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辽宁路**中新大厦**。 法定代表人：马**，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山东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山东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男，1975年2月1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源，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来，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向东，男，1945年1月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钧，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燕，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公司）、上诉人马**因与被上诉人马向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宇环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李静，上诉人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源、陈延来，被上诉人马向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钧、戴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宇环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88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原审判决关于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合意的认定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69页），“关于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合意问题。经查明，马**在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案件中确认其与马向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在本案中又予以否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所确立的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而客观事实却是：1）马**在与前妻曹奕的离婚诉讼案件中，之所以主张是为父母代持股权，完全是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巨额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所谓代持股权完全是马**和马向东编造的理由，不是客观事实。同时，马**在该离婚诉讼中也主张股权是其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马**在该离婚诉讼案件中，也同时主张其持有的上诉人86.86%的股权是其个人婚前财产，即其又自我否认了所谓的代持股权的情形。2）该《民事判决书》第16页倒数第2行载明，“原告曹奕要求分割被告马**所持有的高宇环保公司股权收益，因涉及案外人高宇环保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本院对此不予处理”。也就是说，市北法院并未认定涉案股权为马**为马向东代持的情形。3）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5即2019年1月马**前妻曹奕向崂山区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裁定书》，（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因市北区法院对马**前妻曹奕要求分割马**持有的上诉人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曹奕又对该股权收益向崂山区法院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马**最终也是作为上诉人86.86%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向曹奕支付了股权收益款190万元。也就是说，崂山区法院（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调解书》依法确认了马**是上诉人86.86%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而非代持人。4）2020年5月8日原审法院第三次开庭时（见原审法院2020年5月8日证据交换笔录第14页），针对原审法院调取的本院（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调解书》，马**主张其最终是作为上诉人86.86%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向曹奕支付了公司的股权收益款190万元，即该民事调解书确认了马**是上诉人86.86%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而非代持人。同时，2020年6月18日原审法院第五次开庭时（见原审法院2020年6月18日法庭审理笔录第9页），案件审判长询问马向东是否知道崂山区法院（2018）鲁0212民初52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马**持有上诉人86.86%股权的事情？马向东回答不知道。马**则明确告知原审法院：马向东知道并认可该事实，因为曹奕开始要求支付股权收益款400万元，后来马向东找到曹奕父亲做工作，降到了190万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虽然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曾多次主张该《民事调解书》依法确认了马**是上诉人86.86%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而非代持人，但原审判决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该《民事调解书》，并作出了与该生效《民事调解书》内容相互矛盾的错误判决。 2、原审判决查明（见原审判决书第58页至60页），“2003年11月21日，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与乙方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一致同意，对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共两页，每页下方均有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十二人签字……”；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69页），“在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于2003年11月21日共同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马**、马向东均签字确认，应当视为马**对股权代持事实的认可，具有代马向东持股的意思表示。马**主张该决议是马**与马向东等人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而客观事实却是：1）马**在原审证据交换庭审中称（见原审判决书第19页至20页），该《股东会决议》是在其与前妻曹奕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案件中，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而与马向东等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协议的形式与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马**有录音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该证据是马**和马向东等人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而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但考虑到家庭亲情关系，如果马向东认可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马**就不提交并当庭播放该录音证据了。由于马向东在原审中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质证意见提出异议，因此，马**在原审中就没有提交并播放前述录音证据。也就是说，马**在原审庭审中已经明确告知原审法院，其有录音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该《股东会决议》是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仅是为了维护家庭亲情关系而暂不提交并播放该录音证据。然而，在马向东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质证意见提出异议，且原审法院并未依法向上诉人和马**释明不提供该录音证据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的情形下，即径行作出了马**主张该《股东会决议》是马**与马向东等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的错误认定。2）该《股东会决议》上“马向东”“虞建萍”“经铷”的签名，是由马**于2017年分别找到该三人签署的，“傅某”“刘云发”“杨同安”“王某2”“于某”的签名，是由上诉人的公司员工委托时任公司服务中心员工的傅某联系签署的，“王某1”的签名是由傅某代签的，而“王玉琴”和“王玉敏”的签名，则是由上诉人的一名员工同时代签的，即使不借助任何科学仪器，也可以明显看出《股东会决议》上“傅某”和“王某1”、“王玉琴”和“王玉敏”的签名系一人所签。而且，《股东会决议》上“王某1”的签名与2020年1月8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笔录（见原审法院2020年1月8日证据交换笔录第20页至21页）上的签名，“王玉琴”和“王玉敏”的签名与上诉人工商登记档案资料、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实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的签名，明显不同。综上，上诉人的《股东会决议》是马**在与前妻曹奕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案件中，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公司巨额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而与马向东等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且协议上的“王某1”、“王玉琴”和“王玉敏”的签名均是由上诉人员工于2017年代签的，该《股东会决议》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3、原审判决查明（见原审判决书第61页至62页），“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共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决定设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时，按照各股东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马向东出资110万元（登记94万元，经铷代持16万元）、刘云发出资10万元、虞建萍出资8万元、王玉琴出资1万元、傅某出资1万元。以上出资共计130万元。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核算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各自出资比例为马向东84.56%、刘云发7.7%、虞建萍6.2%、王玉琴0.77%、傅某0.77%。根据以上约定及比例，各股东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马向东80.66%、刘云发7.7%、虞建萍6.2%、杨同安3.90%、王玉琴0.77%、傅某0.77%。特此证明。该《情况说明》尾部‘说明人’处，分别有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签字捺印并对应有各自身份证号码”；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69页），“《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事实与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可，故本院认为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 而客观事实却是：1）高宇实业公司《章程》和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6即高宇实业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和公司变更登记资料证明，2003年12月9日上诉人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70万元，其中，马向东（含经铷）出资1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6.67%，并不存在《情况说明》中所称的上诉人成立时，马向东（含经铷）在高宇实业公司的出资比例为84.56%的情形。2）《情况说明》中的王玉琴并未依法出庭作证，且《情况说明》上的“王玉琴”签名与马向东提交的上诉人《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完全不同。3）2020年1月8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见原审法院2020年1月8日证据交换笔录第11页至16页），马向东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即《情况说明》中的刘云发称，该《情况说明》是其在家里养病期间，在家里自己签的；证人傅某称，该《情况说明》是其与刘云发、杨同安、虞建萍等股东一起签的；证人杨同安称，该《情况说明》是其与刘云发、傅某、虞建萍等股东一起在公司签署的。显然，刘云发、傅某、杨同安之间对该《情况说明》的签署地点和签署人等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同时，刘云发、傅某、杨同安在陈述上诉人《股东会决议》的签署时间时，均向原审法院撒谎并提供了虚假陈述。综上，《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情况说明》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4、原审判决查明（见原审判决书第62页至63页），“2019年4月27日，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主要内容为：……声明人在此声明：一、声明人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系实际股东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对应股权的代持方，声明人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参与实际经营；二、声明人向实际股东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进行了确认：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该四份《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尾部‘声明人’处，分别有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签字捺印，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27日”；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69页、第70页），“《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事实与2019年4月27日，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的内容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可，故本院认为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 而客观事实却是：1）2020年1月8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见原审法院2020年1月8日证据交换笔录第17页至21页），马向东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即《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王某2在出庭作证时称，其根本不知道马**代持股份的事情；证人于某称其不了解马**代持股份的事情；证人王某1称其不知道马**代持股份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光是在《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上签了字，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声明人王某2、于某、王某1已经出庭作证证明，《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声明人确认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的内容，并不是事实，《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并非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完全是马向东一手编造的虚假证据。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声明人王某2、于某、王某1出庭作证时提供的他们并不知道上诉人为马向东代持股份的事情、他们仅是在声明上签了字、内容并不了解的证人证言，虽然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曾经多次引用并提请法庭依法审查认定，但原审判决中对该重要的证人证言却只字未提！2）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8、证据11和证据13即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命书》和《规章制度》等充分证明，马**是上诉人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2013改称总裁，2017年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正式将总经理改为总裁），上诉人的人事任免权、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和规章制度批准权等，均由马**行使，根本不存在马**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的情形。3）《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王玉敏并未依法出庭作证，且《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上的“王玉敏”签名与马向东提交的上诉人《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的签名，完全不同。综上，《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完全是马向东编造、歪曲事实编制的虚假证据，其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5、原审判决查明（见原审判决书第63页至64页），“同日，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证明及同意书》，主要内容为：证明人原系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后因经营需要，经股东会一致决议，决定成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保持不变……。高宇环保股权代持情况如下：实际股东马向东，代持股人马**，比例80.66%，备注含经铷替马向东代持部分……。证明人特此证明如下事项：……2003年12月，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时进行验资，全体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仅是自第三方出借资金验资，验资后立即归还。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而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证明人作为高宇环保公司的全部实际股东，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五份《证明及同意书》尾部‘证明人’处，分别有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签字捺印，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27日”；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69页、第70页），“《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事实与2019年4月27日，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的内容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可，故本院认为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 而客观事实却是：1）如前所述，2003年12月9日上诉人成立时，高宇实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70万元，其中，马向东（含经铷）出资1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6.67%，而马向东主张上诉人代其持有的上诉人的股权比例却是80.66%，显然，《证明及同意书》中所称的“成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2）《证明及同意书》中的王玉琴并未依法出庭作证，且《证明及同意书》上的“王玉琴”签名与马向东提交的上诉人《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完全不同。综上，《证明及同意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证明及同意书》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形下，仅凭与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刘云发、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四人在诉讼过程中出具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根本不相符的书面声明，即认定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该认定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关于马向东已经对上诉人实际出资的认定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70页），“首先，原告提交了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除马**外所有工商登记股东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又提交原告主张的被告实际股东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证明及同意书》，其中，刘云发、傅某、杨同安、王某2、于某、王某1、虞建萍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以上《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证明及同意书》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无论是代持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在声明或证明中表明：……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上述马**代持的马向东80.66%股权是由马向东实际出资完成。被告、第三人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 而客观事实却是：如前所述，1）《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声明人王某2、于某、王某1已经出庭作证证明，《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声明人确认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的内容，并不是事实，并非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王玉敏并未依法出庭作证，且《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上的“王玉敏”签名与马向东提交的上诉人《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的签名，完全不同，《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完全是马向东一手编造的虚假证据；2）《证明及同意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证明及同意书》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也就是说，马向东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2、于某、王某1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和高宇实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等，可以充分证明《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证明及同意书》均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根本不存在原审判决所称的“被告、第三人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形。 2、原审判决查明（见原审判决书第64页至65页），“2019年9月24日，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受高宇实业公司委托，对高宇实业公司自2003年12月9日成立以来到2005年12月应付账款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的往来账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青汇盛会专审字（2019）第1171号《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其中第一项企业基本情况载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270万元，主要经营代理丹麦格兰富水泵及其他世界高端品牌水泵。为了经营需要，经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于2003年12月（成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宇实业将其优质资产、业务团队、市场客户及丹麦格兰富水泵的代理权逐步转移到青岛高宇环保并作为高宇实业原股东的投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由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的亲属成立的公司见附件1，经青岛高宇实业全体股东决议由亲属代替高宇实业的原股东代持股份，股东会协议见附件2。第二项审核情况第三条2004-2005年合计载明：应付账款借方发生额：4609507.68元，明细如下：1.借款1874814元；2.转款2064153元；3.货款441363.36元；4.冲账并户-29493.13元；5.售泵258670.45元。应付账款贷方发生额：5958907.68元，明细如下：1.借款724571元；2.转款690100元；3.退货款171633.87元；4.转户157540.23元；5.购泵4215062.58元”；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70页至71页），“其次，原告提交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证明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通过高宇实业公司以‘借款'、‘转款’形式向被告履行出资。对于高宇实业公司为何要向上诉人转账大额资金，是否有其他依据或另有经济往来，上诉人也未举证加以合理说明……，本院认为涉案股权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 而客观事实却是：1）该《审核说明》是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依据高宇实业公司的委托出具的，其第一项企业基本情况载明的“为了经营需要，经（高宇实业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于2003年12月（成立）高宇环保公司，高宇实业公司将其优质资产、业务团队、市场客户及丹麦格兰富水泵的代理权逐步转移到高宇环保公司并作为高宇实业公司原股东的投资；高宇环保公司是由高宇实业公司股东的亲属成立的公司，经高宇实业公司全体股东决议由亲属代替股东代持股份”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定职责范围，该内容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而且，马向东提交的该《审核说明》中，并没有证明上诉人是由高宇实业公司股东的亲属成立的公司的附件1，也没有证明经高宇实业全体股东决议由亲属代替高宇实业的原股东代持股份的附件2。2）该《审核说明》中的“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高宇环保公司的借方发生额”是指上诉人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高宇环保公司的贷方发生额”是指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上诉人的金额。该《审核说明》载明，2004年度，上诉人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是3297591元，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上诉人的金额是4249296.09元（含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收货入库，上诉人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高宇实业公司入账，但高宇实业公司未支付上诉人的水泵货款3567725元）,也就是说，2004年度高宇实业公司拖欠上诉人951705.09元。2005年度，上诉人应付而未付高宇实业公司的金额是1311916.68元，高宇实业公司应付而未付上诉人的金额是1709611.59元（含高宇实业公司已经收货入库，上诉人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高宇实业公司入账，但高宇实业公司未支付上诉人的水泵货款647337.58元）,也就是说，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拖欠上诉人397694.91元。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合计拖欠上诉人1349400元。3）该《审核说明》记载的起始月份即截止2004年6月、7月，高宇实业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借款、货款等合计1547953元，而上诉人向高宇实业公司交付的货物等价值则是1567441元，远超过高宇实业公司的付款金额。也就是说，在上诉人成立后的最初期，不仅不存在马向东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股东通过借款、转款等形式变相向上诉人出资的情形，而且，由于高宇实业公司资金链断裂，长期拖欠供应商大额货款，导致供应商拒绝继续向其供货，高宇实业公司面临破产清算的严重危机，为了帮助高宇实业公司免遭破产清算厄运，上诉人不得不利用自有资金购买货物并赊销给高宇实业公司，从而帮助其维持其正常存续和员工队伍稳定。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该《审核说明》记载的截止2004年6月、7月即上诉人成立后的最初期，上诉人赊销给高宇实业公司的货物价值即高达1567441元；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累计拖欠上诉人货款1349400元等对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正确作出公正判决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内容，上诉人虽然多次引用，但原审判决中却丝毫没有提及！综上，该《审核说明》充分证明，2004年度和2005年度，不仅不存在马向东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股东通过借款、转款等形式变相向上诉人出资的情形，相反，高宇实业公司在2004年和2005年还累计拖欠上诉人1349400元，因此，原审法院依据该《审核说明》认定马**持有的上诉人86.86%股权的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通过高宇实业公司向上诉人的借款、转款等，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4）如前所述，马向东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明及同意书》记载，上诉人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上诉人处完成的；该《审核说明》第一项企业基本情况载明，为了经营需要，高宇实业经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于2003年12月成立上诉人，高宇实业将其优质资产、业务团队、市场客户及丹麦格兰富水泵的代理权逐步转移到上诉人并作为高宇实业原股东的投资。同时，马向东也通过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十一意图证明（见原审判决书第12页），上诉人成立后，实际股东为了履行出资，逐渐将高宇实业公司的客户及业务、代理授权等转移至上诉人，并最终完成了全部转移，也就是说，马向东主张其是通过将高宇实业的资产、业务、客户、代理授权转移至上诉人的方式，履行对上诉人出资义务的。1999年12月25日修正、上诉人成立时适用的《公司法》第24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马向东主张的业务、客户、代理授权等，并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股东出资方式。然而，在马向东主张其是通过将高宇实业的资产、业务、客户、代理授权转移至上诉人的方式，履行对上诉人出资义务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却径行认定，马向东是通过高宇实业公司以“借款”、“转款”形式向上诉人履行出资的，这纯系故意歪曲事实、肆意偏袒马向东。 3、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71页），“被告、第三人主张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将自有资金149万元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诉讼过程中，马**并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或说明，故本院对被告、第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大额出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实际出资人应当对自身资金的来源、构成、去向等作出相当程度的合理描述，本案中马**不认可马向东为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也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反证据，结合被告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时，马**刚满28周岁的事实，就涉案股权系由马**以自有资金出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基于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本院认为涉案股权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 而客观事实却是：1）马**21岁即在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丹麦格兰富水泵集团中国上海总部从事销售工作，其后，又在上海成立公司自行创业，通过五年的艰苦打拼，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企业管理和营销经验，而且，也积累了较大数量的个人财富。2003年马**从法国著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毕业回国后，为了帮助已经完全停止经营活动的高宇实业公司的老员工们有工作、有收入、不失业，同时，也为了实现学有所用、尽快开创自己人生事业的奋斗目标，马**毅然以自己多年积累的资金、向亲戚朋友筹借的资金等，注册成立了上诉人，并逐步将高宇实业公司的多数老员工吸收接纳进了上诉人处。同时，为了稳定上诉人的核心管理层，尽快建立公司成熟的运营管理团队，马**在马向东和母亲虞建萍的建议下，又以无偿赠送公司股份并由各自亲属代持的方式，将高宇实业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吸引到了上诉人处工作。2）上诉人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将部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用于采购水泵，并将购买的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赊销给了高宇实业公司。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记载，2004年6月、7月即上诉人成立后的最初期，上诉人赊销给高宇实业公司的货物价值即高达1567441元，2004年度和2005年度，高宇实业公司累计拖欠上诉人货款1349400元，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验资成立后，马**将自有资金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用于采购水泵，并将价值149万余元的水泵赊销给了高宇实业公司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诉讼过程中，马**并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或说明”，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主编的《理解与适用》第232页载明，如何认定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及其相关股东权益问题？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2条第1项以及第24条第2款的规定，该问题应以是否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作为案件审理的实质要件与标准。综上，在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的案件中，实际出资人只有在充分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后，才能被认定为实际出资人并享有相应股东权益。因此，本案中，马向东应当承担其已经依法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4）如前所述，马向东提交原审法院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充分证明，2004年度和2005年度，不仅不存在马向东主张的高宇实业公司股东通过借款、转款等形式变相向上诉人实际出资的情形，而且，高宇实业公司在2004年和2005年还累计拖欠上诉人1349400元，也就是说，马向东提交的《审核说明》充分证明，马向东并没有通过高宇实业公司以借款、转款等形式变相向上诉人履行过实际出资义务。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马向东提交的《审核说明》充分证明马向东并没有通过高宇实业公司向上诉人履行过实际出资义务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却置法律明确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于不顾，以马**“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上诉人成立时，马**刚满28周岁的事实”等荒唐理由，错误地认定涉案股权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马向东已经对上诉人实际出资，这不仅与马向东提交的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记载的内容完全矛盾，而且，该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 （三）原审判决关于马向东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对上诉人各项事务均具有较大程度控制权和决策权的认定错误。 原审判决认定（见原审判决书第71页至72页），“结合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3日的员工购车《请示报告》、被告提交的公司《人事任命书》，以及原、被告截取不同内容提交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记录’，本院认为，马**和马向东均参与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各项事务均具有较大程度上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而客观事实却是：1）对马向东提交原审法院的所谓员工购车《请示报告》，上诉人在庭审质证中明确说明（见原审判决书第29页第12行），该《请示报告》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在该《请示报告》中，除了马向东自己手写的内容和加盖的本人印章外，其他内容包括主文、马**的签名、财务总监陶忠的签名等，均是复印件而不是原件，该《请示报告》是马向东伪造的虚假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然而，原审法院却匪夷所思地对马向东伪造的复制件《请示报告》认定具有真实性和证明力，并据此认定马向东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2）上诉人提交的公司《人事任命书》，均由马**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2013改为公司总裁，2017年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正式将总经理改为总裁）一人签署，这再次充分证明马**是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2013年后改称总裁），公司的人事任免权、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和规章制度批准权等，均由马**行使。马向东是高宇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其在上诉人公司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管理工作。3）对马向东提交原审法院的所谓上诉人的董事会召开记录本，虽然上诉人明确要求查看该记录本的完整内容，但却始终被马向东无理拒绝。依据上诉人《章程》的规定，上诉人并没有董事会，马**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马向东提交的所谓上诉人董事会召开记录中的董事会，仅是个名头，其实际是公司的顾问团队。而且，该记事本的第1页记载，上诉人有股东会，其成员是马**等5人，而马向东并非上诉人的股东，同时，所谓的上诉人董事会的议题中，还讨论了青岛高宇锅炉公司的相关情况，这也充分证明，该会议并非上诉人的董事会会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依据马向东伪造的复制件《请示报告》，认定马向东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对上诉人各项事务均具有较大程度控制权和决策权，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 （四）原审判决关于虞建萍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具有证明效力的认定错误。 原审判决查明（见原审判决书第67页），2020年1月13日，虞建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公司（上诉人）根本没有总裁这个称呼和职务，财务制度不存在“总裁授权办理”的规定。公司财务报销包括马**的，均需经过我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 而客观事实却是：1）虞建萍于2019年1月25日和马向东一起对上诉人和马**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和马向东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完全一致的，后虞建萍撤回起诉并转为马向东的证人。因此，虞建萍与上诉人和马**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2）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13即上诉人2007年度规章制度汇编原件中的《财务、报销管理规定》第2.6.6条规定，报销先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总经理批准方可办理。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4-1即上诉人OA系统中的2018年版《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明确规定“报销首先要通过网上报销审批，纸质报销单据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在总裁授权范围内可办理。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14即上诉人OA系统中的2017年版《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三）“财务付款、报销管理规定”1.6款明确规定“报销首先要通过网上报销审批，纸质报销单据由财务总监审核发票有效及财务专业合规性，虞建萍经理审核登记，总裁批准方可办理”。3）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3、证据4、证据10和证据11证明，由于马**多数时间在外地出差，无法及时审核全部员工的纸质报销单据，为了保证公司财务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马**授权财务总监陶忠负责审核报销单据的有效性和合规性，虞建萍负责单据的审核登记，在财务工作中，审核和审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务报销的最终审批权是由马**享有和行使的。4）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15即2017年12月22日虞建萍发送的主题为“转账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4月19日马**发送的主题为“人造草坪付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6月14日马**发送的主题为“关于老马总借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5日马**发送的主题为“汇款事宜”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31日马**发送的主题为“汇款事宜”的电子邮件证明，马向东因个人出国、个人信用卡还款等原因，曾经通过虞建萍向上诉人借款，马**考虑到父子亲情，均批准了前述申请，并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实际付了款；马向东和虞建萍因个人出国、个人信用卡还款、个人住所铺设草坪等原因向上诉人借款，最终的审批人均是马**，没有马**的批准，马向东和虞建萍均无权从上诉人处支取任何款项，也就是说，上诉人的财务审批权、重大决策权等，均由马**享有和行使。综上所述，虞建萍与上诉人和马**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该《证明》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审判决认定虞建萍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具有证明效力，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成立于2003年12月，其设立时适用的法律应当是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该法第24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然而，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依据的却是2018年10月26日修正的现行《公司法》（见原审判决书第72页），该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显然，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时，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原审法院五次开庭，开庭时间超过20小时，然而，原审审判长参加庭审的时间累计不超过2小时，绝大多数庭审活动均由其法官助理一个人边审理边记录完成。由于不参与全部的案件庭审活动，因此导致审判长不能准确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并出现了《股东会决议》中“王玉琴”和“王玉敏”的签名明显系伪造，且王玉琴和王玉敏均未依法出庭作证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却仍然认定《股东会决议》系王玉琴和王玉敏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作为认定马**与马向东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合意的主要证据；在《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声明人王某2、于某、王某1已经出庭作证证明《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中的部分内容不真实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却仍然认定并采纳了《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的全部内容，并作为认定马向东已经对上诉人实际出资的主要证据；对马向东提交的内容完全是伪造的且为复制件的《请示报告》，原审法院却认定其真实有效，并作为认定马向东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对上诉人各项事务均具有较大程度控制权和决策权的主要证据等低级错误。 四、马**21岁即在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丹麦格兰富水泵集团中国上海总部从事销售工作，并在上海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人脉资源。2003年马**从法国著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毕业回国后，因高宇实业公司投资的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巨额亏损1000余万元，导致高宇实业公司受到牵连资金链断裂，长期拖欠供货商大额货款，供货商拒绝向其继续供货，企业面临破产清算的严重困境，在马**母亲虞建萍的反复劝说下，为了帮助已经完全停止经营活动的高宇实业公司的老员工们有工作、有收入、不失业，同时，也为了实现自己学有所用、尽快开创人生事业的奋斗目标，马**毅然放弃了和上海籍前妻留在上海创业发展的机会，选择回到青岛，并以自己多年积累的资金、向亲戚朋友筹借的资金等，注册成立了上诉人，并逐步将高宇实业公司的多数老员工吸收接纳进了上诉人处。 马向东作为马**的父亲和上诉人的公司顾问，在上诉人成立初期，为理顺公司的社会关系、招聘引进管理团队等，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上诉人内部管理逐渐成熟、业务和规模不断壮大，因年龄大、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以及完全不了解公司具体业务等原因，马向东已经不能适应公司的现代化管理理念和快速发展模式，其不仅不能再为上诉人的发展提供积极的意见建议，而且，其保守陈旧的发展观念，已经严重阻碍了上诉人的跨越式、现代化发展。成立17年来，上诉人能够始终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水泵行业的领军企业，完全是马**呕心沥血、勤学善思、拼搏进取的结果，马**为上诉人的做大做强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公司一百多名员工心目中，马**是一名负责任的、具备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合格公司控股股东和总裁。 2013-2019年，马**与前妻曹奕离婚并向曹奕支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款、上诉人公司的股权收益款等600余万元，这引起了马向东的强烈不满，他曾经多次呵斥、羞辱马**无能，让曹奕白白拿走了那么多钱。马**再婚后，因对马**的再婚妻子不满意，马向东便又时刻提防马**的再婚妻子。为了防止马**再次离婚而导致财产受损，马向东明确要求马**将其持有的上诉人的公司股权转移给马向东代为持有，但遭到马**拒绝。由于马向东在家中始终说一不二，一直对马**实施压迫式的传统家长式管理，马**的拒绝严重冒犯了马向东的“权威”，并彻底激怒了马向东。同时，因家族遗传原因，马向东现疑似患有早期狂躁型老年痴呆症（据马向东家族中的医学专业亲属判断），其为了逼迫马**母亲虞建萍帮其一起“对付”马**，在虞建萍同意前，其曾经天天大声呵斥辱骂虞建萍至深夜，导致虞建萍的精神和心理均受到严重摧残，并最终不得不完全屈服于马向东的家庭暴力。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不合法，应当被依法撤销；马向东的起诉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被依法驳回。 马**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88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合意的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已经对原审被告实际出资的认定错误。（三）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参与原审被告的经营管理，对原审被告各项事务均具有较大程度控制权和决策权的认定错误。（四）原审判决关于虞建萍2020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具有证明效力的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被告成立于2003年12月，其设立时适用的法律应当是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该法第24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然而，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依据的却是2018年10月26日修正的现行《公司法》（见原审判决书第72页），该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显然，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时，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五次开庭，开庭时间超过20小时，然而，原审审判长参加庭审的时间累计不超过2小时，绝大多数庭审活动均由其法官助理一个人边审理边记录完成。具体理由同上诉人高宇环保公司的上诉理由。 高宇环保公司、马**互相认同对方的上诉意见。 马向东对高宇环保公司、马**的上诉辩称，一、提醒法庭注意，因上诉人高宇环保科技与马**在一审中委托同一代理人，上诉人高宇环保的意见并不能真实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的意思表示应以全体实际股东的意见为准。根据《公司法》解释（三）21条，之所以将公司作为本案一审的被告，因为公司应属于中立的一方。基于公司的人合性原则，公司的决定应是全体股东做出。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公司作为被告，主要审查的是除争议股东外，其他股东是否知悉第三人（名义股东）代持股权的事实以及是否同意隐名股东（实际股东）进行显名并登记在工商信息中。本案中，马**本就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争议股权的一方当事人，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利益与上诉人高宇环保、被上诉人均有冲突。但是，由于马**强行控制公司印章，原审被告高宇环保的委托代理也是原审第三人马**办理的。无论从陈述还是证据举证，均可以看出，原审被告的陈述及主张其实均是原审第三人马**的意思表示，并非公司本身客观、独立的意思表示。而公司的意见应体现在全体实际股东的意见中，除了马向东之外，公司实际股东均出具了证明，表达了明确的意见：知悉马向东作为公司实际股东且其股权由马**代持的事实，并同意马向东显名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及工商信息中。故，上诉人高宇环保意见中对马**有利的，仅仅是马**个人意见，并非上诉人的公司意见。法庭应进行区分及鉴别。且，上诉人高宇环保与存在利益冲突关系的第三人马**委托同一代理人的情况下，上诉人高宇环保公司人员出具的对第三人马**有利的陈述及证明，也严重缺乏客观性，不能采信。 二、原审法院认定马向东与马**之间真实的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符合事实，完全正确。 （一）马**自认股权代持的事实，应对其自认的事实承担法律后果。法庭不能任由马**在不同案件中针对不同的诉讼目的一次又一次的针对同样一个事实而“反言”。马**的行为是“视法律为儿戏”。 第一、马**在（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判决（马向东原审证据一）的第7页中自认其持有的全部股权均系其代父亲马向东及母亲持有的。一审认为：马**在本案中“反言”否认了在1722号案中的自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十三条所确立的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马向东还提交了其他证据，与马**在1722号案中的自认事实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事实胜于雄辩，上诉人上诉理由第一条（一）款的种种理由根本不成立：1、上诉人提到马**离婚诉讼案中在自认替马向东代持股权的同时也主张涉案股权是个人财产，其实是在否认代持股权。这样的陈述是在偷换概念，个人财产和代持股权并不存在任何冲突。离婚纠纷首先适用的是《婚姻法》，因为上诉人高宇环保设立在马**结婚前，所以主张股权系个人财产，依据《婚姻法》规定。但是，同时，股权归属还应适用《公司法》，从这个角度上讲，马**婚前登记在个人名下的股权部分又是代其父亲马向东持有，也符合事实及《公司法》规定。也正是因为股权的分割需要同时适用两部法律，在1722号离婚案中，法院确认股权权属存在争议，不能直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简单的认定股权归属马**，法院才驳回了该部分的分割请求。2、上诉人对于自身提出的论点又总是自相矛盾。若按照上诉人对于1722号判决中的自认作出的解读，马**主张股权系个人财产，如何又要在本案起诉后在另案中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意向其原配偶支付“股权收益补偿金”？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马向东严重质疑马**在另案中作出调解的真实目的。但是，退一步讲，即使马**在（2018）鲁0212民初5295案中作出了关于涉案股权收益的补偿，与本案股权争议的确权也不存在任何冲突。理由：1）上诉人在诉状第2页3）中提到原审提交的证据5，只有《民事起诉状》及《民事裁定书》，并没有（2018）鲁0212民初5295《民事调解书》原文，一审判决第44页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也是如此表述的。马向东并未见到上诉人陈述的所谓（2018）鲁0212民初5295《民事调解书》中确认马**系涉案股权所有人的内容。且，即使该调解书提到股权收益补偿事宜，也是基于马**的自身的陈述及妥协，但该妥协内容已经与生效的1722号判决中查明事实相违背，且发生在本案纠纷处理中，是马**为了在本案中企图获得法院的支持再一次的利用离婚案件逃避责任，再一次欺骗法庭的行为。请法庭务必斟酌马**的真实意图。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很明显，调解的内容是案件当事人为了达到和解目的而妥协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事实，若调解不成，还是按照法律进行认定。也就是说，调解书中即使作出了某种陈述，并不是法院经查明确认的事实及依法作出的判定，没有确权或裁判的法律效力。即使马**向其原配偶进行了其所谓的“股权补偿”，也仅仅是基于婚姻关系作出的补偿，该补偿行为完全可以与事实情况不一致，毕竟是协商和解的结果，不是审判的结果。3）该调解书仅是针对婚姻法律关系，仅约束离婚双方，并不具备公司法律关系中确权的法律效力，也不能约束离婚案件外第三人即马向东、高宇环保以及高宇环保的其他实际股东。综上，上诉人并未提交（2018）鲁0212民初5295《民事调解书》原文，且该调解书也不具备确权的法律效力，其效力也不可能凌驾于法院生效判决即1722号判决之上，对马向东、高宇环保以及高宇环保的其他实际股东均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审法院依据1722号判决认定马**自认了股权代持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及事实情况，完全正确。 第二、马向东在原审提交了证据二2003.11.21《股东会决议》，马**与马向东以及其他代持股东、实际股东均签署，该决议不但明确了马**与马向东代持股权的合意，同时证明了全部实际股东知晓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事实。该决议内容与马**在1722号案中确认的事实一致，均充分地证明了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事实。虽然马**陈述以上证据是马**在离婚案中为了对抗配偶提出的分配公司权益的请求而制作的虚假协议，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而（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判决的第7页中马**自认就是法院查明事实部分的内容。且，马**自始至终并没有提供反证证明协议内容的虚假。虽然，上诉人谎称一审有录音证据，但是并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举证是当事人一方的法定权利和责任。很明显，上诉人在一审中是自行放弃的举证，就应该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 第三、上诉人即使一再强调《股东会决议》是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本次庭审中，《股东会决议》中所列人员均出庭作证及出具书面证明，再次证实了《股东会决议》中的内容系事实情况。首先，本次庭审中，除马**之外的其他全部代持股东已经确认了各自代持亲属股权的事实，上诉人对该代持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至于上诉人提出的代持方股东出庭时陈述与其签署的《股权代持声明》的内容存在不一致，完全是在断章取义。代持股东出具声明证明的重点在于1）仅为代持方，未履行出资，未参与经营；2）声明人向各自实际股东进行了确认：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3）就高宇环保经营、管理中涉及的股东资格确认、股东资格转让、股权权益享有等股东相关事宜均以实际股东意思表示为准。所以，关于第2）点，上诉人以代持股东在出庭时陈述“对于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事实不了解、不知道”，就认为《股权代持声明》中关于“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并非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错误。恰恰相反：1）正是因为王某2、于某、王某1为代持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所以不认识马**，这也直接否认了马**主张其为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若马**是公司股东，怎么可能与一帮互相不认识的人一起经营公司？不符合公司人合性的基本精神。既然不认识马**，不知悉马**代持的事实是正常的；2）上诉人在引用《股权代持声明》中内容时故意漏掉了一句话即“声明人向各自实际股东进行了确认”，也就是说，关于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事实不是代持方股东自身知晓的，就是因为代持的缘故，代持方股东只能向实际股东询问并确认了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事实。同时，代持方股东也确认，就高宇环保经营、管理中涉及的股东资格确认、股东资格转让、股权权益享有等股东相关事宜均以实际股东意思表示为准。其次，除马向东外的其他实际股东也已经出庭或书面出具证明，证明的事实就是：马向东以及其他实际股东，因特殊原因，作为实际股东履行出资、参与经营但均不登记在高宇环保工商档案中，各自委托代持人持有股权。其中，马**代持马向东持有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马向东履行了出资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其他实际股东均同意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第三点，2003《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已经得到《股东会决议》上所列人员的再次确认，决议内容真实、有效，马**亲笔签字，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四、马向东向法庭提示很重要的一点：马**多次确认其在另案中弄虚作假，欺骗法庭，置法律及法庭的尊严于不顾。其已经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基本精神即如实陈述；不得利用非法手段干扰法院审判；禁反言获取不当利益等。很明显，上诉人一再反言，未能如实陈述事实，利用欺骗法庭的方式试图获取不当利益，干扰法院审判。如此缺乏诚信且一再挑战法律权威的一方当事人，法庭应慎重考虑其陈述及提交证据的可信性。特别是，马**利用控制公司章印致使高宇环保的真正股东及管理者不能代表公司出庭，而是由马**的代理人直接代理公司，并作出了有利于马**的陈述及证明。我们有理由质疑，马**仍然会为了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在本案中同样弄虚作假，特别是陶忠的证明，也是前后矛盾，与实际管理者及财务审核虞建萍的证明存在诸多冲突，严重缺乏诚实，其证明也不应被采信。 （二）其他实际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时便知晓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事实，也同意该代持行为。马向东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二2003.11.21《股东会决议》，公司其他实际股东不但知晓并同意由马**代持马向东股权，且公司设立时的股权持有状态均是全部实际股东以隐名方式持有股权并参与公司经营，其股权均由亲属代持，以此也可以证实，马**代持股权存在必然因素，并不仅仅是马**与马向东双方的合意，更是公司全体实际股东与其代持亲属的合意，也是公司经营需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代持股东及实际股东的证明已经说明各方自始对于高宇环保公司股东情况、代持问题和持股比例进行了安排，并不断推进实施，以上文件、陈述内容相互衔接，反映了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提请法庭注意：若马**是公司的真实股东，为何无论是代持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不认可其股东身份，也再次证实了公司人合性的规则，只有实际股东之间因共同经营，共谋发展，共担风险，才会存在共同的一致对抗侵犯股东、公司利益的行为和人。 综上第二点，（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判决、2003.11.21.《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以及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的内容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合意及事实。 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马向东向上诉人高宇环保履行了出资，符合事实，完全正确。 （一）马**已经确认公司成立并验资时其并未实际出资，但谎称后续通过支付设备款出资了149万，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原审法院认定马**未出资，完全正确。 第一、马**一开始试图证明其出资的依据仅仅是验资报告，但是工商登记仅具有公示作用，并无创设股东资格之效力，验资不足以证明资金归属。马**一开始的举证阶段试图借助验资报告证明自己货币出资173.72万元，但是当被上诉人调取银行流水证明200万元注册资本金根本没有进入公司账户后，马**见无法证明自有资金出资的事实，又转向借助被上诉人的主张，承认没有以自有资金出资，而是借钱后立即返还。再次提醒法庭，此处又是马**再次欺骗法庭的事实。马**对于自身的出资方式不可能不记得，但是，几次庭审，马**一再强调以自有资金出资173.72万元，且是在验资时出资到位的。后来，突然想起来原来是借钱出资，如此失忆性的陈述，请法庭着重考虑其目的何在？到底是事实情况还是为了自己的非法目的借助现有证据重新进行的编造。 第二、由于借助马向东方证据编造了借钱出资的事实，自然还需要继续编造第二个事实说明自己后期如何出资的。于是，马**再次利用马向东方提交的证据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谎称后期以自有资金购买149万货物，但是可惜的是仅仅只有单方陈述。既然是自有资金购买货物，那么为何无法说明自有资金的构成及来源？上诉人在上诉状15页再次编造了一个故事，硬生生地将马**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年轻企业家，26岁左右已经拥有了大额的财富，那么，让人费解的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区区173.72万元出资还需要筹借？如果真像马**说的，其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财富、向亲属朋友借钱注册公司，又无偿赠送股份，那为何全部获益的股东及老员工不知感恩全部否认其作出的贡献？为何作为生他养他爱他的父母要否认儿子的功劳及付出呢？因为事实情况与其编造的相反。再者，按照上诉人陈述，提交自身拥有的大量财富以及筹借资金的借条等证据，并不困难，为何上诉人一直未能提交？很明显，故事仅是编造，证据根本没有。 事实情况是：基于马向东、虞建萍常年与格兰富集团的业务合作关系，格兰富才同意聘用马**工作，但是马**工作能力极差、整天吊儿郎当，无奈，格兰富负责人与马向东、虞建萍沟通不能继续留用，希望自行辞职；后来，马向东只能自行出资在上海为马**设立公司，希望马**能够自行创业，但是大约投入了70万左右，全部赔光。最后，马向东只能再次送马**出国留学，大约也花费了马向东30万元左右。再后来，马向东将回国内的马**安排在自己身边即高宇实业开始工作。试问，所有经济来源都需要依靠父母，何以能够拿出150余万元出资设立公司？马**不能证明自有资金构成、来源及支付的途径、凭证，但是公司前期的运行总是需要经营资金，这些资金来自何处？很明显，就是实际股东马向东以及其他股东的出资。 第三、马**在无法提供出资证据的情况下，借助马向东方证据即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来企图证明自身的陈述，竟然将149万元转账陈述为“赊销”。149万元在马向东提供的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第4页“购泵”明细中描述得很清楚，购泵部分做账不是应付款，而是转账，转账的意思就是会计做账中常用的冲账，不是马**胡编乱造的“赊销”。因为高宇实业在此之前已经向高宇环保支付了大量资金用于马向东等股东出资，购泵不需要再进行支付，2个公司之间直接进行冲抵。所以，马**根本也拿不出其支付了149万元的证据，泵是高宇环保用实际股东的投资资金进行购买的。这也同时证明了，高宇环保在设立之初根本没有资金进行经营，经营资金全部来源于实际股东们进行的投资。 综上，上诉人不能证明149万出资系马**，但是公司前期确实需要资金经营，包括购买货物等，那资金的来源出自何处？原审法院在判决书71页认定“大额出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实际出资人应对资金来源、构成、去向作出合理描述”、“马**不能合理说明高宇实业与高宇环保在公司设立之初大额的资金往来是否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可以证明涉案股权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是完全符合事实及法律的。 （二）结合上述反驳马**出资的事实，公司就是马向东与其他实际股东履行出资并经营起来的。以下详细说明马向东及其他股东的出资情况及事实证据： 1、通过2003.11.21《股东会决议》内容以及实际股东的陈述，高宇环保的设立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新设公司，而是高宇实业公司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马向东本就是高宇实业最大的股东，原班股东再次设立高宇环保，马向东原审提交的证据五，结合工商信息，具体分析了股权比例，各股东在高宇实业的股权与在高宇环保的股权比例基本保持一致。我方再次说明具体的股权比例计算过程： 1）各股东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马向东出资110万元（登记94万元，经铷代持16万元）、刘云发出资10万元、虞建萍出资8万元、王玉琴出资1万元、傅某出资1万元。以上出资共计130万元。此处并不是按照注册资本270万元计算的，另外140万元是与本案无关的高宇实业原来的2方股东出资的，不计算在内，只计算涉案全部股东的出资。 2）按照以上130万核算股东在高宇环保科技的各自出资比例应为：马向东84.56%、刘云发7.7%、虞建萍6.2%、王玉琴0.77%、傅某0.77%。后，因杨同安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贡献较大，股东马向东让渡3.90%股权给杨同安，股权让渡后，马向东股权80.66%。 3）综合1、2，各股东在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马向东80.66%（马**代持）、刘云发7.7%（王某2代持登记也是7.7%）、虞建萍6.2%（马**代持）、杨同安3.90%（于某代持登记也是3.9%）、王玉琴0.77%（王玉敏代持登记也是0.77%）、傅某0.77%（王某1代持登记也是0.77%）。 4）以上股权比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微小差异因杨同安对高宇实业作出巨大贡献，马向东让渡0.05%股权，这点在原审证据2003.11.21《股东会决议》中也体现了。 2、全部代持股东都证实了在验资时自身没有进行自有资金的实缴，资金来源于垫款，验资后立即返还。马**在后期的庭审中也确认了该事实。那么，在验资时，马向东及马**均未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3、高宇环保设立时，高宇实业公司本身，经营的主要业务就是代理丹麦格兰富水泵（八年丹麦格兰富水泵业务的山东地区代理商），公司固定资产净值495403元，流动资金390多万元。实业下设青岛地区、济南地区、淄博地区、烟台地区、潍坊地区、东营地区办事处，并设若干二级经销商。高宇环保公司成立后，全体股东将其在高宇实业的资产投资到高宇环保，其中： 3.1）根据马向东提供的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显示：自2004年6月起，股东以实业公司名义分6笔以“借款”的记账方式（为了做账需要，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投入高宇环保公司410000元，以“转款”记账方式投入高宇环保公司500000元。此时，高宇环保公司才有了启动资金，也是高宇环保公司得以经营并购买泵的资金。后续，逐步的同样以“借款”、“转款”、“支票承兑”、“货款”等记账方式，股东先后投入高宇环保公司的资金达到4,380,330.63元。2006年1月，股东将高宇实业公司账户上最后剩余的225000元也全部投入到高宇环保公司。 3.2）根据马向东提供的2004年2月高宇实业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马**提供的2005年2月7日高宇环保公司董事会决议显示：2004年两公司实现的2400万元销售收入和330万元利润，都归高宇环保公司所有。也就是，股东们为了向高宇环保出资及投资，并让高宇环保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经营和周转，使用前期向高宇环保投资的资金购买泵等货物，然后高价销售给高宇实业，将利润留在了高宇环保。 3.3）根据马向东原审证据二十一显示：股东将实业公司固定资产包括别克车在内，也以高宇实业公司名义转让至高宇环保公司进行投资。 3.4）根据马向东原审证据十一显示：股东为了履行出资以及实际经营公司的需要，逐渐将原高宇实业的客户及业务、代理授权等移交至高宇环保，并最终由高宇环保承接了全部业务、客户资源。 3.5）根据马向东原审证据十二显示：为了经营高宇环保的需要，高宇环保继续沿用原高宇实业的人员，并于2005年1月办理了正式的劳动关系解除及转移手续。 综上，高宇环保公司作为新设公司，需要运营资金、业务、人员等。上面也分析了，马**一个28岁刚刚回国的靠父母养活的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出资，更没有资源和社会能力可以获得如此多的业务及利润。那么，根据马向东举证，公司一步步经营起来，甚至前期购买泵等，均是马向东等实际股东进行的出资及投入，后续的公司业务也是马向东、虞建萍为主进行的维护及开拓。以上全部事实及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马向东出资、投资公司的事实。 四、原审法院认定马向东作为股东，一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对高宇环保拥有控制权和决策权，符合事实，完全正确。 第一、根据马向东原审证据十六显示：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通过股东会会议的形式不实际。故，实际股东通常采取董事会会议的方式对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进行讨论及决定（特殊情况或法律规定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除外）。马向东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二、马**自己签署的2016年2月2日董事会决议（马**对签字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或鉴定，视为认可），内容中很明显：马向东对公司的运营、发展方向、业绩、财务情况、公司的销售服务理念、销售人员的薪酬及业绩、公司未来的展望及困难等均存在全盘的掌握并提出意见、要求马**进行汇报及执行。马**对马向东也认可其对公司的运营决策，并称呼为“马总”。马**在记录第一页的第二次讲话中确认“2015年在马总的半年运作下，将烟台裕华取消了全牌照，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后顾之忧。……”。 第三、马**自身还提交了恰恰证明我方观点的证据九：记事本第一页。第一行“股东会成员均是代持股东”，第二行“公司董事会除马**外均是实际股东”，首先马**已经认可公司董事会的存在以及董事会成员的组成。而“到会人员”显示，除马**外也均是实际股东，证明马**也确认实际股东为马向东、建萍、刘运发、傅某、杨同安以及王玉琴，而马**是作为公司总经理列席董事会而已。从董事会议题中显示本次决议的事项为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公司相关分红，股东会增资扩股事宣，如果按照马**的陈述，马向东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也未参与实际经营，那么为何马向东会出席董事会并有权决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公司相关分红、股东会增资扩股事宜。前述事项均是以公司的经营、股东的权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项，且按照《公司法》规定也均是属于股东会应决议的事项，足以证明马向东及其他几人作为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以及参与实际经营的事实。 第四、上诉人提交的陶忠《情况说明》中认可马向东配偶虞建萍的身份，实际股东虞建萍履行财务报销凭证的最后审核签署。而虞建萍也出具证明及出庭证实公司实际大股东为马向东，马向东是公司的决策者，公司发展至今，大部分客户及业务都是马向东与虞建萍开拓与运营。马**需要向马向东汇报公司的经营情况并执行马向东或者董事会的决定、决议。虞建萍接受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审核及审批。公司财务报销包括马**的，均需经过虞建萍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虞建萍签字后不再需要其他人员审批，交由财务总监交给出纳进行报销。上诉人对以上事实是确认的，而其提供的oa系统根本显示不出虞建萍签署后还需要回到oa系统审批，纯属单方杜撰。根据上述也分析了，陶忠严重缺乏诚信，已经不能作为合格的证人。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陶忠并没有出庭。陶忠出具的全部证明应无效。 第五、马向东提交的《高宇环保领导成员组成和总体管理办法》、《差旅费报销单》、《请示报告》很明显，公司重大决策需要马向东最后的审批。 第六、虽然马**也提供了证据试图证明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是仅能证明是参与而已。马**提供的证据中： 1）关于陶忠证明，上面已经分析了，应无效，没有证明力； 2）关于oa系统及财务审批，除了确认虞建萍的最后审核权外，完全看不出oa上最后还需要马**审批；关于财务制度都是起诉后上传OA系统（马**强行控制公章及财务等），没有任何公司股东、董事、高管等决议、通过程序，完全是马**自己陈述的。连一直负责审核财务的虞建萍都不清楚所谓的财务制度； 3）《人事任命书》也恰恰证明，马**所谓的“总裁”称呼是虚假的。上诉人陈述“总裁的称呼是在2017年更改的”，但是该任命书的签署时间是2014年，2014已经落款为“总裁”？很明显与其陈述不一致，马向东严重质疑该任命书的真实性。再者，任命书内容显示经公司决议进行任命，也就是说最终的任命是公司决议的结果，不是马**自己拥有任命权。那么，马**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根据《公司法》规定，其执行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本就是其职责，其在执行过程中签署任命书也是正常的总经理权限，与是否系公司股东毫无关系，也不证明马**拥有公司决策权。且任命书中的部分人员均为原高宇实业的中层管理，都是跟随马向东一起到高宇环保的，并不是马**单独招聘的。 以上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马向东不但参与经营，且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事务具有较大程度上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原审法院的认定完全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 五、高宇环保公司其他实际股东全部同意将马**代持的股权变更为马向东并进行变更登记，符合股东资格确认的实质要件，原审法院支持，完全符合法律等规定。 首先，根据《公司法解释（三）》24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全部实际股东在公司设立之日就明知并同意马**代马向东持有股权，确认马向东为公司实际大股东，本身已经不需再行经过取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程序。但是，本次诉讼中，其他全部实际股东再次证明，同意：将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那么，公司法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即为人合性，也是股东资格确认的最关键点，既然其他股东全部同意，即应支持被上诉人的诉求。 最后，根据《九民会议纪要》28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除了马向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全部出具证明及出庭，明知马向东出资的事实，对马向东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不但没有异议，反而证实马向东是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决策者，也同意马向东显名。根据九民纪要的意见，综合马向东的完整证据链，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维护实际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司全部股东的整体利益，法院应支持被上诉人的诉求，不能任由第三人马**继续侵犯被上诉人、其他股东及公司权益。 六、上诉人上诉状中23-24页中第四点对被上诉人做出的毫无证据的污蔑，被上诉人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关于这一点，被上诉人想说明的是：马**系马向东的独生子，又是儿子，正常来说，父亲对于儿子的爱及期许不少于母亲。这么多年，在马**代持马向东股权的过程中，一直持续的存在侵害公司其他股东、侵害父母利益以及侵吞公司资产的行为。但是，作为父亲，一直相信儿子可以培养好，可以上进。之前年龄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觉得年龄大点就成熟了，稳重了，毕竟还要靠儿子养老。但是，到现在，马**已经45岁左右了，不但没有改掉之前吊儿郎当、随便花钱、不考虑别人的作风，反而肆无忌惮的损害公司利益，将公司资产当做自己的资产，挪用公司资产买车、买房、投资（赔了），挪用金额达上千万。甚至强行把控公司章印、财务章、法人章、公司账户等，在外设立公司，欲将高宇环保的资产慢慢地全部转移至其他公司。针对以上事实及恶劣行径，马向东及虞建萍夫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将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几十年的基业全部败光，也对不起其他老股东及员工。无奈之下，只能起诉，追回自己被代持的股权。马向东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儿子，为了公司，只有公司可以正常经营，公司的员工和老股东才有保障，儿子以及孙子以后的生活以及马向东夫妇的老年才有保障。上诉人为了打赢诉讼，为了获得不该属于自己的非法财富，为了可以让自己继续挥霍人生，居然污蔑自己的父亲。但是，该种污蔑并不能代替事实及法律。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正确；且不违反程序。请求贵院维持一审判决，还公司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坚决不能放纵马**进一步侵占公司资产的非法意图。 马向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马向东为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登记在马**名下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归马向东所有；2.高宇环保公司、马**为马向东办理第1项股权过户的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马**名下80.66%股权过户至马向东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宇环保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月15日，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70万元，现工商登记股东为马向东、虞建萍、傅某、刘云发、王玉琴、经铷，其中马向东为法定代表人。 2003年12月9日，高宇环保公司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现工商登记股东为马**、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其中马**为法定代表人。 2003年11月21日，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与乙方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一致同意，对高宇环保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是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经铷是代马向东占有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5.93%的股份。杨同安是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的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发展做出来很大贡献。二、因青岛高宇锅炉有限公司遇到严重经济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无法继续经营，甲方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计划成立新的公司，继续从事经营活动。三、依照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各方一致同意，新成立的高宇环保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马向东和虞建萍出资为173.72万元、傅某出资1.54万元、王玉琴出资1.54万元、刘云发出资15.4万元，经铷将代马向东占有的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份转给杨同安后，杨同安在高宇环保公司出资7.8万元。四、为了保持公司业务的延续，新成立的公司人仍然需要使用青岛高宇字号，因此，按照工商局的要求，新公司的股东中需要包括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同时，为了避免因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债务等影响高宇环保公司的正常经营，各方一致同意：马向东、虞建萍占有的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份由其儿子马**代为占有，傅某占有的股份有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代为占有，新公司成立并经营一段时间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将代占有的股份转让给傅某的妹夫王某1代为占有，王玉琴占有的股份由妹妹王玉敏代为占有，刘云发占有的股份由妻子王某2代为占有，杨同安占有的股份由妻子于某代为占有。五、甲方马向东、虞建萍、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是高宇环保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乙方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是名义股东和名义出资人。甲方马向东、虞建萍、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公司利润，承担一切股东责任。乙方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代占股份的全部收益属于甲方，甲方承担一切责任。六、本决议由高宇环保公司负责保管，甲乙双方均有权随时查阅和复制。该《股东会决议》共两页，每页下方均有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十二人签字，尾部右下角有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高宇环保公司加盖公章。经查明，马向东主张的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与高宇环保公司工商登记股东马**、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之间均有亲属关系，具体关系为：马向东与虞建萍系夫妻，马**是马向东和虞建萍的儿子；王某2是刘云发的妻子；于某是杨同安的妻子；王玉敏是王玉琴的妹妹；王某1是傅某的妹夫。 2003年12月8日，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受高宇环保公司委托，审验了高宇环保公司（筹）截至2003年12月8日至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大明验字[2003]863号《报告书》，主要内容为：根据有关协议、章程的规定，高宇环保公司（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由王某2、马**、于某、王玉敏、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缴足，经审验，截至2003年12月8日止，高宇环保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贰佰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200万元。附件1《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载明：马**出资金额173.72万元，出资比例86.86%；王某2出资金额15.4万元，出资比例7.7%；于某出资金额7.8万元，出资比例3.9%；王玉敏出资金额1.54万元，出资比例0.77%；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出资金额1.54元，出资比例0.77%。 2004年5月31日，高宇环保公司将登记股东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王某1。 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共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决定设立高宇环保公司时，按照各股东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马向东出资110万元（登记94万元，经铷代持16万元）、刘云发出资10万元、虞建萍出资8万元、王玉琴出资1万元、傅某出资1万元。以上出资共计130万元。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核算在高宇环保公司的各自出资比例为马向东84.56%、刘云发7.7%、虞建萍6.2%、王玉琴0.77%、傅某0.77%。后，因杨同安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贡献较大，股东马向东让渡3.90%股权给杨同安，股权让渡后，马向东股权80.66%。根据以上约定及比例，各股东在高宇环保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马向东80.66%、刘云发7.7%、虞建萍6.2%、杨同安3.90%、王玉琴0.77%、傅某0.77%。特此说明。该《情况说明》尾部“说明人”处，分别有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签字捺印并对应有各自身份证号码。 2019年4月27日，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主要内容为：声明人系高宇环保公司的代持股东，虽登记于高宇环保股东名册中但非实际出资人，不参与公司经营。高宇环保实际股东及股权代持情况为：实际股东马向东，代持股人马**，比例80.66%；实际股东虞建萍，代持股人马**，比例6.2%；实际股东刘云发，代持股人王某2，比例7.7%；实际股东杨同安，代持股人于某，比例3.90%；实际股东王玉琴，代持股人王玉敏，比例0.77%；实际股东傅某，代持股人王某1，比例0.77%。根据以上事实，声明人在此声明：一、声明人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系实际股东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对应股权的代持方，声明人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参与实际经营；二、声明人向实际股东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进行了确认：马**系实际股东马向东80.66%股权的代持方，未对高宇环保履行出资，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实际经营；三、就高宇环保经营、管理中涉及到的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资格确认、股东资格转让、股权权益享有等所有事宜均以实际股东意思表示为准，绝不干涉实际股东对公司的决策，并承诺将随时配合实际股东办理相关事宜。根据以上声明及实际股东的意思表示，声明人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高宇环保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四份《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尾部“声明人”处，分别有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签字捺印，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27日。同日，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证明及同意书》，主要内容为：证明人原系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后因经营需要，经股东会一致决议，决定成立高宇环保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且全体股东一致决定，因特殊原因，作为实际股东履行出资、参与经营但均不登记在高宇环保工商档案中，各自委托代持人持有股权。高宇环保股权代持情况如下：实际股东马向东，代持股人马**，比例80.66%，备注含经铷替马向东代持部分；实际股东虞建萍，代持股人马**，比例6.2%；实际股东刘云发，代持股人王某2，比例7.7%；实际股东杨同安，代持股人于某，比例3.90%；实际股东王玉琴，代持股人王玉敏，比例0.77%；实际股东傅某，代持股人王某1，比例0.77%。根据上述事实，证明人特此证明如下事项：一、马向东系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马向东持有高宇环保公司80.66%股权，马**仅是马向东上述股权的代持方。二、2003年12月，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进行验资，全体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仅是自第三方出借资金验资，验资后立即归还。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而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上述马**代持的马向东80.66%股权是由马向东实缴出资完成。三、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通过股东会会议的形式不实际。故，实际股东通常采取董事会会议的方式对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议进行讨论及决定（特殊情况或法律规定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除外）。马向东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人作为高宇环保的全部实际股东，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高宇环保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五份《证明及同意书》尾部“证明人”处，分别有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签字捺印，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27日。 2019年9月24日，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受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对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实业”）自2003年12月9日成立以来到2005年12月应付账款项下“高宇环保公司”的往来账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青汇盛会专审字（2019）第1171号《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高宇环保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其中第一项企业基本情况载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270万元，主要经营代理丹麦格兰富水泵及其他世界高端品牌水泵。为了经营需要，经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于2003年12月高宇环保公司，高宇实业将其优质资产、业务团队、市场客户及丹麦格兰富水泵的代理权逐步转移到高宇环保公司并作为高宇实业原股东的投资。高宇环保公司是由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的亲属成立的公司见附件1，经青岛高宇实业全体股东决议由亲属代替高宇实业的原股东代持股份，股东会协议见附件2。第二项审核情况第三条2004-2005年合计载明：应付账款借方发生额：4609507.68元，明细如下：1.借款1874814元；2.转款2064153元；3.货款441363.36元；4.冲账并户-29493.13元；5.售泵258670.45元。应付账款贷方发生额：5958907.68元，明细如下：1.借款724571元；2.转款690100元；3.退货款171633.87元；4.转户157540.23元；5.购泵4215062.58元。 2019年12月1日，经铷出具《证明材料》一份，载明：我在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是代持马向东的股份，我只是显名股东，马向东是实际股东。特此证明。该《证明材料》尾部有经铷签字捺印。 2019年12月16日，傅某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本人系高宇环保公司的实际股东，公司成立的验资事项均是我负责办理的。当时，公司股东没有用自有资金出资，是我根据各股东要求寻找第三方垫款进行验资的，且所有验资手续也都是第三方协助办理的，验资后，垫款直接转回第三方。作为垫款的利息，还支付了3000元给第三方公司。特此证明。该《证明》尾部“证明人”处，有傅某签字捺印。 2020年1月8日，虞建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证明人系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拥有公司6.2%股权，由马**代持。证明人作为参与公司经营的决策者之一，出具证明如下：一、我本人系马**的母亲，马向东系马**的父亲。马向东是高宇环保公司最大股东，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我是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客户经理，也是公司监事，同时接受董事长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审核。公司财务报销均需经过我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二、因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代持股东，公司日常的管理、经营决定以董事会形式代替股东会（特殊情况或法律规定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除外）。马向东作为公司董事长决策公司重大经营、人事、资产管理等事项，马**作为销售经理进入公司，列席董事会并按照董事会决议执行相关事务和工作。通常情况下，除了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外，我们三人经常在家里商议工作，每周回家吃饭后，马**都会向我们汇报公司的工作情况，重大事项取得马向东同意后，然后马**执行。三、马向东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很多业务、经营活动都是亲力亲为，尤其大项目，亲自谈客户、亲自出差等，且马向东因出差、业务等支出的费用，在报销时，我都会在发票上代签名字并注明“m”字样，代表马向东，公司财务部多年来的报销凭证都可以查到。该《证明》尾部“证明人”处，有虞建萍签字捺印。 2020年1月13日，虞建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高宇环保公司刚成立时候，财务审核都是公司董事长马向东，后因马向东事务较多，我就接受马向东的委托负责公司运营、销售费用等最终审核。公司根本没有总裁这个称呼和职务，财务制度不存在“总裁授权办理”的规定。公司财务报销包括马**的，均需经过我的最终签字才能报销。我签字后不再需要其他人员审批，交由财务总监交给出纳进行报销。该《证明》尾部“证明人”处，有虞建萍签字捺印。 另查明，在案外人曹奕诉马**离婚纠纷一案中，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第七页审理查明部分第二项双方财产状况中载明：“曹奕提交高宇环保公司情况复印件一份，称马**系高宇环保公司（于2003年12月9日成立）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持有该公司86.86%的股权。马**称对复印件不予质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马**，但该公司股份是马**为父母代持股，公司是婚前设立的，股权是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提交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各一份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登记在马**名下的高宇环保公司80.66%股权是否系马**代马向东持股，即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股权代持关系，是指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股权收益，双方之间就隐名持股所达成的合意。股权代持合同表现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也包括事实合意形式，即双方之间虽然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但是如果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仍应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在涉及登记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内部投资权益归属争议时，应当考量实质正义，依据出资事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实质要件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到本案，马向东与马**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应当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认定：一、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合意；二、马向东是否对高宇环保公司实际出资；三、马向东是否实际参与高宇环保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关于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合意问题。经查明，马**在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北民初字第1722号案件中确认其与马向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在本案中又予否认，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所确立的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另外，在马向东、虞建萍、经铷、傅某、王玉琴、刘云发、杨同安、马**、王某1、王玉敏、王某2、于某于2003年11月21日共同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马**、马向东均签字确认，应当视为马**对股权代持事实的认可，具有代马向东持股的意思表示。马**主张该决议是马**与马向东等人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事实与2019年4月27日，马向东、虞建萍、刘云发、杨同安、王玉琴、傅某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以及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的内容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认为马向东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的合意。 关于马向东是否对高宇环保公司实际出资问题。根据高宇环保公司提交的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高宇环保公司验资报告，载明马**对高宇环保公司货币出资173.7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不能简单基于验资报告的内容来认定资金归属。首先，马向东提交了高宇环保公司除马**外所有工商登记股东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又提交马向东主张的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其中刘云发、傅某、杨同安、王某2、于某、王某1、虞建萍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以上《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证明及同意书》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无论是代持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在声明或证明中表明：“2003年12月，高宇环保公司成立时进行验资，全体股东并未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仅是自第三方出借资金验资，验资后立即归还。验资报告并不能说明代持股东的出资，而公司的实际出资均是实际股东在后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将高宇实业的资产及业务转移至高宇环保，完成了实缴。上述马**代持的马向东80.66%股权是由马向东实缴出资完成。”高宇环保公司、马**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其次，马向东提交青岛汇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应付账款科目项下“高宇环保公司”往来账项的财务审核说明》，证明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通过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以“借款”、“转款”形式向高宇环保公司履行出资。高宇环保公司、马**对此不予认可，主张高宇环保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均由马**负责筹集，公司验资成立后，马**将筹借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并将自有资金149万元作为货款直接支付给了销售方。诉讼过程中，马**并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或说明，对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为何要向高宇环保公司转账大额资金，是否有其他依据或另有其他经济往来，高宇环保公司也未举证加以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对高宇环保公司、马**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大额出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实际出资人应当对自身资金的来源、构成、去向等做出相当程度的合理描述，本案中马**不认可马向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也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反证据，结合高宇环保公司注册成立时，马**刚满28周岁的事实，就涉案股权系由马**以自有资金出资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基于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出资系来源于马向东。 关于马向东是否实际参与高宇环保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问题。结合马向东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3日的员工购车《请示报告》、高宇环保公司提交的《人事任命书》以及马向东、高宇环保公司截取不同内容提交的“高宇环保公司董事会召开记录”，一审法院认为，马**和马向东均实际参加公司重大会议，参与高宇环保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各项事务具有较大程度上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对于马向东主张确认其为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的诉讼请求。经查明，高宇环保公司除马**外所有工商登记股东王某2、于某、王玉敏、王某1分别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以及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刘云发、王玉琴、傅某、杨同安、虞建萍分别出具的《证明及同意书》中均载明：“同意根据股东马向东的请求，将高宇环保公司的股东由代持方马**变更为实际股东马向东，变更后股东马向东持有高宇环保公司80.66%股权，并向股东马向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证明及声明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股东资格确认的实质要件，故对于马向东主张确认其为高宇环保公司实际股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马向东与马**的股权代持关系成立，马向东系高宇环保公司的实际股东，登记在马**名下的高宇环保公司80.66%股权应当归马向东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马向东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登记在马**名下的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66%股权归马向东所有；二、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马向东名下。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31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319元，由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高宇环保公司提交：证据一、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李芳的《青岛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20年7月8日李芳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证明事项：（1）自2005年11月至2020年9月期间，李芳系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宇环保公司”）的员工，由高宇环保公司投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2）2017年7-9月份前后，为配合高宇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马**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在马**的指派下，李芳联系时为高宇环保公司服务中心员工的傅某，傅某再联系刘云发、杨同安，并由他们三人及其妻子等人在一份落款时间为2003年即高宇环保公司登记注册时间的代持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傅某将他们六个人签名后的股东会决议拿到李芳办公室后，李芳马上交给了马**。李芳可以证明，该份所谓2003年签署的相关股东代持股权的公司股东会决议，是2017年在相关人员共同参与下伪造的。3）前述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被原审法院确认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并作为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合意的最主要证据即落款时间为2003年11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2017年7-9月份前后，马**在与前妻曹奕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案件中，为了对抗曹奕提出的分配高宇环保公司巨额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而与被上诉人等在2017年临时制作的虚假协议，该《股东会决议》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证据二、2020年8月15日被上诉人弟媳妇经铷女士出具的《证明》原件，证明事项：（1）经铷是被上诉人的弟媳妇。2011年10月份以后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是在经铷2011年10月份搬到市南区中海银海1号7号楼2单元2603户新家居住后的一天），上诉人马**在经铷新家楼下打电话说有个文件需要她签字，经铷下楼到马**车上，马**把文件给她，她看到文件签字处已有马向东、虞建萍等人的签字，她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至于该文件的内容及目的她完全不清楚。2020年7月23日看到马**给她出示的落款时间为2003年11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她签字的位置，她回忆起前面签字的文件就是这份股东会决议。2）该证据再次证明，被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被原审法院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并作为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马**之间具有股权代持合意的最主要证据即落款时间为2003年11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在2011年10月份经铷搬到市南区中海银海1号7号楼2单元2603户新家居住后签署的，该《股东会决议》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证据三、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辽宁路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记录》，证明事项：为了逼迫上诉人放弃对原审判决的上诉，2020年7月5日（星期日）15时许，被上诉人与虞建萍及部分社会人员，趁公休日期间窜至上诉人的办公场所，强行撬开保险柜，非法取走了上诉人的全套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经营系统服务器主机及存储器、重要的办公经营设备和资料、全部财务资料和银行密匙、人事档案和社保公积金办理缴费工具等。 马向东质证称，对证据一《参保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假使该社保记录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有名为李芳的自然人在高宇环保公司缴纳社保而已，李芳是否为高宇环保公司的在职员工，以及李芳是否履行劳动关系，该证据无法证实。对李芳出具的证人证言，基于李芳个人认为公司的控制人及他的领导为马**，因此作出了对马**有利的陈述，而该陈述也仅为单方陈述，并无任何其他的证据进行辅证。这样孤立的陈述并没有证明效力。该证据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所出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为无效证明。且该证明中不能确认是经铷本人签字，该内容中也体现了证明人对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不知情，没有确认决议内容系伪造，即决议内容是真实的。且其陈述该文件是2011年签署的，与上诉人主张的系2017年签署相互矛盾，对该证据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份记录只是一个报案记录，证明马**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公司的全套印鉴和营业执照被拿走，由于无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该报案是否真实，我方无法进行确认。同时，由于马**指使周边的人到马向东家中取走了若干物品，马向东也已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马**质证称，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及证人证言并不能直接证明诉争《股东会决议》系虚假协议，本院对该证据及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支持。对证据二，亦是同理，证人证言并不能直接证明诉争《股东会决议》系虚假协议，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支持。对证据三，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期间高宇环保公司提交向经铷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并不能直接证明诉争《股东会决议》系虚假协议，故在高宇环保公司已提交经铷证人证言的情况下，高宇环保公司的此申请无必要性，本院不予支持。 高宇环保公司提交鉴定申请书一份，请求对股东会决议中“傅某”与“王某1”的签名是否系一人所签进行鉴定、对“王玉琴”与“王玉敏”的签名是否系一人所签及是否系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对二审中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马**提交鉴定申请书一份，请求对股东会决议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对二审中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公司内部股东资格确认而引发的纠纷，争议焦点是马向东与马**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处理此类公司内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实质要件包括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本案中，马向东与马**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但被上诉人马向东提供的落款日为2003年11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证明了其与马**之间关于隐名代持的相关约定。虽马**主张该《股东会决议》是为了对抗马**前妻曹奕在离婚诉讼中分配公司股权收益而编造，但本院注意到该《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记载了高宇环保公司的成立历史及设立过程、载明了马向东等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及股权比例、确认马向东股权由儿子马**代为占有；且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人也并非只有马向东、马**父子二人，还有其他股东的签名。综上可以说明,马**是高宇环保公司的名义股东,马**在本案中的陈述显然不能否认该《股东会决议》系其真实意思、亦不能推翻《股东会决议》的证明效力,本院对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予以认定，该《股东会决议》对马**及高宇环保公司均具有约束力。另，马向东提交的高宇环保公司的《人事任命书》、“高宇环保公司董事会召开记录”、王某2等人出具的《股权代持声明及同意书》、虞建萍等人的证言等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马向东实际参与了高宇环保公司的经营管理；且马向东并非仅系单独依附马**的隐名股东,其股东身份已经高宇环保公司的全体股东知晓。需要指出的是,马**对高宇环保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负责,这是其作为高宇环保公司的登记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不能以此否定马向东与马**内部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 对于出资的形成,马**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确认高宇环保公司验资成立后其将筹借的验资资金退还给了出借人，虽然出资款是否在验资后被抽逃并非本案所需要审理的法律关系，但依据验资资金退还这一细节可以说明马**对高宇环保公司资金最原始来源不能证明系其权属。另，马**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高宇环保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有过资金的投入。再考量马向东陈述的高宇环保公司的成立背景，排除马向东当时动机是否不妥在本案中不论,但马向东所做的相关陈述、代持各方的亲属关系，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相吻合；再结合高宇环保公司与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人员情况、账目情况，马向东关于其以青岛高宇实业有限公司的业务资源、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支持高宇环保公司发展的主张符合关联公司之间的经营或投资的经验规则。 综合全案证据,从高宇环保公司设立背景、双方主张的出资情况、高宇环保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结合本案当事人马向东与马**的父子关系及相关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确认诉争股权归马向东所有并支持马向东的显名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另，高宇环保公司与马**提及的一审程序问题，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预交的19319元，由上诉人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马**预交的19319元，由上诉人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明光 审判员  安太欣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