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2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194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振，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女，196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女，196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宾，北京楹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1因与被上诉人马某2、马某3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事实和理由：一审中，马某1主张周某通过《声明》，放弃了共同共有的房屋，单就涉案房屋而言，周某退出了共同共有关系，涉案房屋已由夫妻共同财产转化为马某1的个人财产。周某基于弥补多年来对马某1的伤害，主动出具了《声明》，《声明》的形成符合人之常情。一审法院认为《声明》的形成不符合常理，明显错误。依据《民法典》第142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民法典虽还未生效，但其对“意思表示的解释”的规定并非法律创设的新的规则，该条款背后的逻辑原理在个案中可以适用。本案所涉《声明》，是在马某1与周某之间形成的，两人均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因此，对于《声明》的内容，不能以专业的法律人的视角去审视，而应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结合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去探寻周某所谓的“家中一切财产，我都不要”的真实意思。“家中一切财产”当然包括诉争房屋。“我都不要”只能解释成放弃财产的所有权。《物权法》第39条、95条、101条有相关规定，周某通过《声明》放弃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房屋变为马某1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混淆了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一审法院主张《声明》中周某的签字不符合形式，明显错误。出具《声明》后，周某在离婚案件中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并不影响《声明》本身的效力。周某通过《声明》，放弃了共同共有的房屋，单就涉案房屋而言，周某退出了共同共有关系，涉案房屋已由夫妻共同财产转化为马某1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仍将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先析产再继承，严重损害了马某1的合法权益。马某2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一审判决正确。马某3辩称，认可一审判决。马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马某2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并判令马某1、马某3协助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变更手续；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周某在住院期间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2019年11月8日止的医疗、护理等费用共计75185元，由马某1承担25062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办理周某的丧葬费用共计19590元，由马某1承担6530元；4.请求法院判令购买周某的墓位费用共计68600元，由马某1承担22867元；5.判令马某1、马某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周某（马某2之母亲，曾用名周某，现已去世）与马某1于1966年1月结婚，婚后购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房权证石字第某号，建筑面积59.72平米），该房屋登记在马某1名下。马某1于2018年12月向法院起诉与周某离婚，企图与保姆（第三者）共同生活无果。2018年6月，马某1拒不履行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同保姆合谋将周某赶出家门。至去世，周某一直居住在女儿家中并由女儿照顾。周某去世前，立有遗嘱，将房屋属于自己的份额由两个女儿继承，每人各占1/2。另外，周某重病住院期间、离世办理丧事、购买墓位等费用，均由二个女儿负担。现周某已离世，马某1执意将涉案房屋出售，其行为严重损害了马某2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年人权益不受侵犯、不受欺骗，故诉至法院，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马某2的诉讼请求。马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马某2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对于第二诉讼请求，在法院核定具体金额后，马某1同意承担四分之一；对于第三、四项诉讼请求，在法院核定具体金额后，马某1同意承担三分之一。一、关于涉案房屋。1.诉争房屋确系周某与马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在2018年6月6日，周某已书面声明放弃该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性质已变成马某1的个人财产。2.马某2提交的《代书遗嘱》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周某本人签字，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且《代书遗嘱》处分的是马某1的个人财产，故应为无效遗嘱。二、关于医疗护理费用。1.周某有医保，医疗护理费用可以报销，计算基数应仅计算自费部分。2.马某1作为周某的配偶，确实应当承担部分医疗护理费用，但马某2及马某3作为周某的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也应承担部分医疗护理费用，周某有退休金，自身可以负担部分费用，因此，医疗护理费用应由四人平均承担故马某1同意承担核算后医疗护理费用的四分之一。三、关于丧葬费和墓位费。鉴于丧葬费和墓位费是周某已经去世后产生的，并且基于与“医疗护理费”同样的理由，丧葬费和墓位费应由马某2及马某1、马某3共同承担，故马某1同意承担核算后的丧葬费和墓位费的三分之一。四、关于周某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周某系北京市东城区某中心的退休职工，其去世后，马某2向其单位申领了丧葬费、抚恤金，单位根据规定发放了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43022元。虽然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但根据北京高院的指导意见，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马某1要求一并分割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马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同意马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马某2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信、死亡证明，证明周某家庭的亲属关系及周某去世的事实。证据2.医疗费票据13张，证明周某生前住院期间共支付医疗费75184.76元，此费用由马某2支付，请求马某1负担25062元。证据3.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收据2张及发票1张、北京市昌平区德陵公墓墓位认购合同书、碑文排版字体单、北京市昌平区德陵公墓墓位预订协议、殡仪服务项目明细单、北京市昌平区德陵公墓出具的收据4张、2019年11月3日收据1张、刷卡凭证3张，证明马某2为办理周某的后事（包含购买墓位费）支出丧葬费88190元，请求马某1负担29397元。证据4.房屋买卖契约、房产证及发票，证明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系马某1与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5.《代书遗嘱》及录像，证明周某生前立遗嘱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中属于其本人的份额由马某2及马某3继承。证据6.购买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的档案材料，证明购买上述房屋时用了周某的工龄，与马某1所述不符，上述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马某1对马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主要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马某2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马某2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其为周某支出的医疗费仅应计算自费部分，且相关费用应由四个人进行分担，四个人指的是周某、马某1、马某2、马某3。对马某2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马某2的金额计算有误，存在重复计算，根据马某2提供的证据，马某1统计的丧葬费是17680元、墓位费是65700元，这些费用应由马某2、马某1与马某3共同分担。对马某2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涉诉房屋系马某1在与周某离婚期间由马某1分配取得，在复婚期间购买，在2018年6月6日周某出具声明放弃该房屋权利，该房屋变成马某1的个人财产。对马某2证据5《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从形式上看，该《代书遗嘱》没有周某的本人签名，只有一个手印，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从内容上看，该《代书遗嘱》处分的是马某1的个人财产，应属无效遗嘱。对录像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录像总长不超过4分钟，周某始终没有明确说明房屋的具体坐落位置，亦没有明确说明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由马某2、马某3继承，录像的内容与《代书遗嘱》的内容不相符且录像中并没有周某按手印的过程。对马某2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马某1的贡献更大，即使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马某1所占的份额也应当多于周某。马某3对马某2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马某1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1987）石民字第108号民事调解书、结婚申请书，证明马某1与周某于1966年1月结婚，于1987年4月经法院调解离婚，于1989年7月19日复婚。证据2.X京房权证石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证明2002年11月13日，马某1购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并登记在马某1一人名下。证据3.《声明》一份，证明2018年6月6日，周某书面声明放弃家中一切财产，当然的包括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的所有权，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本身就登记在马某1一个人名下，故自周某声明放弃上述房屋所有权之日起，房屋性质已经从夫妻共同财产变为马某1的个人财产。证据4.户口簿，证明周某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工作单位北京某医院（现为北京市东城区某中心），其有书写能力，马某2提交的代书遗嘱没有周某的签字，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证据5.情况说明，证明周某去世后，马某2向周某所在单位申请领取了抚恤金和丧葬费合计金额为143022元，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马某2对马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马某1证据1至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马某1证据3中“周莉”的签名予以认可，但主张该《声明》的所有内容均由马某1本人书写。在2018年马某1诉周某离婚纠纷案件中，周某表示该声明是受胁迫所签，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马某1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周某在去世前出现多发性的病症，瘫痪在床很多年，手脚都不能自由活动。对马某1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同意依法进行分割。马某3对马某1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马某2一致。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9）京0107民初910号案件的卷宗材料，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周某提交了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周某在委托人处签名按手印。马某2、马某3与马某1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但马某3与马某2主张该处“周某”签名系马某3经过周某同意代签，马某1主张无法核实“周某”签名的真实性，但不影响马某2持有的《代书遗嘱》的效力，因为该《代书遗嘱》从内容及形式看，都属于无效遗嘱。根据马某2、马某3、马某1的上述举证、质证内容，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马某1与周某（曾用名为周某）于1966年1月结婚，婚后育有二女，长女马某2，次女马某3。1987年4月，经法院主持调解，马某1与周某离婚。1989年7月19日，马某1与周某再行结婚登记。2002年4月9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甲方）与马某1（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座落石景山区某里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号单元房出售给乙方，使用工龄优惠0.9%、教师优惠5%。另，《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价计算表》显示，工龄：男28年，女27年。2019年11月8日，周某死亡。庭审中，马某1提交《声明》一份，载明：我从2018年6月6日开始自愿离开这个家（某里某栋某单元某号），去女儿马某3家，家中一切财产我都不要。下方落款处有“周某”签名按手印。马某2与马某3均认可上述“周某”签名手印的真实性，但主张内容系马某1书写，周某被迫签名按手印。马某1认可内容系其书写，但主张并非胁迫周某签名按手印。马某2提交2018年12月底《代书遗嘱》一份，载明：立遗嘱人姓名：周某，性别：女，民族：汉，出生日期：1939年9月8日，户籍所在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栋某门某号，身份证号码：×××。本人声明：我意识清醒，立此遗嘱完全属于自愿，本人遗嘱的房产信息：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栋某门某房屋（产权证号房权证石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59.72平方米），房屋所有人登记为马某1，身份证号×××，此房屋购买时间为2002年11月13日，是我和马某1婚后共同财产购买的，马某1于2018年6月6日将我从该处赶出并胁迫我签下他事先起草好的声明，那份声明并非我的真实意愿，我现在意识清醒，为了避免纠纷现立遗嘱如下：我去世后将位于石景山区某里某栋某门某号房屋（产权证号房权证石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59.72平米）房产属于我的份额由我女儿马某2、马某3继承，立遗嘱人处未签名，按有手印，见证人马某4、赵某签名确认。同时提交录像一份，证明上述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但该录像并未录制周某按手印的过程，同时在录像中，周某并未明确表达将涉诉房屋遗留给马某2与马某3，也未明确陈述涉诉房屋的具体坐落位置。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庭与马某2、马某3、马某1核对，马某2支付的医疗费为73256.83元、丧葬费17600元、墓位费69600元，马某2、马某3、马某1就上述费用及马某2领取的周某抚恤金、丧葬费达成如下调解意见：1.马某2领取的周某丧葬费、抚恤金归马某2所有；2.马某2支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墓位费由马某2负担；3.马某1给付马某2折价补偿5811.61元，马某3给付马某2折价补偿5811.61元。另，马某2、马某3与马某1均表示就涉诉房屋仅要求分割份额，不要求进行实体分割。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有二：一、涉诉房屋是否应当作为周某的遗产进行分割；二、《代书遗嘱》的效力及周某遗产继承问题。一、涉诉房屋是否应当作为周某的遗产进行分割。第一，涉诉房屋是否系马某1与周某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以成本价购买的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公有住房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本案中，涉诉房屋系马某1与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虽然登记在马某1的名下，但应属于马某1与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马某1能否持《声明》主张涉诉房屋已从夫妻共同财产转变为其个人财产，对此，法院分析如下：1.根据我国《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转变为一方个人财产的方式包括约定财产制与赠与。所谓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或者即将成为夫妻的人，以契约的形式，约定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从而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对约定财产制进行了规定。即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各自归各自、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男女双方既可以在结婚之前作出财产制约定、也可以在结婚时、结婚后作出约定。本案中，从名称上看，马某1提交的《声明》并非马某1与周某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约定的协议；从形式上看，马某1并未在该《声明》中签字确认；从内容上看，周某与马某1并未在该《声明》中明确约定涉诉房屋归马某1一人所有。故依据该《声明》不能得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夫妻共同所有的涉诉房屋归马某1一人所有之结论。所谓赠与合同，系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的一种，即从赠与人方面来说，需要作出自愿将其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从受赠人方面说，需表示愿意接受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马某1依据该司法解释主张周某已经放弃涉诉房屋，将房屋的产权份额赠与给马某1且涉诉房屋本身登记在马某1名下，因此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不能撤销。对此，法院认为，从形式上看，涉诉《声明》并非赠与合同；从内容上看，周某在《声明》中并未明确表示将涉诉房屋中属于其个人的份额赠与马某1。另，结合《声明》内容及马某2陈述可知，《声明》是在周某“离开这个家”（即周某与马某1的家）、“去女儿马某3家”时形成的。此种情形下，周某将涉诉房屋中属于其个人的份额赠与马某1，明显不符合常理。2.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正如马某1所述，放弃所有权是共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方式之一，但共有权人放弃其所有的份额，并不意味着其他共有权人当然获得上述被放弃的份额。共有权人放弃不动产所有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共有权人放弃其所有的不动产所有权份额，并把该份额转移给他人。此时，需要共有权人明确作出对上述份额转移给他人的意思表示；二是共有权人放弃其所有的不动产所有权份额并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办理注销登记。此时该部分不动产所有权灭失。本案中，周某作为涉诉房屋的共有权人之一，其有权放弃涉诉房屋所有权。但是，周某在《声明》中未明确表示放弃涉诉房屋其所有的份额并把该份额转移给马某1。首先，“家中一切财产”不能唯一、确定指向涉诉房屋（也可能仅指家中的家具、家电等）。其次，“我都不要”不意味着周某将“放弃”的该部分财产移转给马某1所有；最后，《声明》落款处周某签名为“周某”，不是“周某”全名，形式不完整。此外，在（2019）京0107民初91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某提交的答辩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其要求分割涉诉房屋。结合上述分析，法院对马某1关于涉诉房屋已经从夫妻共同财产转变为其个人财产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三，周某对涉诉房屋享有份额大小。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马某1主张涉诉房屋系其单位福利分房，其贡献大，即使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其所占的份额应当多于周某。对此，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马某2主张的上述理由并非周某遗产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析出时应考虑的因素，故对于其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认定涉诉房屋中50%的份额应作为周某的遗产予以分割。二、涉案《代书遗嘱》的效力及周某遗产分割问题。所谓代书遗嘱，系指由遗嘱人口述而由他人代替遗嘱人书写遗嘱内容的一种遗嘱形式。在遗嘱人自己没有书写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愿自己书写遗嘱时，由他人代为书写遗嘱内容，最后由遗嘱人对遗嘱进行确认、签字。因此，在订立代书遗嘱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遗嘱人口述和代书人代书、见证人见证的一致性。所谓一致性，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时间上的同步性；二是空间即地点上的一致性；三是内容上的一致性（即遗嘱人口述内容与代书人代书的内容一致）。第一，从形式要件上看，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由此可见，代书遗嘱要求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本案中，马某2持有的《代书遗嘱》仅有周某的手印，并无周某本人签名。马某2解释称周某因病重无法书写，同时主张法院调取的“授权委托书”中签名系马某3代签。鉴于马某2提交的录像中并无“周某”摁手印的过程，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法院认定马某2提交的《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第二，从实质要件上看，遗嘱必须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欺诈所立的遗嘱无效，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本案中，马某2提交的《代书遗嘱》记载的内容清楚明确，而其提交的《代书遗嘱》见证录像中周某的表述并不明确，周某本人并没有明确表示在其死后将涉诉房屋留给马某2及马某3。综上，法院对《代书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涉诉房屋中周某享有的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马某2、马某1、马某3均要求仅分割份额，该主张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不持异议。此外，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抚恤金、丧葬费等虽然源于被继承人之死亡，但其真正的产生时间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本质是对死者近亲属的抚恤或者赔偿。故其不属于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并非遗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四条指出，继承案件中，如有权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费、死亡抚恤金等财产的近亲属均作为当事人参加案件审理，并提出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费、死亡抚恤金等财产的分割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上述财产的分割。本案中，马某1主张分割马某2领取的周某抚恤金、丧葬费。鉴于有权获得周某抚恤金的近亲属均为本案当事人，故法院对马某1要求在本案中对抚恤金、丧葬费进行分割的主张，予以支持。马某2、马某1与马某3关于马某2领取的周某抚恤金、丧葬费，马某2支出的医疗费、丧葬费与墓位费达成一致意见，法院不持异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里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由马某1、马某2及马某3按份共有，其中马某2享有六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马某3享有六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马某1享有三分之二的所有权份额，马某1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配合马某2、马某3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二、马某2领取的周某抚恤金及丧葬费143022元归马某2所有（已履行）；三、马某2支出的医疗费73256.83元、丧葬费17600元、墓位费69600元由马某2负担；四、马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马某2折价补偿5811.61元；五、马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给付马某2折价补偿5811.61元；六、驳回马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某在《声明》中并未明确表示将涉诉房屋中属于其个人的份额赠与马某1。“家中一切财产”不能唯一、确定指向涉诉房屋；“我都不要”也不意味着周某将“放弃”的该部分财产移转给马某1所有；《声明》落款处周某签名为“周某”，不是“周某”全名，形式不完整。另，结合《声明》是在周某“离开这个家”（即周某与马某1的家）、“去女儿马某3家”的特殊情形下形成的，故上述《声明》是在特殊背景下所形成，其并非代表周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周某此后立有遗嘱，其处分其财产的意思表示明确，故仅依据该《声明》不能得出涉诉房屋归马某1一人所有之结论。因此，对于马某1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99元，由马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