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斌，男，汉族，1988年2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祥，广东深梅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响玲，男，汉族，1981年7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荣林，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勇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斌因与被上诉人尹响玲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3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尹响玲向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尹响玲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4日为115000元）；三、判令尹响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李斌、尹响玲与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信公司）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二、尹响玲是否应当根据《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向李斌履行100万元的付款义务。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李斌、尹响玲与家信公司所签涉案《退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李斌对此不持异议。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李斌要求尹响玲依据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10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理由如下：（一）当事人未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李斌向尹响玲转让的股份数量与当时李斌实际持有并登记的股份数量存在差异；（二）2016年7月李斌从家信公司离职，根据《退股协议书》签订时的公司章程以及2016年6月15日新修订的公司章程中关于离职退股的规定，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自动离职或辞职，经股东协商后必须退股，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后进入公司的期权池，即李斌离职后，其原先持有的股份应由家信公司进行回购。李斌认为，一审法院该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我国的公司法并未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行为生效的要件，也未规定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转让行为无效，因此，股权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无关。对于股权转让合同，法律法规规定转移权利应当进行登记，这种登记在性质上属于对抗性登记，其仅仅在于公示权利，使得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性，并进而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未经登记并不会导致商事行为无效，并不决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涉案《退股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应依约办事，尹响玲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其该承担的义务。至于《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李斌向尹响玲转让的股份数量与当时李斌实际持有并登记的股份数量存在差异的问题，李斌认为，2015年12月14日公司股权变更之后，李斌的持股数量为12.6%,2016年5月4日涉案协议签订之时，李斌的持股数量实际为11.34%，李斌、尹响玲、家信公司按照几个月之前的12.6％进行约定，应是全部当事人都误以为李斌所持的股份还是原来的12.6%，因为李斌认缴的出资额是12.6万元，这一行为可以理解为转让的股份数量为李斌所持的全部股份，至于超过11.34%部分的应是无权处分，但这并不影响李斌与尹响玲之间转让全部股权的合同效力。倘若因股份数量存在差异就让李斌独自承担不利后果，显然是不公平的。二、根据公司章程“离职退股”中“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自动离职或者辞职，经股东协商后必须退股，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后进入公司的期权池”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李斌离职后，其原先持有的股份应由家信公司进行回购。李斌认为，该规定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一审法院认定“李斌离职后，其原先持有的股份应由家信公司进行回购”，并进一步做出对李斌不利的判决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该内容是关于家信公司内部自然人股东离职时不能持有家信公司股权的规定，本案中，李斌与尹响玲及家信公司签订涉案《退股协议书》的时间为2016年5月4日，即涉案协议签订之后，李斌已将自己所持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尹响玲，其已不再是公司股东，而李斌离职的时间是2016年7月31日，其离职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已不再持有公司的任何股份。因此，公司章程的上述“离职退股”规定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应是法院作出本案一审判决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李斌离职后，其原先持有的股份应由家信公司进行回购”，是错误的。综上，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判决不公，故李斌不服一审判决，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被上诉人尹响玲答辩称：一、李斌与尹响玲在签订《退股协议书》后，重新签订新的公司章程，对股东退股时股权收购事项形成新的意思表示。因此，李斌不得以之前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要求将其股份转让给尹响玲。本案涉及的《退股协议书》是在2016年5月4日签订的，但在其后的2016年6月15日，家信公司在对新股东北京天心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所有股东对公司章程股权转让等条款进行了重新修订，其中对股东离职退股后的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约定：退股，在公司投资方股东外的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离职或者辞职，经股东协商后必须退股，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后进入公司的期权池。据此，李斌认为双方在公司章程上的签名确认，视为双方对股东退股规定的认可和同意，对股东退股时股权收购事项形成新的意思表示，即同意股东退股后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因此，李斌不得以之前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要求将其股份转让给尹响玲。二、李斌与尹响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而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退股后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因此，李斌与尹响玲之间的股权转让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股东退股的规定，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存在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形。李斌与尹响玲之间的股权转让，会破坏现有的股权比例结构，损害其他股东权益，改变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制衡状态。此外，家信公司目前已经提起诉讼，要求收购尹响玲的股份。因此，李斌与尹响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尹响玲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李斌的所有上诉请求。李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尹响玲向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2.尹响玲向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尹响玲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现暂计至2019年4月4日为115000元）；3.尹响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家信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6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分别为李斌、尹响玲及刘倞，三人分别持有15%、80%、5%的股份。2015年12月14日，家信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变更后的股东分别为李斌、尹响玲、孙国祥、孙全谨，四人分别持有12.6%、77%、8%、2.4%的股份。2015年12月22日，家信公司新增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投集团），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111.11万元，变更后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分别为：创新投集团9.9991%（11.1100万元），李斌11.3401%（12.6万元），尹响玲69.3007%（77万元），孙全谨2.16%（2.4万元），孙国祥7.2001%（8万元）。2016年5月4日，家信公司为甲方、李斌为乙方、尹响玲为丙方签署了《退股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从家信公司撤出原来持有的12.6%的股份，丙方以总价格100万元购买，并且在一年内最多分五次付清；若一年内未付清，可以根据情况适时延长付款期限。即日起乙方将不再承担甲方的任何责任和义务。丙方承诺在甲方没有倒闭的条件下，在三年内另付乙方人民币50万元整。此协议签订后，乙方继续在甲方任职，后续期权和其他待遇根据公司总体安排统一处理。乙方承诺：如果从甲方公司离职，四年内不再从事有关同甲方具有竞争关系的相关工作，也不得进入有同甲方有直接和间接竞争的公司任职或者兼职，在四年内乙方在任何单位直接或间接申请的同甲方相抵触的有关自行车、电动车、车锁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如果出现相关的法律纠纷，所有损失和责任由乙方负责承担。乙方承诺无条件根据丙方的要求和方式完成股权变更，如果乙方确实由于特殊原因无法现场完成变更，丙方可以根据情况代替乙方签字变更。互相不得损害双方的名誉。乙方承诺在未完成股权变更的期间内，乙方无条件配合丙方和甲方融资等各种活动。”李斌、尹响玲、家信公司分别在协议上签名（盖章）确认。协议签订后，李斌继续在家信公司任职。2016年5月16日，尹响玲与天心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尹响玲将其持有的家信公司4.5%的股权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心公司，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家信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情况为：尹响玲64.8007%，创新投集团9.9991%，李斌11.3401%，孙全谨2.16%，孙国祥7.2001%,天心公司4.5%。家信公司2015年12月21日版本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离职退股。在公司除财务投资方外的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自动离职或者辞职，经股东协商后必须退股，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后进入公司的期权池。如果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离职或者辞职，必须提前半年书面申请，经股东协商后同意后自动退股，将不再享受相应股东的权益和义务，此全职股东在公司工作不超过四年而离职的情况下，公司以乙方注资金额回购相应的股份，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双方在法律上的变更，任职工作超过四年至五年内的情况下离职，公司最高不超过100万人民币购买相应股份，任职超过五年，可根据市场情况协商处理……。”股东李斌、尹响玲、孙国祥、孙全谨、创新投集团及家信公司在该章程上签名（盖章）确认。2016年6月15日，家信公司所有股东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退股。在公司除投资方股东外的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自动离职或者辞职，经股东协商后必须退股，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后进入公司的期权池。如果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离职或者辞职，必须提前半年书面申请，经股东协商后同意后自动退股，将不再享受相应股东的权益和义务，此全职股东在公司工作不超过四年而离职的情况下，公司以其注资金额回购相应的股份，并且必须无条件配合双方在法律上的变更，任职工作超过四年至五年内的情况下离职，公司最高不超过100万人民币购买相应股份，任职超过五年，可根据市场情况协商处理……。”股东李斌、尹响玲、孙国祥、孙全谨、创新投集团、天心公司及家信公司在该章程上签名（盖章）确认。李斌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于2016年7月从家信公司离职。尹响玲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李斌、尹响玲与家信公司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二、尹响玲是否应当根据《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向李斌履行100万元的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2016年5月4日的《退股协议书》约定：“乙方（李斌）同意从家信公司撤出原来持有的12.6%的股份，丙方（尹响玲）以总价格为100万元购买，并且在一年内最多分五次付清；若一年内未付清，可以根据情况适时延长付款期限。”李斌和尹响玲在庭审中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该协议虽然名为“退股协议”，但是李斌向尹响玲转让其“原来持有的12.6%的股份”意思表示明确，并对转让的总价格、付款方式、期限和股权变更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实质为当事人就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的意思表示，故《退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协议。李斌、尹响玲和家信公司签订《退股协议书》后，尹响玲并未履行付款义务，当事人也未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李斌向尹响玲转让的股份数量与当时李斌实际持有并登记的股份数量存在差异。此后，2016年7月李斌从家信公司离职，根据《退股协议书》签订时的公司章程以及2016年6月15日新修订的公司章程中关于离职退股的规定，内部自然人全职股东自动离职或者辞职，经股东协商后必须退股，股份由公司统一购买后进入公司的期权池，即李斌离职后，其原先持有的股份应由家信公司进行回购。因此，李斌要求尹响玲依据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10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李斌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条载明：全体股东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为111.11万元，各股东认缴出资情况分别为：尹响玲77%（69.3万元），李斌11.34%（12.6万元），孙国祥7.2%（8万元），孙全谨2.16%（2.4万元），创新投集团10%（11.11万元）。第十八条第一款约定载明：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6年6月15日）第十八条第三款载明：“原股东向进行股权转让的，在同等价格和条件下，投资方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内部全职股东协商互相转让不受优先权约束。”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对于二审期间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李斌向尹响玲转让的股份数量与当时李斌实际持有并登记的股份数量存在差异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李斌和尹响玲双方均在《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12月21日）上签字，均知晓该章程上记载的李斌持有的实际股权由12.6%缩小为11.34%，所对应的认缴资金为12.6万元，故本院认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退股协议书》中“原来持有的12.6%的股份”指“李斌2015年12月21日以前持有的12.6%股份，后因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而缩小为11.34%的全部股份”，认定双方转让股权意思表示真实，李斌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尹响玲，符合合同签订的目的与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退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问题。《退股协议书》约定：“乙方（李斌）同意从家信公司撤出原来持有的12.6%的股份，丙方（尹响玲）以总价格为100万元购买，并且在一年内最多分五次付清；若一年内未付清，可以根据情况适时延长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及《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12月21日）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李斌和尹响玲均确认《退股协议书》的真实性，其中李斌向尹响玲转让其“原来持有的12.6%的股份”意思表示明确，并对转让的总价格、付款方式、期限和股权变更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虽然名为“退股协议”，但是实质上是当事人就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退股协议书》的合同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退股协议书》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与章程关于“离职退股”约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退股协议书》签订时生效的《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12月21日）第十八条明确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份，而《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6年6月15日）对于股东转让也仅规定股东之间转让不受优先权的限制，均未否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权，故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与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转让股份的规定。而章程关于“离职退股”的约定是指股东离职后仍然持有公司股份的由公司予以回购，而本案中李斌与尹响玲已经就股份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违反“离职退股”的约定。股东之间互相转让股权与股东离职时公司回购股份是两个不同的事由，法律关系的主体也不一致，李斌在《深圳市家信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6年6月15日）上签字，不能理解为其同意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尹响玲作为控股股东，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晓公司章程“离职退股”约定的存在，其自愿签署了协议，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尹响玲以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约定进行抗辩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尹响玲向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问题。股东之间在经济实力、控制地位等方面存在非均衡现象，但是股东权利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李斌作为小股东，与控股股东尹响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均应当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李斌要求依约履行有合同为据，本院予以支持，尹响玲应当向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李斌收到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后，应当配合尹响玲将其持有的家信公司11.3401%股权转让登记到尹响玲名下。由于双方对股权转让存在争议，且合同约定持有的股权数量与事实不符，并且合同约定“若一年内未付清，可以根据情况适时延长付款期限”，李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起诉前向尹响玲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本院对李斌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的请求，从一审法院受理李斌起诉之日起予以支持，尹响玲应向李斌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李斌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导致判决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397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尹响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李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被上诉人尹响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上诉人李斌已预交），由被上诉人尹响玲负担。上诉人李斌预交的138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尹响玲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38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洪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朝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钟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