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53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桂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联达大厦103铺。主要负责人：陈春林，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兰，女，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晖，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肇庆市龙昌水泥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龙昌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封开县**********。法定代表人：陈树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新权，广东携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志文，广东携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农行桂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肇庆龙昌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封开县人民法院（2019）粤1225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按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行桂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兰、张朝晖，肇庆龙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新权、莫志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一审原告肇庆龙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肇庆龙昌公司的起诉请求是：1.判令农行桂城支行赔偿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及从2015年2月11日起至付清本金之日止，以经济损失额按年利率5.6%计算利息（肇庆龙昌公司在庭审中变更该项请求为：判令农行桂城支行赔偿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12227010.35元，及从2015年2月11日起至付清本金之日止，以经济损失额按年利率5.6%计算利息）；2.判令农行桂城支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5月26日，肇庆龙昌公司与农行桂城支行签订编号为441***********81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肇庆龙昌公司位于封开县**********土地使用权和部分房产作为佛山市*****林配套有限公司（下称南海浩芸公司）在2011年5月26日起至2013年5月25日止向农行桂城支行借款提供最高额1.3342亿元抵押担保。2011年*月28日，余海洽、满鸿与农行桂城支行签订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余海洽、满鸿作为保证人为南海浩芸公司在2011年*月28日至2013年*月27日向农行桂城支行在借款最高1亿元限额内作连带担保。南海浩芸公司分别于2012年*月27日及*月31日向农行桂城支行借款，共计本金3500万元。事后，因南海浩芸公司未依约足额给农行桂城支行归还借款本息。农行桂城支行据此向法院起诉，判决生效后，因南海浩芸公司不履行判决义务，肇庆龙昌公司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发送的《执行通知书》要求，以抵押担保人资格代借款人给农行桂城支行清偿了全部债务36681031.05元。此后，肇庆龙昌公司于2015年4月1日行使追偿权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不支持余海洽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肇庆龙昌公司认为由于农行桂城支行在与余海洽签订编号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存在过错，致使保证合同中保证人“余海洽”一栏处的签名非余海洽本人签名和指模非本人加盖，从而导致肇庆龙昌公司在行使追偿权的诉讼中诉请担保人余海洽承担三分之一的保证责任得不到实现。据此，肇庆龙昌公司认为农行桂城支行的行为对肇庆龙昌公司构成侵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支持肇庆龙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农行桂城支行对起诉请求辩称：一、我行要求肇庆龙昌公司承担担保范围内的担保责任具有合法性。肇庆龙昌公司的诉请既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亦有违法理；二、我行不构成肇庆龙昌公司诉称的侵权责任。1.我行不存在侵权行为。肇庆龙昌公司在本案中将36485102.14元代偿款项的经济损失与对余海洽丧失12161700.71元追偿权益进行了混淆。按照肇庆龙昌公司起诉状所称，其所谓“损失”的发生源于其为南海浩芸公司代偿了所欠我行的贷款。但实际上肇庆龙昌公司为南海浩芸公司借款提供的是抵押担保，而非保证担保，因此肇庆龙昌公司是在当时已经知道无法向余海洽追偿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以现金代偿方式替南海浩芸公司清偿银行债务，应视为肇庆龙昌公司对余海洽追偿权的放弃。即肇庆龙昌公司代偿后充其量仅享有对债务人、有效担保人的追偿权益。肇庆龙昌公司起诉南海浩芸公司等案生效判决已对其追偿权益进行完整救济保护。在债务人、其他有效担保人未主动向其清偿代偿款项的情况下，是债务人与其他有效担保人不作为的行为侵害其追偿权益。现肇庆龙昌公司又基于同一代偿行为另行起诉我行对其无法向余海洽追偿承担侵权责任，完全混淆了代偿行为的所谓“损失”和追偿权的所谓“损失”，不应获得法律支持。退一步说，即使法院审理查明认定我行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余海洽签名虚假、担保无效存在过错，法律后果是我行自身担保权益受侵害，不应将此混淆认定为我行对肇庆龙昌公司存在侵权行为。2.肇庆龙昌公司不存在诉称的无法追偿的损害结果。肇庆龙昌公司自始不享有对余海洽的追偿权益。首先，肇庆龙昌公司诉南海浩芸公司等案生效判决已确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余海洽签名虚假，余海洽保证担保无效。依据法律规定，该无效为自始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产生的法律效果为我行作为债权人自始不享有对余海洽的担保权益。其次，从对担保人享有的追偿权益设立的立法逻辑看，追偿权益以担保权的设立为前提，肇庆龙昌公司对余海洽的追偿权益应以我行对余海洽享有合法有效的担保权益为前提，在我行对余海洽自始不享有担保权益的前提下，肇庆龙昌公司亦自始不享有对余海洽的追偿权益，肇庆龙昌公司的追偿权益不应优于我行的担保权益。最后，肇庆龙昌公司客观存在36485102.14元经济损失，但不必然等同于存在对余海洽12161700.71元追偿权益的损失，生效判决已对36485102.14元代偿款项在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有效担保人满鸿之间清偿顺序、份额进行了判定。因南海浩芸公司、满鸿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义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就此已立执行案，案号为（2017）粤0506执8111号，现该案也只是因为南海浩芸公司、满鸿暂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肇庆龙昌公司的权利仍可实现。3.肇庆龙昌公司诉称的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上述分析，肇庆龙昌公司自始不享有对余海洽的追偿权益，不存在损害结果，我行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果关系无从谈起。且退一步说，肇庆龙昌公司代偿款项36485102.14元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是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不依约履行案涉借款合同项下还款义务、不依法履行我行诉南海浩芸公司等案生效判决义务、不依法履行肇庆龙昌公司诉南海浩芸公司等案生效判决义务，即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产生的原因是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的不予还款、无力还款行为，而非我行行为，我行行为与肇庆龙昌公司代偿款项经济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再者，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应取决于行为与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和相当性，只有当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至少提升到具有相当性的程度，才能认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存在。本案中我行是否与余海洽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余海洽担保责任是否有效，均不影响肇庆龙昌公司以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所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及可能带来的最大损失，为此，我行与余海洽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对肇庆龙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产生经济损失的结果不具有必然性和相当性，肇庆龙昌公司所称的我行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二者不构成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4.我行不存在侵权主观过错。首先，本案为一般侵权纠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肇庆龙昌公司应对我行存在侵害其权益的主观过错负有举证责任，而本案中肇庆龙昌公司并未有效举证证明我行对侵害其追偿权益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肇庆龙昌公司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先，“余海洽”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后，肇庆龙昌公司不具有以余海洽提供合法有效保证担保为其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先决条件的合理预期利益。再次，按正常交易习惯及常理，我行作为债权人追加余海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目的为缓释贷款风险，应合理地认定我行主观上强烈期待该担保有效，而不应认定为追加担保时主观上存在令担保合同无效的意志，更不应认定存在侵害肇庆龙昌公司未来可能享有的追偿权益的主观过错。综上所述，由于肇庆龙昌公司诉称我行存在侵权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维护国家金融秩序，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请驳回肇庆龙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对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至2013年间，案外人南海浩芸公司因缺乏经营资金需向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申请贷款业务，由肇庆龙昌公司、满鸿和“余海洽”分别为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向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的贷款提供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其中肇庆龙昌公司与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于2011年5月26日签订编号为441**********81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肇庆龙昌公司以其位于广东省封开县*********号[封府国用(2002)字第0478号]的土地使用权和另外4幢房产为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自2011年5月26日起至2013年5月25日止所欠农行桂城支行的债务提供最高额1.3342亿元抵押担保，且对抵押物办了相关抵押手续。担保人满鸿、“余海洽”与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于2011年*月28日签订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满鸿和“余海洽”为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自2011年*月28日起至2013年*月27日止所欠农行桂城支行的债务提供最高额1亿元的保证担保。尔后，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与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分别于2012年7月27日和2012年7月31日签订《借款合同》，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依约分别给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提供贷款本金3000万元和500万元。由于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没有依约在借款期限内给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足额清偿本息。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据此于2013年8月5日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南海浩芸公司给其归还尚欠的贷款本金30709614.96元及支付利息；担保人满鸿、余海洽分别对南海浩芸公司欠其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对肇庆龙昌公司用以抵押的抵押物在南海浩芸公司欠其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法院在审理该案期间，余海洽提出:合同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签名和指模均不是其本人所写所盖，不同意在该案中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据此于2013年12月30日向佛山市南海区法院提出撤回对余海洽的起诉的申请，该法院于2014年1月2日作出(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2号裁定：准许农行桂城支行撤回对余海洽的起诉。并于2014年1月17日作出(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一、南海浩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给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支付贷款本金30709614.96元，利息116166.24元及相关罚息；二、满鸿对该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南海浩芸公司在不履行本判决第一项债务时，农行桂城支行有权对肇庆龙昌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折价或变卖、拍卖后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债权。肇庆龙昌公司因对该判决不服，而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该中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3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因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和担保人肇庆龙昌公司、满鸿不履行该生效判决的义务，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法院在执行中确定被申请执行人南海浩芸公司、满鸿无财产可供执行。肇庆龙昌公司依照该法院发送的《执行通知书》的要求，以担保人的名义于2015年2月11日前代南海浩芸公司偿还了全部债务36485102.14元（其中包括借款本金30709614.96元、利息5571235.5元、一审受理费102964.45元、执行费101287.23元）。肇庆龙昌公司于2015年4月1日行使追偿权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请借款人南海浩芸公司给其偿还代偿款36485102.14元、担保人满鸿和余海洽分别给其偿付因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不能清偿的12161700.71元的担保责任。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期间，余海洽提出合同编号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签名和指模均不是其所写所盖的主张，因此不同意承担肇庆龙昌公司为南海浩芸公司代偿债务36485102.14元的三分之一份额12161700.71元的担保责任。该法院根据余海洽的申请，对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字迹和指模送相关司法鉴定机构作鉴定。鉴定机构认定：2011年7月28日签订的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余海洽”的签名和指模均不是其本人所签所写。法院根据该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在（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中作出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签字和指模均不属余海洽所写所盖，和余海洽依法不需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义务。并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第361号民事判决：一、南海浩芸公司给肇庆龙昌公司偿付36485102.14元及利息;二、满鸿在12161700.71元限额内给肇庆龙昌公司承担偿付义务及对应的利息。该判决生效后，肇庆龙昌公司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南海浩芸公司、满鸿名下均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粤0605执8111号之二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9年4月11日，肇庆龙昌公司以其代南海浩芸公司给农行桂城支行清偿全部债务后，在行使追偿的诉讼中，诉请担保人余海洽承担担保责任得不到实现为由，认为农行桂城支行在与担保人满鸿、余海洽签订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存在过错，致使《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签名和指模不是余海洽本人所为，对肇庆龙昌公司构成侵权。因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讼，并提出上述请求。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农行桂城支行于2019年5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粤1225民初334号民事裁定：驳回农行桂城支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农行桂城支行因不服，而上诉至本院。该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粤12民辖终83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裁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因担保借贷合同而引起的民事侵权纠纷。民事侵权纠纷是指因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所发生的纠纷。本案需要解决的焦点分别如下：一、农行桂城支行的涉案债权原担保人的人数的认定。根据农行桂城支行与肇庆龙昌公司在2011年5月26日签订编号为441***********815的《最高额担保合同》和农行桂城支行与满鸿、“余海洽”在2011年7月28日签订编号为4410052011O006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记载，以及农行桂城支行于2013年提诉的（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民事诉状的记载，证实农行桂城支行在（2013）佛南法桂二民初字第379号案的债权的担保人是本案肇庆龙昌公司、满鸿和“余海洽”。据此，本案认定农行桂城支行的涉案债权的原担保人的人数为三名。二、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原因的认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认定余海洽不需要承担涉案担保责任的原因是该院根据对余海洽的两份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从而认定编号为4410O520110006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担保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签名和加盖的指模不是余海洽本人所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余海洽的担保人的主体资格的灭失的原因是农行桂城支行与担保人在2013年7月28日签订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担保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签名和加盖的指模均不是余海洽本人所为。三、造成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责任人的认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贷款调查：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第二十八条“贷款审批：贷款人应当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制度。审查人员应当对调查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评定，复核贷款风险度，提出意见，按规定权限报批”、第二十九条“签订借款合同：所有贷款应当由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保证贷款应当由保证人与贷款人签订保证合同，或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载明与贷款人协商一致的保证条款，加盖保证人的法人公章，并由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姓名。”的规定，说明在签订涉及担保的借贷合同中，贷款人在贷款调查阶段，必须核实保证人的情况；在贷款审批阶段，审查人员应当对调查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在签订借款合同阶段，贷款人必须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信贷业务基本规程》第四十九条“信贷业务合同和担保合同的填写和签章应符合下列要求：（三）客户部门必须当场监督客户、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在合同文本上签名、盖章，核对预留印鉴，确保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的规定，说明中国农业银行的规程明文规定各银行在与客户签订信贷合同或者签订担保合同时，为确保所签订合同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必须“当场监督”（即面签）。但根据农行桂城支行在本案庭审中确认，其在与担保人签订编号为4410052O110OO6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没有与余海洽面签。这说明农行桂城支行在签订该保证合同时违反上述通则和规程的强制性规定，这是致使该保证合同担保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被他人冒充签名和加盖指模、该担保合同存在不真实性和不合法性和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根本原因。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农行桂城支行是导致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的灭失的责任人。四、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后，导致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的认定。1.肇庆龙昌公司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给南海浩芸公司代偿债务金额的确认。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因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和担保人满鸿不履行已生效的（2O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肇庆龙昌公司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5日给其发送的《执行通知书》要求，于2015年2月11日前为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代偿了36485102.14元（其中借款本金30709614.96元、利息5571235.5元，以及代付379号案一审理费102964.45元和执行费101287.23元），并对肇庆龙昌公司提出其支付因不服379号民事案的上诉费195928.91元作为给南海浩芸公司代偿债务的主张，作不予支持的认定。一审法院对该法院的认定，予以确认。即确认肇庆龙昌公司以担保人名义在对379号案中为南海浩芸公司代偿债务款为36485102.14元，不确认肇庆龙昌公司因不服379号民事判决而上诉所产生的上诉费195928.91元，属于其对379号案履行担保责任的代偿款。2.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后，致使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金额的认定。根据已生效的（2O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有关：“关于满鸿对涉案债务应否担责的问题。一审法院从以下几方面分析：首先，物权法的颁行并不意味着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废止，在处理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与物权法衔接问题时，物权法实施后，虽然应当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但在物权法并未有明确禁止的方面，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仍然适用。根据查明的事实，肇庆龙昌公司与农行桂城支行是在2011年5月26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而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实行，即涉案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发生在物权法施行之后。如前述，本案应当使用物权法的规定，故一审法院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肇庆龙昌公司可向南海浩芸公司追偿。但该规定并未涉及或禁止保证担保和物的担保并存时相互追偿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对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则有明确的解释，明确区分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和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两种情形，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从该条文理解，担保法司法解释既承认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也认可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至于担保人之间行使追偿权的前提条件，应当符合：一是担保人之间对各自分担的责任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二是追偿主体已履行担保责任。本案中，肇庆龙昌公司已全额代偿了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的债务，虽然肇庆龙昌公司和其他担保人之间没有对分担比例进行约定，但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肇庆龙昌公司可以要求涉案债务的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其次，关于本案其他担保人应当分担份额的确定。针对农行桂城支行余海洽的责任，因一审法院已认定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名及指模均不是余海洽本人所为，故其依法不需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义务，肇庆龙昌公司请求余海洽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不予支持。针对担保人满鸿的责任，依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肇庆龙昌公司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范围仅限于主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结合对南海浩芸公司未能清偿而肇庆龙昌公司实际已代为偿付的款项总额36485102.14元，此案借款仅有两名担保人，即肇庆龙昌公司及满鸿应平均分担”的认定，说明债务在保证担保和物的担保并存中，担保人之间在各自分担的责任份额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已履行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有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第二十条第二款“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的规定，请求其他担保人平均分担。本案中，若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未灭失，本案的担保人应为三名，其中余海洽依法应承担因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不能清偿而已由肇庆龙昌公司代偿的债务36485102.14元中的三分之一12161700.71元（36485102.14元÷3）的担保责任。现因余海洽作为担保人的主体资格灭失了，其依法无需分担肇庆龙昌公司代偿款的三分之一的担保责任。同时，又因肇庆龙昌公司在对（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案中，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和担保人满鸿又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已作出裁定：终结本执行。这意味着肇庆龙昌公司已多承担了本应由担保人余海洽承担的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肇庆龙昌公司多承担的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及利息损失，实为肇庆龙昌公司在本案的经济损失。据此，认定肇庆龙昌公司因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导致肇庆龙昌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2161700.71元及利息。至于农行桂城支行辩称，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不得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因与上述已生效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的认定相悖，不予采纳。五、农行桂城支行在与担保人签订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其中因不对余海洽的签名和指模予以当场监督（即面签）的行为，是否对肇庆龙昌公司的民事权益构成侵权的认定。由于农行桂城支行在与担保人签订涉案编号为441***********48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没有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国农业银行信贷业务基本规程》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余海洽在保证合同上的签名和捺指模予以当场监督，使该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的签名和指模被他人冒充，导致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余海洽依法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更进一步导致肇庆龙昌公司在履行了担保责任后，无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余海洽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因此致使肇庆龙昌公司多承担了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也即造成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及利息。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农行桂城支行在与担保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因没有对余海洽的签名和所捺的指模予以当场监督的行为，对肇庆龙昌公司合法的民事权益构成侵权。至于农行桂城支行辩称，其行为对肇庆龙昌公司的民事权益不构成侵权，因理据不充分，不予采纳。六、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后，肇庆龙昌公司多承担的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也即经济损失）与农行桂城支行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根据上述第四点的认定，肇庆龙昌公司之所以多承担担保责任121617O0.71元，是因为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如果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不灭失，即余海洽依然作为涉案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的担保人，那么肇庆龙昌公司在（2015）佛南法第361号民事案中依法请求担保人余海洽承担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将会依法得到法院判决支持，也即肇庆龙昌公司就不需多承担担保责任1216170O.71元。同时，根据上述第三点和第五点的认定，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根本原因是农行桂城支行在与担保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未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国农业银行信贷业务基本规程》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余海洽在保证合同中的签名和指模予以当场监督（即面签），使得该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签章）一栏的“余海洽”签名和指模被他人冒充，从而致使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使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正是由于农行桂城支行违规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使得肇庆龙昌公司无法请求余海洽依法承担担保责任，导致肇庆龙昌公司多承担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从而导致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的法律后果。据此，农行桂城支行的行为侵犯了肇庆龙昌公司的合法民事权益，对肇庆龙昌公司构成了侵权。综上，农行桂城支行的该侵权行为，与肇庆龙昌公司因此多承担了本应由担保人余海洽承担的担保责任12161700.71元，也即导致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及利息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至于农行桂城支行辩称，其在保证合同中的签订行为与肇庆龙昌公司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因理据不充分，不予采纳。七、肇庆龙昌公司诉请农行桂城支行因侵权行为应给其赔偿12227010.35元，应否支持问题。根据上述有关农行桂城支行行为对肇庆龙昌公司的民事权益构成侵权，以及因农行桂城支行侵权行为给肇庆龙昌公司造成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及利息的认定。肇庆龙昌公司提出其中由农行桂城支行给其赔偿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及利息的部分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予以支持；而对肇庆龙昌公司请求农行桂城支行给其赔偿经济损失超过121617O0.71元（除利息外）的部分，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八、肇庆龙昌公司诉请农行桂城支行从2015年2月11日起至农行桂城支行付清赔偿款之日止，以122227010.3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6%给其支付利息，应否支持问题。根据上述第四点的认定，肇庆龙昌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2161700.71元及利息，据此，一审法院确认肇庆龙昌公司可作为计算利息的本金为12161700.71元，而对肇庆龙昌公司请求超过12161700.71元的部分作为计息本金，不予支持。同时，肇庆龙昌公司因在2015年2月11日已代南海浩芸公司履行了全部债务（包括本案因农行桂城支行的侵权行为，导致肇庆龙昌公司经济损失的12161700.71元），在农行桂城支行给肇庆龙昌公司清偿前，确对肇庆龙昌公司造成了资金占用的损失，农行桂城支行依法应对肇庆龙昌公司的该资金占用费的损失予以赔偿。据此，肇庆龙昌公司诉请农行桂城支行给其支付资金占用的损失，予以支持。具体应以肇庆龙昌公司的经济损失12161700.71元为本金，从2015年2月11日起至清偿本金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判决：一、农行桂城支行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肇庆龙昌公司赔偿12161700.71元及利息（利息计算办法：以12161700.71元为本金，从2015年2月11日起计至清偿赔偿款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肇庆龙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对一审结论的意见上诉人农行桂城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农行桂城支行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肇庆龙昌公司所有的诉讼请求；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肇庆龙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肇庆龙昌公司无权要求农行桂城支行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第五十六条关于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明确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但《物权法》第176条并未作出类似规定，根据《物权法》第178条关于“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的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可见，对于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是适用《物权法》还是《担保法》司法解释，最高院已经有明确定论。在本案中，各担保人之间并未约定可以互相追偿。因此，肇庆龙昌公司无权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即肇庆龙昌公司自始不享有对余海洽的追偿权益。农行桂城支行在答辩时已经明确提出应当适用《九民纪要》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有意删除了农行桂城支行相关答辩意见，并且在《九民纪要》已经正式发布一个月后仍然无视最高院文件规定，执意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认定肇庆龙昌公司享有对余海洽的追偿权益，明显偏袒肇庆龙昌公司，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不存在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农行桂城支行更不是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责任人。（一）涉案债权原担保人数仅为两名而非三名。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前提是存在合法有效的担保人。肇庆龙昌公司诉南海浩芸公司等案生效判决已确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余海洽签名虚假，余海洽保证担保无效。依据法律规定，该无效为自始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既是无效合同，则不存在余海洽也为担保人之说，更不存在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之说，也就不存在肇庆龙昌公司向一个不存在的担保人“追偿”的法理基础。一审法院仅凭借有“余海洽”签名及指模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案中农行桂城支行递交的民事诉状的记载，直接忽视合同之效力，就作出涉案债权的担保人数为三人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已就南海浩芸公司借款的保证担保人数认定为两名，“对此案涉借款仅有的两名担保人原告（即肇庆龙昌公司）及满鸿原应平均分担”，一审判决中大段摘抄该判决书时也引用了该内容。一审法院一方面直接引用生效判决认定余海洽保证担保无效，另一方面又选择性忽略同一份判决中对涉案债权担保人数的认定，在未有新证据推翻已生效裁判既已认定事实基础上直接作出担保人数为三人的认定，为其后错误认定侵权责任构成强行违法设定前提，判决书前后矛盾，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问题。（二）一审判决直接认定农行桂城支行对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承担全部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余海洽”的签名非本人行为，但没有任何证据或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实际行为人是谁，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应该是该实际行为人，而不是同为被侵权人的农行桂城支行。退一步讲，对于余海洽提供的无效保证担保，即使农行桂城支行自身有过错，也只是自行承担贷款风险，而绝不是对肇庆龙昌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刻意混淆两者的界限，明显属于偷换概念，将农行桂城支行从被侵权人认定为侵权人颠倒黑白。三、农行桂城支行不构成肇庆龙昌公司诉称的侵权责任。按照法律规定，构成侵权必须要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农行桂城支行在一审答辩时已经从农行桂城支行不存在侵权行为、肇庆龙昌公司不存在诉称的损害结果、行为和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但一审法院对农行桂城支行的意见仅以“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打发，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合理支撑。（一）农行桂城支行不存在对肇庆龙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基础。通常作为才构成侵权，不作为构成侵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就是没有履行对于相对人的法定作为义务。但在余海洽保证担保有效性问题上，农行桂城支行对于肇庆龙昌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法定作为义务。肇庆龙昌公司2011年5月26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先，满鸿和余海洽2011年7月28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后，也即肇庆龙昌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并不以满鸿和余海洽提供保证担保作为前提，农行桂城支行就保证担保有效性问题对肇庆龙昌公司没有任何法定义务，也就不可能对肇庆龙昌公司构成任何侵权，肇庆龙昌公司所述侵权基础自始不存在。（二）肇庆龙昌公司不存在诉称的损害结果。（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已对肇庆龙昌公司36485102.14元代偿款项在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满鸿之间的清偿顺序、份额进行了判定。肇庆龙昌公司诉称的所谓“损害结果”完全是其自行“放弃权益”而产生。该《民事判决书》载明“案涉借款仅有的两名担保人原告及满鸿两名原应平均分担。如前述，肇庆龙昌公司已承担了超出其份额的偿付义务，而满鸿未履行担保责任，故其对肇庆龙昌公司承担的清偿责任应以18242551.07元（36485102.14/2）及其利息为限，现肇庆龙昌公司请求满鸿承担在浩芸园林责任的1/3范围内即12161700.71元承担责任，属于当事人自行处分权利，依法予以照准”。根据该生效判决，肇庆龙昌公司自身应承担18242551.07元偿付义务，满鸿本应承担18242551.07元，肇庆龙昌公司追偿权益的份额已经满额分配。因肇庆龙昌公司自行处分权利，放弃了满鸿本应承担的6080850.36元，满鸿最终仅承担12161700.71元。肇庆龙昌公司自称的12161700.71元损失实质由其自身应承担的6080850.35元与其放弃对满鸿清偿责任的6080850.36元合计构成。对于肇庆龙昌公司自身应承担的6080850.35元，属于生效法院判决已经确定肇庆龙昌公司应自行承担的18242551.07元担保责任中的一部分，根本没依据向作为债权人的农行桂城支行“追偿”；对于肇庆龙昌公司放弃对满鸿清偿责任的6080850.36元，更加没有理由转嫁给农行桂城支行承担。一审法院罔顾生效裁判认定事实和内容，认为肇庆龙昌公司存在12161700.71元的损失，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上相当于再次审理和重新分配了担保人之间的份额，严重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四、一审判决对于利息计算的利率及起算时间无任何法律依据。贷款利率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从借款人处收取利息的法定及合同约定利率。该案为侵权责任纠纷，肇庆龙昌公司并非金融机构，一审法院为了维护肇庆龙昌公司利益，对赔偿金以所谓“资金占用费”名义，判决农行桂城支行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完全莫名其妙。在利息起算时间上，本案并非担保“追偿权”纠纷，南海区人民法院在2017年11月30日作出对南海浩芸公司、满鸿的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一审法院以农行桂城支行“确对肇庆龙昌公司造成了资金占用的损失”为名，要求农行桂城支行从2015年2月11日起向肇庆龙昌公司支付利息，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肇庆龙昌公司的侵权请求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目的是逃避本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将担保责任风险转嫁给银行，不应获得法院判决支持。在本案管辖权异议阶段，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款项划出地即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无视侵权纠纷管辖权的法律规定，驳回农行桂城支行管辖权异议，审理本不应由其审理的侵权纠纷案件；在实体审理阶段，一审法院更是无视农行桂城支行已提供的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最高院《九民纪要》的规定，罔顾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和内容，断章取义，选择性适用有利于肇庆龙昌公司的内容，判决农行桂城支行承担侵权责任，严重违反司法的公平正义。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肇庆龙昌公司所有诉讼请求，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肇庆龙昌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肇庆龙昌公司辩称：一、农行桂城支行认为肇庆龙昌公司在承担担保债务后不能向其余担保人追偿是错误的。1.现已有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肇庆龙昌公司有权向其余担保人追偿的权利。在（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案中，虽然认定余海洽因签名及指模被人假冒而没有判决其承担责任，但是该判决已证明了肇庆龙昌公司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其余担保人请求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的权利。2.农行桂城支行所引用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六条不适用于本案件。首先，肇庆龙昌公司的追偿权来自于已经生效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依据《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之规定，(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案已经审结并生效，所以肇庆龙昌公司追偿权的认定不属于引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范围。其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最后，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适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将彻底推翻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显然违反人民法院裁判的一致性的原则。二、农行桂城支行认为涉案贷款不存在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有误。1.涉案贷款的担保人人数并不因担保合同部分无效而产生变化。首先，涉案贷款提供担保的人数是由农行桂城支行要求的。南海浩芸公司向农行桂城支行申请涉案贷款时，农行桂城支行要求肇庆龙昌公司、满鸿、余海洽承担连带担保。其次，余海洽作为公司股东按照银行贷款的规程必然属于涉案贷款的连带担保人。最后，农行桂城支行在（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案提起诉讼时，已列肇庆龙昌公司、满鸿、余海洽作为被告并要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由于农行桂城支行用于发放贷款的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余海洽的签名及指模是他人假冒导致法院在该案中没有判决余海洽承担担保责任但是不影响农行桂城支行在涉案贷款设定的担保人数为三人的客观事实。2.余海洽的签名被人假冒，导致担保人人数减少显然存在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情形。在（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案中，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认定余海洽的签名及指模不是余海洽的。故未判决余海洽承担担保责任导致肇庆龙昌公司获得满鸿追偿权，没有获得余海洽追偿权。因此，担保人从三人变为二人显然存在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的情形。三、农行桂城支行认为无需支付利息有误。在本案中，肇庆龙昌公司受损的是财产权，该财产为现金。肇庆龙昌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向农行桂城支行超额支付担保责任的款项，所以肇庆龙昌公司以支付该款项之日请求自权益受损之日起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合法合理。四、肇庆龙昌公司认为应当由农行桂城支行承担担保人主体资格的侵权责任。1.在本案中，农行桂城支行不是被侵权人。涉案贷款担保合同中，担保人余海洽签名及指模不是余海洽的，当南海浩芸公司无力偿还借款时，农行桂城支行无法向担保人余海洽请求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然而，农行桂城支行的债权已经获得了足额清偿，所以农行桂城支行在本案中不属于被侵权人。2.肇庆龙昌公司超额承担了担保责任，超额承担的款项已经由农行桂城支行收取，理应由农行桂城支行予以归还。3.农行桂城支行审批贷款存在违规行为，是导致肇庆龙昌公司权益受损的根本原因。五、农行桂城支行已经构成了侵权责任，应当赔偿肇庆龙昌公司的损失。1.农行桂城支行是以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构成了侵权的违法行为。他人假冒余海洽签名及指模，农行桂城支行在审核贷款资料时，没有尽到《中华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国农业银行信贷业务基本规程》四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没有在现场见证余海洽签署保证合同，确保保证合同签名真实，导致余海洽的担保人主体资格灭失。农行桂城支行无法向余海洽追偿，从而导致农行桂城支行超额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农行桂城支行是以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违法行为。2.涉案贷款的抵押权设立在保证之前，并不影响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余担保人追偿的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和已生效的（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抵押权和保证设立的顺序先后并不影响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份额的权利。3.农行桂城支行存在超额承担担保责任的损害事实。假设余海洽的签名没有被他人假冒，肇庆龙昌公司、满鸿和余海洽内部之间的分担比例每人三分之一，现因余海洽的签名被人假冒，导致其无法向灭失担保资格的余海洽追偿12161700.71元。再且，（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61号案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南海浩芸公司和满鸿在肇庆龙昌公司没有获得任何清偿的情况下已经终本，更一步导致肇庆龙昌公司权益受损的事实。4.农行桂城支行的违法发放贷款行为是致使肇庆龙昌公司遭受损失的根本原因。假设农行桂城支行尽到审核贷款的审慎义务，不对南海浩芸公司发放贷款，就根本不会产生本案及上述两案纠纷。肇庆龙昌公司的损失归根结底均是由农行桂城支行造成的。5.农行桂城支行对其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具有明知的故意。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农行桂城支行的代理律师明确农行桂城支行的员工让南海浩芸公司的人拿回去给余海洽签名和按捺指模，并没有现场见到余海洽签名和按捺指模，当时也不知道是否余海洽的真实签名和指模。可见，农行桂城支行对其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具有明知的故意。综上，侵权行为的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构成要件，农行桂城支行均已具备，故农行桂城支行存在侵害肇庆龙昌公司权益的行为。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农行桂城支行的上诉没有理据，二审法院应驳回农行桂城支行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农行桂城支行提交了2012年农行桂城支行对南海浩芸公司的授信调查报告、审查报告、授信批复内容截图，肇庆龙昌公司、满鸿、陈永昌签订的《借款协议》，开庭笔录等作为证据，拟证实农行桂城支行发放贷款已尽审查义务，且追加满鸿、余海洽作为保证人是农行桂城支行主动追加；而肇庆龙昌公司是该笔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其在权衡利弊后主动代偿该笔贷款是为了避免承担《借款协议》违约责任以及其抵押的资产被强制执行。肇庆龙昌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已就上述证据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裁判理由和结论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法院案由定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肇庆龙昌公司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是否享有向其他保证人追偿的权利，农行桂城支行应否承担余海洽无效担保的责任。首先，南海浩芸公司因缺乏经营资金需要向农行桂城支行申请贷款，为此肇庆龙昌公司于2011年5月26日向农行桂城支行提供物的担保并与农行桂城支行签订《最高抵押合同》，2011年7月28日满鸿、余海洽与农行桂城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随后，南海浩芸公司与农行桂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并向其出借共计3500万元，南海浩芸公司没有依约偿还借款，农行桂城支行向佛山市南海区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1月17日作出(2013)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判决南海浩芸公司需向农行桂城支行支付贷款本金30709614.96元，利息116166.24元及相关罚息，满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南海浩芸公司在不履行该判决时，农行桂城支行有权对肇庆龙昌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折价或变卖、拍卖后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债权。后因南海浩芸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偿还借款，农行桂城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肇庆龙昌公司以担保人代南海浩芸公司偿还了全部借款。在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故农行桂城支行收取肇庆龙昌公司代南海浩芸公司偿还的款项，依法有据。其次，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关于对同一债权存在混合担保时，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既可向债务人追偿，亦可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而该法第一百七十六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上述两部法律均是涉及同一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又存在人的担保情况下，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追偿问题，如前所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仅规定在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可向债务人追偿，但并未赋予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向其他保证人内部追偿的权利。而且肇庆龙昌公司与其他保证人之间亦并未约定可以互相追偿。且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亦明确，在当事人没有约定份额或可以互相追偿的情况下，已履行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仅能向债务人追偿，不能向其他担保人追偿。故本院认为，肇庆龙昌公司在承担该借款的担保责任后，仅可向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追偿，对其他保证人不享有追偿权。最后，债权人农行桂城支行要求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就一笔债务提供多种担保的目的即是降低债务风险，使债务得到更有力的保障和最大化的清偿。而债权人与各担保人之间签订的担保协议，亦是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利益能最大化，在保证人相互间没有约定可以互相追偿的情况下，各担保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且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后，各担保人还须向最终责任人即债务人追偿，从程序上看费时费力浪费司法资源。而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肇庆龙昌公司在设立抵押担保时若要避免这种风险，就应当在设定担保时作出特别约定，而且肇庆龙昌公司在设立抵押担保在其他保证人之前，其设立抵押担保时应当预见且清楚明白自己面临的风险，即在债务人南海浩芸公司未能依约偿还债务时，肇庆龙昌公司需以其抵押的财产在最高限额内清偿债务。肇庆龙昌公司主张因农行桂城支行未履行审慎义务导致余海洽灭失担保人资格，损害其权益。但农行桂城支行与余海洽签订保证合同是在肇庆龙昌公司之后，与其签订保证合同亦是为了保证农行桂城支行的自身利益，减轻风险，即使余海洽的担保为无效担保，亦是损害农行桂城支行自身利益，肇庆龙昌公司担保在前，在后是否有担保并不影响其当初提供担保的初衷，而且农行桂城支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行使担保权利，故是否有其他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并不影响肇庆龙昌公司的担保责任承担。故农行桂城支行无需承担余海洽无效担保的责任。农行桂城支行并未侵害肇庆龙昌公司的权益，肇庆龙昌公司无权向农行桂城支行主张侵权责任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农行桂城支行上诉认为肇庆龙昌公司不享有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权利，其无需承担肇庆龙昌公司提出因余海洽担保人资格灭失造成的损失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农行桂城支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封开县人民法院（2019）粤1225民初3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肇庆市龙昌水泥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115.53元（肇庆市龙昌水泥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肇庆市龙昌水泥制造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770.2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已预交），由肇庆市龙昌水泥制造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上述案件受理费由给付义务人在本判决生效后一并核算支付，法院不作收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日红审 判 员 吴国红审 判 员 蔡红茂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家敏书 记 员 张静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