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9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龙湾村三莲坊工业路**102。法定代表人：徐刚。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通，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兴，男，199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来，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德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永兴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4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德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荣德晟公司不需向黄永兴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均由黄永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黄永兴提交的两份《公证书》中显示的招聘信息内容不能证明黄永兴入职荣德晟公司，更不能证明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间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黄永兴在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光碟图片》、案外人徐某与黄永兴之间的《转账记录微信》《快递单》、徐某与黄永兴之间的《账单》，均不能证明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间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能充分证明黄永兴与徐某之间有雇佣关系。3.荣德晟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徐某制作的《工资表》（2019年4月份至7月份）、有黄永兴签名的《工资收据》《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徐某雇请了三个雇员，黄永兴是其中之一。二审证据一与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微信》《快递单》《账单》充分佐证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足以证明黄永兴与徐某之间有雇佣关系。二、自2018年12月1日起，荣德晟公司与徐某不存在劳动关系。1.荣德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徐某在2018年11月1日向荣德晟公司提交的亲笔签名文件《辞职申请书》，直接证明了徐某自愿辞职，自2018年12月1日起已不到荣德晟公司处上班，荣德晟公司与徐某之间的劳动关系即日起自动终结。2.荣德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来源于税务部门网站的打印件《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显示徐某不是荣德晟公司的员工，从而证明了荣德晟公司与徐某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12月1日起自动终止。三、自2018年12月1日起，荣德晟公司与徐某各自独立经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承包经营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存在承包经营关系错误，引用承包经营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定案的“法律依据”错误。1.荣德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在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机器设备租赁合同》、在2018年11月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月租金的《收款收据》及《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徐某自2018年12月1日起离开荣德晟公司并独立经商，独立制造五金制品。2.荣德晟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以下证据与上述《机器设备租赁合同》《收款收据》《转账记录》互相佐证，足以证明自2018年12月1日起荣德晟公司与徐某各自独立经营，不存在任何承包经营关系：（1）证据一：徐某制作的《工资表》（特别提示：该工资表黄永兴在仲裁程序中曾提交过给仲裁委），有黄永兴签名的《工资收据》《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徐某雇请的雇员与荣德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列举的员工各不相同。（2）证据二：购买机器的《收款收据》及相应的《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8000元），修理数控车床的维修费《收据》（￥3000元）及相应的《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证明徐某同时使用多台机器设备，独立进行生产经营，独立制造五金制品。（3）证据三：荣德晟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工商银行的《客户对账单》、荣德晟公司自行制造的五金《产品图片》。证据四：徐某使用的机器外型《图片》、徐某自行制造的五金《产品图片》。两组证据证明荣德晟公司与徐某各自制作、生产的五金产品有明显的区别：荣德晟公司专产螺丝钉、螺母等小型五金产品，徐某专生产大件五金产品。（4）证据五：《加工单》《送货单》、货款转账《电子银行回单》《产品设计图纸》，证明徐某生产的产品为“尼龙轮”“托轮”“轴承套”“移滑轨道固定销”“托轮销”“轨道固定板支柱”“轮销”“链轮”等大型、大件五金产品，与荣德晟公司生产的螺母螺钉有明显区别，从而证明了荣德晟公司与徐某是各自独立经营。3.徐某、黄河、蒋某的证人证言，证明了黄永兴与徐某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间有雇佣关系，荣德晟公司与徐某之间各自独立经营，不存在承包经营关系，证明了徐某同时使用十多台机器制作五金制品。综上所述，徐某离职后，雇请黄永兴制作五金制品，徐某与荣德晟公司不存在承包经营关系，黄永兴不是荣德晟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判决错误。黄永兴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荣德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荣德晟公司不需支付黄永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1850.50元；3.判决黄永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永兴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确认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于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荣德晟公司支付黄永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485.80元；3.荣德晟公司支付黄永兴2019年1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850.50元。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字〔2019〕第4023号非终局《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荣德晟公司向黄永兴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850.50元；3.驳回黄永兴的其它仲裁请求。荣德晟公司不服该裁决，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黄永兴未就该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荣德晟公司主张案外人徐某曾是荣德晟公司的管理人员，但自2018年12月起其就租赁荣德晟公司的两台机器设备单干，并自行聘请操作人员；曾经在2018年12月份左右见过黄永兴在荣德晟公司的工作场所工作过，但其操作的是徐某租赁的机器，其与荣德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荣德晟公司提供了机器设备租赁合同、收款收据、微信以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的截图、辞职申请书、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等证明其主张。其中，1.机器设备租赁合同、股东会决议，显示荣德晟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将两台数控车床租赁给徐某使用，每月租金3000元，荣德晟公司提供部分厂房供徐某免费试用，租赁设备期间雇佣人员以及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与荣德晟公司无关；2.收款收据、微信以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的截图，反映徐某与荣德晟公司就租金进行结算以及转账情况；3.辞职申请书，反映徐某2018年11月1日辞职；4.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反映徐某在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由荣德晟公司代扣缴个人所得税，之后荣德晟公司代扣个人所得税的名单中没有徐某、黄永兴。黄永兴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其表示徐某与荣德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亲兄弟关系，因此提供文件是非常便利的，且微信、支付宝转账款项也有显示款项用途，荣德晟公司所主张的租赁关系没有依据；直至黄永兴离开荣德晟公司，徐某一直是荣德晟公司的管理人员，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反映情况并不完整；黄永兴通过荣德晟公司招聘入职，有理由确信与其建立劳动关系。为此，黄永兴提供了现场视频、微信聊天以及工资支付凭证、公证书等。其中，1.微信聊天以及工资支付凭证的截图，显示与微信名为“徐某老板”的有关请假的聊天记录以及“徐某老板”微信转账支付款项记录；2.公证书，显示荣德晟公司在“58同城”网站发布招聘广告，黄永兴的“58同城”账户曾向荣德晟公司投递简历应聘数控车床操作员。荣德晟公司不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转账记录，其表示徐某并非荣德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徐某与荣德晟公司只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公证书只显示荣德晟公司的招聘信息，无法证明黄永兴在荣德晟公司处上班，也不能证明黄永兴是荣德晟公司的员工。再查明，仲裁阶段，黄永兴陈述其月工资标准为5500元，由荣德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兄弟徐某通过微信转账或者其他预借工资的方式支付工资；其中2019年1月至7月的工资为1月2432.5元（1月24日至30日的工资为450元）、2月2932.5元、3月4865元、4月5636元、5月7009元、6月6348元、7月4610元。荣德晟公司以黄永兴并非其员工为由表示不清楚黄永兴工资情况；确认徐某与荣德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刚为兄弟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黄永兴主张其入职荣德晟公司，并有提供了公证书等作为证据。荣德晟公司亦确认黄永兴在其工作场所工作，操作其所属的机器设备。荣德晟公司主张其将机器设备租赁给案外人徐某，鉴于徐某与荣德晟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荣德晟公司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且即便荣德晟公司主张的机器设备租赁事实存在，参照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15条：“租赁经营（生产）、承包经营（生产）的企业，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法人名称未变，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该企业仍为用人单位一方。……”的规定，与黄永兴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仍是荣德晟公司。综上，黄永兴主张与荣德晟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并认为荣德晟公司应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荣德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黄永兴的入职、离职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采信黄永兴的主张并确认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于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双方自2018年12月24日建立劳动关系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规定，荣德晟公司应向黄永兴支付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荣德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黄永兴的工资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黄永兴的陈述的工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荣德晟公司应向黄永兴支付上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1850.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与黄永兴于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黄永兴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1850.5元；三、驳回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0元，由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查，荣德晟公司上诉时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上述上诉所列举徐某、黄河、蒋某的书面证言，另证据一中有黄永兴等三人的考勤表。庭审时荣德晟公司还补充提交了黄河与徐某签署的《协议书》以及《送货单》《友联收据单》、微信转账电子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拟证明徐某购买加工五金制品的机器、原材料并出售自己加工的五金产品，证明徐某独立经营五金制品，与荣德晟公司不具有承包经营关系。荣德晟公司申请证人徐某、蒋某出庭作证称。证人徐某出庭作证称，其在2018年12月20日左右聘请黄永兴，工资由其向黄永兴发放，除两台机器外其他机器由其购买，其除了雇请黄永兴外，还雇请了另外两个员工。蒋某出庭作证称，其是荣德晟公司的股东，其不认识黄永兴，黄永兴没有在荣德晟公司工作过，徐某自己购买机器设备，有自己的客户，与荣德晟公司无关。对荣德晟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黄永兴质证称，对于荣德晟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针对上诉时提出的证据认为：证据1，工资收据上记载发放的款项属于工资，在最后一张收据明确记载“离职后与本厂无关，在本厂工资已经全部结清”，可见荣德晟公司自认其主体身份为工厂，是合法的用人单位；证据2、3，一审中荣德晟公司承认与徐某存在机器租赁关系；证据4、5，荣德晟公司生产的产品与徐某生产的产品部分相同，故无法区分。针对庭审时提供的证据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不确认荣德晟公司证明的事实，荣德晟公司与徐某不存在机器租赁关系，而是委托管理的关系，是法定代表人授权徐某管理公司，不排除内部有合伙关系，但黄永兴作为外人不清楚。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机器租赁关系，黄永兴也同意一审判决的分析结论。对于徐某、蒋某的证人证言，黄永兴认为徐某与荣德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兄弟关系，蒋某是荣德晟公司的股东，均与荣德晟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足为信。另查明，荣德晟公司提交的租金《收款收据》、转账记录显示，徐某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每月支付3000元设备租赁款，其中2019年5月微信转账支付2600元、2019年7月支付宝转账支付2500元，其余收据中注明均为现金支付。荣德晟公司提交的考勤表涉及黄永兴等三人，考勤表显示黄永兴的工号为14，另外两人工号分别为7和12,考勤表上有手写的工资构成及计算数额。日期为2019年7月30日的《收款收据》有“今付黄永兴7月份工资合计4595元。黄永兴2019年7月22日离职，一切事情与本厂无关，在本厂工资已全部结清”的字样，黄永兴在收款单位处签名，填表处有“徐某”的签名。荣德晟公司提供的《加工单》上有徐某的签名，供应商一项的内容空白。《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徐某”的签名。《友联收据单》上收货单位记载为徐某。微信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徐某的收付款记录。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是荣德晟公司与黄永兴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荣德晟公司应否向黄永兴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黄永兴提交的公证书显示，荣德晟公司在58同城网站发布了招聘信息，黄永兴在该平台向荣德晟公司投递简历成功。黄永兴被聘用后在荣德晟公司的工作场所工作，工作内容是操作机器设备进行五金制品生产，与荣德晟公司经营的业务相一致。对此本院认为，黄永兴主张其与荣德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荣德晟公司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予确认，应提交证据予以反驳。现荣德晟公司主张案外人徐某租用荣德晟公司的机器设备，与荣德晟公司相互独立经营，黄永兴是由徐某个人雇佣，并提交了徐某的《离职申请书》《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机器设备的租赁合同、租金收据、《股东会决议》以及徐某、蒋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但由于徐某、蒋某与荣德晟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仅凭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荣德晟公司的主张。荣德晟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加工单》《友联收据单》等单据虽显示有徐某的名字或者签名，但基于徐某与荣德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存在兄弟关系以及徐某曾是荣德晟公司的员工，故上述单据只能证明徐某是经手人而不足以证明徐某与荣德晟公司相互独立经营。至于荣德晟公司提交的经手人是徐某的黄永兴签领工资的收据，由于黄永兴是通过荣德晟公司的招聘广告应聘入职，而徐某曾是荣德晟公司的管理人员，单据上有“黄永兴2019年7月22日离职，一切事情与本厂无关，在本厂工资已全部结清”的字样，故仅凭该证据难以证明黄永兴是徐某个人雇佣的，且荣德晟公司提交的考勤表显示黄永兴的工号为14，与徐某出庭陈述其雇请的员工包括黄永兴内共三人，存在不合常理之处。荣德晟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综上，荣德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黄永兴是由案外人徐某个人雇佣的事实，故本院采纳黄永兴的主张，认定黄永兴与荣德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认定黄永兴与荣德晟公司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荣德晟公司主张与黄永兴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黄永兴与荣德晟公司在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荣德晟公司未依法与黄永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向黄永兴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荣德晟公司主张无需支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荣德晟公司二审提供的收据显示的工资与黄永兴主张的一致，一审法院认定荣德晟公司应向黄永兴支付上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1850.5元也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荣德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荣德晟五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 曦罗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