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0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苓，女，1939年2月23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印，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2，男，1972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印，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某，女，1972年2月15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国，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春苓、苏某2因与被上诉人程某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8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龚勇超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某2、上诉人李春苓与苏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印、被上诉人程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苓、苏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后依法改判，支持李春苓、苏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案涉房屋历史成因简述。李春苓与案外人苏某1系夫妻关系，苏某2系李春苓与苏某1婚生子女，程某某系苏某2前妻。2009年5月11日，李春苓与案外人苏某1以总价款64.5万元从原房主处购买811号房屋并过户到苏某1名下。2010年4月苏某2起诉程某某离婚，2010年9月28日，经法院调解苏某2与程某某协议离婚。离婚后，程某某以搬离现居住地，无法照顾婚生女儿苏某某的日常学习、生活为由，坚持继续居住“公婆家”，无奈苏某2只能另行租房居住。2016年初，由于李春苓有病，苏某2与现任妻子到家探望，撞见苏某1与程某某亲昵暧昧的一幕，即可要求程某某即刻搬出未果。2016年9月苏某2强行搬到案涉房屋居住。至此，前所未闻的前妻与前夫、前夫现任妻子以及前公婆同居一宅的情况便发生在案涉房屋里。由于程某某拒绝搬离的理由是自己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为此，家人便多次要求苏某1说清楚。事情败露后，苏某1为了表示悔过自新于2017年6月18日亲自书写一份《关于我婚外恋错误的反思》，承认自己与程某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同时和家人讲述，为了二人以后生活做储备，多次与程某某恶意串通转移夫妻财产（包括房产和存款）：如私下里以欺诈方式胁迫殴打李春苓签署由苏某1起草的《关于住宅产权的协议》（2010年5月14日签署），由于李春苓宁死不按手印以示反对，导致该恶意行为未果，2013年4月2日，苏某1与程某某串通将案涉房屋以虚假买卖过户到程某某名下。在此期间，程某某利用掌管苏某1所有工资卡机会，多次将属于李春苓夫妻存款占为己有。2017年8月25日李春苓委托律师开始维权。法院最终将案涉房屋还原到初始状态。即案涉房屋系李春苓与苏某1夫妻共有。虽然程某某在房屋买卖确认无效后，已经搬离案涉房屋，但为了给李春苓、苏某2使用该房屋设置阻碍，故意遗留生活物品不予腾空。李春苓、苏某2随即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起诉程某某，要求即刻腾退案涉房屋并支付相应占有费。上述事实已由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初15128号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4200号判决书在案佐证。一审院认为“李春苓、苏某2主张程某某腾空交还房屋，应举证证明程某某构成无权占有”。因案件存在李春苓、苏某2签字确认的《共有协议》，李春苓、苏某2又未起诉确认该协议无效，故一审法院难以支持而驳回李春苓、苏某2全部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错误。法官主观臆断违法，认定证明责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是发生错误判决的必然。一、本案是物权保护中排除妨害之诉，而非用益物权或共有权确认之诉。一审法院以《关于住宅产权的协议》（2010年5月14日签署）为依据驳回李春苓、苏某2诉讼请求是审理查明不明，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本案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最终依法确认为李春苓和苏某2所有。即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产权人为李春苓和苏某2。而程某某占有案涉房屋所依据的2013X京房权证朝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被依法撤销。程某某丧失以“所有权人身份”继续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法律依据。继续占用案涉房屋具备法定民事侵权的实质条件，李春苓、苏某2诉请排除妨害有法有据。程某某以《关于住宅产权的协议》（2010年5月14日签署）内容抗辩李春苓、苏某2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因为该协议约定内容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而本案是排除妨害的侵权之诉，程某某用一个不具有同一法律关系且“效力待定”的财产共有协议抗辩李春苓、苏某2的诉求，缺少法律依据。如果程某某用上述“协议”维权，首先应依法确认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产生的原因，以及是否为有效证据未能依法进行审查核实，直接认定程某某享有永久居住权，是对案件事实查明不明，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指定李春苓、苏某2负有证明程某某“无权占有”的证明责任，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庭审中，李春苓、苏某2对《关于住宅产权的协议》质证意见进行了详实的说明：1.该证据不具有真实（合法）性以及没有实际履行的事实管辖法院已经审理查明；2.该份证据待证的事实是共有权确认，而本案是物权保护中的侵权诉讼。同时，程某某占有案涉房屋的依据也不是该份证据，而是基于已经被依法撤销的房屋所有权证。所以二者不具有关联性。至此，程某某应当依据李春苓、苏某2的质证意见，提交可以证明该证据不但具有真实合法性，而且已经实际履行的证据予以证明。由于一审法院未能对案件事实审理查明，将本应由程某某承担证明其具有“合法占有”的证明责任，错误指定由李春苓、苏某2承担证明程某某“无权占有”的证明，是证明责任分配错误。如同借款纠纷中证明借条签字真伪，应由出借人证明一样。三、本案事实为排除妨害纠纷，一审法院未经释明变更为物权保护纠纷，继而认定为返还原物纠纷，判决驳回起诉是适用法律错误。在程某某与案外人苏某1之间虚假房屋买卖被依法确认无效后，其持有的2013X京房房权证朝字第XX**屋所有权证也随即被依法撤销。程某某自知已经失去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权利，随即搬离了案涉房屋，只是尚有部分零碎物品没有及时清走而妨害李春苓、苏某2正常使用案涉房屋。所以，本案不存在返还原物纠纷，而是由于程某某没有及时搬走所有物品严重影响李春苓、苏某2正常使用案涉房屋，所以属于排除妨害纠纷。既然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34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就不应该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四、剥夺不动产登记效力的排他性，有违法官自由心证，李春苓、苏某2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是根据国家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的不动产所有权证为依据的。而程某某主张自己是案涉房屋共有权人依约享有永久居住权的依据是《关于住宅产权的协议》（2010年5月14日签署）。一审法院采信程某某提供一份效力待定的案涉房屋共有协议，并认定程某某享有永久居住权，驳回李春苓、苏某2全部诉讼请求，不但违反了法官自由心证的法定原则，同时违反了《民法总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以及根据《物权法》第9条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李春苓、苏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程某某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春苓、苏某2的上诉请求。李春苓、苏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程某某腾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程某某给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自2018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腾空交还房屋之日止，按每月4000元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春苓与苏某1于1966年10月5日登记结婚，二人生育一子苏某2。苏某2与程某某于1997年5月16日登记结婚，2004年1月2日生育一女苏某某。2010年9月28日苏某2与程某某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苏某某由程某某抚养。苏某1于2009年5月11日签订《住房买卖合同》购买811号房屋，后811号房屋于2009年5月12日登记至苏某1名下。2010年5月，苏某1、李春苓、程某某签订《关于住宅产权的协议》（以下称《共有协议》），内容为：“安华西里住宅现在的房主是苏某1，是2009年5月苏某1、李春苓、程某某共同出资购买的。该套住宅建筑面积43平方米，总购房款65万元，其中：程某某出资20万元、苏某1、李春苓共同出资45万元。因此，该住宅为共有财产，苏某1、李春苓、程某某均具有该住宅的产权和永久居住权。协议人：房主苏某1,2010年5月12日。李春苓2010年5月14日。程某某2010年5月16日。”2013年4月2日，苏某1将811号房屋过户至程某某名下。双方办理过户时在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签署于2013年3月15日，内容为：苏某1将811号房屋出售给程某某，成交价82万元。后李春苓起诉苏某1、程某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诉讼中苏某1去世，变更追加苏某2为当事人。一审法院就此于2018年6月4日出具(2018)京0105民初1512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苏人琼和程某某均明知李春苓是811号房屋共有权人，但是二人未经李春苓同意即以房屋买卖合同将811号房屋过户至程某某名下，且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应当认定苏某1和程某某系恶意串通损害李春苓利益”，并就此判决确认苏某1与程某某就811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2018）京03民终142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后李春苓、苏某2起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房屋行政登记一案，要求撤销苏某1将811号房屋过户至程某某名下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就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2019）京0105行初25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上述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并撤销程某某名下811号房屋所有权证。现811号房屋于2019年11月5日登记至李春苓、苏某2名下，由李春苓、苏某2按份共有，李春苓占75%份额，苏某2占25%份额。就此，李春苓、苏某2表示系以法定继承直接向房管局申请办理。庭审中，各方均认可811号房屋现由程某某控制使用。就各方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就房屋使用费标准，李春苓、苏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链家网截图。就此，程某某表示不予认可，无定价效力，亦非实际成交价。一审法院认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李春苓、苏某2系811号房屋登记所有权人，其主张程某某腾空交还房屋，应举证证明程某某构成“无权占有”。现程某某以《共有协议》进行答辩，上述协议除苏某1、程某某签字确认外，李春苓亦予以签字确认。根据该协议，程某某就811号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李春苓、苏某2虽主张协议无效但亦认可未曾起诉确认，考虑到本案仅系物权保护纠纷，不宜对其作出处理。在存在上述协议的情况下，李春苓、苏某2仅以物权要求程某某腾退房屋，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就李春苓、苏某2第二项诉讼请求，基于上述考虑，在存在《共有协议》的情况下，李春苓、程某某、苏某1就房屋均享有永久居住权。现李春苓、苏某2未举证证明程某某存在拒绝、妨碍其居住的情形，各方亦未就履行份额、方案进行确定，其要求程某某给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难以支持。需说明的是，各方如就《共居协议》的效力、履行存在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春苓、苏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李春苓、苏某2向本院提交了1.民事判决书，证明苏某2与程某某的起诉离婚时间是2009年7月30日；2.询问笔录，证明程某某认可在2009年3月苏某2已主张离婚，比苏某1夫妻购买涉案房屋早两个月；3.人民法院诉讼费缴费通知及诉讼费专用票据，证明苏某2第二次起诉离婚时间是2010年3月1日，先于涉案《共有协议》；4.第二次离婚庭审笔录，证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仅有一份国债债权，已用于家庭生活，无其他债权及存款，没有共同房产；5.确认房屋买卖无效案庭审笔录，证明《共有协议》客观存在，旨在阻止苏某2与程某某离婚，所以没有实际履行，该案中法官多次要求程某某证明其20万元购房款出资事实，程某某未举证。6.程某某检讨书，证明引发一系列案件的真正原因。7.民事起诉书，证明涉案《共有协议》未实际履行。程某某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5、7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程某某占有涉案房屋是否有权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中，李春苓、苏某2认为其为登记所有权人，故有权要求程某某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程某某抗辩其基于《共有协议》合法占有涉案房屋。就此本院认为：基于有效的合同而为占有，属于有正当权源的抗辩，涉案《共有协议》约定程某某具有该住宅的产权和永久居住权，现无证据显示该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李春苓、苏某2认为该协议因程某某未出资而属于未履行的协议，不能否定合同的效力问题。如果不承认《共有协议》的效力，协议的履行就无从谈起，各方缔约的意义和目的也就不能实现。故程某某是否实际出资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且根据《共有协议》的文义判断，缔约各方对程某某出资2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购房事实发生在2009年5月，而签订协议发生于2010年5月，出资20万元在逻辑上亦不可能属于程某某待履行的合同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程某某具有居住使用权并驳回李春苓、苏某2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春苓、苏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李春苓、苏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龚勇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书 记 员 刘 鸽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