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1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刘遵桥，男，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吴程琳，女，1980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君，男，湖北省通山县××镇×××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杨某，女，201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定代理人：向丽，女，系杨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向丽（杨某之母），女，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森，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杨金海，男，1978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咸宁市海金杨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长江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杨金海，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刘遵桥、吴程琳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向丽、杨金海、咸宁市海金杨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金杨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8）鄂1202民初4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遵桥、吴程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房屋系向丽与杨金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虽然二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赠与女儿杨某，但并未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房屋权属未发生变动。鉴于杨某未满7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特申请撤销原涉案房屋的赠与行为。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足以优先于法院判决生效的债权债务判决书。三、杨金海作为案涉房屋和债务的关键人，长期不到庭答辩，刻意躲避，导致许多事实无法确认。杨金海、向丽和海金杨公司之间的资金账务往来及他们真实的财产及债务情况，是否存在虚假欺骗性，希望二审法院认真调查取证，还原该案情的事实和真相，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杨某、向丽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杨金海与刘遵桥的债务形成是在向丽离婚之后，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存在适用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二、杨金海系为公司经营周转形成的个人债务，向丽对此不知情，未从中获得利益，该债务不属于共同债务。三、无证据证实向丽与杨金海存在转移财产的情形，杨金海在离婚协议项下的义务均未履行，从离婚协议中财产价值来看，实际上向丽获益较少。四、向丽与杨某对房屋的请求权在形成时间、性质上均应优先于刘遵桥。五、刘遵桥与杨金海之间的债务来源于公司，在公司有相应的资产情形下，本案一审处理结果并不损害刘遵桥的债权利益。六、本案有证据证实刘遵桥在借款时知悉或应当知悉杨金海的个人及公司情况，采取了明股实债的债权担保方式来确保债权，其对借款的风险应有认知，其权益不应优于向丽、杨某。杨金海、海金杨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杨某、向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停止执行武汉市东湖开发区B地块第12栋2单元4层4室的房产；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刘遵桥、吴程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10月9日，杨金海与向丽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将案涉房屋给婚生女儿杨某所有；杨某随女方生活。双方约定男方负责在2016年5月1日前彻底清偿房屋抵押项下的债务，并在2016年6月1日前将房屋过户到向丽名下；离婚协议还对债权债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离婚后，杨金海未能按约定将案涉房屋为向某办理过户手续。但案涉房屋一直由杨某、向丽居住并偿还了房屋按揭贷款。2017年，杨金海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刘遵桥、吴程琳借款110万元。因借款逾期后，杨金海未偿还借款本息。为此，刘遵桥、吴程琳诉至法院并申请财产保全。2018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1202民初11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案涉房屋（位于武汉市××区××大道××号××中心×地块×栋×单元×层×室）。2018年5月9日，刘遵桥、吴程琳与杨金海、咸宁市海金杨绝缘材料有限公司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制作了（2018）鄂1202民初119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杨金海、海金杨公司限期履行还款义务。但杨金海及海金杨公司逾期至今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2018年8月22日，杨某、向丽得知案涉房屋被查封，遂以该查封房屋为向丽与杨金海离婚已赠与给杨某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2018年9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1020执异1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杨某、向丽的异议请求；为此，杨某、向丽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对案涉房屋停止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某、向丽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涉房屋系向丽与杨金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向丽与杨金海于2015年10月9日协议离婚时，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位于武汉市××区××大道以东×大道以南，编号X××××的地块，××中心×地块第×栋×单元×层×号，建筑面积135.15平方米房屋一套，房产证号：武汉房权证字第**，双方同意给婚生女杨某所有”，该约定属于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自主处分，合法有效。《离婚协议书》经过民政局部门登记备案，无证据证明离婚协议系虚假或伪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案涉房屋并未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仍登记在杨金海、向丽名下。依照《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仅凭案涉离婚协议无法发生讼争房屋物权变动效力。但向丽可基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对案涉房屋归属的约定，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其为房屋所有权人。该请求权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足以阻止改变登记的情形发生。如在按揭贷款未全额偿还的情况下抵押权人是否同意变更登记等，该种请求权的实现需抵押权人同意为条件，由于杨金海未按离婚协议履行清偿抵押贷款义务，案涉房屋抵押贷款一直由向丽偿还至今。现阶段尚不具备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基础和条件，故不能认定杨某、向丽为讼争房屋所有权人。杨某、向丽虽然因未变更登记不能直接确认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其对该案涉房屋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从两种请求权的时间来看，杨某、向丽对案涉房屋的请求权是基于2015年10月9日向丽与杨金海签订的离婚协议产生，而刘遵桥、吴程琳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7年杨金海向其借款而产生。杨某、向丽的请求权成立在前，向丽与杨金海不存在通过离婚协议预先转移、逃避此后杨金海可能发生的债务，从而可以合理排除向丽与杨金海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刘遵桥、吴程琳的请求权与杨某、向丽的请求权相比较，在形成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杨某、向丽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屋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刘遵桥、吴程琳享有的是针对杨金海的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屋公示和信赖而产生。从权利内容来看，刘遵桥、吴程琳对杨金海享有的债权的实现以杨金海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并不单指向案涉房屋；而杨某、向丽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权利则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且案涉房屋由杨某、向丽一直居住，案涉房屋具有为向丽和女儿杨某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进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因而，刘遵桥、吴程琳的金钱请求权与杨某、向丽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杨某、向丽要求停止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杨某、向丽基于离婚协议实际占有并使用案涉房屋。由于杨金海未按离婚协议约定履行偿还按揭贷款义务，案涉房屋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杨某、向丽在未全部清偿按揭贷款并经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法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导致案涉房屋被查封。对此，杨某、向丽并无主观过错，该情形属于非因杨某、向丽自身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向丽与杨金海离婚以及对案涉房屋的处分形成于杨金海对刘遵桥、吴程琳所负债务之前，可以合理排除向丽与杨金海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刘遵桥、吴程琳提出向丽与杨金海协议离婚属于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不能认定向丽与杨金海离婚系逃避债务的行为。由于杨某、向丽享有的请求权在形成时间、性质及内容上均优于刘遵桥、吴程琳的金钱债权，故应认定杨某、向丽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刘遵桥、吴程琳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据此判决：停止对武汉市××区××大道×地块第×栋×单元×层×室的房产的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遵桥、吴程琳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刘遵桥、吴程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刘遵桥、吴程琳的身份证复印件；2.上诉人刘遵桥、吴程琳的结婚证复印件；3.武汉市房屋交易权属登记及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4.向丽与杨金海离婚协议复印件。上述证据拟证明诉讼主体身份，及上诉人与杨金海达成以案涉房屋抵债手续。被上诉人向丽、杨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湖北海金杨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拟证明该公司2017年7月11日股东变更为杨金海持股83%、刘遵桥持股17%，公司负责人由杨金海变更为刘遵桥，2019年12月30日又由刘遵桥变更为杨锐。2.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9）鄂1202民初348号民事判决，拟证明离婚协议中，赠与给婚生子的房产位于咸宁市××大道××号，因杨金海未偿还抵押贷款被民生银行起诉并要求处置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4在一审中已提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来源于武汉市房产档案馆，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该查询结果并未显示案涉房屋是否还存在其他共有人，杨金海以房抵债的承诺系在离婚协议对该房产分割后对该房屋的单方处分行为，且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向丽、杨某的提交的证据，系来源于第三方，属于书证，上诉人亦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纳。经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继续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某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一、刘遵桥、吴程琳与杨金海之间债权债务形成时间晚于杨金海与向丽离婚协议签订的时间，且无任何证据否定该离婚协议的效力。2017年,杨金海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刘遵桥、吴程琳借款110万元，双方由此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向丽与杨金海在2015年10月9日已协议离婚并将《离婚协议书》在民政局部门登记备案，故该时间早于刘遵桥、吴程琳对杨金海的债权形成时间，且刘遵桥、吴程琳亦无证据证明离婚协议系虚假或伪造，该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二、杨金海与向丽将夫妻共同所有的案涉房屋通过离婚协议处分给其女杨某，未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夫妻离婚时房产的惯常处理方式，应认定为有效的法律行为。上诉人刘遵桥、吴程琳主张案涉房屋虽赠与杨某，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仍为杨金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128条关于“……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的规定，本案中，杨某及其监护人向丽于刘遵桥、吴程琳与杨金海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前就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未办理变更手续，系因房屋按揭贷款未偿清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应认定案涉房屋的赠与有效，杨某系案涉房屋真实权利人。刘遵桥、吴程琳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杨某通过其父母的离婚协议获得的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与刘遵桥、吴程琳形成于其后的普通债权相比，应当优先保护。刘遵桥、吴程琳作为普通债权人对涉案房屋申请执行，该普通金钱债权与案涉房屋并无直接关联，而杨某依据其父母的离婚协议取得了该房屋物权期待权，且该房屋是杨某与向丽唯一住房，其物权期待权及基本生存权应当予以保障。杨某未办理变更登记，系因房屋按揭贷款未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精神，杨某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刘遵桥、吴程琳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刘遵桥、吴程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遵桥、吴程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洪斌审判员  熊 泽审判员  张 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李想书记员杜润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