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09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刘晓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启仁，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伟，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投资人：袁宏飞，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珊，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雯，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30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为自2020年1月1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事实与理由：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点应依照《还款协议》中的约定确定为2020年1月1日。《还款协议》成立且生效，上诉人出具该协议系因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为要约方，上诉人为承诺方，上诉人签字即可视为协议成立并生效。另，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催讨案涉货款和本案诉讼程序中均引用该协议主张权利，其行为可视为被上诉人承认协议的有效性。被上诉人未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盖章并寄回上诉人实属违约，上诉人因之停付后期款项。故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起算时间点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此外，就本案公告费用的承担问题，一审过程中，公告费的产生系因被上诉人追加的其他被告无法进行送达，由上诉人承担公告费用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依法改判为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辩称，针对《还款协议》，因其未经被上诉人签署而无法产生效力。根据《还款协议》约定内容可知，该协议只有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才生效。因被上诉人未签字，该协议约定的生效要件未满足。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就《还款协议》内容达成合意即不存在要约与邀请的对应合意成立。根据被上诉人业务负责人与上诉人实际控制人刘国民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被上诉人明确提出对上诉人出具且盖章的《还款协议》中还款时间约定的异议，并且要求上诉人出具新协议且由刘国民承担该协议下的担保责任。上诉人未表同意即意味着双方未形成合意。关于被上诉人在催讨货款的过程中引用《还款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还款协议》作为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上诉人确认其尚欠被上诉人货款人民币821，774.9元(以下同币种)的事实，而非对于该协议效力的认可。故一审法院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签订的有效《订单合同》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点于法不悖，应予以维持。针对本案公告费之承担，被上诉人之所以选择公告送达至追加被告是因为追加被告均拒绝提供有效送达地址。被上诉人不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公告费用的承担愿以法院裁决为准。被上诉人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721，774.90元；二、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以821，774.9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3月10日起算至2019年5月2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362元；以721，774.9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5月3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9，506元；以721，774.90元为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被上诉人(乙方)与上诉人(甲方)分别签订编号为018-06-19、018-07-10、018-07-30、018-08-21、018-09-17、018-11-30、018-12-24共七份《订单合同》。其中018-06-19《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522，030元、018-07-10《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60，940元、018-07-30《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61，200元、018-08-21《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257，300元、018-09-17《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234，000元、018-11-30《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55，000元、018-12-24《订单合同》约定的货品金额为59，400元。该七份《订单合同》载明，甲方提供样衣委托乙方加工，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应货品，付款方式均为：甲方收到乙方货物验收合格后，两个月付清货款。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9日、8月25日、8月27日、9月11日、10月12日、10月17日、11月6日、12月31日、2019年1月8日就双方约定的货物向上诉人发货。上诉人王丽(丽)分别于2018年8月22日、8月30日、9月14日、10月17日、10月21日、11月8日、2019年1月4日、1月10日对上述货物予以收货，并核对确认交货数量无异。其中2018年10月12日／10月17日的对账单中，因被上诉人笔误将WMLHZ1188男款圆领毛衣(018-07-30《订单合同》约定为136元／件)错写成64元／件。2019年1月8日对账单中，因被上诉人笔误将WWLIZ1238女式开衫错写成WMXXXX238女式开衫。后因上诉人严重拖欠货款，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5日解除了最后一份《订单合同》。2019年4月8日，上诉人(甲方)向被上诉人(乙方)出具《还款协议》一份，载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毛衫货款共821，774.90元，分8期付清，即每个月还款10万元，2019年5月份支付10万元、2019年6月份支付10万元、2019年7月份支付10万元、2019年8月份支付10万元、2019年9月份支付10万元、2019年11月份支付10万元、2019年12月份支付121，774.9元。甲方处载有上诉人公章及窦盟字样，乙方处未见签字盖章。案外人刘国民分别于2018年10月8日、10月17日、11月12日、12月14日、2019年5月3日向被上诉人的业务负责人韩柱轩各转账10万元，共计50万元，部分备注为星耀货款。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交韩柱轩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显示，“刘国民(上海保罗)”于2019年3月31日说“韩总，每月还十万比较把握的，请多包涵”，韩说：“李雪，我们不是怎样写，只要简单写也可以，因为我哥他们觉得我的数不对，所以才叫你们写签回然后我与他们对账分拆，将你的欠数由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才要写”“我下写写好你发给你，然后你们签回并盖章后发回微信给我与他们对账拆先，我哥说我讲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签不回，他就觉得我的数有问题”，4月29日“刘国民(上海保罗)”问“我听窦经理说还款协议按照之前我们沟通好的内容已经盖章寄给你了，但是你们迟迟没有盖章回寄，不知道什么原因。”韩柱轩将其与“萌盟”关于还款协议的异议发给“刘国民(上海保罗)”。5月30日，韩问“月底了，麻烦你帮我安排汇款一下”，“刘国民(上海保罗)”称“韩总，五月份已经付了，六月份在付你”。6月15日，韩称“我4月份收到的盖章有问题了也与你说过叫你找豆(窦)经理改为再给我签，但是你们后来又无处理，你可以看回微信……为什么要你签回给我就是要给我哥看总数，然后我们要清算分开他不做了，所以才叫你确认给我……”之后“刘国民(上海保罗)”未回复。7月5日，韩问“你们两夫妻7月10日-11日这两天在公司吗？我们过去找你们当面签给你们这份还款合同”，“刘国民(上海保罗)”称“韩柱斩(轩)，我们在不在不影响签这份还款合同”。在“刘国民(上海保罗)”发送窦盟的电话后，韩问“你不在你们能委托谁人代替你与我们签此还款协议合同，他们签了你们又是否同意及时还款。”“刘国民(上海保罗)”称“韩柱斩(轩)根据你的要求还款协议已经寄出去二个多月了，是你迟迟不签字盖章寄回，不要说我一拖再拖”“你是和公司签订合同属于公司行为，不是我个人，我个人代表不了公司”。被上诉人提交的韩柱轩于2019年7月17日至上诉人商谈还款方案的视频材料显示，被上诉人表示要上诉人安排6月、7月付款，如可行当日可以签署还款方案，但上诉人表示已经无法按照还款协议还款，要从10月份开始，被上诉人称如10月份安排还款希望在还款方案中增加个人担保予以保障，但上诉人认为这是公司行为不能提供个人担保，双方此后未能还款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提交的韩柱轩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显示，2019年7月17日，“萌盟”向韩柱轩表示，“你要求公司给你的还款协议，你至今未盖章寄回，公司已经知道你有想法了，再加上今天你带了律师过来，你的意思大家都清楚了……”，韩回复“我们今天是带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来跟你们沟通的，但是你们刚才说要到10月份才开始付款，我们很难接受。……”“萌盟”称“刘总说十月份开始给你付款，包括说春节那个月安排不了，这才是真的带着诚意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上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订单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主张其欠付的货款金额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721，774.90元。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看，虽上诉人系应被上诉人要求出具《还款协议》，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供《还款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与其兄长沟通对账事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对所欠货款金额确认无误外，尚未就支付所欠货款的时间达成新的合意，且此后上诉人承诺开始还款的时间亦晚于其所出具的《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在要求增加个人担保无果后，最终未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盖章。因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与被上诉人就支付货款的时间达成新的合意，故其称被上诉人相关利息损失应于2020年1月1日起算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上述相关利息损失，应从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之日起算，因双方约定上诉人自收到被上诉人货物验收合格后，两个月付清货款，上诉人于2019年1月10日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最后一批货物且验收后无异议，故其应于2019年3月10日起支付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请，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货款721，774.90元；二、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以821，774.9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3月10日起算至2019年5月2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362元；以721，774.9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5月3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9，506元；以721，774.90元为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66.43元，公告费300元，共计11，466.43元，均由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申请追加上海保罗佳尼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保罗简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晓晶、刘佳佳、李雪、窦盟、王丽丽、陈思思、刘国民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向上海保罗简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晓晶、刘佳佳、窦盟、王丽丽、陈思思、刘国民送达过程中，发生公告费300元。后被上诉人撤回对上海保罗佳尼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保罗简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晓晶、刘佳佳、李雪、窦盟、王丽丽、陈思思、刘国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在于确认上诉人应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点，解决该争议的关键在于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付款时间所达成的合意。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订单合同》内容可知，上诉人需在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内付清货款。该合同的订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付款期限的约定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就之达成新合意之前对于上诉人均产生约束力。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付款事项进行了磋商。磋商期间上诉人出具《还款协议》虽系因被上诉人要求，但要约成立的法定要件为其必须包含提出者明确且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故出具《还款协议》的上诉人实为要约方。被上诉人在收到该《还款协议》后未签字，且明确表示对其内容的异议，属于拒绝对该要约进行承诺，因此《还款协议》并未成立且生效，被上诉人拒绝签字的行为因约定基础不存在而不可认定为违约。2019年7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付款事项进行新一轮磋商，就还款日期和是否提供个人担保双方仍未达成一致。纵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磋商，双方始终未达成新合意以变更《订单合同》中关于付款日期的约定，故《订单合同》中的约定仍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确定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点符合《订单合同》约定，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诉讼费用的承担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到庭进行了答辩，并无消极应诉行为。公告费系因被上诉人于一审中要求追加当事人而产生，后其自行撤回关于被追加之共同被告的诉请，故应由被上诉人予以承担。一审确定由上诉人承担公告费，确有不妥，本院对诉讼费用的承担问题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66.43元，由上诉人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人民币300元，由被上诉人东莞市寮步星耀织造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66.43元，由上诉人上海保罗安德瑞时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非易审 判 员 沈 俊审 判 员 岳 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薇书 记 员 杜自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