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何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俭科，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区慕本，女，1955年10月7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廉，广东经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宝柔，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钧志，男，汉族，1964年5月2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惠萍，女，汉族，1968年7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晶晶，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徕酒店）、区慕本因与被上诉人何钧志、何惠萍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3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濠酒店)于2019年5月5日向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名称核准登记变更为金徕酒店。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徕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第二项，改判区慕本、何钧志、何惠萍向金徕酒店返还款项68279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区慕本、何钧志、何惠萍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为“金徕酒店与区慕本之间为共同利益一方”是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金徕酒店与区慕本及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是挂靠关系，金徕酒店为银濠食府垫付员工工资，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予以返还。（一）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也就是银濠食府，该合伙项目挂靠金徕酒店，使用金徕酒店的营业执照。银濠食府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银濠食府与金徕酒店分开独立经营，各自承担责任，银濠食府员工的工资应由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即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故应由何钧志、区慕本返还给金徕酒店。（二）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与何某、何某签订《租赁合约书》，约定何某、何某将位于佛山市的部分物业出租给何钧志、区慕本作餐饮营业大厅，何钧志、区慕本在经营期间涉及经营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员工福利、社保、工商管理费、营业税金〉及一切债务均由何钧志、区慕本负责。上述租赁合约书签订后，何钧志、区慕本一直租赁上述物业用作银濠食府的经营场所，至今未向何某、何某提出要终止《租赁合约书》。有理由认为银濠食府仍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经营，因此主张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返还款项也是无可厚非的。（三）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17）147号]，挂靠企业的债务应当由挂靠企业自己承担，本案涉案款项是何钧志、区慕本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员工的工资，属于何钧志、区慕本应自行承担的债务，因此，应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向金徕酒店返还。二、一审法院认为“基于挂靠关系以及金徕酒店股东何某与区慕本的夫妻关系并深度介入银濠食府的经营看，金徕酒店对银濠食府的运作情况甚至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原委完全知悉，金徕酒店相对于银濠食府，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第三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金徕酒店与银濠食府是分开独立经营，各自承担责任的，金徕酒店并未参与银濠食府的经营。并且，金徕酒店属于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以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金徕酒店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的，其法定代表人是何某，一审法院基于何某与区慕本之间的夫妻关系，而认为金徕酒店对银濠食府的运作情况甚至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原委完全知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混淆了主体。（二）银濠食府合伙人即区慕本及何钧志从未向金徕酒店发出解除合伙关系的通知，因此，金徕酒店基于区慕本及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食府的事实，而要求区慕本及何钧志返还款项也是合情合理的。综上所述，区慕本及何钧志是银濠食府的合伙人，金徕酒店先行为银濠食府员工垫付工资，应由区慕本及何钧志共同返还，且何惠萍与何钧志是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本案债务。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予以改判。区慕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何钧志、区慕本共同向金徕酒店返还款项682793元；2.本案诉讼费由区慕本、何钧志共同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286号判决）虽判决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关系及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但实际上，区慕本及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并未解散，其作为一个实体仍客观存在，也未进行过清算，一直经营至2018年1月10日。并且，一审法院认为“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着已然成为了区慕本一个”也是完全错误的，何钧志实际上从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应共同承担银濠食府的债务。（一）2011年1月13日，区慕本及何钧志签订《合伙协议书》后，约定合伙经营金徕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也就是银濠食府。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对内按各合伙人出资比例参与盈余分配和承担合伙债务。直至今日，何钧志未向区慕本提出解除或者同意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也未提出终止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何钧志作为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共同承担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二）2011年1月13日，区慕本及何钧志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约书》，约定第三人将位于佛山市的部分物业出租给区慕本及何钧志作餐饮营业大厅。直至今日，何钧志未向区慕本或第三人提出终止《租赁合约书》。若何钧志真如其所述的已退出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为何这么多年来不提出终止租赁关系，而是继续租赁着物业供银濠食府使用？这是不符合常理的。由此也可得知，何钧志实际上从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是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承担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三）区慕本及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是具有完善的管理及运营机制的，各部门分工明确，并非像一般小型的个体户需要老板到场才能进行运作，食府的管理人员也有管理和执行的职能，总监是银濠食府的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3月3日，何钧志召开会议确认，银濠食府的各部门费用申购单由总监签名确认、各部门员工入职工资、员工调资由总监定，并于2015年5月3日招聘总监黄某，黄某一直工作至2018年1月10日。由此也可得知，银濠食府并不需要区慕本或者何钧志每天都到场才能运营。（四）2015年7月11日，何钧志授权黎某，由黎某代为行使何钧志作为金徕酒店中餐项目合伙人所享有的各项合伙人权利，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黎某一直在银濠食府进行签单消费至2016年7月份，银濠食府的员工也听从何钧志，任由黎某签单消费，且消费金额高达几十万元，若不是因为黎某是何钧志的代表的特殊身份而且银濠食府员工听从何钧志，黎某怎么可能在银濠食府签单高达几十万元。由此也可知，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二、区慕本已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何钧志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相反何钧志主张其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以此逃避银濠食府的债务，但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在1286号判决中，何钧志答辩称：“五、何钧志同意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但前提是必须对中餐部筹办至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解除之日的所有账目进行审计鉴定”，该案中区慕本与何钧志均未按期缴纳审计费用，导致司法审计未能启动，可知银濠食府所有的账目并未进行审计鉴定，何钧志并未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二）1286号判决出具时间是2017年3月29日，该判决生效的时间是2017年10月9日。结合本案中何钧志向银濠食府员工以及区慕本发出的各自全面接管合伙体银濠食府的公告，何钧志在不知法院判决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的情况下，其怎么可能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三）何钧志与区慕本合伙经营银濠食府，不仅签订了合伙协议，而且对外也租赁了场地，甚至何钧志多次以合伙人名义向银濠食府员工发出公告、通知。何钧志认为其退出了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却又没有任何的手续，甚至一份通知都没有。若其退出经营是事实，为何其不直接同意与区慕本解除合同？也不通知区慕本解除合伙关系？不撤销其对黎某的授权，任由其在银濠食府进行签单消费，享有合伙人的权利？也不撤销其全面接管银濠食府的公告通知等等？现在银濠食府对外需承担责任，何钧志却以一句早已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而逃避所有的债务，这是何等儿戏？因此，何钧志声称退出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但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法院混淆了金徕酒店与区慕本的主体资格，认为“原告与区慕本之间为共同利益一方”,是完全错误的。金徕酒店与区慕本及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之间仅为挂靠关系。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17）147号]的相关规定，挂靠企业对外的债务应当由挂靠企业自己承担。金徕酒店是独立的主体，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不能仅因为何某与区慕本之间是夫妻关系，便认为金徕酒店与区慕本存在共同利益，这完全没有依据，于理不通。并且，从区慕本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得知，银濠食府使用以何某名义开设的私户也是经过何钧志同意的，何钧志对此也是认同的。四、从合伙体银濠食府的清算方面看，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应承担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合伙体银濠食府作为一个实体客观存在，银濠食府内的员工很多都是合伙体成立后招聘工作至今的，而关于银濠食府的各权债务至今未进行整体清算。区慕本未提出解除合伙关系，在何钧志未同意以及仍实际参与银濠食府经营的情况下，就视为合伙体解散或是区慕本与何钧志之间的合伙关系解除，这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银濠食府至今未进行清算，何钧志作为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承担银濠食府的债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主体，错误的认为区慕本与金徕酒店是利益共同体。何钧志从未退出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区慕本也已提供大量证据予以证明，相反，何钧志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何钧志作出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共同承担锒濠食府的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区慕本补充上诉意见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首先，区慕本在一审中已提交《合伙协议书》《租赁合同书》，一审法院亦就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食府（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经营的事实作出认定，也就认定区慕本与何钧志是合伙挂靠金徕酒店的经菅者，即是本案件的实际经营者。同时，区慕本在一审中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何钧志仍一直参与经营的证据。其次，经营者的身份并非通过是否直接参与实际经营而确认的，而是由双方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确认的。所以一审法院仅以是否参与经营为依据由此推论确认区慕本在本案中返还责任的承担者应为债务发生时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者即区慕本是错误的。（二）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何某为金徕酒店股东是错误的，金徕酒店的营业执照显示投资者为何某、陈某，何某并非公司股东。在本案中，何某的身份仅是根据《合伙协议》中的两个股东何钧志、区慕本以及根据协议约定银濠食府的经营者何钧志、区慕本共同委托何某作为银濠食府的财务工作负责人，代为行使费用支出的审核工作。其次，一审法院认定“银濠食府未再依合伙协议向何钧志发放工资，2015年6月起……何钧志已实际失去对银濠食府的控制”，何钧志是否收取工资不能作为何钧志从2015年6月起已实际失去对银濠食府的控制的理由。从合伙经营银濠食府开始经营至今，区慕本从未在合伙体银濠食府收过工资，按一审法院的上述理由是否可以推论区慕本从来就不是银濠食府的经营者或已实际失去经营控制权而无须承担相应的债权债务。再次，虽1286号判决确认《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但由于何钧志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7）粤06民终7617号民事裁定,裁定一审判决自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故该裁定应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在此之前银濠食府的合伙经营者是何钧志和区慕本，依合伙协议约定实际参与经营者仍是何钧志。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何钧志已实际失去对银濠食府的控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三）在1286号判决中对关于合伙项目的财产清算问题作了如下阐述：“因区慕本已经撤回与此相关的诉讼请求，何钧志亦未对此提出反诉，故法院对双方合伙项目银濠食府的资产及盈亏清算在本案中暂不作处理。”据此，双方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在双方解除合伙关系后，未作清算前，合伙经营者仍应对合伙体银濠食府的债权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就本案债务而言，由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者区慕本偿还更为合理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由区慕本向金徕酒店返还款项682793元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相矛盾。(一）(2017）粤06民终108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由何钧志、区慕本合伙经营金徕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项目的投资在合同签订时已由区慕本委托何某对该项目的前期投资完成基础建设及冷气、强电、弱电、消防、合排水、内装修等工程，……所有相关工程项目投资执行经合伙人商议定由何某代理执行承包，并作出判决，何钧志、区慕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某支付工程款3422720元及利息。（二）（2018）粤0604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认定根据区慕本、何钧志所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和《租赁合约书》对双方合伙期间所产生债务作出共同承担的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案一审判决由区慕本一人承担合伙体银濠食府的债务，违背了《合伙协议书》约定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条款，同时也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和前述民事判决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因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虽1286号判决判令区慕本、何钧志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双方合伙关系，但双方合伙经营的合伙体银濠食府在判决未生效之前仍继续经营运作，且该合伙体银濠食府未经依法清算程序，仍应由合伙人对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算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据此，一审法院因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债务依法应由合伙体银濠食府的合伙人何钧志与区慕本共同承担。何钧志、何惠萍辩称：一、针对金徕酒店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金徕酒店上诉状中的事实理由不成立。首先，一审法院认为金徕酒店与区慕本之间是共同体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酒店仅起诉何钧志的配偶何惠萍，而没有起诉区慕本的配偶何某，这一差别可以看出酒店与区慕本是共同体。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某与何某是兄弟，实际上中餐部一直由何某控制，何某也是酒店的董事。金徕酒店申请查封了何惠萍的财产，但却没有申请查封区慕本的财产，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金徕酒店起诉的目的是想让何钧志一方全部承担，而区慕本一方根本不会承担责任。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金徕酒店以及区慕本能提交中餐部经营的相关财务资料凭证等文件以及盖有中餐部财务章的文件，可以证明中餐部实际由区慕本和何某实际控制。而何某作为酒店的董事，可以以金徕酒店的名义开设账户用于中餐部经营，不管是财务上还是管理上，酒店与何某都均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其次，案涉通知发生在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而依据1286号判决，区慕本与何钧志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而且该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合伙关系解除后中餐部实际由何某经营并控制。本案的债务发生在1286号判决生效后，因此本案债务应由实际经营中餐部的一方承担。二、针对区慕本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不同意区慕本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区慕本与何钧志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生效的判决判令解除。区慕本上诉所述与事实不符。区慕本上诉状中提到的租赁关系与本案追偿权纠纷无关，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租赁场地实际上也是由区慕本、何某使用。其次，中餐部虽然有总监以及其他管理人员，但中餐部财务、采购、出纳等人都是听从何某的指示。黄某在法院作为证人进行询问时也证明重大事项均由何某审批。因此中餐部实际上由何某控制及经营。何钧志虽然曾向何某出具通知由黎某代为参与管理，但何某并没有同意，而黎某也未能在中餐部行使任何职权。再次，区慕本虽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何钧志实际参与中餐部的经营，反而证明何钧志发出的各项通知得不到员工的执行，无法行使合伙人的权利，区慕本认为何钧志参与了中餐部的经营应当举证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何钧志实际参与了中餐部的经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关于金徕酒店与区慕本之间是利益共同体的观点与针对银濠酒店的答辩意见一致。在何钧志与区慕本合作之前，何某就故意设计骗局与何钧志签订租赁合同。而实际上区慕本并未参与中餐部的经营，中餐部实际由何某经营。但在诉讼当中区慕本却并非与何钧志一同站在合伙人的立场，而是站在何某一方，对何某起诉的租金、装修费等请求均没有异议。在本案当中金徕酒店与区慕本相互之间对诉讼请求也是没有任何异议。完全背离作为合伙人的立场，故意侵害合伙人的财产。何钧志出资470多万元，至今没有任何回报。至2016年6月起何某实际控制了中餐部，在2015年9月区慕本以合伙人名义要求解除与何钧志之间的合伙关系，因为当时中餐部是在盈利状态，何某和区慕本见有利可图，所以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在法院判决解除合伙关系之后，区慕本却又提出双方的合伙关系并未解除，其目的就是恶意要求何钧志承担其与何某因经营不善所欠下的债务。金徕酒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区慕本、何钧志、何惠萍向金徕酒店返还金徕酒店已垫付的员工工资68279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区慕本、何钧志、何惠萍承担。一审法院查明：金徕酒店是2008年3月26日经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经营范围包含旅业、中西餐制售等，法定代表人为何某。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与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两人合伙承包经营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合伙经营范围为金徕酒店配套项目的中餐饮业和功能配套，合伙项目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使用该酒店的营业执照；合伙期限共15年，设定合伙总投资额为600万元，区慕本出资270万元，何钧志出资330万元，各合伙人的出资金额将根据合伙事项执行过程中的需要按出资比例分批分期出资；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对内按各合伙人出资比例参与盈余分配和承担合伙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合伙项目结业办理清算完毕后，按照实缴投资比例分享剩余资产或承担有关债权、债务；经营权由合伙执行人何钧志承担并负问责制度，履行年度营利计划向合伙体负责，监督权由合伙副执行人区慕本承担，并负问责制度，履行年度营利监督报告向合伙人负责；合伙人不得滥用合伙人权利损害项目和其他合伙人利益；执行合伙人与副执行合伙人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各守职能，独立工作与问责制度，相互配合协调，维护合伙体权益；执行合伙人享有全权的经营执行权力，每月固定工资1万元；副执行合伙人承担监事员职能，享有全权监督财务、购买的权力，是否需要固定工资，视具体工作投入情况另定；合伙人在本食府内的消费一视同仁，个人的签单与承认他人的签单必须月结计算付清账目，否则归所属人承担责任；合伙项目相关工程、相关联系、周边协调、宿舍租赁等对外与政府行政有关工作、开业招聘、经营工具、制服、办公用品等均由何某代理执行；合伙事项通知应以合同第一条各合伙人确定的通讯地址为准，变更通讯方式的，应书面通知其他合伙人。2011年1月13日，区慕本、何钧志共同作为承租人与出租人何某签订《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何某将位于“佛山市的商业综合大楼《银濠假日酒店立项》”一楼、夹层及二楼计租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物业转租给区慕本和何钧志用于投资餐饮营业大厅及与ＶＩＰ房等配套功能区经营，租赁期为15年，从承租方试业期满次日开始计算；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按租赁面积分摊；承租方自设独立账户经营，总账挂金徕酒店主理，由金徕酒店统一建账，统一报税；承租方在经营期间及经营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员工福利、社保、工商管理费、营业税金）及一切债务均由承租方负责，与出租方无关。2015年9月25日，区慕本向一审法院对何钧志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诉请：1.何钧志补缴合伙出资62万元并向区慕本支付违约金12.4万元；2.何钧志向区慕本归还擅自挪用的合伙资金63万元及挪用期间的利息24.192万元（利息按月息1.2%计算）；3.何钧志向区慕本归还以虚报出资的方式侵占的合伙资金25250元及利息140556元；4.何钧志赔偿区慕本因严重失职而导致的合伙财产损失1022109.1元；5.解除区慕本与何钧志双方的合伙关系及于2011年1月13日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6.诉讼费由何钧志承担。诉讼中，区慕本申请撤回上述第1、2、3、4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以1286号判决案立案受理，诉讼中依法通知何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人均委托律师参与了诉讼。何钧志在该案中辩称：中餐部自开业到2013年5月，一直由何钧志一手筹办并管理，而出纳陈某由区慕本选任，与区慕本是亲戚关系；2013年，何某曾以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局报案，诬陷何钧志，该案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何某虽未因此达到使何钧志入狱的目的，但何某趁此机会，单方聘任黄某、陆某、何某等人分别担任中餐部财务、人事及采购总监，并与上述人员相互勾结，通过他们完全控制了中餐部，非法占有了中餐部全部财产、全部现金以及原始凭证、会计账簿等所有财务资料，此后，何钧志便失去了中餐部经营权；自2013年6月以来，中餐部所有资金收支均是何某一人控制，中餐部所有凭证都只有何某一个人的签字，从未经过何钧志签字确认；何钧志至今根本无法参与中餐部经营，更从未享有利润分配，也无法查阅中餐部会计账簿，完全无法行使合伙人权利。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1286号判决，认为：合伙关系基于合伙人之间的高度信任方能存续，若合伙人之间高度不信任，则合伙关系已无存续之基础；区慕本、何钧志因合伙项目产生严重分歧和纠纷，且何钧志亦同意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及《合伙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及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关系以及于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该案起诉书副本送达何钧志之日）解除。何钧志对该判决部分表述不服提起上诉，后以收到一审法院更正裁定为由申请撤回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粤06民终7617号民事裁定，准许何钧志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区慕本提交的2015年3月10日、3月31日、5月3日的《银濠食府员工入职申请表》显示，银濠食府录用曾某为总监、录用苏某为楼面部长、录用黄某为总监时，何钧志作为公司领导在《入职申请表》上签批同意入职意见，何某亦在黄某《入职申请表》上人事部备案栏签名。2015年10月1日，何钧志以合伙人身份签发《公告》和《通知》各一份，《公告》内容为：“自2015年10月1日起，除金徕酒店中餐部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以及何钧志先生授权的黎某先生（其签单金额由何钧志承担）外，何某及中餐部其他任何员工不得在中餐部签单消费。”《通知》内容为：“财务黄某、黄某、出纳陈某、收银黄某、陈某、唐某：自2015年10月1日起，除金徕酒店中餐部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以及何钧志先生授权的黎某先生（其签单金额由何钧志承担）外，何某及中餐部其他任何员工不得在中餐部签单消费。如你方事先未经我同意而允许何某或中餐部其他人员签单，将视为你方的个人行为，我方将一律不予确认。如因你方不执行上述规定导致合伙人损失，我方将依法追究你方法律责任。”2018年1月10日，银濠食府（中餐部）正式结束营业。2018年1月22日，佛山市禅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金徕酒店作出佛禅祖人社监令字[2018]第020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上载：“你单位在工资分配等方面违反国家和我省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未按时足额支付罗某、陆某、袁某等92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10日的工资合计共648839元（详见银濠食府2017年12月员工工资汇总及银濠食府2018年1月员工工资汇总）。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的有关规定，下达指令如下：限你单位在接到本指令之日起2天内足额支付罗某、陆某、袁某等92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10日的工资合计共648839元（详见银濠食府2017年12月员工工资汇总及银濠食府2018年1月员工工资汇总）。请你单位在2018年1月24日前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改，并把整改情况和证明书面报祖庙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逾期不改正或未按照要求报送整改情况和书面材料的，我局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工资汇总表显示何某2017年12月实发工资10000元，2018年1月实发工资4598元。2018年1月23日，金徕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某佛山农商银行尾号7991账户向何某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为9022的账户转款648839元，转款用途载“银濠假日酒店代银濠食府代垫支付2017.12-2018.1工资”[金徕酒店提交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复印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印]。同日，银濠食府财务部出具《确认书》，载：银濠食府2017年12月员工工资345774元和2018年1月员工工资303065元，均由银濠酒店代垫支付共648839元，转入银濠食府账户：何某9022中国工商银行里水支行，特此确认。会计岑某、出纳陈某在确认书上签字。同日，何某该账户向黄某、苏某等人批量转款178笔合计619285元，1月24日再向银濠食府员工名册上的陈*错转款3399元，共计转出622684元，当日取现26000元。区慕本还提供2018年1月23日制作的《支出证明单》4份[支出证明单加盖“佛山市银濠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印，会计岑某、出纳陈某在单上签名，区慕本提交诉讼的复印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印]，显示向何某支付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工资合计11157元，支付何某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工资合计14598元。2018年1月26日，金徕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某佛山农商银行尾号7991账户向何某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为9022的账户转款27739元，转款用途载“银濠假日酒店代银濠食府代垫支付留守人员工资”[金徕酒店提交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复印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印]。同日，银濠食府财务部出具《确认书》，载：银濠食府停业后留守人员工资发放表格清单合共27739元，先由银濠酒店工资账户（佛山农商银行尾号7991账户）垫付给银濠食府工资账户（中国工商银行里水支行尾号9022账户），特此确认。会计岑某、出纳陈某在确认书上签字，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印[区慕本提交诉讼的复印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印]。1月29日，何某该尾号9022账户向岑*萍等6人转款合计9407元。2018年1月27日，银濠食府财务部出具《确认书》，载：银濠食府停业后留守人员工资发放表格清单合共6215元，先由银濠酒店工资账户（佛山农商银行尾号7991账户）垫付给银濠食府工资账户（中国工商银行里水支行尾号9022账户），特此确认。会计岑某、出纳陈某在确认书上签字，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印[区慕本提交诉讼的复印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印]。1月29日，金徕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某佛山农商银行尾号7991账户向何某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为9022的账户转款6215元，转款用途载“银濠假日酒店代银濠食府代垫支付留守人员工资”[金徕酒店提交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复印件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印]。3月13日，何某该尾号9022账户向金徕酒店提交的留守人员名单中的何*棠转款400元。综上转款记录，金徕酒店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何某账户在2018年1月分三次向何某卡尾号9022账户转款合计682793元。还查明一，区慕本提交的何某名下卡尾号9022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显示，每月15日左右为银濠食府员工工资发放时间，但未有向何钧志发放的记录。还查明二，区慕本曾向一审法院提起与何钧志指定清算纠纷诉讼，一审法院要求区慕本补正材料。2017年11月1日，一审法院以（2017）粤0604清申3号案受理区慕本与该案金徕酒店申请公司清算一案，经审理于同年11月20日作出（2017）粤0604清申3号民事裁定，认为区慕本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系金徕酒店股东或债权人，因此其无权申请对金徕酒店进行清算，裁定不予受理区慕本对金徕酒店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诉讼中，金徕酒店陈述：何某是金徕酒店的股东，何某与区慕本是夫妻关系，代理人不知道金徕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某是否何某的弟弟；租赁合同签订时没有何某，后来用何某名义申请成立金徕酒店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后来在三份合同中的两份上增加了何某的名字；区慕本发生纠纷前发现何钧志聘请的出纳侵占合伙体100多万元资金，区慕本怀疑何钧志串通出纳和会计侵占资金，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合伙体没有自己的营业执照，不能开公账，所以借用何某的私人账户作为公账；金徕酒店提交的部分证据复印上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因为起诉时中餐部还未解散，所以要求中餐部的财务人员盖的；黎某是何钧志不来上班后委托的实际代理人，在中餐部行使何钧志的权力，参与合伙体的经营，包括签单权，合伙体每月给何钧志支付工资，所以未另外向黎某支付工资。诉讼中，区慕本陈述：合伙体（中餐部）一起未进行清算，“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由财务部的负责人掌控，区慕本都拿不到，如果使用需要申请，金徕酒店证据复印件上的“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是通过财务部加盖的；苏某和黄某分别于2015年4月、5月由何钧志亲自聘请；2013年6月何某代区慕本主持中餐部财务部工作时才开始在中餐部领取工资，区慕本不在中餐部领取工资。诉讼中，何钧志陈述：中餐部的财务由区慕本负责，当时的出纳与区慕本是亲属关系，金徕酒店称出纳侵占100多万元资金并没有证据，公安机关也无处理结果，是何某和区慕本对何钧志的陷害，双方因此产生矛盾，所以何钧志之后没有再参与中餐部的管理，中餐部实际上一直由区慕本与何某夫妇控制经营，中餐部员工工资都经过何某账户支付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确认书》未经过何钧志签名确认，在《确认书》上签名的会计和出纳都是区慕本和何某聘任的，我方没见过“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该章是区慕本与何某私自刻制的，我方不并不知情，金徕酒店主张的代垫款项汇入到何某账户，而非中餐部账户，支付人是何某，非金徕酒店；中餐部在合伙关系解除前向其发放工资；未委托黎某参与合伙体经营，在区慕本起诉前，何钧志委托黎某处理双方纠纷，中餐部的员工都不听从黎某及何钧志的任何工作安排，黎某也不在中餐部领取工资。区慕本提交的两份《证明》载：中餐部（即银濠食府）员工社保费、税金、水电费、酒店公共分摊费用等支出，在2013年6月前使用何钧志名下账户，2013年6月后改用何某名义开立的私人账户，由中餐部财务办控制操作上述私账的现金流转。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是因代为垫付员工工资引起的追偿权纠纷。区慕本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因资金垫付行为发生于广东省佛山市，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内地法律审理该案。该案中，对于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食府（中餐部）并挂靠金徕酒店经营的事实，双方均予确认并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外，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的事实，已为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对于银濠食府的债务，理应由其经营者承担。2018年1月份，金徕酒店法定代表人何某确通过转账方式向银濠食府工资发放账户(何某中国工商银行卡尾号9022账户）转款682793元，且何某该账户在收到款项后确有向银濠食府员工发放工资的情形，银濠食府出纳与会计亦证明该682793元是金徕酒店代银濠食府垫付员工工资，垫付行为有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指令为背景，区慕本对此亦予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金徕酒店代银濠食府垫付款项682793元的事实，其要求银濠食府经营者返还之要求合理，应予支持。关于返还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返还责任的承担者应为债务发生时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者即区慕本，理由是：第一、涉案债务发生在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关系解除后。第二、从金徕酒店与区慕本共同出具的《证明》、银濠食府未再依合伙协议向何钧志发放工资、2015年6月起金徕酒店股东何某代表区慕本深度介入银濠食府运作看，何钧志已实际失去对银濠食府的控制，而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经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金徕酒店的股东何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区慕本与何钧志的纠纷全然了解，在双方合伙关系解除的情况下，虽未进行清算，但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者已然成为了区慕本一人；从区慕本多次欲向何钧志发函（非向合伙协议约定地址）又无妥投证明看，说明何钧志长期不在银濠食府，否则完全具有现场送达并取证之条件。第三、对于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基于挂靠经营关系以及金徕酒店股东何某与区慕本的夫妻关系并深度介入银濠食府的经营看，金徕酒店对银濠食府的运作情况甚至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原委完全知悉，金徕酒店相对于银濠食府，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第三人。第四、从诉讼目的和诉讼进程情况看，金徕酒店与区慕本之间为共同利益一方，相互配合，从金徕酒店与区慕本提供的证据材料看，银濠食府印章实际由区慕本或何某掌控（金徕酒店诉讼中提供的与银濠食府财务或人事有关的证据均加盖被认为是银濠食府的财务章或中餐部印章），基于金徕酒店与区慕本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两方的行为可能有损何钧志的权益。第五、在为银濠食府垫付资金时，金徕酒店均称“何钧志与区慕本以合伙体名义确认”，事实上并无何钧志作出意思表示的证据，故金徕酒店该主张不成立。第六、2015年10月1日何钧志出具的两份《公告》不足以说明其对银濠食府的实际控制，因为此时合伙关系尚未解除，更未清算，合伙人之间诉讼尚在进行中，作为银濠食府的投资者，从维护投资利益的角度出发，其公告反而能说明已失去对银濠食府的控制，合伙人之间纠纷已起，欲以此防止利益受损害。综上，基于金徕酒店与银濠食府的特殊关系，其并非善意之第三人，对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情况完全知情，与区慕本更是利益共同体，从仅起诉何钧志的配偶要求承担债务而不对区慕本的配偶提起诉讼之诉讼对象选择，以及诉讼中仅对何钧志、何惠萍申请财产保全措施之选择亦可见一斑，在此情况下，就该案债务而言，由银濠食府的实际经营者区慕本偿还更为合理，有利于明确何钧志与区慕本的责任，避免讼累，故不支持金徕酒店对何钧志的诉讼请求。又基于此，要求何钧志的配偶何惠萍承担该案债务也就缺乏基本的事实基础，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区慕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金徕酒店返还款项682793元；二、驳回金徕酒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区慕本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受理费10628元，由区慕本负担；财产保全费3934元，由金徕酒店负担。二审中，金徕酒店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营业执照，拟证明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5日名称变更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对金徕酒店提交的证据，区慕本及何钧志、何惠萍均无异议。区慕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8月1日停职通知书，拟证明何钧志于2013年8月1日签名并通知员工陈某（前出纳）因工作失职停职，且该通知书背面也有何钧志签名，同时前总监欧某也签名确认。从而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也称中餐部）的经营，且总监在银濠食府具有一定的决定权；2.2013年11月15日批示单，拟证明何钧志于2013年11月15日签名确认调换供货商，同时该份批示单上盖有银濠食府的公章（“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即银濠食府一直在使用该公章，且何钧志是完全知情的，该公章就是银濠食府成立时，何钧志负责刻制用于银濠食府使用的；3.2013年11月15日通知，拟证明何钧志于2013年11月15日签名并通知员工罗某不再担任银濠食府经理的职务，同时前总监欧某也签名确认。从而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且总监在银濠食府具有一定的决定权；4.2015年3月3日会议记录，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3月3日签名确认关于新总监入职的相关事宜，并确认银濠食府各部门费用申购单由总监签名、员工入职工资及调资由总监决定，说明总监在银濠食府有着高职权。从而也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5.2015年3月16日委托书，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3月16日签名确认，从2015年3月开始，其工资委托林某代收；6.2015年7月11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7月11日签名确认授权给黎某，由黎某代为行使其作为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中餐项目合伙人所享有的各项合伙人权利。区慕本至今未收到何钧志撤回对黎某授权的任何通知；7.2015年7月23日通知，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7月23日签名并通知银濠食府员工，其作为执行合伙人享有全权的经营执行权力，且已委托黎某负责银濠食府的经营管理，各部门负责人及员工需配合黎某的工作，也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经营管理权一直由何钧志掌控；8.2015年9月25日通知，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9月25日签名并向金徕酒店中餐部门各员工发出通知，再次明确何钧志接管金徕酒店中餐部的全部合伙事务，也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且其试图剥夺区慕本的财务监督权，管理银濠食府全部合伙事务；9.2015年9月25日公告，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9月25日签名并向区慕本发出公告，声明其从即日起接管金徕酒店中餐部的全部合伙事务，也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且其试图剥夺区慕本的财务监督权，管理银濠食府全部合伙事务；10.2015年10月12日公告，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10月12日签名并向银濠食府员工发出公告，银濠食府员工应配合大老板何钧志的工作安排，从而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11.取银濠食府会计凭证，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底以银濠食府合伙人的身份取走银濠食府的财务会计凭证，经营着银濠食府，会计凭证至今仍存放在何钧志处；12.黎某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在银濠食府的签单凭证，拟证明何钧志的授权代表黎某先生2015年7月起至2016年7月一直在银濠食府进行签单消费，享有银濠食府合伙人的权益，从而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13.2016年7月8日通知，拟证明银濠食府财务部于2016年7月8日发出有关消费签单的事宜；14.2016年7月10日通知两份及公证书，拟证明何钧志掌握并知晓财务部于2016年7月8日发出的通知，并于2016年7月10日仍以中餐部合伙人的身份向员工发出通知，并将公告张贴在银濠食府的公告栏处，并且从通知的内容“…三人于2016年7月8日在中餐部贴出一份通知”也可得知何钧志掌握银濠食府的情况，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15.（2018）粤0604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判决，判决区慕本及何钧志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合约书》于2018年3月19日解除，并向第三人返还位于禅城区物业。该物业是区慕本及何钧志用于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场地，银濠食府一直未实际解散，何钧志截止至2018年3月19日也未与第三人解除银濠食府经营场地的租赁合同关系，由此证明何钧志一直租赁场地用于银濠食府经营，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16.（2017）粤06民终1089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院判决区慕本及何钧志应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该工程款是因银濠食府的室内装修等工程所产生的，由此佐证何钧志作为银濠食府的合伙体之一，应承担中餐部的对外债务，本案涉及债务应由区慕本及何钧志共同承担；17.快递单及妥投证明，拟证明区慕本快递邮寄给何钧志的地址是有效地址，至今邮寄快递到地址仍有人签收，从而证明区慕本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邮寄给何钧志的关于清算以及银濠食府经营事项的相关告知，何钧志都是能收到的；18.2015年9月、10月、2017年9月工资账册，拟证明银濠食府员工2015年9月工资实际在10月收取、10月工资实际在11月收取，根据行业的习惯，员工入职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发放的，从而证明本案员工的工资并非产生于最后一个月，而是产生在银濠食府开业至结业一直延续到最后的结算数额中；19.律师调查笔录（证人证言），拟证明银濠食府的员工总监黄某（2015年5月入职）、副总监温某（2013年12月入职）入职至2018年1月离职期间一直服从何钧志的管理，认可何钧志的代表黎某行使银濠食府合伙人权利，何钧志从未向银濠食府的员工表明其退出经营，也从未向银濠食府员工撤回对黎某的授权。银濠食府的员工至今认为何钧志就是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其命令员工也会服从，从而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20.支出证明单、收据、银行流水、员工加薪晋升申良表两份（2013年10月5日、2015年12月4日）、通知、晋升通知、通告、关于调整“五一”休假的通知、停燃气通知，证明欧某（前总监）、黄某是银濠食府的总监，总监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有权决定银濠食府的大小事务，并且两个总监均由何钧志招聘，服从何钧志管理，总监黄某工作至2018年1月份结业为止；21.（2019）粤0604民初18103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拟证明何钧志主张中餐部其占55%的权益，即其承认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的合伙人身份，且何钧志在起诉状的签名与其在2013年6月1日《通告》上签名一致，从而证明该通告其签名的真实性；22.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引（2017）最高人民法院民终722号，拟证明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其解除的时间应为判决生效之日而非送达起诉状之日，从而证明何钧志应当与区慕本共同承担合伙体中餐部的债务，至解除合伙协议生效之日的2017年10月9日；23.公证书、2016年7月10日《通知》两份，拟证明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以后以中餐部股东身份对中餐部发号施令，参与经营管理；24.区慕本授权何某、何钧志签名《通告》、三份通知书、二份申请书，拟证明2013年6月1日，何钧志、区慕本及管理人员签名确认《通告》，区慕本授权何某代其负责财务、收银等工作，负责各种单据签字核实。何钧志负责营业工作，包括堂食、宿舍等，该安排直到2018年1月10日，且何钧志在起诉状的签名与其在2013年6月1日《通告》上签名一致，从而证明该通告其签名的真实性；25.（2018）粤0604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何钧志与区慕本共同承担租金至2018年3月19日，从而证明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以后还应当承担中餐部债务；26.1286号判决、（2017）粤06民终7617号民事裁定书，《合伙协议书》，拟证明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一审判决起诉之日2015年10月13日协议解除，二审裁定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故双方解除合伙协议应于裁定生效时解除，何钧志应当与区慕本共同承担2017年10月9日以前中餐部的债务。另何钧志在合伙协议书六页均有签名，与其在2013年6月1日《通告》上签名一致，从而证明该通告其签名的真实性；27.（2017）粤0604清申3号案件受理通知书等文书，拟证明区慕本申请法院对中餐部进行司法清算，但何钧志不予配合，中餐部至今无法清算；28.何钧志《授权委托书》、黎某《签单消费单》，拟证明何钧志以股东身份授权黎某签单消费，享受股东待遇，一直至2016年7月；29.银濠食府工资发放情况说明、2015年会计凭证及工资汇总、2017年会计凭证及工资汇总，拟证明合伙体从2011年10月开业起，直至2018年1月10日结业时止，一直都是压一个月工资发放，结业之前压付的工资连同结业当月的工资一并发放给了员工，工资发放一致都是延续性的，不存在某个合伙人脱离合伙体经营管理而中断。金徕酒店对区慕本的上述证据无异议。何钧志、何惠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确认，背面的签名是签在空白处，不能证明该签名所指向的内容，而且该通知书发生在2013年8月1日，并不能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中餐部，也不能证明该通知的内容由总监决定的。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没有原件。何钧志在2015年诉讼之前不知道有该公章，在2015年双方发生诉讼之后才知悉有该公章，该公章是何某刻制的。对该公章的加盖时间有异议。对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该通知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5日，当时何钧志不参与也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但还没有与何某及区慕本发生诉讼，何钧志还希望能继续合伙经营中餐部，所以当时何某经常拿中餐部的文件找何钧志签名，何钧志都是配合的。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内容只看出中餐部对新总监入职进行安排，并不能证明总监在中餐部有决定权，也不能证明何钧志实际参与并控制中餐部。对证据5真实性确认，但该委托书签署后中餐部并没有向林某支付过工资，也没有向何钧志支付过工资。对证据6真实性确认，由于当时何钧志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只能委托黎某处理其与何某、区慕本之间的合伙纠纷，但何某当时就拒绝了该授权委托书，还在中餐部的公告栏贴出通知不同意黎某代何钧志行使权利，而且黎某没有在中餐部上班，也没有收过中餐部任何通知。对证据7真实性确认。从该通知的内容可以看出何钧志虽然是中餐部的合伙人，但却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为维护其在中餐部的合法权益才发出该通知。该通知虽然委托黎某管理中餐部，但中餐部员工并不执行该通知。从该通知也可以证明何钧志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对证据8真实性确认。从该通知内容可以看出何钧志由于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只能通过通知的方式通知员工来配合其工作，如果可以行使合伙人权利不至于用通知的方式来通告。区慕本认为试图剥夺其财务监督权与事实不符。对证据9、10真实性确认。从该公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何钧志在当时根本无法联系区慕本，区慕本一直拒绝出面与何钧志协商双方之间的合伙纠纷。而中餐部的员工只听从何某的指示，何钧志在无奈之下才向员工发出公告陈述事实。该公告是为了维持何钧志作为合伙人而发出，不能证明何钧志参与了中餐部的经营。证据1-10所发生的时间都是在2015年10月13日之前，在此之前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尚未解除，其作为合伙人为维护自身权利而发出通知是合理的，也不能证明何钧志作为合伙人能行使权利。证据11不完整，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何钧志取走中餐部的财务凭证。何钧志的签名也不完整，无法核实。对证据12签单上的签名无法辨认，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黎某在中餐部并未能实际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该签单凭证仅仅证明存在消费行为，不能证明何钧志参与了中餐部的经营管理。证据13有何某的签名，而且盖有酒店中餐部的公章，证明中餐部实际由何某控制并经营。对证据14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通知中提到何某等人不能出入中餐部，但实际上这些员工一直工作到中餐部结业，证明何钧志作为合伙人发出的通知得不到中餐部员工的执行，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从这些员工的劳动仲裁裁决书和法院关于经济补偿金的判决书可以证明这些员工一直工作到中餐部结业。对证据15真实性确认，但该判决书尚未生效，何钧志已经向法院提出上诉，而且该判决涉及的租赁合同关系与本案的追偿权纠纷无关，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涉案的租赁场地一直由何某使用并经营。对证据16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在该判决书作出后何钧志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并已立案进行审理。该判决所涉及的装修装饰关系与本案的追偿权纠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可比性。对证据17真实性确认，但快递单的寄件人并非区慕本，也没有记载所寄的文件是清算通知，不能证明区慕本有邮寄关于清算的通知。对证据18真实性确认，均是在本月支付员工上月的工资，本案的债务发生在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而依据1286号民事判决书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而该判决书于2017年10月9日生效，本案的债务发生在合伙关系解除之后，而且中餐部至2015年9月起一直由何某和区慕本控制并经营，因此本案的债务应当由何某和区慕本承担。从该证据可以看出中餐部每月支付员工工资在49万左右，因此本案的债务是发生在2017年11月、12月以及2018年1月，此时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的合伙关系已解除，中餐部实际上由何某、区慕本经营，本案债务应由何某、区慕本承担。对证据19黄某签名真实性确认，但对调查笔录内容有异议，是本案律师为了相关诉讼找黄某所作的，具有主观性，而且黄某在2018年11月28日在法院开庭时已作了相关陈述，其在法庭中提到黎某在中餐部吃饭向他们了解中餐部的情况，但实际上并没有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在法庭询问时黄某提到对于其总监职责之的事务均由何某决定。可以证明黄某是听从何某的指示，中餐部实际由何某控制并经营。对证据20支出证明单真实性确认，支出证明单表明何某可以不经中餐部合伙人的同意就从中餐部划走了150万元的餐厅装修款，从而证明中餐部的财务也是听从何某的命令。对其中通知、通告也都是黄某在其总监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不能证明中餐部由黄某控制，其也在法庭询问中证明超出其职能范围的要由何某决定。其在证明当中说两个总监均由何钧志招聘不是事实。一审法院查明中餐部录用曾某为总监时何钧志在入职申请表上签批同意，而在录用黄某为总监时何某亦有在入职申请表上签名，证明总监由中餐部招聘而非何钧志招聘，而且总监也是服从何某的管理并非何钧志的管理。对证据2１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该证据是何钧志就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提起的诉讼，所主张的是租赁期间的租金进行起诉，何钧志并没有承认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合伙人身份，其次，起诉状的签名与2017年的签名一致并不能证明何钧志在通告上签名的真实性，通告没有原件，通告内容也被篡改，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采纳，而且经相关员工的确认通告的签名是假的，区慕本的签名也是后期添加的。证据22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286号判决已经确认双方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10月解除，区慕本对该判决书有异议应提起再审申请而不能否定本案的事实。证据23不是新证据，对公证书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公证书上的几份通知是何钧志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向区慕本及相关员工发出的通知，何钧志发出的通知没有得到中餐部员工的执行，证明何钧志已不能管理中餐部，该证据不能证明区慕本拟证明的事实。对证据24通告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没有原件核对，一审法院要求区慕本提交原件，但区慕本不予提交，在另案中该原件也不能提交，区慕本作虚假陈述。区慕本的签名是事后添加，背后的员工签名也是伪造的。对证据24的通知书真实性不予确认，没有原件核对，而且通知都是发生在2013、2014年期间，双方没有向法院起诉，法院也未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对通告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没有原件核对，内容也是被篡改的。对证据2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本案无关，法院判决租金至2018年，该判决书不能证明何钧志在解除合伙关系后还在中餐部。对证据2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正好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因此应当按照生效判决何钧志不应当承担合伙关系解除之后的债务。对证据2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区慕本未提交该案的裁定书，清算不受理的原因是由于中餐部是酒店的一个部门，不能进行清算，而且酒店还有经营，如果要清算是对酒店进行清算而不是对其中的一个部门进行清算，因此不存在何钧志不配合的问题，裁定书也没有说是因为何钧志不配合而不能清算。何钧志在法院作出1286号判决后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未能继续的原因并非何钧志不配合，是判决生效后中餐部仍然由何某进行经营。对证据28真实性不予确认，都是区慕本自行制作的表格，签名也不清楚，没有原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消费单是消费行为不能证明黎某有参与中餐部的管理。该证据一审时已经提交过了，不是新证据。对证据29会议凭证、工资发放证明，一审时区慕本已提交过原件，该证据恰好证明酒店中餐部的财务章掌握在区慕本手上，也证明中餐部一起由区慕本和何某经营。该工资发放行为是发生在合伙关系解除之后。对2015年、2017年会计凭证以及工资汇总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已解除合伙关系，何钧志没有参与管理。从工资汇总来看拖欠工资是发生在2018年至2019年，合伙关系于2015年10月解除，因此应由继续经营的一方承担。何钧志、何惠萍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8）粤0604民初14958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民终1255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依据该两份判决查明的事实，员工在该案中提交了何某参与中餐部经营管理的证明，且确认一直是何某支付中餐部员工工资。区慕本在该案中提交了何某支付员工工资的银行流水、凭证以及盖有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公章的文件，可见合伙关系解除之后，中餐部一致由区慕本及何某实际控制并经营；2.（2018）粤0604民初13572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6民终1007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依据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合伙关系解除后，何钧志未参与中餐部经营，本案追偿权合同纠纷所涉的工资与该系列买卖合同纠纷判决所涉货款一样，均发生在合伙关系解除之后，应由区慕本承担，该系列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何钧志对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申553-55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审及二审法院判决何钧志无需承担责任后，区慕本申请了再审，要求何钧志承担连带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区慕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的（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二审判决据此确认区慕本、何钧志于2015年10月1日解除合伙关系并无不当。驳回了区慕本的再审申请。金徕酒店对何钧志、何惠萍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两份判决并未认定区慕本或何某是中餐部的实际控制人或他们单独经营。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两组证据中的案件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与本案不相同，与本案无关，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区慕本对何钧志、何惠萍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案并未得出中餐部是由何某实际控制并经营的结论，其在证明内容说何某支付中餐部员工工资实际系2013年6、7月时何钧志签名同意由何某名义开设账户用于中餐部，该决定经何钧志同意，因此并不能证明其所述的中餐部由何某控制并经营。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两组证据中的案件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与本案不相同，与本案无关，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金徕酒店提交的证据，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何钧志、何惠萍提交的证据，为另案的裁判文书，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对区慕本提交的证据1-证据10，发生于**判决合伙关系解除之前，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5、证据16、证据21、证据22、证据25、证据27为另案的裁判文书，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9为证人证言，但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区慕本提交的其他证据，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论述。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9年5月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银濠酒店的企业名称变更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2.金徕酒店二审调查中述称，何某是金徕酒店及中餐部使用场所的所有人，而非金徕酒店股东。本院认为：区慕本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民商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本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何钧志是否为支付案涉员工工资的责任主体。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区慕本与何钧志于2011年1月13日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经查明,1286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该民事判决生效后,区慕本或何钧志均无在法定期限内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该判决提出予以撤销的申请。因此,1286号判决具有既判力,及于作为确定判决对象的诉讼标的,即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本案诉讼中,区慕本主张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后仍然参与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双方合伙关系依然存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审查，区慕本本案所举证据仅能反应何钧志意欲行使合伙权益，但均不足以证明何钧志已实际享有了合伙权益，参与了合伙体的经营。区慕本、金徕酒店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以后仍继续参与合伙体经营，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其次,区慕本、金徕酒店主张案涉员工工资实际属于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以来形成的债务,应当由区慕本与何钧志共同承担。如前所述,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案涉员工工资形成的时间始于2017年底,区慕本、金徕酒店要求何钧志承担在合伙关系解除之后所产生的债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因案涉支付的员工工资产生于合生于合伙关系解除之后,与区慕本是否就合伙期间的债务进行清算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综上所述，金徕酒店、区慕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56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区慕本各负担106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蒋雯书记员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