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5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女，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3，男，195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5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200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廖某，自然情况同上。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女，200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廖某，自然情况同上。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福建契阔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靖荒，福建契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男，194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某，女，195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女，200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法定代理人：郑某2（系郑某1的爷爷），男，195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菊平，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某、陈某3、张某、陈某1、陈某2（以下简称廖某等人）因与被上诉人程某、童某、郑某1（以下简称程某等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胡林蓉独任开庭进行了审理。廖某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伍靖荒，程某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菊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某、陈某3、张某、陈某1、陈某2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一审诉讼活动中存在程序错误。郑某1为未成年人，在无监护手续等材料的前提下，应推定其父母为其法定代理人，根据一审情况，郑某1由其爷爷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未提交任何证明监护人身份适格的手续，一审法院未尽到审查义务，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对法定代理人的审查问题予以阐述，一审诉讼过程中存在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二、一审法律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在需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的关键事实即陈某杀害了程某，侵害了程某的生命权，理由如下：程某确已死亡，但仅凭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是由陈某所杀，公安机关虽然出具了证据2、3、7，但这些材料中均未体现陈某杀害程某的事实经过，甚至连“陈某杀害程某”的事实认定也没有，只是反映了程某的死因，至于是因为争执导致双方死亡还是存在自杀等情形均不得而知。公安机关将陈某列为犯罪嫌疑人，恰好能说明陈某只是存在杀害程某的嫌疑，具体事实认定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经过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经过的前提下，仅凭公安机关出具的未载明、未认定事实经过的材料便认定“陈某杀害了程某”这一事实。退一步讲，即便陈某杀害程某是事实，陈某为何杀害程某、程某在被杀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造成本次悲剧的发生，在案的证据均未有体现，而过错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最后责任的认定，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清。三、一审法院认定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错误，应当依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程某并非厦门人，虽可依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仍需依据程某等人提供的证据来厘清依照城镇还是农村标准。本案中，程某等人所举证据4、5均是由漳平市双洋镇坑源村民委员会出具，未提供土地流转证明、程某的收入依据等证据，无法证实程某长期在城镇居住务工的事实，根据证据6来看，程某离婚时职业为农民，故因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为宜。四、一审法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认定标准不当。1、不应赔付程某、童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若要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需证实存在被扶养人，而认定被扶养人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即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收入来源。本案中，程某、童某年事已高，确已丧失劳动能力，但无法证实其无收入来源。程某等人在一审提交了证据5，拟证实程某、童某无收入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单位出具证据需要负责人、出具证明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但该组证据无负责人、证明人签字，其形式上存在问题，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且程某、童某既然已丧失劳动能力，那么如何健康**活至今，不能排除其有其他收入来源如子女赡养、养老保险等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但一审法院仅依照证据形式存在瑕疵的“证据”便认定需赔付程某、童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应以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计算郑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应根据被扶养人的实际居住生活情况判断郑某1的计算标准。程某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郑某1目前的生活、居住、学习情况，一审法院以城镇标准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而根据程某等人诉状中所称郑某1居住地址在农村，故应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付为其计算标准为宜。 程某等人答辩称，一、针对郑某1监护问题。一审时程某等人已提交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樟洋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及郑某1父亲郑祖强的授权委托，郑某1与郑某2的身份信息，证明郑某1的父亲郑祖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将监护权委托给郑某1的爷爷郑某2监护。村委会根据郑某1家庭情况出具监护证明，确认郑某1由其爷爷郑某2监护。根据《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的监护人。第三十条规定，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所以，本案郑某1由其爷爷郑某2履行监护义务合理合法，不违反法律程序。二、针对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程某被陈某杀害后自杀的问题。本案一审法院调取了公安机关的笔录，能够证明在场的目击证人明确指认陈某杀害了程某后自杀。本案陈某有杀害程某的故意，而程某无任何过错。在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2019年11月29日出具撤销告知书明确写明程某被杀，犯罪嫌疑人陈某已死亡，不追究刑事责任。故通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明确受害人程某被陈某杀害，陈某后自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陈某死亡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三、针对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31日下发了《民一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试点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新受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均统一适用城镇居民标准。所以，本案受诉法院所在地在厦门市，就应当按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59018元／年，计算20年，从而应支付程某等人1180360元死亡赔偿金。四、针对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认定标准问题。首先，本案被抚养人程某72岁，童某67岁，一共有5个子女。程某等人按法律规定计算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廖某等人在上诉状中明确认可程某、童某年事已高，确已丧失劳动能力。但不认可其无收入来源。程某等人根据漳平市双洋镇坑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程某、童某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现根据廖某等人的上诉理由，程某等人让村委会再次出具证明，有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字，符合证据形式。其次，廖某等人提出其他子女抚养问题，程某等人在计算抚养费时已经按五个子女分摊的标准计算的抚养费。最后，针对被抚养人郑某1的抚养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厦门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计算，理由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程某、童某、郑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廖某等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支付丧葬费4247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76782.4元、死亡赔偿金11803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549616.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某与童某为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五名子女：程友胜、程友海、程火生、程春兰、程某。程某与童某之女程某，于2019年11月21日被杀身亡，其生前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平市，其生前工作单位为晋江安海华达酒店。另查，程某于2011年6月28日与前夫在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程某与其前夫育有一女郑某1。 陈某3与张某系夫妻关系，陈某系陈某3与张某之子。廖某与陈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育有子女二人，分别为陈某1、陈某2。陈某于2019年11月21日杀害程某后自杀身亡。 本案审理过程中，依廖某等人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调取陈某名下银行账户中与程某款项往来的相关情况，自2014年9月6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陈某向程某转账517470.01元，未查到程某有向陈某转账记录。 还查明，址于思明区XXXX路XXXX号房产登记为陈某与廖某二人共有；址于湖里区XXXX号之三地下一层第239号车位，登记于陈某名下；址于思明区XXXX路XXXX号XXXX室房产原登记于陈某名下，于2020年3月17日变更登记为廖某、陈某6、陈某2共有；址于思明区XXXX路XXXX号地下一层第33号车位于2020年3月17日变更登记至廖某、陈某6、陈某2共有。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因侵害程某生命权，致其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陈某与程某之间的情感纠葛，仅属于刑事领域的犯罪动机，并非民事领域的过错。侵害他人生命权致他人死亡，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原告诉请丧葬费4247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6782.4元、死亡赔偿金1180360元等，均依据受诉法院所在地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侵权人已自杀身亡，其行为已一定程度弥补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精神损伤，故对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某向程某转账款项，因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当中直接予以抵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廖某、陈某3、张某、陈某1、陈某2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程某、童某、郑某11499616.4元。二、驳回程某、童某、郑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848元，由程某、童某、郑某1负担250元，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予以确认。 二审中，程某等人提交以下证据：1．收入证明，拟证明程某童某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2．户口簿，拟证明郑某1户口在其爷爷郑某**口簿上；3．监护人证明，拟证明监护权合法。廖某等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系为应付二审制作，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认为，围绕廖某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郑某1的监护人问题。郑某1的父亲因被限制行为能力，由其祖父郑某2担任法定监护人，郑某1居住所在地村集体出具相应的监护人证明，依法符合监护人认定条件。2．关于侵权行为人的认定。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记载程某系被杀死亡；《破案告知书》记载犯罪嫌疑人系陈某；相关的询问笔录证实陈某与程某之间因情感纠葛，陈玉名将程某杀害的过程。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可认定陈某系侵权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廖某等人并未举证证明程某自身具有过错。3．关于赔偿标准是否应当区分农村居民或者城镇居民。本院2019年12月31日下发的《民一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试点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新受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均统一适用城镇居民标准。4．关于程某、童某是否无经济收入来源。在本案一审、二审期间，程某等人均提交了其所在村集体出具的无经济收入的证明，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可予确认，廖某等人并无相反证据推翻该证明。 综上，廖某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46元，由廖某、陈某3、张某、陈某1、陈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陈荣炜 代书记员 王 姗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