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民终72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源，男，汉族，1992年5月6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现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俊杰，男，汉族，1993年1月1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芳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高艺榕，女，汉族，1991年7月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上诉人张家源因与被上诉人王俊杰及原审被告高艺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3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家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张家源以1800元／瓶的价格出售茅台酒给王俊杰，王俊杰向张家源支付306000元的购酒款，可以认定张家源与王俊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王俊杰向张家源付306000元系购买茅台酒的货款，张家源应交付170瓶茅台酒给王俊杰，但张家源仅交付30瓶后明确表示剩余货物无法再履行交付义务”。针对以上认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了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未充分结合双方的往来微信记录客观、全面采信证据。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上诉人介绍被上诉人王俊杰与上诉人表姐唐瑞认识并达成买卖茅台酒的合意的几段微信记录可以反映，订立口头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王俊杰与唐瑞，而非上诉人与王俊杰。上诉人明确告知过被上诉人王俊杰茅台酒的卖方系唐瑞，如：“姐姐问我是谁咨询酒，我说是上次广州酒吧见面的那个啊”、“她说喊我给你少一点11000给你都可以”、上诉人还让王俊杰自行赚取差价“你自己看着吃差价哈”。被上诉人王俊杰回复“谢谢姐姐，瞬间得了个大便宜”其次，口头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只是卖方唐瑞的销售代表，被上诉人王俊杰对此是明知的，关键节点也是由王俊杰直接与唐瑞沟通的。交易过程中的几段微信记录显示，上诉人曾经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王俊杰卖方唐瑞的电话，让他们自行对接沟通，比如“135××××5656，这是姐姐电话”、“正常，她肯定在忙，我给她打过去”。被上诉人王俊杰则回复“要现场验货，好，ＯＫ，我先打电话。主要是哪哈还没有问姐姐，别个要我回答了周期再买。”......被上诉人王俊杰询问“凑了单可以不同地区分开发货噻？打通了，我再和那边沟通”，上诉人回复“你问一下姐姐哈”、“我问了姐姐，没得问题。”......这些微信记录可以反映被上诉人王俊杰明知卖方系唐瑞，交易的关键环节是被上诉人王俊杰直接与唐瑞沟通确定的，上诉人只是销售代表而已。第三，唐瑞无法继续交货后，被上诉人王俊杰明确表态不关上诉人的事，这可以直接证明王俊杰认可自身是与唐瑞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与上诉人。唐瑞无法继续交货后的微信记录显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王俊杰发信息“我简直这两天都没有睡觉”。被上诉人王俊杰回复“那我中午再给她打电话吧，但是感觉可能也没啥用。”上诉人回复“嗯呢，对不起哈杰杰”，王俊杰再次回复“不说这些，也不关你的事!”上述关于口头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的微信记录均由双方提交给了一审法院，这些记录足以体现上诉人仅仅介绍唐瑞与王俊杰认识，继而促成双方达成买卖茅台酒的真实意思表示。在随后的交易过程中，上诉人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为双方转达意见及提供沟通服务，交易的关键环节均是由双方自行电话沟通确定。鉴于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王俊杰向上诉人支付306000元购酒款，而上诉人仅供货30瓶，剩余购酒款至今未退还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王俊杰于2019年12月9日将购酒款306000元转账支付至高艺榕指定的账户，高艺榕随即将该款转入张家源的银行账户。后张家源应后期仅供货30瓶，剩余货物无法继续供货，张家源退还18063元后，剩余购酒款至今未退还”，以上认定从本质上回避了本案的客观事实。前述的微信记录可以反映从买卖合同订立到履行的整个过程，结合王俊杰付款的时间可以反映，是唐瑞和王俊杰确定交易后，唐瑞指示用张家源的银行账户收款，高艺榕转账给上诉人后，最终又转至唐瑞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诉人从中没有截留一分钱。（北京警方的询问笔录和调查笔录中可以反映相关账户均是由唐瑞在实际控制使用），这怎么能认定为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王俊杰的购酒款呢？后期供货30瓶也是唐瑞直接供货给被上诉人王俊杰，无法继续供货的也是唐瑞，一审法院凭什么证据认定系上诉人拖欠剩余购酒款？至于上诉人退还的18063元，上诉人已经清楚的陈述过，唐瑞被警方控制后，上诉人将汇款方剩余的款项原路退回（如，上诉人还退回了一笔30万），出于对老同学的愧疚，上诉人将卡上剩余的18063元转给了被上诉人，怎么能据此就认定应当由上诉人退还货款呢？二、一审法院以举证不能判决上诉人承担败诉后果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张家源辩解其系履行职务行为，酒款差价200元／瓶系其提成，仅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与案外人系劳动合同关系，也未证明涉案酒款已全额交付给案外人的事实”。对此认定，上诉人认为完全背离了一审判决的审判逻辑，且违背上诉人尽责举证的客观事实。第一，本案中，因为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一审根据各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所载明的内容认定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上诉人提供与唐瑞、与被上诉人王俊杰的微信记录，并以此证明自身系履行职务行为，仅仅是介绍人、联系人，真正的买卖双方系唐瑞与被上诉人王俊杰，为什么就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呢？第二，一审中，上诉人除提供与被上诉人王俊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外，还提供了自身与唐瑞交流的微信记录，这些记录可以反映，在被上诉人王俊杰购货之前，上诉人就已经受雇于唐瑞，被上诉人明知唐瑞是上诉人的雇主，唐瑞向上诉人支付劳务工资、销售提成。上诉人与唐瑞的聊天记录记载了“我不会宠你的，在工作上”、“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就要好好工作，每天去公司”、“听姐姐安排”、“如果一个月卖出去50件就是6万的工资”、“那个姐姐的钱到账没，我好提我的提成”....这些微信记录都可以反映上诉人参与卖酒属于职务行为，虽然唐瑞没有和上诉人签订这几个月的劳动合同，但是唐瑞与上诉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雇佣关系。结合本案的买卖合同相对人应当系王俊杰和唐瑞的事实，返还酒款的责任应由唐瑞负责承担。第三，上诉人提供的汇川区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以及上诉人与北京公安人员马警官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唐瑞在诈骗被上诉人王俊杰的同时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高艺榕也实施了诈骗行为。如果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上诉人系受害人，如果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上诉人系履行职务行为，如果公安机关没有查清全部酒款均被唐瑞收取，那么上诉人早已经被列为唐瑞的同案犯追究刑责了，可一审法院对此关键证据居然视而不见。三、本案缺乏必要的诉讼参与人，即已经被刑事拘留的唐瑞。庭审中，一审法院已经明知唐瑞系本案的实际出卖人、酒款的实际接收人，其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责任承担有必不可缺的关联性。为此，上诉人一再要求追加唐瑞为本案被告或者中止诉讼等待其刑事判决的作出，以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的规定，本案应当依法发回重审并追加唐瑞为本案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俊杰和上诉人是同学加好友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上诉人才介绍唐瑞与被上诉人认识，上诉人的初衷是希望被上诉人王俊杰能够从茅台酒购销中获利。为了避嫌，上诉人一直要求被上诉人王俊杰直接与唐瑞对接，对上诉人的销售提成也没有刻意隐瞒，而被上诉人王俊杰由始至终均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因此被上诉人王俊杰才会在得知唐瑞“出事”后通过微信明确表态不关上诉人的事（多次通话中也有同样表述，现被上诉人为了胜诉而不予承认），其自己找唐瑞催货。此后，被上诉人之所以提起诉讼，乃是其知晓唐瑞被北京警方刑事羁押而且可能被判处重刑，其之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才企图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将唐瑞的退赔责任转嫁给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俊杰二审答辩称，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是唐瑞与张家源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张家源与答辩人之间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中，张家源系合同相对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一审认定张家源未完全履行义务，至今未全部退还购酒款与客观事实相符。如前所述，案外人唐瑞与张家源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家源、答辩人、唐瑞三者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相互独立，不能混为一谈，唐瑞是否提供酒与答辩人无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高艺榕未发表陈述意见。 王俊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口头达成的关于茅台酒的买卖合同；2.判令二被告立即共同返还原告购酒款233937元；3.判令二被告以23393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王俊杰与张家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家源的“姐姐”系以销售茅台酒为业，以1600元/瓶的单价给张家源，而张家源以1800元/瓶的价格出售给王俊杰。王俊杰于2019年12月9日将购酒款306000元转账支付至高艺榕指定的账户，高艺榕随即将该款转入张家源的银行账户。后张家源后期仅供货30瓶，剩余货物无法继续供货，张家源退还18063元后，剩余购酒款至今未退还。 张家源认可收到王俊杰上述款项，但辩解系介绍王俊杰向案外人唐瑞购酒，张家源仅系代收货款，提供了其与唐瑞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并陈述已作为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审法院认为，张家源以1800元/瓶的价格出售茅台酒给王俊杰，王俊杰向张家源支付306000元购酒款，可以认定李家源与王俊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王俊杰向张家源306000元系购买茅台酒的货款，张家源理应交付170瓶茅台酒给王俊杰，但张家源仅交付30瓶后明确表示剩余货物无法再履行交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王俊杰主张解除双方事实买卖合同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扣除已交付30瓶酒的款项，张家源应当返还剩余购酒款252000元，张家源、王俊杰均认可已退还18063元，故尚余233937元仍应由张家源退还王俊杰。王俊杰主张张家源自2019年1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双方在聊天中并未约定支付违约金及具体返还货款时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张家源与王俊杰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解除后，支持以尚欠货款233937元为基数从本判决确定的返还货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王俊杰主张高艺榕承担返还货款支付利息的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高艺榕与高家源共同向其出售茅台酒，也不能证明高艺榕从中获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张家源辩解其系履行职务行为，酒款差价200元/瓶系其提成，仅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与案外人系劳动合同关系，也未证明涉案购酒款已全额交付给案外人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对张家源的该辩解，不予采纳。据此，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王俊杰与被告张家源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张家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俊杰货款233937元，并以233937为基数从本判决确定的返还货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俊杰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被告张家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在卷证明，张家源系从案外人唐瑞处购买茅台酒，然后在与王俊杰达成口头协议，将茅台酒转卖王俊杰，从中赚取差价，王俊杰虽然与张家源系口头协议，但是王俊杰已经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主要义务，张家源也已经接受王俊杰支付的货款，并且提供了部分茅台酒，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并且有效，现张家源主张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张家源主张其系唐瑞的雇员，其买酒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张家源并未提供证据对其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证明，反观聊天记录，都是张家源以自己的名义在与王俊杰进行商议。从张家源与王俊杰的聊天记录看，可以证明张家源并非案外人唐瑞的员工，而是通过唐瑞购酒后再转卖，从中赚取差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张家源与王俊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张家源返还王俊杰货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案外人所涉嫌的刑事犯罪情节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因此本案不需要追加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并未遗漏当事人。综上所述，张家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张家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贺灿灿 审判员  施正高 审判员  娄 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杨颜竹 书记员郑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