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26行终11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宋汝昌，男，195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麻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江**，男，196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麻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正军，男，1968年10月30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麻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罗兴红，女，1978年11月5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麻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宋家凯，男，198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麻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宋家怀，男，1984年7月28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麻江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住所地贵州省麻江县杏山镇环城东路。法定代表人龙光中，局长。委托代理人黄洪勇，特别代理。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赵陆珍，女，1952年4月18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都匀市广惠辖区。上诉人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因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601行初4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裁定认定：林权制度改革期间,第三人赵陆珍户向麻江县林业局申请对“田苦脑”林地的权属进行登记。麻江县林业局依据杏山镇谷羊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第三人丈夫杨再明（已故）的麻林自字第21992号《麻江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和《麻江县社员自留山普查划定登记表》等林权依据证明材料,于2008年12月29日向第三人赵陆珍颁发了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605686-1／1号《林权证》，该证该证登记有“田苦脑”林地,面积58.27亩,林地所有权人为杏山镇谷羊村，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为赵陆珍，坐落于麻江县（陆家桥）。现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以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605686-1／1号《林权证》中登记的“田苦脑”林地包含了其六户共同管理的林地,主张享有“田苦脑”林地中有一条拦横路以下的权属，麻江县林业局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将“田苦脑”林地的权属全部登记为第三人享有,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撤销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605686-1／1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田苦脑”林地的登记。另查明，在林改期间,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户依据《麻江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和《麻江县社员自留山普查划定登记表》等林权依据证明材料，分别申请了“山脚坡”和“大窝荡”等处的林权登记。2008年12月29日,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分别向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户颁发登记有“山脚坡”和“大窝荡”等林地权属的《林权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以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证实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证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产生实际影响因而存在利害关系。本案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提供的《关于陆家桥组赵陆珍与宋汝昌、江**、宋汝厚（死亡）宋汝德（死亡）、杨正军、宋家凯等六户人家山林纠纷调解意见》及申请出庭作证证人凌某、杨某等的证言，不属于相关权利凭证，且均不能证明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户享有“田苦脑”林地的部分权属。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向第三人赵陆珍户颁发林权证,将“田苦脑”林地权属登记给第三人享有,与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户并无利害关系,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的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㈠项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的起诉。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本案六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陆家桥组赵陆珍与宋汝昌、江**、宋汝厚（死亡）宋汝德（死亡）、杨正军、宋家凯等六户人家山林纠纷调解意见》中已确认本案争议的山林是本案上诉人六户人家共同共有，本案争议山林不属于1983年赵陆珍所持有的山林覆盖范围，因此一审法院以六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六上诉人的起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代表村民委员会，经过现场查看后，其已经明确认定本案争议地归本案上诉人六户人家共同共有，也认可本案争议地属于本案上诉人六户人家共有。加上曾任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及村民小组长已经出庭作证，证实本案六户上诉人系争议山林的共有人，但是一审法院却仅以书面证据未能证明六户人家与本案争议山林有关为由，并未深入争议山林的现场，更未对第三人户赵陆珍户林权证的四至进行实地核实，就草率地认定六户上诉人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六户人家的起诉，是非常错误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裁定遗漏诉讼当事人，属程序错误，应追加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村民委员会为本案第三人。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争议地的发包方，为了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亦为了体现村民委员会的态度和意见，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的第三人，请求二审法院追加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三、本案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将麻江县谷羊村的集体山林颁证给黔南州都匀市广惠辖区西园村****村民，而非谷羊村村民的赵陆珍户，实属违法，依法应予撤销。2008年，本案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未经调查，，竟然将黔东南州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的山林颁发林权证给黔南州都匀市广惠辖区西园村****村民，非谷羊村村民的赵陆珍户，实属违法。经查，该户从上世纪80年代起，赵陆珍就带着两个儿子改嫁至都匀市广惠辖区，户口亦迁至该地。直到今天，该户人家都不在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居住和生活。即便是赵陆珍的小儿子杨正全，也是在2017年8月10日才迁入谷羊村的，也就是说，2008年，被告麻江县林业局颁发本案诉争要求撤销的林权证时，赵陆珍户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户籍在谷羊村，但是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未经调查，却将谷羊村的集体山林颁发林权证给不具有谷羊村户籍、不在谷羊村居住生活的第三人，颁，颁发给非本村村民，咄咄怪事？更是违法颁证，依法撤销。四、在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提交的赵陆珍户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上“接界人签名”一栏，张启华的签名并非张启华本人亲笔签名。经询问张启华，其查看了赵陆珍户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上“接界人签名”一栏内张启华的签名后，直接否认系其亲笔签名，其声称从未看见过该表册，更未签过字，赵陆珍户《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上的“张启华”的签名并非其亲笔所写。五、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综观一审裁定，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却只字未提，反而对六上诉人大加驳斥，最终甚至以不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遗漏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一审裁定却未纠正，上诉人对一审裁定不服，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一、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年7月30日作出的（2020)黔2601行初47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二、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麻江县林业局答辩称：一、被答辩人贵州省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陆家桥组宋汝昌等6户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今查明：本案宋汝昌等6户上诉人提交的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陆家桥赵陆珍与宋汝昌等6户山林纠纷调解意见》，该调解意见是谷羊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20年4月1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意见不一致，未达成任何协议，谷羊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建议，本案赵陆珍不认可，该调解意见双方当事人也未签字。因此，该调解意见在本案中无证明效力，不能作为争议地的权属依据。同时，宋汝昌等6户上诉人未提供该争议地的权属证明与争议地无利害关系，一审认定宋汝昌等6户上诉人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二、被答辩人贵州省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陆家桥组宋汝昌等**称：一审裁定遗漏诉讼当事人，属程序错误，应当加麻东县杏山街道谷羊村村民委员会为本案第三人。今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2018)1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只能是行政机关和行政行为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谷羊村委会与本案涉及的林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宋汝昌等6户上诉人的上诉状理由不成立。三、被、被答辩人贵州省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陆家桥组宋汝昌等**称：本案答辩人将麻江县谷羊村的集体山林颁发给黔南州都匀市广惠辖区西园村****村民，谷羊村村民的赵陆珍户，实属违法，依法予撤销。今查明：80年代初赵陆珍系谷羊村陆家桥组人，参加了第一轮土地承包，80年代中期因丈夫杨启明过逝而改嫁他乡，根据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和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地生活的，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本案赵陆珍因丧偶改嫁到都匀，在新居住地未分得承包地。因此，赵陆珍依法有权继续承包原承包的土地，麻江县林业局对赵陆珍申请登记“田苦脑”的林地权属是合法有效的。四、被答辩人贵州省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陆家桥组宋汝昌等6户称：在答辩人提交的赵陆珍户的《林权登记表申请表》（内表)上“接界人签名”一栏，张启华的签名并非张启华本人亲笔签名。今查明：不管该理由是否真实，都与宋汝昌等6户上诉人与争议的林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宋汝昌等6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五、被答辩人贵州省麻江县杏山街道谷羊村陆家桥组宋汝昌等6户称：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答辩人认为：宋汝昌等6户上诉人连原告资格都没有，一审法院如何审理行政案件，则与6户上诉人没有什么关系了。综上所述，宋汝昌等6户上诉理由和事实都无法证明与争议地有任何利害关系，无法证明有合法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的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赵陆珍答辩称：一、六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理由“一”中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并仍然：⒈以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谷羊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陆家桥组赵陆珍与宋汝昌、江**、宋汝厚（死亡）、宋汝德（死亡）、杨正军、宋家凯等六户人家山林纠纷调解意见》（以下简称《调解意见》）为据称“已确认本案争议的山林是本上诉人六户人家共同共有”作为上诉理由，答辩人认为在一审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六上诉人就已经在一审中以此主张了其证明目的未被一审法院采信，现在二审中却依然为此为上诉理由，并希望二审法院采信，充分证明六上诉人仍然试图“低估”二审法官的智商，因为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所谓《调解意见》的“意见”结论仅是“现纠纷地块，不属于1983年赵陆诊所持的山林土地证覆盖范围”。对此“意见”结论的理解，首先，假如该“意见”正确，得到的结论充其量只能得出一个结论“1983年本答辩人赵陆诊没有承包该纠纷地块”，但却不能排除2008年本答辩人赵陆珍合法地承包该纠纷地块，但是，更不能得出上诉人所谓“已确认本案争议的山林是本上诉人六户人家共同共有”的结论，因为，因为陆家桥村民小组共四十余户村民，及的山林土地所有权依法当然属于组集体，绝对不属于上诉人六户人家共同共有，本案涉的山林承包权在1983年如果不属于赵陆诊所持的山林土地证覆盖范围，也有可能属于本案六户之外的本组其他农户所持的山林土地证覆盖范围，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是本上诉人六户人家共同共有”的错误结论；其次，《调解意见》中的土地性质是“地块”，而本案争议是“山林”，不是一“回事”；再次，本案争议是行政确权纠纷，根本不适用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更无权、无资格对行政争议进行调解，除在平等主体之间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达成协议后为平等主体双方出具调解协议书外，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无权、无资格出具任何结论性意见书；最后，上述《调解意见》中清楚明白地书写了“宋汝厚(死亡）、宋汝德（死亡）”，已经死亡的人宋汝厚、宋汝德怎么会参加纠纷争议，与调委会人员一起到“现场就四至进行指认”。最后，上述《调解意见》上没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人及出证人员签名，如果人民调解委员会代表村委会，那么恳请二审法官注意：六上诉人之一的罗兴红就是村委会组成成员中的“六大员”之一，这些就足以上述《调解意见》就更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和公正性。总之，该《调解意见》根本无法证明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写并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填林地与六上诉人有任何关联性、或有任何利害关系。⒉仍然以曾任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和曾任村民小组长在一审中的出庭作证的证言为上诉理由，答辩人认为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⑴一审中曾任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的出庭作证的证言中所陈述的山林地名为“雷打坡”，该“雷打坡”确实存在却属于国有林场，位于本案涉及林地旁边，但两林地间界线清楚，互不重叠，互不存在争议，更是与本答辩人或者六上诉人无任何利害关系；⑵一审中曾任村民小组长的出庭作证的证言中所陈述的山林虽属本案涉及林地，但其在庭上明确陈述：他当时仅站在国有的县际公路上，并没有实际深入林地中的地界上参与划分界线，只是听人讲答辩人的山界在栏横路，但其陈述即证言始终没有任何一句话证明本案涉及林地与六上诉人有任何关联或利害关系。总之，该曾任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和曾任村民小组长在一审中的出庭作证的证言同样无法证明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写并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填林地与六上诉人有任何关联性、或有任何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只能是行政机关和行政行为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上诉人作为一审中作为原告，不是相对人，其所举的上述的《调解意见》和曾任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和曾任村民小组长在一审中的出庭作证的证言均不能证明六上诉人与本案涉及林地有任何利害关系，即不具有利害关系人资格，特别是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其各家的《林权证》和本答辩人户的《林权证》已互相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本答辩人双方均各自领取了地名完全不同且互无任何关联的林权证书；当时一审审判长当庭询问：你们各家都林权证，证上所填写的地名、位置是否有重复或者重叠的？上诉人中年纪较大且当年参加划分林地的宋汝昌明确答复：“没有”，更进一步证实六上诉人与本案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林地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其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根本不存在错误，因此一审法院直接驳回其起诉是完全符合。二、六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理由“二”中称应追加谷羊村委会作为第三人的上诉理由，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只能是行政机关和行政行为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村委会同样与本案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林地没有有任何利害关系，六上诉人的此上诉状理由同样不成立。三、六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理由“三”中称本答辩人户“非谷羊村村民”为理由上诉，本答，本答辩人认为：即使本答辩人户非谷羊村村民，无法证明六上诉人与本案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林地有任何利害关系。其次，上诉，上诉人已承认本答辩人户原属本村村民，上世纪80年代起才改嫁至都匀市的。而根据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以及201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相同内容：即“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根据该条规定，本答辩人作为丧偶后改嫁的妇女依法有权继续承包原承包的土地，因此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颁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的林地是本答辩人未改嫁前所取得的承包林地，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咄咄怪事”，更不是“违法颁证”，而是完完全全的依法颁证的合法行政行为。因此六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同样不成立。四、六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理由“四”中以本答辩人“户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上“接界人签名”一栏张启华的签名并非张启华本人亲笔签名”为上诉理由，对此，本答辩人认为：不论该理由是否真实，都无法证实六上诉人与本案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林地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六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同样不成立。五、六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理由“五”中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为上诉理由，对此，本答辩人认为：不论该理由是否成立，都同样无法证实六上诉人与本案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林地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六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同样不成立。因此、六上诉人连原告诉讼资格都没有，一审人民法院如何审理行政案件，就更与六上诉人没什么关系了。综上事实和理由，六上诉人的上诉“五大上诉事实和理由”，依然无法证明六上诉人与本案一审被告麻江县林业局所填、所发给本答辩人的《林权证》上所涉及林地有任何利害关系，无法证明其具有合法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答辩人认为一审裁定完全是正确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六上诉人上诉请求。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相同。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宋汝昌、江**、杨正军、罗兴红、宋家凯、宋家怀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被上诉人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龙世红审判员  郭荣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杨程书记员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