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鄂01民再1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闵金鹏，男，196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可学之，女，196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饶国方，男，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胡菊生，男，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以上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康，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闵金鹏、可学之与被申请人饶国方、胡菊生合同纠纷再审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民终10668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鄂民申19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闵金鹏、可学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被申请人饶国方、胡菊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闵金鹏、可学之申请再审称,1.依法撤销（2019）鄂01民终1066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胡菊生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占用房屋面积款项199110元及利息损失；饶国方向申请人支付占用房屋面积款项210100元及利息损失。3.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二审判决认定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约定的“按11000元计”为胡菊生、饶国方二人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的各自折算总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2006年8月2日闵金鹏、胡劲松（胡菊生曾用名）、可学之、饶国方共同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闵金鹏、胡劲松、饶国方、可学之共同出资兴建一至四楼”，对于原共建房均出资的事实显而易见，并且根据后续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中对于拆迁还建面积的分配（即闵金鹏、可学之共分配还建面积140平方米，饶国方分配74.5平方米，胡菊生分配75.5平方米）亦可以证明原共建房屋由闵金鹏、胡劲松、饶国方、可学之共同平均出资兴建。2.一二审已查明原共建房屋由闵金鹏、胡井国、饶国方、胡菊生共同出资兴建，后房屋建设过程中，胡井国退出，闵金鹏向胡井国支付了其出资的建房款，故胡井国所占有的份额转由闵金鹏享有。3.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三方于2017年11月5日签订的《协议》内容主要为三方协商出卖房屋事宜，当中明确约定“如果任何一家要卖，按卖价支付给胡菊生、饶国方、闵金鹏（标价12000左右）”，因当事人双方缺乏法律意识，该约定没有明确12000元左右系单价或者总价，但是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武汉房地产市场价格，结合房屋所在坐落，该12000元左右显然是对出卖价格单价的约定，可见胡菊生、饶国方对于房屋卖价为单价12000元左右是明确认可的。而次日即2017年11月6日三方再次签订《房屋共同协议》，对于若房屋未于2018年2月1日前卖出，胡菊生、饶国方占用的闵金鹏房屋面积如何处置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按卖价计”表明占用面积款项以房屋卖价为标准计算，而“按11000元计”则是对前述约定的补充约定，若房屋未卖出则按照11000元每平方米计向闵金鹏支付款项。4.2018年5月2日程莲芝与闵金鹏签订的《证明合同》中约定“甲方（程莲芝）超出7.9个平方，现差闵金鹏7.9个平方，闵金鹏要求按市场价一平方（9000-11000元）计算：甲方（程莲芝）由于资金紧张只愿付32000元，经甲乙方双方商量协定甲方共付32000元整，剩余金额甲方还也行，不还也行”，据此约定，程莲芝占有闵金鹏的7.9平方米房屋面积单价是按照9000-11000元每平方米的单价计算，因考量到程莲芝经济困难特殊因素，程莲芝暂时先支付32000元，而并非7.9平方米房屋面积总价仅32000元。另外，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房屋面积向闵金鹏支付了对价10744元，因拆迁方还建房屋涉及到政策因素，并非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对价，据此计算的单价不能作为参考因素，且即便据此计算单价，亦达到6800元每平方米单价。而二审判决认为如将11000元认定为每平方米单价，远超程莲芝对闵金鹏、甚至拆迁方对闵金鹏的面积折算单价，显然没有任何依据，与事实不符，反而根据程莲芝与闵金鹏的《证明合同》，程莲芝占用的闵金鹏房屋面积应付款项的每平方米单价为9000-11000元，恰恰证明了2017年11月6日三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约定的“按11000元计”系指每平方米单价。若将11000元认定为胡菊生、饶国方二人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的总价，则每平方米单价为600元左右，这显然不符合房屋坐落地市场价格，也明显与常理相违背，更有悖公平原则。 饶国方、胡菊生辩称，被申请人饶国方、胡菊生被拆迁的房屋是由三方共同出资承建，拆迁后利益应由三方共同享有。申请人为了尽快拿到房屋，避免还建房屋分配给他人才愿意支付11000元补偿，原二审判决对11000元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闵金鹏所得的1.58平方米和7.9平方米的权利应由三方共同享有，按三等分平均分配。协议所述房屋由四人共同出资与事实不符，拆迁利益应基于原三方的出资比例共同承担和享有。2017年11月6日所写的《房屋共同协议》是对闵金鹏的经济补偿而非按房屋面积计算的单价。 闵金鹏、可学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菊生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房款199100元，并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赔偿闵金鹏、可学之利息损失3512.5元（暂计至2018年6月28日，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饶国方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房款210100元，并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赔偿闵金鹏、可学之利息损失3706.5元（暂计至2018年6月28日，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胡菊生、饶国方承担。 胡菊生、饶国方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闵金鹏、可学之支付胡菊生因柴林头村少还1.58平方米面积的退款10744元的三分之一即3492元、因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的面积款32000元的三分之一即10667元、因闵金鹏、可学之多占用共建房屋一层的三分之一的房屋使用费11600元（2006年8月至2016年3月，每月100元），小计25759元；2.请求判令闵金鹏、可学之支付饶国方因柴林头村少还1.58平方米面积的退款10744元的三分之一即3492元、因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的面积款32000元的三分之一即10667元、因闵金鹏、可学之多占用共建房屋一层的三分之一的房屋使用费11600元（2006年8月至2016年3月，每月100元），小计25759元；3.请求法院撤销胡菊生、饶国方与闵金鹏、可学之之间签订的《协议》及《房屋共同协议》；4.驳回闵金鹏、可学之的诉讼请求；5.反诉、本诉诉讼费用由闵金鹏、可学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19日，甲方王天顺、程莲芝、甲方担保人王剑锋、王剑侠与乙方闵金鹏、胡井国、胡劲松（后改名为胡菊生）、饶国方签订《房屋协议书》，约定甲方邀请乙方共同改建位于洪山区和平乡柴林头村铁机路14号一套占地面积为90平方米的旧瓦房，新房占地面积140平方米，共四层。当新房建至第三层时，胡井国退出，其已经出的钱由闵金鹏为代表支付给胡井国。甲方王天顺、程莲芝、甲方担保人王剑锋、乙方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签订《房屋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改建上述旧瓦房，新房建成后，靠铁机路一方的一至四层归甲方所有，另一方一至四层归乙方所有；如果本房屋拆迁，拆迁费用按实际产权面积计算，但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领取拆迁款。该新房于2006年7月底主体建成，毛坯完工。因闵金鹏与可学之夫妻俩已经有两个孩子，家里人口多，加上乙方几家系亲戚关系，2006年8月2日，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改建后的一至四层新房，一层归闵金鹏所有，二层归胡劲松（后改名为胡菊生）所有，三层归饶国方所有，四层归可学之所有，如果涉及到以后拆迁，还建价款由四家平均分有。 2016年4月15日，甲乙双方共同改建的新房面临拆迁，程莲芝作为代表与武汉信业盛世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新房还建总面积为645.71平方米，其中程莲芝占得355.71平方米。同日，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达成协议，对剩余还建面积（为290平方米）进行了分配，其中胡菊生75.5平方米、闵金鹏140平方米、饶国方74.5平方米。 由于还建房房型限制，胡菊生、饶国方的还建面积不足以取得面积为93.61平方米的还建房屋，为了能够顺利取得还建房屋，胡菊生、饶国方与闵金鹏于2017年11月5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胡菊生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8.11平方米，饶国方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9.11平方米，并且协商了出卖房屋事宜。协议签订后，胡菊生、饶国方各自取得了林湖景苑小区面积为93.61平方米的还建房屋一套。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签订《房屋共同协议》约定胡菊生、饶国方占用闵金鹏房屋面积，并约定“按11000元计付款，于2018年2月2日内一次性”。 2018年5月2日，因拆迁单位共还建面积645.71平方米（加顶层隔热层），程莲芝选363.3平方米，胡劲松（后改名为胡菊生）、饶国方、闵金鹏共选280.83平方米，少还的1.58平方米面积由拆迁方折价为人民币10744元退给了闵金鹏。程莲芝因占用了乙方7.9平方米面积，折价人民币32000元退给了闵金鹏。 一审法院认为，胡菊生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8.11平方米，饶国方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9.11平方米，应当向闵金鹏支付相应价款，而三方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协议中载明“按卖价计，按11000元计付款，于2018年2月2日一次性”，由于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闵金鹏主张11000元系胡菊生、饶国方应支付占用面积的单价，而胡菊生、饶国方主张11000元系三方商议出卖房屋的单价。结合2017年11月5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主要是协商出卖房屋事宜，而次日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协商占用面积款项事宜，而前述“按卖价计”则表明占用面积款项以房屋卖价为标准计算，后述“按11000元计”则是对前述的详细约定。依据合同使用的语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胡菊生、饶国方应按照1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于2018年2月2日前向闵金鹏一次性支付其所占闵金鹏、可学之房屋面积的款项，故闵金鹏、可学之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胡菊生、饶国方与闵金鹏、可学之于2006年8月2日就共建房屋的分配问题已达成协议，该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各方应当恪守履行。胡菊生、饶国方主张闵金鹏、可学之支付多占用共建房屋的一层的三分之一的房屋使用费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违背诚实守信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拆迁方少还1.58平方米面积的补偿款和程莲芝多占7.9平方米面积的款项系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共有，闵金鹏亦未提出反驳证据证明上述面积系属于其个人所有，故胡菊生、饶国方请求闵金鹏、可学之支付上述款项的三分之一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1.胡菊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占用面积款项19921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饶国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占用面积款项2101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闵金鹏、可学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胡菊生支付因柴林头村少还1.58平方米面积的补偿款10744元的三分之一即3581元，支付因程莲芝多占7.9平方米的面积款32000元的三分之一即10667元，共计14248元；4.闵金鹏、可学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饶国方支付因柴林头村少还1.58平方米面积的退款10744元的三分之一即3581元，支付因程莲芝多占7.9平方米的面积款32000元的三分之一即10667元，共计14248元；5.驳回胡菊生、饶国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546元，保全费2620元，由胡菊生、饶国方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888元，由闵金鹏、可学之负担。 闵金鹏、可学之与胡菊生、饶国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闵金鹏、可学之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第四项并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胡菊生、饶国方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程莲芝占用闵金鹏的7.9平方米拆迁面积及拆迁剩余面积的l.58平方米还建面积为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三方共有的事实错误，致判决结果不当。一审判决中已对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承诺书》及各方于同日签订的《协议》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根据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协议》约定：拆迁面积290平方米分配如下，闵金鹏占l40平方米，饶国方占74.5平方米，胡菊生占75.5平方米。另根据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及案外人程莲芝签订的《承诺书》约定：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集资建房一栋，由程莲芝全权办理拆迁事宜，拆迁总建筑面积645.71平方米，其中程莲芝占355.71平方米，胡菊生占75.5平方米，饶国方占74.5平方米，闵金鹏占l40平方米。后因程莲芝（自有355.71平方米）选择房型总面积为363.3平方米，饶国方（自有74.5平方米）、胡菊生（自有75.5平方米）选择房型面积均为93.61平方米，因此上述三方的还建面积均不足以取得其所选房型。故为了该三方能够顺利取得相应还建房型，闵金鹏与程莲芝于2018年5月2日签订《证明合同》一份，约定闵金鹏将其自有还建l40平方米还建面积中的7.9平方米拆迁面积转让给程莲芝，程莲芝支付32000元整对应房款。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了《房屋共同协议》（真实性原审法院已予以认定），协议约定：闵金鹏将自有还建面积中的19.1平方米转让给饶国方，18.1平方米转让给胡菊生，胡菊生、饶国方于2018年2月2日前按每平方米11000元付清房款。闵金鹏（自有面积l40平方米）在转让出上述还建面积后，自己亦选择了93.61平方米的房屋，选房完毕后，闵金鹏还剩余1.58平方米面积未选房，拆迁方则将1.58平方米面积款折价支付给了闵金鹏。结合上述事实，闵金鹏转让给程莲芝的7.9平方米及剩余l.58平方米未选房面积本应是各协议已明确约定的闵金鹏自有还建面积l40平方米中的一部分，但原审法院在已认定各协议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却将7.9平方米及l.58平方米认定为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三方共有，明显自相矛盾，系认定事实错误。 胡菊生、饶国方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2.驳回闵金鹏、可学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支持胡菊生、饶国方的反诉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闵金鹏、可学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胡菊生、饶国方与闵金鹏和王天顺、胡井国于2006年5月19日签订《房屋协议书》约定：由甲方王天顺出地，负责相关手续，乙方负责建房资金、材料施工安全，共同改建甲方位于洪山区和平乡柴林头村铁机路l4号一套占地面积90平方米旧瓦房改建为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的自建房，均为平等出资，出资款由乙方三人各自支付给建筑包工方奚瑞明建房。协议约定房建好后东边1-4层归宅基地使用权方王天顺，西边是由闵金鹏得l楼，胡菊生得2楼，胡井国得3楼，饶国方得4楼，当房做到3楼时胡井国听说城管不让做4楼，属于违建行为，胡井国提出退出，胡井国当时已经支付的l.5万元由闵金鹏出，但后面建房的工程款闵金鹏并未支付，故整栋建房款由闵金鹏、饶国方、胡劲松（后改名胡菊生）三家平均出资，闵金鹏实际并未支付后期两份的款项，承包建房工方奚瑞明也证明最终出资建房款是由三家平均出资，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此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的2006年8月2日的《协议书》中出现的可学之，可学之和闵金鹏是夫妻关系，这份协议是房屋做好后才签署的，之前亦不在第一次协议内，即：闵金鹏家人口过多，因和胡菊生、饶国方是亲戚关系才把四楼让于闵金鹏一家居住，胡菊生、饶国方出于好心没有提出任何的补偿，实际是三家平均出资，却被闵金鹏、可学之无理占有多年直至房屋拆迁时引起纠纷。2016年4月15日所签署的柴林头村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上也没有可学之的签名，2016年10月27日柴林头村城中村综合改造还建房型确认凭证中仍旧没有可学之的签名，这是拆迁方、宅基地使用权方、胡菊生、饶国方包括闵金鹏都在场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为何不认定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和还建房型确认凭证书的有效合法性？综合以上几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理由完全偏向于闵金鹏、可学之方，对胡菊生、饶国方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均未采纳，一审法官对事实真相认定错误，对胡菊生、饶国方不仅做出了错误判决，而且是对胡菊生、饶国方不公正的判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胡菊生、饶国方提交了新证据，故应由闵金鹏、可学之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没有正确适用。三、该判决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且明显影响公正审理和裁判。（一）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二）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居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三）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四）合作建房用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其性质是宅基地，非法转让宅基地，其行为违反了以上关于农村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违法部分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属于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一审法院没有审核本案是否具有合法性，故作出的违反法律程序的原审判决应属于无效判决。四、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但一审法院没有准许。 闵金鹏、可学之共同对胡菊生、饶国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首先，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于2006年8月2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己明确约定房屋的一、四层分别归闵金鹏、可学之所有，如拆迁其相关利益应按照份额平分，一审庭审中胡菊生、饶国方己确认了该份协议确由其本人签字。因此该协议之内容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闵金鹏、可学之也支付了修建房屋所应支付的金额，因此闵金鹏、可学之依法应各享有该房屋1/4的拆迁利益。且2016年4月15日房屋拆迁时，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关于拆迁面积分配的协议，程莲芝、胡菊生、饶国方、闵金鹏四方签订的承诺书，也再次确认了这一事实，胡菊生、饶国方也在各份协议上签字捺印，这也印证了各方均确认了闵金鹏、可学之享有原拆迁房屋1/4拆迁利益的事实。胡、饶二人主张该房屋拆迁利益应由三家平分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闵金鹏、可学之出于好心，为了能够让胡菊生、饶国方顺利获得面积为93.61平的还建房，与该二人签订了房屋共同协议，将自己的还建面积以11000元的低价转让给他们，后在闵金鹏、可学之的帮助下，该二人顺利获得了还建房。胡菊生、饶国方不仅不思感恩，还背信弃义，谎称其二人签字、捺印的行为系受胁迫。闵金鹏、可学之均是农民出身，靠为别人做装修抚养两个儿子及孙辈，勤劳朴实，何谈胁迫？反倒是胡菊生、饶国方二人，在闵金鹏、可学之起诉后通过各种手段威胁，在一审阶段还曾辱骂闵金鹏、可学之及法官，不遵守法庭纪律，并被法官训诫和勒令退出法庭。胡菊生、饶国方的行为，违背了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闵金鹏、可学之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之间签署的各份协议，法院已经在一审阶段依法查明了其真实性，胡菊生、饶国方也已在一审中确认了系由其本人签署，且未举证存在胁迫情形，双方签署的各份协议应为合法有效，胡菊生、饶国方应依约支付闵金鹏、可学之合同款。 胡菊生、饶国方共同对闵金鹏、可学之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理由。本案合同是无效合同，关于处分房屋的约定也是无效的。 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另查明：1.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均非洪山区和平乡柴林头村集体成员；2.二审中胡菊生、饶国方陈述，闵金鹏系饶国方二姑父的妹夫，且与饶国方系师徒关系，胡菊生是饶国方的小姑父。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闵金鹏、可学之与胡菊生、饶国方等就共建房屋与拆迁利益分配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是否有效；二、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面积与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面积的两项折价补偿是否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三、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所约定的“按11000元计”，系指每平方米单价还是胡菊生、饶国方各占用闵金鹏房屋面积的总价。二审法院评析： 一、闵金鹏、可学之与胡菊生、饶国方等就共建房屋与拆迁利益分配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是否有效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宅基地使用权承载着广大农民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功能，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宅基地转让行为，以及其他变相导致农民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当依法确认无效。闵金鹏、可学之与胡菊生、饶国方等就共建房屋与拆迁利益分配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实际系四人以非柴林头村集体成员的身份变相占用该村宅基地建房，并在后期实际获得了拆迁利益，其共建房屋协议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不得为集体外成员取得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属无效，但在闵金鹏、可学之与胡菊生、饶国方等基于前述无效共建协议获得拆迁利益已成事实，目前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拆迁利益应予收缴的情况下，闵金鹏、可学之与胡菊生、饶国方等之间的拆迁利益分配，应按其在系列协议中的一致意思表示处理。 二、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面积与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面积的两项折价补偿是否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 2016年4月15日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达成的分配协议中，明确胡菊生享有75.5平方米、饶国方享有74.5平方米还建面积，且因还建房房型限制，胡菊生、饶国方还与闵金鹏于2017年11月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胡菊生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8.11平方米，饶国方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9.11平方米，而在2017年11月5日协议签订后，胡菊生、饶国方各自取得了面积为93.61平方米的还建房屋一套，故从前述事实来看，胡菊生、饶国方不但足额取得了2016年4月15日协议中的约定面积，还根据2017年11月5日协议约定占用了闵金鹏的享有份额。因此，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面积与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面积，均属占用闵金鹏的部分应得面积，故该两项折价补偿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 基于前述对一、二争议焦点的分析，本案共建房屋协议属无效而非可撤销情形，可学之占有其中一层房屋系胡菊生、饶国方、闵金鹏一致意思表示的权利处分，故本院对胡菊生、饶国方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三、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所约定的“按11000元计”，系指每平方米单价还是胡菊生、饶国方各占用闵金鹏房屋面积的总价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系亲戚、师徒关系，在共建房屋前后、本案纠纷发生之前应属关系密切。根据本案事实以及证人证言，乙方享有的共四层房屋原系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三方平均出资，从公平角度房屋面积应平均分配，但2006年8月2日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签订《协议书》时，胡菊生、饶国方让出部分应得份额将其中一、四层归闵金鹏、可学之夫妇所有，在该协议签订时已经涉及到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之间亲戚、师徒关系的情感因素考量。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所约定的“按11000元计”，如系指每平方米单价，则远超程莲芝对闵金鹏、甚至拆迁方对闵金鹏的面积折算单价，又鉴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2006年8月2日胡菊生、饶国方对闵金鹏夫妇的利益让渡，“按11000元计”认定为胡菊生、饶国方二人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的各自折算总价，更契合当事人签订2017年11月6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故本院认定“按11000元计”系为胡菊生、饶国方二人各自应向闵金鹏支付的占用还建面积的折算总价。胡菊生、饶国方二人未按照2017年11月6日协议约定于2018年2月2日前各向闵金鹏支付11000元，应当予以支付并承担闵金鹏的相应利息损失，即以11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损失。 二审法院认为，闵金鹏、可学之、胡菊生、饶国方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7807号民事判决；2.胡菊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闵金鹏支付占用房屋面积款项11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1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3.饶国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闵金鹏支付占用房屋面积款项11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1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4.驳回闵金鹏、可学之的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胡菊生、饶国方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546元、保全费2620元合计10166元，由闵金鹏、可学之负担9620元，胡菊生、饶国方负担546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888元，由胡菊生、饶国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56.20元，由闵金鹏、可学之负担7141元，由胡菊生、饶国方负担915.20元。 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所约定的“按11000元计”，系指每平方米单价还是胡菊生、饶国方各占用闵金鹏房屋面积的总价。2.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面积与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面积的两项折价补偿是否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还是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三家平均所有。 根据诉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据相关规定，评析如下： 1.关于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与胡菊生、饶国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中所约定的“按11000元计”，系指每平方米单价还是胡菊生、饶国方各占用闵金鹏房屋面积的总价。 经审查，应认定11000元应系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的单价。理由： （1）虽然2017年11月6日，闵金鹏、饶国方、胡菊生三方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约定饶国方、胡菊生占有的闵金鹏面积“按11000元计”，没有标明面积单价还是面积总价，但前一日（2017年11月5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如果任何一家要卖，按卖价支付给胡菊生、饶国方、闵金鹏（标价12000左右）”，同样没有标明单价，但约定“按卖价12000支付”表明三方明知房屋面积单价是12000元左右，三方签订的协议没有标明单价或总价属于同种情况，印证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屋共同协议》的计价也应该是面积单价。 （2）《房屋共同协议》协议胡菊生占用闵金鹏18.1平方米，饶国方占用闵金鹏19.1平方米，二人占有闵金鹏的面积不同，按常理二人支付给闵金鹏的价款应有不同。但协议只有一个价，即“按11000元计”，显然《房屋共同协议》约定的“11000元”不会是面积总价。 （3）虽然三方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但从2016年上半年共建房屋面临拆迁之时起，三方即为房屋占有面积多少等产生矛盾。如果“按11000元计”是指面积的总价，则胡菊生、饶国方支付占有闵金鹏房屋面积的单价仅为600元左右，不合常理。 （4）从程莲芝与闵金鹏、可学之夫妇签订的协议来看，因程莲芝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7.9个平方，闵金鹏要求程莲芝按市场价每平方9000-11000元计算给予补偿款。该协议单价的金额基本对应了《房屋共同协议》计价金额，说明《房屋共同协议》“按11000元计”应是面积单价而不是面积总价。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在合同价款约定不明时，可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据案涉《房屋共同协议》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的上述规定，结合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各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的现状，考察合同的目的，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11000元应系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的单价。胡菊生、饶国方应按照1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于2018年2月2日前向闵金鹏一次性支付其所占原告房屋面积的款项，故闵金鹏、可学之的诉讼请求应该予以支持。 2.关于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面积与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面积（实际多占7.59平方米）的两项折价补偿是否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还是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三家平均所有。 经查，新房还建总面积为645.71平方米，实际还建面积644.13平方米，余下面积有1.58平方米。还建面积644.13平方米中，程莲芝承诺占得355.71平方米。在房屋还建时，程莲芝分得四间住房，共计面积为363.3平方米。故程莲芝多占7.9平方米（实际7.59平方米）。该两项折价补偿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理由： 2016年4月15日，闵金鹏、胡菊生、饶国方在签订对共建住房各自享有拆迁面积的协议中，明确胡菊生享有75.5平方米、饶国方享有74.5平方米、闵金鹏享有140平方米的还建面积。因受还建房房型限制，胡菊生、饶国方还与闵金鹏于2017年11月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胡菊生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8.11平方米，饶国方占用闵金鹏还建面积19.11平方米。从而胡菊生、饶国方均享有了93.61平方米还建面积。协议签订后，胡菊生、饶国方以及闵金鹏各自取得了面积为93.61平方米的还建房屋一套。按协议，闵金鹏应得到14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利益，但闵金鹏实际享受的面积为：其还建的93.61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加上其转让给胡菊生、饶国方的18.1、19.1平方米面积，共计130.81平方米，离协议享有的140平方米还差9.19平方米。而胡菊生、饶国方不但足额取得了2016年4月15日协议中约定的面积，还根据2017年11月5日协议约定占用了闵金鹏的享有份额。因此，拆迁方少还建的1.58平方米面积与程莲芝占用7.9平方米面积，应均属闵金鹏的应得面积，故该两项折价补偿应属于闵金鹏一家单独所有。另外，双方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约定各自享有还建面积的《协议》及于2017年1月6日签订《房屋共同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证实系在再审申请人乘人之危下签订，故对胡菊生、饶国方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闵金鹏、可学之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胡菊生、饶国方的反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鄂01民终10668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7807号民事判决； 二、胡菊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占用面积款项19921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饶国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闵金鹏、可学之支付占用面积款项2101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2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四、驳回胡菊生、饶国方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546元、保全费26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56.20元，合计19110.20元，由胡菊生负担9555.10元，饶国方负担9555.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跃武 审判员  刘汉涛 审判员  宫 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楠 书记员周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