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4民初2190号原告：郑某1，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照，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2，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巧，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3，女，195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郑某4，男，1955年7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被告：郑某5，女，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告：郑某6，女，196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3（系被告郑某6之姐），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第三人：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法定代表人：张某，该村民委员会主任。第三人：郑某7，男，198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原告郑某1与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2020年10月16日，经原告郑某1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燕村村委会）为本案第三人，并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照，被告郑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巧、被告郑某3（同时为被告郑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郑某4、被告郑某5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依法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27日依职权追加郑某7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照，被告郑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巧，第三人郑某7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由原告郑某1继承；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郑某1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将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的全部份额分配给原告。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六个子女，即郑某3、郑某4、郑某2、郑某6、郑某5、郑某1。郑远松于2016年7月3日去世，郑雨珍于2017年4月25日去世。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是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生前长期跟随原告共同生活，原告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由于郑某2长期拒绝履行对郑远松、郑雨珍的法定赡养义务，且还存在虐待、遗弃被继承人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郑某2应当不分，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自愿将其份额赠与原告，故请求法院将全部份额分配给原告。被告郑某2辩称，1、原告郑某1系重复诉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郑某1曾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由郑某1继承，后将其诉请变更为“依法对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按照原告的诉请，案涉房屋系武汉市蔡甸区银燕村包子岭杨湾16号老宅拆迁而来，系老宅的拆迁利益。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0288号民事判决书均驳回了原告郑某1的诉讼请求，上述二份生效的判决书均查明和认定：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村包子××（现为××）的老宅基地自1991年就登记在被告郑某2名下，该宅基地上的原房屋已被拆除，并由郑某2家于1993年在原址重建，该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及所产生的拆迁利益均不属于郑远松和郑雨珍的遗产。2、案涉房屋非郑远松和郑雨珍的遗产，原告郑某1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二被继承人的遗产，原告郑某1提交的《协议》、《协调书》、分房卡均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产权性质和产权人，故原告郑某1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3、本案系遗嘱纠纷，案涉房屋没有任何物权凭证，法院不宜处理，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房屋继承是指依照法定程序把被继承人遗留房屋的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转移归继承人所有的法律行为。根据物权法第16条、第17条规定，不动产只有进行相应的产权登记，才能在法律上确定其产权归属，但该案诉争房屋并无相应的产权登记，也就是说该诉争房屋尚未取得物权效力，不具备物权的公示效力和登记效力，所以不能予以分割。4、在原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郑某1和除郑某2之外的其他各被告均承认郑远松和郑雨珍在蔡甸区大集街××村包子××（现为××）的宅基地上仅有老宅一处（该老宅已被拆除，并由郑某2家于1993年在原址重建），而无其他老宅的事实，故郑远松和郑雨珍就不存在还有宅基地及其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也可以证明案涉房屋不属于郑远松和郑雨珍的遗产。5、原告郑某1提交的“房产遗嘱”属无效遗嘱。郑远松、郑雨珍二人并不识字，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郑远松、郑雨珍知晓并理解遗嘱的具体含义；该遗嘱系打印而来，并非本人书写，故不是自书遗嘱，该遗嘱也不满足见证遗嘱的要求，见证人郑某3本身系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故其没有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资格，该见证遗嘱也不满足两个见证人的条件，也无相应的代书人。6、原告诉请的是继承纠纷，首先要确认是否有遗产，其次是在子女之间如何分配，至于其他被告是否将他们应获得或者可能获得的份额放弃或赠与给原告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郑某3辩称，案涉房屋是我母亲郑雨珍的遗产，因为老宅被郑某2拆掉了，拆迁之后我父母没有地方住，就住在郑某1家，后来我们兄弟姐妹找村委会帮母亲郑雨珍要房子，村里就跟郑某2协商给我母亲50平方米，因为我母亲有单独的户口，所以应该是有房子分的，多出的30平方米需要54000元，首先是用母亲的生活费之类抵了30000元，剩余的24000元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凑齐给了郑某2，钱是通过村委会给郑某2的，然后通过村委会领取了钥匙，拿到钥匙后一直没有入住，房子也没有进行装修，再后来郑某2将房屋的锁换了。我同意将我的继承份额给原告郑某1。被告郑某4辩称，案涉房屋是我父母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每个子女都应该有份额，尊重父母的遗愿，我愿意将我的份额给原告郑某1。我父亲郑远松一直想要一个房子居住，后来就找到了银燕村村委会进行协商，考虑到之前父母在村里有老宅基地，所以就给了我母亲50平方，剩余的30个平方我们几个子女都出了钱，跟郑某3陈述的一致。被告郑某5辩称，与郑某3、郑某4意见一致，因为原告郑某1生活比较困难，父母也说过将案涉房屋给原告，我尊重父母的遗愿，愿意将我的份额给原告郑某1。被告郑某6辩称，与郑某3意见一致，愿意将我的份额给原告郑某1。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未到庭，其在本院依法调查取证过程中陈述，郑某2家原先在老宅基地上改造了一套房屋，后来其儿子郑某7准备结婚的时候又以郑某7的名义建了一套房，根据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的拆迁政策，被拆迁房屋面积大于240㎡的，一户只能享受240㎡还建面积，因为郑某2跟郑某7是一个户口本，按政策只能还240㎡，为了能够多享受240㎡，就用郑某2母亲郑雨珍的户口又分了240㎡，如果是无房户就只能享受30㎡，后来因为郑远松、郑雨珍要回大集居住，村里就给郑某2做工作并组织签订了协议，郑某1代郑雨珍签的字，双方约定郑某2给郑雨珍50平方米，之后郑雨珍抽签抽到的房屋面积为82.769㎡，按照政策可以上浮两个20%，第一个20%为1200元/㎡，第二个20%为2000元/㎡，一共需要补56000元，郑雨珍用自己的各项补贴抵了32000元，剩余24000元由六个子女均摊，另外五个子女将20000元通过村委会给了郑某2，于是方兴社区26栋1单元1103室的房屋就给了郑雨珍，归郑雨珍所有。第三人郑某7述称，2010年建房是在家里的支持下建的，有政府的合法手续，拆迁的时候因为我的户口在我父亲郑某2的户口本上，就利用我奶奶郑雨珍的户口进行了拆迁分配，我奶奶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要分割我的财产，我认为案涉房屋是拆除我原来的房子还建的，原告无权要求分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认定如下：1、原告郑某1提交的职工登记表一份，以证明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六个子女，即郑某3、郑某4、郑某2、郑某6、郑某1、郑某5。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第三人郑某7对该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核实，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2、原告郑某1提交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本各一份，以证明被继承人郑远松于2016年7月3日去世，郑雨珍于2017年4月25日去世。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第三人郑某7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核实，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3、原告郑某1提交的2014年11月25日《协议》、2014年12月10日《协调书》以及分房卡各一份，以证明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房屋的所有权归郑雨珍享有，郑雨珍可以自行处理，被告郑某2无权干涉。被告郑某2质证认为，对2014年11月25日的《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协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协议》中并未提及遗产，遗产指向不明确，提及的只是拆迁还建合同房屋面积，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中涉及的“拆迁还建合同房屋面积”和本案中原告诉请的“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有任何关联；第二，该《协议》没有任何物权确认的法律效力，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郑雨珍享有50平米的拆迁还建合同房屋面积，且根据该《协议》系是协商约定给郑雨珍50平米的拆迁还建合同房屋面积，但该《协议》看不出到底是谁要给郑雨珍50平米的拆迁还建合同面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协议》各方和该50平米拆迁还建合同房屋面积有什么关系，应核实被拆迁房屋到底是谁的，协议各方是否有权利处分；第三，郑雨珍本人未在该《协议》上签字，郑某1也未提交郑雨珍的授权委托书，郑某1无权代表郑雨珍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缺乏当事人郑雨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成立。对2014年12月10日《协调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协调书》没有任何物权确认的法律效力，无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与案涉房屋的关系，该《协调书》也不能证明各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有处分的权利，无任何证据证明××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的产权人是郑雨珍；第二，该《协调书》内容是郑雨珍对该房屋有居住权，而非所有权；第三，从该《协调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调书》落款签字处为“当事人签名：郑某2；鉴证人签名：郑某1，郑某3”，即该《协调书》仅有一方当事人，而无协议的相对方，故该《协调书》未成立更未生效。对分房卡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一，该分房卡有修改；第二，该分房卡没有任何物权确认的法律效力，不能凭分房卡证明××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的产权人是郑雨珍。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郑某7质证称《协议》及分房卡上均不是郑雨珍的名字。经审查核实，原告郑某1提交的2014年11月25日的《协议》、2014年12月10日的《协调书》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对其是否成立并生效，以及能否证明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系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原告郑某1提交的分房卡虽有涂改，但经向银燕村村委会核实，该分房卡记载事宜与银燕村村委会备案相一致，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确系分配安置于郑雨珍名下，且原、被告对从银燕村村委会领取案涉房屋钥匙的事实陈述一致，故本院对被告郑某2所述分房卡不真实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4、原告郑某1提交的《房产遗嘱》一份，以证明郑远松、郑雨珍于2015年4月16日留下遗嘱一份，确认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由原告郑某1继承。该遗嘱上明确写明“平时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生病住院等都是由郑某1一手照顾料理”，郑某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在进行遗产分配时应当予以多分。被告郑某2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第一，××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系拆迁还建而来，根据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028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郑雨珍与郑远松夫妻二人在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已无宅基地，更无房屋，就不存在任何宅基地及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属于郑雨珍与郑远松夫妻二人的遗产；第二，郑远松和郑雨珍均不识字，故签名非当事人本人所签，二人对打印的遗嘱内容根本不可能看懂，该遗嘱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三，该遗嘱内容系电子打印，非立遗嘱人本人亲笔书写，不属于自书遗嘱；第四，该遗嘱也不满足见证遗嘱的要件，该《房产遗嘱》中的见证人是郑某3，其本身系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其没有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资格，其次，该见证遗嘱不满足需两个见证人的条件，也无相应代书人。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对该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郑某7质证称郑雨珍不识字，遗嘱上没有其父母的名字，其他人对涉案房屋没有权利处分，该遗嘱并不是郑雨珍的意思，郑雨珍生前并未表示要分割郑某7的财产。经审查核实，原告郑某1提交的《房产遗嘱》未经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亦没有代书人，其上载明的见证人郑某3系郑远松、郑雨珍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依法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故该《房产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5、原告郑某1提交的结婚证、残疾证、出院小结各一份，以证明原告的丈夫张松华是残疾人，原告本人患有重症，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在分配遗产时应酌情予以考虑。被告郑某2质证称，出院小结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残疾证和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的婚姻状态及配偶的残疾证与本案无关，郑某12012年的出院小结系其患有肾结石，不能达到原告所称身患重症的证明目的。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郑某7质证称该组证据系原告为了博取同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审查核实，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对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6、被告郑某2提交的银燕村土地登记发证台账、大集街个人建房申请表、大集街银燕村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及一审笔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0288号民事判决书及二审笔录各一份，以证明：（1）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中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郑某2提交的证据1（银燕村土地登记发证台账）、2（大集街个人建房申请表、大集街银燕村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结合本院调取的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国土资源管理所保存的《汉阳县土地登记审批表》，能够反映拆迁房屋的基本由来；被告郑某2提交的证据4（证人周某、郑某7）能够反映老宅拆除及重建的基本情况”，上述证据均已被法院认定，其次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郑雨珍与郑远松夫妻二人在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已无宅基地，更无房屋，就不存在任何宅基地及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属于郑雨珍与郑远松夫妻二人的遗产；（2）上述二份判决书均查明和认定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村包子××（现为××）的宅基地自1991年就登记在郑某2名下，该宅基地上的原房屋已被拆除，并由郑某2家于1993年在原址重建的事实，该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及所产生的拆迁利益均不属于郑远松和郑雨珍的遗产，上述事实的认定详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3）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92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第10页，“郑某3：父母不会写字，是我教他们写了两天，他们才能签字的”，“审：你的父母识字吗？郑某3：不认识字”，上述内容可以证明郑远松和郑雨珍二人并不识字，他们可能只是依葫芦画瓢写了自己的名字，所以二人看不懂遗嘱的具体内容。同时，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已通过其他方式让郑远松和郑雨珍知晓并理解遗嘱的具体含义；（4）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0288号案件调查笔录第5页“审：那到底拆迁了几套房子？郑某4：拆了一栋房子，就是老宅基地上的房子”，结合该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郑远松和郑雨珍在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村包子××（现为××）的宅基地上仅有老宅一处（该老宅已被拆除，并由郑某2家于1993年在原址重建），无其他老宅的事实，证明郑远松和郑雨珍已无老宅，就不存在还有宅基地及其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原告诉请的房屋不属于郑远松和郑雨珍的遗产。原告郑某1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案诉争房屋是村里另行分配给郑雨珍的财产，与老宅的拆迁利益有本质区别，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第三人郑某7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经审查核实，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对能否达到被告郑某2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7、被告郑某2提交的2019年2月28日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以郑雨珍的名义还建的房屋实际产权人系郑某7，本案中原、被告对案涉房屋均无处分权。原告郑某1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依法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调查，因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第三人郑某7对该证据予以认可。经审查核实，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无法定情形和正当理由，未经法庭准许未出庭作证，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案审理过程，本院依法调取如下证据：1、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对银燕村村委会主任张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原告郑某1质证称，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调查笔录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相互印证，证明案涉房屋是另行分配给郑雨珍的，与拆迁利益无关，属于老人的合法财产，该主张也得到郑某2和银燕村村委会的认可。被告郑某2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调查笔录陈述的是郑某2的母亲要回来居住，郑某2答应给他母亲也就是郑雨珍50平米，于是郑某2就从他的480平米里面分出50平米，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与2019年2月28日由银燕村村委会盖章的证明不符，相互矛盾，张某并不是拆迁当时的书记，其对拆迁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并且原告提供的2014年11月25日的《协议》无张某的签字，说明张某对该《协议》的由来背景并不清楚。50平米不论是从郑某2还是从郑某7的拆迁面积中扣除，均和原告所主张的是在拆迁面积外另行分配的相矛盾，该笔录清楚写明案涉房屋是从郑雨珍的拆迁合同中来，但是事实上郑雨珍的拆迁合同中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是郑某7。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对该调查笔录无异议。第三人郑某7表示不知情。2、郑雨珍与银燕村村委会签订的《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各一份。原告郑某1质证称，该协议内容只有首页，后面看不清楚，落款也不是郑雨珍签的字，对该《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的三性均持有异议，《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上没有负责人签字和盖章，对其内容不予认可。被告郑某2对法院调取的《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是郑某2签的，可以说明是郑某7借用郑雨珍的名义，并且是郑某7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郑某2签了安置协议书，仅借用了郑雨珍的名义，该《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结合被告提供的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拆迁登记表可以证明该房屋系郑某7所有；法院调取的《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可以证明本案案涉房屋是从郑雨珍的拆迁合同中得来的，而非另行分配给郑雨珍，郑雨珍名下拆迁合同有三套房，其中包括案涉房屋，该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是郑某7。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称，拆迁事宜系由郑某2负责，对该《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表示不知情。第三人郑某7表示不知情。3、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对银燕村村委会主任张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及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提交的《情况说明》一份。原告郑某1质证称对该笔录的内容没有异议，符合客观实际，张某的陈述与《大集街还建房分房结账登记表》相互印证，且郑雨珍当时还支付了56000元，另张某对房屋的居有权作出了解释，即房屋的所有权是郑雨珍的，与郑某2及郑某7无关；对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提交的《情况说明》没有异议。被告郑某2质证称对法院调查事实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拆迁时张某不是银燕村的书记，对拆迁政策不清楚，张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没有书面拆迁政策，不能以其个人的说法作为拆迁的实际和标准；事实是郑某7跟郑某2在村里有房屋，是拆迁了郑某7建的房屋才享有了相应的拆迁利益，张某陈述郑雨珍是单独户口，享有政策分到的房屋，但享受什么政策也不清楚；对居有权的解释也不合法，两份协议书不可能以前一份为准；协议书上郑雨珍并未签字，张某并不能判断是否是郑雨珍的真实意思；结合法院调取的拆迁还建协议书，上面清楚显示拆除房屋经土管所核实面积为284.62㎡，并不是因为郑雨珍有户口才能分到房屋，而是基于房屋的拆除，因为是有郑某7的房屋才能享有拆迁利益；对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提交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所有协议并没有郑雨珍签字，对郑雨珍委托原告签字有异议，对协议书的效力有异议；对拆迁还建的三套房屋没有异议，是属实的。第三人郑某7表示不知情。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郑某1、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系郑远松、郑雨珍之子女。郑远松于1928年6月10日出生，于2016年7月3日死亡，郑远松之父母先于其死亡；郑雨珍于1931年6月3日出生，于2017年4月25日死亡，郑雨珍的父母先于其死亡。第三人郑某7系被告郑某2之子。2012年4月22日，被告郑某2（乙方）与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甲方）签订《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其中第四条房屋拆迁安置载明“1、经街土管所、房产所核实，乙方主体房屋面积为347.725㎡……2、乙方自愿选择以下第2种房屋安置方式……（2）房屋还建：乙方同意在大集社区还建安置，乙方可在以下两还建方式中任选一种。①还建面积以合法主体房面积为准（高、低不计入还建面积），主体房屋（砖混、砖木、土木结构）建筑面积240㎡以内“拆一还一”……乙方选择第1种方式还建，即还建面积为240㎡”；第六条房屋安置结算载明“1、农户分得小高层房屋面积超过还建面积，且超过面积在还建面积20%以内的，超过面积按1200元/平方米购买，若在还建面积上超过20%以内，超过部分按2000元/平方米购买。2、具体结算金额以分房结账通知单为准”。该郑某2与银燕村村委会签订的《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项下被拆迁的房屋系由郑某2家于1993年在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村包子××（现为××）宅基地上重建。同日，郑雨珍（乙方）与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甲方）签订《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其中第四条房屋拆迁安置载明“1、经街土管所、房产所核实，乙方主体房屋面积为284.62㎡……2、乙方自愿选择以下第2种房屋安置方式……（2）房屋还建：乙方同意在大集社区还建安置，乙方可在以下两还建方式中任选一种。①还建面积以合法主体房面积为准（高、低不计入还建面积），主体房屋（砖混、砖木、土木结构）建筑面积240㎡以内“拆一还一”……乙方选择第1种方式还建，即还建面积为240㎡”；第六条房屋安置结算载明“1、农户分得小高层房屋面积超过还建面积，且超过面积在还建面积20%以内的，超过面积按1200元/平方米购买，若在还建面积上超过20%以内，超过部分按2000元/平方米购买。2、具体结算金额以分房结账通知单为准”。被告郑某2在该《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乙方处签署郑雨珍的姓名，该郑雨珍与银燕村村委会签订的《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项下被拆迁的房屋系以第三人郑某7名义于2010年申请获批新建。本案庭审过程中，郑某7不予陈述建房过程，对于法庭提问的是自行办理建房手续还是委托他人办理，以及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时由谁担任银燕村书记均不予回答，对于郑雨珍与银燕村村委会签订的《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项下还建房屋面积及套数均表示不清楚。2014年11月25日，在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组织协调下，原告郑某1受郑雨珍委托，与被告郑某2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银燕村6组村民郑雨珍和郑某2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原郑雨珍拆迁还建合同房屋面积只有50平方米归郑雨珍所有，余下面积归郑某2所有。2、50平方米房屋面积两个20%上浮归郑雨珍所有。3、郑雨珍拆迁分配房屋以后自行处理，郑某2无权干涉。4、此协议壹式叁份，双方各持一份，村留存一份”，郑某1在该《协议》上签署其以及郑雨珍的姓名，郑某2在该《协议》上签署其姓名，郑某4、周太彦、李新桥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签名。该《协议》签订后，郑某1受郑雨珍委托在银燕村村委会抓阄确定分配房屋为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栋×单元×室，面积为82.769㎡。2014年12月10日，在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组织协调下，原告郑某1受郑雨珍委托，与被告郑某2签订《协调书》一份，内容为“6组村民郑某2、母亲郑雨珍为还建房分配，经协商后达成以下协议：1、方兴社区26栋1单元1103室房子居有权归郑雨珍所有；2、郑雨珍的养老的各种卡（银行卡）由郑某2交付郑雨珍本人管理，（2015年元月1日起）以前的各种补贴归郑某2所得；3、分房下早钱2400元（系笔误，应为24000元）由6兄妹分担，除郑某2本人份，其余由大姐组织早2万元郑某2。口说无凭，特立此据为证”。郑某1、郑某2、郑某3分别在该《协调书》上签名，银燕村村委会副书记张某在该《协调书》上签名并加盖银燕村村委会印章。上述《协议》、《协调书》签订后，被告郑某2将郑雨珍的银行卡，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栋×单元×室房屋钥匙、水卡等交付给被告郑某3，郑某1、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各出资4000元，合计20000元，并通过银燕村村委会交付给被告郑某2。郑远松、郑雨珍死亡后，原、被告双方因该房屋归属产生纠纷。2019年1月11日，原告郑某1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鄂0114民初292号，其请求判令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由原告郑某1继承，后在该案诉讼中将上述请求变更为依法对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1年11月9日，经原汉阳县（现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对位于原汉阳县大集镇银燕村六组16号的土地进行登记，《汉阳县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户主姓名为郑某2，土地证号为汉集建（91）字第192**，用地总面积为123.49平方米，该审批表中的《宅基地地籍界址调查表》载明土地使用者为郑某2，住宅宗地图中标识的房屋四至为J1J2拐点紧邻郑主一房屋，J2J3拐点紧邻菜园，J4拐点距李开民J2拐点4.8米，J4J1拐点紧邻禾场。1993年，郑某2家将该地址的原房屋拆除后重建了房屋（房屋地址为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18号，即为郑某2户籍所在地），后经其扩建，至2012年该房屋签订拆迁还建协议时总面积约347.725平方米，该房屋现因征地已被拆除。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郑某1主张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村包子××（现为××）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为郑远松与郑雨珍的遗产，应当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及该宅基地上的房屋系郑远松与郑雨珍所有，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宅基地自1991年就登记在被告郑某2名下，该宅基地上的原房屋已被拆除，并由被告郑某2家于1993年在原址重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案涉宅基地及其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不能认定为郑远松与郑雨珍的遗产，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驳回原告郑某1的诉讼请求。郑某1上诉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民终102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拆迁还建安置登记档案记载郑雨珍名下还建面积为240㎡，还建房屋为小11-2-1001（面积为116.06㎡）、F3-3-1202（面积为72.34㎡）、小26-1-1103（面积为82.769㎡），抓阄过程中，小11-2-1001房由第三人郑某7抓阄，F3-3-1202房由被告郑某2之妻抓阄，小26-1-1103房由原告郑某1抓阄。还查明，2012年本案所涉项目征地拆迁还建至今，郑某7与郑某2属同一户。原告郑某1于2012年5月29日行左肾切除术，其配偶张松华（1959年2月28日出生）系残疾人，残疾类别为智力，残疾等级为肆级，残疾人证号为42010719590228001554。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表示自愿将其继承份额赠与原告郑某1，郑某1亦表示接受。本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三个争议焦点：一是原告郑某1本次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二是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是否属于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三是原、被告双方对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是否享有继承权以及相应的继承份额。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的当事人虽与（2019）鄂0114民初292号案件（以下简称前案）当事人相同，但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不相同。其一，诉讼标的不同，前案的诉讼标的系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六组包子岭杨湾16号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是否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原、被告双方是否享有继承权及相应的继承份额，而本案的诉讼标的系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是否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以及原、被告双方是否享有继承权及相应的继承份额；其二，诉讼请求不同，前案的诉讼请求系依法对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遗产（位（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包子岭杨湾**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而本案的诉讼请求系依法将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遗产（位于（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部份额分配给原告郑某1。另外，（2019）鄂0114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以及（2019）鄂01民终10288号民事判决均未认定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系前案中原告主张的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燕村六组包子岭杨湾16号的老宅及宅基地所产生的拆迁利益的一部分，故本案的诉讼标的物并未包含于前案的诉讼标的物之内。综上，被告郑某2关于本案系重复诉讼的答辩意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规定，本案诉争的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系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的合法财产，理由如下：1、2012年4月22日郑雨珍与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签订的《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及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拆迁还建安置登记档案均表明郑雨珍系被拆迁对象，有权按照拆迁政策享有拆迁还建利益，本案所涉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亦备案登记于郑雨珍名下。2、第三人郑某7虽对郑某2与郑雨珍签署《协议》、《协调书》的行为表示不知情，但2010年郑某2在郑某7申请建房过程中代办审批手续、联系施工人员并进行出资，2012年郑某2代郑雨珍与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签订《项目征地拆迁还建安置协议书》，郑某7对此事亦表示知情，2014年郑某2在签订《协议》、《协调书》后收取房屋上浮面积对价并交付房屋钥匙、水卡等，而郑某7在抓阄其中一套房屋后对其他房屋为何未由其抓阄并领取房卡、钥匙等均未提出疑问，以上事实结合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拆迁政策系以户为单位，由户主作代表签署相关协议和履行相关手续，可以判断郑某2的行为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故郑某2签订的《协议》、《协调书》对郑某7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郑某1是否有代理权，本案中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均陈述郑雨珍、郑远松生前长时间与郑某1共同居住生活，且在《协议》、《协调书》签订过程中郑某2未对郑某1签订《协议》、《协调书》的行为提出异议，并于《协议》、《协调书》签订之后接受包含郑某1支付价款在内的房屋上浮面积对价，将房屋钥匙、水卡进行交付，并认可由郑某1抓阄确定还建分配房屋，上述行为均由第三人银燕村村委会在场见证，故本院认定郑某1享有代理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2014年11月25日的《协议》、12月10日的《协调书》对郑某7、郑雨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协调书》对50㎡基础拆迁还建面积、相应上浮面积以及对价的支付进行了明确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郑雨珍按照该《协议》、《协调书》的约定履行了义务，故有权按照《协议》、《协调书》的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即按照约定抓阄分配所得房屋。综上，位于，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系被继承人郑远松珍合法取得的财产，在郑远松、郑雨珍死亡后依法发生继承。关于焦点三。如前所述，郑某1提交的《房产遗嘱》未经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亦没有代书人，其上载明的见证人郑某3系郑远松、郑雨珍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依法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故该《房产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郑某1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郑远松、郑雨珍立有遗嘱指定由其一人继承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故对该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办理。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陈述，郑某1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亦不足以证明郑某2存在虐待被继承人的行为从而应予以少分，故对郑某1主张的分配意见本院不予采信。2016年7月3日郑远松死亡时，其享有的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的二分之一由其法定继承人郑雨珍、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各分得七分之一的份额，2017年4月25日郑雨珍死亡时其享有的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栋×单元×室房屋的七分之四由其法定继承人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各分得六分之一的份额，上述二次继承分配后，郑某1、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各分得该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6、郑某5明确表示将其继承份额赠与原告郑某1，郑某1亦表示接受，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郑远松、郑雨珍遗留的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社区的房屋由原告郑某1继承六分之五的份额，由被告郑某2继承六分之一的份额。本案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郑某1负担4800元，由被告郑某2负担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继林审 判 员  田媛媛人民陪审员  阮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文毅书记员杨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