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陕01民终159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巧云，女，195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园园，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倩，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曲江新区、15-22层。负责人：刘晓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佳，女，该公司员工，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亮，陕西宏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王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玉，女，197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窦丽华，上海市(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琪，上海市(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巧云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公司）、张红玉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19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巧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裁定，改判支持王巧云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公司、张红玉承担。事实和理由：张红玉的身份经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确认自2000年至今一直为保险代理人，依据《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保险代理人明确代表的是保险人，在本案中张红玉代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张某某为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书院门营销服务部负责人，对外即代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且有权代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对外办理保险业务。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认为张红玉、张某某无收受保险款项的权限，但经过10年期间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设立保险合同的交易习惯以及张红玉、张某某的身份，王巧云完全有理由相信张红玉、张某某有权代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张红玉、张某某向王巧云提供了盖有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印章，载明保单号、保险凭证号、缴费金额、年金领取方式以及签证人为张某某的《保险服务卡》，且抬头明确显示本公司已为您承保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2010版，足以让人相信张红玉、张某某能代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不能仅以涉案《保险服务卡》与通常情况下订立的保险合同形式不同而认定不存在保险合同事实。王巧云基于对张红玉的信任未对本案的保险凭证与之前保险凭证的差异性到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进行核实、确认，不应当认定其主观存在恶意且有过失，应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忽略该部分事实直接认定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不存在保险服务合同关系错误。从王巧云购买保险的2000年至2014年，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建立保险关系的交易模式为王巧云将保险费用支付至张红玉账户，后由张红玉将保险费支付至公司账户并将保险公司的相应凭证提交给王巧云。庭审中，张红玉仅陈述其代表个人并将款项转给张某某，否认了长达10年期间收取王巧云购买保险保费的事实。张红玉在（2017）陕01民终9102号案件庭审中明确表示其收取款项是为了王巧云购买保险，《保险服务卡》即保单。仅有转账凭证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推翻其在另案庭审的表述，应当以其在先的自述予以认定，且与事实相符。张红玉在整个保险合同设立过程中作为接受款项的一方、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对于保险产品充分了解，却利用王巧云信任让其购买VIP保险产品，张红玉应当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答辩称，王巧云提起的是保险合同纠纷之诉，但自始至终其未能出示有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双方签字盖章捺印的投保单或保险合同，亦未出示向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缴纳保险费的依据(柜台缴纳或转账缴纳)。王巧云所称“保险服务卡”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不是保险合同，其提交的转款凭证是向他人的转款，与本案并无关联。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从未有“保险服务卡”形式的保险合同，且该卡存在多处漏洞。王巧云自2005年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购买过38份保险，其熟知保险险种、投退保流程、红利申领及购买保险交易习惯等事项，明知其所持的“保险服务卡”行使及该卡上载明的多项内容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保险合同形式及所载内容不符，并不是保险合同。双方就340万元根本未建立保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王巧云曾于2016年、2017年、2018年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将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诉诸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审理均认定“保险服务卡”不是保险合同。王巧云依据“保险服务卡”主张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且所涉款项并未转入公司账户，王巧云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故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裁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张红玉答辩称，王巧云作为已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持有购买保险产品长达10年的保险消费者，其熟知正规保险产品应当具备的保险凭证类别。张红玉作为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在为王某某提供保险代理服务过程中均已向其提供公司的制式保险发票、收据或保险合同，从未提供过“保险服务卡”。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已明确该“保险服务卡”并非保险合同，其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均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且其上的用印已明确标注“非订立新合同章”，该“保险服务卡”明显不属于具备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涉案“保险服务卡”系2015年2月24日签发，业务经办人为韩茹、复核人为郑斌、签证人为张某某，张红玉并未牵涉其中。王巧云与张某某系在其他场合自行相识，并非张红玉介绍，王巧云的“保险服务卡”亦非张红玉本人开具、经办及交付。王巧云作为一名成熟的保险消费者完全具备识别保险产品真假的判断能力，在此前提下仍选择与张某某发生本案经济活动，可见其对该经济活动的风险持放任态度，在未事先告知张红玉便将钱款打入张红玉账户并指示转给张某某亦是期待能有更多人承担风险。张红玉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表见代理，主要在于张红玉没有在未得到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向王巧云销售公司正规渠道之外的保险产品，没有超越其销售正规保险产品的范围与王巧云订立足以使王巧云相信其未获得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的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制式保险单、保险合同或其他合法、有效的保险凭证。张红玉在(2017)陕01民终9105号案件中陈述的是针对该案当事人的“保险服务卡”，并非本案，在该案中的自述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有庭审笔录的明确记载。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王巧云将相关金额转账给张红玉后指示转给张某某，张红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王巧云转账的65万元连同该期间自动理财转账功能所得收益利息195万元全部一次性转给张某某，该交易系王巧云与张某某之间发生，张红玉并未获益，王巧云要求张红玉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共同就其损失承担返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中国人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上诉人王巧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2015年2月24日签订的《保险服务卡》合同，合同总价款：503.5376万元；2.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公司、张红玉向王巧云返还保险本金340万元，并按年利率13%向王巧云支付利息163.5376万元(截止2019年9月12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中国人寿公司、张红玉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巧云称其自2001年到2015年期间多次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购买保险。故认识了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红玉。2015年2月17日，王巧云向张红玉转款65万元；2015年2月17日，王巧云向张某某转款30万元；2015年2月17日，王巧云向张某某转款81万元；2015年3月2日，王巧云向张某某转款14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304万元。王巧云称其在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投保了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王巧云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24日的《保险服务卡》，载明：被保险人：王巧云女士，本公司已为您承保了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2010版；缴费金额340万元；保险单生效日为2015年2月25日；年金领取日为2021年2月24日；签证人为张某某；经办人为韩茹；复核人为郑斌。该保险服务卡落款处印章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西安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086）（非订立新合同章）”。关于王巧云转账324万元，但保险服务卡载明缴费金额为340万元，王巧云称其中81万元的转账中20万元是其他保险的，计入本次金额为61万，故有效金额为304万元，张红玉和张某某口头承诺说批注上首年利息已付，计算方式为王巧云自己记载的304万元+304万元*13%并称人寿的人又给了3.52万元的现金，故合计是340万元，关于付款的人，王巧云并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时间内核实并回复。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称对《保险服务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并无保险服务卡这样的形式，张某某曾经是公司银保四部公司的经理，现在已经联系不上，同时张某某并未将收取的款项向公司转账。张红玉称其在2015年2月17日收到王巧云转款65万元后即在2015年2月25日按照王巧云的指示将65万元转账至张某某账户。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服务卡上的注明的复核人郑斌到庭核实称，其是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员工，韩茹也是公司员工已经退休，张某某是银保四部的经理，关于王巧云提供的保险服务卡其表示公司并无这种形式的卡，而且其也并未复核，王巧云保险服务卡上的内容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其并未复核且公司没有复核一说。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王巧云的诉请，本案为保险之诉。王巧云应对存在保险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保险单或者保险合同，而非保险服务卡。而本案所涉的保险服务卡载体为单页纸张，所载文字均为打印字体，加盖的印章为方形印章，印文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20085)（非订立新合同章）”。由此来看，该保险服务卡尚不足以证明存在保险合同的事实。另，根据王巧云、张红玉的陈述和银行交易明细来看，案涉款项实际发生金额为304万元，是在2015年2月17日从王巧云银行账户转入张红玉银行账户65万。2015年2月25日，再由张红玉将上述65万元转入张某某账户。2015年2月17日，从王巧云银行账户分三次转入张某某账户259万元，其中20万元是其他保险的。上述款项并未转入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的账户。由此来看，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并未建立保险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王巧云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47050元，本裁定书生效后退给王巧云。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另查明，本院作出的(2017)陕01民终14755号民事裁定中已经认定，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之间并未建立起真实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王巧云诉讼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王巧云起诉，该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是否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巧云以其持有的“保险服务卡”主张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但“保险服务卡”并非保险合同，且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对王巧云曾购买的同类保险产品均出具了保险单。同时，王巧云支付的保险费均进入个人账户，并未实际转入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账户，加之本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王巧云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之间并未建立起真实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王巧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王巧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鹏审  判  员   孙 敏审  判  员   岳新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汪靖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