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林，男，196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桐保，男，198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帅，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陈道，男，195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李富林因与被上诉人黄陈道、侯桐保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富林，被上诉人侯桐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富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一、二项，改判侯桐保赔偿李富林货物损失92000元。本案诉讼费由侯桐保承担。事实与理由：1.(2020)粤0118民初1763号案庭审记录错误。当时法官问签了合同后是否给够了2300件，我说“是”。我的意思是给够了2300多件货，并不是说签合同那一天给够，而是分两次给够的。2.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送货单上写的收货人是侯桐保，且送货单上并无李富林的签名。3.侯桐保所述事实不存在。侯桐保主张李富林于2016年9月6日提走2005件上衣，卖掉后按15元每件的价格支付了加工费，共支付30075元，该笔费用系抵扣所欠货款。本案中的送货单是李富林提供的原件，送货单是证明侯桐保收到李富林货的票据，因此侯桐保必须出具收到李富林30075元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一审判决存在不合理之处。在一审中，侯桐保陈述李富林只提走2005件上衣，没有提走剩余的295件。但李富林与侯桐保的厂房距离不过50米，有问题也可以电话商议，而侯桐保却要私自卖掉少量的295件上衣，情愿赔款也不怕违约。在本案中侯桐保表示295件上衣按18元一件卖掉，按30元赔付李富林，即一件上衣赔12元，总共要赔5516元，且还要背负违约合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侯桐保所述不符合常理。5．法庭采用侯桐保口述无事实依据。在庭审中侯桐保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包括原件票据，微信转账记录，收款证据，证人证词等，一审认可侯桐保提供的送货单复印件证据有效，就不应否定送货单中的备注‘押货’二字的存在，备注“押货”二字，是李富林押货给侯桐保的真实行为，并且侯桐保在收货人一栏中签名，表明其身份为实际收货人，不能以侯桐保说票据丢失而主张没有“押货”二字来否定2016年9月6日侯桐保收货和押货的事实。6．侯桐保、黄陈道虚构事实。侯桐保主张卖掉295件上衣没有证据，其为了推翻其收到2005件上衣的事实而找的借口，以此来减少其要承担的责任。侯桐保答辩称，李富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所主张的相应的货物，已被其提走，故侯桐保不应当承担财产赔偿责任。黄陈道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3日，李富林（甲方）、侯桐保（乙方）和黄陈道（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经双方协商，甲方欠乙方洗水加工费33409元，甲方以货物牛仔上衣市场价30元每件，现以每件15元押给乙方，押期1年，以协议签订日起算；甲方货物牛仔上衣2300件押与乙方，乙方不收取仓储费用，并确保货物不得受潮、损害、丢失等，否则乙方以每件30元赔付甲方；甲方可分单次15元每件提货，直至抵完乙方洗水加工费；如果甲押于乙方的货物牛仔上衣2300件，有损坏丢失的，乙方不履行协议赔偿，丙方应承担连带责任。侯桐保主张签订上述《协议》后，李富林将2300件上衣押给侯桐保，后李富林于2016年9月6日提走2005件上衣，卖掉后按15元每件的价格支付了加工费，共支付30075元，仍欠侯桐保加工费3334元，剩余的295件上衣由其自行处置。侯桐保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一份送货单予以证明，该送货单为（2020)粤0118民初1763号案件中李富林提交的证据。送货单载明货物数量为2005件，收货单位发经手人为侯桐保，备注一栏有“押货”二字，时间为2016年9月6日。侯桐保陈述其在送货单上签名时没有“押货”二字。李富林主张签订涉案《协议》后，侯桐保分两次到李富林处提货，第一次是签订《协议》的当天即2016年4月23日拿了200多件，第二次是2016年9月6日侯桐保取走2005件，并在涉案送货单上签名，但第一次的送货单现已经找不到。另外，李富林自认欠侯桐保的加工费33409元没有支付。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审结的(2020)粤0118民初1763号案件中，李富林在庭审中陈述签订协议时是侯桐保到李富林处提货，2016年4月6日李富林就将2300件上衣交给了侯桐保。此外，李富林主张要求侯桐保赔偿92000元是按照2300件上衣的实际价值计算，每件为40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涉案《协议》载明李富林欠侯桐保洗水加工费33409元，以货物牛仔上衣市场价30元每件，现以每件15元押给侯桐保，押期1年，以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23日。侯桐保陈述签订上述《协议》当天，李富林将2300件上衣押给侯桐保，与涉案《协议》的内容一致。另外，侯桐保陈述送货单是李富林取走2005件上衣的凭证，涉案送货单的日期为2016年9月6日，时间上也与涉案《协议》的内容吻合。此外，李富林欠侯桐保洗水加工费33409元，侯桐保主张李富林于2016年9月6日提走2005件上衣，卖掉后按15元每件的价格支付了加工费，共支付30075元，该笔费用系抵扣所欠货款，亦符合常理。反之，李富林在（2020)粤0118民初1763号案件中自认2016年4月6日就将2300件上衣交给了侯桐保，而在本案中则陈述侯桐保分两次到李富林处提货，第一次是签订《协议》的当天即2016年4月23日拿了200多件上衣，第二次是2016年9月6日侯桐保取走2005件上衣。李富林的上述两次陈述，明显自相矛盾，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李富林存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李富林在（2020)粤0118民初1763号案件中的陈述予以采信，即签订《协议》时李富林就将2300件上衣交付给侯桐保,2016年9月6日李富林取回2005件上衣，涉案送货单为李富林从侯桐保处取走货物的凭证。综上，侯桐保的陈述与本案证据所记载的内容相一致，并符合一般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釆纳，李富林的陈述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侯桐保陈述李富林取走2005件上衣后，自认剩余295件系其自行处理，故一审法院认定侯桐保给李富林造成的损失为8850元（295件×30元/件）。李富林自认欠侯桐保的加工费33409元没有支付，侯桐保主张李富林除支付30075元（2005件×15元/件）元，仍欠加工费3334元，若按30元每条处理295件货物，同意退还李富林5516元。李富林和侯桐保互负金钱债务，具备法定抵消条件，现侯桐保主张抵消上述债务，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侯桐保应赔偿李富林的损失为5516元（8850元-3334元）。对于李富林主张的损失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富林要求侯桐保道歉，并追究刑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侯桐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富林支付5516元；二、驳回李富林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李富林负担1000元，侯桐保负担50元。二审中，李富林提交两份收据，拟证明1.李富林分别在2016年9月16日取回上衣100件、2016年10月11日取回上衣30件，该收据有侯桐保妻子签名；2.其从侯桐保处取回上衣，需要填写收据。经质称，侯桐保不确认上述两份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确认收据上的签名是侯桐保方相关人员的签名。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16年9月6日李富林是否取走2005件上衣。双方实质上是对2016年9月6日送货单的证明内容有争议。李富林主张2016年9月6日侯桐保取走2005件上衣，并在送货单签名。侯桐保主张送货单证明李富林于2016年9月6日提走2005件上衣。本院认为，首先，送货单一般是交易的凭证，即一方向另一方送货时，制作送货单，注明送货人、收货人、送货日期、货物名称、规格、数量等。一般情况下，送货单应由收货人在收货单位（人）处签字，交由送货人持有，以证明送货人向收货人送货的相关情况。涉案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侯桐保，且送货单原件由李富林保存，李富林主张2016年9月6日侯桐保取走2005件上衣，并在送货单中签字，与送货单载明的内容相符，本院予以采信。如按照侯桐保的主张，李富林2016年9月6日从其处取走2005件上衣，则送货单中的收货人应为李富林，并由李富林在收货人处签名，由侯桐保持有送货单原件，以证明李富林从侯桐保处取走2005件货物。侯桐保辩称涉案送货单是李富林取走2005件上衣，其核对数量后在送货单中签字，明显与送货单载明的内容不符，也不合常理。其次，李富林二审中提交收据，主张其从侯桐保处取回上衣，需办理相应手续，符合一般交易规则；侯桐保则主张李富林取货不需要手续，则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虽然李富林在（2020)粤0118民初1763号案件中陈述“2016年4月6日就将2300件上衣交给了侯桐保”，李富林认为上述记录是笔误，并已作出解释，且双方于2016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侯桐保也主张李富林是2016年4月23日才将货物交给其，与庭审记录的“2016年4月6日就将2300件上衣交给了侯桐保”也明显不一致。综上，本院认为涉案送货单证明2016年9月6日李富林将2005件上衣交给侯桐保，而非李富林2016年9月6日从侯桐保处取回2005件，一审认定李富林2016年9月6日取回2005件上衣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双方对李富林已将2300件货物交给侯桐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侯桐保未能举证证明李富林取回涉案牛仔上衣以及数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富林自认取回130件上衣，根据《协议》约定的如货物受潮、损害、丢失等则侯桐保以30元每件赔付李富林，故侯桐保应向李富林赔偿65100元【（2300件-130件）×30元/件）】。李富林自认已取走130件，并提交了两份收据，一份载明100件、1500元，另一份载明30件、600元，侯桐保对此不予确认，上述收据经手人处只有“谭”的签名，无法确定款项的具体签收人，且双方约定李富林提货则按15元每件，故本院按照《协议》约定的15元每件计算李富林已提走130件货物所给付的加工费，共计为1950元（130件×15元/件）。《协议》约定李富林欠侯桐保加工费33409元，扣除上述已提走130件货物所给付的加工费1950元，李富林还欠侯桐保加工费31459元（33409元-1950元）。综上，侯桐保应赔偿李富林33641元（65100元-31459元）。综上所述，李富林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依法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侯桐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富林支付3364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李富林负担729元，侯桐保负担3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李富林负担1459元，侯桐保负担6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