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36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莉，内蒙古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索媛，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运，山东钟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润利，男，汉族，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海秋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索媛、董润利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云海秋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莉，被上诉人索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运，被上诉人董润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海秋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撤1号民事判决，判决改判支持云海秋林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索媛、董润利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事实，认定“云海秋林公司未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是错误的。1.云海秋林公司向法庭提交的云海秋林公司以现金和奶牛向圣牧高科公司交款的证据足以证明云海秋林公司是实际出资人，一审判决如此认定不知还需要什么证据才能证明云海秋林公司的出资行为。2.董润利、李元真作为入股圣牧高科公司股权代持人的依据是2010年3月9日签订的“关于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二位先生代表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出资入股成立《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的协定书”(以下简称《协定书》)，该《协定书》是云海秋林公司与云海秋林公司股东签订的，是经占云海秋林公司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的股东会的决议:由云海秋林公司出资2460万元(2900万元-440万元)、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二人作为代持股人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入股，成为了圣牧高科公司的原始股东。该投资入股的过程:由云海秋林公司用现金和奶牛以李元真、董润利的名义出资给圣牧高科公司，圣牧高科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这些收据均交回云海秋林公司;云海秋林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决定了相关的入股事宜、决定由李元真和董润利为代持股人、决定了投资入股后如果有盈余分配时按照每个股东在云海秋林公司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红，当时参加股东大会的23位股东都在该《协定书》上签了名，并加盖了云海秋林公司公章，充分说明该向圣牧高科公司投资入股是云海秋林公司的公司行为。索媛作为云海秋林公司的股东，自己没有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不是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如果是其个人委托董润利代持入股，就没有必要召开股东大会，只有决定公司重大事宜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向圣牧高科公司投资入股是云海秋林公司的公司行为，云海秋林公司是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归云海秋林公司。3.云海秋林公司的股东都没有出资，索媛是云海秋林公司的股东，其没有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索媛不应享有相关权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058号判决)，判决了相关权益归索媛，直接侵犯了云海秋林公司的合法权益，云海秋林公司提起的撤销之诉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2058号判决中漏列当事人，审理程序错误。从所有的证据中均可反映向圣牧高科公司投资入股的代持股人是李元真和董润利，二人共同代持、共同以现金和奶牛出资，故李元真也应作为该案的当事人。但是该案件却没有列李元真为当事人就进行判决，是不可能查清事实的。漏列当事人的判决程序错误，作出的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三、索媛与董润利恶意诉讼，侵犯了云海秋林公司的合法权益。2017年8月17日云海秋林公司以索媛为被告，以李元真、董润利为第三人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协定书》中表述的索媛在圣牧高科公司的0.005%的股份权益归云海秋林公司，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以(2017)内0802民初5563号立案(以下简称5563号案件)，该案于2017年10月11日在临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索媛媛与董润利均到庭参加了庭审，却都隐瞒了同一案件已在赛罕区法院立案的事实。直到2019年5月下旬代理人从临河区法院看到董润利提供的赛罕区法院的2058号判决，2058号案件和5563号案件其实是同一案件，却在不同的法院进行了两次判决。而作为索媛代理人的王鸿运律师，在多次相同案件中均是董润利的代理人，在2058号案件中索媛是原告，董润利是被告，可以说王律师在同一案件中既是原告代理人，又是被告代理人，很显然索媛与董润利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同时云海秋林公司于开庭时发表如下上诉补充意见：一、一审判决中称的“委托持股确认书”是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是错误的。云海秋林公司从来都没有认可过2011年4月20日索媛与董润利签订的所谓《委托持股确认书》，该证据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4月20日，此时云海秋林公司已经完成了向圣牧高科公司的投资，索媛没有出资根本谈不上委托董润利持股。另外和该《委托持股确认书》配套的应该还有董润利收到索媛投资款的收款凭证，董润利与其妻子谭玉兰签订的《委托持股书》还有董润利收到谭玉兰投资款的收条，可见索媛所谓的委托持股并不存在，索媛不是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二、一审判决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的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应以双方委托代持股权的约定为依据，而非以投资款的来源为依据”荒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的实际出资人是云海秋林公司，可是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实际出资人根本不用出资，显然与事实情理不符，更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实际出资人就是投资来源人，而一审判决不以“投资来源为依据”认定实际出资人，而是撇开云海秋林公司实际出资的事实，其结果就是要将《协定书》变成云海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私分、侵吞云海秋林公司资产的约定，30位股东将会无端被扣上私分的帽子，凭空背负上罪责。原本是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委托董、李二人代云海秋林公司持股的股东会决议，却因判决而变成了私分、侵吞云海秋林公司财产的违法的无效协定，由此导致判决所认定的《协定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判决结果成为直接被推翻的自我否定的判决，所以一审判决判定“实际出资人”不以“投资来源为依据”而是以“约定为依据”，显然是错误的。2009年10月圣牧高科公司成立时，看中的就是云海秋林公司在巴彦淖尔市的牧场，初衷就是云海秋林公司以奶牛和现金投资入股，后经几轮谈判，按照圣牧高科公司的要求以个人名义投资入股。云海秋林公司股东会决定以李元真和董润利为名义股东向圣牧高科公司按照云海秋林公司的注册资本的一半出资2460万元，云海秋林公司以外的14个自然人出资440万元，共出资2900万元。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云海秋林公司实际已经以现金和奶牛向圣牧高科公司出资完毕。2010年3月9日云海秋林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了书面的《协定书》。以上事实可以确定：（1）入股圣牧高科公司是云海秋林公司的公司意愿，只因圣牧高科公司发起人姚同山提出须以个人名义入股，云海秋林公司才委托董润利和李元真代为持股。（2）入股圣牧高科公司的资金及实物都来源于云海秋林公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资金及实物绝不可能是董润利个人入股的资金和实物，因为云海秋林公司作为法人，绝不可能纵容公司的高管挪用、侵占公司资金进行投资盈利，而董润利也不可能去实施挪用、侵占公司资金的犯罪行为。（3）云海秋林公司将资金及实物注入圣牧高科公司后，才有了云海秋林公司及云海秋林公司的22位股东与董润利和李元真签订的“协定书”。该《协定书》中的“30位股东”特指索媛等云海秋林公司的股东，以此与云海秋林公司外的14位自然人加以区别。股东隶属于云海秋林公司，所决策的是云海秋林公司的重大事项，占云海秋林公司股东三分之二以上的22名股东签名确认“共同委托”董润利和李元真二人代持股份，是云海秋林公司的权利机构股东会的决策行为，而非股东作为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公司重大决策必须由股东会决定是公司法及云海秋林公司章程的规定，正是有了这份云海秋林公司股东一致同意的决定，本案的《协定书》才能成为一份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书。如果将这份《协定书》中的股东按比例享有权益的协定内容，确定为股东作为自然人享有权益而非公司的权益，那么这份协定就成为了云海秋林公司股东私分、侵占公司财产的协议。股东私分公司财产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云海秋林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严重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如果有人因此实际占有了入股圣牧高科公司的财产及权益，那就是犯罪行为，如此一来该协定就成为了违法的无效协议。所以，该《协定书》不能认定为李元真、董润利与股东个人之间的协议，由此所得的权益也不能确定归股东个人。该协定书的实质就是一份股东会决议，代持股份的权益归属于云海秋林公司，云海秋林公司收回权益后，股东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分配方案进行利润分配，股东由此才能获得收益。（4）李元真、董润利代持的股份出售后，收益交回云海秋林公司，由云海秋林公司进行支配，这是二人执行《协定书》的结果，即代云海秋林公司持股，收益归云海秋林公司。三、一审判决对《协定书》断章取义。一审判决在审理中也已查明“云海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先生作为全权股东出资代表”。“股东”就是指公司的决策权利人公司的30位股东”，“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先生作为全权股东出资代表”，显然就是股东会决议，是云海秋林公司的决策行为，而非每个股东的个人行为。因此《协定书》涉及云海秋林公司部分的内容就是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而其利益分配部分的决定，就是进一步明确股东在云海秋林公司的权益分配的比例，不能再有第二种解释。一审判决却将“股东”在无任何情由的情况下，认定为圣牧高科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直接将协定中的“股东”二字抹掉，而且这一“实际投资人”的确定还不问“投资来源”，这样的裁判不是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作出的，而是唯我所用地取舍事实、取舍法律的裁判，是十分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割裂事实，对《协定书》断章取义，凭空让云海秋林公司的股东背负了罪责，同时使判决结果否定了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云海秋林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仅拥有民事主体资格，而且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任何股东、高管都无权处分公司财产。索媛辩称，1.2010年入股圣牧公司是股东个人行为，与云海秋林公司无关，44位股东入股圣牧公司开会形成入股决议，确认入股为股东个人行为，股份权益归股东个人所有，每位股东股份多少，怎么代持，有收益时分配必须持圣牧公司原始分配单据给股东个人分配，协定书表述非常清楚具体，签订了44位股东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代持股份协定书。协定书约定中与云海秋林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云海秋林公司没有资格起诉任何一位股东。2.当时小股东没钱，也担心圣牧有风险，是董润利自己以借货款的名义从云海秋林公司借款给小股东们入的股。并且2011年10月卖75万股，收入712.5万元还清了借款。3.入股后本人索媛确认承认董润利借款入股，并愿承担相应股本金风险，与董润利单独签订了代持股份确认书。4.2014年外资进入公司，圣牧公司转卖部分股份后，依据代持协定书约定分配办法进行了分配，本人领取了股份收益，办理了相关手续。5.2014年9月份以前没有纠纷，后来听说云海秋林公司及李元真与董润年在呼和浩特赛罕区法院起诉董润利维护自身权益，赛罕区法院两次判决本人胜诉。6.2017年云海秋林公司在临河区法院起诉24位股东，主张入股圣牧公司的权益归云海秋林公司，2019年临河区法院24份判决书均判决股份权益归股东个人。2020年巴彦淖尔市中院二审驳回云海秋林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支持了股份权益归股东个人的主张。7.本人在圣牧公司所拥有股份，与云海秋林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云海秋林公司没有资格起诉索媛。董润利辩称，1.2009-2010年股东们入股圣牧公司，44位股东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代持股份，签订了委托代持协定书（附件44位股东委托代持协定书），协定书中明确约定每位股东股份多少，怎么代持，有收益怎么分配，内容约定非常具体明确。协定书没有云海秋林公司任何权利义务的表述，云海秋林公司根本不是委托人（该事实内蒙古自治区高院两次再审判决、呼和浩特市中院、巴彦淖尔市中院、临河区法院、赛罕区法院、土默特左旗法院等各级法院判决书中都有认定）。在之前的起诉案件中，云海秋林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呼和浩特市中院等各级法院辩解说协定书约定的就是云海秋林公司权益，云海秋林公司是委托人，但表述写错了，当时是一位不懂法律的副总写错了，是在狡辩、混淆是非，理由不能成立，也恰恰说明代持股份与云海秋林公司无关，写错了不能成为主张权益和上诉的理由，也说明云海秋林公司没有权利起诉任何一位小股东。2.入股全部由云海秋林公司拿钱物入股完全是罔顾事实的胡说。法院已经多次查明李元真股份1900万，其中1816万元李元真从云海秋林公司领取现金和奶牛作价入股，另84万元董润利现金汇入圣牧公司，索媛股份是在承认董润利借款入股，并愿意承担相应股本金风险，与代持人董润利又对应签订确认书确认的，股份归索媛本人所有，清晰明确。还有辛存仁、贾爱新个人拿钱入股15.9万元（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判决），清清楚楚是股东多形式入股，入股完成后，又与各位股东详细核实确认股份，已在44人委托代持协定书中清清楚楚表述，并有本人签字。3.相关主张权益的诉讼判决：1）云海秋林公司诉杨小平案，内蒙古自治区高院（2019）内民再224号判决，撤销临河区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四号和巴彦淖尔市中院（2015）巴商终字第41号判决与裁定，驳回云海秋林公司诉讼请求。2）云海秋林公司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院（224号）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申请监督，自治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判决符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决定不支持云海秋林公司的监督申请（内检民监2020--150XXXXXXXX号决定书）。3）内蒙高院内蒙古自治区高院（2019）内民申2018号裁定书，驳回云海秋林公司再审请求。4）呼和浩特市中院（2019）内01民终941号判决书，驳回云海秋林公司上诉请求。5）土默特左旗法院（2017）内0121民初1121号判决书，驳回云海秋林公司诉讼请求。6）土默特左旗法院（2016）内0121民初字第874判决，判44位股东委托代持协定书中贾爱新股份权益归股东本人所有。7）诉杨小平案之后，云海秋林公司又设计了24个诉讼，其中云海秋林公司法人李强起诉自然人李强本人、起诉父亲李元真、起诉亲舅舅杨永平、起诉亲姨杨玮萍杨艳霞等，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纠纷与不同意见，但他们虚构纠纷，虚假陈述，发起虚假诉讼，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临河区法院与巴彦淖尔市中院依据事实与法律，进行公正的判决，临河区法院判决驳回云海秋林公司诉讼请求。巴彦淖尔市中院判决驳回云海秋林公司不服判决的上诉请求，维持临河区法院判决。（2020）内08民终463号，464号，465号，466号，467号，468号，469号，470号，471号，472号，473号，474号，475号，476号，477号，478号，479号，480号，481号，482号，483景87号，192号，509号判决书，法院所有判决及查明的相关事实清楚表明入股代持行为是股东个人行为，权益归股东本人所有，云海秋林公司不是委托人，权益与云海秋林公司无关。4.2016年云海秋林公司以临河区法院（2015）民商初第四号判决（已被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撤销）为依据，向临河区公安局报案说董润利职务侵占云海秋林公司股份，临河区公安局委托巴彦淖尔市河套会计师事务所对入股和代持行为进行审计，审计结果清清楚楚表明，董润利代持股份为44位股东个人股份，并且“截止目前董润利代持云海秋林30位股东入股圣牧高科485万股股本金尚未收回。”5.2016年云海秋林公司依据2015年临河法院民商初第四号判决（被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撤销）为依据，向临河区公安局报案说董润利职务侵占，临河区公安局拘留董润利三天，逼董润利把股份交给云海秋林公司，后在内蒙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蒙检察院介入下，临河区检察院侦查确认，董润利没有侵占，不予起诉。原始证据材料及审计报告、各级检察院决定书、各级法院判决和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清楚表明，入股及代持行为是股东个人行为，云海秋林公司不是委托人，权利与义务与云海秋林公司无关。云海秋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058号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董润利与索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9日，董润利、李元真与秋林公司及其18位股东签订《关于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二位先生代表“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出资入股成立〈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的协定书》约定，为了简化投资入股“圣牧高科”的程序，便于今后“圣牧高科”的运作，经秋林公司股东大会研究决定：1.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及另外14位自然人股东（名单详见第五条），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作为全权股东出资人代表，向新的公司“圣牧高科”出资入股总额3000万元，出资金额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10.711％。2.从出资之日起“圣牧高科”的每个结算年度的收益和亏损均由李元真、董润利为代表出面结算，涉及到个人的应缴税款均由李元真、董润利代缴，而后2人凭“圣牧高科”的有效凭证再与秋林公司的29位股东及14位社会自然人股东具体结算收益及亏损等事宜。3.从出资之日起李元真、董润利二位股东必须遵照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条款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任何股权转让或变更需经过44位股东过半同意方可生效。为了便于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简便办事的原则，44位股东同意李元真、董润利先生在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中以及需要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对内对外提供保证责任、抵押、借款、决议、承诺等有关文件签字，具有法律效力，并愿意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协议书第五条确定了李元真、董润利共同代表的股东人数、金额，及43位出资人实际占有“圣牧高科”的出资金额与比例，其中索媛按比例计算“圣牧高科”股份为1.401万元，占“圣牧高科”注册资本0.005％。2011年4月20日，索媛（乙方）与董润利（甲方）签订《委托持股确认书》，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关于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二位先生代表“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公司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人股东”出资入股成立《内蒙古圣牧高科木业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中索媛所拥有的圣牧高科公司1.401万股原始股（即1.401万元）由董润利代持，将来该部分出售或转让时必须由索媛同意并授权，出售或转让所得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如数交与索媛。2009年10月16日，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向李元真出具金额为500万元的现金缴存单，并注明李元真投资款。2009年12月23日，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向李元真出具金额为2200元现金缴存单，并注明李元真投资款。2009年12月28日，李元真从云海秋林公司领取915头奶牛，并在出库凭证单上签字，出库凭证载明"荷斯坦奶牛，915头，金额为13157800元，领取人：李元真”。云海秋林公司于2010年2月11日通过银行向董润利转款700万元。2010年2月12日，董润利通过银行向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转账695万元。同日，董润利向云海秋林公司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云海秋林公司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万元），用于圣牧高科有限公司入伙。”2011年10月11日，董润利与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董润利以712.5万元的价格，向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转让占注册资金比例0.2265％的股权。同日，李元真与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元真以712.5万元的价格，向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转让占注册资金比例0.2265％的股权。后内蒙古金桥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按照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金支付到云海秋林公司的出纳杨艳霞个人账户。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根据协定书的约定，云海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股东，共同委托李元真、董润利作为股东出资人代表，向内蒙古圣牧高科有限公司出资入股，从出资之日起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的每个结算年度的收益和亏损均由李元真、董润利为代表出面结算，而后李元真、董润利平凭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的有效凭证再与云海秋林公司的30位股东及14位自然股东具体结算收益及亏损等事宜。该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协定书》中明确索媛向内蒙古圣牧高科出资，并由其享有投资权益，并没有关于云海秋林公司向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出资入股并享有投资权益的约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的委托代持股关系，应以双方委托代持股的约定为依据，而非以投资款的来源为依据。云海秋林公司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即董润利代索媛持有的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0.005％的股份，实际出资人为索媛，投资权益归索媛所有的诉讼请求，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云海秋林公司为索媛在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投资的实际出资人并约定投资权益归其所有。因云海秋林公司未向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出资，原审法院（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未损害云海秋林公司权益，故其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6）内0105民初2058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索媛提交了一组新证据，即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8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索媛所持有的圣牧高科公司股份系其个人所有，云海秋林公司无权就此主张权益。云海秋林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对拟证明问题不予认可。董润利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董润利提交了三组新证据，即证据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再22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民商终字第41号民事裁定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被依法撤销，并驳回了云海秋林公司于上述案件的中的诉讼请求。证据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内检民（行）监（2020）150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拟证明：云海秋林公司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再224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但该申请未被支持。证据三：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8民终482号、483号及487号三份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云海秋林公司均不是涉案股权的权利人。云海秋林公司对上述三组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拟证明问题不予认可。索媛对上述三组新证据均予以认可。基于二审新证据，本院另查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内民再224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民商终字第41号民事裁定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并判决驳回云海秋林公司的诉讼请求。云海秋林公司对该再审判决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内检民（行）监（2020）150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云海秋林公司的监督申请。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分别作出（2020）内08民终482号、483号及487号三份民事判决，就云海秋林公司分别以李强、杨艳霞及杨永平为被告，诉请要求确认上述三人所持有的圣牧高科公司股份为云海秋林公司所有的案件作出二审判决，判决维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驳回云海秋林公司的诉讼请求。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云海秋林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其应当举证证明拟诉请撤销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云海秋林公司主张诉请其系涉案圣牧高科公司股权实际出资人，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出资证明、代持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且董润利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再224号民事判决等生效裁判文书查明了包括本案索媛在内的《协定书》约定向圣牧高科公司实际出资人为：该《协定书》上载明的30位云海秋林公司的股东及另14位自然人股东，故本院对云海秋林公司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云海秋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内蒙古云海秋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蔚堃审判员 姜 怡审判员 蔡世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齐兴宇书记员 翟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