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9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负责人：石合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锡添，男，195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仪，广东南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桂冕，广东南磁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永达，男，199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浩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北太，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广州民营科技园科荣二街**敏捷科创中心**楼****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邓锡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世志，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平，男，1985年6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西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广东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笑笑，广东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珠控国际，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珠控国际中心**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许文锋。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锡添、胡永达、广州浩华物流有限公司、李建平、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赔偿苏锡添医疗费1000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赔偿苏锡添损失225305.26元；三、驳回苏锡添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29.6元，由苏锡添负担1164.14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194.02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4371.44元。本案财产保全费2020元，由苏锡添负担31.61元，胡永达、李建平负担1988.39元。在上述判决给付期限内，苏锡添向该院交纳受理费1164.14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该院交纳受理费194.02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该院交纳受理费4371.44元，胡永达、李建平迳付苏锡添财产保全费1988.39元。苏锡添已预交的财产保全费为2020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平安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争议金额：225305.26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粤Ａ×××**号车辆（以下简称涉案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时，广州浩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己收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1、苏锡添和物流公司均向法院提交了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该保险单中“重要提示”栏处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4、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5、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从此保险单可见，物流公司己收到了平安保险公司寄送的保险条款和投保单。2、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粤Ａ×××**号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保险期限是2018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7日；提交了粤A-*新(车架号LVBV3JBBXHY028938)号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保险期限是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12月13日。上述两份投保单在“投保人声明”处声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物流公司在上述两份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字(盖章)”处盖章确认。本次交通事故发生于2019年4月11日，即在事故发生前，物流公司已收到保险条款。二、逃逸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仅需尽到提示义务。胡永达肇事后驾车逃逸，根据法律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逃逸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平安保险公司仅需要对驾驶人逃逸商业险免赔这一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平安保险公司己送达该条款给物流公司，该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已加黑加粗提示。三、重复投保，仅为保险标的或保险期限的延续，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法律关系、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并未改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第3款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险种向同一保险人再次或多次投保，且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曾经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被保险人以本次投保中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具有免责条款认知的延续性和覆盖性，保险人在前合同中履行说明义务的效力应及于后合同，对于重复投保的行为，保险人曾经履行过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本次投保中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免除。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是从2014年开始使用的保险条款，该条款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经过保监会的审核备案，通用至今，未发生过变动。物流公司名下挂靠的多台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多年，其投保行为应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公司行为，平安保险公司对物流公司名下车辆承保并对物流公司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行为亦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公司行为。相同的保险人和投保人再次或多次订立相同或同类保险合同时，如保险人有证据证明先前曾就相关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过明确说明的．应视为保险人对此后订立的相同或同类保险合同中的相关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基本作用在于明确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为了剥夺被保险人享受保障的权利，而责任免除条款是从外延上对承保风险进行具体的界定，不属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不公平条款。“逃逸”是法律和道德上不能容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受害者人身权利，破坏了道路交通安全和秩序。若从法律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使得被保险人特别是物流公司免于经济赔偿，对交通安全存在巨大隐患。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苏锡添答辩认为：一、平安保险公司所称物流公司已经收到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并无理据。首先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虽然在“重要提示”栏处提示“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但该重要提示即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向投保人邮寄了保险条款，也无法证明其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约定进行了说明或提示义务，也无投保人任何签字盖章承诺收到保险条款等的证据。至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粤Ａ×××**号车辆的材料，与本案无关，两车并非同一保险标的，属于并非同个保险合同。即使平安保险公司在粤Ａ×××**号投保时已经尽到明确提示、说明义务，也无法证明其已就涉案车辆投保的商业险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如根据平安保险公司理解，其以往保险过程中已经明确提示、说明，则后续所有投保人投保的保险都不用再提示、说明，此举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平安保险公司该行为是变相免除自己责任，免除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行为。二、平安保险公司称逃逸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其对免责条款仅需尽到提示义务的说法不能成立。如上所述，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都并未提示、说明，平安保险公司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投保人为涉案车辆投保时，已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免责条款的义务。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保险人也应当作出提示义务。故平安保险公司以此为由称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依法无据。三、本案不属于重复投保，法律对于重复投保行为有明确的约定，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其他车辆的投保单、保险条款等与涉案车辆商业险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不同，不属于保险关系的延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仅是指导意见，并非法律法规，对于法律有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规定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故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的告知。其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的明确含义为同一保险标的、同一险种向同一保险人再次或多次投保，其表述为并列的，是指相同的保险标的且相同险种且相同的保险人，本案的保险合同标的为涉案车辆，而平安保险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非涉案车辆的上一年度的投保保单或相关材料，其他车辆保险材料属于不同的保险标的、不同的保险合同。本案中，物流公司即使有多辆车在平安保险公司处进行过投保，也不能免除平安保险公司应尽的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平安保险公司需要对签约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保险免责条款本属于格式条款，对于合同相对方的权利有所加重的条款，平安保险公司应该对免责条款做到合理的提示义务。原审法院也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未对提供的保险条款履行法定的提示说明义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涉案车辆的商业三者险再次或多次承保及就免责事项履行过提示说明义务。平安保险公司不得以对其中一个标的保险条款进行了提示义务而免除对其他保险条款的提示义务。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并无理据。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物流公司答辩认为：一、涉案车辆已向平安保险公司购买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限自2018年10月1日到2009年9月30日，涉案事故发生于2019年4月11日，在保险期限内，平安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单进行赔偿。二、平安保险公司提到的免责条款并未在涉案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该条款未成立生效。三、平安保险公司提到的条款，既是格式条款又是免责条款，该条款应当在平安保险公司的重点提醒、明显提示的基础上，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并接受方能成立生效，如果允许一次通知终身受用，则完全是违背了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范原则。四、一个公司签订同一类型合同，并不必然长年累月的使用同一个模板，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的合同，相对方不同的合同标的物，也会影响合同内容的具体约定。综上，平安保险公司试图以一个合同条款适用，也适用于另外一个合同的主张，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不应予以支持，请法院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建平答辩认为：一、平安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保险条款未经物流公司盖章确认，也没有就免责条款向物流公司履行过提示、说明义务。二、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其他车辆的投保单，不能说明其向物流公司提供过涉案车辆的保险条款，以及向物流公司履行过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是其他车辆的保单，并不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第3款对同一标的的要求，因此不属于保险合同的延续。被上诉人胡永达、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平安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涉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该车发动机号为89472784，车辆识别代码为LVBV3JBB0HE041456。二审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一份（有原件），内容为：投保人为广东浩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被保险人为物流公司，车辆为新车，发动机号为89472784，车架号为LVBV3JBB0HE041456，保险期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投保人签字（盖章）处有实业公司加盖的公章，拟证明投保人实业公司确认平安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实业公司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苏锡添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该证据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是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前一年的保险单，与本案事故无关。物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一、该投保单上面加盖的是其他公司公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而且实业公司作为投保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二、该证据没有包含任何保险免责条款。三、该证据不能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就涉案车辆的免责事项，曾履行过对应的提示义务。李建平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投保单上盖章的是实业公司，并不是本案当事人，不能证明其向物流公司履行过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2、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庭后提交原件供核对，复印件与原件一致），金额为4533.67元，开票日期为2018年9月21日，购买方为实业公司，内容为车辆商业保险，备注：车牌号粤Ａ-×××**，保单号10461003900516006865。3、保单抄件打印件一份（无原件），保单类型为机动车商业保险2014版，保单号为10461003900516006865，投保人为实业公司，被保险人为物流公司，车辆为粤Ａ×××**，发动机号为89472784，保险期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保费到账情况为实收4533.67元；证据2、3拟共同证明涉案车辆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保险期限内的投保人为实业公司。物流公司对证据2、3的质证意见为：一、对保单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保单抄件是平安保险公司出具的，不能证明投保人是谁。因为涉案车辆为物流公司所有，所以是由物流公司付费投保的，但没有证据证明，因为物流公司搬迁，无法找到档案。二、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发票是平安保险公司开的，无论投保人是谁，平安保险公司都会有投保人盖章的投保单，请求法庭让平安保险公司出具可以证明实际投保人的材料。李建平对证据2、3的质证意见为：对保单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平安保险公司制作的，无法核实真实性及来源；对于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专用发票无法证明保险合同的签署方，无法证明投保人是谁，不能以此认定投保人是实业公司。苏锡添并未到庭对证据2、3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平安保险公司表示：1、其二审中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存放在增城的仓库，因为去年6月仓库进水，所以没有找到该证据，故其没有在原审中提交该证据；2、其清楚如果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但与本案有关联需要采纳，法庭会对其进行训诫、罚款，并坚持在二审中提交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平安保险公司能否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第一，关于涉案车辆于2019年4月11日事故发生时所属保险期间的商业三者险的投保人是物流公司还是实业公司的问题。物流公司主张其为投保人，但并无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主张投保人为实业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1、保险期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属于事故发生时的上一保险年度）的《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该投保单显示投保人为实业公司，其中载明的车辆发动机号为89472784，车架号为LVBV3JBB0HE041456，与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号及车辆识别代码一致；2、保单抄件载明，保险期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属于事故发生时所属保险期间；3、开票日期为2018年9月21日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载明购买方为实业公司，内容为车辆商业保险，金额为4533.67元，备注栏载明车牌号为粤Ａ-×××**，保单号为10461003900516006865，该发票内容与保单抄件中记载的投保人、保单号、车辆信息等相关信息可以相互印证。综合考虑物流公司及平安保险公司的陈述，平安保险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车辆保险期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以及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商业三者险的投保人均为实业公司，因上述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胡永达在事故发生后逃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行为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约定，该免责条款属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平安保险公司只需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实业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第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第3款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险种向同一保险人再次或多次投保，且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曾经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被保险人以本次投保中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在二审中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险投保单》，其中投保人声明第2点写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并由实业公司盖章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曾经就上述免责条款对实业公司履行过提示义务，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可以证明实业公司就涉案车辆向平安保险公司再次投保商业三者险，物流公司抗辩本次投保中平安保险公司未履行提示义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上述免责条款生效，平安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内向苏锡添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第四，原审法院已认定李建平与胡永达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胡永达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苏锡添的损害由胡永达的过错行为造成，各方当事人均无就此提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胡永达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应由作为雇主的李建平承担向苏锡添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的除上诉意见之外的具体赔偿项目和金额，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即苏锡添因本次事故所致损失为：医疗费295305.26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的范围内赔偿苏锡添10000元。苏锡添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285305.26元，由李建平赔偿，扣除苏锡添已获偿的赔偿款60000元，李建平尚应赔偿苏锡添225305.26元。鉴于平安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未及时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险投保单》等证据，对该二审逾期提交上述证据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本院对平安保险公司予以训诫、罚款（另行制作罚款决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43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4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4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李建平赔偿苏锡添损失225305.26元；四、驳回苏锡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729.6元，由苏锡添负担1164.14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194.02元，李建平负担4371.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79.6元，由李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建文审判员  潘志刚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罗淑仪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