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2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金超，男，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桂峰，黑龙江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增，女，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雨恒，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东锋，男，汉族，住大庆市大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馨，黑龙江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会胜，男，汉族，住大庆市大同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艳杰，女，汉族，住大庆市大同区。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新志（二被上诉人爷爷），男，194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大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亚珍，女，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雷（蔡亚珍之子），男，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上诉人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因与被上诉人樊会胜、程艳杰、蔡亚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6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金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桂峰、上诉人马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雨恒、上诉人贺东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馨，被上诉人樊会胜、程艳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新志、被上诉人蔡亚珍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雷到庭参加法庭组织的调查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金超、马增、贺东锋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9）黑0606民初97号民事判决，判决程金超、马增、贺东锋不承担赔偿责任；2.追加王光远为被告；3.二审诉讼费由樊会胜、程艳杰、蔡亚珍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系严重程序错误。樊会胜、程艳杰与案外人王光远原系交通肇事罪案件当事人，王光远系交通肇事罪肇事人员，樊会胜、程艳杰系交通肇事罪受害者。在该案中，樊会胜、程艳杰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被法院依法受理，并针对民事赔偿部分一并做出判决。因王光远无偿还债务能力，故樊会胜、程艳杰在本案一审中将王光远肇事车辆前手车主程金超、马增、贺东锋、蔡亚珍起诉至法院，要求肇事车辆前手车主们在王光远交通肇事一案中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人的范围已做明确规定，1.刑事被告人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2.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3.被执行死刑犯遗产继承人，4.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与个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等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在交通肇事罪一案中，樊会胜、程艳杰已经对王光远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故针对其交通肇事民事赔偿部分，法院已经处理完毕。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已经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主体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樊会胜、程艳杰自认为在交通肇事罪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诉讼过程遗漏诉讼主体，其遗漏行为属其自身失误造成，故樊会胜、程艳杰如欲维权，仅能通过再审方式对其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进行权利救济，针对交通肇事赔偿问题，因交通肇事罪刑事判决已处理完毕，樊会胜、程艳杰并无直接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的权利，原审法院进行审理并做出实体判决系严重程序错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原审法院判决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对樊会胜、程艳杰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以买卖方式转让拼装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只有转让已经报废车辆时，转让人、受让人才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7月19日蔡亚珍将涉案车辆卖给程金超，2017年2、3月份程金超将车辆卖给马增，之后马增将车辆卖给贺东锋，2017年6月21日贺东锋将车辆卖给王光远。本案中，涉案肇事车辆报废日期为2017年7月22日，故原审所有被告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在买卖涉案肇事车辆的时间均在2017年7月22日前。因连带责任的承担方式系侵权责任法对共同侵权人最严苛的承担责任方式，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原审法院以交易时间濒临车辆报废日期为由判决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承担连带责任，系对侵权责任法五十一条的理解错误，随意扩大法律解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在明知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然为樊会胜、程艳杰进行立案，程序明显错误，同时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三、原审法院依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认定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第9页中认定：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因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在交易涉案车辆时并未按规定进行办理发票与车辆转移手续，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系2005年商务部发布的，意在有效管理已经依法进行工商登记的从事二手车交易企业的法律法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是典型的经济法法律法规，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商业企业之间不平等主体的法律法规。不但如此，《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已经对二手车经营主体、二手车经销、拍卖、经纪等行为进行了明确的法律解释。根据解释，上述主体均为已经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专门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企业，而非自然人。而本案原审各被告之间系平等主体间的正常民事交易行为，原审判决在引用《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7条与第22条后认定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承担连带责任的行为，系典型的用经济法的处罚规定处罚普通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交易行为，原审法院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审判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等多种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樊会胜、程艳杰辩称，一、原审判决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认定事实清楚。樊会胜、程艳杰与案外人王光远因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均是王光远驾驶的报废黑Ｍ×××**捷达轿车（套牌黑Ｂ×××**)的前车主并且倒卖该车时该车已属于达到报废标准，而且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禁止行驶的机动车，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出售肇事车辆时车辆均未年检也未依法缴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此种情况下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存在较大的主观过错。依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七款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均对王光远的本起交通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樊会胜、程艳杰依法对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提起赔偿诉讼是合理合法的，本案是否属“一事不再理”重复诉讼问题。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对重复起诉构成条件明确作出规定，核心要素是两个案件的同一性判断标准问题。就本案与王光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结案的前案判断因素而言：一是要判断两案当事人是否相同。一般情况下，只有原、被告均相同情况下，两个案件才有可能是同一的，而本案当事人与前案当事人并不相同；二是要判断诉讼请求是否相同。就本案而言，虽前案与本案诉讼基础相同，但诉讼请求内容并不相同，前案并未解决本案中的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是否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等问题，诉讼请求权基础和诉争焦点并不相同；三是要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相同。基于同一事实基础提出诉讼并不必然导致案件事实完全相同，本案而言，前案基础事实并未就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是否与案外人王光远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事实进行审理和认定处理。所以樊会胜、程艳杰向程金超、马增、贺东锋主张赔偿的权利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大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二手车经营活动或者与二手车相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程金超、马增、贺东锋事实上从事了二手车交易活动，理应受到该法的约束。而一审判决中体现的王光远驾驶的报废的车辆在几个月内频繁转卖这并不符合购买自用的情形，极大可能是商事行为，并且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查找到疑似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注册的肇东市庆通汽车修理部，也可以从旁佐证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实际上从事商事汽车买卖。所以适用《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是正确合法的。三、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在上诉状中称涉案车辆报废日期为2017年7月22日，该车买卖时不是报废车，可以进行买卖。樊会胜、程艳杰认为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故意把报废期前边“强制”二字落下是混淆视听，歪曲事实，涉案车辆查询结果单写明该车强制报废期止2017年7月22日，这个“止”字就是说该车在2017年7月22日之前达到报废标准。有止就有起，起由14年到16年到17年。不能由17年止16年到14年吧？时间不能倒转。这个2017年7月22日是该车强制注销的最后一天。不是该车报废期止的时间。强制报废之前该车辆就已经符合了报废标准。就不许进行买卖和上路，报废标准就从14年起。该车应自行处理、拆解，不处理车管部门就强制注销处理，到17年7月22日止，事故车辆在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倒卖过程中就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准，强制报废起算时间应以保险失效时间为起点，2017年7月22日为止点。基于自然规律及生活常识，除去特殊意外导致车辆瞬间报废的情况，一般车辆达到报废标准并且被强制报废是有一定时间区间的，按照大同大队出具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中可以体现事故车辆保险终止日期为2014年7月19日，也就是说从2014年7月19日起保险失效，并且查询结果单上已写明2014年7月19日机动车状态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依据《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之规定，机动车年检需要提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鉴于保险失效该机动车无法年检及无法证明该车符合法定的上路行驶的标准，而且造成本起严重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是由于该车辆失控导致的，并且在一审判决中上诉人贺东锋辩称其以报废车辆卖给王光远的，并且协议中写明此车无路权，所以有理由相信从2014年7月19日起该车不能具备年检条件，有符合车辆报废标准的情况存在。而且交通事故发生在2017年7月15日，当日车辆就因为事故碰撞事实上报废了，但是还没有到大同大队出具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中强制报废期止2017年7月22日，这也可以直观的反映有事实上达到报废标准而没有到达强制报废日期的情形，可以证明该车达到报废标准时间是2014年7月19日。在一审判决中，贺东锋出示证据，协议注明此车无路权，程金超、马增、贺东锋都质证认为无异议，这足以说明三位前任车主明知该车已达到报废还连手转卖是违法的。4位前任车主连手转卖该车，却都没有过户，只因车已报废。否则也不会使用假牌号，这也足以说明该车在程金超、马增、贺东锋手中已到达报废标准。大同大队该车查询结果单上写明该车保险终止日期2014年7月19日，机动车状态：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请在法庭上说明白，说不明白是推托不了责任的。综上所述，马增、程金超、贺东锋依法应赔偿樊会胜医疗费、误工费等人民币47872.08元、程艳杰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民币368248.43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蔡亚珍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樊会胜、程艳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樊会胜医疗费4437.68元、误工费33,600元、营养费6000元、住院伙食费400元、护理费12,000元，上述合计56,437.68元，程艳杰医疗费109,398.76元、伤残金233,528元、误工费12,000元、护理费12,000元、营养费6000元、住院伙食费3000元、被抚养人女儿生活费29,449元、儿子生活费37,863元、精神抚慰金3万元、鉴定费5420元，上述合计478,658.76元。费用总计535,095.84元。要求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负连带责任，共同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5日15时02分，案外人王光远无证驾驶濒临报废的黑Ｍ×××**捷达轿车(套牌黑Ｂ×××**）沿萨大路由北向南行驶至萨大路采油八厂采气公司第三作业区前公路处时，车辆失控侧滑驶入对向车道，与沿萨大路由南向北行驶的樊会胜驾驶的黑Ｅ×××**吉利英伦轿车相撞，致使王光远、樊会胜以及乘坐在王光远驾驶车辆内的马立春、乘坐在樊会胜驾驶车辆内的程艳杰受伤，马立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双方车辆损失。经大庆市××区（2018）黑0606刑初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程艳杰因此交通事故发生医药费93,919.93元、急救车费用3390元、门诊费6195.5元，程艳杰共住院三次计34天，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3400元，程艳杰住院期间误工费按每月2200元计算34天为2493.33元，以上费用合计109,398.76元。樊会胜因交通事故发生医药费1961.58元，门诊费1155.5元，急救车费240元。樊会胜共住院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0元。樊会胜从事电焊焊接工作，住院期间误工费按每月7800元计算3天为780元，上述合计4437.08元。经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樊会胜误工时限120日、伤后需一人护理60日、营养时限60日，程艳杰评定为七级伤残、误工120日、伤后需一人护理60日、营养时限60日，鉴定费用合计5420元。涉案车辆强险到期时间为2014年7月19日，2016年7月31日检验有效期止，强制报废时间为2017年7月22日。2014年7月9日蔡亚珍将车辆卖给程金超，2017年2、3月份程金超将车辆卖给马增，之后马增将车辆卖给贺东锋，2017年6月21日贺东锋又将车辆卖给王光远。樊会胜、程艳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的黑Ｍ×××**捷达轿车(套牌黑Ｂ×××**）交强险终止日期为2014年7月19日，检验有效期到2016年7月31日目，该车的强制报废期止于2017年7月22日。2017年2、3月份程金超出售该车时，涉案车辆交强险和年检均已过期且濒临强制报废日期，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车辆已属于依法禁止行驶和买卖的机动车辆。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七款和第二十二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完成后，现车辆所有人应当凭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不满足该条件的二手车，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对交易违法车辆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在购买车辆后均未按规定办理发票及转移登记手续，截至事故发生时，车辆行驶证依然为蔡亚珍，故程金超、马增、贺东锋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故对程金超提出的应当追加王光远为本案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认可。贺东锋答辩时提出其与王光远的买卖协议中写明此车无路权，不允许上路，只是按报废车卖给王光远的意见，因无路权车辆及报废车辆均不允许买卖，故对此答辩意见不予认可。核定樊会胜、程艳杰损失如下：1.樊会胜医药费、门诊费、急救车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3天误工费总计4437.08元。营养费按50元/日×60日为3000元，误工费按每日260元计算117天为30,420元，在庭审中樊会胜未提供护工工资证明，故对樊会胜、程艳杰要求护工费按每日2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可按2018年黑龙江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每年60,090元计算60日为10,015元，以上总计47,872.08元。2.程艳杰医药费、门诊费、急救车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34天误工费总计109,398.76元。营养费50元/日×60日为3000元、误工费按每月2200元计算86天为6306.67元。程艳杰在庭审中未提供护工工资证明，故对樊会胜、程艳杰要求护工费按每日2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可按2018年黑龙江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每年60,090元计算60日为10,015元、伤残赔偿金按2018年黑龙江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91元计算为233,528元，精神抚慰金6000元，以上合计368,248.43元。程艳杰在庭审中未提供未成年子女的户口本或出生证明等身份信息，故对樊会胜、程艳杰要求赔偿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九十五条、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十六条、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三被告贺东锋、程金超、马增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樊会胜47,872.08元，赔偿原告程艳杰368,248.43元。对以上债务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樊会胜、程艳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51元，鉴定费5420元，由三被告负担12,536.33元，二原告负担2034.6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综合各方当事人一、二审过程中的陈述及举证，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案涉捷达车辆原所有权人为北京明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初始登记日期为2009年7月22日。于2014年7月8日办理所有权人转移登记手续，变更所有权人为蔡亚珍，车牌号码为黑Ｍ×××**，在该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中显示，备注强制报废期止：2017年7月22日。2014年7月9日，由蔡亚珍儿子付春雷将该车辆以1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程金超，交付车辆后，二人并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程金超在自用该车两年多之后，于2017年2、3月份通过案外人鞠洪波，以4000元的价格将该车出售给马增。马增自述，车辆交易时手续齐全，有购车协议及行车证，车牌号忘记了，二人亦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马增在购车后4、5天左右又将该车出售给一个叫小贺的人（指贺东锋），交易价格不到5000元。贺东锋自述，其在2017年6、7月份在肇东一个女的（指马增）处以4000元价格购得案涉捷达车，买车时有行驶证及大绿本，车牌号忘记了，双方未签订协议，亦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购得该车大约3、5天后卖出，卖给谁、交易价格都忘了，但有购车协议。据贺东锋提供的购车协议显示，2017年6月21日，贺东锋将该车以4000元价格出售给王光远，在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中，未写明车牌号码，其中另注内容为：此车无路权，本人保证此车非盗抢。王光远在（2018）黑0606刑初36号案件中供述“肇事黑Ｂ×××**（实际为黑Ｍ×××**）捷达轿车是王光远在新华以人民币4000元买的，没有任何手续。”另查，在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所作（2018）黑0606刑初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记载：“黑Ｂ×××**（实际为黑Ｍ×××**）小型轿车（所能检鉴部分）的安全性能符合规定，车辆安全性能合格。”另，樊会胜、程艳杰在二审过程中自述，二人至今未能从王光远处获得赔偿。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系由于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等人连环购车而未办理过户手续，导致案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樊会胜、程艳杰认为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等人均存在过错而向各出卖人主张赔偿。焦点问题应为针对樊会胜、程艳杰在案涉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损害后果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樊会胜、程艳杰二人因案涉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虽樊会胜、程艳杰在（2018）黑0606刑初36号案件中已对交通肇事罪被告人王光远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但樊会胜、程艳杰在该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未获知案涉肇事车辆存在多人连环购车的情形，故在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樊会胜、程艳杰根据其所获知的新的法律事实而提起诉讼，因被告方不同、诉讼标的额也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另，樊会胜、程艳杰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系其认为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等人连环出售的案涉捷达轿车属报废车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本院对程金超、马增、贺东锋主张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审判原则、程序违法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通过现有证据可知，案涉捷达轿车在自北京明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转让给蔡亚珍时，各项手续齐备，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出租转非”，强制报废期至2017年7月22日；结合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案涉捷达轿车所作的检鉴结论为安全性能合格的事实，能够确定案涉捷达轿车在2017年7月21日之前，尚未到达强制报废期限且安全性能合格，不属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2018）黑0606刑初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三页上数第三行中“被告人王光远无证驾驶一辆报废的捷达轿车…”、第四页上数第十一行中“无证驾驶一辆报废捷达轿车拉着马立春…”的表述与该判决书第七页上数第一行“黑Ｂ×××**（实际为黑Ｍ×××**）大众牌小型轿车（所能检鉴部分）的安全性能符合规定，车辆安全性能合格”的表述相悖，而关于案涉捷达车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安全性能符合规定的认定系出自于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故（2018）黑0606刑初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对案涉捷达轿车系报废车辆的表述不准确，本院对这一事实不予认定。关于该车辆在数次买卖过程中未办理过户手续、未缴纳交强险、未依规办理年检等问题，均系违反我国关于道路交通、车辆管理的行政法规的行为，应由其调整，而不能据此认为该车辆已经报废。樊会胜、程艳杰在未出示充分证据证实案涉捷达车存在拼装、改装、报废等法定因素的情况下，其主张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出售报废车辆的依据不足，本院二审不予支持。关于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等人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到机动车登记部门办理相应的机动车所有权变更登记。而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机动车虽已通过买卖等方式被转让给他人，但转让人、受让人均未依法及时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为合理保护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及避免不当扩大被侵权人索赔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被多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该司法解释可知，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经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营运，也不能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利，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蔡亚珍、程金超、马增、贺东锋在案涉捷达车的连环转让过程中，均已完成了收取车款、交付车辆的合同义务，无明显过错，亦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樊会胜、程艳杰承担赔偿责任。另，在连环购车的最后一个环节，即贺东锋向王光远出售案涉捷达轿车时，双方的车辆买卖协议中已写明“此车无路权，本人保证此车非盗抢”的内容，能够确定贺东锋在向王光远出售该车时，已尽到告知、提示义务，明示案涉捷达轿车无路权，不具备上路行驶的条件，在此情况下，亦不能认定案涉连环购车的最后一位出售人贺东锋存在过错。而本案所涉捷达轿车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系案外人王光远，其对于无路权的车辆仍然驾驶上路，主观上存在过错。对于王光远应向樊会胜、程艳杰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所作（2018）黑0606刑初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已有裁决，因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能够作为樊会胜、程艳杰向王光远主张赔偿的法律依据，本院不再评判。综上所述，程金超、马增、贺东锋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6民初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樊会胜、程艳杰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151元、鉴定费5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42元，均由樊会胜、程艳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润柏审判员  孙文斌审判员  李晓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