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2民终20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鑫洋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南滨农场海燕新区鑫洋家庭**。   法定代表人：史志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成，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强，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华，男，汉族，1961年11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户籍住址广东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成，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强，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万立，男，汉族，1962年6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户籍住址海南省三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成，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强，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忠生，男，汉族，1970年7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户籍住址广东省化州市合江镇梧村川教村**之一。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绵育，广东金桥百信（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龙雪，广东金桥百信（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史志明，男，汉族，1961年3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户户籍住址海南省三亚市。/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成，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强，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三亚鑫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与被上诉人周忠生、原审第三人史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10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共同上诉称,上诉请求：1.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106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忠生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周忠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借款主体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主体为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二段）。首先，根据被告一审提交的《欠条》及《补充协议》，可以明确体现本案的借款主体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其次，周忠生出借的款项并未支付到鑫洋公司的账户，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所借款项也未用于鑫洋公司的生产经营；第三，史志明虽然是鑫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李亚华、黎万立既不是鑫洋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鑫洋公司的员工，与鑫洋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忽略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最原始凭证，即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向周忠生出具的欠条，反而依据一份未经鑫洋公司盖章确认的《付款申请书》，以及鑫洋公司向周忠生的转账行为，就认定鑫洋公司为借款人之一，与事实不符，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周忠生返还欠条原件的行为，不代表放弃主张未支付利息的权力，并认定由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一段）。首先，从交易习惯来讲，欠条作为借贷双方成立借贷关系最直接的证据，周忠生返还欠条原件的行为，就应当视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终结；其次，周忠生作为主张利息的一方，是积极事实的主张者，负有证明其要求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支付2014年1月20日之后利息的举证责任，而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作为消极事实的主张者，在周忠生未提供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提供了周忠生返还的欠条，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认定由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系本末倒置，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以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2017年7月10日及2018年4月13日的还款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认定周忠生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向周忠生出具的欠条未约定借款期限，但2014年1月17日周忠生向史志明、黎万立送达了《付款申请书》，要求偿还2012年11月20日至2014年1月20日期间的本息252万元，那么诉讼时效应当从周忠生主张权力之日的次日2014年1月18日开始计算，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于2016年1月17届满，在此期间内，未发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因此周忠生在2016年1月17日之后就失去了胜诉权，其于2019年11月22日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期间。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2012年11月20日的债务已成为自然债务，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对其中部分款项的清偿并不能恢复或者复活其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也未向周忠生作出过同意履行剩余部分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虽然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对已经自愿履行的部分无权请求返还，但对未履行的部分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亦有权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一审法院以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2017年7月10日及2018年4月13日的还款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认定周忠生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周忠生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周忠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鑫洋公司系案涉借款人，应偿还借款。1.涉案借款用于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合作开发的“鑫洋豪庭”项目，鑫洋公司也是借款的使用人。2.周忠生向鑫洋公司请求还款，鑫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史志明在《付款申请书》中予以确认，史志明该行为属代表公司的行为。3.鑫洋公司从其银行帐户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转账40万元、2018年4月13日分三笔转账210万元，共向周忠生还款250万元。从借款用途、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以及还款的事实，应确认鑫洋公司是案涉借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周忠生已放弃剩余借款利息的主张。1.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没有付清借款利息是事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周忠生放弃剩余借款利息。2.周忠生从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过剩余的借款利息。相反，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自行在《欠条》上注明“该款和利息已还清”，说明周忠生从未做出剩余利息不再追索的意思表示。3.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主张收回借条是借款本息已结算的交易习惯的抗辩理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就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所谓交易习惯的抗辩理由，既没有当事人约定，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同时，其将该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倒置于周忠生，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周忠生对涉案借款利息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周忠生出具《付款申请书》只是确认借款金额的事实，双方对该借款期限未约定，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主张自2014年1月18日起算诉讼时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依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对支付借款利息的期限未明确确认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是2018年4月13日还履行偿还本金的义务，其同时也应于该日一并支付借款利息，但其未结清，支付利息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4月14日起算。而周忠生是于2019年11月22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3.依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贷款人可以随时主张借款人还款，诉讼时效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还有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诉讼时效因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即使从借款本金的诉讼时效计算，周忠生对利息的主张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周忠生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第三人史志明在本院询问时陈述同意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的上诉意见。   周忠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共同向周忠生支付借款利息1875066.6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忠生通过黎万立与李亚华、史志明相识。史志明系鑫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向周忠生借款用于资金周转。2012年11月19日，周忠生向黎万立账户转账出借1000,000元。2012年11月20日，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出具《欠条》，载明“现借到周忠生人民币现金贰佰万元（小写2000,000.00元正）月利息以百分之贰计算”。2013年1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应实现原双方约定的借给甲方贰佰万元（借条贰佰万元已签认给乙方，其中的壹佰万未收到）…”。2013年1月3日，周忠生再次向黎万立账户转账1000,000元。2014年1月17日，周忠生向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送达《付款申请书》，载明“…4.我方借款于三亚鑫洋投资有限公司2000,000元，根据双方约定月利息2%，于2012年11月20日至2014年1月20日共13个月：2000,000×2%×13＋2000,000＝2520,000（贰佰伍拾贰万元整）…”。2017年7月10日，鑫洋公司向周忠生转账支付400,000元。2018年4月13日，鑫洋公司分别向周忠生转账支付1000,000元、1000,000元、100,000元，计2100,000元。周忠生将《欠条》原件交还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之后，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再未向周忠生还款。关于借款归还顺序，周忠生庭审中明确同意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先偿还本金后偿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周忠生与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周忠生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应依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本案借款利息计算如下：按月利率2%，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9日计算至2013年1月3日计29,333.33元；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4日计算至2017年7月10日计2169,333.33元；以16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1日计算至2018年4月13日计291,200元，以上借款利息合计2489,866.66元。扣除2018年4月13日偿还的利息500,000元，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尚欠周忠生借款利息1989,866.66未付。周忠生主张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共同支付借款利息1875,066.67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周忠生支付借款利息1875,066.67元。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阅卷审查、询问当事人，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案的借款主体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而非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认定理由：本院认为，认定借款主体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借条或收款人，本案中，于2012年11月20出具欠条的署名方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而非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同时，该200万元借款的收款方是黎万立，而非鑫洋公司（周忠生分别于2012年11月19日、2013年1月3日将200万元借款支付到黎万立名下银行卡）。周忠生致鑫洋公司的史志明、黎万立于2014年1月17日签收的付款申请书及之后的鑫洋公司向周忠生支付250万元的行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在关于借款主体的认定问题上，其证据效力尚不足以对抗欠条署名的主体和该笔借款收款方的主体。据此，本案的借款主体应认定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而非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借款主体的问题；2.周忠生涉案借款剩余利息诉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关于本案借款主体的问题，在双方争议事实认定部分，本院已做出认定：本案的借款主体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而非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   关于周忠生涉案借款剩余利息诉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欠条仅约定利息标准，未约定还款时间。周忠生于2014年1月17日向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要求履行涉案借款的还款义务（周忠生致鑫洋公司的付款申请书中含有涉案借款内容，其文中首部虽写的是鑫洋公司，但该文实际是史志明、黎万立签收确认，应视为周忠生向借款人主张履行还款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史志明、黎万立签收付款申请书的次日即2014年1月18日起算，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算，本案诉讼时效至2016年1月17日届满，周忠生未能举证证明本案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存在，至2016年1月17日后，丧失胜诉权。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2018年4月13日通过鑫洋公司还款共计250万元的行为，已在诉讼时效之外，不能视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或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对涉案债务的重新确认，应视为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的自愿还款。结合周忠生在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还款250万元后将涉案借款欠条归还给史志明、李亚华、黎万立的行为，本院认为，周忠生已丧失对涉案借款剩余利息主张支付的胜诉权。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有失妥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的上诉请求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106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周忠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675元（周忠生已预缴），由周忠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675元（鑫洋公司、李亚华、黎万立已预缴），由周忠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卫南   审判员 左家锋   审判员 李宝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苏桂凡   书记员 谢材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