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方勇，男，196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建生，上海市海华永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华，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主要负责人：陈金焱，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轶群，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捷，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沈方勇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简称农行湖北省分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鄂01民终2619号民事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鄂民申262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案再审过程中，农行湖北省分行申请对本案中止诉讼，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5月6日，沈方勇向本院申请恢复对本案的审理。2020年8月5日，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继续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沈方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建生、张素华、被申请人农行湖北省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轶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方勇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沈方勇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与汪建峰的刑事案件“被诉之当事人不同一”，且两案所指向的事实也是“不同一”的，故本案不应适用前述规定进行处理。二、本案应由农行湖北省分行向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本案案由应是民间借贷纠纷；2.汪建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农行湖北省分行承担；3.再审申请人自身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4.案涉《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合同）合法有效。故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2619号民事裁定，维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4069号民事判决。农行湖北省分行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审理范围：1.本案审理的范围只能以沈方勇所诉的合同纠纷为限；2.沈方勇对农行湖北省分行过错责任的主张超出了沈方勇诉讼请求的范围。二、原一审判决对汪建峰签订案涉合同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因该合同上所加盖印章系伪造，沈方勇与农行湖北省分行没有就订立案涉合同达成一致；2.汪建峰的行为不属于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范围；3.案涉合同的形式不符合交易习惯；4.本案所涉合同中的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不相匹配；5.沈方勇不具有善意且无过失的情形。三、原一审判决关于案涉合同法律性质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案涉合同不存在名为委托资产管理实为借款的问题。四、沈方勇只能通过另案主张其所认为的“权利”。故请求再审法院依法维持原裁定，驳回沈方勇的再审申请。原审原告沈方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行湖北省分行将2000万元委托资金返还沈方勇，并支付月收益480万元（以委托资金2000万元为基数，按月收益率2%，自2014年9月19日起计算至2015年9月18日止；自2015年9月19日起至委托资金2000万元返还之日止的月收益另行计算）；2.农行湖北省分行向沈方勇承担因不按时足额支付月收益产生的违约金240万元[以委托资金2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合同约定违约金利率为日千分之一，沈方勇仅主张按月利率1%计收违约金），自2014年9月19日起计算至2015年9月18日止，共12个月；自2015年9月19日起至月收益足额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另行计算]；3.由农行湖北省分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系农行湖北省分行下设部门，2010年6月25日，农行湖北省分行聘任汪建峰为农行湖北省分行金融部副总经理兼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二级部）总经理（副处级）。2011年3月11日，农行湖北省分行印发并实施《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管理办法（试行）》，载明：私人银行业务是指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的全方位、一站式、个性化的理财服务。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是农行湖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的二级部室，按照农行湖北省分行的直属经营单位进行管理。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服务内容包括资产管理服务等。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的现金及支付结算业务挂靠武汉市滨江支行，农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江岸支行负责武汉市滨江支行营运管理等。2013年8月19日，农行湖北省分行金融部副总经理兼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总经理汪建峰与沈方勇经协商，沈方勇作为资产委托人、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作为资产管理人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1份，约定：沈方勇委托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管理资产2000万元，资金存放于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指定的以王焱华名义、设立于农行江岸支行62×××11账户，并同意上述资产委托管理期限自2013年8月19日起至2014年8月18日止全权委托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管理，月收息率2%，按月支付，可提前支取，其收益率按天计算。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承诺将沈方勇资金投资于其私人客户贷款业务过桥资金业务，不得从事其他任何对外投资。该协议书由沈方勇签字、汪建峰加盖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章并签名。当日，沈方勇按约定将2000万元转入前述协议书指定账户。2013年11月14日，汪建峰以单位名义邀请沈方勇等人前往上海市黄浦区外滩26号参观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部，该部主要负责人与沈方勇等一行见面会谈。此次沈方勇受邀参观入住上海市浦江饭店，其相关费用均由农行湖北省分行承担。2014年8月18日，前述协议书约定履行期限届满，沈方勇依协议书约定取得资金协议期利息。经汪建峰与沈方勇协商，将上述协议期限延期一年，并再次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1份，除委托管理期限自2014年8月19日起至2015年8月18日止，其余利率及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与前述协议书基本一致，由沈方勇签名、汪建峰加盖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章并签名。该协议书签订后沈方勇依合同约定收到一个月利息，自2014年9月19日起未收到相应利息，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亦未收到委托管理的资产2000万元。为此，沈方勇依其诉请诉至法院。本案审理中，经农行湖北省分行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对沈方勇提交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上加盖的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并提交农行湖北省分行2009年11月26日《关于启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住房金融与个人信贷部”等印章的通知》中所附的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模作为样本，因农行湖北省分行未向鉴定机构缴纳鉴定费用，鉴定机构予以退案。经农行湖北省分行再次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送检的2份《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与样本上盖的“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农行湖北省分行支付司法鉴定费用3.125万元。一审庭审中，农行湖北省分行明确表示司法鉴定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另查明，2014年11月12日，汪建峰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武汉市公安局拘留，羁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2016年5月6日，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向汪建峰进行调查，汪建峰陈述所盖的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公章系其私刻，沈方勇知道系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2016年6月7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汪建峰涉嫌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合同名为资产委托管理，实为借贷关系。该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本案审理中，农行湖北省分行认为沈方勇与汪建峰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汪建峰在本案中的行为具备职务行为的外观，构成职务行为。首先，汪建峰与沈方勇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时，其系农行湖北省分行金融部副总经理兼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总经理，负责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的日常工作。其次，汪建峰是以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的名义与沈方勇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尽管在该《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上汪建峰所盖的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章与农行湖北省分行2009年11月26日《关于启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住房金融与个人信贷部”等印章的通知》中所附的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模不是同一枚印章，但并不影响对其职务行为的认定，沈方勇作为农行湖北省分行的客户并没有鉴别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公章是否系银行员工私刻的义务。再次，汪建峰以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名义与沈方勇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该业务也在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的业务范围之内。本案审理中查明汪建峰涉嫌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该刑事案件要解决的是汪建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受何刑事处罚的问题；而本案要解决的是汪建峰以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的名义与沈方勇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及农行湖北省分行与沈方勇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行为效力、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所保护的法益、诉讼参加人等各个方面完全不同。因此，汪建峰的职务行为与涉嫌犯罪的行为属于不同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因此，本案应以民间借贷纠纷继续审理。一审法院判决：一、农行湖北省分行偿还所欠沈方勇借款本金2000万元；二、农行湖北省分行支付所欠沈方勇自2014年9月19日起至2015年9月18日止期间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480万元；并自2015年9月19日起以借款本金2000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利息至款项偿清之日；上述一、二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沈方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农行湖北省分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汪建峰因涉嫌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11月10日被移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6月7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汪建峰涉嫌集资诈骗罪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至今尚未审结。本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6月7日以汪建峰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虽然沈方勇在本案中仅诉请农行湖北省分行承担民事责任，并未起诉汪建峰个人，但沈方勇提起民事诉讼所依据的事实是同一事实。因此，本案诉争的民事行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依据上述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40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沈方勇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77800元，退还沈方勇；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7800元予以退还。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沈方勇没有新的证据提交。被申请人农行湖北省分行提交新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2.下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的录屏记录；3.《中国农业银行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拟证明案涉合同的文本不符合格式文本，该合同的形式不符合交易习惯。沈方勇完全可以通过公开渠道看到农行正式的格式文本。第二组证据：检索录屏及2019年11月8日对汪建峰涉嫌刑事犯罪的部分庭审记录（庭审视频时间段为2:07:36—2:08:22），拟证明汪建峰自述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更名前为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不直接跟客户签订委托理财协议，不直接收取客户资金，进一步证实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是农行内设的职能部门，未经工商登记不能对外经营。沈方勇与被冒名的银行内设机构签约时未查证该机构是否持有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沈方勇没有与银行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其知晓其交易对象是汪建峰个人。第三组证据：《关于私人银行分部更名的通知》、新闻报道及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拟证明沈方勇明知或应知私人银行部已经更名且不能对外签订合同及案涉合同上的印章不是农行湖北省分行的印章。第四组证据：活期明细表、集中版ABIS交易码表（摘录），拟证明案涉争议的款项没有进入农行湖北省分行的账户，农行湖北省分行也从未向沈方勇付过息。第五组证据：2019年11月8日对汪建峰涉嫌刑事犯罪的部分庭审记录（庭审视频时间段为4:43:09—4:44:17），拟证明沈方勇所诉称的本金损失不是其实际损失。第六组证据：2013年8月19日沈方勇向王焱华转账2000万的银行卡取款凭条，拟证明沈方勇转款2000万元的地址并非其所称的是在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而是在湖北省天门市的一家农行分理处。沈方勇对前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该组证据也不能达到农行湖北省分行的证明目的。该格式文本是农行通用的文本，但不是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的格式文本，不能以此证明沈方勇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第二组证据中的检索录屏不是新的证据，且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可以对外签署协议；对于汪建峰的庭审记录，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该刑事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不排除汪建峰随时可能翻供，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三组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且普通公民对于该名称的变更不可能随时关注并进行辨识，我方有证据证实其在2012年12月20日还在以变更前的名称进行活动。第四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普通客户不可能知晓银行的内部操作，沈方勇的合同是和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签订的，也按合同约定将款项打入了指定的账户，沈方勇已履行了合同的相关义务。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六组证据虽然可以说明沈方勇的资金不是在私人银行部柜台转的款，但也充分说明沈方勇按照案涉合同的约定全面、实际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本院对农行湖北省分行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可反映出农行理财协议通用格式文本的样式；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检索录屏及第三组证据对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效力较低；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部分庭审记录及其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只是汪建峰在刑事案件中的个人陈述，该证言无法直接证明本案客观事实；其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及第六组证据所反映的款项流向问题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再审查明，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于2012年3月2日更名为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案涉合同上的内容均由汪建峰个人与沈方勇协商后确定，汪建峰随后加盖了其私刻的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印章。沈方勇与汪建峰均承认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沈方勇在本案再审庭审中自述其在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由工作人员开了卡，然后把自己的钱打到这个卡上，签订案涉合同后就把钱转入到该合同指定的账户，这些流程是在私人银行部的一楼由工作人员帮他操作的。汪建峰向他出示过银行的管理办法，并向其说明其上所称的中间业务是指过桥业务，但其从未在其他银行进行过类似业务。还查明，汪建峰涉嫌集资诈骗罪一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合同的性质如何认定，本案所涉民事纠纷能否单独进行审理。二、沈方勇是否与农行湖北省分行建立了其所诉称的借款合同关系，农行湖北省分行是否应向沈方勇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本院再审认为，关于焦点一、案涉合同虽名为《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但该委托的资金用途明确，且案涉合同中对于月收益的约定也是明确的（虽然续签的合同中在月收益前加上“预期”二字，但结合第一份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来看，不能改变收益固定的这种操作模式），沈方勇及汪建峰在各自的陈述中均认可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故本院认为案涉合同名为资产委托管理，实为借贷。汪建峰涉嫌集资诈骗犯罪已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该刑事案件中与本案有牵连的部分要解决的是汪建峰利用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并吸纳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受何刑事处罚的问题；而本案要解决的是汪建峰以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的名义与沈方勇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及农行湖北省分行应否向沈方勇承担因借贷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因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诉讼参加人、法律关系等各个方面均不同，故本案与汪建峰刑事案件审理所涉事实并不同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所涉民事纠纷可以单独进行审理。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从银行的正常业务范围及汪建峰的职权范围看：中国农业银行是大型国有银行，其资金受到严格的监管，对此常识一般公民都是知晓的。《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管理办法（试行）》中没有关于银行从事过桥业务及对外借款的相关规定。沈方勇在庭审中承认从未有其他银行和其做过类似业务，也认可汪建峰向其展示过前述管理办法，即便沈方勇自认为从事过桥业务属于银行可为的业务范围，其作为具备相当社会经验的成年人也应当知晓从私人处借款并不属于银行的正常业务范围，更不可能是银行内设机构的正常业务范围。沈方勇和汪建峰都承认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但双方没有采取借款通常使用的借款合同，而是采取了资产委托管理的形式变相实现借款的目的。汪建峰虽为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但农行湖北省分行或其下设的私人银行部并未赋予汪建峰向私人筹措资金的职权，汪建峰对外签订案涉合同且在该合同上加盖其私刻印章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沈方勇抗辩认为因汪建峰系私人银行部总经理，案涉合同上加盖了私人银行部印章便认为农行湖北省分行与其建立了借款关系的理由不充分。第二、从案涉合同是否符合交易习惯及案涉资金的使用情况看：案涉合同不是银行的正常合同样本，2000万元的巨额款项也并未进入到农行湖北省分行的对公账户而是进入了汪建峰指定的个人账户，合同上加盖的也并非农行湖北省分行的印章。且沈方勇在庭审时称案涉2000万元款项系从农行湖北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柜台由该行工作人员转出，但农行湖北省分行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款项系从天门一家农行分理处转出，沈方勇回避了2000万元转款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取的利息系由农行湖北省分行支付。农行湖北省分行从未收到过案涉2000万元的款项，也没有使用过该款项。沈方勇虽表示其参与了农行湖北省分行的高端客户团建活动，但其并无证据证实农行湖北省分行其他工作人员对案涉合同内容是知晓的。以上情况均可说明农行湖北省分行并没有向沈方勇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未建立沈方勇所诉称的借款合同关系。第三、从沈方勇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看：在沈方勇与汪建峰签订本案所涉合同时，沈方勇仅因汪建峰向其告知银行可从事过桥业务便将巨额款项借出，在明知案涉款项并未进入到农行省分行对公账户的情况下仍然将大笔款项打到其并不熟悉的个人账户，沈方勇自身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沈方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与农行湖北省分行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其要求农行湖北省分行向其承担相应合同义务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二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及原一审判决对汪建峰行为性质的认定有误，均应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鄂01民终2619号民事裁定和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40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沈方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7800元均由沈方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婷审判员 赵云霞审判员 刘 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秦 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