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3刑终273号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单位湖北渝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川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466228206XE，住所地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法定代表人：覃宇华。诉讼代表人覃飞龙，男，1990年6月21日出生，渝川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人覃宇华，男，1966年5月24日出生于，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渝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因涉嫌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于2019年8月16日被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区分局执行逮捕，2019年11月6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辩护人王崇武，湖北荟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余强，男，1979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汉族，中专文化，中共党员，渝川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现住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因涉嫌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于2019年8月16日被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区分局执行逮捕。辩护人杞伟，湖北荟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原审被告人覃宇华、余强犯伪造金融票证罪一案，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鄂0304刑初3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公诉机关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郁出庭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覃宇华及其辩护人王崇武、原审被告人余强及其辩护人杞伟、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覃飞龙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并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4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下发了《关于集中力量解决突出贫困问题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60号）。2015年1月6日，十堰市秦巴山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将《十堰市“集中力量解决突出贫困问题”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申报指南》发给各县、区政府，通知做好项目筛选和申报工作。《十堰市“集中力量解决突出贫困问题”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申报指南》第（五）项“申报条件”中载明：补助资金70%要求扶持到户，其中40%用于支持产业基地建设，30%用于直接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补助资金30%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用于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服务和培训、市场培育和开发、信息化平台等环节补助。2015年1月18日，渝川公司向郧阳区政府提交申报材料。2015年1月19日，郧阳区扶贫办和渝川公司签订《扶贫协议书》。《扶贫协议书》载明：郧阳区扶贫办与财政部门，对渝川公司提供的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十堰市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申报计划。郧阳区扶贫办对渝川公司产业扶贫项目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2015年2月4日，十堰市秦巴山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领导小组下文通知于2015年2月9日召开试点项目评审会。2015年3月30日，十堰市扶贫办印发《关于下达产业扶贫试点项目批复的通知》（十政扶发〔2015〕5号），该通知载明：下达给郧阳区渝川公司承建的年产50000吨木瓜果汁饮料及基地建设项目500万元。要切实提高项目扶贫效益，在产业扶贫中实现精准到户。此次安排的试点资金总量70%必须扶持到户，其中40%用于支持产业基地建设，30%用于支持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要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坚持扶贫资金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对批复项目不得随意变更、挪项，重点对扶持龙头企业30%的资金要切实加强监管，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实施报账。此后，渝川公司仅实施了部分项目内容。2015年8月24日和12月17日，郧阳区财政局分别向渝川公司拨付100万和200万元。2017年3月，郧阳区财政局、扶贫办通知渝川公司迅速完成项目实施并验收。为了顺利通过验收，2017年夏，渝川公司法定代表人覃宇华安排公司副总经理余强组织财务人员制作相关验收资料，其中伪造了13张金额共计4286589元的虚假郧县农村商业银行“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和6张金额共计318640元现金支票存根等金融票据,并指使余强通过网上购买了一枚伪造的湖北郧县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清讫章，加盖到伪造的“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上。2019年6月19日，渝川公司向郧阳区扶贫办请求验收木瓜产业扶贫项目。后郧阳区扶贫办委托第三方机构十堰鲲鹏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渝川公司的项目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渝川公司伪造的以上金融票证未被发现，后顺利通过了项目验收。2017年11月30日，郧阳区财政局将剩余的200万元资金划拨给渝川公司。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被告人覃宇华、余强的户籍证明，渝川公司营业执照、渝川公司财务账据、渝川公司伪造金融票证的确认表、郧县农村商业银行出具的证明等书证；证人刘某、赵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覃宇华、余强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等。对于被告单位渝川公司、被告人覃宇华、被告人余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单位渝川公司、被告人覃宇华、被告人余强伪造金融票证的金额问题。1、本案中，覃宇华安排余强伪造了13张虚假的郧县农村商业银行“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金额共计4286589元，6张虚假的现金支票存根，金额共计31864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金融票证包括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信用卡。根据2008年7月22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联、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转账贷方传票是否属于银行结算凭证的批复》：“支票存根是出票人自行留存，用于核对账务的内部凭证，不属于银行结算凭证。”故现金支票存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金融凭证”的范围之类，故本案中伪造的6张现金支票存根的金额共计318640元不应作为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的犯罪金额。余强的辩护人提出的与此相关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2、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是银行结算凭证。覃宇华作为渝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排该公司副总经理余强购买假的郧县农村商业银行的印章后实施伪造了13张郧县农村商业银行“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覃宇华虽未具体实施参与伪造的全过程，但应对余强实施伪造金融票证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余强对其具体实施伪造的13张“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做了签字确认，庭审中，余强对公诉机关出示的其伪造的13张“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上的金额亦无异议。覃宇华在庭审质证时也称只要余强确认的“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中的金额，其均予以认可。故覃宇华辩称其未实际参与伪造的过程，故对13张“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上的金额有异议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余强的辩护人提出余强仅对参与的购买假的郧县农村商业银行的印章和制作假的“对公通存收款人”模板承担责任，对票面上的金额不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伪造的13张郧县农村商业银行“对公通存收款人回单”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金融凭证”，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的犯罪金额为4286589元。二、关于被告单位渝川公司、被告人覃宇华、被告人余强的犯罪情节问题。原公诉机关认为，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伪造金融票证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主要因为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伪造金融票证的金额较大，达4286589元。原审法院认为，认定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的犯罪情节，不能仅以其伪造的金融票证上的金额认定，而要结合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的主观目的、伪造金融票证造成的客观后果及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综合认定。本案中，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在实施了涉案扶贫项目后，因项目没有实施完毕不能通过验收，为了使项目通过验收采取了伪造金融票证的方法。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伪造金融票证的目的仅是为了使公司的扶贫项目通过验收，在这一目的达成后，其没有将伪造的金融票证流入金融机构及社会各界，亦未对任何金融机构造成不良影响。案发后，渝川公司向郧阳区缴纳了套取的1877306元资金，挽回了对国家扶贫资金造成的损失，最终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原公诉机关认为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的犯罪情节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对覃宇华、余强的辩护人与此相关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三、关于被告人覃宇华、被告人余强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一）、关于覃宇华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覃宇华的辩护人认为覃宇华某成自首，提出三个辩护理由，原审法院评析如下：1、辩护人的第一个理由是：2018年3月中旬上午，郧阳区工作人员到渝川公司就十堰市纪委转办的关于渝川公司在产业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嫌套取产业扶贫项目资金28.9万元的问题询问覃宇华，覃宇华主动向郧阳区工作人员供述了其通过伪造金融票证通过项目验收的事实。郧阳区在渝川公司对覃宇华做了笔录后，覃宇华通知财务人员向郧阳区工作人员复印了项目验收的相关材料，其中包括伪造的金融票证。由此可见，此时覃宇华伪造金融票证的犯罪事实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套取项目资金28.9万元的问题被郧阳区询问，覃宇华此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覃宇华的行为系自动投案。庭审中，覃宇华申请证人彭某、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8年3月中旬郧阳区办案人员到渝川公司调查覃宇华的事实，从而证明覃宇华有自首情节。证人彭某仅证明2018年3月中旬郧阳区工作人员到渝川公司找过覃宇华，但彭某对郧阳区办案人员对覃宇华的具体询问内容并不知情，证人黄某仅是听说郧阳区办案人员到渝川公司了，后按照余强的要求复印了扶贫项目的资料，对办案人员对覃宇华的具体询问内容并不知情。且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相对调查机关、侦查机关的书证而言，证明力较弱。对证人彭某、黄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在案证据，郧阳区办案人员第一次询问覃宇华的时间为2018年4月2日，询问地点为郧阳区柳陂办案基地，此时办案人员已经掌握了渝川公司制作虚假验收材料通过验收的线索。故覃宇华在此时的供述不构成自首。2、辩护人的第二个理由是：伪造金融票证罪的侦查管辖权是公安机关，并非郧阳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覃宇华在郧阳区的供述应视为其主动投案。经查，在公安机关立案前，覃宇华于2018年4月2日向郧阳区办案人员供述了其指示余强伪造金融票证的事实，但覃宇华的供述是在纪委办案人员已经掌握了其伪造金融票证的问题线索之后。其没有主动到郧阳区或其他部门投案，故覃宇华不是主动投案。3、辩护人的第三个理由是：郧阳区掌握的线索是覃宇华套取项目资金28.9万元，覃宇华如实供述了其伪造金融票证的犯罪事实，覃宇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应以自首论。郧阳区于2018年4月2日就其掌握的覃宇华套取项目资金的问题线索向覃宇华询问时，同时已经掌握了其套取项目资金使用的方法是伪造金融票证，故覃宇华的行为不应以自首论。综上，覃宇华不构成自首，但如实供述了伪造金融票证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覃宇华的辩护人提出覃宇华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2、关于余强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2018年3月16日，郧阳区办案人员第一次对余强询问时，已经掌握了渝川公司套取扶贫资金28.9万元的问题线索，余强供述了套取扶贫资金的方式是通过制作虚假挂账凭证和转账支票存根。余强供述的内容与纪委办案人员掌握的问题线索在事实上有密切关联，即办案人员掌握的是问题的结果，余强供述了造成这种结果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故余强不构成自首，但其如实供述了伪造金融票证的罪行，构成坦白。余强的辩护人提出余强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渝川公司为了使公司实施的项目通过验收，其法定代表人覃宇华安排公司副总经理余强伪造金融票证，其行为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原公诉机关认为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的犯罪行为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的意见，不予采纳。覃宇华、余强共同实施伪造金融票证的犯罪行为，系共同犯罪。余强作为渝川公司的副总经理，在覃宇华的安排下伪造金融票证，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系从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覃宇华、余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在庭审中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渝川公司主动缴纳了套取的项目资金1877306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酌情对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从轻处罚；渝川公司带动了郧阳区木瓜、加工型蔬菜两大产业发展，提供了就业岗位，为郧阳区扶贫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创建良好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障渝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酌情对渝川公司、覃宇华、余强从轻处罚。覃宇华、余强的辩护人与此相关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覃宇华、余强的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单位湖北渝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已缴纳）。二、被告人覃宇华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三、被告人余强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认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四、对被告单位湖北渝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缴纳的违法所得1877306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公诉机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抗诉称，本案原审被告单位及二原审被告人伪造金融票证的数额超出该罪立案标准400余倍，虽在案发后郧阳区追缴180余万元，但其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形成，仍应属于该罪“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依法应当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综上，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抗诉意见正确，决定支持抗诉。检察机关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覃飞龙发表辩护意见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量刑适当，请求二审法院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人覃宇华及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认为，一、覃宇华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危害性不大，其目的在于通过验收提前获得拨付资金用于后续经营，伪造的金融票证也不可能流入社会。二、覃宇华具有自首情节，在纪委工作人员向其调查套取国家扶贫项目资金28万元的问题时，覃宇华即主动供述了伪造400余万元金融票证套取剩余200万元项目资金的事实。三、覃宇华在案发后积极退赃，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经营的扶贫木瓜产业项目现运营良好，为建设当地蔬菜大型基地、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综上，建议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人覃宇华及其辩护人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人余强及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认为，余强在公司内听从覃宇华的管理和指挥，其制作伪造的金融票证目的在于帮助公司项目提前验收获得拨付资金继续经营，主观恶性不大，伪造的金融票证也不可能流入社会，危害性有限；余强具有自首、从犯的减轻处罚情节，认罪悔罪，没有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经济损失，建议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人余强及其辩护人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判认定的基本相同。另查明，案发后，渝川公司已向十堰市郧阳区退缴赃款1877306元。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为了使公司实施的项目通过验收，其法定代表人覃宇华安排公司副总经理余强伪造金融票证，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原审被告人覃宇华、余强共同实施伪造金融票证的犯罪行为，系共同犯罪。原审被告人余强作为渝川公司的副总经理，受公司总经理覃宇华的指使伪造金融票证，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系从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覃宇华、余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在原审庭审中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主动缴纳了套取的项目资金1877306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酌情对原审被告单位渝川公司，以及原审被告人覃宇华、余强从轻处罚。抗诉机关提出“本案原审被告单位及二原审被告人伪造金融票证的数额超出该罪立案标准400余倍，虽在案发后郧阳区追缴180余万元，但其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形成，仍应属于该罪“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依法应当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的抗诉理由，原公诉机关虽然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天津市和四川省关于认定伪造金融票证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标准的文件，但是该区域性规定不适用于天津、四川以外的其他地区，且原审被告人覃宇华、余强伪造的金融票证目的在于使其未完成的农业项目通过政府验收，并非用于金融市场的流通，该行为的危害性和危害后果有限，故抗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罗云飞审判员  张友山审判员  黄彦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媛媛附：本裁定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的；（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三）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4）伪造信用卡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