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4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永明，男，1971年9月22日生，汉族，个体，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鹏，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权太勇，男，1975年5月23日生，汉族，个体，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燕燕，江苏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江苏彭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厉娟，女，1975年7月，汉族，个体，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鹏，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永明因与被上诉人权太勇、原审被告厉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永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权太勇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5866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以胡某,4自用的记账本为依据认定双方借款本金数额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一审判决书第8页，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借款本金数额的证据依据主要是胡某,4自用的记账本，这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胡某,4自用的记账本，只是胡某,4的单方记录，只相当于胡某,4的单方陈述，其中关于出借款项的记录并未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且其记录出借款项金额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误差很大，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举证的转账记录与其诉请相对应的只有2014年4月24日的28.5万元和2014年5月9日的5万元，合计33.5万元。即使包括2008年5月22日的10万元和2012年2月1日的6.86万元(被上诉人自认7万元扣除1400元利息)，总金额也只有40.36万元，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58.66万元差距18.3万元，该18.3万元胡某,4是如何交付上诉人一审判决并未作出任何认定，而只是依据胡某,4自用的记账本即认定该18.3万元已经交付上诉人，对上诉人显然极为不公。照此判决，庭审中不需要审查双方的款项交付记录了，出借人只要在出借款项的时候找个本子随意记录一个金额就可以得到法院的认可，这样的行为与“套路贷”何异？这样的判决，已经远远超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更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在当事人的单方记录与其他书证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却以当事人的单方记录作为定案依据，这无疑违反了证据规则。况且，该胡某,4自用的记账本记载的内容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显然也是前后矛盾的。根据该记账本内容：“2014年4月24日，借任永明28.5万元，总计60万元”，也即该记账本内容是胡某,42014年4月24日向上诉人出借28.5万元之后记录，在该日之前胡某,4已经向上诉人出借了60万元。但是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主张，其诉请的60万元本金之中包含2014年5月9日出借的5万元。2014年5月9日在胡某,4记账的2014年4月24日之后，该2014年5月9日出借的5万元为何提前记录在了2014年4月24日的记录之中。可见该记账本内容与被上诉人庭审主张前后矛盾，不排除被上诉人伪造证据的可能性。该记账本只是胡某,4的单方记录，胡某,4从未以该记账本为依据与上诉人进行对账，上诉人在庭审前从未见过该记账本，更从未对其中内容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以何保证被上诉人不会故意错误记录？不会恶意补充记录？一审判决书第8页认定：“结合记账本是胡某,4自用这一事实，本院有理由采信胡某,4记账本上所书……”一本当事人一方自用的记账本，并无异于胡某,4的单方陈述，其单方陈述显然需要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法院有何理由应当采信？就因为该记账本上有部分记录与现实交易相一致就认定该记账本上所有内容均为真实，一审判决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2、本案一审判决未认定本金差额部分的18.3万元是如何交付，上诉人只能猜测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为现金交付，这显然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本案中，上诉人与胡某,4之间具有长期转账的交易习惯，18.3万元的本金差额理论上不可能以现金交付。况且18.3万元现金并非小数，一审判决并未查明该18.3万元的款项来源、交付时间、交付次数等，只是模糊的以“有理由采信胡某,4记账本上所书”，未免过于偏袒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2014年7月15日之后的6笔向胡某,4的转账总计54.1万元“并非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以2014年7月15日之后双方转账金额的差额部分18.95万元作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诉请部分的还款。一审判决第8页第一段最后认定：“即还款不包括以下款项往来……”，关于该段认定上诉人完全没有看懂一审判决的逻辑关系和法律依据。据上诉人理解，一审判决认定上述6笔转账并非还款的理由有两点：第一，“考虑到任永明与胡某,4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但任永明还息情况除利率外并未发生改变，并未对已偿还本金进行结算，与常理不符。”第二，“胡某,4称任永明2014年7月15日支付的15万元并非涉案还款，其已于2014年9月6日向任永明支付13.8万元，用于偿还该笔借款”。关于上述两点判决理由，上诉人认为明显存在逻辑混乱及与常理不符等。1、关于判决理由一，上诉人理解的意思是认为如果上诉人上述6笔转账是归还本金，那么相应后期还款利息应该加以变动。后期还息金额未变，所以不符合常理。该判决理由显然是牵强和逻辑矛盾的。首先，被上诉人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直接的借款约定了利息，关于此点，后文将详细阐述。但如果可以认定双方借款并无利息，即不存在任何“与常理不符”的情况，且更加符合常理。因为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当然可以随时还款，以固定金额还款更是能体现双方没有约定利息这一事实。其次，即使双方存在利息，上诉人的还款中并未注明是“归还利息”，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还款性质应结合双方的转账来往加以认定。如果还款人实际还款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应当归还的利息数额，除出借人能够证明借款人的还款是用于其他事项外，超出利息部分当然是对本金部分的偿还。本案中，一审判决仅以其认为的“与常理不符”就否认了上诉人54.1万元的还款，显然对上诉人不公。2、关于判决理由二，以胡某,4单方陈述的2014年9月6日的13.8万元款项系对2014年7月15日上诉人转账的15万元偿还来否认全部54.1万元转款，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及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第8页认定“胡某,4称任永明2014年7月15日支付的15万元并非涉案还款，其已于2014年9月6日向任永明支付13.8万元，用于偿还该笔借款”，根据该认定，2014年7月15日任永明支付的15万元是对胡某,4的借款，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在上诉人尚欠胡某,4款项的时候，怎么可能是上诉人向胡某,4出借款项？事实上，根据双方的交易情况，2014年7月15日上诉人向胡某,4转账15万元应当且只能是上诉人向胡某,4的还款，2014年9月6日是上诉人向胡某,4新的借款138000元。胡某,4在庭审中显然不合常理且自相矛盾的陈述一审判决却认定“可见胡某,4的证人证言较为可信”，上诉人完全不能理解。其次，一审判决仅以双方2014年7月15日之后的一次来往对冲否定上诉人全部6笔共计54.1万元转款的性质，显然不公。在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情况下，如果该54.1万元不是还款，那上诉人为何要向被上诉人转款54.1万元款项？在2014年7月15日后，胡某,4共向上诉人转款35.15万元，而一审判决认定不是还款的金额高达54.1万元，差额高达18.95万元。如果不是还款，这18.95万元是什么钱，一审判决并未作出认定。因此，在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该18.95万元转账差额具体性质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述18.95万元为上诉人的还款。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按照年利率12%向被上诉人归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按照年利率12%向被上诉人归还利息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录音；二是证人胡某,4的证人证言。事实上，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借款约定了利息。1、关于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录音。(1)该证据并非原件，无法核实录音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根据一审判决书第3页上诉人一审对该录音证据的质证内容，上述录音显示名称的时间是2020年3月18日，但是该录音文件详情记载的形成时间是2020年5月6日，可见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录音证据并非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十五条：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本案中，该录音作为认定双方借款是否约定利息的最关键证据，被上诉人一审只是提交了复制件，一审判决却毫无保留的认可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没有法律依据。(2)即使该录音证据为真，在双方存在多笔借款的前提下，录音内容并不能证明双方全部借款均约定了利息。被上诉人举证录音内容为：“胡：当时我想问一下当时咱俩说的利息是几分利息？任：2分呗。”根据庭审可知，从2008年到2015年，上诉人与胡某,4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但是仅根据上述录音内容，显然不能判断录音中所述的“当时”具体是指什么时候。这个“当时”是指全部借款发生后还是具体指某一笔或几笔借款并不得而知，一审法院却依据这个模糊的“当时”认定全部借款均约定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被上诉人向胡某,4的多次借款中，有部分借款确实约定了利息2分，但是约定利息的借款均已全部还清。这也解释了为何本案中，胡某,4总计向上诉人支付856500元，但是上诉人共计还款了927500元。差额部分71000即为有利息借款的利息。同时，因为上述短期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因此胡某,4处并无保留的借据。2、关于证人胡某,4的证人证言。首先，胡某,4本身即为出借人，其单方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胡某,4的证人证言明显存在前后矛盾。根据判决书第5页，胡某,4陈述“2016年之后利息已经改为月息1分”，但是前述录音之中体现的利息为“2分”。如果双方确实约定了2016年之后利息为月息1分，在2020年的录音之中上诉人不可能陈述利息是“2分”，这显然是矛盾的。3、从上诉人的还款金额可以看出本案借款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从上诉人的还款金额看，自2008年6月至2014年3月，上诉人共计还款数额正好是17万元，而在此之前胡某,4出借的款项正好也是17万元，数额完全吻合。在2014年4月24日胡某,4向上诉人出借了第三笔款项即28.5万元，也正好是在上诉人完全归还了上述17万元借款之后。如果不是上诉人已经完全归还了本金，胡某,4怎么可能在出借了17万元，收到17万元还款之后再次出借款项？4、借据中并未书面记载约定了利息，应推定为未约定利息。正如庭审查明，借款双方系很好的朋友关系，不约定利息出借款项非常正常。且双方都是成年人，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如果约定了利息，且约定的利率符合国家规定，完全可以在借据中加以体现。实践中，确实存在部分借款约定了利率但是不在借据中体现的情况，但多数为约定利率明显高于国家规定，出借方为了规避法律规定而故意在借据中不体现利息。本案中，双方即使约定了两分的利息，后又改成一分，该利率约定显然不超过国家规定，双方作为成年人，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完全可以在借据中书面体现。本案中，一方面书面借据中未体现利息，一方面被上诉人主张借款从刚开始就存在利息，显然不合常理。综上，本案为并不复杂的民间借贷案件。在借据与款项交付证明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款项交付证明作为确定借款本金的唯一证据。在借据并未记载双方约定利息且被上诉人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借款存在利息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借款未约定利息。本案中，即使上诉人认可2008年5月的借款10万元及2012年2月的借款7万元，加上被上诉人举证的银行流水，胡某,4共计向上诉人交付了856500元，而上诉人总计向胡某,4还款了927500元，已经远远超出借款数额。在上诉人已经完全偿还借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继续偿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为维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权太勇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予以维持。1、上诉人分别于2008年5月22日，向我方借款100000元，从借款之日第二个月开始，按照月息两分向我方支付利息2000元。直至第二笔借款事实发生，利息才发生改变，也就是在2012年2月11日，我方在向其借款7万元。从2012年3月份开始，上诉人向我方每月支付利息3400元。自2014年5月份，因为4月份的时候，我方又向其借款43万元，因此到2014年5月，其每个月向我们支付利息是12000元。到2014年7月15日的时候，因为我方急等钱用，上诉人将150000元转给我方，转给我方以后，到8月份付息9000元，因为剩余的款项还有450000元，按照月息两分就应当是9000元。因此，从这一系列的转款以及付息足以证实借款事实的存在。2、一审中，上诉人对第一、二笔款项并无异议，只是对第三笔款项认为只有转款285000和5万元，也就是335000元，对此不持异议。在上诉人对33.5万元、70000元和10万元不持异议的情况下，这三个数字相加应当是50.36万，而不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再陈述的是40.36万，整整少算了100000元，因为其前提错误，因此所推算出来的余款18万余元不可能给付现金，也是错误的。3、事实上，对于余款九万余元，在一审的时候，我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时也证实了43万元一部分转款，一部分现金，再结合上诉人按月付息12000元的证据，足以证实43万元是实际给付到位的。一审认定的借款580000余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利息的判决同样是依法有据。4、对于2014年7月15日之后的六笔款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长篇累读的进行了阐述，认为这笔钱存在问题。事实上我们根据双方的转款明细以及取款明细可以确认，2014年7月15日，上诉人给我方转款15万元，我方在2014年9月6日给上诉人又转回去两笔总计138000元，再加上有一个月的利息没有给付，正好是15万元。对于第二笔2015年11月3日91000元，我们在11月12日、13号，分别分两次给上诉人转款共计10万元。因此第二笔款项也同样不复存在。第三笔款项是2015年12月9日10万元。在第二天我方就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在12月10日、11日，分多次取出10万元现金，又返还给了上诉人。因为当时本来说是急用的，后来不用了，就在第二天就还给了上诉人。第四笔款项是2015年的12月15日从上诉人处借款10万元，我方在12月19号、20号分两次给其转款10万元，因此第四笔款项同样不再存在。对于2016年2月24日和4月26日，分两次从上诉人手中拿走50万元，这笔款项，我方也分别于3月11日以及4月份和7月份通过现金的形式返还给了上诉人。这也就是上诉人从2014年借款一直到2015年7月份，每个月给我方转款12000元的原因。5、从2015年8月份开始，因为上诉人提出还利息太多，压力太大，转为一分息以后，上诉人每个月支付的利息就是6000元，足以证实后六笔款项与我方主张的60万元没有关联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审被告厉娟答辩意见同意上诉人意见。权太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任永明、厉娟偿还权太勇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支付利息暂计524000元(以6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2分，自2016年9月起计算至2020年3月止为524000元；自2020年4月起，以6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全部偿清为止)；2.判令任永明、厉娟承担本案受理费、保险费、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22日，任永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胡某,4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任永明认可收到该款项。此后，任永明基本每月支付利息2000元至2012年1月。胡某,4自行记账的本子显示2012年1月3日打卡任永明7万元，扣除利息1400元，汇68600元。2012年2月1日，任永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胡某,4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此后，任永明基本上自2012年2月开始每月向胡某,4支付3400元至2014年3月。另，2012年4月20日，通过厉娟账户支付2000元。2014年4月24日，胡某,4向任永明转账支付285000元，2014年5月9日支付5万元。胡某,4自行记账的本子显示“2014年4月24日借任永明28.5万元，总计60万元”。2014年5月19日，任永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胡某,4人民币肆拾叁万元整（￥430000）。任永明自2014年5月开始基本每月向胡某,4支付12000元至2015年7月。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任永明基本每月向胡某,4支付6000元。2020年3月1日，胡某,4与权太勇签订《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截止2020年3月1日，任永明欠付胡某,4借款本金60万元。利息52.4万元，现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权太勇。权太勇提交的胡某,4与任永明之间2020年3月18日16点17分的通话记录显示：任永明称利息是2分。一审法院另查明：除上述借款外，胡某,4与任永明存在多笔款项往来。2014年5月19日任永明出具借条后，胡某,4分别于9月6日通过江苏银行转账88000元、支付宝转账50000元、12月8日通过江苏银行转账5600元、12月31日转账4900元。2015年1月5日转账3000元；2015年11月12日通过建行转账50000元、11月13日通过建行转账50000元、12月19日通过建行转账50000元、12月20日转账50000元。任永明除上述还款外，于2014年7月15日，向胡某,4转账支付15万元。胡某,4称该笔支付并非支付上述43万元借条。胡某,4于2014年9月6日向任永明支付13.8万元，用于偿还该笔借款。2015年11月3日，任永明向胡某,4支付9.1万元，任永明于2015年12月9日支付胡某,410万元，12月15日支付10万元。2016年2月24日支付5万元，4月26日支付5万元。任永明与厉娟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胡某,4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权太勇，并通知了任永明，该转让对任永明发生效力，任永明应向权太勇清偿债务。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权太勇诉称任永明于2008年5月22日向胡某,4借款10万元、2012年1月3日借款7万元（实际交付68500元）、2014年5月19日借款43万元（其中银行转账33.5万元），累计借款60万元。任永明认可收到50.35万元（10万元+6.85万元+33.5万元），但否认收到9.5万元（借款43万-银行转账33.5万元）。对此，胡某,4自行记账的本子中写明“2012年元月3日，打卡任永明7万元，扣除利息1400元，汇68600元”，胡某,4将任永明还款情况如实记载在本子上的做法，可见胡某,4是据实记载借款、还款情况，结合记账本是胡某,4自用这一事实，该院有理由采信胡某,4记账本上所书“2014年4月24日，借任永明28.5万元，总计60万元”这一记载属实，即任永明共向胡某,4借款586600元（扣除胡某,4自认7万元利息1400元及60万元借款预先扣除的利息12000元）。至于任永明的大额还款（每笔在5万元左右），考虑到任永明与胡某,4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但任永明还息情况除利率外并未发生改变，并未对已偿还本金进行结算，与常理不符。胡某,4称款项往来除利息外并非对60万元借款的偿还的说明更为可信，且胡某,4称任永明2014年7月15日支付的15万元并非涉案还款，其已于2014年9月6日向任永明支付13.8万元，用于偿还该笔借款，可见胡某,4的证人证言较为可信。即还款不包括以下款项往来：2014年7月15日支付15万元，2015年11月3日支付9.1万元，2015年12月9日支付10万元，12月15日支付10万元，2016年2月24日支付5万元，4月26日支付5万元。故该院认定任永明尚欠借款本金588000元。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任永明虽然辩称其与胡某,4并未约定借贷利息，但结合任永明每月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偿还相同的金额及胡某,4与任永明的通话录音，足以认定任永明与胡某,4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但胡某,4于2016年之前开始收取任永明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该行为可以视为对胡某,4与任永明之间借贷利率的变更，此后的借款利息应以月利率1%为准。任永明支付利息至2016年7月，该院支持权太勇自2016年9月起，以本金58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至任永明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厉娟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虽然其中一次向胡某,4偿还利息系从厉娟账户支付，但考虑到任永明与厉娟系夫妻关系，任永明借用厉娟的银行卡也符合常理，并不能因此推定厉娟知晓欠款的存在并同意，权太勇并未举证厉娟事后表示追认。且任永明借款金额较大，权太勇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厉娟与任永明的家庭日常生活，故权太勇要求厉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任永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权太勇借款586600元及利息（以5866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权太勇对厉娟的起诉；三、驳回权太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16元，由权太勇负担916元，由任永明负担14000元，任永明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期间，权太勇申请证人刘某,4出庭作证，证人刘某,4陈述：其与任永明、胡某,4系朋友关系，任永明做生意从胡某,4处借钱，几人每年都有聚会，2018年聚会时任永明说要把房子卖掉，几人算了账。当时任永明认可还欠胡某,460万元，借款的利息原来说的两分，一直也是按照两分息支付的，后来停付利息。经质证，任永明、厉娟认为，证人陈述任永明至今尚欠其债务，不能排除证人为了逼迫任永明承认巨额债务而与权太勇串通的可能性。证人陈述利息是两分，但权太勇一审庭审中自认从2015年8月份开始，利息转为一分，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关联性亦不认可。权太勇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够证明6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证人证言与欠条、录音、利息付款凭证，以及一审中胡某,4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吻合，足以证明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至于2015年8月，任永明私下找到胡某,4要求降息，并不代表其他人也同意降息，胡某,4聚餐时不提出降息，符合常理。本院认为，任永明认可与证人刘某,4熟悉，亦认可证人陈述每年聚餐的事实。任永明认为证人存在与权太勇串通恶意作伪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陈述的内容与权太勇提交的欠条、录音、利息付款凭证以胡某,4的证人证言基本吻合，故本院对证人刘某,4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借款的数额认定问题。首先，任永明对2008年5月22日向胡某,4借款10万元，2012年2月1日借款7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上述两张借条项下款项均系现金交付。关于2014年5月19日出具的借条，任永明仅认可胡某,4转账交付的28.5万元、5万元，对于权太勇主张的现金交付9.5万元，任永明不认可。其次，关于2014年5月19日43万元借条的形成。任永明先是陈述43万元的条子是后补的，后又陈述“当时我不在徐州，需要这么多钱，就先打了43万元的条子，他说凑够了43万元就给我。”而根据双方均认可的转账记录，胡某,4于2014年4月24日向任永明转账28.5万元、2014年5月9日转账5万元，上述转账行为均在借条出具之前，任永明主张43万元借条是先打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亦与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再次，任永明向胡某,4之前两笔借款均系现金交付，说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现金交付款项的习惯。任永明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现金交付的习惯，与事实不符。43万元借条系胡某,4实际出借后由任永明后补出具，任永明虽然辩称43万元借条中9.5万元现金未交付，但任永明无法解释未交付43万元借款而出具43万元借条的原因，结合任永明有规律的按月支付利息的数额变化以及二审中证人刘某,4的证言，能够证明任永明辩称9.5万元款项未交付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争议的9.5万元款项已经交付，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借款的利息问题。根据任永明的还款明细，能够清晰的体现任永明在2015年8月前以实际出借款项金额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每月支付利息的事实。任永明虽然对权太勇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对录音中任永明的声音提出异议，结合二审中刘某,4的证人证言以及任永明支付利息的付款记录，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2015年8月前按照月息2分、2015年8月之后按照月息1分计算利息的约定。任永明上诉主张双方之间的涉案借款未约定利息，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任永明的其他还款。任永明基本按照每月6000元的标准支付利息至2016年7月，而根据证人刘某,4的证言，亦可以证明至2018年中秋节期间，任永明仍拖欠胡某,460万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任永明的其他还款，与本案无关，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任永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16元，由上诉人任永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演亮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单德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