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献忠，男，196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波，湖南理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湖南理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华泰香逸名园**北侧。法定代表人：于旭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林，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含序，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学良，男，196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柏，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伟平，男，196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雷献忠因与被上诉人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公司）、李学良及原审被告王伟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1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雷献忠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将第二项判决改判为中核公司、李学良向雷献忠返还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及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占用利息（自2013年12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中核公司、李学良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局限于此前错误和不公的仲裁裁决，未以本案直接证据、新证据作为基本裁判依据，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虽与此前经过长沙仲裁委审理的[2016]489号、[2014]566号裁决案件属于同一涉案项目、具有一定关联，但仲裁裁决均是基于当时证据而裁决，本案较此前仲裁裁决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和新证据，仲裁裁决显然不能作为本案法院判决依据。本案中雷献忠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第六组证据、第八组证据均是此前仲裁、诉讼案件中从未出现过的证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以推翻此前长沙仲裁委案件根据当时证据认定的事实。2、一审判决一方面确认了《项目承包合同》（2011.12.7）的真实、合法、有效性，另一方面又错误认定“《项目承包合同》实质上是王伟平将涉案6#、9#号栋及幼儿园工程转包给雷献忠的个人行为”，属于自相矛盾，亦未根据合同相对性进行判决，以致错判。本案之争议焦点在于雷献忠与哪个法律主体构成法律事实上的合同承包与发包（转包）法律关系，而认定的基础在于与雷献忠签订施工合同的相对主体是谁。本案所有证据中，最能客观反映、记录约定了雷献忠承包工程项目具体栋号及承包方式、工程价款及工期、权利义务的直接证据即是《项目承包合同》（2011.12.7），故该合同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关键直接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王伟平是合同当事人纯属错误。3、雷献忠提交的《授权委托书》（2011.11.17）、《承诺函》（2012.12.28）已经非常清楚，足以证实《项目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是中核华泰湖南分公司，不是王伟平，王伟平仅是代表及项目负责人。二、雷献忠所提交证据属于此前所有仲裁、诉讼案件未出现的新证据，至少属于优势证据，但一审判决未运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及高度盖然性的证据采信规则，未把雷献忠提交的第二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八组证据整体来看并予以认定，而是单独机械割裂，错误认定，并错误将刑事诉讼的排他性证据规则运用到民事诉讼案件中，以致证据采信错误，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第二组证据的《收款收据》属于直接证据、客观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雷献忠是否交付300万元保证金、收取保证金的法律主体是谁）直接相关，且能证明雷献忠所主张事实，但一审判决以“从收据内容上看，无法佐证雷献忠所主张的事实”为由不予采信，以致错判。一审判决既然已经根据雷献忠提交证据并综合本案认定雷献忠已交付300万保证金确系属实，则能够客观记录该300万元的最直接证据应是第二组证据中《收款收据》。（二）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属于客观记录涉案工程承发包进场施工、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与王伟平关系的直接证据，与涉案工程的真实客观情况最为接近，与诉争事实直接相关，在证据上属于直接证据、优势证据，足以产生高度盖然性，能够证实雷献忠主张，一审判决却错误将刑事诉讼的排他性规则运用至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仅证据采信的实体规则错误，程序规则也是错误。（三）第四组证据、第八组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第**证据关系到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还是王伟平是雷献忠的相对方即转包人、是谁从望新公司处承包涉案工程、王伟平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中核公司是否存在严重管理错误责任等基本事实，第八组证据关乎到第二组证据中《收款收据》“会计：张红斌”身份的确认及张红斌在收款收据上签字确认的效力，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法律事实上的收款主体是公司还是王伟平个人的事实，与本案诉争事实（雷献忠的相对方是谁、收取雷献忠300万保障金的法律主体是谁）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性，但一审判决却以“与本案诉争事实的直接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以致错判。三、一审判决未能充分认知“债务加入”与债务加入后撤销的构成要件及区别，仅以《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的约定》（不具有债务加入后撤销、债务免除效力）错误认定李学良退出涉案保证金债务，以致错判。李学良出具《承诺（函）》（2013.6）真实合法有效，属于债务加入，自2013年6月起，涉案300万保证金存在三个连带共同债务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李学良、王伟平。此后任何债务人提出，必须经过债权人、剩余债务人的共同同意，方可有效，否则无效；因任何一个债务人退出，既是增加了债务履行的可能性风险，也加重了剩余债务人的负担（原本剩余债务人对外连带，还可追偿）。《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的约定》虽然出具时间在后，但尚不足以否认此前李学良加入债务的效力。该《约定》并未有雷献忠明确表示“同意李学良不再负责收回雷献忠保证金”或“此前李学良负责收回雷献忠保证金作废”的意思，也没有王伟平、中核公司的同意签字盖章。故该证据既不合法，也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达到李学良的证明目的。四、在MS003合同中第6-4.2条明确约定了涉案工程进度款支付的特别约定，涉案工程进度款先支付到担保人的账户，再支付至承包人账户，该合同所约定的涉案工程就是6、9、13栋及幼儿园工程，是该工程总包方望新公司发包涉案工程的直接客观的证据，且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作为担保人的身份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本案假如华泰公司不是涉案的实际承包方，也应因为该担保责任承担返还雷献忠保证金的责任。2012年12月28日，中核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是涉案工程时间节点最后一份文件，性质上属于债权债务的确认书和承诺书，中核公司应承担退还保证金的责任；中核公司也应因其管理不善承担管理过错责任，缴纳保证金的收款收据、雷献忠承包涉案6、9栋及幼儿园工程的项目承包合同、中核泰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承诺函均盖章予以确认，足以让雷献忠作为善意的相对人相信自己的转包人是中核公司，假如中核公司不是实际的承包人，也应承担管理过错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严重错误，法律责任主体认定错误，以致错判，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中核公司辩称，一、一审查明的事实与生效裁决查明的事实相同，一审以生效裁决作为依据进行裁判，不存在任何错误。1、一审以生效且履行完毕的[2014]566号、[2016]489号裁决为依据进行判决，没有任何不妥。2、一审判决中没有任何内容确认《项目承包合同》（2011.12.7）是合法、有效的，上诉状中所述一审已确认《项目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3、《授权委托书》、《承诺函》与雷献忠主张王伟平代表中核湖南分公司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份收取2#、3#栋保证金的内容无关。雷献忠提交的《授权委托书》（2011.11.17）、《承诺函》（2012.12.28）在不考虑印章真伪的情况，均是涉及6#、9#及幼儿园的相关内容，且时间发生在2011年11月份之后。二、一审判决对雷献忠证据的认证客观、公正，不存在错误。1、雷献忠第二组证据《收款收据》不能证明中核湖南分公司收取300万元的事实。2、一审综合全案证据对雷献忠第五组、第六组证据不予确认是客观、公正的，不存在错误。3、雷献忠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第八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三、中核湖南分公司不是涉案项目的承包人、转分包人，王伟平不可能代表中核湖南分公司收取案涉款项。四、即便雷献忠认为涉案的300万元是中核湖南分公司收取，雷献忠在本案中对中核湖南分公司的权利主张也已过时效。五、MS003合同是被仲裁认定为无效的合同，且从形式上记载的是中核公司做担保而加盖的印章是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的印章，即便不考虑该印章的真伪，分公司对外担保，按照担保法也属无效，更何况担保的内容是向望新公司的合同履行，与本案保证金的退还没有任何关联，基于该合同，中核公司也不需要向雷献忠返还其主张的300万元。六、一审中雷献忠已经明确其介入梅溪湖保障性住宅项目的时间是在2010年，对项目的承发包流转的过程非常的清楚，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涉案300万元实际已经支付，且一审也是基于王伟平的自认进行推定，而按照雷献忠一审主张及所提交的证据，雷献忠所述的300万元是2010年12月30日以及2011年1月24日交付的2栋、3栋的保证金，并不是6、9栋及幼儿园的保证金，而雷献忠上诉称的项目承包合同、授权书等证据全部与2栋、3栋无关，因此，即便不考虑这些材料上的印章真伪，雷献忠所提交的这些材料也与保证金的收取没有任何关联，而雷献忠所述的直接证据即两张收据，收款人单位盖章是第三人而不是中核公司及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总金额也只有201万元，不是300万元。七、2012年12月28日的承诺函所针对的内容在函件上是6、9、11、13栋，不是针对2、3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6、9、11、13栋存在实际支付保证金的事实，因此，即便不考虑印章真伪，该承诺函也不可能对一笔尚未实际发生的债务形成加入。综上，雷献忠对中核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学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李学良不承担300万元保证金的返还责任是准确的。1、2013年6月5日的便条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不是明确的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债的加入的法律特征。2、便条出具之后，雷献忠先后两次作出了该300万元保证金与李学良个人无关的承诺，再次证明2013年6月5日的便条不属于债的加入。因此，李学良不应承担本案的返还责任，请求驳回雷献忠对李学良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王伟平未陈述意见。雷献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核公司、王伟平、李学良共同向雷献忠返还工程保证金300万元；2、判令中核公司、王伟平、李学良共同向雷献忠支付保证金利息885000元(自2013年12月14日至起诉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3、判令中核公司、王伟平、李学良按照年利率6%共同向雷献忠来支付自起诉日至实际清偿保证金300万元的利息；4、判令中核公司、王伟平、李学良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1年11月21日，望新公司（发包人）与王伟平（承包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担保人）签订《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片区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编号：MS003，以下简称《MS003合同》）。该合同约定由王伟平承包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片区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涉案建设项目）6#、9#、13#栋和幼儿园的施工任务。合同尾部发包人处有李学良签名、望新公司加盖公章，承包人处有王伟平签名，担保人处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加盖公章。2、2011年12月7日，王伟平以中核公司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片区保障型住宅（一期）工程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雷献忠（乙方）签订《项目承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建设项目6#、9#栋及幼儿园发包给雷献忠施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向甲方缴纳叁佰万元质量保证金，甲方按工程进度比例返还（不计利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保证金全额返还。合同签订后，雷献忠进场进行了施工。合同尾部甲方处有王伟平签名、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加盖印章，乙方处有雷献忠签名。3、就涉案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雷献忠与案外人张建明曾共同作为原告，以望新公司、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金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长中民三初字第01288号民事裁定书，以涉案建设项目的合同约定了仲裁，且望新公司在法院受理案件前已经申请仲裁并被受理为由，裁定驳回了雷献忠、张建明的起诉。雷献忠、张建明不服向湖南省高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6）湘民终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4、雷献忠以望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长沙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6]长仲裁字第489号裁决书，该裁决书中认定：（1）《MS003合同》的承包人应为王伟平，基于此，王伟平签署《项目承包合同》，实质上是王伟平将涉案建设项目的6＃、9＃栋及幼儿园建设工程转包给雷献忠的个人行为。（2）望新公司在2014年1月27日向雷献忠支付的300万元应为工程款，而非雷献忠认为的保证金退还，雷献忠直接支付给王伟平并由王伟平转付他方的保证金的退还及利息问题可另案处理。5、2017年11月29日，长沙市仲裁委员会就望新公司作为申请人，雷献忠、王伟平作为被申请人的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长仲裁字第566号裁决书。该案查明事实中认定事实包括：（1）2011年3月，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甲方、委托方）与金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望新公司（乙方）签订《梅溪湖保障性住房总价承包合同》；（2）2011年11月21日，望新公司作为发包人、王伟平作为承包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了《MS003施工承包合同》；（3）2011年12月7日，王伟平以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名义与雷献忠签订《项目承包合同》；（4）2013年6月3日，望新公司与雷献忠签订《施工、结算补充协议》，约定雷献忠的施工范围为涉案建设项目6＃、9＃栋及相应周边地下室工程；（5）望新公司在该案中申请将中核公司列为被申请人，并要求中核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仲裁庭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4]长仲裁字第566号裁决书，以《MS003施工承包合同》没有仲裁条款，望新公司与中核公司之间也无仲裁协议为由，认定长沙市仲裁委员会在该案中对中核公司无管辖权，驳回了望新公司对中核公司的仲裁申请。该案仲裁庭根据查明事实，就非法转包关系及相关合同效力、工程结算价款和应付工程款等问题认定内容包括：（1）关于望新公司认为《MS003合同》的发包人为望新公司，承包人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之后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将涉案建设项目6＃、9＃栋及幼儿园发包给雷献忠施工；王伟平认为《MS003合同》的合同主体是发包人为望新公司、承包人王伟平、担保人中核公司，《项目承包合同》是王伟平与雷献忠签订，王伟平与中核公司是挂靠关系；雷献忠认为《项目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虽然是王伟平和雷献忠，但该合同未实际履行，雷献忠与望新公司在涉案建设项目6＃、9＃栋施工过程中形成直接的工程发包和承包关系，中核公司从未参与过涉案工程的实际操作等争议焦点，仲裁庭认为：《MS003合同》的承包人应为王伟平，并基于王伟平系《MS003合同》的承包人，《项目承包合同》的签署，实质上是王伟平将涉案建设项目6＃、9＃栋及幼儿园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给雷献忠的行为，因此，从望新公司非法转包建设工程起至雷献忠成为涉案建设项目6＃、9＃栋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止，期间所订立的《MS003合同》、《项目承包合同》、《施工、结算补充协议》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2）在长沙市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6]长仲裁字第489号案中查明，望新公司尚欠付雷献忠施工的涉案建设项目6＃、9＃栋工程、幼儿园工程、室外工程等所涉及工程价款为10831600元。另外，该案还就望新公司提出的其他仲裁请求进行认定，最终裁决驳回了望新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6、雷献忠于2018年3月9日作为申请人，以望新公司和王伟平为被申请人，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申请事由中述称：由于申请人遗漏仲裁请求、证据瑕疵及遗漏裁决事项等原因，[2016]长仲裁字第489号裁决书并未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全部争议事项作出裁决，特提此申请。其申请请求中包括：请求裁决望新公司与王伟平共同退还工程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据查，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长沙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长仲决字第451号决定书，准许雷献忠撤回对王伟平的仲裁请求，准许雷献忠撤回裁决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伟平共同退回工程保证金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的仲裁请求。7、2018年11月15日，雷献忠作为原告，以王伟平、李学良、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中核公司、望新公司为被告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向雷献忠偿还工程保证金本金300万元并支付保证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事实与理由部分述称：2011年11月21日，望新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与王伟平、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签订《MS003合同》，将涉案建设项目的6＃、9＃、13＃栋和幼儿园的施工任务转包给王伟平、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2011年12月7日，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与雷献忠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将涉案建设项目6＃、9＃栋和幼儿园施工任务转包给雷献忠，约定雷献忠向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缴纳300万元质量保证金。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月24日之间，雷献忠陆续向王伟平支付300万元工程保证金。2013年6月5日，李学良向雷献忠出具承诺书，承诺300万元保证金由其负责收回。本案原一审审理过程中，雷献忠申请撤回了对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望新公司的起诉。本案重审过程中，雷献忠变更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等如前所述，李学良、中核公司亦重新整理提交证据如前所述。8、雷献忠持有并提交了一份2013年6月5日李学良向雷献忠出具的便条，内容为：“雷献中先生，原王伟平收取你的保证金叁佰万元整由我本人负责收回”，王伟平在该便条上签署“同意”二字。9、2013年11月26日，李学良与雷献忠共同签署一份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相关情况的说明，并加盖有“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梅溪湖片区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施工项目部”印章。该情况说明第三条内容为：关于王伟平收到雷献忠6、9号栋幼儿园的300万元保证金，项目部及李学良并未收到，此事与项目部及李学良无关，但李学良承诺自此说明签订之日起，项目部保证每付王伟平个人款项（民工工资及法院划拨款除外），项目部都须告知雷献忠，以便配合雷献忠、张建明收回王伟平所交保证金，雷献忠与王伟平之间的相关纠纷与项目部及李学良个人无关，由雷献忠自行解决。2013年12月19日，李学良与雷献忠再次共同签署一份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的约定，亦加盖有“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梅溪湖片区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施工项目部”印章。该约定第三条内容为：王伟平收到雷献忠6、9号栋幼儿园的300万元保证金，梅溪湖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项目部及李学良从未收到雷献忠保证金款项，因此雷献忠交给王伟平的300万元保证金与梅溪湖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项目部及李学良个人无关，李学良承诺：梅溪湖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项目部保证每付王伟平个人款项（民工工资及法院划拨款除外），项目部都会通知雷献忠，以便配合雷献忠收回王伟平所交保证金。雷献忠与王伟平之间的相关经济纠纷与梅溪湖保障性住宅小区（一期）项目部及李学良个人无关，由雷献忠与王伟平自行解决。该约定第四条内容为：双方就上述相关事项特作说明并重新确认，本约定签字生效。以后如有其它相关文件与此约定相抵触，双方同意以此约定为准。10、另查，李学良在本案原一审过程中曾提交了一份长沙仲裁委员会就王伟平与望新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8]长仲裁字第394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认定内容包括：（1）2011年11月21日，望新公司作为发包人与王伟平作为承包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了《MS003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建设项目的6＃、9＃、13＃及幼儿园共4栋转包给王伟平；（2）2011年12月7日，王伟平以中核公司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片区保障型住宅（一期）工程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雷献忠（乙方）签订了《项目承包合同》，将涉案建设项目的6＃、9＃栋及幼儿园建设工程转包给雷献忠，雷献忠系6＃、9＃栋及幼儿园的实际施工人；（3）王伟平先后向望新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王伟平认可已退还保证金930万元，故望新公司还应返还王伟平70万元。该裁决书终局裁决：望新公司向王伟平退还保证金70万元及自2013年12月19日开始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在本案原一审庭审过程中，王伟平确认上述1000万元保证金中包含了雷献忠所施工工程的保证金在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中核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本案中，经查，雷献忠自2015年起至其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期间，一直以仲裁或诉讼等方式就涉案建设项目的工程款、保证金等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该院对于中核公司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涉案300万保证金的收取主体问题。首先，雷献忠关于涉案300万元保证金所对应的施工工程和收取、返还主体等，在各仲裁案件和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诉请和陈述意见自相矛盾，其提交的“收款收据”内容亦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符。其次，在雷献忠与李学良共同签署的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相关情况的说明及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的约定中，关于300万元保证金，均有“王伟平收到”、“与项目部和李学良无关”等意思表示，可视为雷献忠对涉案保证金系王伟平实际收取的确认。第三，王伟平自认其实际收到过雷献忠交纳的300万元保证金，但未就其主张的将该300万元保证金交付给李学良的事实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自认其并非代表中核公司或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收取该300万元保证金。第四，根据另查明的生效仲裁裁决认定，王伟平就包括雷献忠主张的涉案建设项目在内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向望新公司主张并得到了支持。综上，该院仅能根据王伟平的自认及相关证据确认王伟平收到了雷献忠在本案中主张的300万元保证金，无法确认中核公司或其湖南分公司以及李学良收取了雷献忠在本案中所主张的300万元保证金。二、关于李学良、中核公司、王伟平的法律责任问题。首先，王伟平系涉案300万元保证金的实际收款人，其自认支付给望新公司的保证金中包含了该款项，且就其主张的该保证金去向以及雷献忠与李学良、望新公司等达成的返还协议等，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该院对其关于保证金返还主体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关于雷献忠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保证金所对应的合同及工程项目，[2014]长仲裁字第566号、[2016]长仲裁字第489号裁决书均认定：《MS003施工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应为王伟平，基于此，王伟平签署《项目承包合同》，实质上是王伟平将涉案工程的6＃、9＃栋及幼儿园建设工程转包给雷献忠的个人行为，且王伟平亦自认本案涉案保证金及雷献忠所主张的工程项目与中核公司及其湖南分公司无关。第三，根据另查明的生效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和裁决结果可知，望新公司已将王伟平支付的保证金返还或被裁决返还给了王伟平。另外，综合雷献忠持有并提交的李学良于2013年6月5日签字出具的便条，以及在该便条出具之后雷献忠与李学良共同签署的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相关情况的说明及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的约定的过程和内容看，便条出具之后，雷献忠就其交给王伟平的300万元，先后两次作出了保证金的收取与李学良无关、雷献忠与王伟平之间的相关纠纷与李学良个人无关等意思表示，故雷献忠在本案中主张由李学良与王伟平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认为，雷献忠在本案中主张的300万元保证金应当由王伟平返还，李学良及中核公司在本案中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另外，关于雷献忠主张的保证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该院综合前述责任认定意见及相关仲裁裁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及有关利率标准的规定，确定王伟平应当承担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涉案保证金占用利息，利率标准为：1、自2013年12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王伟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雷献忠返还保证金300万元，并支付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占用利息（利率标准为：自2013年12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雷献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王伟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7880元，由王伟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从望新公司与王伟平、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1年11月21日签订的《MS003施工承包合同》可以得知，望新公司系发包人，王伟平系承包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系担保人。2011年12月7日，王伟平以中核公司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片区保障型住宅（一期）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雷献忠签订《项目承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建设项目6#、9#栋及幼儿园发包给雷献忠施工，该《项目承包合同》实际系非法转包合同，因《MS003施工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王伟平，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系《MS003施工承包合同》担保人，在本案中无工程可转包，故一审判决认定王伟平系《项目承包合同》转包人并无不当。雷献忠上诉提出《项目承包合同》上有中核公司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片区保障型住宅（一期）工程项目部的名称，且加盖了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公章，以及交纳保证金《收款收据》上有会计“张红斌”签字，就认为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系合同当事人或王伟平代表中核公司湖南分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的上诉意见，因与《MS003施工承包合同》及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王伟平系《项目承包合同》转包人，收取雷献忠300万元工程保证金的权利人仅系王伟平，且王伟平自认其实际收取雷献忠300万元保证金，与中核公司及湖南分公司无关；在雷献忠与李学良共同签署的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相关情况的说明及关于梅溪湖室外绿化、亮化工程的约定中，关于300万元保证金，均有“王伟平收到”、“与项目部和李学良无关”等意思表示，可知雷献忠对涉案保证金系王伟平实际收取无异议；根据已经生效仲裁裁决认定，王伟平就包括雷献忠主张的涉案建设项目在内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向望新公司主张并得到了支持。因此，王伟平收取了雷献忠300万元保证金，雷献忠已表示该300万元保证金与项目部和李学良无关，一审判决王伟平返还保证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应予维持。雷献忠上诉提出长沙仲裁委已经生效的[2016]489号、[2014]566号裁决书错误，因证据不足及其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故本院在此不予支持。雷献忠上诉提出《承诺函》有中核湖南分公司盖章，明确了中核湖南分公司和王伟平系保证金共同承担责任主体，中核湖南分公司构成“债务加入”，因与雷献忠本人签署的相关情况说明及约定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雷献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880元，由上诉人雷献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 征审判员 曾庆军审判员 金新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向柳书记员侯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