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502民初3112号 原告（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29MA6KJ5K19B。 住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漕涧镇朝阳路。 法定代表人：任国进，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云南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反诉原告）：王炳广，男，1983年8月15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保山市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客林，云南弘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生，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炳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受理后，2020年6月28日，本诉被告王炳广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要求就案涉银杏苗进行鉴定，2020年8月11日本诉被告王炳广向本院口头陈述撤回鉴定申请，该口头申请已记录于当日的《询问笔录》。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被告（反诉原告）王炳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客林、陈开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履行合同款项，其中银杏叶收购定金230000元，预售农药和化肥款51022元，代付人工费50000元，合计331022元人民币;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履行合同款项，其中银杏叶收购定金230000元，预售农药和化肥款51022元，代付人工费27500元，合计308522元人民币。事实与理由：原告公司（合同甲方）与被告（合同乙方）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协议约定：第一条：银杏苗木种植及银杏鲜叶采摘回收，协议所指范围为：乙方在蒲缥镇内发展的银杏苗木种植面积；第二条：合作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第四条：双方权利义务：（一）、甲方的权利义务。1、向乙方提供合格的银杏种子……4、向按甲方要求种植的乙方支付银杏叶收购定金，其中：第一年支付50元／亩／月（下种后开始支付至9月份）；第2年至第6年100元／亩／月（4月至9月，共6个月）。5、甲方预付的收购定金在当年的收叶款中优先扣除：对乙方不按照要求种植，甲方停发收购定金，直至乙方完成整改。6、以出厂价格向乙方足额预售农药和化肥，保证乙方的正常生产管理，全额货款在收叶款中一次性扣清。7、甲方必须全部回购乙方在本协议下种植银杏鲜叶，合作期内收购单价2.8元／千克（必须送至甲方在蒲缥建设的烘干厂）。（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其中：4条、5条约定，每月上报甲方收购定金发放申请表，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发放收购定金；乙方必须在领取种子、种植地块编号确认书上签字。第六条、合作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一）、合作因以下事由之一终止。其中2条约定：双方同意终止合作关系。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均按合同履行，被告种植面积500亩，原告按合同约定从2018年3月份至9月份转账给原告银杏叶收购定金230000元；2018年3月20日至5月26日垫付农药化肥款51022元。原告支付银杏叶收购定金后由于被告管理不善，没有收到过银杏叶。2018年12月份，由于被告种植管理存在问题加之无法支付租赁基地租金，与原告口头解除了《合作协议》，合同解除后，于2019年8月6日被告因没有资金发放工人工资向原告借款，原告现金交付5000元，转账45000元给被告岳父周华民（周华民为被告种植基地管理人）。以上款项合计331022元人民币。事后原告与被告沟通无果，原告的款项被告至今没有返还，现依法起诉，诉讼请求如前所述，请法院依法判决。 本诉被告王炳广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主张其履行合同所支付的款项金额答辩人不予认可。（一）定金：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2018年永利公司支付给王炳广收叶定金明细》明确了被答辩人分别于4月至8月支付答辩人3万元／月，9月份支付5万元，合计支付20万元收叶定金，该表格由被答辩人制作，答辩人在收款人一栏签字确认，能够证实其收款的真实性，且该支付方式符合《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因此，答辩人实际收到的收叶定金为2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实双方产生了交易，对于交易款项的性质无法进行证实，原告要证实支付收叶定金，除银行转账凭证外，尚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代付人工费：5000元现金无证据证实，不予认可；45000元收款人并非王炳广，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可。二、被答辩人存在违约行为，其支付的定金依法不予退还。第一，被答辩人已将500亩银杏树苗起挖、运走，但未按《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与被答辩人进行结算，而是独自占有了全部银杏树苗及其收益价款。同时，答辩人垫付了起苗费、土地租金，被答辩人也未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承担起苗费及土地租金。这是被答辩人的违约行为之一。第二，被答辩人没有按协议约定向答辩人提供应有的技术支持，导致银杏种植情况不佳。这是被答辩人的违约行为之二。基于被答辩人存在上述两项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被答辩人）未履行约定的债务，无权要求返还定金。三、答辩人依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返还其所支付的款项。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收叶定金及农药、化肥款是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在终止合作时，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双方应共同处置银杏树苗，并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处置收益。因在合作中，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合作终止后，双方应就合作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算（包括银杏苗木价款的分配及起苗费、土地租金的承担）。但被答辩人未按照协议约定在合作协议终止时与答辩人进行结算，并分配处置银杏树苗的收益，而是将树苗据为己有，树苗价款远远大于被答辩人支付的金额，在无法获取处置收益的情况下，于答辩人而言，利益受损。因此，在被答辩人违约，没有对其应负债务与答辩人进行结算的情况下，答辩人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予退还其所支付的款项。综上，请法庭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王炳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银杏价款732777.54元，并自2019年4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日止；暂计算至反诉之日（2020年6月28日），利息共计52637.85元；本息合计785415.39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起苗费27067.50元、土地租金81779.4元，共计108846.9元，并自2019年4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日止；暂计算至反诉之日（2020年6月28日），利息共计7818.84元；本息合计116665.74元。3、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反诉诉讼费、保全费用及鉴定费。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双方以“公司＋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进行银杏苗木种植及银杏鲜叶采摘回收项目。具体为：由反诉被告无偿提供合格的银杏种子给反诉原告，由反诉原告按照反诉被告的种植方案进行银杏种植。整个合作过程中反诉被告应对原告进行技术支持以及派技术员协助种植管理，同时，上述协议文件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合作终止时银杏苗的处置事项及收益分配以及起苗费、土地租金的承担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反诉被告技术人员在反诉原告的陪同下选定了种植地地块，反诉原告根据反诉被告选定的地块与相应地块的农户签订了《蒲缥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转包了近500亩银杏种植土地并全部种植了银杏，双方对500亩土地的银杏下种面积进行了确认。但因反诉被告所选地块较为贫瘠加之其没有提供足够的银杏种植技术支持和管理，故造成银杏生长较慢，被告以项目亏损为由不再按月支付合作预付款（定金），并要求反诉原告终止《合作协议》。于是，双方同意终止合同。反诉被告将500亩银杏苗木回收、起挖、运走。但双方一直没有对合同终止后的相关事宜进行结算。反诉原告认为：双方合作期间，反诉原告按照双方约定履行义务，从土地租赁、500亩银杏的耕种、除草、管理到后期协助被反诉原告对银杏树苗进行起挖、运走等工作，耗费了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双方未就反诉被告回收的500亩银杏树苗进行结算，也未按约定向反诉原告支付起苗费和土地租金，其行为构成违约。根据《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合作终止后，银杏树苗由双方共同处置，所得价款甲方（反诉被告）占45%，乙方（反诉原告）占55%；《补充协议》（二）约定：在处理售卖树苗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起苗费、地租等，由甲方（反诉被告）承担45%，乙方（反诉原告）承担55%。所以，反诉原告有权要求反诉被告支付55%的银杏树苗价款、55%的起苗费和土地租金以及以上款项的资金占用费。综上，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文件合法、有效，反诉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约定，给反诉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 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明确，被答辩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认真履行义务，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答辩人投资目的无法实现，是合同被迫终止的根本原因。本案合同约定的甲方合同义务为：提供种子、支付收购定金、进行技术指导，答辩人已经完全履行。答辩人为此付出目的是能够回收叶子，由于被答辩人无力支付地租及管理投资，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直至答辩人无奈同意终止合同，答辩人未能达到合同目的的同时损失惨重。二、合同终止，在主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了，“银杏树苗由双方共同处置，所得价款甲方占45%，乙方占55%”。双方没有约定起挖、运输费用如何承担。本案合同终止后合同双方为挽回损失，由被答辩人组织工人起挖了部分育苗，答辩人将树苗运至马街厂地拟进行出售，没有买主的情况下，又将树苗分别育种在马街厂房边和塘子沟李某2草莓基地。直至树苗全部自然死亡，全部损失。这不能归责给答辩人。三、被答辩人主张的工人工资，于2019年8月6日，被答辩人因没有资金发放工人工资向答辩人借款，答辩人现金交付5000元转账45000元给被答辩人岳父周华民（周华民为被答辩人种植基地管理人）。应该按照主合同约定利益比例，被答辩人按50000元的55%退款27500元。四、被答辩人提到的《补充协议》，属于附期限条件约定，在本案中不适用。五、关于被答辩人申请鉴定问题，答辩人对鉴定结论不认可，理由：1、育苗基地树苗没有全部起挖，被起挖树苗数量双方没有确认签字，数量无法确定；2、鉴定以推理计算方式进行，没有法律依据。由此，鉴定结论不科学、不准确。综上答辩，被答辩人主张的银杏价款、土地租金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反诉。 当事人围绕本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双方2018年3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两份。经质证，以上证据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诉中，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抽样报告》、《下种确认书》各一份，欲证实2018年4月25日原、被告双方负责人任国进、包昕峰、周华民对种子发芽率进行抽样，发芽率没有问题。2018年6月30日双方对下种面积进行确认，被告种植面积为500亩，双方均积极履行合同的事实。 经质证，本诉被告王炳广认为《抽样报告》，系原告单方制作，对三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下种确认书》对三性不持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仅仅就原告在2018年4月25日做了抽样检查，而是一份单一的（只有50棵抽样）报告无法证实原告积极履行了合同。 本院认为，本诉被告王炳广否认《抽样报告》，亦未于该《抽样报告》签字确认，故本院对《抽样报告》的三性不予采信。《下种确认书》系本诉被告王炳广向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且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亦认可该《下种确认书》，故本院对其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2、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2018年永利公司支付给王炳广收叶定金明细》一份、《银行转账凭证》九份、《垫付给王炳广农药化肥款明细》一份，欲证实2018年3月至9月原告按约定共转账给被告230000元人民币收购定金，2019年8月6日转账给被告岳父周华民支付人工工资款45000元，垫付农药化肥款51022元人民币的事实。 经质证，本诉被告王炳广认为《收叶定金明细》、《垫付给王炳广农药化肥款明细》三性认可，《银行转账凭证》三性不认可，因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并非金融机构正式的打款凭证，其中一份45000元的凭证也非向王炳广本人所支付的款项。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经原、被告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定金为20万元，而非23万元，不认可原告支付了45000元的人工工资。 本院认为，《收叶定金明细》与《银行转账凭证》相互对应，虽《收叶定金明细》与《银行转账凭证》存在3万元的差额，然依据合同约定本诉原告向本诉被告的付款义务仅为购买鲜叶的预付款，故仍应以《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的实际转账金额为支付购买鲜叶的预付款，本院对《收叶定金明细》、八份收款人为本诉被告王炳广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收款人为案外人周华民的《银行转账凭证》，尚无证据佐证该转账与本案案涉纠纷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收款人为案外人周华民的《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垫付给王炳广农药化肥款明细》系本诉被告王炳广向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且本诉被告王炳广对三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垫付给王炳广农药化肥款明细》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3、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本诉被告王炳广与案外人杨世银等24人签订的《蒲缥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保合同》二十四份、《2018年土地流转付款花名册》一份、本诉被告王炳广于2019年3月30日与案外人杨世银等24人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欲证实合作期间，反诉原告根据反诉被告选定的地块与农户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合作期间，反诉原告为种植银杏支付地租181732元的事实。 经质证，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认为这些费用与原告无关。 本院认为，虽《蒲缥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保合同》、《2018年土地流转付款花名册》均有涂改痕迹，然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且本诉被告王炳广为履行种植合同确存在租赁土地的客观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4、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挖银杏苗记录单》二份，欲证实合作期间，反诉被告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找人挖走了银杏苗10万棵的事实。 经质证，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按照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后双方应共同处理，按比例取得银杏叶出售价款，单据中无原告的签名，是被告单方行为，银杏苗数无法确定。 5、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起苗记录》十一份、《收款收据》六份、《找车挖苗记录本》二份，欲证实合作终止后，因反诉被告要求回收全部树苗并要求反诉原告在当地找人将树苗起挖，以及起挖的数量、工时、人工费用结算等；反诉原告垫付起苗等费用共计60150元的事实。 经质证，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认为，《起苗记录》的部分记录存在将“2020”涂改为“2019”的明显涂改痕迹，《收款收据》、《找车挖苗记录本》亦存在明显涂改痕迹，《挖银杏苗记录单》、《起苗记录》、《收款收据》大部分形成于2020年3月18日，本院不能确认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挖银杏苗记录单》、《起苗记录》、《收款收据》、《找车挖苗记录本》为客观的真实记录，故就《挖银杏苗记录单》、《起苗记录》、《收款收据》、《找车挖苗记录本》的证据三性，本院不予采信。 6、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照片》十二张，照片1-5欲证实银杏种子播种的情况，照片6-8欲证实银杏发苗的情况，照片9-12欲证实银杏树苗的生长情况，反诉原告履行了种植义务的事实。 经质证，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明原告给被告提供的种子没有问题，出苗率也没有问题。 本院认为，仅从照片本院无法确定照片显示的时间、地点，且本院亦非专业的种植或鉴定机构，无法从照片判别照片显示的作物是否长势良好，故本院对十二张《照片》的证据三性不予采信。 当事人围绕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举证和质证。反诉中，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反诉原告王炳广书面申请，本院准许证人赵某、周某、李某1、杨某出庭作证。证人赵某欲证实去年具体什么时间我不记得，王炳广找我去做活，然后我又去帮他找几个人，去水塘子拔银杏苗，去了二十几天，70块钱一天，王炳广结的工钱，我拿了一千几。外边的人让我们把银杏苗上车，是一张小白车。王炳广找车送我们去挖苗的，外面的人来拉的苗，工资分两次拿给我了一共一万几。我们是零工挖苗时不点数量。证人周某欲证实2019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王炳广找我们10个人去水塘子挖银杏树苗，约定一分五一棵，约定一个人一天挖1万棵，挖了一个月零几天。每天挖了之后公司的老板把树苗拉走了，每天挖完10万棵，当天就拉走了。哪个公司的老板我不清楚。每天挖苗的数字和对方老板的人核对，我们帮他装车拉走，挖了两百多万棵。工钱是王炳广付的，什么时候付的我记不得。结账单子上是我按的手印，收款收据上的名字也是我签的。2020年3月18日有没有挖过苗，不记得了。证人李某1欲证实，去年4月份左右，具体时间我不记得，王炳广他们来找我，让我去水塘子挖银杏树苗，去了20多天，挖完以后没有给我们结工钱，后面王炳广他们又把工钱送给我们了，我的工钱是1000多元，还有其他人的，他们有的去的天数多，有的少，其他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帮王炳广挖苗按天数计费，70元一天。20多天挖出来的苗被跟王炳广合作种树的老板拉走了，我们参与树苗上车。我走的时候树苗没有挖完，后面还有人在挖。挖的地方后来没有去过，现在还有没有树苗我不知道。证人杨某欲证实2018年三四月的时候，王炳广找我们去水塘子做活，对树苗进行播种、打农药、拔草，后来我们又去拔苗。我们是包工，0.015元一棵，工钱是王书记付的，工钱付的时间我记不得了，工钱是给我们去的十来个人，我们几个分，我的分了4000多元。播种、打农药、拔草是70元一天，做活的人多。拔的苗对方拉走了，我们还天天上车给那个老板。上车的时候还数数的。领款单据是本人签名，挖了2194000棵。挖了两个月后挖完了，挖完了我就回去了。包工的有十个，其他零工也有好多。挖的苗老板拉走了，挖一天拉一天。我只是去打工的，为什么不种了不清楚。 经质证，反诉原告王炳广四名证人的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可以达到举证方的证明目的，四名证人与王炳广没有利害关系，且均实际参与了银杏树苗的起挖工作，四名证人的证言互相印证：起苗工人将银杏树苗给永利公司上车，由永利公司将银杏树苗拉走的事实；起苗费用由王炳广支付，并已经由起苗工人实际领取的事实，同时也印证了起苗人工费记录（包括工费计算标准、参与天数、人数、部分起挖的株数、工钱结算等）及起苗费收据的真实、客观性。其中周某、杨某的证言证实：在以苗木数量计工钱时他们所起挖的银杏苗木为2194000棵，并且该数量是工人与永利公司所核对，以及大概每人每天挖8千-1万棵苗的事实，王炳广找车运送挖苗工人的事实，杨某证言还证实其参与播种、拔草、打药施肥的工作，费用都是王炳广支付，同时还有其他很多工人也在劳作。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证人证言中挖苗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无法证明挖苗的数量和工钱支付金额。 本院认为，四名证人的证言就反诉原告王炳广雇请、支付劳务费用的情况能够互相佐证，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亦认可四证人证言中反诉原告雇工挖苗的事实，本院就该部分的证言的三性予以确认。因四名证人均无法确定其所挖掘、清点的银杏苗的接收方就是反诉被告，且反诉原被告之间亦无交接相关证据就银杏苗交付数量予以佐证，故就四名证人该部分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2、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本院准许证人李某2出庭作证，欲证实案涉银杏苗是2018年11月12日开始起苗的，起苗之后就放到蒲缥镇马街村委会我们公司的仓库里面，到2019年5月8日，银杏苗销售不出去，为了保证银杏苗的存活，公司出钱就把已经起出来的银杏苗又育种起来。2020年3月5日，双方都没有对育种的银杏苗进行管理，就将这些死亡的银杏苗销毁了。具体多少苗不清楚。育种的时候支付过地的租金，我是种草莓地的，一亩地一年1500元，1500元是公司支付的事实。 经质证，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证言的三性无异议，使用了证人的草莓基地进行育种。反诉原告王炳广对证人李某2的证言三性不予认可。认为首先证人李某2在庭审中称其为永利公司的管理人员，即证人李某2与举证方（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保证、也无法查实。其次，证人李某2未直接参与永利公司与王炳广的苗木回收，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关于苗木处理的事实。并且，证人李某2称永利公司在施甸还有基地，这更无法说明永利公司对银杏树苗的处理去向是怎样的。再次，证人李某2所称其将草莓地租给永利公司，这也仅系其与永利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与王炳广无关。故该证人证言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证人李某2证言内容主要涉及银杏苗木移交后的安置问题，《补充协议（二）》约定“在处理售卖树苗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起苗费、地租等”，移交银杏苗在处置完成前暂时择地移植可预计的合理行为，故本院对证人李某2就移交银杏苗安置问题所作证言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因本案暂无证据佐证证人李某2陈述地租情况的事实，故本院就其地租情况的证言的证据三性不予采信。 3、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种植指南》、《领取种子重量确认书》各一份，欲证实2018年8月23日《领取种子重量确认书》被告王炳广确认签字，原告供给被告78吨银杏种子，原告所提供银杏种子市场价20元每公斤；为了保障种植规范，原告在被告种植银杏时给过《种植指南》的事实。 经质证，反诉原告王炳广认为《种植指南》、《领取种子重量确认书》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种植指南》系原告单方制作，也没有经王炳广签收，不能证明原告交付过，并且一份书面的《种植指南》也达不到实际意义上的专业技术指导；《领取种子重量确认书》有被涂改的痕迹，其次，日期为2018年8月23日与实际的播种时间2018年3月份不符，明显滞后。原告称其所提供银杏种子市场价20元每公斤也并无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尚无证据佐证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种植指南》系以交付反诉原告王炳广进行技术指导的相关资料，故本院对《种植指南》的证据三性不予采信。《领取种子重量确认书》系反诉原告王炳广向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虽重量数字经涂改，然反诉原告王炳广2018年6月30日出具的《下种确认书》亦证实反诉原告王炳广完成种子的播种，即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种子已经成长为银杏苗或在种植过程中灭失，种子数量于本案已然失去法律意义，故本院对《领取种子重量确认书》的三性予以确认。 4、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照片》四张，欲证实2018年8月2日、8月19日、8月31日、9月2日原告技术负责人任国进、包昕峰在被告育苗现场水塘子苗圃对种子发芽率进行抽样、检查，发苗率没有问题，照片仅部分证据，原告除以上4次外曾多次到达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的事实。 经质证，反诉原告王炳广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4张照片仅仅能证明银杏树苗在某个阶段的种植情况，而且看上去长势不错。但并不能证明原告来抽样、检查或指导工作。（从常识和逻辑上来讲，真正且实际的技术指导应该是从头到尾要有一个完整的工作记录或痕迹，同时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场协助管理、种植，特别是在发生比如干旱、病虫害时所提供的应对措施、帮助，但这些原告都没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撑）。 本院认为，仅从照片本院无法确定照片显示的时间、地点，且本院亦非专业的种植或鉴定机构，无法从照片判别照片显示的作物是否长势良好，故本院对四张《照片》的证据三性不予采信。 5、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照片》八张，欲证实被告因没有能力继续投资，提出解除合同，原告无奈只好同意，为了挽回损失，双方协商由被告负责找工人起苗及支付工资；原告负责找运输车辆，将苗拉至原告位于马街的厂房，双方共同进行出售，由于没有卖掉，双方协商后将苗分别窖在厂房边原告租赁的柿子地和塘子沟李某2草莓基地。由于缺水两处窖苗全部死掉的事实。 经质证，反诉原告王炳广对八张照片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我们无法确认这8张照片为原告在何时、何地拍摄，特别其中1、2、3、4、5、6、8张照片更看不出来上面种的是什么。从证明目的上讲，首先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明目的，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不能从其照片上客观反映的、由原告自己主观进行的辩辞。其次，提出解除合同的为原告而非被告，解除合同时更没有原告与被告怎么处理苗木的协商、合意。至于，原告自行将苗木拉往何处、怎么处理，苗木的结果怎样被告也并不知情。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原告在这里已经自认了其将银杏苗木拉走的事实，就这一点原告自认的事实，被告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仅从照片本院无法确定照片显示的时间、地点，且从无法从照片得知合同解除原因、运输情况、移植情况、现状，故本院对八张《照片》的证据三性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18年3月18日，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本诉被告王炳广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第一条、合作项目和范围。银杏苗木种植及银杏鲜叶采摘回收，此协议所指范围为：乙方在蒲缥镇内发展的银杏苗木种植面积。第二条、合作期限。合作期限：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第四条、双方权利义务。（一）、甲方的权利义务：1、向乙方提供合格的银杏种子；2、无偿为乙方提供银杏种植的技术支持；3、派技术员协助乙方种植管理；4、向按甲方要求种植的乙方支付银杏叶收购定金，其中：第一年支付50元／亩／月（下种后开始支付至9月份）；第2年至第6年100元／亩／月（4月至9月，共6个月）；5、甲方预付的收购定金在当年的收叶款中优先扣除；对乙方不按照要求种植，甲方停发收购定金，直至乙方完成整改；6、以出厂价格向乙方足额预售农药和化肥，保证乙方的正常生产管理，全额货款在收叶款中一次性扣清……（二）、乙方的权利义务。1、服从甲方的管理，按照甲方的种植方案进行银杏种植；2、落实银杏种植的地点及面积，包括：银杏苗木种植地点为蒲缥镇塘子沟村水塘子……总计面积为500亩……4、每月上报甲方收购定金发放申请表，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发放收购定金；5、乙方必须在领取种子、种植地块编号确认书上签字……第六条、（一）合作因以下事项之一终止：1、合作期届满；2、双方同意终止合作关系……（二）合作终止后的事项：1.银杏树苗由双方共同处置，所得价款甲方占45%，乙方占55%。”同日，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本诉被告王炳广又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在2018年4月份到8月份每月追加收购定金5000元，9月份追加25000元，该追加的收购定金在当年收叶款中扣除。”《补充协议（二）》约定：“1、第一期合作至2023年12月31日结束后，在处理售卖树苗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起苗费、地租等，由甲方承担45%，乙方承担55%。2、如甲方在2024年年底前未完成10万棵树苗的销售，则将在2025年年底之前将树苗全部起完，所产生的费用包括起苗费，2024年、2025年两年的地租由甲方承担55%，乙方承担45%。”本诉被告王炳广向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下种确认书》确认截止2018年6月30日止，已完成水塘子银杏种植基地银杏种植面积约500亩。本诉被告王炳广向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2018年永利公司垫付给王炳广农药化肥款明细》确认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5月26日期间，本诉被告王炳广领取农药、化肥款51022元。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7日总计向本诉被告王炳广转账230000元。本诉被告王炳广提交的《蒲缥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2018年土地流转付款花名册》显示本诉被告王炳广向24名案外人租赁土地454.33亩并支付租金181732元。 另查明，本诉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均已于2018年11月解除。合同解除后，本诉原、被告均认可案涉种植的银杏苗于2018年11月开始迁出本诉被告王炳广租赁地块，由本诉被告王炳广雇工挖苗后移交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运输、安置。 本院认为，一、案涉法律关系、法律适用及案涉合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本案中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技术、银杏种子、化肥农药,本诉被告王炳广负责种植、管理银杏,所收获的银杏鲜叶由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保价回收，符合种植回收合同的特征，故《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属种植回收合同，亦属无名合同，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复合买卖、技术服务等法律关系，其法律适用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分则及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二）合同解除。”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诉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已于2018年11月解除，虽各自主张合同解除系因相对方违约导致，然本诉原、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己方主张的相对方违约事实，且自2018年11月起本诉原、被告互相配合将所种植的银杏苗木迁移，本院依现有证据仅能确定本诉原、被告于2018年11月协商达成合意解除《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 二、本诉原告及反诉原告要求相对方返还或赔偿的诉请是否应予支持。 1、关于本诉诉请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八份《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7日期间，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双方解除合同前实际向本诉被告王炳广付款230000元，《合作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约定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合作期间支付款项仅为购买银杏鲜叶的预付款，可以确认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依《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已向本诉被告王炳广支付了购买银杏鲜叶的预付款230000元。故本诉被告王炳广并未履行交付银杏鲜叶合同义务，合同解除后，就购买银杏鲜叶的230000元预付款本诉被告王炳广应予返还。 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垫付化肥农药款51022元，本诉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并未就合同解除时农药化肥垫资处理作出明确约定，所使用化肥农药的价值已依附于所种植的银杏苗，且本诉原、被告双方就银杏苗处置价款分配的约定，已然包括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就银杏苗种子、化肥农药等前期投资，在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单独拆分计算银杏苗种子、化肥农药等前期投资。故对于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本诉被告王炳广返还垫付农药、化肥款51022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请本诉被告王炳广支付其代付人工费27500元，虽其提供的转账凭证记录显示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案外人周华民转账支付45000元，但本诉被告王炳广否认该款与本案存在关联，且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支付的45000元与本案存在关联，故就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本诉被告王炳广代付人工费2750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本诉被告王炳广返还银杏鲜叶预付款230000元、预售农药和化肥款51022元、代付人工费用27500元的诉请，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2、关于反诉诉请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合作协议》约定：“第六条、（一）合作因以下事项之一终止：1、合作期届满；2、双方同意终止合作关系……（二）合作终止后的事项：1.银杏树苗由双方共同处置，所得价款甲方占45%，乙方占55%。”根据反诉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后，银杏苗应由反诉原、被告双方共同处置，处置银杏苗所得价款由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按45%、55%的比例分配。“双方共同处置”的约定对于反诉原、被告不仅是权利亦是义务，反诉原告将迁移的银杏苗交反诉被告之后，并不代表反诉原告就银杏苗已经依约完成处置义务，亦不代表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案涉银杏苗的买受人。因反诉原、被告双方并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共同处置银杏苗或就银杏苗处置另行达成协议，且双方亦未就此缔结买卖合同并以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买受人承诺对价，即银杏苗并未产生处置价款，分配处置价款的前提并不存在，故反诉原告王炳广要求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支付银杏价款732777.54元，并支付52637.85元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补充协议（二）》约定：“1、第一期合作至2023年12月31日结束后，在处理售卖树苗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起苗费、地租等，由甲方承担45%，乙方承担55%。2、如甲方在2024年年底前未完成10万棵树苗的销售，则将在2025年年底之前将树苗全部起完，所产生的费用包括起苗费，2024年、2025年两年的地租由甲方承担55%，乙方承担45%。”《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系针对2024年、2025年起苗费用承担的约定，本案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时，仍处于第一期合作期间，故应适用《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第一期合作期间起苗费、地租的分配约定，即银杏苗过程中的起苗费、地租等，由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按45%、55%的比例分担。反诉原告王炳广提供的《蒲缥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保合同》、《2018年土地流转付款花名册》、《解除合同协议书》显示其向24名案外人租赁土地454.33亩用以种植银杏苗并支付土地租金181732元，依《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反诉被告承担45%，即81779.4元。虽反诉原被告均认可2018年11月后反诉原告雇工挖苗的事实，然反诉原告提供的《挖银杏苗记录单》、《起苗记录》、《收款收据》、《找车挖苗记录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明细涂改痕迹，形成时间大部分均为2020年3月18日，本院无法确认《挖银杏苗记录单》、《起苗记录》、《收款收据》、《找车挖苗记录本》为客观真实的记录，且反诉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人工费用的支付金额，故本院仅确认2018年11月后反诉原告雇工挖苗的事实，但就反诉原告王炳广要求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人工费用及交通费27067.5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资金占用的利息具有对违约方违约行为的惩罚性质，反诉原、被告未就案涉起苗费、地租等分担的付款期限在合同中作出约定且亦无证据显示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案涉合同履行中存在违约行为，不宜于本案中认定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违约进而支持反诉原告的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故反诉原告王炳广要求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并支付7818.84元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反诉原告王炳广要求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支付银杏价款732777.54元、起苗费27067.5元、土地租金81779.4元及利息60456.69元的诉请，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本诉被告王炳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银杏鲜叶预付款230000元。 二、驳回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由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王炳广垫付的土地租金81779.4元。 四、驳回反诉原告王炳广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6266元，由本诉原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900元，本诉被告王炳广负担4366元。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12821元，由反诉原告王炳广负担9000元，反诉被告云龙县永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8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内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范鸿静 人民陪审员  杨自林 人民陪审员  王华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袁 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