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9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屈玲，女，196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退休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玲，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虹，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白俊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林辉，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跃全，北京市嘉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屈玲因与被上诉人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2民初10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屈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玲、兰虹，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林辉、常跃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屈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我方不仅出具了大量的书证，还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前后矛盾，且在华融信托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我明知刘胜军是财务人员，不是销售人员是错误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的认定相反，是华融信托公司通过邮件、口头、交易习惯等方式告知我刘胜军具有授权。二、在本案中我不仅主张刘胜军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还认为刘胜军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或者是间接代理行为，刘胜军是为了华融信托公司利益才从事的资金募集行为，刘胜军行为至少构成表见代理，我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交大量的证据充分证实了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我提供的证据视而不见，却仅以我和华融信托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否认华融信托公司知情且许可刘胜军作为资金召集人的事实，否认刘胜军作为华融信托公司员工，在其办公场所进行资金召集行为，否认华融信托公司存在巨大管理过错的事实，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歪曲事实。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刘胜军明知自己代理行为是违法行为，仍然实施。华融信托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胜军行为违法未做反对表示，应承担连带责任。依照相关规定，金融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则应当全额赔付消费者损失，根据民法的当然解释中举轻以明重，既然金融机构对并非自己发行的金融产品都应尽到适当性义务，更应当对自己发行的产品、自己员工行为、自己过错承担全额赔付的责任。四、我之所以与刘胜军签订自己募集协议是存在交易背景，华融信托公司自2008年起就存在这种交易模式，由员工作为小集合的召集人向社会募集资金后和华融信托公司签订协议，这种交易模式华融信托公司全员皆知，广泛推广，华融信托公司在新疆公司的领导何宝庆、北京总部领导孟娜均知情且推广以完成公司业绩，而非个人利益，资金召集人并非个别员工而是涉及华融信托公司众多员工，通过这种交易模式，华融信托公司完成了经营业绩，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现在出现了问题，就立刻摆脱责任，拒绝赔偿，严重违反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华融信托公司作为强势和巨大的金融机构，普通投资者是弱势群体，我是基于对华融信托公司的信任才和刘胜军签订协议，我和刘胜军并不认识，签订协议时也根本无法预见刘胜军的行为不是公司行为。五、我是基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求公平正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无视大量证据和事实，无视华融信托公司存在巨大过错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让强大的从违规行为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金融机构承担丝毫过错责任，反而让无辜的弱势普通投资者自己承担全部损失，完全不符合公平、诚信及公序良俗原则，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华融信托公司辩称，屈玲的损失，系案外人刘胜军谎称代我公司发起一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以下简称“安居2号”），骗取屈玲人民币110万元所产生，通俗地说就是刘胜军诈骗了屈玲的钱。屈玲本应直接起诉刘胜军来挽回损失，对我公司的起诉完全是基于刘胜军可能缺乏赔偿能力的考虑进行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论一审还是上诉中，屈玲从来都没有说清楚其到底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我公司需要对刘胜军的诈骗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我公司与屈玲之间既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侵权的法律关系，无需对屈玲被案外人刘胜军诈骗产生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屈玲离开基本的法律关系在一些与本案无关的枝节问题上纠缠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一、屈玲与我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一审查明，刘胜军以其个人名义与屈玲签订一份名为《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资金募集协议》（以下简称《资金募集协议》），协议约定由刘胜军汇集12名投资者的资金550万元用于投资“安居2号”，其中屈玲认购110万元，具体安排为（1）投资人将资金转入刘胜军个人账户；（2）刘胜军出面与我公司签署投资信托计划的文件；（3）刘胜军作为召集人负责将汇集的资金投入信托计划，并将从信托计划获得的分配再分配给投资人。此后屈玲将110万元分三笔转至《资金募集协议》中约定的刘胜军个人账户。“安居2号”确为我公司发起设立的一只真实存在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但刘胜军并未对该信托计划投资。因此，即使刘胜军没有欺骗屈玲，按照《资金募集协议》约定对“安居2号”进行投资（需由刘胜军作为委托人与我公司签署投资该信托计划的信托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刘胜军是屈玲的代理人，是我公司的交易对手而非我公司的代理人。刘胜军不可能既代表屈玲又代表我公司自己和自己签合同。既然屈玲已经与刘胜军用明确的合同约定由刘胜军作为其代理人与我公司对信托计划进行投资，就根本不存在屈玲误认刘胜军有权代表华融信托公司的所谓表见代理的可能性。二、我公司与屈玲之间不存在侵权的法律关系。一审查明，对信托计划投资委托人至少需要投资在100万元以上，通常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且投资金额越大预期收益越高。投资人私下成立“小集合”对信托公司依法发行的信托计划进行投资，目的在于规避信托计划投资人的资金门槛要求，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所采用的手段是向信托公司隐瞒真实投资人的信息，不难理解，所谓的“小集合”集中多个投资人资金由一名代理人出面投资信托计划的行为，其本身就是通过对信托公司隐瞒委托人的真实情况来追求更高的投资预期收益率，我公司对外资金运用端的收益是固定的，支付的预期收益率越高，我公司自身留存的信托报酬相应会减少。因此，我公司既不是“小集合”的参与者，也不是“小集合”的受益者，“小集合”投资人应当自行承担该环节代理人对投资人欺骗所产生的风险。信托计划作为一种私募的金融产品不是向公众投资者募集，我公司的内部员工有获得公司发行产品信息的条件，为内部员工及其亲友通过“小集合”方式投资信托产品创造了条件，这种现象不应解读为信托公司的募集行为，应理解为内部员工私下进行的个人行为。综上所述，屈玲的损失应由案外人刘胜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屈玲的上诉请求。 屈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融信托公司支付认购金110万元，并判令华融信托公司支付2019年3月至本案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0日利息为5.775万元［（110万元×0.078／12×5）＋（110万元×0.06／12×4）］。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0日，华融信托公司向社会发布“安居2号”募集完成公告，内容为：“由华融信托公司推出的‘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推介工作已经结束，实际募集信托资金为人民币1.214亿元。根据信托文件约定，信托计划本期于2017年8月10日募集完成，募集资金自2017年8月10日起计算收益。本公司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将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严格按照信托文件约定，审慎处理本信托计划的各项事务。”同日，屈玲与时任华融信托公司财务部出纳的刘胜军签订“安居2号”《资金募集协议》一份，屈玲为认购人，刘胜军为召集人。《资金募集协议》约定：“认购人屈玲认购金额110万元，认购金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为20％，合同金额550万元；认购人指定银行账户（返还本益），屈玲账号622208**********；召集人指定银行账户（缴款及清算分配），刘胜军622208******8639。‘安居2号’是指华融信托公司针对个人客户发行的‘安居2号’。本协议受益人取得的信托利益为A2类：预定期限为24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8％；收益核算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后每年的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以及信托计划终止；收益分配日为核算日之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次信托计划成立日期为2017年8月10日，自该日起计算信托收益。参与本次资金募集的认购人共12人，募集资金共计550万元，用于购买华融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本次募集以刘胜军为召集人，并以刘胜军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署有关信托协议等资料，并按照信托协议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其他认购人不需签署协议并提供有关资料。召集人不承担认购人的投资风险，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不支付认购人资金在召集人账户期间的利息，但应保证认购人资金在汇入华融信托公司前以及华融信托公司汇入召集人账户后本金及收益的安全。认购人应在华融信托公司规定日期前1-2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汇入召集人指定账户，召集人应在信托协议规定的日期将认购资金汇入华融信托公司指定账户。…召集人应于收到信托计划收益后2个工作日内将应属于认购人的部分划入其指定账户，……信托合同结束后，召集人应在收到华融信托公司划来的本金和收益后，在2个工作日内将各认购人的本金及收益汇入认购人指定的账号。参与本次资金募集的认购人以各自出资为限获得信托投资收益并承担投资风险…”。屈玲于该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8月9日上午11时许分三笔向刘胜军的指定账户内汇入资金共计110万元。但是，刘胜军未能就屈玲等人的认购投资与华融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也未将募集的屈玲等人的资金交付给华融信托公司。之后，刘胜军按照募集协议约定通过其名下账户先后向屈玲的账户内转入分配收益至2019年3月27日。2019年6月24日，刘胜军向华融信托公司负责人说明其违规募集资金的情况并提交了相关的资料。华融信托公司经核查认为刘胜军有犯罪嫌疑，遂于6月25日委派四名工作人员携带资料陪同刘胜军前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自首。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审查于2019年6月26日18时将涉嫌合同诈骗的刘胜军刑事拘留，后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包括屈玲在内的众多受害人得知刘胜军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后均向侦查机关进行了报案。目前，该刑事案件尚在公诉审查阶段。屈玲遂以刘胜军与其签订协议收取资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将华融信托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如诉。审理中，屈玲又以华融信托公司放纵其员工进行资金募集，对员工未尽到监管职责，导致其遭受损失为由，主张由华融信托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查，华融信托公司的个别员工经常在公司内部网络系统内发布针对某个信托计划的认购资金募集信息，推举某个员工或者员工的亲属作为召集人向亲朋好友募集资金，再由召集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并将募集的资金汇总后交付给华融信托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信托公司是一种金融机构，但其与银行不同，信托公司不能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信托公司可以通过设立信托计划来募集资金，并将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相应的项目。投资者根据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计划募集公告的要求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将自有资金交付给信托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项目的投资。信托公司按照与认购人的合同约定的年化收益率和投资期限分配收益和返还本金。本案存在以下三点争议及法律认识问题：第一，关于案外人刘胜军与屈玲签订协议收取信托计划认购资金并支付投资收益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涉案资金募集协议明确约定“本次募集以刘胜军为召集人，并以刘胜军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署有关信托协议等资料”。屈玲的资金亦是转入刘胜军的个人账户，所谓的投资收益也由刘胜军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给屈玲。因此，屈玲与刘胜军之间构成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资金募集协议的相对方为屈玲与案外人刘胜军，屈玲与华融信托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合同关系。屈玲提供的证据中的小集合募集资金的电子邮件虽然在华融信托公司的内部网络发送，但发件人系不特定的华融信托公司员工且以其个人名义发布，邮件的接收人为个别人员，并非华融信托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的通告，也不是华融信托公司委托某个员工作为资金募集的召集人。该种小集合募集资金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且屈玲不能证实召集人的行为得到华融信托公司的授权。作为募集涉案资金的召集人刘胜军在与屈玲签订协议时，系华融信托公司的财务部出纳，其职责范围是从事财务工作，并非华融信托公司委托的信托计划产品的销售人员。屈玲对此是明知的，不是善意第三人。鉴于此，刘胜军与屈玲签约并接收认购资金和支付投资收益属于个人行为，不是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的事项，不构成职务代理。又基于屈玲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华融信托公司曾经委托刘胜军对外违法签订过《资金募集协议》，故屈玲提出刘胜军的日常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或者无权代理的诉求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华融信托公司对屈玲遭受的损失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问题。侵权责任所保护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侵权人分为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直接侵权人是指直接从事侵权行为的人。间接侵权人是指虽未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但因为其行为与直接侵权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或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他负有监督、管理直接侵权人，防免损害发生的义务，而由于他未尽该义务导致侵权损害后果发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人。间接侵权的主体责任主要表现在：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二、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据此，除了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以外，只有两种与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可以作为侵权责任的主体。即：一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雇主责任”；二是监护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华融信托公司的员工刘胜军实施与屈玲签订资金募集协议并收取屈玲的钱款的事项，其行为并非执行职务，故华融信托公司既非间接侵权人，也不是例外情形下的侵权人。屈玲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本案可否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刘胜军与屈玲签订资金募集协议，并收取屈玲等人的认购资金，却未与华融信托公司签订认购合同购买相应的信托计划产品，导致屈玲等人的财产遭受损失。刘胜军已就此涉嫌犯罪行为投案自首，且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批准逮捕，屈玲等受害人也均向侦察机关进行了报案。因此，屈玲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或者等待刘胜军的刑事案件作出最终结果后再行寻求救济途径。综上所述，屈玲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悖事实，且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屈玲对华融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屈玲提交：证据1．电话录音（系2019年11月24日和华融信托公司领导王新伟之间的谈话），证明从2008年开始，华融信托公司一直以小集合的方式通过其员工募集资金再向公司购买信托产品，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操作模式，故刘胜军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王新伟是该公司领导，小集合有关通知均能在其邮箱中收到，说明公司是明知并鼓励的；证据2．华融·财信集团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期），刘胜军与宋玉娟签订的《资金募集协议》，证明在屈玲购买安居2号产品前，华融信托公司员工刘胜军还担任另一信托计划召集人并和宋玉娟签订了募集协议，该合同也是在刘胜军办公室签订，华融信托公司的员工朱晓佳让宋玉娟去找刘胜军购买的该信托产品；证据3．杨安琪与刘胜军签订的《资金募集协议》，证明杨建明的女儿杨安琪即是通过华融信托公司办公室内网邮箱给他推介的信托产品，杨安琪让其父亲杨建明从刘胜军手中购买了安居2号，华融信托公司系一直采取小集合方式销售信托产品；证据4．新银保监信复202005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华融信托公司确实存在公司员工通过小集合的方式汇集他人资金的情况，何保庆作为公司领导，相关的责任正在查处中，华融信托公司不只是刘胜军在对外签订募集协议，是若干员工对外募集资金，对此，华融信托公司知晓并且是明知的；证据5-6，证人宋玉娟、于超英的证言，证实购买信托产品均是在华融信托公司员工的介绍下并在华融信托公司签订的协议，华融信托公司设计此种模式并让其员工募集资金，签约人均是基于对华融信托公司的信任，并认为是与华融信托公司签订的合同而并非系与员工个人。对上述证据，华融信托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录音证据认为不排除是否经过剪辑，对录音中是否系王新伟的声音无法确认，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并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合同系在华融信托公司办公室签订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称无法确认是否系银保监会出具的文书，需要庭后核实；对证据5-6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人所说内容无法确认，同时认为证人虽称其系认识我公司员工才去签的合同，但合同都是与个人签的，不能证实系与公司签订的合同。对屈玲提交的以上证据2、3、5、6的真实性，华融信托公司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证据4华融信托公司虽称无法确认，但并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对以上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其证明力问题，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并在说理部分一并阐述。 经二审审理，除对一审认定：“目前，该刑事案件尚在公诉审查阶段”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其余认定事实均予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9年9月20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受理了屈玲等人信访事项，经核查后作出新银保监信复20192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答复内容为：“1．关于来信反映的‘华融信托采用信托计划召集人的方式，在信托合同下再签分协议募集资金推介产品，由召集人定期分配本金收益’问题。经核查，‘华融信托’公司员工刘胜军等人存在汇集他人资金并与资金委托人签订《资金募集协议》，用以汇集资金认购本公司信托产品，定期向资金委托人分配本金收益的现象。不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第3号）第五条‘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第十一条‘……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等规定。我局已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整顿肃清公司员工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的违规行为，切实履行对合格投资者的尽职审查职责，并正在采取相应监管措施。２．关于来信反映的‘刘胜军挪用资金行为，华融信托公司应付直接责任’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据我局获悉该案件已由经侦部门立案调查，建议等待司法部门调查、判决结论”。2020年1月15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再次作出（新银保监信复202005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就案涉华融信托公司信访事宜核查后，作出答复意见为：“1．经核查，华融信托公司存在由公司员工汇集他人资金并与资金委托人签订《资金募集协议》，用汇集资金认购本公司信托产品，定期向资金委托人分配本金收益的情况。我局已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整顿肃清公司员工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的违规行为，切实履行对合格投资者的尽职审查职责，并正在采取下一步监管措施。……”。 再查明，2020年4月14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刘胜军犯合同诈骗罪一案，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山区法院）提起公诉，天山区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依法作出（2020）新0102刑初8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胜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人民币1200万元（其中，包含被害人屈玲的110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扣缴在案的赃款27万元按比例向被害人发还，不足部分，责令刘胜军继续予以退赔。该刑事案件宣判后，刘胜军未上诉，该刑事判决书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胜军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二、刘胜军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屈玲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关于刘胜军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依据该规定，在认定法人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时，应当结合行为是否属于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范围、是以谁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等因素作出认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刘胜军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理由如下： 首先，信托公司作为一种有别于银行的金融机构，其不能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其交易模式为：信托公司通过设立信托计划来募集资金，并将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相应的项目；投资者根据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计划募集公告的要求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将自有资金交付给信托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项目的投资；信托公司按照与认购人的合同约定的年化收益率和投资期限分配收益和返还本金。而从本案涉案合同载明内容及履行情况反映，刘胜军与屈玲签订的《资金募集协议》中明确约定：“本次募集以刘胜军为召集人，并以刘胜军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署有关信托协议等资料。召集人应保证认购人资金在汇入华融信托公司前以及华融信托公司汇入召集人账户后本金及收益的安全”，则依其约定的交易模式为：投资人将资金转入刘胜军个人账户→刘胜军出面与华融公司签署投资信托计划的文件→刘胜军作为召集人负责将汇集的资金投入信托计划→刘胜军将从信托计划获得的分配再分配给投资人。由此不难看出，屈玲资金信托的对象并非华融信托公司，屈玲本意也并非以自己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发生合同法律关系，而将资金交给刘胜军，委托刘胜军并以刘胜军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缔结合同。由此，刘胜军并非系代表华融信托公司与屈玲签订了涉案合同并收取了款项。同时，通过屈玲提交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出具的答复意见书所载内容亦可反映，员工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系属违规行为。 其次，从刘胜军在华融信托公司的职责看，其系华融信托公司财务部出纳，其作为公司出纳的职权范围本应为办理公司的现金收付，银行结算及有关账务，保管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及有关票据等工作，而对于对外募集信托计划资金事宜本不应属于出纳的职责范围，故在屈玲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华融信托公司授权刘胜军对外募集资金或其职责变更的前提下，刘胜军以召集人身份与屈玲签订安居2号《资金募集协议》的行为已超出其职权范围，华融信托公司事后亦未对此行为予以追认。 最后，从案涉《资金募集协议》的形式反映，签约人为刘胜军与屈玲个人，合同上并未加盖华融信托公司的任何印章，刘胜军也未以华融信托公司的名义与屈玲签订合同。并且已生效的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刘胜军的行为系个人实施的诈骗行为。 综上，屈玲虽主张刘胜军系职务行为，却未能举证证明刘胜军签订合同时取得华融信托公司授权，故刘胜军的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特征，屈玲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胜军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 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虽然实际无代理权，而有可使相对人信任其有代理权的理由，因而使本人对第三人负授权之责任的无权代理行为。表见代理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根据法律规定，表见代理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构成要件：其一，须是无权代理行为；其二，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其三，行为人无权代理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有权代理的表象；其四，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权代理。具体到本案，本院认定意见如下： 第一，如上所述，作为行为人的刘胜军系属无权代理符合上述第一个构成要件； 第二，行为人刘胜军并未以华融信托公司的名义与相对人屈玲签订合同，而是以个人名义与屈玲签订《资金募集协议》，且从协议内容反映，屈玲委托刘胜军并约定以刘胜军名义为其向华融信托公司认购安居2号信托计划项目，其委托的对象系刘胜军而非华融信托公司。 第三，行为人无权代理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有权代理的表象问题。从屈玲提交的大量证据可以显示，华融信托公司内部长期存在公司员工作为召集人，通过向员工及其介绍的亲戚朋友募集资金的方式，并以召集人的名义向公司购买信托产品的情形，以及银保监会对此已予责令整顿，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查处，华融信托公司相关领导对此情形未予制止。同时，此前屈玲等投资者也已按此模式投资了其他信托计划项目并获益。此类种种现象可以认定为华融信托公司由于内部存在监管混乱和职员违规操作的问题，确实导致屈玲等投资人误认为员工私下的募集行为系代表华融信托公司履行职责的外观表象。 第四，对于委托人屈玲是否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当谨慎，按照日常生活经验、交易惯例及金融机构的相关指引进行判断。涉案安居2号信托计划属于一种私募的金融理财产品，根据的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项：“（一）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以及第十一条第二项：“（二）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的规定，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而本案中，从主观认识方面分析，屈玲作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其具备购买理财产品的一般知识，并知晓向信托公司认购信托项目与委托他人认购的区别所在，也明知信托交易的流程以及信托计划对投资人资金门槛等要求，但为追求更高的投资预期收益率，依然选择在金融机构正常的交易流程之外参与“小集合”模式集中多名投资人资金，与刘胜军签订协议并约定由刘胜军出面为其购买信托计划项目。所签订的《资金募集协议》无论从其合同形式还是内容，以及具体履行情况明显不符合信托公司的交易流程和交易方式，同时，屈玲对协议主体并非华融信托公司而是刘胜军，合同上未加盖华融信托公司印章，投资款项未打给华融信托公司而是交付给刘胜军等反常事项未加关注，对自身权利存在疏忽，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且其行为明显违背了上述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的规定，存在为追求高额利益而有意规避信托交易相关规定，故其不应属于善意无过失的当事人。 综上，刘胜军的无权代理行为虽在客观上形成有权代理的表象，但不具备表见代理的其他构成要件，故本案不符合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标准，刘胜军签订涉案募集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三、关于屈玲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 本案中，屈玲向华融信托公司主张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有二：一是刘胜军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由此认为与华融信托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故而主张违约责任；二是在一审审理中，屈玲还以华融信托公司放纵其员工进行资金募集，对员工未尽到监管职责，导致其遭受损失为由亦提出了由华融信托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 经本院审查认为，刘胜军的行为既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故无法认定华融信托公司与屈玲形成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屈玲主张基于合同关系向华融信托公司主张民事权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此情形下，对于屈玲在本案中主张华融信托公司存在严重过错故要求华融信托公司对其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之诉请，从减少诉累，节省诉讼资源以及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对此在本案中也一并予以审理并无不当，亦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 对于屈玲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定意见如下： 刘胜军作为华融信托公司财务人员，以募集资金购买华融信托公司信托产品为名，并以召集人的身份骗取他人资金后，未将汇集资金用于购买约定的信托产品，而是擅自挪用，给认购人造成了财产损失，其行为已认定为刑事犯罪，并以合同诈骗罪追究了其刑事责任。但根据屈玲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华融信托公司内部长期存在员工发布某个信托计划的推介信息，并以召集人的身份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华融信托公司及其上层管理人员对此种违规行为放任不监管，直至刘胜军刑事案件事发。此种情形的发生，与华融信托公司对日常经营行为监管措施不力，未履行对合格投资者的尽职审查职责，内部管理制度混乱，对员工的业务违规行为监管严重缺失，存在巨大管理漏洞密不可分，由此给其员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可乘之机，也加大了给受害人造成错误信息和信任度的可能性，华融信托公司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华融信托公司对刘胜军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屈玲在明知涉案交易行为不符合金融机构关于信托交易的相关规定，但基于对投资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且投资金额越大预期收益越高的利益驱使下，放松警惕，通过私下参与投资人“小集合”汇集资金方式，委托刘胜军作为代理人对华融信托公司依法发行的信托计划进行投资，目的在于规避信托计划投资人的资金门槛要求以及追求更高的投资预期收益率，有意隐瞒投资信托计划真实投资人的信息，并将投资款汇入刘胜军指定的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中，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造成资金被骗财产受损亦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结合全案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华融信托公司应对屈玲的本金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并酌定按70%担责，即以刑事判决确定的刘胜军诈骗被害人屈玲的金额110万元为限，并在扣减刑事案件中在案已扣押款项27万元按比例分配后应发还屈玲款项24,750元后，对其余的本金损失1,075,250元，由华融信托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752,675元（华融信托公司对其承担的责任可在刑事追赃获赔范围内减免相应数额），另30%的损失由屈玲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屈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于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2民初10094号民事判决； 二、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屈玲赔偿752,675元（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承担的责任可在刑事追赃获赔范围内减免相应数额）； 三、驳回屈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609.88元（屈玲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19.75元（屈玲已预交），合计22,829.63元，由华融信托公司负担15,980.74元，由屈玲负担6,848.8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艳萍 审判员  何 新 审判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