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3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昕，女，198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洪锁，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青，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火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31241678955Q。法定代表人：杨玉洪（已故），该公司董事长。临时负责人：童阿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珊珊，辽宁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风琴，女，194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青，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昕、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翟风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3民初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昕上诉请求：纠正原审对遗嘱认定无效的事实。主要事实和理由：1.依据相关法律，代书遗嘱可以为打印件，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遗嘱，内容为打印字体，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不能证明系杨玉洪真实意思表示系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3条的规定，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可以作为事实采信。而遗嘱中明确指明杨玉洪的财产由上诉人独自继承，原审法院否定遗嘱的效力，将导致上诉人独自继承财产的权利被侵害。大森公司针对杨昕的上诉请求辩称，部分同意杨昕的上诉请求，因为遗嘱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且关系到翟风琴的继承人资格，原审法院未对遗嘱的真实性、内容进行审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翟风琴表示同意杨昕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大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翟风琴、杨昕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玉洪父母先于杨玉洪去世证据不足。依据民政部等部门民发[2020]20号文件的规定，有权出具死亡证明的部门应该是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法院且还得依据法定程序出具，而一审法院仅凭一份2020年3月2日村委会出具的所谓“证明”，便认定杨玉洪父母先于杨玉洪病逝不仅不合常理，且于法无据。二、缺少最关键的《出生医学证明》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杨昕是杨玉洪的独生女儿，不仅违背事实，且证据不足。三、遗嘱涉嫌伪造，一审法院简单一句“应按法定继承”回避之，有避重就轻之嫌。1.一审庭审时，杨昕、翟风琴代理人声称只有翟风琴、杨昕有权继承杨玉洪股份，这就意味着，一旦“遗嘱”被认定合法有效，杨昕、翟风琴无需证明杨玉洪父母先于其死亡，也可排出第三人的继承，也不需要证明杨昕同杨玉洪间的所谓父女关系，其举证责任大大减轻。“遗嘱”作为本案最重要的证据，而一审法院有意回避。2.作为本案最关键的证据“遗嘱”，落款处的签名“杨玉洪”三个字，无论是笔迹轨迹、力度、间架结构差别很大，特别是“杨”字，明显不是杨玉洪所签，鉴于“遗嘱”不仅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继承，且涉及到是否伪造证据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为此，大森公司于庭审次日便提出了笔迹鉴定书面申请，而一审法院对于鉴定申请至今未有任何答复，原审法院剥夺当事人举证权的行为系程序违法。四、本案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应当追加杨玉洪父母为共同原告。五、本案遗嘱作为继承人主体资格，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原审法院未对其进行实质审查，仅以不符合形式要件为由，驳回大森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继承法第七条，继承人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之规定。本案翟风琴、杨昕所提供的遗嘱落款处签名，明显不符合被继承人生平字迹，具有伪造嫌疑，故此证据直接关系到本案继承主体资格的确认与丧失，应当对其进行实质审查。我国并未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代书遗嘱不得为打印形式，原审法院以代书遗嘱为打印件而否认其效力，并认为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无必要性，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1条的规定。杨昕、翟风琴针对大森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大森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第一，村委会证明、河沙口区政府出具的独生子女证均属于公文书证，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14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村委会证明和独生子女证记载的内容依法有据；第二，民发（2020）二十号文件并非法律法规，也不是规章，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判决的依据；第三，大森公司虽然提出鉴定申请，但鉴定与否裁判的结果是一样的，故对遗嘱鉴定的必要性是不存在的；第三，关于对遗嘱笔迹鉴定和主体审查的问题，本案不是继承之诉，大森公司与医嘱没有利害关系，无权对遗嘱或遗产的权利提出请求或主张。杨昕、翟风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翟风琴为被告公司股东、持有公司45%股权，确认杨昕为被告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5%股权；2.判令被告协助二原告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将杨玉洪名下45%股权变更登记至翟风琴名下；将杨玉洪名下剩余15%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昕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于1995年6月2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杨玉洪，注册资本500万元，杨玉洪认缴出资300万元、持股60%，童阿琴认缴出资200万元、持股40%。被告公司章程中对自然人股东去世后的股东资格继承事项没有特别规定。原告翟风琴系杨玉洪妻子（双方于1973年8月29日登记结婚），原告杨昕系翟风琴与杨玉洪的独生女儿。2019年11月24日，杨玉洪因病去世。另查明,杨玉洪父亲杨德春于1976年病故，母亲王尊环于2003年病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结合原、被告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二原告是否系杨玉洪的合法继承人，是否有权继承杨玉洪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关于二原告是否系杨玉洪的合法继承人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原告提供的结婚证、独生子女证、户口簿、出国人员申请表、《证明》、快递邮寄单及查询单，足以证明杨玉洪的父母均先于杨玉洪去世、原告翟风琴系杨玉洪配偶、原告杨昕系杨玉洪独生女儿的事实。据此可以认定，二原告系杨玉洪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杨玉洪遗留的合法财产。由于二原告提供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故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被告对上述证据及待证事项均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告不认可二原告的合法继承人资格及杨玉洪其他法定继承人情况不清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另，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非判定法定继承人资格的必要条件，被告以原告杨昕并非杨玉洪亲生女儿为由主张其不具有继承资格的答辩意见，既无证据支持，亦无法律依据，故不予采纳。关于二原告是否有权继承杨玉洪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除外。”经审查，被告公司章程对自然人股东去世后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故其股东杨玉洪去世后的股东资格依法可以由其合法继承人即本案二原告继承。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二原告的继承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经查明，杨玉洪持有被告公司股权的时间晚于其与原告翟风琴的结婚登记时间，故其持有的股权属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该股权的一半应由其配偶即原告翟风琴所有，其余一半应作为遗产，由二原告各分得50%。即原告翟风琴应享有杨玉洪持有股权的75%（被告公司45%股权），原告杨昕可继承杨玉洪持有股权的25%（被告公司15%股权）。故二原告要求确认其为被告公司股东（原告翟风琴持有公司45%股权，原告杨昕持有公司15%股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原告作为杨玉洪的合法继承人，可依法继承杨玉洪的股东资格，故二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将杨玉洪名下75%股权即被告公司45%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翟风琴名下；将杨玉洪名下剩余25%股权即被告公司15%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杨昕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翟风琴、杨昕为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股东，原告翟风琴持有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45%的股权，原告杨昕持有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15%的股权；二、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翟风琴、杨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4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翟风琴名下，将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1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杨昕名下。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告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负担（此款二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执行时一并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但大森公司对一审认定“杨昕系翟风琴与杨玉洪的独生女儿”、“杨玉洪父亲杨德春于1976年病故，母亲王尊环于2003年病故”两节事实有异议，认为该两节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杨昕、翟风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杨玉洪父母死亡时间以及杨昕是否为独生子女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因此，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杨玉洪父亲杨德春于1976年病故，母亲王尊环于2003年病故”一节事实不予认定，对一审认定的“杨昕系翟风琴与杨玉洪的独生女儿”一节事实更正为“户主为杨玉洪的户口簿载明：长女杨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虽因杨玉洪死亡而引发，但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并非继承纠纷，因此，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围绕翟凤琴、杨昕是否有资格继受杨玉洪的股东身份进行审查，无需审查除案涉股权之外的涉及杨玉洪为被继承人的继承问题，显然，一审对“遗嘱”的评判超出了本案审查范围，认定“遗嘱”无效更是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纠正。由于户主为杨玉洪的户口簿载明“长女杨昕”，而大森公司又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户口簿记载的内容，那么，杨昕与杨玉洪之间系父女关系，且大森公司认可翟凤琴系杨玉洪配偶，因此，翟凤琴、杨昕具有继受杨玉洪股东身份的资格，一审判决确认翟凤琴、杨昕为大森公司股东并判决大森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正确。至于杨玉洪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的问题，首先该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其次也没有杨玉洪的其他“继承人”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即便存在其他继承人未参加本案诉讼，其也可通过继承予以解决，本案无发回重审查明其他继承人或追加当事人的必要。综上所述，杨昕的上诉理由成立，但不影响裁判结果，大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00元（上诉人杨昕预交100元，上诉人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预交30800元），由大连大森数控技术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