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7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邢各庄村南。法定代表人：刘兵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翠，北京春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清，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和，内蒙古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与被上诉人李伟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1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恒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翠，被上诉人李伟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京0112民初11433号判决中一、二、、三、四项内容，依法查明事实，改判驳回李伟清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李伟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1．李伟清与恒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3000元，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判定李伟清工资为6000元，是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基于此项认定支持的诉讼请求，均不具备相应事实基础。2．李伟清在工作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作为公交车司机，其违规行为会严重危及乘客及公共安全，恒基公司在警告教育无果的情况下，依规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不应支付违法解除的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相关情况，支持恒基公司诉讼请求。补充意见如下：恒基公司不认可李伟清工资是6000元，李伟清工资是3000元；恒基公司不认可双方的劳动关系期间为2012年12月1日到2015年3月9日，没有证据证明是和恒基公司订立的，在此期间是李伟清和队长订立的雇佣关系；即使存在也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在本案中予以确认，不能认定此期间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李伟清工作中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是非常严重的，涉及到公共安全和交通制度，多次违反、并写下保证书，恒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李伟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恒基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恒基公司所谓的证据一审都查明了，不属于新的证据。李伟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伟清与恒基公司2012年12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克扣工资3200元；3．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4000元；4．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20天未休年休假工资11034．4元；5．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2012年12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70535．25元；6．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2012年12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71446．24元；7．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2012年12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6344．48元；8．恒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0日，案外人王某与李伟清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个人身份雇佣李伟清从事驾驶员劳务，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10日起至2016年3月9日止。2016年3月10日，王某与李伟清续订劳务协议至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9日，案外人杨某与李伟清签订劳务合同，约定杨某个人身份雇佣李伟清从事驾驶员劳务，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9日至2018年3月8日止。2017年6月1日，李伟清、恒基公司及杨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李伟清与恒基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李伟清与杨某在雇佣期间存在劳务关系，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及经济补偿纠纷。2017年6月1日，李伟清与恒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李伟清从事司机工作，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月工资3000元，合同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2018年5月23日，双方续订劳动合同至2021年5月31日止。2019年10月21日，恒基公司出具辞退通报，以李伟清2019年7月至9月期间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经培训无任何效果，继续违规为由予以辞退。2019年12月11日，李伟清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2020年4月29日，仲裁委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20]第0983号裁决书，裁决确认李伟清与恒基公司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000元，恒基公司支付李伟清2017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482．76元，驳回李伟清的其他仲裁请求。李伟清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恒基公司同意仲裁结果，并已按裁决内容履行。庭审中，李伟清主张其于2012年12月1日入职，恒基公司克扣其工资。为证明其主张，李伟清提交了运营车辆违章处罚单（记载恒基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罚款200元、于2014年10月16日罚款100元，均加盖恒基公司印章）、暂住证（记载李伟清工作单位为恒基公司）。恒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李伟清系受雇于案外人。同时，李伟清主张其月工资为6000元，除恒基公司以银行转账形式每月支付3000元外，队长以现金或微信形式支付3000元。为证明其主张，李伟清提交了微信截图。恒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李伟清月工资为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李伟清、恒基公司认可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对此不持异议。2015年3月10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李伟清分别与案外人王某、杨某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约定王某、杨某个人先后雇佣李伟清从事劳务，李伟清应明确知晓该协议内容及法律后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伟清与恒基公司存在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并具备受恒基公司管理的从属性特征，双方应不存在劳动关系。李伟清提交的运营车辆违章处罚单加盖恒基公司印章，足以证明李伟清为恒基公司提供劳动、恒基公司对其进行劳动管理，恒基公司虽以案外人雇佣李伟清为由进行抗辩，但未能举证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李伟清关于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9日期间与恒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李伟清与恒基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9日、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对李伟清的过高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克扣工资一节。李伟清提交的运营车辆违章处罚单显示恒基公司对其罚款300元，恒基公司未能举证证实该罚款具备制度依据、事实依据，恒基公司应予以补足；因李伟清未能说明其他克扣工资的时间、数额等具体细节，对其过高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节。恒基公司以李伟清经培训继续违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其未能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与李伟清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支付李伟清赔偿金。对于计算赔偿金依据的月工资数额，现李伟清提交的微信截图显示其仍有部分工资收入，对其关于月工资为6000元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并据此核算赔偿金数额。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节。恒基公司应支付李伟清2017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法院依照上述月工资6000元核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李伟清于2019年12月11日申请仲裁，其未举证证实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11日期间未休年假，对其要求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加班工资一节。李伟清与恒基公司劳动合同约定李伟清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李伟清要求恒基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李伟清亦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形。故对李伟清要求恒基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诉请，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伟清与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9日、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伟清克扣工资300元；三、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支付李伟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其中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已支付李伟清15000元，余款1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支付李伟清2017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2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4965．52元，其中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已支付李伟清2482．76元，余款2482．7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五、驳回李伟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恒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车队队长和李伟清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的两张图片（截图是8月14日、8月8日涉及投诉的，没有按照顺序进站），证明李伟清不按照规定进站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李伟清违规的情形恒基公司也发给李伟清了；证据二、两份保证书，证明李伟清一次在车上打电话、一次未按规定进站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李伟清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保证书其一审提交过，不属于新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2．微信聊天记录是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前，是早就存在的，也不属于新的证据，并且与保证书证明的是一个事实，没有意义。微信记录中的截图一审都查明了相关的事实，都是发生在保证书之前，图表发给李伟清了，但是李伟清不存在图表中涉及违规的事情，李伟清是按照公司的规定进站的。对此本院认为，保证书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二审不予重新质证；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系在李伟清出具8月19日的保证书之前，难以证明李伟清存在辞退通报中所说经培训后继续违规的行为，故缺乏与本案的关联关系，本院不予采信。李伟清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恒基公司上诉提出李伟清与恒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3000元，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判定李伟清工资为6000元，是认定事实不清；且李伟清在工作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恒基公司在警告教育无果的情况下，依规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不应支付违法解除的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月工资3000元，但李伟清为证明恒基公司实法发工资标准为每月6000元，向法院提交了其与王某（又名：王新宇）的微信转账截图及其他司机的证人证言，恒基公司虽然否认李伟清提交微信转账截图的真实性，但亦认可王新宇系恒基公司车辆的承包人，及认为发放的额外款项是车队队长给予司机个人的资金相关补助款，再结合王某转账发生的时间，本院认为李伟清主张的月工资标准实际发放远远高于合同约定标准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在恒基公司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发放标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伟清的月工资标准为其主张的每月6000元，并无不当。另对于恒基公司解除行为是否合法问题，本院认为，恒基公司发出的辞退李伟清的通报是以李伟清存在多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先后写了两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违反，但经培训后，仍存在继续违规的行为为由解除与之存在的劳动合同关系，但其对于李伟清经培训后仍然存在继续违规行为的主张未能提交任何证据，故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支付李伟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恒基公司补充上诉意见部分还提出一审认定2012年12月1日到2015年3月9日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有误，此期间是李伟清和队长订立的雇佣关系；即使存在也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在本案中予以确认，不能认定此期间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恒基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伟清在2012年12月1日到2015年3月9日期间与其他主体存在劳务雇佣关系；且关于劳动关系的确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另一审法院亦并未在本案中支持该部分时间段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综上，恒基公司的该部分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恒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沈 力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