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8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少招，女，汉族，1966年9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玉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均元，男，汉族，1952年8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娟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红，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少招因与被上诉人蔡均元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少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少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蔡均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王少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有误。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但同时又认为王少招请求的不是未尽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股东的赔偿责任，也不属于缴付出资请求权，故认为王少招的请求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是对法条的生搬硬套，理解上出现严重偏差。1.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其法理基础是出资义务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在股东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前，该义务持续存在。对于公司和债权人而言，股东来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和债权人利益，属于持续性的侵权行为，尚未终了。因此，在股东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前，股东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不予支持。我国1993年、1999年、2004年、2005年、2013年制定的各版本公司法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现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三款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公司的发起人对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是因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股东之间有相互监督的义务，包括监督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主观上存在过错，也有代位履行的义务。股东比债权人更有条件防范出资不实，且对出资不实的股东享有追偿权，从利益平衡角度讲，也更应当先于债权人承担风险责任。法律已规定发起人对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也不因发起人将股权转让而免除。发起人股东的监督义务和责任是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存在且持续性地存在。发起人股东怠于履行监督义务，也是对公司和债权人的持续性不作为侵权，在义务履行完毕前，同样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因此，本案中，至王少招起诉时股东陈某的出资并未履行完毕，蔡均元作为发起人怠于履行监督义务，属于持续性侵权行为，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2.即使适用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应从2011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施行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起算点有误。前已述及，发起人股东的监督义务和责任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且持续性地存在，属于持续性侵权行为。在权利人主张权利前，侵权行为尚未终了，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侵权行为人不能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施行后，并不意味着权利人知道权利受侵害，并不意味侵权行为已终了，并未规定权利人必须及时主张权利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否则与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相违背。而且，本案中，王少招并未在起诉前向股东陈某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起算点尚未产生，本案起诉才是王少招主张权利的开始。即使要计算诉讼时效，也是在王少招提起诉讼开始计算，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施行之日。蔡均元辩称，一、关于王少招是否恰当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合同法对于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公告送达的规定，公告送达是要在穷尽所有送达方式之后才能采用，且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的是司法机关的文书送达，对两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文件送达即便是要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应当采用从严的标准。所以，王少招直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侵害了深圳市XX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发公司）的知情权，也将影响到XX发公司对债务的履行。二、本案核心争议点是诉讼时效问题。且本案中债权发生时的公司法没有债权人可以追究发起人连带责任的相关规定，连带责任是一个很严重的法律责任，不可以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参照之后的法律来适用，这加重了发起人的法律责任，对发起人不公平。王少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蔡均元在陈某未缴出资本金13526400元及利息（自1996年6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范围内对XX发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00）深南法经初字第2-16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8年8月20日为1338958元，其后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另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蔡均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生效的（2000）深南法经初字第2-16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63号案”）载明，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蛇口支行（以下简称广发行蛇口支行）诉深圳市皇X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X公司）、XX发公司、深圳市XX果投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果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皇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还清欠原告的借款50万元及利息（时间从1999年12月21日起至本判决书确定还款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还款滞纳金计）；XX发公司、XX果公司对皇X公司所欠原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0130元，保全费30810元，由皇X公司负担。王少招提交的编号为（2001）深南法执（旧）登字第7号《申请执行权登记凭证》显示：申请人广发行蛇口支行；登记依据（2000）深南法经初字第2-163号民事判决；执行案号（2001）执第7号，剩余金额本金50万元及利息。申请人如发现被申请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时可持本凭证向一审法院申请立案。该凭证登记时间2002年8月6日。2006年10月31日，广发行蛇口支行（甲方）与广东X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财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对借款人皇X公司《担保贷款合同》（编号为：DBR98-153）项下的债权转让给乙方，截至转让基准日2005年6月30日，该债权本金余额为50万元。自2005年12月31日起，乙方取代甲方行使本协议第一条所述债权的债权人的各项权利，享有该等债权自2005年6月30日次日起产生的收益，并承担自2005年6月30日次日起与该等债权相关的风险。2007年1月19日，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X财公司就上述债权转让共同在《南方日报》发布公告，要求相应的债务人和担保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X财公司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2018年7月17日，X财公司（甲方）与王少招（乙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附件一所列甲方对深圳市XX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9户10笔享有的债权，即标的债权。附件一载明资产统一编号11XX5；借款人名称皇X公司；担保人名称XX发公司、XX果公司；本金金额500000元；利息金额1560708.75元。2018年7月22日，X财公司与王少招就上述债权转让在《羊城晚报》进行了公告。王少招提交两份由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公证员卢某某于2018年8月29日出具的《公证书》，载明申请人X财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少招，公证事项保全证据。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王少招在本公证员、我处工作人员陈某某的监督下，拨打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电话号码要求收件。稍后速递员来到我处收件。在本公证员、我处工作人员陈某某的监督下，王少招将《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一页放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信封内密封，将已填妥的编号为“10XX9929、10XX8529”的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国内标准快递详情单一并交速递员。速递员收取邮费后将上述详情单第三联交王少招，随即收取该邮件离开。兹证明以上所述与实际情况相符；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复印件与王少招邮寄的文件内容相符；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国内标准快递详情单第三联复印件与原件相符。附件一《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显示：根据广发行蛇口支行与X财公司于2006年10月3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广发行蛇口支行已将其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X财公司。2018年6月27日，X财公司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将其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王少招（身份证号码：********）。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贵司，请贵司立即向王少招履行还款义务。若贵司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所附列表载明借款人皇X公司；借款合同编号DXX-799年展字第ZXX-1号；担保人XX发公司、XX果公司；担保合同编号1997年8月20日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书；裁判文书案号（2000）深南法经初字第2-l63号。附件二收件人分别为皇X公司和XX发公司；地址分别为深圳市福田区XX和深圳市福田区XX。2014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受理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诉蔡均元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该案中一审法院查明，XX发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5日，股东为蔡均元、陈某，注册资本2818万元。深圳市培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培会验报字（1996）第0XX号《验资报告》显示，截止1996年6月24日，蔡均元认缴出资146536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陈某认缴出资13526400元，出资方式为房产，陈某用于出资的房产位于深圳市布吉松元工业区的自建厂房，面积9600平方米，单价1764元，合计金额16934400元。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与蔡均元均称陈某已经死亡，但未提交相应材料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以XX发公司另一股东陈某虚假出资为由，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要求蔡均元对XX发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这一诉求的事实基础系XX发公司成立时的股东陈某存在虚假出资的事实。由于无法确定陈某的主体资格，本案无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陈某是否存在虚假出资的事实，本案中不宜直接作出判定。”此外，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拟追加陈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双方当事人均称陈某死亡，一审法院需核实陈某的主体资格，并曾向公安机关调取陈某的身份信息资料，但公安机关回复称无法查找到陈某的身份信息资料。一审法院遂作出（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驳回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2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某是否以位于布吉松元工业区的9600平方米自建工业厂房作价缴纳对XX发公司的出资。当事人对此可提交房产管理部门的产权查询资料或XX发公司财务账册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并不必需由陈某本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以陈某无法加入诉讼故不宜判定陈某是否存在虚假出资的事实为由驳回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现有证据证明XX发公司名下及陈某名下未曾取得布吉松元工业区9600平方米工业厂房所有权，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陈某未履行出资义务。蔡均元主张因当时房地产证件资料管理不完善，没有产权资料，亦无法办理过户，但该厂房己实际交付给XX发公司作为仓库使用。蔡均元未举证证明该厂房的具体位置、是否存在，未提交任何该厂房的权属证明，也不能证明该厂房为XX发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或作为XX发公司财产被处置。蔡均元对其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按照XX发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及陈某的出资比例，陈某应向XX发公司缴纳出资额13526400元，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未超出陈某未缴出资范围，蔡均元作为XX发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应在陈某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XX发公司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二、蔡均元对（2002）深南法经初字第05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XX发公司连带偿还惠州市XX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本金14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在陈某未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王少招、蔡均元均提交了XX发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该公司章程第三章注册资本第十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2818万元。各股东出资额及所占比例如下：蔡均元出资额1448万元，出资形式为转账；陈某出资额1370万元，出资形式为物业。第十一条：各股东所认缴出资必须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公司设立前足额投入。以现金出资的，存入公司临时账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出资，应在公司设立前，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第五章公司财务、会计第三十二条载明：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一）资产负债表；（二）损益表等。1996年6月26日，深圳市培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培会验报字（1996）第073号《验资报告》，其中载明XX发公司的实收资本截止1996年6月24日为2818万元整。其中附件一载明陈某投资比例48%，出资方式房产投入，实际缴付出资额16934400元，溢缴3408000元作其他应付款处理；附件二出资额明细表载明陈某以房产投入出资16934400元；附件三实物查验实地登记表载明物资名称为自建工业厂房，座落地点布吉松元工业区，单价1764元，9600㎡，金额16934400元。1997年8月28日，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中会内验字（1997）A019号《验资报告》载明，其对XX发公司截至1997年8月20日止的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变更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验。XX发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和投入资本均为2818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4618万元，截至1997年8月20日止，XX发公司增加投入资本1800万元。截至1997年8月20日，陈某投入资本为13526400元。1998年10月15日，蔡均元与皇X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由蔡均元将其持有的XX发公司31.73%股权以1465.36万元转让给皇X公司。1998年10月20日，深圳宝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宝龙会验资字（1998）第174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1998年9月30日止，XX发公司投入资本为4618万元，实收资本4618万元。其中附件二为变更前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对照表，载明截至1998年9月30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4184746.61元。附件三验资事项说明载明XX发公司董事会1998年9月30日决议，同意皇X公司加入公司，为新股东。加入后陈某应出资1352.64万元，占29.29%，皇X公司应出资2665.36万元，占57.71%，皇X公司出资额由诸光祖原股权的25.98%和蔡均元原股权31.73%转让。XX发公司1997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中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载明：陈某以房产投入实缴出资16934400元；1997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载明固定资产净值期末数1526.2万元。1998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中，1998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载明固定资产净值期末数1376万元。蔡均元还提供了一组照片，主张为陈某用于出资的布吉松元工业区的工业厂房。蔡均元提交2019年5月20日黄某某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1996年8月至1997年6月在XX发公司任职。陈某以小产权房出资，无法过户到公司名下，该房产实际交付给XX发公司作仓库使用，后XX发公司负债严重，被卖掉用于还债。另查，XX发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5日，于2014年4月1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X财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4日，股东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系国有独资公司。以上事实，有王少招、蔡均元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王少招以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王少招是否为合法的债权受让人的问题。首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是否无效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条的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本案系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因此，对于债权转让的合同效力问题，当事人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一条规定，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受让人受让不良债权后再行转让的，不适用上述规定，但受让人为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除外。本案中，广发行向X财公司转让债权、X财公司向王少招转让债权均可以适用《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广发行、X财公司均进行公告，X财公司与王少招向各债务人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应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的通知义务，X财公司与王少招的债权转让，对XX发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因此王少招有权向原债务人XX发公司、蔡均元主张权利。王少招与蔡均元对陈某是否以自建厂房出资产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陈某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已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案一审时，蔡均元已经出具了深圳市培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培会验报字（1996）第0XX号《验资报告》，该报告并未被生效判决采信。蔡均元在本案中提交的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深中会内验字（1997）A019号《验资报告》、深圳宝龙会计师事务所深宝龙会验资质（1998）第174号《验资报告》，仅仅说明出资方式与实际缴付出资额，对于权属证明、房屋位置、房屋有无作为XX发公司的财产被处置均未进一步说明；《公司年检报告书》载明的固定资产并不等同于陈某的出资；黄某某出具的证明与照片均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已被XX发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处置，蔡均元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蔡均元主张陈某已实际出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基于以上理由，本案已无需由陈某本人参加诉讼。关于本案是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我国于1993年制定了《公司法》。1999年、2004年、2005年、2013年分别对其进行了修订。XX发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5日，1993年的《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当时并没有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出资义务可以请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可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关于王少招的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蔡均元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少招以上述规定第十三条第三款为依据，其请求的不是未尽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股东的赔偿责任，也不属于缴付出资请求权，王少招的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相关债权2002年进行了执行申请权登记，最迟至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施行时，债权人应当及时向公司的发起人主张连带责任。王少招迟至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王少招的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少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351元（已由王少招预交），由王少招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蔡均元就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证言申请证人黄某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黄某某作为XX发公司大股东皇X公司的监事，出庭确认其在一审程序中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述称：“去过陈某出资的厂房，在XX”“我去过两到三次，第一次是皇X公司派我去看有无施工完成，以便支付广告牌工程款，厂房上有皇X公司的招牌，第二次与公司同事检查仓库有无不安全的情况”“由我做会计，账本移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查看账本，里面有松元头村的固定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表现出来有这个项目，因为当初要接受工商部门的检查，出资厂房是经过会计师验资报告作账”“他们作贸易，（涉案厂房）用做仓库”“我去过村里，村长说这是村里的土地划成一块一块的出售，没有规划，也没有办理房产证，是小产权房”“在1997年6月30日离职”等。王少招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查明：蔡均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深中会内验字（1997）A019号《验资报告》，载明“对XX发公司截至1997年8月20日止的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变更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验。XX发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和投入资本均为2818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4618万元……截至1997年8月20日，陈某投入资本为13526400元。”蔡均元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深圳宝龙会计师事务所深宝龙会验资质（1998）第174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1998年9月30日止，XX发公司投入资本为4618万元，实收资本4618万元。”其中，附件二为变更前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对照表，载明截至1998年9月30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4184746.61元。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主要争议焦点是案外人陈某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本院曾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197号民事判决，根据当时涉案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认定陈某未履行出资义务，并判令蔡均元就陈某的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蔡均元除了向一审法院提交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197号案件中已提交的相关证据外，还提交了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深中会内验字（1997）A019号《验资报告》、深圳宝龙会计师事务所深宝龙会验资质（1998）第174号《验资报告》、《公司年检报告书》以及黄某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故本院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综合评判本案中的证据等案件情况，认定在本案中王少招关于陈某出资不实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对于专业的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应予充分尊重。依照XX发公司设立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年7月施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的全部出资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由此可见，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股东出资须经法定验资机构审验并经过相应的验资程序，且工商登记机关亦须核对股东实际出资情况。本案中，在蔡均元作为XX发公司股东的逾两年期间，先后有三家具有资质的法定验资机构分别在1996年至1998年出具《验资报告》。1996年出具的（1996）第073号《验资报告》载明“XX发公司的实收资本截止1996年6月24日为2818万元整，陈某投资比例48%，实际缴付出资额16934400元，溢缴3408000元作其他应付款处理”，陈某系以座落于布吉松元工业区的“自建工业厂房”出资，并且，该《验资报告》附表三明确载明系“实地查验实物出资明细表”。1997年出具的（1997）A019号《验资报告》载明“对XX发公司截至1997年8月20日止的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变更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验。XX发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和投入资本均为2818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4618万元……截至1997年8月20日，陈某投入资本为13526400元。”1998年出具的（1998）第174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1998年9月30日止，XX发公司投入资本为4618万元，实收资本4618万元。”其中，附件二为变更前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对照表，载明截至1998年9月30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为14184746.61元。由此可见，该三份由不同验资机构在不同年份作出的《验资报告》，均载明验资机构查验并认可陈某以“自建工业厂房”作价出资的情况，能够相互印证，且该情况亦经第一家验资机构“实地查验实物出资”，故对于经不同的专业的法定验资机构均验资认可的陈某实际出资的事实，在无确凿反证的情况下，应予采信。并且，1998年出具的（1998）第174号《验资报告》所载的公司资产情况，事关蔡均元对外转让股权的价值，而案外人皇X公司亦基本据此内容并按照股权比例确定以1465.36万元款项受让蔡均元的股权，同时确认陈某实际出资1352.64万元或并未就此提出异议，如陈某并未实际出资或相关验资报告内容不实，则在当时并未产生相关纠纷的情况下，作为理性商事主体的皇X公司认可公司资产、作出上述行为有违常理。同时，黄某某作为皇X公司的监事，亦在二审程序中出庭作证，确认其在一审程序中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述称：“去过陈某出资的厂房，在XXX”“我去过两到三次，第一次是皇X公司派我去看有无施工完成，以便支付广告牌工程款，厂房上有皇X公司的招牌，第二次与公司同事检查仓库有无不安全的情况”“由我做会计，账本移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查看账本，里面有松元头村的固定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表现出来有这个项目，因为当初要接受工商部门的检查，出资厂房是经过会计师验资报告作帐”“他们作贸易，（涉案厂房）用做仓库”“我去过村里，村长说这是村里的土地划成一块一块的出售，没有规划，也没有办理房产证，是小产权房”“在1997年6月30日离职”等。黄某某的陈述及其接受当事人当庭询问所作的答复，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其作为XX发公司控股股东皇X公司的监事于1996年至1997年间履行会计及相关监督职责的过程，前后内容并无冲突矛盾之处，再结合黄某某作为广东省XX县人大代表的身份，其作出的上述证人证言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信，该证人证言能够与上述验资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陈某以涉案厂房出资的事实。第二，蔡均元的相关解释具有合理性。蔡均元诉称，陈某系以小产权房，即验资报告所载的“自建厂房”作价出资，由于受房屋产权性质影响，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故未能在相关所有权权属登记中得以体现，但在当时已作为XX发公司的财产由公司用于仓储。该解释能够与上述验资报告及黄某某的证人证言印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综合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蔡均元转让股权进而退出公司经营管理时间、蔡均元须承担的涉案法律责任的性质、债权债务发生时间以及涉案债权取得方式等因素，本着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王少招所主张的蔡均元应承担的涉案法律责任为公司设立时的原始股东对其他股东出资不实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连带责任，该种责任源于公司资本确定原则所要求的发起人或公司原始股东之间就确认公司资本足额到位的相互监督的法定义务。由于涉案争议焦点是陈某而非蔡均元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在陈某本人未能参与诉讼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蔡均元及证人黄某某诉称陈某已死亡），蔡均元提交的其作为公司股东逾两年期间的上述验资报告、证人证言以及其作出的上述具有合理性的解释，已能基本证明其已尽到发起人或公司原始股东对陈某出资的监督义务以及陈某在当时确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XX发公司于1996年成立，蔡均元于1998年出让股权后退出公司经营管理，其对公司的后续运营，特别是对陈某用于出资的“自建厂房”的后续管理及处分并不知情，符合常理。时隔二十余年后，王少招以收购债权的方式取得并主张涉案债权，由于当时的法律规范、登记管理、信息保存等相关制度、技术并不健全、完善，时过境迁，蔡均元现不能提交更多的证据以证明陈某履行出资义务，确系受限于客观条件，不能予以苛求。在蔡均元提交的现有证据已能证明陈某在当时确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情况下，本院采信蔡均元的该主张。如嗣后王少招另有证据证明在蔡均元作为原始股东期间陈某确存在出资不实等情形，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由于王少招关于陈某出资不实的主张不能成立，故王少招要求蔡均元承担作为公司发起设立时的股东就陈某因非货币出资不实而须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少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51元，由王少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陈  朝  毅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年7月施行）第二十六条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第二十七条股东的全部出资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应当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公司登记机关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