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刑终961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国彬，男，1964年12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汉族，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7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岸区看守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国彬犯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2020）鄂0102刑初56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国彬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人杨国彬通过潘某3的介绍，认识了被害人杜某1、潘某1、潘某2、杜某2、杨某等人。杨国彬谎称可以办理出租车指标，以收取“指标费”、“定金”的名义，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附近路边、江岸区黄浦大街后九万方路口等地，骗得被害人杜某1190000元、潘某175000元、杜某250000元、杨某145000元。2014年2月，被告人杨国彬在武汉市江岸区韦桑小路一棋牌室，虚构能够帮被害人蔡某购3辆新能源出租车，并要蔡某投资自己经营的新能源出租车公司业务的事实，骗得蔡某550000元。2015年6月24日，被告人杨国彬使用伪造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意向决定书”，虚构能够拿到30辆新能源出租车的指标，并与被害人张某1共同成立公司经营新能源出租车业务的事实，骗得张某1700000元。案发前，杨国彬每月支付张某140000元利息，共计支付了240000元。2017年10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张某1、刘某2诉杨国彬、常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13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8485号判决书，判决杨国彬一次性偿还张某1、刘某2借款1250000元及利息，常玉芳在抵押房屋（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7栋2单元108室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6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02执246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常某名下的上述房屋交付给刘某2抵偿债务，现房屋已过户，张某1享受房屋的收益。2016年12月，被告人杨国彬在武汉市汉阳区新能源公司外的加油站，虚构可以帮忙被害人李某1购买2辆新能源电动车的事实，骗得李某1的160000元。2017年3月7日，被告人杨国彬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小区武汉盛源汽车公司内，向被害人喻某谎称能够帮其购买1辆武汉市运营出租车，骗得喻某30000元。2017年3月21日，被告人杨国彬在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小区7栋2单元108室本人家中，冒充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被害人李某2谎称能够帮被害人李某2购买1辆武汉市营运出租车，骗得李某240000元，后其使用伪造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印章伪造了一张收条给李某2。2019年7月9日，被告人杨国彬被公安机关抓获。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抓获经过、破案经过、常住人员基本信息、前科情况说明、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情况说明、收条及还款协议书证明、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证明、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招聘公告证明、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检查笔录。原审认为，被告人杨国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杨国彬当庭对部分事实如实供述，可酌情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杨国彬非法占有、处置的被害人财产，应责令退赔。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杨国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依法追缴被告人杨国彬从被害人张某1处所获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杨国彬退赔被害人杜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九万元；退赔被害人潘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潘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七万五千元；退赔被害人杜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杨某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四万五千元；退赔被害人蔡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六万元；退赔被害人喻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四万元。上诉人杨国彬以原审认定诈骗事实有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上诉人杨国彬通过潘某3的介绍，认识了被害人杜某1、潘某1、潘某2、杜某2、杨某等人。杨国彬谎称可以办理出租车指标，以收取“指标费”、“定金”的名义，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附近路边、江岸区黄浦大街后九万方路口等地，骗得被害人杜某1160000元、潘某1150000元、潘某275000元、杜某250000元、杨某145000元。2014年2月，上诉人杨国彬在武汉市江岸区韦桑小路一棋牌室，虚构能够帮被害人蔡某购3辆新能源出租车，并要蔡某投资自己经营的新能源出租车公司业务的事实，骗得蔡某550000元。2015年6月24日，上诉人杨国彬使用伪造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意向决定书”，虚构能够拿到30辆新能源出租车的指标，并与被害人张某1共同成立公司经营新能源出租车业务的事实，骗得张某1700000元。案发前，杨国彬每月支付张某140000元利息，共计支付了240000元。2017年10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张某1、刘某2诉杨国彬、常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13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8485号判决书，判决杨国彬一次性偿还张某1、刘某2借款1250000元及利息，常玉芳在抵押房屋（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7栋2单元108室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6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02执246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常某名下的上述房屋交付给刘某2抵偿债务，现房屋已过户，张某1享受房屋的收益。2016年12月，上诉人杨国彬在武汉市汉阳区新能源公司外的加油站，虚构可以帮忙被害人李某1购买2辆新能源电动车的事实，骗得李某1的160000元。2017年3月7日，上诉人杨国彬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小区武汉盛源汽车公司内，向被害人喻某谎称能够帮其购买1辆武汉市运营出租车，骗得喻某30000元。2017年3月21日，上诉人杨国彬在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小区7栋2单元108室本人家中，冒充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被害人李某2谎称能够帮被害人李某2购买1辆武汉市营运出租车，骗得李某240000元，后其使用伪造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印章伪造了一张收条给李某2。另查明，2019年7月9日，上诉人杨国彬被公安机关抓获。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核实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明：上诉人杨国彬的到案情况。2、常住人员基本信息、前科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杨国彬的身份及前科情况。3、（2017）鄂0102民初8485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0102执246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10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张某1、刘某2诉杨国彬、常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13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8485号判决书，判决杨国彬一次性偿还张某1、刘某2借款1250000元及利息，常玉芳在抵押房屋（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东立国际7栋2单元108室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6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02执246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常某名下的上述房屋交付给刘某2抵偿债务，现房屋已过户，张某1享受房屋的收益。4、收条及还款协议书证明：上诉人杨国彬收取被害人杜某1、潘某2、潘某1购买出租车费用共计435000元，承诺于2016年10月30日还清。5、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杨国彬不是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受到上述公司的委托。6、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招聘公告证明：该公司招聘出租车驾驶员的要求及流程。7、被害人潘某2的陈述证明：2014年我堂弟潘某3介绍我们认识了杨国彬，说能买到出租车，我们就将钱给了潘某3，我、潘某1、杜某1都是给的现金，我是和杜某2合买的，我给的是75000元现金，杜某2的50000元是竹叶山工商银行转账的。2016年4月杨国彬说2016年7月还款，给我们写了一张条子，说收到杜某1、潘某2、潘某1的出租车购车款435000元。9月我们找到他家，他在家中写了2016年10月30日还款，后来没还，又找不到人，我们就报警了。8、被害人潘某1的陈述证明：2014年2、3月份，潘某3说武汉的出租车价格低，要我趁便宜买一辆，说他认识武汉市出租车客运管理处的干部杨国彬。我就给了潘某3100000元作为定金，后来又给了50000元给潘某3。2016年4月我、潘某2、杜某1找到潘某3，潘某3叫来了杨国彬，杨国彬给我们写了一个收条，说收到杜某1、潘某2、潘某1的出租车购车款435000元，2016年7月1日前还款。9月我们到杨国彬东立国际的家中找他，杨国彬写了一份还款协议书。9、被害人杜某2的陈述证明：2014年11月，潘某3说他在出租车客管的杨国彬的关系可以购买到出租车，我是和潘某2合伙买的，我给了50000元，是转账的。2016年9月26日，我、杜某1、潘某2、潘某14人到杨国彬东立国际的家中要钱，杨国彬给我们写了份还款协议书。杜某1是跟陈木华一起交钱给杨国彬被骗的，杜某1交了9万，陈木华家交了10万的出租车指标费；潘某2拉我一起找潘某3、杨国彬买出租车指标，潘某2给了潘某37.5万,我给了潘某35万;潘某1给了潘某3、杨国彬指标费15万。后来发现被骗，杜某1找潘某3要钱，潘某3退了杜某13万元。10、被害人杜某1的陈述证明：2013年底潘某3跟我说认识一个人可以买到出租车指标，我就给了他90000元作为定金，等到车下来了再把剩下的100000元给他。2014年上半年，潘某3跟我说车快下来了，我就给了他100000元现金。2016年我们找到了杨国彬，要他退钱，他说都投到公司了，具体什么公司我们也不知道，他就写了一个还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上面的金额是43.5万元。我们多次找潘某3讨要欠款,2016年潘某3还了3万元给我。11、被害人杨某的陈述证明：2014年11月18日，为了购买出租车指标，我见到了潘某3，给了90000元现金，然后到竹叶山工商银行给他汇了110000元，潘某3给了我一张收条，后来车子没下来，潘某3说钱都给了杨国彬，后来找到杨国彬要他退钱，看到几个黄陂人也找着杨国彬要退钱。2016年初，我到黄陂法院告潘某3，杨国彬作为代理人出庭的，给了15000元给我，后来分两次又给了我40000元。12、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明：2015年6月24日，杨国彬拿了一份新能源公司的合同，要求刘某2和我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出租车公司，约定我和刘某2出资1250000元，并对出租车的管理、每月的分红进行了约定。我分三次给杨国彬转了700000元，杨国彬说7天后车子可以运营并把本金1250000元退给我们，后来我们就没见到他人了，过了几天跟他联系，就要我们等，过了半年，我们见承诺的事没兑现，就要求他退本金，他说出租车已经开始营运了，之后6个月他按时将每个月40000元的租金给我们，之后又不兑现了，扯新由头拖延，不露面也不接电话，我们去新能源公司询问合同的事，才知道被骗了。13、被害人李某2的陈述、转账记录及收据证明：2017年3月21日，我到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和杨国彬见面，他说是工作人员，说一台车的指标是140000元，押金40000元，100000元是买指标的钱，当天杨国彬收了我40000元押金，给了我一个收据，100000元给了一个姓胡的中间人。后来杨国彬说让我撇开中间人，可以节约钱，2017年4月就把押金和买指标的钱都退给我了，我就把收据退给他了，过了两天我在杨国彬东立国际的家把40000元押金给了他，他还是把原来的押金收据给了我，我们约定出租车拿到后，给50000元指标费。交钱后，杨国彬就以各种理由把交车时间往后拖，我去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核实，才知道收据是伪造的。14、被害人喻某的陈述证明：2017年3月我通过潘某3认识了杨国彬，准备花30000元买一辆出租车指标，3月7日我给了30000元现金给杨国彬，他给了一张收条并承诺几天内交车给我，后来车没给我，电话也不接，也不跟我见面，潘某3也把我拉入黑名单，联系不上。15、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及借条证明：2016年我通过街坊介绍认识了杨国彬，说他可以搞到新能源电动出租车的指标，12月我和杨国彬在东立国际门口见面，他拿出一个红头文件，标题是“委托书”，内容是“武汉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委托杨国彬成立一个分公司，由杨国彬当总经理”，我和朋友程枫就给了杨国彬160000元，后来车一直没下来，去杨国彬家发现都是问他要钱的，在他家的时候徐某来了，徐某说没拿杨国彬的钱，后来杨国彬到家后就给徐某写了条子，内容是“没有给买车钱给徐某，此事跟徐某不相干”，杨国彬给我写了160000元的借条，还承诺说把合肥的房子卖了还我们钱。我把程枫出的60000元还给他了，160000元都是我出的。16、被害人蔡某的陈述及银行流水证明：2014年2月我在韦某小路打牌的时候认识杨国彬，他说350000元卖给我三辆新能源出租车，我觉得还可以，就在3月把钱给了杨国彬，我再找他，他总是找理由推脱，总不给我车。后来我找到杨国彬，他说新能源出租车公司暗箱操作，在政府拿了30台新能源出租车标，挂靠新能源出租车公司，还给我看了政府的竞标书，要我投资300000元，我就又给了他300000元。后来我一直找杨国彬还钱，他没钱还我，就在2016年2月，给我写了借款合同。17、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我是2014年底认识杨国彬的，当时我是新能源出租车公司一个车队长，杨国彬在我们公司有两辆运营的车辆，2015年杨国彬找我帮忙搞出租车的指标，具体几台没说，我没承诺一定能搞到。杨国彬当时说他是盛源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新能源出租车公司拿了几台出租车，是个车老板。我没有能力搞到出租车指标，我们公司都是向社会招聘，公开考核面试，缴纳押金20000元到40000元，交每个月的份子钱，都是公司财务人员统一收。我知道杨国彬手里的委托书，是杨国彬伪造的，我是听公司老总刘斌开会时说的，杨国彬没有给我看过。我后来听说杨国彬打着我的名义到处说可以搞到指标，在他家我见到了几个受害人，后来杨国彬回来后我跟他对质，杨国彬写了字条，证明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好处费，然后他一个个给债主对金额打欠条。18、证人潘某3的证言证明：我是2013年认识杨国彬的，他说他是盛源新动力客运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干部，有出租车指标，他帮我买过一辆出租车指标。2013年10月，我跟老乡杜某1说武汉要下来出租车指标，杜某1说想买，就给了我90000元现金，我在柜台转账给了杨国彬。2014年我亲哥潘某1想买出租车，我问杨国彬，他说可以办，潘某1给了我100000元现金，我给了杨国彬，后来杨国彬跟我说车子下来了，还差50000元，我就问潘某1要了50000元又给杨国彬了。我堂哥潘某2想买出租车，杨国彬说可以搞定，潘某2给了我六七万元，我都给了杨国彬。还有杨某也是为了买车，给了我200000元，我给了杨国彬。2017年3月，我老乡喻某要买出租车，我主动跟他联系，说杨国彬可以办，喻某给了杨国彬30000元，后来车没下来。车子没下来，他们找杨国彬扯皮，杨国彬就给潘某1、潘某2、杜某1打了个还款协议书。19、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我是武汉新能源出租有限公司的安全部部长，公司2012年成立至今，没有杨国彬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公司没有收到杨国彬的购车款，也没有跟杨国彬签过购车合同。我看过意向决定书，内容是伪造的。20、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我是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意向决定书是假的，公章也是假的。我们公司不买卖运营车的指标，只收取司机的押金，司机不做了，押金会退的，杨国彬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我公司的员工跟杨国彬没有交往。公司发放运营出租车有招聘公告，是公开透明的，除了2012年有武汉市客运管理处跟杨国彬打了招呼搞出租车指标，之后再没有这样的情况。21、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武汉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发放运营出租车的程序，不存在指标费、好处费的情况。22、证人葛某的证言证明：我和杨某是夫妻，因为购买出租车指标我们给了杨国彬200000元，110000元是转账的，90000元现金。23、上诉人杨国彬的供述及同步录音录像证明：潘某1、潘某2、喻某、杜某1都是潘某3陆续介绍找我买出租车的，我不是武汉市新能源汽车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我跟他们有关系，我找徐某给我搞出租车指标，每台车给徐某15000元或者20000元定金，总共给了徐某60000元。2015、2016年，徐某叫我假冒成立一个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公司，由我当负责人，2015年我和徐某一起到钟家村刻了武汉市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意向决定书也是我们一起编造的，我们想拿意向决定书对外发包，收取想取得出租车运营权人的定金。我答应每台车给潘某320000元的好处费，我收了钱以后除了给潘某3的钱，其他都被我日常消费了。2014年1月，我给潘某2、杜某1、潘某1写了一个435000元的收条。喻某给了我30000元现金买指标。杨某也找我买了指标的。实际上我手头没有出租车指标，有一些人脉资源，可能会搞到出租车指标。我就想把出租车指标费收到，慢慢跟他们搞，结果我把钱花了，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不断的说我可以搞到出租车收指标费，填补窟窿。我和徐某是同伙，我写条子说徐某没拿我的钱，是为了让他脱身。我跟蔡某谈的是3台车一共350000元，钱是分两次转给我的，后来蔡某的表哥汤自富找我合作投资我的新能源出租车分公司，又给了我300000元，收钱后几天我就退给了蔡某100000元。我收了李某240000元，车指标下来他再给我50000元，后来我就没理李某2了。24、检查笔录证明：上诉人杨国彬被抓获时无外伤。关于上诉人杨国彬提出原审认定诈骗事实有误，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杨国彬谎称有能力办理出租车指标，以收取“指标费”、“定金”的名义，骗取被害人杜某1等人的财产。另外，杨国彬使用虚假的武汉新能源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的“意向决定书”，意欲成立新公司经营新能源出租车业务的事实，骗取被害人张某1等人的财产。上诉人杨国彬将骗取的财产用以了个人挥霍和偿还债务。上述事实，有被害人的陈述、收条、还款协议书、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及上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上诉人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提出原审认定诈骗事实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到案后对部分事实如实供述，原审已对其酌情从轻处罚。虽然原审认定上诉人诈骗金额部分有误，但原审根据上诉人杨国彬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刑幅度内对上诉人的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国彬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审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部分事实认定及判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刑初560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国彬的定罪及量刑，即被告人杨国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9日起至2031年7月8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刑初560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依法追缴被告人杨国彬从被害人张某1处所获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杨国彬退赔被害人杜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九万元；退赔被害人潘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潘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七万五千元；退赔被害人杜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杨某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四万五千元；退赔被害人蔡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六万元；退赔被害人喻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四万元。三、依法追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国彬从被害人张某1处所获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六万元；责令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国彬退赔被害人杜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六万元；退赔被害人潘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潘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七万五千元；退赔被害人杜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杨某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四万五千元；退赔被害人蔡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十六万元；退赔被害人喻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四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瑞文审判员  胡祥新审判员  付鲜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高苗苗书记员杜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