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8民终12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文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住四川省江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甘肃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陕西凯凯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楼某，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平凉梁城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上诉人陕西文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某、原审被告陕西凯凯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凯劳务公司）、平凉梁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城置业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2019）甘0802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万某，被上诉人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原审被告梁城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凯凯劳务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2019)甘0802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胡国强并非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将《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中的胡某错认为胡国强，从而认定胡国强为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错误；（2）一审法院仅凭凯凯劳务公司及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工商信息及招标文件授权委托书就推定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失公平；2.一审法院判决由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支付徐某误工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己经将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凯凯劳务公司，并与凯凯劳务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徐某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同上的关系，涉案工程的劳务费用及误工费用应由凯凯劳务公司对外承担；一审法院仅凭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曾授权胡国强处理涉案项目的招投标事宜，就认定胡国强有权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签署任何文件，显失公平；该《协议书》载明误工时间为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而该项目自5月就已半停工，徐某亦未提供在此期间仍在现场的证据，因此其主张的误工费没有任何依据；徐某主张的误工费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徐某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望二审法院驳回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和凯凯劳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国强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在中梁首府花园工地处理与施工有关一切事宜。文昌水利水电公司辩称胡国强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系空穴来风；2.窝工事实客观存在，导致徐某施工班组70多名工人于2019年5月至6月持续窝工，胡国强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签订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应承担支付责任。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8民初57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误工事实。虽然《协议书》上并未加盖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印章，但胡国强是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承担。因此，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应支付徐某工人窝工损失20万元。3.从中标委托书的授权、之后关于涉案工程施工事宜的会议协商以及日常与各施工组沟通管理中可以看出，胡国强均以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名义进行。徐某等施工组当然有理由相信胡国强有权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签订误工补贴协议。胡国强签订协议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文昌公司亦应承担责任。梁城置业公司述称，1.一审判决驳回徐某要求梁城置业公司连带支付误工补贴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徐某向凯凯劳务公司、胡国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并非中梁首府花园项目产生的农民工工资，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徐某要求梁城置业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梁城置业公司已经依据约定向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支付工程款，不欠付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工程款。凯凯劳务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凯凯劳务公司、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梁城置业公司连带支付误工费20万元、退还保证金120万元；2.凯凯劳务公司、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梁城置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4月22日，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给胡国强出具“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其中载明：“我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胡国强为本工程的代理人，以我司的名义参加梁城置业公司的平凉中梁首府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公司均予以承认。”2018年5月28日，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凯凯劳务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劳务清包合同》，合同主要约定：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将其承揽的“平凉中梁首府花园项目”以包工包辅料发包给凯凯劳务公司，并约定了承包范围、工程结算与支付等。6月1日，凯凯劳务公司与徐某签订《建设工程劳务清包合同》，主要约定：凯凯劳务公司将其承包的平凉中梁首府花园施工项目主体劳务分包给徐某，并约定了工程面积及人工费等。7月4日，梁城置业公司与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委托代理人胡国强等签订了《平凉中梁首府花园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主要约定：梁城置业公司将其开发的“平凉中梁首府花园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发包给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同时约定了合同总价等。7月10日，应胡国强的要求，徐某向凯凯劳务公司交纳“劳务保证金”120万元。施工期间，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梁城置业公司发生纠纷而引起停工。2019年6月1日，胡国强与徐某等协商达成协议，其中载明：关于中梁首府项目部劳务班组2019年5月份误工时间为5月8日至6月7日止，经协商各劳务班组的补贴费用徐某班组（外架、打混凝土、管理人员及小工）200000元等，并注明“以上班组必须听从项目部的管理和指挥，此款由陕西文昌水利水电公司负责支付”。该协议书中胡国强签名并注明“同意”，徐某等人也一并签名。另查明，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凯凯劳务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给胡国强出具的“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中对胡国强是否权签署除投标活动外的文件授权不明确，但根据该授权文件中“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记载，说明胡国强系该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且在涉案工程施工中，具体施工及与梁城置业公司几次关于涉案工程施工事宜会议协商均有胡国强参与，徐某有理由相信胡国强有权代理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其协商签订“误工补贴协议”。其次，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及凯凯劳务公司股东，胡国强又代表凯凯劳务公司与徐某达成主体等劳务协议，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及凯凯劳务公司相互有利益关系，系关联公司，为减少和防止复工后损失扩大，胡国强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徐某协商达成的“误工补贴协议”，符合该公司的利益。最后，徐某签订劳务协议后进行了履行，且因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梁城置业公司发生纠纷后停工，造成徐某班组误工事实客观存在。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误工补贴协议”，系胡国强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徐某误工事实亦客观存在，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严格履行。故徐某依据合同约定要求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承担误工补贴20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徐某要求凯凯劳务公司、梁城置业公司连带支付误工补贴的诉讼请求，无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徐某请求的“保证金”，因其与凯凯劳务公司之间的劳务费未进行最终结算确认，且双方对已支付的劳务费有争议，导致无法确定凯凯劳务公司已支付的劳务费中是否包含或包含多少应当退还的“保证金”，故其该项请求在本案中不宜并案处理，待双方对应支付及已支付劳务费确定后，如有纠纷，可另案处理。考虑到本案只审查处理徐某误工补贴，故本案诉讼费按徐某主张的误工补贴予以计算并依法收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陕西文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某支付误工补贴200000元。二、驳回徐某要求陕西凯凯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平凉梁城置业有限公司连带支付误工补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被告陕西文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梁城置业公司、凯凯劳务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徐某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1.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2.凯凯劳务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目的：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现有股东是胡某及赵西玲，赵西玲的股权是从前任股东胡国强处受让而来；凯凯劳务公司现有股东是胡国强及胡国飞，赵西玲是监事；第二组：1.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1份；2.平凉中梁首府花园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1份；3.2019年9月30日会议纪要1份；4.2018年12月28日会议纪要1份。证明目的：胡国强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及实际控制人，是平凉中梁首府花园现场总负责人，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处理现场施工事宜；第三组：1.监理公司情况说明1份；2.民事起诉状1份；3.民事反诉状1份；4.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5.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8民初57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目的：凯凯劳务公司并未出现在施工现场，项目长期停滞造成窝工，胡国强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施工现场总负责人；第四组：平凉市劳动监察大队发放农民工资资料1套（含处理发放情况、文昌公司投标文件签署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兑付表、工程量完成申报表等）。证明目的：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未按约定向徐某支付工程款，导致无法发放农民工工资，农民工投诉后，劳动监察大队通知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及梁城置业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文昌水利水电公司质证认为，徐某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法庭不应采信。对第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徐某提供的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信息，说明胡国强不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胡国强在2016年9月6日就不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股东，与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企业信息报告的打印时间是2019年8月27日，与现在的信息不一致，经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查询，凯凯劳务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是楼某，而非胡国强；对第二组证据的投标文件、授权委托书和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认可，总承包工程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胡国强并非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承包工程合同中，胡国强的签字与涉案的补贴协议书上的签字不是同一人，该组证据无法看出胡国强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徐某的劳务费用均由凯凯劳务公司负责发放，因此徐某陈述凯凯劳务公司未出现在施工现场不真实。涉案项目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现场的实际负责人是左江川，胡国强与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不能仅仅因为其曾经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股东就推定其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57号判决书并未生效，该案件在省高院审理中；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凯凯劳务公司，根据凯凯劳务公司向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申报的工程量，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已经超额向徐某等人支付了劳务费用。梁城置业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第四组证据不发表意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第三组的57号判决书认可，对其他的证据不发表意见。经本院审查认为，对徐某提交的证据，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对第一组、第三组以及第二组证据中总承包工程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梁城置业公司对第三组中57号判决书认可，故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对认定的“我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异议，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胡某并非胡国强；对认定的“胡国强系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凯凯劳务公司股东”有异议，胡国强在2016年9月6日起就不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股东，凯凯劳务公司的股东已经变更为楼某，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徐某、梁城置业公司没有异议。故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4月22日，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给胡国强出具“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载明：“我胡某系文昌水利水电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胡国强为本工程的代理人，以我司的名义参加梁城置业公司的平凉中梁首府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公司均予以承认。”2016年9月6日文昌水利水电工程公司的投资人由胡国强出资额5800万元，占比50%；胡某出资额5800万元，占比50%，登记变更为胡某出资额5800万元，占比50%；赵西玲出资额5800万元，占比50%。法定代表人为胡某。凯凯劳务公司注册登记成立于2012年4月20日，股东为胡国飞、胡国强，法定代表人为胡国飞。2017年12月12日董事登记信息由胡国飞，职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胡国强职位监事，变更为胡国飞职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赵西玲职位监事。2020年5月12日投资人变更登记由胡国飞出资额90万元占比30%，胡国强出资额210万元占比70%变更登记为楼某出资额860万元占比10%，赵西玲出资额7740万元占比90%，法定代表人由胡国飞变更为赵西玲。2020年5月18日法定代表人由赵西玲变更为楼某。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此，二审应当围绕该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梳理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上诉请求，其对一审判决驳回徐某要求凯凯劳务公司、梁城置业公司连带支付误工补贴的诉讼请求不持异议，只是对一审判决其支付徐某误工补贴20万元有异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给胡国强出具的“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载明，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授权委托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胡国强为本工程的代理人，以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名义从事的一切事务，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均予以承认。在涉案工程施工中，具体施工及与梁城置业公司几次关于涉案工程施工事宜会议协商均有胡国强参与，足以使徐某相信胡国强有权代表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与其签订“误工补贴协议”，其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产生的后果应由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承担。且徐某误工的事实客观存在。故一审法院判令文昌水利水电公司支付徐某误工补贴2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显示，胡国强曾经是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凯凯劳务公司股东，一审判决对此表述不够明确，并非错误。胡某为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认定胡国强为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文昌水利水电公司除对认定胡国强为其法定代表人和胡国强为文昌水利水电公司、凯凯劳务公司股东有异议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说明一审判决不存在基本事实不清的问题，文昌水利水电公司也没有提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因此，本案不存在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文昌水利水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陕西文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兴平审判员 高玉芬审判员 宫在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 倩书记员 程阿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