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5民终237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慧，女，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青桃，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钢，男，197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鹏，广西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伟杰，女，197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增，广西桂三力（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蒋亚萍，女，1976年9月6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上诉人唐慧、王钢因与被上诉人王伟杰及一审第三人蒋亚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502民初2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慧、王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款项的性质是投资款，当事人是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蒋亚萍，上诉人只是代被上诉人将其投资款转交给蒋亚萍，且被上诉人也实际收取了蒋亚萍本人的首饰珠宝抵债。上诉人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无须向被上诉人还本付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各项证据以及庭审记录，可以认定如下事实过程：被上诉人向蒋亚萍投资电影拍摄，为此，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蒋亚萍转账案涉款项，而上诉人在收到款项当日即全额转交给了蒋亚萍；蒋亚萍在收到上诉人转付的款项后，于当日出具了以被上诉人为付款人的收条；之后在蒋亚萍无法还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催促蒋亚萍的同时，也多次通过微信告知上诉人协助要求蒋亚萍还款，而上诉人在催促蒋亚萍后也将蒋亚萍的回复转达给被上诉人；蒋亚萍之后也将其自有的玉佛和钻戒等物品通过上诉人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述物品直接抵债并交付给了其他人。（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的举证质证阶段，被上诉人律师对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语音光碟及文字记录的三性有异议，唐慧要求当场提供手机验明原件，上诉人律师当即要求被上诉人确认微信对话双方是否有一方是被上诉人本人,在最后陈述阶段上诉人仍然坚持对证据的原件进行举证，一审主审法官均不予支持，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和辩论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以(2017)桂05民终900号判决书（以下简称900号判决书）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900号案的诉请和判项与本案转款事实无关，900号判决不属于生效判决，其认定的事实不可作为本案的事实，并且本案的证据也足以推翻900号判决书的相关事实。首先，900号案审查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以及具体判项应当是230万元借款范围内的内容，不能对超出诉请范围对本案的转款事实存在与否做出认定，该案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外的事实进行审理，严重违反程序性法律规定。其次，900号判决书17-18页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883500元债务的事实和理由明显错误。在900号案中，唐慧等提供蒋亚萍出具的收条说明蒋亚萍和被上诉人存在本案债务，结合900号案未审查唐慧等提供的多份证据，证明该判决书析理部分错误。1.被上诉人与唐慧等双方于2014年8月4日刚刚签订230万元的借款合同，8月6日又向唐慧转账大笔资金，在前借款未还的状态下大笔转账且不要求唐慧等签订借款凭证，事后也不向唐慧等追讨偿还，过后反而收取蒋亚萍的首饰抵偿债务；2.被上诉人向唐慧告知其向蒋亚萍追款了解到蒋亚萍无清偿能力，并让唐慧了解蒋亚萍的财产，准备对蒋亚萍提起诉讼；3.被上诉人尝试将蒋亚萍质押的首饰进行变卖，并最终将饰品处置给了大彬等。大量事实均证明被上诉人从转款给唐慧之时就认可本案转款是蒋亚萍与其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唐慧等提供有相应的证据微信记录进行佐证）；3.当事人有足够证据的形情下，亦可推翻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如前所述，900号判决书有关883500元债权关系的陈述，不属于该案诉请和审理的范围，并且该案二审认定该部分事实未经唐慧等充分举证和辩论，本案一审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就本案唐慧等提供的证据审理并判定能否适用该规定，但一审判决未具体审查本案证据及庭审调查事实，简单以900号判决具备既判力即作出了本案判决，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法错误。综上，案涉转款发生在被上诉人与蒋亚萍之间，系被上诉人向蒋亚萍的投资款，与上诉人无关，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 唐慧在庭询中补充上诉意见：本案的883500元款项性质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将钱款转给唐慧，唐慧将款项直接转给蒋亚萍，有蒋亚萍的证词、视频、微信聊天记录及蒋亚蒋收到唐慧钱款的收条，充分说明了唐慧收取被上诉人的钱款是中间委托行为，实际收取钱款的是蒋亚萍，且被上诉人已收取蒋亚萍的首饰、珠宝冲抵其债务，该款项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借贷款关系，不能与之前的230万元借款纠纷的款项混为一谈，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 王伟杰辩称，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提供的证据主要是900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证明了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883500元的事实，该款项是转给上诉人的，并非直接转给蒋亚萍。该883500元借款是上诉人临时拆借的，被上诉人先后共分11笔转款给上诉人，上诉人拆借各笔款后，过了几天除了20000元、23500元两笔款未还外，其他款已还给被上诉人（分5次还了本金和利息共843500元，详见被上诉人在一案提供的《王伟杰诉唐慧、王钢借款88.35万元一览表》）。被上诉人之前起诉上诉人230万元借款，在该案中，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900号判决）把上诉人偿还本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作为该230万元的还款，导致被上诉人只能另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上述883500元。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蒋亚萍之间有投资关系，但上诉人与蒋亚萍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蒋亚萍之间有投资关系，或委托唐慧投资。蒋亚萍投资失败，没有能力偿还唐慧的借款，而唐慧又拿出蒋亚萍出具的收条，这些收条是蒋亚萍事后补的，如果是被上诉人投资给蒋亚萍，蒋亚萍的收条应该补给被上诉人而不是补给唐慧。被上诉人另外借给上诉人的230万元是案外人的，案外人借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借给唐慧，案外人催款，唐慧拿出玉佛和钻戒冲抵案外人的利息，当时也没有说是谁的，后来唐慧才说是蒋亚萍的，物品当时是协商交给案外人抵押利息，故不应该在本案返还或者抵偿。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蒋亚萍之间有投资关系，也不能证明当时双方真正的聊天内容，因为聊天记录是可以选择删除或保留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蒋亚萍述称，我与唐慧、王钢是朋友关系，王伟杰与唐慧是朋友关系。当时我投资拍电影要找投资人，王伟杰把钱打给唐慧后，由唐慧转给我，投资我拍电影。唐慧一直在投资我的项目。 王伟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唐慧、王钢立即偿还借款本金883500元；2.被告唐慧、王钢支付利息284040元（其中10万元自2014年12月3日起按照月息2分暂计到2018年12月3日，其余783500元按照年利率6%，自2014年12月3日起暂计到2018年12月3日，以后另计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唐慧、王钢偿还借款本金8835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本金883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3月4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给原告王伟杰；二、驳回原告王伟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07.8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307.86元，由被告唐慧、王钢全部负担。 对当事人二审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唐慧认为，一审判决书把蒋亚萍出具的收条写成借条是错误的，蒋亚萍只出具过收条，没有出具过借条。王钢认为，一审判决引用900号判决书内容时，遗漏了“但唐慧、王钢主张上述款项是王伟杰委托其两人转付给案外人蒋亚萍的投资款，并非王伟杰主张的短期拆借款”这一句话。本院认为，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均是针对一审判决书所引用的900号判决书内容，900号判决书将收条写成借条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一审判决书遗漏上述内容对本案处理结果亦无实质上的影响，因为上诉人在本案中也提出了案涉款项不是短期拆借款的相同主张。 本院二审另查明，关于被上诉人与蒋亚萍何时见过面的问题，唐慧主张见过二次，第一次是在2014年的假期，不是8月就是10月，当时蒋亚萍来北海旅游，被上诉人想投资，蒋亚萍手上有项目，其引荐她们见面；第二次是2015年1月10日。被上诉人主张只见过一次面，在北海香格里拉酒店喝茶，唐慧介绍双方认识，时间记不清，应该不是2014年而是2015年，当时见面与本案的883500元没有关系。蒋亚萍主张大概在2014年之前的国庆假期，其全家来北海旅游，经唐慧介绍在香格里拉酒店见面，当时协商好了由被上诉人投资。 再查明，在蒋亚萍写给唐慧的六张收条中，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4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王伟杰经唐慧交来现金投资款43500元；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王伟杰经唐慧转账投资款180000元和现金20000元；其他收条均载明是转账投资款。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8月6日，王钢向蒋亚萍转账100007.5元；2014年9月4日，上诉人没有向蒋亚萍转账；2014年9月10日，唐慧向蒋亚萍转账180007.5元；2014年9月15日，唐慧向蒋亚萍转账650007.5元和250007.5元；2014年9月30日，王钢向蒋亚萍转账150603元；2014年12月2日，唐慧向蒋亚萍转账200000元和107500元。 还查明，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唐慧和被上诉人2015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双方都知道蒋亚萍是实际收款人，双方在沟通追款的时候，被上诉人也是以蒋亚萍的还款意愿为准，上诉人是协助被上诉人向蒋亚萍追偿，上诉人并非实际收款人。但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并没有关于被上诉人向蒋亚萍投资的内容，其中，2015年9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唐慧说“钱给我之前我是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不是我做的，是蒋亚萍做的”、“当时你让我写借条我都说应该是蒋亚萍写给你，钱都是经我的手转给蒋亚萍，这些你都是清楚的”。被上诉人回复“你们之间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钱借给了你，你写借条给我”。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转账支付案涉883500元款项的事实均无异议，也有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对该事实应予认定，双方争议的是该款是借款还是投资款。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支付的该款是短期拆借款，提供的主要证据是银行转账记录；上诉人则主张该款是被上诉人委托其转付给一审第三人蒋亚萍的投资款，而不是短期拆借款，提供的主要证据有银行转账记录、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等。本院认为，案涉款项是借款不是投资款，理由如下：（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900号判决认定案涉款项是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如果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900号判决的上述认定，即应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二）被上诉人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其向上诉人支付案涉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是被上诉人委托其转付给蒋亚萍的投资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收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1.银行转账记录和收条不能证明上诉人将收到被上诉人转账的案涉款项后转付给蒋亚萍。（1）银行转账记录。根据本案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4年8月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40000元，上诉人向蒋亚萍转账100007.5元；2014年9月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43500元，上诉人没有向蒋亚萍转账；2014年9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200000元，上诉人向蒋亚萍转账180007.5元；2014年9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400000元，上诉人向蒋亚萍转账650007.5元和250007.5元共计900015元；2014年9月3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100000元，上诉人向蒋亚萍转账150603元；2014年12月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100000元，上诉人向蒋亚萍转账200000元和107500元共计307500元。上诉人主张其收到被上诉人转账的每一笔款后，当天即全额转交给蒋亚萍，在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委托的情况下，上诉人当天向蒋亚萍转账的金额应当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金额相同，或者有一笔转账的金额是相同的，但从上述银行转账记录来看，每一次二者的转账金额都不相同。（2）收条。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收条显示，上诉人有转账给蒋亚萍当天的收条均载明收到转账投资款；没有转账的2014年9月4日的收条则载明收到现金投资款；2014年9月10日上诉人转账给蒋亚萍的金额是180007.5元，与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200000元相差19992.5元，当日的收条载明收到转账投资款180000元和现金20000元。上诉人居住在南宁市，蒋亚萍居住在深圳市，上诉人既然是在收到被上诉人转来的款后再转付给蒋亚萍的，账户中有足够的款项供转账，在双方又不居住在同城市的情况下，部分款项采取现金方式转付明显不符合情理，上诉人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据此，被上诉人关于上述收条是蒋亚萍事后补写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微信聊天记录并没有关于被上诉人向蒋亚萍投资的内容。同时，根据2015年9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于唐慧与被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涉及的款项是有借条的，而案涉款项没有借条，故微信聊天记录所涉及的款项不能确定是案涉款项。因此，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被上诉人向蒋亚萍的投资款。（三）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上诉人与蒋亚萍均主张被上诉人将案涉款项投入蒋亚萍的拍电影项目中，但被上诉人在付款前后均没有与蒋亚萍签订投资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投资协议。根据唐慧、蒋亚萍三人对于被上诉人与蒋亚萍第一次见面情形的陈述，唐慧、蒋亚萍均认可被上诉人与蒋亚萍第一次见面时双方才商谈投资的事项，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支付案涉第一笔款前与蒋亚萍不认识，是经过唐慧介绍见面才认识的，通常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不了解的人投资。（四）如果被上诉人向蒋亚萍投资，投资款完全可以直接支付给蒋亚萍，没有必要通过上诉人转付，除非三方达成了协议，但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三方协议，三方也均没有主张存在三方协议。即使投资款通过上诉人转付，蒋亚萍也应当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而不是向唐慧出具收条。如果上诉人是接受被上诉人委托转付投资款给蒋亚萍，在蒋亚萍出具收条后，上诉人也应当将收条交给被上诉人，而不是将收条由其自己保管。（五）关于玉佛和钻戒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蒋亚萍将其自有的玉佛和钻戒等物品通过上诉人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述物品直接抵债并交付给了其他人。被上诉人认为玉佛和钻戒是用于抵偿上诉人另外的230万元借款债务的。本院认为，玉佛和钻戒是上诉人而不是蒋亚萍交给被上诉人的，由于除本案债务外，上诉人还欠有被上诉人其他借款债务，而又没有证据证明玉佛和钻戒是用来处理本案债务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用来处理被上诉人与蒋亚萍之间债务的。因此，玉佛和钻戒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被上诉人向蒋亚萍投资的款。综上，发生法律效力的900号判决已认定案涉款项是借款，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不能推翻900号判决，同时，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向上诉人支付案涉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是借款，由上诉人偿还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唐慧、王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7.86元，由上诉人唐慧、王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文 全 审 判 员  文庆强 审 判 员  廖 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庞晓湖 书 记 员  曾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