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32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浦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9193007E。法定代表人：丛雪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园，上海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蓓蓓，上海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祝文，男，瑶族，1984年9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柳州市鱼峰区。原审被告：深圳市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63791XP。法定代表人：黄钦，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全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政熙路******信用代码913101105585587083。法定代表人：王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因与被上诉人蒋祝文、原审被告深圳市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游公司）、全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联经纪）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9）粤0391民初4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泰保险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园、何蓓蓓，被上诉人蒋祝文，原审被告保游公司与全联经纪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泰保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华泰保险无需向蒋祝文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向蒋祝文偿付诉讼材料公证认证费及办理诉讼材料公证认证手续的差旅劳务费；2.判令蒋祝文自行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保险责任成立，且涉案《赔偿协议》可构成华泰保险保险赔偿基础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导致本案受害第三方遭受损失的直接原因是劫匪蓄谋实施的抢劫行为，与蒋祝文外出疏忽未提醒有关人员锁门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受害方损失的发生与蒋祝文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该意外事故造成的受害第三方损失应当由直接侵权人（即劫匪）向被侵权方(即受害第三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应当由蒋祝文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推定蒋祝文依据乌干达当地法律，应对抢劫事故造成的受害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涉案保险条款第一条明确约定：依照事故发生地法律，应由被保险人对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故或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损坏承担的赔偿责任。结合保险条款第十六条关于保险赔偿责任基础之约定，进一步明确了“事故发生地法律”的判断标准限定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即依照事故发生地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或仲裁机构出具仲裁裁决，确定应由蒋祝文对意外事故造成的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损坏承担赔偿责任的，华泰保险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赔偿责任。其次，华泰保险承保蒋祝文涉案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华泰保险所承保的责任保险标的应当为蒋祝文对第三者所负有的、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赔偿责任。涉案工厂被抢事故发生后，在未明确依据乌干达当地法律蒋祝文是否应当就该事故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蒋祝文与受害第三方虽在当地警局警官见证下达成了和解并签署《赔偿协议》，但该协议绝非涉案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也就无法构成保险条款关于“事故发生地法律”之认定。原审判决以当地法律从业者均认为蒋祝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由，认为蒋祝文已尽到其关于“事故发生地法律”的举证证明义务。华泰保险认为，在汇聚三方的调解会议之中，基于蒋祝文立场进行抗辩的一方有且仅有蒋祝文所委托代理律师，结合蒋祝文提交律师委托函内容可知，蒋祝文在向受害方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后，委托当地律师处理后续赔偿金额谈判事宜，故此，当地律师在其受托范围内仅就赔偿数额进行沟通谈判，而未就蒋祝文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作出强有力的抗辩。鉴于此，本案不应当基于乌干达当地警局警官、双方代理律师行为明确认定依据乌干达当地法律规定，蒋祝文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三）蒋祝文与第三方在警察的见证下达成和解，并签署《赔偿协议》，但蒋祝文与受害第三方协商过程前后均未获得华泰公司确认和认可，故以该协议确定的蒋祝文的赔偿责任无法构成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一）、（四）项所约定的华泰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基础，华泰保险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依据保险条款第十二条“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约定，主张不受蒋祝文所作承诺、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的约束。二、华泰保险与蒋祝文间依法成立保险合同关系，且华泰保险已就涉案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涉案免责条款对双方均发生法律效力。即便本案保险责任成立（华泰保险不认可)，因抢劫事故系由劫匪违法行为与蒋祝文重大过失行为所引发，华泰保险有权依据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项约定主张免责。华泰保险认为，受害第三方遭受损失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系劫匪蓄谋实施的抢劫行为，该抢劫违法行为可构成涉案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项约定“因第三者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情形，据此，华泰保险有权主张适用上述免责条款对于因劫匪实施抢劫违法行为造成损失、费用和责任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同时，蒋祝文离开工厂时疏忽大意导致大门敞开，为劫匪事实抢劫提供便利，存在重大过失，构成保险条款第五条的情形。据此，华泰保险有权主张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三、在本案保险责任成立且无法适用免责条款的情形下，鉴于蒋祝文所举证证明的受害方损失金额中仅有57,263,671.75先令(即人民币108,853.43元）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即便依据事故发生地法律规定蒋祝文应对抢劫事故造成的受害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酌定蒋祝文应承担责任比例为30%明显过高，蒋祝文应承担责任比例至多仅为10%,华泰保险最多仅在该损失金额基础之上按10%责任比例（即人民币10,853.43元)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蒋祝文所举证证明的受害方损失金额中仅有57,263,671.75先令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华泰保险在原审书面答辩、庭审中均对蒋祝文提交的受害方提供的其余损失费用票据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所谓损失费用不应当尽数认定为本案定损的依据。1.针对被抢现金损失金额，工厂留存大量现金与商业贸易常规逻辑不符，且经法庭上统计的收据总金额远高于两家工厂第一时间提出的索赔金额；2.针对损失物品价值，在受害方索赔损失物品确因抢劫事故被盗的情形下，华泰保险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统计得出的损失金额约为40,463,671.75；3.针对受伤人员损害金额，候昌中与吴仁乐提供的收据分别为7,400,000先令和9,400,000先令，合计为16,800,000先令；4.针对Xinjinlong公司收入损失金额，由于受害方主张的该收入损失系因劫匪的侵权行为所造成，故不应认定为预期利益损失而向蒋祝文索赔；5.针对Xinjinlong公司生产线维修费，蒋祝文提交的电机购置费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即使电机受损系因抢劫事故所致，也应当以折旧后价格计算；6.针对律师费，受害方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收据等证据证明。(二）原审判决酌定蒋祝文应承担责任比例为30%明显过高，蒋祝文责任比例至多仅为10%,综合蒋祝文提供的有据可查损失金额为57,263,671.75先令，华泰保险最多在5,726,367.18先令(折合人民币为10,853.43元）金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四、蒋祝文诉请的诉讼材料公证认证费、办理诉讼材料公证认证手续的差旅劳务费属于蒋祝文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的正常开支，应由其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支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基于赔偿协议认定蒋祝文依据事故发生地法律规定应对涉案抢劫事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华泰保险不应就涉案事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蒋祝文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不予采纳华泰保险依据涉案免责条款免责的主张，同时又酌定蒋祝文应对抢劫事故造成损失承担30%的责任比例过高；鉴于蒋祝文所举证证明的受害方损失金额实际为57,263,671.75先令，即便依据事故发生地法律规定蒋祝文应对受害方遭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蒋祝文自身疏忽行为仅对抢劫事故形成诱因，其对涉案事故造成损失应承担责任比例仅为10%,华泰保险最多在5,726,367.18先令（折合人民币为10,853.43元）范围内对受害方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另，蒋祝文为通过诉讼方式维权所支出的诉讼材料公证认证费、办理诉讼材料公证认证手续的差旅劳务费均应由其自行负担，不应由华泰保险进行偿付。因此，华泰保险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华泰保险的上诉请求。蒋祝文答辩称：一、关于华泰保险是否已就涉案保单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的问题。1.根据保险合同条款定义，本案事由属于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围，不属于保险公司格式合同中责任免除范围中的约定情况。2.本案为电子保单，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本人已经在网上实际演示，证明对方所说的提示行为是不存在的。3.保险人按照自身解释，强行将该事由列入免责范围，该解释无效。二、关于蒋祝文超出约定限额赔偿以及华泰保险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数额的问题。1.一审判决认定华泰保险仅需赔付涉案全部损失的30%没有依据，蒋祝文应该和实际承担的比例是50%。2.一审法院参考调解协议书中蒋祝文最多仅应承担50%的责任的描述，而判决华泰保险赔付30%，剩余20%由蒋祝文自行承担，忽视了警方出具的正式事故报告原文表述为“蒋祝文最少应承担50%”。3.蒋祝文为减少自己赔付的比例和金额，已经通过委托律师和当地华人社团作了最大努力。4.蒋祝文坚持法院应判决华泰保险按照蒋祝文实际发生和已经支付的金额518518元予以赔偿，以及蒋祝文从2019年1月22日至付清之日所产生的利息费用。三、关于蒋祝文聘请的律师费用。1.事故发生后，华泰保险不理会蒋祝文多次联系其要求其派人或者委托当地律师处理该案件的要求，因此华泰保险应承担相关不作为的风险和成本。2.本案发生在国外，聘请律师是当地警方、华人社团的建议和要求。3.聘请当地律师客观上减轻了赔偿责任和金额。保游公司、全联经纪共同答辩称：同意华泰保险的上诉意见。蒋祝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泰保险、保游公司、全联经纪共同赔付蒋祝文损失乌干达先令UGX2.8亿（折合人民币518518元、汇率540）；2.判令华泰保险、保游公司、全联经纪承担相关利息（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本案裁定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8日为人民币15510元）；3.判令华泰保险、保游公司、全联经纪承担本案文件领事认证相关费用共计乌干达先令UGX760万（其中公证律师费用乌干达先令200万、乌干达国家注册局费用乌干达先令160万、乌干达外交部认证费用乌干达先令128万、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认证费用乌干达先令272万），折合人民币14074元（汇率540）；4.判令华泰保险、保游公司、全联经纪承担蒋祝文委托代理人去往乌干达办理文件领事认证期间的相关费用人民币22863元（其中机票费人民币7437元、劳务费人民币7000元、食宿费乌干达先令4450000，折合人民币8426元（汇率540）；5.判令华泰保险、保游公司、全联经纪承担蒋祝文聘请当地律师费用乌干达先令800万，折合人民币14814（汇率540）；6.判令华泰保险、保游公司、全联经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华泰保险与全联经纪签署《保险经纪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由全联经纪通过网络平台向投保人推介华泰保险的包括案涉“安达天下”在内的保险产品。保游公司与全联经纪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保游公司为全联经纪推介华泰保险的保险产品提供互联网展示、推广等信息技术服务。投保人通过保游网投保案涉保险产品时，在产品展示页面的右侧，提醒投保人在“投保前请仔细阅读”产品条款、除外责任。投保人点击相应的险种保险条款，其阅读页面对于免除责任及限制责任的条款均用加粗字体突出显示。在投保人填妥投保信息准备点击投保订单前，在“投保声明”处用红色加粗、蓝色等显眼的字体提请投保人阅读保险详细条款、责任免除条款等。2018年7月，蒋祝文计划前往非洲肯尼亚、乌干达旅游，打算购买一份旅游保险。经过挑选，2018年7月29日，蒋祝文通过保游公司网站展示产品链接提交了“保游全球”安达天下全球保障计划顶级款的订单，向全联经纪支付了人民币605元保险费，向华泰保险投保案涉保险产品。保单号JKQL40AI180729×××330，保险期间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案涉“保游全球”安达天下全球保障计划顶级款保险条款包括附加住院探望、医疗运送和送饭、未成年子女及旅伴送饭、旅行证件丢失、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旅程阻碍、旅程延误、旅程取消和行李延误保险条款。案涉保险条款为《华泰财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案涉《华泰财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一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有效证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或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旅行期间，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身故或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损坏，依照事故发生地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赔偿责任。第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以及第三者的故意、违法、违规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六条第（四）项规定，罚款、罚金或者加重的、惩罚性的、惩戒性的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附加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第三者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二）仲裁机构裁决；（三）人民法院判决；（四）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所有本附加条款的损失计算和保险金支付在涉及外国货币时，均折合人民币计算，并以人民币赔偿。有关汇率以保险事故发生日的中国银行挂牌外汇兑换中间价为准。2018年8月1日，蒋祝文从深圳皇岗口岸出关从香港机场搭乘班机前往乌干达，开始旅程。2018年8月25日，蒋祝文受朋友邀请前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区所租住的工厂参加聚会。当晚21点左右，蒋祝文打算外出购买酒水饮料助兴。蒋祝文打开工厂门出去后，没有关门，没有通知保安和工厂内人员反锁。已组织策划抢劫该工厂一个多月的劫匪得知门没关后，乘机进入工厂内部进行抢劫。当地警局接警后于22时左右到达工厂调查，经统计被抢财物：（1）XINJINLONG公司2部IPHONE手机、1台笔记本电脑、3个珠宝（2个钻戒、1串钻石项链）和1部TOYOTApremio轿车，以上被抢物品价值74,890,000先令；另被抢现金6820美元和248,000,000先令；生产线被破坏、1台驱动马达被电流击坏。（2）CHEWUSI公司1部华为手机、2部三星手机、2台笔记本电脑被抢走，以上被抢物品价值18,320,000先令；另被抢现金23271美元和87,500,000先令。（3）工人吴仁乐、侯昌中身体不同部位被打伤送医院治疗。在之后的追捕中，3名嫌疑犯被抓捕，追回2480美元和42,000,000先令以及3部手机。蒋祝文被要求配合警方调查，其护照被警方扣押，并被控告同谋犯和抢劫罪。2018年8月31日，蒋祝文联系华泰保险派人前来处理，华泰保险告知蒋祝文自费聘请当地律师处理，并在处理结束后申请理赔。9月10日，因案外人BASIRIKAJANE提供保证，蒋祝文获得保释。9月28日，受害方XINJINLONG公司、CHEWUSI公司、吴仁乐、侯昌中委托当地Mirembe律师向蒋祝文索赔损失538,510,000先令和30091美元。蒋祝文同意赔偿部分损失，但需要协商确定具体赔偿数额和付款时间，并委托当地Mwebe律师与受害方协商赔偿事宜，蒋祝文为此支付了律师费8,000,000先令。10月11日，受害方Mirembe律师向蒋祝文提出649,846,700先令的索赔请求。2018年10月15日，Mwebe律师复函，认为索赔金额过高，只同意赔偿120,000,000先令，但受害方Mirembe律师不同意低于500,000,000先令的赔偿。10月18日，当地警方作出案涉抢劫案的初步报告。Mwebe律师研究该报告后，于10月20日向受害方Mulema律师发电邮，同意赔偿损失的50%，但认为附带损失（XinJinlong公司的收入受损62,300,000先令、律师费12,000,000先令）不应计算在内。10月22日，Mwebe律师复函，建议双方于10月24日由当地警局组织调解。10月24日，当地警方组织XINJINLONG公司、CHEWUSI公司、吴仁乐、侯昌中与蒋祝文进行调解，双方律师参与。调解警官在扣除追回的财物、排除附带损失和考虑被抢物品的贬值之后，将损失总额确定为573,810,700先令，并建议蒋祝文只对抢劫案负最高达50%的责任，即286,905,000先令，各自的律师费各自承担。受害方Mirembe律师同意，Mwebe律师质疑赔偿金额仍然太高，最后建议蒋祝文只能赔付280,000,000先令，警官建议受害方接受蒋祝文这非常慷慨的提议。之后几日，蒋祝文积极筹集赔偿款。2018年10月30日，XINJINLONG公司、CHEWUSI公司、吴仁乐、侯昌中与蒋祝文在当地警局和调解警官的见证下签订《赔偿协议》，约定：蒋祝文向XINJINLONG公司赔偿192,300,000先令，蒋祝文向CHEWUSI公司赔偿79,300,000先令，蒋祝文向吴仁乐赔偿3,700,000先令，蒋祝文向侯昌按照赔偿协议向XINJINLONG公司、CHEWUSI公司、吴仁乐、侯昌中支付了赔偿款，XINJINLONG公司、CHEWUSI公司、吴仁乐、侯昌中向蒋祝文出具了回执，确认已收到蒋祝文支付的全部赔偿款，不再提出索赔。蒋祝文付清赔偿款后，当地警局将扣押的护照退还给了蒋祝文。2018年11月1日，蒋祝文回国。2018年11月23日，蒋祝文向华泰保险提出申请理赔。2018年11月28日，华泰保险以蒋祝文理赔申请不符合《附加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保险责任的定义为由，认为不属保险责任，不符合保险金给付条件，拒绝理赔。蒋祝文后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投诉，该局于2019年1月7日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决定不予受理。蒋祝文之后不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受理该案。因在乌干达形成的案涉诉讼证据材料没有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蒋祝文后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裁定准许蒋祝文撤回起诉。2019年6月19日，蒋祝文委托案外人余姜群前往乌干达办理案涉诉讼证据材料的公证认证手续。双方约定，往返机票费、当地食宿费（每日不高于人民币800元）由蒋祝文负担、蒋祝文另向余姜群支付劳务费（每天人民币500元）。案外人余姜群后为蒋祝文办妥了案涉诉讼证据材料的公证认证手续。蒋祝文为此支付了律师事务所公证费2,000,000先令、乌干达注册局公证费1,600,000先令、乌干达外交部公证费1,280,000先令、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公证费2,720,000先令，按乌干达先令兑换人民币540的中间价计算，上述公证认证费合计7,600,000先令，折合人民币14074元。蒋祝文支付了机票费人民币7437元，向余姜群支付了劳务费7000元人民币（人民币500元/天×14天）、食宿费4,550,000先令（350,000先令/天×13天），上述差旅劳务费折合人民币22863元。2019年8月8日，蒋祝文再次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蒋祝文与华泰保险、全联经纪、保游公司虽均为我国当事人，但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在乌干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四）项“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本案是涉外保险合同纠纷。双方未协议选择保险合同适用的法律，而双方住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双方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没有对法律适用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可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作出了选择”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逐一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案涉保险合同关系当事人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保游公司是为全联经纪开展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提供保险产品展示及链接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其采用互联网技术辅助全联经纪与蒋祝文形成保险经纪关系，从而由全联经纪代理蒋祝文向华泰保险提交投保信息，获得华泰保险的承保。2018年7月29日，蒋祝文通过保游公司网站展示产品链接提交了“保游全球”安达天下全球保障计划顶级款的订单，向全联经纪支付了605元保险费，向华泰保险投保案涉保险产品。华泰保险接受该笔投保，涉案保单成立，蒋祝文与华泰保险之间依法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双方权利义务依据所签订保险合同及相应保险条款确定。保游公司是案涉保险产品的展示方，全联经纪是案涉保险产品的经纪方，并非案涉保险产品的合同相对人，更不是保险赔付责任人。蒋祝文向保游公司、全联经纪主张保险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华泰保险是否已就案涉保单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的问题从保游网网上投保的流程可知，蒋祝文通过保游网投保案涉保险产品，首先，在产品展示页面的右侧有足以引起蒋祝文注意的“投保前请仔细阅读”字样，需仔细阅读内容包括了产品条款、除外责任及查看保单样本。其次，网页展示有案涉保险保单条款文本，可供蒋祝文自行点击阅读。再者，蒋祝文点击相应的险种保险条款进入阅读页面后，对应保险条款中对于免除责任及限制责任的条款均采用加粗、醒目字体突出显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可以认定华泰保险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在蒋祝文填妥投保信息点击“提交订单”前，在“提交订单”上方的“投保声明”中采用红色加粗、蓝色显眼字体的方式再次明确提示蒋祝文注意仔细阅读产品条款、除外责任等内容，投保人点击“提交订单”下单成功后，即表明蒋祝文已接受和确认“投保声明”的内容，并进一步表明其已了解并接受华泰保险对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涉案保险产品的各种重要告知和明确说明。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第1款“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字体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示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义务”的规定，可以认定华泰保险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案涉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综上，华泰保险在案涉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就涉案保单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涉案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三、关于蒋祝文主张的保险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华泰财险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一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有效证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或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旅行期间，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身故或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损坏，依照事故发生地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赔偿责任”，华泰保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情形是蒋祝文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身故或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损坏，且依照事故发生地法律应由蒋祝文承担赔偿责任。涉案抢劫是蒋祝文出门后没有关门未提醒保安和工厂内部人员反锁、内鬼告知劫匪门没关没有反锁、劫匪闯入工厂大门实施抢劫的共同作用而发生的。蒋祝文不熟悉乌干达当地环境和治安形势，完全不能预见劫匪已组织策划抢劫该工厂1个多月、有人将大门没有反锁的消息通风报信给劫匪，蒋祝文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劫匪留门，给劫匪以可乘之机。因此，涉案抢劫是蒋祝文因意外事故给受害方吴仁乐、侯昌中、CHEWUSI公司和XINJINLONG公司造成的损害损失。按照乌干达当地法律，蒋祝文应对其疏忽承担赔偿责任。蒋祝文也已按照赔偿协议向受害方支付了赔偿款。因此，根据案涉保单第一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蒋祝文主张华泰保险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涉案抢劫发生后，乌干达当地警局警官、受害方的律师与蒋祝文的律师虽对蒋祝文应承担的赔偿比例有争议，但其作为当地法律从业者，均认为蒋祝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蒋祝文已经尽到了“依据乌干达当地法律，其对涉案抢劫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害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举证证明责任。华泰公司抗辩“依据乌干达当地法律，蒋祝文对涉案抢劫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提供反证加以证明，应承担反驳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蒋祝文关于其已向受害方支付了赔偿款的主张，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且形成了证据链条，相互印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证据链条证明，蒋祝文已经按照赔偿协议向受害方支付了相应赔偿款，受害人向蒋祝文开具了收据，当地警方在蒋祝文付清赔偿款后，也将扣押的护照返还给了蒋祝文。华泰公司抗辩，蒋祝文实际没有向受害方支付赔偿款，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华泰保险据此抗辩蒋祝文尚无权向其主张给付保险金，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赔偿协议虽不是乌干达当地仲裁机构的裁决，也不是乌干达当地法域的判决，但却是蒋祝文经过多次协商后在乌干达当地警局组织调解下并在警官见证下与受害人达成的，且蒋祝文在案涉抢劫发生后，曾联系华泰保险派代表来当地解决，但被拒绝，华泰保险要求蒋祝文自行聘请律师解决，并在解决后将相关材料快递给理赔部门。华泰保险不派代表到当地参与处理，应自行承担其不利后果。因此，赔偿协议可作为案涉保单条款第十六条第（一）（四）规定的应当由华泰保险认可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华泰保险抗辩，赔偿协议不能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与约定不符，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华泰保险是否可以免责的问题华泰保险依据案涉保单第五条第（一）项免责。该条规定，因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以及第三者的故意、违法、违规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受害方遭受的损害损失，是劫匪蓄谋实施抢劫直接造成的。蒋祝文不知道当地安保要求，外出没有通知保安反锁大门，仅是给劫匪实施抢劫提供了可乘之机。蒋祝文对受害方因抢劫遭受的损害、损失，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华泰保险依据该条主张免责，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五、关于蒋祝文是否超出限额赔偿以及华泰保险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数额的问题涉案工厂财产损失及员工人身伤害的直接原因系劫匪蓄谋实施的抢劫行为所致，依据乌干达当地法律，蒋祝文因没关门这一疏忽行为对受害方所遭受损失的赔偿比例最高为50%。鉴于蒋祝文没有关门对案涉抢劫发生的原因力，蒋祝文承担的赔偿比例为30%。蒋祝文放弃诉讼或仲裁的维权方式，迳行按照50%的最高比例赔偿，超出了应承担的比例范围。对超出30%的自愿赔偿部分，蒋祝文应自行承担。因此，蒋祝文只应就损失的30%向华泰保险主张保险赔偿责任，即人民币311111元（560,000,000先令×30%÷540）。华泰保险依据涉案保单条款第六条第（四）项“加重的、惩罚性的、惩戒性的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情形”和第十二条“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做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附加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主张对蒋祝文自愿承担的20%赔偿部分不负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利息属于金钱债务的法定孳息，从应付款期限届满日的次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在收到赔偿请求和证明之日起六十日内赔付。蒋祝文于2018年11月23日申请理赔，华泰保险拒赔，应自2019年1月22日起支付逾期给付保险金的利息。蒋祝文诉请自2018年12月1日起支付利息，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蒋祝文向受害方赔偿280,000,000先令是按照损失560,000,000先令的50%计算得出的。560,000,000先令远远低于当地警局2018年10月18日初步报告认定的损失数额，是当地警局调解警官在主持调解时扣除追回的财物、排除附带损失和考虑被抢物品贬值而统计的，该损失核定数额合理。华泰保险认为560,000,000先令的核定损失数额仍太高，举证反驳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六、关于蒋祝文诉请的聘请当地律师费用、委托办理诉讼证据材料公证认证手续的差旅费及诉讼证据材料公证认证费是否成立的问题案涉保险条款第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本案中，蒋祝文聘请当地律师所支付的费用，并非因面临仲裁或诉讼支出，且未经华泰保险书面同意，该项费用应由蒋祝文自行承担，华泰保险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蒋祝文委托代理人前往乌干达办理证据材料公证认证手续所支付的机票、食宿和劳务费以及公证认证费，是因华泰保险无正当理由拒绝理赔给蒋祝文造成的诉讼维权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蒋祝文诉请上述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蒋祝文诉讼请求，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华泰保险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蒋祝文赔付保险金人民币311111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为人民币311111基数，自2019年1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华泰保险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蒋祝文偿付诉讼材料公证认证费人民币14074元；三、华泰保险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蒋祝文偿付办理诉讼材料公证认证手续的差旅劳务费人民币22863元；四、驳回蒋祝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58元，由蒋祝文负担3920元，华泰保险负担人民币5738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蒋祝文的律师在调解中已提出物品的折旧问题，受害人在原有报价的基础上，降低了索赔金额。本院认为，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综合上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析如下：关于保险责任是否成立。上诉人主张导致受害人第三方遭受损失的直接原因是抢劫行为，与蒋祝文的疏忽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案件事实涉案抢劫是因蒋祝文未关门、未提醒保安和工厂内部人员反锁门等因素导致劫匪实施抢劫产生第三人损失。蒋祝文的行为是受害人遭受损失的原因之一。受害人并未通过法院或仲裁寻求救济，不存在以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判断责任的基础。并且在抢劫事件发生后，蒋祝文寻求华泰保险提供帮助时，华泰保险拒绝提供帮助，并没有要求蒋祝文必须通过法院诉讼或仲裁解决纠纷。在此前提下在抢劫发生地乌干达警察局主持下，受害人和蒋祝文均委托当地律师参与调解，各方均认为蒋祝文应承担赔偿责任，蒋祝文已经尽到了依据当地法律对受害人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举证责任。华泰保险认为依据乌干达法律，蒋祝文对抢劫受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赔偿协议能否作为保险赔偿责任的认定基础。蒋祝文曾要求华泰保险派代表来当地解决，但华泰保险要求蒋祝文自行聘请律师解决，在解决后将材料提交理赔。赔偿协议是在当地警察局主持下达成，并且蒋祝文及律师曾对受害人的方案多次提出意见以降低赔偿额，已尽最大努力。赔偿协议可以作为赔偿责任认定的基础。关于华泰保险是否可以免责。本案中蒋祝文对受害人的损失发生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其疏忽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损失的原因之一，本案情形并不适用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项免责。关于保险赔偿金额。华泰保险主张承担10%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金额的真实性有当地警察局报告和受害人提供的相应发票收据等予以证明，华泰保险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至于华泰保险所称折旧，从乌干达警察局的调解记录看，蒋祝文的律师在调解中已提出物品的折旧问题，并且受害人在原有报价的基础上，降低了索赔金额，即赔偿已经考虑了折旧问题。关于Xinjinlong公司的收入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应依据当地法律，华泰保险并未证明当地法律不赔偿该部分损失。关于受害人律师费，受害人实际聘请了律师，对因此产生的费用应予赔偿。关于蒋祝文支出的公证认证费、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支出的其他费用，是因华泰保险拒绝赔付产生的维权费用，华泰保险应予赔偿。综上，华泰保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21元，由上诉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乐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海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李静雅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