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长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社区留仙大道**南山云谷创新产业园综合服务楼413。法定代表人：封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富，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骏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农新路**div>法定代表人：欧里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吉虹，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邱平，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原审第三人：严孔平，男，199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上诉人广东长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骏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延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邱平、严孔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9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骏延公司向长缨公司返还购车款3402400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7月17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骏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梁某是案涉车辆的买方，无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骏延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其与邱平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车辆的购买方是邱平，一审判决却认定骏延公司在交易发生时认为购买方是梁某。付款人梁某已在一审庭审中详细说明其支付的购车款3402400元是代长缨公司支付，长缨公司是实际付款方，梁某并非买方。长缨公司也向一审法院回应称梁某是长缨公司的资金合作方，待长缨公司将采购的车辆销售回款后，长缨公司再偿还梁某垫付的购车款，并给予一定的利润分红。在长缨公司、骏延公司及梁某均不认可梁某是案涉车辆买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梁某是案涉车辆的买受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骏延公司主张邱平是案涉车辆的购买方，依据不足。一审中长缨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讼争双方签订的案涉《购销合同》合法有效，长缨公司是案涉车辆的购买方，其与骏延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长缨公司提交的其与骏延公司签署的购车合同、付款人梁某的代付款说明、梁某的证人证言及长缨公司委托律师向骏延公司邮寄的律师函等证据足以证明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由于仅有骏延公司员工曾某锋到庭，无法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是否存在删减，长缨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邱平与曾某锋在2018年3月22日至28日期间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故不应采纳该证据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再次，骏延公司陈述案涉5份买卖合同是在提车当晚交付给邱平的，该合同内容已填写且加盖骏延公司的公章，故长缨公司认为骏延公司应知晓邱平不是案涉车辆的买方。按常识，若邱平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且邱平在场，可由邱平直接签字，双方合同签订过程即告结束，双方各执一份，无需邱平拿回去给买方签字后收回，显然骏延公司认可买受人另有其人。同时骏延公司称合同中买方信息是长缨公司事后填写，但骏延公司在一审中称其不知道长缨公司的情况，则其如何知道买方信息是长缨公司自行填写，而不是介绍方或其员工填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合同一方将己方签字盖章的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由合同相对方，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合同空白处可以填写相应内容。本案中，骏延公司将其填写并盖章的合同交由邱平，由邱平转交给长缨公司盖章，该合同效力应该得到确认。（三）骏延公司在交付案涉车辆过程中存在过错。首先，骏延公司未尽到审慎义务。骏延公司将仅有卖方盖章的买卖合同交给邱平，在双方办理交车手续时，没有收回由买方盖章或签字的买卖合同而直接交付车辆。骏延公司认为买方邱平提车，付款人梁某付款，则应有梁某的代付款证明，但在交车时提车人没有提供代付款证明情况下，骏延公司直接允许提车。骏延公司提供的提车保证书上的签名、指模并非梁某本人书写、捺印，梁某也没有就该份非本人签字的提车保证书在骑缝处进行签名确认，骏延公司也没有要求提车人当面签署保证书，显然该提车保证书存在严重瑕疵，故曾某锋在交车后第二天才要求梁某在提车保证书的骑缝处签名。骏延公司主张邱平是买受人，又称邱平提供的两份委托书是梁某在提车后几天内邮寄给骏延公司的，由此证明交车时骏延公司审核的资料缺失，交车程序存在严重瑕疵。以上事实证明骏延公司在交车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骏延公司应做到合同相对方、付款方、提车人对应才能交付车辆，如骏延公司能尽到审慎义务，也不会导致案涉车辆被第三方提走而给长缨公司造成如此重大损失。其次，一审判决仅依据曾某锋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高度盖然性举证证明标准认定提车保证书是长缨公司法定代表人封宇所发，该保证书内容得到了长缨公司的认可，属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提车保证书来源于曾某锋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而邱平未到庭，且根据曾某锋的手机记录无法得知该提车保证书来源于封宇，也无法确认该聊天记录是否经过删减。一审中长缨公司书面确认邱平发送给曾某锋的标有“封宇的聊天记录”等均不是来源于封宇本人实名认证的微信，长缨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邱平发送提车保证书给曾某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微信备注及头像为“封宇”，但没有显示封宇本人实名认证的微信号。根据微信的功能，头像和昵称可以任意更改，但实名认证的微信号不能任意更改，无需封宇向第三方发信息，第三方只要更改名字和头像，第三方就可以假冒封宇发送信息。一审判决仅以封宇向邱平发送了付款截图，梁某确认第一段、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中微信名为“封宇”的头像系封宇原来使用的头像，据此高度盖然性认定上述显示为“封宇的聊天记录”均为封宇所发，并驳回长缨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电子证据的认定规则。（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错误。首先，一审判决仅根据曾某锋与邱平、严孔平的微信聊天记录审查认定购车、提车、上保险及开具购车发票过程等基本事实不当。其次，长缨公司仅确认案涉5份合同是骏延公司填写后由邱平转交给长缨公司盖章的，合同内容、买方信息不是长缨公司填写的。长缨公司一审中陈述，其要求邱平联系骏延公司尽快按合同约定交车，一审判决却认定长缨公司陈述其在2018年3月29日后一直和邱平联系，要求邱平交付车辆。再次，2019年7月10日，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向骏延公司邮寄律师函，要求骏延公司向长缨公司交付案涉23辆车或退还购车款3402400元，该邮件被退回原因是骏延公司不予认领，而非收件人姓名和地址有误。最后，一审判决遗漏查明长缨公司的付款情况。长缨公司已提交付款回单、付款人代长缨公司付款的声明等，这些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一审中骏延公司申请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调查手机号134××××****的通话记录，一审法院未审查该调查取证是否合法就向骏延公司开具了律师调查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改判支持长缨公司的主张。骏延公司辩称，（一）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案涉交易发生时，骏延公司并不清楚长缨公司的存在，长缨公司也承认其从未联系过骏延公司，骏延公司一直是与邱平沟通购车事宜，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双方从未达成买卖合同合意，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交易。其次，长缨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是伪造的。长缨公司一审自认《购销合同》“乙方”是空白的，是长缨公司事后单方填写并加盖公章的，现长缨公司又否认其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其为了达到不法目的而作虚假陈述。若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购销合同》第1、3联应在骏延公司处。（二）骏延公司已按邱平、梁某的指示，交付了案涉款项对应的23辆车。首先，骏延公司已保存案涉交易发生时的书证及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其作为善意交易相对方，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骏延公司与邱平通过微信沟通确认具体购车事宜，事后让邱平亲笔签写《委托书》，骏延公司也通过电话及微信与转账人梁某核实确认涉案款项对应的23辆车由严孔平提走事宜。骏延公司与提车人严孔平在微信中确认，并让严孔平亲自在提车单上签名确认其是按照邱平、梁某的指示提走案涉23辆车。其次，2018年3月29日晚，骏延公司与梁某确认《提车保证书》的真实性后，次日添加梁某微信要求梁某在已签名的《提车保证书》原件骑缝处签名，并提供收件地址要求其将原件寄回，梁某也回复同意。事后骏延公司收到了《提车保证书》原件。至于梁某最终没有签骑缝章并不影响《提车保证书》的真实性，因为已经过梁某的微信确认。梁某作为转账人，在交易发生时其已通过电话及微信确认其转账款项对应的23辆车由严孔平提走。如今发生了纠纷，梁某又自称与长缨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即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其关于代长缨公司支付购车款的陈述不真实，不应被采纳。再次，长缨公司主要依据梁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与本案有关联，其一直以主观的单方陈述否认客观证据证明的事实。一审庭审时长缨公司自认其法定代表人封宇与邱平互为微信好友，双方也通过微信沟通案涉交易事宜。一审第二次庭审时长缨公司却称封宇的手机换了，故无法向法庭提交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梁某在一审庭审中辨认骏延公司一审证据第40、41页的“封宇”微信聊天记录时，其称银行转账截图是其发给封宇的，该微信头像也是封宇的，但最近封宇刚换了微信头像。长缨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称“邱平告知其，其再要求梁某付款，付款截图是长缨公司给了邱平”。长缨公司还陈述“对于骏延公司证据40页，确认是封宇的微信账号转发的转账截图”。在骏延公司继续追问骏延公司证据的第41、42页是否也为封宇所发时，长缨公司当庭翻供。可见长缨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存在虚假陈述。一审法官询问梁某若觉得曾某锋发的微信内容很突然，有无与长缨公司或骏延公司联系，梁某称其立即与封宇联系，封宇称其会处理。若梁某的陈述属实，则可证实若长缨公司是正常的购车方，其在知道存在《提车保证书》及案涉23辆车被严孔平提走时，其应立即联系卖方。但在案涉交易完成一年多后，长缨公司特意上网查询相关裁判文书后才起诉骏延公司，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排除长缨公司是恶意提起诉讼的可能。另外，一审庭审时长缨公司陈述“一直有和邱平电话联系，但邱平一直说购车数量比较大，货源比较紧缺，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交付”，可知长缨公司是向邱平购车，并非向骏延公司购车。梁某称其于2018年3月30日致电封宇告知《提车保证书》等事宜时，长缨公司也清楚案涉款项对应的交易已完成，不存在货源紧缺的说法。若《提车保证书》不是封宇发送的，那么在梁某打电话给封宇时，按常理其应立刻向梁某反映其没有发送《提车保证书》，这也证明其自认《提车保证书》的真实性。最后，长缨公司作为一家汽车贸易公司，其若是购买方，本身也应尽到注意义务。案涉金额300多万元，长缨公司从未与骏延公司联系，只是与邱平对接，且是按邱平的指示行事。骏延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其是向邱平购车，因此其从来没有联系过骏延公司。梁某通过微信发送其身份证照片、转账截图等，也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交易发生时骏延公司不知道长缨公司，骏延公司在整理证据时才发现邱平转发梁某签名的《提车保证书》，最初是封宇所发送，而封宇是长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长缨公司清楚并认可梁某所支付款项对应的23辆车由严孔平提走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封宇发送《提车保证书》的微信聊天记录，骏延公司也已完成了交车义务。因为梁某作为转账人，其在交易发生时已确认了《提车保证书》的真实性及案涉23辆车由严孔平提走。综上，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骏延公司一审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长缨公司所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梁某转账3402400元对应的23辆车已按邱平、梁某的指示由严孔平提走，案涉交易已经完成，故请求驳回长缨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邱平、严孔平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长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骏延公司向长缨公司返还购车款3402400元及利息3289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从2019年7月16日起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最后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骏延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购车的过程2018年3月22日至28日，邱平通过微信向骏延公司的工作人员曾某锋询问雅阁、缤智等车辆的销售信息。2018年3月29日，邱平表示购车资金当天可以到位，并称“10台缤智10台雅阁啦”“1538多点”。在收到曾某锋发送骏延公司地址定位并商定所购车辆的具体内容后，邱平在当天的17时22分至36分左右表示“做份合同我车架号配好”“我现在过更去”“车安排好”。当天17时41分，曾某锋根据邱平的要求向邱平发送骏延公司的收款账号。此后的一个多小时内，曾某锋将编号为0006426、0006427、0006428、0006429的《购销合同》发给邱平。当天19时15分，曾某锋将23台车辆的价格（共3402400元）汇总后以表格的形式发给邱平。20时34分，邱平将梁某的付款短信截图（分四次支付，金额共计3402400元）发给曾某锋，曾某锋立即要求邱平提供梁某的身份证，邱平亦按要求发送梁某身份证照片。20时47分，邱平向曾某锋发送第一段“封宇的聊天记录”，该记录里显示微信名为“封宇”的人员发送了四张中国工商银行汇款电子回单（梁某向骏延公司转账四次共计3402400元，付款时间在2019年3月29日20时26分至32分之间，其中两次100万的转账附言为“梁某23台车购车款”）。21时10分，曾某锋发送一份提车协议并要求梁某在打印的协议及身份证上签名、捺印。21时24分，邱平转发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里面载有提车保证书、梁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曾某锋表示“原件可以寄比我吗？”“或者你有无这个梁某的电话号码呢？”“财务唔肯承担责任”，邱平表示可以，曾某锋称“电话号码比我吧，我叫财务打比距”，邱平立即发送“136××××****”“梁某”。上述编号为0006426、0006427、0006428、0006429的《购销合同》写有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价格，卖方为骏延公司，买方未填写，空白。上述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是微信名为“封宇”的人员发送的梁某身份证复印件及提车保证书照片。照片上梁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提车保证书落款处均签有梁某的名字，且名字上捺有指印。提车保证书载明，客户梁某于2018年3月29日在骏延公司购买附表（附表载有涉案23台车辆品牌、型号、颜色、数量、车架号、指导价）车型，现委托严孔平到骏延公司提车并承诺提车后发生新车未办理入户手续等情况的，所有责任由本人或提车人承担，与骏延公司无关。一审庭审中，骏延公司提交了上述梁某身份证及提车保证书的原件。梁某作为证人到庭陈述：上述身份证及提车保证书的签名、指模均非梁某本人书写、捺印；梁某支付的购车款3402400元，是代长缨公司支付；2018年3月29日，梁某根据长缨公司法定代表人封宇的要求向骏延公司支付涉案购车款，上述聊天记录中提及的付款短信、银行汇款电子回单截图均是梁某发给封宇；确认上述第一段、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中发送人“封宇”所使用的头像是长缨公司法定代表人封宇原使用的头像。一审庭审中，长缨公司确认付款短信及银行汇款电子回单截图是封宇发给邱平，但不确认上述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是封宇所发。经一审法院多次询问，长缨公司以手机损坏为由未提供封宇与邱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二、提车、上保险、开具购车发票的过程2018年3月29日晚，严孔平向曾某锋发送严孔平身份证照片及上述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然后提走上述23台车并在骏延公司开具的23张《广汽本田汽车骏延特约销售服务店提车单》签名。该23张提车单均载明购车单位为梁某。2018年3月30日凌晨1时32分，邱平通过微信向曾某锋发送信息“辛苦了”“峰哥”。骏延公司一审庭审中陈述，邱平也在提车现场。2018年3月30日上午，梁某接到曾某锋的电话后，两人加为微信好友。当日，曾某锋通过微信给梁某发送收件地址，梁某回复“好？”，随后曾某锋转发上述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并称“就是这些原件”“梁总，麻烦你在这两张纸的骑缝处签回骑缝名字给我们，好不好？”，梁某回复称“好”。一审庭审中，梁某表示，其收到上述微信内容后觉得很突然，并马上与长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封宇联系，封宇表示自己会处理的；上述第二个“好”是礼貌性的回复，梁某并未按照曾某锋的要求在骑缝处签名。2018年3月30日至4月4日，为了上述23辆车购买交强险、开具发票，严孔平继续通过微信与曾某锋联系。2018年3月31日至同年6月19日期间，骏延公司陆续开具涉案23台车辆的发票，发票抬头为东莞市乐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10台车）、黄某龙、深圳市幸福小康投资有限公司等人，没有抬头为长缨公司的发票。三、长缨公司的举证情况长缨公司为证明其与骏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5份《购销合同》。每份合同一式三联，均盖有卖方为骏延公司、买方为长缨公司的印章，并书写有涉案23台车辆的品牌（10台雅阁、11台缤智、2台凌派）、车架号、单价、数量，卖方联系人曾某锋等信息。其中编号为0006426、0006427、0006428、0006429的《购销合同》书写的内容均与曾某锋、邱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图片相同，仅买方信息及印章有区别。骏延公司对该5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因为该5份合同是骏延公司在提车当晚交付给邱平的，买方信息及印章是长缨公司事后自行填写、加盖，邱平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长缨公司确认该5份合同中买方的信息及印章是邱平转交合同给长缨公司后由长缨公司填写、加盖。一审庭审中，长缨公司陈述：其在2018年3月29日后一直和邱平联系，要求邱平交付车辆，但邱平表示购车数量比较大，货源比较紧缺，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交付，但是到2019年5月，就联系不上邱平；在2019年5月前，长缨公司未向骏延公司要求提车。骏延公司称其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之后，才知道长缨公司的诉请及诉因，此前从未收到长缨公司的提车主张。另查明，2019年7月10日，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向骏延公司邮寄律师函，要求骏延公司向长缨公司交付涉案23台车辆或退还涉案购车款3402400元。该邮件因收件人名址有误于2019年7月15日退回。四、关于邱平身份的其他证据本案审理中，骏延公司还提交两份由邱平签名确认的委托书，拟证明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方为邱平。第一份委托书记载：本人邱平于2018年3月29日委托梁某支付涉案23台车辆的车款（3402400元）。第二份委托书记载：本人邱平于2018年3月29日委托严孔平到骏延公司提走涉案23台车辆，车辆的资料（终端客户发票、合格证、钥匙、三包等）齐全后由严孔平带走。骏延公司称该两份委托书是梁某在提车后几天内邮寄给骏延公司。长缨公司对该两份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长缨公司从未见过该委托书，而且梁某是代长缨公司支付购车款，而非代邱平支付。一审庭审中，长缨公司坚持认为其与邱平之间的关系不是委托关系，而是通过邱平与骏延公司协商，确认邱平是汽车中介。梁某陈述听说邱平是汽车中介。一审法院认为，因长缨公司坚持认为其与邱平之间的关系不是委托关系，故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是骏延公司交付涉案车辆的过程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第一个问题。长缨公司主张与骏延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由是长缨公司为涉案5份《购销合同》载明的买方，也是涉案车辆付款方。然而，骏延公司交付该5份合同时，并未填写买方信息，长缨公司在收到邱平转交的合同后自行填写买方信息并加盖印章。一审法院认为，以上事由不足以认定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邱平是以个人名义与骏延公司的员工磋商购买涉案车辆，长缨公司并未参与该过程。根据骏延公司的员工曾某锋与邱平之间的聊天记录可知，邱平在2018年3月22日至28日向骏延公司询问雅阁、缤智等车辆的销售信息，此时，邱平已明确将其购车意向告知骏延公司。在2018年3月29日，邱平正式与骏延公司商定购车型号、数量、价格等，并要求骏延公司拟定涉案5份《购销合同》。以上过程均是邱平以个人名义进行，邱平并未告知骏延公司买方为长缨公司。第二，根据邱平在交易发生时披露的信息，骏延公司认为购车方为梁某，而非长缨公司。虽然邱平在微信中转发了两段“封宇的聊天记录”，但是邱平并未披露该两段记录中微信名为“封宇”的人员与长缨公司的关系，故在交易过程中，骏延公司不可能产生交易对象为长缨公司的认知。事实上，在收到梁某的付款短信及银行电子回单截图后，骏延公司的员工立即要求邱平提供梁某的身份证、提车保证书，在提车前还索要梁某的电话进行核实，涉案23张提车单也载明购车单位为梁某，由此可知，骏延公司在交易发生时已认为购买方是梁某。第三，在付款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长缨公司主观上并未认定交易对象为骏延公司。根据邱平和曾某锋的聊天记录及证人梁某的陈述可知，梁某是在长缨公司法定代表人封宇的指示下支付涉案购车款，付款截图是梁某发给封宇，封宇再转发给邱平，因截图上已明确载明收款方为骏延公司，故长缨公司应当在付款当天就已知悉涉案收款方为骏延公司。然而，长缨公司在付款后一直未向骏延公司主张交付车辆，而是要求邱平交付车辆，在联系不上邱平之后才向骏延公司发律师函并提起本案之诉。由此可知，长缨公司主观上长时间认为交车义务人为邱平，而非骏延公司。关于第二个问题。长缨公司主张骏延公司存在过错的理由为梁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提车保证书上的签名、指模并非梁某本人书写、捺印，而骏延公司并未就此进行核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基于前期的沟通信赖，骏延公司根据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中的提车保证书将车辆交付给严孔平，并不存在过错。涉案第一、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发送人均为微信名为“封宇”的好友，第一段为准确的支付购车款的记录，而第二段是依据曾某锋的要求发送的梁某身份证复印件及提车保证书，且提车保证书已签名、捺印，故骏延公司有理由相信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中提车保证书上的签名、捺印是付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事实上，严孔平提走涉案23台车辆的行为已取得长缨公司的认可和梁某的默认。长缨公司确认付款截图是系其法定代表人封宇发给邱平，梁某也确认第一、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中微信名为“封宇”的人员头像系封宇原使用的头像，在长缨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认定标准，涉案第一、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均为长缨公司法定代表人封宇所发，故即便提车保证书上的签名非梁某本人所签，因该保证书是封宇所发，该保证书上的内容也已得到长缨公司的认可。此外，在提车次日（2018年3月30日），骏延公司员工又向梁某转发了上述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梁某在看到记录中的提车保证书并与封宇核实后，并未向骏延公司提出异议，由此可知，梁某已默认严孔平提走涉案车辆。故骏延公司依据上述第二段“封宇的聊天记录”将车辆交付给严孔平，并不存在过错。退一步而言，即便长缨公司确认其与邱平之间为委托关系，邱平构成隐名代理并向骏延公司披露交易相对方为长缨公司，骏延公司在披露前也已交付涉案车辆。故长缨公司主张骏延公司退还购车款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于2020年6月1日判决：驳回长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0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长缨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长缨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及广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拟证明邱平已被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刑事拘留，而邱平是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的关键联系人，故本案中应对邱平进行提审或中止审理本案；证据2.邱平的微信基本信息及其与曾某锋的转账记录，拟证明邱平与曾某锋有经济往来，使得曾某锋在资料不完善且未尽审核义务情况下，将案涉车辆交付给了邱平，之后邱平向曾某锋转账支付2000元好处费。骏延公司质证称，证据1没有原件，该证据显示类似长缨公司的客户均是向邱平购车，且是与邱平沟通联系，该证据不能证明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缨公司据此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理由不成立；证据2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几张图片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一审时长缨公司称封宇的手机坏了无法提供其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现二审中又提供了其与邱平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与其在一审的陈述相矛盾。证据2不属新证据，应不予采信。骏延公司、邱平、严孔平二审没有提交新证据。长缨公司二审提交的《立案告知书》复印件显示，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于2020年10月19日向封宇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封宇被诈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侦查。长缨公司法定代表人封宇二审述称，其通过新闻得知邱平被刑事拘留后就案涉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案涉事实已被公安机关纳入侦查范围。邱平是车辆贸易货源的中介，向邱平买的车辆价格比较优惠，与市场价相比每辆车价格相差1万元。其认为与邱平是居间关系，其通过邱平向骏延公司购买车辆，因购车款是直接支付给骏延公司的，但长缨公司与邱平没有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当时订车时邱平称是期货，车辆到货后再通知长缨公司提车，但之后邱平一直拖延交车。后来直至联系不上邱平了，其才于2019年7月10日向骏延公司发出律师函。长缨公司在案涉买卖过程中没有与骏延公司接触，也没有向其披露长缨公司是实际购车方。二审中长缨公司认为本案与邱平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邱平所涉刑事案件正在侦查过程中，本案需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待邱平所涉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再恢复审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骏延公司是否应向长缨公司返还购车款并支付相应利息问题。经查明，在案涉车辆买卖过程中，骏延公司是与邱平沟通协商的，购车款是由梁某支付的，现无任何证据显示长缨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委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向骏延公司邮寄律师函前曾直接向骏延公司表示其为案涉车辆交易中的真正买方。虽然长缨公司主张其现持有案涉5份《购销合同》，但该合同并非是双方在形成一致意思表示情况下同时签署并加盖印章的，而是由骏延公司将买方为空白的合同交由邱平，邱平再转交长缨公司的，长缨公司持有该合同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其与骏延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买卖案涉车辆的合意。而且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邱平、梁某或严孔平曾向骏延公司明确披露案涉车辆买卖的真正买方为长缨公司、梁某是代长缨公司支付购车款、邱平仅是作为长缨公司的委托方代为购车或作为居间方撮合长缨公司与骏延公司之间达成买卖交易。从骏延公司收到购车款后的交车过程看，显然其也已尽到了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其在交车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并无不当。因长缨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其与骏延公司之间就案涉车辆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足以证明骏延公司在交付案涉车辆过程中存在过错，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不支持长缨公司要求骏延公司返还购车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理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已对此进行了详细查明和论述，此不赘述。长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长缨公司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问题，经审查，长缨公司与邱平之间为另一法律关系，本案无须以邱平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长缨公司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长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46元，由广东长缨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晓妍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