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4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童，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重明，男，199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美兰区海昌路**光明阁B903A，公民身份号码：XXX，由海口市龙华区金茂街道办事处金海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洛绒麦青，男，1962年11月17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蒯庆华，四川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伟童因与被上诉人洛绒麦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3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伟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琼0106民初1316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洛绒麦青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洛绒麦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王伟童与洛绒麦青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合意，没有关于虫草买卖的事实，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1、洛绒麦青对王伟童收到其所称货品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洛绒麦青仅提供航空货运单，并未提供航空货运的送达回执或记录，不能证明王伟童实际已经收到洛绒麦青所称货品。2、洛绒麦青于2011年是否邮寄礼品，与本案无关。且洛绒麦青未提供相应的送达回执证据证明王伟童收到所谓礼品。3、洛绒麦青所复印的航空货运单证据，复印的极不清晰，无法看清收货人及收货地址，在开庭前王伟童委托诉讼代理人无法对该证据内容与王伟童核对。在当庭核对原件后，王伟童委托代理人经核对地址与王伟童的身份证地址不一致，又因当庭无法临时与王伟童核对证据地址，便基于身份证地址作出了价值判断，庭审过程中经与送达地址确认书核对，王伟童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承认了该地址是王伟童送达地址。综上，洛绒麦青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存在瑕疵，王伟童当庭承认并认可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地址，王伟童在庭审过程中不存在不诚信的表述。4、王伟童不认识洛绒麦青，系王伟童不认识“洛绒麦青”是谁，王伟童一直未曾听说过这个中文名字。经庭审王伟童知晓洛绒麦青是一名藏族僧侣，但王伟童也未和藏族僧侣发生过本案涉及的虫草交易。综上，洛绒麦青无法证明王伟童收到其所称礼品、货品，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王伟童与洛绒麦青之间没有，洛绒麦青亦无法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洛绒麦青自身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其庭后提交的证据《牛日村村委会证明》已经能充分证明其洛绒麦青主体不适格。首先，从证据法律效力来讲，1该证据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需由法院核对判断；2该证据形式不合法，没有经手人签字，仅有单位公章，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第115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证据形式的规定。其次，根据该《牛日村村委会证明》，“我村十几户村民在2011年9月交了价值40多万的虫草给洛绒麦青，卖给了王老板......我们至今都没有收到这草钱”。即使结合该部分内容，也可知洛绒麦青并非是所为货款的权利人，其仅是代为办理运输。根据这份证据，其反应十几户村民为拥有40多万虫草卖给了王老板，权利人当然也是这十几户村民。洛绒麦青无法证明其诉讼主体适格，其相应的诉求应该驳回。（三）原审判决查明认定“虫草”为冬虫夏草，并称价格13万元至24万元每公斤不等，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洛绒麦青在庭审过程中未明确“虫草”即为冬虫夏草，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虫草”即为冬虫夏草，亦且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应单价。在此情形下，法院主动作出相关认定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其次，该航空货运单“虫草”的备注是洛绒麦青单方面备注，该备注具有任意性，应属虚假备注，洛绒麦青无法证明其实际发货的具体内容。且该洛绒麦青所指虫草不是冬虫夏草，应属普通草药。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根据市场习惯，作为送货单，送货单应有送货人签字，送到货后，送货单会有收货人签字。结合本案，本案关键证据仅为航空货运单，航空货运单明显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指的送货单，洛绒麦青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将其所谓的货品送达，王伟童也没有签收行为。另，王伟童与洛绒麦青并非有生意伙伴关系，但其竟然将如此贵重的物品交由一个从未有过合作关系、从未有过买卖关系的王伟童，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王伟童与洛绒麦青之间显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洛绒麦青庭后提交的手机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王伟童已经在一审发表过质证意见。首先，该聊天记录所反映的事实是一寺庙索要捐献款。其次，洛绒麦青并没有2016年国庆后给付任何金钱的承诺，王伟童对信息没有予以认可。从王伟童消极的回复，也明显可以知道王伟童不愿搭理也没有承诺寺庙捐献一事，寺庙口头上威胁16年国庆后王伟童要给寺庙捐献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该信息也显示“寺庙急需这笔钱”“不然他们来找你”，并未提及是洛绒麦青，显然与洛绒麦青无关，不应洛绒麦青张冠李戴。   综上所述，为维护公平和正义，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洛绒麦青的所有诉讼请求。   洛绒麦青辩称，第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一）王伟童与洛绒麦青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合意，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以及双方存在虫草买卖的事实。   1、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合意，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   首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可采用的形式包括明示方式以及默示方式。而默示的表现方式在于，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   其次，从我方提供的证据中可以表明，王伟童对于洛绒麦青要求的“国庆付款”这一行为，给予了“晚点给你回电话、我在北京”等回应。并且洛绒麦青在多次向王伟童主张其支付货款义务时，王伟童都并未对双方的合同关系提出否认，并未对自身的付款义务表示拒绝，也并未对货物表示质疑。由此可知，王伟童并非无任何作为的单纯沉默，并且王伟童一直以来向洛绒麦青所作出的意思表示，都被洛绒麦青所受领，并且让洛绒麦青对此产生合理信赖。   最后，洛绒麦青于2011年向王伟童邮寄礼品，是出于货物的“样品、广告”以及联络感情、显示诚意等意思表示，与本案发生有关联。洛绒麦青先后向王伟童邮寄了两次，可以证明王伟童与洛绒麦青在此次正式交易前并非毫无交集，相反，双方明显具有相关的利益往来，寄送礼品与邮寄交易品客观上是具有连续性、拓展性的。同时也可推定王伟童至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交易往来的存在。   所以结合相关的证据可知，双方当时确实存在自愿、平等并且意思达成一致的买卖合同。   2、双方存在虫草买卖的事实。   （1）根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之货物运输第九条货物交付的相关制度，如果发生拒绝提货或无人提货等无法交付的情形，那么无论如何航空公司都会通知到托运人，以及退回货物至始发站，或协商、告知其他处理方式。   （2）洛绒麦青出具了航空货运单、保险单、聊天记录并且确认了收货人姓名、联系方式、地址与王伟童的姓名、联系方式、地址一致。洛绒麦青所填的初始站以及联系方式也都准确无误。然而，洛绒麦青由始至终都并未收到过航空公司任何关于王伟童拒绝提货或无人提货等通知。并且洛绒麦青在向王伟童追要货款的过程中，王伟童从未提出过未收到过货，或者货物有问题而拒收等未收货的事实，并且也无法提供任何未收到货的证据。   （3）根据相关法律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定，需要运输的标的物，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等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4）即便买受人真的如其所说没有收到货，那也理应由其提供证据，或整理好证据去向承运方主张损失，而非直接逃避向我方支付货款的义务，损害交易中的合理信赖利益。   （5）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按照公平原则，主张权利存在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举证，而否认权利之人，应就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或者权利制约要件的存在事实举证。   （6）洛绒麦青提供了足以证明洛绒麦青已经履行了双方合同中关于洛绒麦青交付货物义务的证据。而王伟童却无法提供任何关于无法收货、不予收货等证据。   故此，无论是从证据的角度还是从事实的角度，都可推知双方确实存在虫草买卖的事实，并且王伟童一直在逃避其付款义务。   （二）王伟童在履行合同中以及诉讼中存在不诚信的行为。   1.王伟童在诉讼中存在不诚信的行为。   王伟童的委托代理人作为一名可以出庭的法律专业人士，理应知道王伟童的送达地址也是本案的重要内容，在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中，至少核对或应当核对王伟童的常用地址，就算其失职没有进行核对，也不应该在未核对的情况下直接否认称此证据地址与王伟童的送达地址不一致。如今又对此加以一系列苍白的开脱与解释，欲盖弥彰。   2.王伟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存在不诚信的行为。   同理，王伟童一方在未经任何确认与核实的情况下又坚称不认识洛绒麦青。经过了洛绒麦青与法庭揭穿其地址不一致、互不相识等谎言后又改口，不仅体现了王伟童对法律与诉讼毫不严肃的态度，并且无法排除王伟童根本就出于故意而为之。也能由此可见，王伟童存在多次不诚信的诉讼行为。   如今，王伟童又坚称未与洛绒麦青发生过此类交易，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但结合洛绒麦青证据可见，又是一次王伟童逃避其义务的不诚信行为。洛绒麦青合理怀疑王伟童存在合同欺诈的行为，请求法院一并予以核实。   （三）洛绒麦青提交的证据并无任何矛盾与瑕疵。   1.关于王伟童对于洛绒麦青主体是否适格的质疑。   首先，庭后提交的证据《牛日村村委会证明》更加充分证明了双方此交易的合法存在。从证据的效力讲，洛绒麦青再次补强了证据，以便证实此证据的真实性，此证据的三性已经充分。   其次，王伟童一方称洛绒麦青“张冠李戴”实属无稽之谈。结合该证据的内容以及当地的交易习惯来讲，洛绒麦青与村民之间系先交货后付款的交易形式，村民是把货物交给洛绒麦青赊卖，村民与洛绒麦青之间是另一交易关系，且该交易关系与王伟童没有多大关系。   最后，洛绒麦青在与王伟童交易前是此货物的实际占有人，也是王伟童所欠货款的权利人，在王伟童付款后，洛绒麦青才能将其原来所欠村民的货款支付给村民。   所以结合所有的证据链以及事实，不难看出洛绒麦青对于此货物属于有权处分，其不仅是这笔货款的权利人，也是此买卖合同适格的主体。   2.关于王伟童对于洛绒麦青提交的航空货运单、发票联以及货物价值的质疑。   首先，王伟童对洛绒麦青提供的证据提出复印件不清晰等质疑。这明显是技术问题，属于客观原因，并且洛绒麦青也一并提供了证据原件，并不能因此说明洛绒麦青提供的证据存在瑕疵。   其次，航空运货单上的备注“贵重物品急件”、“虫草”等，都能证明此货物的价值贵重。   最后，众所周知，空运为了排除违禁品，对货物有一定的要求，其也会确认货物是否可以空运，也有相关的安检程序。并且“虫草”的备注并非洛绒麦青单方面备注，无论是证据中一并提供的保险单还是始发站的制票人提供的发票联，都能证明洛绒麦青是在工作人员的协作下进行的此次发货，这并不是洛绒麦青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王伟童称此为虚假备注与普通草药，都是毫无证据下的无中生有，缺乏基本常识。   所以，洛绒麦青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货物的真实性以及货物的价值。   3.关于王伟童对于聊天记录中洛绒麦青向其追要的款项性质的质疑。   首先，从原因的角度来讲，该聊天记录中显示“寺庙急需这笔钱”，洛绒麦青这一表述是其当时向王伟童追要货款这一“追要”行为的理由，并非双方之间交易行为的理由，更无法成为王伟童不愿履行交易中其付款义务的原因。   其次，从用途的角度来讲，这笔“货款”在王伟童与洛绒麦青之间，并不等同于“捐献款”。而洛绒麦青提出的“寺庙急需”，是洛绒麦青收到这笔货款后的用途，此用途确实与王伟童无关，且双方除了虫草交易款项其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尚有其他款项发生。但王伟童故意将这两个概念混同，明显是王伟童在张冠李戴，自欺欺人，王伟童实力诠释了倒打一耙的含义。   最后，王伟童对洛绒麦青消极回应的态度背后，同时也是在积极的逃避自身在交易中的付款义务。   所以洛绒麦青提交的聊天记录这一证据，是在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以及王伟童逃避付款义务的事实。而洛绒麦青向王伟童追要的款项，是双方交易中虫草的款项。   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判决的认定经过了合法合理的程序，适用法律正确无误，并无不妥之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为认定”。   首先，从市场习惯来讲，结合航空货运相关规定，航空货运单的储运注意事项及其它备注中明确注明：贵重物品急件、机场自提。而机场自提，也是航空货运较为普遍的方式，并且符合市场的交易习惯。   其次，从双方所采用的航空运输机场自提的交易方式来讲，货运单上有明确的航线、承运人、填开货运单的代理人名称编号等，而机场自提与陆运快递也有所区别。收货人签收是与航空公司之间发生的，王伟童无法提供拒绝提货或无法提货的证明。   最后，从常理来讲，洛绒麦青是一名智力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若双方未达成买卖的合意，又怎么可能把具有贵重价值的物品交由一个毫无交集且不愿购买的人，如果双方无交集王伟童又怎么向洛绒麦青泄露自己准确的姓名、精确的家庭住址、电话等隐私信息。并且王伟童与洛绒麦青第一次礼品的往来就可以充分证明双方在此交易前有过关于虫草往来的交集以及沟通联络，而王伟童对洛绒麦青作出的意思表示也被洛绒麦青所信赖与受领，在洛绒麦青履行完交付义务后，其不主动、不拒绝的态度明显是在逃避付款义务。双方显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完全符合常理以及市场交易习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伟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洛绒麦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王伟童支付买虫草的款项总计44.8万元人民币；2.请求王伟童支付2012年3月至今的44.8万元的利息111641元；(按照四川农信存款挂牌利率表,44.8万元按5年(3.850%的利率)利息加2年（2.835%的利息）利息计算,利息共计86240+25401=111641元)；3.请求由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和路途交通费、住宿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15日，洛绒麦青以航空货运的方式向王伟童发货，洛绒麦青提供的编号为41954566的航空货运单上载明：收货人为王伟童，收货人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17D座，收货人电话为155XX******。货物品名为虫草，重量为3.5千克,货单上载明“贵重物品急件”。货物的提取方式为“机场自提”。洛绒麦青同时提供了一份成都空港货运站服务有限公司机打的编号为90063473的发票载明，货运单号41954566的货物名称为虫草，计费重量为3.2公斤。之后，洛绒麦青声称该虫草以每斤7万元价钱卖给了王伟童，但王伟童一直没有支付货款为由将案诉至法院，王伟童抗辩从来不认识洛绒麦青且双方没有存在买卖关系，洛绒麦青的送货行为是其单方行为，洛绒麦青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请求驳回洛绒麦青的诉讼请求。   案在审理中，王伟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否认编号41954566的航空货运单上收货人的地址不是王伟童的地址，但王伟童本人到法院签署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该确认书中的送达地址与编号为41954566的航空货运单上的王伟童的地址一致。另外，经王伟童代理人询问，洛绒麦青陈述王伟童当时承诺在收到货物后的5、6天后付款。洛绒麦青为证明在这之前其与王伟童相识，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编号为EK552989955CS），证明洛绒麦青在涉案的货物发货之前，洛绒麦青曾于2011年9月18日向王伟童邮递过一份礼品，也是虫草。该详情单上载明洛绒麦青向王伟童邮递了礼品，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与编号41954566的航空货运单一致。王伟童对该详情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是洛绒麦青单方面的赠予，王伟童对此毫不知情，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洛绒麦青与王伟童之间有交情。   庭审后，洛绒麦青为证明洛绒麦青的主张未超诉讼时效，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牛日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和洛绒麦青与王伟童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牛日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你院受理洛绒麦青诉王伟童虫草买卖事件一案，因我村有十几户村民在2011年9月交了价值四十多万的虫草给洛绒麦青，卖给了王老板，根据洛绒麦青的描述，当时是寄的航空快递，但该草款至今都没有收到，现在时间也过去太久了，我们多次找过洛绒麦青，他也找王老板要过，但王老板称他很忙，在北京开会，但我们至今都没有收到这草钱，我们村里知道的情况就这些”。王伟童对该证明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认为是传来证据，是出具人依据洛绒麦青的指示和描述而出具的，不予以认可。另，洛绒麦青出示了其与王伟童于2016年10月14日到2016年11月1日的短信往来记录，该手机记录载明：2016年10月14日，洛绒麦青向王伟童发短信“你说国庆节后就给钱，现在以经过了，是过去来取，还是打过来呢，”；2016年10月15日，王伟童向洛绒麦青发短信“我在北京”；2016年10月17日，王伟童向洛绒麦青发短信“我正在开会”；2016年10月18日，洛绒麦青向王伟童发短信“时间已经到期了，所以把钱汇快点过来为好，国为寺庙这边非常急需这笔钱，不然他们要过来找你了哦！你说过的话算数不？快点回复，不然寺庙里的人准备过去找你来了哦！你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不要再拖下去咯！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头了的，请尽快回复”；2016年10月25日，王伟童向洛绒麦青发短信“我正在开会”；2016年10月28日，洛绒麦青向王伟童发短信“王文同请加我微信”；2017年1月11日，王伟童向洛绒麦青发短信“我正在开会，晚点儿给你回电话”。王伟童承认洛绒麦青出示的2016年10月14日到2016年11月1日的短信往来是洛绒麦青及王伟童之间的短信往来，但抗辩短信中提及的款项并不是涉案的货款，而是洛绒麦青所在寺庙要求王伟童给付的捐献款，与本案无关。   另，为查明2012年间冬虫夏草的价格，一审法院查询了新华网和人民网报道的2012年1月和2013年1月间的冬虫夏草的价格，冬虫夏草的价格较优质的品质在2012年1月的每公斤为20万元，2013年1月的价格因不同品质每公斤从13万元到24万元不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洛绒麦青及王伟童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问题。2012年2月15日，洛绒麦青以航空货运的方式向王伟童发货，所发的货品为贵重物品冬虫夏草，价值达数十万元。王伟童否认收到该货品并认为双方从不认识且不存在买卖关系，但洛绒麦青在本次发货之前还给王伟童发过一次礼品，邮寄收货人的地址电话与本次货运单上均一致。王伟童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否认不认识洛绒麦青且货运单上的收货地址不是王伟童所用的地址，但王伟童本人签署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地址与货运单上的收货地址相同，说明王伟童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另外洛绒麦青在发货后有多次向王伟童追收货款的行为，王伟童在回信中只是说在开会，虽然并不明确认可欠款事实，但也不否认其收到货物和所欠货款的行为，王伟童在本案审理中抗辩双方短信所提及的款项并不是涉案的货款，而是洛绒麦青所在寺庙要求王伟童给付的捐献款，与本案无关。但王伟童对该抗辩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为此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结合洛绒麦青有两次给王伟童发货的行为，所发物品为贵重的价值几十万元的冬虫夏草，洛绒麦青在发货后有向王伟童追款的行为，洛绒麦青所在牛日村村民委员会也出具证明证实以上事实，同时也考虑到洛绒麦青为藏族僧侣，其所受文化、所用语言等和汉族地区有较大的差异等，所以本案中，虽然洛绒麦青及王伟童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但结合以上查明的事实和王伟童的陈述存在不合理不诚信的地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洛绒麦青及王伟童之间存在冬虫夏草的买卖行为，王伟童在收到货品后不支付货款给洛绒麦青，洛绒麦青为此将案诉至法院，要求王伟童支付货款及占用期间利息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洛绒麦青所主张货款数额和利息问题。洛绒麦青及王伟童双方并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对涉案虫草的价格没有明确约定，但从一审法院查询到的新华网和人民网报道的2012年1月和2013年1月间的冬虫夏草的价格来判断，洛绒麦青主张涉案虫草每公斤的价格为14万元，3.2公斤总计44.8万元，合乎当时的市场价格，对于洛绒麦青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因洛绒麦青在给王伟童发货时，没有约定给付期限，虽然洛绒麦青主张其一直在主张货款，但从洛绒麦青提供的双方的短信往来中看，王伟童有同意从2016年国庆假期后给付的承诺，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洛绒麦青主张的利息可按本金44.8万元从2016年10月8日起按洛绒麦青主张的年利率3.85%计付到本案开庭之日（2020年6月16日）止。   关于王伟童抗辩的洛绒麦青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庭审中，经王伟童代理人询问，洛绒麦青陈述王伟童当时承诺在收到货物后的5、6天后付款，王伟童为此认为本案洛绒麦青的诉讼请求已超过的诉讼时效，但从洛绒麦青提供的双方于2016年国庆期间的短信往来的内容中看，王伟童有同意从2016年国庆假期后给付的承诺，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王伟童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王伟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洛绒麦青支付货款44.8万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44.8万元从2016年10月8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到2020年6月16日止）；二、驳回洛绒麦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98元，由王伟童负担。   二审中，洛绒麦青向本院提交一份牛日村村委会的村长和支部书记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牛日村村委会于2020年5月16日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证明是真实的，经质证，王伟童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证如下：因该证据有原件予以核对，且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映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王伟童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补充查明：牛日村村委会村长次来拉姆、村支部书记昂翁邓珠于2020年8月6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牛日村村委会就洛绒麦青和王伟童虫草买卖一案于2020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真实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虫草买卖关系；二、若存在买卖关系，王伟童所欠货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虫草买卖关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洛绒麦青提交的航空货运单载明其于2012年2月15日向王伟童邮寄了3.5千克虫草，该航空货运单虽没有王伟童的签字，但结合王伟童在多次与洛绒麦青进行短信联系时未对欠款的事实予以否认，及牛日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相关事实，洛绒麦青所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洛绒麦青与王伟童之间存在虫草买卖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王伟童主张其与洛绒麦青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洛绒麦青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等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其主张洛绒麦青向其催要的是寺庙的捐赠亦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王伟童所欠货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一审法院参照新华网和人民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的本案交易时冬虫夏草的市场价格，认定洛绒麦青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虫草价格合乎当时市场价格，据此支持其关于欠款数额的主张，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本院予以维持。王伟童主张一审判决对欠款数额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依据王伟童在2016年10月与洛绒麦青的短信记录内容，王伟童有同意在2016年国庆节后给付货款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于法有据，王伟童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王伟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98元，由上诉人王伟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焕怡   审判员 廖端明   审判员 王小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晶   速录员 符雪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