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1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净峰镇湖街。法定代表人：邱仅生，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银海路**南山世纪华府**楼****。法定代表人：邱建煌，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昆，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戍年，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强，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滨，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分公司）、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振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没有给康某47.4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康某出具的收款收据定性错误。首先，该收款收据是《借款协议》的一部分，该收款收据并不是收款的确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关于放款的举证行为也排除了收款收据作为收款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仅凭2223号民事调解书以及企业公示康某为联络员不能当然认定康某在处理公司经济往来中具有代表代理权或代表权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收款收据一审法院把它当成是康某的对账行为是错误的。首先，根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所提交的放款清单大部分的项目发生的时间是2014年9月24号之后，其中有2014年11月10号发生的，还有2015年3月2号发生的，显然2014年9月24日康某不可能对于后面的行为进行对账。所以，一审法院将康某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认定为对账行为，并套用出纳的行为来认定出款的事实是错误的。从被上诉人提交的47.4万元的放款清单内容看，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复杂，主张有多个借款关系存在以及存在委托货款关系，但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而看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协议》所显示的内容是非常简单的。内容是：因工程需要向出借人借款，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上诉主张的法律关系及委托关系的确认或特别声明。在民间借贷中先形成借款协议、收款收据是借款主体之间还有行为人之间的缔约行为而不是履约行为。对于被上诉人如此复杂的事实主张以及特定事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与《借款协议》的内容相悖。从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协议自2014年9月22号起计算利息，也显示本案的借款根本没有发生。一是借款的起算日和实际放款相冲突，二没有实际放款，当然没有利息支付，这也印证了本案的借款根本没有发生。二、康某、李晓东的行为是否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的法律问题。原审法院认定的依照被上诉人提交的调解书以及企业信息不能当然认定康某具有代理权是正确的。李晓东是闽南公司烟台分公司在烟台地区部分项目的承包人，而不是负责人。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出烟台分公司工商登记负责人是李某1而不是李晓东，该登记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公众信息，该信息足以让上诉人承担起应尽的谨慎的注意义务。本案的被上诉人提供了2019年的判决书，首先该判决书不是当时的公开信息，被上诉人不可能依照该判决书形成信赖利益。而且从当时的公开信息也不可能产生康某个人具有代表公司收取款项的代理权。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银行结算证（IC卡的申请表）也不是公开信息，而是被上诉人代理律师在代理其他案件中以今年才知悉的并向法院提交，所以该证据也不是被上诉人主张信赖的依据，况且银行结算证上所显示的账户是公司账户，并不是个人账户。对于被上诉人以及他所提交的证人方某自2006年就认识了李晓东，方某在2006年前是担任烟台大学后勤集团的总经理，上诉人承揽烟台大学工程项目，方某在其他案件中明确工程款只能进入公司账户，不可能进入私人账户。本案的被上诉人李振强以及栾某、李某2按照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是方某介绍认识的李晓东。所以方某等对于康某个人账户无权代表公司接受款项是知悉的，况且方某自退休后长期在李晓东处服务，对于李晓东和上诉人的法律关系是知悉的，不可能产生误认。3、本案的民间借贷涉嫌虚假诉讼，案涉借款存在以下特点和其他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的民间借贷案件一样，所有《借款协议》都是李晓东个人签订的。这些小额或者巨额的借款均发生在十年前左右，而且都没有设置抵押和担保，所有款项均没有进入公司账户。而且李振强和方某都是李晓东非常要好的朋友，长期一起吃饭、喝酒。方某和上诉人之前有业务往来，对于上诉人的工程款以及款项的收入情况有基本的判定能力。李晓东的哥哥叫李某1，在2014年7月12号之前担任上诉人烟台分公司的负责人，并保管烟台分公司的印章，李晓东具备接触印章的机会。在十年期间本案的被上诉人并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向上诉人主张过或披露过案涉的事实。也就是说本案的被上诉人明知借款人不是上诉人，却伙同李晓东共同制造案涉《借款协议》及收款收据，有共同虚假诉讼嫌疑。而且从目前的证据看双方之间并没有真实的放款行为，更增加了共同虚假诉讼的嫌疑。三、关于李晓东私自以上诉人烟台分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所产生的系列民间借贷案件，上诉人请求法院能够合并审理。李晓东以上诉人烟台分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上诉人并不知情，存在举证困难。据上诉人向李晓东工作人员了解，有些借款并没有实际放款，大部分借款也已经以房抵债形式进行偿还。故上诉人认为应当将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的系列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合并审理，以便整体处理。四、据李晓东工作人员提供信息及相关证据材料，以及被上诉人李振强在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鲁0613民初583号)中关于以房抵债的自认，如果李晓东以上诉人名义私自借款行为存在真实放款确认，则李晓东以上诉人名义以房抵债应当在整体借款中扣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李振强辩称，我方认为上诉人补充的这部分理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不能成立。这部分理由概括起来属于全凭想象和猜测，单方主观臆断，曲解法律规定。比如被上诉人所有的证据从来没有排除收款收据作为收款凭证使用的问题，工商登记对负责人身份证明来讲也不是唯一可信的。上诉人在省高院1045号判决当中的证明和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明显矛盾，也就是说上诉人自己都不认可的事实你有什么权利或者资格要求合同的相对方按照工商登记确认缔约行为人的身份。本案利息的计算完全是按照双方的约定计算的，并且在合同的签订当日作为被上诉人一方也实际支付了34.5万元，并不是像上诉人所讲是在后期支付的。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就等于其收到了涉案借款，只不过是支付方式另有约定而已。再比如关于证人方某的有关主张这完全是由上诉人所想象的。再比如上诉人主张虚假诉讼的问题，这一部分陈述明显是无中生有，也超出了上诉审理的范围。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所有主张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是正确的。鉴于以上理由，请求驳回上诉。李振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474,000元，支付利息60.672万元（按月息2%，自2014年9月22日计算至2020年1月21日，并自2020年1月22日起至债务实际偿清之日止，仍按月息2%向原告支付利息）；2.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原件，证明原债权人栾某将其在2014年9月22日享有的债权权利转让给本案原告。对该项证据，闽南公司及烟台分公司认为：对债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到债权协议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一项借款474,000元不是事实，栾某并不享有对被告的债权，并且该协议书也未送达给两被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债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且被告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证实协议内容无效，故一审法院对该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此处通知并未明确规定要求以书面形式，即债权转让后书面或口头通知债务人均可，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送达被告并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另外结合原告后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亦能够证实作为烟台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李晓东已知晓该债权转让，且以原告为债权人进行交涉，应视为该债权转让已对二被告发生效力，故对二被告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二、原告提交2014年9月22日栾某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借款协议原件，证明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2014年9月25日第一被告出具的由财务人员康某签字并加盖印章的收款收据，证明第一被告收到原告的借款。对该项证据，闽南公司及烟台分公司辩称认为：借款协议书真实性不予确认，正面加盖的烟台分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也没有授权人员在上面签字，我们当庭向法庭申请对该印章进行司法鉴定，根据该份协议书所涉及的474,000元，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并没有向两被告交付474,000元，栾某在2014年9月22日也没有向两被告交付474,000元，原告在庭审中对于起诉书的主要事实和理由做了相反的表述。这些资金的流向均是栾某或者李某2与其他人员的资金往来，并没有与本案的借款协议存在关联，只能说明栾某和李振强等人可能是职业放贷者，作为马晓丽、栾某还有李某2等人相互的串通，虚构的金额，套用借款协议进行单方陈述，企图将其他与两被告没有任何关联的资金的往来来为自己起诉中所述的虚假陈述作辩解，企图证明已向两被告交付474,000元，并依照该案虚假的借款协议主张借款利息，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对于收款收据他们加盖的烟台分公司印章也是伪造的，我们也申请法院对该印章进行司法鉴定，该收款收据所显示的474,000元，实际上并没有收到，2014年9月22日两被告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至于康某个人行为与闽南公司无关，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康某也没有收到该474,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辩论终结前原告可以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也可对于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进行补充和修正，被告亦可以承认或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对于被告所述的印章真实性问题，首先，被告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鉴定所需检材，仅提交检材复印件，在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实且原告亦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法直接作为检材使用，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借款协议上加盖烟台分公司印章，收款收据上由康某签字确认并加盖烟台分公司印章，李晓东是烟台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康某是烟台分公司的财务人员，由二人共同经办此次借款事宜，栾某作为合同相对方，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为公司正常使用的真实印章，虽借款协议及收款收据上没有李晓东签字确认，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能够认定李晓东对借款过程全部知悉，亦予以认可该借款事实，故李晓东作为烟台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签订协议盖章之时即行使了代表权和代理权，表明其是以烟台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其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烟台分公司直接承担。闽南公司、烟台分公司关于借款协议、收款收据上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之章不一致，以此来否定借款合同效力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申请对印章真实性申请鉴定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准许。三、原告提交（2019）鲁民终104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鲁0613民初222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李晓东是第一被告的实际负责人，在收款收据上签名的康某是第一被告的工作人员、会计；第一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有关联系人处记载康某是第一被告的联系人，证明康某可以代表第一被告对外联络；提交2012年9月26日生成的中国银行烟台市市南支行一份银行结算证（IC卡申请表），系被告在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3280号案件中申请法院调取的，并以该申请表作为印章鉴定的比对样本，该申请表财务负责人一栏记载第一被告的财务负责人是康某，这份证据证明在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上签名的康某其身份是第一被告的财务负责人。闽南公司及烟台分公司辩称，对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本案借款协议上并没有李晓东的签名，即使有李晓东的签名，作为出借人履行放款责任也是优先审查的事项，然后再根据证据形式上签名判断是否使用表见代理，本案的协议没有李晓东的签名，并且印鉴又是伪造的，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表见代理仅仅解决合同主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合同履行的问题，原告提供的判决书和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对于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该案涉及的具体事项因包工头的雇员比较知情，所以委托康某配合律师案件的庭审，但是该民事调解书只能证明康某在该案中参与了该案上的审理，其在收款收据上的签名同样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不能相互的互表、互相推定，原告自己也能证明该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当天已经支付了康某474,000元，根据合同法260条借款的金额本金应当以实际放款为准，所以原告所提供的康某参与案件处理的证据，只能证明闽南公司在之前相关案件处理过于相信包工头，导致康某的行为在形式上被本案的原告作为证据来要求推定为闽南公司的行为，但是这两个行为性质和授权都是不同的，调解书康某之所以作为委托代理人是闽南公司向法院出具的带有公章的具有授权委托书为依据的，而本案的收款收据，闽南公司并没有出具授权书，该收款收据出具时间是2014年9月25日，民事调解书出具时间是2017年10月3日，也就是说本案的原告是事后找到民事调解书来主张康某有权代表闽南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而不是依据当时康某出具有闽南公司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这种倒置的证明方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企业信息的公示系统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联络员的职责是联络，而不能未经授权代表公司对外借款收款，对于康某不是两被告的负责人，从该工商信息公司信息可以看出。对银行结算申请表，我们认为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借款协议项下并没有指定康某具有代表项下乙方收款的权限，而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也自认收款项下的款项没有实际发放借款协议项下的乙方，对于原告所主张的特定事项，即涉案借款协议所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借款协议所列的乙方并不知情，乙方也没有授权原告所主张的康某有权代表乙方收取涉案借款的任何款项或对外借款，从原告所述的相关事实主张，所指向的均是李晓东和康某，从未提到向两被告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两被告也从没有收到涉案借款协议项下付款责任的主张，否则两被告也不可能放任47.4万元的本金垒计至原告所主张的60.672万元的利息损失，对于原告与案外第三人通过虚设针对被告的债务以及利用高额利息垒高针对被告的债务，可能涉嫌诈骗或虚假诉讼的犯罪。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鲁民终1045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认定李晓东系烟台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康某是烟台分公司的财务人员，本案中被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案中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康某是否具有代理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烟台分公司曾委托康某出庭处理（2016）鲁0613民初2223号案件，应视为其具有代理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烟台分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中显示公司联络员为康某，能够证实其具备对外联系的相关权限；原告提交的调解书仅能够证明康某在处理此案件时具有一定的代理权限，但并不应以上述两项证据直接认定康某在处理公司经济往来中具有代理权或代表权。而康某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在收款收据上收纳处签字，系其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在核对账单后，正常行使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权限，在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康某其签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烟台分公司承担。四、原告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和交易明细一组共8页，证明本案民间借贷事实发生的过程和借款交付情况，即2011年8月26日，第一被告向马晓丽借款30万元，2014年9月22日马晓丽要求收回借款本息，第一被告无力支付，并通过李某2协调向栾某借款30万元，并委托李某2支付马晓丽本金和利息34.5万元，另付给第一被告向赵慧峰借款发生的利息3万元、向蒙翠清借款发生的利息9.9万元，合计47.4万元。被告闽南公司及烟台分公司辩称，对于银行流水单，马晓丽、蒙翠清、赵慧峰与两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李某2支付给马晓丽的资金，不管是还款人还是收款人都与两被告无关，这些转账记录只能证明李某2长期对外进行民间借款，是一个职业的放贷人。原告所补充的这些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与原告在起诉中陈述的事实是相矛盾的，我们认为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既没有证明他在起诉中的放款陈述，也不能证明他在庭审中重新构建的放款事实的陈述，原告或者栾某并没有向康某发放案涉的474,000元本金。对于银行卡的取款凭证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发生时间是2011年8月29日，当时康某并不是登记信息里的联络人，对于该银行卡取款凭条所发生的原因关系两被告并不知情。对于农行的转账凭证，是马晓丽和其他人的资金往来，与本案及两被告没有关联性。对于华夏银行的进账单出票人以及收款与本案及两被告不具有关联性。对于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所显示与两被告及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汇款收据所显示收款人、汇款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两被告不具有关联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结合银行转账及交易明细的时间和数额、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形成时间和数额，可以证实原债权人栾某已履行了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款项出借义务，且收款收据上亦由公司财务人员康某的签字确认，能够证实烟台分公司认可已收到栾某的款项。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未收到上述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原告提交图片以及微信截图，证实借款过程以及主张权利的过程；证人方某和隋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主张权利的过程。对该证据闽南公司和烟台分公司辩称，对于2018年1月28日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原告向两被告主张债务的事实，也说明了原告与李晓东长期的朋友关系，对李晓东和闽南公司的真实法律关系是知情的，两被告并没有授权李晓东向原告借款，原告对于所主张的涉案借款协议真实的法律关系应当比其他人承担更大的谨慎义务，原告在没有取得两被告授权的情况下，在对李晓东、康某身份足够了解的情况下，对于涉案借款协议的设立及长期垒高民间借贷利息再向两被告主张债权，从主观上是恶意的，从民事诉讼角度也属于套路贷的情形，原告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主张的借款协议项下的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两证人证言不能采信，理由如下，1、方某在作证时说与原被告没有利害关系，与他后面的作证内容相矛盾，一是方某主张栾某的借款是他介绍的，本身就是利害关系人，第二方某以同样格式的借款协议在2020年委托范滨律师向招远市人民法院、芝罘区人民法院、莱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有关民间借贷诉讼的案件，案号分别2020鲁06**民初692号、2020鲁06**民初4175号、2020鲁06**民初588号，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方某与本案两被告存在利害关系；2、证人方某在所述2016年和2017年李某2和栾某向李晓东主张债权，但根据李振强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李振强主张的债权转让时间2015年10月29日，可见根据原告自己的主张，栾某无权依照原告所提供涉案借款协议主张权利，况且证人所指向的内容与两被告并无关联。方某、李振强等人长期与李晓东称兄道弟，对于李晓东的身份是清楚的，李晓东并没有获得闽南公司的授权对外借款，长期以来，方某、李振强等人并没有向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口头或书面的披露过涉案借款协议。对于证人隋某的证言不足采信，首先2016、2017年所谓催款明显是与方某、李振强合意好的，如果碰到一次我们认为是符合常理的，但是原告所主张的两次催款，隋某两次在场显然不符合常理，况且2016年2017年李某2和栾某并没有涉案借款协议项下的债权人权利，上述两个证人证言明显是原告为了诉讼时效问题炮制出来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能够证实李晓东对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另结合方某和隋某证人证言，亦能够证实两位证人曾与栾某、李某2于2017年10月份共同去烟台分公司找李晓东讨要借款，李晓东亦未对借款事实提出异议，被告虽辩称两位证人有同类案件处于诉讼程序中，但本案中其二人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被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对该聊天记录截图、照片、方某及隋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亦能够证实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六、关于被告提交的李晓东惠安县公安局惠公立字（2018）0034号立案决定书，2019年逮捕决定书；烟台仲裁委员会通知开庭书2020烟仲字第68号；委托代理合同；烟台衡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泉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书一份；泉公鉴（2018）859号鉴定意见书一份、（2019）835号鉴定书一份，以上均为复印件，以及民间借贷案件汇总表一份。被告提交上述证据证明李晓东在伪造被告公章签订借款协议，以及本案原告、方某在烟台市两级法院提起十多起采用相同格式借款协议向两被告主张发生2011年到2013年的民间借贷，这些民间借贷两被告均不知情，而且主张的利息金远远高于本金，属于恶意的针对于两被告的虚设债务，并采用套路贷的方式垒高利息，这些案件所提交的借款协议项下的本金基本无法查实，并与两被告无关。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首先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方不予认可。另外从内容上来看与本案的事实没有关联性。被告代理人向法庭陈述其欲证明的事实完全是其靠主观猜测杜撰出来的，一个不存在的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明意义的。另外借款协议的印章是由李晓东、康某及相关人员所盖。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上述证据目的是为了证实李晓东伪造公章并使用，其所产生的责任应由其个人承担。首先，上述证据虽能够证实李晓东可能存在伪造印章的情形，公安机关也介入处理，但烟台分公司的印章并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其在同类案件中均出现了印章不一致的情况，说明烟台分公司在印章管理使用方面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因此不能直接以印章的真假来认定借款合同、收款收据为虚假材料；其次，即使李晓东私刻印章并加盖，闽南公司及烟台分公司在知悉其利益受到损害后，应以合法有效的途径予以救济，但至今涉案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并未被撤销或者变更，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应当认定该涉案借款合同、收款收据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以及经一审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李晓东系烟台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康某系烟台分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振强与李某2系兄妹关系。2014年9月份左右，烟台分公司经李某2介绍，向栾某借款共计474,000元用于还清之前所欠马晓丽、赵慧峰、蒙翠清的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2日栾某与烟台分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载明：“甲方：栾某乙方：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乙方因工程施工急需资金周转，向甲方借款人民币肆拾柒万肆仟元整（￥474000.00）。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借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借款金额：人民币肆拾柒万肆仟元整（￥474000.00）。二、借款期限：陆个月。三、借款利息：月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五（2.5%/月），按月计算，不足一月的按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四、如有任何纠纷，甲方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处理。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即产生法律效力。”协议下方，甲方签字处由栾某（李某2代），乙方签字处由烟台分公司加盖印章。2014年9月25日烟台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现收到栾某事由借款人民币（大写）肆拾柒万肆仟元整￥474000.00”收款单位（盖章）出纳处由康某签字。还查明经李某2银行卡（账号62×××10）分别于2014年8月26日向蒙翠清账户转账15,000元、于2014年9月22日向马晓丽账户转账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45,000元、于2014年9月26日向赵慧峰账户转账30,000元、2014年11月10日向蒙翠清账户转账4000元、于2014年11月18日向蒙翠清账户转账10,000元、于2015年3月2日向蒙翠清转账20,000元。另通过现金转账形式向蒙慧翠母亲汇款50,000元。以上合计474,000元。2015年11月29日，栾某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债权出让人）栾某，乙方（债权受让人）李振强，甲方和乙方经友好协商就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2014年9月25日，债务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人民币肆拾柒万肆仟元（474,000.00元），双方约定按月利率2.5%计息。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前，债务人拖欠甲方欠款本金人民币肆拾柒万肆仟元，利息壹拾陆万伍仟玖佰元（165,900.00元）人民币未还（借条为证，甲方保管）。二、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针对债务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本金、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的利息和之后实际清偿之日前的利息等）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有权利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形式向债务人追偿。三、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将包括借条在内的所有权利凭证交给乙方。上述债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转移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四、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为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协议下方处甲方由栾某签字，乙方由李振强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结合原告提交的借款协议、收款收据、交易明细、汇款凭证以及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能够证实烟台分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74,000元未还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数额予以确认。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借款利息，借款协议中虽约定借款利息月利率为2.5%/月，但本案中原告按照月息2%/月主张，即年息24%，未超过法定利息最高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自2014年9月22日至2020年1月21日，借款利息应为606,720元。原告主张自2020年1月22日起至债务实际偿清之日止，仍按月息2%向原告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责任承担问题，烟台分公司是闽南公司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原告请求烟台分公司与闽南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和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判决：被告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振强借款474,000元及利息606,720元（利息计算至2020年1月21日。自2020年1月22日起至债务实际偿清之日止，继续以本金474,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向原告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14,52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20年9月22号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闽0521刑初46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李晓东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李晓东是其亲弟弟，是分公司部分项目的承包人。证人康某证言李晓东私人聘请其作为会计，该判决也证实了李晓东伪造了上诉人的公章，并在民间借贷中使用。被上诉人质证称：首先关于这份判决对证明本案的事实没有意义，一是该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二是从证人证言来看与省高院1045号判决可查明的事实相矛盾，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最终能不能确定尚是未知数。三是从该判决也能显示出上诉人的印章不具备唯一性，并且印章一直由李晓东持有。从法律规定层面来看印章的真伪不能决定合同的成立效力，只要行为人能够代表公司，印章是否系登记备案的印章都不影响合同的成立。所以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的主张。上诉人庭后提交对外签订的《施工合同》及对应的工程款支付情况汇总表5页、上诉人自2011年起至16年止于烟台地区对外签订的《施工合同》55页及106页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自2011年起至2016年止在烟台地区承揽的工程项目，都是以总公司名义签订的《施工合同》，上诉人承揽的工程都是大型工程项目，收入都是千万至亿为单位，无需对外借款。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不能否认烟台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复印件真实与否无法确认，且显示不出相关工程与烟台分公司有关，对该部分证据效力上诉人不认可。二、上诉人承包工程合同标的额大小以或者其账面资金多少，与企业是否对外借款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待定事实无关联性。另外上诉人也没有向法院提供其从未贷款的证据，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三、上诉人曾为烟台分公司与他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出具过保证将来以房抵债的证明，详见2018年鲁06民初489号民事判决，足以证明上诉人不仅知道而且认可烟台分公司对外借款，也足以证明上诉人在向法院作虚假陈述。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否认烟台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相关证据不应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上诉人对2015年11月29日栾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所涉本案474000元的债权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涉案债权系上诉人烟台分公司经李某2介绍于2014年9月22日与栾某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烟台分公司向栾某借款474000元，双方就该笔借款约定了利息、还款日期等，该协议有李某2代栾某签字，上诉人烟台分公司盖章，表明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权利义务。上诉人主张烟台分公司未签订过涉案《借款协议》，且该协议所盖印章不是烟台分公司的真实印章，系李晓东伪造公章所盖。但上诉人一审中未能举证证实烟台分公司所用印章具有唯一性、在公安机关备案，且经查在烟台分公司所涉同类案件中也出现了印章不一致的情况；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和证人证言拟证实李晓东伪造烟台分公司的公章且已构成犯罪，但未举证证实李晓东所涉刑事案件涉及到本案，故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庭后提交的对外签订的《施工合同》及对应的工程款支付情况汇总表、银行转账记录，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因上述证据系上诉人承揽的其他工程项目所涉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据此否认其与栾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2014年9月25日上诉人烟台分公司向栾某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栾某借款474000元，该收款收据有烟台分公司的出纳康某签字确认。康某系烟台分公司的财务人员，该事实已经（2019）鲁民终1045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且烟台分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显示康某为公司联络员，故康某在涉案收据上签字的行为能够代表烟台分公司确认已收到涉案474000元借款的事实；关于涉案借款的交付情况，李某2受栾某委托于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3月2日分别向蒙翠清、马晓丽、赵慧峰账户转账多笔，并通过现金转账形式向蒙慧翠母亲汇款，以上总计474000元。纵观涉案借款协议的签订、李某2的转账行为、涉案收款收据出具的时间，结合康某涉案收款收据上签字的行为，能够证实栾某履行涉案474000元出借义务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其未收到涉案474000元借款、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交易明细与涉案《借款协议》不具有关联性，但对此未能举证证实，亦未能提交证据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推翻，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6元，由上诉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