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法定代表人：冯德栋，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梦澜，女，198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v>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佳，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富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梦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7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杰富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姚梦澜全部诉讼请求。理由： 一、姚梦澜未依法、依约提供劳动服务且给杰富绅公司造成严重损失，致使杰富绅公司停业，不应享有对应的劳动权利，无权主张劳动报酬。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劳动合同》第四条约定：“姚梦澜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杰富绅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姚梦澜工资”，显然依法、依约提供劳动服务并完成劳动任务是劳动者享有劳动合同项下权利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杰富绅公司基于信任将公司营运部门事务全部交付给姚梦澜及其配偶全权管控，姚梦澜在任职期间，却未尽到应有忠诚、勤勉、尽职等职责，伙同其配偶及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致使杰富绅公司严重亏损，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停业，显然姚梦澜未依法、依约向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自然不应享有主张劳动权益的权利。更何况，姚梦澜所主张的劳动利益根本无法抵消姚梦澜给杰富绅公司所造成经济损失或侵占利益，故其主张于法于理都不应得到支持。再者，因为姚梦澜的恶意行为导致杰富绅公司账户至今尚被查封，不具备支付任何款项的能力，该责任归于姚梦澜，故就此而言姚梦澜也无权向杰富绅公司主张劳动权益。 二、一审法院主观臆断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19日，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应依法予以纠正。 1.一审法院在严重混淆公司主体存续和公司停业两个概念的情况下，错误认为姚梦澜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依然给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进而支持姚梦澜合同解除时间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用人单位主体是否存续，并不能否定用人单位已进入停业状态，而用人单位一旦进入停业状态，则劳动者根本不可能依法、依约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自然无权主张停业后的劳动权益。 2.杰富绅公司与姚梦澜的劳动合同终止时间确应早于2018年10月31日，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姚梦澜与员工终止劳动关系等事实，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已于2018年10月31日前停业，且从一审开庭中杰富绅公司询问姚梦澜公司是否还有其他员工及其于2019年1月份为杰富绅公司提供什么劳动服务，姚梦澜均无法回答，足以进一步佐证杰富绅公司确于2018年10月31日前停业。更何况，姚梦澜作为杰富绅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当然知道杰富绅公司停业且与所有员工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自然而然其作为公司劳动者自然也在终止劳动关系的主体范畴之中，且其作为公司运营副总经理，所有员工均已终止劳动关系，其也根本不具有履行职责的可能性，故理应认定杰富绅公司与姚梦澜的劳动终止时间最迟不晚于2018年10月31日。 其次，就《股东会议纪要》所载内容，足以证明截至2018年9月份杰富绅公司经营已经完全陷入困境，需要对外筹集资金维持公司低成本运作，无力支付工资。在公司无法扭转困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是进入停业状态，而杰富绅公司无力向姚梦澜支付劳动报酬也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确实已于2018年9月陷入难关，于2018年10月停业。 再次，姚梦澜于仲裁阶段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的《沟通医社保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3月7日前，姚梦澜与案外人钟钱忠微信聊天，钟钱忠提到“我们都是股东，公司也就剩我们几个！现在你们基本也都没来……”，此也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确实早已进入实质性的清算和停业状态，停业期间姚梦澜并未向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 综上所述，姚梦澜已于2018年10月31日前进入停业状态，并遣散所有员工，此自然是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姚梦澜作为杰富绅公司的股东和高管，自然知道和认同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在姚梦澜停业情况下，其也不可能提供劳动服务，当然无权主张2018年10月31日之后的劳动权益，如：劳动报酬和生育津贴。 三、一审法院判决杰富绅公司支付姚梦澜生育津贴13800元，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应依法予以纠正。 1.杰富绅公司与姚梦澜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0月31日前解除，然姚梦澜分娩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显然姚梦澜分娩时与杰富绅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杰富绅公司无需支付姚梦澜生育津贴。 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杰富绅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单位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据此判令杰富绅公司应向姚梦澜支付13800元生育津贴显然是错误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第七条规定：“生育津贴按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以每月30天进行折算，按日计发，时间标准如下：（一）生育：顺产98天……”。根据姚梦澜所提交《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姚梦澜自认自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均为1700元，故生育津贴为1700元/30天*98天=5553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确有错误。故杰富绅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出如上请求，请贵院依法予以支持。 姚梦澜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的认定正确，杰富绅公司试图混淆“经营困难”、“严重亏损”、“停业”与“解除劳动关系”之间概念，公司的经营情况从来不是劳动关系是否存续的依据。 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健康良好、公司获利或者亏损根本上不是证明劳动关系是否存续的依据，即使公司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清算，也不会因此自动产生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故而杰富绅公司在上诉状中多次重复、强调的公司经营状况均与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无关。 且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论是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或是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均可以看出，杰富绅公司当时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一直为答辩人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月。与其始终强调的停业、清算完全不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之规定，杰富绅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10月31日起停业并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关系，然而杰富绅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停业，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答辩人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杰富绅公司依法应当向答辩人支付劳动报酬 1.如前所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3月19日，一审中也已查明杰富绅公司存在欠付工资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杰富绅公司应当依法向答辩人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工资，并支付生育津贴损失，于理于法有据。 2.杰富绅公司在上诉状中所列理由，既无事实依据，在法律上也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理由。 首先，答辩人作为运营副总，工作职责是根据股东会和执行董事以及上级领导的指示执行运营部门的运营任务，并没有决策权，不可能全权掌握运营部门所有事务。且作为公司的小股东，答辩人不能也不可能全权掌握公司运营部门所有事务。因此，杰富绅公司主张得所谓“基于信任将公司运营部门事务全部交给答辩人全权掌控”既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 其次，杰富绅公司对于其杜撰的“答辩人存在主观恶意，伙同配偶和他人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自始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杰富绅公司不能以其捏造的事实来对抗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 最后，杰富绅公司账户被查封的原因系因其未能及时足额清偿对冯晓芳（法定代表人冯德栋的姐姐）所负债务，答辩人也因杰富绅公司的违约行为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并因此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可见，杰富绅公司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公司陷入困境，与答辩人无涉，更不能成为杰富绅公司拖欠劳动报酬的理由。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杰富绅公司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上之依据，望贵院依法予以驳回。 杰富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杰富绅公司与姚梦澜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2.判令杰富绅公司无需向姚梦澜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37000元；3.判令杰富绅公司无需向姚梦澜支付生育津贴138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入职时间：2016年9月1日。 二、签订劳动合同时间：2017年3月29日。 三、合同期满时间：2020年3月28日。 四、劳动者工作岗位：运营副总。 五、劳动者每月工资数额：8000元。 六、社会保险缴交情况：已缴纳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 七、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3月25日。 八、仲裁请求：1.确认姚梦澜于2019年3月19日与杰富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杰富绅公司支付姚梦澜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72000元；3.杰富绅公司为姚梦澜补缴2019年2月至2019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4.杰富绅公司向姚梦澜支付因未足月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损失26800元（生育津贴13800元、产假工资8000元、医疗费5000元）；5.杰富绅公司为姚梦澜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 九、仲裁结果：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厦劳仲案[2019]1220-1号裁决书，裁决如下：1.确认姚梦澜自2019年3月19日起解除与杰富绅公司的劳动关系；2.杰富绅公司应支付姚梦澜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合计37000元；3.杰富绅公司应支付姚梦澜生育津贴13800元；4.杰富绅公司应为姚梦澜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5.驳回姚梦澜的其他仲裁请求。 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2018年8月2日，杰富绅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冯德栋、黄超寿、冯德俊、姚梦澜、钟*忠、王律师，记录人黄超寿，会议主题为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如何解决公司至今困难的问题。会议决议：（1）推进公司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寻求高校技术作为企业发展依托，降低公司研发成本，提高公司技术竞争能力，为公司持续发展寻求依托；（2）如实向员工说明公司资金状况，动员员工以工资入股，共度难关，统一降低工资标准为3000元，包括姚梦澜在内的股东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名。2018年9月19日，杰富绅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议，参会人员为冯德栋、黄超寿、姚梦澜、钟*忠，记录人黄超寿，会议主题为公司资金出现短缺，经过股东会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增资和探讨经营方向。会议记录：（1）黄超寿阐述增资运营2种方案（第一种，增资100万元，扣除员工工资及其他费用后，剩余资金进行公司申请政府补贴，如高新和中小微企业认证，研发部分等待客户订单，再回收研发成果和后续销售；第二种，增资200万，除员工工资部分外，继续进行技术研发，同期也进行公司申请政府补贴）；（2）由钟*忠提出，员工薪资按照上一次股东会决议执行，从8月1日起，在职人员先以领取3000元的生活费维持公司低成本运作，待公司有营收渡过过难关后，再补齐原先工资；3.人员岗位调整讨论，钟*忠出任总经理，黄超寿任研发副总。会议决议：股东一致通过，按照第一种增资运营方案执行，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增资100万元，在职人员签署3000元生活费协议，钟*忠出任总经理，黄超寿任研发副总。包括姚梦澜在内的股东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名。 3.姚梦澜从2019年3月1日起休产假，于2019年3月29日生育。 4.2019年3月7日，姚梦澜与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德栋微信聊天。姚梦澜说到“2月份社保已经停缴，现在3月份也没有补缴记录，我3月份生产要用医社保，你给我减员，我自己去社保中心交，不然要来不及申请报销，后续变成公司出这笔钱不划算……对公账户冻结可以用一般账户交医社保”。冯德栋称“全部冻结了”、“减员肯定是减不了，我们都是股东，公司也就剩我们几个……。” 一审法院对争点分析如下： 一、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 杰富绅公司主张及证据：姚梦澜在任职期间，未尽到应有忠诚、勤勉、尽职等职责，伙同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致使杰富绅公司严重亏损，难以为继。杰富绅公司虽经各方努力欲盘活公司，然终因积重难返，于2018年10月31日起开始停业并将公司员工遣散，姚梦澜自该日起便不可能向杰富绅公司提供任何劳动，双方的劳动关系应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杰富绅公司提供《股东会议纪要》作为证据。 姚梦澜抗辩意见及证据：2018年9月的股东会决议最终确认增资100万元，而非清算，杰富绅公司主张2018年10月31日起停业，不是事实。因杰富绅公司拖欠姚梦澜工资，姚梦澜于2019年3月19日与杰富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姚梦澜提供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结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作为证据。 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杰富绅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10月31日起停业并将员工遣散，然其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停业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姚梦澜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应由杰富绅公司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杰富绅公司为姚梦澜缴纳了至2019年1月份的社会保险费，且姚梦澜在2019年3月7日与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谈话中要求公司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提出异议，上述事实与姚梦澜的陈述相互印证，予以采信。据此，认定姚梦澜与杰富绅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 二、杰富绅公司应否向姚梦澜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合计37000元。 杰富绅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31日解除，其无需向姚梦澜支付后续的工资。 姚梦澜抗辩称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和2018年8月2日、9月19日股东会的会议纪要，2018年8月1日前姚梦澜的月工资为8000元，2018年8月1日后月工资暂按3000元发放，因此杰富绅公司应当支付姚梦澜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工资37000元。 法院认定及理由：如前所述，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杰富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姚梦澜未提供正常劳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足额支付姚梦澜工资，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姚梦澜主张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37000元，符合劳动合同以及股东会议纪要的约定，依法予以认定。 三、杰富绅公司应否向姚梦澜支付生育津贴13800元。 杰富绅公司主张其无法为姚梦澜缴纳社保是因为公司账户被查封，账户被查封是因为姚梦澜经营不当导致，故杰富绅公司无需支付姚梦澜生育津贴。姚梦澜计算的生育津贴数额有误，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有关意见的通知》第七条规定，顺产生育津贴=当月本单位人平均缴费工资/30天*98天，从姚梦澜提供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来看，缴交社保的基数为1700元，故生育津贴应为1700元/30天*98天=5553元。 姚梦澜抗辩称应按实际平均工资计算，杰富绅公司以1700元计算是错误的。 法院认定及理由：福建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第六条规定，职工生育、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符合国家和我省计划生育政策，且在分娩、妊娠终止、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前连续缴费满12个月（含当月）的，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第七条规定，生育津贴按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以每月30天进行折算，按日计发，时间标准如下：（一）生育：顺产98天……。2019年2月、3月为姚梦澜在职期间，杰富绅公司未为姚梦澜缴纳该月份的社会保险费，导致姚梦澜不符合相关部门规定的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姚梦澜主张杰富绅公司赔偿生育津贴损失，依据充分。杰富绅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单位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应承担不利后果，其主张以1700元为计算基数，缺乏依据。结合姚梦澜的月工资标准，姚梦澜主张生育津贴13800元，未超过按照相关部门规定计算的数额，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厦劳仲案[2019]1220-1号裁决书裁决杰富绅公司应为姚梦澜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杰富绅公司对该裁决事项未提起诉讼，视为无异议。姚梦澜在庭审中明确相关请求为杰富绅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予以确认。杰富绅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与姚梦澜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二、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梦澜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工资37000元。三、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梦澜生育津贴损失13800元。四、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姚梦澜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姚梦澜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五、驳回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杰富绅公司二审中提交两组新证据，证据一：《民事判决书》；证据二：《专利申请、变更文书》，主要证明杰富绅公司基于信任将公司营运部门事务全部交付给姚梦澜及其配偶全权管控，姚梦澜在任职期间，却未尽到应有忠诚、勤勉、尽职等职责，伙同其配偶及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特别是侵占杰富绅公司研发知识产权，致使杰富绅公司严重亏损，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停业，显然姚梦澜未依法、依约向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姚梦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予以认可，但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针对这份民事判决书，黄超寿已经上诉，该份判决尚未生效，该份判决书的案由是股东知情权纠纷与本案的案由，以及当事人主体都不同，与本案无关。该两组证据，既不能证明姚梦澜与杰富绅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终止时间，也不能证明姚梦澜没有向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服务。 本院认为，杰富绅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从双方的合同约定看，杰富绅公司支付工资是以姚梦澜提供“正常劳动”为对价，而不是以姚梦澜必须为公司盈利为对价。杰富绅公司上诉主张姚梦澜无权主张劳动报酬，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姚梦澜未依法、依约为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杰富绅公司主张姚梦澜伙同其配偶及其他高管掌控和侵害公司利益，但没有为此提供相关证据。杰富绅公司二审提交的《民事判决书》是其与黄超寿之间关于股东知情权之间的争议，与本案与姚梦澜劳动争议并无关联，因此不能成为其拒绝支付工资的理由。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杰富绅公司应当负有举证责任。杰富绅公司虽主张于2018年10月31日起，公司即已停业并与姚梦澜解除合同，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从在案证据看，2018年9月杰富绅公司还召开股东会议，就公司增资以及员工薪资问题进行商议，即并无任何停业、清算的迹象。因此，一审法院采信姚梦澜的主张，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9日解除，并无不当。此外，因杰富绅公司未为姚梦澜缴纳生育保险，导致姚梦澜未能领取生育津贴，姚梦澜要求杰富绅公司赔偿生育津贴损失，应当予以支持。根据《福建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生育津贴按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以每月三十天进行折算。杰富绅公司主张以厦门市最低工资1700元的标准计算生育津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杰富绅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杰富绅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李仁莹 书 记 员 林少怀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