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01民终103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传民，男，199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超奇，合肥市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顺芝，女，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檀倩芳，安徽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安徽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传民因与被上诉人郑顺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97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 朱传民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裁定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了朱传民于2019年5月27日将案涉的借款200万元汇入了郑顺芝名下的银行卡，但对于朱传民向法院提交的与郑顺芝签订了《借款合同》、以及郑顺芝向朱传民出具了借款借据及郑顺芝借款时提供给朱传民准备用作抵押担保的房产证原件、郑顺芝自己提供的银行卡（朱传民为慎重起见借款当场拍摄了该卡照片）、郑顺芝和案外人签定的担保协议等事实证据却未作认定，显然是忽视了本案关键性的重要事实。不仅如此，一审反而片面采信了涉嫌犯罪的案外人向郑顺芝所作承诺书（该承诺书郑顺芝并未在借款时向朱传民出示）和案涉借款担保人的单方陈述意见，而且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相关事实证据亦未进行质证和加以核实，就认定本案具有“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事实，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在同一当事人之间，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分开审理，即首先确定了分开审理的原则。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第128条更是明确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并规定了应当分别审理的具体情形。并明确指出：“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 郑顺芝二审辩称：一、朱传民虽然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借据》、《借款合同》以及网银转账回单等证据，但是该借贷的事实并非真实发生的，具体阐述如下：1.涉案的招商银行金葵花卡虽然是郑顺芝的身份证办理的，但并非由郑顺芝实际占有使用。根据案外人张述芳2018年6月20日向郑顺芝出具的《承诺书》，张述芳做生意需要一张银行卡进账但因个人原因无法在安徽省办理个人银行卡，便请求郑顺芝办理一张银行卡供自己使用，郑顺芝为了帮朋友忙便以自己身份信息办理一张招商银行储蓄卡供张述芳使用。张述芳在《承诺书》中明确认可了自2018年6月20日起，该银行卡中所有的资金往来均是张述芳在使用，与郑顺芝无关。朱传民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9年的5月27日，借款行为的发生时间在2018年6月20日之后，涉案银行卡实际系张述芳占有使用，所以该笔借贷是张述芳向朱传民的借款行为，与郑顺芝无关。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案外人即本借款纠纷的保证人阮永珍也向法院陈述该笔款项系张述芳转款支付，用于归还张述芳欠其的借款，该点也说明了，该笔借款系张述芳向朱传民的借款行为，与郑顺芝无关。2.朱传民与郑顺芝的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郑顺芝名下的银行卡虽然收到过朱传民转款的资金，但该笔资金仅仅只是利用了郑顺芝名下的银行卡过账而已。2019年5月27日，朱传民将案涉资金通过转账方式转入郑顺芝名下账户内，但几乎在同一时间该笔资金又被分五次全部转入本案保证人阮永珍账户内，结合张述芳出具的《承诺书》以及一审法院中阮永珍向法院陈述情况可以看出该笔资金系张述芳与本案保证人阮永珍之间的经济纠纷，与郑顺芝无关，郑顺芝实际并未收到朱传民的借款。二、本案涉及的民间借贷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且案件重要关系人张述芳因刑事犯罪被正在被处理。1.朱传民与郑顺芝的关系问题。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发生在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经济活动。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绝大多数均是以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简而言之大多数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但本案中，郑顺芝从未见过甚至在诉讼前，郑顺芝都未曾听过朱传民的姓名，朱传民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将200万元的巨额资金出借给素不相识的郑顺芝。2.借款利息的支付问题。根据朱传民与郑顺芝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第三条第二款之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末的第20日”。也就是说借贷发生后，郑顺芝应于每月20日向朱传民支付借款利息，但事实是郑顺芝从未向朱传民支付过利息，朱传民也从未向郑顺芝催要过利息，即便是约定的还款时间到期，朱传民也未自行向郑顺芝索要过借款，反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顺芝还款，这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惯例。合理的解释是该笔借款系张述芳与朱传民之间的经济纠纷，借款发生后张述芳一直按约偿还利息，所以朱传民一直未向郑顺芝催要利息，后张述芳因诈骗罪被安徽省无为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案件已经在安徽省无为市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无法支付朱传民利息，朱传民得知该情况后，将没有实际借款的郑顺芝诉至法院。3.关于朱传民在一审中起诉主体的问题。朱传民与郑顺芝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存在保证人，但朱传民在提起诉讼之时仅起诉了郑顺芝一人，虽然选择起诉谁是朱传民的权利，但是按照民间借贷的一般惯例，多起诉一个保证人就可能会使自己的债权的多一份实现的保障。本案中，朱传民置保证人不顾，仅直接起诉了郑顺芝，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惯例。4.关于郑顺芝的房产问题。在一审庭审中，朱传民陈述其愿意出借巨额资金的原因是郑顺芝名下有价值较高的房产，债权容易实现，但其仅通过看了中间人手机上留存的郑顺芝的房产证的照片便愿意将巨额款项转账至郑顺芝名下的银行卡中，双方借款后也并未办理房产的抵押权。因郑顺芝名下有高价值房屋才愿意出借巨额款项，但又不对该房屋办理抵押权，该点对朱传民债权的清偿存在极大的不利条件，同时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惯例。5.朱传民出借资金来源的组成问题。朱传民在庭审中回答法庭提问时阐述，其出借给郑顺芝的200万元的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其出售位于滨湖新区联投中心书城3栋502室房产约130万元；二是其个人工资；三是其岳父存放在其处的资金。该出借资金的来源组成从侧面反映出朱传民自身的经济实力并非雄厚到可以随意出借200万元给陌生人，但朱传民能只是在信任姐姐和中间人以及自认为郑顺芝的房产价值较高的基础上，轻而易举的将来之不易的200万元巨款出借给素未谋面的郑顺芝，该点与常理相悖。6.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问题。朱传民在一审庭审中回答法庭提问时阐述，借款合同是其自己在网络上下载打印并修改的，但是其在后面陈述签订合同的具体细节时又说自己签合同之时并不在场，当其赶到合同签订地即安徽大市场三楼阮永珍的服装店时，中间人王旭东已经将签好的合同交给他了，合同文本上除了朱传民的名字外其他都签好了。朱传民对同一问题的回答自相矛盾，先说合同是自己准备的，后又说合同是中间人王旭东签好了交给他的，即便该疑点朱传民能够做出合理解释，但作为出借巨额资金的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自己并未出面，也并未看到借款人，更不了解借款人的债务偿还能力，便草率出借了巨额资金，该点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朱传民与郑顺芝之间表面上虽然有借据、借款合同以及转账记录等证据表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实际上该借款并未实际发生，郑顺芝实际上并未收到朱传民的转账，该案存在诸多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的情况，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朱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顺芝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512000元（从2019年5月28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款清）；2.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30000元、财产保全费保险费2512元由郑顺芝承担。 一审庭审中，朱传民陈述其从不认识郑顺芝，签订借款合同时自己并不在场。郑顺芝依一审法院调查令调取的《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载明：张述芳因涉嫌诈骗罪于2020年6月15日被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被刑事羁押。 一审法院认为，朱传民于2019年5月27日将案涉200万元汇入郑顺芝招商银行金葵花ＩＣ卡（卡号62×××66），而该银行卡系案外人张述芳于2018年6月20日借用郑顺芝身份办理并由张述芳个人使用，张述芳出具的《承诺书》中亦载明自2018年6月20日起上述银行卡上所有往来款项均是其本人所用；此外，上述银行卡于2019年5月27日进款2000000元后于当日分五笔全额转入案外人阮永珍帐户，而阮永珍陈述该款系张述芳转款支付，用于归还张述芳欠付其本人的借款。从以上所述可以反映出张述芳隐瞒案涉招商银行金葵花ＩＣ卡（卡号62×××66）系其借用郑顺芝身份办理并由其个人使用的事实，利用郑顺芝名义与朱传民签订案涉借款合同获取巨额借款，其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裁定：驳回朱传民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3448元予以退回。 本院认为，就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言，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郑顺芝与朱传民签订借款合同并向朱传民出具了借据。朱传民向借据指定的郑顺芝本人名下的银行账户汇出了借款，其后亦通过案外人王旭东向郑顺芝进行过主张。上述事实可以反映朱传民对于案涉借款事实有着明确的认识，并不存在朱传民基于虚构的或者被隐瞒的事实产生了错误认识的情形，也就是说，现有证据不能反映朱传民系因被诈骗而出借案涉款项。 郑顺芝主张受案外人张淑芳欺诈，误以为是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款合同上签名，且接收借款的银行卡也是由张淑芳控制、使用。但郑顺芝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能够认识到在借款合同、借据中借款人处签名的法律后果，收款账户亦是其本人指定。张淑芳于2020年6月15日因涉嫌诈骗罪被无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郑顺芝虽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30的报案申请书，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对其报案进行了受理或者立案。即便郑顺芝在报案申请书中陈述的张淑芳诈骗事实成立，与本案中郑顺芝与朱传民间的借贷关系也非同一当事人间的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裁定驳回朱传民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973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刘付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陆 波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