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502行初115号 原告上海辉荣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776297112W。 法定代表人喻国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跃成，男，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被告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县府街原审计局办公楼v> 法定代表人陈柯，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罗世刚。 委托代理人邹毅，四川华晨（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原告上海辉荣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辉荣公司）不服被告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市交通运输支队）交通运输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市交通运输支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辉荣公司委托代理人张跃成，被告市交通运输支队的委托代理人罗世刚、邹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4月17日，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作出川宜交运罚（2020）2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20年3月31日，原告的驾驶员驾驶的沪ＤＲ××××客车，使用伪造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客运经营，被告在石马溪巡查时将其查获。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作出罚款600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上海辉荣公司诉称，原告经营的沪ＤＲ××××客车于2020年3月31日在宜宾市石马溪接受被告检查，驾驶员出示了该车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及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被告将原告的车辆扣留，被告扣留原告车辆时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滥用职权，违法扣车。后经了解，驾驶员未持有效的包车标志牌，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客运包车应当凭车籍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配发的包车客运标志牌，按照约定的时间、起始点、目的地和线路运行，并持有包车合同，不得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但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应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六条“违反本规定，客运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三）客运包车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的，不按照包车客运标志牌载明的事项运行的，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的，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运营的，招揽包车合同以外的旅客乘车的……”之规定，充其量也是罚款三千元，而被告适用的处罚依据是七十九条，七十九条的规定是适用伪造、变造或者注销的许可证件，该许可证件应是道路运输许可证，但原告的道路运输许可证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将包车标志牌误认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由此可见，被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被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处罚依据不能随心所欲，对未持有效的包车标志牌罚款60000元明显不当，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川宜交运罚（2020）2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上海辉荣公司向法庭提供了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明原告从事道路运输是合法有效的，有效期至2022年10月10日。3.4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道路旅客运输违法行为抄告通知单、违法通知书，证明被告对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应依据八十六条第三款进行处罚；4.违法通知书、处罚决定书，原告是2020年4月16日拿到的通知书，但是被告没有给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所以被告程序违法。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对处罚决定不服，后才向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市交通运输支队辩称，一、被答辩人使用伪造的包车标志牌进行省际包车客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20年3月31日，答辩人的执法人员在石马溪巡查时对车牌号为沪ＤＲ××××的客车进行检查，经检查发现该车道路运输证登记为上海辉荣公司，该车持有包车标志牌为上海至宜宾省际包车，车上装载了乘客19人，均是前往浙江嘉兴方向。执法人员对该车包车标志存疑，遂进行调查。答辩人依法对驾驶员以及该车搭载的乘客进行询问，两名驾驶员均承认包车标志牌为通过网上购买，并非运管部门核发，且乘客均为购票乘车，并非包车。以上证据证明被答辩人使用伪造的包车标志牌进行包车客运的事实。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客运包车应当凭车籍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包车客运标志牌，按照约定的时间、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行，并持有包车票或者包车合同，不得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运营，不得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本案中，被答辩人持有的包车标志牌系网络购买，并非运管部门核发，被答辩人使用伪造的客运标志牌从事包车客运经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答辩人按照法律规定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办案人员搜集了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于2020年4月3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送达了川宜交运违通［2020］280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答辩人于4月17日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处罚程序完全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程序正当合法。三、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行政处罚依据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因此，答辩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均系依法进行，适用法律正确。在处罚过程中，鉴于被答辩人在疫情期间仍然伪造包车标志牌从事省际包车客运，存在疫情传播的风险，选择了60000元处罚幅度对被答辩人进行处罚，处罚适当。四、客运包车标志牌系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属于从事客运经营的许可证件。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只有取得了客运包车标志牌才能从事包车客运。客车包车标志牌系在运输企业取得经营许可后，在包车客运时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并提供包车合同或包车票后，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后核发，其当然属于客运许可证件，否则就不需要审批核发。被答辩人使用伪造的包车标志牌，严重破坏了运输管理秩序。答辩人以被答辩人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规定进行处罚，适用法律准确无误。综上，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交通运输支队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有：1.被告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宜编发［2019］56号《中共宜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通知》、宜市交党［2020］50号《中共宜宾市交通运输局委员会关于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临时内设机构及人员安排的通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以及新单位的成立情况。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使用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客运经营，被告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原告进行6万元的罚款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3.营业执照复印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原告在2020年5月委托了代理人张跃成来处理违法行为。4.车辆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证明车牌号为沪ＤＲ××××客运登记业户为上海辉荣公司，驾驶员为王文中、盛绍科。5.驾驶员王文中、盛绍科询问笔录，乘客熊天华、赵华付、刘加友、胡华容的询问笔录，车辆现场照片，包车标志牌，证明原告持有的包车标志牌系网络购买，并非运管部门核发，且乘客均为购票乘车，不属于包车行为，原告使用伪造的客运标志牌从事包车客运经营的违法事实清楚。6.证据登记保存清单、解除证据登记保存决定书、送达解除决定视频，证明被告依法对违法车辆及涉案证据进行登记保存，并进行了解除。7.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证明被告按照程序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在作出处罚前进行了集体讨论。8.《违法行为通知书》、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视频、送达回证及快递单、《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及快递查询单，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9.《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四十二条，证明实施处罚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第1、3、4、6组证据，原告无异议。被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原告认为违法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罚1000元至3000元。被告没有制作证据处理决定书给原告，程序不合法。第5组证据，原告认为客运包车标志牌是王文中承认在网上购买，是无效的，未持有效的包车标志牌处罚应是1到3千元，对违法事实没有异议。第7组证据，原告认为不能证明适用法律正确。第8组证据，原告提出，因原告单位搬迁，原告未收到被告的违法行为通知书。4月16日，原告到被告的单位拿违法通知书时，当时邮局退回给被告的违法通知书的快递还没有拆封。原告领取到违法通知书后，要求陈述申辩，被告单位告知4月3日已经邮寄了违法通知书，因为未签收已经退回，现在没有陈诉申辩的机会，因为没有给原告陈述申诉及听证的机会，被告下了处罚决定书，不符合法定程序。视频上的是原告单位的驾驶员王文中，他当时没有签收违法通知书，所以被告单位才通过邮寄方式将违法通知书寄给原告，实际上，原告是没有收到违法通知书的。第9组证据，原告认为应当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六条进行处罚。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案件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被告无异议。第2组证据，被告认为从事趟次的包车客运，还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包车标志牌。第3组证据，被告认为不是原件，对真实性存在异议；同时，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第4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已经于4月3日向原告单位职工王文中送达了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告知了陈诉申辩权利，其拒收行为不影响违法通知书的送达，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在4月16日拿到的违法通知书，原告所持有的委托书载明的期限是2020年5月25日，在此之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跃成才到被告单位处理相关事宜，行政处罚决定书早已在4月17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了原告。原告提供的第3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真实、合法与案件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上海辉荣公司具有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省际包车客运，所属的沪ＤＲ××××客车配发有道路运输证。 2020年3月31日，原告的驾驶员王文中、盛绍科驾驶沪ＤＲ××××客车在宜宾市筠连装载19名乘客，前往浙江。车辆行驶到宜宾石马溪时，被告的执法人员巡查时对其进行检查，查明：该车持有的包车标志牌为上海至宜宾省际包车（卢运包字1810456号），此包车牌是通过微信联系从网上购买。车上乘客系各自通过网上单独购票乘车。执法人员依法对王文中、盛绍科的从业资格证，沪ＤＲ××××车道路运输证、沪ＤＲ××××车辆、卢运包字1810456号上海至宜宾省际包车牌进行登记保存。 2020年4月2日，宜宾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经集体讨论认定上海辉荣公司沪ＤＲ××××车使用伪造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客运经营，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同意给予当事人上海辉荣公司六万元行政处罚。2020年4月3日，宜宾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向原告发出川宜交运违通（2020）280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和陈述、申辩的权利，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及期限。驾驶员王文忠拒绝签收。当日被告按照原告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1359号7楼Ｂ19室邮寄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4月17日，被告作出川宜交运罚（2020）2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后原告委托张跃成到被告处领取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诉来本院。 另查明，1、根据《中共宜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通知》（宜编发[2019]56号）、《中共宜宾市交通运输局委员会关于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临时内设机构及人员安排的通知》（宜宾市交党[2020]50号）文，设立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为宜宾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管理的行政执法机构，副处级……（二）负责翠屏区、叙州区、南溪区辖区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执法工作…..”。 2、庭审中，原告出示的营业执照记载其公司的住所地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原宜宾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道路运输执法职能，由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行使，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是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争议焦点：1.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是否是道路客运许可证件,原告是否有违反客运行政许可的行为；2.被告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焦点1，原告上海辉荣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省际包车客运。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项“包车客运是以运送团体旅客为目的，将客车包租给用户安排使用，提供驾驶劳务，按照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路线行驶，按照行驶里程或者保用时间计费并统一支付费用的一种客运方式”，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客运包车应当凭车籍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包车客运标志牌，按照约定的时间、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行，并持有包车票或者包车合同，不得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运营，不得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和第五十七条“……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由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的统一式样印制，交由当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客运经营者核发……从事省际包车客运的企业应按照交通运输部的统一要求，通过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向车籍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使用包车标志牌。……”之规定，原告使用伪造包车客运标志牌，搭乘散客从宜宾到浙江，从事道路客运的经营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包括许可证、资格证、合格证、行政机关的证明文件、执照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以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八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以及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道路客运经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和客运站经营的行政许可”、第十九条第一款“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客运经营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路客运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10日内向被许可人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10日内向被许可人发放《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的规定，从事客运经营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并未包含客运包车标志牌。包车客运属于《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的客运经营管理内容，而非客运许可范畴。客运包车标志牌不是道路客运许可证件。《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以及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包车客运管理的通知》（交运发（2012）738号）“五、规范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管理在开展每一运次的省际包车业务前，企业通过“包车客运管理信息系统”向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申请。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对省际包车备案申请及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企业打印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并加盖企业公章，方可使用该标志牌从事省际包车业务”对包车客运标志牌的取得、使用等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均属于客运经营管理的内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上述规定对省际包车客运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非实施行政许可，故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不是道路客运许可证件。原告使用伪造的包车客运标志牌并未违反有关客运许可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使用伪造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客运经营，缺乏根据，继而适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有关违反行政许可的法条即第七十九条对原告实施处罚，系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焦点2，本案中被告的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原告的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系伪造的，依法立案并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办案需要，为进一步查清事实，采取证据登记保存适当。被告在送达相关执法文书时，原告客车驾驶员拒绝签收，依法视为送达，且被告按，且被告按照原告营业执照载明的住所地进行邮寄送达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19号）第九条“……法人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uo;之规定，被告送达合法有效。 综上，被告通过执法调查，已经查明原告违法事实存在，被告的调查程序、处罚程序合法，但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的川宜交运罚（2020）2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一个月内对上海辉荣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重新作出行政处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宜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健 审 判 员  邹 洪 审 判 员  陶 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婷婷 书 记 员  郑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