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11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负责人：高家桥，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云南汇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明昆，男，1969年4月30日生，汉族，住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飞，女，1986年1月21日生，汉族，住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金，男，1986年1月23日生，汉族，住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波，男，1965年9月11日生，汉族，住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荣红，男，1982年6月28日生，汉族，住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秦永堂，男，1981年3月15日生，汉族，住玉溪市红塔区。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蔼玲，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以下简称高仓四组）与上诉人朱明昆、杨飞，上诉人高金、林波、李荣红、秦永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各方当事人均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20）云0402民初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高仓四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三、四、五、六项，改判位于大凹子山上的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1844623.9元及杨梅树赔偿款75000元，共计1919623.9元归高仓四组所有，790553.1元归朱明昆、杨飞所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将朱明昆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纳入本案实体审理范围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高仓四组起诉的依据是2005年11月11日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主体明确，仅对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并未约定转租给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人在本案中无独立请求权，涉第三人的转租合同与高仓四组无关，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主体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高仓四组与第三人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应根据该法条来评价合同的公平性；2.一审时，第三人中仅有一位陈述不知道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合同内容，其他第三人均陈述看过该份合同，第三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3.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合同在先，朱明昆与第三人签订超过原合同约定权利范围的合同在后，该不利后果应由朱明昆及第三人承担；4.本案即使合并审理，也应在遵循原合同的前提下，根据公平原则，高仓四组与第三人之间的补偿款分配按高仓四组占三分之二，第三人占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宜。三、一审中，高仓四组发现第三人因砍杨梅树而向朱明昆一方赔偿75000元，根据合同约定，该款应归高仓四组所有。四、法律规定一个诉只能解决一个法律关系，除非发生法律关系竞合或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有牵连，本案涉及的诉不符合可以合并审理的条件。一审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朱明昆、杨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土地附着物补偿款中的534496.90元归朱明昆、杨飞所有。主要事实及理由：一、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因违背法律法规且显失公平，应当确认无效或予以撤销，该条款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被征收以后，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用给予所有权人。征地补偿的基本原则是谁投资，谁受益，朱明昆一方不但要向高仓四组支付承包费，还要购买树苗、栽种培育、喷洒农药、浇水施肥、经营管理，杨梅树四到五年挂果，八年进入盛产区，才刚要见效益就被征用，高仓四组已经获得了土地补偿费，现又依据《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要求分配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不公平。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方面认为要维护合同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一方面又认定合同第六条因显失公平而不予采纳，但判决时却将朱明昆一方及第三人应得的补偿款进行区别对待，按三分之一、60%、70%进行分配，比例不统一，前后矛盾。三、一审将次承租人列为第三人不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高仓**与第三人并非合同相对人，不应在一个案件中审理。高仓四组认为朱明昆无承包经营权证，对转租行为不认可，故第三人的补偿款只应在朱明昆一方与第三人之间依据转租协议确定分配。四、高金的补偿款应归朱明昆一方所有。一审查明高金尚欠租金22000元，根据朱明昆一方与高金的协议，2018年9月30日之后高金转租的土地就已经交还，故高金的土地补偿款应归朱明昆一方所有。高金、林波、李荣红、秦永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四、五、六项，改判补偿款归高金、林波、李荣红、秦永堂所有。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未查清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中的山地是否属于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因朱明昆并非高仓四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事实关系到能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未查清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建筑物指的是什么，是朱明昆承包前就已经存在的建筑物，还是承包后朱明昆建盖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物补偿款是否包含在高仓四组已经获得的补偿款内。二、一审对《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理解错误。该条明确约定补偿的分配主体特指“乙方”，范围特指“建筑物、乙方栽种的林木”，第三人建盖的房屋、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不属于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约定的分配范围。另，高金等人获得的补偿款包含了搬迁费、修理费、树木花卉等在内，一审未区分补偿的具体项目是否与《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一致，便笼统地按比例将补偿款进行划分，显失公平。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取决于承包地是否是荒山、荒滩、荒沟、荒丘，对此一审未查明；2.合同具有相对性，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约定的补偿分配条款对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一审认为“转包合同中次承包人的权利原则上不能超过发包人与承包人合同中约定的承包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义务”并不是法律规定，一审判决第三人的补偿款归高仓四组所有没有任何依据。各方当事人答辩均要求驳回其他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支持自己的上诉请求。高仓四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判令位于大凹子山上的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534496.90元归高仓四组所有，229070.10元归朱明昆、杨飞所有（实核评估总价为准）；二、诉讼费由朱明昆、杨飞承担。诉讼中，其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的补偿金额为：1844623.90元归高仓四组所有，790553.10元归朱明昆、杨飞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1月11日，高仓四组（甲方）与朱明昆（乙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高仓四组将其所属大凹子山地45亩承包给乙方种植、养殖使用，承包期20年，从200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20日止，朱明昆每年每亩付给高仓四组承包费400元，全年共计18000元整。合同对承包费收取办法、标的物用途、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四条第2项约定：乙方享有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第6项约定：合同期满地上的建筑物，果树，经济木花卉等全部归甲方，乙方不得损坏，若有意损坏，照价赔偿；第六条其他事项约定：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政府建设需要动用该土地时，双方只能服从，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补偿费的分配为：土地费、水池、烤房、箐边承包区外的林木全部归甲方。建筑物、乙方栽种的林木分配应按20年的承包年限平均计算，已使用年限归甲方，未使用年限归乙方。合同签订后，双方按协议履行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朱明昆与杨飞于2012年5月4日结婚，2019年12月20日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共同经营管理上述承包地。2016年8月15日，朱明昆（甲方）与高金（乙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高仓四组凹子所属山地40亩承包给乙方使用，承包期为9年，由2016年8月15日至2025年8月止。乙方每年付给甲方承包费65000元。乙方每年8月10日前一次性交清下年的承包费，方可用地；如不交清，视为乙方违约，由甲方将土地及地上面的所有权收回并终止合同。乙方享有自主经营权。合同期满地上的建筑物，果树，经济木花卉等全部归甲方，乙方不得损坏，若有意损坏，照价赔偿。合同第六条其他事项约定：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政府建设需要动用该土地时，双方只能服从，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补偿费的分配为：土地费、水池、烤房、箐边承包区外的林木全部归甲方。建筑物、乙方栽种的林木分配应按20年的承包年限平均计算，已使用年限归甲方，未使用年限归乙方。该合同实为高金代表林波与朱明昆签订，是由林波付租金。林波与高金私下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高金从该山地中选取三亩作为经营山庄使用，此三亩土地无偿使用期限到合同终止为限；如果政府征用，补偿费用除生产队按原合同约定扣除的部分后，剩余部分林波占90%，高金占10%。林波经营期间，又分别与李荣红、秦永堂签订《出租协议》，将其中一部分转租给李荣红养鸡，租期从2018年5月12日至2025年5月30日，租金每年42000元。约定租赁期间李荣红有权在租赁土地上改造、扩建等。合同第四条约定：合同期满李荣红建盖的房屋、鸡舍、大棚、水电设施不得拆除损坏，树木也不得损坏砍伐。第九条约定：如遇政府拆迁、开发商征地等不可抗力因素发生，所得征地补偿款归李荣红所有。第十二条约定：租赁期间李荣红只认与林波签的合同，林波与其他主体的合同纠纷导致李荣红不能正常经营的，李荣红有权向林波索赔经济损失。林波将其中的4亩转租给秦永堂用作真人CS战场使用，租期从2018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租金每年15000元。合同第四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与林波和李荣红的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合同签订后，李荣红、秦永堂对租赁土地进行管理使用。合同履行期间，高金和林波一直没有按合同约定于每年8月10日前一次性交清下年的承包费65000元给朱明昆，还毁坏了原来的杨梅树150棵，按约定需赔偿75000元，租金和赔偿款分期分批支付。2018年8月24日，杨飞收取了高金交付的租金60000元、杨梅树赔偿款28000元，其在收条上明确欠款52000元，2018年9月1日前保证付20000元，2018年9月30日前保证付22000元，剩余10000元在2019年8月10日前跟租金一起付清。以上欠款若不能按时还款，朱明昆一方可随时收回杨梅山。之后，高金和林波于2018年10月转账30000元给杨飞，剩余22000元以政府要征地不准使用土地为由未付。经土地储备中心报批，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2日发布《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YHTC(2019)4号地征收通告》，之后，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云南优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各方合同项下的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进行评估，对各方在占有使用土地上的投入分别评估，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根据评估情况分别与各方协商签订补偿协议。朱明昆、杨飞的财产评估价为763567元，其中：房屋建筑物73014.48元、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18252.52元、杨梅树及零星果树672300元，杨飞作为代表于2019年10月9日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因高仓四组反映有争议，政府现还未支付该笔补偿款。高金投入的财产评估价为852880元，其中：房屋和建筑物224340.41元、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532686.65元、树木花卉95852.94元。高金不同意该评估结论，至今还未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协议。林波投入的财产评估价为44165元，其中：鸡圈8102.16元、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36062.84元。林波于2019年9月6日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协议》，政府已按协议支付了林波补偿款。李荣红投入的财产评估价为789920元，其中：房屋和建筑物215137.97元、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422261.10元、树木花卉152520.95元。李荣红于2019年11月20日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协议》，政府支付了李荣红30%的补偿款。秦永堂投入的财产评估价为184645元，其中：看管房11768.49元、构筑物和其他设施170545.91元、树木2330.60元。秦永堂于2019年8月16日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协议》，政府已按协议支付了秦永堂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高仓四组与朱明昆于2005年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程序上虽有一定瑕疵，但双方当事人无争议，政府也认可，故确认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按照该规定，承包期限内承包方投入的财产，征收补偿时原则上应该归投资的承包人所有，但是，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关系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双方的合同约定：“承包期从200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20日。承包期间如果政府征用，补偿费按20年的承包年限平均计算，已使用年限归甲方，未使用年限归乙方。”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第三人陈述政府通知停工的时间为2019年3月，政府发布征地公告的时间为2019年4月2日，因政府征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各方当事人同意解除合同的时间按政府发布征地公告的时间。高仓四组与朱明昆、杨飞分配征地补偿费的时间节点酌情确定为2019年3月20日，已经使用的时间为13年零4个月（共160个月），还未使用的时间为6年零8个月（共80个月），折算后应由高仓四组享有三分之二的补偿费，朱明昆、杨飞享有三分之一的补偿费。朱明昆、杨飞现还未与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协议，补偿金额尚未最终确定，故对高仓四组与朱明昆、杨飞之间分配的补偿费金额不作认定。高仓四组与朱明昆形成的是家庭承包之外的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关系，朱明昆可以自己经营，也有权对取得的承包经营权通过转包、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虽然朱明昆还未取得承包经营权证，将经营权流转给高金和林波等人程序上有一定瑕疵，但不影响流转合同的效力，且相关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均无异议，故确认朱明昆与高金（实为林波）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林波同样有权对取得的经营权再次流转，林波与高金签订的《合作协议》，与李荣红和秦永堂签订的《出租协议》均合法有效。高仓四组认为与朱明昆是租赁关系，朱明昆未经其同意将部分土地转租给第三人，转租合同无效，是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错误，不予采纳。朱明昆与高金的合同约定政府征收的补偿费分配为：土地费、水池、烤房、箐边承包区外的林木全部归朱明昆。建筑物、高金栽种的林木分配应按20年的承包年限平均计算，已使用年限归甲方，未使用年限归乙方。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与朱明昆和高仓四组的合同约定一致，故高金、林波的补偿款原则上应按约定分配，但公平合理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严格按合同约定对高金和林波显失公平，因高金、林波在政府征用前不久投入了近100万元资金，才获得现在的补偿，按照合同约定分配将导致高仓四组与高金和林波的利益严重失衡，不符合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故酌情确定高金和林波获得的补偿款40%归高仓四组，60%归高金和林波。按照合同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朱明昆与第三人约定第三人的补偿款中应归朱明昆的部分，实际上应该归高仓四组所有。林波的补偿款44165元，17666元应归高仓四组，26499元归林波。高金现还未与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补偿协议，补偿金额尚未最终确定，故对补偿费的具体金额不作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高金和林波在合同履行期间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没有及时全额支付租金，但已经支付了绝大部分的租金和杨梅树赔偿款，至2018年10月仅剩余22000元未付，该款是将租期计算到2019年8月的结果，其行为是一般违约，不是根本违约。如果租金只计算到2019年4月2日合同解除之时，朱明昆、杨飞还应退还高金和林波部分租金，朱明昆、杨飞在合同履行中通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了利益，并未受到损失，高金和林波则投入近100万元，投入不久就被征用，受到了较大损失，故朱明昆、杨飞认为高金和林波依约应将全部土地返还给其，即要求高金和林波获得的补偿款全部归其所有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予支持。转包合同中次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原则上不能超过发包人与承包人合同约定的承包人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的合同约定：“承包期间如果政府征用，补偿费按20年的承包年限平均计算，已使用年限归甲方，未使用年限归乙方。”林波与李荣红、秦永堂签订的《出租协议》约定：“如遇政府拆迁、开发商征地等不可抗力因素发生，所得征地补偿款归李荣红所有。”该约定违反并超过了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的合同约定朱明昆应享有的权利，对高仓四组不具有约束力，高仓四组要求李荣红、秦永堂获得的补偿款按照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的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具有法理依据，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征地补偿的基本原则是谁投资，谁受益。李荣红、秦永堂系因为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不合理预期，在合同履行期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正是基于二人的投资，才获得了现在的补偿，且二人都是才投资就被征用，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分配将导致高仓四组与第三人的利益严重失衡，不符合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故酌情确定李荣红、秦永堂获得的补偿款30%归高仓四组，70%归李荣红、秦永堂。具体为：李荣红的补偿款789920元，236976元归高仓四组所有，552944元归李荣红所有。秦永堂的补偿款184645元，553930.50元归高仓四组所有，129251.50元归秦永堂所有。李荣红的补偿款已经取得30%，高仓四组应享有部分直接向政府申请拨付。秦永堂已经获得了全部补偿款，高仓四组应享有部分由秦永堂直接返还。为彻底解决纠纷，对各方之间的争议综合进行评判和处理，因高金与林波未发生争议，双方的征地补偿款问题不作处理。判决：“一、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居民小组与被告朱明昆2005年11月11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被告朱明昆与第三人高金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第三人林波与高金签订《合作协议》、第三人林波分别与李荣红和秦永堂签订的《出租协议》均于2019年4月2日解除；二、被告朱明昆和杨飞应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三分之二归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居民小组，三分之一归被告朱明昆和杨飞；三、第三人林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居民小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17666元；四、第三人高金应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40%归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居民小组所有，60%归高金所有；五、第三人李荣红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789920元，236976元归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居民小组所有，552944元归李荣红所有；六、第三人秦永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居民小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55393.50元。”二审中，朱明昆、杨飞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凭证单》八张，欲证实其从2011年到2019年都是按照原始合同交纳承包费，开始承包时是45亩土地，2012年土地被征收后已经没有45亩，但高仓四组仍然按照45亩收取承包费，双方的合同自2012年以后应当认定为无效。经质证，高仓四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交纳承包费的情况与本案无关。高金、林波、李荣红、秦永堂对以上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主张可以反映高仓四组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多收取的承包费属于不当得利。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交纳承包费的情况不能证实合同的效力，对朱明昆、杨飞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朱明昆与高金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其他事项约定：承包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政府建设需要动用该土地时，双方只能服从，双方都不承担违约责任，政府补偿费归甲方，乙方投资的产物由政府赔偿标准赔乙方。如乙方建设需要摧毁甲方原有建设，则此建设的政府赔款甲乙双方各一半。一审对此部分认定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其余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应予确认。另查明，高仓四组变更前后的诉讼请求，均是要求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在其与朱明昆、杨飞之间进行分配，未涉及第三人。一审对高仓四组变更前的诉讼请求表述错误，二审重新表述。本院认为，高仓四组起诉要求解除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并将该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在其与朱明昆、杨飞之间进行分配，其诉讼请求标的金额中含第三人投资获得的补偿款。一审中，第三人的答辩意见反映出各自均有相应的请求，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未征询第三人的意见，判决解除了案涉的所有合同与协议，并将全部补偿款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超越了高仓四组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只应围绕高仓四组与朱明昆之间的合同进行审理，对其他合同及协议的效力不作评判及处理。经审查，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约定高仓四组将其所有的45亩山地承包给朱明昆经营，用于种植、养殖业，该片山地上有建（构）筑物，栽种有果树，双方对于建（构）筑物的使用、果树的管理及收益分配进行了约定，高仓四组按年收取承包费，朱明昆享有土地经营权，朱明昆虽不是高仓四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之规定，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其他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经营，是对农村土地进行市场化利用的一种方式，故双方形成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案由应定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审定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应如何分配。关于合同效力，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有村民代表签字，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朱明昆、杨飞提出合同第六条内容违背法律规定且显失公平，要求确认无效或予以撤销。经审查，该条约定：建筑物及承包方栽种的林木补偿款按20年的承包年限平均计算，已使用年限归高仓四组，未使用年限归朱明昆。以上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公平合理，朱明昆、杨飞认为无效或要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现因该土地被征收，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高仓四组要求解除合同，朱明昆、杨飞无异议，一审中，双方均同意于政府发布征地通告之日，即2019年4月2日解除合同，应予确认。关于补偿款的分配，高仓四组要求将朱明昆、杨飞及其他第三人应获得的补偿款，依其与朱明昆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原则进行分配；朱明昆、杨飞则认为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在双方之间仅分配其所获得的补偿款，并调整分配比例。本院认为，高仓四组的合同相对方是朱明昆，朱明昆经营一段时间后与高金签订《山地承包合同》，高金与林波签订《合作协议》，林波又分别与李荣红、秦永堂签订《出租协议》，现土地被征收，对于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款，玉溪市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是分别与投资人签订协议，部分进行了支付。现有证据不能够证实朱明昆之后产生的流转行为征得了高仓四组同意，且后续的合同或协议对补偿款的分配约定与第一份合同约定不一致，超越了第一份合同约定的投资人享有的权利，朱明昆及第三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故补偿款的分配原则是谁投入谁受益，并以当事人的约定优先。现高仓四组要求将该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地上建（构）筑物及附着物补偿款全部纳入分配范围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但由于后续合同、协议签订的时间及投资行为是发生在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的合同履行了十余年之后，如按照第一份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计算分配补偿款，则会导致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失衡。因高仓四组与朱明昆约定合同期满，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全部归高仓四组所有，以及遇政府征收，补偿款按使用年限进行分配，故本院依照上述约定的分配方式并结合公平原则，从后续每一份合同或协议签订之日至2019年4月2日征地通告发出之日作为已使用年限，将第三人应获得的此期间的补偿款分配给高仓四组。具体计算为：1.朱明昆和杨飞应获得的补偿款，按240个月（20年）平均分摊，已使用的160.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归高仓四组，未使用的79.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归朱明昆和杨飞；2.高金应获得的补偿款，按108个月（9年）平均分摊，已使用的31.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归高仓四组；3.林波获得的补偿款44165元，按108个月（9年）平均分摊，已使用的31.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12881元归高仓四组；4.李荣红获得的补偿款789920元，按84个月（7年）平均分摊，已使用的10.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98740元归高仓四组；5.秦永堂获得的补偿款184645元，按84个月（7年）平均分摊，已使用的1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32972元归高仓四组。朱明昆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及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由当事人另行解决。高仓四组主张的杨梅树赔偿款，因一审中其未提出该项请求，二审才提出，当事人不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本院不作处理。鉴于一审判决存在的程序性问题，不影响对高仓四组诉讼请求的审理与裁判，故二审作改判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20）云0402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二、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与朱明昆于2005年11月11日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于2019年4月2日解除；三、朱明昆和杨飞应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按240个月平均分摊，已使用的160.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归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未使用的79.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归朱明昆和杨飞；四、高金应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按108个月平均分摊，已使用的31.5个月对应的补偿款归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五、林波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44165元中，12881元归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六、李荣红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789920元中，98740元归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七、秦永堂获得的YHTC（2019）4号地块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款184645元中，32972元归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八、驳回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446元，减半收取8223元，由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负担3872元，由朱明昆、杨飞负担2458元，由高金负担1197元，由林波负担62元，由李荣红负担475元，由秦永堂负担1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402元，由红塔区高仓街道高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高仓四组负担10079元，由朱明昆、杨飞负担6396元，由高金负担3116元，由林波负担161元，由李荣红负担1237元，由秦永堂负担4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黄延林审判员  殷红珍审判员  段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邹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