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24民初2365号 原告：张某1，女，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海盐县。 委托代理人：叶轮，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虹口区，现住上海市虹口区。（系原告张某1之子） 原告：张某2，女，汉族，户籍所地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赵瑞，上海市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3，男，汉族，现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代理人：周勇，海盐县海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张某4，女，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张某5，女，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第三人：王某，女，汉族，现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第三人：张某6，女，汉族，现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第三人王某、张某6委托代理人：周勇，海盐县海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张某1、张某2与被告张某3、第三人张某4、张某5、王某、张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受理，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确认浙江省海盐县2组（6号）房屋拆迁安置权益的40%即人民币855128.88元归属于原告；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于2020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赵瑞，被告张某3委托代理人周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某4、张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赵瑞、原告张某1委托代理人叶轮，被告张某3、第三人王某、张某6委托代理人周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某4、张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相关情况 一、本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1、徐某（妻）与其配偶张某（夫）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四女一子，即长女张某4（本案第三人）、二女张某2（本案原告）、三女张某1（本案原告）、四女张某5（本案第三人）、儿子张某3（本案被告）。徐某因病死亡于2007年10月被注销户口，张某因病死亡于2001年10月被注销户口。张某3与王某（本案第三人）系夫妻关系，张某6（本案第三人）系张某3与王某所生之女。 2、关于户口问题，张某3户口于1979年6月由农业户迁入**（地址未变）为居民户。张某户口于1980年12月26日由上海迁入蒋家桥××6号为居民户。徐某户口系世居，王某户口于1973年8月9日迁入**为农业户，张某6于1974年2月19日因出生，其户口在蒋家桥××6号申报为农业户。2005年4月13日迁入嘉兴居委会。 3、张某原系上海工厂工人，曾住厂集体宿舍，于1970年6月被判刑15年，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于1979年4月作出撤销判决，对张某宣告无罪，予以平反的刑事判决。 4、1979年《社员建造房屋用地申请表》载明：申请人徐某，家庭人口为四人，申请用地理由为“翻建住房”，由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部门分别签字、盖章同意建房，但未建。1980年《社员、居民建造房屋申请表》载明：申请人王某，家庭人口为四人，申请理由为“原批准地基由大队企业安排使用重新规划安排地基”，由生产队、村，大队、街道，镇，县四级部门分别签字、盖章同意建房，其中镇、县二级政府的审批时间分别为1980年12月18日和同年12月22日。审批结果为同意建造楼房三间（用地面积为一分二厘）。后实际建成两层三间楼房一幢（原地址为城南村2组，后为蒋家桥××6号）。1993年《海盐县农（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户主徐某，家庭人员张某、张某3、王某、张某6，共五人，户口性质张某、张某3、张某6均为居民，徐某、王某均为农民。申请用地理由为“扩建卫生间”，由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乡（镇）土地管理办公室，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均为签字、盖章同意扩建卫生间，审核结果为同意建造卫生间二层二间，用地面积4平方米，后实际建成卫生间二层二间，用地面积4平方米，合计8平方米。 5、1990年8月取得涉案拆迁房屋《海盐县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户主徐某。1996年8月取得涉案拆迁《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为徐质君，房屋座落：6号，建筑面积：210.8平方米。 6、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海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存档的审批件有：（1）1980年《社员、居民建造房屋申请表》，如前述第4项。（2）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盐武（38）字41号】附平面图，领证日期：1990年11月26日。（3）海盐县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附海盐县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4）海盐县武原镇城南村民委员会证明，内容为：因本户申报产权人即本户主徐某与建房申请表申请人王某（即本案第三人王某）是婆媳关系，其子张某3户口系居民户，不在本村，王某系徐某之媳，故在这次房产登记发证中出现申报人与申请人姓名不符。（5）海盐县武原镇城南村民委员会证明，内容为：徐某原有旧房三间，拆除翻建三楼三底住房面积未超，在1978年翻建时在自留地上搭建灶屋一间、畜房一间，经村民委同意，情况属实。 7、涉案拆迁房屋建成后，徐某、张某夫妻和张某3、王某、张某6一起生活，自张某6参加工作后，徐某、张某夫妻仍和张某3、王某一起生活。同时五名子女即本案当事人张某4、张某2、张某1、张某5、张某3对母亲徐某、父亲张某生前均进行了赡养。 8、张某3（被征收人）和海盐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于2019年10月签订《海盐县县城中心城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份，内容载明：拆迁人对座落于城南村2组的农民私房实施拆迁，拆迁依据为《海盐县县城中心城区农民私房拆迁与补偿办法》和《关于的若干规定》。住宅建筑面积218.63平方米，核准安置基准面积211.07平方米，畜舍建筑面积8.25平方米。拆迁人补偿被征迁人各项款项如下： （1）住宅、畜舍等房屋的货币评估补偿金额：115564元。 （2）装修的评估补偿金额：13759元。 （3）附属物的评估补偿金额：32410元。 （4）奖励金额：①签协腾空奖110元/平方米×211.07平方米=23217.70元。②放弃80平方米优惠购房奖励：放弃综合价部分按2930元/平方米×50平方米=196500元，放弃优惠价格部分按6130元/平方米×30平方米=183900元。③放弃实有安置基准的面积奖励：7450元/平方米×211.07平方米=1572471.50元。 （5）搬家补助标准为1000元/户，拆迁人应按标准发给被征收人搬家补助费1000元/户×2次=2000元。 （6）临时过渡补助费：211.07平方米×8元/月×6个月=10131.36元。 （7）被征收人自行周转房的奖励每户2000元。 上述第（1）至（7）项款项合计人民币2151953.56元均由被告张某3已领取。 二、当事人意见： 二原告意见：一是徐质君为涉案房屋唯一权利人，涉案房屋产权清晰，权属明确。理由：（1）涉案房屋自1980年左右申请建造，因涉案房屋系徐某、张某建造，故房屋于1996年登记于徐某名下。（2）被告及妻女对涉案房屋归属于徐某所有均是认可。根据《海盐县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显示“领证人”为被告，《所有权证书》等原件均是由徐某、被告等一并保管，证实了被告及其妻女对于房屋所有权归属于徐某并无异议。如果被告、第三人认为有误，应当提出异议申请更正。（3）被告以建房申请来确定产权，理由不成立。①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涉案房屋产权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②涉案房屋系原告父母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翻建而来，而非村委会根据人口审批宅基地而来，涉案房屋申请建造与被告及第三人无关。Ａ、张某、徐某一直为城南村村民，原有房屋解放前已经建造，张某、徐某在村里已经拥有宅基地。翻建前张某因文革迫害虽暂未迁回户籍，但是相应的权利已经恢复，其和徐某作为原房屋的所有人，系涉案房屋翻建的申请人之一，而非被告所谓的依据其农村户口而来。Ｂ、张某3于1979年6月9日迁出户口，已经不属于农村户籍亦无权享有建房资格，其不为建房申请人之一。Ｃ、张某6于1986年6月迁出户口，涉案房屋与其无关。二是涉案房屋系徐某、张某及原告姐妹出资建造，其对涉案房屋建造起到了主要的贡献度，张某3、王某、张某6对建房作用低微。三是被告主张“以户为单位”登记于法无据，本案从《海盐县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所有权证书》显示均设置了“共有人”一栏，说明共有人的登记在法律及事实上均可实现。如涉案房屋有共有人直接登记即可。即便以户为单位在房屋登记之时，该农村户仅有徐某。宅基地系农村集体土地，仅为本村村民所有，张某3、张某6均转出该农村户，王某也不为农村户籍。因此，即便系以户为单位该户项下也仅有徐某一人。四是涉案房屋应当作为遗产继承，房屋项下拆迁权益也应当等份分割。依照我国《继承法》相关规定，涉案房屋属于遗产应当等份分割给原告及其他当事人，原告作为涉案房屋所有人理应获得房屋项下的拆迁权益。 被告张某3、第三人王某、张某6意见：一是二原告以法定继承纠纷起诉不合法，将尚未析出他人的财产全部作为遗产分割，侵犯了被告、第三人王某、张某6的合法权益，故应先析产，后继承。二是本案事实：涉案房屋系徐某、张某3、王某、张某6四人通过政府批准取得宅基地而建造形成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故四人均有不动产产权份额。关于产权份额多少要看对取得宅基地及建房的贡献度大小。建房时间在1979年底，当时徐某67岁，张某3、王某夫妻30多岁，正当壮年。建房时一靠张某3、王某出资，二靠借外债还债，三靠农村盘工还工。另外对于房屋的维修、维护以及装修均由张某3、王某负责完成，故张某3、王某夫妻对涉案房屋贡献度80%以上。另：对于父母养老送终的赡养等事项，也是张某3、王某夫妻付出最多，大姐张某4付出很多，其他次之。三是二原告对拆迁权益进行法定继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农民私房拆迁补偿价款结算表》中可看出，只有房屋补偿款可以列入析产范围，即2019年9月20日，该拆迁评估房屋面积共226.88平方米，评估价格为115564元，即为本案争议标的房产。按照拆迁安置政策，拆迁安置的是现有人口，现载明的拆迁安置人口为城南村户口2人（即张某3、王某夫妻），故其余款项均属于张某3、王某、张某6的财产。 第三人张某4意见：1953年我在嘉兴卫校毕业，当时父亲张某失业，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主要依靠我的工资收入（每月38元），我每月寄回20元至25元，父亲找到工作后，我仍每月寄回20元贴补家用，直到××××年我结婚。婚后我仍每月寄回15元贴补家用，重要节日另外增加，一直到父母病故。自建房资金来源：（1）父亲出资1100元（其中300元为借款，以后偿还）。（2）张某4出资200元，张某2出资200元，张某1出资100元。（3）其他一切费用和具体操办均由母亲徐某和弟弟张某3、弟媳王某完成。关于房屋拆迁的遗产分配问题，我希望通过法院调解来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我提出二点意见：（1）我们姐妹出嫁后，父母一直和弟弟、弟媳生活直至养老送终，期间开始是由母亲当家，后母亲年纪大了改由弟媳当家，父母的生活尚可。属于遗产部分由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分配时，适当向弟弟张某3家倾斜。（2）考虑到我长期对家庭作出很大贡献，分配遗产时理应得到更多的遗产。 第三人张某5意见：张某4是我大姐，她自1953年参加工作后每月寄20元给母亲贴补家用后增至每月25元，到××××年结婚，婚后一直寄钱直到父母过世。张某2于1956年去甘肃省工作并成家，父母健在时家中有事亦经常寄钱贴补家用。张某1成年后去乡下代课减轻家中负担，1980年老屋拆迁建造，三位姐姐都出钱、出力。我在初中毕业后于1963年下放并参加队里劳动，1970年出嫁到湖州。婚后经常回家照看父母，后来父母年纪大了，遇到父母生病住院，我就回家日夜照料尽女儿的孝心。本案中，我要求分得应得的一份。 裁判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诉争的拆迁房屋补偿款合计2151953.56元是被继承人徐某的个人遗产还是家庭共有财产？首先理清涉案拆迁房屋性质及所有权归属，一是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有海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存档的5份审批件，可以证明（1）该房屋来源系向有关部门申请建造，而非买卖；（2）从1980年《社员、居民建造房屋申请表》载明的内容可认定申请人王某，家庭人员四人通过政府批准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而在该宅基地上建造了农村房屋（6号）。该表中县审批意见的落款时间为1980年12月22日，而张某户口于1980年12月26日迁入**，张某3户口农转非的时间在1979年6月9日，其户口仍在**。故家庭人员四人应为徐某、张某3、王某、张某6。二是1990年8月20日取得涉案拆迁房屋《海盐县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户主徐某。三是根据《关于若干规定》（）关于对被拆迁人的认定，明确：县城中心城区农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时，被拆迁人以“户”为单位计，“户”以农（居）民建房用地审批件结合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为依据，即一处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一“户”。四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应确认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结合本案，在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实际权利状态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依法确认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即1980年申请建造的拆迁房屋应为徐某、张某3、王某、张某6四人共同共有，1993年申请扩建的卫生间合计8平方米应为徐某、张某、张某3、王某、张某6五人共同共有，另建房时其他当事人虽表示出资过，但不影响本案对建房申请人的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二：对家庭共有财产应先析产，后分割遗产，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本案可合并审理并予以分割。拆迁安置补偿款2151953.56元，其中放弃80平方米优惠购房奖励380400元（放弃综合价部分196500元＋放弃优惠价格部分183900元）归属问题，根据《海盐县县城中心城区农民私房拆迁与补偿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针对现有家庭人员，如系非私房坐落地的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不享受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安置优惠政策（即80平方米优惠购房奖励），因徐某、张某已死亡，现有家庭人员为张某3、王某、张某6，而张某3、张某6系非私房坐落地的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王某系私房坐落地的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王某符合80平方米优惠购房奖励的条件，该笔费用即380400元应归王某所有。搬补费用合计14131.36元（搬家补助费2000元＋临时过渡补助费10131.36元＋自行解决周转房奖励2000元），因徐某、张某已死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明确安置人口2人（指张某3、王某），故该笔费用归张某3、王某所有。剔除380400元和14131.36元，剩余1757422.20元（2151953.56元-380400元-14131.36元）。因1993年申请扩建的卫生间合计8平方米，该申请的家庭人员变动过，故剩余的款项1757422.20元包括两部分即以1980年建造楼房计算的补偿款项和以1993年扩建卫生间合计8平方米计算的补偿款项，两部分补偿款项计算方法：1757422.20元÷211.07平方米（核准安置基准面积）＝每平方米8326元。依此计算，卫生间合计8平方米×每平方米8326元＝66608元。综上，66608元由五人即徐某、张某、张某3、王某、张某6共同共有，剩余的1690814.20元（1757422.20元-66608元）由四人即徐某、张某3、王某、张某6共同共有。对66608元共有人享有的份额比例划分，因扩建卫生间时，张某6已成年，共有人的贡献度大小难以区分，且各当事人各执一词，亦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本院酌定共有人享有份额比例均等即徐某、张某、张某3、王某、张某6各享有20%份额，徐某、张某每人得13321.60元。对1690814.20元共有人享有的份额比例划分，因建房时张某6年幼，贡献度较小，其他共有人虽进行了出资、出力，且各当事人各执一词，亦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本院酌定徐某享有30%份额即507244.26元，张某3享有30%份额，王某享有30%份额，张某6享有10%份额。 本案争议焦点三：继承遗产的数额、继承人人数及份额比例确定，因张某先于徐某死亡，张某名下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配偶徐某及五名子女张某4、张某2、张某1、张某5、张某3共同继承。徐某现已死亡，其名下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五名子女张某4、张某2、张某1、张某5、张某3共同继承。遗产份额比例的确定？徐某、张某的五名子女对徐某、张某生前进行了赡养，谁尽的义务多少难以区分，且各当事人各执一词，亦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徐某、张某的遗产进行等额继承。具体分割如下： 张某名下的遗产13321.60元，由其法定继承人每人享有六分之一份额即徐某、张某4、张某2、张某1、张某5各得2220.26元，余款归张某3所有；徐某名下遗产507244.26元、13321.60元和继承张某遗产的2220.26元，合计522786.12元，由其法定继承人每人享有五分之一份额即张某4、张某2、张某1、张某5各得104557.22元，余款归张某3所有。因款项均在张某3处，故张某3应支付张某1、张某2、张某4、张某5各106777.48元（2220.26元＋104557.22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继承人张某名下的遗产13321.60元，由徐某、原告张某1、张某2，被告张某3，第三人张某4、张某5共同继承，即徐某、原告张某1、张某2，被告张某3，第三人张某4、张某5均等继承，每人享有六分之一份额； 二、确认被继承人徐某名下的遗产507244.26元、13321.60元和继承张某遗产的部分2220.26元，合计522786.12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被告张某3，第三人张某4、张某5共同继承，即原告张某1、张某2，被告张某3，第三人张某4、张某5均等继承，每人享有五分之一份额； 三、上述两项合计，由被告张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各支付原告张某1、张某2，第三人张某4、张某5人民币106777.48元。 如果被告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1951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负担7437元，被告张某3负担45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徐闻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徐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