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民初3510号 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院**楼1501。 法定代表人：张祥，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楠，该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敏荣，湖北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浩轩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夏春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名宗，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伟，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与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0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公告期满后，未收到其他机关或社会组织参加诉讼的申请，于2020年4月23日书面告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及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案件受理情况，上述机关未决定支持原告起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楠、晋敏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名宗、郑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立即停止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2.判令被告赔礼道歉，对其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消除危险，即正常运行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环保配套设施等，消除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危害风险；4.判令被告赔偿损失，即赔偿环境受到的损失以及环境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共计200万元（最终以评估确定的数额为准）；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共计22万元（最终以确定的数额为准）；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事实和理由：被告成立于2002年12月，是一家生产销售塑胶发泡材料、导电防静电制品以及销售热缩材料绝缘制品等的企业。经调查，2015年5月，被告位于余杭区良渚镇七贤桥村的杭州分公司正常生产作业时，所配备的废气吸附塔未开启。因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保持正常使用，拆除或者闲置的，须事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当地环保部门在查实被告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被告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及验收制度，建设单位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审批，就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深圳市环保局查实后作出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处罚决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建设配套设施，并处20万元罚款。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民事侵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是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一条至第五条的规定，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全部的侵权法律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被告辩称，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全部驳回。一、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一）原告没有提交立案必需的相关文件。本案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依法经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交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章程、起诉前连续五年的工作报告或者年检报告书，以及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无违法记录的声明。原告没有提交2015年至2019年的工作报告或者年检报告书，因此不具备起诉资格。（二）原告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与本案诉讼没有关联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原告章程规定其宗旨为“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其业务范围是环保科普知识先进传播方法研究、优秀环保科普案例整理和传播、公众环保知识提升方法研究、环境污染防治方法探索、生态破坏修复方法探索等。原告提起本案是基于被告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或对周围环境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行为，但该起诉事项既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没有对应关系，也与其主张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没有联系，故原告不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三）原告长期违反民政部门规定，不执行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制度。根据《民政部关于深入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和承诺服务活动工作的意见》和《北京市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指引》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开包括年检报告书、接受和使用捐赠款项、用途和时间等十余项内容。但被告通过网络公开检索，找不到上述应当公开的任何信息。 二、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告被行政处罚的环境违法行为均已整改完毕，且被告持续增加环保投入，再无环境违法行为。原告请求停止侵权和消除危险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1.被告被行政处罚的环境违法行为均已整改完毕。原告起诉被告主要依据环保行政部门对被告及其杭州分公司的两次行政处罚。被告被处罚后，认真对待，及时缴清罚款并很快完成整改。其中，杭州分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因不正常使用环保处理设施被处罚后于2016年7月10日全部停产。被告因2018年5月31日没有建设环保处理设施被处罚，2018年7月11日环保行政部门复查时已经安装废气处理设施，整改完毕且之后再无环境违法行为。2.被告持续增加环保投入并取得积极成效。被告在环境治理方面持续投入并取得积极成效。经处理后的废气远远低于国家及地方的排放限值。因此，被告已经停止侵权且不存在危害环境风险行为，原告的该两项诉讼目的已经实现。（二）原告诉请赔偿环境损失和环境功能损失没有事实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一条及第八条第（二）项均规定，原告只能针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原告对此应当举证。但原告既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证明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术语及定义”第4.1条将“环境损害”定义为“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导致人体健康、财产价值或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第4.5条将“生态环境损害”定义为“由于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这主要包括对生态环境质量和系统、群落、种群、个体乃至功能、组织水平的生态系统损害。其中，关于区域内环境介质((地表水、地下水空气、土壤等）的损害的评估标准是，该介质中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水平或国家及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造成的影响在一定年限内难以恢复。被告生产工艺流程包括挤出、复合工序及发泡工序。挤出、复合工序会产生少量废气，主要成分是非甲烷总烃（总VOCs），发泡工序产生的废气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广东省的执行标准是，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限值为100mg/ｍ3，颗粒物的限值是30mg/ｍ3，一氧化碳的限值是1000mg/ｍ3。事实是，被告生产排出的废气即使未经环保设施处理，直接排放也远低于国家及广东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经处理后则更低。因此，对周围大气环境几乎不会产生影响，即对生态环境不会产生损害。此外，原告在诉状中提及被告杭州分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被告认为该部分不属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案涉行为发生在杭州，即使有损害结果、损害结果在杭州，被告杭州分公司住所地也在杭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被告杭州分公司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原告就该内容应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综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不具备原告的资格，其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全部驳回。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主体登记信息，拟证明被告主体明确；2.[余环罚（2015）第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绿色金融：IPO&公司债权环保信息披露检查报告5.20-6.2；证据2-4拟证明被告的环境侵权行为和造成的环境公益损害后果。 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7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2018年5月31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深光环改字[2018]1025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3.2018年6月6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深光环听告字[2018]第098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4.2018年6月11日被告采购相关废气治理设施的合同及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5.罚款缴纳凭证；证据1-5拟证明被告被处罚行为情节、影响轻微，主观恶性小；6.《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废气治理方案》；7.被告后续相关环保设施采购、环保工程等合同以及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8.被告与深圳市景泰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保咨询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9.《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验收单位相关资质；10.《关于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保护治理设施验收结果的公告》及验收报告公示截图；证据6-10拟证明被告后续经过不断努力探索、加大环保投入，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废气治理实际投入目前已达200万元，且已经验收通过，原告诉讼目的已经实现；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日期：2013年10月15日）；1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光环批[2013]200510号）；13.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14.《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15.《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证据11-15拟证明被告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16.被告杭州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杭州分公司是独立主体，应驳回原告对杭州分公司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17.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1096号民事裁定书；18.《北京市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记录》；证据17、18拟证明原告不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19.《杭州分公司停产证明》；20.《关于海虹与长园杭州分公司最后费用结算安排的协议》；21.《杭州分公司职工停缴行政许可记录》；证据19-21拟证明被告杭州分公司已经停产；22.《被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网公布信息》；23.《深圳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名单（第一批）》；24.《ISO14001：2015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5.《IATF16949：2016认证证书、ISO9001：2015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6.《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证据22-26共同拟证明被告是规范的生产经营企业，生产技术、环境管理、生产安全管理等均达先进标准；27.《生产设备采购合同、发票及验收报告》，拟证明2015年采购挤出机1台，2015年增加发泡机1台，2017年增加发泡机2台，2018年采购复合机1台，投产时间从2015年逐步开始采购投产；28.《2018年6月11日采购的环保设备（证据4）验收报告》，拟证明被告在环保部门2018年7月11日复查之前已经安装环保设备，环保设备验收时间为2018年7月3日；29.《照片、视频（光盘）》，拟证明被告环保意识提升，升级改造了更强大的环保处理设备，被告厂房周边为工业区，不是住宅区；30.《2020年5月8日购销合同》；31.《2020年5月8日订购合同》；32.《支付凭证》；证据30-32拟证明被告在项目环境保护验收通过后，目前仍在积极加大环保投入；33.《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34.《广东省地方标准DB44/27-2001》；证据33、34拟证明，根据证据1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证据9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表，项目生产排放的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的是《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结合证据11、证据9相关检测数据可知，无论是处理前还是处理后，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规定的排放标准。 本院依原告申请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调取了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案卷材料。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除原告提交的“证据4.绿色金融：IPO&公司债权环保信息披露检查报告5.20-6.2”外，双方对对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仅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故就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该等证据可以作为确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4虽系网页图片，但其要证明的内容是被告因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罚款20万元，与本院调取的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案卷材料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并据此认定该项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2012年5月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丰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业务范围为：1.环保科普知识先进传播方法研究；2.中国优秀环保科普案例整理和传播；3.公众环保知识提升方法研究，公众参与环保保护方法研究；4.环境污染防治方法探索、生态破坏修复方法探索、生态伦理知识研究和推广、环境灾难救援知识研究和推广；5.其他环保知识研究和推广。原告于本案起诉立案时提交了《章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12年至2017年年检记录》《2018年年检报告书》《无违法记录声明》，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主张其因疫情影响尚未取得2020年才进行年检的2019年年检报告书。 对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与被告中船海洋与房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粤01民初1096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于2019年11月25日以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起诉。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2020）粤民终406号民事裁定，以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提交的材料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为由，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 被告成立于2002年12月。经查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工商登记信息，2010年8月30日，被告的注册地址由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大道长园新材料港E栋E二层变更至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浩轩工业园A2栋，经营范围增加“塑胶发泡材料、导电防静电制品的生产”。被告主要从事塑胶发泡材料、导电防静电制品的生产，主要生产工序为混合造粒、挤出、发泡、成卷、复合、裁切、冲压。 2015年5月6日，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对被告杭州分公司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发现被告杭州分公司的一条生产线正在生产，配备的废气吸附塔未开启，即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据此对被告罚款4万元。被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杭州分公司已经于2016年7月10日停产并退出租赁厂房。 2018年5月31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委托光明新区环保执法人员到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浩轩工业园A2栋、E栋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被告发泡、挤出、造粒、复合工艺产生的废气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其中挤出、造粒、复合工艺产生的废气未安装废气收集和处理设置，发泡工艺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通到楼顶直接排放。检查当天，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向被告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光环改字[2018]1025号)，责令限期一个月内配套废气治理设施。 2018年7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作出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未按照批复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配套废气污染防治设施。项目处于茅洲河流域，属于“特别控制区”。故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中“未按照环评审批要求配套建设第（一）项污染防治设施-报告表类-特别控制区”的规定，对被告作出罚款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13年10月15日编制的被告《2013U0196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第8页，表5显示，发泡线扩建前2条，扩建后5条，增加3条；挤出机扩建前3条，扩建后4台，增加1台；空压机扩建前1台，扩建后2台，增加1台；复合机扩建前3台，扩建后4台，增加1台。第19页，表7显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二类区：根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8号文，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空气环境功能为二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08）中的2级标准；项目选址不在深圳市基本生态线控制线范围内，不在深圳市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第33页显示，扩建前主要污染工序：1.水环境影响分析，……生活污水：本项目招员工92人……2.废气，（1）混合造粒、挤出、复合废气，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复合工艺，由于要将半成品加热，连接在一起，将产生有机废气，本项目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为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在挤出、复合工艺中会产生废气，该废气的主要成分为非甲烷总烃等，根据废气产生量为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用量的0.01%计算，项目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用量约600t/a（a为年，下同），则非甲烷总烃的年排放量为60kg/a。该公司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废气收集系统的风量为15000ｍ3/h（h为小时，下同），排气筒高度约12米，则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为1.53mg/ｍ3，排放速率为0.023kg/h。（2）发泡废气，本项目发泡过程中使用AC发泡剂（偶氮二甲酰胺），AC发泡剂加热发泡产生……本报告只对一氧化碳的排放浓度进行核算。该公司设置废气收集系统的风量为15000ｍ3/h，排气筒高度约12米，则一氧化碳的排放浓度为75mg/ｍ3，排放速率为1.14kg/h。第38页显示，扩建后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根据工程分析，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混合造粒、挤出、复合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270kg/a，排放速率为0.102g/h，发泡废气主要污染物为CO，排放量为1800kg/a，排放速率为0.68kg/h。非甲烷总烃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主要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作用，对皮肤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严重的可引起皮炎、湿疹，非甲烷总烃会引起慢性中毒，非甲烷总烃与氧化氮在日光作用下生成臭氧。臭氧是光化学烟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强烈的刺激性引起鼻腔咽喉和肺部感染发炎，造成呼吸困难。第54页显示，结论与建议（1）项目基本情况为：被告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浩轩工业园**主要从事塑胶发泡材料、导电防静电制品的生产，年产量分别为2000立方米（表1显示为500吨）、50立方米（表1显示为100吨），主要生产工序为混合造粒、挤出、发泡、成卷、复合、裁切、冲压。现因企业发展需要，项目在原有地址基础上增加租赁场所，产品产量也相应增加，同时，计量单位由立方米变为吨，项目扩建后租赁地址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浩轩工业园A2栋、E栋，主要从事塑胶发泡材料、导电防静电制品的生产，年产量增加后分别为2500吨、175吨，本次评价时，项目处于生产状态，现申请办理扩建环保审批手续。据现场勘查和厂方提供资料可知，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租用两栋厂房，租用总面积为9044平方米。其中A2栋厂房[合同备案号光EK000278（备）]，为一栋4层建筑，租赁面积5044平方米，E栋厂房[房屋租赁凭证号：光DK001219（备）]，为一栋4层建筑，租赁面积4000平方米。第55页显示，结论与建议……（3）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中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根据工程分析，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混合造粒、挤出、复合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发泡废气主要污染物为CO。项目在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将废气收集引至车间外楼顶排放，排放高度约12米。废气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二级标准（第二时段）的要求[即非甲烷总烃≤120mg/ｍ3]。建议项目在混合造粒、挤出、复合废气收集系统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率达80%以上），此外，建议给员工配备口罩等防护用品，同时应加强生产管理，尽可能减轻车间废气排放对员工及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经上述处理措施处理后，项目产生的废气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第58页显示，（10）环保验收内容2）废气：是否采取废气处理措施，废气是否达标高空排放。第62页显示，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光环批[2010]200472号）同意被告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一工业区浩轩工业园A2栋开办，要求所排废气须经处理达标后通过管道高空排放。第65页显示，被告于2011年4月1日与深圳市浩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用浩轩工业园A2栋的租期为2011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被告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2018年6月11日）及环保净化安装合同、付款凭证及验收报告显示，其于2018年6月11日向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购买了组合气浮，支付59000元；随后向深圳市兴荣达厨具制造有限公司购买和安装了喷淋塔、离心风机、油烟净化系统，支付193500元。 被告提交的工程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材料显示：1.2018年9月3日与深圳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G栋《工程合同》，订购安装成套空气净化设备，支付245173元；2.2018年9月21日与深圳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D栋（原A2栋）《工程合同》，订购安装成套空气净化设备，支付384094元；3.2019年3月18日与深圳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G栋《工程合同》增加订购自动清洗工业油烟尘净化器一台，支付36528元；4.2019年4月8日与东莞市××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订购工业废气处理净化设备，支付85000元；5.2019年4月23日与东莞市××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订购活性炭吸附装置，支付13000元，填充料为蜂窝炭；6.2019年5月10日与东莞市盈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订购合同》，订购喷淋塔等，支付85000元；7.2019年5月17日与东莞市××环保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订购喷淋塔风管安装工程，支付24020元；8.2019年6月19日与东莞市××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订购工业废气处理净化设备，支付240000元；9.2019年6月23日与东莞市××环保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订购环保通风管道及安装工程，支付97630元；10.2019年6月28日与东莞市××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订购活性炭箱，支付7119元；11.2019年7月10日与东莞市××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订购过滤、解除味装置及活性炭吸附装置等，支付23677元；12.2019年8月21日与东莞市××环保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订购环保净化设备，支付35537元；13.2019年10月17日与东莞市盈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订购合同》，订购喷淋缓冲箱等，付优惠价62000元；14.2019年11月3日与东莞市××环保装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订购环保净化设备工程改装，支付27160元。15.2019年8月15日被告通过深圳市景泰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废气处理设施和噪声治理设施的竣工环保验收，支付环境影响咨询费120000元；16.2020年5月8日与东莞市××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订购安装工业废气处理净化设备（主体设备含前处理装置、四万风量净化器、活性炭装置），支付197720元。 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准许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因本案涉及环境专业知识，但原告、被告在庭前均未向本院提供本方的专家证人，本院征询原告、被告意见后，邀请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空气污染鉴定专家梁某高级工程师到庭接受法庭咨询，围绕法庭询问的具体专业问题，原告和被告可以向专家寻求解答，原告、被告对此均表示无异议。梁某具有空气污染鉴定资质，执业机构为深圳市环境科学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专业技术职称为环境生态评价与科研高级工程师，执业范围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限地表水和沉积物鉴定、空气污染鉴定）[专职]。 梁某在法庭上针对法庭和原告、被告的提问提供了专家意见：一、根据《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被告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因为非甲烷总烃是臭氧的前体物，非甲烷总烃可以与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发生反应，生成臭氧，增加环境中的臭氧浓度。非甲烷总烃也是细颗粒物（PM2.5）的前体物，非甲烷总烃气体可以在大气中发生反应，生成二次有机污染物，增加PM2.5的浓度，而臭氧、PM2.5这两种污染物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而且臭氧还会对植物、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损害，但是因为大气是流动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具体评价大气污染物对环境功能的损害比较难。二、损害是肯定存在的，至于损害有多大，评价比较难，目前比较推荐的方法是虚拟治理成本法，相对来说可以定量评价损害的成本和费用。根据《环境鉴定评价推荐方法》（第II版），虚拟治理成本的定义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1.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2.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3.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该方法适用于本案环境损害的评价，因为本案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适用于该方法规定的第3个适用条件，也就是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的指标。因为就大气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价比较难，也就是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的指标，该方法具有科学性。另外，从治理方法来说，目前对于非甲烷总烃治理方法主要有焚烧法、活性炭吸附法等，从被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浓度相对比较低来看，应该适用于活性炭吸附法，如果采用活性炭吸附法进行处理，需要提供治理的成本，包括活性炭吸附设备的折旧维护成本、活性炭的购买成本、活性炭失效后作为废物处理的成本，以进一步核算，还要求被告核算这一期间内所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至于环境恢复成本是正常治理成本的多少倍，还需要根据专家的研判予以确定。 本院在庭审时要求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其投产时间及废气总排放量。被告称2010年至2013年期间没有生产，没有排放废气，废气总排放量具体数额无法证明，根据环评报告及逐步投产的事实可以大概估算废气总排放量。原告当庭指出环评报告显示被告在2010年就开始生产，本院要求被告对此予以解释，被告称庭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本院关于投产时间及废气总排放量的询问。被告在庭后作出《有关情况的说明》，内容如下：一、估算的废气排放总量。1．《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第41页表18，扩建后的废气排放量为非甲烷总经54kg/年，CO1800kg/年；2.《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第8页表5，扩建后的设备清单为发泡线5条、挤出机4台、复合机4台、造粒机1台；3.证据27，发泡线2015年增加1条，2017年增加两条，复合机2018年购机1台，挤出机2015年购进1台。从以上信息推算出2015年8月27日（首台设备投产时间）至2018年7月3日（环保设备验收时间）废气排放量为：一氧化碳1290kg。其中发泡线1(2015年8月27日验收）：1800kg/5台/12个月×34个月＝1020kg，发泡线2(2017年9月28日验收）：1800KG/5台/12个月×9个月＝270kg。非甲烷总烃16.5kg，挤出机1(2015年9月18日验收）：54kg/9台/12个月×33个月＝16.5kg。以上无新增证据。二、2010年至2013年是否有生产、投产情况及废气排放：未生产。三、虚拟治理成本需要被告提供数据：1.治理设备成本。（1）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深圳市光明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第2页2、3、4行“2018年7月11日，执法人员复查，你单位正在生产，发泡。挤出、造粒、复合工艺产生的废气已安装废气收集装置并配套废气处理设施”，证明当时安装的环保处理设施是符合废气处理要求的；（2）之前已提供的2018年6月11日被告与深圳市兴荣达厨具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环保设施安装合同，其中油烟净化系统（等离子净化＋高压静电除油＋活性炭吸附）费用为18000元（详见证据4，第14页）；（3）2013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第8页表5，扩建后的设备清单为发泡线5条、挤出机4台、复合机4台、造粒机1台；（4）2015年8月27日-2018年7月3日期间涉及的投产设备为发泡线2条，挤出机1台，上述环保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完全可对应处理以上设备产生的废气；（5）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10年，估算出环保设施（油烟净化装置）折旧费用为18000元/10年/12个月×34个月＝5100元；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10年，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2.人工成本，环保设施维护员（兼职）1人，工资成本：2200元/月，折合为小时工资12.64元/小时，每天实际工作量2小时。即12.64元×2小时×30天×34个月＝25793元，工资计算依据深人社规〔2018〕11号《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3.活性炭年使用量及年危废处理量均为1吨（购进成本约3000元/吨，危废处理成本1万元/吨），13000元/12个月×34个月＝36833元。以上三项治理成本共计为5100元（设施折旧）＋25793元（人工成本）＋36833元（活性炭成本）＝67726元。 本院要求原告根据已经取得的相关证据联系鉴定机构，鉴定本案涉及的环境损失及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原告于2020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交《关于（2019）粤03民初3510号案诉讼请求数额的说明》，主张：关于被告污染侵权行为，庭审已查明被告先后有两个建设项目，第一个是2010年建成投产，第二个是2013年扩建后投产，两个项目的环保批复文件均被要求安装环保治理设施，而事实上，两个项目一直未按照环保法的“三同时”要求安装环保治理设施，该两项目从投产至遭到环境行政处罚后，被迫补充安装治理设施，且通过验收时为止，整个生产过程均系直排，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污染。鉴于本案被告截止庭审结束，均没有提供以上期间排放的污染物数量证据材料，致使本案无法按照《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II版（环办[2014]90号）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等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准确的损失计算，无法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方法计算被告排污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服务功能损失，按照环评报告明确要求，其正常生产需要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本案已经查明被告实际的治理费用为200万元，即被告实际补充安装环评报告所要求的环保设备及治理设施，正好是200万元。该200万元系被告的实际治理成本。因此，根据本案实际，建议法庭直接按照被告的实际治理成本予以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数额，恰与被告实际治理成本相符，请求法庭照准。 以上事实，有上述证据及《章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12年至2017年年检记录》《年检报告书》《无违法记录声明》《有关情况的说明》《关于（2019）粤03民初3510号案诉讼请求数额的说明》及庭前证据交换暨庭前会议笔录、开庭笔录等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具备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二、被告排放的废气是否损害大气环境，造成环境损失和环境功能损失;三、被告是否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损失金额如何认定。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是否具备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可以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本案诉讼，应从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第一，关于原告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组织章程即使未明确规定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其工作内容包含环境要素及其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认定该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原告的章程已规定其业务范围主要为环保科普知识先进传播方法研究、中国优秀环保科普案例整理和传播、公众环保知识提升方法研究、环境污染防治方法探索、生态破坏修复方法探索等，据此可以认定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第二，关于原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问题，社会组织从事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或者从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等活动，均可以认定为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原告《2012年至2017年年检记录》《2018年年检报告书》显示该组织开展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且时间已满五年，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社会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五年以上的规定。 第三，关于本案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原告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75号指导案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的裁判规则，即使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对应关系，但若与其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亦应基于关联性标准确认其主体资格。本案环境公益诉讼系针对大气污染提起，原告章程中“环境污染防治方法探索、生态破坏修复方法探索等”业务范围与大气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保护具有一定关联，可以认定本案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 最后，被告虽主张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已经在（2019）粤01民初1096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否定，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于2020年8月19日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且该裁定中也认定原告提交的材料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故本院对被告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章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12年至2017年年检记录》《2018年年检报告书》《无违法记录声明》等，足以证明原告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要求，原告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排放的废气是否损害大气环境，造成环境损失和环境功能损失。 第一，被告存在违法超标排放污染物，损害大气环境的行为。根据《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空气污染鉴定专家梁某的专家意见，被告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废气中，损害大气环境的气体主要为非甲烷总烃及一氧化碳，非甲烷总烃及一氧化碳均系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列举的第二类污染物。《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光环批[2010]200472号）、《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光环批[2013]200510号）均要求被告必须按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设施，在建设施工和生产经营过程中逐项落实。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废气须经该项目专用污染防治设施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该次评价时被告项目处于生产状态，申请办理的是扩建环保审批手续，故被告在2013年10月15日前已经投产。然而，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5月31日对被告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被告发泡、挤出、造粒、复合工艺产生的废气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其中挤出、造粒、复合工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未安装废气收集和处理设置，发泡工艺产生的一氧化碳经管道收集后通到楼顶直接排放，故被告显然存在未经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而直接向大气环境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显示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120mg/ｍ3，一氧化碳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1000mg/ｍ3。《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关于大气影响评价结论显示，项目在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将废气收集引至车间外楼顶排放，排放高度约12米。废气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二级标准（第二时段）的要求[即非甲烷总烃≤120mg/ｍ3]，故即便按照上述废气收集及高空排放措施排放非甲烷总烃，仍要考虑气候、风力及排放速率等因素，为避免排放浓度高于120mg/ｍ3，应在收集系统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率达到80%以上）。然而，被告在注册地投产后，对挤出、造粒、复合生产车间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未采取任何收集及高空排放的措施，更没有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生产车间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均为现场无处理违法排放，被告在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当时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浓度在120mg/ｍ3以下，故应当采纳原告主张，认定被告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此外，《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称被告在扩建前，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废气收集系统的风量为15000ｍ3/h，排气筒高度约12米，则一氧化碳的排放浓度为75mg/ｍ3，排放速率为1.14kg/h，但是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5月31日对被告进行执法检查时，发泡工艺产生的一氧化碳经管道收集后通到楼顶直接排放，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被告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其投产后排放一氧化碳的风量及排放浓度，故应当采纳原告主张，认定被告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一氧化碳。 第二，被告虽然辩称其生产排出的废气即使未经环保设施处理，直接排放也远低于国家及广东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对周围大气环境几乎不会产生影响，对生态环境不会产生损害。但是，被告该项主张与本院认定的其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事实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根据《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空气污染鉴定专家梁某的专家意见，非甲烷总烃是臭氧的前体物，非甲烷总烃可以与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发生反应生成臭氧，增加环境中的臭氧浓度，非甲烷总烃也是细颗粒物（PM2.5）的前体物，非甲烷总烃气体可以在大气中发生反应，生成二次有机污染物，增加PM2.5的浓度，而臭氧、PM2.5这两种污染物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且臭氧还会对植物、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损害。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无刺激性的有毒气体，几乎不溶于水，在空气中不易与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故可在大气中停留两三年之久，如局部污染严重，对人群健康有一定危害。鉴于非甲烷总烃对生态环境以及一氧化碳对人体的诸多危害，被告长期违法超标低空排放非甲烷总烃、一氧化碳，损害周围区域大气环境，造成周边环境损失，且被告工厂所在地光明区的空气质量一向良好，就遭受损害的周围区域空气质量而言，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其所承担的服务功能必然受到影响，故被告该等违法行为已经造成周边环境损失及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是否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损失金额应如何认定。 （一）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问题。被告在本案中提交后续订购相关环保设施、环保工程等合同以及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报告公示截图等证据，证明被告被行政处罚后，经过不断加大环保投入，采取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已经第三方验收通过，据此主张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和第三项诉讼请求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本院认为，被告虽于2019年8月15日通过深圳市景泰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废气处理设施和噪声治理设施的竣工环保验收，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存在因其杭州分公司在生产同时未开启配备的废气吸附塔，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而被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罚款4万元的情况，故原告关于要求被告应停止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正常运行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环保配套设施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及现实可能性，本院对原告关于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请求予以支持。 （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该规定确立的“三同时”制度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我国以预防为主的环保政策的重要体现。“三同时”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新、改、扩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工程项目。被告在2010年建厂生产时没有按照环评报告及环境影响审查批复的要求设置废气治理设施，2013年报批扩建后依然没有设置废气治理设施，直至2018年5月被查处，被告在此期间长期违法超标向大气环境偷排非甲烷总烃、一氧化碳，损害大气环境，已经造成环境损失和环境功能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原告关于被告对其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及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损失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主张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空气污染鉴定专家梁某提出专家意见，认为就大气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价比较难，故本案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的指标，可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本案采用活性炭吸附法作为治理方法；适用该方法，原告需要核实该方法的成本，主要是活性炭的购买成本、设备折旧维护成本、人工成本、活性炭失效后的废物处理成本等，被告需要核算该期间所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至于环境恢复成本是正常治理成本的多少倍，还需要根据专家的研判予以确定。被告在庭后提交《有关情况的说明》，主张治理成本应为67726元[注：5100元（设施折旧）＋25793元（人工成本）＋36833元（活性炭成本）＝67726元]。本院认为，空气污染鉴定专家梁某的意见符合本案实际，本案应当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认定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具体计算方式为，在查明非甲烷总烃总排放量的前提下，以活性炭的购买成本、设备折旧维护成本、人工成本、活性炭失效后的废物处理成本的总和为非甲烷总烃正常治理成本，因本案非法排污地所在区域的空气环境功能区类别为II类，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为3，故应将正常治理成本再乘以一定倍数，以确定被告违法超标排放非甲烷总烃造成的环境恢复成本和环境功能损失；在查明一氧化碳总排放量的前提下，以设备折旧维护成本、人工成本的总和为一氧化碳正常治理成本，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为3，故应将正常治理成本再乘以一定倍数，以确定被告违法超标排放一氧化碳造成的环境恢复成本和环境功能损失。 1.本案应当先确定被告违法超标排放废气的期间。本院认为，被告在《有关情况的说明》中主张其2010年至2013年未生产，2018年7月11日安装的环保处理设施已经符合废气处理要求，排污期间为34个月，但是被告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光环批【2010】200472号）同意在现注册地址开办，《2013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被告扩建前年产量为塑胶发泡材料500吨、导电防静电制品100吨，扩建项目评价时，项目处于生产状态，扩建前已有发泡线2条、挤出机3台、复合机3台。综合以上事实，被告关于2010年至2013年未生产的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虽有房屋租赁合同显示被告租用浩轩工业园A2栋的租期为2011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但是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告2010年8月30日就已经变更注册地址至浩轩工业园A2栋，且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投产时间，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认定被告于2010年8月30日投产。被告根据深光环罚字[2018]第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张其2018年7月11日前安装的废气治理设施已经符合废气处理要求，但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前购买的组合气浮，以及随后安装的喷淋塔、离心风机、油烟净化系统，对非甲烷总烃基本没有治理作用，水喷淋法在非高温条件下对一氧化碳治理作用有限，故不能认定被告在2018年7月11日前安装的环保处理设施已经符合废气处理要求。被告2018年6月11日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共签订13份环保工程合同，至2019年8月份才将订购的废气环保处理设施陆续安装完毕，且通过深圳市景泰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环保竣工验收，鉴于被告对违法超标排放期间消极举证，且其存在陈述不实的情形，妨碍本院查明其违法超标排放的期间，故本院采纳原告主张，结合被告2019年8月份最后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的时间，认定被告违法超标排放的期间应为2010年8月30日至2019年7月30日，共计107个月。 2.本案应当查明非甲烷总烃和一氧化碳的总排放量。本院认为，被告在《有关情况的说明》中主张应按54kg/a认定非甲烷总烃的年排放量，按1800kg/a认定一氧化碳的年排放量，但54kg/a系环评报告预估扩建后经活性炭吸附后的非甲烷总烃年排放量，未经活性炭吸附而直接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年排放量则为270kg/a，扩建改进技术前的一氧化碳年排放量则为6000kg/a，被告主张应按54kg/a认定非甲烷总烃的年排放量，按1800kg/a认定一氧化碳的年排放量，试图误导本院对非甲烷总烃及一氧化碳的总排放量作出错误的认定，且环评报告仅是按被告工作日8小时内的一般产能数据估计的排放情况，而该类工厂普遍存在加班生产情形，故不能仅依据环评报告认定被告非甲烷总烃、一氧化碳的总排放量。被告在证据交换时主张其废气治理实际投入已达200万元，从其为通过验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对废气治理配套设施投资达200万元的情况看，被告产生废气总量也应该远比环评报告预估量高。被告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来源于其生产使用的原材料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一氧化碳来源于原材料偶氮二甲酰胺，应当以2010年8月30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被告实际消耗的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及偶氮二甲酰胺总量换算非甲烷总烃及一氧化碳的总排放量。本案中，被告未举证证明其2010年8月30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实际消耗的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及偶氮二甲酰胺总量或其产品实际产量，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本院认定被告非甲烷总烃实际总排放量远高于环评报告预估的1742.5kg（注：60kg÷12个月×38个月＋270kg÷12个月×69个月＝1742.5kg）及一氧化碳实际总排放量远高于环评报告预估的29350kg（注：6000kg÷12个月×38个月＋1800kg÷12个月×69个月＝29350kg）。 3.本案应当查明设备折旧维护成本、人工成本、活性炭的购买成本及活性炭失效后的废物处理成本。本院认为，被告在证据交换时主张其废气治理实际投入已达200万元，本院查明被告在2019年8月份通过环保竣工验收之前订购安装废气治理设施的合同价款共计1493741元，本院以设备使用寿命10年计算，在未区分非甲烷总烃与一氧化碳治理设施，以及未确定治理设施是否重复建设的情况下，本院估算非甲烷总烃与一氧化碳治理设施折旧维护总成本为1331919元[注：1493741元×（107个月÷120个月）＝1331919元]以下。因被告未对其2010年8月30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实际消耗的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及偶氮二甲酰胺总量举证证明，本院已经认定被告非甲烷总烃实际总排放量远高于1742.5kg及一氧化碳实际总排放量远高于29350kg，但因无法查明具体的排放量，故无法直接得出治理非甲烷总烃所需的人工成本、活性炭的购买成本、活性炭失效后的废物处理成本，也无法直接得出治理一氧化碳所需的人工成本。 综上所述，根据本院前述的核查和分析，本案中，被告虽向本院提交了《有关情况的说明》，详细列明了投产时间、排污期间、产生废气的机器数量和购买时间、排放废气总量、治理废气的设备成本、活性炭购买成本、危废处理成本、人工成本等事实和数据，但被告列明的该等数据均不属实，故意提供不实陈述并试图误导法庭，且被告未对其非法排污期间实际消耗的低密度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及偶氮二甲酰胺总量举证证明，应认定被告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而拒不提供，故意妨碍法庭查明污染物总排放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告应当持有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而拒不提供，如果原告主张相关事实不利于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环境受到的损失以及环境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共计200万元，既主张了生态环境交换价值的恢复成本，也主张了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的损失。环境侵权行为及后果的复杂性、长久性、隐蔽性、迁移性等特点导致其危害性强、损害范围广且难以及时固定证据，大气环境资源的破坏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恢复良好的大气环境质量要比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大气污染付出更多的代价。由于被告没有按照环评报告及两份环境影响审查批复的要求设置废气治理设施，为谋求高额经济利益，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故意向大气直接偷排污染物而未经查处，且其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而拒不提供，故被告的实际排污量及对生态环境实际造成的损害大小已经难以准确认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所确立的证明妨害规则，应当将该案环境侵权后果难以确定的不利后果归于被告，认定原告关于本案环境损害后果的主张成立。本院从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原则出发，结合被告非甲烷总烃实际总排放量远高于1742.5kg及一氧化碳实际总排放量远高于29350kg，非甲烷总烃与一氧化碳采取的治理方法不同，治理设施折旧维护总成本低于1331919元，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为3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已查明的具体污染环境情节、被告违法程度及主观过错程度、被告生产经营情况及污染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对原告起诉主张的赔偿金额予以采信，酌情确定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的损失共计200万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及差旅费。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22万元。本院认为，原告因聘请律师出庭而存在律师费支出，在武汉与深圳之间往返参加诉讼亦存在差旅费用，综合考虑本案诉讼的公益性质、原告诉讼能力较弱及其在本案中的实际工作量与实际开支等因素，本院酌情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10000元及差旅费1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应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危险； 二、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环境报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内容应经本院审定）； 三、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的损失共计200万元，支付至深圳市专项基金账户，用于生态环境保护； 四、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律师费10000元及差旅费10000元； 五、驳回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560元，由被告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炬 审 判 员  徐雪莹 审 判 员  陈**峰 人民陪审员  陈宏辉 人民陪审员  郑玉璇 人民陪审员  刘家棠 人民陪审员  周艳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邓 懿 书 记 员  肖丹婷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第五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等法律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条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 第十三条原告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告应当持有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而拒不提供，如果原告主张相关事实不利于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 第二十二条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