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9民申6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胡爱玉，女，195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廷峰，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王英，女，195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现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贵，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雅凤，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李惠英，女，195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再审申请人胡爱玉因与被申请人王英、一审第三人李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981民初495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胡爱玉申请再审称，1、原审裁定由于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错 误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申请人在原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仅有“领（借）款凭证、借条”作为证据，而且还提交了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5)安民初字第3485号（以下简称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6）安民初字第940号（以下简称第940号）民事判决书、银行记录等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其中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是申请人的主要（关键）证据，该证据已经能够直接证明被申请人从申请人处借走了60万元再借给原审第三人的事实，而其它证据只是作为间接（辅助）证据，对直接证据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起印证作用，并且通过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和第940号民事判决书来说明被申请人从申请人处借走了60万元再借给原审第三人而申请人在本案中只主张其中的30万元的原因。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第一段体现了在该案中被申请人起诉原审第三人李惠英提交、出示的第7份证据为：“胡爱玉出具的证明”，证明对象为“拟证明原告（即王英）从胡爱玉处借60万，再借给李惠英的事实”，这份“胡爱玉出具的证明”是由被申请人将它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给第3485号一案的审理法庭，证明对象亦由被申请人自己陈述，这份证据当时的原、被告即本案的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均予以认可，并被该案的审理法院即本案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也就是说被申请人从申请人处借走60万元的事实属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申请人已无需继续举证。上述“胡爱玉出具的证明”是被申请人在第3485号案开庭前请求申请人开具给她并且作为庭审证据使用，可见当时双方对之前的借款事实共同进行了确认。如果之前的两张借条仅能说明双方有款项往来，那么现在“胡爱玉出具的证明”就能将款项的性质说明清楚。而且，本案原审裁定造成了同一法院在前后两份裁判文书中对胡爱玉与王英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作出了不同认定。然而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这样一份三性无争议、证明对象清楚明确的主要证据在本案原审裁定书中却未涉及、采信“胡爱玉出具的证明”这部分关键内容。相反，原审裁定书第6页却两次分别引用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的其它内容和第940号民事判决书，来认定申请人并非两张借条的债权人，但上述两份判决书认定的是借条不能体现申请人是原审第三人李惠英的债权人（上述两个案件的被告都是李惠英），而原审裁定书却据此得出申请人不是被申请人王英的债权人的结论，不仅是脱离了“胡爱玉出具的证明”而片面地运用证据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而且运用时误解了上述两份判决书的原意，混淆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申请人与原审第三人两种不同的关系。原审裁定书第6页倒数第8行、倒数第7行认为：“仅凭借条复印件中的备注尚不能证明原告胡爱玉是借条的债权人，胡爱玉应提供债权债务存在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是即使仅凭借条复印件中的备注尚不能证明申请人是借条的债权人，不可忽视的是申请人在原审程序中除了借条之外还提交了主要证据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和其它辅助证据，如上所述，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胡爱玉出具的证明”已足以直接证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至于原审裁定书中提及的“胡爱玉在本院（2016）安民初字第940号案件中作为原告陈述（判决书第4页第八行）‘至于（2015）安民初字第3485号案中所涉及的30万元借条复印件系其与原债权人王英账目往来的凭证’”，申请人胡爱玉在第940号案件中的上述陈述，仅是对该借条复印件体现内容的陈述，借条复印件的备注作为账目往来的凭证，该陈述与申请人是被申请人的债权人这一事实并不会产生矛盾，也构不成“胡爱玉出具的证明”的相反证据，而是能互相印证，以上陈述在本案须结合“胡爱玉出具的证明”来认定事实，但原审裁定仍然片面地停留在对第940号案的认识：“胡爱玉在另案中的陈述亦未明确其是王英的债权人”显然未对全案证据进行全面审核。另外，原审认定申请人只持有未载明债权人姓名的债权凭证提起诉讼，而申请人有提交证据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起诉的主要证据，也未提交未载明债权人姓名的债权凭证，申请人提交的带有备注的借条就算不能作为借条至少可以作为载有申请人姓名的收条，因此原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证据不足。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未正确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二是错误认定申请人仅持未载明债权人的债权凭证起诉。2、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首先，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共有两款，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申请人提供的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就属于“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这种起诉立案时的证据类型，已满足了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当再适用第二条第二款。其次，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司法解释条款专门针对的是“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的情形，但是本案与上述情形并不相同，申请人提交的三张借条复印件被申请人王英的备注上均载明申请人胡爱玉的姓名，这种情形与凭证上姓名根本未出现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申请人除了借条复印件之外还有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胡爱玉出具的证明”这一证据，该证据才是申请人起诉的主要证据，足以让本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进入实体审理，因此本案不具备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前提条件。原审裁定未能正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适用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依法应当再审。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2019)闽0981民初4952号民事裁定，指令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实体审理。 被申请人王英提交意见称，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申请人胡爱玉据以主张债权的证据是两份备注的领（借）款凭证复印件和第3485号、第940号民事判决书。（1）两份备注的借条复印件（2014年2月26日、2014年12月9日），仅是款项往来的凭证，不是债权凭证，不足以证明胡爱玉是该凭证的债权人。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五页认定:“二张备注的借条复印件仅能说明王英支出的这两笔借款的款项来源，作为王英与李惠英之间债权结算重要凭证的借条原件仍在王英手中，故李惠英认为这两笔债权转移的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从该份生效判决认定来看，该两份有备注借条的债权人为王英，并非本案原告胡爱玉，故胡爱玉不是该两份借条的债权人，胡爱玉无权进行主张。第940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七页认定:“胡爱玉、李惠英均认可60万元中包括胡爱玉手中持有的借条复印件中备注的30万元。而该30万元借条的原件持有人王英，已通过对债务人李惠英的诉讼，明确表明并未将该笔30万元债权转让”。以上认定证明胡爱玉不是该两份借条的债权人，借条备注仅是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凭证，并非是借款的结算凭证，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尚未结算，不能证明在原、被告之间存在明确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仅凭借条复印件中的备注尚不能证明胡爱玉是借条的债权人，胡爱玉应提供债权债务存在的其他证据子佐证。而且胡爱玉在第940号案件中作为原告陈述(判决书第四页第八行)“至于(2015)安民初字第3485号案中所涉及的30万元借条复印件系其与原债权人王英账目往来的凭证”，胡爱玉在另案中的陈述亦未明确其是王英的债权人。（2）胡爱玉以陈丽清、李逢光向陈梓堂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主张债权显然不能成立。2013年10月12日，陈丽清、李逢光向陈梓堂借款的借条复印件，王英备注“该20万元借款中胡爱玉5万元”，债务人是陈丽清、李逢光，被申请人与胡爱玉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胡爱玉要求被申请人还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第3485号和第940号民事判决书更无法证明答辩人与胡爱玉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3485号民事案件审理的是王英与李惠英之间的借贷关系，而第940号民案件审理的是胡爱玉与李惠英的借贷关系，两案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以胡爱玉的60万元债权在第940号案中是否得到支持来判断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总之，一份借条可以复印无数份复印件，仅凭借条复印件显然不足以认定债权债务关系。胡爱玉向原审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该三份借条复印件的债权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审法院驳回胡爱玉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被申请人与胡爱玉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胡爱玉向被申请人主张债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债权的形成。被申请人与胡爱玉及陈幼萍共同出资235万元借给第三人李惠英，李惠英出具借条235万元给答辩人（出借人均为王英，没有胡爱玉、陈幼萍名字）。胡爱玉有出资的借条，被申请人就将借条复印，在复印件上备注胡爱玉所占的金额后交给胡爱玉留底（仅作为款项往来的凭证）。被申请人原审借条、银行转账记录、第3485号和第940号案件卷宗材料可以互相印证，证明该事实。（2）债权的分割。因李惠英不能按时付息，经被申请人、胡爱玉、陈幼萍、李惠英共同协商，胡爱玉的60万元和陈幼萍的10万元分割出来，由李惠英直接与胡爱玉、陈幼萍签订还款协议，直接处理债权债务（无需再通过答辩人主张债权）。（3）借条的回收。2015年5、6月份，胡爱玉、陈幼萍已分别和李惠英签订《还款协议书》后，李惠英持《还款协议书》向被申请人要求返还70万元借条原件。被申请人就将金额合计为70万元的3张借条原件返还给李惠英。因复印件备注的金额与借条原件的金额不一致，如将有备注的借条原件都还给李惠英，则金额就超过70万元（为110万元），因此涉案的借条原件只能仍由被申请人继续保存（否则，王英将白白少掉40万元借条）。返还李惠英70万元后，被申请人所持有的借条原件为11张（其中1张写2笔借款），金额为165万元（235万－70万元＝165万元）。因此，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王英对李惠英165万元债权，已不包括胡爱玉的60万元，胡爱玉60万元债权只能全额直接向债务人李惠英主张，而无权向被申请人主张。（4）原告的自认。第3485号案件中被申请人向李惠英主张的165万元债权，不包括胡爱玉的60万元，胡爱玉在第940号案件审理中已多次自认。第940号案件庭审笔录（2016年10月13日）第6页“在2015年5月8日，王英将6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胡爱玉，由李惠英出具承诺书进行确认”、“但是借给李惠英的只有60万元，且已通过债权转让转回来了”。庭审笔录（2017年1月23日）第6页“之前在福安市人民法院的所判决的30万元，并没有包含本案的欠款”、“而且王英的案件中当时有主张债务是235万元，已经剔除了本案的60万元后再起诉的”。3、胡爱玉以第940号民事判决书没有支持其中的30万元债权请求为由，主张应由被申请人承担该部分债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本案与第940号案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案件，没有关联性；被申请人亦不是第940号案件的当事人，无需承担该案的义务。主张债权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胡爱玉以第940号案件中的部分主张未得到支持来证明本案债权成立，是颠倒因果关系，显然是不成立。（2）胡爱玉在第940号案件中的部分请求未得到支持，主要原因是其在该案审理中举证不力和主动放弃权利。其一，胡爱玉在该案中举证不力，抗辩不力，事实陈述不清。胡爱玉对李惠英成立债权的依据是基于其他借条原件，而不是本案复印件所对应的借条原件，更不是本案的复印件。在案件事实可能难以查清时，本可以申请陈幼萍等出庭作证，但胡爱玉并没有申请。显然胡爱玉在该案中举证不力，抗辩不力，事实陈述不清。其二，主动放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在原审判决没有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60万元债权时，胡爱玉并没有提起上诉维护自身权益；更为严重的是在二审、再审程序中承认原审、二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主动放弃自身权利。对于自己主动放弃权益的后果本应自行承担。（3）胡爱玉作为第940号案件当事人，应依法定程序纠正该判决中存在的错误。胡爱玉向李惠英主张的债权，有作为确认债权债务结算结果的《还款协议书》；同时，胡爱玉与李惠英确认债权并不是根据本案两份有备注的复印件所对应的借条原件，而是依据其他借条原件和被申请人与李惠英之间客观存在的债权事实，仅以上述两份原件仍在被申请人手上而否认《还款协议书》是错误的。另外，胡爱玉与李惠英为了确保《还款协议书》的履行，办理了多处房产的抵押登记，如此慎重的处理方式，不将60万元债权全额归入《还款协议书》中处理，只分割其中的30万元债权，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4、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如果依据胡爱玉的主张，本案债权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已转让，而被申请人于2015年11月2日提起第3485号案件诉讼时，若将已转让的债权视为自己的债权，此时胡爱玉的民事权利已经受到损害，并且李惠英还申请胡爱玉丈夫陈妙铃出庭作证（实为胡爱玉安排），因此应从2015年11月2日起算诉讼时效。那么本案的诉讼时效截至2017年11月1日止，胡爱玉2019年8月1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期间。5、申请人在收到原审判决后，未经二审程序直接申请再审，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胡爱玉在收到原审判决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原审判决结果，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因此，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中申请人胡爱玉主张其与被申请人王英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三张借款借据证明。其中李惠英、林焕平于2014年2月26日向被申请人出具借款30万元的借条，李惠英于2014年12月9日向被申请人出具借款5万元的借条，系被申请人将两张借条的复印件备注后交付申请人的，其中30万元借条复印件上备注有“其中，胡爱玉250000元”，5万元的借条复印件上备注有“这笔款属胡爱玉的”。上述二张借条均经过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和第940号民事判决书的二次质证、认证，其中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五页认定：“二张备注的借条复印件仅能说明王英支出的这两笔借款的款项来源，作为王英与李惠英之间债权结算重要凭证的借条原件仍在王英手中，故李惠英认为这两笔债权转移的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第940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七页认定：“胡爱玉、李惠英均认可60万元中包括胡爱玉手中持有的借条复印件中备注的30万元。而该30万元借条的原件持有人王英，已通过对债务人李惠英的诉讼，明确表明并未将该笔30万元债权转让”。以上认定可以证明上述两张借条备注是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凭证，被申请人有收到申请人30万元款项的事实。同时，申请人提供的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体现了该案中被申请人起诉原审第三人李惠英提交、出示的第7份证据为：“胡爱玉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从胡爱玉处借60万，再借给李惠英的事实”，这份证据系被申请人自己提交给第3485号一案的审理法庭，证明目的亦由被申请人自己陈述，并被该案的审理法庭予以采信，可以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申请人在原审起诉时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被申请人因借贷关系引发的纠纷已经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进入实体审理后裁判。因此，申请人认为原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错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申请人胡爱玉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由本院提审。 审判长 游 翔 审判员 高晓燕 审判员 林 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龚冬平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