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4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一，女，1982年8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二，女，1984年1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三，男，1956年4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某，女，1956年5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四，女，1971年3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高州市。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明智，广西广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某某村民委某某屯，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负责人：彭某某，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显俊，广西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韦某五，女，1950年9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原审第三人：方某一，男，1968年8月13日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原审第三人：方某二，男，1970年11月1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原审第三人：方某三，女，1973年1月1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原审第三人：方某四，女，1975年12月2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以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强，广西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某某村民委某某屯、原审第三人韦某五、方某一、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3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上诉请求：1.撤销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0203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被上诉人将己经收到的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中应补偿给个人的安置费、青苗费、社会保障资金、奖励金等补偿费1403280元分配发给上诉人承包户中的韦某一、韦某某两人（每人701640元）;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将己经收到的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中的土地补偿款计376720元，分配发给上诉人承包户中的韦某一、韦某二两人（每人188360元);上述2和3项合计为：1780000元。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为征地费用中的土地征用费、安置费、青苗费、社会保障金及奖励金、三产基金等各占比例多少不能确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事实上是可以认定清楚的，政府征收某某屯土地3834.022亩，征地综合补偿为每亩8.5万元（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金、集体三产经济基金、奖励等费用，详见证据：柳东新区征字[2018]003号，征收某某屯土地补偿协议书)，其中:1.土地补偿费为：17968元/亩，占每亩补偿额的21.1388%(详见证据：柳政发[2016]XX号：柳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6年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第二页倒数第7行，土地补偿费为统一年产值的8倍；第9页第3行，编号13,分区域统一年产值标准，柳州市辖区雒容镇，2246/亩，8倍x2246元/亩=17968元/亩）;2.青苗补偿费为：6000元/亩占每亩补偿额的7.0588%(详见证据：柳政函[2016]254号：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市区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的附件3中桉树（尾叶按）四年以上（成过熟林）;3.安置补助费为：33690元/亩，占每亩补偿额的39.9529元(详见证据：柳政发[2016]XX号：柳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第二页倒数第7行，安置补助费为统一年产值的15倍；第9页第3行，编号13,分区域统一年产值标准，柳州市辖区雒容镇，2246/亩，15倍x2246元/亩=33690元/亩);4.社会保障金、奖励等费用为：27342元/亩，占每亩补偿额的31.8494%。（详见证据：a柳东新区征字[2018]003号，征收某某屯土地补偿协议书;b.柳政发[2016]XX号: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6年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c.柳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柳政函[2016]254号：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市区青苗和地上附着 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桂政办发(2008)18号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征收土地中除去土地征收补偿、青苗补偿、安置补助之外，余下的就是社会保障金、奖励等费)。5.上述各项中，除去土地征收补偿费占每亩补偿额的21.1388%外，其余为应分配发给土地承包者个人的安置补助、青苗补偿、社会保障及奖励等费用，占每亩补偿额的78.8611%。对应分配给每个分得承包地个人的89万元补偿款，其中土地本身的补偿款为89x21.1388%=18.8135万元，两人就是37.672万元；其余为安置补助、青苗补偿，社会保障及奖励等，计算得89x78.8611%=70.1863万元，两人则为:140.3280万元。(二）一审对上诉人户的韦某一、韦某二自出生起至今是某某屯集体组织的原始成员，于1984年就获得承包地的合法、正当性，至征地时一直是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依靠耕种土地为生活来源，征地后是失地农民，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保障的事实没查清。1.上诉人户的韦某一、韦某二自出生起至今是某某屯集体组织的原始成员，具有获得分配的资格;2.上诉人户的韦某一、韦某二于1984年就获得承包地，1985年就获得鹿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证，1995年再获鹿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延包证;上诉人户手握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证书，土地延包证书，就足以说明自己户于1984年就获得承包地，是合法、正当的，而被上诉人自述没有调整过承包土地，是虚假的陈述，是事实根据的狡辩。3.上诉人户的韦某一、韦某二至土地征收时是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依靠耕种土地为生活来源，征地后是失地农民，没有生活来源，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土地承包慨况：1981年开始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承包期三年，当时第三人户的韦某五、方某一、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户籍在某某屯并分得承包土地，许秀荣未分得土地。1984年3月，韦某五、方某一、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许秀荣、全家因政策可以“农转非”，故愿退出全户承包的土地，交由某某屯二组另行分配他人承包，之后其户不再耕种承包的土地，全家把户口迁入桂中监狱跟 随韦某五的丈夫方三礼，也不再交纳公粮、购粮，不再履行集体成员的任何义务，1984年该户的许秀荣在天津市范围病亡。刚好，到1984年的第四季度时，全国、全广西开始搞土地延包，自1985年起，当时政策是总体不变，局部和个别调整，中共鹿寨县委、县人民政府规定的调整政策是：收回农转非、被招工、被招干、考取大中专学生、军官、死绝户，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以及1980年以来的超生子女人员己经分得的责任田地，作一次调整，按减人减田，增人增田的办法解决，调整后，宣布延长土地承包期，重新签承包合同十五年以上。因此第三人韦某五户如不自动交回承包地的，也会被政策性收回，也即第三人韦某五户自1984年3月后未再有承包土地的资格。对1984年3月第三人韦某五户退出来的土地，时任某某屯二队(即现在的二组）队长韦某三请示时任雒容公社竹车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五六如何处置，李书记传达了雒容公社，鹿寨县委、县政府，柳州地委、行署，广西区党委、区政府关于土地调整后延包15年的精神，指示按政策收回的“农转非、被招工、被招干、考取大中专学生、军官、死绝户、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以及1980年以来的超生子女人员”的承包的田地，按减人减田，增人增田的办法解决，分配给符合承包条件的人。于是琴屯二队队长就招集本队11户的代表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表示按上级精神办，谁符合条件就分给谁。经对照政策，上诉人户的潘建萍、潘建桃和案外人韦某二、韦某一、陈献群、杨庆芬符合条件，于是该六人就获本集体分配承包第三人韦某五户退出的原承包的田地。他们获得承包地经过本集体村民小组同意，经过竹车生产大队认可，经过雒容公社批准，再报鹿寨县人民政府批准，才颁发给土地承包证书，并在1995年再获鹿寨县人民政府颁给的土地延包证书，且至征地时一直承包耕种上述土地。上诉人户的韦某一、韦某二获得承包地的资格合理、合规，合法，承包人的身份毋容置疑，承包人的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三）一审对第三人户全体人员不是某某屯集体成员，没有资格参与集体分配的事实认定不清。1.自1984年3月，第三人韦某五户全家“农转非”，户口迁入柳州市鱼峰区境内的桂中监狱（设区的市）后，且许秀荣于1984年亡故，故他们不再是某某屯 二组的集体组织成员，已经没有获得集体分配的资格;2.自1984年3月，第三人韦某五户为了“农转非”而自动将承包的田地退回或者被政策性收回给集体组织起，他们就再也不是土地的承包人，土地征收时不是失掉土地的农民，不需要安置;3.第三人韦某五户全家“农转非”后，除掉年老于1984年病故的许秀荣外，每人都被召收为入国家监狱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均不再是农民，他们都有了铁饭碗，有稳定的退休金，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根本上不依靠种地为生活来源，不需要因征地而给与失地农民的安置和生活保障;总而言之，第三人韦某五户全家自1984年起不再是某某屯二组的集体组织成员，没有获得集体分配的资格。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一，没有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错误二，没有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错误三，没有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己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己经具有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错误四，没有遵照桂高法[2015]330号，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中(1)第3页二，(2)第4页四，在案件审理中如何审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1.原始取得；2.加入取得。(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对己经死亡，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设区的市非农业人口、取得非设区的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并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当认定不再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第6页的五，(一）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只能被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错误五，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一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己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韦某一、韦某二（每个人）能否获得全额土地征收补偿款89万元，主要依据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这是错误的。首先，法律规定是内部分配，不是外部分配。就是说，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均是外部人员，没有资格享受分配，所以第三人户的人员均不得享受分配;其次，民主议定程序仅可以议定内部分配己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该土地补偿费是指土地本身的补偿，而不包含安置补助、青苗补偿、社会保障等其他费用。退一步说，依据桂高法[2015]33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中第6页的五，（一）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只能被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故民主议定程序议定己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时，仅能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而不得分配给第三人户这样的非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否则违法;民主议定程序如果将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给承包土地个人 的安置补助、青苗补偿、社会保障等其他费用不按规定支付，而是另行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又非承包土地的人员，就是侵犯承包人的合法承包权益，就是违法。综上，上诉人依据自己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己是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一是主张要求被上诉人将收到的土地征收补偿中的安置补助、青苗补偿、社会保障等其他费用分配发给自己户的韦某一、韦某二两人于法有据；二是，虽然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集体有权决定将征地补偿款在本集体内进行分配。但上诉人依据自己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己是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主张要求被上诉人将收到的土地征收补偿中的土地本身的补偿款分配发给自己，既合理也合法。因此，恳请二审法院秉公断案，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合理合法的上诉请求为盼。 被上诉人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某某村民委某某屯辩称，一、1984年韦某三利用当队长的便利，在未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形下，与潘福亮户等私自侵占了第三人韦某五户的承包田地，不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收回韦杰玉户的承包地另行发包。二、某某屯共四个村民小组**人，其中本小组共23户，每一户均签字认可征收分配方案，包括上诉人在内也签字认可，因此征地分配方案合法有效。三、征地分配方案中没有排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人一户中所有人员都得到了分配，包括属于1981年分有承包地人员有机动地人员、有户口无土地人员等三类人员，每一类人员都按分配方案获得了相应的分配。且分配方案明确规定以承包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由全体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没有排除上诉人任何一人的集体成员权利。四、上诉人户内人员韦某一、韦某二是1981年之后出生的，不管她们是否享有全额或者部分承包地，都不属于1981年分得承包地人员，这个1981年是特定的年份，而分配方案中是特指只有1981年参加土地承包的人员，其他年份获得承包地的均不属于分配方案中规定的1981年的土地份额，因此，韦某一、韦某二无权按照这一档次分配，只能按获得机动地这一档次进行分配，每人获得补偿款5万元。如果上诉人要求按1981年分得土地人员这一档次进行分配，除非把整个分配方 案推倒重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韦某五、方某一、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上诉人认为韦某一、韦某二出生就××某某屯集体成员并于1984年获得承包地，依靠土地为生活来源，征地后是失地农民，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保障属于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认为第三人户人员不是某某屯集体成员，没有资格参与集体分配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某某屯第二村民小组向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承包户中的韦某一、韦某二每人分配政府征收农村土地后向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某某屯第二村民小组单位中的每位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者给予的青苗补偿，安置补偿，社会保障资金，奖励等补偿费701640元，两人合计1403280元；2.判令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某某屯第二村民小组向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承包户中的韦某一、韦某二分配政府征收农村土地后向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某某屯第二村民小组单位中的每位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者给予的土地补偿费，集体三产基金188360元，两人合计376720元；上述1和2项合计为：1780000元；3.判令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某某屯第二村民小组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廖某某系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某某村民委某某屯村民。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以韦某三为户主的家庭户（家庭成员：潘胜彬、覃秀珍、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韦小玲、韦秋玲、韦小婵、潘建生、韦雨生、韦金玲）共11人承包了尚琴二组发包的土地。 据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提供的1985年《土地承包使用证》及1995年《土地延期承包证》记载，韦某三户家庭人口为5人，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称1984年是尚琴二组进行了承包地调整，将原审第三人的承包地重新分配给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户的韦某一，韦某二两人和案外的陈献群、杨庆芬、潘建桃、潘建萍四人共六人承包经营，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作为一家庭户承包了尚琴二组的土地，1995年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继续延期承包尚琴二组发包的土地。 （二）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韦某五、方某四、方某二、方某三、方某一、许秀荣共6人为一家庭户承包了尚琴二组发包的土地，1984年3月，韦某五、方某四、方某二、方某三、方某一将户口从尚琴**迁至雒容农场（现桂中监狱），原审第三人自述许秀荣随其子到天津生活。1984年9月许秀荣病故。 （三）2018年柳州市柳东新区政府应建设需要一次性征收了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某某屯四个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2018年6月26日，柳州市柳东新区征地办公室（甲方）、雒容镇竹车村民委某某屯四个村民小组（乙方）、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人民政府（丙方）、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丁方）共同签订了《征收某某屯土地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征收乙方土地3834.022亩，统一补偿价为8.5万元/亩(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资金，集体三产经济资金，奖励等费用），补偿费用共计人民币32589187元，并一次性补给乙方扶持费11033935元，共336925805元。此后，某某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对征收补偿费用分配问题进行讨论，并于2018年4月3日形成《竹车村某某屯村民小组征地补偿内部分配方案》，主要内容为：一、分配原则：将集体因征地所得在全屯进行统一分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承包户为单位进行分配；二、分配方式：1.按1981年政策性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家庭所获的土地份额进行分配“整村”征地补偿款；每个家庭承包户所获的征地补偿款为全体 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自行处理家庭内部分配；2.由户籍在某某屯村民小组的人员（该类人员为1981年政策性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未获得承包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截止时间为《征地协议签字之日止》，已故未销户人员除外）分配征地补偿款（每人伍万元）后；剩余的征地补偿费用再按1981年土地承包时的土地份额进行平均分配（不得重复享受分配）”，等等。《雒容镇竹车村某某屯2队“整推”土地份额、人口信息公示（第二榜）》、《雒容镇竹车村某某屯2队“整推”征地费用内部分配明细公示（第三榜）》显示韦某三户中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迁出）分别获得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89万元，韦某二、韦姿蓉分别获得征地补偿款5万元；韦某五户中韦某五（迁出）、方某一（迁出）、方某三（迁出）、方某四（迁出）、方某二（迁出）、许秀荣（已故）分别获得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89万元，备注待核查份额，现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认为韦某五、方某一、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许秀荣并非尚琴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家庭户原承包土地于1984年调整为其所在承包户的韦某一，韦某二两人和案外的陈献群、杨庆芬、潘建桃、潘建萍四人共六人承包经营，要求尚琴二组确认韦某一、韦某二享有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并将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家庭户名下的补偿款确认为其家庭户所有，遂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某某村民委某某屯及原审第三人认可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曾耕种管理第三人家庭户1981年承包的土地，但否认尚琴二组曾调整过承包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土地补偿费。本案中，韦某一、韦某二能否获得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89万元，主要依据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分配方案认定。《竹车村某某屯村民小组征地补偿内部分配方案》经该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决定，其形式、内容均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院予以认定。根据该 分配方案，分配原则系“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承包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方式系“由户籍在某某屯村民小组的人员（该类人员为1981年政策性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未获得承包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截止时间为《征地协议签字之日止》，已故未销户人员除外）分配征地补偿款（每人伍万元）后；剩余的征地补偿费用再按1981年土地承包时的土地份额进行平均分配（不得重复享受分配）”。据此可知，可获得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份额的人员类别为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获得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韦某一、韦某二生于1982年、1984年，不属于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获得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依据该内部分配方案，韦某一、韦某二不享有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自述1984年尚琴二组调整承包土地，收回第三人户承包的土地并重新发包给其所在承包户中的韦某一、韦某二耕种，但未能就此提供充分证据，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车村民委员会某某屯第二村民小组及原审第三人均不予认可，该院不予采纳。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认为其实际耕种并依附土地生活，即使尚琴二组有权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征地补偿款，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中的安置补偿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及各种社会保险补偿，依法应当归属于其所有。对此，该院认为，2018年6月，柳州市柳东新区征地办公室与竹车村民委某某屯四个村民小组签订的《征收某某屯土地补偿协议书》，一次性全部征收了雒容镇竹车村某某屯全部集体土地，在具体征收方式上，未区分各承包户的征地面积，而是以某某屯四个村民小组为单位统一一次性征收；在征收标准上，未区分耕地类型及地上青苗、附着物种类，而是统一按照8.5万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偿(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资金，集体三产经济资金，奖励等费用），对8.5万元/亩所包含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资金，集体三产经济资金，奖励等费用的各项具体金额和比例亦未进行区分，并一次性补给扶持费11033935元，因此，本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在征收方式及征收标准上均具有全村民小组的统一性。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小 梅主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中的安置补偿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及各种社会保险补偿应归其所有，但未能提供上述各费用具体的计算标准及依据，故其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驳回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20元（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已预交），由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及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土地承包地登记卡》证明韦某一、韦某二在1985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合法的土地经营权。但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韦某一、韦某二在该集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即1981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土地份额，而涉案的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原则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承包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方式是按相应人员是否在1981年政策性土地承包责任制时获得承包田地、林地份额进行分类，故韦某一、韦某二是否在1985年获得合法的土地经营权与其是否能享受全额土地补偿款无关，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异议称一审遗漏认定许秀荣也于1984年3月将户口迁到桂中监狱，因其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审第三人均予以否认，该事实与本案的实体处理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一审不予查明并无不当。原审第三人异议称一审认定“补偿费用共计32589187元”有误，实际应为“325891870元”，经审查，一审的该项认定确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除一审认定的“补偿费用共计32589187元”应纠正为“补偿费用共计325891870元”以外，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上诉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形成的《竹车村某某屯村民小组征地补偿内部分配方案》的分配原则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承包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方式是“由户籍在某某屯村民小组的人员（该类人员为1981年政策性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未获得承包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截止时间为《征地协议签字之日止》，已故未销户人员除外）分配征地补偿款（每人伍万元）后；剩余的征地补偿费用再按1981年土地承包时的土地份额进行平均分配（不得重复享受分配）”。据此可知，可获得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份额的人员类别为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获得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韦某一出生于1982年8月26日，韦某二出生于1984年1月10日，不属于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获得田地、山林份额的人员，依据该分配方案不享有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同理，因上诉人所在承包户与原审第三人所在承包户在1981年时分别是两个独立的承包户，该两个承包户分别获得多少的补偿费是根据各自承包户内的人员类别进行确定，并不是根据被征收土地的利用现状进行分配，上诉人根据其在1985年承包并实际耕种涉案土地至今的事实而请求将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家庭户名下的补偿款确认为其所在家庭户所有与分配方案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只是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所在承包户内的韦某一、韦某二分别发放全额土地补偿款89万元，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本院对被上诉人拟向原审第三人所在承包户发放相应补偿款是否合法不予审查。上诉人上诉称1984年其所在集体调整承包土地，收回原审第三人户承包的土地并重新发包给其所在承包户中的韦某一、韦某二耕种，其实际耕种并依附土地生活，即使被上诉人有权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征地补偿款，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中的安置补偿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及各种社会保险补偿，依法应当归属于其所有。对此本院认为，柳州市柳东新区征地办 公室与竹车村民委某某屯四个村民小组于2018年6月签订《征收某某屯土地补偿协议书》，一次性全部征收了雒容镇竹车村某某屯全部集体土地，在具体征收方式上，未区分各承包户的征地面积，而是以某某屯四个村民小组为单位统一一次性征收；在征收标准上，未区分耕地类型及地上青苗、附着物种类，而是统一按照8.5万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偿(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资金、集体三产经济资金、奖励等费用），对8.5万元/亩所包含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社会保障资金、集体三产经济资金、奖励等费用的各项具体金额和比例亦未进行区分，并一次性补给扶持费11033935元，因此，本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在征收方式及征收标准上均具有全村民小组的统一性。上诉人主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中的安置补偿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及各种社会保险补偿应归其所有与前述协议的约定相悖，且因目前征地部门已实际按照协议完成征地工作并已按照约定补偿到位，已无法查明其实际耕种的土地类型及地上青苗、附着物种类，亦无法按地类或款项性质将对应款项进行区分，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韦某一、韦某二分别只获得5万元的补偿款，该款项不足以保障其今后的生活，这实际是对分配方案存在误解。涉案的《竹车村某某屯村民小组征地补偿内部分配方案》已明确征地补偿款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承包户为单位进行分配”“每个家庭承包户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为全体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自行处理家庭内部分配”，因此，张榜公示中对应人员名下的款项是对个人所获得的相应土地份额的补偿，所涉补偿款并不是补偿给个人，而是补偿给其所在的承包户，各承包户内所有人员根据分配方式获得的补偿款归全体家庭成员共有，如何分配应由全体家庭成员进行协商。上诉人承包户除了韦某一、韦某二分别获得5万元的补偿款外，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等人均获得了全额土地征地补偿款89万元，上诉人所在承包户内所有人员获得的补偿款归该承包户内的全体人员所有，应由该承包户内的全体人员自行协商处理家庭内部分配问题。 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20元（上诉人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已预交），由上诉人韦某一、韦某二、韦某三、廖某某、韦某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皓匀 审 判 员 赵舒颖 审 判 员 侯海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廖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