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4刑终188号原公诉机关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长桃，男，1956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苏省仪征市，现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23日被安顺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同年9月27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20年6月17日被逮捕。羁押于安顺市第二看守所，现在安顺市西秀区康复中心治疗。辩护人李顺江，贵州巨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吴洪贵，贵州巨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张雷，男，1994年1月28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23日被安顺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安顺市第二看守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原审被告人刘长桃、张雷犯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20年10月24日作出（2020）黔0402刑初29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雷服判，原审被告人刘长桃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刘长桃、原审被告人张雷，听取辩护人及检察机关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7年，被告人刘长桃开始经营西秀山宾馆的“富士樱花浴海”，于2018年开始组织妇女在该洗浴中心内卖淫，并规定了四种命名为“东、情、西、苗”的不同内容的卖淫服务，价格分别为人民币398元、498元、598元、798元。在此期间，刘长桃雇佣被告人张雷为二楼领班，由其负责向嫖客介绍、推荐卖淫服务，谈妥后将嫖客带到包房，随后安排卖淫女到嫖客所在房间提供卖淫服务，结束后由刘长桃、张雷在账本上记录卖淫女提供卖淫服务的种类及收入。张雷除了每月1800元基本工资外，每向嫖客介绍并达成一次卖淫交易可提成15元。2019年7月23日凌晨2时许，公安机关在“富士樱花浴海”查获卖淫嫖娼人员，并将被告人刘长桃、张雷抓获，同时在收银台查获记录卖淫活动的笔记本账本一个，显示“富士樱花浴海”在2019年7月有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87528元。原审据以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逐项举证、质证的证据有人口信息、到案经过、行政处罚决定书、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银行流水、扣押物品清单及照片、笔记本记账本、现金缴款单复印件等书证；证人高某、张某、鲍某、田某、步某1、卢某、刘某等人证言；被告人刘长桃、张雷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刘长桃、张雷、证人田某、张某、高某、鲍某、步某2辨认笔录及照片，证人高某、张某、田某、鲍某对地点的辨认照片；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与照片等证据。原判认为，被告人刘长桃、张雷利用洗浴场所，组织妇女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刘长桃、张雷在组织妇女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刘长桃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刘长桃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张雷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认罚，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刘长桃在公安机关退缴赃款人民币20万元，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刘长桃提出部分卖淫人员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辩解。经查明，卖淫人员到被告人刘长桃经营的洗浴场所从事卖淫，须经刘长桃“面试”并接受刘长桃制定的人财物制度管理。部分卖淫人员是自愿卖淫，接受刘长桃的组织管理，是符合组织卖淫罪“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的规定，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刘长桃的辩护人及被告人张雷的辩护人提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认为现有证据仅有卖淫人员2人提供卖淫服务，未达组织卖淫罪规定的3人以上，且被告人刘长桃不具有组织卖淫的行为，没有主动、组织管理的行为，仅提供卖淫场所，应构成容留卖淫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该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首先，经查明，被告人刘长桃、张雷利用洗浴场所，组织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仅2019年7月，二被告人就组织了多名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达300余次，公诉机关提供的物证记账本、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足以证实，且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本案中的卖淫人员系多人，而不能仅以现场抓获的卖淫女来认定卖淫人员只有2人；其次，被告人通过制定、确立相关的人财物管理方法，且对卖淫人员日常请假、卖淫价格的标准、嫖资收取方式、工资结算等进行了规定，从而实现与卖淫人员之间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告人通过推荐、介绍、招揽嫖客，安排相关服务，提供物质条件，安排具体的卖淫活动等，实现组织卖淫并从中牟利的目的。二被告人利用洗浴场所，对卖淫经营进行操纵和控制，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容留卖淫罪是仅为卖淫人员提供进行卖淫处所的行为。故二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构成容留卖淫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刘长桃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长桃系坦白、当庭认罪、初犯的辩护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但其提出被告人刘长桃愿意缴纳罚款，建议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根据罪刑法定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被告人刘长桃无法定减轻情节，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张雷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雷系从犯、认罪认罚、坦白、初犯，建议对被告人张雷从宽处理的辩护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长桃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二、被告人张雷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被告人刘长桃在公安机关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87528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安顺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长桃以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提出上诉。刘长桃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公安机关仅能证实有两人涉嫌卖淫，不构成法定多数，其不具有组织行为；一审法院对其有利证据未进行质证，安顺市开发区公安局治安大队于2020年9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除已查证的两名卖淫女，未能找到其他卖淫女。本案卖淫女没有达到三人以上，现有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合全面证据，本案指控其构成犯组织卖淫罪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刘长桃辩护人认为，一审公诉机关未出示对上诉人刘长桃有利的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违反了法律规定，未依法保障刘长桃的合法权益，本案没有充分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认定刘长桃犯组织卖淫罪。安顺市人民检察院查阅卷宗后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2017年上诉人刘长桃开始经营安顺市西秀区西秀山宾馆的“富士樱花浴海”，于2018年开始组织妇女在该洗浴中心内卖淫，并规定了四种命名为“东、情、西、苗”的不同内容的卖淫服务，价格分别为人民币398元、498元、598元、798元。在此期间刘长桃雇佣被告人张雷为二楼领班，由其负责向嫖客介绍、推荐卖淫服务，谈妥后将嫖客带到包房，随后安排卖淫女到嫖客所在房间提供卖淫服务，结束后由刘长桃、张雷在账本上记录卖淫女提供卖淫服务的种类及收入。张雷除了每月1800元基本工资外，每向嫖客介绍并达成一次卖淫交易可提成15元。仅2019年7月组织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87528元的事实清楚，原判所依证据经原公诉机关出庭公诉人、上诉人刘长桃、原审被告人张雷均无异议，二审期间，上诉人刘长桃、原审被告人张雷未提供新证据，故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判所依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刘长桃、原审被告人张雷利用洗浴场所，组织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并对卖淫女进行管理，刘长桃、张雷之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原判定罪准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刘长桃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刘长桃构成组织卖淫罪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公安机关证据仅能证实有两名妇女涉嫌卖淫的辩护意见。经查，刘长桃为获取非法利益，利用其所经营的洗浴场所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活动，并雇佣张雷担任领班，与其一同对卖淫妇女进行管理，全案有到案经过、行政处罚决定书、笔记本台账等书证，以及高文化、张某等人证言，原审被告人张雷供述印证，刘长桃之行为符合组织卖淫罪构成。故该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长桃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法院未对刘长桃有利的2020年9月10日安顺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出具“情况说明”进行质证，未依法保障刘长桃的合法权益，该“情况说明”能证实除已查证的两名卖淫女，未能找到其他卖淫女的辩护意见。经查，该“情况说明”主要用于证实卖淫女人数是否达到3人，但本案在卷的有记账本、扣押清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刘长桃、张磊组织控制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的事实，该“情况说明”是否质证并不影响原判对于刘长桃组织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事实的认定，不影响本案定罪量刑。故该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佳宏审判员  刘海萍审判员  何 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谭建军书记员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