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4民终29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巨红涛，男，1976年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杨陵区，公民身份号码：61040XXXX6********。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洁，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凌保利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杨凌示范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3741272257X。 法定代表人：陈保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巨红涛因与被上诉人杨凌保利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利达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2020)陕04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巨红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傅洁，被上诉人保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巨红涛上诉请求：撤销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2020)陕04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2002年8月13日《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确定的首批150辆号牌中有75辆系个人受让取得。不因上诉人在购车后将车辆和道路运输证登记在公司名下而剥夺上诉人作为经营权受让人或车辆财产所有权人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管理或挂靠关系。公司仅因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而对案涉出租车享有管理权。车辆的经营权为个人享有。2、一审判决将个人享有经营权的合法性与杨凌示范区排除个体经营的概念混同错误。《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中规定的加入公司或车队进行经营不等同于将个人的经营权无条件转移给公司或车队。案涉同批案件中，上诉人尤其是75辆个人原始受让经营权牌照的现车主，主张的是与初始经营权受让人通过合法交易行为取得对应的经营权。被上诉人称对应的经营权由其向主管部门拍卖取得，却不出示任何拍卖取得并缴纳相应有偿使用费的票据。上诉人作为多次易手的现车主，对证据部分具有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举证短板。在上诉人依法明确向一审法院提出取证申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一审法院将2006年出台的《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放在2002年9月3日出台的《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之前，得出“排除个体经营”以及“其专属号牌系该车辆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车辆与车牌不可分割”的结论，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租车经营权可以转让和继承，没有明确没有车辆出租车经营权就不得转让。本案并无证据证明75辆个人原始取得经营权的车辆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公司。一审中被上诉人出示了大量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上显示有个人名字的证据，却根据现有的登记证书得出归属于公司的结论。3、被上诉人以道路运输许可证属于被上诉人认为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归属被上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出租车经营权显然有别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属于公共资源的配置，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行业资质。4、一审法院对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及案件事实怠于行使调查权，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审对于玉祥公司接管原华山公司46辆出租车，是否受让了经营权一节未予查明。依照《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可明确得出其中至少有二十五辆车对应的经营权为个人初始取得并自行购置车辆的基本事实。5、一审法院在对查明案件事实的认定上标准不一。上诉人针对群体类型性案件援引其他公司、其他车主的证据资料来佐证《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中的75辆出租车个人经营权取得的事实，却被以被上诉人不认可证明目的的质证意见予以否定错误。同时，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在事实以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任意割裂的错误做法与法相悖。一审中被上诉人一方主张所有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由其拍卖初始取得，并承担了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但法院并未要求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却仅仅依公司的自我证明资料“保存不善”为由，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责任错误。6、一审法院错误撕裂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财产所有权为包括车牌、顶灯、计价器等所有以物的表现形式在内的财产所有权，主张的经营权是由政府出让的一定期限内的出租车经营权。一审法院以“专属号牌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车辆与车牌不可分割”得出出租车经营权只有通过招投标方式才能取得的缩小概念错误。7、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是案涉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于实无依，于法无据。一审涉诉同类四十案中，涉及的四十辆车在取得方式上分公司和个人两类主体，一审依照登记状况得出错误结论。8、《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第十七条明确了出租车经营权可以转让和继承。一审关于“原告无证据证明对涉案车辆享有经营权，在其未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政府许可情况下，要求将涉案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错误。9、一审法院无视公司在拍卖取得经营权后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将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各个车主个人的基本事实，作出错误认定。10、一审法院无视各手车主之间交易时作为管理者公司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仅认可有交易事实，对其交易的法律后果不作回应和评判的行为明显是对上诉人一审诉请的撕裂和遗漏。11、一审法院对于原个人拍卖取得经营权后登记在公司名下的各出租车经营权的归属界定明显违法。 保利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的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根据《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的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以服务质量为主要竞标条件的招投标方式出让。《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规定，通过拍卖方式出让出租车经营权，排除了个体经营的模式，且明确出租车经营权的对象是出租车公司或车队。出租车经营权只有通过招投标方式才能取得，出租车经营权既不是动产物权，也不是不动产物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非一般的民事权利。被答辩人作为个人，不符合政府主管部门对取得出租车经营权设定的主体条件，其也没有通过合法程序从政府主管部门拍卖取得涉案车辆的经营权。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巨红涛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陕VXXX**号出租车所有权与经营权归原告所有和享有；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陕V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8月13日，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出台《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主要内容有：在原有150辆出租车的基础上增加50辆新车，总数达到200辆。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对目前全区仍在私自营运的车辆一律取缔，以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本轮出租车经营权期限为5年。自2002年10月至2007年9月；本次拍卖的起拍价定为5年期3万元，该费用仅包含出租车经营权出让费，不含其它费用；公司或个人购买经营权的，必须在两个月内加入到现有的其中一家出租车公司进行经营，并按照相关规定交纳管理费用。也可以在规定限期内自愿组成车队或公司，但车辆总数不能低于30辆。逾期不加入的个体经营户，或车辆总数低于30辆的公司，由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原出让价的50%收回经营权，公开进行拍卖。2012年9月3日，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专项问题会议纪要记载，2014年12月31日后，原有200辆出租车维持现有的经营模式不变，如需继续经营按照管委会规定的标准缴纳经营权有偿使用费。 2015年9月12日，原告巨红涛与刘某某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刘某某以439000元的价格将陕VXXX**号出租车转让给原告。车辆转让后的过户手续由原告负责办理，刘某某须积极配合，但所需费用都由原告承担。陕VXXX**号出租车登记的所有人为被告保利达公司，但就运营该出租车，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另查明，陕VXXX**号出租车从2007年登记在被告保利达公司名下，且现行驶证中记载的所有人为被告保利达公司，道路运输证中记载的业户名称亦为被告保利达公司。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其主张的所有权并非仅限于裸车的所有权，而是包括号牌在内的车辆所有权。 一审法院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的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属行政许可范畴。关于原告巨红涛请求确认陕VXXX**号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归其所有和享有的问题，根据《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的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以服务质量为主要竞标条件的招投标方式出让。出租汽车服务质量考核办法，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的程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以及《杨凌示范区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办法》规定，通过拍卖方式出让出租车经营权，排除了个体经营的模式，且明确出租车经营权的对象是出租车公司或车队。出租车经营权只有通过招投标方式才能取得，出租车经营权既不是动产物权，也不是不动产物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本案原告作为个人，不符合政府主管部门对取得出租车经营权设定的主体条件，其也未举证证明已通过合法程序从政府主管部门拍卖取得了涉案车辆的经营权。出租车作为营运车辆，除了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号牌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车辆与车牌不可分割，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原告称其主张陕VXXX**号出租车车牌下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但该主张是将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告请求确认涉案出租车经营权和所有权归其所有和享有，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协助其将涉案陕VXXX**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问题，被告保利达公司是涉案车辆经营权的享有人，原告无证据证明对涉案车辆享有经营权，在其未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政府许可情况下，要求将涉案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巨红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巨红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7年4月10日，保利达公司与刘某某针对陕VXXX**出租车签订《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保利达公司是该出租车经营权的所有者，对该车辆及经营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乙方刘某某是该车辆的所有者，在合同有效期内拥有本合同约定的该车辆的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巨红涛是否为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人和财产所有权人？2、被上诉人是否有协助办理相关证件的过户义务？ 焦点一：巨红涛是否为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人和财产所有权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出租车裸车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在保利达公司与巨红涛上手刘某某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案涉出租车经营权人为保利达公司，车辆的所有权人为刘某某。上诉人系该合同的继受主体。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出租车公司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将涉案车辆承包给上诉人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保利达公司拥有涉案车辆在获准期限内的经营权的依据。故对上诉人关于案涉出租车经营权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 案涉车辆虽登记在被上诉人保利达公司名下，但上诉人系车辆的实际出资人，据此，上诉人主张该车辆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焦点二：被上诉人是否有协助办理相关证件的过户义务？ 出租车道路运输许可证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颁发。属于特殊行业从业资质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属民事案件审理范畴。案涉出租车的道路运输许可证是杨凌示范区出租车管理部门依据被上诉人保利达公司提出的申请，就具体车辆从事出租客运出具的资质证明，与该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应保持一致性，故对上诉人巨红涛关于被上诉人协助办理案涉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至上诉人名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巨红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2020)陕04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 二、陕VXXX**号出租车所有权归上诉人巨红涛所有； 三、驳回上诉人巨红涛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巨红涛负担100元，由被上诉人杨凌保利达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春丽 审判员  张作儒 审判员  王丽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郑 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