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6民终1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社平，男，1961年10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慈利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哲，男，198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英清，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录忠，男，1963年2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碧霞，女，1976年9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春莲，女，198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成友，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系华蓥市双河街道清溪路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因与被上诉人贺春莲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2020）川1681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贺春莲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对张家界国盛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公司）的财产状况没有查清。一审庭审中，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虽未提供证据证实国盛公司有可执行的财产，但贺春莲在庭审调查时已明确承认国盛公司有两个玻璃大棚及其他地面附属设施，已构成自认。2.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一审庭审调查时，朱碧霞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但一审认为股东内部的股权转让纠纷是否审结不能成为阻却对国盛公司及股东执行的法定事由明显错误。如果朱碧霞与余社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朱碧霞将不再是公司的股东，那么朱碧霞当然不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因此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中止审理本案。 贺春莲辩称，余社平等五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国盛公司现仍存在财产可供执行，该五人主张国盛公司存在大棚等规定设施设备应当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权属证明予以佐证。一审庭审中仅有其委托的一般授权的代理人对国盛公司存在大棚等设施设备的事实表示认可，其对该事实并未发表意见，不构成自认。同时，一审中，贺春莲提供的已生效裁判文书能够证实国盛公司已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认定股东内部的股权转让纠纷是否审结不能成为阻却国盛公司以及股东执行的法定理由是正确的，不存在程序违法，且朱碧霞申请中止审理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川1681执恢18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不予追加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为被执行人，不予执行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的个人财产；2.解除对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的所有强制执行措施。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盛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2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丁军红，股东为北京国标中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余社平、丁军红、何哲。各股东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北京国标中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认缴550万元（2015年8月22日前），实缴110万元（2013年8月22日出资），持股55%；余社平认缴150万元（2015年8月22日前），实缴30万元（2013年8月22日出资），持股15%；丁军红认缴150万元（2015年8月22日前），实缴30万元（2013年8月22日出资），持股15%；何哲认缴150万元（2015年8月22日前），实缴30万元（2013年8月22日出资），持股15%。之后，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及股东发生变化，法定代表人为余社平，股东为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2018年6月1日，国盛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各股东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分别为：余社平认缴出资额190万元，持股19%；何哲认缴出资额320万元，持股32%；马英清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10%；张录忠认缴出资额50万元，持股5%；朱碧霞认缴出资额340万元，持股34%。五位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15年3月21日前。2018年8月21日，国盛公司章程记载五位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变更为2035年3月21日前，各股东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足额出资。 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川1681民初5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丁军红、国盛公司连带向贺春莲归还借款本金665,000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生效后，贺春莲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部门于2020年6月5日，依贺春莲的申请，以未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而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未足额出资为由，作出（2020）川1681执恢184号之一裁定书，裁定：追加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在未缴纳出资额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贺春莲承担支付责任。以上事实，双方无争议，予以确认。 另查明，2020年4月2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湘民终1674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国盛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张家界中级人民在执行国盛公司相关案件中追加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认为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1.国盛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2.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认缴期限尚未届满；3.本案应等待朱碧霞与余社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在执行贺春莲申请执行国盛公司、丁军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已经查明国盛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同时生效判决亦认定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主张国盛公司尚有大棚、地面附属设施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此外，国盛公司在2018年8月的章程中将股东出资期限由2015年3月21日延长至2035年3月21日，通过（2018）川1681民初550号民事判决书可知，贺春莲与国盛公司债务发生在章程更改之前，而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在注册资金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一、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在穷尽执行措施后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二、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会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出资期限的”，本案国盛公司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属于前述第二种情形，故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以出资期限未到为由对抗追加公司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裁定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股东内部的股权转让纠纷是否审结更不能成为阻却对国盛公司以及股东执行的法定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现国盛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义务，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系国盛公司的股东，应当在未足额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川1681执恢18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的裁定追加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五人认为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五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了国盛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系一般授权，且审判人员未当庭询问被上诉人本人对代理人意见的观点，且代理人的意见与人民法院认定国盛公司确无可供执行的生效判决相矛盾，故不能构成当事人自认。 上诉人又称本案存在股东股权转让而应当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朱碧霞与余社平之间的股权转让系股东内部之间的纠纷，不能以此对抗其出资不足的法律责任，该案的审理结果与本案没有关联，故本案无需中止审理。 综上所述，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社平、何哲、马英清、张录忠、朱碧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陈 萱 审 判 员  罗乔军 审 判 员  王 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杨应清 书 记 员  周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