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冀01行终5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学，男，1967年6月25日生，汉族，住河北省行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行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行唐县玉城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12500076545XM。 法定代表人王彦芳，县长。 原审第三人张造妮，男，1957年8月1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上诉人李振学因土地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5行初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李振学与张造妮均为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村民，李振学属于该村六队，张造妮属于该村五队。李振学的女儿李萌与张造妮的儿子张永恒于2010年农历11月3日举行婚礼并同居，2011年12月15日补办结婚登记。2011年12月25日生育长子张轶烁，2014年5月29日生育次子张轶哲。2019年5月6日张永恒向该院起诉，要求与李萌离婚。2019年10月21日，该院作出（2019）冀0125民初1182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张永恒与李萌离婚。2002年掌头村土地承包分地，李振学家庭户分得承包地，其中位于庙沟承包地一块，东至界子，西至李艮全地，面积1.4亩；位于杜树凹地一块。东至道，西至李吉秋地，面积1.2亩。李萌与张永恒结婚后，李振学于2011年将上述两块地交给女儿李萌耕种。 根据中央文件规定，2015年行唐县开始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掌头村成立掌头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11月15日确定掌头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并进行了两次公示。对张造妮家进行承包方调查，并制作了承包方调查表，该表登记的家庭成员为户主张造妮、妻子李秀平、儿子张永恒、孙子张轶烁、张轶哲，并制作承包地块调查表2张，张造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一份，该登记簿记载的张造妮的家庭成员为户主张造妮、妻子李秀平、儿子张永恒、孙子张轶烁、张轶哲。 2017年10月20日，承包人张造妮与发包方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中承包土地情况表记载张造妮承包土地共计14块，其中第11块为李振学提供的证明中所说的位于庙沟承包地一块，东至界子，西至李艮全地，面积1.54亩；第十三块为李振学提供的证明中所说的位于杜树凹地一块，东至道，西至李吉秋地，面积1.33亩。 2017年10月24日，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村民委员会向行唐县农财局递交确权登记颁证申请书。 2018年9月15日，行唐县人民政府给张造妮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本案争议的两块土地登记在张造妮家庭户下。 2020年6月28日，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是：我村村民李萌与张永恒是夫妻关系，因家庭的变故，在2019年离异。在婚姻期间李萌的父亲李振学将他家的地庙沟一块，杜树凹一块给了女儿李萌和张永恒耕种，2018年在土地确权时张永恒已经确权到了本人名下。2019年离婚后，李萌的父亲李振学要将给女儿的地收回。 另，掌头村六队2002年分地时李振学所属的六队人均土地三亩左右。 原审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本村经济组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成立后即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双方争议的土地最早分给李振学及其父亲等人为户主的家庭户，后经李振学与其父亲等人调整互换土地，争议的土地由李振学家庭户经营，李振学家对该争议的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其中包括李萌应当分得的土地。李萌结婚后，到男方张永恒家生活，成了张永恒家的家庭成员。李振学将大致与李萌应当分得的土地面积相当的土地共计两块交给李萌耕种，并得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可，应当视为李振学与李萌自愿分开经营。李萌与张永恒一家共同经营自己的土地，并由张造妮代表该家庭户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承包土地包括李振学分给李萌的位于庙沟承包地一块，和位于杜树凹地一块，即本案双方争议的两块土地。张造妮与掌头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时李萌与张永恒没有离婚，还是张造妮的家庭成员，村委会与张造妮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包含李萌的土地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行唐县人民政府经过法定程序给张造妮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行唐县人民政府给张造妮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法规正确，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基于以上李振学将李萌应当分得的土地交给李萌，并经行唐县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在张造妮为户主的家庭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的土地范围之内的事实，李振学已经丧失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李振学与行唐县人民政府给张造妮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李振学的起诉不符法定条件，应当驳回其起诉。李萌与张永恒离婚后，可以要求村委会协助其将自己的土地从张造妮的家庭承包户中分出，单独签订承包合同，并要求行唐县人民政府变更张造妮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自己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保护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李振学的起诉。 上诉人李振学上诉请求：撤销行唐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5行初14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案由行唐县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为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人，上诉人为掌头村第六队村民，原审第三人为掌头村第五队村民。2011年原审第三人之子张永恒与上诉人女儿李萌举行婚礼共同生活，上诉人将包括李萌在内的家庭户分得的两块承包地交给李萌耕种，这两块承包地都属于掌头村第六队所有。由于以上两块承包地的所有权属于掌头村第六队，而不是属于掌头村第五队，上诉人将承包地交给李萌耕种并没有引起所有权的变化，也不必经任何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可，也没有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上诉人将家庭经营的承包土地从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交付给另一个集体经济组织，这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导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错误认定。二、由于原审第三人隐瞒事实和行唐县掌头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导致被上诉人作出了错误的确权登记。2019年张永恒向行唐县法院起诉与李萌离婚，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没有对承包地作出处理。上述两块地的所有权归掌头村第六队，承包经营权仍应当归以上诉人为承包方代表的家庭户享有。上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致使被上诉人将上述两块承包地错误地确权登记在以原审第三人为承包方代表的家庭户名下。三、被上诉人对涉案承包地的登记行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确认行为，该行政确认损害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被上诉人作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作为农村家庭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证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民事案件时依据该证据作为当事人享有承包经营权定案的依据。如果这个登记不通过法定程序撤销，那么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无法得到保护。因此，一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本案并作出与客观事实相符的行政判决书。 被上诉人行唐县人民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张造妮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振学以行唐县人民政府2018年9月为原审第三人张造妮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原系其承包的土地为由提起诉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2004年1月1日-至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身并不创设承包权，仅仅是对承包人已经享有的经营权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或者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因承包关系的变更，2017年10月20日原审第三人张造妮与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村民委员会就涉案土地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行唐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为原审第三人张造妮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李振学在未证明发包方行唐县翟营乡掌头村村民委员会向其发包涉案土地的情况下，迳行要求撤销原审第三人张造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缺乏事实依据，亦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此，李振学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需以原告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为前提。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决定不予立案或裁定驳回起诉，则法院就不具备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实体审查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原审法院先是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了审查，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后认为李振学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裁定驳回李振学的起诉。原审法院在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超出了审查范围，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指出。但考虑一审裁定结果正确，为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减轻当事人诉累，本案没有指令继续审理的实质意义。 综上，原审裁定结果正确。上诉人李振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邸 亮 审判员 李文华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