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66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永革，女，195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男，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河北冀华（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龙，男，现住北京市西城区，由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花牛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贾永革诉被上诉人李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7民初10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永革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0207民初1019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解除王春喜与李军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李军与王春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王春喜名下的28%公司股份转给被上诉人李军。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李军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承认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贾永革有权行使解除权，解除其与李军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签署后，李军随即与王春喜就协议约定事项产生分歧，明确表示拒不承认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效力，导致王春喜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后承担了双龙公司35万多元借款本息。此后，李军代表的双龙公司还向唐山市公安局芦台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举报王春喜涉嫌职务侵占案……，被上诉人李军的诸多行为，已明确表明其拒绝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对此一审法院表示认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而不是无偿转让协议，并认定被上诉人李军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行为，上诉人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一审法院所认定上诉人行使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应当一年内行使，认定解除权为除斥期间，并认为上诉人没有在一年除斥期间内内行使解除权，此后上诉人行使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消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的解除适用除斥期间的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可知，合同解除权属于诉讼时效而不是除斥期间。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该条规定的除斥期间指的是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被胁迫等情形下签署的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而不是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一审法院将合同解除权期限理解成除斥期间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此外，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也存在错误。《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应当是双方办理股权登记义务及股权转让款交付义务等，并非怠于偿还某一笔公司债务而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具体时间，事后当事人也没有就履行股权过户登记义务作过补充约定，因此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在此情形下，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问题。此外，合同相对人一直未履行合同义务，严重损害上诉人贾永革利益，上诉人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经过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有过论述，认为上诉人的合同解除诉讼时效并没有经过。 被上诉人李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合同的解除权应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四终字第21号杜孝君与夏曙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精神，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期限，杜孝君从2009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后至2013年5月没有行使解除权，在近四年期间内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判决驳回杜孝君的诉讼请求，杜孝君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解除权的行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但该权利的行使不能毫无限制。解除权必须得有一个期限，而不是无期限地享有，否则会纵容权利人怠于行使。因此解除权应当在一定期间行使，若解除权人在对方未继续履行后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解除合同意思表示通知的，其解除权应告消灭。综上，截至2020年6月22日前，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也就是说，在合理期限内，上诉人从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上诉人丧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 原审中王春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支付转让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双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龙公司）28%股份的对价款人民币1,40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木案的诉讼费用。贾永革作为王春喜继承人参加诉讼后，于2020年6月22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法院判令解除王春喜与李军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春喜与刘长龙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共同经营一小型养猪场（以下简称花牛养猪场），占地面积约6亩左右。花牛养猪场账务往来通过王春喜个人银行账户。2013年王春喜在海北镇东双村承包120亩土地与其他股东一起筹建双龙公司，双龙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成立，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王春喜以实物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14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8%；刘长龙以实物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13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7%；唐铁峰以实物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7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5%；李军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4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9%；王俊福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6%；黄世平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6%；王伟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6%；刘秀兰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15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3%。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其出资，但需要在股东会上声明。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双龙公司由王春喜一人经营管理，同时担任会计出纳，账务往来通过王春喜个人银行账户（与花牛养猪场非同一账户）。2016年4月23日双龙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做出决议：1、同意王春喜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同时推选副总经理李军担任总经理；2、一致同意将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春喜变更为李军；3、一致同意王春喜将其名下的全部（28%）公司股份转给李军；4、会议指出李军代表公司办理法人变更手续。2016年5月1日王春喜与李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今有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双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人之一王春喜，愿将该公司所属28%股份及土地承包权转让给李军所持有。因本人同时不再担任法人代表，所以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本人不再承担责任。此协议一式叁份，李军、王春喜各存一份，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双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档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王春喜与李军分别签字，刘长龙在证明人处签字。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王春喜与李军未明确“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的具体内容，也未对当时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协商。2016年6月15日双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军，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未变更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在王春喜经营管理双龙公司期间产生部分债务，在王春喜上交公章、财务并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军后，与李军及双龙公司对王春喜所借债务是公司债务还是其个人债务产生意见分歧。1、2016年7月份，王春喜带领李军偿还以王春喜个人名义向阎保久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80000元及利息，该笔欠款由双龙公司进行了偿还。该笔欠款偿还后，双龙公司内部开始对王春喜签署的债务进行确认。2、2015年12月25日王春喜以个人名义在天津农商银行贷款人民币350000元，在与李军交账时，公司账上对该笔借款有记载。2016年12月19日偿还贷款本息共计人民币352835元，其中由李军支付人民币200000元，剩余人民币152835元由王春喜支付。3、李敬臣于2017年1月10日以双龙公司和王春喜为被告对债权人民币115000元提起诉讼，一审时双龙公司辩称2016年5月1日王春喜与李军正式办理交接，在交接过程中，王春喜给李军一个欠款记录，上面有李敬臣的人民币100000元，而该案为人民币115000元，因此该借贷是王春喜与李敬臣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双龙公司无关，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判决由双龙公司偿还李敬臣借款本息人民币115000元。双龙公司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重审判决由双龙公司偿还李敬臣借款人民币100000元，驳回李敬臣其他诉讼请求。重审判决后，虽有当事人提起上诉，二审结果为按撤诉处理。4、2016年2月2日王春喜从王更广处借款人民币150000元，王春广作为担保人。2017年2月14日王更广向法院提起诉讼，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以（2017）冀0207民初10051号判决由王春喜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人民币21600元，保证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王春喜与王更广达成还款协议，支付欠款及利息共计人民币170000元。2017年4月24日王春喜以李军为被告向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李军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王春喜支付双龙公司28%股份的对价款人民币1400000元。2017年6月29日李军向唐山市公安局芦台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以王春喜涉嫌职务侵占报案，2017年7月25日李军与王春喜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共同委托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唐山分所对双龙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经营情况进行司会会计鉴定，该鉴定部门根据双龙公司经营流水账目贰本和收支单据壹拾叁本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经审计芦台经济开发区双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共发生收入3726707.00元（帐载收入3132787.00元，天津农商行贷款350000.00元，民间贷款50000.00元，180000.00元，少记收入12750.00元，多记收入1100.00元，有单据未入账收入2270.00元）；支出3569050.50元（帐载支出3611990.50元，有单据未入账支出5625.00元，多付工资6000.00元，麸皮款多记1000.00元，应由收款方承担的税金41565.00元）”。2017年7月31日唐山市公安局芦台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庭审陈述和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王春喜与李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双龙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其出资，但需要在股东会上声明。王春喜与李军均系双龙公司股东，双龙公司2016年4月23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王春喜将其名下全部（28%）公司股份转给李军。因此，王春喜与李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和公章章程的规定，协议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关于原告贾永革主体资格的认定。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死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继承人参加诉讼，继承人参加诉讼不但继承被继承人的权利义务，还需继承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同样，当事人在发回重审程序中死亡，也适用诉讼继承。诉权的继承是贯彻始终的，但是诉权继承仍应遵照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以被继承人遗留的权利义务的范围为限的原则，不得超出被继承人原所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重审是上级法院认定审理不当要求重新审理，撤销原来的审理结果，发回重新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案件被发回重审后，原审人民法院应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法律规定发回重审案件按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那么当事人在发回重审后享有的诉讼权利就应该与原一审时享有的权利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处理。”2020年5月25日王春喜的法定继承人女儿王颖、王萍，儿子王浩自愿放弃继承王春喜的财产，放弃继承王春喜与李军的股权转让纠纷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下的权利及利益，并放弃参与该案诉讼。同日王春喜的法定继承人妻子贾永革申请参加本案诉讼。贾永革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同时继承了王春喜在重审案件中的诉讼权利与义务。贾永革在重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应予准许。3、关于变更诉讼请求代理人签字问题。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明为特别授权，授权委托书记载，姚志明的代理权限包括“代为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姚志明有权代理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同时在法庭审理中，原告本人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补充签字，当庭表示变更诉讼请求为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可以认定，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原告本人的意思表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明代为签署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视为原告本人的申请。4、《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为有偿的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王春喜与李军双方签订，协议中写明“因本人同时不再担任法人代表，所以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本人不再承担责任”结合协议内容和协议签订时的其他事实（被告当庭认可王春喜把股权转让给李军的同时，也把他女儿王颖丈夫黄世平的6%的股份，转给了公司另一股东刘长龙的儿子刘畅，支付了黄世平人民币200,000元）应认定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李军在协议落款处作为一方当事人签名，表示对协议内容的认可。因此该协议所附“因本人同时不再担任法人代表，所以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本人不再承担责任”之条件对王春喜、李军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王春喜交了公司的公章、财务账和一份欠款记录，但对于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双方没有进行确认。事后2016年7月王春喜联系双龙公司偿还了阎保久的借款人民币180,000元及利息，在偿还此笔欠款后，双龙公司对王春喜所欠债务系个人债务还是公司债务产生质疑，随后双龙公司开始对王春喜签署的债务进行确认。上述还款行为表明，李军在签署协议时对王春喜交付的欠款记录是认可的，但在偿还第一笔欠款后，双方对王春喜所签署的债务系个人债务还是公司债务产生分歧。后通过2017年7月28日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唐山分所司法会计鉴定，对王春喜经营管理双龙公司时的财务账鉴定，结论为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共发生收入人民币3,726,707元，其中有记载的债务包括天津农商行贷款人民币350,000元，民间借贷款人民币50,000元、人民币180,000元。2016年12月19日农商银行贷款人民币350,000元由王春喜偿还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李军偿还人民币200,000元。综上，双龙公司财务交接时，记账的贷款人民币350,000元，由李军偿还了人民币200,000元；民间借贷人民币180,000元由双龙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在王春喜与李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龙公司有股东包括王春喜、李军在内8人，2016年4月23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仅同意王春喜辞去总经理职务，同时推选李军担任总经理，将公司法人变更为李军，一致同意王春喜将其名下的全部（28%）公司股份转给李军，并指定李军代表人公司办理公司法人变更手续。股东会并未同意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王春喜不再承担，且股东会也未参与审议由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因此关于“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本人不再承担责任”仅在王春喜、李军之间有效，李军应承担该协议所附的条件。所以，王春喜转让股权给李军为附条件转让，而非无偿转让。5、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权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李军在与王春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未按照协议约定附属条件即承担由王春喜代表公司签字的债务，表现在双龙公司记账中的个人借款人民币180,000元及利息（该款双方均认可由双龙公司偿还）和农商银行贷款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该款由王春喜偿还），属于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王春喜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在此种情形下可以行使合同的解除权。6、关于原告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2017年4月24日王春喜以李军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支付28%股份的对价款人民币1,400,000元，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7民初10162号判决李军向王春喜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400,000元。李军不服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冀02民终1414号裁定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王春喜去世，王春喜的继承人参加诉讼变更诉讼请求，属于诉讼过程中原告行使的诉讼权利，整个诉讼过程具有延续性。合同的解除应在除斥期间内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王春喜与李军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那么经协议一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解除权消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春喜将股权转让给李军，附条件为“此前经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本人不再承担”，如前所述李军应当承继由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协议、债权、债务，虽然协议双方对于王春喜代表公司签署的债务存在争议，但双方认可的公司账目中的两笔即天津农商银行的人民币350,000元贷款（其中由王春喜偿还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和个人借款人民币180,000元（由双龙公司偿还），均存在李军未履行协议的情形。王春喜在2016年12月19日偿还天津农商银行贷款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时，就已明确知道李军不履行主要债务。在此种情形下，原告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应在一年内，一年内未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虽然原告主张原审时在庭审中提出过“或者取消股权协议”，该主张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以或者的方式提出，其诉讼请求不明确，在期限内原告未再行主张，因此原告丧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永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原告贾永革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是否已经超过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上诉人主张合同解除权应适用诉讼时效，主张解除权行使期限并非除斥期间。上诉人提出其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应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规定写明合同解除权在一定期限内未行使，解除权消灭，解除权行使没有期限中止或中断的情形，不符合诉讼时效的特征。本案中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9日偿还天津农商银行贷款人民币15万元时就已经知道了被上诉人李军未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协议义务，再此情况下，上诉人仍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直至2020年6月22日才主张解除双方合同，此时，距上诉人知晓被上诉人不履行合同还款义务已经近四年，应视为上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使用合同解除权，上诉人的解除合同权利消灭。上诉人主张对行使解除权期限起算点的认定也存在错误。本院认为，上诉人在2020年6月22日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理由为李军未按照协议内容偿还债务。因此，按照上诉人知晓李军拒绝履行协议中写明的债务偿还义务作为解除权行使的开始时间并无不妥，本院对上诉人提出一审诉讼时效起算点认定错误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行使本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本院对上诉人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贾永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贾永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鑫 审判员 高 颖 审判员 周 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