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76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颖东，男，汉族，1984年8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聪，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超，男，汉族，1966年10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文，广东方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明，广东方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颖东因与被上诉人吕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5民初4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吕颖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吕超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吕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吕超并未实际缴纳出资,并且在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吕颖东催告之后仍未缴纳出资，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未予认定,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于吕颖东是否有权要求吕超缴纳出资、吕超不缴纳出资是否有权解除合同的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吕颖东与吕超均已知悉转让的股权并未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公司是可以要求转让方吕超履行出资义务的,并且要求受让方吕颖东承担履行出资义务的连带责任。虽然深圳尚道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道公司）章程未明确实际缴纳出资的时间,但是吕超转让股权之前需要缴纳出资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除非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受让方承担未缴纳出资的义务,否则,应当由转让方来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另外,根据吕颖东和吕超双方的自认以及吕颖东提供的证据可以得知,尚道公司经营困难已经资不抵债,且存在债权人要求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如果吕超未实际缴纳转让股权的出资,上述股权的转让就会导致吕颖东承担偿还债务的连带责任,侵害吕颖东的权益。吕颖东受让吕超的股权是为了获得股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为吕超未实际缴纳出资,在转让的股权出资未缴纳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合同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有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吕颖东的请求。被上诉人吕超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吕颖东应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相关义务，股权转让合同是诺成合同，双方签字生效，不以实缴出资为生效条件，事实上吕超已经以代付货款的方式履行了实缴出资的义务，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错误登记为认缴，是吕颖东的责任。二、本案是尚道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不是尚道公司和股东的争议，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本案的争议不是吕超是否实缴出资，而是吕颖东是否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三、吕颖东是尚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对尚道公司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清楚公司盈利情况，公司亏损主要是吕颖东造成的，双方在2018年已经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过专项审计，吕颖东与吕超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25万元，远远低于吕超实缴出资50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吕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吕超、吕颖东双方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吕颖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吕超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二、判令吕颖东向吕超支付违约金合计417，250元（按照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以首期转让款25，000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自2018年4月7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268天，为33，500元；以全额转让款25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至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4日共计307天，为38，3750元；合计为417，250元）；以上两项合计为667，250元。三、判令吕颖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尚道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1月2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吕超、吕颖东、宋伟、林明超，认缴出资额分别为50万元、39万元、10万元、1万元。《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经全体股东一致约定，股东认缴出资额由股东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决定出资计划”。另查，吕颖东任尚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2018年3月7日，吕超（甲方，转让方）与吕颖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尚道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25万元，甲方保证对其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协议第三条“转让款的支付”约定：“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在签约1个月内支付10%转让款，余款在2018年12月31日前结清”。协议第四条“股权的转让”约定：“1、本协议生效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委托公司管理人员办理股权转让登记；2、上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应于本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开始办理；3、由于尚道公司一直由乙方经营管理，乙方已经向甲方完全披露尚道公司的所有债务及或有债务，如股权转让后有债权人向甲方主张权益的，由乙方及尚道公司承担，与甲方无关”。协议第五条“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1、本次转让手续完成后，甲方与公司债权债务没有关系，乙方承担公司的债权债务，转让方的股东身份及股东权益丧失；2、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及协议变更”约定：“如乙方未按约定时间付款，乙方应按每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协议文本上有吕超、吕颖东的签字捺印。吕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函》《EMS快递单》《邮件查询记录》，拟证明吕超函告吕颖东拖欠吕超借款和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吕颖东在《律师函》约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向吕超履行任何偿还本息、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吕颖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表示并未收到该《律师函》。经查，《邮件查询记录》显示吕颖东于2018年6月9日签收。吕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粤0305民初1547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吕超已经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吕颖东支付拖欠的借款本息和股权转让款，经法院释明后，吕超撤回股权转让款部分的诉求，另案起诉。吕颖东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查，上述证明内容属实，该案立案时间为2018年8月2日。吕颖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函》《邮寄凭证》，拟证明吕颖东已函告吕超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吕超未履行合同义务，吕颖东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吕超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股权转让合同是诺成合同，双方签字确认后即发生法律效力。2、吕颖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时隔两年多才向吕超发出解除函，其目的是为了逃避《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相关责任，事实上吕超已经在2015年通过代付货款的方式完成了全部的出资义务，享有完整的合法的股权，不存在吕颖东所说的股权瑕疵的问题。3、吕颖东是尚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尚道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相关规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是由双方共同委托公司管理人员，也就是吕颖东，进行办理。经查，《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函》系吕颖东于2020年5月17日即本案立案后邮寄送达吕超，其主要内容如下：“截至本函发出之日，你未履行合同关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并且，本人于2020年收到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执行听证通知书》……，由于你转让的股权尚未实缴注册资本，致使该股权存在诉讼以及争议，并且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由于你违反了合同主要合同义务及缴纳出资的义务，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本人特致函请你于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内向尚道公司实际缴纳出资50万元，否则，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于本函件通知缴纳注资截止日次日起解除”。吕颖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股权代持协议》《收款收据》，拟证明吕超转让的股权中有百分之三十为代案外人林培汉持有，吕超并不享有完全的权益。吕超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股权代持协议》与本案无关，其不影响吕超与吕颖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事实上，吕颖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明确知晓代持行为，林培汉本人也是在现场确认同意转让的，吕颖东也从未对代持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对吕超的股权完整性问题提出异议。经查，《股权代持协议》由案外人林培汉（甲方）、吕超（乙方）、吕颖东（丙方）共同签订，约定：“1、尚道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由甲、乙、丙共同出资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吕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2、甲方占公司30%股权（实际出资人），享有作为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与义务。3、乙方占公司20%股权（实际出资人），亦为甲方在公司所持有公司30%股权的名义出资人，代甲方行使出资人及股东的权利与义务。4、丙方占公司5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确认乙方为甲方持有公司30%股权的事宜”。经查，协议上有吕超、吕颖东及林培汉的签名捺印，并加盖尚道公司印章。吕颖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5执异88-1号《执行听证通知书》及相关应诉材料，拟证明吕超未实际缴纳出资，且因为吕超未实际缴纳出资，致使吕超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吕超转让的股权存在重大的争议和诉讼。吕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吕超已经在2015年完成实缴出资的义务。2、该执异88-1号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尚无定论，吕超一直坚持主张已完成实缴出资的义务，但吕颖东为逃避相关的债权债务，颠倒事实。3、尚道公司出现经营困难应由吕颖东承担主要责任，且因吕颖东失职，导致实缴被登记为认缴，而引起该执异88-1号案，使得股东被强制牵扯在该案中，应由吕颖东承担相应的责任。经查，2018年11月20日，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尚道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粤0305民初22574号。后，一审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尚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货款302，29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7年11月11日起计付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判决生效后，因尚道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9）粤0305执4143号。执行过程中，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以吕超、吕颖东及案外人宋伟、林明超未缴纳及尚未足额缴纳出资为由，申请追加上述四人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四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尚道公司的债务。一审法院已予以受理，案号为（2020）粤0305执异88-1号，目前尚未作出裁决。庭审中，吕颖东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后，尚道公司确实由吕颖东在进行管理。庭后，一审法院依法向案外人林培汉进行了调查询问，林培汉明确表示其对吕超、吕颖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清楚并同意。另查，吕超系于2019年12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吕超、吕颖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吕颖东主张解除上述协议，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评判如下：一、吕颖东辩称，吕超转让的股权中有30%系代案外人林培汉所持有，且吕超未实缴出资，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吕超应保证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独立的权益的约定，导致吕颖东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关于代持问题。根据吕超、吕颖东及案外人林培汉共同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足以证明吕颖东对吕超代持林培汉股权的事实存在明知，而林培汉对案涉股权转让至始知晓、不持异议，故，本案中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能履行的情形。吕颖东以股权代持为由要求解除上述协议，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出资问题。经查，吕颖东系尚道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结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的约定“由于尚道公司一直由乙方经营管理，乙方已经向甲方完全披露尚道公司的所有债务及或有债务，如股权转让后有债权人向甲方主张权益的，由乙方及尚道公司承担，与甲方无关”以及吕颖东在庭审中的自认可知，尚道公司由吕颖东实际控制，其对公司整体情况应当有全面而充分的了解，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应视为吕超、吕颖东双方合意的结果，价款体现了双方对股东是否实缴出资以及公司盈亏状况的充分考量，同时，法律亦并未明文禁止股东转让未实缴出资的股权，故本案中，无论吕超是否实缴出资，均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双方自愿签订协议后，吕颖东又以吕超未实缴出资为由拒绝履行并要求解除协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吕颖东辩称，因吕超未实缴出资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致使吕超转让的股权存在重大争议和诉讼，吕颖东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吕颖东对吕超是否实缴出资应当存在明知，并已在股权转让对价中予以充分体现，股权转让，则意味着该股权所对应的投资权益及出资义务一并概括转让。因此，在案涉执行程序中，无论吕超对外是否须对尚道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内均不会改变股权转让关系中吕超、吕颖东之间的责任承担，亦不会加重吕颖东的出资义务，即吕颖东最终所需承担的出资责任并不会超出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的合同预期，吕颖东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三、吕颖东辩称，吕超未履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股权交割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1、本协议生效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委托公司管理人员办理股权转让登记；2、上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应于本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开始办理。”但经查，案涉股权至今未发生变更。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变更公司登记的责任主体为公司，而公司法人系拟制人格，自身无法表达意志力,其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均由法定代表人来实现。具体到本案中，吕颖东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理应承担股权变更登记的主要义务，并由吕超承担配合义务。双方于2018年3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吕超于2018年6月9日向吕颖东发出《律师函》，于2018年8月2日提起诉讼，并于2019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应视为吕超已向吕颖东进行催告，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而吕颖东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吕超提起本案诉讼前曾主动要求吕超办理股权交割及变更登记，由此可见，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系吕颖东，而并非吕超，吕颖东该抗辩与事实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吕超将其持有的尚道公司50%股权转让给吕颖东，对价为25万元，吕颖东应在签约1个月内即至迟应于2018年4月7日前支付10%的股权转让款，余款22.5万元则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结清。而实际履行过程中，吕颖东并未按期支付，吕超多次催告无果，且直至一审法院判决时，其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吕超要求其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吕超主张的计算基数及起止时间并无不当，但计算标准明显过高，鉴于其损失主要为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按照年利率12%予以计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吕超、吕颖东于2018年3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继续履行；吕颖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超股权转让款25万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案涉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吕超予以配合；二、吕颖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超支付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1月4日为27，435.62元，之后的违约金则以2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如吕颖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72.5元、保全费3，856.25元，共计14，328.75元，由吕颖东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尚道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认缴出资额由股东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决定出资计划，即股东出资实行认缴制。吕颖东是尚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其与吕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应当知悉吕超实际出资情况，况且现行法律对股东出让未实缴资本的股权并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因此吕超是否已经实际出资，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认定。吕颖东在上诉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张吕超应当向尚道公司实缴其认缴资本，鉴于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院对该主张不予审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吕超是否应当向尚道公司履行出资义务，都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订立以及当事人依照该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吕颖东在签订该协议时，并没有对协议的履行设定附条件，其应当预见协议签订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吕颖东以该协议已无法实现其通过获得股权带来经济效益的目的为由，主张不应当继续履行该协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颖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61.53元，由吕颖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志  坚审判员 庄  齐  明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敏慧（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