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55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礼，男，1979年4月1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玉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志原，男，1965年3月27日生，满族，农民，户籍地：玉田县，现住唐山。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娟，河北群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民委员会，地址：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 法定代表人：黄俊强，系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民，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玉田县无终西街**。 法定代表人：王春英，任该征收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伟，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红宇，河北宏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卫礼、宋志原因与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民委员会、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2020）冀0229民初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卫礼、宋志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或改判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与刘卫礼、宋志原签订的林东中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有效。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征收补偿虽属行政协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62条规定精神，本案争议协议效力可按民事案件处理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1条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协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属于行政协议，纠纷属于行政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对区(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虽然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62条对行政行为做出了规定，但也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立案，法律没有相关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没有权利揣摩精神。根据以上规定，上诉人认为此案应当是行政诉讼。二、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所涉及的补偿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数额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小陈府村委会的地上建筑物明细在土地租赁协议上规定的也很清楚，另外，被上诉人县征收办在做地上附着物调查时，也把所有的附着物(含上诉人后建设的)全部做出登记评估出了价值。故此本案涉及补偿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也不应该被确认无效。 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主要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主要答辩称，我们服从法院判决，当初我们的审查是根据当时的材料确认的被征收人，在当时来讲是正确的，至于以后村委会与上诉人双方又产生纠纷，我们是被动的卷入其中的，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执行，对我们来讲补偿给谁都一样。 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会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2013年12月26日被告的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刘卫礼、宋志原为被告后，明确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征收办与刘卫礼、宋志原签订的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月6日本院受理刘卫礼诉原告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同年6月20日本院作出(2015)玉民初字第628号民事判决，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不服上述生效判决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冀02民申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进行审理后，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7)冀02民再1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5)玉民初字第62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经审理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冀0229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2011年11月19日原告废除2006年与王爱民签订的位于道诚公司二厂南侧菜市场、路两侧30亩土地承包合同，将该块地另行租给被告刘卫礼，并将地上房屋作价出售给刘卫礼。2011年11月20日原告与被告刘卫礼签订场地设施租赁合同约定：2011年11月20日至2041年11月20日期间原告将30亩闲置场地（东至道，南至温室大棚北道，西至林东中学东墙顺延，北至道诚公司二厂南墙外1.5米）出租给刘卫礼使用；租赁及购买地上建筑物和设施费用总额118万元，由刘卫礼在本合同订立之日起8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出租场地内在建楼基础一处、西房屋11间共作价18万元转让给刘卫礼；合同履行期间，刘卫礼有权转租或在承租场地内兴建临时、永久性设施，合同期满时刘卫礼所兴建的设施由双方协商以合理价格由原告接收（其他内容略）。……2011年11月20日原告与刘卫礼另签有场地设施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与上述总额118万元合同主要不同点为：租赁费及地上建筑物、设施总额110万元,在建楼基础一处和西房屋11间虽亦转让给刘卫礼，但西房屋11间作价10万元给刘卫礼，在建楼基础并未作价，但需由刘卫礼解决该楼基础遗留所欠工程款问题，原告不承担遗留工程的经济责任。……结合该案实际情况可认定刘卫礼向原告交付了租赁费及房屋等折价款共计118万元。……被告刘卫礼主张先签订110万元租赁合同，因涉及偿还于文东欠款问题，后由其再给付原告8万元用于偿还于文东欠款，故改成118万元的合同。宋志原、黄春芬的证言与刘卫礼上述主张相符，玉田县玉田镇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管理的原告村内账目中入账虽系110万元租赁合同，但入账收款收据总额是118万元，故被告刘卫礼与原告间实际履行的系118万元场地租赁合同。……被告刘卫礼与原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后，在合同履行期间争议土地被征收、地上、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等被拆除不能继续履行。2013年12月9日刘卫礼、宋志原作为乙方、被告征收办作为甲方，双方签订林东中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按该协议征收办应给付刘卫礼和宋志原争议土地地上被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补偿款858933元。上述款项按签字手续已被宋志原领取。该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刘卫礼与原告签订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原告将村内土地租赁给刘卫礼使用，并将地上部分建筑物折价出售给刘卫礼，原告所收费用亦按上述两部分费用向刘卫礼收取。虽然土地租赁费在现金收据中写成承包费，但实为土地租赁费。刘卫礼与原告间法律关系完全符合租赁合同性质，双方间形成了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原告将本村土地及地上房屋等出租、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刘卫礼，需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原告仅召开村民代表会决定上述事项违反法律规定，刘卫礼与原告间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系双方过错所致。刘卫礼与原告依上述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各自返还给对方，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相应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刘卫礼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原告返还租赁费95.28万元；后变更诉请要求解除前20年部分的合同，认定后10年合同无效，要求原告返还租赁费1113334元，自2011年11月23日至2017年5月23日赔偿经济损失76.7万元。考虑双方对合同效力存在争议等诸多因素，此案宜根据查明事实据实判决有利于案件处理。2011年11月23日至2013年12月9日可认定为履行合同期间，此期间租赁费68310.5元不能返还；其余租赁费931689.5元及原告收取刘卫礼房屋等的折价款180000元，共计1111689.5元应返还给刘卫礼。合同诉争土地及房屋等被征收后，原告即应及时返还给刘卫礼上述费用。刘卫礼要求原告赔偿的经济损失为利息损失，应自2013年12月10日起按年6%给付至2017年5月23日。刘卫礼、原告均承认除合同写明作价给刘卫礼的地上建筑外，尚有地上大棚等财产未写入合同。刘卫礼主张该部分财产以口头协议形式已给刘卫礼了，原告主张该财产被刘卫礼损坏应由刘卫礼赔偿损失。刘卫礼、原告作为合同相对方均应积极维护各自财产权益，签订合同时地上物等财产未全部写入合同，即便该部分财产在刘卫礼经营过程中被损坏也系原告自身过错所致，应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刘卫礼、宋志原在争议土地内就CS和大棚存在过合伙关系，二人共同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属行政协议性质，补偿款858933元的返还宜另案处理。……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11年11月20日刘卫礼与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民委员会签订的118万元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无效；二、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民委员会返还给刘卫礼土地租赁费及地上房屋等折价款共计1111689.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3年12月10日给付至2017年5月23日止，按年6%计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日付清。三、驳回刘卫礼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小陈府村委会不服提出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5日作出（2018）冀02终1047号民事判决书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2013年12月9日三被告签订的林东中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系对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所涉土地范围内地上建筑物等附着物进行补偿。被告刘卫礼依据场地设施租赁合同租赁原告场地及地上物后，实际与被告宋志原合伙进行经营，并在经营期间发生征收补偿。原、被告对被告刘卫礼、宋志原合伙经营期间是否增设地上附着物及补偿款归属份额等存在争议。根据原有卷宗及本案证据材料，征收补偿所涉地上附着物除包括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所涉地上物外，还应包括刘卫礼、宋志原经营期间形成的部分地上附着物。再查明，根据本院（2017）冀0229民初1624号及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终1047号生效判决，场地设施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关于被告刘卫礼返还依租赁合同取得财产问题在该案中未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征收办因建设需要进行拆迁补偿时，根据原告与被告刘卫礼签订的场地设施租赁合同，与被告刘卫礼、宋志原签订林东中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该征收补偿协议系依据场地设施租赁合同约定确定补偿主体，并在此基础上签订形成。被告征收办拆迁时，系对争议土地的地上建筑等附着物进行补偿。场地设施租赁合同经本院及上级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后，系自始无效；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无效，致中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亦无效。生效判决虽判定原告返还给被告刘卫礼土地租赁费及地上房屋等折价款项，但被告刘卫礼和宋志原在争议土地范围内就CS和大棚存在合伙关系，三被告间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属行政协议性质，所涉补偿款858933元返还问题在该案中未处理。场地设施租赁合同所涉地上建筑物等附着物因拆迁已灭失，原、被告对刘卫礼、宋志原合伙经营期间是否增设地上附着物及是否因此享有拆迁补偿款相关权益存在争议，相关权利人可在征收补偿协议确认无效后另行主张。征收补偿协议虽属行政协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精神，本案争议协议效力可按民事案件处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遂判决：2013年12月9日被告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与刘卫礼、宋志原签订的林东中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与被告刘卫礼、宋志原各负担4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卫礼、宋志原与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场地设施租赁合同》后，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被政府征收，2013年12月9日上诉人刘卫礼、宋志原与被上诉人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林东小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刘卫礼、宋志原与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场地设施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为由确认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林东小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书》亦属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上诉人主张应认定其与被上诉人玉田县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林东小学原址区域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书》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刘卫礼、宋志原与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场地设施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二上诉人对于租赁合同所涉土地上属于村委会所有的建筑物部分丧失所有权，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可基于不当得利另行向二上诉人主张返还案涉土地上属于其所有的建筑物部分因征收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款，本案不予涉及。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2020）冀0229民初28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合计160元由被上诉人玉田县玉田镇小陈府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群勇 审判员  徐万启 审判员  董媛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赵亚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