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民终7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兰姣，女，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润，湖北楚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虎，湖北楚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天林，曾用名鲁夭林，女，1962年8月8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翔，广东广信君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玲，广东广信君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潘兰姣诉被告鲁天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审理作出（2019）鄂0704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潘兰姣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兰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虎、被上诉人鲁天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翔、熊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4月29日，鲁天林向潘兰姣出具借条一张，写明“今借到潘兰姣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年息壹分，壹年期满本息全付”，鲁天林在经手处签名。借条背面，写有“此借款于2016年3月25日还了壹拾万元整，下面应还贰拾万元，本、息另计”，上述文字下方有鲁天林、潘兰姣的签名。2016年3月21、22日，祝长贤分别给付潘兰姣现金陆万元、肆万元，共计壹拾万元。2016年3月25日，潘兰姣、鲁天林、祝长贤、鲍凤娇等人就案涉借款事宜进行了协商。同日，鲍凤娇出具借条两张，分别为向潘兰姣借款贰拾万元的借条和向祝长贤借款壹拾万元的借条；亦在同日，鲁天林向鲍凤娇退还了之前叁拾万元的借条，鲍凤娇对上述事实均予认可。2018年1月16日，潘兰姣出具收条，写明“收到余炳炎偿还本金肆仟元整”。2018年2月12日，潘兰姣出具收条，写明“收到余炳炎偿还本金壹万元整”。2019年2月4日，祝长贤向潘兰姣微信转账3,000.00元。2019年5月22日，祝长贤等32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湖北宝利典当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和诈骗。在报案材料附件2“部分受骗人员名单及资金一览表”中，记录有潘兰姣贰拾万元，祝长贤壹拾万元，并有潘兰姣、祝长贤的签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鲁天林转让债务的行为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依照法律规定，债务转让行为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行为得到了债权人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潘兰姣向指定账户汇款，汇款金额与借款金额一致，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自潘兰姣给付借款时生效。潘兰姣、鲁天林对2016年3月25日之前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即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争议的要件事实为债务转让行为是否得到了债权人的同意。2016年3月25日，在潘兰姣、鲁天林以及案外人多方参与的情形下，进行了案涉借款转让事宜的协商。潘兰姣认可其收到壹拾万元还款，但不认可债务转让行为，其诉称不清楚债务转让的事情，所以鲁天林向其出具的借条仍在其手中，而且鲁天林还在借条背面签写了已还壹拾万元等内容，事后其所签写的收条及报案材料，都是为了配合鲁天林向余炳炎催要借款所写。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鲍凤娇陈述，其于2016年3月25日，向潘兰姣出具了贰拾万元的借条，潘兰姣当场收取；鲁天林同日现场就将之前的叁拾万借条退还给她。潘兰姣虽否认其同意债务转让，但其无法证明鲁天林在借条背面签写内容的时间，亦无法合理解释鲍凤娇向其出具借条以及其向余炳炎出具收条等事实，而鲍凤娇向潘兰姣出具借条、潘兰姣向余炳炎出具的收条以及报案材料等证据均可证实，潘兰姣于2016年3月25日之后，向余炳炎（鲍凤娇之夫）主张了债权，且主张债权的金额与诉争转让的金额一致。潘兰姣虽诉称收条及报案材料系为帮助鲁天林向余炳炎催要借款所写，但其作为正常理性的自然人，应当能够理解和预测其签写上述材料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特别是在明知余炳炎负有大量欠款，可能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仍签写收条的行为，可视为其对债务转让的认可，故鲁天林转让债务的行为成立。综上所述，原告潘兰姣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潘兰娇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受理费5,150.00元，减半收取2,575.00元，由潘兰姣负担等。判决宣告后，潘兰姣对此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潘兰姣上诉称：一、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债权未发生转移。1、上诉人对余炳炎出具收条、祝长贤微信转账、报案材料，不能证明债务转移行为成立；2、上诉人为早日实现债权，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同其他债权人一起报案，是依法维权的表现；3、签写收条及微信支付利息等行为，是被上诉人收到余炳炎支付利息后偿还给上诉人，只能认定为收到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4、鲍凤娇出具借条上诉人不知情，该借条一直由被上诉人持有；5、借据反面的注明印证了“借条一直未退还鲁天林，其签字时也未收回；既然债权转移了，为何还在借条上签名”；6、2016年3月25日后，上诉人持有原始借据并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二、一审法院证据认定违反法律规定。1、案外人鲍凤娇、余炳炎、祝长贤与被上诉人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2、询问笔录未经质证且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一审判决对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定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请求二审改判被上诉人归还本金200,000.00元，利息55,684.00元（暂计算至2019年7月4日），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鲁天林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债务发生转移与事实相符，但上诉人以债权未发生转移作为申请上诉事由是混淆概念。二、本案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转让债务行为成立。实际借款人鲍凤娇向祝长贤借款100,000.00元偿还给潘兰姣，潘兰姣当场收取，且有潘兰姣报案陈述、微信自诉书为证，证明2016年3月25日起潘兰姣已经认同了债务转移至鲍凤娇名下。2018年1月16日潘兰姣向鲍凤娇出具“收到余炳炎偿还本金肆仟元整”，同年2月12日潘兰姣向鲍凤娇出具“收到余炳炎偿还本金壹万元整”，由此可证明潘兰姣认可鲍凤娇是真正的债务人。三、一审法院采用证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本案二审中，潘兰姣向本院提交了二份微信聊天证据，拟证明潘兰姣未同意债务转移。对此，鲁天林认为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鲁天林向本院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证据，拟证明潘兰姣承认与余炳炎之间的债务，只是要求鲁天林帮忙讨还。对此，潘兰姣认为不能达到鲁天林的证明目的。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为一审相关证据的补充，可以从侧面佐证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用。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余炳炎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报注册资本罪，经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审理后，分别作出刑事判决和裁定，其中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对象无潘兰姣。本院认为，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潘兰姣对鲁天林享有的债权是否同意转让给余炳炎”。对此，本院从如下方面予以分析和认定：一、没有证据证明潘兰姣对该债权转让直接表示同意和认可。这点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记录”、“出具的借据”、“当庭陈述”等证据中，均可用得到印证。二、潘兰姣的行为是否可构成了“事实上的同意和认可”。此点为一审法院分析认定的主要方向，事实的依据主要包括“潘兰姣收取了余炳炎书写的20万元借条”、“潘兰姣向余炳炎主张了债权并接受了余炳炎的部分还款”、“潘兰姣向司法机关的报案”等。此节事实中，20万元借条保存在祝长贤手中的事实认定为“代为收款”不符常理，应当作为“潘兰姣拒绝接受其他人借据”及“潘兰姣接受他人代偿”、“潘兰姣帮助催收债权”来认定更符合逻辑和常理，也与潘兰姣在借款初期的意愿一致，也与鲁天林向潘兰姣出具的原始借条至今尚在潘兰姣手中持有的事实相符。综上，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中，最核心的证据应为原始的“借据”，其相比其他证据具有更大、更直接的证明力，更能反映出双方之间所存在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潘兰姣的诉讼请求”的部分；二、鲁天林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兰姣偿还本金200,000.00元、利息55，684.00元（年利率10%，300,000.00元自2013年4月29日至2016年3月25日计87,205.00元，200,000.00元自2016年3月26日至2019年7月4日止，扣除已支付利息计97,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50.00元，由鲁天林负担3,000.00元，潘兰姣负担2,15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武港审判员  陈 林审判员  宋光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严品书记员杨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