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民终158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某，女，199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家庆，湖北才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某，男，198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安和（郑某父亲），196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袁某因与被上诉人郑某离婚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法院(2020)鄂0222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在与郑某结婚之前，与隔壁村民确有婚约，但该人因另有恋情与其解除婚约，不存在经济纠纷，更不可能郑某出钱解决。一审法院陈述其在本次婚姻之前有两次婚约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其单方拒绝履行共同生活之夫妻义务，依据是双方有生育能力却未生育，此结论是错误的。因郑某性功能障碍，两年无法过正常性生活，才多次去医院检查性功能的疾病。一审法院却认定其不配合履行夫妻义务，毫无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其婚后未与郑某实际生活，毫无道理。其与郑某生活两年多，该妻子应履行的行为均未推脱，一直在郑某家中生活。4、郑某是大专学历，从事房产运营，一审判决认定郑某结婚时未满三十周岁，又为农村户籍，必然导致生活困难，该认定是错误的。郑某在阳新县城购买两套房产，双方婚后一直生活在阳新县，并非农村，不存在家庭困难。二、一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判决其给付彩礼是完全错误的。其出嫁时置办了十几床棉被和九件套、木箱、皮箱、电脑、厨房用品，价值3万余元，还有3万元的压箱钱。该物品仍在郑某家中，一审法院为何没有处置。一审法院将首饰和手机认定为彩礼不正确，双方生活了两年多，该物品应认定为赠与，不应作为彩礼返还。至于双方办理酒席、给亲戚送礼的更不应视为彩礼返还。彩礼不会导致郑某家庭困难，本案亦不符合返还彩礼的情形。郑某辩称：袁某在与其结婚之后根本没有同房，以各种理由拒绝其要求。其在武汉工作，袁某在阳新，双方没有共同生活。其为了结婚，已先后花费24万元。袁某有诈婚行为，只为了钱。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其与郑某离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某和郑某于2016年经人介绍相识，××××年××月××日经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次年1月24日按农俗举办了婚礼。婚后双方未建立稳固的夫妻感情，亦未共同生活，并致双方未生育子女。从2018年6月份开始，袁某正式回到其娘家并拒绝与郑某继续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19年6月5日，袁某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后。双方关系仍未好转，并导致双方及亲属关系紧张。袁某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另认定，双方确认婚后无共同财产、债权债务。郑某举证了阳新县人民医院检验报告单（男性生殖生育能力）、同济医院泌尿外科男科中心检验报告单（男性生殖生育能力）解放军一六一医院彩超检验报告单（男性生殖健康）各一份，上述检验报告单数据均显示郑某生殖健康、生殖生育能力正常。袁某质证后亦未提出异议。庭审中，郑某并始终坚持陈述未与袁某真正共同生活，袁某虽在起诉状中陈述郑某无生育之能力，并确认因此原因使双方完全无法共同生活，但袁某并未举证证实郑某确无生育能力，故其该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而且，既然男方有正常的生殖生育能力，但两人至今未生育子女，故可进一步证实郑某陈述的双方确未共同生活属实，袁某亦未举证证实双方存在确已共同生活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袁某、郑某确未共同生活。还认定，郑某陈述其所有花费：1、迎娶袁某费用，订婚礼4万元、叫公婆1万元、首饰及手机3万元、人情酒肉3万元、买衣服1万元、报日2千元、辞程礼6千元、女方前任婚嫁男方赔偿款2万元，合计14.8万元；2、婚后支付女方费用，微信转账4,394元、支付宝转账11,200元合计15,594元；3、妹妹出嫁支付袁某费用3,600元；4、婚姻存续期间郑某工资收入支付袁某8万元。连同前述彩礼、赔偿款总计247,194元。袁某陈述：1、订婚礼4万元属实（扣减已回礼的2万元），叫公婆4,000元属实，买首饰、手机只有2万余元，人情肉大概2.5万元，买衣服1万元属实，辞程礼不是事实，报日只有1,000元；2、微信支付宝转账均属实，但其中5千元不清楚；3、工资8万元不是事实，婚后郑某每月给付袁某工资收入3,000元至4,000元，且只给付了3个月。袁某另陈述：订婚回礼2万元、为郑某买衣服及首饰4,000元，2018年袁某给付郑某8,000元，上述郑某所花费用至今已没有剩余，且包括袁某自己的工资收入均用于日常开支。郑某对袁某确认回复陈述：袁某回礼郑某2万属实，但订婚礼总款是6万元，主张的4万元系已扣减袁某回礼后的金额，为郑某买衣服等花费4,000元也属实，其他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袁某、郑某经政府登记结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但由于婚后双方并未实际共同生活，袁某并从2018年6月份离开郑某至今，故双方并未建立正常的夫妻感情。同时，袁某曾于2019年6月5日来法院起诉，要求与郑某离婚，一审法院判决不准双方离婚后，两人关系仍未改善，确已无和好可能且郑某现确认双方未建立夫妻感情并同意离婚。因此，故对袁某要求与郑某离婚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郑某提出的赔偿请求实系要求返还彩礼和其他花费，因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现已查明，郑某与袁某因婚约关系，按照习俗给付接受彩礼，虽完成结婚登记手续，但经查明，双方确未共同生活，且无证据显示郑某有固定职业和稳定的高收入来源，户籍仍为农村，郑某结婚时亦未满三十周岁，其给付上述彩礼和支出其他婚约实际费用必然导致其和所在的农村家庭生活困难，故对其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返还彩礼的金额，一审法院评析核实如下：一、袁某对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袁某在作出给付彩礼、支付费用等行为时，要求履行婚约并共同生活以及生儿育女组建完满、和谐、幸福的家庭的意思明确，但袁某至今未与郑某共同生活且自2018年6月份起离开了郑某，同时，袁某两次提起离婚诉讼并当庭确认和作出已不愿意与郑某共同生活的意思表示。虽其陈述系郑某无生育能力且性格不合导致，但袁某并无证据证明所称事实，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结合双方订立婚约时均已达到法定婚龄、双方身体亦均不存在影响生育能力的相关疾病，故不存在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的年龄障碍和身体障碍，故综合认定袁某实为单方拒绝履行共同生活之夫妻义务，故袁某应对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承担责任；二、关于应返还彩礼的范围和金额认定问题，要确定彩礼的范围，必须结合给付彩礼的实际过程，即订立婚约之时和从订立婚约到登记结婚之前，在此期间的多种多样的财产给付关系中，存在三种财产：第一种是婚前给付对方价值较大的财物，如：现金、首饰、不动产等，这种给付具有明显订立婚约的意思，应认定为彩礼。第二种是为了培养感情而送给对方价值较小的财物以及支付生活费用，如：衣物、小首饰、个人生活用品、日常费用给付等，此种不宜认定为彩礼，应属于一般赠与。第三种是一方为缔结婚约而与对方共同的花费，如：酒肉礼、亲戚打发、婚宴酒席开销、购置嫁妆和结婚生活共同所用财产等，此种花费也不宜认定为彩礼。在返还彩礼案件中，对于彩礼数额和彩礼使用的认定，出于礼俗，很多礼金和花费不可能留有痕迹，很难准确认定数额，只能综合风俗、媒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因素进行考量，故当事人对各自主张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对举证不力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现根据双方举证和综合查明的事实，应当认定的彩礼为袁某、郑某共同确认的彩礼为64,000元（即初始彩礼6万元扣减袁某已回礼的2万元，以及袁某确认的首饰、手机等2万余元，因郑某未举证手机价值，而正常情形手机实际价值数千元不等，故酌情认定手机价值三千元以及首饰价值共约为2.7万元），并扣减已确认的袁某为郑某购买衣服和首饰花费的4,000元，郑某还应返还60,000元，而其他叫公婆费用、手机、人情酒肉、买衣服、报日、辞程礼等费用均不能认定为彩礼，袁某无需返还。对于郑某主张返还的婚后支付的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婚姻存续期间郑某工资收入给付等其他费用，因给付行为属于婚后郑某自愿给付袁某的相关费用，即使袁某确认部分费用属实，但同时已表示用于生活所需并无所剩，且郑某除了其陈述之外并未举出其他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双方均确认婚后无共同财产、债权债务，故无法认定和处理。对于郑某主张返还的妹妹出嫁支付袁某费用、女方前任婚嫁男方赔偿款，因袁某不予确认，且郑某除了其陈述之外并未举出其他足够证据予以证实，故亦不予认定和处理。同时，因郑某主张的是婚后赔偿，因相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而郑某未举证婚姻存续期间袁某存在上述情形，故对郑某主张的上述彩礼以外的赔偿主张，因其举证不能且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虽然一审法院已认定袁某应当返还上述60,000元的彩礼，但同时，考虑到本案订立婚约的双方当事人户籍及居住地在毗邻村落和同一乡镇，本次婚约事件中各方邻居亲属均已知晓和参与，虽解除了婚姻登记关系，但袁某经人介绍后答应婚约并与郑某完成结婚登记手续，郑某亦确认袁某先期在郑某家居住，实际已履行了部分的公开婚姻和夫妻义务，同时，从订立婚约至袁某提起离婚诉讼的期间，因无证据显示袁某有固定职业和稳定的高收入来源，其户籍亦为农村，结合本地生活消费水平、实际共同生活期间的正常所需开支，一审法院认定袁某在此期间亦实际发生了前述已认定郑某支付给袁某的彩礼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外的部分开支。且郑某在彩礼的给付和缔结并办理婚姻登记的订立过程中，未对婚姻对象进行综合了解和确认，其亦自认袁某在本次婚姻之前已有过两次婚约事件，在并未完全建立信任、稳固的感情基础上，便草率定亲并匆忙给付彩礼及亲属情感打发、赠与等，以及进行正式婚姻登记后袁某并未与其共同生活的情形下，郑某仍然给付袁某生活等其他费用，故郑某及其亲属自身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疏忽大意的不足和一厢情愿的不理性付出，其应当接受打发互抵、亲情赠与、其他费用支出和部分彩礼已实际使用等的现实和损失。综合以上事实和因素，酌情判令袁某应一并返还郑某彩礼50,000元为宜。郑某提出的返还彩礼和赔偿损失属于明确的诉讼主张，故对其未予支持的部分主张依法应当承担诉讼费用，而得到支持的诉讼主张则由袁某承担相关诉讼费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准许袁某与郑某离婚；二、袁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郑某彩礼50,000元；三、驳回郑某其他的返还、赔偿请求。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某是否应当向郑某返还彩礼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者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男方有权要求返还彩礼。而夫妻“共同生活”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相互扶持,共担生活压力,共创美好生活的持续、稳定的状态。主观上,男女双方具有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客观上,男女双方能相互扶持,共同履行夫妻义务和家庭义务,共同承担生活的压力和风险,共同创造并享受美好生活。虽然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没有对夫妻共同生活具体的时间标准进行规定和细化，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共同生活了几天或者一到两个月就可以认定为夫妻已共同生活。实践中,要考虑双方的感情稳定程度、同住时间的长短,联系的频率和财产的混合状况综合加以判断。袁某，郑某与郑和树虽已登记结婚，但婚后同居生袁某，袁姗姗郑某，郑和树在武汉，双方相互缺乏沟通与包容，未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足够深厚、稳固的夫妻感情，没有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此种情形下，该婚后短暂的同居生活不宜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共同生活，袁某决袁姗姗郑某还郑和树部分彩礼。一审判决根据公平郑某及郑袁某予袁姗姗彩礼的金额以及双方花费的情况，袁某令袁姗姗返还50,000元的金额是适袁某故袁姗姗应当按上述金额返还彩礼，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袁某，袁姗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袁某由袁姗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志刚审判员  乐 莉审判员  南又春二○二○年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熊继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