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2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月德，男，196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炳霖，麻城市正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710011103734。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新华，男，1979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元，麻城市正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71001110372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素珍，女，196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立娟，女，198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系吴素珍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立奇，男，199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系吴素珍之子。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志林，麻城市乘马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71001110373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光记，男，196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岳，湖北光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11200810218901。上诉人陶月德、严新华因与被上诉人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何光记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2020）鄂1181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陶月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熊某死亡赔偿总额为34.12万元，连带责任人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各承担总额的30%，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承担10%；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各方按照责任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何光记与陶月德、熊某之间是雇佣关系，严新华与陶月德、熊某之间是帮工关系，一审对上述两种关系认定不清，减轻了何光记与严新华的责任承担份额。陶月德系在雇佣、帮工中发生本案事故，一审判决增加了陶月德的责任承担份额。一审对本案《刑事和解协议书》核心内容理解有误，减轻了何光记、严新华的赔偿义务。二、一审程序违法。本案涉及三重法律关系，应适用普通程序，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有误。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熊某对事故的发生都有责任，且陶月德承担5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是提供劳务者损害赔偿之诉，雇主何光记、被帮工人严新华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不能直接追究雇员陶月德的责任。何光记、严新华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可以另行向陶月德追偿。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直接追究陶月德的责任，死者熊某承担10%的责任后，余下的应由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各自承担30%的连带赔偿责任才显公正。且一审判令陶月德代替熊某承担10%赔偿责任错误。四、一审认定本案的损失总额有误。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起诉标的为34.12万元，陶月德与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书中，没有明确约定损失总额是32万元，该32万元只是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希望陶月德方赔偿的数额，一审将损失总额降为32万元有误。五、一审将陶月德垫付的17万元排除在四个责任人应分摊的损失总额之外，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陶月德只是连带责任人之一，不是全部责任人，陶月德向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支付赔偿额超过了自己应承担的部分。严新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已与陶月德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且已部分赔偿到位。民事赔偿部分按照事故车全责达成赔偿协议，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放弃提起民事诉讼，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应依法驳回起诉。二、上诉人本来要求将杉树装在自己车上，何光记与陶月德主动要求将杉树装在三轮车上，装树和载人时，上诉人已经先行离去，一审认定上诉人放任人货混装，与事实不符。针对陶月德的上诉，严新华坚持其上诉意见。针对严新华的上诉，陶月德辩称，1、本案并非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是提供劳务者损害赔偿之诉，上诉人严新华应承担责任；2、一审法院审理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的诉请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3、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严新华与熊某之间的帮工关系，导致判决严新华承担20%的责任过轻。何光记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陶月德支付的17万元应当属于赔偿费用。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承担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家属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341172.7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光记通过他人介绍与陶月德联系砍伐树木事宜，双方见面后口头约定：何光记雇请陶月德带电锯帮忙为其砍伐树木，工钱450元／天，陶月德另邀约抬树木的人员工钱为200元／天。2019年3月15日，陶月德邀约熊某（吴素珍之夫，熊立娟、熊立奇之父）、陈某等六个人一同为何光记砍伐杨树，何光记又雇请严新华带农用车运输砍伐的树木。何光记招待一行人员吃完早餐后一同前往麻城市乘马岗镇凌家岩村上郭垸砍伐何光记购买的杨树。临近中午，严新华临时起意购买他人三棵杉树，并由陶月德砍伐，三棵杉树砍伐成约2米长的10段树木（质量约1000斤）并由熊某、陈某等人装上陶月德的无号牌“大阳”牌正三轮摩托车。树木砍伐装载完毕后，一行人员准备返回吃早餐的地方由何光记招待吃中餐，下午再继续为何光记砍伐树木。严新华开车装载砍伐的何光记购买的杨树，另带二名工人先行返回，何光记自己骑摩托车第二批返回，陶月德驾驶三轮摩托车装载为严新华砍伐的10段杉树并搭载陈某、熊某、陶某、熊立新四人第三批返回。11时许，当陶月德驾驶三轮车行驶至麻城市××岗镇赵家畈路段时发生自翻，造成陶月德、陈某、陶某、熊立新受伤，熊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熊某的死因经鉴定系严重颅脑损伤，事故经麻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陶月德承担全部责任，乘坐人无责任。另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应麻城市公安交警大队委托，于2019年4月8日出具湖北军安（2019）痕（交）鉴字第5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陶月德驾驶的无号牌“大阳”牌正三轮摩托车的行车制动、转向系符合安全技术条件，驻车制动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事故发生后，何光记给付1万元陶月德的弟弟陶月泉，陶月泉将该1万元垫付了伤者陈某的医疗费。陶月德委托其妻子何光明与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于2019年8月16日在麻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干警的主持下签订《刑事和解协议书》，约定由陶月德赔偿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各项损失合计32万元，其中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17万元，余款由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就民事赔偿部分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若判决何光记、严新华不承担责任，则由陶月德于2020年10月1日付清。协议签订当日，陶月德已向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支付了17万元赔偿款。再查明，熊某1966年9月29日出生，系农村户口性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陶月德与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达成刑事和解协议，陶月德赔偿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各项经济损失32万元，现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又向法院主张权利，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2、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的各项经济损失是依据陶月德与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达成的32万元还是本案中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诉请的341172.78元。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因陶月德、熊某、陈某等人在为何光记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由于陶月德驾驶三轮摩托车装载了严新华购买的10段杉树，再搭载熊某、程杰等四人在返回餐馆准备吃午餐的过程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致使包括驾驶车辆的陶月德在内的四人受伤、熊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陶月德是熊某致死的直接侵权责任人，理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熊某虽受陶月德邀约，但其与陶月德、陈某等人一样受何光记雇请为何光记砍伐树木，且陶月德与何光记约定自己带电锯，工钱为450元／天，熊某等6人负责抬树木的工资200元／天，陶月德并未从中抽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陶月德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致熊某死亡的事故，作为雇主的何光记理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虽然何光记辩称陶月德发生交通事故时并非在雇佣活动中，但依据何光记与陶月德、陈某等工人口头约定，工钱是200元和450元一天，不是一上午或者是半天，且根据庭审中证人陈某、陶某证实，事发时陶月德驾车返回是应何光记邀请返回吃午餐，准备吃完午餐后下午继续为何光记砍伐树木，故应将陶月德驾车载熊某等人返回就餐这行为看作是为何光记工作的行为之一，并非何光记辩称的断章取义的看待。综上，何光记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严新华虽然也受何光记雇佣，但由于其临时起意购买三棵杉树并委托陶月德锯成约2米长的10段木材（质量约1000斤）装载在陶月德三轮摩托车上，严新华作为农用车司机，应当知道将自己购买的木材装在陶月德的三轮摩托车上，陶月德的三轮摩托车还要搭载其他工人，发生事故的概率成倍数增加，但其未加以阻止，放任陶月德这一人货混装行为发生，其作为受益人，理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熊某作为成年人，理应知道不应乘坐人货混装的三轮摩托车，其对事故的发生亦应承担部分责任。综上，认定陶月德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此事故的50％责任，何光记作为雇主，其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损，应承担此事故的20％责任，严新华作为三轮摩托车上装载的10段杉树的受益人，在陶月德人货混装时并未阻止，应承担此事故的20％责任，熊某自己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此事故的10％责任。但依据刑事和解协议书约定，陶月德自愿放弃追究熊某的自身的责任，故熊某在此事故中应承担的10％的责任由陶月德承担。关于争议焦点第一项，本案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向一审法院起诉，向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主张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对已经裁判并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的诉权已经消耗，不得再行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并未就其亲属熊某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先前向法院起诉过诉讼，只是在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因陶月德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刑事审判庭通知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可以向陶月德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已明确表示自己已提起民事诉讼，不需要再另行向陶月德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故不符合上述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二、依据陶月德与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书第二项约定“陶月德赔偿给熊某方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的共计人民币32万元，此款自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付17万元，剩余部分由受害方熊某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的总额依法向麻城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民事诉讼法院判决雇主何光记、严新华不承担责任，由陶月德方于2020年10月1日付清剩余款额。”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并未获得协议书约定的全部32万元赔偿款，只获得陶月德先期赔偿款17万元，剩余款项15万元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仍需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关于争议焦点第二项，虽然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的各项经济损失为341172．28元（①丧葬费30280．5元，②死亡赔偿金278920元，③受害人家属丧葬期间误工费1972．28元，④精神抚慰金30000元），但根据刑事和解协议书约定，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与陶月德就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的各项经济损失总金额约定为32万元，并且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已经获得陶月德先期赔偿的17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一审法院充分尊重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自愿要求其各项经济损失总金额为32万元的决定。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总的经济损失32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扣除陶月德先期赔偿的17万元，剩余15万元依据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应承担事故责任大小比例划分，即为陶月德还应赔偿9万元，何光记应赔偿3万元，严新华应赔偿3万元。遂判决：一、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因此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32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扣除陶月德先期赔偿的17万元，剩余15万元由陶月德赔偿9万元，何光记赔偿3万元，严新华赔偿3万元。此赔偿款何光记、严新华、陶月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履行完毕；二、驳回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有给付义务人逾期不履行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关于陶月德上诉称本案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本案案件事实清楚，案情并不复杂，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且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常见法律法规，故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陶月德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严新华上诉称民事赔偿部分已经按照事故车全责达成赔偿协议，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放弃提起民事诉讼，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对此，本院认为，何光明代表陶月德与熊某亲属签订的《刑事和解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剩余部分由受害人熊某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的总额依法向麻城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且本次诉讼系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就熊某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严新华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确定及各方如何担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从上述法律规定看，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最终的主要责任应由实际侵权的第三人承担。本案中，何光记与受害人熊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陶月德、严新华系何光记、熊某雇佣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一审认定严新华系受益人有悖于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应认定严新华系造成本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人之一，且陶月德、严新华对于涉案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均应分担损失。其中，陶月德无证驾驶无号牌且驱车制动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三轮摩托车承载熊某等人上路行驶造成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受害人熊某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严新华将临时购买的杉树存放在陶月德驾驶的三轮摩托车上进行搬运，其上诉辩称是何光记、陶月德主动将杉树放在三轮车上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严新华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人、货混载的局面，加大了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风险，主观上存在一定的过失，应对熊某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因陶月德、严新华对涉案事故发生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两人的行为间接结合造成熊某死亡的后果，故一审根据两人过失大小判令其分担受害人的损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考虑到何光记系熊某的雇主，一审亦判令其对熊某的各项损失承担部分责任，由于其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视为其对一审判决服判，本院不予调整。三、关于本案总损失的数额以及陶月德已支付的17万元赔偿款应否从总损失中扣除问题。因陶月德与熊某亲属签订的《刑事和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陶月德赔偿费熊某方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的共计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320000.00），此款自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拾柒万元整：剩余部分由受害方熊某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的总额依法向麻城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民事诉讼法院判决雇主何光记、严新华不承担赔偿责任，由陶月德方于2020年10月1日付清剩余款项。”对于本案的损失总额，陶月德已经与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约定为32万元，且对于一审认定的32万元，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其对一审确定的总损失金额32万元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上述《刑事和解协议书》签订目的及陶月德对涉案事故应承担的责任看，17万元的支付主体并不存在分歧，对剩余的15万元赔偿款项，则需吴素珍、熊立娟、熊立奇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获得。也就是说，本案仅需对未支付的15万元赔偿款进行责任划分，因此一审将陶月德已支付的17万元从总损失中扣除后，剩余的15万元判决由陶月德、何光记、严新华分担并无不当。因陶月德对涉案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严新华存在部分过失，且陶月德与熊某亲属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书》，故一审最终判令陶月德对余下15万元承担9万元、严新华对余下15万元承担3万元合理合法，二审不予变动。综上所述，陶月德、严新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严新华系受益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陶月德负担1400元，严新华负担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华审判员 邱爱兵审判员 刘小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范晨书记员黄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