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3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837164963H，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广化街**。负责人：汪长毓，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伟，江苏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阿庚，男，1961年3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成文，男，1983年1月5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江，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玲玉，女，1987年8月3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常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汤阿庚、尹成文、樊玲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2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保常州分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肇事后逃逸属于商业险条款的免赔事项，并且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可以减轻太保常州分公司的解释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履行提示告知义务而应当赔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尹成文事后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保险人将此种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可以适当减轻说明义务。一般认为只要太保常州分公司在保险条款中采用加黑、加粗的方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提示，并在合同签订时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就可认为其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太保公司的保险条款，免责事由部分已经通过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加黑、加粗相关的文字，并且将条款交给投保人，可以认为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履行提示告知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发生于2018年，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汤阿庚未证明存在固定收入，也没有提供近三年的收入状况的情况下，依据2018年江苏省零售行业标准认定被上诉人汤阿庚误工费109768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汤阿庚未作答辩。被上诉人尹成文辩称：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相关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同时樊玲玉在一审中已经就保单的情况作了明确说明，事故后找了业务员才拿到。上诉人在收完保费后，从未将保单及时交付尹成文和樊玲玉，上诉人甚至不能确定保单是交给了尹成文和樊玲玉中的哪一个人。被上诉人樊玲玉未作答辩。汤阿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保险公司、尹成文、樊玲玉赔偿汤阿庚交通事故损失暂定10000元；2.诉讼费由保险公司、尹成文、樊玲玉承担。诉讼过程中，汤阿庚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保险公司、尹成文、樊玲玉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334108.58元。事实和理由：汤阿庚驾驶电动三轮车于2018年5月6日在溧阳市南环路育才路路口处与被告尹成文持证驾驶的苏Ｄ6××**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汤阿庚受伤、电动三轮车受损的事故。经查，苏Ｄ6××**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所有人是被告樊玲玉，该车在被告太保常州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100万，不计免赔），保险期限均自2017年6月27日至2018年6月26日。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1.案涉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出警并制作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尹成文负事故全部责任，汤阿庚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导致原告受伤，二车及电动三轮车上财物损坏。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发生经过及形成原因、事故责任认定结论载明“……尹成文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通过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且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及报警……尹成文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应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被告尹成文持证驾驶的苏Ｄ6××**号车辆在被告太保常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限均自2017年6月27日至2018年6月26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3.2020年4月13日，汤阿庚因本次事故所受之伤经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汤阿庚所受之伤构成两处十级伤残；误工期共计以21个月为宜，护理期以8个月为宜，营养期共计以6个月为宜。汤阿庚为此支付了会诊、鉴定费4100元。4.事故发生前汤阿庚在燕鸣路菜场内个体经营水产品零售。5.一审审理中，原告提供事故现场录像视频一份，视频中载明汤阿庚电动三轮车中载有水产物品，事故造成水产物品损坏。6.庭审中，被告太保常州分公司提供投保单原件一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及商业险合同条款一份，证明太保常州分公司对商业险约定的免责事项已尽告知义务。被告尹成文、樊玲玉提出，投保单及免责事项说明书中樊玲玉的签名均非尹成文、樊玲玉所签，太保常州分公司对免责事项未尽提示告知说明义务。为此，被告尹成文申请对投保单原件尾部“樊玲玉”的签名、日期及“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进行笔迹鉴定。樊玲玉到庭书写字迹比对样本，后因双方未能提供樊玲玉本人诉讼发生之前书写的自然字迹比对样本，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倾向性鉴定意见：认为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中的落款签名、日期及“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不是樊玲玉同一人书写形成。为此，尹成文支付了鉴定费4560元。7.关于汤阿庚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如下：（1）医疗费114432.79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医疗费发票等证据，汤阿庚因事故受伤治疗共产生医疗费总额应为114432.79元，根据相关规定，扣除10%非医保用药11443.28元，由双方当事人按事故责任予以承担，医保内医疗费为102989.51元；（2）汤阿庚主张营养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00元、护理费30000元、残疾赔偿金157380.48元、精神抚慰金75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误工费：汤阿庚事故发生前个体从事水产品零售，据此，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江苏省零售业行业标准62725元/年的标准认定误工费标准，确认误工费应为109768元；（4）汤阿庚主张车辆损失6200元及车载物损4152元，因双方对电动车未进行评估定损，该车购买于2017年12月4日，购买价6200元，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车损为3100元，车载物品根据汤阿庚提供的证明，一审法院对汤阿庚主张4152元予以确认。8.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汤阿庚因本起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21389.99元（医疗费102989.51元、营养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00元、护理费30000元、残疾赔偿金157380.48元、精神抚慰金7500元、误工费109768元、财产损失7252元）。事故发生后，被告尹成文支付了汤阿庚赔偿款现金50000元、医疗费79186.59元，护理费按600元+第一次住院43天*本地护工标准125元/天=5975元，被告实际支付的超出本地护工标准的部分由其自行负担，为此，垫付款合计为135161.59元。关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根据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及投保人声明中的落款签名、日期及其他字样均非樊玲玉本人所签，尽管樊玲玉交纳保险费的行为应视为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可，但无法认定太保常州分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即使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保险人仍应对该条款作出提示。本案中保险公司未履行提示义务，因而免责条款均无效。3.综上，即使尹成文存在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情节，太保常州分公司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在商业险限额内按责赔付相关损失。关于各赔偿义务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认定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为尹成文，樊玲玉仅为登记车主，该车由尹成文实际管理使用，故应由尹成文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樊玲玉不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苏Ｄ6××**号车辆在被告太保常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太保常州分公司首先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超出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应由太保常州分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按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据此，被告太保常州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汤阿庚交通事故损失122000元（含精神抚慰金7500元），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汤阿庚交通事故损失299389.99元，合计人民币421389.99元。被告尹成文赔偿汤阿庚交通事故损失非医保用药11443.28元，因其实际支付了135161.59元，故其多支付的123718.31元视为替太保常州分公司垫付，该款由太保常州分公司在上述赔偿款中予以返还。一审法院遂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汤阿庚交通事故损失合计人民币421389.99元，其中给付原告汤阿庚297671.67元，给付被告尹成文123718.31元。二、驳回原告汤阿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56元（已减半收取），鉴定费8660元，合计人民币11816元，由原告负担345元，被告尹成文负担3000元。被告太保常州分公司负担8471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经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的代理人杨春伟申请，本院出具（2020）苏04民终4394号调查令，杨春伟律师持该调查令到溧阳市交通警察大队调查收集了苏Ｄ6××**号车辆2018年5月5日交通事故卷宗中的事故当事人相关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该笔录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显示：2018年5月7日，溧阳市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收到姜小琴交来的案涉保险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就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已对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2.一审认定误工费109768元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上规定表明，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仍需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提示。对于在保险条款中采用加黑、加粗的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提醒的，也可以认定保险人尽到了提示义务，但前提是投保人已实际阅看相关免责条款。具体到本案，肇事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投保人对此应当知晓，但其并不必然知悉肇事逃逸会产生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因此，虽然保险合同中约定了免责条款，本案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对被上诉人尹成文肇事逃逸免责的前提为太保常州分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该条款向投保人樊玲玉作出了相应的提示。按照相关规定，在未进行正式提示的情况下，只要相关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即可视为其已阅看，保险人因此已尽到提示义务。结合本案案情，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主张其尽到提示义务的方式即为已将包含已经加黑、加粗的免责条款的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故在投保人否认收到保险条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负有举证证明投保人已实际收到保险条款，从而证明其已尽到提示义务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太保常州分公司提供有“樊玲玉”签名的投保单及免责事项说明书，主张其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但樊玲玉否认自己签收了投保单及免责事项说明书。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投保单中投保人“樊玲玉”的签名并非是樊玲玉本人签字。太保常州分公司提出樊玲玉已经多次投保过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提供樊玲玉往年投保时已接受过相关提示的证据。虽然在二审中，太保常州分公司提供了溧阳市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于2018年5月7日收到姜小琴受托交来的案涉保险单，并称笔录中被上诉人尹成文在描述事故发生后到交警大队处理前这一时间段的全部行程时，没有提及找业务员要保险单一事，但据此亦不能证明樊玲玉已收到保险单，从而得出太保常州分公司已向樊玲玉履行提示义务的结论。综上，现太保常州分公司未能对案涉保险条款内容已被樊玲玉知晓、肇事逃逸免责条款已经向樊玲玉作出提示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不能认定太保常州分公司已经向樊玲玉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作为投保人的樊玲玉不产生法律效力，太保常州分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认定太保常州分公司未履行提示义务，因而免责条款均无效，太保常州分公司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在商业险限额内按责赔付相关损失并无不当，对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要求免除商业三者险赔付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被上诉人汤阿庚提供了从事水产品零售的营业执照和租赁协议，可以证明其实际从事水产品个体经营，按照上述规定，虽然其未能提供收入实际减少的依据，但其误工费亦可参照相关标准计算并予以支持。上述《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在表述采用相关标准时用的措词是“可以参照”，而不是必须按照相关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故一审酌情按照2018年江苏省零售业行业标准62725元/年的标准认定误工费并无明显不当。综上，上诉人太保常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12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天存审 判 员 吴立春审 判 员 董 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宝和书 记 员 徐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