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8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经济开发区路北新区振华新路以东、新区五路以北。 法定代表人：魏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中豪，男，197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职员，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冬，女，衡水天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法务，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原审第三人: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大庆西路**。 法定代表人：丁国志，总经理。 上诉人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中豪、原审第三人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猛牛胶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1102民初3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电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被上诉人孙中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冬到庭参加诉讼，猛牛胶管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电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孙中豪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孙中豪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属于对事实认定错误。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劳动合同关系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方面:(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高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其中“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应该理解为，从事用人单位所安排的劳动，并从用人单位处领取相应工资，如果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但是由第三方直接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的，则和用人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在2008年5月15日签订《胶管项目转让协议》，其中第二条，明确约定“乙方整体接管胶管项目现有人员，各类保险暂时由甲方代收代缴办理，保险费用由乙方按月向甲方缴纳”且在2012年4月，由第三人直接向孙中豪发放工资，该发放情况一直持续到2014年7月份，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孙中豪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如孙中豪确为上诉人处公司员工，在自2014年11月孙中豪不再参加工作后，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需要继续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但孙中豪社会保险停缴时间为2015年8月，将近十个月工作时间内，上诉人一直在为孙中豪缴纳社会保险，侧面说明，对于孙中豪工作情况，上诉人并不知情，也印证上诉人对孙中豪不享有管理权。另，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仲裁答辩中自述“我公司在2015年8月终止了当时猛牛胶管公司所有人员(包含被答辩人孙中豪)的社会保险，并通知猛牛胶管公司让其单位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解除事宜，后我方工作人员在孙中豪2017年2月来公司为其妻子王明华办理辞职手续时，当面通知其已经与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请尽快来办理离厂手续”，作为判断双方存在劳动的法律依据，属于断章取义，该自述表述大前提为“通知胶管公司让其单位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且该通知下发背景主要为猛牛胶管公司员工社会保险均系上诉人代缴，如需要终止缴费必须向社保部门出具相关解除手续，而并不是对上诉人与孙中豪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自认。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孙中豪支付2014年8至11月份工资，无任何法律依据。首先，该请求已经超过一年法定时效。依据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自2014年8月份开始，孙中豪就已经知道自己被拖欠工资事宜，其在2019年提起仲裁请求早已超过1年法定时效。其次，上诉人与孙中豪之间无劳动合同关系，无需向其支付工资。即使2008年5月15日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胶管项目转让协议》时未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但在劳动合同实际履行中，孙中豪对于变更用人单位事实未提出异议，且一直领取第三人向其发放工资，孙中豪已经以自己实际行为默认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事实。三、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孙中豪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孙中豪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诉求已经超过1年法定时效；其次，无论是拖欠工资还是未为孙中豪缴纳社保的主体均为第三人，与上诉人无关。再者，在2014年11月孙中豪因自身原因自行离开工作岗位，不论其与谁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其未参加工作未提供劳动期间，其与用人单位之间法律关系应当视为中止，在中止期间不应当计算工作年限及以此为据计算经济补偿。综上，一审法院在无确实充分证据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孙中豪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属于对事实认定错误，在此基础上作出各项判决亦是错误，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审理本案。 孙中豪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猛牛胶管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孙中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因未给原告缴纳失业保险造成的经济损失30528元；3.判决被告为原告补缴2014年11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4.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2000元、生活费66144元；5.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9000元；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1996年9月入职被告（全民所有）处，从事电火花、压胶等工作。2004年11月被告开始企业改制，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7月改制完成。2005年9月10日，原告在被告出具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登记表》上签名，并领取了经济补偿8632.71元。该登记表载明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04年11月30日。原告领取了经济补偿后仍在改制后的被告(胶管车间)处工作，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8年3月6日，原告与丁国志等14名股东成立了第三人，原告的出资比例为1%，吕吉泽为法定代表人，丁国志为总经理。2012年6月7日，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丁国志。2008年2月19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胶管项目经营协议》。协议约定，1.在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原有胶管项目基础上，组建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3.甲方（被告）负责乙方（第三人）的生产经营工作。具体经营决策，经营目标及具体工作由甲方进行确定，乙方负责执行。乙方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包括经营结果的财务审计监督……。4.胶管项目现有人员作为甲方派出人员，劳动关系仍保持在甲方，人员工资、各类保险从乙方经营收入中支付，由甲方办理代扣代缴。乙方商标、生产许可证、煤安证、排污许可证等资质仍以甲方名义办理。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2008年5月15日，被告与第三人又签订了《胶管项目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胶管项目整体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192.08万元，由乙方筹集资金向甲方支付。2.乙方整体接管胶管项目现有人员，各类保险暂时由甲方代收代缴办理，保险费用由乙方按月向甲方缴纳。2012年4月份原告发放工资的主体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2014年10月，第三人从被告处搬离，迁往新的工作地址。第三人未向原告发放2014年8、9、10三个月及2014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的工资。2014年11月2日，因第三人未按时为原告发放工资，原告离开第三人处，不再为其工作。原告离开第三人处之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120元。2015年8月被告不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就该劳动争议于2019年3月18日向衡水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衡劳人仲案字[2019]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申请人（原告）与被申请人（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的所有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受法律保护。首先，关于劳动关系，2005年9月10日，原告在被告出具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登记表》上签名并领取了经济补偿后即解除了与改制前的电机公司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后，原告仍在改制后的被告处工作，即与改制后的被告又重新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只是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08年2月19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胶管项目经营协议》中已约定，胶管项目现有人员作为甲方（被告）派出人员，劳动关系仍保持在甲方。2019年4月10日在被告向衡水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交的答辩书中被告自述“我公司在2015年8月终止了当时胶管公司所有人员（包括被答辩人孙中豪）的社会保险，并通知胶管公司让其单位人员来办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后我方工作人员在孙中豪2017年2月来公司为其妻子王明华办理辞职手续时，当面通知其已经与他解除劳动关系，并请尽快来办理离场手续”上述两份证据也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且被告对该事实也是认可的。被告在向衡水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交的答辩书中自述2017年2月已当面通知原告已经与他解除劳动关系，但原告对被告的主张不予认可，且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故截至原告申请仲裁之前，原告仍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虽然在2008年5月1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胶管项目转让协议》中双方再次约定，“乙方（第三人）整体接管胶管项目现有人员”，但是该约定并未明确表明被告已与胶管项目现有人员解除了劳动关系。且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建立或解除只能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进行约定，用人单位与其他用工主体之间的约定对劳动者不产生任何效力。故对于被告主张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自第三人建立后就在第三人处工作，且自2012年4月开始工资也是由第三人发放，但该用工方式及工资发放形式均是由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进行的约定，劳动者并无权决定自己的工作岗位及工资发放主体，故原告虽然在第三人处工作，且工资也是由第三人发放，但不能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未按时足额为原告发放工资，现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本院予以准许。关于欠付工资的问题，原告的工资虽然由第三人支付，但该支付方式系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因原告系被告的职工，在第三人不支付原告工资时，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给付原告工资的义务。被告拖欠原告2014年8、9、10三个月及2014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的工资，原告要求与被告给付，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告的月平均工资，被告应支付原告工资6644元。关于生活费的问题，根据《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原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主张系因被告未按时为其发放工资，其自行离开的被告处，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问题，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未按时足额为原告发放工资，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2005年9月10日，原告在被告出具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登记表》上签名，并领取了经济补偿。虽然该登记表载明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04年11月30日，但该约定属被告的单方约定。被告改制期间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于2005年7月改制完成，故原告与改制后的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应认定为2005年8月。截至2019年3月18日，原告向衡水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时，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存续13年零7个月，根据原告的月平均工资及工作年限，被告应给付原告的经济补偿应为28620（2120元/月×13.5）元。关于失业保险金的问题，《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虽然被告自2015年8月开始不再为原告缴纳失业保险费，但原告系因本人原因中断就业的，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被告未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造成的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补缴社会保险费的问题，根据劳动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也明确规定了征缴社会保险费用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职责。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由此可见，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行政机关的职责，社保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因用人单位欠缴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当事人可另寻途径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孙中豪与被告电机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8日解除；二、被告电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原告孙中豪工资6644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8620元，共计35264元；三、驳回原告孙中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电机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8）冀1102民初5283号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第三人丁国志明确陈述了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系独立的企业法人性质。双方仅存在业务合作的债权债务关系。经质证，孙中豪的质证意见：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持异议，即便内容是真实的，也与该案无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2018）冀1102民初528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系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对其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电机公司与孙中豪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电机公司改制之后，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孙中豪仍继续在上诉人电机公司处工作，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2008年2月19日上诉人电机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猛牛胶管公司签订的《胶管项目经营协议》中也明确记载了，胶管项目人员包括孙中豪系上诉人电机公司的劳动者。上诉人电机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猛牛胶管公司于2008年5月15日再次签订了《胶管项目转让协议》，约定原审第三人猛牛胶管公司整体接管胶管项目现有员工包括孙中豪，但上诉人电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知孙中豪，解除了与上诉人电机公司的劳动关系，同时，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用工方式及工资发放形式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故上诉人电机公司与孙中豪的劳动关系，至孙中豪提起仲裁申请前并未解除。一审认定此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机电公司主张孙中豪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因本案上诉人机电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曾书面通知孙中豪拒付工资的事实，故孙中豪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至孙中豪提起仲裁申请时，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双方均认可孙中豪2014年8、9、10三个月及2014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工资未发放，据此，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孙中豪工资664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及第三款：“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本案孙中豪自2005年8月至2019年3月18日，已连续工作13年零7个月，据此，一审判令上诉人电机公司支付孙中豪经济补偿金28620元（2120元/月×13.5年）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项各方并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晓芬 审 判 员 关春富 审 判 员 王志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夏 静 书记员代 晓 茜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