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华南路**。法定代表人：刘镇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逸群，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伟，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德镇华电高压电瓷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兴园路新开发区陶瓷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郑君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杰，江西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燕靓，江西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电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景德镇华电高压电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电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逸群、毛伟，华电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君治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燕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瓷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赣0203民初809号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存在严重的认识错误，景房集团与项目部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上诉人所举六份证据中涉及的60万元均为同一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从该《协议书》的表述内容上，无法反映出电瓷公司所主张的项目部拖欠华电公司的拆迁补偿费系由电瓷公司向华电公司转让其对项目部所享有的相应债权而来”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无法查清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承诺》中载明的60万元与署期为2013年10月31日《协议书》中所提及到的相应60万元是属于款项的重合还是款项的区分”属事实认定错误。华电公司答辩意见：1、该案本身过了诉讼时效；2、根本不存在与电瓷电器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电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债权转让款共计6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资金占用损失（以6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电瓷公司于2008年12月8日出具《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书面材料一份，该材料尾部标注“三、余款……合计：60万元”的字样。2013年10月20日，陈齐民（盖有华电公司财务专用章）向电瓷公司出具《承诺》一份，该《承诺》中载明：“项目部欠我们公司拆迁费60万元，现无能力支付给我们。我同学邹文浩欠项目部土地转让费60多万元，华电公司又欠邹文浩建窑款60多万元。为收回这笔款，我请公司同意把项目部60万元的补偿欠款转给华电公司冲抵邹文浩的建窑款。办好冲抵手续，项目部的欠款60万元由华电公司陆续归还”。2013年10月31日，项目部（作为甲方）、华电公司（作为乙方）及邹文浩（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在进行广场南路项目拆迁过程中需要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费，至拆迁完成时甲方尚欠乙方补偿费人民币60万元整。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将补偿款项降低至人民币35万元整，但甲方一直未支付相应的款项……乙方尚欠丙方工程款人民币60万元整……丙方尚欠甲方转让费人民币60万元整。因时间过长、领导更换等客观原因，甲、乙双方无法就拆迁补偿款的最终金额达成一致，致使各自的债权债务拖延至今。后甲、乙、丙三方经多次协商，就三方债权债务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书面确认所欠乙方人民币60万元整的债务，甲、乙、丙三方将各自债权债务相互抵销，甲、乙、丙三方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三、本合同签订之日，甲、乙、丙三方各自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各自的债权债务相互抵销……。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中载明：“今收到项目部出具的债权确认书。该债权确认书中债权人为华电公司（以下简称电瓷厂），债务人为项目部，债权金额为人民币60万元整，该债务为项目部欠电瓷厂的拆迁补偿款”。另该《收据》下方亦注有“此次60万元拆迁补偿款为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前期拆迁补偿款结算余款，后期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的字样。邹文浩亦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中载明：“今收到华电公司人民币60万元整债权一份用于支付窑炉建设款，该债权中债权人为华电公司，债务人为项目部，债权金额为人民币60万元整，华电公司已经书面通知债务人该债权已经转让给邹文浩，债权人变更为邹文浩。华电公司与邹文浩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江西景德房地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中载明：“景房集团拆迁广场南路电瓷公司的补偿款，在2008年12月进行清算后剩余拆迁补偿费60万元整，已于2013年10月31日由电瓷公司陈齐民同志出面为华电公司归还了邹文浩同志60万元建窑款。上述债权债务已与景房集团清算完结，并与景房集团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现电瓷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因华电公司对电瓷公司诉请所持分歧意见较大，故本案调解无效。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原、被告的企业信息一组；二、《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一份；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的《承诺》及景房集团出具的署期为2019年7月4日的《证明》一组；四、《协议书》、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一组；五、原告电瓷公司及被告华电公司向法庭作出的陈述及辩称。该院认为，电瓷公司为证实其诉请（即华电公司尚拖欠其债权转让款60万元）之成立，向该院提交了诸项证据。现该院就电瓷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逐一予以分析。首先，就署期为2008年12月8日的《景房集团支付拆迁情况》，该书面材料系电瓷公司单方自行制作。虽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中，所载明的相关内容（即“景房集团拆迁广场南路电瓷公司的补偿款，在2008年12月进行清算后剩余拆迁补偿费60万元整”），可与其所表述的尾部内容相互印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电瓷公司向该院所提交的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仅加盖了景房集团的印章，不符合该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故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该院对该《情况》的真实性无法查清。其次，就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的《承诺》，在该份《承诺》中，陈齐民（亦函括华电公司）载明的是“项目部欠电瓷公司拆迁费60万元”，而该“项目部”（即景德镇市广场南路项目部）与上段内容所谈及到的景房集团之间存在何种法律身份关系，因电瓷公司的举证不能，故导致该院无法查清。另，就景房集团于2019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中载有“……已于2013年10月31日由电瓷公司陈齐民同志出面为华电公司归还了邹文浩同志60万元建窑款”的字样，虽该字样中所表述的时间及金额与《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及所涉金额相一致，但该字样中所表述的陈齐民身份内容与《协议书》中陈齐民所代表的签约主体身份不符（即有异议，陈齐民在签订该份《协议书》时是代表华电公司，而非电瓷公司，电瓷公司亦非该《协议书》的签约主体），这亦存在内容表述上的瑕疵，易产生歧义。就该《证明》的采信力度，该院已在上段内容中已有阐述，故不再累述。最后，就《协议书》，该院分析，1、从该《协议书》的表述内容上，亦无法显现出“项目部”（即景德镇市广场南路项目部）与景房集团二者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即由项目部在该份《协议书》中最终明确的其所拖欠的补偿费60万元是否与景房集团所拖欠的拆迁补偿费6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款项的一致性无法确认）；2、从该《协议书》的表述内容（即：项目部在进行广场南路项目拆迁过程中需要支付华电公司拆迁补偿费，至拆迁完成时项目部尚欠华电公司补偿费人民币60万元整。且该款项经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协商，华电公司同意将该补偿款降低至人民币35万元，但项目部仍未向其支付该款项……且因客观原因，项目部与华电公司无法就该拆迁补偿款的最终金额达成一致，致使各自的债权债务拖延至2013年10月31日……）上，无法反映出电瓷公司所主张的项目部拖欠华电公司的拆迁补偿费系由电瓷公司向华电公司转让其对项目部所享有的相应债权而来。且该原文意思摘录，也表露出就该拆迁补偿费的金额事宜，项目部与华电公司经协商，双方亦降低过支付金额，但因双方就该拆迁补偿费的最终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故予以拖欠。在此，亦无法体现出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就拆迁补偿费的协商与电瓷公司之间有何关联性；就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1、上述两份《收据》应当是《协议书》中所述内容的承接，两份《收据》上亦未注明华电公司之所以成为债权人，是因电瓷公司就其对项目部所享有的债权转让而致；2、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其主文意思为“华电公司收到项目部出具的债权确认书，该债权确认书中载明的债权人为华电公司，债务人为项目部……该债务为项目部欠华电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邹文浩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收据》，其主文意思为“邹文浩收到华电公司60万元整债权一份用于支付窑炉建设款，该债权中债权人为华电公司，债务人为项目部……华电公司已经书面通知债务人该债权已经转让给邹文浩，债权人变更为邹文浩……”。从上述两份《收据》内容的表述上看，也无法体现出华电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债权人，即其成为之原因与电瓷公司所主张的其向华电公司转让债权之间有何关联性；3、在陈齐民（华电公司）出具的《收据》中，亦有一段手写补充内容，即“此次60万元拆迁补偿款为项目部与华电公司前期拆迁补偿款结算余款，后期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在该段手写补充内容中，亦无法从其所表述的主文内容中体现出与电瓷公司之间有何关联性。综上，虽华电公司的辩称意见与该院就该案纠纷评判的意见不一，但根据查明法律事实关系严谨性的需要及该意见的不一亦并不影响电瓷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就其所主张的诉请之成立，所需承担的相应举证责任。因电瓷公司并未向该院申请景房集团（或项目部）作为证人到庭参加诉讼，故使得该院就景房集团与项目部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无法查清，亦使得该院无法查清署期为2013年10月20日《承诺》中载明的60万元与署期为2013年10月31日《协议书》中所提及到的相应60万元是属于款项的重合（即款项一致的唯一性）还是款项的区分（即款项不一的可能性）；就电瓷公司所提交的诸项证据中，因部分独立证据存在证明瑕疵，而诸项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因缺少景房集团（或项目部）实质参与诉讼的有效串联（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证明断层；而由景房集团出具的《证明》，因其出具样式不符合相关法律条文中所列明的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亦不予采信），故在证明效力上亦存不足。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电瓷公司作为其诉请之主张方，其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该院对电瓷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原告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提交证据为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两份，证明一份以及付款凭据一份，证明广场南路项目部是景房集团成立的内设机构，其因广场南路拆迁这一专项事务对外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及代表景房集团。该材料来源于上诉人向上级主管机关提交的自查报告，该报告是用于上诉人改制事宜。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诉人在高新区买了120亩地，被上诉人得了100亩，这些钱是找上诉人借的280万，于2018年已全部还清；第二期合同并没有完全执行。项目部是景德镇市房管局设立的，由其副局长担任项目部主任，景房集团的主任担任项目部副主任。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证明其为拆迁单位景房集团，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诉人是否享有债权。上诉人的举证为自制的情况说明、景房集团出具的证明、承诺函，一审法院认为，自制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力;景房集团出具的证明未由负责人或证明人签名并留下联系方式进行核实，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标准;对于《承诺函》，该函系单方意思表示，并无上诉人同意进行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且无证据证明《承诺》中的拆迁款与《协议书》中的拆迁款属于同一债权。一审法院认为，电瓷公司未尽到举证责任，未举证证明债权真实有效，未能证明已经达成债权转让的合意，因而驳回电瓷公司诉请。一审法院从证据来源、证据形式、证据内容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认定电瓷公司举证不足，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上诉人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景德镇电瓷电器工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振亚审判员  周寿林审判员  徐文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金勇胜书记员朱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