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6民终16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康，女，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宁，重庆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韬，重庆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安中一装备园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奎阁街道石滨路**。 法定代表人：肖佳，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天引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少陵路**。 法定代表人：李保平，该公司董事长。 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淑娟，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中天国际股权投资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园路创业投资大厦**div> 执行事务合伙人：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 上诉人袁康因与被上诉人广安中一装备园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一装备公司）、中天引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引控公司）、保利中天国际股权投资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利中天合伙企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19）川1603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康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杜宁、被上诉人中一装备公司、中天引控公司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程淑娟到庭参加了诉讼。保利中天合伙企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未对劳动合同等关键证据进行裁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审判职责。本案系劳动合同争议案件，劳动合同及薪资确认单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且该证据也是一审法院基于审判需要在被上诉人被查封的办公场所内调取的，但一审未在裁判文书中对上述证据是否采信进行认证。同时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鉴定申请的处理，与一审庭审对此的回应自相矛盾。一审认为该劳动合同无鉴定形成时间的必要，遂驳回被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从此处足可以说明一审法院是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性的，但一审判决书违反不予鉴定的释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既不认定，也不准许鉴定，再次印证一审存在明显的拒绝裁判行为，且一审直接否认合同约定的期限和薪资等内容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2.一审计算月基本岗位工资以及银行转账数额错误。本案的劳动合同以及薪资确认单约定了上诉人的工资由每月岗位工资、当年绩效公司、三年绩效工资预留组成，除总经理等高管和工程师外，其余员工的劳动合同约定前三个月发放每月岗位工资的80%，20%转正后补发。通过核实上诉人举示的银行流水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中一装备公司的全部银行交易明细、社保缴费记录，可以证明因中一装备公司股东出资不到位，一直欠发工资，中一装备公司发放的工资期限不超过3个月，其中足额发放的2018年1-2月工资，在扣除社会保险以及所得税后与合同约定发放80%完全吻合。中一装备公司通过两个银行账户向上诉人在内的员工分开支付月基本工资，那么每个员工的月基本工资应当将两个账户的发放数额相加。3.一审认定工资发放周期自相矛盾。公司高管及部分员工在中一装备公司2017年11月6日工商登记成立的当月入职工作，中一装备公司成立一个月内与已入职的高管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实际按照次月发放上月工资的方式支付月岗位工资，一审在合并审理该系列案时对各个案件工资的发放时间认定矛盾。同时一审判决还存在错误认定人事薪酬制度未获得董事会通过公司管理混乱、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停业并以该时间确认为用工截止日期以及各个判决间认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职相互矛盾等问题。4.一审判决认定股东的补充责任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审理范围是适用法律错误，也是拒绝裁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本身是一种补充责任，该责任依附于债权债务本身，应当一并审理。并且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补充责任应当另案起诉，债权人对股东补充责任行为诉权并无其他限制条件。被上诉人股东存在逾期出资，无论是本案一并主张补充责任还是另案主张，人民法院均不得拒绝裁判。5.一审以上诉人的薪资标准远超出广安薪酬待遇，从而否认上诉人的薪资标准，同时认为被上诉人停业就认定应当停工等违背日常生活常识、社会公序良俗和核心价值观。 中一装备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分述理由如下：1.本案不是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袁康在一审中提供的劳动合同和薪资确认单无法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对未采信的原因已详细阐述；2.一审法院以2018年1月至3月平均工资作为袁康的工资标准是基于一审法院在2019年11月底在办公现场调取的证据及银行调取的工资流水，该工资标准的认定有事实依据。袁康作为高管不存在绩效可言，更不可能按照薪资确认单的标准发放，一审认定事实依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3.一审以2018年6月停工时间作为袁康的工资发放的第一个时间点，这一认定是公平的，尽管中一装备公司的证据证明停工时间是2018年3月中旬，但是中一装备公司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时间。从这之后，一审判决又给袁康按照广安当年度就业单位平均工资5429.5元发放14个月工资亦符合本案实际。 中天引控公司辩称，其曾是中一装备公司的股东，但在2019年9月之后已经不是，故在程序上，中天引控公司不应该作为本案被告。在实体上，本案是劳动争议，只能是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的当事人方可成为被告，本案不涉及任何股东责任，故一审判决中天引控公司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一审中，申请追加广安盛安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安管理公司）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本案不涉及股东责任则未准许，同理本案的中天引控公司也不承担责任。 保利中天合伙企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袁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一装备公司、中天引控公司、保利中天合伙企业支付欠付的2017年12月至2019年8月工资1,182,567.75元（727,734/年÷12月×21个月－已发90,966.75（30,322.25×3））；2.中一装备公司加付欠薪数额100%的赔偿金；3.本案诉讼费由中一装备公司、中天引控公司、保利中天合伙企业承担。一审庭审中，袁康将其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为：中一装备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中天引控公司、保利中天合伙企业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一装备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6日，法定代表人先后为王清峰、徐明高、郭百钢，注册资本为100,000,000元人民币，登记成立之初的股东及其出资额为：保利中天合伙企业34,000,000元、中天引控公司33,000,000元、盛安管理公司33,000,000元。2017年11月24日，中一装备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王清峰变更为徐明高。2019年4月23日，中一装备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徐明高变更为郭百钢，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9月3日，中一装备公司将其股东中天引控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到中天智控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智控公司）。中一装备公司成立后，临时借用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广安经开区）第二孵化器综合楼第二、五、六层及4#厂房第二层部分面积作为的临时办公场所。 2017年11月29日，中一装备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2018年组织结构及岗位编制的议案》、《关于聘任袁康等为公司高管的议案》、《关于2018年重点工作计划及全面预算编制限额的议案》、《关于薪酬福利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并形成了董事会决议，同意聘任袁康、赖德辉等为公司副总经理，但该决议并未通过《关于薪酬福利管理办法的议案》。袁康在中一装备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中一装备公司实际支付其工资明细如下：2017年12月29日发放10,000元，2018年1月7日发放21,665.44元，2018年2月8日发放20,177.87元，2018年3月15日发放18,690.3元。2018年3月以后，中一装备公司再未支付袁康薪酬。2019年9月9日，袁康向广安经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一装备公司支付其工资报酬及赔偿金。当日，广安经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他”为由，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其仲裁申请不予受理。 2019年4月3日，广安经开区国有企业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公司）向中一装备公司发出《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收回孵化器相关场地的函》。该函载明：“恒生公司于2017年12月将经开区第一孵化器总部研发楼（1#楼）交由你公司整体设计装修作为总部办公大楼，并临时协调第二孵化器综合楼第二、五、六层以及4#厂房第二层部分面积作为你公司的临时办公场所。目前，你公司负责装修的第一孵化器总部研发楼（1#楼）装修工程未按计划如期开展，导致第一孵化器整体项目无法竣工验收；第二孵化器相关办公场地于2018年6月至今无人办公，已造成了国有资产闲置。为避免损失扩大，请你公司在2019年4月20日前将上述所借用的孵化器场地归还我公司，并与我公司完善相关手续。” 对于中一装备公司经营项目何时停工的意见：袁康认为是2018年6月停工，但公司正常经营至2019年2月，后来召开股东会议变更法定代表人，说明公司仍在持续运营；中一装备公司认为2018年上半年即已停工，公司不可能再需要员工。2019年7月1日，中一装备公司副总经理袁康在与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郭百钢短信聊天中表示：广安办公场所内的资料不齐全，有一部分掌握在部门负责人手里。其解释理由为，有的部门负责人是重庆的，为了保护好资料，就将资料带回家了。 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申请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调取中一装备公司的劳动人事档案资料及发放工资的财务资料，该院依职权到中一装备公司办公场所调取相关证据。取证过程中发现，该办公场所已被恒生公司封锁，办公场所内除两本会计记账凭证（内容与本案无关）外，再无其他财务资料；人事档案资料仅有袁康等人的《劳动合同》、《薪资确认单》等资料。该《劳动合同》载明袁康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职务为副总经理，实行标准工作制，工资按中一装备公司制定的工资支付制度执行或薪资确认单执行。《劳动合同》尾页“甲方”处有中一装备公司印章，“乙方”处有袁康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薪资确认单》载明：袁康职务为副总经理，薪酬待遇为727,734元/年（税前、险前，含年度绩效工资及每年度预留绩效工资），其中岗位工资：30,322.25元/月（含津补贴2500元/月），年度绩效工资：218,320.2元，2018-2020年度每年度绩效工资预留145,546.8元（2020年前统一集中结算），绩效发放按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该《薪资确认单》尾页“单位”处有徐明高的签字及盖有中一装备公司印章，“员工”处有袁康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中一装备公司对上述《劳动合同》及《薪资确认单》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徐明高作为公司高管，其滥用职权对公司过度控制，申请对签名及盖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一审诉讼中，中一装备公司申请追加盛安管理公司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不将袁康要求中一装备公司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求作为本案审理范围。同时对中一装备公司申请追加盛安管理公司作为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袁康与中一装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受劳动法律关系所调整；二、袁康的诉求是否经历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程序是否合法；三、中一装备公司应付袁康薪酬的期间以及袁康的薪酬标准如何确定；四、袁康主张的未支付劳动报酬的赔偿金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五、袁康要求中一装备公司的股东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应作为本案审理范围。 关于袁康与中一装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受劳动法律关系所调整的问题。袁康作为中一装备公司副总经理，属于公司高管，但现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公司高管不受劳动法律关系所调整。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将公司高管作为竞业限制人员的适用范围，该规定充分表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对象也包含了公司高管。故袁康与中一装备公司之间法律关系应受劳动法律关系所约束。 关于袁康劳动争议诉求是否经历仲裁前置程序问题。2019年9月9日，袁康向广安经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一装备公司支付其工资报酬等。当日，广安经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他”为由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对袁康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袁康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审查，袁康所主张的工资报酬、赔偿金属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广安经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于袁康的申请不予受理可视为袁康的请求事项已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符合劳动争议仲裁前置规则，一审法院再受理本案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关于中一装备公司应付袁康薪酬的期间以及袁康的薪酬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袁康作为公司高管，其薪酬待遇应同时受《公司法》及《劳动合同法》所调整。《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及高管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此即高管的竞业限制。公司高管违反该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可向高管主张损害赔偿。袁康作为公司高管亦应遵守该竞业限制，其遵守该限制的同时，中一装备公司应合理支付其薪酬。袁康在起诉时仍属于高管范畴，故中一装备公司应支付袁康所主张的至2019年8月的薪酬，但该薪酬应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区别不同时间段予以计算。鉴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中一装备公司主要经营项目2018年上半年即已停工，结合恒生公司向中一装备公司发出的收回办公场所的函载明的“第二孵化器相关办公场地于2018年6月至今无人办公”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袁康2018年6月以前的薪酬应按其实际薪酬标准计算；2018年7月起，中一装备公司运转进入停滞，袁康作为公司高管对公司贡献价值甚微，鉴于其仍应遵守高管竞业限制，其薪酬应以广安市当年度全部就业单位平均工资予以计算。 至于袁康2018年6月及以前薪资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袁康主张其工资标准为《薪资确认单》载明的金额，但袁康作为公司高管，其薪酬应经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袁康薪酬标准经过董事会决议确定。故不能凭《劳动合同》及《薪资确认单》来确认袁康的薪资标准，且该薪资标准已远超出广安薪酬待遇水平。中一装备公司申请对《劳动合同》及《薪资确认单》中签字及盖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已无必要。袁康2018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3月份实际领取的工资分别为21,665.44元、20,177.87元、18,690.3元，一审法院酌定袁康2018年4月份至2018年6月份的薪酬以2018年1月-2018年3月薪酬平均值即20,177.87元/月计算。 关于袁康所主张的拖欠劳动报酬的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虽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应按照应付金额的50%以上至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但该条款的适用前提为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支付而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的情形。本案中，袁康并未提交其已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责令中一装备公司及时足额支付其工资的相关依据，故对袁康主张的赔偿金不予支持。 关于袁康要求中一装备公司的股东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应作为本案审理范围的问题。本案案由为劳动争议纠纷，审理范围应为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因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履行劳动合同而发生的纠纷。袁康要求中一装备公司股东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责任，属另一法律关系，已超出劳动争议纠纷的审理范围。袁康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该主张或另行提起诉讼，对其该部分请求不予处理，故袁康申请将中一装备公司的另一股东广安盛安管理公司追加为本案被告，已无必要，不予准许。 综上，中一装备公司应向袁康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8月的薪酬，该金额为127,163.11元（20,177.87元×3个月＋4759.25元×14个月）。对袁康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保利中天合伙企业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主动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中一装备公司支付袁康2018年4月份至2019年8月份的薪酬127,163.11元；二、驳回袁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一装备公司负担。 二审中，袁康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安中一装备产业园项目《委托代建合同》，拟证明中一装备公司代建项目的服务期为三年，恰好印证本案劳动合同期限；2.公司副总经理赖德辉微信截图；3.《广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项目投资协议》；4.奎阁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以及2018年8月31日办公现场闹事视频、截图；5.《关于紧急借款的函》、《借款协议》；6.广安经开区规建局“未批先建”《会议纪要》及会议签到表，上述2、3、4、5、6组证据证明2018年6月后，中一装备公司的各项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并未因暂时停工而中断，一审认定中一装备公司于2018年6月停业错误；7.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在中一装备公司原办公场所调取证据的《证据收据》，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劳动合同薪资标准和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应当予以支持；8.2018年9月12日社会保险费征缴通知书、2018年9月15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汇总报批表，拟证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恰好佐证中一装备公司现场办公至2018年10月底；9.中一装备公司第二任董事长郭百刚给首任董事长徐明高通知、中一装备公司给首任董事长徐明高通知，拟证明中一装备公司于2018年年底封锁办公场所后，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对外协调沟通等工作均未停止，且2019年3月30日股东会免除徐明高董事长职务，但其仍是公司的总经理。移交的劳动人事、建设施工等文件均保存于办公场所，上述文件均系确认欠薪的关键证据，应当得到认可。 中一装备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本案是劳动争议，公司与他人所签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而且代建协议中关于代建服务期的一个三年规定，袁康认为代建服务期限三年印证劳动合同的期限，这个与常理不符，其为公司提供的劳务也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合同期限不能从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去推定，本案的劳动合同及薪资确认单确实如一审所述存在多处疑点，但一审法院已经最大程度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对第二组证据，赖德辉经一审查明是深广公司员工，如果其代表深广公司参与项目停工后的后续处理工作或许是真实的，但是项目停工后需要处理各种关系，包括与政府各部门，这都是属于项目停工后的正常交往，一审认定公司2018年6月停业，即停止营业，上诉人混淆了处理项目停工后续工作与营业的关系，二者不能等同；因第三组证据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该份证据从内容看与本案无关，也不认可上诉人证明目的，协议签约主体分别是广安经开区管委会、深广公司、中一联合，这三家单位与本案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关，且该协议无落款时间，如果协议内容真实，恰恰说明上诉人证据一的项目代建已经由另外的三主体实施，与中一装备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除了赖德辉外，袁康没有与协议中任何主体发生劳动关系；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从接警记录看与上诉人证明内容不一致，接警记录是劳务公司的两名工人来讨薪，且接警记录注明已经协商解决，从截图中没有看到穿警服的警察，即便视频内容真实，同样不能证明中一装备公司尚在营业，处理欠金问题仍然是处理项目停工的后续工作；第五组证据没有原件，但是认可其真实性。借款是事实，但是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其证明内容和目的，恰恰证实中一装备公司一直在积极处理有关项目停工后的事务。请示报告上所说的所欠费用也看不出是欠外部施工方和材料商的还是谁的，也没有写工人闹事，大多数是食堂吃饭内容，且徐明高等高管有大量报销；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会议签到表仅有深广公司员工陈茂星签字，其与中一装备公司无劳动关系，陈茂星参加协调会并不能证明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持续代建经营管理，且该证据和第三组证据矛盾，第三组证据中已经明确代建不属于中一装备公司的任务。第七、八组证据均在一审中已经举示，质证意见与一审一致。第九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能够证实徐明高有大量证据未向中一装备公司移交。 中一装备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三方协议、收条、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拟证明2020年春节，中一装备公司本着协商和人道主义给上诉人发放5000元的过节费，该笔费用应当予以扣减；2.收文登记，拟证明一审认定中一装备公司在2018年6月停工符合客观事实，与广安经开区的通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 袁康质证称，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中一装备公司的目的。第一组证据可以佐证上诉人与中一装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然不会以过节费形式发放相应款项；三方协议在一审后经过长期协商形成，可以印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形成过程及原因与中一装备公司的陈述有出入，这个文件是其他案件当事人范宏达留存在办公地办公电脑上的收文记录；范宏达在2018年6月离职，故其管理的所在的成本部的收文记录只有2018年5月之前的，不可能有整个公司的所有部门的收发文记录；同时该份证据可以与上诉人举示的第五份证据《紧急借款函》中明细表所列第29项相互印证，恰好佐证上诉人主张的2018年6月只有该名单中的4人离职，其余员工没有在停工后就离职。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袁康提交的第1、2、3、4、5、6组证据拟证明中一装备公司未于2018年6月停工，其该证明内容与案外人恒生公司向中一装备公司发出《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收回孵化器相关场地的函》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袁康提交的第7组证据系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下由一审法院制作，该收据载明的内容指向的证据与争议事实相关，对其载明内容指向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袁康提交的第8组证据，经本院向相关职能部门核实，并不涉及袁康的缴费情况。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袁康提交的第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 中一装备公司提交的三方协议、收条、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收文登记并非中一装备公司全部收文记录，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2020年春节期间，中一装备公司与袁康经过协商，以过节费的形式向袁康支付了5000元。中一装备公司主张从判决金额中扣减，袁康对此无异议。同时查明，2018年广安市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7,111元。 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的是：被上诉人中一装备公司欠付上诉人袁康薪酬的计算期间以及标准问题；2.是否应将被上诉人中一装备公司的各股东出资不足的责任作为本案审理范围。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对于袁康作为中一装备公司高管的身份以及至其起诉时仍属于公司高管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故中一装备公司理应向其支付至起诉期间的薪酬；鉴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中一装备公司的主营业务于2018年上半年全面停工的事实，袁康举示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在此后仍按合同约定的标准工时向中一装备公司正常提供劳动，故该薪酬应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此时间点为界分别予以计算。至于薪酬标准，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在中一装备公司办公场所调取了案涉《劳动合同书》、《薪资确认单》、《工资明细表》等证据，结合中一装备公司向袁康支付工资的银行转账明细来看，《薪资确认单》载明袁康的岗位工资为30,322.25元/月（含津补贴2500元/月），该金额与《工资明细表》应发岗位工资一致，同时《工资明细表》实发工资与中一装备公司向袁康转账支付工资金额一致，据此，本院对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薪资确认单》予以确认。对中一装备公司对《劳动合同书》上袁康、徐明高的签字及“广安中一装备园区管理有限公司”盖章形成时间等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袁康主张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薪资确认单载明的标准计算，但薪资确认单约定的薪酬系由三部分组成，因袁康正常向中一装备公司提供劳动的工作时间不足一年，双方无法进行工作绩效考核，故袁康主张支付薪资确认单约定的年度绩效以及每年度预留绩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袁康2018年6月以前的薪酬应按薪资确认单约定的岗位工资30,322.25元计算，一审判决仅按实发工资计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2018年7月起，中一装备公司运转进入全面停滞，袁康虽仍系公司高管，需遵守禁业限制，但因其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此后仍按标准工时向中一装备公司正常提供劳动，一审判决以广安市当年度全部就业单位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其薪酬待遇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如上所述，扣除已经支付的部分，中一装备公司还应向袁康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的薪酬为182,918.5元（30,322.25元×4个月＋4759.25元×14个月-5000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袁康主张中天引控公司、保利中天合伙企业承担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属另一民事法律关系正确。本案的诉讼标的是劳动争议，而袁康该主张涉及的诉讼标的是股东出资，在股东出资纠纷案由下公司债权人因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具体争议与责任，应不是同一诉讼标的或同类诉讼标的。袁康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应是在本案中的错误理解，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是否确定，股东是否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是否不能清偿，公司不能清偿造成了债权人多大损失等事实，是股东出资纠纷中需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没有关联。袁康将自己对中一装备公司可能存在的因劳动关系的债权，因基本性质为债，就错误地将不同诉讼标的视为同一应是错误的，亦不存在袁康任意选择。而执行中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是在人民法院因执行依职权查明相关事实下的司法行为，与审判对抗明显有别。至此，袁康要求在本案中直接裁判中天引控公司、保利中天合伙企业因出资不足的补充赔偿责任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袁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19）川1603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 二、广安中一装备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袁康2017年12月份至2019年8月份的薪酬182,918.5元； 三、驳回袁康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广安中一装备园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罗乔军 审 判 员 陈 萱 审 判 员 王 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杨应清 书 记 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