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生权，男，1966年4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红，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瑞，女，197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威远县。上诉人赵生权因与被上诉人唐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生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唐瑞向赵生权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以1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7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三、判令唐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赵生权对唐瑞的19万元欠款未归还的事实已经进行充分举证，唐瑞认为涉案借据是在赵生权胁迫下出具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推定胁迫事实可能存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赵生权为证明自己的诉请，向法庭提交了唐瑞出具的欠赵生权19万元借据、案外人张先红确认收到赵生权代唐瑞偿还借款14万元的证明、赵生权向案外人张先红转账的银行凭证等相关证据，同时唐瑞在庭审中对其中5万元借款也进行了自认，故唐瑞欠赵生权19万元未归还的事实清楚，证据十分充分。唐瑞在一审中称该借据是在赵生权的胁迫下出具，同时对案外人张先红的借款已经还清，但其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进行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应当在排除合理怀疑后才能认定胁迫事实的存在，而一审法院仅仅根据唐瑞没有任何证据进行佐证的单方陈述，便推定涉案的借据可能是在赵生权和案外人张先红的胁迫下出具，从而做出涉案19万元借款中14万元借款在本案中不成立的错误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唐瑞对案外人张先红的债务是否超额履行应当由唐瑞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不能否认本案赵生权债权的真实性。赵生权代唐瑞向张先红偿还借款14万元的证据充分，唐瑞应当对该14万元债务进行清偿。赵生权与张先红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赵生权也无法像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赵生权与张先红的债权债务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进行债权的实现。唐瑞认为其对张先红的债务已经超额清偿，其应该另外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张先红返还超额清偿部分，并不能以此否认本案中赵生权对其债权的真实性。根据唐瑞在庭审中对其与案外人张先红之间债权债务的陈述，赵生权在一审庭后对其与张先红的借款向张先红进行了解，张先红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交付等方式向唐瑞交付借款本金约30万元，也并非是一审推断认定的20万元。故一审以唐瑞对案外人张先红的债务未还清不应为14万元整进而推定涉案借据可能是赵生权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将唐瑞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不真实、不合法的证据进行采信并根据该证据作出事实认定，属于程序错误。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唐瑞在当庭向法庭提交银行流水作为证据，已经远远超过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在庭审质证中因唐瑞提交的相关证据并非原件、来源不合法、不完整，赵生权的代理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唐瑞在庭后也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原件和完整的银行流水。而一审法院却对该证据进行采信，同时作出“从唐瑞提供的证据显示唐瑞在向张先红借款20万元后，唐瑞已向张先红至少支付了214800元，故本案不能排除赵生权、张先红有逼迫唐瑞出具涉案《借条》的可能”的错误认定。综上所述，赵生权对本案19万元债权的存在进行了充分举证，唐瑞认为本案借据是在赵生权胁迫下出具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程序与事实认定上均存在错误。唐瑞二审答辩：不同意赵生权的上诉请求，也不同意一审判决的结果。唐瑞已经偿还了大额利息，没有提出上诉的原因是没有经济能力找律师，而非认可一审判决。赵生权提出的14万元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唐瑞没有向赵生权借过14万元，赵生权提出14万元是其替唐瑞向张先红还的借款，但唐瑞对此并不知情，且根据唐瑞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唐瑞已向张先红还款21万多，唐瑞向张先红的借款的数额是20万元，所以完全不需要再还14万元。对于赵生权提出的5万元借款，是赵生权逼唐瑞写的借条，该5万元并没有转账记录，唐瑞也没有实际收到该5万元，该5万元是唐瑞通过赵生权向张先红借款20万，约定每月1万元利息，唐瑞在偿还了2、3个月后无力偿还，因此赵生权提出可以借给唐瑞5万元用于偿还上述债务的利息，所以逼唐瑞写了本案的借条。唐瑞在2017年7月28日已向赵生权的妻子偿还了17万元，款项已全部还清，不存在欠款的情况。赵生权于2020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唐瑞向赵生权偿还借款19万元及利息（利息截止到2020年5月31日为38000元，此后按年利率24%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唐瑞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赵生权与唐瑞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文艳是赵生权的妻子。2018年6月12日，赵生权向案外人张先红银行转账15万元。2020年5月20日，张先红出具《收款证明》一份，该《收款证明》注明张先红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赵生权转账支付的15万元中有14万元为赵生权代唐瑞偿还的借款。2019年7月30日，唐瑞向赵生权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赵生权人民币190000元（大写：壹拾玖万元整），其中有张先红之前未还清140000元，共计19万元。经双方约定按月息（3）分计算，约定还款日为2019年10月30日。借款人：唐瑞2019.7.30”。上述《借条》列明的19万元借款，其中14万元为赵生权代唐瑞偿还唐瑞向张先红14万元借款，另5万元为交付现金。赵生权称因唐瑞未向其偿还上述借款，赵生权遂于2020年6月5日将唐瑞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唐瑞偿还借款本金19万元及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唐瑞到庭应诉，唐瑞辩称其已向赵生权还清了全部借款，不再欠赵生权借款。唐瑞并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辩称其曾向案外人张先红借款20万元，但唐瑞称：“我已经偿还完毕了，张先红没有把借条还给我，因为张先红要求我再付14万元的利息，我没有同意。后来赵生权才逼我写了涉案借条。”。唐瑞另称其曾在2017年前向赵生权借款5万元，后于2017年7月28日向赵生权的妻子支付了17万元，该17万元中包括了唐瑞偿还给赵生权的5万元借款。赵生权对此回应称：“因为唐瑞向张先红借款是经赵生权介绍认识张先红的，赵生权并作了担保，后来张先红找本案赵生权、唐瑞要求还款时，赵生权代唐瑞支付了14万元，对此唐瑞并书写借条确认。”、“李文艳是赵生权的妻子。但该17万元明显是与本案无关的，因为金额与时间对不上，本案借条是2019年7月30日出具的。唐瑞与李文艳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在本案庭审中，唐瑞辩称其是在赵生权及张先红的逼迫下出具上述《借条》给赵生权，唐瑞在庭审中称：“借条上的14万元还款，是赵生权替唐瑞偿还张先红的借款。赵生权在转账14万元的时候没有知会我，所以我不认可。赵生权提交的银行流水也没有14万元的转账记录。原借条上5万元还款不认可，没有转账记录，都是被逼写的借条，14万元借款是借张先红的借款（20万元）还款后利息计算出来的。”、“是赵生权逼我这样写的，张先红当时也在现场与赵生权一起逼我写下涉案借条。”、“赵生权威胁我，我因为害怕，没有报警。当时赵生权、张先红说以转账记录为准，所以我就按照赵生权的要求写了。我还有几次带朋友去赵生权的办公室向赵生权求情，我还哭了好几次。我还写了几次借条。现在赵生权起诉我的是曾经写过的借条之一。每次打我电话没有听到，马上都要回复信息的，都是说很多好话求情，怕赵生权找我麻烦，威胁我，叫我不能走出广州。”、“双方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都是朋友，我说的借款是赵生权向我借款5万元的时候是没有说利息的，现在我方不同意支付利息，而且我方已经还清向赵生权借的5万元。”、“我向张先红借款20万元赵生权做担保，我已经向张先红偿还了17万元、12000元、2800元、4000元、1万元、1万元、6000元，合共214800元。（备注：另外还有转账记录，还待提供）”。赵生权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中提供了《借条》、张先红出具的《收款证明》及赵生权向张先红转账15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唐瑞在本案中提供了其名下银行账号的转账记录，唐瑞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1、于2017年7月28日向李文艳转账17万元，但未备注转账信息。2、张先红于2017年8月1日分四次向唐瑞转账共计20万元，唐瑞后分别于2017年9月27日向张先红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0月28日向张先红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2月4日向张先红转账6000元，于2017年12月8日向张先红转账4000元，于2018年1月5日向张先红转账17万元、12000元、2800元，以上唐瑞共向张先红支付款项共计214800元。以上事实有赵生权、唐瑞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可以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赵生权提供的《借条》及唐瑞在本案庭审中的自认，唐瑞曾向赵生权借款5万元，但唐瑞未提供已偿还该5万元的证据，故唐瑞应当向赵生权偿还该5万元借款及从出具《借条》之日即2019年7月30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唐瑞辩称其已于2017年7月28日通过赵生权妻子李文艳偿还了上述5万元借款，但唐瑞出具《借条》的时间是两年之后的2019年7月30日，且唐瑞支付给李文艳的款项为17万元，唐瑞在支付该笔17万元款项时也未予备注，故唐瑞的此项辩解显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对唐瑞的此项辩解不予采信。赵生权在本案中另主张其代唐瑞向张先红支付了“之前未还清”的14万元，但从唐瑞提供的证据显示唐瑞在向张先红借款20万元后，唐瑞已向张先红至少支付了214800元，唐瑞“未还清”给张先红的借款不应当为14万元整，故本案不能排除赵生权、张先红有逼迫唐瑞出具涉案《借条》的可能，一审法院认为，张先红与唐瑞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赵生权与张先红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均可以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驳回赵生权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唐瑞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赵生权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7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赵生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720元，由赵生权负担3670元、唐瑞负担1050元；财产保全费1660元，由赵生权负担1140元、唐瑞负担520元。二审中，赵生权为证实其上诉主张，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两张，拟证明唐瑞与案外人张先红的借款除涉案的银行转款之外还有现金、微信转账以及其他代收代付等情况，因此借款总额在30万元左右。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及质证，唐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表示转账情况不属实，其已偿还清了张先红的借款。经法庭询问，唐瑞当庭核对其微信转账记录，确认2018年2月9日、2018年3月21日分别收到张先红转账支付的3000元、3000元，并主张该两笔款项系出于朋友关系，张先红给唐瑞家人生病期间的慰问金。唐瑞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唐瑞向张先红以及赵生权的老婆李文艳的还款情况。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及质证，赵生权表示2017年7月28日转账给李文艳的17万元与本案无关，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2017年7月28日之后，且唐瑞与赵生权、李文艳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该交易明细只能显示唐瑞转账给张先红的记录，并不能完整显示张先红向唐瑞的转账情况；从该证据可以显示张先红向唐瑞转账金额为21万元，而非20万元。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二审另查明，关于唐瑞与案外人张先红之间的借款关系，唐瑞主张：唐瑞与案外人张先红之间有借款关系，借款总额为20万元，唐瑞出具借条给张先红，赵生权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借条原件在张先红处；唐瑞于2018年1月5日前已还清张先红的欠款，唐瑞在2018年1月份曾通过电话与张先红核实，张先红确认其已还清借款，唐瑞在还清借款后没有将借条原件收回，因为张先红称以双方转账记录为准；但2019年7月30日张先红又要求唐瑞按照约定的4分5支付利息，并以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唐瑞尚欠利息5万元及14万元，张先红、赵生权逼迫、威胁唐瑞出具了本案所涉《借条》，当时唐瑞为了面子没有报警；对于2018年1月26日的转账1万元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赵生权主张：20万元仅系唐瑞与张先红之间的其中一笔借款，从现有证据显示，除此之外还有三笔1万元、3000元、3000元，还有其他现金支付、代收代付的情况；本案所涉14万元并非准确的数额，是协商后取的整数，且应当是本息总数，并非单纯的利息；张先红向唐瑞的转账共计21.6万元，而唐瑞向张先红的转账共计21.48万元，尚不足本金；唐瑞对5万元的表述与一审不一致，一审时其称已经还款给李文艳。关于赵生权代唐瑞向案外人张先红还款的问题。赵生权主张唐瑞口头委托其代为还款，且出具《借条》予以确认；张先红与赵生权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故转账金额为15万元超出《借条》约定的代还款金额，且其中的14万元得到张先红的书面确认。唐瑞表示其未委托或同意赵生权代为还款，且不清楚赵生权与张先红之间的15万元转账是何性质。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唐瑞是否需要向赵生权偿还《借条》约定的14万元及相应利息。赵生权主张涉案的14万元系基于担保人身份，代唐瑞向案外人张先红偿还的借款。为此，赵生权提交了其向张先红的转账记录、张先红出具的《收款证明》及唐瑞签署的《借条》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已经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唐瑞主张其已向张先红清偿全部借款本息，在无证据证实唐瑞与张先红之间有关借款金额、利息标准等约定内容的情况下，根据张先红与唐瑞之间的转账记录无法认定唐瑞与张先红之间的借款是否已经还清。同时，唐瑞主张上述《借条》系赵生权、张先红胁迫其签署，但对此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唐瑞已还清张先红的借款，且无法证实唐瑞系受胁迫签署《借条》，故赵生权要求唐瑞偿还借款14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符合唐瑞在《借条》中确认的内容，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不能排除赵生权、张先红有逼迫唐瑞出具《借条》的可能缺乏证据支持，本院难以认同。至于唐瑞向案外人张先红的实际还款是否超出约定或法定数额，属于唐瑞与张先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唐瑞可另案主张权利。根据涉案《借条》内容，唐瑞应于2019年10月30日前还清借款本金140000元，借款期满唐瑞尚未偿还，应依约清偿本息及逾期利息。《借条》约定的月息3分已超出法定年利率24%的标准，故借款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依法均应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因此，唐瑞应向赵生权返还本金140000元，并以14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7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赵生权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8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8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唐瑞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赵生权偿还借款本金140000元，并支付借款期内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7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财产保全费1660元，由唐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670元，由唐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小云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余 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熊盈颖林臻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