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328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尤溪县城关镇水东路****-1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6770662107C。 法定代表人：饶富贵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保，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华超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舒城县千人桥镇鲍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3062460889U。 法定代表人：周维来，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剑，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文定，男，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萍，安徽龙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公司）与安徽华超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超公司）、张文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皖1523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因华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2020）皖15民终6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裁定：一、撤销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3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舒城县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20年10月30日重新作出（2020）皖1523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华明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20)皖1523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书全部判项,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请；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的背景及关联案件的基本事实。2017年1月4日,华明公司与舒城县交通局签订《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施工合同》,由华明公司承包X043(张母桥至棠树)公路工程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清单包死价2379万余元(其中150万元为浮动增加工程量,若无增加工程量则实际工程总价为2229万余元),工期为365日历天。该项目实际施工人周浩在公安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案涉工程造价2317万元,加上变更部分造价100多万元,总共大约是2400多万元。在施工过程中,周浩书面委托华明公司对外支付工人工资和材料款合计为1316万元,该款中除了支付给系列案件中江润建材公司100万元之外(此案与华超公司案存在矛盾),华明公司及实际施工人周浩均未有任何已付款记录。2018年1月4日舒城县法院受理程坤、周保平、叶少年、项宏、杨正舟、周永柱、高胜曦、江润建材、张成映、周加付、管士桃、宋明贵诉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等13人买卖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列13个案件。实际施工人周浩为13个案件第三人。2019年3月19日舒城法院受理华超公司诉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标的额786880元。在上述15个案件均是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项目中发生的材料款、工人工资、机械租赁费,诉请总标的额22233282.52元(诉状清单统计表详见附件1)。该13起案件中的项目部印章与本案相同。在上述系列案件一审中,上诉人代理人申请法院调取了舒城县公安局、六安市公安局调查周浩涉嫌虚假诉讼的调查材料,并制作了《法院《调取周浩涉嫌虚假诉讼证据材料汇编》(以下简称材料汇编》)。《材料汇编》第1页和第14页的“下欠款汇总表”显示,张德育记录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总计发生成本14376641元,实际借支(预付)4852700元,石料抵付283664元,实际仍余欠款9240277元。该汇总表显示“混合料”下欠261360元,而周保平起诉混合料金额4830021元,把该汇总表中显示的下欠款名目与现有的系列案件诉请金额的名目核对之后发现,扣除诉讼金额与“下欠款汇总表”重合部分(华超780960元,永达市政沥青款140万元,“混合料”261360元),案涉项目至少还存在6797957元的外欠款,也就是说如果法院支持了该“下欠款汇总表”之外的全部系列案件的金额,华明公司将仍然面临真实外欠款的主体到法院诉讼的极大风险。如果二审法院全部支持系列案件8起诉讼现有的一审判决金额总计853万余元,加上华明公司已经支付给周浩的1316万元,案涉工程总成本将达到2169万余元,如果再加上“下欠款汇总表”中的6797957元,案涉工程总成本将达到极其不合常理的2848万余元。事实上,“下欠款汇总表”中存在的下欠款数额也已经起诉过华明公司(1、黄**诉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关于水泥盖板和涵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2020)皖1523民初5264号;2、张映成系列案件31个诉讼诉请运费合计813965元,诉讼清单详见附件2。)由此足以说明,案涉项目中的系列案件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裁判思路,不以公安调取的张德育账目为准,而是以加盖项目部印章确认的数额为准的话,将会导致系列案件从宏观整体上看极其不合理。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基本事实仍然不清。(一)一审判决第八页倒数第九行至倒数第六行列明的查明事实为“2017年5月2日,张文定及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账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项目财务人员张德育在安徽华超公司的对账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总欠安徽华超公司货款780960元。该对账明细表上亦加盖了项目经理部印章”。无论是系列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还是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张德育均声称在案涉工程中是受周浩聘请到工地从事记账工作,其确认签字的行为是受周浩指使,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周浩承担。张德育在系列案件中的陈述以及周浩的确认均足以证实张德育并不是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项目的财务人员,张德育的身份应当是实际施工人周浩的记账人员,其行为仅仅能代表周浩,其在本案结算单的行为仅仅能代表周浩,而不能代表华明公司。(二)一审判决第八页倒数第五行至倒数第六行列明的查明事实为“另查明,该项目经理部印章是由周浩和张文定在福建华明公司驻合肥的工作人员手中领取的。”华明公司在合肥没有设立分公司,张文定声称是从华明公司合肥分公司获得的项目部印章,华明公司从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张文定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的真实性。所以,一审法院所谓的另查明事实是仅仅凭张文定口头陈述就直接予以认定,明显错误,而且一审法院判决也未查明华超公司举证的合同及对账单上的项目部印章到底是谁加盖的,明显事实不清。此外,周浩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陈述“张文定自2017年3月份就联系不上了”,案涉合同的签订日期和结算单日期均是在2017年3月份之后,而张文定在一审中声称其与周浩合伙承包案涉工程,3月份之后也在工地参与施工,周浩与张文定的陈述明显矛盾。三、华明公司在一审书面申请追加周浩、张文定、张德育为被告,周浩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六安中院(2020)皖15民终619号发回重审裁定,明确“程序违法”,现一审判决仍然未纠正程序违法事项。舒城县法院作出(2019)皖1523民初1677号民事判决书后,华明公司上诉就指出,华明公司在原一审中书面申请追加周浩为本案被告,且六安中院此前对案涉项目13起系列案件的二审处理结论均认为“合同签订、履行、周浩身份地位不清”,将系列案件全部发回重审,张德育在系列案件的庭审陈述,均足以证实周浩与案涉项目的系列案件审理结果具有关联性,周浩应当参加诉讼。遗憾的是,现一审法院判决对六安中院包括本案(2020)皖15民终619号在内的系列案件发回重审裁定均视而不见,系列案件发回重审裁定明确的周浩应当参加诉讼的“程序违法”事项仍然无动于衷,明显欠妥。在周浩没有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本案属于基本事实不清,漏列必要共同诉讼被告,二审法院应当依法裁定撤销原判,驳回华超公司起诉。四、华明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和结算对账单等证据材料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严重矛盾,华超公司对于周浩的笔录及陈述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判决对华明公司举证证据视而不见,认定案涉合同及其交易属于真实,明显错误。(一)华明公司一审证据八周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描述2017年3月1日周浩全面接手案涉工程,那时张文定已经联系不上了,之后所有的合同都是他签的字,章盖的都是项目部章,由此证明2017年3月1日之后案涉工程的实际管理人为周浩并非张文定,而案涉合同上签字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对账单的日期为2017年5月2日,由此说明，张文定与周浩的陈述存在严重矛盾,应当推定该合同以及对账单中张文定的签字是存在不能解释的疑问。(二)2020年6月2日,六安中院法官对周浩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显示,对于华超公司诉讼的合同及对账单，周浩均不知情,不知道合同及对账单的存在,周浩认为华超公司的合同及对账单是造假的,周浩都没有联系过华超公司,周浩没有用过华超公司的混凝土,周浩没有把项目部印章给张文定使用过,周浩称案涉项目上没有让华超公司供应过混凝土,周浩称一直找不到张文定,打电话不接,由此足以说明华超公司诉请的混凝土款项不具有真实性。(三)华明公司一审证据七和证据十一证实“1、《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量清单”第200章209-3-aC25片石砼数量为8626m³(依据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F50-2011第13.6.2条,片石参量为20%,故理论用混凝土数量应为8626x80%6900m³);2、第300章304-5-a20cm厚C20砼基层数量为5636㎡(折成m³为1127m³),江润建材对账单路面垫层C20砼用量2381m³超过合同清单的111.26%;挡土墙C20混凝土总用量8494m³超过合同清单的50.78%,安徽华超混凝土有限公司挡土墙C20混凝土2463m³“同一时间2017年3月20日-2017年4月30日,同一地点,同一使用部位江润建材公司却重复供货6031m3”。由此证明,江润建材公司的诉讼与本案严重矛盾。五、张文定签字、经手的合同、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六安中院(2020)皖15民终619号案件二审庭审过程中,张文定当庭陈述“华超公司与我关系比较好,是我联系华超供应混凝土的,购销合同是后补的,华超公司提交的供货清单是周浩确认之后我才签字确认他的,我对华超公司具体供应了多少混凝土并不清楚,是因为周浩以及的记账员张德育确认了,我才签字确认的。”由张文定的陈述可知的事实:1、张文定与华超公司关系较好,是与本案原告具有厉害的当事人,其在庭审中有利于华超公司的陈述以及签字确认的合同、对账单应当有其他证据佐证才具有真实性;2、张文定对案华超公司的供货数量并不清楚,其在结算单上签字并不足以证实本华超公司供应混凝土的真实数量;3、本案对账单是经过周浩、张德育确认之后张文定才签字确认的,但是周浩对华超公司的合同、对账单以及供货的事实全部否认,张文定的陈述无法与周浩的陈述相互印证。华超公司应当对供货真实性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六、案涉项目部印章已经由六安中院系列案件二审裁定确认不能代表工程项目中存在真实的交易,亦无证据证明华明公司工作人员将项目部印章交给周浩和张文定(一)、案涉项目已经有15起案件,在此系列案件中13名原告均在诉讼中提交了与本案相同项目部印章的合同和验工计价单。六安中院此前对案涉项目13起系列案件的二审处理结论均认为“合同签订、履行周浩身份地位不清”,将系列案件全部发回重审。由此足以说明,案涉项目中合同和结算单中是否加盖了项目部印章,不能证明真实的供货事实和结算事实。所以,一审法院判决第九页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本案合同和结算单中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华明公司就需要对此承担全部支付责任,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华明公司一审举证证明系列案件江润建材公司案件与本案存在严重矛盾,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特别是2020年6月2日,六安中院法官对周浩进行了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证实华超公司的供货缺乏真实性,至于华超公司的供货是否真实以及为什么与江润建材公司案件存在严重矛盾,华超公司应当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至于一审法院判决第九页第八行所述称该项目部印章是华明公司工作人员交给周浩和张文定的,华明公司没有认可,仅有张文定的陈述,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明显错误。不过,由此认定也可知,周浩是应当参加诉讼的必要共同诉讼被告,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周浩为被告参加诉讼与其本院认为的说理存在前后矛盾。七、本次系列案件一审判决中同一承办法官对各案件认定事实标准和裁判思路,相互矛盾。2020年9月29日舒城法院对程坤诉请华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作出(2020)皖1523民初1634号判决,该判决认定“程坤实际上是案涉司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案涉项目的供货商:华明公项目经理部购买水稳施工及其设备开采山头获得石料,安排人员破碎石料成为石子,石子用作水稳碎石。由此可以认定水稳工程所需要的材料黄沙、水泥、石子,均由项目部购买完成,程坤自己没有支付任何材料费,程坤诉称承包水稳工程并向工地上供应水稳材料是不真实的,程坤提供的购销合同及验工计价单均不真实,故程坤诉请要求华明公司支付3908960元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程坤与案涉项目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程坤案件与本案均是系列案件中同一承办法官审理的案,从程坤案件的判决书可知,程坤提交的合同和验工计价单中加盖项目部印章与本案一致,但是一审判决并没有按照书面形式审查的原则采纳程坤验工计价单记载的金额,而是对程坤案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了实质审查,全部否定了程坤提交的合同、验工计价单的效力。由此足以说明,一审判决完全采用“盖项目部印章即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形式审查裁判思路与程坤案件的裁判思路相互矛盾。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华超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如下几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一)、华明公司在上诉状第一部分(关于本案背景及关联案件的基本事实)中陈述以下几点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我方认为前述认为江润公司案与本案存在矛盾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1.假定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七中的合同和对账单(江润公司混凝土供应案),是真实的,结合本案我方所举证据-《华超公司商砼对账明细》和2017年5月2日的送货单,可知对于案涉10.871公里的X043三级公路改造工程,合计使用商品混凝土方量为江润建材公司10794立方米,安徽华超方量为2479立方米,合计为13273立方米,显属正常。2.上诉人在一审所举证据十一中,依据江润建材公司的《对账单》,结合其所举证据七中的投标报价时的《工程量清单表》(200章显示C25片石砼方量为8626立方米,300章显示20cm厚C20砼基层为5636平方米),并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JTG/TF50-2011颁发的《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中的第13.6.2条相关规定,认为本案所供挡土墙C20商砼2463立方米,属于“同一时间2017年3月20日-2017年4月30日,同一地点,同一使用部位江润建材公司却重复供货6031立方米”,因此主张本案诉讼与江润建材公司诉讼存在严重矛盾。我方认为该观点明显不能成立。因为:首先,华明公司在一审中所举前述证据七中的《工程量清单表》的真实性存在问题,因为该工程量清单表是被答辩人自己制作,非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后的工程结算资料,即被答辩人投标时申报的理论数据;其次,假定前述《工程量清单表》真实性没有问题,那么上诉人在证据目录里的如下推理过程,也是错误的,无有效的相关鉴定报告予以佐证。因为:第一,工程量清单表中的8626等方量数字,能否等同于商砼公司供应方量,值得推敲,因为该清单表中的方量数字实际上是根据三级公路的长度、高度和宽度计算出来的成型后的数字,显然该方量是道路成型后的数字,而商砼公司供应的商砼方量是未成型前的数字,二者明显不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正因为如此,在工程量清单表中用词为C20片石砼,而商砼企业销售的C20商砼。第二,被告在一审证据目录的证据十一中,依据《工程量清单表》推定商砼使用数字,也具有片面性。因为该工程量清单表中,除200章、300章二处有商砼使用外,其它还多处存在商砼使用。第三,被答辩人在其一审证据十一处引用的《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第13.6.2条也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我国交通部JTG/T5-201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第14.8.2条“采用片石混凝土时,可在混凝土中渗入不多于其体积20%的片石,片石的抗压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混凝土强度等级,且不低于30MPa”之规定,注意在该技术规范中对于在混凝土中渗入片石的规定,用词为“可”,而不是“应当”或“必须”,且片石的含量,规定是“不多于其体积20%”,即可以为10%、5%。即片石的含量是不确定的,那么上诉人推理得出“理论用混凝土数量应为8626X20%=6900立方米”的结论,显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第四,根据在一审中所举证据十一中对账单,可知江润公司对于挡土墙供应商品砼的时间为:2017年3月20-2017年7月11日,而本案供应商砼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2017年5月2日,显然和江润公司供应商品砼的时间不一致。另外本案涉案工程的长度为10.871公里,上诉人依据什么得出“同一地点、同一部位”呢?2.上诉状中称“2018年1月4日舒城县法院受理程坤等13人买卖合同等案件案涉工程总成本将达到极其不合常理的2848万余元”,均与本案无关。因为:1.对于前述13个案件,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2.关于案涉工程总成本的相关分析,完全建立在其单方面的分析,不应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3.华明公司总承包案涉工程后,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理当由其自行承担。(二).上诉状中的主张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基本事实仍然不清”的观点,不能成立。分析如下:1.上诉状中以“一审判决书第八页倒数第9-倒数第6行列明的事实…张德育在系列案件中的陈述。张德育的身份应当是实际施工人周浩的记账人员,其行为仅仅能代表周浩,而不能代表华明公司”等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其一,比较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的证据二中的《项目部工资表》以及证据三中的《工人工资表》下方的“制表人张德育”等文字记载,不难分析,后者的真实性显然优于前者,从而可以认定该张德育的身份,是涉案工程中的工作人员,且身份比较特殊,就如同上诉状中所述的“张德育的身份应当是实际施工人周浩的记账人员”。其一,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的证据八以及一审所举证据五中的《工人工资表》下方的“负责人:周浩”等文字记载,可知:案涉中的周浩实际为华明公司指定的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员。其三,根据华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林水的陈述“2016年法12月26日中标之后我代表我们公司到舒城县交通局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当时我是公司人,签合同的时候我到舒城先和周浩见得面,当时还有贾世余,他是项目总负责人”。基于上述三点,可知涉案的周浩身份就是指定的项目负责人,而在本案对账单上对于供应商砼量、价款进行签字确认的张德育,就是周浩指派的工作人员,张德育在案涉对账单上的签字确认行为,就是职务行为。除非上诉人能够举证证明案涉工程项目另有具体管理的负责人以及采购方面的对账人员,否则上诉人前述的主张不能成立。2.上诉状中以“华明公司从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可”为由,认的为一审判决“另查明,该项目部印章是由周浩和张文定在福建华明公司驻合肥工作人员手中领取的”等事实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其一,关于案涉项目部印章,是张文定与周浩一起去找华明公司合肥办事处负责人杨丽兵处领取一节事实,并非仅仅是第三人口头陈述,还有在一审所举证据八里有明确的陈述印证。其二,第三人关于自杨丽兵处领取项目部章的陈述“我和周浩一道去了合肥新天地福建华明分公司去谈中标后施工的事情,我们当时谈了我和周浩各占50%去做项目,周浩当时提出要一个项目部章,杨丽兵说给我们准备好了,他就把项目部章交给了周浩”，“(杨丽兵)是福建华明合肥这边的负责人,中标前我们都是和他联系”,而且周浩在华明公司所举的询问笔录也的是作“问:项目部章是从哪来的?答:是福建华明合肥办事处杨丽兵给我和张文定……杨丽兵是福建华明公司合肥办事处处负责人”这样的陈述。其三,根据华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林水在公安的如下陈述“2016年10月份,舒城县人张文定到福建华明公司(以下简称华明路桥)安徽联络点,从联络点拿到我们公司的资质用于竞标舒城县X043棠树至张母桥段的修路工程”,说明第三人和周浩前述陈述的福建华明公司在合肥办事处或联络点,绝非子虚乌有的事实,一审判决前述事实认定,是客观的。基于前述三点,周浩和第三人张文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关于涉案项目部印章领取一节事实的陈述,完全是一致的。(三)上诉状中提出“华明公司在一审书面申请追加周浩、张文定、张德育为被告,周浩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六安中院(2020)皖15民终619号发回重审裁定,明确程序违法,现一审判决仍然未纠正程序违法事项”等观点,不能成立。分析如下:1.上诉人有没有在庭审前书面申请追加周浩、张文定、张德育作为共同被告,我方没有看到,只是在2019年11月14日第二次开庭时对方口头提出追加。2.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对于被告方提出追加被告,人民法院除了判断其要求是否合法外,还需要征求原告方的意见。对此,我方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反对。我方的理由是周浩、张文定等人员不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人员。3.上诉人认为程序违法,试问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哪一条之规定。4.本案和被答辩人上诉状中所提的其他13个由周浩签字的案件不一样,因为周浩涉嫌犯罪,其审理的结果与该13个系列案件具有关联性。(四).上诉状中提出“华明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和结算对账单等证据材料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严重矛盾,华超公司对于周浩的笔录及陈述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判决对华明公司的举证视而不见,认定案涉合同及其交易属于真实,明显错误”等观点,不能成立。分析如下:1.上诉状中称周浩在询问笔录中描述2017年3月1日其全面接手案涉工程,那时张文定已经联系不上,之后所有的合同都是他签的字,由此证明案涉2017年3月20日合同以及2017年5月2日的对账单,是虚假的等观点,我方解释为周浩在询问笔录里仅仅陈述部分合同是他签的,并未陈述2017年3月1日后的所有交易都是他经办的,具体详见周浩2018年11月13日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1-2行“之后2017年3月3日我正式进驻项目部,之后所有的合同大部分都是我签的字,盖章都是项目部章”。2.上诉人称其一审所举证据七和证据十一,证实本案所供商砼和江润建材公司所供商砼,属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部位,二者存在严重矛盾等观点,对此,我方已在前面第一部分进行阐述。即对于案涉10.871公里的三级公路改造工程,除购买江润建材公司10794立方米商砼外,还在答辩人处购买2479立方米商砼,合计使用商品混凝土13273立方米。若欲证明案涉商砼供应是虚假的,必须证明虚假在具体哪里,而且必须举出相关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予以佐证。(五)上诉状提出“张文定签字、经手的合同、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1.根据周浩的相关笔录,可知张文定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人之一,其参与案涉合同的签订和对账,合情合理。2.张文定在法院的相关陈述,是客观的,且和张德育在六安市公安局提交的案涉工程拖欠的相关款项的记录,是完全吻合的。3.张文定的相关案涉行为是否能作为定案依据,是由人民法院综合作出认定的。(六).上诉状中提出“案涉项目部印章已经由六安中院系列案件二审裁定确认不能代表工程项目中存在真实交易,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将项目部印章交给周浩和张文定”等观点,不能成立。分析如下:1.对于上诉状中所提的13个系列案件,六安中院当时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其中江润公司是以华明公司提出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未采纳而发回重审,而其它案件是以合同签订、履行、周浩身份地位不清,而发回重审的。本案与前述案件不具有可比性。2.以周浩经办的其它13个案件均被二审发回重审为由,来推定案涉交易不真实,没有说服力。3.项目部印章的领取一节事实,我方已在前面答辩部分予以阐述,不再赘述。(七).在上诉状中“本次系列案件一审判决中同一承办法官对各案件认定事实标准和裁判思路,相互矛盾”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商砼交易真实,是正确的;2.第三人以项目部印章签订合同后,华超公司对涉案工程供应商品混凝土,即华明公司就是真正的买受人;3.案涉交易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应该支持一审主张的违约等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商品混凝土交易真实性,没有任何问题。除非能举出涉案工程存在其它商品混凝土交易或者举出其它足以证明案涉交易不真实,否则上诉观点不能成立。因为:1.上诉状中提及的13个系列案件,均与周浩有牵涉,即周浩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与该13起案件具有关联性,导致最后被舒城县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而本案与该13个案件存在明显区别。2.关于周浩涉嫌刑事犯罪现已诉至舒城县人民法院,但起诉书并未对周浩涉嫌虚假诉讼以及伪造印章等刑事指控,对于该方面的起诉书以及相关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建议二审法院和舒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联系,以进一步查明本案的相关事实。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张文定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事实充分。 华超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所欠混凝土货款786880元并自2017年6月3日始按日万分之六承担至付清之日的违约金；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12日，华明公司通过招投标取得“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的承建权。2017年3月20日，华明公司以该工程项目经理部名义和华超公司签订《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需方应在此项工程最后一次完成混凝土浇筑一个月内给予供方结清全部商砼款；如果需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供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所欠货款，并从违约之日起，按所欠逾期货款的日万分之六支付资金占有费，作为违约金。且约定若因需方未按期支付货款，导致供方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供方有权要求需方承担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华超公司按约定向该工程供应混凝土。截止2017年5月2日，华超公司最后一次供应混凝土后，合计供应混凝土货款为786880元。货款到期后，华超公司多次催要，但华明公司至今未付。 华明公司辩称，1.案涉合同及对账单上的项目部印章加盖均不能证实华超公司向案涉工地供应了混凝土；2.张文定签字经手的合同、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华超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明细也明显违反常理。 张文定述称，根据合同相对性，本案应由华明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案涉项目开工不久，张文定就退出该项目，全部交由周浩负责；张文定在合同上签字是因为初期经手的案涉工程，后期对对账单签字加以确认，该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案涉项目工程款是周浩和华明公司结款，张文定没有结过一分钱工程款，货款不应由张文定承担，应由华明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周浩是否涉嫌虚假诉讼与本案以及张文定均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张文定的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0月12日，华明公司中标承建“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2017年3月20日，张文定以华明公司名义与华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需方应在此项工程最后一次完成混凝土浇筑一个月内给予供方结清全部商砼款；如果需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供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所欠货款，并从违约之日起，按所欠逾期货款的日万分之六支付资金占有费，作为违约金；若因需方未按期支付货款，导致供方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供方有权要求需方承担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该合同加盖了华明公司“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项目经理部印章。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向被告承建工程的工地供应混凝土。 2017年5月2日，张文定及“舒城县2016年农村公路县级畅通工程X043（张母桥至棠树）”工程项目财务人员张德育在华超公司的对账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总欠华超公司货款780960元，该对账明细表上亦加盖了项目经理部印章。 另查明，该项目经理部印章是由周浩和张文定在华明公司驻合肥的工作人员手中领取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案涉合同交易的真实性；二、被告华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周浩是否涉嫌虚假诉讼与伪造公章，与本案所涉合同交易的真实性无必然联系。案涉合同是该工程前期参与人员张文定经手签订，对账单是由张文定和项目部会计张德育共同签字确认，并加盖了项目经理部的印章。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交易的虚假性，不能因周浩涉嫌犯罪而推定案涉交易虚假。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是真实的，并且原告已经履行了向被告交付货物的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工程是由被告中标承建，该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是由被告工作人员交给张文定和周浩的。因此，张文定和周浩使用该枚印章是经被告同意的。为该工程所设立的项目经理部，其职责就是负责工程的施工与管理。购买施工所需的材料是与施工密切关联的事项。被告未举证证明该枚项目经理部印章的使用范围，亦未举证证明因该工程所需材料而签订买卖合同所使用的印章与案涉合同加盖的印章不一致。因此，依据该合同所购的用于该工程的材料款，被告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 综上，对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对于由程坤签收未经项目部确认的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拖欠原告安徽华超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780960元；二、驳回原告安徽华超混凝土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92元，保全费4520元，计18112元，由原告负担2752元，被告负担15360元。 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证、质证，本院调取了案涉工程的监理日志，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以上证据与本案查明事实的部分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案涉买卖合同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该部分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涉的项目经理部印章在案涉工程的工程联系单、签证申请表、工程监理通知单等材料上多次使用。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的确定；二、案涉货款的数额的确定；三、案涉货款的支付责任。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的确定问题一节。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看，案涉买卖合同系由张文定持华明公司案涉项目的项目部印章与华超公司签订，且案涉的供应的商品混凝土亦由华超公司送至案涉项目工地，由案涉项目部的施工人员签收，用于项目施工，结合案涉项目部印章在案涉工程的工程联系单、签证申请表、工程监理通知单等材料上多次使用，故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当确定为华超公司与华明公司。至于周浩是否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该节事实的查明。 关于案涉货款数额确定问题一节。本案中，华超公司提交了送货单据，华明公司对此认为并非真实的供货数量，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称签名不一致，但其提交的证据上不能证明签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且结合送货单上签名看，均系项目部的施工人员，供货的时间和用途与本院调取的监理日志及本院对项目部张德育的询问内容能相互印证，故本案的货款依照查实的送货单据确定为780960元，并无不当。至于华明公司所称其他公司亦主张的混凝土款项，与本案华超公司诉请的款项存在重合和矛盾，因无确定的裁判结论，不足以推翻华超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 关于案涉货款的支付责任问题一节。华明公司作为合同的买受人，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其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交其支付货款的证据，应就前述780960元货款承担支付责任。 综上，华明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92元，由福建省华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德明 审判员  卢文乐 审判员  丁志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鲍芳 书记员朱雪芬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