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105行初153号原告王放，女，197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代理人舒立文（系原告爱人），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沈大路**。法定代表人李建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焕林、胡家恺，该局工作人员。原告王放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以下简称于洪分局）行政行为并赔偿一案，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放、委托代理人舒立文，被告于洪分局委托代理人张焕林、胡家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放诉称，一、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没有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实经过，没有查实本案的关键点和起始点是原告是去报案，被告不接受报警却反将原告处以强制措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进行行政拘留的事实；具以作出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证据的有效性、完整性及合法性欠缺，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主要表现在：(一）案件事实没有查清，真实的案件经过为：2019年10月5日10时50分，原告因发现私家车车门锁有明显被动过的痕迹，车内部被人非法入车操作，致使车辆无法行走而报警，但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陵西派出所民警于浩洋、贾焜等人到达案发现场后却不接警，既不了解情况也不取证，甚至连警车都没下，原告不得不拨打沈阳市公安局督察电话求助，在被告知可前往陵西派出所找所长，但到达后却未见到该所所长后，不得以前往当日值班的上述接警人员所在办公室，欲说明情况并出示证据，但于浩洋等上述四人不仅不履行接报警职责，不听原告述说案情、接受证据，还驱赶原告，原告在找不到派出所负责人、案件也得不到受理的情况下，出于气愤踢了一下该办公室的门，但门没有造成任何损坏，甚至连个鞋印都没有。就在此时，民警贾焜突然将记录仪打开，之后原告被突然冲过来的贾焜、陈泊静、邓博（事后得知陈邓二人是辅警）等人强行按住四肢并被拖拽架起；此时，原告双脚已脱离地面，辅警陈泊静将我左前臂掐得淤青，并拽着我的衣领紧紧扼住我的咽喉，在被从三楼办公室一直架着拖拽至一楼办案区的过程中，陈泊静一直用手拽着我衣领卡着我脖子，导致我呼吸困难，在我感觉快喘不上来气有生命危险时，为了能让陈泊静不紧紧扼着我的咽喉，我用手抠了一下陈泊静紧紧扼住我咽喉的那只手，我衣领的第一个扣子都被陈泊静给拽掉了。上述内容在当天的笔录及贾焜所持的记录仪、陵西派出所楼道及一楼接待处所设监控及办案区的监控中、沈阳市第二拘留所原告受伤照片中等处均有记载。(二）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1.上述情况是在陵西派出所工作人员违法不接受报警、不接受证据，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且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按住四肢、拖拽架起、左前臂掐得淤青）故意伤害原告所导致的，按《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之规定，原告的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2.被告所依照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中无论是殴打他人还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都必须是该行为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上述案件经过己经表明，原告是去报案的，是在被告当事人违法在先的情况下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保护，没有主观故意的动机和行为，被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告有主观故意行为。3.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并没有在“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本案中证据采纳部分，不是以现场的执法记录仪、陵西派出所楼道及一楼接待处所设监控及办案区监控中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是单纯以和原告有明显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员于浩洋、贾焜、陈泊静、邓博的询问笔录和所谓的现场照片作为证据，完全违反证据规则。从“沈公于（治）行罚决字（2019)6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可以看出，被告处罚的依据是：原告的笔录、民警于浩洋、贾焜、辅警陈泊静、邓博的笔录及现场照片，对上述资料认真核查，可以看出：①民警于浩洋、贾焜、辅警陈泊静、邓博正是当天出警的几个人，上述四人与原告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因为他们当天拒绝受理原告报警在先，且此前原告曾因其它案件报案没有被受理质询过他们，这四个人还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所以于浩洋等人的证言不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其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足。②连传唤证都没有的行政处罚是如何做出的？原告在现场多次询问传唤原因，要求看传唤证，均未得到回答，民警贾焜等人也没出示过任何工作证件，现场执法记录仪及办案区视频有记载。4.在做出行政处罚前，公安机关既没有书面告知快速办理的相关规定，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名确认，原告也没有承认违法事实并认错认罚，因此本案并不符合快速办理行政案件的条件，应全面立案调查核实、予以确定违法后再进行处罚。5.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在做出行政拘留处罚之前，没有告知原告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告做出行政处罚后，没有当场交给原告行政处罚书。按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被告宣告后不仅不给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索要也不给，办案区现场视频有明确记载；该决定书是在原告解除拘留后（2019年10月11日），打车前往北陵派出所索要才给的，完全是违法行为。因此，原行政拘留处罚应予以撤销。二、被告非法强制传唤原告并且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一）被告在没有告知原告原由、没有使用传唤证，没有出示工作证件，没经过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原告没表示不接受传唤或是逃避传唤的情况下，对原告采取了强制传唤，违反相关法律，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强制传唤原告属违法行为；1.被告当事人陈泊静等四人在事发现场，直接将原告腾空架起并拖拽至陵西派出所—楼办案区，既没有告知原告要接受调査，也没有使用传唤证，没有出示工作证件，原告也没表示不接受传唤或是逃避传唤，被告在违反法律条款和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对原告使用了非法的强制措施。2.原告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拖拽至陵西派出所一楼办案区过程中，一直在大声询问对我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并要求通知家人，被告置若罔闻。被告是在未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没有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救济途径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没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违反法律条款，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对原告采取的强制传唤，完全是违法行为。3.连传唤证都没有的强制措施是如何做出的？原告在现场多次询问传唤原因，要求看传唤证，均未得到回答，民警贾焜等人也没出示过任何工作证件，现场执法记录仪及办案区视频有记载。(二）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被告不仅不通知当事人家属，更有甚者，因原告从母亲家出来时说中午回去吃饭，原告70多岁、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母亲数次拨打原告电话，原告要求接电话告知母亲，被告坚决不准。直到原告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5-6个小时后，在原告的再三央求下，才得以和母亲通话告知，此处有原告和母亲的通讯记录为证。(三）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在己经违法传唤的情况下，对原告实施超过法定期限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2019年10月5日12时至10月6日凌晨3时30分到达拘留所，被告对原告实施了长达近16个小时的人身自由限制，而且是以被关在“笼子”里的形式，期间，陵西派出所还对我进行了指纹留存、血样留存、非法搜身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该条款的解读为“被传唤人到案后，应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或者在被传唤人到案时就开展询问查证，绝不能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传唤到案后，置之不理。”而事实是，原告2019年10月5日12时许被带入办案区关进“笼子”里后一直无人询问，直到9个多小时后，才有工作人员开始询问和作笔录。被告不但没有在较短时间内被及时询问查证，反之，其置之不理时间长达9个多小时，此举严重违反法律。三、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在原告已经提出行政复议并要求暂缓拘留的前提下，不给予暂缓，依然对原告进行强制拘留。(―)原告在被询问时，就向北陵派出所民警孙宇等人提出了：如果拘留要求进行行政复议并暂缓执行拘留，还提出因车祸原因身体状况不适宜立即拘留的问题，但被告不给予任何答复，不依法给予暂缓拘留，滥用职权，严重违反相关法律。(二）原告在到达拘留所后，第一时间与拘留所表达了要求进行行政复议及身体状况不适宜拘留的情况，并提出书面申请；拘留所告知己及时向被告反映；同时，原告家人在此期间多次前往办案机关——于洪区北陵派出所，提出行政复议暂缓拘留的要求，还出示了原告身体状况的医院证明，也说明可以进行担保，但被告置之不理。上述事实有沈阳市第二拘留所于2019年10月8日收到的北陵派出所回执为证。被告不准许原告行政复议并暂缓拘留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个，就是公安机关认为对被拘留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可能会发生社会危险，但此种情况应制作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送达被拘留人，才能执行行政拘留决定。被告并未给我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且对我行政复议并暂缓拘留的要求置之不理并强制执行了行政拘留，属严重违法行为。四、原告在送往拘留所前，己经被限制人身自由16个小时，按法律规定，应在拘留时间给予抵扣，原告在做笔录时就提出此问题，但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不予以抵扣，属违法行为。综上所述，被告行政处罚、强制传唤及限制人身自由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欠缺，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依法判定上述行为违法,并给予原告补偿。五、行政赔偿请求事项及理由：（一）请求事项：1.赔偿因违法拘留、违法未暂缓执行拘留、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而产生的赔偿金3488.52元。其中，违法拘留及违法未暂缓执行拘留赔偿金2856.63元；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产生的赔偿金631.89元。具体算法：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5月15日下发的通知，自2019年5月15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1)申请人被违法拘留时间为5天零6个小时（自2019年10月6日3时30分至2019年10月11日9时30分，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10月6日和7日为法定假日），故违法拘留赔偿金为(315.94+315.94*21/24)*3+315.94*3+315.94*10/24=2856.63元；(2)申请人被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时间为16小时（自2019年10月5日12时至10月6日3时30分，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10月5日为法定假日），故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产生的赔偿金为(315.94*16/24)*3=631.89元。2.赔偿因违法拘留、违法未暂缓执行拘留及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致使申请人腰椎间盘突出复发而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45329.03元。具体算法为：(1)医疗费：35291.39元其中：门诊医疗费：14841.91元，住院医疗费20449.48元；(2)护理费：7942元144.4元*55天（2019年10月11日至2019年12月4日）=7942元辽宁省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为每日144.4元(3)误工费：1895.64元315.94*6(2019年10月5日12时间至10月11日9时30分)=1895.64元；国家2018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为315.94元；(4)交通费：200元。3.赔偿因违法强制传唤、违法拘留及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等违法行为而导致申请人及家属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叁万元。具体内容为：(1)赔偿因违法拘留及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导致申请人及家属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2)赔偿因由多名男性民警对被害人身体进行架起、拖拽、扭转、限制、接触（女性)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3)赔偿因违法对申请人（女性）进行搜身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元；(4)赔偿因违法将被害人强行带入“办案区”、违法采集被害人指纹、测量身高、不同角度拍摄照片、违法采集被害人血样（被拒）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元。(二）事实和理由前文所述内容不再赘述。补充说明如下：1.原告因车祸导致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伤病，在被强行送入拘留所前，原告除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暂缓拘留执行外，还向于洪分局北陵派出所办案民警孙宇等人说明了患有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伤病的情况，并要求给予身体检查及暂缓拘留执行，孙宇在路上先是假装答应检查颈突、腰突情况，但到医院后却只是做了常规检查，并没有对上述伤病进行检查，没有给予原告暂缓拘留执行，甚至连个答复都没有就直接强行将申请人送到了拘留所；拘留期间，当申请人发现腰部剧烈疼痛后，又向拘留所管教提出行政复议暂缓拘留申请及看病治病申请，并经管教同意后正式提出书面申请，沈阳市第二拘留所也将申请材料递交到了北陵派出所，但均未得到于洪分局北陵派出所的答复。在被强行送入拘留所前，申请人己经在陵西派出所的“笼子”里待了近16个小时，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当天气温又很低（气温骤降，可查当日气象情况），10月5日当天夜里一宿未睡，10月6日凌晨3时左右去往沈阳市第二拘留所的面包车内也没有空调。在拘留所的5天零6小时中，每天有6个小时的站岗时间，除了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必须坐在硬炕上，这对于一个有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伤病的人来说，无疑是近乎致命的伤害。在上述情况下，原告的腰突复发了，以至于从拘留所走出时都难以走到大门口的距离，上述腰间盘突出复发的事实，有拘留所监控为证，拘留所的多名被拘留人员和管教也可证实。解除拘留当天，申请人就立即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有医院病历和收据为证。原告家人在得知原告的情况后，受原告委托，拿着病历、各项疾病检查报告、住院治疗记录等书面材料，于2019年10月7、8日上下午多次当面向北陵派出所办案民警恳求暂缓拘留，但北陵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却毫无人性地和申请人家人说“死不了”。正是由于北陵派出所民警孙宇等人及陵西派出所民警于浩洋、贾焜、陈泊静、邓博等人的玩忽执守、滥用职权、打击报复、渎职等失职行为，导致申请人腰椎间盘突出复发并且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产生了对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巨大损害。原告被解除拘留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借助拐杖走路。2.有关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说明：本案中，被告在歪曲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违反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强行将原告送往拘留所，并在原告提出行政复议暂缓拘留及身体病情后依然违法强制执行拘留，其行为之恶劣罄竹难书。被告为完全过错方，其不仅侵害了申请人的人身自由，还对申请人的生命健康权及精神状况进行了侵害。行政拘留会给一个人造成巨大的名誉损失，家人都跟着受累。在拘留期间，有近40名被拘留者知晓，多名工作人员知晓，经过他们的传播，将对申请人造成莫大的名誉损失。同时，被申请人的侵害手段非常恶劣，不但不接案了解案情，还驱赶被害人，并由多名男性警察暴力对待一名无辜女性，构成了对作为一名女性被害人的严重伤害，心灵和思想上造成严重后果，被害人多日晚间久久不能入睡，很多时候夜里12点后才睡着，第二天一早4点就醒了，被害人时某都处于压抑、愤怒、悲伤和痛苦之中。被害人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也一直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从未受过如此遭遇，心灵上、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比巨大的，同时，此次事件是否对被害人产生长期影响尚不知晓，这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同时，因为此次行政处罚，被害人的家属精神上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时某，我母亲只要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就会担心是不是又被抓了，还多次为此事哭泣，并要求我爱人陪我出行；我父亲一直觉得此事让他抬不起头；我爱人现在只要我出去就担心。此次违法处罚行为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被告不顾事实、不遵照法律，违反法定程序，在没有进行全面、充分审查的情况下，在主要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不足的前提下，就匆匆作出了错误的处罚决定，给原告及家属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恳请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还原告以公平正义。诉讼请求：1.判定被告“沈公于（治）行罚决字[2019]696号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行为违法，请求依法撤销该决定，并判令被告消除上述行政行为的恶劣影响，给原告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依法还原告清白；2.判定被告强制传唤原告、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基础，违反法定程序，属违法行为；3.被告非法强制传唤原告、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及行政处罚行为己经构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事实，并对原告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损害，请求判令被告按国家赔偿法赔偿原告对上述违法行为产生的（1)赔偿金3488.52元；（2)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46643.53元；（3)精神损害赔偿金40000元；4.请求法院对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陵西派出所辅警陈泊静殴打伤害原告的事实给予处罚；对北陵派出所民警孙宇滥用职权，原告提出行政复议却不予暂缓拘留的行为予以处罚；对被告的其它违法行为给予处罚；应上报、交由其它行政机关处理的，及时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于洪分局辩称，一、简要案情：2019年10月5日12时左右，在沈阳市于洪区××派出所××楼，违法行为人王放报警后无故踢踹陵西派出所305办公室门和305办公室内空气净化器，民警于浩洋、贾焜，辅警陈泊静、邓博上前制止的时候，违法行为人王放将辅警陈泊静的左手和左小臂抓伤。王放的上述行为涉嫌殴打让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对违法行为人王放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二、针对原告王放提出的起诉状答辩如下：1.原告虽然是以报警人的身份去派出所，但是在派出所报警过程当中，原告无故踢踹办公室门和空气净化器，已经严重扰乱派出所正常办公秩序，在辅警陈泊静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制止的时候还故意抓伤陈泊静，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对违法嫌疑人王放进行处理适用法律适当，因其情节相对轻微，所以对其采取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裁量合理。2.王放的违法行为发生在派出所，派出所的办公室民警、辅警可以对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使用口头传唤。3.在王放被口头传唤至派出所后，对办案单位已经对其家属进行传唤和处罚告知，王放及家属拒绝签字，该情况已经在“通（告）知记录”中注明。4.于洪分局对原告王放的传唤时间是2019年10月5日12时10分，结束传唤的时间是2019年10月6日0时，传唤时间11小时50分符合法律规定。5.于洪分局在对原告王放作出行政处罚前已经对王放进行告知，并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但是当事人王放拒不签字，该情况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已经注明。6.于洪分局在对违法嫌疑人王放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当中，并未收到王放提出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申请，因此王放的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条件。7.于洪分局对违法嫌疑人王放的处理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不予行政赔偿。三、综合答辩意见：该案件经过沈阳市公安局复议维持后，王放将于洪分局一并诉讼至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洪公安局已经向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交答辩意见，并将证据材料交至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洪分局对违法嫌疑人王放殴打他人案件的处理，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另，本案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经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裁定，裁定内容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在上诉期内进行上诉，现在案件在中法审理中。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6日，被告于洪分局作出沈公于（治）行罚决字[2019]6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10月5日12时左右，在沈阳市于洪区××派出所××楼，王放报警后无故踢陵西派出所305办公室门和305办公室内空气净化器，在办公室民警于浩洋、贾焜。辅警陈泊静、邓博上前制止的时候还将辅警陈泊静的左手和左小臂抓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王放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王放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9年12月4日向沈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沈阳市公安局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沈公行复字[2019]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沈公于（治）行罚决字[2019]6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另查，王放不服沈阳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以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为被告，于2020年3月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定被告沈公于（治）行罚决字[2019]6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沈公行复字[2019]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请求依法撤销上述二项决定，并判令被告消除上述行政行为的恶劣影响，给原告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依法还原告清白；2.行政处罚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事实，并对原告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损害，请求判令被告按国家赔偿法赔偿原告对上述违法行为产生的（1）赔偿金3488.52元；（2）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63247.79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7日受理了该案。2020年7月27日，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192行初168号行政裁定书，以王放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王放起诉。王放不服该裁定，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辽01行终1126号行政裁定书，撤销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92行初168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再查，原告王放向本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开庭审理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起诉状，称该起诉状才是原告向本院立案时提交的真实的起诉状。该份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为：“1.判定被告强制传唤原告、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基础，违反法定程序，属违法行为；1.被告非法强制传唤原告、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及行政处罚行为己经构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事实，并对原告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损害，请求判令被告按国家赔偿法赔偿原告对上述违法行为产生的（1)赔偿金631.89元；（2)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45329.03元；（3)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3.请求法院对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陵西派出所辅警陈泊静殴打伤害原告的事实给予处罚；对北陵派出所民警孙宇滥用职权，原告提出行政复议却不予暂缓拘留的行为予以处罚；对被告的其它违法行为给予处罚；应上报、交由其它行政机关处理的，及时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判令被告承诉讼费用。”经核对，该起诉状中的诉请请求，在本案开庭审理时依据的原告在立案时提交的起诉状全部都有体现（除了赔偿数额有变化），即便按照原告后提交的起诉状，本案在审理时也没有遗漏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有关沈公于（治）行罚决字[2019]6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已经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关于原告提出于洪分局对其强制传唤和限制人身自由及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于洪分局在2019年10月5日直到2019年10月6日作出处罚决定前，对王放作出的行政行为，都属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的过程性行政行为，应在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合法性审查时予以一并审查。关于原告要求追究相关辅警、民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鉴于原告在向本院提起诉讼前，已经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以及相关赔偿事宜，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故原告向本院提起的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放的起诉。本案诉讼费50元，退回原告王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洪艳丽人民陪审员  邵小桐人民陪审员  李宇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徐鸿恩书记员裴莹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