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22民初2604号 原告：谢德旭，男，196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 被告：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华源发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X8TH24。 法定代表人：王锐，该分公司总经理。 被告：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楼****信用代码：914101006897203144。 法定代表人：胡渝浩，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荐能，上海九州通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德旭与被告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邦浙分公司）、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德旭、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荐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德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欠缴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共31个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导致的损失31000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7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被拖欠的基本工资244000元；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2017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30000元；4.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和2019年被拖欠的加班费20000元；5.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被拖欠工资的二倍即190957.80元；6.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5478.9元（15913.15元/月×6月）；7.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基于上述诉讼请求，于2020年5月向缙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7日作出浙缙云劳人仲案（2020）228号仲裁裁决书，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书部分结果不服，特向法院起诉。一、原告2017年9月入职至2020年5月期间，一直从事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缙云营业部（以下简称恒邦缙云营业部）负责人岗位的工作。恒邦缙云营业部营业执照登记的负责人徐燕萍实为恒邦浙分公司营销部门负责人，徐燕萍在杭州市区上班且于2018年6月离职，其从未从事过恒邦缙云营业部负责人的工作。期间，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未对原告实行同工同酬，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两被告在劳动仲裁时提交了签订时间为2017年10月23日的《代理合同书》，用以否定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两被告的意见不成立，具体理由有两点。第一，原告从2017年9月入职开始就到丽水市，从事两被告在该地区的机构发展工作。两被告在劳动仲裁时提交的《代理合同书》，是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为方便原告进入各家保险公司销售系统，其采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即与原告签订保险代理合同，开通保险代理人销售资格。两被告系保险中介公司，而保险中介公司为营销人员开通保险代理人渠道的情况比较普遍。第二，2017年10月23日签订该《代理合同书》后，原告曾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负责培训的人员沟通，要求先别开工号，原告工号最后开通时间为2017年12月。直至2018年3月，原告才提出申请把恒邦缙云营业部筹建时增员的两位总监和一位经理的“血缘关系”进行调整。以上足以说明《代理合同书》对作为保险代理人的非重要性，不对劳动关系产生任何影响。二、2018年6月，恒邦缙云营业部徐燕萍经理提出离职，需要进行工商变更。2018年8月，原告参加并通过银保监会组织的高管考试，为递交高管任命资料，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为三年，从2018年9月19日起至2021年9月18日止。但劳动合同签订后，两被告仍没有及时补发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基本工资。为避免日后发生不必要的争议，原告只好在“钉钉”软件上提起用印申请，以证明原告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从事恒邦缙云营业部负责人工作的事实。关于“钉钉”用印申请是否有效的问题。公司平时内部工作交流都是通过“钉钉”系统操作，实行无纸化办公，两被告在仲裁时辩称因原告不能提供纸质证明而不予认可没有理由。只要系本人操作且审批人具有审批权力，该用印申请即具有效力。因公章一直由两被告保管，两被告未履行盖章义务，所以原告无法提供纸质文件。该用印申请可以证明原告为恒邦缙云营业部负责人的事实。三、2020年1月6日，原告在恒邦缙云营业部召开早会时收到装有《离职结算表》的快递。该离职结算表主要内容为：谢德旭，缙云营业部负责人，入职时间2018年9月19日，离职时间2019年10月31日……关于这份离职结算表原告有以下异议：1.这是原告第一次得到被离职的消息，此前没有任何人找过原告沟通；2.原告入职时间为2017年9月，而非2018年9月19日；3.原告2020年1月6日还在正常召开早会，不可能在2019年10月31日离职。四、两被告在劳动仲裁时提出双方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为劳动关系，因为恒邦浙分公司负责人岗位空缺而聘请原告为总经理，后来由于原告不胜任，两被告经和原告协商于2019年10月31日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的辩称意见，无据可依。主要理由为：第一，2017年9月19日，原告介绍恒邦缙云营业部现在的两位总监刘科俊和胡岳茴及后来离职的麻美云相互认识，开始筹建缙云营业部。第二，徐燕萍于2018年6月离职，为变更缙云营业部的营业执照，被告恒邦浙分公司让原告参加浙江银保监局组职的高管考试。2018年8月考试通过后，两被告准备对营业执照进行变更，但要提交负责人的劳动合同。原告要求两被告先发放拖欠的工资，但两被告提出要先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变更。原告只好在“钉钉”上提交用印申请，以证明原告为恒邦缙云营业部负责人的事实。之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为了承接原告的入司时间，该《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8年9月19日至2021年9月18日。接下来开始恒邦缙云营业部营业执照的变更，而被告恒邦公司也提供了相关资料。第三，由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办理变更事宜的人事行政岗人员离职，后来无人跟踪便未能完成变更。2019年8月，恒邦缙云营业部营业执照变更事宜再次提交，为了规避风险，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再次要求与原告重签一份《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至2022年9月18日。第四，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总经理谢德锋离职时间为2019年6月，恒邦公司也曾经派工作组到杭州维稳，分公司岗位空缺与原告身为丽水机构负责人没有理由扯上关系，原告也多次与恒邦公司董事长反映情况。原告在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坚守岗位至2019年11月30日，与两被告在劳动仲裁时陈述的时间不符。五、关于原告的加班费。2017年度由于原告工作时间半年，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以年终奖的形式发放给原告加班费5000元。其他员工都有发放2018和2019年的加班费，两被告应对原告同工同酬进行发放。六、原告与被告自2017年9月19日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两被告不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国银保监会规定，机构负责人必须与公司有劳动关系，但2018年9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也被两被告说成是笔误。保险中介公司大体有两种经营模式，一是公司开支走直营，二是出租牌照打包制。两被告之间是什么关系，原告不得而知。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原告的亲弟弟谢德锋，公司是一间空壳公司，原告与之也于2017年9月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的社保通过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交这也是无奈之举，与本案没有关系。恒邦浙分公司系恒邦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应由恒邦公司共同承担。综上，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谢德旭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两被告及恒邦缙云营业部的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三份，待证两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工作地点及相互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的事实； 3.“钉钉”操作系统中“用印申请”的手机截图复印件三张，待证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 4.被告恒邦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2018年就已经是恒邦浙分公司员工的事实； 5.恒邦公司《关于谢德旭任职资格的请示》（恒邦发〔2019〕126号）文件复印件一份，待证2019年9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原告代管恒邦浙分公司无关的事实； 6.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的社保虽然由该公司代缴，但原告已于2017年9月份从该公司离职的事实； 7.被告恒邦公司出具的《OA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一致性声明》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举证证据中，被告恒邦公司对加盖其公司印章的证据真实性认可的事实； 8.钉钉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复印件两页，待证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向原告发放2017年加班费5000元的事实； 9.《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缙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浙缙云劳人仲案〔2020〕228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各一份，待证原告已提起劳动仲裁的事实； 10.原告与备注微信名为“汪美七（恒邦培训部）”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图复印件一份，待证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与原告劳动关系不存在关联的事实； 11.原告与备注微信名为“徐燕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图复印件三份，待证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是为方便开展工作，与劳动关系不存在关联的事实； 12.《保险专业代理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复印件一份，待证2019年9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原告的事实劳动关系之间不存在关联的事实。 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恒邦公司共同答辩称，一、2017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9月18日，原告谢德旭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为代理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0月31日，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两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显示，合同签订日期以及劳动合同起始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第二，原告在仲裁委提供的报销记录显示，原告有报销2019年9月15、16日杭州住宿费，由此可见9月15、16日，原告仍在恒邦缙云营业部从事代理活动，并未开始在杭州的恒邦浙分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第三，原告个人社保在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至2019年8月，2019年9月开始才在恒邦浙分公司处缴纳；第四，2019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沟通后确认解除了劳动关系，并停止分派工作，仍有7000元工资待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后支付，但原告一直未到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处办理离职手续。综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0月31日。2017年10月23日至2019年9月18日以及2019年11月1日至今，原告均为单纯的保险代理人，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被告恒邦浙分公司至今仍向原告发放保险代理人的续佣代理费。三、针对原告的各项请求，两被告认为：第一，2017年10月23日至2019年9月18日，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为纯粹的保险代理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无需为原告缴纳此期间的基本工资、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更无需向其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基本工资；第二，2017年10月23日至2019年9月18日，因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并非劳动关系，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从未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任何保险代理人发放过任何性质的加班费，原告主张加班费缺乏依据；第三，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10月31日终止，无需向其支付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第四，因原告无法胜任恒邦浙分公司管理工作，导致公司管理混乱、人员不稳定，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协商后，已于2019年10月31日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愿意承担违法解除的经济赔偿金10000元。 两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代理合同书》原件一份，待证2017年10月23日至2019年9月18日期间，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之间是保险代理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的事实； 2.《劳动合同》原件一份，待证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时间是2019年9月19日的事实； 3.社保结算表复印件一份，待证2019年8月及之前，原告的养老保险等由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事实； 4.原告仲裁时提交的报销记录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正式入职被告恒邦浙分公司的时间是2019年9月19日的事实。 对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两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并未给原告出具书面的工作证明，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证据4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董事会决议仅仅是“拟聘任”原告为恒邦缙云营业部的负责人，但银保监会认为原告资质不够并没有通过，实际也并未聘任原告为恒邦缙云营业部的负责人；对证据5的待证事实不认可，文件内容也仅是“拟聘任”，为的是走银保监会规定的流程，但因银保监会最终认定原告谢德旭没有资质和能力而未通过；对证据6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出具目的是为办理“拟聘任”谢德旭为恒邦缙云营业部负责人的手续而已，该公司一直为原告谢德旭缴纳社保至2019年8月；对证据7的待证事实有异议，仅是出具给银保监会的证明；证据8仅能证明系谢德锋个人发放，不能代表公司；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双方仅为保险代理合同关系；证据11系恒邦缙云营业部几个保险代理人自己的内部规划，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9月19日开始恒邦浙分公司负责人空缺，拟向银保监会申请聘任原告为分公司管理人而提交的材料，但是最终并未通过，该证据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不能证明原告所要待证的事实。 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谢德旭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代理合同只能证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为原告开通保险销售资格的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2019年9月19日之后的劳动关系，之前双方也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原告持有的一份丢失，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处还有留存；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因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未给原告缴纳社保，所以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的社保都是原告本人通过该公司缴纳；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报销费用并非原告住宿，只是原告代开房产生的费用。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2能够证明本案原、被告及恒邦缙云营业部的身份情况，予以认定；两被告对证据3-8、10-1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定；证据9能够证明原告因本案争议提起劳动仲裁的事实，予以认定。 两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分别签订《代理合同书》和《劳动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能够证明原告的社保在2019年8月及之前由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谢德旭于2017年9月进入被告恒邦浙江分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并作为恒邦公司缙云营业部的筹备负责人筹建缙云营业部，同时负责开拓该公司在丽水市辖区其他县××市场，原告从营业部业绩获得业务提成。营业部的运营按《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营业部管理办法》执行，按规定提取营业部费用，主要用于业务员的佣金、各级人员薪酬及办公费用等。2017年10月23日，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作为甲方、原告谢德旭作为乙方签订《代理合同书》一份，该保险代理合同书中明确记载“声明：本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等内容。该合同书第一条合同构成约定本保险代理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本合同由本合同书及其他本合同签订后甲方颁布并作为本合同附件的关于代理人的相关管理制度共同构成。第二条代理权限约定双方根据本合同约定成立代理关系，本合同书及其附件和其他文件任何内容，均不直接或间接构成双方之间存在雇主与雇员关系。第三条代理手续费（佣金）约定乙方需要将有投保意愿的客户所签妥的投保书转交予甲方，甲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计付乙方应得代理手续费（佣金），甲方除向乙方支付本条约定的代理手续费（佣金）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为其交纳社保费、住房公积金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第八条合同期限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本合同到期后双方如无议，则本合同自动顺延。2019年6月，被告恒邦浙江分公司负责人谢德锋（系原告弟弟）离任，原告之后前往杭州接任恒邦浙江分公司负责人。2019年9月19日，被告恒邦浙江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9年9月19日至2022年9月18日。原告在任职恒邦浙江分公司负责人期间的基本工资为10000元／月，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已向原告发放8月份基本工资3000元、9月份基本工资10000元、10月份基本工资3000元。因被告恒邦浙分公司认为原告不胜任负责人职位，原告之后便离开杭州返回缙云，公司另行指派王锐接替原告。2019年12月6日，被告恒邦公司任命王锐为恒邦浙江分公司临时负责人。2020年1月6日，原告收到被告恒邦浙江分公司邮寄的《离职结算表》，载明离职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原告2019年8月及之前的社保在浙江英秀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2019年9月、10月的社保由被告恒邦浙江分公司缴纳。2020年5月，原告向缙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20年8月7日作出浙缙云劳人仲案〔2020〕22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两被告支付给原告工资14000元；二、两被告支付给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因原告谢德旭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谢德旭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根据原告谢德旭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书》，2017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原告谢德旭系根据被告恒邦浙分公司的委托，向其收取佣金，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个人，原告谢德旭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代理人身份。故原告谢德旭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之间为民事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原告谢德旭的社会保险由其他公司缴纳，其弟弟系恒邦浙分公司负责人，其诉称公司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及拖欠长达两年的基本工资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因原告需前往杭州担任恒邦浙分公司负责人，双方于2019年9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一份，虽然原、被告对该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期限有争议，但结合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于2019年8月即开始向原告发放基本工资及之后原告离开杭州的实际情况，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9年8月起至2019年10月止。原告主张双方曾于2018年9月还另行签订劳动合同及2019年11月仍然从事分公司负责人工作，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019年11月开始，原告不再担任恒邦浙分公司负责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实际解除，但双方之间仍存在民事代理关系。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应按约足额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对尚欠2019年8月和10月的工资共计14000元，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应当及时支付。2017年9月至2019年7月及2019年11月之后，原告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之间并非劳动关系，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支付该期间基本工资及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且其他时间段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原告2019年8月的社会保险已通过英伦公司缴纳，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已为原告缴纳2019年9月、10月的社会保险，其他时间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恒邦浙分公司支付欠缴社会保险导致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公积金发生争议的，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范围，本院在本案中对原告要求被告恒邦浙分公司赔偿公积金损失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且双方未协商一致。被告恒邦浙分公司应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谢德旭支付赔偿金。因原告谢德旭与被告恒邦浙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实际不足六个月，故应当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为10000元（10000元/月×0.5月×2）。恒邦浙分公司系恒邦公司的分支机构，原告可以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责任。综上，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谢德旭工资14000元； 二、被告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恒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谢德旭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000元； 三、驳回原告谢德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谢德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万军 人民陪审员  陈银楷 人民陪审员  陈善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应乐意 代书 记员  陈潇羽 附：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附件一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报告财产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会同公安、工商、银行、证券、组织人事、房管、民航、铁路等部门启动的执行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具体包括：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或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或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将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三百一十四条、二百七十七条等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缙云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