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行终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法定代表人索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武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2，山西冠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山西初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何某。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因诉被上诉人大同市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会行政征收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25日，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阳光车城项目拆迁办公室与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签订拆迁协议。双方签字、盖章认可。2015年9月14日，索某书写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我叫索某，是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法人代表，市政府拆迁双和环保建材厂补偿费共计3253101元（叁佰贰拾伍万叁仟壹佰零壹元）。因双和环保建材厂是由马营村委会、赵印、贺进权和我四方共同投资建设的，经确认，补偿费中有马营村委会13430元（壹万叁仟肆佰叁拾元），赵印50250元（伍万零贰佰伍拾元），贺进权2053029元（贰佰零伍万叁仟零贰拾玖元），我1136392元（壹佰壹拾叁万陆仟叁佰玖拾贰元）。在经济往来中，我欠贺进权150000元（壹拾伍万元），贺进权欠我承包费等254766元（贰拾伍万肆仟柒佰陆拾陆元）。我承诺，我同意由平旺乡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代付各方补偿费用，因此应支付我补偿费等1241158元（壹佰贰拾肆万壹仟壹佰伍拾捌元），同时我于三日内将拆迁后的所有设施自行拉走，与平旺乡、马营村等相关部门就双和仓储拆迁拆迁补偿任何事宜再无纠缠，如有反悔，一切责任由索某本人负责”。后索某对给付内容及数目有异议，遂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阳光车城项目拆迁办公室所签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书写承诺书后拆迁该处房屋并同意领取拆迁补偿费。对当时处理涉案建筑物补偿的数额，显属自愿。后反悔所提诉求于理不符，于法无据，本院无法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的诉讼请求。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拒不收取上诉人《鉴定评估申请书》。（二）四被上诉人强拆行为既未依照法定程序先与上诉人进行协商、补偿后拆迁，亦未给予过上诉人任何拆迁安置款，其强拆行为已违法，依法应当支付上诉人赔偿款，并非补偿款。（三）四被上诉人违法强拆上诉人地上设施后，其仅向上诉人发放部分补偿款，上诉人有权要求四被上诉人向其足额发放拆迁安置赔偿款。（四）因四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地上设施所进行评估后认定赔偿款与上诉人常年来投资额严重不符，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大同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根据征收通告，征收主体是南郊区政府，上诉人起诉市政府错列当事人。（二）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间。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在2012年拆除，在2019年1月21日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三）上诉人已领取了补偿款，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受到了恐吓威胁。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辩称：（一）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答辩人已签拆迁协议并签字盖章，后索某又写了承诺书，并领取自己应得的拆迁补偿款。现被答辩人反悔，要求重新鉴定并领取相应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二）上诉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无申请重新鉴定的正当理由，一审法院未接收其《鉴定评估申请书》的行为并未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人民政府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本案拆迁行为发生在2015年，而上诉人无正当理由于2019年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二）涉诉建筑经评估及四方同意，本着“拆谁补谁”的原则，拆迁办按照马营村、赵印、贺进权、索某四方的约定，分别向四方发放了补偿款。索某也相应的领取了属于他的那份补偿款，同时索某承诺自愿拆除，再无纠缠。现又起诉要求补偿，属滥用诉权。（三）上诉人所主张的按2015年大同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予以补偿，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马营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起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二）答辩人不应列为本案第三人。答辩人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不属于本案适格的主体，且答辩人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三被告强拆原告地上设施的行为违法；2、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自拆除之日至评估值确定之日期间以评估值为基数至付清之日前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因违法强拆而遭受的精神损失30万元；4、判令三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对原告企业按2015年大同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进行房屋及附属拆迁现金补偿（具体数额以鉴定评估数为准）；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5年5月间，上诉人的地上设施被强制拆除，上诉人于拆除时就知道强拆行为，于2019年1月21日起诉。《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南环路西延路南侧地块项目建设土地征收（拆迁）的通告》确定拆迁补偿工作由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负责，因大同市行政区划变更，涉案地块现由云冈区人民政府管辖。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并且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据此，提起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应当具体而明确且一个行政行为一个诉讼，即一个案件应当审理一个诉讼标的。本案中，上诉人的起诉有多个诉讼请求，涉及两个行政行为，既涉及强制拆除行为，又涉及征收补偿行为，以上两个行政行为各自独立、具有不同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及法律效果。若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行为提出起诉，则不仅不利于行政机关有效应诉，而且势必对人民法院聚焦被诉行政行为，归纳争议焦点，组织举证质证，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清晰明确的裁判等诉讼活动的有序开展产生阻碍，进而影响到行政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故当事人应当具体而明确地指出是哪个行政行为，并以此为标的提起诉讼，以便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进行审理。上诉人在起诉时同时针对两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二）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据此，对于起诉人知道行政行为但不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不能超过2年；对于不知道直接处分不动产的行政行为的，其起诉期限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最长不能超过20年。因不可抗力、人身自由受限制等确实不能行使起诉权的属于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情形，而向有关机关申诉信访和反映问题，是公民认为权利被侵害后自己对救济途径的选择，并不能作为起诉期限被耽误的合法理由。本案中，关于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于2015年5月就已经知道其地上设施被强制拆除，其于2019年1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明显超过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其主张因为信访事项才耽误的起诉期限，根据上述规定，因此而耽误的时间不应在起诉期限内扣除。综上，本案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对于征收补偿行为，可以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另行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行初21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大同市南郊区双和环保建材厂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程彦斌审判员 姚利屏审判员 庞永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丁勇虎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