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朗山路**清华紫光科技园**C702、C7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465314N。法定代表人：黄增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鑫，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洋，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佑生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航海中路**鼎盛时代大厦**5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098595128E。法定代表人：宋现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明，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军奇，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佑生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倍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鑫，被上诉人佑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明、景军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倍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倍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判令佑生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销售合同不是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不能认定倍泰公司向佑生公司实际交付了案涉设备”存在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先认定王雪玲不能代表佑生公司，却又根据王鑫萍与王雪玲的聊天记录及王雪玲的身份、电话、地址等、地址等信息认定倍泰公司与佑生公司之间签署的涉案合同不是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盾。（一）一审认为“王雪玲是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无证据证明佑生公司委托其处理涉案合同事宜，其行为不能代表佑生公司，涉案销售合同不是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审程序中，倍泰公司一直否认作为河南康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雪玲与本案有任何关系，倍泰公司也认可王雪玲的行为不能代表佑生公司。但是王雪玲的行为是否能够代表佑生公司，与涉案销售合同是否为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关系。（二）涉案销售合同系倍泰公司与佑生公司之间签署，而非倍泰公司与王雪玲签署，涉案销售合同加盖的也是佑生公司的公章，而非王雪玲的私人印章，更非王雪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康通公司的公章。并且，倍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收到仪器确认函、设备验收单、对账单等文件上，代表佑生公司签字的都是“谢芳”，而非“王雪玲”。因此，王雪玲的行为不能代表佑生公司。（三）一审判决认定了王雪玲的行为不能代表佑生公司，但却又根据王雪玲与倍泰公司员工王鑫萍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王雪玲的身份、电话、地址等、地址等信息认定佑生公司与倍泰公司签署的涉案销售合同不是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辑。二、佑生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不仅在一审涉案销售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而且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多次、反复向倍泰公司书面确认收到案涉设备，并对倍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抵扣，这些客观事实足以说明佑生公司对涉案销售合同的签署是明确知情且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销售合同不是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客观事实不符。（一）佑生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应当知悉加盖自身公章所代表的含义。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1月30日，佑生公司分别在涉案销售合同、送货单、收到仪器确认函、设备验收单、对账单等文件上合计5次加盖了公章，涉案销售合同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明确载明了本次交易涉及的销售方名称及货物名称、型号、数量、价款等细节，佑生公司在一审中承认收到了倍泰公司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进行了税务抵扣。佑生公司作为专业的商事主体，理应知悉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其抵扣行为可以说明佑生公司对本次交易明显知情，且认可本次交易的真实性。三、康通公司的《证明》因缺少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的签字不具备证据资格，且其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此外，康通公司与佑生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仅凭河南康通的《证明》认定倍泰公司并未实际履行交货义务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康通公司提供的《证明》与事实严重不符：1.涉案销售合同系倍泰公司与佑生公司签署的具备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文件，佑生公司虽与康通公司存在一定关联，但双方仍系独立的法人，康通公司不能控制并使用佑生公司的公章，倍泰公司更不可能指令康通公司使用佑生公司的公章签署涉案销售合同；2.倍泰公司与康通公司签署购销合同后即向其支付了合同价款，康通公司收到货款后既未向倍泰公司返还，也未要求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倍泰公司有理由认为康通公司已经交付货物。（二）康通公司提交的《证明》具有证人证言性质，一审中，佑生公司当庭表示其与康通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业务关系密切，显然双方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该等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有鉴于此，在倍泰公司已经提交了送货单、收到仪器确认函、设备验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催款函等证据，证明自身履行了交货义务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该《证明》认定倍泰公司并未实际履行交货义务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佑生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倍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定“倍泰公司没有实际向倍泰公司交付涉案设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根据佑生公司提交的倍泰公司员工王鑫萍与案外人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雪玲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月17日至3月2日，王鑫萍与王雪玲二人交换了一系列涉及倍泰公司、康通公司、佑生公司三方的销售合同和其他涉及销售手续的信息，其中包含销售合同、发票开票信息、对账单等，与倍泰公司提交的2017年12月26日的销售合同和2018年1月22日出具的相关手续相互对应。同时倍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设备验收单上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地址均与王雪玲在微信中提供的个人电话和地址相一致，该地址与倍泰公司营业执照上的住所地不相符，而且王雪玲是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对账单、验收单等手续都是由王雪玲代签的。由此可以看岀：倍泰公司提交销售合同、出库单、送货单、收到仪器确认函等手续是康通公司受倍泰公司安排所做的，交易并没有实际发生，倍泰公司没有交付设备。二、王鑫萍在微信中多次向王雪玲强调康通公司是采购、佑生是销售，出库单日期填写注意事项等内容，二人对话内容与一般买卖合同的实际交易惯例不相符。而且康通公司出具证明称，康通公司作为供货方，未向倍泰公司交付设备，因此不存在倍泰公司向佑生公司交付设备的履行基础。即便按照倍泰公司所述，康通公司作为供货方直接向佑生公司发货，倍泰公司作为卖方也不应不清楚涉案设备具体序列号、交货地点、使用单位等情况。因此，倍泰公司并没有向佑生公司交付案涉设备倍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佑生公司向倍泰公司支付货款3135000元；二、佑生公司向倍泰公司支付违约金156750元；三、佑生公司赔偿倍泰公司利息损失86643.23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货款应付之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曰）；四、佑生公司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12月26日，倍泰公司（卖方）与佑生公司（买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佑生公司向倍泰公司购买百特(金宝)WRO106+WRO106+WR0106H水处理设备1套和百特（金宝）Prismaflex床旁血滤机1台，合计货款为3135000元；付款方式为交货后一个月内付10%的货款，余下的90%货款四个月内付清；到货期为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交货及安装地点为买方指定地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现象，违约方按合同价的5%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等。根据倍泰公司提交的2018年1月22日销售出库单、送货单和收到仪器确认函显示，倍泰公司办理了涉案设备的出库手续，佑生公司在送货单和收到仪器确认函上加盖了印章；2018年1月29日，倍泰公司开具了涉案设备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倍泰公司提交的设备验收单显示，接收单位为佑生公司，联系人为王小姐，电话为189××******；倍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对账金额为3135000元，单位为佑生公司，地址为，地址为郑州市**南三环连云路都市广场**415189××××****，联系人为王雪玲。根据佑生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档案查询资料和上市公司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显示，倍泰公司、佑生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方炎林是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询是倍泰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且二人为夫妻关系。根据佑生公司提交的康通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雪玲。佑生公司提交的一份微信联系人页面显示，微信号“ＡＡ343746420”的昵称为“鑫萍”，倍泰公司对该微信号的使用人为王鑫萍没有异议，并认可王鑫萍是倍泰公司的员工，主要协助李询处理公司日常业务。王鑫萍与王雪玲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有以下内容：2018年1月17日11:36，王雪玲：“你好，耗材合同、水机合同甲方是康通公司。水机的销售合同，甲方是佑生公司”，王鑫萍：“好的，两个合同，那你做合同过来。王经理，你先把一个耗材公司和一个设备公司的付款账号给我。我们先处理过去，然后我再来把合同完善”。王雪玲分别回复了康通公司和佑生公司的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公司地址、电话、开户行和账号。2018年1月17日14:30，王雪玲向王鑫萍发送了标题为《销售合同（倍泰-佑生）》的电子文档，并于14:45再次发送标题为《销售合同》的电子文档，15:34王鑫萍向王雪玲发送了标题为《购销合同（倍泰水机＋床旁）》和《购销合同（倍泰透析耗材）》的电子文档，并说：“合同我有修改了，也把日期填上了，你看一下”。王雪玲回复：“好，你们打印出来寄过来吧，这边盖章再寄过去”。2018年1月29日18:51，王鑫萍：“这两天我们会快递函证，要先跟你沟通一下，一定要盖章相符。有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万万不要盖不符寄回去了哈。然后你再发一下地址给我，我提供给他们”。王雪玲回复：“郑州市二七区南三环连云路都市广场Ｂ座415，王雪玲189××××****”。2018年2月24日9:29，王鑫萍：“1月份的销售合同，要做一下采购康通的送货单给我们一下，你做出库单的时候，日期一定要看一下我发给你的那个表，上面有我们做的入库日期，你出库只能是在我们入库之前几天或是同一天，不能在我们入库日期后”。王雪玲：“我这边再重新做出库单么”。12:52，王鑫萍：“是的，做一份康通的送货单给我，这一份是我们自己存档，不做其他用途的”。14:28，王鑫萍：“因为我们每一份采购台同都是付了款的，虽然款又打过来给了我们，但是发票还是得开一下”。2018年3月2日8:21，王雪玲：“美女，做一份出库单和佑生的对应对吗”，王鑫萍回复了标题为《佑生》的电子文档，当日王鑫萍发送语音：“佑生的发票，不是还有一些仪器签收单，确认单还有对账单吗，我都是一起寄的”，王雪玲发送语音：“签收单、确认单二号做一下，然后还有康通的出库单，我再重新给你整一下，估计要等到下周一给你寄走”，王鑫萍发送语音：“这个表你重新打印一份签字盖章，我寄过去给你的那一份有问题，这一份是新修改的，是正确的，出库单是做康通的，然后内容的话，因为康通是采购，佑生是销售，做一份康通的出库单给我”。一审庭审中，佑生公司确认王雪玲是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安民是康通公司的股东，佑生公司与康通公司以及河南邦健商贸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业务关系密切。根据佑生公司提交的康通公司证明显示，倍泰公司作为卖方，佑生公司作为买方，双方签订合同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的销售合同(1台百特牌水处理设备和1台百特牌床旁血滤机）、送货单的签字、收到仪器确认函、设备验收单以及对账单等手续，都是由康通公司在倍泰公司的指令下完成的。同时，在倍泰公司的指令下，康通公司作为卖方，倍泰公司作为买方，双方签订了合同日期为2018年1月8日的购销合同（1台百特牌水处理设备和1台百特牌床旁血滤机），购销合同与销售合同一一对应，此购销合同至今没有履行，康通公司并没有向倍泰公司交付设备，倍泰公司更没有向佑生公司交付设备。倍泰公司对该证明不予认可，并于庭审中补充提交2张招商银行付款回单，证明其于2018年1月17日和1月18日分别向康通公司支付了货款1760000元和370000元。佑生公司称没有提交合同，仅有付款回单，不能证明倍泰公司向康通公司支付的款项是购销合同的货款，且据佑生公司了解该款项康通公司已退还给倍泰公司。关于涉案合同履行情况，一审庭审中，倍泰公司称交付的货物为水处理设备和床旁血滤机，但具体什么型号、交货地点、使用单位不清楚，且倍泰公司事先不知道佑生公司与康通公司存在业务关联关系，倍泰公司仅为经销商，本身不生产设备，向佑生公司销售的设备采购自康通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倍泰公司与佑生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主要审查佑生公司签订合同向倍泰公司购买涉案设备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倍泰公司是否向佑生公司实际交付了涉案设备。虽然倍泰公司提交了销售合同及设备销售出库单、送货单、收到仪器确认函、设备验收单、对账单等一系列材料，主张佑生公司未支付货款，但根据倍泰公司工作人员王鑫萍与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雪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1月17日至3月2日，王鑫萍与王雪玲二人交换了一系列涉及倍泰公司、康通公司、佑生公司三方的销售合同和其他涉及销售手续的信息，其中包含销售合同、发票开票信息、对账单等，与倍泰公司提交的2017年12月26日的销售合同和2018年1月22日出具的相关手续相互对应；且倍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和设备验收单上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地址均与、地址均与王雪玲在微信中提供的个人电话和地址相一致佑生公司营业执照上的住所地不相符；王雪玲是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无证据证明佑生公司委托其处理涉案合同事宜，其行为不能代表佑生公司，涉案销售合同不是佑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王鑫萍在微信中多次向王雪玲强调康通公司是采购，佑生公司是销售，出库单日期填写注意事项等内容，二人对话内容与一般买卖合同的实际交易惯例不相符；且康通公司出具证明称，康通公司作为供货方，未向倍泰公司交付设备，因此不存在倍泰公司向佑生公司交付设备的履行基础；即便按照倍泰公司所述，康通公司作为供货方直接向佑生公司发货，倍泰公司作为卖方也不应不清楚涉案设备具体型号、交货地点、使用单位等情况。因此，不能认定倍泰公司向佑生公司实际交付了涉案设备。故倍泰公司要求佑生公司支付货款313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倍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13.57元，由倍泰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倍泰公司提交两份银行付款回单，用以证明倍泰公司向康通公司采购案涉产品后转售给佑生公司，2018年1月17日倍泰公司向康通公司支付货款1760000元、2018年1月18日倍泰公司向康通公司支付货款370000元。本院认为，佑生公司在倍泰公司的《送货单》和《收到仪器确认函》上盖章、倍泰公司亦向佑生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争议焦点是倍泰公司与佑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倍泰公司称其向康通公司采购案涉产品后转售给佑生公司。但是，倍泰公司述称案涉其与佑生公司之间的交易，系倍泰公司工作人员王鑫萍与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雪玲协商完成。如佑生公司确需购买案涉产品，佑生公司可直接与康通公司协商，由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雪玲代表佑生公司与倍泰公司协商，倍泰公司向康通公司采购案涉产再转售给佑生公司，明显不合常理。其次，佑生公司提交了康通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康通公司与倍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康通公司没有向倍泰公司交付案涉产品。仅凭该《证明》，虽不足以当然认定倍泰公司未向康通公司购得案涉产品再转售给佑生公司。但是，考虑到倍泰公司员工王鑫萍系与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雪玲协商案涉交易，而且，二人在协商过程中确有涉及佑生公司、康通公司的内容。那么，在此情形下，倍泰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确有向康通公司购得案涉产品并转售给佑生公司。倍泰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倍泰公司主张其已向佑生公司交付货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倍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27.14元（已由上诉人倍泰公司预交），由上诉人倍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楠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