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192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旁香港中旅大厦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G34782924R。负责人：高树。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小锋，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路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码：91440101761932988M。法定代表人:李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涵，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商律师所”）因与被上诉人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利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4民初306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304民初30600号民事裁定;二、请求贵院裁定华商律师所与鸿利公司的委托合同纠纷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进行管辖。事实与理由是:一、《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与《委托须知》的签订顺序并不影响两份文件的效力。《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双方就委托事宜进行的约定，《委托须知》是双方就有关委托事项的进一步明确特别是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未明确的事项进行的补充，两份文件相辅相成，鸿利公司在同一天盖章，不存在先后之说。虽然原审法院主观上认为《委托须知》签署时间在前，但是两份文件的签署顺序对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并没有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委托须知》第9条明确约定，“双方之间签署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与本委托须知不符或者没有约定的以本委托须知的内容为准”。二、《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与《委托须知》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若两份文件的条款存在冲突，应该遵循文件的具体约定内容来判定其效力。《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都有盖章，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委托须知》是作为受托人的华商律师所和作为委托方的鸿利公司就《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没有约定的事项(比如风险收费的付款时间、收回财产的价值确定等等)达成的合意，鸿利公司在仔细阅读后在《委托须知》上盖章并将其交付给华商律师所，说明鸿利公司对《委托须知》的内容是全部认可的，否则鸿利公司完全应该提出质疑并要求修改。且鸿利公司在《委托须知》上盖章并交付给华商律师所后，从来没有表明《委托须知》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事后也未提出申请撤销《委托须知》或者申请确认《委托须知》无效。华商律师所认为，《委托须知》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合同可撤销情形。因此无论是《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还是《委托须知》，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三、原审法院主观认为《委托须知》上无委托人或者被委托人的律师等个性化信息，从而认定《委托须知》为格式条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二条关于后期费用的约定，仅明确了收费标准，并未约定收费的具体时间，《委托须知》对此进行了明确和补充。同时《委托须知》对收回财产的价值如何确定进行了明确。这些内容都是针对特定案件进行的特别约定。同时，《委托须知》第2页右下角清楚的记载“委托人(盖章):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明显表明涉案的《委托须知》是记载了委托人个性化的信息。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涉案的《委托须知》并不是华商律师所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未与鸿利公司协商的范本，并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格式条款的定义(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该份委托须知在签署的时候双方进行了协商，任何一方均有权提出修改或补充。鸿利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委托须知》是华商律师所单方的意思表示。因此，《委托须知》和《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样，是双方达成合意的一份独立的协议《委托须知》并不是《法律服务委托合同》里面的条款。原审法院将《委托须知》认定为格式条款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华商律师所认为，原审法院忽略了《委托须知》的内容，主观认定《委托须知》属于格式条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法院在认定《委托须知》为格式条款的情况下，认为《委托须知》与《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不一致时，应采用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对管辖的约定，属于个人主观臆断。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关于格式合同条款的无效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同时四十一条中关于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对格式条款的理解不存在争议的则不存在优先采用非格式条款一说。华商律师所认为，无论《委托须知》是否格式条款，《委托须知》并不属于《合同法》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也不属于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委托须知》和《法律服务委托合同》都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华商律师所及鸿利公司都具有法律效力。《委托须知》第8条约定，“律师服务自委托关系成立起，至委托事项办结日止。如发生争议，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9条约定“双方之间签署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与本委托须知不符或者没有约定的，以本委托须知的内容为准”。华商律师所和鸿利公司通过《委托须知》第9条的约定排除了在《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这是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合理处分，属合法有效，而且关于《委托须知》第9条的内容，双方并不存在理解上的争议。综上，原审法院主观地将《委托须知》认定为格式条款，无视《委托须知》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一客观事实忽略了《委托须知》第9条这一关键条款的内容，导致作出了错误的裁定，为维护华商律师所的合法权益，华商律师所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裁令所请。鸿利公司答辩称，一、鸿利公司与华商律师所就委托事项进行多次沟通与协商，最终达成《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在协商期间，双方从未提及《委托须知》，鸿利公司对须知事项不知情，但在签署《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时，华商律师所将自行打印的《委托须知》夹带其中让鸿利公司盖章。二、《委托须知》是华商律师所单方制作并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其内容未经双方协商不属于华商律师所主张的独立协议，且在《委托合同》非格式条款与《委托须知》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采用非格式条款。1、从《委托须知》所载内容来看，整体行文都是以华商律师所单方向委托人告知的语气和口吻体现，应是华商律师所在与鸿利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之前，单方就委托注意事项作出的告知，其形成时间应早于《法律服务委托合同》。2、从《委托须知》形式上看，落款只有委托人一方盖章，明显不属于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应属华商律师所单方制作并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3、《委托合同》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唯一一份由双方就委托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合同，双方约定争议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4、《委托须知》是华商律师所单方出具的格式条款，《委托合同》是双方协商达成的非格式条款，依法法律规定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约定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三、华商律师所修改《委托须知》中鸿利公司的落款时间并在后续单方加盖华商律师所印章，目的是将《委托须知》解释为双方另行达成的独立合同，形成与其主张相印证的假象，此行为严重违背律所和律师的专业操守和职业道德。1、华商律师所在《委托合同》中夹带《委托须知》让鸿利公司盖章在先。2、华商律师所修改《委托须知》落款时间及加盖华商律师所印章在后。3、华商律师所主动将修改过的《委托须知》提交法院作为证据，严重违背了律所和律师的专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其在二审中补充如下答辩意见：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该由广州仲裁委员会管辖。一、《委托须知》是由上诉人单方制作，里面没有任何个性化信息，并且其内容中的第八条与《委托合同》中约定内容不一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格式合同条款与非格式合同条款约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非格式合同条款约定。二、《委托须知》是上诉人夹带在代理合同以及其他文件当中，直接给被上诉人盖章的，并且上面都没有被上诉人法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名。委托须知根据其内容应该是在签订《委托合同》之前由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的内容，时间上面应该是在前。三、《委托合同》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多次修改后共同达成的合意，从被上诉人提交的邮件记录上可以看到，上诉人自己也明确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委托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邮件的附件当中所附的委托代理合同上面有明确最少有两个人的修改痕迹，其中也包括对管辖权条款的修改。由此可见，《委托合同》是经过双方一致协商确定，并且双方就管辖条款也进行了协商，而双方最终的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其内容就是采用邮件附件修改的内容。四、上诉人擅自修改《委托须知》上面的时间，并且擅自将其加盖被上诉人签章和签名，涉嫌了修改证据材料。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鸿利公司向华商律师所支付律师费510万元及利息；二、判令鸿利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财产担保费等。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双方提交的委托合同第八条约定“如发生争议，双方同意提交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章执行；法律、规章无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双方提交的《委托须知》第一条约定“委托人有权具体指明某律师或要求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委托人均应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第八条约定“如发生争议，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九条约定：“双方之间签署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与本委托须知不符或者没有约定的，以本委托须知的内容为准。”鸿利公司提交的《委托须知》仅有鸿利公司的印鉴，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华商律师所提交的《委托须知》有华商律师所及鸿利公司的印鉴，经一审法院询问，华商律师所确认其将鸿利公司处打印的落款时间由2019年7月10日修改为了2019年7月11日。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根据双方提交的《委托须知》显示的落款时间以及法院询问笔录，上述《委托须知》与委托合同均为2019年7月10日签订；而从《委托须知》的内容看，其系在委托合同签订之前告知委托人相关委托应注意的事项，故其签订的时间应在委托合同签订前更符合常理；第二，《委托须知》上无委托人或者被委托人的律师等个性化信息，应为华商律师所格式条款；委托合同详细记载了具体被委托律师、律师费的收取等合同实质性条款，且委托合同系全文打印并非预留填空，说明合同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经具体磋商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其条款较格式条款的《委托须知》而言，更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当《委托须知》的格式条款与委托合同对于管辖约定不一致时，应采用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委托合同之约定；第三，双方在委托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虽然机构名称不准确，但经法院查询，广州市仅有唯一的民商事仲裁机构（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故应认为双方对于仲裁机构的约定明确。综上，本案的管辖应适用双方委托合同的约定由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双方应就本案纠纷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华商律师所的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华商律师所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47805.6元（已预交），法院予以退回。二审中，华商律师所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录音1，2020年10月3日与鸿利公司副总裁邓寿铁（负责公司法务的副总裁）通话内容，证明鸿利公司的答辩状的内容不是鸿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鸿利公司股东非法插手鸿利公司的经营管理，利用所谓的诉讼技巧，罔顾客观事实，颠倒黑白，明显违背了诚实诉讼的原则；证据2、录音2，2020年10月3日与鸿利公司副总裁贾合潮（之前负责公司法务的副总裁）的通话内容，证明全部文件由贾合潮审核把关，全部的文件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贾合潮认为鸿利公司说华商律师所恶意的说法是不对的；证据3、录音3，2020年10月3日与鸿利副总裁贾合潮通话内容2，证明贾合潮也认为鸿利公司的措词不符合事实，对华商律师所及代理律师不公平；证据4、华商律师所2015年10月与2016年12月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各一份，证明委托须知并非是华商律师所的格式合同，不是华商律师所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证据5、（2016）最高法民终752号判决书，证明即便在认定为格式条款的情况下，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约定。按照通常理解系明确约定，并不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的，即不存在需要对该条款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解释的适用前提。华商律师所就一审证据作出如下说明：一、之所以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和《委托须知》两份文件，是因为当时鸿利公司的大股东介入到所有的文件把关，他们确实是要求委托代理合同改成广州仲裁委，但是华商律师所是坚决不同意，同时鸿利公司有催华商律师所加快去法院立案。华商律师所称不同意相关的条款。后来经过双方的沟通，双方协商一个《委托须知》的内容，把管辖条款重新约定到华商律师所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所以才有这个《委托须知》，他们也没有将这个委托须知发送给股东审阅，但是股东内部有审阅。二、双方最后沟通的时间是7月11日，《委托须知》的形成时间也是在7月11日，因为当时双方都认为《委托须知》在后面。另外，《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没有约定风险律师费的付款时间，所以双方就约定在《委托须知》中明确下来，所以双方协商了这个《委托须知》，而且《委托须知》实际上是由鸿利公司盖章给我们的。提请法庭注意，《委托合同》当中我方都是有标准的格式以及抬头，但是《委托须知》没有，是因为是直接由鸿利公司打印出来盖章。如果是我们的格式条款，肯定是有我们的抬头作为标准文件。三、鸿利公司一直称是我们夹带，但是《委托须知》其实是有两页的，除了落款处盖章之后，也加盖了骑缝章，如果是夹带是不会加盖骑缝章的，同时我方也拿不到鸿利公司的公章，所以鸿利公司说夹带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四、如果是华商律师所故意夹带给鸿利公司盖章，那么没有理由鸿利公司也有一份，明显不符合常理。但是鸿利公司在一审过程当中已经提交了一份他们盖章的文件，这恰巧说明是经过双方协商的，才会有留底。五、之所以我方这份有手写的字迹，是因为日期确实不是在之前，但是为了真实的签订日期，而且是因为鸿利公司先盖章，我们拿回来才盖章，恰恰证明《委托须知》的形成时间是晚于《委托合同》的。鸿利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个录音当中唯一谈到的问题就是针对答辩意见书中关于恶意两个字措词的表述，没有任何关于《委托合同》和《委托须知》的内容，而且录音中华商律师所的代理人黎律师一直在强调说答辩意见书中是关于其个人的恶意的描述，但是答辩意见书根本就没有关于个人的描述，是关于华商律师所律所的主体。所以华商律师所代理律师故意在录音当中两位不知情的人的情况下去歪曲描述答辩意见书中的内容。第3个录音当中，关于华商律师所所称的鸿利公司的副总裁贾合潮，贾合潮说黎律师本身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复杂了，黎律师本身是鸿利公司的法律顾问，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很难，让各方都很为难，很生气。可想而知，整个争议的产生都是因为华商律师所的原因导致的。另外，华商律师所黎律师是鸿利公司一直以来的法律顾问，对于《委托合同》或者说是《委托须知》，其作为法律顾问的身份都有义务去维护保障鸿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是最终签署的文件当中所体现的恰巧相反。对于证据4，2015年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2016年的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盖章人员不清楚。对于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这里面所约定的事情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两份合同没有任何关于管辖的条款约定。华商律师所与鸿利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明确约定了管辖权，正好说明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对于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个案件的情况与本案并不相同，其所适用的四十一条。本案并非两种以上解释，而是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该适用非格式条款，即委托合同中的约定。华商律师所回应意见如下：一、鸿利公司否认真实性，我想要请旁听人员即他们的员工确认这个录音中的两个人的真实身份。二、我之前确实是鸿利公司的法律顾问，但是不代表法律顾问的权益受到损害就不应该提起诉讼，我希望鸿利公司代理人在发表言论的时候注意。三、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委托须知》是我方夹带给鸿利公司盖章的，而且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委托须知》后面委托人鸿利公司的名字，一看字体就与其他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证明《委托须知》的内容与落款的鸿利公司的名称是不同的人打印上去的，这进一步可以证明，《委托须知》是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且《委托须知》也没有侵害到鸿利公司的任何权益，难道按照鸿利公司理解，去仲裁就是维护鸿利公司的利益，去法院就是侵害鸿利公司的利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鸿利公司多次提到恶意与夹带，我方提起本案的诉讼不是为了把事情复杂化，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鸿利公司当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修订版）邮件附件，证明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双方一致协商的内容，并且在合同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修改最少经过两个人，这个修改内容当中第八条就是双方对管辖权条款的修改，这与华商律师所所主张的双方对管辖权修改为法院是完全不一致的。双方一致同意修改为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附件当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委托须知》的内容和协商。我方一审提交了邮件的内容，二审提交的证据是邮件的附件内容，另外该邮件也是在一审移送二审中提交的。华商律师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因为是当庭提交的，我方需要法庭注意是否是新的证据。二、从委托合同的内容我方也没有与我方的合同进行核对。双方正是因为先把委托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后，才把《委托须知》确定下来。《委托合同》邮件是11日，落款是10日，《委托须知》在此之前确实不存在，是后来双方重新协商，由鸿利公司打印以后盖章交给我方。这也说明了《委托须知》上面我方把日期改成11日是符合事实的。鸿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恰恰说明，在审核华商律师所与鸿利公司之间的法律文件之时，鸿利公司有专门的法务人员进行审核，有完备的法务审核能力，与华商律师所而言，二者是公平、平等的商业主体，不是存在合同强势一方或者弱势一方的双方。鸿利公司在《委托须知》盖章即表明鸿利公司作出同意《委托须知》所有内容包括第九条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华商律师所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4经质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华商律师所的证明目的。华商律师所提交的证据5实际上为相关案例，并非本案中的证据。鸿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系补充证据，经质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就委托合同进行了磋商，但不能证明不存在《委托须知》。本院经审理查明：1、鸿利公司及华商律师所在一审中提交的《委托须知》上，尾部均打印有鸿利公司的名称，名称上均加盖有鸿利公司的公章，上述《委托须知》上都加盖有鸿利公司的骑缝章。2、二审中，鸿利公司委托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王莹、林丽彬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于2020年10月10日撤销对林丽彬律师的委托授权，另行委托该所蔡涵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3、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是双方之间纠纷的管辖权问题，即应由法院管辖还是仲裁管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商律师所与鸿利公司签订有《委托合同》，根据《委托合同》，“如发生争议，双方同意提交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而鸿利公司及华商律师所所出具的，加盖有鸿利公司公章的《委托须知》第八条载明，“如发生争议，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九条载明“双方之间签署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与本委托须知不符或者没有约定的，以本委托须知为准。”鸿利公司主张，《委托须知》系华商律师所夹带在《委托合同》等材料中，鸿利公司工作人员把关不严，而加盖了公章。本院认为，鸿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从《委托须知》的形式来看，上述《委托须知》的尾部均打印有鸿利公司的名称，名称上均加盖有鸿利公司的公章，上述《委托须知》上都加盖有鸿利公司的骑缝章。故本院对鸿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委托合同》与《委托须知》落款日期为同一天，应认定为同时签署，二者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按照《委托合同》和《委托须知》，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的争议，既约定由仲裁机构管辖，又约定由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情形，仲裁协议无效，应由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应按照双方约定，由福田区人民法院管辖。综上，华商律师所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本院依法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4民初3060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紫娟(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