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浙10执复71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江锦花，女，196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执行人：梁朝阳，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被执行人：郑颖，女，196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复议申请人江锦花不服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路桥法院）（2020）浙1004执异1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执行法院路桥法院在执行（2016）浙1004执4805号申请执行人江锦花与被执行人梁朝阳、郑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对郑颖的执行。异议人江锦花不服，向路桥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 江锦花异议请求：撤销（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主要理由：一、裁定书所述“郑颖认为……调解时双方达成调解的意见是，全部欠款由梁朝阳个人负担，郑颖负担小部分责任，且当时郑颖与梁朝阳已离婚，应当支付款项相加达到200万元，郑颖就完成了还款责任”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异议人于2016年诉至法院要求梁朝阳、郑颖承担625.5万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时，因郑颖无法提供免除责任的证据，其应当承担625.5万元的还款责任。考虑到梁朝阳、郑颖共有的房产拍卖款执行分配在即，在确认不影响异议人参与二人共同房产全额分配以及梁朝阳承诺负担全额债务的前提下，异议人同意将郑颖承担还款义务降至200万元。调解书中郑颖承诺“愿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万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属于“债务加入”，只有当梁朝阳履行的债务大于425.5万元之后，郑颖的还款责任才会小于200万元。而目前梁朝阳只偿还了108.24万元，故郑颖的还款责任仍为200万元。二、从前次分配情况来看，法院将被执行人郑颖应当偿还的200万元认定为个人债务，并将两被执行人共有的位于上海的房产拍卖款各半分割后，分别偿还梁朝阳、郑颖各自债务。其中分配给本案梁朝阳用于偿还425.5万元债务的金额为101.81万元，该款项与郑颖应承担的还款义务不重叠。法院执行裁定书对调解书中“郑颖愿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理解成“郑颖与梁朝阳应就2000000元该部分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改变了调解书的原意，执行裁定书中认为“于任一债务人履行完支付2000000元执行款后，均可产生该共同偿还责任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不符合调解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无保证或者保证少的债务应当先履行。郑颖提供了200万元的共同偿还保证，梁朝阳个人履行的部分应先归还没有被保证的425.5万元债务，故郑颖目前的还款责任并未消灭。三、执行裁定书中提及梁朝阳重庆房产的分配得款43405元，异议人至今未收到，却已纳入还款总额，并依据共同还款已达200万元而终结本案对郑颖的执行。另，自2016年10月以来郑颖未按时还款，按照法律规定应承担迟延履行金。综上，异议人认为，郑颖尚余债务116.70万元（总额200万元，扣减上海房产拍卖款中分配所得81.47万元、温岭房产拍卖款中分配所得1.83万元）及迟延履行金未履行。 被执行人郑颖书面答辩称，（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已经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只有对执行过程中执行行为违法的才能提出异议，申请执行人对终结执行裁定提出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对异议理由，郑颖认为：一、诉讼前，郑颖对梁朝阳欠异议人600多万元债务并不知情，诉讼调解中，郑颖作出让步下才同意与梁朝阳共同承担200万元，即于二人共同偿付至200万元时郑颖便完成了还款责任。执行过程中对于调解条款的理解符合双方调解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法院在对郑颖所有的上海不动产拍卖款进行分配时，系按郑颖承担200万元共同责任来分配的。本案中的债务系梁朝阳的个人债务，债务性质的实体问题已经审判程序明确，法院依据生效调解书进行执行且现在郑颖已经完成了调解书中的还款义务，法院据此对郑颖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完全正确。三、关于迟延履行金的问题，调解书达成之前郑颖的房产已经进入拍卖阶段了，拍卖成交后不得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且本案已经超额支付，郑颖另有其他案件负债本金未支付，利益损失严重，郑颖在江锦花案中的共同债务已经清偿，终结对郑颖的执行合法合理。综上，请求驳回异议人的异议。 路桥法院查明，江锦花诉梁朝阳、郑颖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10月14日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梁朝阳愿于2016年10月20日前归还原告江锦花借款本金6255000元及按本金6255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7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被告郑颖愿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二、案件受理费56000元，减半收取28000元，被告梁朝阳愿负担。”调解书生效后，因被告梁朝阳、郑颖未予履行，原告江锦花于2016年10月28日向路桥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同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6）浙1004执4805号。 案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梁朝阳、郑颖的财产共分配过四次，具体情况如下：一、2017年1月16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分配梁朝阳、郑颖共有的位于温岭市××街道××路××号××幢××单元××室不动产拍卖款，江锦花案分得36545元。二、2017年7月12日，路桥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征询各债权人对梁朝阳、郑颖共有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路××弄××号××室不动产拍卖款的分配意见，最终各债权人同意达成分配意见如下：（一）同意财产首封债权人袁俊提高10%的分配比例；（二）同意（2016）浙1004执4805号申请执行人江锦花以300万元金额标的（原分配方案以200万元标的参与分配）参与郑颖份额的分配；（三）其中（2017）浙1081执1975号、（2017）浙1081执1976号两案件申请执行人王新行、阮云炳同意在两案可分得的金额中一共拿出71792元支付给江锦花，其他分配方式不变。同日，路桥法院依据债权人会议记录达成的一致意见作出《梁朝阳、郑颖房屋拍卖款分配表（7.12）》，江锦花案在梁朝阳份额中分得1018066.80元，在郑颖份额中分得814740元，加上另案债权人承诺支付的71792元，合计分得1904598.80元。三、2018年12月17日，路桥法院扣划到梁朝阳的工资款进行执行分配，江锦花案分得46011元。四、2019年10月12日，温岭市人民法院执行分配梁朝阳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镇××路××路××号××号不动产拍卖款，江锦花案分得43405元。2020年3月2日，被执行人郑颖向路桥法院提交《对江锦花执行案结案申请书》，称江锦花已通过法院执行四次财产分配共计受偿2030559.80元，郑颖已履行了本金200万元共同还款责任，申请终结其在该案的执行。2020年6月12日，路桥法院作出（2016）浙1004民初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件中对郑颖的执行。因该裁定书存在笔误，该院于同年8月7日作出补正裁定，将“（2016）浙1004民初4805号之一”补正为：“（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并于8月10日送达给各当事人。 路桥法院另查明，梁朝阳、郑颖二人于1990年3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4月8日登记离婚。 路桥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终结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期限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异议人江锦花在收到终结执行法律文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终结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受理条件。本案焦点问题系于异议人江锦花分得超200万元执行款时，被执行人郑颖的还款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对此，路桥法院认为：其一，该院（2016）浙1004民初5975号民事调解书主文第一项后半句“被告郑颖愿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表述，仅从文意理解为2000000元系共同偿还责任符合文字表述意思，且从异议人所述的调解背景和过程可知，调解书的形成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合意最终签字确认发生效力，异议人对该表述亦表示认可。异议人以“债务加入”方式主张郑颖承担案件的担保责任，系其对调解内容片面的解读，扩张了调解书的文意理解。从民事责任构成来看，共同责任与担保责任交叉融合，共同责任中的连带责任是与按份责任相对应而存在的，任何一个责任人可单独对权利人负担全部给付或赔偿的责任，即共同责任人相互之间在承担责任时是一种牵连关系；担保责任系基于主债权债务存在下，因保证人加入产生的连带责任保证，该连带责任产生的前提系存在主债权债务与担保债权债务两个法律关系，从本案调解条款来看，被执行人郑颖所承担的债务源于其与被执行人梁朝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所承担的夫妻共有之债的部分，而非其作为担保人加入债务履行。故异议人以担保之债履行先后的相关规定解读履行顺序不当；其二，该院在分配被执行人梁朝阳、郑颖共有的上海市静安区××路××弄××号××室不动产拍卖款时，因经债权人会议协商一致才确定异议人江锦花以300万元金额的标的（原分配方案以200万元标的参与分配）参与郑颖份额的分配，该方案的商定系其他债权人的自主让利处分行为，并非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变更了郑颖应承担的债务责任。另，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制作财产分配方案，系因被执行人梁朝阳存在其他个人债务，将涉案房产认定两被执行人各占一半份额乃为确定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份额所需，并不存在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之间的判定，更不可能未经审判程序在执行分配中直接判定责任承担方式。其三，调解书约定的被执行人梁朝阳应承担的还款金额625.5万元与其中被执行人郑颖共同承担的200万元债务之间并不存在先后履行顺序，作为金钱之债，共同还款义务人偿还后将直接产生共另一共同还款义务人还款责任消灭的法律后果，执行裁定书中“于任一债务人履行完支付2000000元执行款后，均可产生该共同偿还责任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的表述并无不当。异议人将两被执行人需要共同承担的200万元认定为被执行人郑颖的个人债务应属不当。其四，关于异议人提出的梁朝阳所有的重庆市九龙坡区××镇××路××路××号××号不动产拍卖款分得43405元未实际收到，该院认为于房产拍卖款进入执行账户后，该款项已与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分离，应视为被执行人履行相应的执行款支付义务。款项实际发放进入执行申请人账户与否对于将款项纳入被执行人已履行总额内并不产生实质影响，且经核查该款项已于2020年8月10日发放；其五，关于异议人认为郑颖自2016年10月以来未按时还款，应支付迟延履行金的主张，该院认为本案执行标的系借款本金625.5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当计入执行标的总额中予以偿付，根据调解书约定，被执行人郑颖承担的总债务应以总额200万元为限，异议人可就延期履行的债务利息向被执行人梁朝阳予以主张。综上所述，该院以（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对郑颖的并无不当，异议人之异议主张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 2020年8月19日，路桥法院作出（2020）浙1004执异10号执行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江锦花的异议。 江锦花不服异议裁定，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请求：1.撤销路桥法院（2020）浙1004执异10号执行裁定；2.撤销路桥法院（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3.裁定继续执行郑颖财产，并要求郑颖对200万元本金债务产生的2016年10月以后的孳息（包括迟延履行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路桥法院对调解书内容断章取义，违背当事人调解时真实的意思表示。郑颖的200万元责任系与梁朝阳承担625.5万元债务的连带债务。根据复议申请人调解时表达的意思，调解书中的“郑颖愿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是基于梁朝阳承担625.5万元全部债务的前提，郑颖在625.5万元全部债务中承担200万元的偿还责任，体现共同偿还之意。而终结裁定断章取义，刻意理解成“郑颖与梁朝阳应就2000000元该部分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依被执行人的理解来推定200万元的含义为“于任一债务人履行完支付2000000元执行款后，均可产生该共同偿还责任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改变了调解书的原意。异议裁定也仅从文意上将该半句理解为200万元系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从调解书全文并结合调解背景整体把握理解。复议申请人认为，实体的权利义务应该在审判程序中确定，不能在执行程序中推定。二、从调解书形成的背景看，复议申请人于2016年起诉时，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郑颖应对全部625.5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考虑到梁朝阳、郑二人在外债台高筑，为缩短诉讼环节，降低各方诉累，尽快确认并实现债权，复议申请人同意调解。在得到不影响复议申请人参与其二人共同房产全额分配以及梁朝阳承诺负担全额共同债务的前提下，复议申请人同意将郑颖的连带责任从625.5万元降到其个人200万元。郑颖个人200万元责任与梁朝阳625.5万元责任有重叠包含关系，只有当梁朝阳的履行大于425.5万元后，郑颖的责任才会小于200万元。另外，梁朝阳个人偿债能力本就有限，如果按照路桥法院的理解，梁朝阳只要支付200万元就可以免除郑颖的给付义务，也就相当于复议申请人主动放弃400余万元债权，而这严重违背了复议申请人的调解原意，也极其不合常理。三、从路桥法院前次分配情况来看，法院对郑颖的债务责任已经作了200万元个人整体债务的认定，二被执行人及其他共同债权人在分配时均没有提出异议。在分配二被执行人上海房产拍卖款时，法院先于2017年5月15日确定郑颖承担200万元责任的分配方案。后虽因复议申请人提出意见，债权人作出让利而提高到300万元，但郑颖个人承担200万元的责任是法院先期确定的。且分配过程中，路桥法院反复强调此200万元系个债而非共债。另外，2017年分配时，二被执行人已离婚，法院首先将其二人共有的上海房产按照一人一半分配，分得的就是个人财产，以此偿还的是各自债务部分。梁朝阳在上海房产份额中分得的101.81万元，应该属于偿还其425.5万元债务责任部分，不属于与郑颖重叠的200万元责任范围。四、根据债务履行顺序的规定，梁朝阳对复议申请人的债务包括425.5万元个人债务和200万元共同连带债务两部分，其个人财产应当优先偿还没有保障的425.5万元个人债务部分，之后再用于偿还200万元共同连带债务。五、郑颖自2016年10月以来没有按时还款，按照法律规定应承担迟延履行金。调解书只是明确郑颖对200万元借款本金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约定郑颖的债务总额以200万元为限，其连带范围应当及于此200万元本金产生的孳息（包括迟延履行金），否则对复议申请人及另一连带债务人均不公平。综上所述，郑颖应当承担梁朝阳625.5万元债务中200万元的连带责任，减去其在上海房产份额中已偿还的81.47万元及在温岭房产份额中已偿还的1.83万元，目前余下的责任应该是116.7万元及200万元本金债务产生的孳息（包括迟延履行金）。 被执行人郑颖辩称，一、关于调解书的理解问题。复议申请人对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调解书中载明的“梁朝阳愿于2016年10月20日前归还原告江锦花借款本金6255000元及利息；郑颖愿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内容，理解为“郑颖的200万元责任系与梁朝阳承担625.5万元债务的连带债务”，是错误的。连带责任债务与共同责任债务，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共同责任债务，指多个当事人都是直接的债务人，都负有偿还债务义务。根据调解书内容，本案的200万元，梁朝阳与郑颖都负有偿还义务。而连带责任债务仅是指因法律规定或约定来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责任人实际上并不是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偿还债务后，有权向实际债务人追偿。夫妻之债不属于连带债务，调解书清楚写着共同偿还责任，其内容就应按照文意来理解，就是两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因此，异议裁定认为从条文理解郑颖与梁朝阳应就20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当时调解的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形成时的真实意思即是只要两人共同支付达200万元，郑颖就完成还款任务。二、从调解的背景来看，诉讼前，复议申请人丈夫告诉郑颖，梁朝阳欠其600多万元，郑颖对此很震惊，并强烈质疑，坚决不同意承担巨额欠款，应全部由梁朝阳承担还款责任。后来，郑颖作了退让，与梁朝阳共同承担200万元，两人共同承担到200万元，郑颖就完成了还款任务，从而形成了以上调解协议。异议裁定认为“从异议人所述的调解背景和过程可知，调解书的形成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合意最终签字确认发生效力”，符合调解时的实际情况。即使是这样的还款责任，对郑颖来说，也是被负债，数额巨大，利益严重受损。调解书上从未出现“连带责任”的法律用语，调解书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签订调解书时的一种意思表示，并不是事后的遐想和扩张。复议申请人第一次主张郑颖担保加入，第二次主张连带责任，更说明其作出前后不一的陈述，自相矛盾，自我否认，违背调解时真实意思，作出扩张调解书文意的各种解读。三、关于执行分配问题。路桥法院对郑颖的上海房子的分配只有一次生效的分配方案，就是郑颖按照200万元共同责任来分配的。比较其他案件郑颖债务的分配来理解，并不存在个人债务的认定。异议裁定认为，“将涉案房产认定两被执行人各占一半份额乃为确定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份额所需，并不存在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之间的判定，更不可能未经审判程序在执行分配中直接判定责任承担方式。”该说理分析到位。上海的房屋系共同财产，并不因为财产的分割而改变共同所有的性质，只是因为计算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所需作出的分割。郑颖强调，200万元系郑颖的个人债务不成立。未经审判，执行中不可能，也无需对债务的性质、债务的责任作出认定。实体的问题审判程序已经结束，执行的依据只能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四、关于复议申请人提出的债务履行顺序问题。本案并不存在先后顺序问题。调解书约定的梁朝阳的还款金额625.5万元与郑颖共同承担的200万元，并不存在先后履行顺序，作为金钱之债，共同义务人偿还后将直接产生另一共同还款人还款义务责任消灭的法律后果。根据调解书内容，郑颖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200万元已完成共同偿还责任，路桥法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完全正确。五、关于迟延履行金问题。异议裁定认为可以向梁朝阳主张，分析透彻、正确。六、郑颖作为被负债的配偶一方，在目前涉及夫妻债务案件的共签共担规定下，复议申请人还无理要求被负债的配偶一方负担调解书以外的巨额债务，与法与理无据。综上，请求驳回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查，本院对路桥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对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0月14日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路桥法院予以确认，并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本案执行依据（2016）浙1004民初5975号民事调解书。在终结对郑颖执行的（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中，路桥法院认为：调解书系确认被执行人郑颖对其中200万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从条文理解来看，郑颖与梁朝阳应就200万元该部分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任一债务人履行完支付200万元执行款后，均可产生该共同偿还责任的债权债务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梁朝阳与郑颖共同偿还金额达到2030559.80元，已超过200万元，故应当认为该共同偿还责任已经消灭，郑颖无需再对上述债务承担还款责任。 再查明，在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梁朝阳、郑颖共有的位于温岭市××街道××路××号××幢××单元××室不动产拍卖款的分配中，江锦花以本案债权本金625.5万元参与分配，受偿36545元。在路桥法院对梁朝阳、郑颖共有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路××弄××号××室不动产拍卖款的分配中，江锦花以本案未受偿债权本金6218455元参与梁朝阳财产份额部分的分配，受偿1018066.80元；《梁朝阳、郑颖房屋拍卖款分配表（7.12）》的说明部分中载明：王新行、阮云炳同意将其在郑颖份额中分配到的执行款，分出71792元分配给江锦花。在路桥法院对梁朝阳工资款的分配中，江锦花以本案未受偿债权本金4313856.20元参与分配，受偿46011元；在温岭市人民法院对梁朝阳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镇××路××路××号××号不动产拍卖款的分配中，江锦花以本案未受偿债权本金4267845.20元参与分配，受偿43405元。 上述三处不动产分别拍卖后，相关法院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生效之日均晚于2016年10月20日；梁朝阳的上述工资款被路桥法院扣划之日也晚于该日。申请执行人江锦花现共受偿本案债权2030559.80元，系参与上述四次执行分配所得。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应如何理解；已执行款项应如何冲抵；迟延履行利息应否计算。 首先，关于调解书的理解问题。本案执行依据为路桥法院（2016）浙1004民初5975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中涉及申请执行人债权的是调解协议第一条的内容，即：梁朝阳归还江锦花借款本金625.5万元及其利息，郑颖对借款本金中的200万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根据调解书确定的该内容，梁朝阳承担的是偿还全部借款本金625.5万元及其利息的义务，而郑颖承担的是与梁朝阳共同偿还其中部分借款本金200万元的义务，对于其余借款本金425.5万元及625.5万元本金所产生的利息，郑颖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也即对郑颖而言，其承担的偿还责任范围为200万元，且如果梁朝阳已履行了该200万元债务，则江锦花对郑颖的债权即归于消灭；如果梁朝阳部分履行了该200万元债务，则江锦花对郑颖的债权也相应减少。对于生效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内容的正确理解，仅此而已，不存在还有履行顺序的理解问题。 其次，关于已执行款项如何冲抵问题。本案中，被执行人梁朝阳应承担的生效调解书确定的债务，在有无他人共同偿还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完全应由其个人偿还的本金425.5万元及625.5万元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第二部分是被执行人郑颖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本金200万元。申请执行人江锦花的本案债权现虽已受偿2030559.80元，超过了200万元，但并非被执行人自动履行，而是经人民法院对二被执行人的共同财产或被执行人梁朝阳的个人财产强制执行后多次参与分配所得，且其中明确属于从郑颖财产份额部分受偿的金额尚不足一半。故要确定本案中应由二被执行人共同偿还的本金200万元债务部分是否已经执行完毕，郑颖是否还应继续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则必然要涉及除明确属于从郑颖财产份额部分受偿外的其余款项，如何冲抵梁朝阳的两部分债务问题，即执行中的债务清偿有无先后顺序问题。鉴于双方当事人对此问题事先没有明确约定，事后也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法律又无明确规定，故本院认为按照上述所分的每一部分债务在总债务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予以冲抵，较为公平合理。现根据查明的事实，由于申请执行人在参与被执行人梁朝阳的个人财产、未区分份额的两被执行人共有财产及区分共有财产拍卖款份额后属于梁朝阳部分的执行款分配时，均系以本案债权本金整体参与分配并受偿，所涉分配方案也未确定其中由被执行人郑颖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部分的债权受偿金额。故对申请执行人经执行分配受偿的该部分款项，应当按照425.5/625.5的比例确定梁朝阳的第一部分债务清偿金额，按照200/625.5的比例确定梁朝阳的第二部分债务清偿金额，即分别冲抵两部分债务。据此计算，本案中的共同债务本金200万元并未执行完毕。终结执行裁定将二被执行人在本案中清偿的款项，不加区分地均先作为清偿二被执行人应共同偿还债务部分的款项，缺乏法律依据，也有失公平。异议裁定虽然认为梁朝阳的625.5万元债务与其中郑颖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200万元债务之间不存在先后履行顺序，但又维持了终结执行裁定，实质上还是确认了先后履行顺序，据此得出的结论应属有误。 最后，关于迟延履行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8号）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第三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因此，在金钱债权执行案件中，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被执行人在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后的一项法定义务。即便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一般债务利息，被执行人仍应支付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如果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则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另外，对于迟延履行利息，只要申请执行人没有明示放弃的，人民法院就应当依职权计算。本案中，郑颖作为被执行人，由其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200万元债务尚未履行完毕，而即便已分次履行完毕，根据查明的事实，也均属于迟延履行。因此，虽然生效调解书未确定郑颖给付一般债务利息，但其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仍应计算。执行法院在终结执行裁定中未予计算，应属不当。异议裁定虽未否认该部分债务利息的存在，但在申请执行人明确要求郑颖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情况下，却认为申请执行人可向被执行人梁朝阳主张，并最终维持了终结执行裁定，实质上是剥夺了申请执行人依法对被执行人郑颖所享有的该项权利，同样不当。 综上所述，异议裁定的主要审查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属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提出的要求撤销异议裁定和终结执行裁定并继续执行郑颖财产的复议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继续执行的具体金额应由执行法院计算后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执异10号执行裁定； 二、撤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1004执4805号之一执行裁定，继续执行。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宏亮 审 判 员 张剑锋 审 判 员 金文凯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