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4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东路********。负责人：白景辉，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伟，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斯贻，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中革村v>法定代表人：徐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博予，北京市天同（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夕文，北京市天同（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鸿顺发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辽，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中革村v>法定代表人：张国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辽宁华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辽宁华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效文,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地河北省邯郸市魏县魏城镇一行东路**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锋,男，197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div>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因与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嘉公司）、大连鸿顺发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发公司）王效文、张国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2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华夏银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2民初1224号民事裁定书，发回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依据错误。首先，我方认为环嘉公司原董事长陈熹因职务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并不能证明华夏银行与环嘉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业务必然涉案，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保理合同业务中华夏银行发放资金的使用方为鸿顺发公司等，环嘉公司在上述业务中仅是商务合同的债务人，负有履行偿还应收账款的义务，并不存在侵占华夏银行发放的保理款项的事实；（2）武汉监察委的留置通知等仅说明陈熹、王金平涉嫌职务犯罪，对于具体的罪名、犯罪事实并未进一步披露，无法证实上述二人的犯罪行为与华夏银行的保理业务有关；（3）如果上述二人的职务犯罪涉嫌侵占、贪污类犯罪，那么其侵犯的也是其二人所属公司的利益，与本次保理业务无关，不应当成为法院驳回起诉的理由。其次，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是有可能进一步查清本次的保理案件是否涉案的，仅需要求鸿顺发等公司提供华夏银行发放保理款的资金流向即可进一步核实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一步审查，所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也是欠考虑的。最后，对于本次保理业务是否涉案一审法院应当向武汉监察委发函落实，但是据我方了解一审法院并未履行上述程序，应当认定法院并未尽到应尽的调查义务。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华夏银行的诉讼请求。环嘉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华夏银行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事实与理由如下：本案主要事实发生在环嘉公司原董事长陈熹、董事兼总经理王金平任职期间，同时王金平还是鸿顺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9年陈熹和王金平因涉嫌职务违法和违法犯罪问题，被武汉市监委和武汉市青山区监委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目前侦查尚未结束。该刑事案件的调查范围包括本案在内的多笔金融借款犯罪事实，华夏银行起诉所涉事实构成王金平等人整体犯罪事实中的一部分，故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作驳回起诉处理。2019年5月武汉市监委即全面介入本案相关系列保理纠纷的调查。目前已启动的相关刑事程序至少包括：1.武汉市监委已到各家银行调取保理业务资料。已有审计结论表明，包括本案在内的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所涉债权债务关系虚假，王金平实际控制的环嘉集团等相关企业存在虚构基础交易合同套取保理融资的情况，银行方面存在明显放弃审核及资金监管职责等情形。若最终调查结果指向银行人员未按照规定履行核贷义务，存在明知或应知应收账款虚假，甚至参与其中的事实，则银行工作人员涉嫌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直接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2.案涉贷款发生在陈熹、王金平任职期间，目前二人已因涉嫌利用虚假应收账款套取银行保理融资被武汉市监委、武汉市青山区监委立案调查。如前所述，刑事调查范围包括本案涉嫌骗取贷款罪的事实，直接影响着葛洲坝环嘉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及承担责任的范围。3.武汉市监委在对保理业务相关问题调查过程中，已经发现银行工作人员收受王金平贿赂等问题线索，相关案件正在由国家监委指定相关部门办理。4.2019年，国家税务总局向公安部移交了环嘉集团系及相关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线索，公安部责成辽宁省公安厅办理该案。2020年4月，辽宁省公安厅指令辽阳市公安局具体侦办“8.28专案”及“葛洲坝环嘉（大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辽阳市公安局调取了葛洲坝环嘉公司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全部财务资料，调查范围包括相关犯罪嫌疑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虚构应收账款骗取保理融资，从而与本案所涉贷款诈骗罪构成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由上可知，华夏银行起诉所涉争议并非是独立的民事案件，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已被纳入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的刑事犯罪整体事实当中，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作驳回起诉处理。在刑事案件尚未处理完毕前，本案归责所必须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明，如叙做保理业务的基础交易是否真实，保理所涉基础资料是否真实，印章是否真实，印章是由何人何时加盖；银行在办理融资业务的过程中，对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是否尽到审查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发放贷款，甚至是否存在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基础交易中的债权人）恶意串通等情形。而随着刑事案件的侦查办理，以上事实均可在刑事案件中查明，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即便假使刑事案件未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全面处理，华夏银行仍有权基于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另行起诉。届时，基于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和处理结果，法院才具备条件对本案作出全面、妥当处理。综上，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华夏银行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维持。华夏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环嘉公司基于应收帐款转让确认函立即给付拖欠华夏银行的转让债权暂计44,536,191.76元；2、请求判令鸿顺发公司根据其与华夏银行签订的《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合同》偿还华夏银行保理融资款项本金3980万元及自2018年11月12日起至还清日止按照《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等（截至2019年7月9日罚息数等为4,736,191.76元）；3、判决鸿顺发公司支付华夏银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共计5000元；4、请求判令王效文、张国锋对前述第2项、第3项所述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请求判令环嘉公司、鸿顺发公司、王效文、张国锋承担因本案发生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环嘉公司原董事长陈熹因职务违法问题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武监立通（2019）18号立案通知书。次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作出武监留通（2019）10号留置通知书：被调查人陈熹因涉嫌职务违法，自2019年5月17日起实施留置。本案华夏银行起诉各一审被告保理合同纠纷案，主要事实发生于环嘉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熹任职期间，陈熹现已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本案涉及的应收账款4400万余元有经济犯罪嫌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应由监察委员会先行处理，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华夏银行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起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64,506元，予以退还,保全费5000元（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已预交）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一般情形。本案中，华夏银行提供《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融资合同》、“借款凭证”及“票据状态查询单”等证据，以环嘉公司、鸿顺发公司、王效文、张国锋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判令环嘉公司给付拖欠的债权转让款、鸿顺发公司偿还保理融资款本息、王效文、张国锋对鸿顺发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夏银行的起诉符合上述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诉讼成立条件，而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虽然环嘉公司被辽阳市公安局立案调查、环嘉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熹因涉嫌职务违法被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审查，但环嘉公司被辽阳市公安局立案调查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及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审查的陈熹职务违法案与本案华夏银行因与环嘉公司、鸿顺发公司及王效文、张国锋基于保理合同及保证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均非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因此，一审法院以环嘉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熹被立案调查为由驳回华夏银行的起诉依据不足，本案若确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也仅应裁定中止本案诉讼，故对华夏银行大连分行提起的本案诉讼，应当进行实体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22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陈 建审判员  华 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刘玉良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