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民申379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幸经娥，女，1989年7月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振元，男，1984年6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安溪县。现因涉嫌犯罪羁押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瑛，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艳，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永祯，男，1974年3月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再审申请人幸经娥因与再审申请人林振元、被申请人林永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终3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幸经娥申请再审称：1.林永祯针对幸经娥的诉讼属虚假诉讼，二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幸经娥签署《借条》《还款协议》，为林振元所做担保系在被胁迫、被欺骗情况下做出，违背幸经娥真实意愿，应属无效。2016年9月林振元因躲债到太原入住幸经娥处，2016年9月20日有人上门暴力讨债，案外人幸经国、丁龙龙、张鑫、孙培原等人在场。林振元称讨债人当中有一个是林永祯，因林振元欠林永祯的钱，故希望幸经娥借钱给他还钱。因林振元已被通缉，故林永祯以报警威胁林振元按要求写下还款计划和借条，强迫幸经娥、幸经国将银行卡上的钱全部汇给他，后林永祯又要求幸经娥在还款计划、借条上做担保人，幸经娥报警后林永祯等人逃脱。2.二审法院没有查清虚假民事诉讼行为的存在，依法应予纠正。（1）对于借条的形成日期，林永祯在一、二审期间陈述不一致，落款2015年12月5日的借条，实际形成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2）林永祯于2016年10月7日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提交主要证据《借条》，并同时对幸经娥房屋提出保全，其起诉时间与借条形成时间仅相差17天，在借条未约定还款日期的情况下短时间内起诉不合常理。且林永祯二审提交的《还款计划》中约定：“自2016年9月20日起每月还款1-2万”，林永祯系在第一期还款期限尚未截止时就提起诉讼，不合常理。（3）二审时，林永祯提交的新证据《还款计划》系为虚假诉讼做伏笔，二审调取的公安机关就2016年9月20日发生在幸经娥住所的事对林永祯做的询问笔录中，林永祯称其是向幸经娥要钱，该陈述明显不合常理。（4）二审法院未合理查明林振元有已经还清所有或大部分款项的可能性，对还款一方支付给出借一方款项远大于出借金额未认真审查。（5）林永祯主张出借给林振元款项有三笔，为2014年10月15日的200万元，2014年12月14日的30万元，2015年12月31日的51万元，分别于10月15日、12月28日、12月31日对应有《借条》，但借条均约定3%月利率，明显超出法律规定。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2月2日，林振元转给林永祯14553511元，林永祯仅转款9797601元，幸经娥认为双方真实借贷只有2015年12月31日的51万元未还清，其余均为虚假，且存在放高利贷的非法行为，二审法院未扣减合法还款部分，应予纠正。3.林永祯与林振木相识，长期存在借贷关系，林振元以林振木名义出具的借条并非冒用林振木名义，而是林振元受林振木委托向林永祯出具的借条，借款人是林振木。4.涉案融资借款协议涉嫌合同诈骗，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林振元申请再审称：1.二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实。首先，借条以及还款计划的形成存在重大瑕疵，按照幸经娥的陈述，该两份证据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形成，内容由林永祯提供且存在诸多矛盾，林永祯对于落款时间，借款交付时间和归还利息时间在一、二审期间陈述不一致，不应认定。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林振元已经向林永祯账户多转出金额2180910元，所有借款已经归还完毕。最后，2016年9月20日从幸经娥及幸经国卡上转出的152900元不是归还林永祯的利息，且二审法院未明确该款项系支付哪一笔借款的利息及相应利息计算方式。2.二审法院未对借款是否存在进行实质性审查，致使认定事实错误，在双方存在多笔资金相互拆借的情况下，林振元对林永祯的欠款已经全部归还完毕。首先，从银行流水看，林永祯诉请的271万元中的200万元系2014年10月15日林永祯向林振木的转款，但林振元于2014年10月24日即向林永祯还款54万元，同年11月18日转款5万元，即可证实借款271万元不存在，双方是否存在欠款不能仅凭《借条》予以确认，而应当以双方的款项往来情况予以结算得出。其次，林振元与林永祯之间存在多个账户款项往来，就其中林永祯提供的其所有的平安银行转账记录分析，林振元已向林永祯多转出金额。其三，二审笔录能够证实林永祯与林振木账户发生的所有款项往来，都是和林振元之间发生，二审法院在认定借款关系期间林永祯向林振木转账数额与林振木向林永祯转账数额均与本案无关的情况下，又以林永祯向林振木账户转账金额认定为向林振元交付款项的依据，自相矛盾。最后，本案中还存在向其他案外人转款的情况，仅凭《借条》无法反映出双方往来款客观情况。3.在二审庭审笔录中已查明林永祯不认识林振木，二审判决认定林永祯已举证证实其与林振木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无依据。4.林振元在案件审理期间，因涉嫌刑事追逃，不知道案件存在，林永祯对此明知，其利用此情况提起诉讼致使林振元无法对主要证据进行质证。5.二审法院在审理中未能对本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交付方式等进行严格审查，仅凭《借条》得出结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6.林永祯存在高利放贷、非法讨债、赚取高额利息、职业放贷等问题，本案应当由公安机关处理。再审审查中，林振元提交：1.（2018）云01民终3897号民事二审笔录，欲证实林永祯自认其不认识林振木，与林振木账户上发生的所有款项往来，都是跟林振元发生的。2.林永祯与林振木账目交易往来统计表、林永祯平安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欲证实林振元向林永祯账户多转出2180910元。林永祯的多笔资金都是从银行贷款而来转给林振木账户，故从款项来源看，林永祯可能存在违法犯罪行为。本院认为，林振元提交的三组证据性质上不属于再审审查阶段的新证据，对于证据内容将结合再审申请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综合评述。本院经审查认为，1.林永祯在一、二审期间提供了林振元以林振木名义于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2月28日和2015年12月31日出具的三张借条及打款凭证，借款关系已成立并生效，幸经娥主张借条系林振元受林振木委托出具的主张无证据证实，且与其申请再审的其他主张相互矛盾，幸经娥主张本案涉及虚假诉讼并主张一、二审认定借款主体错误无依据。林永祯和林振元的账户中存在多笔款项，但林永祯本案起诉系依据借条及还款计划等，双方对于涉案借款已做确认，幸经娥认为借款不能成立的主张亦不能成立。2.幸经娥称2016年9月20日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签署借条系出于胁迫，但从二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笔录看，幸经国的笔录并不能反映出林永祯在追讨债务过程中存在胁迫情节，且借条形成于9月20日，幸经娥到公安做笔录已是10月14日，不合常理，公安对于其报案在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后并未立案，幸经娥主张其在借条上签字系出于胁迫依据不足。同理，林振元主张《借条》及《还款计划》系受胁迫签订，存在重大瑕疵的证据亦不足。而且借条出具时间与实际归还利息之间的差异也经二审法院查明，林振元的该主张不能成立。3.对于落款为2015年12月5日的借条的形成时间林永祯在一、二审期间均陈述形成于2016年9月20日，幸经娥主张林永祯前后陈述不一致并无依据，林永祯在二审中对为何将还款计划作为新证据提交已做合理解释，幸经娥认为二审提交该证据系出于恶意不能成立。另外，林永祯在取得借条及还款计划后根据林振元可能涉及刑案的情况短期内起诉要求还款属正当行使自身权利，幸经娥以此为由申请再审不符合再审申请条件，不能成立。4.本案中林永祯已经通过《借条》、打款凭证、结算凭证等证据证实借款关系存在并主张归还借款，对于已付款情况应由林振元承担举证责任，林振元仅根据林永祯平安银行账户进出款项的差异主张借条内容与客观不符，没有达到举证要求，本院不予支持。幸经娥对于还款情况提出异议，亦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关于林振元已归还全部及大部分借款，只有51万元未还款与在案书面证据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5.林永祯向公安机关陈述相关情况并无不合理之处，幸经娥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6.林振元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立案侦查与本案无关联，本案审理不以刑案案件审理为依据，再审申请人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主张不成立。7.林振元在一审中已经传票传唤不能出庭，其后二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并无违法之处，林振元主张林永祯利用诉讼程序侵害其利益无证据证实。8.林振元还主张本案存在高利转贷，职业放贷等情况，但其并未提出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幸经娥、林振元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幸经娥、林振元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赵 锐审判员 周惠琼审判员 刘亚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陶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