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24民初410号 原告：李超，现住辽宁省营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厚兴，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光，北京市万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民，吉林何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许刚，住吉林省珲春市。 原告李超与被告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翠绿置业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厚兴、梁建光及被告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民、第三人许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李超与翠绿置业公司签订的《参股协议》未生效；二、请求依法判令翠绿置业公司返还李超支付的参股增资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请求判令翠绿置业公司占用李超资金期间的银行利息损失人民币1,793,424.66元（自2017年7月17日付款日至一审开庭日期2020年10月13日，共计1091天，按年息6%计算，即1000万元×6%/年÷365天/年×1091天＝1,793,424.66元），自此之后的利息仍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按照生效判决书执行。四、本案诉讼费用由翠绿置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李超于2017年7月17日向翠绿置业公司付增资款人民币1000万元，并于2017年7月19日签订了《参股协议》，该协议约定“李超愿以人民币1000万元参股吉林省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后即与工商部门作有关登记，章程修改……参股后的乙方（李超）应服从甲方（翠绿置业公司）原有的发展经营决策，按所占股份比例，承担经营风险享受收益分配”。“此协议一式贰份，由公司与参股人各执一份，以便办理各项手续出示。”等条款，该《参股协议》未约定生效期限和生效条件。该《参股协议》签订后，翠绿置业公司的股东会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4条、第37条第7款、第43条2款之规定作出增资扩股决议，也未在工商部门就李超参股的1000万元进行修订章程和股权变更登记，按照《参股协议》第7条约定，该《参股协议》也未在“办理各式手续出示”即未在工商部门备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4条、第37条第7款、第43条2款之规定，公司增资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79条2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为此，增资扩股后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以及增资扩股后的股东，应在市场监管的行政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而翠绿置业公司未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办理变更登记，不符合国家法律效力强制性规范，故该《参股协议》依法未生效。尽管该《参股协议》同时约定了“经甲方全体股东商议，决议允许乙方以自然人的身份入股甲方5%。”并于当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作出了《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但只是对翠绿置业公司的控股股东许刚持有的翠绿置业公司的70%股权中的5%转让给李超，与李超向翠绿置业公司参股增资是两个不同而独立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综上所述，李超与翠绿置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参股协议》因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而未生效，翠绿公司收取并占用的李超参股增资的本金和利息损失应依法予以返还。李超为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第26条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李超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李超与翠绿置业公司签订的《参股协议》未生效，并解除《参股协议》。 翠绿置业公司辩称，一、李超的诉求构成重复诉讼。李超在本次诉讼前，已就相同诉求、相同事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即延边中院（2019）吉24民初162号案件，在该案中李超请求确认《参股协议》无效。经审理，法院已从实体上驳回了李超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虽然李超本次改变案由以确认该《参股协议》未生效为诉求再次提起诉讼，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李超两次诉讼的当事人完全相同，诉讼标的完全相同，虽然本次以确认协议未生效为诉讼请求，但无论是确认协议无效未生效，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消灭协议本身所设定的权利义务。由此可见，李超的根本目的是以本次的诉求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对于前诉而言，其本次起诉已经构成重复诉讼，应当驳回其起诉。二、李超提出的“确认合同未生效”主张不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也不属于判决主文的独立判项。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54号）》第37条的理解，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后，只有对合同有效还是无效作出明确判断后，才能解决当事人的纠纷，而认定合同未生效，并没有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在本案中，即使按李超主张《参股协议》未生效，但如果李超希望协议继续履行，应提出继续履行的诉求；反之如李超认为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则应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不论如何，当事人都不能仅诉确认该协议未生效，人民法院亦不应在判项中认定该协议未生效。三、《参股协议》不具有李超所主张的“增资”性质。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及答辩人《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是股东明示的意思表示及要式行为，具有明确的程序性和指向性。具体到答辩人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如果确认增资，应先由执行董事制定增资方案及股东按何种方式认购增资资本等要式文件报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应就增资事项作出明确决议。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对于《参股协议》而言，按照最基本的文义解释，“参股”最基本的含义即为持有股份（或股权），且无论从《参股协议》的语句、条款、目的及交易习惯等各个角度，均不能解读出答辩人公司具有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也不能理解出答辩人公司及股东表现出变更公司注册资本额度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仅是对李超参股公司及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的一般性约定，明显不具备有关增资决议的要旨，更不具有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性质，反而具有明确的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且双方实际履行的也是股权转让及受让行为，与《参股协议》的意思表示完全一致。因此李超主张《参股协议》为增资协议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四、《参股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履行完毕。1、关于该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具体到《参股协议》而言，双方既未约定该协议附有任何生效条件，合同约定的事项也无需办理批准登记，至双方完成签字盖章之时起，《参股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延边中院（2019）吉24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亦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从协议内容也不难看出，该协议名称即为参股协议，在协议中李超作出了自愿持有答辩人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答辩人公司及全体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作出的同意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人即李超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参股协议》签定并生效于2017年7月19日，随后答辩人公司执行董事许刚即与李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许刚持有的5%的股权按照《参股协议》约定的1000万元价款转让给李超，并于同日在工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且记载到公司股东名册。至此，李超已按照参股协议的约定实际持有答辩人公司5%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并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并同时实现了参股答辩人公司的合同目的。因此，《参股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完毕，李超要求确认该协议未生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根据《参股协议》的内容，可以确认李超做出了持有答辩人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而答辩人公司及当时的股东对李超的意思表示及时给予了同意其加入持股的承诺，继而形成了各方签字（盖章）确认的《参股协议》。而根据《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规定，李超作为答辩人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方，并不是且不能从答辩人公司直接取得股权，其成为答辩人公司股东的唯一方式是从公司股东处受让股权从而实现合同目的。依照《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除法定的回购情形外，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能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因此，在签定协议前，李超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并不是从答辩人公司处直接取得股权。且在《参股协议》中及实际履行股权转让过程中，双方并未附加任何条件作为该协议的生效及履行的条件。而今，双方的《参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且李超已经实现了参股答辩人公司的合同目的。故，李超请求确认《参股协议》未生效的诉求显然不应得到支持与肯定。3、即使按李超的主张及其提供的法律依据（公司法179条2款），公司增资需要进行变更登记，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之规定，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对象也是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之后的资本额度，并非是与增资、减资有关的协议或决议本身。此类协议与一般的合同无异，如无特别约定，经当事人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不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经批准后才能生效的合同范围，因此，李超关于本案中的《参股协议》属于“增资”性质并属于经有关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主张与该法律依据的规定不符。五、关于李超主张返还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的诉求明显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54号）》第37条的理解，未生效合同不同于无效合同，并不当然产生与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及被解除等权利义务被消灭的相同法律后果，更不会产生协议双方互相返还法律事实。具体到本案中，即使该《参股协议》未生效，但在该协议未被以任何方式消灭之前，并不会产生被告向李超退还款项的法律后果，李超在本案中所提出的要求被告退款付息的诉求显然于法无据。2、李超已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了答辩人公司的股东，并且以认缴的方式确认了其应当缴纳的注册资本份额，其取得的股权份额已经以认缴注册资本的方式注入了公司，而公司需要以股东认缴的资本及运营中所取得积累的其他收益做为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即公司依法享有法定财产权。在此情形下，非因法定方式或者股东之间另有约定，李超均没有单方退出公司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第67号（最高法2015民申第2532号汤长龙与周士海案）的观点，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一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交易关涉到诸多方面，现李超的5%的股权已经记载到股东名册并在工商部门登记公示，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固化于其中。因此，在李超取得答辩人公司股权的基础即《参股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均合法有效之情形下，其要求答辩人返还其股权受让款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3、李超溢价受让许刚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股权价值的具体衡量问题,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股权受让人所接受的股权价格，实际上包括受让股权时公司的投入情况、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市场前景、技术水平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故受让股权的价格不等同于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和股东的出资额。由于股权价值的构成因素复杂，且股权转让对价与公司净资产、注册资本金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对股权交易对价进行理性估值是受让方应当承担的责任（见2018最高法民申869号祝心悦与王永年、袁静案关于股权价值的论述）。本案中，李超系经商多年职业经营者，与普通股权交易者相比，其具有更高的风险意识，更专业的判断能力，应当更清楚其签署的《参股协议》具有商事合同的经营风险。李超作为与转让方许刚平等的商事主体，其自愿以1000万元的溢价价值收购转让方许刚的股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的资本维持原则，在《参股协议》生效、有效且履行完毕的情形之下，在李超已按约定成为答辩人公司股东的事实基础之上，非依法律规定、公司章程记载及股东之间的另行约定，李超均无权且不能单方请求退出。因此，李超以《参股协议》未生效为由要求退还其股权受让款及利息的诉求依法不能成立。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李超的全部诉讼请求。 许刚述称，李超的意思表示明确，当时要用1000万元购买我手中的股权，各种法律文书已经履行完毕，现在是因为没有赚钱所以出现本次纠纷。股权转让是李超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意他今天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李超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参股协议》一份。证明：1、李超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参股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2、在李超参股后，按所占股权比例承担经营风险享受收益分配。翠绿置业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主文第一自然段仅说明李超自愿以1000万元人民币参股翠绿置业公司，并未说明其系以“出资”的性质参股。第三人许刚质证称，与翠绿置业公司的代理律师意见一致。本院认为，翠绿置业公司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证据二、《银行汇款凭证回单》一份。证明：李超按照《参股协议》约定，已经支付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参股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翠绿置业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超将案涉1000万元于2017年7月17日汇出，在2017年7月19日签订《参股协议》，并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形成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完成登记。李超作出的一系列连续行为足以说明该款系李超受让许刚5%股权而支付的对价款，而非李超主张的“资本金”性质。李超提供的相关证据也可以证明，李超认缴的“资本金”为250万元，该1000万元与其认缴的“资本金”差额巨大，明显不属于同一性质。第三人许刚质证称，与翠绿置业公司的代理律师意见一致。本院认为，翠绿置业公司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证据三、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一份（珲春市市场监管局档案室提供）。证明：根据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19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第8款“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的规定，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李超参股公司资本金应当作出增资扩股决议，但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未对李超向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增资作出决议。翠绿置业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章程确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及表决方式进行了约定，但李超并未完成翠绿置业有限公司因李超的参股行为而做出“增资”意思表示且存在“增资”事实的举证责任，该不利后果应由李超自行承担。且李超与翠绿置业有限公司均从未做出“增资”意思表示，也从未实施所谓的“增资扩股”行为，翠绿置业有限公司没有依据及义务为李超出具“增资”协议。第三人许刚质证称，与翠绿置业公司代理律师意见一致。本院认为，翠绿置业公司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证据四、《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决议一份、章程修正案一份、企业信息一份、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结构图一份。证明：1、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信息只是股东许刚将自己持有公司70%的股权中的5%转让给李超，由李超认缴出资人民币250万元，并于2045年12月31日一次性缴足；2、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和章程修正案中没有企业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增资为人民币6000万元的登记信息，李超没有成为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后的股东。综合证明李超参股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并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资本金后，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增资扩股。翠绿置业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中1-4号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5号图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来源均有异议，5号证据不是登记机关出具的证据，也不是进行登记的格式文件且其来源不明。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1、依据上述参股协议及李超的付款凭证，结合本组证据可以清楚说明在签订《参股协议》时双方的意思表示是李超受让许刚的股权，并以此意思表示为依据作出第二次股东会议，包括李超在内的全体股东均同意许刚将5%的股权转让给李超，从而形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李超及许刚以该决议及修正案为依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完成了该事项的变更登记并形成新的股东名册，该几份证据依次递进逐步落实了各方签订参股协议的初衷，实现了合同目的。李超已成为翠绿置业公司的股东。2、在章程修正案中所列明的李超认缴的注册资本为250万元，反而能够再次说明其之前支付的1000万元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即李超以溢价的方式受让许刚的5%股权，并非所谓的增值款。3、公司增资事项属于民事协议要式行为，参股协议中各方均未表达增资的意思表示，也无法解释出各方具有将注册资本，这样注册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的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李超关于本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第三人许刚质证称，与翠绿置业公司代理律师意见一致。本院认为，翠绿置业公司与许刚对李超提供证据中1-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证据5，其内容与李超提供的“吉林翠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相符，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证据五、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的申请再审人余胜与被申请人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大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一康制药有限公司、贵州吉安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义工盛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确认，盈余分配纠纷的再审审查《裁定书》一份。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141号民事裁定书案例，本院认为部分是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有权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该决议的内容应当包括确定公司外部认购股份人选，认购股份数额、缴纳认购款程序等增资扩股行为的部分，全部内容。在本院查明部分，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作出增加注册资本决议，应由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法，2/3以上表决权的规定，应当适用于完整的增资扩股的全过程，案例涉及的当事人不能提供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也未对公司股东等进行重新登记，因此认定增资扩股不成立。该判例与本案事实基本相同，从而也证明本案的增资扩股不成立。翠绿置业公司质证称，一、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对于本案的关联性有意见，对证明目的有意见。李超此前的举证不能证明李超与翠绿置业公司之间存在所谓增资的意思表示，该案例中所描述的内容与本案明显不一致，且无关联性。二、根据该案例中存在明确的增资协议的事实，以及本院认为部分所论述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公司增资扩股是一个包括一系列民事行为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增资扩股行为，从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磋商股东大会决议开始，一直到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登记投资人取得和结束的内容及观点，恰恰能够说明本案中的参股协议明显欠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要件。李超主张本案系公司增资纠纷，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许刚质证称，与翠绿置业公司代理律师意见一致。本院认为，翠绿置业公司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参考。 翠绿置业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延边中院（2019)吉24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一、在该案中，李超以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理由要求确认案涉《参股协议》无效,该判决已从实体上驳回了李超的诉讼请求,确认了《参股协议》的效力，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在本案中,李超再次以相同的当事人、相同的事实与理由要求确认该《参股协议》未生效并再次要求翠绿置业公司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虽然从形式上看两案案由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消灭有效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且李超提起本案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否定前案的判决结果。因此对于前诉而言,李超再次提起本案的诉讼已构成重复诉讼。李超质证称，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判决书与李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之间不够成重复诉讼，这份判决书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而本案是公司增资纠纷，由于案由不同，适用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而且从该份判决书第6页最后一个自然段可以明显地证实不属于重复诉讼。根据最后一段判词就足以证明，无论是股权转让协议或者是增资扩股协议等，作为一般合同纠纷，翠绿置业公司收取了李超所参股的资金1000万元，李超就有权根据合同请求翠绿置业公司进行返还。第三人许刚质证称，没有意见。本院认为，李超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证据二、《参股协议》、《吉林翠绿置业有限公司第二次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证明:一、2017年7月19日,翠绿置业公司及公司股东许刚、张武泓共同与李超签定《参股协议》,决定允许李超以1000万人民币参股翠绿置业公司,协议的内容系李超成为股东后应当享有的权利及对公司应当承担的义务。该协议能够直观表现出李超自愿参股、翠绿置业公司及股东同意李超加入的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且自成立之日起已生效的协议;二、2019年7月19日当日,根据《参股协议》的内容,翠绿置业公司就李超的参股及比例事宜召开第二次股东会,李超已经以股东身份参会并进行表决。包括李超在内的与会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许刚将5%的股权转让给李超，其他股东并未主张优先购买权,该决议系李超成为翠绿置业公司股东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之一;三、为落实《参股协议》及《第二次股东决议》确定的事项，李超与翠绿置业公司股东许刚于2019年7月19日当日签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许刚将持有的翠绿置业公司股权中的5%转让给李超，同时约定完成转让后的其他事项。该协议签定后,即完成了李超成为翠绿置业公司股东从而实现参股公司之合同目的的除对外发生公示效力之外的全部法律程序;四、该组证据具有明确的次序性及递进性，能够依次证明翠绿置业公司及股东为李超入股翠绿置业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李超参会并表决的行为已表明其签定《参股协议》的目的就是通过受让许刚的股权而成为持有翠绿置业公司5%股权的股东。至此,翠绿置业公司及股东完成了李超在《参股协议》中所设定的合同目的的全部法律流程。翠绿置业公司质证称，对这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一份《参股协议》：第一、参股协议明确约定了李超愿意1000万元参股翠绿置业公司。第二段话是经翠绿置业公司全体股东商议决议允许李超以自然人身份入股甲方5%，这是两层意思。如果按翠绿置业公司所说，是以百分之五待股比溢价为1000万元，那么中间的句号就应该是逗号，不应该是两层意思。而且这份参股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5%究竟值多少股权，1000万元参股究竟买多少股权，并没有明确约定。第二，从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这三条里面就足以看出李超是向翠绿置业公司增资，而不是购买翠绿置业公司5%的股权。第一条里面是参股后的，李超将积极参与甲方的建设和业务，行使股东表决权，对公司运营财务支出的监督权，对公司的增资参股。第二条内容基本与第一条相同，第五条也明确了参股后代李超享受股东的其他所有权利。根据这份参股协议，李超应当成为公司参股后的股东，但是这里面没有具体约定。第二组的第二份证据，就《第二次股东决议》：这份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许刚将其持有的5%的股权转让给李超。第二项是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制定章程修正案，并经股东会通过，从第二次股东会决议来看，也没有明确表示5%的股权转让与公司增资的1000万元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第二组证据第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也仍然是将许刚持有的翠绿置业公司70%的股权，其中的5%转让给李超，如果按翠绿置业公司所述，5%的股权值1000万元，那么股权转让协议书里面就要明确表述，1000万元就值5%的股权的价值，在这个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因此翠绿置业公司举出的证据二的三份证据不能达到和实现翠绿置业公司所主张的抗辩证据目的。第三人许刚质证称，没有意见。本院认为，李超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证据三、翠绿置业公司《章程修正案》、《企业信息登记表》、《股东名册》各一份。证明:一、在李超受让许刚股权的法律程序完成后,翠绿置业公司及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作出章程修正案，将李超所受让的5%的股权列入公司章程并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同时形成包括李超在内的新的公司股东名册。二、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李超已实际取得并持有翠绿置业公司5%的股权,已成为翠绿置业公司的股东,《参股协议》中双方的合同义务均已全部履行完毕,李超受让并持有的5%股权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登记并产生对外公示效力。至此，双方之间的《参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李超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并不存在协议效力问题及向李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任何法定理由及依据。李超质证称，首先这份章程修正案是针对证据二中的第三份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5%股权进行章程修正。从章程修正案最后一段，李超认缴出资是250万元，持有5%的股权，交付出资的时间是2045年12月31日，如果5%是李超受让许刚5%的股权与增资无关。参股协议之间有直接关联的话，就不存在2045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认缴足250万元。所以翠绿置业公司的主张完全与事实不符，也不存在参股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问题，也就是说250万的受让5%的股权，这份章程修正案与第二组证据足以证明了李超与翠绿置业公司之间的参股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需要强调一点是章程修正案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这里面章程修正案只有法定代表人许刚签字，按照公司登记条例和公司法的规定，章程修正案应当经全体股东签字确认，而不仅仅是法定代表人签字，这个在形式要件上不符合。第三人许刚质证称，没有意见。本院认为，李超与许刚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第三人许刚未向本庭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2月7日，翠绿置业公司在珲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许刚。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屋拆除服务；柜台租赁。（翠绿置业公司营业执照颁发日期为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17日，李超的儿子李国彬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翠绿置业公司在吉林珲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汇款1000万元。 2017年7月19日，翠绿置业公司（甲方）与李超（乙方）签订了《参股协议》。约定李超以1000万元人民币参股翠绿置业公司，经甲方全体股东商议，决议李超以自然人身份入股甲方百分之五，参股后即与工商部门作有关登记、章程修改。同时约定：一、参股后的乙方将积极参与甲方的建设和业务，行使股东应有的表决权，对公司的营运、财务支出的监督权；二、参股后的乙方应服从甲方原有的发展经营决策，按所占股份比例，承担经营风险，享受收益分配；三、参加股东会议，如不能亲自到场应书面委托他人参加，并事先通知股东大会；四、乙方如果退出或转让所占股份，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全体股东，其股东在溢价低于股本金（按购股实价计）。低于100%时应优先其他股东购买，高于100%出售时，购买方须经全体股东认证非本行业或潜在竞争行业方可成交；五、参股后的乙方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六、严格执行公司约定的保密条款，不能有违背法律及有损甲方形象之行为；七、此协议一式贰份，由公司参股人各执一份，以便办理各式手续出示；八、双方在合作过程所起争执，可协商解决。若不可协商，可依法提起诉讼。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翠绿置业公司公章，由许刚、张武泓签名，乙方处由李超签名。 2017年7月19日，翠绿置业公司全体股东许刚、张武泓、李超召开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的决议内容：经全体股东讨论，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一、股东许刚将所持有的5%的股权转让给李超；二、会议修改了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制定了章程修改案，并经过全体股东会议讨论通过；三、指定张成铭负责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有关事宜。该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由许刚、张武泓、李超签名。上述章程修正案内容：根据2017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现在将公司章程修正如下：第五章第九条修改为：公司由股东许刚、张武泓、李超出资设立；第七章第十二条修改为：许刚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3250万元，出资比例为65%；张武泓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1500万元，出资比例为30%；李超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250万元，出资比例为5%；各股东出资时间为2045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缴足。 2017年7月19日，许刚（转让方）与李超（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许刚将其持有翠绿置业公司的5%的股份转让给李超；李超受让股份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李超按其出资额承担受让后公司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转让之前，许刚按其在公司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后，李超按其出资份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一份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2019年6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李超诉翠绿置业公司（2019）吉24民初162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过审理，该案于2019年9月30日判决驳回李超的诉讼请求。李超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后，撤回上诉。（2019）吉24民初162号案件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与已生效的（2019）吉24民初162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诉讼标的相同，且李超提起本次诉讼对款项性质陈述与前诉相互矛盾，欲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同时，许刚在本案中虽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其诉讼地位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李超提起本次诉讼符合一事不再理范畴，构成重复起诉。 综上所述，李超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超起诉。 案件受理费97,561元，由本院退还给李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全贞姬 审 判 员 葛福祥 审 判 员 赵 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孟 佳 书 记 员 池宥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