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吉06民终75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电华瑞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1，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某，住吉林省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吉林省华兴泰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1。   一审被告：中电华兴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2。   上诉人中电华瑞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瑞公司）、上诉人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传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某，一审被告吉林省华兴泰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担保公司）、一审被告中电华兴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兴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10）吉0621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电华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19）吉0621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某提出的“追加上诉人和一审被告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并在1050万元范围内对一审被告中电华兴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欠高某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高某所提出的诉请依据是其认为中电华瑞公司作为一审被告中电华兴公司的股东未足额出资，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已经归纳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是否履行了2550万元出资义务。围绕该争议焦点，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提交了吉林超然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吉超然验字【2011】第651号《验资报告》予以证明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在2011年8月10日向中电华兴公司账户存入2550万元注册资金，并经由专业的验资机构进行了验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第二十九条“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规定，由此足以证明，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已经足额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此外，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还提交了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吉民申3146号民事裁定书，该两份生效裁决文书中也就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作为中电华兴公司的股东是否足额履行了2550万元的出资义务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均认定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已经缴足注册资本。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的出资情况不仅有汇款凭证及验资报告的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更是经过两级法院进行审理并查明认定。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足额出资是不争的事实。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提交的《验资报告》置若罔闻，认为该验资报告仅能静态显示存款事实，不能体现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出资资金的构成情况。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是完全错误的。首先，《验资报告》是证明公司出资情况的法定证明和法定形式，证明力不容置疑，出资资金的构成或来源与足额出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换言之，不论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所出资的2550万元如何得来，均不能否定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向中电华兴公司足额出资的事实。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出资资金的来源亦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一审法院将资金的构成来源与是否足额出资混为一谈，可见一审法院并未能厘清二者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关系，又怎么可能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判决？3.一审法院对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吉民申3146号民事裁定书不予采信的理由实属荒唐，更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规定，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足额出资的事实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在高某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该事实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作为当事人的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根本无需举证，一审法院也应当对此事实予以肯定，反倒是一审法院适用该条第四项“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径行认定上诉人未足额出资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已经提供了足额出资的证据，且足以推翻高某所称的未足额出资，故而一审法院无论如何都不能适用该条第四项作出认定。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现一审法院又称该两案不具有最高院指导性案例作用，对本案无约束力。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不禁要问，法律与司法解释对本案、对一审法院是否有约束力？综上，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已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一审法院混淆概念、混淆法律关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完全错误。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的错误，改判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   中电传媒公司辩称，同意中电华瑞公司的上诉意见。   中电传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621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高某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高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费用。上诉人中电传媒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向中电华兴公司缴付的255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1050万元未实际缴付、属于实际未出资数额，不仅与本案现有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不符，还推翻了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认定的华瑞公司已对华兴公司缴付2550万元注册资本出资的事实；一审判决追加上诉人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不仅没有事实依据，还推翻了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判结果，实属错误，应予纠正。事实与理由：一、中电华瑞公司已经依法完成对中电华兴公司2550万元注册资本货币出资的缴付，缴付之后不存在任何抽逃行为，因此，中电华瑞公司已全面履行对中电华兴公司的出资义务。中电华兴公司设立时（2011年6月13日），各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是5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中电华瑞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是2550万元（占股51%），缴付期限是两年。2011年8月10日，中电华兴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将中电华瑞公司缴付注册资本的时间调整为2011年8月10日。因此，中电华瑞公司需要在2011年8月10日完成对中电华兴公司货币出资2550万元。《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按照《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中电华瑞公司已将2550万元的货币出资存入中电华兴公司的银行账户，相关的验资报告及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所以，中电华瑞公司已全面依法履行了对中电华兴公司2550万元的货币出资义务。同时，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3146号裁定书也对上述事实进行了审查认定，并通过生效裁判就中电华瑞公司对中电华兴公司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进行了司法确认并由此驳回了对上诉人中电传媒公司提出的追加申请。一审判决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存在对中电华兴公司出资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推翻了上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属于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无权改变中电华瑞公司的资金用途，将中电华瑞公司用于向中电华兴公司缴付注册资本的2550万货币资金中的1050万元擅自“截留”用于冲抵中电华兴公司此前转入中电华瑞公司的1050万元款项；一审判决的该“截留”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产生法律效力，改变不了中电华瑞公司对中电华兴公司已缴付2550万元货币出资的客观事实。就货币资金而言，占有即推定所有，中电华瑞公司银行账户内的货币资金属于中电华瑞公司占有也归中电华瑞公司所有，中电华瑞公司有权自主使用其账户内的货币资金（包括中电华兴公司转入的1050万元），并自行承担其法律后果。中电华瑞公司向中电华兴公司转入2550万元是履行对中电华兴公司的2550万元注册资本货币出资的缴付义务，并没有准备将其中的1050万元用于冲抵中电华兴公司此前转入的1050万元款项。一审判决将其中的1050万元擅自“截留”用于冲抵，改变了资金用途，违背了中电华瑞公司的意志，不产生“冲抵”的法律效力。2550万元中的1050万元仍应用于其既定用途，即用于中电华瑞公司缴付对中电华兴公司的货币出资；一审判决擅自“截留”,严重侵犯了中电华瑞公司的资金使用权与所有权，不具有法律效力，该1050万元仍属于中电华瑞公司缴付到中电华兴公司的注册资本货币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中电华瑞公司未向中电华兴公司实际缴付1050万元货币出资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中电传媒公司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中电华瑞公司对中电华兴公司存在未履行1050万元货币出资的情况，缺乏事实依据，由此判定中电传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高某并没有充足证据可以证明中电传媒公司从中电华瑞公司受让其所持中电华兴公司51%股权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中电华瑞公司对中电华兴公司存在1050万元注册资本出资不足。同时，中电传媒公司与中电华瑞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照2550万元，即中电华瑞公司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额作为转让对价，恰恰证明中电传媒公司一直以来就是认为中电华瑞公司对中电华兴公司实际缴付了2550万元的注册资本，否则就不会同意受让，更不会同意以2550万元的实收注册资本金额受让该部分股权。综上，中电传媒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明显错误，应依法纠正，请二审法院支持中电传媒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高某针对中电华瑞公司和中电传媒公司的上诉主张辩称，一、验资报告和生效判决、裁定不能作为认定足额出资的定案依据。验资报告只能证明在验资时这一节点发生了金钱往来这一客观事实，不能证明资金来源，更不能排除出资不实这一结论。况且，验资报告并未提及出资前6天中电华瑞公司接受中电华兴公司1050万元巨额资金这一事实，生效判决、裁定对此也未进行审理定性。本案的最大疑点就在于中电华瑞公司在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出资款的前6天，从中电华兴公司转出1050万元不明资产入自己账户至今未还。中电华瑞公司对此不能提供合理说明及证据证明。中电华瑞公司的上述行为直接导致中电华兴公司资本减少，损害了公司利益。高某提交的证据已足以推翻验资报告和生效判决、裁定所认定的内容，在验资报告和生效判决、裁定并未审查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先转资后验资”这一行为的情形下，中电华瑞公司再仅以验资报告和生效判决、裁定来强调足额出资，显然缺乏说服力。其主张的依据在本质上早已脱离了本诉实质争议，上诉请求不应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高某提供了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明的，中电华瑞公司就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中电华瑞公司在一审中未能提供合理解释和证据证明其在出资前6天，且中电华兴公司成立不到两个月的节点上接受1050万元的合理性正当理由，应据此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并未完成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结合中电华瑞公司无法自圆其说以及一审查明事实和高某提交的大量证据，已足以认定中电华瑞公司未足额出资和中电传媒公司是在前述事实应当知道的情形下零对价接受了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十九条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应追加为被执行人。一审判决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彰显了司法公正，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维稳效果，应予以维持。   中电华瑞公司辩称，认同中电传媒公司的上诉意见。   华兴担保公司和中电华兴公司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撤销抚松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621执异62号《执行裁定书》；判令追加中电华瑞公司、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在1050万元范围内对中电华兴公司所欠高某债务（本金150万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中电华瑞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中电华兴公司的发起人，存在未缴足出资的行为，应依法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中电华兴公司系由中电华瑞公司及吉林省郡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郡源公司）于2011年6月设立，注册资金5000万元，郡源公司认缴2450万元注册资本金，占比49%，中电华瑞公司（原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认缴2550万元注册资本金，占比51%。经查，郡源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向中电华兴公司存入2450万注册资金，此笔资金存入后，其中的1050万元于2011年8月4日被转账给中电华瑞公司。中电华瑞公司收到此笔款项后，才于2011年8月11日向中电华兴公司存入2550万元，“完成”了注册资金的存入。从以上事实可知，中电华瑞公司用于注册验资的款项中至少有1050万元系挪用了郡源公司的注册资金。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中电华瑞公司并未足额缴纳出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告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告，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追加中电华瑞公司为被执行人。中电华瑞公司于2012年4月1日将股权转让给中电传媒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作为被告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告，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无论其是否已经转让该股权，均可追加中电华瑞公司为被执行人。二、中电传媒公司应当对中电华瑞公司的上述未出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前所述，中电传媒作为股权的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中电传媒公司一直是中电华瑞的控股股东，且其与中电华瑞公司在进行股权转让时并未支付对价，可推定其知晓中电华瑞公司未足额缴纳出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电传媒公司应当对中电华瑞公司的上述未出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亦应当追加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并与中电华瑞公司共同在未缴纳的1050万元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并未对中电华瑞公司出资是否充实进行审查，故该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抚松县人民法院在本案执行异议审查中援引（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部分“中电华兴设立时，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纳了出资款2550万元”，从而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履行了公司出资义务，此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中电华瑞公司缴纳了出资款并不等于履行了或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中电华瑞公司仅从形式上缴纳了2550万元，但实质上是挪用设立公司中电华兴公司的注册资金，应穿透形式看本质，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实际上并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再者，（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仅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已缴纳出资，但并未就中电华瑞公司出资实际过程进行审查，更未就中电华瑞公司出资是否充足进行审查。本案现有新证据已经能够证明中电华瑞公司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的意见是，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尽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但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徒增当事人的诉累。综上，（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本案应就中电华瑞公司出资是否充实进行全面审查。为保护本案高某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以上诉讼请求望贵院依法予以支持。庭审中，高某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0日，中电华兴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决定增加公司实收资本由原2450万元，变更资本为5000万元，同时增加经营范围。具体决议内容如下“关于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如下：1.中电华瑞公司（原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25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首次货币出资0万元，本期货币出资2550万元，于2011年8月10日到位。2.郡源公司认缴出资2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货币出资2450万元，于2011年6月10日已到位。3.变更经营范围：公司经营范围增加资产管理策划咨询、投资咨询。本公司其它事宜不变，同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电华兴公司于2011年6月13日经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郡源公司作为其股东，在2011年6月11日即已完成2450万元注册资金的缴纳，将2450万元验资款一次性打入中电华兴公司银行账户。2011年8月4日，中电华兴公司将其银行账户资金1050万元汇入其投资人之一的中电华瑞公司的银行账户，6日后的8月10日，中电华瑞公司从其名下银行账户向中电华兴公司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550万元。   2012年3月10日，中电华瑞公司与中电传媒公司（原中国电力报社，2011年12月20日更名为中电传媒公司）分别为甲、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转让标的。1.1甲方自愿将其在中电华兴公司的51%股权（按1：1价格共计255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前款甲方出让的中电华兴公司的51%股权（按1：1价格共计2550万元人民币）。第二条：转让与交割。2.1本协议签订，即表示甲方已将转让标的转让给乙方。第三条：甲方的保证。3.1甲方保证：在本协议规定的转让完成前，甲方对转让的标的具有完全的处分权，且转让标的不受任何优先权或其他类似权利的限制，除甲方外，其他任何公司或个人均未对转让标的提过任何形式的权利要求；……第五条：违约。5.1本协议已经签订，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实际履行，如果其中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之义务或责任而给另一方带来损失，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进行赔偿。……第八条：文本和发生。8.2本协议一经签订，即行生效。”中电华瑞公司、中电传媒公司及中电华兴公司，均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2015年6月1日，中电传媒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甲方，与作为股权受让乙方的深圳市世鸿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中电传媒公司自愿将其在中电华兴公司所持有的51%股权，即出资额10200万元人民币（按1：1价格合计10200万元）转让给乙方深圳世鸿实业有限公司。协议约定其他事项内容与2012年3月10日中电华瑞公司与原中国电力报社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   2014年8月2日，华兴担保公司为开展业务，向高某借款15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三年，年息24%，按季结息，高某当日在抚松榆银村镇银行向华兴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账户转款150万元。2014年9月21日、12月21日，华兴担保公司通过银行向高某分别支付利息4.8万元、9万元。2015年8月11日，中电华兴公司向高某出具担保函。因华兴担保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中电华兴公司亦未履行保证责任，2017年8月14日，高某向抚松县人民法院对华兴担保公司和中电华兴公司提供民间借贷纠纷诉讼。2017年9月8日，抚松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621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华兴担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高某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8月2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中电华兴公司为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另查明，中电华瑞公司原是中国电力报社（中电传媒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电传媒公司关于2012年3月10日中电华瑞公司与中电传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没有向当时的受让人中国电力报社支付股权转让款一事，于2017年6月5日针对抚松县人民法院向其发出（2016）吉0621执664号《协助执行调查函》回复如下：“2011年5月，当时的中国电力报社与上海晟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普伟实业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的方式重组了中电兴公司（中电华瑞公司）。该重组仅包括中电兴公司的核心资产中海中电大厦，中电兴公司持有的中电传媒公司4%的股权，当时筹备并于2011年6月设立并持有的中电华兴公司51%股权等资产没有包含在重组范围之内。为履行与上海晟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普伟实业有限公司的《中电兴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事项，2012年3月，中电传媒公司与中电兴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中电兴公司持有的中电华兴公司51%股权过户给中电传媒公司，因该资产没有纳入重组范围，故中电传媒公司无需支付中电兴公司股权转让款”。   高某与华兴担保公司、中电华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根据高某强制执行申请，抚松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强制执行期间，申请执行人高某向抚松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中电华瑞公司、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其主要理由为：中电华瑞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中电华兴公司的原始股东，在2011年8月4日收到中电华兴公司存入1050万元后，才于2011年8月11日向中电华兴公司存入2550万元出资款，属于出资不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应追加其为本案被执行人；中电传媒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应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2019年8月19日，抚松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621执异62号执行裁定，执行裁定认为，中电华兴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中电华瑞公司作为原始股东之一，认缴出资额为2550万元，持股比例为51%，吉林超然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电华瑞公司认缴出资额2550万元，出资于2010年8月10日前缴足。在曲顺强申请追加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的（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中，事实认定部分认定“中电华兴公司设立时，中电兴公司于2011年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纳了出资款2550万元”，据此认为中电华兴公司的工商登记和（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均证实中电华瑞已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现申请人以第三人中电华瑞公司出资不实为由申请追加中电华瑞公司和中电传媒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依据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高某的申请（即不追加中电华瑞公司、中电传媒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该裁定书送达后，高某向抚松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中电华瑞公司的前身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8月成为中电华兴公司增资扩股后的股东时，在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资本2550万元之前首先接收中电华兴公司向其转款1050万元。时隔6天后，中电华瑞公司在约定缴纳注册资金期限届满前向中电华兴公司账户汇款2550万元，形式上似乎完成了对全部认缴资本的缴纳，有吉林超然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所谓验资报告予以佐证等。然而，该份验资报告仅能静态验证2011年8月10日当天中电华瑞公司账户转入中电华兴公司账户2550万元、中电华兴公司账户当天实收一笔2550万元存款情况，并不能深入体现中电华兴公司此前曾向中电华瑞公司转款1050万元。而中电华瑞公司日后缴纳注册资金2550万元的构成中应当包括由中电华兴公司转入的1050万元资金的情况，因此说，该种所谓的验资报告仅是表面形式而已，并不能体现其中资金构成的真实情况。况且，本案诉讼发生后，中电华瑞公司就其前身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注册资金前接收对方转入款1050万元的合理性既未能提供系双方之间此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属于自己应收账款的任何证据，又未能提供事后补足1050万元转借注册资金的任何证据，庭审中亦未对发生此笔转款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常识性认知能力，理应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注册资本2550万元时，明显存在缴纳资本不足问题，对其中的1050万元，理应认定为实际未出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告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告，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告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告，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某在申请强制执行期间申请追加中电华瑞公司为被执行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2012年3月10日，中电华瑞公司的前身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中电传媒公司的前身中国电力报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电华瑞公司将其在中电华兴公司拥有的51%股权按1：1价格计2550万元转让给中电传媒公司，但协议上未约定股款交付日期，事后至今未收取转让的股款，明显有悖正常交易习惯。原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系原中国电力报社的全资子公司，法律上子公司虽然是独立的法人，可以在自己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其自主性通常是受限的，现实中子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很多情况下是由母公司决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在名义上生产和经营活动等各方面各自享有自主的权利，但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说，当中电华瑞公司成为中电华兴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东而需要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注册资金时，作为母公司的中电传媒公司应当知道其全资子公司缴纳注册资金的真实情况，中电华兴公司因给华兴担保公司向高某借款提供担保而涉入债务纠纷诉讼并进入强制执行后，受让股权的中电传媒公司以其前身不必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中电华瑞公司当年是否足额缴纳注册资金为由进行抗辩，有悖常理，法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某在申请强制执行期间申请追加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中电华瑞公司应在未实际缴纳注册资金1050万元的范围内对中电华兴公司担保的华兴担保公司所欠高某借款本金1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电传媒公司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电华瑞公司提供的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3146号民事裁定书所争议的事实虽与本案案情相似，但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指导性案例作用，对本案无约束力，裁决认定的合理性本案不予评判，不作为证据采信。华兴担保公司、中电华兴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前述司法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追加中电华瑞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中电华瑞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在向中电华兴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尚未缴纳注册资金1050万元的范围内对担保吉林省华兴泰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所欠高某借款本金150万及相应利息承担补偿赔偿责任。二、追加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对第一项判决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8300元（高某缓交），公告费900元，由中电华瑞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原北京中电兴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电华瑞公司）系原中国电力报社（中电传媒公司）的子公司，2011年5月，中电传媒公司与上海晟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普伟实业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的方式重组了该公司。2011年6月13日，由中电华瑞公司、郡源公司为股东，出资成立了中电华兴公司。该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由中电华瑞公司出资2550万元，郡源公司出资2450万元，郡源公司出资的2450万元已于2011年6月10日缴纳，中电华瑞公司应出资的2550万元在2011年8月10日缴纳完成。虽然，中电华瑞公司于2011年8月10日向中电华兴公司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550万元，按约定全部缴纳了出资，并完成了验资。但是，在此前的2011年8月4日，中电华兴公司向中电华瑞公司汇款1050万元。对于中电华兴公司的该笔汇款，中电华瑞公司不能说明原因、用途，亦没有举出证据证明该款系因双方正常业务往来所发生，其有正当理由收取该款。中电华瑞公司与中电华兴公司系出资人与被出资人关系，中电华瑞公司是否全部真实履行了出资义务涉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因此，人民法院有必要查明该事实，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的权益。中电华瑞公司是在收到中电华兴公司汇给其的1050万元后缴纳的2550万元出资，应认定为其缴纳的2550万元出资中包括该1050万元。中电华瑞公司在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出资前先收取了中电华兴公司1050万元，后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了2550万元出资，中电华瑞公司作为出资人存在用被出资人中电华兴公司提供的资金作为自己的出资缴纳给中电华兴公司的行为，且事后，中电华瑞公司亦未向中电华兴公司退还该10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中电华瑞公司在其缴纳的2550万元出资中有1050万元没有实际出资的事实清楚、正确。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与本院（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案件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3146号民事案件中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不同，涉及的事实也不同。上述案件中未涉及中电华兴公司在中电华瑞公司出资前向该公司汇款1050万元的事实，该两件案件中的当事人未对中电华瑞公司缴纳的2550万元出资款项的来源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关于该事实认定与本院（2018）吉06民终64号民事案件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申3146号民事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并不相悖。   中电华瑞公司原系中电传媒公司的子公司，增资扩股重组后。中电华兴公司于2011年6月13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成立。中电华兴公司的《选举书》载明：此前的6月7日由中电华瑞公司主持召开首次股东大会，经选举，中电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俭成、中电华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等人为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2月16日，经中电华兴公司股东大会选举。2012年3月10日，中电华瑞公司与中电传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电华瑞公司将其在中电华兴公司的51%的股权转让给中电传媒公司。白俭成既是中电传媒公司的负责人，其对中电华瑞公司是否全面履行了向中电华兴公司缴纳出资义务的情况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白俭成代表中电传媒公司与中电华瑞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电传媒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中电华瑞公司未向中电华兴公司足额缴纳出资。在此情况下，中电传媒公司受让了中电华瑞公司在中电华兴公司拥有的51%的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追加中电传媒公司为被执行人，由其对本案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中电华瑞公司与上诉人中电传媒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0元，由中电华瑞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各负担18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綦家通   审判员 唐 华   审判员 朱济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毕 凝   书记员 刘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