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4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住所地：吴川市************。负责人：叶日华，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吴川市********。法定代表人：杨康耀，董事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超杰，广东领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玉珍，女，汉族，1961年8月10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4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萍，广东韬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以下简称梅录分公司）、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川建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20）粤0802民初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梅录分公司、吴川建安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超杰、被上诉人邓玉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梅录分公司、吴川建安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802民初81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邓玉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邓玉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不属于集资款的说法错误，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曾与被上诉人邓玉珍发生多笔集资款，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内容上与吴川市审计局做出的《审计评议》、《审计评议》中有关非法集资统计内容相吻合，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间的往来款项并非合法的民间借贷，而属于非法集资，依法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1、被上诉人邓玉珍自1995年8月至1998年2月期间，以自己名义累计向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提供了396800元(不含利息)的非法集资款。此外，被上诉人邓玉珍又以“代收款人”的身份，参与到他人与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的多笔集资款当中。从这些《收款收据》和《付款凭证》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邓玉珍涉及了多笔的集资金额，被上诉人邓玉珍不仅以自己名义提供集资款，而且被上诉人邓玉珍是一名集资小头目，通过筹措他人资金向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提供集资款，实施冒他人名义(“代收款人”身份)操作集资款的行为。这些内容均与被上诉人邓玉珍在起诉状中所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和只有一张78800元《收款收据》证据显然不相符合，被上诉人邓玉珍在诉讼中刻意隐瞒了本案的大部分事实，导致案件判决不公。2、吴川市审计局在1998年12月3日作出的《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第11页关于“六、1994年至1997年度，你公司属下梅录分公司未经吴川市人民银行批准，以月息20%向职工和社会个人集资17734800元。至1998年7月31日止，只归还集资款1803219元，尚欠个人集资款15931581元，利息2978517元。严重违反《国务院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责令建安公司梅录分公司(经理梁维辉)迅速把集资款和利息清退给集资债权人。”，以及《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经理梁振业离职经济责任的审计评议》第五页关于第(八)项的内容，证实被上诉人邓玉珍在1995年8月至1998年2月的款项属于非法个人集资款。被上诉人邓玉珍实际并非单笔、偶发而是发生多笔的个人集资款，同时参与多人多笔集资款，款项当中所提及的月利息也完全与审计报告内容相吻合，虽然在措辞上使用了“暂借款”的合法形式，但事实上还是个人违法向企业进行出借资金达到集资的目的，并不能掩盖其非法集资的非法目的。从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实施集资的次数、频度、持续时间、资金规模、资金流向、单位进行正当经营的状况以及犯罪活动的影响、后果来看，本案都是属于非法集资活动，而非正常的民间借贷。3、本案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通过职工和社会个人进行非法集资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邓玉珍及他人并非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的职工，属于社会上不特定人员，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任何的交集，系个人违法向企业出借资金，且在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出现人数庞大、数额巨大非法集资情况下，被上诉人邓玉珍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证明来往款项的合法性、和对借贷所发生的原因、经济状况、经过进行合理性解释。4、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必须经过法定部门审批。从《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可知，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的集资行为是没有得到“吴川市人民银行批准”的，而这一行为也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在正在审理中。虽然当时是以“暂借款”名义集资，但目的是为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像被上诉人邓玉珍这一类的“暂借款”当时就有258人，构成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的规定，本案的“暂借款”只是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一种手段而已，本案“暂借款”有258人，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150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邓玉珍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错误，被上诉人邓玉珍所持《收款收据》在法律上属于债权确认书，且按照交易习惯和政府文件被上诉人邓玉珍在当年情形下早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且其权利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不主张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形，可见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律所保护的诉讼期限。1、被上诉人邓玉珍所持78800元《收款收据》并无实际发生借款事实，属于集资款的债权确认书，视为被上诉人邓玉珍已经知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应在签订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在向被上诉人邓玉珍支付1997年9月27日利息后，截止1998年2月27日，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拖欠被上诉人邓玉珍和他人本金和利息共409200元，因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已经无力偿还本息的情况下，才出现被上诉人邓玉珍和他人迫使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不得不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在1998年2月27日将华川大夏第二幢首层铺位由南往北第一、第二两间铺位以330313.50元的价格抵偿给被上诉人邓玉珍，尚剩余约78800元就以《收款收据》的形式确认给被上诉人邓玉珍。我们可以看到，当天除了被上诉人邓玉珍交来购买铺位款项的《收款收据》外，还出现了多笔由被上诉人邓玉珍作为“代收款人”领取款项的《付款凭证》，被上诉人邓玉珍本人名义领取的本金86000元及利息8600元的《付款凭证》，以及本案的78800元《收款收据》，以上所有来往款项全部发生在同一天。事实上，这些《收款收据》和《付款凭证》是双方以物抵债的结果，该事实非常清楚，首先，多笔《付款凭证》与铺位《收款收据》在金额上相差无几，其次，全部《付款凭证》、《收款收据》都在同一天进行，是因为双方需要对以物抵债后的债权债务及时结算，在结清原有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中，因铺位无法足额抵债，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无力再支付债务的情形下，才出现本案的78800元《收款收据》，再者，被上诉人邓玉珍在当天既领钱又存钱的做法，即吴川建安分公司都需要支付款项给邓玉珍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邓玉珍又再拿出现金“暂借款”给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显然没有这个必要，因此只是债权债务上的结算和确认，不发生实际的资金交付行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邓玉珍在1998年2月27日这一天就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了，其至2020年3月24日才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邓玉珍从1995年8月22日起就向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提供集资款，共计十笔款项，时间跨度达2年半之久，虽然每笔“暂借款”都没有写明还款时间，但一直以来，双方存钱、取钱、取付利息都比较频繁，从交易行为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交易习惯，但是本案的78800款项发生后，却没有任何支付利息记录，被上诉人邓玉珍既不取钱也不提取利息，与过往交易行为大相径庭，吴川建安分公司非但不能偿还本金，甚至连较为固定和频繁支付月利息行为都无法履行，那么作为被上诉人邓玉珍按照交易习惯早在78800元《收款收据》签订后的短时间内，在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没有向其支付利息后亦应当意识到和知道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可能是20年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损。3、吴川市审计局于1998年12月3日作出的《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已“责令建安公司梅录分公司(经理梁维辉)迅速把集资款和利息清退给集资债权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吴川市审计局于1998年12月3日作出的审计决定之日就是被上诉人邓玉珍“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其于2020年3月24日才起诉，也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而且，鉴于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在1995年至1998年的非法集资活动在当年引起当地政府和社会重大关注，公安机关对上诉人吴川建安分公司和吴川建安公司进行立案侦查，作为被上诉人邓玉珍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款项属于非法集资款，也不会不知道政府部门对集资款所作的处理要求，因此，对于被上诉人邓玉珍在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这个问题上，应当是明确知道的。4、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督促债权.人尽快实现自己的权利主张。诉讼时效设置最长不超过20年的期限。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设立的宗旨就是要对民事权利设立一个最长的固定期限，超过这个最长的期限，一般对该民事权利不予保护。本案中，由于双方就涉案《收款收据》未约定借款期限，故本案的最长诉讼时效应从借款发生之日即1998年2月27日或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的1998年12月3日开始计算，现被上诉人邓玉珍2020年3月24日才向法院主张权利救济，距今已超过二十年法律所保护的期限，依法不应获得支持。三、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借贷行为合法有效的观点错误，涉案款项属于非法集资，依法无效。非法集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应由公安部门进行刑事立案处理，那么，实以非法集资为目的，却假以民间借贷为合法外衣的违法行为，首先就触犯了有关《合同法》第52条有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其次，明知是非法集资而恶意串通，导致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尤其是合法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属于该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再者，非法集资涉嫌刑事犯罪，本身就超越了民事法律中的效力性禁止行为，需要利用刑事手段来制止和打击，显然这种行为已经属于危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层面，这样类型的合同根本谈不上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没有依法认定涉案款项为非法集资款，没有依法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以及没有依法认定本案合同违法、无效，从而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原审判决并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邓玉珍答辩认为，一、涉案的78800元不是非法集资款，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1、本案需查明的事实是78800元是否为非法集资款。一审中被上诉人邓玉珍提供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依据，该《收款收据》载明“兹由(缴款人)邓玉珍交来暂借款(月息2%)78800元，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公司(盖章)、梁维辉(印章)，周晓(会计盖章)、彭英(出纳盖章)，落款日期1998年2月27日。”原告从未就涉案的78800元与被告签订《内部集资借款合同书》，且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注明的是“暂借款”而非“集资款”。一审中，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涉案的78800元款项是集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主张涉案的款项78800元的上诉理由，依法应不予采纳。在被上诉人邓玉珍提供一审的证据中，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8民终1650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主张其他类似《收款收据》为集资款，依法不予认定为集资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被上诉人邓玉珍恳请二审法院根据同案同判原则，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8民终1650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裁判的参考，依法不予认定为集资款。2、《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经理梁振业离职经济责任的审计评议》与涉案78800元认定是否为非法集资款没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涉案的78800元没有被公安机关认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涉案的78800元款项为非法集资款。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在上诉状提出的吴川市审计局在1998年12月3日作出的《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及《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经理梁振业离职经济责任的审计评议》，上述决定、评议均没有对涉案的78800元作出具体的认定，而是对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及梁振业离职经济责任的审计。与涉案的款项78800元是否认定为集资款没有关联性，对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影响，也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综上，涉案的款项78800元不是非法集资款，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二、涉案的78800元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亦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明确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被上诉人邓玉珍可以随时要求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在吴川建安梅录公司不予偿还的情况下，才能依法认定被上诉人邓玉珍的权利受到损害。涉案的《收款收据》是没有约定还款期限,1998年2月27日被上诉人邓玉珍出借78800元给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并不表明被上诉人邓玉珍的权利自该日被侵害。被上诉人邓玉珍在2020年3月24日前(起诉之日)从未要求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被上诉人邓玉珍第一次要求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明确表示拒绝或者以自身行为表明不予偿还借款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以吴川市审计局2018年12月3日《吴川市审计局关于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责令吴川建安梅录公司迅速把集资款和利息清退给集资债权人作为认定被上诉人邓玉珍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涉案的款项78800元不是集资款，二、被上诉人邓玉珍从未收到吴川建安梅录公司任何通知表示不予偿还涉案的借款78800元。综上，涉案的《收款收据》是没有约定还款期限,1998年2月27日被上诉人邓玉珍出借78800元给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并不表明被上诉人邓玉珍的权利自该日被侵害。被上诉人邓玉珍在2020年3月24日前(起诉之日)从未要求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一次何时表示向被上诉人邓玉珍拒绝或以自身行为表示不予偿还，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上诉人邓玉珍于2020年3月24日提起起诉，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亦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正确。三、涉案的78800元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涉案的《收款收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的78800元属于非法集资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之规定，涉案的78800元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综上，上诉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吴川建安公司以原判决没有认定涉案款项为非法集资款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邓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78800元及利息（从1998年2月27日起按月利息2%计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416064元）；2、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8800元及利息（从1998年2月27日起按月利息2%计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以被告吴川建安分公司拖欠其借款本金78800元及利息未能偿还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并提供被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依据。该《收款收据》载明：“兹由（缴款人）邓玉珍交来暂借款（月息2%）78000元，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公司（盖章）、梁维辉（印章），周晓（会计盖章）、彭英（出纳盖章），1998年2月27日。”借款后，由于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公司借款至今分文未还，原告多次追讨无果，遂向该院提起上述诉请。另查明：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公司为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于1993年12月3日成立，负责人叶日华。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1989年4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杨康耀。再查明：（2017）粤0802民终1650号民事判决确认，2015年9月5日，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拟进行产权挂牌转让，将公司产权100%挂牌转让，原公司所欠的集资款、债务、不可预见债务（含司法纠纷债务）及其利息等，由新公司负责清偿。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改制实施方案》中明确总负债包括梅录分公司集资款928.74万元（不含利息），在“改制后分公司的经营问题”上明确原分公司及下属机构由新公司按现状接管。经吴川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吴川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甲方）、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乙方）及林翔云等13人组成的联合体（丙方）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转让合同书》，约定由丙方受让乙方的整体产权，新公司是原公司的继承和延续，改制后，原公司所欠的集资款、债务、不可预见债务（含司法纠纷债务）及其利息、应交税费等，由新公司负责清偿。2016年2月15日，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改制为吴川建安公司，由杨康耀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3月28日，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公司变更为吴川建安梅录公司，由叶日华担任该公司经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如下：一、涉案款项是否属于集资款。吴川建安公司、吴川建安梅录公司主张涉案款项属于集资款，应由有关政府部门处理，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本案中，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梅录公司与邓玉珍之间并没有签订相关内部集资借款合同等，而且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梅录公司出具给邓玉珍的《收款收据》注明的是“暂借款”而非“集资款”。而吴川建安公司、吴川建安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涉案款项是集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吴川建安公司、吴川建安梅录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吴川建安公司、吴川建安分公司主张涉案款项属于集资款的理由，该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起诉提交的借据并未载明借款期限，也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曾就借款期限达成补充协议，故涉案借款期限约定并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在给予被告吴川建安分公司必要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要求吴川建安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在吴川建安分公司不予偿还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原告的权利受到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起诉请求保护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吴川建安分公司拒绝或以自身行为表明不予偿还尚欠借款之日起算。但吴川建安分公司没有明确表示拒绝或以自身行为表明不予偿还借款，故原告于2020年3月2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亦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三、本案的借贷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吴川建安公司、吴川建安分公司以涉案款项为非法集资款为由主张本案借贷行为无效。吴川建安公司、吴川建安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款项属于非法集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一九九九]三号）“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的规定，涉案的款项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款项，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请求被告吴川建安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88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为2%，即年利率为24%，原告请求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违约还本付息，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分公司虽然是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但经过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且有可以使用和支配的财产或经费，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应以其财产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而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作为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分公司的开办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其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已经改制为吴川建安公司，且改制后的吴川建安公司对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债务予以承接及对分公司等按现状予以接管，故原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梅录分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由吴川建安梅录公司予以承担，并由吴川建安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788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借款本金78800元为基数，从1998年2月27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给原告邓玉珍。二、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项被告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361.48元，由两被告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说明》、《审计决定》等证明力不足认定，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付款凭证》、《邓玉珍集资款》、《收款收据》、《付款凭证》、《利息支付表》、《付款凭证》与案件相关，可予采纳。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二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及邓玉珍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问题。诉讼过程中，二上诉人认为涉案的78800元属于邓玉珍之前在该公司的集资款，不属于借款,而邓玉珍对此明确予以否认。由查明事实可知，邓玉珍提供的1998年2月27日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明确注明78800元为“暂借款”，而不是集资款，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双方曾就集资问题签订过相关协议等证据，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邓玉珍主张的78800元为集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在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二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双方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二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邓玉珍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案证据显示，涉案《收款收据》出具于1998年2月27日，该《收款收据》中注明了暂借款金额、利息，但没有标明还款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由于本案不能确定还款履行期限，诉讼时效期间应从邓玉珍向二上诉人要求履行还款义务的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过程中，二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邓玉珍此前曾向其主张涉案借款返还的证据，故邓玉珍在2020年3月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并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二上诉人对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22.96元，由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梅录分公司、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纯京审判员  林 竹审判员  吴有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梁春雨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