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1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古万才，男，汉族，1979年1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大埔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汶祥,男,汉族，1979年1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大埔县**********。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凯丰,男,汉族,1979年5月3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大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斯荣，广东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因与被上诉人管凯丰民间借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2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汶祥及其与上诉人古万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被上诉人管凯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斯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出借金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无充分证据被上诉人有将其所称的全部借款实际支付给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管凯丰提供了6张借据，且其中3张借据并没有日期，借款金额分别为30万元、12万元、15万元，另外三张借据分别为2013年11月21日17万元的借据(该借据上备注已还4万)、2013年10月16日10万元的借据、2014年5月16日35万元的借据，上述6张借据显示的借款总金额为119万元。前述借款借据显示的金额均在10万元以上，借款金额大，且发生在2013年及之后，银行各项转账功能已非常发达，按民间借贷的惯例，该时间以后的借款，都已是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宝转账等，现金给付已不具有合理性。2014年5月16日出借的35万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古万才的指定代收人上诉人梁汶祥实际转账30万元(预扣了借款利息，只能按实际转的30万元认定该2014年5月16日出借的款项)，这也能反应如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实际出借借款，其也应当是银行转账，而非现金。而本案被上诉人的其他5份借款借据显示的借款，无相应的转账凭证，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向其偿还借款依据不足且证据不足，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本案无充分证据证实《还款协议书》中所谓借款事实的存在及该《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首先，前已述依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据，借据显示的借款总金额仅为119万元，2014年5月16日借据中出借的35万元，实际支付仅30万元，而其他借据显示的84万元，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支付相应款项，故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确定本案中实际出借的款项金额。而还款协议中直接确定借款金额155万元，与6张借据中所显示的合计119万的金额不符，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因民间借贷属于实践合同，在没有其他能够证实已实际支付借款的情况下，仅依《还款协议书》并不能证实该协议书中所称的借款金额的存在。其次，被上诉人无法证实该《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虽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古万才亲手写了还款协议书给原告”，但其在一审庭审中承认该《还款协议书》中除了古万才和梁汶祥签字外，其余均由被上诉人书写。被上诉人拿着《还款协议书》强行要求上诉人古万才进行签字，其迫于无奈才签字，上诉人梁汶祥也在场，在古万才声明已还清欠款的前提下，上诉人梁汶祥才被迫签字，且仅是见证。双方并未对该还款协议书中记载的所谓借款金额进行核对，仅是被上诉人单方填写，并无证据支持，且事实上因上诉人古万才早已还清了被上诉人的全部借款，故该《还款协议书》是无效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二、上诉人古万才及其委托上诉人梁汶祥在2018年10月29日前已经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人民币3632750元，即使存在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6张借据中所称的借款，也已全部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一方当事人未到庭的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第一，上诉人古万才已告知上诉人梁汶祥已经还清了对被上诉人的全部借款。但被上诉人仍强行要求上诉人古万才签属该协议，且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并非于2018年10月29日进行清算，上诉人梁汶祥是收到法院邮寄的起诉材料后，才对三方的账目往来进行核算。经核算后，自2013年12月28日至2018年10月27日期间，两上诉人累计向被上诉人转账还款合计人民币3632750元。其中2013年12月28日至2018年2月11日期间，上诉人梁汶祥作为上诉人古万才的财务管理人，依照古万才的指示，通过名下建设银行大埔支行以及建设银行大埔龙山支行累计向被上诉人还款2425050元。而上诉人古万才，于2015年1月21日至2018年10月27日期间累计向被上诉人还款1207700元。故，上诉人古万才确实在2018年10月29日前已经转账还款合计人民币3632750元，还清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且还款金额远远超出被上诉人诉请所主张的金额。第二，因上诉人梁汶祥已向一审法庭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证实上诉人古万才还清款项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可知，被上诉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抗辩已经偿还借款，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梁汶祥在一审中提出上诉人古万才已支付完所有欠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本案，被上诉人并未举证，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三、一审法院判上诉人梁汶祥对上诉人古万才欠被上诉人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是错误的。1.上诉人梁汶祥并非本案涉及款项的借款人，仅是见证人，并非担保人。上诉人梁汶祥实际是上诉人古万才聘请的员工，上诉人梁汶祥在本案中有关借据的签名、还款、收款，均是代理上诉人古万才进行，其行为仅是代理，相关的法律后果均是归于上诉人古万才，这一点被上诉人是清楚的。且从被上诉人的起诉状及《还款协议书》，也可以确认本案借款人仅是上诉人古万才，上诉人梁汶祥并非借款人仅为受邀做见证人而已，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人身份。且还款协议书中并无任何关于见证担保人需要负责或承担何种责任的内容记载。同时，上诉人梁汶祥是在被上诉人的强迫及诱导下，且因上诉人梁汶祥本人法律意识淡薄，不清楚相应的法律后果，才作为见证人签署了协议书，上诉人梁汶祥并无承诺担保的意思表示。2.即使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梁汶祥是该案的担保人，因该担保已经过了保证期间，上诉人梁汶祥也无需再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还款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双方的保证方式，也未约定保证期间，因此保证期间应为还款限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即每笔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还款协议中最后一笔还款日为2019年8月28日，则保证期限应为2019年8月28日至2020年2月28日止，在该保证期间内，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梁汶祥主张过保证责任。被上诉人于2020年3月23日方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保证时效期间，故上诉人梁汶祥无需承担保证责任。3.上诉人梁汶祥在2018年10月29日后并未代古万才偿还40万元，此40万元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梁汶祥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称因古万才无法偿还借款，上诉人二代偿了40万元给被上诉人，该情况与事实不符。4、即使《还款协议书》签订时有效，上诉人梁汶祥为担保人，因该协议早已作废，该担保也是无效的，上诉人梁汶祥也无须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还款协议书》中明确上诉人古万才才是涉案款项的借款人，并确定了相应的还款时间，同时，被上诉人在《还款协议书》中写明“如果未按协议还款，本协议作废，利息从10月26号开始计算”。本案中，因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古万才并未按协议还款，按该《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该协议已作废，故依该协议所确定的担保也早已作废。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管凯丰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与古万才、梁汶祥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有效，《还款协议书》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是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9月份，答辩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出借了人民币258万元给古万才、梁汶祥。转账时间、金额与答辩人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借据》相互对应，这佐证了答辩人与古万才、梁汶祥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因古万才、梁汶祥未能按时按约还款。2018年10月29日，双方经过协商结算后，答辩人与古万才就剩余的欠款达成了《还款协议书》，梁汶祥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担保。二、梁汶祥应当对《还款协议书》中155万元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梁汶祥在《还款协议书》的“见证担保人”处签名，证明其同意对古万才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且在答辩人无法找到古万才的情况下，梁汶祥代替古万才归还了人民币40万元。2020年2月4日，梁汶祥出具《还款收据证明》给答辩人，在该证明中注明“管凯丰借给古万才155万款项，此款项由梁汶祥担保”等字样。再次证明梁汶祥同意对古万才的债务进行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梁汶祥应当对古万才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古万才、梁汶祥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还款，还的并非是本金，而是利息。答辩人与古万才、梁汶祥之间的借款利息实质上是以年利率36%计算，古万才、梁汶祥按月向答辩人支付利息。根据梁汶祥提交的银行流水结合答辩人所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通过梁汶祥转账给答辩人的还款明显是利息，且每月还款金额较为固定，基本符合以年利率36%的计算方式。因多笔借款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且古万才、梁汶祥的还款并非每次都是全额、准时，因此部分时间段上的利息还款或多或少，但总体还是以年利率36%计算。以本金258万元，年利率36%计算，从2013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产生的利息应为450多万元，远远超过古万才、梁汶祥上诉状所主张的还款。因此，古万才、梁汶祥主张已经偿还了全部欠款无任何的事实根据。2020年8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而本案系在2020年3月份起诉，因此应该适用2015年8月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的保护上限为年利率36%，答辩人的主张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依法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管凯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古万才、梁汶祥共同付清所欠原告的借款115万元，支付从2019年10月26日开始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直到还清该借款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古万才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借款用途为“生意周转”，借款金额300000元，落款处有借款人古万才签名，但无借款日期。被告梁汶祥向原告出具《借据》五张，合计金额为890000元。该五张《借据》载明借款用途均为“生意周转”，落款处有借款人梁汶祥签名。其中，一张借款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据》和另一张借款金额为120000元的《借据》落款处无借款日期，另外三张《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70000元和350000元，落款处载明的借款日期依序分别为2013年10月16日、2013年11月21日和2014年5月16日。在2013年11月21日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70000元的《借据》上还载有“已还4万元”字样。原告管凯丰还提交《还款协议书》一份，载明：“古万才老板欠管凯丰人民币壹佰五十五万元，小写（1550000.00），经协商制定以下还款计划。2018年12月10号前还款伍拾万元（500000.00元）；2019年3月28日前还款伍拾伍万元（550000.00元）；2019年6月28日前还款叁拾伍万元（350000.00元）；2019年8月28日前还款壹拾伍万元（150000元）。如果未按协议还款，本协议作废，利息从10月26号开始计算。还款人：古万才见证担保人：梁汶祥2018年10月29日”。《还款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梁汶祥向原告支付400000元。现被告古万才已外出，无法联系。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据》、《还款协议书》、大埔县*******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和大埔县公安局出具的《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等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古万才、梁汶祥向原告管凯丰借款并出具相关《借据》，以及2018年10月29日原告管凯丰与被告古万才、梁汶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确认该借贷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古万才应依照《还款协议书》向原告偿付借款15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被告梁汶祥对该债务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古万才未能按约归还借款，显属违约。《还款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梁汶祥陆续向原告支付400000元，对被告古万才尚欠原告的1150000元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粱汶祥抗辩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管凯丰与被告古万才、梁汶祥间因借款而出具的相关《借据》未对利息作出约定，原、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对利息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规定，对原告要求从2019年10月26日开始按照月利率2%计算直到还清该借款止的利息，不予支持。被告古万才经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自行承担，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古万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管凯丰借款1150000元。二、被告梁汶祥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古万才、梁汶祥负担。二审时，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向本院提交了古万才的还款统计及银行付款、转账凭证，证明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0月27日期间，古万才多次共向管凯丰还款1207700元，古万才指示梁汶祥，由梁汶祥账户划款还给管凯丰2425050元，以上累计向管凯丰还款3632750元，已还清了欠管凯丰的所有款项。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称，以其的答辩意见为准。被上诉人管凯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银行流水，证明从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9月份，管凯丰出借给古万才、梁汶祥合计258万元。其中253万元是以银行转账方式出借，5万元是现金方式出借。2、还款收据证明，证明梁汶祥自愿对古万才155万元的借款进行担保，并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归还了40万元给管凯丰。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转账流水，被上诉人实际转款的金额为253万元，不存在所谓现金支付的情况。2014年5月16日的35万元借据，实际转账为30万元，应认定为30万元。对证据二，仅认可上诉人梁汶祥签字部分，其余部分不予认可，其余部分为被上诉人私自添加，与上诉人梁汶祥无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上诉人梁汶祥与被上诉人管凯丰系同学关系，上诉人梁汶祥是上诉人古万才的员工。古万才因做工程资金周转困难，经梁汶祥介绍向管凯丰借款。从2013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9月6日，管凯丰多次通过银行转账至梁汶祥、古万才银行账户，共借给古万才2530000元。2018年10月29日双方进行结算，古万才出具了一份《还款协议书》给管凯丰，确认欠管凯丰1550000元，梁汶祥作为见证担保人签名。后梁汶祥陆续向管凯丰支付共计400000元，管凯丰将其中的一张40万元借条交还给梁汶祥。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处理意见如下：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向被上诉人管凯丰借款并出具相应的《借据》。2018年10月29日，经双方结算，古万才确认欠管凯丰1550000元，并签订了《还款协议书》，梁汶祥作为见证担保人在《还款协议书》签名。经查，《还款协议书》的内容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确认该借贷行为合法有效。梁汶祥作为债务的担保人，因双方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梁汶祥应对该债务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款协议书》签订后，梁汶祥陆续向管凯丰支付了400000元，古万才仍欠管凯丰1150000元，梁汶祥对该1150000元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管凯丰要求古万才归还该借款，梁汶祥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提出已多次转账共支付了3632750元给管凯丰，还清了所有欠款。经查，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支付的上述款项均是在双方结算和出具《还款协议书》前，两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能证明《还款协议书》是管凯丰采取欺骗、胁迫等违法手段强迫两上诉人所写，故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已由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预交），由上诉人古万才、梁汶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柯 彬审 判 员  黄洪远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曾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