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14行初40号原告武汉鳌昌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红庙铸造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114722742655B。法定代表人范明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俞冰原，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武汉市蔡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莲花湖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114MB0T021336。法定代表人涂前宾，该局局长。行政负责人殷兴波，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涛，该局法制科副科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周虹，湖北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住，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红庙村卢胡岭**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4420114055729982D。法定代表人叶建飞，该村村委会主任。原告武汉鳌昌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鳌昌公司）因要求确认被告武汉市蔡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蔡甸区城管局）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的（蔡）城限拆决字【2020】第1-046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于2020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庙村村委会）为第三人，并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手续。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武汉鳌昌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明忠及委托代理人俞冰原，被告蔡甸区城管局的行政负责人殷兴波及委托代理人张涛、周虹，第三人红庙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叶建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8月19日，蔡甸区城管局对本案第三人红庙村委会作出（蔡）城限拆决字【2020】第1-046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认为该村委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违法建设工程建筑面积为3501.53平方米，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的相关规定，限其于2020年8月26日之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原告鳌昌公司诉称，位于蔡甸区中法城红庙红庙铸造厂是红庙上个世纪7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开办的村办企业，汉阳县人民政府为该厂颁布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汉集建（91）字第4896号。2006年红庙为发展农业经济、招商引资，将红庙铸造厂的资产转让给原告。原告受让上述资产后，因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为生产经营和安全的需要，经武汉市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理委员会批准，投资对全部厂房及办公用房进行更新改造，并使用至今。2018年蔡甸区人民政府因城市化建设的要求，需征收原告所有位于红庙的全部房屋。2019年3月7日蔡甸区人民政府委托武汉世宇星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测绘丈量，并出具《武汉市房屋面积调查测丈表》，确认原告所有的房屋面积为3776.52平方米。同时蔡甸区人民政府多次委托评估机构对原告的房屋进行评估。由于评估单位的评估结果与现行法规严重不符，价值低估，原告与蔡甸区人民政府未能就征收补偿达成一致性意见。讵料，在原告与蔡甸区人民政府协商期间，被告明知涉案房屋系原告所有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违法拆除原告合法建设房屋目的，故意向案外人红庙村委会下达《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和《违法建设拆除公告》。红庙村委会将被告制作的两份文件交给原告后，原告立即向被告及蔡甸区政府发出要求《停止违法拆除》的函件，要求停止对原告合法财产的侵害，但被告一直不予理睬，依然错误的要求红庙村委会拆除所谓的违法建筑。就此原告多次向被告及蔡甸区人民政府反映，希望制止被告的违法行为，但是一直未得到被告及蔡甸区人民政府的答复。原告出于无奈，只得诉于人民法院寻求保护。原告认为，被告作为管理城市建设的行政机关，明知涉案房屋是原告所有的合法建筑，却利用公权以期达到用拆除违法建设代替国家征收原告房屋，其行为严重违法。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起诉至法院，提出如下诉请：1、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2020年8月19日所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鳌昌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土地转让合同复印件、转让合同复印件、收据（复印件）2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以上证据拟证明武汉市蔡甸区红庙村民委员会于2006年1月30日将其开办的红庙铸造厂的厂房及2.36亩集体建设用地转让给原告，该2.36亩土地经合法批准已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并建有办公用房及厂房，属合法建筑。第二组证据：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农民个人建房报批表复印件、经营场所证明复印件、位于（住所）证明，以上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受让的房屋多年失修，存在安全隐患，2013年经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理委员会批准重新改造修缮，原告受让的位于红庙村××红庙铸造厂的房屋系合法建筑。第三组证据：武汉市房屋面积调查测丈表、武汉市蔡甸区红庙范明忠企业房屋评估价格一览表（第一次评估）、范明忠位于红庙企业房屋价值一览表（第二次评估），以上第三组证据拟证明蔡甸区人民政府征收原告房屋进行的调查测丈，原告所有房屋面积为3776.52平方米，蔡甸区人民政府对原告的财产进行了两次评值，双方未就征收达成一致性意见，目前正在征收过程中。第四组证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拆除公告，以上第四组证据拟证明被告将原告所有的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事实错误，被告在明知诉争房屋系原告所有的情况下，故意向案外人红庙村民委员会送达拆除决定及拆除公告，程序严重违法，被告企图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式进行征收其行为严重违法。第五组证据：停止违法拆除的报告、停止违法拆除的报告，以上第五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及蔡甸区政府停止违法拆迁行为，原告已经向行政机关主张了权利。第六组证据：中法城红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2013年武汉市鳌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在原址改建厂房，厂房所有权属于武汉市鳌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被告蔡甸区城管局辩称，第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以其与红庙村委会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为由，认为其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本案诉讼，答辩人认为原告无权提起本次诉讼，首先《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明确载明行政相对人是红庙，其次涉案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汉集建（91）字第4896号】上明确载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原告不能提供其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证据，即不能证明答辩人下达的行政决定涉及其合法权益，红庙提供的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农民个人建房报批表和证明均足拟证明涉案的违法建设行为系红庙所为，因此原告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条、第四十条以及《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建办法》（市政府令第233号）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红庙建设的3501.53㎡房屋属于违法建设，依法应予拆除。第三、答辩人是《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依法查处违法建设的合法执法主体，答辩人对红庙村委会违法建设3501.53㎡房屋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现场勘验，并对违法建设的房屋进行了拍照取证，红庙村委会向答辩人出具了违法建设经过的证明，根据案件调查查明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答辩人作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对红庙村委会进行了送达，答辩人作出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故答辩人执法主体适格，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答辩人是违法建设拆除的合法主体，作出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行为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蔡甸区城管局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及依据：事实类证据：证据1、执法卷宗中三份笔录（村委会主任叶建飞2份、村支委叶又国1份）及1组照片，里面谈到厂房面积3501.53㎡，拟证明违建主体是红庙村委会；证据2、《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送达回证》及《违法建设拆除公告》、《违法建设情况表》、《照片（张贴于铸造厂的情况）》，拟证明我们依法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拆除公告》给第三人，并且载明了违建的面积，限期拆除的时间以及法律的救济途径；证据3、《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及《送达回证》、《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履行了行政决定的催告及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下达，本案第三人也全部签收。证据4、第三人出具的《证明》、红庙铸造厂的土地证，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农民个人建房报批表各1份，拟证明案涉土地至今为止依然属于第三人的资产，个人建房的报批主体是红庙委会，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故不管是土地或者是房屋权属都为第三人所有，与原告无关，至今为止，土地证依然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虽然案涉房屋向当地政府进行了申请，但是并未得到许可，因此本案的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设。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3、《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被告提供以上事实类证据和法律法规依据，拟证明原告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被告对红庙村委会作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合法。第三人红庙村委会述称，诉争土地上的房屋之前因为失火而倒塌，因周围的村民当时都想用这个地做房子，无奈之下，我村原村委会书记于2006年左右将诉称的土地以11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范明忠。范明忠买了之后，2013年范明忠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改建，是否办理改建手续我不清楚。第三人红庙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鳌昌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三份谈话记录与第三人当庭陈述矛盾，丈量的面积也与蔡甸区政府的测量结果不一致。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本案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原告，被告向本案第三人送达相应文书属认定错误，被告隐匿重大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在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前已经向被告陈述了所有权人并非第三人，被告没有继续调查而加速行政行为非法成立，被告未向本案原告核实调查，其实施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三份材料指向的标的物是合法的，没有办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90年代办理了土地证即是表明了国家认可其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同时认为个人建房报批表上虽然记载的内容是红庙铸造厂要求改建，但是实际上红庙村委会是记名代为报建，涉案房屋是合法建筑。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法律法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被告提供的三部法律不能对建设行为在前的行为进行追溯，被告实施行政行为的时候，房屋已经建成而不是正在进行违法建设，故被告实施行政行为采信的法律错误。被告蔡甸区城管局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在不同时间节点签订了两份合同，但是处置村集体资产需要召开村民大会并履行相应的手续，原告所谓的“合法拥有”没有事实依据，且案涉土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红庙村委会的集体土地，土地的使用者仍然为本案第三人即红庙村委会，并非本案原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农民个人建房报批表》无法达到原告证明其为房屋所有权人的目的，同时经营场所证明、位于（住所）证明该两份证明为的是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使用，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已足以证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红庙村委会，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是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同时违法建设无论是谁建设都应当拆除，不会因为主体的变化而影响违法建筑的性质。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其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红庙村委会之间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范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拥有合法的权利。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与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证明内容冲突，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同时第三人也并非所有权属认定的职能部门，无权确认集体产权归属于集体之外的任何人，而登记的权属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人红庙村委会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六组证据发表意见认为该份证明地块卖给原告了，按照农村的观点，地卖给，地卖给原告了是原告做的，那么他就有所有权。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认可谈话内容属实，建设规划许可证其并未看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收到了被告下达的相应文书，陈述该地块是该村原村委会书记卖给了范明忠，范明忠于2013年重新做了房子，但是报建的手续其不清楚，故认为被告将拆除的相应文书送达给原告更为合适。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原红庙铸造厂的土地证是在开设该厂的时候就办理的，但是个人报批表今年才看到，出具证明也是说明了报批表的状况。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案涉案房屋为合法建筑，也不能证明其已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被告蔡甸区城管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红庙铸造厂是红庙的村办企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为汉集建（91）第4896号，其虽曾于2013年向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报建在红庙铸造厂原址上恢复厂房及院墙，但其建设行为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向本案第三人红庙村委会下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2日，被告蔡甸区城管局执法人员查处第三人在蔡甸区中法城红庙未取得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进行建设，违法建设工程建筑面积3501.53平方米。同日，被告蔡甸区城管局进行了调查核实，于2020年8月9日向第三人下达了（蔡）城限拆决字【2020】第1-046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向第三人送达，限第三人于2020年8月26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第三人承担。原告对上述《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汉集建（91）字第489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红庙铸造厂，用地面积1640.20㎡，批准使用期限为长期，同时该证上载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2013年9月23日，本案第三人红庙村委会向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委会提交农民个人建房报批表，申请建房理由为：“红庙铸造厂属我村村办企业，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占地面积2.34亩，九二年发生火灾，厂房及院墙垮塌，现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在原址上恢复厂房及院墙，面积1640㎡。”该改建行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院认为，《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三）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责令限期拆除······”《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对发现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时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蔡甸区城管局具有对本辖区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依法查处的职权。本案中，第三人红庙村委会于2013年9月23日向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委会提交农民个人建房报批表，但是其建设行为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对第三人报批后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而进行建设的行为进行处理是其职权范围内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第三人红庙村委会在建房报批之后，无论违法建筑是否为第三人红庙村委会建设，第三人作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也是建设行为的报批者,有责任消除在其合法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上存在的房屋建设违法状态,使在其职责范围内管理的集体土地上的建设行为的现状也合乎行政管理秩序。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涉案房屋的合法性以及其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性，根据被告蔡甸区城管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建筑物的建设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系违法建设且不属于《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被告蔡甸区城管局依上述规定责令第三人红庙村委会限期拆除，要求其承担集体建设用地上搭建之违法建筑的拆除责任,是实现修复被破坏的管理秩序的必要手段，也能有效遏制违法建设行为，符合行政法的效率原则。被告蔡甸区城管局在进行询问、调查、现场勘验等程序后，作出被诉《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被告蔡甸区城管局对上述建筑物属违法建设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主张被诉《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且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认为，违法建筑继续非法占用城乡空间，给城乡规划实施造成的影响持续存在，违法建设行为从开始建设时到被告作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前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因此，被诉被告作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告主张法不溯及既往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请求确认被告2020年8月19日所作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诉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鳌昌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汉鳌昌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泽胜人民 陪 审员 叶玉洁人民 陪 审员 李巧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陈思书记员（兼） 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