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3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莉，女，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云，扬州市广陵区东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佘国萍，女，195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朝斌，江苏华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莉因与被上诉人佘国萍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20）苏1012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莉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20）苏1012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佘国萍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杨莉与佘国萍没有对保证方式作出明确约定，按照连带责任承担责任，完全是对事实认定不清。因为担保书上注明“如公司不能兑付”，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是，只有前提是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的前提下才承担担保责任，己经对担保方式作出了明确约定。按照法律规定，本案担保行为是一般保证。佘国萍未先行向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嘉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张债务的前提下，是无法律依据要求杨莉承担保证责任的。一审法院明显是张冠李戴，是对事实认定的严重错误，依法应当纠正。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本案是连带保证，本案涉嫌刑事案件，理应先刑后民，依法应当驳回佘国萍的诉讼请求。佘国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杨莉与佘国萍之间的保证是连带责任保证，不是一般保证。2、杨莉主张先刑后民，也不能成立。佘国萍是就杨莉的个人担保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无关，应该驳回杨莉的上诉请求。佘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偿还佘国萍投资款合计56850元并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佘国萍与杨莉系邻居，杨莉是善林(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林金融）、江苏嘉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投公司）的业务员。经杨莉介绍，佘国萍在善林金融投资4万元，投资期限自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1月28日。杨莉于2017年11月29日出具担保书，注明佘国萍在善林金融存款4万元,（2017.11.29—2018.10.28）到账,如不能兑付一切由杨莉承担，本金加利息共计44350元。2018年2月1日，佘国萍与嘉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佘国萍自愿出资3万元，全权委托嘉投公司进行项目合作；委托期内，预期收益为年12.28%，合作期限为36个月，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止；在合作期限到期时，嘉投公司须在5个工作日将合作金额及收益及时结算给原告，待佘国萍到嘉投公司处办理结算手续完毕后，嘉投公司将佘国萍合作金额及收益款项转入佘国萍指定的账户。当日，佘国萍向嘉投公司交付3万元。2018年2月6日，杨莉出具担保书，注明佘国萍在嘉投投资3万元（2018.2.1—2021.2.1），如公司不能兑付一切由杨莉承担。2018年2月6日，佘国萍与嘉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佘国萍自愿出资3万元全权委托嘉投公司进行项目合作，预期年收益为11.28%，合作期限为24个月，自2018年2月6日起至2020年2月5日止；在合作期限到期时，嘉投公司须在5个工作日将合作金额及收益及时结算给佘国萍告，待佘国萍到嘉投公司处办理结算手续完毕后，嘉投公司将原告合作金额及收益款项转入佘国萍指定的账户。当日，佘国萍向嘉投公司交付3万元。2018年4月10日，杨莉出具担保书，注明佘国萍在嘉投投资3万元整（2018.2.6—2020.2.6），到期如公司不能兑付，一切由杨莉承担。后在善林金融投资的4万元因到期未能兑付，杨莉给付佘国萍4万元。佘国萍将合作协议原件交付杨莉，并出具收条，注明佘国萍已收到杨莉4万元整（备注：如果善林款项打到佘国萍卡中必须归还）。杨莉又于2020年1月19日、4月12日分别给付佘国萍5000元、2500元。2020年4月21日，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新区派出所出具接处警说明，注明佘国萍多次报警，称与邻居杨莉有经济纠纷，其差钱不给。新区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后了解，杨莉惑动佘国萍购买嘉投P2P理财产品，现嘉投公司被公安机关查处，其投资款无法收回，因当时杨莉写了担保书，故佘国萍找杨莉索要，杨莉未还钱，故报警人多次报警，请民警到场帮其协调处理。另查明：2019年1月10日，嘉投公司被高邮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佘国萍与善林金融、嘉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从具体内容来看性质上属于民间借贷合同。杨莉为佘国萍的债务提供担保，是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佘国萍出借案涉款项的行为并不侵犯刑事法律规范，且担保关系发生在佘国萍和杨莉之间。善林金融与嘉投公司涉嫌刑事犯罪，是基于多笔债务行为叠加后构成，不应牵连杨莉为佘国萍的单笔债务提供的担保。此外，即使善林金融、嘉投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但合同系在各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形下订立，合同本身内容并未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因而有效。佘国萍已按指示付款，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借投资义务。杨莉出具担保书，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明确。由于双方未就保证方式作出明确约定，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故杨莉应对佘国萍投入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关于佘国萍主张的56850元的具体构成（两笔3万元＋4350元－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1月29日的担保书约定担保范围是本金加利息共计44350元，公司不能兑付后，被告向原告支付4万元，原告虽出具收条，但并未放弃主张利息4350元的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利息4350元，本院予以支持。2018年4月10日的担保书注明“如公司不能兑付，一切由杨莉承担”，现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嘉投公司不能兑付款项，佘国萍要求杨莉对投资款3万元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2018年2月6日的担保书，因合作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佘国萍要求杨莉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莉辩称已经支付的7500元，佘国萍认为该款项系杨莉偿还的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债务，于法无据，应当在已经到期的债务中予以扣减。综上，杨莉应对佘国萍的26850元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杨莉经佘国萍催要迟延履行还款义务，故佘国萍主张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佘国萍支付2685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以2685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佘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11元，由原告佘国萍负担322元，被告杨莉负担289元，被告负担的部分已由原告垫付，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佘国萍一审仅起诉主张杨莉就其向善林金融、嘉投公司投入的资金承担保证责任，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案涉担保行为本身具有经济犯罪嫌疑，故即使善林金融、嘉投公司涉嫌犯罪，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受理，佘国萍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作出相应的判决并无不当。杨莉上诉主张本案涉嫌刑事案件，理应先刑后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杨莉是否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杨莉以担保人的身份为佘国萍与善林金融、嘉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向佘国萍出具《担保条》、《担保书》。案涉2017年11月29日《担保条》载明：“佘国萍在善林金融存款肆万元整（2017年11.29—2018.11.28）到账如不能兑付一切由杨莉承担”；2018年4月10日《担保书》载明：“佘国萍在嘉投投资3万元整（2018.2.6—2020.2.6）到期如公司不能兑付，一切由杨莉承担”，表明杨莉自愿在期限到期后而善林金融、嘉投公司没有兑现的情况下，由其承担保证责任，故杨莉与佘国萍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该《担保条》、《担保书》系杨莉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佘国萍有权依据该《担保条》、《担保书》要求杨莉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杨莉认为前述担保书上注明“如公司不能兑付”，其真实意思只有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的前提下其承担担保责任，已经对担保方式作出了明确约定，是一般保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以及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之规定，保证方式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者的区别在于：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优先抗辩权，即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不享有优先抗辩权，即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杨莉以担保人的名义出具案涉《担保条》、《担保书》，但未写明其承担保证的方式，仅使用了“到账如不能兑付”、“到期如公司不能兑付”的表达方式，对杨莉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未作明确约定。杨莉认为其真实意思是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因文字语言的表达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机械地拘泥于字面推敲，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应结合上下文内容追究其本意。案涉《担保条》、《担保书》中虽然使用了“不能”的表达方式，但其是与“到期”结合使用的，其内在涵义是：只要佘国萍投入的资金到期，善林金融、嘉投公司没有履行债务的，杨莉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从中并不能得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善林金融、嘉投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杨莉可以向佘国萍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结论；况且，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在佘国萍投入善林金融的资金到期后，杨莉已自行给付佘国萍4万元，仅余4350元未付，由此可见，杨莉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依约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了保证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案涉《担保条》、《担保书》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亦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杨莉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杨莉上诉主张其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2元，由上诉人杨莉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