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1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曹舜赤，男，1962年5月21日出生，住云南省楚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建琴，女，1969年1月14日出生，住云南省楚雄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朔州市元昌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小康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602MAOHCOHEOH。法定代表人：牛志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军培，云南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楚雄市顺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滇中大商汇**对面中石化加油站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01713476674X。法定代表人：张建琴，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曹舜赤、张建琴因与被上诉人朔州市元昌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原审被告楚雄市顺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宇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舜赤、张建琴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云2301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依法改判：1.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多支付的玉米款14020元；2.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损失12600元；3.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到站送车费202.5元、装卸费5544元、仓储费75元，合计5821.5元；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玉米货款115200元，认定错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上诉人应支付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上诉人曹舜赤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牛志勇一共购买了六次玉米，根据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定的金额、数量、质量标准及付款方式，每一次交易均是上诉人见被上诉人牛志勇用微信发给上诉人的大票（实际是货物运单第6联领货凭证）上诉人看到微信上的领货凭证就要付全款，仅留2000元尾款货到就必须付清，根据每次的交易习惯，只有在上诉人按照约定预留2000元将剩余货款付清之后，被上诉人才会安排发货，货款付清之后才会将领货凭证邮寄给上诉人，上诉人才能收取所购买的玉米。此外，因发货地较远，又是铁路运输，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发货后8天-14天才能见到货，前四次的交易，均是四次货发完之后，上诉人才陆续收到货，前三次货上诉人仅简单清算磅单及点包数量相差不大，就将三车6000元尾款付清给上诉人。在2020年2月23日上诉人在楚雄西火车站提货发现牛志勇发来的玉米，袋子表面滴水珠，收到第四次货后，上诉人即发现包装的重量与约定的49公斤不符，收到的货平均每袋只有44.44公斤，水份也远远比约定的标准高，后面的三车均是如此，收到货后上诉人曹舜赤就及时打电话联系牛志勇，要求处理，牛志勇答应处理，出于信任，上诉人又两次向被上诉人购买玉米，并与牛志勇协商在第六次供货的货款中对之前存在的质量、数量问题进行款项扣减，双方同意之后，上诉人才将扣减过的剩余货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支付完毕后，被上诉人才安排第六车的发货。根据双方约定，上诉人不付清货款，被上诉人是不可能安排发货的，也不会将领货凭证邮寄给上诉人，没有领货凭证，上诉人是不可能领取到货物的。因此，双方之间的货款已实际结清，不存在上诉人曹舜赤差欠货款的事由。跟上诉人的损失相比，上诉人反而还多支付了货款。第二，被上诉向上诉人交付的货物存在数量不足、水份超标、霉变等质量问题。按照双方的约定，被上诉人提供的玉米水份含量在17%左右，但实际上，上诉人收到的玉米均远远高于17%，货物到站后，上诉人就联系好买家，直接从火车上将货物交付给买家，买家收到货后均反映水份含量过高，甚至达到24%，且每袋的重量不够，还向上诉人退货及要求赔偿损失。因玉米重量、含水量等问题，导致上诉人销售困难，只能将玉米拉回仓库存储，在仓库干燥的环境中，还发生大量霉变。被上诉人出卖给上诉人的玉米，在上诉人正常储存几个月后，经上诉人公司委托楚雄州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站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玉米的不完善粒、生霉率、水份含量、色泽、气味均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未按照约定提供货物，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因提供货物不合格而产生的损失。第三，到站送车费、装卸费、仓储费应由承运人也就是被上诉人负担，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在供货前已达成合意，约定货到后由上诉人先垫付送车费、装卸费及必要的仓储费，垫付之后由被上诉人承担。该事实在铁路货物运单中承运人记事项也载明：货运一口价，站到站运输，托运人自装卸，从该记载也可以证实，是由托运人即被上诉自行承担装卸费用，也就是托运到站后，要由被上诉人自行负责卸货，上诉人之所以会垫付该笔费用，也是为了便宜被上诉人，方便双方的交易，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到站后产生的费用因双方未约定而不予支持，该认定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存在差欠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但被上诉提供给上诉人的玉米，确实存在重量不足、含水量超标、霉变等质量问题。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元昌农副产品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方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玉米款玉米货款115200元是事实，并不存在错误的情况，双方前后共六次产生买卖玉米的交易行为，前面1-5次上诉方都将这五次的货款付清给被上诉人，但是第六次没有付清。本案当中涉及的款项以及交易行为均是因为第六次的买卖玉米行为所产生的，与前面五次的交易行为没有关系。上诉方的陈述以及举证情况并不能证实其收到的被上诉方交付的玉米存在质量问题。送车费、装卸费、仓储费在双方前后六次的买卖交易行为当中，对这三种费用都没有明确的进行约定另外在前面五次的交易行为当中，这一些费用都由上诉方进行了支付，并没有出现由被上诉方支付的情况。所以上诉人在本案当中让被上诉方承担这三笔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且根据前面五次的交易习惯以及交易的情况，都是由上诉方进行承担。被上诉方认为上诉方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均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方的上诉请求。顺宇商贸公司述称，同意曹舜赤、张建琴的上诉意见。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舜赤、张建琴向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支付玉米款115200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27日至8月1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1593元，合计116793元，继续承担2020年8月2日至玉米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4.35%计算利息）；2.诉讼费由曹舜赤、张建琴承担。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决元昌农副产品公司返还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多付玉米款14020元；2.请求判决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支付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损失12600元；3.请求判决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支付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到站送车费202.50元、装卸费5544元、仓储费75元，合计5821.50元；4.请求判决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在15日内开具出售玉米给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的增值税发票5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舜赤与张建琴系夫妻，张建琴系顺宇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2月10日至4月11日期间，曹舜赤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通过聊天方式达成买卖玉米合意，双方在微信中对每次需要的品名、质量标准、单价、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按约通过铁路运输从朔州向曹舜赤发货6次，曹舜赤按约支付了前5次的货款。2020年4月11日上午，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与曹舜赤确定了玉米的单价2360/吨，包装49公斤，同日晚上，牛志勇在微信上将货物运单传给曹舜赤，确定已发货70吨。2020年4月28日，曹舜赤支付了第6次的货款50000元后，余款至今未付，元昌农副产品公司遂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虽然是牛志勇与曹舜赤通过微信确定买卖关系，但牛志勇是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货物运单记载的托运人名称是元昌农副产品公司，说明牛志勇是以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名义与曹舜赤发生买卖关系，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承受，故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曹舜赤、张建琴是否应对货款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曹舜赤、张建琴虽然主张买卖合同的主体为顺宇商贸公司，但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且曹舜赤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确定买卖关系，在支付货款时也不是顺宇商贸公司支付，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有理由相信与自己发生交易的为曹舜赤，而并非顺宇商贸公司。张建琴与曹舜赤系夫妻关系，曹舜赤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曹舜赤、张建琴应共同承担支付责任。（三）关于顺宇商贸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曹舜赤、张建琴虽然主张买卖合同的主体为顺宇商贸公司，但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且曹舜赤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确定买卖关系，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有理由相信与自己发生交易的为曹舜赤，而并非顺宇商贸公司，故顺宇商贸公司不承担责任。（四）关于曹舜赤、张建琴是否应支付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玉米款115200元及是否应支付自2020年4月27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曹舜赤、张建琴差欠其货款115200元未支付的事实，曹舜赤、张建琴辩解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志勇同意因水份过多可折抵货款，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曹舜赤、张建琴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元昌农副产品公司要求曹舜赤、张建琴支付玉米款115200元的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逾期付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曹舜赤与牛志勇在微信中约定装好车见大票付全款，留2000尾款，余款货到付清，曹舜赤在货到后仅付款50000元，余款未付，故对元昌农副产品公司要求曹舜赤、张建琴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以未付货款115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关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是否应返还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玉米款14020元的问题。根据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已按约向曹舜赤供应玉米，而曹舜赤未按约付完款。曹舜赤、张建琴要求返还玉米款14020元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是否应支付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损失1260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双方未签订合同，但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货物的质量标准作了约定，双方在2020年4月11日微信上明确质量标准：水份15左右，霉变不超。本案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所提交的照片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实其收到的玉米质量标准与约定的质量标准不一致，故对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要求赔偿损失126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七）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是否应支付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到站送车费202.50元、装卸费5544元、仓储费75元的问题。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与曹舜赤是通过微信确定买卖关系，在微信中双方对到站送车费、装卸费、仓储费未予以明确。现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诉请的送车费、装卸费、仓储费是到站后产生的费用，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已按约将玉米托运送至楚雄，到站所产生的费用因双方未作特别约定，故现曹舜赤、张建琴、顺宇商贸公司要求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承担该费用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八）关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应向谁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是与曹舜赤通过微信确定买卖关系，故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应向曹舜赤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曹舜赤、张建琴只能针对本诉部分要求交付增值税发票，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向曹舜赤交付的发票金额为1652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曹舜赤、张建琴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朔州市元昌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152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15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款交一审法院；二、朔州市元昌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付曹舜赤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65200元）；三、驳回曹舜赤、张建琴的其他反诉请求；四、驳回楚雄市顺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636元，减半收取1318元，由朔州市元昌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由曹舜赤、张建琴负担1313元（未交）；反诉案件受理费306元，由曹舜赤、张建琴、楚雄市顺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曹舜赤、张建琴对一审认定“曹舜赤支付了第六次的货款50000元后，余款至今未付”有异议，认为第六次的货款50000元是曹舜赤在和牛志勇沟通前几次玉米的质量问题在第六次的货款当中进行抵扣，抵扣后只需要付50000元就可以提货。认为一审遗漏认定双方约定到站取送车费、到站装卸费、仓储费均是由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承担，双方约定的是一口价。被上诉人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对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遗漏认定1.双方六次的交易行为上诉方都没有对物品提出过质量问题；2.双方未约定货物到楚雄西站之后所产生的费用，根据前五次的交易情况以及交易习惯，都是由上诉方进行承担。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为证明其主张，二审中上诉人曹舜赤、张建琴提交如下证据：1.郭家荣等四人的说明四份，欲证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发的玉米水份含量超标；2.楚雄州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站出具的检验报告，欲证实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的产品质量不符合；3.网上下载的玉米水份标准，欲证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发出的玉米不符合相关标准。被上诉人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未提交新证据。经质证，本院认为，1.郭家荣等四人的说明四份，仅能证明该四人与曹舜赤存在买卖关系，对于说明中关于玉米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内容，无其他证据证明该玉米就是本案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出售的玉米，故该四份说明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2.楚雄州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站出具的检验报告系在本案一审后才形成，对该检验报告中的玉米样品是否为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出售以及导致玉米质量不合格的原因是否应归责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网上下载的玉米水份标准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对曹舜赤、张建琴有异议的事实，本院认为，曹舜赤、张建琴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对前几次玉米的质量问题在第六次的货款当中进行抵扣，抵扣后只需要付50000元达成合意，故对曹舜赤、张建琴的异议不予认定。对元昌农副产品公司认为遗漏的事实，从曹舜赤与牛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无前几次玉米质量存在问题的相关表述，也无证据证实双方对到站后送车费、装卸费、仓储费予以明确，故本院对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提出的遗漏事实予以认定。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曹舜赤、张建琴的上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曹舜赤、张建琴认为在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前五次购买玉米的过程中，因元昌农副产品公司出售的玉米水份含量高，经与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协商，其同意曹舜赤、张建琴在第六次玉米货款里扣减前几次玉米不符合要求的损失后，仅支付50000元货款就结清双方货款。根据在案证据，第一，曹舜赤主要通过微信方式向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订购玉米，并且也通过微信约定了玉米单价、重量、含水量、运输方式等情况。在双方前几次的微信聊天订购记录中，均未出现曹舜赤向牛志勇反映玉米存在质量不合格等问题的记录；第二，在双方第六次的交易对话中，曹舜赤也没有提及前几次玉米不合格，要求牛志勇负相关责任的聊天内容记载，并且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和常理，若前几批次货物不符合约定的质量要求，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向卖方购买；第三，在元昌农副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志勇收到第六次玉米货款50000元后，牛志勇仍然发微信向曹舜赤催要剩余货款，而曹舜赤对此并未回复，按照一般常理，若卖方催要货款，买方完全可以将货物质量存在问题，或者双方之间就该问题如何协商解决一并在聊天记录中呈现，但曹舜赤面对牛志勇催要货款的行为并未作出任何回复；第四，曹舜赤、张建琴辩称，牛志勇与其在电话里已经对玉米质量问题进行过商量，牛志勇同意曹舜赤用第六次玉米货款冲抵前几批次玉米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因曹舜赤、张建琴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曹舜赤、张建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曹舜赤、张建琴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38元，由曹舜赤、张建琴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倪志敏审 判 员 马春梅审 判 员 速 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杨 洁书 记 员 曾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