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2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波，男，197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祖红，男，198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凤，湖南远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文波与被上诉人吕祖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4民初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吕祖红返还20000元给李文波；2.一、二审诉讼费由吕祖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李文波并未要吕祖红协调处理，而是吕祖红答应可以搞定醉驾改酒驾的事宜，办不定不要钱。在李文波的醉驾案件资料移送检察院的情况下吕祖红还想骗取李文波13000元。李文波已经提交了五段电话录音证明自己的观点；2．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吕祖红在收取20000元后没有办定双方口头约定的事项，应当返还钱款。双方约定的委托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情形，李文波作为受损失的一方可以要求获得利益的一方返还钱款。吕祖红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持理由为：1.双方当事人对于20000元用于处理交通违法一事没有异议；2.双方对协调交通事故怎么处理没有明确约定；3.李文波主张吕祖红曾说过没有办好不收钱是没有依据的。李文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吕祖红归还李文波借款20000元；2.判令吕祖红承担因此次诉讼产生的费用。诉讼中，李文波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吕祖红返还不当得利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吕祖红系南昌赣湘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元旦前后，李文波因酒驾面临处罚，欲通过关系协调处理，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吕祖红，吕祖红亦同意帮忙办理。2.2018年1月4日，李文波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吕祖红支付20000元。3.2018年1月21日，李文波应吕祖红要求给吕祖红打通电话后，吕祖红在电话中要求李文波再向其给付13000元用于请交警队的人吃饭唱歌，李文波以手上没钱为由，提出第二天在交警队前见面时再支付。4.李文波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1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2月1日，被提起公诉，2018年2月27日，李文波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一个月拘役，并处罚金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文波以微信转账凭证为依据，要求吕祖红返还所取得的款项，在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后，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权的基础为不当得利，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为：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依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吕祖红对李文波通过微信向其转账支付2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吕祖红取得20000元有无法律根据。吕祖红取得李文波的20000元，是基于李文波的给付行为，判断吕祖红取得20000元是否有法律依据，应结合该给付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李文波主张向吕祖红转账支付20000元是向吕祖红提供的借款，但因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双方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诉讼中，李文波变更了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为不当得利，故吕祖红与李文波间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文波向吕祖红给付20000元时，李文波因交通违法一事委托吕祖红为其协调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李文波与吕祖红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对吕祖红受李文波委托处理交通违法一事陈述一致，依照上述规定，李文波与吕祖红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李文波在主张吕祖红取得20000元系不当得利后，对支付20000元的原因并没有作出新的陈述，在李文波提交的与吕祖红于2018年1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吕祖红提出收到了李文波支付的20000元，李文波不仅没有要求吕祖红返还该20000元，反而在吕祖红要求其再支付13000元时同意第二天支付。李文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交易主体，在对给付对象、给付金额没有错误的认识的情况下，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吕祖红支付20000元完全是基于李文波的真实意思而在双方间发生的财产变动，是其自愿给付的行为，并不存在给付不当的情形。诉讼中，李文波主张吕祖红承诺事情没办好不收钱，但李文波对委托事务的具体约定内容及关于吕祖红没有处理好委托事务的主张均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李文波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此，在当事人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受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资金具有法律依据。民诉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文波主张吕祖红取得20000元系不当得利，李文波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李文波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吕祖红没有合法根据取得20000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吕祖红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取得李文波自愿支付的20000元有法律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对李文波要求吕祖红返还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李文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李文波负担。二审期间，李文波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文波提交的三份电话录音，拟证明吕祖红欺骗李文波，当李文波醉驾入刑后曾找吕祖红追讨20000元，吕祖红曾表态会返还，后又装作不认识李文波。因该电话录音内容达不到李文波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李文波和吕祖红约定，由李文波向吕祖红支付钱款，吕祖红通过找关系方式帮助李文波办理醉驾改酒驾的事宜，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履行合同中发生纠纷，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吕祖红是否应向李文波返还20000元。公民进行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我国刑法规定，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应追究驾驶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李文波向吕祖红支付钱款，旨在由吕祖红通过找关系方式帮助李文波醉驾改酒驾，逃避法律制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该委托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应不受法律保护。李文波明知请托行为有违法律规定，但仍为之，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李文波在其目的不能实现时，意图通过民事诉讼，借助人民法院的司法强制力来追回受损的利益，也有违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原则。故对李文波上诉要求吕祖红返还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钱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文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李文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科见审判员  孙孝明审判员  张秋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柳萌书记员梅梦莎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