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29民初735号原告：石兴禄，男，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现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著荣。被告：余庆县中医医院。住所地：余庆县子营街道西部新城余庆大道。法定代表人:陈普庆，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文银，该院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科，余庆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告石兴禄与被告余庆县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余庆中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兴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著荣、被告余庆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余庆中医院赔偿因医疗过错给原告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共计101978.23元。事实及理由：2019年3月23日，原告到贵州省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体检结果为估算肾小球过滤率低、甘油三酯偏高。同年6月1日，原告持体检报告到被告处检查，被告诊断为腰痛病（湿热证），开出了中药处方，原告支付了医疗费158.26元。原告将处方交给被告药房的药剂师，原告等了20分钟后问药剂师原告的药时，其到处找原告的处方未找到，又要求原告到开处方的医师处重新打印处方，原告第二次将处方交给药剂师后不到5分钟，就通知原告取药，取药时未告知服药的频次和剂量，处方单也没有注明。原告取药后，服完了该处方用药。6月28日，原告因“目黄、尿黄、身黄、纳差4天”到余庆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肝功能损害原因待查、高脂血症，住院7天仍无好转原告要求转院。出院时诊断为肝功能损害原因待查，药物性待排、高脂血症。7月6日，原告到重庆新桥医院检查，因该院无住院床位，原告返回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重度），住院13天后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等指标居高不下，特别是总胆红素高达263.5，严重危及原告生命，原告再次要求转院。7月19日，原告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肝损原因：（1）药物性××可能性大；（2）其他。住院6天后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等指标居高不下，特别是总胆红素更是高达375.3，比入院时只增不减，无奈之下原告再次要求转院。7月26日，原告到重庆新桥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待诊、肝功能异常，住院20天后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高脂血症、左侧肾囊肿等。被告医师在明知原告有脂肪肝的情况下，开具的中药处本应以小剂量、严密观察、谨慎使用的原则，相反开具剂量较大的处方并不告知服用的频次和剂量，导致原告服用后出现肝损害的严重后果，给原告造成了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经济损失。被告的医疗行为，经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余庆中医院在为患者石兴禄提供的诊疗行为中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未详细告知本方剂用法的过错，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贵州省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出具的石兴禄的《体检报告》、2019年6月1日石兴禄的《余庆中医院中药处方笺》、2019年9月18日石禄的《余庆中医院疾病证明书》、《余庆县子营街道办事处2019年6月干部上班签到册》、《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余庆县人民医院住院病案10页、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病案43页、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病案46页、重庆新桥医院住院病案41页、医疗发票10张、微信记录4页、鉴定费票据1张、交通费票据10张、住宿发票1张、餐饮发票和出租车票据各1张、病案复印费、邮寄费4张。被告余庆中医院辩称，2019年6月1日原告到其门诊处治疗，经诊断为腰痛病，医师刘利根据诊断症状开具了中药处方，数量为5付，每天服用一剂，原告支付医疗费158.26元。原告因药物性肝损害先后在余庆县人民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庆新桥医院住院治疗并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损失是事实，但原告主张被告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肝损害系服用被告开处的中药造成，被告应赔偿其治疗肝损害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损失的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被告开处的中药处方，是医师根据原告病情开处用药，虽然部分药材存在超剂量使用，但本方剂为无毒性大的中药饮片，且部分中药为保肝肾药物，所使用药品系通过正规途径购进，医师使用本方剂治疗原告的疾病并无不当，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处方用药作出了明确的意见，被告开处的中药不会造成原告药物性肝损害，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开处的中药无关；2、原告在2019年6月1日在被告处治疗，被告开处中药为5付，每天1剂，原告在6月6日就服完该处方用药，但原告在6月28日才因“目黄、尿黄、身黄、纳差4天”到余庆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相隔20余天，不能排除原告在此期间服用其他药物的可能性；3、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开处中药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诊疗行为经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虽然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未详细告知本方剂用法的过错，但同时也认为被告医师使用本方剂治疗原告疾病是合理的，因此被告医疗过错行为与原告肝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药物性肝损害所遭受的损失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以其证据在鉴定时已向鉴定机构提供，在本次庭审中不再重复出示。本院依职权出示的证据有：1、2020年5月28日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法医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遵义法医鉴定所）作出的《关于不予受理石兴禄案件回函》；2、2020年6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西南政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3月23日原告的贵州省人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报告，载明原告估算肾小球过滤率低、甘油三酯偏高。同年6月1日，原告到被告门诊检查诊治，被告门诊医师诊断为腰痛病（湿热证），并开处中药处方，处方载明当归、桑寄生等16味中药及相应的剂量，用法为水煎内服，每天一剂，付数5付。原告持中医处方到被告药房领取了处方用药，支付了医疗费158.26元。6月28日，原告因“目黄、尿黄、身黄、纳差4天”到余庆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肝功能损害原因待查、高脂血症，住院7天后仍无好转原告要求出院，出院诊断为肝功能损害原因待查，药物性待排、高脂血症。7月6日，原告到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重度），住院13天后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等指标偏高，总胆红素指标为263.5，原告再次要求转院。7月19日，原告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肝损原因：（1）药物性××可能性大；（2）其他。住院6天后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等指标仍偏高不降，总胆红素指标为375.3，原告再次要求转院。7月26日，原告到重庆新桥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待诊、肝功能异常，住院20天后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高脂血症、左侧肾囊肿等。2020年3月16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如前诉请。同时查明，1、原告在余庆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931.43元，农合补偿892.82元，个人支付604.91元；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0187.20元，医保支付3988.45元，个人支付6198.72元；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1157.95元，医保统筹支付7244.09元，个人账户支付1354.12元，个人支付2559.74元；在重庆新桥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49142.51元，医保统筹支付13438.55元，个人支付35704.10元。2019年8月22日、9月1日原告在余庆县人民医院门诊检查，支付了医疗费160.80元；2020年8月26日原告因鉴定需要在余庆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支付了医疗费80.40元。2、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4月10日申请对被告的处方用药与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误工、护理、营养期进行鉴定，本院委托遵义法医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关于不予受理石兴禄案件回函》，不予受理的理由是：1、药物性××的原因很复杂，目前中外医学上缺乏中药（尤其是多种）相关代谢动力学数据；2、石兴禄停止服药时间与出现“药物性××”症状时间间隔相对较长；3、我所认为现有资料仅能对医疗过错行为进行评估，但不能准确分析出“余庆县中医院2019年6月1日为石兴禄开的处方药服后与其药物性肝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继而满足贵院委托鉴定事项得出明确鉴定意见。本院将该不予受理函告知原告后，原告再次申请鉴定，原、被告共同选定西南政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内容为“现因‘根据审查提供材料和鉴定事项，因患者石兴禄肝损害的原因复杂，同医方诊疗行为的因果关系难以明确，不能出具明确结论’，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项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此次鉴定。”本院将该告知书告知原告后，原告又于2020年7月21日再次申请鉴定，要求对余庆县中医院2019年6月1日开的处方用药服用后与申请人的药物性肝损害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并对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估。本院再次委托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江西求实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评估，该中心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赣求司［2020］医鉴字第07286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余庆县中医医院在为患者石兴禄提供的诊疗行为中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未详细告知本剂用法的过错；（二）被鉴定人石兴禄护理及营养期均评定为60日。该所在本鉴定意见中对被告余庆中医院过错的分析说明载明“结合听证会的调查情况，医方未有相关的门诊病历记录、且开具的中药处方笺未有处方用药法等描述，未有药师的审方、调配、校对、发药签名，医方病历书写不规范，未尽到相应的告知义务，存在过错。”（第4页倒数第5至8行）和“结合听证会调查情况及临床专家分析，本处方笺虽然部分药材存在超剂量使用，但本方剂为无毒性大的中饮片，且部分中药为保肝肾药物，医方使用本方剂治疗疾病是合理的，且所使用药品系正规途径购进。但医方在开具超剂量处方笺时医师未再次签名确认，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过错。”（第5页倒数第6至9行）本院认为，医疗损害赔偿是指医疗机构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人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而引起对受害人赔偿的纠纷，属于特殊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是医疗机构和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错；三是患者存在损害的事实；四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医务人员在对其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所开处方用药致使其药物性肝损害，给其造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前述医疗侵权责任构成的四个要件。通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仅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诊疗、被告医务人员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和未详细告知处方用法的过错和原告因药物性肝损害遭受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等损失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开具的处方用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被告开具处方用药与原告的药物性肝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案医疗损害赔偿的必备构成要件，医疗行为与医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医学专业技术问题，需要通过医疗专家凭借深厚的医学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整个医疗过程、诊疗行为及患者疾病发生发展转归过程、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因果关系鉴定，本院曾委托遵义法医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以药物性××的原因很复杂，目前中外医学上缺乏中药（尤其是多种）相关代谢动力学数据、石兴禄停止服药时间与出现“药物性××”症状时间间隔相对较长，不能准确分析出被告为原告开的处方药服后与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不服该回函又申请重新鉴定，原、被告共同选定西南政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又以“根据审查提供材料和鉴定事项，因患者石兴禄肝损害的原因复杂，同医方诊疗行为的因果关系难以明确，不能出具明确结论”而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遵义法医鉴定所、西南政法鉴定中心作为专业的法医学鉴定机构、拥有资深的医学专家和专业的技术设备，均不能得出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开的处方用药服用后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之江西求实鉴定中心在《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中对被告过错的分析说明载明“结合听证会调查情况及临床专家分析，本处方笺虽然部分药材存在超剂量使用，但本方剂为无毒性大的中饮片，且部分中药为保肝肾药物，医方使用本方剂治疗疾病是合理的，且所使用药品系正规途径购进。”的评价，作为法官更难以判断原告药物性损害与被告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因药物性肝损害致使身体健康、财产遭受损害，深表同情，但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能证明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诊疗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或者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的诉请证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辩解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药物性肝损害与被告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采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反复主持调解未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石兴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4元，减半收取547元，由原告石兴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国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屈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