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9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住吉林省安图县。原审被告：韩某，住吉林省安图县。原审第三人：孙某2，住吉林省，现羁押于汪清林区看守所。上诉人马某、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原审被告韩某、原审第三人孙某2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19）吉2426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李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9时30分开庭，在法庭调查结束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时，一审法院承办法官主动要求各方庭后提交代理词，法庭不再组织辩论。在庭审结束后，于2020年9月30日即出判决书，从庭审程序及时间上明显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为从马某、李某与孙某1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未完成余款交付和房产过户，不符合房屋买卖之常理。属于认定事实一方面，从马某、李某与孙某1于2012年8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履行情况方面看，该协议书约定，马某、李某先支付30万定金，待房照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办理到马某、李某名下时在通过贷款方式支付余款，而自双方签订协议后，马某、李某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使用，孙某1在2014年将房照取回，并拒绝办理过户。另一方面，从另案（2017）吉2426民初804号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孙某1与一审第三人孙某2就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存在争议的，因内部矛盾的存在与不可调和，更能说明孙某1一直拖延办理过户的事实，亦能说明孙某2就涉案房屋的出售违背孙某1的意愿，自行越权卖于韩某的恶意行为。据此，马某、李某与孙某1长达两年多的这段期间，系孙某1所导致，一审法院在对该事实作出认定时，并未结合上述事实综合认定，属主观臆断，所谓的两年多的时间，与是否符合房屋买卖之常理无关。三、一审法院认为孙某1在另案中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孙某2返还房款121.5万，应视为孙某1对孙某2将涉案房屋出售并过户给韩某的代理行为的追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一方面，孙某1与孙某2是否构成上诉追认，系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问题，与马某、李某无关。因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构成追认，从客观上都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从另案判决书（2017）吉2426民初804号看，孙某1一直在强调孙某2越权代理的事实，并主张孙某2与韩某之间的买卖行为因孙某2越权代理而无效，始终没有去认可孙某2的代理行为，其要求返还房款的诉求与主张孙某2越权代理的事实并不矛盾，即诉求结果意思表示，何来的追认？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所谓“视为追认“的认定，于法无据。四、本案评估报告的结论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程度，应认定孙某1间存在恶意串通之事实，其所签订的涉案合同（孙某1与韩某之间）应属无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之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本案中，本次评估报告的结论与延边宏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延宏价评字第20141111号价格评估报告差距巨大，在价格上即显示出明显不合理低价，此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足以证明严重侵害了马某、李某及第三人的利益，结合在另案（2017）吉2426民初804号中孙某1与孙某2之矛盾更足以说明孙某1、孙某2与韩某之前恶意串通的事实。综上所属，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同时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认足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孙某1辩称，同意马某、李某的上诉请求。韩某、孙某2未提交陈述意见。马某、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孙某1与韩某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孙某1、韩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2系孙某1的哥哥，孙玉仙系孙某1的姐姐。案涉房屋位于××县奶头河电厂南，建筑面积2431.35平方米。案涉房屋在2006年前系案外人王某所有。土地使用权人为王某，地号80-50-15，使用权面积4890.20平方米。案涉房屋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9日作出（2010）民抗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2009年1月20日，王某将案涉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卖给孙某1，并于2009年2月10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人为孙某1，房产证编号为房权证安图县字第XXXX号。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孙某2为孙某1支付各项税费共计71,575.95元（已另案诉讼）。2009年6月2日，孙某1曾通过公证委托孙玉仙代为出售案涉房屋、用案涉房屋抵押贷款、办理案涉房屋的一切法律诉讼等事宜。2012年8月28日，孙某1作为甲方与乙方李某、马某、张铭驿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孙某1将案涉房屋以330万元价格出售给乙方，乙方李某于2012年8月27日交付给孙某1定金30万元。张铭驿声明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放弃全部权利。2014年10月24日，孙某1为孙某2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我因赴俄罗斯工作，无法办理我名下位于××县奶头河电厂南，建筑面私为2431.3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房权证安图县字第XXXX号房屋的相关事宜：租、出售上述房屋，并签订相关合同文本，办理过户手续等一切相关事宜；二、代为管理上述房屋，包括该房屋的维修、缴费等；其他与上述房屋有关的一切事宜。受托人孙某2在授权委托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和履行的所有手续，孙某1均予以承认，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委托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2019年10月23日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该委托书于2014年10月28日在安图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4年12月15日，孙某2以孙某1的名义与韩某签订了涉案《房屋买卖契约》。将案涉房屋以1,215,675元价格卖给了案外人韩某，并过户给韩某，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安图县字第XXXX号。该价格来源于延宏价评字第20141111号价格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经马某、李某多次坚持申请，本院委托吉林东宇正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吉林东宇正同司评字〔2020〕第0605号估价报告评估案涉房屋在2014年12月份时的价格为4,255,394元，单价为2203元/平方米。马某、李某支付鉴定费42,550元。另查明，2017年7月11日，孙某1作为原告起诉被告孙某2，要求返还案涉房屋的房款121.5万元及利息。经本院（2017）吉2426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将卖房款121.5万元及利息（以121.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12日起至涉案卖房款交付完毕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转交给孙某1。孙某2不服上诉至延边中院，延边中院（2018）吉24民终719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案件生效后，孙某1向本院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受托人为孙某2与韩某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代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恶意串通的认定并非普通的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而是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案涉房屋的价格虽然本次鉴定与延边宏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延宏价评字第20141111号价格评估报告差距巨大，延边宏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房屋价格为每平方米500元，土地没有评估。吉林东宇正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房屋价格为每平方米1171元（按照2014年12月15日时房屋的市场价，不包括韩某购买后进行的装修添附），土地单价每平方米288元（土地使用证仍为王某）。虽然在价格上显示明显不合理低价，但孙某2受孙某1的委托后，根据2014年10月28日安图县公证处公证书的授权对案涉房屋进行出售，该公证书明确载明“出租、出售上述房屋，并签订相关合同文本，办理过户手续等一切相关事宜；受托人孙某2在授权委托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和履行的所有手续，孙某1均予以承认，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根据该公证书，受托人孙某2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韩某，孙某1应予以认可，孙某1自愿承担因各种因素所造成的价格差异。对于孙某1提出的超越代理权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2009年6月2日，孙某1曾通过公证委托孙玉仙代为出售案涉房屋、用案涉房屋抵押贷款。2012年8月28日，孙某1将案涉房屋与马某、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14年10月24日，孙某1通过公证委托孙某2出售案涉房屋，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孙某1（或者是受托人孙玉仙）与马某、李某并未完成剩余房款的交付，亦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也不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常理。同时，在本院（2017）吉2426民初804号民事判决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孙某1已经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孙某2返还房款121.5万元，应视为孙某1对孙某2将案涉房屋出售并过户给韩某的代理行为的追认。况且，案涉房屋韩某购买后进行装修添附，现已经出租给他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受托人孙某2与韩某存在恶意串通，不能排除合理性怀疑，故对马某、李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某、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2,550元，由原告马某、李某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马某、李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报警回执一份，证明2015年5月14日，孙某2带领一帮人将阻止涉案房屋的装修。孙某1质证称，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二、价格评估报告两份，证明两份评估报告中第三页的评估价格是不一致的，孙某2对评估报告存在篡改，与韩某存在恶意串通。孙某1质证称，无异议。本院认为，认定恶意串通并不仅仅是审查价格，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进行辩论的方式既包括当庭口头辩论，也包括提交书面意见，马某、李某在原审中均同意以书面代理词作为辩论意见，已经行使了辩论权，原审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程序合法。第三人请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应由提出请求的第三人就恶意串通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判断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不能仅仅通过价格高低来判断，合同价格是当事人之间相互协商的结果，没有强制性的参考依据，特殊的身份关系或是签约目的等因素均会导致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差距。故马某、李某不仅仅需要证明孙某1和韩某之间的合同价格是否构成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还需要证明孙某1和韩某是基于为自己牟取利益而让他人受损的主观恶意而制定了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否则低价也只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各自处分，不能认定为恶意串通的依据。本案中，孙某2作为孙某1的代理人与韩某签订合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韩某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知孙某1和马某、李某在2012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孙某1出具给孙某2的委托书中亦未明确规定出售房屋的价格区间，故无法认定孙某1和韩某所制定的价格是出于让他人受损的主观恶意。马某、李某仅仅以价格高低来评判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恶意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马某、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马某、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咸 柱 英审 判 员 朴 美 兰审 判 员 申 成 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朴丽如书 记 员 车 世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