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23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思，女，198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飞，湖北江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佳，湖北江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婧，女，198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强，湖北民基（点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芸芸，湖北民基（点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思因与被上诉人周小婧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3民初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思上诉请求：1.撤销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3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小婧对黄思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周小婧承担。事实及理由：1.黄思与周小婧丈夫谢乔是湖北鑫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晟公司）的同事，且是该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务关系，双方之间一直有大量的网上资金往来，尤其公司所做业务即为信用卡套现类的资金业务，二人均被一审法院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黄思与谢乔虽有情人关系，但在私人经济上尤其是黄思的购房款上不存在赠与关系。宜昌市伍家岗区东艳路9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鄂（2018）宜昌市不动产权第0015842号，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由黄思自己出资购买，自己承担贷款。黄思名下十张信用卡金额合计407927.18元（含信用卡内贷款和逾期利息、违约金），现金转账金额合计696864元，微粒贷金额合计110000元，农商银行贷款80000元，朋友马芙蓉信用卡金额合计120666元，向菊芳（马芙蓉姐姐）现金转账合计50000元，表妹朱芬现金转账合计150000元，前述金额共计1615457.18元，全部转给了谢乔。至今谢乔一分钱未还，导致黄思负债累累，严重影响黄思生活。而一审法院从黄思与谢乔双方海量资金往来中，单单挑出谢乔单向转来的420000元认定为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认定黄思支付420000元购房尾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均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是2017年12月27日由黄思与售房人朱海兵、李丽芬、经纪方宜昌华远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对房屋总价款、购房定金、首付款及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尾款420000元作出了约定。后因其他原因，贷款未办理成功。合同签订后，黄思于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朱海兵支付了购房定金20000元及首付款230000元。2018年3月23日，黄思通过工商手机银行分9笔向宜昌华远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财务姚艳支付房屋尾款420000元，并非一审认定的2018年3月26日黄思通过微信向姚艳支付。而周小婧提供的2018年2月8日至同年3月23日期间转账记录并不是谢乔转给黄思的房款。一审判决未查清周小婧提交420000元转款截图真实用途的情况下，就断定谢乔向黄思的转款资金系房款没有事实依据。因为一审中黄思所提供的所有与谢乔转账流水均被认定是与谢乔经济往来账款，而周小婧仅提供的拼凑不同时间段的转账截图，不能认定是谢乔转账并赠与给黄思的房款。并且，周小婧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装修合同是在黄思被羁押期间非法闯入黄思住宅处偷取的，就此黄思已报警。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和装修合同均为房屋出卖方和装修公司与黄思签订，相关资金支付与谢乔没有任何关系，一审事实认定错误。3.2018年5月25日黄思与平安银行签订抵押贷款390000元，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1日平安银行贷款放款成功后，黄思也将该390000元全部转给了谢乔。该笔贷款申请分120期由黄思每月分期还款四千六百余元，直至2019年4月1日黄思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后由黄思父亲继续每月帮忙还款至今。所以案涉房屋与谢乔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存在赠与行为。4.2020年4月17日，黄思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因之前的刑事案件导致黄思精神恍惚，心理压力过大，后又受到周小婧方的殴打、恐吓、威胁，导致黄思在意识不清且办案民警维护偏袒周小婧方的情况下，诱导黄思制作《询问笔录》。直至一审判决后黄思才发现当时的《询问笔录》并非与其当天口述一致。而且当时询问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之前周小婧到黄思家中大闹几个小时，黄思近乎精神崩溃，故在未查看笔录的情况下签字。在2020年4月17日的报警过程中，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向阳派出所对周小婧有偏袒行为，涉案《询问笔录》记载不是黄思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思从未在法庭上宣称案涉房屋购房款系他人出资，不构成自认。被上诉人周小婧辩称，1.谢乔与黄思之间的赠与行为成立。其一，2020年4月17日，黄思与周小婧因案涉房屋发生纠纷向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向阳派出所报警，在接受询问时，黄思陈述其与谢乔存在不正当关系，谢乔基于此为黄思购买案涉房屋，总房款为七十余万元，其中黄思出了十余万元，其他钱是谢乔出的，黄思已明确承认谢乔对其赠与行为的存在。且黄思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完全清楚对公安机关陈述以及在笔录上签字的法律效力。其二，黄思在上诉状中陈述谢乔向黄思及其亲属借款一百余万元，但是“至今谢乔一分钱未还”，那谢乔转给黄思的六七十万元就不是还款。并且，从谢乔向黄思转款的时间、金额和黄思向房屋出卖方转账的时间、金额上的对应关系来看，谢乔转给黄思的六七十万元就是购房款。2.关于赠与金额的认定问题。其一，根据黄思在派出所的笔录，黄思自述总房款七十余万元，其中黄思出了十余万元，其他钱是谢乔出的。根据黄思的陈述，黄思应当返还周小婧的款项为六十余万元，一审判决根据双方举证情况综合认定支持了周小婧的部分诉讼请求。其二，黄思与谢乔确因工作关系存在比较频繁的资金往来，但是黄思与谢乔所经营的业务是信用卡套现业务，工作所涉及的资金都是包含元、角、分的非整数金额，而谢乔转给黄思的金额都为整数的款项，且与黄思支付的购房款在金额上相吻合。其三，从谢乔向黄思转款的时间与黄思向房地产经纪公司转款的时间、金额来看，二者一一对应，在案涉房屋的交易中，由谢乔将购房款转给黄思，再由黄思将款项转给房屋出卖方的交易脉络十分清晰。其四，关于装修款和购买梳妆台的价款问题。在谢乔向装修公司员工张某的微信转款中，备注为“思思装修款”。梳妆台的购买有谢乔淘宝购买记录和现场使用照片为证。3.关于黄思主张《询问笔录》记载与其口述内容不一致、周小婧因2020年4月17日的行为是否应当被公安机关处罚以及案涉房屋抵押贷款的用途等，均与本案赠与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周小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周小婧丈夫谢乔向黄思赠与案涉房屋的行为无效；2.判令黄思将案涉房屋腾空、交付给周小婧，并协助办理该房屋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和将该房屋产权过户至周小婧名下；3.黄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过程中，周小婧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黄思向周小婧返还钱款900000元（含购房款670000元、装修款110000元、家具款200000元，扣除黄思自行支付的十余万元）；2.黄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小婧与谢乔系夫妻关系，于2009年7月30日登记结婚。黄思于2014年经朋友介绍与谢乔相识，后进入谢乔开设的鑫晟公司工作，并与谢乔发展成婚外情关系。2017年12月27日，黄思与售房人朱海兵和李丽芬、经纪方宜昌华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黄思购买朱海兵、李丽芬所有的案涉房屋；总价款为670000元，其中购房定金为20000元，首付款为230000元，并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尾款420000元；后黄思未办理按揭贷款。合同签订后，黄思于2017年12月27日、于2018年1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朱海兵支付了购房定金20000元及首付款230000元。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3月23日期间，谢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思转账8笔，共计420000元。2018年3月26日，黄思通过微信向宜昌华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姚艳支付房屋尾款420000元，备注“宜化新天地房屋尾款跨行转出”。2018年3月26日，黄思与宜昌弘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湖北地区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宜昌弘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为案涉房屋进行装修，合同价款为118000元，计价方式为合同价包干。黄思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五笔向宜昌弘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张某支付了装修款共计80000元；谢乔于2018年11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张某支付10000元、于2019年1月30日通过微信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备注“思思装修款”；黄思称剩余装修款未结清。谢乔为黄思购买梳妆台一件，金额为398元。2020年4月17日，周小婧与黄思因案涉房屋产生纠纷，黄思向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向阳派出所报警，并在接受询问时，陈述其与谢乔存在暧昧关系，并在回答案涉房屋相关事宜时称“2018年3月买的房子，总房款有七十余万，其中我出了十余万元，其他钱是谢乔出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谢乔向黄思转账支付的钱款、代其支付的装修款是否属于赠与；如果是赠与，赠与行为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在本案中，黄思与谢乔虽有多笔经济往来账款，但双方往来账款均发生在2020年之前，而黄思于2020年4月时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陈述谢乔因与其存在暧昧关系，为其购房出资（金额约五、六十余万），结合周小婧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装修合同、谢乔向黄思及张某转账的金额及时间等证据，能够证明谢乔为黄思支付部分购房款、代其支付部分装修款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谢乔转账支付给黄思钱款420000元、代其支付的装修款20000元、为其购买梳妆台（价值398元）的行为是赠与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处理权，夫妻双方非因日常生活所需处理共同财产的，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上述谢乔赠与黄思的钱款属于谢乔与周小婧的夫妻共同财产。法律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夫妻共同财产未分割、未约定的情形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均及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谢乔没有应当对黄思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谢乔未经周小婧同意，将与周小婧共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无偿给予黄思，而黄思在明知谢乔的家庭情况下无偿获取谢乔与周小婧的夫妻共同财产，谢乔与黄思给予和接受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对周小婧而言显属恶意，侵害了周小婧的合法权益。谢乔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谢乔与黄思的赠与行为全部无效。因此，对于周小婧请求黄思返还钱款9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黄思应返还周小婧钱款440398元；因周小婧已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诉请的其余款项均属于谢乔的无偿赠与行为或由谢乔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思返还周小婧钱款44039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周小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250元，合计10150元，由周小婧负担4550元，由黄思负担5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黄思向本院提交六份书证：证据一、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宝塔河派出所2018年10月23日制作的被讯问人为谢乔的《讯问笔录》一份共九页，其中第8页的内容用于证明鑫晟公司利用POS套现，绑定了黄思的个人银行卡，且套现的资金最终都交给了谢乔使用，套现资金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样卡，还有一部分用于谢乔日常开支。证据二、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2018年10月15日制作的被讯问人为蔡军的《讯问笔录》一份共八页，其中第8页用于证明黄思的信用卡放于公司使用；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宝塔河派出所2018年10月17日制作的被讯问人为蔡军的《讯问笔录》一份共三页，其中第2页用于证明黄思将储蓄卡绑定公司POS机，用于处理公司业务；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宝塔河派出所2019年8月8日制作的被讯问人为蔡军的《讯问笔录》一份共两页，其中第2页用于证明黄思等人绑定在公司的银行卡仅用于公司走账，没有其他消费和黄思自己使用。证据一、证据二共同证明黄思的储蓄卡及信用卡交予鑫晟公司使用期间，谢乔和黄思之间的银行流水系公司业务需要，不能证明谢乔转给黄思的钱款系谢乔对黄思的赠与。证据三、2018年2月8日黄思招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一张，用于证明黄思分四笔收到谢乔共200000元转账后，于收款当日分八笔用于公司养卡业务，故谢乔向黄思转账200000元系用于公司业务。证据四、2018年3月21日至同年3月23日黄思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三张，用于证明2018年3月22日，黄思收到谢乔80000元转账当日，又将该80000元转给谢乔，黄思实际上并未使用该80000元。2018年3月21日，黄思的父亲黄胜贤分两笔向黄思转账100000元，2018年3月23日张贤安分四笔向黄思转账180000元，2018年3月23日谢乔分三笔向黄思转账140000元。黄思通过黄胜贤、张贤安、谢乔三人筹集资金后，于2018年3月23日分九笔支付案涉房屋尾款420000元。证据五、《个人抵押贷款合同》一份及2018年5月30日至同年5月31日黄思平安银行账户明细流水一页、2018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1日张某工商银行明细流水一页，用于证明黄思向平安银行抵押贷款390000元，2018年5月30日黄思通过平安银行委托转账给张某200000元、同年5月31日黄思通过平安银行委托转账给刘某190000元，2018年5月31日张某向谢乔转账100000元，向向春霞转账100000元，黄思以案涉房屋抵押贷款所获资金实际被谢乔使用。证据六、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向阳派出所于2020年11月22日制作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用于证明2020年4月17日周小婧、周为对黄思进行恐吓、威胁、殴打，因此赔偿黄思伤害损失费50000元，黄思在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系受到周小婧、周为胁迫。上诉人黄思向本院申请证人刘某、张某出庭作证，拟与证据五中银行流水相印证，证明黄思用案涉房屋作抵押在平安银行贷款390000元，黄思委托平安银行将该笔贷款发放至刘某、张某账户后，刘某、张某将此390000元交付给谢乔的事实。被上诉人周小婧对书证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说明谢乔和黄思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与本案的赠与没有关系。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黄思的证明目的，周小婧并没有否认黄思与谢乔之间因为工作有资金往来，但黄思不能否认谢乔向其赠与的行为。对证据五、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六是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向阳派出所基于周小婧与黄思就出卖案涉房屋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周小婧父亲周为将黄思的手机拿着作为凭证，准备第二天将案涉房屋卖出后立即返还该手机。后黄思报警并制作《询问笔录》后，周小婧与周为才赶到派出所，之前并未对黄思进行恐吓威胁，《治安调解协议书》中也并未记载恐吓威胁的情形，只是针对周为抢夺手机的行为认定违法，并由周小婧和周为对黄思进行赔偿，也不存在黄思主张的受胁迫影响其《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的情形。周小婧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认为，黄思就案涉房屋抵押贷款的用途与本案赠与合同无关，刘某的证言可以印证谢乔为黄思购买案涉房屋并出资装修的事实，张某的证言印证了谢乔为黄思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被上诉人周小婧向本院提交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3月23日谢乔向黄思转账凭证十三张，用于证明案涉房屋的买卖系由谢乔将相应款项转至黄思账户，再由黄思转给出卖方，二者在时间、金额上一一对应。上诉人黄思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能证明谢乔与黄思之间的经济往来。周小婧提交的670000元银行流水系摘取部分转账金额进行拼凑，没有提交黄思亦向谢乔转账的金额，谢乔与黄思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流水，系黄思银行卡放于公司使用而产生，该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谢乔对黄思系赠与。黄思对购房款的筹集已提交证据和相应清单，案涉房屋尾款给付过程中，黄思系向谢乔周转140000元，黄思用案涉房屋抵押贷款后，资金均给了谢乔，且案涉房屋的首付款系黄思自筹自付，与谢乔无关。本院认证认为，周小婧对黄思提交的书证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黄思提交的证人证言及证据一至证据五能否达到黄思的证明目的，也系黄思上诉的主要理由，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黄思提交的证据六中，并无周小婧、周为对黄思进行恐吓、威胁、殴打的内容，且亦无黄思受胁迫在公安机关作出陈述的内容，故证据六无法达到黄思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周小婧提交证据中时间为2018年2月8日之后的八张转账凭证属一审中已经双方质证，一审法院已作出认定的证据，本院不再赘述。因黄思对周小婧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6日的五张转账凭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经审查，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1.2018年3月23日，黄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九笔向宜昌华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姚艳转账420000元。2.黄思陈述，谢乔支付的20000元装修款系代黄思支付，淘宝购买价值398元的梳妆台系谢乔祝贺黄思乔迁新居的礼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谢乔对黄思是否存在赠与行为，金额如何认定；二、相应款项应如何处理。一、关于谢乔对黄思是否存在赠与行为，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已查明，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3月23日期间，谢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思转账8笔，共计420000元。2020年4月17日，黄思向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向阳派出所报警，在接受询问时，黄思陈述其与谢乔存在暧昧关系，并在回答案涉房屋相关事宜时称“2018年3月买的房子，总房款有七十余万，其中我出了十余万元，其他钱是谢乔出的……。”据此，足以认定谢乔在黄思购买案涉房屋的过程中存在为黄思出资的行为，该行为应认定为赠与。一审法院综合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谢乔向黄思赠与金额为420000元，并无不当。此外，黄思自认谢乔代其支付20000元装修款并赠与黄思价值398元的梳妆台，该部分款项及物品的对应价值亦属于赠与，一审法院一并予以处理，具有事实依据。黄思主张其与谢乔因公司经营存在账款往来，故不应将谢乔向其转款认定为赠与。本院认为，黄思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仅能证明黄思有储蓄卡及信用卡用于公司业务，但并不能证明本案所涉特定账号和特定转账行为系用于公司业务，故不能达到黄思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的招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中，在谢乔向黄思转款200000元后，有218203.47元的款项均转出至黄思名下其他账户，故黄思主张该款项系用于公司养卡，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并且，即便黄思未将谢乔2018年2月8日向其转款的200000元直接用于支付案涉房屋尾款，但黄思亦因谢乔的转账获得200000元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该转账行为系赠与，亦无不妥。黄思还主张2020年4月17日其在公安机关制作《询问笔录》时被周小婧、周为恐吓、胁迫，导致精神恍惚，陈述与《询问笔录》记载不符。本院认为，黄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自行陈述谢乔为其购买案涉房屋出资的事实并签字确认，应预见并承担陈述和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在黄思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询问笔录》属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询问笔录》中黄思自述内容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此外，黄思还提交证据四用于证明案涉房屋款项筹集情况并主张谢乔仅支付其中140000元，因黄思对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3月23日谢乔向其转账的事实不持异议，前述事实与黄思2020年4月17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黄思使用谢乔转账支付案涉房屋房款的事实。在此前提下，黄思提交的证据四无法达到推翻前述证明结论的法律效果，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相应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二、关于赠与款项和财产利益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谢乔在其与周小婧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未征得周小婧同意，且显然不是因为夫妻日常生活需要的情形下，将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黄思，侵犯了周小婧的财产权益，一审法院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谢乔与黄思之间的关系已超出男女之间正常交往的界限，且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黄思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赠与无效后，黄思因赠与行为取得的财产均应当予以返还。综上，一审判决黄思返还周小婧案涉钱款及财产利益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黄思提交证据五和证人证言用于佐证其通过信用卡、现金转账、贷款、朋友借款等方式向谢乔转账合计1615457.18元，亦将案涉房屋抵押贷款获取的390000元交于谢乔使用，故不应仅认定谢乔对黄思的转账系赠与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谢乔在未征得妻子周小婧同意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黄思，严重损害周小婧的财产权益而引起的赠与合同纠纷。黄思前述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其提交的相应证据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黄思可基于其与谢乔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另行主张权利，故本院对黄思的前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黄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06元，由上诉人黄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陶霄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