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5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福珍，女，1944年3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健，男，1969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杨虹，女，1963年3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杨光，男，1976年1月1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杨丽萍，女，1965年8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岳福珍因与被上诉人杨健、原审第三人杨虹、杨光、杨丽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0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岳福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10日尾号为8119的银行账户发生的3000元ATM机取款，应当认定为杨健取走的，杨健应当返还。2015年4月10日从杨丽萍账户中转入杨健账户的108000元，系杨丽萍还上诉人的借款。2016年1月27日杨健通过黄婷账户向杨丽萍转账的140000元，不应该从杨健管理的资金中扣除。杨健答辩称，对方上诉状上述事实不属实，1、证据提供2015年2月10日中国银行个人账户签约确认单，第三方存款开户确认单，申请表其中个人申请表上半部分内容我填写的，上面的部分是上诉人签字的，是我和上诉人同时办理的，在ATM机取款也是我和上诉人一起去的，取出来三千元，也是上诉人自己得的款项，这三千元是应该扣除的。2、涉及到14万元，有两笔14万元，第一笔14万元发生在15年10月，上诉人购房需要56万元在15年12月25日准备好，拆迁款是在理财账户，只可以用8万元，我组织为上诉人筹款，找杨丽萍借了14万，上诉人也找杨丽萍说过，杨丽萍就答应放在我这里的十万八千元拿出来借给上诉人买房子，由其儿子取出来拿给我，14万元买房子从杨光借了5万元，同一天打到理财账户上，我的钱到期以后马上还了14万给杨丽萍，还5万给杨光，杨光否认这5万是还他为岳福珍2015年10月25日购房时出的5万元，这没有道理，杨虹和杨丽萍也非常清楚我归还杨光5万元这个事情。第二笔14万元，在16年8月份，杨丽萍儿子要结婚需要用钱，找上诉人要钱还10万零八千，又借了一笔钱，又喊我垫钱给杨丽萍，我从我的账户上一笔14万，一笔60万存在我爱人账户上，准备垫14万给杨丽萍，垫60万给杨光我在2016年8月15日为岳福珍垫付14万给杨丽萍，法院判的这14万是这一笔。杨光答辩称：杨丽萍和杨健提供的材料说得很清楚，都能证明这108000元属于上诉人，这两笔一笔3000元之前庭审多次其自述都全部认可这三千属于杨健自己承认的一百多万余元里面，现在对方反悔不承认了。在上诉状中，一审法院说根据杨健陈述的认定判决，我方不认可，这两笔钱，都是上诉人的，杨健是混淆概念，占为己有。杨丽萍答辩称：和杨健意见一致，杨光和上诉人曾找我说一些帮他们说话来做一些伪证，我就没同意，杨光就说带威胁语言说，问我还和家里人商量还是要出庭，我当时属于旁听得不到说话的，庭上我发现对方说的谎话连篇，我就写了材料提交一审法庭但是没收，我为了尽早把事情解决，我就来参与今天的庭审。杨虹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岳福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47660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岳福珍与被告杨健、第三人杨丽萍、杨光、杨虹系母子女关系。因岳福珍委托杨健代为管理资金并进行投资理财，2014年8月岳福珍将其卡号为62×××17工商银行卡交给杨健，并告知密码。2015年2月9日，岳福珍因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存取业务需要在中国银行办理卡号为62×××19银行卡一张（开卡时存入10元），并将银行卡绑定手机号设置为杨健手机号，同日岳福珍通过贵阳银行尾号4885帐户向尾号8119银行卡内转入资金1113035.19元。2015年2月9日或2月10日岳福珍将尾号8119银行卡交给杨健，并告知密码。2018年1月杨健将上述银行卡交还岳福珍，因岳福珍发现杨健已于2014年8月14日将尾号6217银行卡中的31万元取走，并且尾号8119银行卡内只余159764.52元，双方发生争议，岳福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前。另查明岳福珍尾号8119银行卡交给杨健管理，由杨健代为投资理财期间，因投资需要、岳福珍购房、杨光向岳福珍借款、岳福珍指示杨健将卡内资金转给他人、杨健替岳福珍筹集购房款、杨健以卡内资金进行个人消费或自行取款等原因，曾发生多笔存取款业务及转帐业务，期间，杨光曾至杨健处取走尾号8119银行卡，并获知密码。审理中，岳福珍和杨健对于杨健经手管理的岳福珍资金共计1819627.78元无争议，双方一致认可该1819627.78元由岳福珍尾号6217中原有的310000元；岳福珍2015年2月9日向尾号8119银行卡存入的1113045.19元；岳福珍2015年5月14日向尾号8119帐户存入的50000元；杨光2015年10月25日向尾号8119帐户存入的50000元；先由杨丽萍转帐到杨健帐户、再由杨健转帐到尾号8119帐户的108000元；岳福珍2017年2月20日将现金40000元交由杨健存入尾号8119帐户的40000元；以及2015年2月10至2018年1月4日期间尾号8119帐户投资收益148582元组成。双方一致认可因岳福珍购房从尾号8119帐户支出的560000元，因杨光向岳福珍借款，杨光于2016年8月22日使用尾号8119银行卡转出的600000元，由岳福珍指示杨健向杨虹丈夫张良华支付的40000元应当从杨健应返还的资金中扣除。再查明2015年2月10日，岳福珍在杨健陪同下到申银万国贵阳中华北路证券营业部办理证券投资手续，当天上午10时38分，杨健替岳福珍从尾号8119帐户向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帐户转入1110000元，随后在10时57分、58分，岳福珍尾号8119帐户在中华北路78号ＡＴＭ机发生两笔现金取款共计3000元。岳福珍与杨健互称该3000元是对方取走。2015年12月27日杨光用岳福珍银行卡从尾号8119帐户取现40000元。同日杨光通过杨光尾号7278帐户向黄媛尾号5132帐户转款40000元。针对该40000元，杨健表示系杨光的个人行为，与自己无关；杨光表示与黄媛无经济往来，取款和转款均是按杨健指示进行。2015年4月10日，杨丽萍通过其尾号2546帐户向杨健尾号为6991帐户转帐108000元。2016年1月27日杨健通过其妻黄婷尾号7410帐户向杨丽萍尾号0091帐户转款140000元。2016年8月22日杨光使用岳福珍银行卡从尾号8119帐户向杨健之妻黄婷尾号7410帐户转帐140000元，并备注“还款”。针对杨光进行的该笔转帐，杨健表示杨光系按岳福珍指示转帐，以用来归还2016年1月27日杨健代岳福珍支付给杨丽萍的140000元；杨光表示系按杨健指示转帐。2016年1月27日杨健通过黄婷尾号7410帐户向杨光尾号6177帐户转帐50000元。2016年11月23日杨健从其尾号1853帐户向杨光尾号7620帐户转帐52000元。2017年3月16日，杨健通过其尾号1853帐户向杨光尾号2966帐户转帐20000元。对该三笔转帐性质杨健和杨光意见不一。杨健与岳福珍、杨光、杨丽萍、杨虹继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所作（2019）黔0103民初21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岳福珍、杨健、杨丽萍、杨光、杨虹对本案中涉及的岳福珍理财收益148582.59元均享有继承权利，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1民终21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理财收益应属岳福珍所有，不应当作为遗产分割，并判决贵阳市云岩区合群路132号3单元2楼2号房屋征收补偿金1220085.19元，由杨健、杨光、杨虹、杨丽萍四人每人享有103999元（合计415996元），岳福珍享有804089.19元（杨光已分得此款，限岳福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该款给付杨健、杨丽萍）。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陈述，相关证据在卷佐证，经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岳福珍将自己的银行卡及密码交给被告杨健，委托杨健管理资金，杨健按照岳福珍的指示处理岳福珍的资金事务，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或受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系因双方解除委托合同后，因委托事务产生的争议，本案原定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岳福珍与杨健的委托关系解除后，杨健应将岳福珍委托其管理的资金及收益返还岳福珍，因杨健超出权限，擅自处理岳福珍资金，给岳福珍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本案中，岳福珍和杨健对于杨健经手管理岳福珍的资金共计为1819627.78元无争议；对于杨健已退还岳福珍159764.52元无争议；对于应扣除的管理资金包括杨光所借60万元、购房支出56万元、岳福珍授权杨健支付给张良华4万元无争议，对于杨健主张的扣除项目，一审法院意见如下：①2015年2月10日尾号8119帐户发生的3000元ATM机取款。当天岳福珍系和杨健一起办理理财手续，在发生1110000元的理财支出后，尾号8119帐户内仅余3035元，在杨健具备可以随时支取岳福珍该帐户内剩余资金的条件下，杨健在当天即将卡内剩余资金取走的可能性较小，而相对而言，岳福珍在杨健陪同下将尾号8119帐户剩余小额资金取走，以整数作为委托杨健管理资金更符合普通人心理，因此应由岳福珍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该3000元确系杨健取走，岳福珍未能举证，不利后果由岳福珍承担，故认定该3000元应从杨健代为管理的资金中扣除；②杨光于2015年10月25日转入岳福珍尾号8119帐户的5万元。该5万元进入8119帐户，属于杨健认可的岳福珍委托管理的资金，杨健并无证据证明该款是杨健因岳福珍购房向杨光所借，也无证据证明黄婷帐户2016年1月27日转给杨光的5万元系受岳福珍指示，杨健要求扣除该5万元，缺乏证据，不予采纳；③2015年12月27日杨光从尾号8119帐户上取走的4万元。该款系由杨光取出，杨光主张系授杨健委托取出，未提供证据，该4万元应从杨健管理的资金中扣除，至于杨光是否应当退还岳福珍该4万元，杨光转给黄媛的4万元是否涉及不当得利或是其他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④杨光2016年8月22日从尾号8119帐户转入黄婷帐户的140000元。按杨健陈述，杨健在2015年10月25日将杨丽萍在2015年4月10日转到杨健帐户的108000元连同杨健自筹款项转到了尾号8119帐户，岳福珍与杨健对于岳福珍委托杨健管理的资金中包括该108000元无争议，2016年1月27日杨健通过黄婷帐户向杨丽萍转帐140000元，杨丽萍已认可黄婷帐户转给杨丽萍的140000元是杨健替岳福珍支付，并认可其中的32000元系杨健替岳福珍支付给杨丽萍的借款，岳福珍与杨丽萍主要是对杨丽萍收到的32000元之外另108000元性质意见不同，岳福珍认为杨丽萍同意杨健转到尾号8119帐户的108000元是杨丽萍归还岳福珍的借款，不应再退还杨丽萍，杨丽萍则认为杨丽萍同意杨健转到尾号8119帐户的108000元，并非杨丽萍归还岳福珍的借款，因杨丽萍已实际收到140000元，岳福珍与杨丽萍对于该140000元的争议可另行处理，因2016年8月22日从尾号8119帐户向黄婷转帐140000元的行为是杨光作出，并已备注“还款”，杨光主张系按杨健委托向黄婷帐户转帐缺乏证据，不能排除杨光系按岳福珍指示转帐的可能性，故该140000元应从杨健管理的资金中扣除；⑤2016年11月23日杨健从尾号1853帐户转给杨光的52000元，以及2017年3月16日杨健从尾号1853帐户转给杨光的2万元，杨健没有证据证明系因岳福珍授意从尾号8119帐户支付，而该帐户余额不足杨健才予垫付，不能确认从杨健应返还的管理资金中扣除。综上，杨健应返还或赔偿原告的资金为1819627.78元－159764.52元―560000―600000―40000元―3000元―40000元―140000＝276863.2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健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岳福珍人民币276863.26元；二、驳回岳福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50元，由岳福珍承担3542元，由杨健承担4908元。二审期间，岳福珍提交以下证据：1、法定继承陈述复印件一份，证明杨健在另案继承诉讼中其向法院提交的书面陈述，证据第二页标记部分杨健自认尾号8119银行卡只有在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8月22日这段期间没在其身上，其他期间银行卡都在其身上，这个事实是客观的。2、另案（2019）黔0103民初2152号的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在开庭笔录第六页，杨健说的三千元款项包含在征收补偿款1163035.19元中。3、另案不当得利一案的上诉状复印件一份，在其中第三页第四条标记部分，证明本案中杨健说的事实是2016年8月22日向黄婷支付14万的问题，杨丽萍给岳福珍借钱，而本案的庭审中对方陈述刚好与该事实相反，说岳福珍向杨丽萍借款108000元，之后还款该笔108000元加上32000元，凑到140000元，主要证明对方陈述事实是假的。杨健质证意见：三组证据一并质证，对方举证与事实不符，开卡是我和岳福珍一起去的，从开卡到买房子的时候就是岳福珍取钱的那天，取了三千元以后把卡拿给我的，2015年2月10日ATM取款时间，取了之后卡才给我保管的，对方在钻字眼，2月10日那天取钱之后，岳福珍把钱拿走以后，对方说我私自取款，同一天我和她办理的卡怎么可能存在私自取款，当时一审不让杨丽萍出庭，这108000元给杨丽萍说这笔钱弄清楚了，也还给杨丽萍了，和其没关系，叫杨丽萍和我说，杨丽萍就和我说这笔钱是拿给岳福珍了的。这笔钱我也没得，杨丽萍出庭的时候这笔钱的性质就发现是错的，不是一开始是岳福珍的，是岳福珍还了杨丽萍钱之后，岳福珍喊我垫钱时候8月15日，8月20日杨光去杨丽萍地方写了借条，一个三万二，一个六十万，对方开始各种威逼叫杨丽萍去闹，去砸门等威胁手段。杨丽萍才说这是108000元是岳福珍的，有银行流水等作证。杨丽萍质证意见：三组证据一并质证，杨健说的就是事实，对方杨光、岳福珍说不让我出庭，杨光就威胁我。我也没想到兄弟和当妈的是这个样子。杨光质证意见：三组证据均认可。杨健提交以下证据：2015年2月10日ATM取款当天在中国银行办理手续的原件。（开户申请表、综合服务契约单、第三方存管银证转账开户确认单），拟证明当天取款三千元时候，我和岳福珍一起办理的手续。岳福珍质证意见：对方说喊我一起去，我自己理财拿了31万借给他，这个钱下来之后叫我拿给他说怕我上当受骗，这个存折从头到尾都是对方在保管。不认可对方的证明目的。真实性认可，他们是一起开卡的，虽然当天一起办理，但是从杨健对方庭审自己陈述的事实，这个岳福珍七十多岁根本不可能会用ATM机。杨光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开户，并不能证明这三千元被杨健取走的事实。杨丽萍质证意见：这笔钱我是听岳福珍说过，从上面三千元是对方自己拿起的，对方早就说过，这笔钱是对方自己取走的，给杨健卡上是没有钱的，现在对方什么都不认。对以上证据，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杨健称卡在其身上，不能直接证实凭卡支取的款项均为其占有。杨健说3000元包含在征收补偿款中，并不能证实办理理财当日取出的款项实际为谁所得。杨健关于140000元、108000元在相关案件中的陈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均无其他证据印证哪次陈述是真，但另有证据可以证实诉争的该140000元，确实转给了杨丽萍，且注明的用途是还款，而上诉人又对“还款”的备注予以否认并辩称是借款，也明显与事实不符。故以上三证据均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杨健所举证据，一是可以证实该3000元系双方均在场时取出，但不能证实最终被谁占有。故本院无法认定新的事实。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第一笔款即2015年2月10日尾号8119帐户发生的3000元ATM机取款，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当天岳福珍和杨健一起办理理财手续，在发生1110000元的理财支出后，尾号8119帐户内仅余3035元，该3000元被取走属实，但因为双方为母子关系，岳福珍对杨健又极其信任（将存有巨资的银行卡及密码交付杨健保管、理财），既存在杨健取走并占为已有的可能，也有杨健取出交付给岳福珍的可能。因此应由岳福珍对该3000元取出后确系杨健实际非法占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岳福珍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不利后果由岳福珍承担，故该3000元无法认定为杨健非法取得，杨健对该3000元不具有返还义务。对于第四笔款项即2015年4月10日自杨丽萍转入岳福玲账户的108000元及杨健通过黄婷账户向杨丽萍账户转入140000元，对这两笔款项，岳福珍称系杨丽萍向岳福珍的借款，杨丽萍称系出借给岳福珍的借款，但无论如何，均系岳福珍与杨丽萍（包括通过黄婷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受托保管人杨健均只是该资金往来的经办人，以上正反方向的款项的往来，法律后果均归属于岳福珍与杨丽萍，而现有证据证实杨健受托保管的银行卡里虽然从理财账户中转得140000元，却又实际转给了杨丽萍，杨健本人并未得到该笔款项，故在本案中，杨健不应承担返还该108000元、140000元的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岳福珍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8450元，由上诉人岳福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李云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彭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