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6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龙穴大道中路****之自编号**。法定代表人：郜永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炽豪，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沙支公司，住广东省，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富汇街**101铺首层****v>负责人：何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玲，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员工。上诉人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沙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4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1**民初449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在车上人员座位险（驾驶员）限额范围内赔偿林怡公司100000元；2、请求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承担。林怡公司在二审庭上对第一项上诉请求修正为，改判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限额范围内赔偿1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案外人乔长顺受伤是在卸货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属于驾驶使用车辆期间，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林怡公司赔付相应款项。1、在本案中，当时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就是案外人乔长顺，一审法院没有确认案外人乔长顺为案涉车辆驾驶员显然违背客观事实，应当予以纠正。2、案涉车辆属于运输车辆，其作用及用途就是用于运输货物，运送、装卸货物是案涉车辆的主要功能，那么停车装货或卸货当然也是对案涉车辆功能的使用。案外人乔长顺在卸货时当然属于“正在驾驶使用案涉车辆”，本案意外事故发生在“使用案涉车辆过程中”，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3、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并未将车辆停车装卸货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列为免责条款，免责或拒赔事项当中不存在“案涉车辆停车装卸货”这一情形。一审法院以及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认为只有在行使过程中才属于使用，是限制了车辆的使用功能，是对案涉车辆功能用途的狭隘理解。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存在严重错误。1、林怡公司提交的几份广州市南沙区第一人民医院（抬头为“乔长顺”）的医疗费发票为真实的，原件也早己交由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办理理赔手续。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也确认收取了林怡公司提交的4份医疗费原件。关于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所述医疗费发票被案外人乔长顺取走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撑。故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虽然林怡公司没有出示证据原件，但能够提交复印件且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当对林怡公司提交的医疗费发票予以认可。2、关于林怡公司提交的证据《处警经过》，该证据同样已经提交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在该证据可以清晰看到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用于存放资料的档案卷（上面清楚写明“阳光保险”字样）。该组证据是真实存在的，所记载内容也是真实的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对该证据事实上已经接收并对此认可。三、本案案涉保险设置的目的就是针对驾驶员自己发生意外事故所造成自己人身受到损害时进行赔付，以达到防范损失，转嫁风险的目的。1、一审法院裁判认为案外人乔长顺的受伤不属于本案保险合同保险范围，显然是从根本上错误理解、错误适用涉案保险“车上人员座位险（驾驶员）”。2、本案案涉保险的名称为“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而不是“车上人员责任险”或者“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案涉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承保的对象就是驾驶员（司机）本人，就是赔付驾驶员（司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所受到的意外事故所造成损失。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根本就是没有正确理解、正确认知“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错误理解该保险，错误适用法律，应当进行纠正。3、林怡公司作为运输公司，指定的驾驶员必定是公司员工，司机驾驶使用车辆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也应当属于工伤，一审法院以工伤赔付不能向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主张理赔，显然是对该险种的根本性认知错误，也是法律适用错误。4、保险合同从未限制赔偿责任必须为某一种或某几种责任，也没有约定拒赔工伤待遇赔付。案外人乔长顺作为驾驶员发生了意外事故，意外发生时属于“使用案涉车辆期间”，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也向案外人乔长顺承担了赔偿责任，完完全全符合保险合同约定，本案也不存在其他免责或拒赔事项。一审法院裁判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无需理赔当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进行纠正。四、工伤赔付只是计算损失的一种方式，工伤赔付与人身损害赔付是均是伤残，只是评定标准、赔偿标准不一致，二者都是为了弥补伤残损失。保险合同并未明确禁止工伤赔付存在免责条款，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禁止保险合同不能赔付工伤伤残赔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从根本上错误理解“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而且裁判思路、裁判依据也存在严重错误，没有正确理解本案的保险合同关系，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所以请二审法院依法进行纠正，改判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在限额范围内进行理赔。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辩称：林怡公司主张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应适用保险法第65条第6款规定。而从保险法第38条看，车上人员被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担任驾驶人驾驶被保险车辆驾驶时造成人身伤亡。发生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车辆为驾驶中，而本案发生事故的背景是驾驶员已经停车下车卸货，故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林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驾驶员）的责任限额内赔付林怡公司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金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公司）作为投保人就粤Ａ×××**车辆在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林怡公司，车辆行驶证车主为金盾公司，机动车种类为半挂牵引车，车辆使用性质为营业货运；承保险种包括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承保1座，每座限额1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8月18日0时至2018年2月17日24时。诉讼中，林怡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与金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亲兄弟关系，粤Ａ×××**车辆登记车主为金盾公司，但实际由其使用。该次投保的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处记载“本投保人兹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填写真实，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说明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商业保险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各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赔偿处理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领取了保险条款，阅读并充分理解相关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上述内容处加盖有“广州市金盾运输有限公司”字样公章，林怡公司于诉讼中认可该投保单的真实性。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于诉讼中提供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下简称《保险示范条款》），主张《保险示范条款》即为案涉保险的保险条款。《保险示范条款》第三十八条至第五十条就“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作出约定，第三十八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第三十九条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人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涉及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以法院或仲裁机构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第四十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诉讼中，林怡公司对《保险示范条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其未见过该条款，但其认可《保险示范条款》第三十八条的内容属于对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人）这一险种的定义。林怡公司、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均认可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人）的性质属于责任保险。林怡公司就被保险车辆提供的行驶证复印件显示，车辆类型为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为金盾公司。林怡公司提供的乔长顺驾驶证复印件显示，乔长顺的准驾车型为A2，增驾A2实习期至2016年11月8日。林怡公司提供了两份乔长顺的道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一份显示准驾车型为B2、从业资格类别为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初次领证日期为2008年7月23日、有效起始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有效期限6年，另一份显示准驾车型为A2、从业资格类别为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初次领证日期为2008年7月23日、有效起始日期为2020年7月24日、有效期限至2026年7月23日。林怡公司还提供了在河南省道路运输服务中心运政业务网上办事大厅查询的乔长顺的道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查验信息打印件，显示乔长顺从业资格类别为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状态为从业、有效起止日期为2020年7月24日至2026年7月23日。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对前述行驶证、驾驶证、道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查验信息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另查明，林怡公司主张，乔长顺发生事故后，交警部门以事故发生在停车场不属于其管理为由拒绝出警而没有到场，其为保留相应的事故记录，只得拨打110通知派出所，但派出所人员到场后也只是察看后就离开。林怡公司提供的以《报警回执》、处警经过为拍摄对象的照片显示：《报警回执》记载报警人郜永生于2018年1月2日11时30分报案；处警经过载明报警人为郜永生，记载简要情况为“2018.1.2报警人称其工人（司机）在下粤Ａ×××**拖挂车驾驶室时不小心摔下，导致左眼与身体局部受伤，报警人已通知120把伤员接到医院治疗”。诉讼中，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以《报警回执》、处警经过并非原件为由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处警经过并未提及受伤人员为乔长顺。林怡公司主张其已经将《报警回执》、处警经过的原件交给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表示其仅收到过《报警回执》、处警经过的照片。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还主张，由于林怡公司在事故发生后表示人和车辆都已经不在现场，故其人员未到场勘察，而是直接去往了医院。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用人单位为林怡公司，受伤害职工为乔长顺，记载“我局于2018年12月14日受理乔长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核查情况如下：2018年1月2日10时许，乔长顺在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停车场卸货时，左眼不慎被车门撞伤。经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诊断：‘1.左眼眼睑裂伤；2.左眼挫伤（1）创伤性前房积血（2）外伤性晶体移位’；2.左眼继发性青光眼”，后经河南省人民医院诊断：‘1.左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2.左眼人工晶体悬吊术后；3.左眼玻璃体混浊；4.左眼硅油留存；5.左眼人工晶体眼；6.左眼外伤玻切术后’。其情形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记载被鉴定人为乔长顺，用人单位为林怡公司，受伤事件为2018年1月2日。鉴定结论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七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未达级，停工留薪期从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7月1日。乔长顺因工伤保险待遇引发的劳动争议以林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28日作出穗南自贸劳人仲案（2019）11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林怡公司向乔长顺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3876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871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61300元、工伤医疗费23046.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60元、护理费304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38712元、劳动能力鉴定费390元，共计351736.38元。仲裁裁决书记载，乔长顺在该案中诉称，其于2017年12月26日入职林怡公司担任司机岗位，于2018年1月2日在工作中受伤。乔长顺在该案中主张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两次住院发生医药费18238元，在郑州新世界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发生门诊费5983.56元。仲裁裁决书对乔长顺主张的医疗费中的23046.38元予以认可（含住院医药费18238元、门诊费4808.38元）。后乔长顺不服前述仲裁裁决，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乔长顺在该案中的财产保全申请，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粤0115民初60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林怡公司名下价值351736.38元的财产。后经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乔长顺与林怡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粤0115民初6026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记载乔长顺在该案中诉称，其于2018年1月2日在码头提完货回到林怡公司停车场卸货时被车门撞到眼睛部位导致眼睛受伤，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在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继续治疗，2018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再次治疗。调解协议约定乔长顺于2019年12月24日申请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解除对林怡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林怡公司在银行账户解除冻结之日起7天内向乔长顺一次性支付351736.38元。后林怡公司分多次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乔长顺付款合计351736.38元，其中2019年12月30日支付51736.38元、2019年12月31日支付50000元、2020年1月1日支付100000元、2020年1月2日支付150000元。诉讼中，林怡公司主张，在仲裁裁决认定的范围之外，其因治疗乔长顺另行支出了医疗费，其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赔偿该些医疗费中的22690.32元，该22690.32元中的22615.48元系乔长顺前期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治疗发生，故其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承担的金额合计为374426.7元（351736.38元+22690.32元）。为证明在仲裁裁决认定的范围之外的医疗费的发生，林怡公司提供了三张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复印件、三张POS签购单复印件作为证据。三张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中一张显示患者姓名为乔长顺、金额74.84元，一张显示患者姓名为乔长顺、金额22615.48元，余下一张的患者姓名、金额均模糊不清、无法识别。三张POS签购单显示尾号为8682的银行卡于2018年1月2日向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支付2000元，尾号为7267的银行卡于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13日向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分别支付2000元、20000元。诉讼中，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以前述三张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三张POS签购单并非原件为由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林怡公司主张两张银行卡均为其法定代表人郜永生所有。林怡公司还主张前述三张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的原件均已交给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表示虽然其确有收到过林怡公司医疗费票据，但不确认就是前述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而且其已经将收到的医疗费票据交还乔长顺。再查明，林怡公司主张，其系广州市南沙区豫商道路运输商会成员，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曾向广州市南沙区豫商道路运输商会出具保险方案，承诺在理赔时不需要司机从业资格证，司机无从业资格证不属于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的免责事由。林怡公司提供的名为《广州市南沙区豫商道路运输商会车辆保险方案》的文件无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盖章，在首页下方注明日期为2019年4月、承保单位为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其第10页就“理赔服务特别约定”记载“（司机）免从业资格证”。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主张，前述保险方案仅为其业务员向运输商会发送的一个方案，商会会员可以选择该方案投保，但案涉保险单中并未有免除从业资格证的约定，未体现该方案，而且该方案发送时间是2019年4月，而案涉事故发生于2018年1月，不在该方案的适用期内。又查明，林怡公司基于同一事故，以其在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处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为由将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20）粤0191民初4500号。在（2020）粤0191民初4500号案中，林怡公司请求判令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在雇主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付其348000元（包括伤残赔偿限额300000元、医疗费30000元、误工费18000元）。林怡公司表示，其在本案和（2020）粤0191民初4500号中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承担的合计金额为374426.7元，其在两案中诉请的合计金额之所以大于374426.7元，系其考虑到会存在免赔或者因其他原因而部分得不到法院支持，至于赔偿款在本案和（2020）粤0191民初4500号案中如何分配，由法院依法认定。诉讼中，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主张，其认为案涉事故已经超过两年索赔期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规定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林怡公司主张其曾就本案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5民初6744号。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对林怡公司的该说法予以确认。（2019）粤0115民初6744号立案日期为2019年9月5日。一审法院认为：金盾公司就案涉车辆向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投保单，作为投保人的金盾公司明确声明自己已经收到了保险条款。林怡公司虽然否认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提供的《保险示范条款》的真实性，却未提供金盾公司收到的保险条款作为相反证据，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主张《保险示范条款》即为案涉保险的保险条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从《保险示范条款》第三十八条的内容来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担任驾驶人或者被保险人允许的人员担任驾驶人时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而由该驾驶人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该险种的性质属于责任保险，故本案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根据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前述定义，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标的系驾驶人侵权行为引发的赔偿责任，即使是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在其自己不实际驾驶车辆时，也不属于作为保险标的的赔偿责任的负担主体，当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不存在时，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林怡公司属于具有拟制人格的法人，其自身不可能成为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虽然林怡公司的确因乔长顺受伤而向乔长顺承担了赔偿责任，但该赔偿责任的存在是基于林怡公司与乔长顺之间的劳动关系而非林怡公司作为驾驶人对乔长顺实施了侵权行为，该赔偿责任与作为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标的的赔偿责任并非同一责任。因此，林怡公司不属于作为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标的的赔偿责任的负担主体。虽然林怡公司主张乔长顺是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但仲裁裁决书、民事调解书所记载的乔长顺诉称内容均未提及事故发生于乔长顺驾驶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工伤认定决定书》也仅记载事故发生于乔长顺在停车场卸货时。至于处警经过，林怡公司并未就该处警经过出示原件，而即使该处警经过真实存在，其中关于司机在下被保险车辆驾驶室时不小心摔下等内容也仅仅是对报警人单方陈述的记载，并无公安机关对此予以确认的证据。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乔长顺在事故发生时属于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此外，驾驶人对自身造成损害的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驾驶人也不可能因为对自身造成损害而对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即使乔长顺在事故发生时是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其也不属于作为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标的的赔偿责任的负担主体和赔偿对象。综上所述，林怡公司和乔长顺均不需要就案涉事故承担车上人员责任险所定义的赔偿责任，案涉事故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事故，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无论林怡公司因案涉事故向乔长顺赔偿的情况如何，其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基于车上人员责任险向其支付保险金均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关于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问题。林怡公司主张案涉事故属于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的赔偿范围，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应当承担赔付责任。本案所涉及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在《保险示范条款》第三十八条的定义是“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本案中，涉案事故受害人是乔长顺。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记载“我局于2018年12月14日受理乔长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核查情况如下：2018年1月2日10时许，乔长顺在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停车场卸货时，左眼不慎被车门撞伤……”、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15民初6026号民事调解书记载“乔长顺在该案中诉称，其于2018年1月2日在码头提完货回到林怡公司停车场卸货时被车门撞到眼睛部位导致眼睛受伤……”。根据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及另案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均认定乔长顺发生涉案事故时，乔长顺是在停车场卸货时发生身体受伤事故的事实，并非发生在涉案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该事故不属于涉案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保险事故的范围内，故阳光保险公司南沙支公司无需对该事故承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的保险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林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林怡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嘉璘审判员  汤 琼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罗 钰书记员  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