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丽，女，194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元江，男，194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志，男，195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劳艳，女，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峰，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家慧，女，195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沁竹，广东天穗（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家麒，男，194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原审第三人：李家璋，女，195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审第三人：杨民光，曾用名杨明光，男，194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审第三人：李家祥，男，195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审第三人：韩秀琴，女195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因与被上诉人李家慧、原审第三人李家麒、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慧、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在2004年12月20日签订的赠与书无效，将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仁和直街陇西巷5号房屋产权恢复至赠与前的登记状态，即该房屋由李厥志占十四分之八产权，李家麒、李家丽、李家璋、李家志、李家祥、李家慧各占十四分之一产权；3.本案诉讼费由李家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仅仅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于2004年12月23日在云南省公证处所作的(2004)昆证明字第20155号公证赠与书是否受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的唯一证据来判断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是否受到欺诈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第一，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局和房管局于2004年3月9日以“李家慧等六人”名义发出的《危险房屋通知书》事实上在当时只发给了李家慧一个人，其余当事人并不知情也未签收过。在一审中，李家慧也未出示过在2004年告知其余当事人的任何证据，相反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客观反映出李家慧公布该通知内容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13日晚上20：47；第二，本案所涉及赠与的财产系家庭内部原属父母亲的房产，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慧、李家麒、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之间均是手足同胞兄弟姊妹关系，各方之间在当时是有充分的信任基础的，在签订赠与书前，李家慧谎称所谓的“危房拆迁”“征收为城市绿地”就是欺诈的具体事实，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麒向法庭书面、口头陈述材料均足以证实，且该赠与是为了便于管理处理房产，都不是真实的赠与意思；第三，李家慧口头承诺若签字赠与就放弃父母在其他地方遗产的继承权，事实上在2017年处置云南昆明父亲遗留下的和平后村103号1幢3单元1层29号房产，其领取了该房产份额的行为就是对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一种欺诈；第四，赠与公证、父亲遗留下的和平后村103号1幢3单元1层29号房产的处置、款项的分配均由李家祥联络、办理，可看出李家慧与李家祥、李家璋恶意串通为达到欺诈其余各当事人赠与签字独享遗产的目的，不能排除李家慧在取得本案诉争房产前后已与李家祥、李家璋达成了一致；第五，李家麒在庭审中向法庭出示的父亲的批注“大家无款要家慧独自想办法解决”，进一步说明父亲生前已明示房屋修缮的义务是李家慧，并不涉及修缮房产需要其余当事人赠与房产的问题，李家慧、李家祥、李家璋所谓的“赠与属于附属义务”的说法与父亲的批注相悖，属于虚假陈述；第六，本案微信聊天记录、各当事人的书面陈述、和平后村103号1幢3单元1层29号房产的处置、款项的分配、父亲的生前批示综合能完整形成李家慧欺诈各当事人签订赠与合同的证据锁链，一审法院只考量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内容，对其它证据视而不见，有失公允；第七，一审法院未对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麒提交的其余证据在判决中予以评判说明显属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李家慧辩称：（一）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与李家慧于2004年12月20日签订的《赠与书》合法有效。涉案房屋被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评定为“局部危房”，并被要求对该涉案房屋进行修缮或装顶。经与房屋原共有人沟通，父亲李厥志组织了家庭会议讨论，决定修缮事项全权由李家慧跟进处理，并与房屋原共有人约定，各自按照房屋份额向李家慧支付修缮费，如果不支付的，向李家慧赠与其享有的涉案房屋份额，各房屋共有人(除李家麒)经过慎重考虑和协商，决定自愿将各自的房屋份额无偿赠与给李家慧所有，并于2004年12月20日签订《赠与书》。《赠与书》的签订主体适格，内容均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赠与书》合法有效，《赠与书》对各方主体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同时，《赠与书》已经云南省昆明市公证处公证，李家慧已接受赠与，涉案房屋已办理变更登记，权利义务已转移。（二）李家慧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无证据证明李家慧欺诈，具体如下：1.自2002年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李家慧出具《危险房屋通知书》后，李家慧把该通知寄给父亲将此事告知，后父亲组织家庭会议讨论，决定修缮事项由李家慧跟进处理，并与房屋原共有人约定，有钱出钱，没有钱赠与相应份额，后父亲写信给李家慧，并同时提到把涉案房屋安全鉴定书(涉案房屋被评为危房后做的鉴定)寄回给李家慧。由此可见，父亲是知道该房屋的真实情况，也是基于该真实情况，做出其余房屋原共有人没有钱就赠与相应份额的决定；2.李家慧曾在2017年在微信群聊发过危房通知的图片，但并不代表李家慧是在2017年才告知大家危房的事实，相反，在2017年3月4日，李家慧在“李家同胞”微信群聊提到：“当时办理各项事情同时向爸爸逐一做了汇报和听取其的指示，所有资料的复印件备份都交给其保留”，由此可见，父亲及所有共有人都知道，当时该房屋因被评为危房需要修缮，由于大家没有钱，因此都听取父亲的提议，向李家慧赠与份额；3.2017年1月19日，李家璋在“李家同胞”微信群聊提到：“至于广州的房产，父亲在世时说过‘修建房子，有钱出钱，无钱赠份额”。李家祥写给李家同胞的信件中也提到“当时，为保住房屋，老父亲提出有钱出钱，无钱出份额的建议，全部同胞都认可。十多年来有谁在广州的房屋上投过钱，据我所知就只有家慧投钱”。同时，在本案一审时，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提交的《答辩状》都提到：“父亲得知房屋被评为危房，就与所有兄弟姐妹商量，提出修缮工作由李家慧负责，其他人有钱的给钱，没有钱的就赠与名下的房屋份额。所有人都表示同意”；4.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提及，父亲说“大家无款要家慧独自想办法解决”。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大家都没有钱出资修缮，因此在修缮款这部分要李家慧解决。正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出力帮忙，而当时涉案房屋属于父亲、李家慧、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及李家麒、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共有，所以父亲才会与大家商量讨论作出没有钱就向李家慧赠与份额的决定。并且，除了李家麒外，其余房屋共有人，包括父亲李厥志本人，都向李家慧赠与各自房产份额，据此，足以证明，父亲与其他原共有人是知道房屋真实；5.李家慧从来没有说过涉案房屋要拆迁重建，否则将被收回等言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也无证据证明李家慧说过。综上，李家慧不存在欺诈，所有事情都有如实告知，所有人都知悉，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也无证据证明李家慧有欺诈行为。（三）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充分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应当对自己所作的行为负责。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于2004年12月20日签订《赠与书》时，明确知晓其赠与的份额是该房屋名下对应的份额，清楚其是无偿赠与给李家慧，其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李家慧赠与房屋份额，并签订该《赠与书》，《赠与书》也记载：“赠与人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协商，决定自愿将份额无偿赠与李家慧”，据此，赠与都是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真实意恩表示，其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四）涉案房屋份额已赠与李家慧，并已办理变更登记，且赠与书已经云南省昆明市公证处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根据原审第三人李家麒述称：一审法院对李家麒和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提供的李家慧隐瞒欺诈骗取房产的大量事实证据链视而不见，不进行评判。一审判决认定“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慧的赠与与受赠行为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在判决书第7页第12行把李家丽转发李家祥的文字误读为李家丽的发言，并将此文字作为李家丽“赠与”是真实意思的证据。李家慧从2002年就开始想独占广州房产，其两次收到广州市第一房产处要求修缮装顶的“通知”，但不把“通知”发给大家，而编造出“房管处要求重建房屋，否则国家要收回作为城市绿地”的谎言，迫使大家同意重盖房屋。进而要求大家办“赠与”，把产权集中以便管理重建，否则其不管，任凭国家收回房产。大家在不知“通知”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被李家慧欺骗，被迫签了“赠与”合同，并不是大家心甘情愿送房产的意思。而李家慧就利用“赠与”合同，擅自把房产转移到其的名下。（一）2017年1月13日李家慧在微信“李家同胞”群发了广州市海珠区房管处2002年、2004年的两次危房通知：危房通字(2002)第53号：“按……标准》，评定为“局部危房”，“请你迅速采取解危措施”。危房通字(2004)018号：“经鉴定为局部危房。请各当事人对房屋进行修缮或装顶，愈期不对危房进行修缮或装项，该局将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抢修代管，并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李家麒才知道李家麒和老父亲、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受李家慧欺骗了。李家慧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隐瞒两个通知的真实内容，谎称“通知说房屋被鉴定为必须拆除重建的危房，不重建国家就要收回作为城市绿地。”2017年1月16日李家麒就开始在微信“李家同胞”群里指出李家慧对大家进行隐瞒欺骗。到5月3日共18次让李家慧给予说明，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也要求李家麒给予解释，李家麒一直不能回答。正是在李家慧的隐瞒欺骗下，2002年至2004年间李家慧没有提出对房屋的修缮方案，而只提出重建方案，使得2002年到2004年间房屋不能按两个通知的要求进行修缮，这是事实。也是李家慧隐瞒欺骗的证据。2004年5月30日在受隐瞒欺骗的情况下大家讨论了李家慧的重建方案，决定建房款由李家慧自己解决。也证明当时大家对房管处通知的真实内容一无所知，是在李家慧“不重建房国家就要收回作为绿地”的欺诈行为下进行的。其后李家慧以方便重建房屋及管理为由，要求其余所有当事人将其名下份额转赠与李家慧。2004年12月23日在李家慧隐瞒房管处两个“通知”真实内容，欺骗“该房屋已列入广州市危房拆迁改造为城市绿地范围”的情况下，为保住李家财产不被政府收回，同时也便于重建房屋和房产管理，老父亲和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被迫按李家慧要求签定了赠与合同。但这并不是赠与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2019年7月24日李家慧提供的“证据清单”，表明2005年10月9日重建房屋才完成，而2005年6月23日其就已经擅自把房产转移到其的名下。2017年3月27日其说“力保前辈基业整房”，但是其却将前辈的房产擅自转移到其名下了，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二）2004年12月23日赠与签字时李家慧承诺不参加以后父母亲遗产的分配，在证据一第1页中2017年1月13日的记录证实其要求参加分配，证据二第23页2017年3月28日的记录，证实其分走了1／6的份额。李家慧违约是事实，也是其欺诈的证据。2020年4月28日一审出庭时李家丽向法院出示不接受李家慧款的汇款单的证据，都证实李家慧参加了分配，并领取了其份额。从李家祥2017年3月26及28日的分款明细证明，李家慧参加了“售房款、房租、家其借用(父母亲住房补贴)”的分配。并且早在2013年其就参加了父亲抚恤金的分配，有李家祥分钱给李家麒时留下其亲笔写的分配清单作证。李家慧违背承诺欺诈的事实显而易见。李家志2月27日、28日、3月2日提出若李家慧悔悟则要求收回赠与重新分配遗产的观点，李家丽表示同意。4月10日、4月18日李家志和李家丽再次重申此观点。这在李家同胞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未对违约欺诈的事实证据作出评判，判决不公平。（三）广州房产在父母亲未回广州前近四十年均由亲戚管理出租，房屋维修费用由收取的租金支出。因母亲中风后父母亲回昆明，由在昆的其他子女照顾，广州房屋一直是李家慧独自使用。2020年4月28日一审法院开庭后，2020年5月18日李家麒提供的补充材料二(附件二)李家慧的“独立费表工程予算表”背面父亲的“批注”：2004年5月30日家庭会议上“全家商量由家祥向广州家慧作了答复主要是大家无款要家慧独自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李家慧辨称“赠与属于附义务赠与，其已履行了约定义务”，也不是李家璋、杨民广、李家祥、韩秀琴辨称的“所有人都同意有钱就给钱，没有出钱的就赠与名下的房屋份额”的说法，并且重建房屋时应李家慧请求，李家志、劳艳提供了4万元用来作为建房款。对以上事实证据，判决书没有作出评判。同时大家讨论的是重新建房，也证明大家不知道两个通知要求是对原房屋进行修缮，会议是在李家慧隐瞒欺骗下进行的，这也是事实证据。在家里，任何子女都非常尊重父亲，房产大半也是老人的。父亲的“批注”就是决定。此2004年5月30日的“批注”也是重要的证据。父亲对房屋处理的决定十分明确，丝毫没有要大家真实赠送房产给李家慧的意思。一审认定赠与是真实意思，对父亲的重要“批注”证据视而不见，违背了父亲的决定，是错误的判决。（四）李家祥受父亲指派到广州了解房屋情况，其回昆后没有把广州市第一房管处的两个“通知”带回来，没有把大家的房产证带回来，同样隐瞒了两“通知”的真实内容，谎称房管处通知说“房屋必须重建，否则国家要收回作为城市绿地”，其“亲自看了房屋必须马上重建”在此情况下，父亲才召集大家于2004年5月30日开会，并在“独立费表工程予算表”背面留下了“批注”。其后李家祥又说李家慧要求把产权集中给其便于重建房屋施工，不然就不重建，任凭国家收回，才促成了2004年12月23日的“赠与”签字。2013年其领取父亲的抚恤金按六人分配，李家慧领取了1／6。2017年其操办昆明父亲遗房的分配，又按李家慧的要求平均分为六份。李家麒提出李家慧的1／6要等广州房产正确分配后才能发放，最后其强行让李家慧领取了1／6的份额。为了让李家麒签字“赠与”使李家慧独占广州房产，李家祥威胁要把李家麒的房款转给李家慧、逼迫李家麒6万多卖广州房产份额、和李家慧联手编造“小金库”对李家麒进行栽赃诬陷……。李家祥、李家慧恶意串通，在2017年1月至5月的微信“李家同胞”群聊天记录中暴露无遗。（六）2004年12月23日的赠与是为了方便重建房屋和管理。2017年昆明父亲遗房的赠与是为了方便遗产的买卖。二者的赠与方式相同，都不是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和我的真实意思。如果大家知道其利用赠与签字转移了广州的房产，那2017年李家麒和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就不会在卖父亲遗房前签字赠与李家祥了。（七）1月14、15日“李家丽”两次转发李家祥的文字，有李家祥的落款。不是“李家丽”本人的真实意思。紧接着李家丽作了转发的申明。1月16日李家麒对李家祥的这段文字发表了看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而且李家祥的这一段话，恰好又一次证明了其和李家慧恶意串通的事实。李家祥2017年3月2日发言“至于在收到房管局两次危房通知及估价书后没有对房屋进行修缮或重建的后果，请各自去思考”，李家慧同年3月27日发言“由于当年力保前辈基业整房”说的都是房产受到威胁，只有重建才能保住。都印证了其们一直隐瞒两“通知”的真实内容，用“不重建房屋国家就要收回作为城市绿地”的欺诈行为，迫使大家为重建和管理房屋签字赠与进而独占李家房产的事实。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未作陈述。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慧、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在2004年12月20日签订的赠与书无效，将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仁和直街陇西巷5号房屋产权恢复至赠与前的登记状态，即该房屋由李厥志占十四分之八产权，李家麒、李家丽、李家璋、李家志、李家祥、李家慧各占十四分之一产权；2.本案诉讼费由李家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厥志与白妙贞是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六名子女，分别为李家丽、李家志、李家璋、李家麒、李家祥及李家慧。白妙贞于2000年10月8日死亡，李厥志于2012年5月15日死亡。汤元江、李家丽为夫妻关系，劳艳、李家志为夫妻关系，李家璋、杨民光为夫妻关系，李家祥、韩秀琴为夫妻关系。2004年12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公证处作出（2004）昆证民字第20155号关于赠与书的《公证书》，主要内容有：赠与人为李厥志、汤元江、李家丽、李家璋、杨民光、劳艳、李家志、李家祥、韩秀琴，受赠人为李家慧，赠与人将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号房屋所占的份额无偿赠与给李家慧所有，绝不反悔。2005年6月23日，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作出（2005）穗海证民字第4499号《接受赠与公证书》，主要内容有：赠与人李厥志是受赠人李家慧的父亲，赠与人李家丽等人是李家慧的胞兄或胞姐或姐夫或嫂嫂，赠与人将其名下的财产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区××××号房屋所占份额无偿赠与给李家慧所有，李家慧表示愿意接受上述赠与。再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仁和直街陇西巷**房屋现登记在李家慧及李家麒名下，由李家慧占13/14产权份额，李家麒占1/14产权份额，房屋所有权来源为新建、赠与，建基面积为69.371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12.5332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测绘日期为2005年12月6日。一审另查，2004年3月9日，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第一管理处向李家慧等六人发出《危险房屋通知》，主要内容有：位于海珠区××××号房屋，经现场查勘，地基基础不均沉降，墙体开裂外倾，风化。经鉴定为局部危房。请各当事人对房屋进行修缮或装顶，逾期不对危房进行修缮或装顶，该局将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抢修代管，并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在诉讼中，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提交了2017年1月期间“李家同胞”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作为证据，其中2017年1月13日，微信名为“Li慧”的发出图片若干，微信名为“李家丽”的说：“家慧同意放弃和平村和以后的所有财产分割，但是要等家琪执行以前的承诺（办理广州房屋的赠与公证），如果其不做，就是对我们已经放弃了的人的不公平……。”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于2004年12月23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公证处所作的（2004）昆证民字第20155号关于赠与书的《公证书》是否因受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做出的？本案中，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作出赠与时受到李家慧的欺诈，也不足以证明在作出赠与时并非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本案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慧的赠与与受赠行为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因此，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告要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并基于此要求恢复登记的主张，缺乏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8800元，由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李家丽在“李家同胞”微信群的发言查明有误之外，其余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向本院提交证据：1.“李家同胞”群聊天记录，电脑文本加图片；2.“李家同胞”群聊天记录，手机截图。证据1、证据2均有原件。我方证据1在一审证据6已经提交过，在排序上在二审重新排序的。证据2是二审新证据。两份证据拟证明：1.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确认危房通知书是在2017年1月13日李家慧才在微信群中公告该通知书；2.李家祥、李家璋在聊天记录中的表述能够确认李家慧曾经确认过其放弃除了广州房产以外的房产继承权。3.能够证明李家慧放弃和平村和以后的所有产权分割，这句话是李家祥称述的而不是李家丽称述的。被上诉人李家慧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1，与一审质证意见一致；针对证据2，我方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并不是在一审判决后形成的新证据。证据1、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1.2002年海珠区房屋资源管理局出具危房通知中，当时李家慧立即把该通知邮寄给了父亲，不是2017年才通知给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因为当事人当时没有微信；2.李家慧并没有说过房屋要拆除重建否则要收回；3.云南的房产与本案海珠区的房产无关。原审第三人李家麒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2我方确认该证据三性。被上诉人李家慧向本院提交证据：李厥志的信，证明李家慧已经将房管局的通知寄给了父亲，父亲收到通知后写明已将安全鉴定书通知即房管局的通知书寄回给李家慧。上诉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发表质证意见称：这封信落款日期的2003年3月12日，但是危房鉴定通知书是在2004年才做出来的，不可能说在2003年就已经知道危房通知书；2.安全鉴定书与危房通知书完全是两个通知书。原审第三人李家麒发表质证意见称：落款2003年3月12日写给李家慧的信，上面并没有说明父亲收到了李家慧寄来危险房屋通知的两份通知。原审第三人李家麒向本庭亦提交证据：1.李家祥手写“父亲抚恤金分配表”；2.父亲“批注”工程预算表。证据2，一审5月18日时提交过，但是一审没有查实，该证据重新整理了给法庭。证据1是在一审后才找到的，拟证明李家慧参加了抚恤金的分配；证据2拟证明建房款是由李家慧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并不是附义务赠与。被上诉人李家慧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与本案房屋份额无关，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与我方一审质证意见一致。上诉人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李家麒提交的证据。证据1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手上也有一份，因为当时李家祥给每一个人都手写了一份，且表明六份，是有李家慧的一份。证据2建房统计表的背面有当时父亲在2004年5月30日父亲对建房款的意见，父亲说建房款由李家慧承建，并没有确认要求赠与给李家慧，父亲是基于当时李家慧是住在广州，为了便于房屋汇总，父亲就考虑房屋自用，所以由李家慧筹集款，并没有说赠与给李家慧。二审庭审后，上诉人李家丽向本院提交证据：李家丽与李家慧的微信聊天记录8页。被上诉人李家慧发表质证意见称：1.聊天记录第一页，李家慧明确提到，其之所以对昆明的房产份额提出分六份的原因，是因为要将原应属于其本人的那份赠送给李家丽、李家志、李家璋和李家祥。实际上李家慧也未取得昆明房产的份额及财产；2.该聊天记录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只是截取片段，实际并不完整。李家慧答应放弃昆明和广西的财产的前提是，李家麒也应履行当初赠与涉案房产份额承诺才同意放弃，该点从聊天记录第二页，韩秀琴，即李家祥妻子在2017年1月14日在群里发的信息可看出。同时，该份聊天记录也不能证明，李家慧是事先同意放弃昆明及广西的财产，其余人才同意向李家慧赠与涉案房产份额，而事实是，在李家丽、李家志、李家璋和李家祥向李家慧赠与涉案房产份额后，李家慧为报答他们，才决定把其份额赠送给李家丽、李家志、李家璋和李家祥；3.聊天记录最后一页，关于李家祥转发到李家同胞群里的文字，内容提到“广州的房屋从2002年接到危房通知、评估价书、到2004年再次接到危房通知，至于在收到房管局两次危房通知及评估书后没有对房屋进行修缮或重建的后果…当时我受老父亲委托到广州查看…”，可见，父亲及整个家族的人都是知道涉案房产被房管局评定为危房，且被要求修缮，所以也就有后面父亲作出的没有钱就赠与份额的决定，因此，李家慧没有欺诈行为，所有的情况都有如实反馈，赠与人也是基于此情况，在知情的前提下才决定向李家慧赠与份额；4.该套聊天记录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是重复提交，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开庭都有提交过。综上，李家丽、李家志、李家璋和李家祥向李家慧赠与涉案房产份额系因房管局将涉案房产评为危房，要求修缮，父亲知悉后，组织家庭会议告知此事，并决定让原房屋共有人出钱一起完成修缮，没有钱的就赠与相应份额，除了李家麒外所有人包括父亲在知情的情况下向李家慧赠与其份额。至于昆明的房产，是父亲去世后涉及的事情，与最初涉案房产的赠与无关，与本案无关，并且，李家慧实际上也并没有参与分配，其原应享有的份额，都赠与给李家丽、李家志、李家璋和李家祥。原审第三人李家麒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聊天记录8页。（一）第一页是李家慧表明其要参加昆明财产的分配和对昆明和广西财产不会再要的真实意思的承诺，我认可。而实际上其分走了六份之一。李家丽和李家祥不接受其的钱，都退给了其，见李家丽出庭提交的证据和证据二第23页的3月28日李家祥的分配清单。（二）第二、三页的文字是李家祥让李家丽转发的，不是李家丽的真实意思，我认可。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家祥企图用不分割昆明财产来逼迫李家麒签字赠与李家麒的广州房产给李家慧，从而达到他们独占广州房产的目的。第三页的两个表情分别是李家璋和李家慧的，与李家丽无关。（三）第四、六、七、八页是李家志转发李家祥3月2日的聊天记录，有李家祥签字并请转发的说明，是李家祥的真实意思，我认可。第六、七页是第四页的局部放大，虽因是截屏，不是很清楚，但能确定是第八页右边有家祥签名的聊天记录截图。李家麒在手机上又截了图，第一页的图片点开后，内容如第二页所示。第八页左边截图有李家麒3月3日的部份发言，在证据一第10页可以看到全部。当时李家麒就提出了李家慧隐瞒房管处两次危房通知的意见。李家祥3月2日这一聊天记录反映出李家祥也隐瞒了两个危房通知的真实内容，恶意与李家慧串通，用重建房屋便于施工为借口迫使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和父亲签“赠与”书，最后把大家的房产擅自转移到李家慧名下的事实。（四）第五页是李家丽转发小韩的微信的记录，我认可。（五）在证据一、二中李家麒多次提出李家慧隐瞒两个“通知”真实内容、编造谎言、骗取房产的事实。证据二从1月13日至5月3日均为文本加李家志转发李家祥发言的照片，有各人的发言。是“李家同胞”群聊天记录的又一个版本。如第十五页3月9日、第二十页3月24日、第二十三页4月1日、第二十四页4月17日、第二十五页4月20日、4月23号、4月29日、5月3日都表明了我的观点。从聊天记录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李家慧隐瞒欺诈骗取房产的事实。二审查明，二审期间，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向本院提交“李家同胞”群聊天记录手机截图，显示李家丽在2017年1月14日晚上转发落款为“家祥”的意见，即“家慧同意放弃和平村和以后的所有财产分割，但是要等家琪执行以前的承诺（办理广州房屋的赠与公证），如果他不做，就是对我们已经放弃了的人的不公平……”。另查，2003年3月12日，李厥志向李家慧等书写书信称：现将房屋安全鉴定书正份及各人的照片贰张一并寄来备用。我们工程公司由于经济上有问题，据说工程款项有二千多万元尚未收回现款，以致职工的包干医生2年来发速，去年住医院的医药费至今积欠均未补助。因此，上月养老金至今尚未领到，个人经济比较紧张。每星日晚在家聚餐，昨天已由五个子女轮流主持饭菜、饮料、生果由各人自购不再统一供应，以资节省余未及，收到鉴定书及照片，希望全家安康。附寄房屋安全鉴定书正本一份、照片10小张。各人身份证已由家慧带来广州可自行复印备用。此外，李厥志在2004年3月30日编制的“独立费表工程予算表”背面批注：“已于2004年5月30日星期晚饭后全家商量由家祥向广州家慧作了答复，主要是大家无款要家慧独自想办法解决”。另，2002年，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李家慧出具危房通字【2002】第53号《危险房屋通知》载明：位于海珠区××××号房屋，经我单位查勘、发现该房屋主体结构地基基础不均沉降，墙体开裂倾斜，风化。按建设部颁发《危险房屋鉴定标准》，评定为“局部危房”。根据建设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及穗府53号《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必须承担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请你迅速采取解危措施。否则，因此而造成塌屋伤人事故，由你承担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特此通知。又查，二审庭审后，李家志提交《关于李家祥通过李家志所传微信图片的情况说明》称：2017年1月，为解决父母遗留的昆明房产，在家里兄弟姐妹中建立了“李家同胞”群，因李家祥不上网，没有微信，部分是通过其妻子韩秀琴在群里发言，有部分是手写拍照后通过其妻子韩秀琴的微信传给李家志，由李家志发到“李家同胞”群。但由于李家志当时使用的手机坏了，经过多次修理或试图恢复里面的微信聊天记录，都没有成功。李家祥手写拍照传给李家志发到“李家同胞”群的图片已无法恢复。在上诉书证据及材料里使用的李家祥手写拍照图片，是其他人微信聊天记录中保存的。因为是手写拍照，李家祥的笔迹和方式大家是认可的。在“李家同胞”群存在期间，大家也一直是这样操作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其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赠与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上诉主张李家慧隐瞒了广州市海珠区第一房管处的两个“通知”，主张李家慧在2017年才在家族微信群里发出该两份通知，但是李家慧二审期间提供的李厥志的书信中“附寄房屋安全鉴定书正本一份、照片10小张”等内容可以看出，李家慧已将涉案房屋情况告知李厥志，李家慧解释称在2004年、2005年时并无建立家族微信群，故当时通过信件方式告知通知的内容符合客观情况。至于对涉案房屋进行修缮还是重建的问题，从李厥志的信件来看，其已查阅房屋安全鉴定书的内容，对涉案房屋的情况是清楚知悉的，故家庭会议中对涉案房屋的修缮或重建及出资的决定，属于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能因此证明李家慧隐瞒通知内容或存在欺骗的事实。另，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上诉主张李家慧口头承诺受赠涉案房产的条件是放弃父亲其他遗产的分配，但亦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再有，从李厥志在“独立费表工程予算表”背面批准内容“已于2004年5月30日星期晚饭后全家商量由家祥向广州家慧作了答复，主要是大家无款要家慧独自想办法解决”来看，该批注内容与李厥志、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李家璋、杨民光、李家祥、韩秀琴于2004年12月23日作出关于赠与书的《公证书》，及与李家慧主张的其受赠涉案房屋份额的条件是负责修缮或重建涉案房屋相吻合。至于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上诉称涉案房产份额的赠与是为了便于管理涉案房屋，并非其真实的赠与意思，但其也未提供确凿证据推翻赠与书记载的内容，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所提交的“李家同胞”群聊天记录、李家丽与李家慧微信聊天记录、李厥志在独立费表工程予算表中备注的内容、李厥志其他遗产的分配资料等，均不能证明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在作出赠与涉案房屋份额时受到李家慧的欺诈，也不足以证明在作出赠与时并非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现无证据足以推翻涉案赠与书，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与李家慧的赠与与受赠行为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另诉请将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仁和直街陇西巷5号房屋产权恢复至赠与前的登记状态，即该房屋由李厥志占十四分之八产权，李家麒、李家丽、李家璋、李家志、李家祥、李家慧各占十四分之一产权，缺乏理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900元，由李家丽、汤元江、李家志、劳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郭 俏古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