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25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金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敏。 原审第三人：薛雷明。 上诉人吴金萍因与被上诉人刘敏、原审第三人薛雷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20）晋088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金萍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裁定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敏的一审诉讼请求；二、请求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敏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定：原告刘敏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请求判令被告吴金萍返还占有原告的49900元。从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吴金萍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接受原告刘敏转账的行为没有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规定，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49900元。遂判定：被告吴金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刘敏499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为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3.80元。由被告吴金萍负担。以上判决严重违背了事实与法律，因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我根本不认识被上诉人刘敏，我也根本未向刘敏借分文。2017年初我在辽宁省大连市结识了在大连开饭店的第三人薛雷明，近两年薛雷明因为做生意几次急需用钱，先后共向我借款36000元（当时有借条），2018年3月22日薛雷明又向我借款5000元，薛雷明共计向我借了41000元。之后我向薛雷明催要欠款时，薛雷明一直以经济紧张为由推诿。2018年4月17日，薛雷明向他老乡加朋友刘敏（本案原告）借了50000元，并让被上诉人刘敏将50000元直接汇给我，以视还账。2018年4月17日我确认薛雷明让刘敏替还的50000元到账后，薛雷明于2018年4月23日即给刘敏出具了50000元借条（借条，今借到刘敏现金伍万元整，薛雷明，2018年4月23日。因5万元超过债务数额，我从刘敏替还的50000元中（实际是49900元）多收了8900元，遂与2018年4月17日分两次退还给薛雷明，至此，第三人薛雷明和我清结了此前的全部债务。之后，刘敏向薛雷明讨要其所出借的50000元，因讨要不着，随与薛雷明合谋将我和薛雷明一并告上法庭，诉状中刘敏称：2018年4月23日两被告因经营生意向原告提出借款，由被告薛雷明向原告出具了借据，即“借条，今借到刘敏现金五万元整，薛雷明，2018年4月23日”，此款汇入被告吴金萍账户。从刘敏的主张上足以看出，当时出借5万元时是有口头合约，并由薛雷明出写了借条，形成的是借贷关系，基于刘敏的主张，足以说明刘敏汇出5万元绝不是没有缘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援引《民法总则》122条，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实属错误援引法律，故意错用法律去判定错误的事实。现时，被上诉人刘敏再次以同一事实向我提出“不当得利”的诉求，纯属滥用诉权。在这同一个事实中，我与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借贷之债，更不存在不当得利之债，被上诉人更不能违法的一债两设。被上诉人刘敏凭借着是永济人，与永济法院有关系，一而再，再而三的缠诉，我实在无力到庭应诉，更无钱雇佣代理人，故一审时我只好向一审法院递交了答辩状，并递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明知5万元债权凭证是第三人薛雷明所出，此借款主体、客体和内容十分清楚，初审时，被上诉人在诉状中也称是第三人薛雷明为做生意向其借款5万元，此借款显然不能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定要件。然而一审法院却肆意判定让无辜的我承担5万元债务，其判明显是违背了事实与法律，实属滥诉滥判的错案!为此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判定我的上诉请求成立。 被上诉人刘敏答辩称：一、正是基于上诉人与答辩人不认识，上诉人未向答辩人提出借款请求，答辩人与上诉人才没有形成借贷关系。在没有形成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答辩人将本案所涉款项汇入上诉人的账户由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占有该款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为此一审法院按照不当得利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二、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薛雷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的不当得利纠纷无任何关联性。况第三人对上诉人诉称的他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否认，上诉人再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的辩称意见是合理的、正确的。三、第三人薛雷明向答辩人出具了借据，但是答辩人未将借据上所涉的款项交付于第三人。原审时答辩人将上诉人及第三人共同列为被告是为了实现自己债权的一种诉讼技巧而已，若答辩人原审时直接将上诉人列为被告，在上诉人没有向答辩人出具借据、仅有转账凭证的情况下答辩人生怕自己的诉求得不到法院支持才出现了原审记载“2018年4月23日两被告因经营生意向原告提出借款…”的现象。四、答辩人与第三人没有共同合谋，答辩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寻求司法救济的。通过先前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二审，是上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百般抵赖，导致如此局面，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无理的狡辩才是引起本案从2018年到现在未得到解决的祸源。答辩人是永济人，但是答辩人与永济市人民法院的法官并无任何利害关系，答辩人是引用自己的事实及证据来向法院主张权益的，根本不是凭借什么人际关系，认为答辩人与一审法院法官存在人际关系只是上诉人一种臆想。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即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刘敏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占有原告的499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4月23日至清偿完毕为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7日，原告刘敏通过自己的账户向被告吴金萍转款共计499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敏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请求判令被告吴金萍返还占有原告的49900元。从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吴金萍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接受原告刘敏转账的行为没有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规定，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49900元。关于利息，原告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时还应包括原物所生的孳息，孳息即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原告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规定，被告吴金萍应自2018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6%承担利息，计至付清时日止。被告吴金萍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吴金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刘敏499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为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3.80元，由被告吴金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2018年9月26日民事起诉状一份和本院（2019）晋08民终236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上诉人吴金萍和被上诉人刘敏之前因合同之债或侵权之债均被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被上诉人刘敏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365号民事裁定书第七页在二审法院当时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够充分，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法庭没有做实体处理，这次按照不当得利起诉，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被上诉人薛雷明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一审判决是否正确。上诉人认为薛雷明欠吴金萍4万多，吴金萍是接收薛雷明的委托收到刘敏的转账款49900元，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薛雷明向其出具的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没有提供薛雷明向其出具的委托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的薛雷明与其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没有反诉，故在本案中不宜处理。应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7.5元，由上诉人吴金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山平 审判员  毛松伟 审判员  淮 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牛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