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2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骑，男，198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飞帆，男，198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全，贵州民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健，男，199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富金，男，199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原审被告：贵州亚香逸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路**金利大厦商业写字楼及商铺第**（B）******房。法定代表人：伍骑。上诉人伍骑因与被上诉人黄富金、陆飞帆、王健、原审被告贵州亚香逸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4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骑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473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陆飞帆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三、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陆飞帆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伍骑与被上诉人陆飞帆之间买卖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应是承运关系。一、从双方《协议》约定的“转押”字样来看，双方之间就非“买卖”行为，甲方只是负责将挖机运至陆飞帆指定地点，且收款人也非伍骑，而是黄富金。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可知不论出卖人是否具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但至少在合同字面上要能体现出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双方《协议》约定的“转押”就已经明确说明了上诉人伍骑非挖机的所以权人。上诉人伍骑的义务就是帮陆飞帆将挖机送到陆飞帆指定的地点，伍骑实际履行了该义务。二、实际收款人黄富金在一审庭前到法庭说明，案涉挖机的买卖行为发生在陆飞帆与王健之间的，其系中间人，只是当时家中有事，便请上诉人伍骑帮忙处理中间事务。并且有黄富金与第三人王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说明案涉挖机的卖方系王健，黄富金系中介人。更有黄富金账户收到陆飞帆的挖机购买款后随即转账到王健账户的流水为证，证实了买家陆飞帆将款项打至黄富金账户，黄富金又打入卖家王健账户的原因。本案中第三人黄富金提供的是居间服务，在履行服务时又委托上诉人伍骑代其办理相关事务，并承担运输挖机的义务。但在黄富金向法庭陈述以上事实时，一审法官并未要求黄富金出示上述证据，仅凭主观臆断上诉人就算案涉挖机的出卖人。三、王健拿着其与被上诉人陆飞帆之间的《汽车质押借款合同》及《借条》的照片，更进一步说明本案不论是转押行为还是买卖行为均是发生在王健与陆飞帆之间。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该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伍骑是挖机的出卖人，且承担还款责任，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陆飞帆辩称，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无买卖二字，但实质上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送货后挖机被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裁定保全，将挖机拉走，导致陆飞帆严重损失，陆飞帆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的诉请合理合法，至于上诉人提出的事由应另案起诉处理。被上诉人黄富金辩称，伍骑是代表我去签的协议。我是通过与陆飞帆的朋友联系与其联系。2019年5月我因家中有事，即委托伍骑去代我去签协议，本案与伍骑无关。陆飞帆知晓挖机是按揭的，也知晓挖机只能开动不能挖。陆飞帆让我去找王健签协议，保证挖机在路途中不被收走，将挖机送到指定地址。原审被告亚香逸公司表示无意见。被上诉人王健未作答辩。陆飞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买挖机所付款3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运输挖机所产生的运费2万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支付给原告利息至本金还清（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为止；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3日，原告向黄富金账户转账支付9万元。随后被告伍骑（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主要内容有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转押给乙方三一牌挖机（型号SY0263BJ12008）1台，乙方付定金10万元，甲方负责将设备运输到乙方指定地点，乙方全款付给甲方30万元整；如因车辆问题或经济纠纷车辆未能运送到乙方指定地点，甲方全款退还乙方10万元，并赔偿乙方路途费用，如到达指定地点，乙方未付剩余尾款，定金作废。转入黄富金农行账户（账号略）。备注定金只付了9万元。当日，原告将上述挖机交给案外人赵保山运输，赵保山签订了《道路运输合同》，约定运费2万元。2019年5月5日，在伍骑指派人员陪同下，案涉挖机运输至云南。当日原告向黄富金账户支付20.9万元，并另支付赵保山运费2万元。上述原告向黄富金转账付款账户与《协议》中载明的账户一致。2019年5月17日，因王健与案外人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纠纷，该公司申请诉讼保全，案涉挖机被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查封。因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伍骑签订的《协议》，虽有转押字样，但从其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伍骑称其并非案涉挖机权利人，属无权处分，故协议无效，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无权处分不导致原告与被告伍骑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伍骑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购机款及赔偿运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现案涉挖机交付后数日即被人民法院因其他经济纠纷查封，原告与伍骑之间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原告返还全部购机款的诉请实质即解除合同，为减轻当事人讼累，该两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实，原告实际支付的购机款为29.9万元，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以此予以明确。被告伍骑主张其系帮助黄富金签订协议且未实际收到购机款，但伍骑签订案涉协议系以自身名义，原告向黄富金账户付款系受其指示，在案涉挖机运输过程中伍骑指派人员全程陪同，伍骑的行为仅系“帮忙”显悖常理，既然伍骑签订了案涉协议并有实际履行行为，即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伍骑称黄富金收到购机款后转交给了王健，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的利息双方并未约定，且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自身亦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亚香逸公司承担责任，但伍骑系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伍骑系履行亚香逸公司的职务行为，该项诉请无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伍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陆飞帆购机款299000元；二、被告伍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陆飞帆运费20000元；三、驳回原告陆飞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90元，诉讼保全费1520元，共计7710元，由被告伍骑负担7600元，原告陆飞帆负担11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黄富金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合同，拟证明挖机尚有按揭贷款未付清。挖机交易形成于陆飞帆与王健之间，黄富金只负责中介。上诉人伍骑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陆飞帆质证称，对质押合同的内容不清楚，质押合同的当事人不能明确，借条也无法核实。不能说明王健和陆飞帆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如果王健和陆飞帆之间签订了合同，陆飞帆就不会再与伍骑重新签订合同，陆飞帆和王健之间没有关系，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拟证明陆飞帆委托赵少宁转账给黄富金299000元，黄富金转给王健194098元，王健已经收取款项。上诉人伍骑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陆飞帆质证称，通过赵少宁转款是事实，陆飞帆转账是履行合同的行为。也说明了陆飞帆与伍骑、黄富金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王健无关。至于黄富金的转账是其与其他人的法律关系，与陆飞帆无关。第三组证据，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黄富金已将款项转给王健。上诉人伍骑质证称，认可黄富金的证据以及证明目的。被上诉人陆飞帆质证称，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其余意见与银行流水意见一致。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伍骑与被上诉人陆飞帆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伍骑主张被上诉人陆飞帆是直接与王健交易，黄富金仅为中间人，上诉人伍骑是受黄富金委托而签订协议，仅承担运输挖机的义务。但根据伍骑与陆飞帆签订的《协议》内容，协议虽然约定将挖机“转押”给陆飞帆，但从双方实际履行来看，双方并无借贷、抵押的意思表示。而双方约定由甲方（伍骑）将挖机运输到陆飞帆指定地址，并由陆飞帆向指定账户支付定金及尾款。从上述合同约定来看，上诉人的合同义务是向陆飞帆交付挖机，同时其合同权利包含收取买受人陆飞帆支付的挖机价款，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虽然协议约定收款账户是黄富金的个人账户，但该约定属于双方对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并不影响伍骑与陆飞帆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陆飞帆系自行与王健交易，但并无证据显示陆飞帆与王健之间就买卖案涉挖机进行协商，黄富金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并未显示陆飞帆直接与王健针对买卖挖机事实进行协商，其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等证据亦无法证实陆飞帆与王健之间存在交易。而上诉人伍骑与陆飞帆签订协议后，陆飞帆亦按照协议约定将挖机价款支付至指定账户即黄富金的账户，而伍骑亦指派人员负责将挖机运送至买方指定地址，说明伍骑已实际履行了买卖合同的义务。上诉人伍骑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陆飞帆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伍骑、黄富金、王健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各方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伍骑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190元，由上诉人伍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邰滢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