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23民初1239号原告：聂郁鸿，男，1967年5月8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原告：聂郁花，女，1973年8月7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家乐，江西泰康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朱发海，男，1978年10月18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委托代理人：肖烽，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严崇光，男，1970年9月11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原告聂郁鸿、聂郁花诉被告朱发海、第三人严崇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郁鸿及原告聂郁鸿、聂郁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家乐、被告朱发海及其委托代理人肖烽、第三人严崇光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关系，在向各方当事人释明且各方均无异议后，本院依法将案由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变更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告聂郁鸿、聂郁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我们支付2018年至2019年期间合伙承包山林地经营收益款175820.45元。事实和理由：2006年以来，原告聂郁花与第三人严崇光合伙分别从大余县及分包农户中承包广东南坑、新华村周坑、卢坑、龙上四大块山林地，共计1181.5亩，另还有一块以聂郁鸿名义租赁的附属鱼塘地块。2010年聂郁花将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朱发海，同时接纳聂郁鸿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此时的持股比例变为严崇光占45%，朱发海占45%，聂郁鸿占10%。2012年12月18日，严崇光将持有的山场股份以1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聂郁花、聂郁鸿兄妹。截止目前，该山林地的合伙占股比例为：聂郁鸿、聂郁花占股55%，朱发海占股45%，三方约定由聂郁鸿负责日常经营管理。2018年朱发海、聂郁鸿因他人在承包的山林地冶炼废铜，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了法律责任。期间聂郁鸿中止了一段时间的经营管理，后被告朱发海参与经营管理，并获得了期间的山林地经营全部收益。后双方逐渐产生隔阂与分歧，原本正常的合伙收益结算也没有正常开展。截止2020年7月，该山林2018至2019年产生的总收益是374219元，聂郁鸿、聂郁花应分得收益是205820.45元，除去2018年8月由聂郁鸿预支的30000元费用，还有175820.45元结算款被告朱发海一直以其他理由拒不支付，导致成诉。原告聂郁鸿、聂郁花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聂郁鸿及聂郁花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两原告的身份情况。2.2010年12月28日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第三人严崇光签订的《合伙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第三人严崇光的原合伙关系和合伙比例。3.大余县南安镇聂郁鸿合伙经营林地范围图复印件一份，证明两原告与被告朱发海、第三人严崇光的经营林地范围情况。4.2012年12月18日原告聂郁鸿、聂郁花与第三人严崇光之间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三人严崇光于2012年12月18日将其持有的山场股份转让给了两原告。5.原告聂郁鸿及聂郁花山场转让费收条复印件两份，证明第三人严崇光收到两原告山场转让费的情况。6.2012年10月11日第三人严崇光向新华村村委会出具的《报告》复印件、2013年1月1日新华村村委会与原告聂郁鸿签订的《承包山场协议》复印件、2016年6月8日新华村村委会与原告聂郁鸿、被告朱发海签订的《承包山场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第三人严崇光将山场转让给原告聂郁鸿情况及原告聂郁鸿与新华村村委会的承包关系。7.原告聂郁鸿、聂郁花与被告朱发海合伙收支情况复印件4张，证明原、被告在2018年至2019年的合伙收支情况。8.2006年3月1日原告聂郁鸿与大余县皮防所康复村签订的《租赁鱼塘合同》复印件、被告朱发海与案外人游仁旺于2020年1月1日签定的《租赁合同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聂郁鸿对康复村烂污鱼塘的权利及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对新华村垇山背荒地、鱼塘的租赁权利。9.2007年1月1日案外人刘世辉与案外人谢永光、郭昌龙、钟名海、第三人严崇光就龙上坑尾自留山签订的《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及记载的签订日期同样为2007年1月1日的案外人刘世辉与案外人郭昌龙、谢文君、原告聂郁鸿、被告朱发海就前述自留山签订的《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就龙上坑尾自留山承包权益的情况。10.2019年5月11日原告聂郁鸿、被告朱发海、案外人谢文君与案外人杨小青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将小芦坑尾、圆岭的山场经营权转让给他人的情况。11.从刑事案卷中调取的公安机关对被告朱发海作的6次讯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朱发海对山林塘经营权合伙事实的自认。12.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根据通话录音制作的笔录一份，证明被告朱发海认可山林塘总收益。13.案外人蓝善平提供的微信截图打印件三张，证明山塘承包人蓝善平在2019年底分两次把当年的山塘承包费13000元转给了朱发海，即分别向朱发海转账7500元和5500元。被告朱发海辩称：我与原告聂郁鸿、聂郁花不存在合伙关系，我是与第三人严崇光合伙。原告诉状所称的收支状况严重失实，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朱发海为支持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9年12月22日的算数情况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朱发海在购买原告聂郁花股份前，原告聂郁花与第三人严崇光的合伙状况，被告朱发海购买原告聂郁花股份同时获得其债权。2.2011年1月1日南雄市珠玑镇梅关村委会与第三人严崇光、案外人谢永光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合伙中的南雄山场中严崇光仍是承包人。3.周坑的合伙账本原件两本，朱发海记载的周坑开支原件一份，领条、收据、收条等原件共10张，证明被告朱发海在周坑的各项开支费用。4.龙上窝尾头的合伙账本原件一本，朱发海记载的龙上开支原件一份，收据、收条等原件5张，上犹县寺下卫生院住院费用结算单原件与大余县中医院的发票原件各一份，证明朱发海在龙上的各项开支费用。第三人严崇光述称，请求法庭支持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我也知情很多事情，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陈述。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制作一份对谢文君的调查笔录。经法庭质证，被告朱发海对原告聂郁鸿、聂郁花提交的第1组、第10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聂郁鸿的股份为干股，且提出协议第六条约定“对外转让股份应征得合伙人同意，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对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经营林地范围图被告未见过。对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未通知被告，也未征得作为股东的被告同意，被告在被起诉之前未见过该协议，该协议与2010年12月28日《合伙协议》第六条有冲突；同时认为从协议另一角度来看，聂郁鸿10%的股份为干股，只有分红而无实体表决的权利，因为该转让协议第一条反映聂郁鸿没有股份。对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收条反映的付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9日、2015年12月22日，但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款项有一半多是在协议签订后3年才付与常理不符，且没有银行流水佐证。对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有异议，认为2012年10月11日的报告，未征得被告同意被告也不知情，且该报告与2012年12月18日的《山场转让协议》时间上有冲突；2013年1月1日的《承包山场协议》被告不知情也未征得被告同意，且该协议与原告的付款时间有冲突；2016年6月8日的《承包山场补充协议》上的被告签名不是被告签的。对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有异议，证据该证据为影印件，未见原件且有的还看不清。对原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有异议，认为《租赁鱼塘合同》不是合同上反映的时间2006年3月1日签的，而是2020年签的；对《租赁合同书》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9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刘世辉与郭昌龙、朱发海、谢文君、聂郁鸿签的《承包协议》不是2007年1月1日签的，而是2020年签订的。对原告提交第11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10年前聂郁鸿也有干股在里面，严崇光也是当时的合伙人。对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谈话中没有讲到开支，只讲到了收入。对原告提交的第13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金额和原告自己说的金额不一样，聂郁鸿说的承包人姓张，图中转账的人姓蓝，不能证明该笔金额为租金。第三人严崇光对原告聂郁鸿、聂郁花提交的第1组至第13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第12组证据中山场的收入情况都有相互之间的谈话，基本收入情况相差不大，违法炼铜的事情不能与山场的事情一起算；且认为被告朱发海已经收到了第13组证据中的塘租，就应当认可这个租金。原告聂郁鸿、聂郁花对被告朱发海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明目的不符合事实，算数的时候是2009年12月，发生在原告聂郁花与第三人严崇光之间，被告朱发海从聂郁花手中接到股份时间是在这份证据之后，与被告朱发海没有关系。对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原告表示到现在为止原、被告没有签字，是因为合同的承包年限太长，要村委会同意才可以更改承包人，广东省这边规定不能随意改变山林承包人，所以承包人没有更改成功，但是实际已经发生了转让。对被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提供相关的发票；应除去检尺工资30000元、报废三菱汽车60000元以及管理工资96000元，此三项共计186000元，完全不合理；三菱汽车是被告朱发海在2009年8月搞矿山时，作为配发的交通工具赠与给原告聂郁鸿的，退一步讲，当时这部报废车市场价值也就几千元而已，不能年检，不能过户；且该票据中，无砍伐木材的数量及单价，而从原告提交的第7组拍照的影印证据可以看出共砍伐了470.26m3，周坑总收入有438994元，折合单价933.5元/m3，这个单价就更符合市场行情，但该组证据显示周坑总收入只有304843元，单价648.24元/m3；山塘少算了一年租金10000元。对被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应除去检尺工资5000元，表示检尺属于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聂郁鸿管理时检尺是自己操作，所以没有单独主张劳务开支，如被告朱发海要单独主张检尺工资，则应按股份比例分开收益后，被告朱发海分得部分也包检尺费用，没必要让原告分摊。第三人严崇光对被告朱发海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算数情况是其和村委会承包山场，按照时间节点来看，被告朱发海没有参与进来，所以这个事与被告朱发海一点关系都没有，2010年被告朱发海进来共同经营，2012年我（严崇光）就退出来了。对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2年其确实退出来了，但是要经过村委会相关程序才可以变更承包人，程序比较繁琐所以就没有继续走程序，但是实际上承包人还是发生了变更，这个大家都知道。对被告朱发海提交的第3组、第4组证据，第三人表示不用看也不清楚，因为那时候其没有参与。对于法院制作的对案外人谢文君的调查笔录，原告聂郁鸿、聂郁花表示无异议；对原告欠谢文君5000元的事，原告表示认可，并表示那是过去的事，会还给他。被告朱发海表示无异议，但表示谢文君针对原告和被告合伙使用的是“好像”，而不是肯定，说明案外人谢文君只是猜测；提出是第三人严崇光欠谢文君5000元，现在严崇光推给了原告聂郁鸿。第三人严崇光对该调查笔录表示，其把股份转给原告聂郁鸿不影响案外人谢文君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院对相关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第1组、第10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的第2组、第11组、第12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的其他事实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系相关合伙经营林地范围图，因本案不涉及合伙林地界址范围问题，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4组、第5组证据，被告有异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有新华村村委会盖章确认，且庭审中被告亦认可基于贷款需要，存在委托原告聂郁鸿变更合同主体的事由，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涉及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除《聂郁鸿与朱发海算账情况》为原告本人书写外，涉及到的三张影印件均未提供原件且有部分模糊不清，虽原告表示影印件内容系被告撰写，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且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三张影印件不予采信；但对原告自行书写的《聂郁鸿与朱发海算账情况》，本院将佐以配合其他证据作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第8组、第9组证据，被告未对相关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提出《租赁鱼塘合同》及刘世辉与郭昌龙、朱发海、谢文君、聂郁鸿之间《承包协议》的签订时间并非落款时间；庭审中原告亦对此作出合理解释，认可该两份合同如被告所述，均为2020年所签，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所涉及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确认《租赁鱼塘合同》及刘世辉与郭昌龙、朱发海、谢文君、聂郁鸿之间的《承包协议》的签订时间均为2020年。原告提交的第13组证据，能够显示被告朱发海（微信名“波波”）于2019年收取了案外人蓝善平（微信名“人生如戏”）的7500元，但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2020年之前租赁新华村垇山背荒地、鱼塘且向被告朱发海交纳租金的人姓张（而非姓蓝），因此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该7500元与新华村垇山背荒地、鱼塘租金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原告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系原合伙人聂郁花与严崇光2009年合伙期间的收支情况，并不与本案直接相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原告、第三人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以及其他证据综合考量。被告提交的第3组、第4组证据，系被告处理合伙事务以来的收支计算、账目材料及收支证明材料，本院将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对该两组证据作综合分析认定。本院调取的证据，各方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各方针对谢文君过往未被结算的款项发表的意见，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聂郁花与原告聂郁鸿系兄妹关系。被告朱发海是原告聂郁花的前夫，二人于2007年离婚。第三人严崇光是原告聂郁鸿另一个妹妹的丈夫。2007年原告聂郁花与第三人严崇光共同合伙经营有关山场。后原告聂郁花退出合伙，第三人严崇光与被告朱发海、原告聂郁鸿于2010年12月28日签订《合伙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的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如下：甲方（严崇光）与聂郁花合伙经营山林，现聂郁花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朱发海）……一、山林位置及面积：位于大余县：兰坑里371.5亩，周坑206.5亩，垇山背、周坑口261.5亩；南雄兰坑林场500亩、卢坑尾80亩、龙上104亩三处山林面积的一半342亩，合计1181.5亩……康复村烂污鱼塘由甲方（严崇光）投资修建已转他人租赁，投资金额计价肆万元，乙方（朱发海）已补鱼塘投资贰万元，乙方拥有一半股权……。二、合伙期限：为甲方与聂郁花承包经营期限（详见承包合同）。三、合伙股份：甲方（严崇光）占45%股权；乙方（朱发海）占45%股权；丙方（聂郁鸿）占10%股权。四、盈余分配及亏损承担：按所占股份比例享有承担。五、后续出资：由甲、乙二方按所占股份比例出资；丙方无需出资。六、退伙入伙：对外转让股份应征得合伙人同意，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七、合伙分工：（1）甲方（严崇光）负责林地生产，负责经营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工作；（2）丙方（聂郁鸿）负责设立银行账户掌管进出款项和财务工作，对每阶段生产经营财务收支及时计算入账，制定财务报表，向股东反映财务状况，并兼检尺工作；（3）合伙账目可随时查阅，投资及收益分配应征得乙方（朱发海）同意……在本次合伙中，原告聂郁鸿持有的10%合伙财产份额系被告朱发海和第三人严崇光赠送所得，聂郁鸿具体承担和执行合伙事务。2012年12月18日，原告聂郁鸿、聂郁花与第三人严崇光在未获被告朱发海共同参与的情况下，签订《山场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的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如下：甲方严崇光与朱发海、聂郁鸿在新华村和广东省南雄市合伙经营的山林、田土、山塘（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现甲方（严崇光）自愿将自己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聂郁鸿、聂郁花）……一、甲方（严崇光）拥有山场的位置、面积和持有股份情况：①位于大余县亩，周坑206.5亩，垇山背周坑口261.5亩，三处共计839.5亩，甲方（严崇光）和朱发海各50%股权，即各有419.75亩：②南雄兰坑林场500亩和新华卢坑尾80亩，两处共有580亩，甲方（严崇光）和朱发海各占25%，即各有145亩。谢永光占50%，即250亩；③新华龙上104亩，甲方（严崇光）和朱发海各占25%，即各有26亩。谢永光等占50%，即有52亩；④在康复村租用的田土和改造鱼塘的总面积约32亩，甲方（严崇光）和朱发海各占50%的使用股权。以上甲方所占有的山林股权590.75亩、田土及鱼塘16亩全部让给乙方（聂郁鸿、聂郁花）。……二、山场和田土、鱼塘经营期限，以原承包人跟山主或单位签订的承包协议期限为准。……四、乙方（聂郁鸿、聂郁花）将山场股份、田土和鱼塘的转让费共计人民币1050000元交付给甲方（严崇光）。五、甲方（严崇光）将山场田土、鱼塘的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聂郁鸿、聂郁花），甲方（严崇光）无权干涉后续山场、鱼塘的经营权。2017年因案涉的新华村麻风窝山场涉非法金属冶炼，原告聂郁鸿和被告朱发海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8年9月起，前述《合伙协议》和《山场转让协议》中涉及的山林、鱼塘等由被告朱发海接手经营管理：新华村周坑、龙上坑尾（龙上窝尾头）在这期间存在砍伐收益和有关开支；小芦坑尾、圆岭山场已于2019年5月11日被以182000元转包，除去涉及案外人谢文君的转包款项（谢文君占股50%），本次转包获利91000元。因自被告朱发海接手合伙事务至今未分红，且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成诉。另查明，原告聂郁鸿于2018年收取新华村垇山背荒地、鱼塘的租金13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有如下争议焦点：一是合伙财产份额发生转让被告朱发海是否知晓且认可的问题。从2012年合伙财产份额发生转让至今，超过7年的时间，在人合、资合的合伙事务运行中，被告朱发海不可能不知道合伙财产份额发生内部转让的事实；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可以确认的是被告朱发海仅能知道且认可第三人严崇光的合伙财产份额受让至原告聂郁鸿处：1.庭审中被告朱发海表示基于贷款需要，针对承包的周坑等山场，存在委托原告聂郁鸿向新华村村委会申请变更合同主体的事由，可由此断定当时其应知晓第三人严崇光已退出周坑等山场经营，因如果其不知道第三人严崇光已退出，就应委托原始的合同签订人即第三人严崇光办理变更合同主体事项才更符合常理，而不是委托合同外主体聂郁鸿办理；另刑事案卷中调取的公安机关对被告朱发海作的6次讯问笔录中，被告朱发海多次提及新华村麻风窝山场系其与原告聂郁鸿合伙经营，比如“去年（2016年）我为了贷款，就将合同的名字改成了我的名字，但是实际上还是我们两人合伙的”等，整套笔录中未提及第三人严崇光的名字，说明其已知晓并认可第三人严崇光退出新华村麻风窝山场经营、合伙财产份额发生内部转让的事实。2.2020年5月（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07年1月1日）就龙上坑尾自留山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有案外人刘世辉与案外人郭昌龙、谢文君和原告聂郁鸿、被告朱发海的签名，却没有该份合同原始的签订人之一第三人严崇光的签名，可从侧面说明被告朱发海知道且认可第三人严崇光已退出就龙上坑尾自留山的合伙。3.2019年5月11日原告聂郁鸿、被告朱发海、案外人谢文君与案外人杨小青就小芦坑尾、圆岭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书》中，亦没有第三人严崇光的签名，说明该山场的转让无需经过第三人严崇光确认，也能说明被告朱发海知道且认可第三人严崇光已退出就小芦坑尾、圆岭的合伙经营、合伙财产份额发生内部转让的事实。4.合伙是一个人合的过程，结合案外人谢文君在本院调查笔录中“这几年有事都是我和聂郁鸿、朱发海三个人商量”“好像卖给聂郁鸿了”，也能从侧面佐证第三人严崇光已退出相关合伙经营、合伙财产份额发生内部转让的事实。5.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的通话录音中，主要是在交流原、被告双方结算分红的事情，未将第三人严崇光纳入本次结算主体中；唯一一次提及严崇光是被告朱发海提出“严崇光那20多万，我一定要分清楚来”，结合庭审中被告朱发海的陈述，该20多万是指其认为“之前其从原告聂郁花手中受让股权、并享有聂郁花债权”的事，而与本案中原、被告的结算无关。因此，本次通话也能佐证被告朱发海知晓第三人严崇光已退出合伙、合伙财产份额发生内部转让的事实。另被告朱发海提出的2011年1月1日与南雄市珠玑镇梅关村委会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中仍显示第三人严崇光为承包人的问题，本院认为，针对该事项原告、第三人已在庭审中作出合理说明，且登记的承包人未变更并不能否定合伙财产份额发生内部转让的事实。6.抛开朱发海是否知晓且认可合伙份额发生转让的问题，本次转让亦合情合法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本案中原告聂郁鸿在2010年12月28日的合伙中，虽未出资，但承担合伙事务管理，并参与盈余分配（获赠10%合伙财产份额），应被视为合伙人。2012年12月18日第三人严崇光将其名下的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他，并非“对外转让”，未违反2010年12月28日合伙协议第六条“对外转让股份应征得合伙人同意，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之约定。且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约定，并未因聂郁鸿未出资而对其合伙权利和合伙义务作出限制。另发生转让前，虽朱发海的合伙财产份额远多于聂郁鸿，但法律并未规定持股较多的合伙人就当然比持股较少的合伙人更具优先购买权，2010年12月28日的合伙协议中亦无相关约定。因此严崇光转让合伙财产份额时，聂郁鸿和朱发海一样具有并可主张优先购买权。且作为出让人严崇光，其根据过往的合伙事务开展情况，有权自由选择将其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合伙人聂郁鸿或朱发海。本案中，聂郁鸿之前一直执掌合伙事务，其作为优先购买人受让严崇光的合伙财产份额，并没有颠覆合伙人之间人合、资合的状态，未对合伙人和合伙事务造成实质损害，因此其从严崇光手中受让合伙财产份额合理、合法，只是严崇光与聂郁鸿之间的合伙财产份额出让、受让行为因为没有书面通知朱发海而有一定的瑕疵。而原告聂郁花作为非合伙人与原告聂郁鸿一同受让第三人严崇光的合伙财产份额，并不能体现在前述相关合同的签订、相关承包地的转让、原、被告相关交流和陈述以及合伙事务的日常经营处理中。因此，原告聂郁花的合伙财产份额确认和分红问题，基于其与聂郁鸿之间的兄妹关系及庭审中提出的二人受让股权的不可分性，本院认为属于其与原告聂郁鸿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应在本案处理的范围内，需由其和聂郁鸿之间作内部结算。从相关法律关系来看，本院仅处理原告聂郁鸿和被告朱发海之间的相关合伙问题。二是原告聂郁鸿与被告朱发海之间合伙份额确认问题。根据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和2012年12月18日的《山场转让协议》，庭审中原告聂郁鸿和第三人严崇光均对《山场转让协议》中“甲方（严崇光）和朱发海各50%股权”作了合理解释，即“各占90%股权中的50%”，因此，经过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原告聂郁鸿（含聂郁花）最终的合伙财产份额比例应为55%（原先的10%加从第三人严崇光处受让的45%），朱发海的合伙财产份额比例不变，仍为45%。三是朱发海接手后至2019年的各项收支费用认定问题。1.小芦坑尾、圆岭：针对转包小芦坑尾、圆岭后获得收入91000元，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新华村垇山背荒地、鱼塘：庭审中原告聂郁鸿自述2018年的租金13000元由其本人收取，2019年租金10000元由被告朱发海收取，被告朱发海表示“我记得没有收到钱”。但被告朱发海个人制作的2018年、2019年本人经手的收支明细中，又将该13000元列入计算，应视为对本人收取13000元租金的确认。因此，针对新华村垇山背荒地、鱼塘的租金，2018年、2019年分别由原告聂郁鸿、被告朱发海各收取13000元。3.龙上窝尾头：被告朱发海提交的相关账目和开支显示，该承包地收入为105027元，支出为47100元。原告聂郁鸿仅对5000元检尺工资支出提出意见。本院认为，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原告聂郁鸿享受受赠的10%股权同时，承担相关合伙事务并“兼检尺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原告聂郁鸿承担合伙事务并“兼检尺工作”的劳务付出从享受赠与的10%的合伙财产份额中获得偿付。后原告聂郁鸿尽管从第三人严崇光处受让合伙财产份额，但其之前受赠的10%合伙财产份额仍旧存在，因此其继续无偿承担相关合伙事务并“兼检尺工作”具有合理性。但被告朱发海接手合伙事务后，并未受赠相关合伙财产份额；且检尺工作不仅需要时间，亦需要一定专业性，因此，被告朱发海管理合伙事务期间产生检尺费用存在合理性。龙上窝尾头的账目显示，伐木区间为2019年10月4日至2019年10月16日（约为半个月），且此期间仅聘用一名检尺人员，在被告朱发海未提交转账凭证等其他佐证证据的情况下，结合2019年度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中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员31905元/年的工资标准情况，本院酌定龙上窝尾头的一名检尺人员的工资为1329.38元（31905元/年÷12月×0.5月）。因此，本院将龙上窝尾头的支出核减为43430.38元（设计费900元+挖机修路1000元+间伐工资6750元+药费1000元+工人捡木头工资26442元+运费6009元+检尺工资1329.38元）。龙上窝尾头的纯收入为61596.62元（105027元-43430.38元）。除去案外人50%的份额，原告聂郁鸿和被告朱发海在龙上窝尾头的纯收入为30798.31元（61596.62元÷2）。4.新华村周坑：被告朱发海提交的相关账目显示，周坑的收入为304843元。虽原告聂郁鸿对周坑伐木方量和单价有异议，但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被告朱发海提交的相关账目均对每日伐木、销木方量作出统计，且根据法庭计算，每日的木材买卖单价基本均在800元-900元正常价格范围内浮动，不存在畸低的情况。因此，本院认可被告朱发海提交的账目，认定周坑收入为304843元。另如前第3点所述，被告朱发海主张的检尺费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周坑两本账目显示，伐木区间为2019年6月28日至2019年10月9日（约为3.5个月），但制单人（检尺人员）显示仅有“何贵元”一人，因此本院仅支持一名检尺人员的工资，为9305.63元（31905元/年÷12月×3.5月）。综上，本院将周坑的支出核减为158861.63元（南坑抚育费18600元+作业设计费4956元+挖机修路5000元+间伐工资17100元+修路涵管1800元+南坑抚育费13000元+捡木头工资72600元+运费16500元+检尺工资9305.63元）。因此原告聂郁鸿和被告朱发海在周坑的纯收入为145981.37元（304843元-158861.63元）。5.朱发海管理工资：本院认为，原告聂郁鸿在持有赠与的10%合伙财产份额时，本应无偿处理合伙事务，但因其他原因，导致2018年9月起合伙事务具体由被告朱发海处理。被告朱发海处理合伙事务期间，对原告聂郁鸿享受赠与的10%合伙财产份额、却未处理合伙事务未提出异议，那么基于公平原则，原告聂郁鸿就应该对被告朱发海执掌合伙事务期间享受一定的工资保持合理容忍。考虑到朱发海是合伙山场管理人员，其工资标准可参照2018年、2019年度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中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员工资标准情况作适当上浮，酌定以35000元/年为限。因此，本院酌定朱发海2018年9月至2019年全年的管理工资约为46666.67元（35000元÷12月×16月）。6.报废三菱车：被告朱发海自述之前花60000元购买一辆报废三菱汽车用于合伙山场使用，但原告聂郁鸿主张该车系被告朱发海2009年对其的赠与。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该车性质描述不一，被告也未提交购买该车辆的花费证明，且报废车辆本不应继续流通使用，因此本院对该报废车的支出不予支持和计算。7.另被告朱发海在个人书写的收支中提到的“2020年山塘承包费1410元”“2020年电费430元”均属2020年的相关支出费用，不属于原告诉请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和扣减。综上，2018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聂郁鸿经手的合伙收入为13000元，其应分给朱发海5850元（13000元×45%）。被告朱发海经手的合伙收入为280779.68元（91000元+13000元+30798.31元+145981.37元），除去应剔除的朱发海工资46666.67元，还余234113.01元（280779.68元-46666.67元），朱发海应分给聂郁鸿128762.16元（234113.01元×55%）。正负相抵后，被告朱发海还应分给原告聂郁鸿122912.16元（128762.16元-5850元）。另原告聂郁鸿自认期间从被告朱发海处借支30000元，扣减该款项后，被告朱发海还应向原告聂郁鸿支付92912.16元（122912.16元-30000元）。另庭审中被告朱发海提出其于2010年从聂郁花处受让合伙财产份额的同时，享有原告聂郁花的相关债权事宜，应属原合伙人聂郁花、严崇光与受让人朱发海之间的相关法律关系和问题，非本案合伙人之间要处理的问题，本院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发海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聂郁鸿支付2018至2019年间的合伙收益92912.16元。二、驳回原告聂郁鸿、聂郁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16元，依法减半收取1908元，由原告聂郁鸿、聂郁花自行承担900元，由被告朱发海承担1008元，剩余1908元退还给原告聂郁鸿、聂郁花。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吕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46.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