变更注册资本”，结合本案及相关案件证据，本院确认虽双方股权转让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但丁耀辉实际已明知杨跃华等11名股东代表196名（含原国有企业职工及廖建明等人），并实际按《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载明的股东分别单独支付转让款。丁耀辉应依据《出资转让协议》支付常德纸业公司全体股东股份转让款24800000元。本院责令丁耀辉提交受让常德纸业公司全部股份价款24800000元的支付凭证，但从其提交的已支付股份转让款的证据来看，尚有部分款项未予支付，且已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人数与《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载明的196名人数不符，结合本案已采信的证据及基本事实，本院确认丁耀辉未就包含廖建明股份转让款在内的24800000元已实际支付完毕。因此，对廖建明所提丁耀辉应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汇总余额表》载明“应付廖建明退股款”数额为3549897.92元，2008年7月的《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载明廖建明应获得的股份税后数额为3549897.92元。经审查，《天宏苇业及相关往来汇总余额表》系华耀浆纸公司制作，能够证明丁耀辉尚欠廖建明股份转让款的事实，丁耀辉在支付股份转让款时，均依据《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载明的股东人数及数额，分别单独进行支付，廖建明亦认为应依据《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进行支付。具体数额应以《股权股份退股分配表》载明的税后数为准，即丁耀辉应支付廖建明股份转让款（税后）3549897.92元。但廖建明诉请丁耀辉支付股权转让款数额为3549897.72元，属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丁耀辉应按照相应比例（200万股/1954.8万股×24800000元）向廖建明支付股份转让款2537343元，属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判令丁耀辉自2008年9月10日起按年利率6%向廖建明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正确。综上所述，廖建明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丁耀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9）湘0702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二、丁耀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建明支付股权转让款3549897.72元，并自2008年9月10日起按年利率6%向廖建明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三、驳回廖建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500元，由廖建明负担13207元，丁耀辉负担482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99元，由丁耀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浚审判员 朱梅安审判员 詹险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曾 群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