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20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国，女，194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强，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政国，男，194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昕然（张政国之子），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君然，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强，北京三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北京三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张秀国因与被上诉人张政国、被上诉人张君然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2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秀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二、三项判决，改判由张君然全部承担一审判决书第一、二、三项的给付义务；2.由张政国、张君然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张秀国是张政国的姐姐、张君然的姑姑，张政国与张君然为父子俩。张政国年事已高且患有多种疾病，自妻子去世后身体健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所以多年来作为张政国大姐的张秀国，出于对亲弟弟张政国的关爱，虽然自己也已年近80岁的高龄，但仍然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力无偿无私地帮助和照料张政国，如主动联系和陪同他看病买药、给他钱并帮助他理财、出钱为他购置诸如空调、抽油烟机等各类生活用品。2019年5月，张秀国看到与张政国同住的家人对他生活照料不周，未充分尽到赡养义务时，更是亲力亲为地为张政国能安享晚年生活帮他挑选和联系养老机构，最终选择条件优越的北京市房山区随园养老中心（以下简称随园养老中心），并由张秀国与随园养老中心签订了养老服务合同，安排张政国住进了随园养老中心。入住当日，张秀国亲自赶到随园养老中心为张政国办理入住手续和安排相关事项，张政国是由大儿子张君然和儿媳鲍燕一同送到随园养老中心的，之前张君然还陪同张政国去了趟广发银行办理理财和其他银行业务，可见，张政国自己的银行卡、存折及存款情况对张君然来说是完全透明的，毕竟张君然是他的亲儿子，况且，张君然在带张政国看病、协助理财和办理其他事项时也会经常接触到张政国的银行卡，而且张君然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自己早已知悉涉案银行卡的密码。入住数日后张秀国去看望张政国时，张政国提出随园养老中心是张秀国帮助联系的，养老服务合同也是张秀国作为其监护人帮他签订的，所以，张政国委托张秀国帮其处理与随园养老中心有关的缴费、结算等与养老中心有关的事项，同时，继续帮助他做理财，并将其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张秀国，以便完成他委托的事务。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张政国为张秀国能顺利完成委托事项将其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张秀国代管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张秀国仅系出于亲情为亲弟弟帮忙而提供的无偿服务（不仅是无偿，还要自己搭钱），应属民法意义上的好意施惠关系，类似于无因管理，不能因此为其设定合同上的违约赔偿责任。张政国于2020年4月借故搬出随园养老中心回家居住，6月初提出不再回随园养老中心居住了，既然张政国不在随园养老中心居住，张秀国继续代管张政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已失去意义，同时，考虑到张政国回家后由家人照顾，平时会经常用到身份证和银行卡，张秀国便于2020年6月4日通过微信方式告知张政国不再代管银行卡和身份证，需要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还给张政国，张政国表示认可。但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期间正是疫情期间，张政国居住在河北省固安县，张秀国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当时北京和外地都存在管控情形，来往确实不便，而且双方都是年近80岁高龄的老人，身体都不是很好，在张政国和与其同住的二儿子张昕然都不愿前来取走银行卡和身份证的情况下，张秀国才让张政国的大儿子张君然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而且选择张君然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张政国与张君然是父子关系，是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且张君然对张政国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其次，张政国和张君然在北京的居住地同在北京市丰台区康馨家园北区3号楼1单元，一个是1301号，另一个是1303号，且他们各自在河北省固安县均有住所并相隔不远，转交很是方便。最后，张君然曾与张政国共同居住过，经常照顾张政国（如带其看病等），而且在2020年4月15日也帮张秀国转交过银行存款给张政国。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交由张君然来转交身份证和银行卡的。需要强调的是，张秀国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张君然再由其转交给张政国，是让张君然转交，而不是让张君然保管，其民事行为性质应是委托关系，而不是保管关系，不属于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损害赔偿责任理应由张君然个人全部承担。（一）本案张秀国与张政国之间不构成合同法上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1.张秀国为完成张政国委托事务而代管银行卡和身份证的行为完全系出于亲情为亲弟弟帮忙而提供的无偿服务，应属民法意义上的好意施惠关系，与无因管理相似，不构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不能因此为其设定合同上的违约赔偿责任。2.如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来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张秀国认为，张政国为张秀国能顺利完成委托事项将其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张秀国代管的行为更符合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其中代管身份证和银行卡的行为应属为顺利完成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事项的附随行为，并不能单独构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二）退一步讲，假如构成合同法上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张秀国也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张秀国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张君然再由其转交给张政国，是让张君然转交，而不是由张君然保管，其民事行为性质应是委托关系，而不是保管关系，不属于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的情形。显然，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一条，将委托第三人转交行为认定为第三人保管行为是错误的。2.本案张秀国为完成委托事项代管张政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的行为是无偿的，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张秀国代管张政国的银行卡、身份证是基于张秀国作为张政国的亲姐姐，为了张政国的利益而完成其委托事项的无偿代管行为，保管标的物是银行卡、身份证，张秀国作为代管人，不存在因其本人原因致使银行卡、身份证毁损、灭失的情形。在代管过程中，张秀国无重大过失情形，对于“重大过失”如何理解和认定，张秀国认为可参考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理论、案例判决进行考量：重大过失是指在正常情况下责任人在法律行为能力范围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疏忽大意）或已经预见但轻信（过于自信）损害后果不会发生而未采取措施所造成的事故及损失。在保管合同中所谓“重大过失”，是指保管人对保管物明知可能造成毁损、灭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本案中张秀国主观上无法预见张君然必然作出发生转移银行存款的侵权行为。张君然作为张政国的亲儿子，以前曾与张政国共同居住过，照顾张政国比较多，而且在2020年4月15日也转交过银行存款给张政国，基于这种亲属关系的信任，张秀国才将银行卡和身份证由张君然转交，而没有交给陌生的第三人，而且按照常识，只有银行卡和身份证不会导致银行存款必然能够转移或提取。这种情形下，不能强求张秀国不信任张政国的亲儿子，强求张秀国能够预见必然产生张君然转移银行存款的后果。另外，转交银行卡期间正是疫情期间，张政国居住在河北省固安县，张秀国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当时北京和外地都存在管控情形，来往确实不方便，而且双方都是年近80岁高龄的老人，身体都不是很好，在此客观情况下，张秀国选择张政国的亲儿子张君然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不能认为是过错或过失，让老人亲自见面交接银行卡和身份证是强人所难，不符合常理。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条规定，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此条规定，如张政国认为身份证和银行卡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即便在交接环节也必须由其本人或书面授权的人亲自完成，应事先告知张秀国，否则，张秀国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证据显示，无论张秀国事先告知和事后通知张政国已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张君然再由其转交给他时，张政国均未对交由张君然转交表示反对，说明张政国当时是认可的。只是事后发生了张君然擅自转账的行为后，张政国为自身利益才置事实于不顾，贸然追究张秀国的损害赔偿责任。4.张秀国保管的标的物是银行卡、身份证，不是货币，其转交行为不会必然导致张君然擅自转出银行存款，二者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张君然转出张政国的银行存款，仅仅依靠银行卡和身份证是无法做到的，银行方面需要银行卡密码或张政国的委托才能办理，这是常识，因此银行卡密码是转出银行存款的必备条件，张秀国当时并不知道张君然知道银行卡密码。从张秀国提交的与张君然之间的微信记录证据可以看出，张君然获悉张政国银行卡密码是通过以前帮助张政国办理银行业务时知道的，因此，张秀国转交银行卡、身份证的行为不会必然产生张君然转移银行存款的结果，二者缺乏因果关系，张秀国不应对张君然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三）本案损害赔偿责任理应由张君然个人全部承担。张君然作为张政国的长子，平时多次接触父亲的银行卡且也知晓密码，从未发生过私自侵占的情形，这次受姑姑张秀国之托向其父张政国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却动了邪念，私自转账侵占父亲张国政的财产并且拒不返还，实在出乎张秀国、张政国及其他人的意料之外，其行为不仅构成民事侵权，且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侵占罪的有关规定，其作为侵权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其本人应该全部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返还侵占的财产并赔偿损失。三、一审判决结果显失公允，并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破坏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一）如前所述，张秀国为完成张政国委托事务而代管银行卡和身份证的行为完全系出于亲情为亲弟弟帮忙而提供的无偿服务，属民法意义上的好意施惠关系，无论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的“保管合同关系”，由于委托和保管均是无偿的，张秀国无故意或重大过失都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反观张君然受姑姑张秀国之托向其父张政国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私自转账侵占父亲张国政的财产并且拒不返还，其行为不仅构成民事侵权，且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侵占罪的有关规定，其作为侵权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一审判决却判令好心施助的张秀国来承担因张君然私自转账侵占父亲张国政财产的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对侵权人张君然却法外开恩，这显然有失公允。（二）一审判决增加当事人诉累。张政国同时起诉了张秀国和张君然，张秀国因完成委托事务而代管银行卡和身份证和张君然转移银行存款的侵权行为是不同的法律行为，张政国将张秀国列为第一被告完全是出于私心，有意偏袒自己的亲生儿子，将自己亲儿子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到屡屡热心帮助自己的姐姐张秀国头上。法庭有权根据事实确定民事案由，不应拘泥于保管合同纠纷，况且，保管合同纠纷这一案由的确定也并不准确。毫无疑问，张君然转移银行存款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张政国的合法权益，其承担赔偿责任或返还责任是确定的。一审判决完全可以直接判令张君然单独承担赔偿责任。现如此判决，必然导致张秀国再另行起诉张君然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浪费司法资源，达不到司法为民、息诉止争、化解矛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一审判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破坏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亲属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是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亲属之间互相信任、互帮互助是生活中必需的，也是社会所倡导的，法律不能要求亲属之间如商业领域或陌生人之间，事事必须小心谨慎，防范风险，都要签订书面协议或出具书面授权。张秀国作为张政国的姐姐，出于亲情关系，关心照顾张政国，无偿为其联系、处理养老院事宜和协助理财获取收益，其不计个人得失、乐意助人的无私行为应为社会所称道。同样出于亲属关系，基于对张君然与张政国是父子关系的信任，由张君然转交银行卡和身份证，是合情合理的善意行为。现一审法院的判决，必然导致亲属之间丧失基本的互信，不敢或不能轻意照顾和帮助他人，包括自己的亲弟弟，不敢或不能参与亲属委托自己去处理的有关事项，事事必须要有书面的协议、授权和证据，否则，将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遭受“好心无好报”的结果。张政国辩称，不同意张秀国的上诉请求，应该由张秀国还，张政国把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交给张秀国保管，张秀国不还给张政国。这些都是张政国的财物，张秀国的行为属于对张政国个人权利的侵犯。张君然辩称，张君然对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无异议，对张秀国的上诉理由不予认可。张政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秀国、张君然共同给付张政国1400000元；2.判决张秀国、张君然给付张政国以14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始按照9.8%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张秀国、张君然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政国与张秀国系姐弟关系。张君然系张政国之子。2019年张政国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交由张秀国保管，并告知其银行卡密码。2020年7月11日，张秀国未经张政国同意，擅自将张政国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及身份证等交与张君然。张秀国提交的收条载明：今将张政国身份证、银行卡（广发建行两个卡）北京银行存折都交给张君然去给张政国送去。2020.7.11.收到，张君然。张君然对此予以认可。2020年7月11日，张君然将张政国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内1400000元转至张君然账户内。张政国称张秀国与张君然合谋，张秀国、张君然均予以否认。张君然称张政国主张的1400000元中1000000元系赠与不同意返还，400000元扣除物业费3608.49元后同意返还。张政国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张政国将其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为：×××）等交由张秀国保管且已交付，故张政国与张秀国之间的保管合同已成立，张秀国应妥善保管。张秀国未经张政国同意擅自将张政国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交予张君然，违反了保管人的义务。张秀国对其因擅自将张政国的银行卡、身份证转交张君然，致使张政国银行账户内的存款被张君然擅自转出的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张政国要求张秀国给付1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张政国要求张秀国按照9.8%的标准支付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为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因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张政国与张君然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张政国以保管合同纠纷为由要求张君然给付14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现张君然自愿同意给付张政国396391.51元，一审法院不持异议，故对张政国要求张君然给付396391.5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对张政国主张张君然给付其余钱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张秀国、张君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张政国396391.51元；二、张秀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张政国1003608.49元；三、张秀国自2020年7月1日以1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付张政国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张政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张秀国在张政国搬出随园养老中心后，因疫情原因，在张政国无法亲自收取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的情况下，张秀国将身份证、银行卡交给与张政国同小区居住的儿子张君然手中，让张君然代为转交给张政国，其行为符合社会上的一般生活常理。张秀国将身份证、银行卡让张君然代为转交张政国的行为，不属于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同时，张政国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张秀国私自将银行卡密码告知张君然，也没有证据证明张秀国事先知道张君然已知银行卡密码，张秀国对张君然会擅自将张政国账户内款项转走的行为更不可能提前预知，其委托张君然转交身份证、银行卡的行为没有侵害张政国的财产权益，并无重大过失，张政国起诉要求张秀国支付其1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涉案1400000元在张君然处，张君然在庭审中表示愿意随时返还给张政国，对此本院不持异议，故对张政国要求张君然给付1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给予支持。张君然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转移走张政国的1400000元，造成本案纠纷的发生，张君然需要从2020年7月11日以1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给支付张政国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张秀国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2854号民事判决；二、张君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政国返还1400000元；三、张君然自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一日起以1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付张政国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张政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张君然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张政国负担2500元，张君然负担2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张君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伟审判员 胡 君审判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燕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