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4民终37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凌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法定代表人：叶华妹，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匡鹤，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静，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武进湖塘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中路** 法定代表人：许忠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东，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惊涛，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20559486E，住所，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淹城常乐坊**div> 法定代表人：胡少岳，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常州凌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凌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湖塘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原审第三人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拍卖公司）拍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9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常州凌迪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证据认定”错误。1、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大量由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于7月23日后形成的，该笔录是诸多人员的陈述。这些笔录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的书证。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对于陈述性的证据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证人证言”，另一种是“当事人的陈述”。在被上诉人没有将被询问人作为当事人、法院也未将被询问人追加为当事人的前提下，上述询问笔录仅能作为“证人证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证人须出庭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询问，但被询问人却未出庭。因此，没有接受庭审询问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2、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武进区纪委出具的“情况汇报”，该情况汇报系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其调查的情况向武进区纪委作的工作汇报，根据该报告的形式，是该单位出具给区纪委的，并不是出具给武进区人民法院的，且该情况说明未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的人员签名，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属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更不属于行政部门出具的行政决定，因此，该份材料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以“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作为认定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的“证据”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恶意串通”是错误的。1､一审查明的"恶意串通"行为没有证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均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材料，并且是通篇直接摘抄市场监督管理局情况汇报的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一手进行调查事实的单位，根据该材料未能认定竞买人之间有恶意串通的行为，而一审法院却直接根据这些非证据的材料认定“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明显是错误的。2､一审认定“恶意串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根据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除上诉人（包括其授权委托人何辛）以外的其他竞买人的陈述、各竞买人在竞买前至梅山茶居商谈以及其他竞买人在拍卖结束后至武进红木厂等行为，基本形成了证据链”，根据该表述，一审所认为的“证据链”即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及根据询问笔录所制作的情况说明，归根结底均为“竞买人”的陈述，正如上所述，这些被询问人未被追加为第三人前的陈述为“证言”。被询问人均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一审法院未能结合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出的意见，而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笔录中未到庭接受询问的陈述人之陈述，以及直接以行政部门不能认定“恶意串通”的材料在民诉程序中认定“恶意串通”是错误的。三、一审将其认定的刘华顺的行为判由上诉人承担后果，违反法律规定，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案涉拍卖共有8位竞买人，除凌迪公司外，还有7家个人。一审判决对于被询问人分别以“登记竞买人”与“其他实际参与人”两个身份予以表述。但对于“恶意串通”行为的主体认定为“竞买人”，却未能明确是登记竞买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还是登记竞买人与其他实际参与人之间的恶意串通，也未查明是哪些竞买人之间串通，更未能明确“其他实际参与人”的行为由竞买人承担的事实依据与法律根据。在竞买人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第三方以其名义实施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及于其本人，需要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载明，上诉人授权何辛代表公司办理拍卖手续，最终一审法院却直接将其违法认定的刘华顺的行为作为上诉人的行为，由上诉人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而整个庭审中上诉人却未能见到任何上诉人需对刘华顺的行为负法律责任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材料内容均指向刘华顺，根据庭审可以确认，刘华顺既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也没有授权其在本次拍卖中作为受托人。刘华顺的行为与上诉人无任何法律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华顺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行为后果需由上诉人承担的证据。四、一审未能查明被上诉人权益遭受了损害。被上诉人主张拍卖无效的另一理由是“恶意串通”给其造成了损害，但被上诉人却未能提供任何可证明其权益受损害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强烈要求被上诉人证明其遭受损害的证据，被上诉人仅表述为“国有资产流失”，声称其他的“竞买人”均称“他们愿以2XXX的价格买的"，被上诉人以被询问人表述直接作为其损害的证据于法无据。被上诉人虽管理集体资产，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营利性法人，不应享有独立于其他诉讼主体之外的免除举证的特权，其应当提供证明其受损的证据。根据一审第三人提供的材料，可以证明案涉拍品的拍卖符合法律规定，没有出现任何违法行为。案涉拍品的评估价为1340万元，起拍价为1620万元，底价为1900万元。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底价的设定考虑了众多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因素。上诉人以2000万元竞拍得拍品，完全超出被上诉人底价，竞得价完全体现了拍品的市场价格。因此，上诉人以2000万元的价格竞得案涉拍品，符合被上诉人的心理预期价格，2000万元的成交价未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五、一审未将其他竞买人追加为第三人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依据的是《拍卖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拍卖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因此，本案的审理结果与竞买人有利害关系，但却未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致使一审程序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以非证据未到庭人员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陈述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凌迪公司与其他竞买人（包括哪些竞买人）有串通行为；忽视竞买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事实，不追加其他竞买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查实被上诉人利益是否受损等一系列行为，均违反了我国的法律规定。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于法无据，恳请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辩称，一审认定证据正确，认定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正确。首先，被上诉人认为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的相关笔录，客观反映了当时各位竞买人在眉山茶区红木厂聚集磋商，私下谈判，恶意压低拍卖价格，串通拍卖案涉马杭卫生院的相关事实。无论是书证还是证人证言，其内容反映了诉争事实，且各位被询问人都已签字确认，情况属实，对相关事实并无异议。民事诉讼法第63条对证据种类的列举，并非是穷尽式列举，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情况说明亦是如此。其次，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的相关笔录，并非是定案的唯一依据。结合其他竞买人的举报材料，刘华顺本人发给王浩江等人的拍卖兑现方案。红木厂会议室的相关图片、录像等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各位竞买人恶意串通的事实。第三，刘华顺本人一直出现在各位竞买人对竞拍价格、弃标条件等实质性磋商的场合当中，在此过程中，其代表的就是上诉人。而且在拍卖过程中刘华顺也是代表上诉人进行举牌，对于刘华顺的一系列代理行为常州凌迪公司也表示了默认。足以证明刘华顺与上诉人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上诉人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第四，被上诉人的权益已经受到损害，根据相关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的估测，如果没有七位竞买人故意压低价格，阻碍市场的公平竞争，此次拍卖的拍品价格将远大于2000万，上诉人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五，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案件，三位当事人参加诉讼，可以查清导致合同无效的事实。追加其他竞买人，不仅增加了审理的复杂性，更是浪费了司法资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和拍卖公司述称，一审判决正确。 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三和拍卖公司拍卖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原马杭卫生院”的房地产和构筑物与常州凌迪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订立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无效；2.判令一审诉讼费由常州凌迪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5月16日，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人民政府提交国有资产出售审批表，申请对包括案涉原马杭卫生院在内的国有资产进行出售。常州市武进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意按规定办理。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具体负责原马杭卫生院的出售事宜。 2019年7月5日，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作为委托人与三和拍卖公司作为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一份，约定：委托人自愿委托拍卖人依法拍卖如下标的：原马杭卫生院坐落于常州市武进区马杭北路59号（原马杭镇中街）房地产及构筑物，总建筑现测面积9216.1㎡，房产证号为武马字第0××2号，土地使用权面积8760.7㎡，土地性质为医卫用地划拨，土地证为武国用（1998）字第xx号（详见《（苏）苏地行ＣＺ（2018）房估字第2057号》项目评估报告），委托人保证对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处分权），并向拍卖人提供拍卖标的的有关证明和资料；拍卖应采用估低价拍卖，拍卖标的的底价为1612.2万元，低于底价（保留价）的，拍卖人不得拍卖成交；拍卖人应于2019年12月30日之前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对本合同所载拍卖标的进行拍卖。双方还对佣金、拍卖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保密规定、违约责任等在合同中进行了约定。一审庭审中，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与三和拍卖公司确认保留价为1900万元。 2019年7月8日，三和拍卖公司发出拍卖公告，告知包括案涉原马杭卫生院的房地产及构筑物在内的6个拍卖标的的情况。 2019年7月23日，三和拍卖公司发出拍卖须知，其中1号标的即为案涉原马杭卫生院的房地产及构筑物。须知规定：竞买人参加竞买，必须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按拍卖人规定将保证金汇至拍卖人指定账户，竞买人应持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并按拍卖人要求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领取竞买号牌后，方可进入拍卖会场参与竞拍；竞买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代理人必须出示有效委托文件及身份证明，否则不得参加竞拍；竞买人必须遵守拍卖秩序，不得阻挠他人应价拍卖，不得进行操纵、垄断、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否则，拍卖人将取消竞买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所交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拍卖活动采用增价拍卖方式，即由拍卖师宣布起拍价、加价幅度，依次由低往高增价拍卖，由竞买人举牌应价，最后一次应价的竞买人在拍卖师落槌后成为买受人，拍卖师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加价幅度，竞买人也可以直接叫价，但其加价幅度不得低于拍卖师的加价幅度；1号标的设有保留价，未达保留价，不能成交；竞买人应当妥善保管竞拍号牌，须由自己举牌竞拍，不得将号牌转借他人，其他人举牌应价，视为该号牌登记的竞买人自己应价，由该竞买人承担一切责任。1号标的物的8名竞买人在须知上签字确认。该8名竞买人分别是：1、杨伟东，拍卖号牌是5号；2、王文中、吴明德，拍卖号牌是99号；3、王浩江，拍卖号牌是68号；4、李雪琴，拍卖号牌是6号；5、邹建平，拍卖号牌是88号；6、褚嘉凯，拍卖号牌是78号；7、魏阳，拍卖号牌是96号；8、常州凌迪公司（何辛），拍卖号牌是55号。其中，王文中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吴明德参加报名和竞拍活动；常州凌迪公司出具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授权何辛代表公司办理拍卖（原马杭卫生院）手续。上述8名竞买人均支付了保证金。 2019年7月23日下午两点，三和拍卖公司拍卖1号标的，起拍价定为1620万元，96号牌第一次应价1620万元，78号牌第二次应价1670万元，5号牌第三次应价1750万元，78号牌第四次应价1800万元；99号牌第五次应价1900万元，5号牌第六次应价1950万元，55号牌第七次应价2000万元，该金额为最高应价。应价成功后，常州凌迪公司与三和拍卖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成交价为2000万，佣金90万元，合计金额2090万元。常州凌迪公司向三和拍卖公司支付了成交款。 拍卖结束后，王文中、吴明德等其他竞买人向常州市武进区纪委举报原马杭卫生院拍卖中出现串通违法的行为。武进区纪委将举报材料转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于2019年8月9日立案调查，对原马杭卫生院的登记竞买人常州凌迪公司、魏阳、杨伟东、王文中、王浩江、李雪琴，对其他实际参与拍卖人员何辛、刘华顺、李俊杰、李云、胡雷鸣、褚东东、徐兰萍、时新方，对三和拍卖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少岳、拍卖师张秋成，对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忠元等进行了调查询问，并于10月31日出具关于常州凌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八家竞买人涉嫌串通拍卖的调查情况汇报，载明：一、拍卖概况……二、拍卖当事人情况……3.登记竞买人：（1）常州凌迪公司，实际参与人：何辛（常州凌迪公司拍卖授权委托人、中共党员、武进红木厂法定代表人的儿子），在拍卖现场录像中代表何辛举牌的是刘华顺；（2）魏阳，实际参与人：李俊杰；（3）杨伟东；（4）王文中；（5）邹建平，实际参与人：李云、胡雷鸣，邹建平、李云、胡雷鸣三人为合伙竞拍关系；（6）王浩江；（7）褚嘉凯，实际参与人：褚东东、胡华玉（褚嘉凯父母）；（8）李雪琴（仅为拍卖保证金出借人），实际参与人：徐兰萍、徐立、时新方，三人为合伙竞拍关系。三、调查情况：1.对委托人的调查情况：经我局调查，根据现有掌握的证据材料，未发现委托人有涉嫌串通拍卖的违法行为；2.对拍卖人的调查情况：经我局调查并查看拍卖现场的视频录像，及现有掌握的证据材料，未发现拍卖人、拍卖师及其员工有涉嫌串通拍卖的违法行为；3.对竞买人的调查情况：（1）八家竞买人笔录中陈述一致的情况2019年7月22日下午，6家竞买人在梅山茶居就马杭卫生院的竞拍进行商谈，6家代表（刘华顺、王文中、王浩江、李云、李俊杰、褚东东）参与了商谈。7月23日拍卖后，8家竞买人都到了武进红木厂，是为了钱的事。（2）在调查询问中承认参与串通拍卖当事人①李云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自称红木厂的刘华顺组织大家到梅山茶居商谈，23日下午1点多，胡雷鸣对他说‚谈好了，2000万以下，红木给每家60万。在拍卖现场，他对褚东东、王文中说‚既然谈好了，大家就配合红木厂拍到。拍卖时，他在报价2000万时放弃竞拍。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大家到红木厂，他开始没去，后来被胡雷鸣、褚东东妻子胡玉华电话喊去了红木厂。②胡雷鸣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自称红木厂的刘华顺组织大家到梅山茶居商谈。23日下午1点多，刘华顺对他说‚2000万以下，给他50万，他表示同意，并且将该方案告知了李云，李云表示同意。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大家去红木厂，他后来去了红木厂，听到刘华顺说‚5点30分之前，每家30万，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③王文中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胡雷鸣通知其去梅山茶居商谈，商谈中，刘华顺说‚明天12点30分再在茶室会面，谁带的钱多，就配合谁，当天茶室的消费是由何辛买单。23日下午，褚东东告知他红木厂的方案‚1800万以下给每家60万，2000万以下给每家50万元……，拍卖前，褚东东告知他‚李云说的，谈好了，2000万以下，红木厂给每家60万，我们配合红木厂。拍卖时，他在报价2000万的时候放弃举牌。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去红木厂，他到了红木厂，刘华顺大声的对大家说‚5点30分之前，每家30万，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④褚东东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自称红木厂的刘华顺组织大家到梅山茶居商谈，商谈中，刘华顺说‚明天12点30分再在茶室会面。23日下午，他打听到‚红木厂给出2000万以下，每家60万的方案，并且将情况告知了李云、王文中，三个商量后同意红木厂的方案，他还询问杨伟东‚红木厂老板信誉怎么样。拍卖时，他在报价2000万的时候放弃举牌。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去红木厂，他到了红木厂，刘华顺对他说‚5点30分之前，同意的，每家30万，过了5点30分一分钱没有。⑤王浩江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何辛通知他去梅山茶居商谈，商谈中，刘华顺说‚明天12点30分再在茶室会面。23日中午，刘华顺告知他‚2000万以下，每家50万，他表示默认。在拍卖公司门口，刘华顺把时新方、李雪琴喊到王浩江车里，告知他们‚不超过2000万，给他们50万补偿。在拍卖现场，李雪琴一方说‚已同意红木厂，放弃举牌，拿60万元，拍卖时，他自己在报价2000万时放弃举牌。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去红木厂，他到了红木厂，何辛告知他‚只有30万元，因为拍卖价超过2000万了，就不给50万了，刘华顺对他说‚5点30分之前，同意的，每家30万，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由于红木厂不兑现补偿，其他人要求重签转让协议，让红木厂转让马杭卫生院给王文中，并且电话咨询胡少岳能否转让，后来被红木厂拒绝。（询问能否转让的情况得到了三和拍卖公司胡少岳的确认）⑥徐兰萍在笔录中陈述：23日下午，在拍卖公司门口，被自称红木厂的刘华顺喊到车上，刘华顺说‚配合他们拍到，给60万酬谢金，不然拍到了也不安稳，其表示同意。拍卖时她没有举牌，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去红木厂。由于红木厂不愿意兑现承诺，王文中等要求重签转让协议，将马杭卫生院转给王文中，并且电话咨询胡少岳能否转让，后来被红木厂拒绝。⑦杨伟东在笔录中陈述：23日下午，何辛找到他，然后刘华顺对他说‚已和其他竞买人谈好，由红木厂拍下，不超过2000万，给他60万元补偿，他答应了何辛。拍卖前，褚东东问他‚红木厂老板信誉怎么样，他回答说‚好的。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去红木厂。（3）在调查询问中否认参与串通拍卖当事人①李俊杰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红木厂刘华顺通知他去梅山茶居商谈。23日中午，刘华顺电话联系他，让他放弃竞拍并给予补偿（赠送家具1套），被其拒绝。拍卖结束后，刘华顺通知去红木厂，他在红木厂看到王浩江他们在商量补偿的事。②何辛、刘华顺在笔录中陈述：22日下午，6家竞买人在梅山茶居商谈，他们不知道是谁提议去梅山茶居。何辛陈述：梅山茶居喝茶的费用是其买单，何辛、刘华顺对其他竞买人到红木厂聚集的原因表示不知情。4.调查中掌握的其他情况：（1）我局在调查中有当事人向我局执法人员播放了在红木厂谈论补偿款的录音，内容大意为：因拍到了2000万，所以没有50万了，只有30万……。当事人为了自我保护，只是将录音播放给执法人员听，不愿将录音作为证据提交我局，并且当事人要求我局对其身份进行保密。（2）上述拍卖标的马杭卫生院，委托人确定的保留价为1900万元，最终拍卖成交价2000万元，低于多位竞买人的心理价位。四、处理建议：根据我局调查获取的书证，上述相关竞买人在马杭卫生院的拍卖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的重大嫌疑，有可能损害委托人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的利益。根据《拍卖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委托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拍卖无效的诉讼，在法院裁定后，我局将对当事人依法予以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案涉《拍卖成交确认书》是否符合无效的情形。拍卖是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惯例，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根据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除常州凌迪公司（包括其授权委托人何辛）以外的其他竞买人的陈述、各竞买人在竞买前至梅山茶居商谈及其他竞买人在拍卖结束后聚集至武进红木厂等行为，基本形成了证据链，证明常州凌迪公司在拍卖原马杭卫生院时，存在与其他竞买人相互串通的行径，其承诺给予其他竞买人好处，由其他竞买人放弃竞价，最终由其拍得拍品。常州凌迪公司与其他竞买人之间相互串通拍卖的行为是恶意的，损害了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对于常州凌迪公司提出的其超出保留价拍得拍品，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的辩称意见，法院认为，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拍卖的行为，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扰乱了市场管理的秩序，致使案涉国有资产在拍卖过程中被贱卖，无法达到最佳的竞价结果，当然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亦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依法享有处分案涉拍品的权利，其作为委托人请求确认拍卖人三和拍卖公司与常州凌迪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订立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常州凌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订立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常州凌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常州市武进湖塘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恶意串通的表现形式应为串通人之间明知所为的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恶意为之，认定的标准要有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即协商。“恶意串通”系个人心理活动，当事人主观心态如何，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而主观心态属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行承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对其认定应采取推定方式，在综合分析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项规定，依照法律法规或者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根据盖然性原则予以判断和认定。本案中，三和拍卖公司受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的委托对案涉原马杭卫生院在内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在2019年7月23日的拍卖活动中，常州凌迪公司虽经应价取得拍卖标的，常州凌迪公司、三和拍卖公司双方也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但之后常州市武进区纪委收到其他竞买人举报反映拍卖过程中出现串通违规行为，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局遂予以立案调查。一审法院依据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局调查汇报情况、各竞拍人的陈述、举报信、视频、照片等，结合各竞买人在竞买前由刘华顺召集各竞拍人至梅山茶居商谈，上诉人拍得标的物后，又聚集至武进红木厂等行为，经判断得出常州凌迪公司在拍卖原马杭卫生院时，存在与其他竞买人恶意串通的结论，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由于常州凌迪公司等竞买人的恶意串通行为，致使武进湖塘集体资产公司委托拍卖的案涉原马杭卫生院，没有真实反映出其拍卖价值，常州凌迪公司等人的行为，损害了委托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权益，一审法院认定《拍卖成交确认书》无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州凌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常州凌迪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尤建林 审 判 员 蒋小英 审 判 员 郑 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郭 强 书 记 员 史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