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8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权循保，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超，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格，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本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飞，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静，安徽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法定代表人：余启宁,主任。 上诉人权循保与上诉人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被上诉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皖0191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权循保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大通公司、管理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权循保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工程价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11月27日，大通公司与权循保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之后，2018年11月30日，大通公司又在合同上补充约定，权循保承包土建部分若亏损由项目部承担。2019年4月10日，大通公司与权循保签订《劳务承包补充合同》约定：1.因权循保承包本项目严重亏损，税收及管理费和提成14%取消，另按原合同补偿伍拾万元，共计3483000元；2.本项目后期现场经济签证和材料差价调整，结算时按最终审计结果全部结算给权循保；3.权循保前期垫付的税费等费用，大通公司后期补算给权循保。该份《劳务承包补充合同》中，大通公司在合同原件上加盖了骑缝章进行确认,合同的甲方为大通公司,吴龙本、王教根在合同的抬头处以及落款处均以“甲方(大通公司)的代表”的身份签字。提醒合议庭注意,第一,在一审庭审中,大通公司陈述吴龙本系其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第二,大通公司当庭提交的《土建班组工程量汇总》中有王教根的签名,根据上述信息可知,吴龙本、王教根完全有权代表大通公司与上诉人权循保签订补充合同,就算没有授权,也完全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一审判决仅仅以大通公司未在合同甲方处盖章为由,不予采信该份合同的效力,完全有失公允。权循保承建工程后,共产生场地混凝土变更签证费(混凝土标号由C25变更为C30、管理房及充电桩基础加深)计37万元、挡土墙按照最新图纸施工应增加50万元,申请人垫付的项目检测费、项目部技术人员工资及生活费166675元、预交税款76731.5元。因此，权循保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工程价款并非298万元，还应包括合同亏损补偿金50万元、上述各项变更签证费及其他费用。一审判决认定权循保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工程价款仅为298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关于大通公司已经支付权循保案涉工程款金额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大通公司已经支付权循保案涉工程款金额时,将2019年6月6日之前大通公司支付的混凝土款20万元、2019年6月6日之后大通公司支付天乾公司剩余混凝土款273115元及支付和红公司剩余货款324960元都计算在权循保已得工程款中,亦系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根据大通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可知,《水稳购销合同》、《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均系大通公司与第三方直接签订,没有权循保的签字确认,且因工程亏损严重,大通公司承诺在权循保支付部分货款后,剩余款项均由大通公司自行支付,与权循保无关。因此上述货款不应计算在大通公司已经向权循保支付的工程款中,一审判决认定大通公司已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总额为2477036.74元错误,应予纠正。 大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权循保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价款为298万元，应扣除50万元工程预留金，实际施工工程价款为248万元，而不是权循保所陈述的298万元与合同亏损补偿金50万元、各项变更签证费及其他费用之和。1、关于权循保在2020年1月7日向大通公司出具的《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及《土建班组工程量汇总》中均认可案涉工程价款为298万元，权循保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也认可工程价款为298万元，同时撤回了工程价格鉴定申请。2、权循保所提交的2019年4月10日，王教根、吴龙本与其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根据王教根、吴龙本陈述，该合同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他们仅对签字页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而对于权循保所称50万元经济补偿金、税费减免部分均提出了异议，大通公司已经提交了王教根、吴龙本所书写的情况说明，故权循保提交的补充协议因缺乏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根据。此外，税费是权循保作为工程承包人应履行的的法定义务，大通公司并没有在协议上盖章，该协议不是大通公司与权循保协商一致的行为，大通公司对该协议真实、合法性均有异议。3、权循保所称混凝土变更签证费，不能单独作为权循保主张工程款的证据。该变更的工程价款已包含在其自认的298万元工程款之内。该变更发生在2018年10月15日，而权循保于2020年1月7日向大通公司出具的《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时承诺工程价款为298万元，是在上述签证变更发生之后，权循保作出工程价款承诺是包含签证在内的所有施工内容。二、一审判决认定大通公司已支付的工程价款事实清楚。权循保提交的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以及大通公司在一审提交了2018年12月31日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均约定了工程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大通公司从天乾公司购买的混凝土及和红公司购买的水稳材料都是用于案涉工程，该部分款项应由上诉人支付，大通公司支付了上述货款（少量未支付的货款，和红公司书面表示该款项直接要求大通公司支付，与权循保无关），理应从权循保应得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大通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大通公司不支付权循保502963.26元及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权循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存在严重程序问题。本案一审中,权循保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即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和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劳务承包补充合同》,该两份合同发包方都有“王教根”个人签字。权循保在一审提交了2018年12月31日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发包方仍有“王教根”的签字。双方在案涉项目的争议均与王教根有关,王教根在本案中具备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其对本案事实的查明与定案有直接关系,一审法院没有释明要求权循保追加王教根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也没有依职权追加,在王教根未到庭的情况下,本案权循保参与工程建设及施工范围、工程价款的结算缺乏王教根的印证,本案在未查明全部诉讼主体的基础上,不宜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应从程序上驳回权循保的起诉。二、本案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应以权循保提交的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该合同签订时间在权循保提交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之后,是权循保与王教根共同对前一份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故应以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作为确定合同主体及责任主体的依据。2、权循保实际施工的案涉工程款金额应为248万元。根据权循保于2020年1月7日出具的《工程量最终结算的承诺书》载明内容及权循保庭审自认,权循保认可其施工的工程款金额为298万元。大通公司与管理中心签订合同时土建工程价款中包含了50万元土建预留金,该款项性质是因土建工程发生签证较多,预留50万元费用,如发生合同外土建项目的工程价款变更,从预留金中直接支付,如未发生则预留金中的款项不予支付给大通公司。工程竣工后,管理中心已经扣回50万元预留金,即从工程土建价款中移除了50万元,一审判决未依据事实从权循保应得款项中扣减50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权循保施工的土建工程价款应为248万元。3、案涉工程土建部分所发生的缴纳国家税费259637.57元、水利基金17309.17元、工会基金5769.72元合计282716.46元应由权循保承担,一审判决没有从权循保应得的工程款中扣减系认定事实错误。该税费已经实际发生且由大通公司交纳,权循保作为土建实际施工人应承担该部分的税费。一审判决由权循保全额获得土建部分的工程款项且不支付国家税费显示公正。4、大通公司应得的款项应扣除质保金金额149000元。根据大通公司与管理中心之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尚有149000元土建工程质保金未到期,管理中心并未支付大通公司该部分质保金,故该质保金应等质保期满后才能支付。一审判决权循保应得的工程款中未扣除质保金金额系认定事实错误。此外,根据大通公司与管理中心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付款时间约定,目前大通公司土建部分工程款还有部分款项未到付款时间节点,大通公司未支付全部土建工程款,大通公司也不应向权循保支付该部分未到付款时间节点的土建工程款。按照大通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权循保应缴纳的20万元管理费,一审法院未从权循保工程款中予以扣减,系认定事实错误。 权循保辩称，一、权循保认为一审程序没有错误，王教根、吴龙本均是大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中吴龙本是该公司的项目部负责人，所以其两人的行为应认定为大通公司的行为。二、关于费用权循保认为合同应当以2018年11月27日和2019年4月10日两份合同为准，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加盖公章，所以该合同没有实际生效。三、对于50万元的预留金，是管理中心与大通公司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中产生的。权循保与大通公司没有约定收取预留金50万元的问题。权循保也不是管理中心的合同相对人，所以该50万元预留金的扣除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由于本案涉案工程权循保在施工过程中严重亏损，所以相关的税费、水利基金、工会基金均应由大通公司承担，这也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四、关于质保金，权循保认为该质保金没有确切的数额，且今天庭审大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质保金具体数额，所以大通公司关于质保金的请求应予以驳回。 管理中心未陈述意见。 权循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通公司支付权循保欠款暂计2512468.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计91272.39元（以欠款总额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3月10日，之后顺延计至款清时止）；2、大通公司承担权循保支出的律师费28000元；3、管理中心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大通公司、管理中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发布公告，将合肥市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对外招标。同年6月26日，大通公司中标。同年7月2日，管理中心（发包人、甲方）与大通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有：1、工程名称，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工程承包范围，招标文件、清单及补疑、设计图纸内的全部工程；4、签约合同价为7874870.32元（含预留金50万元）……。 2018年11月27日，大通公司（甲方）与权循保（乙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有：甲方将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土建部分、水电安装部分分包给乙方施工，2、承包形式，包工包料、包做、包交、包验收；3、承包内容及范围，（1）乙方承包施工图纸内的所有土建工程量，（2）室外市政工程，（3）钢结构基础工程，（4）室内外水电安装工程，……；4、承包价格及计算方式，1、乙方施工的单项工程计价结算时按甲方投标《工程量清单报价书》按项计算，包括此单项工程的措施费及税金，2、关于后期现场经济签证结算时按最终审计结果按项结算给乙方；5、付款方式，按照甲方和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大合同中注明的付款方式进行支付乙方工程款；6、甲方利润计算方式，按乙方实际完成工程量决算后总价提成14%（总工程量14个点）；……。王教根在该合同的甲方代表一栏签名，并加盖了大通公司印章；权循保在该合同的乙方代表一栏签名。 2018年11月30日，吴龙本、王教根在该合同的下方空白部分签写“备注：权循保承包土建部分若亏损，由项目部承担”，并加盖了大通公司印章。 此后，权循保又将上述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中的土建部分、水电安装部分分包给郭伟、解启霞等人实际施工完成。 2019年5月6日，案涉合肥市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实际投入使用。 2019年6月6日，权循保向大通公司出具收条一张。内容有：今收到大通公司1832563元（三次拨款合计款，税费已清），所收款项全部用于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人工费及材料费支出，则视为收到工程进度款。同年6月10日，权循保在该收条下方空白部分添写了“经核对收到钱款数字不符，另行核算，以实际到账为准”。 2019年12月，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更名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19年12月25日，安徽华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在接受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委托后，对案涉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进行结算初审，并出具了《结算初审报告》一份。报告载明：本工程合同金额为7874870.32元，初审金额为7686082.22元。 2020年1月7日，权循保向大通公司出具《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一份。内容载明：根据双方签订的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土建部分及水电安装部分合同，由我方承接的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土建部分及水电安装部分现已全部完工，通过双方对所完成的工程数量进行认真清算，达成以下最终结算协议，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1、经双方对我方已完工程量进行清算，一致认可结算款为298万元，2、双方对该项目工程量进行详实清理并结算，涵盖变更及签证未结算等问题，由我方与现场实际承包人自行处理，与贵公司无关，实际承包人的承诺与贵公司无关，3、在双方最终结算成立后，如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我方在保修期内负责维修，此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中，4、最终结算成立后，属我方发生的各种欠款，如民工工资、材料款、设备租赁费等由我方负责，贵公司不负任何连带责任。备注,2020年1月10日前付47万元，余款2020年1月30日前付清，如款不付清，承诺作废。 2020年3月4日，权循保与安徽万舟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委托该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8000元。 另查明：2018年12月31日，吴龙本、王教根、任余红以大通公司名义（甲方）与权循保（乙方）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有：甲方将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土建部分分包给乙方施工，2、承包形式，包工包料、包做、包交、包验收；3、承包内容，（1）乙方承包施工图纸内的所有土建工程量，（2）室外市政工程，（3）钢结构基础工程，（4）室内外水电安装工程，……；4、承包价格及计算方式，1、乙方施工的单项工程计价结算时按甲方投标按项计算，包括此单项工程的措施费及税金，2、关于后期现场经济签证结算时按最终审计结果按项结算给乙方；5、付款方式，按照甲方和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大合同中注明的付款方式进行支付乙方工程款；6、甲方利润计算方式，此项目乙方共上交甲方20万元管理费用……。吴龙本、王教根、任余红在该合同的甲方代表一栏签名，但未加盖大通公司印章；权循保在该合同的乙方代表一栏签名。 2019年3月22日，大通公司与安徽和红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红公司）签订《水稳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和红公司向大通公司的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施工工地供应水稳碎石材料。之后，天乾公司按约向大通公司的上述施工工地供应了水稳碎石。2019年5月7日，权循保代表大通公司与和红公司进行结算，除去权循保已支付的10万元外，仍然下欠货款324960元。2020年9月13日，和红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对上述余款324960元将向大通公司主张，放弃向权循保主张。 2019年4月9日，大通公司与合肥天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乾公司）签订《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天乾公司向大通公司的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施工工地供应商品混凝土。之后，天乾公司按约向大通公司的上述施工工地供砼，于2019年5月1日完成了供砼任务，总计供应砼价值673115元。但是，大通公司仅付40万元。2019年8月29日，天乾公司诉至肥东县人民法院，要求大通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73115元。2019年11月8日，案经肥东县人民法院调解，大通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天乾公司剩余货款273115元。 本案庭审中，权循保当庭提交签订于2019年4月10日的《劳务承包补充合同》一份。该合同首部载明：甲方为“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合同”，甲方代表为“吴龙本、王教根”，乙方为“权循保”；合同落款显示：甲方一栏没有公司印章，但有甲方代表吴龙本、王教根签名；乙方一栏有权循保签名。合同主要内容有：由于材料价格差价过大，工程严重亏损，为了石笋路项目顺利完工，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原合同基础上重新补充合同一份，……四、承包价格及计算方式，1、乙方承包本项目因亏损税收及管理费和提成14%取消，另按原合同补偿50万元，计3483000元；2、本项目后期现场经济签证和材料差价调整，结算时按最终审计结果全部结算给乙方；五、付款方式，……2、本项目不支付税金以外的任何费用，乙方前期垫付所有税费等费用，甲方后期补算给乙方……。权循保举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1、权循保与大通公司已经约定，原合同约定的税收及管理费和提成14%取消，另由大通公司按原合同补偿权循保50万元；2、项目后期现场经济签证和材料差价调整，结算时按最终审计结果全部结算给权循保；……。大通公司当庭对此发表质证意见为：1、对于该份补充合同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合同甲方一栏没有大通公司盖章，系为吴龙本、王教根个人与权循保达成的协议，与大通公司无关。该份补充合同系为劳务承包合同，与案涉工程不是一个项目。2、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关于税收优惠以及相关工程增加、亏损承担问题，与本案无关。3、吴龙本、王教根无权代理大通公司对于原合同约定的税收问题作出承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大通公司对权循保作出了税收减免的承诺。 本案庭审中，大通公司陈述，吴龙本系其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本案庭审中，大通公司当庭提交《土建班组工程量汇总》及明细清单各一份。《土建班组工程量汇总》载明土建班组（包括土建工程、室外市政工程）、水电班组（包括安装工程、室外安装工程）总金额为2983021.7元。权循保与王教根在该汇总表中签名。 本案庭审中，对于案涉2019年6月6日的收条原件，大通公司陈述：2019年7、8月份，权循保到大通公司盛飞办公室私自取走该份收条原件，并在其上添写了“经核对收到钱款数字不符，另行核算，以实际到账为准”字样，目前收条原件仍在权循保手中。权循保当庭陈述，其系经过大通公司盛飞同意后，才在该收条原件上添写上述内容，后将收条原件交还大通公司，目前收条原件仍在大通公司手中。 本案庭审中，对于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前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情况，大通公司提交了其自制的《石笋路公交首末搬迁工程土建部分、水电安装部分分包支付情况汇总表》一张，载明：1、2019年2月1日直接支付权循保251343.74元；2、2019年1月29日代为权循保支付劳务工资117000元；3、2019年4月22日直接支付权循保330000元；4、2019年4月22日代为权循保支付劳务工资207000元；5、2019年4月22日直接支付权循保130000元；6、2019年6月6日代为权循保支付混凝土款100000元；7、2019年6月5日代为权循保支付混凝土款100000元；8、2019年6月5日代为权循保支付劳务工资559338.1元。权循保当庭对此分别陈述如下：1、对于该表中的第一笔251343.74元，我方认可；2、对于该表中的第二笔117000元，我方认可；3、对于该表中的第三笔330000元，我方认可；4、对于该表中的第四笔207000元，我方仅认可其中的187120元；王爱国、李纯霞、韩静的工资不属我方承包工程项目，不予认可；5、对于该表中的第五笔130000元，我方认可；6、对于该表中的第六笔100000元、第七笔100000元，虽然大通公司所购混凝土是由我方实际使用，但是大通公司系自己名义对外采购混凝土，采购合同没有我方签字，因此，该混凝土款不应由我支出，我方对此不予认可；7、对于该表中的第八笔559338.1元，我方仅认可其中的525278元，其余的钢结构及项目部工资不在我方应付款中，我方不予认可。综上，我方认可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前已付我方工程款总额为1540741.74元。 本案庭审中，对于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后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情况，大通公司陈述如下：1、2020年1月23日，大通公司代为权循保支付木工班组胡金发89630元，支付保温外墙砂浆班组胡训奇13490元，支付钢筋班组高光亮28520元，支付栏杆电焊工9360元，支付杨绪海班组5000元，支付郭伟场地班组10220元，合计156220元。2、权循保与天乾公司签订《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因权循保未支付混凝土款，天乾公司将大通公司诉至肥东县人民法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天乾公司于2020年8月30日出具收条，言明大通公司支付其混凝土款489000元。因此，该混凝土款489000元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3、权循保与和红公司签订《水稳购销合同》，2019年5月7日，和红公司与权循保进行结算，权循保已付10万元。对于下欠的324960元货款，和红公司证明该款与权循保无关，由大通公司支付。因此，该324960元货款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4、赵成军与权循保合伙承包案涉土建工程，大通公司已付赵成军73860元，该73860元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5、关于税费259637.57元、水利基金17309.17元、工会基金5769.72元，应由权循保承担，应当在其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6、根据2018年12月31日《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的“甲方利润计算方式，此项目乙方共上交甲方20万元管理费用”，该20万元管理费用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权循保对此分别陈述如下：1、对于大通公司所述其于2020年1月23日代为权循保支付各班组的费用合计156220元，我方对其中木工班组的赵光华9000元和宋中应9000元不予认可（该二人并未实际收到该款），其他我方均予认可。2、对于大通公司支付天乾公司的混凝土款489000元，我方不同意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理由是，大通公司系为购销合同主体；且因我方工程亏损严重，大通公司承诺在我方支付20万元混凝土款后，剩余款项由其支付。3、对于大通公司欠付和红公司的水稳货款324960元，我方不同意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理由是，大通公司系为购销合同主体；且因我方工程亏损严重，大通公司承诺在我方支付10万元水稳货款后，剩余款项由其支付。4、对于大通公司支付赵成军的73860元，与我方无关，我方不予认可。5、对于大通公司主张的税费、水利基金、工会基金，由于我方与大通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劳务承包补充合同》约定了原合同约定的税收及管理费、其他提成14%的比例取消，因此，我方对该主张不予同意。且，我方已付税款76731.5元，该笔费用应由大通公司返还我方。6、对于2018年12月31日《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的管理费用20万元，我方亦不认可。 本案审理期间，权循保于2020年5月15日向法院递交工程造价鉴定申请书一份，请求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石笋路公交首末站搬迁工程土建部分的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该院依法申请委托了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9月14日，权循保书面申请撤回该份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2018年11月27日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是否由大通公司与权循保之间签订？二是依据权循保与大通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对于权循保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工程价款，如何确定？三是，截止目前大通公司已经支付权循保案涉工程款金额。 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该院分析如下：1、权循保当庭提交了2018年11月27日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原件一份，该份合同落款部分甲方一栏加盖了大通公司印章。大通公司虽在2020年5月8日第一次庭审中对该枚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法院释明后也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且在之后书面认可该枚印章的真实性。2、权循保在该份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了该合同约定的施工义务，大通公司也向其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工程款项，且代为权循保支付了案涉工程材料款和人工工资。 综上，该院依法认定该2018年11月27日《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系由大通公司与权循保之间签订。 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该院分析如下：1、大通公司当庭提交了权循保于2020年1月7日向其出具的《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权循保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承诺书载明，“经双方对我方已完工程量进行清算，一致认可结算款为298万元；双方对该项目工程量进行详实清理并结算，……”。权循保当庭认为，由于大通公司未有按照承诺书中载明日期付款，该承诺书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大通公司当庭认为，该承诺书中载明的298万元应当作为双方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但是应当扣除50万元的土建工程预留金。2、该院认为，该承诺书系由权循保向大通公司出具，大通公司亦予实际接受，通过双方上述行为以及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确定双方此时对于案涉工程结算价款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承诺书载明的298万元。3、权循保虽然主张该承诺书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但是由于权循保签名认可的《土建班组工程量汇总》载明的案涉工程预算总金额系为2983021.7元，与该承诺书载明的结算金额298万元极为接近；且权循保在该承诺书之后并未要求大通公司对于案涉工程价款重新进行结算，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不予采信。大通公司主张应在该298万元结算金额基础上扣除50万元的土建工程预留金，但是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对此存有约定，该院依法亦不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权循保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工程价款为298万元。 对于第三项争议焦点，该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前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总额。1、对于2019年6月6日的收条，由于双方均未提供原件材料，且称原件材料现由对方持有，导致法院难以判断该收条中后期添加部分内容是否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该院对该收条内容依法不予采信。2、对于大通公司所述其在2019年6月6日之前支付权循保工程款情况，对照大通公司自制的《石笋路公交首末搬迁工程土建部分、水电安装部分分包支付情况汇总表》，双方没有争议的已付款项1540741.74元，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存在争议部分，该院认为，（1）该表中的第四笔207000元，由于大通公司当庭不能证明王爱国、李纯霞、韩静的工资属于权循保承包工程项目之内，该院仅对权循保认可的187120元予以确认。（2）对于该表中的第六笔100000元、第七笔100000元，由于大通公司支付该款所购混凝土系由权循保实际使用，而双方签订的案涉2018年11月27日《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故该两笔款项共计20万元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3）对于该表中的第八笔559338.1元，由于大通公司当庭不能证明钢结构以及项目部工资属于权循保应付款之内，该院仅对权循保认可的525278元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前已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总额为1740741.74元。 二、关于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后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总额。该院对此确认如下：1、对于大通公司所述其于2020年1月23日代为权循保支付了各班组工资合计156220元，由于权循保对其中木工班组的赵光华9000元和宋中应9000元不予认可，大通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该两笔9000元，故该院仅确认权循保认可的138220元。2、对于肥东县人民法院调解确定由大通公司支付天乾公司剩余混凝土款273115元，由于该混凝土系由权循保实际使用，而双方签订的案涉2018年11月27日《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故该273115元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3、对于大通公司依据《水稳购销合同》应当支付和红公司的剩余货款324960元，由于水稳材料系由权循保实际使用，而双方签订的案涉2018年11月27日《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故该款项324960元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4、对于大通公司支付赵成军的73860元，由于大通公司不能证明赵成军与权循保之间系为合伙关系，故该款项不应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5、大通公司主张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扣除税费259637.57元、水利基金17309.17元、工会基金5769.72元，由于该院已经依法认定双方于2020年1月7日共同确定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为298万元，故大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不予采信。6、大通公司依据2018年12月31日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主张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扣除管理费20万元，由于该份合同没有加盖大通公司印章，权循保也不认可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就是该份合同，故大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不予采信。7、权循保依据2019年4月10日的《劳务承包补充合同》，提出大通公司给其补偿50万元等主张，由于该份合同没有加盖大通公司印章，该院依法亦不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大通公司在2019年6月6日之后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和可在权循保应得工程款中扣除的款项合计为736295元。 综合上述两个部分，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大通公司截止目前已经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总额为2477036.74元。 权循保起诉要求大通公司支付工程款暂计2512468.23元，由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双方已对案涉工程结算价款共同确认为298万元，大通公司截止目前已经支付权循保的工程款总额为2477036.74元，故该院依法对此支持502963.26元。 权循保起诉要求大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计91272.39元（以欠款总额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3月10日，之后顺延计至款清时止），由于权循保于2020年1月7日出具的《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备注部分载明“2020年1月10日前付47万元，余款2020年1月30日前付清”，故该院依法确定由大通公司自2020年1月31日起以502963.2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权循保逾期付款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止。 权循保起诉要求大通公司支付律师费28000元及财产保全担保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权循保起诉要求管理中心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管理中心系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且在目前尚未支付完毕大通公司案涉全部工程款项，故该院依法确定由管理中心在欠付大通公司案涉工程款范围内对权循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项、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权循保工程款502963.2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20年1月31日起，以502963.2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止）；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欠付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权循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权循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54元，减半收取为13927元，由权循保负担11139元，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27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权循保负担4000元，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1000元。 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期间，权循保提交补充证据肥西紫蓬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大通公司签订的混凝土购销合同，旨在证明权循保在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系紫蓬公司提供，大通公司与天乾公司签订的混凝土合同中权循保使用了20万元的混凝土，权循保已经先期支付，后来天乾公司剩余的混凝土款项与权循保无关。大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在紫蓬公司购买的混凝土大通公司没有意见。但是涉案工程不仅在紫蓬公司购买混凝土，还在天乾公司购买了混凝土，都用于涉案工程的建设。大通公司二审提供补充证据三份，证据一、《三份税收完税证明》及一份增值税发票。旨城证明大通公司已经向国家交纳了案涉工程的全部税收费用，该费用应由权循保承担。证据二、王教根及吴龙本向大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旨在证明权循保提交的2019年4月1日的《工程劳务承包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案涉工程的税费应由权循保交纳。证据三、天乾公司与权循保签订的混凝土货款数额价款结算单。旨在证明双方签订的价款有67万元，一审法院将剩余47万元的货款从权循保剩余的工程款中扣除有事实依据。审：权循保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大通公司将该项目的全部税收都要求权循保承担是错误的，权循保已经预交了税费7万多元，剩余的税费双方在补充合同中大通公司已经同意免除权循保的税费。对证据二，三性均有异议，王教根、吴龙本应当是证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收双方和法院的询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三，权循保使用了20万元的混凝土，其余的混凝土的款项与权循保无关。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价款的问题，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2020年1月7日，权循保向大通公司出具《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该承诺书系大通公司提供，该结算承诺书注明“经双方对权循保已完工程量进行清算，一致认可结算价为298万元”，在权循保出具承诺认可案涉工程结算价款的情况下，现其认为应按照2019年4月10日其签订的《劳务承包补充合同》约定大通公司应另行支付合同亏损补偿金50万元及各项签证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大通公司支付天乾公司的混凝土款及和红公司的剩余货款是否视为其已支付权循保工程款的问题，因权循保与大通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在大通公司已支付相关材料商该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视为大通公司已支付给权循保的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双方就案涉合同共签订了三份合同，第一份是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第二份是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第三份合同是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劳务承包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该三份合同的形成原因陈述如下：权循保对三份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签订三份合同的原因其陈述为在双方签订“合同一”后，由于施工过程中亏损严重，双方将“合同一”中大通公司应收取权循保的管理费（总价款的14%）变更为“合同二”中的固定费用20万元，但大通公司最终没有盖章确认。在随后的施工过程中亏损继续加大，在此情况下权循保与大通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教根、吴龙本进行协商，双方签订了“补充合同”，该合同约定大通公司补偿权循保50万元，并取消税费、管理费和提成，让权循保继续施工。大通公司对“合同一”及“合同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其陈述吴龙本是大通公司指派涉案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吴龙本等人与大通公司是挂靠关系。“合同一”是王教根、吴龙本与权循保签订的，但公章是王教根、吴龙本私刻的，因为双方存在挂靠关系，所以大通公司对该公章也没有异议。后大通公司发现工程施工过程中管理混乱，就不再允许王教根、吴龙本使用大通公司公章。“合同二”是王教根、吴龙本与权循保商量后拿到大通公司要求盖章的，大通公司没有同意。对于“补充合同”，当时权循保确实拿了一份补充合同到大通公司要求加盖公章，但是当时拿的补充合同的内容与权循保在本案中提交的补充合同内容不一致，且当时权循保拿过来的补充合同相关内容大通公司也不予认可，所以没有加盖公章。当时权循保拿到公司的补充合同只有免除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并无相关税费免除和相关补偿50万元的约定。本院认为双方对加盖有大通公司的公章“合同一”均无异议，“合同二”虽然权循保与王教根、吴龙本在合同上签字，但大通公司认可在王教根、吴龙本拿到公司盖章时其没有同意，权循保也认可该合同没有生效，其手中也没有该合同，故本院对双方就案涉工程实际履行的是“合同一”予以确认。关于“补充合同”的效力问题，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大通公司的案涉项目负责人吴龙本签字确认，并且该“补充合同”骑缝加盖有大通公司项目专用章，故权循保有理由相信王教根、吴龙本的签字行为系代表大通公司，本院对“补充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大通公司否认该“补充合同”的真实性，但未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因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合同一”及“补充合同”，而从双方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来看，双方约定“权循保承包本项目因亏损税收及管理费和提成14%取消”，现大通公司主张权循保承担案涉工程的相关税费、管理费，与双方补充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工程施工完毕后，权循保在2020年1月7日向大通公司出具《工程量最终结算承诺书》，该结算承诺书注明结算价为298万元，并备注余款在2020年1月30日前付清，该承诺书系大通公司提供，大通公司对该承诺书及备注的内容均无异议，现大通公司认为该结算价款还需扣除50万元的土建预留金及质保金，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权循保与大通公司之间签订了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加盖有大通公司印章，现大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合同签订人王教根为本案当事人程序违法，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权循保、大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684元，由上诉人权循保负担27854元，淮南市大通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88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董江宁 审判员 余海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曹丽梅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