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工业用呢厂，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法定代表人：索洪军，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韬涛，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云，女，1967年11月28日生，汉族，该厂工作人员，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临安荣立造纸厂，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乡里桃村/div>投资人：王银艳，女，1986年2月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成荣，男，1984年8月18日生，汉族，该厂总经理，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临安荣立造纸厂（以下简称荣立造纸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6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2013年1月9日至2015年11月期间，徐州工业用呢厂累计向荣立造纸厂销售造纸毛布共计175996元，截至2016年2月，荣立造纸厂累计付款7次，付款金额共计148700元，尚有27296元未付。一审庭审中，荣立造纸厂认可收到徐州工业用呢厂价值175996元的货物，仅对付款148700元的事实不认可，其认为2015年5月27日支付给徐州工业用呢厂区域业务员芦金良的36600元未计算在内，其出具领付款凭证一份，证明2015年5月27日在支付芦金良36600元后所有货款全部结清，庭审中荣立造纸厂未提供向芦金良汇款的转账凭证。徐州工业用呢厂于庭后向业务员芦金良进行了解得知，荣立造纸厂有两个车间，分别进行独立采购、生产、结算，芦金良代表徐州工业用呢厂分别向这两个车间销售造纸毛布，在结算时统一开具以荣立造纸厂为发票抬头的增值税发票与两个车间分别进行结算。经核实，截止2015年5月27日，徐州工业用呢厂共向荣立造纸厂的二车间销售价值78732.20元的造纸毛布，荣立造纸厂二车间支付33000元货款，尚有45732.20元货款未结算。因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的一条毯号为21407855价值9104.20元的毛布出现质量问题，荣立造纸厂二车间认为扣减该条毛布货款后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36600元（45732.2－9104.20＝36628）。2015年5月27日的领付款凭证为荣立造纸厂二车间出具，仅仅代表荣立造纸厂二车间与徐州工业用呢厂之间的业务。其后，徐州工业用呢厂重新发一条同规格的造纸毛布（毛布毯号为21502369），仍按照45732.20进行结算，至此荣立造纸厂二车间实际欠付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为45732.20元，且荣立造纸厂二车间也分别于2015年6月份、2016年2月份共计支付给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45700元（尚欠32.20元），以上两次付款的凭证已向法庭提交。关于荣立造纸厂存在一、二两个车间的事实，可以从涉案造纸毛布发票记载的造纸毛布尺寸得到印证。另据核实，徐州工业用呢厂共向荣立造纸厂的一车间销售造纸毛布价值97263.8元，对方付款70000元，尚欠27263.8元，徐州工业用呢厂一审诉请本金为27296元（即一车间欠款27263.8元＋二车间欠款32.2元）。二、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自认，认定货款本金及徐州工业用呢厂出具的荣立造纸厂认可的付款收据，由此可以得出徐州工业用呢厂一审诉请有事实依据的结论。另，2015年7月，徐州工业用呢厂销售给荣立造纸厂一分厂的价值8094.8元的货物，荣立造纸厂应履行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8日荣立造纸厂支付货款15700元，但2016年2月8日荣立造纸厂支付给芦金良共计25700元货款，且该两份付款凭证均列入徐州工业用呢厂一审出具的关于付款的举证目录中，对此荣立造纸厂在一审中是认可的，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确认，错误的认定2016年2月8日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15700元。一审判决第4—5页的表述自相矛盾，其仅以荣立造纸厂出具的领付款凭证中书写的“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日全部结清”，机械的理解在36600元付清时，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2015年6月10日、2016年2月8日徐州工业用呢厂共收到45700元，并非35700元，这一事实与领付款凭证中书写的36600元付清后，截止2015年5月27日全部结清的表述完全不同，由此可以认为领付款凭证中书写的“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日全部结清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截止2015年5月27日全部结清的事实依据。其次，根据庭审的事实和双方自认，无法回避一个客观事实，即双方均认可货款金额为175996元，荣立造纸厂累计付款金额共计148700元（包含36600元在内）。据此可以得出，荣立造纸厂欠款的本金为27296元。再次，荣立造纸厂一审中出具的领付款凭证上，仅在领款人栏为芦金良书写，且该款并未当天支付，“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日全部结清”非芦金良书写，荣立造纸厂据此得出其自2015年5月27日在付款36600元后即双方结算完毕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不能仅凭该“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日全部结清”的表述，机械地判断双方债务全部结清，应当结合双方认可的发货金额和付款金额做出是否欠款及欠款金额的客观分析。一审判决在此问题上，片面的关注领付款凭证，忽略了双方认可的事实基础，机械地得出荣立造纸厂在2015年5月27日之后付清36600元时，双方结清债务的事实认定，明显于客观事实不符。荣立造纸厂一审时仅提供该领付款凭证，未提供截止2015年5月27日（一车间、二车间）的全部付款凭证，证明款项已全部结清，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应结合庭审查明及双方自认的事实综合判决。被上诉人荣立造纸厂辩称：徐州工业用呢厂现在起诉的货款均是存在质量问题的材料。2015年5月27日的单据36600元，荣立造纸厂于2015年6月10日支付了2万元。每次发货后，徐州工业用呢厂隔一段时间会送来发票与荣立造纸厂结算，如果欠付货款荣立造纸厂会出具欠条。如果有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会在扣除相应款项后重新出具欠条。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荣立造纸厂都已盖章交给了徐州工业用呢厂，但对方在诉讼中并未提供。徐州工业用呢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荣立造纸厂支付货款27296元及利息6974元（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6年2月29日暂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共计3427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9日至2015年11月期间，徐州工业用呢厂向荣立造纸厂供应造纸毛布价值175996元，双方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徐州工业用呢厂主张荣立造纸厂已付款7次，金额共计148700元，并提供自制收据等予以证明；荣立造纸厂则主张其还于2015年5月27日左右向徐州工业用呢厂业务员芦金良支付货款36600元，并不包含在徐州工业用呢厂计算的已支付货款之内，并提供2015年5月27日芦金良签字的领（付）款凭证，内容为：“领款人：徐州工业用呢厂，领款金额：36600元，用途：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号全部结清。证明人：孙康，领款人：卢（芦）金良。”该领（付）款凭证正上方书写“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6230910199004240103，芦金良”，右侧书写“6.9号付20000元”。针对该领（付）款凭证，一审法院通知徐州工业用呢厂业务员芦金良到庭接受询问，其称2015年5月27日双方确认荣立造纸厂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36600元，签署该凭证当天荣立造纸厂并未支付货款，而是于2015年6月10日向其银行卡转账2万元，于2016年2月8日向其支付现金15700元，双方协商剩余900元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抵销掉了。该笔36600元货款已经包含在徐州工业用呢厂计算的荣立造纸厂已付货款金额148700元之中。2015年6月10日支付的2万元体现在2015年7月31日的收据上，2016年2月8日支付的15700元体现在2016年2月29日的收据上。根据芦金良陈述，一审法院通过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荣立造纸厂，并要求荣立造纸厂提供其于2015年5月27日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36600元货款的证据，或者提供与徐州工业用呢厂发生买卖合同以来其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的全部凭证，荣立造纸厂在限期内并未到庭举证及作出解释说明，一审法院通过电话与荣立造纸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成荣取得联系，其称领（付）款凭证载明的36600元，荣立造纸厂已于当日向徐州工业用呢厂交付现金16600元，另2万元确于2015年6月10日转账至芦金良银行卡账户。在一审法院提出芦金良陈述16600元的支付方式为2016年2月8日荣立造纸厂向其支付现金15700元及因质量问题抵销900元时，董成荣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询问荣立造纸厂是否有财务账册记录其已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的货款金额及尚欠货款金额时，董成荣表示荣立造纸厂没有相关财务账册，双方进行买卖交易都以欠条形式进行结算，没有证据证明其总计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的货款数额。一审法院另查明，在芦金良签署上述领（付）款凭证后，徐州工业用呢厂于2015年7月23日又向荣立造纸厂供应一批造纸毛布，价值8094.8元。对于该笔货款，徐州工业用呢厂陈述荣立造纸厂并未支付，荣立造纸厂则陈述已付，包含在2015年7月31日收据载明的2万元中。一审法院认为：徐州工业用呢厂与荣立造纸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州工业用呢厂依约提供货物后，荣立造纸厂应及时向徐州工业用呢厂给付货款。双方争议在于荣立造纸厂应付货款数额。根据当事人对合同履行有争议的，由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负有履行给付货款义务的荣立造纸厂应举证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给付货款的义务。首先，截止到2015年5月27日，荣立造纸厂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36600元未付。双方确认徐州工业用呢厂累计向荣立造纸厂销售造纸毛布共计175996元，徐州工业用呢厂主张荣立造纸厂已经付款148700元（以自制收据佐证），截止到2016年2月尚有27296元未付。而荣立造纸厂以由徐州工业用呢厂业务员芦金良签字认可的领（付）款凭证，证明其已将货款全部结清。综合分析上述证据，虽然荣立造纸厂对徐州工业用呢厂自行制作的收据无异议，但徐州工业用呢厂的证明观点与荣立造纸厂的抗辩主张相悖，且与荣立造纸厂提交的徐州工业用呢厂确认的领（付）款凭证相互矛盾，基于收据系徐州工业用呢厂自己制作，无其他证据证明荣立造纸厂仅支付了148700元，尚欠27296元未付。至于荣立造纸厂提交的领（付）款凭证能否证明截止到2015年5月27日双方货款已经结清的问题。该领（付）款凭证上虽载明：“用途：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号全部结清”，但该凭证正上方书写了芦金良账号，右侧又书写“6.9号付20000元”，而双方庭后均认可荣立造纸厂于2015年6月10日向芦金良转账的2万元是履行上述领（付）款凭证的36600元，由此可见，上述领（付）款凭证所载明的“毛毯截止2015年5月27号全部结清”的内容，并非表示截止到2015年5月27日的货款36600元已于当日全部付清，而是建立在荣立造纸厂支付了36600元的假设条件下，双方的货款才全部结清，故上述领（付）款凭证仅起到结算证明的作用，双方确认截止2015年5月27日荣立造纸厂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的货款数额为36600元。其次，上述未付货款36600元现已清偿完毕。双方均认可荣立造纸厂于2015年6月10日向芦金良转账的2万元系对上述领（付）款凭证的履行。徐州工业用呢厂关于该领（付）款凭证载明的“全部结清”指二分厂货款已结清、一分厂货款尚未结清的主张，因该凭证并未载明，荣立造纸厂亦不予认可，不予采信。而关于剩余的货款16600元（36600元－20000元）是否已经给付完毕的问题，根据徐州工业用呢厂业务员陈述，荣立造纸厂通过于2016年2月8日交付现金15700元，及因质量问题抵销900元的方式予以清偿，属于徐州工业用呢厂自认、荣立造纸厂免证的事实，故确认双方于2015年5月27日结算的未付货款36600元已经清偿完毕。最后，荣立造纸厂应付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8094.8元。双方均认可2015年5月27日后，双方仅发生过一笔货物交易，价值8094.8元。荣立造纸厂虽辩称该笔货款已支付完毕，且提供2015年7月31日的2万元收据复印件予以证明，但该收据载明数额与上述金额不符，且徐州工业用呢厂亦不予认可，在荣立造纸厂未提交支付凭证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有效证明该笔货款已经给付，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确认荣立造纸厂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的货款应为8094.8元。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买受人应于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货款。徐州工业用呢厂主张荣立造纸厂应自2016年2月29日至2019年9月30日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依法予以支持，以8094.8元为基数计算应为1920.54元。一审法院判决：一、杭州临安荣立造纸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8094.8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920.54元，合计10015.34元；二、驳回徐州工业用呢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7元，减半收取328.5元，由徐州工业用呢厂负担232.5元，杭州临安荣立造纸厂负担96元。二审中，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荣立造纸厂工作人员孙康于2015年5月27日出具的欠条，证明36600元领（付）款凭证出具的当日荣立造纸厂并未付款，凭证载明的货款“全部结清”与事实不符。经质证，荣立造纸厂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荣立造纸厂系于2015年6月10日向徐州工业用呢厂转账2万元。本院认证认为，对该欠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该欠条载明“今欠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计叁万陆仟陆佰元正（全部货款）定于6月10号前结款贰万元正，余额下次货到付清”。一审中，荣立造纸厂认可系在领（付）款凭证出具后，于2015年6月10日向徐州工业用呢厂转账支付了2万元。徐州工业用呢厂的业务员芦金良陈述，剩余的16600元在双方协商抵扣900元的问题货物后，荣立造纸厂于2016年2月8日现金支付了15700元。两笔款项支付的事实与欠条约定的支付方式、时间相吻合，应当认定荣立造纸厂已全部支付了366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徐州工业用呢厂与荣立造纸厂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荣立造纸厂欠付货款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徐州工业用呢厂的业务员芦金良于2015年5月27日出具领（付）款凭证，依据该凭证载明的内容，在荣立造纸厂支付36600元之后，截止2015年5月27日的货款全部结清，该凭证对徐州工业用呢厂具有法律效力。前已论述，该凭证出具后，荣立造纸厂分别通过转账及现金的方式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了36600元，因此，应认定截止2015年5月27日的货款，荣立造纸厂已全部给付。徐州工业用呢厂认为荣立造纸厂存在两个车间，涉案领（付）款凭证仅是与二车间的结算凭证，一车间欠付的货款并未清偿。但徐州工业用呢厂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荣立造纸厂存在两个车间，且两车间系单独结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徐州工业用呢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元，由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孟文儒审判员  曹 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