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20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柴某1，现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北京市晨野（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山西省襄垣县人，现住长治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弈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山西弈锋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柴某2，男，1965年8月18日生，现住长治市城东路****楼****。再审申请人柴某1因与被申请人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4民终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判员马云跃、魏世军参加合议，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柴某1申请再审称，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再审请求:1.撤销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4民终525号民事判决；2.维持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8）晋0402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改判再审申请人不承担对被申请人借款108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连带偿还责任；3.再审申请人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是《债权转让协议书》一经签订并生效，再审申请人、柴某2与被申请人之间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归于消灭。根据一审期间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2014年12月1日，再审申请人和柴某2分别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两份合同的内容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一份合同的借款人（乙方）是再审申请人，而另一份合同的借款人（乙方）则是柴某2。但三方均认可，两份《借款抵押合同》实际是一笔债务，原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均已予认定。2016年2月20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以合法的方式通知了被转让债权的债务人和担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对债权人、受让人和债务人、担保人均已经发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性质为双务有偿合同，一经签订，对当事人双方即发生法律效力。签约前，再审申请人对其债务人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担保人张祖平、张某、谭某享有合法的债权请求权，被申请人则对再审申请人与柴某2享有合法的债权请求权。而该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因已经实际享有了原本由再审申请人享有的对案外人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祖平、张某、谭某的债权请求权，则其对再审申请人与柴某2的债权请求权，因清偿（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而归于消灭，这正是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之所在。在《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并已生效的情况下，涉案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归于消灭，再审申请人与柴某2此时均没有义务再次偿还1080万元债务。二是《债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被申请人未能实现所受让的债权，并不代表其有权自行恢复对再审申请人的追偿。原判决认为“双方虽然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但该债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这一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从法律层面上分析，《债权转让协议书》是诺成性合同，一经签订并通知债务人，即在债权人、受让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以被申请人经受让而合法取得对案外人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张祖平、张某、谭某的债权请求权为标志，而并非以该债权最终得以实现为标志。其次，从事实层面上分析，《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再审申请人不仅配合被申请人完成了对债务人和担保人的通知义务，而且在催收未果的情况下，垫付了80万元利息支付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还在《收据》上注明：“该款于王某收到债权受让方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祖平还款后予以返还”。该《收据》的表述，进一步明确说明了再审申请人对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祖平、张某、谭某的债权已经转让至被申请人名下的法律后果。再审申请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是受被申请人的委托，背景是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再审申请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对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诉讼，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诉讼中变更诉讼主体的麻烦，尽快取得生效判决和申请强制执行。对此，被申请人还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明确同意再审申请人代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受领款项。这一代理行为的性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隐名间接代理”，其法律后果仍归属于被代理人。之后，因人民法院的两个生效判决（（2016）晋04民终2181号和（2017）晋04民终931号《民事判决书》）之间，形成再审申请人与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祖平、张某之间，形成互负给付义务（12873397元及利息和10070000元及利息）的情形，相互抵销之后，余额已不足以覆盖1080万元本金及利息，被申请人未能实现通过《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的债权。需要说明的是，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再审申请人起诉主张的该笔债权，系该公司从该案第三人李卫亚处受让而来，且李卫亚并未通知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未通过债权转让而持有该笔债权，在该案提起诉讼之前再审申请人对此并不知情，也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故意隐瞒事实、欺诈被申请人的情形。被申请人是否实现受让的债权，与《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得以履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被申请人通过签订并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书》所受让的，是债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的行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可能产生实际清偿或者得不到清偿两种后果。因此，被申请人没有实现所受让的债权，并不代表其有权自行恢复对再审申请人的追偿。因为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该合同在签字生效时，通过债权请求权的转让，已经发生了原债务清偿的法律后果。三是柴某2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对此有明确的约定，债权请求权的转让本身存在风险，有可能产生得不到清偿的后果。对此，被申请人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之前，也是明知的，被申请人才于2017年6月5日与柴某2签订了《协议书》，在确认债权已经转移的同时对该笔债权如无法顺利实现的处理方式达成约定，保障该笔债权能够实现。充分证明被申请人和柴某2已就其未能实现《债权转让协议书》所受让的债权的后果和处理方式达成一致，即：如被申请人未能在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现债权，被申请人可继续要求柴某2归还借款，按原借据内容继续履行直至债权实现。明确排除了再审申请人的还款义务，系被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借款本息时，将再审申请人列为被告，其行为本身就违反了“禁止反言”的民法原则，人民法院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柴某1再审请求主要是改判其不承担对被申请人借款108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连带偿还责任。经查，2014年12月1日，王某与柴某1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人为柴某1，借款金额为10800000元；同日，柴某1向王某出具借据一支，载明：“今借到王某人民币壹仟零捌拾万元整。柴某1，2014.12.1”；2014年12月2日，王某向柴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0000000元。根据上述事实可认定，申请人柴某1是本案债务人。2016年2月20日，柴某1还与王某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方（柴某1）于2014年至2015年累计向受让方（王某）借款1080万元，转让方在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担保人张祖平处有超过1080万元的到期债权，经转让方、受让方协商，现就债权转让事宜达成本协议：一、甲方（柴某1）为清偿对乙方（王某）的债权，现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将在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担保人处的1080万元债权转让于受让方王某所有…。申请人柴某1现提出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因王某已受让柴某1对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限公司、张祖平、张某、谭某的债权请求权，王某对柴某1、柴某2的债权请求权因债权转让而归于消灭，柴某1与柴某2均没有义务再次偿还王某1080万元债务。本院认为，王某与柴某1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并没有作为申请执行人参与对受让债权的执行，本案债务没有消灭。后王某又与柴某2签订《协议书》，约定如王某未能在山西旭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现债权，可继续要求柴某2归还借款，按原借据内容继续履行直至债权实现。王某据此向柴某1与柴某2主张债权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判决申请人与柴某2连带偿还本案债务没有加重申请人的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柴某1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柴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殷 泽审判员 魏世军审判员 马云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李燕华书记员 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