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戚云庆，男，195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吴长云，均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曲骁军，男，1972年3月24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万利、张超，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龙水路**。法定代表人：尹利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录民，该公司下属分公司员工。上诉人戚云庆因与被上诉人曲骁军，被上诉人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戚云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戚云庆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曲骁军的全部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曲骁军提供的工程造价2,405,315.50为工程结算依据错误，与实际情况不符。上诉人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履行被上诉人曲骁军和被上诉人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施工合同内容的真实履行者。案涉合同（即编号为LJDDLGC-02号的《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2号合同）所载明的金额是4,488,697元，案涉工程由上诉人支付税钱的发票金额为3,702,613元，数字之间的相差巨大，显然曲骁军做了虚假的陈述。就案涉工程戚云庆与曲骁军未进行过结算，且曲骁军也陈述其与公路公司也没有进行结算，原审法院直接认定双方就2号合同进行过结算是错误的。根据工程施工领域的交易习惯，发包方按工程进度付款，且要求收款人按实际付款额出具发票，故发票金额要低于已经完成的进度款，本案中曲骁军向公路公司提供的发票共计3,702,613元，而且这些发票的税金已经做在上诉人的账上，由戚云庆承担。2.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凭证是13份，并不是11份，所载明的工程款金额是4,603,127元。凭证是被上诉人曲骁军和公路公司对施工进度、工程量及价款的确认。虽然极个别的签证上并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但是实际施工的现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所有已完工程的施工资料均掌握在公路公司处。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已经提交了基础的证据，作为公路公司应当就案涉工程在2013年之前所有合同的审报工程量及支付工程款进度的相关资料及付款凭证等向法院提供，以查明案件事实施工的具体情况，应视为公路公司对上诉人提供的工程量及完成的工程价款予以认可。3.在案涉司法鉴定工作中，三方当事人对11号合同工程量进行了现场的指认和勘察，结合曲骁军与公路公司签订的11号合同和曲骁军提交的他自己的施工日志等，可以印证上诉人对11号合同工程进行施工的事实是存在的。11号合同中雨水管及排污管的管道均属于甲供材，领取材料由戚云庆的工作人员签字签收，也能够证明戚云庆对11号合同的施工行为。原审判决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进行重新鉴定是无依据及意义，将不能进行鉴定的原因归于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原审中向法院补充的关于增加工程（即编号为LJDDLGC-11号《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11号合同）的证据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涉及增加11号合同工程的存在，而不是否认案涉司法鉴定结论，而原审法院却因此而解释为原司法鉴定结论不能作有效证据错误。11号合同工程造价经鉴定为1,064,796元。本次一审时戚云庆提出的补充司法鉴定申请，但强调的是若调取的监理日志记录的2013年12月31日前已完工程量与鉴定报告相一致，则继续适用原鉴定结论；若监理日志记录2013年12月31日前已完工程量与鉴定报告不一致，则以监理日志记载已完工程量为准。因原审法院调取的监理日志并未与之前的司法鉴定报告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故原鉴定结论应继续有效。且对该鉴定结论公路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故戚云庆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请应得到支持。4.曲骁军按工程进度付款，不存在多付款的情形，而且从给付工程款后至戚云庆起诉时，曲骁军从未主张过多付工程款。对曲骁军的反诉请求不应支持。曲骁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戚云庆始终未能向法庭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明其施工具体工程量及对应造价的证据，而依靠曲骁军的答辩来推断反证其主张，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不适合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上诉人对2号合同完成的施工量以及形成的工程造价，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戚云庆主张其对11号合同工程进行了施工，但其与曲骁军的口头合同中并没有关于11号合同的施工的内容，戚云庆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权利施工11号合同工程，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进行了施工及施工范围和造价。2.上诉人戚云庆在鉴定过程当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鉴定范围为其施工，也就是说鉴定机构在没有上诉人合法施工范围的前提下做了工程造价的确定，戚云庆仅依据在质检站等可以公开调取的图纸作为鉴定依据，鉴定机构虽然做出了造价，但是鉴定机构仍然把具体的这个项目每一项进行了分项。重审时法院询问上诉人是否针对重新提交的证据申请鉴定？上诉人同意申请鉴定。但是因为上诉人的原因，鉴定无法作出，故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曲骁军的反诉请求证据充分，原审判决对此予以支持正确。公路公司未答辩。戚云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曲骁军支付尚欠的工程价款1,143,277.37元（其中合同内42,533元，合同外1,100,744.37元）；2.判令公路公司对上述款项在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曲骁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戚云庆返还曲骁军多支付的工程款682,796.50元；2.判令戚云庆向曲骁军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682,796.5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反诉日为90,990元）；3.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公路公司（甲方）与被告曲骁军（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LJDDLGC-02《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亮甲店工业区道路施工工程合同段内13号路和刘大线的雨污工程以及5号及刘大线各一半的暗渠工程发包给乙方施工。承包价格：4,488,697.00元（最终结算以现场实际完成数量为准）工程期限：暗渠工程：2012年8月20日至2013年5月10日完工。刘大线暗渠工程要求本年度施工完成（2012年8月20日至2012年10月15日，自K1+365.577向大桩号方向施工，最终工程数量以实际完成数量为准）雨污工程：2012年8月20日至2013年5月1日完工。双方另对其他事项作出约定。合同附《暗渠工程量清单》及《雨污水工程量清单》。工程量清单中乙方单位名称为曲骁军，载明了具体施工项目的名称、计量单位、工程量、综合单价、金额。合同签订后，被告曲骁军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戚云庆施工，双方没有签订分包合同。原告阶段性施工完毕后，凭工程结算凭证与被告曲骁军进行结算。工程结算凭证附工程量清单，以此确认原告戚云庆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原告戚云庆施工期间，共发生工程价款2,405,315.50元，被告曲骁军先后支付其工程款3,088,112元。另查，被告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曲骁军（乙方）除签订上述施工合同外，又另签订合同编号为LJDDLGC-11《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亮甲店工业区道路施工工程（二期）合同段内9号路、16号路部分、18号路和22号路的雨污工程发包给乙方施工。承包价格：2,332,884元。工程期限：2013年7月20日至2014年5月1日完工。双方另对其他事项作出相关约定。该二期施工承包合同，原告称之为“合同外工程”，并称进行了部分施工。被告曲骁军对此予以否认，称其没有将“二期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而是由其自己施工。并向法庭提交了施工日志、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发料单、挖掘机工作签证、机械台班签订单、挖掘机作业工时单等证据予以佐证。在原一审诉讼中，原告戚云庆对其施工的“合同外工程”工程造价申请司法鉴定。2018年12月12日，中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中诚信司鉴所【2018】价鉴第0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其他部分）为：1,064,796元；2、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报废9号路）为：35,948元。因被告曲骁军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鉴定机构于2019年1月8日作出【2018】价鉴第0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异议回复》，以单独列项方式修改鉴定意见，具体调整如下：1、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报废9号路）为35,948元。2、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混凝土管道基础）为201,541元。3、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回填土）为127,316元。4、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消能井）为7926元。5、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过路管）为60,322元。6、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方砖）为76,500元。7、案涉已完工程的工程造价（其他部分）为591,191元。原一审根据该鉴定结论，认定原告施工的“合同外工程”工程造价为1,064,796元，并据此判决被告曲骁军给付原告该工程款。被告曲骁军对此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人曲骁军自被上诉人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包工程，并将合同项下的部分工程转包给被上诉人戚云庆施工。但曲骁军与戚云庆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分包合同，曲骁军与戚云庆关于转包工程的范围以及转包工程的完成情况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戚云庆一审期间提供了相关票据拟证明其施工的工程范围，但曲骁军对戚云庆主张的施工范围和施工情况并不认可，并在二审中开庭后提供了相关证据，拟证明曲骁军对争议的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因此案涉工程中究竟哪些是由戚云庆施工的不清楚，一审对于案涉工程的施工部门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遂作出（2019）辽02民终3475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再查，原一审诉讼过程中，二期工程造价的司法鉴定作出后，原告戚云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用以证明由其施工二期工程的挖掘机工作签证、物资发送料单、混凝土发票。一审法院向其询问为何鉴定时未向法庭提供，原告戚云庆称施工时间久远开始未找到，后来才找到。一审法院向其释明将根据原告戚云庆所提供的上述票据对二期工程是否由原告戚云庆施工及产生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原告戚云庆表示其提供的票据不能反映其实际施工量，申请一审法院到工程监理单位大连大开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大连大保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调取《施工合同》（合同编号：LJDDLGC-11）及《施工合同》（合同编号：LJDDLGC-02）所涉及的路段的全部施工监理日志。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20年4月3日到大连大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调取案涉工程的施工监理日志（另一监理公司未找到）。监理单位称，大连大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的监理对象是总包单位，即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至于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又将工程分包给何单位或何人，监理单位并不清楚，且施工日志是针对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质量、进度、安全方面等有关现场管理方面的内容，对具体由谁施工及工程量数值等方面均没有在施工日志上记载。因此监理单位的施工日志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没有任何意义，且案涉工程其他监理单位的工作流程都是一样的，在施工日志中不会体现具体工程量数值方面的记录。一审法院将调证情况电话告知了原告代理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东正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材料单、砼发票、挖掘机工作签证是否用于亮甲店工业区道路施工工程（二期）合同段内9号路、16号路部分、18号路和22号路的雨污工程的施工及相应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2020年6月12日，鉴定机构退鉴。退卷函载明：“我公司在接到委托后，制定了相应的鉴定工作计划表。在仔细阅读了卷宗后，认为需要对原告进行当面质询，鉴定人员数次沟通原告代理人，均无果。鉴定人于2020年5月27日通过顺丰快递发邀请函给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至今仍然杳无音讯。本案件的委托鉴定到期日为2020年7月16日，现在时间所剩无几，鉴定工作无法进行。并且，联系不到原告代理人，无法预交鉴定费用。经过与办案法院主审法官沟通后，我公司申请退卷。”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编号为LJDDLGC-02《施工承包合同》、工程结算凭证、付款明细、施工图设计图纸、混凝土发货票、挖掘机工作签证、材料单、被告曲骁军提供的编号为LJDDLGC-02《施工承包合同》、编号为LJDDLGC-11《施工承包合同》、工程结算凭证及对应工程量清单、结算认证单汇总表、扣款明细表、支票存根、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交易明细、亮甲店工业区施工图纸、施工日志、物资发料单、挖掘机工作签证、机械台班签证单、作业工时单等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笔录存案为凭，已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可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性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告曲骁军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因原告戚云庆并无施工资质，故双方间的分包合同依法应确认为无效。在施工过程中，被告曲骁军陆续向原告戚云庆支付工程款，表明原告戚云庆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故原告戚云庆有权向被告曲骁军主张工程款。本案的焦点是：一、原告戚云庆施工的一期工程的工程价款二、原告戚云庆是否对二期工程进行施工及工程价款。（一）关于第一争议焦点。被告曲骁军将一期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戚云庆施工，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分包合同，故无法依据书面合同确定工程范围及工程价款。原告戚云庆提供了被告曲骁军与被告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之间11份结算凭证佐证自己的诉讼主张，结算凭证附有工程量清单及工程价款。原告戚云庆对此的解释为：关于合同内（一期）金额，虽然提交的结算凭证金额合计数额共计4,603,127元，但是涉及到合同内部分经测算我方共完成3,122,533元。扣除曲骁军一共支付工程款308万元，故起诉时合同内尚欠的工程款金额为42,533元。实际曲骁军一共支付3,088,112元，故实际合同内尚欠工程款34,421元。一审法院对原告戚云庆提供的11份结算凭证的证明效力分析认证如下：首先，该11份结算凭证均载明了结算金额，且附有工程量清单及对应的价款。该11份结算凭证累计结算金额为3,949,107.50元，并非原告戚云庆所称的4,603,127元。原告戚云庆认为经测算其完成的工程价款为3,122,533元，表明原告戚云庆对该11份结算凭证中所体现的工程量并未完全施工。因此，原告戚云庆应举证证明其具体施工的范围及相应的工程价款，或者说哪些不是由其施工的，应扣减多少工程价款，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戚云庆认为其已完成的工程价款为3,122,533元，并提供了结算凭证予以佐证，因此该数额离不开结算凭证数据的支持，应由相关凭证的数据累计构成。但原告戚云庆对“3,122,533元”是由哪些结算凭证累计相加而得出并未做出明确说明，且实际上也无法得出该数额结论。故原告戚云庆认为已完成的工程价款为3,122,533元证据不足。其次，原告戚云庆提供的11份结算凭证中，2013年12月10日的结算凭证载明的合同编号为“-15”，而被告曲骁军与被告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的编号分别为“-2”、“-11”，被告曲骁军对此不予认可，故该结算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2015年1月30日的两份结算凭证，无合同编号且系复印件，被告曲骁军不予认可，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除上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的结算凭证外，被告曲骁军对原告戚云庆提供的其余8份结算凭证均予认可，且被告曲骁军还提供了原告戚云庆未予提供的2013年10月23日的结算凭证。上述9份结算凭证证明一期工程原告戚云庆施工的工程价款为2,405,315.50元。据此，原告戚云庆认为被告曲骁军尚欠其一期工程款34,421元（3,122,533元-3,088,112元）无事实根据，对其该诉请不予支持。（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戚云庆主张二期工程其进行了部分施工并提供了挖掘机工作签证、物资发送料单、混凝土发票予以证明。被告曲骁军对此予以否认，称其并没有将二期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戚云庆施工，且亦向法庭提供了由其施工的相关证据。原一审诉讼过程中，原告戚云庆申请对其所施工的二期工程的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结论为1,100,744.37元。被告曲骁军对此不服，提出诸多异议，鉴定机构以单独列项方式修改了鉴定意见，但总数未变。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结论不能作有效证据使用。首先，原告戚云庆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对二期工程进行了施工。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鉴定结论作出后，原告戚云庆才向一审法院提交用于证明二期工程施工的相关证据，故作出该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其次，被告曲骁军称二期工程由其施工与原告无关，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鉴定机构对此未予考虑。综上，原告戚云庆无疑是在用鉴定结论反推其施工事实，与证据规则相悖。对原告戚云庆提供的用于证明二期工程施工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向其释明：对是否用于二期工程施工及发生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原告戚云庆拒绝配合，导致鉴定机构退鉴，故原告戚云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无据认定二期工程由原告戚云庆进行施工。据此，一审法院对原告戚云庆要求被告曲骁军支付二期工程款（合同外）1,100,744.34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戚云庆要求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是被告曲骁军欠付其工程款，且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尚欠付曲骁军工程款未付清，从而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戚云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被告曲骁军并不欠付原告工程款，故原告戚云庆要求被告大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与法相悖，不予支持。原告戚云庆施工的一期工程造价为2,405,315.50元，被告曲骁军已向其支付3,088,112元，多支付682,796.50元。据此，被告曲骁军提起反诉，要求原告戚云庆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682,796.50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曲骁军主张自2017年1月10日即其最后一笔付款之次日起，原告戚云庆应向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戚云庆要求被告曲骁军向其支付工程款1,143,277.37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戚云庆要求被告公路公司对上述款项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三、反诉被告戚云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曲骁军多付的工程款682,796.5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计算方法：以682,796.5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410元（原告已预交）、鉴定费18,003元，合计35,413元，由原告戚云庆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769元（反诉原告已预交），由反诉被告戚云庆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对一审认定的“戚云庆施工期间共发生工程价款2,405,315.50元”不予确认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针对2号合同，曲骁军是否欠付戚云庆工程款；二、针对11号合同曲骁军是否欠付戚云庆工程款；三、曲骁军的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戚云庆主张其就2号合同已经施工工程的工程款为3,122,533元，扣除曲骁军已经支付的工程款，尚欠42,533元工程款未付。被上诉人曲骁军认可戚云庆施工了部分2号合同的工程且已施工部分的工程款为2,405,315.50元。本院认为，戚云庆虽然针对2号合同提交了11份结算凭证，但凭证中存在记载其他合同编号、无合同编号的复印件等无法证明系针对2号合同结算的情形，这些结算凭证对应的工程造价计入戚云庆2号合同的工程款内证据力不足，由于被上诉人曲骁军作为工程分包人，未能就2号合同工程的具体施工范围、工程量等重要内容与实际施工人戚云庆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双方对实际施工情况各执一词，上诉人戚云庆亦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2号合同施工的工程造价高于曲骁军已付款3,088,112元，本院对上诉人诉请曲骁军支付2号合同未付工程款42,533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戚云庆主张其对11号合同工程进行了施工，案涉鉴定工程量均系其施工，故曲骁军应当支付案涉鉴定确定的工程造价1,100,744元。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针对11号合同其与曲骁军存在施工的口头合同，被上诉人对此亦不认可，表示并未将11号合同的工程分包给戚云庆。其次，在进行案涉工程鉴定时，上诉人戚云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鉴定的工程系其施工，即该份鉴定不能证明案涉鉴定工程造价1,100,744元系戚云庆施工，戚云庆需举证证明其对11号合同工程进行了施工及施工范围。第三，虽然上诉人在案涉鉴定结论做出后提交的数份物资发送料单、混凝土发票、挖掘机工作签证用以证明其对11号合同进行了施工，但被上诉人曲骁军对以上证据不认可，并提交了数份物资发料单、挖掘机工作签证、机械台班签订单、挖掘机作业工时单等证明案涉11号合同工程系其施工。经原审法院释明，戚云庆申请补充鉴定，但设定了进行鉴定的条件。原审法院针对其提交的票据对11号合同是否进行施工以及工程造价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后因上诉人拒绝配合鉴定导致退鉴。上诉人强调，申请调取的案涉工程的施工监理日志如果与鉴定工程的范围一致，则以原鉴定结论为准，如不一致，再启动鉴定。如前所述，案涉鉴定不能作为其针对11号合同工程施工的证据，故不论因其拒绝配合导致退鉴，或其不申请鉴定导致举证不能，戚云庆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第四，在二审中，上诉人明确陈述因被上诉人提交的施工日志系从2014年3月开始，故实际的情况是上诉人于2013年12月31日撤场，后面的工程由曲骁军施工。上诉人自认案涉11号合同并非全部由其施工。综上，戚云庆均未能证明案涉11号合同的工程是否是其施工以及具体工程造价的事实，原审法院驳回其要求曲骁军支付11号合同工程的工程款1,100,744.37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曲骁军已支付款项为3,088,112元，虽然上诉人戚云庆未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施工事实，但曲骁军作为反诉原告，对案涉争议工程并未结算的事实是认可的，其作为分包方亦未能提交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双方已经计算确定工程量及工程造价，无法证明存在多付工程款的事实，对其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戚云庆在二审中请求法院责令公路公司出具2号合同、11号合同所涉及的路段的全部施工资料，工程进度款申领及付款凭证、明细、甲供材料中的主管材领料签收明细的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本案提起诉讼请求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前述申请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对上诉人的此项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40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曲骁军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179元，由上诉人戚云庆负担17,410元，曲骁军负担5769元，鉴定费18,003元由戚云庆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410元，由上诉人戚云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学超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林荣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