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民终19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军，男，196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军，湖北风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忠望，男，196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周建，湖北太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晓宇，男，199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吴军因与被上诉人曹忠望及原审第三人郭晓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9）鄂0202民初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材料进行了阅卷，并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曹忠望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关于“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曹忠望与吴军之间除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外，还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且尚未进行结算，因此，在双方的债权债务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吴军主张抵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没有事实基础且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当事人之间除发生涉案股权转让关系外，没有发生其他任何法律关系，更不存在所谓的其他性质的多笔资金往来。曹忠望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还有其他的资金往来。原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没有依据。2、原判中“在双方的债权债务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吴军主张抵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应查明当事人之间是否互负债务，并给予明确结论。二、原审认为“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第二次股权转让是一个新的、独立的转让行为，并非是第一次股权转让行为的延续。”据此认定2016年2月24日100万元、2016年3月1日70万元及2017年4月5日30万元款项均与涉案股权转让款无关，是适用法律错误。从本案事实看，其基于二次股权转让协议所支付的款项应经超过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纪要精神，对曹忠望差欠其的资金，依法可以抵销欠款。三、原判关于“吴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曹忠望与吴军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再次达成合意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其主张于2017年4月5日向曹忠望转账的30万元系针对第二次股权转让而预先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亦与事实不符。”的认定错误。对于该笔款项虽然发生在第二次股权转让之前，但曹忠望收到该款的事实成立，应予抵销其差欠的股权转让款。四、原审关于“曹忠望与吴军又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吴军在协议书中确认应付曹忠望股权款260万元，并承诺于2018年4月1日前支付，并未提及抵销60万元款项的事宜。因此，吴军已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应为200万元，余款60万元未付。”的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其未在协议上提出抵销60万元款项事宜，但不代表其不能行使抵销权。曹忠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2017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设立的新的合同关系，与当事人之间在2016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首先，2016年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且与2017年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数额不一致；其次，在2017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吴军主张于2017年4月5日向其支付30万元的性质是预付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再次，如果系股权预付款，为何不再股权转让协议中注明，这明显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2、吴军主张的抵销权于法无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债务抵销的前提是债权债务关系及金额明确无争议，而吴军称其差欠的债务，是基于银行流水形成，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针对2017年股权转让之前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吴军应当通过另案提起诉讼，而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审理。郭晓宇未发表意见。曹忠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吴军向其给付差欠的股权受让款人民币60万元；2、判决吴军以人民币6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的利率，向其给付自2018年4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由吴军承担本案全部的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6日。曹忠望与吴军原系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2016年2月23日，曹忠望（甲方）与吴军（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在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18.57%的股权以人民币260万元转让给乙方；首次应付金额100万元于2016年2月29日前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余下应付金额160万元于2016年7月1日前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吴军于2016年2月24日向曹忠望转账汇款100万元。2016年8月5日，曹忠望与吴军双方协商一致后，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末页注明“此合同双方协商同意作废”，曹忠望与吴军均签字予以确认。2017年6月23日，曹忠望（甲方）与郭晓宇（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以人民币2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2017年12月31日前，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50%股权受让款，剩余50%股权受让款乙方应于2018年4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赔偿。协议签订当日，曹忠望与郭晓宇依约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曹忠望持有的20%股权变更登记至郭晓宇名下。2017年11月1日，吴军（甲方）与郭晓宇（乙方）签订一份《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代持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45%股份，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权利，时间自2017年6月23日起，试具体情况退出；所有风险和收益均由甲方承担。同日，曹忠望（乙方）与吴军（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乙方于2017年6月将所持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2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260万元转让给了郭晓宇，且前述股权的受让人郭晓宇承诺于2018年4月1日前将股权受让款人民币260万元给付乙方，甲方自愿承担上述郭晓宇应付乙方股权款人民币260万元，并承诺于2018年4月1日前向乙方给付人民币260万元；若甲方未按期足额给付乙方上述款项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利息（利息按未给付的金额为本金，以月息2%的利率，自2018年4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协议签订后，吴军于2018年3月27日委托深圳市复祺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向曹忠望转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另认定，2016年3月1日，曹忠望的妻子张西子向吴军转账汇款70万元。2016年3月2日，吴军向张西子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张西子人民币100万元，还款时间2017年3月31日前，此款由卖曹忠望名下复祺控股10%股权还款。原审法院认为，曹忠望、吴军以及郭晓宇之间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委托持股协议》及《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并生效。曹忠望、吴军及郭晓宇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股权进行了两次转让。第一次股权转让发生于2016年2月23日，曹忠望、吴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吴军于2016年2月24日向曹忠望支付转让款100万元，但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已于2016年8月5日经曹忠望、吴军双方协商一致予以解除。第二次股权转让发生于2017年6月23日，曹忠望与吴军委托的股权代持人郭晓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将其持有的20%股权变更登记至郭晓宇名下，吴军于2018年3月27日向曹忠望支付了转让款200万元。庭审答辩过程中，吴军主张曹忠望于2016年3月1日委托其妻子张西子向吴军账户返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后因曹忠望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吴军又于2017年4月5日委托陈舒向曹忠望指定代收款人赵峻账户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曹忠望与吴军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6年8月5日解除，吴军主张曹忠望于2016年3月1日即委托张西子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逻辑，且曹忠望亦提供证据证明吴军于2016年3月2日向张西子出具了一份《借条》，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因此，张西子向吴军支付的70万元与股权转让款无关。另外，吴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曹忠望与吴军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再次达成合意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其主张于2017年4月5日向曹忠望转账的30万元系针对第二次股权转让而预先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亦与事实不符。关于吴军已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吴军认为，在第一次股权转让中，曹忠望收到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又退回70万元，再加上吴军于2017年4月5日支付的30万元，曹忠望已根据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预收吴军股权转让款60万元；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吴军于2018年3月27日支付了转让款200万元。因此，吴军已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60万元。因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第二次股权转让是一个新的、独立的转让行为，并非是第一次股权转让行为的延续。至于2016年3月1日70万元及2017年4月5日30万元款项的性质，已在上文中予以阐述，均与股权转让款无关。同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曹忠望与吴军之间除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外，还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且尚未进行结算，因此，在双方的债权债务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吴军主张抵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2017年6月23日曹忠望与郭晓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曹忠望与吴军又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吴军在协议书中确认应付曹忠望股权款260万元，并承诺于2018年4月1日前支付，并未提及抵销60万元款项的事宜。因此，吴军已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应为200万元，余款60万元未付。故对于曹忠望要求吴军给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判决：吴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曹忠望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9800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由吴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吴军与曹忠望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抵销的条件。本院作如下评述：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吴军在本案中以抗辩的方式行使抵销权，并无不当。但债权债务抵销，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法规或者按照合同约定不得抵销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债务抵销的前提应当是债权债务数额明确无争议。本案中，吴军所提出的抵销主张的债权，即在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双方当事人发生资金往来的2016年2月24日付款100万元、2016年3月1日收款70万元及2017年4月5日付款30万元款项能否抵销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对上述款项往来的性质、是否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争议，且债权债务关系未经司法确认，吴军以上述存在争议的债权予以抵销差欠曹忠望的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债权债务抵销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但吴军对上述资金往来账目可另行起诉予以主张。综上所述，吴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吴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云峰审判员  童 威审判员  曹晓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彦瑾书记员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