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民再3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山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山阴县府南路**。法定代表人：刘志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建平，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慧斌，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崔丕座。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大智，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新春。原审第三人：周玉信。再审申请人山西山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阴农商银行）因与被申请人崔丕座、原审第三人周新春、周玉信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民终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晋民申150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山阴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建平、苏慧斌，被申请人崔丕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大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周新春、周玉信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阴农商银行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执行的是登记在被执行人周新春、周玉信名下的预售商品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审查被申请人崔丕座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真实合法的权利；如果崔丕座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其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但原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没有证据证明。崔丕座不是案涉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其只是豪杰小贷公司以房屋买卖合同对民间借贷进行担保的权利代表人，其对案涉房屋根本不享有真实、合法的权利。而崔丕座持有的鑫宇公司开具的收据全部是虚假的，根本没有真实的付款行为。且案涉房屋在具备办理变更登记条件时已依法登记至周新春、周玉信名下，周新春、周玉信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即使在鑫宇公司存在“一房二卖”，崔丕座也不能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只能基于对鑫宇公司享有的债权请求权要求鑫宇公司承担不能交付案涉房屋的违约责任，其权利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2.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周新春、周玉信与崔丕座之间根本不存在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即使崔丕座真实购买案涉房屋，也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进行审查。请求：1.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民终6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准许执行原审第三人周新春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4幢1-3层办公楼，准许执行原审第三人周玉信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崔丕座答辩称：1.案涉房屋属于被申请人所有。根据最高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与鑫宇公司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且一直占有案涉房屋。所缴纳的房款，是周新春实际控制的鑫宇公司向豪杰公司的借款。借款到期后，豪杰公司将其对周新春的债权转让给了被申请人，成为被申请人的债权。周新春与崔丕座以房屋抵顶借款，当时的借款本息1939万元，抵顶1759万的房屋是完全合法的。没有办理房产证的责任不在被申请人，因为该房产至今也不能办理过户。2.申请人的执行依据已经不存在了。崔丕座已另案撤销了山阴农商银行的优先权。周新春是鑫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把整套整栋房屋卖给自己及其父母，并在房管局办理他项权，都是虚假的，因此，鑫宇公司将案涉房屋卖给周新春、周玉信是无效的。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山阴农商银行起诉请求：1.准许执行周新春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4幢1-3层办公楼；2.准许执行周玉信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山阴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7年11月14日该院作出（2017）晋0621民初4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周新春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山阴农商银行借款160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利息从2016年12月10日起至2017年2月20日止，以1600万元为基数，依约定按月利率9.38‰；罚息从2017年2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借款之日止，以1600万元为基数，依约定按月利率14.07‰计算）；（2）唐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周新春、周玉信、刘玉兰在各自抵押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判决生效后，周新春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故山阴农商银行申请强制执行，并查封了登记在周新春名下的位于山阴县熙宝家园4幢1单元1-3层办公楼、登记在周玉信名下的位于山阴县熙宝家园3幢1、2、3、4、5、6、9、10号8套商铺，以及登记在刘玉兰名下的位于山阴县熙宝家园3幢4-5层住宅。在查封期间，崔丕座于2018年5月22日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称其于2013年1月7日向朔州市鑫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宇公司）购买了山阴熙宝家园3幢2、3、4、5、6、9、10号商铺，同时还购买了4幢1-3层。以上房屋其已实际占有并管理使用，因房屋管理部门不能办理相关房产手续，至今未办理相关房屋所有权手续。后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崔丕座与鑫宇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且附有加盖鑫宇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全套手续均在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之前，周新春对此亦表示认可，合同合法有效。崔丕座也实际占有管理了涉案房屋，房屋未办理所有权手续系房地产开发者因各种客观原因未予统一办理，非因崔丕座自身原因未办理房屋产权手续。房屋以预告登记的形式登记在周玉信、周新春、刘玉兰名下，且法院查封时均以个人名下房屋予以查封，山阴农商银行以涉案房屋系开发商名下的房屋，应适用相关法律框定案外人必须购买涉案房屋用于居住，依法不予支持。并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晋0621执异4号民事裁定，中止对山阴熙宝家园4幢1-3层办公室楼、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的执行。裁定后，山阴农商银行不服该裁定，于2018年8月1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山阴农商银行与周新春、周玉信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是否能够对抗崔丕座与鑫宇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山阴农商银行认为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的（2018）晋0621执异4号执行异议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支持了崔丕座的异议申请，适用法律错误，提出该案中的被执行人周新春、周玉信非涉案房屋的出卖人，而是房屋的所有人；崔丕座是从鑫宇公司购买了该房屋，且崔丕座仅提供了鑫宇公司的收据，却未提供任何资金往来的凭证。鑫宇公司系周新春一手创立，其系鑫宇公司的实际操控人和受益人，鑫宇公司受其支配和管理。2013年周新春在开发房地产时，因需要资金周转，通过崔丕座向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到期后，周新春无力归还贷款，由崔丕座代为偿还，崔丕座成为周新春的债权人。在周新春管理的鑫宇公司开发了山阴熙宝家园后，崔丕座购买了该处的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和4幢1-3层办公楼，用其和周新春的债权足额抵顶了购房款，鑫宇公司并为崔丕座出具了上述房屋相应的收款凭证，双方签订了《房屋认购书》和《房屋买卖合同》。2016年11月21日，周新春利用其职务之便，在崔丕座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卖于崔丕座的山阴县熙宝家园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和4幢1-3层办公楼分别预售登记在其父亲和其名下，并在山阴农商银行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山阴农商银行提出崔丕座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实际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本案中崔丕座与周新春管理的鑫宇公司的合同签订、付款、转移占有房屋均在查封之前，山阴农商银行也无证据证明崔丕座存在过错，房屋未办理所有权手续系房地产开发商因各种客观原因未予统一办理，非崔丕座自身原因。崔丕座提交了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8份《房屋认购书》，双方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上述证据相互关联、印证，足以证明崔丕座与鑫宇公司及周新春建立了房屋买卖关系，并付清房款后实际占有管理了涉案房屋。山阴农商银行与周新春、周玉信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发生在崔丕座购买位于山阴县熙宝家园4幢1-3层办公楼、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之后，周新春、周玉信又对该房屋进行了抵押，故其与山阴农商银行签订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自然人抵押担保贷款合同文本》不能对抗崔丕座的房屋买卖合同和认购。买受人基于正当的不动产买卖关系，在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实际占有且对未办理登记手续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其虽未进行房屋产权登记，但该买受人仍享有排除普通金钱债务强制执行的权利。故崔丕座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山阴农商银行对涉案房屋许可查封的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山阴农商银行的诉讼请求。山阴农商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准许执行周新春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4幢1-3层办公楼与周玉信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在案证据并经审查确认的事实，本案被上诉人崔丕座与原审第三人周新春实际控制和管理的鑫宇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认购书》和《房屋买卖合同》，并出具了加盖鑫宇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双方对此真实性无异议，合同合法有效。山阴农商银行与周新春、周玉信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发生在崔丕座购买涉案房屋之后，该合同不能对抗崔丕座与鑫宇公司已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审以买受人崔丕座基于正当的不动产买卖关系，在已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且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非其自身原因情形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认定崔丕座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金钱债务强制执行的权利，于法有据，予以确认。上诉人山阴农商银行认为，在办理贷款期间，周新春、周玉信就涉案预告登记房屋已办理抵押登记，故山阴农商银行依法享有涉案房产抵押权。二审法院认为，鑫宇公司在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崔丕座后，该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人周新春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崔丕座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该房屋分别预售登记在其父亲及其名下，并在上诉人山阴农商银行处办理了抵押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失，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法所称登记，即指本登记，是对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进行的登记。而本案中对预购商品房的预告登记，是对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目的请求权的登记，主要是为促使设立房屋抵押权为内容的请求权得以实现，并不足以对抗和排除鑫宇公司已将房屋出售给崔丕座的事实，故崔丕座对执行标的所提异议申请成立。综上，上诉人山阴农商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期间，崔丕座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借款申请表10份、保证借款合同10份、借款契约10份。拟证明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周玉信、周新春互为担保向豪杰公司借款1265万元，月息3分。证据2.借款利息结息凭证77支、汇总表；证据3.豪杰小贷公司《情况说明》。拟证明豪杰小贷公司将对周新春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了崔丕座。证据4.《房屋认购书》8份、《商品房买卖合同》7份、收款收据8份。拟证明周新春用其开发的鑫宇公司的楼房为崔丕座抵顶借款的证据。证据5.周新春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崔丕座从抵顶房屋开始一直占有至今。证据6.山阴县人民法院（2018）晋0621民撤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申请人的执行依据已经被人民法院撤销，不享有涉案房产执行请求权。山阴农商银行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10次借款的金额高达1000多万被申请人没有提交任何一份支付凭证，特别是其中有4、5笔单笔借款就高达400-500万元的现金支付不合常理。所谓的借款合同只是借款申请表既没有利率也没有到期日，不能证明周新春、周玉信与豪杰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更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所陈述的3分利的借款利率。证据2利息结算凭证没有借款人的签名，结息汇总表为被申请人单方制作，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说明是与被申请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豪杰公司出具并且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也没有通知债务人。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崔丕座与鑫宇公司之间签订的8份房屋认购书不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收款收据体现的房款被申请人也从未支付过，被申请人已经明确认可了收款收据上体现的金额是在周新春没有能力给豪杰公司偿还借款的情况下用房屋进行担保并且实现约定好将来抵债时候的价款。所谓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并不是被申请人所陈述的以物抵债的协议，该合同是在房屋认购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与鑫宇公司不是真正的房屋买卖的法律关系，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只是为了豪杰公司向周新春发放的贷款进行担保。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崔丕座合法占有案涉房屋。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对判决的内容不予认可。当时被申请人已经提起执行异议，而且一审判决已经做出，山阴农商银行正在上诉阶段，被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的规定，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122条也认为，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的，则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且这个判决未生效，山阴农商银行将对该判决立即进行上诉。本院综合认证认为：证据1中的借款申请表、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契约未约定借款利息，部分合同及契约未约定借款期限，且涉及1265万元的巨额资金，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支付凭证等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中的结算凭证不能与借款相对应，无借款人签字，结算汇总表系被申请人单方制作，且被申请人承认案涉债权未经第三方确认，双方没有书面确认，不予采信。证据3的情况说明为本案诉讼期间出具，且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房屋认购书》和《收据》为2013年1月7日借款期间所签，收据金额与当时的借款金额差距巨大，且被申请人承认其系对周新春借款的担保，不具有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系在之前的《房屋认购书》基础上签订，但买卖房屋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予以采信。证据5、6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2019年4月30日，山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621民撤3号民事一审判决，撤销本案执行依据（2017）晋0621民初48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周新春、周玉信、刘玉兰在各自抵押财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的判项。2019年12月6日，本院依法中止了本案诉讼。2020年11月6日，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6民终443号民事裁定，撤销山阴县人民法院（2018）晋0621民撤3号民事判决，驳回崔丕座的起诉。同日，山阴农商银行向本院递交恢复审理申请书，请求恢复对本案的审理，本院依法对本案恢复审理。2020年12月2日，本院恢复对本案的审理后，崔丕座向本院提交如下五组证据：第一组：1.工行个人业务凭证一张；2.农村信用社现金支票存根6张；3.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书1张。拟证明自2012年5月到2013年2月，豪杰公司通过银行向周新春支付部分借款455.94万元，向周玉信支付部分借款177万元，合计银行转账632.94万元。第二组：1.债权转让协议书；2.以物抵债确认协议书。拟证明涉案房产在执行之前已抵顶给崔丕座的事实。第三组：1.房屋预告登记表三份；2.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份；3.房屋预告登记证明三份；4.山阴县房屋他项权申请表；5.房屋他项权登记表；6.房屋他项权证征询函；7.房屋他项权证（山房他证2016字第2**）。拟证明周新春、周玉信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涉案房产的交易是虚假的，办理的预抵押登记也是虚假的，预抵押登记不能产生抵押权的效力。第四组：1.（2019）晋06民66号民事判决书；2.周新春在山阴农商银行的贷款交易对账单；3.朔州市中院对周玉信的调查笔录；4.周玉信的说明。拟证明案涉房产没有为（2017）晋0621民初487号判决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以及申请人存在违法放贷的事实。第五组：1.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书》协议书；2.提请撤销山房预2016字第160012号房屋预告登记证明申请书；3.山阴住建局住房室证明。拟证明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预告登记证明失效，申请人无权执行。山阴农商银行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凭证的出借人是刘培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现金支票存根六支，其中有四份支票存根加盖的是朔州市鸿达担保有限公司的印章，而非豪杰小额贷款公司，且均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证据3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凭证与借款契约不相符。第二组：证据1、2债权转让协议和以物抵债协议书，均没有签订日期，系本案再审期间后补签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且债权转让协议称至2016年12月25日本息合计欠款1939.37万元，而以物抵债协议称2015年12月25日本息合计欠款1939.37万元，两证据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2、3、4是合法有效的。证据5、6、7抵押权证是否合法有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是本案应当审查的内容。第四组：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有异议应当申请再审。证据3、4朔州中院的调查笔录和周玉信的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人陈述是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的否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五组：证据1、2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书的提请撤销申请书，三人署名但只有一个手印，且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山阴县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案涉房屋并依法进行了查封，周新春、周玉信、刘玉兰应当在各自抵押财产也就是案涉房屋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周新春、周玉信、刘玉兰已无权自主决定与鑫宇公司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3住建局的证明，没有公章及经办人签名，不符合证据要件，不予认可。本院对五组新证据认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合法，但与借款契约及借据不能对应，并且存在豪杰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的凭证，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二组债权转让协议和以物抵债协议书均在本案再审期间补签，不具有证据属性，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真实、合法，但证明目的是否认执行依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1、2、3真实、合法，但证明目的是否认执行依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4，证人周玉信未出庭陈述事实，且证明目的是否认执行依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1、2文件签署不真实，且署名人均未出庭陈述事实，不予采信；证据3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据属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是被申请人崔丕座对于诉争的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山阴农商银行与周新春、周玉信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是否能够对抗崔丕座与鑫宇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首先，根据本案执行依据（2017）晋0621民初487号判决，原审第三人周新春、周玉信系本案执行的被执行人。2016年11月21日，山阴县人民政府根据周新春、周玉信和刘桂兰的申请，依法向周新春、周玉信和刘桂兰核发预告登记证明，将周新春、周玉信和刘桂兰登记为案涉房屋的预告权利人，案涉房屋属于被执行人周新春、周玉信的责任财产。在人民政府未依法撤销该预告登记之前，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崔丕座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所依据的是2013年1月7日其与鑫宇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书》和2016年2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崔丕座对案涉房屋提出执行异议时，其约定购买的案涉房屋已于2016年11月3日，由鑫宇公司与周新春、周玉信和刘桂兰分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给上述三人，并在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房屋预告登记，案涉房屋已经不属于鑫宇公司所有。崔丕座如果认为鑫宇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周新春、周玉信和刘桂兰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向鑫宇公司主张权利。第三，崔丕座所主张的以房抵债的债权，出借人为豪杰公司，借款人为周新春和周玉信。其主张双方借款本金为1265万元系其依据单方出具的借款契约和借据计算所得，但其提供的银行交易凭证与借款契约、借据不能相互印证，因此本院不能对借款金额作出确认。崔丕座称其受让了豪杰公司对周新春、周玉信的债权本息1939.37万元，但其未能提供原始的债权转让凭证，其提供的豪杰公司《情况说明》以及本案再审阶段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以物抵债确认协议书》等均为事后补签，且其中内容相互矛盾。其四，崔丕座称案涉房屋为其以房抵债取得，其提供的2013年1月7日8份《房屋认购书》和收款收据载明的总金额为17596421元，但截止2013年1月7日前，豪杰公司与周新春、周玉信之间的借款契约和借据显示的本金仅为681万元，因此可以确认，崔丕座提供的《房屋认购书》及购房款收据，不具有真实性。2016年2月8日，崔丕座与鑫宇公司签订7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购买案涉2、3、4、5、6、9、10号7套商铺，但签订合同时豪杰公司并未与周新春、周玉信进行债权确认，也未与崔丕座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因此，崔丕座主张的以房抵债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外人主张排除强制执行，应当同时符合四个条件：（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崔丕座与鑫宇公司虽然于2016年2月8日签订案涉2、3、4、5、6、9、10号7套商铺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其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豪杰公司与周新春、周玉信在签订合同时存在确定的债权，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合法受让豪杰公司确定的债权，同时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鑫宇公司达成了以房抵债的合意，故不能认定崔丕座已经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崔丕座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即占有了案涉房屋，但其未能提供案涉房屋查封前的相关水电暖、物业费以及其他占有使用的有效证据，因此，不能证明其于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综上，崔丕座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及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其对于案涉房屋不能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民终66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2018）晋062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三、准许执行周新春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4幢1-3层办公楼；准许执行周玉信名下的山阴熙宝家园3幢2、3、4、5、6、9、10号7套商铺。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申请人崔丕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学明审判员 宋丽蓉审判员 王 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贺芳丽书记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