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46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金卫，男，196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40************034。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柳玉，女，196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40************026。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琴，广东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吴川市鉴江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谢上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木荣，广东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金卫、苏柳玉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20）粤088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金卫、苏柳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琴、被上诉人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木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金卫、苏柳玉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20)粤088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联合投标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中标的遂溪县各中小学校校服事项由上诉人负责操作，即由上诉人负责以被上诉人名义与各中小学签订采购合同；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联合投标协议书》的性质认识错误，不能以协议书中出现“联合体”的字眼就断定双方是作为联合体进行投标，而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目的等综合判断。1、《联合投票协议书》内容所述的“联合体”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所述的联合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联合体的主体是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包括自然人，并且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联合体投标必须将共同投标协议书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清楚这个规定的，所以在《联合投标协议书》上是“授权”苏柳玉为全权代表，代表被上诉人的身份进行招投标，而不是以一方的名义共同投标，实质上双方的意思是“强强联合”进行合作，组成一个整体。2、双方签订协议时，是本着互利互赢的态度进行合作，被上诉人也表示没有过多精力参加相关的投标事宜，才授权上诉人去处理相关事项。当初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合作，合作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联合投标协议书》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本着意思自治的原则，该协议书理应合法有效。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系自然人，不符合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法定主体资格，但资格并不一定导致合同无效，上诉人作为自然人是不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但从协议书表达的意思可以显示，上诉人并不需要具备该法定主体资格，因为协议上约定对外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上诉人只是作为被授权的代表，参与相关事务，而非以联合体的其中一员的身份参与事务，法律规定的联合体投标对外是联合体，并且联合体各方均要就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投标与本案的情形不符，一审法院是用强制性规定强加适用于本案中，明显偏离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非联合体投标，并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三、《联合投标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应根据约定继续履行相关的义务。《联合投标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一审法院也认定该协议依法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联合投标协议书》在成立时就应当生效，被上诉人应根据约定履行义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贵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性质上属于共同投标协议而非“授权”委托关系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体现了“共同配合、共享收益”的宗旨，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应确认为共同投标协议。首先，从协议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看，《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答辩人负责提供招标所需的证件、负责生产和配合上诉人接受上级质检；上诉人负责签订校服订单、处理相关遂溪县校服事项；双方明确约定了中标前后各自须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协议中双方分工明确，共同配合。其次，从签订协议目的上来看，《联合投标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自愿组成联合体，上诉人苏柳玉为联合体代表，联合体以答辩人名义参加投标。最后，从法律效果归属关系看，协议约定生产利润归答辩人所得，并且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上诉人获取的利润是中标后合同总价款扣除交给答辩人生产的价格的剩余部分，约定了对中标后合同总价款进行内部利润分配，所获利润并非答辩人独享，而是双方共享收益。因此，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协议订立目的以及法律效果归属关系并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协议为共同投标协议事实清楚。二、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的规定，上诉人作为自然人，不符合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的法定主体要求，同时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二十四条的规定，参加联合体的供应商均应当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良好记录等六项条件，上诉人作为自然人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资格条件，况且招标文件规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因此《联合投标协议书》属无效的合同。三、签订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仅为了参加《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的投标工作《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期限是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即2016年6月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与答辩人于2016年3月26日签订的《联合投标协议书》的目的是为在《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的投标工作中共同联合、相互配合、信息共享以提高联合体在2016年的项目招标工作的中标率，在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前，答辩人并不知道上述采购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2016年6月，遂溪县教育局公布的《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文件》规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答辩人知悉后，因此没有提供相应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投标书给上诉人苏柳玉参加投标，并且答辩人在2016年的招标中也未中标。即使《联合投标协议书》成立并生效，答辩人与上诉人的联合投标合作关系也因2016年的招投标工作结束而终止。《2020-2024年度遂溪县中小学校服生产供应商资格采购项目》招标中，同样规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以及投标人“未能通过资格和符合性审查”认定投标文件为无效标。因而答辩人也没有提供相应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投标书给上诉人苏柳玉参与投标，答辩人以自己的名义独自参与并顺利中标的，全程与两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补充：上诉状称：“《联合投标协议书》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本着恁思自治的原则，该协议书理应合法有效”，上诉状该诉称不能成立。一、上诉人不具备投标人的法定主体资格。根据《政府釆购去》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以及《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而上诉人周金卫是在职教师，苏柳玉一位自然人，他们既不是法人也不是其他组织，更不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具备投标人资格条件，因而上诉人不具备投标人的法定主体资格。二、上诉人不具备组成联合体的法定条件。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而上诉人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约相应能力，况且2016年和2020-2024年度遂溪县中小学校服生产供应商资格采购项目招标文件也规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因而上诉人不具备组成联合体的法定条件。三、《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上诉人苏柳玉以答辩人名义投标，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答辩人提供上诉人招标所需的一切证件，授权上诉人苏柳玉为全权代表以答辩人名义参加投标，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以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苏柳玉的行为实质是以他人名义投标，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授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上诉人亦柳玉以答辩人名义投标，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无效。综上所述，《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作为标人的资格条件都是必须“应当具备”，《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如果违反的，不仅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这些“应当具备”，和“不得”都是属于强制性的规定。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的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违反招标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因而《联合投标协议书》理应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作出的(2020)粤088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金卫、苏柳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联合投标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中标的遂溪县各中小学校校服事项由原告负责操作，即由原告负责以被告名义与各中小学签订校服采购合同；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6日，原告周金卫、苏柳玉（作为乙方）、被告百如森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联合投标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自愿组成联合体，授权苏柳玉为联合体全权代表，以甲方为投标主体单位，联合体以主体单位名义参加遂溪县中小学校服投标项目工作，在平等、友好协商基础上签订如下协议，以兹共同信守执行。一、甲方责任和义务1、甲方须提供乙方招标所需的一切证件，并保证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2、甲方须配合乙方接受上级质检工作，并保证质检工作顺利进行。3、甲方须按时完成乙方所提交的校服生产任务，并保证质量要求。二、乙方责任和义务1、协议期间乙方与遂溪县各中小学所签订的校服订单一律交予甲方生产，生产定价由双方根据市场价商定（每套价格不得超过其他厂商2元)，生产利润归甲方所得。2、协议期间有关遂溪县校服事项全由乙方全权负责操作，所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所产生利润归乙方所得，甲方不得干涉。”同年6月，遂溪县教育局委托湛江明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正公司）进行公开招标采购，其中《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文件》载明：“...六、投标人资格要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2016年6月27日，被告百如森公司向案外人明正公司转账100000元，并注明“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投标保证金，”。同年7月29日，案外人明正公司向被告百如森公司转账100000元，并注明“退还保证金，2016年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定点生产企业资格服务采购项目”。2019年7月，遂溪县教育局委托广州金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2020-2024年度遂溪县中小学生校服生产供应商资格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同年9月3日，被告百如森公司与案外人遂溪县教育局签订《2020-2024年度遂溪县中小学校服生产供应商资格合同》。另查明，被告百如森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服装生产、加工、销售，其法定代表人为谢上康。原告周金卫职业为教师，与原告苏柳玉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联合投标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的性质及效力，被告应否继续履行协议。关于合同的性质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是被告授权原告处理投标事宜的合作协议，而被告主张是共同投标协议。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具体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结合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等因素综合判断。首先，根据该协议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被告负责提供招标所需的证件、配合质检、生产，原告负责签订校服订单、处理相关遂溪县校服事项。并且，根据原告所述，原告的利润获取方式是中标后合同总价款扣除交给被告生产的价格的剩余部分，即双方明确约定了中标前后双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且约定对中标后合同总价款进行内部利润分配。原告主张涉案协议是被告授权原告处理投标事宜的合作协议，但上述协议权利义务内容并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补充证明其所主张的具体合同关系，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其次，从签订协议目的上来看，该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自愿组成联合体，原告苏柳玉为联合体代表，联合体以被告名义参加投标。可见，原告是具备参与投标但其在实际投标过程中处于隐名地位的意思表示。据此，应认定上述协议应为共同投标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之规定，原告作为自然人，不符合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的法定主体要求，故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有效及基于合同有效主张被告中标的遂溪县各中小学校校服事项由原告负责操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金卫、苏柳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周金卫、苏柳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二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由查明事实可知，2016年3月26日被上诉人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周金卫、苏柳玉签订了《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由双方自愿组成联合体，授权苏柳玉为联合体全权代表，以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为投标主体单位，联合体以主体单位名义参加遂溪县中小学校服投标项目工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条件需是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本案二上诉人是自然人，明显不具备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的资格条件。此外，争议双方在《联合投标协议书》中，约定由苏柳玉为联合体全权代表，以广东百如森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为投标主体单位，联合体以主体单位名义参加投标，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规定相悖，同时，该约定亦不符合《2020-2024年度遂溪县中小学校服生产供应商资格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文件》中“本采购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条件要求。鉴于本案争议双方签订的《联合投标协议书》明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二上诉人请求确认涉案《联合投标协议书》合法有效的上诉请求，理由明显不能成立。而被上诉人答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金卫、苏柳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纯京审判员  梁子轩审判员  钟斯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春雨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