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甄浩根，男，196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拥军，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焕，女，197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意娣，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利恒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笔岗大路******1。法定代表人：盛应文，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甄浩根与被上诉人杨玉焕、原审被告广州利恒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甄浩根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甄浩根仅需向杨玉焕支付货款177233.5元及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杨玉焕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甄然司并非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也没有委托甄然司代为收货，甄然司的签收不代表是甄浩根的签收，原审法院仅根据甄浩根与杨玉焕的员工刘茂源在2018年5月21日、5月26日有微信聊天就认定甄然司的签收为甄浩根的签收没有事实依据，微信聊天仅代表双方协商过程，协商后是否履行，需要杨玉焕予以证明，甄然司是不是杨玉焕的员工或者其安排的人，我们并不清楚。其次，杨玉焕发对账单给甄浩根时，甄浩根已经明确说了“不正确”，甄浩根从未确认过，未确认不代表甄浩根已经认可，甄浩根未能将正确金额数量的对账表格发给杨玉焕是因为甄浩根不会制作表格，甄浩根说的“不正确”足以对杨玉焕的金额、数量提出异议。最后2018年7月31日至2018年8月13日的5张出货单，没有相关人员签收，既然原审法院不认定无人签收的出货单，也不应当认定甄然司的出货单。杨玉焕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甄浩根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利恒公司未发表意见。杨玉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利恒公司向杨玉焕支付货款共377575.2元及利息17337元（以377575.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贷款利率从2018年9月13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甄浩根对利恒公司欠杨玉焕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甄浩根、利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雄泰纺织是杨玉焕经营的一家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工厂。杨玉焕为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共计23张出货单，该些出货单都清晰的载明了客户单位（为利恒制衣厂）、日期、订单号、布名、颜色或色号、条数、布号、重量等基本信息，其中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9日的出货单（合计4张出货单）、2018年6月1日-2018年7月13日的出货单（合计7张出货单）有甄浩根签收确认，而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6日的出货单（合计7张出货单）有案外人甄然司签收确认，剩余的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13日的出货单（合计5张出货单）没有显示人员签收，杨玉焕称甄然司是被告的员工，代被告签收案涉货物，杨玉焕根据上述出货单自行制作了一份货物对数表，对数表清晰载明了送货日期、单号、布种、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总金额为377575.2元。为证明案涉货物的单价以及下单、送货情况，杨玉焕提供了其与甄浩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杨玉焕员工刘茂源与甄浩根的微信聊天记录，杨玉焕与甄浩根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8年4月15日杨玉焕向甄浩根发送消息：“甄先：poler皇冠卫衣订单染色卫衣布44元不含税.花灰卫衣46元不含税.下栏罗纹43元不含税”；2019年6月5日杨玉焕向甄浩根发送其自行制作的上述货物对数表并询问：“甄浩根先生，请看看上面的货物单号、金额是否正确？如正确，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帮忙解决？”，甄浩根回复称：“不正确”，“香港的潘先生说等三个礼拜，现在抓紧客户看谁要，如果三个礼拜都没有人要，我们过来将那些货物盘点，看怎么处理”，接着杨玉焕继续向甄浩根发送消息催促“现在就是想对清楚那笔数，拖那么久了”，“那你将你认为正确的数发一份给我，拖那么久了”，“那你将对账单，你认为是怎么样的发给我”，“麻烦你将你认同的对数单发给我看一下”。杨玉焕员工刘茂源与甄浩根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8年4月14日，甄浩根向杨玉焕员工刘茂源发送一张微信图片，图片显示：广州利恒制衣有限公司染色通知，用布客户：英皇POLER，染色厂：雄泰，交货日期：2018.5.16，落单日期：2018.4.13日，该图片还详细载明了布种名称（包括棉耳仔卫衣布和拉架罗纹全棉），对应的颜色、毛胚重量、光胚重量、工艺要求等。2018年4月15日甄浩根向杨玉焕员工刘茂源发送消息：“甄先：poler皇冠卫衣订单染色卫衣布44元不含税.花灰卫衣46元不含税.下栏罗纹43元不含税”，随后双方均以语音的方式进行沟通，刘茂源的基本意思是认为甄浩根的报价稍许过低，而甄浩根对此则回复刘茂源分析计算了“染色、织工、食毛”等成本费用，并提出“你做得好，加2000元给你，你的货期迟到40天就罚4000元，你看你选择哪个合适？”。2018年5月20日甄浩根向杨玉焕员工刘茂源发送消息：“昨晚回来的布，每条布上没有重量，请过来分好”，刘茂源回复称“松布的无重量啊，打卷的有标重量啊”；2018年5月21日杨玉焕员工刘茂源向甄浩根发送消息称：“有102条布送，已发车”；2018年5月26日甄浩根向杨玉焕员工刘茂源向发送语音消息称：“那个宝蓝和黑色的罗纹对色都可以了，拿过来啊”，刘茂源回复称“好的，那我装车”，甄浩根称“26支的罗纹和胚布一起装过来”。杨玉焕也提供员工刘茂源与案外人罗中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于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6日委托外聘司机罗中勇将布料送往被告处。杨玉焕员工刘茂源也出庭作证上述与被告的买卖交易情况。杨玉焕还提供了2018年1月-3月期间与被告签订的五份案外购销合同，拟证明此前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双方有多次业务往来，比较熟悉，所以本案就没有签订书面的购销合同。该五份购销合同载明需方为广州市利恒制衣有限公司，但在合同落款处只有甄浩根的签字以及“利恒制衣”手写字样，没有利恒公司的签章。利恒公司否认其与杨玉焕签订过上述购销合同。甄浩根认可上述五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其只是想利用利恒制衣的名义去跟杨玉焕购买布料，该利恒制衣是指利恒制衣厂，而不是利恒公司。甄浩根认为其与杨玉焕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仅是受杨玉焕委托帮忙找人为布料上色，其帮杨玉焕寻找了案外人东莞市荣杰纺织有限公司，布料都交付给了东莞市荣杰纺织有限公司，为此甄浩根提供了一份2018年5月19日的出货单，该份出货单与杨玉焕提交的同期出货单在货物内容上完全一致，但该份出货单有案外人东莞市荣杰纺织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收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杨玉焕、甄浩根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基于以下情况分析：一、案涉出货单中大部分都有相关人员签收，其中11份出货单是由甄浩根本人签收确认；二、甄浩根向杨玉焕发送的染色通知单，内容上实际是要求杨玉焕按其要求供应案涉货物；三、从微信聊天记录上看，甄浩根曾与杨玉焕及其员工对涉案货物单价有过磋商议价，甄浩根也发送过报价给杨玉焕；此后甄浩根在收到杨玉焕发送的案涉货物对数表时，回复需要等到案涉货物找到下一手买家才能付款，这实际上也是认可双方之间有买卖交易往来，因此综上，这足以说明杨玉焕和甄浩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甄浩根所陈述的仅是受杨玉焕委托帮忙找人为布料上色，没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也不符合交易常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货物出货单中有11张是由甄浩根签收确认，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而其余的出货单是由案外人甄然司签收或者没有显示人员签收，一审法院对此认为，由案外人甄然司签收确认的7张出货单送货日期发生在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6日，而根据杨玉焕员工刘茂源与甄浩根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确有谈及布料的送货，甄浩根也有催促杨玉焕发货；另外，双方之间除本案外还有较多交易往来，杨玉焕所陈述的基于对甄浩根的信任，所以有些出货单没有让其签收，但有将所有货物的对数表发予甄浩根确认，这也符合日常买卖交易惯例，具有一定可信度；再次，甄浩根作为与杨玉焕之间有较多买卖交易往来的正常商业主体，在面对杨玉焕发送的对数表催款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异议内容，因此综上，杨玉焕的陈述与其所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认定杨玉焕已于2018年5月21日、5月26日按照案涉出货单向甄浩根供货。关于2018年7月31日至2018年8月13日的5张出货单，由于完全没有显示相关人员签收，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杨玉焕的主张。关于货物单价，一审法院以双方在微信中协商议价确定的单价为准，即染色卫衣44元、花灰卫衣46元、罗纹43元，根据前述，一审法院已认定杨玉焕于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按照出货单向甄浩根供货，出货单上也均有载明布料的名称和重量，经计算，案涉货物总价款为330302.4元(详见附件货款计算表格)，甄浩根应予偿还。没有证据显示双方约定付款时间以及逾期付款利率，但杨玉焕已于2018年7月13日完成送货，现杨玉焕主张从2018年9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后的逾期利率也应相应变更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于本案尚没有充分证据反映利恒公司与杨玉焕存在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杨玉焕主张利恒公司承担案涉货款的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甄浩根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玉焕支付货款330302.4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330302.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9月1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款日止）；二、驳回杨玉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24元，由杨玉焕负担919元，甄浩根负担6305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甄浩根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甄浩根是否应支付2018年5月21日、5月26日合计7张出货单上的货款的问题。该7张出货单上虽未有甄浩根本人的签名，但根据杨玉焕的员工刘茂源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6日与甄浩根的微信信息，可知双方已就货物装车、发车等涉及催送货物及发货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沟通协调，该内容可证实双方已就货物买卖实际在履行。现甄浩根二审虽称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但其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同时，甄浩根作为有理性的商业主体，其在杨玉焕发送的对数表催款时未提出具体的异议内容亦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判决甄浩根支付上述该7张出货单的货款有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甄浩根仅以其未在该7张出货单上签字为由否认其并未接受该货物，该理由既与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内容不符又不符合正常商业主体的交易常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甄浩根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79元，由上诉人甄浩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何美婷书记员吴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