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24民再1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黄策，男，195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郫县人，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明雄、张钊，四川瑞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刘金尧，男，197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双流县人，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礼财，四川实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依据地：德昌县××镇××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24ＭＡ62Ｈ5ＡＴ7Ａ. 法定代表人：林晋宇。 原审被告：安洋，男，1978年6月2日出生，彝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原审被告：林晋宇，男，197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原审被告：朱懿淇，男，汉族，1992年2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加美，女，1971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贵州省水城县，系朱懿淇之母。 再审申请人黄策因与被申请人刘金尧、原审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委会讨论后认为黄策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规定的情形，故作出（2020）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案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院进行公开审理。本案在再审过程中，申请再审人黄策向本院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已受理[（2020）川3424行初1号]。根据黄策的申请事项及事实理由，本案的审理裁判须以该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作出（2020）川3424民再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9月21日本院依法作出（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现已生效），行政案件终结后，本案于10月20日恢复审理，并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刘金尧，原审被告安洋、林晋宇（原审被告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朱懿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金尧在原审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6月7日签订的《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安泰公司、安洋连带返还原告的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50000元，（大写伍拾伍万元整）及资金占用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连带返还原告的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50000元（大写伍拾伍万元整）及资金占用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被告安泰公司将其所开发的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给原告实施。安泰公司股东安洋与原告多次协商后，双方于2015年6月7日签订了《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了工程项目、施工地点、施工内容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第十三条特别对工程质量保证金进行了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日内，乙方向甲方交纳工程保证金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整）。甲方收到保证金后，合同生效。”原告按约定与其合伙人分三次将履约保证金1000000.00元打入约定账户（安泰公司指定的个人账户，户名：鲁志高，开户行：工行成都高新天赋大道支行，账号：×××50），原告将该款转入约定账户后，该款的实际使用人系被告安洋。之后，因被告安泰公司原因该项目工程不能实施，安泰公司、安洋同意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经协商，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100000元，共计支付原告履约保证金及资金占用费1100000元。被告安洋于2015年7月17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并承诺春节前退款，退还时间届满后，被告安洋未按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在原告催收过程中，被告安洋于2016年6月16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原告于2016年9月15日进场，如不能进场则赔偿原告人民币2000000元，同时用其新都的房屋及六盘水工程作担保。被告安洋同意再增加100000元的资金占用利息，共计120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另一份《承诺书》，承诺2016年6月21日前退还600000元，2016年6月28日前退还600000元，并承诺用其新都房屋及六盘水房产作担保。至今，被告陆续退还了原告现金450000元，余550000元履约保证金本金未退还。因被告资金困难，原告主动免去被告安洋承诺应支付给原告200000元的资金占用利息。被告安洋于2017年9月30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10月20日前结清原告款项550000元。但被告安泰公司、安洋至今未退还原告剩余履约保证金，原告遂诉至法院，因起诉后才知道被告安泰公司已在德昌县食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注销，因此要求被告安泰公司的全体股东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承担返还原告保证金的责任。 原审案件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审理过程中，原告以被告安泰公司已被注销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追加安泰公司股东林晋宇、朱懿淇、黄策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于依法追加公司股东林晋宇、朱懿淇、黄策作为本案被告。因四被告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公告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公告期届满后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审原告刘金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原审缺席审理终结。 原审中原审原告刘金尧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合同中约定原告向被告安泰公司缴纳1000000元履约保证金及其他相关权利义务；2、收条一份，证明被告安洋收到了原告交纳的履约保证金；3、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两份，证明原告刘金尧分三次向被告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的事实；4、承诺书三份，证明被告安洋多次承诺退还履约保证金以及尚余550000元未退还的事实。 原审中本院依职权向德昌县食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现德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市场监管局）对被告安泰公司的工商登记和公司现况作出调查，调取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安泰公司登记及注销资料，对办理该公司注销事项的委托代理人何正琼调查笔录。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审认定事实如下：安泰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经德昌县食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注册登记。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德昌县××镇××街××号，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林晋宇。公司有股东四人，股东出资比例为：1.安洋50%；2.黄策30%；3.林晋宇10%；4.朱懿淇10%。2015年6月7日，被告安泰公司与原告刘金尧签订了《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被告安泰公司为工程发包方／甲方，原告刘金尧为工程承包方／乙方，合同载明：“……一、工程名称：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二、建设地点：德昌县下翔街（安顺桥、青云桥）社区。三、工程内容：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所有土石方全部挖、运及、防尘、运输道路清理、场内道路……十三、工程质量保证金：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日内，乙方向甲方缴纳工程保证金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整）。甲方收到全额工程质量保证金后，合同生效……十八、甲方委托支付基本账户：户名：鲁志高身份证：510117197506××××开户行：工行成都高新天府大道支行账号×××50乙方委托支付基本账户：户名：刘金尧身份证：510122197606××××开户行：农行甘洛支行6228××××0815……”。上述合同中甲方盖章处除了被告安泰公司盖章，还有被告安洋的签名。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2日共三次转入合同中约定的银行账户。之后，因被告安洋公司原因该项目工程不能实施，安泰公司、安洋同意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并愿意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100000元，攻击支付原告履约保证金及资金占用费1100000元。被告安洋于2015年7月17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刘金尧土石方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1100000.00元整），春节前退还，收款人：安洋。”退还时间届满后，被告安洋未按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在原告催收过程中，被告安洋于2016年6月16日向原告出具两份《承诺书》，一份承诺书中承诺原告于2016年9月15日进场，如不能进场则赔偿原告人民币2000000元，同时承诺用其新都的房屋及六盘水工程做担保。另一份《承诺书》中承诺2016年6月21日退还600000元，2016年6月28日前退还600000元，被告安洋承诺退还共计1200000元其中含200000元的资金占用利息。被告安洋于2017年9月30日再次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10月20日前结清原告款项550000元。但之后，被告安洋未按承诺书退还原告履约保证金，原告遂起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晋宇于2018年3月6日授权委托代理人何正琼向县市场监管局提交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简易注销登记申请，经县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7月7日予以核准注销。公司注销登记时公司债权债务清算报告。 原审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安泰公司和被告安洋与原告刘金尧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收取履约保证金，在合同不能实际履行后，被告安泰公司和被告安洋理应根据与原告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承诺书向原告返还保证金，现其逾期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安泰公司已被注销，且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安泰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故本案的焦点为原告提出由安泰公司全体股东承担公司注销前未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一百八十八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由于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晋宇授权委托他人办理注销登记未对公司债务进行清算，安泰公司及其股东安洋欠原告的保证金未返还，该债务系安泰公司未清偿债务，债权人主张安泰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应依法予以支持。故原告要求安泰公司及股东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对退还履约保证金55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金尧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550000元付清为止）。 原审判决生效后，原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因再审申请人黄策向本院申请再审，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后认为黄策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规定的情形，故作出（2020）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案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申请人黄策再审请求为：1、请求撤销德昌县人民法院（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刘金尧对申请人黄策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是基于他人伪造的公司注销登记虚假材料而被错误注销登记后作出的误差。刘金尧与安泰、安洋合同纠纷一案，经德昌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公司股东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返还原告刘金尧55万保证金并支付利息，但该判决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是基于原县市场监管局的[2018]第105号准予简易注销登记的行为而确定的，但现有新证据证明申请人黄策对公司注销一事毫不知情，且签名系伪造。2、申请人已就原审判决依据的注销登记行政行为向德昌法院提起撤销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已作出（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已判决县市场监管局撤销的原简易注销登记行为，安泰公司的法人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均已恢复，故原审判决对申请人黄策承担责任的所依据的基础证据也应予撤销，黄策及其他原审被告的主体均不适格；3、基于该行政判决，原审事实名为合同纠纷实为民间借贷纠纷，借款人不是公司，而是安洋个人与刘金尧之间的个人借贷，因此归还借款及利息都是被告安洋个人的事情；4、即使公司承担责任，黄策没有滥用公司任何职权，没有参与公司决策，作为名义上的股东不应承担责任。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人黄策在再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已撤销公司注销登记行为，且已生效，故原审的黄策及其他股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而是安泰公司及安洋； 二、（2019）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中载明因安洋未归还黄策的130万借款，经协商后安洋将公司部分股份转与黄策，待还款后再将股权归还安洋，因此黄策是安洋的债权人； 三、安泰公司企业信息公司报告。以证明公司的股东及股权变化，与安洋陈述其为公司实际操控人的事实。 被申请人刘金尧辩称：一、黄策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申请再审的程序不合法。原审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黄策曾向德昌法院申请再审，德昌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以（2019）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策的再审申请。黄策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又于2020年2月6日向德昌法院申请再审，而德昌法院受理后又于2月18日出具（2020）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再审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83条第1款“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起再审申请的”之规定，黄策的再审不符合立案条件，依法应当裁定终结本案审查；二、本案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的《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且无论该合同是否有效，刘金尧依照合同交纳的100万履约保证金应予退还，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三、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公司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安洋是公司大股东，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履行的公司的代理行为，合同有公司的印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合同是公司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在庭审中，安洋已明确公司未实际出资，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第十九条“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以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之规定，同时根据德昌法院的（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应由安泰公司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并由黄策、林晋宇、朱懿淇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刘金尧对黄策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一安洋表示未收到行政判决书，故该判决未生效，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证据二均可以看出黄策的公司股东身份，故刘金尧的请求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刘金尧再审时未提交新证据。 原审被告林晋宇辩称：对德昌法院的（2018）川3424民初710号判决书我从不知晓，是黄策告诉我后在网上查到的。我的工商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从没改变，法院说我下落不明就进行公告审理是不合程序的。安洋与刘金尧签订合同时的法人是熊宏明，我是2015年9月以后才成为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我作为法人对签订合同一事不知晓，我从未授权过安洋与刘金尧签订合同，对刘金尧交纳的保证金也不知晓，我和公司未收取任何保证金，也未授权安洋将款项打入任何个人账户，原判决认定是安洋出具欠条，且多次承诺归还保证金和利息，因此应当认定这是安洋的个人行为，涉案的保证金应是安洋的个人借款，应由安洋个人归还，与公司无关。我与其他股东相互都不认识，我们成为股东都是因为安洋欠我们的钱后用股权抵押的，都没有实际出资。另外，公司注销时是在2018年3月并进行了公示，而刘金尧是在2018年10月才起诉的。请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刘金尧对公司和我的主张。对黄策出示的三份证据没有异议。林晋宇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原审被告朱懿淇辩称：我只是名义股东，安洋与刘金尧之间的往来我根本不知情，保证金没有进入公司账户也没有用于公司支出，我没有签任何字，因此是安洋的个人行为，应当由安洋来承担责任，与公司和我无关。对黄策出示的证据我没有异议。朱懿淇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原审被告安洋辩称：因我违法贷款被收监后，所有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我都没有收到。关于本案我作如下答辩：1、安泰公司的实际掌控人是我，其他股东都是名义股东，我是实际股东，刘金尧交的保证金100万是我让他打入个人账户的；2、刘起诉主张的都是利息，大约在2018年本金都已全部归还，我写给刘的收条、承诺书都是受到他的胁迫后写的，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3、黄策是在保证金退还刘之后才进入公司的，黄本人不仅没有参与公司运营，也不知道100万保证金的事；4、林晋宇也是在保证金收取过后才进入公司的，他也没有参与涉案合同的决策，都是我一个人决策的；5、合同涉及的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但因为政府换届才终止的，保证金没有打入对公账户确实不规范，但这个钱的确是刘金尧为承揽工作交的保证金。对黄策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安洋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黄策对刘金尧在原审中出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安洋与刘金尧签订的合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没有证据证明合同所涉项目是真实的，安洋不是公司法人，也没有得到公司法人的授权，完全是安洋的个人行为，名为建设承包合同，实为个人借贷，签订合同是为掩盖他们借款的真实目的，保证金也未进入公司账户；2、关于收条和承诺书，虽然安洋认可是其出具和书写，但如按安洋所说均是在被胁迫下所写，那么承诺书就不是真实的；3、关于银行流水，是安与刘之间的行为，与公司无关，刘支付的不是工程保证金，而是安洋的个人借款。 林晋宇对刘金尧在原审中出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合同是在签订后安洋给我看过，我后来去德昌曾看到政府的一个文件是关于安顺区棚户区改造的内容，相关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个项目后来没有实际落地；2、对收条和承诺书我不知道，也没授权；3、对银行流水不清楚。 朱懿淇对刘金尧在原审中出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刘的证据我均不知情，我也没签任何的字。 安洋对刘金尧在原审中出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刘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是我本人所写，但刘的保证金大约是在2016年下半年，通过我的账户分多次转给刘，100万保证金已还清了，承诺书是在刘的胁迫要求下写的，都是利息不是本金。 本院当庭出示了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2、县市监管局出具的两份说明。其中“安泰置业公司登记情况说明”载明“安泰公司于2014年10月9日设立登记，之后进行四次股东法人变更登记，2016年7月7日完成最后一次变更登记，变更登记的公司法人为林晋宇，股东有4人，出资比例为安洋50%、黄策30%、林晋宇10%、朱懿淇10%，该公司于2018年3月6日注销。”另，县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2月10日向本院递交《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该情况表显示安泰公司已恢复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晋宇，公司股东为黄策，出资比例30%，安洋，出资比例50%，林晋宇，出资比例10%，朱懿淇，出资比例10%。 除原审审理查明的部分事实外，本院再审时查明以下事实：再审申请人黄策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县市场监管局简注核字[2018]第105号关于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行政行为一案。经本院审理后认为安泰公司向县市场监管局申请注销登记时提供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黄策”的命名系冒名，为虚假材料，该登记欠缺客观、真实的基础，故依法作出（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德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作出简易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该判决生效后县市监管局于2020年12月10日向本院递交《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该表显示安泰公司已恢复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晋宇，公司股东为黄策，出资比例30%，安洋，出资比例50%，林晋宇，出资比例10%，朱懿淇，出资比例10%。本案被申请人刘金尧在庭审中也表示恢复原审的第一次诉讼请求，请求由安泰公司及股东承担责任的主张。 另查明，根据县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0月21日出具的“安泰置业公司登记情况说明”载明情况及本院（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县市场监管局经形式审查相关材料后，于2018年3月6日作出（德食药工质）登记内简注核字【2018】第105号《准予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对安泰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予以核准”的事实，本案确认原审判决认定的县市场监管局“于2016年7月7日予核准注销”的事实有误。 还查明，均无相关证据证明安泰公司的股东对各自股东进行了实际认缴，公司股东均承认均未实际认缴股份出资额。2016年7月7日起安泰公司最后一次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晋宇。申请人黄策于2016年7月7日成为公司股东时但未实际出资。 根据原审及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效？2、刘金尧向个人账户（合同指定）支付的工程履约保证金是公司股东（安洋）的个人借贷行为还与安泰公司的合同行为？3、如系公司行为，保证金公司应当退还，公司股东是否应承担连带归还责任，申请人黄策的再审请求是否予以支持；4、本案的再审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本案经审委会讨论认为，针对焦点1：安洋代表安泰公司与刘金尧于2015年6月7日签订的合同有效。该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合同之目的在于履行案涉项目的施工，合同有安泰公司的印章，有公司代表安洋（股东）的签名，符合有效合同的书面形式，且无违反国家强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虽林晋宇辩称其未授权安洋，且对合同的签订未予追认，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刘金尧并无基本的审查义务，安洋作为股东代签之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另所涉工程项目是否真正实现并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故《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针对焦点2：审委会认为，刘金尧与安泰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公司行为，刘金尧交纳的履约保证金是按照安洋的要求打入个人账户，合同上加盖有公司印章，公司及股东就应当承担相关责任。至于是否授权，印章的使用这都是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合同相对人。本案涉案合同应为公司行为且合同有效，故公司都理应退还保证金。虽黄策、林晋宇、朱懿淇均辩称，其对签订合同不知晓，保证金未转入公司账户，安洋与刘金尧的“合同行为”应属于虚假意见表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之情况，但虽黄策称其为名义股东，且上述合同名为合同实为安洋与刘金尧的个人借贷，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名义上或实质上的权利人在尚未完成股东名册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上人股东名义就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安洋是公司大股东，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作为实际控制人和代表均能够代理履行公司的行为，虽安泰公司发生四次股东变更，但无论公司登记是如何，均不能对抗第三人，且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辩称不予支持。针对焦点3：依据本院（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以及县市场监管局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之规定，本案安泰公司应当退还刘金尧工程履约保证金的责任，而公司股东应当在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限额内承担连带归还责任。公司股东以国家企业信息登记内容为依据，公司股东内部的变更均不能对抗外部债权，对公司债务登记股东均应承担连带责任，再审申请人黄策如何成为股东、何时成为股东均是安泰公司内部事务，故不能对抗公司合同的相对债权人，因此，对申请人黄策请求驳回原告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焦点4，本院审委会认为，本院依据德昌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德检民监[2020]51342400001号）的意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以（2020）川3424民申1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再审本案，且本案出现新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定程序，故对原审原告刘金尧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 对原审被告安洋辨称刘金尧的保证金已归还，现刘金尧诉讼主张均是利息，且其对刘金尧作出的承诺书均是在胁迫下签订，但安洋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安洋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另从原审原告提交的安洋向刘金尧出具的各承诺书并退还部分保证金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已协商约定自行解除《德昌县下翔街安泰华府项目基础及地下室开挖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自行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之规定，原审原告刘金尧请求退还的工程履约保证金550000及利息的主张应予支持。 另，原审判决是否予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原审（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由原审被告安洋、林晋宇、朱懿淇、黄策于本判决生效后返还原告刘金尧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判决结果，该结果是依据本院调取的县市场监管局已对安泰公司予以注销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但因本院2020年9月作出的（2020）川34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已作出判决，撤销县市场监管局对安泰公司的注销登记行为，且县市场监管局已依据本院行政判决于2020年12月10日恢复安泰公司的公司注册身份，故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依据的证据已发生重大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撤销并改判。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且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黄策的再审申请部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撤销并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本案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8）川342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还原审原告刘金尧的工程履约保证金55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550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从原告起诉时的2018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时为止），由被告安洋、林晋宇、黄策、朱懿淇在其认缴出资比例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无案件受理费，原审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德昌县安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闫 萍 审判员 朱兴碧 审判员 包 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忆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