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35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传宝，男，1991年8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江苏常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孝，男，1956年4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7年5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涛，男，2001年3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2010年11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定代理人：李某（系其母亲），住址同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慕雨，江苏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传宝因与被上诉人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20）苏1311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听证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传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被上诉人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慕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传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上诉人与张某“相约”非法电鱼错误。张某是上诉人的老板，系张某命令上诉人随其前往电鱼，而非上诉人为了分得非法利润主动与张某相约电鱼。2.张某系雇主，上诉人是雇员，为其提供杀鱼工作。雇员受雇主安排随其电鱼，不需要证据证明。一审也无证据证明是上诉人主动约请张某去电鱼。而且，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上诉人是张某雇工，却又对上诉人“为雇员和乘客”的辩解不予采纳，自相矛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崔传宝作为共同行为人，其在案涉船舶夜间作业且无任何照明的情况下，应与张某共同尽到瞭望义务，但其陈述在船舶作业期间睡觉、休息，将相应瞭望义务完全交于张某，其存在一定的过错”。且不说睡觉、休息是张某安排的，上诉人不存在“偷懒”过错；即使共同行为人有共同安全义务，那也应当建立在共同行为必须合法的基础上。三、一审判决具有倾向性。1.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提供其为办理丧事而有经济损失的证据，却判决支持10000元的丧事支出费用；2.江苏省高院规定精神抚慰金最高额为50000元，前提是侵权人存在100%过错。因此，即使认定上诉人存在15%的过错，那么也只应当承担7500元。判决50000元全部支持，难以让人信服！3.本案张某死亡，不存在肇事船舶方和雇员双重赔偿的问题。因此，在肇事船舶方已经赔偿了490000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剩余损失就应当在损失总额中扣除已经得到赔偿的490000元。因此，即使按照一审确定的被上诉人损失总额1149073.20元扣除490000元后，按照上诉人应当承担15%的标准计算，上诉人也只应当承担98860.98元，而不是一审判决的172361元！被上诉人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张某命令上诉人随其前往电鱼，同时张某与上诉人的非法电鱼行为与上诉人平时从事的工作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约非法电鱼，认定事实清楚。因为崔传宝和张某是共同行为人，崔传宝对张某没有船舶驾驶证及相应的资格证书是明知的，所以在双方没有任何证件且无任何照明条件情况下应当与张某共同尽义务。但在船舶作业时，崔传宝休息，其对事故发生的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一审判决适用侵权法准确。一审判决公平公证，没有任何倾向性。因张某在该事故中死亡，法院认定损失总额中的精神损失费为50000元是公平公证的，且在责任划分时候已经按照15%予以分配，没有任何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因张某死亡应赔偿费用为110多万元，按照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要求崔传宝承担170000余元没有问题，而不是在扣除案外人赔偿之后按照剩余的款项再承担15%。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传宝按35%责任比例赔偿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丧葬费、打捞费等合计655252元；2.崔传宝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张某（已去世）主要从事贩鱼工作，崔传宝系其雇工，从事杀鱼工作。2019年12月18日21时许，张某和崔传宝一同驾驶张某所有的小机筏前往京杭运河水域非法电鱼。2019年12月19日凌晨四时左右，在京杭运河通湖大桥向西约1000米附近水域（骆马湖案线管理中心），张某驾驶的小机筏与上水空载顶推船江苏推873发生碰撞，造成张某、崔传宝落水，后崔传宝自救生还，张某死亡。2020年1月16日，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作出《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经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原因为张某、崔传宝安全意识淡薄，占据航道非法电鱼，不具备夜航条件的小机筏夜间行驶没有显示任何灯光，小机筏非法电鱼时采用倒车行驶，不利于有效避让，在非法电鱼作业时疏于了望，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未充分估计，在发生紧迫局面时未能采用有效措施避让，在险情发生时张某未能采取有效自救措施；江苏推873疏于了望，未能随时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和航道内非法电鱼小机筏动态。并认定张某和崔传宝在本起事故中共同负主要责任，江苏推873在本期事故中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2020年1月20日，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与案外人江苏省运河航运有限公司（江苏推873）达成事故赔偿协议，由江苏推873船队一次性赔偿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490,000元。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分别为张某的父亲、妻子及子女。2019年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23,836元，经营净收入为5,636元；2019年江苏省平均负担系数为1.78。2019年度江苏省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6,697元。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崔传宝应否承担责任，如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如何认定；二、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主张的损失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崔传宝与张某相约非法电鱼，该行为与崔传宝平时所从事的工作内容无必然关联性，崔传宝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受张某安排从事电鱼行为，故其辩称其为雇员和乘客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起事故中，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已认定张某和崔传宝对事故的发生共同承担主要责任，因张某为小机筏的所有人，曾取得过船舶驾驶证且系案涉船舶的驾驶员，驾驶船舶致事故的发生，张某在二人之间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崔传宝作为共同行为人，在案涉船舶夜间作业且无任何照明条件情况下，应与张某共同尽到瞭望义务，但崔传宝陈述在船舶作业期间睡觉、休息，将相应瞭望义务完全交于张某，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船舶实际控制情况及事故责任认定等事实，一审法院酌定崔传宝承担本次事故的15%的责任。关于第二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结合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提供的证据及崔传宝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为（23,836元/年+5,636元/年）*1.78*20年即1,049,203.2元，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697元/年*10年/2+26,697元/年*16年/4）即240273元；2、丧葬费39870元；3、办理丧葬事宜支出10000元；4、关于精神抚慰金，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按其主张即50000元予以支持；5、关于打捞费，崔传宝不予认可，因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于该费用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合计1149073.2元。综上，崔传宝应承担172361元（取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崔传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因张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72361元；二、驳回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8元，减半收取计1264元，由张成孝、李某、张振涛、张某负担1011元，崔传宝负担253元。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供。经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崔传宝对被上诉人亲属张某因事故死亡是否应负赔偿责任，如果应负，具体责任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崔传宝与张某一同驾驶张某所有的小机筏至京杭运河水域电鱼，系共同违法行为。崔传宝虽系张某的雇工，受雇佣为张某杀鱼，但从时间、地点及工作内容和性质看，电鱼显然非受雇佣的工作范畴。故在无相反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崔传宝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并不属于受雇佣的工作行为。基于此，崔传宝应当对自己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自行承担责任。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某和崔传宝对事故的发生共同承担主要责任，该责任认定结论系与相撞的对方船舶之间的责任。但在崔传宝与张某的共同行为之间，因张某为小机筏的所有人且系案涉船舶的驾驶员，驾驶船舶致事故的发生，为主要的过错方；崔传宝作为共同行为人，在案涉船舶夜间作业且无任何照明条件情况下，在船舶作业期间睡觉、休息，未尽瞭望等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基于此，一审判决认定在二人之间张某承担主要责任，崔传宝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同时，一审判决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船舶实际控制情况及事故责任认定等事实，酌定崔传宝承担本次事故的15%比例的责任，酌定比例适当。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双方的主次责任系基于船舶行驶安全所划分的责任，并不能类推于共同盗窃中的“瞭望”。崔传宝与张某虽存在共同电鱼的违法行为，但在共同行为过程中因侵权造成对方损失的，仍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不能因双方的电鱼行为均违法，就免除了一方因侵权行为给另一方造成损害所产生的责任。相应地，该15%的责任系基于因张某死亡所导致的全部损失，而非基于案外人赔偿之后剩余的部分。关于支持为办理丧事而支出的费用，一审基于法律规定和当地生活实际确定并无不当。关于精神抚慰金，一审在计算总损失时按50000元计入，后依据责任比例进行了划分，并非实际支持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崔传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8元，由上诉人崔传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芳芳审判员  王晓玲审判员  周栋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许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