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20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某，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现羁押于晋中市看守所。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2，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再审申请人姚某因与被申请人郭某、李某、张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终2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姚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1）成立不当得利，需满足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得利，他方受损，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姚某与李某素不相识，之前也从未有过任何经济往来，李某也称其不认识姚某，没有与姚某联系过，而姚某分两次向李某的银行账户打入巨额资金的行为，充分证明该打款行为的指向主体十分明确，如果不是郭某向姚某提供李某的账户，该笔款项的转账是无法完成的。再结合本案中李某与郭某多年朋友关系、郭某在借条中的借款数额与申请人向李某账户的打款数额一致等事实，能够与申请人所陈述的事实相互印证，故应当认定申请人的陈述是真实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李某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申请人的请求权基础，应当为借款返还请求权，而非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2）二审判决对于160万元的性质认定，自相矛盾。二审判决既已在事实认定部分，将该160万元认定为李某的“不当得利”，却在判决部分第二项，将该160万元认定为“借款本金”，如此自相矛盾，反而印证了姚某与李某之间构成借贷关系。（3）被申请人李某向申请人转账支付了一个月的利息8万元，也证明本案并非不当得利，而是民间借贷。根据姚某提供的其名下尾号为8822的建行卡明细，李某在借款次月即2014年8月7日向姚某转账8万元利息，这充分证明李某对借款之事是明知且认可的。李某辩称的其不知道该款项是如何打入其账户，也不知道其为何会给姚某转账8万元的说法不应得到支持。案涉李某账户为其个人账户，属于个人隐私，作为持卡人其对该银行卡的收入及支出应该是清楚掌握的，大额款项进入其私人账户持卡人不可能不知情，因此，该答辩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不应予以支持。李某辩称案涉款项是郭某与姚某之间的经济往来经由其账户，但却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此，对该答辩也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李某之间构成不当得利，属事实认定错误。2.二审判决否认郭某为担保人，缺乏证据支持。（1）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应局限于其表面上的意思表示，而应当探求其真意，综合全案其他证据加以考量。本案中，虽然郭某未在借条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但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其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原审姚某与李某的陈述可知，二人素未谋面，且未进行过任何沟通，也并不了解其偿债能力。从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来说，即使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再大，也不会轻易将160万元的大额资金出借给陌生人，因为出借人势必会考虑借款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因此，促成姚某与李某建立借款关系的关键，就在于郭某以借条形式作出的担保意思表示。（2）关于郭某自述其书写借条是帮李某代打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第一，既然郭某自述借款合意均为姚某和李某通过郭某的电话自行沟通达成，其只是帮李某代写借条，可郭某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郭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二，即使确系郭某代写借条，也应当在借条中标明其为代打。郭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书写借条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及风险应当是明知的，但其并未予以注明，且其在事后也一直未联系李某更换借条。因此，郭某出具借条的本质是为借款提供担保而非替李某代打。李某在接受法官的调查询问时明确表示，其并未授权郭某代打借条，这也足以证明郭某是案涉借贷关系的担保人而非代理人。综上所述，郭某出具借条的行为，实质上是以借条的形式为李某向姚某的借款提供担保，故应当对李某所负的借款返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即使郭某的行为不构成担保，也至少构成了债务加入，应认定其为共同借款人。即使法庭认为郭某不属于担保人，根据双方的约定及法庭调查的事实，并结合日常民间借贷交易习惯，郭某向姚某书写借条并承诺李某未还由其还款的行为构成民法中“债务的加入”，所谓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根据该概念，债务的加入只需债务加入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本案中，郭某向姚某出具借条已经足以表明其愿意加入债务，该合意明显已经成立并生效，因此，郭某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二审认定本案未约定利息，缺乏证据支持。首先，郭某在庭审中一直承认，当时约定了月息5分，其作为连带还款人，承认存在“利息约定”明显对其不利，但其仍然认可，足以说明该陈述的真实性。其次，若以160万元本金为计算基数，以月息5分计算，每月的利息应当为8万元，该数额正与李某第一个月的还款数额完全一致，两个数额相互印证，再综合郭某庭审中的陈述，已足以证明借贷双方约定了利息，利率为月息5分。二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支持下，轻易否定了利息约定的事实，导致了事实认定错误。5.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缺乏证据支持。（1）根据姚某提供的婚姻关系档案查询结果显示，李某、张某2系夫妻关系，且姚某主张借款本息是在其婚姻关系存续内产生的。（2）案涉160万借款已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李某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其控股的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该事实已由郭某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明。同时，姚某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也显示，山西振华振鑫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某2，股东为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而李某又是山西铸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充分说明张某2对李某设立公司及公司项目资金的借款及使用是明知的，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山西振华振鑫置业有限公司实际上为李某和张某2共同生产经营，夫妻双方对企业的投资及借款情况是明知且认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该160万元借款及其本息，已足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张某2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二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支持下，便否认了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导致了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以不当得利作为基础法律关系作出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申请人姚某与被申请人李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很明确为民间借贷纠纷，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作出判决，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终227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郭某、李某、张某2向申请人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利息1667200元（按月息2%，从2014年8月3日起算，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3日，直至还清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被申请人郭某、李某、张某2承担。张某2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我本人不认识出借人，也没打过交道，对李某借款一事一无所知，我本人也没有用过这笔钱，李某近十年来给家庭生活也没有这笔钱的开销。关于山西振华振鑫公司，注册资金和这笔借款毫无关联，加之这个公司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一直处于异常状态，已于2020年7月依法予以注销。本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7月2日，郭某向姚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姚某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整郭某2014.7.2号”。当日，姚某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李某账户分两笔打款共计160万元。2014年8月7日，李某向姚某支付款项的建设银行账户支付8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以现金交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为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故姚某原审中起诉主张郭某偿还借款本息，依法应对其将借款160万元交付给郭某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姚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郭某已收到借款，郭某与姚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姚某申请再审主张郭某出具借条的行为构成担保或者债务加入，但现有证据未表明郭某具有保证人身份，也不足以证明郭某有明确的提供担保或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故对姚某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予采纳。根据姚某、郭某原审中关于款项及借条形成经过的陈述及2014年7月2日姚某向李某账户打款160万元，李某于次月向姚某汇款账户返回8万元等事实，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李某。原二审判决认定李某与姚某之间构成不当得利，认定法律关系不当，但判决李某承担偿还责任，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原二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并审查姚某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后，认定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已用于李某、张某2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并无不当。姚某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姚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姚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晓轩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