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7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雷雷，男，198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丰培华，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峰，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明，男，198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爱东，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杰，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雷雷因与被上诉人李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5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雷雷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丰培华与石永峰、被上诉人李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爱东与武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雷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我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及反诉费由李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仅凭我与李明签署的《北京合润嘉成餐饮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内容不含有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合作协议法律特征，就武断地认为双方为租赁法律关系是错误的。我与李明之间的合作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合伙法律关系，我系北京合润嘉成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润嘉成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5年承租杨菊的房屋经营餐饮，我对餐饮店有投资，还利用自己系体育名人的身份进行品牌宣传，因我经常出国参加比赛及训练，故于2017年1月1日与李明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自己不参与餐饮店的实际经营管理，由李明具体经营，李明保障我最低分红。李明接手的是餐饮店的经营管理及获得收益的权利，不仅仅是承租的房屋。我与李明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是目前合同法中还没有正式命名的无名合同，在法无明确禁止即应允许的原则下不应简单地否定合作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为合作协议法律特征没有法律依据，一般认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是合伙法律关系的特征，我与李明之间的合作法律关系不能等同于合伙关系。我作为投资方，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最低分红就是李明对我所属餐厅的金钱补偿，也就是对我的投资回报。最低分红条款也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契约自由的体现，并没有侵犯国家利益和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因而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的案由应是合同纠纷，而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本案双方当事人所受到的损失与双方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实质为房屋租赁合同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我与李明合作经营的餐饮店房屋被房主杨菊收回的直接原因，不是杨菊认为我将房屋转租给李明了，而是李明在管理合润嘉成公司过程中，擅自将餐饮店房屋转租他人，而且将合润嘉成餐饮改名为北京花家怡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家怡园公司）。3.我的事后补救行为仅是对李明违约的事后救济，并非对李明擅自转租行为的追认。我是在2017年11月份才知道涉案房屋已被李明转租，李明的转租行为发生在先，我知情在后。且不仅合作协议约定了李明不得转租，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曾善意提醒李明不能违反合同将涉案房屋转租。我选择了替李明向房主隐瞒而没有立刻追究李明的违约责任，这并不代表我放弃追究李明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自己损失的责任。4.一审法院以我未在六个月内对李明擅自转租行为提出异议，而推定我同意将房屋转租案外人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仅规定了承租人出现违约转租行为，出租人在六个月后再行使解约权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没有规定因违约行为给出租人造成经济损失不需要赔偿。我与李明间的法律关系本来不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且我始终也没有要与李明解除合同，还念及朋友关系事后为其采取补救措施，因李明的违约转租行为，造成了我承租的房屋被房主收回，李明的违约行为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超过100万元约定的违约金。5.一审法院认定房主解除与我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房屋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由我与李明双方原因造成的，属法律因果关系认定错误。李明辩称，虽然一审法院未支持我主张的违约金，但我没有提出上诉，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高雷雷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是正确的，因为合作协议不符合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性质，而且我在2017年1月就把2017年全年的分红和租金支付给高雷雷，2017年6月把2018年全年的租金支付给高雷雷，2018年1月22日解除合同后理应把分红和租金返还给我。我将涉案房屋转租给第三人，高雷雷是同意的。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雷雷返还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租金及分红共计1039069.2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银行间市场同期拆借利率计算从2018年1月2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2.要求高雷雷支付违约金100万元；3.高雷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高雷雷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要求李明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高雷雷（甲方）与李明（乙方）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3号餐厅，经营日本料理。合作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协议约定合作方式和占股比例，甲方占股份40%，只享有股份分红权利，放弃股份决策权及表决权。甲方有权定期检查餐厅经营状态和财务状态，乙方需给予配合。乙方负责餐厅装修改造，管理经营，占股份60%，享有合作项目的绝对决策权和表决权。甲方限购最低分红保障权益，当甲方分红未达到最低分红保障时可启用此条款，乙方应优先按照此最低分红保障支付甲方分红。当分红超过最低保障，按实际分红补齐。双方合作项目，不论经营亏损，乙方应无条件按约定时间支付甲方最低分红保障，第一年为55万元，每年递增5%。餐厅租赁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支付给甲方，甲方支付给房东。第一年租金50万元，剩余租金每年递增5%。2017年1月1日，乙方向甲方支付55万元分红和一年租金50万元。2017年6月30日支付2018年分红57.75万元。2017年11月1日支付2018年房租52.5万元。甲方保证不干涉乙方日常经营管理，放弃合作项目的股份表决和投票权。乙方保证按照实际经营利润向甲方分红，不得有任何欺瞒行为。乙方享有该项目的绝对控制权和表决权，除协议明确约定事项外乙方可自行处理所有经营中事宜，无须征得甲方同意。乙方每年1月15日向甲方公示合法有效的财务报表，明确上一年的经营利润，并于每年1月31日前支付甲方上一年度甲方应享有的实际股份分红。合同另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私自转租房屋、引入第三方股东或合伙人，不得将餐厅所在房屋用作协议约定外的其他用途。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经营餐厅，视为甲方违约，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100万元违约金。甲乙双方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租房屋或出让股份，否则视为违约，协议自行解除，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无条件一次性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李明于2017年6月29日、7月15日、8月20日分三笔支付高雷雷2018年分红57.75万元，于2017年11月1日支付高雷雷2018年租金52.5万元。2017年9月份，李明将涉案房屋转租给案外人。2017年9月23日，王海波与花雷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王海波将涉案房屋和隔壁5号房屋出租给花雷，租赁期限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1日，第一年租金273万元、第二年租金280万元。该协议签订后，王海波向花雷交付了房屋，花雷对房屋进行装修。后因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杨菊、杨崑钰禁止将房屋转租，故对花雷使用租赁房屋的合理性提出异议，不准许花雷继续对房屋进行装修，花雷和王海波就租赁合同履行产生争议。庭审中，李明向法院提交了其与高雷雷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高雷雷对李明将房屋转租给他人系李明和高雷雷一起商定的，高雷雷还主导起草并与花家怡园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高雷雷知道涉案房屋由花家怡园公司实际使用。因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杨菊、杨崑钰与高雷雷协议明确禁止将房屋转租，现李明将房屋转租了，已经引起杨菊、杨崑钰质疑，故李明和高雷雷商议以高雷雷与花家怡园公司签署“合作经营协议”形式，欲让杨菊、杨崑钰相信花家怡园公司使用房屋系基于合作关系，而非转租。李明、高雷雷共同起草、修改了上述合作协议。高雷雷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其主张起初对李明擅自转租的事情并不知情。2018年9、10月份，高雷雷从杨菊、杨崑钰处得知涉案房屋被转租的事情。高雷雷向李明核实后得知李明将房屋交给了花家怡园公司使用。高雷雷陈述既然李明已经将房屋交给了案外人了，但其担心房东解除合同，所以与李明、花家怡园公司协商如何避免房东解除合同，所以才参与起草《合作协议》。另，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1月，虽然高雷雷与房东沟通了合作经营问题，但因为房东意见不明确，所以高雷雷并未向房东支付下期租金。2018年1月18日，高雷雷与房东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载明因高雷雷擅自将房屋转租给第三方，故2018年1月18日解除双方合同，高雷雷已付租金至2018年1月22日，余4天房租款用于弥补腾退期部分租金，自解除之日起，原合同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因高雷雷违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支付给房东。2018年1月22日，高雷雷通知李明解除双方合同关系，李明亦同意解除合同关系。2018年2月，花雷得知房东与高雷雷解除合同后，其与房东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约定2018年2月1日房东向花雷交付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李明与高雷雷签署《合作协议》约定高雷雷将涉案房屋使用权及营业证照交给李明，高雷雷只享有分红权利，不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无论经营盈亏，李明需要保证高雷雷最低分红权益。虽双方合同名为合作，但协议内容不含有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合作协议法律特征，故双方合同应确认为名为合作，实为租赁法律关系。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虽约定未经高雷雷书面同意，李明不得擅自转租房屋、引入第三方股东或合伙人。现李明证据未能以证明其将涉案房屋转租前经过高雷雷同意，但之后因为房东对案外人使用涉案房屋提出质疑，并告知了高雷雷，但高雷雷自2017年9月、10月份得知李明将房屋转租事宜后，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一起与李明商议如何以签署“合作经营协议”形式回避转租违约的事实，故应认推定高雷雷同意将房屋转租给案外人。后涉案房屋产权人因为高雷雷违法禁止转租的合同约定解除其与高雷雷之间合同关系，致使李明、高雷雷之间合同无履行可能性，高雷雷已于2018年1月22日通知李明解除合同，李明表示同意，故法院认定系原、被告双方原因导致合同于2018年1月22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李明要求高雷雷退还房屋未使用期间的租金和分红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因李明、高雷雷均了解房东与高雷雷签署的合同禁止转租，但双方却将涉案房屋另行交付他人使用，导致房东提前解除合同，也致使李明、高雷雷之间合同提前解除，双方对于合同无法履行均有过错，故李明要求高雷雷支付逾期退还租金及分红利息损失、要求高雷雷支付违约金以及高雷雷以李明擅自转租为由要求李明支付违约金的反诉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高雷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李明2018年1月23日之后的租金及分红1036047.95元；二、驳回李明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高雷雷反诉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共同确认一审查明的“2018年10月，高雷雷知道涉案房屋由花家怡园公司实际使用”，“2018年9、10月份，高雷雷从杨菊、杨崑钰处得知涉案房屋被转租的事情”两处的“2018年”均应为“2017年”，本院对此予以纠正。高雷雷另主张2017年10月高雷雷获知的信息仅为加盟，并不知道李明将涉案房屋转租一事。除前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高雷雷另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高雷雷与李明于2017年1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李明于2017年1月4日发送的微信视频，证明合作协议系由李明起草，相关内容是李明的真实意思表示。2.李明于2017年1月4日发送的合作协议WORD版本，证明李明最初草拟的合作协议内容即仅为项目合作内容，虽经双方磋商修订，但最终签署的合作协议版本仍保留最初版本关于合作方式、分红比例及最低分红条款等核心内容，合作协议自起草之初就不具有租赁协议的法律性质。3.2017年3月6日的照片，证明高雷雷作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足球明星，以其自身影响力及人脉资源为其与李明合作经营的餐馆进行对外宣传，并邀请明星来餐馆就餐，扩大餐馆知名度。双方对餐馆的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租赁关系。4.高雷雷与李明在2017年10月18日、2017年10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高雷雷2017年8月25日明确向李明表示“不能违反合同转出去”的情况下，李明仍擅自将涉案房屋转租并隐瞒涉案房屋已由王海波转租给花雷的真实情况，谎称“通过王海波认识的花家怡园”并“加盟花家怡园了”，因其隐瞒真实情况，高雷雷截至此仍不了解房屋已被转租的事实。5.北京觅食花家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觅食花家公司）工商登记查询文件、《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及马萧萧就公司股权及经营权所属作出的声明视频，证明合润嘉成公司在2019年3月5日变更公司名称及股东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高雷雷，高雷雷持有该公司约83%的股权及经营权，该公司《营业执照》及名下经营餐饮行业所需《餐饮服务许可证》及《食品经营许可证》均由高雷雷实际控制，这也是高雷雷与李明进行合作的基础，并非转租。6.2017年1月3日的聊天记录视频、截图及文字汇总，证明高雷雷与李明展开合作后仍为合润嘉成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将经营权交由李明行使，但高雷雷仍对餐厅运营享有监督权，并参与运营事项的讨论及以自身肖像权作为合作方式参与餐厅宣传，发挥其人脉资源积极促成文体行业对餐厅的关注。李明对上述事宜均表示认可，并接受高雷雷对其经营事项的监督、建议。高雷雷的行为均符合《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系合作关系。7.高雷雷于2015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房租支付转账记录汇总、平安银行出具的《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证明高雷雷未从收取并转交给房东的房租中取得任何收益。李明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可以证明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仅为高雷雷和李明，我发送的合作协议版本与最终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内容相差甚远，从高雷雷与花家怡园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可见，高雷雷积极促成转租。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高雷雷的证明目的，双方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证据4涉案房屋系高雷雷隐瞒房东转租给我的，我将涉案房屋转租口头事先告知了高雷雷，并且在高雷雷最终确认我转租后积极推进转租事宜，所以高雷雷是同意我将涉案房屋转租的。证据1-4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5觅食花家公司工商登记查询文件、《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马萧萧的视频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不是二审新证据，真实情况不存在。证据7无原件，且为高雷雷与房东之间的转账，真实性无法核实，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我认可高雷雷每年交给房东租金不超过50万元，还获得我57万元的所谓分红。李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觅食花家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及该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网页截屏一份，欲证明我与高雷雷所签合同的主体是高雷雷和我，合润嘉成公司不享有该合同的权利义务。2.4张微信记录截屏打印件，高雷雷知道我转租之后，积极促进与承租方签约、处理，证明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不是合作。高雷雷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的微信群聊时间自2017年12月16日至2017年12月25日，该证据仅能证明高雷雷在2017年12月19日前不在北京，并联络各方对上述违约事实产生的后果商议救济措施，无法证明高雷雷对李明违约转租的行为事先知情并同意；事先同意与事后知情补救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对李明以事后救济推论事先同意的逻辑不予认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前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合润嘉成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更名为觅食花家公司。觅食花家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出具说明，澄清该公司并非涉案合作协议的甲方，因高雷雷与李明履行该协议需要该公司执照，故该公司在涉案合作协议上加盖合同专用章，该公司在此协议中没有任何权利和义务。本院认为，本案中，李明与高雷雷于2017年1月1日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关于该协议的合同主体问题，李明与高雷雷均表示该合同的合同主体为其二人，觅食花家公司亦出具说明对盖章原因及权利义务承担作出表态，本院对李明与高雷雷关于涉案合作协议合同主体的诉讼意见予以采纳。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该协议的法律性质一节，高雷雷上诉称为合作合同关系，但根据该合同之约定可见，高雷雷并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且结合高雷雷后续参与花家怡园公司《合作协议》的缔约情况，以及高雷雷与案外人杨菊、杨崑钰的合同关系及禁止转租的合同约定等其他已经查明的事实，均可见李明与高雷雷签订涉案合作协议的真实目的系高雷雷将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交予李明使用，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实质应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妥。现杨菊、杨崑钰以高雷雷转租为由解除了其与高雷雷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高雷雷与李明之间的涉案合作协议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诉讼主张，认定涉案合作协议于2018年1月22日解除，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合同解除的后果，高雷雷上诉主张涉案房屋被杨菊、杨崑钰收回的直接原因系李明将涉案房屋转租给案外人，与其与李明之间的合同关系无关。但高雷雷与杨菊、杨崑钰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明确载明的解除原因为高雷雷擅自将房屋转租，在高雷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与李明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之前已将该协议有关事宜告知杨菊、杨崑钰并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即便该解除协议的签订时间在李明将涉案房屋转租之后，亦无法得出杨菊、杨崑钰认可高雷雷与李明的合同关系之结论，故高雷雷上诉主张涉案房屋被收回仅系李明擅自转租所致，并对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法履行系因双方过错提出异议的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关于合同解除责任的认定及后果处理，不持异议。综上所述，高雷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760元，由高雷雷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慧慧审判员  白 松审判员  王军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