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星，女，198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德魁，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波，吉林国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昆鸿，男，198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野川，男，1983年3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佳木斯市向阳区，现羁押于黑龙江省笔架山监狱。上诉人衡星与被上诉人吕昆鸿、原审被告李野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2019）黑0803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星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错误。其一、李野川所作的自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本案重审开庭时，李野川明确表示其被羁押后被上诉人未向其主张过权利。故，李野川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所作的关于被上诉人多次向其主张权利的自认，应理解为被上诉人李野川被羁押前（即2014年9月前）曾多次向其主张权利，该自认不能免除被上诉人提供其在李野川被羁押后曾向李野川主张权利的证明责任。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是诉讼时效期间自主张权利之日起重新计算。假设李野川所作的被上诉人在2014年9月前多次向其主张权利的自认符合客观实际，其法律后果仅仅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从2014年9月1日起重新计算。被上诉人未提供2014年9月1日后向李野川、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李野川在本案重审开庭时明确表示其被羁押后被上诉人向其主张过权利，上诉人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关于其收到上诉人提交的《民事答辩状》才知道上诉人与李野川已于2013年离婚的自认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故，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于2016年9月1日届满。李野川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所作的被上诉人多次向其主张权利的自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其二、李野川放弃诉讼时效抗辩利益的行为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假设上诉人有义务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在必要的共同诉讼案件中，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的前提，是经过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被上诉人诉请李野川、上诉人共同还款责任，故本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案件。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李野川提出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系放弃诉讼时效抗辩利益。上诉人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却主张被上诉人权利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故，李野川放弃诉讼时效抗辩利益的行为，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二、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原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查清借款的用途，即必须查清借款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外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在本案重审庭审时，李野川明确表示“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借款用于其个人投资做生意、做股票、做工程，借款都用于投资项目了”。原审判决对李野川关于案涉借款的用途的自认置之不理，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外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其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条规定的两种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互相排斥，除非借款同时存在两种用途，否则不能同时适用。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未主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同时存在两种用途的情况下，同时适用该解释第2条、第3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一、案涉借款不是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相识、无交往，对案涉借款不知情、未在相关借据上签字、未实施任何追认行为。故，案涉借款不是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其二、案涉借款不是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案涉借款金额巨大、借款期限短暂、利息极高且借款用途为“资金紧张”，不是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其三、案涉借款不是债权人能够证明的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案涉借款不是债权人能够证明的夫妻共同债务。其四、李野川与被上诉人均明知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提交的《说明》，证明最迟2014年12月1日，被上诉人即知道其无法通过刑事程序向李野川索回借款。若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不可能等到2018年2月5日才向法院起诉要求李野川、上诉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上诉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才向法院起诉，以案涉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诉请李野川、上诉人承担共同责任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据上写明借款原因是“资金紧张”及被上诉人、李野川屡屡将案涉借款与所谓的“伊春工程”联系的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李野川与被上诉人均明知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即使存在，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请依法改判。吕昆鸿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正确。2014年9月12日，案外人郭某向佳木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2014年12月12日，佳木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说明》，认定被害人郭某在控告书里控告的犯罪嫌疑人李野川分别诈骗姜鹏和吕阳的行为，经侦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野川与姜鹏、吕阳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不予立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也就是当佳木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作出说明，针对被上诉人的借款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时，诉讼时效中断。而在原审被告李野川收到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时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当针对李野川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时，也应当认定对上诉人衡星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2018年12月26日，吕昆鸿诉李野川、衡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庭审时，李野川本人自认吕昆鸿多次向其主张过权利，该笔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证人王某到庭证实，在2015年6月11日，李野川涉嫌诈骗刑事案件庭审开庭时，被上诉人的父亲吕某到法庭向李野川要求还款。被上诉人吕昆鸿从未放弃主张权利。李野川已经自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10月19日，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李野川案维持原判。综上在原审被告李野川收到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时，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被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1、从现有证据来看，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大量的原审被告李野川和上诉人衡星名下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已客观的呈现出被上诉人交付借款时，系二债务人夫妻存续期间。从原审中的证据及银行交易流水可以看出，在李野川和衡星的婚姻存续期间，上诉人的年收入仅三四万元，在夫妻存续期间一直享有着李野川一方经营活动的利益，所以李野川的对外负债，系夫妻共同债务。但二人离婚时，李野川在自己债务的高峰期与衡星离婚，并将所有由李野川一方经营产生的共同财产分配给衡星，足以确认二人的离婚是为了逃债。2、从价值取向看，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利益均衡原则。如果在李野川明知自己无法偿付对外债务的高峰期，选择离婚，保全财产，这种夫妻财产分配的约定已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司法的立法本意应符合利益均衡原则，上诉人衡星没有理由只享受家庭收益，却不承担家庭债务，这不符合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3、李野川一方借新债还旧债的行为，应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减少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本案我们不能简单而孤立的看待被上诉人吕昆鸿的借款，而是要全面审视李野川和衡星的夫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夫妻存续期间，李野川和衡星的家庭资金运转是李野川向不同的债权人借款，用于自身消费及伊春工程生产经营，只要李野川借到新债就会用于偿还旧债，旧债不但包括向郭某、吕昆鸿等自然人的个人借款，也包括李野川偿还上诉人衡星名下房产在夫妻存续期间向银行抵押的贷款等。所以，被上诉人吕昆鸿的借款给付李野川后，李野川利用被上诉人吕昆鸿借款偿还了郭某的借款，李野川同时转账给衡星偿还房屋抵押贷款，李野川的这些行为，使得李野川和衡星应该共同偿还家庭外部郭某债务、其他人债务、银行的贷款都减少了。4、原审被告李野川与上诉人衡星夫妻存续期间，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很高，不能简单的狭隘理解被上诉人交付借款金额超过二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被上诉人吕昆鸿的借款金额并没有超过李野川和衡星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借款被李野川和衡星用于偿还房产抵押借款和对外所负的其他人债务，债权人已经证实了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李野川未提交书面意见。吕昆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李野川、衡星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34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504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6月8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336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9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8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6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8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野川与原告吕昆鸿系同学关系。被告李野川因资金紧张向原告吕昆鸿陆续借款，原告于2013年6月7日向其账户转入504000元，于2013年6月15日向其账户转入336000元，被告李野川于2013年6月12日为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借款1000000元，期限两个月，月息8分，转款时一次性扣除，此笔款项分两次到账，共计840000元；2013年8月15日原告向被告李野川账户转入600000元，原告妻子赵旋向被告李野川账户转入300000元，2013年8月16日原告妻子赵旋向被告账户转入600000元。2014年5月16日，被告李野川出具借据一份，注明借款2950000元（含利息）。被告李野川实收到借款2340000元。被告李野川于2013年8月13日还款80000元，于2013年9月12日还款70000元，于2013年10月16日还款774000元。另查明，被告衡星与被告李野川于2010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9月11日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被告李野川于2015年6月25日经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2015）向刑初字第34号判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个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野川向原告吕昆鸿借款并出具债权凭证，原告将借款实际转入被告李野川账户，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被告李野川应承担还款责任。二被告均称借款不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且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李野川银行账户流水显示所借款项中多笔转给被告衡星及每月固定向衡星账户转款用于归还所购房屋的贷款，说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混同，且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极高，而仅凭被告衡星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其高额的日常高消费及大额支出。2013年9月1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据双方的拟好的协议书调解确认二人离婚，协议书中二人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财产大部分归被告衡星所有，虽然该调解书已生效，但通过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大量举证来看，购买登记在李野川名下的位于朝阳区××楼××单元××号，面积91.34平方米房屋，是李野川购买，每月偿还的银行贷款也是李野川负责偿还，并且衡星婚前购买的位于宣武区××院××楼××单元××号，面积73平方米房屋的银行贷款，被告李野川也在为衡星转款用于偿还贷款，被告衡星辩解婚后夫妻财产分别制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人离婚后，被告李野川与被告衡星还在相互转款，虽然被告衡星称是对被告李野川的救济，但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调查，法院不予采纳，法院认定被告李野川所借款项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在原审开庭时，被告李野川在证人吕某出庭质证时认可原告吕昆鸿多次向其主张过权利，借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并且在原审法庭最后辩论时也称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本案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吕昆鸿提供借款时预先扣除了利息，应按实际金额认定本金。借款约定月息8%，该利率超出法律所允许的限制性规定，对于被告已付利息未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法院予以认可；对于超出部分，以冲抵本金计算。关于借款，2013年8月13日还利息80000元，自2013年6月7日至2013年6月15日本金504000元，按月利率3%计算所得利息4032元，自2013年6月15日至2013年8月13日本金840000元，按月利率3%计算所得利息49560元，多还利息26408元（80000-4032-49560）冲抵本金，至2013年8月13日本金为813592元；2013年9月12日还利息70000元，自2013年8月13日至2013年8月15日本金813592元，按月利率3%计算所得利息1627元，自2013年8月15日至2013年8月16日本金1713592元，按月利率3%计算所得利息1714元，自2013年8月16日至2013年9月12日本金2313592元，按月利率3%计算所得利息62467元，多还利息4192元（70000-1627-1714）冲抵本金，至2013年9月12日本金为2309400元；2013年10月16日还利息774000元，自2013年9月12日至2013年10月16日本金2309400元，按月利率3%计算所得利息78520元，多还利息695480元（774000-78520）冲抵本金，至2013年10月16日本金为1613920元。此后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被告李野川、衡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吕昆鸿借款本金1613920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17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00元、原告吕昆鸿负担7475元，被告李野川、衡星负担1932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李野川、衡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举示的第一组证据：控告书一份，意在证实2014年9月郭某与吕昆鸿、姜鹏3人向佳木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控告李野川涉嫌诈骗罪。结合原一审法院第一组证据证据七的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从控告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质证意见：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如果有这份证据，应该是作为一审的证据。这份证据并不是在一审当中不能提交的，也不是一审以后至今发生的一个新的证据。结合说明来说，我们认为恰恰证明了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在借出款项以后，发生了李野川受到刑事案件的侦查，进而发生刑事审判后服刑的问题。该证据是说三个债权人去佳木斯经侦支队去举报犯罪，那么举报犯罪是你主张债权的一个途径，但是同样结合这个说明，到了2014年12月12日，佳木斯经侦支队作出了一个说明，明确告知吕昆鸿的这笔债权不是作为刑事案件来列入到刑事诉讼当中的，此时你就应该单纯的作为一个民事案件来提起诉讼，而不能等到李野川的刑事案件经过二审判决生效以后，才认为诉讼时效开始重新计算，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发生了中断的问题。被上诉人举示的第二组证据：2015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一份，意在证实李野川的刑事案件开庭审理的时候，李野川自己本人曾经说过，他与郭某之间在2013年5月13日之前就有经济往来，并称伊春工程运作了，但是没有干成，所以结合原一审第二组证据的8至11证据李野川的讯问笔录、郭某的询问笔录、姜鹏询问笔录、苗桂影、盖飞等人询问笔录，均是以伊春工程为由借款，也就是说李野川和衡星的夫妻存续期间，他以经营伊春工程为由向多人借款，借款是李野川家庭生产经营的来源。上诉人质证意见，这个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第一次开庭就存在但是没提交，不是一审后新发生的，不认可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他要证明的是李野川在伊春有一个工程，经过刑事判决，并没有证明有这个工程，而且这个所谓的工程，更不是李野川和衡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的经营项目，那么以所谓的伊春工程对外借款，被上诉人认为是都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这个是没有相应的事实作为依据的。被上诉人举示的第三组证据：情况说明一份，意在证实2014年12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犯罪嫌疑人李野川与姜鹏、吕阳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不予立案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附随在李野川刑事卷宗提供给向阳区检察院的材料，后续工作并未与被上诉人吕昆鸿联系，所以在2014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并不知道案件没有作为刑事案件处理，2016年6月被上诉人再次找到佳木斯市经侦支队办案人才明确被告知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解决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制度若干规定第15条，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应当从当事人知道不予立案事实之日起计算，即2016年6月被上诉人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在2018年2月向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衡星、李野川，依照民法通则第135条诉讼时效未超过两年。上诉人质证意见：一、在上次开庭过程中法庭的诉讼程序已经完成，当时被上诉人没有要求法庭给予其补充证据的要求，法庭也没有明确告知双方新的证据的举证期限，因此在第一次开庭以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不符合庭审证据规则；二、2014年9月9日佳木斯公安局经侦支队受理的是李野川诈骗郭某的刑事案件，尽管姜鹏、吕昆鸿也作为受害人提出控告，但是公安机关把吕阳和姜鹏与李野川之间的纠纷已经确认为民间借贷纠纷，吕昆鸿不在佳木斯市公安局受理的郭某被诈骗案件当中，因此无论吕昆鸿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与李野川之间的纠纷不适用刑事诉讼程序，都应该认定吕昆鸿没有丧失对李野川主张民事诉讼的权利，另外吕昆鸿在答辩中已经提到2014年12月12日收到公安机关的说明，所以现在以公安机关证明当中说2016年6月才明确告知吕昆鸿这个不是事实；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份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吕昆鸿对李野川行使民事诉权要等到郭某案件的结果，因为吕昆鸿不是郭某案件的被害人，也不是郭某那个案件当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因此不能以郭某的被诈骗案件刑侦或刑事诉讼的完成来构成吕昆鸿起诉李野川民事诉讼时效中止的条件，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新证据不能证明吕昆鸿起诉李野川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意在证实：上诉人衡星将婚前财产马连道的房屋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翠微路支行抵押借款140万元是在2011年1月夫妻存续期间，此笔贷款由李野川还款，婚前的物权已经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吕昆鸿的借款一部分用于偿还了该笔银行贷款，应当视为被上诉人的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另外一份申请法院调取的贷款偿还的卡是衡星在中国工商银行调取的955880200002721073还款的历史交易流水，因在原一审法院第五组证据的证据22中曾经举示过，所以可以和抵押的合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诉人质证意见：1、第一点意见同证据一质证意见第一条；2、马连道房屋是2005年10月份衡星个人购买的婚前个人财产，2010年12月衡星与李野川婚后以该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借款140万元，该款项用于李野川个人的经营活动，在2014年3月26日这个房屋解除抵押以后转让给了王鹰，本案中吕昆鸿向李野川出借款项的最早时间是在2013年6月7日，就是说该房屋的抵押借款以及还款都是在吕昆鸿向李野川出借款项之前发生的，因此马连道房屋的借款、抵押、还款均与本案无关，因为这个款项是李野川个人使用，而李野川和衡星在婚后实行财产分别制，所以140万元的本息还款是由李野川来承担的，李野川在向吕昆鸿借款之前已经清偿了马连道房屋抵押贷款发生的本息，所以这个行为并不构成和影响李野川向吕昆鸿举债的偿债能力。经审查，因被上诉人举示的控告书及庭审笔录系李野川刑事案件中的材料，情况说明系公安机关出具，申请表及贷款合同系申请法院调取材料，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被告李野川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各方均不持异议，但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控告书一份，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吕昆鸿于2014年9月向佳木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时起中断。虽上诉人提出原审被告李野川刑事卷宗中佳木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2014年12月12日出具的说明中明确认定李野川与姜鹏、吕阳之间属民间借贷关系，不予立案，被上诉人吕昆鸿应从此时就应当知晓应按民事诉讼程序来处理。但该说明并未体现是向谁出具的，也无法证实不予立案是否向被上诉人送达以及送达的时间。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实诉讼时效从该说明确定的时间开始重新计算。根据佳木斯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2014年12月12日出具的说明，系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附随在李野川刑事卷宗提供给向阳区检察院的材料，且该情况说明中明确说明，2016年6月才告知姜、吕二人依法走民事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告知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虽然本案被上诉人吕昆鸿的出借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了原审被告李野川的其他借款，表面上看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但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原审被告李野川银行账户流水显示所借款项中多笔转给被告衡星及每月固定向衡星账户转款用于归还所购房屋的贷款，说明原审被告李野川所借款项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同时，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野川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原审被告李野川的名义购买了北京市朝阳区××楼××单元××号，面积91.34平方米房屋，每月偿还的银行贷款也是李野川负责偿还。并且衡星婚前购买的位于宣武区××院××楼××单元××号，面积73平方米房屋的银行贷款，被告李野川也在为衡星转款用于偿还贷款。上诉人虽抗辩其与原审被告对夫妻财产进行了约定，但即使存在该约定，也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原审认定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综上，衡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衡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艳军审判员  梁劲松审判员  路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孙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