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2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肇庆高新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高新区*****。法定代表人：陈伟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君，广东君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祖芳，广东君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西之信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定代表人：吴正红，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北京雍文（萍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清，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肇庆高新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之信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信汽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20）粤1284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君、邱祖芳以及被上诉人之信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胡建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粤1284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判项；2.改判确认之信汽车公司违反2019年2月25日签订的《纯电动车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已构成违约；3.改判确认之信汽车公司在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供双方认可的适当担保之前，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有权中止支付《采购合同》第三期、第四期价款；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之信汽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根本原因是之信汽车公司丧失商业信誉和履约能力，一审判决不能以之信汽车公司预留了质保金而否定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不安抗辩权。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只要有确切证据证明之信汽车公司具有法定情形之一，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而不需要理会合同是否有“质保金”。但一审判决却违背上述法律规定，将合同约定了质保金作为否定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理由，显然不正确。2.之信汽车公司已被江西省萍乡市多家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充分证明之信汽车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明显丧失了商业信誉，而且之信汽车公司是通过投标方式获得签约资格的，双方在招投标的条件中明确约定投标方中标后两个月内必须在肇庆高新区建设售后服务站，这是中标的前提，但之信汽车公司表面承诺，中标后严重毁约，因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完全符合法定条件。而且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及时通知了之信汽车公司，因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没有任何不当。3.之信汽车公司一审中出示了2018年11月9日购买55套动力电池的订单及部分发票、照片等证据，主张之信汽车公司所采购的这些电池都是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21辆电动车作备用电池的，即使“遨优”电池的生产厂家停止供货，之信汽车公司也有足够的备用电池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保证售后服务。但是之信汽车公司的这批电池是2018年11月9日采购的，其中只有31套电池的型号与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采购的电动车的电池型号相同，而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订购的日期是2019年2月28日，交车日期是2019年4月28日，因此生产日期必然是2019年2月28日之后，因为招标有特殊的“技术参数”要求，之信汽车公司在未中标、未生产之前就预购车辆的备用电池的讲法是荒唐的。而且，预备这么多备用电池放在仓库，既不符合科学原理也不符合经济学逻辑，因为充电电池是会自然老化、衰减直至报废，无法达到备用的目的；而且每一套电池都要占用19.38万元的资金，把55套电池积压在仓库里显然是一种浪费资金的做法，不合常理，之信汽车公司一方面被法院追债宣告失信，一方面又大量积压暂时不需要备用的电池，这只能说明之信汽车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产品无销路。另外，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不承认之信汽车公司的仓库里还有31套同规格的电池实物存在，因为之信汽车公司生产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购买的21辆电动车就需要用掉21套电池，最多只能剩下10套，充分说明之信汽车公司从2018年至今，除了生产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购买的21辆电动车，基本上是停产状态，不是正常经营状态。4.动力电池是电动车的核心部件，每个车型的动力电池型号都需经过工信部登记备案并发布公告方可上路行驶，不得随意更换其他型号的电池。且本案《采购合同》的招标要求中约定动力电池衰减到80%以后就必须换新的，现在之信汽车公司采购的“遨优”电池生产厂家肇庆遨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已经停产，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已经出现大量电动公交车因“遨优”电池膨胀、衰减变坏、不能更换新电池而停驶、索赔的先例，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有足够理由、足够的事实依据产生不安抗辩权。5.之信汽车公司的上游供应商停止供货，特别是上游动力电池生产厂家已经停产，这不是之信汽车公司10%质保金就能解决的问题。二、质保金与售后服务不是同一回事，之信汽车公司虽然预留了质保金但并不能免除其售后服务的义务。之信汽车公司的合同义务不仅仅是交车，对其产品的终身售后服务也是之信汽车公司重要的合同义务，8年的质保期内以及8年期满后的终身售后服务是不容忽视的卖方合同义务。因此之信汽车公司若无能力提供持续、稳定的售后服务，特别是三电系统的售后服务，则等同于之信汽车公司没有足够的能力履行主要的合同义务，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请求在之信汽车公司提供适当的担保前中止支付第三期、第四期车款合情合理。三、之信汽车公司没有在中标后两个月内建立售后服务站，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主张确认其违约有理有据，一审不应驳回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此项诉求请求。1.从2019年2月25日买卖双方签订采购合同到2020年6月8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法院起诉时止，之信汽车公司的售后服务站根本没有动工，所以之信汽车公司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售后服务义务并非2020年的疫情所致，而是其违反合同没有在肇庆市高新区建立售后服务站所致，疫情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低风险地区开展复工复产工作，所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在3月30日通知之信汽车公司维修，完全是符合政策要求。2.一审法院认定之信汽车公司履行了维修保养义务，但是对于是否及时履行维修保养义务这一问题，故意进行了回避。3.关于不可抗力，我国新型冠状肺炎的全国严格管控政策并不属于不可抗力，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概念，也没有达到导致之信汽车公司不能履行合同的程度。四、一审判决一方面论述被告有违约行为，另一方面却驳回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违约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五、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主张了不安抗辩权，之信汽车公司的反诉便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的分析论述脱离了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并改判支持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上诉请求。之信汽车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合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之信汽车公司违反2019年2月25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已构成违约；2.确认之信汽车公司在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供双方认可的适当担保之前，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有权中止支付《采购合同》第三期、第四期价款；3.本案诉讼费用由之信汽车公司负担。之信汽车公司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采购合同》约定的纯电动公交车第三期购车款309.75万元；2.判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因迟延支付第三期购车款产生的违约金74262.54元（违约金自逾期日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7月16日）；3.由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5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与之信汽车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主要约定：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采购21辆纯电动公交车，合同总价1239万元（为固定不变价）。质保期自车辆交付使用之日开始计算（质保期按5年计算）。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如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之信汽车公司应负责保修、包退、包换；质保期满后，之信汽车公司应提供终身售后服务及按不高于投标文件中主要配件、易损件清单所列报价格供应原厂零配件，并实行终身维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或金额支付合同价款，则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每日0.05%逾期金额的标准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应不超过合同价款的20%为限。费用的支付方面，分4期，每期25%免息平均支付给之信汽车公司；第一期2019年6月支付；第二期9月支付；第三期2020年6月支付；第四期2020年9月支付，其中该期先付15%；剩余10%作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后无息退还。双方在同天签订的《公交车售后服务及车辆使用技术承诺》中，之信汽车公司承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订购的电动公交车保修期为8年（质保期还是之前合同约定的5年）；之信汽车公司在合同中标后2个月内在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所在的肇庆高新区建立售后服务站；之信汽车公司满足全天全时技术响应：2小时内维修工程师到达维修现场，2日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等。双方签订合同后，之信汽车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交付21辆电动公交车；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也已按照合同约定向之信汽车公司交付了第一期、第二期公交车货款。2019年5月17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发出《通知书》，告知如下：该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与被执行人萍乡安源旅游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之信汽车公司、杭州安泰尔矿业科技有限公司、钱荣华、张菊芬、钱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即本案之信汽车公司）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享有到期债权，该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通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自接受本通知后的15日内向申请执行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履行对被执行人之信汽车公司到期债务550万元，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2019年6月6日，该法院针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复议申请，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发出回复的《函》，主要内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在2019年6月、9月委托中国光大银行广州梅花园支行授信支付给之信汽车公司货款共619.5万元，要求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保障本案550万元优先支付的前提下，该院同意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按照上述期限、方式、金额履行付款义务并请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及时将付款情况告知该院。2019年7月1日，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案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发出《通知书》，告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如下：1.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可先支付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550万元；2.根据2019年2月25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与之信汽车公司签订的纯电动车采购合同，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款项应支付到之信汽车公司在中国银行萍乡市分行营业部账户2007********中。因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履行上述550万元之后，剩余款项应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未经该院许可，不得支付至之信公司其他账户或者向其他人支付。并且，在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支付款项前，应及时书面告知该院。因（2019）赣0302执727号（立案时间：2019年5月15日），之信汽车公司被相关执行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曾于2020年4月26日向之信汽车公司发出《通知书》，主要内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采购的21辆公交车，自2019年7月4日投入运营至今已多次出现车辆故障，但之信汽车公司从2020年3月份开始不完全履行《采购合同》约定的维修保养义务，另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自2019年5月17日开始陆续收到相关执行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之信汽车公司也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认为之信汽车公司丧失商业信誉，现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通知之信汽车公司中止履行《采购合同》，中止履行后，之信汽车公司在2020年5月25日前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可解除合同。之信汽车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发出《回复函》，主要内容：针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2020年4月26日发出的《通知书》，1.之信汽车公司确认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反映的采购的公交车存在一定故障问题经之信汽车公司售后人员现场检查，基本属实。前期售后服务问题基本得到妥善解决。2020年春节期间，因受疫情影响，企业无法复工、售后所需零部件无法采购，导致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车辆售后服务未能及时处理。同时，之信汽车公司承诺，将一如既往的根据双方合同履行相关服务。2.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出的之信汽车公司列入失信名单及履行能力问题，企业经营虽然存在困难，但仍保留了技术及售后服务骨干队伍，且企业三产仍能维持一定的资金收入，完全可保证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售后服务及合同履行能力。2020年5月26日，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发出《复函暨通知书》，主要内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已收到之信汽车公司2020年5月19日发来的《回复函》，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已在2020年4月26日向之信汽车公司发出的《通知书》，通知了之信汽车公司，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中止履行《采购合同》。合同中止后，之信汽车公司未能在2020年5月25日前恢复履行能力并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供适当担保的，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可解除合同。因之信汽车公司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提供适当担保，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决定继续中止履行双方之间《采购合同》中的付款义务，即日起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不再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任何的款项，直至之信汽车公司恢复履行能力并提供适当担保为止。因本案产生的争议，双方各自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诉讼和反诉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与之信汽车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由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采购21辆纯电动公交车，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自愿实施的买卖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之信汽车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交付了21台纯电动公交车，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了第一期、第二期的货款。针对第三期货款，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认为之信汽车公司从2020年3月份开始，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维修保养义务，并且认为之信汽车公司已经因江西省萍乡市相关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要求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将支付给之信汽车公司的货款中，优先向相关执行法院支付550万元执行款；认为之信汽车公司丧失履行维修保养义务的能力而通知之信汽车公司中止履行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第三期、第四期货款的义务，直至之信汽车公司恢复履行能力和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供适当担保之日为止。之信汽车公司则抗辩认为其有履约能力，且双方合同已扣除10%的货款作为质保金，要求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继续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第三期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应当在2020年6月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交付25%的第三期公交车货款，即1239万元的25%，为309.75万元。针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出的之信汽车公司自2020年3月开始没有完全履行保修义务问题；2020年3月、4月还是我国新型冠状肺炎的全国严格管控时期，全国所有人员均不能随意流动，这是作为我国公民都知悉的事实，之信汽车公司在2020年3月、4日不能从江西省到广东省肇庆高新区之信汽车公司处履行维修保养义务，是情有可原的。之后，之信汽车公司也都在2020年的5月份、6月份、7月份安排人员到之信汽车公司处履行了车辆的维修保养义务。针对之信公司被相关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未反映之信汽车公司因此丧失了履行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所购买车辆的维修保养义务能力，且事实上，之信汽车公司也实际上在2020年的5月、6月、7月分别派员到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处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在之信汽车公司处采购的车辆进行了维修保养义务。在双方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了扣除10%的货款，作为之信汽车公司履行保修保养的售后服务的质量保证金。在之信汽车公司对维修保养的售后服务已提供了质保金作为保障前提下，之信汽车公司交付车辆，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对价服务；而质保金的支付对价，则是之信汽车公司在质保期内完成对车辆的质量保修义务。故此，一审法院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提出的行使不安履行抗辩权，主张中止合同，不予支付之信汽车公司的第三期、第四期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之信汽车公司反诉提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支付第三期货款309.75万元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之信汽车公司反诉认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应当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第三期货款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问题，考虑到之信汽车公司被相关执行法院通知将货款优先向相关法院支付550万元，以及之信汽车公司列入失信名单、之信汽车公司在2020年3月、4月未能提供正常维修保养义务等，确实对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产生不安心理。而之信汽车公司也没有兑现售后服务中，及时在肇庆高新区建立售后服务等，违约在先，故对之信汽车公司反诉主张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支付迟延付款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二、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之信汽车有限公司支付第三期购车款309.75万元（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时，应结合相关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的内容，通知相关执行法院，并按照相关执行法院的要求正确履行自己货款的支付义务）。三、驳回之信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受理费减半后收取50元，由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负担；反诉费16088元，由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负担15711元；之信汽车公司负担377元（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已预交本诉受理费、之信汽车公司已预交反诉受理费）。二审期间，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并质证。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依法向本院提交了7份新证据：1.（2020）浙0681执1909号执行裁定书；2.（2020）苏0411执908号执行裁定书；3.（2020）渝0102执1237号执行裁定书；4.（2020）粤1284执1556号执行裁定书；5.（2020）粤1971执663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6.（2020）粤0605执23069号之七执行裁定书；7.（2020）粤1284执1062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和2拟证明之信汽车公司被不同的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以及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之信汽车公司没有履行能力。证据3至7拟证明本案之信汽车公司的电池供应商肇庆遨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因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被多家法院终结执行。之信汽车公司质证称，对该7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7份证据都是案外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方没有收到相关的执行裁定书，不能证明对方的事实主张，且我方储备足够的备用电池，足以履行后期维修义务。之信汽车公司没有新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诉讼中，之信汽车公司提供已事先采购并储存电池的订单及照片，显示其已经向电池供应商肇庆遨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采购55套电池用于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采购车辆的后续维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之信汽车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是否可以主张中止支付后续的货款。关于之信汽车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与之信汽车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签订《采购合同》，约定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采购21辆纯电动公交车，并支付合同总价1239万元（为固定不变价）。该合同签订后，之信汽车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分别于2019年4月26日、27日、28日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交付21辆纯电动公交车，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向之信汽车公司支付第一期、第二期货款，上述履约事实双方均予以确认。因此，《采购合同》是买卖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予以履行。虽之信汽车公司未能建立售后服务站以及延迟响应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技术维修要求，但上述约定均为合同的从给付义务，之信汽车公司作为出卖人已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完成向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交付21辆纯电动公交车的主给付义务，买卖合同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故之信汽车公司在主给付义务上并没有违约，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主张之信汽车公司违约而拒绝支付货物价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之信汽车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建立售后服务站且及时响应维修服务要求，之信汽车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的从给付义务给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造成损失的，因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出相应主张，其可以另循合法途径解决。关于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是否可以主张中止支付后续货款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及现有情况，本院认为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主张中止支付后续货款的理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首先，《采购合同》约定剩余总价款的10%作为质保金，如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之信汽车公司应负责包修、包退、包换，即质保期间内已经包含了之信汽车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和保养等售后服务，合同约定的质保金具备一定的担保功能，在买方尚未支付的质保金高达100多万元的情形下，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要求之信汽车公司另行提供适当担保，理据不足。其次，虽然案涉电动车的上游电池生产厂家已经停产以及之信汽车公司没有按约建立售后服务站，但是之信汽车公司已经采购足够的备用电池用于售后维修，并且之信汽车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至7月派专人前往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故之信汽车公司仍具备对案涉电动车履行售后维修、保养义务的能力。最后，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向之信汽车公司发出维修通知时，正处于全国疫情管控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之信汽车公司在2020年3、4月期间未及时响应售后服务系受不可抗力影响，属于合理范围内，并无不当。综上，虽然之信汽车公司对外的债务较多，但其公司尚具备履行后续维修服务的能力，在现有的情况下，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主张之信汽车公司另行提供担保且中止支付后续货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支付第三期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高新区公共汽车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90元（肇庆高新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肇庆高新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桑审 判 员  梁碧媛审 判 员  梁达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梁博嘉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