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14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周睿，女，199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颢，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芷羽，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伟芳，女，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翠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竹君，女，197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周睿因与被上诉人邓伟芳、徐竹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9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审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叶嘉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睿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9607号民事判决；2、改判周睿对邓伟芳承担案涉《借款合同》订立后借款4万元的共同偿还责任；3、驳回邓伟芳对周睿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周睿对《借款合同》签订前的借款关系并不知情，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对合同订立后的借款关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未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应予纠正。结合日常借款关系的惯常认知，借款人签字订立借款合同等借据在先，出借人继而实际出借款项在后。邓伟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当庭承认：徐竹君、周睿签署空白的案涉文书在先，其自行填写完整的内容在后。可以得知，邓伟芳对于案涉借款关系的关键证据材料是拥有绝对的主导权的。然而不到2个月之后，徐竹君却再行手写《借条》一份，并且行文十分粗略和简短。可以得知，在已经订立有一套“完备”的格式文书之后，徐竹君这一手写借条的行为无疑显得多此一举，不合常理。也即，案涉借款关系从始至终都是徐竹君一人对于其与邓伟芳的借款关系予以结算并且确认。周睿对于徐、邓二人自2014年始的拆借关系并不知情，更不可能签署书面文书进行追认。本案中，案涉格式文书并无任何关于追认订立前的借款关系的文字表述或其他记载，一审法院单单仅凭徐竹君一人手写的《借条》，进而对邓伟芳准备和提供的一套“完备”格式文书的意思表示进行推断认定，认为周睿也存在追认订立前的借款关系的行为，该结论与客观事实存在明显出入。邓伟芳对于案涉借款本金347万元并无实际出借，根据一审法院统计可得，邓伟芳与徐竹君之间相互拆借的结算款项实为1882241元，因此案涉借款本金仅有为1882241元。徐竹君、邓伟芳二人自2014年始便存在资金拆借关系，二人资金往来频繁，金额较大。根据一审法院的部分查明事实可以得知，在一审判决第12和13页当中，分别记载有二人之间资金往来的合计金额：邓向徐转账合计8465000元；徐向邓转账合计6582759元。也即，邓与徐之间的资金缺口仅为1882241元，案涉借款关系的实际待还金额应当为该1882241元。一审法院径直认定为347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就说是，假使无法得证周睿无须对于案涉《借款合同》订立前的借款关系承担相应责任；退一步而言，周睿纵使对于案涉借款关系承担相应责任，也应当系对于实际待还金额1882241元进行清偿，而非并没有实际完成出借的347万元。综上，一审法院推定周睿对于徐竹君、邓伟芳二人的借款关系是知情的，缺乏事实依据；据此认定周睿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应予改判。邓伟芳辩称：周睿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徐竹君二审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活动，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邓伟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睿、徐竹君共同向邓伟芳偿还借款本金347万元及利息（按每月2%的利率从2019年7月25日起计算至偿还之日）。2、周睿、徐竹君向邓伟芳支付邓伟芳为实现上述合法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20000元。3、周睿、徐竹君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1月25日，邓伟芳通过民生银行网银向周睿转账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6000元，合计176000元。2015年1月6日，邓伟芳通过民生银行网银向徐竹君转账100000元；2015年3月24日转账250000元、250000元；2015年3月25日转账427000元；2015年7月17日转账80000元；2015年8月27日转账400000元；2015年11月24日转账900000元；2015年12月18日转账200000元，合计2607000元。对上述邓伟芳的转款，徐竹君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转款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拆借款项的行为。周睿表示不清楚，并否认与邓伟芳发生借款关系，也不知道徐竹君使用其账号收取邓伟芳款项。徐竹君于2014年7月15日向邓伟芳转账2100000元、2014年8月29日向邓伟芳转账2155元、2015年9月6日向邓伟芳转账200000元、2015年9月14日向邓伟芳转账200000元、2015年9月15日向邓伟芳转账3200元，合计向邓伟芳转账2505355元。邓伟芳对徐竹君上述转款表示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2016年5月10日，邓伟芳向徐竹君转账250000元；2016年5月16日向徐竹君转账200000元；2016年5月31日向徐竹君转账300000元；2016年6月13日向徐竹君转账300000元、100000元；2016年6月20日向徐竹君转账1020000元；2016年7月21日向徐竹君转账250000元；2016年8月31日向徐竹君转账250000元；2016年12月7日向徐竹君转账100000元，合计2770000元。邓伟芳称，上述转账其中2016年5月10日出借的25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每月利息为5000元；2016年5月31日出借的300000元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为2.5%，每月利息为7500元；2016年7月21日出借的250000元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为2%，每月5000元；2016年8月21出借的25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每月5000元;2016年12月7日出借的1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3%，每月3000元。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2016年1月20日，徐竹君向邓伟芳转账18000元；2016年6月11日，徐竹君向邓伟芳转账18000元；2016年6月24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2016年6月24日转账1857200元；2016年7月8日转账12500元；2016年8月15日转账12500元；2016年8月16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2016年9月12日转账12500元；2016年9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9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14日转账12500元；2016年10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31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1月11日转账12500元；2016年11月3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9日转账153500元；2016年12月13日转账11250元；2016年12月22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29日转账10000元，合计2186250元。邓伟芳陈述，上述转账时间为2016年7月8日、8月15日、9月12日、9月20日、10月14日、10月20日、11月11日、11月30日、12月9日、12月13日、12月22日支付的款项均为利息。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2017年2月22日，邓伟芳向徐竹君转账100000元，2017年3月6日转账20000元，2017年4月14日转账200000元，合计500000元。对上述转款金额徐竹君予以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2017年1月11日，徐竹君向邓伟芳转账11250元；2017年1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25日转账10000元；2017年2月13日转账11250元；2017年2月19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3月6日微信转账4000元、10000元；2017年3月13日微信转账11250元；2017年3月20日微信转账10000元、银行转账8000元；2017年3月29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4月5日转账4000元；2017年4月11日转账11250元；2017年4月30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7年5月5日微信转账8000元；2017年5月12日微信转账4000元；5月15日转账11250元；5月18日微信转账10000元；5月22日转账14000元；5月31日转账10000元；6月15日转账500元、16000元；6月20日转账14000元；6月28日转账10000元；7月6日转账8000元；7月12日转账11250元；7月14日转账262667元；7月21日转账102000元；7月21日转账14000元；8月11日转账15250元；8月16日微信转账8000元；8月21日转账14000元；9月11日转账23250元；10月11日转账23250元；10月23日转账14000元；11月10日转账23250元；11月20日微信转账14000元；12月18日转账14000元，合计775667元。对上述徐竹君的转款，邓伟芳表示，转账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1月19日、2月13日、3月13日、3月20日、4月11日、4月30日、5月15日、5月18日、6月28日、7月12日、9月11日、10月11日、11月10日支付的款项均是徐竹君向邓伟芳支付的利息。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2018年6月21日，邓伟芳向徐竹君转账100000元，7月25日转账150000元，8月13日转账100000元、20000元，9月14日转账100000元、50000元，9月27日转账100000元，10月10日转账100000元，10月15日转账50000元，11月6日转账100000元，11月14日转账110000元，11月23日转账50000元，11月26日转账350000元，12月7日转账60000元，12月11日转账150000元，12月25日转账50000元，12月27日转账50000元，合计1690000元。对上述邓伟芳的转款金额徐竹君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周睿表示不清楚。2018年2月9日，徐竹君于向邓伟芳转账（微信）500元、23250元，2月26日转账14000元，3月11日转账23250元，3月20日转账14000元，4月12日转账23250元，5月19日转账14000元，6月19日转账（微信）4000元、10000元，7月2日转账1600元、100000元，7月9日转账23250元，7月23日转账14000元，8月10日转账23250元，8月16日转账20000元，8月17日转账101000元，8月20日转账14000元，8月23日转账（微信）6000元、70000元，9月28日转账80000元、200000元、5089元（微信），10月17日转账14000元，10月26日转账23250元，11月1日转账（微信）3600元，11月9日转账（支付宝）3250元，11月20日转账40000元，12月2日转账（微信）3600元，12月17日转账（支付宝）17250元、（微信）600元，12月23日转账（支付宝）490元、1036元，合计891515元。邓伟芳认为，上述转账时间为2018年2月9日、3月11日、4月12日、6月19日、7月9日、8月10日、10月26日的转款为支付利息。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2019年1月2日，邓伟芳向徐竹君转账30000元，1月14日转账30000元，2月8日转账50000元，2月11日转账10000元、10000元，2月15日转账50000元，2月16日微信转账1000元，2月18日转账40000元，2月21日转账50000元，2月23日转账280000元，3月15日转账10000元，4月15日转账20000元，4月20日转账30000元，5月3日转账20000元、30000元，5月4日转账10000元，5月10日转账4000元，5月15日转账10000元，5月18日微信转账2000元，5月19日转账10000元，5月22转账15000元，5月26日支付宝转账2000元，5月27日6000元，7月5日转账（支付宝）2000元，合计722000元。2018年1月7日，徐竹君向邓伟芳转账（支付宝）1040元，1月23日转账1040元，1月30日转账30000元，2月14日转账1040元（支付宝），2月27日转账30000元，3月1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3月1日转账（微信）1000元，3月6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3月7日转账（微信）572元，3月17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3月25日转账（微信）6000元，3月27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4月2日转账（微信）10000元、4月8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4月9日转账（支付宝）11000元，4月22日转账（支付宝）10000元、（支付宝）1040元，5月3日转账（支付宝）1040元，5月8日转账40000元，5月13日转账（支付宝）2000元、8000元，5月24日转账（支付宝）9000元，5月28日转账（支付宝）2000元，6月9日转账（微信）500元，6月14日转账（微信）2000元，6月18日账（支付宝）2000元，6月25日转账（微信）5000元，6月26日转账3000元，6月27日转账（微信）2000元，6月28日转账14500元，7月20日转账（微信）20000元，7月23日转账3000元（微信），7月24日转账（微信）2000元，合计223972元。邓伟芳认为，上述徐竹君向邓伟芳的转款均为支付利息。徐竹君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是邓伟芳与徐竹君互相之间的拆借行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但对转账的金额予以确认。周睿表示不清楚。邓伟芳于2014年期间向周睿转账176000元，2015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2607000元，2016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2770000元，2017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500000元，2018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1690000元，2019年期间先后向徐竹君转账722000元，邓伟芳向徐竹君、周睿转款共计8465000元。徐竹君于2014-2015年期间先后向邓伟芳转账2505355元，2016年期间先后向邓伟芳转账2186250元，2017年期间先后向邓伟芳转账775667元，2018年期间先后向邓伟芳转账891515元，2019年期间先后向邓伟芳转账223972元，合计6582759元。2019年7月25日，邓伟芳（甲方，出借人）与徐竹君（乙方，借款人）、周睿（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借总额人民币3470000元，甲方将上述款项转入以下账户则视为已完成出借义务；借款利率为每月2%，利息乙方应每月30日前支付给甲方，若乙方延期三十天支付利息则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按乙方违约处理；借款用途资金周转；乙方向甲方提供位于白云区××房、白云区××房、白云区××、白云区××1100车位作为担保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乙方没有按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或不按约定支付利息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承担向甲方支付借款本金的20%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上述合同甲方有邓伟芳的签字，乙方有周睿、徐竹君的签字，徐竹君并加盖了指模。同日，周睿、徐竹君出具《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内容为：我周睿、徐竹君（借款人）已经收到邓伟芳（出借人）出借的款项，金额为人民币3470000元，其中部份借款3470000元转入以下账号。《收款确认书》内容：本人向邓伟芳借款人民币3470000元，其中部分借款3470000元现已收到并转入本人指定账户。上述《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所指定的账户、户名、开户银行、账号、余款以现金支付、借款期限、签约地等内容均为空白。周睿、徐竹君均在上述《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上签字，徐竹君并在签字上加盖指模。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徐竹君于2019年7月28日、8月6日、8月29日通过微信分别向邓伟芳支付了2500元、2000元、2000元、1000元，合计7500元。2019年9月10日，徐竹君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徐竹君因本人生意资金周转，陆续向邓伟芳借款截止结算到2019年8月30日止合计借款人民币3470000元，本人承诺每月最少还利息20000元。承诺书出具后，邓伟芳于2019年9月12日向徐竹君支付了3000元。徐竹君于2019年9月22日、9月29日、10月1日、10月11日、10月20日、11月1日、11月5日、11月11日、11月12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25日、11月28日、12月12日、12月15日、12月21日、12月27日、2020年3月15日、3月29日，先后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方式向邓伟芳转账25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4000元、1000元、2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2000元、3000元、3000元、500元、500元、500元、500元，合计56500元。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承诺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邓伟芳与周睿、徐竹君是否为借贷关系。根据邓伟芳与徐竹君于2014年6月至2019年7月期间双方的资金往来，邓伟芳共向徐竹君转账8465000元，徐竹君向邓伟芳转账6582759元，从前期双方资金往来的金额及转款的时间看，双方资金往来频繁、时间短、数额较大；除此外，双方没有对往来款的性质作出明确约定，也未对资金占用期间占用费、还款时间进行约定。但是从双方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出具的《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可以印证邓伟芳与徐竹君之间对前述双方往来的资金作出了结算，虽然从往来账目显示，邓伟芳与徐竹君的往来款相互冲抵后，其金额存在与上述《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确认的金额不尽相同，不能排除邓伟芳与徐竹君在结算过程中双方就款项的往来约定了相应利息。邓伟芳主张资金往来过程中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况，但徐竹君对此不予认可，亦未提供反驳的证据，故本案采信上述《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确认的金额作为徐竹君与邓伟芳之间最终债权确认。徐竹君抗辩，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根据前述，借款合同只是对之前的往来款的结算，而且徐竹君已通过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承诺书等形式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徐竹君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周睿在本案中是否需承担责任。从资金往来的凭证显示，周睿虽没有实际参与邓伟芳与徐竹君之间的资金往来，但其后在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三文本中签字，三者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表明周睿是知道徐竹君欠款的事实；同时，周睿没有证据推翻其在收款确认书等文本上签字的行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均对周睿具有约定力。周睿应对徐竹君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周睿认为，邓伟芳是属于职业放贷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周睿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徐竹君与邓伟芳就徐竹君尚欠的债务以《借款合同》的形式予以了确认，并约定月息为2%，且徐竹君同时也在承诺书中明确每月还利息20000元给邓伟芳，故从上述的证据表明，邓伟芳与徐竹君对尚欠的债务明确约定了利息，故邓伟芳主张从2019年7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徐竹君向邓伟芳支付了合计64000元，该款应冲抵尚欠的利息。依《借款合同》约定，徐竹君未按约定履行债务，应承担为实现债权的产生的律师费，故邓伟芳请求徐竹君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判决如下：一、徐竹君、周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邓伟芳34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7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已付64000元冲抵利息）；二、徐竹君、周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邓伟芳律师费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3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徐竹君、周睿共同负担；上述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已经由邓伟芳预交，邓伟芳同意由徐竹君、周睿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邓伟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周睿对本案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徐竹君与周睿是母女关系。邓伟芳与徐竹君在2014年6月至2019年7月期间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且数额较大。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邓伟芳与徐竹君在2019年7月25日对双方之前经济往来款进行结算，同日，邓伟芳作为出借人，周睿、徐竹君作为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双方在上述文本中确认借款总额为347万元，借款月利息为2%，在每月30日前周睿、徐竹君应向邓伟芳支付利息，以及周睿、徐竹君提供自有房产作为担保抵押物等。徐竹君在2019年9月10日出具《承诺书》，承诺每月支付不少于2万元的利息，并在其后支付了部分利息。徐竹君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应视为借款人徐竹君对上述借款事实和数额不持异议。周睿虽没有实际参与邓伟芳与徐竹君之间之前的资金往来，但周睿作为徐竹君的女儿，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清楚知道在上述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借款借据三文本中签字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周睿上诉以其对《借款合同》签订前的借款事实不知情等为由，主张其无需对徐竹君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以及对借款数额的异议，理由均不成立。关于周睿上诉主张邓伟芳是属于职业放贷人问题，因周睿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对周睿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睿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徐竹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28元,由上诉人周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罗 钰书记员  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