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5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1，女，198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锴，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2，男，195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双进，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如燕，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3，男，198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鹭杰，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某1、宋某2、宋某3继承纠纷一案，三方均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64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宋某1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就收据形成时间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根据收据内容，收据的形成时间应在办理《继承权公证书》之前。理由如下：（一）一审有关收据形成时间的认定理由存在错误：1.一审中宋某1和宋某3在质证阶段已经明确对任秀珠的取款记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2.该取款记录时间为2014年4月9、10日，晚于征收协议签订的2014年3月5日，如果该取款系为了支付收据的款项，那么根据收据内容：为何房屋还需要用评估价值、房屋未能体现对象系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根据征收协议补偿款项金额及安置房的坐落均明确予以反映），且一审法院询问阶段宋某2无法对其进行说明，很明显前述两笔款项与本案支付行为无关。3.收据体现的收款人吴爱媚15万元、宋某315万元，陈晓波35万元，而取款记录体现的为12万元、35万元，金额上完全无法对应，吴爱媚也未对收款进行确认。4.2014年4月9、10日期间任秀珠与宋某2可能系离婚状态，财务关系相互独立。5.从宋某2提供的流水来看，任秀珠正常的大额支出会采取银行转账行为并注明交易对象。6.取款记录时间为2014年4月9、10日均出自任秀珠，却在两次庭审分别举证，明显是凑数。（二）收据出具时宋某1未在现场，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且无法确认收据出具的具体时间，但从收据内容可推定收据出具时间应在《继承权公证书》之前。1.协议内容显示：给拆迁办评估287万元，老宋已故，其部分根据法律规定应由黄碧霞及三个儿子各分得35万元，宋某2人民币35万元扣，宋某2补贴已由黄碧霞收，另黄碧霞应收147万元依法律。2.收据有宋某3、吴爱媚的签字，综合判断收据签订时间该房产并非黄碧霞一人所有。3.宋某2庭审多次表述前后矛盾，与客观证据内容相悖。 二、收据存在欺诈、履行瑕疵、法定继承人未确认、内容不确定等情况，且继承公证作为新的民事行为已经推翻原收据的效力。（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费用表（私房产权调换）》及《思明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充协议书》显示：被征收房屋补偿费计1865824.4元，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计73307.02元，拆迁奖励计631625.5元，自行过渡补助费计382026.59元，签约奖励50600元及每日2024元的提前搬迁交房奖励28336元，以上总计3031719.69元。而购买安置房计2735551.98元，经折抵可获得现金296167.71元的补偿款。根据前述内容，如果宋某2所述当时系安置房进行买卖，就宋献才部分继承，根据总补助奖励3031719.69元，宋某1可领取现金应该为378964.96元，而宋某2仅能获得378964.96元，宋某3、吴爱媚及黄碧霞分别也可获得378964.96元。（二）收据出具并非现场形成，不具备合法性，并存在欺诈、履行瑕疵、法定继承人未确认、内容不确定等情形。1.该收据并非当面出具，仅因宋某2以黄碧霞的名义通知其领宋献才补贴时让宋某1配偶代签字，考虑到签约时黄碧霞已八十几岁且身体不适经常住院，宋某1有理由对该收据形成、是否存在假借黄碧霞之名义，或黄碧霞受欺骗、受胁迫、受诱导等情形提出合法性质疑。黄碧霞、宋某2和宋某1均未在收据签字确认。2.收据中显示就宋献才部分买卖。首先，宋某2仅能获得378964.96元，而收据中却写宋某2人民币35万元已扣，30万元宋某2补贴黄碧霞领取，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存在欺诈。3.上述协议显示：就宋献才可继承的财产部分扣除宋某2自己能够从宋献才财产中继承部分，如果其要取得其他人的继承份额应支付的费用应为3031719.69元÷2×0.75＝1136894.88元，目前宋某2尚未就其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退一步说，即便黄碧霞支付的款项来自宋某2，其也仅支付50万元，其履行存在重大缺失。4.该收据标的不明确、评估价值与实际有出入，也无履行期限、地点、方式等要素。因此，该收据内容不明确，违反《合同法》第12条相关规定，不具备买卖的要件。正常买卖合同应该由每个继承人签字，同时各留底一份，而非一人保存。若按宋某2的解释，其自身即有权解释该收据的履行内容、方式等要素，这明显违反合同的公平原则及相对性原则。5.宋某1是法定继承人且具备民事能力，即便要进行宋献才遗产的处分也应该由其本人亲自确认而不能授权委托。虽然宋某2以黄碧霞名义让宋某1领取宋献才补贴，宋某1让其配偶代为领取，但是不代表宋某1知悉、同意收据内容。事实上，宋某1直至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才知悉收据存在及其内容。黄碧霞电话也未向宋某1作款项用途的具体说明。宋某1在未见过收据内容的情况下，其他继承人若侵犯其合法权益并存在欺诈、瑕疵履行，其有权不予追认。继承权是宋某1个人的专属权利，在继承完成前属于个人财产，宋某1配偶无权代宋某1行使继承权。 三、本案系继承纠纷，宋某1与宋某2、宋某3已经分家，一审判决未同意进行析产明显错误，且宋某3也说明竞价取得房产。 四、根据宋某1提供的户口本，原被拆除房屋是宋某1和黄碧霞共同居住的房屋。宋某1认为过渡费补偿对象应当为实际居住人。因此，过渡费问题的处理要充分考虑宋某1的居住情况。 宋某2辩称：一、关于《收据》的形成时间一审庭审时已经阐明了，补充一点，一审中宋某3和宋某1母亲认可收据上载明的情况，宋某3本人已经收到，一审中宋某2已经要求宋某1和宋某3母亲说明收到款项的具体时间和收到现金的去向，两人均未回答。 二、《收据》是黄碧霞本人书写，均已签字确认，在没有证据证明宋某2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单方面认为协议存在瑕疵和不公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014年1月3日黄碧霞及相关的继承人做了安置房公证，此时安置房的所有权以及关联的拆迁利益均已经归黄碧霞一人所有，之后2014年4月11日黄碧霞将安置房包括拆迁利益全部转让给宋某2，安置房实际上已经有了买卖约定，宋某2已经按照收据的约定支付了相关的款项。虽然还有一半的款项没有支付给黄碧霞，但是应当认定为黄碧霞生前的债权，黄碧霞已经过世，继承人应当继承黄碧霞50%的购房款。房产是黄碧霞自由处分的，宋某2不同意竞价的方案。 宋某3辩称：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宋某2一审主张收据是拆迁安置房的买卖协议，三方均未认定为是析产协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是对房产拆迁利益的部分补偿价款的分配，其中不包括拆迁安置房。 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宋某1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黄碧霞的继承人享有的是黄碧霞对宋某2147万元债权作为遗产后的继承权。案涉《继承权公证书》载明宋献才的全部遗产由黄碧霞一人继承，上述公证书作出后案涉房产即归黄碧霞一人所有。黄碧霞将该房屋以287万元转让给宋某2。宋某2于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10日从中信银行取款，2014年4月11日黄碧霞主持并书写《收据》将该转让款的一半扣除作为宋献才墓地使用的3.5万元后剩余的140万元以宋献才名义进行分配，宋某3、吴爱媚、陈晓波、黄碧霞等人均签字确认。黄碧霞在《收据》中明确确认“另黄碧霞应收147万元今后结算。”该《收据》事实上是宋某2与黄碧霞关于房屋买卖的合同，明确载明黄碧霞将讼争房屋以287万元转让给宋某2且宋某2已履行部分付款义务的事实，黄碧霞对该款项进行分配是对自己权益的处分。“另黄碧霞应收147万元今后结算”亦可证明黄碧霞与宋某2仅存在尚未履行的147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黄碧霞过世后其继承人能够继承的遗产亦应是该147万债权，而非一审判决认为的该讼争房屋50%产权份额。 宋某1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收据和征收协议对应不上，收据是在签约商谈时间段形成，但是具体形成时间并不清楚。宋某2没有举证他支付了相应款项。 宋某3辩称：一、其不认为收据为买卖协议，各方不具有买卖的合意。收据中没有明确记载交易房产的具体信息。二、假如收据真的是宋某2主张的形成于继承公证之后，宋某2直接与黄碧霞签署即可，无需其他继承人确认。从收据上可以看出各继承人相应的份额都记载于收据之中，故可推定收据形成于继承公证之前，各方在其后以继承公证的方式否定了收据的效力。三、关于收据执行的情况，收据最终没有执行，宋某2主张收据为买卖协议，宋某2从未以任何方式要求对收据的执行，也没有对房屋的权属进行主张，该收据没有实际执行。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一经做出并且送达各方，已经具备法律效力，各方放弃的意思已经经由公证文书确认，不存在变更以及撤回的法律基础。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各方以实际行为再次取代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系认定错误。 宋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地址位于“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的安置房以及2017年3月6日之后的自行过渡补偿款由各方按照各1／3的份额进行继承。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超越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范围认定《收据》效力。合同文书之效力基础取决于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讼争的各方均不认可《借据》为析产、继承协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超越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范围将《收据》认定为继承析产、继承协议，显然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剥夺当事人的处分权，也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二、一审法院采信形成时间不明、形式及效力均存重大瑕疵的《收据》为当事人各方析产、继承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其一，时间序列上，《收据》必然形成于办理继承公证之前，《继承公证书》具有优先于《收据》的证明力和法律效力。《收据》未体现案涉安置房的具体地址及正确价格；案涉安置房的拆迁协议系黄碧霞作为唯一继承人签署；《收据》指向宋献才的遗产，若《收据》形成于继承公证之后，彼时遗产已经由黄碧霞一人继承，黄碧霞作为唯一权利人签署《收据》即可，无需其他宋献才的继承人再签名。相较于形成时间不明且形式欠缺的《收据》，公证具有优先效力。宋某2仅有取款纪录，是否完全支付《收据》约定的款项均未举证证明，《收据》并不足以推翻继承公证文书确认的事实。《继承公证书》是确认宋献才遗产析产、继承的唯一有效文件。其二，程序适用上，如一审法院欲认定《收据》为各方析产、继承协议，则该析产指向的被继承人为宋献才，案外人吴爱媚作为宋献才的继承人之一应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予以追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其程序适用显然自相矛盾。其三，证据效力上，无论是《继承公证书》还是案涉安置房产的物权登记，均较《收据》有更优效力，《收据》记载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均存严重瑕疵，并非有效的遗产析产文件。首先，若《收据》为遗产析产协议，应当有明确的财产指向及份额约定。而《收据》内容中并无案涉安置房之具体地址及相关信息（指向的财产不明），亦无份额约定（指向的份额不明，析产指向财产是房产或对应继承份额，价款补偿系折价买卖之约，而非析产之约）。此外，《收据》中缺失作为继承人的黄碧霞及宋某1签章，应属无效。其次，《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收据》中被拆迁房产的物权经拆迁而消灭，不存析产。案涉安置房作为独立的不动产应依物权登记析产继承。 三、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及送达各方即发生法律效力（更何况经由公证文书确认），不存在变更及撤回的法律基础，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各方以实际行为再次取代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系严重的认定错误。 四、宋某3从未主张所收款项为“宋献才房产份额的款项”，而是主张系“宋献才房产份额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款的款项”，基于旧房拆迁所得各种名目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与待继承房产份额析产补偿款不是同一个概念。 五、一审中，宋某2自始至终都无法举证证明其已按照《收据》约定支付全部款项，一审法院在未详查宋某2付款情况下，直接认定《收据》的效力，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宋某2答辩称：关于宋某3主张收据没有载明房产具体信息。收据里的安置房只有案涉房产一套，信息已经足够明确。关于宋某3主张收据不是黄碧霞和宋某2的合意。收据是黄碧霞本人书写的，也有签字，收据中作为卖方，黄碧霞已经明确卖给了宋某2。宋某2也已经支付了款项。收据的形成时间是在拆迁安置之后。宋某3和宋某1一直没有明确收到收据上的款项的时间。 宋某1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对宋某1爷爷宋献才名下安置地点为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的全部产权份额进行析产份额，继承后该房产全部产权份额均归宋某1所有，并由宋某1按照市场评估价格补偿宋某2、宋某3通过继承持有的该房产2／3的产权份额。二、如宋某2、宋某3不同意由宋某1购买全部房产份额，则由宋某2、宋某3按市场评估价补偿宋某1通过继承持有的该房产1／3的产权份额，及继承后全部产权份额归宋某2、宋某3所有。三、判令宋某1与宋某2、宋某3分别按照1／3、1／3、1／3比例依法继承宋献才位于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房产被征收所得的被征收补偿费1865824.4元、房屋安置补偿、补助7费3307.2元及奖励费631625.5元、促签奖励50600元、促搬奖励28336元，共计2649693.1元。宋某1及宋某2、宋某3分别继承款项883231.033元。四、判令宋某1及宋某2、宋某3在继承份额价值范围内对因取得安置地点为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所应支付安置房计费共计2735551.98元各按照1／3、1／3、1／3比例承担其债务，即宋某1与宋某2、宋某3分别承担911850.66元。五、判令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8月17日自行过渡补助费用35337.46元，由宋某1分得其中2／3份额（自有的1／2份额即继承取得的1／6份额），2014年8月17日至2017年3月5日自行过渡补助费用346689.13元及2017年3月5日至实际交付之日的自行过渡补助费用归宋某1所有，暂计至2019年11月5日，宋某1享有709825.32元。六、判令被补偿继承人在收到补偿款后配合办理将安置地点为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转移登记到补偿继承人名下的相关手续。七、本案诉讼费由宋某2、宋某3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献才（于2004年9月5日死亡）与黄碧霞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子，分别是长子宋某2、次子宋建江、三子宋闽江。宋某2配偶为任秀珠。宋建江于2006年4月11日死亡，其配偶为吴爱媚，宋建江之子宋某3。宋闽江于2006年8月18日死亡，宋闽江与其配偶庄丽萍于1991年3月28日离婚，宋闽江之女为宋某1。宋某1配偶为陈晓波。黄碧霞于2014年8月17日死亡。 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于2014年1月3日所作出（2014）厦思证内字第032号《继承权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宋献才的全部遗产由黄碧霞一人继承，故址于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归黄碧霞一人所有。 2014年3月5日，黄碧霞以被征收人宋献才的继承人身份与厦门市思明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梧村街道办事处签订《思明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协议书》（私）005号，协议约定址于厦门市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所有权人宋献才，产权建筑面积101.2平方米，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编号：厦地房证第00257798号，无合法批建手续建筑面积28.52平方米）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安置房为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安置房购置费2735551.98元。被征收房屋补偿费1865824.4元，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费73307.2元，奖励费631625.5元，并按每月每平方米75.68元的标准支付自行过渡补助费，已付36个月的自行过渡补助费用计382026.59元。2014年3月6日，上述协议各方签订《思明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充协议书》（私补）№：005号，约定促签奖励50600元、促搬奖励28336元，合计78936元。就以上协议中约定款项的支付时间，黄碧霞选择于协议签订时支付。 黄碧霞手书《收据》一份，载明：“兹因原住房湖滨南234-7201住房因地铁须要拆迁，经拆迁办评估287万元，原住房是宋献才与黄碧霞共同财产，各应收143.5万元。由于老宋已故，他的部分依据法律规定应由黄碧霞及三个儿子各分35万元，除3.5万元作为老宋墓地使用。由于大儿子宋某2须要房子，房价287万元应由他支付。现先支付老宋应得部分，（宋建江35万元，由儿子宋某3与他结婚妻子吴爱媚平分，各分15万元，另5万元寄黄碧霞作为今后为建江建墓地使用（多还少补），另35万元由宋闽江女儿宋某1领取（由女婿陈晓波代领）。宋某2人民币35万元已扣，黄碧霞35万元，已收30万元（宋某2拆迁补贴已由黄碧霞收，另收5万元，计35万元）。经收人：宋建江儿子宋某315万元（宋某3签名），再婚妻子吴爱媚15万元（吴爱媚签名）；宋闽江女儿宋某1人民币35万元（由女婿陈晓波代领）代领人（陈晓波签名）；黄碧霞计收35万元经收（黄碧霞签名）。另黄碧霞应收147万元今后结算。”该收据并未落款签署日期。 2014年4月9日，任秀珠从其的中信银行账户中取款12万元。2014年4月10日，任秀珠从其中信银行账户中取款35万元。庭审中，宋某1确认其配偶陈晓波代其收到款项35万元，宋某3确认收到款项15万元，但二人主张该款项系黄碧霞给予二人的宋献才房产份额的款项。 2017年3月5日至安置实际交付之日的自行过渡补助费用（每月10611.8元）尚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该《收据》的形成时间及《收据》的效力。二、黄碧霞死亡后宋某1、宋某2、宋某3继承份额。三、关于其他补偿款项。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宋某1及宋某3主张收据签订时间是在办理继承公证之前，各继承人其后办理的《继承权公证书》已排除《收据》的效力；宋某2主张结合取款记录可以推定收据是在公证书签订后形成。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宋某1及宋某3所确认的收到的款项与黄碧霞所书的《收据》，以及宋某2所提交的取款凭证之间均可以相互印证，故宋某1、宋某3收到款项，来源于宋某2依据《收据》中的约定而支付具有高度盖然性；其次，宋某2取款的时间晚于继承公证形成时间，而继承公证所载内容与收据中所载内容并不一致，各方在公证之后又交付《收据》中约定款项的行为，显然与宋某1、宋某3提出的公证中各方的意思表示已经排除《收据》约定内容的主张相悖，故对宋某1及宋某3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再次，如果公证中的意思表示已取代原《收据》中的约定，则宋某1、宋某3等人所取得的相应款项亦应当予以返还，然而时至今日，各方均未就该款项返还事宜提出主张；第四，即便如宋某1、宋某3所述，《收据》形成时间在先，公证在后，但在公证之后各方又继续履行《收据》所载内容，系各方以实际行为再次取代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短时间内做出内容相悖的意思表示，应当综合审查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及相应实际行为，以探究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综合上述各项理由后，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收据》中所载内容，即各继承人先对被继承人宋献才在讼争房产中所有份额进行了继承、析产，之后由宋某2支付对价取得原属宋某3、宋某1、黄碧霞继承所得的份额，故经过各方继承析产之后，原厦门市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由宋某2与黄碧霞各自享有50%份额。 二、《收据》中载明：“由于大儿子宋某2须要房子，房价287万元应由他支付”及“另黄碧霞应收147万元今后结算”。结合以上表述，原厦门市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中黄碧霞所享有的50%份额，已约定由宋某2以147万元对价格购买。现宋某2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支付对价的义务，且宋某2在庭审中对于该问题并未正面予以回应，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收据》中关于宋某2以147万元购买黄碧霞所有的讼争房产50%份额，双方并未实际履行。鉴于《收据》形成至今已数年，宋某2与黄碧霞二人均未实际履行该交易，黄碧霞死亡后其继承人中宋某1及宋某3均主张继承并析产，故该买卖关系已无履行的客观基础，黄碧霞在讼争房产中所享有的50%份额应当作为黄碧霞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根据前述认定，黄碧霞的继承人为宋某1、宋某2、宋某3三人，三人虽均要求多分遗产，但均未能提交证据充分证明各自多分主张，故一审法院确认宋某1、宋某2、宋某3各自继承黄碧霞三分之一的遗产份额。 至此，原厦门市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各方当事人所享有的份额为宋某1占1／6、宋某2占2／3、宋某3占1／6。本案审理中，因各当事人均未申请对讼争房产价值申请评估，在未确定讼争房产实际价值且安置房产尚未交付的情况下，应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对讼争房产的所享有的份额为宜。 三、关于宋某1诉请的其他款项。因黄碧霞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系选择在签订协议时结清拆迁补偿差价，而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3月6日，因此上述款项在2014年时已经由黄碧霞占有，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为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本案中并没有在案证据体现上述款项在黄碧霞死亡时仍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形式存在，故对于宋某1诉请对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继承析产的主张不予支持。其中2017年3月6日之后的自行过渡补偿费，因尚未实际交付，依照前述认定的继承析产比例，各方当事人分割的比例为宋某1占1／6、宋某2占2／3、宋某3占1／6。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厦门市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征收补偿后所获的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以及自2017年3月6日之后的自行过渡补偿费，宋某1、宋某2、宋某3各自可享有的份额为宋某1六分之一、宋某2三分之二、宋某3六分之一。二、驳回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中，宋某1、宋某2、宋某3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除各方上诉状中的意见外，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收据》是否黄碧霞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讼争《收据》系黄碧霞生前亲手手书，对其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宋某1主张该《收据》可以系黄碧霞被欺诈、胁迫、诱导等写下，但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况且，黄碧霞书写《收据》时已是八旬老人，其自己书写《收据》内容，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最直接反映。黄碧霞作为各方的长辈且是讼争房产的所有人之一，其所书《收据》的意思表示明确、表述清楚，并不存在文字歧义，在没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收据》系黄碧霞真实意思表示。宋某1的上述主张，明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宋某1、宋某3主张讼争《收据》形成于讼争《继承权公证书》之前，《继承权公证书》已推翻讼争《收据》内容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收据》及《继承权公证书》形成时间的分析论证详细合理，认定《收据》形成于《继承权公证书》之后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同时，讼争《收据》对讼争房产的处分意思表示明确。《收据》与《继承权公证书》均形成于讼争房产进行拆迁时，形成时间相隔并不久。宋某1、宋某3主张的《收据》形成之后各方随即又以《继承权公证书》方式否定了《收据》的内容，明显有悖常理，且若各方否定了《收据》但根据现有证据各方又没有对《收据》及《收据》项下已支付款项作出相应的撤销等处理行为、仍由宋某2持有《收据》，亦不合常理。因此，宋某1、宋某3有关《继承权公证书》已推翻讼争《收据》内容的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讼争《收据》的性质及履行的问题。结合《收据》的具体内容，本院评判如下： （一）有关黄碧霞与宋献才财产份额的划分。《收据》明确讼争房产系黄碧霞与宋献才的夫妻共有财产，按每人50%的份额进行析分后再作出进一步约定。夫妻共有财产按每人50%的份额进行析分，符合法律对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一般规定，各方当事人在签署《收据》时未提出异议，本案中亦未对此比例提出异议。因此，可以确认各方对讼争房产原由黄碧霞与宋献才各占50%份额均无异议。 （二）有关讼争房产的价值。讼争《收据》明确了讼争房产经拆迁办评估287万元，并以此计价进行析分。该价格符合《收据》形成当时的市场行情，并无明显畸高或畸低的情形。虽然该价格与黄碧霞签署的讼争房产的《思明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协议书》上的价格不相符，但与实际拆迁补偿的金额相差不大，《收据》是亲属之间的协议，未完全依照拆迁时的补偿金额计算房产价值，亦在情理之中，且《收据》书写的具体时间不明，也可能书写于《思明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协议书》签署之前，那么，各方此后并未对《收据》上的讼争房产价值提出更改，也能反映当时各方对讼争房产以287万元计价并无争议。 （三）关于原属于宋献才所有的房产份额的约定。《收据》以约定的房产对价287万元的一半143.5万元作为宋献才的遗产进行分割，且宋某3、吴爱媚及宋某1的配偶陈晓波已在《收据》上相应的分割款项处签名确认，宋某3、宋某1一审亦当庭确认收到相应的款项，同时，结合宋某2提交的取款凭证，足见宋某2主张其已按《收据》约定向宋某3、宋某1支付款项，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各方已以实际行为确认了《收据》中对宋献才遗产的分割约定。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宋某2取得该二分之一的房产正确。 此外，关于宋某1主张其配偶陈晓波签字的行为不代表其对《收据》知情并确认的问题。根据宋某1陈述，其系在被通知要领取宋献才遗产的补贴时，才让其配偶陈晓波代为领取款项并签名。可见，宋某1知悉领款的事由系宋献才遗产继承事宜，其亦承认系其授权配偶陈晓波代为领取，况且夫妻之间本就有家事代理权，讼争《收据》又是亲属间的协议，故宋某1主张其对《收据》内容不知情，不符合常理，陈晓波在《收据》上签字可以代表宋某1对《收据》的确认。 （四）关于原属于黄碧霞所有的房产份额的处理。黄碧霞对于从夫妻共有财产中析分出的属于其的部分，具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无需征得他人同意，各方当事人理应尊重长辈生前的意思表示。其已在《收据》中明确该部分房产归宋某2所有，并由宋某2支付143.5万元的对价。黄碧霞的该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属于亲属间析产协议的一部分，该处分不同于一般的房产买卖交易。根据《收据》约定“另黄碧霞应收147万元今后结算”，并未具体约定付款时间，故宋某2并未付款不属于不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且讼争房产拆迁后仍由黄碧霞作为所有权人签署拆迁协议，黄碧霞于2014年8月死亡，按析产协议的约定，相应的黄碧霞名下的房产拆迁权益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归属于宋某2。因此，讼争《收据》不存在不能实际履行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黄碧霞死亡后《收据》中的房产买卖关系无法继续履行，并据此认为黄碧霞在讼争房产中所享有的50%份额为遗产，该认定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应予纠正。 关于宋某1主张拆迁时其户籍在厦门市湖滨南路**之**房产内且是讼争房产的实际居住人，应是该房产拆迁过渡费的补偿对象的问题。因讼争《思明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协议书》确认临时安置费（过渡费）系按75.68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计算，并未体现系按户籍人口进户籍人口进行补偿。渡费并非按实际居住人口进行补偿。故宋某1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讼争《收据》虽然涉及房产的归属和对价问题，但不是普通房产买卖合同，而是亲属之间的析产、继承分割协议，具有一定的身份属性。讼争《收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收据》约定，黄碧霞生前已对讼争房产中属于其的份额作出处分，讼争房产拆迁权益不属于黄碧霞的遗产，黄碧霞的遗产应为“黄碧霞应收的147万元”。根据已查明事实，黄碧霞的继承人为宋某1、宋某2、宋某3三人，故三人可各分得黄碧霞的遗产49万元，宋某1、宋某3二人应得的款项由宋某2支付。宋某2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宋某1、宋某3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640号民事判决。 二、原厦门市湖滨南路234号之七201室房产征收补偿后所获的公交地块安置房12号楼3004室房产及相关自行过渡补偿费归宋某2所有；宋某2、宋某3、宋某1各继承黄碧霞遗产的三分之一，即每人各490000元；宋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某3、宋某1各支付490000元。 三、驳回宋某1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 四、驳回宋某3的上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8030元，由宋某1、宋某3、宋某2各负担60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代书记员 朱强强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