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培华，男，汉族，1968年12月3日出生，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联，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梦恒（实习），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大连汇利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华北路刘家桥********。法定代表人：赵玉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涛，山东上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鸿瑞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1-6-2div>法定代表人：籍丽华，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蔡培华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汇利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利公司”）、第三人大连鸿瑞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瑞达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三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6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蔡培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联、甘梦恒，被上诉人汇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涛到庭参加诉讼。鸿瑞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培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大民三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案涉票据仍在哈尔滨银行柜台办理过程中，直接由执行人员扣押”、“鸿瑞达公司亦未持有票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在法院扣押时，案涉承兑汇票已经交付到第三人鸿瑞达公司手中，由第三人持有，具体表现为:1、执行法官徐建海证实:“银行承兑汇票开出来后，姓尚的女的(即鸿瑞达公司会计)接到这4张汇票。旁边有两个人的想要拿走这4张汇票时，我过去宣布法院要扣押这4张汇票。”徐建海法官所说的，接到汇票的姓尚的女的就是第三人鸿瑞达公司会计，她手持汇票代表了职务行为，证明了案涉承兑汇票完成了向收款人第三人鸿瑞达公司交付的行为，出票行为从交付那刻开始就已经生效。2、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执字第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照片，可以证实:(1)案涉承兑汇票是从第三人会计处被法院扣押，法院向第三人会计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该照片可以看到第三人会计的手指，第三人会计收到案涉承兑汇票后。3、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扣押清单》写明:(1)在银行营业部扣押了第三人的银行汇票4张；(2)需要强调的是，第三人员工在扣押清单上签字，证实是在第三人员工手中扣押的案涉银行承兑汇票，而不是在银行人员手中，如果在银行人员手中的话，就应当由银行人员签字了。银行营业部只是一个地点，案涉票据在银行营业部内已经完成了从柜台内工作人员交付给柜台外的收款人，收款人实际取得并控制了案涉承兑汇票。4、周某本人承认刚出承兑汇票就被法院的人扣押了。5、银行魏行宽行长证实，这4张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开完。6、被上诉人已经在《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登记簿》上签字。二、此外，原审判决还存在以下儿点错误:1、原审判决严重超期，历时4年之久，严重超出审理期限:2、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几张照片，就单方面认定案涉票据尚未交付；3、上诉人从未认可案涉票据尚未交付，在第三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案涉票据已经交付。综上所述，根据《票据法》第20条明确约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票据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鸿瑞达公司享有票据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山汇利公司签发，已经交付给票据收款人鸿瑞达公司，出票行为已经生效。原审判决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汇利公司二审辩称,一、原审认定“涉案票据仍在出票银行柜台办理过程中直接被执行人员扣押”、“收款人尚未接收持有涉案票据”的认定，有着充分原始证据支持。上诉人就此所持否定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原始的《扣押清单》显示，执行机关系于“哈尔滨银行营业部”实施扣押行为。依据司法实践惯例，这一表述显然是对扣押财产来源的记录备案，而非上诉人诉称对于执行地点的描述。而根据执行惯例同样可知，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强制措施应限于当事人履行判决义务相关的财务。因此，《扣押清单》中有关“扣押该公司财务印章、法人印章各一枚”的记载，显示执行机关的目的就在于日后取代大连鸿瑞达贸易公司的意志代为加盖收款人背书，以强制措施形成票据的背书转让事实。由此，亦可印证执行人员过于迫切而于出票银行柜台内实施扣押的事实。事实上，为能最大限度还原客观事实真相，答辩人于执行异议阶段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出票银行2015年3月10日下午的现场录相视频资料。原始录相资料显示，因票据出资人周某发现突发情况临时要求银行终止出票的情形下，办案法官徐建海依职权指令银行柜台人员继续完成了承兑手续，并直接自柜台内扣留涉案汇票。依据证据规则，原始现场视频资料的证据效力，显然高于上诉人所谓的《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登记簿》及相关证人证言。而实际上，上诉人所援引的刑事案件中出资人周某、银行魏行宽行长的证言，均清晰的指明扣押行为发生在银行承兑手续办理的环节，而作为委托银行办理承兑的出票人即答辩人尚未实际接收涉案汇票，当然收款人大连鸿瑞达贸易公司受让汇票并取得票据权利之说，根本无从谈起。特别需要指明的是，由该起事件引发的刑事案件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刑事判决书中已综合现场录相及相关方证言认定了法院扣押行为发生于银行出票阶段的事实。同时，刑事判决书中予以采信定案的关键证据（知情人录音、现场视频等），显示执行法官徐建海深度介入了上诉人侵吞涉案票据的密谋，其证人身份因丧失了最基本的公正立场故而证言不足为信，更况且已被现场视频资料所推翻。二、即便退一步讲，假设涉案汇票已经交付收款人，本案纠纷因上诉人出于恶意占有、无偿占有的目的，而同样不能享有票据权利：依据《票据法》第10条“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根据各方与善意出资人周某的事先约定，签发涉案汇票的原本用途本应交与周某以抵偿3860万元的借款。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方事先所密谋的计划，则是借助法院强制执行措施予以截留，从而达到侵吞周某合法权益的最终目的。据此，上诉人所主张的票据取得，并无票据法第10条所规定的对价前提，故而本无权取得票据权利。刑事判决内容显示“答辩人及大连鸿瑞达贸易公司双方实际控制人办理承兑汇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法院扣押”。据此，至少可以证明，作为收款人的大连鸿瑞达贸易公司完全出于诈骗的恶意，依法本不应取得票据权利。相应地，其后的上诉人方自然也无从通过对其强制执行取得票据利益。事实上，根据刑事判决所引用的证据内容，显示上诉人作为关键受益人参与了整个诈骗过程的密谋。尽管，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刑事判决书内容中有意回避了上诉人的实际参与行为，但判决书有关“蔡培华两次均提前得知办理承兑汇票的日期、、、如非主动告知，蔡培华不可能准确得知承兑汇票的受票单位和出票日期”的认定，至少足以显示上诉人“明知存在欺诈”的主观恶意。依据票据法第12条之规定，即便上诉人能够取得涉案汇票，其受让行为亦因违法而无效。同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有关“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应予追缴”之规定，假设上诉人已通过执行实际取得票据权益，仍应进行追缴处理。三、另需说明的是，对于本案争议的基本事实，鉴于生效刑事判决已经作出认定结论，上诉人的事实主张依法不应支持：依据证据原理，民事诉讼中的事实查证，遵循的是当事人自行举证原则，并就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证据事实”原则。而刑事诉讼中，则是以司法机关侦查职能为保证的“客观事实”的查证，故其认定事实的效力要高于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本案纠纷中因涉及刑事犯罪背景，大连中级法院及辽宁省高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中，已经一致认定执行机关的扣押行为发生于银行接受答辩人委托予以票据承兑的阶段。特别是，生效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诈骗行为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的认定结论，以及判决书第三项“存入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的3860万元依法返还给受害人周某”的判决结果，实际已经否定了本案扣押执行行为的效力。如上诉人主张能够得到支持，实际上等于完全推翻了生效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四、严格从法律程序上讲，对于本案争议的票据权利归属，鉴于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认定和处理，上诉人诉讼主张根本不能实现：本案争议性质系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各方争议焦点在于票据权利归属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问题。就此争议，上诉人提出了其通过法院执行能够获得票据权利的主张，而答辩人则就此提出异议主张。而刑事案件中，作为出票人的答辩人实际控制人张良平、票据收款人大连鸿瑞达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铁军，二人构成诈骗犯罪的根本，在于其双方串谋意图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方式以最终实现上诉人获取票据权利的目的。相应地，刑事案件中的审理焦点，同样是票据签发是否合法、以及票据利益如何处理的问题。据此，答辩人认为，本案据以判决所需依赖的基本法律事实的判断，与刑事案件中审理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完全重叠，因此本案的一审诉讼，本应中止处理，以等待刑事案件先行作出生效判决。由此意义而言，尽管原审判决结果不失公正，但处理程序有所欠妥。另需说明的是，根据答辩人与承兑银行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审批手续来看，银行对涉案汇票提供承兑的前提在于全额保证金的交付。而依据《票据法》第21条“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之规定，周某交存于承兑银行3860万元的保证金，以及当事人另行筹措的140万元保证金，系涉案4000万元银行承兑到期得以兑付的资金保障前提，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特定化”的资金。因此，刑事判决未对4张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赃物追缴，而是针对将承兑汇票保证金予以退赔的处理方式，其实质性的法律后果，系将涉案票据权利予以涤除，从而致使已签发出的票据形成作废的后果。据此，鉴于生效刑事判决已对本案票据权益之争作出处理，且已通过法院执行刑事判决书，案外人周某已实际获得退赔，因此上诉人仅就本案民事判决提出上诉，依法不应继续受理。原审第三人鸿瑞达公司二审未到庭，亦未发表书面答辩意见。蔡培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诉鸿瑞达公司借贷纠纷一案，业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鸿瑞达公司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4309万元、支付利息、迟延履行金及案件受理费。2015年3月10日，汇利公司作为出票人委托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向鸿瑞达公司开具承兑汇票，对鸿瑞达公司作出了无条件付款的承诺。一审法院基于原告的申请，经审核后，对案涉承兑汇票采取执行扣押。汇利公司对扣押行为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执行局采纳了汇利公司的观点，中止对案涉承兑汇票的执行。原告认为汇利公司申请中止对案涉四张承兑汇票的执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汇利公司一审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事实和理由：一、原告混淆了票据所有权和票据权利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概念。票据权利是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票据权利必须依附于票据载体而存在。因此，实际持有票据并具备持票人身份，系享有票据权利的必要前提条件。本案诉争，仅限于票据载体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并确定一审法院执行扣押行为是否合法，而票据权利能否实现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二、原告混淆了案涉汇票“有意交付”和“实际交付”的区别。尽管汇利公司的案涉承兑汇票是以鸿瑞达公司作为收款人签发，但只是对鸿瑞达公司作出了有意对其交付以转让票据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而不能认定实际交付的法律事实成立。在一审法院扣押汇票时，汇利公司已于哈尔滨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登记簿》中预先签字，但汇票仍由银行掌握，而非交接给了鸿瑞达公司，一审法院执行《扣押清单》也载明“2015年3月10日，于哈尔滨银行营业部扣押汇票4张”。因此，案涉汇票仍处于银行的内部审批流程之中，未实际进入市场流通。在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鸿瑞达公司也确认其没有实际接收到汇票，故案涉汇票不能将汇票视为鸿瑞达公司的被执行财产；三、鸿瑞达公司无权取得案涉汇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本案中，鸿瑞达公司已逾期交货，为控制交易风险，汇利公司有权暂停或者拒绝付款，从而不产生交付的法律后果；亦可在汇票上注明“不得转让”，将票据权利锁定为鸿瑞达公司享有，以待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情况决定是否提出付款抗辩。而实际上，鸿瑞达公司并无可供货物，并因此被刑事立案。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在鸿瑞达公司未能依约供货前，案涉汇票应当质押于保证金出借方周某处。因此，汇利公司仅是具备了向鸿瑞达公司交付汇票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执行局无权强行替汇利公司作出交付票据的意思表示；四、汇利公司在《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登记簿》上的签字仅是承兑行与出票人之间委托承兑合同关系的交接记录，不能视为对票据收款人的交付。案涉票据虽然记载“无条件付款”的承诺，但只能限于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主张，而鸿瑞达公司实际上并未通过交付取得票据具有持票人身份，原告有关票据交付已实际完成的主张，歪曲了客观事实，不能成立；五、汇利公司对于案涉汇票的处理，除了交付鸿瑞达公司之外，还可以通过“无用处理”方式，直接将汇票退回银行，解除委托承兑关系并收回保证金，也可以不通过背书直接将票据交付他人，持有票据的人仍可以通过基础交易关系的存在而向出票人或承兑银行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原审第三人鸿瑞达公司一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培华诉鸿瑞达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大民一初字第62号民事调解书，鸿瑞达公司对主债务人给付蔡培华借款本金4305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12月20日，汇利公司与鸿瑞达公司签订《农副产品供销合同》，约定汇利公司购买鸿瑞达公司玉米18000吨，合计金额4248万元，2015年2月15日前交货，并约定使用现金或承兑汇票结算，该合同盖有鸿瑞达公司、汇利公司印章。2015年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大执一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被执行人鸿瑞达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2015年3月8日，甲方（汇利公司）、乙方（鸿瑞达公司）、丙方（周某）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汇利公司因协议购买鸿瑞达公司产品，需要以鸿瑞达公司为收款人开具期限六个月的4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货款支付。因银行需要全额承兑保证金，汇利公司、鸿瑞达公司共同向周某借款3860万元作为银行承兑保证金，汇利公司将开具的4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直接交由周某作为质押担保。鸿瑞达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前无法完成供货，周某将汇票自行处理，鸿瑞达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前完成18000吨玉米的供货，汇利公司能够办理仓单质押的前提下，周某将汇票退还。2015年3月10日，出票人（汇利公司）与承兑银行（哈尔滨银行）签订承兑协议，约定汇利公司申请承兑四张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承兑用途为采购，汇利公司确认其委托支付上述汇票金额不附加任何条件，哈尔滨银行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于汇票到期日或到期后的见票当日支付汇票金额。该合同加盖汇利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哈尔滨银行及负责人刘长海印章。承兑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清单》及四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记载：汇票号码为31300052/24045359-24045362，金额均为1000万元，出票日均为2015年3月10日，到期日均为2015年9月10日。承兑汇票票面另记载：“本汇票请你行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并加盖汇利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印章、哈尔滨银行汇票专用章。2015年3月10日，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出具《扣押清单》一份，记载“2015年3月10日，于哈尔滨银行营业部扣押大连鸿瑞达贸易有限公司银行汇票4张，共计4000万元。并扣押该公司财务印章、法人印章各一枚。”2015年5月12日，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出具大公（中）刑立告字[2015]1322号立案告知书，对李铁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件决定立案侦查，立案决定书为大公（中）立字[2015]1320号。2015年5月15日，因案外人汇利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11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扣押当时，哈尔滨银行尚未将案涉汇票交付给出票人，更没有进行到出票人向收款人交付票据，票据的出票行为尚未生效，虽然汇票记载收款人为被执行人（鸿瑞达公司），但在汇票未交付给鸿瑞达公司之前，该汇票记载的收款人并非汇票记载款额的当然所有权人，银行应将汇票交付给汇利公司，故汇利公司依据自己实体权利提出的执行异议成立，裁定：中止对哈尔滨银行承兑的、收款人均为鸿瑞达公司、金额均为1000万元、出票日均为2015年3月10日、到期日均为2015年9月10日（合计4000万元）编号为31300052/24045359-24045362的四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应当是汇利公司是否就案涉四张银行承兑汇票（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实体权益，同时，汇利公司应当就其对案涉四张银行承兑汇票（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实体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关于汇利公司是否享有案涉票据的民事实体权益的问题。汇利公司是承兑协议的签订方、案涉票据的出票人，亦是4000万元保证金的名义所有人，判断其是否享有案涉票据的民事实体权益，核心即在于一审法院执行行为作出时案涉票据的状态及票据归属。根据各方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在汇利公司于银行柜台签发票据时扣押案涉票据，此时，汇利公司已经完成承兑协议及相关文件的签署，但案涉票据仍在哈尔滨银行柜台办理过程中，后直接由执行人员扣押。根据票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本案中出票人汇利公司并未将签发出的票据交付给收款人鸿瑞达公司，出票行为尚未完成。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汇利公司尚未完成出票行为，鸿瑞达公司亦未持有票据，票据及票据项下资金权益仍应归属于汇利公司。其次，关于鸿瑞达公司是否同时享有案涉票据的民事实体权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应当是具体的、明确的，而不应当是只具有实现的希望。从票据及票据项下资金权益归属来看，如前所述，鸿瑞达公司并非票据所有权人，亦不是票据项下资金的实际所有人或名义所有人，其并不享有票据项下资金权益；从票据权利角度来看，鸿瑞达公司作为案涉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其主张享有的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的获得前提是汇利公司完成出票行为并向鸿瑞达公司交付票据，鸿瑞达公司因其持票而获得票据权利。本案中，执行行为作出时，案涉票据尚在签发过程中，并未向鸿瑞达公司交付，故鸿瑞达公司并不享有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等票据权利；从票据项下资金期待权益来看，虽然鸿瑞达公司是案涉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但出票人汇利公司在完成票据签发获得票据后，其仍具保有票据的自由以及何时交付票据的自由，其可以根据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情况，选择暂缓向鸿瑞达公司交付票据，亦有可能在鸿瑞达公司基础交易合同违约不交货的情况下，拒绝向鸿瑞达公司交付票据，从而避免资金损失。因此，鸿瑞达公司在尚未通过交付获得票据时，其对于票据项下资金仅具有获得的希望，尚不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期待权益。最后，关于蔡培华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一审法院对案涉四张银行承兑汇票进行强制执行的行为是否会妨害汇利公司对该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民事实体权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四张汇票均记载了收款人为鸿瑞达公司，并记载鸿瑞达公司的开户行及账户号。在鸿瑞达公司经出票人交付而持有票据后，蔡培华作为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对鸿瑞达公司持有的票据进行执行扣押或者对鸿瑞达公司收款账户进行查封，从而实现蔡培华申请执行的债权。而本案中的执行行为，已对汇利公司作为票据项下资金占有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构成妨害。汇利公司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执行行为。关于蔡培华主张本案中汇利公司尚未完成出票行为，未能将案涉票据交付于鸿瑞达公司，系因为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扣押行为的阻断，且不应僵化理解票据的交付。汇利公司签发票据的最后目的即是向鸿瑞达公司交付票据，鸿瑞达公司应当对案涉票据享有民事权益的观点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如上所述，汇利公司签发票据后并不必然且立即将汇票交付鸿瑞达公司，鸿瑞达公司对于票据及项下资金仅具有获得的可能，而一审法院执行局执行行为意味着将正在签发中的案涉票据认定为鸿瑞达公司享有的民事权益，不当剥夺了汇利公司作为出票人的交付意志，于法无据。关于蔡培华主张汇票的“交付”不应僵化理解为肢体动作，本案中汇利公司签发票据的行为即可以认定其做出了交付的意思表示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票据的实际交付及实际持有系票据法明确规定的变更或保有票据权利的方式，也是商事公示和交易安全原则的体现，鸿瑞达公司未持有票据，即不享有票据权利。蔡培华主张的有交付的意思表示即为交付的观点亦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蔡培华主张依据票据票面记载，汇利公司作为出票人，委托银行向收款人按照汇票金额付款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包括不附加交付条件，只要银行承兑并签发票据，汇利公司自愿无条件承担票据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票据票面记载，无条件付款的记载，系银行的承兑，该承兑亦属于票据行为。经承兑后，银行负担的是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所对应的票据义务，承诺见票即付。鸿瑞达公司不持票即无法获得票据权利，亦即无法成为承兑行履行票据义务的对象。蔡培华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蔡培华主张根据票据票面记载，出票人汇利公司、承兑银行均认可收款人是鸿瑞达公司，即认可鸿瑞达公司是票据权利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第四条第四款记载，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案中，蔡培华、汇利公司均认可鸿瑞达公司并未持有票据，其只是票据记载的收款人，而非持票人，蔡培华主张鸿瑞达公司享有票据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蔡培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7050元，由蔡培华承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刑初3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由大连汇利金属有限公司存入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的人民币3860万元，依法返还给被害人周某。本院（2019）辽刑终123号刑事判决书维持了该判项，同时认定李铁军与张良平合谋，申请银行承兑汇票主观目的是为了从被害人周某处寻求资金用于缓解李铁军的巨额债务压力，而办理承兑汇票的目的是为了让法院扣押；二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共同构成诈骗犯罪。《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因此，大连鸿瑞达贸易公司并未取得票据权利。综上，蔡培华主张鸿瑞达公司享有票据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蔡培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蔡培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050.00元，由上诉人蔡培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菡审判员 倪立新审判员 黄立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周洋书记员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