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4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静，女，197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同德体检员工，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萍，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鑫，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山东省临邑县迎宾路南侧。负责人：耿效波。上诉人刘静因与被上诉人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鲁牛公司管理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4民初3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1424民初314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对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001号、1101号、1201号房屋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优先债权320万元及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牛公司）签订的三份买卖合同均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4月25日，上诉人与鲁牛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明确约定房款为130万元，鲁牛公司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据明确写明收款事由“鲁牛大厦壹拾贰层楼款”，一审法院认定是为了借款担保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胡燕的判决书显示，胡燕是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的，并且胡燕与鲁牛公司签订有书面的借款合同。一审法院不能简单的依据案外人为借款纠纷就认定上诉人与鲁牛公司为借贷关系。假设上诉人与鲁牛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办理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具有公示作用以及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能够限制该担保房屋的转让或者其他处分，当借款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担保房屋清算后所得的价款进行受偿。根据该规定，上诉人对商品房的拍卖款仍然具有优先受偿权。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辩称，1.上诉人主张优先权的债权有三笔，分别为2014年4月25日130万元、2014年8月10日80万元、2014年8月21日110万元，其中后两笔的收据上明确注明收款事由是借款。2.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偿付上诉人的利息凭证，显示130万元利息按月息4%计算，每月52000元，自2014年4月25日计算至2014年12月10日；80万元利息按月息4%计算，每月32000元，自2014年8月10日计算至2014年12月10日；110万元利息按月息4%计算，每月44000元，自2014年8月21日计算至2014年12月10日。起止时间、计息金额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证明所谓购房款均为借款。3.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参与执行分配申请书》显示，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一直无法交付房屋，2014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49万元借条作为利息。实际情况是，购房合同中约定的交房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10日根本未到交房日期，49万元的利息是将130万元、80万元、110万元截至2014年12月10日未付利息集中计算后又记入本金，说明上诉人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刘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对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001号、1101号、1201号房屋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优先债权320万元及利息）；2.本案所有案件诉讼费用由鲁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其于2014年4月25日与鲁牛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鲁牛公司购买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201号房，建筑面积为870.06平方米，房款为130万元；于2014年8月19日与鲁牛公司签订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鲁牛公司购买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001、1101号房，建筑面积均为870.06平方米，房款均为95万元。原告已经交付了全部购房款共计320万元，鲁牛公司也已经为原告办理了房屋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被告于2020年8月27日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称临邑县人民法院已受理了债权人对鲁牛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鲁牛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与鲁牛公司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案涉合同已经无法履行，被告决定解除案涉合同。针对其上述主张，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份、收据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证明》三份、《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均为鲁牛公司，买受人均为刘静。其中签订日期为2014年4月25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买卖标的为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201号房，载明的商品房用途为商务，载明房款总价为130万元，买受人于2014年4月25日前一次性付清，载明的交房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其余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日期均为2014年8月19日，其中一份合同载明的买卖标的为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001号房，载明的商品房用途为商务，载明房款总价为95万元，买受人于2014年8月19日前一次性付清，载明的交房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另一份合同载明的买卖标的为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101号房，载明的商品房用途为商务，载明房款总价为95万元，买受人于2014年8月19日前一次性付清，载明的交房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入账日期为2014年4月25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刘静，数额为130万元，收款事由为鲁牛大厦壹拾贰层楼款。入账日期为2014年8月10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刘静，数额为8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款。入账日期为2014年8月21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刘静，数额为11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根据原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案涉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于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在临邑县房产管理中心登记备案。原告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8月17日，上面加盖有被告的公章，在该通知书中被告通知原告：临邑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7）鲁第1424破字2-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债权人对鲁牛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鲁牛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与鲁牛公司签订的三份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鲁牛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管理人（本案被告）决定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称鲁牛公司确实与原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了登记备案，但鲁牛公司与原告之间实际是借贷关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收据上的收款事由为借款可以证明被告的上述主张。被告称鲁牛公司实际是向原告借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针对其主张，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原告向被告申报债权时填写的《临邑鲁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申报表》，提交的《参与执行分配申请书》、四份收据、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证明》。在债权申报表和分配申请书中原告均以购房款的名义主张债权，原告主张债权本金320万元、利息49万元，原告在分配申请书中称其交纳320万元购房款后鲁牛公司一直无法交付房屋，因此鲁牛公司给原告出具了一份49万元的借条作为利息。被告提交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证明》与原告提交的相同。被告提交的四份收据包含原告提交的三份收据，除该三份收据外，被告提交的另外一份收据的入账日期为2014年12月10日，交款单位为刘静，数额为49万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月利率4%”。二、鲁牛公司的记账凭证、电子银行回单、收据、领款单等，用于证明鲁牛公司向原告支付了130万元借款本金自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7月25日的借款利息共计156000元；支付了80万元借款本金自2014年8月10日至2014年9月10日的借款利息32000元；支付了（以向原告开具收据的方式）三笔借款至2014年12月10日的未付利息取整共计49万元（80万元借款本金自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2月10日的借款利息96000元；110万元借款本金自2014年8月21日至2014年12月10日的借款利息159867元；130万元借款本金自2014年7月25日至2014年12月10日的借款利息234000元）。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没有原告的签名，电子银行回单中载明的收款人为刘振明，被告称上述证据来源于鲁牛公司的财务档案，鲁牛公司的财务人员称刘振明是原告指定的收款人。三、被告制作的《鲁牛大厦预售情况说明》、被告对鲁牛公司实际控制人毕士坤的询问笔录、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2420号民事判决书、鲁牛公司与胡燕就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301号、1401号房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及两份合同的登记备案证明（合同签订日期及登记备案日期均为2014年4月28日）。被告提供上述证据用于证明本案原告的情况与案外人胡燕的情况相同，胡燕也与鲁牛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登记备案，但鲁牛公司与胡燕之间实际是借贷关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借款提供担保，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242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了这一点，鲁牛公司与本案原告之间实际也是借贷关系。经质证，对上述第一项中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称原告申报的债权是购房款，而不是借款，49万元是购房款的利息已经在分配申请书中写明。被告对此不认可，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交房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而鲁牛公司给原告开具49万元利息收据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此时尚未到交房的时间，不存在因迟延交房而支付利息的情况。对上述第二项中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称该证据不能证明鲁牛公司向原告支付过利息，电子银行回单上载明的收款人刘振明不是原告指定的收款人，电子银行回单附言中的内容均为手写，对附言中手写的内容不认可。对上述第三项中的证据，原告称《鲁牛大厦预售情况说明》及毕士坤的询问笔录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认可其真实性。原告认可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2420号民事判决书、鲁牛公司与胡燕就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301号、1401号房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及两份合同的登记备案证明的真实性，称不能因胡燕与鲁牛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而推理出原告与鲁牛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鲁牛大厦所占土地的登记审批表、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表等的打印件，用于证明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的性质为商服用地，而非住宅用地，案涉房屋的用途为商用。经质证，原告称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没有相关部门的盖章，不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鲁牛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了登记备案，原告向鲁牛公司交付的款项总额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总额一致。但是，鲁牛公司给原告出具的三份交款收据中有两份载明的收款事由为借款，而且原告所交款项中有80万元是2014年8月10日交付的，此时与该笔款项对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尚未签订。另外案外人胡燕的情况与本案原告的情况相似，胡燕也与鲁牛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了登记备案，合同签订、备案的时间与本案案涉合同签订、备案的时间也比较接近，而胡燕与鲁牛公司之间实际是借贷关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综合考虑以上情况，无法明确的认定原告向鲁牛公司交付的款项是购房款还是向鲁牛公司出借的款项。综合本案案情，鲁牛公司承诺向原告支付的49万元利息性质的认定便成为认定原告向鲁牛公司交付款项性质的关键。原告主张其向鲁牛公司交付320万元购房款后鲁牛公司一直无法交房故给原告出具了收据承诺向原告支付购房款的利息，但是鲁牛公司给原告出具上述收据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此时尚未到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原告主张的鲁牛公司因无法交房而出具收据承诺向原告支付已交购房款的利息显然不符合逻辑。被告主张原告所交320万元系借款，49万元是借款利息的一部分更符合逻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鲁牛公司承诺向原告支付的49万元利息是借款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鲁牛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对合同登记备案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因原告与鲁牛公司尚未通过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将案涉商品房转让至原告名下，故原告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的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刘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静请求确认对鲁牛大厦主楼1单元1001、1101、1201号房屋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债务人列为被告。”本案诉争债权的债权人为刘静、债务人为鲁牛公司，对于刘静就涉案房屋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直接影响刘静与鲁牛公司的利益。在鲁牛公司没有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对优先受偿权的认定将会剥夺鲁牛公司辩论的权利。因此，本院对刘静提出的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人为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刘静并非建设工程的承包人，不具备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亦未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外创设新的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刘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子超审判员  王 芳审判员  宋珊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一琪书记员袁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