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81民初1965号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阳春市潭水镇双凤管理区瓦窑坡果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A。法定代表人：谢汝伟，该合作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名越，广东丽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W。法定代表人：薛某1。第三人：阳春市******民委员会，住所地：阳春市******。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海，男，1960年11月9日出生，广东省阳春市人，住广东省阳春市***************，该村委会副主任。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第三人阳春市*******委员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谢汝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名越，第三人阳春市*******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特种野猪购销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特种野猪款235441元给原告；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谢汝伟于2012年12月21日在阳春市******委会处成立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阳春市******委会是珠海市香洲区人大的扶贫点专点。原告的合作社一直在双凤村委会处经营。2017年8月左右，经珠海市香洲区驻阳春扶贫办主任刘明俊及驻双凤村扶贫点队长刘龙艳的牵线、介绍,珠海扶贫办投资30万元到原告的合作社的猪场作扩大生产用，珠海扶贫办负责介绍推销原告的特种野猪。2017年12月份，经珠海扶贫办介绍，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收购原告的特种野猪并销售，当时约定野猪价格是每斤22元，收购后即时结数。于是原告从2017年12月28日起按照协议的要求向被告提供特种野猪，被告由其经理何培文与原告进行交接。2018年1月16日，双方协商变更野猪价格为每斤18元。2018年4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特种野猪购销合同》，约定了野猪每斤单价、结算方式、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就这样原告一直向被告提供野猪至2018年9月11日。双方合作期间，被告还能陆陆续续支付野猪款给原告，但在2018年10月11日之后，被告就以种种理由不予支付。为此，原告曾几次去到被告处要求结算，但被告总是逃避。原告见被告先行违反合同，遂停止向被告供应野猪。后经原告自己核算，原告应收被告野猪款595430元，被告已支付359989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300373元，微信转账59616元），还欠原告235441元。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被告违约在先，导致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且被告应按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履行支付野猪款的义务。现原告特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未作答辩。第三人阳春市*******委员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身份证，拟证明原告的注册登记情况和经营者的身份情况；2.特种野猪购销合同，拟证明被告于2018年4月25日和被告、第三人签订特种野猪购销合同，约定了原、被告的权利义务；3.送货单、结算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特种野猪的情况；4.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被告通过陈宁、梁惠英、薛某1、被告自己的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购猪款的情况。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既没有到庭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第三人阳春市******民委员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于2017年1月22日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为谢汝伟，业务范围为驯养、繁殖、生产、销售：野猪；组织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生产资料等。第三人阳春市******委会是珠海市香洲区人大的扶贫点专点。2017年12月份，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收购原告的特种野猪，野猪价格按每斤22元计算，原告从2017年12月28日起按照双方的约定向被告供应特种野猪至2018年1月12日。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于2018年1月16日口头协商变更特种野猪价格为每斤18元，原告自此按该价格向被告供应特种野猪至2018年4月23日。2018年4月25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及第三人作为丙方共同签订《特种野猪购销合同》，合同主要载明：“一、甲方负责按国家标准养殖合格的特种野猪，保证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按时交货。二、乙方负责收购和销售甲方养殖的野猪，并指导甲方养殖生产计划。三、丙方负责监督合同实施。四、收购价格及期限：经甲乙双方协商收购价格为毛猪17元/市斤，不含税票及运输费用。收购期限为一年（从2018年5月3日起至2019年5月3日止）。五、收购数量及质量验收：乙方2018年5月至6月收购平均每天1头，即每月30头。7月至2019年5月3日平均每天2头，即每月60头，由甲方提供单头重量约150-200斤健康的特种野猪，乙方在甲方主场对野猪进行称重、验收。六、运输及证件：乙方负责自行运输，甲方负责提供相应的资料证件，因手续不齐全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七、结算方式：每月逢8号结算付款，即28日结算1至8日货款，以此类推。”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向被告供应特种野猪至2018年9月11日。原告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提交了《送货单》38张到庭拟加以证明，该38张《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珠海泰鸿公司”或“珠海泰鸿食品公司”；名称及规格为特种野猪、豆豉礼品差价、野猪鲜肉腊肠，并分别载明了上述货物的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及合计金额”等内容。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谢汝伟在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由被告派来的司机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其中2017年12月28日三张《送货单》分别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420元、7140元、12430元；2018年1月2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8822元；2018年1月5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1616元；2018年1月8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5950元；2018年1月12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7160元；2018年1月16日的《送货单》载明按单价22元计算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4872元，下面空白处写有“以上按18元计算”字样，按单价18元计算的销售合计金额应为12168元；2018年1月19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1952元；2018年1月2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2690元；2018年1月26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0296元；2018年1月30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2312元；2018年2月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0422元；2018年2月7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2276元；2018年2月10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7524元；2018年3月1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1502元；2018年3月5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2294元；2018年3月9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2330元；2018年3月1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1718元；2018年3月18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2762元；2018年3月24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5920元；2018年4月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6640元；2018年4月1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8260元；2018年4月2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6640元；2018年5月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5840元；2018年5月1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4480元；2018年5月2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4480元；2018年6月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3970元；2018年6月13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3120元；2018年6月25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9860元；2018年6月30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9520元；2018年7月5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5300元；2018年7月11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2763元；2018年7月22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3358元；2018年8月2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3154元；2018年8月14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22321元；2018年9月2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3600元；2018年9月11日的《送货单》载明的销售合计金额为14416元。经本院核算，该38张《送货单》载明的货款共为607426元。庭审中，原告明确双方对上述买卖特种野猪的货款没有进行结算，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告自认在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9月11日止，被告共向原告购买特种野猪223头，总价款为595430元，被告已支付359989元（其中被告通过陈宁、梁惠英、薛某1以及原告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338583元、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21406元），现尚欠货款235441元。从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陈宁于2018年1月8日、1月11日、2月1日、2月9日、3月30日、4月30日分别转账10000元、10000元、30124元、30000元、23796元、14000元至原告的银行账户；梁惠英于2018年5月9日、5月11日、6月2日、6月25日、6月30日、7月4日、7月5日、7月9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2日分别转账10元、10000元、30000元、9860元、7500元、2020元、3000元、5000元、12300元、12763元、10000元至原告的银行账户；薛某1于2018年8月1日转账50000元至原告的银行账户；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1日、12月6日、2019年1月24日分别转账50000元、15000元、3220元，以上合计338593元。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分别于2017年7月5日、2018年9月4日、2018年9月9日、2019年1月14日收到来自何培文的转账5000元、13600元、2400元、4010元，以上合计25010元。据此，本院依法认定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共支付了363603元给原告，现被告尚欠货款243823元至今仍未支付给原告。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虽然原告与被告在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4月23日交易期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可以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特种野猪等货物的事实，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后原、被告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特种野猪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特种野猪购销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在《特种野猪购销合同》中约定收购期限为一年（从2018年5月3日起至2019年5月3日止）。双方签订合同后，因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原告向被告供应特种野猪至2018年9月11日，此后双方没有再继续履行合同。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没有续签合同，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特种野猪购销合同》实际上已终止，无需再由本院判决解除。故原告主张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特种野猪购销合同》，属于请求不当，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235441元给原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的规定，被告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被告应支付尚欠原告的货款243823元给原告，但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235441元给原告，是原告自行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35441元给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二、驳回原告阳春市绿野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32元，由被告珠海泰鸿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林 辉审判员 黄 辉审判员 刘舒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林子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