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24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何建伟皮草行，住所地：海宁市海洲街道车站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481MA2BAY9K9L。 经营者：何建伟，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平，浙江秀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依慧，浙江秀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琬婷，曾用名徐艳霞，女，198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娟，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一平，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上诉人海宁市海洲街道何建伟皮草行（以下简称何建伟皮草行）因与被上诉人徐琬婷、朱一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2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建伟皮草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何建伟皮草行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徐琬婷、朱一平承担。事实和理由：1.徐琬婷、朱一平之间系合伙关系。2015年2月，由朱一平与何建伟联系业务并确定要货数量及款式，并告知后续将由徐琬婷来看货，让何建伟与徐琬婷取得联系。事实上也确实是由徐琬婷来何建伟处查看皮衣的质量、款式与朱一平的订货款式是否一致。随后何建伟皮草行也是按朱一平、徐琬婷共同确定的地址发货，虽然每份发货单都写了朱一平的名字，但货物全部发给徐琬婷，发货后也是将写有朱一平的发货单通过微信发给了徐琬婷，徐琬婷确认收货并支付部分货款。从这一过程来看，何建伟完全有理由相信徐琬婷与朱一平是合伙关系。特别是，从双方第一次即2015年2月9日的销货单来看，购货单位载明是朱一平，总价8680元，但何建伟将货物及销货单都是发给徐琬婷，并至2015年10月4日一直通过微信向徐琬婷催讨此货款，徐琬婷于2015年10月4日在微信里回复称“收到了”，并转款4000元给何建伟，在何建伟提到“余款还剩4680元”时，徐琬婷也没有否认，后于次日支付了4500元。何建伟提出“怎么这四千五还有180呢”，此时徐琬婷回复“我微信今天超限了，划不出去了，这100吧，就当请我吃饭了，好吧，要不下次来我请你吃饭？”，从以上聊天内容看出，朱一平的订单，是徐琬婷在收货、付款，少付的款也是徐琬婷在获利（算请她吃饭，还愿意反请）。而且，之后徐琬婷每一次要求补货的销货单均是载明朱一平的名字，徐琬婷也没有提出异议，且也在陆续付款。2.徐琬婷、朱一平欠款事实客观存在。销货清单、统计清单虽由何建伟制作，但每次发货后以及对帐时，何建伟均将清单通过微信发给徐琬婷，徐琬婷对于销货清单的货物均确认收到或未提出没收到的异议。关于2015年10月4日的销货单，何建伟于2015年10月5日将该单据发给徐琬婷，让其对款式、数量、金额进行核对，从其当天的回复来看，对于数量是看到的，也未提出异议，只是说“看到数字头就晕”。后来，该批货于10月8日发出，10月12日送达，何建伟联系徐琬婷，其没有提出未收到的异议，相反，徐琬婷到了10月15日说需要补货15021#款一件，如果没有收到该批货物，怎么知道15021#款是什么样的呢？而且，徐琬婷继而又于10月16日说“15018尺码180，这件衣服袖子上有点问题，香槟色的，你再发一件来”，如果这批货物徐琬婷没有收到，怎么能说这款15018#香槟色的衣服袖子上有问题呢？3.至于一审判决书第4页中所述的何建伟于2015年10月4日和11月20的催款中为什么没有向徐琬婷一并催讨其他欠款的问题。第一，2015年10月4日时，后面的订单刚谈好，还没有发货，何建伟只能催讨此前的欠款，而不能要求未交货的货款；第二，2015年11月20日，何建伟催讨的是徐琬婷已经卖掉（需要补货）的货款，其余货款按惯例到年底时再催讨也属正常，一审法院以此否定徐琬婷、朱一平收货及欠款事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徐琬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建伟皮草行的上诉请求。1.徐琬婷与朱一平不存在合伙关系，从何建伟提交的微信记录是可以得到证实的。2.关于货款金额56550元的销货清单，与徐琬婷无关，徐琬婷也不清楚发生于什么时候。之所以何建伟会发给徐琬婷，是何建伟电话联系，希望徐琬婷帮忙向朱一平催讨货款。因为在电话里已经说起过，故徐琬婷对该清单并没有做回应。虽然何建伟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存在截取，但是从双方聊天记录中还是可以看出，徐琬婷回复的内容与56550元的销货清单无关。3.从何建伟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实56550元的货物已经送达给徐琬婷。而且徐琬婷跟何建伟之前存在的几笔买卖都是几千元的金额，从来没有这么大额的习惯。 朱一平辩称：和一审的时候的陈述一致，其与何建伟没有发生本案交易。 何建伟皮草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琬婷、朱一平立即支付货款3965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倍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琬婷、朱一平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何建伟皮草行提交的统计清单两份，何建伟称除了关于退还13件问题皮衣的文字是朱一平书写的外，其他都是由其自己书写，徐琬婷则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认为在微信聊天时何建伟从未向其主张39650元。经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统计清单中关于退还13件问题皮衣的文字系朱一平书写，且其他文字何建伟自认是其书写，故在徐琬婷、朱一平未确认的情况下，无法予以认定。何建伟皮草行提交的销货清单，何建伟称除了2015年10月4日销货清单所对应的部分货款外，其他货款均已经结清；而该销货清单中编号1至2项皮衣货款也已付清，其余49750元货款尚未支付，加上其他单独订购的3件计2400元，再减去退货的13件计12500元，故徐琬婷、朱一平尚欠39650元。经查，销货清单都是何建伟皮草行单方制作，在徐琬婷、朱一平未确认的情况下，无法予以认定。何建伟皮草行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经查，首先，2015年10月19日，徐琬婷说：“好像我上次去你店里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价格要低嘛，好像你每一件都加了50块，对不对？”，何建伟回答说：“哪里加钱啦，我卖给老客户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反正跟那个朱老板也是认识的对吧，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给了这个价格的都是以前的老客户，几年下来都一模一样的”。2016年2月之后，何建伟在催讨时曾发送以下内容：“美女有没有和朱老板说啊”、“朱哥怎么说”、“现在我也想让他帮我下，真的很紧张，我也知道他难”、“老朱的钱肯定不想给了，衣服都是你亲自经手的，我也不想为难你，你总得给我个说法！”。可见，当时何建伟并不认为徐琬婷、朱一平是合伙关系，只是认为徐琬婷曾经手此事，故要求其帮忙向朱一平催讨，而徐琬婷从未表示自己愿意付款。其次，2015年10月4日和11月20日，何建伟曾分别发送以下内容：“余款还剩4680元”和“不要忘记打钱，加今天的4件还要付8450元！谢谢了！”，可见徐琬婷购买的少量皮衣与2015年10月4日销货清单中的那些确实没有关系，否则何建伟不一并催讨违反常理。再次，虽然何建伟通过微信将两份统计清单等发给了徐琬婷，但是并无证据证明朱一平予以了确认，且徐琬婷表示未经手何建伟所主张的皮衣（也即统计清单中的皮衣）。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徐琬婷、朱一平系合伙关系以及尚欠何建伟皮草行货款39650元。综上所述，何建伟皮草行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建伟皮草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6元，减半收取403元，财产保全费420元，合计823元，由何建伟皮草行负担。 二审中，何建伟皮草行提供：1.何建伟与徐琬婷的聊天记录两组。证明本案双方一共发生两次业务往来，第一次发生在2月，金额是8680元，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何建伟将送货单发送至徐琬婷微信进行催款，且微信中明确提到了朱老板的身份，故徐琬婷、朱一平是合伙关系；第二次是自2015年10月始，徐琬婷、朱一平向何建伟皮草行订货，并由徐琬婷陆续补货，何建伟已向徐琬婷指定地点发货，并按照交易习惯将双方业务往来及金额汇总后通过微信发送至徐琬婷，可见双方真实发生业务关系。后徐琬婷向何建伟支付了补货款，但仍结欠39650元。2.快递单一组，证明何建伟已根据徐琬婷、朱一平的要求履行发货义务，且已经寄到徐琬婷、朱一平处。3.何建伟与朱一平的短信记录截屏，证明何建伟已将销货清单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朱一平，朱一平并未提出异议，同时何建伟还通过短信及电话的方式向朱一平进行了催讨。 徐琬婷提供了其与何建伟的聊天记录，证明何建伟所提供的聊天记录存在删减，且何建伟当时并不认为徐琬婷和朱一平是合伙关系，也从未向徐婉婷催讨，只是因徐琬婷经手此事，让其帮忙催讨。 朱一平未提供新证据。 经质证，徐琬婷认为：1.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徐琬婷和朱一平是合伙关系，也不能证明徐琬婷和朱一平从何建伟处订购8680元的衣服。其中徐琬婷前两笔共支付的8500元、第五笔6000元，均与本案无关。2.对快递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56550元的订单徐琬婷已经收到。且邮件的实际收件人不是朱一平，而是徐琬婷指令何建伟发到这个地址。后，徐琬婷又重新发表质证意见：1.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对方提供的聊天记录有删减。且聊天记录仅能证明何建伟让徐琬婷向朱一平催讨货款，徐婉婷分两次支付的8500元以及6000元与本案无关。2016年1月4日，何建伟发货的两件衣服系徐婉婷从何建伟处更换的瑕疵衣服，2016年1月19日，徐琬婷确实向何建伟补货一件，金额是960元，故何建伟主张双方最后发生了2400元的交易不是事实。至于何建伟说退货13件的情况，徐琬婷是不知情的。2.关于快递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说明一下，徐琬婷当时在朱一平弟弟开设的厂里上班，面单上的收货地址就是厂的地址，所以何建伟按照该地址发货，徐琬婷也没有反对。且何建伟与朱一平也有业务往来是寄到这个地址的。3.对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可以看出欠款人是朱一平而不是徐琬婷，徐琬婷与何建伟之间的货款早已结清。 何建伟皮草行认为：对徐琬婷提供的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在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均已经确认最后一笔业务发生的时间是在2016年，此后双方并无业务往来，现其提交的证据均是在2017年，与本案无关。退一步讲，若是徐琬婷对何建伟皮草行提供的证据完整性有异议，那么理应由徐琬婷提出鉴定。至于经手问题，其实何建伟一直都是在向朱一平及徐琬婷两人进行催讨，从何建伟皮草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体现，而且之后徐婉婷也向何建伟皮草行支付过货款。 朱一平认为：对徐琬婷与何建伟之间的聊天记录及物流单不清楚。对短信催讨记录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1.对于何建伟皮草行提供的聊天记录，本院予以采信，虽徐琬婷认为存在删减，但就其提供的反证来看，何建伟未提供的部分系2017年11月21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并不能以此否认双方此前聊天记录的真实性。2.对于快递单的真实性，徐琬婷并无异议，且与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3.对于短信催讨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朱一平均未回复，故本院不予认定。4.对于徐琬婷提供的聊天记录，与本案争议无关，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何建伟皮草行系个体工商户，何建伟为经营者。2015年3月10日，何建伟与徐琬婷互加微信好友，3月21日，何建伟向其发送时间为2015年2月9日的送货单一份，并一直催要货款或让其向朱一平催讨，徐琬婷于10月4日、10月5日分两次支付8500元。后续何建伟、徐琬婷通过微信沟通包括下单、发货、付款、催款等交易事宜，2015年10月5日至2016年1月19日期间，何建伟向徐琬婷发送销货清单13份（时间分别是2015年10月4日、10月19日、11月4日、11月16日、11月20日、12月3日、12月15日、12月21日、12月26日、12月27日、12月29日、12月30日以及2016年1月19日），其上均载明购货单位为朱一平，徐琬婷对其中除2015年10月4日外的其他12份销货清单予以认可。2016年1月4日，何建伟向徐琬婷发送顺丰快递面单，并称“2件已发”，徐琬婷回复“知道了”。2016年1月23日，何建伟问：“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结帐”，徐琬婷回复：“给老朱说了，最近他会安排”。2016年2月2日，何建伟向徐琬婷发送清单一份，载明尚欠货款合计52150元，并称“收到请回个话”，徐琬婷回复“收到”。2016年4月9日，何建伟再次向徐琬婷发送清单一份，载明“应付52600元，2月18号退回：13件：12500元，共应付39650元”。另查明，何建伟与徐琬婷均确认双方之间交易于2016年1月19日结束。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2015年10月4日所发生交易的相对方即付款主体应如何认定以及尚欠货款的金额。 关于焦点一。何建伟皮草行主张交易相对方为徐琬婷、朱一平两人，但两人均否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徐琬婷认可其实际签收了部分货物。对于徐琬婷否认收到的2015年10月4日销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从何建伟与徐琬婷的聊天记录来看，何建伟于10月12日曾询问徐琬婷“货已刚签收了吧”，徐琬婷未予否认，反而发送了两张照片并提出衣服存在质量问题，同时徐琬婷在11月16日也支付了该份清单中前两项货物的款项，徐琬婷虽解释其所发照片系双方其他电话订单中的货物，支付的款项也系本案之外交易，但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此外，何建伟于2015年10月5日即通过微信将该笔销货清单发送给徐琬婷，称：“你看一个店就这么多，方便么给多打点”，徐琬婷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仅回复“晕…看到数字头就晕”，后何建伟于2015年11月16日再次向其发送了该清单，徐琬婷依旧未提出异议，如此行为与其提出该笔交易与其无关的辩称显然相矛盾。况且，徐琬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笔交易与其无关的情况下，却对何建伟将该笔货款与其他认可并付清的货款一并列出结算，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也不符合常理。故结合上述事实，何建伟主张徐琬婷已实际签收了该批货物，系本案交易的相对方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虽案涉销货清单的购货单位处均记载为朱一平，但就查明的事实而言，货物的实际收货人并非朱一平，朱一平也未对案涉交易予以确认，因此，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朱一平为交易相对方或与徐琬婷存在合伙关系，何建伟皮草行主张朱一平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何建伟皮草行主张2015年10月4日销货清单中的49750元以及2016年1月4日、1月19日发生的2400元尚未支付，同时朱一平于2016年2月18日向其退回了问题皮衣13件，价值12500元，故现尚欠39650元，对此，有何建伟向徐琬婷发送的结算清单予以证实，徐琬婷理应据此支付相应货款。至于逾期付款损失，何建伟皮草行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倍计算，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何建伟皮草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本案系因何建伟皮草行提供新证据改判，一审不属于裁判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2564号民事判决； 二、徐琬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宁市海洲街道何建伟皮草行货款396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3965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6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三、驳回海宁市海洲街道何建伟皮草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6元，减半收取403元，财产保全费420元，合计823元，由徐琬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6元，由徐琬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王 浩 审 判 员 黄 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姚 楠 书 记 员 高奇佳 书 记 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