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2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赖伟，男，生于1975年8月29日，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茂成，男，生于1943年10月10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系赖伟之父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赖红，女，生于1971年10月10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谷，女，生于1981年4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文，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赖伟、赖红因与被上诉人黄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撤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赖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茂成，被上诉人黄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赖伟上诉请求：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上诉人赖伟与唐俊法官的举报与被举报关系事实存在，唐俊法官不可能公正审理本案，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2019年11月11日上午，上诉人赖伟到唐俊法官办公室阅卷，需要调取2019年1月15日上诉人签署的确认传票收到的文书（存根），唐俊法官拒不提供；2019年11月11日上午阅卷发现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的限期举证通知书，上诉人从未收到该通知书，上诉人还发现大量黄谷提供的未经质证的证据；违法调取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侵犯上诉人的隐私；诉讼费收取不合理；原租赁合同真实有效，仲裁存在多处违法违规；原判以上诉人在向绵阳中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诉讼中未以存在长期租约为由、未向法院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为由判定《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显然不合法，因为在该案中只解决程序问题，不解决实体问题；以《房屋租赁合同》的签字不是赖红签字为由，判定《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显然不合法理，《房屋租赁合同》是本人与赖红签订；原审以租金过低为由判定《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显然不合法理。上诉人与赖红本是姐弟关系，且共同经营公司，只要是合同约定的都合理合法。 上诉人赖红上诉请求（与赖伟上诉请求不同部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修正原审不合法增加的诉讼费，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企图在没有公告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强行开庭，将传票邮寄给当时没有得到授权的前案代理人陈春梅，导致陈春梅拒绝代理，并导致上诉人放弃原审的诉讼；《房屋租赁合同》是上诉人签订的，真实有效，上诉人没有提交执行异议是因为没有收到执行通知。 被上诉人黄谷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赖伟、赖红租赁合同诉讼审理时间是2018年6月7日，此时黄谷已取得房屋产权，但未通知黄谷参加诉讼；本案不存在租赁关系是生效仲裁裁决已确认的事实；一审程序合法。 原审原告黄谷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告赖红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认定事实：2015年6月10日，原、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将其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路××号××幢××号房屋出租给原告使用，租赁期限为10年即2015年10月1日起至2025年9月30日，租金每年4250元，每两年支付一次。合同第九条还约定“在房屋租赁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提前终止合同。”签订合同当日，原告支付被告两年的租金8500元，2017年6月12日，原告又支付被告两年的租金8500元。后因被告将房屋出售给他人，故要求终止与原告的租赁合同并由原告返还房屋，双方产生争议。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3370号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合同约定租赁为十年，现合同仅履行到第三年，被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收回房屋违反合同约定，不应得到支持。为维护交易的稳定，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对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原告赖红与被告赖伟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2017年1月6日，黄谷与赖伟通过绵阳市家乐园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乐园房产经纪公司）介绍，双方签订《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赖伟将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路××号××栋××号××㎡的住宅以62万的总价出售给黄谷。2017年5月4日，黄谷取得涉案房屋的川（2017）绵阳市不动产权第0××0号《不动产权证书》。在黄谷支付完60万元房款后，赖伟以黄谷未支付剩余2万房款未达交房条件为由，拒绝交房。为此，黄谷申请仲裁。仲裁中，赖伟陈述，之所以便宜将案涉房屋卖给黄谷是因为房屋有一个长期的租约，黄谷表示购买此房仅是解决孩子实验小学学籍，不会居住这里。但赖伟并未就与何人存在长期租约向仲裁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2017年12月29日，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绵仲裁字第0747号《裁决书》，裁决赖伟向黄谷交房，交房同时黄谷向赖伟支付剩余房款2万元，裁决书对其他事项同时作出裁决。赖伟随即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赖伟申请撤销的理由是黄谷在仲裁过程中提供了虚假证据，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绵仲裁字第0747号仲裁裁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应当撤销的情形，依法应予以撤销。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川07民特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赖伟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黄谷据此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赖红从未向执行法院就自己的租赁权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官于2018年9月12日，告之黄谷案外人赖红与赖伟之间的租赁合同一案，涪城区法院已判决确认租赁合同有效继续履行，故仲裁裁决无法执行。为此，黄谷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还查明，赖红与赖伟系姐弟，二人于2013年10月共同成立“绵阳市花半里商贸有限公司”，赖伟作为出租方（甲方）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作为承租方（乙方）的“绵阳市花半里商贸有限公司”使用，双方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租房合同》，该合同赖伟作为出租方（甲方）签字，赖红与赖伟作为承租方（乙方）签字并加盖私章，合同约定租期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计24个月，月租 金1500元，该合同提交工商登记机构留存备案。二人还于2013年10月共同成立“绵阳市爱美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赖伟作为出租方（甲方）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作为承租方（乙方）的“绵阳市爱美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使用，双方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租房合同》，该合同赖伟作为出租方（甲方）签字，赖红与赖伟作为承租方（乙方）签字并加盖私章，合同约定租期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计24个月，月租金1500元，该合同提交工商登记机构留存备案。2013年10月21日,赖红与赖伟共同在向工商登记机构留存备案的上述两公司“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上签名并加盖私章。2015年3月31日，“绵阳市爱美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更名为“绵阳市好爸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5月22日，“绵阳市好爸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宽窄世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8年5月22日，“绵阳市花半里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花半里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9月3日，“绵阳市花半里商贸有限公 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上有“赖红”的签名捺指印和新加入的股东“杨**”的签名。2018年9月5日，“绵阳市花半里商贸有限公司”股权交割证明上有“赖红”的签名捺指印。2018年5月23日，“绵阳市好爸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上有“赖红”的签名捺指印。2018年5月22日，“绵阳市好爸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股权交割证明上有“赖红”的签名捺指印和新加入的股东“杨**”的签名。现“四川花半里商贸有限公司”和“四川宽窄世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住所仍是案涉房屋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 庭审另查明，赖红于2016年11月22日14:10:30持普通护照从武汉机场乘坐CZ659航班离境前往美国,至本案开庭日未有入境记录。同时，庭审中，赖伟向法庭出示赖红于2019年元月12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和外文公正文书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领事出具的认证文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赖红委托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陈春梅律师作为与赖伟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人。该《授权委托书》系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格式授权委托书。另,在（2018）川0703民初 3370号案件审理中，赖红于2018年5月2日委托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陈春梅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并在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格式授权委托书上签名捺指印。同时,赖红于2018年4月20日向“梁勇”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本人与赖伟因房屋租赁产生纠纷，现因本人工作繁忙，无法亲自办理诉讼事宜，现委托受托人梁勇，全权办理有关本人与赖伟房屋租赁的诉讼事宜。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授权梁勇办理委托诉讼代理律师、签订律师委托代理合 同、向律师及法庭提供证据材料、签署起诉状、参与庭审以及法庭调解等一切有关房屋租赁的诉讼、调解活动。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上述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为止。”原审诉讼中，“梁勇”作为赖红的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赖红和赖伟的身份证复印件、赖红与赖伟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赖伟出具的收条原件(时间2015年6月10日,金额8500元)、赖红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原件(打印时间2018∕5∕213:14:11)。 庭审后,黄谷向原审法院申请对赖伟与赖红在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上的签名及指印的形成时间及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据此通知赖伟限期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原件,赖伟以原件丢失为由,未予提供。 原审法院认为：黄谷与赖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经生效仲裁裁决,并已进入执行程序。黄谷已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黄谷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所有权。赖红与赖伟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所涉及的诉争房屋业以登记在黄谷名下,其(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结果损害了黄谷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现黄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原告黄谷主体适格。黄谷申请执行生效仲裁裁决后,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法官于2018年9月12日告之黄谷,赖红与赖伟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所涉诉争房屋已被原审法院(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确认租赁有效并继续履行,执行案件无法继续进行,只能终结执行。得知此情况后,黄谷于2018年12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赖伟与赖红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不能认定为有效、真实存在。第一、被告赖伟在与黄谷签订《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时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未向黄谷和中介公司告之及出示与赖红签订的十年期限的租赁合同。第二、黄谷就与被告赖伟之间《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的履行纠纷申请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审理中,被告赖伟反请求称:“之所以这么便宜地交易是因为房屋有一个长期的租约”。但赖伟并未向仲裁庭陈述与谁签的租约、租期多长,更未向仲裁庭提供与赖红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以及复印件,此举有悖常理。况且赖伟在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诉讼中,亦未以存在长期租约为由,也未向法院提供与赖红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以及复印件。第三、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赖红作为承租人也未向执行法院提出口头或书面异议,亦未委托他人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第四、《房屋租赁合同》上赖红的签名与赖红和赖伟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租房合同》、2013年10月21日赖红在“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上的签名,明显出自不同的书写人之手,况且在本案审理中,原审法院要求赖伟和赖红原审代理人“梁勇”提供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以便鉴定签名及捺指印的形成时间,二人均以原件丢失、损毁为由拒绝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并非真实存在。第五、《房屋租赁合同》上约定的租金和时间以及内容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并和赖伟在仲裁反请求中的陈述明显矛盾。首先,双方约定的租金明显偏低,年租金4250元,且是两年支付一次,每次8500元。这与双方当初成立公司时所签合同约定的每月1500元租金相比明显偏低。如真如赖伟所述的是为税费才这样约定租金,那赖伟作为私人出租,也应有税务机关开具的正式发票,因为只有出租方取得了租赁收入,出租方才会承担税费。其次,约定租期长达10年且可以转租他人还不得提前终止合同,明显有违正常的租赁关系。第三,赖红与赖伟系亲姐弟关系,2017年6月12日赖红向赖伟转账8500元,没有证据证明其用途就是赖红向赖伟支付的房租。综上,原审赖红所谓的代理人向法庭所举《房屋租赁合同》虽经庭审质证,但原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并不符合证据之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之要求而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主张的赖红与赖伟之间的(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诉讼是否虚假诉讼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赖红从2016年11月22日即离境至今无入境记录,其于2018年4月20日向其所谓的员工“梁勇”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2018年5月2日向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陈春梅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因赖红本人并不在国内,其向员工“梁勇”和陈春梅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无赖红通过邮寄或其他方式交由委托代理人的相关证据,亦无赖红经我国驻美国的使领馆出具的证明材料。故在(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件中“梁勇”和律师陈春梅向法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授权委托书》”非赖红本人授权。其次,对于赖伟在本案庭审中陈述:“赖红出国之前签署了很多空白的授权委托书给梁勇,让梁勇处理很多相关事宜,包括工商、税务,以及后面的3370的诉讼,具体数量不清楚”,其陈述明显有违常理且与其在原审中与赖红所处诉讼地位不符,况且,赖红离境之时也不可能预见会与赖伟形成诉讼,加之二人特殊的身份关系,赖伟属虚假陈述。再有,原审中“梁勇”并未向法庭提供与赖红及其公司之间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陈春梅律师亦证实也未见赖红本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授权。故原审中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成立。因为在民事诉讼中,委托代理人是以当事人本人的名义代为进行诉讼活动,因此对委托代理人身份的审查关系到 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是否合法有效,进而影响到整个诉讼过程是否合法有效。故(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件中“梁勇”以赖红之名向原审法院提起所谓的租赁合同纠纷,并非赖红真实意思表示。最后,致于赖伟在本案庭审中提交的赖红于2019年1月12日给陈春梅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以证明赖红委托陈春梅律师参加与赖伟租赁合同纠纷案合法。原审法院认为,即便2019年1月12日赖红给陈春梅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真实,也不代表(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中赖红给陈春梅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就真实。因为法律对诉讼代理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民事代理的追认制度并不适用于诉讼代理。况且陈春梅律师在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明确表明2019年1月12日并未接受赖红的委托,她并未收到该份“《授权委托书》”,只是事后“梁勇”给了份复印件。试想,在(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已审理终结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赖伟在本案庭审中将2019年1月12日经过公证证明的、由赖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其目的是要证明他与赖红之间的(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是真实的。但赖伟可能忘记了他与赖红之间在(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中所处的不同诉讼地位。试问在黄谷提起本案的起诉状中,黄谷并未就(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案赖红委托的代理人身份及委托代理关系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赖伟此举岂不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原审审理法官基于赖伟及其他参与人的虚假行为和提供的虚假证据材料,陷入错误的判断,形成有误的内心确信,其作出的(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判书,直接导致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严重妨碍了原告黄谷对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实现,损害了原告黄谷的民事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2018年6月7日(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作出的“原告赖红与被告赖伟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的判决内容。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赖伟、赖红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赖红护照、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电子投保确认书、权益确认书各一页，拟证明赖红签名字迹样式。被上诉人黄谷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是原件，不予质证，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赖伟主张的2015年6月10日其与赖红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真实存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赖红、赖伟均未提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原件，虽然双方在租赁纠纷案中曾对《房屋租赁合同》进行举证质证，但因赖红、赖伟系姐弟，存在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以双方在该案中对《房屋租赁合同》的认可即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真实存在，而应辅以《房屋租赁合同》原件，赖红、赖伟作为租赁合同的双方，均应持有并提交合同原件，现赖红、赖伟均未提交合同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回避，当事人举报案件承办法官不是回避的法定情形；关于2019年7月19日的限期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为通知赖伟提交2015年6月10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原审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以邮寄方式向赖伟送达，回执显示收件人拒收（不在），该事项不影响赖伟的诉权，其在任何时间均可向人民法院提交《房屋租赁合同》的原件；关于未经质证证据的问题，上诉人未明确原审采信了哪些未经质证的证据并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调取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的问题，因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关联性，原审调取并无不当；关于诉讼费收取的问题，本案一审原告黄谷申请撤销的是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337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赖红与赖伟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涉及的标的为租金，即每年4250元，10年合计42500元的租金，应按该金额作为计算诉讼费的标的，诉讼费为863元，原审诉讼费收取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仲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关于原判以上诉人在向绵阳中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诉讼中未以存在长期租约为由、未向法院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为由判定《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将赖伟在前案诉讼中的主张及理由作为综合判断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关于《房屋租赁合同》上赖红的签字，因各方均未提交《房屋租赁合同》的原件，无法对签名进行鉴定，本院对此不作评判，但未提交《房屋租赁合同》原件的举证责任在赖红、赖伟；关于租金，租金过低只是原审综合认定《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诸多因素中的一个，不存在上诉人所称显然不合法理的问题；关于上诉人赖红所提企图在没有公告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强行开庭的问题，企图即没有，故该问题不存在；关于将传票邮寄给当时没有得到授权的前案代理人陈春梅问题，原审尝试以不同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是其正确履职的表现，不存在程序违法，至于是否因此导致陈春梅拒绝代理并无证据证明。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但诉讼费收取不当，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对诉讼费予以纠正；上诉人赖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63元，由赖红、赖伟各负担4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3元，由赖红、赖伟各负担43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兵 审判员 于红霞 审判员 肖玉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顾鸿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