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16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经营者：王秀丽，女，1980年4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鸟兰浩特市幸福嘎查152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内蒙古嶔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内蒙古常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内蒙古兴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基地水稻种子经销处。经营者：柳玉山，1960年11月15日出生，个体，内蒙古自治区××区。上诉人梁某、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因与被上诉人于某、原审被告马某、乌兰浩特市好力保基地水稻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2020）内222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于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于某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于某的用种量为参考，以每亩594.06元作为标准计算相关损失，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依据，只是人为认定的标准。上诉人梁某对被上诉人于某土地亩数、检斤数量无异议，是因为上诉人梁某亲自参与，但仅以此就将被上诉人于某的用种量作为赔偿依据，实属牵强。另外，上诉人梁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本人并不清楚土地亩数是如何计算的，仅以被上诉人一方计量为说辞；2.原审被告马某在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购买大量种子，以赚取差价的方式转手卖给被上诉人于某，因此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上诉人梁某以1.4元/斤回收农户的水稻，是以双方友好合作为前提，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减产水稻的价格，违背公平原则，应参照市场价格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于某的诉讼请求。于某辩称，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采用于某用种量、检斤数票据为依据衡量损失符合实际，且单价1.4元/斤也是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认可的，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未经审验的种子进行销售，上述事实上诉人在种子站所做的笔录及一审庭审中均予以认可，造成被上诉人于某损失是有因果关系的。原审被告马某述称，同意被上诉人于某的意见。原审被告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未陈述意见。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赔偿水稻减产损失31084元；2.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退还及赔偿种子款6300元；3.要求赔偿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以上合计：40384元；4.案件受理费由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无争议的事实：梁某与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经营者王秀丽系夫妻关系。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为柳玉山，梁某自认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由其实际经营，并认可梁某于2019年初与泰来县维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瑞龙2号”水稻种子购销合同，并向该公司提供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相关信息，后与该公司共同到于某所在村进行广告宣传。于某于2019年3月10日以4.2元的价格购买“瑞龙2号”水稻种子500市斤，马某将水稻种子送至于某家，于某将种子款交付给马某，马某给于某出具了《种子购销信誉合同凭证》一枚。于某种植该水稻种子后发现水稻生长质量不佳，因此向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报案，后与梁某协商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二）有争议的事实：马某认为，其为经手人，并非销售主体，其未谋取任何利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认为，于某与马某交易购买，与其无关；梁某认为，其将涉案水稻种子销售给马某，马某转卖给于某，谋取差价，因此应由马某承担赔偿责任。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认为其未出售该水稻种子，且该经销处系经营者王秀丽单独经营，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1.2020年5月6日，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作出旗种罚字（2020）第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罚款80000元；2.一审法院向国家统计局科右前旗调查队调取了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反馈数据显示，2017年水稻单产为583公斤/亩，2018年水稻单产为596公斤/亩，2019年水稻单产为615公斤/亩。该数据证实，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量平均值为598公斤/亩（1196斤/亩）；3.梁某自认对其他购买水稻种子并种植水稻农户的水稻以每斤1.4元的价格进行了回收；4.梁某及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涉案“瑞龙2号”水稻种子出售给了于某所在村的多名农户，农户耕种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减产损失，大部分农户均与梁某达成了赔偿协议。但一审法院受理的六起案件中的张子才、邢盛奎、于某、黄喜军、刘茂库、秦立宏等六人与梁某未达成一致意见。经统计，以上六人对其每亩损失主张的赔偿金额不相同，购买同量种子的几人所主张的金额也相差甚远。庭后一审法院向梁某询问其对以上六起案件中各原告请求索赔的亩数和检斤数的意见，梁某只认可于某的检斤数和实际亩数，认为其对于某的收割、运输、检斤过程全程参与，未参与其他人的检斤过程。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赔偿责任主体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推广、销售。”本案中，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明知涉案水稻种子未经审定的情况下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出现种子质量问题，导致于某减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于某要求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损失的诉请，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梁某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处理：1.关于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与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法律关系问题。梁某以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名义发布广告，又以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名义在《种子购销信用凭证》上加盖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公章，因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商号名称高度相似，所以造成名称“混同”，为充分保护于某的信赖利益，一审法院由于某对其主张的主体作出选择，于某选择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作为销售单位主张权利，放弃追究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于某的选择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确认于某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之间发生种子买卖法律关系，故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不承担责任；2.关于梁某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法律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梁某及王秀丽系夫妻关系，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是王秀丽，庭审期间王秀丽称其本人单独经营该经销处，但本案中的《广告宣传单》是以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名义发布推广，且庭审时梁某自认：“宣传单是我们自己提供信息给种子厂家印发的”，从以上事实可以确定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是梁某和其妻子王秀丽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因此，本案中梁某和王秀丽应对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债务以其家庭财产承担责任；3.关于马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从本案事实来看，马某给于某出具的《种子购销信用凭证》上加盖了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公章，于某对马某不属于销售种子主体的事实是明知的，所以马某与于某未建立起买卖合同关系，故马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赔偿数额方面。于某要求根据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平均数据每亩1196斤主张权利的诉请，具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梁某认可2019年回收其他农户的水稻价格每斤为1.4元，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按每斤1.4元的价格计算于某的减产损失。因梁某对于某的购种斤数、用种量及检斤数额均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某的购种量500斤、耕种亩数48亩、产量37040斤均予以确认。除此之外，于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收服务费用的三倍；”的规定，要求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种子价款的三倍金额6300元，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根据该条内容，于某的该诉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法对种子价款2100元予以支持。于某另主张掉秤损失、出售水稻差价损失、交通费及误工费等损失，但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维护的于某的损失如下：可得利益损失28515.20元〔（48亩×1196斤/亩-37040斤）×1.4元〕；2.购种价款2100元，两项合计30615.2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梁某、王秀丽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于某损失款28515.20元，购种价款2100元，两项合计30615.20元；二、驳回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0元，由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负担565元，由于某负担245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侵犯于某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上诉人应否赔偿于某损失款30615.20元；2.原审被告马某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梁某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以用种量为参考，以每亩594.06元作为标准计算损失，于法无据。因本次购买种子涉及较多农户，梁某仅参与于某收割、运输、检斤等过程，对于某的土地亩数、购种量及检斤数额均无异议。基于此，一审法院计算出于某每亩损失为594.06元，较为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以梁某认可2019年回收其他农户水稻1.4元/斤，判令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于某损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种子价款，因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为于某出具的销售凭证中注明种子单价为4.2元/斤，所以，一审法院按照4.2元/斤计算种子赔偿款，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情况，依法判令于某损失款合计30615.2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于某购买种子时向马某索要《种子购销信用凭证》，马某给于某出具的《种子购销信用凭证》上加盖了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公章，可见，马某未以自己名义将种子出售给于某并非种子销售者，因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关于马某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某如认为马某的行为导致其财产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5元，由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孟海晶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