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灵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晋0224刑初39号公诉机关山西省灵丘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李某1，公民身份证号码×××，山西省灵丘县人，住灵丘县。辩护人孙某，天津卓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某1，天津卓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灵丘县人民检察院以灵检刑诉[2020]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1犯贪污罪,于2020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灵丘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某1及其辩护人孙某、张某1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至2009年，被告人李某1在任下关乡岸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期间，协助乡政府实施岸底村栽植经济林项目工作中，以本村村民的名义，通过虚列工资收入等手段，贪污国家扶贫资金10.315万元。2009年至2017年，被告人李某1在任岸底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协助乡政府实施粮食直补工作中，以本村村民的名义，通过虚报粮食直补面积等手段，贪污国家粮食直补款6.61023万元，该款用于村务支出。被告人李某1主动到案后配合灵丘县监察委员会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并积极退缴全部赃款。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证人证言及证明材料，领条，被告人供述，下关乡证明，情况说明、实施方案、花名表、合同书、扶贫项目相关文件资料，验收申请、验收报告、复查验收报告，财政局记账凭证，下关乡三资中心记账凭证及相关资料，粮食直补登记表、统计表，银行客户交易明细、取款凭证，农业局相关文件资料，死亡证明，灵丘县农村商业银行下关支行情况说明及2019年5月13日交易流水，灵丘县财政局下关财政所情况说明，山西省社会抚养费专用票据、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销售收款收据、山西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农村电话费收据、邮电局普通收据，会议记录，到案经过及户籍证明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国家扶贫资金10.315万元及国家粮食直补款6.61023万元，数额较大，且有其他较重情节，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李某1主动到案，积极配合灵丘县监察委员会调查，并退缴全部赃款，且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李某1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李某1犯贪污罪罪名不持异议，但提出：第一，粮食直补面积由乡政府测量后通知村委会，面积误差非李某1主观造成，不存在李某1虚报粮食直补面积的情况；虽然村委会相关会议纪要与实际开会时间不一致，但相关内容确属村委会一致同意，而李某1一直按会议纪要内容将领取的粮食直补款用于村务支出，该行为自2011年后一直持续；领取粮食直补款的银行卡是李某2等七人同意后提供身份证由另一参会人员李润山办理，首次取款也是李润山与李某1去的，由此可见村委会知晓该款项的数额及用途，该款项未脱离村委会控制，不能认定为李某1个人控制；粮食直补款6.61023万元用于支付村委会电费、电话费及为部分村民垫付社会抚养费及农村合作医疗费用，其中垫付社会抚养费及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行为也是为维护村集体公共利益，具有公务性质。故上述款项用途均为公务支出。综上，粮食直补款不予下发而用于公务支出，系经岸底村委会开会研究决定，属村委会的意思表示，李某1不具有利用职务便利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意识，客观上亦未将款项转至其个人账户及用于个人挥霍，更不存在以村务支出形式掩盖犯罪行为的情形，故起诉书指控用于村务支出的粮食直补款6.61023万元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第二，刘某2、李某3、李某4证明领走的栽树工资及李胜德证明的为养护、抚育树木支出的水道维修费用均应从贪污金额中扣除；李爱军并未否认收到栽树工资，所涉金额不应计入贪污金额；李文权、李三孩、李四权存在两份以上证言，且多有矛盾或不一致之处，证明效力达不到“确实无疑”的认定标准，所涉金额均应排除在贪污金额之外。综上，起诉书指控李某1贪污国家扶贫款10.315万元中应当扣除4.02万元，贪污金额应按6.295万元认定。第三，李某1未被办案机关询问、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投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投案后积极配合调查，并退缴全部赃款，又自愿认罪认罚，可酌情从轻处罚。为此建议法庭判处李某1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贪污种粮补贴款部分2009年至2017年，被告人李某1利用担任灵丘县下关乡岸底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乘协助下关乡政府完成岸底村种粮补贴申报领取工作之机，分别以赵某1、赵某2、刘竹英、付迎花、李某2、刘凤莲、李某5的名义虚报土地种植面积，冒领国家种粮补贴款66102.3元据为己有。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灵丘县下关乡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李某1基本情况的证明，证人赵某1、李某2、赵某2、李某5的证言，被告人李某1的供述、思过悔改书，下关乡岸底村2008至2017年粮食补贴资金登记表及汇总情况、汇总表、粮食直补明细、补贴资金分配及发放明细表、花名表，岸底村2018年土地确权面积和农业三项补贴面积登记明细表，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客户明细账，大同市农村信用联合社流水账，山西灵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关支行及灵丘县财政局下关财政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灵丘县农业局、财政局、农业委员会2009年至2017年关于粮食直补的文件及通知，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此外，控方当庭还提供了山西省社会抚养费专用票据、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销售收款收据、山西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证人李某6出具的证明，农村电话费收据、邮电局普通收据，会议记录，拟证实李某1将贪污的种粮补贴款66102.3元用于村务支出。本院经审查认为，会议记录仅能证明2011年3月18日经岸底村两委干部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将原承包给李某5、赵某1、付迎花、赵某2、刘凤莲、刘竹英、李某2的149.8亩机种地收回集体所有经营，并未涉及种粮补贴款如何领取、如何使用等内容；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销售收款收据、山西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证人李某6出具的证明、农村电话费收据、邮电局普通收据，仅能证明岸底村支出过电费、电话费及灯会费用，无法证明系李某1用冒领的种粮补贴款代为支付和垫付。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起诉书关于被告人李某1将贪污的粮食直补款用于村务支出的指控，本院不予支持。二、贪污国家扶贫资金部分2008年至2009年，被告人李某1利用担任灵丘县下关乡岸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乘协助下关乡政府组织实施岸底村2008年整村推进栽植经济林建设项目、发放扶贫补助资金之机，采用虚列用工支出的手段，将国家扶贫资金100150元据为己有。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证人李某7、李某8、李某9、刘某2、傅某等八十余人的证言，证人傅某、李某10、刘某2、李某6、张某2（下关乡政府经管员）、刘某3（下关乡财政助理）出具的证明，被告人李某1的供述、思过悔改书，领条，《2008年整村推进项目台上、台东、大阔连、闹沟、盘台、车涧梁、石崖台、道不河栽树、挖坑、浇水做工工资说明》、《2008年整村推进项目古道沟、下花园栽仁用杏、挖坑、栽树、浇水做工工资说明》、《栽核桃树说明》、《栽树说明》，大同市扶贫开发领导组办公室及灵丘县扶贫开发领导组办公室、灵丘县财政局文件、情况说明，大同市2008年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汇总表，灵丘县2008年第三批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规划报告、资金计划表、建设内容汇总表，下关乡政府关于岸底村经济树项目实施方案，岸底村发展经济树项目建议书及2008年整村推进项目实施公示、规划公示、规划公告，岸底村经济树栽植合同书及整村推进栽植经济树花名表，验收申请、验收报告、复查验收报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08年第三批群众参与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及所附资金分配表，灵丘县财政局财政资金扶贫项目启动通知书、合同协议书、资金直补汇总表及花名表，有关扶贫资金请拨、拨付、领取的报账请拨单、审批单、记账凭证、支票、进账单、收款收据、取款凭证、支出明细表、直补花名表、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查询财产通知书及回执、查询汇总表，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及岸底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对于证人刘某2当庭关于其领取过看树工资15000元及栽树拉水工钱八、九千元的证言，证人李某4关于其从岸底村委会领取过八、九千元栽树浇水工钱的证言，与二人在侦查阶段所作证言内容相互矛盾，且均缺乏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侦查阶段的证言描述的较为具体、明确，同时按照距离事发时间越近，人脑记忆越清晰准确的客观规律，侦查阶段的证言更为客观真实，故对该二人的当庭证言，不予确认；证人李某3关于其领取过栽核桃树、仁用杏树工钱三、四千元、也可能是四千多元的当庭证言，因该证据内容不明确，对待证事实起不到证明作用，亦不予确认。关于贪污国家扶贫资金犯罪金额的认定：第一，经查，在案证据两份《做工工资说明》、两份《栽树说明》系被告人李某1向侦查机关提供，拟证实其已将部分扶贫资金以务工款的形式向岸底村村民发放，但在案证人证言与被告人李某1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前述《做工工资说明》及《栽树说明》均系李某1事隔数年后于2019年冬天及2020年春天事先准备好让相关村民填写务工天数、款额等内容并签字、按印。其中村民李某8、李新玉、李永强、李磊（又名李雁飞）、李月生、李五、李海生、李迎权、李保胜、李小立、李海龙、李记昌、李春香、赵某2、李权、李小三、李爱军证实未实际领取过《做工工资说明》所列工钱，该部分款项共计人民币45520元，属被告人李某1虚列的用工支出，应当计入涉案贪污金额；村民李某9、李文权、李某3、刘某2、刘三焕、李忠、李迎旭、周胜国、李三孩、李四奴、李根明、李义、李某6、李**、李文忠、李某4证实实际只领取过部分工钱，未领取款额共计50790元，属被告人李某1虚列的用工支出，应当计入涉案贪污金额。村民李某7证实实际领取过《做工工资说明》所列全部工钱，所涉款额不应计入贪污金额。第二，李某1同时向侦查机关提供村民李某10出具的证明，结合两份《做工工资说明》，拟证实其向李某10发放款项共计12840元，但李某10的证言证实其实际领取的款项为9000余元，未领取款项约3840元属被告人李某1虚列的用工支出，应当计入涉案贪污金额。另外，证人傅某出具的证明与其证人证言内容一致，证实其实际领取过涉案扶贫项目修路款项，所涉款额不应计入贪污金额。第三，因村民杜贵明、李金梁证实记不清领取工钱的具体数额，村民李记生、李振海证实记不清是否领取过工钱，村民李润山、李润五、张孝、李文革、李青子、李俊、李奎、邓会、李振山已死亡，上述村民是否领取过《做工工资说明》所载款项缺乏证据予以证实，该部分事实存疑，故依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所涉款额不应计入贪污金额。综上，被告人李某1贪污国家扶贫资金的数额应认定为100150元。辩护人关于2010年2月8日李胜德领取的修岸底村水道工钱6000元，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虽该笔款项不属于涉案扶贫项目用工支出，但考虑该款确实用于村集体支出，系被告人李某1领取到最后一笔扶贫资金后支付，且间隔时间较短，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不宜认定为李某1非法占有，不应计入涉案贪污金额。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李某1主动到灵丘县监委会投案。2020年6月19日、7月10日两次共向灵丘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退缴款项206705元，该款现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述事实有控方当庭提供的到案经过、中国工商银行现金付款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相关核实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1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任职期间利用协助下关乡政府完成本村种粮补贴申报领取等工作的职务便利，虚报冒领国家种粮补贴款66102.3元，据为己有，数额较大；利用协助下关乡政府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发放扶贫资金的职务便利，将扶贫资金100150元据为己有，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关于李某1未实际控制粮食直补款、起诉书指控用于村务支出的粮食直补款66102.3元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被告人李某1在案发后能够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另外被告人李某1在案发后积极退缴全部赃款，亦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1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综上，本院决定对被告人李某1减轻处罚。辩护人关于李某1具有自首、退赃、认罪认罚情节请求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随案移送的退赃款166252.3元，应予追缴，上缴国库；剩余款项40452.7元应当抵顶相同数额的罚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二款、第二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某1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21年9月18日止。随案移送款项40452.7元抵顶相同数额的罚金，剩余罚金59547.3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交清。）二、随案移送的退赃款166252.3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孙致平审判员 王 芳审判员 丁劭宏二0二0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