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1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范春林，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涛（范春林之子），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廷强，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刘斌，男，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尚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成都星月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斌升街**附**。 法定代表人：黄福昌，职务不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黄绍兵，男，195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上诉人范春林因与被上诉人刘斌、成都星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月公司）、黄绍兵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69号民 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求当事人同意，本院不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20年11月13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询问。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春林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2019）川01民初69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判决不得执行位于都江堰市××路××栋××单元××楼××号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措施。事实理由： 范春林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案涉房屋在查封前已经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2013初，范春林与星月公司实际大股东杜玉华就“星月上溪园”（又名星月.尚溪河畔）7栋2单元9楼33号房屋达成口头商品房买卖协议，在范春林的多次要求下于2014年11月19日补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附件等。星月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出具的80万元的收据，于2014年3月17日出具的维修基金等的收据，于2014年3月12日出具的的星月交房费用明细表等载明了房屋的具体信息和价款，也能证明范春林与星月公司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在房屋查封前即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个人住房信息查询记录》证明范春林除案涉商品房外，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三、范春林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3年初，范春林在与星月公司达成协议后，委托高鑫龙的妻子黄某以转账方式向星月公司的实际大股东杜玉华支付了房款76万元，另支付了4万元现金，星月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出具的80万元的收据，确认星月公司收到全部购房款。四、范春林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案涉房屋于2014年3月17日交付，办理了星月公司交房费用明细表，范春林支付了维修基金等27216.7元，缴纳了物业服务费。范春林安装了房屋的楼梯、门窗、地暖后，一直由范春林一家居住使用至今。五、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范春林的过错所致。因星月公司未提供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所需的土地增值税完税凭证、发票等办证资料，致使在约定的480日的办证期限尚未届满，案涉房屋即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成民保字第480-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事实上“星月上溪园”的土地增值税至今尚未清缴，全体业主（购房人）大部分是在2016年、2017年通过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判决并通过强制执行措施才办理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因此，范春林就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范春林购买的案涉商品房足以排除执行，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撤销。请求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 刘斌答辩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应当予以维持。范春林对案涉房屋不具有阻却执行的权利。第一，范春林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存疑。该份合同存在多处矛盾、异常之处，范春林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结合范春林在执行异议审查期间无法提供该份合同的情况，刘斌有理由怀疑该份合同系事后补签；第二，范春林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已全额支付房款的事实，且该份证据和范春林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一审程序中的陈述均不一致，根据禁止反言规则，该份证据不应得到采纳；第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范春林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一审法院根据星月公司单方出具的物业费收据等认定范春林占有案涉房屋事实有误；第四，在范春林诉称购房期间，星月公司不存在办理网签备案的任何障碍，范春林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应评价为其对案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存在明显过错。请求维持原判。 星月公司、黄绍兵未到庭参加询问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刘斌与星月公司、黄绍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刘斌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成民保字第480-6号民事裁定，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因案外人范春林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川01执异17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范春林的异议请求。范春林不服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范春林缴纳了案涉房屋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物业管理费。 二、2018年11月20日，成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查无范春林名下房屋信息。 范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8）川01执异1748号执行裁定书，不得执行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镇××路××栋××单元××层××号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范春林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能否阻却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对于前述争议焦点，评述如下： 范春林在本案中主张在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与星月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以朋友高某的账户向星月公司某股东账户银行转账80万元的方式，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并且实际入住使用案涉房屋。但是范春林在本案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与其提交的购房款收据、交房费用明细表的落款时间不能吻合，签订在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仍然约定了支付购房款、交付房屋，并且约定交房时间为3011年8月30日等事项，明显不符合常理，范春林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同时，范春林也不能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银行转账支付购房款80万元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范春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范春林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的事实，不予采信。范春林关于不得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范春林关于撤销（2018）川01执异1748号执行裁定书和解除案涉房屋查封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案外人异议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不作处理。据此，范春林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范春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范春林负担。 二审中，刘斌对一审判决认定“范春林缴纳了案涉房屋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物业费”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依据由星月公司控制的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物业费收据证明的该事实，但是星月公司本身就是本案的被执行人，与本案的判决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依据其单方出具的证明，不能直接认定范春林入住收房的事实。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2014年11月19日，范春林与星月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 二、2014年3月12日，星月公司向范春林出具交纳购房款80万元的收据1张；2014年3月17日，星月公司向范春林出具交房费用明细表1张。同日，星月公司向范春林出具交纳契税24000元、维修基金3116.7元、办证费90元、印花税10元收据1张；范春林提交了购电卡1张、电费缴纳发票3张，购电卡、电费缴纳发票均不能显示持卡的和交费人为范春林；成都京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范春林出具交纳物业费收据6张，反映范春林交纳了2014年3月18日至2018年12月30日物业费。 三、二审中，范春林提交了1张银行流水单，显示该银行卡于2013年1月18日有一笔金额为76万元的转账，范春林与证人黄某当庭陈述该笔转款是由黄某代范春林向星月公司股东杜玉华支付的案涉房屋购房款。范春林陈述剩余4万元购房款由范春林现金支付。 四、都江堰不动产交易中心的房屋信息摘要显示案涉房屋的竣工时间是2014年。范春林陈述的交房时间为2013年。 五、二审中，范春林申请证人黄某、刘某、陈某到庭作证。拟证明：代范春林向星月公司的支付了购房款，2014年房屋由范春林实际控制使用。 黄某到庭作证称：本人与范春林系朋友关系。范春林购买案涉房屋时一次性给了本人76万元现金，转款的前一天交给本人，让本人代转给杜玉华。本人不认识杜玉华，与杜玉华之间无经济往来。 刘某到庭作证称：本人与范春林是一个村的熟人。范春林购买的星月公司的房子在2014年4月找本人做的门窗。 陈某到庭作证称：本人与范春林是熟人，于2014年5月给范春林购买的案涉房屋进行装修。 刘斌对三名证人的证词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范春林的上诉理由和刘斌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范春林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即要解决案外人是否有权排除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问题。目前，对于“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范围及条件，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司法解释亦无明确具体的规定，仅有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进行了不完全的列举和规定。因此，当前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中，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所主张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可以参照前述司法解释进行审查。 本案中，被执行人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执行标的是其所开发的商品房，性质为住宅。范春林主张其是商品房消费者，所购房屋用于居住，且名下仅此一套房屋。对于商品房消费者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范春林要求对登记在被执行人星月公司名下的案涉房产停止执行，需要同时符合上述三个要件，缺一不可，只有在同时满足三个要件的情形下，方能阻却执行。 二审中，范春林主张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与星月公司就案涉房屋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并通过高某妻子黄某向星月公司股东杜玉华转款76万元及系现金交付4万元的方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80万元。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范春林在案涉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前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第一,一审范春林称通过朋友高某的账户向星月公司的股东银行转账购房款80万元，二审范春林称通过高某妻子黄某向星月公司股东杜玉华转款76万元，另4万元系现金支付，范春林一、二审陈述的交款方式不一致。且交款时间均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明显不合常理；第二，二审范春林提交的转款76万元银行流水单即使真实，反映的也是2013年1月18日高某妻子黄某向星月公司股东杜玉华转款76万元。范春林称该76万元系本人交付给黄某的现金，由黄某代为支付购房款的主张，除本人及黄某的陈述外，未提供支付证据或相应的取款证据。且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款项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和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其真实性存疑;第三，范春林称2014年3月12日，星月公司向范春林出具了交纳购房款80万元的收据，证明其已交纳了全部购房款。对此，本院认为，星月公司系本案当事人、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其利益与执行程序中案外人范春林、申请执行人刘斌均可能存在冲突，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所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力较弱，在无其他证据补强、形成可靠证据链条情况下，无法认定范春林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事实成立;第四,证人黄某、刘某、陈某均系范春林的熟人或者朋友，且该三人关于代范春林向星月公司的支付了购房款，2014年房屋由范春林实际控制使用的证言，仅是单方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基于前述分析，范春林所有举证证据无法认定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事实成立。故范春林称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应当认定范春林称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实际民事权益并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要件，不能够产生阻却执行的效果。范春林要求阻却法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此情况下，本案已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其它要件逐一进行审查认定的必要。 综上所述，范春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范春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蒲 杨 审 判 员  朱文京 审 判 员  管雄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杨 迅 书 记 员  姚嘉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