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女，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渝，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奕彤（曾用名瞿伟），女，197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卿，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辉辉，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丽因与被上诉人叶奕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8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王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渝，被上诉人叶奕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丽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叶奕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能查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存在因重大误解导致转让价格显失公平的可撤销事由。叶奕彤转让（实为调整）的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智可及公司）40%股权所对应的120万元出资并没有实缴，所对应的公司资产是负值，双方从未就股权转让价格进行过协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叶奕彤配合财务外包公司（广州市兴馥源财税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是王婷，经办人是黄雅格）操办的，在协商调整股比、签约到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叶奕彤从未提出需要收取股权转让款，王丽误以为双方商议调整持股比例不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调整后，因对其智可及公司今后的运营、成本分担及分红方式未能协商一致，双方矛盾激化，叶奕彤突然要求王丽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王丽认为，即使需要付款，也不能按40%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120万元计价，否则显失公平。因为120万元仅仅是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由代办公司依惯例按出资额等额填写的，不是双方协商的价格，该价格严重偏离股权的实际价值。事实上，王丽和叶奕彤既没有核算其智可及公司账目，也没有保留《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原件，该合同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并未查明以上事实。（二）一审判决将地位平等的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排除在可撤销之列，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解读。王丽明显存在误解，即误以为调整未实际出资的股权及无对应净资产的股权不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为王丽处分自己的权利，要求撤销合同属于不诚信的行为，如果涉案合同不存在可撤销事由，一审判决的说法是成立的；如果存在可撤销事由，则一审判决关于王丽不诚信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王丽可以要求修改转让金额，但双方产生分歧后，叶奕彤不接电话不回微信，双方已经无法协商。王丽起诉时提出股权转让价格可以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价格为准，但一审法院以未办理过可变更合同为由要求修改为撤销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虽然王丽提交的微信记录没有协商股权转让价格，但不能排除双方电话或者面议的可能性，这个判断是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王丽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多次讨论调整股比却从未协商转让价格，而叶奕彤亦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协商过股权转让价格，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认定双方未协商过转让价格。综上所述，双方只签订了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格式合同、但从未协商过转让价格、也未保留合同原件、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也未支付过任何转让款，无不反映出涉案合同存在明显的可撤销的特征。一审判决没有查明王丽存在误解，合同价格显失公平，仅以涉案合同由双方自愿签订为由驳回王丽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如所请。叶奕彤辩称，王丽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可变更或者无效事由，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叶奕彤早已按照合同约定配合王丽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王丽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因王丽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叶奕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王丽明知该案会审查合同效力，却故意在审理过程中选择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拖延时间，转移财产，严重损害叶奕彤的合法权益。（二）涉案合同是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可撤销事由，一审判决对此已进行了详细阐述，王丽主张撤销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丽一方面受领了股权，另一方面却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依法应予维持。王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王丽与叶奕彤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案件诉讼费用由叶奕彤承担。法庭辩论结束前，王丽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撤销王丽与叶奕彤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叶奕彤提供的2018年12月27日所签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可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及公司）系于2016年9月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股东为瞿伟、王丽，王丽任法定代表人。据可及公司章程记载，瞿伟、王丽各认缴出资150万元，出资比例各占50%，出资时间2046年12月25日。据叶奕彤提交的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派出所2017年5月17日出具的湖南省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记载，经公安机关同意，叶奕彤的姓名由瞿伟变更（更正）为叶奕彤。2018年12月18日，叶奕彤、王丽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内容如下：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意公司住所及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同意股东、监事瞿伟姓名变更为叶奕彤；同意叶奕彤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0%的股权共1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丽，转让金为120万元，其他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叶奕彤出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同意作废旧章程，启用新章程。同日，叶奕彤作为转让方，王丽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一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王丽出资150万元，叶奕彤出资150万元共同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和股东决议，就转让出资事宜订立如下条款：一、转让方叶奕彤将原出资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中的12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王丽，转让金额为120万元。二、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三、从2018年12月18日起，叶奕彤、王丽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并享有股东权益。各股东新的投资比例分别为叶奕彤出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王丽出资2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四、至2018年12月18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并已经明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五、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九、本合同一式四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全体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本合同的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及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2018年12月27日，工商部门就其智可及公司申请的名称、住所、股东、股东名称变更予以登记备案。据其智可及公司章程记载，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其中叶奕彤出资30万元，出资时间2057年12月31日，王丽出资270万元，出资时间2057年12月31日。2019年4月25日，叶奕彤以王丽为被告，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请求判决王丽向叶奕彤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20万元。王丽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显失公平且存在误解，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予以撤销。诉讼中，王丽提交了与叶奕彤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双方未谈及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存在支付120万元转让金额的真实意思表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24日，双方就法人、股比、分红的事宜进行探讨。叶奕彤表示“如果有了新的分红比，我建议股比可以先不动，非动不可就51/49、55/45、60/40您选一个，我都可以接受”，王丽表示“股比如果要动，就不是儿戏的动法”、“要按照有发展性的来配比”、“持股是CEO70%，员工激励10%，留给投资人10%（无论是现金投资、技术投资等等），联合创始人10%，员工激励10%+留给投资人10%由CEO代持”。其后，双方就股权变更问题进行多次讨论，王丽建议叶奕彤担任CEO，叶奕彤表示没有能力担任，并建议股比调整为51：49项目责任制，王丽表示不同意叶奕彤建议的股比。2018年10月18日，叶奕彤表示由王丽主导并担任CEO，同意王丽提出的CEO持股70%并代持员工激励10%、留给投资人10%股权的方案。2019年3月2日，叶奕彤就年前双方提出的项目制问题，认为从公司合伙形式变更为项目合作形式，相对应的分红也从公司利润五五分变更为项目制分配，建议节点为2019年2月28日，尽快做好2018年的账目理清工作，对费用和分红做阶段性了结。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叶奕彤将其持有的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王丽，转让金额为120万元。现王丽主张协议存在显失公平、误解的情形，且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此请求撤销双方协议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争议焦点为叶奕彤与王丽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协议是否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第一，王丽主张按认缴出资确定转让金额显失公平。王丽、叶奕彤均为可及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王丽应当清楚知悉叶奕彤认缴出资金额及时间，以及是否已经实际出资，王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判断风险能力，其对权利义务的拟定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第二，王丽主张转让的40%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是负值，将负资产作价120万元显失公平。王丽作为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可及公司的经营管理，掌握可及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公司资产价值等，且股权转让价款可由双方协商所定，并非必然以审计结果为依据，亦与公司资产负债无直接关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王丽在受到欺诈或者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涉案合同，王丽以公司亏损、濒临解散无资产可分配为由主张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三，王丽主张双方未就股权转让价款进行协商。双方就股权调整进行多次协商，虽然微信聊天记录未显示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进行协商，但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除了通过微信沟通之外，还通过电话及当面协商的方式进行沟通，故仅凭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实双方未就转让金额进行协商。此外，即使《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中介机构提供的格式版本，但该合同记载了受让比例、转让价款、付款期限等，内容具体且可履行，如王丽认为双方未达成转让价款120万元的合意，可以要求修改转让金额，或者待双方确定金额后再行签订合同。综上，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合同，应各自分担风险，王丽作为受让人不存在劣势，反之叶奕彤作为出让人亦不存在优势地位，王丽主张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丽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用15600元，由王丽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丽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现金取款回单，显示2019年5月30日其智可及公司账户只剩下34500元；2.王丽名下广发银行个人活期对账单（王丽称这是其私人账户，用于收取其智可及公司收入），显示该账户截止2018年12月21日只剩下6598.56元。上述两证据拟证明其智可及公司经营状况较差，公账和私账上都没有什么钱。叶奕彤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叶奕彤取走34500元已经过王丽同意，用于报销叶奕彤垫付的款项，该取款回单不能证明其智可及公司的经营情况。关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王丽大量使用其在广发银行、光大银行以及工商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收取公司款项。叶奕彤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拟证明2017年8月19日至2018年11月16日，叶奕彤分七笔将32.5万元转入其智可及公司，每一笔转账均注明为“瞿伟投资款”或“叶奕彤投资款”；2.2016年9月-2019年5月其智可及公司项目汇总、收款及分红情况；3.其智可及公司项目汇总表，证据2-3拟证明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极强，自2016年9月至2019年5月经营期间，至少有30个项目，其中有完整填报项目汇总表或有合同依据的收入流水不少于6135171元，另有部分项目由于被王丽侵占至今未披露，也未进行分红。按50%纯利率计算，公司纯利率为3067585.5元，但王丽实际向叶奕彤分红347662元，仍有2719923.5元未分配；4.王丽隐瞒、侵占公司项目汇总表，拟证明王丽隐瞒、侵占其智可及公司多个项目，金额巨大；5.唯识品牌咨询（广州）有限公司的业务宣传PPT；6.叶奕彤与赵昱巽的微信记录；7.可及公司的业务宣传PPT；8.叶奕彤与王丽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8，拟证明由于叶奕彤起诉支付股权转让款，王丽于2019年5月开始带走员工及其智可及公司的项目和业务资源，转投竞争对手唯识品牌咨询（广州）有限公司，掏空其智可及公司。王丽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加盖银行红章，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3是叶奕彤单方制作，内容可以修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王丽在一审时已要求叶奕彤提交所有账目用于对账。对证据4-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另查明：（一）王丽与叶奕彤共签署了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落款日期分别为2018年12月18日、2018年12月27日，两份合同的格式并不相同，其中前一份合同在工商部门备案，加盖的是可及公司的公章；后一份合同没有在工商部门备案，加盖的是其智可及公司的公章，且落款转让方和受让方处均有两个重叠的签名。（二）叶奕彤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19年4月22日向王丽发出律师函，要求王丽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叶奕彤曾在2019年4月23日向王丽发送信息，要求王丽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三）2019年4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丽多次向叶奕彤发送微信称：“公司所有的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您都拎走了，供应商的款您也不发起。”“可及我不干我也不要，对清楚你要用就都转给你，你不用就注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能否撤销。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王丽与叶奕彤分别签署了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两份合同的签署日期、合同格式等不相同，但均约定王丽以120万元的价格受让叶奕彤持有的40%股权。上述合同内容本身并无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并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证明双方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是真实的。王丽以上述价格是根据代办公司的要求填上去的，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用，故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上述两份合同。该主张并不成立。首先，重大误解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且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二是表意人须有不符合事实的认知错误；三是表意人须无使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之故意；四是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须具有因果关系；五是错误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大。本案中，王丽未对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落款处的签名提出异议，也认可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只是认为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备案，双方也已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既已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故并不存在适用重大误解的事由，只是王丽应举证证明该价格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这属于证明责任的范畴。王丽在本案中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显然理据不足。其次，显失公平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之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之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之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本案中，在股权转让之前，双方各占50%股权，虽然双方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分工不同，但双方地位平等，王丽了解双方出资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叶奕彤有利用王丽危困、弱势地位或缺乏判断能力签署涉案两份合同的行为。因此，王丽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涉案两份合同亦缺乏依据。再次，如前文所述，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转让行为并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也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本案仅审查王丽要求撤销转让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至于该价格是否是双方真实履行的价格，鉴于叶奕彤在本案之前已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另案起诉，故该问题不宜在本案中审理，可由另案审查。综上所述，王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王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