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439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贵阳金阳鼎兴建筑材料租赁站，住所地贵阳市观山湖区绿地联盛国际第3，**楼******房。实际经营场所镇远县青溪镇五里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520115MA6GN7HD1N。经营者：周友梅，女，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委托代理人：赵海林，贵州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戴伟，贵州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新兴河滨西路**/div>法定代表人：杨家凯，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健，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夏加平，男，土家族，贵州省岑巩县人，住岑巩县。上诉人贵阳金阳鼎兴建筑材料租赁站（以下简称鼎兴租赁站）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思润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5民初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鼎兴租赁站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吴世权不具有作为思润公司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如上所述，经庭审查明，吴世权与思润公司系挂靠关系，该事实已经在2020年8月17日庭审笔录中明确载明（庭审笔录第35页），且思润公司总经理吴政钧在2020年5月27日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吴世权所成立的项目部系挂靠思润公司（询问笔录第3页）。3、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裁定中止诉讼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体现在：本案中，鼎兴租赁站与思润公司存在合法的租赁关系，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思润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应当依法承担合同主体责任，无需适用表见代理制度。三、鼎兴租赁站各项诉请均有明确的合同约定，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思润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所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成立。1、吴世权作为答辩人在一审中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之一参加诉讼，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身份的取得，主要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此外，在一审开庭过程中，在征求了上诉人对答辩人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审理继续进行，这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2、上诉人声称“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不成立。上诉人称一审中，“吴世权才是本案中权利义务的实际享有者和承受人”，姑且不论上诉人的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即使按照上诉人这一观点，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也只是上诉人在一审中，作为原告错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导致的其自己诉错对象的问题。3、上诉人声称“一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程序违法”同样不成立。首先，上诉人声称“一审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违法”，但并未指出违反哪一条法律规定，这仅仅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而已。其次，一审中，法官为了查明案情的需要，根据案件的客观情况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职权。4、上诉人声称“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变更保全财产，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这同样是上诉人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错误。因为，一审中，根据答辩人提供了反担保财产（不动产）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解除对答辩人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帐户的冻结，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上诉人声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首先，从查明的事实看，《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从当事人合意的形成，到签订成立并履行的实际看，合同的当事人均是上诉人（出租方）和本案第三人夏加平（承租方），合同在履行后，发生的多处明显涂改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这一事实，不仅不能改变合同的承租，相反，更能反证上诉人与夏加平有恶意串通增大租金金额、转嫁风险损害答辩人权益之嫌。其次，上诉人声称出租材料用在了答辩人的工地上，因此，答辩人就是承租人，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一审诉讼程序合法，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宜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所作正确的判决。鼎兴租赁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经过多次变更，最终确定为：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4月2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欠付的租金1，683，993元；3、被告向原告返还钢管311.4561吨、扣件56658套、顶托2683支、接管888根，如不能返还，则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租赁物赔偿款1，623，870元；4、被告按钢管2.67元/吨/天、扣件0.008元/套/天、顶托0.04元/支/天、接管0.04元/根/天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7月1日起至被告还清租赁物之日止的租金；5、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7月10日起至2020年7月10日止的违约金546，849元，并以1，683，993元为基数、按0.067％/天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7月11日起至被告付清租金之日止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所涉工程项目为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该工程于2017年2月4日（正月初八）举行动工仪式，但因场内存在土地权属纠纷而未立即开工，直至2017年2月下旬开始进行场平施工。2017年6月2日，岑巩县水库和扶贫生态移民局向被告发出《中标通知书》，告知被告中标“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工程。2017年6月8日，被告与岑巩县水库和扶贫生态移民局签订《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EPC）》。2017年7月20日，被告在“岑巩县国盾网络印章制作点”刻制一枚“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以下简称“项目印章”）。2017年2月，本案所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吴世权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夏加平接洽木工事宜。2017年4月1日，吴世权指派黄仕友与第三人夏加平（木工班班长）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协议》，约定由第三人夏加平以“人工加部分材料”的方式承包本案所涉工程的现浇、预制结构构件的模板制作、安装、拆除、清理等工作，工程内容包含包工包料完成内外架的材料、搭设和拆除。该《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协议》落款的项目印章系在2017年7月20日项目印章刻制之后加盖。第三人在施工初期并不知晓该工程的施工单位，仅知道本案所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是吴世权，第三人夏加平是在施工过程中看到工地上悬挂有被告标识的宣传牌之后才知道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单位为被告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夏加平在施工过程中，被告仅对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负有监管义务，对第三人夏加平使用的建筑物资的来源不作管理和干预。2018年2月12日，被告的项目负责人吴世权与第三人夏加平签订一份《见证书》，双方约定除已支模板、钢管架需由夏加平班组承担拆除、清运外，夏加平班组的工作从2018年2月12日起全面停止，钢管外架转由吴世权租用，吴世权仅负责支付2018年2月12日以后的租金费用，吴世权向夏加平班组支付总计5000000元，不再承担夏加平班组的其他任何费用，余下部分由夏加平自行承担。双方签订该协议后，第三人夏加平班组退场。2017年2月25日，原告和第三人夏加平经协商后签订一份《周转材料租赁合同》，该合同在订立之时，合同首部的出租单位为原告贵阳金阳鼎兴建筑材料租赁站（甲方），承租单位（乙方）一栏未填写内容，落款的甲方有原告的签字和盖章，乙方仅有夏加平签名捺印，未加盖任何印章。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建筑材料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及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方可办理租赁合同。”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同时对出租物资价格、结算方式、违约责任、材料归还、材料赔偿等作出约定。双方在签订该合同时，因第三人夏加平并不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单位，故第三人夏加平未向原告出具被告的单位介绍信或营业执照复印件，未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未向原告说明系代表个人或者单位与原告签订该合同，仅告知原告其系岑巩县水尾镇工地的外架班组负责人，该工地需要租赁钢管等建筑物资。原告在签订该合同时亦不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单位，仅相信第三人是工地外架班组的负责人，原告自认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系在原告多次催促第三人夏加平加盖印章之后，原告的职工戴咏平与第三人夏加平共同于2017年7月左右到被告的工地上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加盖项目印章，原告是在加盖项目印章之后才知晓该工程的施工单位为被告，原告自行将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首部的承租单位一栏填写为“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项目部”。原告直至2018年才清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第三人主张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项目印章系被告的工作人员石登文加盖，但经石登文出庭作证，原告表示对于是否是石登文加盖印章没有印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之后，原告开始向第三人夏加平提供租赁物资，从原告提供的《周转材料（发）货凭证》来看，第一次发货的时间为2017年4月2日，最后一次的发货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发货时间在2017年8月2日（含当日）之前的《周转材料（发）货凭证》的承租单位均登记为第三人夏加平，发货时间在2017年8月2日之后的《周转材料（发）货凭证》的承租单位的登记才与被告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有关，但上述所有《周转材料（发）货凭证》的收货人一栏均为第三人夏加平签名，其中2017年6月3日《周转材料（发）货凭证》有第三人夏加平和驾驶员“吴世勇”在收货人一栏共同签名。原告主张其在《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加盖项目印章之前并不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单位，故在《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加盖项目印章之前的所有《周转材料（发）货凭证》均登记承租单位为第三人夏加平。从原告提供的《周转材料（收）货凭证》来看，第三人夏加平第一次向原告归还建筑物资的时间为2017年7月24日，最后一次向原告归还建筑物资的时间为2018年6月5日，上述所有《周转材料（收）货凭证》的发货人均为第三人夏加平，即由第三人夏加平将上述建筑物资归还给原告。从原告提供的租金费用结算表和租金费用计算单来看，自2017年5月起至2019年3月止，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按月签订租金费用结算表和租金费用计算单，对租赁物资的租用、归还以及租金费用等进行结算。2017年11月，因本案所涉工程需要赶工期进度，急需建筑物资，第三人夏加平在获得被告的许可后，向贵阳金阳楚华建筑设备租赁站、贵阳白云国越建筑设备租赁站、长沙县星沙诚信建筑器材租赁部租赁建筑物资并签订租赁合同，由被告在上述租赁合同上加盖项目印章。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原告向被告索要建筑物资的租金，被告的工作人员查看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之后，发现该合同的落款日期由“2016年2月25日”改为“2017年2月25日”、尾部手写并由夏加平签名捺印“自2016年6月1号起钢管按2.80元/T/天、扣件按0.008元/套/天计算，其它不变”、第一页手写并由夏加平签名捺印“自2018年2月1日起材料租金单价做以下调整：钢管2.67元/T/天、扣件0.008元/套/天、顶托0.04元/支/天、套管0.04元/支/天”，且发现该合同加盖的项目印章并非被告使用的项目印章，被告拒绝向原告直接支付租金。2018年7月31日，被告的项目负责人吴世权向岑巩县公安局控告第三人夏加平伪造项目印章。岑巩县公安局在侦查该案的过程中，先后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贵州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项目印章与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刻制的项目印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贵州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均以检材达不到鉴定条件为由不予受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文鉴字第09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倾向认定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项目印章印文与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刻制的项目印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9年4月9日，岑巩县公安局作出岑公（刑）不立字[2019]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2019年11月4日，岑巩县公安局作出岑公（刑）立字〔2019〕1004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夏加平涉嫌伪造印章案立案侦查。截止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岑巩县公安局对该案未作出结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对比原告于2018年8月6日提供给岑巩县公安局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与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发现原告提供给本院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再次出现改动痕迹，即尾部“自2016年6月1号起钢管按2.80元/T/天、扣件按0.008元/套/天计算，其它不变”改为“自2017年6月1号起钢管按2.80元/T/天、扣件按0.008元/套/天计算，其它不变”。2017年11月4日，第三人夏加平向被告借支200000元并在被告的借支单上签字后，被告按照第三人夏加平的委托将其中100000元转账至原告的账户。2018年3月13日，原告向第三人夏加平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夏加平钢管租金款贰万元。”第三人夏加平在该《收据》上签名确认后，被告于2018年4月13日将该20000元转账至原告的账户。除上述两笔款项之外，被告未再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1月19日，原告自行从第三人夏加平承包的位于岑巩县大树林的工地上拉回部分建筑物资，原告自认系被告归还给原告的租赁物资，但该工地与被告并无关系。第三人夏加平认为上述建筑物资与原告无关，要求原告退还上述建筑物资给第三人夏加平。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周转材料（发）货凭证》、见证书、租金费用结算表、租金费用计算单、《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3682号《民事调解书》、《建筑周转物资租赁合同》、银行流水清单、《周转材料（收）货凭证》、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的岑公（刑）不立字[2019]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司法鉴定业务不予受理通知书、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情况说明》、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中标通知书、《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EPC）》、岑巩县国盾网络印章制作点《证明》、营业执照、《见证书》、岑巩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询问笔录、2018年3月13日《收据》、银行流水清单、借支单，第三人提供的《见证书》，以及本院依职权向岑巩县公安局调取的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受案回执、询问笔录、《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协议》、印章刻制证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当事人；2、被告是否负有向原告支付租金、违约金和赔偿租赁物资损失的责任。一、关于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体现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实际签订情况来看，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在签订《周转材料租赁合同》时，双方均不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单位为被告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夏加平未向原告出具被告的单位介绍信或营业执照复印件，未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未向原告说明系代表个人或者单位与原告签订该合同，仅告知原告其系岑巩县水尾镇工地的外架班组负责人，该工地需要租赁钢管等建筑物资，而原告也未审核第三人夏加平是否有代理权限或者代表权限，仅相信第三人是工地外架班组的负责人，则双方对于订立《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邀约和承诺仅发生于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之间，仅体现于原告与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仅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效，与被告并无关系。同时，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在签订该合同之时，该合同首部的承租单位（乙方）一栏未填写内容，落款的乙方仅有夏加平签名捺印，未加盖任何印章，则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在合同形式上亦不能体现被告具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从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签订该合同后，双方对于租赁物资的租用、归还、结算均体现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被告并未参与该合同的履行过程。被告虽于2017年11月4日向原告支付租金100000元，于2018年3月13日向原告支付租金20000元，但上述租金均系被告在第三人向被告借支或者在得到第三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受第三人的委托代为支付，均计算入被告应当向第三人支付的工程款之内，系被告在履行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而并非被告单独直接支付租金给原告。因此，上述支付款项的过程不能体现被告具有履行《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被告虽在第三人夏加平与贵阳金阳楚华建筑设备租赁站、贵阳白云国越建筑设备租赁站、长沙县星沙诚信建筑器材租赁部签订的租赁合同上加盖项目印章，但上述印章的加盖系因工程赶工期进度的特殊需要而为之。第三人夏加平承包的工程内容系包工包料完成内外架的材料、搭设和拆除，被告对第三人夏加平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建筑物资的来源和租金等本不具有管理和干预义务，且被告从未认可与原告具有合同关系或者向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被告对于赶工期进度而加盖项目印章的特殊处理情形不足以成为认定被告具有与原告履行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的理由。综上，从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情况来看，该合同的当事人应为原告与第三人，原告为租赁物的出租人，第三人夏加平为租赁物的承租人。被告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现原告主张要求与被告解除《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是否负有向原告支付租金、违约金和赔偿租赁物资损失的责任。本院认为，在排除被告系《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之后，该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厘清《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贵州思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岑巩县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尾）安置点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的性质和效力。原告和第三人主张该项目印章系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共同于2017年7月左右到被告的工地上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加盖，而被告始终否认其曾在本案所涉《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项目印章，且否认该项目印章与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在“岑巩县国盾网络印章制作点”刻制的项目印章的一致性，认为该项目印章系第三人夏加平伪造，并为此向岑巩县公安局报案，岑巩县公安局已对该案立案侦查，但至今未作出定论。本院认为，《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项目印章与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在“岑巩县国盾网络印章制作点”刻制的项目印章是否一致并不能成为认定民事行为成立及效力的决定性因素，而应当根据盖章之人是否具有代理权或代表权，或者交易相对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或代表权进行综合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一方面，原告与第三人在签订《周转材料租赁合同》时，双方均不知晓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单位，且第三人从未向原告提供被告单位的介绍信、营业执照或授权委托书等用于证明其身份的资料，则第三人并无权限代理或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而第三人自称其系外架班组负责人并承诺给原告加盖项目印章的行为亦不足以成为原告相信第三人有权代理或代表被告签订《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合理理由，故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另一方面，原告与第三人主张《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的项目印章系原告与第三人夏加平共同于2017年7月左右到被告的工地上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加盖，第三人还主张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项目印章系被告的工作人员石登文加盖，但经石登文出庭作证，原告表示对于是否是石登文加盖印章没有印象。本院认为，上述情形足以认定原告并无相应证据证明该项目印章是何人加盖，则原告更不具有相信盖章之人具有代理权或代表权的合理理由。因此，《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项目印章的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被告不应承担向原告支付租金、违约金和赔偿租赁物资损失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阳金阳鼎兴建筑材料租赁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38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贵阳金阳鼎兴建筑材料租赁站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一审判决是否程序违法；二是上诉人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提出一审存在四项程序违法，分别是未审查吴世权的代理人身份、遗漏当事人、裁定中止诉讼、变更保全财产。关于一审允许吴世权作为思润公司代理人参与诉讼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查思润公司出具有委托书、聘书的情况下，允许吴世权作为思润公司代理人参与诉讼问题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未损害上诉人诉讼权利。关于上诉人上诉称一审遗漏当事人吴世权，从而程序违法的理由，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根据合同相对性，能够查清案件的事实，从而未依职权追加吴世权作为本案第三人并无当妥。关于一审法院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违法以及本案中止诉讼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之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行为，本案一审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也是根据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并未损害上诉人诉讼权益。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案件审理，本案中，因第三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且该行为对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裁定该案中止审理也无不当。关于一审期间变更保全财产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之规定，本案思润公司已经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解除思润公司的银行存款冻结措施并无不当，且未损害上诉人执行利益。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要求思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是上诉人于2017年2月25日与第三人夏加平签订一份《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一审法院从合同订立的合意、合同实际的履行进行了详细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结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关于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夏加平代表哪个公司、夏加平也没有告知其受公司委托”的陈述，本院对于《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为上诉人与夏加平予以确认，故上诉人的主张对象只能是夏加平，其一审主张并在上诉中坚持要求思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属于主张对象错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638元，由上诉人贵阳金阳鼎兴建筑材料租赁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家良审判员  王山地审判员  郑华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刘于麟书记员韩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