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9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国章，男，汉族，1964年11月5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7360147117433。法定代表人：古叶松，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石田心沿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4160882823E。法定代表人：刘振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星林，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东江源大道**。法定代表人：杨永飞，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丽丽，江西寻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公路建设工程公司（原名：番禺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桥涌大街**。法定代表人：张钜光，该公司负责人。原审第三人：詹皇增，男，汉族，1953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钟国章因与上诉人寻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寻乌住建局”）、寻乌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寻乌房产公司”），被上诉人寻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寻乌县政府”），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公路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番禺公路公司”）、詹皇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7民初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国章、上诉人寻乌住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上诉人寻乌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星林、被上诉人寻乌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丽丽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番禺公路公司、詹皇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国章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判决，改判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共同连带支付工程债权本金3815906.67元及违约金（从2001年12月20日起按3000元/日计算至付清工程款债权本金止）；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因詹皇增不具有施工资质而无效系滥用和超越审判权。钟国章的起诉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并没有提出确认詹皇增是实际承包施工人。从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的答辩来看，其也没有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在归纳争议焦点时，也没有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詹皇增是否系挂靠番禺公路公司实际承包施工列为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的规定，争议焦点及其范围就是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人民法院不得自行将当事人没有主张的重要事实作为审判对象。因此，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系滥用、超越审判权。二、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詹皇增系挂靠番禺公路公司缺乏证据，《补充合同》不能证明詹皇增系挂靠。寻乌县住建局于2001年12月20日出具的《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没有詹皇增本人的签名，且系寻乌县建设局、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制作，不能证明詹皇增是挂靠。寻乌县住建局以及寻乌县政府的有关抄告单中直接将工程欠款的债权人载明为詹皇增，同样不具有证明挂靠的证据效力。番禺公路公司签约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吴崇岳以及委托代理人张钜光出具书面材料，虽然表明了詹皇增有实际投资的事实，但是，证明该工程的技术力量还是公司支持，而且也证明是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并非挂靠施工。番禺公路公司认可詹皇增为该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是根据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所作出的一种意思表示，并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2.一审法院认为詹皇增系挂靠番禺公路公司是主观臆断，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建筑行业的“挂靠”一词，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术语。1995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许多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实体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模式，本案的番禺公路公司也不例外，詹皇增是番禺公路公司所属工队的承包经营人之一，代表公司负责工程项目的施工与管理，并依照责任承包制的经营管理办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承包经营法律关系，并非挂靠关系。三、一审法院确定损失所适用的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按2001年12月20日寻乌县住建局出具《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后的有关司法解释确定损失额，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发布于签订和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期间之后，对本案损失的确定，原则上没有溯及力，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或者参照签订（确定时间1995年10月5日）与履行（竣工验收时间1996年2月30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1995年7月1日公布五年以上贷款年利率15.3%）确定损失额。2.本案的利息支付时间最迟从建设工程交付之日（1996年2月30日）计付，一审法院按2001年12月20日寻乌县住建局出具《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当时适用的最长期贷款利率计算确定损失缺乏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欠付工程款本金错误。根据《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的相关款项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欠付工程款为7258453.98元－3542377.98元=3716067元。由于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未代缴纳税款249047.57元，该款不应该在欠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定3467028.43元是结算的工程款本金错误。五、一审法院认为寻乌县政府不承担本案责任错误。1.从《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的签字和盖章来分析，既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邱石贵的签字，又有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和寻乌县建设局盖章，这些形式均体现了寻乌县政府的工作流程。2.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内容来分析，是寻乌县城城北段的公共基础建设，属于寻乌县政府履行公共基础建设职能范畴。3.从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设立和撤销主体来分析，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是由寻乌县政府设立和撤销的，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在《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的盖章确认，视为其负有付款的义务。由于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已被寻乌县政府撤销，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应当由作出撤销的机构承担。六、一审法院对借款利息99830.67元的损失没有确定错误。根据《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借款利息99830.67元已经确定为欠款金额，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没有及时支付，必然对借款利息99830.67元造成了直接损失（一方面投资使用损失，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正常贬值），应当视为本金确定损失。寻乌住建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正确。虽然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时未主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法律法规规定，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作出的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并非滥用职权、超越审判权。1995年10月5日，虽然寻乌住建局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番禺公路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该合同是实际施工人詹皇增挂靠番禺公路公司签订，权利义务实际归詹皇增享有和承担。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五条、《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一条规定可知，实际施工人詹皇增在没有取得施工企业资质且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情况下签订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的前述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正确。二、一审法院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本案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本解释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是在1995年10月份签订，但本案诉讼发生在2020年，显然可以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审理本案。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本解释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据此，一审法院同样可以适用该解释审理本案。三、一审法院认定欠付工程款本金基数正确，但决算后已付款应优先冲抵工程款本金。2001年12月20日的《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载明“甲方实欠乙方工程款为3566859.10元”，且该款中包含“借款利息99830.67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3467028.43元为结算的工程款本金正确。钟国章称决算中扣缴的税款249047.57元不应扣除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01年12月20日结算后，先后四次共支付了90万元工程款，具体为2004年1月18日支付10万元，2004年11月23日支付20万元，2009年1月22日支付30万元，2017年5月23日支付30万元。根据2002年1月11日寻府办抄字（2002）1号寻乌县政府办公室抄告单，转让农贸市场土地时抵除了25万元的工程欠款。根据2002年11月27日寻府办抄字（2002）81号寻乌县政府办公室抄告单，转让秀丽江花园25亩土地时超过3.8万元/亩的余款全部抵除工程欠款，结合钟国章自认抵扣金额为646455.02元，以及詹皇增提交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发票联）、银行进账单（回单）、《关于解决原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问题的请示》（寻规建文[2017]33号）、政府抄告单可知，詹皇增及钟国章从未与发包方结算过违约金的情况，已付款应当抵付工程款本金。抵付后，实际欠款本金应为1670573.41元。四、一审法院认定欠付的利息金额存在错误。钟国章主张1996年2月30日作为计付利息的起算时间，但根本没有1996年2月30日这一天，詹皇增或钟国章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1996年2月份就交付了工程，且2001年12月20日决算时也未载明因之前欠付工程款需要支付任何利息或违约金。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以2001年12月20日作为起算时点并无不当。另外，99830.67元本身属于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对这部分利息未再计算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是，由于欠付工程款本金计算错误，导致一审法院认定欠付的利息金额存在错误。五、寻乌住建局及寻乌县政府都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与番禺公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是寻乌房产公司，该公司至今合法存续，寻乌住建局及寻乌县政府均不是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寻乌房产公司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不能认定寻乌住建局及寻乌县政府承担合同付款义务。寻乌县政府未参与合同履行，没有向番禺公路公司、詹皇增或钟国章支付工程款，也未参与工程结算，相关领导及部门在《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上签字盖章只是对政府工程结算的内部审核程序，不能视为寻乌县政府参与合同履行。另外，案涉工程虽然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但实际上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由相关部门或政府平台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并不能就此推定寻乌县政府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综上，钟国章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并支持寻乌房产公司的上诉请求。寻乌房产公司、寻乌县政府均答辩称：同意寻乌住建局的答辩意见。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的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民初2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发回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寻乌房产公司向钟国章支付利息债权99830.67元、工程款1670573.38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钟国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共同支付欠款本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995年10月5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发包方）寻乌房产公司与施工单位（承包方）番禺公路公司签订的，原寻乌县建设局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1995年11月1日签订《补充合同》的是寻乌房产公司与番禺公路公司，原寻乌县建设局也未在补充合同上盖章。原寻乌县建设局不是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当然不需要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寻乌房产公司至今仍然合法存续，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寻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4月21日出具证明，明确经企业登记业务系统查询，寻乌房产公司经营状态正常。一审法院称“寻乌房产公司处于非正常营业状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退一步说，就算寻乌房产公司经营状态不正常，一审法院从“避免判决落空、从有利于执行”角度，打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寻乌住建局承担付款责任明显缺乏依据。2001年12月20日，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出具《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由于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原寻乌县建设局，且原寻乌县建设局是业务主管部门，其于2001年12月26日在决算情况中签署“属实”意见并加盖公章，是对寻乌县城北自由贸易广场路桥工程的工程款结算、支付的审核、批准，属于依法履行行政职责，并不能据此就认定原寻乌县建设局自愿承担相应工程款。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12月20日结算后，先后四次共支付90万元工程款，具体为2004年1月18日支付10万元，2004年11月23日支付20万元，2009年1月22日支付30万元，2017年5月23日支付30万元。经核实，前两笔款项经手单位是“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不是原寻乌县建设局；第三笔款项虽然原寻乌县建设局经手，但2009年1月21日发票联上注明“根据县领导安排。詹皇增旧欠款由我局支付。同意在专项资金中列支”；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是作为业务主管机关，根据领导指示经手支付了第四笔款，并在2017年4月21日与钟国章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但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也未明确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原寻乌县建设局、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是以业务主管机关的身份对詹皇增的催收工程款和办理工程款的财政支付进行审批。寻乌县城北自由贸易广场路桥工程是寻乌县市政工程，虽然大部分市政工程最终都是财政资金付款，但市政工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财政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以“案涉工程为寻乌县的市政工程，理应由财政支付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认真比对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任何一条对应认定寻乌住建局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或者“第三人代为履行”，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寻乌住建局共同支付欠款本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20日前欠款损失按年利率6.21%计算并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全部承担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寻乌房产公司与番禺公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无效后，应当视为双方对逾期支付工程款没有约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规定，在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来确定损失，该损失为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合理损失，但一审法院认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是其最低的损失”不当。另外，2001年12月20日结算后至2019年8月20日的时间跨度较长，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利率先后调整了27次（具体详见附件1：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基准贷款利率统计表），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20日前的欠款都统一按年利率6.21%计算损失明显与司法解释精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本案中，詹皇增挂靠番禺公路公司施工，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在詹皇增，詹皇增应当承担相应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承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计算的全部损失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已付款项先抵扣利息再抵扣本金与事实不符。2004年1月18日，詹皇增提交的《寻乌县建筑安装业发票》（发票联）明确载明项目为“工程款（城北新区开发工程）”；2004年11月23日，詹皇增提交的《寻乌县建筑安装业发票》（发票联）明确载明项目为“路桥工程”；2009年1月22日，詹皇增提交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发票联）明确载明工程项目名称为“城北开发区长安大道工程”，结算项目为“工程款”，且银行进账单（回单）也明确备注“付城北开发区长安大道工程款”，显然，上述三次支付的60万元在付款时已经明确是工程款。2017年4月21日，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与钟国章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并在寻乌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寻乌住建局保存协议书及公证处存档协议书都明确载明“30万元为本金”，仅钟国章保存的版本没有写明30万元为本金，很显然，应当以公证处保存留底的为准，一审法院仅凭钟国章陈述认定钟国章持有的协议书形成时间在后明显证据不足。2017年5月22日，钟国章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字样，一审法院却认定借条中“没有该30万元为本金”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钟国章提交的2017年5月2日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解决原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问题的请示》（寻规建文[2017]33号），请示中明确载明30万元为本金。另外，截至起诉时，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与钟国章或詹皇增从未就工程款欠款的违约金、利息或损失进行协商，自然谈不上先付利息一说。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足于证明已经支付的90万元是工程款欠款而非利息。2002年1月11日寻府办抄字（2002）1号寻乌县政府办公室抄告单明确转让农贸市场土地时抵除25万元的工程欠款，2002年11月27日寻府办抄字（2002）81号寻乌县政府办公室抄告单明确转让秀丽江花园25亩土地时超过3.8万元/亩的余款全部抵除工程欠款，结合钟国章自认抵扣金额为646455.02元可知，两次抵扣的896455.02元的是工程欠款本金。另外，关于抵扣时间问题，两份抄告单明确载明时间为2002年1月11日、2002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确认定抵扣时间为2004年1月18日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向钟国章支付利息超出一审诉讼请求。钟国章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欠款3815906.67元，依法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违约金按每天3000元计，至全部还清为止，从2001年12月20日至2020年01月16日止，违约金达18001000元。”显然，该诉讼请求包括“欠款本金”和“违约金”，但并未主张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已认定寻乌房产公司与番禺公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无效，自然不存在“违约金”一说。一审法院在钟国章未主张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判决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向钟国章赔偿利息损失明显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系程序严重违法。五、一审法院判决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承担110000元诉讼费明显划分不合理。钟国章的一审诉讼请求总金额为21816906.7元，一审判决支持的总金额为4998488.1元及2019年8月21日起利息损失，支持诉讼请求比例约为23%。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应当参照胜诉、败诉比例分配诉讼费金额，一审法院判决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承担110000元诉讼费、钟国章承担40885元诉讼费明显不合理。钟国章答辩称：寻乌住建局和寻乌房产公司的上诉没有任何道理。这是招商引资的项目，我们把工程做好了，也验收合格了，找他们拿钱却找人都找不到。寻乌县政府答辩称：对寻乌住建局和寻乌房产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番禺公路公司、詹皇增对钟国章和寻乌房产公司、寻乌住建局的上诉均未提交答辩意见。钟国章向一审法院起诉并请求判令：1.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寻乌县政府连带偿付钟国章欠款3815906.67元及违约金（从2001年12月20日开始按每天3000元计算至全部还清欠款止，至2020年01月16日违约金为1800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寻乌县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0月5日，寻乌房产公司与乙方番禺公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寻乌县“城北自由贸易广场”，工程内容为路桥，承包范围为包工包料，第一期工程，合同价款约1600万元。开工日期为1995年10月25日，竣工日期为1996年2月30日。工程造价的计算依据为1992年编制的《全国市政工程预算定额?江西省单位估价表》，确定工程造价的方式为按甲方提供工程设计的工程量按实结算，材料单价甲、乙双方议定。工程造价的调整条件为：1.甲方代表确认的工程量增减；2.甲方代表确认的设计变更；3.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调整。第20.4条约定，甲方不按时付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当乙方完成第一期全部工程量，开发区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甲方应在一个月内向乙方付清全部工程款，如期即以甲方土地按每亩4万元作价抵押，并从第二个月起按20‰月息计算利息，未付清工程款，乙方将甲方的抵押权收回。第22.3条约定，甲方违约的责任：如甲方拖欠工程款总额超过200万元，乙方有权停工，并要求补偿每天3000元。第28.1条约定，根据实际施工工程量及双方议定材料单价进行结算，工程验收后一个月内甲方除扣留保修金外，即把其余工程款全部付清给乙方，否则按20.4条甲方不按时付款承担违约责任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约定，乙方驻工地代表为詹皇增、林郁星。该合同甲方加盖了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签名，乙方由吴崇岳作为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由张钜光作为乙方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加盖了乙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同时，由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作为审签机关加盖印章，由寻乌县工商物价局作为鉴证机关加盖印章。1995年11月1日，甲方寻乌房产公司与乙方番禺公路公司就寻乌县“城北自由贸易广场”工程有关事项签订《补充合同》，工期推迟到1996年5月30日，并对部分施工项目的单价明确。寻乌县“城北自由贸易广场”路桥工程完工后，于2001年12月形成了《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载明：一、甲方预付工程款：1.预付工程款2505637.73元；2.出售土地款1286740.25元-詹皇增付征地费250000元=1036740.25元。小计：3542377.98元。二、乙方实际提取工程款：1.工程款7258453.98元；2.借款利息99830.67元。小计：7358284.65元，甲方欠乙方工程款为7358284.65元-3542377.98元=3815906.67元。三、乙方应付税金4752816.25元×5.24%=249047.57元。四、甲方实欠乙方工程款3815906.67元-249047.57元=3566859.10元。该《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由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于2001年12月20日加盖印章，由时任相关领导于2001年12月25日签注“同意按合同结算”，由寻乌县建设局于2001年12月26日签注“属实”并加盖了寻乌县建设局的印章。2002年1月11日，寻乌县政府办公室寻府办抄字（2002）1号抄告单载明：为了进一步加快县城的城市建设，完善城北区的配套设施，经县政府研究，同意将城北新区农贸市场的土地转让给詹皇增同志开发，现将有关事项抄告如下：1.地点及面积:寻乌河西侧至长安大道，县人武部北侧至城北一路之间的空地，面积约30亩。江东大道靠民政局北侧的山地，面积约3亩。2.开发原则: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由詹皇增同志投资建设农贸市场的市政基础设施及集市棚点、摊位，集市棚点、摊位租金由詹皇增同志收取，期限为30年。3.土地开发方式：（1）寻乌河西侧至长安大道，县人武部北侧至城北一路之间的空地，出让地价款为每亩56888元人民币，上述价款含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费用和征地补偿费，江东大道靠民政局北侧的山地，出让地价款为每亩8000元人民币（地（地面附着物、地坟补助款由詹皇增同志承担（2）签订合同后，詹皇增同志应立即付25万元给县土管局，用于征地拆迁办证，考虑到县城北指挥部仍欠詹皇增同志约380万元的工程，同意在转让农贸市场土地时抵除25万元的工程大款，余款在2002年1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3）詹皇增同志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后，县土管局应在1个月内办理好寻乌河西侧至长安大道、县人武部北侧至亩左右土地的建设用地许可证，并处理好地面上的农作物及构筑物。（4）詹皇增同志必须负担沿河路征地费和河堤建设费用。（5）综合农贸市场小区规划由詹皇增同志提出初步方案，交县建设局审查后实施。在搞好市政基础设施后，允许詹皇增同志对该土地实行转让和商品房开发。（6）寻乌河西侧至长安大道，县人武部至城北一路之间的土地转让及商品房开发实行税费包干，包干总额为人民币20万元，税费按工程进度及房地产销售进程缴纳，詹皇增同志缴纳20万元后，有关部门直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有关证件给购买户，不再收取任何税费。（7）江东大道靠民政局北侧的山地，其土地税收按规定税率，各项规费参照第3条第（6）款优惠费率，由詹皇增同志另行缴交。3.农贸市场及道路硬化、沿河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必须在2002年底竣工使用。2002年11月27日，寻乌县政府办公室寻府办抄字（2002)81号抄告单载明：报来《关于要求继续做好城北新区开发工作的请示》收悉。经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县长办公会研究，现将有关事项抄告如下：一、同意位于城北京龙宾馆后面，城北一路至城北二路之间的空地(秀丽江花园)面积25亩转让给詹皇增单独开发。二、出让地价款建房用地(含河堤及沿河用地)以每亩单价56888元人民币计算；三、税收据实征收，部门规费享受寻府发[1996]4号文件的优惠政策，其中防洪基金按实征额全部返用于河堤工程。四、每亩56888元的出让土地价款。詹皇增先生应付现金每亩3.8万元(含征地款、青苗补偿费)，每亩为3.8万元外的余款全部抵除原指挥部工程欠款，并由原城北指挥部(建设局)办好债务相抵手续。五、开发商詹皇增按城建规划要求在一路与二路之间的靠沿河一边兴建宽12米，长约180米的沿江路段，完成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及河堤砌筑工程。六、本着“高标准、高起点”的精神，秀丽江花园建设由开发商詹皇增提出规划初步方案，交县建设局审核后实施，在搞好市政基础设施后，允许詹皇增对25亩用地实行土地产权转让开发。七、项目工程必须在2002年12月前完成征地，2003年元月以前完成道路、河堤、排水沟工程。八、鉴于城北农贸市场及秀丽江花园等小区开发需要较大数量土方回填，在县城规划区沙子头加油站至城北区规划边界左侧山头转让给詹皇增开发，有关优惠政策参照城北秀丽江花园开发执行。2016年10月11日，番禺市公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经理）吴崇岳手写出具书面《证明材料》以及《证明》两份材料，其中《证明材料》载明：“我原是番禺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在1995年间，我们公司是实行工队责任承包制的经营办法，即工队全包工程进度、质量，上缴公司管理费后，利润留工队分配的办法。当时詹皇增工队是加入我们公司的工队之一，工程资金以他自筹为主，技术力量由我公司支持。在番禺市的公路建设上贡献了他们的力量。1995年10月5日，由于詹皇增工队承接了江西省寻乌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城北自由贸易广场”的工程，作为施工单位的法人代表，我参加了合约的签定，并加盖了本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承认了该工程项目的确定和履行。后来由于多种主观客观原因，该工程拖延日久，进度缓慢，直至2001年12月25日，才由寻乌县建设局盖章承认欠詹皇增工队3815906.67元（详见工程决算表）。在这漫长的六年间，本合同的践约者经历了原公路公司转制、撤销，“城北自由贸易广场”亦不存在，为延续原合同的有效性，本人作此证明材料，望有关单位给予解决。”吴崇岳同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原番禺市公路建设公司在1995年10月5日与寻乌县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91-0201），我公司原决定由詹皇增施工队承包施工。竣工后，经寻乌县建设局在2001年12月20日资金结算书上表明仍欠我们工程结算款3815906.67元。由于詹皇增工队已经在原公司已作结算，该工程结算款即3815906.67元属于詹皇增工队所有。2016年11月2日，作为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签名的张钜光也在吴崇岳该《证明材料》以及《证明》中签注同意属实。”2016年10月28日，詹皇增出具《全权委托申明》，载明：“本人詹皇增，妻子钟宇宇系钟国章的堂亲，儿媳詹朝阳妻子系钟国章的女儿，本人需要资金应急时在钟国章处周转，据此，委托钟国章先生全权处置寻乌县建设局2001年12月20日结账后所有拖欠款项。”2017年5月2日，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向寻乌县政府报送《关于解决原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问题的请示》（寻规建文[2017]33号），载明：“近期，广东番禺公路工程公司项目经理詹皇增委托钟国章通过来信方式向县委、县政府反映要求解决旧欠工程款事宜，事由该公司于1995年底投资建设城北开发区前期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工程。经查1995年《建设施工合同》和工程结算、资金拨付等情况，至2017年3月底，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当时设在县城建局)旧欠该公司工程款2319451.65元未结清。该工程是我县上世纪九十年代市政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城北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拉大了城市框架，带动了城北新区的发展，对我县的城市建设起到积极引领作用，因该工程款已拖欠多年，我局会同县财政局、审计局、法制办等部门对原城北新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问题进行了多次核查、会商，并多次与詹皇增进行了磋商，取得了相互的信任与谅解。为妥善解决该历史遗留问题，本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认为:原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旧欠詹皇增工程款2319451.65元情况属实，并提出以下处理意见:一、鉴于债权人詹皇增已依法委托钟国章处理此次部分拖欠款返还问题，并考虑钟国章经济困难等实际情况，建议县财政先行解决30万元旧欠本金拨至我局账户，再由我局拨付给钟国章。二、鉴于此项旧欠工程款已多年未解决，且金额较大，建议由我局会同有关部门与詹皇增再次磋商，对旧欠工程款余额进行一次性处理。詹皇增不宜再以委托方式处理此项旧欠工程款问题。”该《关于解决原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问题的请示》报经寻乌县审计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和领导同意。其中，寻乌县财政局经建股的拟办意见为：“一、审核情况：经审核，2016年7月，县城建局已向县政府请示过该事项，我局提出了如下拟办意见：建议给予拨付396.28万元，其中，工程款231.94万元，利息164.34万元（3698174.81元×44.44%=1643468元）。对利息问题，建议适当给予考虑（按目前基准利率4.35%计算），经测算，需利息1643468元（3698174.81元×44.44%=1634468元，基准利率4.35%，月利率为3.625‰，日利率为0.00012，占请示中日利率0.00027的44.44%）。二、审核意见：所欠工程款231.94万元情况属实，建议先解决一部分，由县城建局会同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办理好法律手续等有关程序，再通过县城建局给予拨付资金30万元，所需资金追加2017年财政预算。”2017年4月21日，甲方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与乙方番禺公路公司项目经理詹皇增委托方钟国章就解决原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问题经寻乌县公证处公证并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广东番禺公路工程公司于1995年起投资建设城北开发区前期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工程是寻乌县当时的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城北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拉大了城市框架，带动了城北新区的发展，对寻乌城市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二、原建设局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旧欠乙方工程款项情况属实。三、根据乙方实际情况的诉求，甲方先行拨付30万元人民币给乙方代表钟国章。四、此次拨款30万元以后乙方不能再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零碎拨款，必须由甲乙双方协商后一次性全部解决。”2019年4月11日，甲方詹皇增、钟宇宇与乙方钟国章经寻乌县公证处公证，签订《还款协议》，载明：“甲方夫妇与乙方系债权债务关系。1.在2014年10月10日，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有借条)；2.乙方为甲方的蝙蝠山庄取得山林权，向汪梅标支付了山林转让款并对蝙蝠山庄进行了基础设施投资;在2018年1月26日，甲乙双方对蝙蝠山庄的权利和出资进行了结算，蝙蝠山庄的权利全部归甲方所有，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上述二项合计甲方欠乙方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现双方对该欠款进行确认，并就还款事项订立如下协议：一、双方对上述债权债务的数额确认无误。二、甲方现有债权一项，是甲方于一九九五年为寻乌县建设“城北自由贸易广场”的工程款欠款本息，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甲方与寻乌县建设局进行了明确结算。三、现甲方夫妇与乙方经充分协商，甲方自愿同意，以上述第二条的全部债权(包括本息)，用以偿还对乙方的全部欠款壹仟肆佰万元。四、在乙方取得上述第二条甲方的债权后，无论乙方实际收回多少，均归乙方所有，均认定为甲方对乙方的欠款已经还清。五、甲方同意以授权方式，由乙方全权代表甲方行使上述第二条债权人权利，并出具委托书。六、本协议系双方自愿确定和签订，双方均不得反悔。”2019年4月11日，委托人詹皇增、钟宇宇夫妇经寻乌县公证处公证，向钟国章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夫妇于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与受委托人钟国章签订了《还款协议》，将自己的债权一项(委托人于一九九五年为寻乌县建设“城北自由贸易广场”的工程款欠款本息)全部以偿还欠款方式转让给了受委托人钟国章，为了钟国章实现该债权，现委托人自愿委托钟国章行使该债权的一切权利。委托权限如下：一、特别代理:即受托人有权代为行使该债权的一切权利。二、受托人有权就该债权，向债务人取得上述的全部工程欠款(本息)。三、受托人有权决定对上述债权的数额确认、协商偿还方式、偿还期限。四、受托人有权代为提起诉讼，放弃、变更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申请执行等，受托人钟国章在办理上述事项中所签署的一切相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受托人有转委托权。”根据钟国章提交的证据以及寻乌县住建局提交的证据，2017年4月21日，寻乌县住建局与钟国章签订了内容有所差异的《协议书》和《公证书》。双方提交的该两份协议书及公证书均为原件，且均加盖了钢印。两份协议的差异之处在于，钟国章提交的该协议书及公证书未对该30万元定性，仅载明先行拨款30万元，而寻乌县住建局提交的该份协议书及公证书明确载明该30万元为本金。根据寻乌县住建局提交的证据，2017年5月22日，钟国章向寻乌县住建局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城北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款旧欠30万元，借款人钟国章，寻乌县住建局相关领导在该借条中签注“同意付”，并加盖了寻乌县住建局的印章。番禺公路公司为集体企业，1995年3月20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吴崇岳。1998年4月15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张钜光。番禺公路公司现名为广州市番禺区公路建设工程公司，2000年10月23日广州市番禺区经济体制改革领导组办公室番体改[2000]69号文件同意番禺公路公司实施关停处理。2005年3月11日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番禺公路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目前尚未办理注销登记。目前，可查询的番禺公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登记为张钜光。番禺公路公司的公司印章等据张钜光称，已上交交通管理部门。一审法院认为，1995年10月5日，寻乌房产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番禺公路公司就寻乌城北自由贸易广场的路桥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施工合同由寻乌县物价局作为鉴证机关加盖了印章，并加盖了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临时机构）的印章。该施工合同由吴崇岳在番禺公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由张钜光在委托代理人一栏签名。之后，寻乌房产公司与番禺公路公司还就此工程施工签订了《补充合同》，由詹皇增作为番禺公路公司的代表在该补充合同中签名。工程竣工后，于2001年12月20日形成了《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其后，寻乌县政府办公室的有关抄告单、寻乌县住建局的有关请示文件等，均直接认定债权人为詹皇增。作为番禺公路公司签约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委托代理人，也是番禺公路公司前后法定代表人的吴崇岳、张钜光于2016年出具了《证明》及《证明材料》，载明案涉工程是由番禺公路公司签订的，但番禺公路公司是实行责任承包制的，案涉工程实际由詹皇增工程队自筹资金组织施工的，由詹皇增施工队全包工程进度、质量、上缴番禺公路公司管理费后，利润由詹皇增施工队分配。番禺公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钜光在本案诉讼中，也是作上述陈述答辩的。案涉工程早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施工方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建设方的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尚没有履行完毕。综合上述情形，有权主张案涉施工合同中的工程款及违约责任的债权人为詹皇增。实际上，詹皇增一直在主张案涉工程款，寻乌县政府办公室等部门的往来件中也直接将詹皇增个人作为了债权主体。故寻乌住公司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由于钟国章与詹皇增系姻亲，詹皇增也多次向钟国章借款周转。詹皇增在2016年10月28日委托钟国章催收案涉工程款债权，并在2019年4月11日詹皇增、钟宇宇与钟国章签订《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经寻乌县公证处公证。该《还款协议》包括了本案中的债权转让之内容，即詹皇增将其在案涉工程中的工程款欠款本息转让给钟国章，转让对价就是詹皇增欠钟国章的欠款1400万元。钟国章虽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当时通知了寻乌县住建局，但该《还款协议》经寻乌县公证处公证，可视为寻乌县政府有关部门知晓该转让的事实。退一步来讲，即使该公证之事实不能推定为寻乌县政府有关部门知晓债权转让，但钟国章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在该院向各被告送达民事起诉状以及包括该《还款协议》在内的相应证据时，也可视为该债权转让已通知到位。故钟国章提起本案之诉，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寻乌县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寻乌县政府均称，原施工合同是寻乌房产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寻乌房产公司是适格的被告主体，寻乌住建局、寻乌县政府不是适格的被告诉讼主体。但是，尽管从寻乌房产公司的工商档案来看，寻乌房产公司并没有被注销登记，但不可否认的是，寻乌房产公司处于非正常营业状态。正是由于寻乌房产公司的这种状态，导致在后期应对詹皇增的催收工程款和办理工程款的财政支付审批由寻乌县住建局负责。寻乌县住建局既在《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盖章确认，又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办理过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事宜，还与钟国章在2017年4月21日就30万元的支付问题签订了协议。也就是说，寻乌县住建局已经实际加入了案涉施工合同（支付工程内容部分）的履行。况且，案涉工程为寻乌县的市政工程，理应由财政支付工程款。若仅判由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的寻乌房产公司承担工程款给付责任，判决很可能落空，不利于执行。故钟国章诉请寻乌县住建局承担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寻乌县政府，既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参与合同履行。时任寻乌县相关领导在职能部门内部审批文件中的签字不能成为寻乌县政府加入施工合同履行的依据。故钟国章诉请寻乌县政府承担本案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本案责任的范围即尚欠工程款本金及违约金数额的确定问题。虽然案涉第一份施工合同中没有詹皇增的签名，但是，詹皇增在补充协议中作为番禺公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名，而且，寻乌县住建局于2001年12月20日出具的《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直接载明工程款债权人为詹皇增，寻乌县住建局以及寻乌县政府的有关抄告单中也直接将工程欠款的债权人载明为詹皇增，番禺公路公司签约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吴崇岳以及委托代理人张钜光均出具书面材料表明了詹皇增的实际投资人身份，番禺公路公司在本案中也明确认可詹皇增为该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故在本案中，认定詹皇增系挂靠番禺公路公司，实际承包案涉工程的，詹皇增是实际承包施工人身份，当无异议。否则，詹皇增与钟国章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则存在效力问题。由于詹皇增系挂靠番禺公路公司实际施工，该案涉合同因詹皇增不具有施工资质而无效。但案涉路桥工程早已竣工验收，且早已投入使用。依照法释[2004]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应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并支付工程价款。但施工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按2%/月计息的约定以及逾付工程款超过200万元还应按3000元/天计算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违约金的约定，该违约金约定不属于工程计价条款范畴。因施工合同无效这些违约金的约定也无效，不属于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适用范畴。法释〔2018〕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本案中，对于案涉施工合同的无效，实际施工人詹皇增以及寻乌县住建局均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故因詹皇增在无效合同中的过错所带来的从权利的不利后果也应由钟国章承受。合同无效后，因寻乌县住建局逾期支付工程款造成詹皇增或钟国章的损失，应由钟国章承担举证责任。但钟国章在本案中并没有举证证明，因寻乌县住建局逾期支付工程款给其造成的损失是多少。但是，按照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是其最低的损失。该部分利息可由寻乌县住建局承担。对于超过该部分的损失，因詹皇增自身对于施工合同无效也具有过错，故该部分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债权转让后，该部分损失由钟国章承受。本案中，可按2001年12月20日寻乌县住建局出具《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当时适用的最长期贷款利率计算。经查，该时间点适用的最长期（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6.21%/年。由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已经于2001年12月20日结算清楚，此后的法律关系就是一个按6.21%/年的利率计算的欠款法律关系问题。从《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相关款项的计算过程来看，甲方实欠乙方工程款3566859.10元之中，包括了借款利息99830.67元。其余3467028.43元才是结算的工程款本金。欠付詹皇增的工程款本金为3467028.43元，欠付詹皇增的借款利息为99830.67元。欠付詹皇增的利息99830.67元，不能再计算利息，否则就计算了复利。但欠付詹皇增的工程款本金3467028.43元，按6.21%/年的利率计算。在2001年12月20日出具《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之后，寻乌县住建局仅提交了2004年1月18日支付10万元、2004年11月20日支付20万元、2009年1月22日支付30万元、2017年5月23日支付30万元的证据，并没有提交其它支付证据。但除此之外，钟国章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还自认了两笔付款：一是抵扣城北农贸市场土地款25万元，二是2004年1月18日抵扣城北秀丽江花园土地款646455.02元。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寻乌县政府主张，上述付款应从尚欠工程款本金中扣减，特别是2017年4月21日经公证的协议书中的30万元，明确载明了该30万元是本金。关于本案出现两份不同的公证协议问题。该院认为，第一，寻乌住建局仅主张按公证处存档的含有30万元为本金的该份协议执行。但寻乌住建局以及寻乌公证处均不能合理解释为何两份内容不同的公证协议书均加盖了寻乌公证处的红色印章以及钢印，而根据钟国章的陈述，是先签订了30万元为本金的该份协议，但当时没有经公证，之后在公证处再签协议时，钟国章则不同意该30万元为本金，就在公证处签订了不含本金的该份协议并经公证，这就是钟国章持有的该份公证协议。从该陈述来看，虽然该两份协议落款时间均载明为2017年4月21日，但实际上，钟国章持有的该份公证协议形成时间在后，应以在后形成了合同内容为准。第二，在2017年5月22日，钟国章实际领取该30万元并出具的借条中，也没有该30万元为本金。也就是说，最终双方并没有约定同意所收取的该30万元为先还本金。第三，从材料反映，2017年4月21日同一天，形成了两份内容有冲突的协议。双方均持有对自己一方有利的协议，且均系真实的协议。故可视为双方对于该30万元是否本金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按照法释〔2009〕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则应首先计算利息。至于先偿还的其他费用，就更没有证据显示，所偿还的费用为先归还本金。故詹皇增已收到的上述款项明细为：2004年1月18日支付（包括抵扣土地款）996455.02元，2004年11月20日支付20万元，2009年1月22日支付30万元，2017年5月23日支付30万元。由于我国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尚欠款项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依据法释〔2009〕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因此，该4个时间点先期支付的费用应先计入偿还的利息，剩余部分计入本金。按上述4个时间点款项支付明细，2001年12月20日时间点的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息6.21%/年计算，支付款项中超过结欠利息的部分计入本金，按此分段计算，目前尚欠本金为2870091.43元，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尚欠利息（已扣减已付利息部分）合计为2028566元。具体计算过程见附表。综上，钟国章的诉讼请求大部分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共同支付钟国章受让的利息债权99830.67元；二、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共同支付钟国章受让的工程款债权本金2870091.43元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三、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共同支付钟国章2019年8月20日以前结欠的利息2028566元；四、驳回钟国章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的给付时限为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885元，由钟国章负担40885元，由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共同负担110000元。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钟国章向本院提交一份新证据，系张钜光提交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原是番禺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副经理，1998年任经理（法人代表）。当年詹皇增工队是我公司的工程队之一，当时我代表公司参加了寻乌县城北开发区市政工程的开工典礼，派出了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詹皇增是我公司的员工之一，本工程由我公司全程管理施工。2000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在此之后，寻乌的遗留问题全由詹皇增负责处理。我本人已参加了一审出庭，现在二审因身体原因就无法参加了。张矩光2020年11月24日”，证明詹皇增是番禺公路公司的员工。寻乌房产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张钜光本人应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现在无法核实证明是否是其本人亲笔书写、是否由其本人签字。该书面证明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寻乌住建局质证认为，同意寻乌房产公司的意见。且钟国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吴崇岳的材料中有明确记载，詹皇增是以上交公司管理费的方式承揽相应的工程项目，由此可见詹皇增与番禺公路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寻乌县政府同意寻乌房产公司、寻乌住建局的质证意见。番禺公路公司、詹皇增均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庭审中，本院当庭拨打了张钜光的电话（136××******），向其核实《证明》的相关情况，张钜光答复称其原来是番禺公路公司的副经理，在番禺公路公司转制后担任总经理，2020年11月24日出具的证明是其本人所写，其因身体不方便，无法参加二审开庭。本案其他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对张钜光出具的《证明》，虽然其未到庭作证，但经过本院当庭核实，对张钜光的身份及《证明》系其本人出具的应予确认，故本院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二审另查明，张钜光于2020年11月24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原是番禺市公路建设工程公司副经理，1998年任经理（法人代表）。当年詹皇增工队是我公司的工程队之一，当时我代表公司参加了寻乌县城北开发区市政工程的开工典礼，派出了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詹皇增是我公司的员工之一，本工程由我公司全程管理施工。2000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在此之后，寻乌的遗留问题全由詹皇增负责处理。我本人已参加了一审出庭，现在二审因身体原因就无法参加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且经各方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建设施工合同》效力问题；2.案涉工程款的付款主体是谁；3.所欠工程款本金数额，包括：（1）未代缴纳的税款249047.57元是否应从欠付工程款中扣除；（2）2001年12月20日结算后4次支付的90万元是工程款还是利息；（3）2002年1月11日抄告单、2002年11月27日抄告单分别涉及的25万元、646455.02元，共计896455.02元的款项是工程款还是利息，扣除时间是相应的时间点还是2004年1月8日；4.案涉工程款的利息起算时间及计息标准如何认定？包括：（1）是否从工程交付的1996年2月开始计息；（2）一审法院按6.21%年利率计算利息是否妥当，判决支付利息是否超诉请；5.欠息债权99830.67元能否计算利息；6.诉讼费的分担问题。关于案涉《建设施工合同》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认定詹皇增系挂靠番禺公路公司实际施工，案涉合同因詹皇增不具有施工资质而无效，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第一，案涉合同签订及履行时间为1995——1996年，合同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当时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久，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推进，故考量案涉合同的效力应参考当时法律规定的情形。《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无效情形为：“1.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2.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3.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4.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第二，本案当事人一审时均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答辩还提出“……应根据合同法规定调减违约金”，一审庭审亦未将合同效力作为争议焦点由各方当事人对此进行充分的辩论；第三，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用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借用资质的个人与被挂靠单位没有劳动隶属关系。而单位的内部承包是分公司或项目经理作为内部承包人具体负责施工并对工程质量、进度、安全等进行管理，自负盈亏，向公司上交承包费。对于建设工程的内部承包，目前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并无明文规定，但确系建设工程领域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应认定詹皇增为公司员工，詹皇增的施工队与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1.詹皇增的身份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由寻乌房产公司与番禺公路公司签订，审签机关为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鉴证机关为寻乌县工商物价局。该合同第六条载明詹皇增为驻工地代表。此外，詹皇增作为番禺公路公司的代表在案涉补充合同中签名。寻乌住建局答辩状中明确“詹皇增是番禺公路公司下属施工队负责人”，寻乌县政府答辩状中明确“詹皇增是番禺公路公司的施工代表人”；2.一、二审番禺公路公司原经理及后任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均明确：“詹皇增为公司员工，其施工队系公司工程队之一，技术力量由公司支持，公司派出了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本工程由公司全程管理施工”，对证明内容，二审当庭进行了核实；3.施工队与公司之间内部承包并上交承包费，符合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营模式。番禺公路公司原经理的证明对此予以佐证：“在1995年间，我公司是实行工队责任制的经营办法，即工队全包工程进度、质量，上缴公司管理费后，利润留成工队分配”。综上，上诉人钟国章认为詹皇增与公司系承包关系、建设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寻乌县住建局、寻乌县政府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现有证据证实，案涉债权系1995年“城北自由贸易广场”建设过程中欠付工程款久拖未决而导致，已长达20余年，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故解决该问题不能仅仅简单依据当时签订合同的主体来认定责任的承担，应本着尊重客观事实、公平公正、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妥善解决。经查，番禺公路公司于2000年已被关停、员工被安置，其法定代表人明确詹皇增的施工队与公司已作结算，案涉工程欠款属于詹皇增的施工队所有。詹皇增作为债权人一直在追讨欠款，后于2019年4月将该债权本息转让给钟国章。因案涉工程为寻乌县的市政工程，寻乌县政府相关领导及职能部门一直在与詹皇增协商解决工程款问题。2001年12月20日番禺公路公司与寻乌县住建局形成了《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其后，寻乌县政府办公室的有关抄告单、寻乌县住建局的有关请示文件等，均直接认定债权人为詹皇增，寻乌县住建局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办理过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事宜，还与钟国章（代表詹皇增）在2017年4月21日就30万元本金的支付及剩余工程款如何解决等问题签订了协议。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令寻乌县住建局作为共同付款责任主体，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寻乌住建局认为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寻乌县政府作为主管行政机关参与协调处理工程欠款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参与合同履行。上诉人钟国章要求寻乌县政府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欠款本金的认定问题。经查，案涉工程交付之后，2001年12月形成的《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载明：一、甲方预付工程款：1.预付工程款2505637.73元；2.出售土地款1286740.25元-詹皇增付征地费250000元=1036740.25元。小计：3542377.98元。二、乙方实际提取工程款：1.工程款7258453.98元；2.借款利息99830.67元。小计：7358284.65元，甲方欠乙方工程款为7358284.65元-3542377.98元=3815906.67元。三、乙方应付税金4752816.25元×5.24%=249047.57元。四、甲方实欠乙方工程款3815906.67元-249047.57元=3566859.10元。该《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由寻乌县城北新区开发指挥部于2001年12月20日加盖印章，由时任相关领导于2001年12月25日签注“同意按合同结算”，由寻乌县建设局于2001年12月26日签注“属实”并加盖了寻乌县建设局的印章。从该份决算表中可以明确，实际欠付的工程款总额为3815906.67元-249047.57元=3566859.10元。钟国章认为不应扣除249047.57元的税款，但其并未提交已交纳该笔税款的证据。而99830.67元利息各方均同意纳入欠款总数中，一审将该99830.67元利息从欠款总数中剔除不当，应予纠正。故本案工程款欠款本金应认定为3566859.10元，寻乌县住建局提交的证据证明支付了90万元工程款及詹皇增认可的抵扣土地款896455.02元，均应作为归还本金。该几笔款项一审均未确认为本金认定不当，应予纠正：1.支付的90万元款项出具的发票中均注明是工程款或工程款旧欠，进账单用途为付城北开发区长安大道工程款，未注明为利息，最后一笔30万元公证处留存的原件为本金，与政府相关批文中明确的30万元为本金相吻合；2.两笔土地款25万元+646455.02元，均是抵扣工程款，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中约定用土地款抵扣工程欠款及政府相关文件中的表述一致，应认定为抵扣工程款本金。故本案所欠工程款本金数为3566859.10元-900000元-896455.02元=1770404.08元。关于利息起算点及利率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钟国章主张欠款利息应从工程交付的1996年2月开始计息，但各方何时进行工程交接、何时办理竣工手续，从现有证据中无法认定。2001年12月形成《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后，各方对于欠付工程款数额才予以了明确，故利息应从2001年12月21日起计算。关于未付工程款的违约责任条款合同中有两个条款，第20.4条约定：“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甲方应在一个月内向乙方付清全部工程款，如期不能付清即以甲方土地按每亩4万元作价抵押，并从第二个月起按20‰月息计算利息”；第22.3条约定：“如甲方拖欠工程款总额超过200万元，乙方有权停工，并要补偿每天3000元。”对于如何适用违约责任条款，本院认为，因该两项约定均是拖欠工程款的违约条款，两项相加年利率超过70%，明显过高，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答辩提出违约金过高应调整的理由应予采信。2001年12月的《詹皇增工程资金决算情况》明确工程款欠款为3566859.10元，已超过200万元，根据合同第22.3条的约定，违约方应支付每天3000元的违约金。但根据合同第20.4条的约定及补充合同约定，政府部门亦同意詹皇增用其应缴纳的土地款抵扣部分工程款，且实际已抵扣89万余元。故综合全案情形，考虑本案工程时间节点及2001年结算后近20年拖欠工程款的过错程度，在尊重客观事实及当事人约定的前提下，本着弘扬诚实守信的法治精神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公平原则，本院确认欠款利息按月息2%标准计算。考虑到目前我国实体利率水平降低以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关于利率24%上限的修订，从2019年8月21日起，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年利率约15.4%）计算利息。根据上述认定，2001年结算后欠款本金数为3566859.10元，从2001年12月21日起按月2%计算利息：1.2001年12月21日至2004年1月18日758天，利息为2%÷30天×758天×356.6859万元=180.24万元（计算方法下同）；2.2004年1月18日付本金996455.02元（10万元+土地款），尚欠本金2570404.08元。2004年1月19日至2004年11月20日307天，利息52.6万元；3.2004年11月20日付本金20万元，尚欠本金2370404.08元。2004年11月21日至2009年1月22日1523天，利息240.67万元；4.2009年1月22日付本金30万元，尚欠本金2070404.08元。2009年1月23日至2017年5月23日3042天，利息419.87万元；5.2017年5月23日付本金30万元，尚欠本金1770404.08元。2017年5月24日至2019年8月20日818天，利息96.54万元。上述利息总数为989.92万元。2019年8月21日之后利息，按本金1770404.08元、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计算。一、二审诉讼费用本院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由当事人分担。此外，针对本案的特殊性，一、二审法院均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因各种原因，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综上，上诉人钟国章的上诉请求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寻乌住建局、寻乌房产公司的上诉请求大部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7民初27号民事判决；二、由寻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寻乌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钟国章受让的工程款债权本金1770404.08元及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989.92万元[2019年8月21日之后的利息，本金按1770404.08元、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计算]；三、驳回钟国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即：一审案件受理费150885元，由钟国章负担40885元，由寻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寻乌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共同负担1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896元，由寻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寻乌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章辉审判员  赵建艳审判员  肖玉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蔡静书记员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