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0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女，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2，女，196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3，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4，男，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溪华，女，195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溪华，女，195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66年4月19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琴英，贵州黔鹰（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某，女，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审第三人：朱某5，男，198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第三人刘某、朱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19）黔0102民初9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溪华、上诉人朱溪华、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范琴英、原审第三人朱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法院依法审查如下事实对判决不当之处予以纠正。1、被继承人朱康永于2018年11月初因生病住院，而2018年11月7日被继承人朱康永尚处于身体不适、生病严重状态，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出具该份《遗嘱》，更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份全面规范、文字清晰明确、字迹刚劲有力的文书。2、该份《遗嘱》多处低级错误，如“朱溪宏”应当是“朱某3”，为何将“红”字写错。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8日经南明区铁运巷居委会调解时，被上诉人表示支付五上诉人每人2万元补偿，五被上诉人放弃主张对被继承人所有房屋及其他相关财产的权利。所以，上诉人推测当时被上诉人对于提供的额《遗嘱》的真实性是有异议的，内心也是自我矛盾的，所以才想给上诉人补偿。4、自书遗嘱的遗嘱人写完文书后，会手持文书拍照留存，以作为真实合法的依据，而本案被上诉人除了提交一份《遗嘱》外，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遗嘱》鉴定程序错误，鉴定不全面，上诉人对两份《鉴定意见书》均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遗嘱合法有效的问题，请求重新对《遗嘱》进行鉴定。1、关于“朱康永笔迹”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中一司鉴［2020］文鉴字第219号】，鉴定样本单一，鉴定程序不合法，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认定《遗嘱》有效的依据。从直观上就可以分辨《遗嘱》的笔迹与样本不一致。同时《鉴定意见》中没有明确支付鉴定检材和样本两者之间笔迹的书写风格、书写力量、书写风貌等情况。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遗嘱的内容必须是遗嘱人亲笔书写，而一审中关于“《遗嘱》上落款处字迹与正文处相同字迹同一性”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5381号】，鉴定遗嘱正文的内容是否为遗嘱人签订应当是通过与遗嘱人先签的笔记进行比样鉴定，而非对同一张文书上的文字进行区分鉴定，因为落款处签字的效力待定，若落款签字和正文内容本身出自同一人之手，毫无疑问这是没有意义的。3、未对《遗嘱》中的指纹进行鉴定，鉴定程序不合法。三、被继承人朱康永私自处分了属于五上诉人的财产，《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遗嘱》中所涉位于铁运巷单位福利房是被继承人与第二任妻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应当是属于该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对属于配偶的共有部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由于第二任妻子已经死亡，则属于其个人的部分财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配，由第二任妻子的亲生子女即本案上诉人朱某3、朱某4、第三人刘某与养子女朱溪华、朱某2、朱某1依法予以继承。而在争议《遗嘱》中，被继承人朱康永并未剔除属于上诉人继承的财产，而是一概进行了处分，显然该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该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为自始无效，即应认定《遗嘱》无效。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本案的遗嘱是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鉴定所采用的样本是上诉人向法院申请银行的被继承人取款所留存的档案。该鉴定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判决正确。被继承人朱康永身体严重不适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遗嘱是被继承人在2018年11月份亲笔所写，被继承人是2019年1月28日因病去世的，死亡当天被继承人与上诉人朱某2一起到金阳城投集团要求公司处理员工待遇问题，当天有很多同事可以证明朱康永身体意识清楚。因为朱康永有自己的书写习惯，其中有个子女就叫朱某3，至于是哪个红，我方都不清楚，不能因此而认定遗嘱无效。涉及居委会的调解，我方是愿意友好处理的，最终没有协商一致，上诉人启动司法程序，请法院公正判决。关于福利分房问题，被继承人与我方当事人在××××年××月××日登记结婚，单位分配的公房，没有买断产权，只有居住权，在1998年被拆迁。被继承人与我方当事人又要了两套公房，因为面积有26.69平方米是我方与朱康永出资购买的，购买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公房没有产权部分，依法只有居住权。朱永康在2018年书写遗嘱时明确其名下所有财产由我方当事人继承。原审第三人朱某5辩称，同意王某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刘某未参加二审调查，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朱康永位于本市南明区由五原告各继承八分之一份额；2、判令朱康永名下存款50万元由五原告各继承八分之一份额；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朱康永与第一任配偶生育有子女朱某1、朱溪华、朱某2，后与谢秀兰同居生育有子女朱某3、朱某4、刘某。××××年××月××日朱康永与王某登记结婚，生育有一子朱某5。1998年12月10日朱康永所在单位分配给其居住的位于本市铁运巷使用面积30.1平方米的公房被拆迁,安置本市铁运巷Ｃ栋3单元1楼1号（使用面积32.08平方米）、4号（使用面积29.77平方米）公房两套，出资购买的超安26.69平方米归自有。2018年11月7日朱康永自书遗嘱一份，载明其现有主要财产如下：1、坐落于本市南明区，面积共约100平方米；2、坐落于本市南明区私房共计200多平方米；其所有财产包括房屋一切经济事务都归妻子王某继承，其他人及几子女全部无权干涉…。朱康永在遗嘱上签名并加盖手印。2019年1月28日朱康永因病死亡。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朱康永遗嘱进行鉴定，2020年9月10日该中心作出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53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上落款处：“遗嘱人朱康永2018年11”字迹与正文处相同文字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同日该中心作出贵中一司鉴［2020］文鉴字第2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倾向认为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上落款处“朱康永”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朱康永”签名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原被告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但原告主张对遗嘱载明以外的遗产如存款享有等额继承权。另法院在原告申请的诉讼保全中冻结有朱康永尾号8906贵阳银行账户112.27元,尾号2228贵阳银行账户56775.99元。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1月7日朱康永自书的遗嘱经鉴定为其书写，故遗嘱合法有效，其遗产依法应按遗嘱所载全部归被告继承所有。位于本市南明区，因无产权手续，法院仅明确使用权但不作为产权依据。朱康永名下的存款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归被告所有，另一半作为遗产由被告继承。原告主张对遗嘱载明以外的遗产如存款享有等额继承权，因朱康永在遗嘱中已载明其所有财产都归妻子王某继承，故原告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朱康永所建位于本市南明区平方米自建房由被告王某管理使用；二、被继承人朱康永名下尾号8906贵阳银行账户112.27元及尾号2228贵阳银行账户56775.99元存款由被告王某所有及继承；三、驳回原告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保全费3563元、鉴定费3600元由原告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负担。二审中，五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一封联名信，上面有我父亲朱康永签字的和手印，拟证明：上面我父亲的字和遗嘱的字不一样。我方要申请重新笔迹鉴定，申请指纹进行鉴定。2、提交1978年我父亲给朱溪华写的一封信，拟证明：我父亲写的朱某3是红色的“红”，不是“宏”，我父亲不可能把名字写错。被上诉人王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不认可，证据来源不清楚，我方未在现场，不知道是否存在代签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继承人自己的签字和手印。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不知道是不是被继承人的签名，不属于新证据，两组证据都达不到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朱某5质证认可王某的意见。另查明：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案号：（1988）玉民字第145号）载明的内容“朱康永与第二任妻子谢秀兰系××××年经人介绍认识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今……经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谢秀兰与朱康永自愿离婚；二、双方所生男孩朱某6、朱某4由朱康永抚养；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无争议。”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1、朱康永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否应当重新鉴定朱康永的笔迹及指纹；2、朱康永在《遗嘱》中处分的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单位福利房是否为朱康永与第二任妻子谢秀兰夫妻共同财产，朱康永是否处分了属于谢秀兰的部份，该遗嘱是否部份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中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向法院申请对案涉遗嘱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两项鉴定：1、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上落款处“遗嘱人朱康永2018年11”字迹与正文处相同文字字迹是否为同一人的字迹；2、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上落款处“朱康永”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朱康永”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的字迹。为此，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到贵阳银行调取了2016-2018年三年期间朱康永取现、转帐、汇款时签字文件，用作鉴定比对样本，签字文件调取后，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质证认可后，上述材料作为比对样本提交给鉴定机构。此后，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53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上落款处“遗嘱人朱康永2018年11”字迹与正文处相同文字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贵中一司鉴【2020】文鉴字第2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倾向认为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的《遗嘱》上落款处“朱康永”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朱康永”签名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中五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法定情形，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五上诉人还提出要对《遗嘱》上朱康永的捺印真实性进行鉴定，并在二审提交了《联名信》，认为可以用上面朱康永的签字和手印作为鉴定样本，但被上诉人王某对该《联名信》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鉴于捺印鉴定需要比对样本，而样本需双方当事人质证认可的鉴定材料才能移交委托鉴定，由于不具备双方认可的鉴定材料，并无启动捺印鉴定的可能性。综上，五上诉人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不能提交相关证据否认《遗嘱》的真实性，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案号：（1988）玉民字第145号）载明的内容朱康永与第二任妻子谢秀兰系××××年经人介绍认识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至1988年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在该调解书中载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无争议”。根据五上诉人陈述，朱康永、谢秀兰离婚后，位于铁运巷的公房一直由朱康永居住使用。从1988年双方离婚距今已经有32年，而谢秀兰生前并未提出过异议，说明双方对该公房的分割是明确无争议的。1998年12月10日，原铁运巷房屋被拆迁后安置了两套房屋即案涉房屋，根据《房屋拆迁合同》形成于1998年12月10日，系在朱康永与被上诉人王某××××年结婚之后，双方还对超安面积的价款进行了出资，可见案涉房屋是朱康永、王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现五上诉人主张原铁运巷房屋中有谢秀兰的夫妻共同财产部份，朱康永在《遗嘱》中处分了属于谢秀兰的共同财产与客观事实不符，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予以免交），由上诉人朱某1、朱溪华、朱某2、朱某3、朱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蓉审判员 唐有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林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