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喆，男，195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佳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国华投资大厦****。法定代表人：翁振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丽，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学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喆因与被上诉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常喆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国都证券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属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六部分项下劳动争议一级案由，不属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由，请求权基础的依据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及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及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2．补充养老金属于工资薪酬性费用，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用人单位具有自主经营管理权的员工福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引用任何法律依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第二条第3款（后变更为第一条第3款）、《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第一条、《企业年金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国都证券以购买商业保险形式提供给职工的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属于职工薪酬。依据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保险费提取金额不超过在职员工工资总额的5%，说明补充养老金所缴纳保费的资金属于工资薪酬性费用，保费的资金来源和用途完全符合养老金制度和财务制度，故补充养老金属于职工薪酬范畴。因补充养老金系工资薪酬性质，故对于符合领取条件的员工，国都证券必须按照已有制度发放，国都证券对此并不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权。3．一审法院对于领取养老金条件认定错误。常喆司龄17年，在职期间勤勉尽责、无违规违纪情况，于2016年4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7年8月办理社保退休手续，一审法院认定常喆退休时间为2018年11月30日是错误的。依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项、2012年保险合同第5．3条、第7．4条、2014年保险合同第2．3条之规定，员工法定退休年龄的认定标准以法定、制度规定、保险合同约定为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领取时间条件，并没有“退休并离岗”要求，故常喆2016年4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最晚也应以2017年8月办理社保退休为认定常喆符合补充养老金领取时间条件的节点。且国都证券作为补充养老金的申领主体，保险公司按照其指令执行，应由国都证券发放补充养老金。4．《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是2013年3月1日起颁布实施至常喆退休时现行有效的补充养老制度，其拟订、通过、颁布及实施的程序合法，该办法现行有效，应予执行；对《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修改、废止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及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国都证券一审中提交的“关于暂停执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说明”仅能作为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仅以2020年的说明认定2018年10月24日召开过总经理办公会并回溯至2018年1月1日暂停实施相关制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该份说明不符合国都证券章程第二百条规定的公司修改、颁布新制度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要求，应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常喆不认可该份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其定性为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严重的程序违法。国都证券在常喆退休后制定任何新补充养老制度，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基本原则，不对常喆发生法律效力。同时，根据宋伟玲、柳世英领取补充养老金之情形，《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在2018年后依旧在执行，亦可说明国都证券提交的说明并不真实，常喆有权领取补充养老金。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拖欠劳动者工资事项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6．用人单位对规章制度的执行、修订与废止不具有任意性。基于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及用人单位在劳资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应适当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空间，因此通过法院介入审查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对用人单位分配权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纠正，才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国都证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常喆的上诉请求。1．依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常喆主张的商业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属于退休员工统筹外的非法定福利。常喆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二条第3款中并无其主张引用的内容，相反《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二条第4款规定：“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因此，企业为退休员工提供的报酬和福利均属离职后福利的范畴。《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中对计提比例的规定仅是保险费计提的办法，不影响补充养老金系福利待遇的性质。综上，常喆主张的商业补充养老保险待遇属于福利待遇，本案属于退休员工向用人单位主张非法定的福利待遇纠纷。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国都证券为常喆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并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要求国都证券支付补充养老年金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3．按照2012年和2014年两份补充养老保险团体年金合同，支付养老年金的主体是人寿保险公司，而非国都证券，常喆向国都证券主张补充养老金不应得到支持。4．依照《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员工退休是否能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或然的，国都证券有权结合公司的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的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通过核准的方式确定，避免公司的福利演变成个别人的或者部分的福利，进而对公司众多员工造成不公。5．国都证券缴纳了所有保费，且保费全部进入公司公共账户，保单账户不设员工个人账户，国都证券有权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年金账户运行情况、立法情况、被保险人的人数等来修订相关制度。现国都证券已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决定自2018年1月1日暂停执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上述做法属于企业的自主管理范畴，不违反法律规定。6．常喆在职期间是国都证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尽到高级管理人员职责，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公司有权不予支付补充养老保险金。常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国都证券向常喆支付补充养老金约300万元（最终养老金数额以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及相关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为依据由人力资源部核定金额）；2．诉讼费由国都证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喆向法院提交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常喆在国都证券担任副总经理等职务。2．退休证，证明2018年11月30日常喆离岗，国都证券向常喆支付补充养老金的时间条件已成就。3．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证明自2001年12月至常喆退休一直在国都证券，工龄17年，符合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领取条件。2017年8月国都证券为常喆办理了退休手续，2020年5月7日国都证券出台的暂停发放的说明不适用于常喆，与常喆无关。4．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证明自2013年3月1日起国都证券制定了管理办法，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对于符合条件的员工退休后可享受补充养老金待遇。5．宋伟玲退休证和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宋伟玲于2018年12月27日收到了国都证券的指令，人寿保险公司支付了补充养老金30余万元。国都证券于2020年5月7日作出的暂停发放说明称是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总经办公会议不真实，形式不合法，不发生法律效力。6．柳世英银行汇款回单，证明退休员工柳世英收到了国都证券委托第三方代付的补充养老金84万余元。7．工商查询，证明是帮助委托人向委托人的员工代付相关款项。国都证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2015年常喆开始分管资产管理工作。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认可常喆2018年11月30日正式离岗，不能证明常喆即符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金，这只是条件之一，还要根据账户余款、员工情况等因素而定。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该管理办法已暂停执行。对证据5、证据6，真实性认可，宋伟玲是2017年3月31日退休并离岗，柳世英是2015年4月退休并离岗，他们二人退休时，管理办法仍在执行中，2018年1月1日起才暂停执行。而常喆是在管理办法暂停后即2018年11月30日才退休离岗，因此暂时不能支付。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该证据证明是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联具体受谁委托支付了该款不祥，关联性不认可。国都证券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2012年中国人寿团体年金保险单，2．2014年中国人寿团体年金保险单，两组证据证明保费都是国都证券缴纳的，常喆未出资。保费全部进入公司公共账户。3．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证明员工退休后领取的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公共账户可用余额为0时，领取终止。国都证券有权对运行情况进行调整。4．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和退休证，证明常喆2017年8月办理退休，9月应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但常喆又被单位返聘至2018年11月30日才正式离岗。再有常喆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5．关于暂停执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说明，证明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暂停执行，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由人力资源部拟定，履行审批手续及民主制定程序后执行。6．国都证券工商信息，证明是2001年12月28日成立的。常喆对上述证据1、证据2，没见过，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明目的不认可。申领保险金的主体是国都证券。国都证券需提交手续，保险公司收到后在30日内核定，60日内给付。保险合同规定的组合领取条件，表达了常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具备了申领条件。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办法的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劳动法规定和公司制度，是常喆退休前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应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员工退休领取标准根据职位、司龄、等级等确定。公共账户为0的情况不存在。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购买保险是受董事会批准实施的，列入公司支出范围，依管理办法常喆退休领取补充养老保险是与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同步的，常喆2017年8月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管理办法领取的必备条件，公司应向常喆支付补充养老保险金。国都证券以常喆离岗时间为标准没有法律依据，且诉讼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形式上看，是国都证券单方的陈述，落款时间是回溯的。2018年1月1日暂停执行的说明是为了本案制作的。总经理办公会议没有权力废止该管理办法。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公司发生过变更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另查，常喆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11月18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常喆不服裁决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当事人认可常喆2001年12月28日入职国都证券，2018年11月30日办理退休手续，认可常喆符合领取补充养老金的对象。常喆在职期间，国都证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购买了保单，共缴纳保费2900万元，2017年起至今中断缴纳保费。国都证券于2013年3月1日制定了《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内容：“第二条，保险费的筹集和缴付，保险费每年提取一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超过公司总部在职员工工资总额的5%。公司可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及公共账户存量，决定保费的提取额。保险费设定为年缴，每年缴费时，公司保费统一划至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账户。第三条，参加人员，参保人员为工资关系在公司总部且从公司退休的总部正式员工。第四条，账户设置及分配，公司所交保费全部计入公共账户。员工退休时的领取标准根据退休时的职位等级、司龄等因素确定，职位系数见附表。具体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因公司中断缴费或本团险终止的，在公共账户可用余额为O时，领取终止。第五条，领取，员工补充养老金的领取原则上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步，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退休时在公司总部工作不满10年的，不享受本团险待遇。员工达到领取条件时，经公司核准金额，由人力资源部通知保险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退休时由员工决定按月领取或一次性领取。公司于每年缴纳保费时向保险公司提供当时在岗的总部所有员工名单，当年度新入职的人员不列入名单。本办法可视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运行和国家政策情况及险种条款变更情况由公司调整。董事长、总经理级：月领取25000；副总经理级：月领取17000；总助或总监级：月领取14000；部门正职级：月领取10000；部门副职级：月领取7000；高级经理级：月领取4000；其他员工：月领取2500”。2020年5月7日，国都证券作出《关于暂停执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说明》，内容：“2018年10月24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讨论了公司总部退休人员补充养老保险待遇等相关问题，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自2018年1月1日起，原《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执行。公司将对退休人员补充养老保险政策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拟定，在履行公司审批手续及民主程序后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国都证券是否应向常喆支付补充养老金。根据常喆提交的退休证记载时间，常喆于2018年11月30日退休。双方均认可，常喆退休后属于领取补充养老金的对象，领取方式由国都证券提交完备手续后，保险公司进行发放。现国都证券以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对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执行，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由人力资源部拟定，在履行审批手续及民主制定程序后执行。对此法院认为，首先，用人单位具有自主经营管理权，国都证券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属于用人单位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国都证券制订的《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中亦已明确，国都证券可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及公共账户存量，决定保费的提取额。员工达到退休领取时，除参照系数等多种因素外，具体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因公司中断缴费或本团险终止的，在公共账户可用余额为O时，领取终止。其次，事实上，目前国都证券只缴纳2900万元保费后，自2017年至今已中断缴纳保费，虽然中断缴费，公共账户可用余额目前还未为O，但公共账户内的存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国都证券根据现实的状况对上述管理办法进行调整，暂停发放补充养老金，待新政策出台后，再行领取，属于国都证券的自主决定事项。故由于发放补充养老金的条件未成就，现常喆主张国都证券支付其补充养老金30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常喆可待政策出台后，再行主张权利。判决：驳回常喆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认可国都证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缴纳保费共计2900万元，2017年起中断缴费；常喆系于2017年8月办理退休手续，于2017年9月开始享受退休待遇，并返聘至2018年11月30日正式离岗。常喆认可国都证券投保团体补充养老保险未从其工资中扣除相应费用；国都证券主张其公司仅于2012年、2014年购买过两份保单，2013年、2015年及2016年仅系追加保费。常喆补充提交国都证券章程，章程第二百条载明公司制定重要规章制度及决定有关员工工资、福利、劳动保险等涉及员工切身利益事项时，应听取公司工会和员工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应邀请工会或者员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用以证明国都证券提交的“关于暂停执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说明”不符合章程规定的法定流程，该说明不真实、不合法、不符合章程规定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判案依据。国都证券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该份证据恰好说明《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未经过章程要求的民主程序，故其公司为了规范相关制度，才暂停了《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执行。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常喆主张补充养老金属于员工工资薪酬范畴，相关制度的变动应遵循法定程序，其已符合领取补充养老金条件，故国都证券应向其支付补充养老金；国都证券辩称常喆的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其公司非补充养老金的支付主体，因补充养老金属于非法定福利，其公司有权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暂停支付补充养老金，故不同意常喆的诉讼请求。经查，国都证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缴纳了保费，并于2013年3月1日出台《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从上述办法的内容可知，保费的来源系国都证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超过公司总部在职员工工资总额5％提取，公司可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及公共账户存量，决定保费的提取额。庭审中，常喆亦认可国都证券投保团体补充养老保险未从其工资中扣除相应费用。故国都证券主张案涉补充养老金具有福利性质，具有事实依据。关于案涉补充养老金是否应当支付的具体问题，常喆主张其符合《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规定的申领条件，国都证券应予发放补充养老金。但该办法明确规定公司所交保费全部计入公共账户，员工退休时的领取标准根据退休时的职位等级、司龄等因素确定……具体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员工补充养老金的领取系原则上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步，员工达到领取条件时需经国都证券核准金额，由人力资源部通知保险公司办理有关手续；国都证券可视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运行和国家政策情况及险种条款变更情况进行调整。国都证券投保的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已于2017年中断缴费，该补充养老保险计划的运行情况确有所变化；国都证券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执行并未违反上述规定。常喆系于2017年8月办理退休手续后返聘至2018年11月，现无证据证明常喆已于2018年1月1日前完成领取补充养老金手续，亦无证据证明国都证券已出台新的补充养老金政策，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判决驳回常喆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待新政策出台后，常喆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常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常喆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元梓审 判 员 王晓云审 判 员 张 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琳琳书 记 员 王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