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4民终8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雅斯特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648468503。 法定代表人：赵明特，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定民，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高明，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花山路（嘉苑小区）P组团（家园宾馆对面）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40206744380XY。 负责人：林树森。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定民，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高明，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飞友，男，1973年5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玲，广西贵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2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白沙大道**锦绣江****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0719831477。 法定代表人：莫飞友，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玲，广西贵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活，男，1971年9月1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启东，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权，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丰球，男，1970年1月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诚，广西桂海天（崇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瑞强，男，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原审被告：广西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州湾大道**阳光丽城****9145070020114318H。 法定代表人：陈汉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春，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430000183763763N。 法定代表人：杨宏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东，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慧娟，该公司员工。 3 上诉人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公司）、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诚公司）、江活因与被上诉人许丰球、谭瑞强、原审被告广西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原审被告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402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元公司和三元崇左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定民、卢高明，上诉人莫飞友及其与友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玲，上诉人江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启东、唐立权，被上诉人许丰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诚，原审原告华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春，原审原告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东、肖慧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谭瑞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三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明特、三元崇左分公司负责人林树森、许丰球、华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汉夫、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宏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三元公司和三元崇左分公司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许丰球要求三元公司和三元崇左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三元公司和三元崇左分公司不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5.6合同（莫飞友、江活于2013年5月6日签订合同将爆破工程分包给谭瑞强）签订的主体应该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的事实严重错误。(一)谭瑞强有三重身份,一个是代表他个人,一个是广西崇左市金鑫爆破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崇左市金鑫爆破有限公司，一个是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负责人，代表三元崇左分公司。合同的当事人分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通常情况下,自然人以自己的名义、以自己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需要签字或者盖手印,才成立合同。以法人名义、以法人 4 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需要法人盖公章,才成立合同。“5.6合同”是以自然人身份签订的合同,合同的主体应该是莫飞友、江活和谭瑞强。(二)根据(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便明确了以下裁判要旨:自然人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上签字,而未加盖其所在公司公章的，合同相对方应举证证明上述签字系履行该自然人所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否则,应视为该自然人的个人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41也认为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才)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才)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才)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只有将谭瑞强这个自然人认定为合同的当事人,才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从而有民事行为能力,以自己个人名义达成“5.6合同”的适格主体。而“5.6合同”不是以三元公司或三元崇左分公司这两个有权主体、有资格主体的名义达成的,不属于公司的意思表示。（三)分公司负责人签字与公司法人盖公章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完全由总公司决定,分公司一般是以总公司的名义并根据它的委托来进行业务活动的。分公司负责人签字不能等同于公司盖章。应当盖公章的民事法律行为仍然需要公司盖章才能生效,不盖章不生效。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与公司盖章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签字不能取代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与法人单位盖章不能混为一谈。(四)莫飞友当庭提交的“5.6合同”版本的原件与在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5.6合同”明显不一致,经当庭核对,该合同原件为第4页、第2页、第3页的内容大部分一致,肉眼明显可以看出第1页、第3页与签字盖章的第4页不是同一批纸张(新、旧色泽差距非常大，,字体以及字间距不一致,该份4页的合同原件不是一次性打印形成，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属于真实、合法 5 、有效的证据，并且该份盖有三元崇左分公司公章的合同,在莫飞友、江活2016年5月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侯并没有作为证据提交,也没有出现过该份盖有公章的证据,直至2018年莫飞友、江活申请崇左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时,才出现了该份证据。(五)结合本案“5.6合同”的履行情况上看,莫飞友个人从湖南路桥公司领取了2257.5812万元,江活个人从湖南路桥公司领取了944.2633万元,谭瑞强个人收到了莫飞友、江活的现金12万多元,所有资金款项均在莫飞友、江活、谭瑞强三个人之间流转,莫飞友、江活均从未向三元公司或三元崇左分公司支付过任何的款项。友诚公司、莫飞友、江活的律师陈述已经将案涉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三元崇左分公司,是谭瑞强以现金的形式签领的，谭瑞强的律师回答已经收到12万多的款项,“5.6合同”款项已经全部结清，但当三元公司代理人在法庭上对谭瑞强发问该合同是否有在三元崇左分公司备案和是否将收到的款项在公司财务登记入帐时谭瑞强的律师仅回答不清楚来推脱敷衍。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莫飞友、江活与谭瑞强三个人,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但是却聘请了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代理人,恶意串通,意图损失他人合法利益的意图非常明显。(六)“5.6合同”的签订主体是莫飞友、江活与谭瑞强三个自然人,而不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二、“5.7合同”的签订主体是许丰球和谭瑞强,在合同上签名、按手指印的是自然人许丰球和谭瑞强,是该两人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对三元公司或三元崇左分公司没有约束力。(一)2014年1月13日《证明》内容:谭瑞强与许丰球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爆破工程合同”后,许丰球在马安村更松屯:“由诺山”所爆破生产的碎石,经谭瑞强同意全部由莫飞友、江活两人安排运行崇左至靖西高速公路的16+900-21+000桩号施工使用。特此证明,证明人谭瑞强(加盖手印)。(二)2014年元月13日《证明》内容:2013年6月,谭瑞强委托广西崇左市冠通测绘公司对许丰球进行爆 6 破作业的太平镇马安村更松屯“由诺山”进行测量，该山的原始山体地貌由谭瑞强提供。特此证明,委托人:谭瑞强(加盖手印)。(三)2014年1月18日《证明》内容:本人叫谭瑞强，于2013年5月7日与许丰球签订爆破土石方合同后,许丰球总共爆破土石方量为135771.4方(按2014年1月2日的“土石方验收量算报告”计，,扣减24092方(此数属江活与许丰球签合同后，另进行爆破的土石方量数)。实际许丰球给本人爆破土石方量为111679.4方,每方按7.7元计,共计尚欠土石方量款为859931.38元(捌拾伍万玖仟玖佰叁拾壹元叁角捌分整)。特此证明,证明人:谭瑞强(加盖手印)。(四)2014年1月18日《说明》内容:1、谭瑞强与许丰球于2013年5月7日所签合同,经谭瑞强同意于2013年11月10日已解除。2、谭瑞强尚欠许丰球的土石土方量款,因江活、莫飞友未付款,因此谭瑞强也无法结清。说明人:谭瑞强(加盖手印)。(五)许丰球在2019年3月28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4民再2号《庭审笔录》第10页中一直坚持:“合同的主体是自然人”,故2013年5月7日《爆破工程合同》的当事人只能是许丰球与谭瑞强个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六)以上谭瑞强出具的3份《证明》,1份《说明》,均是谭瑞强“本人”作为自然人出具,没有列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为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具有履行三元崇左分公司职务行为的表述,谭瑞强代表的是其个人而不是三元崇左分公司。三、一审法院因认定“5.6合同签订主体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的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5.6合同”的法律后果不应当由三元公司或者三元崇左分公司承担。职务代表行为必须以法人名义、把法人列为合同当事人，并由法人加盖公章作为前提。“5.6合同”仅仅只是列谭瑞强个人为合同的当事人,故不构成职务代表 7 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才由法人承受,才对法人发生效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三元公司及三元公司崇左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 许丰球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元公司与三元公司崇左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维持一审判决。 谭瑞强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莫飞友、友诚公司共同答辩并上诉称：一、一审法院采信冠通公司作出的两份测绘报告是错误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许丰球应该对其主张的工程量及工程款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许丰球提供的证据不足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1.本案冠通公司不具有司法鉴定主体资格，不是法定的鉴定机构,冠通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只不过是一份单位证明。2.冠通公司否认测绘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两份测绘报告不是正式合法有效的的测绘报告书。2017年1月20日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检察院对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春林进行调查,尹春林在调查笔录也承认,正式合法有效测绘报告必须是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并签订工程测绘合同,测绘公司出具项目工作总结及成果报告书,报告书上有测量员的个人签名,测绘公司出具资质证书及测量员的测量工程师证。但是本案两份测绘报告都不具备上述要求,因此，两份测绘报告不具有合法性。3.冠通公司作出的两测绘报告数据是虚假的 8 。（1）根据《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工程(预)结算单》显示，2014年1月25日前莫飞友土方劳务施工队K17+B40-K19+000总填方且该总填方已包括爆破面积及挖掘机挖掘面积，冠通公司测量报告却显示已挖方量为135771.4立方米,测量报告比结算单多100980.2立方米（(2）冠通公司测绘之前,许丰球爆破工程量既没有经过谭瑞强的验收结算,也未经过江活或莫飞友的验收结算,冠通公司确认许丰球爆破的工程范围及工程量没有依据，另外,谭瑞强承包K161900至K21+000工程公范围需要许丰球爆破及莫飞友挖掘机挖方,冠通公司如何区别那些范围是爆破的?那些范围是挖掘机挖方的?冠通公司测量报告显示已挖方量为135771.4立方米没有依据；二、许丰球向法院提供的谭瑞强出具的《证明》及《说明》是虚假的,一审法院以上待证事实并非必须许丰球提供的《证明》和《说明》才可以证实,对于谭瑞强是鉴定申请予以驳回是错误的。从许丰球提供三份《证明》及一份《说明》看,《证明》及《说明》的·证明人及说明人处签名与2013年5月6日谭瑞强与友城公司《爆破工程合同》法人代表处签名不是同一人签字,该三份《证明》明显是许丰球伪造,对上述文件笔迹鉴定就能证实许丰球伪造证据,且一审庭审过程中,谭瑞强申请对上述文件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以上待证事实并必须许丰球告提供的《证明》和《说明》才可以证实,对于谭瑞强是鉴定申请予以驳回是错误的。三、谭瑞强与莫飞友2013年11月前的爆破工程款已结清。2013年12月5日谭瑞强与友城公司(莫飞友)、江活已经对谭瑞强爆破工程进行结算,2013年5月18日至11月10日谭瑞强爆破工程量为16691.55立方,工程总价款为人民币128525元,2013年5月21日至2013年12月13日友城公司及江活已经支付谭瑞强人民币128525元,因此，谭瑞强与莫飞友2013年11月前的爆破工程款已结清。四、莫飞友是广 9 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是代表友诚公司,故，莫飞友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许丰球的诉讼请求。。 江活辩称：江活自始都是与谭瑞强对接，至于谭瑞强代表本人还是代表三元公司江活不清楚，所以三元公司的上诉与江活之间没有关联性。 华南公司述称：1.华南公司非适格主体。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法院将华南公司追加为被告共同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华南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分包人。（1）合同上所加盖华南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汉夫的签名均系伪造。（2）涉案工程实际分包人为江活，工程款全部是经江活个人账户进行结算。（3）华南公司从未派人参与涉案工程施工管理，江活与华南公司不存在挂靠或分包关系，亦从未授权委托江活代表公司签订任何项目的施工和管理。3.涉案项目实际与华南公司并无任何关联，华南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华南公司一审提交提交了公章鉴定和笔迹鉴定，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华南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分包人。 路桥公司述称：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路桥公司与许丰球、谭瑞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路桥公司仅与江活、莫飞友达成劳务分包的关系。两人或两公司与许丰球、谭瑞强之间的转包行为，均与路桥公司无关。路桥公司不是爆破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相关合同责任；2.路桥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不应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许丰球针对莫飞友、友诚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莫飞友、友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当驳回。 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针对莫飞友、友诚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一、5.6合同签订的主体是莫飞友、江活与谭瑞强三位自然人，而不是友诚公司、三元分公司、江活；二、结合本案5.6合同履行情况看，莫飞友个人从路桥公司领取2000多万工程款，江 10 活个人从路桥公司领940多万工程款，谭瑞强个人收到莫飞友、江活的现金12万多元，三元公司及崇左分公司没有收到过任何工程款；三、莫飞友在本案再审中提交5.6合同的原件与在2019年3月28日在崇左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合同明显不一致。本案许丰球在2019年3月28日再审庭审时也坚称合同是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四、谭瑞强已经于2014年9月5日卸任三元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均没有授权谭瑞强与本案当事人签订任何合同，事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也没有对签合同的行为进行追认。 江活针对莫飞友、友诚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采信冠通公司作出的两份测绘报告是错误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许丰球应该对其主张的工程量及工程款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但许丰球提供的证据不足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二、许丰球向法院提供的谭瑞强出具的《证明》及《说明》是虚假的,一审法院以上待证事实并非必须许丰球提供的《证明》和《说明》才可以证实,对于谭瑞强是鉴定申请予以驳回是错误的；三、莫飞友是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是代表友诚公司,故莫飞友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四、江活和莫飞友从湖南路桥承接工程后，虽然将爆破工程分包给谭瑞强，但是在分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分开履行的。最终江活和谭瑞强进行了结算，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共同履行和结算，也没有任何混同的情形。 华南公司述称：与对三元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路桥公司述称：与对三元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江活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江活应在183094元范围内对三元公司、三元公司崇左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江活无须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江活从湖南路桥公司独自承揽了劳务分包合同,与莫飞友的劳务分包合同不重叠，江活将爆破工程分包给三元崇左分公司(谭瑞强)时,与莫飞友的分包也是各自结 11 算，没有混同。江活与三元崇左分公司(谭瑞强)之间存在独立的分包合同关系，并已独立地进行了结算。《谭瑞强爆破结算单》证实:自2013年6月29日至12月30日,谭瑞强共供应江活总石方40470方,单价每方为7.7元,总结算价为311619元,扣减已支付加柴油费48525元,预支80000元,尚欠183094元。故江活仅应在尚欠款工程款183094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江活在675566.6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 许丰球针对江活的上诉辩称：江活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案件从2014年6月至今，对于爆破合同的履行是江活和莫飞友，没有区分两人在此合同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没有区分两人对谭瑞强应当承担的责任。本案是连带责任的共同行为，因此江活主张仅对183094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是存在差异的，应当维持一审判决。 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针对江活的上诉辩称：一、5.6合同签订的主体是莫飞友、江活与谭瑞强三位自然人，而不是友诚公司、三元分公司、江活；二、结合本案5.6合同履行情况看，莫飞友个人从路桥公司领取2000多万工程款，江活个人从路桥公司领940多万工程款，谭瑞强个人收到莫飞友、江活的现金12万多元，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没有收到过任何工程款；三、莫飞友在本案再审中提交5.6合同的原件与在2019年3月28日在崇左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合同明显不一致。本案许丰球在2019年3月28日再审庭审时也坚称合同是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四、谭瑞强已经于2014年9月5日卸任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三元公司及分公司均没有授权谭瑞强与本案当事人签订任何合同，事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也没有对签合同的行为进行追认。五、5.6合同是在2019年3月28日之前是没有三元崇左分公司的公章的，也没有友诚公司的公章，在2019年3月28日之后江活和莫飞友申请抗诉后，才出现三 12 元崇左分公司、友诚公司的公章。六、5.7合同签订人是谭瑞强个人与许丰球，是作为自然人主体签订的合同，合同从2013年5月7日至2014年的1月，谭瑞强以个人名义向许丰球出具承诺付款的《说明》，均没有对三元公司的表述或者三元公司需要承担责任的表述。在2019年3月28日再审庭审中，许丰球依然坚持是自然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所以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应承担本案的相关责任。 莫飞友、友诚公司针对江活的上诉辩称：谭瑞强与莫飞友2013年11月前的爆破工程款已结清。2013年12月5日谭瑞强与友城公司(莫飞友)、江活已经对谭瑞强爆破工程进行结算,2013年5月18日至11月10日谭瑞强爆破工程量为16691.55立方,工程总价款为人民币128525元,2013年5月21日至2013年12月13日友城公司及江活已经支付谭瑞强人民币128525元,因此,谭瑞强与莫飞友2013年11月前的爆破工程款已结清。四、莫飞友是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是代表友诚公司,莫飞友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华南公司公司述称：1.华南公司非适格主体。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法院将华南公司追加为被告共同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华南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分包人。（1）合同上所加盖华南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汉夫的签名均系伪造。（2）涉案工程实际分包人为江活，工程款全部是经江活个人账户进行结算。（3）华南公司从未派人参与涉案工程施工管理，江活与华南公司不存在挂靠或分包关系，亦从未授权委托江活代表公司签订任何项目的施工和管理。3.涉案项目实际与华南公司并无任何关联，华南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华南公司一审提交提交了公章鉴定和笔迹鉴定，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华南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分包人。 13 路桥公司述称：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路桥公司与许丰球、谭瑞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路桥公司仅与江活、莫飞友达成劳务分包的关系。两人或两公司与许丰球、谭瑞强之间的转包行为，均与路桥公司无关。路桥公司不是爆破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相关合同责任；2.路桥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不应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许丰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谭瑞强支付许丰球工程款859931.38元及相关利息(从2013年11月1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华南公司、路桥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 1.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谭瑞强、华南公司、路桥公司的身份信息情况。 2.路桥公司的二分部与江州区太平街道办事处马安村更松屯于2013年１月签订的《崇左至靖西高速公路江州区临时用地协议书》，约定更松屯同意将位于崇靖高速公路Ｋ19＋200—500左侧的荒山地“由诺山”租给二分部作为取土临时用场，案涉的爆破工作就在这个场地实施。 3.莫飞友、江活于2013年5月6日之前各以“莫飞友土石方施工队”和“江活土石方施工队”的名义从路桥公司获得崇靖高速公路桩号16+900—21+000路段的土石方等劳务工程并已经进场实际施工。为了避免合同无效，路桥公司于同年11月才分别与友诚公司（莫飞友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南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协议》，该协议之下合同当事人情况为：路桥公司为甲方，友诚公司和华南公司各为乙方，莫飞友为友诚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江活为华南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协议约定，实 14 际施工人为乙方唯一代表，负责处理与甲方的一切经济往来事宜，甲方不认可其他以任何形式与乙方合作的关系实体，不与乙方相关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生经济关系，也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连带责任。协议履行过程中，路桥公司一直是与莫飞友、江活个人进行结算等事宜，路桥公司已经直接向莫飞友、江活支付了全部工程款。 4.因案涉的施工段桩范围内需进行爆破石方工程施工，2013年5月6日，莫飞友、江活将案涉的爆破石方工程分包，遂与谭瑞强签订了《爆破工程合同》（即“5.6合同”），该合同有两个版本：一是许丰球在（2014）江民初字第496号案中提供的合同，该合同第一页甲方乙方上是空白的，最后一页落款上只有谭瑞强、莫飞友、江活三人的签字和盖捺、没有友诚公司和三元崇左分公司的盖章。另一个版本是谭瑞强在（2015）江民初字第743号安琪酵母公司诉路桥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提供的合同（本案庭审中谭瑞强也提交了该合同的原件），该合同第一页甲方乙方上手写填有莫飞友、江活（甲方）和谭瑞强（乙方），最后一页落款上除了有和许丰球提供的合同一样的谭瑞强、莫飞友、江活三人的签字和盖捺外，在这些签字和盖捺之上还加盖有友诚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的公章。此外，许丰球提供的合同版本字体大小、行间距等通篇一致；而谭瑞强提供的合同的第一、二页的个别条款内容与许丰球提供的合同的相应内容的不同之处在于：个别条款增加了一些说明性质的内容，且字体大小、行间距与其他的不一致。谭瑞强提供的合同原件有异样：该合同有公司的印章和手捺作为骑缝章，提供的合同有四页，从印章和手捺的顺序来看，第二页和第三页的内容是重复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合同的基本条款是一致的，都约定：由乙方对所需爆破石方工程进行施工，爆破施工的石方按综合单价7.7元／立方计算，工程量按所爆破的山体地貌实际计算。 2013年5月７日，谭瑞强与许丰球签订《爆破工程合同》（即“5.7合同”），将该爆破石方工程转包给许丰球施工，约定单价按7.2元／立方计算，工程量按所爆破山体 15 地貌实际计算。许丰球与谭瑞强签订合同后，遂组织人员、物资、机械等，进行了爆破施工，莫飞友、江活安排人员和车辆，将爆破出来的石料运到崇左至靖西高速公路工地用于填筑路基。2013年11月10日，许丰球与谭瑞强解除了该合同。 各方当事人均认可，“5.6合同”和“5.7合同”指向的是同一个施工标段的爆破及相关工作，两个合同虽然名为《爆破工程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和性质为：实际施工人实施爆破工作并将爆破出来的石头按照莫飞友、江活要求的尺寸解炮成可以填方的料石，实际施工人将料石卖给莫飞友和江活填方至其承揽的土石方工程中。 5.冠通公司曾经到案涉现场进行测绘并出具报告。 6.由于崇靖高速公路早已经交付使用，案涉爆破现场马安村更松屯的“由诺山”已经不能恢复到2013年6月19日和2014年1月2日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施工样貌。 二、对双方有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 （一）“5.6合同”的主体问题。 “5.6合同”虽然存在盖有公司印章与否的两个版本，且两个版本的排版、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作为证据的出现也有先后，故，谭瑞强提供的盖有公司印章的“5.6合同”不排除印章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了某种目的而加盖上去的可能，即使如此，由于这两个版本的合同标的重叠，而且实际施工人唯一，况且，根据法人的意志是通过其有代表资格的人实施相关行为体现的，故有代表法人资格的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之后，再将法人的公章盖上，其行为应视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5.6合同”的签订主体应该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 至于江活在“5.6合同”中的身份问题，虽然其与湖南路桥之间的工程分包关系是借了华南公司的名义签订，但华南公司在“5.6合同”并没有盖章，故华南公司当然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又因为江活本人从湖南路桥承揽来的工程与友诚公司承揽的范围不一致且其 16 施工范围内的爆破工程事实上也分包给了三元崇左分公司，故江活主张“其与莫飞友同为友诚公司的人员、以友诚公司的名义与三元崇左分公司签订了爆破工程分包合同”与事实不符，应确认江活亦为该合同主体。 至于三元公司及其三元崇左分公司提出，谭瑞强一直是金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若基于谭瑞强作为相关公司的负责人身份而认定其签订的案涉合同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则该签订合同的主体应为金鑫公司而非三元崇左分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理由：不论出于何种理由，谭瑞强最后在合同上盖的是三元崇左分公司的印章而非金鑫公司的印章，而且谭瑞强作为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负责人，其有权利以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加盖公章。 由于“5.6合同”和“5.7合同”虽然都名为《爆破工程合同》，但是由于合同的内容不但包含实际施工人实施爆破工作、还包含将爆破出来的石头按照莫飞友、江活要求的尺寸粉碎成为可以填方的料石后将料石卖给莫飞友和江活填方至其承揽的土石方工程中的内容，而三元公司与二分部签订的合同只有爆破的内容，所以三元公司主张三元崇左分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与莫飞友、江活签订相应合同，故三元崇左分公司不是合同主体的意见，不予采信。 （二）关于许丰球的工程量及工程款问题。 1.关于工程量。各方都确认了冠通公司曾经到案涉现场进行测绘并出具报告，且2017年1月20日江州区检察院对冠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春林询问的笔录中，尹春林也陈述了该公司前往测绘现场开展测绘工作及没有出具正式的测绘报告的原因，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冠通公司作出的测绘报告可以作为确定工程量的依据。理由为：（1）各方都认可：①许丰球根据其与谭瑞强签订的合同确实在案涉现场实施了爆破作业；②由于崇靖高速早已交付使用，案涉现场现在已经不可能恢复到2013年6月19日和2014年1月 17 2日时的状况。故不可能认定许丰球没有工程量，确定许丰球的工程量只能从现有的证据并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来推定工程量；（2）冠通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是根据原始的地貌图和测量时地貌的实际状况，采用测绘行业通用的计算方法将测量时的山体实际地貌与山体原貌相比对后得出的结果，结合“5.6合同”和“5.7合同”都约定“工程量按所爆破的山体地貌实际计算”，冠通公司的测绘报告具有科学性并符合当事人约定的计算方法。当事人若认为测绘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和2014年1月2日测量的数据不准确，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否则，基于现场不可恢复的情形，冠通公司在2013年6月19日和2014年1月2日所取得的数据应该作为定案依据。 对于谭瑞强等被告方主张从未委托测绘公司进行测绘工作，测绘公司测绘时莫飞友和江活亦不在现场，冠通公司不是法定的鉴定机构，其出具的测绘报告没有署名报告人并附上从业资质不符合程序等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冠通公司不在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录中并不影响其作为专业测绘公司的存在和开展测绘业务，尹春林的陈述解释了测绘报告未署名并提供相应资质的原因，而谭瑞强与许丰球的合同中也并没有约定以何种方式确认工作量，相反，合同约定的是“工程量按所爆破的山体地貌实际计算”，而相关人员到场与否并不能影响山体地貌的实际状况。故谭瑞强等主张不曾委托、不在现场、不符合程序、不能证实工程量等意见不予采信。 本案庭审中，江活也不同意许丰球工程量及工程款未得到支付的主张，认为其提供的2014年１月７日与许丰球签订的《关于江活与许丰球解除民爆合同的协议》及《爆破队伍拉土石方结算单》可以证实许丰球的工程款已经得到支付，同时认为冠通公司测量的方量尤其是2014年1月2日测量的数据包含同时期其他爆破施工队在案涉场地进行施工的工作量，为此其庭后也提供了证据予以证实。许丰球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江活提供的证据分析如下：江活与案外人颜少伟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6日，约定的工期为2013年10月1日- 18 2014年12月1日，但同时还约定了“具体开工时间以实际开工时间为准”，工程地点为崇左到靖西高速公路桩号Ｋ19+900—Ｋ21+000。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虽然约定了工期，但强调具体开工时间以实际开工时间为准，而江活同时提供的《爆破结算单》显示结算时间是从2014年1月４日开始，故江活的证据不能证实冠通公司2014年1月2日测量的方量与其他施工队的工作重叠，而且，江活提供的2014年１月７日与许丰球签订的《关于江活与许丰球解除民爆合同的协议》及《爆破队伍拉土石方结算单》（结算日期：2013年11月24日—2013年12月）显示：①虽然许丰球与谭瑞强于11月10日解除了合同，但一直到12月份许丰球仍在案涉场地工作；②从2013年11月24日—2013年12月许丰球的爆破工程量为24092立方米（石方）、应得工程款为178284元来看，在收尾阶段一个月的时间里许丰球尚且还有这样数额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由此可见，三元公司及其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主张2013年5月18日至11月10日谭瑞强爆破工程量（即许丰球施工的工程量）为16691.55立方米，工程总价款为128525元不合常理；③该结算数量与许丰球主张的“原告的工程量应为135771.4立方米，已得到支付24092立方米石料的工程款，尚有111679.4立方米石料未得支付”的数额相吻合，即2014年1月2日，冠通公司现场测算的工作量是包含许丰球履行“5.7合同”和履行其与江活另外的约定等两方面内容的工作量，这两方面的工作总量为135771.4立方米，其与江活另外的约定的工作量为江活确定的从2013年11月24日－2013年12月许丰球的爆破工程量24092立方米，由于江活就该24092立方米已与许丰球结算，故应该扣除。 2.关于工程款。据上分析，许丰球基于“5.7合同”完成的工程量为111 19 679.4立方米，合同约定的单价为7.2元／立方，故应该未得到支付的款项为804091.68元。 对于谭瑞强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许丰球提供的三份《证明》和一份《说明》上“谭瑞强”签名的真实性予以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许丰球提供以上证据拟证明：许丰球完成的工程总量为135771.4立方米，扣除江活支付的24092立方米款项，尚有111679.4立方米石料的款项859931.38元未得到支付，许丰球与谭瑞强签订的合同于2013年11月10日解除，谭瑞强未支付许丰球工程款是因为莫飞友、江活未向谭瑞强支付相应工程款等事实，而据上分析，以上待证事实并非必须许丰球提供的《证明》和《说明》才可以证实，故对于谭瑞强的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一）关于“5.7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按照合同的约定：“甲方（即谭瑞强）负责提供爆炸物品，费用由乙方支付”、“乙方（即许丰球）必须服从甲方的整体工作安排，乙方必须具备两名精通技术、业务的专业人员施工时到现场指导施工作业，以利管理及甲方联系工作。爆破作业人员、施工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同时结合爆炸物专门管理的有关规定，爆破工作所需的炸药等与爆破专门管理相关的物资必须来源于有资质的公司、实施爆破工作的爆破作业人员、施工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因此，“5.7合同”并非要求签订合同的主体本人必须有爆破资质，根据合同的约定，许丰球所实施的工作实质是在有爆破资质公司的监管之下、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进行爆破的作业，同时，合同还包含将爆破出来的石头按照莫飞友、江活要求的尺寸解炮成可以填方的料石以供其填方至其承揽的土石方工程中。故谭瑞强等主张许丰球没有爆破资质导致“5.7合同”无效的意见，不予采信，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20 （二）关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谭瑞强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由于各被告都与案涉工程有关联，都有可能承担支付责任，故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谭瑞强均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谭瑞强在本案中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取决于工程款的支付情况。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应为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根据“5.7合同”约定的“工程竣工后，···甲方在三个月内付清”，本案由于许丰球和谭瑞强的工程竣工时间没有确定，虽然2013年11月10日双方确认终止了合同，但最后的量算报告是2014年1月2日，故利息应该从2014年4月3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为止。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4年4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1.关于路桥公司。基于建工合同中，在合法分包的情形之下，发包人和总包人对分包合同的民事责任要在应付未付款项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由于案涉标段的土石方工程实际是江活、莫飞友先与路桥公司达成分包协议，后为了使分包合法化，路桥公司才与友诚公司、华南公司签订分包合同，但此举未影响湖南路桥直接与江活、莫飞友交易。由于路桥公司和江活、莫飞友一致确认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直接向江活和莫飞友支付完毕，所以，路桥公司在本案不承担责任。 2.关于华南公司。路桥公司与华南公司就江活承揽到的劳务工程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后，华南公司对于该劳务工程享有权利，若非华南公司授权或追认，任何人对该工程的处置都属于越权行为。江活通过与谭瑞强代表的三元崇左分公司签订“5.6合同”将该劳务工程中涉及到的爆破工作分包出去的行为，由于江活既非华南公司任命的项目经理，又 21 非华南公司认可的委托代理人，事后也没有得到华南公司的追认，因此，该行为是江活的个人行为，属于无效的越权行为，华南公司对江活的无效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3.关于莫飞友与友诚公司、江活。（1）责任方式：由于“5.6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而江活在“5.6合同”中没有得到华南公司的授权或追认，而且，路桥公司直接将江活施工队应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江活个人，因此，江活应该承担支付责任。友诚公司虽然为合同主体，但由于路桥公司直接将莫飞友施工队应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莫飞友个人，因此，在路桥公司与友诚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莫飞友的个人财产与友诚公司的财产发生了混同，因此，莫飞友应该承担支付责任，友诚公司对莫飞友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责任范围：由于谭瑞强、莫飞友、江活一致认可谭瑞强已得到的工程款为128525元，又由于莫飞友、江活在各自从路桥公司承揽到的劳务分包工程不重叠、与许丰球交易的石方不应该也不可能混同的情况下，在本案中出于某种目的不主动陈述各自与三元崇左分公司因“5.6合同”而产生的工程量和应支付的工程款，而是笼统地主张该付的工程款已经由江活支付完毕，该主张隐含的工程量既与常理不符，甚至与其自身提供的证据向左。因此，江活、莫飞友及友诚公司应对三元崇左分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是804091.68元－128525元＝675566.68元。 4.关于谭瑞强、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基于各方面的原因，谭瑞强作为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负责人，在与江活、莫飞友签订的“5.6合同”上盖上了三元崇左分公司的印章，虽然有事后盖章的嫌疑而且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在本案中不予认可该盖章的效力，但基于有代表权的人的行为对外效力和相应责任的规定，三元崇左分公司是该合同的主体，基于此，谭瑞强作为三元崇左分公司负责人次日与许丰球签订“5.7合同”的合同主体亦应为三元崇左分公司、许丰球。而由于莫飞友、江活直接将涉案工程款支付给谭 22 瑞强，因此，在友诚公司、江活与三元崇左分公司签订的“5.6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谭瑞强的个人财产与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财产发生了混同，因此，对许丰球在“5.7合同”中未得到支付的款项，谭瑞强应承担支付责任，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5.关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谭瑞强承担责任的次序问题。据上分析，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江活、谭瑞强承担的民事责任及次序为：谭瑞强应向许丰球支付工程款804091.68元，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对谭瑞强的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莫飞友及友诚公司、江活对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的支付责任在675566.6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谭瑞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许丰球支付工程款804091.68元及利息（利息以804091.68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江活、莫飞友及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在675566.68元范围内对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2 23 916元，由许丰球负担839元，由谭瑞强、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共同负担12077元。 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质证。许丰球、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友诚公司、华南公司、路桥公司无新证据提交。江活提交如下证据：《谭瑞强爆破结算单》，证明江活将涉案的爆破工程分包给谭瑞强施工后，分包关系到2013年底结束，2014年上半年，江活与谭瑞强就爆破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进行总结算。确认江活尚欠谭瑞强的工程款是183094元（311619元-48525元-80000元），谭瑞强在签字的同时明确余下的款项由许丰球跟江活结算。但至今为止许丰球不愿意跟江活结算，该183094元至今未付责任不在于江活。 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无关。该份结算单的主体是江活和谭瑞强，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无关，同时结算单没有签署时期。结算单是土石方的销售，与爆破没有任何关联，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不知道该结算单的存在，也明确表示不追认。该份证据侧面反映了江活代理人陈述的本案是与谭瑞强对接的，直到本案再审后才出现三元公司的公章，所以江活也确认其是与谭瑞强个人发生的合同关系。 莫飞友、友诚公司共同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1、5.6合同约定工程量是按实质爆破山体地貌计算，但是实际是按照回填方来结算工程量的。2、该结算单已经包含在友诚公司一审提交的《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工程（预）结算单》中。 许丰球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江活、莫飞友在2016年向崇左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候已经承认是与三元公司签订合同。三元公司在安琪酵母厂起诉路桥公司、三元公司等财产损害纠纷案件，三元公司举证确认三元公司崇左分公司就是爆破合同 24 的主体，江活提交的《谭瑞强爆破结算单》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合同计量方式，也没有经过谭瑞强和三元公司的确认，因此该证据不应当采信。 华南公司质证意见：该证据与华南公司无关。 路桥公司质证意见：该证据与路桥公司无关。 本院对江活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江活提交《谭瑞强爆破结算单》有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有关联，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确认，但许丰球不认可，故江活提交该份证据拟证实至今为止许丰球不愿意跟江活结算，该183094元至今未付责任不在于江活不予采信。。 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5.6合同”虽然存在盖有公司印章与否的两个版本，且两个版本的排版、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作为证据的出现也有先后，故谭瑞强提供的盖有公司印章的“5.6合同”不排除印章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了某种目的而加盖上去的可能，即使如此，由于这两个版本的合同标的重叠，而且实际施工人唯一，况且，根据法人的意志是通过其有代表资格的人实施相关行为体现的，故有代表法人资格的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之后，再将法人的公章盖上，其行为应视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5.6合同”的签订主体应该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有异议，认为本案的5.6合同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从始至终都不知情。其次，谭瑞强已经在2014年9月5日已经卸任三元分公司的负责人，本案5.6合同出现三元分公司的公章应当在2019年3月28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结束后，且本案的许丰球从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及在三元公司在本案再审一审追加为被告之前，许丰球从未向三元公司或三元崇左分公司主张过要求支付工程款，且2014年9月5日后谭瑞强不是分公司的负责人，就不存在有代表资格的人实施相关行为体现代理行为。所以，谭瑞强不具有代表三元公司进行事后追认的权利，三元公司事前不知情，事后也不追认5.6和5.7合同。谭瑞强从2012年至今是 25 广西金星爆破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爆破合同或以个人名义或者以金鑫爆破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及履行合同，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无关。其他事实部分与三元公司无关。 莫飞友、友诚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如下异议：1.对于一审认定莫飞友、友诚公司确认了冠通公司曾经到案涉现场进行测绘并出具报告有异议，认为莫飞友、友诚公司没有确认冠通公司曾经到现场进行测绘；2、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基于“5.7合同”完成的工程量为111679.4立方米，合同约定的单价为7.2元／立方，故应该未得到支付的款项为804091.68元”有异议。理由：测量报告是单位的证明，证明的程序、内容、形式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测绘报告是没有谭瑞强的委托的，涉案的人员均没有到现场确认爆破的范围，形式上测绘报告也不是正式的报告，没有测绘人员的签字与盖章，也没有提供测绘单位的资质证书及测量员的资格证书。 江活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如下异议：1.对一审法院认定分包合同主体有异议，江活至始至终是与谭瑞强对接，直到本案诉讼，分包合同中三元公司加盖公章，江活才知道分包合同中存在三元公司。分包合同作为证据出示后江活才知道上面有三元公司的章。2.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量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以冠通公司意见直接作为确定工程量的依据是错误的。3.不管许丰球实际完成工程量是多少，江活跟谭瑞强已经进行了全面的结算，江活共欠18万多元，江活仅应在该18万多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许丰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华南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至于江活在‘5.6合同’中的身份问题，虽然其与湖南路桥之间的工程分包关系是借了华南公司的名义签订，但华南公司在‘5.6合同’并没有盖章，故华南公司当然不是该合同的主体”有异议，认为华南公司从未与路桥公司签订过任何合 26 同，华南公司收到该案相关材料才知道有人伪造华南公司公章及法人签字。华南公司与江活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江活。 路桥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有异议的事实部分，谭瑞强提供的盖有公司印章的“5.6合同”不排除印章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了某种目的而加盖上去的可能，即使如此，由于这两个版本的合同标的重叠，而且实际施工人唯一，况且，根据法人的意志是通过其有代表资格的人实施相关行为体现的，故有代表法人资格的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之后，再将法人的公章盖上，其行为应视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因此，三元崇左分公司主张其对三元崇左分公司负责人在“5.6合同”上盖章不知情不予采信。2.莫飞友、友诚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异议部分：（1）一审庭审中，莫飞友、友诚公司对许丰球陈述冠通公司曾经到案涉现场进行测绘并出具报告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莫飞友、友诚公司确认了冠通公司曾经到案涉现场进行测绘并无不妥；（2）冠通公司不在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录中并不影响其作为专业测绘公司的存在和开展测绘业务，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春林的陈述解释了测绘报告未署名并提供相应资质的原因，而谭瑞强与许丰球的合同中也并没有约定以何种方式确认工作量，相反，合同约定的是“工程量按所爆破的山体地貌实际计算”，而相关人员到场与否并不能影响山体地貌的实际状况。故，谭瑞强等主张不曾委托、不在现场、不符合程序、不能证实工程量等意见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根据冠通公司的测绘结果确认“5.7合同”完成的工程量为111679.4立方米，合同约定的单价为7.2元／立方，应该未得到支付的款项为804091.68元”正确。3.江活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异议的部分：（1）谭瑞强提供的盖有公司印章的“5.6合同”不排除印章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了某种目的而加盖上去的可能， 27 谭瑞强的行为应视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2）冠通公司不在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录中并不影响其作为专业测绘公司的存在和开展测绘业务，冠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春林的陈述解释了测绘报告未署名并提供相应资质的原因，相关人员到场与否并不能影响山体地貌的实际状况。故一审法院根据冠通公司的测绘结果确认“5.7合同”完成的工程量为111679.4立方米并无不妥。4.路桥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有异议部分：江活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关系是借了华南公司的名义签订，但华南公司在“5.6合同”并没有盖章，一审法院认定华南公司不是江活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合同的主体正确。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应否对谭瑞强支付许丰球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的问题。谭瑞强作为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负责人，在与江活、莫飞友签订的“5.6合同”上盖上了三元崇左分公司的印章，虽然有事后盖章的嫌疑而且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在本案中不予认可该盖章的效力，但基于有代表权的人的行为对外效力和相应责任的规定，三元崇左分公司是该合同的主体，谭瑞强作为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负责人次日与许丰球签订“5.7合同”的合同主体亦应为三元崇左分公司、许丰球。而由于莫飞友、江活直接将涉案工程款支付给谭瑞强，因此，在友诚公司、江活与三元崇左分公司签订的“5.6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谭瑞强的个人财产与三元崇左分公司的财产发生了混同，因此，对许丰球在“5.7合同”中未得到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判决谭瑞强承担支付责任，三元公司、三元崇左分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二、关于江活、莫飞友及友诚公司应否在675566.68元范围内对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支付许丰球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由于“5.6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友诚公司、江活和三元崇左分公司，而江活在“5.6合同 28 ”中没有得到华南公司的授权或追认，而且，路桥公司直接将江活施工队应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江活个人，因此，江活应该承担支付责任。友诚公司虽然为合同主体，但由于路桥公司直接将莫飞友施工队应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莫飞友个人，因此，在路桥公司与友诚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莫飞友作为友诚公司的股东，其个人财产与友诚公司的财产发生了混同，因此，莫飞友应该承担支付责任，友诚公司对莫飞友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由于谭瑞强、莫飞友、江活一致认可谭瑞强已得到的工程款为128525元，莫飞友、江活在各自从路桥公司承揽到的劳务分包工程不重叠、与许丰球交易的石方不应该也不可能混同的情况下，笼统地主张该付的工程款已经由江活支付完毕，与常理不符，因此，江活、莫飞友及友诚公司应对三元公司及三元崇左分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是804091.68元－128525元＝675566.68元，一审法院该项判决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莫飞友、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活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369元（其中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已预交11841元，莫飞友、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11841元、江活已预交8687元）分别由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三元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崇左分公司负担11841元，由莫飞友、广西友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841元，由江活负担8687元。 29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文标 审 判 员 韦权美 审 判 员 梁 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农碧霞 书 记 员 韦 嫣 30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