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5民申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覃高**，男，1980年3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钮建峰，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球，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素强，男，1972年8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南县，现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前明，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莉莉，女，1982年4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再审申请人覃高**因与被申请人周素强以及原审被告孙莉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11167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8）苏05民终5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覃高**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是：一、原一、二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债务对账后，重新出具的借条与事实不符。上述借条实际为双方之前借款的补签；二、被申请人虽主张双方自2006年开始即发生借贷往来，但其只提交了2010年5月17日起的转账凭证，且被申请人称从不收取利息，也与事实不符。在多张借条上均约定了利息，且为高利。三、法院仅凭借被申请人的自述就便认定双方存在67.45万元的现金借款,显然缺乏依据。从现有证据看,双方几千元的借款也通过转账支付,几十万元的现金交付显然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事实是双方之前借款周素强从不要求出具借条，因为当时周素强有求于申请人，自2017年7月18日双方发生矛盾后，被申请人才要求申请人补出具借条。同一天签三份借条，显然并非是对账后的总结归纳。四、2015年7月21日签订的59.2万元实际是2014年6月20日40万元本金加利息的总和,周素强在该笔款项交付时方披露该借款系案外人崔子军出借的,且月利息高达4%。申请人因急需用钱不得已才继续借用。该款项申请人已在2014年7月7月21日支付了该借款利息1.6万元。至2015年7月21日又累计增加利息19.2万元。申请人按被申请人周素强的要求于2016年2月5日、2017年1月26日分别向崔子军的账户转账支付26.8万元和30万元。至此申请人已清偿了该笔债务，并支付高额的利息。崔子军随即将该两笔还款转给了被申请人。这说明了申请人不仅还清了该借款，也说明了被申请人借用崔子军名义所要高额利息。证明被申请人所称不收利息与事实相悖。五、2012年3月26日的41万元、2012年5月17日的25.1万元，该两笔款项货款是货款，并非借款。更何况，该两笔款项汇入的是申请人公司账户，非申请人个人借款。被申请人周素强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的再审申请。理由是：一、原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条系欠款结算的认定是正确的。根据生活常识只有没有还款的借款才需要补写借条，本案所涉借条是对未写欠条的借款对帐之后的汇总。二、双方发生借贷关系始于2006年，申请人自行书写的借条反映了上述事实。关于款项的来源，我们部分是自有资金部分是向他人借转借而来，我方当时就与申请人谈好自有资金不收利息，对于转借而来的款项，是要收取利息的。三、申请人认为法院凭我方自述便认定了674500元的现金借款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述674500元既不是我们诉讼请求内容，法院也未对上述款项作出判决。四、申请人的陈述不符合事实。1、转借崔子军的本金并非40万元。2、16000元并非是40万元的利息。申请人称其当初不知道利息为4%，借款交付后方知，故其当月支付了16000元的利息。申请人的该说法与其自行向公安部门报警时书写的“其实在我方起诉后方知借款利息为月息4%”的说法相悖。五、关于41万元和251000元均系借给申请人的款项，与案外人崇越公司无关，该款项虽然汇入同道公司，但这是基于申请人的指令。原审被告孙莉莉答辩认为，认可再审申请人的再审意见。本人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借款一无所知。但对于被申请人称41万元和251000元均系借给申请人的款项，与案外人崇越公司无关的说法，与事实相悖。上述两笔款项是被申请人借同道公司账户向崇越公司支付收废料货款，并非借款。本案再审审查中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周素强起诉时向法院提交下列四份凭证：1、由覃高**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11日实际书写于2017年4月23日的《借条》，该借条内容为：“本人覃高**因生意需要向周素强借到人民币35万元，借款日期为2015、4、11号，经协定利息按月利息1.5%结算，本金归还时一并归还利息…”2、由覃高**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6日实际书写于2017年7月18日的《借条》，该借条内容为：“本人覃高**因生意需要向周素强借到人民币196500元，借款日期为2016、2、6号，经协定利息按月利息1.5%结算，本金归还时一并归还利息…”3、由覃高**书写的2017年7月18日的《借条》，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周素强先生人民币52500元，定于2017年12月30号还（PS:借款日期2006、11、5[20000]；2007、10、12[32500]）…”4、由覃高**书写的2017年7月18日《欠条》，内容为：“今欠周素强先生叉车费合计人民币70000元，定于2017年12月30号结清…”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实际形成于2017年4月23日、2017年7月18日的涉及金额为35万元、196500元以及52500元的三份《借条》属于双方对账后的结算凭证还是补写借条，各执一词，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上述借条的性质问题？一、覃高**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11日实际书写于2017年4月23日35万元《借条》的性质。本院认为，上述借条应认定为具有结算性质的债权凭证。理由是：对于上述款项，申请人覃高**认为，上述35万元借款事实确实发生在2015年4月11日，但其早已归还。若其说法成立，依日常经验法则判断，双方已结清债务的情况下，作为出借人无权、也无要求借款人补写借条的必要，作为债务人也绝不可能同意对已结清的款项，再向债权人出具借条。故原审法院采信原审原告周素强的主张，认定上述借条属于结算凭证性质，并无不当。二、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6日实际书写于2017年7月18日的金额196500元《借条》性质？本院认为，上述借条应认定为具有结算性质的债权凭证。理由是：对于上述款项是否真实出借，申请人覃高**说法不一，前后矛盾。其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否定该借款的存在，其只是辩称上述196500元已还清。在本院再审审查中，开始称该款项为真实出借，后又改称该款项系2015年4月11日出借15万元的承兑汇票，周素强以月息3%计算自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即十个月的利息（150××××****%）再加上1500元的手续费而形成的,本院认为，申请人覃高**既无法证明上述196500元在双方于2017年7月18日结算后予以了归还，又无法证明上述款项与所谓15万元承兑汇票的关联。故原审法院采信原审原告周素强的主张，认定上述借条属于结算凭证性质，并无不当。三、2017年7月18日52500元的《借条》性质？本院认为，从该借条的文意明显能看出，上述借条是对2006年11月5日20000以及2007年10月12日的32500元的结算，故原审法院对该借条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述三份借条系双方经结算，形成的债权凭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申请人覃高**认为上述借条系补写性质，缺乏证据证明。覃高**认为案涉借条的书写未经过结算，其书写上述借条基于被申请人胁迫的主张。申请人覃高**并无当时的报警记录等证据可予证实，故对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申请人覃高**主张根据银行交易流水其已全部清偿借款，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案涉借条本身即为对双方之前借款进行对账结算而形成，申请人出具了借条应视为其对借条形成之前的债务予以了确认，申请人认为其已还清债务，应举证证明在借条形成之后其予以还款之依据。但从上述银行交易流水中无法证明其主张，故本院认为，申请人覃高**的上述申诉主张，亦不能成立。对于申请人覃高**提出的2012年3月26日的41万元、2012年5月17日的25.1万元属于货款性质的主张，本院认为，无论该两笔款项的性质属于货款或是借款，均与本案无关。因为上述款项发生在双方对账形成案涉借条之前，在再审申请人已经确认了借款数额，形成借条之后，除非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条的出具系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形成，否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应对自己出具借条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涉及案外人崔子军的债务56000元的问题，系被申请人周素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且该请求原审法院并未予以支持，故再审申请人覃高**对此主张，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认定与判决，并无不当。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提起再审情形，再审申请人覃高**的再审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覃高**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周冬冬审判员  周 军审判员  钱 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冯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