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80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成，男，1993年2月2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磊、汪基超（实习），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奋勇，男，1976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玉杰，洛阳法律研究会推荐，一般代理。上诉人刘兴成因与被上诉人李奋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兴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磊、被上诉人李奋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玉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兴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2995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提交考勤记录一份，但是该考勤记录实际上是门禁刷卡式打卡，这种打卡记录不像指纹、面容打卡，由于门禁卡任何人都可以持有帮助刷卡，而且代刷门禁卡在中国单位里极其常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对该证据提出了合理怀疑，一审法院不要求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举证，反而要求上诉人拿出相反证据，系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提出合理怀疑后，应该由被上诉人拿出证据证明该考勤记录真实。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提供的私文书证的真实性，该记录并不能说明2014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正常上班，中午没有去过上诉人家借钱。2、一审法院认为党玉梅未出庭不能证明取款凭条、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系错误的，党玉梅该笔银行取款纪录和证人证言都证明了上诉人所借款项来源，也证明上诉人提供借款的事实，且党玉梅可随时接受法庭的调查或出庭作证。3、被上诉人提供的短信记录说明，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催要借款，被上诉人也多次承诺还款，虽然短信内容涉及到刘兴成父亲刘占会，只能说明上诉人是因为其父亲的介绍才认识被上诉人，才将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替其父亲索要借款，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了上诉人父亲委托上诉人代为催要借款和代为收取任何款项。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催要的欠款系其父亲刘占会出借，系对事实认定错误。相反的这些短信都证明了上诉人一直积极的向被上诉人追索欠款。结合还款记录，也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欠款的事实。4、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7月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换条子还款，双方算账，上诉人把借条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没有再给被上诉人打借条。实际上是被上诉人违反约定没有向上诉人再重新出具借条，但双方都认可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提供过书面还款计划。一审法院认为这有悖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是错误的，实践中，因借款分期偿还，偿还一部分后要回原借条，重新出具剩余部分借款的借条或者还款计划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现象。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一审中证人出庭作证均证明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的行为系偿还上诉人借款的的行为，与他人无关。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3民终30号判决也证明了该行为系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欠款的行为。债务的承担方式应依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父亲有委托上诉人代收欠款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代他人催要欠款。被上诉人经上诉人短信催要，一共分12笔向上诉人账户转款30万元的行为，系偿还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借款。而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转款多达12次，如是不当得利，不存在连续转错12次的可能，结合短信记录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是清偿其拖欠的债务，上诉人收取款项是基于原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需向被上诉人返还欠款的判决，对该纠纷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收取款项系基于被上诉人拖欠借款，具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故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奋勇答辩称：原审判决是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正确结论，还事实于真相，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为其父讨债过程中，将答辩人的钱占为己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实属不当得利，理应受到制裁。李奋勇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款项3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奋勇于2014年4月19日向被告刘兴成的父亲刘占会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刘占会现金叁拾万元整。”刘占会于当日向李奋勇账户存入282000元。李奋勇于2014年6月25日向刘占会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到刘占会现金贰拾贰万元整。”刘占会于当日让刘兴成向李奋勇账户转入206800元。上述两张借条与存入金额相差部分为预先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刘占会于2014年7月16日向李奋勇账户存入10200元。李奋勇于2014年7月19日向刘占会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刘占会现金叁万元整。”刘占会于2014年9月22日向李奋勇账户存入15000元。李奋勇于2014年9月25日向刘占会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借条，今借刘占会现金叁万元整。”这两笔借款，借条金额与存入金额相差部分为预先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以及之前借款所欠利息。后原告李奋勇向刘占会银行账户转账315000元。原告李奋勇向刘兴成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分别为：2015年11月20日25000元，2015年11月25日20000元，2015年12月9日20000元，2015年12月12日15000元，2015年12月22日10000元，2015年12月25日10000元，2016年1月31日40000元，2016年2月1日10000元，2016年4月8日50000元，2017年1月24日20000元，2017年7月31日30000元，2017年8月7日50000元。2019年，刘占会以李奋勇为被告提起诉讼，称李奋勇分别于2014年4月19日、6月14日、7月19日、9月25日向其借款共计580000元，后李奋勇分几次偿还315000元，剩余本金及利息没有还，要求李奋勇偿还借款265000元及利息。李奋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审理后认定刘占会出借给李奋勇的借款本金为514000元，李奋勇已偿还315000元本金，下欠199000元本金及利息未偿还。本院判决后，李奋勇提起上诉，称其共偿还刘占会借款本金及利息615000元，借款本金已经还清。刘占会称李奋勇曾向其子刘兴成借款300000元，并已还清，与刘占会的借款无关。二审法院认为，李奋勇主张其向刘兴成转账300000元应予冲抵借款，但债务的承担方式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由债务人李奋勇向第三人履行债务，且刘占会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李奋勇应当向债权人刘占会承担违约责任，李奋勇与刘兴成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后李奋勇提起诉讼，要求刘兴成返还不当得利300000元及利息。庭审中，原告举证有：1、银行账户查询明细16页，拟证明原告分十二次向被告转账300000元。2、被告给原告所发的信息三页，分别是2016年4月30日的“奋勇：你应该不会是卑鄙无耻的骗子，你咋干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我爸对你如此信任，你却不知感恩，你咋想来？你良心何在……”2017年3月11日的“奋勇：年前你说给三万，其余的到三月份给完。结果年前你给了两万，今天已经三月十一号了，你也不吭声……年前我爸保护着你，没让问你再要，你不要不知好歹。把朋友的真心当成你不要脸的资本……你说啥时候给钱？”2017年4月7日的“李奋勇，你不是不要脸，借钱不还装老赖，我爸咋会把钱借给你……”拟证明刘兴成为其父亲刘占会讨要借款。3、原告所在公司的考勤记录，显示2014年10月15日的打卡时间分别为7：56：09、12：03：20、12：55：02、18：01：26，考勤方式为刷卡。拟证明被告说的借款时间，原告在公司上班。被告质证认为，对银行账户查询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了原告向被告偿还欠款。对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被告多次向原告催要借款，且所有短信内容均不显示被告替其父亲追要欠款的内容，也没有其父亲委托催款的证据。2017年3月11日的短信内容与2017年1月24日的还款20000元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原告拖欠被告借款的事实。打卡记录可以修改，门禁卡任何人都可以持有进行代刷，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到过被告家。被告举证有：1、短信聊天记录两页，2017年8月5日，被告说“还没收到，咋会事呢？”原告说“我还没回洛阳，在北京。”被告说“你该转转啊，这又不耽误啥，你别这边弄的在失信了。”原告说“这次不会了！已经备好了。写的8号。我到家就给你打过去。”被告说“上面写的是五天，可不是8号，你记错了，你抓紧啊，可别让在催你了，弄来不美。”原告说：“写的是八号，我还在北京，回去就办，星期一肯定收到没问题。”被告说“那八号等你信息，我给那边要条子，在强调一下，别弄的不美。”原告说“没问题。”2017年8月7日，原告说“钱已转，注意查收。”拟证明被告一直在向原告催要借款，原告向被告借款三十万元未还的事实。2、判决书两份。拟证明原告偿还被告的三十万元与他人无关。3、户名为党玉梅的取款凭条一份，显示党玉梅账户于2014年9月2日取款600000元。《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我于2014年10月借给刘兴成现金30万元整。证明人：党玉梅。”拟证明被告借给原告的30万元的来源。4、周朋伟出庭证言，内容为：“2014年10月份刘兴成从郑州回来，好长时间没见刘兴成了，我去刘兴成家玩。中午吃完饭，大概一两点，见到刘兴成借给李奋勇现金大概三十万，李奋勇给刘兴成打的有条子，没有看见内容。2017年夏天，刘兴成说去找原告要钱，去过李奋勇家小区门口，在九都路与体育场路交叉口，航空酒店紧挨着，门朝东。”5、刘泽光出庭证言，内容为：“201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刘兴成从郑州带着钱来到刘兴成在内埠的家中。当时刘兴成的两个朋友也在，我们吃过饭后，李奋勇过来，刘兴成把30万元现金给了李奋勇。当时写的有借条，口头约定有两分利息。我是两三点时走的，原告已经走了。2017年7月31日，我和刘兴成去过九都路和体育场路附近，找李奋勇要账，当时刘兴成的两个朋友也在场。”赵亚杰出庭证言，称“2014年刘兴成从郑州回来，我去刘兴成家玩，原告后来也去了，我问刘兴成干啥，刘兴成说原告借刘兴成30万元，让我们先玩，他们打个条子，一会就弄完了。中午吃完饭后，刘兴成给的李奋勇钱。当时还有另外两个证人在场。我走时，原告已经走了。”原告质证认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是还被告的钱还是还被告父亲的钱。对两份判决书没有异议。取款凭条和《证明》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三个证人的证言不可信，他们向法庭出示了虚假的证言。法庭要求当事人就被告提交的短信记录中“写的是八号”进行解释，原告说：“当时刘兴成逼我写的，在10日前给被告5万，如果不给加倍。我说现在是8号还没到10号。条子刘兴成拿着。”被告说：“这是李奋勇写的还款计划，回头我找一下。”但一直未能提交法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被告辩称的30万元借款是否存在？被告虽然提交有取款凭条、证明、三名证人证言，但《证明》实际上属于证人证言性质，而出具人党玉梅并未出庭，取款凭条并不能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原告提交的考勤记录，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其内容不实的情况下，不能否定其效力。从原告提交的2017年4月7日的短信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催要的借款系其父亲刘占会出借。被告及证人均表示原告曾给被告出具借条，被告称“2017年7月底，原告说给被告换条子还款，双方算的账，被告把借条还给原告，原告没有再给被告打借条。”这显然有悖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而且根据被告提交的短信内容，双方均认可原告曾向被告出具书面材料，内容包含还款时间，但被告未能提交该份书面材料。综上，被告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被告收到原告30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兴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奋勇30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奋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900元，由被告刘兴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我方提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打印件）共17份，该证据来源于我方在一审过程中拍摄的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的短信聊天记录照片，一审卷中只保存了3页，我方提供全部拍摄的聊天记录照片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催要欠款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存在借款的事实。聊天记录不能显示上诉人是替其父亲要钱的，也不能显示被上诉人的还款是还上诉人父亲的钱。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没有任何异议，恰恰这些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李奋勇将其钱款通过上诉人还给上诉人的父亲。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系李奋勇在刘兴成之父刘占会诉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之后以刘兴成为被告主张要求刘兴成向其返还多支付的属于不当得利的30万元及利息所产生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规定，不当得利具有以下构成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2、另一方利益受损；3、一方获得利益与另一方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没有法律根据。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种类型。给付型不当得利主要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主要是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包括人的行为、自然事件及法律规定。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由于请求权人系财产变动的控制及实施者，应当由其承担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原审原告李奋勇作为给付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人，其在原审被告刘兴成之父刘占会诉其民间借贷纠纷中曾举证并抗辩其向原审被告刘兴成转款的30万元系归还原审被告刘兴成之父刘占会民间借贷出借款项61.5万元之中的款项。而其在本案中又向原审法院提交银行账户查询明细、聊天信息、公司的考勤记录等材料证明同样内容的事项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审原告李奋勇前后两案主张的案件性质不具有一惯性，且上述材料不足以证明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审原告李奋勇应当承担对本案不当得利举证不能的不利的后果。故原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李奋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审原告李奋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上诉人李奋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翟 涛审判员 胡豫勇审判员 张予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白璐书记员闫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