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致华，男，198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东，广东伦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珮，广东伦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恒超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彭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光，广西华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致华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恒超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4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练长仁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李致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东，被上诉人恒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致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恒超公司立即向李致华双倍返还定金84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恒超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否认符某是恒超公司的员工是认定事实不清。证人符某已当庭作证证明：她是广州市富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该公司辖下分别有广州市军霸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和恒超公司，因为都是家族企业。虽然符某与恒超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恒超公司聘请集团公司内部的业务员，李致华在购买口罩机时认为符某是恒超公司的员工，是在帮恒超公司出售口罩机，口罩机的价格和生产安排也是受恒超公司所提前规定，恒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文通过微信将恒超公司营业执照发给符某，符某转发给李致华。符某在收到李致华定金108万元后，汇给彭文账号52万元，冯6万元，已足以证明李致华与恒超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已成立。冯在视频中承认符某是其员工，冯在本案中称之前不认识符某完全是虚假陈述。（二）一审一方面认定符某是恒超公司的销售代表，另一方面却否认了李致华与恒超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前后矛盾。符某持有被代理人恒超公司发出的如营业执照、买卖合同样本、生产排期表，符某与冯之间的聊天记录等证明文件，明显是被代理人恒超公司向相对人李致华所作法人授予代理权的通知或公告。（三）一审否认符某代表恒超公司出售机械给李致华不构成表见代理是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讲，假定认为符某是无权代理人，但李致华已构成善意的表见代理，李致华在与恒超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已到恒超公司考察，获得产品的详细介绍，知道恒超公司的生产排期才通过符某向恒超公司支付定金，足以让李致华是善意第三人相信符某是有恒超公司代理权的表象，更何况冯在后面是要求李致华购买超声波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证明李致华与恒超公司确实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彭文和生产车间的经理冯也确实代表恒超公司收取了符某向其转交李致华购买口罩机的定金，应认定双方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李致华相信行为人符某具有代理权，已尽最大的勤谨、审慎注意义务。本案完全是恒超公司对销售人员、生产安排管理混乱所造成的，却要李致华替恒超公司承担管理安排失当和故意违约的责任，有违合同法保护合法交易的公平原则。恒超公司辩称，（一）符某不是恒超公司的员工，而是广州市富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二）符某收取李致华首付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买卖合同未成立，更没有履行合同的事实。（四）李致华请求双倍返还定金与事实不符，依法无据。（五）李致华与符某的行为存在涉嫌合谋串供。（六）李致华应承担申请保全过错责任，赔偿恒超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李致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恒超公司立即向李致华双倍返还定金84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恒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超公司是一从事机器人系统销售、技术开发、电动机制造、智能电气设备制造等的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2月24日，案外人符某在恒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文的同意下，为恒超公司寻找并推荐购买该公司生产的口罩设备客户。其后，符某经别人介绍认识李致华，双方一直协商由李致华购买恒超公司生产的口罩设备的事宜，同时符某也与恒超公司销售总监冯就其推荐客户购买口罩设备的价格、交货期进行沟通。期间，符某除通过向李致华发送恒超公司《产品简介》《产品介绍》外，还向李致华发送卖方为恒超公司的《销售合同》范本，该合同约定有：“合同签署当天收到订金即使生效；卖方根据买方指定时间供货，合同签署后当日内，支付设备订金70%作为机器的首付，机器在安装调试完成后发货前，再支付给卖方设备货款30%（注：付设备款必须由本公司财务领取或确认）；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所述的书面形式包括传真、邮件、信函”。同时，符某于2月28日向冯微信转账3万元，明确是机器意向金，要求3月5日出货。于3月3日向冯微信转账3万元，明确是机器意向金，要求3月8日出货。而李致华也四次将购买涉案口罩设备款108万元汇入符某个人账户，其中：2月27日28万元、3月1日20万元、3月3日10万元、3月5日50万元。符某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于3月5日向恒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文转款30万元、于3月7日转款22万元，后彭文以未订销售合同为由于3月7日退还该款项给符某，而冯也将上述机器意向金6万元退还给符某。李致华、恒超公司为此发生纠纷，双方于2020年3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期间符某退还李致华用于购买涉案口罩设备款项108万元。诉讼中，李致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恒超公司名下价值84万元的财产进行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李致华与恒超公司之间就涉案口罩设备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而是与案外人符某进行联系、洽谈，并向案外人符某支付部分口罩设备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符某为恒超公司寻找并推荐购买其口罩生产设备的客户，向客户提示购买的价格、供货期，在达成交易意向后向客户提交销售合同范本，恒超公司予以审核同意之后，由李致华、恒超公司双方签署销售合同，同时李致华向恒超公司支付设备订金作为首付款。在此过程中，恒超公司并未授权案外人符某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自行确定销售合同的交易条件，而是约定最终的合同文本仍须恒超公司确认或签章同意，包括该合同设备款的收取须由恒超公司财务领取或确认。由此可见，恒超公司与案外人符某之间并不属于代理关系。在李致华与案外人符某协商中，符某向李致华发送的《销售合同》范本已经注明了“付设备款必须由本公司财务领取或确认”“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所述的书面形式包括传真、邮件、信函”等内容。李致华应当注意到案外人符某无权自行签署销售合同以及收取设备首付款，李致华在本案中向符某支付设备首付款108万元，明显存在重大过失，未尽到善意相对人应尽的勤谨、审慎的注意义务。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李致华、恒超公司之间就涉案口罩设备的价格、付款及交货日期等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案外人符某收取设备首付款的行为亦不成立表见代理。因此，李致华与案外人符某之间就涉案口罩设备价格、供货期、款项支付所达成的约定对恒超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此外，恒超公司对符某转来的部分设备首付款也在很短时间内退还。综上，李致华、恒超公司之间买卖合同不成立，李致华主张恒超公司双倍返还定金84万元的诉求请求，理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判决：驳回李致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申请费4720元，由李致华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致华向本院提交2020年8月14日李致华与符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符某提供的生产排期表作为证据，生产排期表与一审的3月2日下午10：42的排期表一致，拟证明当时购买口罩机时，符某是表见代理，该排期表确认出售五台口罩机给李致华，排期表中的其他公司都是恒超公司的客户。恒超公司当庭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是打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恒超公司的生产管理制度和生产流程，客户有订购意向的要先报备作为采购原材料的依据，公司销售部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再采购主要原材料，收到预付款后安排生产装配，恒超公司并没有与李致华签订销售合同，也没有收到李致华的预付款，因此，报备有李致华的口罩机不等同于签订合同以及安排生产，上述证据不能认定符某构成表见代理。二审庭后，李致华向本院提交对上述聊天记录内容进行公证的公证书，恒超公司对该2页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庭询后，恒超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为冯与符某聊天记录，拟证明案外人符某于3月5日发给恒超公司销售总监冯5份《购销合同》（未经恒超公司盖章）。证据2为符某与冯秋波聊天记录，拟证明案外人符某于3月5日向恒超公司出纳冯秋波提出：要求将这5份合同列入供货清单（订货报备），并于当天预付货款30万元，此后待需货方来人签订购销合同。证据3为冯与冯秋波聊天记录，拟证明恒超公司应符某要求于3月6日将李致华订货进行报备，但因双方对供货时间协商不一致没有签订购销合同，所收到符某预付货款52万元于3月7日退回。李致华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超出举证期限，证据1，符某所交给冯的合同电子版完全是恒超公司交给符某的格式合同，符某是按照恒超公司的要求，以恒超公司的名义使用该格式合同与有关潜在的客户达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证据2，既然冯能代表恒超公司，而冯在李致华一审时所提交的视频中承认符某是其员工，所以冯接受了符某所交付的有关预付货款，也将李致华所向恒超公司购买的口罩机安排进生产排期表中，所以，更进一步证明李致华与恒超公司存在明显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证据3，双方不是因供货时间协商不成，因为符某在代表恒超公司向李致华供应口罩机之间，肯定已提前获知恒超公司的生产安排时间，然后转告李致华。所以恰恰更进一步证明符某不是恒超公司简单的一个销售代表，其是完全能代表恒超公司与任何客户发生口罩机交易的。客户在不知道恒超公司到底是谁说了算，而恒超公司将有关商业信息交给符某后转告客户时，进一步证明任何客户均相信符某是表见代理，有关口罩机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均应由恒超公司承担。二审另查明：（一）符某与李致华于2020年2月24日聊天记录显示，符某向李致华打招呼，自称我是“富腾建材~符某”。（二）李致华与符某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对支付款项的性质，有称预付金，也有称定金，而空白销售合同中载明是设备订金。（三）符某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工作群里的人都可以得到恒超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四）李致华与符某2020年2月27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致华向符某发送“购销合同”文档，所附空白销售合同中，甲方（卖方）恒超公司联系人填写的是李致华及其手机号码，落款处恒超公司授权代表人处为李致华/符某。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李致华要求恒超公司双倍返还定金84万元能否支持？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本案中李致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符某是恒超公司的员工。符某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恒超公司是其任职的广州市富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李致华提交的视频中冯并未承认符某是恒超公司员工。符某与李致华于2020年2月24日聊天记录显示，符某向李致华打招呼，也自称我是“富腾建材~符某”。第二，符某为恒超公司寻找并推荐购买其口罩生产设备的客户，向客户提示购买的价格、供货期，在达成交易意向后向客户提交销售合同范本，恒超公司予以审核同意之后，由李致华、恒超公司双方签署销售合同。恒超公司未授权案外人符某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自行确定销售合同的交易条件，而是约定最终的合同文本仍须恒超公司确认或签章同意，包括该合同设备款的收取须由恒超公司财务领取或确认。符某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工作群里的人都可以得到恒超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料。仅凭符某提供恒超公司的营业执照、未加盖公章的买卖合同样本、生产排期表，在缺乏授权委托手续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认定符某是恒超公司的代理人。符某实施的行为，并不能对恒超公司发生效力。第三，关于符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对表见代理的认定，应从是否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两个方面进行认定。本案中，从双方聊天记录来看，李致华对符某的身份是知悉的。符某为恒超公司的设备寻找推荐买方，李致华则是寻找下一手买方。符某向李致华发送的《销售合同》范本已经注明了“付设备款必须由本公司财务领取或确认”“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等内容，李致华应当注意到案外人符某无权自行签署销售合同以及收取设备首付款，事实上李致华在本案中向符某支付设备首付款108万元，符某也只是向向恒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文转款52万元、向冯转账机器意向金6万元，上述款项均已及时退还符某，而符某也已退还李致华108万元。因此，李致华并未尽到善意相对人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李致华主张符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主张不成立。第四，从李致华与符某双方聊天记录来看，对支付款项的性质，并不统一，有称预付金，有称定金，而空白销售合同中载明是设备订金。在涉案款项性质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不宜推定为定金，李致华要求适用定金罚则，主张恒超公司双倍返还定金84万元的诉求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致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00元，由李致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