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9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女，197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湖北惠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天军，男，197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泽艳，湖北王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艳因与被上诉人朱天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19）鄂0881民初2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8日、11月2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刘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被上诉人朱天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泽艳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朱天军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天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朱天军与刘艳协商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是错误的。案涉协议书上甲方是英郎公司，乙方是朱天军，刘艳是以英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甲方处签字盖章，协议内容是约定朱天军从英郎公司退股，并无朱天军向刘艳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该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错误。2、一审认定朱天军的退股款应由刘艳支付是错误的。刘艳出具“合股撤权书”是基于朱天军与英郎公司签订的退股协议，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并非刘艳个人行为。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朱天军一审提交的协议书、承诺书均表明系朱天军从英郎公司退股，对此，应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关于股东退股的规定，而朱天军提出的退股事由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情形，且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朱天军退股必然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故朱天军与英郎公司达成的退股协议违法，应属无效。庭审中补充一点：4、朱天军入股后不久向刘艳称其姐姐发生交通事故，让刘艳陆续转款4万余元。朱天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018年10月29日，朱天军签订的协议书上，英郎公司没有盖章，刘艳2019年5月19日的合股撤权书承诺朱天军的股权转让款由刘艳个人支付，且英郎公司已将股东由刘艳和朱天军变更登记为刘艳一人，因此，朱天军与刘艳签订的协议应为股权转让协议。2、一审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并无不当。3、刘艳庭审补充称朱天军因其姐姐发生交通事故，要求刘艳向其转款4万余元，没有证据证明。况且，刘艳2019年5月19日出具承诺书及一审辩论终结前均未提及该事实，即便转款4万余元存在，也与案涉股权转让款无关。朱天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艳返还现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4万元及至还款日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刘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日，朱天军以现金20万元交付刘艳作为入股金，2017年8月18日，成立以朱天军和刘艳为股东的英郎公司。2018年9月11日，双方协商朱天军转让股权，刘艳先在协议上签名，2018年10月29日，朱天军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约定，朱天军将股权转让给刘艳，朱天军退出公司，刘艳支付朱天军转让金20万元，支付时间以工商部门办理退股公告及变更时间生效为准，逾期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工商部门于2018年10月31日将股东变更为刘艳一人。之后，朱天军多次找刘艳要求支付退股金20万元。2019年5月19日，刘艳向朱天军出具合股撤权书，承诺：朱天军与刘艳合股公司名称（英郎公司）股权债权债务已清，刘艳于2019年6月归还现金10万元，下余在半年内归还。到期后，刘艳未支付转让股金。一审法院认为，朱天军与刘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刘艳依法在工商部门对股东进行了变更，按照协议约定，刘艳应当给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刘艳没有按照约定期限给付股权转让款，已经违约。朱天军要求刘艳支付全部转让款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刘艳辩解称，朱天军是将股权转让给英郎公司，其只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请求驳回朱天军的诉讼请求。一审认为，双方签订协议后，英郎公司变更为一人独资公司。2019年5月19日，刘艳出具合股撤权书，承认朱天军与英郎公司债权债务已清，刘艳偿还朱天军退股款20万元。由此，可以证明朱天军将股权转让给刘艳，而不是转让给英郎公司，故对刘艳的辩解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刘艳应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刘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天军转让股金本金20万元；二、刘艳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天军转让股金本金20万元的利息（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8年10月31日计算至该款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艳负担。二审中，刘艳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序号接一审，下同）：证据B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2页，拟证明朱天军胁迫刘艳出具“合股撤权书”。证据B3、微信转账记录25笔（打印件25页），拟证明刘艳通过微信转账给朱天军3笔款项，合计6150元；转账给朱天军指定的涂建玲22笔款项，合计40750元，所有转款均系朱天军从刘艳处取走的部分资金。朱天军对证据B2有异议，认为刘艳一审未提交该证据，微信聊天的相对方是不是朱天军无法确定，其内容未反映出朱天军的胁迫行为，微信中的照片不能证明刘艳受伤由谁造成。对证据B3中转账金额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转给涂建玲的22笔款项是刘艳偿还其另向涂建玲借款的部分还款，且所有25笔转款均发生在2018年9月的协议书签订之前，如果所有转款（包括转给朱天军的款项）是退朱天军的股金，那么刘艳在签订协议书时应将所有转款予以扣减，而实际上，刘艳仍承诺退给朱天军20万元股金，由此可见，该组证据中的转款与刘艳应付的股权转让款无关。经审查，证据B2微信聊天的对方是不是朱天军，刘艳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故对微信聊天相对方的陈述是不是朱天军作出不能确定。其内容仅是刘艳的债权人向其索债的意思表示，其中虽有辱骂的言语，但尚不足以造成刘艳受此挟制而失去真实表达意思的自由，故对此不予采信。证据B3是刘艳向朱天军和涂建玲微信转账的记录，所有转款均发生在2018年9月的协议书签订之前，刘艳以此主张是朱天军取回的部分股金，违背常理。其一，双方2018年9月就朱天军的出资起纷争协商退出资款时，刘艳并未主张扣减前述转款，直至一审辩论终结前，刘艳也未对此提出抗辩主张，其二审冒然提出如此多笔的转款，难免无逃债之嫌。其二，前述25笔转款金额零碎，且有22笔转给涂建玲，无一笔转款备注为退股金。若如刘艳所主张，那么刘艳早自一年前就准确预测到朱天军将在2018年9月要退出公司，并将股金退回的收款人指定为涂建玲，此种预测难以成立，对刘艳的证明主张不予采纳。其三，如朱天军要求退股，其出资款应由英郎公司返还，前述转款均系刘艳转出，刘艳并无证据证明英郎公司授权其退朱天军的出资款，亦未提供英郎公司的账务账证明公司已将此记为退出资款，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退朱天军的出资款。因此，对证据B3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朱天军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A5、英郎公司股东会决议1份，拟证明英郎公司股东会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减少注册资本90万元的决议。证据A6、工商信息查询打印件1份，拟证明英郎公司成立时股东有刘艳和朱天军二人，持股比例为刘艳70%、朱天军30%，2018年10月31日，英郎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刘艳一人，其持有英郎公司100%股权。刘艳对证据A5、A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股东会决议、申请工商登记的资料均是委托中介机构制作的，并不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英郎公司成立时，刘艳、朱天军的持股比例各为50%。经审查，证据A5、证据A6均系英郎公司对外公示的工商档案信息，刘艳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刘艳质证称登记的信息不是公司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既无证据证明公示信息是虚假的，也无证据证明刘艳已撤销该工商登记，故对其辩解主张不予采纳。二审查明，原判认定事实属实。补充查明，英郎公司成立时登记注册资本300万元，刘艳认缴出资70%，朱天军认缴出资30%。2018年9月10日，刘艳和朱天军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一、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现减少90万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0万元。二、本次减资行为得到主要债务人的认同和许可，我公司全体股东郑重承诺：因本次减资行为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由本公司股东按比例承担赔偿，公司在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将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四十五日内，有权向公司清偿债权债务或者提供担保。2018年10月31日，英郎公司变更登记为刘艳持股100%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1、朱天军与刘艳是否形成股权转让关系；2、刘艳应否支付股权转让款。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刘艳主张，朱天军是从英郎公司退股，属违法抽逃出资，与刘艳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没有形成股权转让关系。朱天军主张，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实为股权转让协议，英郎公司已经依该协议将朱天军的股权变更至刘艳名下，刘艳已受让朱天军的股权，双方实质上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就涉案《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应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理由如下：1、从其内容上看，该协议抬头甲方虽表述为英郎公司，条款中也使用了“退股”、“退出股金”等表述，但落款处甲方一栏由刘艳签字并盖章，条款中约定有“甲、乙双方对该公司已清算”、“乙方退股后，该公司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等内容，即表明该协议甲方实为刘艳个人，而非英郎公司。刘艳辩称其是代表英郎公司签字，属职务行为。实际上，英郎公司由刘艳控制，该公司印章由其掌控，其加盖公司印章并不存在障碍。况且并无法律规定公司应与其股东办理本公司的清算，并由公司承担股东退出公司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故刘艳辩称其是履行职务行为的意见不能成立。2、从英郎公司股权变动登记的结果看，也可推定该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9月10日关于减资的股东会决议表明，英郎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减少注册资本90万元，但未明确减少谁的出资，故应按股东出资比例减少各自的出资。依此减资后，刘艳和朱天军在英郎公司的出资比例未变。2018年10月31日，英郎公司在涉案协议书签订后，将持股比例由刘艳70%、朱天军30%变更登记为刘艳一人独资公司，由此可见，刘艳实际上是受让了朱天军的股权。3、2019年5月19日，刘艳作出“合股撤权书”进一步表明刘艳将朱天军的股权“合”为其一人持有，将朱天军的股东资格“撤”销，即刘艳追认受让朱天军的股权，并再次承诺由其个人支付转让款。故在刘艳与朱天军无其他债权债务，仅有股权转让之债时，刘艳作出的付款承诺只能推定为基于股权转让关系作出。刘艳辩称“合股撤权书”是其受胁迫出具的，对此并无证据证明，其亦未申请撤销，故其主张该承诺书无效，不能成立。因此，刘艳事后的追认行为进一步证实其与朱天军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关于转让款，刘艳基于其与朱天军没有股权转让协议而主张不应由其支付。前文已述，朱天军与刘艳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上是股权转让协议，刘艳应依此向朱天军支付股权转让款。刘艳辩称朱天军是从英郎公司退股，违法抽逃出资，与事实不符，对此不予采纳。刘艳签订协议书及出具“合股撤权书”后均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其应向朱天军支付转让款20万元。刘艳辩称朱天军退股前找刘艳支取了40750元，其举证不足以证明40750元的转款与案涉股权转让款有关，故刘艳二审主张扣减4075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判令刘艳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综上，刘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俊审判员 王小云审判员 马晶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孙亚芬书记员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