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2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治，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文玉，男，195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学良，云南振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治因与被上诉人戴文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3民初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治上诉请求：撤销（2020）渝0233民初815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并依法改判戴文玉的“借条”为虚假无效借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主观臆断，认定借条真实的证据严重不足。戴文玉借款具体日期说不清，更没有拿出其在乌杨镇信用社取现金交聂治存入乌杨镇农行的凭据；自编9万元借条由1.5万元、6万元和利息1.5万元组成，又承认在聂治手里拿过1000元。第二次开庭戴文玉拿出多张取款凭证，其中包含戴文玉2010年3月1日向聂治借款后于2013年1月27日还款6万多元的取款凭证。戴文玉并未提供其在2001年的取款凭证。二、戴文玉所谓2017年10月5日的借条与其起诉状、庭审陈述违背常识，逻辑荒谬。借条系戴文玉打印或复印，聂治没有写一个字，也不知何时产生的借条，戴文玉当日没有给聂治现金或其他方式借款凭证。借条所载数额9万元，借给聂治还没有亲笔写借条，也无证人。所谓借条日期适2017年10月5日，戴文玉称借款是2001年的1.5万元未还，2013年为什么又出借6万元，两次相隔12年，被告未还款为什么不报警。戴文玉称借给聂治钱款用于修路，但未提供取款证据和说明修的哪段公路。戴文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戴文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聂治支付戴文玉借款本金90000元；2.聂治支付戴文玉以本金9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3.聂治支付戴文玉以本金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聂治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7日，戴文玉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取款6笔，共计62670.58元。同日，聂治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4785********内现金存入60000元。庭审中，戴文玉举示了《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戴文玉（身份证号5122231953********）人民币大写玖万元整（小写90000.00元），借款人聂治承诺，在一年内连本带息一并还清。超过时间按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结算。借款人：聂治身份证：电话：13340****XX2017年10月5日”。聂治经质证认为，《借条》签名处系其本人纳印，但载明内容中仅有“聂治”的签名及电话、日期系其本人书写。戴文玉陈述，借款本金为75000元，系分两次交付给聂治，第一次是2011年以现金方式出借了15000元，第二次是2013年1月27日在银行取款后以现金方式出借了60000元，《借条》载明的90000元中包括了15000元的利息。以上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戴文玉提交的《借条》原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取款凭条、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利息清单及聂治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及庭审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借条》是否属实；2.戴文玉是否实际向聂治出借款项以及金额；3.聂治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以及计算方式。关于《借条》是否属实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本案中，聂治对《借条》上的“聂治”签名和电话“13340******”系其本人书写以及“聂治”签名处亦系其本人纳印无异议。从《借条》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该《借条》载体为一张完整的A4纸，主文部分载明了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和逾期责任，落款部分有聂治的签字纳印、电话及时间，符合借条的一般形式，应推定《借条》真实。现聂治主张其签名、书写电话及纳印的是一张仅有“年月日”字样的打印纸（看起来像已作废的），其签字捺印及书写电话号码只是为了给对方留诉讼的联系方式。一审法院认为，就日常生活习惯而言，在仅留联系方式的情况下，一般不需书写人捺印。聂治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了解在仅有“年月日”字样的空白A4纸上签字纳印的风险，其主张的事实与一般生活习惯不符，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戴文玉是否实际向聂治出借款项以及金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戴文玉主张其分两次以现金方式向聂治支付了75000元借款本金。对于2013年1月27日的60000元，戴文玉提交的取款凭条与聂治提交的交易明细相吻合，且聂治对于当日戴文玉向其支付了60000元无异议，但聂治主张该笔款项系戴文玉向其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院关于《借条》真实性的认定，戴文玉已经举证证明其向聂治实际支付了60000元，聂治抗辩称该60000元系还款，其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聂治并未就其主张的该事实举证证明，故对戴文玉于2013年1月27日以现金方式向聂治出借6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戴文玉关于2011年出借现金15000元的主张，两笔款项的合计金额并未超过《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结合戴文玉提交的银行凭证来看，戴文玉具有支付15000元现金的经济能力，且从前述60000元借款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交易来看，一审法院对戴文玉的该主张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对戴文玉向聂治出借75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聂治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以及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戴文玉主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90000元包括15000元的利息，借款期内约定利息为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但《借条》中并无关于本金中包含15000元利息的约定，关于借款期内的利息约定也并不明确，戴文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应认定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不明，对戴文玉关于借款期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一审法院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对于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在以本金75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戴文玉关于要求聂治偿还借款本金750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戴文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聂治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戴文玉借款本金75000元；二、聂治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戴文玉以75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三、驳回戴文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2.5元，由戴文玉负担362.5元，聂治负担18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借条》是否属实；2.戴文玉是否实际向聂治出借款项以及具体金额为多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涉案《借条》系打印件，该借条上有聂治本人的签字和指印，并由聂治本人书写了其电话号码、日期，聂治和戴文玉均对书写部分为聂治本人所署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借条》为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关键证据，书面借条的事实证明力强，聂治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借条上签述姓名并捺印的法律意义，其在上面的签字确认即为对该借条认可，依法应当为其签署该借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聂治提出其签署姓名、电话和日期时系在空白纸张上书写，是留下联系方式的意思表示，但聂治并未对其主张举示证据证明，且其主张与其留下电话号码后署名并捺印，并签署日期的行为相矛盾，不符合生活常理，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借条》真实并无不当。戴文玉主张涉案《借条》系原有借款的借条换新借条产生，所涉款项包含了借款本金75000元和15000元利息，借款发生于2001年和2013年，并提交了其在2013年1月27日60000元的取款凭条、借条、谈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戴文玉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戴文玉与聂治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虽然仅有2013年1月27日的取款凭证与聂治当日的银行账户明细相吻合，戴文玉未提交15000元交付的证据，但涉案借条所载数额为90000元，戴文玉本金主张数额并未超过借条所载数额，一审法院在涉案《借条》真实的情形下，根据戴文玉的主张及在案证据认定涉案本金数额为75000元并无不当。虽然聂治辩称2013年1月27日戴文玉取款60000元给聂治系戴文玉归还此前向聂治的借款，2001年并未向戴文玉借款15000元，并不欠戴文玉借款，但聂治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且其主张与其向戴文玉出具90000元借条的事实不符，也与其在谈话录音中承认要向戴文玉还款的事实不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本案在卷证据，戴文玉主张的《借条》所载90000元款项，实际包含借款本金为75000元及利息15000元更具有可信性。虽然一审法院因双方利息约定不明而未支持戴文玉要求聂治支付借款利息的主张，但并未否认双方实际存在利息约定，所以戴文玉虽自认收到聂治的1000元利息，但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借贷本金和逾期利息的认定，一审法院未将戴文玉自认收到的1000元在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聂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3.75元，由聂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审 判 员 刘 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杨 军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