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民终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法定代表人：张美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振江，新疆国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住，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黄花农场场部/div> 法定代表人：巩政，该农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红，甘肃萃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甘肃萃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以下简称黄花农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01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济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振江、被上诉人黄花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济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黄花农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黄花农场起诉同济堂公司拖欠998969.25元货款的诉讼时效认定错误，认定黄花农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黄花农场在1998年诉同济堂公司拖欠货款998969.25元，经酒泉市人民法院作出（1998）酒法经初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62号判决）及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酒中法经终字第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9号判决）。后因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4月24日作出通知，指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疆高院）管辖，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2日裁定撤销262号判决、69号判决，将案件移送新疆高院审理。新疆高院审理期间，黄花农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遂裁定按撤诉处理。2002年4月18日，在新疆高院（1999）新经初字第33号案件庭审中，黄花农场明确表示对于被撤销的262号判决、69号判决不予反诉，另行起诉。截至本案2017年再次起诉前，黄花农场在近15年期间未提起诉讼，也未向我方主张权利，更不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虽黄花农场未对同济堂公司拖欠货款998969.25元的事实提起反诉，但并不代表其不知道权利被侵害。故，黄花农场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以2017年执行回转之日确定黄花农场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点，显然与黄花农场在2002年明确表示另行起诉即已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不符。二、同济堂公司针对黄花农场所诉重复给付80万元，在一审期间提出了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未予审理错误。黄花农场所诉80万元，之前是作为同济堂公司一方款项被法院查封扣划，而在新疆高院（1999）新经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3号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67号判决）中，均被认定为同济堂公司支付给黄花农场的定金。此判决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80万元定金根据判决要予以返还；另一方面，在执行中视作同济堂公司款项的该80万元定金，因执行依据被撤销，势必会因执行回转返还给同济堂公司。对上述后果黄花农场应清楚，在判决生效后其就应知道权利被侵害，理应采取司法救济或者重新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但黄花农场在距2004年9月13日167号判决下发至2017年时隔13余年才提起诉讼，已超过受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黄花农场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受法律保护。 黄花农场辩称，一、一审法院对黄花农场起诉同济堂公司拖欠998969.25元货款及重复给付80万元的诉讼时效认定正确，同济堂公司称一审法院诉讼时效认定错误无任何依据。首先，黄花农场的起诉未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167号判决查明：“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啤酒花公司至今未付1997年度剩余货款998969.25元。尽管啤酒花公司在二审质证时辩称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5日依（99）酒法经初字第262号民事裁定已将啤酒花公司账户内存款185万元予以冻结，或者扣押、查封其同额财产等方式强制执行并支付给黄花农场。”对此，黄花农场予以认可。经过当庭要约、承诺，双方对拖欠货款的支付情况已达成协议，双方债务已经结清。判决生效后至2011年，同济堂公司未对上述款项提出任何异议。最后，同济堂公司向黄花农场支付的1997年货款和1999年80万元定金两笔款项一直在黄花农场账户，黄花农场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2017年3月22日，黄花农场将执行回转的案款1798969.25元汇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账户时，黄花农场才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应当自此起算。二、本案中，生效法律文书既认定了黄花农场没有参加诉讼按照撤诉处理，又认定黄花农场参加诉讼并表示不予反诉，认定的事实完全矛盾，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移送案件不存在反诉的问题，黄花农场既然已参加诉讼，法院应当就移送案件进行判决，而不是按照撤诉处理。故上诉状所述事实不存在，同济堂公司以此事实辩称黄花农场诉讼时效已过不能成立。三、不当得利产生的依据是一方受损一方取得利益，本案中，黄花农场在2017年将185万元款项返还同济堂公司时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花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济堂公司给付货款998969.25元、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902899.7元（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止）；2．判令同济堂公司返还黄花农场重复给付的8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381661.865元（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止）；3．判令同济堂公司给付上述款项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合同的签订。1.1997年5月24日，黄花农场（供方）与甘肃省农垦边境贸易公司（需方，以下简称甘肃农垦公司）、新疆轻工股份有限公司（需方，以下简称新疆轻工公司）签订一份《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中约定由黄花农场向需方供应啤酒花（青岛）400吨，每吨单价12500元。质量标准、用途为按国标执行（GB10347.1-10347.2-00的国标执行）用于啤酒酿造。验收办法、时间、地、地点为由供方提供所供酒花化验单到酒厂后由啤酒厂在15日内检验完毕，逾期视为合格。如有异议，则由供方与酒厂协商解决或共同指定第三方进行仲裁鉴定，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分五期结算，每年度在当年5月底前按总货款的20％付定金；7月底前付总货款的20％用于采花加工费用；待酒花发运完毕后，凭铁路大票付总货款的10％；在11月底前付总货款的10％；余款在次年1月底前付清。在质量未核定前付款以每吨1万元为基数支付定金和货款。违约责任按《农副产品购销条例》规定执行，违约方承担最高额度违约金。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有效期为5年。2.1997年5月24日，黄花农场与甘肃农垦公司、新疆轻工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就前述合同中的结算方式及期限进行部分变更。3.1997年10月13日，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同济堂公司，以下简称啤酒花公司）与黄花农场签订一份《协议》，就《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后续履行的相关事宜进行约定。4.1997年11月14日，啤酒花公司与黄花农场签订一份《协议书》，双方就1997年度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达成协议。5．《农副产品购销条例》第十八条第五款、第六款规定，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款的，应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规定向供方偿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无权收回未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二、合同履行中纠纷的产生及裁判。前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因货物的供应数量、货款的给付以及货物质量问题产生纠纷。1.1998年，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以黄花农场提供的啤酒花质量不合格为由，将黄花农场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黄花农场将不合格的啤酒花退换成合格啤酒花，并承担违约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1998）天经初字第157号判决，判决书中认为，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提走285吨啤酒花后未在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起诉后质检部门作出的检验结论只能说明质检时的质量现状，不能认定为双方交货时的质量状态，遂以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在超过质量异议期后提出的请求于法无据为由，驳回了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的诉讼请求。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提起上诉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乌中经终字第416号民事判决，驳回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1998年，黄花农场以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收到285吨啤酒花后未支付货款为由，将啤酒花公司与甘肃农垦公司诉至酒泉市人民法院，要求支付货款998969.25元、违约金186000元、无权收回定金56万元、承担差旅费17934.80元，并要求解除啤酒花购销合同。为此，酒泉市人民法院作出262号判决，支持了黄花农场的诉讼请求。啤酒花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甘肃省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69号判决，驳回啤酒花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另，黄花农场在一审诉讼中，向酒泉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该院依据黄花农场的申请于1999年6月5日裁定将啤酒花公司账户内的存款185万元予以冻结，或者扣押查封其同额财产。同年6月15日，酒泉市人民法院将啤酒花公司汇至黄花农场账户内的1999年啤酒花定金80万元予以扣划。同年6月17日，黄花农场将该80万元汇至酒泉市人民法院账户。3.1999年3月，啤酒花公司就前述合同将黄花农场诉至新疆高院，要求黄花农场继续履行合同、提供98年度啤酒花、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双倍返还定金。由于黄花农场提交了酒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62号判决，新疆高院就管辖问题发函与甘肃高院协商未果后，遂于1999年11月22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请示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4月24日通知甘肃高院在接到通知后10日内监督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将案件移送至新疆高院审理。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2日作出（2000）经再字第03号民事裁定，撤销酒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62号判决和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69号判决，将案件移送至新疆高院。新疆高院于2003年5月15日就啤酒花公司起诉黄花农场一案作出33号判决，判决黄花农场支付啤酒花公司违约金400万元；黄花农场双倍返还啤酒花公司定金160万元；双方于1999年5月24日签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以及协议予以解除，并驳回啤酒花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黄花农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3日作出167号判决。判决书中查明并认定，关于1997年度合同，黄花农场存在未依约向啤酒花公司供货的违约行为，而啤酒花公司则存在至今未付1997年度剩余货款998969.25元的违约行为。双方当事人1997年度的违约责任可以相互抵销，互不追究，黄花农场不再支付1997年度的违约金。对于黄花农场是否双倍返还1999年度定金的问题，该判决查明，1999年5月31日，啤酒花公司向黄花农场在农行玉门市支行黄花分理处的账户汇去80万元，但由于啤酒花公司是在明知黄花农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向被查封的账户汇入定金80万元，故对黄花农场不适用双倍返还定金，黄花农场仅应返还定金80万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新疆高院的33号判决；终止黄花农场与啤酒花公司签订的《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履行；黄花农场支付啤酒花公司1998年度违约金80万元；黄花农场返还啤酒花公司1999年度定金80万元。三、相关裁判的执行情况。1．对于黄花农场诉讼主张97年货款、违约金等相关费用的案件，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69号判决维持了酒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62号判决后，黄花农场即向酒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酒泉市人民法院执行货款、违约金及各项诉讼费用合计185万元，其中105万元是从啤酒花公司账户直接扣划；80万元是啤酒花公司汇至黄花农场账户内的1999年度啤酒花定金，至此该案执行完毕。2．最高人民法院的167号判决生效后，啤酒花公司于2005年3月25日申请强制执行。新疆高院将黄花农场在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1724250.53元（含执行费3720.53元）扣划给啤酒花公司，至此最高人民法院167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3．因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0）经再第03号民事裁定撤销了酒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62号判决和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69号判决，啤酒花公司遂于2011年11月15日向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原酒泉市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申请，要求黄花农场支付执行款185万元、利息2335457.01元。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认为，已执行啤酒花公司185万元案款属实。最高人民法院的167号判决中确认的172万余元也已执行完毕，但该判决中确认了啤酒花公司尚欠黄花农场货款998969.25元。1999年啤酒花公司支付的80万元定金包含在185万元中并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的167号判决中被执行返还给了啤酒花公司，故啤酒花公司申请回转的185万元中扣减80万元定金及货款后，执行回转的标的应是51030.75元。对啤酒花公司主张的利息，因双方互欠，故不予支持。据此，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5日作出（2012）酒肃法执字第06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黄花农场向啤酒花公司返还已取得的财产51030.75元。黄花农场业已将案款汇入肃州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因啤酒花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怠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指定案件由甘肃高院执行。甘肃高院以该案已执行完毕为由，于2012年9月18日作出（2012）甘执字第08号执行裁定，裁定本案终结执行。啤酒花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甘肃高院作出（2015）甘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啤酒花公司异议。啤酒花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最高法执复44号执行裁定。该裁定中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167号判决主要是围绕黄花农场的违约责任及定金返还问题进行审查，该判决的事实查明部分虽认定啤酒花公司未付1997年度的剩余货款998969.25元，进而认定双方互负违约责任并互相抵销，但在判决主文中并未判令啤酒花公司对剩余货款应予清偿。因此，该判决事实查明部分的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中关于“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规定情形。关于80万元定金的问题。黄花农场诉啤酒花公司一案的生效判决判令啤酒花公司偿付黄花农场的1762904.50元，主要包括啤酒花公司拖欠的货款、差价款、违约金、因质量纠纷产生的花费，该判决并未判令啤酒花公司向黄花农场支付80万元定金。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扣划的80万元是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责任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167号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认定黄花农场已收到1999年度80万元定金，并基于双方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判令黄花农场返还定金，而非基于黄花农场诉啤酒花公司一案生效裁决已被撤销的事实所做认定。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甘肃高院（2015）甘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和（2012）甘执字第08号执行裁定。4．甘肃高院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2016）最高法执复44号执行裁定于2017年3月6日向黄花农场发出执行通知书及啤酒花公司的执行回转申请，责令黄花农场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2017年3月22日，黄花农场向甘肃高院账户汇入执行案款1798969.25元。另查明：1.2016年7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一份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啤酒花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同济堂公司。2.2017年3月3日，黄花农场向玉门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同济堂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被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驳回后，其又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甘09民辖终21号裁定，裁定撤销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的裁定，驳回了黄花农场的起诉。黄花农场向甘肃高院申请再审，甘肃高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甘民申1145号民事裁定，裁定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经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裁定将本案移送新疆高院处理。新疆高院认为移送错误，遂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辖7号民事裁定，认为黄花农场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受（2000）2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省国营黄花农场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的约束，不能因黄花农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撤诉处理而使指定管辖的通知失去效力，故本案应当由新疆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根据黄花农场的诉请标的，结合新疆辖区内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裁定本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法院认为，围绕黄花农场的诉讼请求和同济堂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黄花农场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2．黄花农场是否存在重复向同济堂公司给付80万元的事实，其主张利息损失应否支持。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意见如下：一、黄花农场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同济堂公司辩称，新疆高院于2002年4月18日开庭审理（1999）新经初字第33号案件时，黄花农场明确表示对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被撤销后，并移送至新疆高院管辖审理的案件不予反诉，另行起诉。现其时隔15年后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黄花农场于1998年7月即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提起过诉讼，但一、二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已于2000年7月12日被依法撤销并将案件移送至新疆高院管辖。该案移送至新疆高院审理期间，因黄花农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新疆高院遂作出裁定按黄花农场撤回起诉处理。之后，黄花农场在新疆高院于2002年4月18日开庭审理（1999）新经初字第33号案件时，明确表示对已被撤销（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并移送至新疆高院管辖审理的案件不予反诉，另行起诉。后因黄花农场并未提起诉讼，啤酒花公司基于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已被撤销，遂于2011年11月15日向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的申请。2017年3月22日，黄花农场将执行回转的案款1798969.25元汇入甘肃高院账户。据此，自黄花农场将执行回转款项汇入甘肃高院账户之日起，黄花农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此时开始起算。现黄花农场于2017年3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同济堂公司关于黄花农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167号判决中已经查明同济堂公司欠付黄花农场1997年货款998969.25元未付的事实，故其理应向黄花农场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黄花农场对欠付的货款向同济堂公司主张利息1902899.7元（1998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并要求将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同济堂公司认为，因前述案件的执行，黄花农场从1999年已经取得货款、违约金等相关费用，直到2017年3月才将款项交回法院，故其不应承担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同济堂公司欠付黄花农场货款是事实，但黄花农场就欠付的货款在1998年提起过诉讼，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于1999年取得该笔货款及违约金。同济堂公司就该笔款项提出执行回转后，黄花农场直到2017年3月22日才将该笔款项予以回转，故黄花农场在实际取得该笔款项的情况下，主张此期间的利息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对于黄花农场主张的欠付货款的利息应当从其退还执行回转款之次日起计算，即从2017年3月23日计算至同济堂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利息按该年度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35％计算，同济堂公司应给付黄花农场利息34160.59元（998969.25元×4.35％÷360天×283天）。对于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二、黄花农场是否存在重复向同济堂公司给付80万元，其主张利息损失应否支持。黄花农场基于生效的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向当时的酒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各项费用合计185万元。酒泉市人民法院从啤酒花公司的账户直接扣划105万元，又将啤酒花公司于1999年5月汇至黄花农场账户的1999年度啤酒花定金80万元扣划至法院账户内，至此该案件执行完毕。之后，因上述判决被依法撤销，啤酒花公司申请执行回转，且已经取得执行回转的全部款项。而在啤酒花公司诉黄花农场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167号判决，该判决主文中的其中一项是判令黄花农场返还啤酒花公司1999年度定金80万元，现该判决也已执行完毕。从以上判决书的内容及执行情况可知，酒泉市人民法院实际扣划啤酒花公司的款项就是105万元，而啤酒花公司通过执行回转也收到相应款项。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同济堂公司应当向黄花农场返还80万元。对于黄花农场主张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黄花农场虽然是基于当时的生效判决取得185万元的案款，但该生效判决早在2000年2月12日就被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判决被撤销后，其并未主动将上述案款退还同济堂公司。在同济堂公司提出执行回转的申请后，黄花农场直到2017年3月22日才将案款汇至甘肃高院账户。在黄花农场占有185万元款项长达17年之久的情况下，还要求同济堂公司向其支付利息有违公平合理之基本原则，这是其一。其二，本案中，同济堂公司不当占有黄花农场80万元款项是由诸多客观原因所致，其主观上并无恶意或故意而为之。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黄花农场要求同济堂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花农场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同济堂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黄花农场货款998969.25元；二、同济堂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黄花农场利息34160.59元（998969.25元×4.35％÷360天×283天），并偿付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计算公式：以欠付货款金额为基数×4.35％÷360天×天数，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同济堂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花农场80万元；四、驳回黄花农场要求同济堂公司给付80万元款项的逾期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384.72元（黄花农场已预交），由同济堂公司负担17087.01元，黄花农场负担30297.71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同济堂公司欠付黄花农场1997年货款998969.25元及黄花农场重复给付同济堂公司1999年定金8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同济堂公司的上诉意见及黄花农场的答辩意见，双方对于同济堂公司欠付黄花农场1997年货款998969.25元及黄花农场重复给付同济堂公司1999年定金8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仅对黄花农场起诉的诉讼时效有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黄花农场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1999年，黄花农场基于生效的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向酒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各项费用合计185万元，其中包括啤酒花公司欠付黄花农场1997年货款998969.25元。酒泉市人民法院从啤酒花公司的账户直接扣划105万元，又将啤酒花公司于1999年5月汇至黄花农场账户的1999年度啤酒花定金80万元扣划至法院账户内，该案件遂执行完毕。后因管辖争议，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被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且在移送本院审理中，因黄花农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后黄花农场又未另行起诉，因此黄花农场持有执行案款已无依据，但案涉款项一直保留在黄花农场的账户中，此为不争事实。后本院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167号判决时，将黄花农场在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1724250.53元扣划给啤酒花公司，执行内容包含黄花农场向啤酒花公司返还1999年度啤酒花定金80万元。因262号判决和69号判决被依法撤销，啤酒花公司于2011年11月15日向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但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认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167号判决可以确认啤酒花公司尚欠黄花农场1997年度货款998969.25元，啤酒花公司支付的1999年度80万元定金包含在执行款185万元中，且已在167号判决执行中返还给了啤酒花公司，故扣减80万元定金及货款998969.25元后，认定执行回转标的为51030.75元，仅裁定黄花农场向啤酒花公司返还已取得的财产51030.75元。后因啤酒花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怠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定案件由甘肃高院执行。2012年9月18日，甘肃高院以该案已执行完毕为由裁定终结执行。啤酒花公司不服提出异议，甘肃高院裁定驳回异议。啤酒花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最高法执复44号执行裁定，裁定撤销了甘肃高院相关执行裁定。2017年3月6日，甘肃高院据此作出（2017）甘执恢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黄花农场履行义务，黄花农场2017年3月22日向甘肃高院汇入案件执行款1798969.25元，至此案款方被执行回转。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由上述事实可知，在2017年3月22日前，黄花农场持有案涉款项虽无执行依据，但同济堂公司的执行回转申请始终未得到人民法院支持，货款及定金一直保留在黄花农场账户中。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和甘肃高院在执行回转过程中将货款998969.25元及定金80万元扣减后确认执行回转标的并执行完毕，使黄花农场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权利已得到保护并未受到侵害。另，重复给付啤酒花公司1999年定金80万元的事实亦是在2017年3月22日将执行回转案款1798969.25元给付啤酒花公司时才发生。综上，黄花农场自2017年3月22日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计算，黄花农场于2017年3月3日即向玉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对同济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98.17元（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春霞 审 判 员 侯卫宁 审 判 员 陈建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曹艳红 书 记 员 丛雅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