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9民终122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晓玲，女，197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石泉县城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定华，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蒋爱华，男，197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石泉县城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陕西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陕西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蒋道恒(王晓玲丈夫)，男，196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石泉县城关镇。 上诉人王晓玲因与被上诉人蒋爱华、一审被告蒋道恒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法院（2020）陕092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晓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定华，被上诉人蒋爱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叶祥，一审被告蒋道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晓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蒋爱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成立时实有蒋道恒、蒋爱华、宋某三名股东，蒋道恒实际出资303138元，蒋爱华实际出资152919元，宋某实际出资150000元。工商注册登记资金为300万元，蒋道恒出资270万元占90%的股份，蒋爱华出资30万元占10%的股份。故工商登记股东情况及注册资金与实际不符。2.在某某公司经营过程中，宋某退股，蒋道恒将宋某投资的150000元退还给宋某，故蒋道恒实际出资应为453138元占股74%，蒋爱华实际出资152919元占股26%。3.由于蒋道恒与蒋爱华无法继续合伙经营，2017年9月20日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表明蒋爱华退伙，但由于蒋爱华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拒不算账和移交公司的所有文件资料等，导致无法前往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导致该协议无法履行，随后蒋爱华于2018年9月12日前往石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合伙公司注销。上述事实可以反映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虚假并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依据没有实际履行的协议进行判决，严重损害了蒋道恒、王晓玲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依据王晓玲与蒋爱华签署的没有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蒋爱华将股权转让给王晓玲后应该协助某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给王晓玲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但是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到某某公司注销，某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材料均在蒋爱华手中。如果某某公司仍然存续，王晓玲尚可通过诉讼方式获得股东权利凭证，但是由于蒋爱华的注销行为，致使王晓玲永远也无法获得某某公司的股东权利凭证，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王晓玲有权拒绝蒋爱华的履行要求。四、由于蒋爱华注销了某某公司，致使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蒋爱华与王晓玲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依法解除，并判令蒋爱华向王晓玲返还收取的股权转让款50000元。 蒋爱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晓玲的上诉请求。1.蒋爱华与王晓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自合同成立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股权转让协议现实权益的履行与之后公司注销之间没有关联性及利益冲突。2.一审中蒋爱华提供的某某公司章程及股权转让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可相互印证蒋爱华的实际出资额为300000元，故蒋爱华请求王晓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50000元合理合法。蒋道恒已经履行了50000元，股权转让亦经股东大会全体通过，该协议对内有效。3.蒋爱华与蒋道恒于2016年9月份成立了某某公司，蒋道恒出资2700000元，蒋爱华出资300000元，二人还扩大了经营范围，计划主要经营黄金首饰等，欲加盟山东梦金园珠宝代理黄金饰品等销售。2016年9月8日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蒋爱华，蒋爱华先后陆续出资已超过300000元，占股10%。4.某某公司成立经营期间，因蒋道恒占股比例较大，完全不顾蒋爱华的权益，将公司全部控制，在掌握饰品进货渠道后，故意排挤蒋爱华，蒋爱华虽然是法定代表人但在实际经营中丧失了参与经营的权利，仅是名义上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在此情况下，蒋爱华、蒋道恒与王晓玲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蒋爱华10%股份以300000元转让给了蒋道恒的妻子王晓玲，同时股东会做出了相应内容一致的决定。5.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蒋道恒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按期向税务部门申报，导致2018年7月石泉县工商部门电话告知蒋爱华公司进入异常企业名录，蒋道恒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蒋爱华的利益。蒋爱华注销公司系行使不安抗辩权，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更大的权益损失。 蒋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晓玲履行《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立即向蒋爱华支付股权转让费250000元；2.判令王晓玲支付以300000元为基数的资金占用利息70550元（利息从2017年9月20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其余利息应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蒋道恒对上述转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王晓玲、蒋道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日，蒋爱华与蒋道恒共同制定《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章程确定：“第一条公司名称：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条公司住所：陕西省安康市城关镇某某街某某路某号楼某号商铺；第三条公司经营范围：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以及网上销售，预包装食品、商务信息咨询。第四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蒋爱华出资额为3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6年9月1日；蒋道恒出资额为27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6年9月1日。蒋爱华、蒋道恒作为公司股东分别在公司章程中签字。”2016年9月8日，某某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载明：法定代表人为蒋爱华，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2017年9月20日，某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如下：“1.选举蒋道恒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免去蒋爱华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2.选举王晓玲为公司监事，免去蒋道恒监事职务；3.变更股东股权：股东蒋爱华将其在公司的10%股权出资额转让给王晓玲；公司转让前无任何债务；公司股东蒋道恒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蒋道恒认缴出资额：27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比例90%，出资时间为2016年9月1日前。王晓玲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比例10%，出资时间：2017年7月19日。”公司原股东蒋道恒、蒋爱华及新股东王晓玲分别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确认。同日，蒋爱华与王晓玲签订的《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我公司经过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原股东蒋爱华同意将公司中拥有的10%的股权30万元转让给王晓玲。此协议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出让方签名或盖章：蒋爱华，受让方签名或盖章：王晓玲，全体股东签名或盖章：蒋道恒蒋爱华王晓玲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并加盖了某某公司印章”。同日，某某公司向石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股权转让承诺书》载明：“我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提供股权转让申请材料、证件真实、有效、合法，原股东蒋爱华将在本公司拥有的10%的股权30万元转让给王晓玲。如有违背转让方、受让方意愿及提供的虚假材料等违规、违法行为，本公司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一切法律后果均由本公司负责，法定代表人签名：蒋道恒，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并加盖了某某公司的印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蒋爱华以王晓玲未支付转让款为由，并未将某某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交由蒋道恒持有，某某公司也未依法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11月14日，蒋道恒通过银行转账向蒋爱华转账50000元。2018年7月26日，蒋爱华持某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印章和本人身份证，委托陕西金诚财务有限公司石泉分公司办理了某某公司注销登记手续。某某公司《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载明：“现向登记机关申请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全体投资人签字（盖章）：蒋爱华、蒋道恒，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但蒋道恒对签字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蒋爱华与王晓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蒋爱华与王晓玲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自合同成立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蒋爱华提供的《石泉县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载明蒋爱华的出资额为300000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9月1日；结合蒋爱华提供的2017年9月20日《琦翠公司股东会决议》、《某某公司股权转让承诺书》、《某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可相互印证蒋爱华实际出资额为300000元，故蒋爱华请求王晓玲立即支付其股权转让费250000元合理合法，依法应予支持。对蒋爱华请求王晓玲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因蒋爱华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让费的付款时间，故蒋爱华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于法不符，不予支持。对蒋爱华以王晓玲所欠蒋爱华债务属二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蒋道恒对王晓玲所欠蒋爱华转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因其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蒋道恒以蒋爱华实际出资额仅为150000元，不同意支付蒋爱华转让款300000元的答辩意见，因其证据不足，故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晓玲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蒋爱华股权转让费250000元。二、驳回蒋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8元，减半收取3054元，由王晓玲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蒋爱华提交其与蒋道恒的银行转账记录10张，拟证明：蒋爱华在某某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王晓玲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财务往来是蒋道恒与蒋爱华之间私人交易，而非蒋爱华向某某公司的打款记录。蒋道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这是其与蒋爱华之间的私人账务往来，与某某公司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蒋爱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7年9月20日蒋爱华、王晓玲、蒋道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中“王晓玲”的签字系蒋道恒代签。二审庭审中，蒋道恒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蒋爱华并未再参与某某公司经营。二审审理过程中，蒋爱华、蒋道恒均于2020年12月3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2日做出（2020）陕09民终122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二人撤回上诉。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晓玲应否向蒋爱华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50000元。 本案二审庭审中，王晓玲提出其并未在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蒋道恒与蒋爱华均认可前述文件中王晓玲的签字系蒋道恒代签，但蒋爱华认为蒋道恒与王晓玲系夫妻，当时协议签订时蒋道恒陈述王晓玲在西安，且出具了王晓玲的身份证原件，其有理由相信系王晓玲授权蒋道恒签字。蒋道恒认为王晓玲并未授权其签字，当时王晓玲在西安，其拿的是王晓玲的身份证复印件。经查，一审庭审中，王晓玲、蒋道恒并未主张蒋道恒代王晓玲签字的事实，且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蒋爱华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质证意见为“王晓玲和蒋道恒的签字没有问题，但只是形式，王晓玲并未出资购买股权”，王晓玲与蒋道恒在上诉状中仍然没有提出蒋道恒的代签字行为，应视为王晓玲对蒋道恒代其签字行为予以追认。即使按照蒋道恒陈述转让协议签订时其向蒋爱华出示的是王晓玲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合蒋道恒与王晓玲的夫妻关系及蒋道恒与蒋爱华的叔侄关系，蒋爱华也有理由相信蒋道恒系代表王晓玲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已依法成立并生效。 王晓玲上诉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且蒋爱华将某某公司注销的行为导致其永远无法取得某某公司的股权，故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首先，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在蒋道恒与蒋爱华无法共同经营某某公司，蒋爱华要退出公司经营的情况下签订的。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目的在于让蒋爱华退出某某公司的经营。其次，根据2017年9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蒋爱华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王晓玲，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蒋爱华变更为蒋道恒。此后，某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没有变更为蒋道恒，但某某公司已经制作申请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且在其中的《股权转让承诺书》中蒋道恒实际已经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做出股权转让真实的承诺。最后，根据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蒋爱华实际已经退出某某公司的经营，亦没有对公司账务进行管理。二审庭审中蒋道恒亦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蒋爱华除持有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及账务外，已经退出经营，而此后某某公司一直由蒋道恒经营。从上述事实可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虽然股权变动情况尚未经过工商局变更登记对外予以公示，但就公司内部而言，某某公司已实际由蒋道恒与王晓玲夫妻二人经营，结合2017年11月14日蒋道恒向蒋爱华支付50000元的事实，能够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王晓玲上诉还主张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由蒋爱华向其返还已支付的50000元股权转让款，因本案系蒋爱华起诉的要求王晓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合同纠纷，王晓玲在一审中对上述主张并未提出反诉，故其该主张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王晓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8元，由王晓玲负担3054元，由蒋爱华负担30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丹 审判员 刘慧琴 审判员 张 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南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