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良裕，男，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陈莹，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肖汉钦，男，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豪，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林宝琴，女，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上诉人郑良裕因与被上诉人肖汉钦、原审被告林宝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良裕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肖汉钦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肖汉钦向郑良裕返还其多偿还的借款2,234,533元；4、改判肖汉钦承担本案各项（包括但不限于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肖汉钦起诉主张的160万元借款行为并未实际发生，肖汉钦从未就其所主张的与郑良裕签订的2017年4月24日、2019年1月24日借款合同实际支付过任何借款提交过证据，一审法院仅凭肖汉钦单方面陈述即认定“肖汉钦主张借给郑良裕的借款本金1600000元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而判决郑良裕应向肖汉钦承担还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肖汉钦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160万元借款有实际发生借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在郑良裕提供了证据证明其还款情况的前提下，肖汉钦应就其所主张的双方间2017年4月24日、2018年5月24日、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承诺书实际发生了借贷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肖汉钦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就上述借款关系向郑良裕实际支付过任何借款。2、肖汉钦在起诉后提交了2015年6月1日汇款给郑良裕50万元的转账凭证作为补充证据，肖汉钦在庭审中确认该50万元借款与本案并非同一借贷关系，且郑良裕根据该50万元款项提供银行流水用以证明郑良裕已超额清偿该50万元款项。由此可见，肖汉钦与郑良裕间的交易习惯一直为银行转账，肖汉钦是不可能于2015年7月24日、2016年4月24日、2017年4月24日通过现金的方式向郑良裕交付借款的，其主张与双方间交易习惯不一致、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肖汉钦2015年6月1日向郑良裕汇款50万元当天即要求郑良裕向其转回首月利息2万元，而不是直接扣除2万元利息后向郑良裕转账48万元。由此可见，肖汉钦对于支付凭证的留存是相当重视的，其不可能会采取现金交付的方式向郑良裕支付160万元借款。3、根据肖汉钦提交的2018年5月24日承诺书显示“郑良裕向肖汉钦借款人民币现金1952000元……”，但肖汉钦却在答辩中陈述其向郑良裕交付现金的主张时，未曾提及2018年5月24日其向郑良裕交付过任何现金。而且，承诺书中“借款”、“现金”两词均是通过涂改的方式增补上去的。由此可见，借款条、承诺书中记载“现金”并不等同于肖汉钦实际向郑良裕现金交付了借款，而是肖汉钦为了规避签订借款合同但无支付凭证的风险而要求郑良裕出具“现金”收款条。综上，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高达160万元的借贷金额等因素可得知：肖汉钦不可能通过现金的方式向郑良裕交付了高达160万元的借款，即双方间并未发生新的借贷行为。一审法院对于肖汉钦向郑良裕现金支付了160万元借款的主张予以采纳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在未对肖汉钦款项交付、资金来源、财产变动情况、以及是否属于高利转贷或职业放贷人的情形进行审查的情况下，采纳肖汉钦关于160万借款通过现金方式借款给郑良裕的主张，明显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三条“.....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对肖汉钦现金交付借款的主张进行依法审查及认定，包括但不限于对其所主张的现金交付的场景及情形、肖汉钦的现金来源、肖汉钦借款前后的资金变动情况是否具有合理性、高度盖然性进行审慎审查。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52条“高利转贷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以及第53条“职业放贷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的规定，法院应对肖汉钦是否存在高利转贷、职业放贷的行为进行合理审查。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并未对肖汉钦的借款主张是否存在无效情形进行审查，显然违反法定程序要求。一审法院对于“肖汉钦主张借给郑良裕的借款本金1600000元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认定，仅仅是依据肖汉钦单方陈述所做出的，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进行审查并综合判断，明显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认定及判决。三、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和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方均为肖亮涛，也不是肖汉钦所签名，不能确定是肖汉钦与郑良裕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判决不予支持郑良裕的反诉请求，属于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郑良裕于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出借人记载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以及郑良裕与肖汉钦分别于2015年7月24日、2016年4月24日、2017年4月24日、2018年5月24日、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承诺书均系对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签订的出借人显示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实际出借款项为192万元，下文合称“192万元借款”）的承继而多次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并非新的借贷关系。出借人记载为“肖亮涛”的最后一份借款合同（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借款金额为1,050,000元，而与肖汉钦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合同（2015年7月24日签订）借款金额同为1,050,000元，由此可看出上述两合同的承接性。2、肖汉钦既否认其主张的案涉借款合同系对192万元借款的承继所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又承认了2013年6月8日至2015年7月2日期间收到郑良裕支付的共计2,414,000元系郑良裕用于偿还借款的款项。但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进行合理说明其收到的2,414,000元到底系针对哪些“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所偿还的款项，事实上双方间不存在其所称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且，从肖汉钦在起诉后提交了与本案并非同一借贷关系的50万元转账凭证作为补充证据可得知：如双方间确实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肖汉钦完全可以提供借款合同或转账凭证进行合理说明。3、出借人记载为“肖亮涛”的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和2014年6月24日的三份借款合同，均无肖亮涛签署确认的署名，这显然不符合订立合同的常理。事实上，肖亮涛是肖汉钦的侄子，郑良裕签订的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借款合同是向肖汉钦借款，郑良裕是在肖汉钦的要求下签订了出借人记载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因此借款合同并无肖亮涛本人签署确认的署名。4、结合上文第一条可得知：肖汉钦于本诉中所主张的160万元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如肖汉钦否认其与郑良裕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系对192万元借款的承继所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则其所主张的2017年4月24日、2019年1月24日借款合同自始未生效。因此，肖汉钦于2015年9月15日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收取的郑良裕及其委托付款人支付的合计2,116,000元款项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全部予以返还。综上，郑良裕与肖汉钦签订的案涉五份借款合同系对192万元借款的承继而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四、郑良裕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通过银行转账以及委托第三人付款的方式，全部并超额还清其与肖汉钦间的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郑良裕于2015年7月2日已经偿清192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且截止至2019年7月10日郑良裕针对该192万元借款超额偿还了共计2,234,533元。1、郑良裕及其委托付款人洪某某、郑某某、区广伟合计向肖汉钦支付了5,072,000元用于偿还192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委托付款人洪某某、郑某某、区广伟均已出庭作证，明确说明其向肖汉钦转账的款项系接受郑良裕的委托代为支付的款项。如肖汉钦认为洪某某、郑某某、区广伟向其支付的款项系基于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款项，其应提供证据证明洪某某、郑某某、区广伟向其支付款项所依据的其他基础法律关系。2、郑良裕已于2015年7月2日向肖汉钦偿清192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对于已超出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即郑良裕反诉请求的2,234,533元），郑良裕有权要求肖汉钦返还。当庭补充事实与理由：郑良裕根据双方2013年的借款约定利息月利率4%的计算方式，一直误认为自己以4%的利率尚未结清借款，因此才会在肖汉钦多次要求下签订并未实际交付借款的借款协议、收款条和承诺书。针对郑良裕的上诉，肖汉钦答辩称，一、郑良裕上诉认为“肖汉钦起诉主张的160万借款没有实际发生”是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1、郑良裕与肖汉钦系朋友关系，2015年7月24日，郑良裕以工程建设需要资金为由，向肖汉钦借款105万元。肖汉钦支付105万现金后郑良裕出具借款合同及收款条给肖汉钦；至2016年4月24日郑良裕以同样理由向肖汉钦借款现金30万元后，由于2015年7月24日的105万元的现金尚未归还，因此，郑良裕出具借到135万现金的借据合同及收款收据给肖汉钦存执；至2017年4月24日郑良裕再次向肖汉钦借款25万元，由于135万借款本金没有归还，故郑良裕才书面将借款累加后出具内容为“借到肖汉钦现金16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7年10月24日，利息为月息3%”的借款条给肖汉钦存执，并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7年10月24日前清偿。过后，因郑良裕未能归还借款本息，故在肖汉钦催讨下，郑良裕又分别于2018年5月24日重新向肖汉钦出具借到肖汉钦借款195万元（包括部分利息）的分期付清承诺书，以及在2019年1月24日重新出具“借到肖汉钦借款160万的借据”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条给肖汉钦。过后郑良裕只转账归还利息。因此，肖汉钦无奈才起诉催讨。上述事实，既有肖汉钦举出《借款条》、《借款合同》、承诺书证明，也有郑良裕举出的2015年7月24日、2016年4月24日、2017年4月24出具给肖汉钦的借款合同及收款单相互印证。显然，2017年4月24日郑良裕出具借款合同及收款单，实际是对前面二次借款的结算加上当天借款后，双方重新签订形成新的借款关系；而2019年1月24日郑良裕所出具的借款合同及借条，也是郑良裕对拖欠肖汉钦借款形成的债权重新确认。鉴于郑良裕是一个长期从事工程施工建设的正常的自然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行为能力，不可能在没有欠借款的情况下，多次向肖汉钦出具借款160万凭证给肖汉钦存执，更不可能出具承诺书承诺付还160万元借款本金，也不可能向肖汉钦支付借款利息。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和客观情况，认定至2019年1月24日，郑良裕仍欠肖汉钦借款160万元本金，并根据过后郑良裕支付利息的事实，判决郑良裕需继续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按月息2%计）是完全正确的。2、郑良裕向肖汉钦所借的涉案160万元借款，均为肖汉钦现金支付。郑良裕多次出具的借款条及承诺书，也载明借款为“现金”，这是能够相互印证的。承诺书中虽存在“现金”通过涂改方式增添上去的，但在修改处也盖有郑良裕指纹确认。因此，不能以修改并推断出实际并未发生160万的借款。至于，肖汉钦在一审期间举出本案所涉借款前的50万元的转账记录，只是证明双方之间除了涉案的160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但这些款项往来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郑良裕以此主张因没有转账凭证故借款没有发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3、在该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对郑良裕拖欠的160万借款交付情况进行审查，于2020年5月22日通知肖汉钦到庭，询问肖汉钦相关借款支付情况及自身职业情况。肖汉钦在询问笔录中也按客观事实予以反映。郑良裕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没有对160万元借款是否交付进行审查，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也是违背客观事实和没有法律依据的。4、郑良裕的该上诉理由与其在一审时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肖汉钦注意到，在本案的一审审理中，郑良裕是主张本案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条》、《借款条》是肖汉钦强迫其签字的，并称“为原告要求下所谓的多次结算”，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明显是违背常理的，纯属诬告。因为，郑良裕是一个长期从事工程施工建设的正常的自然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行为能力，对在签名确认借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可能没有足够的认知，而且，自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出具了《收款条》、《承诺书》的5年来，郑良裕一直是在断断续续的归还肖汉钦借款利息，至肖汉钦在一审起诉之前，郑良裕也从未对《借款合同》、《收款条》、《承诺书》确认的欠款事实向肖汉钦提出异议。因此，郑良裕的上诉理由与其在一审时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完全是郑良裕为了达到赖账不还的诉讼目的而编造的谎言。基于上述理由，郑良裕要求驳回肖汉钦本诉请求上诉意见，是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肖汉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郑良裕无理的上诉请求。二、一审法院驳回郑良裕的反诉请求是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郑良裕要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其反诉请求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1、郑良裕在一审法庭中提交的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和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合同的出借方是肖亮涛，在2013年至2014年6月24日发生的这些借款凭证是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债权债务与涉案的160万元借款本息没有任何关联性。2、郑良裕上诉主张多支付肖汉钦借款2234533元，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首先、本案肖汉钦在2015年7月24日双方所发生的借款105万之前，郑良裕向肖汉钦及第三方转账支付的共2414000元，是用于清偿之前与第三方的债务，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郑良裕要求肖汉钦提供2015年7月24日之前其应向肖汉钦支付款项的凭证是毫无道理的。其次、由于2015年7月24日、2016年4月24日、2017年4月24日郑良裕分别向肖汉钦所借的105万元，30万元和25万元，累计借款本金160万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条中，双方均明确约定是按月计付借款利息，且2019年1月24日郑良裕又重新确认欠肖汉钦借款本金160万元，并再次明确约定是按月息3%计付借款利息。因此，在2015年9月15日至2017年4月24日前郑良裕所支付516000的是该时间点前的借款利息；而2017年4月24日至2019年1月24日所收取郑良裕及郑良裕委托人支付的1000000元，在不超过其应支付的按月3%计借款利息情况下，应认定支付金额为归还借款的利息；对2019年1月24日后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600000元，应认定部分支付按月3%的借款利息，部分支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也已经进行了抵扣。基于上述理由，郑良裕要求肖汉钦退回多收取的借款234533元的上诉请求（原审反诉请求）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肖汉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良裕的上诉理由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肖汉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及肖汉钦的合法权益。肖汉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良裕、林宝琴共同归还肖汉钦借款16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4月24日起按月3%计至郑良裕、林宝琴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郑良裕、林宝琴已付还的利息可予以抵扣）；2.诉讼费用全部由郑良裕、林宝琴承担。郑良裕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肖汉钦向郑良裕返还多偿还的借款2234533元；2.判令肖汉钦承担本案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肖汉钦围绕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的相关事实如下：（一）郑良裕的婚姻登记信息，证明郑良裕与林宝琴于1997年2月19日在原潮阳市棉北街道民政办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二）借款合同、承诺书、借款条等证据的内容显示：2017年4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郑良裕向肖汉钦借款1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24日至2017年10月24日，月利率3%，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借款条和承诺书，确认借到肖汉钦现金1600000元，定于2017年10月24日前还清。2018年5月24日，郑良裕出具承诺书，确认借到肖汉钦借款现金1952000元（包括部分利息款），承诺于2018年6月11日前付还200000元、26日前付还800000元，余款在3个月内还清。2019年1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郑良裕向肖汉钦借款1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24日至2019年5月24日，月利率3%，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同日，郑良裕出具借款条，确认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借款条，确认借到肖汉钦现金1600000元。（三）银行汇款记录显示：2015年6月1日肖汉钦汇款给郑良裕50万元。双方均确认是双方另外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二、郑良裕围绕反诉请求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的相关事实如下：（一）借款合同载明的双方当事人均为郑良裕与肖亮涛的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郑良裕出具的相应的收款条的内容显示：2013年3月22日，郑良裕向肖亮涛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3月22日至2013年5月21日，郑良裕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收款条，确认借到肖亮涛现金1000000元。2013年4月27日，郑良裕向肖亮涛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27日至2013年5月26日，郑良裕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收款条，确认借到肖亮涛现金1000000元。对于此二笔借款的交付情况，郑良裕主张通过陈仁华、蔡少俊账户交付给洪某某，其提交的相应银行流水和转账凭证内容显示：2013年3月22日，陈仁华向洪某某支付460000元；同日，蔡少俊向洪某某支付500000元；2013年4月27日，陈仁华向洪某某支付460000元。（二）以下证据用以证明郑良裕在肖汉钦各种手段的强迫下签订了数份非真实存在的借款合同：1.借款合同载明的双方当事人为郑良裕与肖亮涛的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合同及郑良裕出具的相应的收款条的内容显示：2014年6月24日，郑良裕向肖亮涛借款10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4日至2014年9月23日，郑良裕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收款条，确认借到肖亮涛现金1050000元。2.2015年7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借款合同及郑良裕出具的相应的收款条的内容显示：郑良裕向肖汉钦借款10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24日至2015年11月23日，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收款条，确认借到肖汉钦现金1050000元。3.2016年4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郑良裕向肖汉钦借款13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8月24日，期届未能及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另行支付逾期还款部分的3‰；同日，郑良裕出具收款条，确认借到肖汉钦现金1350000元。4.2017年4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的借款合同及郑良裕出具相应的借款条和承诺书，该证据与肖汉钦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三）2013年6月18日至2019年7月10日的银行流水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用以证明郑良裕已偿还肖汉钦的款项及多偿还的款项共计2234533元。1.银行流水和转账凭证内容显示：（1）2013年6月8日至2015年7月2日的汇款明细为：2013年6月8日洪某某向肖汉钦汇款120000元、2014年5月5日和5月30日郑某某向肖亮涛各汇款166000元和166000元、2014年6月25日郑某某向肖汉钦汇款2000000元、2014年9月16日和11月25日洪某某向陈仁华各汇款84000元和126000元、2015年3月31日郑良裕向肖汉钦汇款84000元、2015年7月2日郑某某向肖汉钦汇款210000元，合计2956000元；（2）2015年9月15日至2017年1月25日汇款明细为：2015年9月15日和2016年1月4日及9月27日洪某某向肖汉钦各汇款42000元和80000元及286000元、2017年1月25日郑良裕向肖汉钦汇款108000元，合计516000元；（3）2018年1月5日至2018年12月17日的汇款明细为：2018年1月5日洪某某向肖汉钦汇款200000元，2018年2月14日郑良裕向肖汉钦汇款四笔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018年6月19日、8月24日、9月25日、11月2日、12月17日，郑良裕向肖汉钦各汇款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合计1000000元；（4）2019年1月25日至2019年7月10日的汇款明细为：2019年1月25日郑良裕向肖汉钦汇款两笔各100000元、200000元，2019年2月3日，区广伟向肖汉钦汇款100000元，2019年3月20日、7月10日，郑良裕向肖汉钦汇款两笔各100000元、100000元，合计600000元。2.证人证言内容为：（1）证人洪某某当庭证言：郑良裕是其老板，其2013年6月8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1月25日、2015年9月15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9月27日、2018年1月5日通过本人账户把上述相关款项汇给陈仁华或肖汉钦，是郑良裕指示的，郑良裕没有说明用途。（2）证人郑某某当庭证言：郑良裕是其老板，其2014年5月5日、2014年5月30日、2014年6月25日、2015年7月2日通过本人账户把上述相关款项汇给肖亮涛或肖汉钦，是郑良裕指示的，郑良裕没有说明用途。（3）证人区广伟当庭证言：其与郑良裕是朋友关系，2019年1月23日，郑良裕把肖汉钦账号发给他，让其汇款，无说明用途。另查明，肖汉钦与郑良裕确认双方是朋友关系，职业均为承包工程。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关于郑良裕是否向肖汉钦借款1600000元的问题。肖汉钦主张借给郑良裕现金1600000元，对其提交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不否认借款合同均是双方签订、借款条和承诺书均是郑良裕出具的。郑良裕多次与肖汉钦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款条或承诺书，在借款条或承诺书中均载明借款为“现金”，与肖汉钦主张出借的款项“现金”相符。因此，郑良裕与肖汉钦多次签订借款合同，多次出具借到肖汉钦“现金”的借款条或承诺书，其作为与肖汉钦有多年多次借贷往来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人，对多次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款条或承诺书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可能没有足够的认知，对其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郑良裕在答辩状中称，借款双方当事人为郑良裕与肖亮涛的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合同和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的全部借款合同均是肖汉钦多次通过强迫手段，以对账结算为借口要求郑良裕签订的；在庭审中称，肖汉钦半夜三更打电话催讨利息，每隔三五月、半年就把利息加上统计后让郑良裕补签合同；又称肖汉钦胁迫郑良裕多次签订借款合同、出具收款条、借款条或承诺书后再胁迫郑良裕还款。郑良裕对该主张，除了其陈述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该抗辩，不予采纳。综上，肖汉钦主张借给郑良裕的借款本金1600000元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关于郑良裕尚欠肖汉钦借款本息金额的问题。2017年4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月3%，郑良裕出具借款条和承诺书，确认借到肖汉钦1600000元，据此可以认定为肖汉钦与郑良裕于2015年7月24日和2016年4月24日的借款关系已结算并于2017年4月24日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形成新的借款关系。2019年1月24日肖汉钦与郑良裕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确认郑良裕向肖汉钦借款1600000元。郑良裕反诉提出已偿还肖汉钦的款项中2015年9月15日以后的款项，但肖汉钦予以否认，其主张系用以偿还之前借款利息更符合客观事实。故对发生于2017年4月24日至2019年1月24日间郑良裕主张偿还肖汉钦借款共1000000元，应视为偿还借款利息，该部分款项也不超过该期间按月利率3%折算的数额，因此，可以认定2015年7月24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1600000元的借款利息已清。对发生于2019年1月24日至郑良裕最后一笔还款日即2019年7月10日期间郑良裕偿还肖汉钦款项共600000元，按肖汉钦与郑良裕2019年1月24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3%计算，应先还利息，超出部分折抵本金。具体如下：2019年1月25日还款300000元，按1600000元计息，可抵利息1600元，余298400元抵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1301600元；2019年2月3日还款100000元，按1301600元计息，可抵利息11714.4元，余88285.6元抵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1213314.4元；2019年3月20日还款100000元，按1213314.4元计息，可抵利息54599.15元，余45400.85元抵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1167913.55元；2019年7月10日还款100000元，按1167913.55元计息，可抵86日即至2019年6月14日的利息。综上，至2019年6月14日，郑良裕尚欠肖汉钦借款本金1167913.55元。故郑良裕应偿还肖汉钦借款1167913.55元及从2019年6月14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2%计的逾期利息。三、关于郑良裕反诉请求肖汉钦返还多偿还的借款2234533元的问题。郑良裕反诉状中主张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7日各向肖汉钦借款1000000元，共2000000元，并在肖汉钦要求下签订了两份出借方落款名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双方约定月息为4%，两份借款合同肖汉钦均实际各支付960000元，共支付1920000元。并以此为计算基础，与其主张已偿还肖汉钦的款项相抵扣，反诉请求肖汉钦返还多偿还的借款2234533元。此两份借款合同和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方均为肖亮涛，也不是肖汉钦所签名，不能确定是肖汉钦与郑良裕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外，郑良裕在庭审中称还款有还受肖汉钦胁迫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款项，与其反诉状中的陈述自相矛盾。综上，郑良裕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林宝琴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郑良裕与林宝琴是夫妻关系，郑良裕向肖汉钦的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肖汉钦未能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肖汉钦对林宝琴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郑良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肖汉钦借款1167913.55元及逾期利息（按月2%计，从2019年6月14日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肖汉钦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郑良裕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肖汉钦负担5200元，郑良裕负担14000元；该款肖汉钦已预交，超出其应负担部分14000元予以退还；郑良裕负担的14000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2338元，由郑良裕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肖汉钦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郑良裕提交的2014年6月24日出借人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顶部载明：“原借给郑总19万元在此合同结算付。郑良裕，2014.9.16日”。郑良裕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内容为其书写，“郑总”指其朋友郑洲永。再查明，二审庭审中，郑良裕在回答法庭询问2015年7月24日借款合同出具后，之前所签订的出借人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如何处理时陈述：出借人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出具时各持一份，肖亮涛并没有签名，肖汉钦将持有的出借人为肖亮涛的借款合同原件还给郑良裕后已经销毁了，具体几份想不起来了。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郑良裕是否应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数额付还肖汉钦的借款。首先，肖汉钦的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其实际出借了160万元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肖汉钦依据郑良裕出具的借款合同、承诺书、借款条主张郑良裕还本付息。肖汉钦主张涉案借款系现金交付与借款条或承诺书中载明借款为“现金”的事实一致，而郑良裕抗辩签署书面借款文书系被胁迫，借款未实际交付，应作出合理说明。但郑良裕未能合理说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签署上述书面借款文书的法律效力的情形下，如未实际收到借款，为何要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多次签署涉案书面借款文书并多次向肖汉钦付还款项，且未通过其他相应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郑良裕关于涉案借款未实际交付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其次，郑良裕上诉主张其2014年6月24日向肖亮涛出具的借款合同与2015年7月24日向肖汉钦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相同和逾期违约金约定相同，涉案借款系其与肖亮涛借款的承接。但肖亮涛与肖汉钦系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郑良裕向肖亮涛出具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人、期限与其向肖汉钦出具的涉案借款合同明显不同，且从2014年6月24日的借款合同顶部郑良裕亲自书写的备注来看，该借款合同可能涉及案外人债权债务，而2015年7月24日的借款合同中并无此类内容。郑良裕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故不能仅凭两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逾期违约金约定相同就认定二者之间存在承接关系。郑良裕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再次，郑良裕是否还清涉案借款。本案中，涉案借款合同、承诺书或借款条均有约定利息，而郑良裕在签署涉案借款文书后，均有多次向肖汉钦付还款项。因此，2019年1月24日郑良裕与肖汉钦签署的借款合同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之前债权债务的结算。郑良裕在2019年1月24日之前付还的款项应视为支付涉案借款利息，郑良裕在此期间支付的款项也不超过该期间按约定月利率3%计算的数额。对于2019年1月24日之后郑良裕付还的款项，一审法院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郑良裕支付的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用于抵扣本金，于法有据，处理恰当。郑良裕关于其已经还清涉案借款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至于郑良裕上诉主张本案应审查肖汉钦是否存在高利转贷或职业放贷等无效情形的问题。郑良裕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与肖汉钦属老乡和同行，都是从事建筑行业，肖汉钦与郑良裕各自的妻子之间也是朋友关系，郑良裕也没有证据证明肖汉钦存在高利转贷或职业放贷的情形。故郑良裕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郑良裕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38元，由上诉人郑良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洁明审判员  庄晓燕审判员  陈晓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