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1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植夫，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戈塘镇。法定代表人：马永会，该矿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晓勇（曾用名邱小勇），男，196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强，湖南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良，湖南真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卧红，男，汉族，1962年2月5日出生，住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强，湖南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良，湖南真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植夫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邱晓勇、邱卧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2民初3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植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植夫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主要事实、协议效力、款项性质等均存在明显错误。1.一审对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3民再39号民事裁定书所认定之内容没有直接适用是错误的。该裁定书认定“再审申请人刘植夫与被申请人邱晓勇、邱卧红经协商签订《安龙县戈塘镇吉安煤矿投资入股协议》，刘植夫亦已实际投资100万元，双方之间系合伙投资关系。虽然该煤矿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时被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这并不影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而一审判决并未在该生效裁定的基础上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与法律关系，明显错误。2.2010年5月《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有效之协议，一审在没有依据生效法律文书之要求查清该协议是否成立、是否生效、是否履行的前提下，径行认定刘植夫是否退股、案涉80万元款项性质明显缺乏逻辑基础。（1）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3民再39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根据上述投资入股协议，刘植夫不参与该煤矿的经营管理，但并不等同于邱晓勇、邱卧红将该煤矿整体转让给案外人邱某时可以不与刘植夫进行协商”，该转让协议处分刘植夫的权益系未经得刘植夫授权同意或追认，邱某在签订该协议时，知晓刘植夫是股东（在邱晓勇名下有股份），可以确定其并非善意的交易主体，该协议不对刘植夫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在煤矿股份转让时，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组织股东对煤矿时值进行评估，而签订该协议却没有履行前述程序，明显不合常理。邱某作为收购方，毫无疑问应当在收购后占据煤矿的主导权，但协议体现的权利义务“由法人代表委托邱某全权负责经营管理，但煤矿的所有债权、债务、安全生产事故等由乙方负全部责任”、“乙方所持有的是转让协议复印件，原件存放于法人代表邱卧红处”等内容，均明显仍是由邱卧红主导煤矿的日常工作，由邱卧红收取、分配4780万元转让款，也与一般交易习惯明显不相符。（2）该转让协议存在法定无效情形。邱卧红、邱晓勇与案外人邱某在转让协议中约定，为了规避国家转让税费而不办理变更登记，则该协议的目的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转让税费的收取，规避国家对煤矿安全的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规定的情形，为无效协议。（3）该转让协议未履行协议生效前置条件，系未生效的协议。原吉祥煤矿的主要资产就是采矿权，转让协议的主要转让对象就是煤矿采矿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转让协议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之前，为未生效合同。而邱卧红、邱晓勇与邱某从未试图将转让协议提交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因此转让协议始终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4）该转让协议即使真实存在，也系未实际履行的虚假协议。邱晓勇与证人邱某的陈述无法自圆其说，且存在明显的相互矛盾、前后陈述不一致，不应予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煤矿转让的事实存在相互矛盾，进一步佐证该转让协议为未实际履行的虚假协议。一审判决在查明的事实第三点中认定邱晓勇、邱卧红于2010年5月依据《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将煤矿转让至邱某名下，又在第四点中认定于2013年8月由邱卧红作为转让人将煤矿转让给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如两次转让均系真实、合法的，则一审认定的事实之间相互矛盾。从实际履行、转让款项、款项分配等角度来说，毫无疑问于2013年8月转让给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真实的，而2010年的《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系未实际履行的非有效协议。3.邱晓勇2010年5月向刘植夫支付的80万元为原吉祥煤矿支付给刘植夫的分红款项，而非退股款项。一审判决认定该80万元系煤矿退股金明显错误。（1）2010年5月的《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非真实、有效协议，对刘植夫也不产生法律效力，邱某也未曾履行过该协议之义务，刘植夫并未退股，其领取的款项当然为分红款项，而非退股款。（2）根据原吉祥煤矿原一审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之事实，特别是邱某当庭认可邱晓勇为煤矿的出纳，系统管四家煤矿的财务人员，其统一制作管理相应股金及分红资料，并统一向四家煤矿的合伙人分配红利。因此，邱晓勇向刘植夫支付的80万元，与2008年度、2009年度、2010年2月支付的分红性质一致，均系其代表煤矿统一支付的分红款项，并非其个人支付的退股款项。（3）邱晓勇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植夫已经从原吉祥煤矿退伙，自然更不能证明刘植夫收到的80万元款项为退股款。在邱晓勇自认该80万元为分红情况下，仅依据其提出所谓的年终分红习惯，不能推翻其自认之事实。更何况，刘植夫在原一审过程中，已经明确向法庭指出，煤矿是存在年中分红情形的。（4）从各合伙人的交易管理习惯来看，刘植夫分别于2010年2月和2011年，就邱晓勇管理的云海煤矿的退股股金及红利，出具了收款凭条。如2010年5月的款项为退股款，则依常理邱晓勇等肯定会要求刘植夫补80万元的退股凭条，但邱晓勇等却没有要求刘植夫补一张凭条，足以说明2010年5月向刘植夫支付的分红，而非退股款项。因此，在刘植夫未实际退股的情况下，邱晓勇作为原吉祥煤矿出纳，代表原吉祥煤矿向刘植夫支付了的80万元，系原吉祥煤矿的分红款，不是退股款。（二）一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错误，判决结果错误。1.刘植夫在发回重审前已实际向原一审法院提交关键证据电话录音原件，且邱小勇等人对该录音真实性不持异议，因一审法院保管不利而丢失，一审判决将其无法听取录音内容的不利后果归责于刘植夫举证不能，明显违法，明显有失公正。2.邱小勇等人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案中，刘植夫仅须证明其与邱小勇、邱卧红存在合伙关系，邱卧红、邱小勇将合伙载体原吉祥煤矿转让出去所获得的4780万元转让款未按相应比例支付给刘植夫即可，以上事实，一审判决均已查明认定，无须再证明其他事实。而邱小勇等则须提供证据证明刘植夫上述的主张的事实系错误，但其提供的证据既不能相互印证，反而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根本无法到达民事证据规则需求的高度盖然性，更不可能达到一审判决认为的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等情形。一审判决将三性不符合要求的证据认定为高证明力，从而科处刘植夫更高的证明责任，致使刘植夫承担不利后果，明显有失公正。此外，邱小勇的诸多观点均与日常生活逻辑及经验法则不符，而刘植夫主张的事实即便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也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应当予以采信，而不该直接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刘植夫的诉讼请求。（三）本案系刘植夫依据合伙人身份主张合伙权益的案件，而非系对退伙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存在质疑，一审判决理解法律关系错误。本案中，刘植夫认为2010年5月的转让协议是虚假的，从而无法认定案涉80万元系退股款，刘植夫也未在该节点退伙，刘植夫有权依据其在原吉祥煤矿合伙人的身份，在原吉祥煤矿转让采矿权后对转让价款4780万元主张合伙权益。但一审判决错误曲解了刘植夫的主张，虚假的转让协议应为无效，而一审判决以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对刘植夫进行释明，错误理解了法律性质。同时，一审判决在未实际考虑、主动审查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下，径直以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角度予以强行驳回刘植夫的诉讼请求，存在“未审先判”的可能。（四）邱晓勇、邱卧红、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应当向刘植夫承担支付合伙款项及利润，一审判决判令驳回刘植夫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刘植夫与邱晓勇、邱卧红之间系合伙关系，原吉祥煤矿作为合伙人的合伙组织，自然应当向各合伙人分配、支付利润，自然为适格当事人。原吉祥煤矿在被兼并重组并接收采矿权转让款项后，应当将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采矿权受让资金4780万元（至少）交由各合伙人共同进行分配、处理，刘植夫当然有权取得该笔受让资金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对于刘植夫可以取得的份额，刘植夫在原一审过程中，已经提供了邱晓勇、龙某、李子贤、邱国光等人录音证据，一审法院及刘植夫原一审代理人均对龙某进行了询问，完全可以认定原吉祥煤矿转让采矿权之后各合伙人的1元入股金分配了4.82元的基本事实。邱晓勇、邱卧红及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应当将该笔款项支付给刘植夫。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案涉《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有效的协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刘植夫退股及80万元的性质是错误的。从证据角度来说，无法提供关键证据原件的过错本身就在于人民法院本身，且该证据内容均系当事人双方均予以认可，而邱晓勇等人的证据亦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判决以刘植夫举证不能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原吉祥煤矿为刘植夫与邱卧红、邱晓勇等成立的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实为个人合伙的合伙体，应当对刘植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刘植夫一直为原吉祥煤矿的有效合伙人，不存在邱卧红、邱晓勇所称的退股事宜，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邱卧红、邱晓勇应当对刘植夫主张的利润分配款项422万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邱晓勇、邱卧红辩称：（一）本案经过审理查明以下事实：1.2010年5月20日邱晓勇打电话给刘植夫说煤矿要整体转让，如果要退出投资的，1元退0.8元，刘植夫同意退股。2010年5月20日，邱卧红、邱晓勇作为转让方与邱某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协议时，罗方长作为生产矿长签字。罗方长、王建军、刘植夫三人于2012年同时提起诉讼，罗方长、王建军中途撤诉了。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股份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刘植夫是知情的。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刘植夫认可2010年5月20日当天邱晓勇给刘植夫打了电话，尽管电话内容没有录音，但大概率是离不开5月2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的。3.刘植夫提供了龙某的证言，龙某明确讲到了2010年5月20日股份转让的事实。刘植夫提供的证人证言中对其不利的事实应予采信。4.2010年5月20日之后几天，煤矿的其他投资人没有退还投资的，就不存在分红的情况，罗方长、王建军、刘植夫等人退还投资都是这么处理的，他们不存在特殊情况。5.刘植夫做出退还投资的决定符合当时煤矿的经营情况。当时煤矿越界开采，经鉴定导致资源破坏价值2538万元，贵州福平煤业有限公司起诉请求赔偿损失2368万元，还有农赔800余万元。在这情种情况下才组织投资退款，退还投资的方式也符合当时煤矿投资的交易习惯。（二）刘植夫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2019）湘13民再39号民事裁定书的主文没有认定双方当事人是何法律关系，说理部分不能直接生效或作为法律依据，只是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评析，不直接作为定案依据。股份转让协议是真实成立且履行的，刘植夫主张该协议不成立、不生效，但没有提出撤销或确认无效的诉求，法院没有法定义务对协议的生效或撤销做出明确的结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举证查明的事实依法对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情况进行了审查，刘植夫主张转让协议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没有法律依据，刘植夫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2.不能因为转让协议未经矿业部门同意就认定协议无效。根据当时的投资情况及当地煤矿的投资交易习惯，当时的退投资款都是这种交易模式。民事证据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邱晓勇、邱卧红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链，并不存在矛盾。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协议的履行情况，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邱某与其它合伙人的合伙份额和收益分配都与刘植夫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未予答辩。刘植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款项422万元（已支付的部分除外），并自2012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用至款项全部支付到位之日。由三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7年1月28日，原告刘植夫与被告邱晓勇、邱卧红签订了《安龙县戈塘镇吉安煤矿投资入股协议》，约定煤矿投资人定为两大股东，总投资1500万元，其中被告邱卧红持股790万元，被告邱晓（小）勇持股710万元，两大股东各自负责下辖的小股东资金的收缴并开具收据，并对年终利润分配、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做出解释，投资小股东只享受利润分配，不能干预煤矿生产经营管理。每年组织召开投资伍拾万元以上的股东会议，汇报当年的生产、经营状况及来年的工作目标与规划。股东所持股份如需转让，只能限于本矿股东之间内部进行。原告刘植夫于当日即向被告邱晓勇交付了100万元投资入股金，被告邱晓勇即在协议书的末页注明“今收到刘植夫入股金壹佰万元整”。同日，还出台了《安龙县戈塘镇吉安煤矿章程》，章程中特别明确：“股份转让时，法定代表人必须组织股东评估煤矿当时价值作为转让价款。股东依法转让出资后，企业重新编制新的股东名册，并办理变更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2007年7月10日，被告邱卧红与案外人万方均签订《黔西南州安龙县戈塘镇吉安煤矿投资转让协议书》，万方钧将个人独资所有的吉安煤矿全部资产转让给邱卧红。7月13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被告邱卧红发放了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上载明企业名称为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投资人万方钧变更为邱卧红，出资额由50万元变更为600万元。之后，被告吉祥煤矿对两大股东即被告邱卧红、邱晓勇及各自下辖的小股东派发了红利，其中原告刘植夫于2008年9月份领取了红利100万元，2010年2月份领取了红利30万元。三、2010年5月20日，被告邱晓勇、邱卧红作为转让方（简称甲方）与被告邱晓勇名下的投资人之一邱某作为受让人（简称乙方），签订《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法人代表的名字暂不变更，由法人代表委托邱某全权负责经营管理。乙方按原股金每元付给甲方0.8元，分二次付清，协议签订之日付50%，即0.4元，其余50%在十五日内付清……”。协议上除甲乙双方签字外，时任矿长罗方长也在该协议上签名。签订协议后，被告邱晓勇与原告刘植夫通了电话。2010年5月22日，被告邱晓勇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刘植夫40万元，2010年5月30日，被告邱晓勇再次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刘植夫40万元，合计80万元。2010年年底，吉祥煤矿按1元分0.2元的比例向其股东分红，原告刘植夫未参与分配。四、2011年11月10日，被告贵州省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与贵州福平煤业有限公司安龙安泰煤矿签订了煤矿托管经营协议。2013年8月15日，被告邱卧红作为转让人与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将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采矿权以整体出售方式作价4780万元，转让给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煤矿名称变更为贵州福平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安龙县戈塘镇吉祥煤矿，经济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现煤矿转让款已支付到位，并已按比例分配给各投资人，原告刘植夫未参与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刘植夫在2010年5月份收到的80万元是退股金还是分红款，刘植夫是否已经退出投资。二、原告刘植夫能否向被告主张2010年5月份之后煤矿的分红款。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邱晓勇于2010年5月22日，5月30日向原告所汇出的80万元的性质问题，被告方认为是退股金，为此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与原告情况同样退股的其他人王建军、罗方长、陈代利等人在同一时间退股并收取退股金的转账依据。2.邱某（出庭作证）、龙克雄、蒋楚华等人的证人证言，证实退股是实。3.吉祥煤矿因越界开采等问题引起一系列官司，导致煤矿经营处于困境，转让是实。4.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煤矿已转让，并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向退出的投资人支付了相应的股金。原告认为该80万元是分红款，为此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邱晓勇、邱国光、李子贤、龙某的电话录音文字说明（无录音原件，复制件无法打开）及龙某的调查笔录，拟证明煤矿转让不实，其余股东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后还分了四块多的红利，原告作为股东也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时，原告对转让协议提出异议，认为其虚假转让，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只是以此种形式故意将原告踢出煤矿，以获取更多利益分配。一审法院认为：1.从双方提交的证据证明效力来看，被告方的证据效力远大于原告方的证据效力。被告提供了证人证言，转款依据，转让协议等，能够相互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而原告提供的最关键的电话录音，本庭至今未听到任何录音的内容，仅有文字说明，无法辨别其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其余仅有一份龙某的调查笔录作为孤证呈现法庭。2.从本案的庭审情况来看，庭审中询问原告方，如果该80万元是分红款，那为何其余股东在2010年年中未予分红，仅在年底分红20%，而原告能在年中分红80%一事，原告刘植夫解释是其在另一家煤矿，云海煤矿应分的红利少了，故放在吉祥煤矿中分，对于该解释原告方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结合分红的时间、金额及原告是在与邱国光等人通电话之后，才知晓煤矿后续分红情况等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收取80万元时，是认定该款是煤矿退股金的，但之后在知晓被告邱晓勇、邱卧红等人仍是煤矿股东且之后煤矿分配了高额利润，原告认为其退股显失公平，被告转让煤矿存在虚假欺诈，故对转让及红利提出异议，要求参与煤矿后期分配。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在2010年收取的80万元应当认定为煤矿退股金。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刘植夫是否能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2010年5月份之后煤矿的分红款。原告认为被告邱晓勇、邱卧红与邱某签订的转让协议是虚假的，煤矿并未实际转让，被告邱晓勇、邱卧红的股份也并未实际转让，原告也仍为煤矿的投资人，应当收取2010年5月份之后煤矿的分红款。被告认为，原告已领取退股金，无权参与煤矿后继利益的分配。一审法院认为，对于2010年5月份原告已经收取的80万元是退股款已作认定，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在邱晓勇名下的所拥有的吉祥煤矿投资份额已清。而本案中原告主张转让协议是虚假的，煤矿并未实际转让，实际是对2010年5月原告退出煤矿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提出质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已向原告释明，原告仍然坚持以自己没有退出入股，未收取退股金为由，要求享受煤矿后段利润。故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再审查被告邱晓勇、邱卧红与邱某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真实，签订后煤矿的经营状况并无实际意义。原告以此种法律关系向被告主张权利，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邱晓勇已经履行完了返还原告退股本金及分红款的义务，原告作为被告贵州省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投资人的身份已不复存在，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支付后段利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亦于法相悖，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植夫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560元，由原告刘植夫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查，确认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2010年5月20日，邱晓勇、邱卧红与邱某签订《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邱某按原股金每元付0.8元的比例受让邱晓勇和邱卧红的股份。协议签订后，邱晓勇与刘植夫通了电话，之后邱晓勇于当月分两笔转账给刘植夫共80万元。关于该80万元是分红还是退股金的问题，双方存在争议。刘植夫陈述当时邱晓勇在电话里说是分红，没有涉及退股事宜；而邱晓勇则主张其在电话中转述了协议内容，刘植夫同意退股。原一审中，刘植夫方的证人龙某在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当时邱卧红打电话给我，讲一块做八毛卖给邱某，问我是否同意，我表示了异议。”龙某的证言可以证明，签订转让协议后，其他小股东也接到了关于转让股份的电话，要求其自愿选择是否退股。刘植夫称邱晓勇在电话中说是分红，但其主张与其方证人的陈述不一致，且煤矿上一次分红是在2010年2月份，两次分红仅隔三个月，也不合常理。本案原一审中，刘植夫提交了相关录音资料以证明原吉祥煤矿分红的情况，但刘植夫并未将录音资料原件提交法院，这些录音资料即便属实，也不足以证明邱晓勇转账支付的80万元是分红款。相反，邱晓勇、邱卧红提供的证人证言，转款依据，转让协议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邱晓勇、邱卧红与邱某签订《安龙县戈塘吉祥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后，分别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向退出的投资人支付了相应退股金的事实。故一审判决结合全案证据认定刘植夫于2010年5月份收到的80万元是退股金，并无不当。刘植夫收到该款项后，已实际退出原吉祥煤矿的合伙，在本案中再审查邱晓勇、邱卧红与邱某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及签订后煤矿的经营状况已无实际意义。综上所述，刘植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60元，由上诉人刘植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继强审判员  袁米娜审判员  王晶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邬娜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