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再35号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袁长伟，男，1980年11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达锋涛，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爱侠，女，1980年4月13日出生，住址同上。 上述二再审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河北文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田锐，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爱丽，女，1979年1月9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海英，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田猛，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 上述四再审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奥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袁宏伟，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兴民，男，1965年6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住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系王兴民亲属）。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大龙，男，1985年4月3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杨艳玲，女，1985年12月26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因与再审被上诉人王兴民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2号民事调解书，向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向本院报请提级审查。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冀08民申154号民事裁定，指定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冀0802民再5号民事判决。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袁长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达锋涛，再审上诉人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及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再审被上诉人王兴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罗海涛，原审被告何大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艳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9）冀0802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内容，判令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及的《还款计划》、《还款协议书》等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协议文书均属无效，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1、被上诉人王兴民放款对象众多，包括本案在内在宽城法院一审中共有七个案件，均为民间借贷，从表面上看均是王兴民借款给袁长伟，袁长伟再放贷给他人。被上诉人王兴民放贷具有放贷对象多、反复性、经常性、有偿性，以放贷为常业，为主要生活来源，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目的及原则，已超出了民间借贷的范畴。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认定案涉《还款计划》、《还款协议书》等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协议文书均属无效。2、合同无效后，应将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涉及的金额另行处理。二、本案认定事实因被上诉人前后表述相互矛盾而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其法庭调查阶段表述及证据目录相互矛盾，且与承德中院再审时提交的证据目录和法庭调查前提交的证据目录互相矛盾，不能证明该欠款的存在。 再审被上诉人王兴民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为“职业放贷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程序上，2019年《九民会议纪要》不适用再审案件。本案最初在宽城法院出具调解书时是2017年，时隔2年之后，袁长伟等人因为想要拖延执行而用各种途径将本案启动再审。现在更是依仗一个“职业放贷人”的概念意图逃避还款责任。2、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大篇幅引用了四部委《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要求未经批准不得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但这一通知在性质上属于规章。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不包括规章。其次，上诉状中陈述王兴民“以放贷为常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不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说是污蔑也不夸张。王兴民借出去的几笔钱基本发生在宽城县当地，上诉状中表述“王兴民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敢问袁长伟等人是否能够举证，证明王兴民出借的这几笔钱扰乱了宽城县的金融业秩序乃至承德市、河北省的金融秩序。再次，针对王兴民出借的这些钱是否真实合法，袁长伟等人曾向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宽城县检察院分别反映过同样的问题，经过上述机关一年的查证，均认为其反映的事实不属实，均已结案。3、袁长伟等人欠王兴民的钱不只包括借款，还有很多买卖欠款，买卖欠款与借款无关。4、袁长伟在王兴民借钱后又高利放贷给多人，袁长伟利用王兴民的钱赚取利润，袁长伟才是职业放贷人。5、王兴民与案外人其他人的欠款，已经有法院的生效文书证实借款真实有效，不存在职业放贷的情形。6本案借款及担保关系真实。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1、王兴民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欠款400万元的真实存在。2、被答辩人主张借款已偿还，所出具的转账均是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款项，一审中均已被原告出示证据逐一否定。本案借款关系真实合法，袁长伟、刘爱侠欠王兴民钱是事实，各担保人在还款协议中签字真实有效。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何大龙述称，这个钱是袁长伟我们在王兴民那借的，我们把钱又放出去，每个月收取利息。 王兴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金4000000.00元，利息2800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4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给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借款利息；2.判令七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借款本息的给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九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14年6月19日，王艳荣按照王兴民的指示，向袁长伟尾号为1341的工行卡汇款2000000.00元。2014年8月7日，王兴民之妻杨淑艳向袁长伟尾号为1341的工行卡汇款1000000.00元。2014年8月7日，袁长伟、刘爱侠作为借款人与出借人王兴民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3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8月5日），本合同所指借款本金由出借人通过银行转账形式转账至借款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分两次转款给借款人，于2014年6月19日转款2000000.00元、2014年8月7日打款1000000.00元，计借款本金为3000000.00元。银行账户名为：袁长伟，银行账号为62×××41。出借人将借款转至指定账户后，即视出借人履行出借借款义务。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当日，王兴民、袁长伟、刘爱侠均在该借款合同中签字、捺印。 2013年11月18日，王兴民取款100000.00元，同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0000.00元的借条。 2013年11月23日，王兴民以曾令坤名义购买本田雅阁车一辆，裸车价款为189800.00元，加上交强险、商业险、购置税，共计支出212585.00元。该车王兴民卖予袁长伟，袁长伟又转卖予陈铁文，车款212585.00元袁长伟未向王兴民支付。 2013年冬，袁长伟自王兴民处购买矿石5233吨，每吨105.00元，合计矿石款549465.00元，该款袁长伟未向王兴民支付。 2013年12月4日，王兴民之妻杨淑艳向袁长伟转账汇款117750.00元。 2013年12月3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因用于经营周转资金向出借人借款1000000.00元，于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2日起至2014年12月2日止。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同日，袁长伟、刘爱侠为王兴民出具借到10000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中注明为“车款+矿石款、以前借款壹拾万”，袁长伟、刘爱侠在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条中均签字、捺印。 另查明，2015年9月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二借款人同意在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4000000.00元（该款含2014年8月5日3000000.00元、2014年12月2日1000000.00元），并应结清应付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280000.00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书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借款人、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签字、捺印。 再查明，2016年1月5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二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合计4000000.00元（合计二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借款人现暂时不能清偿借款本金、利息合计4280000.00元，在七担保人提供担保并经各方一致同意前提下（该借款属于应还未还款延期形成，各担保人对此明知并同意提供担保），现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事宜，经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并签订本协议书，以供各方共同遵守，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6年2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肆佰万元（￥4000000.00元）（该款含2014年8月5日3000000.00元、2014年12月2日1000000.00元）。二、二借款人同意结清上述借款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2800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按借款月利率2%标准给付至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利随本清。三、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无论该借款是否有其他担保与否，担保人均不以此为抗辩，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四、……。借款人及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落款部分签字、捺印，并在抬头部分每人人名处捺印。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4年8月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袁长伟、刘爱侠自王兴民处借款3000000.00元，并指定了该3000000.00元的具体给付时间、方式，王兴民已于指定时间内按照指定方式将款项付至袁长伟账户，故王兴民已履行完毕出借人的出借义务，作为借款人的袁长伟、刘爱侠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利率履行还款义务，逾期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2013年12月3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10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同日，二借款人出具了借条，并在借条中注明了该1000000.00元的构成，结合原告举证的事实，能够确定王兴民向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同时，在借款合同记载的数额与实际出借金额不一致时，应以实际出借额认定借款本金，经本院核实原告所述1000000.00元的构成，其数额实际为979800.00元，故对该笔借款应以979800.00元作为借款本金。该合同签订后，袁长伟、刘爱侠亦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亦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2015年9月7日，在上述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又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进行了重新约定，该行为系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同时，出借人、借款人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进行了结算，双方结算的数额280000.00元不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且低于双方之前合同中约定的利率，应视为双方对截至该日的利息也进行了协商一致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变更。 在2015年9月7日，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5日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又进行了变更，该变更情形与前次变更一致，均为有效变更，双方应按变更后的约定履行自身义务，逾期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在该协议中，袁长伟、刘爱侠同意在2016年2月29日偿还本金，但至今未偿还，属于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王兴民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该协议中，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借款本金为4000000.00元，但经本院核实，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人的本金数额为3979800.00元，故对王兴民要求偿还的本金数额，本院仅予支持3979800.00元，同时，自2016年1月1日计算的利息，亦应以3979800.00元为基数按照约定的月利率2%进行计算。 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对其与王兴民之间存在的借贷和欠款关系予以否认，但其与王兴民之间的转账记录、借条以及还款协议却实际存在。在其辩称已经偿还相应借款时，王兴民亦能举证其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在双方对还款事宜进行重新约定时，袁长伟、刘爱侠在还款协议上再次签名捺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的借据和还款协议上签名捺印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信袁长伟、刘爱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在借条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该是明知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袁长伟、刘爱侠所作辩解意见多与常理不符，本院难以采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月5日，在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保证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均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应按照该协议中对担保人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在其未履约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对担保事宜无异议，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自称对担保债务不清楚，不知道是为袁长伟和刘爱侠的借款提供担保，但对本人在还款协议落款处的签名和所按指纹均无异议。庭审中所出示的还款协议原件的文字内容不小于小二号字体，而且通篇为清晰的打印件，担保人对协议内容视而不见，令人费解。作为正常的自然人，对在还款协议上担保人项下的签名捺印没有考虑过后果，甚至以“不知情”作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合理的抗辩事由。因此，本院对上述保证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认定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条内容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其中对非法人的自然人界定了“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标准，从本案来看，王兴民虽然与袁长伟之间发生过多笔借贷，袁长伟也与他人之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但如果将其二人认定为以民间借贷为业，尚需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衡量标准，对“以民间借贷为业”不宜做随意性自由裁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项下，明确要求“《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鉴于本案系再审案件，按照通知要求不在该《会议纪要》适用范围。综上，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民事专业法官会议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再审判决： 一、撤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2号民事调解书； 二、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偿还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借款及欠款3979800.00元、利息280000.00元，并以39798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 三、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 -12- 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四、驳回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4104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40735.00元，由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负担305.00元；案件保全费500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4年8月7日，再审被上诉人王兴民与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合同，袁长伟、刘爱侠向王兴民借款3000000.00元的事实存在。王兴民已履行完毕出借义务，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利率履行还款义务，逾期未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2013年12月3日，再审被上诉人王兴民与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10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袁长伟、刘爱侠出具了借条，并在借条中注明了该1000000.00元的构成，经核实该1000000.00元的构成，其数额实际为979800.00元，应以979800.00元作为借款本金。该合同签订后，袁长伟、刘爱侠亦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亦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2015年9月7日，在上述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又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在2015年9月7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5日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又进行了变更，该变更情形与前次变更一致，均为有效变更。但该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本金为4000000.00元，实际本金数额为3979800.00元，一审法院对王兴民要求偿还的本金数额，仅支持3979800.00元正确。 虽然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对其与再审被上诉人王兴民之间存在的借贷和欠款关系予以否认，但其与王兴民之间的转账记录、借条以及还款协议能够证实双方的借贷和欠款关系实际存在。2016年1月5日，在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保证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均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应按照该协议中对担保人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在其未履约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 再审上诉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的规定，应认定王兴民为职业放贷人，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已明确了《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即明确《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该会议纪要于2019年9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通过发布，而本案一审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8月31日送达生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裁定指定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鉴于上述《会议纪要》发布前本案已审结，故该《会议纪要》不适用本案。 据此，再审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及再审上诉人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冀0802民再5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40.00元再审由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彦兵 审判员  金小雁 审判员  燕金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伊彤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