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3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伟泉，男，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盛，广东晋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嘉炜，广东晋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志坚，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雪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仕华，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广州达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城西村15队**之4。法定代表人：CHONGCHANWEIKION。上诉人罗伟泉因与被上诉人李志坚、原审第三人陈仕华、广州达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5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罗伟泉上诉请求：1.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李志坚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付沙轮碟（数量10万大碟、10万小碟）；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改判罗伟泉无需支付避孕套货款26160元、火嘴货款162000元；3.诉讼费用由李志坚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对李志坚的诉请予以驳回。一、一审法院认定罗伟泉仅支付沙轮碟订金150000元错误；一审法院判决罗伟泉向李志坚支付避孕套货款2616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罗伟泉自2018年开始向陈仕华购买避孕套、火嘴和沙轮碟等货物，陈仕华再向李志坚订购避孕套、火嘴、沙轮碟等货物，李志坚联系本地生产厂家生产相应货物，将货物送至物流公司，陈仕华与李志坚在物流公司验货后，委托物流公司将货物运往巴拿马，再由罗伟泉在巴拿马销售。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并无证据证明罗伟泉与陈仕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罗伟泉并未在2019年6月8日在花都当面向李志坚订购价值300000元的避孕套共250箱。罗伟泉是向陈仕华购买避孕套，并非向李志坚购买。因此，该买卖合同双方应为罗伟泉与陈仕华。而罗伟泉已于2018年11月11日通过案外第三人向陈仕华支付货款609900元。故罗伟泉并不需要再向李志坚支付任何关于避孕套的货款。根据李志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2019年7月10日），并无法证明87000元为避孕套货款。故罗伟泉于2019年6月8日向李志坚转账支付150000元以及2019年7月10日转账支付87000元均为沙轮碟的订金。而且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李志坚也自认在2019年年初在花都陈仕华当面向其订购600箱避孕套。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李志坚也自认其与罗伟泉的直接交易第一笔订单是价值500000元的沙轮碟，2019年6月8日收到订金。而避孕套的交易时间明显比沙轮碟的交易时间早，因此李志坚的主张在时间点上存在矛盾。同时，基于合同相对性，罗伟泉认为陈仕华所下订单的合同双方应为李志坚与陈仕华，与罗伟泉无关。一审法院认定“罗伟泉与李志坚就避孕套、火嘴及沙轮碟的买卖形成直接的买卖关系”不当。二、一审法院判决罗伟泉向李志坚支付火嘴货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罗伟泉已经收到火嘴的情况下，判决罗伟泉向李志坚支付火嘴货款162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根据李志坚提供的聊天记录和李志坚自己“认可交付430箱避孕套和9.9万个火嘴并确认已收到避孕套货款361500元和火嘴货款135000元”这两点，来认定罗伟泉已经收到火嘴于法无据。微信聊天记录（时间：2019年8月17日下午5：03）的部分内容为：“后面的火嘴已做好，现在就是打钱送去，工人就可以出货”，换言之，在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李志坚是不会让工人出货的。这一点与李志坚主张的已经发货未收款的事实相矛盾。微信聊天记录（时间：2019年8月23日下午12:10）部分内容为：“那火嘴给了13万，还欠16万”，罗伟泉只是想向李志坚确认尚需支付多少货款才能支付完毕，以便李志坚尽快发货。而并非是由于收到火嘴后而向李志坚确认剩余货款。此二者在理解上存在严重差异。李志坚委托运货的广州市润福商贸有限公司并不存在，也没有其他物流信息等佐证。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罗伟泉一直在催李志坚发货，且从未对火嘴作出确认收到货物的意思表示。事实上，李志坚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已经交付火嘴，以及罗伟泉确认收到火嘴。因此，罗伟泉不应为未收到的货物支付货款，反而是李志坚应就其未履行发货义务而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三、一审判决罗伟泉与李志坚继续履行2019年6月8日沙轮碟买卖合同，但应明确李志坚履行交付货物的期限。罗伟泉已经向李志坚先行支付沙轮碟的订金，但根据李志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2019年8月17日下午5:03），罗伟泉曾催促李志坚发货，但最终李志坚以未收到全部货款为由拒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的，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享有的履行要求。因此，罗伟泉与李志坚应当同时履行付款义务和交货义务。在罗伟泉已支付237000元订金的前提下，李志坚应当及时交付罗伟泉已经支付货款部分的沙轮碟，但李志坚一直拖延至今，已属严重违约。为更好履行沙轮碟买卖合同，罗伟泉请求法院进一步明确合同交货期限。李志坚辩称，不同意罗伟泉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首先，罗伟泉要求李志坚交付沙轮碟没有事实依据，而且罗伟泉在一审时并无提出交付货物的诉讼请求，二审时再提出该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此外根据一审的开庭情况，罗伟泉自认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结清全部货款后再进行交货。所以基于罗伟泉既未还清拖欠李志坚货款，也未付清沙轮碟的全部货款的情况下，李志坚无义务向罗伟泉交付沙轮碟。其次，针对罗伟泉一审时两次庭审以及双方交易过程中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见，罗伟泉是完全为了取回全部的款项而编造各个理由进行辩解，最开始起诉说全部的款项是避孕套的款项，但是看到李志坚提供证据证明了交付避孕套的事实情况下，又改口称全部款项是沙轮碟的钱，所以罗伟泉任意改动自己主张是客观事实。由此得出其诉讼请求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再次，关于主体的问题，罗伟泉在一审开庭时已经自认其授权陈仕华作为其代表向李志坚订货，并支付货款，也授权陈仕华进行收货验货，而现在罗伟泉又以陈仕华没有把货交付给其，又或者说陈仕华欠其款项，以他们之间内部的经济纠纷为由，来要求李志坚退还款项，这是完全没有客观依据的。李志坚认为这是陈仕华和罗伟泉之间的内部纠纷，与李志坚无关。最后，微信聊天记录和罗伟泉在一审时的自认情况可见，罗伟泉一直确认尚欠李志坚总共35万元左右，刚开始说15万元是用于偿还欠的35万元的货款，也就是火嘴和避孕套的钱，但是后来又说这个钱15万是定沙轮碟的定金，后来又基于自己没有钱继续再支付沙轮碟的后期货款，然后就提出不要这些沙轮碟了，然后又主张把这些钱全部用来抵扣清偿避孕套和火嘴的钱，到起诉的时候，又说李志坚没有交任何的货物，所以要退回全部的钱。罗伟泉的理解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歪曲事实的理解。所以罗伟泉上诉称货款是应该由李志坚向陈仕华主张的陈述完全没有依据。罗伟泉经确认火嘴钱给了13万，还欠16万，这一些足以说明双方就本案的货款没有争议的。综上理由，李志坚认为一审判决是合法有据的，也愿意履行一审的判决内容，但是前提是罗伟泉必须要付清沙轮碟的后期货款，这也是双方一直的交易习惯。另外，因罗伟泉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李志坚垫付17万元等其他损失，李志坚将另案主张赔偿。原审第三人陈仕华、达威公司未陈述意见。罗伟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志坚向罗伟泉支付237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7月10日起，计至付清止，暂计至2020年4月9日为7846.67元）；2.判令诉讼费由李志坚承担。事实和理由：罗伟泉与李志坚为商业合作关系，罗伟泉长期向李志坚批量购买日用品用于对外零售。罗伟泉分别于2019年6月8日、2019年7月10日向李志坚转账共计237000元作为批量购买日用品的货款。但在罗伟泉向李志坚支付货款后，李志坚迟迟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经罗伟泉多次催告，截止至2020年3月25日，李志坚仍未向罗伟泉交付任何货物。李志坚辩称：不同意罗伟泉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志坚与罗伟泉的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后，分多次进行货款交付及货物交付，罗伟泉主张的237000元货款，是罗伟泉需要支付给李志坚的部分货款，截止至2020年5月7日李志坚提出反诉时止，罗伟泉不但没有付清此前的全部货款，如扣除本案已支付的部分货款后，罗伟泉尚欠李志坚货款195660元没有支付。另外，罗伟泉下单要求李志坚生产供货的产品价值500000元，罗伟泉仍未支付，李志坚会另案主张。罗伟泉尚拖欠的货款195660元，李志坚已经提出反诉，因此罗伟泉在起诉状称其已经支付货款却没有收到货物与事实不符。李志坚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罗伟泉向李志坚支付拖欠的货款19566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罗伟泉承担。事实和理由：罗伟泉长期在巴拿马生活，偶然回花都，李志坚是通过陈仕华认识罗伟泉。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罗伟泉向李志坚下单，按照其技术要求及样板进行生产货品后，交到货运公司或物流公司交货给罗伟泉。经过多次的交易，截至本案起诉，扣除罗伟泉已支付的部分货款（含本案罗伟泉起诉李志坚称已支付的款项237000元，其中该款中87000元是避孕套剩余货款，150000元是用于罗伟泉向李志坚下单采购沙轮片定金，火嘴货款165000元未支付）后，因此罗伟泉仍尚欠李志坚避孕套货款30660元、火嘴货款165000元。罗伟泉辩称：罗伟泉与李志坚在陈仕华的介绍下认识，罗伟泉最初也是通过与陈仕华进行生意往来，李志坚仅是基于陈仕华的委托或者是雇佣向罗伟泉提供相应的货物，罗伟泉也是将货款汇入至陈仕华的账户上。后因为陈仕华提供的最后一批避孕套质量不合格，罗伟泉便与陈仕华进行交涉，陈仕华告知罗伟泉直接与李志坚进行协商，此后才将237000元汇入李志坚的账户上，也正基于此才与李志坚形成避孕套的交易，但是李志坚在收到款项后并没有向罗伟泉提供货物导致本案诉讼产生。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志坚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陈仕华、达威公司没有到庭应诉，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罗伟泉围绕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二份，证明罗伟泉于2019年6月8日向李志坚支付150000元；于2019年7月10日向李志坚支付87000元。2、罗伟泉与李志坚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无提供原始载体），证明李志坚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部分内容被李志坚删改，聊天记录不完整。3、卢盛泉的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一份、无名氏的手机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二份和无付款方名字的银行转账记录二份，证明罗伟泉一直向陈仕华购买货物，并通过案外人向陈仕华及其妻子游丽萍支付货款。李志坚围绕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4月27日对账单一份，证明罗伟泉欠李志坚火嘴的货款165000元。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8月25日对账单一份，证明罗伟泉欠李志坚避孕套的货款30660元。3、2019年7月27日手写收条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志坚已交货124箱避孕套给罗伟泉。4、2019年7月28日运河货运公司收货单一份、2019年3月10日和2019年4月8日的运河货运公司收货单两份，证明李志坚已交货430箱避孕套给罗伟泉。5、巴拿马运河货运公司和达威贸易有限公司店面地址照片一份、广州达威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打印件一份，证明货运公司的登记情况及现场情况。6、罗伟泉与李志坚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罗伟泉只支付过部分货款给李志坚，尚欠李志坚货款未付的事实。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就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辩证，并查明认定如下事实：罗伟泉长期在巴拿马居住生活，陈仕华、李志坚在国内居住生活。自2018年开始罗伟泉向陈仕华购买避孕套、火嘴、沙轮碟等货物，陈仕华再向李志坚订购避孕套、火嘴、沙轮碟等货物，李志坚联系本地生产厂家生产相应货物，李志坚将货物送至物流公司，陈仕华与李志坚在物流公司验货后，委托物流公司将货物运往巴拿马，再由罗伟泉在巴拿马收货并销售。2019年4月左右，因交易过程中出现问题，罗伟泉通过陈仕华获得了李志坚的联系方式。2019年4月17日，罗伟泉与李志坚通过微信方式直接联系，遂双方就之前避孕套、火嘴、沙轮碟交易问题及货款问题多次沟通。2019年6月8日，罗伟泉向李志坚转账汇款150000元。2019年7月10日，罗伟泉向李志坚转账汇款87000元。罗伟泉与李志坚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罗伟泉在第一次庭审时主张2019年6月8日罗伟泉在花都当面向李志坚订购价值300000元的避孕套共250箱（每箱50盒，每盒48个），同日转账支付订金150000元，双方约定在付款后45天内交付货物，2019年7月10日再次支付避孕套货款87000元，但至起诉时李志坚没有履行交付避孕套的义务。李志坚在第一次庭审时主张2019年年初在花都陈仕华当面向李志坚订购600箱避孕套，其中陈仕华个人订购100箱避孕套，陈仕华和罗伟泉共同订购价值456000元的避孕套共500箱（每箱50盒，每盒48个，每个0.38元），李志坚通过物流公司往巴拿马分两批交付了306箱（128箱+178箱）避孕套给罗伟泉，罗伟泉在2019年4月17日通过微信直接联系李志坚，要求李志坚将剩余避孕套直接供货给罗伟泉，罗伟泉于2019年7月10日支付87000元，该款项包含避孕套货款82500元和仓库租金4500元，2019年7月27日李志坚按照罗伟泉要求将124箱避孕套送至广州达威贸易有限公司，罗伟泉当场验收货物，完成交付，因此李志坚总共交付了430箱避孕套给罗伟泉和陈仕华，货物价值392160元，但只收到货款361500元，尚欠30660元避孕套货款未支付；2019年6月8日罗伟泉支付订金150000元，用于购买沙轮碟。罗伟泉在第二次庭审时主张2019年6月罗伟泉向李志坚订购价值500000元的沙轮碟（10万个大碟和10万个小碟），2019年6月8日转账支付订金150000元，2019年7月10日转账支付订金87000元，双方约定15天内交货，但李志坚以应支付全部货款才能交货为由，李志坚至今没有交货。李志坚在第二次庭审时主张其与罗伟泉直接交易第一笔订单是价值500000元的沙轮碟（10万个大碟和10万个小碟），2019年6月8日罗伟泉转账支付订金150000元，双方约定1个月至1个半月交货，但罗伟泉要求延期到9月后交货，因罗伟泉一直未支付货款剩余款项，李志坚才没有交货；罗伟泉于2019年7月10日支付87000元是拖欠的避孕套货款82500元和租赁仓库存放避孕套的租金4500元。根据罗伟泉与李志坚的微信聊天中2019年4月27日李志坚发的图片、2019年8月23日罗伟泉发的图片、2019年8月23日李志坚发的图片以及聊天内容显示：罗伟泉事后追认其向李志坚购买500箱避孕套（每箱50盒，每盒48个，每个0.38元）、10万个火嘴（每个3元），李志坚认可交付430箱避孕套和9.9万个火嘴并确认已收到避孕套货款361500元和火嘴货款135000元。庭审时，罗伟泉同意继续履行双方买卖沙轮碟的交易，但主张应当先验收货物后再支付剩余货款；李志坚同意继续履行双方买卖沙轮碟的交易，但主张应当先收齐剩余货款后再交货验收。一审法院认为：李志坚主张罗伟泉与陈仕华之间是合伙关系，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陈述和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罗伟泉与陈仕华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罗伟泉向陈仕华购买避孕套、火嘴及沙轮碟，但在履行过程中，罗伟泉与李志坚取得直接联系后，罗伟泉便与李志坚直接交易，且交易过程中，罗伟泉与李志坚双方对于避孕套、火嘴及沙轮碟的交付问题、货款问题进行了协商和履行，因此，罗伟泉与李志坚就避孕套、火嘴及沙轮碟的买卖形成了直接的买卖关系，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双方均应依据双方的约定履行，如无明确约定，则应按照一般买卖交易习惯履行。罗伟泉主张李志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但罗伟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有截图，而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绝大部分都是语音，罗伟泉不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造成一审法院无法核实之情形，罗伟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罗伟泉的主张。李志坚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且罗伟泉亦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是其与李志坚之间的聊天记录，在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李志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本案证据。关于双方买卖沙轮碟的问题，罗伟泉与李志坚均确认2019年6月8日罗伟泉转账给李志坚的150000元是沙轮碟（货值500000元，数量10万个大碟和10万个小碟）的订金，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双方就沙轮碟的买卖合同关系于2019年6月8日起建立。罗伟泉主张沙轮碟15天内交货；李志坚主张沙轮碟1-1.5个月交货，但罗伟泉要求延期到9月后交货，根据2019年7月5日罗伟泉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审法院采信李志坚的主张。庭审时罗伟泉与李志坚均同意继续履行沙轮碟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予以准照。双方仅就先付齐货款再交货，还是先交货再付剩余货款的问题存在分歧。由于双方对于上述问题没有明确约定，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的，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因此，罗伟泉与李志坚应当同时履行付款义务和交货义务。关于避孕套货款的问题，罗伟泉第一次主张2019年7月10日转账87000元是避孕套的货款，第二次主张87000元是沙轮碟的订金；李志坚主张82500元是避孕套的货款和4500元是仓库租金，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87000元是避孕套的货款。李志坚主张4500元是仓库租金，但根据一般买卖交易习惯，交货前因货物保管产生的费用应由卖方承担，李志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罗伟泉同意支付该仓库租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租金的支出情况，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志坚的这项主张。罗伟泉向李志坚购买500箱避孕套货款共计456000元，李志坚已经交付430箱避孕套，并确认已收到款项366000元（279000元+87000元），罗伟泉尚欠李志坚避孕套货款26160元[392160元（0.38元/个×48个/盒×50盒×430箱)-366000元]。罗伟泉要求李志坚退回货款87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志坚反诉要求罗伟泉支付剩余避孕套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罗伟泉应向李志坚支付剩余避孕套货款26160元。关于火嘴货款的问题，罗伟泉向李志坚购买10万个火嘴货款共计300000元，李志坚已经交付9.9万个火嘴，并确认已收到款项135000元，罗伟泉尚欠李志坚火嘴货款162000元（3元/个×99000个-135000元）。李志坚反诉要求罗伟泉支付剩余火嘴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罗伟泉应向李志坚支付剩余火嘴货款162000元。关于利息的问题，罗伟泉怠于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给李志坚造成一定损失，李志坚要求罗伟泉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利息应从自反诉之日即2020年5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还清款日止。第三人陈仕华、广州达威贸易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罗伟泉与李志坚继续履行2019年6月8日沙轮碟（货值500000元，数量10万个大碟和10万个小碟）的买卖合同；二、罗伟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志坚支付避孕套货款26160元和利息[利息以26160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还清款日止]；三、罗伟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志坚支付火嘴货款162000元[利息以162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还清款日止]；四、驳回罗伟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志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72元，由罗伟泉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07元，由李志坚负担75元，由罗伟泉负担2032元。二审期间，罗伟泉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和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截图，拟证明李志坚委托运输火嘴的广州市润福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李志坚未履行交付火嘴货物的义务。李志坚对此质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仅凭无工商登记就认定广州市润福商贸有限公司一直不存在，从而认定李志坚没有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志坚提供的其与罗伟泉于2019年5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李：老板，你同仕华看一下怎么说，我给电话他，他好像发穷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那些钱不关他的事，我现在搞不懂那些钱关谁的事。”……“罗：其实他是骂了你的，当初他不答应你，不敢给我做货的，我一听就头疼，这么近，我想找你很容易，如果想的话，不经他也可以直接给你下单，他也不知道，他说的都是废话，哎，你算一下我欠你多少钱，我回去慢慢给你，以后下单货小心点，不要让他知道。”2019年7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罗：我不是在巴拿马回，怎么会30万，原本欠30多万，给了15万，原本给半钱，你要减去原先仕华100箱货，原先欠30多万，给了15万，还欠20多万，你们再算清楚，那批火嘴和套套不会欠那么多啊。”“李：老板，你那15万是安排去沙轮片那里的，原先欠我的15万一分钱也没有给我，10万大，10万小，那15万是安排到沙轮片那的。”“罗：哦，那15万安排到沙轮片那里，那更不用35万了，减去阿华100箱，减去12万，最多是20多万，不是很明白你们怎么算的，各规各的，哪用那么多，沙轮片我现在不敢接，要到9月份才行……”“李：我现在没有给你算那100箱货，已经减出来，我以为你1号回来，当面跟你算清楚，你都说了，我肯定找阿华要100箱的货款。”2019年8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李志坚向罗伟泉发了一张图片，图片显示“火嘴：3元*100000个=300000元，已付135000，需付：300000-135000=165000元”。2019年8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罗:那火嘴给了13万，还欠16万，套还有多少，总共35万左右，减去12万，还有24万，你算清楚给我。”2019年8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李志坚向罗伟泉发了一张图片，图片显示“避孕套：500箱*2400个/箱=1200000个*0.38元=456000.仕华已付279000、村长已付82500，共收款361500，已出货128箱+178箱+124箱=430箱*2400=1032000个，1032000个*0.38=392160元，总货款456000-361500=94500。”2019年8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李：还是你决定不要货，你看怎么处理，第一避孕套我们货已出多了，你把尾数清一下，第二我在温州沙轮厂押了17万押金给你做货，大家一直都是先付钱，后出货，既然你不要货，我那17万你看一下怎么处理。”二审审理过程中，罗伟泉称就沙轮碟问题，其同意继续履行，但李志坚应当提供沙轮碟的生产合格证明和品牌商的授权委托书，将沙轮碟运送到物流公司后，由罗伟泉验收合格后再支付剩余货款，否则李志坚应返还15万元定金。李志坚庭后提交的补充意见中称：罗伟泉虽说愿意履行合同，但实际上是想要回全部定金，双方都没有了信任感。李志坚现在只能同意解除合同，但罗伟泉存在过错，故其不同意退还15万元定金给罗伟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罗伟泉应否向李志坚支付避孕套货款26160元的问题。罗伟泉上诉称避孕套是陈仕华与李志坚之间的交易，与其无关，故其无需向李志坚支付避孕套的货款，其于2019年7月10日向李志坚转款87000元是支付沙轮碟的定金。但根据李志坚提供的其与罗伟泉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罗伟泉于2019年5月28日已经撇开陈仕华直接与李志坚就货物交易进行沟通，且多次就其拖欠李志坚案涉避孕套货款金额的问题与李志坚进行交涉，而且在2019年7月5日的微信聊天中双方已经明确在计算罗伟泉应支付的避孕套货款时不算陈仕华的100箱避孕套的货款，因此罗伟泉称案涉避孕套的交易主体是陈仕华与李志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87000元款项性质的问题，由于罗伟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是支付沙轮碟的定金；李志坚于2019年8月26日通过微信与罗伟泉就避孕套的货款进行对账时将87000元纳入已收的避孕套货款中，罗伟泉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而且罗伟泉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亦确认其支付的87000元为避孕套的货款；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将87000元定性为避孕套的货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罗伟泉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故罗伟泉应向李志坚支付尚欠的避孕套货款26160元。关于罗伟泉应否向李志坚支付火嘴货款162000元的问题。根据双方在2019年8月17日和8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就尚欠火嘴货款数额十六万多的问题已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罗伟泉应向李志坚支付剩余火嘴货款16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罗伟泉称其并未收到火嘴，故其无需支付剩余货款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微信聊天记录中罗伟泉与李志坚就尚欠的火嘴货款已进行对账，罗伟泉自认其尚欠火嘴货款十六万多，且并未提及没有收到火嘴，因此罗伟泉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罗伟泉的该项上诉意见亦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亦不予采纳。关于沙轮碟的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且双方对如何履行该合同未能协商一致，罗伟泉认为其应当先验货再支付货款，李志坚认为其应当收齐货款后再发货；二审时，双方就该问题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罗伟泉称李志坚应当提供相应的合格证明等，由其验收合格后其才同意支付剩余货款，李志坚称双方互不信任，合同已无法履行，其同意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双方对如何继续履行合同是存在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沙轮碟的买卖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但并未对双方争议的余款数额、先付款还是先交货、如何继续履行等问题在判项中进行明确处理，属于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案涉沙轮碟买卖合同如何继续履行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且罗伟泉于2019年6月8日向李志坚交付案涉沙轮碟定金150000元后，合同至今未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罗伟泉要求返回定金，前提亦是解除沙轮碟的买卖合同，故本院综合本案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等，认定案涉沙轮碟的买卖合同依法予以解除。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罗伟泉对交货时间先单方进行延期，后在李志坚催问是否要案涉沙轮碟货物时不确认是否要收货，罗伟泉的行为构成违约，其支付的定金李志坚本有权予以没收。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案涉沙轮碟的货款金额为500000元，因此定金数额不应当超过100000元，故李志坚对定金100000元有权没收，对超出部分50000元应当依法予以返还。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罗伟泉要求返还定金的诉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576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5768号民事判决第一、四、五项；三、解除罗伟泉与李志坚2019年6月8日的沙轮碟（货值500000元，数额10万个大碟、10万个小碟）买卖合同，李志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伟泉返还沙轮碟定金50000元；四、驳回罗伟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志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4972元,由罗伟泉负担3956元，李志坚负担1016元；反诉受理费2107元，由李志坚负担75元，罗伟泉负担20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63元，由罗伟泉负担2983元，李志坚负担10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琳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谢佩君王涵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