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2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新街镇稳泉村九子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MA35TG8E4X。法定代表人：聂志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帆，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书慧，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井开区拓展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5081496502N。法定代表人：刘志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友，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公司）与上诉人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4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厚德公司上诉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支持厚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即九鼎公司向厚德公司支付9,993,461.75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九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厚德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归还数量不足的母猪款时，已将417头母猪计入了赔偿的范围，所以本案中应当对该417头后备母猪的赔偿作出处理。厚德公司主张赔偿的母猪数量为2017头，而非1600头，厚德公司的主张已经包含了417头淘汰的母猪，且有争议的417头母猪也是在九鼎公司接收后逐步淘汰的，出售淘汰母猪的款项也是九鼎公司收取的。厚德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完成栏舍扩建，根据双方约定，九鼎公司应当及时补充后备母猪使猪群数量达到厚德公司交付时的数量，但是根据九鼎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销售单据，充分证明九鼎公司在经营期间一直在卖种猪却没有进行任何补充，所以才导致猪场的猪只不断减少，导致2020年3月21日时九鼎公司仅移交了46头后备母猪、22头老母猪和15头育龄母猪。现双方合作关系已终止，九鼎公司理应向厚德公司赔偿417头母猪的款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厚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九鼎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的前提是双方之间的《猪场合作合同》解除，而事实上，双方并没有就解约协议达成一致，合同仍然有效，九鼎公司无需对厚德公司进行金钱赔付，只要在合同期限届满时或中途终止合同时按照约定交付相应的猪只即可。2、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胎龄结构合理”的标准，一审判决也未做出相应解释，由此认定九鼎公司交付的部分母猪不符合交付条件。没有相应的合同约定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存在错误。2020年3月21日九鼎公司交付给厚德公司母猪190头，一审判决认定九鼎公司交付的15头育龄母猪符合交付条件，九鼎公司还应归还的母猪差额为1585头。但是厚德公司当时交付的1600头母猪也不是全部都为育龄母猪，存在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母猪。一审认定厚德公司交付给九鼎公司的1600头母猪全部为育龄母猪没有直接证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3、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于赔偿约定，不低于经产母猪3500/头、公猪5800/头，是作为兜底条款对未来的风险的逾期，并不应该以2018年3月28日的那一天认定双方未来解除合同时交付猪只重量应为107公斤，以此为标准计算赔偿总额，该算法不存在唯一性。厚德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不合理，也不符合养猪行业的市场行情，一审判决该认定存在主动臆断。4、九鼎公司与厚德公司约定应交付的母猪为1600头，一审法院认定的也是1600头，然而经过法庭调查，一审判决认为九鼎公司仍需归还厚德公司后备母猪354头，这是以九鼎公司应交付2017头母猪为基础，一审判决内容前后矛盾。九鼎公司与厚德公司之间的合同尚未解除，九鼎公司无需对厚德公司进行赔偿，退一步讲合同本意，在合同解除时或者终止时也只是交付相等数量的且胎龄结构合理的猪只，并不是金钱，九鼎公司同意交付符合上述约定的猪只，但不同意支付赔偿款。九鼎公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并在合同期限届满时交付相应的猪只1600头。九鼎公司上诉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厚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九鼎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不可抗力是错误的。2019年7月至9月猪场出现猪只大面积死亡的主要原因确为非洲猪瘟，非洲猪瘟是一种病毒，属于不可抗力，这是心知肚明的，受此影响，双方的违约责任应当免除。2、一审判决认定九鼎公司退还厚德公司的母猪只有育龄母猪15头符合交付条件，该认定错误。九鼎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交付给厚德公司的母猪190头应当全部认定为符合双方约定的交付。双方并未约定在合同结束时应当交付育龄母猪，合同约定为“需确保交付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且厚德公司当时当初交付的1600头母猪也并非全是育龄母猪，实际交付的一半以上是即将淘汰的母猪，九鼎公司退还的190头猪只完全符合合同约定。3、一审判决对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存在错误，双方合同约定数量不足的母猪的赔偿不低于3500/头、公猪不低于5800/头，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的计算方式不具有类比性，是不合理的，应当参照合同约定的最低赔偿价及合同解除时双方过错的认定予以适当提高，还要考虑到非洲猪瘟的不可抗力，综合各种情况进行计算。在现实的商业实践中，也不会有人直接购买107公斤的母猪予以饲养，大部分都是购买70公斤左右的种猪，通过保育的方式培养一段时间以后才用于生产仔猪，所以一审判决的计算方式属于主观臆断，明显错误。4、一审判决对扣减金额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审判决对应当扣减的部分没有扣减，而是笼统地认为这些款项与交付的种猪无关，该认定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九鼎公司的上诉请求。厚德公司答辩称，1、九鼎公司声称案涉养猪场发生过非洲猪瘟，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政府检验部门出具的该猪场有关疫情的证明，也没有相关政府对瘟猪填埋的证明，九鼎公司认为猪瘟没有上报是由于厚德公司的过错所造成的，但是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印证其所主张，且双方发生纠纷之后，经过多次协商也一直有微信聊天进行沟通，在案件审理之前，九鼎公司均没有提出过案涉养猪场存在非洲猪瘟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案涉养猪场没有发生过猪瘟；2、厚德公司同意九鼎公司所移交的100头母猪都符合交付条件，但前提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354头后备母猪同样应当在本案予以处理；3、合同约定的是按照时价进行赔偿，3500元每头的赔偿价格是最低赔偿价格，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在移交养猪场地前后市场价格来确认九鼎公司应当赔偿的金额并没有错误，厚德公司要强调一点，查猪价APP上面所反映的母猪的时价，只是一个参考价格。根据厚德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九、增值税发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付款银行转账凭证，足以证明在2020年2月底，就是双方解除合同前半月左右，母猪的市场真实交易的价格是在10,000元至12,000元的范围内，厚德公司在一审主张按照6400元每头，已经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4、关于九鼎公司提出的金额扣减的问题，110头肥猪是我方购买的仔猪委托九鼎公司进行育肥的。我方所扣减的260多万元已包含了该110头小猪的购买成本、运费成本，所以这110头肥猪的所有权人是我公司，相应的肥猪款理应由我方收取。我方提交的260多万元的计算明细，可以证实所有的款项均已扣减在内。九鼎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该金额提出反诉，如果九鼎公司有异议的话，可以另案起诉；5、厚德公司向九鼎公司移交的母猪平均体重在100千克以上，一审判决认定九鼎公司向厚德公司移交母猪平均体重在107千克并无不当。九鼎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厚德公司移交的母猪种群胎龄结构进行同等交付，数量不足部分按时价赔付给厚德公司，且厚德公司主张按照均价6400元/头的标准赔偿移交数量不足的母猪款合情合理。厚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鼎公司向厚德公司赔偿移交数量不足部分的母猪款12,377,600元；2、判令九鼎公司向厚德公司赔偿移交数量不足部分的公猪款256,500元；3、该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九鼎公司承担（扣减厚德公司应付九鼎公司的2,640,638.25元，以上合计为9,993,461.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8日，厚德公司与九鼎公司签订了《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厚德公司将其养殖场的生产经营整体托管给九鼎公司，托管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厚德公司按照合同要求新建或改建栏舍及设施设备，并补充适当的后备母猪及公猪使猪场基础母猪群达到2000-2500头；合同期满或中途合同终止，九鼎公司需确保交付厚德公司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数量不足部分按时价赔付厚德公司（经产母猪不低于3500元/头、公猪不低于5800元/头）；现有存栏母猪、公猪数移交九鼎公司后，淘汰收益归九鼎公司，补充后备母猪、公猪也由九鼎公司补足。同日，厚德公司与九鼎公司还签订了一份《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厚德公司将位于高安市新街镇稳泉村的猪场育肥生产交给九鼎公司托管，托管期限与前一份合同一致。上述合同签订后，厚德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九鼎公司移交猪群，九鼎公司进场养殖。2018年11月14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为确保猪场正常运营，按照存栏基础母猪2000头规模，厚德公司须按照如下标准配置足够栏舍给九鼎公司，同时备注，按现有栏舍满负荷生产约可存栏1600头母猪。经厚德公司不断补充种猪，2019年1月22日，双方经过盘存，厚德公司移交了37头公猪、2017头母猪给九鼎公司。同时，双方约定为保证猪场正常生产，将其中繁殖性能低下之母猪共淘汰417头，但因栏舍不足，无法如期补充相应后备母猪，九鼎公司允许厚德公司欠款70万元。在厚德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前完成栏舍扩建以确保猪场产能，同时，九鼎公司及时补充后备母猪。2019年11月29日，九鼎公司因经营不善，委托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向厚德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并要求办理交接事宜。2020年3月21日双方办理交接，九鼎公司共向厚德公司返还公猪10头、母猪190头，其中母猪90头双方约定转育肥猪，实际返还母猪100头。一审法院认为：厚德公司与九鼎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以保护。厚德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将猪场交付给九鼎公司经营，九鼎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依法经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厚德公司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共计向九鼎公司交付了37头公猪和2017头母猪（其中417头双方约定转淘汰），而九鼎公司提前解除合同时仅交还给厚德公司10头公猪和100头母猪（另外交付的90头双方约定转育肥），对于交还数量不对等的补偿，九鼎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赔偿给厚德公司，故该院对于厚德公司主张要求九鼎公司赔偿种猪交付数量不足部分赔偿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该案中存在如下争议焦点，分别分析认证如下：一、关于该案是否应当考虑非洲猪瘟引起的不可抗力问题。九鼎公司一直强调是因为非洲猪瘟导致其经营无法进行下去，无法履行合同。但九鼎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猪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猪只减少的原因是九鼎公司在不断地卖猪，而没有新增猪只。也没有提供任何政府检验部门出具的该猪场有相关疫情的证明，及发生猪瘟后政府对死亡猪只进行填埋的证明。因此，对于九鼎公司主张的应当考虑因疫情引起的不可抗力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如何认定交付及交还种猪数量的问题及归还时种猪按照什么价格计算赔偿的问题。双方主要争执的是母猪数量的问题，截至2019年1月22日，厚德公司实际向九鼎公司交付了2017头母猪，但同时，厚德公司又同意淘汰417头母猪。因此，厚德公司交付给九鼎公司的育龄母猪数量应当认定为1600头。2020年3月21日九鼎公司交还给厚德公司母猪190头，该190头中包含产房母猪6头、母猪9头、后备母猪46头，后备母猪107头、老母猪22头，双方同时约定后备母猪107头中的90头转育肥，即双方认可的是交还母猪数量为100头，其中含后备母猪63头，育龄母猪15头，即将淘汰的老母猪22头。根据双方“需确保交付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之约定，因此，只能视为九鼎公司归还了厚德公司育龄母猪15头，其余后备母猪63头，按照2019年1月22日双方签订的盘存数处理方案“在厚德公司完成栏舍扩建后，九鼎公司应当及时补充后备母猪”之约定，可以充抵九鼎公司归还的补充后备母猪，除该63头外，九鼎公司仍需归还厚德公司后备母猪354头。九鼎公司已经归还的22头老母猪如何处理，双方可以另行协商处理，上述后备母猪及老母猪的处理问题，因厚德公司在该案中并未主张，该案不予处理，双方可以另行诉讼。综上，九鼎公司应归还厚德公司公猪差额为27头，母猪1585头。关于单价问题，厚德公司提供了2020年2月到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购买公猪和母猪的发票，证明截止至交接之日止，市场上公猪价格达到每头12000头至18,000元，母猪价格达到每头10,000元。厚德公司仅主张的价格为公猪每头9500元，母猪每头6400元，低于实际成交价，厚德公司认为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其主张的单价。九鼎公司认为应当按照“查猪价”软件上2020年3月的每公斤62.88元，每头按照70公斤计算母猪价格。因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于公猪和母猪的赔偿有一个最低赔偿价格的约定，即经产母猪赔偿不低于每头3500元、公猪不低于每头5800元。在2018年3月签订合同时，按照“查猪价”软件上母猪价格为每公斤32.65元，而双方约定的赔偿价格为不低于每头3500元，由此推算，双方是按照每头约107公斤计算母猪价值的，根据2020年3月的母猪价格计算，107公斤的母猪每头价值约为6700元，高于厚德公司主张的每头6400元。故厚德公司主张的赔偿价格合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经该院核算，九鼎公司应当赔偿厚德公司公猪和母猪移交数量不足部分损失共计10,400,500元。三、关于九鼎公司在经营期间，厚德公司是否到九鼎公司经营的猪场强行卖猪的事实认定问题。九鼎公司提供的部分销售单上有厚德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卖猪的钱也是被厚德公司收取的，九鼎公司据此认为是厚德公司卖的猪，对于厚德公司卖猪造成的损失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合作期间所有仔猪产权归九鼎公司所有，九鼎公司有完全处理或销售权。但同时规定厚德公司负责猪场周边社会关系和治安、环保等问题，在不影响生物安全的情况下，定期接受厚德公司指定人员检查监督。庭审中，九鼎公司也承认卖猪需要厚德公司的配合，包括猪只出门、检疫都需要厚德公司的配合。因此，厚德公司参与卖猪并在九鼎公司销售单上签字也是符合双方合作要求的。销售单由九鼎公司制作，由九鼎公司工作人员签名，厚德公司的签名仅仅是证明销售属实，属于对账性质，不能认为是厚德公司强行卖猪。至于厚德公司收取卖猪款，则是因为厚德公司看到九鼎公司经营的猪栏中猪只的数量逐渐变少，为防止九鼎公司将来拖欠厚德公司大量款项，而采取的自助行为，况且该自助行为是得到九鼎公司认可的，因为直至该案庭审，九鼎公司均未对此有过其他任何维权行为。再结合九鼎公司在2019年11月底向厚德公司发出解除合作的律师函及2020年3月双方实际移交猪场的事实，足以证明在2020年3月均是九鼎公司在自主经营猪场，并销售猪只。四、关于厚德公司主张的扣减金额问题。该案中，厚德公司仅仅是主张九鼎公司应当赔偿厚德公司种猪数量减少部分的损失，双方在合作期间还有大量的账目需要进一步核对，包括各种费用开支及违约金的承担，移交后如何补充后备母猪或者如何进行赔偿等问题，双方至今未达成一致。现厚德公司对于部分费用予以认可，主动要求扣减2,640,638.25元，该主张属于有利于九鼎公司的主张，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厚德公司扣减的明细为：1、2020年7月21日九鼎公司发给厚德公司对账单上显示的2,258,017.85元；2、2020年3月3日110头肥猪购仔猪55,000元及增重成本93,172.4元；3、2020年3月21日交付盘点时应付的购仔猪及后备母猪、育肥猪增重成本共计461,948元；4、扣减疫苗代垫款142,50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拖欠的MSY款85,000元，其中前三项是厚德公司应当支付给九鼎公司的，第四项为九鼎公司应当支付给厚德公司的，扣减后，厚德公司认可应支付给九鼎公司2,640,638.25元。上述扣减费用如九鼎公司认为扣减的数额不足，双方可以再另行诉讼解决。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公猪、母猪交还数量不足损失计10,400,500元，扣除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自愿承担的应扣减费用2,640,638.25元，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仍需支付给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7,759,861.75元。二、驳回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7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6,754元整。由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承担18,800元，由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承担67,95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九鼎公司提交的证据：2018年1至4月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三份及2020年3至4月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七份，拟证明：在2018年3月的种猪的市场交易价格，以及2020年3月份左右二元母猪市场的交易价格。厚德公司质证称，该份证据提交的时间已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人民法院不应当接受其作为证据使用。未提供证据原件予以核对，形式上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从该证据的内容来看，增值税发票所反映出来的二元母猪的重量是20公斤，其价格是将近5000元，厚德公司移交给九鼎公司的母猪重量在100公斤以上，该证据不能证明成年母猪的交易价格是5000元，该证据无法证明成年母猪的真实交易价格。其次厚德公司移交给九鼎公司的母猪种类，从2019年1月22日的厚德牧业母猪盘存数处理方案表格中可以看出九鼎公司移交的高达1066头怀孕的母猪，这个数量比较大，而且它的体重在100公斤以上，九鼎公司提交的发票中购买的母猪重量只有20公斤，即便按照九鼎公司提交的购买母猪的推测出的单价计算，成交价格应当也是在1万元以上。本院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对该十份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性进行了查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关联性不足，该证据只能证明增值税普通发票所记载的交易当时当地的相应价格，但该交易价格并不具有普遍性及价格示范作用，不具有作为指导性交易价格的指导意义。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审另查明，双方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猪场合作合同》其中第二条约定“…2、甲方（厚德公司）按照合同要求新建或改建栏舍及设施设备，并补充适当后备母猪及公猪使猪场基础母猪群达到2000-2500头，猪场场地、种猪及设施设备一并交给乙方（九鼎公司）用于生产经营。该部分后备母猪在配种前所有饲料费用由甲方承担。”“3、合同期满或中途合同终止，乙方须确保交付甲方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数量不足部分乙方按时价赔付甲方（不得低于经产母猪3500元/头、公猪5800元/头），多出部分原则上按时价转受给甲方或第三方…”，第三条“…乙方确保每头能繁基础母猪年出栏保育仔猪达到20头以上…”，第五条“现有存栏母猪、公猪数移交乙方后，淘汰收益归乙方，补充后备母猪、公猪也由乙方不足。同时，甲方按照本合同要求补充足量后备母猪和公猪使基础母猪群达到2000-2500头之规模。”，第六条“…6、本项目合作过程中，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工作，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开展时，乙方有权终止合作，甲方应当自行承担养殖场改建或者新建投入的全部损失，并由甲方赔偿乙方相应经济损失…”，第七条“…6、本项目合作过程中，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开展时，甲方因此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终止合作，乙方须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第九条“1、合作期间，甲乙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终止合同视为违约，一旦违约，双方应立即结清所有款项，并由违约方一次性付给守约方四百万元整作为违约赔偿金，并赔偿守约方由此带来的相应经济损失…”。2018年11月1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约定九鼎公司后备母猪销售均重须控制在65千克以内。2019年11月29日，九鼎公司委托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向厚德公司发出律师函，该函通知厚德公司在2019年12月27日进行过渡接场，2019年12月27日后，九鼎公司将全部撤离驻场人员及停止饲料、兽药等的投入，同时在此期间，九鼎公司就猪场解约事宜与厚德公司进行沟通协商。2020年3月21日，厚德公司与九鼎公司进行盘点交付，并制作了《厚德猪场交付盘点表》，双方工作人员在该盘点表上签字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案涉猪场是否发生过非洲猪瘟疫情的问题。九鼎公司主张案涉猪场实际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但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九鼎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双方猪场合作合同是否已解除的问题。九鼎公司主张双方未达成一致，合同并未解除，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九鼎公司发出律师函通知厚德公司双方提前解约，且后续亦完成了盘点交付。合同双方通过事实行为完成了合同的解除，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提前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双方违约责任约定的问题。九鼎公司主张违约责任约定的是交付相同数量的猪只即可，而不是金钱赔偿。双方猪场合作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明确约定双方的违约责任是赔偿守约方的相应经济损失和四百万元金额的违约赔偿金。猪场合作合同第二条约定了在交付数量不足时的赔付金额计算方法和不同猪种的最低计算价格。对九鼎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相关概念认定的问题。结合双方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有关内容，双方认为的后备母猪是指体重在65千克以下，尚不能进行繁育生产的小母猪。能繁基础母猪（经产母猪）是指符合繁育生产条件的适龄、高效能、年出栏保育仔猪达到20头左右的母猪。“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是指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的配种公猪和能繁基础母猪（经产母猪）。关于应赔付猪只数量认定的问题。双方对公猪数量27头均无争议。厚德公司主张应赔偿的母猪数量为1917头。九鼎公司主张的应赔偿的母猪数量为984头。2019年1月22日双方对母猪数量盘点已确认基础母猪按1600头计算，另417头繁殖性能底下的母猪淘汰。故此应当认定双方认可的能繁基础母猪数量为1600头，九鼎公司应当及时补充的后备母猪为417头。2020年3月21日九鼎公司向厚德公司交付的符合能繁基础母猪条件的数量为15头，符合后备母猪条件的数量为63头，其它90头转为育肥猪的后备母猪和22头老母猪是不属于能繁基础母猪序列的淘汰猪只。一审判决认定公猪差额为27头、母猪为1585头，九鼎公司仍应归还厚德公司后备母猪354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厚德公司、九鼎公司的主张，均不予支持。关于赔偿价格认定的问题。九鼎公司主张对一审判决计算金额方法不合理不具有唯一性，即使要赔偿，其能接受的母猪价格在3500元/头左右，猪只体重应按二元母猪（20千克左右）经过培育后达到70千克左右，按每头70千克进行计算。双方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在合同期满或中途合同终止时，数量不足或超出部分按时价进行赔付或转售。一审判决按照合同解除时的2020年3月份的母猪每千克单价确定“时价”进行计算并无不当。若合同合作顺利，合同期满时，对超出的经产母猪亦是按照时价进行处理，该处理应当按照经产母猪真实重量予以计算的，而不可能是按照体重70千克/每头进行统一计算价值。一审判决通过签约时的对应价格与双方约定最低总价，推算出该猪群的平均体重约在107千克，每头母猪价值约在6700元，因厚德公司主张每头经产母猪价值为6400元，一审判决对经产母猪价值按6400元进行计算，不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漏判的问题。九鼎公司主张一审判决对扣减金额未予以查清，应当在案件中一并解决。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淘汰收益问题及双方生产性费用结算的问题，不属于厚德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且九鼎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亦未提出相应反诉请求。人民法院不应当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一审判决建议双方对上述事项另行诉讼主张权利，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90,788元，由上诉人高安厚德农牧有限公司负担24,669元，由上诉人吉安九鼎农牧有限公司负担66,1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青达审判员  袁飞云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杨金斗书记员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