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凌海市振兴小区**楼东数**越层门市。法定代表人:徐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辽宁奉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悦嘉，辽宁奉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法定代表人：张兰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邦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中华大酒店**/div>法定代表人：范振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郗研宇，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女，197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晶，辽宁锦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亮，男，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晶，辽宁锦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曼哈顿****iv>法定代表人：曹均琼，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符公司）、刘旭、唐亮、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正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7民初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中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李悦嘉，华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合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郗研宇，刘旭、唐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晶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辽07民初32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华顺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二项的1000万元借款本息不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基本案件事实，应依法纠正。1.2012年10月19日王新春、唐亮、刘旭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房屋解押手续是在2012年10月12日出具《承诺书》之后签订，该份证据来源于锦州市。对于向新债权人王新春借款一亿元的事实，中信公司的起诉状中、庭审笔录中均认可，应依法查清事实并认定相关证据的法律效力。2012年10月12日《承诺书（借条）》明确记载“目的用于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并取得贷款来偿还上述债务，如果在解除抵押后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或抵押登记后取得的贷款没有用于偿还上述债权，债务人以及担保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以新债权人王新春是否实际发放贷款为前提条件。实际情况是，唐亮、刘旭在河北涿鹿做项目，既欠中信公司、智玉坤的钱，又欠华顺公司的钱。为了保证王新春贷款给唐亮、刘旭的钱能够部分偿还给中信公司和智玉坤，中信公司和智玉坤才拿来了几张承诺书让唐亮、刘旭、华顺公司签字盖章，并不是华顺公司起草的。证据中几份承诺书中内容大概一致，详细约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为：在交付土地使用权证给债务人解除抵押之日至新贷款合同重新设定抵押时；新债权人王新春设定抵押后，债权人债权没有得到偿还，即没有用新贷款偿还原债权人债权的；新贷款没有申请成功即新债权人没有实际发放贷款的。本案中，《承诺书》中载明的新债权人王新春的一亿元贷款没有实际发放，即所附条件没有成就，故不应当依据前两项的约定要求锦州华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合同是要式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依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看，华顺公司只是表达了在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下将对主合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合同法上应当属于一种要约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承诺。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1000万元，债务人为合符公司、唐亮、刘旭，而《承诺书》中债权为1820万元，债务人为刘旭。《承诺书》中的主合同和判决书中的主合同的主体、借款金额、偿还期限、方式等均不一致，故不应依据《承诺书》内容要求华顺公司对判决中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关于2012年10月19日王新春、唐亮、刘旭签订的借款合同和2013年12月10日中信公司、合符公司、唐亮、刘旭签订的借款合同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2012年10月12日《承诺书》签订之日，就确定了其“目的用于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并取得贷款来偿还上述债务”的初衷。承诺书中的新债权人是王新春，王新春、唐亮、刘旭于2012年10月19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并办理了合法的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借款金额一亿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10月22日至2013年4月21日。这笔一亿元的借款按照约定是要转账给唐亮或刘旭的，中信公司和智玉坤为了防止唐亮或刘旭收到借款后不偿还本金及利息，才起草了几份《承诺书》，让各方签字盖章。结果王新春的一亿元贷款没有按照约定发放，之后又将房屋抵押手续解除，才有了本案纠纷。因此，《承诺书》中“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就是2012年10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房屋解押手续都是在锦州市调取的合法证据，当时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不但签订了《抵押合同》，还配合新债权人王新春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只是因为王新春的一亿元贷款没有实际发放，才又办理了房屋解押手续。这也是中信公司认可的事实，也有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明，同时符合签订《承诺书》当时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所需，也是可期待、可确定的保障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新债权人王新春和华顺公司的参与，其内容也是对2012年10月12日债权总额的再次确认，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息有所增加。在2012年10月12日《承诺书》签订之日，华顺公司无法预测承诺书中“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在2013年12月10日，更无法预测该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为2014年6月9日。即中信公司、智玉坤、唐亮和刘旭在2012年12月10日之后的任意时间签订合同，随意约定合同到期日，甚至不管合同的真假，都可以让华顺公司永远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约定来认定华顺公司的连带责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庭审提交的证据和当庭陈述，中信公司负责人和智玉坤对王新春和唐亮签订借款合同、华顺公司协助办理房屋抵押解押手续、最终贷款没有实际发放等事宜全都知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信公司在约定的保证期间，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华顺公司依法应免除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经庭审调查可认定本案中“新债权人”是王新春，“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是2012年10月19日王新春、唐亮、刘旭签订的借款金额为一亿元的《借款合同》，保证期间为2012年10月19日到2014年10月19日。在保证期间内中信公司没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且事后保证人没有书面同意承担保证责任，故华顺公司依法应免除连带保证责任。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合同签订之日2013年12月10日和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2014年6月9日，在《承诺书》签订之日2012年10月12日当时无法预测、无法判定，无法依据该约定合理确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日，应当属于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华顺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信公司辩称：一、华顺公司主张《承诺书》为附条件的承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承诺书》内容为华顺公司自身想要申请银行贷款并将抵押的房产申请原债权人智玉坤进行解押，原债权人智玉坤在华顺公司向其出具承诺解押贷款后第一时间偿还借款，同时承诺若未按时偿还自愿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同意为其解押并另行签订《借款合同》。该《承诺书》中的内容是华顺公司若不按约履行义务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并非是其称所谓履行保证责任条件成就的约定。华顺公司断章取义《承诺书》的内容，错误解读以达到其混淆视听的目的。另外，该《承诺书》是华顺公司自愿出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且该《承诺书》及后续签订的《借款合同》等经一审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审审理并予以确认，承诺及借款合同内容真实有效，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非以取得新贷款为条件，而是以到期不偿还借款为条件。因此一审判决华顺公司对于欠付中信公司的100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分为要式合同、不要式合同等形式。本案《承诺书》出具前各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多份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借款事实及抵押行为，因此在此基础上华顺公司向原债权人智玉坤出具申请解押的承诺符合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借款事实，并且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在先签订的协议等文件已经法院确认，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若本案如华顺公司所称不存在有效合同，那么华顺公司就应主张抵押合同或借款合同无效而不是向原债权人智玉坤申请解押房屋。华顺公司的主张与双方履行的事实自相矛盾，其主张合同无效没有证据证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华顺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认定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三、2012年10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既然华顺公司称其在出具《承诺书》时无法预测另行签订的合同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又怎么能预测另行签订的合同时间是2012年10月19日。另外本案的债权、债务人身份并不因为华顺公司向原债权人智玉坤承诺申请解押而发生变更，因此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没有华顺公司所称的王新春符合案件事实，并且从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所表述的内容可知，该份合同就是根据2012年10月12日签订的《承诺书》而达成的《借款合同》。在该份《借款合同》中各方对于借款期限及保证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保证期限并不需要如华顺公司所称在出具2012年10月12日的承诺时进行预测，因为在该份承诺中各方已经就借款期限及保证期限达成一致同意以另行签订的合同确定的时间为准，故各方在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期限及保证期限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判决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华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合符公司辩称：不涉及合符公司，没有意见。刘旭、唐亮辩称：刘旭、唐亮确实借款了1189万元，并将借款投入到了涿鹿县的“一河两城”项目中，因此对借款的金额没有异议。至于华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为最开始借款的时候，华顺公司并不是担保人，是之后为了向王新春借款偿还智玉坤和中信公司，华顺公司出具了《承诺书》，但是最后王新春的贷款没有实际发放，华顺公司关于出具《承诺书》的过程及原因部分是真实的。在此情况下，华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法院依法裁判。中信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华顺公司、永正公司对189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华顺公司、永正公司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中信公司于2015年10月就本案借款本金1189万元及利息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5）锦民初字第00086号民事判决书，本案的1189万元本息通过该次诉讼主张了权利，该判决载明的日期为2016年7月13日，该判决在上诉期限内因华顺公司和合符公司上诉，二审法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6）辽民终99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在发回重审后，中信公司变更了诉讼请求，将本案的189万元的本息诉讼做了撤诉处理，仅就本案的1000万元在重审中继续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7）辽07民初3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的1000万元作出了另行诉讼的处理，中信公司对该判决涉及保证人华顺公司免责部分提起了上诉，而对于本案的1000万元和2015年主张的189万元本息另行于2018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自2017年5月3日发回重审民事裁定送达后中信公司于2017年9月重新提交起诉状起算，至2018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也不过一年时间，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问题，另外债权人已经提起诉讼后导致了保证期间不再计算而直接计算保证人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保证期间事实与法律规定相悖。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疏漏，有违关于保证期间转化为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应予纠正，改判支持中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合符公司辩称：中信公司要求华顺公司、永正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部分与合符公司无关，合符公司没有意见。虽然合符公司没有缴纳上诉费，但也应审查合符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的各项观点，认定本案借款没有真实发生。刘旭、唐亮辩称：对189万元借款金额没有异议，但华顺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请法院依法裁判。华顺公司辩称：华顺公司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1000万元、100万元、89万元每笔借款时间、抵押物和债务人均和《承诺书》中的债务不一致，从中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上看不出和1820万元有何关联性。应向每笔合同中的抵押人和担保人来主张权利，不应由华顺公司承担所有责任。中信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合符公司、刘旭和唐亮偿还借款本金1189万元，偿还借款利息18,992,393元(截至2018年8月20日)，利息计算直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本息暂合计30,882,393元；2.判令永正公司和华顺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五方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1日合符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唐亮，公司股东为唐亮和刘旭。2014年4月2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唐亮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18日，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政府与西部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桑干河新城投资开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2011年12月1日，西部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合符公司签订《涿鹿相关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合作协议》，共同对涿鹿县轩辕路东延道路建设工程、桑干河治理及相关建设工程、涿鹿三祖文化产业开发区土地一级整理工程等项目进行合作，合作方式按照建设—验收—移交—结算的模式进行施工建设。涿鹿县水务局于2013年1月22日出具证明，证明合符公司建设的桑干河综合开发治理工程造价3.5亿元，现正在施工，待2013年7月15日达到蓄水标准后结算。涿鹿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同日出具证明，证明合符公司投资建设的涿鹿县轩辕路建设工程总造价8700万元，现主体已通车使用并正在进行工程进度计量审核，待剩余绿化工程施工完毕后结算。2012年1月20日，合符公司同债权人智玉坤签订《借款暨抵押暨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200万元，月利率20‰，借款期限为2012年1月20日至2012年3月20日。华顺公司为合符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该公司名下坐落于太和区南广路68号的房屋为合符公司提供担保，房屋建筑面积为42173.6平方米，2012年1月2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2年1月21日，智玉坤向刘旭账户汇款665万元，向华顺公司账户汇款335万元。2013年3月30日，刘旭和唐亮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合符公司于2012年1月21日向智玉坤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智玉坤应唐亮和刘旭要求于当日将其中665万元借款汇到刘旭个人账户，另外335万元借款汇入华顺公司账户”。2012年1月18日，刘旭和唐亮向智玉坤出具《借条》（借据），内容为：“今收到出借人智玉坤借款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8日至2012年6月18日，利率为月利率千分之二十五，到期一次性归还”。2012年3月31日，刘旭和唐亮向智玉坤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向智玉坤借人民币捌拾玖万元整（890,000元），期限2个月，2012年3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利率为6分”。同日，刘旭和唐亮向智玉坤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出借人智玉坤借款人民币捌拾玖万元整（890,000元）”。2012年10月12日，合符公司、智玉坤及中信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三方对于借款本息达成协议，截止2012年10月10日，合符公司欠智玉坤借款本息1820万元，欠中信公司借款本息3000万元。中信公司及智玉坤同意解除合符公司抵押的房屋和土地重新设立抵押并取得贷款，所贷款项打入刘旭卡中，如贷款没有发放，合符公司将解封的房地产再次抵押给智玉坤和中信公司。同日，华顺公司向智玉坤出具《承诺书》，载明该公司为智玉坤借给主债务人合符公司、刘旭、唐亮1820万元（2012年1月21日起至2012年10月20日止）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68号的房屋。华顺公司申请将抵押给债权人的上述房屋的解除查封，并抵押给新债权人，在重新设立抵押权空档期间，华顺公司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自解除抵押之日起算。如新债权人在设定抵押后，债权人债权没有得到偿还，华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从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起算。如贷款申请没有成功，被告永正小额贷公司对主债务人债务及承诺人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华顺公司、合符公司、刘旭、唐亮、永正公司为智玉坤出具《承诺书（借条）》，载明：华顺公司为智玉坤借给合符公司、刘旭、唐亮贷款债权182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承诺人申请将抵押给债权人的房产解除抵押，抵押给新债权人，目的用于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取得贷款偿还上述债务，如在解除抵押后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或抵押登记后取得贷款没有用于偿还上述债务，债务人以及担保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3年12月10日，智玉坤与合符公司、唐亮、刘旭签订《借款合同》，载明经各方共同确认，截止2013年12月10日，智玉坤对合符公司、唐亮、刘旭借款总额为2457万元，合符公司、唐亮、刘旭承诺于2014年6月9日前一次或分期偿还全部本息。同日，合符公司作为甲方，智玉坤作为乙方，永正公司作为丙方，刘旭作为丁方，唐亮作为戊方签订《协议书》。载明：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就相关贷款清偿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第一条，本协议甲方股东系丁方刘旭和戊方唐亮，其中唐亮担任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因甲方需投资建设河北涿鹿“一河两城”项目，作为股东的刘旭分别以个人名义、及关联公司华顺公司又通过自然人周茗，从乙方借款为甲方“一河两城”项目筹资，用于项目投资建设。第二条，甲方与乙方及第三人在2012年10月12日签订协议书，甲方拖欠乙方债权总额为1820万元借款（其中本金1559万元，利息2,823,995元，按月息2.5%计算）予以确认。同日，甲方、丙方、丁方、戊方及华顺公司出具《承诺书》，对上述债权总额再次予以共同确认。且丁方刘旭和戊方唐亮愿意作为借款的连带清偿债务人，丙方及华顺公司愿意作为担保人。第三条，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即2013年12月10日，各方共同确认借款本息合计为2457万元。甲方、丁方和戊方共同承诺在2014年6月9日之前一次性或分期予以偿还借款本息共计2730元。如不能按上述约定日期偿还全部本息和违约金，按照未清偿债权总额年利率40%支付利息并承担上浮利率20%的违约金。丙方及华顺公司愿意对上述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为2年，自甲方、丁方和戊方共同承诺还款到期日2014年6月9日起算。华顺公司并非该《协议书》的当事人，亦未加盖华顺公司公章。2015年10月10日，智玉坤与中信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智玉坤将其对合符公司、唐亮、刘旭的债权35,794,870元转让给中信公司，并向合符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另查明，2014年4月，唐亮将自己在合符公司80%股份中的70%，刘旭将自己在合符公司20%的全部股份均转让给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合符公司中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股权90%，唐亮占10%。又查明，中信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以合符公司、唐亮、刘旭、永正公司、华顺公司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包含要求各被告对案涉1000万元借款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该案件经一审、二审程序，由该院重审，该院重审作出的（2017）辽07民初34号民事判决中，对于此笔借款，认定不在该案中一并审理，由中信公司另行主张权利。中信公司对此判决提起上诉，对案涉1000万元借款另行处理一事未提起上诉。2019年7月22日，本院作出（2018）辽民终927号民事判决，除对华顺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进行改判外，其他内容维持一审判决内容。该案件中对于案涉1000万元借款未予调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中信公司诉讼请求中的1000万元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中信公司诉讼请求的三笔1000万元、100万元、89万元的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履行；三、合符公司、刘旭、唐亮是否应当对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永正公司、华顺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中信公司虽然曾在该院（2017）辽07民初34号案件中对本案争议所涉的1000万元借款提起诉讼，但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对该笔借款未进行实体审查，并告知中信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现该案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中信公司在本案中对该1000万元提起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二，2011年12月1日，西部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合符公司签订《涿鹿相关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对涿鹿县轩辕路东延道路建设工程、桑干河治理及相关建设工程、涿鹿三祖文化产业开发区土地一级整理工程等项目进行合作。对此，有涿鹿县水务局、涿鹿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3年出具《证明》，证明涿鹿合符投资公司对上述工程确有较大投资。案涉三笔借款，有相关的借款合同、转款凭证及借款人认可，证据充分。合符公司虽主张本案借款未真实履行，是虚假诉讼，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观点，故该院对其此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共涉及三笔借款，其中一笔以合符公司名义与债权人签订《借款协议》，另外两笔以刘旭和唐亮名义向债权人出具《借条》和《收据》。对于2012年1月20日以合符公司名义的借款，中信公司提交了合符公司与智玉坤签订的《借款暨抵押暨保证担保合同》，同时提交了智玉坤汇款1000万元的凭证及刘旭和唐亮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该借款真实发生，借款金额应以实际发生的1000万元为准。对于以刘旭和唐亮名义发生的100万元及89万元借款，刘旭和唐亮已向智玉坤出具《借条》及《收据》，同时结合各方当事人此后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承诺书》可以看出，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智玉坤与合符公司、刘旭、唐亮之间发生的借款金额为1559元（应为1559万元），中信公司主张的借款金额有相关证据为证，且并未超过各方当事人多次自认的数额，故对该两笔借款该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因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故对于超过24%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主体问题，本案借款发生时，1000万元借款以合符公司为借款人，100万元及89万元借款以刘旭和唐亮为借款人，2013年12月10日，智玉坤与合符公司、唐亮、刘旭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时，合符公司、唐亮、刘旭共同为借款人，故合符公司、唐亮、刘旭应共同对中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永正公司、华顺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2013年12月10日，各方当事人在《承诺书》中约定，“如新债权人在设定抵押后，债权人债权没有得到偿还，华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从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起算。如贷款申请没有成功，永正公司对主债务人债务及承诺人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合符公司、刘旭、唐亮重写签订的《借款合同》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6月9日，故永正公司、华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期间应至2016年6月8日止。对于1000万元借款，因中信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以对已对该笔借款提起诉讼，其起诉时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对该笔借款，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100万元及89万元借款，因中信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本案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故对中信公司要求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对此两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合符公司、刘旭、唐亮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中信公司借款本金1189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以10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2.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3.以89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4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上述三笔借款均按年利率24%计息）；二、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对1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息）承担连带责任；三、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刘旭、唐亮、合符公司追偿；四、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21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1,211元，由刘旭、唐亮、合符公司共同负担，永正公司和华顺公司对165,022元承担连带责任。除“现合符公司股权中唐亮占10%”外，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锦民初字第00086号民事判决载明，该案中中信公司就案涉1189万元借款及利息作为其诉请的一部分向华顺公司及永正公司主张权利。本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6）辽民终99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在重审阶段，中信公司撤回了对1189万元借款中189万元借款及利息的权利主张，保留了剩余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辽07民初34号民事判决认定，该1000万元借款为案外人智玉坤转让给中信公司的，不予在该案中一并审理，并告知中信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2018年11月3日，中信公司就1189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提起本案诉讼。还查明：（2020）最高法民申784号民事裁定载明，华顺公司作为再审申请人提出了关于华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条件未成就、《承诺书》是要约而非承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等诉讼主张。这些主张与华顺公司在本案中的上诉主张基本一致。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承诺书》是华顺公司向中信公司作出的保证承诺，依法形成保证合同关系。从《承诺书》的内容看，华顺公司并非为案外人王新春与唐亮、刘旭签订的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二审判决以2013年12月10日借款合同确定华顺公司的保证责任期限并无不当。故裁定驳回了华顺公司的再审申请。上述《承诺书》即为该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华顺公司为中信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该案二审判决中表述为《承诺函》，并认定其虽没有落款日期签字，但与华顺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向智玉坤出具的《承诺书》内容基本一致。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及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在卷佐证，相关证据业经质证，足资认定。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以及借款本金额度的认定。合符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并未真实发生，因一审判决合符公司偿还中信公司借款本金1189万元及相应利息，合符公司并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审查。华顺公司主张1000万元、100万元及89万元的借款时间、抵押物和债务人均与《承诺书》中载明的1820万元债务不一致，无法确定两者的关联性。本院认为，中信公司主张借款本金1189万元应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对于该1189万元款项的支付，第一笔智玉坤向刘旭账户汇款665万元，向华顺公司账户汇款335万元，对此，刘旭和唐亮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对上述转账为合符公司向智玉坤的借款予以确认；第二笔、第三笔刘旭和唐亮向智玉坤出具《借条》及《收据》，载明收到智玉坤借款100万元、89万元的内容。刘旭、唐亮对1189万元借款金额没有异议，并称该借款已投入到“一河两城”项目中。第二，2012年10月12日，合符公司、智玉坤、中信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合符公司欠智玉坤借款本息1820万元；华顺公司、永正小额贷公司于同日出具《承诺书》及《承诺书（借条）》，均明确了该1820万元的额度；2013年12月10日合符公司与智玉坤、永正公司、刘旭、唐亮签订《协议书》，亦载明合符公司拖欠智玉坤债权总额为1820万元（其中本金1559万元，利息2,823,995元，按月息2.5%计算）。案涉1189万元并未超出该1559万元的本金额度。且合符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曾偿还过上述借款本息。第三，中信公司曾于2015年10月就案涉1189万元借款本息提起诉讼，后撤回对其中189万元本息的请求，而其余的1000万元在另案中亦未予审理。本案二审庭审中，作为借款人的合符公司、唐亮、刘旭均认可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本案的诉讼标的未在其他案件中作出审理。对于华顺公司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及承担额度的认定。中信公司诉合符公司、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刘旭、唐亮、刘丽借款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华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华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出的诉讼主张与该公司在本案中的上诉主张基本一致。该案所涉《承诺书》与本案华顺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向智玉坤出具的《承诺书》中关于华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内容亦基本一致。（2020）最高法民申784号民事裁定已认定《承诺书》为华顺公司向中信公司作出的保证承诺，其内容是对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以2013年12月10日借款合同确定华顺公司的保证责任期限并无不当，裁定驳回华顺公司的再审申请。按照案涉《承诺书》《承诺书（借条）》中的承诺，在华顺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提供的案涉抵押物已经解除他项权利但智玉坤的债权并未得到清偿的情况下，华顺公司就应作为保证人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华顺公司主张的承诺承担保证责任所附的条件，是华顺公司在申请解除抵押查封后未重新办理抵押登记以及该债权未获清偿时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而非免除其担保责任的依据。华顺公司还主张在《承诺书》签订当时无法预测和判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日，因此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因此华顺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相关事实经查，智玉坤与合符公司、刘旭、唐亮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6月9日，故按照上述《承诺书》的内容，华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期间应至2016年6月8日止。中信公司于2015年10月就案涉借款1189万元及利息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6）辽民终99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在重审阶段中信公司撤回了对1189万元中189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请，而剩余的1000万元在该案中亦未进行审理，故中信公司于2018年11月就1189万元本息提起本次诉讼向华顺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于100万元及89万元借款认定中信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保证期间，进而未予支持中信公司要求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对此两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错误，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7民初3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7民初32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三、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有权在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刘旭、唐亮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预交21,810元，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预交81,800元，共计103,610元，均由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策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赵明娇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