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民终120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姜金泉，住吉林省集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星，吉林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宏英，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典，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姜金泉因与被上诉人刘宏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2民初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金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宏英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适用法律错误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原、被告系亲属关系，原告有意与被告合伙进行土地投资，2014年8月14日原告通过公公向被告账户打入300,000元。双方就合伙事宜未签书面协议。”并认为“原告主张打入被告账户的300,000元系出借款，双方系借贷关系，但在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将钱款交付被告的真实意思是想与被告合伙投资土地，只是被告收到钱款后，没有与其敲定具体合伙事项，基于此，可以认定双方系合伙，而非民间借贷。双方存在合伙意向后，被告作为收取、支配合伙款项的一方，有义务就具体合伙事宜与原告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在没有书面协议情况下，被告应有存在口头协议的证据，以还原双方合伙的真实内容。但被告就存在口头协议只提交了其在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投资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的内容就是投资这块土地，故仅凭被告的陈述，本院无法认定双方合伙意向已成型且运营。被告收取原告300,000元系不争事实，在被告没有确凿有效证据证明其可以合理占有情况下，理应予以返还”。据此引用《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判令姜金泉返还30万元。不难看出，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是：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个人合伙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当事人未订立书面合同时，则一方合伙人收到的其他合伙人的投入款项应当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是事实，但是不是没有书面协议的合伙关系将被一概否定呢。“意见”第五十条的但书部分“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刘宏英陈述将钱款交付姜金泉的真实意思是想与姜金泉合伙“投资土地”，说明当事人双方具有以合伙方式进行“投资土地”的合意；刘宏英事实上投入了30万元，姜金泉也收到了该笔投入。这证明合意形成后刘宏英履行了出资的义务；姜金泉提交了其在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投资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姜金泉履行了管理合伙事务；合伙意向是刘宏英自述的，无需证明。投入30万款项双方没有异议也无需证明。而在平谷区东鹿角村受让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是客观事实。在此情形下，无需“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一审法院仅以“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的内容就是投资这块土地，故仅凭被告的陈述，本院无法认定双方合伙意向已成型且运营”为由否定合伙关系的存在。要强调的是，当初双方达成合作意向时，是刘宏英及亲属姜某获悉姜金泉有能力通过受让土地及地上物从而获利后，产生了投资愿望。当时对“投资土地”是泛指，并不特定是平谷区的还是顺义区的，即只要是“投资土地”就符合当事人的意愿。所以一审法院否定合伙事务履行的理由是牵强的，是臆断的。再者从时间上也可以辅证该事实：2014年8月14日刘宏英支付了用于合伙的30万元，再加上姜某也支付了30万元后，姜金泉于2014年9月16日受让了东鹿角村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北京市平谷区土地经营权承包证书为证。受让后，刘宏英及其家人还到目标土地去参观。刘宏英按约定支付款项后在2014至2019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未提出任何形式的返还主张，也是对“合伙”的认可，更是对实际受让了东鹿角村2亩土地的肯定。尽管没有书面协议，但是合伙的事实可以完整呈现，本案不存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合伙协议”的形式是为合伙内容服务的。一审法院先是认为“可以认定双方系合伙，而非民间借贷”，对合伙的实质作了肯定。继而又以“双方存在合伙意向后，被告作为收取、支配合伙款项的一方，有义务就具体合伙事宜与原告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在没有书面协议情况下，被告应有存在口头协议的证据，以还原双方合伙的真实内容。但被告就存在口头协议只提交了其在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投资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的内容就是投资这块土地，故仅凭被告的陈述，本院无法认定双方合伙意向已成型且运营”为由否定合伙的存在。既然合伙已被认定，就没有必要再去证明“口头协议”的存在。3.合伙成型且运营，是有事实依据的。合伙意向形成后，该投钱的投钱了，该受让土地的受让了，完全按照当初的合伙意愿有序运行。不过，本案所指合伙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它与通常理解的“合伙”并不一样，其实质是就某个单项事务的合作关系。4.判令姜金泉返还30万元投入款没有道理。虽然刘宏英称“没有与其敲定具体合作事项”，但这一方面是其单方陈述，不排除对当时有口头约定的事实选择性“遗忘”，把“合伙”（合作）关系表述为借贷关系就是其不诚信的明证；另一方面，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应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参照交易习惯处理；本案当事人对由谁投入资金，投入多少钱，投钱干什么都不含糊。目前仅仅对于盈余分配还未见分晓，而这完全可以按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来认定和处理。未经清算，究竟是盈余还是亏损不得而知，判令姜金泉返还投入款完全是个不明不白的处理结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有证据证明的及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在“合伙”未清算前依法驳回刘宏英的诉讼请求。 刘宏英辩称，1.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并未成立，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且双方之间的口头合伙协议并未成立。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可见，合伙协议是个人合伙成立的前提与基础，也是确定合伙人权利义务的前提与基础。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因而，姜金泉认为的仅靠口头的形式，却未明确约定上述任何一个必备条款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伙关系是错误的。此外，姜金泉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当众是否商定“投资土地”与“投资特定土地”、姜金泉一审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为姜金泉履行管理事务的行为等，均为合伙协议成立之后的履行事项，而本案合伙并未成立，姜金泉在上诉状中主张的上述事项与本案无关。2.姜金泉收取刘宏英3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姜金泉收取30万元造成了刘宏英的损失，且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姜金泉取得该30万元无合法依据。 刘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姜金泉偿还借款30万元；2.姜金泉给付代购劳力士手表价款48,472.0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宏英与姜金泉系亲属关系，刘宏英有意与姜金泉合伙进行土地投资。2014年8月14日，刘宏英通过公公向姜金泉账户打入30万元。双方就合伙事宜未签订书面协议。刘宏英在出国期间，购买欧米茄手表一块，回国后交付给姜金泉。 一审法院认为，刘宏英主张打入姜金泉账户的30万元系出借款，双方系借贷关系，但在庭审过程中，刘宏英陈述将钱款交付姜金泉的真实意思是想与姜金泉合伙投资土地，只是姜金泉收到钱款后，没有与其敲定具体合伙事项，基于此，可以认定双方系合伙，而非民间借贷。双方存在合伙意向后，姜金泉作为收取、支配合伙款项的一方，有义务就具体合伙事宜与刘宏英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在没有书面协议情况下，姜金泉应有存在口头协议的证据，以还原双方合伙的真实内容。但姜金泉就存在口头协议只提交了其在北京市平谷区东鹿角村投资了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的内容就是投资该土地，故仅凭姜金泉的陈述无法认定双方合伙意向已成型且运营。姜金泉收取刘宏英30万元系不争事实，在姜金泉没有确凿有效证据证明其可以合理占有情况下，理应予以返还。刘宏英亦主张曾为姜金泉代购了GALLAFAYETTE劳力士手表，要求姜金泉给付手表款48,472.05元，但姜金泉反驳自己收到手表系欧米茄星座系列，且系刘宏英赠与，不知价款。在这种情况下，刘宏英应就自己这一主张提交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佐证。但刘宏英仅提交了交易摘要，交易摘要上体现的手表与姜金泉认可收到的手表不一致，刘宏英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确将交易摘要上的手表交付了姜金泉，而非自己使用，故对刘宏英这一主张无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1.姜金泉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还刘宏英人民币30万元。2.驳回刘宏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64元，刘宏英负担364元，姜金泉负担2900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与刘宏英投资同期，案外人姜某（姜金泉堂姐）亦投入30万元，汇入姜金泉银行账户。2017年姜金泉应姜某要求将该30万元返还给姜某。 本院认为，刘宏英主张案涉30万元系其出借给姜金泉，姜金泉否认，认为是刘宏英投资款。一审时，刘宏英提供了微信截图，显示刘宏英于2019年1月22日通过微信向姜金泉提出“请你还钱，还我30万元投资款”，故能够认定案涉30万元为刘宏英投资款。目前，本案涉及的合伙人为刘宏英、姜金泉及案外人姜某。各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未约定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亦未约定合同的期限及解除合同等事项，故刘宏英随时可以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姜金泉于2017年将案外人姜某投入款30万元返还，是对姜某退伙的认可，而刘宏英于2019年1月要求姜金泉返还投资款意在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刘宏英已通过微信向姜金泉主张返还投资款30万元，双方合伙关系自此已实际解除。双方虽未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但姜金泉二审时认可案涉合伙项目处于盈利状态，故一审判决姜金泉返还刘宏英30万元投资款并无不当。无论是刘宏英主张的借贷关系，还是其要求姜金泉返还投资款，姜金泉取得该款时有合法依据，故案涉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刘宏英该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姜金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姜金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凤 审判员 崔红霞 审判员 黄智慧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单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