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3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洪磊，男，198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笪丽丽，河北伯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相志，男，198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峰，天津冠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丽君，女，198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海源道**。负责人：郝介江，董事长。上诉人周洪磊因与被上诉人刘相志、原审被告张丽君、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2民初2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洪磊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相志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事实方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做工程相识按被上诉人陈述认识不久，便陆续借款460000元给上诉人，却不要求出具借条，而且是前期未还又后续出借与一般交易习惯和常理严重不符。民间借贷须同时具备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要件只有转账记录，不能排除其他法律关系。二、证据方面：1、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只有50000元转款明确说是借款，其他聊天记录均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只能体现部分款项的借贷合意，催要过程也没有提到借款数额，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款全部是借款。2、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承包了西洋河污水处理厂项目，而上诉人提交的与该项目直接相关且由该项目经理签字的收据，与被上诉人60000元转款的时间均能一一对应，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认定明显错误。三、法律适用方面：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足以说明被上诉人陈述并非完全属实，也足以引起审判人员的高度怀疑。此时，被上诉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二十万佣金双方只是口头约定，除了转款记录并无其他证据。如要求上诉人证明该笔款项的真正用途，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对上诉人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刘相志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张丽君未出庭答辩。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提交《情况说明》述称，一、第三人公司签署过秦皇岛市卢龙县××镇西洋河污水处理厂工程合同，截至目前，本工程第三人公司未收款也未付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与第三人公司无任何关联。二、何涛系第三人公司原副总经理，因涉嫌职务犯罪，已于2018年12月被南开区监察委员会留置，目前何涛案件尚在刑事审理过程中。对于本案其他情况，第三人公司不掌握。刘相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09000元，并以该金额为基数、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9日、2018年5月21日、2018年7月19日原告刘相志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张丽君账户转账6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18年1月16日和2月12日，原告刘相志通过案外人吕宝明向张丽君账户转账200000元和100000元；原告刘相志通过案外人吕宝明和江海迪累计向张丽君账户转款460000元，2018年6月13日，张丽君名下账户向江海迪转款51000元。周洪磊和张丽君原系夫妻，二人于2016年11月7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刘相志通过案外人向张丽君名下转款460000元是否属于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依据向被告的转账凭证主张二被告偿还借款，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周洪磊如抗辩转账系基于其他债务或其他法律关系，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但周洪磊提交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未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至原告的法律后果，原告依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因被告已经偿还51000元，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09000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张丽君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周洪磊与张丽君已经于2016年11月7日离婚，涉案五笔转账均发生在二人离婚以后，款项虽转至张丽君名下，但基于张丽君和周洪磊的关系，周洪磊掌握张丽君银行账户及密码并进行使用的情形存在高度可能，且原告在转款时也知晓张丽君的卡号系周洪磊提供的事实，无法认定张丽君将银行账户出借给周洪磊，故本案中张丽君不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和逾期还款利率，被告应当以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因聊天记录中原告已经向被告周洪磊催要还款，故原告主张利息起算时间为立案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保函费用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刘相志的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周洪磊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刘相志借款409000元，并以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自2020年5月6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刘相志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72.5元，保全费2565元，由被告周洪磊负担。”各方当事人于本案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1、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内容如下：2017年9月29日，上诉人：“刘总怎么还没转？”被上诉人：“我马上安排。”上诉人给出原审被告张丽君名下农行卡号。当日，刘相志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张丽君账户转账60000元；2018年1月16日，上诉人：“刘总，你那咋样了？”被上诉人：一会到了，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应该没有问题。”上诉人：“刘总，我都在石家庄等两天了。”被上诉人：“我知道”。上诉人给出原审被告张丽君名下农行卡号。当日，刘相志通过案外人吕宝明向张丽君账户转账200000元；2018年7月19日，上诉人：“大哥你看看给我倒那钱今能借给我不啊。”当日，刘相志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张丽君账户转账50000元；2018年2月12日，刘相志通过案外人吕宝明向张丽君账户转账100000元及2018年5月21日刘相志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张丽君账户转账的50000元没有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2、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要款项，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内容如下：2018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兄弟那钱这周能归上吗？”上诉人：“大哥得下周。”2018年8月21日，被上诉人：“兄弟那钱怎么样了？，能给归上吗？”上诉人：大哥我在江苏呢周五回去，这周能还上。”被上诉人：“老弟今天能把那钱归上吗？我这几天工地有点紧。”上诉人：“大哥我这催着呢，上午问的。”被上诉人：“受累老弟”上诉人：“大哥对不住了啊”2018年8月31日，被上诉人：“弟弟怎么样”上诉人：“兄弟我这四处凑钱呢，大哥下周说啥给您正过去”2018年9月1日，被上诉人：“麻烦兄弟了，确实很紧”2018年9月8日，被上诉人：“兄弟什么情况呀”上诉人：无回复。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承揽了秦皇岛市卢龙县××镇西洋河污水处理厂工程的部分工程。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经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何涛介绍相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即涉案款项是否为借款。首先，从被上诉人于诉讼的主张来看，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主张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提出的事实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成立并已履行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合同成立和履行的证据。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应由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与上诉人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转账凭证及部分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故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根据转账凭证及双方之间的部分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是否能直接确定为借贷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转账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为借款、或为赠与或为其他往来款等情形，仅有转账凭证，并不能直接认定发生于转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必然为借款关系。诚然，确实也有些出借方在向借款人转款后，并不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等书面债权凭证，但该情况大多是一些相熟的亲友间出于极度信任对方或碍于情面等原因所致，除此之外，大多数当事人均会对借款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借款的事实以借条、欠条等形式予以确认。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庭审时均认可与对方不相熟，系在秦皇岛市卢龙县××镇西洋河污水处理厂工程中经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何涛介绍相识，在上述工程存在前双方没有直接接触，也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往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需上诉人出具借条或欠条，与人情常理不太相符。而根据双方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内容及上诉人的自认，除2018年7月19日被上诉人刘相志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原审被告张丽君账户转账的50000元，上诉人作出了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双方形成借款合意外，其他款项不能明确款项的性质。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举证情况不能直接排除亦不能直接认定涉诉的其余款项性质为借款。其次，从上诉人于诉讼中的抗辩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抗辩2017年上诉人接触到秦皇岛市卢龙县××镇西洋河污水处理厂工程，将该项目介绍给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又将该项目交给被上诉人以原审第三人公司名义承包施工，被上诉人安排赵忠伟为该工程项目经理。作为佣金，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200000元，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曾协助被上诉人处理林木赔偿及工伤赔偿等相关事宜，其中60000元转款是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发放的林木赔偿款。上诉人为此提供了秦皇岛市卢龙县××镇西洋河污水处理厂《工程签证单》六份及支付林木赔偿款60000元的收据一张、工伤赔偿40000元收款人胡振中出具的收条一张。上诉人承认所有转款中只有2018年7月19日被上诉人刘相志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原审被告张丽君账户转账的50000元为借款，但上诉人已偿还被上诉人51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述抗辩意见及举证情况使被上诉人主张“该款为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这一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需进一步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借贷事实的情况下，本院结合全案证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被上诉人的现有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与上诉人间就全部转款形成借贷关系。故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归还全部涉案转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刘相志于2018年7月19日通过案外人江海迪向原审被告张丽君账户转账的50000元为借款，但已偿还被上诉人51000元一节，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审被告张丽君名下账户向案外人江海迪转款51000元的时间是2018年6月13日，发生于上诉人自认的50000元借款发生之前，上诉人以之前的转款作为之后借款偿清的依据，与逻辑相悖，其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应对2018年7月19日的借款50000元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证实双方对于借款利息的约定应属不明。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洪磊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2民初2995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上诉人周洪磊归还被上诉人刘相志借款人民币50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刘相志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72.5元，保全费25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35元，合计13672.5元，由上诉人周洪磊负担1111元，由被上诉人刘相志负担1256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包颖审判员 王     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宇  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