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5民申3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东东，女，198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效强，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再审申请人张东东因与被申请人张效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15民终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东东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再审变更原审判决为偿还借款4万元。事实和理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申请人在二审程序中书面申请法院调取被申请人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的两张银行卡在2013年9月16日起至2015年7月30日的交易明细，但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导致二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一审过程中，申请人提交了9张自动柜员机客户存款凭条，涉及还款金额113900元。因历时久远，部分存款凭条出现油墨消失，所载原始信息不清晰的情况，被申请人以“提供的银行转账存单看不清”为由否认申请人提交的存款凭条以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申请人除提交原始凭证外还于凭证上载明具体还款时间以及存款金额，通过与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卡自2013年9月16日起至2015年7月30日止的交易明细的核对，足以查明申请人是否已经偿还被申请人借款，以及已偿还借款金额的事实，解决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申请人仍需偿还多少钱。因此在二审诉讼中，申请人向二审法院书面申请调取被申请人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的两张银行卡在2013年9月16日至2015年7月30日的交易明细。但二审法院以“因该期间发生在涉案借据出具日期即2017年1月16日之前，无论调查取证的结果如何，均不足以达到推翻被申请人持有借据效力的证明标准”为由，并未对被申请人在该期间的银行流水进行调查。根据被申请人陈述，申请人在2017年1月16日为其出具的借条是双方经过拢账后重新出具的借条，因此2013年9月23日—2014年7月30日之间的双方银行流水正是本案应当调查核实的主要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已经偿还了总计36万元，而二审法院却未对此进行调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被申请人出具的2017年1月16日借据是2014年10月10日借据所载借款到期后两次更换借条而来，双方自2014年9月23日后未发生新的借贷关系，原审认定2017年1月10日借据所载本金系双方之前借款多次转约而来，与被申请人起诉状中所载事实以及庭中陈述不符，且与诉讼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相矛盾，属于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被申请人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张东东于2014年9月间在原告被申请人处多次借款，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又于2017年1月16日将剩余借款重新出具了39万的借条，借期至2017年5月16日”，同时提交了2014年9月23日其向郝淑霞转账40万元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向申请人履行了出借义务，在审判笔录中被申请人陈述申请人从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过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陈述中承认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因此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提交的2017年1月16日出具的借据是2014年10月10日借据所载借款两次更换借条而来，案涉借款系被申请人于2014年9月23日向郝书霞交付的40万元，而非发生了新的借贷关系或原审法院所述2017年1月10日借据记载的39万系双方之前借款多次转约而来。其次，根据被申请人一审提交的《张东东从我方借款明细》以及全部转账凭证，被申请人最后一次向张东东转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23日，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10日借据记载的39万系双方之前借款多次转约而来的事实既无任何证据支持，也与被申请人本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故二审判决依据的事实无证据支持。（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根据双方提交的转款明细、转账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累计出借1730000元，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累计还款1803，420元，其中案涉借条项下39万元的借款本金，申请人已履行35万元还款义务，剩余4万元未偿还。原审法院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申请人已履行部分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仍认定本案欠款本金为39万元属事实认定不清。申请人提交2015年1月20日—2015年7月30日会计郎立岗、杨小兵向被申请人还款记录总计35万元，被申请人认可该还款记录的真实性，于二审中抗辩该35万元是为了偿还2014年10月10日订立的25万元借款及2014年11月18日出借给鞠佃国15万元借款，但并未提交25万元借条原件，也未能证明鞠佃国借到的15万元借款应由申请人偿还。根据双方银行转账记录，2013年9月13日—2014年7月29日期间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累计转账1330000元，201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2日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累计转账14434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即“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已还款35万元，且2014年7月23日之前的债务也已清偿，原审法院对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11年—2012年期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既无任何证据支持也未进行法庭调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对于再审申请人已偿还的35万元，被申请人认可还款真实性，但主张“是偿还之前的借款”，因此被申请人需要对于之前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及被申请人完成了出借义务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在《张东东从我方借款明细》中主张其于2011年8月出借交付5万元，2012年9月1日现金出借交付50万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对现金支付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应当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被申请人主张于2012年向张东东现金交付50万元巨款，不仅违背常理也与双方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因此被申请人仅凭个人陈述无法完成对2011年8月向张东东交付5万元，2012年9月1日向张东东现金交付50万元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申请人已偿还本案借款35万元的事实不能形成有效抗辩。而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且未对交易是否实际发生进行调查、询问的情况下，即认定借贷关系存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结合本案第二点可见，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严重偏颇，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背道而驰。（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2014年—2016年期间申请人处于人生危困时期，缺乏基本判断力，被申请人故意隐瞒郎立岗、杨小冰已还款35万的事实，诱使申请人两次更换借条，前述借条均非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本案中，两张借条、通话录音均是申请人基于同一误解而做出的错误意思表示，在申请人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考虑借贷关系是否实际成立，以及还款是否履行完毕，而不应将借条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2016年1月，被申请人携2014年10月10日的40万元借条找到再审申请人，称其与聊城市鸿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业务款项尚有40万款项未收回，该款项系学校公款，如不收回无法向学校和家人交代。见到借条后，申请人不疑有他，当即更换了40万元的借条，并未对债务情况予以核实。2016年底被申请人再次找到申请人，要求申请人偿还部分款项以给孩子购买奶粉，申请人立即筹备1万元现金交付给被申请人账户。后2017年1月16日，被申请人再次找到申请人，以借条到期为由要求更换借条，并提醒申请人将已还的1万元于借条本金中予以扣除。期间，申请人从未产生任何怀疑。直至被申请人将申请人诉至法院，申请人向会计杨小冰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杨会计忆起聊城市鸿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原会计郝淑霞离职前，曾叮嘱杨会计向被申请人打过款，后经核账后方知晓被申请人主张的2014年9月23日向申请人交付的40万，已经于2015年1月—2015年7月偿还35万元。还款期间申请人一直陪伴孩子在北京医院的无菌舱中，因此对还款事宜毫不知情。被申请人故意隐瞒已经收到35万还款的事实，利用其与聊城市鸿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常年存在业务往来，通常偿还全款后方收回借条、申请人因孩子生病对业务不了解而存在的信息差，以及申请人不愿意在共同朋友中降低自己社会信誉的心理，诱导申请人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2016年1月以及2017年1月出具的借条均应当予以撤销。2014年至2017年期间申请人因儿子患有血液病在北京累计住院24次，处于人生危困时期，分身乏术，缺乏基本判断力。且其生性善良，容易相信别人，有多次在未对债务进行核实即给他人出具借据的情况发生。因此申请人基于误解给被申请人更换借条与其个人习惯以及当时所处境遇相符合。根据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已向被申请人偿还35万元借款，且2014年9月23日前的债权债务也已结清，不论是借条、通话录音以及偿还1万元的事实均是申请人基于误解，而做出的错误意思表示，在申请人提出抗辩并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单独将前述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项。本案二审过程中，申请人陈述聊城市鸿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原会计郝淑霞离职前曾嘱咐杨小兵、郎立岗向张效强还款，杨小兵及郎立岗于2015年1月-7月向张效强转账还款累计35万元。张效强辩称2014年10月10日申请人出具两张借条分别为25万元及40万元，40万元借条为本案案涉金额，25万元借条同样为双方拢账前申请人的借款；杨小兵、郎立岗支付给张效强的35万元偿还的是25万元借款及张效强通过申请人出借给鞠佃国的15万元。但实际上申请人出具的25万元借条并未生效，张效强也未实际支付借款，申请人已于2015年夏天收回借条。同时张效强也从未通过张东东出借给鞠佃国15万元。二审法院仅凭25万元借条复印件及张效强单方陈述，在申请人明确否认借条真实性的情况下即采信张效强所谓双方另存在25万元借贷关系的说法，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020年7月25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就原告鞠佃国与被告张东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20）鲁1502民初6132号民事判决。根据该判决的事实调查，鞠佃国与张东东之间不存在张效强所称的15万元借贷，因此能够证明张效强在本案二审中作虚假陈述，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25万元的借贷关系，张效强也没有通过申请人向鞠佃国出借15万元，杨小兵、郎立岗转账给张效强的35万元均是为了偿还40万元的借条，申请人实际已经偿还36万元，仅欠张效强4万元，（2020）鲁1502民初6132号民事判决足以推翻本案原审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张东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第一，根据本案双方银行账户交易凭证及双方陈述，2014年10月10日张东东分别出具的40万元、25万元借据，2016年1月10日张东东重新出具的40万元借据，2016年6月15日双方的通话录音，2017年1月16日张东东重新出具的39万元借据等全部证据，原审判决张东东偿还借款本金39万元并不属于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2015年1月至7月杨小兵、郎立岗向张效强转账的35万元，不能同时对应张东东于2014年10月10日出具的40万元借据和25万元借据，也即同一笔款项不能抵偿两笔债务。原审判决没有采信张东东关于仅欠张效强4万元借款的抗辩主张，在分配举证责任上并无不当。第二，张东东对于其抗辩主张的偿还借款本息事实，有能力提供本人或者代偿人的银行账户交易信息等证据予以证明，其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张效强的银行账户信息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二审未予调取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张东东如有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39万元借据时存有重大误解等情形，可以在本案中提出反诉或者另行主张撤销、变更的权利。鉴于张东东在本案中既不能对其更换40万元借据的来龙去脉作出合理说明，也不能举证证明其产生重大误解的客观事实（也即2014年10月10日25万元借据的来龙去脉），因此其仅提出存有重大误解的主张不能形成有效抗辩，也即不能对抗张效强主张债权。第四，张东东是否向鞠佃国借款形成诉讼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也即其申请再审主张的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6132号民事判决不能推翻本案判决。至于2014年10月10日张效强与张东东之间、张东东与鞠佃国之间是否形成25万元的连环借贷关系，也不能推翻张东东于2014年10月10日向张效强出具40万元借据的基本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东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海洋审判员  吉洪林审判员  李中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