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62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贤清，女，197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来宽、陈谢斌，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鸿洋，男，196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智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慧，女，195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陈新，福建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贤清因与被上诉人卢鸿洋、原审被告刘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2民初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贤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来宽、陈谢斌、被上诉人卢鸿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智勇、原审被告刘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陈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贤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卢鸿洋已自认2017年12月31日的337万元《借条》（下称：“337万元借条”）系其出具的，而该借条项下借款金额的不规整性即已可以初步表明，其并非是为了拟借新借款而出具，而是对已借旧借款进行的结算。上诉人所提供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1日分别出具给初始出借人淳百味公司、马氏公司和上诉人的三份借条，金额分别为80万元、50万元、96万元，以及各初始出借人的支付借款的银行流水、代付款人的证言、案外人刘某和董俊青的银行流水和为借款人代收、代还借款本息的一审被告等证据，以及上诉人结合该等证据而对各借款从支付时起、至滚动结算并归集为“337万元借条”时止的演变过程所作的说明，其虽涉及到多个收付款主体，款项往来较为复杂，但其计算过程与收付款证据所体现的借款本金的占用和归还情况、用款期间、利息标准、利息金额等要素高度吻合，计算结果与“337万元借条”项下借款金额的高度一致，因而足以排除事后人为拼凑的可能，充分证明了“337万元借条”确由初始出借人淳百味公司、马氏公司和上诉人的旧借款经滚动结算并归集而成的事实；2015年4月1日的三份借条只有复印件，系因已被“337万元借条”取代而已由被上诉人收回，但其前有对应的银行流水可以追溯由来，后有“337万元借条”可证明其存在和变迁，已形成了可以相互印证的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作为定案依据；（2）、被上诉人是心智正常的人，其有意拒收上诉人的律师于2017年6月5日发出的、已具明致函人为淳百味公司、马氏公司和上诉人，因而足以判断其内装文件包含有债权主张的六份《律师函》后，却又于2017年12月31日向上诉人出具“337万元借条”，且其在收到上诉人于2018年1月送达淳百味公司和马氏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明确要求其归还337万元借款的微信后，不仅未以任何方式否认该债务的存在，反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由其本人和其律师，与上诉人就以物抵债和以股权抵债事宜进行磋商，从而印证了“337万元借条”项下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存在。（3）、一审流于对证据表面内容的简单对比，对内在关系视而不见，纠缠于各初始出借人是否是根据被上诉人的指示而向一审被告支付借款这一毫无意义的问题，将“337万元借条”弱化认定为未生效的借款合同、将淳百味公司《债权转让通知书》中采时间就近原则，而将其转让债权表述为2015年4月1日借款的表述方式、双方已不争的《借款协议》中颠倒借贷双方的明显笔误，作为否定上诉人债权的理由，机械的理解和适用法律，令人难以理解；（4）、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被上诉人在否认系其所借的同时，先是抗辩系上诉人在福州沙县商会的投资款，在商会出具证明，证明其没有收取会员及其他人的任何投资款之后，又变称为“商会的账虽然没有收到投资款，但是不排除会员之间的投资行为”；对于吴某为淳百味公司代付的50万元，被上诉人在一审称是上诉人在福州沙县商会的投资款，在原二审答辩中又变称是吴某与刘慧之间的个人往来款，前后不一，且无证据证明，显属谎言；（5）、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2014年3月26日支付到他账户的70万元和2015年1月12日支付的30万元、淳百味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支付的50万元，都是淳百味公司支付给他儿子卢盛的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分红款，这与被上诉人提出的这些款项是上诉人在福州沙县商会的投资款相矛盾。因为，淳百味公司是一家餐饮管理公司，自成立以来包括2013年度和2014年度，始终处于亏损或保本状态，根本就没有利润可以分配。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援用的淳百味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报表里“修改后”的净利润数据，并不是公司的净利润，而是为了申报福建省著名商标而将各门店的净利润合并后的结果，《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可以印证。况且，卢盛向张万和受让淳百味公司的股权，至今已七年有余，除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淳百味公司于2013年度和2014年度向卢盛分配过利润外，再未就淳百味公司其他年份进行利润分配，显然不合常理；将公司当年利润分配殆尽的做法也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现实中也不可行。刘某系被上诉人之妻，虽然被上诉人声称已离婚，但未提供证明；刘慧系刘某之胞姐，曾是福州融迅达中心的出纳和福州沙县商会的兼职出纳；福州融迅达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被上诉人、卢盛及其岳父叶遵波，关系复杂，形成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以被上诉人为中心的复杂关系网，作为防火墙，以隔离风险，逃废债务，本案讼争借款的形成过程如此，而上诉人通过上网检索，被上诉人在另一案例中的做法亦如此。显然，上述关系网中任何主体所实施的与本案讼争借款有关的行为，无论是接受借款、归还借款、支付利息，都不是偶然的，其实质上都是被上诉人的行为，本案讼争借款实为被上诉人所借，应由被上诉人偿还等等，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希二审判如所请。 卢鸿洋辩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债权基础漏洞百出，其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其主张；上诉人认为2017年12月31日的《借条》，是对双方之前借贷的结算，但从借条内容来看，并未载明之前的借贷时间、金额、笔数等内容，答辩人认为并不是结算；根据原审被告刘慧在一审的陈述，其所经手的2014年3月26日的70万元、2014年11月10日的50万元、2015年1月12日的30万元，与答辩人无关，而是淳百味公司对案外人的投资分红，分红根据投资比例对应的股份与年报相符合，刘慧的陈述与客观事实相吻合；上诉人至今无法就337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作出详细说明，其所主张的依据经不起推敲；在一审中答辩人已经提供了与刘某离婚的调解书，刘某、刘慧与上诉人都是认识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等，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慧述称：同意被上诉人卢鸿洋的答辩意见。上诉人一审的诉请，是要求本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其民事上诉状中并没有把本人列为被上诉人，而是卢鸿洋；在针对本人的诉请，被一审法院驳回后，现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是明显错误的；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于2017年12月31日的借条，当时卢鸿洋想向上诉人借款，后来不需要款项，所以没有借，该借条是新的借贷关系，不是结算，双方比较熟悉所以没有收回。对于2014年11月10日由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据卢盛说当时被上诉人向淳百味公司借款50万元，被上诉人不知道卢盛可以分到钱，就跟卢盛说了一下，卢盛称到年底了，要分红了还借钱，所以该50万元是股权分红款等等。 吴贤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卢鸿洋一次性返还借款本息暂计3,841,800元，其中，借款本金为3,370,000元，利息从2018年1月1日起算至2019年3月1日，共计14个月，按每月33,700元计算，故利息暂计至471,800元，利息计算至卢鸿洋实际清偿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卢鸿洋、刘慧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鸿洋于2014年11月10日向淳百味公司出具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于2017年12月31日向吴贤清出具一张金额为337万元的借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吴贤清针对其主张卢鸿洋借款金额337万元系由三笔本金即50万元+96万元+80万元和上述本金226万元所欠33个月利息111万元所组成。 针对第一笔本金50万元，吴贤清提交如下证据：1．卢鸿洋于2014年11月10日向淳百味公司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借款期三个月，月息1.5%；2．吴某于2014年11月1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慧转账50万元，吴某证人证言证明其根据吴贤清的指示向卢鸿洋指定的刘慧账户转账50万元，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先农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3．淳百味公司营业执照及吴贤清与张万和结婚证书；4.2015年1月16日刘慧账户转给张万和7500元的建行交易明细；5.2015年4月1日卢鸿洋向淳百味公司出具的《借条》复印件；6．淳百味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吴贤清于2017年12月31日发出的《催款通知书》。用以证明淳百味公司曾向卢鸿洋出借50万元，并于2017年12月31日将该债权转让给吴贤清。卢鸿洋对此不予认可，其辩称虽然于2014年11月10日向淳百味公司出具了的借条，但未收到借款，同时否认2015年4月1日向淳百味公司出具过《借条》。法院认为，吴贤清提供的吴某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吴某于2014年11月10日通过个人账户向刘慧账户转款50万元系受吴贤清指示所为，但并无证据佐证该转账行为系受卢鸿洋的指示交付；刘慧亦主张该50万元系淳百味公司支付给案外人卢盛的分红。另，《债权转让通知书》所载转让的债权为2015年4月1日的借款，这与卢鸿洋2014年11月10日出具的《借条》及前述转账记录也存在矛盾。吴贤清主张2015年4月1日卢鸿洋向淳百味公司出具《借条》，系针对2014年11月10日的借款延长借期所为，但是该份证据无原件核对，卢鸿洋亦对该份借条予以否认，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吴贤清还主张无法提供原件是因为该借条系被337万元的借条取代而被收回，但与其能提供2014年11月10日《借条》原件事实相矛盾。虽然吴贤清以2015年1月16日张万和账户收到刘慧转入的7500元，并结合刘慧提供的2014年12月15日刘慧向张万和账户转入7500元的交易明细来说明淳百味公司与卢鸿洋存在支付利息的事实，但刘慧否认上述款项系支付利息，并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刘慧与张万和之间存在多笔小额转账记录，上述两笔7500元的款项是否属于卢鸿洋与淳百味公司之间的利息支付无法证明。故吴贤清主张淳百味公司向其转让对卢鸿洋享有50万元债权的事实不能成立。 针对第二笔本金96万元，吴贤清提交的如下证据：1．马氏公司和融讯达中心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融迅达中心于2014年10月31日向马氏公司出具的《借款协议》；3．林莅夏的《存款历史交易清单》、林莅夏的证言；4．卢鸿洋于2015年4月1日向马氏公司出具的借条复印件；5．马氏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吴贤清于2017年12月31日发出的《催款通知书》。用以证明融迅达中心向马氏公司借款110万元，还款14万元后，马氏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将剩余债权转让给吴贤清。卢鸿洋否认于2015年4月1日向马氏公司出具借条，并认为融迅达中心与马氏公司的借款与其无关。法院认为，林莅夏的《存款历史交易清单》记载，2014年10月31日的3笔转账支出，转出方均为林莅夏，收款方均为刘慧（＊1764），金额合计110万元。这与《借款协议》所载借出方账户刘慧，借入方账户林莅夏相矛盾。吴贤清提供的林莅夏证言，可以证明林莅夏于2014年10月31日的3笔转账支出共计110万元系受马氏公司的指示所为。刘慧亦在庭审中陈述上述110万款项系融讯达中心向马氏公司的借款。但卢鸿洋与借款协议双方及该转账款项是否存在关系，吴贤清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吴贤清主张马氏公司向其转让对卢鸿洋享有96万元债权的事实不能成立。 针对第三笔本金80万元，吴贤清提交的如下证据：1.2019年3月查询的鼓楼区民政局关于卢鸿洋与案外人刘某系夫妻的档案记录；2．吴贤清的《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3．张万和证人证言；4．卢鸿洋于2015年4月1日向吴贤清出具的《借条》复印件。用以证明经双方结算，卢鸿洋结欠吴贤清80万元借款，其中20万元是以信用卡刷卡支付。卢鸿洋否认向吴贤清借款，也否认出具过该借条。法院认为，因上述借条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吴贤清的《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记载，2014年3月26日的一笔70万元的转账，收款方为刘慧（＊1764）；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记载，2015年1月12日的一笔30万元转账，收款方亦为刘慧。吴贤清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4年6月10日的一笔40万元的入账，系由刘某账户向吴贤清汇入。而（2004）鼓民初字第284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刘某与卢鸿洋于2004年11月5日已调解离婚。即使吴贤清自认该笔款项系卢鸿洋对上述借款的还款，但吴贤清对借条80万元亦不能免除举证责任。而吴贤清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卢鸿洋的指示向刘慧交付借款，以及向卢鸿洋的POS机刷卡支付20万元，故吴贤清主张卢鸿洋结欠80万元借款的事实也不能成立。 庭审中，刘慧针对2014年3月26日收取的70万元、2014年11月10日收取的50万元、2015年1月12日收取的30万元，合计150万元，主张系淳百味公司支付给案外人卢盛的分红，并提出淳百味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净利润分别约为1402.6万元、1631.8万元，而上述数据的5%约等于70万元及80万元。刘慧的上述意见与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议纪要》、《收条》、卢盛银行账户转账信息以及淳百味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的年度报告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吴贤清要求刘慧就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贤清主张的基础债权不能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吴贤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吴贤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534元，由吴贤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的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2020年9月福州市沙县商会《证明》、《预留给吴贤清的商住房》微信截图、2019年9月29日卢鸿洋出具的《说明》、福建将乐鸿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015年9月21日卢鸿洋与刘某签订的《福建将乐鸿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8月22日董明华与叶遵波签订的《福建将乐鸿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9月8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无法证明与本案民间借贷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评价；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结合本案，由于上诉人吴贤清已自认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的《借条》中的337万元系由本金50万元、96万元、80万元合计226万元及所欠33个月利息111万元组成的，故对于案涉的50万元款项，本院认为，证人吴某于2014年11月1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慧转账50万元，但无证据证明该款系受被上诉人卢鸿洋的指示交付，而且福州市淳百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向被上诉人卢鸿洋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则称“你于2015年4月1日向福州市淳百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借款50万元……，”与前述转账记录在时间上存在矛盾，且2015年4月1日的50万元《借条》仅为复印件而无原件，卢鸿洋也否认该借条，故本院无法确认该借条的真实性，亦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上述50万元；对于2014年10月31日由借出方马氏（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借入方福州融迅达投资中心签订的《借款协议》，并无被上诉人卢鸿洋的签名、捺印，而且该协议约定的借出方账户为刘慧、借入方账户为林莅夏，而实际上根据林莅夏提供的《存款历史交易清单》记载，在2014年10月31日的三笔支出款共计110万元中，转出方均为林莅夏、收款方均为刘慧，明显不符合该《借款协议》的约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卢鸿洋与该协议及转款是否存在关联，因此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吴贤清主张马氏公司向其转让对卢鸿洋享有96万元债权的事实不能成立”之认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未提供被上诉人使用ＰＯＳ机刷卡20万元的证据；对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5年4月1日的80万元《借条》仅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否认出具过该《借条》；2014年3月26日的70万元和2015年1月12日的30万元均又系上诉人汇入刘慧账户，刘某又于2014年6月10日向上诉人汇入40万元，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卢鸿洋还结欠80万元借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吴贤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534元，由上诉人吴贤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刘善治 审判员 沈珺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张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