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22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冀州区西环路西侧、永兴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齐保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广明，河北名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住所地衡水市滨湖新区魏屯镇王口村。 法定代表人：王伟，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荣奎，河北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芬，女，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滨湖新区魏屯镇王口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荣奎，河北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男，198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滨湖新区魏屯镇王口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荣奎，河北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召，男，198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滨湖新区。 上诉人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以下简称金汇厂）、王国芬、王伟、王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2020）冀118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双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广明、被上诉人金汇厂、王国芬、王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泉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冀州区人民法院（2020）冀118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货款252646元及赔偿因迟延付款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召的职务行为存在断章取义，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第11页认定：“本院认定王召2017年1月28日离职；王召自2016年6月之后至离职前的收贷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王召收货签字的货物货款25770元，对金汇厂发生法律效力，应认定系原告履行交货义务，对该货款数额25770元，本院予以确认；”此认定存在对王召职务行为的断章取义，认定不清。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王召2017年1月28日离职，王召自2016年6月之后至离职前的“收货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那在此期间王召的“要（调）货行为”也应当是履行职务行为，一审判决却对此不予认定。在2019年7月15日本案第一次庭审笔录第5页，王召答辩：我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28日任职于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网络销售负责人，主要负责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司于衡水宇杉网店销售，所调货物均系职责所在。通过王召的答辩也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但王召的“收货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要（调）货行为”也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金汇厂、王伟、王国芬（以下简称三被上诉人）承担。其次，在本案中金汇厂、王伟、王国芬一直认可，在2016年6月份之后，王玉红、王国芬、宋京贤、宋卫军、王伟、建民物流签字的收货，涉及发货单15张，金额为39655元。而这15次的调货行为均是王召所完成的，三被上诉人在认可收货该15笔货物的同时，也就间接的认可了王召的要货行为，由此可见，在2016年6月之后，王召的调货行为是金汇厂、王伟、王国芬所认可的，而一审法院对此却未予认定。再次，在本案原二审期间，2019年11月10日王伟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对于王伟、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被上诉案件的几点意见》明确认可：相关联认可的支付宝交易，下半年2016年6月至2016年11月支付宝交易17笔，合计35750元；并附上了支付宝交易的详单。而经上诉人对该支付宝交易详单进行与上诉人的发货单、物流公司物流单对比，得出结论：2016年6月1日之后，上诉人发货金额为322221元，而与支付宝交易记录能相对应的就高达240643元，未能完全对应的也仅有81578元，而王伟提交的支付宝交易记录还不包括2016年12月份的交易记录，还不包括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在网络销售之外进行的销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足以证实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已经收取了上诉人全部的货物，加上被上诉人认可的2016年6月份之前货物275425元，被上诉人实际收货597646元，已付款345000元，实际欠款252646元。也足以证实王召在此期间全部的“要（调）货行为”均系职务行为。所以，王召的全部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均应由金汇厂、王伟、王国芬承担，即由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向上诉人支付欠款252646元及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份之后上诉人向物流公司交付货物并非向金汇厂、王伟、王国芬交货，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全部发货当中，2016年6月份之前（6月1日前）上诉人发货275425元，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完全认可；其中2016年4月22日前货物为三被上诉人实际签收，金额为201423元；2016年4月23日至2016年5月底发货，部分发到物流公司，部分为王召签收，此时间段发货为74002元，金汇厂、王伟、王国芬也均认可。由此可见，上诉人按照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及王召的指示向物流公司交付货物，这是买卖合同中典型的指示交付，此种合同履行的方式已经被本案全部当事人所认可，只要上诉人将货物交付物流公司即完成了交货，甚至不用证明货物用于了被上诉人网上销售。其次，如上所述，上诉人对该支付宝交易详单进行与上诉人的发货单、物流公司物流单对比，得出结论：2016年6月1日之后，上诉人发货金额为322221元，而与支付宝交易记录能相对应的就高达240643元，未能完全对应的也仅有81578元，而王伟提交的的支付宝交易记录还不包括2016年12月份的交易记录，还不包括金汇厂、王国芬、王伟在网络销售之外进行的销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足以证实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已经收取了上诉人全部的货物，加上被上诉人认可的2016年6月份之前货物275425元，被上诉人实际收货597646元，已付款345000元，实际欠款252646元。再次，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上诉人举证证明了发货单与物流单及支付宝交易记录中的高度重合的事实，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所要求的高度盖然的标准，已完成了证明义务；而本案的优势证据均在金汇厂、王伟、王国芬所掌握，比如支付宝的交易记录、被上诉人的收货账目等，上诉人当庭要求法庭责令三被上诉人进行提交，而三被上诉人拒不提交，由此应作出对三被上诉人不利的判决，但一审判决却忽略了这一点，将全部的举证责任加于上诉人一方，明显不妥。在一审2020年7月14日庭审中，法庭对金汇厂、王伟、王国芬的会计李兰双进行了询问，会计表示：会计账簿在金汇厂的库里放着，而在一审中三被上诉人否认有会计账簿且拒不将该账簿进行提供。另一审中，金汇厂、王伟、王国芬陈述在2016-2017年期间还从其他厂家调货，法庭要求三被上诉人提交购买其他厂家的货物的证据，但三被上诉人拒不提交，由此可见，三被上诉人并没有向其他厂家的购货事实，对此也应作出对三被上诉人不利的判决。三、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要求被上诉人王召承担全部欠款的连带还款责任，而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出处理。《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了王召于2017年1月28日离职，结合原一审中王召当庭自认：全部货物均为王召订货，其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均应由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王伟、王国芬承担。但三被上诉人只认可部分收货，由此足见，王召的行为部分未被三被上诉人所追认，对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上诉人来讲，在诉讼中要求王召支付未被追认的货款252646元理应得到支持，但一审判决却未作出处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金汇厂、王国芬王伟答辩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因此，买卖合同的主体为买方（金汇厂）、卖方（上诉人）。所以，该买卖合同与王伟、王国芬个人无关。二、一审判决依据买卖合同中，金汇厂认可的金汇厂盖章及工作人员王玉红、王国芬、建民、宋京贤、宋卫军、王伟签字的单据我方予以认可，此系买卖合同履行的交货凭证，合款340850元（包括王召签字我方不认可的部分），经审理查明我金汇厂已经向上诉人支付货款345000元，故我金汇厂不拖欠上诉人货款。需要说明的是，金汇厂工作人员王玉红、王国芬、建民、宋京贤、宋卫军的签收的货物，均是代表我金汇厂向上诉人的收货，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是王召向上诉人调货，王玉红等相关人员代收货的事实。向上诉人购买货物（调、要货）是金汇厂，不是王召。三、对于上诉人提供的其他人签字的《发货单》、支付宝交易记录及物流公司物流单等一系列证据。上诉人以此想证明金汇厂指令上诉人将货物交到物流公司，物流公司发货后，金汇厂通过支付宝收到了该货款。以此证明金汇厂收到了《发货单》货物是不能成立的。发货单的签字人不是我金汇厂人员或者是没有人员签字或者是伪造“王朝”签字。上诉人所述宇衫商贸网店支付宝交易记录、物流单及发货单均不能相互对应，也不一致。此不能证明金汇厂、王伟、王国芬收到以上发货单货物。可见，上诉人上诉状所诉完全不真实，上诉人以此推断，我金汇厂收到了上诉人的该批货物，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需要说明，金汇厂不是只销售上诉人的货物，金汇厂本身也生产相关货物，也销售他人货物。另需要说明：王召2014年7月15日，设立并经营衡水宸瑞商贸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等。假如向上诉人所言，王召调货，涉案发货单没有金汇厂工作人员签字、没有人员签字、伪造的王朝名字签字。此不能证明涉案发货单货物用于我金汇厂，也不能证明金汇厂、王伟、王国芬购买。由此，在王召开设商贸公司经营医疗器械的情况下，上诉人所称王召的全部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金汇厂承担，明显与法不合。四、对于上诉人所提2016年6月份以前的发货单问题。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录音证据，证实王召2016年6月份离职，金汇厂、王伟、王国芬在原一审及本案一审答辩时，均不认可及其他人或无人签字的2016年6月份离职前的送货单。但是认可2016年6月份王召离职时间，认可金汇厂已付款345000元。而且在一审金汇厂、王伟、王国芬明确表示，除金汇厂盖章，王玉红、王国芬、建民、宋京贤、宋卫军、王伟签字发货单外，其他人签收单据、无人签收的单据伪造单据，我方均不予认可。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法官让我方再次明确对2016年6月以前的发货单的意见，我方再次确认认可金汇厂盖章及工作人员王玉红、王国芬、建民、宋京贤、宋卫军、王伟签字的及王召2016年6月以前签字的发货单。本案根本不存在我方认可2016年6月份以前的上诉人提供的全部发货单。因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5月21日的32张发货单，根本没有人员签字或伪造“王朝”签字的，其价款为111741元，对此我方会认可吗？故上诉人称我方认可2016年6月份以前的全部发货单是错误的，我方只是在双方没有对账的情况下，认可的双方最终的付款金额为345000元。五、对于上诉人称《对于王伟、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被上诉案件的几点意见》中，并没有认可所谓的17笔交易，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诉状中，上诉人一贯多次歪曲事实，我方认为既然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就应当有合同，没有合同就应当由我方或法律认可的收货单。但是本案上诉人依据没有人签字的收货单、伪造的“王朝”签字的收货单，物流人员签字的收货单，主张与我方形成买卖关系，系我方购买的货物，没有事实依据计法律依据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所述与事实不符，并且明显违背事实陈述，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召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双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王伟、王国芬偿还原告床头柜款252646元及赔偿因迟延付款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变更本案原第三人王召为被告，要求其在上述欠款252646元及迟延付款损失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迟延损失计算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份，原告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建立医疗器械买卖业务，双方口头约定，由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购买原告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医疗器械销售，交货方式为原告按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工作人员指令送货至指定地点，货物名称为医用床头柜及相关产品。原告交付货物具体时间及价款，2016年6月之前交付货物价款分别为，2016年2月24日，货物合款1778元；2月25日，货物合款6350元；2月27日，货物合款5207元；3月3日，货物合款11684元；3月5日，货物合款2740元；3月6日，货物合款10760元；3月6日，货物合款4444元；3月9日，货物合款12886元；3月10日，货物合款2540元；3月11日，货物合款2540元；3月11日，货物合款5222元；3月14日，货物合款3014元；3月15日，货物合款4597元；3月16日，货物合款6731元；3月18日，货物合款13866元；3月21日，货物合款7114元；3月23日，货物合款5701元；3月28日，货物合款15029元；3月30日，货物合款3307元；4月1日，货物合款2667元；4月6日，货物合款15515元；4月9日，货物合款7523元；4月10日，货物合款16444元；4月15日，货物合款2682元；4月15日，货物合款17605元；4月17日，货物合款1270元；4月18日，货物合款6650元；4月20日，货物合款2540元；4月21日，货物合款5557元；4月23日，货物合款949元；4月24日，货物合款1270元；4月26日，货物合款1661元；4月27日，货物合款1016元；4月29日，货物合款132元；4月29日，货物合款2032元；4月30日，货物合款137元；5月5日，货物合款8255元；5月6日，货物合款6000元；5月6日，货物合款2000元；5月6日，货物合款2500元；5月7日，货物合款2500元；5月10日，货物合款520元；5月11日，货物合款6375元；5月12日，货物合款2000元；5月12日，货物合款2590元；5月13日，货物合款500元；5月14日，货物合款2880元；5月14日，货物合款750元；5月14日，货物合款840元；5月15日，货物合款5000元；5月16日，货物合款5375元；5月17日，货物合款3750元；5月21日，货物合款1380元；5月21日，货物合款7290元；5月21日，货物合款840元；5月21日，货物合款420元；5月23日，货物合款2500元；以上货物由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王伟、王召和李惠、李月惠、宋京贤及各物流公司人员贺顺虎、李广林、马存良、王中宁签收，共计货款275425元。对上述2016年6月份之前原告交付货物单据，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王伟、王国芬在（2019）冀1181民初1005号开庭审理中予以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王伟、王国芬陈述，对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盖章和王玉红、王国芬、宋京贤、宋卫军、王伟、建民物流签字及王召在2016年6月底之前签字的发货单、入库单予以认可，其他人员和其他物流人员签字的及无签收人员的发货单、入库单均不予认可。 另查明，2016年6月之后，王召签字的原告发货单货物货款分别为，6月4日，货物合款1395元；6月14日，货物合款9800元；6月16日，货物合款5750元；6月22日，货物合款100元；6月22日，货物合款125元；7月11日，货物合款5625元；8月2日，货物合款1430元；10月18日，货物合款1545元；共计货款25770元。王玉红签字的原告发货单货物货款分别为，8月22日，货物合款2020元；10月13日，货物合款360元；10月13日，货物合款960元；10月13日，货物合款120元；11月16日，货物合款3000元；共计货款6460元。王国芬签字的原告发货单货物货款为10月8日，货物合款120元。宋京贤签字的原告发货单货物货款分别为，7月4日，货物合款3700元；7月11日，货物合款125元；7月31日，货物合款7375元；10月4日，货物合款2830元；10月21日，货物合款6500元；共计货款20530元。魏建民物流（宋卫军）签字的原告发货单货物货款分别为，9月10日，货物合款2625元；11月9日，货物合款3000元；共计货款5625元。王伟签字的原告发货单货物货款分别为，9月14日，货物合款5960元；11月27日，货物合款960元；共计货款6920元。以上共计货款65425元。原告提供的其余发货单载明签字收货人分别为王中宁、李保利、马存良、吴华丽、李广林、辛志鸿、齐明亮、贺顺虎等，该货物共计合款256796元。 再查明，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与原告之间的医疗器械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一致确认，被告向原告共支付货款345000元。 又查明，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王伟，被告王国芬与王伟系夫妻关系。被告王召系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对履行交货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买受人对履行付款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争议系原告是否向被告履行交货义务，而买受人在交货凭证上签字确认或指定签收人员签收或对交付货物认可是证明履行交货义务的最直接证据，庭审中，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认可2016年6月之前原告交货单据货物和王玉红、王国芬、宋京贤、宋卫军、王伟、建民物流签字收货的单据，该承认系自认，对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在法庭审理中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原告无需举证证明，即便被告后来在审理中又否认该事实，但并不存在可撤销自认的情形，故对被告自认的2016年6月之前收货货款数额275425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王召2016年6月之后收货的货款是否是原告履行的交货义务，首先王召系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员工，关于其离职时间，在（2019）冀1181民初1005号案件的法庭审理中其陈述为2017年1月份，结合王召在（2017）冀1181民初368号案件中答辩内容分析，王召、齐保立、王文举录音中王召“从6月份就走了”的言词，不能明确确定王召离职，应以诉讼审理中王召自认，确定其离职时间，故，本院认定王召2017年1月离职；王召2016年6月之后至离职前的收货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王召收货签字的货物货款25770元，对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发生效力，应认定系原告履行交货义务，对该货款数额25770元，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认可王玉红、王国芬、宋京贤、宋卫军、王伟、建民物流签字收货行为中，2016年6月之后货物货款数额39655元，应认定系原告履行交货义务，对该货款数额39655元，本院予以确认；对2016年6月之后，原告提供的发货单载明的价款256796元货物非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及其认可人员或指定人员签收，且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对该货物交付亦予以否认，审理中原告虽以提供的该货物发货单与物流公司发货明细及被告支付宝往来明细，证明该货物系被告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和王伟收货，但从其提交的比对明细表看，不能形成对应一致的完整链条，且发货单与物流明细表亦存在不吻合，不对应，不能证明该批货物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交货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该批货物已向被告履行交付义务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确认原、被告发生买卖交易货款数额为340850元；审理中双方确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345000元，可见，被告并不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货款252646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90元，保全费1820元，共计691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泉公司要求金汇厂、王伟、王国芬给付货款252646元及赔偿经济损失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王召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金汇厂拖欠货款数额及损失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泉公司与金汇厂自2016年2月份至2016年11月份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在双方发生业务往来过程中，金汇厂的主要经办人为王召，双泉公司开具的发货单抬头客户名称均为“王召”或“王朝”，王召（2019）冀1181民初1005号案件庭审时自认很多时候也用“王朝”，且在双泉公司开具的客户名称为“王朝”的发货单中，有部分系王伟、王国芬作为收货人签字，例如2016年5月15日发货单中，客户名称为“王朝”，收货人为王伟，2016年10月8日出库单中，客户名称为“王朝”，收货人为王国芬，金汇厂多张入库单中有“王召”和“王朝”签字的同时，还加盖有金汇厂的公章。据此可以认定金汇厂对王召同时使用“王召”和“王朝”是明知的。金汇厂认可2016年6月之前王召签字的入库单、发货单和2016年6月之后王召签字的部分发货单，其主张王召自2016年6月已经离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与金汇厂自认的其认可王召2016年6月以后签字的部分发货单相矛盾。结合王召在（2019）冀1181民初1005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自认其2017年1月28日离职的情况看，应当认定王召离职时间为2017年1月份。王召在（2019）冀1181民初1005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陈述了其与双泉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为先销售再调货再发货，销售记录、双泉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与物流发货相匹配，从双泉公司调货，用于网络销售，客户从网上拍下货物后王召联系双泉公司负责人调取相关货物并予以签收，交由金汇厂宋卫军、宋春景等进行发货，后期因操作流程复杂，改由双泉公司员工将货物直接送至物流处，并由王召依据客户的收货地址予以发货，大部分是王伟、王玉红、宋卫军指定的物流，其中包含但不限于大宁物流。安能物流、远程物流、老贺物流等。且在该庭审笔录中，王召对于双泉公司提供的发货单、收款明细、物流公司发货详单、物流情况等均无异议，称所调货物均系职务行为。综上，应当认定王召向双泉公司要货、指示发货、签收货物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双泉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召能够代表金汇厂，王召亦认可双泉公司的发货单、物流公司发货详单、物流情况，结合金汇厂认可的其盖章、王国芬、王伟、宋卫军、王玉红等人签字的发货单等情况，可以认定双泉公司向金汇厂供货共计597646元，金汇厂已经支付货款345000元，尚欠双泉公司货款252646元。关于损失问题。双泉公司与金汇厂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因双方的买卖行为是陆续发生且无付款时间的约定，双泉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是2016年11月30日，该时间应当为金汇厂的付款时间，金汇厂未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双泉公司自愿主张自2017年1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是对其诉讼权利的自主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150%标准计算。双泉公司主张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中2017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关于王伟、王国芬应否承担责任问题。金汇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故本案债务应先由金汇厂的财产进行清偿，不足部分由王伟以其个人财产进行清偿。关于王国芬应否承担责任问题。王国芬与王伟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出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在设立企业之前个人财产能够从家庭财产中完全区别出来时，所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由设立该企业的投资人以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但当投资人的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混淆不清时，应据实认定是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设立的企业。本案王国芬不能证明王伟的个人财产与家庭共有财产相互独立，且王国芬在部分收货单上签字的行为，可以证明王国芬实际参与了企业的经营，结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收益”为夫妻共同所有的法律规定，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王伟的债务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王国芬和王伟共同偿还。 关于王召应否承担责任问题。如上所述，王召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其个人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2020）冀118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 二、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货款25264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252646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三、王伟对上述判决第二项中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四、王国芬对上述判决第三项中王伟需要承担的补充清偿责任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五、驳回河北双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90元、保全费18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90元，均由衡水金汇医疗器械厂、王伟、王国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庆华 审 判 员 李春蕾 审 判 员 刘 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黄佳楣 书 记 员 怡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