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05民终1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星，男，194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航，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红，男，196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 上诉人杨明星因与上诉人刘永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9）陕0502民初7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明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航、上诉人刘永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明星上诉请求：1、撤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9)陕0502民初7144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刘永红返还上诉人杨明星现金6万元，承担利息3万元(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现暂时计算至2019年11月21日)；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刘永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最终裁判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慧荣向被告转款5万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错误认定。本案中，李慧荣系敦川棉业公司财务人员，李慧荣之前与被上诉人刘永红并无联系交集和经济往来，李慧荣向被上诉人转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即通过被上诉人向杨航军转款律师费。 刘永红答辩称，李慧荣转账5万元与本案没有关系。另外16万元是敦川棉业公司通过刘永红支付给律师的代理费，杨明星只是中间人。 刘永红上诉请求：1、撤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9)陕0502民初714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5年5月25日，敦川棉业公司与陕西凌安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虽未约定差旅费，但事后该案代理人杨航军与居间人刘永红以及敦川棉业委派的业务代表杨明星三方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敦川棉业公司起诉的被告宝鸡昌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位于宝鸡市，该案需在宝鸡市起诉。代理人住所位于西安市，需要多次往返宝鸡市出差办案，必然会产生差旅费，三方最后约定由敦川棉业公司另行支付1万元差旅费。关于这一事实有敦川棉业公司指派的代为付款人即被上诉人杨明星的付款记录为证。杨明星于2015年7月22日支付8万元，2015年9月21日又支付8万元，合计16万元，正好与15万元代理费加1万元差旅费合计16万元相一致，表明三方当时已经就1万元差旅费事宜达成一致。另外，关于1万元差旅费是否已给付代理人杨航军的问题。一审庭审中，杨航军作为证人出庭，其已认可收到上诉人支付的1万元差旅费，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显属错误。2、一审法院应当以裁定方式驳回起诉。杨明星的身份系敦川棉业公司起诉宝鸡昌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敦川棉业公司的业务代表，其参与了敦川棉业公司与陕西凌安松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合同签订过程，其向刘永红支付16万元代理费的行为完全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职务行为的结果应由单位来承受。所以，即便要向刘永红主张返还，主体也只能是敦川棉业公司而非被上诉人杨明星，一审法院应当以原告非适格主体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而一审法院对此显然未作审查，显系错误。 杨明星答辩称，一、《委托代理协议》仅约定一审代理费为15万元，并无差旅费的书面约定，且委托人敦川棉业有限公司证明并无差旅费的约定。被答辩人所述的一万元差旅费系其一面之词，证人杨航军作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二、被答辩人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取得答辩人6万元，答辩人作为受损失人有权要求返还，答辩人作为本案不当得利诉讼原告主体适格。本案纠纷因另一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支付而引起，委托人敦川棉业有限公司仅依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承担一审代理费15万元，认可答辩人杨明星代其支付10万元（公司直接支付5万元代理费），对答辩人超额支付的6万元认为并非代理事项和代理权限，不予认可，并据此与答辩人进行了结算。被答辩人系以该代理关系为借口索要并侵占答辩人之钱财，答辩人作为利益受损人有权提起诉讼。 杨明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永红返还原告现金60000元，并承担利息（利息以60000为基数，按照月息1分，从2015年9月2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原告杨明星通过咸阳华润纺织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张友新、被告刘永红联系陕西凌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航军为敦川棉业公司代理与昌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5月25日，敦川棉业公司作为甲方与陕西凌安松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因与昌荣公司货款纠纷案，委托乙方律师为该案的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杨航军律师为甲方与昌荣公司货款纠纷案一审至执行阶段的诉讼代理人，本案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整，一审、二审、执行分别为15万元、7.5万元、7.5万元。因原告杨明星与敦川棉业公司系合作关系，约定由杨明星将代理费转给刘永红，由刘永红转给杨航军。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其子杨建伟账户于2015年7月22日向被告刘永红账户转账8万元，于2015年9月21日向被告账户转账6万元，向被告妻子范菊香账户转账2万元，合计16万元。被告刘永红于2015年7月22日向杨航军转账8万元，于2015年9月22日分三次向杨航军转账6万元，于2015年11月26日向杨航军转账1万元，共计支付杨航军代理费15万元。敦川棉业公司诉昌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因双方和解于2015年11月18日以撤诉方式结案。原告认为，被告在15万元代理费之外，多收取原告6万元费用，应当依法返还。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杨明星通过其子杨建伟账户于2015年7月22日向被告刘永红账户转款8万元，于2015年9月21日向被告刘永红转账6万元，向被告妻子范菊香账户转账2万元，合计16万元。被告刘永红于2015年7月22日向杨航军转账8万元，于2015年9月22日分三次向杨航军转账6万元，于2015年11月26日向杨航军转账1万元，共计向杨航军转账15万元，用于支付杨航军代理费。被告刘永红收到原告杨明星给付的16万元，支付杨航军代理费15万元，剩余1万元被告刘永红应当返还原告杨明星。原告诉称的利息未提供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2015年7月22日敦川棉业公司财务人员李慧荣通过本人商业银行账户向被告刘永红汇款5万元代理费，被告刘永红对此予以否认，辩称李慧荣向被告转款5万元与本案无关，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慧荣向被告转款5万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被告辩称约定差旅费1万元，其以现金给付方式支付杨航军代理费1万元之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刘永红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原告杨明星10000元。2、驳回原告杨明星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预收2700元，应收2050元，由原告杨明星负担1822元，被告刘永红负担228元，余款退还原告杨明星。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杨明星提供证据如下：1、李慧荣书面证言一份；2、银行转账凭证一份；3、敦煌市敦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敦川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一份。三份证据证明2015年7月22日敦川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出纳李慧荣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向刘永红账户转款5万元代理费的事实。刘永红质证称，该5万元与本案没有关系。同时，刘永红提供祁兴基书面证言一份，该证言主要内容为：李慧荣系祁兴基外甥女；李慧荣于2015年7月22日向刘永红转款5万元一事与敦川棉业公司和陕西昌荣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一案及杨明星没有任何关系。对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据能够证实2015年7月22日李慧荣向刘永红转款5万元的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主张的5万元性质及用途均不认定。除上述事实外，二审查明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起因是敦煌市敦川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陕西凌安松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协议而发生。杨明星、刘永红均不是委托代理协议一方当事人，其二人仅是中间关系人。本案争议的主要事实是：1、2015年7月22日李慧荣给刘永红转款5万元是否属于敦川棉业公司向陕西凌安松律师事务所支付的案件代理费；2、代理协议的双方是否另行约定了1万元差旅费。对于以上争议事项，需代理关系的双方进行主张及抗辩；杨明星属于代理关系的中间人，对因代理费发生的争议其无权主张，即上诉人杨明星针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9)陕0502民初714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一审原告杨明星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退还一审原告杨明星；上诉人杨明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刘永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秦文强 审判员  吴丽宁 审判员  李 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王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