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3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杰超(曾用名：周建超)，男，汉族，1988年9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星，广东纬韬（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荣，男，汉族，1985年12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恒冲，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杰超因与被上诉人张杰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3民初1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周杰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吕星,被上诉人张杰荣及其委托代理人黎恒冲到庭参加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杰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杰荣的所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判决全部诉讼费用由张杰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的982000元是周杰超与张杰荣合作业务而分配的利润，并非借款。2013年双方作为房产中介合作出售位于白蕉镇的一个商铺，当时中介费共660万元（包含税费），双方协商周杰超只要其中200万元作为中介费，余下事项由张杰荣处理，周杰超就不参与了。后张杰荣通过银行转账将982000元转到周杰超银行账户，另100万元张杰荣经周杰超授意转到第三人处。所以，按照双方约定，该笔款项是中介费的分配，而并非借款。尽管张杰荣在转账时备注用途为“借款”，但张杰荣除了提交转账凭证外还应当证明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但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合意。虽然张杰荣交付了款项，但周杰超一审也提交了《协议书》和证人出庭的申请书予以抗辩涉案款项非借款，一审应当继续要求张杰荣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再者，若该笔款项是借款，对于高达上百万元的借款，为何双方当时没有约定利息，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债权文书，更甚者，在张杰荣有周杰超微信、电话、也知道周杰超公司地址的情况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张杰荣亦从未亲自向周杰超主张债权。2.案涉借款金额与常规民间借贷明显不同，民间借贷金额一般为整数，本案为982000元，显然与通常的民间借贷不符。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应裁定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020年7月16日周杰超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杨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杨某对于证实周杰超提交的证据《协议书》中的内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协议书》能够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是中介费用而非借款，杨某的证言对本案事实查明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一审法院无视周杰超的该申请，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张杰荣答辩称，一、周杰超所有的陈述均为虚假陈述，严重扰乱法庭审理秩序，应依法予以严惩。周杰超一审阶段以及目前上诉阶段均陈述称：“2013年，张杰荣与周杰超作为房产中介一方，合作出售位于白蕉镇的一个商铺，当时中介费用共660万元（包含税费），张杰荣与周杰超协商，周杰超只要其中200万元作为中介费，余下事项由张杰荣处理。……故而本案张杰荣所转的982000元为给周杰超的中介费分配款，非借款”。其上述陈述均为虚假陈述，其用其他人员委托张杰荣办理房产交易之协议套用在自己的身上，企图移花接木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偿还责任，严重扰乱法庭审理秩序，违背目前一直倡导的诚信诉讼，性质十分恶劣，应当予以严惩。1.2013年9月2日，杨某、黄某榕、秦某湖作为珠海斗门白蕉镇某某苑商铺的三位共有业主，委托张杰荣出售商铺，杨某作为业主代表与张杰荣作为中介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了杨某应当在2013年10月4日前向张杰荣支付400万元。2.在张杰荣与案外人林某毅、梁某芳、第三人周杰超、陈某忠、叶某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二审期间，为了说明杨某转给张杰荣16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张杰荣特在二审阶段第一次提交了涉案的《协议书》，用于说明杨某向张杰荣转账支付的160万元系依据《协议书》之约定向张杰荣支付40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在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时，周杰超的陈述为：“不清楚，跟我无关”，说明杨某、黄某榕、秦某湖委托张杰荣出售斗门白蕉镇某某苑商铺之事宜跟周杰超完全无关，其亦不知情。然而，在本案中，周杰超却拿着该《协议书》谎称涉案商铺系其与张杰荣合作出售，其应分得200万元中介费。如果其真应分得此中介服务费中200万元，其会称“不清楚，跟我无关”吗？显然不符合常理。3.在上述案件中，林某毅、梁某芳提交的一组证据《某某苑商铺完税证》，然而，周杰超在针对该证据质证时称：“对于证据一至二，不清楚，跟我无关。”再次印证了周杰超根本不清楚涉及杨莫、黄某榕、秦莫湖出售某某苑商铺的相关事宜。周杰超目前所称与张杰荣共同出售该商铺，系虚假陈述。4、诚如一审判决所言，周杰超声称系与张杰荣之间的中介服务费法律关系，但是其提供不了作为中介合作最基本的合作协议，或者其他形式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电子证据等。这本身就说明了周杰超系虚构有关事实，强行用他人的协议书套用在自己的身上，逃避偿还债务责任。针对周杰超的虚假陈述，导致本案一审、二审围绕其虚假陈述进行审理，扰乱法庭审理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恳请依法对周杰超进行严重惩戒，对其处以司法罚款以及司法拘留。二、从一审查明相关事实可以得出，周杰超对收到案涉借款是没有争议，双方只是对款项性质到底是借款还是中介合作的分配款产生分歧。本案中张杰荣已经提交当时转账的汇款凭证并注明用途为借款，张杰荣已经完成相关举证义务，周杰超声称为中介合作分配款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且中介服务费200万元的款项不是小数目，双方不可能没有任何凭证证实，即使按照周杰超的说法200万元的中介费，张杰荣只给其982000元，剩余款项是否已经支付，如果没有给的话是否向其催讨过。故而周杰超上诉称金额并非整数并不是问题，周杰超已经实际收到，且张杰荣已经注明该款项为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张杰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杰超立即向张杰荣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982000元；2.判令周杰超自张杰荣起诉之日（2020年4月15日）起至周杰超实际偿付清上述借款之日止，以借款本金982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周杰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8日，张杰荣以其名义向广发银行珠海斗门支行贷款206万元，同日张杰荣将982000元转账至周杰超的广发银行账户，张杰荣在银行柜台办理该笔转账时在备注栏处注明用途为“借款”。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借条等债权文书，也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张杰荣提交了转账记录，周杰超抗辩涉案的款项为其他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中介服务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对其抗辩提供证据证明，譬如提供相关的中介合作的服务协议、提供双方就中介服务所达成的其他的证据、提供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亦或是其他证人证言，但是周杰超均无法提供，故周杰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周杰超抗辩张杰荣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双方并未签订借款合同并就借款的期限进行约定，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还款，故张杰荣的诉请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关于张杰荣主张的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如下：一、周杰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杰荣偿还借款本金982000元；二、周杰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杰荣支付以借款本金982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4月16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20元（张杰荣已预交），由周杰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周杰超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1.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杨某首先通过林某毅找到周杰超，委托周杰超帮忙出售某某苑商铺并约定了业主实收价格为1120万元，出售价格超过部分作为中介费用和税费，因为房产价值过高，担心变现周期过长，故周杰超找了同为中介的张杰荣要求合作一起出售上述商铺，最后是张杰荣将商铺卖出。证据2.张杰荣的微信用户信息截屏，证明张杰荣有周杰超的联系方式，但是张杰荣在长达6年时间并没有自己向周杰超催款，而通过林某毅催款，不符合常理。张杰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张杰荣出售杨某、黄某榕、秦某湖商铺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情况说明》的部分内容有异议。其中杨某称2013年6月左右通过朋友林某毅找到周杰超委托其出售商铺，对该事实不予认可。这只是杨某的单方陈述，无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更为重要的是，周杰超自己也是房产中介，按照正常逻辑其完全可以自己承接该业务独自去销售，找自己不熟悉的张杰荣合作出售商铺不符合常理；且按照周杰超所说出售商铺的款项扣除中介费后其只要200万元，剩余400万元都归张杰荣也不符合常理。该说明中另称“因商铺价值过高担心难以出售，周杰超又联系同为中介的张杰荣一起出售商铺”亦不予认可。在（2017）粤04民终385号案件中，杨某曾出庭作证，当时法院对于杨某的证言是不予认可的，因为杨某与林某毅、周杰超存在利益关系，且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其作出的对张杰荣不利的证言和说明，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情况下不应采信。对于周杰超提交的张杰荣的微信用户信息截屏，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张杰荣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八份证据：证据1.民事起诉状，证据2.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证据3.证据清单及证据说明，证据4.借据，证据5.中国工商银行汇款记录，证据6.庭审笔录、询问笔录，证据7.（2016）粤0403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张杰荣在本案一审庭审后已提交，但未经质证。该八份证据均为本院（2017）粤04民终385号案件的材料和法律文书，在本案中提交拟证明周杰超所称的《协议书》系张杰荣在（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案件的二审诉讼程序时提交，说明杨某向张杰荣所支付160万元之合同依据。当时周杰超对该份《协议书》称“不清楚，跟我无关”。既然周杰超当时已经明确陈述该份协议书之交易内容与其无关，怎么能在数年后却陈述称该商铺交易是周杰超与张杰荣共同合作出售，明显其在本案中系虚假陈述。在上述案件中，周杰超明确陈述“当时是我叫林某毅借钱，林某毅说没有，他就让我问叶某仟借，说叶某仟有笔房款退给他，我就打电话给叶某仟，叶某仟当时就让我发账号给张杰荣，张杰荣就打30万元给我。”由此说明，周杰超在2014年时缺钱需要向林某毅借款。而本案中，张杰荣向周杰超所转账支付的982000元亦是在2014年4月，与周杰超资金短缺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张杰荣也是在林某毅的介绍并要求下才向周杰超转账出借支付的982000元，并备注“借款”，与周杰超的陈述系吻合的。在上述案件一审、二审的判决中，法院均不予采信周杰超的陈述，说明周杰超所陈述内容不真实。周杰超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张杰荣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该案件是张杰荣与林某毅之间的纠纷，所以当时周杰超觉得不管他的事情，所有的案件材料都表示与周杰超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周杰超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协议书》一份，签订的甲方代表为杨某，乙方代表为张杰荣，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2日，内容为：一、杨某保证在2013年10月4日前将四百万元转到张杰荣名下，用于支付斗门某某苑商铺之一、之二、之三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中介费分拆等开支。二、该交易合同价为：壹仟柒佰捌拾万元正（17800000），除去所有开支后，旧业主杨某等三人实际收入为：壹仟壹佰贰拾万元正（11200000）。三、交易完成后，旧业主杨某等三人在收到全款后三天内需将2600000元转给张杰荣先生。双方签字即生效。张杰荣主张该《协议书》是其在（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案件的二审诉讼程序时提交。周杰超认可其提交《协议书》与张杰荣在上述案件提交的《协议书》是一致的。张杰荣在本案一审庭审后提交本院（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本案证据，上述判决于2017年5月9日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为上诉人林某毅、梁某芳与被上诉人张杰荣、原审第三人周杰超、陈某忠、叶某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由张杰荣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林某毅、梁某芳连带归还张杰荣借款200万元本金及利息。上述判决书记载，张杰荣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协议书》，证明杨某转给张杰荣的160万元即按照协议书约定内容转账的款项。周杰超质证称，“不清楚，跟我无关”。另查明，周杰超主张其依据与张杰荣的口头约定，合作出售杨某等业主的商铺所得的中介费，其只要其中200万元，故张杰荣通过银行转账将982000元转到周杰超银行账户，同时另100万元经周杰超授意转到第三人陈某忠账户。关于该100万元因何转给陈某忠，周杰超在本案中主张这笔钱是陈某忠先找林某毅借钱，林某毅知道周杰超卖了一个商铺有钱，就叫陈某忠找周杰超借，因此周杰超就叫张杰荣把这笔100万元直接转给陈某忠。周杰超称该100万元陈某忠后来分两笔各50万元转到周杰超公司的账上。上述（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二审期间，林某毅、梁某芳提交五组证据，证据一《某某苑商铺完税证》，证据二《林某毅广发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据三《账户明细查询》及证据四《出（入）账通知书》，证明陈某忠通过其儿子陈某建的账户于2014年11月24日向斗门区井岸镇某某工程部转账款项50万元，为陈某忠偿还给杨某的借款50万元。证据五《支票》，证明陈某忠通过其儿子陈某建名下的斗门区井岸镇某某建材部于2015年4月7日以支票的形式向珠海市某某公司支付款项525000元，为陈某忠偿还给杨某的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周杰超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至二，不清楚，跟我无关。证据三至五没有异议。陈某忠的儿子陈某建2014年11月24日向斗门区井岸镇某某工程部支付的人民币500000元和2015年4月7日向珠海市某某公司支付的人民币525000元，属于陈某忠向杨某偿还的借款和利息。当时我刚好要向杨某借款，杨某就让我直接向陈某忠要钱，以上两笔款项共计1025000元都是由我收取了”。陈某忠质证称，“对证据三至五，对该三份证据均没有异议。……该两笔款项合计1025000元是本人偿还给杨某的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经杨某同意由周杰超收取”。经审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周杰超与被上诉人张杰荣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案涉982000元能否认定为周杰超与张杰荣因合作业务而分配的利润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周杰超主张其与张杰荣合作出售杨某等人所有的商铺，主要依据是其二审提交的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2013年9月2日杨某与张杰荣签订的《协议书》。关于《情况说明》，该证据属证人证言，因杨某本人并未到庭证实，亦未提交其本人身份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协议书》，其中完全不涉及周杰超的权利义务，且周杰超在（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案件中表示与其无关，故该证据亦不能支持周杰超的主张。退一步说，即便杨某的《情况说明》经证实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协议书》是杨某与张杰荣双方签订的，在张杰荣对杨某的陈述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亦不能以杨某单方陈述改变《协议书》的内容。其次，周杰超主张张杰荣已经付清200万元利润款，其中100万元其授意张杰荣转账至陈某忠账户，而后陈某忠分两笔归还至周杰超公司的账户。关于这个事实，已经生效的（2017）粤04民终3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有所不同，即陈某忠与周杰超均认可该100万元是陈某忠偿还给杨某的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周杰超未能提供新的证据推翻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对其在本案中的不同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一审法院有无违反法定程序问题。本院认为，周杰超向一审法院申请杨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目的是要证明《协议书》中杨某承诺向张杰荣支付的中介费应有一部分归周杰超收取。但是，如上分析，《协议书》是杨某与张杰荣双方签订的，并无任何内容涉及周杰超的权利义务，在张杰荣对周杰超或杨某的陈述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以杨某单方陈述改变《协议书》的内容。因此，一审法院未同意周杰超的申请，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周杰超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杰超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且其主张与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20元，由上诉人周杰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莹审 判 员  孙 志审 判 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游美婷书 记 员  谢培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