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23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易顺武，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建，湖南金州(常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其昌，男，1966年3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惠，湖南信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易顺武因与被上诉人易其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1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顺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易其昌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易其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无误，但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易顺武为易其昌取得合伙人身份，且取得车队合伙人同意”理解为易顺武的主要合同义务，由此认定易顺武违约，双方在《车辆股份转让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易顺武必须为易其昌取得合伙人身份，且从之后的合同履行来看，都是易顺武为易其昌领取分红收益，再微信支付给易其昌其应得的份额的分红收益，且此种方式持续一年多，易其昌都未表示过要成为正式的合伙人，故从合同的履行来看，该转让协议的实质是易顺武仅转让自己合伙份额的一半，易其昌支付对价，享有收益权利，并成为车队的隐名合伙人，易顺武没有为易其昌取得车队同意并使之成为正式合伙人的合同义务。易其昌提起诉讼系因为收益没有达到其预期心理目标，加上疫情原因收益越来越少，便反悔要解除合同；2.一审判决认定易顺武未取得车队合伙人同意，导致易其昌至今无法成为车队合伙成员为由，便认定该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曲解了双方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双方在签订合同后，易其昌的合同目的为支付转让款后，享有对该份额对应的收益权利，该合同目的已经实现；3.一审判决没有从合同实际履行、车队之前关于车队股份转让的交易惯例、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等角度来确定本案所涉合同能否解除。从合同履行来看，虽然合同没有约定易顺武必须为易其昌取得车队显名合伙人身份的义务，但在易其昌提出该项要求后，易顺武一直在争取为易其昌取得车队其他合伙人同意而积极努力，现有证据证明车队大部分合伙人已经同意易其昌的加入，按之前的交易惯例，成为车队合伙人，并不需要所有合伙签名同意；4.易顺武既不构成违约，也不存在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案没有约定或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一审判决不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九十七条为依据判决解除合同并要求易顺武返还财产。易其昌辩称，双方签订的是《车辆股份转让协议》，其要获取的是车队股权及其合伙人身份，该协议中没有明确易其昌成为隐名合伙人，易顺武的合伙份额是转让金轶股份而来，易顺武与金轶签订的协议与易顺武和易其昌签订的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但是易顺武成为了合伙人，而易其昌没有成为合伙人，因为易顺武转让股份没有取得车队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至今易其昌在合伙人的花名册上没有名字，易其昌转让股份的目的没有实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易其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易其昌与易顺武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易顺武返还易其昌“购车款”153888元，并按每月2400元赔偿易其昌损失，直至购车款付清之日止；2.易顺武承担各项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1月，易顺武得知易其昌要购买班车股份后，双方经过协商，于2018年2月25日，以易顺武为甲方，易其昌为乙方，在聂正中、罗兴武的见证下，签订《车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将株洲至安乡(车号湘J190**、湘080**、湘390**)三台车共肆拾分之壹(四十分之一)转让，转让价格壹拾伍万叁仟捌佰捌拾捌元(153888元)，2018年2月25日之前所有进出债务都由甲方负责后，收益全归乙方；二、现金一次性支付；三、双方签字生效。协议为手书协议，易顺武、易其昌各执一份，各自所执协议内容一致，但格式有差异。协议签订后，易其昌当即将153888元支付了易顺武。此后，易顺武到车队领取分红，再将转让的车辆股份的红利通过自己的微信转账给易其昌，从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共转给易其昌红利26163元。在这一期间，易其昌发现车队收益一直未达到预期，找易顺武商议此事，并提出入户(成为股东)之事，没有结果。2019年10月，易其昌得知自己并非车队股东，且分红花名册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到车队核实得到证实后，又找易顺武协商退股事宜未果。另查明，株洲至安乡班车车队系常德欣运集团安乡分公司和株洲客运分公司名下的车队，车队由个人入股组成合伙，单独核算，按持股比例分红，现有合伙人30名。车队对入伙、退伙及车辆股份转让事项有简约规定，规定应经过合伙人或车队同意方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均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存在受胁迫、欺诈、显失公平等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但转让协议所涉及的株洲至安乡班车车队，虽然车队在公司名下，但其车队由个人合伙组成，实行单独核算，按持股比例分红，对入伙、退伙及车辆股份财产转让有简约规定，规定要经车队合伙人同意，个人合伙特征明显。由于案涉车队系个人合伙，车队对入伙、退伙及车辆股份转让等约定，是全体合伙人一致意思表示，全体合伙人都应当共同遵守，以实现合伙目的。根据车队规定和合伙性质，合伙成员入股的股份财产，构成了合伙人财产，合伙成员要处分车辆股份财产，实际是处分合伙人的财产，需经全体全伙成员同意。易顺武向易其昌转让车辆股份财产的行为，是向合伙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合伙财产的行为，也是受让人入伙行为，即指在合伙存续期间，非合伙人申请加入合伙并取得合伙人身份的行为。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未经车队合伙人同意，事后亦未得到车队全体合伙人的追认，易其昌至今无法取得合伙人身份。易其昌与易顺武签订《车辆股份转让协议》，旨在成为车辆股份财产的所有人，成为车队合伙成员，由于未取得车队合伙人同意，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易顺武作为车队合伙人，应当知晓车队对车辆股份财产转让的规定，其未履行由车队合伙人同意义务，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因此，易其昌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易顺武在庭审中，出示事后有车队少部分合伙人签字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和“株洲班分红花名表”，主张其转让车辆股份财产取得车队合伙人事后追认，因并非全体合伙人签字，且所谓的“分红表”为空白表，没任何分红记录，不能证明来源于车队，因此，易顺武的这一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成立，不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易其昌提出要求被告按每月2400元的标准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没有提交受损失的证据及提出的赔偿标准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故不予以支持，但易顺武占用易其昌资金客观存在，应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原、被告各自收取对方的资金应予以返还。判决：一、解除易其昌与易顺武于2018年2月25日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二、易顺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返还易其昌车辆股份转让款153888元；并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占该项款项的利息(从2018年2月25日起计算至返还之日止)；三、易其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返还易顺武26163元；四、驳回易其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78元，减半收取1689元，由易其昌负担689元，易顺武负担1000元。二审期间，易顺武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车辆股份转让协议》及株洲班分红明细表，拟证明绝大多数股东已同意易其昌入股；证据2、散伙分股协议书及安株客运线分家签字，拟证明车队分成2组，一组为14人，另**为26人，分组时，易顺武通知了易其昌，但易其昌没有参加，易顺武代其选择了14人组，14人均已签字同意其入股，部分在外地没有回来和暗股的合伙人，都是通知后代签。经质证，易其昌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签字属于真实意思表示，车队应召开股东大会商议易其昌是否能成为合伙人，亦应在本案诉讼之前，之后补签名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且该份表上有几个签名都为同一笔迹，车队的负责人没有签名；证据2，易其昌认为该车队的031号车已经报废，另两台车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车队，没有通知易其昌参加，可以证明易其昌的股东身份没有被认可，且分家签字上是易顺武代签，易其昌并没有委托易顺武签字，对易其昌没有法律效力，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易顺武的证明目的。易其昌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20年8月、9月株洲班分红表，拟证明分红表中没有易其昌的名字，车队没有认可易其昌合伙人身份；证据2、金轶与易顺武的协议，拟证明易顺武受让金轶股份，协议形式与其转让给易其昌的相同，但金轶却登记为合伙人。经质证，易顺武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日期有改动的痕迹，也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分红表上没有易其昌的名字不代表其他合伙人不认可他的合伙人身份，且其他人的合伙股份转让均不需要所有人的签名，该表系很久之前用的，现在分红也不用这个表；证据2的其实性无异议，认为恰好可以证明合伙股份的转让只需要见证人签字即可，系车队合伙股份转让的惯例。本院认为，易顺武提交的证据1系在双方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背面补签的大部分合伙人同意易其昌入股的签名捺印，易其昌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系复印件，无法核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易其昌提交的证据1，因该份分红明细表存在多处改动的痕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易顺武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被解除。本案中，易顺武与易其昌于2018年2月25日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协议签订后，易其昌向易顺武支付了153888元转让款，从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易顺武共转给易其昌红利26163元。易其昌基于易顺武未变更其为车队合伙人身份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要求解除合同。经查，双方签订的《车辆股份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易其昌受让易顺武合伙份额系以成为车队合伙人身份为前提，即从该协议中并未明确其欲成为车队合伙人或是易顺武名下暗股，且从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易其昌均只获取分红，未参加车队经营管理事务，亦未要求成为车队合伙人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故从合同的签订、履行来看，易其昌的合同目的系转让易顺武车队合伙份额，获取分红，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欲成为车队合伙人，直接参与管理车队经营。此外，易其昌提出要求成为车队合伙人身份后，易顺武亦积极满足其要求，使其成为合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易其昌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其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易顺武提出使得易其昌成为车队合伙人身份并非其主要合同义务，易其昌的合同目的已实现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易顺武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1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易其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78元，减半收取16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78元，共计5067元，均由易其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丕国审 判 员 樊 英审 判 员 刘爱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钟 玲书 记 员 黄宇洁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