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12民初5493号原告：许留英，女，1954年8月2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伟中，系原告之子。被告：袁灯岳，男，1969年9月17日生，汉族，住江阴市。被告：陈惠琴，女，1970年9月23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灯岳，系被告陈惠琴丈夫。原告许留英与被告袁灯岳、陈惠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伟中、王建国、被告袁灯岳并作为被告陈惠琴的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生猪125头、母猪1头和种鹅500只或赔偿经济损失约400000元（按当时市场价估算），当庭鉴于原物已不存在，确认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20日凌晨3点至6点，被告夫妇带领当地养殖户许某1等30余黑社会人员，驾驶三辆大卡车，冲进原告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养殖场。在原告不在场、被告未出示欠条的情况下，以暴力控制原告之子贺伟中，限制其人身自由，并没收手机，将其关押在房内，安排五人把守。两被告等人将养殖场内125头生猪、1头母猪和500只种鹅抢走，直至凌晨6点，将猪、鹅装车运走时才放出贺伟中，贺伟中立即拨打电话报警。案发后，原告一直找不到被告下落，直至2019年12月8日，才找到被告位于的住址，并与两被告之子袁某发生争执，袁某报了警。原告欠猪苗款11万元左右，案发前两个月原告与被告约定，待圈内大猪出售后被告凭欠条前来结算，但是被告却违法将大批猪、鹅抢走，其行为极其恶劣。原告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多次推诿不予处理，后原告又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财物，也遭被告无理拒绝，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从南夏墅兽医站复印的《江苏省动物免疫证明书》以及《免疫记录》（原件保存在兽医站）各一份，证明被抢之前原告的养殖场存有种鹅5000只，鹅龄8个多月；生猪180头，猪龄8个多月，被抢时最少350斤/头。2、2017年2月8日泰州市海陵区北庄家禽孵化场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2月8日该孵化场出售给原告种鹅2100只，单价8.3元/只，共计17430元。3、2018年9月6日由张贤余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2月26日将15公斤左右的猪苗共80头出售给原告。4、2018年1月2日、2019年6月24日，溧阳市宝丰哺坊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2017年3月28日溧阳市宝丰哺坊出售给原告种鹅3080只，单价7.8元/只，共计24024元。另原告长期为该哺坊养殖种鹅，种鹅蛋由其收购。5、2017年4月26日潘学良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出卖给原告22头猪，共5000元左右。6、2017年8月20日由原告之子贺伟中报警的拨打电话记录一份，证明被告到原告养殖场强抢了原告的生猪和种鹅，原告之子贺伟中报警求助。7、《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证明贺伟中在被告离开现场后立即报警，其中被抢走的那只母猪就是卞某寄养在原告养殖场中的那只。8、江阴市公安局利港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的生猪和种鹅被抢走以后，原告去找被告交涉，发生争执后报警。9、原告之子贺伟中、原告养殖场员工罗时兵的《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养殖场养殖种鹅共计4430只，被告强抢时，将贺伟中强行控制起来，原告被抢后即进行清点，被抢生猪125头、种鹅500只。10、农业部网站公布的市场行情表一份，证明江苏20**年中规模生猪每50公斤平均出售价718.76元。11、2017年2月8日的《送货单》及饲养手册各一份，证明原告饲养生猪所用的饲料。12、2020年10月25日常州冠发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出具的《关于菜鹅与种鹅养殖的价值差距》函一份，证明种鹅价值与菜鹅不同。13、2017年9月1日南夏墅派出所出具给贺伟中的《受案回执》一份，载明贺伟中报称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案已受理，于同年8月20日被袁灯岳（笔误为亚）抢走生猪125头、母猪1头、种鹅500多只，价值50多万元财产损失。14、2018年1月4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出具给原告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通知原告提出控告的许某1等人（含袁灯岳）抢劫案，决定不予立案。15、2018年3月23日，常州市公安局的《刑事复核决定书》一份，证明该局维持武进分局的刑事复核决定，即不予立刑事案件。16、2018年10月18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作出《答复书》一份，证明告知原告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该院予以维持。被告袁灯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赔偿要求，当天是我开了卡车带了十几个人去原告的养殖场，而陈惠琴没有去。原告共结欠我苗猪款136000元，我去之前与原告是讲好以物抵债，最终拿走了生猪125头、母猪1头，鹅只有120至130只，每只鹅只有两、三斤重，是否是种鹅我不知道。拿猪的时候贺伟中在旁边看着一只只点了才拿走的。其中五六十只每只只有五六十斤重，还有四五十只大的大概八十到一百多斤重，最大一百三、四十斤，剩余都是小的，在四五十斤以下。拿走的生猪全卖给了新北安家一个叫顾玉坤（实为顾某）的人，共计卖了九万元，这个事情派出所已调查过。鹅共计卖了3300多元。我将生猪和鹅拿回去之后，原告给我打电话要我把猪和鹅归还给她，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我答应给她三天时间，如果付清之后，猪和鹅全部归还给原告，但是原告未在三天内付款，另外，原告所称的卞某寄养的母猪，事后在南夏墅派出所的协调下，我已经作了赔偿，原告不能再要求赔偿。被告袁灯岳提供证据如下：1、2014年6月7日，由章某作为经手人代表许留英出具的欠条一份，证明许留英结欠被告苗猪款55000元。2、2014年6月10日，由许留英签字盖章确认的欠条一份，证明许留英结欠原告苗猪款81000元。被告陈惠琴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我不是本案财产的侵害人，2017年8月20日本人未参与双方的财产纠纷事宜，事先袁灯岳也没有告诉我去原告养殖场，而且事后才了解此事。就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参与了此事，所以我不应该承担任何财产赔偿责任。在诉讼中，本院应原告的申请，向南夏墅派出所调取了相关笔录。其中：1、2017年8月20日，该所对贺伟中的《询问/讯问笔录》一份计3页，其陈述当月19日凌晨3点左右，有个叫“登亚”（实为袁灯岳）的男子过来找我，问我为什么我母亲欠他十几万元一直没还，今天不还就要将养殖场的猪、鹅捉走卖钱抵债，并叫我跟着一起去看能卖多少钱。因为我没有答应他，就被关在房间里，到6点多钟被放出来时，只看见四辆卡车将所抢的猪、鹅运走。由于被关起来，所以不清楚“登亚”抢走的数量。2、2019年5月23日该所对袁灯岳的《询问/讯问笔录》一份计5页，其陈述2014年6月7日、10日许留英分别向其购买苗猪，结欠价款55000元和81000元。2017年夏天因原告拒不支付欠款，贺伟中同意以物抵债。那天半夜，我从江阴叫了十五、六个农民工和三辆卡车，加上自己的一辆卡车，到原告的养殖场。在贺伟中的同意下，当时由他清点，共计捉走大大小小的生猪120头、鹅130多只，生猪卖给顾某共得9万元，鹅在小区里零卖得3400多元。3、2019年5月23日该所对顾某的《询问/讯问笔录》一份计3页，其陈述2017年夏天，袁灯岳用卡车运一批肉猪来卖，共计120头，其中只有一头母猪。肉猪大大小小都有，大的100多斤，小的仅20多斤，没有称重计算，而是按头计算，共支付了9万元。4、2019年5月31日该所对区动物检疫站副站长张岳的《询问/讯问笔录》一份计2页，其陈述2017年4月11日，许留英到兽医站领取禽流感疫苗2500只份，加上之前未出栏的鹅500只左右，共计3000只左右。事发前经过最后一次巡查，去掉自行出售和死亡的数量，估计剩2800只左右。卞某证实事发时许留英生猪存栏130头左右，重量为150斤/头左右。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8月20日凌晨，被告袁灯岳因原告结欠13万余元苗猪款拒不支付，遂约集多人从其住所地驾驶四辆卡车，至原告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养殖场，强行将原告养殖场内大小不一的生猪119头、母猪1头以及种鹅140余只抢走抵债。在被告卡车驶离现场后，原告之子贺伟中于当日早晨6时许报警求助，民警处警初核后作债务纠纷认定。被告袁灯岳将抢得的生猪出卖给常州市新北区原春江镇济农村委的顾某，以头数作价共得款9万元。另将所抢得的种鹅当作肉鹅低价出卖，得款3400余元。此后，原告认为被告的强抢行为涉嫌犯罪，多次向公安机关申请立案处理。2018年1月4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向原告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通知原告其提出控告的许某1等人（含袁灯岳）抢劫案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原告许留英不服，向该分局申请复核，该分局作出了《刑事复核决定书》，告知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原告许留英仍不服，又向常州市公安局申请复核。2018年3月23日，该局向原告许留英送达了《刑事复核决定书》，告知维持武进分局的刑事复核决定，即不予立刑事案件。原告许留英还不服，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该院控告申诉检察科对公安机关提交的书面材料审查后，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答复函》，告知原告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该院予以维持。此后，原告遂收集证据，并委托律师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申请对被抢的生猪、种鹅的市场价格及生长重量进行司法鉴定或评估。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认定被抢的生猪、种鹅的规格，对生长重量的评估申请不予准许。同时，依法委托常州永申人合资产评估事务所、常州普华开瑞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2017年8、9月份生猪、种鹅的市场价进行评估，但该两家机构审查后均函告本院无法进行评估。本院遂向武进区价格认证中心进行咨询，其口头告知无法提供当时的市场价格。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线索，向溧阳市宝丰哺坊、常州冠发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咨询，两单位认为根据被抢时间8、9月份测算，被抢种鹅有7、8斤重，每只种鹅的饲料成本达150元左右，故被抢种鹅当时的市场单价不低于200元/只。上述事实，由询问/讯问笔录、证明、不予立案通知书、刑事复核决定书、答复函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佐证在卷。本院认为，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对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本案作为侵权赔偿案件是否恰当。被告袁灯岳纠集多人，趁天黑原告不备之机，强行抢取原告的生猪、种鹅，造成原告巨额损失的事实清楚，足以认定。公安、检察机关鉴于原告存在结欠被告袁灯岳13万余元苗猪款拒不支付的情形，均认为不宜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处理。在此情形下，原告选择侵权之诉，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符合债权责任法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陈惠琴是否是本案的共同被告。陈惠琴否认其参与了强抢生猪、种鹅的行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参与了强抢行为，本院依法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未能证明其参与了强抢行为，故确认的证据尚不能认定其共同参与了强抢行为。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灯岳在实施强抢之侵权行为前，与陈惠琴达成了共同侵权的合意，故不能认定陈惠琴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陈惠琴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关于被抢生猪、种鹅的数量和规格。鉴于被告故意在凌晨强抢，导致原告难以充分举证，故被告应当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原告方在第一时间报警称由于被关起来，所以不清楚被抢生猪、种鹅的数量。贺伟中在被抢当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被抢数量要清点了才知道，场内原共有种鹅5050只左右，猪100多只。买受人顾某在2019年5月23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收购了袁灯岳120头猪，而庭审中袁灯岳承认抢走了生猪125头、母猪1头，被告袁灯岳自认的生猪125头与原告起诉的125头相吻合，故认定被抢生猪125头是合理的。关于生猪的规格，原告诉称被抢时至少350斤/头，而袁灯岳和顾某称猪大小不一，最大的只有130至140斤重，兽医站工作人员张岳则称有150斤/头左右。本院综合分析后，认为鉴于生猪规格大小存在差异，酌定以140斤/头计算损失更为恰当。关于被抢种鹅的数量，被告袁灯岳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陈述的数量与庭审陈述的数量一致，均称抢得130至140只，而原告称被抢500只，但未能及时提供清点的依据和结果，也未能补充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综合考量后认为，认定被抢140只种鹅更为恰当。四、关于被抢生猪、种鹅的市场价格。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均未能证明生猪的市场价格，本院委托评估也未能取得合法有效的评估结论，故生猪单价按原告提交的农业部网站公布的市场行情认定是恰当的，即按江苏省2017年中规模生猪每50公斤平均出售价718.76元予以认定。而由于市场上的种鹅交易价格难以询价，本院依职权对原告举证的溧阳市宝丰哺坊、常州冠发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复核，其认为根据被抢时间8、9月份测算，被抢种鹅有7、8斤重，市场单价不低于200元/只，故本院按200元/只予以认定。五、关于原告的损失认定。一是生猪，认定被抢125头，140斤/头，单价7.1876元/斤，计125783元。二是种鹅，认定被抢140只，200元/只，计28000元。三是母猪，诉讼中被告抗辩已赔偿，原告予以认可，不再主张。综上，被告袁灯岳应赔偿原告损失153783元。虽然原告结欠被告13万余元苗猪款，但被告采取凌晨强抢行为显属违法，希望被告能认真吸取教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因调解未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袁灯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许留英赔偿款153783元。二、驳回许留英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50元，由袁灯岳负担1688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支付许留英），由许留英负担196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纪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羊容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