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26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尚会霞，女，汉族，永济市城西街道水峪口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家维，山西法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代奇，永济法学会推荐。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朋林，男，汉族，运城市盐湖区潞村街**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武雷，男，汉族，运，运城市万荣县解店镇北张户村**居民。div>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安军，男，汉族，运城市盐湖区河东东街15号3号楼2单元402号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欣，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荆辉，男，汉族，运，运城市盐湖区安邑街道博雅苑**楼****居民。div> 上诉人尚会霞、杨朋林与被上诉人李武雷、荆安军、荆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3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尚会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家维、邵代奇、上诉人杨朋林、被上诉人李武雷、被上诉人荆安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欣、被上诉人荆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尚会霞、杨朋林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三、增加“荆安军对李武雷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判决内容；四、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下半年某天，杨朋林找李武雷催债”，属认定事实错误。见过一次面，地点在荆辉的办公室，这是事实。各方当事人对见过面认可。但对见面的性质，各方当事人陈述不一。杨朋林说：“到荆辉办公室喝茶闲聊，偶遇李武雷’’。李武雷、荆辉说：“杨朋林让荆辉联系李武雷，到荆辉办公室见面催债”。按常理：杨朋林此行的目的如果是催债，应当要求李武雷书写诸如“还款计划”等等类似的书面材料，而此类事情并未发生。其次，李武雷、荆辉一方认为是催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武雷、荆辉一方应提供属于催债行为的证据，事实上除了两人的口头陈述外，并没有来自无利害关系人方面的任何证据或其他证据。或许，李武雷、荆辉二人认为：“杨朋林所说的偶遇，也只是口头陈述，没有证据。”因为偶遇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任何影响，故不用提供证据，而“催债”根据一审法官的观点，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巨大影响，故持“催债”观点的人，应对此观点承担举证责任，无证据不应按“催债”一说认定。我们不能碰见一个人，就说他是坏人。不能碰到一把米，就说它是老鼠药。同样不能把任何见面都认定为催债一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而相反，是无须证明的。2、一审法官认为：“2016年李武雷、荆辉、杨朋林协商合议：把杨朋林的一百万元债权向雷迈公司破产清算组申报”，这一认定属错误认定。尚会霞、杨朋林的观点是：我方的债权属个人债权，非公司债权。我方即未委托荆辉申报债权，也未把债权转让给荆辉让其申报。荆辉是否申报此债权我方不知情，如果申报与我无关。李武雷、荆辉的观点是：李武雷、荆辉、杨朋林三人协商申报。谁的观点符合常理。首先，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对杨朋林不利。公司已破产，申报后债权难实现。不申报时，债务由个人承担，是全额承担，且有固定工作人员为此债务担保。很明显，杨朋林不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申报之事。其次，如果杨朋林同意申报债权，自己把真的债权凭证拿出即可（让李武雷加盖公章）。无须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债权凭证。荆辉持一个完全虚假的债权凭证去申报，就说明杨朋林不同意去申报，不提供真实债权凭证。李武雷、荆辉二人无奈只好制假充真。以上两点，道理很简单，事实很明确，理由很充分。说明了：申报债权之事，完全是李、荆二人的行为，与杨朋林无关。而一审法官违背常理，认可李、荆二人的虚妄陈述，否认尚会霞、杨朋林的合理之说。其实，没有杨朋林的申报委托书与债权转让合同就足以认定申报债权与杨朋林无关。虽然无论是三人申报还是二人申报都是无效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对本案判决后果没有影响。但为什么被告一方的没有任何证据的，且不符合常理的虚假陈述总会被一审法官采信呢？一一尚会霞、杨朋林二人不服。二、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错误。1、假如杨朋林2014年后半年某天的行为属于催债行为，是否引起担保期限开始计算的后果。一审法官认为：“从催债之日起，时间已相隔4年时间，远超六个月的保证期间，逾期荆安军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这个观点就好比是：“张三欲杀人，故判张三死刑”一一只看行为，不看结果，这显然是错误的。催债行为是否产生了：“双方认可的主债务履行期限这个结果”？这是问题的关键。没有明确的主债务履行期限，担保期限也就无从算起。尚会霞、杨朋林认为2014年下半年的这一次见面，本来就不是催债，自然也就不会留下明确的主债务履行期限这样的证据。而以没有留存主债务履行期限证据这个事实来看，杨朋林的偶遇陈述是符合常理的。被告方为逃脱担保责任反复说：“借款时双方说的是短期借贷”，“借款后，杨朋林找我七、八次，我每次都说一两个月还”，甚至还想说：“我今天借，计划昨天还”，关键是证据在哪？被告方所说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的陈述内容，除了空口无凭，还是空口无凭。如果约定的是短期借款，你借款人和担保人为什么不在债权条据上标明呢？你俩写条子的时候，杨朋林给你打了麻药吗？没标明主债务还款期限和担保期限，就说明约定的是长期期限。总之，因双方见面没有约定明确的主债务履行期限，也就不存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说，担保期限也就不能从所谓的催债之日起计算。认定担保期限从见面之日起计算，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官明察秋毫，驳乱反正，支持上诉人请求。 被上诉人李武雷辩称，我与杨朋林通过荆辉介绍认识，向其借款100万元。自2014年2月我未再付杨朋林利息，杨朋林便找我归还借款本息，我一直承诺他一两个月解决。2014年后半年，荆辉联系我去他公司，我去了后杨朋林也在，我再次承诺杨朋林一两个月解决。又过了几个月，我实在没钱偿还，就告诉杨朋林我的企业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了，要他去申报债权。后来荆辉找到我要将他的700万元与杨朋林一起申报，经杨朋林同意，我又给荆辉重新出具了100万元借据，日期没有变，加了个还款期限。 被上诉人荆安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经答辩人详细阅读上诉人的上诉状，总结上诉人上诉的理由如下：1、不存在2014年下半年，上诉人杨朋林、被上诉人李武雷和被上诉人荆辉在被上诉人荆辉办公室催债的事实，是偶遇；2、上诉人杨朋林并未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荆辉，将涉案100万元债权交由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3、因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答辩人的保证期限未过；现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及事实、法律发表答辩意见如下：1、就2014年下半年，杨朋林在荆辉办公室要账的事实，杨朋林是自认的，第一次开庭时其便称2014年1月后，因李武雷再未向杨朋林支付过借款本息，其2014年年底找过李武雷索要过借款本息，后不知何原因，在以后的庭审中，杨朋林几次均未出庭参加诉讼；2、就杨朋林将100万元债权转让于荆辉，要求荆辉向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的事实，一审法院并未予以认定，也未作为定案的依据，但该事实确实存在，因一审法院并未作为定案的依掘，该事实也不影响答辩人的权利义务，答辩人不再答辩。3、答辩人的保证期限是否己过，现答辩人详细答辩如下：就本案双方认可的事实是2013年11月15日，李武雷向杨朋林借款100万元，约定利息月息4分，由被上诉人担保。但该笔借款自2014年1月后，李武雷因资金紧张再未向杨朋林支付过利息也未归还过本金，杨朋林自认称2014年底找李武雷索要借款本息，后每隔不到半年便向其主张一次债权，截止2018年杨朋林自认起诉前才向荆安军主张担保责任，也并未要求荆安军承担担保责任。先撇开2014年下半年杨朋林是否在荆辉办公室向李武雷要钱，就上述各方认可的事实，就足以印证被上诉人的担保期限已过，更不要说存在杨朋林多次要账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李武雷在2014年1月便违约不再按月支付杨朋林利息，杨朋林便向其索要借款本息，保证期间至迟于2014年7月底届满，后李武雷多次承诺归还其借款本息，杨朋林也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担保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杨朋林对被上诉人享有的权利免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荆辉辩称，杨朋林将债权转让给我让我申报债权是事实，法院没有判我没有意见，债权转让后我要的钱照样给他。杨朋林向李武雷索要借款多次，我参与的有两次。一次是2014年后半年，杨朋林让我约李武雷到尚东城门口我的公司，李武雷承诺一两个月解决，一次是2015年李武雷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因李武雷欠我700多万，我告知了杨朋林，他要求将他的债权一并申报并向我提供了借条复印件，经告知李武雷，他重新为我出具了100万借条，我予以申报。借款时杨朋林要求荆安军担保，但自借款逾期到2018年，杨朋林向李武雷多次主张债权也从未向荆安军主张过担保责任。因此荆安军的担保期限早已过。 原告尚会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武雷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3年11月15日起计算至本息归还之日，扣除已支付利息80000元）；2.判决被告荆安军对李武雷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15日，被告李武雷自第三人杨朋林处借款100万元，约定月息4分，未约定还款期限，被告荆安军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李武雷归还第三人杨朋林两个月利息80000元后再未归还借款本息。2019年8月29日，第三人杨朋林自原告处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5日，利息3000元；到期后杨朋林未归还原告分文。经原告多次向第三人杨朋林催要借款，2019年9月13日，原告尚会霞与第三人杨朋林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杨朋林将其对被告李武雷、荆安军享有的100万元债权本息全部转让给原告，以抵偿第三人欠原告的100万元债务本息。经原告提示，第三人杨朋林于2019年10月14日将债权转让之事通知了两被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15日，被告李武雷自第三人杨朋林处借款1000000元。杨朋林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被告李武雷提供了借款1000000元，被告李武雷给杨朋林手写了内容为“今借到杨朋林现金壹佰万元整借款人：李武雷2013.11.15”的借据（以下简称“20131115手写体100万元借据”）。被告荆安军在该借据上以担保人身份署名。当事人口头约定该借款月利率4%。被告李武雷分别于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月19日分两次向杨朋林共归还了两个月的利息80000元，此后再未归还本息。 被告李武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雷迈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因李武雷未归还杨朋林前述100万元借款，杨朋林、李武雷、第三人荆辉商定由第三人荆辉将该100万元借款作为破产债权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破产债权申报。被告李武雷遂重新向荆辉出具了债权人为荆辉、债务人为李武雷、保证人为雷迈公司，并加盖雷迈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15日的1000000元的借款借据（以下简称“20131115打印体100万元借据”）交给荆辉，由荆辉作为破产债权申报人将该100万元债权连同其他700余万元债务，共计805万元借款本息的十份借据，一并于2016年5月20日提交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破产债权申报。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经审查，对第三人荆辉申报的805万元债权本息均未予确认。2016年8月1日，第三人荆辉遂向临猗县人民法院提起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号：2016晋08**民初1754号），请求法院确认其与雷迈公司的805万元本息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因荆辉于2016年12月26日向临猗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且未在规定期间内缴纳案件受理费，临猗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晋0821民初17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荆辉撤诉处理。 2019年8月29日，第三人杨朋林给原告尚会霞出具了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条，借条载明：借款期限为5天，利息3000元，逾期还款每日支付违约金1000元。2019年9月20日原告尚会霞与被告杨朋林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杨朋林将其对李武雷、荆安军享有的100万元债权本息转让给原告尚会霞，以抵偿杨朋林欠尚会霞的100万元本息，超出部分杨朋林不再请求尚会霞返还；…二、杨朋林保证自己针对李武雷、荆安军的债权合法有效，此协议签订后，杨朋林不再向李武雷、荆安军追偿权利，尚会霞不再向杨朋林追偿权利；三、本协议如被法院撤销或认定无效，则尚会霞仍有权向杨朋林追偿，杨朋林仍有权向次债务人（李武雷、荆安军）追偿；四、如果次债务人坚持将所欠100万元本息归还给杨朋林，杨朋林收到款项后不得他用，收到钱后立即支付给尚会霞；五、协议签名后立即生效，生效后由杨朋林通知次债务人。该债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不久，杨朋林即向被告李武雷、荆安军短信告知了债权转让事宜，被告李武雷、荆安军均确认已收悉该债权转让通知短信。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二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综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当事人提交的借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相互佐证认定2013年11月15日被告李武雷自第三人杨朋林处借款1000000元，被告李武雷与第三人杨朋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自2013年11月15日杨朋林向借款人李武雷提供借款之时即成立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根据“20131115手写体100万元借据”记载内容，结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认定借贷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债权人杨朋林依法有权随时在给予债务人李武雷一定合理期限后要求被告还款。借贷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月利率4%超出国家规定的上限；该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36%计算应为30000元/月，因被告李武雷已经按照约定的月利率4%归还了两个月的利息共80000元，比按年利率36%计算还多付20000元；故被告李武雷还应当支付的借款利息应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李武雷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20000元应予扣减）。 关于被告李武雷、第三人杨朋林、荆辉商定由第三人荆辉将涉案100万元债权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破产债权申报的效力。第三人荆辉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破产债权申报，提交的债权凭证系被告李武雷遂重新向荆辉出具的“20131115打印体100万元借据”，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该债权申报的实质是想将2013年11月15日的100万元借贷作为雷迈公司的破产债权在雷迈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得以清偿。但2013年11月15日的100万元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主体的债权人是第三人杨朋林、债务人是被告李武雷；而第三人荆辉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的债权凭证却记载债权人为荆辉、债务人为李武雷、保证人为山西雷迈铁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并加盖山西雷迈铁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印章。即被告李武雷、第三人杨朋林、荆辉共同虚构了该“20131115打印体100万元借据”，进而虚构了债权人为荆辉、债务人为李武雷、保证人为山西雷迈铁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的这样一笔债务，意图达到其另外的真实目的——将2013年11月15日的100万元借贷作为雷迈公司的破产债权在雷迈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得以清偿。尽管荆辉申报的该100万元债权尚未得到确认与清偿，但如该目的在雷迈公司破产清算中得以实现，亦必然损害雷迈公司其他合法债权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五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李武雷、第三人杨朋林、荆辉商定由第三人荆辉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申报2013年11月15日100万元破产债权的行为无效且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2019年9月20日原告尚会霞与被告杨朋林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之规定，因李武雷、第三人杨朋林、荆辉商定由第三人荆辉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申报2013年11月15日100万元破产债权的行为无效且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第三人杨朋林对被告李武雷仍享有该合法的债权。杨朋林与原告尚会霞通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达成将杨朋林对李武雷享有的该债权转让给原告尚会霞，是债权转让人杨朋林与受让人尚会霞的真实自愿意思表示，不违法法律规定，该“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有关将杨朋林对李武雷享有的2013年11月15日1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尚会霞的约定依法有效。该协议签署后，债权转让人杨朋林亦将债权转让事宜告知了债务人李武雷及保证人荆安军，该债权转让依法对债务人李武雷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该“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原告尚会霞完全取代杨朋林的债权人地位，依法取得包括向原债务保证人荆安军主张保证责任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之规定，原债务人李武雷及保证人荆安军对原债权人杨朋林的抗辩亦得向受让人尚会霞主张。被告荆安军以担保人身份在“20131115手写体100万元借据”上署名，但借据未载明担保方式、保证期间，无证据证明当事人约定了保证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其保证方式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本案保证期间应认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李武雷、杨朋林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明确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债权人杨朋林可以随时在给予债务人合理准备期间内要求债务人李武雷归还借款，保证期间从债权人给予债务人必要准备时间与合理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根据庭审中债权人杨朋林、债务人李武雷的陈述可以认定李武雷停止支付利息后，2014年后半年杨朋林找李武雷催要借款；现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形下，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第三人杨朋林或原告尚会霞最早向荆安军主张保证责任为2018年11月份，从2014年后半年债权人杨朋林向债务人李武雷主张权利之日起时间已相隔四年多，远超六个月的保证期间，逾期被告荆安军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即使2014年后半年后杨朋林与李武雷延长债务履行期间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之规定，延长债务履行期间未经保证人荆安军书面同意，保证期间不延长。故被告荆安军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尚会霞自第三人杨朋林处受让了第三人杨朋林对被告李武雷享有的2013年11月15日的合法债权，李武雷应当向债权受让人即原告尚会霞履行债务。被告荆安军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三人杨朋林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武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尚会霞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二、本判决第一项下计算的利息数额应减去李武雷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20000元；三、驳回原告尚会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李武雷负担13800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荆安军提供一审庭审笔录第五页杨朋林向法院的自认陈述，证明上诉人所说的偶遇事实不存在。上诉人尚会霞质证称，对杨朋林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陈述双方并没有约定明确的还款期限，一审庭审直播录像中一审法官询问杨朋林双方关于还款时间有无约定，杨朋林说没有约定，是李武雷单方面说自己承诺一两个月还清。上诉人杨朋林质证称，签字是我签的，是我陈述的。被上诉人李武雷质证称，同意证明目的。被上诉人荆辉质证称，同意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李武雷提供一份本人的工商银行明细，证明本案借款是短期拆借。上诉人杨朋林质证称，记录属实。上诉人尚会霞质证称，该证据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该记录不能证明这笔借款是短期借贷，该笔借款与本案借款没有关系，即便证据属实，也不能否认本案借款真实发生，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被上诉人荆安军质证称，杨朋林与李武雷均认可该笔借款存在，印证李武雷短期拆借的事实。被上诉人荆辉质证称，借款期限确实没有超过一个月。 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杨朋林当庭陈述2014年向李武雷要求还钱。李武雷陈述说自己承诺一两个月还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荆安军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借款时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上诉人杨朋林虽然于2014年向李武雷催款，但其当庭陈述催款事实时并未涉及还款时间，对李武雷单方陈述的还款时间亦没有认可，故无论从双方的庭审陈述和本案的证据均不能证实2014年这次催款中双方就还款时间达成了一致约定；同时，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5月20日被上诉人荆辉向雷迈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2013年11月15日100万元破产债权的行为无效且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本案借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之后双方对于借款偿还的宽限期限也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可随时主张权利。在约定不明的情形下，该宽限期限应推定为本案起诉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债权转让后，上诉人杨朋林向被上诉人李武雷、荆安军告知债权转让事项，李武雷、荆安军均确认已收悉该债权转让通知短信，故荆安军应继续承担本案保证责任。因当事人对于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均未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应认定为连带责任。故被上诉人荆安军的保证期间应自上诉人尚会霞要求被上诉人李武雷履行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及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六个月。综上，本案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荆安军不承担保证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对保证责任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338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338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荆安军对原判第一、二项所确定的李武雷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共计276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武雷与被上诉人荆安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云芳 审判员  任志敏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