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再1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天茂，男，汉族，1960年12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冉启发，男，汉族，1972年2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艳，女，汉族，1980年1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于斌，男，汉族，1969年11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再审申请人李天茂因与被申请人冉启发、陈艳及一审第三人于斌债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黔01民终3892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346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天茂，被申请人冉启发，一审第三人于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李天茂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3892号民事判决；二、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支持申请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三、请求判决一审、二审、再审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李天茂再审申请事实及理由如下：《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约定当日支付定金160万元就是转让公司的转让价款。其一，2016年4月10日，有限公司的财产被征收局征收按无房产证的征收补偿是180万元，有房产证的征收补偿是240万元，证明转让的价格超过160万元，现该笔补偿款已收到，充分证明《有限公司转让合同》转让价格是160万元符合真实性和客观性，而不是52万元。其二，该厂在2012年6月15日就开始商谈征收事宜，征收的价格从未商谈在100万元以下，不可能以52万元卖给冉启发。将公司转让价款认定为52万元，违背法律规定，同时也违背了交易习惯。由此说明160万元不可能是定金，而是转让价款。其三，合同法的解释中认定买卖合同中付款方付款时间未定的，以收到货物的时间为付款时间。该案中付款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故延迟付款违约金是可以支持的。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平。据此，李天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冉启发辩称，二审期间所有的资料已经查清，我尊重法律，以二审的为准，二审判决执行款项已经履行。一审第三人于斌陈述，我与郭江南和冉启发的借款和委托投资与本案无关，是另案关系，且两笔款项存在争议；双方签订有明确的转让协议等。李天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公司转让本金140万元整；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滞纳金共计33万6千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起被告冉启发与第三人于斌发生借贷关系；2015年5月25日冉启发与于斌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经贵阳白云金芮工贸有限公司（下称金芮公司）全体股东同意，2015年8月被告冉启发与第三人签订《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于斌将金芮公司整体转让给冉启发，转让款为160万元。合同签订后冉启发于2015年9月1日向于斌转款20万元，于2016年8月1日向于斌转款10万元，剩余130万元转让款未支付。2017年7月8日，于斌与李天茂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于斌将冉启发欠其转让款的债权转让给李天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于斌将权利转让给原告时已经通知了被告冉启发，因此该转让有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冉启发与第三人于斌之间既存在转让金芮公司的合同关系和资产委托管理关系，又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至今双方未对往来款项进行结算，被告冉启发主张应当支付给于斌的转让款已经用于斌应当归还的借款冲抵，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单就《有限公司转让合同》而言，冉启发应支付于斌转让款160万元客观真实，该合同签订后于斌认可收到冉启发支付的30万元转让款，尚有130万元转让款未支付，现于斌已将该债权合法有效地转让给原告，剩余转让款130万元应支付给原告。本案原告主张的是《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相应款项，2014年12月5日至2016年3月23日期间冉启发转给于斌的其他款项，冉启发可另案主张。被告冉启发辩称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款为52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且与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冉启发与于斌签订《有限公司转让合同》时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可随时主张冉启发支付，故对原告诉请被告冉启发支付转让款130万元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因于斌与冉启发未约定明确付款时间和逾期付款责任，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约金、滞纳金33万6千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系冉启发与于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陈艳未参与，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诉请被告陈艳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冉启发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天茂债权人民币130万元；二、驳回原告李天茂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424元，由原告李天茂负担3924元，由被告冉启发负担16500元。诉讼保全费4520元由被告冉启发负担。鉴定费2000元，由原告李天茂负担。冉启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李天茂的诉讼请求；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二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冉启发与于斌签订《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于斌将金芮公司整体转让给冉启发，转让价款未载明金额，当日需支付定金160万元。转让方法人代表于斌、股东于斌、李青遥、于志文和受让方冉启发署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份载明公司转让价合计为50万元。合同签订后冉启发于2015年9月1日向于斌转账支付20万元，于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冉启发交来厂房款22万元，尾款叁拾万元待租赁方事宜处理完毕再付。2016年8月1日冉启发向于斌转款10万元；2016年8月1日，郭江南代冉启发向于斌支付6万元。2017年7月8日，于斌与李天茂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于斌将冉启发欠其转让款的债权转让给李天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二、转让公司的价格及冉启发尚欠多少股权转让款。关于焦点一，《有限公司转让合同》载明的转让方为贵阳白云金芮工贸有限公司，内容为“整体转让公司全部股权”，且有转让方全部股东于斌、李青遥、于志文签名，故该合同实质是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向谁给付，但结合于斌出具的收条、于斌作为法人代表所开办的公司多次以个人账户对外发生资金往来，于斌与其开办的贵州贝格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芮公司存在资金混同现象，和其答辩意见中称其个人因期货生意出售公司等陈述，应认定由于斌对外承受金芮公司及其原股东的债权债务，故冉启发对于斌个人负有金芮公司转让款的给付债务。关于焦点二，《有限公司转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转让价款的具体金额，仅约定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160万元。而双方当事人在向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转让合同中约定公司转让价为500000元，且于斌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的收条中明确收到转让款220000元，尾款300000元待租赁方事宜处理完毕再付。于斌中也认可公司作为整体包括厂房、设备等出卖给冉启发，除此之外与冉启发别无其他买卖交易，可以印证公司转让款确实为520000元。于斌辩称《有限公司转让合同》为私下里签的合同，合同价格不可能低于定金价格，合同价格就应为定金1600000元，该说辩称既与以上两项证据相互印证的价格不符，且双方并未对定金的内容与规则作出明确约定，于斌以约定的定金作为双方的转让价与以上两项证据明显不符。而且，若真约定转让价为160万元，在只收到220000元款项后，应该声明其余138万元款项的付款期限及方式，却只声明余款30万元的支付条件及方式，也与常理不符。故综合双方陈述与各项证据，本院二审确认双方的公司转让价为520000元。自于斌出具收条后，冉启发尚欠于斌的公司转让款仅余300000元未付。此后，冉启发于2016年8月1日向于斌银行转账给付100000元；又于同日委托郭江南向于斌支付现金60000元，于斌出具借条并在审理中陈述系因家庭经济困难借款，故该6万元也可认定为冉启发抵销其所欠于斌的公司转让款债务。另冉启发称于2016年3月23日向案外人梁宇雄支付84000元系代于斌支付债务，于斌不予认可，且冉启发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8.4万元不予确认为冉启发向于斌付款。故冉启发仅能够证实于斌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收条后冉启发又另行支付了于斌160000元，故还应支付140000元。但应双方未就尾款的支付明确履行期限，故无需再对该140000元承担延付利息。现于斌已将该债务转让给李天茂，故冉启发应向李天茂支付140000元。至于冉启发主张于斌所欠其借款及委托理财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二审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冉启发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3民初21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3民初21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冉启发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天茂140000元；三、驳回李天茂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12月起被申请人冉启发与第三人于斌发生借贷关系；2015年5月25日冉启发与于斌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经贵阳白云金芮工贸有限公司（下称金芮公司）全体股东同意，2015年8月17日被申请人冉启发与第三人签订《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于斌将金芮公司整体转让给冉启发，转让价款未载明金额，当日需支付定金160万元。转让方法人代表于斌、股东于斌、李青遥、于志文和受让方冉启发署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份载明公司转让价合计为50万元。合同签订后冉启发于2015年9月1日向于斌转账支付20万元，于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冉启发交来厂房款22万元，尾款叁拾万元待租赁方事宜处理完毕再付。2016年8月1日冉启发向于斌转款10万元；2016年8月1日，郭江南代冉启发向于斌支付6万元。2017年7月8日，于斌与李天茂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于斌将冉启发欠其转让款的债权转让给李天茂。2016年4月25日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甲方）与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乙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地块内不同结构的构建建筑物依据资产评估报告，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633082元；一次搬家、三个月过渡一次性货币补助43380元；装修一次性货币补偿63857元；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它辅助设施一次性货币补偿273005元；停产停业经营损失一次性补偿1084500元；签订协议并搬迁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以上各项补偿、补助共计1126774元。该征收协议由冉启发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冉启发在再审庭审中认可该笔征收款项已由其实际获得。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再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二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格总额及实际欠付金额如何认定。首先，关于转让价款的总额的认定，根据冉启发与第三人于斌的在一、二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冉启发与第三人于斌自2014年起就存在多次的资金往来，双方对此并未进行最终的结算。通过各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冉启发与第三人于斌对《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持异议。虽然该转让合同缺少转让价款及日期等要件，但是对转让内容包含对公司的全部出资整体转让予以认可，故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的效力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该案再审庭审中冉启发认可第三人于斌因与冉启发存在欠款，故使用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抵偿债务，在签订案涉转让合同时冉启发知晓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所在地已纳入征收范围，且认可转让合同中定金的约定系双方预测公司的价值大约160万元，双方均认可转让包含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权属下的房屋和土地，结合本案中冉启发代表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与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及1126774元征收款被冉启发实际获得的情况来看，双方在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定金160万可以推定为双方对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整体转让的估值。关于第三人于斌于2015年8月25日出具的收条，虽涉及厂房转让款，双方在庭审中对转让情况的描述基本一致，基于于斌对冉启发负有债务及其急需用款的事实，其书写的收条并不能认定为于斌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收条并不能视为对《有限公司转让合同》转让价款的变更。另，虽本案二审期间冉启发提交了三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股份转让协议》，贵阳白云金芮工贸公司的注册资金即为50万元，且该股份转让冉启发并未提交支付对价，故其辩称认为备案股份转让协议应作为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款，明显缺乏证据，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款应予认定为160万元。其次，关于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实际欠付金额的认定，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合同签订后冉启发于2015年9月1日向于斌转款20万元，2016年8月1日冉启发向于斌转款10万元，2016年8月1日郭江南代冉启发向于斌支付6万元。庭审中亦查明冉启发与郭江南系合伙人，第三人于斌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郭江南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故原二审认定2016年8月1日郭江南向于斌支付6万元应作为转让价款支付予以扣减，并无不当。2017年7月8日，于斌与李天茂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于斌将冉启发欠其转让款的债权转让给李天茂。该转让协议已经通知冉启发，因此该转让有效。故结合本案案涉《有限公司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款总额，可以确认该转让合同实际欠付金额为124万元（160万元-36万元）。另，再审申请人李天茂诉请要求再审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滞纳金33万6千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一、二审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8)黔01民终389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变更本院(2018)黔01民终38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冉启发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天茂12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424元，由李天茂负担4595元，冉启发负担15829元。诉讼保全费4520元，由冉启发负担。鉴定费2000元，由李天茂负担；二审案涉受理费20424元，由李天茂负担4595元，冉启发负担158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静审判员 黄 晓审判员 胡应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晓蔓书记员邹黔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