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9民初11542号原告：吴某胜，男，汉族，1969年4月17日生，身份证住址：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骧，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太禾时代（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荣路联建科技工业园厂房**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RY0U3H。法定代表人：李某。被告二：李某，女，汉族，1966年7月1日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思，广东银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婉莹，广东银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姚某辉，男，汉族，1970年11月19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告四：刘某，男，汉族，1964年2月5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告三、被告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湘，广东银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被告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广东银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吴某胜诉被告太禾时代（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李某、姚某辉、刘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骧、王颖，被告太禾时代（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李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思、钱婉莹，被告姚某辉、刘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湘、黄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一立即偿还原告投资款250000元及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5月5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共27576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两项合计：277576元。2.被告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3.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被告一公司于2017年1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50万元，成立之初原告投资5万元入股，占有被告一公司3.33%的股份。应被告公司运营期间的需求，原告于2017年4月21日及2017年5月5日分别向公司账户投入资金10万元、15万元，即原告增加投资25万元，对此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7月16日，原告与被告一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李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告占有被告一公司的3.33%的股权作价25万元转让给李某。股权转让后至今，被告一一直未偿还原告在公司运营期间增加投入的25万元。原告向被告一公司增加投资25万元款项的事实存在，被告一应返还原告增加投入的金额。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现为被告一股东，均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应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太禾时代（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其向被告一主张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与被告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将其享有的被告一处的股权予以转让，并于同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将其享有的所有股权进行转让后，其不再是被告一的股东，即便此前存在投资款，其权利主体也是股权受让人即被告二，与原告无关。原告向被告一主张返还投资款，属于主体不适格，亦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兼具被告一原始股东、发起人、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等多重身份，实际上亦掌控被告一的公章，有权利亦有能力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原告2017年向被告一转入25万元之前，原告未召开决定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在转入款项后，原告亦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为投资款或增资扩股款。三、退一步讲，即便原告所投入的款项为投资款，但原告所主张的投资款实际上与股权转让款为同一笔款项，其所享有的投资款已经转化为出让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原告再向被告一主张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客观实际。1、根据股权概括性转让原则，转让方将自己享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的同时，也将自己享有的股东地位或资格、投资对应的权益等，以及由该地位或资格决定的其应承担的义务等，一并转移给受让人。结合本案，原告将其持有被告一的股权以25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即向被告一进行的投资产生的权益亦一并转让给被告二，原告所主张的投资款实际上就是受让方应当支付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2、本案所涉的投资款与股权转让款均为25万元，双方于2019年7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仅约定转让对价为1000元人民币，同时又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价为24.9万元的事实，同时约定支付条件为被告一产生盈利时支付。另于同一天签订的《承诺书及担保函》，亦约定原告投入的25万元用于公司股份投入和公司日常运营，付款条件同样为被告一产生盈利。据此，亦可以侧面印证原告所主张的投资款实际上是与股权转让款为同一笔之事实。综上，本案实际是股权转让款支付之争议，而被告一并非是股权受让方，亦非转让方，且付款条件未成就，原告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李某答辩称：被告二已经受让原告在被告一处的股权，并且双方在转让时并未对股权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排除或者保留，即便原告依据原股权享有所谓的投资款，也应当在股权转让时一并转让给受让方即被告二，即便有相应的权利也应当由被告二行使。被告姚某辉、刘某共同答辩称：一、被告三、被告四作为被告一公司后续加入的新股东，对于原告主张的25万元投资款毫不知情，也与新股东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三和被告四于2019年7月29日受让被告二的股份相应成为公司的股东，原告主张的投资款是在此之前发生的争议，与被告三和被告四始终无关。二、本案原告请求被告一返还25万元投资款的请求基础不存在；对于股权已经转让出去的原股东，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主张所谓的投资款；原告主张的款项实际上是股权转让之后的对价，即被告二应当支付的25万元股权转让款。即本案实际上是原告与被告二私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不应当将公司作为被告，更不应当将无辜的被告三和被告四列入到此案中来，原告是一种典型的滥诉行为。三、由于原告主张的该笔款项实际为股权转让的对价款，根据协议和承诺的约定，按照目前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支付条件并未成就。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和《承诺书及担保函》约定可看出，原告获得股权对价款25万元的前提为公司盈利。现根据公司的审计报告可以看出，公司始终处于亏损状态，并未实现盈利，因此，并不满足支付款项的条件。四、退一步讲，即使公司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三、被告四认缴出资时间也并未到期，目前也不属于加速到期的情形。五、该笔25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告主张的相关利息的请求，均无事实及法需依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及担保函》可以看出，各方对于该笔款项均未约定利息，也并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日期，即原告主张的付款条件并不成就，不存在资金占用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被告一为成立于2017年1月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其中原告持股3.33%，被告二持股44.33%。2019年7月16日，被告一股东变更为被告二持股100%。2019年7月29日，被告一股东变更为被告二出资97.5万元，持股65%，被告三出资25.5万元，持股17%，被告四出资27万元，持股18%。庭审中，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均认可原告已实缴出资5万元。原告于2017年1月21日向被告一转账10万元，备注“入股股本金”。原告于2017年5月5日向被告一转账15万元，备注“入股款”。2019年7月11日，被告一、案外人康清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及担保函》，保证：1.承认原告将25万元用于公司股份投入和公司日常运营；2.双方达成共识，在被告一盈利的基础上，逐步或一次性的退还原告的股份投入和日常运营所占用的25万元；3.公司实际控制人康清自愿担保上述债务。被告二作为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被告一公章。2019年7月16日，原告（转让方）与被告二（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1.原告愿将其占有被告一3.33%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二，原告已投资5万元，以0.1万元转让给被告二。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被告二应于被告一在实现盈利且盈利金额足以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款逐次或一次性支付至原告指定账户。3.本协议经双方签订后生效。同日，原告与被告二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除原签署原告占有被告一3.33%股权转让给被告二的协议股权转让款1000元支付给原告外，被告二还应向原告支付公司股权转让款249000元。2.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满足生效条件之日起，被告二在经营被告一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将原告补充协议的股权转让款逐次或一次性支付到原告指定账户。深圳兰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太禾时代（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2019年7月至2020年8月）载明，《利润表》中净利润为-83923.4元。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及担保函》、《关于太禾时代（深圳）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转让凭证、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以股东出资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变更本案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一之间是否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向被告一出借25万元。被告一、被告二主张被告二在受让原告股权时被告一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股权转让款作价25万元是将原告对被告一所享有的25万元的权利一并转让。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于2017年向被告一转账时，备注内容均为入股款，并非借款，可见原告向被告一转账时并未与被告一达成借款的合意。其次，被告一在《承诺书及担保函》确认与原告达成共识“在被告一盈利的基础上，逐步或一次性的退还原告的股份投入和日常运营所占用的25万元”。即如果被告一未实现盈利，则退还25万元条件不成就。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原告与被告一的上述约定与借款合同的特征不相符合。再次，原告向被告二转让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仅为1000元，但同日原告与被告二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二还应支付249000元股权转让款，在经营被告一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将补充协议的股权转让款逐次或一次性支付到原告指定账户。结合各方签署上述文件的经过以及内容，本院采信被告主张，原告向被告二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与《承诺书及担保函》确认退还原告的25万元之间存在关联。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一之间为借款合同关系，原告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某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32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  嘉  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  梦  蕾书记员 毛帅雄(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