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9行初91号 原告博白县那林镇平安村洞头17队。 法定代表人陈铭，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飞燕，广西顺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其文，广西顺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地址：博白县博白镇大街**。 法定代表人孙国梁，县长。 委托代理人冯山，博白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庞丹凤，博白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地。地址：玉林市玉东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白松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洁，玉林市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博白县那林镇平安村民委会员。 法定代表人陈家志，主任。 2 第三人梁英，女，汉族，1961年10月5日出生，住。 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庞明富，博白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博白县那林镇平安村洞头17队(下称洞头17队)与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下称博白县政府）、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博白县那林镇平安村民委会员（下称平安村委会）、第三人梁英关于林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洞头17队的法定代表人陈铭及委托代理人黄飞燕、朱其文，被告博白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冯山、庞丹凤，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洁，第三人平安村委员、梁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庞明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3月12日，被告博白县政府作出博政决（2020）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下称7号处理决定）。7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水口岗岭（下称争议山岭）确权给那林镇平安村委所有（界址见处理决定示意图）；争议山岭上的速丰桉萌芽林及煤气站、纸厂、木材加工厂等附着物由第三人梁英与山权所有者依法协商解决。洞头17队不服7号处理决定，向玉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玉政复决字（2020）第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36号复议决定），维持了7号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太平大队管理委员会关于耕牛山林下放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该规定前言部分称：“于六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执行，”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1959-1961年间，正值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农村推行“一大二公”，即生产单位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不可能存在耕牛、山林、茶子包产问题。《人民公社六十条》是1962年9月27 3 日才经中共中央通过，在此之前没有包干落实到生产对的可能性，博白县是1962年11月才在亚山镇搞“四固定”的试点，1961年那林镇不可能有耕牛、山林、茶子包产的可能性。2.“万猪场”建于1958年，属于“大跃进”运动的产物，7号《处理决定》认定“万猪场”是上世纪60年代所建，严重失实。1959-1961年我国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可能有人力、物力、资金等能力建设“万猪场”。3.7号处理决定认定“万猪场”坐落在争议山岭亦严重失实。“万猪场”实际坐落于玉石坪门口，“四固定”后补充固定给曲子队，与水口岗相隔一条江。4.博白县政府调查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调查重要的知情人，如现在还健在的四固定当时的知情人：四固定当时的民兵营长陈士庭、沙包队队长陈国财、大坡16队队长李裕海、大坡16队会计李其良、开荒田25队队干陈国洲均没有调查，他们证实四固定争议的山岭固定给原告。二、原告对争议山岭权属从未间断主张权利。1.7号处理决定认定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冯科迁在争议山岭上种植甘蔗、水果不是事实。平安村委私自与李耀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非法的侵权行为，原告并不知情，原告知道后进行了强烈抗议，但由于当时政府偏袒村委，不了了之，李耀明转手黄贵恒，再后黄贵恒转手梁英，等等行为均是私自非法的，原告一直抗争，但那林镇政府均偏袒村委，不了了之。2.第三人平安村委会为抢夺争议山岭，不择手段骗取博白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水口岗岭的《林权证》(博林证字2010第08050015号）。原告不服，于2016年对该《林权证》提起行政诉讼，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09行初91号行政判决书、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行终824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撤销了村委会的上述《林权证》。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36号复议决定没有纠正7号处理决定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本院判决：1、撤销7号处理决定和36号复议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4 1、证明，2、居民身份证，均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宣统年间地契，证明水口岗岭林地权属清楚，属于原告所有；4、宗支薄、年生薄，证明水口岗岭、小旱麓岭解放前有原告的祖坟，属于原告所有并使用，水口岗岭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5、陈栋文证明材料，6、李其良证明材料、7、陈同文证明材料，8、陈国洲证明材料，9、陈国财证明材料，10、陈士庭证明材料，11、李裕海证明材料，12、李裕海证明材料，13、蔡桂江证明材料，14、李耀明证明材料，15、李登朝证明材料，证据5-15均证明内容为水口岗岭、小旱麓岭解放前有原告的祖坟，“四固定”时定给原告所有，由原告世代经营管理，证明目的是水口岗岭的林地所有权归原告所有；16、玉林中院（2016）桂09行初91号行政判决书，17、区高院（2017）桂行终82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平安村委会曾持有的博林证字（2010）第08050015号《林权证》不合法，被法院撤销，说明争议的水口岗岭所有权不属于第三人平安村委会；18、7号处理决定，19、36号复议决定，证明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太平大队管理委员会1961年的《规定》与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四固定”通过、实施的时间相悖。 被告博白县政府答辩称，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双方争议的山岭水口岗岭，解放前是垌头17队群众的祖宗岭，解放后土改时，政府对争议山岭未作过处理，合作化高级社时，由垌头17队带入了太平高级社。1961年间，太平大队根据党中央政府及县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充分讨论了耕牛、山林、茶子包产问题，并一致通过了各项决议，形成《关于耕牛山林下放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记载了辖区各生产队管辖林木的山岭，现争议山岭没有登记给任何生产队，仍由太平大队统一经营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太平大队按该《规定》执行，没有重新固定和登记造册。1963年太平大队、平安大队合并为平安大队（现平安村委会）。太平大队在争议山岭上曾建过“万猪场”；70年代平安大队在争议山岭上种植果树、木薯等；80年代平安村委将争议山岭承包给冯科 5 迁种植甘蔗、水果等。1983年“林业三定”时，平安村以“四固定”为基础和现管原则进行落实各生产队的林权，并登记造册，争议山岭未登记给任何生产队，仍由平安大队管理使用。1993年1月9日后平安村委会将争议山岭承包给他人经营管理并由承包人在争议山岭建煤气站、纸厂、木材加工厂等直到2014年发生权属纠纷。因此，争议的水口岗岭权属属于平安村委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没有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7号处理决定和36号复议决定正确。原告诉请撤销7号处理决定和36号复议决定，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理。被告博白县政府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博白县政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现场勘查通知、笔录及附图、询问陈铭笔录、询问陈家志笔录，证明争议山岭坐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及附着物；第二组证据：《规定》、《那林公社平安大队山地林木权属登记表》、1993年《土地承包合同》、2008《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2013年《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询问陈家志笔录、询问梁英笔录、询问陈士庭、陈士能、陈秀文、李耀明、黄名富、宾业新、冯科迁等笔录，证明，1、1962年“四固定”时太平大队按该《规定》执行，没有重新固定和登记造册，其中现争议山岭由太平大队经营管理，并没有固定和造册登记给任何生产队；2、1983年“林业三定”时以“四固定”为基础进行落实并登记造册给各生产队，但争议山岭未登记给任何生产队，仍由平安大队管理使用；3、平安村委会80年代后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山岭。第三组证据：确权申请书、受理通知、答辩通知书、现场勘查通知、笔录及附图、调解会通知及记录，证明行政调处程序合法。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玉林市政府作出36号复议决定维持7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复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被告玉林市政府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6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为证明复议程序合法，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2、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3、提出答复通知，4、行政复议通知书，5、送达回证，6、案件受理审批表，7、行政复议答复书，以上证据均证明36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平安村委会、第三人梁英陈述称，争议山岭自1961年以来属于第三人平安村委会所有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平安村委会对本案争议山岭长期管护，长达50多年并无生产队提异议；两级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所调查、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程序是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两第三人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平安村委会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居民身份证、平安村委会证明，证明平安村委会的诉讼主体资格；2、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平安村委会1993年1月9日将水口岗土地发包给李耀明经营管理使用；3、见证（合同）书，证明2008年3月26日，李耀明将原承包的水口岗土地转包给黄恒贵经营管理使用；4、见证（合同）书，证明2013年1月22日，黄恒贵将原承包的水口岗土地转包给梁英经营管理使用；5、信用社存折，证明2012年水口岗林地划为公益林时的补助金由平安村委会领取；6、信访答复，证明那林镇政府就洞头17队反映的问题于2015年6月3日作出了水口岗林地权属和坟山被毁的事实的答复意见；7、询问李崇炳、宾从广、陈士庭、李裕周笔录，证明水口岗岭林地1962年前属于平安大队经营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没有固定给任何生产队，留给太平（平安）大队管理使用，由大队组织专业队种木薯、造田造地等；8、询问陈栋文、陈士超笔录，证明水口岗岭林地1962年后由大队组织专业队种木薯、造田造地等，后由平安大队承包给李耀明。期间，洞头17队群众未对林地未对坟山提出过异议；9、李德贵笔录，证明1973年修建东风村水口岗路段时，没有挖过坟山，洞头17队群众未提出过异议；10、询问冯科迁笔录，证明冯 7 科迁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承包水口岗岭土地种过几年甘蔗，每年200元的承包金都交给了平安大队；11、询问李耀明笔录，证明1993年李耀明与平安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水口岗的全部土地；12、询问黄贵恒笔录，证明黄贵恒从李耀明手上承包水口岗林地经营管理，后转包给梁英；13、询问宁英林笔录，证明黄贵恒、梁英承包水口岗岭林地后，曾由宁英林负责工场管理工作，施工当中没有发现林地有坟山；14、询问高超科、刘滋海笔录，证明2014年初，高超科、刘滋海在为梁英平整水口岗岭土地施工过程中，没发现有坟山或坟山的形象；15、照片，证明平安村委发包给各承包人后，建设的建筑物已有近三十年历史。 经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现场勘查通知、笔录及附图、询问陈铭笔录没有异议，对陈家志的询问笔录有异议，不同意他对山岭权属的主张；对第二组证据的《规定》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异议，该《规定》作出于1961年11月1日之前，是“四固定”之前作出的，不具备“四固定”的证据效力，该《规定》将山林土地权属归大队所有，不符合“四固定”政策。对《那林公社平安大队山地林木权属登记表》，因登记表所依据的前述《规定》作出于1961年11月1日之前，该证据不具备“四固定”的证据效力，登记表不能证实争议山岭属于平安大队所有。对1993年《土地承包合同》、2008《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2013年《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这些证据不能证实第三人平安村委会拥有争议山岭权属的来源，只能证实平安村委会非法占用原告所有的林地。对询问陈家志、梁英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陈家志、梁英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相符，没有依据，对询问陈士庭、陈秀文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询问陈士能、李耀明、黄名富、宾业新、冯科迁笔录是在行政调处程序立案之前所询问的，不是被告对本案依 8 法调查的证据，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调查人的签名确认，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博白县政府作出7号处理决定符合法律程序。 原告对被告玉林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玉林市政府复议办公室在复议过程中没有依照相关的事实来作出复议决定，程序是违法的。 原告对第三人平安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此类承包合同不能证实村委会拥有争议山岭的权属来源，只能说明村委会霸占原告的土地；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款项应当是由原告领取的，村委会利用职权便利占用了原告的财产；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答复》认定事实错误；对证据7—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询问笔录调查人的身份不清楚且没有签名，不认可其证据效力；对证据15的照片来源不清楚，是否是现场照片不能确认，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被告博白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争议山岭解放前是原告的祖宗山属实，但解放前的权属不能证明现在仍拥有权属，争议山岭按1961年的《规定》已经归平安大队经管，1962年“四固定”时没有固定给原告，仍归平安大队经营管理。1983年“林业三定”时是按1961年的《规定》内容登记造册，争议山岭未登记给任何生产队，一直由平安大队管理；对证据5-15，以政府调查材料的为准，陈士庭陈述1961年给太平大队使用的，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陈述内容与政府调查材料反映的事实不一致，而李耀明也证明是向平安村委会承包的，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的证明目的，不能否定争议山岭在1961年后一直由平安大队管理使用的事实；对证据16、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 9 联性没有异议，但是法院判决撤销《林权证》的理由是颁发林权证程序违法，未涉及争议山岭的权属认定；对证据18、19是被诉行政行为，不能据此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 被告玉林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上述博白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 第三人平安村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同意两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1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人都没有到法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5、证据10、证据14，经那林镇司法所、综治办调查、询问，证明了争议山岭在“四固定”时没有固定给任何的生产队；对证据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该法院判决对争议山岭的所有权未作认定和处理，不能据此否定被诉7号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被告博白县政府、被告玉林市政府与第三人平安村委会之间就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宣统年间地契》、《宗支薄》、《年生薄》，虽可证明水口岗岭在解放前是原告的祖宗山，但该类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具有证明在解放后，特别是土地公有化后的土地权属所有权归属的证明效力。原告提供的陈栋文等11人的《证明材料》，属于证人证言，《证明材料》中证人陈述的内容，与政府部门对该证人调查时陈述的主要内容不一致，甚至同一证人就同一事实的陈述内容前后相互矛盾，且证人也没有出庭作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本院（2016）桂09行初91号和区高院（2017）桂行终824号行政判决书，该两份判决撤销平安村委会曾持有争议山岭《林权证》的事由是基于林权证的颁发程序违法，不涉及对争议山岭所有权归属问题的认定，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 10 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现场勘查笔录及附图等笔录，是被告依法定程序组织各方当事人勘验、确认争议山岭坐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及附着物的笔录（材料），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具备真实性、合法性；第二组证据的《规定》、《那林公社平安大队山地林木权属登记表》属于争议山岭的历史档案材料，证据来源真实、合法；询问陈士庭、陈士能等9人的笔录，属于政府有关部门在调处本案涉案山岭纠纷时形成的调查材料，证据来源真实，未发现有违法程序调查取证的情形，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1993年《土地承包合同》、2008《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2013年《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争议山岭由平安村委会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第三组证据：确权申请书、受理通知等，可以证明被告行政调处程序合法。 对于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证据来源真实、合法，能证明36号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 第三人平安村委会提供的证据与被告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基本相同，认证意见与本院对博白县政府证据的认证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双方争议的山岭坐落在博白县那林镇平安村境内，岭名：水口岗岭，四至界址：东南以东风公路为界，西以21队山岭的岭崎分水为界，西北以水口岗头为界，东北以17队早麓岭岭崎分水为界(详见7号处理决定的界址处理示意图），面积约62亩。地。地上附着物有第三人梁英种植的速丰桉萌芽林及其建立的煤气站厂、木材加工厂。博白县政府对于本案争议山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属情况、管理事实进行了比较翔实、全面的调查和走访，根据其提供的《规定》、《山地林木权属登记表》、现场勘验记录、询问（调查）知情人笔录、调解会记录及《土地承包合同》等证据，可以确认如下事实：争议山岭在解放前是原告群众的祖宗岭，土改时，政府未作过处理，仍由洞头17队群众经营管理。合作化时期，争议山岭由洞头17队带入太平高级社。 11 1961年间，太平大队就耕牛、山林、茶子包产问题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形成《太平大队管理委员会关于耕牛山林下放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记载了辖区各生产队管辖林木的山岭，而争议山岭未登记给任何生产队，留给太平大队作为建“万猪场”使用。1962年“四固定”时太平大队按该《规定》执行，没有重新固定和登记造册，争议山岭仍由太平大队经营管理，并没有固定和造册登记给任何生产队。1963年太平大队、平安大队合并为平安大队（现平安村委会）。1983年“林业三定”时，平安村以“四固定”为基础和现管原则落实各生产队的山岭林地，并登记造册，争议山岭未登记给任何生产队，仍由平安大队管理使用。对于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事实，自太平大队在争议山岭建“万猪场”之后，上世纪70年代平安大队在争议山岭种植果树、木薯等；80年代平安村委将争议山岭承包给冯科迁种植甘蔗、水果等；至1993年平安村委会将争议山岭承包给李耀明经营管理，后李耀明转让给黄贵恒，黄贵恒再转让给本案第三人梁英，随后梁英在争议山岭种植速丰桉萌芽林并建煤气站、纸厂、木材加工厂等。2014年，因梁英在争议山岭建设煤气站，从而引起权属纠纷。2018年6月25日，洞头17队向博白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博白县政府经调查核实争议山岭的有关情况后，依山林权属纠纷的行政调处程序作出7号处理决定，处理结果：一、将争议的水口岗岭处理给那林镇平安村委所有（界址见处理决定示意图）。二、第三人梁英在争议山岭上种植的速丰桉萌芽林及其建设的煤气站、纸厂、木材加工厂，由第三人梁英与山权所有者依法协商解决。原告不服，申请玉林市政府复议，玉林市政府作出36号复议决定维持了7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案中，原告主张争议山岭属其所有并长期经营管理，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博白县政府依法有权对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因此，本案被告博白县政府的行政主体适格。根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二）小点“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 12 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的规定。本案争议的水口岗岭在解放前虽是原告群众的祖宗岭，但经“合作化”后，经太平大队1961年的社员代表大会决议，争议山岭留给太平大队作为建“万猪场”使用，并形成《太平大队管理委员会关于耕牛山林下放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记载原告及其他生产队管辖林木的山岭并不包括争议山岭。争议山岭仍由平安大队管理使用。在“四固定”时太平大队按该《规定》记载的内容固定各生产队的山岭，争议山岭没有固定给任何生产队，仍由太平大队经营管理。据此事实和前述法律规定，应认定在“四固定”时争议山岭的权属属于太平大队所有，而不属于包括原告在内的任何生产队所有。自1961年太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形成《规定》起直到发生本案纠纷的2014年止，争议山岭一直由太平大队（或平安大队、平安村委会）管理使用，此事实有博白县政府提供的调查材料、《那林公社平安大队山地林木权属登记表》、平安村委会与承包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平安村委会领取争议山岭2012年度公益林补助金以及承包人梁英在争议山岭建煤气站、纸厂、木材加工厂等事实和证据证实。原告主张争议山岭属其所有并长期经营管理，既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亦与本案到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被告博白县政府作出7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确权给平安村委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具备合法性。被告玉林市政府作出36号复议决定维持7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7号处理决定和36号复议决定具备合法性，不存在应当撤销的法定事由。解放前的祖宗山或葬有祖坟，并不是确认山岭土地权属的法定理由和依据，原告以争议山岭是其祖宗山并葬有祖坟为由主张山岭权属，于法无据；原告质疑太平大队管理委员会1961年的《规定》的真实性，并主张争议山岭权属一直属其所有并长期管理，平安村委会的管理使用是侵权行为，但原告对此主张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原告主张的该事实，与本案证据所反映争议山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属情况、管理事实等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原告主张争议山岭的权属，证据不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请撤销被诉7号处理决 13 定和36号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和支持，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博白县那林镇平安村洞头17队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洞头17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 判 长 庞 忠 审 判 员 梁文全 审 判 员 林慧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广进 14 书记员杨晓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 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