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国光，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尧琼，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嘉嘉，男，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莹，女，198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良，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翠怡，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国光因与被上诉人李嘉嘉、彭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9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国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梁国光的起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嘉嘉、彭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查清事实，改判支持梁国光的上诉请求。梁国光补充上诉意见：一、李嘉嘉、彭莹不是股权出让人，无权收取梁国光的股权转让款。（一）梁国光转让合计200万元给彭莹，交易附言均为“入股理*电力款”，是向广东理*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公司）的全体股东发出购买理*公司30%股权的要约。此时，愿意出让股权的股东及出让份额均不确定；而只有公司股东有出让意愿，且对梁国光的要约作出具体承诺，股权转让才能发生并生效。实际上，彭莹是梁国光在购买理*公司股权中充当中间调配人的角色，并非实际股权出让人。（二）针对梁国光的要约，只有理*公司的股东杨某有回应。考虑到梁国光是带资源入股，能给公司带来1620万元的业务，故杨某愿意以5万元出让其持有的理*公司10%股权。2016年12月6日，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同日，梁国光的父亲梁某与杨某签订《广东理*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杨某将持有的理*公司108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梁某。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完成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三）彭莹不是股权出让人，其收取梁国光200万元股权转让预付款，却只有一个股东杨某将其股权转让给梁国光，剩余195万元应予退还。李嘉嘉主张剩余款项支付给股东徐某的丈夫魏某，却未能提供任何依据，徐某也没有将其股权转让给梁国光。退一步讲，即便把彭莹作出“以200万元购买理*公司10%股权”的抗辩，为其向梁国光发出的新要约，但梁国光对此未作承诺，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彭莹也没有出让股权给梁国光，其收取梁国光预付的股权转让款195万元依法无据，应予退还。二、李嘉嘉、彭莹的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嘉嘉、彭莹主张梁国光以200万元购买理*公司10%股权，却未能举证证明这得到了梁国光的认可，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10%股权转让给梁国光。相反，李嘉嘉、彭莹已确认收取梁国光200万元，既然一审认定双方关于股权份额、价格如何约定各执一词，则在双方未达成一致，甚至李嘉嘉、彭莹根本就不是股权出让人的情况下，一审应当判令李嘉嘉、彭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返还预付股权转让款给梁国光，而非由梁国光承担该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能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应予改判。李嘉嘉、彭莹答辩称：一、双方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全部履行完毕，梁国光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受让理*公司10%股权，但其因无法一次性支付200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梁国光分批支付。为此，梁国光于2016年11月11日向彭莹转款100万元。2016年12月6日，原股东杨某将其代持李嘉嘉的理*公司10%股权转让给梁国光的父亲梁某，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梁某成为理*公司的新股东。其后，梁国光分别于2016年12月9日、2017年1月16日向彭莹转账60万元、40万元，至此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并不存在梁国光所述以200万元受让理*公司30%股权的事实。二、梁国光在2016年12月以其父亲梁某的名义入股理*公司，并从该时起在理*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一职，每月领取24000元的工资以及收取并使用高额的商务费。因此，梁国光对理*公司的经营情况十分清楚，不存在理*公司是空壳公司一说。而且，在长达3年时间内，梁国光从未提出要求理*公司将所谓的其他股权转让给梁国光。从2019年下半年起，理*公司经营困难，梁国光在此情况下却突然要求李嘉嘉、彭莹归还股权转让款195万元，目的是通过该方式退股并要求全额退回入股款项。梁国光在公司盈利时获取高额利益，却在公司亏损时不想一同承担责任，故梁国光的本案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梁国光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国光起诉请求：1.判令李嘉嘉、彭莹向梁国光归还股权转让款19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嘉嘉、彭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理*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于2012年3月7日成立，股东为徐某、彭莹、薛某、梁某。注册资本为1080万元，其中徐某持股比例40%，认缴出资432万元，彭莹持股比例30%，认缴出资324万元，薛某持股比例20%，认缴出资216万元，梁某持股比例10%，认缴出资108万元。2016年11月11日，梁国光通过银行分2笔向彭莹转账50万元、50万元，交易附言“入股理*电力款”，2016年12月9日梁国光通过银行分2笔向彭莹转账10万元、50万元，交易附言“入股理*电力款”，2017年1月16日，梁国光通过银行向彭莹转账40万元，交易附言“入股理*电力款”。上述款项合计200万元。在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2016年12月6日杨某（甲方）与梁某（乙方）签订《广东理*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持有的理*公司108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三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款。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理*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合同落款甲方处有杨某签名确认，乙方落款处有梁某签名确认。合同加盖理*公司公章。2019年11月4日，梁国光通过EMS邮件向彭莹发送《敦促还款函》，内容为：“李嘉嘉、彭莹：你方邀请本人入股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人分别于2016年11月11日、2016年12月9日和2017年1月17日将股权购买款100万、60万和40万转入彭莹账户。你方仅于2016年12月6日，只安排股东杨某以5万价格，将理*公司10%股权转让给了本人的父亲梁某。但时至今日，本人尚未获得公司其他股权。为此，本人现正式至函你方，请你方在2019年11月8日前向本人归还股权购买款19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梁国光与李嘉嘉、彭莹之间存在以转让理*公司股权为标的的股权转让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双方约定的股权价格以及份额，法院分析如下：梁国光在诉讼中明确主张李嘉嘉、彭莹归还涉案195万元系基于杨某与梁某在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5万元购买理*公司10%股权，梁国光只应支付5万元而要求退还195万元，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杨某与梁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系以5万元购买理*公司10%股权，但梁国光在起诉状中又提出在2016年11月11日转账100万元予彭莹以购买理*公司30%股权，此股权价格明显高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股权价格，对于购买股权的价格梁国光前后陈述矛盾；梁国光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款时间在2016年11月11日，该时间与《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本合同订立三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款。”不符，考虑到支付时间在签订合同时间之前，再在合同中作如此约定明显不符常理；梁国光在2016年11月11日转账100万元后，又于其后的2016年12月9日、2017年1月16日再转账100万元予彭莹用于购买股权，此行为亦与《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只需支付5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明显相悖；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梁国光、李嘉嘉、彭莹双方关于股权价格以及份额另有约定，而并非按照《股权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以5万元购买10%股权履行，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对价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条款确定。本案中，双方对购买股权的份额、价格如何约定各执一词，根据双方的履行情况可知，李嘉嘉、彭莹已早于2016年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梁国光亦已确认取得涉案股权，可见李嘉嘉、彭莹在与梁国光的股权转让关系上起码已履行了部分交付股权的义务，梁国光主张李嘉嘉、彭莹未履行义务应退还股权转让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对双方股权的份额、价格的真实约定、李嘉嘉、彭莹未完全按照约定足额履行义务有进一步补强证据的举证义务，但梁国光并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李嘉嘉、彭莹退还195万元，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梁国光的诉讼请求。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结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175元，由梁国光负担。梁国光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张、魏某微信名片页截图1张，拟证明：2020年10月11日，理*公司的股东徐某丈夫魏某确认，李嘉嘉、彭莹从未向其提出让徐某转让股权给梁国光，更没有从李嘉嘉处收取梁国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证据2.魏某与彭莹短信聊天记录截图2张，是在梁国光与理*公司隐名股东古某（理*公司另一股东薛某的表兄弟）的微信聊天中，古某将魏某与彭莹的短信聊天记录截图通过微信发送给梁国光，拟证明：理*公司已经2年多没有经营，其他股东都想决议解散公司，而彭莹保管公司证照及公章，却对其他股东避而不见，也拒不参与协商，不可能居中调剂其他股东出让股权给梁国光；证据3.（2020）粤0605民初11399号梁国光与理*公司、李嘉嘉、彭莹的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粤公正”小程序截图，拟证明：梁国光为理*公司促成了太阳能光伏项目，但李嘉嘉却未按约定支付商务费给梁国光，梁国光遂起诉，该案正由法院二审审理中，可知李嘉嘉没有诚实信用精神；证据4.（2019）粤0605民初18281号张某与李嘉嘉、彭莹、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民事调解书、（2019）粤0605执3104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粤公正”小程序截图、（2020）粤06民终6566号李嘉嘉与侯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粤公正”小程序截图，拟证明：李嘉嘉、彭莹向张某借款120万元却拒不偿还，张某起诉后双方调解，但李嘉嘉、彭莹等人却拒不还款，最终由法院强制执行结案。李嘉嘉向侯某借款约10万元拒不偿还，侯某诉至法院。由此可知，李嘉嘉、彭莹向多人融资后，有借无还，没有诚实信用精神。李嘉嘉、彭莹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聊天内容均系梁国光的单方陈述，且发生在本案二审庭审前。据李嘉嘉本人陈述，不存在梁国光以100万元或200万元购买理*公司30%股权的情况，理*公司于2019年出现亏损，梁国光要求全额退股，双方对此有协商过，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梁国光的相关款项、资金已经投入公司经营，而当时因为李嘉嘉与魏某二人之间的其他交易行为，故李嘉嘉在收到梁国光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转给了魏某，才有微信聊天中所述支付款项给魏某的情形。而魏某在微信中回复没有以195万元出售徐某股权是符合事实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短信聊天内容是理*公司股东希望结束、解散公司，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也不存在以100万元或200万元转让理*公司30%股权给梁国光的事宜，故公司的经营情况或后续发展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该案件中梁国光、李嘉嘉、彭莹均有上诉，尚未审理终结，且该案一审判决驳回梁国光的所有诉讼请求，可以证明梁国光有从理*公司收取并使用高额商务费，不存在理*公司是空壳公司一说。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理*公司自2019年下半年起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李嘉嘉、彭莹为维持公司经营向他人借款，但是两案双方最终均达成了调解，张某案也已全部履行完毕，侯某案也依调解协议每月按时偿还款项，不存在梁国光所述李嘉嘉、彭莹没有诚信精神一说。李嘉嘉、彭莹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彭莹与理*公司前股东毕某于2016年12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在2016年12月6日同时发生了两件股权转让事宜。如果存在梁国光所述的其还享有除理*公司10%股权以外的另外20%股权，毕某在2016年12月6日不可能不将5%股权转让给梁国光，而是转让给彭莹；证据2.杨某出具的确认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杨某持有的理*公司10%的股权已于2016年出售给李嘉嘉，并代持至2016年12月6日。杨某在李嘉嘉的要求下与梁国光的父亲梁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把代持李嘉嘉的股权直接转让给梁某。杨某并不认识梁某，也没有收取其任何股权转让款。因此，李嘉嘉有权收取梁国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指定由彭莹的银行账户收款；证据3.结婚证、离婚证，拟证明李嘉嘉与彭莹于2012年5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3月11日办理离婚登记。梁国光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股权是理*公司原股东毕某转让的，与李嘉嘉、彭莹无关，且李嘉嘉、彭莹也无权将其他人的股权转让给梁国光。2.证据2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确认书属于证人证言，杨某未依法出庭作证，且确认书上的签名与其他文件上杨某签名有异，也不排除杨某为了李嘉嘉、彭莹讨债而恶意做假证。最关键的是，杨某称其已经将股权转让给李嘉嘉，但李嘉嘉却未能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佐证其真实性。该确认书是在2020年10月24日出具的，仅有该确认书无法形成完整的股权转让代持证据链，不能反映杨某是按照李嘉嘉的指示将10%股权以5万元价格转让给梁某。若这为真，那该转让价格也是李嘉嘉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即理*公司10%股权只值5万元。退一步讲，即使参照杨某与李嘉嘉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10%股权也只值100万元，李嘉嘉收取梁国光200万元没有依据。3.证据3没有原件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李嘉嘉、彭莹真实离婚，梁国光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在李嘉嘉、彭莹离婚之前，故李嘉嘉、彭莹应当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给梁国光，即使二人已经离婚也不能免除任何一方的偿还责任。梁国光从其他渠道得知李嘉嘉、彭莹故意恶意离婚逃债。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1.关于梁国光提供的证据，因李嘉嘉、彭莹抗辩主张梁国光支付200万元取得理*公司10%的股权，并不涉及徐某的股权转让事宜，故证据1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证据4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此均不予采纳；证据3有原件予以核对，且李嘉嘉、彭莹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案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2.关于李嘉嘉、彭莹提供的证据，证据1、3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对证据2的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梁国光在（2020）粤0605民初11399号案中述称，其为理*公司的挂名客户经理，于2016年以父亲梁某名义入股理*公司，其自2016年12月起为理*公司跑业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梁国光请求李嘉嘉、彭莹归还股权转让款195万元及利息能否得以支持。梁国光主张其前后向彭莹转让支付200万元，系委托李嘉嘉、彭莹居间介绍理*公司股东出让该司30%股权，后只有杨某以5万元出让理*公司10%股权给梁国光的父亲梁某，剩余195万元款项应当返还给梁国光。李嘉嘉、彭莹则辩称梁国光当时系以200万元购买理*公司10%股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梁国光只能提供200万元的转账凭证，但双方均未能提供书面协议、协商过程等书面证据佐证，故不能从双方的书面约定认定彼此的权利义务。第二，虽然转账凭证中均注明“入股理*电力款”，但不能明确对应的股数。若梁国光主张的其欲以200万元购买理*公司30%股权、以5万元购买杨某持有理*公司10%股权为真，而其在向彭莹转账100万元后，梁某与杨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5万元购买理*公司10%股权，则梁国光在此时已知悉理*公司10%股权的对价为5万元，可预知剩余20%股权的价值，照此计算，其付款已超过理*公司30%股权的价格，但其在签订该《股权转让合同》后仍前后三次向彭莹转账100万元，明显远超《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格，不合常理。第三，若李嘉嘉、彭莹在扣减已转账的股权以后仍有20%股权未能介绍转让，且剩余款项高达195万元，而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至梁国光发出《敦促还款函》及提起本案诉讼已长达3年，梁国光却未及时要求李嘉嘉、彭莹归还，也不合常理。第四，若梁国光主张实际是按梁某与杨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即以5万元购买杨某持有的理*公司10%股权，从理*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金额及梁国光向彭莹支付的款项金额，二者差异巨大。梁国光主张其是带资源入股，能给理*公司带来巨额业务，那也是可能将来给理*公司带来收益，不能得出会对公司原股东杨某出让股权的价格造成影响。第五，李嘉嘉辩称其与梁国光达成以200万元购买理*公司10%的股权，李嘉嘉指示由原股东杨某代持其所有的理*公司10%股权转让给梁国光的父亲梁某，并于二审提供证据2佐证，梁国光虽然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举证推翻，且其主张亦存在上述诸多不合理之处，从优势证据角度考虑，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而且，按梁国光另案述称，其自2016年12月起以父亲名义入股理*公司，其也在理*公司任客户经理，参与公司的经营，应当知悉公司的财务情况，若其认为公司股权与其购买价不符或相差较大，不可能不提出异议，而直至三年后才发出《敦促还款函》，故其请求调取理*公司在税务部门的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资料，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梁国光的主张缺乏依据且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李嘉嘉、彭莹对其辩称能够提供证据支撑，且较为合理，故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梁国光要求李嘉嘉、彭莹向其返还195万元预付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梁国光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50元，由上诉人梁国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立伟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吴升平书 记 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