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云旋，男，198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英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煜，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中双，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志坚，男，198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风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蚬涌村番禺大道北自编**之—101铺。法定代表人：伍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瑞嫦，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展，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云旋因与被上诉人郑志坚、东风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4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付云旋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中双，被上诉人东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瑞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郑志坚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院依法向其发出公告，现公告期、举证期、答辩期均已届满，被上诉人郑志坚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云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东风公司返还付云旋购车款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郑志坚对购车款1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案件诉讼费用由郑志坚、东风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结合两次交易习惯和付款方式，付云旋有理由确信郑志坚有权代东风公司收取购车款，其行为是职务行为。1.郑志坚虽然自己开设物流公司，从事汽车运输业务，但同时又是东风公司的销售代理人，并一直以东风公司名义对外推荐、销售汽车。东风公司与付云旋签订的第一份购车合同，清楚列明郑志坚是东风公司的代理人，该合同是东风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并加盖了东风公司的公章。2.郑志坚一直以东风公司的名义向付云旋推荐第一台货车，付云旋最终也是与东风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在付云旋购买第一台车后，郑志坚继续向付云旋推荐第二台货车，并将东风公司的车辆图片、车底盘号及分期贷款等资讯发送给付云旋，付云旋完全有理由相信其是为东风公司销售汽车。3.购买第一台车时，付云旋先是于2018年2月28日通过微信向郑志坚转账5000元，接着于2018年3月2日到东风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并支付购车款5.5万元。虽然购车合同约定3日结清尾款及不得向个人支付购车款，但付云旋分别于2018年4月17日、4月25日、5月3日按郑志坚的要求，向郑志坚支付购车款5万元、2万元、3万元、3万元。在付清全部19万元购车款后，东风公司向付云旋交付了购车合同，且从未就付云旋向郑志坚支付购车款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4.付云旋向郑志坚支付第二台车的购车款，是紧接第一台车的连续过程，付云旋完全有理由相信郑志坚有权继续代东风公司收款。5.东风公司称，郑志坚因私自侵吞付云旋支付的第二台车辆购车款而涉嫌职务侵占，已被番禺公安机关抓获，该事实证明郑志坚收取付云旋购车款是代表东风公司的职务行为，东风公司对付云旋的购车款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郑志坚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东风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在付云旋购置第一台、第二台车辆的连续过程中，东风公司确认郑志坚的代理人身份，且对第一台车辆购置过程中的付款方式等行为不存任何异议，付云旋完全有理由继续按该方式支付第二台车辆的货款，东风公司应对郑志坚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郑志坚未陈述答辩意见。东风公司辩称，（一）虽然郑志坚在本案纠纷发生时是东风公司的销售员，但销售员的职责仅为代表东风公司对外销售汽车，并不能代表东风公司收取客户款项。（二）付云旋在购买第一辆车时，双方签订了《东风商用车购销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付云旋清楚知道郑志坚无权代表东风公司收取客户款项。（三）付云旋向郑志坚支付购车款并不构成善意。从主观上来说，付云旋明知道东风公司禁止任何个人代公司收款。从客观上来说，付云旋购买第一辆车时，其在支付了购车定金后不久就到东风公司销售现场与东风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办理购车手续。在购买第二辆车时，付云旋在2018年6月5日至11月19日多次把购车款支付给郑志坚，却从没到东风公司的销售现场要求签订书面合同，也没要求东风公司开具收据。直至2019年3月1日，因无法联系上郑志坚，付云旋才到东风公司反映上述情况并要求东风公司退款。由此可见，付云旋存在重大过错，并不构成善意。综上所述，付云旋要求东风公司退还10万元购车款及利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付云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云旋与东风公司之间关于底盘号为J10027294的东风牌货车买卖关系；2.郑志坚、东风公司连带返还付云旋的购车款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20日起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3.案件诉讼费用由郑志坚、东风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志坚是力天世纪物流发展（广州）有限公司【2017年12月成立，原名：力天世纪（广州）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付云旋与郑志坚相识，二人曾合作运输业务。郑志坚又是东风公司的销售人员。2018年2月，付云旋因需购买一台东风货车联系郑志坚，并于2月28日通过微信向郑志坚支付购车订金0.5万元。2018年3月2日，付云旋到东风公司的经营场所与该公司签订《东风商用车购销合同》（付云旋为合同乙方，东风公司为合同甲方，郑志坚为甲方代理人，合同有付云旋和郑志坚签名以及东风公司盖章），约定：乙方以19万元的价格向甲方购买东风牌货车一辆，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支付6万元，验收车辆合格后3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车款；双方认可的现款结算方式为现金或电汇，乙方应将向甲方支付货款直接电汇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到甲方财务室交付现金，甲方公司严禁以个人名义代收现金或车款，乙方擅自采取其他方式付款所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均由乙方承担。合同签订后，付云旋于2018年4月17日、4月25日、5月3日先后通过微信向郑志坚支付购车款5万元、2万元、3万元。郑志坚将收到的订金及购车款交付东风公司。付云旋自行向东风公司付清了除支付给郑志坚10.5万元外的其余车款。后付云旋提车，并将该车挂靠在力天世纪物流发展（广州）有限公司名下。2018年5月，付云旋与郑志坚沟通首付加贷款的方式购买第二辆东风货车。付云旋分别于2018年6月5日、6月21日、6月22日、7月15日、7月19日、8月7日、11月19日通过微信向郑志坚支付购车款1万元、1.95万元、0.05万元、2万元、1万元、2万元、1万元。2018年11月20日，付云旋又向郑志坚支付现金1万元。郑志坚当日出具《收款证明》给付云旋，内容为：“今收到客户付云旋购车款90000元，首付余款10000元，总价220000元，贷款120000元”。其后，郑志坚未安排付云旋签订合同或提车，也未退款，后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付云旋向东风公司要求退款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在于：郑志坚是否有权代东风公司收取付云旋购车款，东风公司是否应承担退款责任。郑志坚虽然是东风公司的销售人员，但不意味其必然有权代表东风公司收款。郑志坚未持有东风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印章或收据，付云旋在签订合同时仍需至东风公司的经营地点、由该公司在买卖合同上加盖公章，并将部分款项支付给该公司。付云旋与东风公司就第一辆车签订的《东风商用车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应将向甲方支付货款直接电汇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到甲方财务室交付现金，甲方公司严禁以个人名义代收现金或车款，乙方擅自采取其他方式付款所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均由乙方承担”。可见郑志坚无权代表东风公司收款。付云旋作为购车人应注意到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合同付款条款。付云旋在明知或应当知道郑志坚无权代收款的情况下，仍将第二部车的购车款支付给郑志坚，不构成善意。另外，付云旋与郑志坚之间有合作关系和车辆挂靠关系，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提到了借款、周转等，故不排除付云旋付款给郑志坚系基于上述关系。综上所述，郑志坚收取付云旋第二部车购车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系代东风公司收款，东风公司事后也未追认，故郑志坚无权代表行为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付云旋提出解除合同、东风公司退还10万元购车款及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付云旋要求郑志坚返还购车款1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中利息应从付云旋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郑志坚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郑志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付云旋返还款项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付云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付云旋负担46元、郑志坚负担2294元。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付云旋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9日，郑志坚将东风公司的收款账号发给了付云旋，并说：“如果你不想打过来给我，你打到我公司吧！”2018年5月3日，郑志坚问：“还要车吗？”“要不合伙买车来做，我负责找司机。”2018年6月14日，郑志坚说：“你之前交了一万订金，今日先凑4万，交够一半先把，那边金融公司批了，你不处理也不好。”6月17日说：“你转款过来吧！我转过去金融公司。”之后，付云旋于2018年6月21日向郑志坚转账1.95万元。2018年7月23日，郑志坚说：“有没有钱了，再转一万过来，我自己都急用啊。”之后，付云旋于8月7日转账1万元给郑志坚。2018年11月19日，郑志坚说：“转1万给我先，明天还你。”之后，付云旋当日转账1万给郑志坚。付云旋称，因无法联系郑志坚，付云旋在2019年2月左右找东风公司退款。东风公司称，付云旋是在2019年3月1日才就第二次购车事宜找东风公司沟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付云旋要求东风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的依据是否充分。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付云旋要求东风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的主要依据是郑志坚收取款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从现有证据来看，付云旋的主张并不成立，主要理由为：第一，郑志坚虽然是东风公司的销售员，但同时自己经营有物流公司，且与付云旋曾合作过运输业务，二人存在经济往来，郑志坚的身份具有多重性。第二，第一次购车时，付云旋在支付定金后不久便签署了《东风商用车购销合同》，该合同明确载明购车款应当直接支付给东风公司，即销售人员无权收取公司的购车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郑志坚也已经将东风公司的银行账号发送给了付云旋，但付云旋依然选择将购车款支付给郑志坚，相信郑志坚会将购车款转交给东风公司，故付云旋理应自行承担转交过程中的风险。第三，从付云旋陈述的第二次购车过程来看，第一笔款项于2018年6月5日支付，最后一笔款项于2018年11月20日支付，首付款支付时间持续五个多月。最大一笔款项金额为2万元，最小一笔款项金额仅为500元。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该种支付购车首期款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交易习惯。付云旋在2018年6月5日支付第一笔款项后，迟至2019年2、3月左右才找到东风公司协商解决第二次购车事宜，而第一次购车时，付云旋在支付定金后两天便同东风公司签署了《东风商用车购销合同》。第四，付云旋与郑志坚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3日，郑志坚问：“还要车吗？”“要不合伙买车来做，我负责找司机。”付云旋于2018年6月21日向郑志坚转账1.95万元之前，郑志坚在6月17日发微信称：“你转款过来吧！我转过去金融公司。”付云旋于2018年8月7日转账1万元给郑志坚之前，郑志坚发微信称：“有没有钱了，再转一万过来，我自己都急用啊。”而对于2018年11月19日的1万元，郑志坚在付云旋转账之前说：“转1万给我先，明天还你。”结合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善意的第三人，难以相信郑志坚是在代东风公司收取购车款。综上所述，付云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上诉人付云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