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民申32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贾轼，1968年9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建忠，内蒙古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海军，1982年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北京市盈科（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贾轼因与被申请人周海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2民终3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贾轼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请求：1.撤销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民终3108号民事判决及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3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2.现有新的证据能充分证明贾轼已将合伙投资款投入准格尔旗龙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太公司），原审判决解除合同并返还周海军1100万元错误，依法驳回周海军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周海军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贾轼已将2600万元承包费交付龙太公司，龙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认可收到2600万元，贾轼与周海军已形成实质性的合伙关系。1.本案中公司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再审提交一份新证据，即2008年4月10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证处呼新证字第290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公证了龙太公司授权刘承林、井成华负责龙太公司的管理事务，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龙太公司享有和承担。说明刘承林和井成华与贾轼签订的协议、承诺均代表龙太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公证书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证据。另贾轼在以包头市烽禾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禾公司）的名义与龙太公司签订合同时，从烽禾公司给龙太公司转款100万元作为定金，故贾轼从烽禾公司给龙太公司转承包费是正常的。包头市日月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月新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贾轼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贾轼从该公司给龙太公司转承包费也是正常的。2.贾轼已向龙太公司投入承包费2600万元。再审提交一份新证据，即2008年5月9日，贾轼代表烽禾公司与井成华代表的龙太公司签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龙太露天煤矿开采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该证据是贾轼于2020年10月12日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调取，故属于新证据。合同约定首付承包费金额为2600万元。签订《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龙太公司，经办人是井成华，承包方是烽禾公司，经办人是贾轼。贾轼通过烽禾公司于2008年5月9日、5月22日和5月23日，分别向龙太公司支付承包费100万元、1500万元和700万元。贾轼通过日月新公司于2008年6月24日向龙太公司支付承包费300万元，以上共计2600万元。贾轼已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的全部义务。3.龙太公司认可收到贾轼交付的承包费2600万元。2010年4月29日贾轼与龙太公司签订了《关于开采龙太煤矿合作开采遗留问题处理协议》（以下简称《遗留问题处理协议》），贾轼及龙太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刘承林在该协议上签字。龙太公司认可收到贾轼承包费2600万元。综上，贾轼与周海军的合伙投资资金已投入龙太公司，双方已形成实质性的合伙关系，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认为贾轼向龙太公司转款凭证上标注为货款，从而不认定贾轼交付的是承包费错误。龙太公司的煤矿本身是一个表层自燃需要灭火后才能开采的煤矿。贾轼与龙太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时，煤矿既没有开始灭火工程，更没有开采和销售。2008年8月12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局才下发了“露天煤矿灭火批复”。而贾轼通过烽禾公司和日月新公司在2008年6月24日之前便支付了龙太公司2600万元。虽然转款凭证上标注为货款，但实际为承包费，因为按当时银行的要求，款项用途只能写成货款。且此时龙太公司也没有开采煤，所以不存在货款一说。且《遗留问题处理协议》中龙太公司已明确收到贾轼2600万元。（三）贾轼不仅向龙太公司投入2600万元承包费与周海军形成了实质性的合伙关系，且一直与龙太公司沟通、联系处理承包事宜，履行了作为合伙人应尽的义务。2008年5月20日，贾轼与周海军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由贾轼主要负责本项目的经营及管理，在贾轼同意的情况下，周海军可派员协助”。截止2008年6月24日，贾轼已将2600万元承包费交付龙太公司，龙太公司迟迟没有将贾轼承包的煤矿部分交付，贾轼多次与煤矿沟通，但一直没有结果。2009年4月24日，贾轼向龙太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其尽快按照合同约定给付采矿作业区，并提供生产所需的法律手续。2010年4月29日，贾轼与龙太公司签订《遗留问题处理协议》，龙太公司承认收到贾轼2600万元，答应全部退还并给予贾轼经济补偿。2010年8月2日，龙太公司大股东内蒙古恒威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对龙太煤矿的退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的担保函。2010年11月12日，刘承林书面承诺协议及担保函继续有效。2014年7月4日，贾轼与刘承林签订《煤矿投资债务处理协议》，之后刘承林因其他案件涉嫌犯罪被判刑入狱，贾轼只能等待刘承林出狱后再主张权利。上述事实说明，贾轼不仅履行了出资2600万元的义务，还履行了作为合伙人承包煤矿的许多工作。周海军在双方没有清算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贾轼没有法律依据。（四）二审判决书中有多处错误。二审判决书第6页、第7页贾轼提交的《承包合同》、《股东决议》复印件，周海军当庭认可，但法院却因复印件而不予确认，属于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违反民事证据规则，违法裁判。二审判决书第13页“贾轼通过烽禾公司账户向龙太公司转账200万元”错误，应该是2300万元。周海军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事实与理由：（一）贾轼再审申请中提出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更不足以推翻原判决。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客观存在，但在庭审后发现或庭审前已经发现，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才能称为新证据。贾轼提供的证据在庭审结束前就已客观存在，按照日常交易习惯，贾轼在与刘承林、井成华签订文书时就应当知悉了授权委托书的相关内容，不存在庭审后才发现的情形。同时，贾轼可以自行调取或向法院申请调取该证据，也不存在客观原因无法调取的情形，但贾轼原审未提供也未申请法院调取，应视为其自行放弃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该证据不应认定为新证据。2.贾轼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贾轼出示《公证书》目的是想证明刘承林、井成华的行为可以代表龙太公司，但贾轼是与周海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只对签约双方有效，协议中虽有龙太煤矿项目的表述，但并不能明确表明就是指龙太公司，此外，贾轼承包龙太公司煤矿面积是500亩，而《合作协议书》约定开采的面积是750亩，龙太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其不是协议的一方主体，其内部授权什么人来负责自己公司的事务，与本案协议的主体双方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二）贾轼以四张用途为货款的银行转款凭证及龙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认可收到2600万元来证明2600万元已交付，并据此认为与周海军形成实质合伙关系的理由和证据不能成立。1.贾轼以刘承林、井成华是龙太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为由，证明其已进行投资的事实及投资的款额无法成立。即使贾轼提供证据证明刘承林、井成华（均不是龙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经合法授权处理龙太公司的事务，但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应当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以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民事活动要得到被代理人的事后追认，而原审时贾轼提供的《遗留问题处理协议》《煤矿投资债务处理协议》《刘承林债务确认表》均是以龙太公司代理人名义与贾轼个人名义签署，且没有证据表明得到相关公司的追认，即是否是龙太公司的意思表示尚具有不确定性，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根本无从考证。且从内容来看，《遗留问题处理协议》中确定的投资是2600万，补偿损失2900万，合计5500万；《煤矿投资债务处理协议》及《刘承林债务确认表》中确定的投资是4200万，返还投资1640万，剩余投资款则是3800万，这些文书均是复印件，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不但没有证据印证，且数字矛盾、随意性极大，与贾轼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均不符，以上证据在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方面均缺乏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贾轼仅以四张拼凑的银行转款凭证来证明其投资事实及投资款额，不能成立。根据转款凭证显示，烽禾公司向龙太公司的两笔转款2300万以及日月新公司向龙太公司的转款300万，用途均是货款。这些付款的主体不对，用途不符，与《承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也不符，无论贾轼与上述两个公司是何关系，两个公司作为独立核算的法人主体，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的业务往来不能证明系某个人对某一项目的投资款，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货款就是投资款。此外，银行转款凭证显示的付款主体、数额及用途也与《遗留问题处理协议》《煤矿投资债务处理协议》《刘承林债务确认表》中所确认的主体、数额及用途均不相符，银行转款凭证与几份协议之间存在矛盾，恰恰印证贾轼主张投资的不真实性。（三）贾轼对于转款凭证上标注为货款实际就是承包费的解释不能成立。烽禾公司与日月新公司向龙太公司支付货款，与贾轼和周海军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关系。龙太公司2007年即成立，一直有开采，只不过是贾轼要承包的这500亩没有开采，贾轼的说法背离客观事实。相反，其提交的凭证恰恰证明烽禾公司、日月新公司与龙太公司之间存在既有的业务往来。且标注为货款实际为承包费的说法，贾轼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经咨询凭证中的银行，银行汇款用途或备注为可选项，由汇款人自己决定，只要内容不违法违规，银行不会做必须如何书写的规定，更不会要求汇款人背离实际用途填写。（四）贾轼称双方不仅形成实质合伙关系且其已经履行了合伙义务，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合伙需要共同出资，而案涉《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周海军向贾轼支付了全部出资款，贾轼既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合伙人的出资义务及出资多少，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周海军的1100万元投入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项目中，周海军也不清楚贾轼是否并以什么样的资金对外进行了投资、投给了谁、投了多少。事实上双方合伙根本没有启动和开展，没有形成实质的合伙关系。且从签订协议至今，贾轼并未与周海军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确认或结算。根据贾轼的陈述及证据表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后，贾轼承包的所谓龙太公司500亩作业区一直没有开采，贾轼在一审答辩状中的自述表明其没有对煤矿进行开釆，以后也不可能进行开釆。另，2008年12月4日贾轼签署的《股东协议》载明“龙太煤炭公司现有开采的亩数为5000亩，未经全体股东同意，龙太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售、承包、转让、抵押、担保现有开采区及新的开采区”，故即使贾轼签订的《承包合同》是真实的，也属于无效，或者说因《股东协议》而失效。前述证据表明贾轼与龙太公司之间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建立在该前提下其与周海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法启动，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周海军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出资。（五）贾轼关于二审判决书有两处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有对各方证据独立自由采信的判断和权利，不受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影响。虽然二审判决存在数字上的笔误，但并不影响法院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贾轼与周海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仅对周海军的出资数额及出资方式进行了约定，对于贾轼的具体出资数额和出资方式以及合伙协议应具备的其他事项均没有明确约定，故《合作协议书》不符合合伙协议的性质。贾轼提供了《承包合同》《转账凭证》以及相关协议等证据欲证明其与周海军形成了合伙关系，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龙太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并向龙太公司打款，不能证明其将款项投入到与周海军的合伙事务中并与周海军形成了合伙关系。综上，二审认定贾轼与周海军未形成实质的合伙关系并无不当。贾轼提交的新证据亦不能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原审依据周海军的诉请判令《合作协议》解除，贾轼返还周海军的投资款1100万元并无不当。贾轼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贾轼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彦凯审判员 塔 娜审判员 宝娜佳二○二○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 桢书记员 李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