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民终19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凯旋南路和平商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8732876024T。法定代表人：唐荣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辉，湖南淮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家文，湖南淮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三，男，197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社教，男，196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贤仁，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辉,湖南存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贵财，男，195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上诉人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芷江远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李贵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湘1228民初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芷江远大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1228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一审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李贵财作为公司的委托人与芷江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简称承包合同),以李贵财系挂靠上诉人公司为由施工,从而认定李贵财在施工过程中与李国三等三人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上诉人不予制止、默认,系表见代理行为。上诉人认为是认定事实错误，其真实事实是李贵财借用上诉人公司资质与凯旋房地产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李贵财名为委托人,实为挂靠,是实际施工人，如果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上诉人作为被挂靠人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没有错,本案并非《承包合同》纠纷。但一审判决认为,李贵财在施工过程中另外独立与李国三等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上诉人共同偿还债务明显错误。因这两份合同并非同一法律行为和同一法律关系,而是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李贵财挂靠上诉人公司与凯旋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认可的,而李贵财和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所签的《租赁合同》,虽然加盖上诉人公司公章,但根据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鉴定书》,充分证明该公章系伪造加盖,并非经上诉人公司认可,上诉人公司也没有委托李贵财签订,上诉人并不知情,且合同的履行和结算协议均是李贵财以个人名义实施，虽然一审判决书称:“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租赁合同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能证实系李贵财个人行为,而非上诉人行为。一审法院对其个人行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系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结算表》第5页显示:“欠条”及欠款人签名处只有李贵财签名,并没有上诉人公司盖章,充分证实系李贵财个人行为。表见代理外观上必须是上诉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非以上诉人公司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此,被上诉人李国三等三人是明知的,且未向上诉人披露该事实,上诉人自始至终不知情,没有参与更没有追认,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其行为进行了默认,显然与事实不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国三等三人的直接债务人为李贵财,而非上诉人,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司法解释,施工过程中实际施工人与第三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被挂靠人(上诉人)没有法律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为表见代理的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而非发包人、承包人(被挂靠人)和实际施工人之间的纠纷,是因实际施工人李贵财在施工过程中欠付第三人设备租金提起的诉讼,双方达成的租金结算协议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协议。而不是以上诉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法解(二)理解与适用》中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中借用资质挂靠责任的栽判规则第二条第(三)项，第三人因拖欠租金及材料款提起诉讼:“因挂靠人对外拖欠租金或者材料款,第三人对挂靠人提起诉讼或者对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提起共同诉讼的,应当区分挂靠人对外以谁的名义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应当以挂靠人为被告,如果挂靠人抗辩是职务行为,则应追加被挂靠人为当事人,以便查清案件事实,分清责任主体。如果挂靠人对外明确以被挂靠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则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当事人。本案李贵财并非是以被挂靠人(上诉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以及签订结算协议,一审庭审中挂靠人(被上诉人李贵财)承认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共同偿还设备租金等相关费用,是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贵财对外签订合同以及结算协议均是以个人名义实施和履行。如果是挂靠法律关系,被靠人只对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即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对实际施工人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纠纷不承担法律责任。为此,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其目的如诉讼请求。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辩称：上诉人没有有效合法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租赁合同上公章的真实性，奇怪的是上诉人一直利用在芷江当地的地位，通过公安局提供了一份鉴定书，并没有在一审中提出申请鉴定，很显然是上诉人不敢鉴定，且我方当时就有投诉到最高院和公安厅，公安机关责令芷江公安局立案侦查，但是最后不了了之，该份文书并不是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民诉法第63条的规定很清楚，关于鉴定意见，并不是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通知书，上诉状中证明公章系伪造，如果案涉租赁合同中上诉人公章为真实，为什么远大公司不向法院提请鉴定，而是要走歪门邪道？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自认李贵财用了公司的资质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承包合同，从这一句话可以辅证案涉租赁器材使用在了案涉工地上，至于李贵财与上诉人之间到底是借用还是挂靠，是谁撑到最后这是内部的最后矛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应当另案起诉李贵财；3、民诉法规定了借用与被借用诉讼地位的问题，没有解决实体问题，所引用的法条不能解决实体问题。最后，李贵财作为公司合同经办人与我方签订及履行合同办理相关结算的行为，远大公司应当承担合同责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且我们也保留追究上诉人滥用司法资源，不如实陈述的诉讼权利，上诉人应当解决问题，而不是动用一些刑事力量干预民事审判。李贵财未予答辩。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决芷江远大公司、李贵财支付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租金107385元；2.判决芷江远大公司、李贵财支付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器材赔偿费12944元；3.判决芷江远大公司、李贵财支付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5月20日的违约金66650元及以及欠款本金12032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自2020年5月21日起至欠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合同约定违约金标准为日3‰，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自愿调整为年利率24%）；4.芷江远大公司、李贵财支付李国三为其实现本次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李贵财作为芷江远大公司的委托代表与芷江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承接飞虎中路商住楼新建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李贵财与芷江诚信租赁部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租用建筑器材，施工地址为飞虎路，合同主要约定了租赁物钢架管每日租金0.01元，成本价值18元／米，扣件每日租金0.008元，成本价值6元／套，顶托每日租金0.07元，成本价值18元／套；按月度交付租金，于每月的十号前将应交租金清结，未按时缴纳的，每逾期一天，按应缴纳租金的3‰加收滞纳金至缴清之日止；在履行合同中如有纠纷，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有权提起诉讼，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在该合同上出租方加盖了芷江诚信租赁部印章，负责人鲁社教、邓贤仁本人签字。承租方加盖了芷江远大公司印章，李贵财本人签字。2017年11月1日，经双方结算欠租金、建筑器材赔偿费共计12万元，李贵财出具欠条一份。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当庭认可租金、器材赔偿费共计12万元。另查，芷江诚信租赁部原系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为李国三，实际由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三人合伙经营，该个体工商户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设立，2019年7月17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芷江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飞虎中路商住楼新建工程发包给芷江远大公司，但芷江远大公司明知李贵财不是其单位职工且没有施工资质，却又盖章同意其以公司名义承接了该工程，双方形成了挂靠之事实。此后，在李贵财与芷江诚信租赁部签订合同时其签名并加盖芷江远大公司印章的行为使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有理由相信李贵财有权代理芷江远大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而且涉案租赁设备也用于了飞虎中路商住楼新建工程，故芷江远大公司认为其不是该案适格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李贵财与芷江远大公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和职务关系，但是李贵财在经营期间，以芷江远大公司名义施工及进行其他民事行为，芷江远大公司作为承包人，并没有予以制止。芷江远大公司的默认，使李贵财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具有芷江远大公司代理权的表象。李贵财与芷江诚信租赁部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时，是以芷江远大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李贵财同时签名。虽然芷江远大公司没有实际授权给李贵财签订租赁合同，但是李贵财以芷江远大公司名义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合同上加盖芷江远大公司印章，该印章虽然未得到芷江远大公司的认可，芷江远大公司认为系他人私刻所为，但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该案租赁合同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案的审理也无须以涉嫌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而且租赁的设备、器材也全部运到芷江远大公司承建的项目工地，用于工地施工，上述这一切使得交易相对人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更加确信系李贵财代理芷江远大公司实施了相应的民事行为，故在债权得不到清偿时，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案涉《租赁建筑设备合同》的签约方芷江远大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有事实依据，且承包人芷江远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明知或应当知道李贵财没有代理权仍然与李贵财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故仍需对该租赁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李贵财为飞虎中路商住楼新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项目系其挂靠芷江远大公司承建的，且愿意承担支付本案设备租赁费的责任，应与芷江远大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芷江远大公司、李贵财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基于该案中李贵财与芷江远大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以及之后形成的表见代理关系，应认定芷江远大公司与李贵财对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芷江远大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有权向李贵财进行追偿。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请求李贵财与芷江远大公司偿还租赁款、器材赔偿费及违约金（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起诉时放弃了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滞纳金，只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且请求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于法有据，该院应予以支持。对李国三要求的3万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该院考虑该项收费较高，酌定调整为1.5万元。综上所述，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签订后，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依约提供了设备，芷江远大公司、李贵财未按约支付租赁费、器材赔偿费，应承担支付租赁费、器材赔偿费并承担违约金的责任，对于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用亦应按约定予以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贵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租赁费、器材赔偿费共计12万元；同时，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贵财以欠款本金12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支付违约金至欠款本息还清之日止;二、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贵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律师费1.5万元；三、驳回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5元，减半收取计2277.5元，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负担161元,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贵财负担2116.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芷江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飞虎中路商住楼新建工程发包给芷江远大公司，但芷江远大公司明知李贵财不是其单位职工且没有施工资质，却又盖章同意其以公司名义承接了该工程，双方形成了挂靠之事实。此后，在李贵财与芷江诚信租赁部签订合同时其签名并加盖芷江远大公司印章的行为使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有理由相信李贵财有权代理芷江远大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而且涉案租赁设备也用于了飞虎中路商住楼新建工程，李贵财在经营期间，以芷江远大公司名义施工及进行其他民事行为，芷江远大公司作为承包人，并没有予以制止。芷江远大公司的默认，使李贵财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具有芷江远大公司代理权的表象，故一审法院认为李贵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且芷江远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李国三、鲁社教、邓贤仁明知或应当知道李贵财没有代理权仍然与李贵财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故一审法院判决芷江远大公司对该租赁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50元，由上诉人芷江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利建审判员  曹 阳审判员  夏英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田利文书记员张妍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