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4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天明，男，196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黄河道**。法定代表人：王孝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磊，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风霞，天津洪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天明与被上诉人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港船舶）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5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天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85765.04元，延时加班工资2323元，周六日加班费16533.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2019年6月延时加班14小时，周日六日加班57小时，其余加班记录由用人单位掌握，应当提供两年的加班记录，如不能应按2019年6月的加班时间推算。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处罚的依据未经民主程序制定，未进行有效公示。天津市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天明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85,765.04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1986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延时加班费2,232元；3．判令被告支付自1986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周六、日加班费16,533.6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1986年8月入职原天津造船公司（原天津新港船厂），该公司于1999年申请破产，2000年12月完成企业注销手续。原告于2007年9月1日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生产岗，约定每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当月基本工资和上月奖金。双方考勤管理采取指纹打卡方式记录。原告岗位为铜起中心作业长职务。原告确认2019年5月13日存在原告用案外人杨文彬仿制指纹模代替其打卡行为，2019年5月22日原告出具书面《代打卡经过》主要内容载明：“2019年5月13日本人替作业组杨文彬代打卡，这种行为是严重错误的。因杨文彬连续工作已达40天，身体出现疲劳状况及家庭状况，因怕事假扣钱，我自作主张替杨文彬代打了上下班卡，经过自我反思错误严重，愿接受厂里的处罚”。2019年7月2日被告向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提出《解除理由向工会告知书》主要内容载明：因劳动者过失，根据《劳动合同法》之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拟与李天明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7月3日。同日，工会意见为：同意。2019年7月3日，被告做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载明：“李天明，本单位与你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于劳动者过失原因，现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自2019年7月3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无经济补偿金情况”。2019年8月8日原告在该《通知书》上书写：“已收到此通知，但本人对此次处理有异议”。2019年8月9日原告以己为申请人，以被告新港船舶为被申请人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申请裁决，1．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40754.24元；2．被申请人支付1986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延时加班费2232元；3．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工资68100元；4．被申请人支付1986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周六、日加班费16533.6元。庭审中申请人变更第1项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85765.04元。该委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津保劳人仲裁字【2019】第5052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6月休息日加班费1041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8100元；3、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遂起诉。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的质证和认定如下：原告提供证人井某出庭证言，证实原告工作期间常有加班、连班，有时候法定节假日和周六、日也不休息的情况，被告不予认可。因该证人与原告非同一岗位，且对原告加班日期、延时均表示不清楚，无法证实原告的待证事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查：1．被告原名为新港船厂，该公司于1999年申请破产，2000年12月完成企业注销手续；被告于2000年3月核准设立，设立时名称为天津新港船厂，2007年6月天津新港船厂更名为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2.2019年4月25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联合发布《规章制度（重大事项）平等协商确定会议纪要》载明：“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同公司工会委员会就《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考勤及劳动纪律管理规定（草案）》、《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奖惩办法》进行了充分的平等协商，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公司工会委员会基于相互理解和企业与职工共同发展的理念共同协商确定了《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考勤及劳动纪律管理规定》、《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奖惩办法》。”2019年4月26日被告第二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团、组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重新修订的《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和《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考勤及劳动纪律管理规定》；3．《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第十五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临时需要解除的重要问题，可由公司工会委员会如集职工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团长和专门工作委员会（组）负责人联席会议，表决通过；4.2019年5月7日李天明签名确认参加培训学习《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和《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考勤及劳动纪律管理规定》。5．《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违纪行为，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代打卡（签到、签退）及被代打卡的当事人双方（无论代打卡次数）；6．原告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800元＋岗位工资355元＋技能工资1,020元＋奖金补贴110元+职称补贴300元+工龄工资440元+加延费550元+技师贴100元+奖金+安置奖；7.原告签名确认被告提供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统计台账显示2017年7月-2019年7月被告每月按原告存在延时数向原告支付基本固定“加延费”、法定节假日加班以“加班费”项下支付，该两项加班费随月工资发放；8.2018年4月26日原告办公地点发生变更，由新港厂区变为临港厂区并自2018年4月开始安装使用打卡机；9.被告提供打卡记录显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原告存在休息日加班：2019年1月6天、2月2天、3月7天、4月6天、5月8天、6月6天；被告提供的工资台账显示，支付原告“加延费”2019年1月650元、2月-7月550元；10.原告提供“延时作业申请表”显示：原告2019年6月休息日工作57小时、延时加班22小时；11.经核算，2019年1月、3月-6月原告加班工资存在差额：2019年1月（2,050元/月÷21.75天×6天×200%-650元）、2019年3月（2,050元/月÷21.75天×7天×200%-550元）、2019年4月、（2,050元/月÷21.75天×6天×200%-550元）、2019年5月（2,050元/月÷21.75天×8天×200%-550元）、2019年6月【(2,050元/月÷21.75天÷8小时×57小时×200%+2,050元/月÷21.75天÷8小时×22小时×150%）-550元】；12.被告对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津保劳人仲裁字【2019】第5052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所承担给付义务不持异议；原告亦对该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8,100元,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关于《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制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具有约束效力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纪律以及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本案中，被告《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第十五条规定，确定了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临时需要解除的重要问题，可由公司工会委员会如集职工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团长和专门工作委员会（组）负责人联席会议，表决通过的权利；2019年4月25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联合发布《规章制度（重大事项）平等协商确定会议纪要》也体现出与用人单位工会平等协商的议定程序，可以认定为已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制定程序合法，具有约束效力。原告确认参加学习培训《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为本人签名，但主张并不知晓内容，陈述理由矛盾，也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85,765.04元，被告不予认可。本案中，原告做为企业职工，有义务遵守本企业内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原告工作期间只考虑同事杨文彬存在客观情况，而用案外人杨文彬的仿制指模代替其打卡的行为，违反了企业劳动纪律，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管理秩序，被告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属合法解除，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1986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延时加班费2,232元、支付自1986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周六、日加班费16,533.6元，被告均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未对1986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存在延时、周六、日加班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关于2017年7月4日至2019年7月3日延时加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2017年及2018年度工资收入统计台账签名确认，视为双方对上述期间劳动报酬收入无异议；根据被告提供2019年打卡记录，经一审法院核算，被告未足额支付原告2019年1月、2019年3月-6月休息日加班及2019年6月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应予支付原告加班费差额3,971.5(481元+769.5元+581元+958元+1,182元)元，原告主张的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对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8,100元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照准。另，被告在庭审调解中陈述，原告曾为公司服务多年，为公司作出颇多贡献，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一次性给付原告补助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该行为系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天明休息日及延时加班费差额3,971.5元；二、被告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天明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拖欠的工资68,100元；三、被告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给付原告李天明补助金20,000元；四、驳回原告李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天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会议通知、工会文件（会议通知、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安排）、大会决议（草案），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处罚依据是无效的虚假文件。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不认可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及上诉人主张的加班费应否支持。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处罚依据的规章制度经过了工会委员会的平等协商及大会闭会期间的团、组长联席会的表决，制定程序合法，且有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培训学习签字确认表，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主张作为处罚依据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及有效公示，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不应支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上诉人主张加班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有证据的加班费已经核算且适当，上诉人称加班证据应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天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福群审判员  仝伟奇审判员  刘继永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