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2民再47号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1，女，1966年4月9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吉林延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3，吉林坤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男，1981年4月7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吉林金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2，男，1977年4月28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某，吉林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孟某，女，1987年7月10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舒兰市。二审上诉人李某1与二审被上诉人刘某、李某2、孟某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8）吉02民终53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2020）吉02民监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张某23，二审被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二审被上诉人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某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孟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称，请求：1.撤销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2民终539号民事判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2847号民事裁定；2.改判李某1不承担向刘某返还钱款的责任；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件争议焦点未得到有效审查，本案最主要的证据（载明150万元暂存李某2处的“证明”）明显是伪造。本案中，用以证明李某2处仍有刘某150万元办事钱款的证据仅仅是一份没有标注时间的机打“证明”且存在瑕疵，列明18名被害人只有14名是刘某办理工作的。二、涉案金额存在严重问题，不存在该150万元。三、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对于150万元是否属于张某23案涉金额的认定属于严重的事实不清。四、案件定性存在问题，认定共同委托关系不成立，不应认定李某1与李某2存在共同委托关系。五、刘某并非是本案适格原告，李某1不应当向刘某承担返还欠款的责任。六、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刘某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适用法律得当，应当予以维持。李某2称，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判决后，李某2没有上诉，现在对二审判决有以下意见：一、认定李某2保存150万元没有事实根据。二、本案的主要证据“证明”是虚假材料。三、原审法院对“证明”的真实性没有调查。综上，应当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孟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李某1、李某2、孟某返还386万元；2、本案一切费用由李某1、李某2、孟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与李某2是战友，李某2与李某1是亲属关系，李某2与孟某于2008年8月3日结婚，2015年9月2日离婚。2012年6月至2013年11月间，刘某委托李某2、李某1为其亲属及朋友的子女安排工作（由李某1联系案外人张某23办理该事项），刘某按照李某1、李某2、孟某指示的账户及数额交付费用如下：①刘某向李某2汇款明细如下：2013年3月19日2万元、6月28日58万元、8月13日31万元、8月20日15万元、9月29日45万元、10月23日21万元、11月1日22万元、11月1日8万元（刘某爱人刘冰汇款）、11月3日30万元、11月9日28万元，合计向李某2汇款215万元；②刘某向孟某汇款如下：2013年4月9日27万元、4月15日25万元、4月16日25万元、5月2日56万元，共计108万元，其中7万元已由李某2返还；③2013年5月14日刘某汇款给李某170万元。另查明，2014年12月28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吉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以张某23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10月10日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吉市检公二刑不诉〔2014〕5号决定书，决定对李某1、李某2不起诉。刑事案件案发后，李某2为刘某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李某2、刘某帮朋友孩子办工作，为保险起见，暂少付150万元，保存在李某2处。待工作入职后，再将此款付给李某1。后附名单：肖玉成、杜海旭、李钰莹、金婉莹、杜禹衡、吴悦斌、栾波、孙锡臣、曾宇鹏、谭慧欣、刘玉极、李晓熠、许辉、刘冰、孟祥飞、杨丹、杨浩然、张浩莹。但是刑事案件案发后李某2至今未向刘某返还该钱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刘某是否为适格主体。刘某委托李某2、李某1为其亲属及朋友的孩子办工作，在刘某与李某1、李某2、孟某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刘某向李某1、李某2、孟某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刘某与李某1、李某2、孟某，因该委托事项的纠纷，刘某起诉符合主体资格。而李某1、李某2、孟某与刘某的亲属、朋友或朋友的子女之间没有形成直接的法律关系，李某1、李某2、孟某抗辩刘某不具备主体资格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刘某委托李某1、李某2后，按照李某2、李某1指定的账户及数额汇款，因委托事项违法，所以委托合同无效，李某1、李某2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通过李某2的证明可以确认李某2仍持有150万元，所以李某2应向刘某返还该150万元。因李某1、李某2是共同接受刘某委托，故李某1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虽然刘某向李某1、李某2、孟某汇款合计386万元，但是李某1、李某2、孟某已经向张某23交付的部分，因张某23犯诈骗罪被判刑，所以对该部分不应由本案处理，对刘某该部分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虽然刘某向孟某汇款，但是孟某是李某2的妻子，对李某2收款的事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故刘某主张孟某承担责任，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某2、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返还刘某150万元；二、驳回刘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公告费60元，由李某2、李某1共同负担。李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某1不承担返款义务，由刘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李某1提出的其与刘某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应承担返款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李某2与案外人张某23并不相识，李某1承认是通过其介绍二人才相识，并进行所谓为他人孩子办工作事宜；其次，李某2收到他人款项后均转给李某1，而不是直接转给张某23，而所谓的办工作均是由案外人张某23实施，张某23已因构成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李某1承认李某2多次向其汇款，所汇款项均系他人委托李某2为孩子办工作的钱，李某1收到款项后又转给张某23；再次，李某1承认是李某2求其办事，其又求张某23办事；最后，李某2与李某1系亲属关系。以上事实说明李某1所称其对整个过程均不知情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原审判决认定李某1系受托人并无不当。在因委托事项违法导致委托关系无效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李某1承担返款责任亦无不当。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李某1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一、刘某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刘某以委托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请求李某1、李某2、孟某返还案涉钱款，经过原一、二审查明，案涉钱款为刘某亲属及朋友所有，由刘某将其亲属及朋友的钱款交给李某2、李某1、孟某，再由李某1联系张某23。因案涉钱款并非刘某本人所有，且结合现有卷宗材料，案涉钱款所有人并未授权刘某代为提起诉讼，即便钱款所有人委托刘某代为提起诉讼，亦应当以委托人之名义进行。故刘某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刘某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二、本案案由应为居间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劳务，即处理事务的行为，同时，委托人为一方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在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中，居间人均不是委托人的代理人，而只是居于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起介绍、协调作用的中间人，其服务范围有限，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本案中，刘某、李某1、李志刚、孟某等人均是为了促成案涉钱款所有人与张某23之间代为办理安置工作的相关事宜，刘某、李某1、李某2、孟某在上述法律关系中并非合同相对人，而是中间媒介人，对钱款所有人及张某23之间的行为涉及具体的事务没有实质介入权，只是负责居中介绍、协调并收取一定费用，其行为性质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本案案由应为居间合同纠纷。在历次审理中，刘某均主张其与李某1、李某2、孟某之间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院告知刘某变更诉讼请求，否则自行承担诉讼风险。经本院告知后刘某不同意变更诉讼请，由于刘某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认定的不一致，在经释明刘某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如径行裁判，既替行了钱款所有人的起诉权利，又剥夺了李某1、李某2、孟某的抗辩权利，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因此，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而应驳回刘某起诉。另外，案涉钱款的实际所有人在已审结的刑事案件中被确认为被害人，相关经济损失可通过刑事追赃途径予以救济。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吉02民终539号民事判决和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某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退还刘某；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退还李某1。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笑飞审 判 员 毕雪松审 判 员 丛军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洋书 记 员 杨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