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11行终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地址：贺州市贺州大道**。 法定代表人庞姚明，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煜，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倜铭，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西富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地，地址：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富洲路**/div> 法定代表人徐方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向红，该公司法规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琪，男，1970年4月3日，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洪，广西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枫，广西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贺州市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地址：贺州市城**品公司园地）。 法定代表人陆金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陆政威，男，198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广西富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商品房抵押权行政预告登记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2行初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28日，借款人徐文奖与贷款人广西富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即富川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担保人陆政威、贺州市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旗公司）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富）桂农信抵措［2010字］06009号，借款人民币7000000元，借期五年，自2010年6月28日起至2015年6月27日止。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为房产，详见抵押物清单。2010年6月28日，陆政威与富川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抵押合同，合同编号：（富）桂农信抵措［2010字］06009-1号，抵押人陆政威自愿以本合同项下的房地产抵押物清单所列财产作为抵押物设定抵押。2010年6月29日，陆政威与金旗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业。销售编号第14号楼1层1-12号铺，门牌号4栋1层1-12号铺。建筑面积1481.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425.38平方米，公摊面积56.52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13000元，总价款14301560元。付款约定为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付清房款。同一天，陆政威与金旗公司就金旗市场第14号楼1层1号铺，门牌号4栋1层1号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0年6月30日，陆政威、富川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办理预告登记并提交了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房屋抵押登记审批表、（富）桂农信抵借［2010字］06009号个人借款合同、（富）桂农信抵借［2010字］06009-1号抵押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具结书、陆政威身份证复议件。同日陆政威就贺州市八达西路602号金旗市场14号楼1号房屋权属状况向原贺州市房地产服务中心提交《房产档案利用查询申请表》，原贺州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经查询，申请人陆政威所查该房已办理备案登记，买受人陆政威（合同编号:金14-1号），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该房产无查封、无抵押、无挂失、无灭失等登记手续。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贺房预八步字第00001302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主要内容为：预告登记权利人：富川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预告登记义务人：陆政威；房屋坐落:贺州市八达西路602号金旗市场4栋（原14号楼）1层1至12号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详见抵押清单；债权数额：柒佰万元整；设定日期：2010年6月28日；约定日期：2015年6月27日。2010年9月1日，杨文琪与金旗公司签订金旗市场商品房订购书。2011年4月3日，杨文琪与金旗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预售商品房，销售编号第14号楼1层1号铺，门牌号是4栋1层1号铺，建筑面积134.73平方米，总价款1212570元。杨文琪于2010年9月8日支付购房定金10万元，于2011年4月3日支付购房款40万元。2014年11月8日，陆金生出具“今收到杨文琪材料单661062现金单50万元门面押金单2万元”。2018年11月6日，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杨文琪与广西富川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文奖、陆政威、金旗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作出（2018）桂1123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杨文琪的诉讼请求。杨文琪上诉至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2日，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11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2月25日，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就杨文琪与金旗公司、陆政威、广西富川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作出（2019）桂1103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文琪与贺州市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2011年4月3日签订的贺州市金旗市场14号楼1层1号铺（门牌号4栋1层1号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贺州市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与陆政威2010年6月2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杨文琪认为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贺房预八步字第00001302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侵犯其合法权益，遂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前述登记。 另查明，2016年1月12日，贺州市人民政府贺政发〔2016〕2号《关于确定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为我市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通知》，明确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负责办理市本级（八步区、平桂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等工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本案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二、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贺房预八步字第00001302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是否合法？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桂1103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文琪与贺州市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2011年4月3日签订的贺州市金旗市场14号楼1层1号铺（门牌号4栋1层1号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此时，原告知道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贺房预八步字第00001302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于2020年6月15日向该院起诉，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因此，本案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贺房预八步字第00001302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是否合法的问题。《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第七十一条规定:“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抵押合同;(四)主债权合同;(五)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六)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七)其他必要材料。”房屋登记机构在进行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时,对申请人提交的上述相关文件应按照规定进行审慎审查。本案中,被告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作为房屋登记机关,具有办理房屋他项权利登记的法定职责,但其在申请人未提交有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不符合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法定条件，被告却给予登记缺乏事实基础，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本案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中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所作出的涉案登记的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的贺房预八步字第00001302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维持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杨文琪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案涉登记行为发生时，杨文琪尚未对案涉房屋享有任何财产性利益，上诉人实施的登记行为与杨文琪并没有公法上的利害关系，案涉登记行为属于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其有别于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成立后，当涉案房屋办理抵押登记的条件成就时，权利人对涉案房屋享有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权，但该请求权仍然属于普通债权，并不产生抵押权设立后的优先受偿的效力，对杨文琪的权益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杨文琪权利受损的直接原因是金旗公司将具有权利瑕疵的房屋出售给其，而不是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杨文琪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2018）桂1123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书可知，被上诉人最迟于2018年7月20日已经得知涉案房屋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于2020年6月才起诉要求撤销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明显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行政行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不以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文书进行确认为前提，原审法院认为经平桂区法院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第三人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被上诉人才与涉案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显然是对行政法规定的“利害关系”的错误理解。第三人陆振威、富川农村商业银行的预告登记申请符合法定条件，上诉人的登记行为合法有效。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已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四）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五）其他必要材料。第七十一条规定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抵押合同；（四）主债权合同；（五）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六）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七）其他必要材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中最主要的、确保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能够成立的要件为已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其他材料为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文书、身份证明等非实质性要件。需要申请人提供“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的目的是证明申请人是该房屋的预告登记权利人，根本目的是证实申请人有权在该房屋上设立其他权利，不至于损害到第三人的权利。“已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与“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在不动产登记法律效力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贺州市范围内的所有的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都不需提供“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如本案被上诉人诉求成立，意味着同一时间段所有的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都是可以撤销的，如此势必会对贺州市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案中，第三人陆振威、富川农村商业银行向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时，虽未提交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但已提供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该预售合同具备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实质性要件。故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在作出涉案登记行为时虽具备程序上的瑕疵，但不影响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效力，案涉房屋预告登记依法不应当被撤销。 上诉人富川农村商业银行上诉称：一、本案已过起诉期限。杨文琪与金旗公司于2011年4月27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长达近七年对合同既不备案也不申请房屋产权登记，这符合常理吗？2018年7月20日杨文琪向富川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于同年8月13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就应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犯。本案行政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是2018年7月20日至2019年的7月19日。被上诉人杨文琪于2020年6月15日才向八步区法院提交诉状，已超过法定“一年”的起诉期限。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杨文琪从拿到平桂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才知道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事实行政主体“贺州市房产管理局”和具体行政行为“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杨文琪在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书中均予出示，杨文琪在起诉书中多次提到被告贺州市房产管理局的“预告登记”无效，损害了其财产权益云云，这不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二、被上诉人杨文琪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己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己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的规定，在房屋行政登记法律关系中，除了应当依法受理的上述特定情形之外，普通的债权人不具备提起撤销房屋行政登记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杨文琪与金旗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没有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预告登记。杨文琪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因此，作为普通债权人的被上诉人杨文琪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资格。三、被上诉人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作出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行政行为合法。根据物权法第二十条及《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申请预告登记，应当提交双方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该约定既是双方当事人同意预告登记的合意，也是登记机关据以进行预告登记的依据。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原贺州市房管局提供了相关的申请书、承诺书，可以认定申请预告登记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物权法第十二条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上诉人提交《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贺房预（2010）第10号）就是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申请人没有提交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不具备办证的法定条件”是错误的。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根据上诉人提出的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房屋抵押登记审批表》、《广西农村信用社个人借款合同》、《广西农村信用社抵押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屋档案利用査询申请表》、《房产档案查询结果》、第三人陆政威的身份证明等材料，受理并审核了相关材料，对登记事项进行了询问，才作出《房屋所有权交易（抵押）确认书》、贺房预八步字第00302号《房屋他项权证》和贺房预八步0001302号《房屋预告登记证明》。预购登记是避免一房多卖，而不是保证买卖商品房，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己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其向原富川瑶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核发《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时，申请人应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得隐瞒真实情况和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即使原贺州市房产管理局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导致错误的办证行为发生，该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但陆政威己将涉诉房屋抵押给富川农村商业银行，抵押登记、他项权利证书已办理，700万元贷款已发放，该抵押权、贷款受国家法律保护。富川县法院对涉诉房屋作出裁定予以查封。根据《最髙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三款“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的规定，对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行政行为只能确认违法，不宜撤销。原审判决以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判决撤销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规定，改判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五、本案是民事判决后杨文琪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引发的行政诉讼，应结合涉案的所有生效民事判决裁定慎重处理。综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合法，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文琪承担。 被上诉人杨文琪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正确，判决正确，依法应当维持。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与富川农村商业银行上诉称本案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以及超过起诉期限均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相符。原审判决对该问题的论证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合法的理由不成立。民事案件不可能对行政案件作出评判，在行政行为没有被撤销前，民事案件不可能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评判，说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当初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尽到相关义务，用以证明本案相关行政行为合法，没有法律依据。1、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主张“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中最主要的、确保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能够成立的要件为已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其他材料为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文书、身份证等费非实质性要件”没有法律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一条：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五)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所谓应当，是法定的必须如此，不如此就是违法。2、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主张“预售合同具备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实质要件”，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与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属于不同的行政行为。没有谁是谁的要件之说。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不等于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是申请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法定要件。没有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就不具备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条件。富川农村商业银行主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就是“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纯属指鹿为马。就算是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亦不拿《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当作“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来作为作出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材料。上诉人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认为原审判决对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理解错误没有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并非上诉人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认为的只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对行政行为起诉。至于该条款所列举的十种情况，则规定的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情况，并非是对原告主体资格的禁止认定。富川农村商业银行主张杨文琪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错误。其引用的仅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情况，属于以偏概全。富川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属于企业商业行为，不属于公共利益。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判决撤销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不损害公共利益。富川农村商业银行还可以依法向债务人徐文奖或者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 被上诉人陆政威、被上诉人金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应的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 上诉人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富川农村商业银行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有新的证据。杨文琪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生效证明，证明（2019）桂1103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生效时间。贺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富川农村商业银行对杨文琪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该证明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杨文琪于2018年8月13日向富川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一、立即停止对原告杨文琪购买的位于贺州市八达西路602号金旗市场4栋（原14号楼）一层1号商铺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门面的查封；二、确认金旗公司把贺州市八达西路602号金旗市场4栋（原14号楼）一层1号商铺预告登记在陆政威名下无效；三、确认原告杨文琪与金旗公司2012年4月6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确认位于贺州市八达西路602号金旗市场4栋（原14号楼）一层1号商铺归原告所有；四、贺州市金旗市场立即协助和配合原告杨文琪办理位于贺州市八达西路602号金旗市场4栋（原14号楼）一层1号商铺的产权过户登记；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富川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桂1123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杨文琪的诉讼请求。杨文琪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桂11民终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文琪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桂11民终22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桂民申4065号民事裁定，驳回杨文琪的再审申请。杨文琪于2019年7月16日向平桂区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陆政威与富川农村商业银行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富）桂农信抵借［2010字］06009-1号抵押合同无效；2.判决确认金旗公司与陆政威于2010年6月2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3.判决确认杨文琪与金旗公司于2011年××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4.判决金旗公司继续履行与原告2011年4月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为原告办理合同备案及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2019年12月25日，平桂区法院作出（2019）桂1103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判决：杨文琪与金旗公司2011年4月3日签订的购买贺州市金旗市场14号楼1层1号铺（门牌号4栋1层1号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金旗公司与陆政威2010年6月2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驳回杨文琪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杨文琪不具有本案起诉资格。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在前，杨文琪与金旗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后，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行为作出时，并未影响到杨文琪任何权利。抵押合同是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前置条件，杨文琪请求确认陆政威与富川农村商业银行签订的案涉抵押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已被（2019）桂1103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驳回。杨文琪与金旗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在（2019）桂1103民初1238号案被判决合法有效，但是杨文琪请求金旗公司继续履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为其办理合同备案及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已被驳回。因此，杨文琪对案涉商品房没有物权或物权期待权,案涉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行为并未影响到杨文琪任何权利。杨文琪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规定的情形，其与涉案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起诉资格。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处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2行初45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杨文琪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给被上诉人，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退回给上诉人。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 琴 审 判 员  黎之燕 审 判 员  徐文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邓行奇 书 记 员  黄纲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