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民申69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长春，男，196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重庆道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梦萍，重庆道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天江，男，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体，重庆市潼南区梓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先锋，男，196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重庆道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泰然，重庆道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重庆铭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潼**崇龛镇狮泉下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203650599T。法定代表人：黄小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光华，该公司员工。再审申请人胡长春因与被申请人刘天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先锋，一审被告重庆铭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8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胡长春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崇龛名都二期”改扩建项目所涉7人分别以个人名义起诉，但结合案件事实，法院应当将7人所涉案件作为一个整体案件进行处理，而一审法院分别立了7个案件单独审理并作出7份判决每份判决均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属于程序错误；2.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危房关乎涉案房屋是否有使用价值及修复必要，胡长春已举示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为危房，且涉案房屋是否为危房应当通过鉴定来甄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原审法院应当向胡长春释明申请鉴定的权利，原审法院并未向胡长春释明，剥夺了胡长春的辩论权利，属于程序错误；3.改扩建项目并非单纯的联合建房，而是属于商品房开发项目且具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由于《改扩建协议》签订双方均无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故《改扩建协议》应属无效；4.即使《改扩建协议》有效，但由于部分合同当事人拒绝搬迁而导致胡长春既不能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也无法拆迁进而建设房屋，故并非是胡长春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申请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5.胡长春、杨先锋并未出现违约行为或其行为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刘天江无权解除合同并提出赔偿主张。胡长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胡长春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关于原审是否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的问题。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诉讼。刘天江、夏彬、邓映、廖伍刚、黄先烈、薛万尧、汪清友等7人的房屋虽然均位于崇龛至双江走向的公路左边且首尾相连，但分别取得了各自的房屋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案涉房屋、土地并非共同共有，虽然作为甲方的刘天江等人与作为乙方的杨先锋、胡长春签订《改扩建协议》及《补充协议》，但刘天江等人起诉的内容是要求杨先锋、胡长春解除《改扩建协议》，返还各自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赔偿各自遭受的损失及违约金，该诉讼请求并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即刘天江等人不应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应分别提起诉讼，主张各自的合法权益。故胡长春关于原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审法院未向胡长春释明申请危房鉴定的权利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胡长春主张案涉房屋为危房就应当举证予以证明，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胡长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危房应当通过鉴定进行甄别，但原审法院并未向其释明，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其辩论权利。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前尚未生效。故胡长春关于原审法院未向其释明申请危房鉴定，剥夺了其辩论权利属于程序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改扩建协议》是否有效。首先，从《改扩建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刘天江等人的义务为在修建期间提供土地使用权，负责与相邻非拆迁户达成书面改扩建协议，协助杨先锋、胡长春办理工程建设有关手续等，胡长春、杨先锋的义务是完成相关的报批报建手续、提供全部建设资金，负责组织施工等，故双方实际上是对刘天江等人原有的房屋进行改扩建，而非合作开发房地产，《改扩建协议》并无商品房开发相关内容约定；其次，胡长春、杨先锋亦未按约定组织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施工，胡长春认为改扩建完成后，刘天江等人会将部分房屋对外销售没有事实依据，胡长春亦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改扩建协议》实际上属于商品房开发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是房地产开发，本案并不符合该条的适用条件。《改扩建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改扩建协议》有效并无不当，胡长春关于《改扩建协议》无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胡长春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改扩建协议》仅约定，“改扩建项目设计方案图纸出来后，乙方(杨先锋、胡长春)才能要求甲方（刘天江等14户）搬迁”，对房屋交付是否办理以及如何办理交接手续没有约定，而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项目部于2015年3月30日向刘天江等人发出《拆房通知》，要求于2015年4月1日开始搬迁各自家私，于2015年5月1日前交房给项目部。2015年6月10日，项目部向刘天江等人发出《补充拆房通知》，称已通知业主搬迁各自家私及交房，但还有业主未搬迁、未搬完，要求尽快搬迁。2015年9月1日项目部最后一次向刘天江等人发出《拆房通知》，载明“经我们多次催促业主搬迁，还未搬迁的业主请于2015年9月10日之前及时搬迁，且请已搬迁和未搬迁的业主把各自门前的空地买卖协议、租赁协议的复印件于2015年9月10日前交给项目部”。这与二审审理期间胡长春、杨先锋主张刘天江等人一直未搬迁明显不符。虽然2015年10月20日刘天江等人向潼南区规划局递交的《申请》称“……由于联建房业主不能准时搬迁……”，但该申请的目的是为了顺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其对象也并非杨先锋、胡长春。同时，胡长春、杨先锋在前述9月通知之后没有再次催促刘天江等人搬迁或交涉的行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刘天江等人最迟在2015年9月全部已搬迁并无不当。此外，由于胡长春、杨先锋迟迟未修建联建项目二期，未履行《改扩建协议》主要义务已构成违约，该行为导致《改扩建协议》签订的目的不能实现，且与刘天江的房屋空置数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审法院根据刘天江的要求解除合同，并判决赔偿损失并无不当。胡长春关于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胡长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胡长春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黄 成审 判 员  杨卉萍审 判 员  谭振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胡 博书 记 员  杨逍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