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6行终4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子江，男，1972年6月21日生，××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 委托代理人李春杰，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明立，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住所地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宏兴路**能达大厦西裙楼。 法定代表人黄驾宇，局长。 应诉负责人张建军，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晓，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友林，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江成路**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红梅。 委托代理人张红兵，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会芳，女，1977年10月6日生，××族，住湖南省华容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伟进，男，1970年8月24日生，××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宜权，男，1975年8月29日生，××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炉光，男，1978年11月14日生，××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清发，男，1976年3月24日生，××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烨，男，1977年1月16日生，××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倪国龙，男，1978年8月22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洪伟英，女，1969年5月30日生，××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明兴，男，1975年6月29日生，××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红梅，女，1983年9月16日生，××族，住湖南省隆回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洪波，男，1979年4月29日生，××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卞娟，女，1972年1月26日生，××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傅怡，男，1976年12月19日生，××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进平，男，1975年6月18日生，××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诗涛，男，1979年10月28日生，××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俊峰，男，1984年9月19日生，××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垒，男，1971年10月6日生，××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龙，男，1968年11月25日生，××族，住上海市闸**。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延华，男，1972年6月9日生，××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曲，男，1979年11月5日生，××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浴东，男，1961年11月26日生，××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康井斌，男，1969年8月18日生，××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苑斌，男，1974年11月16日生，××族，住天津市南开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延辉，男，1972年12月15日生，××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瞻，男，1974年2月27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田建波，男，1971年8月15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冯祺，男，1970年7月23日生，××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恺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南通，住所地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内**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琳。 以上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28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阮思坤、谭娟，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智，男，1977年6月18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金鑫，男，1969年2月17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一鸣，男，1969年7月31日生，××族，住上海市闸**。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牛建涛，男，1976年6月20日生，××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小红，男，1974年9月25日生，××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红军，男，1977年11月20日生，××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昕华，男，1971年10月11日生，××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世伟，男，1962年5月18日生，××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传兵，男，1974年3月3日生，××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劲松，男，1979年8月16日生，××族，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智，男，1974年11月24日生，××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为与另一被上诉人王智区别，以下简称王智（郑州），下文未作标注的特指另一被上诉人王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明，男，1979年5月16日生，××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长华，男，1978年3月22日生，××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国平，男，1980年7月12日生，××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志坚，男，1974年12月24日生，××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季扬，女，1973年5月6日生，××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炜，男，1976年11月8日生，××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文锋，男，1971年1月5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秋阳，男，1970年8月8日生，××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庆辉，男，1969年11月12日生，××族，住上海市嘉定区。 上诉人赵子江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为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691行初8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安徽恺明合伙企业，于2016年8月25日由47名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在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区设立。该合伙企业系欧普公司针对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平台，主要目的在于让欧普公司高管共享受公司收益，促进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合伙人4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2016年8月，欧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股票代码6×××5，安徽恺明合伙企业系欧普公司的股东，占股比例2.59%。安徽恺明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伙人3人，分别是胡会芳、马伟进、韩宜权，有限合伙人44人，赵子江为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12.5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0.6%。王智、钟庆辉、胡传兵也为有限合伙人。其中王智实缴出资12.5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0.6%；钟庆辉实缴出资15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0.71%；胡传兵实缴出资17.5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0.83%；马伟进为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517.625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24.65%。 2016年8月25日，安徽恺明合伙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经全体合伙人约定，普通合伙的韩宜权、胡会芳、马伟进作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本合伙企业执行事务，¨¨¨”。第十五条第三项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及违约处理办法，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导致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第二十条第四项约定“有限合伙人有下形情形之一的，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决定将其除名：（1）未履行出资义务；（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3）因其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与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之间的劳动合同，导致该等劳动关系终止；（4）因上述第（3）项之外的原因（根据法律法规或目标公司统一政策实行的正常离退休除外）导致其与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且不继续在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担任任何职务的。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7年2月20日，安徽恺明合伙作出变更决定书，将合伙企业名称变更为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恺明合伙）。2017年2月25日，南通恺明合伙重新订立了合伙协议，对企业名称、经营场所进行变更外，还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入伙、退伙、除名等情形及相应结算进行了修改。其中第二十条第一项将“新有限合伙人入伙时，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改成“新有限合伙人入伙时，需经全体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第四项第一款将“有限合伙人有下形情形之一的，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决定将其除名”中“全体合伙人”改成“其他合伙人”。2017年5月10日，执行合伙事务人胡会芳、马伟进、韩宜权签发了指定的代表或委托的代理人委托书，指定施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企业的变更事宜。当日，施展向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了执行事务合伙人胡会芳、马伟进、韩宜权签名的合伙企业登记申请表、申请人声明、变更决定书、申请迁入函、房产证明及无偿使用说明等材料。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后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前述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2017年6月14日，南通恺明合伙又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内容为减少王智、赵子江、钟庆辉，增加李秋阳。执行事务合伙人胡会芳、马伟进、韩宜权在申请书上签字，并声明“本企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登记、备案，提交材料真实有效。通过联络员登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登记机关报送、向社会公示的企业信息为本企业提供、发布的信息，信息真实、有效。”并加盖南通恺明合伙的印章。当日执行合伙事务人胡会芳、马伟进、韩宜权还签发了指定的代表或委托的代理人委托书，指定施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企业的变更事宜，向登记机关提交了除名决议、2017年6月1日的南通恺明合伙变更决定书、全体合伙名录及出资情况、2017年6月21日合伙协议等材料，2017年6月21日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了登记，经审核后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06000260）合伙登记[2017]第06210003号《合伙企业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变更事项如下：原合伙人王智、赵子江、钟庆辉不再登记为合伙人，马伟进认缴或实缴出资额5613750元；李秋阳认缴或实缴出资额50000元；胡传兵认缴或实缴出资额87500元。赵子江不服该变更登记，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6月1日马伟进与李秋阳补签南通恺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转让0.24%的份额给李秋阳，对应认缴出资额为5万元，转让价格为5万，但该款实际已于2017年5月11日由李秋阳汇给马伟进；同日钟庆辉与马伟进补签南通恺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0.71%的份额给马伟进，对应认缴出资额为15万元，转让价格为327116元，该款已于2017年3月15日由马伟进汇给钟庆辉；同日胡传兵与马伟进签订南通恺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0.42%的份额给马伟进，对应认缴出资额为87500元，转让价格为税前337756.14元，2017年7月28日马伟进汇款287536元（代扣税款50220.14元）给胡传兵。2017年6月21日，马伟进向南通恺明合伙汇付增资款965017.54元。 2017年7月22日，马伟进与南通恺鸿合伙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6.96%的份额给南通恺鸿合伙，对应认缴出资额为146.25万元，转让价格为税前585万。2017年7月28日南通恺鸿合伙汇款585万给马伟进；同日马伟进与李秋阳签订南通恺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0.10%的份额给李秋阳，对应认缴出资额为2万元，转让价格为税前8万，2017年7月26日李秋阳汇款8万给马伟进；同日马伟进与陈红梅签订南通恺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0.05%的份额给陈红梅，对应认缴出资额为1万元，转让价格为税前4万，2017年7月25日陈红梅汇款4万给马伟进。2017年7月27日，南通恺明合伙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内容为南通恺鸿合伙登记为有限合伙人，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462500元（受让马伟进1462500元）；李秋阳认缴或实缴出资额70000元（受让马伟进20000元），陈红梅认缴或实缴出资额36250元（受让马伟进的10000元），马伟进认缴或实缴出资额4121250元。2017年9月25日，南通恺明合伙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陈红梅变更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胡会芳、马伟进、韩宜权变更为有限合伙人。2017年9月29日，南通恺明合伙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有限合伙人朱昕华（减少出资份额250000元）、黄志坚（减少出资份额500000元）、胡传兵（减少出资份额87500元）退伙，马伟进认缴或实缴出资额2970946元（减少出资份额1150304元），南通恺鸿合伙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089378元（减少出资份额373122元），南通恺明合伙总认缴出资额变更为14994417元。2018年8月15日，南通恺明合伙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有限合伙人李秋阳（减少出资份额52500元）、季扬（减少出资份额375001元）、吴一鸣（减少出资份额52500元）、孙小红（减少出资份额551252元）退伙，马伟进认缴或实缴出资额2858199.89元（减少出资份额112746.11元），南通恺鸿合伙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081878元（减少出资份额7500元），南通恺明合伙总认缴出资额变更为13370417.89元。胡传兵、黄志坚、朱昕华、李秋阳、孙小红、吴一鸣、季扬在合伙份额锁定期满后通过抛售目标公司即欧普公司的股票退伙。 还查明，赵子江曾于2017年6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17年5月25日南通恺明合伙对赵子江除名决议无效；确认安徽恺明合伙2017年2月20日的变更决定书无效；2017年2月25日的合伙协议无效、2017年6月1日的变更决定书无效；2017年6月21日的合伙协议、实缴出资确认书无效；2017年7月27日工商变更登记中投资人变更所依据的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实缴出资确认书等文件无效；2017年9月25日工商变更登记中负责人变更所依据的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实缴出资确认书等文件无效；2017年9月29日工商变更登记中投资人变更所依据的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实缴出资确认书等文件无效。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20日的安徽恺明合伙的变更决定书和2017年2月25日的南通恺明合伙的合伙协议中“赵子江”签名确非本人签名，以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而不生效。南通恺明合伙依据未生效的合伙协议作出对赵子江的除名决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为由，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7）苏0691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南通恺明企业的合伙协议无效；二、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的对原告赵子江的除名决议无效。南通恺明合伙不服该民事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2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6民终4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外，王智于2017年6月22日以南通恺明合伙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除名决议无效，恢复其有限合伙人身份，并履行相应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7）苏0691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的对王智的除名决议无效。南通恺明合伙不服该判决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苏06民终2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还查明，《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工商个字[2007]108号）第一条关于登记管辖规定“根据《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一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设区的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特殊的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企业的登记管辖做出规定。”2017年5月12日，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调整全省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登记管理权限的通知》（苏工商企指[2007]126号）中第一项调整内容，“从2017年6月1日起，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外商投资的合伙企业除外）原则上实行属地管辖，由属地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办理”。《南通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通办发[2015]58号）和《南通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通办发[2015]78号）明确设立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通开编[2016]13号），将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审批职能划入区行政审批局，其中包括了市场准入、投资管理等行政审批事项。 一审法院认为，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系具有开发区市场准入、投资管理等行政审批职能的行政机关，系案涉行政争议的适格主体。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赵子江的起诉有无超过起诉期限；二、登记机关的案涉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应当予以撤销。 一、赵子江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起诉期限设立的初衷主要在于促使行政法律关系尽早处于稳定状态，同时也督促行政相对人及时行使诉权。而本案中登记机关作出变更登记时间是2017年6月23日，赵子江虽在2017年6月21日起诉南通恺明合伙的民事纠纷中已知晓了该变更登记行为，但该民事诉讼结果与案涉行政登记行为存有一定关联性，故民事纠纷处理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只有待民事裁判生效后才能计算起诉期限。民事裁判生效时间为2019年4月2日，赵子江于2019年7月3日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存在怠于行使行政诉权的行为，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二、关于案涉变更登记撤销与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够当场变更登记的，应予当场变更登记。除前款规定情形外，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变更登记的决定。予以变更登记的，应当进行变更登记；不予以变更登记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本案中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6月14日申请案涉变更登记，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于2017年6月21日受理该申请，并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了相应变更登记决定，该登记行为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但案涉变更登记中所需提交的材料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案涉变更登记行为已构成违法。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更决定书，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三）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本案中南通恺明合伙在申请变更登记中提交了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和2017年6月1日的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更决定书。但因2017年2月25日合伙协议和2017年5月25日对赵子江和王智的除名决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故南通恺明合伙在申请案涉变更登记中提交的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更决定书有违安徽恺明合伙协议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其次，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而言，根据《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关于做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工商个字[2007]108号）第五条关于变更登记的第四项规定“合伙企业修改合伙协议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由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的新修改的合伙协议或依据设立登记时合伙协议的约定作出的修改合伙协议的决议”。案涉变更登记所提交的合伙协议是在已被法院确认无效的2017年2月25日合伙协议基础上形成的，缺乏赵子江和王智的签名，故不符合该项法律规定的要求。 最后，根据2016年8月26日安徽恺明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了除名决议后，赵子江提出异议并提起民事诉讼，南通恺明合伙在该民事诉讼尚未对除名决议是否有效作出结论的情形下，直接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实属行为不当，加剧了双方的矛盾纠纷。虽然工商部门系因南通恺明合伙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而作出了变更登记，并不具有明显的过错，但工商部门作出的除名变更登记仍不符合法律规定，已构成行政行为违法，本应予以撤销。但是，行政行为构成违法，并不一定都要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亦应确认违法而不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也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由此可见，撤销会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法院只确认违法，而不撤销行政行为。案涉变更登记中除了有除名登记外，还有转让变更登记。南通恺明合伙在案涉登记变更之后又连续变更了四次，合伙人有了较多的变动，合伙份额有进有退有转。考虑到南通恺明合伙是一个有限合伙企业，其实质上系欧普公司针对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平台，主要目的在于让欧普公司高管共享公司收益，以促进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涉及到合伙人多达4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与本起纠纷无关的合伙人利益也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考虑，除非这些合伙人存在互相勾结、恶意通过多次多人互相转让合伙份额的方式，共同损害赵子江的合法权益。否则，撤销赵子江的除名登记，势必引发全体合伙人合伙份额法定公示的变动，最终亦会波及到其他合伙人份额利益，造成更多的纠纷和合伙企业的不稳定。所以如果赵子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其他合伙人确实存有恶意串通，主观故意以多次变更合伙份额来促成变更登记的情形下，仅因某些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不当行为，直接推断其他合伙人存在恶意侵害赵子江权利的行为从而主张撤销除名登记，实为不妥。故案涉除名登记能否予以撤销，最终就要从其他合伙人对于合伙份额的取得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的角度来分析判断，如果是善意取得的，那基于已取得的利益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当然应当予以保护。如果非善意取得的，基于任何人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益的法律原则，就应当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我国公司法尚未对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是根据上述的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对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其立法旨意主要在于保护占有的公信力，保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鼓励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商业交易的正常秩序，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而我国的合伙企业法亦未对合伙份额的善意取得制度有明确的规定，本案合伙份额并非动产或不动产，但类似于股权，故亦可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参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合伙份额的善意取得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属于无权处分；二是其他合伙人受让合伙份额是善意的，且不存在重大过失；三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四是应当完成法定公示登记，并且应当完成交付。南通恺明合伙未按照合伙协议行使除名权，除名决议被法院确认为无效，故赵子江被南通恺明合伙除名，合伙份额被取消，系南通恺明合伙对赵子江合伙份额的无权处分行为。胡会芳等28人提交了合伙人马伟进、李秋阳、胡传兵、钟庆辉之间互相转让的协议，马伟进、李秋阳、胡传兵分别提供份额转让的汇款记录，虽然协议时间和给付时间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交付金额亦有个别不完全一致的，但协议系交易后补签，而交易金额不一致系代扣部分税所致，大部分转让过程还是符合常理，而各自转让价格也在合理范围之内，最后全部完成公示登记行为。赵子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这些合伙人之间系存在互相恶意串通而签署了合伙协议或变更决定书，故只能认定除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外的其他合伙人均是善意。由于南通恺明合伙五次变更登记中，不仅有新入伙、退伙、转让合伙份额，还涉及合伙企业的两次减资登记和赵子江、王智的除名登记，众多合伙人因合伙企业的减资登记，缴纳出资的金额和份额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如果撤销案涉登记的行为，必将引起众多合伙人合伙份额占比的重新调整，将会引发众多的纠纷，从而不利于合伙企业的经营发展，最终会侵害众多善意合伙人的合法利益,加之该合伙企业合伙人大多是欧普公司高管，进而也会影响欧普公司的经营发展。赵子江可就其应享有的出资份额进行民事诉讼，从而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显而易见，撤销案涉变更登记的行为足不可取。 综上，南通恺明合伙在申请案涉变更登记时提供的变更决定书和合伙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依法应予纠正，但考虑到其他合伙人为善意第三人，依合伙协议已履行出资义务，且有的已经退伙，各自合法利益也应予以保护，本案不予撤销更为适宜。故确认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违法，但属于不可撤销情形，对赵子江要求撤销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6月23日作出（06000260）合伙登记[2017]第06210003号《合伙企业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违法。 上诉人赵子江上诉称，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南通恺明合伙对上诉人的除名决议无效，被上诉人根据除名决议所作的变更登记行为违法。该次变更登记直接导致上诉人的有限合伙人身份丧失，并导致上诉人原在南通恺明合伙中的投资及收益无法存续，对上诉人的权益造成重大影响，依法应予撤销。变更登记行为只涉及部分合伙人的权益，与欧普公司的经营发展无关，更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马伟进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善意取得，一审法院以撤销被诉登记行为会导致善意取得人利益受损、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撤销被诉登记行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诉的工商变更登记。 被上诉人开发区行政审批局辩称，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在办理案涉工商变更登记时，已对南通恺明合伙提供的申请资料进行了审慎审查，所作变更登记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案涉变更登记作出后，南通恺明合伙又办理了多次变更登记，撤销被诉变更登记会影响后续的变更登记的稳定性，上诉人实质的民事权益纠纷应通过民事判决解决，一审判决未予撤销被诉登记行为并无不当，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南通恺明合伙辩称，南通恺明合伙已经对生效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南通恺明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仅限于与目标公司有劳动关系并担任相应职务的人员，上诉人及王智均已与目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已不符合有限合伙人条件，其他合伙人也不再同意上诉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被诉变更登记本质上并不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依法不应予以撤销。上诉人原在南通恺明合伙的投资权益应当依照合伙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进行结算，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胡会芳、马伟进等28人辩称，其同意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和南通恺明合伙的意见。南通恺明合伙对赵子江、王智所作的除名决议虽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上诉人和王智已经与目标公司欧普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已不能再作为南通恺明合伙的有限合伙人。赵子江、王智原在南通恺明合伙的合伙份额，可以依法进行结算。变更登记对赵子江、王智的实体民事权益没有影响。在赵子江、王智实质退出合伙后，已有其他善意合伙人加入，撤销变更登记会损害其他善意合伙人的利益，变更登记行为依法不应予以撤销。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智、金鑫等20人未作二审答辩。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无争议的证据，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7年6月，施展根据南通恺明合伙当时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韩宜权、胡会芳、马伟进的委托，办理南通恺明合伙变更登记申请事宜时，向登记机关提交了南通恺明合伙对王智、赵子江的《除名决议》、南通恺明合伙《变更决定书》、《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等材料。其中，《除名决议》的主要内容为对王智、赵子江除名。《变更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南通恺明合伙以下事宜作出变更：1.王智、赵子江被除名退伙，王智、赵子江各减少出资份额12.5万元；2.同意马伟进增资25万元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以货币形式于2017年6月30日前出资到位；3.同意钟庆辉将财产份额15万元转让给马伟进，钟庆辉退出合伙企业；4.同意马伟进将财产份额5万元转让给李秋阳；5.同意胡传兵将财产份额8.75万元转让给马伟进。《变更决定书》还载明了上述变动后合伙人及具体出资人情况，由普通合伙人韩宜权、胡会芳、马伟进及除王智、赵子江之外的其他有限合伙人签名确认。《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的主要内容为各合伙人认缴或实缴出资额。 2017年6月23日，原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南通恺明合伙的申请作出《合伙企业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名称、认缴或实缴出资额变更事项。根据核准通知的内容，原全体合伙人总认缴或实缴出资总额无变更，韩宜权等合伙人及其认缴或实缴出资额无变更。有变更的合伙人及认缴或实缴出资额变动情况如下：1.原合伙人马伟进认缴或实缴出资额517.6250万元，现变更为561.3750万元；2.原合伙人胡传兵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7.5万元，现变更为8.75万元；3.原合伙人赵子江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2.5万元，王智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2.5万元，钟庆辉认缴或实缴出资额15万元，变更后均不再是合伙人；4.现合伙人李秋阳认缴或实缴出资额5万元。 在本次变更之后，南通恺明合伙因合伙人增减出资、退伙、普通合伙人变更等事由，分别于2017年7月27日、9月25日、9月29日及2018年8月15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现南通恺明合伙的执行事务人为陈红梅，合伙期限为2011年12月22日至2020年12月21日，合伙企业性质仍为有限合伙。 另查明，赵子江、王智不服南通恺明合伙所作的除名决议，曾分别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9月14日，一审法院对赵子江诉南通恺明合伙投资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作出（2017）苏0691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认定，2017年2月25日南通恺明合伙的合伙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不生效。南通恺明合伙依据未生效的合伙协议对赵子江所作的除名决议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赵子江主张南通恺明合伙进行一系列工商登记变更所依据的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实缴出资确认书等文件无效的诉讼请求，与除名决议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涉及其他合伙人的相关权益，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判决：一、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二、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的对赵子江的除名决议无效；三、驳回赵子江的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10月18日，一审法院对王智诉南通恺明合伙投资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作出（2017）苏0691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南通恺明合伙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的对王智的除名决议无效；二、驳回王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南通恺明合伙对两案判决不服，分别提起上诉。本院对两案分别作出（2018）苏06民终4664号民事判决、（2019）苏06民终292号民事判决，两案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份终审判决指出，南通恺明合伙提出的赵子江、王智符合当然退伙的法定情形的主张，因退伙与本案除名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南通恺明合伙可另案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案件事实不准确，部分案件事实与本案的审理无关，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南通恺明合伙在2017年6月申请变更登记时所提交的对赵子江、王智的《除名决议》，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一审法院据此确认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各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本院应予确认。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关键在于，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应予撤销。本院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违法，未予撤销被诉工商登记行为并无不当，主要理由为： 首先，工商登记机关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姓名、合伙人承担责任的方式、认缴和出资额等事项进行的登记公示，对合伙企业外部活动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工商登记行为作出后，登记行为即具有公信力、既定力、公示力。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作出后对南通恺明合伙的外部民事法律活动及合伙人内部的增减出资、退伙、入伙等行为所致的影响，亦应是法院裁量是否应予撤销被诉行为所需考虑的因素。因此，在选择裁判方式时，法院应对该登记行为对上诉人所造成的影响和对其他相关人员因行政信赖利益所致的影响进行权衡，不能仅以被诉行为所依据的部分材料无效而必然撤销被诉行为。本案中，就南通恺明合伙的合伙人内部而言，在此次变更登记基础上，相关合伙人进行了增减出资、退伙、入伙等处分，普通合伙人也进行了变更，撤销本次变更登记将影响后续变更登记行政行为的稳定性，故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过程中也应谨慎适用撤销判决。 其次，本案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仅登记了合伙人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变更情况，而各合伙人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变更的事由，并不在登记公示的内容之内。在南通恺明合伙提交的《变更决定书》中，对王智、赵子江出资额的变更事由写为“除名退伙”，并载有对王智、赵子江等人原出资额的处置情况。虽然对王智、赵子江的《除名决议》已经被法院确认无效，但《变更决定书》中所提及的退伙事由是否成立，对赵子江等人原出资额的处分是否合法适当，均不是工商登记机关予以审查确认的范畴。生效民事判决也确认赵子江主张南通恺明合伙进行一系列工商登记变更所依据的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实缴出资确认书等文件无效的诉讼请求，与《除名决议》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涉及其他合伙人的相关权益，并未在民事案件中一并处理，赵子江、王智是否构成当然退伙，在民事案件中也未一并处理。故在关于合伙人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变更材料的合法性并未被有权部门否定的情况下，本案中不应以《除名决议》无效而撤销本次变更登记。 第三、合伙企业的设立和存续，应当建立在各合伙人对合伙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尽管对王智、赵子江的《除名决议》已经被法院确认无效，但该《除名决议》也确实体现了普通合伙人与其他有限合伙人均不认同王智、赵子江继续参与合伙，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合意已不复存在。况且，合伙企业合伙期限现也已经届满，王智、赵子江与目标公司的劳动关系也已经解除。本案各方的实质争议在于赵子江、王智是否符合继续参与合伙经营的条件及对应的合伙利益分配等问题。工商登记本身并不直接设定合伙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不能解决当事人的实体民事争议。对赵子江等人来说，若认为案涉的《变更决定书》违法或存在其他合伙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分清各方的民事权益，是其最为便捷、最为有效的救济途径。 综上，一审法院未予撤销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赵子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刘海燕 审判员  刘羽梅 审判员  郁 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胡秀梅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