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民终2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法定代表人：管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红朝，男，汉族，198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河北省石家庄人，住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衡阳县西渡镇三联社区和平组/div>法定代表人：龙丁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沣桀，湖南五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源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20)湘0421民初1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吉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其退付货款395600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实，但同时被上诉人通过其代理人与案外人毛勇之间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2、一审认为案外人毛勇个人所需的5万只口罩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与事实不符。案外人毛勇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且已实际履行完毕，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上诉人履行了该5万只口罩的交货义务，不应扣除相应货款。湖南源康公司辩称，浙江吉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浙江吉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防疫口罩买卖合同；2、判令湖南源康公司依法退付浙江吉利公司未履约货款共计人民币3956000元及利息43375.1元（此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2日，利息计算公式为3956000×4.35%÷365×92），共计3999375.1元；3，本案诉讼费及申请财产保全产生的费用由湖南源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2日，湖南源康公司公司出具了一份销售授权书，授权余婷婷、潘响栋为公司代理商，授权销售该公司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授权期限从2020年1月12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2020年2月17日，浙江吉利公司因公司员工防疫需要，通过微信与潘响栋、余婷婷联系，向湖南源康公司订购100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2020年2月15日，浙江吉利公司通过宁波银行向湖南源康公司转账430万元。2020年2月17日，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发出《交货承诺》，承诺2020年2月25日累积发货不少于10万个口罩，26日累积发货不少于26万个口罩，27日累积发货不少于38万个口罩，28日累积发货不少于50万个口罩，29日累积发货不少于65万个口罩，3月1日累积发货不少于80万个口罩，2020年3月2日保证累积发货不少于100万个口罩，单价4.3元/个（含13%增值税含运费），数量100万个，总价430万元，定金为全部货款，对公转账至我司对公账户。尔后，湖南源康公司公司通过代理商余婷婷、潘响栋向浙江吉利公司发送了部分口罩。但后期湖南源康公司未能按承诺期限发货，浙江吉利公司遂于2020年3月1日向湖南源康公司发送了终止合同通知，并另行购置了一次性医用口罩下发给公司员工。由于湖南源康公司对于浙江吉利公司的终止合同通知未予答复，2020年3月23日浙江吉利公司向湖南源康公司发送了催告函，要求湖南源康公司退还未发货的92万只口罩货款3956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2020年2月25日，浙江吉利公司向湖南源康公司发货3万只；2020年2月26日，浙江吉利公司向湖南源康公司发货2万只；2020年3月28日，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发货3万只。另2020年2月26日湖南源康公司发货了5万只口罩，湖南源康公司代理商余婷婷于2020年3月8日向浙江吉利公司高管毛勇出具《确认函》，承诺在收到毛勇口罩货款后，用于支付前期订购的5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由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单价3.5元(含运费不含税），数量5万个，总价17.5万元。同时在该《确认函》中，余婷婷注明“5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已于2020年2月26日发货，特此确认”。2020年3月12日，该17.5万元货款通过应宁峰的账户汇款至余婷婷个人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双方讼争的是一、浙江吉利公司、湖南源康公司是否应予解除合同；二、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所发货的口罩数量是多少。就上述争议焦点，该院评判如下：一、浙江吉利公司、湖南源康公司是否应予解除合同？浙江吉利公司为疫情防护所需，向湖南源康公司订购一次性医用口罩，用于员工上班期间的疫情防护，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出具了《交货承诺》，浙江吉利公司、湖南源康公司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浙江吉利公司已经向湖南源康公司支付了口罩价款，湖南源康公司应当履行交付口罩的义务。湖南源康公司未在合理期间内及时提供口罩，经浙江吉利公司催告后仍未履行，导致浙江吉利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对浙江吉利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湖南源康公司应退还除已发货口罩外所收取的浙江吉利公司的预付货款。对于浙江吉利公司要求湖南源康公司支付货款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预收了货款，却未按约定向浙江吉利公司交付货物，应当向浙江吉利公司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浙江吉利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浙江吉利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的标准计算利息，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案中逾期付款利息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的计算时间应从浙江吉利公司向湖南源康公司发送催告函即2020年3月23日开始。二、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所发货的口罩数量是多少？在庭审过程中，浙江吉利公司、湖南源康公司双方对2020年2月25日发货3万只，2020年2月26日发货2万只，2020年3月28日发货3万只，共计8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无异议。但对2020年2月26日发货的5万只口罩，浙江吉利公司主张该口罩由湖南源康公司公司业务员余婷婷交付给了浙江吉利公司公司高管毛勇，毛勇亦支付了口罩货款，故该5万只口罩不应认定为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交付的货物。对此该院认为，毛勇个人所需的5万只口罩并未与湖南源康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且5万只口罩湖南源康公司已于2020年2月26日就已经发货，而余婷婷则是于2020年3月8日向毛勇出具的确认函，且该5万只口罩货款也并未交到湖南源康公司公司账户，故对该5万只口罩应认定为湖南源康公司已向浙江吉利公司交付的货物。综上所述，浙江吉利公司因购买一次性口罩所需，向湖南源康公司预付了货款4300000元，湖南源康公司向浙江吉利公司一共发货130000万只共计货款559000元，湖南源康公司应退还浙江吉利公司货款3741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解除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与湖南源康公司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二、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退还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货款3741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支付从2020年3月23日起至货款退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796元，减半收取193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398元，由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讼争的5万只口罩系被上诉人为履行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义务还是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毛勇履行义务？2、被上诉人应退还给上诉人多少货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货款的支付约定应对公转账，口罩单价4.3元一个。事实上，上诉人也是向被上诉人账户转入的预付款430万元，而非其代理商的账户。双方二审争议的5万只口罩被上诉人发货的时间是2020年2月26日，而相应的货款17.5万元于2020年3月12日才通过应宁峰的账户汇款至被上诉人代理商余婷婷个人账户，但余婷婷并未将该款转至被上诉人的账户。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规则（先支付预付款再发货）及当时口罩的紧缺性，不可能在案外人即上诉人的高管毛勇未支付货款定金或预付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即将该5万只口罩发给毛勇，而且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原本就有远超过5万只口罩货款的预付款，无须该17.5万元用于上诉人前期订购的口罩货款，而余婷婷却在该5万只口罩发货后货款支付之前即于2020年3月8日向毛勇出具《确认函》，承诺“在收到您方一次性医用口罩货款后，将及时确认，该笔货款用于支付前期订购的5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由湖南源康**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口罩单价却是3.5元一个。该函上载明的“您方”并未具体写明是谁，目前亦无证据证实上诉人授权了毛勇与余婷婷进行买卖口罩的交易，上诉人亦对此予以否认，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口罩买卖协商过程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的总数105万只口罩无异议，只是提出“那五万不算在这100万**面，我们也是会另外打款的”，但上诉人未明确表明或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该5万只口罩就是毛勇欲购买的口罩，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5万只口罩其已另行付款，且否认通过应宁峰的账户汇款至余婷婷个人账户的17.5万元是其支付，而认为是毛勇所支付、被上诉人是向毛勇发送的该5万只口罩。再根据被上诉人在2020年3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终止合同通知之前即同年2月26日将该5万只口罩发送的事实，一审认定该5万只口罩系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货物，并判决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退还货款3741000元并无不当。至于毛勇是否与余婷婷或他人发生买卖口罩的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上诉人上诉提出毛勇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5万只口罩向其履行了交货义务，从而要求核减该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浙江吉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上诉人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东审 判 员 蒋立新审 判 员 刘 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尹奇捷书 记 员 李妍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