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3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银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州工业园区******厂房（A6栋）1-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356823。法定代表人：林培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双志，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城，男，汉族，1977年8月1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513************69X。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君华，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坚，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加礼，女，汉族，1979年3月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30************827。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君华，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坚，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源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及6楼6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6B。法定代表人：欧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晓燕，女，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珍，女，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14X7。法定代表人：任某1。上诉人惠州市银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凯公司）、上诉人向城与被上诉人王加礼，原审第三人东源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公司）、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7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向城、王加礼向银凯公司支付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货款10000000元；2.向城、王加礼向银凯公司返还机器设备一批，价值728075.98元；3.本案诉讼费由向城、王加礼负担。一审诉讼中，经一审法院准许，银凯公司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向城、王加礼向银凯公司赔偿机器设备损失728075.98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向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银凯公司赔偿损失360000元；二、驳回银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6168.46元，保全费5000元，共91168.46元，由银凯公司负担88109.46元，向城负担3059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7952号民事判决。银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向城、王加礼向银凯公司支付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货款10000000元，并赔偿机器设备损失728075.98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向城、王加礼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银凯公司认可广东城锐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锐公司）的对账结果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在第14、15页中认定,“银凯公司在收取2015年10月至2016年11月的‘货款’时,没有对‘货款’金额提出异议,而该期间的‘货款’,部分亦是由东源公司与城锐公司直接对账得出,表明银凯公司认可东源公司的对账结果。”该认定明显错误。1.东源公司员工签名的行为并非对账行为。一审庭审中,东源公司的签名代表参加庭审,表示其签名仅是确认支出,关于货款并不清楚,也没有原始凭证予以核对,因此并没有针对货款进行对账。2.即便是对账,银凯公司没有授权东源公司与城锐公司进行对账,东源公司与城锐公司的对账结果,并没有银凯公司的签名盖章确认,银凯公司亦没有在场,不存在银凯公司“认可”一说。3.银凯公司当时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当时并不知道“货款”金额有问题,银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作开始不久就被羁押,城锐公司又不让银凯公司的其他人员插手合作事宜,因此银凯公司并没有机会在当时提出货款金额问题,银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释放后第一时间要求对账,要求核对货款金额。（二）一审判决没有依法查明城锐公司实际与长盈公司的交易金额,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针对一审判决的焦点二,城锐公司是否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足额向银凯公司支付了“货款”,审查是否足额支付,则需审查实际应付货款金额的数目与城锐公司已付货款是否相同。城锐公司是直接接收长盈公司的订单,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而一审判决并没有要求城锐公司、向城提供相关原始交易凭证、原始发票来证明实际应付货款金额,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东源公司在一审时已明确其对账时并没有核对原始凭证、不清楚已开发票金额,且在对账结果中写明“计算方式即最终利润有待双方老板确认”,即该对账结果是待确定的,未经过东源公司和银凯公司的最终确认,对此,一审判决认定银凯公司主张城锐公司拒不提供原始凭证进行对账，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明显有误。3.银凯公司为查明城锐公司实际与长盈公司的实际订单额,在一审时已提供部分长盈公司与城锐公司交易的采购单作为证据,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证据保全,要求保全相应的原始订单、银行流水等,一审法院裁定不予批准,导致无法查明城锐公司实际的交易记录,案涉机器设备的加工费收入。一审法院在无法查明关键事实的情况下,判决城锐公司已足额支付货款,存在明显的错误。在合作期间,城锐公司与长盈公司的实际订单总额对于查明本案事实至关重要,长盈公司是上市集团,应完好保留了订单、送货单等凭证。即使没有该些原审凭证,其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也是可以清楚反映城锐公司与长盈公司的当时的加工费情况,特此申请二审法院予以调取,或向银凯公司的代理人出具律师调查令,让银凯公司的代理人自行向长盈公司及有关银行调取。（三）王加礼、向城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城锐公司，王加礼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向城辩称，（一）一审法院驳回银凯公司要求向城支付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货款10000000元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银凯公司与城锐公司的合作背景是，银凯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将近倒闭,向城锐公司求助,城锐公司对银凯公司施以援手,与银凯公司合作,给予银凯公司生产机会。从银凯公司提供的其与东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来看,银凯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从东源公司处购买该51台C**钻攻机,与城锐公司于2015年10月合作,该51台C**钻攻机已被银凯公司使用了2年。如按银凯公司关于“按照每台机器设备每小时生产加工费收益60元,共51台机器设备,每天加工20小时,从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26日则加工费为43819200元”的陈述,按这样的逻辑,则银凯公司在合作之前也不至于因经营不善而将近倒闭。可见,银凯公司的陈述毫无根据,与事实不符,不应采信。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银凯公司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城锐公司拖欠其货款10000000元,但纵观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包括《合作协议》、会议纪要、《解除合同书》等,均未能充分证明城锐公司拖欠银凯公司货款10000000元,对此,银凯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相反,从《解除合同书》来看,银凯公司、城锐公司、东源公司均已明确了合作方的利益已结算完毕,三方一致确认该利益已结算至2017年9月,无争议。4.城锐公司亦已付清银凯公司所有的货款(合作款)。（1）根据《合作协议》,合作基本模式已明确约定为城锐公司负责统一管理和经营;业务费用固定按照订单的15%扣除;不开发票,需补税点10%。另,该《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费用分担和利润分红。（2）根据上述《合作协议》的约定,城锐公司均已对银凯公司的收入(应开发票金额)、费用支出(费用分担)、利润分红等所有款项进行了核算,并由东源公司核对并确认,对此,有货款明细表、货款汇总为证。期间,城锐公司据此直接向银凯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合作款)或因银凯公司的账户问题,由东源公司予以直接收取,对此,有银行流水及转账记录、收据、证明为证。（3）根据《合作协议》,东源公司的股东东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51台C**钻攻机的债权人。从销售合同来看,东源公司是该51台C**钻攻机的销售方,在银凯公司未付清所有机器货款之前,所有权归东源公司所有。东源公司对该51台C**钻攻机享有实质权益,东源公司对该51台C**钻攻机的收入(应开发票金额)、费用支出(费用分担)、利润分红等所有款项进行了核算并确认,完全合法合理。且自合作以来，银凯公司直接收取货款(合作款)期间,均由东源公司对货款(合作款)进行核算并确认。根据以上情况,对于城锐公司来说,银凯公司和东源公司是一个整体,银凯公司与东源公司是利益共同体,东源公司根据该《合作协议》及针对该51台C**钻攻机所产生的收益、费用承担等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均对银凯公司产生约束力。在合作期间,东源公司对每月的各项数据已进行核算和核对,并在每月的货款明细表及汇总表中签名确认,部分的备注也并非是对具体的数据的提出异议,反而是对数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东源公司的股东于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收据》，载明按三方协议及所载明的2017年3月至10月的货款金额385116.35元，是与货款明细表、货款汇总上所载明的数据是一致的。东源公司在一审中对此予以否认,明显是欠缺诚信的行为,且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另,相关货款(合作款)无论是直接支付给银凯公司还是有东源直接收取,均未损害银凯公司的任何实质权益。（4）尽管51台C**钻攻机存放在城锐公司处,但东源公司掌握该51台C**钻攻机的远程监控及密码,对该51台C**钻攻机有实际的控制权。即未经银凯公司、东源同意及配合,城锐公司根本不可能自行搬走该51台C**钻攻机。东源公司及银凯公司如认为城锐公司拖欠、克扣货款(合作款)均可通过远程操控停止该51台C**钻攻机的运作,直接导致城锐公司无法使用该51台C**钻攻机。（5）长盈公司的订单及加工费金额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在合作期间,城锐的机台并非只是银凯公司的51台机器设备,机台数量约有200台至300台不等，而且不断增多。结合《合作协议》中“城锐公司负责统一管理和经营”、“由城锐公司管理,统一求平均值按机台计算”等约定,故长盈公司的订单及加工费金额的支付并不能证明城锐公司应付银凯公司10000000元,因此向城不同意调取,也认为无需调取。（二）对于银凯公司所主张的赔偿机器设备损失7280756.98元。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2.银凯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城锐公司交付一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且该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为银凯公司提供的《尚未返还的机器设备清单》所列的机器设备,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机器设备的现值。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签收表和签收单等不具有真实性,即银凯公司所主张损失金额为728075.98元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3.虽然2017年7月20日的《协商会议纪要》中记载有“银凯公司交付给城锐公司的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中的“附属配件”，但按照通常理解,该“附属配件”应仅限于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的附属设备,例如银凯公司所提供的证据销售合同中所载明的彩色液晶显示器、冷却装置、机床外罩,并非银凯公司提供的《尚未返还的机器设备清单》所列的独立于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的空压机、储气桶、刀具车、测量仪器等机器设备,也不应包括独立于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的落地风扇、沙发、椅子、屏风台、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在内;其他具体理由详见向城的上诉状。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银凯公司对向城的所有诉讼请求,以维护向城的合法权益。王加礼辩称，王加礼并非案涉《合作协议》、《解除合同书》等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也非城锐公司的股东，与银凯公司主张的案涉纠纷无任何关联性，对银凯公司所主张债务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银凯公司对王加礼的所有诉讼请求，以维护王加礼的合法权益。东源公司述称，其作为第三方，认同银凯公司的上诉意见。向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即向城无需向银凯公司赔偿损失360000元；2.案件一审受理费和保全费、二审受理费，均由银凯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银凯公司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城锐公司交付了其所主张的机器设备及该机器设备的现值(损失金额),但逐一分析、审核银凯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显然证据不足,不仅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机器设备的交付情况,更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机器设备的现值(损失金额)。对此,应由银凯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应驳回银凯公司的该诉讼请求。根据银凯公司提供的尚未返还的机器设备清单及对应的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签收表和签收单,逐一分析、审核、抗辩如下：1.机器设备清单序号为1-7、9、25的澳德风50HP螺旋式空压机、储气桶、风滤090精密过滤器、粤强100HP冷冻式干燥机、KW水空泵、1立方真空罐、真空阀3个、PVC真空管、万能磨刀机、大理石板、电箱,对应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右下角编号为95的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99的物料签收单。右下角编号为95、99的物料签收单的内容一致,但抬头、打勾内容等存在差异。（1）该物料签收单与向城无关联,向城本人并未签收,城锐公司或者向城并没有收到该机器设备,该物料签收单不具有真实性。（2）退一步来说,仅从该物料签收单来看,制表人是“钟彩如”、“肖艳华”,确认人是“梁天开”,但该三人并非城锐公司的员工,反而“钟彩如”、“肖艳华”是银凯公司的员工,向城不清楚“梁天开”的具体身份情况。该物料签收单注明了储气桶2个、1立方真空罐、真空阀、PVC真空管、大理石板“暂不拉”,且注明的目的地并非城锐公司,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已交付的事实。（3）再退一步来说,该物料签收单也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2.机器设备清单序号为8、10、15、23、24的刀具车、铝块(治具底座)83个、上玻下铁文件柜、中班台2张、网布大班椅2张,并未对应银凯公司提供的物料签收单、送货单等任何关于交付的证据,即银凯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机器设备交付的事实,以及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另,退一步来说,再对应审核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右下角编号为98的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两者内容一致,但抬头、行距、打勾内容、添加内容、人员签名等存在差异。（1）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与向城无关联,向城本人并未签收,城锐公司或者向城并没有收到该机器设备,该物料签收单和无抬头的文书不具有真实性。（2）退一步来说,仅从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来看,制表人是“钟彩如”，确认人“肖艳华”或“肖”,该物料签收单无签收人,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上的签收人无法辨别姓名,但“钟彩如”、“肖艳华”并非城锐公司的员工,反而是银凯公司的员工。虽然该文书上列有刀架车、机台垫块(铝:400*220*120)83个、5个铁皮柜(其中一个是8扇门的)、小大班桌2套+网椅2张(配4个小柜),但向城不认可这就是银凯公司主张的刀具车、铝块(治具底座)83个、上玻下铁文件柜,两者名称不一致,大小、面积亦不一致。且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注明的目的地并非城锐公司,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已交付的事实。（3）再退一步来说,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也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3.机器设备清单序号为11的全自动测量仪器,并未对应银凯公司提供的物料签收单、送货单等任何关于交付的证据,即银凯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交付的事实。银凯公司于一审庭前会议、一审庭审后提交了全自动测量仪器发票2张,而该发票2张为逾期提交的证据,不应采纳。另,该2张发票是否对应银凯公司所主张的全自动影像测量仪,值得商榷,对此,向城是不予确认的。仅从该2张发票而言,仅仅只能证明138000元是该“全自动测量仪器”于2015年4月6日的购入价,并不能证明现有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且从发票开具时间来看,距今已长达5年之久,发票上所载明的机器设备极有可能早已报废、损坏、严重贬值等。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机器设备的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另,退一步来说,再对应审核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右下角编号为95的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99的物料签收单。右下角编号为95、99的物料签收单的内容一致,但抬头打勾内容等存在差异。（1）该物料签收单与向城无关联,向城本人并未签收,城锐公司或者向城并没有收到该机器设备,该物料签收单不具有真实性。（2）退一步来说,仅从该物料签收单来看,制表人是“钟彩如”、“肖艳华”,确认人是“梁天开”,但该三人并非城锐公司的员工,反而“钟彩如”、“肖艳华”是银凯公司的员工,向城不清楚“梁天开”的具体身份情况。且该物料签收单来看注明的目的地并非城锐公司,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已交付的事实。（3）虽然该物料签收单上列有“2.5次元型号:QVP-4030”,但向城不认可就是银凯公司主张的“全自动测量仪器”,两者名称完全不一致。（4）再退一步来说,该物料签收单也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4.机器设备清单序号为12、14、16、17、20、21、22的电脑5套、打印机2台、屏风台3张、小椅子13张、刀头1040套、虎钳25个、落地风扇2个,对应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右下角编号为98的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两者内容一致,但抬头、行距、打勾内容、添加内容、人员签名等存在差异。（1）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与向城无关联,向城本人并未签收,城锐公司或者向城并没有收到该机器设备,该物料签收单和无抬头的文书不具有真实性。（2）退一步来说,仅从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来看,制表人是“钟彩如”、确认人“肖艳华”或“肖”,该物料签收单无签收人,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上的签收人无法辨别姓名,但“钟彩如”、“肖艳华”并非城锐公司的员工,反而是银凯公司的员工。且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注明的目的地并非城锐公司,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已交付的事实。（3）再退一步来说,该物料签收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3的无抬头的文书也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4）关于电脑和打印机,对比该物料签收单和送货单,送货单上的客户并非城锐公司,送货单亦非原件,不具有真实性。且按照常理,对于同一机器设备,既有物料确认单和送货单,且不同人员签收,完全不符合常理。（5）关于刀头,刀头是消耗品,在生产使用后就不可能再存有了,根本不可能再赔偿损失。5.机器设备清单序号为13、18、26-32、34的测量仪电脑配套桌1张、线棒工作台1**张、大班台1张、真皮大班椅1张、弓字会议椅2张、六门书柜1套、厚皮沙发1套、茶几1张、一米不锈钢桌1张、小铁桌3张,对应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右下角编号为96的物料确认单和右下角编号为100的物料确认单,两者内容一致,但抬头、行距、添加内容、人员签名等存在差异。（1）该物料确认单与向城无关联,向城本人并未签收,城锐公司或者向城并没有收到该机器设备,该物料确认单不具有真实性。（2）退一步来说,仅从该物料确认单来看,制表人是“钟彩如”、确认人“肖艳华”,右下角编号为100的物料确认单无签收人,右下角编号为96的物料确认单上的签收人无法辨别姓名,但“钟彩如”、“肖艳华”并非城锐公司的员工，反而是银凯公司的员工。且该物料确认单注明的目的地并非城锐公司,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已交付的事实。（3）退一步来说,该物料确认单也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6.机器设备清单序号为19、33、35、36、37的大货架1个、白板2套、真空棒90个、1/4铜接头40个、牛角风1个,对应银凯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右下角编号为101的物料清单表。（1）该物料清单表与向城无关联,向城本人并未签收,城锐公司或者向城并没有收到该机器设备,该物料清单表不具有真实性。（2）退一步来说,仅从该物料清单表来看,制表人是“钟彩如”、“肖艳华”,但“钟彩如”、“肖艳华”并非城锐公司的员工,反而是银凯公司的员工。从该物料清单表来看，大货架一个、白板2套明显是添加的,不具有真实性。且该物料清单表注明的目的地并非城锐公司,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已交付的事实。（3）再退一步来说,该物料清单表也不能证明该机器设备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即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4）另,对比右下角编号为97的物料清单表,两者内容一致,但抬头、行距、添加内容、人员签名等存在差异,特别是添加的大货架一个、白板2套;右下角编号为97的物料清单表上的签收人无法辨别姓名。按照常理,对于同机器设备,有两份签收表,且不同人员签收,完全不符合常理。（二）一审法院以2017年7月20日的《协商会议纪要》中关于“银凯公司交付给城锐公司的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问题,由两公司在期限内完成清点与确认”的约定,倒推银凯公司向城锐公司交付了一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为银凯公司提供的尚未返还的机器设备清单所列的机器设备,逻辑错误,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1.2017年7月20日的《协商会议纪要》中关于“银凯公司交付给城锐公司的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指向为2017年10月26日《解除合同书》中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而这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详见银凯公司提供的机器签收单,而该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已由银凯公司和东源公司提走,这是不争的事实。2.《协商会议纪要》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7月20日,时间在前,《解除ㄑ合作协议>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10月26日,时间在后,如仍有其他机器设备已交付城锐公司使用未返还,按照常理则应在《解除合同书》列明。相反,从《解除合同书》来看,银凯公司、城锐公司、东源公司均已明确了合作方的利益已结算完毕,三方一致确认该利益已结算至2017年9月,无争议。三方同意由东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走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对其他机器设备及办公用品亦无其他争议。仍然存在争议的是三方涉及合同解约责任及解约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3.按照通常理解,2017年7月20日的《协商会议纪要》中关于“银凯公司交付给城锐公司的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中的附属配件,该附属配件应限于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的附属设备,例如银凯公司所提供证据销售合同中的彩色液晶显示器、冷却装置、机床外罩,并非银凯公司提供的尚未返还的机器设备清单所列的独立于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的空压机、储气桶、刀具车、测量仪器等机器设备,也不应包括独立于51台小型机台设备FANUCBRAND的落地风扇、沙发、椅子、屏风台、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在内,一审法院对此作出了扩大解释,曲解了合同条款,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纠正。4.一审法院认定《协商会议纪要》与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签收表和签收单等形成证据链,但结合上述第一点的论述,对比《协商会议纪要》和《解除ㄑ合作协议合同书》,可见两者之间无关联,不可能形成证据链,且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签收表和签收单等更不具有真实性,欠缺证明力,一审对此认定存在逻辑错误，应予以纠正。5.所谓的“机器设备”根本没有交付,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机器设备”存有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再去谈及现值(具体损失)问题。一审法院没有查看过该机器设备,如何知晓其具体名称、功能和数量、使用寿命；如何知晓其新旧程度、损耗情况；如何知晓市场水平。对于机器设备的价值问题,一审法院错误使用自由裁量权,毫无凭据进行酌定，缺乏酌定的基准和依据。银凯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机器设备价值问题,即不能举证证明具体的损失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不能因银凯公司证据不足而自行作出鉴定、评估,该行为明显错误,更是对向城显失公平。而且一审法院不具有自行鉴定、评估的权力,对机器设备价值的鉴定、评估并不属于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列。综上,一审法院对于驳回银凯公司要求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对于认定赔偿机器设备损失的诉讼请求,则是错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银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向城向银凯公司赔偿损失36000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银凯公司一审时已提供证据证明向城确已交付一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向城称签收人不是其公司员工,没有收到,向城也没有证据证明已将案涉物件交回银凯公司,向城明显在作虚假陈述。2017年7月20日,三方协商明确显示,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问题,由城税公司和银凯公司在期限内完成清点与确认。且银凯公司一审时已提供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清单表、签收单、送货单等证据证明,银凯公司确已交付案涉机器设备、附属配件、办公用品,且向城已承认自己搬移案涉设备等是因公司搬迁,同样是该些员工签收的,向城一审时承认收到机器设备,向城上诉时又称没有收到,不清楚这些人的身份情况,明显是在作虚假陈述。（二）向城以未签收、无法估算市值予以抗辩,明显无证据支撑,与事实不符,且实际条件已无法允许鉴定。银凯公司于2017年3月开始向城锐公司提出异议,而城锐公司一再拒绝。即使要估算残值,也应从2017年3月份开始,但至今已长达3年之久,向城也拒绝将案涉机器设备、附属配件、办公用品交回给银凯公司,一审判决对此进行酌情认定符合双方的实际情况。双方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银凯公司诉请的物品均为生产所必需的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是符合常情常理的,是真实、客观的。（三）银凯公司诉请赔偿损失的数额为728075.98元,一审法院已综合考虑交付时的新旧程度、使用寿命、自然耗损及市场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为360000元,已考虑向城称的购入价值、市场价值、残值等因素,已扣减相应的损耗,向城重复要求明显与事实不符,要求全部予以驳回,明显是逃避责任。综上所述,即使一审认定赔偿部分机器设备损失,该认定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银凯公司请求驳回向城的全部上诉请求。王加礼述称，认同向城的上诉意见。东源公司述称，认同银凯公司的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经过法庭调查，本院另查明：1.银凯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称，案涉51台机器，银凯公司与城锐公司合作之初，就是专门针对长盈公司的订单，在合作之后都是由城锐公司接单，且控制机器进行加工，后续接了哪些订单，银凯公司确不知情。东源公司亦表示不清楚城锐公司具体接了哪些客户的订单，并表示前往城锐公司对账时，城锐公司没有将其与客户的原始采购单与东源公司核对。2.银凯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称，肖艳华在2015年10月之前是在银凯公司任职，2015年10月之后就到城锐公司任职，当时还有部分工人一起过去的。关于肖艳华在2015年10月之后是否在城锐公司任职，向城的代理人在法庭调查中称需要庭后回复，代理人没有核实肖艳华的工资发放情况，但向城在庭后并未在回复本院。3.银凯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称，其法定代表人林培青被抓后，因欠东源公司的钱，故林培青把网银给了东源公司，东源公司为了减少损失，城锐公司给多少钱就收多少钱，不会去对账。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银凯公司、向城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向城是否已足额向银凯公司支付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货款”；二、银凯公司提出的赔偿损失请求是否成立及损失额应当如何认定。针对焦点一。首先，一审判决对《合作协议》、《解除合同书》的效力问题的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其次，银凯公司上诉主张其法定代表人林培青在合作开始不久就被羁押，未能与城锐公司对账，其不认同城锐公司与东源公司的对账结果，认为向城未足额支付上述期间的“货款”。本院认为，根据银凯公司二审期间的陈述，在其法定代表人被羁押期间，银凯公司系将其网银交给东源公司，即授权东源公司代为领取“货款”。领取“货款”的前提，应当是各方确认“货款”的数额，即便银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羁押，但银凯公司并未注销，应当在委托东源公司领取款项前进行对账，抑或是委托东源公司代为对账后收款。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银凯公司在诉讼中对对账结果提出的异议，理据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予以维持。再次，银凯公司在一审、二审期间均向法院申请前往长盈公司取证，调取长盈公司与城锐公司在上述期间的相关交易凭证。本院认为，银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长盈公司系案涉三方合作项目的唯一订购商，银凯公司、东源公司均不清楚案涉机器设备的订单是否仅由长盈公司承接，抑或有其他的订购商使用案涉机器设备完成合作项目。即使调取长盈公司与城锐公司之间的完整的交易凭证，亦不足以查明三方合作项目的真实账目情况。因此，对于银凯公司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银凯公司主张城锐公司未足额支付上述期间的“货款”，缺乏理据，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向城上诉主张案涉的物料签收单非向城签收，制表人非城锐公司员工，相应的机器设备亦不能体现相应的价值与损失，另主张2017年7月20日的《协商会议纪要》中关于“银凯公司交付给城锐公司的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指向为2017年10月26日《解除合同书》中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该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已由银凯公司和东源公司提走。本院认为，首先，2017年7月20日的三方协商结果明确显示，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问题，由城锐公司和银凯公司在期限内完成清点与确认，结合银凯公司提交了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清单表、签收单、送货单和证明可以看出，银凯公司应向城锐公司交付的机器设备与附属配件，不仅限于51台FANUCBRAND小型机台设备。其次，关于物料签收单中的签收人员的身份问题。银凯公司确认肖艳华在2015年10月前系其公司员工，但称肖艳华在2015年10月后机器设备搬到城锐公司处时，亦一并前往城锐公司任职，对此，银凯公司提交了肖艳华的证明。对此，城锐公司并未予以否认，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辩驳，本院确认有“肖艳华”签名的物料签收单的真实性。结合《协商会议纪要》、《解除合同书》、物料签收单、物料确认单、物料清单表、签收单、送货单和证明等证据，本院认定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银凯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向城锐公司交付了一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该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目前去向不明，且城锐公司已注销，向城作为城锐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城锐公司，其应当就该批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向银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再次，银凯公司主张损失额为728075.98元，但除了全自动测量仪器的价款有证据证明以外，其他的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的价值情况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银凯公司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按照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的名称、使用功能和数量，结合考虑其交付时的新旧程度、使用寿命、自然耗损及市场水平等因素，酌定附属配件和办公用品的损失额为360000元，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惠州市银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城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708.45元，由向城负担6700元（已预交），由惠州市银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4008.45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胡运科陈韵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