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9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仲利，男，197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职业工人，住河北省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守学，河北马剑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惠文，女，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职业工人，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守学，河北马剑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俊英，女，197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肇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玲，黑龙江旭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仲利、张惠文因与被上诉人田俊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1民初2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惠文、王仲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守学、被上诉人田俊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仲利、张惠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肇州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1民初253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田俊英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不服一审判决标的额180万元。事实与理由：1.本案田俊英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田俊英应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置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于不顾，径直判决支持田俊英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和《公证法》第37条均规定了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只能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8】17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6号）第三条第二款均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子执行的除外。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与法院生效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均为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强制执行，对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发生争议后债权人应当申请强制执行，未经执行程序直接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只有在公证机关不予出具执行书和执行法院不予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当事人才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上述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直接排除了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这一方式的选择权，符合“一事不再理的”的诉讼原则。本案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是田俊英与王仲利申请公证机构作出的，是双方对公证事项放弃诉权，直接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的选择。因此，田俊英在未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不具有向人民法院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田俊英的起诉。一审判决支持田俊英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2.本案田俊英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未超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经公证的《还款协议》签订于2016年1月25日，约定2016年11月30日前王仲利还清190万元。田俊英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日。显然，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至田俊英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该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应驳回田俊英的诉讼请求。《还款协议》约定，还款的指定账户为田俊英哈尔滨银行卡号为62×××54的账户，并作为最终还款的依据，王仲利未向该账户转过一分钱，诉讼时效没有中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王仲利数次向原告田俊英银行卡账户还款，最后一笔是2019年5月31日”，但王仲利转款给田俊英的账户是并非该指定还款账户，而是田俊英尾号为3575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王仲利所转的款项是根据李某的指示转的，是偿还王仲利向李某所借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是王仲利偿还田俊英借款，造成诉讼时效中断，属认定事实错误。3.田俊英未向上诉人交付过借款，上诉人未与田俊英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已交付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是错误的。上诉人未与田俊英发生过直接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也未收到过田俊英的借款，上诉人只与案外人李某有过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合同法》第210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贷款合同生效需要具备借贷双方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和借款实际交付，二者缺一不可。田俊英并未举证向上诉人交付借款，一审法院即认定田俊英向上诉人交付了借款，并进而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属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借款的返还期限的规定和第二百零七条关于逾期利息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逾期利率的规定。但适用上述法律法规的前提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在没有证据证明田俊英向上诉人交付借款的情况下，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根本不成立，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法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对于本案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田俊英应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不应受理，即使受理，经过审理也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驳回起诉；田俊英的主张债权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也未提供借款交付的证据，一审法院径行判决支持田俊英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田俊英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田俊英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田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80万元，自2016年12月1日起按月利0.6%计算利息直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4日被告王仲利、张惠文向原告田俊英借款本金190万元，约定2015年年底还款，2015年年末借款到期后，二被告因资金紧张未如约还款。2016年1月25日，原、被告经协商就该借款达成还款协议，约定被告王仲利于2016年11月30前偿还原告190万元，并于同日在河北省公证处申办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后二被告向原告偿还了借款10万元（其中现金还款5万元，以车抵款5万元)，余款180万元至今未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全部借款及利息。另查明，被告王仲利与被告张惠文于2017年12月15日在河北省民政局登记离婚。另，本案在审理中，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9）黑0621民初253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对本案的管辖权异议，被告王仲利不服提出上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6民辖终2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管辖权。《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是执行案件的管辖规则，用于确定执行案件的管辖法院，本案并非是执行案件，因此不能适用《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中均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是田俊英，田俊英的所在地为黑龙江省肇州县，因此，肇州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肇州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已经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所确认，故二被告称原告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本案的辩解意见，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已举示《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予以证明，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原被告双方已经在河北省公证处予以公证证明，故原告主张的债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王仲利辩称其数次向原告田俊英银行卡账户还款是还给李某的，是王仲利根据李某的指示转到田俊英的帐户，此项主张王仲利不能举证予以证明，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王仲利数次向原告田俊英银行卡账户还款，最后一笔是2019年5月31日，因此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二被告称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张惠文称其对该笔债务不知晓，原告举示的借款合同中有张惠文的签名和按印，庭审中张惠文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当时借条就是王仲利让我签字，我就签了。根据被告张惠文的陈述，应认定张惠文对原告主张的债权知情并签字予以认可。张惠文称其与王仲利已于2017年12月15日离婚，该笔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因借款发生时间为2015年5月24日，系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张惠文的上述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被告应当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原告要求二被告给付借款本金180万元，并按法律规定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按月利率0.6%（年利率7.2%）给付利息超过法律规定标准，因其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6年11月30，应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被告王仲利、张惠文给付原告田俊英借款本金18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减半收取10500元，由被告王仲利、张惠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仲利、张惠文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出示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原件14页，欲证明李某转给王仲利的款项并非田俊英所称的190万元，且田俊英转给李某的款项与李某转给王仲利的款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田俊英的钱给了王仲利，转账是王仲利与田俊英并不认识。田俊英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记载的李某的账号转给对方的账号在证据上体现不出来是转给王仲利，无法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田俊英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出示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凭条及流水一份（提交原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及流水原件一份、2013年3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条及流水复印件一份、2014年8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及银行流水复印件一份、李某签字的收条原件4份、及该四笔款项的银行流水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由田俊英及其丈夫匡庆江先后分八笔，将190万现金转给李某，并由李某在合理的时间内又转给王忠利。王仲利、张惠文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中2014年9月11日匡庆江转给李某的30万元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3年3月22日匡庆江转给李某的凭条及转账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对2013年7月3日李某转账46万元的转账记录不认可，对李某收条4份不认可，对其他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匡庆江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转账记录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在田俊英以及匡庆江转账时，王仲利与田俊英、匡庆江均不认识，与田俊英在相识之前从未达成过借款合意，田俊英提交证据中，其转账给李某，与李某转账给王仲利款项在时间金额上不相吻合，不能证明田俊英或者匡庆江转账给李某的款项，就是李某转账给王仲利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该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2.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欲证明王仲利欠田俊英190万元。王仲利、张惠文质证称，田俊英给李某转款时间金额与李某向王仲利转款时间金额不一致，不认可证人陈述。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案涉款项系田俊英转账给李某，由李某向王仲利交付，田俊英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李某对王仲利享有其他债权。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田俊英未能在申请执行期限内对债权文书提出有效执行申请，其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关于诉争款项上诉人应否偿还，本院认为，2016年1月25日王仲利与田俊英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王仲利向田俊英借款190万元，并约定2016年11月30日还清。双方在河北省公证处对上述协议书予以公正，并赋予该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河北省公证处作出的（2016）玉证民字第7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虽然目前无法直接执行，但该公证书所公证的事项仍具有确认事实的法律效力，上诉人王仲利虽主张田俊英未向其出借款项，但对于其与田俊英共同对债权予以公正这一行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另根据田俊英与李某之间的转账记录、李某与王仲利之间的转账记录，及李某的本人陈述，可证实田俊英出借款项已实际交付于王仲利。王仲利主张其与李某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但李某与王仲利的转账记录超过王仲利认可的对李某的欠款，对此王仲利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王仲利欠付田俊英案涉款项的事实能够成立，上诉人对借款未实际发生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认可。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本院认为，王仲利数次向田俊英银行卡账户还款，最后一笔是2019年5月31日，可证实田俊英一直在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上诉人王仲利、张惠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王仲利、张惠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余审判员 李美鸥审判员 金 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李维靖书记员衣萌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