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0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狮带岗****。法定代表人：张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超，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艳，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辉，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颖欣，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东旭，男，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修娟，女，汉族，住河南省台前县。上诉人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与被上诉人刘辉、被上诉人张东旭、被上诉人吴修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8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南方公司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一、南方公司与刘辉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南方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574元；三、判决南方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辉、张东旭、吴修娟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南方公司于2010年5月24日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华闻天地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成立，2019年5月6日注销，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为张东旭、吴修娟。2015年12月28日，南方公司（甲方）与华闻公司（乙方、代表张东旭）签订《〈南方企业家〉杂志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由乙方代表人担任《南方企业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甲方无偿提供《南方企业家》杂志社的办公场所4间，供乙方开展全面出版、经营、管理工作之用；乙方负责编辑、出版发行《南方企业家》杂志的日常管理工作，享有杂志社的人事权、经营权、和财务权；乙方经营期间不论盈亏均需支付经营费用，第一年经营费用50万元，其后每年以50万元基数的5%递增，至第十年为72.5万元；合作期限201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016年3月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由张东旭代表签字）签订《“南方企业家杂志社”印章使用管理合同》。2018年7月20日，刘辉作为申请人以南方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该委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18]14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辉与南方公司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南方公司一次性支付刘辉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574元；三、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南方公司一次性支付刘辉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四、驳回刘辉其他仲裁请求。南方公司不服上述仲裁结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南方公司申请追加华闻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后因华闻公司已注销，故原审法院依法追加该司股东张东旭、吴修娟作为本案当事人。原审诉讼中，关于劳动情况，刘辉表示：2017年10月24日入职，2018年6月4日离职，通过智联招聘应聘，任职编辑记者，试用期一个月后升职执行主编，主要工作采编、采访、撰稿等期刊出版工作；试用期第一个月每月3000元，第二个月起每月8000元至离职，入职到离职南方公司从未发放过工资；我方多次提出长时间未发放工资、未购买社保、未签订劳动合同，南方公司未有答复，因此提出辞职；我做编辑记者的上级是编委会主编、社长张东旭，对外也是以南方公司的名义做编委会主编，另外还有一个主管郭建某，都是在南方公司单位工作的，我方认为在南方公司办公地点上班的都是南方公司公司员工；刘辉需要对外采访，不是固定坐班，每周工作5天，偶尔周六日加班写稿；工作地点是南方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地；通过智联招聘找到张东旭和郭建某，在南方公司办公场所应聘，负责人称应聘内容是为南方企业家杂志社做编辑记者，并称工作内容有特殊性，必须服务于有期刊出版资格的单位即南方公司。同时，刘辉为证明其与南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以下证据：1.华闻公司工商资料，拟证明华闻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期刊出版，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违法；2.新闻采编资格证，拟证明刘辉具有采编资格，能从事记者工作；3.《南方企业家》期刊，拟证明刘辉以“阿宝”的笔名参与南方公司《南方企业家》期刊的投稿撰写，在南方公司单位任编辑记者一职；4.采访函2份，拟证明刘辉以南方公司名义对外采访；5.认刊书，拟证明刘辉以南方公司名义对外填写认刊书；6.同事关系证明，拟证明刘辉在南方公司处担任执行主编一职；7.名片、招聘广告，拟证明刘辉在南方公司处任职。南方公司对刘辉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应以我方提交的企业信息报告为准；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证书不是由我方颁发给刘辉，证书首页注明了工作单位为“人民日报文史参考杂志社”；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无原件，稿件署名不是刘辉，无法证明是刘辉的劳动成果；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落款不是我方公司，我方没有该记者部公章；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份证据为打印件，银行账户不是我方账户信息，我方没有认刊书记载的商标，另案孙某萍提交的认刊书没有本案刘辉的署名，可证明刘辉的认刊书为伪造；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无原件，证人没有出庭，且证人不是我方员工；对证据7，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无原件，名片可自行制作，名片上记载的工作网址及杂志社商标，在国家官网无法查询此信息，并不是南方公司所注册的网址及商标；招聘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智联招聘没有找到该页面，我方没有发布相关信息。南方公司则表示不清楚刘辉工作情况，与华闻公司是合作经营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南方企业家》杂志合作经营协议书，拟证明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存在合作经营关系，明确约定合作期限自2015年12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华闻公司享有人事权、财务权、经营权，享有财务日常支付审批权，包括发放人员的工资、福利、奖金、业务提成等；南方公司不干预华闻公司在财务上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不干预华闻公司日常开支财务审批工作，仅负责提供办公场所；南方公司对刘辉没有发生过用工管理，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更不可能存在欠发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事实；2.印章使用管理合同，拟证明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约定，南方公司的印章概况并做留样，刘辉提供盖有“南方企业家杂志社记者部”的印章与刘辉、张东旭、吴修娟无关；且约定印章仅能在约稿函、采访函、邀请函及有关经营方面的函件上使用，并未允许用于招聘录用、订立劳动合同等用途；3.关于请求贵公司尽快处理员工投诉事宜的函及妥投凭证，拟证明南方公司多次要求华闻公司积极处理包括刘辉在内的投诉事宜，并敦促华闻公司要依法用工，但华闻公司拒不配合；4.催款函及妥投凭证；5.关于要求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函及妥投凭证；6.受理立案通知书；7.起诉状；证据4-7，拟证明华闻公司自与南方公司合作以来，长期存在违约情形，未支付保证金、2016年至2018年第二季度的合作费、2016年6月至2018年2月的电费、2016年6月至2018年3月的通讯费1410545.77元；华闻公司已构成严重违约，南方公司被迫解除协议并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8.仲裁裁决书及送达证明，拟证明此前的仲裁情况；9.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10.华闻公司企业信息报告；11.域名信息备案管理，拟证明刘辉提供的所谓工作网址为非法网址；12.中国商标网综合查询系统截图；13.民事判决书；14.起诉状（张东旭、程某梅等6人诉南方公司）；15.一审裁定书（张东旭、程某梅等6人诉南方公司）；16.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2019）粤01民终4979号]。刘辉对南方公司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与我方无关，是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签订的协议，证明南方公司仍然是南方企业家杂志社的民事主体；对证据3，证明南方公司承认刘辉是在其办公地点上班，如果与其无关，不应该发文给华闻公司；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与我方无关；对证据6-7、13，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与本案无关，是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的民事纠纷，判决书未生效，只是一审判决；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我方不清楚谈话录音内容，谈话人物及环境；对证据10，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证明华闻公司经营范围没有期刊出版，我方认为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存在经营协议是违法违规，他们是通过合法形式做违法行为；对证据11-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网页我方只看到没有搜索到结果，刘辉在南方公司处工作，我方做宣传都是南方公司提供的资料，我方不能考证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性；对证据14，真实性无法确认，没看到原件，如法院认定裁定书有原件，我方无异议；对证据15，裁定内容仅能显示张东旭及程某梅等人是撤诉，并没有对其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其他情况进行法律确认，另外，对该六人的起诉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进行类推；对证据16，由于南方公司与华闻天地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刘辉工作期间并没有向刘辉公示，且刘辉一直以南方公司的名义对外工作并且在南方公司处工作，因此刘辉无从知晓上述的合作关系。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劳动关系存续的问题。本案中，刘辉提交的证据确可初步证明其在为《南方企业家》杂志社工作，南方公司为该杂志的经营者，结合刘辉在南方公司注册办公地上班的事实，据此可认定刘辉实质在为南方公司提供劳动，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南方公司主张华闻公司享有该杂志相应期间的人事权、经营权，虽提交的《〈南方企业家〉杂志合作经营协议书》、《“南方企业家杂志社”印章使用管理合同》，但现未有证据证明曾向刘辉披露或者刘辉理应知悉上述内容，故上述协议对刘辉不产生约束力，南方公司亦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直接证明刘辉系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故不足以推翻刘辉与南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至于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的内部责任问题，南方公司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另，刘辉主张双方于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南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并未能举证刘辉确切入职时间以及在职情况，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采信刘辉的上述主张。关于工资问题。刘辉主张其第一个月工资为3000元，第二个月起工资为8000元/月，其在职期间南方公司从未支付工资，南方公司未举证予以反驳，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采信刘辉的主张，并由此计得南方公司应支付南方公司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942.53元（计算公式：3000元+8000元/月×6个月+8000元/月÷21.75天×8工作日）。鉴于刘辉仲裁阶段诉求金额为53574元，且未就仲裁结果提起诉讼，应视为对仲裁结果认可以及自身权益合法处分范畴，故南方公司的支付金额可以此为限。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承前所述，刘辉与南方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建立劳动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南方公司应支付刘辉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942.53元（计算公式：8000元/月×6个月+8000元/月÷21.75天×8工作日）。鉴于刘辉仲裁阶段诉求金额为50574元，且未就仲裁结果提起诉讼，应视为对仲裁结果认可以及自身权益合法处分范畴，故南方公司的支付金额亦可以此为限。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与刘辉在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一次性支付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574元给刘辉；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一次性支付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给刘辉；四、驳回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判后，南方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南方公司与刘辉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南方公司无需支付刘辉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574元，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3.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南方公司无需支付刘辉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4.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刘辉、张东旭、吴修娟承担。主要理由：一、华闻公司负责经营“南方企业家杂志社”，享有独立的人事、财务、运营管理权，根据权义对等原则其应承担杂志社的经营风险，南方公司与刘辉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应由南方公司承担华闻公司与刘辉的劳动用工责任。首先，根据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签订的《〈南方企业家〉杂志合作经营协议书》，华闻公司负责编辑、出版发行《南方企业家》杂志的日常管理工作。贵院在粤01民终4979号案民事判决书中已对双方的合作经营方式予以确认。其次，刘辉是由张东旭负责招聘，南方公司从未安排其工作也从未接受过其劳动成果，不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南方公司从未对刘辉有过任何的工作安排，也没有要求刘辉反馈劳动成果，更没有对其实施过例如上下班考勤、业绩考核、业务培训等与用工管理相关的措施。相反，刘辉是由张东旭负责招聘，受张东旭管理，向张东旭汇报工作，显然刘辉与华闻公司更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二、一审法院依据刘辉提供的没有证据原件、存在多处疑点的材料作为认定与南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进而错误地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南方公司，属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确认劳动关系应当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故刘辉应该就其本人与南方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依法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刘辉提供的核心证据，包括智联招聘信息、认刊书领取表、采访函等材料均无法出示原件核对。此外，有关上班地点、时间、工作内容、工资报酬等均是其单方陈述，无法与其他证据关联。因此，刘辉提供的该些证据材料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刘辉并未依法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盲目转移举证责任不当。值得注意的是，华闻公司是杂志社的经营者，也是刘辉工作当中的直接管理人，其最为清楚所有的用工管理事实，同样也是所有经营风险的责任主体。然而，华闻公司为逃避法律责任，在本案诉讼期间违法注销实体，华闻公司的股东张东旭、吴修娟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后果。三、南方公司无需支付刘辉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574元。从常理来看劳动者付出劳动后却无法得到报酬，劳动者势必会及时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但在本案中，刘辉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内从未向南方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这显然与常理不符。这也能从侧面印证刘辉此前与南方公司从未有包括劳动用工在内的任何联系。四、南方公司无需支付刘辉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恳请贵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五、刘辉无法提供和南方公司相关的记者证，故其声称是杂志社的记者部一员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南方公司与刘辉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华闻公司用工不规范的责任不应由南方公司承担，否则对南方公司极其不公。恳请贵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南方公司的合法权益，支持南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刘辉答辩称：原审判决内容与事实相符。南方公司与刘辉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南方公司不但没有与刘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且拖欠刘辉多月工资。一、关于刘辉在南方公司的具体工作情况。2017年10月24日刘辉通过智联招聘广告应聘到南方公司单位工作，任职编辑记者，试用期一个月后升任执行主编，主要工作为采编、采访、撰稿，对外以《南方企业家》杂志社工作人员的名义进行采访业务，上班地点在南方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营业场所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狮带岗西1号西二楼，由于南方公司是《南方企业家》的经营者，刘辉实质在为南方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6月4日，对于刘辉的工作起止时间，南方公司在劳动仲裁、一审阶段均未举证予以反驳。二、关于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南方公司与刘辉入职时约定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3000元，第二个月起工资为8000元/月，在职期间南方公司从未支付过工资，南方公司对于刘辉的工资情况在劳动仲裁、一审阶段均未举证予以反驳，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南方公司应按照上述标准支付刘辉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合计53574元。另外，由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南方公司应支付刘辉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三、关于南方公司称与华闻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刘辉在职期间从不知情，且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仅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而且无任何证据能证明南方公司或华闻公司已将该协议书内容告知刘辉，故该协议书对刘辉并不具约束力，也不能推翻刘辉与南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另外，刘辉认为南方公司与华闻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内容存在违规情况。从华闻公司的工商资料可以看出，其经营范围是不包括期刊出版，华闻公司不能经营出版期刊业务，但南方公司同意由华闻公司代表人担任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并同意华闻公司负责编辑、出版、发行《南方企业家》杂志的日常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南方公司是变相违反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且根据《合作经营协议》南方公司仍是《南方企业家》杂志社的民事主体，南方公司通过协议对华闻公司授权经营，并不能免除南方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刘辉作为《南方企业家》杂志采编，事实上是为南方公司提供劳动，刘辉与南方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南方公司仍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能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另，刘辉提交的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证不是证明其涉案期间的工作问题，而是证明其有资格。二审刘辉提交上述单位离职证明，证明2018年3月31日从“人民日报文史参考杂志社”离职。之所以没有在南方公司取得该资格证，是因为公司管理混乱，没有与刘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且公司拖欠刘辉工资。经本院合法传唤张东旭、吴修娟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一、刘辉在原审中表示采编证是考试通过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有限公司发给其的工作证，但其于2013年已经辞职，证件的资质是有效的，由于南方公司的管理混乱，刘辉工作期间都未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刘辉无法取得更换新证的资格。二、刘辉在原审中提交了《同事关系证明（二）》，该证明显示由证明人祝晓君出具，其表示其与刘辉于2017年10月24日同日进入采编部门开始工作，11月份，刘辉开始担任执行主编，其则于12月25日提出离职。三、南方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谈话录音》，主张谈话的双方是华闻公司的股东张东旭和广东省企业联合会的郭建某。在该录音中“张东旭”表示其招聘刘辉回来，试用几天后，刘辉面试不合格转为合作关系，刘辉登了几期广告，也收了钱。二审再查明，一、刘辉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1.刘辉离职证明及离职单位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刘辉在取得《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后，于2013年3月31日已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有限公司(曾用名《文史参考》杂志社有限公司)编辑岗位离职;2.2017年10月24日的工作记录,拟证明刘辉在南方公司处的日常工作情况。南方公司表示对证据1三性不认可，提供证据的主体出庭作证才有效，另，该证据记载刘辉离职的时间是2013年3月，与刘辉在一审主张的离职时间是矛盾的，且该证据的落款时间2020年4月，是离职后7年才出具的证明，该证据不属实，对于证据2的三性不认可，材料都是电子打印件，也没有南方公司的确认，具体内容也具有随意更改的情形，也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二、南方公司提交了张东旭等6人与南方公司穗越劳人仲案（2019）95-100号仲裁笔录，拟证明张东旭等人同样以南方公司与华闻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为由，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但仲裁委和原审法院均不支持其主张，由此可见，任何人员以上述两个主体存在合作关系即主张与南方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不成立。刘辉表示对该证据不予质证，与本案无关，其他人与刘辉上班地点、提供劳动的关系也不同，所以没有可比性，另外因离职证明是一审后产生的，是南方公司在一审的时候说刘辉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有限公司工作，所以才去开的，具体的工作时间以该证据为准。三、刘辉在二审中表示其经过面试就进入杂志社工作，没有填写入职申请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辉与南方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劳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劳动者应当提供“工作证”、“服务证”、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证明其需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的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用人单位向其给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刘辉主张其与南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采访函》、《认刊书》、《同事关系证明（二）》等证据，但仅《采访函》与其有直接的关系，鉴于：1、刘辉自己主张自己的入职时间是2017年10月24日，亦自认没有填写入职申请表，即使该《采访函》属实，亦是入职不久后取得的，且刘辉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采访函》的劳动成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2017年11月后仍有从事杂志社安排的工作，其主张系以“阿宝”的笔名撰写了文章亦无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2、刘辉主张试用期一个月后升职为执行主编，而执行主编对一份杂志而言是颇为重要的职务，但刘辉未提供杂志社的“工作证”或“采编证”或已出版的杂志予以证明；3、刘辉主张试用期的第一个月工资为3000元，之后为每月8000元，但从其入职到离职7个多月的时间里，刘辉没有收取劳动报酬，亦无证据证明其有追索劳动报酬，与常理不符；4、出具《同事关系证明（二）》的祝晓君未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祝晓君以书面方式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认为，刘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南方公司的员工，即不能证明其受南方公司的管理且从事南方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刘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刘辉关于其与南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判决南方公司向刘辉支付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经审南方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8705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与刘辉在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工资53574元给刘辉；四、广州南方企业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74元给刘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刘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伟华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贺紫荆书记员  郑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