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民终180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叶永鹏，男，1976年8月1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来宾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肯，广西共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炳玲，女，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炳群，女，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来宾市兴宾区，系被上诉人陈炳玲的妹妹。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慧芳，广西邦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李宗昌，男，1963年7月16日出生，壮族，原住来宾市丽景人家******，现住来宾市兴宾区。 一审第三人：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来宾市民乐路泰德花苑****。 法定代表人：李宗昌，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叶永鹏因与被上诉人陈炳玲、一审第三人李宗昌、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陈炳玲于2016年1月15日以叶永鹏为被告和李宗昌为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损害其利益为由，请求一审法院确认《股东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9日作出（2016）桂130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确认《股东转让协议书》无效。叶永鹏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桂13民终592号民事判决，撤销兴宾区人民法院（2016）桂130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驳回陈炳玲的诉讼请求。陈炳玲不服二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4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民申2157号民事裁定，驳回陈炳玲的再审申请。陈炳玲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监[2017]23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陈炳玲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8）桂民监2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陈炳玲的申诉。2019年9月11日，本院作出（2019）桂13民申17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2020年2月17日作出（2019）桂13民再21号民事裁定，撤销兴宾区人民法院（2016）桂130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6）桂13民终592号民事判决，发回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重审。2020年8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桂1302民初3281号民事判决，叶永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叶永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第三人李宗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诉讼当事人错误。陈炳玲在一审庭审中将诉讼请求由确认合同无效变更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对其不发生效力。因此，本案的案由由合同效力纠纷变成代理权纠纷。陈炳玲起诉的原因和目的在于要求确认李宗昌代其签字，李宗昌和恒昌公司办理股权转让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因此，本案的原告是陈炳玲，被告应当是侵害其权益的李宗昌和恒昌公司。上诉人叶永鹏作为利害关系人应是第三人。上诉人一审提出过异议，但一是法院未予审查。 二、一审法院在庭审前20分钟才将陈炳玲提供的证据送达给上诉人，有违公平原则。 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将陈炳玲授权李宗昌及追认涉案协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该事实应由李宗昌承担举证责任。（1）办理股权变更需要股东的个人身份复印件、个人征信报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均需要本人到相关单位办理才能取得。李宗昌取得这些资材，并代陈炳玲的签名办理股权变更，李宗昌是否取得代理权，应由李宗昌举证。（2）叶永鹏是名义股东，真正股东是李宗昌，陈炳玲与其他股东覃真、黄小萍、李秀菊、梁仕约关系非常好，并让他们出具证明；陈炳玲的妹妹陈炳群与李宗昌是夫妻关系；从2011年12月转让到2015年7月再转让给黄腾，李宗昌将叶永鹏的股权转让给陈炳玲，陈炳玲不可能不知道。（3）陈炳玲在2016年3月7日的庭审中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其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综上，应认定陈炳玲知晓李宗昌在股权转让中代签事实，李宗昌是有效代理。（二）一审法院认定恒昌公司2015年8月4日授权陈炳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处理股东除名事宜并不能认定为追认是错误的。2015年7月15日，陈炳玲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黄腾，8月4日亲笔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字，说明陈炳玲认可自己是股东或已事后追认。 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陈炳玲对涉案协议进行追认，李宗昌的行为系有效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陈炳玲承担。2.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对陈炳玲不发生效力，应由李宗昌承担责任，而不是上诉人，一审法院未判决李宗昌承担责任是错误的。 五、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是错误的。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炳玲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本案虽然被上诉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主体仍然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案案由仍然是合同效力纠纷，因此上诉人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主张合同有效，主张李宗昌有代理权，那么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与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四、上诉人所称的个人征信报告上面用途记载的是“信用卡审批”，签字也不是陈炳玲的亲笔签名，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用途也没有记载，该两份材料不能用于受让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使用，尽管李宗昌是否有代理权的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但是为了查明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来源，被上诉人陈炳玲申请法院向相关部门调取了该两份材料的授权开具档案材料，但是均没有发现有陈炳玲的授权资料。由此可知，该两份材料并不是陈炳玲去开具，并提交给李宗昌。五、本案不存在陈炳玲的追认，陈炳玲自2015年初发现自己被股东，并要求李宗昌为其除掉股东之名，李宗昌又单方制作股权转让协议，冒签陈炳玲和黄腾之名，又将陈炳玲名下的股权转到黄腾名下，对于该行为，陈炳玲完全不知情，李宗昌叫陈炳玲在指定代表人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授权书上签字，称可以撤销股东之名，陈炳玲就签了字，但是该行为并不是对前述其被李宗昌冒名受让叶永鹏股权的追认。另外，根据《合同法》第48条，追认必须要在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并且应当向陈炳玲催告，且陈炳玲表示认可才构成追认，因此，本案陈炳玲不存在追认。六、上诉人称陈炳玲与其他股东关系好，其是名义股东不是事实，本案自陈炳玲从2015年初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但是在原来的一审、二审中，上诉人均认可自己是股东，认可李宗昌的代理行为，以及认可合同有效，直到上诉人在二审重审时才改口称自己是名义股东，上诉人是否是名义股东与本案无关，其他股东为陈炳玲出具证明也不代表其他股东就认识陈炳玲，与陈炳玲关系好，而是其他股东实事求是的将陈炳玲被冒签、受让股权之事是否经过合法程序而已的一个说明。七、本案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炳玲有授权或追认第三人冒签其名受让股权的材料、陈炳玲妹妹与李宗昌是否是前夫妻关系，陈炳玲子女与李宗昌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八，上诉人转让股权程序不合法，损害了其他股东的权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1.上诉人转让其股权未书面通知其他股东，9个股东有6个股东表示未开过股东会，有5个股东证明《股东转让会决议》的签名并非他们本人签名。2.上诉人的股权转让，被上诉人未支付过对价，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第七条第三款要求实收资本的规定，该转让亦应无效。 一审第三人恒昌公司、李宗昌答辩，转让协议书无效，转让协议书不是陈炳玲签的，而是李宗昌冒签的。 被上诉人陈炳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宗昌冒用陈炳玲名义与叶永鹏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2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陈炳玲不发生法律效力；2.本案诉讼费由叶永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9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原来登记是由来宾市永泰混凝土有限公司、李宗昌、叶永鹏、梁伟生、蔡求造、梁仕红、黄小萍、李秀菊、覃真共同出资组建。其中来宾市永泰混凝土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其他股东各出资300万元，李宗昌是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叶永鹏是公司的股东之一。2011年12月18日，李宗昌以陈炳玲的名义，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约定：陈炳玲为受让方，叶永鹏为转让方；叶永鹏将其在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陈炳玲。李宗昌代替陈炳玲、叶永鹏在协议书上签名。2012年2月20日，李宗昌以陈炳玲、叶永鹏的名义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叶永鹏把其在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中占有公司10％的股权（出资额300万）转让给陈炳玲，股权转让后，陈炳玲按其在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权承担有限的责任。协议签订后，李宗昌又代陈炳玲、叶永鹏办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股权变更登记中使用了陈炳玲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身份证复印件，变更后股东为来宾市永泰混凝土有限公司、李宗昌、陈炳玲、梁伟生、蔡求造、梁仕红、黄小萍、李秀菊、覃真。2015年，陈炳玲找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宗昌处理该事宜。2015年7月17日，李宗昌以陈炳玲为出让方，黄腾为受让方，制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炳玲将其在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黄腾。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5年8月4日，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给陈炳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办理未果。2015年9月13日，李宗昌出具申明书，申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书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宗昌在陈炳玲毫无知情时，私自冒用陈炳玲、叶永鹏的名字签订的，并代陈炳玲、叶永鹏在协议书上签名，而陈炳玲、叶永鹏均不在场。 另查明，2012年后，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的修改、股东会议记录、其它股东参与的重要文件均不是陈炳玲签字。在涉案合同签订后，陈炳玲也未向叶永鹏支付任何股权转让费用，陈炳玲也未取得任何股东分红及其它收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2011年12月18日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2012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已经生效。该两份协议书的主体是陈炳玲和叶永鹏，但是协议书上陈炳玲、叶永鹏的签名均是李宗昌代为签字，均不是陈炳玲、叶永鹏签写，该事实陈炳玲、叶永鹏和李宗昌均无任何争议，应予以认定。现陈炳玲诉称其并未知情、未授权、未追认李宗昌代其签订该两份协议，叶永鹏辩称陈炳玲已经知情并授权给李宗昌、即便事前不知情也已经事后追认了该两份协议。根据举证责任的原则，证明陈炳玲已经授权或者追认该两份协议的举证责任在叶永鹏方。综合全案的证据，李宗昌持有陈炳玲的个人信用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股权变更的登记手续。相关部门也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上述两个事实并不能证明陈炳玲已经授权给李宗昌，持有个人私密材料并不等同于授权，且行政机关的股权变更登记也只是对当事人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而不是实质审查。2015年7月17日，李宗昌以陈炳玲为出让方，黄腾为受让方，制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炳玲将其在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黄腾。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5年8月4日，来宾市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给陈炳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办理未果。该事实中，处理股东除名事宜并不能认定为追认。且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两份协议书签订后，陈炳玲并未向叶永鹏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也未参与任何股权分红，也未因此获得其它收益。涉案两份协议签订后，公司章程的修改、股东会议记录、其它股东参与的重要文件均是李宗昌代覃炳玲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该两份协议书不是陈炳玲本人签字的前提下，叶永鹏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炳玲已经授权给李宗昌签订该两份协议或虽未授权但事后追认该两份协议。故叶永鹏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案涉两份协议书均不是陈炳玲签字，也未有证据证明其已经授权给李宗昌或者事后进行追认，故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未生效的合同自然不对陈炳玲产生法律效力。故陈炳玲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陈炳玲与叶永鹏的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2012年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陈炳玲均不发生法律效力。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叶永鹏、李宗昌、来宾市恒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2016）桂1302执62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拟证明陈炳玲的女儿罗丽、罗珊，儿子罗峰实际也有向李宗昌的恒昌公司投钱，后因李宗昌没有按承诺给予回报而提起诉讼，陈炳玲对恒昌公司的股东情况是知情的。 被上诉人陈炳玲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一审第三人李宗昌、恒昌公司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关于“陈炳玲对恒昌公司的股东情况是知情”的主张，不予采纳。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 另查明，叶永鹏提供的陈炳玲《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2019年12月20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管二处复印取得。 再查明，本案是陈炳玲于2016年1月15日以叶永鹏为被告和李宗昌为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损害其利益为由，请求一审法院确认《股东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没有代理权的行为人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虽然合同已经成立，但合同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在被代理人追认后，合同生效；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时，对被代理人不发生律效力。签订合同时，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李宗昌以陈炳玲的名义与叶永鹏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协议签订后，陈炳玲拒绝追认李宗昌的无权代理行为。另外，《股东转让协议书》未就股金的转让进行约定，也未约定由陈炳玲支付股金给叶永鹏，叶永鹏和李宗昌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陈炳玲已支付股金。该协议是李宗昌冒用陈炳玲、叶永鹏的名义签订，具有虚假性。现叶永鹏追认李宗昌的行为，可推定系叶永鹏与李宗昌是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协议损害了陈炳玲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确认该《股东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合同。故陈炳玲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叶永鹏辩称《股东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无效合同的情形，且事后陈炳玲追认；李宗昌辩称其行为是陈炳玲的授权，均与实际不相符，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李宗昌以陈炳玲的名义与叶永鹏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书》无效。 叶永鹏不服，上诉至本院。 本院认定事实：恒昌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9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原来登记是由来宾市永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公司”）、李宗昌、叶永鹏、梁伟生、蔡求造、梁仕红、黄小萍、李秀菊、覃真共同出资组建。其中永泰公司出资600万元，其他股东各出资300万元。李宗昌是恒昌公司的董事长，叶永鹏是公司的股东之一。2011年12月18日，李宗昌以陈炳玲、叶永鹏的名义，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约定：陈炳玲为受让方，叶永鹏为转让方；叶永鹏将其在恒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陈炳玲。李宗昌代替陈炳玲、叶永鹏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签订后，李宗昌又代陈炳玲、叶永鹏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后股东为永泰公司、李宗昌、陈炳玲、梁伟生、蔡求造、梁仕红、黄小萍、李秀菊、覃真。2015年7月17日，李宗昌以陈炳玲为出让方，黄腾为受让方，制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炳玲将其在恒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黄腾。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8月4日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给陈炳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办理未果。2016年1月15日陈炳玲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叶永鹏与李宗昌以陈炳玲名义所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书》无效。 本院认为，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名字均是李宗昌代签，但是上诉人明确表示得到其认可，则李宗昌代上诉人签字的行为属于有效的代理行为；对于李宗昌代签陈炳玲名字的行为，陈炳玲主张其没有授权给李宗昌代签，事后亦不知情也不予以认可，应为无效代理行为，但是李宗昌明确表示陈炳玲是知情的，因为签定股东转让协议后需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需要陈炳玲提供相关的身份材料，而这些材料均是陈炳玲本人提供给李宗昌的；又依据2015年7月17日陈炳玲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黄腾这一事实，陈炳玲对其系恒昌公司的股东身份是认可的，因此，李宗昌代陈炳玲在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中签字的行为系有效的代理行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系有效协议，对于陈炳玲认为该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应予更正。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16）桂130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炳玲的诉讼请求。 陈炳玲不服二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高院经审查后认为：（一）关于新的证据问题。陈炳玲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2016年7月10日李宗昌的《证明》以及2012年、2013年、2014年恒昌公司的部分工资发放明细单，拟证明涉案的股权转让与陈炳玲无关，陈炳玲没有在恒昌公司领取过任何工资和补贴；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所有材料都是李宗昌提供的，签名也是李宗昌所为，陈炳玲并不知情，也没有追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李宗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案件当事人，其出具的《证明》在证据的种类上属于当事人陈述，该《证明》的内容与李宗昌在一审和申请再审诉讼阶段的陈述相互矛盾，而李宗昌在各个诉讼环节对陈炳玲是否知晓和同意其代理其受让股权的事实陈述并不一致，因此其陈述存在严重瑕疵，对本案的待证事实不具证明力，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恒昌公司的工资发放明细单是2016年7月10日李宗昌出具的《证明》的补强证据，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证明》中的内容，故在《证明》对本案不具证明力之时，工资发放明细单也不能推翻二审判决，陈炳玲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其据此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二审判决认定陈炳玲对其为恒昌公司股东身份是认可的，依据的是李宗昌的陈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变更手续所需的部分材料必须由陈炳玲本人提供、陈炳玲于2015年7月17日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黄腾时亲笔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名、陈炳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身份证提交给工商局工作人员复印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事实和相应的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有证据证明。陈炳玲申请再审提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只是叶永鹏一方的说辞，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陈炳玲以没有书面授权则否认其认可股权转让行为，也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陈炳玲的《个人信用报告》上虽然显示查询原因是信用卡审批，但该报告留存于恒昌公司更换股东的材料中，且查询时间与叶永鹏和陈炳玲的股权转让时间相近，因此陈炳玲认为《个人信用报告》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陈炳玲于2015年7月17日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黄腾，并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且亲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本案纠纷产生后，虽然陈炳玲提出其向黄腾转让股权是拒绝认可叶永鹏向其转让行为的后续处理行为，但其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与其之前的行为体现出的意思表示不符，因此对陈炳玲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陈炳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理由也不成立。 （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的问题。陈炳玲在《再审申请书》中并没有明确其认为未经质证的主要证据。经查，在一审开庭审理中，陈炳玲与叶永鹏双方均在庭上进行了举证，法院也就双方提交的每一份证据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二审诉讼中，叶永鹏提交新的证据，陈炳玲没有新证据提交，在二审法院组织的询问过程中陈炳玲已经就叶永鹏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因此，陈炳玲申请再审主张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四）关于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二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1.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2.应当开庭审理而没有开庭审理的；3.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4.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经审查，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规定，采取询问各方当事人而非开庭审理的方式。二审法院在询问过程中已经充分征询了陈炳玲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意见，陈炳玲也发表了辩论意见，因此，陈炳玲申请再审认为二审判决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五）关于陈炳玲《再审申请书》提出的二审审理程序中审判长和审判员存在不当行为等其他再审事由。如上所述，二审法院采取询问方式对本案进行审理，询问可以由审判长主持，也可以由主审法官主持，询问的过程不一定需要合议庭成员全部到庭和参与全过程，该审理方式并没有改变二审实行合议制对案件进行审判的诉讼原则。此外，陈炳玲还提出李宗昌没有到庭参加本案的二审审理，也没有提交过任何答辩状，但二审判决却凭空得出李宗昌的述称。经审查，李宗昌已经到二审法院接受询问，并发表己方意见。因此，陈炳玲据此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综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驳回陈炳玲的再审申请。 陈炳玲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如下：一、陈炳玲在本案中未尽举证责任，无法证明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关键证据之一的其《个人信用报告》，系李宗昌通过非法手段而取得。本案中，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来宾市中心支行针对检察机关的查询答复称，根据《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本人信用报告查询业务规程》第十一条关于“《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相关档案资料保管期限为三年，到期可对档案资料进行销毁”的规定，该支行己不保留2011年《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的相关档案资料，故是否陈炳玲本人到查询点查询并申请开具《个人信用报告》，己无法查证。然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用报告本人查询规程》（银发[2005]393号）第二条关于“个人可以向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征信管理部门），或直接向征信服务中心提出查询本人信用报告的书面申请”之规定，第三条关于“个人提出查询本人信用报告的申请时，要填写《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供查验，并留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申请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不予受理”之规定，若非陈炳玲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场，则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对于他人假陈炳玲之名提出的申请依规将不予受理。即使适用2013年开始实施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本人信用报告查询业务规程》（银征信中心〔2013〕97号），依其第四条关于“个人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之规定，第五条关于“个人向查询点查询信用报告的，应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供查验，同时填写《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并留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委托他人代理向查询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代理人应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授权委托公证证明供查验，同时填写《个人信用报告本人查询申请表》，并留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公证证明原件备查”之规定，若无陈炳玲之授权委托并提供身份证原件，李宗昌同样无法仅凭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向查询点查询他人《个人信用报告》。因此，在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查询点开具《个人信用报告》之后，即使在使用过程中其上之签名并非陈炳玲本人所签署，亦无法否定或对抗《个人信用报告》之开具依规必需由陈炳玲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场申请之前提条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在《个人信用报告》之开具依规必需由陈炳玲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场申请之前提下，陈炳玲若否认涉讼的《个人信用报告》系其本人到场申请开具且提供给李宗昌，则其必需举证证明此系李宗昌通过非法手段而取得，即李宗昌与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恶意串通而违规开具。显然，本案中陈炳玲未尽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二、关于李宗昌一手操办的叶永鹏与陈炳玲之间的股权转让一事，陈炳玲主张其事先既不知情，事后亦未予追认，其委托或者配合李宗昌将名下的股权转让给黄腾此一行为，“只是拒绝追认后的一个处理方式”，故李宗昌的行为属无效代理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并不成立。对于李宗昌一手操办的叶永鹏与陈炳玲之间的股权转让一事，即使陈炳玲事先确不知情，然其此后委托或配合李宗昌冒名办理其与黄腾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证实陈炳玲在得知前事后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以积极之行为予以追认。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关于“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之规定，在事先确不知情且事后亦未予追认之情形下，陈炳玲唯一且正确的处置方式即是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法院确认由李宗昌一手操办的叶永鹏与陈炳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非所谓通过以股东身份将名下股权再行转让的方式消灭自己的股东身份。因此，关于李宗昌一手操办的叶永鹏与陈炳玲之间的股权转让一事，陈炳玲主张其事先既不知情，事后亦未予追认，其“为尽快去掉自己股东资格，受公司委托配合到工商局变更股权转让这一事实，这本身就是陈炳玲对李宗昌无权代理的一种拒绝追认，该行为只是拒绝追认后的一个处理方式”，故李宗昌的行为属无效代理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并不成立。此外，李宗昌在本案的不同诉讼阶段，其关于一手操办的叶永鹏与陈炳玲之间的股权转让一事的陈述，前后矛盾，反反复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其与陈炳玲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之情形下，其中关于对陈炳玲有利之陈述依法不能予以采信，且亦与案件事实不相符合。综上所述，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3民终592号民事判决，其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符合监督条件。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十条之规定，决定不支持陈炳玲的监督申请。 陈炳玲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关于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虽然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落款“受让人”的“陈炳玲”字迹并非陈炳玲所签，但该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变更手续所需的部分材料必须由陈炳玲本人提供，陈炳玲将股权转让给黄腾时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且亲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上述事实证明陈炳玲对具有恒昌公司股东身份是认可的。二审判决后，陈炳玲曾向来宾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国人民银行来宾市中心支行针对检查机关的查询答复，该支行已不保留2011年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的相关档案资料，故是否陈炳玲本人到查询点查询并申请开具个人信用报告，已无法查证。根据相关规定，若无陈炳玲的授权委托并提供身份证原件，李宗昌无法仅凭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查询陈炳玲的个人信用报告。陈炳玲主张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陈炳玲主张向黄腾转让股权是其拒绝认可叶永鹏向其转让股权，为尽快去掉自己作为恒昌公司股东资格而实施的行为，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如果陈炳玲事先确不知情且事后不追认，陈炳玲应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非通过将名下股权转让的方式救济。因此，二审法院认定2011年12月18日的《股东转让协议书》有效，判决驳回陈炳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关于陈炳玲提供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问题。（2017）桂1302民初4077号民事判决并非生效判决，该案的生效判决认定恒昌公司存在股东尚未缴纳出资情形，但对陈炳玲主张的叶永鹏与李宗昌恶意串通，通过转让股权转嫁叶永鹏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对陈炳玲的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陈炳玲再审申请阶段提交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黄宏波律师对李宗昌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及李宗昌的证言，拟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是李宗昌在陈炳玲不知情的情形下进行。李宗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案件当事人，其在各个诉讼环节对陈炳玲是否知晓和同意李宗昌代理陈炳玲受让股权的事实陈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反反复复，故李宗昌的陈述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陈炳玲提供的《广西柳州桂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属于二审判决后单方委托鉴定，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因此，陈炳玲申诉提交的证据材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据此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 综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民监2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陈炳玲的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宗昌代陈炳玲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取得陈炳玲事后的追认。 一、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陈炳玲诉称其对被冒签事实事先不知情事后不追认，主张合同关系不成立并生效；叶永鹏辩称陈炳玲已事后追认，主张合同关系关系成立并生效，叶永鹏对陈炳玲事后追认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二、叶永鹏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陈炳玲事后追认的问题。对此，叶永鹏提供了陈炳玲《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等证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根据查明的事实，陈炳玲是在恒昌公司成功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之后才知道李宗昌冒自己的名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一事。而股东变更登记成功的事实证明了恒昌公司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时提交资料完备的，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管二处保存的陈炳玲《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而《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和《个人信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必须是本人授权委托并提供身份证原件到相关部门申请才能取得；办理变更股东登记的不是叶永鹏，在相关部门无法提供原办理陈炳玲《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和《个人信用报告》资料的情形下，陈炳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和《个人信用报告》为他人非法取得，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应认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地方金融监管二处保存的陈炳玲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和《个人信用报告》为陈炳玲个人提供，陈炳玲该行为是其对李宗昌代其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追认。 三、《股东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对陈炳玲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陈炳玲对李宗昌的代签行为进行追认，故李宗昌在《股东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上代陈炳玲签字的法律后果应由陈炳玲承担。即《股东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对陈炳玲发生法律效力。从陈炳玲于2015年7月17日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黄腾，并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亲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可以确认陈炳玲曾对其为恒昌公司股东身份是认可的。本案纠纷产生后，陈炳玲提出其向黄腾转让股权是拒绝认可叶永鹏向其转让行为的后续处理行为，其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之前的行为体现出的意思表示不符，因此对陈炳玲该主张，不予采信。 四、陈炳玲提出其没有给付对价，没有得到公司分红、管理公司的理由，分别是协议书履行、公司管理的法律评判问题，是另外独立的法律评判问题，与协议书对协议当事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不是同一个法律评判问题，亦不是本案要的评判法律问题。 故陈炳玲请求确认《股东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支持。 综上，叶永鹏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裁判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20）桂1302民初328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陈炳玲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200元，由被上诉人陈炳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永魁 审 判 员 韦玉娟 审 判 员 黄月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蒙巧玲 书 记 员 龙 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