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22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斌，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武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明，衡水市桃城区清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占军，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武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艳来，河北刘爱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振斌因与被上诉人尹占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3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振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明、被上诉人尹占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艳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振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武强县人民法作出的（2020）冀1123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尹占军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60万元，放弃一审利息154000元的诉讼请求；利息的诉讼请求从立案之日起，以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一审中，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的是2018年7月4日转款10万元，2018年12月17日转款50万元，合计60万元，被上诉人认可已全部收到。被上诉人抗辩以2018年1月8日、6月1日、7月31日分三次转给了上诉人50万元是借给上诉人的，上诉人2018年12月17日转款转给被上诉人50万元是偿还的借款。2018年7月4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账户的10万元，被上诉人称，是案外人吴某与上诉人的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是帮忙关系，其抗辩无证据可依，依法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被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向其分三次借款，但其并未转入上诉人账户，不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的借款关系，驳回上诉人刘振斌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1、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2、被告举证证明转账系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举证不足的，法院应当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刘振斌借款600000元，上诉人亦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分别于2018年7月4日转款10万元，2018年12月17日转款50万元支付了借款，双方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虽以2018年1月8日、6月1日、7月31日抗辩该50万元转款是偿还上诉人的借款，但上述三笔借款没有转给上诉人名下，也不能证明是借款，借款依法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借款时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上诉人刘振斌依法可以随时要求被上诉人尹占军返还，被上诉人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返还，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该600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依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同时，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法视为不支付利息。上诉人放弃一审利息154000元的诉讼请求，请求从立案之日起，以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二审庭审中，刘振斌要求变更上诉请求第一项为：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尹占军偿还借款61.35万元。 尹占军答辩称，一审中上诉人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出具的借款凭证，上诉人也认可凭证是其出具，并认可确实收到了被上诉人给其转账的借款，以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因此上诉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以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银行交易来抗辩已经偿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款借据，存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无法认定银行交易转账与偿还借款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承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诸多经济往来，互相拆借的事实。一审法院有条件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应予维持。 刘振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振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所借原告本金60万元，利息154,000元，本息合计754,000元，之后月息按2%本金60万元计算至还清款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中被告称，原被告之间系多年的朋友，多有经济往来，被告并不欠原告钱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1月8日借条一张附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在原告的授意下转账给刘建新10万元，原告出具借条；证据二、2018年6月1日借条一张，附银行流水，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30万元，被告通过银行转账至原告妻子段颖霞账户的事实；证据三、2018年7月4日原告通过被告账户转入李雪艳账户10万元，及被告2018年7月4日银行流水，证明吴某与李雪艳系夫妻关系，原告与吴某之间的经济往来，通过被告完成；证据四、2018年7月31日借条一张，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10万元的事实；证据五、吴某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2018年7月4日原告通过被告转给吴某10万元，吴某已收到，此款与被告无关，证人吴某出庭作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借条是原告书写，不否认2018年6月1日、7月31日借款的事实，2018年1月8日的借条虽是原告所写，但并不是被告主张的原告授意转给刘建新的，原告与刘建新并不认识更不是被告所称的亲戚关系，被告在原告书写借条后并没有将钱出借给原告，对吴某的证言，原告认为被告和吴某是合作关系，对其证言不认可。 原告在庭审中陈述，2018年7月4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该款是被告向原告借的与吴某无关，2018年12月17日被告向原告借款50万元，说是给别人倒贷款用几天，但一直没给，原告和单位原同事马某一起找被告要过（马某出庭作证），被告称贷款没下来还要等几天，上述借款至今未还，被告给原告出具了借条，该借条原告放在车上被盗了，因此现在没有借条出示。关于借被告的款，原告2018年1月20日向被告转账11万元，是偿还1月8日的借款；2018年10月30日向被告转款两笔一笔9.9万元，一笔1.1万元，共11万元也是偿还被告的借款；2018年9月21日向被告转款6万元，还账；2018年8月26日转款2.6万元，还账；2018年7月31日向被告转账10万元，还账；2018年12月9日向被告转账0.75万元；2018年5月6日向李雪艳转账10万元，被告与李雪艳、吴某的幼儿园是股东关系；2018年7月10日向被告转账0.75万元。以上都是原告向被告偿还借款，前面的都还清了总共50多万元。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7月4日原告通过手机银行向被告转款10万元；证据二、2018年12月17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50万元；证据三、《壵鑫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书》证明该幼儿园是被告与吴某、李雪艳合伙开办，双方各占50%股份；证据四、原告与被告及李雪艳的银行转账记录八页；证据五、证人马某证言。被告承认原告2018年7月4日转款10万元和12月17日转款50万元的真实性，认为没有出具借条或欠条，不应认定为借款；关于转给李雪艳的10万元不能证明是偿还借款，其他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是偿还借款，结合被告提交的借据，并没有相关的还款记载，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关系。幼儿园的合伙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关系。对证人证言，该证人只是听原告说，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清查原告向被告和李雪艳转账记录共计有：2018年1月20日11万元、2018年1月29日0.75万元、2018年10月30日9.9万元、2018年10月30日1.1万元、2018年5月6日转李雪艳10万元、2018年7月4日10万元、2018年7月10日0.75万元、2018年8月1日1万元、2018年8月21日10万元、2018年8月26日2.6万元、2018年9月21日6万元、2018年12月17日50万元。上述转账记录，除去2018年7月4日10万元、2018年12月17日50万元后，原告共转账给被告及李雪艳53.1万元，其中2018年6月1日前转账21.75万元。 另查明，在庭审中被告称2018年7月4日原告转给被告的10万元，是原告与吴某的经济往来与被告无关。原告反驳称被告将2018年7月4日借原告的10万元转借给吴某，因吴某未还，被告已经将吴某和原告起诉至法院，现该案处于执行阶段。经一审法院查询，一审法院（2019）冀1123民初686号卷宗，被告起诉吴某和原告，要求偿还25万元借款和利息，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1123民初686号民事调解书，由吴某偿还借款25万元及利息，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卷宗中被告作为证据出示的2018年7月4日转账记录，与本案中被告出示的2018年7月4日被告转给李雪艳的转账记录，为同一时间在建行武强支行打印。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和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可知，2018年1月8日原告借被告人民币10万元，但原告在2018年6月1日再次向被告借款30万元之前，原告共向被告转账21.75万元，已远超过其向被告借的10万元。原告称是偿还被告的借款，不符合人们的正常认知，还没借款何来还款，如此原告所称已还清被告的借款，就没有依据。被告称2018年7月4日原告转给被告的10万元，是原告与吴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被告无关，但在（2019）冀1123民初686号民事案件中，被告又以此作为证据出示，用来证明吴某欠被告借款，与事实不符。在被告提交的原告借条中可知，原被告之间多有钱款往来，但相互之间的钱款往来，借出借入除有转账记录外，还有书面借据，原告也承认被告出具了借条，但称被盗无法出示，且没有被盗的相关证据，虽然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只能证明其和原告一起找被告要过账。被告既然在2018年7月4日借原告10万元至今未还，原告为什么在2018年7月31日给被告出具借条，向被告借10万元，为什么不让被告偿还2018年7月4日的借款，而是向被告借，于理不通。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钱款往来较多，单凭转账记录，不能查清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现在被告不承认欠原告钱款，原告出示的证据与其庭审陈述有一部分相互矛盾，又无法出示借条。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欠款的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原告可补充证据后另行起诉。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振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40元，减半收取计5670元，由原告刘振斌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武强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受理了尹占军起诉吴某、刘振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该案中尹占军在起诉状称“原告在被告吴某授意下将借款陆续转账到其指定的李雪艳账户，履行了25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尹占军提交的借款协议书载明“……借款金额：壹拾万元。该借款由出借人银行卡账户转账至李雪艳6217000160004936189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8月30日……”为证明已经履行出借义务，尹占军提交了其于2018年7月4日向李雪艳尾号为6189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与尹占军在本案中提交的交易明细相同。武强县人民法院依照尹占军与吴某、刘振斌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了调解书。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尹占军向本院邮寄了代理词及2018年7月4日其通过自己账户向吴某转款1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尹占军在代理词中主张，尹占军曾于2018年7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给吴某及其妻子李雪艳转款10万元，其中尹占军转给吴某的10万元是尹占军的个人资金，转给李雪艳的10万元为尹占军代刘振斌向李雪艳转款，在（2019）冀1123民初686号案件中提交了错误的证据。本案一审庭审中，尹占军申请吴某出庭作证，刘振斌问吴某“这笔钱我转给尹占军的这10万元与你没关系？”吴某答“没有。”审判员问吴某“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尹占军打给2018年7月4日李雪艳的前是什么钱？”吴某答“我用着这个卡。是刘振斌通过尹占军给的10万元。”二审庭审中，刘振斌对于尹占军一审提交的2018年1月8日的借条真实性予以否认，并主张其于2018年1月20日向尹占军转款11万元是其向尹占军出借的款项。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刘振斌依据2018年7月4日及2018年12月17日两份银行转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尹占军偿还借款60万元。尹占军认可收到全部案涉转款，但辩称2018年7月4日转款是刘振斌借用其银行账户向吴某出借的资金，2018年12月17日转款是刘振斌偿还之前债务。因此本案争议的主要事实是：一、刘振斌于2018年7月4日向尹占军转款10万元性质如何确定的问题；二、刘振斌于2018年12月17日向尹占军转款50万元是否偿还之前债务的问题。 关于刘振斌于2018年7月4日向尹占军转款10万元性质如何确定的问题。尹占军辩称该转款是刘振斌借用其银行账户向吴某出借的款项，并提交了其向吴某妻子李雪艳转款的银行凭证予以证明。但是，尹占军曾依据与本案相同的其向李雪艳转款10万元的银行凭证通过诉讼向吴某、刘振斌主张过权利，并且此银行凭证与该案中尹占军提交的起诉状及借款合同载明的付款方式相吻合，武强县人民法院据此已作出了民事调解书，认定2018年7月4日尹占军向李雪艳转款10万元为尹占军向吴某出借的资金。现尹占军又主张该转款是刘振斌向吴某出借款项，与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事实相悖，尹占军仅凭其于2018年7月4日向吴某转款的银行凭证不能否认已生效裁判文书的效力及确定的事实。故尹占军向李雪艳转款10万元不能证明刘振斌向吴某出借款项的事实。并且，尹占军向吴某转款的银行凭证并非属于新证据，其在本案一审审理及二审庭审中故意隐瞒，二审庭审后逾期提交，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吴某在一审出庭作证，但其关于案涉10万元转款是否与自己存在关系的证言前后矛盾，真假难辨，实难采信。综上，尹占军关于2018年7月4日10万转款是刘振斌借用其银行账户向吴某出借资金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振斌依据2018年7月4日向尹占军转款凭证要求尹占军偿还借款10万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刘振斌于2018年12月17日向尹占军转款50万元是否偿还之前债务的问题。尹占军称此转款是刘振斌在偿还其2018年1月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7月31日50万元债务。刘振斌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了上述三笔借款，但主张已全部清偿，分别为：2018年1月20日偿还11万元、2018年1月29日偿还0.75万元、2018年5月6日通过李雪艳偿还10万元、2018年7月10日偿还0.75万元、2018年8月1日偿还1万元、2018年8月21日偿还10万元、2018年8月26日偿还2.6万元、2018年9月21日偿还6万元、2018年10月30日偿还11万元，并提交了对应的银行凭证。尹占军认可已收到上述转款，虽辩称该转款并非刘振斌偿还借款，而是基于正常资金往来产生，但并未对该转款的用途进行具体、明确的说明，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转款存在其他原因。据此，本院有理由相信刘振斌于2018年1月20日向尹占军转款11万元是偿还2018年1月8日借款，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0月30日向尹占军转款是在偿还2018年6月1日及2018年7月31日的借款。刘振斌于2018年1月29日向尹占军转款0.75万元、2018年5月6日向李雪艳转款10万元，并未发生在尹占军主张的借款存续期间，不能认定为偿还尹占军的借款。尹占军虽抗辩刘振斌2018年12月7日向其转款50万元是在偿还之前债务，但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刘振斌尚欠尹占军借款金额为7.65万元，故50万元转款中的7.65万元应认定为刘振斌偿还之前所欠尹占军的债务，其余42.35万元应认定为刘振斌向尹占军出借的资金。二审审理中，刘振斌主张尹占军提交的2018年1月8日借据并非其本人书写，2018年1月20日转款11万元是向尹占军出借的款项，该主张与其一审自认事实相悖，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刘振斌依据银行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尹占军抗辩案涉60万元转账全部是系基于其他原因产生，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应偿还案涉借款52.35万元。刘振斌提出自本案立案之日即2020年7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诉求，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刘振斌在二审庭审中要求尹占军偿还借款61.35万元，已超过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对于超过部分，本院不予处理。 尹占军虽抗辩刘振斌向其转款是向案外人出借，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尹占军如有证据证明实际用款人为案外他人，可依据本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其持有的相关凭证向案外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刘振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3民初372号民事判决； 二、尹占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振斌借款本金52.3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2.3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刘振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70元，由尹占军负担4,853.52元，刘振斌负担816.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尹占军负担8,388.8元，刘振斌负担1,41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兴安 审判员  王江丰 审判员  李春蕾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安厚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