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再2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某，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某2，住山西省古交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曹某，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新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邢某，住山西省古交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开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交农商行）因与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及原审被告邢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晋民终156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154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某，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本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原审被告邢某的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古交农商行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的（2019)晋民终156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再审并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依据古交农商行提交的新证据，即二审宣判后（2019年11月22日）古交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邢某的谈话笔录，足以证明案涉主要证据“借条”系伪造，张某2多次索要债务不成后，得知邢某己被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加乐泉信用社）免职，伙同他人非法将邢某拘禁至其车上，以暴力和人身安全相威胁，逼迫邢某出具借条，并加盖当时已作废的“古交市加乐泉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资金流向及邢某的笔录说明，张某2、曹某与邢某之间的资金交往，均通过加乐泉信用社账户，之后邢某给二人出具借条，张某2、曹某对于资金的流转和使用是非常清楚的，加乐泉信用社并未出借账户给任何个人。张某2、曹某二人明显属于职业放贷人，对其非法债权不应保护。古交农商行对作废公章的监管使用虽然存在过错，但该过错绝不是承担本案责任的根本原因。（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判决在查明借款人为邢某而非古交农商行，加乐泉信用社与张某2、曹某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情况下，理应判决驳回张某2、曹某二人的诉讼请求，但仍判决古交农商行承担责任，明显错误。（四）张某2、曹某通过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和提起民事诉讼，己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综上所述，请求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并驳回两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张某2、曹某答辩称：一、张某2、曹某于2008年通过银行转帐1180万元全部转入信用社帐户，而并不是邢某个人的帐户。2009年5月1日签订借条的时候，邢某是作为信用社的法定代表人就2008年的借款进行对帐的行为，借条所载明的日期是5月1日。邢某当时仍是信用社的法定代表人，那么邢某与进行对帐承诺利息等行为均代表人信用社的意志，就当由信用社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再审申请人所出具借条当时存在胁迫，邢某被免职等仅仅是再审申请人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2019年5月1日的借条是在邢某的办公室由邢某亲笔出具的，借条上的公章也是由邢某新手盖上去的，盖公章并非是一个假的公章，而是信用社曾经使用过的公章，基于对邢某法定代表人身份的确信，以及答辩人作为普通的自然人没有分辨印章真假以及是否使用的能力和义务，邢某盖公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职务行为。二、关于本案的借贷关系，答辩人非常明确是将1180万元借款转入了信用社的帐户，那么答辩人为出借人，信用社为借款人，答辩人未将相关借款出借给邢某的意愿。答辩人将借款转入作用社的帐户已经完成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信用社应当向答辩人承担偿还本息的法律责任。三、再审申请人所述的张某2、曹某存在职业放贷的行为没有相关证据，答辩二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为了帮助加乐泉信用社完成存款任务，将本案案涉借款出借给加乐泉信用社，在此期间从未收取过任何利息，再审申请人的相关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四、再审申请人对于答辩人强行扣上违法放贷、职业放贷的帽子，是不负责任的恶意中伤，有意诬告，严重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邢某答辩称：一、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本金数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利息的约定以及由申请人提供担保责任还有作废公章的加盖是违背邢某意愿的。邢某是在不自愿、被迫的情形下加盖的公章，书写承担担保责任，借条的利息并不是邢某所写。二、再审申请人第四点申请理由不认可。本案不存在刑事犯罪的问题，邢某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再审申请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4月23日，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转帐400万元到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上一级信用社开立的帐户，用途一栏写有还款。2008年9月2日，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转帐430万元到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上一级信用社开立的帐户，用途一栏写有还贷。2008年11月14日，张某2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古交支行个人帐户向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上一级信用社开立的帐户转账350万元，在用途一栏写有借款。该三笔款项均汇入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帐户后，邢某将其中400万元办理成曹某名下的存款，430万元和350万元转到其丈夫阴书俊帐户。曹某表示未开设存款帐户，也没有收到存款单。本院要求被告庭后提供曹某开户手续，但被告未能提供。邢某认可是自己以曹某、阴书俊的名义开的帐户，邢某自认三笔款进帐后均由其使用，转借给于水旺等人。2008年6月11日，邢某给曹某帐户存款100万元，2008年6月17日，邢某给曹某帐户存款100万元。曹某自认邢某还给过30万元现金。2009年5月1日，原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邢某给原告曹某出具借条，“今借到曹某现金950万元正，月息1%”，并加盖“古交市加乐泉乡信用合作社”公章。旁边还写有“由信用社担保”也加盖同样的公章。关于还款情况：2013年3月30日，邢某还款3万元，2013年10月16日邢某还4万元，2013年10月8日邢某还16万元，2014年1月23日还5万元，2015年1月31日邢某还28000元，2015年2月17日邢某还款3000元，2017年1月24日邢某还款3000元，2017年6月15日邢某还款120万元（原告注明其中本金93万元，利息27万元）。共计还款1514000元。邢某提供的与曹某关于太原市××巷商铺股权转让协议，由于涉及案外人，且未实际履行，曹某也不认可，无法认定已还款金额934000元。邢某陈述自1999年至2008年5月7日担任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三笔款项都是她经手办的，认为自己与曹某之间是个人借款，借款是事实，出具借条并加盖“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作废的公章，该公章一直由邢某保管，公章是被逼盖的。自己现在有外欠的债权，目前没有偿还能力。另查明，根据企业信息查询单，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是张晓军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1989年9月9日。2004年4月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投资人张晓军与张某2签订煤矿转让协议，将该煤矿转让给张某2。2005年1月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与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原投资人张晓军签订补偿协议，约定将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某2，张晓军不再承担任何责任。2007年8月29日，该煤矿注销。2018年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出具证明该款是张某2的。又查明，1989年12月28日，古交市加乐泉乡信用合作社登记注册成立，1999年12月26日名称变更为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邢某。2008年12月25日，根据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的批复，同意古交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原古交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古交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2012年根据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的批复，同意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古交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2009年5月8日，邢某被免去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职务，目前内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焦点是：1、原告主体资格；2、借款合同的效力；3、本案是否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4、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其法定代表人邢某所实施的借款而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如何承担责任；5、利息计算。一、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张某2、曹某通过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及张某2的帐户转款到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帐户的事实清楚，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及张某2之间的转让协议客观存在，并出具证明认可该款项归张某2所有，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未能证明与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及张某2与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并不存在还贷一说，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煤矿也未向被告重复主张该款项，故该款属张某2、曹某的个人款项，借款也汇入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帐户，邢某在庭审中也认可该款是原告的，故原告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二、借款合同的效力。邢某利用信用社的信誉、帐户、旧公章以及信用社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原告张某2、曹某借款，并用于个人放贷的行为涉嫌犯罪，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看，款项虽汇入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但实际上是由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邢某个人支配使用，邢某应承担还款责任。作为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未曾使用该项借款，由此表明邢某以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名义实施的借款行为并非履行本案借款的民事行为而是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涉嫌犯罪行为。应当认为原告与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的所谓借款合同非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只是邢某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所利用的一个手段。款汇入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邢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出具借条上加盖的“古交市加乐泉信用合作社”公章（旧公章已作废），致使原告轻信邢某，因此，对该借款合同应当确认无效。三、本案是否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适应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原则不同，所以应当也只能分案分开审理。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不以刑事部分的处理为必然前置条件和根据，在处理上可以刑民并行，不必也不应机械地一概采取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而中止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是否追究邢某的刑事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不影响信用社因管理不善产生的对外民事责任，该责任独立存在，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移送或中止审理的条件。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原告与邢某串通，涉嫌诈骗犯罪，但未提供证据。邢某辩解说是个人借款存在为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逃避承担民事责任及为自己逃避可能负刑事责任的嫌疑，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认为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目前尚未就邢某的上述行为作为经济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被告如认为邢某涉嫌犯罪，可根据有关规定就邢某涉嫌犯罪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本院也将根据相关规定将有关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四、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其法定代表人邢某所实施的借款而造成的后果应如何承担责任。法人选择法定代表人不当或对其监督、制约不够以致其得以利用法人名义实施个人目的（包括犯罪）的行为，首先说明法人是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当然地会使相对人认为是其“经营活动”，故而民法通则规定其行为后果即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要由法人承担，而这种责任可能是因代表行为而产生的合同责任，也可能是因其个人目的的行为而生的侵权责任或其他责任。本案纠纷的实质上是作为法人的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其法定代表人邢某所实施的上述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借款系邢某实施涉嫌犯罪行为的手段，应当确认无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真实，那么，被告便不应负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其在本案中的责任也不应当是合同责任。虽然借条上加盖的“古交市加乐泉信用合作社”公章已经作废，但并未收回或销毁，仍由法定代表人邢某控制，属于被告管理上的漏洞，邢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也在借条上签名，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场地、账户、法定代表人均未变更，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作为原告对加盖的公章上缺少“农村”两个字可能存在疏忽，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本案的借款事实，让原告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过于严苛，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对类似本案的情况有明确规定，这里所说的后果显然不是继续履行合同的后果而是由于个人涉嫌犯罪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害的后果，承担这一后果在性质上并非合同责任。如果相对人完全善意，则法人应对其法定代表人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完全责任，倘若相对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则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减轻该法人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基于对邢某的轻信，在借款时违反了国家金融业管理的有关规定，正常应是在信用社办理存款，而不是采用借款方式将款借给信用社，也未签订正式的借款合同，且借条是事后补写的，对此原告也有过错，可减轻被告的责任。五、关于利息。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包括存款、贷款、结算等，但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操作上可能存在资金缺少及经营不规范等情况，但本案借款事实实际发生，原告要求被告按24%支付利息的请求过高，让农村信用合作社偿还高利，不符合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及操作规程，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应当知道信用合作社本是赚取利差的，故对原告的该请求不予支持。且原告在借款中也有一定的责任，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关于还款情况。本案实际款项由邢某个人占有和支配，所有已还款也是由邢某偿还，邢某在出具借条前已还230万元，原告起诉的950万元已核减之前还款。出具借条后，邢某先后还过原告八笔款项，共计1514000元，应予核减。邢某主张的柳巷商铺抵债，虽签订协议，但该商铺本身存在纠纷，也非邢某个人所独有，且未履行，不能认定为抵债金额。综上所述，原告的款项汇入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帐户，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时任法定代表人邢某出具借条，并实际占有、控制、使用该款项，邢某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的批复，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了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债务，应对古交市加乐泉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对邢某因签订、履行该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邢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某2、曹某借款本金7986000及自2009年5月1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邢某追偿。三、驳回原告张某2、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300元，由原告张某2、曹某负担10万元，被告邢某负担103300元。原审原告张某2、曹某、原审被告古交农商行、原审被告邢某均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邢某提供还款凭据，证明涉案的款项自己还归还过19.2万元，张某2、曹某认为该款项归还的是另一笔300万元，不是涉案的款项。张某2、曹某提供视听资料一份，证明上诉人多次向历任行长主张过还款。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该证据是原审就存在的证据，其并未向法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本案借款人是邢某还是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应该由哪一方承担还款责任；三、本案的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计算。一、本案借款人是邢某还是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某2、曹某认为，涉案借款其汇入了加乐泉信用社的帐户，该信用社主任邢某是经手人，且给其出具了借据，故本案借款人为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某认为，本案借款人是其个人，和信用社无关。首先，该款汇入加乐泉信用社在上级信用社开户的账户是由于在当时的信用社结算规则下，转账汇款是无法直接进入个人储蓄账户，个人储蓄账户如果要接收转账汇款，必须通过信用社在上一级联社开设的账户才能间接接受；其次，其于2009年5月1日所写的欠条，是在张某2、曹某的逼迫之下才出具的，当时邢某已被解除了法定代表人职务，不能代表信用社，加盖的是作废且名称不全的公章；关键的是，涉案还款一直由邢某及家人归还。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借款合同是出借人张某2、曹某与邢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张某2、曹某2008年款项借出后到起诉的时间内，从未向加乐泉及改制后的古交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我方主张过权利。张某2、曹某与邢某之间关系密切，双方有多次经济往来；张某2、曹某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邢某是以加乐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的借款行为。本院认为，从借款事实的发生、使用、及归还情况，张某2、曹某将款项汇入加乐泉信用社上级信用社开户的账户，加乐泉信用社时任主任邢某实际占有、控制、使用、归还该款项，故本案借款人应为邢某。二、应该由哪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邢某作为借款人，实际收到并使用该款项，应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加乐泉信用社的承继者，在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中出借账户，在公章作废超过九年后未及时销毁，应对张某2、曹某出借给邢某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关于本案的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计算。张某2、曹某提供的收到120万元收据明确写明其中利息为27万元，故该笔利息不应从本金中扣除。由于邢某不认可借据利息系其所写，认为双方对利息和还款期限没有约定，但实际还款过程中有利息支付，故应视为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确。综上，由于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确，故对未明确约定归还的是利息的款项，应认定为归还的是本金。邢某二审中提交2009年出具借据后归还的19.2万元，张某2、曹某认为是归还双方之间的另一笔借款。邢某认为2009年出具借据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包括所有的借款，应该是归还的950万元借款。2009年邢某出具的借据，应该是之前所有的欠款，故出据借据之后归还的19.2万元，应认定对950万元的还款。综上，邢某应归还张某2、曹某本金8064000元。由于张某2、曹某一审起诉利息仅请求到起诉之日，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故原审法院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到起诉之日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的部分理由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初65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初6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邢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某2、曹某本金8064000元及自2009年5月1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审案件受理费269872.92元，由上诉人张某2、曹某负担53432.92元，由邢某负担13140元，由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3300元。本院再审对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古交农商行是否应当对张某2、曹某与邢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加乐泉信用社的承继者，在加乐泉信用社收到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汇入的款项之后，涉案款项虽然由邢某转至其个人名下，由其实际占有、控制、使用该款项，可以认定为是邢某与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但再审申请人没有按照金融业管理规定，对其帐户进行严格管理，客观上造成了在邢某与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借贷关系中出借账户的事实，再审申请人应当对其出借帐户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再审申请人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加乐泉信用社的承继者，在加乐泉信用社完成改制，其公章停止使用后未依法及时收回并销毁，仍由加乐泉信用社法定代表人邢某实际控制掌握，并在2009年5月1日邢某给被申请人曹某出具的950万元借条担保处加盖加乐泉信用社印章。再审申请人对印章管理不善，应当对张某2、曹某出借给邢某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连带责任。再审申请人对其帐户和印章管理混乱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由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承担。被申请人张某2、曹某作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其对加乐泉信用社法定代表人邢某身份以及加乐泉信用社印章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终156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03300元，由张某2、曹某负担10万元，邢某负担103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9872.92元，由张某2、曹某负担53432.92元，由邢某负担13140元，由山西古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3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李永静审判员 李振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