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馨丽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添钧，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有兵。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靖，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青创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添钧，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危永钱。原审第三人：章妙玲。原审第三人：奇瑞徽银汽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运文，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广州馨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馨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有兵、原审被告广州青创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创公司）、危永钱、原审第三人章妙玲、奇瑞徽银汽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徽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4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馨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被上诉人李有兵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馨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有兵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李有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汽车服务合同》实质上是买卖合同据以认定合同无效应属错误。1.《汽车服务合同》约定20000元汽车服务费以及45000元债权转让，且馨丽公司提供多份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均显示案涉的车辆是不过户、债权转让的质押车，李有兵知悉且签名确认。且《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的原件由李有兵持有。因此，《汽车服务合同》《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馨丽公司与李有兵在本次交易中多次出现债权转让、质押车辆等字眼，且也有质押车辆灭失、盗抢的风险提示，李有兵也知悉并非是汽车买卖，亦从未要求过户，因此合同应属于有效。2.馨丽公司已经完成债权转让通知的义务，程序合法。债权转让以通知发生法律效力，应受到法律保护。馨丽公司已经履行通知的义务，将章妙玲的《车辆质押借款合同》以及质押车辆与李有兵完成交接，因此馨丽公司对章妙玲拥有的45000元债权由李有兵受让取得。3.李有兵明确主张放弃追索车款，并主张因欺诈要求两倍的赔偿。但一审法院认为李有兵知悉案涉车辆的情况，认为主张两倍赔偿理据不足，却超越李有兵的上诉请求，主动为李有兵主张退还车款，明显属于程序、实体错误。李有兵辩称，不同意馨丽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对《汽车服务合同》内容认定正确，《汽车服务合同》第2条债权数额为空白，第3条服务费也是空白的，这两部分内容与双方一审时提交的合同内容一致，双方的合同实际上是买卖关系。《汽车服务合同》第1条明确约定李有兵是受让经过质押汽车，馨丽公司出具的收据明确是车款65000元和馨丽公司主张的债权45000元、服务费20000元款项不一致。李有兵主张以车款65000元为基数，计算两倍赔偿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李有兵主张三倍赔偿，免除一倍赔偿的原因是不用返还汽车，这是由于馨丽公司隐瞒抵押事实造成汽车被抵押权人拖走，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应由馨丽公司承担责任。馨丽公司长期使用伪造公章经营，没有改正错误，故意扰乱秩序，逃避责任，应该给予惩罚性赔偿。青创公司、危永钱、章妙玲、奇瑞徽银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李有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2017年12月10日签订的《汽车服务合同》无效，确认汽车交易价格为65000元；2.青创公司、馨丽公司、危永钱共同赔偿130000元损失给李有兵；3.青创公司、馨丽公司、危永钱共同赔偿机动车保险费损失2852.25元给李有兵；4.青创公司、馨丽公司、危永钱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用。馨丽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李有兵将车牌号码为粤Ｕ×××**（发动机号为：1694727、车架号后六位为149032）返还给馨丽公司；2.李有兵向馨丽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从2017年12月13日起，以每月500元为标准计算至交还车辆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月为10000元）；3.李有兵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7年12月10日，FCC名车俱乐部（甲方）与李有兵（乙方）签订《汽车服务合同》，约定：第一条、乙方将受让债权至质押车牌号粤Ｕ×××**，发动机号为1694747，车架号后六位为149032，质押债务为章妙玲。乙方收取汽车相关证件资料为行驶证正副本原件、身份证复印件、车钥匙2把。第二条、乙方受让债权数额为元。第三条、乙方确认本次服务费为元。第四条、免责条款1.本车辆在交付之后，因质押车辆灭失、被盗抢、交通事故以及国家关于机动车管理的政策和机动车的状态改变或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等，以上全部封校责任在车辆交付后由接收人全部承担。2.汽车交付使用后发生的所有罚款、罚分、事故与原车辆登记的车主和甲方无任何关联。3.甲方的服务以服务确佣书终止，乙方表示认可。附件为《汽车服务确佣书》。甲方落款处加盖“FCC名车俱乐部”字样签章，乙方落款处有李有兵签名。同日，李有兵向危永钱的支付宝转账支付10000元。2017年12月13日，李有兵向危永钱的支付宝转账支付55000元，FCC名车俱乐部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车款65000元，并于同日向李有兵交付粤Ｕ×××**号车。后李有兵为粤Ｕ×××**号车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并为此共计支出保险费2852.25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1月23日0时起至2019年1月22日24时止，其中商业险中的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的责任限额为89475.6元。馨丽公司主张其从章妙玲处取得粤Ｕ×××**号车，且与章妙玲存在质押借款关系，并提交《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照片、银行转账回单、照片、章妙玲身份证复印件、《债权转让通知书》予以证明。《车辆质押借款合同》载明借款人为章妙玲，出借人处未填写内容，约定借款金额为65000元，借款期限一个月，自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7月25日，借款人自愿以粤Ｕ×××**号车作质押，作为向出借人清偿债务的担保，质押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及相关费用全部清偿完毕止。银行转账回单显示陈铄于2017年6月26日向章妙玲转账支付45000元。照片为章妙玲手持《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站立在粤Ｕ×××**号车前方。《债权转让通知书》下方债务人签收处有“章妙玲”字样签名，债权人为“FCC名车俱乐部”，债权人代表处有陈烁签名，内容显示：2017年12月20日，FCC名车俱乐部告知章妙玲已将对其的45000元债权全部转让给李有兵。庭审中，馨丽公司表示已在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签订时将《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原件交付李有兵。经庭审询问李有兵，李有兵表示不记得FCC名车俱乐部是否向其交付《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原件。馨丽公司另提供《汽车服务合同》《汽车服务确佣书》《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该份《汽车服务合同》仅乙方落款处有“李有兵”签名，甲方落款处未盖章，基本内容与前述《汽车服务合同》一致，但第二条、第三条的债权数额和服务费后有填写45000元和20000元。《汽车服务确佣书》确认人处由李有兵签名，内容载明：本人李有兵受让质押车粤Ｕ×××**号车，质押债务人为章妙玲，债权转让人为FCC，债权数额为45000元。《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明确粤Ｕ×××**号车交予李有兵使用，交付车辆以实际查看为准，车钥匙2把、行驶本、购置证、保险单，自2017年12月10日13时起车辆的所有罚款、罚分、事故由李有兵负责，李有兵在接收人处签名，移交人落款处没有签名。李有兵确认《汽车服务确佣书》《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上的“李有兵”字样系其所签，但认为签署时债权转让人和债权数额处均未填写内容。2018年11月1日，奇瑞徽银公司将粤Ｕ×××**号车拖走。诉讼中，李有兵申请调取粤Ｕ×××**号车的历次抵押、质押情况，一审法院依法开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粤Ｕ×××**号车档案显示：粤Ｕ×××**号车的初次登记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登记的所有人为章妙玲，并于2016年1月27日办理抵押登记，登记的抵押权人为奇瑞徽银公司，未办理质押登记。青创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1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詹添钧，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茶园中路****106商铺，经营范围包括二手车销售、汽车销售等。青创公司的网址为“www.qcfcc.com”，青创公司在该网页的宣传图片上有“FCCfreecarclub名车俱乐部”“FCC名车租赁”“FCC名车俱乐部”字样。馨丽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25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詹添钧，股东为孙春伟、詹添钧，注册资本为10万元，，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茶园中路******经营范围为商品批发贸易、商品零售贸易、室内装饰等。庭审中，李有兵确认在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签订前，未对粤Ｕ×××**号车的具体情况进行查册了解。李有兵同时主张：1.“FCC名车俱乐部”隐瞒粤Ｕ×××**号车抵押的事实，构成欺诈，李有兵有权要求三倍赔偿，现只主张两倍赔偿，放弃的一倍赔偿可以抵扣馨丽公司主张的车辆使用费。2.青创公司使用“FCC名车俱乐部”名义对外经营，且青创公司、馨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工作人员混同，两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危永钱为“FCC名车俱乐部”的实际经营者，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馨丽公司对以上事实均不予确认，认为其已经告知李有兵车辆情况，不构成欺诈，青创公司、馨丽公司的经营范围及股东均不一致，不构成关联公司，危永钱与本案没有关联，系其员工危杰镫的父亲，危杰镫使用危永钱的支付宝账户收取款项。另，2019年7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2329号二审判决，认定FCC名车俱乐部的实际经营主体为馨丽公司。二、章妙玲与奇瑞徽银公司的关系情况。2016年1月18日,章妙玲与奇瑞徽银公司签订《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约定章妙玲因购买汽车向奇瑞徽银公司申请贷款60000元，分36个月按月等额本息还款，章妙玲愿以登记在其名下的以贷款所购汽车作为抵押物向奇瑞徽银公司提供担保，章妙玲未按约定按时足额清偿借款，奇瑞徽银公司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抵押物进行调查、将抵押物转移至抵押权人指定地点，并采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及其他法律措施等，并以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债务。奇瑞徽银公司提交的欠款明细显示，章妙玲自2018年2月28日开始逾期偿还借款，至2018年11月1日奇瑞徽银公司拖走粤Ｕ×××**号车，章妙玲已逾期9期。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的相对方认定问题；二、案涉《汽车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应如何认定；三、合同效力认定后的后续处理问题。一、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的相对方认定问题。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系以“FCC名车俱乐部”名义签订，判断合同的相对方需认定“FCC名车俱乐部”的实际经营者。首先，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签订时，青创公司尚未成立，亦未有证据显示该合同系青创公司的发起人为设立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且青创公司现明确否认其为合同相对方。其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认定“FCC名车俱乐部”的实际经营者为馨丽公司，本案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事实。最后，馨丽公司自认其为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的相对方。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相对方为馨丽公司，李有兵主张相对方为青创公司，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案涉《汽车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认定问题。关于双方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双方签订的《汽车服务合同》中约定有关于馨丽公司享有对章妙玲的债权及其向李有兵转让该债权的合同内容，但对于双方实际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结合案涉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作出综合审查认定。首先，从双方订立的《汽车服务合同》主体内容分析。该合同虽载明原债权人身份，但并无任何关于原债权人身份、债权金额、履行期限等主债权信息的记载内容，协议主要条款均是围绕车辆的情况进行约定，不仅涉及车辆号牌、汽车证件资料的描述，还明确事故责任、风险承担等各方面内容。由此反映双方在签署协议时着重关注于车辆的状况而非主债权标的情况，双方协议约定的主体内容明显有别于一般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特征。该合同虽有服务费的约定，但并未约定提供服务的具体内容及相应的违约责任，可见其主体内容亦区别于一般的服务合同纠纷。其次，从双方实际履行行为分析。馨丽公司出具的收据明显载明收取的款项为车款，且从双方的交易价格来看，交易价格亦低于该车辆的市场价格。馨丽公司虽主张对章妙玲享有债权，但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仅为1个月，未有证据显示在债权到期后，馨丽公司向章妙玲主张债权，反而双方仅通过车辆的流转即可获得相关经济利益。综上，无论从协议内容还是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分析，双方之间的交易并不符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亦不符合服务合同的基本特征。从合同明确约定的车辆状况、事故责任承担、风险负担等条款，均能证实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特定债权或提供服务，而是转让作为债权质押的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车辆。故本案双方签署的《汽车服务合同》，实质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双方设立的法律关系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李有兵与馨丽公司签订《汽车服务合同》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实现对案涉车辆所有权的转让。至于双方在此过程中达成债权转让的约定，均是为掩盖案涉车辆所存在的权利瑕疵并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权属争端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李有兵与馨丽公司签订《汽车服务合同》所实施的债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至于双方实际设立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效力认定，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馨丽公司是否享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问题。本案中，车辆登记权属人为章妙玲，馨丽公司与章妙玲虽有车辆质押借款关系，但双方并无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达成转移车辆所有权意思表示，车辆转移占有并不改变对车辆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据此，馨丽公司作为交易主体应当知晓，车辆质权人并不能直接依据质押借款合同取得对质物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因此，馨丽公司并不能据此获得该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其次，关于馨丽公司对案涉车辆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仅以馨丽公司不具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但，就本案所涉交易而言，双方交易标的为已抵押登记的车辆，该标的车辆之上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此外，案涉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因此，馨丽公司、李有兵之间的案涉交易，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标的车辆为抵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一审法院前述分析，馨丽公司、李有兵所实施的案涉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李有兵与馨丽公司于2017年12月10日签订的《汽车服务合同》无效。李有兵诉请确认案涉车辆的交易价格为65000元，但该项请求为事实的确认，并非独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三、合同无效后的后续处理问题。关于李有兵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李有兵主张馨丽公司构成欺诈，其有权要求两倍赔偿。从案涉《汽车服务合同》及其余资料的签署情况来看，李有兵对于案涉车辆的真实状况有清晰的认识，故李有兵主张馨丽公司构成欺诈，并以此主张两倍赔偿，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现《汽车服务合同》为无效合同，馨丽公司应向李有兵返还已支付的车款65000元。对于李有兵主张的保险费损失。从案涉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保险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由李有兵对案涉车辆进行占有、使用，李有兵已实际享有购买保险带来的利益，故李有兵主张馨丽公司赔偿保险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馨丽公司要求李有兵返还案涉车辆。李有兵已丧失对案涉车辆的占有，馨丽公司要求李有兵返还案涉车辆，已无返还的可能。案涉车辆系因章妙玲逾期还款被奇瑞徽银公司拖走，而馨丽公司因与章妙玲存在质押借款合同关系取得对案涉车辆的占有，故基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对馨丽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馨丽公司的损失情况，馨丽公司可依据质押借款合同关系另行向章妙玲主张。关于馨丽公司要求李有兵支付车辆使用费。从案涉车辆自2017年12月13日交付李有兵至2018年11月1日被奇瑞徽银公司拖走，已接近一年，在该期间，李有兵确认占有、使用案涉车辆，综合考量车辆状况及李有兵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馨丽公司主张按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车辆使用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但车辆使用费应计算至李有兵丧失对车辆的占有之日即2018年10月31日止，经计算，李有兵应向馨丽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5300元，对馨丽公司诉请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青创公司、危永钱的责任问题。李有兵主张青创公司应承担责任的理由实际是指馨丽公司、青创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判断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最主要的评析因素为财产是否构成混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两公司人格混同，故对李有兵以此主张青创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有兵虽主张危永钱为“FCC名车俱乐部”的实际经营者，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有兵以此要求危永钱承担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危永钱、章妙玲、奇瑞徽银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19日判决：一、确认李有兵与馨丽公司于2017年12月10日签订的《汽车服务合同》无效；二、馨丽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有兵返还购车款65000元；三、李有兵向馨丽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5300元；四、驳回李有兵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馨丽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57元，由李有兵负担1561.4元，馨丽公司负担1495.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37.5元，由李有兵负担59.2元，馨丽公司负担778.3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双方对车辆使用费5300元没有争议，本院不再赘述。根据双方的辩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和效力认定问题。关于案涉汽车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和效力认定问题。馨丽公司主张案涉汽车服务合同是债权转让和服务合同。但对双方实际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结合案涉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作出综合审查认定。从《汽车服务合同》的内容上看，并无关于原债权金额、履行期限等主债权信息的记载内容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具体内容，该协议主要条款均是围绕债权质押车辆的情况进行约定，不仅涉及车辆号牌、型号、发动机号等具体车辆信息，还明确了车辆权属、事故责任、风险承担等各方面内容，由此充分反映双方在签署合同时着重关注于质押车辆的状况而非主债权标的情况。从双方实际履行行为分析，馨丽公司出具的收据明显载明收取的款项为车款，且从双方的交易价格来看，交易价格亦低于该车辆的市场价格。无论从协议内容还是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分析，双方之间的交易不符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从合同明确约定的车辆状况、事故责任承担、风险负担等条款，均能证实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特定债权，而是转让作为债权质押的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车辆。也正是基于此，车辆交易价格才显著低于正常市场价格。因此，可以认定双方表面上设立的是“债权转让及服务关系”，实际上设立的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双方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实现对案涉车辆所有权的转让，在此过程中达成质押债权转让的约定并移交主债权凭证等一系列行为，均是掩盖案涉车辆所存在的权利瑕疵并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权属争端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馨丽公司与李有兵通过订立《汽车服务合同》的方式转让案涉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标的车辆为抵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馨丽公司与李有兵所实施的案涉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由于案涉《汽车服务合同》为无效合同，馨丽公司应向李有兵返还已支付的车款65000元。由于案涉车辆同时设立了抵押权和质权，在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的处理上，应当参照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抵押权清偿顺序的规定，根据是否完成公示以及公示先后情况来确定清偿顺序。本案中，奇瑞徽银公司抵押权已有效设立并登记，馨丽公司所享有的质押权也通过交付公示，但案涉的车辆抵押权的登记早于质押权的交付，公示在先的抵押权可获得优先清偿，故奇瑞徽银公司因章妙玲逾期还款而将车辆拖走，李有兵已丧失对案涉车辆的占有，已无法返还。综上所述，馨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广州馨丽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