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1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树忠，男，196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碧，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盟，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办事处环宇小区****。法定代表人：王能武，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春林，男，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袁树忠、黄碧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树忠、黄碧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各项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平安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1.平安公司应将贵Ｇ×××**号车随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返还我方。一审法院已认定，案涉“贵Ｇ×××**号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为我方，我方委托平安公司代购客车用于客运经营。”平安公司为我方购买案涉客车的行为，属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物权法》的规定，车辆原始发票、车辆登记证书属于案涉客车的从物，车辆购置税、办理车辆登记手续获得的车辆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附属于案涉客车的从物，应一并转交给我方。2.一审法院依据《客车买卖合同》认定平安公司支付了购车款依据不足。平安公司2014年10月17日与案外人奇瑞万达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客车买卖合同》，约定由平安公司向该公司购买奇瑞万达中型客车三辆，单价为127800元。前述合同，仅是合同签订双方对购买案涉车辆达成的合意，不能说明买受人按合同约定支付了价款。一审判决在平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支付合同价款的前提下，认定平安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购车款，该认定依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平安公司应返还多收取我方购车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合同法》第401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结算清单》虽然有我方的签字，但该清单中车辆价格与案涉客车购置税价格矛盾。双方在结算过程中，我方要求平安公司出示相关结算凭证，平安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拒绝出示。2020年8月26日，我方向国家税务总局安顺市平坝区税务局申请调取了案涉车辆购置税申报材料，其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购货单位“贵州平坝县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车辆类型“客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ＬＧＦ179ＦＧ7ＥＦ177164”，销货单位名称“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价税合计“捌万伍仟元”，不含税价“72649.57元”。因此，平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支付的案涉客车价款，应当以发票载明的8.5万元价格认定为案涉客车购买价格。综上，平安公司应返还向我方多收取的4.28万元的购车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4.本案中我方与平安公司间属挂靠关系还是承包关系，属本案关键事实，应予以认定。我方与平安公司间属挂靠关系还是承包关系，直接影响到我方的诉求是否得到支持。若我方与平安公司间属承包关系，平安公司应提供车辆供我方经营使用，我方则应按照承包协议，向平安公司缴纳一定的承包费。在承包经营关系中，车辆、经营许可等所有权属于平安公司。若双方属挂靠关系，则经营过程中车辆实际所有权属于我方，车辆经营许可也只能属我方专享，平安公司仅挂名而已。在挂靠关系下，车辆的所有权不仅包括车辆自身所有权，还包括依附车辆产生的税务发票、车辆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结合本案，2011年我方携带其所有的车号为贵Ｇ×××**号车及平坝至引子渡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加入平安公司公司，平安公司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亦未将前述车辆及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折算入股。我方并未缴纳承包经营费。从平安公司提交的《申请（退出更新）》、《结算清单》可以看出，购买案涉车辆的所有费用均由袁树忠、黄碧承担，平安公司仅仅是挂名。平安公司2016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载明，贵Ｇ×××**号经营权属于经营者永久所有，无论车辆、公司变更，经营权属于经营者。平安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若与袁树忠、黄碧属承包经营关系，理应向袁树忠、黄碧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经营费，但平安公司从未向袁树忠、黄碧收取过任何费用。结合上述事实双方应属挂靠关系。平安公司二审辩称：1.本案中袁树忠、黄碧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贵Ｇ×××**号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已经交由安顺市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注册登记。车辆登记证书是我公司车辆管理档案中必须保存的资料，双方也未签订平安公司必须返还随车票证的合同；3.我公司已经举证证明车辆的价值为每辆127800元，且双方已经对购车款及产生的费用进行了结算；4.我公司与袁树忠、黄碧之间成立的是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袁树忠、黄碧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平安公司将贵Ｇ×××**号车随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返还袁树忠、黄碧；2.判令平安公司返还袁树忠、黄碧多收取的购车款60000元，资金占用费16480.11元（从2014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6月2日）。本案诉讼费由平安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袁树忠、黄碧系夫妻关系。2010年11月9日，袁树忠取得安客运班许字2010266号经营许可证明，经营起点为平坝，讫点及站名为引子渡，车牌号码为：贵Ｇ×××**蓝，有效期为2010年11月9日至2011年11月8日。2014年10月8日，袁树忠向平安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其经营的贵Ｇ×××**号车退出更新，承诺愿意服从平安公司管理，购买新车继续经营。拟更新车辆为19座客车，标准、配置、车辆颜色等按全国统一，并对更新车辆产生相关费用的承担作出承诺。平安公司对袁树忠提交的申请审查后予以准许。同日，经双方协商，并达成书面《代协议》，约定由平安公司代为购车，双方同时约定：由袁树忠先行预交车辆退出更新定金20000元，订车时再交30000元。双方同时议定：自交款之日起6个月内，该项申请如获行政许可，此订金转为购车费用，不足部分由交款方补交；获得行政许可后，如交款方借故反悔，不按收款方要求和交款方承诺如期购车办理相关营运手续。此定金不退。6个月后，如未获行政许可，收款人应如数将定金退还交款人，不计利息。车辆总（含税、费）价约为16万左右，多退少补。袁树忠与平安公司在《代协议》落款处签名盖章。平安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与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客车买卖合同》，约定由平安公司向该公司购买奇瑞万达中型普通客车三辆，单价为127800元，总金额为383400元，《客车买卖合同》对所购车辆配置、验收标准、车辆交货、付款方式及期限和交付、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客车买卖合同》第六条特别约定处注明：“客户自行到贵阳接车，临牌、保险费用自理。以上配置、价格我都认可。”黄碧及案外人王家学、苏荣贵（客运车驾驶员）在特别约定后签名确认。平安公司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双方经办人签名。合同签订后，平安公司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2014年12月9日，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交付了购买的车辆，因拖延交车时间，自愿向袁树忠、黄碧支付车辆补偿款6000元。黄碧分别于2014年10月8日、2014年10月17日、2014年11月25日向平安客运公司交纳车辆更新定金20000元、购车定金30000元、购车款100000元。至此，袁树忠、黄碧因购车共计向平安客运公司交纳150000元。2014年12月15日，袁树忠、黄碧办理该车的机动车行驶证，该车车牌号码为：贵Ｇ×××**号，机动车所有人为：贵州省平坝县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平安公司将该车辆交由袁树忠、黄碧进行营运。2015年5月14日，袁树忠与平安公司就购买贵ＧＢＥ5**号车及因交纳保险等事宜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双方明确购买贵Ｇ×××**号车产生相关费用为147849元（包括购车款、购置税、申报手续费、保险费、工本费、管理费），袁树忠已预交150000元，结余2151元，结算后，平安公司向袁树忠退还2151元。袁树忠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平安公司于2015年5月5日、5月12日与案外人苏荣贵、王家学就购车款及费用分别进行了结算。另查明，平安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进行名称变更，变更前名称为：贵州省平坝县平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袁树忠、黄碧委托平安公司代购普通客车一辆用于客运经营，整个代购过程中，双方均依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所购买的车辆也一直正常营运中。双方对案涉贵Ｇ×××**号车实际所有权人为袁树忠、黄碧均无异议，结合庭审查明的情况，平安公司案外人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客车买卖合同》时的买受人为平安公司，黄碧在合同上签字确认系对所购置车辆的配置及价格进行确认，并未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表明自己是实际购车人。贵Ｇ×××**号车登记车主及办理的行车证、营运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及业户名称均为平安公司，故在此情形下，依照生活常识，案外人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出具购车发票时，发票注明的购车人应为平安公司而非袁树忠、黄碧，而平安公司作为法律认可的车辆所有人对购车发票等相关购车凭证持有或保管符合常理。双方事前并未就平安公司需要向袁树忠、黄碧交付相关购车票据进行约定，事后也未对购车产生的相关材料的交付达成补充协议。故袁树忠、黄碧主张**安公司应向其交付贵Ｇ×××**号车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无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不予支持。双方于2015年5月14日结算时确定的购置税为7264元，袁树忠、黄碧依据购置税按照10%比例收取，推断贵Ｇ×××**号车的实际购车价格为72640元，平安公司收取的购车费用为147849元，故平安公司应向袁树忠、黄碧退还购车款60000余元。结合双方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查明平安公司代购车辆过程中，与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客车买卖合同》中对所代购车辆的单价、品牌、配置等进行了明确约定，黄碧也在合同上签字对购车单价127800元及车辆配置表示认可，平安公司按照合同价格支付购车定金及剩余款项，案外人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向袁树忠、黄碧交付购置车辆，双方并于2015年5月14日就购车款及产生的相关费用与袁树忠进行了结算，袁树忠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并未对结算费用提出异议，平安公司将结算后的结余2151元退还袁树忠、黄碧。结算中所有支出均有对应项目，且所支出的147849元包括了购车产生的各项费用，购车款只计算为127800元。袁树忠、黄碧未举证证明平安公司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72640元，并非127800元，也未举证证明双方于2015年5月14日双方进行结算时存在受到胁迫、欺诈的情形。双方事先并未约定结算时以购车发票载明的价格进行结算，故袁树忠、黄碧认为平安公司实际支付购车款为72640元，平安公司应退还购车款60000余元的主张不能成立。袁树忠、黄碧主张因购车发票由平安公司持有，如平安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该发票原件，人民法院可认定袁树忠、黄碧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本案中即使当事人提交了案涉贵Ｇ×××**号车原始购车发票，袁树忠、黄碧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平安公司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也不能仅凭该发票而认定发票上载明金额即平安公司向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购车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袁树忠、黄碧主张**安公司在代购车辆过程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袁树忠、黄碧主张与平安公司系挂靠关系，平安公司主张双方系承包关系，并提交了《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二份支持自己的主张，袁树忠并不认可两份合同上的签名是自己所签。本案中，双方对案涉车辆系平安公司代购，该车的实际所有权归袁树忠、黄碧所有并无异议，仅是对购车凭证的交付及实际支付购车款的数额发生争议，认定双方之间是挂靠关系还是承包关系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故平安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予采信。平安公司抗辩袁树忠、黄碧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平安公司代购案涉车辆发生于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存在本案中诉讼时效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还是三年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袁树忠、黄碧在一审法院受理的（2020）黔0403民初10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得知与自己经营客运货车情况相似的购车人吴政明存在购车发票载明金额与结算时的购车款金额不一致的情形，故而怀疑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进而于2020年6月10日诉来一审法院，提出如前诉请。（2020）黔0403民初1035号案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于2020年6月30日审理完毕。袁树忠、黄碧于2020年6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对平安公司抗辩袁树忠、黄碧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树忠、黄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2元，减半收取856元，由袁树忠、黄碧负担（已交纳）。袁树忠、黄碧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车辆购置税申报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收缴款书，拟证明贵Ｇ×××**号客车购买价格为人民币8.5万元。平安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但对于案涉客车的实际价格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平安公司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1.贵Ｇ×××**号客车报废证明，袁树忠的申请、承诺书、《客车买卖合同》配置及价格，贵Ｇ×××**号客车费用结算清单，拟证明目袁树忠、黄碧从申请、签订合同到结算全过程已经知晓贵Ｇ×××**号车的实际价格为127800.00元，并在合同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故袁树忠、黄碧所主张的权利时效的起算日期应为2015年5月14日之前。袁树忠、黄碧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一审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是合理的。本院认为，客车报废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余证据一审已举证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贵Ｇ×××**车辆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拟证明“应将贵Ｇ×××**号车的随车发票、车辆登记证书、购置税完税证明、返还上诉人”的请求毫无事实依据。袁树忠、黄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自己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相关附属物品应属于自己。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一审已举证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3.《客车买卖合同》两份，三辆车的合同定金的支付凭证，六辆车的合同定金支付凭证、五辆客车（包括贵Ｇ×××**）的汇款凭证、万达客车厂（吕斌）补偿款的收条、贵Ｇ×××**号车结算清单（含案外人苏荣贵、王家学、彭万贵、张洪江），拟证明案涉车辆实际价格为127800.00元，平安公司不存在多收取购车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的事实。袁树忠、黄碧认为，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另外一份合同不予认可。对收条三性均不认可。苏荣贵、王家学与收款人不符，是之后添加的。吕斌的身份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汇款应该支付到万达公司账户，汇款凭证三性均不认可，注明也是后来添加的。该证据一审中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收条系平安公司交由袁树忠、黄碧签署的，虽然注明了吕斌的身份，但吕斌与万达公司无关联，无法达到平安公司的证明目的。结算清单的质证意见，对真实、客观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客车买卖合同》、收条、结算清单一审已举证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他证据予以采信。4.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证明、行政许可申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行政许可决定书、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贵Ｇ×××**号班线经营权使用协议，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贵Ｇ×××**号车辆登记证书、贵Ｇ×××**号车辆行驶证、贵Ｇ×××**号道路运输证、贵Ｇ×××**号承包经营合同，拟证明贵Ｇ×××**号客车的班线经营权属于平安公司。袁树忠、黄碧认为，经营权使用协议与本案无关，且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平安公司是形式上的案涉车辆的管理者，实际所有者属于我方。本院认为，袁树忠、黄碧的质证意见成立。二审中本院到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调取了贵GBE7**注册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其中包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登记联）、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登记联）载明案涉车辆价税合计人民币85000元。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袁树忠、黄碧与平安公司均认可贵Ｇ×××**号客车的落户手续（即申请注册登记）及牌照是袁树忠、黄碧办理的，平安公司仅出具了授权委托手续。结合本院到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调取的注册登记申请材料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的规定，袁树忠、黄碧在办理贵Ｇ×××**号车的落户手续时就应当知晓购车发票所载明的价税金额为85000元，与《客车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车价格127800元不符，换言之，袁树忠、黄碧自2014年12月15日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2月16日起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袁树忠在明知购车发票载明的购车价税为85000元的情况下，仍于2015年5月14日与平安公司进行了结算，结算的购车款为127800元，并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现袁树忠、黄碧推翻结算结果，主张购车款为85000元，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袁树忠、黄碧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即2015年12月15日前向法院起诉，行使撤销结算结果的权利，袁树忠、黄碧直到2020年6月1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故一审判决未支持袁树忠、黄碧关于退还6万元购车款及支付相应资金占用费的主张并无不当。关于平安公司是否应向袁树忠、黄碧交付贵Ｇ×××**号车的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资料问题。经查，车辆合格证原件现存于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平安公司无法返还。鉴于平安公司是案涉客车的登记所有权人，袁树忠、袁碧是案涉客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双方均有可能持有原始销售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现平安公司称未保管原始销售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故袁树忠、黄碧应首先证明平安公司持有原始销售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才能要求平安公司返还，现袁树忠、黄碧未完成该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袁树忠、黄碧关于诉请平安公司向其返还原始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树忠、黄碧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2元，由袁树忠、黄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虹审判员 宋 颂审判员 朱俊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赵强强书记员杨艳（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