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再53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辽宁卫星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站街**。法定代表人：时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明，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光，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请人）：辽宁卫星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沈阳市大**东站街**iv>法定代表人：李雪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奇慧，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雪妍，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辽宁卫星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星研究所）因与被申诉人辽宁卫星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卫星制药厂）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四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2016)辽民申3188号民事裁定，以公章原由时兵保管、是否丢失情况不详、不能排除两枚公章同时使用、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依据不足为由，驳回卫星研究所的再审申请。卫星研究所不服再审裁定，向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辽检民（行）监[2018]2100000033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辽民抗9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张崇利、潘松出庭。申诉人卫星研究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明、韩晓光，被申诉人卫星制药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雪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四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理由：(一)卫星制药厂利用卫星研究所已经作废的公司营业执照、单位专用印章进行诉讼明显不合常理。首先，卫星研究所已于2014年6月登报声明原营业执照正副本、单位专用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作废，并到工商以及公安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于2014年6月20日启用了新的公司营业执照，于2014年7月到沈阳印章研究制作中心重新制作了新的单位专用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以及财务专用章。但[2015]沈中民四初字第310号一案中，法院卷宗中卫星研究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与卫星研究所2014年重新取得的“营业执照(副本)”不一致；卫星研究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所加盖的单位专用印章编号以及卫星研究所为孙颖昊、葛庆宽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单位专用印章编号均与从沈阳印章研究制作中心调取的单位专用印章编号不一致。故原审当事人利用卫星研究所已经作废的公司营业执照、单位专用印章进行诉讼明显不合常理。其次，根据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在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刑警大队调取的孙颖昊的询问笔录以及该院在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刑警大队调取的葛庆宽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原审诉讼是时兵谎称自己系时彪，将卫星研究所法人时彪的身份证复印件、已经作废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提供给孙颖昊，委托孙颖昊代理本案。(二)现有证据证明原审案涉技术转让合同涉嫌伪造。首先，根据卫星研究所提供的新药证书副本，可以看出正本持有人均为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本持有人均为卫星研究所，均未涉及卫星制药厂。且卫星研究所早在1999年、2000年就取得了两份新药证书，并进行生产，没有必要于2009年再与卫星制药厂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受让相关技术。其次，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卫星研究所董事会多位成员证实：“针对案涉《技术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二个虚假协议，公司董事会从未向时兵出具过任何授权。时兵在未取得董事会授权及未征得董事会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该虚假协议上盖章”，卫星研究所生产总监昇文国、卫星研究所财物部门负责人李微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可证明案涉技术转让合同涉嫌伪造。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四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案件涉嫌虚假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卫星研究所称，我方在卫星制药厂主张的《技术转让合同》签订之前既已成为案涉药品受让人无需再次转让；卫星制药厂并非案涉药品生产技术的所有人无权对外转让；该合同并非存在且卫星制药厂未履行交付药品等合同义务。理由：（一）卫星研究所2001年已经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取得案涉药品技术，成为药品持有人，无需8年后再从卫星制药厂受让案涉药品生产技术。（二）时兵利用私自取得的卫星研究所公章与其实际控制的卫星制药厂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卫星研究所对此不知情，案涉合同不成立。卫星制药厂不具备案涉药品生产资质及能力，案涉《技术转让合同》不生效。接收新药技术转让的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必须具有生产设备、生产场所及生产条件，而卫星制药厂不具备上述条件。同时接受新药技术转让的企业不得将该技术再次转让，案涉《技术转让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三）卫星制药厂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卫星研究所交付案涉药品技术，其无权要求卫星研究所支付余款。（四）卫星制药厂原审称收到卫星研究所支付360万技术转让费，而其实际收到708万元，其中的348万元是卫星研究所以技术费名义付款。（五）卫星制药厂实际控制人时兵利用私自拿走的卫星研究所作废公章，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卫星研究所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民事调解书》，符合《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属于严重侵害我方的虚假诉讼。卫星制药厂辩称，（一）时兵作为卫星研究所董事和公章管理人，依照授权有权处理与公司有关的诉讼和其他经营活动。卫星研究所法定代表人时彪2014年6月18日重新私刻公章的行为违法，应当认定无效。根据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委托书》、《通知》、卫星研究所《董事会决议》、董事长的《任命书》，时兵为卫星研究所总经理和全权代表，时彪未经授权解除时兵职务是越权行为。卫星研究所在公章没有丢失的情况下，时彪向公安机关报假案，谎称公章丢失，而时兵一直在使用股东单位授权使用的原公章参与多起诉讼、仲裁。时兵并非代表两家利益，卫星制药厂法定代表人是李雪梅，2015年6月25日李雪梅与时兵离婚。（二）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诉讼，案涉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卫星研究所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于2000年12月24日签订《生产技术转让协议》，但没有履行。实际通过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引进技术，再由其与卫星制药厂签订《技术有偿转让合同》，最后由卫星制药厂将技术转让给卫星研究所。在办理新药证书时省略过程，直接转给卫星研究所，但这不能否认上述转让过程的真实性。调取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卷宗显示，卫星制药厂于2001年6月28日实际支付转让款2040万元，上述转款均有转账凭证支持，当年卫星制药厂的办理手续是时彪签字。卫星研究所2003年7月31日向税务局出具《情况说明》，明确提出没有支付转让费。上述不合理的成本摊销，致使卫星制药厂得到沈阳市地方税务局补缴税款1631198.19元的处理。为纠正不合理成本摊销，案涉双方在2009年3月20日重新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卫星研究所陆续支付360万元转让款。双方在2014年5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也发生在时彪2014年6月18日谎称公章丢失之前。卫星研究所在抗诉再审中又提出346万元往来款是支付的技术转让费，但该款均发生在2014年双方《补充协议书》之前，再审时亦未主张，时彪将卫星制药厂全部账册、会计凭证强行拿走，导致卫星制药厂对该款无法核对，故对此不予认可。（三）本案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8条1款的依法应当由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形。根据规定，对调解书提起抗诉的必要条件是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两者都是整体性利益，不能认为是私人利益的简单叠加，公共利益的受损对象应具有不确定性。只能使特定主体受益，满足特定主体利益不能成为社会普遍利益，不是公共利益。而本案是发生在卫星制药厂、卫星研究所两个特定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提起抗诉的情形。卫星制药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卫星研究所给付技术转让费1680万元及利息10万元；给付违约金33.6万元；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卫星制药厂与卫星研究所于2009年3月20日签订《关于“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和“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I）”的技术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卫星制药厂向卫星研究所有偿转让“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和“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I）”两种产品的全部研发、生产技术资料及相关权益。合同标的价格为2040万元。双方同意卫星研究所按合同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的规定付清首批转让款后，卫星研究所即拥有卫星制药厂所有的“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和“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I）”的全部知识产权。卫星制药厂在15日内将本合同涉及的专有技术、配方、程序、菌种、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标准、鉴定方法、操作规程以及临床研究资料和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的记录、图表、实验笔记、测试程序、数据、内部文件及时完整的提交给卫星研究所。2014年5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截止至2014年4月30日，卫星研究所已向卫星制药厂支付转让费360万元，尚有余款1680万元未支付。卫星研究所承诺尽快处理存货及其他财产，所得款项优先用于偿还对卫星制药厂的欠款。卫星研究所承诺最迟于2014年年底前付清全部余款。如果卫星研究所于2014年年底前付清余款，则卫星制药厂不向卫星研究所收取任何违约金及利息，如2014年年底前不能付清，则卫星研究所按未付款金额的2%向卫星制药厂支付违约金。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辽宁卫星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前给付原告辽宁卫星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转让费1680万元；二、被告辽宁卫星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未按第一项约定履行给付义务，还应自2015年1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三、原告辽宁卫星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四、双方当事人无其他纠纷。围绕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及卫星研究所的再审请求，本院对事实认定如下：2000年12月24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与卫星研究所签订《国家二类新药“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注射用新型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生产技术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向卫星研究所转让已获得国家二类新药证书的“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注射用新型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的全部生产技术及相关权益，但未约定技术的转让价格，卫星研究所亦未支付对价。卫星研究所分别于1999年10月14日和2000年11月2日取得“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注射用新型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的新药证书副本，两副本标明转让的时间为2001年9月28日。2001年1月19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辽宁卫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辽宁卫星制药厂的增资扩股合同》，而后签订《补充协议》，同意卫星制药厂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价款向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买案涉两种新药的生产技术及完整知识产权。2001年3月8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卫星制药厂签订《技术有偿引进合同》，约定卫星制药厂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引进案涉两种新药，新药引进费用合计2040万元。同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亦与卫星研究所签订《技术有偿引进合同》，约定卫星研究所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引进案涉两种新药，新药引进费用合计2040万元。两份合同中卫星制药厂和卫星研究所的签字人均为时彪。2001年4月27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文件《关于子公司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偿引进两个新药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载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于2001年3月8日签署协议，以2040万元的价格引进“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GM－CSF）”和“新型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Ⅱ（IL－Ⅱ）”两个生物制品项目。《关于子公司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偿输出两个新药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载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卫星制药厂于2001年3月8日签署协议，以2040万元的价格输出“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GM－CSF）”和“新型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Ⅱ（IL－Ⅱ）”两个生物制品项目。2001年6月28日卫星制药厂通过中信实业银行向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电汇技术转让费2040万元。同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具了两张银行本票共计2040万元，付给了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2003年6月16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辽宁大义律师事务所复函，2003年7月15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对其与卫星制药厂于2001年3月8日签订的《技术有偿引进合同》已履行完毕，并于2001年6月28日收到卫星制药厂电汇的技术转让费2040万元等事项予以确认。2004年12月21日，由于卫星制药厂将支付给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案涉技术转让费2040万元进行了不合理的成本摊销，沈阳市地方税务局对卫星制药厂做出了补缴税款的处理。2009年3月20日，卫星制药厂与卫星研究所签订《关于“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和“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I）”的技术转让合同》，约定卫星制药厂向卫星研究所以2040万元的价格有偿转让案涉两种新药的全部研发、生产技术资料及相关权益。此后至2014年4月，卫星研究所陆续向卫星制药厂支付非专利技术转让费共计360万元。2014年5月16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确认：截至2014年4月30日，卫星研究所向卫星制药厂支付转让款360万元，尚有余款1680万元未支付。2003年4月11日，卫星研究所下发由董事时彪和董事ThomasEdwardBongarzone签署的通知：由时兵代管公司的印章、财务章、法人代表章及其他一切相关印章。2003年4月18日，卫星研究所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任命时兵为公司总经理。2003年4月28日时彪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时兵为其全权代表，在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和签署的一切文件，时彪本人及卫星研究所均予以认可。2003年5月5日，卫星研究所召开临时董事会，其中一项决议为由时兵代为行使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权，并出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2014年6月18日，时彪报警称卫星研究所的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丢失，于6月20日在《沈阳晚报》登报声明研究所的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作废。2014年6月20日启用了新的公司营业执照，7月重新制作了新的单位专用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以及财务专用章。2014年7月23日，卫星研究所召开董事会，决议解除时兵的卫星研究所董事、经理职务。7月24日，时彪以中国生物制药董事长身份出具免职书，解除时兵卫星研究所董事职务。2014年9月1日，沈阳市工商局就研究所章程修改和董事会成员变更进行了备案登记。2015年11月，卫星制药厂因技术转让合同纠纷将卫星研究所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显示时兵向律师孙颖昊谎称其为时彪，并用其保管的原卫星研究所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办理了诉讼委托手续，卫星研究所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上述事实，有《国家二类新药“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注射用新型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生产技术转让协议》、《技术有偿引进合同》、《关于“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和“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I）”的技术转让合同》等合同，《关于子公司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偿引进两个新药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等股东大会文件，银行电汇单、银行本票、发票等票据，税务处理决定书，新药证书副本，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报警记录、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案涉技术转让的受让主体问题。2000年12月24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与卫星研究所签订《国家二类新药“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注射用新型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生产技术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向卫星研究所转让已获得国家二类新药证书的“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注射用新型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的全部生产技术及相关权益，未约定技术的转让价格，卫星研究所亦未支付对价。2001年4月27日的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文件《关于子公司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偿引进两个新药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载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于2001年3月8日签署协议，以2040万元的价格引进“注射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GM－CSF）”和“新型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Ⅱ（IL－Ⅱ）”两个生物制品项目。两项案涉技术由上海华晨生物技术研究所转让给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3月8日，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与卫星制药厂和卫星研究所签订《技术有偿引进合同》，分别约定以2040万元的价格向卫星制药厂和卫星研究所转让案涉两种新药的生产技术及完整知识产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卫星研究所只是获得该技术和证书，但一直没有支付对价。而卫星制药厂于2001年6月28日通过中信实业银行向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电汇案涉技术转让费2040万元，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文件也指明案涉技术受让方是卫星制药厂，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复函、情况说明中也明确表示案涉技术受让方是卫星制药厂并且相关合同价款已经支付完毕。2009年3月20日卫星制药厂与卫星研究所签订的案涉技术转让合同，确认案涉技术由卫星制药厂转让给卫星研究所，至2014年4月卫星研究所陆续向卫星制药厂支付360万元非专利技术转让费，2014年5月16日双方《补充协议书》确认卫星研究所向卫星制药厂支付转让款360万元尚有余款1680万元未支付，上述合同和转款行为均表明案涉技术是由案外人转让给卫星制药厂，再由其转让给卫星研究所。以上事实证明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卫星制药厂实际履行了双方于2001年3月8日签订的《技术有偿引进合同》，卫星制药厂取得了案涉两种新药的生产技术及完整知识产权。上海华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卫星研究所虽然签订了同样内容的技术转让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鉴于卫星制药厂和卫星研究所当时系关联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均为时彪，故卫星研究所取得案涉新药证书副本并进行生产销售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卫星制药厂许可卫星研究所使用案涉两种新药的生产技术及完整知识产权。同时卫星研究所也以与卫星制药厂签订相关技术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转款行为确认了案涉技术是由卫星制药厂购入并有偿转让卫星研究所。关于时兵作为卫星研究所的总经理对外签订合同、参与诉讼是否有效的问题。卫星研究所于2003年4月11日下发通知由时兵代管公司的印章、财务章、法人代表章及其他一切相关印章；卫星研究所于2003年4月18日召开董事会任命时兵为公司总经理；时彪于2003年4月28日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时兵为其全权代表，在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和签署的一切文件，时彪本人及卫星研究所均予以认可；卫星研究所于2003年5月5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其中一项决议为由时兵代为行使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权，并出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卫星研究所的上述行为表明，时兵的总经理职务及由时兵保管并使用公司相关印章的权限是明确、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二）项及卫星研究所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任免董事。2014年7月23日，卫星研究所召开董事会，决议解除时兵的卫星研究所董事、经理职务。7月24日，时彪以中国生物制药董事长身份出具免职书，解除时兵卫星研究所董事职务。首先，卫星研究所的一位董事出具证言证实免职决定已经电话通知时兵，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卫星研究所通知时任董事、总经理的时兵参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免职决定通知时兵，时兵也否认接到免职通知；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免除董事职务需要卫星研究所股东会决议通过，董事会没有此项权限，故对时兵的免职不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也没有送达时兵，没有发生免职的法律效力。关于原公章效力的问题。2014年6月18日，时彪报警称卫星研究所的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丢失，于6月20日在《沈阳晚报》登报声明研究所的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作废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首先，卫星研究所的营业执照、公章和法人章并未丢失，仍然由时兵掌管，时彪更换公章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程序并不符合公章更换规定；其次，在时彪谎称公章丢失后，原公章在多个生效判决中仍然使用，卫星研究所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再次，公章丢失作废声明没有载明丢失公章号码；最后，本案起诉之时，李雪梅是卫星制药厂法定代表人，时兵与李雪梅在本案起诉之前就已经离婚，时兵退出卫星制药厂。故时兵以卫星研究所总经理的身份在诉讼材料上加盖原公章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应认定为有权代表卫星研究所聘请律师参加诉讼，卫星研究所原代理律师陈述时兵在电话中谎称时彪一事并不能否定卫星研究所作为被告出庭应诉的行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捏造的事实”是指凭空编造的不存在的事实。如根本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未发生过的侵权行为等。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是指通过伪造书证、物证、恶意串通、指使证人作假证言等手段，以凭空捏造的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作出裁判。本案中，卫星制药厂以技术转让合同纠纷对卫星研究所提起民事诉讼，案涉技术客观存在，转让行为客观存在，部分款项支付客观存在，欠款金额客观存在，免除时兵职务的程序和更换公章的程序均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形，时兵作为卫星研究所总经理所具有的权限并未丧失，因此本案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基本事实有相关证据支持，不构成虚假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必要条件是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两个利益均具有普遍性特征，而本案是两个商事主体之间特定化的债权债务纠纷，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影响，并不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再审程序。审判长 屈 昕审判员 金 莹审判员 刘善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刘书斌书记员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