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8601行初1235号原告戴某2，男，197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原告黄彬，女，198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原告戴某1，男，201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戴某2，系原告戴某1之父。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军，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辉，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负责人张庆红，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易向阳，男。委托代理人周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某2、黄彬、戴某1诉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6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后认为应由本院管辖遂裁定移送本院，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某2、黄彬、戴某1起诉称：三原告家庭系长沙县上海大众汽车项目的被征拆户，依法持有一本计生部门核发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享受独生子女家庭应该获得的各项优待和奖励，但被告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在对原告户进行补偿安置时，只给予了2.53万元独生子女优惠待遇，并在征地程序中作错误宣传选择留地安置的独生子女不增加建房用地指标，引诱原告选择货币安置，实际选择留地安置的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了一个建房用地指标，造成原告家庭的巨大损失。原告认为，长政发〔2008〕30号《征地补偿安置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项规定“保障住房的分配及购买价格。市辖区范围内，保障住房按建筑面积每人80平方米由被征地农户购买；另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建筑面积每人5平方米购买非住宅房屋”；第（四）项规定“独生子女户凭计生部门的“独生子女证”增加一个人购房指标（每证增加一人）”。长政办发〔2009〕16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被征地农民安置工作的意见》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引导被征地农民采取货币补贴方式进行安置。被征地农民自愿申请货币补贴安置的，区政府可按照每人8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按照每平方米1500元的标准（其中市财政补贴每平方米300元）进行补贴，市政府第103号令规定的每人2.53万元购房补助费继续享受”。可见货币安置中不能提供保障住房的，每人给予购房补贴127500元，独生子女家庭应增加一个购房指标，即另增加补偿127500元。故被告在本次征收过程中只给予独生子女家庭增加补偿2.53万元不当，应增加补偿安置127500元。另外，《长沙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办法》（长政发〔2013〕20号）第十四条规定“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家庭凭有效的《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二）在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安置中，被征地农民的独生子女家庭可凭经区县（市）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审核有效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增加一人份额。具体补偿安置标准按本市征地补偿有关规定执行”。而《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第二条规定“独生子女家庭凭计生部门核发的《独生子女证》，每户补贴2.53万元”明显与上述长沙市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相冲突，应予以修改或撤销。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没有依法足额支付原告安置补偿费用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补贴1275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补偿一个建房用地指标的损失30万元；4.对规范性文件《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第二条“独生子女家庭凭计生部门核发的《独生子女证》，每户补贴2.53万元”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长沙经开区管委会答辩称：1.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已足额向原告支付独生子女奖励费用，原告诉请要求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增加支付独生子女的购房补贴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征地补偿安置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的通知》(长政发[2008]30号)第三条关于住房安置的有关问题规定，团购商品房和货币补贴的实施办法由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制定。根据中共长沙县委办公室、长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ㄑ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长县办发[2012]37号)第二条规定，长沙县榔梨街道住房安置货币补贴标准为15.28万元/人，该补贴标准包含购房补助费2.53万元;独生子女家庭凭计生部门核发的《独生子女证》，每户补贴2.53万元。长沙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4日发布了《关于调整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14]7号)，将被征地的农业人口购房补助费调整为4万元/人。本案中，涉案房屋所在地为榔梨镇保家村，实施的安置模式为货币补贴，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安置奖励政策为给予货币补贴4万元，原告家庭已足额领取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安置奖励。2.原告已依法获得安置，再诉请要求长沙经开区管委会支付30万元建房用地指标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所在地为榔梨镇保家村，实施的安置模式为货币安置，并在《征收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已为每个选择货币安置的家庭足额发放征地拆迁购房补贴凭证，同时独生子女家庭凭独生子女证也多领取了4万元购房补贴，原告家庭利用领取的征地拆迁购房补贴凭证自购了商品房进行安置。现原告在享受了货币安置全部权利的基础上，再要求增加一个建房用地指标，即原告家庭既要享受货币安置中独生子女证增加的4万元奖励，又要同时享受就地安置中独生子女证增加的一个建房用地指标，显然不能获得支持。3.《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内容合法。2008年出台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103号令）规定被征地的农业人口中是独生子女的凭计生部门的《独生子女证》增加一个人的购房补助费即2.53万元。《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中规定：“独生子女家庭凭计生部门核发的《独生子女证》，每户补贴2.53万元。”该规定符合上位法的规定，同时该规定没有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没有剥夺被拆迁户的权利、增加被拆迁户的义务，内容合法。2014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14〕7号），将对独生子女证增加的购房补助增加到4万元，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也根据该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家庭的购房补助增加至4万元。虽然相关部门未相应的对《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第二条的内容修改为“独生子女家庭的购房补助增加至4万元”，但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实际支付了4万元，并未损害原告合法权益。4.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可知，原告如对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费用有异议，应当于《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次起诉的原告家庭自愿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6月，但原告直到2019年8月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已足额向原告支付独生子女奖励费用，原告诉请要求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增加支付购房补贴和支付30万元建房用地指标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内容合法，原告的诉请依法应予以驳回。经审查查明，原告家庭房屋在长沙县上海大众汽车项目征收范围内，2013年6月7日，原告家庭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货币安置），原告黄彬作为户主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1.原告家庭获得各项补偿款总计465366元，另按期腾地奖40000元。2.以双方签署的《房屋移交拆除确认单》作为交房时间，交房后10日内支付补偿款。2013年12月17日，黄彬与长沙经开区拆迁事务所签署了《房屋移交拆除确认单》，上述协议约定的款项亦随后支付完毕。随后，被告向原告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发放152800元的购房补贴凭证，额外向原告戴某1发放独生子女购房补贴25300元，向戴某2发放半边户购房补贴25300元。因为2014年长沙县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调高，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于2014年6月12日向原告家庭增补房屋征收补偿款141076元，并于2014年12月5日增补原告户独生子女购房补贴和半边户购房补贴共计29400元。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起诉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已于2013年签订了《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被告在2014年征地补偿标准调标后又对原告家庭户进行了增补，除增加房屋补偿外另增加独生子女的购房补贴14700元，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征地补偿安置职责。原告提出被告应该对其独生子女家庭增加购房补贴127500元以及赔偿独生子女建房指标的问题，实质是认为被告当时的履职错误。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正确与否的起诉，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关于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规定的约束。原告最迟在长沙经开区管委会2014年12月5日增补独生子女和“半边户”购房补贴29400元时就应当明知所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其迟至2019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耽误”事由，故应裁定驳回原告对行政行为的起诉。关于原告提出对规范性文件《长沙县货币安置区拆迁住房安置有关问题规定》第二条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问题，因其针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故本院不再对其附带提出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院经过阅卷后认为本案无需开庭审理，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戴某2、黄彬、戴某1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曹 庆审判员 杨才清审判员 方院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王露淇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