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行终134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鑫利煤矿，所在地址葫芦岛市南票区九龙街道大西沟村。法定代表人：顾春伟，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钢，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铠铭，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葫芦岛市南票区龙首路**。法定代表人：徐显帅，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葫芦岛市南票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华，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葫芦岛市南票区鑫利煤矿因诉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履行补偿职责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14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葫芦岛市南票区鑫利煤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钢，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周振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7月8日，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依据辽政办发(2012)29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煤管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方案的通知》，制订了南政办发(2013)25号《关于印发南票区地方煤矿整合重组关闭方案的通知》。2016年1月29日，葫芦岛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南票区鑫利煤矿和南票区邱东煤矿实施关闭的通知》，通知主要的内容为：2016年12月7日，国务院安委会暗访组对南票区鑫利煤矿和南票区邱东煤矿进行了暗查，发现南票区鑫利煤矿越界100余米，发现南票区邱东煤矿超深230余米，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暗访组建议，并经市政府同意，请立即对上述两处地方煤矿启动关闭程序。后，上述两煤矿被依法关闭。2017年6月26日，葫芦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煤矿签订了《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将包含原告在内的31家煤矿的煤炭的产能置换指标进行了交易，全省统一转让价格115元/吨。2017年9月13日，葫芦岛市南票区聚鑫煤炭产能置换交易有限公司、葫芦岛市南票区地方煤炭行业协会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煤矿签订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付款协议。后，原告得到产能置换交易款。2018年2月26日，原告以“返还原告出资款”为诉讼请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维持本院裁定。2019年3月14日，原告以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以给付补偿款700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就支付补偿款主体资格问题、支付补偿款标准问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原告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2020年3月6日，原告以要求被告补偿技改损失160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二、原告要求补偿是否合法；有无法律或者政策依据；补偿的事项、内容、补偿数额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主要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原告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现就两个问题分述如下：1、关于起诉期限问题。2017年1月份，原告煤矿关闭。关闭后，原告于2018年2月26日第一次就其损失主张权利开始，至本案诉讼。原告一直就其损失问题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原告本次诉讼虽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其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事实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案涉相关权利，故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2、关于重复起诉的问题。2019年3月14日，原告以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以给付补偿款700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就支付补偿款主体资格问题、支付补偿款标准问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原告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规定，原告在2019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的诉讼请求中只是要求补偿700万元，并未明确补偿事项，属诉讼请求不明确，经本院法律释明后。2020年3月6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明确了补偿的事项即：补偿技改损失160万元。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依据辽宁省政府的文件精神，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具有关闭煤矿及进行补偿的职责。本案中，原告要求补偿的事项为技改资金损失。关于技改资金损失问题，原告主张补偿其技改资金160万元，其提供的证据只是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制作的南政(2014)50号《关于解决南票地区地方煤矿整合关闭有关问题的请示》中所写明按照省、市要求完成技术改造工程，并已通过省市验收，年生产能力已达4万吨以上(原生产能力3万吨以下)，矿井合法，待批复复产。原告主张已投入技改资金500万元左右，但并未提供投入技改资金的具体明细，仅仅依据被告的请示公文，其要求补偿技改资金160万元，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综上，就现有证据分析，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补偿款的事实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鑫利煤矿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葫芦岛市南票区鑫利煤矿的上诉请求是：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技改损失160万元。上诉理由：一、关于技改损失的事实。2014年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资100余万元，替被上诉人对已被关闭的煤矿补偿后，将上诉人列为技改对象，上诉人又按被上诉人要求投入500余万元完成由年产3万吨到9万吨的技术改造，并通过省市验收。为此，上诉人提供了南政（2014)50号《关于解决南票地区地方煤矿整合关闭有关问题的请示》、南政（2015)12号《关于给予南票区地方煤矿关井补偿的请示》，两份文件中均自认各个煤矿已投入技改资金500万元以上，同时也提供了技改设计资料等。煤矿因自用为成本等因素考虑，虽没有具体明细但技改和投入500余万元资金的事实存在，且已被被上诉人自认，在矿井已被被上诉人封闭，上诉人无法提供具体明细的情况下，以上诉人没提供具体明细为由不支持160万元的诉请有违法律原则。二、关于井下财产损失的事实。众所周知，煤炭的开采必须有相关设备设施，被上诉人的南政(2015)12号文件明确“关闭矿井给地方煤矿造成1500万元以上的损失”，说明除去技改资金500万元后，煤矿原有资产尚在1000万元以上，无论技改投资损失是否与被埋设备损失相互重合、是否有井下设备损失的具体数额证据，但上诉人煤矿总体损失在1500万元以上的事实是双方认可和肯定的。本次诉讼，是因为被上诉人在对前期的关闭煤矿进行发放中央和地方奖补资金的同时，又让关闭煤矿回收井下资产，而被上诉人关闭上诉人的煤矿后既不给予地方奖补资金又不让回收井下资产，在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造成上诉人心理极度失衡。为此，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并非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损失进行准确数额的赔偿，而是请求对其所造成井下1000余万元的损失进行适当的100万元的补偿。因此原判要求上诉人提供准确的具体数额证据，实是对上诉人不切实际的苛求和不予支持诉求的说词！三、关于公证和承诺的事实。公证和承诺均是在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9日即决定采取对煤矿进行24小时盯守、断电的行为后，于2017年1月强制要求上诉人递交《自愿关闭煤矿申请书》、《承诺书》的情况下而为的，并非上诉人自愿。且上诉人等几十家煤矿同时在被上诉人拟好并打印出来的申请书、承诺书的空白处签的字，签字处为被上诉人的办公楼，公证处也是被上诉人安排的并非是上诉人申请的，这一事实在审理中已被查明。试想被关闭的煤矿为达生产目的，不惜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投入500余万元的资金进行技改，特别是有十几家煤矿尚以煤矿资产抵押贷款数千万元全指望煤矿生产后的盈利还贷，怎么能在尚未进行生产就自愿申请关闭而承诺不要任何补偿呢！原判以此为由迳行判决实属错误。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煤矿是因越界开采被关闭，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不属于行政补偿的范围，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通过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得到了产能置换交易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葫芦岛市南票区鑫利煤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宪雷审判员  孙弘达审判员  李 明审判员  刘 毅审判员  席铁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牟文放书记员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