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6民终18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东阳，男，199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真维，男，198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一均，男，199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啟欢，男，199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上诉人余东阳、邱真维、刘一均因与被上诉人吴啟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20）川1623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东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邱真维、刘一均、吴啟欢连带赔偿其65,542元；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邱真维、刘一均、吴啟欢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鑫鑫代驾公司承担20%违约责任，显失公平公正。鑫鑫代驾公司与余东阳签订的《汽车借用合同》约定交付车辆为已投保车辆，但鑫鑫代驾公司实际交付车辆并未投保，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其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汽车借用合同》对有保险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额度以及赔偿责任主体进行了约定，即由保险公司应赔偿2,000元以上至保额（伍拾万元至壹佰万元整）部分，现案涉车辆未投保，本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案涉损失65,542元应由违约方鑫鑫代驾公司全额赔偿。2.吴啟欢交付鑫鑫代驾公司用于出租的车辆未投保不符合《汽车借用合同》中关于已交相关保险条款的约定，其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吴啟欢仅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2,000元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当。 邱真维、刘一均辩称，1.余东阳未如实告知驾车目的地，系重大隐瞒，应承担全部责任；2.即便一审认定鑫鑫代驾公司与余东阳建立租赁关系，鑫鑫代驾公司出租的车辆系一年的新车，无瑕疵，无安全隐患。余东阳的交通肇事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余东阳应承担全部责任，余东阳是侵权责任人和赔偿责任的主体，未购买保险不是结果发生的因素，只是赔偿的一种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鑫鑫代驾公司仅应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吴啟欢未作答辩。 邱真维、刘一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余东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余东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1.余东阳称租车到重庆游玩，吴啟欢才同意租赁车辆，若余东阳如实陈述去阿坝州，吴啟欢肯定不会同意租赁车辆，因案涉车辆系购买一年的新车，阿坝州山高路远，路况不明，危险系数太高。余东阳未如实告知目的地系重大隐瞒，应承担全部责任。2.即便一审认定鑫鑫代驾公司与余东阳建立租赁关系，鑫鑫代驾公司是出租人，出租人车辆无瑕疵，无安全隐患。案涉交通事故中，余东阳承担全部责任，是侵权责任人、赔偿主体。未购买保险，不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因素，只是赔偿的一种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邱真维、刘一均仅应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余东阳辩称，1.案涉租赁车已被租赁多次，租车时其说到重庆成都去玩，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地，租车时不存在重大隐瞒；2.因租赁车未投保，租赁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其积极处理相关事宜；3.阿坝州那边的路况已经很好了，其起的国道，危险系数不是很高。 吴啟欢未作答辩。 余东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邱真维、刘一均以及吴啟欢连带赔偿其损失66,474元；2.案件受理费由邱真维、刘一均负担。诉讼过程中，余东阳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为65,54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鑫代驾公司系于2016年11月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邱真维、刘一均二人，邱真维为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提供驾驶员劳务服务。2019年9月9日，该公司在邻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注销登记。2017年7月3日，余东阳打算和朋友一起去旅游，通过其微信朋友圈了解到鑫鑫代驾公司提供租车业务，便到鑫鑫代驾公司告诉邱真维需租车到重庆方向旅游。邱真维联系了吴啟欢，吴啟欢驾驶其所有的川ＸＤ××××号北京牌小型轿车到鑫鑫代驾公司。余东阳与邱真维商谈了租车价格后，邱真维提供了一份《汽车借用合同》，该合同载明：“借车人姓名余东阳，移动电话184××××1181，借用车型北汽，车辆牌照川ＸＤ××××，借用价格230元，借用周期3天，应付金额690元，实付金额690元，初始时间2017年7月3日17时09分。”该合同还载明了租赁车辆的起始公里数和当前油墨数，借车人需支付2000元押金，所借车辆每天行驶不得超过250公里，超出公里数按1元／公里额外收费，并且说明借用车辆已向保险公司投保车损险、不计免赔险、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合同末尾载明交接时间2017年7月3日17时09分，承借方处余东阳签字，担保方李静签字，并留有电话号码，但合同出借方处无签字或盖章。当天，余东阳通过微信向邱真维转账1800元之后，余东阳便将川ＸＤ××××号小型小轿车开走。次日，余东阳又通过微信向邱真维转账890元，邱真维通过微信转款2600元给吴啟欢（微信名为吴某某）。当日下午17时35分，余东阳驾驶川ＸＤ××××号小型小轿车从松岗沿马尔康市绕城隧道往卓克基方向行驶至317国道341公里100米处，由于在隧道内超车时操作不当，与对向行驶的由吕某某驾驶的车牌号为川ＵＱ××××号小型小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次道路交通事故经马尔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余东阳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吕某某无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后，余东阳遂电话联系邱真维，让其报告川ＸＤ××××号小型轿车的保险公司出险，但经邱真维核实后告知该车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已于2017年6月27日到期。 吕某某驾驶的川ＵＱ××××号小型轿车产生维修费59577元和施救费4200元，共63777元，此款由川ＵＱ××××号小型轿车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赔偿给了吕某某，吕某某又授权该保险公司向责任方余东阳进行追偿。2020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起诉了余东阳，经审理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余东阳于2020年8月30日前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代位赔偿被保险人吕某某所有的川ＵＱ××××号小型轿车的施救费、维修费63777元，诉讼费697元由余东阳承担。 另查明，2017年8月18日，余东阳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了鑫鑫代驾公司和吕某某。在该案庭审过程中，吴啟欢作为证人到庭接受了质询，笔录中记载：“证人：当时是我接租车公司电话说要租车，我把车开去后就把车钥匙给他们了，开始我听到说的是余东阳到重庆去耍，然后他们就签的合同，到晚上我查导航，就定位到马尔康，我就打电话询问被告公司，他也说不清楚。后来租车公司就给我打电话说车辆出事了，就问我车辆的保险是哪家公司，我记不清楚，后面查车辆保险过期了。”吴啟欢还同时说明，余东阳与租车公司谈的价格，其与租车公司七三分成，由租车公司收钱后转给他。庭审后，余东阳将该案撤回了起诉，产生的诉讼费1,068元，由余东阳自行承担。 同时查明：案涉租赁车辆川ＸＤ××××号小型轿车车主系吴啟欢，该车于2016年6月27日购买，购车价格（含税）87800元。该车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安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6月28日0时起至2017年6月27日23时59分59秒，同时还购买了车损险、三者险、司乘险、盗抢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6月28日0时起至2017年6月27日24时止。交通事故发生后，余东阳至今尚未归还案涉租赁车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与余东阳建立车辆租赁关系的相对方，以及邱真维、刘一均和第三人是否应当连带赔偿余东阳的损失。 关于与余东阳建立车辆租赁关系的相对方，余东阳认为是与鑫鑫代驾公司建立的车辆租赁关系，而邱真维、刘一均和吴啟欢均认为余东阳是与吴啟欢建立的车辆租赁关系。从审理查明的情况来看，首先，余东阳通过微信朋友圈知道鑫鑫代驾公司提供租车业务才前往租车；其次，余东阳是在鑫鑫代驾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邱真维商谈的租车价格，并将租车费用及押金支付给了邱真维；第三，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余东阳也是与邱真维联系让其报保险公司。虽然案涉的《汽车借用合同》上仅有承借方余东阳签字，出借方处无签字或盖章，但余东阳已按《汽车借用合同》约定向鑫鑫代驾公司法定代表人邱真维支付了租金和押金，并且邱真维也向余东阳交付了合同上载明汽车，双方已按合同在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此余东阳与鑫鑫代驾公司建立了车辆租赁关系，该合同并不因超越鑫鑫代驾公司登记经营范围而无效，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对邱真维、刘一均与吴啟欢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邱真维、刘一均和吴啟欢应否连带赔偿余东阳损失的问题。余东阳的请求权基础是因其驾驶案涉租赁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了被侵权人之后，又以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为由主张违约赔偿责任，因此本案要审查邱真维、刘一均和吴啟欢是否有违约行为。首先，吴啟欢与余东阳之间并不具有合同关系，亦不存在违约行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交强险属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吴啟欢作为案涉租赁车辆的车主，系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其将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交给鑫鑫代驾公司出租，具有一定的过错责任。承租人余东阳驾驶案涉租赁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了被侵权人车辆相应的财产损失，吴啟欢作为车主应当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向余东阳承担2,000元的损害赔偿责任。其次，《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汽车借用合同》系鑫鑫代驾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上载明案涉租赁车辆已向保险公司投保车损险、不计免赔险、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而根据查明的事实，该租赁车辆的上述保险均已过了保险期限，出租方鑫鑫代驾公司确有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鑫鑫代驾公司固然有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存在，具有一定的过错，但余东阳作为承租方也存在相应过错行为，第一，鑫鑫代驾公司提供的车辆具有安全性，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余东阳操作不当，未购买保险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不具有必然联系，第二，余东阳利用租赁物超过使用范围的约定，第三，余东阳自身也未尽到及时谨慎审查案涉租赁车辆的投保情况，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大小，认定鑫鑫代驾公司承担20%的违约责任，余东阳自行承担80%的违约责任。余东阳主张的65,542元损失中仅有63,777元属于直接损失，其余1,765元诉讼费并不属于必然产生的损失，鑫鑫代驾公司仅需在直接损失范围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12,355.4元［（63,777元-2,000元）×20%］。鑫鑫代驾公司现虽已注销登记，但公司法要求注销登记应当经过合法的清算程序，否则股东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8月18日余东阳已以租赁合同纠纷起诉过鑫鑫代驾公司，且案涉租赁车辆也尚未归还给吴啟欢，鑫鑫代驾公司无证据证明注销公司经过了合法清算，故邱真维、刘一均作为鑫鑫代驾公司的股东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由邱真维、刘一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余东阳的损失12,355.4元；二、由吴啟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余东阳的损失2,000元；三、驳回余东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权利人可以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案件受理费1,462元，由邱真维、刘一均共同负担277元，第三人吴啟欢负担44元，余东阳负担1,141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余东阳是否应承担责任，若余东阳应承担责任，一审划分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2.吴啟欢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虽案涉《汽车借用合同》上仅有承借方余东阳签字，出借方处无签字盖章，但余东阳是与鑫鑫代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真维商谈租车事宜，并将租赁费用及押金支付给邱真维，邱真维亦将《汽车借用合同》约定的租赁车辆交付给余东阳使用，案涉租赁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余东阳亦是与邱真维联系报告车辆保险事宜，故一审认定案涉《汽车借用合同》合法有效，余东阳与鑫鑫代驾公司建立车辆租赁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案涉《汽车借用合同》载明案涉租赁车辆已向保险公司投保车损险、不计免赔险、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而事实上案涉租赁车辆在租赁时，上述保险均已过了保险期限，出租方鑫鑫代驾公司有过错，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导致案涉租赁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无法要求保险公司理赔，故鑫鑫代驾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承租方余东阳在签订《汽车借用合同》陈述其目的地为重庆，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改变行车路线和目的地，未按签订合同时口头约定的使用范围使用租赁车辆，且余东阳接受案涉租赁车辆时对案涉租赁车辆的投保情况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故余东阳亦有过错，亦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大小，本院认为认定鑫鑫代驾公司承担70%的违约责任，余东阳自行承担30%的违约责任更为适宜。一审认定鑫鑫代驾公司承担20%的违约责任，余东阳自行承担80%的违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鑫鑫代驾公司现已注销登记，但鑫鑫代驾公司无证据证明注销公司经过了合法清算，故本案中鑫鑫代驾公司的赔偿责任应由鑫鑫代驾公司股东邱真维、刘一均承担。故余东阳关于应由邱真维、刘一均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和邱真维、刘一均关于应由余东阳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吴啟欢为案涉租赁车辆的车主，系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其将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交给鑫鑫代驾公司出租，承租人余东阳驾驶案涉租赁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了被侵权人车辆相应的财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吴啟欢应当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向余东阳承担2,000元的损害赔偿责任。吴啟欢不是案涉《汽车借用合同》的出租方，不应对余东阳承担违约责任，故余东阳主张吴啟欢与鑫鑫代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余东阳主张的损失65,542元中，仅有维修费59,577元、施救费4,200元，共计63,777元属于直接损失，应纳入本案的赔偿范围；其余1,765元为诉讼费，不属于必然产生的损失，不应纳入本案的赔偿范围。综上，余东阳主张的损失65,542元，由吴啟欢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2000元，由邱真维、刘一均承担43,243.90元[（63,777元－2000元）×70%]，其余20,298.10元由余东阳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余东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邱真维、刘一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20）川1623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由吴啟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内赔偿余东阳的损失2,000元”； 二、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20）川1623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邱真维、刘一均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余东阳的损失12,355.4元”； 三、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20）川1623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余东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邱真维、刘一均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余东阳的损失43,243.90元； 五、驳回余东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1438元，由吴啟欢负担48元，邱真维、刘一均负担950元，余东阳负担4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元，由吴啟欢负担48元，邱真维、刘一均负担950元，余东阳负担4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蒋 丽 审 判 员  吴丽华 审 判 员  杨红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周琪娜 书 记 员  田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