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龙菊文。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双龙，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卡承服饰店。经营者：余少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菊文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卡承服饰店（以下简称卡承服饰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7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菊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双龙、被上诉人卡承服饰店经营者余少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菊文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错误，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交易微信号“×××”的归属，属于本案重要事实，一审未查清该微信号归属，草率地认定龙菊文为涉案交易采购方，系事实不清，只有查清微信号归属，才能查清卡承服饰店实际的交易对象。（二）一审法院遗漏追加重要当事人参与诉讼，属于程序违法。双方通过微信下单交易，如无当事人自认采购方，在查明微信号归属后，应追加微信号归属人参与诉讼，查清涉案实际交易主体。另，一审过程中湖南嘉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龙公司）出具《委托授权书》《劳动合同》等文件，表示龙菊文是其公司员工，其委托龙菊文代为采购。涉案交易沟通中，采购方多次在聊天中落款“9CM”（九厘米），同时龙菊文一审提交证据证明“9CM”（九厘米）为嘉龙公司运营的品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九厘米”注册了多家服装店。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也应当主动追加嘉龙公司参与诉讼。嘉龙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嘉龙公司掌握双方交易全部记录，只有嘉龙公司参与诉讼，才能查清及核实双方交易的实际金额。否则，由于本案可由合同履行地及被告所在地管辖，如相关当事人不参与诉讼，卡承服饰店可能既起诉龙菊文追讨货款，又在被告所在地起诉微信号的实际归属人或嘉龙公司讨要货款，导致卡承服饰店获得不正当利益。（三）一审判决应付货款金额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龙菊文提供退款物流单的真实性，相当于认定了退货事实，应当查清退货涉及的金额才能确定应付货款，但一审判决认定退货事实却未能扣减退货所涉金额，仅凭卡承服饰店单方制作的对账单确定应付货款，显失公允。补充：1.用于与卡承服饰店交易的微信归属于谢红荣，其是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说明龙菊文与卡承服饰店的交易是代表嘉龙公司，应当由嘉龙公司参与诉讼。2.根据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20）湘0203民初3148号案件的庭审直播，该案情况与本案一致，龙菊文用同样的微信向供应商发生交易，供应商起诉龙菊文后，龙菊文申请嘉龙公司参与诉讼，法院接纳了龙菊文的申请，龙菊文于今年年初已离职，在嘉龙公司没有参与诉讼的情况下，供应商与公司其他同事交流和对接的信息，龙菊文无法完全取得，龙菊文也不掌握库存信息，龙菊文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只有嘉龙公司参与诉讼才能查明事实，龙菊文作为个人承担责任的能力非常弱，嘉龙公司也明确表示愿意参与诉讼并承担责任。退一步说，即使判定龙菊文要承担责任，也应当由嘉龙公司与龙菊文共同承担责任，这样判决不仅有利于执行，也保障对方当事人的利益。3.关于退货及对帐的补充说明，2019年底嘉龙公司工作人员与卡承服饰店协商，嘉龙公司将关闭部分店铺，有些库存未销售出去，卡承服饰店承诺未售出的货物可以退回，由于存在将退货的情况，所以双方一直没有完成对帐，而嘉龙公司在2020年1月23日春节前支付了1万元给卡承服饰店，等春节开工退货后再进行最后一次对帐。春节发生疫情一直未正常营业，嘉龙公司于2020年6月使用双方交易惯用的物流公司将货物寄给卡承服饰店，该物流单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卡承服饰店确认了该物流单的真实性，因此可以确认该退货的事实，且根据嘉龙公司申请参与诉讼提供的对帐单显示双方对帐的主要差额在于该笔退货。卡承服饰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龙菊文的上诉请求。1.关于交易微信“×××”的方面，根据龙菊文一审时答辩及提交的证据可以得知，龙菊文承认通过涉案微信号与卡承服饰店进行联系，至于龙菊文庭前提交的微信号实名认证的问题，实名认证的问题并不代表背后实际操作者就是该实名认证的人，且龙菊文一审明确承认使用该微信号与卡承服饰店联系沟通。2.龙菊文是“9CM”服装店的经营者，2020年4月15日前，龙菊文为嘉龙公司的股东。3.关于退货单方面，卡承服饰店一审时曾说过对该物流单真实性确认，但卡承服饰店确认的仅仅是知道退货的事情，并不是对退货的事情确认。一审时确实有物流公司打电话联系卡承服饰店，但双方仍在诉讼阶段，且龙菊文没提前协商沟通，因此卡承服饰店没有签收货物。4.关于另案（2020）湘0203民初3148号与本案并未看出是相同法律关系，且该案法院同意追加并不导致本案必须追加。5.关于龙菊文提及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嘉龙公司已知道双方存在货物纠纷问题，嘉龙公司完全可以以本案相关依据抗辩。卡承服饰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龙菊文立即支付卡承服饰店货款105306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龙菊文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及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卡承服饰店主张向龙菊文供应服装产品，双方在微信对账后确认龙菊文尚欠卡承服饰店货款125306元，龙菊文在对账后又支付货款20000元，仍有105306元尚未支付，对此提交了以下证据：1.送货单4张，载明：顾客娇娇，上单181276元，本单金额4935元，备注未付款，金额合计135303元-10/610000元农行共125306元，共欠125306元，1/1010000元农行，23/1日10000元农行，欠105306元；2.物流托运单3张，载明收货人龙娇娇，地址株洲；3.卡承服饰店经营者的妻子与龙菊文（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沟通换货、催收货款的过程，其中龙菊文2019年6月10日称“奥尼奴老板：你好！6/10付1万，接下来继续给你转。谢谢查收。谢谢您的支持。9厘米财务部。”卡承服饰店2019年8月23日发送记账单照片3张（主要内容为：总货款221211元，减85905元，共欠135306元，10/610000元，欠125306元，30/7日共欠125306元）并称“对一下帐”，2019年10月4日卡承服饰店称“娇姐，这几天收到钱要给我转一部分过来，共欠12多万只转了一万过来，叫我怎么安排给厂里”，龙菊文回复语音回复内容为“亲爱的亲爱的，你要给我缓一口气，因为这么多人都要安排，然后这个月我还会继续给你安排”“因为每个人都安排了一部分”；4.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龙菊文名下账户多次向余少龙名下账户支付货款。龙菊文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送货单是卡承服饰店单方制作，未经龙菊文确认，物流托运单不能证明货物的价值以及龙菊文是否收到；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聊天记录不完整；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龙菊文是因为公司财务公账出现问题所以安排龙菊文以个人名义向卡承服饰店转账。龙菊文主张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卡承服饰店与嘉龙公司，对此提交了：1.劳动合同，载明：龙菊文受雇于嘉龙公司，任服装采购，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2.授权委托书，载明：嘉龙公司委托员工龙菊文为该司采购代表，以该司名义与合作方谈判、采购服装等商品的相关事宜，授权委托期限自2018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0日；3.卡承服饰店经营者的妻子与龙菊文（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就货物购买、支付货款等事宜进行沟通的过程，其中龙菊文2018年4月2日称“亲，财务转账出了故障，要过了24:00，我私人先微信给你”；2019年2月2日称“奥民奴老板：您好！2/1号付10000，谢谢查收，因今年压了很多货，回款会慢一点。这两天还会给您安排。感谢您对9CM的支持。财务部小谢。”；2019年3月20日发送语音称“你这个价位也给我调几块钱下来，我们都是股东的，他们都有好大的意见……”；2018年7月16日称“亲：在？辛苦把对账单发一下，会计在对你家的账。谢谢”；2019年12月11日收到卡承服饰店发送的记账单后询问对账情况的信息后，龙菊文向卡承服饰店推荐“9CM财务微信”称“由于我事情比较多，现在还在外地，娇娇重新排了一个跟你们对接，请您加这个微信号，谢谢”；4.短信记录，显示龙菊文在2019年12月11日称“我是娇娇这边的会计，现因生意差，亏本大，准备不做了。麻烦你对一下帐”，对方称“共欠115306元”；5.嘉龙公司出具的《关于“娇娇”和“九厘米”名称及付款方式的解释说明》，载明嘉龙公司确认：“娇娇”不是龙菊文的微信名，而是嘉龙公司旗下门店的统一称呼；嘉龙公司安排龙菊文负责对外采购服装，龙菊文以“娇娇”“九厘米”名义向卡承服饰店采购服饰是授权代理行为；2018年4月嘉龙公司对公账户出现故障，公司指示财务部以法定代表人谢红荣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向采购人员转款，再由采购人员向卖方支付货款，货款结算和支付方式都由嘉龙公司决定；嘉龙公司已退返6包（箱）服装给卡承服饰店，物流公司已送达；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多个含“九厘米”字样的个体户；7.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谢红荣多次转账给龙菊文的记录。卡承服饰店对上述证据1、2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劳动合同是嘉龙公司与龙菊文之间的，卡承服饰店无法确认其真实存在；对证据3、4的三性予以确认，认为聊天记录能够反映龙菊文以个人名义与卡承服饰店进行对账且以个人名义向卡承服饰店付款，双方在2019年12月11日已对账，欠款金额115306元；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为龙菊文一面之词，并无任何证据佐证；对证据6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谢红荣在2019年3月给龙菊文转过账，与龙菊文支付货款的时间完全不一致。龙菊文主张因部分货物质量不合格，嘉龙公司已退回部分货物，对此提交了物流快运单，载明：日期2020年6月6日，到站广州奥民奴，收货人无名，收货地址益3B005，件数6，运费300。卡承服饰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龙菊文在2020年6月6日曾发过一批货物给卡承服饰店，但没有说明是什么内容，卡承服饰店也没有收货，现不知道货物在何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及货款金额认定问题。关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问题。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为追求交易便捷，主要通过微信洽谈、银行转账货款、物流公司发货等完成交易。在此过程，卡承服饰店通过微信与龙菊文洽谈，龙菊文通过微信支付货款，卡承服饰店通过物流公司向“龙娇娇”发货，整个交易过程主要由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之间完成。现龙菊文主张其是代表案外人嘉龙公司向卡承服饰店采购，虽然其在本案中提交了嘉龙公司的相关授权资料，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交易时向卡承服饰店明确表明了其受嘉龙公司委托代为采购的身份。卡承服饰店无从得知龙菊文背后所代表的主体，事实上其供应货物是基于对龙菊文的信赖，而不是基于对龙菊文背后“九厘米财务部”“娇娇”等模糊主体的信赖。故卡承服饰店主张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主体为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龙菊文抗辩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主体并要求追加嘉龙公司为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货款金额。卡承服饰店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卡承服饰店2019年8月23日向龙菊文发送记账单照片3张（主要内容为：总货款221211元，减85905元，共欠135306元，10/610000元，欠125306元，30/7日共欠125306元）要求龙菊文对账，龙菊文未直接回复对账问题仅在2019年10月4日卡承服饰店称“娇姐，这几天收到钱要给我转一部分过来，共欠12多万只转了一万过来，叫我怎么安排给厂里”，龙菊文回复语音回复内容为“亲爱的亲爱的，你要给我缓一口气，因为这么多人都要安排，然后这个月我还会继续给你安排”“因为每个人都安排了一部分”。故卡承服饰店主张龙菊文已对账确认尚欠卡承服饰店货款125306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卡承服饰店确认对账之后龙菊文又支付了20000元货款，现要求龙菊文支付剩余货款105306元并支付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龙菊文主张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已退货的问题。卡承服饰店要求龙菊文支付货款的货物在2019年8月23日对账前已完成送货，龙菊文主张的退货时间为2020年6月6日，已超出合理的质量异议期，龙菊文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退货数量、退款金额等问题协商一致，故龙菊文主张扣除该部分存在质量问题已退货货物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8日判决：龙菊文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卡承服饰店支付货款105306元及利息（以货款105306元为本金，自2020年5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06元、保全费1047元，由龙菊文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龙菊文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证据1.涉案交易的“微信号：×××”原始载体，拟证明微信号不属于龙菊文，微信聊天的许多工作群均与服装店有关，双方交易的微信号是嘉龙公司专用的工作帐号，龙菊文代表嘉龙公司与卡承服饰店发生交易。证据2.嘉龙公司工商登记查询截图，拟证明嘉龙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服装，法定代表人为谢红荣，“微信号：×××”使用谢红荣身份认证，龙菊文是代表嘉龙公司使用上述微信号与卡承服饰店发生交易。证据3.嘉龙公司涉及诉讼截图，拟证明嘉龙公司仅涉及（2020）湘0203民初3148号1件诉讼案件，该案被告包括龙菊文。证据4.（2020）湘0203民初3148号案的庭审直播录像，通过另案直播录像可见，该案与本案案情一致，龙菊文使用同样的微信号发生交易，因为交易金额发生争议，经龙菊文申请，追加嘉龙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拟证明本案遗漏重要的当事人参与诉讼，只有嘉龙公司参与诉讼才能查清事实。证据5.嘉龙公司提供材料说明，包括与奥尼奴收退货入库和出库单、2020年6月6日株洲成达物流快运单、商品退货出库单，拟证明该单来源于嘉龙公司的管理系统，该公司在全国有几十家连锁门店，有严格的出入库的管理系统，其中的数据是不能修改的，每次入库及出库至少需要有两人以上，在监控下盘点出入库，避免货物遗失，且从嘉龙公司提供的出库单，除2020年6月发生价值35673元退货外，其他退货与对方提供的对帐单基本能一一对应。卡承服饰店的质证意见为：对这些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些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均不能证明龙菊文主张的内容。虽然该微信实名认证有显示相关的信息，但可以更换且无法确认上述实名认证的时间，实名认证仅仅是微信号的流程，实际操作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实名认证的人员。龙菊文从未称其是嘉龙公司的员工，也未表明其代表嘉龙公司向卡承服饰店订货，卡承服饰店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才得知嘉龙公司的存在，才去核实嘉龙公司的相关注册信息。相关出库单、入库单均是嘉龙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不排除其为了应付诉讼而制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的辩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的认定问题；二、案涉合同的货款金额的确定问题。关于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的认定问题。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从交易的履行过程看，龙菊文与卡承服饰店通过微信洽谈，物流公司向“龙娇娇”发货，龙菊文微信支付货款等方式交易，整个过程主要由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之间完成。一审诉讼期间，龙菊文主张其是代表案外人嘉龙公司采购，其有案外人嘉龙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但龙菊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交易过程中有出示过授权委托书给卡承服饰店，也没有证据证明卡承服饰店已知悉龙菊文是代表嘉龙公司采购服装。龙菊文对其在交易过程中曾经披露代表嘉龙公司采购未能进行充分举证，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卡承服饰店否认与嘉龙公司存在交易，一直认为交易的主体是龙菊文，其不知龙菊文背后的主体“九厘米财务部”“娇娇”具体是什么主体。直到一审开庭时才见到龙菊文出示的授权委托书，卡承服饰店一直是给龙菊文供货，也一直是和龙菊文结算，其不认可嘉龙公司是其交易的相对方。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交易履行的经过，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可以认定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为龙菊文，而非嘉龙公司。二审期间，嘉龙公司申请加入诉讼，本院主持调解，嘉龙公司不认可卡承服饰店的诉讼请求，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合同交易主体是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嘉龙公司认可龙菊文的采购行为，是其与龙菊文的内部承担问题，可由龙菊文与嘉龙公司自行解决。关于案涉合同的货款金额确定问题。根据一审卡承服饰店与龙菊文的聊天记录可以认定2019年8月23日卡承服饰店曾发送三张对账单合计金额125306元给龙菊文，龙菊文对金额没有提出异议，后支付了20000元货款，卡承服饰店主张尚欠105306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龙菊文主张的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在一审期间没有提起反诉，也没有提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外，关于退货问题，卡承服饰店要求龙菊文支付货款的货物已在2019年8月23日对账前已完成送货，龙菊文主张的退货时间是2020年6月6日，已超出合理的质量异议期，因此龙菊文主张扣除部分货物质量问题及退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龙菊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6元，由龙菊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