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265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姚喜，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玲，内蒙古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许永琳（曾用名许燕），女，1981年4月10日出生，住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玲，内蒙古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董泉宏，男，1974年8月12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包头市。上诉人姚喜、上诉人许永琳因与被上诉人董泉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7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喜及其与许永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玲、被上诉人董泉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喜、许永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返还欠款170000元;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二、请求判决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已依约完成协议内容,协议书列明“董全红承诺董一斌正式上车实习,给姚喜撤去以前欠他一切债务款项的欠条和债物纠纷”。被上诉人上述承诺系其单方作出的债务免除承诺,依承诺内容上诉人只要依约安排董一兵上车实习,就已完成所附条件。依约就应达到债务免除的效果,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为上诉人应当为董一兵安排铁路货车司机工作,上述认定无疑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违背了双方债务免除的初衷。且上诉人提供的董一兵辞职报告明确显示:董一兵自2018年开始依约上车实习,因其自身原因离职。故上诉人己依约完成协议书所附条件,己经发生了债务免除的效果。二、一审法院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照委托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进行审理。一审中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仅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然一审法院却认定双方已将借贷关系转化为委托代理关系,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并认定委托合同无效进而判令上诉人返还款项。自始至终被上诉人均未委托上诉人为其子董一兵安排工作,上车实习只是债务免除所附条件,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预付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将借贷关系转为委托关系的合意,故双方协议书并非委托合同,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签署的协议书系附条件债务免除,非委托合同,一审法院对协议书定性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因此,上述协议是被上诉人基于此前的借款关系对上诉人作出的单方免除债务承诺。该承诺系附条件免除,所附条件为上诉人需通过自身努力安排董一兵上车实习。故当满足上述条件后,双方债务当然发生免除效力。协议书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适用合同无效及无效后的返还。三、一审判决降低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门槛,无形中将无效合同的范围扩大,破坏了合同的稳定性,也将导致不诚信风气的蔓延。董泉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泉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其中10万元按月利率1.5%计算；7万元按年利率6%计算)；起诉时暂计算至2020年6月5日，利息为101256.67元，合计271256.6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原告董泉宏与被告姚喜系朋友关系。2015年11月13日，被告姚喜、许永琳向原告董泉宏出具《欠条》，写明：今欠到现金100000元，壹拾万元，利息壹分五利。同日被告姚喜、许永琳向原告董泉宏出具《欠条》，写明：今欠现金70000元，柒万元整。2018年5月21日，原告董泉宏、董一兵（甲方）与被告姚喜、许永琳（乙方）签订《协议书》，写明：董全红小孩董一斌找姚喜安排铁路火车司机工作，姚喜承诺安排正式工岗位，董全红承诺董一斌正式上车实习，给姚喜撤去以前欠他的一切债务款项的欠条和债物纠纷，如有一方反悔，承担一切后果。2020年6月4日，董一兵向中铁十六局提交《辞职报告》。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效力为何；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董泉宏提出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其中100000元是借款本金，70000元是2011年3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的利息，被告姚喜、许永琳对两张《欠条》予以确认，但认为欠条写明的款项并非为借贷而是工程款，但被告姚喜、许永琳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董泉宏对欠条写明的款项作出了合理说明，法院予以确认。2018年5月21日，双方就三人之间的债务达成协议，被告姚喜为原告董泉宏之子董一兵安排正式工岗位，在事情办理后，原告撤去被告姚喜一切债务款项的欠条和债务纠纷，可以推定为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即双方合意，由民间借贷关系转为委托合同关系。被告辩称被告已经完成了联系工作等事项，是董一兵自己辞职，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为董一兵安排正式工岗位，故对该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事项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签订的委托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基于无效合同取得财产的一方应当予以返还，即被告姚喜、许永琳应当返还170000元。原告董泉宏要求被告姚喜、许永琳支付借款100000元及70000元的利息，因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原告董泉宏不应基于无效合同取得收益，故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认为原告董泉宏提出该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姚喜、许永琳向原告董泉宏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可以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即诉讼时效期满为2018年11月13日，双方于2018年5月21日就债务达成协议，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董泉宏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判决：一、被告姚喜、许永琳返还原告董泉宏欠款170000元；二、驳回原告董泉宏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执行款项被告姚喜、许永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370元，减半收取2685元，由原告董泉宏负担1003元，被告姚喜、许永琳负担1682元。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姚喜、许永琳是否应当偿还董泉宏借款及利息17万元。姚喜与董泉宏对2015年11月13日出具两张欠条的真实性认可。二审中，许永琳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认可“今欠到现金100000元（壹拾万元）”中许燕的签字，但认可柒万元欠条是许燕本人签字。一审审理期间，法院询问许永琳是否对其签字做笔迹鉴定，其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姚喜在二审法庭中认可，许永琳对借款的事实知情。姚喜和许永琳系夫妻关系，现许永琳不能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许燕”签字非其本人签字,也不能证明其本人不知情姚喜欠款的事实。因此，本院对许永琳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姚喜、许永琳向董泉宏借款，本应信守诺言，按期归还欠款。但是其二人一直未能按期归还欠款。2018年5月21日，董泉宏、董一兵与姚喜、许永琳签订《协议书》，约定姚喜给董泉宏儿子董一兵安排工作，则可免除一切债务款项的欠款和债务纠纷。二审中，姚喜认为其给董一兵找工作相当于“猎头”的角色，其只是给董一兵提供了工作信息，帮助其找到理想工作，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姚喜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猎头”的身份及完成提供工作信息的合理依据。依照法律规定，劳动者的上岗与调动工作均受到劳动法等相关法规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约束，董一兵应当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争取工作岗位，而不是以托关系、找熟人的方式实现就业目的。董泉宏通过免除债务的方式期望给自己的儿子找到理想工作岗位的目的，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该委托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姚喜、许永琳应当返还所借欠款。综上所述，姚喜、许永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70元，由上诉人姚喜、许永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丰 悦审判员 沈艳萍审判员 刘程燕 二○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 宁书记员 张 宁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