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英，女，194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曦，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中坝路**。法定代表人：蔡瑞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耀君，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泰，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方勤，男，196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发坚，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晓英、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商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邓方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晓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曦、黄宇，被上诉人云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耀君、李泰，以及原审第三人邓方勤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发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云商公司向其交付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吉公司）股票3794000股及支付该股从2008年5月30日起至判决执行之日的分红（暂计至2020年10月27日为673528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云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调解协议作为云商公司交付给我方股票数量的依据，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1.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双方虽然签署了调解协议，但法院并未制作调解书，而且从该案的调解笔录中可看出双方并未就调解事宜达成一致。由于云商公司和邓方勤隐瞒了配股事实，我方在调解协议中对股份的准确数量产生了错误认识，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作出调解的意思。因此，调解协议不发生效力，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2.调解协议不能作为本案中不利于我方的证据。调解协议明确说明是对股份转让协议的1897000股进行调解，我方调解的前提是拥有对1897000股的权利，之所以妥协是为达成调解而对股份的数量作出让步，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不会与客观事实不符，不构成自认。3.调解协议签订日期是2019年5月23日，配送股的事实发生在2015年4月18日，一审酌定以调解协议作为分配配送股比例的依据不合理。假如调解协议有效，双方只是对转让的1897000股作出的调解，配股之后的1897000股应属我方所有。调解协议并未对配股增加的1897000股进行处理，我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享有的股份权利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未经调解协议协商处理的配送股1897000股及分红，应由我方所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云商公司应向我方支付565万元分红款及永吉公司上市后的63万元分红款。1.（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只对云商公司将分红款支付给邓方勤的事实进行认定，并未说明邓方勤是否有权代我方收取分红款。我方2008年6月19日出具的委托书明确约定了授权办理事项及范围，云商公司根据该委托书向邓方勤及其关联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并无法律依据，不能视为已向我方支付分红款。2.一审法院以（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案的询问笔录中提到的事实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事实认定错误。该案民事裁定书并未查清云商公司是否违约，也说明云商公司关于股份及分红交付的问题尚处于事实不清的状态。在询问笔录中提到的委托收款中我方仅委托邓方勤关联公司收取第一笔分红款，此后贵州柏众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众公司）并无权代我方收取分红款。同时，在（2015）穗中法民申字第123号案中，我方也多次陈述并未委托柏众公司收取分红款，但云商公司视而不见，仍向该司支付分红款。可见，云商公司的支付分红款的行为并非出于我方的股东身份，是基于对邓方勤的信任，其司应向邓方勤或柏众公司主张不当得利。3.云商公司应向我方支付63万分红款。首先，调解协议并未生效，一审法院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认定股份分红款有误。其次，63万元分红款是基于永吉公司上市及配股事实的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配股事实发生的股份分红款前后矛盾。再次，双方自2014年发生争议，我方已经无法充分向云商公司主张权利，况且在案件诉讼过程中我方一直对股份分红款的问题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定我方放弃该股份分红有误。云商公司辩称：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对李晓英有约束力，即使存在受欺诈或重大误解，调解协议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法律效力；2014年3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已解除，李晓英不再享有配股权利，而且其签订调解协议时不可能不知道配股事宜，其已经处分了包括配股在内的权利，也已经明示放弃分红，而且邓方勤已经代李晓英收取了分红款。云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晓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晓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晓英一审时表示调解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7条、第148条、第152条、第199条的规定，其在本案中也不能再要求变更或撤销。（二）李晓英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的情形。李晓英在调解时对永吉公司的股权总市值的描述是正确的，当时永吉公司的股票总市值是36.01亿元，每股价格大概为8.62元，3600万元对应的股份数大概是417万股，因此李晓英主张的权益必然包括配股。而且永吉公司是上市公司，李晓英作为与永吉公司有利益关联的人，不可能不关注永吉公司相关信息，也没有人能够隐瞒。而且，在调解时李晓英是有律师代理诉讼的。我司虽然没有告诉李晓英配股事宜，但告知了邓方勤，因为在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中，邓方勤一直是李晓英的代理人。（三）李晓英已经放弃配股。1.在调解协议第三条中李晓英已经放弃了除1233050股外的任何权利，这个任何包括已经明确或尚未明确的，已经发生的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2.一审法院关于李晓英未放弃配股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与李晓英的主张也矛盾。李晓英未单独就配股问题主张权利，说明其认为调解协议已经处理了配股问题，只是认为调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和欺诈。3.李晓英在2014年3月18日起诉请求解除股份转让合同，故该合同已于2014年6月27日即起诉状副本送达我司时解除，故合同解除后，配股事宜亦与李晓英无关。（四）一审判决对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认定有误。依据民法总则第565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份转让合同已于2014年6月27日即起诉状副本送达我司时解除，我司起诉合同无效与合同已经解除并不矛盾。（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52条和199条，确认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的效力，驳回李晓英的诉讼请求。李晓英无视调解协议，依据已经失效甚至可能无效的股份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不讲诚信，蔑视法律，其请求不应获得支持。李晓英辩称，调解协议自始无效；调解协议并未将配股事宜纳入调解范围；其依法享有股份对应的分红款。邓方勤述称，调解协议是生效协议，对三方均有约束力；同意云商公司的上诉意见。李晓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云商公司将其持有永吉公司1%股份交付给李晓英，并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云商公司承担。法庭辩论结束前，李晓英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云商公司将其持有的永吉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3058）共计3794000股交付给李晓英。2.如云商公司不能向李晓英交付3794000股永吉公司股票，则请求判令云商公司给予李晓英3794000股相应的财产权益（股票价格以判决执行之日确定）。3.请求判令云商公司向李晓英支付3794000股永吉公司股票从2008年5月30日起至判决执行之日止的分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的分红为628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云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吉公司是1997年3月1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据2007年11月16日永吉公司章程记载，永吉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设立时股本总额为18970万元，云商公司为发起人之一，于2007年10月31日以净资产出资3035.2万元，认购303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章程并约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经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2016年12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永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公告》，内容为：永吉公司A股股票将在本所交易市场上市交易。该公司A股股本为42156万股，其中4216万股于2016年12月23日起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永吉股份”，证券代码为“603058”。2008年5月20日，云商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比例中的1%即189.7万股，以每股3.1元，总价588.07万元价格转让给李晓英。2008年5月29日，云商公司作为甲方，李晓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持有永吉公司（目标公司）法人股30352000股（占目标公司总股份16%）。甲方将其在本协议签署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1%的股份计1897000股及与之相应的本协议签订之日前的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每股转让价格3.1元，合计股权转让价款5880700元。乙方于2008年5月31日前支付880700元，2008年6月30日前支付2000000元，2008年7月31日前支付余款3000000元。乙方付出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本协议项下股权的收益权归乙方享有。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过户期间，乙方同意将本协议项下股权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甲方行使，视需要双方可另行签订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双方确定，在法规确定可办理转让交割之30日内为交割日；在交割日内，双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甲方根据有关法规，及时依法自行或提交目标公司董事会披露本次合同股份转让的内容。双方保证其签署并履行本合同及相关附件的意思真实，其承诺真实、可靠，是基于对自身条件和能力的合理和充分判断基础上做出的，其保证、承诺、提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等全部事项不存在任何积极或消极的隐瞒或者是疏漏的情形。如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将该转让股份在约定期限过户至乙方名下之义务，则构成违约。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5880700元的0.789‰支付给乙方违约金，直至过户登记完成之日止。李晓英、云商公司分别在协议落款处签章，另邓方勤作为乙方委托人签名。2014年3月18日，李晓英以云商公司为被告，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由云商公司向李晓英返还股份转让款5880700元并支付违约金。该院于2014年4月27日发出公告，向云商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2014年9月7日，该院作出（2014）穗番法民二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李晓英与云商公司于2008年5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云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晓英返还股份转让款5880700元及违约金。云商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申字第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本院提审。提审后，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4）穗番法民二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该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16）粤0113民初3941号。2018年5月9日，李晓英以个人身体原因为由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于2018年5月10日裁定准许李晓英撤回起诉。在79号案审理过程中，邓方勤以云商公司、李晓英作为被告，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与企业有关的诉讼，请求确认邓方勤系购买云商公司所持有的永吉公司1%股权（股权转让价款5880700元）的实际受让人、权利人，判决云商公司继续向邓方勤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职权将案件移送该院处理。该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受理，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邓方勤的诉讼请求。邓方勤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8）粤01民终17362号。在该案审理期间，邓方勤以双方便于和解为由，于2018年10月15日提出撤回上诉申请，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裁定准许邓方勤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0月22日，云商公司以李晓英、邓方勤为被告，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判令李晓英、邓方勤返还支付的分红款5650000元，云商公司退回股权转让款5880700元。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案号为（2018）黔0103民初9400号。2019年5月23日，云商公司、李晓英、邓方勤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三方就（2018）黔0103民初9400号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各方争议的《股份转让协议》拟转让云商公司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1897000股，现各方同意由李晓英拥有其中的65%计1233050股，由邓方勤拥有其中35%计663950股；二、上述股份由云商公司代为持有，云商公司分别与李晓英、邓方勤另行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本调解协议生效后上述股份产生的分红由云商公司按本协议约定的比例分别直接支付给李晓英和邓方勤；三、各方均不再向其他方主张任何权利；四、本案诉讼费45492元由李晓英承担29570元，邓方勤承担15922元。2019年7月1日，云商公司以双方于2019年5月23日达成调解协议为由，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云商公司撤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配送股问题。永吉公司章程（2007年11月16日）第21条规定：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一）公开发行股份；（二）非公开发行股份；（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永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记载：2015年4月1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18970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总计转增18970万股。据（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件调解笔录（2019年5月23日）记载，调解过程中，李晓英表示：“总股权是三十多亿，百分之一的股份暂计3600万，我按3000万来算，让出600万，我要求我方得到三千万，而且我不持有股份，希望变现。”审判人员询问李晓英：“你的意思是不管股份市值为多少，你要了三千万之后就不再持有股份，把股份让出来吗？”李晓英方回答：“对。”云商公司陈述：“股数是1897000，按昨天收市价格是8.62元，按市值来算，李晓英的方案难以操作，与实际相差太远。”李晓英陈述：“协议上市合法转让百分之一的股权，我方只按百分之一算。”邓方勤陈述：“股份有限公司是算股数，与有限责任公司不同。比值是一直在变的。”云商公司表示不同意李晓英的方案，并提出调解方案（如前述《调解协议》所列条款），李晓英、邓方勤均表示同意，三方并表示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即具有法律效应。据（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件调解笔录（2019年6月2日）记载，李晓英主张“股数是在原协议的基础上翻了一倍，但是当时我们并未知晓该事情，这是我们事后去查询才知晓的。”“协议只对1897000股进行处分，并未处理其他股数，我方当时并不知晓该事情，协议也不属于我方真实意思表示。我方与云商公司的信息不对等，云商公司故意隐瞒股数事实，涉嫌故意欺诈。我方已就愿意以65%和35%的占比来进行调解。”邓方勤表示“当时我们知道配股是配给云商公司的，所以当时商量并未涉及配股问题。我们也知情配股问题。”云商公司表示“信息在网上可以查询到，不存在隐瞒问题。”李晓英表示“合同上写的是我方持有百分之一的股份，当时对方进行了解释但对方并未提及送股问题。”云商公司表示“李晓英在最开始提要求的时候是按3600万来算的，当时永吉的1股为8.62元，总市值是36亿，按李晓英的百分之一可以计算出李晓英是以总的股份算的钱，所以我方认为李晓英是知情的，且协议上表明李晓英、邓方勤愿意放弃其他的权利，不存在漏记、重大误解甚至是欺诈事由，股份问题是公开的。”因李晓英认为配送股属于其所有，只是由云商公司代持，而云商公司、邓方勤认为配送的股份属于云商公司所有，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法院不再组织调解，云商公司要求法院按照《调解协议》作出判决，李晓英请求法院驳回云商公司诉讼请求，邓方勤请求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审理。庭审中，李晓英陈述因其小儿子已经死亡，其年事已高，云商公司并未将股份增值情况告知李晓英，在后续的诉讼中也刻意隐瞒了该情况，三方调解时李晓英对调解事实存在重大误解。二、关于分红问题。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支付2008年9月24日至2015年2月9日期间的分红565万元以及永吉公司上市后的分红款63万元。其中，分红款565万元的依据是云商公司出具的分红款明细，分红款63万元的依据是通过华创证券集成版软件查询的信息，信息显示永吉公司自2016年上市以来累计分红3次，累计分红金额为0.63亿元，李晓英主张以0.63亿元的1%计算分红款。云商公司抗辩已向李晓英的委托人邓方勤支付分红款565万元，该事实在（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予以查明，分配上述565万元后，后续还有三笔分红款约60万元，云商公司认为双方已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故未再支付给李晓英。（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1.2008年6月19日，应云商公司要求，李晓英出具一份《委托书》，由邓方勤交给云商公司。该《委托书》载明：兹关于李晓英购买云商公司股份1897000股之相应事项，现委托邓方勤先生全权代办。2.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李晓英分别在2008年5月29日、2008年7月7日、2008年9月23日出具三份《委托书》，委托邓方勤实际控制的贵州柏年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年公司）、贵州博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亚公司）、柏众公司代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云商公司。邓方勤将三份《委托书》交给云商公司，上述三公司分别在2008年5月30日、2008年7月7日、2008年9月23日向云商公司支付880700元、2000000、3000000元。2008年9月24日，云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给邓方勤，载明：李晓英交来转让永吉股份款5880700元。后邓方勤将该收款收据转交给了李晓英。3.自2008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2月9日，云商公司分八次支付代持前述约定股份的分红款5650000元给邓方勤指定的柏众公司。邓方勤提供柏众公司出具的相应收据给云商公司，收据均备注为代李晓英收。4.在李晓英诉云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再审过程中，云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邓方勤了解相关情况，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在该谈话笔录中，邓方勤称：李晓英之子梁恺昕听邓方勤说永吉公司近年发展很好，就让邓方勤找云商公司协商购买；云商公司同意出让1%股份；梁恺昕知悉后称邓方勤在贵阳办事方便，梁恺昕本人不认识云商公司的人，故想让邓方勤全权代为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宜；邓方勤应承后，梁恺昕告知以梁恺昕母亲李晓英的名义持股，并交给邓方勤一份李晓英签名的委托书；邓方勤遂按照委托书和云商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务，并第一时间告诉了梁恺昕；后梁恺昕逾期付款，就要求邓方勤帮忙转付股权转让款，并分三笔给邓方勤的柏年、柏众还有博亚公司一共汇了580多万元；梁恺昕给邓方勤打款的时候，还寄给邓方勤几份李晓英签名的委托书，委托邓方勤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邓方勤按要求把转让款打给了云商公司，并把几份委托书交给了云商公司；后云商公司告知邓方勤不能办理过户，邓方勤转告梁恺昕，梁恺昕同意由云商公司继续代持；邓方勤自2008年至今年代收了8笔分红款，一共500多万；邓方勤收到分红款后，都会按照梁恺昕的要求转款；永吉公司会议后，云商公司会口头告知邓方勤相关情况；邓方勤会转告梁恺昕。李晓英否认已经收到云商公司支付或邓方勤转交的分红款，并陈述在（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案件询问笔录（2016年4月7日）中已经对此明确否认。上述询问笔录记载：李晓英表示“我没有委托过邓方勤可以帮我领取分红款（除第一笔55万外）。”审判人员询问李晓英是否坚持对2008年9月24日委托人为李晓英内容为告知云商公司将永吉公司股份分红款汇入柏众公司账户的委托收款书的字体形成时间和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李晓英表示“我请求撤销对上述委托书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因为当时我没有出庭，后来想起来我可能写过，我年纪大了，失去了儿子，在极度的悲痛中。但是我没有收到过款项，但这笔委托书只是对这笔，不是对其他的分红款，我可能是写过。”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云商公司主张协议因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永吉公司章程对此也作一样的约定。股份转让实质上包含了股份转让的债权行为和权利变动行为，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设立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和转嫁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见，法律禁止的应是对股份变动行为的禁止。本案中，《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确定在法规确定可办理转让交割之30日内为交割日，在交割日内，双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由此可见，双方约定在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解除后再办理变更或交割股份，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云商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李晓英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或者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利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场所或方式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协议关系并无影响。因此，云商公司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李晓英与云商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第一，虽然李晓英在2014年3月18日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但该请求并未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第二，云商公司的抗辩《股份转让协议》已在2014年7月29日解除，与其在2018年10月22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行为存在矛盾，结合李晓英在2018年5月9日撤回请求解除协议一案起诉的事实，可见双方事实上均不确认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因此，云商公司抗辩《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缺乏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李晓英主张云商公司交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1897000股的问题。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云商公司并未将转让的永吉公司1897000股股份交付给李晓英，而是由其持续持有，云商公司与李晓英之间实际构成股份转让与股份代持两种法律关系，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交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依法有据。鉴于云商公司、李晓英、邓方勤在2019年5月23日达成《调解协议》，各方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拟转让云商公司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1897000股，由李晓英拥有其中的65%计1233050股，由邓方勤拥有其中35%计663950股，李晓英现要求云商公司交付全部1897000股股份，与各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相矛盾。李晓英主张其调解时产生重大误解。从调解笔录内容看，2019年5月24日进行调解时，李晓英提出以永吉公司市值36亿元的1%为基础进行调解，而云商公司提出的调解方案则是以具体股数为基础进行调解，双方对调解的基础理解不同，而整个调解过程各方均未提及永吉公司总股数，也未提及配送股问题，结合2019年6月2日的调解笔录，应认定各方在2019年5月23日只是就《股份转让协议》项下1897000股股份的处理问题进行调解，《调解协议》是各方在自愿情况下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协议。综上，云商公司应向李晓英交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永吉公司股票1233050股。关于李晓英主张云商公司交付配送的永吉公司股票1897000股的问题。2015年4月18日，永吉公司以18970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总计转增18970万股。云商公司仅是被转让股份的显名股东，该部分被转让股权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作为实际权利人的李晓英享有，股份产生的派生权益应归属于李晓英。且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李晓英付出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协议项下股权的收益权归李晓英享有。即双方就该股份在转让后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故云商公司主张配送的1897000股属于其所有缺乏依据。云商公司主张李晓英在2019年5月23日的调解中已放弃配送股部分的权利。如上所述，当日调解各方均未提及配送股问题，而配送股与股份分红款不同，并非必然发生，且涉及利益巨大，云商公司作为代持人，应将该事宜告知李晓英，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云商公司曾履行告知义务。各方自2014年始因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提起多起诉讼，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晓英在此过程中知悉配送股事宜，也无法证实李晓英明确表示放弃配送股，云商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鉴于配送股是永吉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派送的红股，基于公平以及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配送股亦参照各方《调解协议》确认比例进行分配，即云商公司应向李晓英交付配送的永吉公司股票1233050股。关于分红款的问题。第一，李晓英主张的565万股份分红款，因（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确认云商公司已经将该565万股份分红款支付给李晓英的委托人邓方勤，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支付该款项缺乏事实依据。第二，关于李晓英主张的63万元股份分红款，因李晓英应当知晓存在股份分红款，而其在《调解协议》中已经承诺不再向其它方主张任何权利，应视为李晓英已经放弃其他股份分红款，李晓英主张该分红款缺乏依据。至于李晓英的第2项诉讼请求，因已判决云商公司向李晓英交付股票，李晓英未提交证据证明云商公司存在无法履行该义务的情形，故不予支持该诉讼请求。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28日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云商公司向李晓英交付永吉公司股票2466100股（证券代码603058）。二、驳回李晓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5854元，由李晓英负担101451元，由云商公司负担114403元。本院二审期间，李晓英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永吉公司分红情况的网页截图，拟证明永吉公司上市以来分红四次。经查，永吉公司分别在2017年6月27日、2018年5月28日、2019年6月14日和2020年6月1日分红，每股红利分别是0.04、0.06、0.05和0.12，且公司总股本存在多次变化。云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调解协议，李晓英享有股份1233050股，其至多可获分红147966元，而且李晓英未依调解协议与其司签订代持协议，故不符合交付分红款的条件。邓方勤对该证据无异议。云商公司提交：永吉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页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页截图，拟证明该司在2015年、2016年披露了招股说明书，其中都载明了配股的事实，而双方在2014年已发生争议，李晓英不可能不知晓配股事宜。李晓英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永吉公司履行了公告义务，不能证明云商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邓方勤确认该证据。此后，云商公司再次提交：1.李晓英于2008年6月19日签署的委托书，委托邓方勤全权代办其购买其司1897000股份的相应事宜；2.李晓英于2008年9月24日向其司出具的“把本人应得的永吉公司分红款550000元汇入柏众公司账上”的函件；3.其司代理人在2020年11月2日对其司股东/董事周忠彪的询问笔录及周忠彪的身份证、股东信息。在笔录中，周忠彪称据邓方勤所称，其每次收到分红款都会将其中的一半转付给梁凯昕，其司从未与李晓英发生过联系，所有事项都是由邓方勤全权办理的。邓方勤对上述证据确认。李晓英质证称对证据1不确认，而且从证据的内容看其仅授权邓方勤购买股票，并未授权其收取分红款；对证据2不确认，而且从证据的内容看，其仅授权委托柏众公司550000元的分红款收取，之后的分红款其并未委托他人收取；对证据3不认可，该证据本质上是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邓方勤或云商公司都未提交任何已将分红款给其的证据。邓方勤提交：1.云商公司支付李晓英委托柏众公司代收分红款的明细（2008年9月24日-2015年2月9日）；2.其向李晓英（梁凯昕）支付分红款明细，拟证明其和梁凯昕各持有涉案股份的一半，故其按照该比例向梁凯昕支付分红款；3.其向梁凯昕转账的六份交易凭证。云商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李晓英质证称证据1是云商公司制作，而且其并未委托柏众公司收取全部分红款，云商公司存在过错；对证据2不确认，是邓方勤制作的，邓方勤主张其享有涉案一半的股份没有任何依据，与其在（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中主张涉案股份属其所有矛盾，而且不能证明转账款是分红款，其也未授权梁凯昕收取分红款；对证据3不予认可，因转账并未备注用途，无法认定转账的实际用途。另查明，（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认为：涉案股份转让交易金额并非小数，邓方勤主张与梁凯昕达成口头协议，有违交易安全之常情；在李晓英起诉云商公司的案件再审过程中，邓方勤明确承认在股份转让交易中其仅是受托人，而非受让人，因邓方勤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于上述案件所做陈述系基于合理理由而作的虚假陈述，故驳回邓方勤的诉讼请求。再查明，一审庭审时，邓方勤确认调解过程中并未提及配股的事情，因为调解是李晓英主动提出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框架也是由李晓英提出；纠缠了5年多，无论调解协议是否有效，其拿了35%的股份即663950股就算了，对于其他的分红送配不主张。二审时，邓方勤则主张如果法院对配股进行处理，其不放弃对配股的权利。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涉案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二、云商公司如何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关于涉案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2019年5月23日，李晓英、邓方勤与云商公司就李晓英受让云商公司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权益达成调解协议。6月2日，法院再次组织调解，李晓英以刚知晓配股事宜为由要求将配股一并处理，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法院并未制作民事调解书。从上述调解过程、内容及各方的陈述可知，2019年5月23日的调解中并无人谈及配股事宜，各方亦未就配股进行处理，而且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在调解之前云商公司或者邓方勤已将配股事宜告知过李晓英。故李晓英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对其除原1897000股之外还享有同等数额的配股没有认识，行为的后果与其本人的意愿相悖，且损失较大，此行为符合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此，李晓英在2019年7月19日提起本诉，要求3794000股的相关权益并主张调解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其诉讼请求的内容实际上即为撤销上述调解协议，请求双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履行。而且，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一种文书形式，性质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其目的是终结诉讼，故其只有与审判权相结合，以法院调解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才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同时也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李晓英在本案中以股份转让协议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李晓英付出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该协议项下股权的收益即归其享有。李晓英受让的云商公司持有的1897000股永吉公司股票，经过永吉公司配股，已增至3794000股，该增加部分的权益依旧应由李晓英享有。云商公司主张调解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如上所述，该主张不成立。云商公司还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虽然李晓英在2014年3月18日起诉请求解除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但其此后在该案进行重审时撤诉，故其的该请求并未经过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云商公司以此主张应以其司收到起诉状副本的时间作为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时间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邓方勤是否是涉案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因（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邓方勤要求确认的诉讼请求，此后其虽然提起上诉，但又撤回上诉，故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在（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案中邓方勤明确承认在股份转让交易中其仅是受托人，而非受让人，故本院认定邓方勤对涉案股份不享有权利。关于云商公司如何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李晓英请求云商公司向其交付其司代持的股票，但双方的股权转让发生在永吉公司上市之前，之后在永吉公司的上市公告中并未将李晓英登记在股东名册。根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永吉公司有关的财务记载、股东信息已经行政部门审查确认，且已向社会公开披露。现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交付3794000股股票，势必与永吉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已经行政部门审查确认的内容不一致，也与永吉公司向社会公开披露的信息相悖。为维护永吉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行政审查效力及对公众披露信息的确定性，对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交付3794000股股票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是，李晓英基于与云商公司之间有效的股份转让协议，主张获得涉案3794000股相应的财产权益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因股票价格的变动性，李晓英请求涉案股票价格以判决执行之日的股票价格为计算依据合理，本院亦予支持。关于分红款问题。李晓英一审时请求云商公司向其支付3794000股永吉公司股票从2008年5月30日起至判决执行之日止的分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的分红为628万元），二审时增加请求截止至2020年10月27日的分红，增加的部分因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不予调处。李晓英请求云商公司支付从2008年5月30日至2015年2月9日期间的分红，本院亦不予支持，理由如下：2008年5月29日云商公司与李晓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邓方勤作为李晓英的委托人在协议中签字。此后，李晓英分别在2008年5月29日、7月7日和9月23日出具三份委托书，委托由邓方勤控制的柏年公司、博亚公司和柏众公司代其支付股权转让款。2008年6月19日，李晓英出具委托书，称委托邓方勤全权代办其购买云商公司股份之相应事项。2008年9月24日，李晓英出具委托书，要求云商公司将其应得分红款汇入柏众公司。此后，云商公司将此期间的分红款合计565万元分八次汇入柏众公司。因此，云商公司有理由相信邓方勤有收取涉案分红款的代理权，邓方勤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上述分红款云商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给邓方勤，故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向其支付该期间的分红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后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永吉公司分别在2017年6月27日、2018年5月28日、2019年6月14日分红，每股红利分别是0.04、0.06、0.05，李晓英应得分红为569100元【3794000×（0.04+0.06+0.05）】。因云商公司尚未支付此期间的分红，故云商公司应向李晓英支付分红款569100元。李晓英以其2008年签订合同时其受让的股票所占永吉公司的股份比1%作为计算分红款的依据，但因上述股票是以每股红利的方式发放分红，且永吉公司的总股本一直在变化中，李晓英持有的股票所占总股本的比例也在变化中，故本院对李晓英的该计算方式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云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李晓英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就其合法、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晓英支付证券代码603058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3794000股股票的相应财产权益（股票价格按执行之日价格确定）；三、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晓英支付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2018年5月28日、2019年6月14日派发的红利5691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15854元，分别由李晓英负担35412元，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负担1804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