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栋，男，汉族，住xxxx。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大院自编**。法定代表人：黄平，职务：董事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罡，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小燕，女，汉族，住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润谋，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忠，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良，男，汉族，住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杰，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华，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因与被上诉人钟小燕、黄国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钟小燕于2020年1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在诉讼过程中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另证据名称为《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1份、《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1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1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2份、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共13页），拟证明其诉称属实。上述《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另证据名称为《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钟小燕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号尾号为1255的账户于2015年1月26日转账付出34万元。上述《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显示钟小燕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号尾号为1255的账户，于2015年1月26日向黄国良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号尾号为3281的账户转账付款34万元。黄国良、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在原审庭审中对上述2份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黄国良对上述2份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其收到后已付给广州皮鞋厂。张瑞栋认为上述2份证据材料与其无关。广州皮鞋厂以其不是上述2份证据材料的当事人为由，不确认上述2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并称其并无收到相关的款项。上述《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显示钟小燕在农业银行开立的卡号尾号5818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1月26日向张瑞栋账号（或卡号）尾号1876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0万元。上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钟小燕在农业银行开立的卡号尾号5818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1月26日转存59万元后又转支40万元等。黄国良、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在原审庭审中对上述2份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黄国良、广州皮鞋厂认为钟小燕向张瑞栋转账40万元与他们无关等，而张瑞栋则认为该款项如其收到应是钟小燕通过中介人向其购买大利广场商铺承租权的款项等。上述2份《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均为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房产地址为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其中1份显示抵押权人为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而抵押人为广州皮鞋厂。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对该2份查册表的无异议。黄国良对该2份查册表的无异议，但认为可证明该查册表所有商铺登记在广州皮鞋厂名下，实际上所有商铺款项均由广州皮鞋厂或其指定的收款人黄平收取。上述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共13页）显示该判决书为本院的（2019）粤01民再246号民事判决书，钟小燕称其不是该民事判决的当事人，其未持有判决书原本。上述判决书复印件显示：2019年12月13日本院就案外人周某某（判决书复印件载明一审钟小燕、二审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王某（判决书复印件载明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的不服本院的（2018）粤01民终12445号民事判决的再审作出（2019）粤01民再246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本院的（2018）粤01民终12445号民事判决及维持原审法院的（2017）粤0106民初9313号民事判决（下简称9313判决）等。另上述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载明：原审法院在9313号判决认为王某收取周某某97万元缺乏合法依据，应属不当得利，原审法院并以此为由作出上述9313号判决，判决王某向周某某返还97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20万元从2015年1月25日起计，另77万元从1月30日起计，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等。黄国良对上述判决书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该判决书无法证明王某要求钟小燕返还59万元，进而导致钟小燕损失，也无法证明钟小燕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张瑞栋以上述判决书无原本为由，要求法院依法认定。广州皮鞋厂对上述判决书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判决与本案无关，并与其无关。黄国良就其答辩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2份、《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1份、微信聊天记录（含下载打印件4页）、《解除民事委托合同》1份（含签收证明等）、证明1份，拟证明其答辩属实。上述2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黄国良于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30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尾号2775的账户，依次向广州皮鞋厂法定代表人黄平个人在华夏银行开立的账号尾号0708的账户转账付款500万元、300万元。钟小燕对上述2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黄国良所称付款性质，并称如黄国良所称属实，也应由其个人向广州皮鞋厂追讨。广州皮鞋厂对上述2份证据材料以其厂不是收付款当事人为由不认可上述2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并称该收款账户为其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不清楚黄平存有私账公用的情况，另该2份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将有关款项转至其厂名下。张瑞栋以上述2份证据材料其不是收付款当事人为由不确定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等。上述《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为盖有名称为“广州皮鞋厂经营计划科”公章印文（中间虚线处）及盖有名称为“黄国良”私章印文（上半页左下边的经计部经办人处）的空白文本，上下半页均载有“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的标题印刷文字，所有填空（或填充）文字均未填写。该份证据材料所载的印刷文字内容与钟小燕诉称的《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内容相同（填空或填充的除外，该份证据材料的填空外或填充处均未填写）。钟小燕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并称其付款当时其也认为是广州皮鞋厂指定黄国良收款。广州皮鞋厂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以黄国良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认可合法性，另广州皮鞋厂并称该证据材料仅载明黄国良为经计部经办人，没有其他证据证实黄国良收取案涉款项，且该证据材料载明不收取订金，因此，广州皮鞋厂并无授权黄国良收取案涉款项。张瑞栋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以不是当事人为由对其关联性不予确定，另张瑞栋称本案与其他系列案均是因与类似上述《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有关所引起的纠纷，持有该预定书代表了承租权，钟小燕是盗卖（即倒卖）商铺经营权和使用权，在广州存在很多这种情况。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含下载打印件4页）、《解除民事委托合同》（含签收证明等）及证明，是黄国良委托原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温振宽律师（即一审时张瑞栋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律师）等代理黄国良等人在其他案件的解除民事委托合同等，钟小燕与黄国良、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均进行了质证。原审法院另查明，广州皮鞋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其法定代表人为黄平，黄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黄平及黄国良两人是同胞兄弟。钟小燕在本案诉讼中称案外人王某向其转账支付的59万元其未返还给案外人王某，但案外人王某已要求其返还。原审法院再查明，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在本案中均未提供证据材料。钟小燕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黄国良在10日内向钟小燕返还34万元及利息（其中以本金34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判令张瑞栋在10日内向钟小燕返还40万元及利息（其中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判令广州皮鞋厂对上述第1项至第2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国良、张瑞栋、广州皮鞋厂逾期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执行；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黄国良、张瑞栋、广州皮鞋厂负担。原审法院认为，钟小燕诉称广州皮鞋厂向案外人周某某发放《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的印刷内容与黄国良提交《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所载明印刷内容均相同（填空或填充除外），且上述《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均显示黄国良为广州皮鞋厂经计部负责人，而黄国良提交的2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载明黄国良于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30日分别向广州皮鞋厂法定代表人黄平的个人账户转账付款500万元及300万元（合共800万元），加上广州皮鞋厂对其法定代表人黄平收到上述800万元未否认是该厂收取的款项（含其未提供黄平收取该800万元的合同等依据，并未说明理由），因此，原审法院结合钟小燕及黄国良起诉、答辩和黄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称黄平、黄国良两人为同胞兄弟的所称，依法确认钟小燕诉称其依据广州皮鞋厂的指示向黄国良转账支付34万元属实，并确认黄国良于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30日向广州皮鞋厂转账支付800万元（含上述34万元）。鉴于黄国良于2015年9月向广州皮鞋厂支付的800万元大大超过钟小燕向黄国良转账支付的34万元，黄国良辩称已将收取钟小燕支付的34万元付给广州皮鞋厂的事实，因此，黄国良不应承担向钟小燕返还的该34万元的义务（含返还利息），所以，钟小燕起诉要求黄国良向其返还34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广州皮鞋厂通过黄国良收取钟小燕的34万元转账付款，其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材料证实其收取该34万元的合法依据，应属不当得利，其依法应返还给钟小燕。钟小燕并无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一审提起诉讼前其向广州皮鞋厂主张返还上述34万元，且其也未向案外人王某等人赔付利息损失等，因此，钟小燕起诉要求广州皮鞋厂赔偿其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前的利息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驳回。基于上述分析认定，广州皮鞋厂应向钟小燕返还34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9日起计至还清34万元之日止，以34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钟小燕于2015年1月26日向张瑞栋转账付款40万元，钟小燕所提供的《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足以证实，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张瑞栋辩称其收到上述40万元是其向钟小燕(或他人)转让（或出售）商铺经营权（或使用权）的对价，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证实，原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基于上述认定，张瑞栋收取钟小燕的40万元无任何合法依据，应属不当得利，其依法应返还给钟小燕。张瑞栋未提供其收取钟小燕的上述40万元的合法依据，无证据证实钟小燕在本院的（2019）粤01民再246号民事判决的判决前（即2019年12月13日前）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受损，因此，钟小燕在2020年1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张瑞栋辩称钟小燕的诉讼时效已过，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钟小燕未向案外人王某返还59万元及支付利息，且钟小燕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一审提起诉讼前（特别2019年12月13日前）其向张瑞栋主张返还上述40万元等，因此，钟小燕起诉要求张瑞栋赔偿其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前的利息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驳回。基于上述分析认定，张瑞栋应向钟小燕返还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9日起计至还清40万元之日止，以4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皮鞋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钟小燕返还34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9日起计至还清34万元之日止，以34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张瑞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钟小燕返还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1月9日起计至还清40万元之日止，以4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钟小燕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383元，由钟小燕负担3049元，由广州皮鞋厂负担4748元，由张瑞栋负担5586元。判后，上诉人张瑞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钟小燕与张瑞栋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张瑞栋所提的款项为案外人王某收取周某某的款项后委托钟小燕转给黄国良以及张瑞栋的，钟小燕只是收取款项转款的受托人，并非该款的所有人。周某某一案经法院审理已判决由王某对周某某返还款项，而并非由张瑞栋返还，按照该等判决，只有在王某履行判决后认为自己权益受损时，可以主张权利，而不是由钟小燕直接主张。钟小燕仅为受委托的转款人，钟小燕收取和支付的款项对其并不产生任何损失。（二）原审判决未能查清事实，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本系列案存在基础性法律关系，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要件。本系列案存在合同关系（房屋买卖合同或房屋买卖预约合同），并根据合同支付款项。钟小燕以“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起诉，诉状详述了其与广州皮鞋厂的“商铺买卖”交易过程。如果钟小燕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是真实的，可得知钟小燕与广州皮鞋厂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或房屋买卖预约合同关系。钟小燕对其转账行为（涉案款项）的转账对象和转账用途非常清楚，不存在错转或误转的可能性。（三）原审判决无视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采用双重标准，赋予钟小燕以特权，非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关于款项性质的认定标准，赋予钟小燕以特权。原审判决在钟小燕未能就其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充分举证时，要求张瑞栋充分举证，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直接以钟小燕的内心意思表示作为款项认定标准，未出具该认定标准的任何法律（或法理）依据。关于款项性质的认定标准，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对于涉案款项性质，先后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内心意思表示”，起诉时钟小燕称涉案款项为购买商铺的诚意金，庭审中改称为不当得利款。（四）根据（2019）粤01民再246号民事判决中审理查明的内容，王某已自认其身份为中介，其系居间介绍周小燕购买涉案商铺使用权的，所收取的费用中包含了居间费用。根据该内容可以说明涉案商铺是通过中介的居间取得的内部认购租赁使用权的事实，否则周小燕无法取得涉案商铺的认购书，这种交易模式也符合现在大多数批发市场的运营模式和操作流程，而这些事实也与钟小燕无关。（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钟小燕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据此，张瑞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9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钟小燕的诉讼请求；2.由钟小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广州皮鞋厂对张瑞栋的上诉没有意见。被上诉人钟小燕、黄国良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张瑞栋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广州皮鞋厂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钟小燕与广州皮鞋厂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广州皮鞋厂所提的款项为案外人王某收取周某某的款项后委托钟小燕转给黄国良以及张瑞栋的，钟小燕只是收取款项转款的受托人，并非该款的所有人。周某某一案经法院审理已判决由王某对周某某返还款项，而并非由广州皮鞋厂返还，按照该等判决，只有在王某履行判决后认为自己权益受损时，可以主张权利，而不是由钟小燕直接主张。钟小燕仅为受委托的转款人，钟小燕收取和支付的款项对其并不产生任何损失。（二）广州皮鞋厂没有委托他人收取钟小燕所代为收取他人的涉案款项，也没有指示钟小燕向特定的人支付款项，黄国良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广州皮鞋厂无关。黄国良提交的《商铺预定书》载明“本预定书仅签发于经营批发服装类产品的部分关系客户，不得外传，不收订金”，因此广州皮鞋厂不会收取款项，并且钟小燕和黄国良提交的证据中均没有由广州皮鞋厂出具的委托文件。（三）黄国良转账给案外人黄平的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黄国良使用与本案相同的证据已经另案起诉黄平，故在转账款项的性质不明确，以及案外人黄平收款行为的性质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能直接武断地推定为广州皮鞋厂收取案涉款项。黄国良提交的两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2015年9月14日和2015年9月30日）与本案无任何的关联性。即使证实案外人黄平收取黄国良的款项，案外人黄平收款行为的性质不明确，案外人黄平收取款项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是代表广州皮鞋厂收取款项，并且广州皮鞋厂已明确否认收到款项。（四）根据（2019）粤01民再246号民事判决中审理查明的内容，王某已自认其身份为中介，其系居间介绍周某某购买涉案商铺使用权的，所收取的费用中包含了居间费用。在取得双方约定的居间内容标的物（认购书）后，则其也就完成了居间的义务。据此，皮鞋厂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9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请求依法驳回钟小燕的原审诉讼请求；3.判令钟小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张瑞栋对广州皮鞋厂的上诉没有意见。被上诉人钟小燕、黄国良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广州皮鞋厂的上诉请求。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张瑞栋、广州皮鞋厂提交了证据：另案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转款凭证、开庭传票的复印件，拟证明黄国良已经另案起诉案外人黄平，要求返还相关款项，其中就包含本案作为证据提交的转款500万元和300万元，该两笔款项无法直接证明是钟小燕转款给黄国良后由黄国良直接转给黄平的款项。钟小燕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黄国良收款后汇聚款项再转给黄平符合常理，黄国良将案涉款项转给黄平。黄国良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黄国良前妻及全家共五人，帮广州皮鞋厂收取大量款项并收集一定数额后转给黄平，另案民事起诉状只是黄国良一案，还有其他三人，大量收款行为证明黄国良一家是代广州皮鞋厂收款，不应承担不当得利还款责任。钟小燕亦提交了证据：要求尽快返还59万元的通知，拟证明一审判决后王某要求钟小燕尽快执行返还59万元。张瑞栋、广州皮鞋厂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案涉款项由王某返还给钟小燕，民事权利由王某取得，王某未委托钟小燕提起本案诉讼，钟小燕也未取得案涉款项的民事权利，在本案中无诉讼主体资格。黄国良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由法庭进行核实，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从通知内容看可明确钟小燕尚未返还59万元给王某，不满足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即权利人受到权利损失，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张瑞栋、广州皮鞋厂、黄国良、钟小燕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皮鞋厂是否收取了案涉款项34万元以及张瑞栋、广州皮鞋厂收取案涉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广州皮鞋厂是否收取了案涉款项34万元问题。广州皮鞋厂虽然主张案涉款项34万元系黄国良个人收取，与其无关，但结合各方陈述及提交的《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中国工商银行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等证据可知，黄国良系广州皮鞋厂经计部负责人，其有权代表广州皮鞋厂与钟小燕签订《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钟小燕于2015年1月26日向黄国良转账34万元，黄国良分别于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30日向广州皮鞋厂法定代表人黄平的个人账户转账付款500万元及300万元，黄国良与黄平为同胞兄弟，原审诉讼中广州皮鞋厂对其法定代表人黄平收到上述800万元亦未否认是该厂收取的款项，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款项系广州皮鞋厂通过黄国良收取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广州皮鞋厂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瑞栋、广州皮鞋厂收取案涉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1.一方获利；2.他方受损；3.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且无法律根据。本案中，首先，张瑞栋收取了钟小燕款项40万元、广州皮鞋厂收取了钟小燕款项34万元，张瑞栋、广州皮鞋厂获利；其次，钟小燕支付了案涉款项，但没有受让或实际使用案涉商铺，其利益受损；最后，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对收取案涉款项的行为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有法律依据。综上，本院认定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取得案涉款项缺乏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张瑞栋、广州皮鞋厂应分别向钟小燕返还案涉款项40万元、34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对此项问题的分析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无证据证实钟小燕在（2019）粤01民再246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前（即2019年12月13日前）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故钟小燕在2020年1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张瑞栋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张瑞栋、广州皮鞋厂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由广州皮鞋厂负担5146元，由张瑞栋负担60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印 强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郑燕玲廖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