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良，男，198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金标，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东云，男，196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遂溪县。上诉人刘军良因与被上诉人梁东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6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支持刘军良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梁东云立即归还欠款84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1日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三倍支付至清偿欠款之日止）；3.判令梁东云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有关的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刘军良与梁东云之间欠款往来具有不合理之处、不符合常理，是不了解社会经济往来、社会生活的实际。在双方对欠款金额已经对账、梁东云自愿主动承诺逾期归还按国家三倍利息并出具《借条》，签名捺印的情况下，还要求刘军良提供历年的供货、对账往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律不应强人所难。本案双方药品药材业务多年交往过程中彼此信任，除了业务最后时出具的《借条》，其他均无书面的送货单、对账单、欠款凭证等，双方都是熟悉的客户朋友、主要通过手机QQ等洽谈业务、对账等，双方对账目金额等都一清二楚。梁东云经营多家药店生意、公司业务，在一审法院多次通知、多次亲自上门送达有关诉讼材料，均拒收、躲避逃避本案诉讼，迫使法院不得不公告送达，且拒不到庭的情况下，驳回刘军良的诉讼请求是对“老赖”的纵容，明显有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义及法律，不利于刘军良的权益保护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按照民间借贷的实际及有关证据规则，本案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梁东云欠款84000元的事实，法院不应驳回刘军良的诉讼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刘军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军良与梁东云之间欠款往来具有不合理之处、是不了解社会经济往来、社会生活的实际，过于理想化，且认定错误。刘军良与梁东云通过电话、QQ等方式开展有关订单的下单、送货等业务洽谈，时间久了，相关的资料难以查找很正常（尤其是手机等存储工具的更换）。刘军良向银行要求打印银行流水记录，但不提供5年以上的记录，且往来转账、资金周转时均是向刘军良的妻子、指定的债务人转账。一审法院对此认定草率，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要求刘军良提供两三年前的送货单对账单是强人所难，也不符合现实。一审法院认为刘军良与梁东云之间在已经存在欠款的情况下，就不应再借款、且应立下借据约定利息以及清偿期限等，显然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认为不合常理反而是错误。实际生活中，业务也存在一定难度的，大部分人有业务做总比没业务强，资金周转也是常事，不可能有欠货款就不做业务、不协助资金周转。现实业务中，均是不断供货、不断支付部分货款的，不可能钱货两清后才进行新的业务。二、刘军良与梁东云双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借款、出具借条等行为均具有法律效力，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有效，应依法予以履行，梁东云应立即归还欠款本息。双方就前期未支付的货款及出借的资金出具了涉案《借条》，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认定、处理。2018年12月10日梁东云向刘军良出具的《借条》合法有效，其签字并捺手印、注明金额大写小写及身份证号码等，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无效情形，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法院应支持刘军良的诉讼请求，而不是对刘军良过于严格证据要求。刘军良本人已经出庭陈述涉案的具体情况，代理人陈述为传来证据，存在极少细节的不一致很正常，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一审中，刘军良亲自到法庭就具体情况作了详细、据实说明，但一审判决就此认为证据不足，也不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及梁东云恶意躲避等情形，实在是草率。三、梁东云欠款主观恶意大且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不还借款，故意躲避刘军良以及法院，应予严惩，应判决其履行还款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借贷具有不合理之处是错误的，与实际不符，本案借贷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支持刘军良的诉讼请求。梁东云二审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军良于2019年5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梁东云立即向刘军良归还欠款84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支付至清偿之日止）；2.梁东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0日，梁东云向刘军良出具了《借条》，写明：“现借刘军良现金84000元于2018年12月30日还清，逾期每日按国家正常贷款利息3倍计算利息。”梁东云在借款人一项签名捺印并书写其身份证号码。庭审中，刘军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刘军良、梁东云双方通过医疗药材生意认识的，刘军良是供货商，梁东云经营药房。本案借款组成分为货款转借款及部分实际出借借款，金额是梁东云统计过账目后算出来的，刘军良予以确认，具体有多少是货款多少是借款不清楚。刘军良出借款项的交付方式为部分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梁东云妻子，部分是通过转账交付给梁东云，借款分多次交付的。诉讼中，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要求刘军良本人到庭说明案涉款项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刘军良先陈述案涉款项全部为拖欠货款，梁东云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陆陆续续拖欠了刘军良40多万元的货款，后梁东云支付了部分，至2018年仍拖欠84000元，因此签订了《借条》，但对于双方交易往来相关凭证，刘军良无法提供；后陈述案涉84000元中大概有55000元是现金借款，是刘军良于2017年5月一次性现金交付给梁东云，但借款时并未签下借条，剩余金额才为货款。2019年6月21日，刘军良以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作担保，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梁东云名下价值95000元的财产，并因此支出保全费970元。梁东云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其生效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有借款的合意，二是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故在一方提供了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对方还款，还需证明存在钱款交付的事实。本案中，刘军良提交了《借条》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借贷合意，就钱款交付的事实，刘军良陈述案涉84000元的组成部分为货款转化及实际出借款项。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货款转化组成部分，根据刘军良陈述，梁东云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拖欠其40多万元货款，后梁东云陆续还款至出具《借条》前，就仍拖欠部分金额和实际借款一并写入了《借条》，但就该部分款项刘军良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于长达8年之久的交易往来，在梁东云至今仍未付清货款的情况，刘军良不能提供任何供货、对账或资金往来凭证，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其次，关于借款组成部分，从借款行为方式上来看，刘军良称其于2017年5月向梁东云出借大概55000元，而刘军良在梁东云前债（货款）未清的情况下继续出借借款的行为并不合理，且刘军良、梁东云之间仅系生意往来关系，但刘军良在借款时未让梁东云立下借据，亦未对借款清偿期限、借款利息计付等进行约定，显然与常理不符，刘军良对此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最后，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刘军良提供的证据单一，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刘军良本人都无法陈述清楚案涉款项的确切金额组成，对于是否全部或部分为货款转化，刘军良前后陈述也未能保持一致，此外，对于借款出借情况，刘军良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也存在出入。在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支付方式等案件借贷主要事实的情况下，刘军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军良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刘军良、梁东云之间的借贷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刘军良的诉请不予支持。刘军良可在补足证据后,就其与梁东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行起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刘军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0元，保全费970元，合计2870元，由刘军良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军良主张梁东云归还欠款84000元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刘军良依据《借条》主张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即本案中刘军良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刘军良提交的《借条》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合意，但该《借条》是否已生效，刘军良仍应提交证据证实《借条》中所涉的款项已实际支付或发生。刘军良主张《借条》中所涉的84000元款项包括55000元的借款及29000元货款转为借款，其中55000元系现金支付，29000元系2009年至2017期间拖欠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刘军良在一审期间对55000元的借款支付情况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对产生29000元的货款的供货、对账及资金往来等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刘军良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借条》中所涉的84000元款项已实际发生，即无法证实刘军良与梁东云之间借款合同已生效，故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刘军良要求梁东云返还欠款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军良未能提交新的证据，故本院对刘军良的上诉请求亦无法支持。综上所述，刘军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刘军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小云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余 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熊盈颖林臻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