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3民终12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文祥，男，汉族，1973年11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满，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之熹，男，回族，1972年8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水，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文祥因与被上诉人彭之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20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文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彭之熹的所有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彭之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曲解了《投资合作协议》与《股东会议纪要》的相关条款，导致认定事实有误，作出了错误判决。彭之熹起诉的案由虽然是股权转让纠纷，但实际上属于股转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股东达成名为“股转债”，实为回购股权的合意，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亦不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股权回购的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损及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应当认定无效。本案涉及的《投资合作协议》与《股东会议纪要》均涉及股转债的问题，确定了除了徐文祥之外的其他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无论盈亏都旱涝保收，徐文祥与公司均保证徐文祥之外的其他股东的投资款100%能够回本且还能按照1%的月利率予以计算投资期间的利息，显失公平，也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极大地侵害了涉案的深圳市XX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认定《投资合作协议》与《股东会议纪要》的相关股转债条款为无效条款。“股转债”只有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于第三人或其他股东，注册资本不变;二是公司回购股权，注册资本相应减少。无论是彭之熹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还是公司回购彭之熹的股权，减少注册资本，均须通过股东会作出决议，涉案的《股东会议纪要》并非股东会决议，且该会议纪要也约定了并非只有彭之熹起诉主张的股转债这种唯一解决方式，徐文祥也有权采取内部转让给彭之熹以及另外的两位股东曾某、周某合计40%的股权以便解决股东内部的纠纷，恰恰此种做法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认为，从相应条款的文意及合同目的考虑，该条款应理解为，徐文祥应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中关于股转债的约定，向包括彭之熹在内的XX公司其他股东于2016年12月31日前按股东各自的出资数额偿还共计50万元的股本；如果徐文祥不能在上述期限内偿还，则徐文祥可以通过将其持有的涉案公司的股份折价出售等方式偿还上述债务，徐文祥仍应继续通过给付金钱方式偿还债务。然而，徐文祥无论是从相关条款文意还是从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任何合法合理的法律与事实逻辑推断中都无法得出一审法院的认定结论。二、一审法院并未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间的竞合与冲突，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我国属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但是涉及公司法人以及股权的相关法律问题，原则上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彻底回避了我国公司法，也完全没注意到《投资合作协议》第五条已经明确约定了彭之熹与另两名股东曾某、周某投入的前面20万元是用于XX公司房屋租赁与工商注册（15万元汇入作为注册资金）、办公设备采购、人员招聘等筹备工作，而且彭之熹与另两名股东投入的其他资金也是约定用于生产或者市场推广，这些资金都因经营不善亏掉了。另外，涉案当事人成立XX公司时确实100%地实缴了15万元的注册资本金。作为已经投入的注册资本金，在没有依法进行股权转让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前提下，即公司工商登记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变更的情况下，我国法律允许进行彭之熹所主张的股转债吗？我国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第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200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即使我国刑法已经取消了抽逃出资罪，但我国2013年底的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仅仅是基于鼓励创业、激发经济活力的目的而放松了对公司设立环节的出资管制，并未否定公司设立后的资本维持原则，我国仍然是明令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彭之熹主张的是股转债，涉及的就是其对XX公司的投资款（包括XX公司的部分注册资本金）转为债权后进行退出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转为对徐文祥的所谓债权并且只起诉了徐文祥，但相关诉求如果得到支持，同时意味着法院支持这种未经工商变更等任何合法的转让程序就能够以所谓的股东内部债务的方式进行股权转让的方式，支持法律禁止的股东抽逃出资行为，这很明显与我国公司法的前述规定以及立法目的相违背，极大地侵害了公司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侵犯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也涉嫌越权代行了公司登记机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分职权，甚至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一审判决结果一旦形成生效判例，此判例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制造简单的证据就能进行虚假诉讼或者恶意诉讼，不仅给法院带来诸多讼累，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与正常的商事经营秩序的维护与发展。综上，徐文祥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二审法院支持徐文祥的上诉请求。 彭之熹辩称：一、有关协议效力问题。本案中的主要证据《投资合作协议》、《股东会议纪要》皆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未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理应合法有效。包括协议中的特别担保条款，法律并未禁止发起人为股东之投资提供担保，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行为，也应合法有效。二、有关“抽逃出资”问题。本案中，彭之熹的诉求一直是要求徐文祥个人履行债务，并未涉及到公司，公司资本没有任何损失，徐文祥所谓“抽逃出资”以及违反资本维持原则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有关“旱涝保收”的问题。本案一审判决确定的案由系“合同纠纷”而非徐文祥所称的股权转让纠纷，徐文祥作为XX公司发起人，欲借助彭之熹的资金发展事业，自愿对彭之熹之投资提供担保，双方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不存在徐文祥所谓的“旱涝保收”。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始终是有风险的，本案中彭之熹的投资款也因XX公司的亏损而灭失，只是事先徐文祥自愿为彭之熹之投资提供担保，彭之熹方可据此向徐文祥追偿，彭之熹所谓的“旱涝保收”，实质是将股东对公司的投资与发起人对股东的担保，混为一谈，从而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四、有关“股权转债权”问题。《投资合作协议》将有关“股权转债权”的内容规定为特别担保条款，可知其意义是徐文祥对彭之熹之投资提供担保，且在协议的第七条第二段明确有规定：“公司的运营，主要方向还是以发起人决策为主，发起人应对合伙人的投资负责，发起人若发生违约及决策性失误，导致公司发生亏损甚至倒闭，合伙人有权将投资款转嫁为发起人的债务。”更明显可以看出，此处的股转债应认定为因徐文祥未达到协议约定的经营目标或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的履行，当然，如果徐文祥认为赔偿彭之熹的投资损失之后，相对应公司股份权益应当归于赔偿人，彭之熹对此并不反对，且法律也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自由转让股份。五、有关债务履行方式问题。《股东会议纪要》有关履行方式有明确约定，即徐文祥必须清偿50万股本，只有在清偿不能的情况下，方可以股份抵债，股份不足以覆盖债务部分仍然应当清偿，徐文祥在上诉状中认为完全可以以股份抵债的观点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在徐文祥后续在与彭之熹的电子邮件中明确向彭之熹索要银行账户，足以证明徐文祥也认为此处规定的履行方式是钱款清偿而不是股份抵债。六、徐文祥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本案中，徐文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有清醒的认识，从案件事实来看，徐文祥为了吸引彭之熹之投资，自愿向彭之熹作出担保，后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资金亏损，又自愿承诺承担一切后果，甚至主动发邮件向彭之熹索要银行账户以清偿债务，足见徐文祥对协议及股东会议纪要等相关内容并无异议，且对相应的法律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徐文祥上述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彭之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徐文祥立即偿还彭之熹债务166646元，并支付利息98391.52元（利息自2014年2月19日起，按年利率12%的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7月1日为98391.52元，应计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二、徐文祥承担案件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24日，徐文祥（发起人）与彭之熹、周某、曾某（以上三人为合作人）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内容为打造以智能锁具为基础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方式为现金入股、技术加市场入股。发起人以技术加市场，折价75万元（认股60%），面向合作人募集50万元资金（其中彭之熹以现金16.65万元入股，认股13.32%，周某以16.7万元现金入股，认股13.36%，曾某以16.65万元现金入股，认股13.32%）成立以锁具为基础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实际资产（含公司专利、市场基础、运营资本）为125万元。合伙人全部资金到位后，不再追加投资，双方成立的独立核算的公司主体，法人由发起人担任，发起人的专利转为公司拥有。经过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采用资金为阶段注入公司的方式：1、第一阶段注入的是筹备期所需资金20万元，5万元汇入发起人制定的个人银行卡用作公司房屋租赁、工商注册、办公设备的采购、人员招聘等筹备工作，15万元汇入做注册资金。2、第二阶段注入的是生产资金，发起人进一步研发完善产品，第一阶段经股东会议认可后，合伙人注入10万元资金用于生产前的准备。3、第三阶段注入的是市场推广资金，当产品样品完成并获得股东会议认可后，注入剩余20万元用于公司后期的商务和日常开销。为保障合作人的利益，发起人承诺可以对所有本次签约的合作人做一次性不可逆的股权转债权的操作协议，合作人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向公司发起人提请股权转债权操作，发起人必须以发起人和公司双重担保合作人的资金和利息安全，利息从资金进入公司之日起按照月息一分计算，直到返本付息为止。发起人负责公司日常一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公司运营、公司管理、产品研发、注册商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市场开发等一系列工作；合伙人负责的工作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阶段进行资金注入，并共同参与对阶段工作的验收。本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长期有效，资金投入从2014年2月20日开始，三日内完成。本协议的时间节点均从投资款到账之日起计算。公司存在期间所有的司法问题必须向公司所在地提起诉讼。 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彭之熹于2014年2月20日、4月23日、10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徐文祥转账16666元、50000元、50000元；于2014年4月28日、2015年1月7日、2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XX公司转账19980元、10000元、2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66646元。庭审中彭之熹、徐文祥一致确认上述款项为彭之熹支付的涉案投资款。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XX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4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徐文祥，注册资本15万元，其中徐文祥持股比例60%，彭之熹持股比例13.32%，周某持股比例13.36%，曾某持股比例13.32%。 根据《股东会议纪要》显示，XX公司在2016年3月28日召开了股东会，参与人员为彭之熹、徐文祥及周某、曾某，内容主要为一、总结股东投资50万的情况、追溯责任与义务；二、总结股东借款30万元的情况，追溯责任与义务；三、公司现阶段面临的情况；四、制定前期责任规则，2016年新的公司运营规则，品牌策略、销售策略。其中在总结股东投资50万元的情况处对除徐文祥外的其他股东50万元的出资情况、用途及时间进行了总结，均未陈述其他股东的出资存在违约情形。其中徐文祥称对50万投资全部失败负全部责任。各股东一致同意50万投入股本股转债，徐文祥承诺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50万元股本，偿还不了按照40%的股份回购，也就是徐文祥拿出40%股份购买债务，不足购买部分依旧算作债务。与会者签字确认处有徐文祥、彭之熹、股东周某、股东曾某的签字确认，其中彭之熹签名处所载明的时间为2016年3月30日。 根据彭之熹提交的电子邮件截图显示，徐文祥曾于2016年5月25日12：54：44发邮件给彭之熹、股东周某、股东曾某，称为了更好的执行“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股东会议纪要”，三位股东将各自有效银行账号在十五日内发往Auto…@163.com以便执行纪要的“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前完成汇款”需要，同时保证账号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前能够有效汇入，在规定日期内没有收到邮箱账号，视为放弃收款权利并视为支付成功，由于账户无效导致不能支付或支付不成功的情况，视为支付成功。如果必要，徐文祥可能启动公司歇业，望请谅解。 一审法院认为，彭之熹与徐文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及经包括彭之熹、徐文祥在内的全体股东一致确认的《股东会议纪要》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徐文祥虽辩称《股东会议纪要》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属于被迫签名，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事后亦未采取报警等措施予以救济，另其在2016年5月25日的邮件中亦称会履行该《股东会议纪要》，故对徐文祥的相关辩称，该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彭之熹已按照约定履行了《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出资义务，共计出资166646元；XX公司于2014年4月4日成立，彭之熹亦成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3.32%。徐文祥虽辩称彭之熹存在出资不及时的违约行为即未从2014年2月20日开始，三日内完成出资，但《投资合作协议》末所约定的资金投入从2014年2月20日开始三日内完成，明显与该协议中约定的分阶段注资方式相互矛盾，且各方确认的《股东会议纪要》中，并未提及除徐文祥外的其他股东在出资行为上存在违约。由此可见，各方实际均认可按前述协议中约定的分阶段注资方式履行，而非按协议末关于“三日内”的约定履行。故彭之熹按协议约定的分阶段注资方式履行义务，并不构成违约，对徐文祥的相关辩称，该院不予采纳。在彭之熹已按约履行注资义务的情形下，徐文祥亦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徐文祥履行义务的具体方式，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徐文祥的义务为承诺可以对所有本次签约的合作人（包括彭之熹在内）做一次性不可逆的股权转债权的操作协议，合作人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向徐文祥提请股权转债权操作，徐文祥必须以发起人和公司双重担保合作人的资金和利息安全，利息从资金进入公司之日起按照月息一分计算，直到返本付息为止。其后，各方又在2016年3月30日的《股东会议纪要》中约定：“50万投入股本股转债，徐文祥承诺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50万元股本，偿还不了按照40%的股份回购，也就是徐文祥拿出40%股份购买债务，不足购买部分依旧算作债务。”徐文祥主张该约定应解释为各方并非约定了股转债系唯一解决方式，徐文祥如未按前述期限偿还50万元，即可采取转40%的股权给彭之熹以及另外的两位股东周某、曾某的方式履行，彭之熹对徐文祥的上述解释不予确认。对此该院认为，上述条款系各方为降低投资人投入资金的风险而做出的约定，从该条款的文意及合同目的考虑，并结合《投资合作协议》、《股东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该条款应理解为，徐文祥应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中关于股转债的约定，向包括彭之熹在内的XX公司其他股东于2016年12月31日前按股东各自的出资数额偿还共计50万元的股本；如果徐文祥不能在上述期限内偿还，则徐文祥可以通过将其持有的涉案公司40%的股份折价出售等方式偿还上述债务，如果处置涉案公司40%的股份所得的价款仍不足偿还上述债务，徐文祥仍应继续通过给付金钱方式偿还债务。故对徐文祥的相关辩称，该院不予采纳。综上，对彭之熹要求徐文祥立即偿还债务166646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彭之熹主张徐文祥支付按其出资款进入徐文祥及XX公司之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问题，该院认为，《股东会议纪要》形成的时间在《投资合作协议》之后，故两者内容有冲突的话，应以《股东会议纪要》为准。《股东会议纪要》中徐文祥向彭之熹偿还出资款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前，并未就此前的利息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进行明确约定，故对彭之熹主张按《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计算利息，该院不予支持。但徐文祥未按照《股东会议纪要》的约定履行向彭之熹的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彭之熹因徐文祥违约而遭受的损失主要为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徐文祥应向彭之熹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逾付款利息应以166646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文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彭之熹支付16664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166646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彭之熹的其他诉讼请求。 徐文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7.78元，保全费1770元，均由徐文祥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因此，本案主要围绕徐文祥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徐文祥的上诉请求及其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投资合作协议》《股东会议纪要》约定的所谓“股转债”等内容是否合法有效。 2014年1月24日，徐文祥与作为“合作人”的彭之熹以及案外人周某、曾某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保障合作人的利益，发起人承诺可以对所有本次签约的合作人做一次性不可逆的股权转债权的操作协议，合作人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向公司发起人提请股权转债权操作，发起人必须以发起人和公司双重担保合作人的资金和利息安全，利息从资金进入公司之日起按照月息一分计算，直到返本付息为止……”徐文祥、彭之熹、周某、曾某签字确认的2016年3月30日《股东会议纪要》载明：“徐文祥称对50万投资全部失败负全部责任。各股东一致同意50万投入股本股转债，徐文祥承诺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50万元股本，偿还不了按照40%的股份回购，也就是徐文祥拿出40%股份购买债务，不足购买部分依旧算作债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故从上述文件的文义、合同目的以及上下文关联内容可知，文本所载的“股转债”，并非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所采用的正式法律用语，其内容实质系当事人约定在一定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徐文祥作为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须依约按照彭之熹等小股东的要求回购股份，即徐文祥向彭之熹等小股东支付股权投资款，并取得彭之熹等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该类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的约定，并未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也无证据证明将会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同时亦不属于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故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徐文祥关于涉案“股转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徐文祥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5.56元，由徐文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康  春  景 审判员 李  兴  旺 审判员 王  丹  妮 二〇二〇年××月××日 书记员 许蓓珣（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