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2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朗山路**清华紫光科技园**C702、C7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465314N。法定代表人：黄增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鑫，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洋，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邦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北路****楼5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MA3X6QJU29。法定代表人：孙安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明，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军奇，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邦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倍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鑫，被上诉人邦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明、景军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倍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倍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判令邦健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询要求邦健公司向王炎洁付款1300000元的行为是倍泰公司的行为，即邦健公司已经向倍泰返还了货款1300000元”有误。（一）本案现有证据仅可以证明李询与孙安民之间存在1300000元的自然人借贷法律关系，无法证明1300000元系本案货款，更无法证明邦健公司向倍泰公司返还了案涉的130万元货款。邦健公司提供的短信记录只能证明“李询”与孙安民之间就“转回1300000元”进行了沟通，对于该1300000是何种性质款项，该1300000又因何种原因转回，又是从何人账户转回至何人账户并不清楚。根据邦健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孙安民与李询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不能排除该1300000系孙安民与李询之间的个人资金往来的可能性。邦健公司提供的转账明细附注载明了1300000元系“借款”，这明显和邦健公司主张的该款项系返还倍泰公司的货款相互矛盾，且有违返还大额货款时备注应当明确标明款项性质的常理。根据邦健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转账明细，该1300000元应系孙安民与李询之间的自然人借贷款，而非本案货款，更非倍泰公司要求邦健公司转回至倍泰公司处的本案货款。(二)即便1300000元确系本案货款，因李询指示转款的行为既非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对倍泰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邦健公司根据李询的指示转回1300000元货款与倍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1.李询指示转款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李询并非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是否能够代表倍泰公司，需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从李询的身份来看，李询虽曾经是倍泰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并未担任法定代表人，其职权主要是负责倍泰公司内部的日常经营管理，并无代表倍泰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以及支付货款或者收取货款的职权，不具有要求邦健公司返还货款的职权。从李询的行为是否得到倍泰公司的授权来看，李询的行为没有得到倍泰公司的授权，邦健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倍泰公司曾经授权李询要求邦健公司返还货款。从李询的行为是否以倍泰公司的名义或者身份实施来看，李询与孙安民的微信来往并没有以倍泰公司的名义实施，而是以其个人名义实施的。从李询行为的结果来看，孙安民将1300000元转给案外人王炎洁，而不是直接转至倍泰公司的银行账户。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明李询实施的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倍泰公司的利益。李询的行为与倍泰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没有关系。综上，李询指示孙安民向案外人王炎洁转款的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基本特征，李询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其个人行为。2.李询指示转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具备代理权的外观;相对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的事实，李询指示转款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主要理由如下：本案中，李询并没有在《购销合同》中签字。这一事实表明，李询并没有得到倍泰公司的授权代为签订和履行《购销合同》，更没有得到代理倍泰公司处理返还案涉货款的授权。李询的行为不具备代理权的外观。在倍泰公司和邦健公司的业务往来期间，倍泰公司从没有授权李询处理倍泰公司与邦健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有关事宜，也根本不存在倍泰公司或者李询代理倍泰公司要求邦健公司返还货款或者要求邦健公司以案外人向案外人转账方式以达到向倍泰公司返还货款目的的交易惯例。因此，邦健公司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李询指示孙安民通过向案外人王炎洁转款的方式返还倍泰公司的货款是根据倍泰公司的授权。孙安民将返还倍泰公司的货款转账给与倍泰公司毫无关系的案外人，这明显不符合倍泰公司和邦健公司之前的交易习惯，也不合常理。对于如此异常的情形，邦健公司没有事先向倍泰公司核实真实情况，且在孙安民向案外人转款后，邦健公司也没有通知倍泰公司。由此可见，邦健公司直接根据李询的指示向案外人进行转账，邦健公司本身不存在善意，且存在重大的过失。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时间以及截至目前的具体存放位置，一审判决认定“邦健公司采购了约定的货物井存放于仓库，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有误，具体如下：（一）一审未对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时间及目前的具体存放位置进行现场勘査、实地验证，仅凭邦健公司提供的报关单、送货单、照片等书面证据，认定案涉货物已被采购且存放于其仓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邦健公司提供的照片仅显示了一个木柜，无法确认该木柜中的货物是什么以及货物的具体归属人和实际生产时间，也无法确认该货物是否为报关单、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4月2日，根据约定到货期为3个月内，即到货时间应该为2018年7月份之前，而实际上邦健公司在一审中自认了2018年9月才到货，该照片系邦健公司2019年3月28日在一审庭审时提供，鉴于邦健公司自案涉合同签署以来一直未通知倍泰公司取货，即便邦健公司仓库目前确实存在此类货物的，也不排除该照片中的货物系邦健公司为应付本案诉讼临时准备的可能性。一审未对案涉货物实物本身的实际采购时间及目前的具体存放位置进行实地勘查、验证，导致案涉货物是否存在以及存放于何处均不清楚。邦健公司提供的李询与孙安民、阮泽涛与孙安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任何有关案涉货物的记载和说明，该聊天记录中的库存表无法打开，无法确认是否包括了案涉货物，因此无法说明案涉货物是否到货以及是否存放于邦健公司仓库。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签订合同至实际履行的时间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基本吻合，认为邦健公司迟延交付的行为构成违约。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并非针对中美双方之间的所有商品及服务，邦健公司应当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涉案的设备属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范围，并且，即使邦健公司有合理的理由迟延交货，也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倍泰公司迟延交货的原因、预计交货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邦健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经就迟延交货通知过倍泰公司或者与倍泰公司进行过沟通。因此，一审判决认为邦健公司迟延交货不构成违约行为有误。（二）即便案涉货物已于2018年9月采购且一直存放于邦健公司仓库，也不应当然视为邦健公司已经交付该货物。邦健公司自始至终都未通知倍泰公司取货，甚至在2019年4月倍泰公司多次明确向邦健公司表示如果案涉货物仍存放于邦健公司仓库请予协助取货之后，邦健公司均予拒绝倍泰公司取货，这足以说明，邦健公司从未向倍泰公司交付过案涉货物。且双方不存在以邦健公司仓库为交货地点的交易惯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倍泰公司要求邦健公司将货物交付至邦健公司仓库即视为交付完成。同时，自2018年9月至今，邦健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通知倍泰公司取货，这明显有违常理。倍泰公司多次催促邦健公司交付货物均被拒绝。甚至，在2019年4月，倍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去邦健公司处沟通案涉货物交付问题时，明确向其表示如果案涉货物目前确实仍旧存放在邦健公司仓库且邦健公司可以协助取货的，待倍泰公司获取了验收合格的货物之后即不再追究邦健公司的相关责任，也被拒绝。这足以说明，邦健公司从未打算向倍泰公司交付过案涉货物。二审调查时，倍泰公司补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李询要求孙安民向王炎洁转回部分货款（130万元）存在错误。（一）从李询与孙安民的短信聊天内容来看，并未有任何直接要求转回本案涉及的130万元的内容，即便结合短信的全部上下文也没有直接或间接要求孙安民转回本案涉及部分案款的意思表示。（二）王鑫萍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回复“收到了”，但并不知道所指为何。（三）结合孙安民向王炎洁打款的备注上孙安民自己主动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这足以表明所谓退回130万元并不存在，实质上是孙安民与王炎洁之间的个人资金往来。孙安民是邦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邦健公司要向倍泰公司退款，也应是公司之间对公转帐。（四）邦健公司提供的短信聊天内容、微信聊天内容均是零碎不完整的，可以从中看出孙安民与李询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在孙安民已经自己主动备注130万元系借款的前提下，该130万元显然只是孙安民与王炎洁之间的个人资金往来。二、关于是否完成交付的问题。（一）从《购销合同》的合同条款本身意思来看，“甲方指定地点”不可能是邦健公司自己的仓库。1.合同付款条款中约定了“乙方对于……以及由于甲方场地准备不及时……引起的迟交货，不承担责任……”，可见甲方指定的地点应该是甲方准备的场地，也即是甲方对外销售的客户，如果甲方准备的场地是邦健公司的仓库，则不存在甲方场地准备不及时引起迟交货的可能性。2.《购销合同》第1条已明确约定了“交货及安装地点：甲方指定地点”，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那么甲方指定的地点就是邦健公司的仓库，这明显有违合同本意。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存放在邦健公司仓库即视为交付”的情况下，仅凭卖方邦健公司已采购案涉货物并放置于自己的仓库就视为其已经向买方交付，不合常理。（二）倍泰公司采购案涉货物的目的系用于对外向终端用户进行销售而非自用或给邦健公司使用，尽管“甲方指定地点”因李询失踪而不得知，但结合倍泰公司采购货物的目的系对外销售，甲方指定的交货及安装地点应该是最终的终端用户。（三）邦健公司一方面抗辩已采购案涉货物且完成交付，另一方面却明确拒绝倍泰公司到其所谓的交付地点受领货物，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四）如果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则会造成倍泰公司一方面已经向邦健公司支付了案涉货款，另一方面却因邦健公司拒绝交付而无法受领案涉货物的矛盾情况，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三、再退一步讲，即便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不存在错误，那么还有6万元的货款，邦健公司应当返还倍泰公司，原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被上诉人邦健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倍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审法院认定“李询要求邦健公司向王炎洁付款130万元的行为是倍泰公司的行为，即邦健公司已经向倍泰公司返还了货款13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根据微信截面截图来看，微信号“ａ33628020”的绑定手机号是138××××****，同时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业务受理单显示手机号138××××****的实名登记人是李询，据此完全可以证明微信号“ａ33628020”的使用人系李询。同时根据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档案查询清单和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来看，在双方合作期间，李询是倍泰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李询和时任董事长的方炎林系夫妻，两人是倍泰公司的创始人。因此，邦健公司有理由相信李询是以代表倍泰公司与邦健公司进行交易活动的，李询的行为应对倍泰公司发生效力。（二）李询以倍泰公司资金紧张为由，通过微信、短信、电话，指令将本案部分货款130万元转回到倍泰公司指定的王炎洁的账户，随后邦健公司依倍泰公司的指令将部分货款转回倍泰公司指定账户。因李询在倍泰公司的身份、职务，而且是业务的经办人，邦健公司有理由相信李询是以倍泰公司的名义代表倍泰公司与邦健公司进行交易，故李询指令转款的行为应对倍泰公司发生效力，同时结合双方签订合同、支付货款以及转回部分货款的时间，所以原审法院认定邦健公司已经向倍泰公司返还130万元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邦健公司已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完成了交付，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一）邦健公司提交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设备照片等材料可以证明邦健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及倍泰公司实际付款金额履行了相应的货物采购义务。（二）根据合同约定，邦健公司应将货物交付至倍泰公司指定地点，倍泰公司并未明确本案合同具体的交货地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告知了邦健公司具体的交货地点，结合倍泰公司工作人员阮泽涛曾多次告询问是否到货及库存情况及倍泰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发函称“对我司存放于贵司仓库的货品进行年终盘点”的表述，可以证明邦健公司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三、孙安民只是代表邦健公司和代表倍泰公司的李询进行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自然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也不认识王炎洁是谁，一切是遵照李询的指令，李询以倍泰公司资金紧张为由要回了部分货款，经多次催要都没有归还，后来协商解除合同，但在协商阶段倍泰公司内部出事，新团队不认可老团队的业务，不给对接，双方之间不存在大额借款。四、倍泰公司一直在深圳发展，邦健公司一直在河南发展，双方并无交集。倍泰公司之所以与邦健公司进行合作，目的是为了开发河南市场，货物不可能运到深圳再卖到河南，这不符合常理。在双方合作期间，倍泰公司在河南没有仓库。邦健公司多次通知倍泰公司取货，因货物一直占用仓库，倍泰公司也没有支付仓储费，邦健公司一直在承受损失。倍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倍泰公司与邦健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二、邦健公司向倍泰公司返还货款1960000元；三、邦健公司向倍泰公司支付违约金98000元；四、邦健公司赔偿倍泰公司资金利息损失63536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4月3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五、邦健公司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4月2日，倍泰公司与邦健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邦健公司向倍泰公司购买原装进口型号为Epiq7和Affiniti30的飞利浦彩超各一台，金额分别为1360000元和600000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付全款，到货时间为3个月内，卖方对于因天气、自然灾害、国家和当地政府重大事项等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因素所引起的迟交货以及由于买方场地准备不及时或不符合厂家要求引起的迟交货，不承担责任，如发生上述事由，卖方有权顺延交货期。交货及安装地点为买方指定地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现象，违约方按合同价的5%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等。2018年4月3日，倍泰公司通过平安银行向邦健公司支付1960000元货款。倍泰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档案查询资料和上市公司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显示，合同签订时，方炎林是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询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且二人为夫妻关系。倍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方炎林与李询是否为夫妻与本案没有关系，李询没有签订涉案合同，其仅是倍泰公司的总经理，并非法定代表人，在没有倍泰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其行为对倍泰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邦健公司提交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业务受理单显示，138××××****手机号登记的客户为李询；根据邦健公司提交的一份微信联系人页面显示，微信号“ａ33628020”关联捆绑的手机号为138××××****，昵称为“ｌｉｓａ李洵”。根据邦健公司提交的一份微信联系人页面显示，微信号“ＡＡ343746420”的昵称为“鑫萍”，倍泰公司对该微信号的使用人为王鑫萍没有异议，并认可王鑫萍是倍泰公司的员工，主要协助李询处理公司日常业务。2018年1月17日11时28分，王鑫萍申请添加邦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安民的微信，并自我介绍：“我是倍泰公司外联部的小王”，孙安民在微信聊天中告知其与手机号为189××××****的王雪玲进行对接。2018年4月3日16时07分，王鑫萍通过微信向孙安民发送1960000元银行转账交易明细信息截图。2018年4月3日16时10分，李询通过微信向孙安民发送户名为“王炎洁”的银行账户信息，要求其将部分货款转回，孙安民回复：“收到，转回130万元”，李询回复：“好”。2018年4月3日16点10分，孙安民通过微信向王鑫萍发送从孙安民账户向王炎洁账户转款1300000元的转账信息截图，王鑫萍回复：“收到了”。根据邦健公司提交的一份微信联系人页面显示，微信号“zetao5485”的昵称为“泽涛”，倍泰公司对该微信号的使用人为阮泽涛没有异议，并认可阮泽涛是倍泰公司的员工，主要协助李询处理公司日常业务。2017年12月25日11时30分，阮泽涛申请添加孙安民的微信，并自我介绍：“孙总，你好！我是深圳倍泰阮泽涛”。2018年3月7日，孙安民与李询通过微信处理有关业务问题，孙安民称：“上午付款的事，如有问题，请让王鑫萍跟王雪玲联系，谢谢”，李询回复：“好，小阮正跟着”。2018年4月2日至4月8日，阮泽涛通过微信多次向王雪玲询问倍泰公司采购的设备是否已经到货，称财务需要盘点库存情况。邦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1张、河南腾之贸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陕西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及货物照片2张，证明邦健公司已经依照合同约定采购了飞利浦Affiniti30的彩超机一台向倍泰公司供货，申报通关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一审庭审中，邦健公司确认王雪玲是河南康通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安民是河南康通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邦健公司与河南康通商贸有限公司以及河南佑生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业务关系密切。关于涉案合同中约定的倍泰公司指定交货地点的问题，倍泰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情况说明称当时李询具体负责该业务，现因目前无法联系李询，暂不清楚具体指定地点；邦健公司称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货物存放在邦健公司仓库，由倍泰公司进行盘点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倍泰公司与邦健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询要求邦健公司将部分货款转付给王炎洁的行为能否代表倍泰公司；二、邦健公司根据合同约定采购的货物在完成进口手续后是否已经履行了向倍泰公司交付的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国移动的业务受理单、“a33628020”微信中所备注的关联绑定手机号以及孙安民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a33628020”微信的使用人为倍泰公司的原总经理李询，即李询于2018年4月3日在倍泰公司支付1960000元货款后要求邦健公司向王炎洁转回货款1300000元，另外，结合双方签订合同、支付货款以及转回部分货款的时间，微信聊天记录，李询与孙安民分别在倍泰公司、邦健公司中的身份、职务等情况，能够认定2018年4月3日李询要求邦健公司向王炎洁付款1300000元的行为是倍泰公司的行为，即邦健公司已向倍泰公司返还了货款1300000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邦健公司提交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照片等材料可以认定邦健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及倍泰公司实际付款金额履行了相应的货物采购义务，结合倍泰公司工作人员阮泽涛在2018年4月2日至4月8日曾多次询问是否到货及库存情况，倍泰公司也未明确涉案合同具体的交货地点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邦健公司采购了约定的货物并存放于仓库，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另外，鉴于双方签订合同至实际履行的时间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基本吻合，根据合同约定，邦健公司延迟交付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综上，倍泰公司要求解除合同，邦健公司返还货款196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倍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37.20元，由倍泰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4月2日，阮泽涛与王雪玲通过微信联系，阮泽涛向王雪玲发送“库存.xlsx”称：“这是已经签了采购合同，设备是否已经到货了，能否备注一下那些是已经到货了，财务这边需要做一次盘点”。2018年4月8日，阮泽涛与王雪玲通过微信联系，阮泽涛称：“上周给你发的那份表格你整理出来了吗，那些是已经到仓库了，这边需要的是实际库存，财务到时会盘点”，王雪玲回复：“都在仓库”；阮泽涛称：“就是上周给你发的那份表格的产品现在都在仓库是吗”，王雪玲回复：“嗯”；阮泽涛称：“那这份到货了吗”，王雪玲回复：“到了”。2018年4月20日，王雪玲与王鑫萍通过微信联系，王雪玲称：“有些已经发走送货单了吧？并且是有些款项你们直接都让打走了”，王鑫萍回复：“你查一下，打走的，这些我们李总会和孙总沟通，但是相关的单据要给到我们的”，王雪玲回复：“当时都不懂，没留记录”。2018年4月24日，王雪玲与王鑫萍通过微信联系，王雪玲称：“俺老板说，这三单子，款你们转回去了，这几个单子不用处理”，王鑫萍回复：“模板还是用你们的就好，款是会转回去的，但是转款和现在配合我们把单据开回来是两个事，这些单货都是有的啊，不是吗？”、“因为我们每一份采购合同都是付过款的，虽然款又打过来给了我们，但是发票还是得开一下”。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邦健公司是否向倍泰公司转回货款1300000元，二是邦健公司是否向倍泰公司交付产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邦健公司是否向倍泰公司转回货款1300000元的问题。李询系倍泰公司时任总经理，其向邦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安民发送接收转回货款的账户。孙安民在转账付款1300000元后，明确告知了李询。这与在此之后，邦健公司工作人员王鑫萍在与王雪玲微信沟通过程中确认邦健公司向倍泰公司转回了货款，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邦健公司按倍泰公司的要求转回货款1300000元，并无不当。其次，邦健公司是否向倍泰公司交付产品的问题。根据《购销合同》约定，案涉产品的交货及安装地点是由倍泰公司指定。但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倍泰公司并未向邦健公司提供交货及安装地点，而是由倍泰公司的工作人员阮泽涛通过微信要求邦健公司填写库存表，反映实际库存，据以财务核算。即使是在倍泰公司被告知案涉产品已在仓库的情况下，倍泰公司也未表示异议亦或提供交货及安装地址。鉴于邦健公司提供了案涉产品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发票以及实物照片，一审法院采信邦健公司的主张，认定案涉产品存放于邦健公司仓库，倍泰公司未通知邦健公司交货，不视为邦健公司违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信。倍泰公司主张邦健公司未交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倍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72.28元（已由上诉人倍泰公司预交），由上诉人倍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楠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