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4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行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S-7。法定代表人：李晋旗。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晋旗，男，198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代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北京市京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蜻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自编**楼1301-G6870。法定代表人：邹兴贤。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国强，公司员工。上诉人上海行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森公司）、李晋旗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蜻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蜻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行森公司、李晋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被上诉人蜻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国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行森公司、李晋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蜻蜓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不正确，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的案由是合作协议纠纷，不应当适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的思路去审理本案。双方的合作模式是：蜻蜓公司先去购买支付宝刷脸设备，我司将设备铺设出去。因此，我司一定是要先占有设备，然后再铺设出去，但占有并非我司本意，将设备铺设出去获得刷脸次数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故不应当将我司收到多少台设备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二）本案中我司承担的风险要远大于蜻蜓公司，而蜻蜓公司获得的利润要远大于我司。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和考虑的是蜻蜓公司享有后期履行中更大的收益和更低的风险。合同约定在后期抽成中我司获取3成利润，蜻蜓公司获取7成利润，且我司已经承诺给蜻蜓公司6万元的保底收益。另外，在后期分成中我司能否享受到应得的利润也由蜻蜓公司决定。因为支付宝所有的奖励以及用户刷脸带来的收益均由蜻蜓公司掌握，从实际情况看蜻蜓公司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将我司应得的利润分配给我司，我司才是在合作中面临风险较大且获益较少的一方。（三）涉案合同是蜻蜓公司起草、提供的，现在双方对合同内容出现不同解释，那么应当作出对合同相对方有利的解释。涉案合同中有太多的歧义：1.如何解释支付宝官方的应有奖励。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可知，支付宝对设备的返现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多也可能少，最终返现情况的决定权在支付宝公司手中。所以应当是实际获得多少，那么应得奖励便是多少。一审法院将6万元利润认定为是应当的奖励是错误的，双方对应得奖励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只是在合同中提及最高每台设备奖励1200元，而这个设备最高奖励并不是应得奖励，还是要看用户的刷脸次数是否达到支付宝官方的要求。2.关于垫付款和垫付本金的理解。蜻蜓公司通过自己的渠道订购了199台刷脸支付设备，然后蜻蜓公司寻找到我司合作。双方强调的11.94万元垫付款，应当是蜻蜓公司在买货之时为我司垫付，我司与李晋旗在收到涉案产品后已经支付了。首先，从公平公正角度考虑，双方是合作关系且我司已经承诺给蜻蜓公司6万元的保底利润，且在双方的分成中蜻蜓公司占了七成。我司与蜻蜓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会有收益也会存在亏损的风险。但如果支持蜻蜓公司11.94万元的请求，蜻蜓公司根本不用承担任何的经济风险，就有可能获得高额的利润，于情于理均是不公平的。其次，从合同本意来说，我司与蜻蜓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要保证蜻蜓公司前期为我司垫付的款项能够收回来。最后，蜻蜓公司提供的合同东拼西凑存在多处的用词不当及用词的随意，导致合同不能够完整将双方意思表现出来，蜻蜓公司犯下的过错不应当由我司承担。蜻蜓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蜻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行森公司补偿垫付款11.94万元以及利润6万元，共17.94万元；2.行森公司赔偿合同约定50%的快递费1408元；3.行森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以180808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李晋旗对行森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含受理费、保全费）由行森公司、李晋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0日，蜻蜓公司参加了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的预售活动，并支付了定金20000元。2019年6月11日，行森公司（甲方）与蜻蜓公司（乙方）签订《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合作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一、经双方协商一致，由乙方签约账号支付宝18×××13采购一批支付宝盒F4蜻蜓设备，每台设备1200元，共199台。共计采购成本23.88万元，甲乙双方分别出资11.94万元采购设备。二、设备由乙方代采购，到货后由甲方自行出售。三、此产品（支付宝盒F4蜻蜓）送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并经甲方验收后，甲方需一次性将乙方先行垫付的设备款11.94万元转账至乙方法人账号，支付宝账号18×××13。四、因此设备有支付宝官方政策扶持，每台设备支付宝官方有最高返1200元/台的激励政策，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确保乙方在官方激励中获取金额共计6万元整，另外11.94万元乙方垫付本金共17.94万元整。则甲、乙双方按照3：7的比例，甲方每期抽取3成，乙方每期抽取7成，由每期支付宝返利到账金额为准，直至抽取共计17.94万元。五、后期在甲方运作进程中达到支付宝官方返利要求，乙方收到官方返利，及时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六、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需承担赔偿。乙方在收到支付宝官方激励款项未能及时转账给甲方的，每延迟一日，需支付实际激励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七、甲方确保乙方如未能得到支付宝官方应有的激励，甲方同样补偿乙方垫付款11.94万元及6万元利润，共17.94万元整。八、甲乙双方各自承担50%的实际快递运费。2019年6月11日，蜻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兴贤通过中通快递向李晋旗（收件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111弄5号）邮寄涉案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并支付了快递费2816元。行森公司确认共收到199台设备。行森公司主张其2019年6月13日委托案外人郭永鑫（348×××＠ｑｑ.ｃｏｍ）向蜻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兴贤（497×××＠ｑｑ.ｃｏｍ）分两笔转账支付8万元、4万元，合计12万元。蜻蜓公司确认收到12万元。行森公司主张其收到涉案设备后，免费为超市安装了刷脸设备，现在199台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到不同的超市。蜻蜓公司主张支付宝官方激励政策为：政策有效期内购买者在指定渠道购买的蜻蜓设备，在设备点亮次月起的5个自然月内，可根据设备产生的日去重刷脸用户数获得激励；激励公示：设备日去重月累计扫脸用户数×0.7元（单设备单月奖励封顶400元，单设备总计奖励封顶1200元）。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蚂蚁金服（海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逐月向蜻蜓公司支付2663.99元、3474.66元、3262.00元、2904.93元、3371.76元，合计15677.34元。蜻蜓公司主张这5笔款项即为支付宝官方激励。庭审中，通过查阅支付宝账单，行森公司确认支付宝官方激励（共5笔）的金额为15677.34元。行森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23日，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李晋旗，股东为李晋旗。另查明，蜻蜓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冻结、查封行森公司、李晋旗名下价值80000元的财产。其中，保全费820元已由蜻蜓公司缴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蜻蜓公司与行森公司签订的《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合作合同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对本案的争议，评析如下：一、关于支付宝官方激励。从《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合作合同书》的内容可知，蜻蜓公司负责采购199台支付宝盒F4蜻蜓设备，行森公司负责出售，双方分别出资11.94万元采购设备；每台设备有支付宝官方激励，由行森公司、蜻蜓公司按照3：7的比例分配，直至蜻蜓公司获取17.94万元止。因此，《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合作合同书》的性质为合作合同。本案中，蜻蜓公司购买199台涉案设备，并通过中通快递邮寄给行森公司。行森公司收货后向蜻蜓公司支付了12万元，并将设备安装到不同的超市。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蜻蜓公司共计获得支付宝官方激励15677.34元，其中蜻蜓公司应得10974.14元（70%），行森公司应得4703.20元（30%）。行森公司在《支付宝盒子蜻蜓F4设备合作合同书》中承诺确保蜻蜓公司可获取支付宝官方激励6万元，现蜻蜓公司显然未获得足够的官方激励。二、关于行森公司的责任问题。合同约定“行森公司确保蜻蜓公司如未能得到支付宝官方应有的激励，行森公司同样补偿蜻蜓公司垫付款11.94万元及6万元利润，共17.94万元整”。行森公司认为此处的垫付款即为行森公司已经支付的12万元，而蜻蜓公司主张该12万元仅仅是采购设备的钱。首先，合同约定双方分别出资11.94万元采购设备，因此行森公司支付的款项12万元应认定为设备采购款，支付采购款是行森公司前期合作的首要义务。其次，蜻蜓公司主张“如未能得到支付宝官方应有的激励，行森公司补偿蜻蜓公司垫付款11.94万元及6万元利润”是双方的合作基础。本案中，蜻蜓公司出资购买涉案设备，并将设备邮寄给行森公司，行森公司在收货后才出资12万元，显然合同履行前期蜻蜓公司承担更大的合作风险。在合同履行后期，行森公司仅出资一半，却占有全部设备。合同约定“补偿”垫付款11.94万元及6万元利润，结合全文内容，通过文义理解，此处的含义应为在采购款以外进行补偿，否则此处无需单独列一条款予以特殊约定。现蜻蜓公司诉请要求行森公司补偿163722.66元（11.94万元＋6万元-15677.34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至于快递费，合同约定“双方各自承担50%的实际快递运费”，现蜻蜓公司诉请要求行森公司支付快递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至于快递费的金额，应当扣减行森公司支付采购款时多支付的部分600元（12万元-11.94万元），即行森公司应支付快递费808元（2816元×50%-600元）。至于逾期付款利息。行森公司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支付补偿款和快递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合同并未约定相应的付款期限，酌定以未付补偿款、快递费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1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关于李晋旗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涉案欠款发生于李晋旗担任行森公司股东期间，李晋旗未提供证据证明行森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其应对行森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20日判决如下：一、行森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蜻蜓公司支付补偿款163722.66元、快递费808元和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款项为基数，从2020年1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李晋旗对行森公司上述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蜻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16元，由蜻蜓公司负担353元，由行森公司、李晋旗共同负担3563元；案件保全费820元，由行森公司、李晋旗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行森公司、李晋旗应否向蜻蜓公司支付补偿款、快递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根据涉案合同约定，行森公司确保蜻蜓公司如未能得到支付宝官方应有的激励，行森公司同样补偿蜻蜓公司垫付款11.94万元及6万元利润，共17.94万元，双方各自承担50%的实际快递运费。上述合同约定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因此蜻蜓公司请求行森公司支付补偿款、快递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合同签订和履行期间，李晋旗担任行森公司的股东，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晋旗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行森公司、李晋旗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90.61元，由上海行森贸易有限公司、李晋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