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4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3年10月21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现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林，山西杜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0210172665。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誉澄，山西杜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55年3月13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男，1953年10月13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本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英，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199910814098。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星雅，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4,女，1950年4月19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5,女，1956年8月11日生，汉族，太原市居民，住太原市杏花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兰（系张某5之妹），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巧兰，女，1966年4月13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6,女，1963年4月14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7,女，1951年12月27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本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8,女，1956年10月26号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9，女，1958年2月4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万**（系张某9之子），住榆次区。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与被上诉人张某4、张某5、张巧兰、张某6、张某7、张某8、张某9继承纠纷一案，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7）晋0702民初4330号民事判决，张某1、张某2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晋07民终289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20）晋0702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张某1、张某2、张某3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1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书表述错误，应为第一项）;2.撤销原判决第三项（判决书错误表述，应为第二项）、第四项（判决书错误表述,应为第三项）依法对重新确定涉案的遗产范围，先进行析产然后继承，对补偿款过渡费、奖励重新分配；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房屋为遗产超越权限，且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错误的。1.一审认定涉案的1.××8亩土宅基地上15间房屋中只有3间为张振江的遗产份额是错误的，据此进行析产和遗产继承是错误的。首先,涉案的房屋及宅基地未办理产权登记，无有效的产权证明确定房屋的归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六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主体应当是县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不动产登记条例》规定，确定房屋产权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无权确定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物权。在政府部门未对有争议的房屋、土地进行确权之前,人民法院无权越俎代苞对诉争的涉案土地房产进行确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权利人应当以登记为准。人民法院在政府对涉案宅基地及房屋产权进行确权登记的情况下，越权确权并进行遗产继承是于法无据的。其次,涉案的房屋根据历史档案记载1952年确权时是四人共有,如何确定四人共有人？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十条规定:“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分配土地和房产的只能是本村的农民，而张某3的父亲在当时是太原的工人，母亲是晋华纺织厂的工人，他们是不具备分配土地及房产的条件的，他们当时不在农村生产、生活。因此，他们在村里没有耕地。据此可以推断房产证上的四人只能是上诉人父母和爷爷奶奶四人,因此,涉案的房屋产权首次确权时与张振基无关，没有其份额。在1952年确权之后,产权人并未对房屋产权作出过处分，随着所有人的死亡，该房屋作为遗产，只存在继承的法律事实。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振基除继承的方式以外的形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因此，张振基充其量可以继承张金羊夫妇遗产中的三分之一而已。张某3提供的房屋产证上署名张振基、张玉花完全是虚假的,与客观情况当时的法律严重不符的，是不能做为定案的依据使用的。2.一审判决认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引用的内容是拼凑的，是不准确的，是对文件精神的曲解和错误运用。一审判决引用的是原榆次市政府发布的市政发（85）第6号文件《关于清理农村宅基地发放使用证的规定》,判决表述:其中载明“历史上颁发的房窑土地证及其他契约、证件均不再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依据，重新丈量分发宅基地证。以居民目前居住现状实际占地为根据进行丈量”。但是85年第6号文件并不是《关于清理农村宅基地发放使用证的规定》，《关于清理农村宅基地发放使用证的规定》是第046号文件;且判决引用的内容是《关于清理农村宅基地发放使用证的规定》第一条的最后一句和第五条第1款第一句话进行拼凑而成的。第一条最后一句的内容是宅基地证发放后,历史上颁发的房窑土地证及其他契约、证件不再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依据。第五条的内容是对农村宅基地清理丈量原则和办法的规定,丈量办法的第1条规定的全部内容为:“以居民目前居住现状实际占地为根据进行丈量，按房屋、院墙的外径计算占地面积（无院墙者按本村规划和标准确定）。原有的旧文书、土改时的土地证和其他的标志已失去法律效力，一律不作为丈量依据。”根据本条规定，以目前居住现状和实际占地为根据进行丈量，而不是依目前居住现状和实际占地进行确权。这是确定面积的规定，而不是确定权属的规定。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这个逻辑，谁居住归谁所有,那么出租的房屋是不是就归承租人所有了呢？显然不可能的。而且第一条明确规定，是在宅基地证发放以后，历史上颁发的房窑土地证及其他契约、证件不再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依据。但本案的宅基地证并未发放，那么涉案的证据原有的1952年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就是有效的,不可否认的,法院是不能绕过该证直接进行确定房屋土地权属的。（二）一审判决以房屋的间数做为遗产分配的比例是错误的,本案的拆迁补偿是以土地面积为补偿依据的，以房屋间数,而不是以面积为计算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三）张某3已经拿走了父亲土地补偿款9万多元,村里房屋的拆迁款80多万元，拿走了母亲张玉花的离休工资每月5000元，以及将母亲的榆次城区的房屋非法据为己有,以上价值几百万元这本应是兄弟姐妹的共同财产，应在此次处理时，进行追回并分割。（四）原审未将张玉花的房产及工资等认定为遗产进行分配，是对张某3的偏袒,张某3实际占有了母亲张玉花的房产和离休期间的工资性存款。这个举证责任在张某3，但一审判决却以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为由驳回了上诉人要求继承相应遗产的权利。（五）一审认定张某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是错误的，张玉花自己有工资，而且其他继承人同样也付出进行赡养，没有证据证明张某3比其他子女付出更多,包括死后的丧葬过程中的费用由上诉人承担,迁坟地的费用也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理应分得更多的遗产才对。张某3尽义务也是应当的，他接了张玉花的班，成为有工作的城市人，占了张玉花的房产，难道他不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将涉案宅基地及房屋产权进行确是与历史事实相矛盾的，一审法院对诉争的房屋及土地的权属是无确定权利的，在没有政府部门确权登记的情况下,法院无权认定房屋产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并进行遗产分割，不论判决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均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人认为，涉案18间房屋应先析产，即3间是张振江的遗产，由上诉人继承。15间进行析产其中7.5间系张振江夫妇的遗产，由上诉人继承，另外7.5间系张金羊夫妇的遗产，三个子女进行继承，上诉人父亲张振江分得三分之一即2.5间，由上诉人继承。另外三分之一由张振基继承、三分之一由张振云继承。综上所述，上诉人应继承涉案院落内的房屋共13间，张某3兄弟姐妹们继承2.5间，张某6等三人继承2.5间。同样根据上述继承份额对应的占有土地的比例，对政府此次拆迁给予的相应的补偿、奖励、进行分配。过渡费按照实控人进行分配，经营性补偿归上诉人所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和基础上依法改判。张某3辩称，第一，一审认定涉案宅基地及房屋为遗产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因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登记。根据郭家堡乡政府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书、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2）法行判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晋中中法行终字第01号通知书、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晋中行再终字第02号行政判决书，能够证明1986年榆次市政府换发宅基地使用证时，因张振基和邻居张守福之间就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均未给双方换发新证，印证了涉案宅基地未发新政的原因及宅基地实际系张振基、张玉花所有的事实。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或人民法院已依法处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按处理决定确定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因此，人民法院有权就之前的判决书确认涉案宅基地及地上所建房屋为张振基、张玉花所有，并将其确定为二人的遗产。第二，涉案宅基地及房屋是仅属于张振基夫妇所有的。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已确认1952年土地所有权证明所记载的15间房不包括他继承张振江的上西房3间，我方提供的土地证明已标明四口人是张金羊夫妇和张振基夫妇，且张振江从小就已过继并继承了老人的全部财产，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证，因此，1952年的土地所有权证明所记载的宅基地及其上的15间房屋现在应完全归属于张振基夫妇。我国继承法于1985年颁布实施，根据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张金羊夫妇先后于1964、1965年去世，其后涉案宅基地及房屋即由张振基夫妇占有使用，被上诉人张巧兰等人若要主张权利应当及时主张，而张振基夫妇已在该宅基地及房屋内生活了将近50年，早已不存在重新析产的问题，因此，涉案宅基地及房屋现在完全归属于张振基夫妇所有。第三，一审是按面积划分遗产的，并无不当。根据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我们了解到该宅基地属于不规则形状，一审提及房屋问题只是为了确认1.××8亩所覆盖的范围，并且最后判决是以面积进行的遗产划分，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第四，上诉人已经过继并无权利对张振基夫妇遗产的划分提出质疑，上诉人自小就过继到张振江夫妇名下，并继承了二人的遗产，在法律上都已不再是张振基夫妇的儿子，并无法继承二人的遗产，对于一审中法院对于张某3等人的遗产划分，上诉人并无继承权从而也无权对一审法院的划分情况进行质疑。张某2、张巧兰、张某6辩称，认可张某1上诉意见。张某4辩称，张振基与我父亲1950年至1957年在西山矿务局上班，之后张振基回来在蔬菜公司上班，认可张某1上诉意见。张某5未作答辩。张某7辩称，第一，当事人双方都认为1952年榆次县政府所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合法有效的，是诉争房产的依据，那么焦点就在于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记载的张金羊等4人是谁，那么土地房产就应该归谁。1.根据1952年榆次县政府所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档案局所查，所有的证都分为县存、村存、个人存3张，全都相吻合。县存档案中每户都是以户主名等几人，而个人存却全写有等几人的名字，如编号31760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县存档案为张金羊等4人，村存档案也一样，个人存档案中却写有张金羊、高仁秀、张振基、张玉花4人，而编号为31770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同样写明，县存、村存为张振江等3人，个人存应为张振江，刘小妮、张引弟三人，望张某1出具你的县存、村存、个人存31770证件加以印证。2.张振江从小已过继给他人，所以张振江的土地财产与亲生父母财产在1952年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时已经划分很清楚。张金羊的31760四人，与张振江的31770三人。而且31760与31770各自证上标明各自的土地、房产、坟地，张金羊、张振基祖坟在洞头地，张振江、张某1的祖坟在王坡儿。2014年国家征用土地时，张某1在王坡儿迁祖坟20个，每个坟头3000元，张某1独领6万元，这也加以印证张金羊与张振江是独立的两户人家，我爷爷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张振江一口饭，张振江也没有给我爷爷奶奶上过一回坟。3.张某1称张振基在太原上班，张玉花在晋华上班，系市民户口，不应分的土地、房产，我父亲在太原干过没几天就回来了，一直在家务农。蔬菜公司是临时工，户口一直在村里。我妈在晋华上班，户口后来变成城市户口。张某1找的证人也证明此事，郭家堡乡1963年才建立的户口档案，当时不存在市民、农民之分，我爷爷奶奶及父亲母亲一生都居住在涉案房产院内，从未离开过。有源涡村老书记高臭山作证，我和弟弟妹妹也一直生长在这个院里。4.张某1所称张某3所呈个人存档是假证，希望法院予以鉴定，以辨真假，同时也望张某1出具所谓的真的证件加以印证。5.1952年土改时，政府也不可能给张振江发两个证，有31770还有31760两份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同时，张振基从解放前到病故一直住在该院落，政府不可能不给其发放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所以31760所写证的张金羊、高仁秀、张振基、张玉花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真实可信的。该遗产相应应由张振基、张玉花子女5人继承。第二，张某3、张某1都认可的涉案房产1.××8亩房屋15间，不包括上西房3间，加上西房3间，一共18间，15间房屋面积已够1.××8亩，再加上西房3间就超出去了，所以涉案房产为张金羊、高仁秀、张振基、张玉花独有，与张振江没有任何关系，西方一溜包括上西房3间属于张振江所有，与涉案房产无任何关系，所涉及各项补偿是基于该院落1.××8亩所得，没有房产何来补偿？故张某1想分房产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张某1所领过渡费应予退还。张某8辩称，2017年拆迁时，张某1去档案局拿上我家的31760号房产证复印件去大队签的拆迁协议。签了以后领第二次过渡费，张某1又领了12万多元，张某1与大队的关系好，因为本案张某1把我打了，我还住了医院，不认可张某1上诉的全部事实。张某9辩称，不认可张某1上诉的全部事实。从我记事起，张振基住正房，张振江住西房，张振基去世张某1并未参加。上诉人张某2上诉请求及理由均同张某1。张某1辩称，同意张某2上诉意见。张某3辩称，同对张某1上诉所作答辩意见。张某4、张巧兰、张某6辩称，同意张某2上诉意见。张某7辩称，上诉状中提到的9万元，是我父亲占地款，先由张某2拿走的，我们子女去找乡里，最后给了我母亲，用于我母亲看病。张某8辩称，2012年国家占地给的补偿款，我父亲去世后，我家的地写在张某2的名下，占地后的补偿款张某2都领走了，我们一起去找的乡里，张某2多领了属于我们的34万多元，应该是我与我妹妹加上张某2一家子，每人头上应该为17万元，先后分了两次钱，第三次分钱张某2又分了我们4万多元，母亲没有另外的遗产，生病都将存款花了，张某2未尽过赡养义务，2002年张某2盖房子，我母亲还资助过他，本次拆迁房屋内的财产张某2全部都占有了，迁坟地的钱6万多元，都让张某2领走了。张某9未作答辩。上诉人张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服判决金额932507.72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涉案房产应属于张振基、张振江共有是错误的。”本案涉案房产是指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的房产。对此，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涉案房产范围并不包括张某1的上西房三间。上诉人持有的1952年榆次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是指:砖房八间、土房七间，虽然该房产证并没有附图，但上诉人根据房屋当时现状绘制的当年的房屋现状图显示:砖房八间是指里院正房五间，中院东房三间;土房七间是指外院正房两间、东房三间、南房一间、大门一间（见图1），该并不包括张某1的上西房3间。而且，涉案房产登记户主张金羊、高仁秀与该院落内西房所有权人张振江是独立的两户,张金羊房产证范围不可能包括张振江户内的房产，对此，从双方各自持有一份土地房产权证的事实上即可看出，如果属于一户，不可能分别发证。另，源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中所述“张金羊土地房产证1.××8亩内,不包括里院东房五间和下西房二间,其余都在1.××8亩内”“1952年张金羊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面积1.××8亩，包括里院正房5间，上西房3间，二院东房3间，三院东房2间，南房2间，包括大门”，该内容与事实不符。首先，张金羊的土地房产证上的户主并没有张江儿（张振江），而且张振江从小就过继给他人，继承了养父母的遗产,因此，张金羊和张江儿分别持有各自的土地房产证（见原告证据一、二），且各自所持房产证上的祖坟也不在一起，所以，村委会在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落实的情况下，在1.××8亩房产共有人张玉花尚在世时与张某1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其次，从“1.××8亩不包括里院东房五间和下西房两间，其余都在1.××8亩内”的表述来看，张某1的上西房三间也在1.××8亩内，不知道村委会是确定1.××8亩土地房产证中包括上西房三间的依据何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五、六已经说明上诉人持有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所载明的砖房八间、土房七间，其中砖房八间是指内院正房五间、中院东房三间，土房七间是指外院正房两间、东房三间、南房（马圈）间、大门一间。该并不包括张某1的上西房三间。该客观事实与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充分说明张振江从小过继给他人,所以张振江的财产与亲生父母兄弟的财产在1952年就划分得很清楚。在此情况下，村委会出具的该认定显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再次，从该证据的签字人“李忠革”的身份来看，该是拆迁组组长，张某2是拆迁组成员，该二人与张某1具有紧密关系，故该出具的证据效力显然不足采信。第四，晋中中院（1995）晋中行终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第三页第三、四行“张振基以魏润莲的通行走道属其家使用范围，是其原东房三间进出形成的通街道为由垒起南墙和部分西墙”以及晋中中院在（2002）晋中行再终字第01号案件审理期间高学军等四人共同勘察现场并绘制的外院图一张，均可证明外院原来是有三间东房，而非张某1以及源涡村委会所述的两间东房。由此可知，张某1以及源涡村委会所述的1952土地房屋产权证上的15间房状况是不真实的。综上,一审判决涉案房产属于张振基、张振江共有是错误的,涉案房产属于张振基夫妻所有,1985年张振基、张振江在该院内居住，是在各自房产范围居住,张振江的房产是西房，与张振基的房产没有任何关联。（二）一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所做出的裁判结果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在基于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将涉案房产分配给张某1是错误的。首先,涉案房产及房产权益属于张振基、张玉花的遗产,与张振江及张某1无关;其次，张某1从小过继给张振江,该已经不是张振基夫妇的继承人,该无权参与分配属于张振基夫妇的遗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重新审理，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张某1辩称，第一，涉案房屋1952年确权时的4位共有人为张金羊夫妇、张振江夫妇。1.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十条规定“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根据历史档案记载，1952年确权时是4人共有，依据上述规定，分配土地和房产的只能是本村的农民，答辩人的养父张振江所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张振江原有耕地四段一六亩一分一厘三毫，未记载非耕地是因为涉案院落一户只能有一个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户主是张金羊，已然概括张振江的房产，而张某3的父亲张振基当时是太原的工人，母亲张玉花是晋华纺织厂的工人，不在农村生活，在农村没有耕地，不具备分配条件，若张振基、张玉花二人是涉案房屋共有人，就应当有一份和张振江相同的记载耕地事项的材料，但其并未拿出，也不可能有此材料。因此，涉案房产证上的4个共有人应为答辩人的父母和爷爷奶奶4人，首次确权时就与张振基无关。2.1952年确权之后，该房屋作为遗产，只存在继承的法律事实，因此，在继承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振基可通过任何途径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3.张某3提供的张振基、张玉花的房产证是虚假的，该记载与客观情况及当时的法律都是严重不符的，因此，该房产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1986年2月13日【1986】民他字第6号）中写道：对土改已确权的房屋，一般应以确定的产权为准，由参加土改的家庭成员进行析产，其中被继承人应得的份额属于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改时部分确权、部分未确权的祖遗房产应如何继承问题的批复》（1987年4月25日【1987】民他字第48号）中写道：处理这类案件一般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准。按照上述最高院批复，涉案房屋1952年确权时的四位共有人为张金羊夫妇、张振江夫妇。第二，《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系答辩人合情、合理、合法签署。《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是答辩人与征收办公开签署的，经过村两委、区政府的调查核实和同意，并曾与张某3母亲张玉花沟通交流，并非像张某3所说是未经过家人同意私自签订的。张某2辩称，我不认可张某3上诉，这个遗产是我爷爷留下的，诉争房屋是1952年土改时分配给我爷爷奶奶的张金羊、高仁秀与我二大爷、二大娘的，我父母在有房子，是个人私产，一间平房。张某4、张某5、张某6未作答辩。张巧兰辩称，张振江对于我姥姥姥爷尽过赡养义务。张某7、张某8、张某9辩称，认可张某3上诉意见。张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张振基、张玉花在网格）6-22号一处房产（征收补偿款及房屋）;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张某1、张某2、张某7、张某8、张某9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金羊及其配偶高仁秀于1964年、1965年先后去世，该夫妇生前共育三子一女,分别为长子张振业、次子张振江、三子张振基及女儿张振云。其中张振业已先于父母去世，生前无子女;次子张振江于2001年去世，其妻先于他去世;三子张振基于1996年去世,其妻张玉花于2017年12月22日去世。张振基、张玉花夫妇生前共生育三女三子,分别为长女张某7、次女张某8、三女张某9，长子张某3、次子张某2、三子张某1。张某1已过继给张振江夫妇。另张振云及其夫均已去世，本案追加张某4、张某5、张巧兰、张某6系张振云之女。涉案宅院位于榆次区，该院落由里、中、外三个小院落组成，未领取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现仅有1952年榆次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该证共三份，县、村、个人各持有一份,根据县存的档案显示,该证记载户主为张金羊，户内人数4口，占地1.××8亩，房屋15间，其中砖房8件，土房7间。张某3个人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中户内4口人具体写明张金羊、高仁秀、张振基、张玉花。1985年，国家开始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清理发证工作，榆次市政府发布市政发（85）第6号文件《关于清理农村宅基地发放使用证的规定》，其中载明“历史上颁发的房窑土地证及其他契约、证件不再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依据，重新丈量颁发宅基地证。以居民目前居住现状实际占地为根据进行丈量。”榆次市政府换发宅基地使用证时，因张振基和邻居张守福之间就该宅基地使用有纠纷,均未给双方换发新证。当时，张金羊、高仁秀夫妇均已去世，张振基、张振江均在该院内居住。其中里院上西房3间由张振江居住使用。另里院东房5间系张某3从案外人边玉卯处购买,里院下西房2间系张振江夫妇从案外人处购买,中院西房2间系张振江修建,均不包括在1952年张金羊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项下的15间房屋中。另查明,本区源涡村进行整体改造过程中,张某1与源涡村委会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了《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补偿方式显示为根据宅基地面积（898.54ｍ2）,其中现金补偿部分共计4102811.30元,包括一层按宅基地面积补偿金额（含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装饰装潢等）2291600元、其他补偿金额合计（包含阁楼、封闭、坡屋顶）118345.14元、商业一次性经营补偿金额341310元，过渡费补偿金额258779.52元，搬迁费补偿金额14376.64元，奖励1078400元，另外实物安置部分，应补偿安置住宅面积共计943.6㎡。拆迁时房屋情况,其中里院正房、东房、西房各5间，正房与两侧东西房交接处各有小厨房一间;中院内建有东房3间、西房2间;外院内建有正房3间、厨房1间;整体院落大门位于外院朝南,门内有照壁一处。由张某3及张某2、张某1居住使用管理。源涡村委会于2018年12月13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张某1拆迁补偿协议根据张金羊、张江儿土地房产证1.××8亩内，不包括里院东房五间和下西房两间，其余都在1.××8亩内。以张金羊房产证四××为准”;2018年10月1日，源涡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1952年张金羊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面积1.××8亩，包括里院正房5间，上西房3间，二院东房3间，三院东房2间，南房2间，包括大门。又查明,张振基1996年去世后，张玉花在该院落居住。后张玉花因病需要子女照顾离开该院落与张某3一起生活。张某3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庭审中，张某2陈述其母张玉花在本区有房子一处，母亲工资及父母土地补偿款90000元均由张某3持有，也应作为遗产一并处理，张某3对此不予认可。张某2就此项主张未向该院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宅院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虽登记户主为张金羊，但1985年张金羊夫妇均已去世，根据榆次市政府市政发（85）第6号文件精神，根据居住现状重新确定归属，故涉案房产不属于张金羊夫妇遗产。1985年，张振基、张振江均在该院内居住，涉案房产应属于张振基、张振江共有，其中里院上西房3间为张振江所有，其余为张振基所有。张振基夫妇、张振江夫妇去世后，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涉案房产的拆迁及征收补偿行为产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作为遗产的转化，其继承人有权主张分割相应的拆迁利益。张某1与源涡村委会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涉各项补偿中，商业一次性经营补偿是基于张某1在该院落经营晋中市榆次区兴源水泥制品加工厂所得，故该补偿341310元归张某1所有;过渡费补偿、搬迁费补偿、奖励均是基于搬迁所得，应是针对房屋被拆迁前的实际居住使用人,该三项补偿共计1351556.16元，应由需要搬迁的张某3、张某2、张某1均分，即每人各450518.72元。其余现金补偿共计2409945.14元（2291600＋118345.14）及住宅拆迁补偿安置面积943.6ｍ2，作为被继承人张振基夫妇、张振江夫妇遗产的转化物，由其相应的继承人依法继承。根据源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拆迁协议以1952年张金羊房产证四××为准，原房产证登记15间房屋包括张振江的里院上西房3间，故上述货币补偿2409945.14元及住宅拆迁补偿安置面积943.6ｍ2的五分之一，由张振江继承人张某1依法继承，张某1应分得481989元及住房安置补偿面积188.72ｍ2;其余五分之四由张振基继承人即张某3、张某2、张某7、张某8、张某9依法继承。张某3在母亲张玉花生前对其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该院酌情确定张某3多分得货币补偿50000元,其余货币补偿由五名继承人均分,住宅补偿亦由五名继承人均分，张某3分得货币补偿425591元、张某2、张某7、张某8、张某9各分得货币补偿375591元，该五人均分得住房安置补偿面积150.976ｍ2。根据法律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张某1已过继张振江，对其生父母张振基、张玉花夫妇的遗产,张某1不再享有继承权。至于张振基、张玉花夫妇其他遗产,因张某2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院不予认定。判决:（一）张某1与源涡村委会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商业一次性经营补偿341310元归被告张某1所有;（二）张某1与源涡村委会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过渡费补偿、搬迁费补偿、奖励三项共计1351556.16元，归张某3、张某2、张某1所有，每人各450518.72元;（三）张某1与源涡村委会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源涡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现金补偿款2409945.14元及住宅拆迁补偿安置面积943.6ｍ2，其中张某3应分得425591元及住房安置补偿面积150.976ｍ2，张某2、张某7、张某8、张某9各分得375591元及住房安置补偿面积150.976ｍ2，张某1应分得481989元及住房安置补偿面积188.72ｍ2;（四）驳回张某3、张某4、张某5、张巧兰、张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审对于涉案房屋权属的认定是否正确？2.原审所做出的拆迁补偿款的分割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争议焦点，张某1提供：1.从晋华留守处档案室复印出来的材料5页，证明张玉花在土改时已经在晋华厂上班，有一个她参加工作的经历，1932年至1946年在太原，1946至1948年在源涡是童养媳，1948年至退休在晋华厂。2.从郭家堡乡档案室复印出来的材料1份，证明张振基是1962年在源涡上的户口，回到村里。3.榆次区政府档案室调出张振基的档案，其1959年在蔬菜公司是合同工。4.书面证言1份，上面有5个证人签字，证明张振基是1950年到的太原西山矿务局上班。5.刘小妮的侄子出具的证言，东郝大队盖的章，证明刘小妮出嫁到源涡村，死后埋在张金羊的脚下。要证明当时没有分家，西房也在内，房产证写得很清楚是张金羊，村里开两委会并调证据是写的张金羊、张振江，张某3所持的房产证上面四口人包括的张振基夫妇是假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某2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张某3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第一组证据是从晋华留守处管理人盖的章，对外没有法律效力，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该组证据只是张某1从档案当中个别摘取选取的，不具有完整性。此外，该组证据涉及张玉花的个人隐私，不应自行收集，张某1私自调取违法，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证据出具时间均在1952年之后，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且未加盖公章，无从确定真实性。基于以上原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张某1想据此证明张玉花是晋华公司的职工，因此张玉花不享有宅基地，但该组证据无法对抗案内张某3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同时，国家刚解放以后的政策并没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区别，有工作并不意味在原户籍居住地不应分得相应的财产，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也是基于该原则而确立的，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据此，张玉花有权分得土地。第二组证据是复印件不是原件，来源不清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无法质证。同时仍然涉及张玉花个人隐私，张某1私自调取违法，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第三组证据意见同第二组证据，且出具于1959年，与本案无关联性。第四组证明材料不符合证据规定要求，五个证人在一个证人的证言下署名，且证人应当当庭出庭做证，未出庭作证的不能做为证据使用，从证据内容来看，都是听父辈说的，是传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明人身份不详。第五组证据也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不能做为定案依据，该证明材料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也与本案无关联性，村委加盖公章也不能证明出具证明的人有感知性。被上诉人张某4、张巧兰、张某6对张某1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张某5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张某7、张某8、张某9质证称：同意张某3质证意见。二审中，张某1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予以了准许。证人刘某系源涡村副书记，其代表村委会作证称：因为源涡村拆迁任务重，工期紧，先把房子的拆迁款让法院保全了，把房子拆迁了，他们家里人一直没有谈妥。他们家继承的官司中的证据我一二年前看过，我认为是以事实为依据。我只是清楚张某1在拆迁的房子里的住的了，张某2也在涉案的房子里住的了，我不认识张某3。我不清楚张振基、张玉花是否在本案房子里居住。补偿时是根据宅基地面积进行的补偿，不考虑其中有多少房子。当时应该画过图，也进行过拍照，这些东西应该在村里保存。拆迁时张某1领的是过渡费，是给实际居住的人发的。张某1当初搬回本案的院子里生产经营，是大队安排的，而且也实际生产过。去档案局调取档案不是张某1私自调的，当时是区领导安排去档案局调取的。拆迁补偿协议中的经营性补偿就是给张某1的。补偿我们是按宅基地为准，没有土地证的我们也给补偿，专门出台过方案。我记得这次发的补偿款不包含里院的上西房三间。拆迁时我负责3、9组，本案是8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某1、张某2、张某4、张巧兰、张某6质证称，认可证人证言。张某3质证称，不认可证人证言。另外：1.证人说1.××8亩不包括里院的上西房三间2.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其陈述不认识张振基，但却知道张振基与张守福是邻居，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某7、张某8、张某9称认可张某3质证意见。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标的为拆迁补偿款，那么就应当确定补偿款指向的对象。本案房院系由源涡村进行的拆迁，源涡村针对补偿款所指向的房屋已经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拆迁协议以张金羊房产证四××为准，其中不包括里院东房5间和下西房2间，其余的都包含在1.××8亩内。关于1.××8亩之内1952年证件里的15间房屋，随着时间发生了变迁，在拆迁时并非均仍然实际存在，应当以源涡村补偿的实际存在的房屋为准确定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关于本案所争议的拆迁补偿款的分割方式及比例问题。一审法院在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主张的情况下，结合涉案房院原始产权情况、实际居住情况、榆次区当时土地政策情况，依据郭家堡乡村委会针对拆迁补偿款范围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并按比例进行分割并无不当。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在分配时已经综合考虑了补偿费的构成、性质、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赡养情况，所做分配合法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护。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311元，由张某1负担13125元，由张某2负担12061元，由张某3负担131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