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兰，女，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筠、冯梓欣，均系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坪山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坪山圩。负责人：高燕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田美分理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曙光大道与宝华路交界处的田美商业大厦嘉尔登大酒店**首层C1-C4铺位。负责人：许海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梅，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坪山支行员工。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娟，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袁玉兰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坪山支行（下简称农商行坪山支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田美分理处（下简称农商行田美处）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4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玉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诉讼请求，即改判对方承担我方损失86000元和利息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第11页认定我方账户中款项并不存在被对方涂销掉造成损失，是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2012年至2019年期间，我方往借记卡中多次存入款项合计41万元，我本人在对应期间仅取款约32.4万元，存款取款相扣减，我方银行卡余额应为8.6万元，但对方通过系统不断进行“卡转开”“销户”“冲账”等操作，导致我方卡内存款被涂销掉，直接导致我方损失8.6万元，对方没有保障我方卡内存款安全，造成我方资金损失，依法应向我方赔偿，特提起上诉。农商行坪山支行、农商行田美处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袁玉兰的上诉请求。袁玉兰于2020年3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承担袁玉兰损失86000元及利息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20日，袁玉兰在农商行坪山支行处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借记卡，卡号为62×××07，当日存现18500元。后经扣年费、短信费，2013年1月21日，该账户余额为18478.2元。2013年2月21日存现12000元后，账户余额为30476.2元。该账户于2013年2月21日“卡转开”2万元（存期6个月，2013年8月21日到期）、于2013年5月21日“卡转开”1万元（存期6个月，2013年11月21日到期）、于2013年6月5日“现开”12000元（存期3个月，于2013年9月5日到期）、2013年7月12日“现开”1万元（存期3个月，2013年10月12日到期），2013年10月13日，袁玉兰销户上述4个定期账户（本息合计52497.34元），并存现2万元后（其中17502.66元补差定期存款，剩余2497.34元作为活期存款），“转开”7万元连续本息定存期6次均为3个月，分别于2014年1月13日、2014年4月13日、2014年7月13日、2014年10月13日、2015年1月13日、2015年4月13日到期。2013年10月13日该活期账户余额为2987.84元。2013年11月25日，袁玉兰通过ATM存款1万元，后经入息、扣取卡年费，ATM分别取款3000元、500元、3000元，于2014年4月14日现金存款1万元，并于2014年7月17日存现4000元后该账户余额为20234.59元。袁玉兰于2014年7月17日更换为卡号62×××94的借记卡，该账户活期余额为20234.59元。经扣短信费、入息、ATM存款19900元、ATM取现2000元、转汇500元后，截至2015年4月7日，该账户活期余额为37673.81元。2015年4月13日，该账户入账到期本息合计73049.91元并存现300元后，该账户活期余额111023.72元。同日，袁玉兰将上述活期账户余额分别“卡转开”55000元、56000元（均存期6个月，2015年10月13日到期）后，账户余额为23.72元。后该账户经存现700元、2500元、4000元（当日即转汇出700元、2500元、4000元），并存现1万元、入息及扣取手续费、短信费，于2015年6月21日账户余额为10015.62元。2015年6月30日，存现3万元后，“卡转开”4万元（存期3个月，于2015年9月30日到期），该账户活期余额为15.62元。2015年9月30日，该账户到期存款4万元的本息合计40192元，同日，袁玉兰“本息转存”“现开”5万元（存期3个月，于2015年12月30日到期），该账户活期余额为0元。2015年10月13日，到期存款55000元（利息822.25元）、56000元（利息837.2元），同日“卡转开”55000元、56000元（存期均为3个月，2016年1月13日到期），取现1650元后，账户余额为16.96元。袁玉兰于2015年11月13日存现3000元后，经入息、存现600元（当日转出600元）扣手续费、卡年费，并于2015年12月30日到期存款5万元（利息220元），同日“卡转开”5万元、3000元（存期均为6个月，2016年6月30日到期），取现213元后，账户余额为0.92元。2016年1月13日到期的存款55000元、56000元包括利息合计111488.4元，袁玉兰定存6万元（存期6个月，2016年7月13日到期），另取现51400元后，账户余额为89.32元。后，通过ATM存款并当日ATM转出相同金额的2700元、200元，扣取手续费、入息，2016年3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83.60元。2016年4月25日，存现3万元并“卡转开”3万元（存6个月，于2016年10月25日到期）。2016年6月21日入息后，账户余额为83.66元。2016年6月30日到期的5万元、3000元含利息合计53445.75元，通过“补存差额”1554.25元，该账户“转开”55000元（存期6个月，2016年12月30日到期）。2016年7月13日，该账户中到期的6万元定期存款支取利息507元后，“转开”6万元。2016年9月21日，入息后账户余额为83.72元。2016年10月25日到期的3万元定期存款支取利息253.5元后，“转开”3万元（存期6个月，于2017年4月25日到期）。2016年12月13日，上述2016年7月13日的定期存款6万元的业务取消，通过“冲账”存款6万元、本息合计60076.5元。2016年12月30日“销户”55000元（到期利息为464.75元），并取款55464.75元。2017年1月13日“现开”定期存款金额分别为5万元、6万元（存期均为6个月，2017年7月13日到期）。2017年3月21日入息0.06元后账户余额为83.84元。2017年4月13日存现2万元（存期一年，2018年4月13日到期）。2017年4月25日，袁玉兰更换为卡号为62×××63的借记卡。同日，上述2016年10月25日存款的3万元款项及利息253.5元到期，通过“销户”取款30253元。同日，袁玉兰“现存”定期存款4万元（存期一年，转存方式为本息转存，2018年4月25日到期）。2017年6月21日该卡入息后账户余额为83.9元。2017年7月13日，上述定期存款6万元（利息507元）、5万元（利息422.5元）到期，以本息转存方式存款6万元、6万元（存期6个月，2017年12月13日到期）。2017年9月21日入息后余额为83.96元。2017年12月21日入息0.06元后余额为84.02元。2018年1月15日，袁玉兰将到期的上述两笔6万元存款（两笔本息合计均为60508.01元），以本息转存方式“转开”12万元（存期一年，2019年1月15日到期）。2018年1月18日，现金定期存款2万元（存期一年，于2019年1月18日到期）。2018年4月25日，袁玉兰将到期的2万元（2017年4月13日定存本息合计20396.04元）、4万元存款（2017年4月25日定存本息合计40788元），并存现金1万元，“转开”7万元（存期一年，于2019年4月25日到期）。同日，袁玉兰取现1600元，该账户余额为82.37元。2018年11月27日，袁玉兰在田美处处办理卡号为62×××63的整存整取存折，记载开户机构为坪山支行。2019年1月21日，袁玉兰将上述定存到期的12万元（本息合计122370.12元）、2万元款项（本息合计20394.51元），转账14万元给袁玉兰尾号为05697账户，并取现2700元，产生手续费50元，余额为97.3元。2019年3月21日入息0.07元后，账户余额为97.37元。2019年4月25日，涉案账户的2018年4月25日存款到期7万元（本息合计71379元），袁玉兰将该本息全部支取，账户余额为97.37元。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提交了2012年12月20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的业务凭证，其上有袁玉兰的签名。该业务凭证上记载的事项与分别以上述卡号为62×××07、62×××94、62×××63所查询的银行流水对应的交易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袁玉兰向农商行坪山支行申领了涉案银行卡，二者之间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根据储蓄合同的性质，农商行坪山支行应保障账户内存款的安全。结合袁玉兰签名的业务凭证及其银行账户流水，可知袁玉兰通过“销户”取款、“现存”“卡转开”“冲账”，多次进行定期存款、取款，其交易资金连续。截至2016年1月13日，袁玉兰取现51400元后，其账户中定存金额为6万元、5万元、3000元。后再经存款、取款，截至2018年4月25日的存款为2万元、7万元、12万元合计21万元。后袁玉兰于2019年1月21日、4月25日将该三笔到期的定期存款及利息分别转账或支取，其账户中款项并不存在被农商行坪山支行“涂消掉”造成损失问题，其账户中的取款行为属于袁玉兰行为，袁玉兰主张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赔偿损失，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2日判决如下：驳回袁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8元，由袁玉兰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袁玉兰在二审期间述称，其主张其账户中减少的86000元是指2016年12月13日的60076.5元“冲账”款去向不明，2017年4月25日“销户”30000元去向不明，2017年7月13日分两次每次存入6万元共计12万元去向不明。后其又述称，其认为有争议的是2015年12月30日存入的5万元下落不明，2017年4月25日存入现金1万元没有显示，另有2017年7月13日销户取出一笔5万元和一笔6万元下落不明，其未取款。针对袁玉兰上述异议，本院责令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提供袁玉兰账户详细资料，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遂提供了就袁玉兰案涉账户往来情况制作的表格和相应业务凭证。该表格显示：第一，2016年12月13日袁玉兰账户有支出60000元的“销户”，存入60076.5元的“转账”，支出60076.5元的“冲账”和存入60000元的“冲账”，上述操作之后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余额为83.72元，个人整存整取账户余额为60000元；交易情况说明部分记载：“销户”是客户取出一笔定期60000元，本息合计（2016年7月13日至2016年12月13日）60076.5元，取出后定期子账户余额为0；“转账”是客户把本息合计60076.5元通过转账形式存入活期账户，活期账户余额为60160.22元；“冲账”是指客户错误取出了上述这笔60000元定期，通过业务取消的方式，把转账存入的60076.5元还原取出，并以“冲账”这个业务取消功能把还原取出的60076.5元存回该定期子账户，由于是未到期定期，该60076.5元的本息合计数不作准，真正利息以客户再次正确取出的具体日期结算，到此，这笔2016年7月13日存入的60000元定期还原成功，不再是“销户”状态，活期余额还原为83.72元。对应业务凭证包括个人双整转活期业务和业务取消，其中，取消的凭证记载，原交易名称为“个人双整转活期”，凭证上手写注明“同意取消”，袁玉兰在“请核对上述银行记录并签名确认”处签名。另根据表格，上述2016年7月13日存入的上述60000元在2017年1月13日“销户”，取出本息合计60507元，并于当天现开用现金存入定期账户6万元，存期6个月。对应业务凭证显示，袁玉兰在2017年1月13日进行个人双整现金取款，实付人民币60507元，交易时间为11:08:54，并于当天进行个人双整现金存款，金额为60000元，存期六个月，交易时间为11:17:14，袁玉兰在上述两份业务凭证的“请核对上述银行记录并签名确认”处签名。2017年7月13日，上述60000元存期6个月的定期存款到期后“销户”，客户取出一笔定期60000元，本息合计60507元，并在当天现开一笔6万元定期。该笔定期到2018年1月13日到期并入息507元，2018年1月15日“销户”即客户取出定期60507元，本息合计60508.01元并转账存入活期账户，活期账户余额为60592.03元，当天，与另外一笔“销户”转入的60508.01元一起，客户活期账户余额为121100.04元，客户当天以活期转账形式存定期12万元，活期账户余额为1100.04元；该笔12万元定期在2019年1月15日到期并入息2364元，账户余额合计122364元，客户在2019年1月21日销户取出该122364元本息合计122370.12元，和另一笔定期本息合计20394.51元一起转账共142764.63元到活期账户，活期账户余额为142847.30元，客户当天转账14万元到自己他行卡。第二，2017年4月25日“销户”30000元，该表格显示，该笔款项来源是2016年10月25日存入的六个月自动转存的定期，客户在2017年4月25日取出该笔定期，本息合计30253.5元。当天，客户用现金在卡内“现开”存入4万元定期，存期一年。针对上述取款和存款交易，农商行坪山支行提供的业务凭证显示，2017年4月25日，袁玉兰办理个人双整现金取款，实付人民币30253.5元，交易时间为9:33:20，并办理个人双整现金存款，金额为40000元，交易时间为9:34:42.袁玉兰在上述两张业务凭证的“请核对上述银行记录并签名确认”处签名。该笔40000元定期存款在2018年4月25日“销户”取出本息合计40788元，当天客户取出另一笔定期本息合计20396.04元，同时存款1万元现金到活期账户，并于当天“转开”一笔70000元的定期存款，该70000元由上述销户取出的定期本息40788、20396.04和活期账户中的8815.96元一起组成；该70000元定期存款于2019年4月25日“销户”，客户取出本息合计71379元，以现金形式取款，农商行坪山支行提供的业务凭证显示，2019年4月25日，袁玉兰进行了个人双整批量处理交易，业务类型为现取，支取总金额为71379元，转存总金额为0，交易时间为9:23:14，袁玉兰在上述业务凭证的“请核对上述银行记录并签名确认”处签名。第三，针对2017年7月13日“现开”两次存入6万元共计12万元，其中一笔6万元来源即为上述第一点查明部分的2016年7月13日的6万元经两次六个月定期到期后再次存入；另一笔则来源于2017年7月13日“销户”取出的定期50000元，本息合计50422.5元，对应2017年1月13日存入的6个月自动转存的50000元定期，对应业务凭证显示，袁玉兰在2017年7月13日办理两次个人双整现金取款，本息合计分别是60507元和50422.5元，交易时间为9:40:45和9:46:03，之后在9:50:19和9:51:28分别两次办理个人双整现金存款业务，每次存款金额均为60000元，存期均为六个月。上述两笔各6万元的存款，之后即如上述第一点查明的，在2018年1月15日到期后销户，另转开为一笔12万元的存款，并在2019年1月21日到期后销户，和另一笔存款合计转账14万入袁玉兰他行卡。针对袁玉兰第二次提出异议的三笔款项，农商行坪山支行解释称，第一，2015年12月30日袁玉兰存入一笔存期为6个月的定期存款5万元，该5万元来源于2015年9月30日存入到期的5万元，该5万元在2016年6月30日到期，到期后和当天到期的另外3000元，本息合计53445.75元，和客户补存现金1554.25元，合计55000元转存为6个月存期的定期存款，该存款在2016年12月30日到期后，本息合计55464.75元，由袁玉兰取出后销户。农商行坪山支行并提供了袁玉兰办理上述业务的业务凭证，袁玉兰均在“请核对上述银行记录并签名确认”处签名，其中2016年12月30日“个人双整现金取款”凭证记载，税后本息合计55464.75元，实付55464.75元。袁玉兰确认其办理业务时有签名，但认为没有取走该笔款项，只是转账600元给其儿子。农商行坪山支行则述称袁玉兰的确取走了该笔款项，并于2017年1月13日又回来存了一笔定期5万元。第二，关于2017年4月25日的现金1万元，农商行坪山支行述称，当天袁玉兰有一笔3万元定期存款到期，加上其另外拿来的现金1万元，重新存为一笔4万元的定期存款，存期一年，即袁玉兰第一次提出异议的上述第二笔款项，具体凭证情况同上述第二笔款项。第三，关于2017年7月13日“销户”取款5万元和6万元，该两笔均是定期存款到期，到期后袁玉兰取现金但没有拿走，补了点现金，又存为两笔各6万元的定期，该两笔款项的来源和去向详见上述袁玉兰第一次提出异议的第三笔款项，业务凭证同上。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袁玉兰主张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账户内存款损失86000元和利息损失1000元能否成立。对此，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本院责令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提供的袁玉兰的账户资料，袁玉兰对其账户中多次提出异议的几笔款项均有明确的流转过程，最终去向亦清晰可辨，农商行坪山支行和农商行田美处并提供了相应的业务凭证，袁玉兰对相关的交易均有签名确认，故袁玉兰关于农商行坪山支行通过系统操作造成其账户内存款86000元损失和相应利息损失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袁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5元，由上诉人袁玉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明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眭翘书记员苏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