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4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泽，男，199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卉，女，198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俞霖（杨卉之夫），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上诉人汪泽因与杨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张海洋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汪泽、被上诉人杨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卉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股权转让合同》并非仅仅约定股权转让事项，而是将股权转让与杨卉向北京草旅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草旅公司）实缴出资相结合的权利义务复合性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全面。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杨卉与汪泽签订合同的本意是要杨卉向草旅公司投资，以期获得股权收益。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杨卉投资行为的股权来源为汪泽转让给杨卉5%股权，5万元投资款的用途是“用于公司经营”。草旅公司当时实际情况是股东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尚未全部实缴，杨卉受让股权后需向公司完成5万元注册资本的实缴义务。如果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5万元属于股权转让对价，那么对于杨卉而言，支付凭证的备注应当是“股权转让款”或者是“代汪泽支付投资款”（表明汪泽收到对价后用于了却自身的法律义务）。但杨卉提供的汇款凭证、收条均记载的是“投资款”，公司的财务记载也是杨卉的投资款。因此，杨卉向草旅公司支付5万元不是“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股权转让合同》是股权转让关系，但并不仅仅包含股权转让，系股权转让和杨卉实缴出资相结合的复合性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关键事实有遗漏。二、5万元款项是为了了却杨卉的法律义务被杨卉依法处分，并非为了汪泽的利益被投向草旅公司。汪泽没有从中获益，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如前所述，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草旅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杨卉受让的5%股权系认缴出资，尚未完成实缴。正因为如此，杨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要求将5万元款项支付给草旅公司，以完成自身实缴出资义务。基于上述事实，杨卉支付5万元时的备注是“投资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也不是“代汪泽支付投资款”。《股权转让合同》付款收据上也均没有这5万元的归汪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意思表示。庭审中汪泽明确表示是杨卉要求将5万元支付给公司的，汪泽仅仅是表示同意，杨卉并未否认。可见《股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5万元的处分权在杨卉，并不是杨卉支付给汪泽股权转让对价，然后汪泽自主决定将该笔资金无偿赠送给草旅公司使用。因此，杨卉向公司完成了实缴出资义务。如果主张退出投资，应当向公司主张回购、减资等。汪泽个人并未收到5万元款项，也没有为了个人利益使用这5万元，一审判决汪泽返还于法无据。三、《股权转让合同》不具备解除条件。即使解除，因汪泽从股权转让中并未获得利益，不应当判决汪泽返还。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合同》的实质是股权转让加上受让人实缴出资。一审庭审中，汪泽明确表示愿意立即为杨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杨卉拒绝，表明汪泽虽然延迟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但在催告后愿意立即办理，一审法院不给予汪泽合理变更期间明显不公平。汪泽认可没有立即为杨卉办理的原因是想和其他几个股权变更一同办理，但这是向杨卉解释耽误的原因。汪泽从未拒绝为杨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庭审中，杨卉也无证据证明其要求变更而汪泽拒绝变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汪泽“经杨卉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关手续”缺乏证据，也与事实不符。站在汪泽角度，汪泽认为杨卉已对汪泽的耽误充分谅解了。如果杨卉明确要求不再拖延，汪泽一定会立即办理的。因此，汪泽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既不满足法定解除条件，也不满足约定解除条件，杨卉无权要求解除。退一步讲，即使一定要解除合同，汪泽既未收到5万元，也没有从杨卉支付的5万元中获得个人利益，也不应当判决由汪泽返还上述款项。杨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汪泽的上诉请求。杨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杨卉与汪泽于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判令汪泽返还杨卉收购草旅公司5%股权所支付的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判令汪泽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泽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卉于2017年5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乙方通过平等协商，就转让草旅公司，甲方持有的5%股权事项达成以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甲方是草旅公司的股东，持有草旅公司51%的股权，是转让股权的合法拥有者，且对该转让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未设立任何质押等担保权益，且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甲方自愿将其拥有的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甲、乙方同意乙方向公司投资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圆整）购买甲方股权，甲方同意将上述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后，乙方享有5%股权。本协议生效3日内，乙方向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5万元（大写：伍万圆整）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将投资款支付完毕后内，甲方应办理与相应部分股权转让相关的公司内部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有关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该合同亦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落款处有汪泽和杨卉的签名及捺印。杨卉于2017年5月1日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草旅公司转款50000元，摘要为投资款项。后汪泽为杨卉出具收条1张，载明：汪泽已收到杨卉50000元，作为草旅公司投资款项。落款处有汪泽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码。一审庭审中，杨卉称其与汪泽口头约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汪泽称其待案外投资人交纳投资款后与杨卉一同办理手续。后杨卉多次联系汪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汪泽均以上述理由拒绝。经询问，汪泽称投资人一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花费较少中介费，分别办理则较多，确实因案外投资人未交纳投资款而至今未为杨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另查，草旅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成立，该公司股东为郭苇红、汪泽。草旅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变更股东登记，股东变更为郭苇红、汪泽、王佳新（新增）、汪永江（新增）。草旅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变更公司名称及股东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木直植公司，股东变更为郭苇红、郭潜（新增）。木直植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变更公司名称及股东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草旅公司，股东变更为郭苇红、汪泽（新增）。一审法院认为：杨卉与汪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结合杨卉的诉讼请求与汪泽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杨卉与汪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第二，汪泽未按约定履行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一、汪泽与杨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首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汪泽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汪泽与杨卉就转让草旅公司汪泽持有的5%的股权事项达成协议，汪泽自愿将其拥有的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杨卉，杨卉同意受让该股权。杨卉向公司投资人民币50000元购买汪泽股权。由此可见，《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汪泽与杨卉，该合同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对汪泽与杨卉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杨卉向公司投资人民币50000元购买汪泽股权用于公司经营，但是杨卉向草旅公司投资的前提为汪泽向杨卉转让其持有的草旅公司的股权，故汪泽认为杨卉向草旅公司给付投资款50000元属于杨卉向草旅公司投资而不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后，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该合同生效3日内，杨卉向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50000元并书面通知汪泽。据此，汪泽与杨卉约定杨卉向草旅公司给付股权转让款，属于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杨卉向草旅公司给付款项的行为应视为其向汪泽履行给付5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该合同约定仅适用于汪泽与杨卉。故汪泽主张因草旅公司收取杨卉股权转让款而汪泽没有返还义务，与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汪泽未按约定履行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杨卉于2017年5月1日支付了50000元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杨卉将投资款支付完毕后，汪泽应办理与相应部分股权转让相关的公司内部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汪泽以他人股权转让款未到账为由拒绝为杨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经杨卉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关手续，杨卉可以解除合同。故杨卉要求解除其与汪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卉于2020年6月18日当庭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视为当日到达，故一审法院认定杨卉与汪泽于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20年6月18日解除。另，杨卉要求汪泽返还股权转让款5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汪泽认为本案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卉与汪泽于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20年6月18日解除；二、汪泽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杨卉股权转让款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汪泽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资产负债表两份；证据二银行转账收款回单。证明草旅公司注册资本是认缴制，不是实缴，汪泽本人是不可能收取杨卉的转让对价，杨卉投入的钱是注册资本，不是汪泽收取的股权转让对价。杨卉无新证据提交。杨卉发表质证意见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其提交的证据跟本案毫无关联性。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二认可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过审查认为，证据一因盖有草旅公司公章，杨卉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亦未提出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杨卉认可证据二真实性，本院亦不持异议。至于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草旅公司的资本情况，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汪泽与杨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杨卉主张其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汪泽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经过催告后仍未办理，故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5万元。汪泽抗辩其从未拒绝为杨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杨卉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且杨卉系向草旅公司履行投资义务，汪泽并未收到涉案5万元款项，汪泽并不负有返还义务。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杨卉是否有权解除双方合同；二、汪泽是否应该返还杨卉股权转让款5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一，杨卉是否有权解除双方合同。汪泽上诉主张其从未拒绝为杨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在一审庭审中汪泽明确表示愿意立即办理，故杨卉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杨卉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汪泽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杨卉办理相应部分股权转让相关的公司内部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汪泽认可其在草旅公司收到杨卉款项后，其未为杨卉办理公司内部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在杨卉多次联系即催告后，其亦表示待案外投资人交纳投资款后与杨卉一同办理手续。故汪泽系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且经过杨卉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杨卉有权解除涉案合同。虽然汪泽上诉主张迟延履行系为了节省中介费，并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愿意立即办理，但其迟延履行的理由并未征得杨卉同意，损害了杨卉的相关权益，现杨卉明确表示不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并要求解除合同，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汪泽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杨卉与汪泽于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20年6月18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汪泽是否应该返还杨卉股权转让款5万元。汪泽上诉主张涉案5万元系杨卉向草旅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系杨卉认缴并实缴的出资额，其并未收到涉案款项，未获得利益，故其不应返还。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本案中汪泽自认草旅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当时实际情况是股东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尚未全部实缴，汪泽亦未实缴完毕。汪泽虽上诉主张涉案5万元系杨卉认缴并实缴的出资额，但草旅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系在公司成立登记时已经全部认缴完毕，杨卉与汪泽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草旅公司并未增资，且《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了汪泽将5%股权转让给杨卉，杨卉向草旅公司支付5万元亦基于汪泽同意将该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故可以认定杨卉向汪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已履行完毕。故汪泽上诉主张其未获得利益，不应返还该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定汪泽返还杨卉股权转让款5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汪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元，由汪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海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 清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