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1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岗产业园。法定代表人：刘小伟，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发祥，江西东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英才，男，1976年12月31日出生，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宇，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第三人）：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濠头路段。法定代表人：宋应民，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英才及原审第三人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环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2020）湘1302民初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发祥，被上诉人曾英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罗光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2020）湘1302民初6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原告曾英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曾英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审核和采信证据的理由与法相悖，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严重失真。第一，原判决采信四份《加工合作及收款情况说明》，并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明显与法相悖。其一，上述四份说明系被上诉人先行制作，然后交由四个证明单位加盖公章，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名，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其二，被上诉人与山东泰丰新水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水公司”）签订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是该合同载明了用于“菏泽单县项目”；二是该合同中的加工管材规格、数量和与山东齐鲁武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武峰公司”）签订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第1页约定的加工管材规格、数量完全一致，且均与《PVC-U/PE给水管及管件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的附件1《采购清单》及《确认书》中的第12、14、15、1、2、3、4项的内容一致并重复；三是该合同第2页中的管材规格和数量与《采购清单》并无对应项；四是该合同上的加工管材规格、型号也与新水公司开具给上诉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列明的管材规格、型号不同。该合同与本案无关，新水公司出具的说明欠缺真实性。其三，淄博骏茂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骏茂公司”）、武峰公司出具的合同与情况说明不能相互印证，且两个证明单位既未将每次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载明，也未将付款凭证作为附件一并提供，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四，淄博佑彬塑业有限公司（简称“佑彬公司”）出具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中有关委托加工的内容明显与《产品买卖合同》的性质不一致。其五，上述四份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在未经法庭调查核实或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的情况下，其证明力很小；而上诉人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汇款凭证、收据、银行承兑汇票等均属于书证，且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质证时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更高、证明力更强。原审判决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经被上诉人质证无异议的上述证据，而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说明及被上诉人有异议的2份记账单，显然有违法律规定。第二，原审判决仅认定上诉人致函原审第三人的《确认书》所确认的计划供应数量、规格及总价款金额与《采购合同》的约定一致，未同时认定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存在选择性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观倾向。第三，原审判决认定的四份《产品买卖合同》和《产品委托加工合同》所涉及的管材及管件基本包含《采购合同》中27项产品相关的全部管材及管件逻辑不通。其一，从合同价格上看，四份《产品买卖合同》和《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的总价款不超过3618378.46元，再扣除与案涉项目无关的价款，即与新水公司签订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的价款，仅为3131609.8元，只有《采购合同》价格的40%左右，可获取近60%的利润。由此可以印证，从骏茂公司购销的塑料颗粒总价款应是上诉人所提交证据能够证明的2173660.25元；其二，从管材质量上看，《采购合同》约定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但与武峰公司签订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中却有三项非标PVC管材。第四，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就《采购合同》进行结算的实际金额为7115246元的事实，既无有效证据证明，更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相矛盾。其一，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月结对账单》《材料月结算单》均为复印件，欠缺证据的真实性；其二，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供应了价值8629930.06元的PVC-U/PE给水管及管件；其三，既然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产品买卖合同》《产品委托加工合同》所涉及的管材及管件基本包含《采购合同》中27项产品相关的全部管材及管件”，则实际结算金额就不应与合同约定金额相差336620.6元；其四，供货方开具的发票金额与实际供货金额在未进行总结算前往往不尽相同，原审判决以两者相差甚微为由，认定实际采购金额为7115264.46元，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其五，被上诉人伪造了上诉人的公司印章，上诉人一审时曾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上述对账单、结算单上的“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印章进行真伪鉴定，但原审法院却不准许，不利于查明本案事实。第五，原审判决认定的“原告现自认其代表被告鸿景公司从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处领取了255万元”的事实明显错误。原审第三人支付货款的方式均为交付银行承兑汇票，且从其提交的15份《银行承兑汇票》可以看出，根据票面金额的类别，被上诉人不可能从原审第三人处领取5万元尾数款。事实上，该5万元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预借的46.5万元中的部分借款，原审时上诉人曾提交了第六组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审判决既不认定，也不阐明不予认定的理由。第六，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刑事控告书》的内容构成自认，并将其认定为与本案相关联的事实。《刑事控告书》上“该销售业务及进度由被控告人曾英才负责，并负责催销货款入控告人鸿景公司账户”的内容，并不能得出涉案采购项目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代加工模式。最后，原审判决将案涉采购项目的合作方式认定为代加工生产模式，与被上诉人的陈述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相左。其一，从《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中的甲方的权利（1）（5）的约定，可以看出，两种合作模式反映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一种合作模式体现的是挂靠性质的合同关系，上诉人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第二种合作模式体现的则是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只是按采购合同和项目补充协议的约定赚取差价作为报酬。本案中，上诉人在2017年6月26日收到原审第三人的第一笔货款的前后，分别向五家供应商支付了3165067.6元和1775000.16元，还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税费319393.04元，而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其后来支付给四家供应商的货款也是非法冒领的实属于上诉人的应收货款。此外，被上诉人在其证据目录中也自认其是代理上诉人与四家供应商接洽联系的，故与五家供应商签订的买卖合同或委托加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均应由上诉人享有和承担。因此，本案明显不属于代加工的合作模式。其二，从《合作协议书》第四条中乙方的义务（1）和义务（5）后半段的约定也可印证，被上诉人若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委托第三方代加工，则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被上诉人负完全责任，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三，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意思应当是双赢，案涉合作项目若按代加工模式结算，则被上诉人一方明显获得巨额利益，而上诉人一方却亏损严重，有违合同目的。其四，原审判决认定的“原告购费为946998.67元”的事实也明显错误，该所谓的“采购费”实为被上诉人在其冒领了上诉人的应收货款之后才支付，而非事先垫付。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牵强附会，判决结果显失公平。第一，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甲方的权利（5）应是除应缴纳的税款外，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需甲方开税票部分，甲方按5%收取税额。原审判决按照2574618.03元的所谓“超出采购金额”计算税额费用明显错误。第二，原审判决理由前后矛盾，判决结果有失公平正义。其一，上诉人提交的向供应商付款的明细，均附有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但原审判决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其二，原审判决结果完全是按被上诉人一方的错误数据推断，若按该判决结果，则被上诉人一方至少非法获得2209700.25元的利益，而上诉人一方却最少亏损709459.91元。三、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第一，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有违程序法律规定。第二，原审法院不准予上诉人提出的中止诉讼、司法鉴定、追加第三人等申请，既不利于查明本案事实，也有悖法律规定。第三，庭审中，原审主审法官粗暴地打断上诉人方的发问，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曾英才辩称：根据2016年9月21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答辩人以被答辩人的名义从事商务谈判及合同签订事宜，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供咨询与指导，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管理费用。在被答辩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条款中，双方约定了合作模式和具体结算方式如下：答辩人以被答辩人的名义使用被答辩人品牌销售产品期间，被答辩人有权向答辩人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用（代加工产品），费用金额按照签订合同金额的3%收取。销售中涉及被答辩人所生产的产品必须是被答辩人产品，结算价格以项目补充协议计算。答辩人签订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需被答辩人开税票部分，被答辩人按照5%收取税额。以被答辩人名义与采购方中山环保公司及代加工原料供应公司、代加工公司签订的系列合同，均是由答辩人负责接洽并代为签订，且答辩人一直负责前述合同的履行，在被答辩人未按时向加工原料供应公司及代加工公司支付货款时，答辩人直接向加工原料供应公司及代加工公司支付欠付货款。由此，足以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合作模式为代加工模式。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代加工模式的结算方式为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合同金额3%的管理费，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需被告开税票部分被答辩人按5%收取税额。案涉的结算项目仅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DTSD0001号的《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PVC-U/PE给水管及管件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该合同总价款为7451885元。项目实际价款为7115264.46，实际价款是根据原审第三人在原审中的答辩意见、提交的月结算单及被答辩人向原审第三人出具的发票金额结合答辩人对于项目实际价款的主张确定的。结合原审查明的关于价款支付、答辩人前期领取的款项等事项，依照前述结算方式可以确定答辩人应当收取的款项为629427.864元，答辩人主张的606698.92元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至于被答辩人提出的答辩人向其借款34万元的事实，答辩人不予认可，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被答辩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向答辩人支付了34万元款项；其次，被答辩人出具的所谓借据并无答辩人签字；最后，不论是否借款均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最后，新水公司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明确载明了该合同的交货地点为山西省大同市十里河入御河交汇处，与原审第三人的《采购合同》交货地点完全一致。可以说明该合同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并且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多次确认新水公司为代加工工程，该事实多次经过自认，属于免证事实。中山环保公司未作陈述。曾英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结算款606698.92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1日，原告曾英才（乙方）与被告鸿景公司（甲方）就塑料管材销售合作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主要约定，一、合作内容：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及代加工塑料给排水管材的销售；二、合作方式：乙方在甲方的经营许可范围内承接塑料给排水管材全国销售。乙方以甲方的名义从事商务谈判及合同签订事宜，甲方对乙方提供咨询与指导，乙方向甲方支付管理费用。三、甲方权利和义务：（1）乙方以甲方的名义使用甲方品牌销售产品期间，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代加工产品），费用金额按照签订合同金额的3%收取。销售中涉及甲方所生产的产品必须是甲方产品，结算价格以项目补充协议计算；（2）乙方在销售过程中涉及到甲方没有的产品经双方认可，可以以甲方名义委托第三方代加工，甲乙双方对代加工产品质量把关监督；（3）乙方以甲方名义签订合同必须告知甲方，并由甲方对代加工产品质量把关监督；（4）甲方为乙方开立独立使用银行账户（开户行：邮政银行鹰潭分行，户名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账号9360********），甲方对该银行账户实施监督。（5）乙方签订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需甲方开税票部分，甲方按照5%收取税额……；五、合同生效和终止：（1）本协议期限为2年，自2016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30日。……；六、其它：甲乙双方因本协议产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维权方可在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了“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业章”，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小云签字确认，合同乙方落款处曾英才签字确认。2017年4月18日，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甲方、采购方）就采购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工程ＰＶＣ-Ｕ／ＰＥ给水管及管件与被告鸿景公司（乙方、供货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ＤＴＳＤ0001号《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ＰＶＣ-Ｕ／ＰＥ给水管及管件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该《采购合同》产品采购暂定总金额（含增值税发票）为人民币7451885元，共计27项产品（数量及规格详见采购清单）。同年4月25日，被告鸿景公司向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书面致函《确认书》，确认实际计划供应数量、规格及总价款金额与上述《采购合同》约定的一致。《采购合同》签订后，被告鸿景公司作为需方（甲方）与骏茂公司作为供方（乙方）签订了塑料颗粒《产品购销协议书》；之后被告鸿景公司又与佑彬公司签订了ＰＶＣ／ＰＥ配件《产品买卖合同》；然后被告鸿景公司另委托新水公司、武峰公司、山东文远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远公司”）代为加工ＰＶＣ、ＰＥ系列产品，并签订了相应《产品委托加工合同》，合同约定为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工程提供管材或管件。上述《产品买卖合同》、《产品委托加工合同》所涉及的管材及管件基本包含《采购合同》中27项产品相关的全部管材及管件。《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被告鸿景公司与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部就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材料月结算单》进行了结算，确定货款总金额为7115264.46元，现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已通过承兑汇票方式向被告鸿景公司（协议约定指定账号9360********）支付了货款674万元，尚欠375264.46元未予支付；被告鸿景公司现自认已向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开具了7115267.91元的江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现自认其代表被告鸿景公司从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处领取了255万元。被告鸿景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以原告曾英才涉案伪造公司印章罪和职务侵占罪向鹰潭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提交《刑事控告书》，该控告书主要内容为：自2016年9月26日，被控告人曾英才负责为控告人鸿景公司销售塑料管材，2017年4月18日控告人鸿景公司与案外人中山环保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该销售业务及进度由被控告人曾英才负责，并负责催销货款入控告人鸿景公司账户。2017年12月，控告人鸿景公司向中山环保公司催收货款时被告知，曾英才已提供公司相关代收货款委托代理手续，已将人民币250万元货款承兑给被控告人曾英才，但控告人鸿景公司根本没有向被控告人曾英才出具过任何代收货款的委托代理手续，而且货款一直是直接承兑给控告人鸿景公司。控告人鸿景公司多次要求被控告人曾英才退还货款250万元未果，后经了解，被控告人曾英才承认自2016年10月份起，为了产品报价方便，自己私刻了控告人鸿景公司公章，控告人鸿景公司有理由怀疑被控告人利用私刻公司公章出具假的代收款委托手续，综上，控告人认为被控告人私刻鸿景公司公章，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250万元拒不退还的行为已符合伪造公司印章罪和职务侵占罪，请求鹰潭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追究被控告人曾英才刑事责任。2019年7月4日鹰潭市公安局高新开发区分局决定对曾英才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立案侦查；2020年5月2日，鹰潭市公安局对被告鸿景公司提交的盖有“鸿景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六张收据进行印章真伪鉴定，鉴定意见为与该公司原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另查明：一、骏茂公司出具了《加工合作及收款说明》，内容主要为：经鸿景公司代理人曾英才与我司协商，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22日，我司与鸿景公司签订了关于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工程的《产品购销协议书》，该合同货款总金额为1309909.8元，现货款已全部结清，其中由鸿景公司付款1176486.8元，由曾英才付款133423元；二、佑彬公司出具了《加工合作及收款说明》，内容主要为：经鸿景公司代理人曾英才与我司协商，2017年4月18日，我司与鸿景公司签订了关于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工程的《产品买卖合同》，该合同货款总金额为1448849.8元，现货款已全部结清，其中由鸿景公司付款1066791.8元，由曾英才付款382058元；三、武峰公司出具了《加工合作及收款说明》，内容主要为：经鸿景公司代理人曾英才与我司协商，2017年4月，我司与鸿景公司签订了关于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工程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该合同货款总金额为1146609.86元，现货款已全部结清，其中由鸿景公司付款1001860.79元，由曾英才付款144749.07元；四、新水公司出具了《产品委托加工合同》，内容主要为：经鸿景公司代理人曾英才与我司协商，2017年6月，我司与鸿景公司签订了关于山西大同人工湿地项目工程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该合同货款总金额为486768.6元，现货款已全部结清，其中由鸿景公司付款200000元，由曾英才付款286768.6元；五、被告鸿景公司提交的向供应商付款明细中写明，其中应向骏茂公司支付货款2173660.25元，实际已付货款2422906.8元；应向佑彬公司支付货款1448849.8元，实际已付货款1066791.8元；应向文远公司支付货款148508.37元，实际已付148508.37元；应向武峰公司支付货款1101697.86元，实际已付货款1101860.79元；应向新水公司支付付款461809.7元，实际已付货款2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就生产及代加工塑料给水管材的销售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的期限为2016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30日，现协议已实际到期，双方亦没有继续合作的意向，故协议到期后自动终止，无需再次解除合同，因此原告主张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终止，但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协议约定，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及品牌进行销售产品，并以被告的名义从事商务谈判及合同签订事宜，被告向原告收取相应合同金额3%的管理费用，如原告签订的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需由被告开税部分，被告另向原告收取5%的税额。本案中，被告虽然没有直接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及被告在刑事控告书自认的情况以及代加工厂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综合认定本案《采购合同》、《产品购销协议书》及《产品买卖合同》、《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均由原告以被告的名义联系商务谈判、签订合同并负责实际推进项目运行，且生产模式为代加工生产模式，故原、被告双方应按协议约定的管理销售模式进行结算。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与第三人就《采购合同》进行结算后的实际金额为7115264.46元，被告并已认可向第三人开具了7115267.9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者数额相差甚微，且被告在庭审过程经核对结算单后，仅对5月份的结算数额提出异议，其他数额均予以认可，结合第三人的实际付款情况，因此可以综合认定本案《采购合同》的实际金额为7115264.46元，因此根据协议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合同金额3%的管理费用即213457.9元（7115264.46元×3%），其次本案另涉及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材料款及代加工费用所开具税额）的税额部分费用，根据被告鸿景公司提交的供应商付款明细与供应商出具的情况说明进行比对后，可以进一步证实供应商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因此采购金额经核算为4540646.43元（其中被告已付3593647.76元，原告已付946998.67元），现本案销售额为7115264.46元，采购额4540646.43元，超出采购金额为2574618.03（7115264.46元-4540646.43元），根据协议约定，原告还应向被告支付超出采购金额的税额部分费用即128730.9元（2574618.03元×5%）。综上，本案的合同实际销售额为7115264.46元，采购额为4540646.43元，管理费为213457.9元，超出采购额的税额费用为128730.9元，原告垫付的采购费为946998.67元，因此原告应得款项为3179427.9元〔（7115264.46元-4540646.43元-213457.9元-128730.9元）＋946998.67元〕，而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款项仅为管理费和超出采购额的税额费用，两项合计342188.8元，故核减原告在第三人处实际已领到货款2550000元，被告还应返还原告货款629427.9元（3179427.9元-2550000元），现原告只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货款606698.92元，因此该项诉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原告就涉案项目向其借款46.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34万元的借款单显示，虽然借款签收人名字为曾利红（曾英才），但借款人签名为宋小云，且被告亦未提交已向原告支付46万元付款凭证，故被告的该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关于被告提出印章鉴定申请的事项，一审法院认为，鹰潭市公安局高新开发区分局已就被告提交的盖有“鸿景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六张收据进行了真伪鉴定，鉴定意见为与该公司的原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而其鉴定申请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其公司与第三人提交的2017年5月鸿景公司材料月结账单财务账目数额不一致，金额相差150余万元，因此提出鉴定申请。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被告与第三人结算单中，被告仅对5月份的数据提出异议，其他数额均予认可，而双方经结算后的实际金额为7115264.46元，现被告也认可向第三人开具了7115267.9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者数据基本相符，结合第三人的实际付款情况，可以综合认定双方的结算金额为7115264.46元，因此本案印章的真伪不足以影响本案实际金额的认定，故被告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曾英才支付货款606698.92元；二、驳回原告曾英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3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曾英才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曾英才与文远公司员工朱培培的微信聊天记录（光盘一张）。证明文远公司对中山环保公司《采购合同》项下的管材制作、销售事宜是由曾英才负责接洽、联系的；补强证明关于中山环保项目，曾英才与鸿景公司之间采用的是代加工模式，原审判决认定的结算方式与事实相符，原审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证据二，《淄博骏茂贸易有限公司对账函》，补强证明案涉项目自骏茂公司采购的总价款为1309909.8元，鸿景公司主张的超出自骏茂公司采购款超出1309909.8元部分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证据三，鲍某证言一份，证明与本案相关的，曾英才为商务代表与骏茂公司签订合同的采购金额为1309909.8元及鸿景公司其他业务其他员工与骏茂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鸿景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聊天的对象不清楚，无法判断对方属于文远公司员工；2、聊天的文档包括文远公司报价和所用管材尺寸表，且聊天记录中所有文档均已过期或已被清理，全部无法打开，无法判断里面的内容；3、被上诉人一审时自认受上诉人委托与文远公司接洽，在其证据目录中已写明；4、是否属于代加工模式要看代加工费用由谁支付，上诉人提供的工商银行鹰潭四海支行业务回单足以证明文远公司的48508.37元的货款全部由上诉人支付，不符合双方签定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代加工模式；5、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二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该对账函并无上诉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确认；2、该对账函上所列举的数据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的二十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七张付款凭证明显不相符；3、该对账函被上诉人曾在第一次起诉时就已经作为证据向法院提出，因此不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一审提交的事实，故该证据不应当认定为新证据；4、该证据并不能单独证明超出1309909.8元的部分与本案无关，必须提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对证据三，该《证明》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关于证人的身份问题。因证人鲍某不是骏茂公司的股东或经理，加上证人鲍某也未同时提供其与骏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方面的证明材料，其是否担任骏茂公司的副总经理，以及其确切的任职时间等，上诉人均无法确定，故其身份存疑。其次，关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问题。第一，将该《证明》交常振权本人阅读，常振权称他从未与鲍某这个人见过面，也从未以任何身份与骏茂公司联系过管材原材料采购事宜，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担任上诉人公司的董事长，不可能亲自商谈此类采购业务。期间，具体的采购事宜都是由分管销售的副董事长宋小云经办，只是后来曾英才通过私刻上诉人公司印章的方式，冒领了原审第三人中山环保公司的应付货款，导致欠骏茂公司的尾款未能及时支付，宋小云才让骏茂公司直接与他沟通。该《证明》中的证言是虚假证言。若骏茂公司真实在本公司仓库交付了100多万元管材原材料，应该能够提供相关销售合同及交货凭证，毕竟100多万元的采购项目不是一个小项目，双方肯定会签订书面销售合同，交货也应该有交货清单或者运单。第二，《证明》中先是说“此间曾英才直接向我司（私人账户）支付货款133423元（现金）”，后又称“同时希望曾英才能及时支付尚未支付的83423元货款”，明显前后矛盾。再次，关于证人证言的合法性问题。第一，该《证明》为打印体，故其内容是否是证人本人书写，不得而知，且证人只签名未按手印，证据来源和形式均不合法。第二，被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鲍某出庭作证，且证人也未出庭作证并接受审判人员和上诉人的当面询问，以及签署保证书等，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该证人证言在形式上欠缺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关于证人证言的关联性问题。鉴于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故而依法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望贵院依法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核查，若存在作伪证、假证的情形，应当严格审理。中山环保公司未质证。本院认为，三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这三份证据的证明力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定。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鸿景公司与曾英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根据该协议约定，曾英才以鸿景公司的名义及品牌进行产品销售，并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商务谈判及合同签订事宜，该公司向曾英才收取相应合同金额3%的管理费用，如曾英才签订的合同销售额超出采购额需由该公司开税部分，另向曾英才收取5%的税额。现根据查明的事实，鸿景公司已与中山环保公司就《采购合同》进行结算，确定实际金额为7115264.46元，并向中山环保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115267.9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结合中山环保公司的实际付款情况，根据本案中的《采购合同》、供应商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综合认定曾英才领取货款及支付货款的事实判决支持曾英才要求鸿景公司支付货款606698.92元的主张并无不妥。尽管鸿景公司上诉提出其不应向曾英才支付款项的主张，但其对此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鸿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67元，由上诉人鸿景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童赞辉审 判 员  魏正宇审 判 员  谭 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岳潜代理书记员  易楚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