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25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秀媛，女，198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洒洒，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杰栋，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人国际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胜利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697021193R。 诉讼代表人：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系浙江**人国际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亮宇、余贇成，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秀媛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人国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2民初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秀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苏秀媛对华人公司享有65万元及孳息508277元的债权；3.改判确认苏秀媛对华人公司享有借款80万元及孳息60万元的债权；4.改判确认苏秀媛对华人公司享有100万元债权；5.改判确认一审诉讼费用为80元，且由华人公司承担；6.二审诉讼费由华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苏秀媛主张的65万元债权及相应孳息，系股份转化款债权。华人公司认为回购金已付清，提供了《报销单》以及华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某向管理人的陈述来证明在2013年3月9日己支付350万元。但苏秀媛提供的确权借条是2013年11月1日出具的，华人公司主张的归还时间2013年3月9日明显不合理。华人公司无法提供相应付款凭证，一审法院对苏秀媛65万元的债权及孳息不予认定，系对基本事实审查不清。其实，苏某描述的事实与苏秀媛提供的《买卖协议书》体现的双方合意将350万元退还给苏秀媛是一致的，但并未全部退还，故带有结算性质的借条产生，后期的审计报告也能印证。二、苏秀媛主张的80万元债权及相应孳息。首先苏秀媛借款80万元给华人公司，系因华人公司经营需要，有借款借据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借据》加盖的编号×××21的公章刻制于2017年，刻制时间与借款借据落款时间2013年5月29日明显不符，故对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借款借据》的落款时间是借款时间，并不是借条的形成时间。事实是华人公司借款在先，事后补借条。借条上的时间与华人公司实际签字时间不一致，并不影响借条的效力。华人公司的印章为合法刻章，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盖章是有权代表行为，应由华人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其次，证明该80万元是借款的证据不仅有借条，还有证人刘某出庭所作证言。苏秀媛于2013年5月29日指示刘某将借款汇入华人公司指定账户，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苏某也表示已将款项用于华人公司实际经营。华人公司不能证明苏某提供的款项凭证系其他经济往来款，而且刘某是将自己的打款作出对其不利的证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一审不予认定不符合规则。一审法院认为：“苏秀媛诉请的65万元债权、80万元债权并非苏秀媛与华人公司之间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系通过华人公司与瑞安市飞云商务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云大酒店）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桥邻镇菜市场转让协议》将飞云大酒店欠苏秀媛的债务148.5万元转移至华人公司，在该协议已解除的情况下，华人公司不应再承担上述债务。”该论述不能成立，首先华人公司内部如何记账与苏秀媛无关，不能让华人公司或苏某内部如何操作影响苏秀媛的债权。而且假使华人公司和飞云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苏某将苏秀媛的借款记账于飞云大酒店，后又将借款以转让协议的形式转到华人公司，华人公司向苏秀媛出具了《借款借据》，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中的华人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表中也存在苏秀媛的3笔债权，就算转让协议最后解除了，但是已经履行部分涉及第三人的，管理人不能当然解除《借条》《借款借据》。解除不是自始无效，不具有溯及力。三、苏秀媛主张的100万元债权，系补报债权。华人公司于2015年1月7日向王小琴借款200万元，因未能还款，债权人向担保人催讨，苏秀媛作为担保人归还了100万元。后苏秀媛向华人公司追偿，管理人减少了王小琴的相应借款，却没有确认苏秀媛的债权。苏秀媛归还100万元借款是客观事实，对于款项来源于郑妃妃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来源于飞云大酒店，飞云大酒店不是债务人也不是担保人，没有偿还债务的义务，亦没有申报债权的资格，更何况王小琴能够证明还款人就是苏秀媛。一审法院关于“苏秀媛在2018年1月2日已支付完毕该100万元，但在2018年12月19日向管理人陈述时，并未提及该笔债权，直至2019年11月11日才向管理人补充申报，有违常理”的认定有失偏颇。因为当时王小琴持续的在向苏秀媛追讨，苏秀媛不知代偿数额会是多少，故选择在分配前申报，而且管理人只是询问苏秀媛借款情况，并未提及王小琴债权的代偿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担保人付款说明》与华人公司提交的由王小琴提供的《借款、还款情况说明》在内容上明显不一致”，不符合事实。首先华人公司并未提供《借款、还款情况说明》的原件，苏秀媛对于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华人公司认为王小琴的债权200万元系苏秀媛的债务，而又确认王小琴对华人公司有100万元债权存在矛盾。四、已经受理的破产案件，诉讼费应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按确认之诉的收费标准80元收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统一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件受理费标准相关事宜的通知》于2020年5月29日颁布，苏秀媛于2020年1月22日己起诉，故本案不适用，一审法院要求苏秀媛按照标的预交诉讼费不符合法律规定。 华人公司辩称，一、针对苏秀媛主张的65万元及利息。首先，苏秀媛主张的7股智财股350万元的债权已经消灭。债权审查阶段苏某向管理人提供了2013年3月9日报销单，载明“偿还苏秀媛智财股金（7股×50万），金额350万元，合同40号1股、合同46号6股”。苏某2019年10月18日向管理人所作的陈述“苏秀媛的46号协议这6股加上40号协议叶显洲的1股，一共七股我退给苏秀媛350万元，然后我又以350万元的价格卖给刘永昌”，明确表示350万元已经退给苏秀媛。苏秀媛与苏某为父女关系，苏某直至2019年10月18日仍表明350万元已经退给苏秀媛，应以主债务人苏某提供的材料和陈述为准。其二，苏秀媛主张的7股智财股只有40＃协议从叶显洲处购买的1股有款项支付凭证，而46＃协议的6股未提供任何的款项支付凭证，仅提供苏某的关联公司飞云大酒店出具的部分智财股金收款收据。苏秀媛提供的收款收据以及苏某向管理人提供的其他飞云大酒店智财股金收款收据，均由飞云大酒店出具，上面签字的“陈少芬”是飞云大酒店的财务人员，与2013年3月9日报销单上的签名“陈少芬”是同一个人。其三，华人公司对2013年11月1日的65万借条的三性持有异议。一则，此借条与苏某出具给其他智财股债权人的普遍的股金转借款的借条行文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其他借条上均明确写明“苏某欠＊＊＊智财股金转借款＊＊＊元”，而苏秀媛的借条看不出跟智财股的关联，无法证明该笔借款系苏某购买苏秀媛的智财股金所欠借款。另外，华人公司编号7321的公章刻制于2017年1月13日，苏某在华人公司裁定破产重整后拒绝向管理人移交公章，直至2017年9月30日才移交此两枚公章。管理人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有异议，该借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管理人无法得知，但综合所有证据，即使苏某存在欠苏秀媛其他借款65万元的情况，也与智财股无关。二则，苏秀媛主张华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首先应当提供合法的股东会决议以证明其担保合同之有效性，或者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使苏某存在欠苏秀媛其他借款65万元的情况，苏某作为华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苏秀媛作为苏某的女儿，同时自身是律师，应明确知悉法律规定和公司之情况，但其未提供合法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担保合同之有效性。因此，即使苏某欠苏秀媛其他款项65万元，也系其个人债务，与华人公司无关。二、针对苏秀媛主张的80万元借款及利息。首先，华人公司对2013年5月29日80万元借款借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华人公司7321的公章刻制时间是2017年1月13日，与借款借据落款时间2013年5月29日明显不符，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严重存疑。其二，如华人公司与苏秀媛之间有借贷合意，苏秀媛完全可以直接将80万元付至华人公司的银行账户，并不需要大费周章指示刘某转至苏某个人账户。从借款的常规习惯来说，行为人之间一旦借贷合意或借贷事实形成，对于大额借款当事人肯定是在借贷行为发生前后立即形成书面借条，而不是在几年后才要求出具借条，这明显不合常理。因此，该借款借据不论是行文内容、时间等均不符合正常的借款借条形成形式，明显虚假。其三，刘某与苏某之间经济往来较多，存在复杂的智财股买卖、转让、借款等情况。因此，即使刘某账户有汇至苏某账户80万元，也无法证明该款项性质。另外，刘某与苏秀媛是亲属关系，仅凭刘某个人证言不能认定该80万元的款项性质。即使苏秀媛、刘某、苏某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也系其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华人公司无关。其四，苏秀媛提供的所谓苏某个人账户转账至华人公司账户的8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系由苏某0553、9524、5878三张卡拼凑了80万元银行流水，时间从2013年6月7日到9月16日跨越四个多月、分五次汇至华人公司账户，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借款常理，无法证明与苏秀媛、刘某的关联性。另经审计查账，苏某的0553、9524、5878卡系使用于苏某的关联公司飞云大酒店，即使有账务往来，也系两家公司之间的账务往来，与苏秀媛、刘某无关，且经初步审计飞云大酒店还欠华人公司几千万元。三、苏秀媛在2017年11月向管理人申报65万元、80万元债权，2018年6月向管理人申报3.5万元债权，合计148.5万元。根据华人公司的财务账册显示，华人公司与苏秀媛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唯一的财务记录只有2016年飞云大酒店与华人公司签订的《桥邻镇菜市场转让协议》，飞云大酒店将3000多万元的债务转移给华人公司，其中包含了苏秀媛148.5万元债权。因此，即使苏秀媛与苏某、飞云大酒店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与华人公司无关。由于《桥邻镇菜市场转让协议》无法履行，债务转移不存立，不应由华人公司承担责任。四、针对苏秀媛的100万元及相应利息。首先，苏秀媛主张的三笔代偿款50万元、20万元、30万元均是由郑妃妃先转至苏秀媛账户，再由苏秀媛转至滕亚南账户。与苏某提交给管理人的《2017年4月25日-2017年11月30日出纳郑妃妃经手流水账共592条》可以互相印证，该100万元款项并非来源于苏秀媛。其二，管理人在2018年12月19日对苏秀媛的调查笔录中，苏秀媛仅提到上述的65万元与80万元的债权，在管理人向其询问其与苏某、华人公司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苏秀媛对于该笔100万元的债权仍只字未提。其三，从苏秀媛、王小琴、胡伟伟三人签订的《借款、还款情况说明》及2014年7月14日苏某向张玉红借款70万元的借款借据、2014年7月16日苏秀媛向张玉红借款80万元的借款借据、2014年8月25日苏某向胡伟伟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借据可以看出，原始借款人是苏某、苏秀媛，而非华人公司，苏秀媛无权向华人公司主张债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苏秀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苏秀媛对华人公司享有65万元及孳息508277元的债权；2.确认苏秀媛对华人公司享有借款80万元及孳息60万元的债权；3.确认苏秀媛对华人公司享有100万元债权；4.本案诉讼费由华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7日，苏秀媛向华人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合计1102360元（其中原始债权65万元，孳息债权452360元）。同日，苏秀媛又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合计1412266.66元（其中原始债权80万元，孳息债权612266.66元），申报的基本事实为华人公司因经营需要于2013年5月29日向苏秀媛借款80万元，利率为月息2分。2018年6月9日，苏秀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35000元，申报的基本事实为华人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向苏秀媛借款35000元。2018年12月19日，苏秀媛向华人公司管理人交接了《买卖协议书、借条》《借条》《农行文三路支行银行流水记录》等债权申报证据材料。2019年11月11日，苏秀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100万元，申报的基本事实为华人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向王小琴借款200万元整，因债权人王小琴追究担保人责任，苏秀媛作为担保人还款100万元，现向债务人追偿。管理人核查后认为苏秀媛提交的债权申报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对华人公司享有债权，遂于2019年11月29日出具《破产债权不予认定通知书》。后苏秀媛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经管理人复核，其认为苏秀媛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并于2020年1月13日出具《债权复核通知书》，由此成讼。 另查明，2017年7月19日，一审法院根据华人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其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8年9月3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管理人要求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申请，并终止华人公司重整程序，以及宣告其破产。 一审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关于苏秀媛主张的债权65万元及相应孳息，该笔债权的主债务人为苏某，华人公司仅是该债务的担保人，而苏某已在债权审查阶段向管理人提交了载明“偿还苏秀媛智财股金（7股×50万），金额350万元”的报销单，且苏某在2019年10月18日向管理人陈述时，亦明确表示该7股对应的价款350万元已退给苏秀媛。鉴于苏秀媛与苏某系父女关系，苏某又是华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故一审法院对苏秀媛主张尚有65万元未返还的事实不予采信，应以主债务人苏某提供的材料及其陈述为准。关于苏秀媛主张的债权80万元及相应孳息，首先，经管理人向公安部门核实，案涉《借款借据》上加盖的编号为“×××21”的华人公司公章刻制于2017年1月13日，该刻制时间与借款借据落款时间2013年5月29日明显不符，故一审法院对该借款借据的真实性存疑。其次，刘某与苏秀媛系亲属关系，刘某个人又与苏某之间经济往来较多，其证言本身效力较低。再次，如苏秀媛、华人公司之间有借贷合意，苏秀媛完全可以直接将80万元付至华人公司银行账户，并不需要指示刘某付至苏某个人账户，且根据苏秀媛提供的苏某的银行转账凭证，亦是分5次转入华人公司账户，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华人公司的财务资料对苏秀媛的款项表述为“飞云-往来-苏秀媛”“金额148.5万元”，结合苏秀媛申报的另一笔债权35000元，与上述两笔债权65万元、80万元，合计148.5万元，显然苏秀媛诉请的65万元债权、80万元债权并非苏秀媛、华人公司之间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系通过华人公司与飞云大酒店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桥邻镇菜市场转让协议》将飞云大酒店欠苏秀媛的债务148.5万元转移至华人公司，在该协议已解除的情况下，要求华人公司承担飞云大酒店的债务，必将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关于苏秀媛主张的债权100万元，苏秀媛提交的王小琴出具的《担保人付款说明》，与华人公司提交的由王小琴提供的《借款、还款情况说明》在内容上明显不一致，结合苏秀媛、华人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苏秀媛转账至滕亚南账户的款项来源于郑妃妃，而苏秀媛也未能就资金来源予以充分说明，同时，上述银行账户明细显示，苏秀媛在2018年1月2日已支付完毕该100万元，但苏秀媛在2018年12月19日向管理人陈述时并未提及该笔债权，直至2019年11月11日才向管理人补充申报，有违常理。综上，苏秀媛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苏秀媛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266元，由苏秀媛负担。 二审中，苏秀媛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份，证明80万元的资金来源于苏秀媛，苏秀媛于2012年10月25日将该款转账给刘某。 华人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苏秀媛有通过刘某转账80万元给苏某，也系其与苏某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华人公司无关。 苏秀媛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调取胡伟伟和王小琴的债权申报材料。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通知华人公司管理人提交了该材料。苏秀媛认为，王小琴的债权申报材料中有华人公司作为借款人向王小琴出具的借款借据，后面还有一份还款计划，足以证明这100万元债权的借款人是华人公司，苏秀媛只是作为担保人替华人公司偿还了100万元。 华人公司质证认为，1.对两份借款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加盖的也是7321的印章，该印章形成于2017年1月13日，所以两份材料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并不是苏秀媛主张的2015年1月份就已经形成。至于苏某为什么要将个人债务引到公司账上这是管理人要去调查的事情，但至少可以反映还款计划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事实情况。王小琴在申报债权时提交的借款还款情况说明及2014年7月份苏某向张玉红借款70万元的借款借据、2014年7月16日苏秀媛向张玉红借款80万元借款借据，2014年8月25日苏某向胡伟伟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借据，足以反映原始债务系苏某、苏秀媛的个人债务。华人公司替苏某、苏秀媛偿还个人债务，从法律关系上来说，华人公司还要反过来追偿。 华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华人公司的公章接收清单，证明苏某在企业裁定破产重整后，拒绝向管理人移交公章的，直至2017年9月30日才移交，结合苏秀媛的一些借条的形成，明显不符合常理，华人公司严重怀疑借条上印章的形成时间。 2.刘某的笔录，证明其认可买卖经手智财股，且与苏某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3.赵彩云代理人赵东源的笔录，证明其他债权人的股通过刘某买卖，钱也是打给刘某的。 4.苏某的笔录，证明苏某认可涉及温州智财股的股款，是其关联公司飞云大酒店出具收款收据，款项有些是打到他个人卡上，有些是打到他财务人员卡上，还有些是打到刘某等第三人的卡上。 上述证据2、3、4综合起来，可以印证刘某与苏某及苏某的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非常频繁，2013年5月19日打款给苏某到底是什么用途性质无法考证，但是结合借条的虚假性足以印证这笔借款是不存在的。在赵东源的笔录后有一份借条，涉及温州智财股的股转借款展期之后的借条，其他人全部与这个借条一样的行文内容，都明确是苏某向某某某回购智财股金转借款多少钱，但是唯独苏秀媛的借条看不出跟智财股有任何关系，她现在主张65万元是股转欠款，华人公司认为存在疑问。 苏秀媛质证认为，第一，在公章交接之前确实形成过债务确认或者债权确认的文件，但不能证明这些都是虚假的或者是不存在的。第二，对于后面的几份证据，华人公司通过其他几份证人证言，以苏秀媛的借款借据和其他人的存在差异认为这份证据不是真实的，完全是华人公司的推测，法庭应当用证据来还原整个事实。苏秀媛的退股款、借款和代偿款事实清楚，转账记录清晰。这三笔款项的结算依据十分充分，华人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他们的证明目的。 二审中，苏秀媛申请证人苏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苏秀媛认为，通过证人作证，可以看到华人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或者不能否定苏秀媛和华人公司之间存在65万元智财股款债务的真实性。对苏秀媛主张的第二笔借款80万元和第三笔代偿款100万元，苏某对整个形成过程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陈述。苏秀媛的三笔债权都是真实发生，华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 华人公司质证认为，苏某作出与债权审核阶段相反的证词有违真实性，而且鉴于他与苏秀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效力应谨慎审查，不应采纳。苏某的陈述与苏秀媛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首先80万元的借条，苏某说借条是2016年补的，但是借条上的公章是2017年才刻制的。苏某明确讲到苏秀媛还给王小琴的100万元系郑妃妃转给苏秀媛的，是苏秀媛向飞云大酒店的借款，由此也可以证实款项来源并不是苏秀媛，经初步审计飞云大酒店尚欠华人公司三千多万元。从债权性质来说，苏某也认可原始的债权关系并不是华人公司所借。温州智财股的其他债权人已全部申报债权，苏秀媛65万元的借条行文与正常普遍的温州股转借款的借条不一样。 本院认证意见，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苏秀媛申请调取的王小琴、胡伟伟的债权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苏秀媛请求确认的三笔债权是否成立，需要综合本案事实及在案证据予以综合判断，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论述。对于苏某的证人证言，因其与本案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在于苏秀媛请求确认三笔债权是否成立，本院认定如下： 一、苏秀媛主张其将浙江智财置业股份7股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某，现尚欠本金65万元及利息未付，因华人公司对该欠款提供了担保，故请求确认该笔担保债权。对此，首先，华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某向管理人表示“一共七股我退给苏秀媛350万元”，并提交了2013年3月9日载明“偿还苏秀媛智财股金（7股×50万）”的报销单，考虑到苏某与苏秀媛系父女关系，该350万元已经偿还的可能性较大。其次，苏某作为华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为该笔债权提供担保，但并未依法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苏秀媛作为苏某的女儿，对此应予知晓，故该担保即便存在也因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而无效。因此，苏秀媛请求确认该笔担保债权不应予以支持。 二、苏秀媛主张其出借给华人公司80万元借款，请求予以确认。苏秀媛虽然提供了华人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但该笔借款存疑。首先，借款借据载明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29日”，但加盖的华人公司印章却是刻制于2017年。苏秀媛虽然表示该借款借据系事后补写，但借款借据上并未予载明。其次，该笔80万元的款项并未由苏秀媛直接支付给华人公司，而是由刘某支付至苏某账户，有违一般借款常情。最后，借款借据虽然载明款项用于华人公司经营，且苏秀媛也提供了苏某将80万元分5笔转账至华人公司账户的凭证，但5笔转账从支付时间、金额、付款账户等来看明显与刘某支付的80万元不具有对应性，不足以认定该80万元实际用于华人公司。因此，该笔债权亦不应认定。 此外，上述一二笔债权，加上苏秀媛另外向华人公司管理人申报的3.5万元债权，合计为148.5万元。华人公司与飞云大酒店签订的《桥邻镇菜市场转让协议》中约定飞云大酒店将3000多万元的债务转让给华人公司，其中就包括了对苏秀媛的债务148.5万元，表明苏秀媛向华人公司管理人申报的148.5万元债权系飞云大酒店的债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该债务不应确认为华人公司的债务。 三、苏秀媛申报的100万元代偿款债权。首先，苏秀媛虽然向债权人王小琴支付了100万元，但从款项流转情况来看，该款是由案外人郑妃妃转账给苏秀媛的，而郑妃妃又与飞云大酒店、苏某有关，故本案不足以认定系苏秀媛自己代偿款项的事实。其次，苏秀媛主张的代偿事实发生在2018年1月2日之前，但其在2018年6月9日向管理人申报了3.5万元的债权、于2018年12月19日向管理人提交了债权申报材料、接受管理人询问，在此过程中，苏秀媛既未申报该笔债权、也未提及说明代偿事实，而是直到2019年11月11日才向管理人补充申报，明显有违常理。最后，苏秀媛主张代偿的系华人公司向王小琴所借的200万元债权，但该200万元实际用于偿还苏某和苏秀媛向胡伟伟所借的款项，即原始债务人系苏某和苏秀媛，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苏某与苏秀媛的原始借款用于华人公司，故即便苏秀媛主张的代偿100万元的事实存在，其也无权向华人公司追偿。 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条规定，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按照财产案件标准交纳诉讼费，但劳动争议案件除外。因此，一审法院按照财产案件标准收取诉讼费用符合法律规定，苏秀媛对此所提异议不能成立。 综上，苏秀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266元，由苏秀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舒珊珉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杨海峰 书记员 张琳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