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06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惠，女，196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然，男，199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系刘惠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瑞琴，女，195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广阔，男，198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藁城市。系李瑞琴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石家庄市长安奥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惠因与被上诉人李瑞琴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3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 —1— 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然、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广阔、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惠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2020）冀0108民初350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案件受理及其他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刘惠及其母亲应当取得藁城区乐乡村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刘惠母亲薛文芳的户口直至去世一直在藁城区乐乡村，上诉人刘惠出生后，户口随母亲落户蔬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直至1989年10月19日迁出，户口亦一直在藁城区乐乡村，1986年该村最后一次调整土地后未再次调整地，因此，上诉人刘惠及其母亲薛文芳作为该村村民应取得之前分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上诉人刘惠及其母亲的土地由被上诉人李瑞琴耕种的事实属实。上诉人刘惠及其母亲作为藁城区乐乡村村民，自进城后便将分得的土地交由亲戚李秋姐、李瑞琴耕种。虽然没有与两家签订书面的协议，但根据1986年李秋姐家只有三口人，但实际耕种四口人的地，被上诉人李瑞琴家只有两口人，但实际耕种三口人的地的事实，足以说明了被上诉人李瑞琴耕种了上诉人的土地。根据双方认可的，该村村委会提供的“分地花名单”显示，该村三队村民土地分自然亩和标准亩，自然亩均等于或多于标准亩，另该“分 —2— 地花名单”记载“1.1顶1亩0.946、1.2顶1亩1.032亩、……”等抵顶情况，说明针对该村土地较差的特性，在分地时已经进行了充分考虑，几乎每户分得的自然亩都多于标准亩，因此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辩称的多分得一个人土地的情况。因此，根据进城人员一般将土地交由自家亲戚耕种的风俗习惯以及被上诉人李瑞琴家多出一个人的土地的事实，在被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多出一个人的承包地就应该属于上诉人的土地。二、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应当追加石家庄市蔬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因为村委会作为本村土地分地或发包方，对本村土地的承包情形非常了解，因此法院为查清上诉人及其母亲的土地承包情形，应当追加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会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瑞琴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其与发包方南乐乡村委会建立承包合同关系的任何证据。该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及第三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 —3— 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规定的情形，故上诉人的诉请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范围，依法判决驳回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上诉人想当然的主张答辩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有其承包土地进而将答辩人诉至法院，但其既无与发包方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又无所谓“将土地交由”答辩人的任何协议约定、更没有发包方就涉案土地“流转”等其他任何反证予以证实。故依照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规定，上诉人对其诉请的土地（包括土地坐落、面积、四至、承包人数等承包信息）负有举证责任，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南乐乡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已经出示证据充分证实了答辩人的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上诉人无关。2、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在举证期限内直至法庭辩论终结，包括上诉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追加第三人”申请，而村委会也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故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一审判决经过合法的庭审审查、详细充分的举证质证程序，上诉人当庭亦明确认可“其自土地发包没有实际取得南乐乡村委会承包土地及从未与村委会履行过任何的承包合同”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据此依法作出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至今未提交任何有效的新证据和新的理由证实其主张，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瑞琴返还征地补 —4— 偿款13843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被告李瑞琴（乙方）与石家庄市藁城区乐乡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将承包经营的全部土地交回甲方，甲方按省政府区片价政策（每亩12.6万元），区片价12.6万元×80%＝10.08万元补偿到乙方，乙方承包地4.12亩，土地补偿费总额为415296元。原告刘惠于1989年10月19日因农转非将户口迁入石家庄市。其母亲薛文芳于2012年去世。现原告认为被告在1986年土地调整时户内成员为2人，实际是按照3口人取得的承包地，4.12亩土地中有一口人的土地属于原告及其母亲所有。要求被告返还征地补偿款138432元。庭审中，原告出示了1、户主为薛文芳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以证实原告的母亲薛文芳为南乐乡居民，原告于1968年6月15日出生后落户在该村；2、南乐乡村证明，以证实南乐乡村调整承包田时间为1986年；3、户主为李瑞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以证实李秋姐户内成员共计3口人，其中1986年调整承包地是户内为2口人；4、信访答复意见书，以证实原告为征地补偿款一事经村委会调解未果，村委会出具了上述材料。被告对南乐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1986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能证明原告单方陈述的该土地交于被告耕种的事实；原告系单方猜测认为被告1986年取 —5— 得的土地承包权当中有其份额来计算补偿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原告主张原告应向发包方村委会主张相应的权利。被告认为，案涉的4.12亩土地包括自留地和大田地，系被告自1986年10月第一轮土地发包时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应归属于被告。土地原始底账中均未显示原告及其母亲取得承包地的登记信息。庭审中，被告出示了1、南乐乡村委会证明，证实南乐乡在1986年第一轮土地调整后未再进行调整，底账中未显示薛文芳、刘惠二人承包地；2、南乐乡村委会1986年10月的分地花名单，证实土地的亩数及具体情况，且该地账中不显示原告家庭户取得了承包经营权；3、南乐乡村各队分地亩数（3队），以证实被告土地为4.12亩；4、石家庄市离退休职工养老金享受情况，以证实原告于2014年7月1日退休，享受养老金；5、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原告于1989年10月19日将户口迁入石家庄市。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明不能证实原告及其母亲没有承包地；对证据2、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显示被告按照3口人取得承包地，其中1口人应为原告家庭户成员；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原、被告 —6— 的陈述及出示的证据，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原告在南乐乡村委会是否有承包土地；2、被告交回南乐乡的4.12亩土地中是否有原告的土地及具体亩数。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本案中，原、被告均未提供承包合同，根据南乐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986年8月10日第三队分地花名单均显示被告土地亩数为4.12亩，上述名单中并未有原告及其母亲薛文芳的名字记载。原告虽称作为南乐乡村民应当有土地，并称将土地交由被告耕种，但庭审中，原告并不能明确其交由被告耕种土地的具体亩数。在分地花名单中显示被告的人口数为3人，被告辩称系土地的肥沃程度不一，按照3口人的标准计算的土地，被告享有该4.12亩土地的使用权。而对于土地使用权有争议的，应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将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交由被告使用，故其要求被告返还征地补偿款138432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68元，减半收取1534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惠提交信访表格，证明其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把地给了两个侄子无偿耕种。李瑞琴质证称，该份证据没有处理单位的印章和负责人签字，仅是空白的表格，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有一、二 —7— 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刘惠主张其与母亲薛文芳在石家庄市藁城区乐乡村享有承包地，并将该承包地交由被上诉人李瑞琴无偿耕种，但其未提供承包合同书，南乐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986年8月10日第三队分地花名单均未显示上诉人及其母亲薛文芳的名字记载，上诉人也不能证明其交由被上诉人耕种土地的位置和具体亩数，其依据仅是被上诉人多分的一个人的土地，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陈述不予认可，故上诉人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妥。上诉人称第三队分地花名单显示被上诉人的分地人口为3人，与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的2人不符，并在二审提供了新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对于上诉人及其母亲是否在南乐乡村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故上诉人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本案中，上诉人未与南乐乡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并非征地补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其诉请为被上诉人返还征地补偿款，故南乐乡村民委员会适格诉讼主体，原审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 —8—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68元，由上诉人刘惠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德利 审判员  薛金来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郄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