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4民初12453号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女，199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星，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女，1980年2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宇灵，湖南星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与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星，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宇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ｌ、确认原、被告双方《房屋租赁合同》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租房押金人民币12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02643元（630000元及预期利益损失472643元），以及利息28396元至实际支付之日为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此后仍按此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两原告看中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路××号××（原好莱城）二期17-ＡＢＣＤ栋1层117号的商铺，该商铺从2019年1月10日起，由案外人李顺楠向常树花承租用以经营“汇米吧”食品加盟店。2019年6月，李顺楠与周洪斌达成协议，约定给付总计63万元转让费转让该加盟店，2019年8月15日前完成店铺交付。2019年7月1日，原告周洪斌与被告常树花签订《房屋租负合同》，替代李顺楠与常树花原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计租面积52㎡。租赁期限5年，租赁费用为每月12480元，并交付了12000元押金。双方在协议第4条第1项第2款约定：租赁期内，被告不得将原告承租物业相邻的其他部分出租或出售给与乙方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竞争的第三方。同时协议第6条第1项约定，如有违约则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被告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退还原告所付的全部押金和已付未到期租金并承担原告的一切损失。两原告按照与李顺楠的《定金协议》分三次共交付63万元（其中，现金支付及商品抵扣共计87120元，转账支付共计542880元），顺利取得店铺经营权并办理了名称为“长沙市岳麓区汇旺旺食品店”的工商营业执照，同时，两原告按照《房屋租赁合同》按时交付租金和物业费。自店铺接手以来，营业额延续接手前的增长趋势。但是，2020年6月22日，同为常树花租户长沙市岳麓区聪聪小钵鱼餐厅（经营者姚嘉豪）亦为原告商铺的毗邻商铺变更店铺名为“长沙市岳麓区乐我零食水果店”，同时经营范围由“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中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散装食品、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烟草制品、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干果、坚果、水果、营养和保健食品的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饮料的销售。”实际经营内容也由餐饮变更为预包装食品销售，与原告商铺经营范围高度一致，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经营收益。原告多次将情况反馈给被告，要求其切实履行协议，停止或者消减侵害原告租赁权益行为。原告以无法约束租户为由拒绝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原告迫于无奈，只得依据协议第6条第1款约定，于2020年7月26日通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于2020年8月6日搬离租赁场所以减少损失。同时要求被告根据协议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02643元及将损失金额中630000元部分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利息损失至实际还款日为止。被告常树花（反诉原告）针对本诉辩称，一、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理由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的《房租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在租赁期间，甲方不得将乙方承租物业相邻的其他部分出租或出售给与乙方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竞争的第三方”并不构成排他性条款。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并未明确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承租房屋的用途，并未明确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的经营类别和经营范围，该条款没有明确限定排他对象，因此并不构成排他性条款。（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案外人姚嘉豪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在前，其不应受到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束。即便排他性条款成立，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于2019年7月1日签订《房层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在营业期间，甲方不得将乙方承租物业相邻的其他部分出租或出售给与乙方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竞争的第三方”：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诉状中提到的“乐我零食水果店”的经营者姚嘉豪于2018年12月1日与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签订《个人商铺出租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案外人姚嘉豪签订租赁合同在前，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租赁合同在后，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负有在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租赁合同期间（2019年1月10日至2024年1月9日）不得将临近物业出租给其他相竞争的第三方，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将临近物业租赁给姚嘉豪是在2018年12月10日，姚嘉豪并非新引进的租客．并不在合同约定的排他性条款的适用期间内，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并未违反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排他性条款。（三）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主观无恶意。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于2019年7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此时案外人姚嘉豪经营的是“聪聪小钵鱼餐厅”，直至2020年5月26日案外人姚嘉豪才变更经营范围，且是在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租赁合同之后；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对案外人姚嘉豪变更经营范围一事毫不知情，至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告知才知其修改了经营范围。（四）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与案外人姚嘉豪经营的店铺并不具有竞争关系。案外人姚嘉豪于2020年5月26日修改店铺经营范围：从“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中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食”变更为“散装食品、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烟草制品、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干果、坚果、水果、营养和保健食品的零售；预包装食，（含冷藏冷冻食品）、饮料的销售”，其与本案原告汪卉、周洪斌的经营范围“日用百货、日用杂品、预包装食品、粮油、糕点、面包、干果、水果、乳制品、肉制品、蛋类、营养和保健食品、茶叶、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烟草制品、进口酒类、豆制品、散装食品、食品添加刊、调味品、饮用水、国产酒类、进口食品、纺织品及针织品、化妆品、卫生用具、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针棉纺织品、日杂、文具用品、工艺美术品、玩具、开关、插座、接线板、电线电缆、绝缘材料、卫生消毒用品、二类医疗机械的零售；文化用品的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小卖部；小家电经营”具有明显差异，二者并未构成竞争关系。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经营的“汇汪汪食品店（汇米巴）”是超市性质的百货商店，而二者并不具有替代关系，并不构成竞争关系。且据案外人姚嘉豪所述，其承租的门面还未经营乐我水果零食店时，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已张贴转店信息。且根据调查笔录可知，在涉案商铺附近的小区旁，有一个名为菠萝便利店的商铺也是今年新开张，其经营范围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所经营的“汇米巴”一模一样，且菠萝便利店地理位置更加优越、还附有菜鸟驿站等功能，其对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经营的“汇米巴”更具有影响力。（五）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既无权利也无义务干涉案外人姚嘉豪的正常经营行为。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案外人姚嘉豪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在前，且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案外人姚嘉豪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未对相应房屋的用途、开设店铺的类型有所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既无权利也无义务对案外人姚嘉豪的经营范围进行限制。因此，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的行为并未违反其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不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二、原告（反诉被告）汪卉主体不适格；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与涉案商店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为出租人，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为承租人，与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周洪斌。汪卉与常树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能成为本案原告。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与本案涉诉商店“汇米巴（汇汪汪食品店）”的法律关系并不明确，该店铺的盈亏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请求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根据，其目的在于讹诈出租人，理由如下：（一）“汇米巴”店铺的经营水平与疫情前相同，并未有明显亏损。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提交的证据6“汇米巴店铺”的销售数据报表为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自行制作，不能客观反映其营业收入，且该销售数据报表仅显示“汇米巴店铺”的销售金额，并未体现“汇米巴店铺”的实际盈亏，无法看出“汇米巴店铺”是否存在亏损以及亏损数额。根据原告汪卉、周洪斌提交的证据6“汇米巴店铺”的销售数据报表，不能得出“乐我零食水果店”的经营导致“汇米巴店铺”的经营损失惨重的情况。“乐我零食水果店”至2020年5月变更经营范围，而根据该报表，“汇米巴”2020年5月、6月、7月的销售金额较之2020年3月、4月有很大的提升，且与2019年疫情未发生时的水平一致，未有明显亏损。（二）“汇米巴”店铺经营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致使经营不善。疫情导致许多店铺无法开门营业、客流量减少而使店铺发生亏损、无法继续经营，根据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提交的证据6可知，疫情的发生导致“汇米巴”在2020年2月-3月销售金额骤降。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在疫情期间有感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经营的不易，特为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减免一个月的房租。然疫情影响过大，许多店铺因此而倒闭，这是由于疫情不可抗力的发生，疫情可怕，店铺倒闭可惜，但其经济损失应当由店铺的经营者自行承担，而不能将风险转移至出租人。（三）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的经济损失没有依据。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并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营业利润，其要求472643元的预期利益损失没有依据，店铺经营的盈亏具有不确定性，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要求472643元的预期利益损失不具有正当性。（四）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受让店铺所花费的费用并非经济损失，而是等价交换。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与案外人李顺楠的《定金协议》中的约定的转让费用是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平等自愿的选择，虽然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支付了63万元转店费，但他获得了该店铺中的所有物品及该精装修门店，这是双方的等价置换，并非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的经济损失，且该转让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济损失，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四、商业经营本身是利益自得、风险自担的行为。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作为“汇汪汪食品店（汇米巴）”的经营人，应当自行承担店铺的盈亏。商业经营本身是利益自得、风险自担的行为，店铺因各种因素的原因致使无法继续经营，则经营者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若经营者以此为借口要求出租人承担合理义务之外的商业风险，不仅于法有悖，更是对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践踏。综上，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请求法院秉公判决，维护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提出反诉请求如下：1、判令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欠付租金12480元及产生的滞纳金1198.08元（滞纳金以12480为基数，按照千分之一每日的标准自2020年7月10日计算至2020年10月14日为1198.08元，后续滞纳金继续计算至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扣除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押金12000元。3、判令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于2019年7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5年，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2024年1月9日止。合同约定：每月租金12480元，按季度支付，押金为人民币12000元；计租起始日为2019年1月10日，逾支付租金的应按照应付金额千分之一每日的标准计算滞纳金至履行支付义务承租人违约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扣除乙方己付的租金和押金。2020年7月底，汪卉、周洪斌以亏损为由向常树花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常树花收到后认为解除合同理由不充分，立即回复《不予同意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而后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自行擅自搬出租赁场所，在起诉状中汪卉、周洪斌自认于2020年8月6日搬离租赁场所。同时，汪卉、周洪斌还欠付2020年7月10日以来的租金未支付。因此，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违反了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对此应当承担12000元人民币的违约金，且清偿剩余未付租金。为维护常树花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反诉，望法院能够查明事实，判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本诉的同时，判决支持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的诉讼请求。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针对反诉辩称，一、汪卉、周洪斌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暂不支付2020年7月份房租是因常树花的先期违约行为而行使的先履行抗辩权。从常树花提交的证据3可知，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汪卉租金支付均是按照合同约定，从未逾期。而2020年7月份的租金未交是因为常树花存在违反租赁合同、不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67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滞纳金是因逾期向国家缴纳各种费用而需额外缴纳的金钱，是在行政管理中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的规定而承担的行政责任形式，只能对逾期向国家缴纳费用的行为适用，因为滞纳金不是民事责任形式，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民法中根本找不出也不可能找出法律根据。所以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要求滞纳金这一主张不应被支持。若将滞纳金做违约金理解，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第6.2条违约责任形式中第3款约定：“甲方无违约行为，乙方在收到甲方催款通知书后在约定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之日起30日内仍未能全额支付甲方本应收取的租赁费用时”可知，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支付租金的前提是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未违约，换言之，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违约，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是可以不按约定支付租金。二、常树花，汪卉、周洪斌对租赁合同的解除意思表示一致，常树花在反汪卉、周洪斌正式发出书面《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并搬离租赁房屋后，才发送《不予同意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不构成解除异议权的行使，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汪卉、周洪斌在知悉常树花的另一租户改变经营范围，并与自己形成竞争关系后，及时与常树花沟通，要求其切实履行合同，约束另一租户，或者采取其他途径方式，以减少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经济损失，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反而建议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转变业态，致使协商破裂，为了避免扩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只能行使约定解除权，通知解除合同。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在接到通知后，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在2020年8月10日前必须搬离。而在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已搬离后，常树花才寄送与此前表达意思相反的《不予同意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综上，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歪曲事实，提出的主张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请。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与案外人李顺楠签订《定金协议》，约定案外人李顺楠将其经营的汇米吧加盟店（位置枫林三路859号宜居雅苑（原好莱城）二期17-ABCD栋1层117号）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双方约定总转让费63万元。2019年7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承租方、乙方）与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出租方、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物业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路××号××（原好莱城）二期17-ＡＢＣＤ栋1层117号，计租面积52㎡。租赁期限5年，从2019年1月10日至2021年1月9日止，租赁费用为每月12480元，押金12000元。第四条第1项第2款约定：租赁期内，甲方不得将原告承租物业相邻的其他部分出租或出售给与乙方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竞争的第三方。同时协议第六条第1项约定，如有违约则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被告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退还原告所付的全部押金和已付未到期租金并承担原告的一切损失。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汪卉于2019年7月实际接手商铺，经营。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毗邻商铺，产权所有人亦为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该商铺于2020年5月26日，由长沙市岳麓区聪聪小钵鱼餐厅变更名称为长沙市岳麓区乐我零食水果店，经营范围为：散装食品、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烟草制品、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干果、坚果、水果、营养和保健食品的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饮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认为，该商铺与其经营的便利店业态高度一致，影响其效益，于2020年7月27日向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2020年8月6日搬离涉案商铺。2020年8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出具声明载明已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但不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协商未果，故诉至本院。另查明，1、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搬离涉案商铺前租金已缴纳至2020年6月份，原告（反诉被告）汪卉系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合伙人。2、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向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支付了押金12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170115117》、《长沙市岳麓区乐我食品店企业信用信息与长沙市岳麓区汇汪汪食品店营业执照副本》、《微信聊天记录》、《定金协议》、《收条及转账记录》、《花漾汇汇米巴店销售数据报表》、《长沙市岳麓区顺楠食品店工商登记信息》、《长沙市岳麓区汇汪汪食品店所在商圈照片》、《房屋租赁合同》，被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不予同意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及《邮件记录》、《周洪斌支付租金记录》、《个人商铺出租合同》、《调查笔录》、《案外人姚嘉豪经营的乐我零水果店现场照片》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原告的各项诉讼主张评判如下: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关于本诉，从《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在租赁期内，甲方不得将乙方承租物业相邻的其他部分出租或出售给与乙方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竞争的第三方,双方签订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要在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名下的商铺禁止在原告（反诉被告）经营的便利店出现与该便利店有同业竞争的商店。虽案外人姚嘉豪经营的长沙市岳麓区聪聪小钵鱼餐厅在原告（反诉被告）经营便利店之前，但其在2020年5月26日变更名称为长沙市岳麓区乐我零食水果店，经营的范围与原告（反诉被告）经营的便利店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势必会对原告（反诉被告）的经营造成影响。被告（反诉原告）作为该两家商铺的产权所有人，根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对其名下出租商铺承担管理义务。现有证据反映合同约定的区域内已出现两家同类商铺,合同中约定禁止的情形已出现,故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根据合同约定有权主张解除租赁合同，退还押金12000元，并要求赔偿，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主张解除租赁合同，退还押金12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具体赔偿金额问题。诉讼中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63万元转让费过高以及472643元的逾期利息损失无法律依据,从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收取原告（反诉被告）租金的标准以及被告（反诉原告）在租赁期间内可获利益情况,再结合原告（反诉被告）放弃经营的情况来看，如按原告要求的1102643元的标准赔偿,将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故应予调整。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被告（反诉原告）因租赁可得利益以及原告（反诉被告）因同业竞争而减少的营业收入等因素综合考虑,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按四个月的租金标准应赔偿原告（反诉被告）49920元（12480元×4）。此外,对于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经济损失利息的诉请,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本院已经确认因被告（反诉原告）违反了《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而导致合同解除，故对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的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支付欠付租金12480元、滞纳金及扣除12000元押金的反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汪卉押金12000元及赔偿损失4992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周洪斌、汪卉的其他本诉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544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汪卉、周洪斌承担3772元，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承担37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常树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林青曼书记员解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