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3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南沙路**通信广场**。法定代表人：冯某。委托诉讼代理：陈紫昭，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施晓晓，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强，男，汉族，1996年11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标田，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国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0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万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0304民初3050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袁国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袁国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未能查明袁国强具体完成了何种委托事务。袁国强在起诉状中称“原告引进客户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并促成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万和公司上海分公司达成合作”，并据此主张万和公司应当向其发放提成款，但万和公司与袁国强签订《万和公司证券经纪人委托合同》是在2017年3月，在此之前万和公司已经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信托”）开展涉案信托服务项目（双方于2016年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袁国强在万和公司与北京信托的服务项目开展一年有余才成为万和公司的证券经纪人，不可能引进了北京信托并促成与上海分公司达成合作。庭审中，法庭及万和公司质疑袁国强成为万和公司的证券经纪人时间晚于涉案项目的成立时间时，袁国强又改口称“其做的主要工作并非引进北京信托、促成北京信托与上海分公司的合作，其主要工作为促成了北京信托关于涉案项目第二笔服务费的发放”（见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6-8行及庭审笔录），但该主张是不能成立的：1.万和公司或上海分公司并未委托袁国强代为向北京信托催收相关款项，双方不存在关于该事务的委托关系；2.北京信托按时支付了咨询服务费，并不存在拖欠行为，不需要袁国强从中协调；3.即使存在拖欠，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投资咨询服务协议》，上海分公司也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根本不可能需要年仅21岁的袁国强来居间协调。事实上，袁国强未能提供任何沟通、协调北京信托支付第二笔服务费的相关证据，其提供的所谓《青州周边乡镇供水中心建设项目跟踪报告》《城市发展财富2015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事务管理报告》等证据，明显是从北京信托官网上拷贝而来，并非袁国强撰写，且该事务属于投后跟踪管理报告工作，与袁国强的招揽、介绍客户职务无关，更与其所谓“促成了北京信托关于涉案项目第二笔服务费的发放”无关。袁国强所完成的委托事务是其向万和公司主张提成款的基本事实依据，但其在起诉状中与庭审中所主张的事实依据并不一致，且前后矛盾，袁国强也没有提供“促成了北京信托关于涉案项目第二笔服务费的发放”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在未查明袁国强具体完成了何种委托事务的情况下，判决万和公司给付袁国强提成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欠原告四笔提成款，原告提交了邮件截图、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表格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5-6行)，证据不足。关于袁国强提交的2017年11月17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为冯某，收件人为王某、冯某）：袁国强并未提供该电子邮件的原件，其主张该电子邮件为截图，系冯某通过微信发送给案外人刘某，但袁国强同样未能提供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不能证明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万和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要求核对证据原件，但一审法院在没有组织双方核对证据原件的情况下，直接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明显不当；且如果袁国强完成了委托事务，催告提成款的应该是袁国强本人，但所谓的催告人却是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身份信息不明的案外人。袁国强未能提供与万和公司的直接沟通记录，却以没有原件且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万和公司拖欠其四笔提成款，明显证据不足。关于袁国强提交孟某签字的表格：袁国强在庭审中出示的原件与复印件不同（原件由两页纸构成，复印件仅一页纸，且签字的位置并不相同），万和公司提出该证据系袁国强伪造而来，并请求法庭核实追究袁国强伪造证据的责任，但一审法院并未处理，反而依照该伪造的证据认定相关事实；此外，袁国强称该表格系由孟某签字，但孟某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予以说明，按照袁国强的说法，该表格系孟某在离职后向其签发，但此时孟某己经离职，签发该表格是孟某的个人行为，不能也无权代表万和公司或者上海分公司。此外，该表格只是载明了袁国强、张某、毛某计税工资、免税工资、实发数额的相关信息，并未载明其在本案中应当获得提成款，以及提成款的比例、具体数额，该表格无法证明万和公司负有向袁国强支付提成款的义务，更不能证明万和公司应当给付袁国强提成款的比例、数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万和公司拖欠袁国强四笔提成款，所依据的均是没有原件或者伪造的证据，且均为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袁国强完成了委托事务，更不能证明万和公司拖欠了袁国强提成款，一审判决判令万和公司给付袁国强提成款，明显属于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未传唤万和公司上海分公司参加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一）涉案咨询服务项目由上海分公司独立承揽和办理，项目的权利义务由上海分公司享有和承担，与万和公司无关。(二）上海分公司依法领取了营业执照，并有自己的财产和组织机构，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被上诉人袁国强答辩：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万和公司的上诉请求。袁国强的原审诉讼请求：1.万和公司支付北京信托剩余提成款，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袁国强支付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6月2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为10000元），共计362939.08元；2.本案诉讼费由万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0月12日，袁国强（乙方）与万和公司（甲方）签订《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人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约定：甲、乙双方为委托代理关系，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的证券经纪人，代理甲方进行客户招揽、客户服务等活动；甲方和乙方之间不构成任何劳动关系，乙方不具备甲方任何类别员工的身份；乙方的执业地域范围为上海，所服务的证券营业部为上海分公司，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的编号为13175003；报酬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按照《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人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经纪人管理制度》）和本合同附表执行；本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0月12日至2018年10月11日。《经纪人管理制度》第二十九条载明，证券经纪人的业绩提成主要体现在：证券经纪人经公司正式委托代理服务后，为公司开拓客户资源及向客户提供辅导、服务，通过客户在公司交易时所创造的净手续费收入，公司按照规定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支付证券经纪人的代理服务报酬；第三十条载明，普通账户交易基本计算公式如下：证券经纪人当期业绩提成＝当期证券经纪人名下客户交易净手续费收入（提成基数）×提成比例；证券经纪人业绩提成按当年累计柜台净手续费收入标准计提，按月结算，提成比例一般不超过60%，各分支机构可参照下列标准对单个经纪人业绩情况进行提成：当年累计柜台净手续费收入水平为6万以下，提成系数为35%；收入水平为6万（含）—12万，提成系数为45%；收入水平为12万（含）—24万，提成系数为50%；24万（含）以上，提成系数为60%。一审庭审时，袁国强称其做的主要工作并非引进北京信托、促成北京信托与上海分公司的合作，其主要工作为促成了北京信托关于涉案项目第二笔服务费的发放，并提交2017年7月、10月《青州周边乡镇供水中心建设项目跟踪报告》、2017年年度《北京信托·城市发展财富2015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年度情况介绍》、2017年1季度、2季度、3季度《城市发展财富2015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事务管理报告》予以证明，其中上述年度情况介绍及管理报告均载明，信托计划成立日：2015年11月18日。万和公司主张上述证据袁国强于第一次庭审时并未出具，且该证据没有原件，电子版均可在北京信托官网检索到并可直接复制打印。袁国强、万和公司双方明确约定，袁国强为万和公司提供客户招揽服务，并不包括信托计划的投后管理，故万和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查，万和公司提交一份《回执函》显示，2015年9月，北京信托向上海分公司发送该份《回执函》，称已收到上海分公司出具的《青州周边乡镇供水中心建设项目投资建议书》、《万和证券-关于青州市宏利水务项目的可行性融资研究报告》、《万和证券关于青州市宏利水务项目的需求说明及交易结构设计》等三份文件。该份回执函无原件，袁国强对其三性不予认可。2016年，北京信托（甲方）与上海分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编号为2016北京信托管理顾问字第135号），约定乙方为甲方“北京信托·城市发展财富2015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根据信托计划的实际情况和甲方的具体要求，协助向甲方推荐合乎信托计划要求的有信托融资需求的项目，并提供相关的项目建议书、项目需求说明及交易结构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信托计划成立规模：45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6年，本次乙方仅为本信托计划前两个信托年度提供投资服务；投资咨询服务费分两部分进行收取：甲方应于信托计划成立且信托计划正常运营满一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部分投资咨询服务费，第一部分投资咨询服务费的支付金额＝∑[信托计划成立日（含）起至信托计划满一年之日（不含）止的期间内每日信托贷款余额×0.8%÷365]；甲方应于信托计划正常运营满2年之日起或信托计划提前全部终止之日（以在先者为准）起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二部分投资咨询服务费，第二部分投资咨询服务费的支付金额＝∑[信托计划满一年之日（含）起至信托计划满两年之日（不含）或信托计划提前全部终止之日（不含）（以日期在先者为准）止的期间内每日信托贷款余额×0.8%÷365]。袁国强称上述《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年底，万和公司称签订时间为2016年9、10月份。万和公司于一审庭审时称，北京信托于2017年3月支付第一笔服务费357万元，于2017年12月支付第二笔服务费357万元左右。袁国强对此予以确认。为证明万和公司尚欠袁国强四笔提成款，袁国强提交了邮件截图、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表格、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袁国强提交的邮件截图显示，该份邮件由万和证券邮件系统发送，发送时间为2017年11月17日，发件人为冯某（邮箱：ｆｅｎ×××＠ｗａｎｈｅｓｅｃ.ｃｏｍ），收件人为王某（邮箱：ｗａｎ×××＠ｗａｎｈｅｓｅｃ.ｃｏｍ）、冯某（邮箱：ｆｅｎ×××＠ｗａｎｈｅｓｅｃ.ｃｏｍ），主题为关于北京信托第二笔费用提成的请示，邮件内容为“尊敬的领导：关于北京信托（北京信托城市发展财富2015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我上海分公司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即将收取第二年的投资咨询服务费总收入357万，扣增值税及附加、证保后净收入326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就奖励方式汇报如下：采取营销团队提成，提成团队人员：毛某、袁国强、张某，扣增值税及附加、证保后净收入326万，提成比例：57.5%即187.45万，分公司净收入138.55万。提成期限：不少于四个月”。袁国强称，冯某为上海分公司副总，王某为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冯某为万和公司总经理，该份截图系冯某通过微信发送给案外人刘某的，刘某系袁国强与万和公司的介绍人。该份截图无原件，万和公司称庭后核实该邮件，但万和公司庭后并未将核实情况告知一审法院。袁国强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月25日，上海分公司向袁国强转账88234.77元，备注为“北京信托提成（第一笔）”。同年3月9日，上海分公司再次向袁国强转账88234.77元，两笔转账均无备注。万和公司称，该两笔款项发放错误。经一审法院核实，万和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袁国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至4月期间，微信一方向另一方催要提成款。袁国强称，微信双方为案外人冯某、刘某。万和公司辩称，无法得知微信主体的真实身份，且记录前后混乱，无法看出系在催告支付涉案项目提成款，故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袁国强提交的表格显示，项目提成人员姓名为袁国强、毛某、张某，部门名称为上海分公司，人员状态为经纪人，提成总额为1874640.24元，按6个月提完，实发合计每人均为88241.23元。旁边空白处手写“经与冯总、少波总沟通，按此方案执行。孟某”，袁国强称，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11月8日，孟某为上海分公司负责人。万和公司辩称，第一，孟某本人未到庭，无法确认手写字体系孟某签署；第二，即使该表格属实，孟某已离职，在离职后向袁国强签发表格系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万和公司或上海分公司；第三，该表格并未载明袁国强在本案中应获得提成款数额、比例等，无法证明万和公司负有向袁国强支付提成款的义务，故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袁国强提交的短信记录显示，2018年6月13日，尾号为2777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称，“袁国强：你好！1、作为公司经纪人有正当诉求可通过正常程序反映、解决。2、据我了解，由于以前佣金提成涉及税务问题，上海分公司正与公司商定依法解决税务遗留问题的方案，一旦进入处理流程将启动相关提成佣金发放。3、无论任何人、任何机构想通过无中生有的要挟方式达到其目的，作为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有能力、有切入点通过民事、刑事多种方式保护国有资产、捍卫公司利益！”袁国强称，尾号为2777的手机用户为万和公司总经理冯某。万和公司对上述手机号码用户系冯某无异议，但认为冯某并非涉案项目负责人，其与袁国强的短信记录不能代表万和公司，且聊天记录中并未明确万和公司应当向袁国强发放涉案提成款。2019年8月19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2019）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22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将袁国强使用手机截屏显示的内容，确为与此《公证书》相粘连的附件共5页所显示的内容，上述公证内容系公证员彭某在现场操作过程中截图打印所得，与实际情况相符。此《公证书》的落款处有公证员彭某的签章以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签章。袁国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未在举证期间届满十日前提出，一审法院不予许可。以上事实，有袁国强、万和公司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涉案《委托合同》系袁国强与万和公司签订，万和公司辩称涉案信托项目的权益和责任应由上海分公司享有和承担，与万和公司无关，袁国强起诉主体错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为万和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袁国强剩余四笔提成款。一审法院认为万和公司应当支付，理由如下：第一，袁国强与万和公司签订涉案《委托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袁国强与万和公司已经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第二，北京信托已依约向万和公司支付了涉案信托项目的两笔服务费，涉案《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已履行完毕；第三，万和公司已向袁国强发放两笔提成款，涉案《经纪人管理制度》载明，证券经纪人通过客户在公司交易时所创造的净手续费收入，公司按照规定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支付证券经纪人的代理服务报酬。故万和公司发放提成款的流程为，经纪人完成委托事项后方可提取代理服务报酬。万和公司已支付袁国强两笔提成款，可视为按照万和公司公司制定的《经纪人管理制度》，袁国强符合提取代理服务报酬的前提，即完成了委托事务；第四，涉案两笔提成款发放时间相隔一个月有余，万和公司辩称该两笔提成款均发放错误，但万和公司未对款项发放错误做合理说明，未提交款项发放错误的相关证据，未向袁国强追回涉案两笔提成款，未对该两笔提成款提起民事诉讼，万和公司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万和公司在本案中未如实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万和公司庭后未将涉案万和证券邮件系统邮件截图的核实情况如实告知一审法院，万和公司隐瞒本案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采信袁国强的主张，万和公司应当依约向袁国强支付剩余四笔提成款352939.08元（88234.77元×4）。万和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给袁国强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袁国强诉请万和公司支付自2018年6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国强支付提成款352939.08元及利息（以352939.08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44元（已由袁国强预交），由万和公司负担。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确认被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万和证券邮件系统发送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但主张上海分公司起草错误。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完成了委托事项。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完成委托事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上诉人上海分公司副总向上诉人总经理发送的电子邮件，上诉人在二审中确认该邮件的真实性，该邮件载明在收取北京信托第二年咨询服务费后拟分期对被上诉人等营销团队成员分配提成。现上诉人认可北京信托已实际支付上述咨询服务费，且上诉人上海分公司在诉讼前已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部分提成款，原审据此推定被上诉人已完成委托事务，并无不当。第二，上诉人总经理冯某向被上诉人发送的短信并未否认提成的正当性，仅表明提成未发放的原因是税务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据此，亦可推定被上诉人已经完成委托事项，有权获得提成款。第三，关于提成的数额，上诉人主张其上海分公司前期对提成的计算和分配有误，导致上诉人将承担不必要的税费，但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上海分公司的计算与《委托合同》和《经纪人管理制度》不符，亦未举证证明该提成分配方式违反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税费承担约定，故上诉人拒绝按原方案发放提成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744元（上诉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彭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