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晋11刑终176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闫×1，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人，捕前住离石区铁厂家属院。辩护人闫×2，山西轩明（吕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郭×，山西省吕梁市人。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中检刑刑诉〔2019〕13号起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闫×1、郭×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以中检刑刑补诉〔2019〕1号补充起诉决定书指控原审被告人闫×1犯刑讯逼供罪一案，于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作出（2019）晋1129刑初15号刑事判决。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闫×1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郭×2、检察官助理赵宏利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闫×1的辩护人闫×2、原审被告人郭×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闫×1通过吕梁市人民检察院远程视频提讯系统参加庭审。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6月13日，安×1因涉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吕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9日被羁押于离石区看守所。羁押期间，时任离石区看守所监室管教的被告人郭×在与安×1谈话时，告知安该所在押人员黄栋发（2010年11月6日因涉嫌犯绑架罪被刑事拘留）身上有案子，可挖犯罪线索。安×1遂向被告人闫×1提出将黄栋发调整到自己所在的4号监室。后闫×1将黄栋发调整到了4号监室。之后安×1向黄栋发承诺抚养黄的孩子并给黄家人60万元，黄栋发同意将自己身上的案子告诉安×1，让安举报立功。2012年5月4日，被告人闫×1安排郭×对安×1做了一份检举犯罪线索的询问笔录，在该份笔录中，安×1检举揭发黄栋发绑架杀人案另有主谋及其他线索。2012年5月5日8时许至6日22时许，被告人闫×1安排人将羁押于离石区看守所的在押黄栋发绑架案同案犯王×1从正常监室提到9号监室，由4名已决犯看管，采取长时间坐审讯椅、不让睡觉等变相肉刑手段对王×1刑讯逼供。在此期间，被告人闫×1与郭×对王×1讯问并制作了讯问笔录。该笔录中记载了王×1供认“艳云”参与黄栋发等人绑架案的情节。5月9日，闫×1、郭×又对黄栋发进行讯问，黄供述田×提议绑架张华伟，并按田的指示作案。2012年5月24日，离石区看守所向离石区公安局呈报立案；5月29日，离石区公安局决定对田×涉嫌绑架罪进行立案侦查，办案单位离石区看守所，办案人闫×1、郭×。2012年6月6日，田×被抓。当晚，被告人闫×1带人将田×带回离石区看守所，将田×用手铐吊在3号审讯室中间护栏上。2012年6月7日2时许至7时许，被告人闫×1采用扇耳光、电击等手段对田×刑讯逼供，取得田×的认罪供述。2012年6月7日7时许至10日1时许，被告人闫×1将田×安排在14号监室，由4名已判决罪犯看管，采取长时间坐铁制审讯椅、不让睡觉等变相肉刑手段对田×刑讯逼供，在此期间，又取得田×的两份认罪笔录。2012年7月11日，田×被执行逮捕。2012年8月9日，被告人闫×1为安×1出具《在押人员自首、立功建议书》，送至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议对安×1从轻处罚。2012年12月27日安×1因涉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盗掘古墓罪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吕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安×1不服提出上诉，山西省高院作出（2013）晋刑二终字第74号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裁定书。2014年6月20日安×1因犯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贪污罪、盗窃罪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吕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安×1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5月1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晋刑二终字第162号判决书改判执行安×1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另查明，涉案人员黄栋发因犯绑架罪、抢劫罪于2014年5月29日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犯田×因犯绑架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黄栋发、田×提出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6日以（2014）晋刑三终字第80号判决书维持黄栋发执行死刑、田×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闫×1个人档案复印件及信息表，证实闫×1于1995年6月入党，1996年9月在离石区公安局参加工作，2006年11月至2016年2月担任离石区看守所所长，2016年4月因执行工作规范不力、对所属人员监管不力、所属多名人员存在严重违规行为被离石区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8年7月9日任治安大队特行中队中队长。2.郭×个人档案复印件及信息表，证实郭×2007年12月在离石区公安局参加工作，2013年4月至2017年7月担任离石区看守所监管中队中队长，2017年7月任刑事侦查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3.安×1出所登记表，证实安×1因涉嫌犯罪于2011年6月29日被收押于离石区看守所，2014年8月26日出所。4.黄栋发的拘留证、逮捕证、刑事判决书，证实黄栋发因涉嫌绑架罪于2010年11月6日被羁押于离石区看守所，2015年2月6日省高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5.被告人闫×1、郭×询问安×1笔录，证实2012年5月4日20时10分至20时40分，闫×1、郭×询问安×1时曾向安×1问过说“你今天上午向我们递交了一份检举材料，我们现在向你核实材料内容”，安×1称其举报的是黄栋发的绑架杀人案另有主谋及其他线索，黄栋发调到4号监室后，少言寡语，也不与人交流，闫所长和郭管教在与其谈话时都提到要注意这个人，此人身上有余案可挖，于是其便注意与他交流，沟通关系，从生活上对黄给予帮助，慢慢的我们交流多了，有两次他无意中谈到他的案子是为了救以前他的一个同案犯叫田艳飞，这次犯罪是田艳飞的哥哥找的他，威胁他做的案，不做就揭发他以前和田艳飞做的案，他怕田艳飞的哥哥威胁才做了绑架杀人案，根据黄无意中谈起的案情，绑架杀人案另有主谋，就是田艳飞的哥哥，还有黄栋发和田艳飞以前肯定有重大案件，因此才怕他哥威胁、揭发，铤而走险，绑架杀人的。6.被告人闫×1、郭×讯问王×1笔录，证实2012年5月6日20时00分至20时40分,闫×1、郭×讯问王×1，王称其与黄栋发绑架张华伟后见过一个叫艳云的人，黄栋发说弄下钱了给艳云一些，要不他没钱。7.被告人闫×1、郭×讯问黄栋发笔录，证实2012年5月9日19时45分至20时17分，闫×1、郭×讯问黄栋发，黄栋发称其和田艳飞一起作过案，田艳飞被抓后，田艳飞的哥哥田×以揭发其以前犯的案子威胁其弄钱捞田艳飞，并让其弄张华伟要钱，其绑架张华伟后见过田×，田×让其把张华伟杀了。8.黄栋发绑架案二审庭审笔录，证实2014年12月8日，黄栋发案二审开庭审理，黄栋发当庭供述“安×1让我把田×咬死，让我说是田×指使绑架、杀害张华伟，然后他出去以后照顾我的儿子。我和安×1商量的，我写了一份材料，然后给了闫×1和郭×。”9.检察人员与黄栋发谈话笔录，证实2014年7月22日，离石区检察院驻离石区看守所检察室工作人员与黄栋发谈话，黄反映2012年五六月份，我和同监室的安×1说手头有案子，安×1说把案子给他作为他的立功材料，他可以帮我照顾儿子，我答应了。然后我和安×1、闫所、郭管教共同商量为安×1做立功材料。10.证人安×1的证言，证实2012年4月，郭×和我说黄栋发身上有案子，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案子挖出来，咱们都能立功。后我听黄栋发说田×威胁他绑架人弄钱，我分析到田×是绑架案的主谋，就把线索告诉闫所，又写了书面材料交给郭×。郭×说黄栋发的案子多了，后来我听黄栋发说他和田艳飞（田×弟弟）在太原有个绑架案，公安都没有办法，我就把这个线索告诉郭×。“我检举了一起命案，这起命案中有一个嫌疑人没有被发现，是我检举的”。2011年后半年至2012年前半年这段时间，有一个叫黄栋发的命案犯被调到我的监室。我听黄栋发说有个石楼人（田×）和他一起犯的案，这个人让他把被绑架人杀了的。我就写了检举信给了管教，闫×1、郭×还和我谈话作过笔录。11.证人呼天元的证言，证实我被关进4号监室时，安×1已经在了，黄栋发是后来进来的。我听见安×1答应照应黄栋发的孩子，并答应给黄家里六十万元。黄栋发同意把自己身上的案件给安×1，让安举报立功减刑。黄栋发也和我说过，他现在身上的案子就是死刑，也没有希望了，安×1答应照看他的孩子，并答应给家里边几十万元，他同意把案子给了安×1让去举报立功减刑。安×1和黄栋发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黄栋发还说让呼天元作证，我说这个证我可以作。12.证人伍×的证言，证实黄栋发把自己案件中的嫌疑人告诉安×1，让安×1举报立功减刑，安×1同意给黄栋发几十万元，把黄栋发的孩子抚养到18岁，两个人达成协议后，黄栋发才把自己的案子告诉安×1的。安×1、黄栋发睡在我和呼天元中间，他们两个人说话，我和呼天元都能听见。13.证人刘×1的证言，证实黄栋发说过安×1答应给黄栋发一笔钱，让黄栋发将案子里的同案犯告诉安×1，安×1想立功，好像钱给了一半，后面的钱没有给，所以有了矛盾。我听黄栋发说安×1答应给60万元，好像没有给全，所以产生矛盾。放风的时候，黄栋发与安×1对骂，黄栋发骂安×1不守信用，不给钱这些。14.证人刘×2的证言，证实黄栋发说过安×1原来和他一个监室，答应给他钱，后来没有给，因为和安×1闹矛盾，黄栋发自杀过两次。15.证人高×1的证言，证实我出狱后给黄栋发父亲打电话，他给我手机上发了一个孩子抱西瓜的照片，我把照片打印出来，给黄栋发传了进去。16.证人黄×的证言，证实其系黄栋发的父亲，黄栋发被执行死刑当天我们见过面，他给了我们一张照片，背后写着电话号码，黄栋发说他弟弟、儿子的事情他已经安排好了，会有人联系我家的，不要给人家打电话。我拿到照片以后没有人联系过我。17.证人韩×1、许×、梁×的证言，证实伍×、呼天元、安×1、黄栋发都在4号监室关押，安×1和黄栋发关系好。18.证人张×1的证言，证实我当时系看守所副所长，分管内勤工作，在押人员检举揭发应该有登记。收到在押人员检举以后需登记，然后领导上会研究，安排管教进一步核实线索的真伪，形成书面笔录，如果线索需要侦查，通过内勤开具转递函并附材料，然后移交相关办案部门。19.证人李×1的证言，证实我是2012年6月份去的看守所，系看守所内勤，2012年底我根据深挖犯罪登记盒内的检举材料造册了《离石区看守所深挖犯罪线索登记薄》，没见过安×1的检举材料。20.证人安×2的证言，证实我当时分管看守所工作，闫×1说挖出了两名漏犯，他想由看守所自己侦查这一案。我本来不支持看守所搞案子，但闫×1坚持要侦办该案件，我作为分管领导也只能同意。王×1、黄栋发在一审阶段，不管哪个办案单位要问人都要吕梁市中院开提讯证，看守所在未受案前就讯问是不对的。21.证人韩×2的证言，证实我系看守所干警，2012年有一次闫×1所长让我一起坐车去太原，将田×带回离石看守所时已经2点左右。闫×1把田×双手各铐一副手铐铐在审讯室中间铁栅栏上。闫所长打了田×三、四个耳光，还用电警棍在田大腿靠腰的部位电击了两、三下。当晚就是闫×1一个人问一个人写，没有其他人参与。我进去给他倒过水。22.证人田×的证言，证实我因绑架罪一审判处死缓，二审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其实我是冤枉的，是离石看守所对我刑讯逼供导致我被判刑的。2012年6月6日，我被离石看守所的赵剑、任树魁抓住。当晚，离石看守所的所长闫×1带人将我拉回离石看守所，大约6月7日凌晨1点多，他们把我从看守所院里带到审讯室，用两副手铐各铐了一只手，把我双手吊在审讯室中间的护栏上，是闫×1让把我吊起来的。闫×1扇我耳光，用电警棍电击我腰部，郭×用拳头打我后背。当晚闫×1做了一份笔录，没让我看只让我签字。6月7日早上，闫×1让人给我带上手铐、脚镣，把我带到一个空监室，控制在一个铁制的审讯椅里，管教们叫来4个已决犯让看着我不让睡觉，一天只让喝一口水，只让上一次厕所，吃饭也是这4个人喂上我几口，饿不死就行。6月7日任树魁和我做过一次笔录。两三天后郭×和我做了几次笔录，其中有一次闫×1在场，做笔录前郭×都会打我。闫×1在的这次扇我耳光，在我身上拳打脚踢。在14号监室关了我四五天后的一天晚上12点多，又把我关到15号监室。看我的4个犯人是张习文、张志强、冯星、马利红。我没有向驻所检察官讲过被刑讯逼供的事，进了监狱也没有申诉，我要减刑早点出去。23.田×自书材料，证实其没有参与、指使绑架，是冤枉的。其被抓后，离石看守所的闫×1、郭×对其进行了殴打。其被关在一间空监室,有四个人看着，一天只让上一次厕所，还不让睡觉。24.证人王×1的证言，证实我因绑架罪被判处死缓。2012年5月份左右，离抓住田×有一个月左右，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把我从原来住的监室调到一个空监室(9号监室)，让我在审讯椅上坐着，闫×1问我关于这一案的情况，我可能有些说不上来，闫×1临走时打了我一个耳光，打的我鼻子口流血，当时郭×也在场。当晚就让我回了原监室。第二天早上又把我提出来关在9号监室，让已决号子的人看着我。闫×1安排的不让我睡觉一闭眼就把我拍醒。关了两三天，最后郭×和我做的笔录，笔录我没看就签了字。2012年5月6日笔录中记载的不是事实，我不知道田×和本案有没有关系。25.证人张×2、马×、王×2、李×2、刘×1（离石看守所在押的已决犯）的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3年期间上述证人曾因犯罪被关押于离石区看守所，判决生效后在看守所跑过号。张×2、马×、王×2在一个空监室看护过田×三到四天。田×当时在一个铁制审讯椅上坐着，手脚被固定着，管教安排不要和他说话，不要让他睡觉，如果睡觉就把他叫醒，除上厕所外不下审讯椅。晚上2人看护，2人睡觉，2小时一班。闫×1、郭×审讯过，审讯时看护人在外面蹲下等候。因上厕所要喊管教，被看护人喝水、吃饭很少。李×2、王×2、刘×1在空监室看护过王×1，王×1当时在一个铁制审讯椅上坐着，手脚被固定着，管教安排不要和他说话，不要让他睡觉，如果睡觉就把他叫醒。马×、李×2证实是闫×1安排不要和被看护人说话，不要让睡觉。26.证人吴×、刘×3、任×、刘×4、王×3、高×2、陈×、薛×、蔡×的证言，上述九名证人均是案发时在离石看守所看监控的值班人员，证实当时的监控记录系值班人员书写，内容真实。其中记载了王×1、田×被单独关押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管教进入关押场所及离开的时间等情况。并说明记录中“老虎凳”指审讯椅，“看护对象点瞌睡已报告管教”是说明管教特别要求报告相关情况。与田×、王×1不让睡觉的证言相吻合。27.2012年5月4日至6日监控记录登记、2012年5月3日至7日看守所交接班记录、带班民警值班日志、看守所监控值班记录表，证实5月5日8时27分，郭×、刘海燕提已决犯（张×2、刘×1）到9号监室看在押人员王×1；5月6日22时03分,重点看护对象王×1回18号监室。在此期间，闫×1、郭×多次进入9号监室与王×1谈话。王×1被单独关押37个多小时。28.2012年6月7日至10日监控记录登记、看守所交接班记录、带班民警值班日志、看守所监控值班记录表，证实2012年6月7日2时57分，郭×进入审讯室3,发现闫×1、任树魁、吴文辉对逃犯进行深挖犯罪；6月7日7时53分新增人员被刘海燕押到14号监室；6月10日0时52分，14号监室在押人员田×收押回15号监室。田×被单独关押近65个小时。29.深挖犯罪线索登记薄、检举信复印件，证实《深挖犯罪线索登记薄》上记载了离石看守所2012年1月至10月在押人员举报犯罪线索，其中没有安×1举报犯罪线索的记录。离石看守所也未能提供安×1的检举材料。30.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的通知及《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证实在看守所、拘役所服刑的罪犯又犯新罪的，由看守所、拘役所立案侦查，重大复杂的案件由刑事侦查部门立案侦查。31.田×、王晓莉案警务平台文书，证实2012年5月23日，离石区看守所通过深挖工作获得黄栋发、王×1绑架杀人案其他情况，黄栋发称该案主谋是田×，2012年5月29日立案，呈请立案的是闫×1、郭×。2012年6月21日，离石区看守所受理在押人员举报的黄栋发、薛彦军等六人绑架郑变红案，同日立案，呈请立案的也是闫×1、郭×。32.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示意图，证实2019年1月7日，中阳县监委调查人员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离石区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原离石区看守所）审讯室、监室进行了现场勘查，并绘制了现场示意图。33.被告人闫×1的自书材料及供述，证实1996年7月在离石区公安局参加工作，2005年8月到离石区看守所主持工作，2006年任离石区看守所所长，2015年11月曾被停职。郭×在给我看安×1写的举报材料时，和我说过安×1和黄栋发谈条件着了，好像有交易，时间是安×1检举后，侦查田×等人绑架案的过程中。所以一开始我只是知道安和黄之间可能存在交易，黄才将他绑架杀人案的情况告诉安。后来在拿下王×1供词后，和黄栋发做材料时，黄栋发曾说过:“老安（指安×1）人没问题，我把我做过的案子都给他，让他举报，至少都是抢劫案，你们破了案也能立功”。这时我直观地感觉到安和黄之间肯定有交易。安×1一审下来后，黄栋发找我谈话，这时我才知道安黄之间就抚养子女有约定，但是否还有其它我就不知道了，对于他俩之间的交易我一直是回避态度，我从未向他俩问过具体情况。郭×问时我说我们管我们的案子，其他的咱不管。安×1有一次谈话中问我他的立功能不能赶上他的判决。后来田×等人绑架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我当时就知道安×1的案子已经到了审判阶段了，所以就直接给法院送达了《立功建议书》。我原来不知道通过贿买手段得来的线索不能认定立功。我明确知道他们之间存在交易是在安×1判决后。我车里放的安×1立功建议的送达回执还有检举揭发的转递函，是有一次检察院向我调查安×1立功的事情时我从内勤那里拿的。当时是安×1提出能不能把黄栋发和他调到一个监室，他听说黄栋发身上有案子，他想试试，我记得我当时说可以考虑。监室调整时就把黄栋发和安×1调到了同一个监室，记得当时的主管民警就是郭×。过了一段时间，郭×就拿着安×1的举报材料找我，并问我咱看守所能不能自己搞案，我说能，为啥不能，我让他先和安×1把材料做了，这样黄栋发绑架杀人案漏人的案件就出现了。再后来安×1又找我谈话向我提出个请求，说黄栋发身上还有案子，在下次监室调整时能不能不调开他俩，我当时说只要监室稳定就行。我所唯一办理过的案件是安×1检举黄栋发绑架案漏犯的案件。安×1也是搞公安出身,入所后我和他谈过话，分析过他将来的出路，只能争取立功表现。后来安×1检举了他们同监室的黄栋发一案，我们抓回来两个漏犯，这一案是我们所里搞的，后来移交给原办案单位。安×1说过如果本案能侦查成的话，让他家里人感谢我，但我拒绝了。从我来说，既是工作，也是帮他。审讯田×是连夜审讯的，把他用手铐铐在审讯室中间的护栏上，我没有打他，在和他讲道理和做思想工作中用手中的车钥匙点过他的肋部，用电警棍在他面前吓唬他来。我决定让王×1到空监室并坐在铁制审讯椅上，并安排管教找几名已决犯照看王×1。田×从审讯室出来后，因为拘留后24小时内要讯问，就把他关到一个空监室，是我安排的。之后我没有操过心。看守所收到在押人员检举揭发材料后，按规定应当甄别线索，有必要办理的话给原办案单位转递过去。离石公安局没有成立狱侦中队,我自己确定了六七个民警从事这项工作。侦办田×、王晓莉案我口头向分管领导安×2汇报过，领导应该是同意了。我们在受理案件前对王×1、黄栋发使用讯问方式是不对的，王×1、黄栋发被换押至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期间我们对这二人使用讯问方式不对。安×1的母亲到我办公室说安×1让给我10万元，先给我5万元，我不要，说有心不在迟早，以后再说。我坦诚地承认当时我不是不想收钱，确实形势不允许，而且我也有预期，虽然不一定是钱，但安×1在汾阳也有实体，肯定会有好处，说不定不止那么点钱。我在接到在押人员安×1的检举材料后，为了自我表现，在办案力量不强的情况下决定自行侦办，导致办案中错误不少；潜意识中有让当事人领情的私心作怪，突出表现在安×1的母亲要对我有所表示时，虽然拒绝了对方但也有让对方领情的意思。在我讯问田×的过程中暴力威胁是肯定的，但有些情节我确实记不得了。34.被告人郭×的自书材料及供述，证实2008年2月至2014年6月在离石区看守所工作。安×1在我主管的监室关押。我和安×1谈话时说过黄栋发身上还有案子，让他操心，也说过如果能挖出来可以立功。我一开始就怀疑、猜测安×1肯定答应下黄栋发什么，每天给黄栋发吃吃喝喝，收买黄栋发的情况肯定有。我们和黄栋发作完材料后，田×被抓回来之前，我就和闫×1汇报过，闫×1说我们只是要案子，他们是否有交易的问题我们不管。过了十来天后，安×1说黄栋发身上的案子有口子了，闫×1所长安排我以笔录的形式把检举的情况固定下来。作完笔录后，闫所长让先问王×1（黄栋发的同案犯），安排将王×1提到9号监室，我作了王×1的讯问笔录，闫所长看了笔录后安排让王×1回了原来的监室。讯问黄栋发时，他说的特别利索。所长向局里汇报后定的让看守所侦查本案。侦办此案用的所长的数字证书，奉命填写过申请拘留、立案等相关文书。因为是我主管的监室挖出的案子，所以我是侦办人之一。田×被抓获那晚审讯时，我在场看了一会，田×当时在护栏上铐着，闫×1把电警棍打开在田×跟前吓唬过，闫×1手里拿个钥匙，好像扎过田×。6月9日闫所长安排我作了田×的笔录。安×1的亲属多次给我送过牛肉、汾酒等物品，我拒绝了，只收过两盒牛肉。安×1的母亲要给我5000元，我没有要。当时我所正在办理安×1检举黄栋发的案子。我觉得做的不对，不应该盲目服从领导。35.吕梁市中院高奋平情况说明及所附材料，证实我承办过安×1案，2012年8月9日收到离石区看守所送来的安×1检举立功材料。36.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照片、检举揭发材料转递函及送达回执，证实2018年11月5日，中阳县监委调查人员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闫×1“×××”号车辆进行了搜查，扣押了部分财物、文件，其中有一份《送达回执》，内容为2012年8月9日，闫×1向吕梁市人民法院送达《在押人员自首、立功建议书》一份，该送达回执上粘贴一张白纸处，上书“在押人员安×1”。37.安×1案及黄栋发案审判卷内庭审笔录及判决书，证实2012年12月27日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吕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对安×1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安×1不服提出上诉，山西省高院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裁定书，2014年6月20日安×1因犯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贪污罪、盗窃罪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吕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安×1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5月1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晋刑二终字第162号判决书改判执行安×1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黄栋发因犯绑架罪、抢劫罪于2014年5月29日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吕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犯田×因犯绑架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黄栋发、田×提出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6日以（2014）晋刑三终字第80号判决书维持黄栋发执行死刑、田×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证实黄栋发、王×1绑架一案于2011年6月15日向吕梁市中院提起公诉，该院于2012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闫×1、郭×2012年5月6日、9日讯问黄、王二人时，二人已换押至吕梁市中院，讯问应有中院提讯证，闫、郭二人讯问时未向中院说明情况，也未使用中院提讯证。38.中阳县监察委员会留置决定书及到案情况，证实中阳县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11月5日电话通知被调查人闫×1的单位领导通知其到吕梁市监委接受谈话,同日对被告人闫×1采取留置措施；于2018年11月12日及之后多次电话通知被调查人郭×的单位领导通知其到吕梁市监委接受谈话，2018年12月28日对被告人郭×采取留置措施。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闫×1、郭×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罪名不当，应予纠正。同时被告人闫×1作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行为还构成刑讯逼供罪，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闫×1的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闫×1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郭×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庭审中认罪悔罪，应减轻处罚。被告人郭×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闫×1称其没有犯罪故意以及辩护人所提被告人闫×1犯罪故意不明显，主观恶性较小，情节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被害人王×1、田×的陈述，看监控的工作人员、看守所民警、已决罪犯等人的证言、被告人闫×1、郭×的自书材料及供述、判决书、相关书证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闫×1、郭×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所提被告人闫×1刑讯逼供已过追诉时效，即使存在追诉时效的延长等法定事由，也应对被告人闫×1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第八十九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二被告人滥用职权的行为持继续状态，而被害人田×在案件一审、二审中均提到被刑讯逼供，故辩护人所提已过追诉时效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所提即使存在追诉时效的延长等法定事由，也应对被告人闫×1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因无相关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闫×1、郭×的辩护人所提“二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可证实二被告人均是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交代了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主要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闫×1、郭×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以被告人闫×1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以被告人郭×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抗诉机关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检察院的主要抗诉意见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确定罪名不当。1.认定二被告人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的证据不足。二被告人虽有滥用职权违规办案的行为，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也无证据证实在社会上哪个范围内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谓“影响”是要被一定范围内的人群通过一定的途径感知才能认定。2.二被告人的滥用职权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同时触犯了滥用职权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两个罪名，属于法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滥用职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对二被告人应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定罪处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有误。上诉人闫×1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滥用职权方面。办理黄栋发、王×1绑架杀人案漏人案件是由离石区公安局授权，并办理了立案手续。在办案实体上并无滥用职权。主要的滥用职权行为是对王×1的问话在立案前使用了“讯问”笔录文书样式，在立案后讯问犯罪嫌疑人未使用办案单位提讯证，皆为程序违法。由此认定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有失公允。2.刑讯逼供方面。在讯问中确有暴力威胁的方式，但未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后果。原审判决量刑偏重。上诉人闫×1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一）闫×1的行为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1.调整黄栋发到安×1监室虽在客观上为安×1获取立功线索提供了便利，但闫×1的目的是深挖犯罪，非出于私心帮助安×1买功。2.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安×1只是对黄栋发实施小恩小惠，并非法律上的贿买行为。3.闫×1对安黄之间是否存在买功交易不具有明知故意。4.立功建议书系离石区公安局制作，闫×1虽未向司法机关说明其听到安×1获取立功线索有说法的情况，存在过错，但不能证明闫×1存在帮助安×1虚假立功的主观故意。5.闫×1采取刑讯逼供手段的目的和动机是破案，而非帮助安×1落实立功线索。6.安×1与闫×1无私交和利益输送，无帮助安×1逃避处罚的思想基础。（二）闫×1的行为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闫×1无滥用职权的故意，亦无滥用或逾越职权的行为。将黄栋发调到安×1所在监室是为了深挖犯罪、安排郭×对安×1作检举犯罪线索的笔录、在立案前询问王×1和黄栋发、向吕梁中院送达立功建议书，均系正常履职。至于询问时使用了讯问笔录文书格式是工作疏漏。对田×绑架案的侦查经公安局批准、非个人行为。同时认定刑讯逼供罪和滥用职权罪属重复评价。现有生效判决认定田×构成绑架罪，非冤案，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三）对刑讯逼供罪量刑畸重。对田×的刑讯未造成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后果。王×12012年5月6日笔录中提供了闫×1、郭×均不知道的隐蔽性事实，不存在违背王×1意愿的情况。田×虽被刑讯，但内容系自己供述，闫×1、郭×未诱供、指供。现无证据证明田×绑架案为错案，刑讯逼供未造成现实危害。闫×1在双规期间交代刑讯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闫×1、原审被告人郭×犯滥用职权罪、上诉人闫×1犯刑讯逼供罪的事实清楚，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勘验、检查、搜查笔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闫×1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郭×亦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所采信的证据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闫×1、原审被告人郭×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上诉人闫×1作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其行为还构成刑讯逼供罪，应数罪并罚。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闫×1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原审被告人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关于抗诉机关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检察院所提对上诉人闫×1、原审被告人郭×应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定罪处罚的抗诉意见及上诉人闫×1所提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上诉理由、辩护人所提上诉人闫×1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亦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害人王×1、田×陈述，离石区看守所监控值班人员和带班民警、已决罪犯证言、上诉人闫×1和原审被告人郭×自书材料及供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书及其他相关书证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闫×1、原审被告人郭×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故上诉人闫×1及其辩护人所提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但现有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上诉人闫×1、原审被告人郭×具有帮助安×1逃避重处罚的主观故意。故抗诉机关所提应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定罪处罚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闫×1辩护人所提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上诉人闫×1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对刑讯逼供罪量刑偏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闫×1对当时已被以绑架罪提起公诉、羁押于离石区看守所的被告人王×1，采取长时间坐审讯椅、不让睡觉等变相肉刑手段逼取口供；对已被以绑架罪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田×，采取使用手铐吊在审讯室护栏上、扇耳光、电击、长时间坐铁制审讯椅、不让睡觉等变相肉刑手段逼取口供，其行为确已构成刑讯逼供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原审判决确定的刑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并无不当。故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闫×1辩护人所提闫×1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闫×1、原审被告人郭×均是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故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闫×1辩护人在原审中所提本案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经查，田×在其所涉刑事案件一、二审期间均口头提出受到上诉人闫×1刑讯逼供。故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晓玮审判员 穆沛华审判员 李智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武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