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义尧，男，196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绪强、姜爱辉，山东合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燕波，男，196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娟，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义尧因与被上诉人徐燕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义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徐燕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徐燕波将款项”出借”给张义尧缺少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张义尧给徐燕波出具了借条”属主观臆断。徐燕波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交任何借款凭证，张义尧在一审中对该笔款项性质提出了抗辩，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徐燕波用于投资张成建项目的投资款，对此，徐燕波在双方通话录音中也予以认可。如徐燕波要继续主张款项为借款，应当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徐燕波在一审中已经表明借据丢失，根据在案的证据和其他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张义尧出具给徐燕波的是代借条（代张成建），之所以徐燕波一审不出具该证据的原因是该证据对徐燕波不利，所以其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95条规定，可以认定张义尧主张的该款是代徐燕波向张成建投资款项的事实成立，因此，张义尧和徐燕波之间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案外人张成建的供述，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和可采信性，不能作为民事定案证据。刑事诉讼侦查笔录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行使国家权力时形成的，这种笔录只能严格限制在刑事案件中使用，在民事案件中使用与民事证据规则相违背。张成建供述，仅向张义尧等6人借款，并未向徐燕波借款，其供述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徐燕波与案外人之前便存在投资关系，并且是徐燕波直接转账至案外人处，并由案外人出具借条。本案法律关系是延续之前的法律关系而存在，即徐燕波要继续投资中石油项目。从始至终，投资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案外人张成建，需要资金的人也是张成建，使用资金的人还是张成建。是张成建为了方便，选出6位代表代为收款，而不是张义尧主动提出要代收款项，因代收行为而导致承担法律责任，对张义尧是不公平的。张义尧所代表的一起投资借款的受害人共计17人，除去张义尧本人共计16人，该十六人除徐燕波外，其他人都说是与张成建的投资关系，只有本案徐燕波主张是借给张义尧，同一案件应该有同样的事实，不会出现两个法律关系，因此张义尧与徐燕波之间也不存在借贷关系。张义尧在一审中提出要追加案外人张成建为共同被告，才能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同意张义尧追加当事人的请求，也未作合理说明。法院依据犯罪嫌疑人的笔录认定张成建与徐燕波无借贷合意，无事实基础，更违反证据规则。且张成建的案件在一审宣判前并没有侦查终结，张成建的供述是否会有反复，张成建是否会出具与徐燕波之间投资事宜的相关证据都不确定，因此，更不能以尚不能认定的证据来认定该案的客观事实。3.徐燕波自认涉案款项系”投资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系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对于投资款的认识，一审法院仅局限于固有的概念，认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才叫投资。而现实是，若被投资人不承诺保底收益是不会有人愿意出投资款的。因此，之前的法律规定对于保底条款的约定是无效的，但现在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保底条款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张成建承诺的保底即投资人不担风险，是有效的，不影响双方投资法律关系的存在，更不会影响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没有约定风险共担条款，就认定款项是借款，缺少法律依据。4.一审程序违法。该案件的处理必须依赖于张成建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该案的很多事实和证据要来源于张成建诈骗罪的刑事判决结果，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规定，应该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处理，原审违反先刑事后民事的规定，最终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属于严重的违反法律程序。5.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看法有失偏颇。第一，一审法院认为张义尧获取利息差，从而认定涉案款项是借款错误。本案争议的款项金额是100万元，仅就这100万元而言，张义尧从未获得任何利息差额，更没有从中间赚取一分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张义尧”获取利息差”，违背事实。法律尚且不保护可期待利益，法院又怎么能依据”可期待利益”而判定张义尧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即使在此之前，张义尧从中获取了利息差额，也不能用于评价本案，本案涉案金额只有100万元，法院应当仅就100万款项作出评价，否则法院不能一方面整体的看待本案，认为张义尧赚取了利息差额，另一方面又割裂之前的法律关系，否认徐燕波投资并且是投资张成建的事实，这是典型的”双标”，对张义尧有失公允。综上所述，本案前后法律关系从未发生变化，只是交付方式由原来的现实交付，变为指示交付，张义尧仅扮演了代收代付的角色。包括一审法院认定的“砍头息”，也是张成建要求张义尧留取。也就是说，所有与投资相关的事情都由张成建决定，张义尧只是听从了相应的安排。一审法院凭借主观臆断，判断张义尧不仅是转借行为，还赚取了利息差额，把从未实现的事情断定为一种事实。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在违反法定程序的前提下、适用了错误的法律，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徐燕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张义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燕波于2019年5月24日，分两笔将款项100万元支付给张义尧，无论张义尧给徐燕波是否出具借条或代借条，亦无论徐燕波是否知悉张义尧收取款项后再如何使用，均不影响徐燕波的出借对象是张义尧的事实。张成建没有向徐燕波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委托张义尧向徐燕波借款。事实上是张义尧收到徐燕波支付的100万元后将其中的5万元予以截留，只将95万元转付给张成建。结合张义尧在邹新荣案件当中的庭审笔录中的陈述，张义尧截留的5万元系上半年的结息，但徐燕波转款的时间是2019年5月23日和24日，而结息的时间为2019年6月1日，可见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张义尧就开始计息。结合张成建刑事卷宗的笔录，张成建仅向刘建通、张一瑶江波、徐明珠等6人借款，并没有向徐燕波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向徐燕波出具任何的借条。张成建在卷宗中承诺向张义尧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但张义尧仅向徐燕波支付14%的利息，张义尧拿徐燕波的钱借给张成建后从中获取利息差，是通过向别人借钱之后，转放高利贷的一种行为。若徐燕波向张成建出借资金，徐燕波可以直接转账给张成建，张成建直接给徐燕波付利息即可。徐燕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义尧归还徐燕波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24日起按年息1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3日和24日，徐燕波通过其配偶戚建华卡号62×××43的中信银行卡转账两笔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给张义尧。一审庭审中，关于徐燕波转账给张义尧的100万元系借款还是张义尧代张成建收取的投资款，双方有争议。徐燕波称张义尧收取款项后给其出具了借条，但因搬家未能找到该借条，张成建出事后张义尧知道徐燕波找不到借条，就枉顾双方三十年战友情谊，欲否认双方借贷关系，徐燕波无奈起诉，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公安机关对张成建诈骗案的相关材料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张成建诈骗案卷宗材料显示：张成建以投资中石化成品油经营为由向刘建通、张义尧、姜波、徐东珠、衣玉明、姜新杰等人借款，上述人员又向其亲戚朋友借款放到张成建处吃利息，张成建仅给上述人员打借条，未给上述人员的亲戚朋友出具过借条，刚开始年息20%，后来变成16%，一般于每年6月或者12月结算本息。张义尧张义尧之妻董玉芝在公安机关报案称，2013年，张成建跟张义尧说有个中石化成品油加工项目不错，向张义尧借钱投资，年息可以给到16%左右，张义尧回家跟董玉芝说了以后，董玉芝觉得可以，就联系自己和张义尧的亲戚朋友，将闲散资金通过张义尧借给张成建，从2013年至2019年12月陆续借给张成建700万元，张成建给张义尧出具借条，亲戚朋友的钱也是通过张义尧打给张成建。董玉芝在侦查人员询问其“你在张成建那里的钱都是张成建向你们借的吗”时明确答复张成建跟我们说我们有闲钱可以借给他，约定利息为14%-16.8%，因为他给的利息高，所以我就拉着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把闲钱借给张成建。张成建2019年11月底之前都是正常按约定支付利息。张成建刚开始也分别给我们下面这些人打借条，但利息都是统一打给董玉芝再由董玉芝发给下面的人，后来张成建觉得太麻烦，就要求将之前的借条全部收回，统一打一张借条给张义尧，重新打借条的时候董玉芝、张义尧要求张成建将投资人的情况写明，于是张成建2016年12月1日重新出具了一张欠条，内容为：今借到张义尧人民币190万元；徐燕波30万元；曲肖斌30万元；张义春30万元；张启芹30万元，赵松山30万元；董玉国20万元；王桠楠30万元投资中石化投资款，利息年底付清，其中350万元利息16.8%，30万元利息16%。张成建一共给张义尧出具过8张欠条，还有一张13.4万元的暂借条。张义尧夫妇包括女儿张蕾共计在张成建处存了205万元。张义尧夫妇给下面的投资人出具了代借条。利息都是由张成建统一打给张义尧夫妇，然后由董玉芝往下发，刚开始张成建给多少利息，张义尧夫妇就发给下面的人多少，后来跟着投资的人多了，张成建就建议给下面的人12%的利息，但是董玉芝夫妇觉得不好意思，张成建就说最高给14%，所以后来张义尧夫妇就给下面投资人的利息14%-15%。董玉芝提供给公安机关落款时间2016年12月1日的借条显示：该借条除了上述内容外，另添加了“2016年12月1日后投入和追加的有：徐燕波追加70万元；曲肖斌追加40万元，张义春10万元；张启芹追加5万元；赵松山追加20万元；新投入的有史冯桥10万；杨翠娟50万元；武某10万元；孙东光20万元；董玉芬30万元；董燕10万元；赵栋美20万元；王金伟12.5万元；张义尧撤回100万。”等内容。另外七份借条内容分别为：1、今借张义尧现金50万元，用于投资中石化成品油，利息年底付清，约定借投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借款人张成建。张义尧自行在该借条下方标明“徐燕波20万元；杨翠娟10万元；赵栋美10万元；张义尧、董洁邦共计10万元”。2、今借到张义尧20万元，利息年底一次性付清，短期改长期，约定借投时间为2018年1月29日。张义尧自行在该借条下方标明“王金伟10万；董燕10万。”3、今借到张义尧现金20万元用于中石化成品油加工。利息年底付清，约定借款时间2018年12月1日。4、今借到张义尧现金180万元，用于中石化成品油加工。借款人张成建。张义尧在该借条上备注“其中：有徐燕波100万元。2019年11月1日借给张成建现金10万元。”5、今借到张义尧10万，用于中石化成品油加工，利息年底一次性付清，约定借投实际2019年12月30日，此条是19年12月10日打。6、今借到张义尧现金40万元，用于中石化成品油加工。约定借投时间是2020.1.1。张义尧在该借条下方标明“实际此条是2019年11月20日打的”。7、暂借条：今借到张义尧现金13.4万元，用于年底买油的借款。2019.11.20。徐燕波认为上述借条除了“张成建”签名可能是张成建本人书写的以外，其他内容均系张义尧书写后由“张成建”签字，上述借条正好说明借贷是张义尧和张成建之间借贷，与徐燕波无关。张义尧为证实徐燕波明知交付的100万元系用于投资张成建的成品油加工项目，双方系投资关系，提供了分红明细表、银行流水、张启芹、史冯桥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予以佐证，并提供证人武某到庭作证。2016年分红明细表显示徐燕波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交付30万元，分得2.16万元；2017年上半年分红明细显示：徐燕波30万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分得2.25万元；徐燕波在该发放表签名处签字确认。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1月11日至5月17日，张义尧共收取40万元，并于2019年5月17日转付给张成建；2019年5月24日，徐燕波徐燕波分两笔将100万元汇入张义尧账户后，张义尧随即将其中的95万元转汇入张成建账户，剩余5万元连同他人汇入的5万元，一共10万元被张义尧截留使用，但张成建同时期给张义尧出具的借条载明金额为180万元。徐燕波对该分红表中其本人签字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表是张义尧自行编制，内容为每个出借人出借金额、出借时间、利息数额，只有签名处系徐燕波书写，而徐燕波向张义尧交付款项后按固定利率和时间支取利息，且利息支付人是张义尧，而非张成建，故系原、张义尧之间的借贷合意，与张成建无关。且从张义尧自行提供的账目明细显示：2019年5月24日张义尧共收取了105万元，含徐燕波100万元，但张义尧仅将其中95万元转付给张成建，截留了10万元；2019年5月29日，张义尧收入21.35万元，于同日转汇给张成建10万元，截留了15万元。张义尧自行备注的总投资额470万元，按利率16.8%计算返利39万元，张义尧自留了25万元，且张成建于2019年6月4日给张义尧张义尧转款30万元，张义尧应说明该55万元的性质。给张启芹、史冯桥等人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张启芹、史冯桥等人通过张义尧将投资款统一打入张义尧账户后由张义尧转入张成建账户及账目情况。武某到庭作证称，2019年张义尧告诉证人，张成建有个投资项目不错，张义尧就帮证人把钱投到张成建的项目里，说是张义尧代张成建向证人借钱，无论项目盈亏证人都某14%计算收益。证人把钱打到张义尧账户后由张义尧转给张成建，张义尧给证人出具借条，并将借条提供给法庭。证人武某提供的借条内容为：张义尧给张成建代借武某中石化成品油投资款10万元，利息半年付。代借款人张义尧，2019年6月1日。张义尧并称其给徐燕波出具的借条内容与武某相同。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徐燕波于2019年5月24日分两笔将款项100万元交付给张义尧，张义尧亦给徐燕波出具了借条，故无论张义尧给徐燕波出具的借条是代借还是其本人借款，无论徐燕波是否知悉张义尧收取款项后转交给谁，用于何用途，均不影响徐燕波出借的对象系张义尧的事实。第二，张成建并无向徐燕波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委托张义尧向徐燕波借款。根据已查明事实，张义尧在收到徐燕波交付的100万元后将其中5万元截留，将余款95万元转付给案外人张成建，结合张成建在公安机关讯问中所做的陈述，可以确认张成建仅向“刘建通、张义尧、姜波、徐东珠、衣玉明、姜新杰”六人借款，并无向徐燕波及张义尧所称其下面的投资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其仅向张义尧夫妇借款并且仅给张义尧夫妇出具借条，并未给包括徐燕波在内的、张义尧所谓的其下面的16名投资人出具过任何字据，张成建所承诺年息20%-16%的利息亦直接支付给张义尧夫妇，且无证据显示张成建委托张义尧夫妇向其亲戚朋友借款，故应认定张成建与徐燕波并无借贷合意。第三，所谓投资需要具备投资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特征，但根据张义尧配偶董玉芝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确认，张义尧是将钱出借给张成建，稳定地收取利息即可，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故不存在投资的基本特征，其抗辩的其与徐燕波等人均系在张成建处投资与事实不符。第四，张义尧张义尧收取徐燕波等人的款项汇总到一起，预先截留部分砍头息后将余款出借给张成建，并未将徐燕波等人交付的款项全额转交给张成建，亦未将张成建给付的利息全额转付给徐燕波等人，而是从张成建处获取年息20%-16%，又以年息16.8%-14%的比例向徐燕波等人支付利息，获取利息差。综上，张义尧张义尧的行为应认定为其向徐燕波借款后转借给案外人张成建以牟利的转借贷行为，其辩称的与徐燕波共同在张成建处投资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故徐燕波要求张义尧返还借款100万元并按约定年息14%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张义尧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徐燕波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24日起按年息1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张义尧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义尧提交证据一、张成建招商银行流水，证实张成建于2017年5月16日向徐燕波转款3万元，2018年10月30日，徐燕波向张成建转账40万元，拟证明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有经济往来；证据二、邹新荣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实案涉款项均系通过张义尧向张成建的投资款；证据三、张义尧与徐燕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张成建失踪后徐燕波十分关心张成建的案件，并亲自到侦察机关了解情况，超出常人行为，说明徐燕波是张成建案件的被害人；证据四、张义尧与邹新荣、曲肖斌聊天录音（2020年6月4日），拟证明曲肖斌知晓徐燕波通过张义尧在张成建处投资被骗的事实，邹新荣承认2016年后邹新荣等人通过张义尧将案涉款项转给张成建，张成建给张义尧打总条，然后张义尧再给各个出借人再打条；证据五、赵松山、张启芹等人证人证言，拟证明徐燕波跟他们一样都是投资给了张成建而非张义尧；证据六、刘建通等人出具证明一份，拟证实张成建逃跑后，2019年12月31日受害人组织研究报案，徐燕波作为受害人参加，且当时董玉芝问徐燕波怎么又投100万元，徐燕波回答说张成建这不是给的利息高吗，拟证实案涉款项是向张成建投资而非出借给张义尧；证据七、结算业务申请书、汇兑往账业务凭证，拟证实2018年10月17日徐燕波向张义尧借款40万元。徐燕波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7年5月份，徐燕波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需要装修，徐燕波向张义尧借30000元钱，张义尧让张成建打了30000元钱，该笔钱徐燕波已经通过ATM机还给了张义尧，该笔钱已经结清，有银行流水可以证实。因此该笔款项与涉案金额无关，因此在一审中没有提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形成借款合意。邹新荣等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且邹新荣的情况说明在邹新荣诉张义尧案件当中其本人已向法院陈述该情况说明只有对账数额部分是真实的，其他部分均为张义尧事后增写。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三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邹新荣是张成建案件的被害人，也无法证实张成建与徐燕波之间有借款合意。相反，该证据恰恰可以证实张义尧从徐燕波处获取借款，然后再转借给张成建的事实。对证据四的聊天录音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案外人与张义尧之间的聊天记录无法证实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形成过借款合意。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都不予认可。张成建被采取刑事措施的时间是2020年2月8日，几份询问笔录的形成时间为2020年12月5日，是在事发以后十个月。且这些被询问人皆为张义尧的亲戚，且这些人的所有借款张义尧都已经归还了，上述笔录的形成也并不是公安机关的主动调查询问，而是他们主动上公安机关去做的笔录。他们既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更无法证实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20年7月15日，内容均为打印，证明人均系张成建案件的出借人，且除了张义尧、董玉芝，其他的人徐燕波都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恰好说明了张义尧在一审庭审后，单方补充的证据，没有证明力。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七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实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有借款合意，是借款关系。证据一和证据七中涉及的转账是因为徐燕波当时欲购买房屋，为了享受开发商的优惠政策，通过张义尧向张新建借款10万元，张义尧又在银行办理了公积金贷款40万元，张义尧办完贷款之后，转账到徐燕波账户，徐燕波到房地产开发商处缴纳了50万元的意向金，后来没有选到房，开发商于10月30日退还了意向金，徐燕波欲归还张义尧50万元借款，就按照张义尧的指示转到了张新建的账户40万元、张义尧的账户10万元，因此该笔借款属于临时性借款，与案涉借款无关。徐燕波提交录音证据（2020年3月24日）一份、徐燕波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30日）、董玉芝在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2020年5月9日），拟以证明上述事实。张义尧对徐燕波提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双方谈话录音1小时多，但上述录音仅有3分多钟，且徐燕波不能提交原始载体，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徐燕波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该证据证实了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有经济往来，徐燕波陈述其与张成建不认识，是为了掩盖其向张成建投资的客观事实。张义尧为证实徐燕波对其提交的证据存在剪辑行为，提交了2020年3月24日双反的通话录音，时长大于一小时。徐燕波对张义尧提交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张义尧明确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与徐燕波提交的部分录音证据的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徐燕波主张案涉款项实际出借给张义尧，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张义尧对收到徐燕波的案涉转款无异议,但主张案涉款项实际系徐燕波出借给案外人张成建用于投资，其仅是中间人，另外徐燕波与张成建之间有过其他经济往来，于2018年有过互相转款的事实，进而可以证实徐燕波对案涉借款用于投资张成建的项目是明知的。根据徐燕波提交的银行流水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张义尧所主张的2018年转款系为购买房屋临时借款的事实，且即使徐燕波与张成建认识，也不能证明徐燕波对案涉款项实际出借给案外人张成建用于投资是明知的，因此并不影响案涉借款的性质的认定。另，从案外人张成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内容看，张成建并未提及向徐燕波借款的事实。从案涉借款的去向看，徐燕波将100万元转账给张义尧，张义尧仅将其中的95万元转账给张成建，从中截留5万元，亦即张义尧对徐燕波的100万元款项具有完全的支配权，而非其所主张的由徐燕波决定投资到张新建处。张义尧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实自己的仅系中间人的主张，至于其他出借人是否认可款项是否投资到张新建处，其他出借人是否向张义尧主张权利，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张义尧关于自己仅是中间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应认定徐燕波与张义尧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张义尧主张侦查机关对张成建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民事案件证据使用，没有法律依据，且与其在二审中申请本院调取侦查机关关于张成建一案的相关笔录的行为矛盾。经审查，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张义尧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义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张义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萍审判员  于大海审判员  蒋 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孟佳宁书记员丁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