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再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暨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常小剑，男，196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荆宜，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灵，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暨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常丽娟，女，195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暨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潘建平，男，195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以上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波，湖北鸿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常小剑因与被申请人常丽娟、潘建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民终4867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鄂民申399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常小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荆宜、陈灵灵、被申请人常丽娟、潘建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小剑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摹仿、伪造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019年7月8日，受常小剑的委托，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庞荆宜、陈灵灵两位律师在武昌区友谊大道国宾楼319房间对连某做了一次调查，在《调查笔录》中连某确认2013年9月份岳父常自明在监利县连某家的客厅内让连某签过唯一一份《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其并没有在2013年11月6号这天签过所谓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另外对比《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中连某的签名与《调查笔录》中连某亲笔签名明显不符。由此可以断定被申请人常丽娟、潘建平向法院提交的2013年11月6日《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证明人连某的签名系摹仿、伪造。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常丽娟收到的23.5万元不可能是租金。1.在常小剑提交了《证明》作为对抗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丽娟提交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就认定常丽娟与常自明、常小剑存在合伙购房关系，常丽娟系涉案房产的共有权人，认定事实依据不足。2.常丽娟、潘建平自己提供的证据证明，常丽娟、潘建平收到的23.5万元不可能是租金。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而且说理自相矛盾。由于连某是常丽娟、潘建平关键证据《共同购房情况说明》的证明人，理应出庭接受常小剑的当庭质询。但原审中常丽娟、潘建平既没有申请连某出庭作证，法庭也没有依职权让连某出庭接受常小剑的质询，依据我国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没有经过质证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是不能被法庭采用的。故请求再审法院：1.撤销重审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常丽娟、潘建平从常小剑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侧路小洪山中区70号B栋1-102室房屋内搬出；2.依法改判常丽娟、潘建平从2017年2月13日开始按照289.87元每日的标准支付占用期内的房租至搬出日止；3.请求判令常丽娟、潘建平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常丽娟、潘建平辩称：常小剑称《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中常自明的签名系摹仿伪造无任何证据证实；常小剑认为借款购房一说毫无事实依据，对方证人证言多次前后不一，相互矛盾。再审申请人常小剑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原告常小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常丽娟、潘建平立即从武汉市洪山侧路小洪山中区70#B栋1-102室的房屋内搬出；2.请求判令常丽娟、潘建平从2017年2月13日起按照8817元／月的标准支付占用期内的房租至搬出日止；3.诉讼费用由常丽娟、潘建平负担。反诉原告常丽娟、潘建平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常自明与常小剑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武房字[07]第11244280号《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常丽娟、潘建平对武汉市洪山侧路小洪山中区70#B栋1-102的房产享有份额（份额为75.46%），并对房屋的收益进行结算；3.本案的本诉及反诉费用全部由常小剑负担。重审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常小剑是常丽娟的弟弟，常丽娟与潘建平是夫妻关系。案外人常自明是常小剑和常丽娟的父亲，2014年9月5日，常自明因病去世。1999年4月22日，省民宗委机关后勤中心北坡山庄向常小剑出具收款收据，注明收到常小剑购买涉案房屋房款2万元；1999年5月14日、1999年8月16日、1999年8月30日，省民宗委机关后勤中心北坡山庄向常自明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常自明支付涉案房屋房款分别为18万元、10万元、5573元、12467元。1999年8月30日，省民宗委机关后勤中心北坡山庄向常自明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常自明支付涉案房屋煤气安装费2200元、预收暖气费15000元。1999年5月20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常自明颁发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洪字第**）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房地证洪字第××号）。案涉房屋购买后，由常小剑出资并主持进行了装修，潘建平在重审庭审中称常丽娟也装了窗帘及暖气片。房屋装修好后，主要由常小剑、常丽娟的父母居住，2001年案涉房屋所处的位置道路改造，案涉房屋变成临街房。为此，该案涉房屋除一部分由常小剑、常丽娟父母居住外，还拿出临街房部分改造成大小两个门面对外出租，该大小两个门面出租两年后，小门面交常丽娟无偿使用，大门面由常自明及常小剑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2009年8月22日，常小剑和案外人龚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案外人使用，租期自2009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止。2011年7月9日，常自明出具《授权书》，将涉案房产房屋租赁事宜全权委托常小剑处理，并注明该房产实际产权拥有人系常小剑。2011年9月12日，常自明（委托人宋敏）和案外人刘学彬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案外人使用，租期自2011年10月13日至2016年10月12日止，合同约定租金为7000元，自第三年起承租期内年租金增幅为8%，并约定指定租金收款账号为常小剑的工商银行账户。2011年12月12日，常自明和常小剑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常自明将涉案房屋以67万元出售给常小剑。基于上述《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常自明及常小剑申请，2011年12月26日（重审一审判决误写为“2012年12月26日”），房地产管理部门将常小剑登记为涉案房产的房屋所有权人。2012年12月25日，常小剑和武汉宝中旅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宝中旅行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常小剑将涉案房产出租给宝中旅行社使用，租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3年宝中旅行社洪山侧路门市部申请将涉案房产作为经营住所。原审庭审中，常丽娟、潘建平认可以涉案房产作为常成中介公司和宝中旅行社茶港小区门市部经营地，由常丽娟负责经营，负责人为常丽娟。2013年11月6日，常自明向常丽娟出具《共同购房情况说明》载明：1.购房原因及约定：1990年我们二老来汉带孙子（常某1的儿子），因住房小，老伴来汉后又被迫回老家，到1999年出现这个购房机会，可以说，我是迫不及待；其次是这个房子离常某1家很近，今后还有可能作门面房使用；第三是常小剑在外打工，回武汉要有一个落脚住的地方；第四是常丽娟愿意和我们入股共同购房。同时口头约定：不管该房能否作门面房使用，我们二老居住有优先权；如果可当门面房使用时，共同经营。2.购房时间及更换买房人姓名情况：1999年4月22日常某1代交购房定金时，买房人姓名申报的是常小剑（见定金收据），1999年5月14日签合同交首付款时，常丽娟见到定金收条后说：我拿这么多钱，用常小剑的姓名不适合。我们认为有道理，最后决定用我的姓名作为买房人（见购房款收据）。4.共同购房出资情况：购房总额335240元，其中常丽娟出资24万元，常小剑出资6万元，其余35240元由我出资。2014年8月7日，常自明向常小剑出具《证明》载明：1999年常小剑购买案涉房屋，用常自明的名义登记；购买涉案房屋，常小剑向常丽娟借款24万元，常小剑于2003年底以前以现金的形式向常丽娟还清全部借款24万元。2017年2月12日，案涉房屋中大门面房退租时，常丽娟将大门面房收回自用，并拒绝退还常小剑，由此引发本案纠纷。在原审庭审中，常小剑和常丽娟均认可购买涉案房产实际支付总房款305573元，加上办证费用合计318040元，买房时常丽娟支付223040元。常丽娟认可常小剑买房时支付6万元，常自明支付3万多元。重审庭审中，常小剑陈述购买房产时，常丽娟垫资大约23万元，常小剑支付9万元。常丽娟、潘建平陈述常丽娟出资24万元，常小剑出资6万元，常自明出资3.5万元。原审庭审中，常小剑陈述2000年开始直到2004年，通过现金陆续偿还常丽娟垫付购房款，共计偿还245000元，还有5000元是常丽娟拆除常小剑家一部空调柜机抵扣5000元。常丽娟否认收到245000元，认可拆除空调柜机，但否认空调柜机价值5000元，称常小剑没有还过钱，常丽娟收的是租金收益。重审庭审中，常小剑称已经通过邮政汇款和现金还款的方式于2003年底偿还完全部常丽娟垫资。常丽娟、潘建平陈述：到01年以后案涉房屋前面一排改造，案涉房屋就成了门面房，常丽娟把这个房子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父母住，一个小门面、一个大门面；02年的时候开始出租；小门面租到了04年年初，04年5月份以后由常丽娟、潘建平自己经营使用，大门面开始是常丽娟、潘建平和父亲一起出租，后来父亲提出异议，说大门面他负责，钱他收；案涉房屋收租金的时候，父亲说常丽娟贡献最大，所以租金让常丽娟先收，然后大家把本金通过租金收回之后再分；总共租金收了七十九万元，其中常丽娟、潘建平总共收了二十多万租金，小门面2002年以后常丽娟一直在使用；七十九万是包括两年小门面的租金，后面没有算租金。重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常小剑和常丽娟的父亲针对涉诉房屋购买情况于2013年11月6日、2014年8月7日分别给常丽娟、常小剑前后出具两份说明。2014年9月5日，常自明因病去世。2013年11月6日常自明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常丽娟入股购房的陈述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常丽娟出资20余万元购房款的陈述一致。本院确认2013年11月6日常自明出具情况说明真实。依据2013年11月6日常自明向常丽娟出具《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常小剑、常丽娟、常自明就涉诉房屋构成入股共同购房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涉诉房屋应由常小剑、常丽娟、常自明按出资比例享有产权份额，常丽娟、潘建平的辩称意见和反诉主张成立。2011年12月12日常自明与常小剑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常自明对涉案房产的处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常自明与常小剑间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经重审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2011年12月12日常小剑和案外人常自明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二、常丽娟、潘建平对位于洪山区洪山乡小洪山中区70#B栋1-102的房产享有71.59%产权份额；三、驳回常小剑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常丽娟、潘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0元，合计11000元，全部由常小剑负担。常小剑不服重审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常小剑向本院申请对2013年11月6日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常自明签字是否系常自明本人所签提出笔迹鉴定。对此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本案已经经过了两次一审、一次二审，常小剑并未向法院提交有效的鉴定申请（在原一审中申请后又撤回了鉴定），现申请人也未向本院提交有可能该签名系伪造的证据情形下，再次申请鉴定不妥；虽然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不一致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但该情况说明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另该情况说明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内容完全一致，且双方共同的亲戚连某在其提交的复印件上进一步确认签字是常自明吩咐其所签。另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的亲戚连某所陈述的来看，该《共同购房情况说明》确实系常自明吩咐连某作为证明人签署；另根据常小剑陈述的2014年8月7日常自明向其出具《证明》的背景“父亲让我帮他找一张银行卡，顺便清理一下他的衣物到医院去，于是在二姐常某2家里整理父亲的衣物时，发现有一张《共同购房情况说明》的复印件，我看到这张情况不实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复印件后，就与二姐夫妇一同到医院，要求父亲出具一张《证明》”来看。父亲常自明在向常小剑出具《证明》时，是留存《共同购房情况说明》的，根据以上连某的陈述和常小剑陈述的背景可以推断《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常自明是知晓且并未否认其真实性的。故本院综合考量对常小剑的鉴定申请不予许可。本院二审查明，根据上诉人常小剑的陈述可推定，本案所涉房屋租金从2002年年初到2011年初数额为大概为271200元；于2004年初向常丽娟偿还借款25万元左右；根据被上诉人常丽娟的陈述可推定2002年年初到2011年初，租金估算为29万元左右，其于2011年初陆续共收到常自明和其他租户付给自己的租金23.5万元。二审另查明，在购买本案所涉房屋时，常丽娟为了房屋款项挪用公款并被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二审另查明，重审一审判决书第八页第三段“2012年12月26日，房地产管理部门将常小剑登记为涉案房产的房屋所有权人”记载有误，应为“2011年12月26日，房地产管理部门将常小剑登记为涉案房产的房屋所有权人。”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重审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关于上诉人常小剑上诉称其支付给常丽娟的款项为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常小剑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常丽娟支付的款项为借款。其陈述在购房后的两三年内向常丽娟偿还25万元左右也无任何支付凭据，25万元全部系现金支付，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当时购房时常小剑的出资6万元的经济状况，且在审理中，常小剑的其他兄弟姐妹出具书面意见称，当时常丽娟向常小剑催债很急迫。如果真如所述，为何常小剑在偿还款项时不向常丽娟索取至少一份收据。另当时房屋总共30多万元，常丽娟冒着挪用公款的巨大风险出资24万元，来解释该24万元为借款不太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如果当初就是为了常小剑购房为何不干脆直接将该房屋登记在常小剑名下，而是要登记在常自明的名下。如果真如常小剑审理中所称，因为担心常小剑爱人迟迟不能生育等问题，那为何常小剑的爱人在2001年左右就有孩子后，却没有将房产证登记在常小剑名下，而是拖到了2011年间隔十年之久，这也无法解释其以上陈述。相反目前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却与常自明于2011年出具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陈述比较吻合，符合逻辑。至于2014年常自明又向常小剑出具的《证明》从形成的背景来看，是常小剑书写并要求常自明在去世前一月左右所签字形成，而且该《证明》只有常自明的单独签字，并未有见证人签名，形式上的证明力次于《共同购房情况说明》。而且从常丽娟陈述的2011年收到款项为23.5万元为租金收益来测算，按照常丽娟和常小剑向本院的陈述，综合测算常丽娟的租金收益23万元左右也并非过于背离客观。至于常丽娟常年无偿使用小门面的问题，常丽娟也提供了其曾经向武昌区法院起诉要求对本案所涉房屋租金收益进行清算的诉讼，武昌区法院根据当时的证据情况并未支持。故常丽娟使用小门面的问题，可以待租金清算时一并处理。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属于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上诉人常小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上诉人常小剑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常小剑提交新的证据如下：证据一、2019年7月8日对连某的调查笔录，内容为：2013年11月6日《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制作当日，连某本人在监利县，常自明在武汉，连某不可能在前述情况说明中作为证人签字。拟证明常丽娟、潘建平向法院提交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连某签名是摹仿、伪造的；证据二、2019年12月13日对常某2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常自明签署2014年8月7日《证明》文件时常某2和连某是该证明现场见证人，该文件是常自明在意识清楚下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三、2019年12月19日对连某的调查笔录，拟证明2014年8月7日常自明签署《证明》文件时连某系在场见证人；证据四、房屋登记申请书及《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拟证明案涉房屋产权转移合法有效，对方提交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常自明签名是虚假的；证据五、常自明写给常某1的家信，用于证实常自明的真实笔迹。证据六、2005年初常小剑在上海的购房凭证，拟证明其当时具备向常丽娟还款的能力。被申请人常丽娟、潘建平提交新的证据如下：2013年11月7日常自明在常某2家中的录像资料；2014年6月29日常自明在武昌常丽娟家中的录像资料；2014年7月3日常自明在武昌常丽娟家中录像资料。拟证明常自明是在身体健康、头脑清醒的状态下书写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该录像资料中的内容可以印证该证明的真实性。常丽娟、潘建平对常小剑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二、三的形式不合法，其内容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庭接受法官询问和双方当事人交叉质证后其证言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证明本身内容也不真实，连某是常家的二姐夫，他在笔录上说常某1是自己的大哥，但实际上常某1是其妻弟，同一份调查笔录上该称呼出现两次，我们认为笔录内容不真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信件内容上并没有常自明的签名；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常小剑在上海购房是基于家人的经济帮助。常小剑对常丽娟、潘建平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标注为2013年11月7日的视听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iPad上虽然有时间显示，但不排除是技术手段进行篡改。而且这份证据显示的时间是2013年11月7日，常丽娟、潘建平提供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是2013年11月6日出具的，两个时间不是同一天，无法证明2013年11月6日常自明和连某在一起，视频中并没有出现连某的图像，因此合法性不予认可；对标注为2014年6月29日的视听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时间存在修改疑点和瑕疵，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可，其并不能证明常自明长期居住在常丽娟家；对标注为2014年7月3日的视听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存在时间造假的问题，也存在常自明在对方诱导下作出相关陈述，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常小剑申请证人常某1、常某2出庭作证。常某1称案涉房屋是常小剑在常丽娟的支持下购买的，2004年常小剑已经把借款还清了，案涉房屋属于常小剑；常某2称常小剑找常丽娟借款24万元用于购买案涉房屋，该借款已于2003年底至2004年初全部还给了常丽娟。常丽娟、潘建平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常某1及常某2并没有证据证实常小剑曾有过向常丽娟、潘建平还款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常丽娟、潘建平提交了《共同购房情况说明》拟证明自己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常小剑提交了《证明》拟证明案涉房屋系由自己单独所有。常小剑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五及常丽娟、潘建平提交的证据均系为证明自己单方证明目的而特地为之，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常小剑提交的证据四、六只是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不具有直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效力。证人常某1及常某2均只是声称听到常小剑还款的事情而并未见证常小剑所谓的还款过程，其证言无法证实本案客观事实。本院再审过程中，常小剑坚持要求对常丽娟、潘建平提交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常自明及连某的签名是否为该二人本人笔迹进行鉴定；常丽娟、潘建平申请对常小剑提交的《证明》上常自明的签名是否为常自明本人笔迹进行鉴定。本案合议庭经讨论决定不准许双方的鉴定申请，理由如下：一、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2495号原告常小剑诉被告常丽娟、潘建平返还原物纠纷案件中，常丽娟、潘建平在2017年12月19日的质证庭审中提交了2017年7月30日其代理人对证人连某所做《调查笔录》作为证据，连某承认常丽娟提交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常自明和连某的签名是真实的，还表示常自明签完后连某自己就在该情况说明上签了名。常小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发表意见称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只能说明是岳父常自明让连某签的字他才签的。常小剑同日申请对前述《共同购房情况说明》上常自明的签名进行鉴定，但在2018年1月2日主动申请撤回其申请。其没有新的事实和依据不应再次提出鉴定申请。二、常小剑自己提交的2013年9月10日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和常丽娟、潘建平提交的2013年11月6日的《共同购房情况说明》内容完全一致，连某还在常小剑提交的那份材料上自认常自明让他签他就签了。虽然两份说明的时间不同，但内容是相同的，这可进一步确认常自明曾签署过上述情况说明并对说明的内容是明知的。三、常自明分别为常丽娟和常小剑出具过内容不同的证明，本案对于常丽娟和常小剑间是借款购房关系还是共同购房关系的认定并不依赖于常自明出具的证明；常自明即便出具了前述两份不同的证明，均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且常自明已去世多年，对其笔迹鉴定并无必要。本院在再审过程中就2019年4月26日常丽娟、潘建平向原二审提交的《诉争房屋租金收益明细表》分别交由双方对租金情况进行说明：常丽娟、潘建平称其2011年9月前收到租金23.5万元，其中小门面由高娟向其直接支付了1万元租金，高娟还有1万元租金被母亲廖某收取，后来她从大弟媳朱某手中拿了1万元后母亲就将这1万元还给了朱某。其余大部分款项是由父亲常自明通过收取大门面的租金给付，他认为常丽娟买房时出了大部分资金，有了租金收益就先给常丽娟填补购房支出。常丽娟承认2009年9月后租金由常小剑代收，其曾把该租金拿出来进行过分配。常小剑则称高娟支付的第一年租金用于了大小门面的改造，第二年租金由常自明收取。2002年至2004年初龚华所交租金由常自明收取，其后至2011年9月龚华退租前租金由常小剑收取。2011年10月至2017年2月刘学彬所交租金均由常小剑收取。关于龚华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所交租金由谁收取的问题，结合当时原产权人常自明在案涉房屋内居住，常小剑在外地生活且其无法举证出此期间龚华向其支付的任何一笔租金凭证的情况看，常丽娟提出的该期间租金由常自明收取的说法更为可信。本院另查明，2017年12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2495号常小剑诉常丽娟、潘建平返还原物纠纷案庭审中，常丽娟、潘建平出具案涉房屋缴纳水电、物业等费用的票据原件29张，拟证明常丽娟、潘建平参与了案涉房屋的管理。常小剑对该些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房屋的产权归属如何认定，双方对对方提出的诉求能否得以支持。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常自明对案涉房屋的权利问题，常小剑一直认为案涉房屋系其个人所有，常自明只是名义购房人，证人常某1及常某2也均认为常小剑一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常丽娟认为自己本来可以单独买个小房子，是父亲常自明让她带着弟弟一起买才买了案涉房屋，父亲收取的租金返还给了她作为其出资的回报；其在原审时也曾自述父亲常自明只是名义上的产权人，并非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从双方历次庭审中的陈述并结合本案案情来看，常自明应只是名义购房人，购房之初其是否出资双方存在争议，即便其在购房初期有少许出资，也只是基于对子女的帮助，其收取租金的行为也只是代子女来管理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已于2011年登记在了常小剑名下，常小剑起诉要求常丽娟、潘建平从案涉房屋内搬出，常丽娟、潘建平反诉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产权份额，该房屋到底系常小剑个人所有还是属于常小剑与常丽娟、潘建平的共同财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一、从案涉房屋的购买情况看：常丽娟、潘建平出资了20余万元款项，对此常小剑并未提出异议。常小剑认为这是常丽娟对其的借款，但从1999年的经济状况看，20余万元应属于巨款，常小剑在接受其所谓的巨额借款时并未出具借条，常丽娟向常小剑提供所谓的巨额借款时亦不索取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绝大多数购房款的付款人均写为了双方的父亲常自明而不是常小剑，案涉房屋最初的产权证也办在了常自明名下，这也侧面印证了常小剑与常丽娟、潘建平共同出资购房的可能性更大。二、从常丽娟、潘建平对案涉房屋的管理使用情况看：常丽娟、潘建平自2004年起无偿使用小门面至今，按常小剑说法，其为感谢常丽娟提供借款而无偿给其使用十年，但常小剑并没有证据证实其说法，也未对常丽娟使用小门面提出过任何异议。且常丽娟、潘建平提供了若干票据证实其一直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管理使用。三、从租金收益的分配上看：双方均认可常丽娟、潘建平收到款项20余万元，常小剑自述该款项全部由其支付，用于偿还常丽娟、潘建平垫付的借款，但其并未出具哪怕一份收据，也没有证据证实该款项由其支付给常丽娟、潘建平。常丽娟自述其收到的款项系租金，结合小门面租金收益的数额和2009年前大门面20余万元租金收益由常自明收取及常小剑没有证据证实前述款项为还款等情况综合来看，可以印证常丽娟、潘建平享受了案涉房屋租金收益的事实。四、案涉房屋的产权证虽于2011年已由常自明变更为常小剑，但常小剑并没有证据证实常丽娟、潘建平对此事宜是知晓的。虽然宝中旅行社办理营业执照时使用了常小剑的产权证，但该事宜的办理常丽娟并不知晓，不能仅通过此便认定常丽娟早已知晓产权变更事宜。综上，本院认为常丽娟、潘建平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同时，常自明作为案涉房屋名义产权人，其在未告知并取得常丽娟、潘建平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给常小剑的行为无效。对于常丽娟、潘建平享有的产权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因本案诉争双方在购房之初并未约定投资比例，且在案涉房屋的实际使用中双方一直是共同管理使用，且因双方系关系密切的亲姐弟，属于家庭内部共同购房，故常小剑与常丽娟、潘建平对案涉房屋系共同共有。因常丽娟、潘建平与常小剑就案涉房屋的权属一直存在争议并引发诉讼，常丽娟、潘建平在诉讼中提出对案涉房屋的产权份额进行确定的诉求，鉴于双方对案涉房屋享有平等的利益，故本院认为常丽娟、潘建平应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原判决按投资比例确定产权份额不当，应予纠正。因常丽娟、潘建平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常小剑提出要求对方腾退房屋并向其支付租金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常丽娟、潘建平要求对案涉房屋收益进行结算的诉求，因常丽娟、潘建平多年来无偿使用小门面，对于门面租金收益如何核算的问题可待双方产权明晰后根据双方使用房屋及租金收益的情况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实体处理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鄂01民终4867号民事判决和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523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四、驳回常丽娟、潘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维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523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一、2011年12月12日常小剑和案外人常自明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三、驳回常小剑的诉讼请求”；三、变更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52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二、常丽娟、潘建平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洪山乡小洪山中区70#B栋1-102的房产享有50%产权份额”；四、驳回常丽娟、潘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常小剑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常丽娟负担3500元，由常小剑负担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常丽娟负担3500元，由常小剑负担7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婷审判员 赵云霞审判员 刘 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秦 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