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堂梅，女，196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法定代表人：王黔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钧，贵州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宇婷，女，199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定代表人：李玉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能，男，199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朱堂梅因与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黔0102民初8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堂梅、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宇婷、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堂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令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2014年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已将上诉人派遣至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上班，因该公司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直至2018年6月才签订劳动合同，故2014年-2018年6月期间上诉人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当补足缴纳社保70620元；二、上诉人被派遣到新的单位，新单位就应当为上诉人缴纳社保，因单位不交社保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可以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三、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工牌、银行流水、收货清单、考勤表证明从2015年6月开始，上诉人在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处工作至2018年5月，期间36个月未给上诉人缴纳养老金。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补充：70620元社保是2015年-2018年的，因为公司这期间没有为我缴纳社保。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系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2018年6月派遣至甲方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2、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依法不予受理；之所以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要为朱堂梅缴纳相关的社会保险，是因为朱堂梅缴纳的社保不足15年，其不能享有退休社会保险。所以才在2020年3月上诉人刚达到15年的缴费后，就迫不及待的自行向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要求办理退休手续；3、上诉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并非违法解除，而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到期，上诉人已经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终止劳动合同的，并且双方虽然签订的为《劳动合同》，但实质上因为朱堂梅已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建立的为劳务关系；4、不论上诉人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还是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主张补交社会保险或者经济补偿金等均已超过仲裁时效；5、朱堂梅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形；6、2015年5月朱堂梅已过了法定退休年龄。被上诉人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辩称：一、朱堂梅要求补交2014年12月4日至2019年12月3日的社会保险费用共计70620元的主张无效，劳动关系是从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由于朱堂梅于2020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双方劳动关系提前结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答辩人依法为朱堂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1、2018年6月1日之前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12月至2018年5月双方没有劳务派遣的事实、没有发放工资、缴交社会保险的相关行为发生，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对朱堂梅出示的《2014年劳动合同》三性不予认可，该劳动合同上没有答辩人在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或经办人签字，也没有日期；3、根据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提供的《朱堂梅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情况明细》显示：朱堂梅2014年1月至2018年5月社会保险费用均是自行缴纳，由此证明朱堂梅知道自己没有与任何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2018年6月与答辩人签订劳动合同后，答辩人于当月开始为被答辩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至2020年1月（2月份受疫情影响，社保局调整政策并关闭缴费通道，3月份开通缴费通道之后，朱堂梅急于办理退休手续，自行缴纳了2月和3月的社会保险，答辩人也将相应费用退还给了朱堂梅），因此朱堂梅要求答辩人补交社会保险费70620元的诉求与事实不符；二、朱堂梅要求支付劳动经济补偿金6250元没有法律依据，朱堂梅已经依法办理退休，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依据。原告朱堂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补交原告2014年12月4日至2019年12月30日的社会保险费用70620元（具体金额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算为准）；2、判令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劳动经济补偿金75000元；3、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返还原告3月份应扣社会保险个人部分470元，2019年年休加班费350元，2020年2月份未发工资700元，公司未交社会保险造成晚退休1年，自己并多交1年的社会保险共计1728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合同期限自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4日，约定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按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要求向该公司派遣劳务人员。此后，双方再次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15日至2020年11月14日。2018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由该公司派遣原告至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工作，并约定工资由被派遣单位即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支付，包含基本工资、各项福利、加班费等。此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安排原告在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贵阳湘雅店驻点销售其山花牛奶，并对原告发放每月工资。被告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2018年6月至2020年1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原告于2020年3月退休。2020年6月1日，原告向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原告的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另查，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只认可尚欠原告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50元、2020年1月工资421.9元、2020年2月工资168.95元、2020年3月工资119.15元，共计1060元，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同意向原告支付该金额。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劳动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补交原告2014年12月4日至2019年12月30日社会保险费的请求，因社会保险的缴纳涉及政策性问题，在调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不宜处理，对原告的此项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75000元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原告已于2020年3月退休，故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已终止。原告的此项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年休加班费350元，2020年2月份未发工资700元的请求，庭审中，被告认可尚欠原告1060元未发放，并同意向原告支付，对原告此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3月份工资中个人应缴社会保险费用470元的请求，根据被告提交的绩效明细表中显示被告并未扣取原告2020年3月社会保险个人应缴费用，原告的此项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因未交社会保险造成晚退休1年，多交1年的社会保险费用的损失17280元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的此项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堂梅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020年1月至2020年3月工资，共计人民币1060元；二、驳回原告朱堂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未收取案件受理费。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朱堂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验货清单（店号：57北京华联贵阳湘雅店），拟证明我2015年12月31日的时候在北京华联超市三联乳业上班。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该收货单只能证明12月31日的，不能证明持续的时间在三联公司工作，签字是手写的，没有手印，不能证明是那个时间签的，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流水明细（一审已提交），拟证明2018年2月11日发的年终奖1500元是公司发的（2017年年销），2015年（有一笔是杨洁发放的，其他都是田珊珊发放的）2016年（田珊珊发放给我的）、2017年（刘兴艳发的，每个月根据销售量发放）是刘兴艳发给我的，拟证明我2015年-2018年在三联公司上班的，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2015年2月份就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上诉人不可能2015年5月至2018年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我公司上班是认可的。被上诉人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和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的意见一致。我们公司是2018年6月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在这之前的情况我们不清楚。第三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客户回执，拟证明尾号2663号账户是三联乳业公司的，是三联乳业公司给我发的工资。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质证认为请法院依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三联公司是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由于我们要上市，所以我们划了很多资产过去，如果2018年6月份之后还用这个账号发工资的话，我们认可该账户是我们公司的。第四组证据，促销人员入职登记表，拟证明2015年我在北京华联上班是三联乳业公司的促销员。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上面的盖章主体不清楚，证明目的也不认可。上诉人朱堂梅申请证人罗泽米出庭作证，拟证明朱堂梅与自己2015年5月份一起在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工作，是分配在湘雅村北京华联超市销售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产品的促销员，2018年2月份罗泽米辞职后公司才给朱堂梅买的保险，工资发放是底薪加提成，打到银行卡，以谁的名义发放的记不清了。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内容都不认可，因为证人跟上诉人是好朋友的关系，应在一审中申请，二审申请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二审中，本院要求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提交2015-2018年销售人员名册，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提交人员花名册，拟证明没有杨杰、田珊、刘兴艳在珍，所以不是我们公司给朱堂梅发放工资的，更不可能与朱堂梅存在劳动关系，朱堂梅提供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朱堂梅质证认为2018年6月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与其签过合同，但2018年的花名册没有其名字，所以不认可这几份花名册的真实性，存在造假，删减人员的行为。这几份名册中有部份同事的名字存在，但是没有杨杰、田珊、刘兴艳等人的名字。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质证认可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的意见。另查明：朱堂梅中国农业银行尾号8776号的银行卡流水中2018年2月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转入1500元、3月转入“2月销售”4111.1元、4月转入“3月销售”3917.1元、5月转入“4月销售”3926.8元、6月转入“5月销售”4004.4元、7月转入“6月销售”3926.8元、8月转入“销售公司”3878.3元、9月转入“销售公司”4033.5元、10月转入“销售公司”3896.08元、11月转入“销售公司”3588.8元；一审判决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已经向朱堂梅支付了一审判决第一项的1060元。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朱堂梅要求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为其补缴社保的请求，根据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征缴社会保险费用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且根据该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依法办理社会保险，故因社会保险费的交纳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交纳的范畴，用人单位如果不按规定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金，社保管理部门可依法强制征缴，劳动者、用人单位与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朱堂梅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朱堂梅主张自己从2015年5月开始至2018年5月期间在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处工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向本院提交了其到北京华联的《促销人员入职登记表》和其农业银行帐户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在朱堂梅与贵州东信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安排其到北京华联做促销员，并向其发工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被上诉人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主张朱堂梅此前是其临时促销员，发的是销售提成，但双方并不是劳动关系。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确定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劳动纪律约束，并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等方面综合认定。本院分述如下：在主体资格上，朱堂梅、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均具备劳动法上合法的主体资格；但朱堂梅并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是否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劳动纪律约束，银行流水和《促销人员入职登记表》只能证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安排其到北京华联做促销员，而不能认为该公司向其发放了报酬就存在劳动关系，因为发放报酬还可能基于劳务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朱堂梅主张2015-2017年向其发放工资的杨杰、田珊、刘兴艳是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的人员，但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015-2018年间的销售人员花名册上却未记载三人名字。综上，上诉人朱堂梅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朱堂梅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在2015年5月开始至2018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赔偿其未交社保导致自己多交一年社保的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由于一审判决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已经向朱堂梅支付了一审判决第一项的1060元，由于发生新的事实，故该判项本院予以撤销，以免当事人重复支付。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由于二审出现新的事实，应当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81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堂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未收取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朱堂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蓉审判员 唐有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林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