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96民终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车晓梅，女，197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先平，湖北源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涛，男，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上诉人车晓梅因与被上诉人范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2020）鄂9005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车晓梅上诉请求：撤销潜江市人民法院（2020）鄂9005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范涛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车晓梅接收范涛的10万元后，已于2018年8月25日将价值10万元的华中汇富股权投资基金转让给范涛，车晓梅不欠范涛10万元，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判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判决车晓梅偿还范涛借款1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范涛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车晓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车晓梅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范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车晓梅返还借款100000元，并承担从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到2017年2月期间，车晓梅因投资缺乏资金，多次向范涛借款，截止2017年6月11日，共借款100000元。2017年6月11日，车晓梅向范涛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范涛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万）（基金到账连本带息当日归还），借款人：车晓梅，2017年6月11号”。同日，车晓梅向范涛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范涛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万）（基金到账连本带息当日归还），收款人：车晓梅，2017年6月11号”。上述借条及收条系由范涛制作并打印，车晓梅在相应借款人、收款人处手写签名、按手印并书写时间。同日，范涛向车晓梅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车晓梅打的借条与收条是壹笔，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因华中汇富资金未按约定日到账）。收到人：范涛，2017.6.11”。该收条系范涛手写并捺手印。后因双方协商还款未果，范涛诉至潜江市人民法院。另查明，范涛于2019年7月2日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潜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以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届满。范涛要求车晓梅提前归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作出了（2019）鄂9005民初206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范涛的诉讼请求。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9）鄂9005民初2063号刑事判决书，以武汉华中汇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富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车晓梅在该判决附件3：低于投资门槛且面对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明细表载明：现有送鉴银行流水反映的损失金额179875.96元，兑付情况备注为未兑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二）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对争议焦点，评析如下：关于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范涛主张与车晓梅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车晓梅答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系基金份额转让导致的纠纷。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范涛主张车晓梅多次向范涛借款共计10万元，车晓梅亦认可分多次收到范涛给付的款项，同时，车晓梅向范涛出具了借条及收条，载明车晓梅向范涛借款。而对车晓梅主张的基金份额转让的事实，范涛并不认可，车晓梅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就范涛持有的相关基金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综合本案有效证据，应认定范涛、车晓梅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本案中范涛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范涛、车晓梅当庭均陈述称，2017年6月11日的借条及收条中载明的“基金到账连本带息当日归还”，该约定是指待车晓梅持有的汇富基金公司的基金返还给车晓梅后，即归还范涛借款。此约定应视为双方对还款期限的约定。截止本案庭审时，车晓梅持有的汇富基金公司的基金款项，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侃及其同伙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该公司亦不复存在，导致车晓梅通过该公司返还基金后再偿还给范涛借款的约定，在法律上已成为不可能，范涛在此情况下主张车晓梅归还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范涛主张车晓梅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借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车晓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范涛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5月22日起至借款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案件受理费1150元，减半收取计575元，由车晓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分别提交了新证据。经车晓梅申请，本院从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调取了范涛与汇富基金公司、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债转股协议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车晓梅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汇富基金公司与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以及本院调取的债转股协议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予以采信。车晓梅提交的其他材料均系一审中已出示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评判。范涛提交的其与廉鸿博的电话录音，因不能确认通话者的身份；提交的证人魏某的证言，因证人未到庭作证，其客观性存疑，均不予采信。二审查明，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刑初75号张仲侃、刘劲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2018年11月13日判决）审计报告附件3《低于投资门槛且面对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明细表》载明“投资者车晓梅，投资金额为20万元，收回金额20124.04元，损失金额179875.96元”、“投资者范涛，投资金额10万元，收回金额10595.7元，损失金额89404.30元”，兑付状态均为未兑付。2018年8月25日，汇富基金公司与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为廉鸿博、魏某等八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固阳县北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用前述股权清偿其对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股东的债务。同日，范涛、车晓梅分别与汇富基金公司、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确认范涛对汇富基金公司的债权总额为20万元及相应利息，为弥补范涛的上述投资损失，汇富基金公司将其持有的固阳县北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武汉群策贸易公司，范涛在武汉群策贸易公司获得等同价值股份；车晓梅对汇富基金公司的债权总额为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为弥补车晓梅的上述投资损失，汇富基金公司将其持有的固阳县北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武汉群策贸易公司，车晓梅在武汉群策贸易公司获得等同价值股份。武汉群策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8日出具的代持股明细载明，车晓梅持股0.14%、范涛持股0.27%，均由魏某代持。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范涛称车晓梅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间多次向其借款，合计10万元，并出具了车晓梅于2017年6月11日所写的借款10万元的借条和收条，车晓梅认可收到了范涛的10万元，故范涛与车晓梅之间的借贷合同已经成立。车晓梅出具的借条中注明“基金到账连本带息当日归还”，且车晓梅反驳称其所欠范涛的前述10万元，已通过自己持有的10万元的汇富基金公司的基金份额抵偿，基金份额对应的股权已于2018年8月25日转让至范涛名下，并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低于投资门槛且面对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明细表》、债转股协议书等证据。根据车晓梅提供的证据，武汉群策贸易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受让汇富基金公司持有的固阳县北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后，认定车晓梅的债转股金额为10万元，范涛的债转股金额为20万元，即车晓梅对华中汇富基金的债权20万元变成了对武汉群策贸易公司价值10万元的股权，范涛对汇富基金公司的债权10万元变成了对武汉群策贸易公司价值20万元的股权，范涛虽然对受让车晓梅的10万元股权一事不予认可，但其对持有的债转股数额增加10万元的原因未能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车晓梅主张其已通过转让10万元武汉群策贸易公司的股权抵偿了对范涛的债务，有事实依据，对范涛要求车晓梅偿还其10万元借款的请求不应支持。综上所述，车晓梅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2020）鄂9005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范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范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范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兴无审判员  汪丽琴审判员  刘汝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徐毅书记员余美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