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11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朱丈子乡卧龙池满村。 法定代表人：苏百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杨，河北冠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彬彬，河北冠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富，男，195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河北省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江，河北承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志波，男，1970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福建省安溪县，现住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刚，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才土，男，1964年6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福建省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刚，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国富，原审被告何志波、何才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8）冀0281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 2 人于彬彬，被上诉人孙国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江，原审被告何志波、何才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孙国富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还款义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己经实际支付借款证据不足，孙国富主张通过徐某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借款，而徐某是长期与上诉人有矿石交易的人，他与原审被告有大量的银行流水记录，从中选取两笔交易作为本案借款支付的证据显属不当，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已经实际支付借款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日期2012年4月19日，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为借款到明期之日起六个月，即2012年10月19日，保证期间之内应当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提出过任何还款主张。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到2014年4月19日，被上诉人也没有在保证期间之内提出过诉讼或仲裁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另外，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起诉过上诉人，不管是在该案审理中，还是在本案中，上诉人均不认可那个“闵益公司”与上诉人是同一家公司，在该案中都没有就那个“闵益公司”与我们公司是否为同一家公司进行调查认定，被上诉人以及人民法院也未做出更正，本案中对该案判决认定进行修改，显然违反法律规定，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 3 故此说被上诉人的诉请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违法。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上诉人多次提出鉴定申请，对原始录音载体、录音是否为本人、有无剪辑等直接涉及真实性都无法鉴定的录音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显然不当。四、上诉人提供的是物的担保，而不是人的保证，一审法院认定连带保证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五、上诉人为抵押人，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约定不明，抵押不成立，上诉人无须承担本案任何民事责任。六、上诉人高度怀疑“徐某”为本案的实际出借人，约定月息为5%，故本案涉嫌“徐某”借名职业放贷，其为实际的出借人，借款协议因违法而无效。合同系“徐某”起草，借款全过程、原审任何程序中，被上诉人孙国富（职业为农民）均未出庭，且没有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为被上诉人孙国富。 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另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被上诉人要求两借款人何志波、何才土承担还款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将直接影响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对借款人何志波、何才土主张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时效已过，该情况上诉人亦多次主张。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4月19日。根据双方数次开庭中被上诉人的陈述，借款人及担保人均未偿还过任何款项。则本案诉讼时效应为2012年4月19日至2014年4月19日。本案诉讼时 4 效分为被上诉人对借款人何才土的诉讼时效、何志波的诉讼时效和担保人闽益矿业的诉讼时效三种。首先，关于何志波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交的催促何志波还款的证据仅有“徐某”的手机“短信”，假使手机“短信”均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其向何志波主张权利的最后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见证据）。以该时间计算2年的诉讼时效，则“2015年11月9日”诉讼时效到期，而被上诉人孙国富是于2015年11月23日才起诉何志波，此时，已经超过了被上诉人向何志波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故何志波不应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其次，关于何才土的诉讼时效。本案被上诉人孙国富或其“委托人”徐某从未向何才土本人主张过偿还借款，只在2015年11月23日才起诉何才土，此时已超过向何才土主张偿还借款的诉讼时效，故何才土不再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二）借款合同中两借款人诉讼时效已过，担保物权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担保物权消灭，故无须再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根据本案借款合同的约定，本案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为担保物权的抵押权人。根据《物权法》第177条、202条之规定，主债权消灭，担保物权消灭；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可见，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即2年内行使担保物权，故人民法院对其追究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不予保护和支持。（三）被上诉人向其委托人“徐某”主张债权或委托其催款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孙国富于2013年7月3日向其委托人 5 徐某要求向三被告催要欠款，并在2015年向本院对三被告（何才土、何志波、闵益公司）提起诉讼”则认定“三被告主张偿还借款均未超诉讼时效”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向“徐某”主张债权不能引起对“三被告”诉讼时效的中断。且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孙国富于“2015年向院”起诉，而此时的起诉，已经超过了对三被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四）被上诉人或其委托人“徐某”向借款人或担保人其一方主张债权而引起的诉讼时效的中断，不能引起对他方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6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假使本案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被上诉人向何志波、何才土地主张债权，并不引起对上诉人诉讼时效的中断；同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也不引起借款人何志波、何才土的诉讼时效中断。这些都是基本的法律常识，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顾法律的明确规定，模糊、错误的认定了诉讼时效，应予纠正。二、上诉人提供的是物的担保，而不是人的保证，一审认定连带保证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一）本案借款合同的约定及被上诉人的起诉状均主张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系物的担保人，而不是人的保证，一审认定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是明显错误的。《借款协议》中根本没有约定上诉人为保证人，更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协议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直接推定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的情况。《借款协议》直接、明确约定的上诉人为物的担保人，即抵押人。根 6 据《借款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此借款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上诉人）生产设备、铁精粉和何才土、何志波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作担保，如到期未还孙国富可随意处置以上物品和股权。”可证实，上诉人为物保担保人。一是双方合同仅约定的是上诉人以“生产设备、铁精粉”作担保，到期不还，被上诉人有权“处置以上物品”。合同的其他条款根本没有约定上诉人为保证人的任何意思和表示。二是被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也有同样的主张。可见，上诉人系担保法中的物保，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担保人是正确的，但认定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是重大错误的。三是任何法律亦没有规定物保变人保的程序和依据，一审法院直接将上诉人合同中明确约定为物的担保人的地位直接变成了连带保证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理应纠正。四是所谓的本案被上诉人的“打款委托人”、“催款委托人”徐某是本合同的起草人，如合同内容有任何歧义，亦应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故上诉人为物的担保人是明确的、合法的。（二）假使上诉人是“保证人”，合同亦根本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一审法院以“合同有效期”等同于了“保证期间”，认定合同约定了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直接适用了2年的保证期间，又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认定。假使上诉人是连带保证人，本合同亦根本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应为6个月。无论是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于2013年底或是2014年初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亦早已过了保证期间，上诉人假使是“连带保证人”亦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借款协议》 7 在第4条中明确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务的费用全部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为了支持被上诉人而错误的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2款即“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这种将“合同有效期”解释为“保证期间”的任意曲解，是明显错误的。本合同名称为“借款协议”，约定“合同经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保证合同”，且该合同的有效与否和担保人(即上诉人)根本没有关系，仅是约定了担保人的担保物权，根本不能适用担保法第32条关于保证合同的约定。三、上诉人为抵押人，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约定不明，抵押不成立，上诉人无须承担本案任何民事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56条之规定，抵押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根据主合同和抵押合同不能补正或无法推定，抵押不成立。本案借款协议明确约定，担保人，即上诉人以“生产设备、铁精粉”作担保，如借款人到期不还，被上诉人孙国富可随意处置以上物品。可见，双方并没有约定将设备、铁精粉进行转移和占用，故双方约定设立的是担保法中的抵押，抵押财产约定为“生产设备、铁精粉”，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抵押财产的范围；但没有约定设备和铁精的具体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具体存放地、范围等，属于抵押财产约定不明，其约定的抵押物不具有唯一性和执行性。因此，本案约定的抵押财产仍为种类物，并非特定物，且该约定不清楚、 8 不明确，故抵押依法不成立。又因为该合同是出借人孙国富“委托人”、“打款人”徐某起草，上诉人亦没有任何过错，故上诉人不应承担本案任何民事责任。四、合同系“徐某”起草，借款全过程、原审任何程序中，被上诉人孙国富（职业为农民）均未出庭，且没有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为被上诉人孙国富，故上诉人高度怀疑“徐某”为本案的实际出借人，约定月息为5%，故本案涉嫌“徐某”借名职业放贷，其为实际的出借人，借款协议因违法而无效，上诉人对该原因造成的借款合同无效，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本案任何民事责任。是孙国富主张经“介绍人”徐某介绍才认识三被告根本不是事实，借款全过程中，被上诉人孙国富从未出面，甚至连本案《借款协议》名为“协议”，但实际根本没有出借人孙国富的任何签字。二是本案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甚至到现在，本案的借款人、担保人亦从未见孙国富，甚至连一个电话、微信都没有联系过。三是经上诉人调查核实，“徐某”近年有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其均为出借人，开庭时均为徐某本人出庭应诉，没有任何代理人，且其于2018年还因暴力催收、非法拘禁借款人而承担过刑事责任。四是本案证据均显示1000万资金全部由“徐某”帐户转给何志波，没有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于“孙国富”，其主张“孙国富”其子“孙虎”转入资金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从而可证实，借款协议签订的“介绍人”是徐某；借款协议的“起草人”是徐某；借款的“打款人”是徐某；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催款人”为徐某；连本案出庭的唯一的、关键 9 的“证人”亦是徐某；三被告从未见过，亦从未联系过被上诉人孙国富，故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怀疑，本案的实际出借人徐某，因涉嫌职业放贷，本借款合同无效。综上，被上诉人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一审中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明显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是物的担保人而非人的保证，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亦约定不明，抵押根本不成立；假使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亦早已过了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上诉人亦根本无须承担本案任何民事责任，且本案涉嫌徐某借名职业放贷，合同无效，上诉人无过错，也不应承担本案任何的民事责任。故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孙国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已经实际支付借款1000万元证据充足。本案借款是通过证人徐某介绍，且通过徐某的账户转入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何志波、何才土指定的银行账户。另外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证实1000万元是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且提供的录音记录不仅证实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且也充分证实该笔借款是通过证人徐某的银行账户转款，证人证言、银行流水、录音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孙国富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没有超出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1、上述借款用于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上述借款转给何志波后，分别转入了何木登和苏冰根的银行账户。何木登系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苏冰根系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关联企业秦皇岛市海泉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秦 10 皇岛市海泉矿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致。上述事实已经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冀03**民初245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2、孙国富完全有理由相信原审被告何才土、何志波有权代理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借款。原审被告何才土、何志波系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且实际经营管理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销售。何才土、何志波对外以上诉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名义联系业务，且向孙国富的借款行为得到了上诉人签章同意确认。因此何才土、何志波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孙国富完全有理由相信何才土、何志波有权代理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借款。3、孙国富自2012年至2015年起诉前委托徐某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何志波、何才土催要上述借款，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一审判决采信孙国富的录音证据合法。民诉法第63条明确规定证据种类包括视听资料，孙国富提交的录音证据属于视听资料，且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要求苏谈益出庭对录音证据进行质证，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出庭。我方认为代理人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录音现场的在场人，主张孙国富提供的录音证据主观臆断剪辑或不是本人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维持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8冀02**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另补充答辩意见如下：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在一审阶段孙国富提供的证人徐某、微信记录、录音记录等证据证实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孙国富认为，上诉人是本案的借款人，借款协议第三 11 条明确约定了，本合同经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借款人为何志波、何才土、上诉人，何志波、何才土在借款协议上诉签字，上诉人在借款协议上盖章，所以上诉人是本案借款人。孙国富委托徐某在催款的过程中，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苏谈益多次承诺还款，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借款人。 何志波、何才土述称，1、何志波、何土才是跟徐某借款，徐某起草了借款协议，但何志波、何土才从未见过协议中提到的孙国富本人，不认识孙国富，也实际未收到孙国富的借款，孙国富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因此，孙国富不具有借款人资格。与何志波、何土才形成实际借款关系的是徐某，并不是孙国富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在协议约定的借款期满之日2012年4月19日起至2014年4月20日止，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借款人从未向何志波、何才上主张过债权，没有发生中断事由。原审被上诉人提交的手机短信，何志波没有见过短信内容，而短信内容任何一句都不能确认是催要本案款项，并且即使发过短信，短信最后发送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被上诉人2015年11月23日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3、协议是约定以生产设备、铁精粉作为抵押物，以及以何才土、何志波股份作担保，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4、协议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借款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是合同有效期，不是保证期间。5、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孙国富与徐某具有委托关系，借款的支付情况也不能证明是由孙国富支付借款，所谓的徐某发短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孙国富的意思表示。 12 6、徐某涉嫌为职业放贷人，放贷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合同无效。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借款合同无效，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 孙国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志波、何才土、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偿还孙国富1000万元及至给付之日利息；2.诉讼费用由何志波、何才土、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国富通过徐某介绍认识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谈益。2012年1月19日，何志波、何才土向孙国富借款1000万元，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为担保人，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内容为：“借款协议一、今借孙国富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元）。借款期限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4月19日，三个月，到期本利还清。每月利息5%，每月19日前按月付清。二、此借款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生产设备、铁精粉和何才土（身份证号码3505241964××××××××）、何志波（身份证号码3505241970××××××××）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作担保，如到期未还孙国富可随意处置以上物品和股权。三、本合同经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四、本合同有效期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止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务的费用全部清偿之日止。十一、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执，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债权人所指定的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款项转入账号农行青龙县 13 支行卡号62284906400********户名：何志波（手写）工商银行青龙县支行卡号：95×××20何志波（手写）借款人：何志波（签名捺印）何才土（签名捺印）19／元担保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加盖公司印章）苏谈益（加盖个人印章）2012年1月19日”。协议签订当日，孙国富通过徐某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向何志波提供的工商银行青龙县支行的账户网转300万元，向何志波提供的农业银行青龙县支行账户跨行汇款700万元。借款到期后，徐某自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4月10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分别向何志波（手机尾号为7199）、刘祺团（手机尾号5566）、苏谈益（手机尾号8888）催要借款，并到北京找到苏谈益进行催要借款，孙国富向法庭提交了短信照片、聊天记录照片和录音光盘。审理中，孙国富向遵化市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了借款给何志波、何才土的1000万元汇到何志波账户后的资金去向及收款人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的证据。1.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表显示，2012年1月19日，何志波分两次分别将400万元、300万元转给苏冰根，2012年1月21日，何志波将300万元转给何木登。何木登是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苏冰根是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上述事实用以证明所借款项用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经营需要，故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2.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2015）清刑初字96号刑事判决书及2015年4月28日清流县公安局对何木登的询问笔录，证实何木登是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何金户亲笔书写的投资明 14 细证明秦皇岛海泉矿业公司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3.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青民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受秦皇岛海泉矿业公司的委托，对该公司进行了管理，且两公司人员相同，资产混同，何志波将部分借款转入了秦皇岛海泉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冰根名下，因二公司之间是投资关系，故转入苏冰根名下的款项是用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4.证人徐某当庭证实，2012年1月,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祺团找到证人借款1000万元，当时证人资金紧张，就将刘祺团介绍给证人的朋友孙国富，孙国富同意借款给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孙国富通过其儿子孙虎将款打入证人的账户，证人又将款汇入何志波的账户，借款到期后，孙国富多次让证人催促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还款，也多次电话与苏谈益、刘祺团、何志波、何才土沟通，也多次与苏谈益、何志波等短信催促还款事宜。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担保期限为约定期限届满六个月，即自2012年4月19日至2012年10月19日，担保期间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未收到任何孙国富通过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向其主张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故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任；证人徐某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何志波、何才土有矿石买卖业务往来，其转款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视听资料，根据证据规则无原始载体的录音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谈话中没有孙国富，且未明确提到孙国富诉请的 15 借款，故不能证明向被告主张该笔借款；对聊天记录和短信，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以及需要证明孙国富需要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1.不能证明孙国富委托徐某向何志波、刘祺团、苏谈益主张本案诉请的借款，聊天记录实际内容基本与本案没有关系。2.也不能证明孙国富向何志波、刘祺团、苏谈益主张过本案诉请的借款；对于2015年孙国富起诉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孙国富起诉的是“闵益”矿业公司，不是“闽益”矿业公司，孙国富未在该案中变更被告名称，故此不能证明孙国富所要证明的内容；徐某向何志波转款1000万元，不能证实是孙国富通过徐某账户向何志波借款，因徐某与何志波、何才土、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有矿石买卖交易；何志波向苏冰根转款700万元，向何木登转款30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何志波将账户资金用于何处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孙国富的证明目的，何木登、苏冰根是否是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不代表资金进入其二人账户就一定用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对刑事判决书中第30页评判如下第二，法院查明中未出现孙国富，故此这份判决所确认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民事判决书，海泉公司于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还是投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系，即使按孙国富所主张的二公司是关联企业或者是投资关系，这两家也是完全独立的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可能出现孙国富主张的钱款进入海泉矿业公司即认定为进入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故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人证言，根据证人的陈述借款协议是证人起草， 16 明确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是担保人，且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其陈述谈话时间实在2014年年初，说明他所证明的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在借款实际为借款人是其推测，证人长期与何志波之间有铁粉交易，均通过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往来。该借款是由证人出借，结合证人与何志波、何才土以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有长期的铁粉交易，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有理由认为孙国富诉请借款行为存在虚构债务，虚假诉讼的嫌疑。2018年11月8日，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向遵化市人民法院申请对孙国富提交的视听资料录音证据进行鉴定，鉴定内容为：该录音是否为苏谈益、刘祺团本人的真实谈话、提交的录音证据与原录音载体内容是否一致，有无剪辑、同时对原始录音载体的谈话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3月7日，遵化市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室出具了经咨询鉴定机构，不能对原始录音谈话时间鉴定，故对该项鉴定不予委托。2019年4月2日北京信诺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业务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因在录音文件中无法找到足够的关键字（词），无法满足鉴定要求，无法对人声的同一进行鉴定；在录音文件中没有记录录音设备信息，无法对录音文件是否该录音笔录制进行鉴定，故进行退案处理。另查，2015年孙国富以民间借贷为案由，以何志波、何才土、河北闵益矿业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遵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收到了遵化市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法律文书，并已签收。遵化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以孙国富未能提供被告何志波、何才土的准确送达地 17 址为由，裁定驳回了孙国富的起诉。又查，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2005年3月2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苏谈益，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刘祺团、何志波、何金户、何才土，投资人为苏谈益、何才土、何金户、何志波。2018年5月18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苏百红。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国富通过徐某账户借款给被告何志波、何才土，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加盖了印章，三方签订了借款协议、银行汇款凭证为证，该借款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被告何志、何才土偿还借款10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原告主张是借款人，但是借款金额打到了被告何志波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原告在起诉状和借款协议中明确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自愿以其生产设备、铁精粉以及其他二被告拥有的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担保，同时约定了“如到期未还孙国富可随意处置以上物品和股权”和“本合同有效期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务的费用全部清偿之日止”，综合以上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是作为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依法应对该金额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协议约定了保证期间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 18 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原告自2013年7月3日起要求徐某向三被告催要欠款，并在2015年向法院对三被告提起诉讼，尽管当时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错写为闵益矿业公司，但是该公司地址和法院向该公司邮寄送达法律文书时，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收到了法律文书，并已到庭，且当庭向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询问，该公司方圆数公里之内没有相同或相近的公司，故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原告向三被告主张偿还借款均未超诉讼时效，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应对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关于利息，原告主张按月息5%支付利息过高，依法可按年利率24%计息。被告抗辩证人徐某与被告之间存在矿石交易行为，但是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该笔借款是用于徐某购买矿石所支付的款项，故对其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为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志波、何才土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国富借款1000万元，并自2012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被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借 19 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孙国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三被告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涉及徐某案件的检索报告一份、孙国富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并提交转款凭条三张、户口页及户籍信息表，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查明2012年1月19日，双方就本案诉争的借款签订《借款协议》，协议内容为：“借款协议一、今借孙国富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元）。借款期限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4月19日，三个月，到期本利还清。每月利息5%，每月19日前按月付清。二、此借款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生产设备、铁精粉和何才土（身份证号码3505241964××××××××）、何志波（身份证号码3505241970××××××××）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作担保，如到期未还孙国富可随意处置以上物品和股权。三、本合同经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四、本合同有效期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止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务的费用全部清偿之日止。十一、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执，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债权人所指定的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款项转入账号农行青龙县支行卡号62284906400********户名：何志波（手写）工商银行青龙县支行卡号：95×××20何志波（手 20 写）借款人：何志波（签名捺印）何才土（签名捺印）19/元担保人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加盖公司印章）苏谈益（加盖个人印章）2012年1月19日”。孙国富主张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与何志波、何才土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且就案涉借款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以生产设备、铁精粉、何才土、何志波以其在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作担保，即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何志波、何才土均具有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双重身份，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认为其并非本案借款的借款人，仅以生产设备、铁精粉作担保。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徐某借名职业放贷，合同无效问题。本案借款合同明确载明出借人系孙国富，孙国富作为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原件，其未在借款协议中签字，并不影响其作为债权人的身份，亦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本案所涉及款项虽经过徐某的账户打入何志波账户，但孙国富亦提供证据证明孙国富委托其三子孙虎将借款打入徐某账户后，徐某随即将款项打入何志波账户。综上，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实际出借人系徐某，徐某是职业放贷人，故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孙国富的签字与案件中的起诉状、送达回证等材料签字不一致，本案实际出借人为徐某问题。本案二审庭审中，孙国富本人明确表示本次诉讼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诉讼过程中的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免除 21 还款责任问题。徐某作为本案借款的介绍人，在一审时出庭陈述，上诉人为生产经营需要向徐某借款，徐某因资金紧张，介绍了本案被上诉人孙国富出借款项。另结合借款协议第二、三条的约定，及本案借款的流向，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就本案所涉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维护确定化的社会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2年4月19日。诉讼时效期间为自2012年4月20日起两年。借款到期后，徐某自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4月10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分别向何志波（手机尾号为7199）、刘祺团（手机尾号5566）、苏谈益（手机尾号8888）催要借款，2015年孙国富以民间借贷为案由，以何志波、何才土、河北闵益矿业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遵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签收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2016年12月23日遵化市人民法院以孙国富未能提供何志波、何才土的准确送达地址为由，裁定驳回了孙国富的起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故2017年2月10日孙国富向法院起诉，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22 综上，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河北闽益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健 审判员 孙乾辉 审判员 刘蒙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郑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