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民申38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阳，男，197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源，内蒙古三恒（伊金霍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内蒙古三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方世强，男，197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内蒙古耀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香林，女，197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赛罕街**盈馨佳苑**楼****。再审申请人杨阳因与被申请人方世强、李香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6民终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阳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2020）内06民终1241号及（2019）内0624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阳的诉讼请求，并由方世强、李香林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本案事实为，方世强以向乌海海勃湾夭斯图煤矿（以下简称该煤矿）投资入股为由，于2010年2月8日向杨阳借款400万元，经杨阳多次催要，方世强未履行还款义务。庭审中方世强认可收到400万元。根据煤矿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该煤矿的企业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分别为张永昌、刘召、苏海峰。方世强不是该煤矿的合伙人。杨阳向方世强出借上述借款后，未经该煤矿合伙人同意入伙，也从未参与过该煤矿生产经营等管理行为，未共享收益共担分险，未达成投资合意。杨阳与方世强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不是投资入股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纳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事实和依据，认定杨阳出借借款的性质为投资款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方世强向杨阳出具的收条名为投资，实为借款。方世强于2010年2月8日向杨阳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杨阳乌海夭斯图煤矿入股款400万元整（以下简称该笔借款）。入伙必须经过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成为合伙人，方世强不是该煤矿的合伙人，那么杨阳就更不可能成为该煤矿的出资人。原审法院认定的杨阳所谓的投资行为，并未获得该煤矿及全体合伙人的认可。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关于入伙的相关规定，该煤矿及方世强从未履行过杨阳成为该煤矿新合伙人的任何手续。二、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认定方世强抗辩案涉400万元系投资款的理由成立错误，并且在杨阳提供收条能够证明与方世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要求杨阳再次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贷关系的存在，分配举证责任亦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方世强认可收到400万元的借款，故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方世强抗辩其已清偿，但却未提供任何凭证证明其履行了还款义务，方世强还抗辩该款项是投资款，但也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用于该煤矿投资。方世强所举的收据（刘某、杨阳于2012年9月22日出具），一审法院在（2019）内0624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该收据与本案审理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关联性，不予确认。故方世强就其主张与抗辩没有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方世强收取杨阳400万元款项是在方世强与李香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李香林应对欠付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法院应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4日发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20〕35号)，同案同判。与本案性质相同，案情一致案件有：（2017）最高法民申499号、（2020）内民申398号、（2016）内民申1648号、（2015）鄂商终字第80号、（2015）鄂民再字第00020号及（2016）内06民终1493号。上述案件经过法院审判，均认定为名为入股实为借贷，故本案也应认定为借贷纠纷。综上，杨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方世强提交意见称，一、本案双方当事人互相出具的《收条》与《收据》中载明的文字内容，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明案涉400万元系杨阳向夭斯图煤矿的入股投资款，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借款，故方世强与杨阳之间不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方世强于2010年2月8日向杨阳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杨阳在乌海夭斯图煤矿入股款400万元”，杨阳于2012年9月22日向方世强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方世强贰佰万元现金，叁佰万元转账款，合计伍佰万元整，系夭斯图煤矿入股分配款”。这两份证据可以证明杨阳用案涉款项对外投资并收取回报，所以，案涉400万元的性质是投资入股款。结合原审庭审中杨阳陈述“案涉400万元是向夭斯图煤矿的入股款”，可以说明杨阳自认向夭斯图煤矿投资入股的事实。一审中，杨阳明确陈述“我向夭斯图煤矿了解后，得知没有杨阳的入伙份额，也没有方世强的入伙份额，所以我认为本案款项名为入股，实为借款”。由此说明，杨阳以在煤矿中没有显名入伙份额为由，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款，但该主张并没有得到方世强的同意，故双方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所以，仅凭杨阳单方面的陈述，无法认定案涉400万元属于借款。本案没有杨阳所主张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法律关系中，典型特征是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仅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杨阳向煤矿出资后，方世强于2012年9月22日向杨阳返还了500万元，杨阳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庭审中杨阳认可其中100万元属于投资夭斯图煤矿的分红款，那么，剩余的400万元就是返还杨阳的入股本金。因杨阳未提供证据证明这100万元属于固定收益，或者双方对案涉款项存在收取固定收益的计算方法，所以，杨阳主张本案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杨阳投资煤矿期间，因煤矿收益良好，未发生任何经营风险，故杨阳没有承担经营风险，并得到了100万元的分红款，但这并不代表杨阳不需要承担经营风险。倘若在此期间，煤矿发生了经营风险，则杨阳可能无法收回400万元本金及100万元分红款。所以，不能以杨阳未承担经营风险为由，认定本案符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另外，杨阳所主张的，投资就要入伙，就要取得合伙人的身份及权利，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合伙人，所以本案双方应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在市场经营实践中，隐名投资、借名投资等现象普遍存在，投资入股并收取利益分红，不以成为注册登记的合伙人为必要前提条件。所以，杨阳仅以未入伙就认定不存在投资入股关系，而是借贷关系，没有事实与法律的依据。二、原审法院不存在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情形，因杨阳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不应认定其与方世强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杨阳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提供债权凭证或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但杨阳提供的《收条》，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方世强的抗辩足以证明本案纠纷并非民间借贷引起的，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向杨阳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但杨阳坚持不予变更。所以，原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后，以杨阳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外，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需要双方有借贷的合意，杨阳没有出借的意思表示，方世强也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而且也不存在经双方结算重新达成债权债务协议的情形，所以，双方没有借贷合意，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杨阳再审申请书中“本案中，方世强认可收到400万元的借款，故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且生效”的内容，因方世强从未认可，故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三、杨阳请求李香林以方世强配偶的身份，对案涉400万元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本案中，杨阳引用《婚姻法解释（二）》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因该解释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上述司法解释存在抵触，且该解释施行时间早于上述司法解释。因此，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新的法律规定，认定案涉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案涉400万元并非方世强下欠杨阳的债务，所以，李香林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即便属于方世强的债务，因李香林对于案涉400万元并不知情，也未表示追认，杨阳也未举证案涉400万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杨阳要求李香林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杨阳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判例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方面均不一致，不具有参考价值，不能以此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方世强与杨阳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应当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阳与方世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杨阳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与方世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方世强提交意见称案涉款项属投资款，与杨阳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010年2月8日，方世强向杨阳出具的收条载明“杨阳在乌海夭斯图煤矿入股款”。2012年9月22日，案外人刘某、杨阳向方世强出具收据明确记载：今收到方世强贰佰万元现金，三百万元转账款，系夭斯图煤矿入股分配款。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因此杨阳应按照该收据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杨阳在原审法院已经向其明确释明的情况下，未变更其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根据杨阳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并以杨阳未能举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阿 茹 娜审 判 员 李  霞审 判 员 娜仁图雅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 金 荣书 记 员 马 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