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珏，女，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荣兴，云南贤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云南三农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兴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2901MA6K6N0Q43。法定代表人：谭尊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刚，四川豪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尊渝，男，197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王珏与谭尊渝、云南三农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901民初931号民事判决书，谭尊渝、三农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云29民终1447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重审。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20)云2901民初485号民事判决，王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0日会见了上诉人王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荣兴、被上诉人三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刚，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被上诉人谭尊渝经本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珏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三农公司的反诉请求；2.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谭尊渝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当作了上诉人与三农公司之间的出资纠纷处理，明显不当，且所受理的反诉与本诉并无牵连关系。1.本案中，客观上先后存在三份协议，《关于王珏的退股协议》以及两份零转让协议，虽然从字面来看，《关于王珏的退股协议》属于减资约定，但在后续的零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谭尊渝60万元出资的补足义务，并且实际上，三农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减资。2.向上诉人支付退股金的行为，实际上是谭尊渝擅自使用三农公司资金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所有的支付行为系被上诉人谭尊渝的行为，且均有谭尊渝的签字确认。换句话说，即便认定向上诉人支付转让款的行为构成抽逃，抽逃的责任人也应当是被上诉人谭尊渝，而非上诉人。3.本案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谭尊渝之间，而非上诉人与三农公司之间，三农公司仅仅是作为与案件相关的当事人。因此，三农公司的反诉与本案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原审法院受理反诉的程序不当。4.在签订退股协议后，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商登记的变更，王珏已经不再是三农公司的股东，已经不可能成为抽逃出资的主体。公司完成股权变更之后，谭尊渝个人持有80%的股权，其在退股的收据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属于有权行为。因此本案不应认定王珏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被上诉人三农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王珏利用职务之便，在其掌管公司财务管理责任期间，擅自将公司的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并注明为退股本金，以上事实客观真实，因此王珏构成抽逃出资行为。三农公司的反诉是依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提出的，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2.王珏在一审中请求三农公司承担责任，并且转移公司资本金及其他财产，三农公司提起反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定为出资纠纷是正确的。3.王珏在管理公司财务期间乘职务之便把公司资金转为个人资金，谭尊渝当时并没有实际履行职务，不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谭尊渝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陈述答辩观点，进行举证质证，发表辩论意见，进行最后陈述。王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尊渝支付王珏股权转让款130000元；2.判令三农公司就第1项诉讼请求向王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三农公司支付王珏自2018年8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以13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计算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农公司、谭尊渝承担。三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王珏返还抽逃出资314431元给三农公司，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1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3日，谭尊渝、唐公恩、邓亚军发起设立云南三农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谭尊渝认缴出资330000元，唐公恩认缴出资330000元，邓亚军认缴出资340000元。2016年12月1日，三农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谭尊渝认缴出资200000元，邓亚军认缴出资200000元，王珏认缴出资600000元（代王**持股200000元、代蒋晓耘持股200000元）。2017年8月31日，王珏与三农公司签订《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约定王珏保证在2017年9月30日前收回其代表三农公司所签合同的全部款项（州农行除外），按30%提成，以上款项收回后，王珏需领取股本金380000元（代王**持股股本金160000元、代蒋晓耘持股股本金160000元、王珏股本金60000元），若收回款项不足以领取股本金380000元，则由王珏继续签订合同后逐步领取。2017年9月11日，王珏与谭尊渝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王珏将其持有的三农公司股权以0价款转让给谭尊渝。2017年9月14日，王珏与谭尊渝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珏将其持有的三农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谭尊渝。2017年9月15日，三农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谭尊渝认缴出资800000元，邓亚军认缴出资200000元。2017年9月11日至2017年10月19日，三农公司分八次退给王珏股本金250000元。2018年3月6日，三农公司出具欠条称欠王珏应退股本金130000元，并承诺2018年7月30日前付清。2018年6月28日，三农公司出具承诺函称需退还王珏股权变更费用。2018年11月20日，谭尊渝分三次从三农公司账户转账给王珏64431元。一审法院认为，王珏与三农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签订的《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属公司减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理由在于：一、从签订协议的主体来看，甲方为三农公司，乙方为王珏，一方为公司，另一方为股东，与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及受让方均为股东的主体特征不符；二、从协议名称来看，该协议冠之以“退股协议”，而非“转股协议”；三、从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系对王珏从三农公司退回出资事宜的约定，而非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的约定；四、从协议签订后的履行情况来看，三农公司于2017年9月11日至2017年10月19日以“退股本金”的名义支付给王珏250000元，该款项的实际支付方不是三农公司的股东，支付原因也非“付股权转让款”；五、从2018年3月6日的欠条及2018年6月28日的承诺函来看，欠条及承诺函均是三农公司出具，内容也是关于退王珏股本金事宜，并非由股东出具，内容也非关于股权转让款事宜。综上，王珏以《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属股权转让协议为由请求谭尊渝及三农公司连带支付其股权转让款13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王珏依据公司减资协议（《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已从三农公司退回出资250000元，但该减资行为未经法定程序进行（经股东会决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并刊登公告等），损害公司权益，现三农公司反诉请求其返还该250000元及相应利息，依法应予支持，但利率应以2019年8月20日为分界点，分别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三农公司还以其法定代表人谭尊渝受胁迫为由反诉请求王珏返还2018年11月20日支付的64431元及相应利息，王珏抗辩称该款项系其业务提成及出差报销费用，无论是三农公司的主张，还是王珏的抗辩，均与本案股东出资的法律关系无关，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王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三农公司250000元，以及该款项自2018年11月21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018年11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王珏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三农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王珏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8元，由三农公司负担616元，王珏负担2392元。二审中，王珏向本院提交证据A1.王珏与谭尊渝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实：双方间存在的是股权转让关系，对于应向王珏支付38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王珏与谭尊渝都是认可的。经质证，三农公司对证据A1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三农公司二审中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证据A1符合证据三性，做有效证据采信。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王珏对“2017年9月15日，三农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谭尊渝认缴出资800000元，邓亚军认缴出资200000元。2017年9月11日至2017年10月19日，三农公司分八次退给王珏股本金250000元。”有异议，认为是以退股本金的名义退给王珏，谭尊渝对此也签字确认。三农公司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王珏与三农公司签订的《关于王珏的退股协议》中明确约定系退股本金，王珏主张是以“股本金”名义支付其他款项，但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珏主张《关于王珏的退股协议》及其后的两份零转让协议共同构成股权转让协议，据此三农公司及谭尊渝应向王珏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13万元；三农公司主张《关于王珏的退股协议》为减资协议，属无效协议，王珏构成抽逃出资，应返回因该协议取得的公司资金25万元。综合双方诉辩观点，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关于《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的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公司减资即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是指公司依法对已经注册的资本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削减的法律行为。从内容上看，减资决议要有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削减的内容，从主体上看，作出公司减资决议的主体是公司股东，从形式上看，公司减资必须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绝对多数表决通过决议，相应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履行通知、公告程序，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在本案中，《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从内容上看，并无削减公司注册资本的表述；从主体上看，协议甲方为三农公司，乙方为王珏，并非公司股东合意作出；从形式上看，是三农公司与王珏签订，并非股东会作出表决。综合以上情况，《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从内容、主体及形式上均不具备公司减资协议的要件，一审将该协议认定为减资约定不妥。综合该《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的内容，有王珏收回公司债权并提成的约定（第1条），有王珏收回自持及代持股本金的约定（第2、3条），有王珏代管公司财务的约定（第4条），还有王珏退出公司及其他股东退股条件的约定（第6、7条）。纵观以上内容，该《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名为退股协议，实为包含多个内容的综合性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一审定为“股东出资纠纷”不妥，二审予以纠正。关于王珏认为该《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主张，该《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并不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的特征，一审对此已做详细阐述和分析，本院不再赘述。王珏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如上所述，《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系涵盖多个内容的综合性合同，双方的争议主要在于协议第2条即王珏领取自持及代持股本金总计38万元的约定。从该条约定的内容看，它更符合股权回购行为的表象特征。公司股权回购，即公司从公司股东手中买回自己股权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公司与股东通过协议确定回购的条件和价格，由公司收回股权而股东退股的一种行为。股东不能随意要求公司回购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回购情形包括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分配利润，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营业期限届满或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但通过修改章程仍使公司存续三类，对前述情形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本案中，并未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中关于王珏领取自持及代持股本金的约定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不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的立法精神及法律规定，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应认定无效。王珏依据该约定要求三农公司继续支付剩余13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一审予以驳回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决王珏返还依照该协议取得的25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处理结果正确，二审予以维持。关于王珏认为反诉的股东出资纠纷与本诉的股权转让纠纷并无牵连关系，故不应受理三农公司的反诉的上诉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在本案中，如前所述，王珏主张的股权转让纠纷及三农公司主张的股东出资纠纷均基于《关于王珏退股的协议》，因双方对该协议的性质及效力认识不同而产生本案纠纷，双方的诉讼请求基于同一事实，一审予以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王珏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定性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二审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08元，由上诉人王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审判员  马克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周琴书记员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