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8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某。法定代表人：李某1，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法定代表人：路某，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某（以下简称明德学校）、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二实验小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德学校、李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支持明德学校、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决二实验小学向明德学校、李某1返还双方合作开办课外学习班期间的二实验小学预先多支取的利润分成214,805元；判决二实验小学向明德学校、李某1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从2017年1月17日起至该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214,805元款项所产生的逾期利息；三、判决二实验小学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在判决中所称“明德学校、李某1提出二实验小学超额支取社会力量办学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明德学校、李某1在起诉状中只字未提不当得利，也就是说明德学校、李某1在一审中并没有主张二实验小学应返还的款项为不当得利，更没有将不当得利作为起诉的案由，一审中所谓的不当得利的案由是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法院立案庭单方认定的。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明德学校、李某1在一审立案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证明该事实。虽然一审判决最终也认为本案“双方系受合同法调整的合同关系”，但一审在认定双方为合同关系的同时，以明德学校、李某1“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二实验小学系无合法依据取得利益而使其受损”为由对明德学校、李某1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是错误的。因为，如前所述，所谓的不当得利案由不是明德学校、李某1确定的，因此，即使所谓的明德学校、李某1主张的不当得利与本案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那么一审法院也应当向明德学校、李某1释明，告知明德学校、李某1进行变更，而不应当直接驳回明德学校、李某1的诉讼请求，更何况所谓的不当得利案由是法院错误地单方认定，不能将法院的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强加给明德学校、李某1承担，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二、虽然明德学校、李某1曾在双方另案的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吉中民二初字第44号案件举证时提交了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要求二实验小学返还超支款项，该民事判决书第6页第二段的证据评判中认为明德学校、李某1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20即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与该案无关，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明德学校、李某1认为法院的这一评判充分证明了明德学校、李某1今天在本案中提出的返还超支款项的请求不属于44号案件所审理的范围，同时也证明了明德学校、李某1今天在本案中提出的返还超支款项纠纷并没有在44号案件中予以解决。因此明德学校、李某1作为权利人有权另案主张权利，要求二实验小学返还超支的款项。因此本案一审将明德学校、李某1曾在44号案件中对超支款项提出过返还作为驳回明德学校、李某1诉讼请求理由之一的做法是错误的。另外，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该44号案件是针对二实验小学作为原告提起的双方合作开办小学学历教育和幼儿园诉讼而作出的判决，而该判决审理的事项与今天的本案返还超支的纠纷不是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两个案件的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完全不同，只是超支的事实发生的时间点在双方合作开办小学学历教育和幼儿园期间而已。明德学校在44号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始终是被告，而不是原告，而且明德学校在该案中也没有针对今天本案的诉请提出过反诉。明德学校在该案中的行为不是民事诉讼法上的诉，也就是说，在44号案件中明德学校要求二实验小学返还超支款项并没有在该案中形成独立的诉讼请求。对于返还超支款项纠纷明德学校并不存在前后两个诉，更不存在两个相同的诉。因此44号判决中对明德学校提出的返还超支款项的事项不予审理是正确的，该判决对本案的审理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不应产生实质影响。三、本案所涉的课外班是双方在合作开办小学学历教育和幼儿园之外开办的，与双方的小学学历教育和幼儿园合作关系无关。根据办班时双方的约定，明德学校、李某1与二实验小学在扣除办班成本后，应各分取利润的50%。但办班结束后，经双方核对，二实验小学因提前预支利润而多支取了超过应得利润的214,805元，因此二实验小学理应返还多支取了的214,805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明德学校、李某1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明德学校、李某1的合法权益。二实验小学辩称，一、李某1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更不具有上诉人资格。李某1与明德学校不是并列主体，李某1不能作本案原告也不能作为上诉人提起诉讼。李某1与明德学校作为共同原告、共同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李某1是自然人，明德学校的出资人。李某1与明德学校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能作为共同原告，也不能作为共同上诉人。首先，李某1与明德学校是出资人与被出资人、举办者与被举办者的关系，不是并列的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其次，明德学校依法被登记机关撤销登记，李某1负有法律规定的清算义务，清算期间，明德学校除不能从事办学活动外，明德学校的主体资格存续，直至清算完成办理注销登记时止。再次，明德学校至今未办理注销登记，明德学校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在，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地位，李某1与明德学校作为共同原告、共同上诉人均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从起诉材料看，本案因合作办学引起，二实验小学与李某1个人不存在合作办学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李某1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但驳回其诉讼请求的结论是正确的。二、李某1、明德学校起诉二实验小学不当得利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结论是正确的。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由此可见，不当得利必须是建立在一方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基础上。也就是说，确定不当得利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一方取得利益；2.另一方利益受到损害；3.一方利益受损害与另一方取得利益之间有因果关系；4.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是因合作办学引起的办学费用核算纠纷，该费用核算已在合作办学清算纠纷中得已解决，明德学校没有任何损失产生，二实验小学也没有取得任何利益。该费用已在办学过程中实际支出，二实验小学没有得到或占有214,805元的事实，明德学校没有214,805元损失的发生，二实验小学不存在取得不当得利的事实。二实验小学与明德学校双方合作办学期间的收益清算已经完成，在双方协商对账基础上，双方分别委托吉林市教育局、吉林市双信会计事务所对2003-2006、2006-2009年收益分配进行了专项审计，出具《审计报告》，合作办学收支往来及利润分成均已按阶段结算完毕。(2015)吉中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合作办学清算完毕。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是正确的。三、明德学校、李某1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明德学校、李某1在本案中主张214,805元依据的证据材料是由李某1打印、陈福签字的《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该证据已在44号合作办学清算案件中（44号民事卷宗第80页）作为清算核销证据提交（证据20），是该案已经清算核算材料内容；(44号民事卷宗第89页：2015年11月11日审判笔录第21页)记载，法官问：你方(明德学校、李某1)主张原告(二实验小学)应支付你方的款项是如何计算的？依据是什么？答：按我方计算原告尚欠我方6364元，具体包括：……3.社会力量办学合作，原告多支走21,480,545元；(44号民事卷宗第95页：李某1、明德学校提供的代理词)记载：依据由陈福校长签字的合作办学超支凭证，原告(二实验小学)欠被告(明德学校、李某1)214,805.45元；(44号民事卷宗第104页：2016年10月17日审判笔录第6页)记载，李某1在该案辩论中向二实验小学主张合作办学清算款项中包括214,805.45元所谓欠款。(2015)吉中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仅对明德学校的(证据19)《借据》2张(50,668元、50,000元)、《借款单》2张(3000元、32,115.3元)、《支据》1张(3000元)、《收据1张》(3000元)交待了另行主张权利。没有对《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证据20）给予另行诉讼的权利。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之内容已在44号案件清算中通过核算清算解决完毕。另外关于“社会力量办学”，是指在政府教育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为减少政府负担，促进教育发展，集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办学校的教育推广方式。根据1997年10月1日起实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实行政府许可证制度。1997年12月4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劳动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实行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再次明确社会力量办学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在《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基础上，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规范社会力量办学。二实验小学与明德学校合作办学就是社会力量办学，双方合作共同招收学前教育(幼儿园)和学历教育(民办小学教育)，以及课后辅导、学生特长培训等，培养学生的素质，这些都属于社会力量办学范畴，不属于公办学校的教学内容。由于共同使用二实验小学的校园校舍，不符合民办学校四独立的办学要求，2010年7月6日双方协商终止办学，进入清算阶段。双方共同清算未能形成共识，依法诉至法院依法清算，(2015)吉中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书就是合作办学清算作出的判决，该案对双方合作办学的收费、支出、分配以及合作办学终止后财产分割审理后作出的判决，合作办学已经清算完毕。以上事实说明，关于本案所谓214,805.45元不是欠款，在44号清算案件中已经核算清算完毕，本案再次以《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主张214,805.45元应属于同一事实重复起诉。综上，明德学校、李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明德学校、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二实验小学向明德学校、李某1返还多支取的利润分成214,805元；二、二实验小学向明德学校、李某1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7日，二实验小学（甲方）与明德学校（乙方）签订了《合作办学合同书》，约定：一、合作内容：1.乙方在甲方提供的土地上新建教学综合楼，甲方负责实施全日制小学教育；2.甲、乙双方共享两校校园内教育资源，如操场、图书馆、实验室、音体美电教等教室、信息网络资源器等硬件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教学理念等软件资源；3.择校费的收入依次扣除办学成本，余额的50%作为甲方合作收益，40%为乙方合作收益，10%为双方共管的发展金。二、甲方责任：1.甲方提供校园南部3300平方米土地用于乙方建设教学综合楼；2.购置和维护校园教学设施和教学设备；3.负责协助乙方招收适龄儿童；4.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三、乙方责任：1.2003年9月30日前在甲方提供的土地上建成约5000平方米的教学综合楼，功能质量标准达甲方要求，工程造价超过600万元由乙方负责……5.2023年8月31日向甲方转让教学综合楼所有权，并负责合作期间内的大型维修；6.负责乙方应承担的各项税费。四、甲方权益：1.纯收益50%为甲方收益……3.于2023年8月31日接收新建教学综合楼全部产权……五、乙方权益：1.至2023年8月31日前拥有教学综合楼的所有权；2.纯收益40%为乙方收益……七、乙方违约责任……4.乙方不得将教学综合楼对外出让，如有特殊情况，乙方必须在甲方允许的情况下，与购买者约定购买者继续履行本合同，且甲方有优先购买权……九、合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3年8月31日。2005年11月20日，双方又签订了合作举办幼儿园教育的补充合同和转入学生学费问题的补充合同，合同规定，幼儿园学费收入的50%为二实验小学收益，40%为明德实验学校收益，10%为双方共管发展金，转入学生学费收入全部作为双方共管发展金。2010年6月7日，二实验小学与明德学校依据国家政策就双方终止合作办学事宜签订《终止办学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作办学终止日期为2009年8月31日，同时双方明确处理终止合作办学需遵循的原则：1.保障学历教育学生学习不受影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办理；2.聘任教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办理；3.合作办学财产分配及费用清算按双方签订的有效合作协议处理。2007年9月5日，明德学校、二实验小学对社会力量办学收支形成《社会力量办学收支明细》，二实验小学在收支明细落款处加盖二实验小学财务章，时任二实验小学校长陈福签字。2016年，二实验小学以明德学校、李某1为被告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5）吉中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二实验小学与明德学校于2010年6月7日签订的《终止办学协议书》有效，二实验小学与明德学校于2003年7月7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合同书》于2010年6月7日解除；二、明德学校名下坐落于吉林市××区综合楼（房屋所有权证号：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建筑面积4502.7平方米）归二实验小学所有，明德学校、李某1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二实验小学，同时协助、配合二实验小学办理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三、二实验小学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明德学校、李某15,748,992.06元；四、驳回二实验小学的其他诉讼请求。”明德学校、李某1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6）吉民终57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二实验小学申请强制执行。明德学校、李某1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91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明德学校、李某1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李某1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结合本案，二实验小学以与明德学校、李某1的数次因合作办学合同期间发生争议而进行的诉讼，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均确认了明德学校和李某1在与二实验小学纠纷案件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且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13号民事裁定中，明确李某1系明德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投资人，在明德学校已被撤销登记不能进行办学活动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判令其负有与明德学校共同的义务，同时又判令其享有与明德学校共同的权利，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故其具有诉讼主体适格，并无不当。本案与上述案件系由同一事实所引起，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李某1与明德学校亦应享有共同的权利，负有共同的义务，故李某1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本案中，明德学校、李某1提出二实验小学超额支取社会力量办学款项构成不得得利的主张。首先，明德学校、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合同书及合作举办幼儿园教育的补充合同和转入学生学费问题的补充合同，约定双方进行合作办学，双方系受合同法调整的合同关系；其次，二实验小学诉明德实验学校、李某1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对合作期间财产分割中，明德学校亦提出对此款进行分割，其陈述：“根据陈福校长签字的合作办学超支凭证，原告（二实验小学）欠被告（明德学校、李某1）211,435.45元”；再次，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社会力量办学系明德学校及二实验小学老师参加教学活动，明德学校、李某1起诉状中亦写明：“合作办学期间的2004年2月至2007年7月间，明德学校与二实验小学另行合作开办了课外学习班。”综上，明德学校、李某1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二实验小学系无合法依据取得利益而使其受损，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明德学校、李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明德学校、李某1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其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为“不当得利”，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并围绕二实验小学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明德学校、李某1对此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明德学校、李某1主张一审法院应当向其行使释明权亦缺乏法律根据，不能成立。因双方当事人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矛盾纠纷亦基于履行合同而产生，故现明德学校、李某1主张二实验小学多支取利润分成214,805元构成不当得利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明德学校、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79元，由吉某、李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春露审判员  郭立坤审判员  赵翠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