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士永，男，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波，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硕硕，江苏汇英才律师事务所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士利，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石启周，男，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翟士英（1），女，195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翟士英（2），女，195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翟士花，女，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翟士玲，女，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邳州市号。上诉人翟士永因与被上诉人翟士利、原审第三人石启周、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1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士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波、曹硕硕，被上诉人翟士利与原审第三人石启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士永上诉请求：1.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164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邓翟氏未留下要与翟帮田合葬的遗愿，与翟帮田合葬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首先，邓翟氏去世前未留下要与翟帮田合葬的遗愿，证邓某,4恩陈述在三四年前，邓翟氏和他说死后要与翟帮田合葬，依据常理，在邓翟氏存在两段婚姻的情况下，为避免纠纷，若邓翟氏真的留有与翟帮田合葬的遗言，不应只和弟邓某,4恩说，而应该一并告知其子女。同时，现场仅邓某,4恩、邓翟氏在场，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遗言的真实性，该证言显然是虚假陈述，邓某,4恩出庭时所述证言前后矛盾，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显失公平，也与善良风俗相违背，依法不应被采纳。其次，邓翟氏没有随李玉才返回祖籍，长期在翟帮田户籍地居住地生活，不能视为邓翟氏愿意和翟帮田合葬的意思表示。李玉才的祖籍村，李玉才在翟帮田去世后，入赘到翟家做了上门女婿，邓翟氏基于“招夫养子”的观念，一直在颜楚村生活，且生前一直居住的处所是上诉人翟士永所建的房屋。因此，以邓翟氏生前的居住地得出与翟帮田合葬系邓翟氏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不合理。最后，被上诉人提交的庄邻联名签署3页，不符合证人出庭作证的基本规则，该证据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依法不应被采纳。同时，该联名签署仅是庄邻表达其个人意见，依据的是邓翟氏系“招夫养子”，女子死后骨灰合葬“紧前不紧后”的习俗，该习俗体现了对“招婿入赘”婚姻关系中男方人格的蔑视，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精神和原则，不能视为善良风俗，不应被采纳。二、邓翟氏生前最后一段婚姻仅存在与再婚配偶李玉才之间，理应与再婚配偶李玉才合葬。一审法院认为“邓翟氏两段婚姻全部结束，逝者翟帮田、李玉才身份并无区别，均系邓翟氏已逝丈夫”明显错误，第一段婚姻在翟帮田去世时已结束，邓翟氏生前最后一段的合法婚姻仅存在与再婚配偶李玉才之间，逝者翟帮田、李玉才身份有着本质区别，翟帮田系邓翟氏已逝前夫，李玉才系邓翟氏已逝丈夫，依据现代夫妻合葬的一般习俗，邓翟氏与再婚配偶李玉才合葬，更符合社会大众对良好婚姻的一般期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正是依据现代夫妻合葬的善良风俗，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起的诉请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依据的风俗习惯正是“招夫养子，女子死后骨灰合葬紧前不紧后”的陋习，该风俗严重悖离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不能视为善良风俗，不能作为适用本案的风俗习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显失公平，违背了善良风俗，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翟士利辩称，翟士永没有照顾老母亲，老母亲生病他一分钱都没掏，一直到老母亲去世，他都不在跟前。我母亲一直没有离开翟帮田的家。我认为证邓某,4恩的证言可信。我母亲和李玉才没有关系，因为她嫁给了姓翟的，不能和姓李的合葬，我母亲生的孩子都是姓翟的。就是因为上诉人说他永远姓翟，我才把他留家里。我们都在翟家生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石启周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被上诉人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翟士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翟士利将邓翟氏骨灰归还给翟士永安葬；2、翟士利停止一切侵害行为，不得妨碍翟士永对邓翟氏骨灰进行安葬；3、诉讼费由翟士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翟士永与翟士利系同母异父兄弟关系，其母邓翟氏与翟邦田共育有翟士利及第三人翟士英（1）、翟士英（2）、翟士花、翟士玲，后翟邦田去世。李玉才入赘到邓翟氏前夫翟邦田家，更名为翟帮才并生育两子，分别为翟士永，第三人石启周（又名翟合理，因入赘而改名）。1983年左右，翟帮才去世并回归其祖籍葬于李家祖坟。翟士永、翟士利及第三人陆续结婚另立门户，目前翟士永长期邳州市街居住生活，翟士利与邓翟氏仍邳州市村楚墩祖居生活居住，第三人石启周入赘后离开原居住地，其余第三人均嫁人彼此独立生活。邓翟氏生前较长时间系翟士利赡养照顾起居，其弟邓某,4恩称邓翟氏终生未到李玉才祖籍生活，生前遗愿死后与翟邦田合葬。2020年2月6日，邓翟氏因病去世后火化，相关事宜由翟士利操办。翟士永、第三人石启周在邓翟氏火化时并未参加相关仪式，邓翟氏骨灰由翟士利领回保管。双方就邓翟氏骨灰将来安葬事宜协商未果，引起本案诉争。一审法院认为，翟士永、翟士利均有安葬邓翟氏骨灰的意愿值得肯定，但因此产生争议实属不应该发生。逝者邓翟氏生前有两段婚姻，属于无奈之举，生者当以逝者尽快安息为重。逝者邓翟氏第一段婚姻与翟邦田结合，并生育翟士利等五个子女，翟邦田去世后该段婚姻结束，但抚养子女的责任尚存。邓翟氏于夫家招婿李玉才，李玉才入赘后更名为翟帮才并育有二子，分别为翟士永、第三人石启周（原为翟合理，因入赘更名）。1983年前后，翟帮才去世并按照其遗愿返回其祖籍安葬，其与邓翟氏的婚姻即自然结束。此时，邓翟氏两段婚姻全部结束，逝者翟邦田、李玉才身份并无根本区别，均系邓翟氏已逝丈夫。逝者的骨灰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伦理意义的特殊物，权利的行使应受公序良俗的限制。作为逝者延伸身体利益的载体，在确定安葬方案时应体现对生前明示或者可得而知意思的尊重。邓翟氏没有随李玉才返回祖籍，长期在翟邦田户籍地居住地生活，生前与其弟邓某,4恩关于死后合葬的谈话，结合邓翟氏一贯行为，村民集体表达的共同意愿，与翟邦田合葬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2020年2月6日，邓翟氏去世后，并没有其死后合葬事宜的相关材料，翟士永关于邓翟氏应与李玉才合葬的主张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故其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翟士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第一份证据：庄邻签署的证明两份，其中证李某,4光是村干部，其证言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证明邓翟氏生前一直在翟士永所建的房屋内居住，且在邓翟氏生病期间，均由翟士永夫妻二人照顾，且承担了邓翟氏大部分的生活开支费用，说明翟士永在邓翟氏生前尽到了扶养义务。第二份证据：救护车收条收据一份。证明在邓翟氏病危时，是翟士永花费550元雇车将邓翟氏从邳州市人民医院送至家中。第三份证据：电费交纳单据一张。证明2018年2月至2020年2月，邓翟氏在翟士永房屋居住期间，所有的用电开支均由翟士永支付，结合第一份证据，证明邓翟氏生前一直和翟士永生活，在其共同生活期间，从未向翟士永表达过要和翟帮田合葬的意愿，依此证实证邓某,4恩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应被采纳。被上诉人翟士利质证称，证据一是伪证，翟士永不在家，一年365天都是我在家照顾老母亲。证据二、三真实，救护车的钱和电费是翟士永掏的邓某,4恩的证言是真实的。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反驳对方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翟士永一审诉请为被上诉人翟士利在邓翟氏去世后擅自将邓翟氏的尸体送去火化并将骨灰领走，要求归还骨灰等请求，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邓翟氏之子，鉴于邓翟氏有两段婚姻，其第二段婚姻系于前夫家招婿李玉才，与李玉才结婚后一直在前夫家生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提供了相关证据，本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对邓翟氏进行了照顾予以认可。综合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充分，不能证明其诉请，因此，一审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逝者已逝，理应尽快入土为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邓翟氏之子，应依照法律和当地习俗，在乡邻和亲戚的支持下妥善协调，使逝者安息。综上，上诉人翟士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翟士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航审判员  赵淑霞审判员  王 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尹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