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23民终1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芬，女，1971年7月15日生，彝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升，男，1963年11月24日生，彝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华礼，姚安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芬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升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20）云2325民初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芬，被上诉人刘国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华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芬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刘国升一审的诉讼请求，并依法确认诉争的核桃树属于上诉人所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户在本村克拖地的水箐边历来就有一块0.28亩的自留地，南面与被上诉人的自留地相连，北面和东面是荒地，西面地埂子下边是水箐（荒地）。1997年前后，上诉人在箐边地埂上陆续栽了14棵核桃树，之后又请人把其中的11棵嫁接成泡核桃，该地埂子上的所有核桃树一直是上诉人户管理和采收。根据2018年5月21日姚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附《承包地块示意图》记载的四至情况，上诉人户的上述承包地除南边与被上诉人户相邻外，另几边均标明是荒地，根本没有林地。上诉人户在地埂子上和地里的核桃树都是上诉人户栽种。近年来，因被上诉人经常采摘上诉人户的核桃，上诉人多次向适中派出所报警。被上诉人却以上诉人户地埂子上的9棵核桃树是他嫁接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9棵核桃树的所有权，上诉人提出反诉法院没有接收。以上事实说明，一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林权证和亲属的证言，认定“集体的坟地梁子林地小组和2008年林权登记就以自留山划归原告管理使用，该林地的山箐旁有自然生长的核桃树，山箐上边是被告耕种的农地，1997年原告把9棵自然生长的核桃树嫁接管理后，逐年核桃树挂果，原告采收。”完全与上诉人户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附《承包地块示意图》记载的内容和现场情况严重不符。上诉人户载有核桃树的自留地地点为“克拖地”，被上诉人的林权证记载的林地为“坟地梁子”，两地相距一公里多，根本不在一个地点；上诉人户自留地周围根本没有林地，上诉人户的地埂子上栽的核桃树大小共计14棵，认定“9棵自然生长的核桃树”毫无事实依据。刘国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案涉的9棵核桃树是被上诉人家的，1984年2月小组将集体所有的坟地梁子林地划分给被上诉人户作为自留山管理使用，1997年，被上诉人户将自留山山箐旁自然生长的9棵铁核桃树嫁接成泡核桃树后一直是被上诉人采收。2008年9月，小组在林改时，又再次确权将坟地梁子的林地归被上诉人户管理使用。从2017年起上诉人以这9棵核桃树是她家的为由，与被上诉人户争执。被上诉人户向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的法官同姚安县适中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村委会、村小组干部亲自到实地查看，上诉人所称“克拖地”是坟地梁子范围内的一块小地名，上诉人户有一块自留地不假，但林地和自留地是两个不同的关系，上诉人没有林权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刘国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本小组坟地梁子的9棵核桃树属于刘国升户所有，杨芬不得妨碍刘国升户对核桃树的管理受益；二、判令杨芬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刘国升户和杨芬户系同小组村民，集体的坟地梁子林地小组和2008年林权登记就以自留山划归刘国升管理使用，该林地的山箐旁有自然生长的核桃树，山箐上边是杨芬耕种的农地，1997年刘国升把9棵自然生长的核桃树嫁接管理后，逐年核桃树挂果，刘国升都采收。从2017年起杨芬以核桃树是自己的为由，双方发生争吵，产生矛盾。经适中乡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刘国升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发生效力，不动产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刘国升的山林地与杨芬的农耕地相邻，双方诉争的9棵核桃树，自然生长在刘国升的山林地和杨芬的农耕地相邻地界的山箐旁，核桃树经刘国升嫁接管理后结出了果实，依据刘国升的林权证和杨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结合现场实地查看，9棵核桃树原就自然生长在原告林权证范围的林地内，故9棵核桃树应属刘国升所有。杨芬的辩解意见无证据证明，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位于适中乡月明村委会刘家组坟地梁子林地的9棵核桃树属刘国升所有，杨芬不得妨碍刘国升对核桃树的管理和收益。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芬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杨芬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如下异议：1.对“集体的坟地梁子林地小组和2008年林权登记就以自留山划归原告管理使用”有异议，认为全部是农耕地，现在大家都在耕种，不是林地；2.对“该林地的山箐旁有自然生长的核桃树”有异议，认为核桃树是上诉人栽种的，不是自然生长的；3.对“1997年原告把9棵自然生长的核桃树嫁接管理后，逐年核桃树挂果，原告都采收。”有异议，认为不是刘国升嫁接的，是上诉人家的亲戚嫁接的，也不是9棵，第一次嫁接了7棵，第二次嫁接了5棵，一直是上诉人在采收；4.对“从2017年起被告以核桃树是自己的为由，双方发生争吵，产生了矛盾。”有异议，认为双方于2016年开始产生矛盾。上诉人杨芬还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1.核桃树不仅栽在地边上，整个地里都有；2.上诉人家对案涉地块在1953年就有土地房产证的事实。被上诉人刘国升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其余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对杨芬针对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提出的异议，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评述。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刘国升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案证据只能证实刘国升的林地与杨芬的农耕地相邻，在双方土地相邻区域有9棵经过嫁接的核桃树，不能证实双方争议的该9棵核桃树生长的土地是属于刘国升的林地范围还是杨芬家的承包地范围。一审法院根据陈晓东、刘家泽、刘均良等证人的证言认定诉争9棵核桃树生长在刘国升的林地范围内证据不足。因刘国升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自留山使用证以及杨芬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明确标注双方土地相邻位置的具体情况，导致双方诉争9棵核桃树生长的土地的权属不明，引发双方对诉争9棵核桃树的权属发生争议，故双方之间的纠纷实质是对土地使用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对杨国升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20）云2325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国升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国升负担（已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国升负担（未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纪艳茜审 判 员 杨培松审 判 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文起丽书 记 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