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行终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武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2，山西冠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山西初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何某。上诉人李某1因诉被上诉人大同市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会安置补偿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行初18号行政判决、（2019）晋06行初18-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查明，2005年5月30日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员会与李某1签订了日光温室大棚承包合同书，村委会收取1.2万元现金，收取承包费1.2万元，承包期为30年，用于种植和养殖。2013年12月20日，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南环路西延路南侧地块项目建设土地征收（拆迁）的通告》，李某1承包的大棚在征收范围内，2014年9月南郊区人民政府对涉拆房屋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对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进行了评估，合计价值为328548元，总面积379.64平方米。2015年12月27日区政府和乡政府对李某1涉案大棚及建筑物、构筑物予以拆除，双方未达成安置补偿协议，李某1一直未领取安置补偿款，另，李某1提供2015年4月20日防疫部门给其发放的动物免疫证和大同市××区于2018年10月16日工作人员刘学英给其出具的证明以及照片若干张，证明目的为李某1在被征收拆迁之前生猪存栏88头，要求按相关规定给予补偿。因安置补偿事宜双方未达成一致，形成诉讼。原审法院判决认为，2015年实施拆迁的行政机关为南郊区人民政府，因行政区划涉案拆迁地属于云冈区人民政府辖区，故云冈区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由其承担安置补偿职责，更为便捷妥当。区、乡人民政府接受上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实施了拆迁行为，依法应当对被拆迁人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对房屋拆除的补偿以现有证据评估明细表确定的总面积379.64平方米，合计328548元，予以补偿。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按2015年大同市拆除奖励标准给付8000元奖励费，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2015年大同市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给付母猪、肥猪赔偿款20600元，因原告有相关证据证实拆迁前有生猪存栏88头，被告没有相关证据予以否认，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另原告要求被告因迟延支付补偿款应支付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较为妥当，本院予以确定。鉴于大同市人民政府在本案征收拆迁工作中，委托下级行政机关具体实施，并履行补偿职责，故以上给予义务由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负责更为妥当。李某1要求支付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某1请求确认三被告强制拆除违法的诉讼请求，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此，本院将另行作出（2019）晋06行初18-1号裁定书，予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给予李某1拆迁房屋补偿款328548元、母猪、肥猪补偿款20600元、奖励费8000元；二、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支付以上补偿款时，应一并向李某1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从拆迁之日至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裁定认为，原告的第五项诉讼请求为，确认三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地上设施的行为违法。因被告于2015年12月对原告的地上设施实施征收拆迁，原告于2019年1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请求确认三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地上设施的行为违法的起诉。李某1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6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内第一项；（二）改判四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按2015年大同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进行房屋拆除货币赔偿（以重新鉴定评估数为准）；（三）判令四被上诉人共同支付上诉人自拆除之日至付清之日期间以评估值（重新）为基数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四）判令四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因违法强拆而遭受的精神损失30万元；（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六）判令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6行初18-1号行政裁定书，改判确认四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地上设施的行为违法。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拒不收取上诉人《鉴定评估申请书》。（二）三被上诉人强拆行为既未依照法定程序与上诉人进行协商、补偿后拆迁，亦未给予过上诉人任何拆迁安置款。四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地上设施的强拆行为已违法，依法应当支付上诉人赔偿款，并非补偿款。（三）四被上诉人未经法定程序进行评估认定赔偿款，且远低于被上诉人在2018年8月时承诺赔付上诉人36万元的拆迁补偿金，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四）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015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在未与上诉人进行任何征地拆迁协商、补偿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地上设施全部强制拆除。直到2018年8月23日、8月31日，被上诉人四受被上诉人一、二、三的委托才与上诉人共同确定了2015年12月强拆时房屋、附属设施。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8月31日起计算6个月起诉期限，即上诉人于2019年1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大同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根据征收通告，征收主体是南郊区政府，上诉人起诉市政府错列当事人。（二）上诉人诉讼超出法定期间。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在2015年拆除，在2019年1月15日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要求被上诉人对其进行房屋拆除货币赔偿已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其按2015年大同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进行房屋拆除货币赔偿及共同支付自拆除之日至付清之日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要求于法无据且不合理。（二）上诉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无申请重新鉴定的正当理由，一审法院未接收其《鉴定评估申请书》的行为并未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人民政府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政府拆迁行为发生在2014年，而上诉人无正当理由于2019年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以评估价判决补偿被告并无不妥。本案涉征收范围内的建筑，经有评估鉴定资质的山西同业房地产咨询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评估总价为328548元。不存在缺项漏项问题。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起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二）答辩人不应列为本案第三人。答辩人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不属于本案适格的主体，且答辩人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被告共同对原告按2015年大同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进行房屋拆除货币补偿（以鉴定评估数为准）；2、判令三被告共同对原告按2015年大同市拆除奖励费标准给付8000元奖励费；3、判令三被告共同对原告按2015年大同市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给付母猪、肥猪赔偿款206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5、确认三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地上设施的行为违法；6、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自拆除之日至评估值确定之日期间以评估值为基数至付清之日前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7、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因违法强拆而遭受的精神损失30万元。《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南环路西延路南侧地块项目建设土地征收（拆迁）的通告》确定拆迁补偿工作由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负责，因大同市行政区划变更，涉案地块现由云冈区人民政府管辖。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并且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据此，提起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应当具体而明确且一个行政行为一个诉讼，即一个案件应当审理一个诉讼标的。本案中，上诉人的起诉有多个诉讼请求，涉及两个行政行为，既涉及强制拆除行为，又涉及征收补偿行为，以上两个行政行为各自独立、具有不同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及法律效果。若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行为提出起诉，则不仅不利于行政机关有效应诉，而且势必对人民法院聚焦被诉行政行为，归纳争议焦点，组织举证质证，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清晰明确的裁判等诉讼活动的有序开展产生阻碍，进而影响到行政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故当事人应当具体而明确地指出是哪个行政行为，并以此为标的提起诉讼，以便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进行审理。上诉人在起诉时同时针对两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二）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对于起诉人知道行政行为但不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不能超过2年；对于不知道直接处分不动产的行政行为的，其起诉期限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最长不能超过20年。本案中，关于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于2015年12月就已经知道其地上设施被强制拆除，其于2019年1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明显超过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综上，本案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对于征收补偿行为，可以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另行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行初1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李某1的起诉。三、维持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行初18-1号行政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程彦斌审判员 姚利屏审判员 庞永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丁勇虎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