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7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恒，男，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满元，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蓝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孝文，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恒因与被上诉人邓满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1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龙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邓满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邓满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龙恒尚欠出资250000元，明显违背客观事实。龙恒在公司成立之时，已经缴纳了公司场地押金252921元，邓满元在庭审中也当庭确认收取了该笔款项，即使不计算龙恒另外垫付的396980元，龙恒实际出资的投资款已经超过58万元，而一审判决却无视该客观事实，执意认定龙恒尚欠出资款25万元，明显是枉法裁判。更为甚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各方是否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一审法院却多次极力要求进行所谓的公司财务审计，明显是企图偷梁换柱。二、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0月30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有效并以此认定邓满元不存在违约，该认定明显错误。2018年10月30日签署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仅属于一份意向协议，既未实际履行，也不可能实际履行。该协议中的李梅莲一方已经出庭作证证实该协议是受邓满元欺骗所签署并自始至终没有履行，协议中的另一方当事人陈书文也从未确认该协议的有效性。更可笑的是：该协议中的五人均不是案涉几家公司的股东，但是五人却自行协商处分几家案涉公司的资产和股权，一审法院在明知这一基本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却故意颠倒曲解李梅莲一方的庭审证言，违法认定该协议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甚至认定五人协商后就可以处分毫无关联的几家案涉公司的资产及股权，该认定明显是枉法裁判。三、一审判决认定龙恒因为迟延支付出资款而无权要求邓满元履行合同义务，该认定明显是枉法裁判。2018年7月11日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邓满元的义务是对广州香峰雨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峰雨公司）、广州伯乐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乐公司）、广州市舜达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达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但是时至今日，邓满元一直未履行该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即使龙恒迟延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但是并未构成根本违约，并且已经完成了全部应履行的义务，在邓满元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竟然认定龙恒无权要求邓满元履行协议义务，该认定明显是枉法裁判。四、一审判决认定龙恒参与了实际经营管理并以此为由否定邓满元应履行的协议义务，该认定明显是枉法裁判。案涉公司成立后，龙恒作为实际股东偶尔回公司职场查看现场情况实属正常，但是，案涉公司并未实际开始经营，而是邓满元一直在带领舜达公司的人员在该场所借地经营，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邓满元都没有提及的情况下，法官竟然认定龙恒“一直以财务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经营管理”。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案涉公司存在经营，也不代表龙恒就放弃了要求邓满元履约的义务，一审判决凭什么理由相信双方形成了新的意向？五、一审判决认定邓满元不履行义务居然不影响龙恒的合法权益，该认定明显是枉法裁判。股权变更登记是保障股东持有股权的合法性及相关权益的基础，这是基本常识，而一审判决却认定邓满元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不会影响龙恒的合法权益，该认定不仅严重有损法官的形象，也严重有损法律的尊严，该认定明显是枉法裁判。邓满元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龙恒和唐华军诉请退还出资款无任何法律依据，贵院应当予以全部驳回。龙恒和唐华军诉请退还出资款的依据是《合作协议》第六章第17条：如甲方(邓满元)在45个工作日内(2018年8月25日之前)未能将乙方(唐华军)在上述三家公司持有的10％股权、丙方(龙恒)持有20％股权在工商登记部门变更成功，则甲方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返还乙、丙双方的出资。本案中，龙恒出资时间是2018年9月11日，仅出资33万元。龙恒都未在2018年8月25日之前完成出资，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要求我方进行股东变更，当然没有理由要求退还出资。唐华军仅出资94万元，《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16万元装修出资根本不存在，也未有任何证据证实。即，唐华军也未履行全部出资义务。二、2018年10月30日签署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涉案合作条件应以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为准。(一)《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上五方均为全体股东本人亲笔签名，合同成立并生效。(二)唐华军所提供的陈书文未签字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不影响合同成立并生效。经我们与当事人沟通确认，2018年10月30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打印过两次，唐华军所提供的陈书文未签字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只是合同签署的过程版，龙恒、唐华军手中还有一份签署完成版，但其未并提交给法院。(三)《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签署时间在后，龙恒及唐华军均是合同主体，应以此为准。(四)龙恒、唐华军及我方延续了合作的基础条件，变更了出资款项的方式。(五)龙恒、唐华军并没有履行《合作协议》装修出资，是我方出资进行的装修，才是导致需引进新股东签署《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原因。(六)《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所约定是权利性规定，不影响合同的生效及履行。(七)《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是全体股东意思一致协商后签署的，不违法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全体股东已经按照《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实际履行。(一)全体股东均已履行了全部或部分出资义务。甲方(邓满元)已经将原广州市舜达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广州伯乐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商业秘密、管理经验等均安排至广州市帝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一公司），三家直营店的盈亏也计入帝一公司，三辆小轿车、三辆面包车以及一个仓库均投入帝一公司实际使用，用于帝一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乙方(龙恒)已经按照约定出资了33万。丙方(唐华军)已经按照约定出资了94万。丁方(陈书文)已经按照约定出资了77万元，后已退股。戊方(李梅莲)已经按照按约定出资了80万元。在帝一公司运营期间，龙恒、唐华军等人均明确表示后续会补齐出资，后由于股东之间发生矛盾，也没有再完成出资。(二)龙恒履行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中的监管权利。(三)合同主体增加了陈书文、李梅莲，已实际履行《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而没有履行《合作协议》。(四)全体股东均是按《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时间进行出资，而未执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五个工作日内出资。(五)从我方的出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可见，全体股东是按照《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来实际履行。四、帝一公司已经实际运营，唐华军、龙恒均参与了实际经营。帝一公司有实际办公场地2018年10月中旬，在帝一公司办公大楼装修完毕后，龙恒、唐华军及邓满元、陈书文等人均在广州市白云区石槎路聚源街50号4号楼3楼301办公。五、退一万步讲，即便贵院认定按照《合作协议》履行，龙恒所提交的拟作为出资的证据不成立，该等费用均由我方支付，故龙恒自始至终并未履行现金出资义务，邓满元不应也无法返还出资款。六、邓满元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支付违约金30万元。《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是邓满元、龙恒、唐华军等人书面意思一致确认的结果，均同意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该协议中没有约定我方需将唐华军、龙恒变更为公司股东的义务，更没有30万违约金的约定。七、无论按照《合作协议》还是《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全体股东均需按照帝一公司及旗下公司的清算情况，共负盈亏。龙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满元向龙恒返还出资款2200000元；2.邓满元向龙恒支付自2018年8月30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资金占用费132000元（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3.邓满元向龙恒支付违约金300000元；4.邓满元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1日，龙恒（丙方）与邓满元（甲方）、案外人唐华军（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拟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特在友好协商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应当取得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的股东出具的股权处分授权书。第二条，公司名称待定。第三条，公司住址广州市白云区聚源路50号欣凯科技园4号楼三楼整层。第六条出资方式及出资额，1．甲方以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舜达答案饮品店、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蛙星座餐饮店、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酸奶与牛奶饮品店、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川越鱼米记美食店、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九秒九酸菜鱼店、时尚天河欧巴马茶、北京路答案茶、太工鸡蛋新市店作为出资，协定作价8000000元，持有拟新设立公司股权的70%。2．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1100000元，持有拟新设立公司股权的10%，其中店面装修已出资16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向甲方账户转入200000元的出资，还应出资740000元。3．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2200000元，持有拟设立新公司股权的20%，其中店面装修已出资1620000元，还应出资580000元。4．剩余出资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作为新拟设立公司的运营资金。5．甲方指定账户为，户名邓满元、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93。（注：上述公司及门店均不在新公司股份体现，而是乙方、丙方将成为上述公司的股东以及上述门店的合伙人）。第七条权利与义务。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应当在45个工作日内将乙方、丙方作为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的股东股权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乙方各持有上述三家公司10%的股权，丙方各持有上述三家公司20%的股权。（2）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舜达答案饮品店、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蛙星座餐饮店、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酸奶与牛奶饮品店、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川越鱼米记美食店、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九秒九酸菜鱼店、时尚天河欧巴马茶、北京路答案茶、太工鸡蛋新市店，乙方在上述八家门店各占的10%的股权由甲方代为持有，丙方在上述八家门店各占的20%的股权由甲方代为持有，不另外再签协议。上述门店继续沿用原店铺字号及相关证照。2．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根据约定在上述三家公司以及八家门店分别持有10%的股权，在拟设立的新公司中持有10%的股权。（2）乙方剩余出资74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作为拟设立新公司的运营资金。3．丙方的权利与义务：（1）丙方根据约定在上述三家公司以及八家门店分别持有20%的股权，在拟设立新公司中持有20%的股权。（2）丙方剩余出资58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作为拟设立新公司的运营资金。甲、乙、丙从2018年8月1日起共同承担上述三家公司以及八家门店债权债务，该日期之前上述三家公司及门店运营所产生的债务及法律纠纷，乙、丙双方均无须承担，由甲方自行承担。第十五条，上述三家公司、八家门店以及拟设立的新公司的盈亏和亏损，甲、乙、丙三方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第十七条，如果甲方在45个工作日内（2018年8月25日之前）未能将乙方在上述三家公司持有的10%股权、丙方持有20%股权在工商登记部门变更成功，则甲方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返还乙、丙双方的出资，并向乙、丙双方各支付300000元的违约金。第十八条，如乙方、丙方未按本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出资，则违约方应当向甲方支付300000元的违约金。《合作协议》约定龙恒现金出资2200000元，其中店面装修已出资1620000元，还应出资580000元。龙恒主张已向邓满元转账支付330000元，且通过代为支付帝一公司开办费用962201元的方式，已经全额出资580000元，为此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载明，2018年9月15日，龙恒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邓满元转账支付330000元。邓满元质证认为，确认收到该330000元，但是在2018年9月15日之前所有公司的开办费用均是邓满元支付的。（二）2018年7月13日《收据》载明，广州信裕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确认收到龙恒交付的帝一公司注册代理记账费用4600元。邓满元质证认为，该《收据》系在公司报销凭证上拆下来的，该费用已经报销支付给龙恒；且协议约定系现金出资，故转入指定账户的款项才能视为出资款。邓满元提交2018年8月16日《借款审批单》载明，龙恒因为注册新公司及交纳新公司一年的财务费用签收5000元，审批人为邓满元。（三）2018年9月30日帝一公司与广州市威灵电器有限公司签订《志高空调产品施工合同》载明，帝一公司向广州市威灵电器有限公司订购价值78340元的志高空调，出售方负责人为钟文凯。2018年3月25日龙恒向钟文凯支付44650元、2018年3月29日龙恒向钟文凯支付252921元、2018年10月4日龙恒向钟文凯支付10000元、2018年10月25日龙恒向志高空调钟文凯转账支付10000元。2018年3月25日钟文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广州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志高空调设备款44650元。2018年10月25日钟文凯出具的《收条》确认收到广州市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空调工程款10000元。2018年10月30日钟文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龙恒支付的空调尾款13690元，帝一公司购买的空调款已经全部付清。邓满元质证认为，《志高空调产品施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合同公章处的“龙恒”二字系后期添加的；《收条》也是后面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合同项下空调并非全新的空调，是龙恒原开办公司购买的，双方合作后，龙恒以原价出售给帝一公司，经过邓满元审批已经向龙恒支付了该空调款70000元，龙恒为此提供《付款申请书》、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四）龙恒曾经营的广州市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用物业支付了租赁押金252921元，后广州市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物业转给帝一公司继续租赁使用，物业公司的押金收据也转交给邓满元。邓满元已经向物业公司领取使用了该押金252921元，该款项应视为龙恒出资款项。邓满元确认帝一公司员工已经向物业公司申请领取该押金，但物业公司在扣除工人工资等费用后，仅退还110000元，系以帝一公司的名义领取的。（五）2018年10月25日至2018年11月23日，龙恒通过银行或微信向案外人尹中平支付的装修款122800元。邓满元质证认为，该装修款项并非用于装修帝一公司，系龙恒装修星秀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开设直播间的费用，与本案无关。（六）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10月8日《收据》《订货单》等载明，龙恒支付办公家具款173540元。龙恒主张该办公家具款173540元系龙恒在广州市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期间购买的办公家具，由于广州市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整体搬出，上述办公家具全部转移给帝一公司使用，即龙恒为帝一公司支付办公家具款173540元。邓满元质证认为，三张《收据》的款项都是邓满元支付的，其中2018年4月9日的《收据》62160元系龙恒自己公司购买家具的费用，2018年7月之前帝一公司的名字尚未确定，该《收据》系伪造的。《送货单》中单号为2724、2725的《订货单》系龙恒自己公司购买家具支付的费用，与邓满元无关，其他《订货单》所涉费用均为邓满元支付。邓满元提供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向龙恒支付购买办公家具费用170000元。诉讼中，龙恒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收据》、《订货单》、《志高空调产品施工合同》、《收据》等证据证明其通过垫付帝一公司开办费用962201元的方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邓满元对此不予确认，并提供了大量的单据及银行流水证明龙恒主张的上述费用已经全部由帝一公司进行了报销，不能视为龙恒的出资。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涉案事实，向龙恒释明是否申请对该部分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审计。龙恒明确表示不申请审计。帝一公司系成立于2018年8月2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股东为王全、汤在金，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石槎路聚源街****楼3娄301。龙恒、邓满元确认帝一公司系龙恒、邓满元与案外人唐华军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新设立的公司；帝一公司的注册地址系广州市宴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原注册地址。邓满元主张为了引入新的投资人，龙恒（乙方）、邓满元（甲方）与案外人唐华军（丙方）、陈书文（丁方）、李梅莲（戊方）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鉴于以下内容：1．帝一公司已于2018年8月21日核准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全，由股东王全、汤在金持股，其中王全占股51%、汤在金占股49%，但帝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甲方。2．帝一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形象策划服务；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饰物装修设计服务；服装批发；时装设计服务；展台设计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等。3．帝一公司目前资产情况如下：旗下分别有两家子公司（子公司分别为舜达公司和伯乐公司）、三家直营店（店名分别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川越鱼米记美食店、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九秒九酸菜鱼店、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蛙星座餐饮店）、三辆小轿车（车牌分别为奔驰粤Ａ×××**、宝马粤Ｔ×××**、奥迪粤Ａ×××**）、三辆面包车（车牌号分别为湘Ｍ×××**、粤Ｓ×××**、粤Ｒ×××**）以及一个仓库（库存商品价值约1000000）。4．甲、乙、丙、丁、戊（以下简称投资方）有意合资投资帝一公司，所投入款项用途为股权款，不作其它任何用途。甲、乙、丙、丁、戊方经自愿、平等和充分协商基础下，就共同投资、经营帝一公司事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一、出资和股权占比。投资方经协商，对出资方式、认缴资本、股权比例分配如下：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认缴注册资本2200000元，持帝一公司20%股权；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认缴注册资本1100000元，持帝一公司10%的股权；丁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认缴注册资本770000元，持帝一公司7%股权；戊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认缴注册资本1100000元，持帝一公司10%股权。以上认缴资本，均需要在2018年11月15日向帝一公司实缴完毕，具体款项应汇入以下账户：户名为邓满元、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93。若任一方未按上述约定完成实缴出资义务，则视为其退出本投资协议，不再享有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权利。二、分红与亏损负担。1．帝一公司的日常事务管理由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进行管理。2．投资方不直接管理帝一餐饮公司，但有权了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及财务情况，有权向甲方提出经营性建议。三、分红与亏损。1．投资方投资帝一公司期间，分红及亏损负担比例均由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分配与负担。2．利润分红按每季度分配；投资方的亏损负担以投资的金额为限。四、转让与退出。1．投资方转让其所占有的第一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给投资方以外的人时，必须经股东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2．投资方内部之间转让部分或全部股份时，应当书面通知甲方及其它投资方。3．投资方转让其股份时，同等条件下，其它投资方拥有优先受让的权利。4．投资方均不得在未书面通知其它投资方或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擅自转让或处分股份，否则该转让无效。5．如有投资方有意退出投资而又无他人受让时，在征得甲方同意后，可有甲方回购。落款处有“邓满元”“龙恒”“唐华军”“陈书文”“李梅莲”的签名，在每个签名处均印有指模，每个签名后面的落款时间均为2018年10月30日。六、协议的生效。本协议一式五份，由各方各执一份，本协议由各方签署，自签署之日起生效。针对上述《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龙恒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形式上看，案外人唐华军在另案提供的空白内容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才是原始版本，邓满元提交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涉嫌伪造。（二）从法律上看，《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内容与《合作协议》毫无关联，《合作协议》是龙恒、邓满元及案外人唐华军在帝一公司成立前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内容是三方按约各自出资成立新公司，而帝一公司在2018年8月21日已成立，登记股东为龙恒与唐华军的代持股人王全和汤在金。邓满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不是帝一公司的股东，其也没有任何出资，因此龙恒在依约履行三方协议情况下要求邓满元承担违约责任，主要依据《合作协议》。《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是帝一公司成立后涉及到五人的股权投资协议，该协议签署方只有龙恒和唐华军有帝一公司的股东身份，而邓满元根本没有股东资格。协议中约定的五人出资系对于已成立的帝一公司的股权进行分配，股权是否实际分配应当以公司工商登记为准，而龙恒与唐华军作为唯一的股东对此股权的变更具有决定权，因此该协议本身就是邓满元无权处分的协议。（三）《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一方未完成实缴出资义务的视为退出本协议，邓满元在该协议中并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出资。从书写的内容来看，系龙恒与唐华军在帝一公司股权的基础上进行股权变更的考虑，因为龙恒与唐华军在帝一公司成立之时已经完成出资，因此龙恒与唐华军不可能再出资购买自己的股权。（四）《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背景来源系邓满元未履行《合作协议》的情况下继续欺骗龙恒与唐华军，企图用其他人的投资来弥补自己违约责任，从其后期添加的内容等各方面可以证明。龙恒与唐华军作为实际股东同意将公司股权认购款转入邓满元私人账户，明显不符常理。龙恒经与陈书文及其妻子电话确认2018年10月30日陈书文不在广州，陈书文的签名是后期补签，故不认可《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五）《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第二页空白处所添加的内容显示，笔迹的粗细与上方的字迹的粗细不同；加盖的帝一公司的印章应当也是伪造的。（六）帝一公司在2019年9月已经完全歇业，公司因为邓满元的违约行为遭受损失，所以邓满元提交的《股份合作协议》早已失去履行的意义及可能性。龙恒为证明邓满元提供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空白的，部分内容系邓满元后期变造的，并未实质生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一）龙恒提交《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显示的打印内容与邓满元提交《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一致，但是部分需要手写的内容系空白的，具体显示空白的内容有：第一条“出资和股权占比”，丁方、戊方的出资方式和认缴资本数额、持股比例，以及认缴出资的时间和汇入的账户信息均为空白内容；落款处丁方签名及落款日期均为空白。（二）证人刘某系李梅莲的配偶，其出庭确认邓满元提供《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系在2018年10月30日签订的，当时在场人员包括龙恒、邓满元、唐华军、李梅莲及证人，李梅莲一共签了五份《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签合同时空白的地方系没有填写的，邓满元当时表示等陈书文签完后再交付给李梅莲。针对龙恒提供《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邓满元质证认为，该文件不是原件，是一份彩印件。该文件内容当中可以看出文件第4页签名一栏与邓满元提交有原件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签名是不一致的，手印也是不一致，说明不是同一份。同时，据《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协议是需要各方签署后生效，邓满元提供文件是经得各方签署的，而龙恒提供文件有人漏签，说明是一份签署过程中的文件，邓满元提交的是签署完成后的。签署过程中的文件存在空白实属正常，签署完成后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对龙恒、邓满元均有约束力。同时，也可看出该过程性文件虽未完成签署，但是约定的内容是一致的。即唐华军需完成现金形式1100000元的出资义务，龙恒需完成2200000元的出资义务。邓满元是以实物进行出资，所以该文件反而证实了龙恒与唐华军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过程性文件显示签署日期是10月30日，该日期远晚于龙恒提供《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说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才是双方实际执行的协议。针对证人刘某的证言，邓满元质证认为，（一）证人并非李梅莲，且与本案有利益冲突。（二）证人陈述的情况证明邓满元提交《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的打印条款系当时签订的内容，等各方签名后已经生效，且李梅莲已经支付了800000元，足以证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邓满元主张龙恒、唐华军已经实际参与帝一公司的经营管理，龙恒、唐华军无任何主观意愿担任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的股东及法人，并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7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1月8日，龙恒被拉进“帝一餐饮财务管理（6）”的微信群组；2018年11月9日，龙恒被拉进“帝一餐饮公司（8）”的微信群组。（二）2018年12月2日帝一公司《年底提成薪资执行方案》。该方案推出了年底薪资执行方案，签发人为龙恒。（三）2018年12月29日帝一公司《员工调薪申请表》。该申请表为帝一公司员工石海杰提出调整薪资，龙恒作为财务部负责人进行了签名，邓满元作为总经理确认“1月份执行”。（四）2019年2月22日《客户信息明细总表》。该表格为客户申请加盟九秒九柠檬酸菜鱼，龙恒作为财务部负责人签名确认。（五）2019年春节期间帝一公司拜年照片。该照片显示龙恒参加帝一公司的集体活动。（六）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30日的《费用报销单》《申请书》。该证据证明龙恒作为帝一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对公司支出费用进行了审批。龙恒质证认为，（一）微信聊天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要确认该两个微信群的群主是谁，群主可以任意决定微信群的名称；帝一公司成立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龙恒入群时间为2018年11月9日，双方正处于刚开始合作的阶段，可以证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否则龙恒不可能被拉入伯乐公司、舜达公司的微信群中；在该群中，无龙恒放弃作为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股东的内容。（二）对《年底提成薪资执行方案》《员工调薪申请表》《客户信息明细总表》《费用报销单》《申请书》中龙恒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部分文件仅有龙恒签名没有唐华军的签名，证明龙恒系被欺骗签署相关文件的；该部分文件也没有案外人李梅莲、陈书文的签名，证明双方也是在履行《合作协议》。（三）《员工调薪申请表》所涉员工系舜达公司的员工，该员工入职时帝一公司尚未成立。（四）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在一起照相不代表龙恒在帝一公司任职。另查明，《合作协议》中的乙方为案外人唐华军，其以本案相同的事实理由起诉要求邓满元退还投资款1100000元、支付违约金300000元，案号为（2019）粤0111民初22231号。又查明，龙恒、邓满元及案外人唐华军确认帝一公司的经营场地已经被出租方收回，各方已经没有继续合作经营帝一公司。再查明，香峰雨公司系成立于2017年4月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邓建明；舜达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9月2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邓冬云、邓建明；伯乐公司系成立于2016年10月2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邓冬云、邓建明。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收据》、《志高空调产品施工合同》、《订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年底提成薪资执行方案》、《员工调薪申请表》、《客户信息明细总表》、《费用报销单》、《申请书》、照片、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焦点为龙恒主张邓满元退还投资款2200000元理由是否充分。2018年7月11日《合作协议》约定邓满元应在规定期限内将龙恒变更为香峰雨公司、舜达公司、伯乐公司的股东，否则应返还龙恒的全部出资、支付违约金。据查明事实，龙恒确实未在约定的时限内成为上述三公司的股东，但是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查明事实，认为龙恒主张邓满元退还投资款2200000元的主张，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来看。龙恒、邓满元以及唐华军在2018年7月11日签订《合作协议》后，于2018年10月30日还签订了《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龙恒认为签订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系为了欺骗李梅莲、陈书文投资，才在邓满元的授意下重新签订了该份协议，各方并未实质履行《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龙恒、邓满元、案外人唐华军以及证人刘某对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签订过程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2018年10月30日，龙恒、邓满元以及案外人唐华军、李梅莲、刘某在帝一公司住所地邓满元的办公室签订了一份打印好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但是《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第一条“出资和股权占比”中的丁方、戊方、出资款汇入账户信息等内容系空白的。龙恒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在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签名后交予合同相对方，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可以在空白部分填写相应的内容。龙恒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签订时是有空白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帝一公司的资产包括了舜达公司、伯乐公司，即帝一公司的资产范围已经不包括香峰雨公司。可见，龙恒与邓满元就帝一公司的资产范围已经形成了新的意思表示，其仍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主张变更香峰雨公司、舜达公司、伯乐公司的股权，缺乏事实依据。第二，从龙恒出资的情况来看。《合作协议》约定龙恒出资2200000元，占帝一公司股权的20%；店面装修已出资1620000元、还应出资580000元。《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龙恒“现金出资2200000元、占帝一公司20%”。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系为了引入新的投资人李梅莲、陈书文签订的，相对于李梅莲、陈书文而言，龙恒、邓满元与唐华军系一种相对内部的合伙关系。在《合作协议》《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关于龙恒的出资份额和占股比例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龙恒向邓满元出资方式已经在《合作协议》中作出了明确约定，应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出资方式为准，即龙恒“店面装修已出资1620000元、还应出资580000元”，综上，截至2018年7月11日龙恒与邓满元签订《合作协议》之时，龙恒已经通过店面装修的方式出资1600000元，还应出资580000元。2018年9月15日，龙恒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邓满元330000元，尚欠出资250000元。龙恒为证明通过垫付帝一公司开办费用的方式支付了出资款962201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据》《志高空调产品施工合同》《订货单》等证据，但是龙恒对每项支出均进行了合理的说明，并主张部分费用已经由龙恒通过报销的方式从邓满元处领取。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在邓满元对龙恒主张的垫付费用进行合理说明的情况下，经一审法院释明，龙恒不同意对出资部分款项进行审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龙恒垫付费用作为出资款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龙恒确实支出该部分费用的，应作为双方的合伙经营成本进行结算。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龙恒尚欠出资款250000元。龙恒在尚未全部出资存在违约的情况下，主张邓满元未履行变更股权的义务要求赔偿，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退一步而言，按照龙恒认为双方应按照《合作协议》履行合同义务的角度来看。《合作协议》明确约定龙恒“剩余出资款58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转账至邓满元指定账户”，即龙恒应在2018年7月18日之前支付上述出资款。但是龙恒实质转账支付的330000元也是在2019年9月15日，龙恒在迟迟未按照《合作协议》支付剩余出资款，存在先行违约的情况下，却要求邓满元在2018年8月25日之前变更香峰雨公司、舜达公司、伯乐公司的股权至其名下，缺乏充分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四，从实际经营管理的过程来看。龙恒提供的《年底提成薪资执行方案》、《员工调薪申请表》、《客户信息明细总表》、《费用报销单》、《申请书》、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龙恒在2019年初之前一直以财务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帝一公司的经营管理。《合作协议》约定邓满元必须在2018年8月25日之前将香峰雨公司、舜达公司、伯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龙恒名下，即龙恒在明知邓满元未实质履行上述约定的情况下，一直以帝一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经营管理，并且无证据证明龙恒在此期间催告邓满元履行过该义务，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龙恒、邓满元对此已经形成了新的意思表示。第五，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在合伙人确认合伙财产的情况下，是否对合伙财产的股权进行变更均不影响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的持有份额。本案中，如果龙恒、邓满元确认香峰雨公司、舜达公司、伯乐公司系帝一公司的资产，在合伙清算时亦应将上述公司的财产、债务列为合伙的财产、债务进行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邓满元未按约定履行变更股权的义务，亦不会影响龙恒作为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在合伙人确认帝一公司已经没有实际合伙经营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合伙项目可能出现亏损的情况下，龙恒却主张邓满元全额返还出资款，有违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龙恒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9月28日判决如下：驳回龙恒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856元，由龙恒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龙恒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李梅莲起诉状复印件，拟证明第二份合作协议并未履行。2.拉卡拉公司收款明细、张珊社保缴费历史明细、邓满元上诉状【广州政务】信息打印件，拟证明邓满元未与龙恒共同经营公司业务。邓满元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只是起诉状，起诉日期是2020年6月8日，该案于11月23日开庭审理，李梅莲的代理人即龙恒代理人。当庭陈述为龙恒、唐华军告知李梅莲骗钱才提起本案诉讼。且李梅莲及其丈夫对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情况存在冲突，并将持有的其中一份，由龙恒配合其伪造的一份证据，该案中存在诸多争议，起诉状并不代表本案事实。另，李梅莲在诉请1中自认出资款80万，同时具状人签写的名字与我方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的签名相一致。证实其将持有股权委托我方代为行使。2.证据2的拉卡拉公司收款明细、张珊社保缴费历史明细在一审中已提交，我方当庭提交了相反证据。龙恒签批的报销单证实该收款的情况龙恒清楚，不存在未共同经营公司业务的情况。对方提交的历史缴费明细，在我方本诉证据提交的公章管理签收表显示网亿公司所对应的公章管理放在帝一公司。因龙恒没有将公章备案导致帝一公司的员工无法购买社保，所以帝一公司的员工放在网亿公司购买社保，而网亿公司的公章放在帝一公司保管。上诉状是我方另案代理人为了减损而向法庭作出的陈述，并没有看到任何否认与龙恒合作公司的内容，反而强调了基于龙恒将公章等证据及合同证据都单独抢走，导致我方不能以帝一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抗辩，而该等诉讼的发生因龙恒在客户群进行煽动引起的。报警回执中可以印证该点，客户资料等均被龙恒搬走，我方有报警回执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龙恒要求邓满元返还出资款220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龙恒依据其与邓满元签订的《合作协议》主张邓满元没有依约完成股权变更，构成违约，邓满元则认为双方的合作条件以《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为准，龙恒未能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无权要求退回全部出资款。本院认为，首先，龙恒、邓满元及案外人唐华军、陈书文、李梅莲于2018年10月30日签订《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述各方投资帝一公司。从形式上看，该协议有各方签字及指模确认，且在丁方（陈书文）、戊方（李梅莲）、出资款汇入账户信息等“出资和股权占比”内容为空白的《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打印件上签名后交予合同相对方，最后由相对方签字完成合同的签署，反映了当时合同的签订过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龙恒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在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签名后交予合同相对方，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合同内容看，《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明确邓满元为帝一公司实际控制人，约定龙恒、唐华军、李梅莲、陈书文出资入股帝一公司，上述内容也没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规定。龙恒主张《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系为了欺骗李梅莲投资才配合邓满元而签订，不能代表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充分理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合作协议》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关系。一方面，《合作协议》由邓满元与龙恒、唐华军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约定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一审查明的事实，帝一公司即为上述三方依据《合作协议》新设立的公司。由此可见，《合作协议》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所指向的合作实体均为帝一公司。另一方面，《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新增加了李梅莲、陈书文两个合作者，对于龙恒、唐华军的出资金额及占股比例，两份协议均没有变化，但帝一公司的资产范围发生了变更。《合作协议》约定邓满元以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及八家实体店作为出资，龙恒、唐华军完成出资义务后相对应地持有上述公司、实体店部分股权。而《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明确了帝一公司资产包括伯乐公司、舜达公司及三家直营店、部分车辆等，已将香峰雨公司排除在外，并且龙恒、唐华军的持股方式已由持股香峰雨公司等资产变为持股帝一公司，再透过帝一公司对其资产进行控制。可见，各方在《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已对邓满元的出资方式、范围及龙恒、唐华军的持股方式进行了变更。综上，邓满元与龙恒、唐华军先后签订《合作协议》与《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就同一合作项目进行约定，《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对《合作协议》的部分内容作出了实质性变更。故对于变更部分，应依照《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履行，对于没有变更的部分，《合作协议》的相关内容依然有效。第三，关于哪一方违约的问题。《合作协议》约定了龙恒、唐华军分别以现金2200000元、1100000元出资，并明确两人已实际出资的数额、尚余出资的数额，《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重申了双方现金出资的方式及数额，并无对《合作协议》该部分内容作出变更，故龙恒、唐华军的出资方式应以《合作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为准。根据《合作协议》，截至2018年7月11日，龙恒实际出资1620000元，2018年9月15日，龙恒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又支付邓满元330000元，故尚欠出资250000元。龙恒提供了《收据》《志高空调产品施工合同》《订货单》等证据主张其通过垫付帝一公司开办费用的方式支付了出资款962201元。本院认为，邓满元对上述支出均进行了合理的说明，并主张部分费用已由龙恒通过报销的方式从邓满元处领取。而且，以垫付开办费用的方式进行出资也与《合作协议》约定的“现金出资”、款项汇入邓满元账户等约定不符，故本院难以认定上述款项为龙恒的出资款。若有证据证明龙恒确实支出该部分费用的，应作为双方的合伙经营成本进行结算。因此，根据现有证据，龙恒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至于变更工商登记的问题，如前所述，协议各方在《公司股份合作协议书》已对资产范围及持股方式作出变更，不再需要按原有《合作协议》约定对部分公司股权进行变更。而且龙恒在未付清出资款违约在先的情况下，要求变更香峰雨公司、伯乐公司、舜达公司股权，也缺乏充分理据。故龙恒认为邓满元未能完成上述公司股权变更构成违约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根据龙恒提供的《年底提成薪资执行方案》、《员工调薪申请表》、《客户信息明细总表》、《费用报销单》、《申请书》、照片等证据，龙恒虽没有完全出资完毕，但已实际参与帝一公司的经营管理。龙恒的出资款已转为合伙财产，在未经合伙清算的情况下，龙恒无权要求退回全部出资款。综上所述，龙恒以邓满元违约为由主张邓满元返还出资款及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龙恒主张将本案发回重审，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龙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56元，由上诉人龙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冠莲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