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31民终1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平，男，1986年2月16日出生，土家族，现住吉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泽东，湖南金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发政，男，196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吉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花，吉首市华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仁和堤雅境蒸蒸日上阁****。法定代表人：曾水平，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清，湖南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涛，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建，男，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吉首市。上诉人李国平因与被上诉人邓发政、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天公司）、何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首市人民法院（2020）湘3101民初1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平的委托代理人张泽东、被上诉人邓发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花、被上诉人浩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清及被上诉人何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国平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20）湘3101民初10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国平作为定作人具有选任过失无任何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并未要求从事室内装修装饰施工，必须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而原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仅在第九条规定：“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内容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本案中，上诉人李国平承包给被上诉人何建的工程是吉首市委党校宾馆改造工程中的部分吊顶和墙面造型，该装修并没有涉及改变房屋主体、承重结构、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拆改供暖管道和设施、防水等，故不需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来施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国平承包给被上诉人何建存在选任过失不当，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即使认定上诉人李国平具有选任过失，但其作为定作人，承担的是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国平提供的铁架存在安全隐患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依据证人的证人证言，但该证人系被上诉人邓发政雇请的工人，二者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且一审庭审中证人也明确表示只知晓邓发政从铁架上摔伤的事实，并没有亲眼目睹被上诉人邓发政受伤的过程。故证人的证人证言不应当作为证据采信。3、被上诉人邓发政应当对其人身损害结果至少承担40%的责任。被上诉人邓发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从事木工工作，其施工时应当具有足够的安全防范意识。本次事故的发生系邓发政的疏忽大意导致，其本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4、一审遗漏了关键证据。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何建以证据形式提交的被上诉人邓发政与被上诉人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签订的《劳务合同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属遗漏了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5被上诉人邓发政未举证证明被扶养人陈润英无其他收入来源，故其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邓发政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被上诉人浩天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无资质的上诉人李国平，李国平又将该工程的部分吊顶及墙面造型转包给无资质的被上诉人何建，而何建雇请邓发政做工。被上诉人邓发政因上诉人李国平提供的铁架子存在安全隐患致使被上诉人邓发政从铁架上摔至地上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故李国平、浩天公司、何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邓发政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行为，不应承担责任；3、被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浩天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书》；4、上诉人诉称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能负担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李国平的母亲陈润英现年89岁，已失去劳动能力，需答辩人赡养。故上诉人李国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被上诉人浩天公司辩称：浩天公司与被上诉人邓发政没有签订任何真实的劳务合同，如果上诉人承包的装修装饰不需要任何资质的话，被上诉人浩天公司同理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何建辩称：1、李国平作为没有从事行业经历、行业管理能力的自然人违法承揽了该工程，为节约管理成本，现场未配备专职安全员，未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安全防患监督管理失控，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2、上诉人李国平与被上诉人何建签订的《吉首市党校宾馆分项装修改造工程合同》原本属违法分项转包，且对安全责任没有进行约定；3、浩天公司与邓发政2019年9月30日签订的《劳务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是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1月30日，邓发政事发属于合同期限之内，浩天公司属邓发政的用工单位。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邓发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浩天集团、李国平、何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6620.9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吉首市委党校将该校宿舍楼Ａ座、Ｂ座改造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浩天集团，被告浩天集团将该工程分包给被告李国平，被告李国平将该工程的木工和吊顶分包给被告何建。2019年10月16日被告何建雇请原告做木工，每天按280元支付报酬。2019年10月31日上午9点左右，原告在约1.6米高的铁架台上施工，因铁架子踏板挂钩突然断裂，原告从铁架踏板上摔至地面致左脚受伤，工友立即把原告送到吉首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左跟骨粉碎性闭合性骨折。原告住院60天，花去医疗费27135.54元。2020年1月17日原告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西中心支公司共同委托湘西州擎天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经鉴定，原告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其后续治疗费评定为9000元人民币，其三期时限评定为误工期24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为90日。诉讼中，被告李国平对伤残等级及三期结论鉴定结论不服，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经鉴定，原告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残，误工期24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因原、被告达不成赔偿协议，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我院。另查明，原告邓发政居住于吉首市××社区××组，为非农业家庭户口。被扶养人为其母亲陈润英，1933年6月4日出生，居民家庭户口，有成年在世子女5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是：原告邓发政的人身损害责任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被告何建雇佣原告做木工，双方形成雇佣关系，被告何建没有向原告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和尽到安全教育义务，故应当对原告在提供劳务中受到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原告邓发政不具有木工资质而提供木工劳务，且其系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工作中疏于安全注意义务，也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浩天集团将承接的装修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李国平，属于违法转包。被告李国平将装修工程的木工及吊顶部分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何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李国平作为定作人，明知何建没有木工资质而与其建立承揽关系，应当承担选任不当的责任。且被告李国平自身没有建筑相关资质违法承包建设工程，在装修工程中租赁的铁架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故被告浩天集团、李国平、何建应当对原告的人身损害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确定由被告浩天集团、李国平、何建连带承担80%责任，原告邓发政自行承担20%责任。原告邓发政的各项经济损失：1、医疗费27135.54元；2、误工费35431.9元（53886元/年÷365天×240天）；3、护理费13500元（150元/天×90天）；4、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元（60天×100元/天）；6、残疾赔偿金79684元（39842元/年×20年×0.1）；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8、后续治疗费9000元；9、鉴定费2200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邓发政为非农业人口，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扶养人邓发政的身份来确定计算标准，即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其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李国平关于按照被扶养人的身份计算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则原告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92.4元（26924元/年×5年×0.1÷5人）。上述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183343.84元。根据一审法院划分的责任比例，被告浩天集团、李国平、何建连带承担80%责任，即146675元（183343.84元×80%），原告邓发政承担20%的责任，即36668.8元（183343.84元×20%）。三被告已垫付医药费27135.54元（其中被告李国平垫付21135.54元，何建垫付6000元），尚应支付原告邓发政119539.5元（146675元-27135.5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李国平、何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发政各项损失共计119539.5元；二、驳回原告邓发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涉案铁架子系上诉人李国平提供，一直放置在大厅施工现场。被上诉人邓发政在事发当天系第一次使用该铁架子。邓发政从该铁架子摔下受伤后被何建及工友送至医院，当日经何建及工友从医院返回施工现场查看，该铁架子挂钩确已断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邓发政与浩天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2、李国平对本次事故应否承担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连带责任；3、被抚养人陈润英的生活费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上诉人李国平诉称被上诉人邓发政与被上诉人浩天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何建在原审提供的被上诉人邓发政与被上诉人浩天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书》系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也未获得相关部门认可。该合同落款时间与签订时间不一致，甲方加盖的印章系“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吉首市委党校学院楼A座、B座改造装修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并非被上诉人浩天公司“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经二审核查，被上诉人邓发政与被上诉人浩天公司均否认签订劳务合同。故，被上诉人何建提供的《劳务合同书》复印件不具有证明力，上诉人李国平诉称被上诉人邓发政与被上诉人浩天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关于焦点二，上诉人李国平对被上诉人邓发政遭受的人身损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的约定，上诉人李国平认为其承包给被上诉人何建的装修改造工程不需要相关的资质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何建以每天280元的报酬雇请邓发政在其承包的吉首市委党校宾馆改造工程项目从事劳务，何建与邓发政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规定，被上诉人何建作为承揽木工业务的雇主，应当为雇员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和必要的防护措施，何建应当对邓发政遭受的人身损害赔偿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李国平向邓发政提供施工用的铁架子存在安全隐患，导致邓发政在使用过程中受伤，理应对邓发政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邓发政在施工过程中疏忽安全，在使用铁架子前没有进行安全性检查，一审判决其承担20%责任并无不当。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规定，被上诉人浩天公司将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上诉人李国平，李国平又将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被上诉人何建，上诉人李国平、被上诉人浩天公司应当与雇主何建对邓发政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浩天公司、李国平、何建连带承担80%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被上诉人邓发政对其母亲的赡养义务应纳入其经济损失范围内。陈润英系被上诉人邓发政的母亲，现年迈87岁无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于子女赡养，邓发政对母亲负有法定赡养义务。被上诉人邓发政作为陈润英的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规定，一审法院按照当地2019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标准及对陈润英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子女人数计算，判决被上诉人邓发政承担其母亲的生活费2692.4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国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8元，由上诉人李国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红梅审判员  黄振强审判员  盘艳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侯微书记员尹思涵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