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建方，男，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建外****楼904。法定代表人：陈智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亚敏，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辉，男，197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保平，湖南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建方、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鼎弘律所）因与被上诉人王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建方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诉讼费用由王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存在邓建方欺诈王辉的事实与条件。2017年4月27日，鼎弘律所己经完成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规定所有工作项目条款第二条（第七款），并此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合同代理期限为甲方与第三方完成公司并购手续过户办结时终止终结。此时《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履行完毕并作废。于2018年3月8日，邓建方、王辉及鼎弘律所重新签订《委托代理协议》，邓建方代持王辉已经并购完成的××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法人，此协议中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世纪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邓建方与鼎弘律所故意混淆公司名称欺诈王辉，属于事实错误，违法裁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把诉讼时效的计算方法移花接木到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是错误的，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以王辉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前一份合同原件为由，以王辉再次取回合同的时间作为认定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是错误的使用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把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嫁接在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是错误的，是违法的，并且把二者混为一体，混淆黑白，枉法裁判，不公平、公正的判决。因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除斥期间的特点如下——1.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段或者延长。2.除斥期间消灭的是权利人享有的实体民事权利本身。3.除斥期间规定的是权利人行使某项权利的期限，以权利人不行使该实体民事权利作为适用依据。4.除斥期间是自相应的实体权利成立之时起算。综上，结合本案，邓建方、王辉及鼎弘律所三方于2018年3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此时三方分别是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签订此合同，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任何欺诈法律行为，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第二款的规定：“王辉自愿承诺鼎弘律所已如实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无任何违约事宜”，从本条款更能印证了王辉是在认可鼎弘律所己经完成所有的××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并购工作，并自己承诺签订此合同是王辉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任何的欺诈、欺骗的情形，而一审法院一意孤行地认为邓建方与鼎弘律所存在欺诈王辉的行为明显错误，一审法院仅凭公司名称“一字”错误就果断否认三方签订的合同，明显的故意偏袒王辉，完全根据王辉的反诉内容全部摘抄打出来的判决书，缺乏公平、公正、合理的判决。故王辉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应自从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8日止起算，是正确的。因为除斥期间是自相应的实体权利成立之时起算。一审法院却从王辉从祁阳县公安局提取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即2017年4月27日《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此合同已完成作废。提取时间是2018年5月18日。一审法院以2018年5月18日开始计算王辉的撤销权除斥期间是于法无据，是错误的，王辉主张的撤销权除斥期间早已经过了时效，所以不应该从2018年5月18日计算，此时间提取合同是履行完毕的作废合同的时间，与2018年3月8日的《委托代理协议》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违背民法总则对除斥期间的规定，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段或者延长。一审法院故意的改变除斥期间的适用规定，是明显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属于程序违反，二审法院应直接改判。在本案中，邓建方仅基于王辉和鼎弘律所的委托代持了涉案公司的股权，并担任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诉讼请求要求王辉配合将涉案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登记至王辉名下，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严重剥夺了邓建方的处人权，而故意偏袒王辉却不断地去否认鼎弘律所与王辉签订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此案中一审法院仅有权审理《委托代理协议》，无权否认鼎弘律所与王辉之间的协议，王辉只能另案诉讼，而一审法院以邓建方与鼎弘律所存在欺诈为由一连串的否认此合同的效力。同时王辉多次声称鼎弘律所存在欺诈，导致其损失300万元，但至今未提出任何诉讼，有违常理，另王辉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能证明存在任何胁迫、欺诈行为。而一审法院仅凭法官的主观意识来认定王辉的撤销权成立，实属荒唐。综上，邓建方对王辉与鼎弘律所之间《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约定并购公司的名称并不知晓，邓建方帮王辉代持的是××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法人，王辉委托代持的也是××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存在邓建方混淆公司名称来欺诈王辉的事实，王辉以欺诈为由行权撤销权不能成立。上诉人鼎弘律所上诉请求：l.请求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诉讼费用由王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不存在鼎弘律所与邓建方故意混淆公司名称，欺诈王辉的事实。鼎弘律所基于《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以及王辉的同意，为王辉并购了××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并购事项完成后，2018年3月8日，王辉、邓建方及鼎弘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第二款明确约定“甲方自愿承诺第三人已如实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无任何违约事宜”。该条款也能印证王辉认可并购公司为××科技公司，确认鼎弘律所己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同时在《委托代理协议书》中，王辉委托邓建方代持的公司就是××科技公司，邓建方所知晓的也仅仅是代王辉持有××科技公司，至于王辉与鼎弘律所之间《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如何约定以及合同如何履行，邓建方也是不清楚的。在签署该份协议时，邓建方、鼎弘律所也根本不知道王辉手里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被公安机关提走，如果说不是王辉自己确认收购的公司变更为××科技公司，鼎弘律所怎么能用到另一家公司的名称来混淆王辉。一审判决认定邓建方与鼎弘律所故意混淆两家公司名称欺诈王辉，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将撤销权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混淆适用。一审法院以王辉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时没有前一份合同原件为由，将王辉从公安机关再次取回合同的时间作为认定行使撤销权的期间，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地把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适用于除斥期间。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除斥期间的特点如下——1.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不除斥期间消灭的是权利人享有的实体民事权利本身。3.除斥期间规定的是权利人行使某项权利的期限，以权利人不行使该实体民事权利作为适用依据。4.除斥期间是自相应的实体权利成立之时起算。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也就是说，即使王辉的合同曾经被公安机关调取，其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仍然以双方合同签订之日即2018年3月8日起计算，没有合同原件不能中止、中断或者延长其撤销权行使的期间。一审法院把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套用于撤销权除斥期间，适用法律错误。另外，祁阳县公安局提取的是鼎弘律所与王辉问《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而《委托代理协议》是王辉委托邓建方代持××科技公司，两份合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一审法院王辉没有《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为由，作为审理本案法律关系的撤销权起始计算时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违背民法总则有关除斥期间的规定，将诉讼时效相关制度套用于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明显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之原则，超越审理范围，违反法定审理程序。在本案中，邓建方与王辉之间诉争的是《委托代理协议》，而王辉与鼎弘律所间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并不本案诉讼范围之内。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同时，一并去审查王辉与鼎弘律所间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基于《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认定鼎弘律所与邓建方混淆公司名称，超过了本案双方诉争的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之原则。《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效力、履行情况、法律关系及事实内容，在合同双方均没有诉争也没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直接审查并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王辉与鼎弘律所之间《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最终应当并购的是××咨询公司还是××科技公司，应当另案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直接认定《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并购的为××咨询公司，并据此确认鼎弘律所与邓建方混淆公司名称，这一审理行为实属错误。被上诉人王辉辩称，邓建方、鼎弘律所在与王辉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提供虚假合同文本，故意混淆公司名称，欺诈王辉，使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王辉与鼎弘律所在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鼎弘律所应并购的目标公司是××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而鼎弘律所在签订合同后并没有实际并购约定的目标公司，而是于2017年7月13日通过变更其他公司名称的方式将××咨询公司变更为与合同约定的目标公司名称实为相近的××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将该公司原工程勘察涉及的经营范围变更为与合同约定的公司经营范围相同。2017年8月30日邓建方通过变更登记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及执行董事，2018年3月8日邓建方、鼎弘律所与王辉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邓建方、鼎弘律所提供了一份虚假的合同文本，与原来的合同文本进行了替换。王辉无法识别误以为××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就是并购合同的目标公司，故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邓建方、鼎弘律所在上诉状称王辉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就认可并购的公司为××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理由明显无法成立，王辉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由于邓建方、鼎弘律所提供了虚假的文本，使王辉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邓建方、鼎弘律所存在欺诈行为，并购××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并不是王辉的真实意思表示。二、邓建方、鼎弘律所在上诉状中极力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和《委托代理协议》割裂开来，臆想通过法院诉讼达到其欺诈王辉的目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就是以《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为目的，签订《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就是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基础，邓建方、鼎弘律所是否存在欺诈是本案的基础事实，法院应当予以查明。邓建方、鼎弘律所一致诉称一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规则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三、王辉主张撤销权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邓建方、鼎弘律所上诉认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应从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起算，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邓建方、鼎弘律所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邓建方的上诉补充答辩如下：我方认为有邓建方签名的上诉状不能认为邓建方已上诉，从上诉状来看上诉的当事人不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明确，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此，不能视为邓建方提出上诉。针对上诉人鼎弘事务所当庭补充的上诉意见答辩如下：鼎弘律所补充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17年4月7日王辉与鼎弘律所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是并购××咨询公司而不是××科技公司，正是因为鼎弘律所没有按照并购合同约定去并购科技咨询公司，才伪造了一个××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并且在签订委托协议时提供了虚假伪造的合同，才致使王辉与鼎弘律所签订代理协议。鼎弘律所针对邓建方的上诉辩称，同意邓建方的上诉请求。邓建方针对鼎弘律所的上诉辩称，同意鼎弘律所的意见。邓建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3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2.被告限期内将原告代持的××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股权份额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王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8日，原告（丙方）、被告（甲方）及第三人（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由乙方代理甲方并购××科技公司，因甲方的原因至今未能过户到甲方名下，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1.根据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第二条、第八条的规定，乙方于2017年5月22日已完成并购××科技公司的并购合同签订及合同后期的过户手续；2.甲方自愿承诺乙方已如实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无任何违约事宜；3.因甲方的原因，甲方无法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甲方要求乙方为其代持法定代表人，乙方指派丙方为甲方的代持法定代表人；4.目前，因甲方自身的原因，不能及时履行办理法定代表人过户手续，现甲方委托丙方，由丙方代为转让××科技公司，由丙方找到购买方，若购买方决定购买，由甲方与购买方直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届时丙方退出代持法定代表人的职位，其中产生的股权转让费由购买方直接汇入甲方账号，与丙方无关，丙方无权代为领取此款项；5.需要甲方另行向丙方出具全权授权委托书，由丙方代为转让××科技公司事宜。被告确认真实性，但认为是原告方采取欺诈的方式让被告签订的；签订该协议是以《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为前提条件，在《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双方确定的并购的目标公司是××咨询公司，而非××科技公司，由于两个公司名称相近，被告基于特殊原因原合同文本被祁阳县公安局收缴，原告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做了替换，提供了一份虚假合同文本，由此才产生了该委托代理协议，因此该委托代理协议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被告提交了2017年4月27日由张某2、王辉（共同甲方）与第三人鼎弘律所（乙方）签订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因公司并购事项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特委托乙方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乙方表示同意。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孙艳峰律师负责甲方的公司并购法律事务；乙方律师的工作内容包括：签订并购合同，协助与转让方办理过户手续等文件；代理甲方向被并购方支付并购款300万元款项，被并购公司为××咨询公司；代理甲方向被并购方索要证照及资料（含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许可证、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电信经营许可证、公章、财务章、合同章、2016年吉普自由光2.4汽车一辆等）。合同代理期限为甲方与第三方完成公司并购手续过户办结时终止终结。该合同首页顶部手写有“提供人王辉，2018年1月4日”。被告认为其不是签约当事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咨询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24日，注册资本300万元，2016年1月29日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包括人才中介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教育咨询、信息咨询等，现已更名为北京祖国盛世文化中心有限公司。××科技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5日，原名×公司，2017年7月13日变更为××科技公司；原经营范围为工程勘察设计，2017年7月13日变更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教育咨询、经济贸易咨询等。注册资本在2017年7月13日由5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杨某变更为王某，股东由杨某、张某1，变更为王某。2017年8月30日，投资人由王某变更为本案原告邓建方，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本案原告邓建方。被告提交了起诉状、传票及邮件回单，起诉状载明：原告为鼎弘律所，被告为王辉，第三人为邓建方，案由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诉讼请求为：1.被告王辉继续履行××科技公司法人全部过户手续及办理交接全部手续的义务；2.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于2018年3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解除第三人邓建方代持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3.将邓建方代持被告××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股权份额变更登记到被告的名下。起诉状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8日。传票载明：被通知人王辉，应于2018年5月23日上午9：30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区第20法庭开庭。邮件回单载明寄出日期为2018年5月11日。被告提交了祁阳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13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我局在经办张某2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时，于2018年1月4日提取了张某2、王辉与鼎弘律所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2018年5月18日王辉从我局领取了该合同原件。”原告对此称无法确认真实性，因印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原告无法得知。以上事实有《委托代理协议书》、《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起诉状、传票、邮件回单、企业工商信息查询、《证明》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一、被告要求并购的标的公司是××咨询公司还是××科技公司，原告、第三人在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时是否存在欺诈；二、被告主张撤销《委托代理协议书》是否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关于焦点一。首先，被告提交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未予确认；但祁阳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被告当庭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对，第三人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及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合同约定被告并购的标的公司为××咨询公司；并购款300万元；鼎弘律所应代被告向被并购方索要的证照及资料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许可证、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电信经营许可证等。而当时××咨询公司的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基本符合该合同约定；其次，双方签订《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4月27日。××科技公司在2017年7月13日将公司名称由正如公司变更为××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从5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经营范围由工程勘察设计变更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教育咨询、经济贸易咨询等；再次，祁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载明，在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5月18日期间提取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在2018年3月8日被告签署《委托代理协议书》时《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并不在被告手上。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咨询公司和××科技公司名称相似，××咨询公司在《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并购的目标公司，且××咨询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被告欲取得的证照能够契合，而××科技公司系在《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签订后，通过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从而达到《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要求，如果认为被告于2018年3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时已同意将并购的标的公司变更为××科技公司，不符合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鼎弘律所在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时，故意混淆××咨询公司和××科技公司，使被告误以为××科技公司就是××咨询公司，并购××科技公司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和第三人鼎弘律所存在欺诈行为。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根据焦点一所分析，如果认为被告于2018年3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时已同意将并购的标的公司变更为××科技公司，不符合事实；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5月18日期间祁阳县公安局提取了《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故在2018年5月18日被告取回原件后，应认定该日为被告应当知道2018年3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所载明的××科技公司并非其要并购的公司，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从2018年5月18日起计。被告于2019年4月15日提出反诉，主张撤销《委托代理协议书》，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对原告辩称被告提出撤销申请已过除斥期间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鼎弘律所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缺席审理，现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原告邓建方与被告王辉及第三人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3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二、驳回原告邓建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1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共计150元，由原告邓建方负担。本院二审查明，鼎弘律所在二审提交其持有的《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原件，试图证明：王辉要求并购的就是“××世纪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王辉在原审反诉请求撤销《委托代理协议书》，该《委托代理协议书》由鼎弘律所、王辉、邓建方签订，王辉在本案中虽主张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书》因存在欺诈而应撤销，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证明标准，本院对此分析如下：2017年8月30日，邓建方成为××科技公司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三方在2018年3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明确约定鼎弘律所已如实完成《并购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无任何违约事宜，且系王辉自身原因而无法过户到其名下。三方上述确认的事实能够印证鼎弘律所所关于王辉拖延过户的主张。因邓建方早已于2017年8月30日代持××科技公司，因王辉原因而拖延过户，三方在2018年3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解决该问题时，王辉仍要求邓建方代持，故王辉作为真正权利人，理当核实邓建方的具体代持情形，控制其丧失权利的风险，××科技公司当时早已存在，王辉完全有能力核实××科技公司的变更和经营情况，而《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对各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明确而具体，标的也明确指向××科技公司，应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况且无任何证据证明邓建方存在欺诈王辉的行为，三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能够覆盖王辉与鼎弘律所之间先前的合同权利义务，能够确定各方后续权利义务，故难以认定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存在欺诈情形，基于以上对王辉的主张不利的分析，王辉对其主张的欺诈事实的证明，并未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证明标准，原审在此情形下采纳王辉主张，作出撤销《委托代理协议》的处理，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王辉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有理由核实××科技公司的具体情况，也应当进行了核实，故其对《委托代理协议》提出的撤销请求也超出一年的除斥期间。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原审撤销《委托代理协议》的处理予以纠正。邓建方不愿再代持××科技公司，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因邓建方解除《委托代理协议》中有关其的第4、5项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但本院注意到，各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初衷在于因王辉自身原因而无法将××科技公司变更登记至其名下，邓建方对其代持行为也应当自行承担相关风险，因邓建方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变更登记条件已经成就，其关于限期将其代持的××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股权份额变更登记到王辉名下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邓建方可在有证据证明变更条件成就时，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变更。综上所述，上诉人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邓建方部分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二、解除上诉人邓建方与被上诉人王辉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书》第4、5项约定；三、驳回被上诉人王辉的反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邓建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00元（上诉人邓建方已预交），反诉受理费50元（被上诉人王辉已预交），共计150元，由被上诉人王辉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上诉人邓建方已预交50元，上诉人北京鼎弘律师事务所已预交100元），由被上诉人王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