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4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景龙，男，195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普海，天津言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清敏，天津言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劲量（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一大街********。法定代表人：CHUNG-HAOSHUE，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媛，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霞，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景龙因与被上诉人劲量（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量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2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景龙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邵景龙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告知程序，侵害上诉人的知情权及就业自主权，存在严重过错。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是企业生产工作的组织方，负有为劳动者提供安全劳动环境及劳动保护的义务，且被上诉人在此之前也一直宣称公司生产无职业病危害，如明知有职业病危害，上诉人完全可以选择不从事该岗位。上诉人系1999年6月被安排从事接触粉尘工作，一审法院认为职业病因素是外观可见的，上诉人未提出异议就推定上诉人知晓的，完全不符合正常人的认知逻辑。2．被上诉人对医疗费的报销行为应当产生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上诉人在被认定为职业病后，开始逐年进行职业病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并非仅仅治疗工伤，同时还有因治疗职业病所带来的并发症。被上诉人认可自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会对此予以报销，而上诉人至今仍忍受着职业病的痛苦，不应认定诉讼时效已过。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非工伤责任。在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劲量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邵景龙因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时间为2012年9月25日，邵景龙最晚应当在2012年9月25日知道其职业病损害的事实，而其实际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诉讼，因此其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劲量公司报销邵景龙部分医疗费的行为是公司对职业病员工一种福利待遇，不能无故推断为认可承担民事责任，更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二、邵景龙要求劲量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法律依据。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由此可知，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工伤赔偿不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范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员工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目前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用人单位进行民事赔偿的民事法律，因此邵景龙要求劲量公司承担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三、邵景龙至迟在2008年应该知晓其所在岗位的职业病风险因素，但其从未提出异议，劲量公司也已履行了相关告知和防护义务，不存在过错。四、邵景龙的工伤已经通过工伤保险得到补偿，其再行要求劲量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违反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工伤保险设置的目的，不应得到支持。邵景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承担伤残赔偿金429760元；2．判决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6月25日开始原告进入被告公司工作，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原合同约定原告岗位为司机，且被告有权合理调动原告的工种或岗位，若职工对调动有异议的，应迅速做出书面意见，若自公司提出调动之日起七日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本合同视为自动解除。2007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了自2007年7月25日开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岗位为技术工人，被告公司因生产和工作需要，有权合理调动原告的工种或岗位。庭审中，原告自述其从2008年-2010年期间原告自行在天津第三医院就诊，不属于体检，取得了诊断报告，因为后续逐步严重向被告公司汇报，公司才从2011年组织员工进行职业病检查，并于2012年申报职业病认定。原告提供的2009-2016年期间的诊断证明书均加盖有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所有诊断证明上门诊号均记载为12750，且其提供的2009-2010年的两张诊断证明书，左上角还填写劲量电池字样。右下角落款处加盖有市尘肺诊断组的章。原告提交的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天津市第三医院放射科影像学诊断报告书以及2011年至2018年期间的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天津市工人医院医学影像诊断报告书，落款处均加盖有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病历复印专用章，该诊断报告书自2008年到2011年诊断印象均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2012年3月诊断为双侧纹理增多伴右中肺野似浅淡小片影，2013年4月19日的诊断为尘肺一期。庭审后，原告另行提交代理意见表示认可2008年开始的诊断报告均是由被告公司组织进行的。原告称在发现检查结果有职业病隐患后，曾多次向被告提出调整工作岗位的要求，均被被告拒绝，但原告并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经一审法院核实，天津市卫生局将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从天津市第三医院（河北区江都路220号），搬迁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院河东区新开路55号，搬迁工作于2011年1月6日至1月10日完成，搬迁后医院名称为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2011年1月11日职业病门诊在新址开诊。2012年3月14日，被告公司和原告在粉尘作业工人接触粉尘调查表上签章确认：原告在1996年6月至1999年6月期间，从事班车司机工种；1999年6月至2005年6月期间在集电极车间从事操作工种，接触粉尘种类为铜粉；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被告在阴极车间从事操作工种，接触粉尘种类为二氧化锰石墨；2009年10月至填表之日原告在集电极车间从事操作工种，接触粉尘种类为铜粉；同工种人数五名，个人保护措施为3M8247专用防护口罩、安全眼镜、耳塞、安全鞋，吸烟史15年每日12支。2012年4月17日，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确认原告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有职业接触史，诊断结论为石墨尘肺壹期处理意见为调离粉尘作业一年后复查。后经被告公司申请，劳动行政部门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确认原告属于工伤情形。2012年11月22日，天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原告作出伤残六级的鉴定结论。另原告已经收到了社保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0776元。被告提供了2005年12月19日、2010年1月14日和2010年7月27日，分别由天津市东丽区卫生防疫站、天津市东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安全生产检测技术中心，对被告公司的工作场所粉尘进行的检测报告，检测项目为石墨粉尘等，检验结论为合格。原告称被告公司2015年关厂，关厂后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生活费系待岗费用，不属于伤残津贴，而被告则称2015年关厂之后每月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属于伤残津贴。庭审中原告表示，因原告在职即将退休，所以对于剩余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并未取得，且根据2019年11月1日实行的《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原告将无法取得剩余两个工伤待遇，故要求在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予以解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在享受了一定的工伤待遇之外，向被告基于生命权健康权提出的侵权赔偿是否应当获得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发生的争议为劳动争议，适用该法。故对于工伤保险待遇是否存在差额问题，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原告未经仲裁前置，且不属于民事侵权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原告本次诉请依据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劳动者在已订立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用人单位违反前两款规定的，劳动者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结合本案证据，原告在1999年6月开始从原班车司机的岗位调整为从事接触粉尘的操作工岗位，职业危害因素是外观可见的，原告未提出异议，且被告至迟在2008年时已经开始安排原告逐年在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尘肺科进行职业病检查，且2008年开始的诊断既有双肺纹理增多增粗的诊断印象，由此可以推知原告对其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至迟在2008年时是知晓的，如原告不同意在该岗位继续工作，原告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但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曾经要求调整工作岗位被告拒绝或者其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此外，自2012年确认职业病工伤后开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时至原告本次起诉时已七年有余，原告也没有向被告主张过相应的民事赔偿，且被告对原告工伤医疗费予以报销的行为，并不产生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原告认为被告从未告知原告职业病危害因素，应承担侵权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之外的民事权利，必须以“有关民事法律”之规定为依据，原告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指的是一般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侵权赔偿，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由此可知，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遭受的人身损害，不应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范围。故本案情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鉴于目前并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相对应的“有关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邵景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4元，由原告自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邵景龙在享受了一定的工伤待遇之外，基于生命权健康权向劲量公司提出侵权赔偿是否应当获得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发生的争议为劳动争议，不属于民事侵权案件的审理范围，故一审法院对于工伤保险待遇是否存在差额问题，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邵景龙本次诉请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如违反前该规定劳动者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但并未对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邵景龙向劲量公司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之外的民事权利，必须以“有关民事法律”之规定为依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指的是一般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侵权赔偿，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遭受的人身损害，不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范围，本案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目前并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相对应的“有关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综上，邵景龙的诉讼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邵景龙在2008年进行职业病检查时诊断印象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由此可知邵景龙对其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至迟在2008年时是知晓的，但邵景龙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曾经要求调整工作岗位或者其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此外，自2012年确认职业病工伤后开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时至邵景龙本次起诉时已七年有余，邵景龙也没有向劲量公司主张过相应的民事赔偿，且劲量公司对邵景龙工伤医疗费予以报销的行为，并不产生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一审法院认定邵景龙主张劲量公司从未告知职业病危害因素应承担侵权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邵景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4元，由上诉人邵景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欣审判员 阎 涛审判员 姜腾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王洪飞书记员高志扬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