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恒为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志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菊生，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丽波，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志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麦荣福，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世明，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恒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为公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6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王丽华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丽波、上诉人金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麦荣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金发公司按年利率5.775%支付利息21957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金发公司赔偿恒为公司损失暂定为2871300元（具体以鉴定价格为准）；3.诉讼费由金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明显不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法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占用资金利息不公平。虽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但本案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可以按3.85%的1.5倍利率即5.775%计算利息。金发公司于2020年5月1日明确表达不履行合同，于2020年7月24日退回了全部货款，因此金发公司应当支付自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以16327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775%标准计算利息，利息为21957元。2.一审确定的财产损失数额明显错误。2020年4月9日双方签订了合同，同年4月10日双方明确了供货日期，即于同年4月30日前供货15吨，同年5月30日供货100吨。合同签订后，金发公司以产能有限拖延供货，整个履行期间在恒为公司不断催促下仅供货2.4吨，离115吨供货差距巨大。金发公司未按约定供货，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以恒为公司购买替代品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依据认定金发公司赔偿损失的数额明显不公。在金发公司不能按约定供货的情形下，恒为公司可以采取补救措施是购买替代品或者不购买替代品。是否购买替代品需要依据市场交易行情作出判断。案涉货物是口罩原料，当时属于紧俏产品，交易行情处于不断上涨的供不应求情势下。案涉货物价格从2020年4月初的每吨15000元左右上涨到5月份每吨80000元左右。在金发公司违约后，恒为公司一开始购买同类货物10吨，其中5吨是每吨70000元，另5吨是每吨65000元。后来恒为公司联系了其他供应商，可是案涉货物还在上涨，且也不能及时供货，因此恒为公司临时采取了不购买替代品的补救办法。恒为公司在当时案涉货物暴涨的情形下采取不购买替代品的补救措施是合理正当的。金发公司业务员在与恒为公司承办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认，当初2020年4月底已经涨到每吨40000元。按照案涉货物的这个价格，金发公司因违约至少可以获利（115吨-2.4吨）乘以（40000元-14500元）=2871300元，当事人不能因违约获利。即使不作价格鉴定，一审法院应当查明金发公司因违约取得的获利情况，按金发公司获利数额让其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3.一审法院不支持价格鉴定属于程序违法。恒为公司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价格鉴定申请书》，要求委托鉴定机关对案涉货物在2020年4月至5月期间的平均市场价格进行鉴定。价格鉴定对认定恒为公司损失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恒为公司有权申请鉴定。因为在本案中只有进行了价格鉴定，才能查明恒为公司的损失，否则恒为公司的实际损失无法认定。金发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按照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公平原则。2.一审法院认定恒为公司财产损失明显错误，判决金发公司支付恒为公司违约损失545000元无证据支持，应予驳回恒为公司损失请求。首先，《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并未对合同解除的违约作任何相关约定，按照合同法规定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赔偿损失。但恒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因违约造成其实际损失，故在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损失的前提下，且已经支持其利息损失的情况下，其主张损失2871300元不应获得支持。其次，一审法院将恒为公司因自身生产需求而所采购的物资当作金发公司迟延交货而购买的替代品，并支持差价损失545000元错误。在恒为公司与金发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时，恒为公司已经在和案外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相关交易进行磋商，并且在与金发公司签订后履行期根本未届至的情况下，即于2020年4月13日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相关物资采购合同，一审法院将恒为公司正常需求物资当本案迟延交货的替代品明显依据不足。再次，双方聊天记录充分证实了恒为公司4月13日及4月22日所购买的聚丙烯是其自身生产需求，并非金发公司迟延交付而进行替代购买。李静丽在聊天中明确其签合同的下一周需求50吨，即恒为公司提交向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聚丙烯材料并不是本案合同迟延交付的替代品。恒为公司代理人也明确了恒为公司仅购买了10吨的聚丙烯材料，并无购买材料更多聚丙烯材料，即使认为金发公司需要在4月份供应15吨聚丙烯材料，而恒为公司在签订合同的下周即需求50吨，那么恒为公司在4月份购买聚丙烯至少要超出50吨，且超出部分才能认为是金发公司迟延交付而购买的替代品。最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与恒为公司签订合同相同时期的同规格材料的交易价格为38000元每吨，而恒为公司提交的合同成交价却高达7万元每吨，明显不合理。一审法院将恒为公司自身哄抢防疫物资而支付的价款作为财产损失并要求金发公司赔偿，于情于理不符。3.金发公司的违约行为并未给恒为公司造成损失，且实际上因金发公司的违约行为而给恒为公司减少了损失。首先，恒为公司虽是纺纺、织布等的制造、销售单位，但在疫情发生前恒为公司并未实际生产熔喷布，恒为公司也是因疫情爆发而转生产熔喷布。其次，在疫情发生后，恒为公司于2020年4月9日才向东莞市权隆电线电缆设备有限公司购进2套纺织设备，而设备在4月24日才运抵恒为公司处，因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且销售单位未上门调试，设备无法组织生产，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金发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向恒为公司供货，也未给恒为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失，如金发公司按合同履行了供货义务，则恒为公司在疫情过后仍将囤积100多吨的聚丙烯材料，这无疑是恒为公司的巨大损失。而本案的合同未能履行恰恰避免了恒为公司货物囤积的相关经济损失。再次，在疫情后恒为公司也提起多起诉讼，该相关诉讼是疫情期间恒为公司与其他相关单位签订相关熔喷布设备买卖合同纠纷，相关单位已经履行交付义务，但恒为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退回设备的相关诉讼。4.恒为公司要求按照40000元每吨的差价计算损失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同意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合同并未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而根据当时市场监管的政策要求，防疫物资不能倒卖给其他单位及中间商，恒为公司以不同时期的差价作为其可得利益明显无事实依据，不符合政策要求和法律规定。金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金发公司支付恒为公司资金占用利息6372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金发公司无需支付恒为公司违约损失545000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于2020年6月18日解除，在合同解除后金发公司才需返还合同未履行部分的货款，故资金占用利息应从合同解除时计算至付清时止。案涉合同未履行部分货值为1632700元，金发公司已于2020年7月24日将该部分货款退回恒为公司，故应以1632700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18日起到2020年7月24日，按3.85％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为6372元。2.一审法院将恒为公司采购非替代品货物的差价作为本案的违约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金发公司与恒为公司于2020年4月9日签订案涉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合同第五条明确了签订合同30天后开始分批交付，即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时间应在2020年5月9日开始分批交货。在合同签订沟通过程中，恒为公司工作人员李静丽也明确清楚案涉合同订购的熔喷料是期货，并非是现货，其工作人员只是让金发公司尽量在4月份给其调配部分货物。其次，恒为公司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合同是其自身生产经营需求而订购的物资，并非是金发公司无法供货后恒为公司采购的替代品，一审法院将订购物资差价作为违约损失无事实依据。金发公司对案涉物资在交货期明显未届满，且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恒为公司正常生产需求订购物资作为金发公司违约而采购的替代品明显错误。再次，恒为公司向案外人采购的物资为满足其自身生产需求订购物资有事实证据证明。在合同签订前及签订后金发公司均明确无法满足其下周50吨及应急所需5吨物料的情况下，恒为公司向案外人进行采购物资根本与金发公司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要求金发公司承担该部分差价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最后，在金发公司与恒为公司沟通签订案涉聚丙烯采购合同过程中，恒为公司已经和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相关物资采购事宜，其曾向金发公司工作人员发送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订单信息，虽然该订单订购单位并非是恒为公司，但结合其工作人员提及的4月13日至4月17日需求情况等，所以其在2020年4月13日及22日签订合同完全是满足其50吨及应急所需5吨的结果，根本与金发公司、恒为公司签订的合同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无视该重要事实，将恒为公司其自身需求的合同作为本案替代物并判决金发公司承担差价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金发公司赔偿恒为公司违约损失超出了金发公司合同预期利益，且也不符合新冠疫情防疫政策案件审理规定。案涉合同标的物单价为14500元/吨，总价款为1667500元，合同按正常履行，排除价格上涨因素，金发公司履行合同的毛收益率20％，为333500元。依据《合同法》第113条规定，一审判决金发公司赔偿恒为公司的违约损失545000元明显超金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可预见的收益或损失。恒为公司自行选择购买高价材料，属其自身行为，差价并不是本案合同履行所造成的损失，金发公司不应承担，也不应由金发公司承担。恒为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同时，存在较多的聚丙烯材料供应商，价格由一万多到恒为公司采选购的七万多的都有，而金发公司却选择最高的购买。退一步，即使其主张的损失与金发公司有关，恒为公司选择最贵的作为替代品也明显不合理，一审法院将全部差价判决金发公司承担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恒为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相一致。恒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恒为公司与金发公司2020年4月9日签订的《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于2020年5月6日解除；2.金发公司返还货款1667500元，并按年利率10%支付自2020年4月10日至返还日止的利息；3.金发公司向恒为公司赔偿损失（暂定为3997300元，具体以价格鉴定为准）；4.金发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恒为公司提交的公证微信记录显示，金发公司业务员胡某于2020年4月9日通过微信群“江苏恒为&金发科技沟通群”发送了一份“聚丙烯采购合同-14500”文档，并在群内提示恒为公司业务员李某某“你看下这个合同，没问题就回签给我吧”。上述合同名称为“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编号为KF20200409102，内容为恒为公司向金发公司购买型号为PP-91500的熔喷聚丙烯（以下简称“案涉原料”）共计115吨，单价14500元/吨，总金额1667500元，交货方式为金发公司送货，并约定“从合同签订日起，30天后开始分批交付”，付款方式为“预付全款”。双方确认合同无误后，通过微信传输了合同盖章文本及付款凭证图片，恒为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1667500元。胡某在微信群内提示金发公司另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客户订单下系统的时候，注意4月份要交付15吨”。2020年4月10日，李某某通过微信询问胡某“胡经理，我们的货是115吨5月全部交完的吧？如果是没有截止日期可不行啊？我记得昨天说的是5月交完，4月交15吨，5月100吨”，胡某回复“是的”，李某某再问“我的理解是5月30日前交完115吨，是这样的么”，胡某再答“是的”。2020年4月11日，胡某提示李某某“江苏恒为明天发货1.2T”，李某某表示“可以多争取一点么，3吨可以吗，我们这里已经跟不上了，都着急死了，帮帮忙吧”，胡某回复“没办法”，并表示“需求太多了，供不应求，有分到货就偷着乐吧，我们现在每天需求4万吨，都是付全款的，每天生产才400吨”。2020年4月13日，李某某询问当天能不能发一点货，胡某回复“不用催我了，我只保证这个月给你们10吨，如果你确认急的话，我把款退给你们吧，你们可以找其他供应商买货”，李某某表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货是由我来跟踪的，所以想确认一下何时能到货，大概能到多少”。2020年4月14日，李某某询问“胡经理，上午好，我们这边今天有安排货吗”，胡某答复“没有”。2020年4月30日，李某某催促胡某发货，胡某回复“我给你看下你们老板发的信息哈”，并附若干信息截图，主要内容为因胡某不履行合同，恒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志明威胁要带上工人去金发公司拉横幅、找媒体曝光、报复胡某等方式施加压力。胡某表示与钱志明沟通时，可以确保每周发货1.2吨，有多余资源再多发，但钱志明不同意，上升到人身威胁，因此金发公司不执行合同了，如果恒为公司觉得金发公司毁约了可以去法院起诉，该承担的金发公司会承担，并明确表示不执行合同了。双方确认金发公司共向恒为公司发货三次，分别为2020年4月12日发货1.2吨、4月21日发货0.6吨、4月27日发货0.6吨，合计发货2.4吨。恒为公司提交其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及支付凭证，拟证明因金发公司违约造成其向第三方购买替代原料产生损失。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20年4月13日、4月22日，所购产品与案涉原料一致，数量各5吨，价格分别为70000元/吨、68000元/吨，恒为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4月22日分别向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50000元、340000元。金发公司辩称上述两份合同均签订于本案采购合同解除前，并非因本案争议产生，不应计入恒为公司的损失。双方在诉讼中均确认案涉采购合同已解除。恒为公司主张于2020年5月6日以发送律师函方式向金发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理由为金发公司未能履行供货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恒为公司未能提供函件及投递单原件予以核对，金发公司表示未收到该函。金发公司主张于2020年4月29日向恒为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理由是与恒为公司就供货细节无法达成一致，且金发公司业务员收到了恒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志明的威胁，合同无法履行，金发公司未能对其上述主张的解除时间及过程举证证明。金发公司承认双方业务员在微信中确认了2020年4月、5月的交货总量分别为15吨、100吨，但辩称对于每次发货量未作明确约定，金发公司后续调整发货数量是因为产能有限。恒为公司于2020年6月5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向金发公司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及应诉文书。金发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向恒为公司退还货款1632700元（1667500元-14500元/吨×2.4吨）。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促成交易、规范权利义务的重要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恒为公司、金发公司自愿签订采购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关于合同解除。双方均确认案涉采购合同已解除，但对合同的解除原因及时间表述不一，应各自承担举证责任。采购合同约定案涉原料“从合同签订日起，30天后开始分批交付”，此后双方业务员通过微信进一步明确了交付时间及数量为“4月发15吨，5月发100吨，5月30日前发完115吨”。由于案涉合同的签订、付款、协商、联系发货等全过程均由两家公司业务员通过微信程序完成，故此业务员对合同履行方式的补充约定应视为合同组成部分，对恒为公司、金发公司均有约束力。金发公司仅以“产能有限”为由大幅降低发货数量，显然违反双方约定。即使上述产能问题确实存在，金发公司作为占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上市公司，在明知自身产能与市场需求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仍不加选择地收取客户订单及资金，但又不能按约定履行合同，客观上造成买卖双方的损失，显然负有过错。金发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合同解除时间及过程，亦未能证明其具备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对其合同解除主张不予支持。截至2020年5月30日交付期满，金发公司实际向恒为公司发货2.4吨，仅为约定供货数量的2%，远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恒为公司主张金发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请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恒为公司未能证明其在本案起诉前已有效通知金发公司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解除时间不予采信，调整为案涉采购合同自本案起诉状送达金发公司之日即2020年6月18日起解除。关于违约损失。首先，金发公司收取恒为公司支付的货款但未能按约定交付货物，应退还剩余货款1632700元并支付自金发公司表明不履行合同之次日即2020年5月1日至实际退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恒为公司请求按照年利率10%计算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由于金发公司已于2020年7月24日退还了货款1632700元，应向恒为公司支付2020年5月1日至7月24日的利息合计14638.39元（1632700元×3.85%÷365天×85天）。金发公司退还货款的行为发生于本案诉讼期间，恒为公司因该项请求支出的案件受理费应由金发公司承担。其次，恒为公司与案外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虽发生于本案采购合同解除前，但从微信记录可见，金发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已明确表示因需求太多供不应求，对恒为公司请求发货3吨亦无法满足，2020年4月13日进一步表示当月只能发货10吨，距离此前约定的4月发货15吨仍有数量差距，可以合理预期金发公司对5月完成100吨交货目标亦难以实现，恒为公司在此情况下向其他供货商另行购入同类原料替代生产，并无不当，由此产生的价差损失应由金发公司承担。恒为公司请求以未发货数量计算损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根据恒为公司向案外人购买替代原料的实际数量及价格计算违约损失545000元[（70000元-14500元）×5吨+（68000元-14500元）×5吨]。恒为公司请求数额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日判决：一、恒为公司与金发公司于2020年4月9日签订的编号为KF20200409102的《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于2020年6月18日解除；二、金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4638.39元；三、金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为公司支付违约损失545000元；四、驳回恒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727元，由恒为公司负担15770元，金发公司负担9957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金发公司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沭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1322民初51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恒为公司向东莞市权隆电线电缆设备有限公司在4月9日购买两套熔喷布设备，在4月24日交付给恒为公司，该诉状明确了该设备因质量问题不能正常运转，也没有调试，没有达到合同目的，并要求退货的事实。金发公司没有交付熔喷料就没有造成损失，恒为公司在4月后才转为生产熔喷布，由于该案起诉的原因，设备有质量问题，本身设备的原因也没有生产熔喷布。即使金发公司提供了原材料给对方，对方也无法生产，就算过了疫情也会找理由退回溶喷料。证据2.文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1026民初167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即使金发公司履行了合同，恒为公司也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同退回相关的标的物。证据3.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582民初6421、6418号民事裁定书两份，拟证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20年4月11日熔喷料PP1500N含税单价38000元每吨，签订合同的单价纯属是恒为公司单方抢购哄抬的结果，且疫情过后都存在防疫物资囤积要求解除合同退回的情况。恒为公司质证认为：对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根本不能证明因金发公司违约而没给恒为公司造成损失这个事实。恒为公司退货是因为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不能正常运转，退货是恒为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手段，退货行为也不能证明恒为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正常。证据2证明内容完全是金发公司的主观猜测，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于证据3，恒为公司在一个月之内催促对方供货10次，但一直没能正常安排供货。在当时的情形下，涉案物资一天一个价格，价格一直在上涨，终端产品也在上涨，恒为公司高价购买涉案物资以维持生产也是当时情况下的理性选择。之后，恒为公司在当时涉案货物暴涨的情形下很难再购买到替代品。也考虑到涉案货物价格成太高，其他公司也不能及时供货，因此恒为公司决定暂不购买替代品。不购买替代品不等于恒为公司没有损失，因金发公司的违约给恒为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的辩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资金占用利息的计付标准；二、合同解除导致的违约损失的金额计算。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计付标准问题。本案中，金发公司收取恒为公司支付的货款1632700元，却未依约履行全部交货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由于金发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已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时恒为公司有权要求其退款。鉴于金发公司已于2020年7月24日退还货款1632700元，在金发公司迟延退款期间，确实给恒为公司造成资金占用损失。恒为公司主张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但恒为公司上诉请求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1.5倍计付过高，一审法院已酌定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合同解除导致的违约损失的金额计算问题。双方均确认《聚丙烯材料采购合同》已经解除，且一审法院对此已作详尽论述，本院不予赘述。对于违约损失的金额计算问题，案涉采购合同中虽未约定相关违约条款，但由于金发公司以产能有限拖延供货的行为，导致恒为公司不得已向案外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替代原料，给恒为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由此产生的价差损失应由金发公司承担。恒为公司向东莞市权隆电线电缆设备有限公司购买两套熔喷布设备所发生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案涉采购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金发公司不能以此抗辩减轻违约责任。恒为公司的损失属于恒为公司的举证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待证事实无意义，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恒为公司一审向法院提交的《价格鉴定申请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恒为公司、金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20.20元，由江苏恒为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8792.76元，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8627.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