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9民终10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宇，女，汉族，1989年12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公民身份号码：522************021。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英权，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佐梅，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尹逸峰，男，汉族，1986年3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荔苑******，公民身份号码：441************47X。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远波，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东，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翰达，男，200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公民身份号码：360************814。法定代理人：余晓光，男，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公民身份号码：360************73X，系余翰达父亲。上诉人张宇、尹逸峰因与被上诉人余翰达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0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翰达原审的诉讼请求：一、判令张宇、尹逸峰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97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东莞市星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缘公司）应当向余翰达履行的金钱义务[即支付余翰达6692.1元及利息（以6692.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6月6日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11.34元由星缘公司负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张宇、尹逸峰承担。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判决：一、限张宇、尹逸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对（2016）粤197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星缘公司的债务6692.1元及利息（以6692.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6月6日计算至2018年6月1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6692.1元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从2017年1月26日计算至2018年6月1日止）、受理费111.34元向余翰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余翰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50元，余翰达已预交，由张宇、尹逸峰负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0892号民事判决。原审宣判后，张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张宇无须向对（2016）粤197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东莞市星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缘公司）的债务6692.1元及利息、受理费111.34元向余翰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余翰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下事实认定错误、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星缘公司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以及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1日星缘公司受理破产清算前，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均由星缘公司财务胡惠文保管，张宇没有保管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因此，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是否灭失与张宇没有因果关系。星缘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的规定，胡惠文作为星缘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对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负有保管义务，张宇及尹逸峰作为股东，张宇及尹逸峰对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没有保管的义务。（二）胡惠文是否是星缘公司的股东，胡惠文所保管的财务账册是否因余翰达等一帮家长情绪激动冲击公司办公室而导致灭失，并不影响“张宇作为公司股东在破产清算中无法定的清算义务，更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也不负责保管公司的财务账册，不属于有责任的股东”的事实。（三）2020年4月8日，星缘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张宇在破产清算程序当中没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没有拒不移交财务账册的情形，张宇对星缘公司的账册是否灭失没有怠于履行义务，星缘公司的账册是否灭失也与张宇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一审判决却没有依据该事实认定案件事实。二、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两被告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的星缘公司对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公司破产程序中，依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非公司破产清算的义务人，张宇作为公司股东在破产清算中无法定的清算义务，更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也不负责保管公司的财务账册，不属于有责任的股东。破产清算不同于解散清算，适用破产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规定，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属于破产法调整的范畴，不属于公司法上公司解散清算制度调整范围。本案中，在余翰达于2020年5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在余翰达起诉前，星缘公司已被依法宣告破产，星缘公司已于2019年5月23日被法院宣告破产，星缘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被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至此星缘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归于死亡，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星缘公司是在2019年7月1日被东莞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很显然，星缘公司的死亡是因为破产程序的结果，且破产程序早于行政管理机关的吊销程序。本案案由为清算责任纠纷，但是，余翰达在一审程序的事实与理由均是：“余翰达申请对星缘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但在清算过程中，由于张宇、尹逸峰作为星缘公司的股东，未向管理人移交星缘公司的账册和重要文件，导致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张宇、尹逸峰作为星缘公司的股东即清算义务人，负有保证会计账簿等文件资料的完整并向破产管理人移交的清算义务，因张宇、尹逸峰未全面履行该义务，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结合余翰达提交的证据，余翰达在本案诉求的是星缘公司两股东在破产程序中未能提供或怠于提供公司会计账簿等文件资料而提起的诉讼，不是星缘公司未进入破产程序前解散清算程序。余翰达的诉求及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情形，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0条：“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第4条：“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规定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118条(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中，亦明确了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的规定，星缘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清算事务亦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亦非星缘公司的股东，张宇作为星缘公司股东不是破产企业的清算义务人。即使张宇是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清算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6条、第127条也只是由法院对其罚款，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司法拘留。因此，一审判决张宇作为星缘公司原股东需要对已宣告破产的星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四、退一步讲，即使张宇系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清算义务人，但是，张宇在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并没有“怠于履行义务”，张宇不应当对已宣告破产的星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再退一步讲，即使张宇在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怠于履行义务”，但是，张宇并没有掌握、控制或保管星缘公司的账簿、文书资料，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由公司财务胡惠文保管，无保管即无义务，并且根据公司法、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股东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星缘公司财务账册的灭失与张宇没有因果关系。六、星缘公司已被宣告破产，其公司法人人格消灭，星缘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债务也归于消灭，除非余翰达等债权人在星缘公司终结破产程序之日起，另行发现星缘公司有符合破产法第123条规定的情形，债权人才可以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七、余翰达在本案中主张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第18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是关于公司解散原因的规定，第183条是关于公司解散清算是由清算组成立时间的规定。上述并不是企业在破产清算程序的规定。最高院九民纪要第118条也规定，法院在适用法释[2008]10号文第3款的规定，债务人及相关人员责任，应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来确定主体的内容及责任范围，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规定判令张宇对星缘公司破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宣判后，尹逸峰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尹逸峰无需对（2016）粤197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星缘公司的债务6692.1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11.34元向余翰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余翰达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进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一、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案由为“清算责任纠纷”，同时，该清算责任纠纷与申请公司清算责任纠纷有明显的区别。清算责任纠纷是因为清算组成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损失所引起。而申请公司清算责任纠纷则是由于公司董事等相关责任人怠于履行职责所引起的纠纷。本案中，星缘公司于2018年6月1日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2019年5月23日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宣告破产，2020年2月20日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至此星缘公司的企业法人理应死亡或消亡。2020年5月份时余翰达起诉，余翰达起诉是基于尹逸峰在破产程序中未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资料造成无法全面清算。显而易见，这是矛盾的。因为从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20日期间，星缘公司处于破产程序中，既然是破产程序中，何来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清算的行为或义务。所以，尹逸峰在一审起诉时其选择“清算责任纠纷”的案由与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19条和20条的法律规定和尹逸峰在破产程序中的所谓消极或违法行为的法律事实是相矛盾。星缘公司已经被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1条的规定为星缘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2016年时，星缘公司因经营不善被包括余翰达在内的冲击、围堵和破坏。此时，根据相关证据可知，星缘公司的财务人员胡惠文不仅掌握公司的财务资料，而且还将公司的日记账和报税资料均如实的告知公安机关。在此情形下，余翰达基于服务合同提请诉讼，胜诉后申请执行，后又在执行过程中于2018年申请星缘公司破产。余翰达当时在执行终本时并未提请“清算责任纠纷”的诉讼，如果在那时提请清算责任纠纷的诉讼，则尹逸峰作为股东理应会而且也确实可行的会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星缘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在星缘公司历经破产程序被宣告死亡后提请清算责任纠纷，显然是错误的。既然星缘公司通过破产程序已经被宣告死亡，则星缘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没有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的规定需要对星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为星缘公司在法律上的死亡不是因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是因为破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显而易见，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的财务管理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本案星缘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却没有与财务人员胡惠文联系和索要财务资料，并且在法定代表人张宇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该管理人也不做任何行为。而一审法院对此法律规定和事实再一次的选择沉默和把法律责任转嫁给尹逸峰应是不当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尹逸峰因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履行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如前所述，星缘公司的账册在财务负责人胡惠文处，但管理人怠于履行查明义务，这个责任不应由尹逸峰承担。余翰达提起诉讼的案由是清算责任纠纷，但其适用的法律关系、法律依据及法律事实却是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所产生的义务。星缘公司破产在先，余翰达要求尹逸峰承担清算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针对张宇、尹逸峰的上诉，余翰达答辩称：张宇、尹逸峰作为星缘公司的开办者，对星缘公司清算负有首要的义务，不能将清算责任推卸给星缘公司其他人员及破产管理人。星缘公司在其倒闭的时候，张宇、尹逸峰是有能力保管星缘公司账册，但是张宇、尹逸峰放任星缘公司账册的灭失，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张宇、尹逸峰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余翰达诉求张宇、尹逸峰对（2016）粤197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星缘公司的债务6692.1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向余翰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仅代表个人的诉求，且事实依据是张宇、尹逸峰未向管理人移交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导致无法进行全面清算；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本院认为，星缘公司作为债务人在被执行过程中，因未发现星缘公司有财产可予以执行，并经债权人同意及申请，转为破产程序处理。法院于2018年6月1日裁定受理星缘公司破产，于2019年5月23日裁定宣告星缘公司破产，2020年2月20日裁定星缘公司破产终结。从法院受理星缘公司的破产申请到破产终结程序来看，星缘公司已经进行破产程序处理。不管张宇、尹逸峰对星缘公司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的灭失是否存在有过错行为，导致星缘公司的管理人在星缘公司宣告破产后因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不全未能对星缘公司进行实质性清算，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但在星缘公司终结破产程序后，债权人行使权利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0条“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4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的规定进行。该两条规定明确了破产清算应适用的法律依据。由于破产程序本身具有彻底清理债务人债权债务的功能，相关主体不配合清算而导致债务人财产的灭失，在法律性质上均属于债务人破产的财产，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追回后用以清偿全部债权人，不应在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后，由债权人个别进行清偿并用于清偿其自身债权，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就本案而言，星缘公司已经被宣告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第一款“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21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应在立案阶段就不予受理，但因本案已经受理，故应驳回债权人的起诉。因此，余翰达主张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来认定张宇、尹逸峰对（2016）粤197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星缘公司的债务6692.1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向余翰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张宇、尹逸峰的上诉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08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翰达的起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余翰达已预交），退还余翰达；上诉人张宇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尹逸峰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黎淑娴审判员  刘冬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何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