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22民初3733号 原告：李炳惠，男，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浙江东方正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桐庐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渡济村。 法定代表人：许金地。 被告：许金地，男，197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平、张丽君，浙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转塘街道凌家桥村**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永兴。 原告李炳惠与被告桐庐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许金地、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0日、2020年11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李炳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被告恒通公司和被告许金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平及被告许金地（被告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李炳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被告恒通公司和被告许金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和平、张丽君及被告许金地（被告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行地公司两次开庭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炳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恒通公司、被告行地公司为原告李炳惠更换同品牌、同型号新车一辆（如同品牌、同型号车辆无法履行，应退还原告李炳惠购车款8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恒通公司、被告行地公司赔偿原告李炳惠损失286350.78元（其中因交强险拒赔损失120225元、因商业险拒赔损失16069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3、依法判令被告许金地对被告恒通公司欠付原告李炳惠的上述第1、第2项诉讼请求所列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全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原告在被告恒通公司处购买拖拉机一辆，发动机号码×××61、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75、价税合计8万元。车身上的车架号显示与所有单证上的车架号均一致，并由被告恒通公司为该车办理了行驶证以及保险，两者所显示车辆信息一致。2016年9月，案涉车辆年审期限届至，原告又交付被告恒通公司6000多元，由被告恒通公司为案涉车辆办理年检并购买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李炳惠，保险期间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2017年10月27日止，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75。由车辆生产商被告行地公司出具编号为096537号合格证，载明发动机号为×××61、底盘号（车架号）为×××75。并由被告恒通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人为被告许金地，发票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75，还为原告办理了年检、换领了行驶证，行驶证记载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同样为×××75。2017年8月29日，原告驾驶案涉车辆在桐庐县××街道××村路段与案外人董宗良相撞，造成董宗良受伤的交通事故。经桐庐县交警大队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2020年3月26日，董宗良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以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赔偿各项损失计305798.38元，经桐庐县人民法院判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董宗良110225元（120225元-10000元已垫付），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在商业险内赔偿董宗良160697.78元，原告赔偿董宗良34305元。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调查后认为案涉车辆的底盘号（车架号）与原告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及车辆档案中记载的底盘号（车架号）×××75不相符，采纳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判决撤销桐庐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2民初700号民事判决，由原告赔偿董宗良30522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由原告承担，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垫付的10000元可另行向原告主张。该判决现已生效。现由于案涉车辆的底盘号（车架号）与原告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上登记底盘号（车架号）并不一致，原告不能为案涉车辆购买保险，也不能进行车辆年检，更不能上路行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认为：被告恒通公司出售车辆给原告，并由被告恒通公司代办车辆年检以及购买保险，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为原告提供能够正常使用的车辆；被告行地公司作为车辆的生产商，应保证车辆的质量并提供有效的车辆有效证件。现由于被告恒通公司、被告行地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法应承担立即更换车辆（或者退还购车款），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被告许金地作为被告恒通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对被告恒通公司所欠原告的第1、第2项诉讼请求所列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特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 原告李炳惠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4年5月21日保单、案涉车辆底盘号铭牌，证明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75、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4510ＰＤ运输型拖拉机，新车购置价为43400元的事实； 2、2016年保单、行驶证，证明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75、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Ｐ1510ＤＩＩＡ运输型拖拉机，与2014年5月21日购买保险时的车辆信息完全不一致，导致案涉车辆出险时被法院判决拒赔； 3、视频、录音、录音文字翻译、名片，证明原告于2014年在被告恒通公司购买案涉车辆，用现金交付；案涉车辆每次保险及年检全部交由被告恒通公司办理；由于被告恒通公司、行地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的实际信息与农机站备案信息及投保信息不一致，被法院判决由原告承担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郑君富系被告恒通公司的店长及案涉车辆销售、保险及年检的经办人的事实； 4、拖拉机行驶证档案存档附件、照片、合格证、发票，证明由于被告恒通公司、行地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的实际信息与农机站备案信息不一致，备案采用的车辆照片并非案涉车辆的事实； 5、（2020）浙0122民初700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514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由于被告恒通公司、行地公司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的底盘号（车架号）与原告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及车辆档案中记载的底盘号（车架号）×××75不相符，被法院判决由原告多承担了286350.78元损失（其中交强险拒赔损失120225元、因商业险拒赔损失160697.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8元）的事实； 6、企业基本信息，证明被告许金地系被告恒通公司唯一股东，应对被告恒通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事实； 7、拖拉机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拖拉机登记业务流程记录单，证明被告恒通公司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办理车辆登记手续、更换号牌的事实。 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辩称：一、关于在2014年购买车辆及上牌购买保险等相关事宜。2014年5月，原告在被告恒通公司处购买过一辆拖拉机，该情况属实，发动机号码为×××61，车架号为×××75，当时的车辆开票价格为价税合计62000元，开票时间是在2014年5月30日，这个拖拉机依据当时的政策也是不需要缴纳购置税的，被告恒通公司出售的该辆拖拉机也确实从被告行地公司处购买。在原告购买案涉拖拉机后，鉴于当时的上牌政策等因素，也是经过被告行地公司的帮助及介绍，由被告恒通公司安排相关人员在江西帮助原告的拖拉机进行上牌及购买保险。上牌的基本流程是：拿着（或者寄去）车辆的购买发票、车辆合格证等资料到上牌地的车管所，由车管所审核后出具车牌。根据原告诉状中陈述，在2014年第一次上牌及购买保险的过程中，车身上的车架号显示与合格证、发票、保险单上的车架号一致，这一点被告恒通公司与原告的看法一样，没有异议，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合格证是开对的，因为被告行地公司开具的合格证正确，后续由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车辆发票也是正确的，后续办理的保单及行驶证也都是正确的。从上述内容来看，答辩人认为：本案原告诉讼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既然是买卖合同，其主合同义务自然是交付车辆，该义务被告恒通公司已经完成，勉强可以认为是作为从合同义务的购买保险及上牌，被告恒通公司也已经全部完成，原告在诉状中也均予以认可，且后续的两年时间内，原告均正常持续的在使用车辆，因此，本案不存在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款的情形，应当驳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二、关于在2016年案涉车辆上牌及购买保险等相关事宜。在2014年5月原告购买车辆之后至2016年9月重新办理年检及购买保险期间，原告案涉车辆一直都在正常运行，这期间的所有保险及证件均没有错误。在2016年案涉车辆需要年检时，原告找到被告恒通公司并要求被告恒通公司代为办理车辆年检事宜，原告付了多少钱被告恒通公司确实记不清了，但确实是收过办证及其他等相关费用，也不多，可能确实是六千多。被告恒通公司当时也问了被告行地公司，主要考虑到拖拉机的年检及上牌等政策性要求比较强，而被告行地公司作为厂家对相关政策肯定是比较清楚的，所以后来经被告行地公司帮助及介绍，选择了去广东茂名重新上牌，被告行地公司当时的说法是江西年检是不会通过的（被告行地公司一年有很多的拖拉机出售，也同样选择在各地进行上牌，相关情况比较清楚），广东可以，所以选择去广东。因为年检及上牌政策等原因，选择的方式只能是重新上牌，因为重新上牌，所以合格证需要重新开具，发票也需要重新开具，原告提供的证据当中明显可见，被告行地公司这一次重新开具的车辆合格证中的车架号发生了错误，写成了×××75，多了一个0，也是因为重新上牌需要，被告恒通公司根据合格证而开具的发票当中的车架号也发生了错误，同样多了一个0，这里特别注意的是，先有车辆合格证再有发票（无论从两个资料的出具时间来看，还是从明显的办理流程来看，先后顺序必然如此），合格证发生错误，导致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发票也发生错误，最终导致车辆行驶证及保单都发生错误。从上述事实内容来看：首先，在2016年的上牌及购买保险中，有重新开具合格证以及开具发票的事实，但上述事实均并非是重新订立买卖合同，而是为了上牌（或者说是过年检）的需要，这其中的相关金额等也明显并非客观事实，原告在诉状当中也认可该事实（事实与理由中第一段第四行至第六行），因此同样不存在违反买卖合同约定可以解除合同等情形；其次，被告恒通公司是经原告要求而代为办理车辆年检及保险购买服务，该行为也并不是2014年车辆买卖合同的后续履行义务行为，完全是为了赚点好听的名声，这其中也并没有赚取利润（按照原告的说法是交了6000多元，该费用用于广东车辆上牌及购买保险，可能还包含发票的税点，明显也是没有利润的）。第三，关于这一次发生错误的缘由，结合2014年第一次上牌完全正确的情况来看，明显可以得知，这一次的错误系为重新上牌需要，被告行地公司开具的合格证发生错误导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过错，被告恒通公司在其中也承认，确实没有发现合格证开错了，也没有能力发现（车辆没有开来，资料没有留底），这个没有发现错误是否属于原告在诉状最后讲到的属于一种应当合理注意的义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综上内容来看，被告恒通公司也不需要承担交通事故赔偿无法理赔的责任，希望法院依法驳回第二项诉请。另外，关于被告许金地的责任问题。被告恒通公司注册时间是在2012年3月2日，注册资本是50万元，信息都可以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2014年以前的肯定是实缴制，不存在认缴，所以注册资本肯定是实缴的。关于原告陈述的公司系一人股东公司的问题，确实公司只有一个登记股东，即法定代表人许金地，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有正常的财务部门，有会计，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的财产都是分开的，不存在混同的情况，我们从公司经营的经营范围及具体类型来看，车辆买卖业务也明显不存在股东私下收取款项等情形，都是必须要开具发票的，都是要做账的，被告也能提供相应的税务凭证等证据。综上，希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恒通公司及被告许金地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2014年开具的发票上显示的车架号与2014年保单上是一致的，发票是根据当时的合格证开具的，被告恒通公司已经履行买卖合同相关义务的事实； 2、纳税证明、纳税信用级别证明，证明被告恒通公司与被告许金地的财务是相互独立的事实； 3、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被告恒通公司与被告许金地不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 被告行地公司未答辩，未到庭质证，也未提供证据。 本院向当事人出示了现场勘查案涉车辆拍摄的车身上车架号照片及本院向桐庐县税务局调取的发票开票明细查询。 对原告李炳惠提交的证据，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2014年保单上的车架号与车身上的车架号是一致的，对新车购置价43400元有异议；对证据2除了车架号发生错误外，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除名片外的其他证据合法性有异议，录音视频证明是被告恒通公司去办理上牌及保险，但2016年办理不是合同义务；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明显可以看出合格证发生错误，这是导致后续其他资料错误的根本原因；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的过错不是被告恒通公司导致的；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并非只要是一人有限公司，股东就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恒通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恒通公司私自注册号牌。 对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提交的证据，原告李炳惠质证认为：对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从未将发票交付原告，原告交付的款项是8万元，发票上的合格证号、车架号与2016年合格证的上不一致，说明被告出售的车辆存在瑕疵；对证据2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应提供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等；对证据3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 原告李炳惠、被告恒通公司、被告许金地对本院出示的照片及发票开票明细查询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告李炳惠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1中的保险单予以认定，对证据1中案涉车辆底盘号铭牌上车架号与案涉车辆车身上车架号不一致，故对铭牌上车架号不予认定；对证据2-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内容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被告恒通公司、许金地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3，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原告李炳惠在被告恒通公司购买由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制造的案涉车辆，被告恒通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付原告李炳惠，并代为在江西办理上牌、行驶证及于2014年5月20日代原告李炳惠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泸州中心支公司购买案涉车辆保险。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泸州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交强险及商业险保单上均显示案涉车辆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4510ＰＤ运输型拖拉机、发动机号码×××61、识别代码／车架号×××75。2014年5月30日，被告恒通公司向原告李炳惠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发票载明车辆类型变型运输机，厂牌型号宝石牌ＢＳ4510ＰＤ，发动机号码×××61、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75。 2016年9月，原告李炳惠委托被告恒通公司代为办理年检及购买保险。被告恒通公司代为向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农机局申请注册，根据注册登记的拖拉机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拖拉机登记业务流程记录单、2016年9月17日发票、2016年3月12日产品合格证等显示，注册登记车辆的厂牌型号为宝石ＢＳＰ1510ＤＩＩＡ，发动机号为×××61，车架号为×××75。2016年9月23日，该局向原告李炳惠发放了拖拉机行驶证，车牌号为粤0**××××。被告恒通公司还代原告李炳惠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购买交强险及向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购买商业险。该两家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上均载发动机号码×××61、识别代码／车架号×××75、车牌号为粤0**××××。 2017年8月29日，原告李炳惠驾驶粤0**××××拖拉机发生交通事故，因肇事车辆的车架号与保险公司保单上记载的车架号不符，故该事故纠纷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由李炳惠对案外人董宗良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现场勘查案涉车辆，查明车身上的车架号为×××75。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李炳惠向被告恒通公司购买车辆并支付购车款，被告恒通公司将车辆交付给原告李炳惠，根据2014年5月20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泸州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两份保单及2014年5月30日被告恒通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被告恒通公司交付于原告李炳惠的车辆为宝石ＢＳ4510ＰＤ运输型拖拉机、发动机号码×××61、识别代码／车架号×××75，与原告李炳惠现有的车辆信息相符，可以认定被告恒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向原告交付了车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行地公司并非案涉车辆的生产商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故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因车辆实际车架号与保单上车架号不一致，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由原告自身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系2016年原告委托被告恒通公司办理年检及购买保险过程中发生错误所致，而非系于2014年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中产生，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分别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合同关系，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涉及的主体也不同，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解决。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按买卖合同关系对被告恒通公司、行地公司提起第二项诉讼请求，故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该损失原告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权利。如前所述，本院对原告对被告恒通公司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故原告要求被告许金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炳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98元，保全费2352元，共计5150元，由原告李炳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李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吴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