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32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席保平，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洁，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泾阳县云鹏汽车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法定代表人：朱君利，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豪，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席保平因与被申请人泾阳县云鹏汽车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鹏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4民终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席保平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均未就席保平的诉讼请求事项查明基本事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的情形。一、二审法院没有围绕席保平的诉讼请求展开法庭调查，并依法明确举证责任。席保平反复表明的是自己欲以发生的与上手之间（各上下手车主之间）的买卖交易行为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通过买卖的转让行为继受取得了案涉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出租车经营权，并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车辆买卖合同（转让协议），承担自己经营期间的各项费用、公司在管理期间代收代缴的费用、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公司因席保平上下手之间交易行为向上手或下手收取过户费或违约金等各种名目费用的事实证据，但原审法院在对上下手之间的交易行为合法性认定的同时，却对席保平依据《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第十七条及其他条款规定，主张双方的交易行为中加入有公司或明示或默许形式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认可了出租车经营权随之转让的诉讼请求自始至终置若罔闻。原审法院未能结合特殊行业的管理规范，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依据《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之规定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审查和核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情形。原审法院没能清晰准确地查明席保平诉的性质，对双方签订的合同及申请人诉讼中转让行为未能适用《陕西省出租车汽车客运条例》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来判定效力。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一项申请再审。再审请求：撤销（2020）陕04民终226号民事判决，依法再审。云鹏公司提交意见称，1.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权利。是一种行政许可权利。经营者取得国家的经营许可后，可以转让和继承。即：出租车的经营权取得分为两种方式：（1）原始取得：国家行政许可批复取得；（2）国家经营许可后的合法转让和继承。2.云鹏公司于2001年10月9日经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咸阳市交通局批准取得了出租车经营权资格，依法享有经营权并开始营运业务。被申请人根据政府的批文和许可，购买了车辆，办理经营权的标志—出租车营运手续和牌照。3.席保平在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向社会进行第一轮承包。2006年陕西省出台《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被申请人的经营权受该条例第20条的保护约束。云鹏公司又向社会进行了两轮发包，至今19年。云鹏公司从未向第三方出卖过经营权，政府许可给被申请人的经营权至今有效，未改变过。4.席保平陈述其向上手购买了出租车经营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讼争车辆的经营权（道路运输许可证、行驶证、出租车辆牌照为证明标志）是云鹏公司享有，在政府权力机关公示公信登记显示，对社会公开，申请人是明知的。另，云鹏公司向社会发包，与承包者签订有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履行至少3年后，承包者又书面向公司申请承包给新的承包者，云鹏公司同意转包。（2）云鹏公司未出卖过经营权。席保平声称其从上手购买经营权，此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席保平在所谓的购买经营权时，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讼争车辆的经营权人是明知的，对其原承包者不是经营权人和所有权人也是明知的。庭审中，对于其前手是否有合法经营权资质，席保平有责任有义务向法庭提供证据，以否定云鹏公司不具有经营权或丧失经营权或出卖经营权给他人，但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5.席保平称“两次审理中，申请人反复表明的是自己欲以发生的与上手之间（各上下手车主之间）的买卖交易行为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通过买卖的转让行为继受取得了案涉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出租车经营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席保平在原审中没有提交支持其诉讼请求和内容的合法和有效的证据。出租车经营权的取得是人民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取得许可者合法转让，应在人民政府办理登记。出租车经营权的纠纷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调整的范围。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出租车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对此，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两方面进行认定：席保平与云鹏公司签订的《泾阳县云鹏汽车租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双方在合同签订后均履行了各自义务，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虽为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但实质上是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出租车经营权由云鹏公司提供，席保平系有偿使用，合同到期后席保平有优先承包权。《泾阳县云鹏汽车租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第二条：“管理费及承包期限：乙方（席保平）在签订合同时交壹万元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后每月再交___元管理费，从2014年1月3日至2020年1月2日合同到期后，在符合甲方（云鹏公司）管理条例内乙方（席保平）有优先承包权利。”……第四条：“承包车辆必须参加保险，乙方（席保平）必须按照甲方（云鹏公司）规定险种、费率，按时到甲方（云鹏公司）交清车辆保险费，如未按时缴纳或脱保，视为乙方（席保平）单方违约，甲方（云鹏公司）有权收回车辆牌照经营权，终止合同。”……第六条：“3、甲方在合同签订后，有义务按时向乙方提供牌照和相关手续；”……第九条：“2、乙方的牌照经营权在合同的有效期内受法律保护。”以上约定均能证明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属于云鹏公司所有，席保平仅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出租车的承包经营权。席保平一审诉请确认陕D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其所有，其主张的是出租车的经营权。从出租车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看，出租汽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权利。云鹏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咸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咸政办函[2001]129号《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泾阳县申请办理出租汽车专用牌照的批复》、咸阳市交通局文件咸政交发[2003]271号《关于增加出租客运车辆的批复》等一系列政府文件均可证明出租汽车经营权需要政府审批设立，鉴于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新车上户经营者必须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席保平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期限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讼争车辆的经营权证书、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等均登记在云鹏公司名下，且云鹏公司在与席保平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向席保平发放了《泾阳县云鹏汽车租运有限公司转包出租车牌照经营合同风险告知书》。该告知书第一条第一款“根据《陕西省出租车管理条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车经营权到期，公司将严格按照每车的质量信誉档案记录，决定是否优先原承包人继续经营，每辆车经营权到期时间不尽相同，请您事先掌握拟购车辆经营权的有效期”的内容可以证明出租车承包经营权系由云鹏公司所有，并未随承包转让由出租车承包者个人享有。现因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已经到期，云鹏公司诉请席保平返还车辆营运手续符合合同约定，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席保平申请再审主张，依据其与前手穆保社签订的协议取得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该主张与其所签订的《泾阳县云鹏汽车租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不符，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云鹏公司以明示或默许形式的意思表示认可出租车经营权随之转让给其前手穆保社，穆保社与云鹏公司之间是承包经营的关系，且出租车经营权系一种特许经营权，不是普通的民事权利，不能通过民事转让行为获得，穆保社并未取得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故席保平主张依据其与前手穆保社签订的协议继受取得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及经营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没有认定穆保社享有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并将经营权转让给席保平的事实并无不当，也不存在漏审漏判申请人诉讼请求的问题。席保平申请再审称原审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特殊法优于一般法是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的一种原则，本案并不存在适用该原则的基础，席保平主张适用的《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与原审判决适用的《合同法》之间并非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故原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席保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拟裁定如下：驳回席保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赵学玲             审  判  员   滕欣燕              审  判  员   张叡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杜雨潇—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