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5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百川信(厦门)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软件园**诚毅大街****。 法定代表人：杨毅，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毅，男，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再强，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润之，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杨氏机构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住所地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华联电子大厦**> 法定代表人：向小宏，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灼，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幼清，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百川信(厦门)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信公司）、杨毅与被上诉人厦门杨氏机构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氏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5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川信公司、杨毅上诉请求：撤销（2019）闽0206民初15334号民事判决书，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杨氏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于2019年8月14日已经届满，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还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杨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小宏与百川信公司杨毅系朋友关系，向小宏借款给百川信公司的目的，是希望能以比较优惠的条件投资入股百川信公司，并不是为了获得利息或违约金。向小宏在与杨毅的聊天中明确讲，借款协议只是形式而已，其实际并不想借款给百川信公司。2019年8月16日借款期限届满后，由于百川信公司资金周转晚于预期，便向向小宏提出延期，向小宏同意百川信公司延期，故才有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9月6日支付一个月利息54000元的事实。之后，由于向小宏入股百川信公司的目的仍未达到，向小宏开始与杨毅商讨入股百川信公司的事宜。由于借款是否延期以及延期期间是否收取利息，对于向小宏以什么条件入股百川信公司有直接影响，故从2019年的9月开始，双方对于入股条件，借款延期及利息问题多次进行商讨，相互多次修改对方提供的协议。由于入股条件、借款延期及利息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向小宏开始对杨毅不满，不还款对于百川信公司来说需要承担过高的利息，这对百川信公司是严重的负担，故百川信公司从未想过恶意拖欠还款。目前，百川信公司累计向杨氏公司支付的款项共计318万元，其中300万元为本金，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在2019年11月26日已经结清。双方迟迟无法协商一致，损失的是百川信公司（多支付了18万元），不是杨氏公司。杨氏公司在此期间没有任何损失，且回报丰厚（18万元）。2、2019年11月25日，杨氏公司提起诉讼实在是无理取闹，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发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才向法院提起诉讼。百川信公司认为，明明双方在就入股的问题、延期问题及利息问题进行协商中，如果向小宏提出中断协商，要求百川信公司归还借款，而百川信公司不归还，再提起诉讼，过错在于百川信公司。如果协商中，向小宏并未提出中断协商，不事先要求百川信公司还款而直接起诉，无论是根据合同约定、交易习惯，还是在道义上，错都在杨氏公司。向小宏是在双方协商过程中，突然于2019年11月25日提起诉讼的，而在向小宏告知百川信公司已提起诉讼的情况下，百川信公司立即于2019年11月26日归还了全部的款项。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百川信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的行为，也不拖欠向小宏任何的款项。是向小宏违背合同约定，违背道义提起2019年11月25日的诉讼。因此，所产生成本包括律师费用，应当由向小宏自行承担。3、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至2019年11月26日，即使百川信公司违约，需要支付违约金，百川信公司共计应支付的款项合计318万元，百川信公司已经全部支付。向小宏在2019年11月25日的起诉中，诉讼请求包括了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用等全部事项。其在百川信公司付款后，没有缴纳诉讼费用，案件按撤诉处理，这说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否则向小宏不可能不缴纳诉讼费用。在向小宏与其代理律师的补充协议中，也确认未缴纳诉讼费用的原因，是百川信公司已经还清本金并支付违约金，这再次印证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完全是由于在百川信公司付款后，向小宏又提出不合理要求，而百川信公司无法答应，向小宏为泄私愤提起的恶意诉讼，杨氏公司还当庭撤回了其中第一项虚假的诉讼请求“支付违约金16.2万元”，因此本案所产生成本包括律师费用应由杨氏公司自行承担。二、一审判决认为百川信公司主张律师费过高、不合理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0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所主张的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合计明显超过上述标准。依据上述规定，无论何种情况，百川信公司所支付的款项都不可能超过320.4万元，百川信公司已支付了318万元，假设百川信公司恶意违约，恶意拖欠，杨氏公司在本案中要求百川信公司支付的金额也没有任何依据。2、律师费用多少取决于案件争议金额、案件难易程度、律师工作时间等综合因素。本案律师仅完成代为起诉的工作，其他工作没有进行，已完成的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收取8万元的律师费用明显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律师行业的行规。3、从目前杨氏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其与代理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2日。根据合同约定，律师费用应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支付。然而签订合同后，杨氏公司并没有根据约定在3天内付款，案件在2019年11月25日都已经立案了，杨氏公司还是没有支付律师费用，其提供的证据证明，律师费用的支付时间是在2019年12月12日，这不符合常理，也这不符合律师行业的习惯。4、杨氏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其代理律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本不能使用。杨氏公司和其代理律师是想通过本案诉讼，让百川信公司承担本不应当承担的律师费用。即便支持律师费用，一审法院也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律师工作量予以调低。三、杨氏公司明确表示放弃追究《借款合同》另一连带责任保证人向小云责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令杨毅对百川信公司律师费8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20条之规定，本案中的债务在应为保证人杨毅与向小云之共同的风险。参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3条亦规定，同一债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的范围内减轻或免除担保责任。故本案中，现杨氏公司明确放弃向小云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毅原应承担的一半的份额，否则对杨毅显失公平。 杨氏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于2019年8月14日已经届满，百川信公司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还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错误情形。依据杨氏公司提供的银行回单以及百川信公司出具的收据可以充分证明杨氏公司向百川信公司支付借款的事实，事后，双方于2019年7月22日就前述的借款补签订了《借款合同》，双方之间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借款合同》第三条借款期限“自2019年7月15日-2019年8月14日，共计1个月”的约定，借款期限届满后，百川信公司百川信公司长期拖欠借款，杨氏公司多次催促，仍拒绝履行还款义务，直至杨氏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案件受理通知书发送至百川信公司之后，百川信公司才于次日向杨氏公司偿还了借款本金。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期限于2019年8月14日届满，百川信公司逾期还款的事实清楚，显然已经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至于百川信公司在上诉状中所陈述杨氏公司违反道义提起诉讼、其自身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等纯属违背事实的信口胡言。因此，一审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并不存在错误的情形二、鉴于百川信公司的逾期还款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杨氏公司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一审法院判决百川信公司应向杨氏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0元的判决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不存在百川信公司认为的律师费过高、不合理的情况。1、依据《借款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了百川信公司除了需支付违约金之外，还应当向杨氏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考虑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起诉后的次日归还了借款本金及支付了违约金的事实，杨氏公司便未缴纳案件受理费并就未支付的律师费与百川信公司沟通协商，但百川信公司拒不支付律师费，无奈杨氏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在次就律师费依法提起诉讼，并提供了《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并不存在百川信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说的律师费并未实际发生,支付时间不符合行业习惯等一系列荒唐的反驳理由，并且一审判决结合杨氏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支持了杨氏公司的诉讼请求。2、杨氏公司所主张的律师费人民币80000是具有合理性的，不存在百川信公司认为的律师费不合理、过高的情况。如前所述，鉴于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5起诉后的次日归还了借款本金及支付了相应违约金，杨氏公司便未按照期限缴纳案件受理费，便按自动撤诉处理。经杨氏公司提出与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后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补充协议，考虑到案件已撤诉的情况，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已付出了相应的劳动，但实际的工作量确已减少的情形下将律师费从160000元变更为80000元，这恰好体现了双方是出于案件实际的工作量和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而合理定价的，并非百川信公司所陈述的收取的律师费是不合理的。再者，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闽政办（2019）51号，律师服务收费已经由政府定价改为实行市场调节价，推出《福建省定价目录》，同时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向杨氏公司收取的律师费亦符合《厦门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因此，杨氏公司要求百川信公司承担80000律师费是合理、合法的，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杨毅针对一审判决其应对百川信公司所负担的律师费承担连清偿责任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明显是错误的。依据《借款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杨毅自愿为百川信公司的借款本金、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且系杨毅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杨毅为连带保证人，理应对百川信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杨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百川信公司向杨氏公司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162000元；2.百川信公司向杨氏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0元；3.杨毅对百川信公司所承担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过程中，杨氏公司当庭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2日，杨氏公司作为出借方、百川信公司作为借款方、向小云、杨毅作为担保人，各方共同签署一份《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经营资金周转，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偿还；向小云及杨毅自愿为百川信公司的借款本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借款期限届满后，如百川信公司未按约定还款的，还需按每月1.8%支付违约金，同时承担杨氏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等）；百川信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给杨氏公司造成损失的，百川信公司应赔偿杨氏公司全部损失。 2019年7月16日，杨氏公司通过厦门三乐屿度假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向百川信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同日，百川信公司向杨氏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该300万元借款。 2019年11月12日，杨氏公司就其与百川信公司、杨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代为处理有关事宜，双方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杨氏公司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律师费16万元支付至百川信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或现金付讫。2019年11月25日，杨氏公司就其与百川信公司、杨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闽0206民初14818号，法院于当日受理该案件，之后该案因杨氏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缴交案件受理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2019年11月26日，百川信公司向杨氏公司指定的厦门三乐屿度假开发有限公司账户转账支付300万元及12.6万元，其中300万元系偿还借款本金，12.6万元系支付违约金。2019年12月3日，杨氏公司向百川信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氏公司支付违约金162000元及律师费80000元。2019年12月11日，杨氏公司与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就前述《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补充协议》，约定律师费减半收取，即杨氏公司应支付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费80000元。2019年12月12日，杨氏公司向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80000元，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杨氏公司。2019年9月6日，百川信公司向杨氏公司指定的厦门三乐屿度假开发有限公司账户转账支付12.6万元，用于支付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杨氏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有《借款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收据》为凭，百川信公司亦确认该借款事实，故法院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杨氏公司与百川信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于2019年8月14日已经届满，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还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借款合同》约定，百川信公司逾期还款的，应按每月1.8%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杨氏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等），且杨氏公司亦提交了《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民事案件委托代理补充协议》、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费用，故杨氏公司要求百川信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百川信公司辩称杨氏公司并未实际支付律师费以及律师费过高不合理，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杨毅自愿为百川信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杨氏公司要求杨毅对百川信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百川信(厦门)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杨氏机构企业有限公司律师费80000元；二、杨毅应对百川信(厦门)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百川信(厦门)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追偿。 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双方均认可2019年9月6日百川信公司转账支付金额应为5.4万元外，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百川信公司及杨毅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如下事实：一、对于（2019）闽0206民初14818号案件中杨氏公司所提的诉讼请求是包括了律师费用以及本金还有违约金，但在百川信公司归还款项之后，全部的诉讼请求都撤回了。这说明当时杨氏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在双方已经结清了债权债务关系，才撤诉的。二、杨氏公司与律师的补充代理协议当中已经明确百川信公司已归还了本金及违约金，再次验证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是撤诉原因。三、一审没有对双方就入股百川信公司，以及借款延期利息问题的事实进行查明。百川信公司提供了大量包括微信聊天记录在内的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任何引用。四、关于借款利息的标准，一审法院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认定。对此，杨氏公司认为，首先关于第一次起诉撤诉的原因，确实是在杨氏公司起诉之后百川信公司归还了借款并支付了相应的利息，一开始百川信公司不认为12.6万不是违约金而认为是利息。如果说百川信公司一开始承认这个是违约金的话，则杨氏公司不会在起诉的时候再主张12.6万的违约金。既然百川信公司在一审已经承认了支付的12.6万是违约金，当然也就是自认的违约的事实。对于百川信公司、杨毅刚才提到的所谓入股的问题，跟本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显然是正确的。 本院认为，杨氏公司和百川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均应依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百川信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还款，已构成逾期还款，百川信公司上诉主张杨氏公司同意延期还款及支付利息，对此杨氏公司不予认可，百川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也未能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百川信公司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百川信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由于百川信公司系在杨氏公司委托律师提起诉讼后才归还本金及违约金，据此导致该案撤诉，杨氏公司因此亦与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就律师费减半收取达成补充协议，该费用系杨氏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依照合同约定，百川信公司应承担该笔费用，百川信公司以其逾期还款后争议金额大幅减少、律师仅完成代为起诉的小部分工作为由主张律师费过高、不合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且该费用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范畴，百川信公司关于本案百川信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合计明显超过年利率24%标准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至于杨毅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故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判令杨毅对百川信公司所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百川信(厦门)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追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百川信公司、杨毅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百川信公司、杨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向阳 审判员  陈 璟 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沈 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