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南大路****。法定代表人：严慈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园园，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崧，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杰仕地（沈阳）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蒲平路**div>法定代表人：兰德尔·林恩·约翰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杰仕地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第二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兰德尔·林恩·约翰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杰仕地汽车皮革（嘉兴）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安璐****>法定代表人：兰德尔·林恩·约翰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皮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杰仕地（沈阳）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仕地沈阳）、中山杰仕地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仕地中山）、杰仕地汽车皮革（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仕地嘉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富国皮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园园、王岩崧，被上诉人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军、张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国皮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连带向富国皮革公司给付货款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6282185.67元及给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2.杰仕地（沈阳）向富国皮革公司给付货款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37802118.24元及给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3、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向富国皮革公司给付因本案支出的律师服务费计人民币30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全部由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承担。事实与理由：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债务确认协议》，该协议约定因杰仕地（沈阳）在签订协议时无法就富国皮革公司已经向其提供的服务与产品支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皮款、加工费和相应的逾期利息），且无法就富国皮革公司未来向其提供的服务与产品支付款项，2017年9月15日以赊销的方式继续向杰仕地（沈阳）提供服务与产品，富国皮革公司仅愿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本件继续向杰仕地（沈阳）提供服务和产品。按照该协议第7条约定，杰仕地（沈阳）未能配合富国皮革公司在2017年10月31日前完成抵押登记，即构成违约，杰仕地（沈阳）应立即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时至起诉日，杰仕地（沈阳）未办理完毕动产的抵押登记，已构成违约。在《债务确认协议》履行期间前后，杰仕地（沈阳）尚欠富国皮革公司大量货款及加工费，截至2018年1月3日，杰仕地（沈阳）在履行期间内欠款人民币6282185.67元，其中皮款为人民币1129194.57元，加工费为人民币5152991.1元；杰仕地（沈阳）在履行期间之外欠款总额为人民币37802118.24元，其中皮款为人民币12582399.9元，加工费为人民币25219718.34元。根据《债务确认协议》第8条之约定，应当补偿富国皮革公司根据该协议所发生的合理成本，包括律师费及损失。富国皮革公司因本案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计30万元。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一直未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原审辩称：富国皮革公司诉讼请求有两项，两项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也不同，法律关系也不同，我们认为民诉法52条规定。两项诉讼请求不应在同一案子处理。一、关于《债务确认协议》项下皮款及加工费。依照《债务确认协议》（见证据一）第1条的约定，该协议针对的是富国皮革公司在2017年9月15日至杰仕地美国公司启动破产程序之日或者2017年10月9日（以较早发生者为准）期间，向杰仕地（沈阳）提供或交付服务或产品（即新服务与产品），以及杰仕地（沈阳）因此需要向富国皮革公司履行的债务（即新贸易债务）。由于杰仕美国公司启动破产程序之日是2017年10月3日，所以《债务确认协议》约定的是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日期间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沈阳）公司提供“新服务与产品”而产生的“新贸易债务”。2017年10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对账，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在《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发生“新贸易债务”共计人民币7779618.28元。同日，杰仕地（沈阳）公司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了前述费用。亦于同日，杰仕地美国公司也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富国皮革公司，杰仕地（沈阳）已全部履行完毕《债务确认协议》项下“新贸易债务”。因此，杰仕地（沈阳）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认为，富国皮革公司依据《债务确认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但杰仕地（沈阳）已履行了该协议项下债务，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与该协议有关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关于与《债务确认协议》无关的皮款及加工费，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富国皮革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三、富国皮革公司依据《债务确认协议》要求我方支付律师费，但是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方请求律师费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9月20日，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中山）、杰仕地（沈阳）、杰仕地（嘉兴）、杰仕地美国签订债务确认协议，约定：第1条，富国皮革公司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杰仕地美国启动破产程序之日或2017年10月9日中较早之日期间内，向杰仕地境内公司提供产品与服务，杰仕地境内公司暂缓支付新服务与产品对价，最高赊销总额为7000000美元，……GST境内公司应根据其与富国皮革公司已建立的通常交易惯例向富国皮革公司提交新产品服务的请求。第2条，富国皮革公司和各公司实体同意新贸易债务发生下述情形之日立即到期应付：（1）2017年10月9日或之前，GST未启动美国破产法典第十一章项下的破产程序；第3条，杰仕地境内公司应在新贸易债务根据上述第2条到期应付之日向富国皮革公司一次性全额偿还其届时欠付富国的新贸易债务。如新贸易债务到期未得到支付，未得到支付的新贸易债务应按照20%的年利率作为违约利息计算利息，且GST和各GST境内公司应各自并连带地对GST境内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责任。2017年10月3日，杰仕地美国公司在美国启动破产程序。2017年10月9日双方就还款问题发送如下邮件：9：56，富国皮革公司人员向杰仕地公司人员发送邮件，内容为：2017.9.15-2017.9.30共发货张数44361张，加工费：金额16345883.31CNY，皮款金额：13572173.91CNY，请确认；11:16,，杰仕地公司人员回复，内容为：确认以下欠款金额；12:14，杰仕地公司人员回复邮件，内容为：以下欠款中沈阳人民币7779618.28，中山人民币222138438.94，请知悉；11:21，杰仕地公司人员向富国皮革公司人员发送邮件，内容为：“杰仕地”计划今天清偿下列债务，以便付清“确认债务协议”中的“新贸易债务”，我们将在今天交货付款时以现金支付。请确认这是富国可以接受的；16:05，杰仕地公司人员向富国皮革公司人员发送邮件，内容为：我们很高兴的通知您，中山杰仕地汽车披肩制品有限公司和杰仕地（沈阳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于10月9日共同向富国皮革工业制品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9918057.22元，用以结清根据2017年9月20日签署的“债务确认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从9月15日至10月8日的“新贸易债务”。我们愿意从10月9日开始交货时兑现，以便给我们的客货发货。由于我们已经结清了“新贸易债务”并且将继续在交货付款时兑现，关于是否或者如何进行资产抵押和股权质押，我们将等待法律顾问的确认。17：52，富国皮革公司人员回复，经与理查德确认，“富国”没有和中山杰仕地及沈阳杰仕地对债务的清偿顺序达成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在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如果由“杰仕地”所支付的付款不足以全部清偿“杰仕地”欠“富国”的金额，那么，上述金额应用于偿还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所发生的由“杰仕地”应支付的贸易债务，因此我们认为双方应根据“债务确认协议”和“担保文件”继续进行资产抵押和股份质押登记。18:54，杰仕地公司人员回复，内容为：我认为关于资产抵押和股份质押所达成的意向只是按照“债务确认协议”的内容保证在9月15日之后的“新贸易债务”付款。如果“富国”坚持“杰仕地”的付款应首先用于抵消9月15日之前的债务，超出的金额偿还9月15日之后的“新贸易债务”，那么这实际上是对“债务确认协议”及其担保文件项下被担保债务进行了扩大。我认为这不是关于协议的正确理解，我们可以探讨。2017年10月9日，杰仕地（沈阳）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人民币7779618.28元。原审法院认为，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中山、杰仕地（沈阳）、杰仕地嘉兴、杰仕地美国签订的《债务确认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债务确认协议》的内容，《债务确认协议》涵盖的范围为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日期间的“新贸易债务”，富国皮革公司于2017年10月9日，即协议约定的到期付款日向杰仕地公司发送邮件确认该期间的债务金额，后双方确认协议期间杰仕地（沈阳）的“新贸易债务”金额为人民币7779618.28元，随后杰仕地公司邮件通知富国皮革公司将于今日清偿“新贸易债务”，并于当日按照双方确认的金额足额支付了《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全部款项。而富国皮革公司收到清偿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对此未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对该笔款项系为偿付“新贸易债务”进行了约定，故杰仕地（沈阳）已清偿《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全部债务，富国皮革公司要求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共同清偿《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债务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富国皮革公司要求杰仕地（沈阳）给付货款及加工费的诉讼请求，因该诉请与本案当事人、依据的基础合同及内容均不相同，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富国皮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富国皮革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4655元，保全费5000元，由富国皮革公司负担。宣判后，富国皮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1、富国皮革公司与被上诉人具有长期合作关系，交易模式为：富国皮革公司直接向被上诉人提供皮革及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皮革直接提供加工服务，被上诉人根据富国皮革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支付相应的皮款、加工费。2、2017年，因杰仕地（沈阳）持续拖欠富国皮革公司皮款及加工款，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的境外母公司GSTAutoleatherlnC.（“GST美国”）代表其自身及GST境内各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杰仕地（沈阳）拖欠皮款、加工款的债务金额以及对债务责任的承担作出确认。3、在上述《补充协议》的基础上，2017年9月20日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及GST美国签署了《债务确认协议》，该《债务确认协议》第1条及第3条约定：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1）GSTAutoleatherlnC.启动破产程序或（2）2017年10月9日两者较早发生之日，由富国皮革公司以赊销的方式向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提供产品与服务，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承诺对此期间的皮款、加工款的债务各自并连带地对GST境内公司的所有义务承担责任。4、按照《债务确认协议》第4条的约定，杰仕地（沈阳）为了担保《债务确认协议》项下的“新贸易债务”的支付，应在股权质押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质押登记；并按照《债务确认协议》第7条第（11）款的约定，应在2017年10月31日前完成动产抵押登记。截止本案一审起诉日，杰仕地（沈阳）未能办理完毕上述担保手续，已经构成违约。5、GST美国于2017年10月3日在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启动破产程序，即《债务确认协议》中“新贸易债务”的期限是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3日。6、截至起诉日，杰仕地（沈阳）应当给付富国皮革公司皮款12582399.9元、加工费25219718.34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1、本案中，GST境内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有长达10年的直接合作关系，GST境内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均采取由GST境内公司通过网络邮件的方式向富国皮革公司发送订购皮革、皮革加工的通知，富国皮革公司接收该邮件后，根据邮件的内容制作订单、运输单据等向杰仕地各境内公司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2、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间是直接的合同关系，并不是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2、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应对在《债务确认协议》约定的期间内产生的欠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认定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杰仕地（沈阳）应支付未付给富国皮革公司的皮款及加工费。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杰仕地（沈阳）的付款应优先清偿在《债务确认协议》赊销期间前所拖欠的皮款及加工费。5、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应当根据《债务确认协议》约定的期间内产生的欠款向富国皮革公司承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杰仕地（沈阳）应当根据在《债务确认协议》约定的赊销期间前后的欠款向富国皮革公司承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6、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应向富国皮革公司给付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富国皮革公司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杰仕地（沈阳）在《债务确认协议》之外欠付富国皮革公司货款或加工费。富国皮革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条，系适用法律错误。如原审法院已查明，杰仕地美国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依约于2017年10月9日确认了《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债务金额人民币7779618.28元。同日，杰仕地（沈阳）按指令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了前述费用。亦于同日，杰仕地美国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富国皮革公司，杰仕地（沈阳）已履行了《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债务。因此，杰仕地（沈阳）已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了《债务确认协议》项下款项。二、针对富国皮革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的上诉意见。1、与《债务确认协议》无关的债务，富国皮革公司的起诉不属于中国法院主管。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所以会发生交易，是因为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美国公司于2009年7月10日签订了《合资协议》。依照该协议“背景”条款约定，杰仕地美国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自2004年9月15日起开始合作，杰仕地美国公司向富国皮革公司购买湿皮、坯革或者成品皮革等皮料，并向富国皮革公司购买相应的鞣制服务、复鞣服务及涂饰服务。该协议“背景”条款K项进一步明确约定，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美国公司和/或其所有子公司（包括杰仕地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子公司）提供服务与产品均应当遵照杰仕地美国公司的指示行事并由杰仕地美国公司自主决定。根据《合资协议》的约定，杰仕地（沈阳）作为杰仕地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子公司，始终按照杰仕地美国公司的指示向富国皮革公司购买皮料及服务，富国皮革公司也是依照《合资协议》的约定向杰仕地（沈阳）提供皮料及服务。依照《合资协议》第22条“争议解决”条款以及第24（j）条“适用法律”条款，若发生了与《合资协议》有关的争议，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美国公司应依据香港法律在香港通过仲裁解决。2、富国皮革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与第一项诉讼请求并非同一合同项下纠纷，不应在本案中解决。富国皮革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与第二项诉讼请求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即诉讼标的不同，两个诉讼请求不应在同一个案件中审理。富国皮革公司以《债务确认协议》启动本案诉讼，又要求法院解决该协议之外的债务，显然是故意规避诉讼程序规定，侵害杰仕地（沈阳）的诉讼利益。3、即便不考虑程序性问题，富国皮革公司上诉意见也无法成立。富国皮革公司延续了其在原审程序中的错误逻辑，空谈其与杰仕地（沈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却不能为此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针对皮款，富国该公司提交的订单显示“卖方”是富国皮革工业（阜新）有限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没有关系。不仅如此，富国皮革公司也没有提交其交付皮料的相关证据，杰仕地（沈阳）不能判断相应皮料是否已经交付。因此，富国皮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间订立了标的额为人民币12582399.90元的皮料买卖合同，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沈阳）交付了价值为人民币12582399.90元的皮料，杰仕地（沈阳）向富国皮革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2582399.90元的发票。针对加工费，富国皮革公司提交的运输通知等系列证据，富国皮革公司从未向杰仕地（沈阳）提供过该等文件，杰仕地（沈阳）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进而不能判断富国皮革公司是否实际提供过相应的加工服务。因此，富国皮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间订立了标的额为人民币25219718.34元的加工服务合同，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沈阳）提供了价值人民币25219718.34元的加工服务，杰仕地（沈阳）向富国皮革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5219718.34元的发票。综上，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富国皮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维持原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富国皮革公司提交《动产抵押协议》一份，证明：杰仕地（沈阳）作为抵押人已经在协议当中明确确认了其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对抵押权人富国皮革公司存在欠款。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认可该份《动产抵押协议》的真实性，但对该份协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该份《动产抵押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8月至2017年11月17日，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沈阳）交付各类个级湿皮37182张，价值20428978.69元，其中富国皮革公司按杰仕地（沈阳）要求加工105709张，加工费为40708681.89元。杰仕地（沈阳）已经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皮款7137110.25元、加工费12380542.83元。富国皮革公司按照杰仕地（沈阳）要求向杰仕地（沈阳）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5月9日13:35，杰仕地中国公司的总账会计邢自强向富国皮革公司工作人员所发邮件记载，杰仕地（沈阳）对富国皮革公司的欠款总计为44747817.79元。2017年9月18日，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的境外母公司GSTAutoleatherlnC.（“GST美国”）代表其自身及GST境内各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1）在此补充条款协议之日，“杰仕地公司”的各个公司（a）确认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声明的直到并且包括2017年9月14日关于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提供的皮革加工服务以及相关的货物和产品，“杰仕地公司”负债金额人民币92490836.77元（“声明的贸易欠款债权”），（b）同意(i)关于“声明的贸易欠款债权”中，“杰仕地公司”负债于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无争议金额人民币84588883元（“无争议的贸易欠款债权”），(ii)对于“杰仕地公司”的各个公司，“无争议的贸易欠款债权”是共同并且分别合法的、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并且可执行的债务，目前其中的全部都是未付的，没有任何争辩、反索赔、纠纷或者抵销权，(iii)“无争议的贸易欠款债权”中的人民币73655271元是目前到期应支付的，剩余的余额尚未到期。关于在“声明的贸易欠款债权”金额与“无争议的贸易欠款债权”金额之间的差异，“杰仕地公司”的各个公司同意根据各方共同接受的条款与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友好协商调解和解决上述差异。（2）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的违约索赔。除了“声明的贸易欠款债权”之外，根据各方2009年7月10日的“合资协议”（修订的“合资协议”），关于“杰仕地公司”所声称的其违反对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的合同义务，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声明“杰仕地公司”应付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金额至少7136224美元的赔偿金。“杰仕地公司”对“违约索赔”的责任提出质疑，但是同意与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RLI”）进行友好协商，根据各方共同接受的条款解决“违约索赔”。关于“违约索赔”，各方保留其各自全部的权利、补救、辩护和索赔和反索赔。2017年9月20日，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签订《动产抵押协议》第1.2条记载：“为免疑议，被担保债务不包括2017年9月15日前产生的、未偿还的或以其他方式存在的任何应由GST境内公司或其任何关联方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债务”。上述事实有《物料接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邮件、《公证书》、转账支票、《补充协议》、《动产抵押协议》等证据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富国皮革公司诉请要求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连带给付货款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6282185.67元及违约金，要求杰仕地（沈阳）给付货款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37802118.24元及违约金产生的争议，故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和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可知，当事人可以通过履行相关义务的行为方式订立合同。本案中，虽然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不存在签字盖章的书面买卖合同，但案涉物料接收单上均有GST方工作人员范晓丽或解绍来的签字，对应的项目栏标注为沈阳，对应的发货单也有GST方工作人员范晓丽或解绍来的签字，说明杰仕地（沈阳）接收了富国皮革公司交付的货物并使用，且相关电子邮件和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富国皮革公司系按照杰仕地（沈阳）的要求开具了发票，杰仕地（沈阳）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而且发票备注中记载的皮料来源和型号与物料接收单、发货单上记载的皮料来源和型号也均一致，故能够认定杰仕地（沈阳）存在购买富国皮革公司皮货原料及委托加工的事实。另外，有杰仕地（沈阳）签章的《债务确认协议》第1条载明“……杰仕地境内公司暂缓支付新服务与产品对价，最高赊销总额为7000000美元，……GST境内公司应根据其与富国皮革公司已建立的通常交易惯例向富国皮革公司提交新产品服务的请求”。第2条也载明“富国皮革公司和各公司实体同意新贸易债务发生下述情形之日立即到期应付：（1）2017年10月9日或之前，GST未启动美国破产法典第十一章项下的破产程序”。GST美国代表其自身及GST境内各公司与富国皮革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亦载明“……(ii)对于‘杰仕地公司’的各个公司，‘无争议的贸易欠款债权’是共同并且分别合法的、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并且可执行的债务，目前其中的全部都是未付的，没有任何争辩、反索赔、纠纷或者抵销权……”。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签订的《动产抵押协议》也载明“为免疑议，被担保债务不包括2017年9月15日前产生的、未偿还的或以其他方式存在的任何应由GST境内公司或其任何关联方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债务”。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无论是杰仕地美国公司还是杰仕地（沈阳）均在相关文件中承认杰仕地（沈阳）等GST境内各公司均与富国皮革公司存在单独贸易，且GST境内各公司均有向富国皮革公司提交产品服务请求的交易习惯，杰仕地美国公司也确认杰仕地公司的各个公司对无争议的贸易欠款债权是共同并且分别合法的、有效的，即富国皮革公司针对杰仕地各公司的债权可以整体主张，也可以分别主张。故富国皮革公司依据其与杰仕地（沈阳）之间的交易习惯向杰仕地（沈阳）提供皮料产生的交易债权单独向杰仕地（沈阳）主张权利既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其与杰仕地美国、杰仕地（沈阳）之间的约定，于法有据。原判认定富国皮革公司要求杰仕地（沈阳）给付货款及加工费的诉讼请求，与本案当事人、依据的基础合同及内容均不相同，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当，本院予以调整。至于杰仕地（沈阳）在一、二审答辩中所提，除《债务确认协议》中记载的赊货交易外，杰仕地（沈阳）均不是案涉皮货的购买方，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理由。因杰仕地（沈阳）的该抗辩主张与其和杰仕地美国在《债务确认协议》及杰仕地美国在《补充协议》中确认的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存在交易，且其之间交易形成的债权可以单独有效的记载相悖，亦与《动产抵押协议》确认的杰仕地（沈阳）在2017年9月15日前对富国皮革公司产生过债务的记载相悖。而且杰仕地（沈阳）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过货款，但杰仕地（沈阳）并未提交其与杰仕地美国结算的证据证明其是代杰仕地美国支付货款。况且，案涉皮货货款产生的发票记载的购买人均是杰仕地（沈阳），相应发票的抵扣功能只能由杰仕地（沈阳）使用，杰仕地（沈阳）主张的杰仕地美国购买皮货并支付货款后不收取发票使用有违常理，故本院对杰仕地（沈阳）的该节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杰仕地（沈阳）应当支付货款的数额。因富国皮革公司《物料接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邮件、支付凭证记载：2017年8月至2017年11月17日，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沈阳）交付各类个级湿皮37182张，价值20428978.69元，其中富国皮革公司按杰仕地（沈阳）要求加工105709张，加工费为40708681.89元。杰仕地（沈阳）已经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皮款7137110.25元、加工费12380542.83元。故杰仕地（沈阳）尚欠富国皮革公司皮料款13291868.44元、加工费28328139.06元，共计41620007.5元。而富国皮革公司本案诉请杰仕地（沈阳）给付皮款12582399.9元、加工费25219718.34元，共计37802118.24元系富国皮革公司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故杰仕地（沈阳）应当向富国皮革公司支付货款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37802118.24元。对于富国皮革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因富国皮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杰仕地（沈阳）存在违约金的约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杰仕地（沈阳）之间存在未及时支付货款应当支付违约金的交易习惯，故本院对富国皮革公司要求杰仕地（沈阳）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至于杰仕地（沈阳）答辩所提，案涉证据不能证明富国皮革公司向杰仕地（沈阳）交付了货物，部分发票显示付货方为富国（阜新）公司，富国皮革公司无权就富国（阜新）公司的债权向杰仕地（沈阳）主张权利的理由。因案涉物料接收单上均有GST方工作人员范晓丽或解绍来的签字，对应的项目栏标注为沈阳，且杰仕地（沈阳）在《债务确认协议》中确认其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存在交易惯例，在《动产抵押协议》中亦承认2017年9月15日前存在交易的债权债务，而杰仕地（沈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的交易系如何交接和确认数量的，故杰仕地（沈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税务发票系一切单位或个人在购销商品等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业务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也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本案中，富国皮革公司为杰仕地（沈阳）开具了足额的发票，而且发票备注中记载的皮料来源和型号与物料接收单、发货单上记载的皮料来源和型号也均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富国皮革公司与杰仕地（沈阳）之间交易皮货的数量、材质及价款。虽然杰仕地（沈阳）主张不能仅以增值税发票认定交易实际发生，但增值税发票备注中记载的皮料来源和型号与物料接收单、发货单上记载的皮料来源和型号一致，且杰仕地（沈阳）未举证证明富国皮革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其使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入账。故杰仕地（沈阳）的该节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杰仕地（沈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富国（阜新）公司存在交易，也未提供富国（阜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虽然部分案涉增值税发票备注栏记载“富国阜新”，但案涉增值税发票备注记载的均是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交易皮货的来源和型号，备注栏记载“富国阜新”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的物料接收单中的皮源栏也有“fuxin”的字样，能够相互印证。所以杰仕地（沈阳）的该节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富国皮革公司上诉所提，根据上述《债务确认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杰仕地（沈阳）、杰仕地（中山）、杰仕地（嘉兴）应当对《债务确认协议》约定的期间内产生杰仕地（沈阳）的欠款总额人民币6282185.67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支付律师费的理由。因《债务确认协议》和《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本次赊货与之前及之后的贸易无关，且案涉邮件往来及对账沟通和支付凭证可以证明，《债务确认协议》记载的赊账交易产生的债务已经支付，故富国皮革公司无权就《债务确认协议》约定交易产生的债权主张权利，原判驳回富国皮革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富国皮革公司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杰仕地（沈阳）及其母公司杰仕地美国在《债务确认协议》中确认杰仕地（沈阳）与富国皮革公司存在交易习惯，杰仕地（沈阳）亦在《动产抵押协议》确认其在2017年9月15日前对富国皮革公司产生过债务，而杰仕地（沈阳）在接收富国皮革公司交付的货物、增值税发票并使用后不交付货款和加工费，亦在诉讼中否认其与富国皮革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有违诚信。富国皮革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二、杰仕地（沈阳）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37802118.24元；三、驳回富国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杰仕地（沈阳）汽车皮件制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4655元、保全费5000，由杰仕地（沈阳）负担235810元，由富国皮革公司负担338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655元，由杰仕地（沈阳）负担230810元，由富国皮革公司负担338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善超审判员  金 莹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冯万平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