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22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日辉，男，196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子谦，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坚，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有限公司（原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法定代表人：黄甲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容茂，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丽华（英文名：WONG,LAIWAH）,女，1955年4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居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秀娟，女，197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水步镇高岭区。上诉人邓日辉、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捷公司），原审第三人黄丽华、林秀娟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1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日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宝捷公司立即支付邓日辉6723600.2元货款及利息219357.46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宝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黄丽华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或者汇款还给邓日辉的款项减去邓日辉支付给黄丽华的款项余额认定为宝捷公司支付给邓日辉的货款，是认定事实错误。1.黄丽华支付给邓日辉的款项均没有注明为油款，实际上是其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2.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邓日辉通过银行向宝捷公司（黄丽华）支付的款项合计38924116元，而黄丽华支付给邓日辉的款项为46033100元。按照借款月利率3%计算（黄丽华主张为月利率15%），黄丽华支付的款项并不足以偿还其借款的本息；3.从宝捷公司提供其出纳林秀娟自从2013年1月2日起至2016年7月4日止期间汇款给邓日辉的油款明细以及邓日辉补充的送货单可知，没有开发票的油款均通过林秀娟的账户或者现金支付，不可能大部分通过黄丽华的账户支付；4.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黄丽华的陈述，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的燃油交易，有定期与林秀娟对账，并由林秀娟告知黄丽华。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三年多的时间，如果黄丽华分几十笔支付油款，林秀娟不可能不清楚。因此，黄丽华支付的实际上是借款本息。二、一审判决对宝捷公司拖欠邓日辉6723600.2元的事实不予认定不当。1.在一审期间，邓日辉与宝捷公司均确认2017年6月23日的欠款明细表的真实性，但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却不予认可该对账结果，明显不公；2.邓日辉在与林秀娟对账后，即将对账结果告知黄丽华并要求其支付油款，但黄丽华没有提出异议，证明宝捷公司确实拖欠邓日辉的油款；3.在一审期间，宝捷公司提交2015/2016年的油款支付明细列表及相应的转账凭证，主张向邓日辉支付货款6495000元，但该转账并未注明为油款，宝捷公司又提交2013年1月2日起至2016年7月4日止林秀娟向邓日辉付款7266390.1元来主张其付清拖欠的“673万元”油款。在邓日辉补充提交106张送货单，证明林秀娟的付款是支付该106张送货单中的部分油款，而非此前拖欠的油款，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不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邓日辉与宝捷公司的柴油买卖关系无效不当。首先，邓日辉提供由台山市南湾加油站盖章和其法定代表人杨奕斌签名的《证明》，证明邓日辉与杨奕斌合伙经营加油站，并由该加油站向宝捷公司提供柴油，由邓日辉收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该《证明》不予采纳不当；其次，邓日辉以南湾加油站的名义向宝捷公司供油，开发票的油款由加油站收取，不开发票的油款由邓日辉收取，而南湾加油站具有经营销售柴油的资质。且《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仅是商务部颁发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律法规，即使按照该规定，国家仅是实行许可经营，邓日辉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最后，即使邓日辉没有取得许可而以自己名义经营，也只是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的交易，根本不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审判决认为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的柴油买卖关系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宝捷公司辩称，一、邓日辉提交的《宝捷公司拖欠货款明细表》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1.《宝捷公司拖欠货款明细表》没有核对林秀娟已经支付给邓日辉燃油款的情况；2.《宝捷公司拖欠货款明细表》没有核对黄丽华已经支付现金燃油款9万元的情况；3.《宝捷公司拖欠货款明细表》没有核对黄丽华向邓日辉转账支付燃油款的情况；4.《宝捷公司拖欠货款明细表》没有全面核对燃油款的支付情况；5.《宝捷公司拖欠货款明细表》的来源存疑，无法排除邓日辉与林秀娟相互串通出具虚假的文件。二、一审法院通过审查黄丽华与邓日辉的往来情况，认定宝捷公司没有拖欠邓日辉的燃油款，合法有据。三、邓日辉存在以虚高的价格出售燃油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有权调整汽油的销售金额。黄丽华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1.不能推断黄丽华汇款给邓日辉只能用于清偿债务，而并非用于清偿燃油款；2.邓日辉认为借款本息合计60027668.95元无任何依据；3.油款由林秀娟支付，但不能认为黄丽华所支付的必然不是燃油款；4.黄丽华在一审期间陈述，燃油款大部分是由其支付；5.根据2017年6月23日邓日辉发给黄丽华的短信，自认只是跟林秀娟对账，但未与黄丽华对账，显然没有计算黄丽华所付的款项，黄丽华不予回复不等于默认；6.家对成品油经营进行管控，一审判决认为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三、邓日辉主张2015年9月14日前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其他意见与宝捷公司一致。宝捷公司上诉请求：1.审判决第三项；2.邓日辉向宝捷公司返还人民币1318888.8元及利息；3.邓日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宝捷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可能出错，违反自然规律，且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设定，就是以当事人出错为前提。二、宝捷公司是通过黄丽华与林秀娟支付油款给邓日辉，而邓日辉与黄丽华之间也存在高利贷关系，在邓日辉的追逼之下，黄丽华不断向邓日辉付款，且黄丽华对邓日辉与林秀娟对账之事并不知情。根据邓日辉与黄丽华之间的短信记录，其与黄丽华之间并未就油款进行对账。因没有对账而导致多支付油款，属于正常情况，邓日辉理应返还。三、邓日辉对宝捷公司的借款行为涉嫌“套路贷”，无权主张利息。四、宝捷公司主张对双方在2014年3月24日之后发生的往来进行全面的核算，公平处理。邓日辉辩称，从宝捷公司与邓日辉的油料买卖交易习惯来看，双方货款结算一般都是邓日辉先向宝捷公司供油，宝捷公司后支付货款，根本不存在预付款的情况，因此不可能存在宝捷公司多支付燃油款的情况。其他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黄丽华辩称，对宝捷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林秀娟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邓日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捷公司立即支付邓日辉6723600.2元货款及利息219357.46元，合计6942957.66元（利息以6723600.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货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6年10月29日计至2017年7月29日利息为219357.46元，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宝捷公司承担。宝捷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邓日辉向宝捷公司返还人民币2199389.3元及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起以人民币2199389.3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2.判令邓日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台山市宝捷弹性织物厂（以下简称宝捷厂）原系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股东系宝捷（国际）有限公司，1999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宝捷厂聘请黄丽华任营运总监，负责宝捷厂营运和账务工作。2019年1月22日，宝捷厂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企业名称变更为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有限公司（即宝捷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股东为台山市金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邓日辉作为出卖方与宝捷公司作为买受方，双方之间从2001年以来存在长期的柴油、燃油（重油）买卖关系。2017年9月14日，邓日辉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认为宝捷公司从2014年3月24日起开始拖欠柴油、燃油（重油）货款，并主张从上述日至2016年10月29日期间向宝捷公司供应柴油、燃油（重油）折算货款共6761086.7元，宝捷公司仅支付37486.5元，尚欠6723600.2元，据此诉请宝捷公司支付该欠款及相应利息。围绕上述诉讼请求，邓日辉提供的主要证据有通过电脑打印的“宝捷公司欠货款”的明细表（没有标题，显示时间从2014年3月24日至2016年10月29日）以及与该明细表对应的从2014年3月24日起至2016年10月29日止期间的送货单92张（其中包括了22张《收款收据》）。上述明细表依时间先后顺序对应上述送货单按照从左到右标注“日期”“金额”并分开两列的方式列明“2014-3-24（日期）/100191.3（金额）”（注：往下均按左为日期，右为金额的方式标注）、“2014-3-27/95429.4”“2014-3-30/95115.9”“2014-6-14/94426.2”“2014-6-19/100700.6”“2014-6-25/94050”“2014-7-21/101829.2”“2014-7-28/94050”“2014-10-29/98435.2”“2014-11-21/90409.6”“2014-12-13/95381.6”“2014-12-17/87729.6”“2014-12-20/87729.6”“2014-12-24/87612”“2014-12-27/92048.2”“2014-12-31/85890.8”“2015-2-28/83391”……“2015-10-24/69560”“2015-8-28/69466”（所列的该笔货款没有对应日期的送货单，邓日辉庭审中解释属笔误，应指2015年10月28日的货款，且提交的送货单中有对应日期及金额的送货单）、“2015-10-30/69043”……“2016-10-26/56868”“2016-10-29/56532”（以上按日期所列的送货批次共92批），另明细列表还列明“2016-10-13/56280/发票”“2016-10-17/55986/发票”“2016-10-19/56322/发票”（注：该所列的三批货邓日辉没有提供相应的送货单或发票，邓日辉庭审中解释针对上述货物已开具相应的发票，发票原件及送货单原件均已交回宝捷公司收存，但相应的货款仍未支付）。最后，明细列表在下方印注“未付总计：6761086.7”以及“未付6761086.7元-已付37486.5=实际未付6723600.2”。宝捷公司的出纳林秀娟在该列表的最下方处签署“已复核：林秀娟”。另，宝捷公司与邓日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7日止，邓日辉通过多次向黄丽华银行转账方式向宝捷公司交付出借款多笔，该出借金额双方存在争议，黄丽华主张37954116元，邓日辉在一审法院审理（2018）粤0781民初379号有关其与宝捷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邓日辉主张宝捷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清单》（与该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一致）遗漏了5笔汇款，共为92万元。经核对，邓日辉在上述案件中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与其在本案中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一致，且经对比，宝捷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清单》确实遗漏了邓日辉转账给黄丽华的5笔款项，分别为2015年1月18日转账30000元，2015年2月26日转账280000元，2015年3月27日转账280000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50000元，2015年8月10日转账28000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5笔合计920000元汇款的真实性，确定邓日辉转账给黄丽华的款项应为宝捷公司主张的37954116元加上920000元，合计38874116元。另邓日辉诉讼中主张与宝捷公司之间存在现金借款。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黄丽华通过其银行账户代表宝捷公司多次向邓日辉转账款项多笔，合计金额46133400元。其中，从2016年10月29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黄丽华转账支付11314700元。另外，2014年10月6日、2015年3月10日黄丽华通过汇城人民币找换店代表宝捷公司分别向邓日辉汇款支付60000元及310000元，2015年6月18日宝捷公司向邓日辉支付柴油款90000元，2017年4月18日黄丽华代表宝捷公司向邓日辉支付港币180000元。对于黄丽华的上述银行转账或汇款，系用于清偿借款还是支付油料货款双方存在争议。邓日辉在本案诉讼中初期主张均系用于清偿邓日辉的借款本息，后期主张其中一部分款项用于其承包宝捷公司锅炉房而该公司因此应支付的承包费。宝捷公司主张上述资金用于清偿借款和油料货款，且均已清偿完毕并多付了款，并明确该多付的款项均系多支付了油料款，据此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另，经查看黄丽华提交的邓日辉与其从2014年11月25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手机短信内容，邓日辉于2015年3月30日发出信息“今日三十万到期”，同年5月4日发出信息“明天有三十万到期后天有三十万到期”，同年6月20日发出信息“黄小姐星期一有三十万到期请留意”，同年9月12日发出信息“今天有五万元到期”，同年9月16日发出信息“明天有六十万元到期你准备了王小姐”，同年9月21日发出信息“今天这三十万元人家追我晕了”，同年10月10日发出信息“今天有5万元到期过1千元一天”“明天有三十万到期过期一万元一日”，同年10月11日发出信息“今天有三十万到期过期每天一万元十四号有二笔到期有五十万有三十万五十万千万别过期也会要我命的”，同年10月14日发出信息“我今日买吾到机票要明天中午才上机到达广州十五号晚上我今天叫他们到我家取你还不了我我告知他们有特殊情况请十五号下午四点到我家取五十万连过期天共还五十万零柒仟元三十万共还三十万零三仟元请不要再过期了我十六号早上过来给借条你”，同年10月24日发出信息“王小姐你好今天有五万到期息二千元明天有三十万到期过期一天要五千元每天星期一又有三十万到期的请准备下”，同年10月30日发出信息“王小姐明天有二笔款到期一笔五万元的利息二仟元一笔三十万元的利息三万元的不能过期每天要息一万元一天的请准备好”；邓日辉于2016年9月25日发出信息“王小姐，昨天你汇入25万元，帮你续借伍俊杰50万元利息5万元，到期10月13号，帮你续借30万元，利息3万元，到期日10月14号，帮你还星期六息4千元汇你166000元，明天有20万元没借条的，有30万元利息是2万元的请准备”；邓日辉于2017年5月18日发出信息“王小姐，公司追紧油款”，同年5月19日发出信息“公司油款一定要付的，好麻烦”“24号的40万元借款又要到期”，同年5月21日发出信息“王小姐，公司油款不付明天就麻烦了”，同年5月31日发出信息“王小姐，你今天一定要搞好利息，免麻烦，另外3号40万元到期请准备”，同年6月8日发出信息“王小姐，本月12号40万元到期，15号公司油款到期，你准备了”，同年6月23日发出信息“王小姐，公司油款，在娟姐处对好账，共欠673万多元，以经去掉50万元了，你处未去，娟姐处有5万元是还，加上5万元就是678万多”。黄丽华针对邓日辉2015年9月21日发出的信息回复“对不起，明天一定办妥”，针对邓日辉2015年10月14日发出的信息当日回复“我知道明天下午四点前打钱到你账户”及次日回信息“我只可以有四十万已入账”，针对邓日辉发出的其他信息均未回复信息予以回应。另，一审法院对黄丽华本人进行询问，并依法制作《询问笔录》，在笔录中，针对一审法院提出的“关于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由黄丽华经手处理？是否掌握相关交易情况？”问题，黄丽华陈述称“我们（指宝捷公司）与原告（指邓日辉）存在多年的燃油买卖生意往来，我们公司有专人负责具体操作，我清楚相关情况。经营上有发票（南湾加油站的发票）的资金都由会计、出纳处理的，通过公司账户汇款至发票上的账户，公对公的。对于没有发票的油款有时是从出纳林秀娟账户支付，有时是从我个人账户支付，款项是转账至原告本人账户的”；针对一审法院提出的“邓日辉与宝捷公司双方交易的燃油是否有定期进行对账结算”“对账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问题，黄丽华陈述称“有对账计算的，是出纳林秀娟对账的，对账之后未付款的她会跟我说”“是通过在送货单上确认对账的”；针对一审法院提出的“上述经你账户转给原告的款项是否能跟借款区分开来”“对于没有发票的油款除了你个人账户支付的，还有从哪些途径支付？”问题，黄丽华陈述称“基本我们都会进行对账，但是没办法区分”“出纳的账户也有支付”；针对一审法院提出的“通过你个人账户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否能显示出是油款”“油款的支付，借款的偿还是通过什么账户支付的？”问题，黄丽华陈述称“可以显示”“油款大部分是通过我本人账户支付，另有2笔现金由我支付，分别是9万元、18万元。另外，借款都是通过我本人账户偿还的”。另查明，2013年1月2日起至2016年7月4日止期间，林秀娟通过多次汇款一共向邓日辉支付7266390.1元，其中2013年共支付1781114元，2014年1月4日至2016年7月4日期间共支付5485276.1元，其中2014年5月21日至2016年7月4日期间共支付3966665.7元。针对上述款项的支付，邓日辉补充2012年5月11日至2014年3月20日的送货单106张（其中部分送货单标题标注“台山市南湾加油站送货单”）及2016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7日的送货单3张，从该等证据记录的送货货款统计，共10629364.30元，其中2016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7日送货产生的货款分别为56322元、55692元、55986元，合计168000元。邓日辉主张上述送货单的货款确实已经结清，宝捷公司主张林秀娟转账支付的货款7266390.1元全部是用于支付上述送货单的货款，与其在本诉中主张的宝捷公司未付货款无关。诉讼中，邓日辉确认对供应的油料如果是南湾加油站开发票的，宝捷公司是直接付款给南湾加油站，以及确认燃油款双方是有定期进行对账的，是由宝捷公司出纳员林秀娟进行对账，并通过送货单进行对账确认。另，对邓日辉补充提交的上述送货单中涉及标题标注“台山市南湾加油站送货单”的送货单所对应的供货主体，邓日辉主张实际系其本人，系其以台山市南湾加油站的名义向宝捷公司供货；宝捷公司主张上述供货主体系台山市南湾加油站。因邓日辉先前主张与台山市南湾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合作承包经营该加油站并向宝捷公司供油，后期又主张系以该加油站的名义向宝捷公司供油，前后矛盾，且其亦未提供充足的证据对前述任一主张的事实加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邓日辉提供的上述送货单系明显可区分的两种不同的送货单，若邓日辉为唯一供货主体，采用两种不同的送货单且其中一种送货单明确标明了具体法人主体名称，并不必要，也不符合交易习惯，结合双方诉讼中均确认的“邓日辉承包宝捷公司锅炉房”“对南湾加油站开发票的相应油料，宝捷公司直接付款给南湾加油站”“没有开发票的油料宝捷公司向邓日辉付款”事实判断，一审法院确定宝捷公司采购的油料来源于两处，一是台山市南湾加油站的直接供应，二是邓日辉自行采购后再转售宝捷公司，故一审法院采信送货单中涉及标题标注“台山市南湾加油站送货单”的送货单所对应的供货主体为台山市南湾加油站，而凡是南湾加油站开发票的相应油料对应的供货主体亦为该加油站。对于邓日辉承包宝捷公司锅炉房是否产生该公司应向邓日辉支出“承包费”，邓日辉庭审中先主张其负责聘请锅炉工及管理锅炉，费用由黄丽华通过汇款支付给邓日辉，一年三十多万；后又称“承包费无法计算，当时请员工按照工资计算，双方有协议承包费”。宝捷公司则认为邓日辉承包锅炉房就是承包所有的供油，双方之间对承包锅炉房的结算是通过燃油款结算，不需要额外再支付款项。因若上述承包费系单独结算，则应系固定数额的、定期的结付，但邓日辉却未能提供有关上述承包费相关的协议依据以及具体指出黄丽华的汇款中哪些属于承包费，经核对本案有关黄丽华的汇款流水记录，从中也未能找出与邓日辉上述主张支付数额相匹配且较固定的定期支付的汇款记录，故一审法院对邓日辉上述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与邓日辉主张的事实相比较，宝捷公司上述主张的事实较为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另，对邓日辉在本诉中主张的货款所涉及的对应送货单中记录的货物，邓日辉统计并确认其中2014年3月24日、2014年6月19日、2014年7月21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10月29日、2014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27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4月26日、2015年7月8日供应柴油10批次，第一批次数量为660升，后面各批次数量均为880升；其余的均为燃油（重油）。宝捷公司对邓日辉上述柴油部分的统计事实予以确认，对燃油（重油）部分除了对邓日辉提供的“宝捷公司欠货款”的明细表中列明的“2016-10-13/56280/发票”“2016-10-17/55986/发票”“2016-10-19/56322/发票”三批货物不予认可外，其余的在批次、送货日期以及数量上均无异议。另，关于涉及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油料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的问题，邓日辉认为双方合同有效，若合同无效，柴油价格按照法院调取的同期最高零售价计算；宝捷公司同意若合同无效，柴油价格按照法院调取的同期最高零售价计算。经查明，与2014年3月24日、2014年6月19日、2014年7月21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10月29日、2014年12月13日等日对应的同期0号柴油（Ⅳ）的最高零售价为7.53元/升，与2014年12月27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4月26日、2015年7月8日等日对应的同期0号柴油（Ⅳ）的最高零售价依次分别为5.74元/升、5.8元/升、5.71元/升、5.99元/升。另，诉讼中一审法院向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询问了解就本案涉及的燃油（重油）是否需特许经营，该局回复：按照《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第一章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成品油是指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的规定，该案件所涉及的燃油（重油）并不是成品油的范畴。另，邓日辉就其与宝捷公司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其在本案中提交的2017年5月31日《借据》为主要依据以宝捷公司仍欠借款7500000元及利息为由，于2018年5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2018）粤0781民初379号案件诉讼，案经立案后由审理本案的同一合议庭进行审理。一审法院经对上述案件审理后认为，该案涉及的《借据》正面载明“现宝捷厂借到邓日辉人民币”，背面载明“本公司实收现金人民币肆佰柒拾万元正贰佰捌拾万元正共（￥7500000元正）”，从上述内容来看，应理解为签订案涉《借据》时，宝捷公司收到邓日辉分别为470万元、280万元的两笔现金借款。对此，邓日辉庭审中述称案涉《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是数十次现金借款经双方对账结算后的金额，之前双方签订的相关借款借据等凭证在结算时已经被对方收回。但是，根据案涉《借据》的内容，其没有任何文字描述该借款金额基于双方此前借款结算形成。另外，邓日辉在本案中也未能提供任何一份结算前的借款凭证副本予以佐证，对于次数如此之多、累积金额如此之巨的借款，其不保留结算前借款凭证副本的行为显得尤为不谨慎或与一般人的行为不符。故邓日辉关于双方进行结算而签订案涉《借据》的主张存疑。关于借款资金来源，邓日辉主张其经商二十余年，经营收入为大量现金，并且其还向朋友借取现金转借给宝捷公司，但以上皆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邓日辉的本项主张存疑。关于双方交易习惯，据查明，宝捷公司与邓日辉之间长期存在油料买卖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有频繁资金转账往来，从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7月19日止，双方互为转账的款项高达46133400元和38874116元，故邓日辉主张的现金交付与双方上述长期存在的转账交易习惯不符。关于案涉借款的交付细节，在案涉借款实际交付的具体细节上，邓日辉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相矛盾，不足以采信。关于《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负债清单》，该负债清单确系宝捷公司委托容燕娜处理该公司债务而出具，相对方系容燕娜，其不构成对记载债务的确认。综上，邓日辉作为出借人，对案涉借款金额的形成、借款资金来源、交付细节等的陈述，与其所提供证据之间未能环环相扣，互相印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并不足以证实邓日辉履行了交付借款750万元给宝捷公司的义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邓日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述案件因邓日辉提起上诉，相关民事判决书至今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结合邓日辉提出的本诉请求及依据的事实、理由，宝捷公司答辩、该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归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涉案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的油料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二、邓日辉提出的本诉请求应否得以支持；三、宝捷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应否得以支持。对于上述第一个主要焦点问题，鉴于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的交易涉及柴油和燃油（重油）两种油料交易，根据《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第三条“国家对成品油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成品油是指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的规定，对于柴油，国家实行专营许可，有关主体必须经向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申请并获得许可才能进行经营销售，邓日辉未能举证证明其拥有经营销售柴油的资质，故一审法院确定其销售柴油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应确定其与宝捷公司之间形成的柴油买卖合同无效；对于燃油（重油），国家并未实行专营，邓日辉向宝捷公司销售该油料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形成的燃油（重油）买卖合同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对于上述第二个主要争议焦点问题，邓日辉主张宝捷公司仍欠油料款6723600.2元，宝捷公司反驳主张该货款已经付清。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相关证据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采信宝捷公司的反驳主张，理由如下：第一，虽然邓日辉围绕其主张提供了宝捷公司的出纳林秀娟在当中签署“已复核：林秀娟”字迹的欠款明细列表以及该列表所列货款对应的相关送货单作为主要依据，且作为收货当时宝捷公司的营运总监黄丽华诉讼中也承认宝捷公司与邓日辉之间的油料交易由林秀娟负责定期进行对账，但是，其一，根据前述一审法院关于柴油买卖合同效力的论断，涉及柴油的买卖合同无效，柴油货款在原有货物不能返还而应折价补偿的情况下，即使相应货款宝捷公司尚若未予清偿，因上述欠款列表所列货款计算系包含柴油货款的，该部分货物的价值不能按原相应送货单上记注的单价予以计算，基于双方庭审中均同意该部分货物按照一审法院调取的同期最高零售价计算，因此导致相应的货款数额也发生变化，故即使上述欠款列表上有宝捷公司的出纳林秀娟签字确认已复核，在本案中亦不能依此认定宝捷公司尚欠货款6723600.2元；其二，对于上述欠款明细列表中最后列明的“2016-10-13/56280/发票”“2016-10-17/55986/发票”“2016-10-19/56322/发票”三批货物，从记注的信息看，邓日辉应是以发票作为对账依据，而邓日辉诉讼中未能提供相关的送货单以及相关的发票原件，其解释系送货单以及发票原件全部交付宝捷公司收存。宝捷公司对此并不予确认。以上对账形式与邓日辉确认“对供应的油料如果是南湾加油站开发票的，宝捷公司是直接付款给南湾加油站”“由林秀娟进行对账，通过送货单进行对账确认”等事实或习惯相矛盾，故该对账存疑；其三，虽然从邓日辉2017年向黄丽华发出的多次手机短信信息内容看，其认为宝捷公司仍欠油料款并因此多次向黄丽华催收，但黄丽华并未回应确认宝捷公司仍欠油料款，而针对邓日辉2017年6月23日发出信息“王小姐，公司油款，在娟姐处对好账，共欠673万多元，以经去掉50万元了，你处未去，娟姐处有5万元是还，加上5万元就是678万多”的内容，宝捷公司认为此刚好说明虽然邓日辉与林秀娟对账确定油款6780000元，但因没有计算黄丽华转付给邓日辉的款项，该确定款并非双方欠款的真实数据。首先，从上述信息内容在文字文义理解上，确实可以理解为邓日辉经与娟姐（指林秀娟）就油款对账确定欠6730000多元，但该数额尚未计算并去除黄丽华的相关付款（你处未去），对此邓日辉亦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其次，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黄丽华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给邓日辉的款项有46503400元（46133400元+60000元+310000元）及现金交付邓日辉港币180000元，对于前46503400元，黄丽华转账或汇款时并未注明付款用途（究竟系支付油款还是清偿借款?），双方对此预先亦未进行书面约定，虽然黄丽华到庭针对本院提出的“通过你个人账户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否能显示出是油款”问题时陈述称“可以显示”，此与上述转账款均没有显示付款用途的事实不符，但黄丽华同时坚称上述付款用于清偿借款和支付油款，而对上述款项的支付用途邓日辉诉讼中也存在“全部用于清偿借款”与“部分用于清偿借款、部分支付宝捷公司锅炉房承包款”的前后不一陈述，且邓日辉也未能就其前述事实举出充分证据加以证实或进行充分说理说明其合理性，故对上述黄丽华的转账付款或汇款，双方存在支付用途的争议，并不能因此简单判断并确定为单用于清偿借款或单用于支付油料款。对于后现金付款港币180000元，虽然经司法鉴定对应的《收据》中“油款”两字晚于其他文字内容月1个月加写，从该证据的落款时间“2017、4、18号”判断，以上加字时间大约发生在2017年5月，亦即发生在本案本诉提起之前，故此不足以说明黄丽华或宝捷公司存在恶意伪造证据，依法应认定系宝捷公司未经与邓日辉协商一致的单方“支付油款”意愿的行为，双方在本案中就该付款用途产生争议，双方均未举证证实各自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能简单判断并确定其单用于清偿借款或单用于支付油料款。而从邓日辉补充提供的2012年5月11日至2014年3月20日的106张送货单及2016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7日的3张送货单看，显示存在2014年3月20日前与2016年11月1日后的两部分货款，邓日辉确认该等货款已经付清，但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林秀娟通过转账支付油款给邓日辉的最后一笔款项发生在2016年7月4日，即林秀娟代宝捷公司支付邓日辉的油款从转账发生的时间上判断仅仅系用于结清了2014年3月20日前或最迟于2016年7月4日前的货款，对上述2016年11月1日后发生货款，邓日辉就如何结清并未予以充分说明，故该部分货款因黄丽华的付款而结清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综上，一审法院依法采信宝捷公司上述主张，确信虽然邓日辉与林秀娟对账确定尚欠油款额为6723600.2元，但尚未计算黄丽华转付给邓日辉的款项在内并作相应的减除，以上对账确定款并非双方欠款的真实数据。故，虽然邓日辉围绕其提出的本诉诉求提供了宝捷公司的出纳林秀娟在当中签署“已复核：林秀娟”字迹的欠款明细列表以及该列表所列货款对应的相关送货单作为主要依据，但该等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宝捷公司尚欠其货款6723600.2元。第二，承上，黄丽华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期间通过转账或汇款向邓日辉支付46503400元及现金交付港币180000元（双方诉讼中同意按汇率0.848折算为人民币152604元），另宝捷公司现金支付油款90000元，即使认定现金支付的90000元油款系用于清偿邓日辉本诉主张的油料款之外的其他时期发生的油料款，其余款项46656004元（46503400元+152604元）比较邓日辉转账交付的借款38874116元，差额7781888元，该差额款完全覆盖邓日辉主张的油料款6723600.2元且有1058288元剩余，据此，宝捷公司已结清邓日辉所主张的油料款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第三，承上，针对邓日辉主张的油料款，从相应的送货单看，送货时间发生在2014年3月24日至2016年10月29日期间，就各批货物双方没有书面约定相应货款的支付期限，而双方虽分别主张了交易习惯为送货后两个月内付清货款或送货后相隔一年后才付清货款，但均未充分举证证实，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上述各批货物的付款时间为各批货物送货的当天，即邓日辉主张的油料款债务于对应油料送货到宝捷公司当日已形成并到期，亦即邓日辉主张的油料款债务最后一笔于2016年10月29日到期。对于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就邓日辉转账交付的借款，双方均没有举证证实各笔借款约定相应的还款期限，且双方亦无法合理说明各笔借款具体哪一天到期，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本院确定上述借款于邓日辉向宝捷公司催告时相应债务才到期；对于邓日辉主张的现金借款，假若真实发生，亦与以上同理，应确定相应借款于邓日辉向宝捷公司催告时相应债务才到期。从邓日辉向黄丽华发出的手机短信信息的内容看，通过筛选可以统计的邓日辉明确催告的且可视为于2016年10月29日前到期的借款债务分别有：1.2015年3月30日发出信息催告的300000元；2.2015年5月4日发出信息催告的600000元；3.2015年6月20日发出信息催告的300000元；4.2015年9月12日发出信息催告50000元；5.2015年9月16日发出信息催告的600000元；6.2015年9月21日发出信息催告的300000元；7.2015年10月10日发出信息催告的350000元；8.2015年10月11日发出信息催告的1100000元；9.2015年10月24日发出信息催告的52000元、600000元；10.2015年10月30日发出信息催告的2000元、30000元；11.2016年9月25日发出信息催告的200000元、20000元。以上借款债务共4504000元。除了上述借款债务外，邓日辉未能举证证实或充分合理说明其他的借款债务也一并于2016年10月29日前到期。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基于双方当事人对黄丽华代表宝捷公司支付给邓日辉款项究竟属于清偿借款还是支付油料款存在争议，且双方均未能举证证实各自相应主张成立，一审法院确定黄丽华的付款优先用于抵充上述一审法院依法推定于2016年10月29日前到期的邓日辉主张的油料款债务及借款债务。据此，上述邓日辉的到期油料款债务及借款债务数额分别为6723600.2元、4504000元，合计11227600.2元，以黄丽华支付的除了宝捷公司现金交付的90000元油款外46656004元，或者即使系以黄丽华于2016年10月29日后支付给邓日辉的11314700元就足以抵充结清上述债务。综上所述，邓日辉提出的本诉诉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对于宝捷公司提出的相关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已无论断的必要。对于上述第三个主要争议焦点问题，鉴于掌控宝捷公司运作的人员或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团队成员均应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公司有完备的财务人员，故该公司在正常与邓日辉的油料交易中，在涉案相关送货单记注的货量及价款明确、清晰的情况下，该公司存在超额支付货款显然系不符合交易逻辑和日常生活规则。但鉴于涉案柴油部分的买卖合同无效,且宝捷公司已实际将柴油用于生产经营，因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就是宝捷公司通过折价补偿的方式重新与邓日辉计算柴油部分的货值。因双方均同意一审法院调取的同期最高零售价计算，一审法院确定双方于2014年3月24日、2014年6月19日、2014年7月21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10月29日、2014年12月13日等日交易的柴油均按同期0号柴油（Ⅳ）的最高零售价为7.53元/升计算相应货款，货款总额为38101.8元[（660升+880升×5）×7.53元/升]；双方于2014年12月27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4月26日、2015年7月8日等日交易的柴油分别按依次对应的同期0号柴油（Ⅳ）的最高零售价5.74元/升、5.8元/升、5.71元/升、5.99元/升计算相应货款，货款总额为20451.2元（880升×5.74元/升+880升×5.8元/升+880升×5.71元/升+880升×5.99元/升）。上述货款总额为58553元，对比涉案送货单记注的同期同批货物价款总额60566元（即2014年3月24日4950元、2014年6月19日6776元、2014年7月21日6776元、2014年7月24日5808元、2014年10月29日6688元、2014年12月13日6160元、2014年12月27日5984元、2015年3月24日5808元、2015年4月26日5808元、2015年7月8日5808元），超出的2013元邓日辉应返还给宝捷公司。宝捷公司反诉诉求中超出前述2013元的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宝捷公司反诉请求的利息，应以上述2013元为计算基数，从宝捷公司反诉之日即2018年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为宜。林秀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邓日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邓日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宝捷公司返还人民币2013元及利息（该利息以人民币2013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宝捷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60401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5401元，由本诉邓日辉负担。反诉受理费12198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198元，由宝捷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2173元、申请财产保全费4960元，合计17133元，邓日辉负担反诉受理费25元、申请财产保全费40元，合计65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于下文予以阐述。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邓日辉、宝捷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另因黄丽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纠纷。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法律适用提出异议，故本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关于宝捷公司是否拖欠邓日辉货款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2001年以来，宝捷公司与邓日辉之间存在长期的柴油、燃油（重油）买卖关系。经一审法院查明，双方的供货、付款等往来，因记账不规范，无法一一对应。邓日辉认为宝捷公司从2014年3月24日起开始拖欠柴油、燃油（重油）货款，并主张从上述日至2016年10月29日期间向宝捷公司供应柴油、燃油（重油）折算货款共6761086.7元，宝捷公司仅支付37486.5元，尚欠6723600.2元，据此诉请宝捷公司支付该欠款及相应利息。为此，邓日辉提供了通过电脑打印的“宝捷公司欠货款”的明细表，罗列了自2014年3月24日至2016年10月19日的送货以及付款情况，并在最下印注“未付总计：6761086.7”以及“未付6761086.7元-已付37486.5=实际未付6723600.2”。该明细表没有注明对账时间。宝捷公司的出纳林秀娟在该列表的最下方处签署“已复核：林秀娟”。邓日辉于2017年6月23日向黄丽华发出信息“王小姐，公司油款，在娟姐处对好账，共欠673万多元，以经去掉50万元了，你处未去，娟姐处有5万元是还，加上5万元就是678万多”。黄丽华没有予以回复。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林秀娟、黄丽华均系宝捷公司的管理人员。林秀娟作为宝捷公司公司的出纳，对邓日辉列举的送货、欠款的情况予以签名确认；作为宝捷公司财务总监的黄丽华亦没有提出异议。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否认上述对账结果的情况下，应当采纳上述对账结果，认定至2016年10月19日，宝捷公司仍然拖欠邓日辉燃油款6723600.2元。一审判决对该对账结果不予确认，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宝捷公司是否已经付清上述燃油款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黄丽华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期间通过转账或汇款向邓日辉支付46503400元及现金交付港币180000元（双方诉讼中同意按汇率0.848折算为人民币152604元），另宝捷公司现金支付油款90000元，即使认定现金支付的90000元油款系用于清偿邓日辉本诉主张的油料款之外的其他时期发生的油料款，其余款项46656004元（46503400元+152604元）比较邓日辉转账交付的借款38874116元，差额7781888元，该差额款完全覆盖邓日辉主张的油料款6723600.2元且有1058288元剩余，据此，宝捷公司已结清邓日辉所主张的油料款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对此，本院认为，因邓日辉与宝捷公司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邓日辉已经就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该案本院已经受理，案号为（2020）粤07民终2195号，正在审理之中。双方当事人均称，上述款项包括借款以及货款，但双方均无法对每一笔往来款项的性质究竟是借款还是货款予以确认。因此，不能认定宝捷公司向邓日辉支付的款项均为燃油款。一审判决认为宝捷公司向邓日辉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应付货款，认定宝捷公司已经付清货款的理据不充分。至于宝捷公司是否存在多支付燃油款的问题。鉴于掌控宝捷公司运作的人员或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团队成员均应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公司有完备的财务人员，故该公司在正常与邓日辉的油料交易中，在涉案相关送货单记注的货量及价款明确、清晰的情况下，宝捷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其有预付燃油款的交易习惯，宝捷公司称存在超额支付货款显然系不符合交易逻辑和日常生活规则。另鉴于宝捷公司与邓日辉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双方自2001年起即发生经济往来，其往来资金时间跨度长，来往频繁，且多无注明资金性质，故宝捷公司主张其已经超额支付燃油款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于邓日辉的诉讼请求以及宝捷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至2016年10月19日，宝捷公司仍然拖欠邓日辉燃油款6723600.2元。但是，在此之后，双方之间仍然存在款项往来，且在2017年5月31日，宝捷公司出具《借据》一份交邓日辉，主要内容为“现宝捷公司借到邓日辉人民币7500000元，借款期限24个月，余竞炀担保本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邓日辉、宝捷公司、黄丽华、余竞炀均签名盖章确认。在该借据背面载明“本公司实收人民币肆百柒拾万元正贰佰捌拾万元正。经手人：黄丽华”，并加盖宝捷公司、孔庆枝印章、黄丽华的手印。在一审期间，黄丽华陈述：“实际上宝捷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现金。邓日辉是说宝捷公司一直没有还清借款给邓日辉，如果宝捷公司不还清借款也不签借条，邓日辉就找人阻（挠）宝捷公司做生意，所以黄丽华当时就签了该借据。当时黄丽华签的时候借条上借款本金等内容是空白没有填写的，后来邓日辉说根据其计算包括借款、借款利息、油款等多项资金大概是750万元，所以就填了这个数额。该借据背面的字是黄丽华在签订借据当日写的。”据此可知，邓日辉与宝捷公司在2017年5月31日重新就借款、利息、燃油款进行对账，并以《借据》形式作为新的债权凭证。因此，上述统计到2016年10月19日的拖欠燃油款6723600.2元的对账表，已经被之后形成的上述《借据》所替代。另因邓日辉已经就该《借据》提起借款纠纷诉讼，本院以（2020）粤07民终2195号案受理并审理之中，因此，对于双方在签订上述《借据》后，宝捷公司是否已经清还货款的问题，将在该案中一并进行审理。综上，邓日辉据上述对账表主张宝捷公司拖欠其6723600.2元燃油款的依据不能成立。宝捷公司主张已经多付货款，但也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邓日辉的诉讼请求以及宝捷公司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但鉴于一审法院对邓日辉向宝捷公司提供的部分油品价格进行了调整，经核算认定存在2013元的差价，应当予以扣除，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该判项不予调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欠妥，但因对于邓日辉的上诉请求，本院在（2020）粤07民终2195号案中一并予以审查处理，故本案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401元（已由邓日辉预交60401元，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有限公司预交8335元），由邓日辉负担52066元，台山宝捷弹性织物厂有限公司负担8335元。邓日辉多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33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吴碧如书 记 员 梁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