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06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敬晓，女，199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聪聪，河北冀华（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礼明，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淑娟，女，1989年2月25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呈利，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京华，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齐敬晓因与被上诉人方淑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4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齐敬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聪聪、曹礼明，被上诉人方淑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呈利、常京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齐敬晓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20）冀0102民初419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故意遗漏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单方面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未查证属实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1、一审法院遗漏重要证据，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提交了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证据，在上述录音、录像中被上诉人向公安派出机关承认上诉人与其系上下级代理关系。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带领上诉人卖货的全过程，表明双方为上下级代理关系。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经过被上诉人质证，有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仅极其简单地罗列了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证据名称，既未阐明不采纳理由，亦未标明证据最起码的内容，以此回避案件的真实法律关系，明显违反法律规定。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代理法律关系。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尤其2019年10月28日的记录）里，整个销售货物的过程中，上诉人也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含适用被上诉人的微信头像等）对外代理销售，并依被上诉人要求甩单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审核后完成代理交易，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结算代理费用。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录像等证据力，被上诉人进一步明确自认，其与咖橙公司签订了直属代理合同，上诉人与其为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且石家庄市咖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咖橙公司）不对接上诉人。二、一审法院仅依据《授权证书》认定上诉人与第三方之间存在授权关系，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真实的代理关系，显失公平且无任何法律逻辑。1、一审法院将《授权证书》的影印件作为主要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指导关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被上诉人主张其依据《授权证书》享有代理权，理应持有并提交证据原件，与影印件进行核对，但却无理由不提供原件，影印件的真伪明显存疑。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多次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仍采纳真伪不辨的《授权证书》作为主要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2、《授权证书》不仅真伪不辨，内容上也与本案毫无关联。本案的焦点是上述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与上诉人均为咖橙公司名下的经销商，非上下级代理的主张，而提交了《授权证书》的影印件。但《授权证书》的授权主体为上海司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盈公司），司盈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使用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出具的《授权证书》来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违反法律规定。《授权证书》显示其授权上诉人的时间为2020年4月1日，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已于2020年3月7日合意解除。一审法院以2020年4月1日才产生的《授权证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20年3月7日前的法律关系不符合逻辑。退一步讲，即使司盈公司在未与上诉人合意的情况下，擅自在2020年4月1日出具过《授权证书》，该证书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且《授权证书》的内容也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就不属于同一等级，反而证实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上一级代理，与被上诉人主张双方是平等关系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在明知《授权证书》出具主体与本案无关并且该《授权证书》无原件的情况下，仅依据该《授权证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货物为上诉人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咖橙公司单方出具的《通知》认定货物为上诉人所有，明显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咖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亮表示不认可上诉人向其购买了货物，并明确表示所有货款均是被上诉人向其缴纳的，如果咖橙公司认可货物归上诉人所有，就不会在反复沟通过程中一再强调货物是被上诉人的，与上诉人无关。另外，该《通知》产生的时间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法律关系以后，对上诉人也不发生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及咖橙公司均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但一审法院片面的采纳证据，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认定为平等的经销关系，应当予以纠正。另外，对于法律关系解除后的责任处理，法院认定都不符合物权转移的基本原则，应一并纠正。 被上诉人方淑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纳证据合理，不违反法律规定。1、一审提交的证据均经过质证，并不存在遗漏证据的情形。齐敬晓在上诉状中提到录音系齐敬晓通过断章取义的截取录音中部分内容制作成笔录，扭曲了案件的事实真相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方淑娟通过全面还原录音的全部内容，证实了方淑娟与齐敬晓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录像系齐敬晓带着公安民警直接找到了方淑娟家中，欲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处理此事。警察在了解事实后，明确告知齐敬晓本案与刑事无关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该证据与本案完全不具有关联性。微信聊天截屏根本不能证明方淑娟与齐敬晓系上下级代理关系。根据微信聊天截屏，方淑娟建议大家将存放在公司的货物取回家一半进行自己发货，体验这种成就感和发货的快乐，卖的少的也可以对自己产生激励。该内容系方淑娟在自己的营销团队中给营销队员的销售建议，其目的是为了提高队员的个人营销业绩，与齐敬晓所欲证明的内容毫无关联。2、齐敬晓将借用照片作为微信头像的行为等同于以方淑娟的名义进行对外销售，与事实严重不符。借用他人照片做自己微信头像的行为仅仅是咖橙公司对外宣传的一种方式。不仅齐敬晓可以借用方淑娟的照片作为微信头像，方淑娟营销团队其他成员亦可以借用方淑娟的照片作为微信头像，同时还可以使用咖橙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贺的照片作为微信头像进行宣传。上诉状中提到的聊天记录系齐敬晓与方淑娟爱人的聊天记录，该内容仅是对“植莉诗”产品中赠品及体验装一些零散小单的甩单记录，无法证明方淑娟与齐敬晓系代理关系。从齐敬晓起诉状的内容来看，齐敬晓在“植莉诗”产品的销售过程中，拿货量达到了11万余元，而其提供的与方淑娟爱人的甩单记录，总数仅为268元，并且都为单价十几元或者二十几元的小单。齐敬晓这种断章取义的举证方式完全没有任何证明力，且与事实严重不符。3、从形式上看，方淑娟与齐敬晓均独立授权于司盈公司，双方之间系独立的经销商关系；从实际履行过程中，齐敬晓将产品款项支付给咖橙公司，由咖橙公司将其所购货物登记在齐敬晓的经销商账户中。齐敬晓通过微信朋友圈对外宣传咖橙公司的“植莉诗”品牌产品，以自己名义对外进行销售，销售利润也都是由齐敬晓自己享有与方淑娟无关。二、一审法院依据包括《授权证书》在内的多项证据认定方淑娟与齐敬晓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货物为齐敬晓所有，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与事实相符。1、方淑娟一审时提交的《授权证书》并非影印件，而是齐敬晓通过自己手机登录的咖橙公司经销商账户中所显示的《授权证书》。在一审质证环节，齐敬晓与方淑娟均使用自己的手机登录自己的经销商账户，向一审法官展示了自己的《授权证书》。该证据明确显示齐敬晓在咖橙公司的授权权限、授权区域、授权内容以及授权编号。《授权证书》的内容直接证明方淑娟与齐敬晓系独立授权于司盈公司的“植莉诗”品牌产品经销商，二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齐敬晓的《授权证书》中明确显示齐敬晓为植莉诗产品经销商，允许其在网上销售植莉诗品牌旗下护肤类产品、面霜类等产品。《授权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到期前，咖橙公司会根据被授权经销商的具体情况进行续延。因此，《授权证书》有效期的起始时间并非证书的发放时间。2、齐敬晓在加入植莉诗品牌产品营销团队时，营销团队负责人会通过微信方式指导其如何使用咖橙公司经销商账户。齐敬晓对咖橙公司经销商账户的内容和操作是完全知晓的，齐敬晓通过向咖橙公司缴纳保证金后，咖橙公司会向其出具由司盈公司授权的《授权证书》，并且《授权证书》位于整个咖橙公司经销商账户模块的第一位，是最容易最直接点开并看到的。因此，齐敬晓在上诉状中所说《授权证书》是司盈公司没有经过其同意而擅自出具的明显属于虚假陈述。3、一审法院并非仅依据《授权证书》便认定方淑娟与齐敬晓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齐敬晓在一审时提交了由咖橙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系齐敬晓独立从咖橙公司开具，证明齐敬晓所交货款是由咖橙公司收取的，与方淑娟没有关系。咖橙公司在2020年4月11日向齐敬晓发出《通知》，告知齐敬晓来公司将其存放的货物取走，并于2020年5月7日通过微信通知的方式再次通知齐敬晓将存放在公司的货物提走或邮寄。咖橙公司出具的加盖咖橙公司公章的“库存明细”进一步证明齐敬晓所购产品均存放在咖橙公司。咖橙公司出具的齐敬晓《部分发货明细》系通过咖橙公司后台数据统计的，具有较高的证明力。齐敬晓所购咖橙公司的产品部分由咖橙公司直接发货，部分由自提自发。上述证据不论是从证据形式还是从证据来源看，均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综上所述，齐敬晓与方淑娟告系独立关系，双方不存在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 齐敬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的代理关系已解除；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剩余款项78896元；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88.76元（以78896元为基数，利息自2020年4月7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17日）；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司盈公司《授权证书》显示：齐敬晓为植莉诗经销商（授权编号：Ｂ300）、为第一王妃品牌美丽顾问（授权编号：Ｃ206），授权期间自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允许其在网络上销售植莉诗品牌旗下亮颜霜产品、第一王妃品牌旗下产品。而被告方淑娟的《授权证书》内容：方淑娟为植莉诗官方（授权编号为Ａ05），授权期间：2019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10日；第一王妃的官方（授权编号：Ｃ128），授权期间：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15日。原告曾系被告方淑娟营销团队的队员。原告向咖橙公司缴纳保证金2000元。销售产品的方式：原告在朋友圈发化妆品广告，购买方看到向其发微信购买，将货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再付给被告并将货品下单，被告审核通过后，由石家庄咖橙电子商务公司发货至购买方，原告部分订单信息显示：代理信息：齐敬晓151××××1863ｃｈｅｎｇｈｅ0624护肤类（钻石会员：Ａ409）。其他模式为原告至公司自提货物。2020年2月，被告方淑娟与植莉诗品牌方咖橙公司解除代理关系，并于2020年3月7日告知原告。2020年4月7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律师函》，主要内容：确认原、被告间的代理关系已于2020年3月7日解除，同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剩余的已支付款项78896元（含未交付产品费用74896元、保证金2000元、专场费2000元）。经原告发函催告后，被告仍未向原告返还剩余的已支付款项。另查明，2020年4月11日，咖橙公司向原告出具《通知》，内容：因公司仓库调整，无法继续为您暂存货物，请您接到本通知3日内取走暂存公司仓库货物。届时不取，公司将邮寄至本人，因此产生的费用及风险由你方承担。货款金额为73539元。再查明，咖橙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12日，投资人：陈贺，出资90万人民币，陈敏，出资10万元，后2019年4月1日，投资人变更为王亮出资90万元，陈敏1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陈贺变更为王亮。司盈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陈贺。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微信聊天记录、咖橙公司向原告出具《通知》、录音材料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本案中，原告和被告均有司盈公司《授权证书》，二人虽然级别及编号不同，但均有权在网络上销售植莉诗、第一王妃等品牌产品，其授权均来自于司盈公司，被告未对原告进行授权出售产品，仅是对原告进行业务指导等；依照咖橙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向原告出具《通知》的内容，原告购买的货物系以原告个人名义暂存在公司，现该公司通知原告取回并告知其法律后果；原告对外销售产品后的邮寄单亦登记在原告个人名下，而非被告，即使被告因此获利或公司对其有额外奖励，也无法证实原告、被告之间系代理关系，故对原告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的代理关系已解除并返还原告剩余款项78896元和损失的诉请，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为：驳回原告齐敬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5元，减半收取887.5元，由原告齐敬晓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齐敬晓证据如下：证据一公证书，证明经销商之间有不同的级别代理，上级代理从下级代理处赚取利润；下级代理将款项支付给上级代理，由上级代理报给公司，公司后台系统冲货，下级代理不直接向公司购买货物。证据二审核代理资料给级别时做到准确的通知，证明上级代理不仅收取下级代理的货款，下级代理的级别审核，也是由上级代理来决定。证据三植莉诗后台系统白雪梅在朋友圈发送的通知，证明如果没有上级代理，下级代理根本无法运营。证据四存货明细，该证据显示两个上诉人的上家冲货或者是上家升级申请均是方淑娟。另外黑亮颜霜，田晓娅的拿货价是130元，齐敬晓的拿货价是150元。证据五田晓娅经销商系统显示的存货明细列表，结合公证书中的信息显示货物统一由植莉诗仓库部发货，不是一审中认定的由上诉人发货；下级代理自行发货的情况，需要在平台上经过上级代理审核通过才能发货。证据六经销商订单，该证据表明上级代理完全了解下级代理的货物情况，并且下级代理的订单需要上级代理审核，因为它明确显示下级代理价、下级代理库存、下级可以下订单的库存量，都是在后台能体现出来的。证据七上诉人齐敬晓与植莉诗后台白雪梅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证明植莉诗后台能任意操控代理人的库存数量，并能随意填写数量，增加授权书。证据八经销商后台的存货明细，证明植莉诗后台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能随意修改经销商平台内的内容，包括存货数量、授权证书等。证据九田晓娅授权委托书，我方发现田晓娅的授权证书的授权日期由原来的2019年4月变成了现在的2020年10月，该证据表明植莉诗后台能任意更改授权证书。证据十齐敬晓的后台个人信息，该证据显示齐敬晓的上家变成了总部，表明植莉诗后台以及方淑娟能够更改经销商后台的内容。 被上诉人方淑娟质证称，关于证据一、证据二，上诉人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早已经存在均非新证据。虽然认可其真实性，但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首先，该公证书仅能证明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对田晓娅、齐敬晓2人的手机中关于咖橙公司的操作后台进行截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经销商后台的级别列表所列级别全部都是根据每一位经销商的进货数量来进行确定的。合伙人方淑娟在某一项里边达到合伙人的级别，是因为他一次性进货达到1万，依次往下类推，官方、省代、市代、经销商、天使会员、钻石会员依次往下，每一次的进货数量降低的话，他就自然会降级，而进货数量高的话他自然会提级，并非像上诉人所述的是上下级关系，而是表明进货数量的内容。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并且该证据与本案上诉人所欲证明的内容完全不符。方淑娟既不是齐敬晓和田晓娅所谓的老大，也没有替他们向财务打款的义务，上诉人所有购买货物均是由上诉人存放在公司，由上诉人独立控制的。证据三、白雪梅的聊天记录，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所欲表达的内容，上诉人是接到了植莉诗品牌后台的直接通知，通知其申通库房解约，要求上诉人直接将他们自己的货物从公司拿走。该聊天记录里头明确表明，需要大家在11月14日晚上24:00之前从系统下单，把这几个月需要的货拿回家，这个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公司是直接对上诉人发出的通知，而他们的货物直接归其个人所有。证据四上诉人所欲证明的是级别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是进货数量不一样导致的价格不一样。单价130，进货数量是2079瓶，单价是150元，进货数量是535件，上诉人所欲证明的内容和事实是不符的。证据五该证据中标注的审核通过自己发货的内容，并不是需要上级审核，而是咖橙公司的审核，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证据六经销商订单所显示的内容均系咖橙公司开发的后台应用平台自己所制作的内容，下级客户订单、下级代理价及下级代理库存，该内容是完全不能由各经销商自己进行掌控的，上述的内容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七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植莉诗后台系统白雪梅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是独立的经销商，所有的产品的购买销售均是由上诉人独自完成，其直接可以和植莉诗后台系统的管理人员进行协商与沟通，并不存在被上诉人从中起到承上启下类似作用的地方。上诉人可以要求植莉诗后台系统帮其操作更改上级，而更改上级的行为与上诉人所述的是被上诉人与植莉诗后台系统串通进行修改，明显存在矛盾。证据九一审答辩及二审答辩过程当中，被上诉人均明确说明该授权证书是植莉诗品牌系统后台自动生成的，只要上诉人是植莉诗品牌的经销商，每年到期之前均会自动生成下一年度的经销授权期限，这也正好证明了被上诉人所述的上诉人完全将授权期限和授权证书的生成时间相混淆。对证据十，质证意见同证据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登录其经销商后台后显示的内容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是否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部分再予以阐述。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8年下半年齐敬晓开始从事植莉诗相关产品的销售，并拿到了经销商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2020年3月31日，咖橙公司向河北文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8000元的增值税发票，上诉人齐敬晓在二审询问中认可上述发票是咖橙公司开给自己的，这48000元是直接交到咖橙公司的，咖橙公司就给开具了发票。田晓娅与上诉人齐敬晓均系被上诉人方淑娟销售团队的成员。 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齐敬晓在2018年开始从事植莉诗相关产品销售时就拿到了自己的经销商账户用户名和密码，该经销商操作应用平台系统是咖橙公司开发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均归咖橙公司享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方淑娟能够更改经销商系统后台的内容，并提交了证据十经销商账户个人信息（齐敬晓的上级已由被上诉人方淑娟变更为总部）证实自己的主张，但通过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七其与植莉诗后台系统管理人员白雪梅的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齐敬晓的上级变更是其本人向白雪梅提出更改上级请求后，由白雪梅予以变更的，与方淑娟无关，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上诉人齐敬晓以田晓娅经销商账户内编号为A91的《授权证书》的授权时间从一审时的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15日变为二审时的2020年10月21日至2021年10月20日的事实为证据，欲证实植莉诗后台能任意更改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的主张。本案中，田晓娅、上诉人齐敬晓的经销商账户中各有三张司盈公司的《授权证书》，这六张证书中只有田晓娅的编号为A91的授权期限发生了变化，其他五张均未发生变化。对比这六张《授权证书》可知，编号为A91的证书的授权期限在2020年10月15日到期了，而其他五张均仍在授权期限内，因此，编号为A91《授权证书》与的授权时间变化不能达到上诉人齐敬晓的证明目的，反而可印证被上诉人方淑娟所述《授权证书》有效期为一年，每年到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下一年度的经销授权期限的事实。再次，在被上诉人方淑娟的经销商账户中也有司盈公司的《授权证书》，与上诉人齐敬晓的相比，只是编号和级别不同，二人的授权均来自于司盈公司，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上诉人属于被上诉人销售团队成员，被上诉人的级别高于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业务指导、传达通知、代为转交货款等，被上诉人可能因此获利或咖橙公司对其有额外奖励，也无法证实双方之间系代理关系。最后，上诉人齐敬晓直接向咖橙公司支付的款项，咖橙公司已于2020年3月31日向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在2020年4月11日通知上诉人齐敬晓取走以个人名义暂存公司的货物，这些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亦在其经销商账户的存货列表中显示，故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剩余款项无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齐敬晓主张其和被上诉人方淑娟之间系代理关系并要求返还剩余款项和赔偿损失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5元，由上诉人齐敬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籍利民 审判员  李会宁 审判员  于 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雅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