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6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贵州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盛，贵州丰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2，男，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贵州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万某1，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万某2、原审第三人万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4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的“（2020）黔0113民初462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万某2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万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驳回万某2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现房屋并未交付，且过渡费等均是已杨某名义领取，第三人非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在赠与财产未移转登记前，依法可撤销其赠与。离婚协议中父母将房产给予子女，事实上是一种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赠与合同中，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不以赠与人赠与物的交付为合同的成立要件。赠与合同可以任意撤销，赠与的任意撤销是指无须具备法定情形，得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因此，在受赠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赠与人履行转移赠与财产权利的情况下，赠与人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但在下列情况下，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第一，标的物已经交付或已经办理登记等有关手续。但对于部分交付、部分未交付的，对未交付部分，可以撤销。第二，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法律规定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转移，在登记前一方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万某2、杨某虽在离婚时约定将房屋赠与万某1，之后也并未实际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依据合同法关于不可撤销赠与的规定，该种赠与不属于不可撤销的赠与，所以杨某可撤销赠与。二、第三人万某1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依法不能取得房屋过渡费。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关于对房屋处分，属于双方对第三人万某1的赠与行为。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所以房屋的产权并非属于万某1所有。根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我国《物权法》规定可以不进行物权登记即可产生物权设立、变更、消灭等效力的情形，一类是特定矿产资源、法院、仲裁法律文书或者政府征收决定等事实上通过法律规定或者公告等方式进行了相应公示的情况；另一类是通过继承、遗赠或者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原权利人已死亡或不存在原权利人等取得不动产的事实行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与上述情形均不同，其本质上带有合同的性质，协议内容并不公开，第三人无法知晓离婚分割协议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既没有进行必要的公示，也不存在经过了有权机关的审查判断的情况，客观上也不存在因事实行为而直接发生变动物权的现实条件与需要。所以，在未经公示、第三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涉及不动产分割内容的部分不应当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如果认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对不动产的约定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则可能导致当事人怠于变更登记，这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公示、公信原则相悖离，也存在夫妻趁机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法律风险。三、离婚协议约定因履行客观条件并未成就，客观履行不能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之规定，本案中《离婚协议书》第二项第二条中约定，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白金新城被征占房屋120平方米回迁房归儿子万某1所有，但该回迁房时至今日并未付房屋，杨某未却得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也不能对领取过渡费款项账户进行变更，一审法院判决履行《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过度款由第三人领取，属于履行不能。万某2对赠与城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并非原审适格的原告，无权向杨某提起诉讼。离婚协议涉及房屋的约定为万某2、杨某对儿子万某1的赠与合同，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第三人万某1辱骂殴打其杨某，且赠与在不动产未进行变更登记，万念俱灰下，决定撤销其对万某1的赠与，应当适用赠与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而非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诉请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支持杨某前述上诉请求。万某2答辩称，一、万某2与杨某于2013年10月15日办理登记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夫妻二人的合意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具备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涉案离婚协议约定“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白金新城被征占房屋120平方米回迁房归儿子万某1所有，此房屋过渡费由儿子万某1领取”，该约定系万某2与杨某双方在协商解除婚姻关系时对其共同财产的协商处分（赠与万某1），亦属于财产分割的一种方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将房产赠与子女应视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的一种补充履行方式，其赠与条款属于道德义务性质不能撤销。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万某2与杨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且被答辩人未在法律规定的一年内申请撤销。经过一审法院审理，均未发现双方订立财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现杨某反悔离婚协议书中涉案财产之约定，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诉求于法无据，应以驳回维持一审原判。二、本案万某2与杨某协议离婚时约定的房屋赠与及离婚协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答辩人杨某无权单方撤销离婚协议中的房屋赠与条款。1.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本案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即应当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当上述法律没有规定时才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2.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任意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赠与后，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于婚姻、收养、监护等协议的约定内容直接牵涉到身份关系的变动，而身份关系的变动对当事人的影响甚大，法律应更加慎重处理，而不能像对待财产关系的变动一样给予当事人更大的处分自由。因此，《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但是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等有关法律。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是对财产进行分割的一种方式，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任意撤销。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及第九条规定，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仅在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才可将有关财产分割的条款撤销。该规定排除了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可能性，即以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对抗任意撤销权的任意性，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3.参照2015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49起中于某某诉高某某婚后财产纠纷典型案例（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2551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判决），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如果赠与人可随意撤销赠与，一是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二是违反了当代契约签字生效的原则；三是恶意利用赠与的撤销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的，不仅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也给人民法院增加了诉累，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婚姻家庭维系，会进一步激化父母子女之间矛盾，不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观念。如果否认赠与人撤销权，将有助于化解双方矛盾，缓和与重建双方之间的亲情，防止过激行为，维护社稳定。综上，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劃等问题达成的合意，具有法律约束力，如非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不得变更或撤销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双方协议将房产赠与子女是双方共同为子女设定权利的行为，夫妻一方无权单方面任意撤销赠与。协议离婚时夫妻双方达成的将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条款，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密不可分，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协议离婚的情况下，一方反悔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故离婚协议中的赠与不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其不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杨某的上诉理由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原判。万某1陈述称，同意万某2的答辩意见。万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万某2、杨某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有效，并判决杨某履行《离婚协议书》第二项第二条约定的义务；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某2与杨某原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生育一子万某1即本案第三人。2013年8月28日，以杨某作为被征收人与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载明征占杨某位于艳山红镇艳山红村打铁寨组建设面积132.34平方米房屋，并对过渡费、安置点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10月15日，万某2与杨某到贵阳市白云区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及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项第二条财产分割载明：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白金新城被征占房屋120平方米回迁房归儿子万某1所有，此房屋过渡费由儿子万某1领取。第三子女抚养约定婚生子万某1生于××××年××月××日，由女方杨某抚养，男方万某2每年支付生活费和学费共计10000元整，孩子如遇重大疾病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等。万某2、杨某离婚后，第三人万某1随杨某生活。涉案房屋现未交付，尚在建造过程中，无具体房号、位置等。杨某认可涉案过渡费一直由其领取，并称之前已领取的过渡费给第三人万某1购买了车辆和平时开支，第三人万某1对购买车辆一事予以认可。现第三人万某1已成年。第三人万某1与杨某于2020年7月15日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发生纠纷，杨某向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粑粑坳派出所报警，后经民警调解后，杨某称其自行与家人协商处理。现万某2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另，万某2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于杨某已领取的过渡费不再主张，要求杨某将以后的过渡费给第三人万某1。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关于万某2要求确认涉案《离婚协议书》有效的问题。《离婚协议书》是夫妻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到事项协商一致所作的约定。万某2、杨某于2013年10月15日办理登记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是万某2、杨某双方达成离婚协议时所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是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若夫妻双方通过离婚协议书对财产进行约定，该约定系当事人对其权利的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因万某2、杨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并未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对万某2要求确认涉案《离婚协议书》有效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万某2要求杨某履行《离婚协议书》第二项第二条约定的义务的请求的问题。涉案《离婚协议书》第二项第二条财产分割约定：“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白金新城被征占房屋120平方米回迁房归儿子万某1所有，此房屋过渡费由儿子万某1领取”，该约定应视为万某2、杨某将房产赠与其子即本案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杨某现以赠与财产在转移登记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作为抗辩理由。但离婚协议的赠与不同于赠与合同，其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之规定，杨某无证据证明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也未的离婚后一年内年起诉讼，而且离婚协议中财产的分割条款与子女关系、解除婚姻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现万某2（应为杨某）反悔离婚协议中的涉案财产约定，也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故杨某所持该辩解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因涉案《离婚协议书》的主体是万某2与杨某，杨某不履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其子女并无独立的请求权，但万某2作为《离婚协议书》的一方可以要求杨某继续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根据万某2、杨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项第二条财产分割的约定，案涉回迁房的过渡费，由万某2、杨某之子万某1领取。因万某2、杨某离婚时，万某1系未成年人，随杨某生活，涉案过渡费也是由杨某代为领取。在庭审中万某2明确表示对于之前杨某已领取的过渡费不主张权利，要求对于之后的过渡费归万某1所有，从其自愿。本案开庭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故2020年8月20日之后涉案回迁房产生的过渡费归第三人万某1所有。因万某1现已成年，且《离婚协议书》中已约定案涉回迁房的过渡费由第三人万某1领取，故对万某2该请求予以支持。因涉案回迁房屋尚在建设中,无具体房号且尚未安置，现不具备使用权和所有权。因涉案房屋的权属条件尚未成就，故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万某2与被告杨某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有效；二、涉案《离婚协议书》中载明的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白金新城被征占房屋120平方米回迁房2020年8月20日之后产生的过渡费归第三人万某1所有，且该过渡费在本判决生效后由第三人万某1领取；三、驳回原告万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元，减半收取60元，由被告杨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某上诉主张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赠与合同中，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不以赠与人赠与物的交付为合同的成立要件。赠与合同可以任意撤销，赠与的任意撤销是指无须具备法定情形，得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规定，因万某2、杨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并未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杨某现以赠与财产在转移登记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作为抗辩理由，但离婚协议的赠与不同于其他赠与合同，其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离婚协议中财产的分割条款与子女关系、解除婚姻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杨某对离婚协议中的涉案财产分割约定反悔，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且杨某在签署《离婚协议书》后未在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请求法院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亦未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证据证明在签署协议时就财产的分割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本院对杨某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杨某在二审中另主张第三人万某1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依法不能取得房屋过渡费。因万某2与杨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二项第二条“坐落于贵阳市白云区白金新城被征占房屋120平方米回迁房归儿子万某1所有，此房过渡费由儿子万某1领取”的约定，因万某2、杨某离婚时，万某1系未成年人，随杨某生活，涉案过渡费也由杨某代为领取，同时万某2明确表示对于之前杨某已领取的过渡费不主张权利，因涉案回迁房屋尚在建设中，之后的过渡费应按《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归万某1所有，故本院杨某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杨某在二审中另主张万某2对赠与城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并非原审适格的原告，无权向杨某提起诉讼。因《离婚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万某2与杨某，杨某不履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万某2作为《离婚协议书》的一方可以要求杨某继续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故本院对杨某该项请求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胡桂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