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04民初2540号 原告：白丽君，女，197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微，绵阳市涪城区龙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严崇良，男，196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微，绵阳市涪城区龙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四川恒博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建辉，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钰，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军，绵阳市涪城区青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谭浩，男，198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原告白丽君、原告严崇良与被告四川恒博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博公司）、被告谭浩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川0704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恒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川07民终1302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崇良及其与原告白丽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微、被告恒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军、被告谭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白丽君、原告严崇良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白丽君、原告严崇良支付工程款验收总款491,668元；2．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白丽君、原告严崇良支付工程款10%的违约金51,754元；3．诉讼费应由被告全部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白丽君、原告严崇良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工程款数额增加为517,546.2元，并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及对被告谭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8年，白丽君与恒博公司签订《海地达、海珀澜山一期供配电工程内部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承包范围为海地达．海珀澜山一期供配电工程土建部分（详见施工图），工程施工费以施工图内容为基础，包工、保质量、包进度、包安全文明施工的含税总价为517,546.2元，本工程施工完毕，验收合格七日内恒博公司付至白丽君工程总款95%，剩余5%工程款，作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时间按建设单位与恒博公司所签订的施工合同规定。白丽君按合同规定已完成海地达．海珀澜山一期供配电工程土建部分任务，并于2018年3月，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按合同规定，恒博公司应向白丽君支付的工程款迟迟未支付，白丽君多次催收未果。恒博公司拖欠工程款的行为与法相悖，白丽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四川恒博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辩称，1．白丽君与恒博公司之间并无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严崇良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当庭承认该份劳务分包合同仅是用来向税务局开票的合同，案涉工程的实际挂靠人就是严崇良、谭浩，不存在谭浩将挂靠工程再转包白丽君的情况。白丽君提交的这份合同实际上就是严崇良为了开具发票后向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收取工程款而签订的。同时，白丽君向法院起诉恒博公司时隐瞒其与严崇良的夫妻关系，后恒博公司申请追加严崇良、谭浩为共同被告时，法院审查主体资格发现二人系夫妻关系，这才由该二人作为共同原告，表明恒博公司根本不认识白丽君，且白丽君多次庭审均未到庭，使恒博公司无法与之对质合同签订时间、地点以明确合同的真伪，本案属于虚假诉讼。2．谭浩当庭承认其是案涉工程的挂靠人，与白丽君没有书面劳务合同，但是同一工程中又存在白丽君与恒博公司的书面劳务分包合同，属于自相矛盾，充分表明恒博公司第1项的辩称属实。谭浩也当庭自认其与白丽君、严崇良就案涉工程成立劳务分包关系；3．恒博公司已向严崇良支付了1,715,292.09元，而案涉工程发包人应回的款项尚有60余万元，恒博公司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问题。4．要求白丽君本人到庭，向法庭说明合同来源、形成时间及地点，同时要求白丽君、严崇良向法庭提供白丽君所作劳务的具体明细以及劳务班组发放工资明细和人员联系电话，以核实白丽君进行劳务承包的真实性。 被告谭浩辩称，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是恒博公司，谭浩通过严崇良介绍挂靠恒博公司承包，并签订有书面挂靠合同。谭浩与严崇良熟悉后，便将工程中部分人工包给白丽君实际施工。现案涉工程已完工，发包人将工程款70%拨付给恒博公司，但恒博公司因自身的资金状况和其工作人员不守信而未按约足额向我方支付工程款。现工程已经完工近两年，却还拖欠工程款50余万元未付，发包人要求恒博公司交付发票，但恒博公司一直推脱，以至于工人工资无法解决，恒博公司应对此负责。人工不管是谁执行，白丽君是跟恒博公司签订的合同，恒博公司不应以此推脱付款。要求恒博公司及时足额付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8月15日，绵阳海地达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与恒博公司（施工单位）签订《电力工程施工合同》，将海地达．海珀澜山一期供配电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承包给恒博公司，约定余工程总价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为二年，质保期从移交物业后开始计算。同日，恒博公司又与谭浩签订《电力安装工程合作施工协议书》，将案涉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交谭浩承担施工，谭浩向恒博公司交纳本工程合同价的3%作为管理费与公司基本税负（企业所得税）。 白丽君、严崇良主张恒博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土建部分分包给白丽君，并为此提交了该工程的《内部劳务分包合同》一份，合同列明恒博公司为发包方、甲方，白丽君为承包方、乙方，该合同落款处也分别有恒博公司印样和“白丽君”署名，但落款处签订时间为“2018年月日”，内容为：恒博公司将案涉工程土建部分承包给白丽君，工程施工费用以施工图内容为基础，包工、保质量、包进度、包安全文明施工的含税总价为517,546.2元，本工程施工完毕，验收合格七日内恒博公司付至白丽君工程总款95%，剩余5%工程款，作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时间按建设单位与甲方单位所签订的施工合同。恒博公司质证认可该份合同上印章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加盖，但提出该合同仅是为了方便严崇良向发包人开具发票进行请款而具备，并无其他用途。 2018年3月，绵阳海地达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电气隐蔽工程施工验收记录》，载明海地达·海珀澜山一期供配电工程中的隐蔽工程施工经验收合格，其中项目负责人载明为“白丽君”。白丽君当庭未举示其实际组织进行施工的其他证据。 庭审中原被告各方均认可谭浩系挂靠恒博公司进行案涉工程承包施工。恒博公司主张谭浩与严崇良及另一案外人系案涉工程的合伙承包人，但未举示相应证据。 谭浩还陈述：其通过严崇良介绍挂靠恒博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来彼此熟悉后，其便将案涉工程中的土建劳务分包给严崇良之妻白丽君，但由于工程走账及税费负担必须要“公对公”，所以其与白丽君之间没有签订“私对私”合同，而是由白丽君与恒博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严崇良并非是案涉工程合伙承包人，而是其为案涉工程雇请的施工组织人员，应领取工资，但由于工程款未拿到工资至今未发放。后谭浩又陈述：其将案涉工程中的整个人工部分（分为安装工程、土建劳务）都交由严崇良、白丽君做，案涉工程的设备材料采购、前期拆迁垫付款还是由其自行负责，其与严崇良之间有一个账目，严崇良只做人工，人工部分造价计算出来该多少工程款他就拿多少工程款。 严崇良、白丽君对谭浩的陈述均予认可，并提出：白丽君确实是从谭浩处分包工程，但是发包人只认可恒博公司，则为便于履行工程手续，就由白丽君和恒博公司签署了《内部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即是开票合同，也是结算合同。 白丽君与严崇良系夫妻关系。白丽君、严崇良明确放弃对被告谭浩的诉讼请求。法庭辩论终结后，白丽君、严崇良又主张本案同时也是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代位谭浩直接向恒博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的代位权诉讼；谭浩也以其与严崇良为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为由，申请作为本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绵阳海地达实业有限公司出具说明显示其与恒博公司就案涉工程结算金额确定为2,919,348.2元，其已向被告四川恒博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共计2,350,000元的工程款，尚欠恒博公司工程款569,348.2元（含质保金）。 严崇良举示了经其与谭浩共同签字的对账单一份，记载了发包人向恒博公司拨付款明细，且显示谭浩、严崇良认可恒博公司已经实际支付案涉工程款1,785,792.09元（包含2,350,000元按3%比例扣除的管理费70,500元，实际转出款项1,715,292.09元）。严崇良陈述：其与谭浩之所以知晓恒博公司从发包人处取得款项的情况，是由于发包人拨付款项之前均要求恒博公司开票，恒博公司便要求其与谭浩办理开票事宜，每次开票后再交由恒博公司请求发包人拨付款，所以对每次发包人拨付款其与谭浩均有记录情况。 恒博公司举示其收到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后对外支付案涉工程款的明细，显示其实际按照严崇良指示转出1,715,292.09元（与谭浩、严崇良认可的该项数额一致），另有扣收管理费52,500元，扣除附加税82,207.91元（6,930.91元＋75,277元），总计已支付款项为1,850,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事人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内部劳务分包合同，验收记录复印件，电力施工协议书复印件，施工合同复印件，工程款支付明细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相互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谭浩挂靠恒博公司就案涉工程进行承包施工这一事实，有书面合同及原被告当庭一致认可，对此应予确认。白丽君、严崇良、谭浩还一致陈述，谭浩承包案涉工程后将案涉工程中的土建部分交白丽君分包，由于发包人只认可恒博公司，为便于履行工程手续，则由白丽君和恒博公司签署了《内部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既是开票合同，也是工程结算合同。而恒博公司则提出该合同仅是为了方便严崇良向发包人开具发票进行请款而具备，并无其他用途。 对于恒博公司与白丽君之间是否可依据双方签署的《内部劳务分包合同》进行结算付款，评析如下：1．根据原被告各方陈述，白丽君和恒博公司签署的《内部劳务分包合同》与实际的工程分包关系不符，是为便于开具发票后以恒博公司的名义向发包人请求付款这一目的而签署。在原被告各方均明知谭浩挂靠恒博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情况下，即便谭浩要将其与恒博公司的案涉工程承包合同中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白丽君，也应由三方达成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一致协议，并且在合同中就三方之间工程款结付、相关税费、管理费等基本运行费用负担情况进行约定，否则与劳务分包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交易习惯不符，也与常理相悖，但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存在前述约定，应认定恒博公司与谭浩之间的就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的约定内容并未因白丽君和恒博公司之间签署《内部劳务分包合同》发生变更，对此白丽君、严崇良也是明知的，也知晓其实际是从谭浩处分包劳务，而无法取得《内部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相应权利，足见白丽君与恒博公司均不具有直接建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白丽君与恒博公司签署的《内部劳务分包合同》无效，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该合同不得作为双方工程款结付或参照结付的依据。无论白丽君是否实际施工，其劳务分包合同的相对方也是谭浩，并非恒博公司，同时恒博公司也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发包人”，白丽君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向恒博公司主张工程款；2．无证据证实白丽君与恒博公司签署《内部劳务分包合同》所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恒博公司确认白丽君享有该笔工程款债权。前文已经阐明白丽君无法以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为据请求恒博公司结付工程价款，则白丽君、严崇良所称的“结算合同”还可能是指恒博公司与白丽君就债权债务确认而形成的协议，即债权凭证。恒博公司是否有此真实意思应由白丽君、严崇良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该《内部劳务分包合同》对内并无约束力，以该合同开票对外出具给发包人请求付款后，也是以恒博公司名义接受相应工程款，该笔工程款的债权享有人仍系恒博公司，而非本案其他原被告。故恒博公司欠缺将工程款债权交由白丽君或严崇良享有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恒博公司已确认白丽君享有该笔工程款债权。综上，白丽君、严崇良以《内部劳务分包合同》系双方达成的结算协议为依据，向恒博公司请求支付相应款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另，白丽君、严崇良提出“放弃对追加被告谭浩的请求”，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行使，予以照准。 白丽君、严崇良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其与恒博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法庭辩论终结后，谭浩要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白丽君、严崇良提出本案系其作为实际施工人代位谭浩直接向恒博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属于基础法律关系变更并需同时变更当事人地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之规定，对于谭浩、白丽君、严崇良的该请求不予合并审理。白丽君、严崇良、谭浩可依据实际的工程承包关系，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白丽君、原告严崇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4,617元，由原告白丽君、严崇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谌 臻 人民陪审员  欧阳波 人民陪审员  张力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