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2068号 原告：浙江富阳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88891898C，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桥北路******。 法定代表人：孙福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进海，浙江浙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华松，男，196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程学林，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利青，女，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程学林，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孙伟，男，198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程学林，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志远，男，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财谊，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雪敏，女，197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财谊，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富阳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银行）与被告杭州同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公司）、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于2020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恒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包进海，被告同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俞垚、李京衡，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被告董志远、汪雪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财谊到庭参加诉讼。后原、被告双方因庭外和解申请扣除审限二个月。审理中，原告恒通银行申请撤回对被告同济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通银行起诉称：1、判令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就原告恒通银行与杭州富阳华邦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公司）所签编号6181120150000417《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元、期内利息158599.74元、期内复利1398.81元，及截至2017年4月4日的罚息702137.01元，合计尚欠本息为5605112.14元（已扣除华邦公司破产程序中受偿款257023.42元），对原告恒通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恒通银行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归还原告恒通银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742976.58元，利息、罚息、复利计人民币3010215.82元（暂计算至2020年6月1日止），及继续支付自2020年6月2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4742976.58元的未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14.04%计算）；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事实理由：2015年4月25日，原告恒通银行作为贷款人，华邦公司作为借款人，被告同济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6181120150000417的《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8‰；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本金至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未按期归还贷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计收罚息；未按期偿付贷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对挤占挪用的贷款在挪用期间按约定利率加收10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未按期支付偿还贷款本金或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未到期贷款。 2015年4月24日，被告李华松、孙利青、董志远、汪雪敏作为保证人向原告出具《保证函》各一份，表示：其同意为债务人华邦公司在2015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3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5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融资债权、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015年5月7日，被告李孙伟作为保证人向原告出具《保证函》一份，表示：其同意为债务人华邦公司在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4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5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融资债权、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15年4月28日向华邦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执行借款合同号6181120150000417，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4月20日，月利率为7.8‰，还款方式为到期还本，按月结息。 借款到期后，华邦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原告于2016年4月28日起诉至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华邦公司归还案涉借款本息，被告同济公司、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2016）浙011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书。后经被告同济公司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2016）浙01民终540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李华松骗取贷款罪一案正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且该案与本案事实存有关联，裁定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就涉案借贷涉及的刑事犯罪，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2017）浙0111刑初8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李华松作为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伪造供销合同虚构用途，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虚构资信状况，以欺骗手段骗取银行贷款合计数额超过500万元，到期不能归还，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由此判处被告李华松犯骗取贷款罪。后经被告李华松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出具（2019）浙01刑终77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4月5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华邦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原告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确认债权总额为5839673.33元，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2月9日与2019年9月3日获得债权清偿款共计257023.42元。 华邦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及截至2017年4月4日的利息862135.56元（含期内利息、罚息及复利），扣除上述债权清偿款后，尚欠本息5605112.14元，各被告至今也未履行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虽然生效刑事判决认定被告李华松犯骗取贷款罪，但是其本身并不包括对案涉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效力的评价。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从民事关系看，被告李华松的行为构成单方欺诈，原告作为受损害方在未请求撤销相关合同的情况下，案涉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李华松庭审答辩称：1、本案借款实际是上一年度借款的转贷行为，不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本案借款系上一年度借款的转贷行为，从本案刑事案卷中调取的材料及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华邦公司并不是第一次向恒通银行借款，上一年度借款本息都已经全部归还。但在当时，银行发放贷款没有转贷的用途，所以按照要求需要一份购销合同用作受托支付。本案并不是为了骗取贷款而伪造购销合同。2、同济公司与华邦公司多年来存在互保关系，不存在骗取贷款或者骗取担保的行为。3、即使要承担担保责任，应该是破产受理日后停止计息。 被告孙利青、李孙伟庭审答辩称：1、对被告李华松与原告之间的转贷行为不知情；2、李孙伟并未再次签订保证函，没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华邦公司在2014年向原告申请借款，借款期限为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4日。该笔借款有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同济公司、董志远、汪雪敏担保，并签署了保证函。后这笔贷款在2015年4月归还完毕。2015年4月24日华邦再次借款500万元。实际上2015年的借款原告重新对华邦公司进行了审查，依照原告的理论，2015年的借款并未超过2014年担保人签署的保证函的期间，所有保证人都不需要重新签署保证函，但本次借款原告找到李华松、孙利青、同济公司、董志远、汪雪敏重新签署了担保函，唯独没有让李孙伟签署保证函。但在起诉时将李孙伟列为了被告。即原告在签署借款合同和保证函的时候，让其他担保人重新作出了意思表示，但剥夺了李孙伟重新作出意思表示的权利。在李孙伟不知道自己可能会为这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发放了贷款。所以，李孙伟对2015年这笔借款的担保并不知情，也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即使被告孙利青、李孙伟要承担担保责任，应该是破产受理日后停止计息。 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庭审答辩称：1、我们要求法庭撤销董志远、汪雪敏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李华松骗取贷款罪已经经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认定李华松构成骗取贷款罪。据此，我们认为李华松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保证人为其提供担保。我们认为该担保合同存在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为此，我们要求撤销担保合同。在担保合同被撤销后，担保人即不承担担保责任。2、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的工作人员对购销合同是虚构的是明知的。贷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还贷。对于保证人来说原被告双方存在串通，明知李华松是为了还贷而贷款，却欺骗保证人是为了购料而贷款，因而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风险。这种情况按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之规定，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3、本案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只在500万限额内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指保证人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提供保证的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中的“最高额”应指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限度额，是最高额保证合同必须明确的内容，决定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大限度，超出此限度则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未约定最高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原告提供的格式最高额保证合同文本所谓最高融资限额应视为最高债权限额，超过部分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4、董志远、汪雪敏是作为一个主体和原告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不是两人分别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原告将董志远和汪雪敏分开分别要承担担保责任是不对的。两人只能作为一个诉讼主体承担担保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董志远和汪雪敏向原告出具的保证函有两份，一份是董志远和汪雪敏单独向原告出具，也就是原告起诉时的证据里提供的。保证期限是从2015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3日。另外一份是原告在贷款审批资料中使用的保证函，保证期限是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4日。这份保证函是董志远、汪雪敏作为共同主体向原告出具的。我们认为以这份共同主体向原告出具的为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恒通银行提供的证据。 1、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1份、借款借据1份，保证函5份，以证明原告与借款人华邦公司对借款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以及原告已履行款项发放义务的事实；各被告作为上述借款的保证人，愿意为华邦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对保证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三性无异议，对李孙伟的保证函有异议，李孙伟的保证函是2014年5月7日签订的，是对2014年5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该借款于2015年已经还清，对本案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保证函有异议，认为是受李华松欺诈签订的，要求撤销，且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超出部分不承担责任。本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2、（2016）浙0111民初3632民事判决书1份、（2016）浙01民终5400号民事裁定书2份（均系复印件），以证明本案在本次诉讼之前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判定合同有效，且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合同效力无异议的事实。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对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2017）浙0111刑初828号刑事判决书1份，（2019）浙01刑终776号刑事裁定书1份（均系复印件），以证明案涉借款所涉刑事部分已经处理完毕，民事关系独立于刑事法律关系，原告有权要求各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对三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4、（2017）浙0111破5号民事裁定书1份、（2017）浙0111破5号之二通知书1份、（2017）浙0111破5号之十民事裁定书1份（均系复印件），以证明华邦公司于2017年4月5日裁定受理破产，原告作为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管理人确认债权5839673.33元的事实。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对三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5、银行流水明细1份（打印件），原告在华邦公司受偿了二次，已作为本金扣除。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对三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二）根据被告李孙伟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 1、2014年5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1份、还款记录1份、李孙伟签订的保证函（复印件）1份，（2017）浙0111刑初828号刑事案卷公安卷P98、P155，以证明李孙伟于2014年5月7日签订的保证函是为了2014年的借款提供担保，不是为本案案涉提供担保。原告恒通银行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孙伟的保函是最高额保证函，期限是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4日，案涉借款在期限内，故应该承担担保责任。被告李华松、孙利青、董志远、汪雪敏对三性无异议。本院审查后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但无法达到被告李孙伟的证明目的。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1、2014年5月7日，李孙伟向恒通银行出具保证函，同意为华邦公司在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4日期间的最高融资债权限额5000000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4月24日，李华松、孙利青、董志远及汪雪敏向恒通银行出具保证函，同意为华邦公司在2015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3日期间的最高融资债权限额5000000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上保证人均约定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本金、期内利息、罚息、复利等。2015年4月28日，恒通银行与华邦公司、同济公司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编号：6181120150000417）一份，约定：华邦公司向恒通银行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止，借款用途为购白板纸，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8‰，并约定每月付息，每月20日为计息日，次日为付息日，逾期付息视为违约，利随本清；未按期归还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未按期偿付贷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同济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4月28日，恒通银行即依约向华邦公司发放借款5000000元。 2、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2016）浙011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书。后经被告同济公司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2016）浙01民终540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华松骗取贷款罪一案正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且该案与本案事实存有关联，裁定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恒通银行的起诉。 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的（2017）浙0111刑初8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华松作为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2015年4月至8月间，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伪造供销合同、提供虚假报表，以购买纸张原料为由，先后从原告等三家银行共贷款1300万元，到期后无法归还，判决李华松犯骗取贷款罪。被告李华松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浙01刑终77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华邦公司于2017年4月5日被裁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确认原告恒通银行破产债权5839673.33元，其中本金500万元，期内利息罚息复利共计839673.33元（计算至2017年4月4日）。原告恒通银行于2018年2月9日、2018年7月24日分别受偿本金233586.93元、23436.49元。截至2020年6月1日，被告尚欠原告本金4742976.58元，期内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010215.82元。 5、华邦公司与同济公司多年来互为担保。2014年5月6日，恒通银行与华邦公司、同济公司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编号：6181120140000109）一份，约定：华邦公司向恒通银行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6日起至2015年5月4日止，借款用途为购白板纸。同日，被告李华松、孙利青及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出具保证函各一份，承诺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2014年5月9日，恒通银行发放借款5000000元，借款于2015年4月27日还清。该笔借款及案涉争议借款均由恒通银行员工钱晶经办，再经由恒通银行业务发展部及行长审核通过后放贷。 6、恒通银行于2020年9月30日收到同济公司归还的借款2370000元，已用于支付本金。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因欺诈为可撤销合同；二、被告李孙伟是否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三、保证责任的范围如何认定。 一、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因欺诈为可撤销合同。 本院认为，借款人华邦公司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欺诈恒通银行，为此判决李华松犯骗取贷款罪，但无证据证明其骗取本案保证人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故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欺诈情形，本院对董志远、汪雪敏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董志远、汪雪敏认为案涉贷款用途名为购货实为转贷，因此加重了保证人风险，保证人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可以免责，该抗辩意见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李孙伟是否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 被告李孙伟认为其未再次签订保证函，没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李孙伟的保证函虽于2014年5月7日签订，但保证函中明确其为借款人华邦公司在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5月4日期间发生的最高融资限额5000000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案涉借款发生于2015年4月28日，属于其提供保证的债权发生期间，故被告李孙伟应当对案涉借款提供保证，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被告李孙伟、孙利青辩称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本院认为是否知情与其承担责任无关，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保证责任的范围如何认定。 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认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以管理人确认的债权总额为限，破产受理日后应当停止计息。本院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其效力不及于保证人，保证人提供保证时，对借款人还款不能包括破产的法律风险，应有所预见，故保证人仍按照合同约定计息，但破产受理日前的债权以破产确认的债权为限，故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董志远、汪雪敏认为只在500万元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最高额指的是最高融资债权限额，从保证函的文意来看，保证范围包括所有融资债权、利息、费用、违约金等，本案保证人仅对最高融资债权作出了500万元的限定，但同时也愿意对500万元融资债权产生的利息等其他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本院对被告董志远、汪雪敏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另被告董志远、汪雪敏认为以2014年5月6日签订的保证函为准，两被告共同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院认为，两被告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明确，与以什么形式签订保证合同无关，故本院对被告董志远、汪雪敏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虽借款人华邦公司通过伪造供销合同、提供虚假报表的虚假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在恒通银行未主张撤销权的情况下，借款合法有效。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签订的保证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原告恒通银行依约发放贷款500万元，华邦公司未按期归还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华邦公司破产，原告恒通银行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确认债权5839673.33元（截至2017年4月4日，其中本金500万元，期内利息、罚息、复息共计839673.33元），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企业破产法之“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受理日起停止计息”的规定，效力不及于保证人，故保证人仍应按照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约定，对破产受理日之后产生的罚息承担还款责任。因原告于2018年2月9日收到破产分配款233587元，于2019年7月24日收到破产分配款23436.5元，并于2020年9月30日收到同济公司支付的2370000元，均用于归还本金，故经计算，截至2020年9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恒通银行本金2372976.58元，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233112.59元，合计5606089.17元。故原告恒通银行主张的本金、期内利息、罚息、复利超出法律规定，对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恒通银行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归还原告浙江富阳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372976.58元，支付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共计3233112.59元，合计5606089.17元，并继续支付自2020年10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本金2372976.58元的未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14.04%计算的罚息（执行时应扣除此后受偿的杭州富阳华邦印刷有限公司的破产分配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浙江富阳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607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1072元，由原告浙江富阳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9682元，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负担51390元。 原告浙江富阳恒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李华松、孙利青、李孙伟、董志远、汪雪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剑丽 人民陪审员  王 宏 人民陪审员  王雷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郑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