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金，男，195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刚，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森，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谈应刚，男，195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华，湖北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胜生，男，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上诉人刘光金因与被上诉人谈应刚、龚胜生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0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光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光金的全部诉讼请求；２．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谈应刚、龚胜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于谈应刚与龚胜生所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所列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未予查清。（1）谈应刚提交的《抵债协议书》中并未载明其与龚胜生之间具体的债权债务数额，只是笼统的表述为“巨额债务”。按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11月19日至2015年11月9日谈应刚向龚胜生借款高达1230万元。其中除去谈应刚在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2554号案中主张的500万元外，谈应刚对龚胜生还享有近700余万元的债权，但在本案一审中未予提供对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谈应刚主张以房抵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客观真实存在存疑。谈应刚主张其根据与龚胜生达成的《抵债协议书》办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则《抵债协议书》所涉及的150万元应理解为谈应刚向龚胜生支付的房屋对价款。但谈应刚无论是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还是在一审中均未提交已经向龚胜生实际出借《抵债协议书》所涉及150万元的转账凭证。二人之间的该15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存疑，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75号案件“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基于以房抵债协议所产生的物权期待权，主张阻却执行行为的诉讼请求，如果仅有债务协议和收据，而没有相应的转账凭证，法院不予支持”的观点，一审法院应当查明谈应刚与龚胜生之间此15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而未予查清。2．龚胜生在明知其对外负有多笔债务未予清偿，且与刘光金的债权债务纠纷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仍然与谈应刚签订《抵债协议书》，并在该案诉讼过程中配合谈应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龚胜生与谈应刚的上述行为带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存在选择性抵债的情形，损害了包括刘光金在内的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益。一审法院对此行为应当予以制止而未予处理。3．一审法院未查明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状态。谈应刚在执行异议审查阶段和本案一审中均口述其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均明确要求受让人“占有”，并将占有作为审查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必备条件，对此谈应刚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举证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谈应刚与龚胜生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外人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即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谈应刚与龚胜生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而是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的《抵债协议书》是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的债的履行方式，不必然引起物权变动，且案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变更手续，谈应刚对龚胜生享有的只是普通债权请求权，不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认定谈应刚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请求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谈应刚与龚胜生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受让人，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物抵债协议仅具有债权效力，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况且，房屋买卖合同的备案制度只是一项行政管理手段，并不是物权法所规定的预告登记。就本案而言，谈应刚依据其与龚胜生之间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书而产生的权利仍未超过债权的范畴，并无任何物权化的属性，故不能产生物权期待权，进而排除刘光金基于生效法律文书而申请的强制执行。谈应刚辩称：谈应刚和龚胜生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谈应刚依法行使债权应受法律保护，谈应刚与龚胜生达成抵债协议，办理相应手续，房屋所有权就转移到谈应刚名下，只是在2016年时房屋产权登记变更为不动产权登记行政变更流程过程中房屋查封，查封发生在协议达成和手续完成后，刘光金的请求没有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胜生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刘光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准许执行登记在龚胜生名下的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北789号南国?悦公馆8层15室（房屋所有权证号：昌2015009534；建筑面积：60.47平方米）的房屋；2．诉讼费用由谈应刚、龚胜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鄂0106民初30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龚胜生名下银行存款50万元或查封等值财产。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鄂0106民初309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一审法院通知武汉市武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协助查封龚胜生名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北789号南国?悦公馆8层14室、15室房屋中价值50万元部分。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2016）鄂0106民初309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刘光金与龚胜生达成如下协议，龚胜生应向刘光金返还借款本金50万元；此款龚胜生于2016年9月20日前向刘光金返还10万元，2016年10月20日前返还10万元，2016年11月20日返还1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前返还20万元。若龚胜生未按以上的期限、金额履行，应按月息1.2%支付2016年2月1日至借款全部返还时止的利息。2017年9月7日，刘光金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12月23日，谈应刚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2018年3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6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解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鄂0106民初309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龚胜生所有的南国?悦公馆8层15室房屋的查封。2018年9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鄂0106执恢9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一审法院（2016）鄂0106民初3096号民事调解书的本次执行。一审另查明，2013年11月19日，龚胜生出具《借款借据》，载明：龚胜生借到150万元，无贷款人姓名。2014年1月13日，谈应刚通过交通银行向龚胜生汇款150万元。2014年4月29日，龚胜生出具《借款借据》，载明：龚胜生向谈应刚借款15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4月29日起至2014年10月28日止。2014年5月27日，龚胜生出具《借款借据》，载明：龚胜生向谈应刚借款33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4年11月26日止。2014年6月17日，谈应刚通过交通银行向龚胜生汇款350万元，备注载明：还款。2015年11月9日，龚胜生出具《借款借据》，载明：龚胜生向谈应刚借款100万元。2016年5月19日，谈应刚与龚胜生签订《抵债协议书》，载明，龚胜生于2015年9月以南国?悦公馆8层12室、13室、14室、15室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长征支行贷款240万元，并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其中所贷款项中有40万元存于孝感长征支行。龚胜生现自愿将南国?悦公馆8层12室、13室、14室、15室房屋整体作价150万元（交易价格350万元，含银行贷款）抵偿给谈应刚，用于偿还所欠谈应刚全部债务中的150万元，剩余债务的偿还及担保义务仍然延续。谈应刚自筹资金200万元，另含龚胜生存于孝感长征支行的40万元，用于代龚胜生偿还240万元贷款，并办理解除抵押手续后，龚胜生必须立即无条件配合谈应刚办理南国?悦公馆8层12室、13室、14室、15室房屋的过户手续。2016年6月8日，谈应刚与龚胜生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龚胜生将南国?悦公馆8层15室以907075元卖给谈应刚。2016年6月13日，谈应刚向龚胜生尾号9967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同日，龚胜生名下贷款扣款回单载明，尾号9967银行账户实还本金200万元。2016年6月14日，谈应刚和龚胜生就南国?悦公馆8层15室房屋到房地登记部门申请交易，并在同日缴纳了印花税、契税等税费。房地登记部门出具了房屋交易告知书。一审又查明，谈应刚于2016年7月14日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诉称谈应刚于2014年1月13日借给龚胜生15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2014年6月17日谈应刚又借给龚胜生350万元，双方也签订了借款协议。龚胜生仅支付了期内借款利息，为此请求判令龚胜生向谈应刚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支付利息。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鄂0104民初2554号民事调解书，查明认定了谈应刚起诉所诉请的事实。谈应刚和龚胜生达成如下协议：一、龚胜生于2017年8月8日前偿还谈应刚借款本金500万元；二、龚胜生于2017年8月8日前支付谈应刚从2016年1月15日起至2016年7月14日止利息45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18%计算，从2016年7月15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时止的利息。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6）鄂0104民初255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其查封的龚胜生名下南国?悦公馆8层12室、13室、14室三套房屋予以解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二）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和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规定，法院审理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围绕申请执行人提出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进行处理，若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法院应当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若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法院应当判决驳回申请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谈应刚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谈应刚负有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举证责任。谈应刚主张其根据与龚胜生达成的《抵债协议书》办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由于2016年政策变化导致登记没有完成，针对其上述主张，谈应刚提交了《抵债协议书》、印花税、契税等税费缴纳单据、案涉房屋交易告知书等予以佐证。对此，刘光金不予认可，但其又未能就谈应刚的主张提供充分有效的反驳证据，故结合谈应刚提交的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谈应刚已就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了举证证明责任。分析判断上述证据，2016年5月19日《抵债协议书》约定龚胜生以南国?悦公馆8层12室、13室、14室、15室房屋偿还所欠谈应刚全部债务中的150万元，谈应刚于2016年6月13日向龚胜生转账200万元，用于结清前述四套房屋上的抵押贷款。然而，谈应刚于2016年7月14日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主张龚胜生所欠借款500万元，说明《抵债协议书》之前、150万元之外，谈应刚、龚胜生之间尚有500万元债权债务纠纷，对此，为何双方不在《抵债协议书》中就此一并处理或者谈应刚一并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何《抵债协议书》处理数额较少的债务，却对数额较大的债务不作处理；为何谈应刚500万元债权未得清偿之时反要另向龚胜生支付200万元结清抵押贷款以抵偿150万元债权；谈应刚诉称出具给龚胜生350万元，为何该借款支付凭条上备注为“还款”，等等以上情形确实存在种种不合常理之处，可能谈应刚与龚胜生在主观上就此有过共同联络、沟通，事先达成一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可见，对恶意串通等事实的证明标准，因赋予了干涉他人之间的行为自由的权利，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高于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规则的一般证明标准。目前，基于前述事实尚无法认定具有恶意串通的法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生效的要件，占有不动产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未登记在谈应刚名下。因此，从物权公示的角度来看，谈应刚不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以支持”的规定，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应当依赖于对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的审查。案涉房屋已经缴纳了印花税、契税等税费，收到了房地登记部门发出的案涉房屋交易告知书，基于此，可以视为谈应刚的身份已经转变为无过错的不动产买受人。由于现行房地产政策调整等原因，房屋买卖人签订合同之后，往往不能即时进行登记，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其他税费方后方可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现案涉房屋过户手续一直无法办理，没有证据证明谈应刚对此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财产出卖人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符合条件的房屋受让人在执行程序中应予以优先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应当排除对本案诉争房屋的执行。龚胜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驳回刘光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71元，由刘光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光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7年10月18日龚胜生出具的委托函一份、2017年10月19日龚胜生与王启忠的租赁合同一份及相应权利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房屋在2016年过户后由谈应刚行使相应权利。经质证，谈应刚对委托函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租赁合同的甲方龚胜生签名是代签，所以无法判定龚胜生是否是委托他人租房；即使委托函为真实，也恰好能反映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仍然是龚胜生；租赁合同落款时间是2017年10月19日，晚于刘光金申请法院查封房屋时间。谈应刚对刘光金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刘光金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光金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谈应刚与龚胜生所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所列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未予查清，龚胜生与谈应刚的上述行为带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一审法院未查明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状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认定谈应刚与龚胜生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错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认定谈应刚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请求权。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谈应刚提交的其与龚胜生达成的《抵债协议书》、印花税、契税等税费缴纳单据、案涉房屋交易告知书等证据，证明其拟办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刘光金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据此一审认定谈应刚已就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了举证证明责任。现案涉房屋过户手续一直无法办理，无证据证明谈应刚对此有过错，乃系由于房地产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登记没有完成，据此，一审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谈应刚为无过错的不动产买受人，在执行程序中应予以优先保护，并判决驳回刘光金的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对刘光金的相应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光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1元，由刘光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方 红审判员 陈继红审判员 刘鑫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杜文书记员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