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72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星宇，男，1991年10月23日生，汉族，个住邳州市通城世纪广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成，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宇，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子强，男，1979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原审第三人：焦玉龙，男，1988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安国市。上诉人陆星宇因与被上诉人于子强以及原审第三人焦玉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10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陆星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成、刘天宇，被上诉人于子强以及原审第三人焦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星宇上诉请求：1.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1040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内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4页认定该案件事实部分，直接将涉案的交易事实表述为“车辆买卖”，而本案的法律事实是：双方有偿交易的是对原车主马攀攀所享有的债权，以及对该债权交易所附带的车辆质押权的转移、车辆占有使用权的有条件享有。这一法律事实不以当事人如何陈述而改变，理由如下：1.经各方当事人认可且被一审判决确认的涉案交易法律文件名称为“《债权转让车辆转(质)押协议书》”，对于这份协议而言，不论懂法律的人还是不懂法律的人，都不应该将车辆的买卖表达为这么一个绕口的名称。顾名而思意，其协议所表达的应该主要是债权和质押权利的变动内容。尽管车辆质押权的转移，会使权利受让方同时获得车辆占有使用的权利，但是这不能被理解为属于“车辆所有权的买卖”。2.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车主为“马攀攀”的车辆，在本案当事人之间不能进行买卖，何况本案当事人是二手车辆的经营者。因此一审推定为“车辆买卖”有悖生活常理。一审判决涉及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二、一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将本案固有的对原车主马攀攀享有的债权进行有偿转让及该债权所附带的车辆质押权转让、车辆有条件的占有使用权法律关系，简单错误地认定为“车辆买卖”法律关系。从而作出了对答辩人不利的判决。综上所述，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及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导致了在合同效力认定及权利义务确定方面背离了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的交易标的主要是债权权利，而不是车辆的物权。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于子强辩称，1、我们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出卖人应当证明其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有权处分，其交付的标的物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本案中涉案车辆因第三人主张权利，导致我方遭受损失。应当由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出卖人不能证明其对涉案车辆享有合法的处分权，因案外人将车辆开走，导致我方无法获得车辆所有权，并对车辆实际占有使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依法解除双方的买卖关系。由上诉人一方返还购车款。2、另一方面，本案中诉争车辆已经经过多次转手出售，我方并不清楚在上诉人之前的转卖的具体情况，该车辆到我方之后的流转，能够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我方购买该车辆后转卖给山东省章丘市的刘超，刘超又转卖给景芳，最后该车辆被深圳前海融金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走。在上述车辆流转过程中，景芳作为原告起诉刘超，经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判决，刘超需全额返还原购车款。后刘超作为原告起诉我方，经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判决，我方也需全额返还购车款。作为同一涉案车辆的先后交易过程，作为买受方均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拿回了购车款。基于同一涉案车辆，同样的法律事实关系，不应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否则将使法律失去公正。因此，应当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3、从上诉人方考虑，上诉人即使承受败诉的不利后果，也不应当承担遭受财产损失的代价。因为上诉人完全可以向他的售卖方追索购车款。我方认为通过此种方式追索到原车主，是合情合理的一种方式。否则如果使交易链从中间断裂，则原车主就会得到两次利益，中间方将承担利益损失。始作俑者的原车主得到车辆的两次对价，不承担法律后果，将不被法律价值观认可。焦玉龙述称，同意于子强的观点。于子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对方返还购车款13万元；2、判令对方赔偿因主张权利损失的诉讼费用404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子强与第三人焦玉龙系合伙关系。2015年10月22日，于子强经他人介绍得知陆星宇有车辆欲出售，遂委托案外人张爽同第三人焦玉龙共同到陆星宇处商谈，最终以13万元对价购得登记所有人为马攀攀的苏Ｂ×××**白色凯迪拉克轿车一辆。当日张爽向陆星宇银行账户转款13万元，陆星宇与焦玉龙签订了《债权转让车辆转（质）押协议书》，并将车辆及行驶证交付焦玉龙。次日，于子强、焦玉龙将该车转卖案外人刘超，后刘超又将车辆转卖他人。2019年3月12日，刘超以焦玉龙、于子强为被告提起买卖合同之诉，要求返还购车款13.7万元并赔偿损失。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京0118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焦玉龙、于子强退还购车款13.7万元。于子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京03民终113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5年10月21日、22日，于子强分批向张爽账户转款3.5万元、13.5万元，合计17万元；2019年7月起，于子强、焦玉龙多次通过电话与陆星宇联系案涉车辆相关事宜。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于子强主体是否适格。首先，根据于子强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可以认定案涉13万元对价实际系其转至案外人张爽账户，再由张爽转至陆星宇账户，结合于子强与焦玉龙系合伙经营的事实，以及2019年7月起于子强多次与陆星宇电话沟通车辆相关事宜的事实，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于子强是陆星宇的合同相对方。陆星宇虽辩称与于子强不存在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供充分的反证。其次，于子强、焦玉龙对陆星宇享有的虽系合伙债权，但由于焦玉龙已明确同意由于子强一人起诉，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于子强一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于子强主体适格。关于双方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于子强认为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而陆星宇认为构成车辆转质押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其实质是以对价与物的所有权、使用权的交换。而动产质押，则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质权的本质是债的担保，其依附于主债权存在而存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虽名为“债权转让车辆转（质）押协议书”，但此前双方并不相识，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缺乏转动产质权的前提要件即主债权的存在，陆星宇将车辆交付于子强，于子强向其支付相应价款，实质上是对价与物的所有权、使用权的交换，其显然更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因此，认定双方之间构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陆星宇应否返还购车款13万元。陆星宇无权处分诉争车辆导致于子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陆星宇辩称于子强系有丰富交易经验的主体，明知案涉车辆存在瑕疵却仍然交易，应当自行承担风险，但由于陆星宇未能举证证明于子强对诉争车辆权利瑕疵明知，其该项抗辩亦不构成法定抗辩事由，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陆星宇应返还于子强购车款13万元。关于陆星宇应否赔偿于子强另案诉讼费损失404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该4040元诉讼费用系因于子强、焦玉龙与刘超的两审民事诉讼案件产生，系于子强处置自身诉讼权利产生的费用，与本案及陆星宇无关，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判决：一、陆星宇返还于子强购车款13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于子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81元，由于子强负担81元，陆星宇负担290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判决书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本案不是车辆买卖关系，而是有偿债权转让、质押权转让及车辆使用权占有使用关系；焦玉龙知道车辆具体情况。被上诉人认为判决书所说案件事实与本案存在很大差异，判决书中有明确债权人，本案中没有明确债权人，判决书的债权转让关系相对清晰，而本案车辆多次转手实际上就是买卖关系，且判决书仅是个案，相关判例中基本都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对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焦玉龙意见同于子强观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另有规定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且也与现有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认定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就此提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陆星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陆星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国渠审判员  汪佩建审判员  张 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