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31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汾西县对竹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焦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西聚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汾西县对竹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对竹镇政府）因与被申请人王某1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终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对竹镇政府申请再审称，1.依法撤销山西省汾西县人民法院（2019）晋1034民初593号和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终66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驳回申请人上诉请求的主要理由只有一点：“本案涉及两份租赁协议及代表镇政府签字的书面证言及其当庭证言等证据均可以证明王家庄煤矿在王某1租赁时的资产状况为二十间的窑洞、厂地、生产许可证及‘四证’。”该认定事实完全没有证据证明。1.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都存在严重错误。（1）本案有两个证人，一个是证人任某，其证明有三点内容：第一点，其与被申请人签承包合同时，没有资产移交表，也没有进行资产确认；第二点，煤矿用于生产的设备都是被申请人自己购置；第三点，谁投资，谁受益，谁处置。先看第一点：没有资产移交表进行书面确认，不等同于该矿没有资产，不等于没有使用。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但原审判决对此画了等号。第二点：证人任某的身份是如何能够确认除了旧窑洞外所有的生产设备都是被申请人购买的？他的工作性质是矿上的财务人员、采购人员还是决策人员，还是王某1采购任何设备都向任生平汇报过，肯定都不是。任某的证言显然是自己猜测性的或者就是做伪证，不具有真实性。况且，任某在法庭作证时明确表示被申请人自行购买过什么不清楚。这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该证人书面证言（王某1购买了全部生产所需的设备）完全不符。而该书面证言被一、二审判决所认可。一、二审判决认定的证人当庭证言和书面证言是明确矛盾的。不知道这两份矛盾的证言是如何可以证明本案事实的。第三点：任某可以代表镇政府，并授权被申请人谁投资，谁受益，谁处置了吗？没有。这只是证人自己的主观认为，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更没有经过申请人的授权，没有合法性。因此，该证人任某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依法不应采信。（2）证人陈某的证言，其证明有两点。第一点是签订合同时，没有移交资产明细表；第二点是他们接手时没有给被告移交过任何资产。关于第一点，没有移交资产明细表不等同于没有资产。关于第二点，该证人甚至都不承认二十几间旧窑洞的存在，什么都没有向被申请人移交。就连这一点，被申请人都不敢说什么也没有。被申请人也不至于什么租赁财产也没有，就向镇政府一年交十万元租赁费。显然，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是不能采信的。2.被申请人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申请人辩称王家庄煤矿的资产除了二十几间旧窑洞和场地外无任何生产设备。用于生产的设备都是其自行购买，根据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既然固定资产都是其购买，那么，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购买的凭证和发票。这样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都是相同的，一审法院不能只对申请人谈举证责任，对被申请人就不说举证责任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同时，就是被申请人自己提供的《王家庄煤矿承包合同书》第五条都明确写明：煤矿在发包时，移交被申请人的包括厂房厂地，还有设备，这份书证足以说明，被申请人租赁的财产中还有生产设备，也说明了被申请人的证人证言不是事实。3.被申请人辩称事实的荒谬性和不真实性。在被申请人2005年1月1日租赁王家庄煤矿资产的时候，该矿年生产设计能力为15万吨，生产规模为年产3万吨煤，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矿种为2号煤。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该矿到承包时已经开采了一二十年，就连被申请人都自认“在其承包时，该矿开采年久”。那么，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地下开采，持续产煤年3万吨的煤矿，需不需要开采巷道，需不需要采掘设备，需不需要电力设备，需不需要运输设备，以及其他的生产设备，总不至于是用二十几间旧窑洞就把煤层开采枯竭了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一个年产3万吨的集体煤矿资产价值最终竟被一审法院认定为20.768万元。这与汾西县监察委员会经过大量细致的、经专业鉴定评估机构工作后认定的524万元，差距达26倍之多。况且，煤矿在评估时，总价值为1783.26万元，被申请人已经领取了1502.51万元。申请人的524万元资产连煤矿总价值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即便是被申请人投资，其也已经获得了补偿，但不应该把申请人524万元也作为其个人资产。4.申请人的资产“场地”一、二审判决包括被申请人都予以认可存在，那该资产被申请人应予返还申请人。即便按照一、二审法院的认定，申请人还有场地租赁给王某1，那么在本案中，申请人的资产“场地”去哪了，会凭空消失？显然不会。那么，该场地无论是依据相关法律，还是租赁协议，被申请人都应依法依约返还申请人，但是，该资产被申请人至今没有返还申请人。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完全错误的。5.申请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和《产权明晰协议书》中约定，王家庄煤矿的资产不论是形成于哪一年，只要是在租赁合同生效时原有的、已经存在的，包括煤矿整合后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均归申请人所有。双方签订的《关于王家庄煤矿资源整合后资产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不论资产形成于哪一年，只要是在租赁合同生效前原有的全部资产及经营场地租赁给王某1使用，其全部资产仍归对竹镇政府所有。《关于王家庄煤矿采矿权人认定及产权明晰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整合后的王家庄煤矿的原有全部资产及场地，其资产所有权仍归申请人所有。这里面有两点非常明确地确定了王家庄煤矿资产的截止点以及范围：一是合同及协议签订2004年11月28日前原有的资产。关于资产形成的时间，监察委的材料当中已经予以明确。二是全部的资产。并没有约定谁所购置的归谁。况且，被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自己购置的。其次，本案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被申请人在租赁期间，必须做到租赁财产的保本增值，当煤矿报废后，被申请人应当将租赁的全部资产移交申请人，但煤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被申请人依旧没有返还租赁资产。再次，根据租赁合同第六条的约定，被申请人未经申请人同意，不得转租。否则申请人有权收回全部资产，造成的后果由被申请人承担。但是，被申请人擅自将申请人的资产作为其财产予以整合，并领取了补偿款。而申请人作为集体财产的所有人，好端端一个煤矿的集体资产就消失了。因此，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国家有关政策上，被申请人已经对集体财产的占有都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6.即便按照原审判决的认定，申请人的资产“窑洞和会议室”也价值207680元，但被申请人支付15万元后，再不承担任何责任就是合法的吗？原判就可认定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资产存在了吗？显然，这样的判决理由怎能让社会上的人民群众、让申请人信服法律的公正性。7.申请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诉讼请求的成立。一审以申请人不能证明其主张而驳回诉讼请求错误，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本案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申请人的证据视而不见，未予采信，也不说明任何理由。汾西县监察委员会对群众反映的王家庄煤矿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认定，王家庄煤矿资产性质明确为集体资产，被整合昌达盛煤业的总资产价值为1783.26万元，其中，524.50366万元属于申请人，但这些补偿款已由被申请人领取1502.51万元。调查后，汾西县监察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对竹镇原王家庄煤矿固定资产进行司法诉讼的建议》，文号为汾监建议〔2019〕1号监察建议书，明确说明了申请人对因王家庄煤矿资源整合中，有524.50366万元的固定资产补偿款应该属于申请人所有，建议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申请人所有的原王家庄煤矿固定资产补偿款。同时，该案还涉嫌其他犯罪。做出该公文书证的部门系国家法定调查机关，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监察机关遇有下列情形时，可以提出监察建议：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应当予以纠正的；有关单位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等等。《监察建议书》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公文书证，它还是有监察法背书的有法律强制力的法律文书。但即便如此，该法律文书竟然被一审法院只字未提、也未做出任何解释，二审判决不予认定，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认定的司法解释。因此，一、二审以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是错误的。8.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足以推翻或反驳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供了大量的一系列的证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论是被申请人还是人民法院，对其反驳的主张或认定相反的事实，都应当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申请人的证据。但是，原审法院免除了被申请人反驳主张（煤矿生产设备全部都是其自行购置，其应当提供发票等凭证）的举证责任，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推翻申请人的证据，并证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存在。这显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审核要求，更让申请人怀疑人民法院裁定、判决书的公信力、公正性。在民事诉讼中，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证据的审核认定标准和要求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要求：“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裁判文书包括民事判决书中的证据分析。为此，国家在民事诉讼证据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证据的种类、范围和各种证据规则等，以限制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判断和取舍，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官在判决书中必须说明证据被采信或被弃置的理由，这样，审判的公开性和判决形成的公正性、正当性也便得到了充分彰显。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在二审庭审中，当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手中持有涉案资产移送表时，王某1当庭表示有资产移送表，但其表示凭什么给申请人，随后的当庭发言被其代理人制止。这一切都有当庭视频可以证明。被申请人的该意思表示足以说明，其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主要证据：即任某和陈某的证言是伪造的，这也和证人书面证言和当庭证言为什么会自相矛盾相互印证。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规定，一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本案的王家庄煤矿历经承包、租赁、三次煤矿整合，涉嫌集体资产流失，且经汾西县监察调查、汾西县公安局侦查，存在犯罪嫌疑，在当地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纪检监察部门建议向人民法院起诉，追回集体资产，才有了本案的诉讼。很明显，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所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引言中：“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的精神，人民法院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综上，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之规定，现向贵院申请再审。王某1辩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均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申请人未提交新证据依法应予驳回。1.一审中被申请人的当庭陈述，结合原对竹镇党委书记马某、原对竹镇农工商服务公司负责人任某、原对竹镇副镇长陈某的当庭作证并经充分质证足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1）被申请人在前任承包人侯某承包结束后，于2000年4月8日与对竹镇工商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签订了《王家庄煤矿承包合同书》，因该矿开采年久，所采2#煤层枯竭，只剩部分边角资源可供小型生产。合同约定要求被申请人自行投资开发4尺煤层，承包期限至2004年4月30日，承包费用为第一年1万元，后三年为每年3.5万元。当时矿上除了始建于七八十年代的二十几间旧窑房和场地外无任何生产设备，当时以人力、畜力开采为主仅剩几辆废旧平车、报废的矿灯、灯架等，有价值的可利用设备前任承包人在承包结束时已带走处置。此后用于生产的设备都是被申请人根据实际生产需要逐步投资购买的。（2）以上承包合同到期后，国家实行煤炭资源整合，被申请人通过与申请人签订采矿权认定和产权明晰协议，经县市明晰产权资源有偿使用工作组领导同意确认后，被申请人按国家规定分别向临汾市和汾西县政府交纳了相应出让价款（有票据为证），取得王家庄煤矿的采矿权。双方又于2004年11月28日补充签订了《王家庄煤矿资源整合后资产租赁合同》，该合同中有“原对竹镇政府同意将属于自己所有的王家庄煤矿原有经营场地及全部资产租赁给王某1使用，具体资产详见资产附表”的描述，但当时签订合同的具体承办人陈会生当庭作证该“资产附表”并不存在，原一审、二审中申请人也未提交过“资产附表”，同时证明此后对竹镇人民政府也未投资购买过任何设备。事实上资产租赁合同生效时即2005年1月1日前建成及购买的资产均是王某1于2000年4月30日承包王家庄煤矿后投资建成的。（3）2005年4月根据政府煤炭资源整合兼并重组新政策及上级部门的要求，王某1对王家庄煤矿、郭村堡煤矿、联民煤矿三家煤矿进行兼并重组，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即2006年至2007年期间，因产量和安全达不到最新政策要求，由汾西县政府下文填埋关闭了王家庄煤矿原2#旧坑口和邢拨煤矿坑口，并拍照立碑登报公示后才成功地将郭村堡煤矿、联民煤矿重组成昌达胜煤业公司，新成立的昌达胜煤业公司于2010年被临汾煤运公司整合兼并。山西省诚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就是临汾煤运公司整合兼并昌达胜煤业公司过程中形成的，与王家庄煤矿毫无关联。（4）申请人租赁给被申请人王某1的26间旧窑洞（建成于1987年）、会议室一间评估价格为20.768万元，该评估价含有王某1后期的添附价值，王某1已于2012年9月10日补偿对竹镇人民政府15万元。至于租赁的场地，资产评估表中只是对后期王某1硬化场地进行造价补偿，对土质场地并未进行过补偿，原土质场地在王家庄煤矿关闭填埋场地平整后已归王家庄村集体所有，并非凭空消失，王某1并未占有使用。2.一审、二审中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其诉求，再审申请时也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1）对竹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资产评估表是对昌达胜煤业公司资产的评估，与王家庄煤矿无关，其并未提交向王家庄煤矿投资的任何凭证，也不能举证证明2000年4月30日签订承包合同时“厂房、厂地、设备”的明细清单，属举证不能。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诉求的情况下，却颠倒举证责任要求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实属无稽之谈。（2）汾西县监察委员会所提“昌达胜煤业被煤运公司整合时，有524.50366万元的固定资产补偿款应属对竹镇人民政府所有”的意见是根据以上评估报告所得，既然该评估报告不能证明与王家庄煤矿有任何关联，当然不应被采纳，监察委也非资源整合的主管部门，其意见亦不应被采纳。虽然监察委的意见属公文书证，但本案系民事纠纷，并不涉及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监察委的意见亦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故而没有法律强制力。民事裁判不能突破证据规则。（3）申请人并未提交任何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只是凭自己的推理、想象、凭空臆断，意图用汾西县监察委员会的意见书、“众所周知的事实”等观点混淆是非，颠倒举证责任的分配，千方百计提出再审申请实属不当。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判决并无不当。本案王家庄煤矿经汾西县人民政府向对竹镇人民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已于2007年强制关闭填埋，如果王某1在承包王家庄煤矿过程中及后续的资产租赁中确有对竹镇人民政府的资产，那么对竹镇人民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部署填埋的过程中理应收回或者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使从王某12012年9月10日最后一次支付起算，也已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三、本案原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历经多次资源整合，但每次整合均是按法定程序进行，且最终的整合均通过上级部门验收合格。经汾西县监察委员会深入调查、汾西县公安局介入侦查，并不涉及刑事犯罪，不能因为有人长期上访、缠访，就认为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属新类型案件。本案经有关国家机关的调查，充分证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庭审中申请人并未对简易程序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人民法院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相应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再审事由不成立的，不应提起再审。本案中，对竹镇政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规定的再审事由申请再审，经本院审查，其再审申请均不符合前述三项再审事由。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即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的审查。经审查，王某1与对竹镇政府下属的农工商服务公司在2000年4月8日签订《王家庄煤矿承包合同书》，将对竹镇政府的镇办企业王家庄煤矿承包给王某1经营。原审中，时任企办主任任某称：代表镇政府下属的农工商服务公司与王某1签订承包合同时没有资产移交表，没有进行资产确认，仅有始建于七八十年代的约20间左右的窑洞、场地、生产许可证及四证外，无其他生产必需设备，此后用于生产的设备，都由王某1自己投资购置；同时，时任对竹镇政府副镇长，代表对竹镇政府签订该合同的陈某亦称：他们接手时没有给王某1移交过任何资产，也没有给王家庄煤矿投资购置过任何资产，没有移交资产明细表。因对竹镇政府未提供所主张的524.50366万元的固定资产由其购置并移交给王某1的相关证据，原判决由对竹镇政府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相应的依据。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事由的审查。对竹镇政府主张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主要是指任某和陈某的证言是伪造的。但镇政府下属的农工商服务公司时任企办主任任某和时任对竹镇政府副镇长的陈某均是当时签订《王家庄煤矿承包合同书》的亲历者，再审期间就此再审事由对竹镇政府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再审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即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再审事由的审查。经审查，对竹镇政府的该项主张在理由方面主要是对该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所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其在一审审理中未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为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无不当，该再审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对竹镇政府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汾西县对竹镇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卞俊梅审判员 成 堃审判员 徐立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董丽娟书记员 秦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