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终12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1，男，195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兰（系苏某1的妻子），女，195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火生，广西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2，男，196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柳，广西顺景（岑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苏某3，女，195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原审第三人：苏某4，女，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原审第三人：苏某5，女，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沙子塘组29-1号。 原审第三人：黄某3，男，196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原审第三人：黄某4，女，199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原审第三人：黄某1，女，200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原审第三人：黄某2，男，200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 黄某1和黄某2的法定代理人：黄某3（系第三人黄某2的父亲），男，身份情况同上。 上诉人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苏某2、原审第三人苏某3、苏某4、苏某5、黄某3、黄某4、黄某1、黄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3民初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兰和钟火生，被上诉人苏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柳，原审第三人苏某3、苏某4、黄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苏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共有物分割纠纷，不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一审法院以法定继承纠纷驳回苏某1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苏某1诉请的土地补偿款是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河口村中心组的经民主程序分配给苏某1和苏某2父母苏啟扬、李四的，是村民意志的体现，法院应当以此事实前 提作出公正判决。三、本案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苏某1的诉请作出公正判决，但是一审判决没有适用该规定，剥夺了村民的自治权，是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苏某2辩称：一、村集体依据将本案诉争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到承包户，苏某1、苏某2、第三人对此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并没有剥夺村民的自治权。二、苏啟扬和李四在征地前已去世，对于如何处理其应得的征地款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三、本案处理的是承包户内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份额，而非是承包户对村民小组分配方案的纠纷，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综上，上诉人苏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苏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分配方案确定给父亲苏啟扬、母亲李四的征地补偿款395085.38元的80%，即316068.30元归原告所有；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啟扬与李四（又名李亚四）系夫妻关系，生前生育了苏某1、苏某3、苏某4、苏某5、苏海兰、苏某2六个子女。苏啟扬于1995年12月26日死亡，李四于2017年9月死亡。苏啟扬、李四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苏海兰于××××年××月××日死亡，其生前与第三人黄某3结婚，生育了第三人黄某4、黄某1、黄某2。在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苏啟扬、李四与苏某3、苏某4、苏海兰、苏某2共同生活。苏啟扬一家共六人，以户为单位承包了生产队的六份责任山林和责任田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因苏啟扬死亡，苏啟扬承包户的户主变更为苏某2。在2011年，实行林权确权时，原苏啟扬承包户承包的山林，登记在被告苏某2名下。2018年4月，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根据梧州市高新区建设的需要，对梧州市城东镇河口村中心经济合作社的山林、田地进行征用。梧州市城东镇河口村中心经济合作社根据各农户被征用山林、田地的情况，以苏某2户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承包了六份责任山林和责任田地为基础上分配六份征地补偿款共1185256.14元给苏某2户。原告苏某1主张被告所得分配的征地补偿款有苏啟扬、李四生前承包山林的份额，要求对被告所得分配的征地补偿款中395085.38元由其继承80%即316068.30元归原告所有。被告不愿意调解解决，原告遂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涉案征地款中的395085.38元是否属于苏啟扬、李四的遗产。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的范围只能是遗产。本案被征用的山林地是以苏啟扬为户主包括家庭成员苏啟扬、李四、苏某2等共六人组成的农户作为家庭承包方式所承包经营的山林、田地，承包的山林、田地属于集体所有，承包户对承包地只享有承包经营权，不管是承包地或承包经营权，其本身不是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式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是以“户”或“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的承包，虽有家庭成员死亡，但作为承包的“户”仍然存在，死者的土地份额在承包期内由其家庭内其他承包人继续耕种，不发生继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可见，本案中分配的征地款是针对失地农民预期损失的补偿，是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今后生活的安置补偿，而不是承包收益，所以只有农户中成员才能获得，对已死亡或丧失家庭成员资格的人，因丧失了农户成员的身份，自然无法获得补偿。讼争承包地是在苏啟扬、李四死亡后的2018年被征用，苏啟扬、李四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丧失，对土地承包的主体资格亦丧失，其不能作为享受征地补偿的权利主体，因此讼争地征地补偿款不属苏啟扬、李四的遗产，原告无权请求继承，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苏某1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拟证明本案被征收的土地山林在被征 收前已经在母舅李水生主持下分家，由苏某1与苏某2各承包一份，该事实经村小组、村委查证属实，并要求兄弟之间协商解决的事实。被上诉人苏某2质证认为，该份《报告》属于上诉人苏某1的个人陈述而已，不属于证据，该份《报告》拟证明的事实没有得到村委的证实，无法证明上诉人苏某1所要证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定性是共有纠纷还是法定继承纠纷？2、上诉人苏某1是否应分得涉案征地补偿款316068.3元？ 本院认为，涉案征地补偿款是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河口村中心经济合作社将被征收的村集体所有的山林、田地补偿款分配给被征收山林、田地的家庭户，属于家庭户内的成员共同享有。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苏啟扬、李四、苏某3、苏某4、苏海兰、苏某2六人以户为单位承包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山林与田地，该家庭户并不包括苏某1。家庭户内苏啟扬去世后，苏啟扬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同时也丧失了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其原享有的家庭户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在土地承包经营期内依法由家庭户内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而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是权益继承。同理，该家庭户内的成员李四去世后，其原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亦由家庭内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苏某1不属于该家庭户内的家庭成员，故其主张对原属于苏啟扬和李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按照共有进行分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发生在苏啟扬和李四去世后，苏某1主张该土地征收补偿款属于父母生前承包土地的份额，应按照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履行情况分配该土地征收补偿款。该主张及诉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法定继承，故一审法院将案件定性为法定继承纠纷并无不妥。如前所述，苏啟扬和李四去世后，其原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由家庭户内成员享有，不发生继承。涉案土地补偿款分配时，苏啟扬和李四已经去世，不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河口村中心经济合作社分配的土地补偿款应当是分配给苏某2户。故苏某1主张其应当享有分配方案确定给苏啟扬和李四的征地补偿款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苏某1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041元（上诉人苏某1已预交），由上诉人苏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超 审 判 员  刘创祥 审 判 员  林 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杨玉萍 书 记 员  邱霆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