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34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智超，男，198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厦门市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宾，福建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长号，福建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帮大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东郭镇蚩尤村。 法定代表人：蒋大帮，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伟，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媛，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智超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帮大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帮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3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智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宾、被上诉人山西帮大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伟、邓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智超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354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1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上诉人依据《还款计划书》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20万元系错误的。首先，依据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举证及质证，可以明确确认，目前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仅剩下1.1万元，而不是原起诉状的120万元，理由是依据庭审中上诉人举证的厦门市辰隆商贸有限公司和小舅子邱初远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清楚的确认上诉人已经在2016年3月8日通过上诉人自己占比50%的股份、自己老婆占比50%股份的厦门市辰隆商贸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内转账归还被上诉人货款人民币20万元，该笔款项的性质厦门市辰隆商贸有限公司已经在庭审中出具了相关的情况说明给法院，明确确认该笔款项性质系厦门市辰隆商贸有限公司替上诉人归还给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对收到该款项事实并没有否认。同时，上诉人在庭审中还同时举证了上诉人的小舅子邱初远在2015年7月到2016年5月期间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98.9万元的货款的转账凭证及情况说明，上述转账人邱初远已经明确确认系用于归还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本案诉争款项，并且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收到上述共计118.9万元的款项是没有异议的，其只是对该款项的用途有异议，认为该其收到的118.9万元款项不是用于归还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款项，而是其他款项。但是依据法律规定，转账支付款项的性质及用途确认系由转款人本人决定其付款用途，而不是由收款人决定其收款款项性质的，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其收到的118.9万元的款项不是用于归还上诉人拖欠的120万元中的款项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至于被上诉人当庭提供的那些邱初远的送货单，其真实性上诉人本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实际上也和本案无关，假设该送货单是真实的，同时还假设邱初远对该送货单对应的货款还没有偿还，则应该是由被上诉人另案起诉邱初远尚欠货款，和本案无关。理由是邱初远已经确认其转账给原告的98.9万元的款项性质为替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的货款，而非用于被上人所谓的“偿还其拖欠原告的货款”，所以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很清楚。因此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支付118.9元冲抵《还款计划书》的事实系错误的。其次，依据法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起诉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理由是从被上诉人举证的该份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的还款计划书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5年12月31日，但被上诉人起诉时间是2020年6月4日，起诉时间距离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已经超过4年半的时间，即起诉时间已经超过之前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也超过现在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即使按照上诉人委托厦门市辰隆商贸有限公司和邱初远转账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18.9万元的最后一笔交易记录算，至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也超过诉讼时效了。虽然本案被上诉人在2019年年底至本案起诉前，有通过电话录音的形式进行催讨，但是该电话录音的内容无法体现是对本案所起诉的120万元欠款的催讨，而且在录音中上诉人的回答也没有明确陈述同意对其所谓的拖欠被上诉人的欠款愿意进行偿还的表态，该几段录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其录音内容无法体现本案诉讼时效的重新开始，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起诉时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查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不当，恳请查明事实后，撤销原审判决，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交的150份供货单上的欠款是上诉人的欠款是错误的，上面没有我们的签字，且上面有很多写的是厦门辰隆商贸公司，一审认定辰隆商贸与我们没有关系，为什么又认定送货单上面的收货人是辰隆商贸的货款要我们来承担，这是错误的；2、一审原告在庭审时才提交150份供货单，该供货单上面均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没有得到签字人邱初远的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能认定为上诉人拖欠的货款，如果是真实的话，应另案处理。 被上诉人山西帮大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诉称其已归还《还款计划书》约定的120万元货款中的118.9万元，与事实不符，不应支持。1、由于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1月1日签订《还款计划书》之后，在20]5年3月至2016年11月期间还持续发生买卖关系，上诉人委托他人代付的118.9万元也是发生在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期间，针对的是对账之后新发生的货款。且结合上诉人付款的频率以及每次付款的金额来看，也与帮大公司向其供货的频率以及前后时期的货款金额相匹配，足以说明上诉人支付的118.9万元是2015年1月1日之后双方按照钱款两清方式支付的新的货款，与本案《还款计划书》确定的120万元货款无关；2、结合答辩人帮大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大帮向上诉人王智超多次催收的录音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王智超在录音中多次明确承诺归还欠款，如依上诉人诉称其与答辩人之间债权债务结清，那么与其在录音中承诺归还欠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存在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王智超已向答辩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其不能再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进行抗辩。根据答辩人帮大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大帮与上诉人王智超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现场录音等证据，答辩人多次向上诉人主张欠款，上诉人也予以承诺归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在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不能再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进行抗辩。综上，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清楚，欠款数额明确，上诉人应支付答辩人货款120万元及利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辩称，1、根据民诉法规定，二审审理范围仅限于上诉人上诉期内所提出的上诉理由，上诉人今天当庭增加的上诉理由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不应予以审理；2、上诉人一审当庭答辩后，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答辩情况向法庭递交了本案所涉还款计划之后的双方当事人之间150份供货单，其中有120份收货人均为被上诉人王智超，签收人为邱初远，邱初远系上诉人的妻弟，上诉人主张归还的款项中有98.9万元也系邱初远代为支付，可以说明邱初远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故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支持。 山西帮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9月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止款付清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被告自2013年开始发生业务，被告陆续从原告处购买虾片、螺旋藻等货物。2015年1月1日，被告就其所欠原告的货款向原告出具一份《还款计划书》，主要内容为：截至2015年1月1日，被告欠原告货款120万元。被告于2015年12月31日前将120万元还给原告，到期未还款或未还完，则按照2%的月息支付至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原告有权一并向被告主张欠款总额及利息。《还款计划书》出具后，被告于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期间，仍与原告发生业务，原告向被告供货的价值达367万余元。同时查明，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期间，被告委托邱初远（系被告的小舅）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98.9万元。2016年3月8日，被告委托辰隆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20万元。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在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电话联系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被告表示知道、会安排，要原告放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的主体问题。被告认为实际是辰隆公司欠原告的货款，应由辰隆公司还款。根据被告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该《还款计划书》中载明的负债人是王智超，也由王智超在还款人一栏处签名，并无辰隆公司的名称或印章，被告亦无证据证实辰隆公司是债务人。根据被告提供的辰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的内容亦是该公司受王智超的委托向原告转账付款。故原告向被告王智超主张权利，被告的主体适格。关于被告自2015年1月1日之后是否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认为其与原告在《还款计划书》出具后，即自2015年1月2日起至今再未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原告提供的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的供货单，明确载明收货单位为被告王智超，虽然供货单没有被告的签字，但均有邱初远的签字，结合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与邱初远的亲戚关系及被告委托邱初远付款的情况，足以说明原、被告在《还款计划书》出具后又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仅以供货单上没有被告的签名为由，认为与被告无关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的欠款数额问题。辰隆公司及邱初远受被告的委托，合计向原告支付了118.9万元。被告以在《还款计划书》出具后再未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将支付的118.9万元冲抵《还款计划书》载明的债务120万元。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双方仍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依据《还款计划书》向被告主张货款12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被告未按《还款计划书》载明的期限支付货款，则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故对原告主张从2015年9月9日起按月利率2%主张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间，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催要货款，被告亦表示知道，一再强调其困难、会安排、让原告放心，说明被告对原告的欠款是同意履行。依照上述规定，对被告提出的原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如下：被告王智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山西帮大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货款12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9月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728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2280元，由被告王智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庭审中，被上诉人称，其在一审提供的150份供货单中有120份收货人为被上诉人王智超，签收人为邱初远，邱初远是王智超的妻弟，该120份供货单的金额为135万余元，并当庭提交了120份收货人为王智超、签收人为邱初远的供货单，该供货单被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交且已质证。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供货单是复印件，有一部分是邱初远签字但不清晰，且是否邱初远本人签字无法确认。对二审被上诉人当庭出示的供货单原件，上诉人称供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处王智超是被上诉人自己写的，对邱初远签字的供货单应由其本人确认，即使签字是真实的，也与上诉人无关，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在本案还款协议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无业务往来。庭后被上诉人提交的代理意见称，经核实，有邱初远签字的120份供货单金额为1816430元，对其庭审中的陈述进行更正。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120万元货款是否已经归还及归还的数额，二是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经双方结算，截止2015年1月1日上诉人王智超欠被上诉人山西帮大公司货款120万元。上诉人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间，通过辰隆商贸公司和邱初远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118.9万元，但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1月1日后其向上诉人王智超、辰隆商贸公司的供货单，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辰隆商贸公司在2015年1月1日之后仍有业务往来，且上诉人的部分供货是由邱初远签收，邱初远和辰隆商贸公司的情况说明中陈述该款项用于归还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但未明确支付的是该120万元货款，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上诉人主张系归还120万元的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在2015年1月1日以后的业务往来和付款情况，一审认定已付的118.9万元系支付2015年1月1日以后的货款，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2015年1月1日前120万元货款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还款计划书约定的还款时间虽为2015年12月31日，但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间，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多次电话联系上诉人催要货款，上诉人亦同意履行，现上诉人在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512元，由上诉人王智超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丽珍 审判员  任志敏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丁雅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