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1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1，甘肃省民勤县人，现住张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裴某1，甘肃省民勤县人，现住张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裴某2，甘肃省张掖市人，家庭住址甘州区新建街东沙湾巷**楼****，公民身份号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1，甘肃省民勤县人，住张，住张掖市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住甘州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住甘州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住甘州身份号码×××。（白某之妻）原审被告：魏某2，甘肃省民勤县人，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魏某1、裴某1、裴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白某、原审被告魏某2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2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看卷宗并对当事人询问后，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某1、裴某1、裴某2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2969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精神损失费的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短信明确要求上诉人上门取款，在通过微信、电话协商过程中，被上诉人将魏某2电话、微信拉黑，不退钱，基于以上情况，上诉人才到被上诉人家中协商退费事宜。在被诉人家中，上诉人只是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过程中也未受到被上诉人阻拦，中途并未对被上诉人构成任何伤害。2.虽然到被上诉人单位及家中协商退款给被上诉人造成了影响，但也是因为被上诉人不协助退费造成的，被上诉人过错在先。在与被上诉人另一案中，途牛旅游说与王某签署的合同，彼此才是合同主体，魏某2的退款流程必须由王某发起。由于被上诉人不配合，才产生了两个案子，给上诉人带来时间、经济、精力的多重浪费，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3.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在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采取虚构受伤、财物受损的事实进行诉讼，实属恶意诉讼。王某、白某辩称：王某已经跟途牛网沟通了多次，是魏某2无理取闹，自己也不出面解决，任由其父母闹，给王某夫妇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魏某2给王某转了12000元，因为团费是11385元，王某给魏某2退了615元。疫情爆发以后魏某2说不去了，王某就跟途牛网进行了沟通，途牛网的意思是只退机票钱2232元，其他分文不退，国外的费用还有酒店费、餐费、水上飞机费用、国外交通费，因为这些费用都不在中国境内，他们不执行国内的相关政策（当时国外没有疫情）。魏某2的意思是钱是交给了王某，就要求王某全额退款。魏某2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意上诉人的意见。王某、白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费1490元、医药费4974.5元、误工费16000元、护理费4000元、合计26464.5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000元；4.判令被告公开道歉，消除不利影响；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某与魏某2系小学同学，王某在张掖工作，魏某2在重庆上班，互相一直有往来。2019年11月，王某与魏某2双方协商共同前往马尔代夫旅游事宜，魏某2遂通过支付宝向王某转款11385元,由王某负责向途牛网付款并办理旅游订购手续。后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魏某2决定不去旅游，王某则继续按照原计划出国旅游。双方未协商一致，因此在王某旅游回来后，双方就魏某2交纳的旅游费退款问题引起争执，产生纠纷。期间，王某与魏某2通过微信争吵，互相谩骂、诋毁。2020年3月2日上午，魏某2的父亲魏某1前往王某单位向王某索要旅游费用，王某向甘州区公安局南街派出所报警，南街派出所民警告知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下班后，魏某1跟随王某及其丈夫白某，白某再次向甘州区南街派出所报警，南街派出所民警再次告知双方协商解决。3月2日20时许，魏某1、裴某2跟随王某、白某并强行进入王某家中，双方发生冲突，王某报警后，经警察口头警告，魏某1、裴某2拒绝离开。直至晚上23时左右，裴某2离开，裴某1来到了王某、白某家中。魏某1、裴某1整晚都待在王某家中，为索要旅游费用与王某二人争吵，期间，王某离开家中躲避冲突。3月3日早晨，魏某1再次前往王某单位找王某索要旅游费用，在未找到王某后，魏某1又返回王某家中。10时左右，魏某1与裴某1离开。同年3月10日14时许，王某又向甘州区北街派出所报警。后魏某2在微信朋友圈内有散布关于涉及王某家庭的个人言论。另查明，2020年3月16日，白某在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接受脑电地形图检查，医疗证明书证明其存在焦虑状态。2020年3月23日、6月10日，白某在张掖市红十字精神医院接受脑涨落分析，诊断证明其存在抑郁症。再查明，2020年3月31日，魏某2就旅游费用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案王某、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返还其旅游费用11385元，经法院主持调解，由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前退还魏某2团费11385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某与魏某2相约共同出游，足以看出双方情谊深厚，关系亲密。基于双方约定，魏某2将旅游款通过支付宝转给王某，由王某负责办理订购旅游手续，因此，在旅游费用退还出现矛盾之后应友好协商解决。但是，王某、魏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较高的认知和文化素养，在双方无法协商解决退款的情况下，应该寻求法律途径合理解决，而不能通过微信相互谩骂、诋毁。魏某1、裴某1、裴某2无需通过跟踪、上门等方式要求王某退款，在王某的单位及家中索要旅游费用，方法明显不当，特别是在王某拒绝魏某1入室的情况下仍然强行进入，势必给王某身心带来损害。魏某1、裴某1、裴某2的行为侵犯了王某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同时，王某作为魏某2的友好同学，由于旅游事宜本身就是由王某进行预订的，王某帮助魏某2协调退费事宜符合人之常情，但其通过微信相互辱骂、诋毁魏某2，导致矛盾纠纷升级，对此次纠纷的产生亦存在过错。故对于王某主张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影响、各自过错等因素，酌情支持2000元为宜。关于王某要求赔偿其财产损失1490元的诉讼请求。王某诉称财产损失1490元是魏某1摔坏其手机修理产生的费用，对此王某提交录像光盘及财产损失票据一张，拟证明其上述主张，但魏某1并不认可摔坏手机的事实。法院认为，王某提交的录像光盘并未显示摔坏手机的相关内容，王某提交的票据亦不是正规发票，再无其他证据印证，故对王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因缺乏足够的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关于王某要求对方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的诉讼请求。王某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魏某1、裴某1、裴某2、魏某2赔偿医药费7926.94元、护理费36280元、合计44206.94元。庭审中，经法庭释明要求王某三日内补交诉讼费，但王某未交纳诉讼费，故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涉理。王某就医药费、护理费的主张，提交了录像资料、检测报告、医疗证明书、诊断证明、门诊收费票据及药店收费票据。经审查，上述录像资料无证明白某身体受伤的实质性内容，检测报告、医疗证明书、诊断证明、门诊收费票据及药店收费票据，仅证明白某存在抑郁症，但无住院病历及相关司法鉴定意见证明白某患抑郁症产生的背景、原因及是否与对方的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故难以认定白某身体症状与魏某1等四人的行为有关。王某提交的医药费票据无用药清单、住院、住院病历等相关证据相互印证用途无法确认，故对王某要求魏某1等四人承担医药费、护理费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王某、白某要求魏某2、魏某1、裴某1、裴某2停止侵害、消除不利影响、公开道歉的诉讼请求。在纠纷发生过程中，王某已进行了报警，公安机关对双方的纠纷也进行了调解，魏某1等四人再未前往王某单位及家中索要过旅游款，况且双方争执的旅游退款纠纷已经法院调解处理，魏某1四人的侵害行为已经停止。公开道歉主要适用于侵害人格权造成名誉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中，魏某2在朋友圈发布关于王某不当言论的行为虽有不妥，魏某1、裴某1、裴某2索要旅游费用的行为亦给王某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但魏某1等四人的行为只是在小范围造成了一定影响，王某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四人的行为给其造成严重的名誉损害，况且王某也存在小范围伤害魏某2名誉的行为，故对该项诉请不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魏某1、裴某1、裴某2共同赔偿王某、白某精神损失费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二、驳回王某、白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2元，减半收取356元，由王某、白某负担300元，魏某1、裴某1、裴某2负担56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部分双方的聊天记录及事发前的相关材料，但均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且对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不产生直接影响，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魏某1为向王某索要已交给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费用，在2020年3月2日采取到王某所在单位向单位领导反映、下班途中跟随、晚上在王某家中滞留的方式索要，其行为明显欠妥。当天，王某四次报警，当晚20时许，魏某1、裴某2跟随王某、白某并强行进入王某家中，双方发生冲突，王某报警后，警察口头警告，但魏某1、裴某2拒绝离开。23时许，裴某2离开，裴某1又到了王某家中，二人直至次日10时离开。由此可见，上诉人主张其只到王某家中协商退费事宜、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未受到被上诉人阻拦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魏某1、裴某1、裴某2的上述行为，给王某、白某的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这一点在上诉状中也认可，一审判决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对王某、白某诉讼请求中的精神损失酌情支持，判决由魏某1、裴某1、裴某2共同承担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由王某引起，王某过错在先，给上诉人也造成损失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与魏某2协商共同去旅游，由魏某2将费用交给王某后，王某转交给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因新冠疫情发生后魏某2取消了行程，双方因退费发生纠纷。对交费一事，魏某2与王某之间实际是委托合同关系，即魏某2委托王某向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交费，而魏某2与旅行社之间依然存在旅游合同关系。由于二人共同与旅行社签订合同，王某又独自参加了旅游，合同内的部分项目已经消费。在双方发生纠纷时，魏某2以将钱交给了王某为由，要求王某全额退款，并未考虑是否存在违约情形、未参与消费的项目费用能否全额退还等因素。至于旅游合同中魏某2、王某二人共同约定的项目，因王某一人消费，对该支出如何承担应通过协商或裁判来处理。王某作为交费时的受托人并未占有魏某2的费用，魏某1、裴某1、裴某2要求王某承担全额退款责任，法律依据不足，对其不当的索款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被告魏某2未实施向王某、白某不当要款的行为，一审认定其不承担本案责任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魏某1、裴某1、裴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魏某1、裴某1、裴某2负担，多预交部分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文清审判员 杨祝续审判员 高彩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郝秀娟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