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0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荣。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坤，广东仲衡（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璐，广东仲衡（南沙）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贤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林。上诉人黄国荣因与被上诉人张贤红、被上诉人王林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7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国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张贤红、王林连带赔偿224705.77元给黄国荣（异议金额为115437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张贤红、王林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残疾赔偿金，应按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96236元，一审法院按2018年度相关标准计算显然有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是在2020年，依照上述解释应适用2019年度相关标准。且在法庭辩论终结时，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已统计发布了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118元，广东省公安厅亦有发文直接引用该标准。无论当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是否有发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亦应适用2019年度统计数。2.上述通知发布时间为2020年8月4日，该通知规定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118元，此时本案尚未作出一审判决，故本案应按该通知相关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即48118元/年×20年×10%=96236元。而本案一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20年8月24日，该通知发布时本案一审尚未审结，依法应予适用该通知。一审法院未适用该通知而按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本案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酌定金额明显过低，应提高至黄国荣一审诉请的50000元。自2018年12月5日事发至今近两年，黄国荣因本案致面部及头部一直留有多处明显瘢痕，只能戴鸭舌帽遮挡头、脸，黄国荣深感自卑，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而张贤红、王林更是从未向黄国荣赔偿分文，也没有道歉，至今毫无悔意甚至百般抵赖。黄国荣尚未结婚，瘢痕的存在对于黄国荣日后谈恋爱和寻找配偶有极其明显的负面影响；黄国荣有正常工作，瘢痕的存在对其职业的发展和人生规划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黄国荣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黄国荣身体、精神因本案受到极大损害，更何况这一切都是在黄国荣毫无过错、无辜受害的情况下被张贤红、王林狠狠殴打所致。因此，一审法院酌定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显然过低。三、一审法院对于黄国荣于原审过程中主张的整容费50000元不予处理的做法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只要整容费已实际发生，赔偿权利人即可起诉，并未规定在整容费已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仍须进行司法鉴定的要求，一审法院不应对黄国荣擅自增加司法鉴定。2.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从未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进行司法鉴定，也未就司法鉴定问题向黄国荣作出任何释明，判决中却直接以黄国荣“未申请司法鉴定为由”不予处理其整容费诉请，显然对黄国荣不公平。3.黄国荣已充分举证其支出的整容费系属必然发生且已实际发生的费用。黄国荣提交的《南方医科大学鉴定意见书》记载黄国荣“面部瘢痕累计达15.7厘米”，且该报告附页是法医当时对黄国荣面部瘢痕（带尺）测量的彩色照片，清晰记录了黄国荣面部瘢痕的实测情况和瘢痕长度。将该测量彩照与穗番公（司）鉴（法临）字[2018]03142《鉴定书》、黄国荣一审中提交的受伤情况照片等对比可知，上述瘢痕所处的位置与张贤红、王林打伤黄国荣的面部位置和伤情完全一致。从该测量彩照可以清晰看到黄国荣面部上粗大、显著的瘢痕，已严重影响黄国荣面部观感和正常生活，且黄国荣因这些瘢痕构成十级伤残，显然有修复（即整容）的必要性。目前黄国荣已花费的5万元整容费本来就已经偏低。物价部门亦并未就整容费方面发布过收费标准。黄国荣提供了由整容医生亲笔书写和医疗机构盖章确认的《病程记录单》，记载了对黄国荣右侧眉尾处及左侧额头处条索状瘢痕进行修复治疗过程，并详细记载了2019年7月26日、9月26日、11月27日三次整容手术的具体情况，相应医生和整容机构亦有法定执业资格。黄国荣还提供了医疗机构开具的发票和整容当天的交通费发票。整容治疗过程和费用真实、有效，与黄国荣本案伤情亦一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黄国荣整容费，实属错误。四、关于本案的其他损失：1.误工费。黄国荣提交了其所在公司开具的误工证明及社保缴费凭证，已充分证实其工资收入为8000元/月，且该收入并未高于广州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一审法院应予采纳；在误工天数上，一审法院未认定黄国荣因进行整容而损失的3天误工费亦属错误，故黄国荣误工费损失应为8000元/30天×（21+3）天=6400元。2.护理费。根据黄国荣伤情，黄国荣在住院及出院休息期间均需专人护理，故护理费应按28天计算，非一审认定的7天，护理费为150元/天×28天=4200元。3.营养费及交通费。本案中黄国荣受伤严重，且进行了整容手术，其一审主张3000元营养费及交通费2447元并未过高。4.手机损失费。黄国荣一审中己经提交黄国荣及胡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已经充分地证实，黄国荣手机的损失是张贤红、王林行为所导致，且黄国荣己经提交了手机购买凭证，张贤红、王林应向黄国荣赔偿手机损失3988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黄国荣的上诉请求。张贤红、王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国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贤红、王林连带赔偿黄国荣损失224705.77元（其中医疗费5778.77元、整容费50000元、残疾赔偿金962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2447元、营养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陪护费4200元、误工费6400元、鉴定费1956元、手机损失398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3刑初62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人张贤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8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粤0113刑初84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该刑事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张贤红、王林均因2018年12月5日3时许在本区大龙街罗家村迎源街六巷7号门口殴打黄国荣致其受伤一事被追究刑事责任。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大龙派出所调取了张贤红、王林、黄国荣及案外人胡某的询（讯）问笔录，包括：1.公安机关对张贤红先后制作了三份讯问笔录。张贤红于2018年12月26日的第一份讯问笔录中陈述：（问：你知否因何事被带回派出所？）“我因涉嫌抢劫被带回派出所。”（问：你是否有抢劫的行为？）“没有，我当时只是殴打那名男子。”（问：是否有其他人参与？）“当时我和堂姐的儿子‘大来仔’一起殴打那名男子的。”（问：你于何时何地殴打对方？）“2018年12月初一天凌晨3时许，我伙同‘大来仔’在番禺区罗家××巷口。”（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讲。）“2018年12月初，我通过看我老婆手机知道她出轨了。过了几天，我叫上‘大来仔’驾驶我的小车粤Ｒ×××**去到我老婆在番禺区罗家村的出租屋巷口等她回来。到了凌晨3时许，我见到我老婆和一男子正步行至巷口，我和‘大来仔’就上前徒手殴打对方，之后我还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并用手拿着石头砸对方的头部，大概砸了两下，之后大概打了他一分钟，然后那名男子就趁机逃跑，然后我就押着我老婆胡某开车回到白云的住处，我在住处动手打了胡某一顿。”（问：你跟‘大来仔’殴打该男子的具体过程？）“一开始我和‘大来仔’就是用手殴打该男子，后来我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并拿着石头砸了该男子的头部约两下。”（问：你跟‘大来仔’是否有向那名男子索要钱财？）“没有。”（问：你跟‘大来仔’是否有拿那名男子的财物？）“没有。”（问：你跟‘大来仔’殴打对方时，有否看到他身上的财物掉落？）“没有。”（问：你因何事殴打对方？）“因那名男子与我老婆胡某出轨。”（问：那名男子伤情？）“当时头部流血，具体伤情不知。”（问：那名男子有否反抗？）“有的，当时用双手挡的。”张贤红于2018年12月26日的第二份讯问笔录中陈述：（问：你因何被刑事拘留？）“因涉嫌抢劫罪。”（问：你有无以上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我只是和‘大来仔’打了他。”张贤红于2019年1月15日的第三份讯问笔录中陈述：（问：请你将具体的事情经过说一下？）“2018年12月初，我从我老婆胡某的手机发现她出轨的信息，之后的一天（具体日期不记得），我就驾驶我自己的轿车并载上‘大来仔’（花名）来到我老婆所居住的地方，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罗家村的出租屋的巷口等她回来，直到凌晨3时许，我就见到我老婆正和一名男子步行至巷口位置，我就和大来仔上前去，大来仔站在一边，我就用拳头打该男子的头部，该男子就反抗，这时候大来仔也上前用拳头殴打该男子，我还从该处的地上捡起一根铁管，并用该铁管打该男子的头部，大概打了一分钟，具体打了多少下我不记得了，期间该男子又用手挡，所以也打到该男子的手部位置。之后我就看到我老婆胡某在一边用手机在打电话，我听她说话的声音，我就得知她想报警，我就上前抢过她的手机并摔在地上并将该手机摔烂了屏幕，该男子就趁机逃跑了。之后我就和大来仔拉着我老婆上车，之后我们就离开现场回白云区的住处了。”（问：你和大来仔是如何殴打该男子的？）“一开始，我和大来仔用拳头打该男子的头部，之后我还从该处的地上捡起一根铁管，并用该铁管打该男子的头部，大概打了一分钟，具体打了多少下我不记得了。”（问：你和大来仔是否有向该男子索要钱财？）“没有。”（问：你和大来仔是否有抢走或者砸烂该男子的手机，钱包等财物？）“没有。”2.公安机关对王林先后制作了两份讯问笔录。王林于2019年3月1日的第一份讯问笔录中陈述：（问：你因为何事被抓的？）“我和我的舅因为打了人，他已被抓，所以是因为这个事，我知道的。”（问：把事情说一下？）“2018年12月初，我舅张贤红说他老婆出轨了，于是叫我开车（粤Ｒ×××**）和他一起到了罗家村一出租屋门口（具体哪里我不清楚），等到凌晨三时许那个男子和我舅张贤红的老婆回来，我和我舅就冲上去打那个男子，后来那男子跑走了，我们三个就一起回白云区去了。”（问：你们如何打那个男子？）“我们用手抽打那个男子，打了一分钟左右我舅张贤红在地上捡了一石头打了他的头部的，我就没有拿任何工具打的，就是手打了他，我也没有用脚打他。其他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王林于2019年3月12日的第二份讯问笔录中陈述：（问：你因何被刑事拘留？）“因涉嫌抢劫。”（问：你有无以上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我只是打了一名男子。”（问：请你将具体的情况说一下？）“……到了凌晨的3时许，我就看到我舅妈和一名陌生男子相互扶着回来。我舅舅张贤红就上前对那名男子说，这是我老婆，你干嘛？那名男子就想跑，张贤红就上去拉住那名男子，并叫他说清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两个就争吵起来了，具体吵什么我就忘记了。之后他们就相互拉扯在一起，然后不知道怎么就打起来了，张贤红打了一会，我就看到他有流血，我就上前用手用力推该男子，想推开他，不让他打我舅舅，推开之后，张贤红又上前对该男子进行殴打，但具体如何打的我没看清，因为当时有点黑，视线不好，打了一会之后，该男子就跑了，我们就开车回白云了。”（问：你是如何打该男子的？）“当时张贤红和那名男子打在一起，我看到张贤红流血后，我就上前用手用力推该男子，不知道算不算打。”（问：你有无使用工具对该男子进行殴打？）“没有。”（问：张贤红是如何殴打该男子的？）“我就看到他们打在一起，张贤红用拳头打该男子，我推开那名男子后，张贤红还上去打，但具体是如何打的，我没看清。”（问：张贤红有无使用工具？）“我没看清，不知道有没有。”（问：该男子有无还手？）“我看到他有用手挡，也有还手，张贤红的眼睛被打了。”（问：你跟张贤红有无抢该男子的手机？）“没有。”（问：你和张贤红有否将该男子的手机砸烂？）“我没有，我也没见到张贤红将该男子的手机砸烂。”（问：你和张贤红有没有向该男子勒索钱财？）“没有。”3.公安机关对黄国荣先后制作了两份询问笔录。黄国荣于2018年12月5日的第一份询问笔录中陈述：（问：你因何事入院治疗？）“因为我被抢劫了。”（问：是何时在何地发生的事？）“是2018年12月5日凌晨3时30分许在大龙街罗家村市场后面××小巷处被抢劫的。”（问：你是否有受伤？）“有，头部、手部、右脚受伤。”（问：你是否有财物损失？）“我被抢了一台手机和一个钱包，手机是红黑色的vivo手机……是2017年12月以3490元购得，没发票，现七成新，钱包里有80元零钱……”（问：有几人对你实施抢劫？）“有两名男子，我不认识对方。”（问：你被抢劫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有，我的朋友胡某在场。”（问：你将事情的经过详细讲一遍？）“2018年12月4日晚朋友胡某约我到广州塔看灯光节，后我们回到番禺海傍喝啤酒，喝到5日凌晨2时40分许我就叫了一台滴滴送胡某回罗家村的住处。我们在罗家村市场下了车，后我们往右边的一条小巷走，走到一巷口时突然冲出来两名男子，一人持水管，一人持四方形的不锈钢器械对我进行殴打，我见状就往里面跑，结果他们追上来将我打倒在地，其中胖的男子将我身上的手机、钱包抢劫，后两人勒索我两万元，叫我微信转账给他们，问我想不想活命，我说微信没钱，瘦的男子说从现在开始胡某是他的老婆了。这时胡某在旁边打电话报警，瘦的男子发现后持器械将她的手机打掉，两人将胡某拉进里面一出租屋楼下，我趁机逃跑出来治安岗亭报警，后被送医院。”（问：对方持的器械特征？）“胖的持四方形水管，长约30厘米，瘦的持长约30厘米的钢管。”黄国荣于2019年3月24日的第二份询问笔录中陈述：（问：你是如何被打的？）“2018年12月5日3时许，我和我朋友胡某打滴滴回到广州市番禺区罗家村迎源大街，胡某住的地方附近，但具体位置我不记得了，之后我们下了车，因为当时在车上的时候我睡着了，我自己的手机是胡某帮我拿着的，下车的时候我问胡某要回自己的手机，并将手机放在裤袋里，然后我们就往胡某的住处走去，胡某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当走到一巷口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我就转回头，我就看到两名男子（一名身材偏瘦、一名身材偏肥）拿着棍状物品并往我头上打过来，我就用手挡，第一次挡开了，但对方两人继续用棍打我，并打了我的头部两下，之后我就倒在地上，其中一名瘦的男子就上来并问我要2万元，我说没有钱，该瘦男子又叫我用微信转，我回答说微信内也没有钱。之后两名男子就继续对我进行殴打，过了一会，其中瘦的男子就过去找胡某并跟她说话。这时肥的男子就叫我跪在地上不要动，我就照做，但该肥的男子继续打我，我就被打得受不了了，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我下意识用手按住放手机的裤袋位置，但该肥男子发现了我的动作后，就从我的裤袋里将我的手机及钱包拿走，然后他也走过去我朋友胡某那边。我看到他们两个都离我有一点距离，我就爬起来然后快速跑离现场，并跑到一岗亭那里，并叫岗亭的保安帮我报警了，之后警察就到现场了。”（问：该两名男子具体是如何打你的？）“两名男子都是使用棍状工具打我的，往我的头部、身体、腿部上乱打，具体如何打，打了多少次我不太记得，我就记得刚开始头部被两名男子用棍状工具打了两下。”（问：你是否有财物损失？）“……第二次倒地的时候，肥的男子将我的手机及钱包从我的裤袋内拿走了，手机是VIVO牌手机，型号：X20,2017年12月31日以3800人民币左右购买的，现价值2000元左右；……”（问：你当晚和胡某是否都有喝酒？）“有的。”（问：是否有醉酒？）“一开始有的，但在车上的时候睡着了，到了罗家村下车的时候，我醒了过来，就没有多大醉意了。”（问：你在被打的过程中是否清醒？）“清醒。”4.胡某于2018年12月28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问：说一下事情的具体经过？）“2018年12月5日凌晨，我两点下的班，喝完酒大概三时许。我喝完酒后，我朋友黄国荣送我回去，到了罗家村桥虹小学对面，黄国荣说到地方了，我下车后他架着我走，这时我老公突然出现，看到我们一起，觉得那个男的对我不轨，我老公和另外一个男子拿着东西就追着黄国荣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当时我喝醉了。后来都是我老公拉着我走的。”（问：黄国荣当时怎么受伤的？）“我老公和另外一名男子打的，我当时只是听到有人在叫，其他情况不知道。我没看清楚，我当时喝醉了。”（问：你老公和另外一名男子是否有向黄国荣索要钱财？）“我没有听见他们有向黄国荣索要钱财。”（问：你老公和另外一名男子有没有抢黄国荣的财物？）“我老公应该是砸了黄国荣的手机。我不想让他们打架，我就打110报警，我老公就把我的手机砸了。黄国荣的手机应该是被我老公砸了，他怕黄国荣报警。但我老公应该没有抢他的财物，黄国荣其他东西都在我袋子里。”（问：你是否记得黄国荣当时有没有拿钱包？）“他应该没有带钱包，喝酒结账是用手机扫码付款的。黄国荣的东西当时都在我的袋子里，有充电宝、充电线，没有钱包。充电宝、电线现在还在我那里。”黄国荣向一审法院提交胡某于2019年2月27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局预审大队的询问笔录，内容包括：（问：你将当时的情况讲一讲？）“……然后我老公就拿出棍子，朝着黄国荣打。黄国荣就用拳头打张贤红。打了几下后，张贤红的一个朋友也拿棍子出来帮忙打黄国荣。他们打了两三分钟，黄国荣就跑。……”（问：你老公张贤红有没有要黄国荣交出财物？他有没有抢走黄国荣的财物？）“我老公张贤红就拿着黄国荣的手机砸在地上，除此之外没有抢黄国荣的财物。而且黄国荣当时身上没有钱包。”2018年12月5日黄国荣因被人打伤头部及全身多处被送至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住院治疗至同月12日（住院7天），入院后行头面部伤口清创缝合术，出院诊断为：1.头皮裂伤（多发）；2.面部皮肤挫裂伤（多发）；3.失血性休克；4.头皮血肿；5.多处挫伤（全身）；6.肺大泡；7.肾结石（左）。该院出院医嘱：注意加强休息与营养，住院期间陪护一人；《疾病诊断证明书》记载：建议休息两周，后复诊。黄国荣于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支出医疗费5778.77元。2019年3月27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36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黄国荣面部条状瘢痕累计长度达10.0cm的伤残程度为十级。黄国荣支付司法鉴定费1956元。黄国荣为证明事发前其工作和生活情况，提交了以下证据：1.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其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间于本市缴交社保费用；2.两份劳动合同，显示其与广州市正江混凝土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2月27日、2018年10月5日至2019年10月4日的劳动合同；3.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显示黄国荣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于本市使用微信支付。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张贤红、王林共同殴打黄国荣致其伤残，理由是：张贤红于公安机关制作的三份讯问笔录中均陈述与王林一同殴打黄国荣，虽其关于事发时是否持械的陈述不一，但其对于与王林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陈述是一致的；黄国荣于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两名男子都是使用棍状工具打我的，往我的头部、身体、腿部上乱打”，胡某于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老公和另外一个男子拿着东西就追着黄国荣打”；王林于公安机关第一次对其制作的讯问笔录中陈述“我和我舅就冲上去打那个男子”“我们用手抽打那个男子”“我就没有拿任何工具打的，就是手打了他”，王林在第二次讯问笔录中陈述“我看到张贤红流血后，我就上前用手用力推该男子，不知道算不算打”，由于王林前后陈述自相矛盾，而其于公安机关的最初陈述所受干扰少、笔录内容较接近客观事实，即王林存在殴打黄国荣的行为；结合侵权人、被侵权人及在场人于公安机关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张贤红、王林共同殴打黄国荣致其伤残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张贤红、王林共同殴打黄国荣致其伤残，在此过程中黄国荣未予还手，黄国荣对其人身受损不存在过错。张贤红、王林在本次事件中存在全部过错，应对黄国荣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贤红辩称其误以为妻子受到不法侵害从而进行正当防卫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本次事件造成黄国荣如下损失：（一）医疗费5778.77元。黄国荣受伤后需行头面部伤口清创缝合术，术前医院为其进行包括××在内的检测合理，一审法院认定黄国荣进行相关检查、治疗以及住院共花费医疗费5778.77元为本次事件导致的损失。（二）误工费3352元。黄国荣的误工时间为住院7天加上出院后全休两周合计21天，黄国荣主张事发前月收入8000元并提交公司开具的误工证明及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但未能提交纳税证明、工资签收记录或工资银行流水等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参照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258元/年计算误工21天的误工费为3352元（58258元÷365天×21天）。（三）护理费1050元。按一名护工工资150元/天计算其住院7天的护理费为1050元。（四）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按每天100元标准计算黄国荣住院7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五）营养费2000元。黄国荣因本次事件受伤较重，加强营养有助于康复，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2000元。（六）交通费300元。黄国荣就诊及进行伤残鉴定需支出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公共交通费用300元。（七）残疾赔偿金84132元。黄国荣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事发前其于本市生活满一年，黄国荣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按一审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42066元/年计算20年，黄国荣的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折合赔偿系数10%计残疾赔偿金为84132元（42066元/年×20年×10％）。（八）鉴定费1956元。（九）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于本次事件造成黄国荣身体受伤，经诊疗后头、面部仍留有多处瘢痕、构成十级伤残，给其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上述九项合计109268.77元，由张贤红、王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黄国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财物损失，故其主张财物损失3988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国荣主张整容费50000元，但未申请对后续治疗费进行司法鉴定，亦未举证证明其支出的整容费系必然发生的费用且符合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故本案不予处理其关于整容费及因整容导致的交通费、误工费损失的诉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贤红、王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连带赔偿109268.77元给黄国荣；二、驳回黄国荣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1元，由黄国荣负担2186元，张贤红、王林共同负担2485元；财产保全费1314元，由黄国荣负担248元，张贤红、王林共同负担1066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国荣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的（2020）粤01刑终1717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王林犯故意伤害一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本案侵权事实是确定的。二审期间，张贤红、王林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黄国荣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2.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3.整容费应否支持；4.误工费数额；5.护理费数额；6.营养费数额；7.交通费数额；8.手机损失费。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20年7月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于2020年8月4日颁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是以上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的，该“上一年度”明确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中，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20年7月1日，并不适用2020年8月4日颁布的2019年统计数据，一审法院适用2018年的统计数据计算残疾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黄国荣上诉要求按照一审判决前公布的2019年统计数据作为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标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酌情确定张贤红、王林赔偿黄国荣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国荣上诉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整容费应否支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整容费属于后续治疗费，整容的必要性及整容费数额均应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予以确定。本案中，黄国荣要求赔偿整容费50000元，但未提交相关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一审法院对黄国荣要求赔偿整容费及因整容导致的交通费、误工费损失的诉请不予处理并无不当，黄国荣对整容费及因整容导致的交通费、误工费损失等其他后续治疗费问题，可以另行起诉。四、关于误工费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黄国荣主张其受伤前月收入为8000元，但其仅提交了公司开具的误工证明及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但未能提交纳税证明、工资签收记录或工资银行流水等予以印证，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工资标准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258元/年计算黄国荣误工21天的误工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国荣上诉要求按照8000元/月标准计算求误工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黄国荣上诉要求赔偿因进行整容而误工3天的损失问题，如上所述，本案中对于黄国荣因整容产生的相关费用及损失并未进行处理，黄国荣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黄国荣对此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五、关于护理费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本案中，黄国荣提交的出院记录载明“住院期间陪护一人”，一审法院据此仅计算黄国荣住院7天的护理费并无不当，黄国荣上诉主张出院休息期间也需要专人护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要求支付其28天护理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六、关于营养费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黄国荣经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一审法院根据医嘱及其伤残等级情况，酌情确定营养费为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国荣上诉要求赔偿营养费3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交通费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如上所述，对于黄国荣因整容导致的交通费、误工费损失等其他后续治疗费问题本案并没有作出处理，一审法院根据黄国荣就诊及进行伤残鉴定需要支出交通费的情况，酌情确定交通费为3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国荣上诉要求赔偿交通费3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八、关于手机损失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国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手机被张贤红、王林损坏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要求赔偿手机损失398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黄国荣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该证据仅能证明王林犯故意伤害一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王林存在故意伤害黄国荣的行为，但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上诉主张。张贤红、王林经本院依法通知，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答辩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黄国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9元，由上诉人黄国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