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10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甘肃省山丹县人，现住山丹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系原告杨某1丈夫），甘肃省山丹县人，现住山丹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甘肃省山丹县人，现住山丹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甘肃省山丹县人，现住山丹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甘肃瑞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某，甘肃省山丹县人，现住山丹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甘肃瑞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2019）甘0725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张某、上诉人王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王某3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被上诉人屈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上诉人王某2与上诉人杨某1的借款行为分割为两个借贷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10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缺乏法律依据。2017年10月30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结算性质的合同，该合同可以证实无论在合同签订前的借条及出借款项由谁履行，对该合同确认的债权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知情且明确知晓。一审法院单纯的以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因上诉人王某2没有实际出借行为而否定合同效力无任何法律依据；2、对借款金额，上诉人提交了确实充分的证据，一审法院笼统的以银行转账作为定案依据，采信证据不当；3、一审法院将借款40万元本金利率推定为年利率8.869%没有法律依据；4、对以房抵债的方式偿还借款属上诉人的无奈之举，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抵顶房屋的价格存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显示公平的情形下，毫无根据的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书面认定并确定的房产价格与常理不符；5、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部清偿完毕的认定结果严重与事实不符。2013年9月30日双方在结算时已经将黄天苍购买的仁爱小区房屋价款进行了扣除。对清华园的住房，双方约定房屋价格包括地下室是33万元，房屋已经交付并且使用至今，双方有书面的票据可以证实。关于西苑小区房屋，约定价格是26万元，交付时间是2016年，一审法院认定为2014年8月29日缺乏事实依据。对袁某在开发公司帮王某3索要的1009336元，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债权由王某3转让给王某1用于抵偿借款无任何事实依据。关于新安小区的两套住房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所认定事实也与客观事实不符；6、关于王某5借款80万元，一审法院虽认定王某5与王某3之间具有合法的借贷关系，但没有写明该金额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也没有对该笔债权进行释明；7、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2014年1月20日和7月28日的转账凭证，但一审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拒绝恢复法庭调查，导致上述借款本金未予认定。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不同意撤诉为由驳回了上诉人在一审中撤诉的申请，有违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056000元；承担利息2061100元，并承担自2019年9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止借款本金还清的利息。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母子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0年底，王某2、王某3经人介绍相识。王某3在从事土建工程中因购置机械设备和材料资金短缺，由王某2介绍与其父母王某1、杨某1相识并借款。1.杨某1、王某2提供借款查明的事实：2013年9月30日，经王某1、杨某1、王某2与王某3、屈某结算，王某3、屈某欠借款1100000元，由二被告向王某2出具借款1100000元借条一张，注明月息3分。2014年1月20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借款200000元借条一张，当日杨菊英从农商银行开户的4个账户（尾号0917、5647、5950、2775）中的尾号5950账户取现3笔，金额为70000元、30000元、170084.21元，尾号2775账户现存170084.21元。2014年1月29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借款60万元的借条一张，杨某1在农商银行开户4个账户（尾号0917、5647、5950、2775）和农行杨某1开户账户（尾号6913、0074）、工行杨某1开户账户（尾号4210、4913）核对，2014年1月28日转存王某3（尾号3927）账户200000元，2014年1月29日杨某1通过建行账户（尾号1245）向王积龙转账100000元，取现300000元。2014年5月28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借款100000元的借条一张，经核对杨某1通过工行账户（尾号4210）向王某3（尾号3927）账户转存100000元。2014年7月28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借款300000元借条一张，经核对杨某1通过工行账户（尾号4210）向尾号6437、6288、5421、9877的账户有转账记录，但均非王某3、屈某账户，期间有取现28000元和1000元的记录。2014年12月30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借款460000元的借条一张，经核查王某3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4年11月13日被山丹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2月17日被逮捕，2015年2月11被取保候审。2017年10月30日，由王某2提供格式借款合同，杨某1、王某1在场时，王某2与王某3、屈某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经结算王某3、屈某共借王某2现金2820000元，用途为工程用款，利息为月息3分，附借条一张、收条一张。2017年4月13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借款400000元借条一张，经核查王某2在农商银行开户的5个账号（尾号0568、1571、9346、3608、6413），在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未发生支取现金的业务，有转账支付王某3380000的交易记录。2018年10月3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2出具欠到52000的欠条一张，注明为2017年借款肆拾万利息。2.王某3、屈某归还杨某1、王某2借款本息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30日付现3300元、2014年8月29日西苑小区房产抵偿260000元、2014年9月11日转账100000元、2014年10月30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4月30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5月18日转存150000元、2015年5月20日转存49000元、2015年5月30日付现246000元、2015年6月28日转账100000元、2016年2月6日转账80000元、2016年4月13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1月24日转账20000元、2017年1月26日转账20728元、2017年4月19日付现54280元、2017年3月8日付现1000元、2017年10月1日钢管抵偿2748元（以上均系庭前证据交换确认），合计1366756元。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分别于下列时间交付出售房产于交款人，并按收据价格下账抵偿王某3工程款：2013年9月2日No0118289收款收据一张，金额210000元，交款人黄天沧；2016年6月25日0002779收款收据一张，金额277543元，交款人陈某；2018年9月30日0024550收款收据一张，金额316910元，交款人王永生；2018年10月20日0155713收款收据一张，金额336354元，交款人陈志国；山丹县志才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工程抵顶给王某3清华园小区A区5号楼1单元1003室房屋金额404271元及28号地下室金额25920元。其中王某2将售房所得分别于2018年10月3日、9日、22日、26日转付王某3或其指示账户（郑鹏）转付共计220000元。2016年6月5日，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以票号0007818、0007819、0007820的三张收据，下账支付王某3工程款1009336元，该笔款项实际由袁某领取。2017年3月17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5借款800000元，出借款项分批交付杨某1，借款用途用于归还王某3、屈某向杨某1的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杨某1、王某2与王某3、屈某之间的借贷行为跨度时间长、频次高、交易方式多。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本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除2017年4月13日诉争的借款由王某2出借，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诉争的借款均由杨某1提供，比对2010年至2013年杨某1与王某1在公安机关和我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杨某1的银行交易流水数量大，次数高，王某1只是农行开户的工资收入和一般性生活消费，故杨某1是除2017年4月13日诉争借款之外的其余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王某2是2017年4月13日诉争借款的出借人。王某3、屈某提出的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事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借款合同的效力和借款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如前证据分析所述，王某2与王某3、屈某签订的《借款合同》，依据查明的事实，合同相对人王某2并未向王某3屈某提供借款，合同所涉及款项的出借人是杨某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除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外，还必须有实际的交付行为合同才能成立生效。故该份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但签订借款合同前杨某1与王某3、屈某实际发生了借贷行为，杨某1向本院主张并无不当。至于借贷数额及时间应以实际交付借款的数额时间来确定，据此，本院依前证据分析所述中对杨某1于2013年9月30日出借的借款1100000元、2014年1月29日出借的借款600000元、2014年5月28日出借的借款100000元，合计1800000元予以确定。对王某2于2017年4月13日出借的借款380000元予以确认。而在本案审限内杨某1无证据证实或证据明显缺乏出借款项证明力的借款，杨某1可在补强证据后另案主张。3.借款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的规定，杨某1与王某3、屈某之间的借款中2013年9月30日出借的借款1100000元书面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其余借款虽未书面约定利息；而杨某1主张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王某3、屈某在庭审中陈述“刚开始约定月息1.5分，后来涨成2分”，可见双方之间的借款约定了利息，结合2013年9月30日出借的借款1100000元书面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可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按月息3分计算；至于王某2与王某3、屈某之间的借款利息，双方借款时虽未约定利息，但事后王某3、屈某出具利息欠条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可以认定自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10月3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为52000元，由此推算该笔借款的利率为年利率8.869%。4.还款数额及清偿顺序如何确定的问题庭审中，双方无异议的还款金额为1366756元（含西苑小区2号楼1单元121室以物抵偿借款本息260000元）。对诉争以仁爱小区等房产抵偿借款的分析认定已在证据分析认定中阐述，至于房产的价格双方虽有争议，但均未超过山丹县房地产管理局备案的房屋预售价，而原被告双方提出的房产价格均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尤其是二原告请求借款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又提出以其出售价确定以房产抵偿借款的价格与常理不符，故应以诉争房屋在房产销售公司的实际销售价（销售票据价）确定为宜。但应扣除王某2转付王某3或其指示账户（郑鹏）转付的220000元。扣除日期以转付数额较大的2018年10月3日（170000元）确定为宜。即2018年9月30日王永生购房价款王某2实际受偿96910元。据此，山丹县仁爱小区17号楼321室抵偿价格为210000元、清华园小区A区5号楼1单元1003室及28号地下室抵偿价格为430191元、新安二期6号楼3单元201室抵偿价格为336354元、新安二期6号楼1单元301室抵偿价格为96910元，以上合计1073455元。抵偿债务日期也应以实际销售日确定，即房产销售公司提交收款收据或证明日期为准。对王某3在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享有的1009336元债权转让王某1抵偿王某3在杨某1处借款的行为及法律关系，在证据分析认定中已做阐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的规定，债务人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已将转让债务履行完毕。至于袁某在公安机关陈述债权转移后又向王某3出具欠条等行为不能排除其为怠于向杨某1履行债务而出具欠条，况且王某3在庭审中也主张债权转让数额为1009336元。故可以认定王某3已于债务人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挂账支付王某3工程款日确定其履行杨某1的借款1009336元。对王某3、屈某向王某5借款800000元偿还杨某1借款的行为，因王某5已完成借款的交付义务（借款人王某3指示交付杨某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借款合同已生效，合同当事人应严守契约。本院也予以确认。故可以认定王某3已于借款之日偿还杨某1的借款800000元。对王某3、屈某已付杨某1的款项，可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支付利息和费用，当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案诉争的借款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可按借款先后顺序抵充，并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抵充。综上，被告王某3、屈某对2013年9月30日借款1100000元已于2015年12月27日清偿完毕、2014年1月29日借款600000元已于2016年6月5日清偿完毕、2014年5月28日借款100000元已于2017年3月17日清偿完毕；对王某2于2017年4月13日借款380000元已于2018年10月3日清偿完毕（具体计算方式见附表）。综上，为保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契约，严守诚信，维护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1、王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620元，由原告杨某1、王某2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4年1月28日由上诉人杨某1尾号2775的银行账号转入案外人王某66215201003100100782银行账户160000元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一份，拟证明2014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出具20万元的借条后，上诉人现金给付被上诉人借款4万元，剩余160000元由被上诉人王某3指定转入案外人王某6银行账户。被上诉人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未指示上诉人向案外人王某6付款，一审中上诉人对该笔借款的支付方式与二审中的主张相互矛盾；2、2014年7月28日由上诉人王某2尾号1571的银行账户转入被上诉人王某36210610003100582761银行账户250000元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一份，拟证明2014年7月28日被上诉人出具30万元的借条后，上诉人现金给付被上诉人5万元，同日向被上诉人王某3银行账户转账250000元。被上诉人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该笔25万元支付的是2014年1月29日出具的6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3、被上诉人王某3与案外人陈某于2016年2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拟证明对西苑小区的房屋抵顶时间是2016年2月29日，并不是一审认定的2014年8月29日。被上诉人对该证据质证后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山丹县房产公司开具给被上诉人的收款收据时间是2014年8月29日，开具收据后直接将收据交付上诉人王某2抵顶债务，故抵顶时间应按照2014年8月29日认定。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对一审审理查明2014年1月30日付现3300元、2014年8月29日西苑小区房产抵偿260000元、2017年3月17日王某3、屈某向王某5出具借条不予认定，对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还查明，2014年1月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支付33000元，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条。2014年7月28日上诉人王某2从其尾号1571的银行账户给被上诉人王某36210610003100582761银行账户转账250000元，当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出具借款300000元的借条一张。2016年2月29日被上诉人王某3与案外人陈某于2016年2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对西苑小区房屋进行出售，当日上诉人王某2给被上诉人王某3出具收到房款260000元的收条一张。2017年11月3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向案外人王某5出具内容为“今借到王彩霞现金捌拾万元整（月息4%分）”的借条，用于归还王某3、屈某向杨某1的借款及利息。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上诉人杨某1、王某2向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借款的本金应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现是否已将借款全部清偿完毕。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虽然上诉人提交了2017年10月30日上诉人王某2与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当日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收条及借款承诺书。上诉人主张上述协议是双方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后由被上诉人出具，但该合同中的借款本金仅是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金额相加形成，对被上诉人已偿还金额是否进行扣除无法认定，据此一审法院对上述协议效力不予认定，并按照双方之间借贷往来所出具的原始的借贷凭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定借款本金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9月30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向上诉人出具借款1100000元的借条、2014年1月29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向上诉人借款600000元、2014年5月28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向上诉人借款100000元均无异议，对此予以认定。对上诉人主张于2014年1月20日给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借款200000元，虽在二审中提交了2014年1月28日上诉人杨某1给案外人王某6银行转账160000元的转账凭证，但对案外人王某6是否系被上诉人王某3指定的收款人，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现上诉人对该笔借款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该笔借款上诉人可补充证据后另案主张。对2014年7月28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出具的300000元借条，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当日给被上诉人王某3银行账户转账250000元的转账凭证，结合当日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可以证明该笔借贷关系已经成立，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应对该笔借款承担借款偿付责任。对上诉人主张2014年12月30日给被上诉人王某3借款460000元，上诉人不能提交交付借款的证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9月2日以房抵债210000元均无异议，但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在2013年9月30日结算时已经扣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认可2012年经结算下欠借款本金600000元（计息），对2013年的借款被上诉人王某3认可2013年2月7日借款200000元、2013年3月14日借款50000元、2013年8月30日借款50000元，但从被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2013年9月双方结算时王某1书写的结算单据看，除被上诉人王某3认可的上述3笔借款外，在2013年2月5日双方还产生20万元的借款。在2013年9月30日双方结算时对2012年欠付的3笔借款及2013年欠付的4笔借款按照月利率3%计算利息238500元，上述本息合计1338500元。据案外人周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证明在2013年9月30日前已支付仁和小区房产的对价，可以认定上诉人主张2013年9月30日双方结算时已经扣除了该套房屋价款。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9月30日双方结算时未扣除该套房屋价款本院予以纠正。对上诉人主张陈某购买的西苑小区房屋抵顶借款时间应为2016年2月29日而非2014年8月29日的问题，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6年2月29日被上诉人王某3与案外人陈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结合上诉人王某2于2016年2月29日向被上诉人王某3出具收条及一审查明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向案外人陈某出具收款收据，可以认定该套房屋抵顶借款的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较为适当。对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王某3并未达成以山丹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欠付王某3工程款1009336元抵顶借款的合意，一审认定双方系债权转让关系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规定，债权转让并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即使没有通知债务人也不影响债权转让在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拘束力。对此，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债权转让是否成立，应重点审查被上诉人王某3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债权转让的合意。据一审中案外人袁某向公安机关的陈述“这三张票据是王某1给我，他让我到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结算的，这三张票据是王某3在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的工程款，王某1给我，让我给他结算，王某3欠王某1的借款，王某1让我帮忙结算工程款，给王某1还王某3的借款”，可以证明双方已就被上诉人王某3将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形成合意，并由被上诉人王某3将债权凭证交付了王某1，后王某1将债权凭证给案外人袁某代为向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索要工程款。据一审查明，上诉人认可案外人袁某已向其支付300000元，对剩余款项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也已全部进行了兑付。对案外人袁某陈述事后王某3与其结算并给王某3出具50万元的借条，被上诉人王某3对此不予认可，并明确表示与案外人袁某之间再无经济往来，现上诉人对其主张袁某系受被上诉人王某3委托向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兑付工程款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对案外人袁某已从山丹县房产开发公司兑付但未向上诉人支付的部分，上诉人可与案外人袁某协商另行处理。对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向王某5借款800000元用于归还欠上诉人杨某1的借款，一审已对该事实已经认定并对该笔80万元借款进行了抵扣。故此，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与案外人王某5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解决。对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现应支付上诉人借款本息的计算问题。2013年9月30日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出具给上诉人的借条中明确载明利息为月息3分。对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向上诉人出具的2014年1月29日借款60万元的借条、2014年5月28日借款10万元的借条、2014年7月28日借款30万元的借条以及2017年4月13日的借款均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但被上诉人王某3认可借款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对此，上述借款的利息应按照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经计算，至2019年8月28日上诉人起诉之日，被上诉人王某3尚欠借款本金207091元，利息44800元，合计251891元（后附利息计算明细）。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判处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2019）甘0725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偿还上诉人王某2借款本金207091元，利息44800元，合计251891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上诉人杨某1、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620元，由上诉人杨某1、王某2负担45276元，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负担23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620元，由上诉人杨某1、王某2负担45276元，被上诉人王某3、屈某负担23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力珍审判员 安凤梅审判员 尹建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朱 艳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