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22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宝友，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国，黑龙江李赫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景彪，男，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徐宝友因与被上诉人徐景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服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1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徐宝友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298.6亩水田耕地2018年、2019年水稻生产者补贴款71085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是实际种植者，应当享有生产者补贴款。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5日签订了298.6亩水田耕地转包合同，合同约定转包期限5年，自2016年11月5日至2021年11月5日止，5年转包价格合计500000元；政府一切各种补贴、扶助、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归被上诉人所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已经全部履行合同义务，2018年国家出台水稻生产者补贴政策，各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针对应该由谁领取水稻生产者补贴款相继出台文件，黑龙江省财政厅等联合制定文件明确了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应由实际种植者享有，而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2018、2019年生产者补贴款全部领取后，拒不给付上诉人。2.上诉人自2016年开始经营298.6亩水田耕地，双方在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时，国家尚未针对水稻种植者出台政策给予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约定是指298.6亩水田耕地的政府一切各种补贴，扶助，扶持性资金和收益仅指当时存在的国家给予的良种不贴款，直补款归被上诉人所有，而水稻生产者补贴款是双方在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时无法预料的，所以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约定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应由谁享有，即无约定由无发定时，在政府制定文件明确了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应由实际种植者享有时，上诉人作为298.6亩水稻耕地实际种植者应当有生产者补贴款。就是说被上诉人无能力生产和经营，放弃生产和经营权。被上诉人是土地流出方，另外，给予“生产者”补贴款习**总书记为了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实际生产者种粮积极性，从国务院到地方贯彻的精神都是谁种的谁享有，所以上诉人作为298.6亩水田耕地实际种植者，应当享有水稻生产者补贴款。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298.6亩水田耕地转包合同时，国家未出台水稻生产者补贴政管，双方未针对水稻生产者补贴作出明确规定，在约定不明情况下，依据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几个厅级单位制定文件明确了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应当由实际种植者享有时，本案诉争298.6亩水田2018.2019年的生产者补贴款当然应该归上诉人享有。二审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就水稻生产者补贴应该由谁领取，黑龙江省政府及财政厅等部门相应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均明确了水稻生产者补贴，根据土地承包合同是否约定，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应当从法定。而本案诉争的生产者补贴款发放时间为2018开始，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5日，也就是双方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政府尚未出台水稻生产者补贴款的补贴政策，这是双方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也是未明确约定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合同约定的价款履行方式及质量等内容，未明确约定的，应当才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在无法采取补救措施时，应当从法定。黑龙江省政府及财政厅等相应的部门出台的文件及为规范性文件，按照法定的文件来讲，种植者补贴款应当归上诉人所有。2、种植者补贴款是习**总书记来到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场进行调研的。是为了鼓励实际种植者的积极性，才出台了相应的种植者补贴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实际种植者，为了给实际种植者补贴款，让实际种植者为了提高种植者的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以该种植者补贴应当归实际种植所有。徐景彪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恳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伪造证据，恶意将已经约定归徐景彪所有的各项补贴，以篡改文字形式，向一审法院提起恶意诉讼，被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将上诉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一案移送刑事侦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二、上诉人上诉请求违背事实和法律。被上诉人不应该退还2018、2019两年的水稻生产补贴。双方2016年11月5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自愿情况下签订，依法应认定有效，应予维护。该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政府一切各种补贴、扶助、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归甲方所得。乙方不得以各种方式所要。而在签订合同当时，被上诉人就是考虑到水田普遍承包费在每亩500元至600元之间，在政策性补贴归被上诉人所有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承包费下调，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确定每亩承包费334.89元，作为对被上诉人的补偿，所以双方才在合同约定政府的各项补贴归被上诉人所有。双方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处分权利的直接体现。并且，《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2017]13号)、《关于报送2018年玉米、大豆和水稻合法种植面积的通知》（黑政办明传[2018]14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中已经明确，约定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明显缺少法律根据，并且就连上诉人自己都认为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故而伪造证据，以求达到恶意的诉讼目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为达到恶意占有的目的，多次向各部门上访告状，江湾乡人民政府根据（财建[2018]405号）、（黑政办规[2017]13号）、（黑政办明传[2018]14号）等文件，作出决定，认定该补贴应归被上诉人所有，所以，上诉人是无理诉讼，依法不应予以保护。并且，被上诉人转包耕地不存在无力经营，转包耕地是处分权的体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主张的各项补贴归被上诉人所有，已有明确规定，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江湾乡人民政府文件“江政信访处字[2020]1号”明确“水稻种植承包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在流转合同中明确约定补贴归属流出方的，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故此，双方合同约定是明确的，而上诉人提出，双方签订合同时补贴没有发生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被上诉人之所以能以每亩334.89元的低价将水田转包给上诉人，就是考虑已经发生的和未来发生的，只要是政府发放的补贴全部归被上诉人所有，否则，以如此低的价格转包耕地，明显违背公平原则，所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宝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徐景彪给付2018年298.6亩水稻生产补贴款31371.2元。2、要求徐景彪给付2019年298.6亩水稻生产补贴款71085元。3、诉讼费用由徐景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5日，徐宝友承包徐景彪3块水田计298.6亩，承包期自2016年11月5日至2021年11月5日，承包为500000元，现承包费已给付完毕。双方在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中约定：“政府一切各种补贴、扶助、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归徐景彪所得，乙方不得以各种方式索要”。现双方争议的289.6亩水稻的2018年水稻生产者补贴款31371.2元及2019年水稻生产者补贴款71085元均被徐景彪领取。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所涉及的水稻生产者补贴款虽有文件规定：“水稻生产者补贴款的补贴对象为实际生产者”，但双方在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中约定：“政府一切各种补贴、扶助、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归甲方（徐景彪）所得，乙方（徐宝友）不得以各种方式索要”，虽然该补贴款在双方签订合同后发生的，但并未超出双方的约定范围，故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宝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8元，由徐宝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宝友依法提交如下证据：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名称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徐海峰家庭农场，类型是个体工商户，来源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工商局，证明：上诉人徐宝友在与徐景彪之间建立承包关系之后，于2018年12月5日，成立了徐海丰家庭农场。同时能够证明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第二条，明确约定了承包期如加入合作社，土地承包期所得归徐宝友，徐景彪不得索要。那么联系合同上下文第三条，所谓的承包期内加入合作社，整个所得就是包括补贴、补助及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徐景彪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合同是和徐宝友签订。2、合同中约定承包期内如加入合作社，土地承包期内所得归徐宝友，徐景彪不得索要，指的是土地上生长的粮食作物的收入。3、徐景彪和徐宝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在先，第三款政府一切补贴、补助及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归徐景彪所得，徐宝友不得以各种方式索要。这项条款已经明确约定所得归徐景彪，所以第二款的承包期内如加入合作社，土地承包期内所得归徐宝友，各种补贴不归徐宝友所有。本院认为，因徐景彪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的补贴款应当归属于徐宝友所有。徐景彪依法提交如下证据：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江湾乡人民政府关于徐宝友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复印件一份，来源于江湾乡信访办，证明：江湾信访处2020号出具这个文件，明确约定了水稻种植承包人、土地使用权人，在流转合同中明确约定补贴归属流出方的，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所以政府把生产补贴款打给了徐景彪的卡里。徐宝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江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信访意见书不是规范性文件，对本案没有指导性意义。而且政府在调查过程当中，对政策的掌握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及财政厅的文件理解不到位，而且其中有一个省政府领导人的留言板中的意见，该意见也不具有规范性，不能作为江湾乡人民政府信访意见的指导性文件，不能作为江湾乡人民政府作出信访文件的援引性、规范性文件。所以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争议的生产者补贴款应当归被上诉人所有。本院认为，因徐宝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陈述予以综合认定。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徐宝友与徐景彪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期间中，徐景彪领取了政府发放的水稻生产者补贴，徐宝友诉讼认为该补贴应当归其所有。双方争议实质为：能否适用案涉合同承包细则中第三条中关于“政府一切各种补贴、扶助、扶持性资金和收益，归甲方（即徐景彪）所得，乙方（即徐宝友）不得以各种方式索要”的约定，确定本案水稻生产者补贴的归属问题。从合同中该条款内容上看，系双方对政府一切各种补贴归属的约定，并未排除未来将有的补贴，用“政府一切各种”限定补贴的范围，应当理解为包括签订合同时存在的补贴以及未来将有的补贴，即双方对现有的以及未来将有的政府一切各种补贴的归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并非上徐宝友主张的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故依据我国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在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无其他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应为合法有效，应当按照该条的约定确定本案水稻生产者补贴归属于徐景彪。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徐宝友关于徐景彪应当向其返还水稻补贴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虽然双方签订合同时国家并未出台相应的水稻生产者补贴制度，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双方上述合同约定内容无效，在双方已经对包含未来将有的补贴归属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虽双方签订合同时并不存在水稻生产者补贴制度，但已经存在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双方均作为农村土地经营者，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一切各种补贴归属在土地承包合同中予以约定，亦符合常理，并非徐宝友主张的不可预见。虽按照政策，应由水稻实际种植者享受水稻生产者补贴，但政策并非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本案中合同存在的涂改之处以及收条中添加的内容均不能认定为徐宝友与徐景彪关于水稻补贴的归属达成了新的协议，故在当事人双方已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遵从约定。综上所述，徐宝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7元，由徐宝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辉审判员  金 玉审判员  毛瑞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俞舒书记员王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