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杰。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豪，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杰，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贺惠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宾文高，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向阳，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伟杰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达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24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伟杰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豪、杨玉杰，被上诉人万通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宾文高、余向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伟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伟杰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2020年4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无效，一审判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不属于依靠公权力强制干涉的范围”是错误的。公序良俗作为判断股东会决议效力的标准，已经获得了实务界和学者的支持，并已经广泛地应用在确认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判决中。1.该股东会决议是在黄伟杰与大股东之间丧失信任关系并已经产生诉讼的情况下作出，该决议的出发点是将小股东排挤出董事会，压迫和剥削小股东。股东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是有限责任公司赖以存在和健康运行的基础。在公司设立前，黄伟杰和利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建集团）因为相互信任而决定共同合作创办公司，公司设立后，黄伟杰担任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取得了良好的发展。2014年开始，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几乎没有业务，基本处于“僵尸企业”状态。2019年开始，公司只剩个别员工留守，也无实际办公场所，黄伟杰与利建集团均不想继续合作。基于上述情况，万通达公司在2019年6月5日作出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组的决议，该决议由全体股东共同签章确认，代表全体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由于黄伟杰与利建集团、贺丹青（系利建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万通达公司的董事长）在其他公司也有合作关系，2019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黄伟杰与利建集团准备一揽子解决“分家析产”的问题，利建集团委托卢菱菱与黄伟杰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意见不合，未能谈妥。2019年12月中旬，黄伟杰作为万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维护万通达公司的利益，以万通达公司的名义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利建集团偿还1200万元借款，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贺丹青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黄伟杰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万通达公司进行清算，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利建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在黄伟杰以万通达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过程中，利建集团已经有所察觉，为进一步压制黄伟杰，万通达公司在2019年12月30日召开股东会作出免除黄伟杰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决议，并且在万通达公司已经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终止清算、恢复经营的决议。该股东会决议的出发点是将黄伟杰排挤出董事会，已经违背了双方共同建立公司的目的，体现出大股东侵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主观恶意。由于前述股东会决议未按照公司章程经董事会提议和主持，万通达公司在2020年4月13日又再次召开股东会，作出与2019年12月30日股东会决议内容相同的决议。2.该股东会决议选举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均与利建集团存在利益关系，全部代表利建集团的利益，破坏了万通达公司作为公司法人和公司治理的平衡状态，极易造成大股东与董事、监事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局面。万通达公司自设立起至2019年12月30日股东会决议作出，一直是三名董事（包括贺丹青、黄伟杰、李慧卿），黄伟杰担任法定代表人，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东设立公司的初衷，也保证了万通达公司内部治理关系的平衡。黄伟杰在清楚利建集团作为大股东依据股份多数决对公司拥有支配权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与利建集团继续合作，说明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使黄伟杰对利建集团存有持续的信任。该股东会决议选举贺惠芳为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卢菱菱为监事，由利建集团操控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打破了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平衡。贺惠芳是贺丹青的姐姐(且贺惠芳是利建集团的股东之一），卢菱菱是利建集团的财务总监，即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与利建集团具有利益关系。在公司只有两名股东的情况下，将小股东排挤出董事会，改变万通达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公司治理模式，以损害小股东的正当利益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的膨胀，对小股东明显不公平。由于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与利建集团存在利益关系，这极易发生利建集团与执行董事、监事恶意串通损害万通达公司利益的情形或者发生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将万通达公司掏空的情况，小股东很难维护公司及自身利益。在只有两个股东的情况下，公司法所提供的小股东对抗控股股东的机制很难发挥作用，亟需司法机关予以干预，保持公司内部治理平衡。另外，因为万通达公司已经实际不再经营，如果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不会对外部关系产生利益调整。（二）从裁判效果来看，一审判决没有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反而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纠纷。由于万通达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与利建集团存在利益关系，万通达公司的内部自治机制已经被利建集团操控，在此情况下，黄伟杰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黄伟杰不可能通过公司内部途径获得救济只能通过诉讼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补充如下：1.利建集团提出的分配方案侵害了小股东权益并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不同意利建集团的分配方案。2.贺丹青、利建集团、万通达公司存在多个合作及有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3.2019年12月30日和2020年4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明显是大股东违背股东信义义务，属于无效决议。控股股东应当对非控制股东尽到信义义务，再作出决策、决议时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审慎义务，应该考虑到大股东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对公司拥有特殊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控股股东与非控制股东在公司中事实上处于不同的地位。控股股东是小股东的受托人，应当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审慎义务。万通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万通达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所作出的会议决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依据万通达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占有万通达公司80％的表决权的股东利建集团于2019年12月12日提议并通知黄伟杰在2019年12月3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2019年12月30日上午按照会议通知，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6504室会议室如期召开万通达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出席本次会议股东1人利建集团，代表公司股东80％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80％同意通过，超过了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万通达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出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2.万通达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所作出的会议决议没有损害小股东的合法利益而是为了防止万通达公司的合法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进一步保护了小股东的合法利益。2019年6月5日万通达公司股东会决定清算，短期内万通达公司无法继续进行清算需要终止清算、恢复经营。导致清算不能进行的直接原因是黄伟杰作为法定代表人控制了万通达公司公章、账册等，不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清算组名单）且其解除了清算组成员中的万通达公司总监陈喜仪和财务经理李敏姬的职务及劳动合同关系，导致清算组无法正常工作。现在万通达公司有新的业务订单，已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清算组，恢复经营活动，新的业务订单会给公司带来利润，无论如何都不会使股东利益受损。事实证明，如果不召开股东会，则万通达公司及大股东利建集团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害。现在利建集团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股东会通过决议终止清算、恢复经营、修改公司章程等，是合法合规的行为，黄伟杰作为股东享有股东身份权、资产收益权、知情权等所有权利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具有的权利不受影响。补充：1.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合法。退一步说，即使召集程序违法，这属于公司决议撤销的审查范围，不属于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审查范围，也即召集程序是否违法，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2.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的条件是决议内容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黄伟杰主张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股东会决议完全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股东会内容仅涉及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修改的问题，是公司自治的范围，决议内容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按法律规定公权力不干涉公司的自治权，应认定内容合法有效。黄伟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万通达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终止清算，解散清算组，恢复公司经营”的决议无效；2.确认万通达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修改《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附件）”的决议无效；3.确认万通达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的《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免去黄伟杰的董事职务”“同意免去黄伟杰总经理、经理职务”“同意法定代表人由黄伟杰变更为贺惠芳”的决议无效；4.万通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打印日期为2020年4月7日的万通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万通达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25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为在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黄伟杰，股东为黄伟杰及利建集团，利建集团实际出资2800万元，黄伟杰实际出资7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均为2011年3月1日，董事为李慧卿、贺丹青、黄伟杰，董事长为贺丹青，监事为李宏远，黄伟杰同时兼任总经理。万通达公司2018年7月15日的《公司章程》载明：万通达公司持股比例为80%，黄伟杰持股比例为20%。第十五条：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六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十一）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执行。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八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等。第十九条：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第二十条：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三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第二十一条：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负责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三）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等。第二十四条：公司设经理一人，由董事会聘用。第二十五条：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第二十七条：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经理担任。2019年6月5日，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该次股东会决议载明：万通达公司本次股东会于2019年6月5日在中信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利建集团代表万通达公司股东80%的表决权，黄伟杰代表万通达公司股东20%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本公司股东表决权100%同意通过，决议内容如下：同意本公司解散并按照普通清算程序进行清算注销工作；同意成立清算组及成员组成，并同意由清算组组织完成清算工作，清算组成员为黄伟杰、贺惠芳、卢菱菱、陈喜仪、李敏姬，组长为贺丹青；清算组在清算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行使职权，开展工作。2019年7月15日，黄伟杰向贺丹青寄发函件表示：万通达公司仍持有未注销的长期投资单位，故不能进行注销登记等。2019年12月12日，刘楚敏通过EMS（号码：1031519016224及1031519018024）向黄伟杰邮寄送达《万通达公司2019年12月30日上午9时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上述邮件的收件人地址分别为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凯逸新世界606室及广州市海珠区寺前街17号303房，收件人电话均为139××******。号码为1031519016224的EMS查询单显示为“妥投，他人收”。万通达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黄伟杰是否收到号码为1031519018024的EMS邮件。同日，卢总监向黄伟杰发送手机短信，告知黄伟杰召开万通达公司股东会，具体定在2019年12月30日上午9点中信6504室。黄伟杰回复了上述短信。黄伟杰表示：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凯逸新世界606室并非其居住地址，仅是要求工作人员将与万通达公司的公文文件送至凯逸新世界附近，但其并不居住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凯逸新世界606室；广州市海珠区寺前街17号303房仅是身份证地址，黄伟杰也不居住在此地。2019年12月30日，万通达公司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6504室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为利建集团，代表万通达公司股东80%的表决权，该次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一、同意终止清算，解散清算组，恢复公司经营。二、同意修改《万通达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附件），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为……。三、同意免去贺丹青的董事职务，免去黄伟杰的董事职务……同意免去黄伟杰的总经理、经理职务。同意法定代表人由黄伟杰变更为贺惠芳。股东会决议的股东签署处加盖了利建集团印章，并有贺丹青的签名。贺丹青系利建集团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2月24日，万通达公司将上述股东会决议登载在《广东建设报》。2020年3月22日，在万通达公司的董事会及监事无法召集股东会临时会议的情况下，相关人员又通过EMS向黄伟杰发送《关于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该通知详细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股东会审议议案等内容。上述邮件的收件人地址与之前邮寄的地址一致，但均拒收被退回。此外，上述会议的通知也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发送至黄伟杰的手机。黄伟杰对此均不予确认。2020年4月13日，万通达公司按照上述会议的通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内容与2019年12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完全一致。黄伟杰认为上述股东会决议中的如下内容无效：1.同意终止清算、解散清算组，恢复公司经营；2.同意修改《广东万通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内容；3.同意免去黄伟杰总经理、经理职务，法定代表人由黄伟杰变更为贺惠芳。黄伟杰主张上述决议内容无效的理由是有关召开股东会决议的通知未有效送达给黄伟杰，且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限制或排除了黄伟杰作为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是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另外，黄伟杰也认为2019年12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无效，并于2020年4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粤0104民初16917号，该案正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黄伟杰要求确认2020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中的内容无效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通知未有效送达给黄伟杰。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会议的召开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时，属于公司决议撤销的审查范畴，不属于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的审查范围，故2020年4月13日的股东会议召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不影响股东会决议内容的效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的条件是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中，涉及万通达公司终止清算、恢复经营、解散清算组及免除黄伟杰在万通达公司处相关职务的决议内容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不属于依靠公权力强制干涉的范围。另外，即使黄伟杰未在万通达公司处担任职务，如其合法权利遭受损害，依然可以依法救济，并不必然损害其合法权益。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黄伟杰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黄伟杰要求确认2020年4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部分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判决：驳回黄伟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伟杰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黄伟杰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粤0104民初953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黄伟杰作为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为了公司利益以公司名义向债务人栾进提起民事诉讼；（2）在万通达公司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贺丹青、贺惠芳恶意阻挠，放任万通达公司权益遭受损失且任其扩大。第二组：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粤0106民初35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大股东利建集团拖欠万通达公司款项，万通达公司为公司利益向利建集团提起民事诉讼；（2）在万通达公司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贺丹青、贺惠芳恶意阻挠，放任万通达公司权益遭受损失且任其扩大。第三组：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贺丹青自2010年12月17日开始拖欠万通达公司股权转让款，万通达公司已经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组：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利建集团自2010年12月17日开始拖欠黄伟杰股权转让款的利息，黄伟杰已经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万通达公司对该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的辩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的股东会决议是否合法。黄伟杰主张2020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序良俗无效。其理由一是认为该股东会决议是在黄伟杰与大股东之间丧失信任关系并已产生诉讼的情况下做出，该决议的出发点是将小股东排挤出董事会，压迫和剥削小股东。理由二是该股东会决议选举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均与利建集团存在利益关系，全部代表利建集团的利益，破坏了万通达公司作为公司法人的独立性和公司治理的平衡状态，极易造成大股东与董事、监事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可见公司决议无效的确认之诉审查的依据必须是该股东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从本案的召集程序上看，2020年3月22日，在万通达公司的董事会及监事会无法召集股东会临时会议的情况下，相关人员通过EMS向黄伟杰发送《关于万通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该通知详细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股东会审议议案等内容，但均被拒收退回，同时该会议通知也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发送至黄伟杰的手机。但黄伟杰仍未参加2020年4月13日的股东会。从召集程序看，自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起，万通达公司通过EMS、手机短信等方式，按照黄伟杰诉状所列的住址、常用电话号码，提前15天送达会议通知，可以证明万通达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的义务，黄伟杰对EMS拒收导致邮件退回，对所发会议通知短信不予确认的行为，系其自行放弃对通知内容的知情权利。该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从表决方式看，根据万通达公司2018年7月15日制定的《公司章程》，案涉的股东会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80%同意通过，超过了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故该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万通达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从决议的内容看，万通达公司的章程规定股东会有权修改公司章程以及作出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有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等，案涉的该次股东会决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万通达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于免去黄伟杰总经理、经理职务，将法定代表人由黄伟杰变更为贺惠芳。决议内容本身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公司法尊重公司自治，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原则上由公司自治机制调整，司法机关原则上不介入公司内部事务。黄伟杰主张该股东会决议选举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均与利建集团存在利益关系，极易造成大股东与董事、监事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局面，但其没有举证证明新选举的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大股东与董事、监事恶意串通致使公司及小股东利益遭受了实际损失，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因此，案涉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综上所述，黄伟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伟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