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102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军，男，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宏，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久平，女，197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虹，男，197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永强，安徽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徽平安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26315159G。 法定代表人：张路。 上诉人李军因与被上诉人杨久平、原审被告安徽平安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行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民初4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杨久平在其减资范围内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平安行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审财产保全费、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杨久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军要求杨久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事实清楚，法律明确，一审法院认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错误。杨久平是工商登记公示的平安行公司股东，此是客观事实；杨久平以减资方式退出平安行公司，也是客观事实；杨久平减资退出公司时未依法通知李军，还是客观事实。以上事实，便是李军要求杨久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也均已查明。李军根据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规定，要求杨久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李军的相关诉请，事实清楚，法律明确。二、李军是平安行公司的债权人，与平安行公司之间属于公司外部关系，对于公司股东的认定应秉持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以工商登记公示的信息为准，一审法院受股东资格认定的裁判文书左右，明显错误。公示主义、外观主义是商事审判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可见，对于审理公司外部纠纷案件时，应秉持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对于股东的认定应当以法律行为或事实发生时，工商登记的公示信息为准。根据工商登记公示信息可知，杨久平于2015年7月2日认缴增资1200万元，成为平安行公司股东；平安行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减资1200万元，杨久平退出平安行公司。即便之后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杨久平的股东资格自始无效，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相关增资、减资登记，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可知，杨久平曾是平安行公司股东，及相关减资事实依旧处于公示状态，且关于杨久平的公示信息与其他股东并无任何区别，说明杨久平对外的股东身份依法有效；相关减资也未公示被撤销，说明该减资的行为人对外依旧要依法承担责任。三、判决确认杨久平股东资格自始无效的（2016）皖0121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书不能成为杨久平杨久平免责的依据。1.一审法院曾以该3434号判决处理的是公司内部关系，与李军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为由，驳回李军针对该判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彼案李军上诉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那么，在审理本案时应当一以贯之，不能以该处理公司内部关系的判决作为处理外部关系的本案证据，尤其不能据其作出对李军不利的判决，否则便是双重标准，难言司法公正。2.该3434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本身并不正确。该判决不正确之处在于：(1)判决缺少法律依据。(2)诉讼主体不适格。(3)引用的《公司章程》错误。(4)判决理由难以成立。3.该3434号案件的诉讼动机明显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意图，且不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该3434号案件立案于2016年10月10日。李军曾于2016年6月30日起诉平安行公司、杨久平要求清偿债务。可见平安行公司起诉在李军起诉之后。平安行公司彼时本已无力清偿公司债务，却主动起诉股东要求确认其不是股东，起诉减少公司对杨久平的认缴出资债权，此明显于公司不利，有违常理。其根本动机显而易见，即为帮助杨久平脱逃出资义务。另据李军所知，张敏、张路是姐弟关系，则张路代张敏签名完全有可能是取得了张敏的同意，该3434号案件庭审时，张路不出庭却提交一份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说明，种种迹象表明该3434号案件并非正常诉讼案件，不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四、撤销变更登记决定不能成为杨久平免除股东补充赔偿责任的理由。1.该撤销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实质违法。本案判决不应受该实质违法的行政决定左右。2.公示是客观事实，事后的撤销决定不能消除曾经一度存在的客观事实，且该撤销决定发生于2017年5月24日，晚于本案债权发生时间，决不能产生对善意第三人不利的朔及力，否则公示制度的价值将荡然无存。因此本案判断杨久平是否承担责任，应以李军债权发生时的工商登记公示信息为依据。3.杨久平在《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明确“如因本公司（平安行）本次减资而导致债权人经济上的损失，由本公司及公司的全体股东共同承担”，杨久平本人签名。此等事实也是客观存在，事后的撤销决定亦不能撤销该情况说明。4.该撤销决定的重要依据是3434号判决书，而该3434号判决书本身并不正确，则此撤销决定自然难言正确。 杨久平辩称，一、李军在上诉状中所述的杨久平以减资方式退出平安行公司并非事实，一审中，杨久平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杨久平自始至终不具有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资格，并非通过减资方式退出公司，不应对平安行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二、李军对《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理解错误。“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是在商事活动中代理人无权处分、超过代理权限等行为从而影响合同效力时对善意相对方的保护，认定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有效的规定，此时是法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即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是法人，而非被登记错误之人；本案中平安行公司的公示信息错误或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由其他政府部门或由市场主体导致，杨久平是无权代替平安行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企业相关信息，与公示信息中的错误信息无任何关系，自身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向李军承担任何责任。三、杨久平在一审提交的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年10月27日作出的（2016）皖0121民初3434号生效判决确认：杨久平在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资格自始至终无效。在李军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份生效判决以外，应认定杨久平自始至终不具有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资格。 平安行公司未答辩。 李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行公司立即向李军支付所欠运费及保证金合计1542955.86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134031.08（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1542955.8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50%的标准计算，计算期间自2018年5月30日起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之后继续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合计1676986.94元；2.杨久平对平安行公司的上述债务在其减资范围即12000000元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平安行公司、杨久平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3日，李军与平安行公司签订运输协议，平安行公司将其与合肥晶弘电器公司签订的合肥至广东运输计划全部转包给李军承运，并交纳保证金1000000元。平安行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向李军出具《欠条》,内容为“经核算今欠到李军2015年在晶弘冰箱厂运费及保证金伍佰贰拾陆万元（￥5260000）”，《欠条》中加盖了平安行公司印章。李军自认依据相关协议从合肥晶弘电器公司取得了运费及保证金4069362.94元，扣除其自认的该已付款，平安行公司尚欠李军运输款、保证金计1190637.06元。 李军曾于2016年6月30日向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平安行公司、杨久平、应虹、张路、张敏、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立即向李军支付运输费和保证金526万元，并自2015年11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损失，款清息止。2017年2月10日李军撤回该案起诉。 2015年7月2日，平安行公司向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盖有单位印章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将其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000000元变更为人民币20000000元,并将股东由张敏、张路变更为张路、杨久平、张敏。同年12月23日，平安行公司又向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盖有单位印章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及《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将其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00元变更为人民币8000000元,同时将股东由张敏、杨久平、张路变更为张路、张敏。《公司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内容为：“如因本公司本次减资而导致债权人经济上的损失，由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共同承担”，该情况说明显示由张敏、杨久平、张路签名。2016年10月，平安行公司以上述增资、减资材料中股东张敏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及平安行公司未通知张敏也未召开股东会议为由向该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121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久平在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资格自始无效。后李军向该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1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书。该院经审查，作出(2017)皖0121民撤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军的起诉。其提出上诉，2018年1月15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民终85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7年5月24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2016)皖0121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作出《关于撤销安徽平安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7月2日、2015年12月23日变更登记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李军与平安行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当予以保护。李军按约定履行了运输义务，平安行公司应当支付运输费用，并返还1000000元保证金。平安行公司立据欠到李军运费及保证金5260000元，扣除李军自认已取得的4069362.94元，现尚欠运输款、保证金1190637.06元，平安行公司应予清偿。关于逾期付款损失问题，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可自起诉之日（2019年9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随本清偿。杨久平基于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身份在《公司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说明》中签名并作出的关于“如因本公司本次减资而导致债权人经济上的损失，由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共同承担”承诺，具有约束力。而本案经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杨久平的股东资格自始无效，且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撤销平安行公司增资、减资的变更登记，李军主张杨久平承担补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及该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一、平安行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李军运输款及保证金计1190637.06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李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93元，由平安行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军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李军与平安行公司之间基于运输合同关系，李军对平安行公司享有相应的债权。李军主张杨久平对平安行公司的债务在其减资范围即1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但该条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生效的（2016）皖0121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久平在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资格自是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杨久平不享有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资格，李军诉请要求杨久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杨久平欠缺平安行公司的股东身份的要件，故李军的主张缺少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李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15元，由上诉人李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吴 喻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