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86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男，汉族，1967年4月11日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玉华，女，汉族，1969年7月15日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赟峰，男，汉族，1984年9月15日生，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斐，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智侠，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旭、安玉华因与被上诉人白赟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旭、安玉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所提交的所有证据体现的均是案外人王文俊、王延梅与案涉房屋之间的关系，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在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居住，一审法院就直接认定案涉房屋已于1996年交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房屋交付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协议书》中双方约定的标的物为房屋，房屋属于不动产，所以关于协议书中所涉房屋应当以自房屋产权部门办理变更手续为交付的条件，而一审法院在未区分房屋不动产属性情况下，错误地以交付为由认定协议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之一。（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为效力待定合同，需要有权人进行追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9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白赟峰到该房产部门审批并办理房屋承租人手续，本协议自该房产部门审批办理房屋承租人变更手续后生效。”一审法院以《协议书》约定的该生效条件与事实不符而认定协议书中关于协议生效条款的约定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协议书》中对协议生效条件的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关于协议约定无效的规定，故《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当属有效，一审法院以《协议书》约定的生效条件与事实不符为由认定协议的该条约定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该协议生效的条件是被上诉人到房屋产权部门办理变更承租手续，被上诉人履行到房屋产权部门办理变更承租手续是上诉人履行《协议书》中其他义务的前提条件，但截至今日，被上诉人并未办理该手续，故《协议书》中所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协议书》尚未生效。第三，上诉人王旭、安玉华并非产权单位，二人并不享有案涉房屋的处分权，二上诉人只能在房屋产权单位作出同意办理变更承租手续的情况下配合作出不反对的意思表示，二上诉人不具备自行处分案涉房屋的权利。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母亲居住在案涉房屋为由而判决《协议书》有效，未充分考虑法律对于不动产的特殊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白赟峰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换房行为是一个既成事实，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双方应该基于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按公证协议书上写明的内容继续进行房屋置换，上诉人应该配合将本应落在被上诉人名下的房屋落户到被上诉人名下。本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应当依法驳回。本案实际情况看，房屋置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被上诉人已经按上诉人的要求将上诉人的户口全部落入到现上诉人房屋内，由于本案上诉人不配合被上诉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上，被上诉人至今无法落入户口，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和公证的约定，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白赟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换房合同有效；2、确认案涉公证协议有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房屋为公有住房，原承租人为案外人王文俊。1995年9月22日，原告的母亲王延梅与王文俊签订《购房公约》，购买香园街房屋的使用权，价款2万元。次日，王延梅将2万元交付王文俊，但双方未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为公有住房，现登记承租人为被告王旭，王延梅和原告于1996年起入住该房屋。1999年10月26日，王文俊与王旭办理换房手续，将香园街房屋和五五路房屋的承租权互换，即由王文俊承租五五路房屋，王旭承租香园街房屋。大连市房屋互换管理中心于1999年12月13日审批同意。2019年4月1日，原告白赟峰与二被告王旭、安玉华在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出具《声明书》，声明二被告于1991年4月2日登记结婚，五五路房屋现有白赟峰居住。同日，三人在公证处签订《协议书》，约定各方同意王旭承租的五五路房屋变更承租人为白赟峰，变更登记的费用由白赟峰承担，房屋交付白赟峰之前的水电、房租等费用由王旭承担，交付之后的相关费用由白赟峰承担，协议书自房屋产权部门审批并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后生效。以上《声明书》、《协议书》均由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有口头换房合同，应当对此负举证责任。根据原告陈述，换房合同形成于1995年至1999年之间，且是原告母亲王延梅以原告名义与被告协商达成，但是，当时原告尚未成年，并非案涉香园街房屋的承租人，根据庭审调查情况，可以确认口头换房合同的当事人应为王延梅与王旭，原告主张其为换房合同的当事人，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对其要求确认换房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确认公证的《协议书》有效，被告抗辩称双方约定协议书自房屋产权部门审批并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后生效，《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了生效条件，但是五五路房屋已于1996年交付，《协议书》中的交付义务已经履行，约定的生效条件与事实不符，应属无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白赟峰与被告王旭、安玉华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二、驳回原告白赟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白赟峰负担50元，被告王旭、安玉华负担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案涉经公证的《协议书》效力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王延梅1995年从王文俊处购买香园街房屋后，于1996年前后以香园街房屋与王旭、安玉华承租的五五路房屋进行互换。互换房屋后，双方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亦实际进行了互换，王延梅搬入五五路房屋居住，王旭、安玉华搬至香园街房屋居住。在王文俊、王延梅的配合下，香园街房屋已于2000年以前更名至王旭名下，但五五路房屋始终未办理更名手续。为此，王延梅的儿子白赟峰与王旭、安玉华于2019年4月1日共同至中山区公证处对双方订立的《协议书》进行了公证。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王旭、安玉华同意将五五路房屋变更由白赟峰承租，并同意协助白赟峰办理该房屋的承租人变更手续，即对两处房屋互换后始终没有办理承租人登记的五五路房屋完成变更登记。虽然《协议书》第三条附有“本协议自该房产权部门审查并办理房屋承租人变更手续后生效”，但办理房屋承租人变更手续系双方协议约定的主要合同义务，协议第三条以王旭、安玉华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作为生效条件，显然与合同主要内容、目的及日常生活经验存在矛盾，对此应视为双方对合同生效未附条件。实际上，结合本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两处房屋系自愿互换且已实际履行，现双方易屋而居已过去二十多年，王延梅早已配合王旭、安玉华办理了房屋互换变更登记，王旭、安玉华亦认可其负有协助房屋互换相对方进行变更登记的义务，双方正是在此事实和背景下才订立《协议书》并共同至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因此，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应为有效的认定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本院对此亦予以认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旭、安玉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季烨审判员  吕瑛审判员  王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