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东，男，197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志，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新霞，女，197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合颖，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宋春娥，女，198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志，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雷，男，198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市扶余县。原审第三人：刘晓东，男，1985年10月24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上诉人王建东与被上诉人吴新霞、原审被告宋春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王建东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3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辽02民终807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追加高雷、刘晓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辽0211民初730号民事判决。王建东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东及其与原审被告宋春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志、被上诉人吴新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合颖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高雷、刘晓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明王建东与吴新霞之间的债务金额，也未查明高雷、刘晓东与王建东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更未查明相关凭证的真实性。二、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能依法向王建东、宋春娥履行送达程序就进行了开庭，剥夺了王建东、宋春娥的合法抗辩权。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王建东与宋春娥已于2019年4月离婚，即使王建东存在债务，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此，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吴新霞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宋春娥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宋春娥并不知晓案涉债务是否真实，即使债务存在，也不应由宋春娥承担责任。高雷、刘晓东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吴新霞起诉请求：王建东、宋春娥共同给付吴新霞货款385,07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被告陆续从原告处购买液化气，共计产生货款2,728,235元。现原告自认被告在2013年8月5日至2014年4月29日期间已经陆续向其支付货款合计2,388,512元，在2016年10月17日和12月18日共计支付货款合计5万元。在原告提供的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日的“收款收据”上，有高雷、刘晓东及王建东、案外人郭鑫的签字确认，郭鑫签字确认的金额总计为21,939元。原告提供了其与高雷于2018年4月30日的通话录音，在该通话过程中，高雷称其在王建东处的工作时间为2012年至2014年，从原告处拉气后每天都向王建东的会计“交条”、“天天交账”，签字是其与“晓东”签的多。原告提供了其与王建东于2015年12月17日的通话录音，在该通话过程中，虽王建东对于原告所称的欠款数额为43万元未予认可（同意让会计与原告对账），但认可其欠付原告货款，且在原告说“那你不能老这样压，都两年了，你不给我钱”，王建东回应“哎呀，行，你看看这事怎么弄，姐，账咱回头碰吧，你这事能帮上忙帮忙，不行的话我再想别的办法”，原告说“你就一个月给我2万，对不对，你叫我也能说得过去”，王建东回应“对呀对呀，我跟她说说，再给你打点”。另，王建东、宋春娥认可其二人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与高雷的录音，可以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液化气的事实，同时结合原告与王建东之间的录音，可以确认王建东尚欠原告货款未予付清的事实存在。现原告所提供的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收款收据”，分别系由高雷、刘晓东、王建东以及案外人郭鑫签字，对于案外人郭鑫签字确认的单据，因无据显示郭鑫与本案有关，故不予确认，对于其余单据合计款项2,706,296元（2,728,235-21,939元）应为在上述期间内被告向原告所购买的液化气金额的总额。现原告认可被告已实际支付的货款为2,438,512元（2,388,512元+5万元），故还应给付原告货款数额为267,784元（2,706,296元-2,438,512元）。对于原告所主张的2012年欠款95,351元，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宋春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王建东、宋春娥认可其二人系夫妻关系，虽未有证据证明双方确切的婚姻登记时间，但在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211民初3206号民事判决后，宋春娥未上诉，应视为其对于与王建东之间存在共同偿还责任并无异议，且本次庭审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其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宋春娥应对王建东应给付吴新霞的上述款项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建东、宋春娥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吴新霞液化气款267,784元。二、驳回吴新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7,520元、保全费2,670元，合计10,190元（吴新霞已预交），由吴新霞负担3,104元，由王建东、宋春娥共同负担7,086元；公告费560元，由王建东、宋春娥共同负担；上述款项王建东、宋春娥承担部分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新霞。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被告陆续从原告处购买液化气，共计产生货款2,728,235元。”更正为“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上诉人王建东陆续从被上诉人吴新霞处采购液化气，共计产生货款2,658,601元”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被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9月23日收款收据（金额3,154元）签字人为于洪亮、客户名称为于；被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3月29日收款收据（金额21,021元）、2014年3月31日收款收据（金额2,352元）、2014年4月1日收款收据（金额计9,996元）、2014年4月2日收款收据（金额7,056元）、2014年4月3日收款收据（金额4,116元）上无人员签字，金额共计47,695元。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高雷于2018年4月30日的通话录音中，吴新霞说：“那时候不都恁签的字吗？他意思，反正都是他们签的，我也没签，他怎么能那样。”高雷回答称：“他怎么也抵赖不了，字都林治华，我签的，马有发签的，都是我们签的。”吴新霞说：“对，还有晓东签的。”高雷回答称：“对，我跟晓东签的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原审被告宋春娥未提出上诉，视为服从原判，故关于原审被告宋春娥是否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问题不属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关于能否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有高雷、刘晓东等司机签字的收款收据问题。上诉人王建东认可高雷、刘晓东曾作为其雇佣的司机受其指派从被上诉人处拉货，但主张高雷、刘晓东在案涉货款发生期间已离职，故不认可高雷、刘晓东等签字的收款收据。首先，高雷在通话录音中称其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在上诉人王建东处工作，即涵盖案涉货款的发生期间，与上诉人王建东的主张相悖，且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其次，结合被上诉人与高雷的录音内容可以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司机从被上诉人处拉货后在收款收据上签字，被上诉人保留收款收据存根联，司机将其持有的一联交给上诉人，上诉人手中亦应持有高雷、刘晓东等司机签字的收款收据。上诉人若否认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应提交其持有的收款收据予以核对，上诉人拒绝提交其持有的收款收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故一审法院采信高雷、刘晓东等司机签字的收款收据有据。再次，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在2013年8月5日至2014年4月29日期间已付货款2,388,512元，其提交的收款收据中亦包含相当数额的退货金额，另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17日的通话录音，可以确信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后，经核查，部分收款收据无人员签字或无法确认签字人员与本案有关，所涉金额为47,695元，该数额应从一审法院已认定货款中予以扣除。关于一审法院传票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经查，上诉人王建东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与宋春娥的送达地址为“甘井子区辛吉街54-2-302号”，一审法院联系当事人后到达该地址，因家中无人，将开庭传票张贴门上，并拍照记录，一审法院传票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王建东提出其因离婚不在此居住，故不知晓开庭时间的问题，一审法院以相同方式向该地址送达本案一审判决书，王建东确认收到并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二审中，王建东向本院确认的送达地址仍为上述地址，故本院对王建东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即使存在地址变更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因其未及时向人民法院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亦应由上诉人王建东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王建东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7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7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建东、宋春娥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吴新霞液化气款220,08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吴新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20元、保全费2,670元，合计10,190元（吴新霞已预交），由吴新霞负担3,969元，由王建东、宋春娥负担6,221元；公告费560元，由王建东、宋春娥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20元（王建东已预交），由吴新霞负担2,919元，由王建东负担4,601元；公告费200元，由王建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川审判员 梁 爽审判员 盛韵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