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8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丽，女，1976年4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启传，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永，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琳芳，女，1975年4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凤丽，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侯智，男，1975年9月1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邵丽因与被上诉人苏琳芳、原审第三人侯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事实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关于证据问题。1、补充的《离婚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为了针对上诉人的诉讼所形成，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2、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个人贷款周转易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智圣公司作为中间对公账户所属单位”是错误的。3、关于《证明》和照片的关联性问题。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和照片，说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第三人存在婚姻存续期间内隐匿、转移、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动机与行为，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必要的关联性，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该节事实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二、关于数据比较基准逻辑错误的问题。针对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款额度，一审判决使用4842588元作为被减数，减去1736450元，差额为3106138元，以此来作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款数据净额与被上诉人给第三人转款未统计额进行比较。上诉人认为以上数据使用错误。首先，数额4842588元为第三人尾号0606的招商银行卡向被上诉人的转款额度，未包含第三人名下其他银行卡给被上诉人的转款，但1736450元为被上诉人名下多张银行卡给第三人的全部转款；使用第三人一张卡的转款作为被减数，减掉被上诉人多张卡给第三人的全部转款，显然具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其次，4842588元未包含第三人给予被上诉人家人的转款，该转款完全系因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关联关系所导致，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直系亲属并无直接关系，转款显然是受被上诉人的指示要求，故应认定为被上诉人接收了该转款，并从中获取了并不属于自己的不当得利，因此该转款理应纳入第三人为被上诉人的转款数额。综上，第三人为被上诉人的转款比较的被减数应为5731838元（第三人尾号0606的银行卡转款4842588元+其余银行卡转款508250元+转给被上诉人家人381000元），才能与1736450元的减数，保持数据取证逻辑的一致性与公正性。根据目前可掌握的银行流水，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多出被上诉人向第三人转回的款项额度为3995388元（5731838元-1736450元=3995388元）。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家人转款381000元，应认定为被上诉人应当返还该转款。三、关于被上诉人转款数额的认定问题。一审判决中，认定以被上诉人主张2888218元为基数，加上被上诉人给第三人存现328000元(29万+3.8万)，合计3216218元作为被上诉人给第三人的转款未统计额。其中，2888218元的构成为(2310890元+394695.52元+182633元)，分别为被上诉人认为的80万贷款、18万贷款涉及款项及被上诉人认为的POS机借款款项。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转款数据，一是，存现328000元没有主张对应的证据证明；二是，2888218元也并非真实确切的被上诉人未被统计的转款。该认定数据既缺乏证据支持、事实依据，又存在逻辑明显错误，上诉人认为认定3216218元作为被上诉人给第三人的转款未统计额，应为认定错误。具体说明如下：1、关于存现29万、3.8万的认定问题。被上诉人称给第三人存现328000元（29万+3.8万），以上两笔存现不应认定为被上诉人向第三人的转款。2、关于贷款80万的认定问题。按照一审意见，转款2310890元是由80万贷款及其利息所组成，组成为80万+80万+495367元+205173元+10350元；其中80万+80万+495367元为本金，205173元+10350元为利息。上诉人认为这部分数据认定有误。3、关于贷款18万的认定问题。按照一审意见，转款394695元是由18万贷款及其利息所组成，组成为18万+18万+34695.92元。这部分数据认定同样有误。4、关于POS机的转款认定问题。转款182633元是由第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流水而来，但第三人转账流水与被上诉人POS机刷卡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在作为股东的公司，被上诉人在POS机刷卡应视为被上诉人个人消费；另外，如有信用卡刷卡套现行为则应视为违法，因此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因刷卡行为而形成借贷关系，尤其是同作为公司股东时，被上诉人在公司刷卡，却变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个人的债务，不符合逻辑，也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智圣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消费，系被上诉人与公司构成债的关系，与第三人没有关系。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刷卡消费与第三人联系起来，要求第三人买单，系认定事实错误：一是刷卡单据写的是消费，系被上诉人与公司形成合同关系，与第三人无关；二是第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借款，不存在借款关系。四、关于被上诉人通过向案外人转款，再由案外人向第三人转款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被上诉人一直称与第三人的资金往来是基于公司经营的需要，该观点错误，理由如下：第一，即使基于公司的需要，被上诉人可以直接向公司转款，没有必要向第三人转款，更无必要通过案外人向第三人转款。第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与其股东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二者之间的财产各自独立。被上诉人将银行借款打给案外人（如丁晓赟），如案外人代表公司，则公司与被上诉人形成借款法律关系；此后，无论案外人将该款打给谁，均是公司与他人之间形成其他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第三，被上诉人声称与第三人的资金往来是因公司的需要，是没有分清公司与股东的独立人格，实质上是混淆了股东与公司的人格，与公司法的规定相悖。第四，被上诉人作为两公司的股东，在2017年10月-11月已将股权转与他人且在与第三人离婚已长达七年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仍存在巨额资金往来，如作为自然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尚且与公司的经营无关，更何况此时还不再具备股东身份。此时，被上诉人已非公司股东且已非第三人的合法配偶关系，辩称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基于公司经营需要，完全不合逻辑且与常理严重相悖！第五，被上诉人声称将80万贷款借给瑞霖公司使用，通过向智圣公司的会计丁晓赟转款，再由丁晓赟转给第三人，最后由第三人转给智霖公司。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之间的转账既不合法，也完全不符合常识。第六，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吴兴华转款18万元，吴兴华是什么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有无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均未能查明。一审认定2017年7月18日案外人吴兴华将18万元转入第三人尾号2333的银行卡。此处认定错误。根据银行流水转款人是吴辰超。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关系的证明前提下，将与案外人之间的转款关系，一并认定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转款关系认定，上诉人对此笔转账不予认同。五、一审法院认为款项变动多用于公司经营，“应属正常的业务往来”的判定，缺乏事实依据。依据我国公司法、税法等法律法规，如无有为其他合法款项的前提下，公司转给个人的款项应视为工资分红等个人收入。第三人名下数张信用卡消费基本都来自于0606的转款，消费每年近100万之多。第三人关于转款的银行卡用于经营转款是与客观事实不符。款项多用于公司经营的结论是主观臆断。若认定第三人与公司、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款为公司经营需要，则应以证据为依据，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则。在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资金用途，银行路径，借款合同、购销合同、公司财务报表、公司完税证明、个人完税证明等相关账务证据的情况下，方能认定为其他合法款项，否则应视为第三人的工资，奖金及股权收益等收入，且为夫妻共同财产。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收到第三人的款项，除第三人向被告的还款外，其余全部用于替第三人偿还银行贷款或信用卡透支款项，并未用于个人消费”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第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款，即便扣除被上诉人归还银行贷款外，仍有上百万之巨的款项，况且金额还未包含第三人给被上诉人家人的转款，银行流水明确显示第三人转给被上诉人之间款项的净差额远远大于偿还银行贷款或信用卡透支款项。二是，根据银行流水显示，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尾号3859的招商银行卡转款累计89余万元，而被上诉人此卡基本用于日常消费使用；同时，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尾号8529的建设银行卡转款累计26余万元，而被上诉人此卡基本用于房贷还款；以上两部分数据合计近120万元，说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与第三人的“款项往来应属业务往来，并未用于个人消费”的证词失信。三是，第三人多张信用卡消费的资金来源均为第三人的个人账户，绝非用于公司经营。关于法律适用问题。首先，根据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焦点表述有误。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向第三人所转款项有无依据、是否构成不当利益”，应为“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所转款项有无依据、是否构成被上诉人所得的不当利益。”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款项变动多用于公司经营，“应属正常的业务往来”，与法相悖。一是，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判定存在法律主体混同的错误。二是，根据公司法，存在公司资产和个人财产混同的错误。本案涉及的公司均为有限公司，在股东出资以后，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相互独立。本案中，在没有认定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公司转入股东的个人帐户财产应为股权收益，股东将收益又转入其他公司或其他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同时，账户的变动正是反映了其转移财产的动态过程。此外，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不存在利益损失”的判定，有悖于婚姻法规定。第三人转款的前提，是基于个人账户的转款。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等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收入与收益，均作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分割，而账户的变动正是反映了其转移财产的动态过程。如若基于个人银行账户的款项还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基础，则根本无从体现法律判定的公平与公正。同时，上诉人所有举证均基于目前可掌握并经查询的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两人银行流水时间段期间的往来数据，并非全部数据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将公司与第三人人格混同，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苏琳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个别事实有误，不影响案件整体性质。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获得了不当得利款项，但根据庭审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并没有获得不当得利款项。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第三人名下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款情况，根据庭审查明事实，2014年9月2日至2019年6月21日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4842588元，向案外人转款381000元，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转款1736450元。对该节事实各方均无异议，依法应予确认。因第三人向案外人转款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应予以处理。故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转款差额为3106138元（4842588元-1736450元）。对于双方之间的转款差额，被上诉人主张有2300540元是用于偿还以被上诉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但由第三人及瑞霖公司使用的80万元的循环贷款本息，有394695.92元用于偿还以被上诉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但由第三人使用的18万元循环贷款本息，有182633元用于偿还以被上诉人名义向银行所借，但由智圣公司及第三人使用的信用卡借款，上述金额合计2877868.92元（394695.92元+182633元+2300540元）。此外，被上诉人为第三人现金存款32.8万元。第三人对使用上述银行贷款及收到被上诉人现金存款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明确显示，前述贷款均是被上诉人先直接或间接转入第三人账户，而后第三人偿还，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使用，也没有获得利益。即便是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公司经营不规范的问题，被上诉人也没有获得不当利益。对于被上诉人为第三人现金存款32.8万元，前述被上诉人取款与第三人存款时间一致，第三人对该款系被上诉人所存无异议，上诉人又无相反证据证实该存款系他人所存或有其他款项来源，依法应认定该款项系被上诉人所存。综合前述事实，扣除第三人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及信用卡欠款而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加上被上诉人为第三人的现金存款，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多付99730元（2877868.92+328000-3106138元），被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关于第三人尾号为8182建设银行卡与被告之间的转款，相关款项折抵后，第三人多向被上诉人转款87700元，但前述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多转款99730元，故对第三人尾号为8182的银行卡与被告之间的转款尽管有差额，也不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关于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银行卡于2017年7月18日向被上诉人尾号为6982的银行卡转款18万元，如前所述系第三人为偿还前述其个人使用的18万元银行贷款而转款，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给银行，没有获得不当利益。对于第三人尾号为6050的银行卡于2017年7月18日向被上诉人尾号为6982银行卡转款的400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持有的前述银行卡系偿还18万元贷款的银行卡，结合前述被上诉人向第三人转款的金额超过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金额的事实，此款项亦不属于不当得利款项。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侯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邵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苏琳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人民币3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5月8日，被告苏琳芳与第三人侯智结婚，于2008年6月6日生育长子侯奕舟。2012年5月8日，双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局登记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儿子侯奕舟由第三人抚养随第三人生活，抚养费由第三人全部负责。2013年2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婚外生育次子侯小舟。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补充离婚协议书》，约定自2013年4月起，第三人每月支付被告子女抚养费用10万元，有权随时探望孩子。另查，瑞霖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10日，智圣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14日，被告和第三人均是二公司的原始股东，第三人为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11月3日，被告将其持有的瑞霖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苏传贵。2017年10月16日，被告将其持有的智圣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王凯。原告邵丽与第三人于2014年9月2日登记结婚。第三人于2019年6月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2020年5月27日，该院作出（2019）辽0202民初4425号民事判决：一、准予邵丽与侯智离婚；二、侯智赔偿邵丽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三、驳回侯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邵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该次离婚案件诉讼中，原告主张分得第三人在公司的股权收益400万元，理由为：2015年1月16日至2019年6月14日，瑞霖公司转入第三人尾号为0606招商银行账户13061300元，2014年11月20日至2019年5月5日，智圣公司转入原告尾号0606账户738615元，2015年4月3日至2015年12月31日，鼎鑫恒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是第三人和案外人侯爽）转入第三人0606账户2089000元，2015年4月3日至2018年11月18日，秦皇岛鼎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转入第三人0606账户1801000元，2014年10月4日至2016年1月22日，智圣公司转入第三人在建设银行开立的尾号为8182账户115950元，2015年8月31日，瑞霖公司转入第三人3541账户160000元，第三人通过以上三个银行账户收到4家公司的款项合计17965865元，应当认定为公司向第三人的分红或支付报酬，属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部分款项第三人转账给被告，原告已另案主张权利。该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第三人名下尾号为0606招商银行卡于2014年9月2日至2019年6月21日间向被告转账4842588元，向案外人转账381000元。被告通过各种银行卡向第三人该账户转账1736450元（1540450元+196000元）被告尾号为8713的农业银行卡流水明细记载，被告于2017年8月7日取现金29万元，于2018年7月20日取现金4万元；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流水明细记载，2017年8月7日柜台存现29万元，2018年7月20日柜台存现3.8万元。第三人于2013年5月14日以沙河口区绿波路37号4单元6层2号房屋抵押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订《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作为授信申请人，向银行贷款80万元。同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作为授信人，被告作为授信申请人，智圣公司作为中间对公账户所属单位签订《个人贷款周转易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申请开通周转易功能，并开通直接转账模式。直接转账模式即被告在使用周转易额度进行定向支付时，银行提供的定向垫付款项资金由被告周转易功能所在一卡通直接转账至被告指定的定向收款账户模式。协议同时约定，有效期一年，到期后如银行同意延期，不再另行签订延期协议。上述合同签订后，银行将80万元贷款转入被告尾号为4031银行卡（后变更为尾号7327），被告将此款转入智圣公司工作人员丁晓赟尾号为6883银行卡，丁晓赟又转入第三人尾号为0606银行卡或案外人银行卡。而还款则由第三人或案外人直接将款项转入被告尾号为4031银行卡（后变更为尾号7327），后被告向银行还款。上述贷款在原告与第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涉及的款项为，2015年6月24日，被告通过尾号为4031的银行卡将贷款80万元转入智圣公司工作人员丁晓赟尾号6883账户，同日丁晓赟通过该账户转给第三人尾号0606银行卡78万元，第三人又转至瑞霖公司账户。2016年6月22日至2016年6月24日，第三人通过尾号为0606银行卡转款给被告尾号为4031银行卡80万元，后银行从被告的该账户直接扣划偿还了贷款。2016年6月27日，被告通过尾号为4031银行卡将贷款80万元转入智圣公司工作人员丁晓赟尾号6883账户，同日丁晓赟通过该账户转给第三人尾号0606银行卡78万元，第三人转至瑞霖公司账户。还款时间为2017年6月22日，案外人吴辰超通过其尾号为7882银行卡三次转款合计796500元到被告尾号为7019浦发银行卡，被告又将此款转至其尾号为4031的银行卡，银行扣划偿还了贷款。2017年6月22日，被告通过尾号为4031的银行卡将贷款80万元转入智圣公司工作人员丁晓赟尾号6883账户，同日丁晓赟通过该账户转给案外人吴辰超尾号7882银行卡80万元，还款是由瑞霖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将80万元款项转入第三人尾号0606银行卡，后第三人通过该账号转款至被告尾号为7327的银行卡(即前述4031银行卡)80万元，银行扣划偿还了贷款。2018年6月9日至6月10日，被告通过尾号为7327银行卡(即前述4031银行卡)将贷款50万元转入智圣公司工作人员丁晓赟尾号6883账户，2018年6月10日至6月11日丁晓赟通过该账户转给第三人尾号0606银行卡50万元，第三人又转至瑞霖公司账户。后第三人将从瑞霖公司取得的款项分多笔通过尾号0606银行卡还给被告49.5367万元，被告于2019年6月11日至6月13日还款50万元给银行。此外，2014年9月21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第三人通过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分多笔转款至被告尾号为7327银行卡(即前述4031银行卡)205173元人用于偿付前述8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另外，第三人通过尾号为8182的建行卡转入被告尾号为4031银行卡的10350元也是用于偿还前述贷款的利息。上述被告转给丁晓赟贷款本金210万元，丁晓赟转给第三人206万元，第三人直接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数额合计2310890元(80万元+80万元+495367元+205173元+10350元)。被告的该银行卡除接收贷款和偿还贷款外，没有消费信息记录。2014年7月28日，被告作为借款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订《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向银行贷款18万元，2016年7月15日，双方签订《个人授信及质押协议》，被告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8万元。在被告与第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贷款还款情况是，2015年4月13日第三人转账至被告尾号8713银行卡20万元，2015年7月23日，被告通过该银行卡将此款转入尾号为6982银行卡偿还了18万银行贷款。2016年7月18日，被告将贷款18万元转给了案外人吴兴华尾号为1818银行卡，同日，吴兴华通过该银行卡将18万元款项转入第三人名下尾号为0606银行卡。2017年7月18日，案外人吴兴华将18万元转入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银行卡，后第三人转入被告尾号为6982银行卡，同日被告将贷款贷出后转入吴兴华尾号为1818银行卡。对于2018年的银行贷款18万元，是2018年7月19日由被告哈尔滨银行账户偿还了15万元，第三人尾号0606的银行卡偿还2.5万元，被告尾号为8529的银行卡偿还了5000元，后第三人又偿还了被告哈尔滨银行账户150120元及被告8529银行卡4800元。2014年10月12日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被告尾号为6982的银行卡偿还18万元贷款利息34695.92元，第三人通过尾号0606银行卡分多笔转款给被告用于支付该利息。上述第三人转给被告为偿还18万元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款项合计为394695.92元(18万元+18万元+34695.92元)。被告尾号为6982银行卡没有消费信息记录。第三人尾号为8182建设银行卡在2014年9月2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向被告转款147050元，其中向被告尾号为4031银行卡转款合计10350元，于2018年8月19日向被告转款1万元的摘要载明“还款”。同一时段，被告向第三人转款19000元。2019年4月5日被告通过尾号为3473的银行卡向第三人卡号为43×××94的银行卡转账2万元。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浦发银行卡于2017年7月17日向被告尾号为7327的银行卡转款180800元，同日被告转回第三人18万元。2017年7月18日，第三人向被告尾号为6982的银行卡转款18万元，被告于当日偿还了银行贷款。第三人尾号为6050的浦发银行卡在2017年7月18日向被告6982银行卡转款400元，被告于2017年8月10日偿还了信用卡。2017年12月6日，被告通过尾号为6970的银行信用卡在智圣公司POS机刷卡49000元后，第三人于2018年1月1日通过尾号为0606银行卡向被告尾号为6970银行信用卡转款50000元；2018年1月8日，被告用前述银行信用卡在智圣公司POS机刷信用卡40000元，2018年2月28日，第三人通过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向被告尾号6970的银行信用卡转款47000元；2018年1月14日，被告用尾号为3859银行信用卡在智圣公司POS机刷信用卡15000元，第三人于2018年2月10日通过尾号为0606银行卡向被告尾号为3859信用卡转款15000元；2019年4月21日，被告用尾号为3859银行信用卡在智圣公司POS机刷信用卡84000元(分三笔，两笔各4万元，一笔4000元)，第三人于2019年5月10日通过尾号为0606银行卡向被告尾号为3859银行信用卡转款2万元。被告主张，2019年6月10日第三人转款给被告尾号为3859的银行卡30万元，此卡于2019年6月11日转入被告尾号为7327银行卡249367元用于偿还贷款，余款50633元是为了偿还前述尾号为3859信用卡借款。上述第三人转给被告为偿还信用卡借款的数额合计为182633元（50000元+47000元+15000元+20000元+50633元）。再查，智圣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出具《在职证明》，内容为：丁晓赟，身份证号码2102041977********，自2014年3月1日起在本公司任职至今，特此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向第三人所转款项有无依据、是否构成不当利益，原告是否为“受损失的人”。首先，原告不能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所转款项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或原告的个人财产。按照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未举证证明第三人账户进款来源于公司股权分红或第三人的其他合法收入，原告本人也确认未向第三人账户转款，从第三人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可以看出，款项变动多用于公司经营，因而即便第三人账户有款项支出，亦未损害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权益，原告即不存在利益损失。其次，第三人向被告转款具有法律依据，被告并未获益。关于第三人向被告转款的事由，被告与第三人均已举证证明，被告收到第三人的款项，除第三人向被告的还款外，其余全部用于替第三人偿还银行贷款或信用卡透支款项，并未用于个人消费。对于第三人尾号0606银行卡与被告之间的往来款项，三方当事人均认可，2014年9月2日至2019年6月21日期间第三人向被告转款4842588元，同一时间被告向第三人转款1736450元。有争议的款项为，第三人为偿还80万元银行贷款本息而向被告支付的2310890元、为偿还18万元银行贷款本息而向被告支付的394695.52元。对于第三人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而转入被告名下的款项，均来源于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而该银行卡没有个人消费款项，主要为第三人与单位之间的往来款项，两笔贷款均是被告直接或间接转入第三人名下该银行卡，第三人又转至瑞霖公司或作其他业务使用，还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瑞霖公司，第三人将瑞霖公司转入的款项通过0606银行卡，将贷款本息转至被告名下银行卡，后银行扣划相关款项。上述过程中，均是被告首先将贷款直接或间接转给第三人，而后第三人偿还，从银行发放贷款到偿还贷款整个流程，被告没有使用贷款，没有消费，也没有获得利益，结合上述两笔贷款取得时，被告与第三人均是瑞霖公司、智圣公司两个公司股东的事实，此部分款项往来，应属正常的业务往来，不应认定为被告取得的不当得利款项。有争议的款项还有，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存入的两笔共计32.8万元现金是否为被告所存。被告提交的尾号为8713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证明，在被告取现29万元、4万元的同一日，第三人银行账户显示现金存入29万元、3.8万元，第三人对该两笔款项系被告所存无异议，原告虽有异议，但不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第三人账户上述两笔现金入账资金的来源，故应当认定两笔存现系被告所存。另外，被告在智圣公司POS机刷卡透支，而后第三人通过尾号为0606银行卡向被告信用卡账户偿还182633元，被告本人没有获取利益。综上，虽然原告统计的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转款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转款有差额3106138元（4842588元-1736450元）。但因第三人转入被告名下的2888218元（2310890元+394695.5元+182633元）均为第三人或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使用的银行借款还款，且被告给第三人存现328000元原告没有统计，前述金额合计3216218元（32800元+2888218元），被告为第三人转款金额超过第三人为被告转款金额，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第三人尾号为8182建设银行卡与被告之间的转款，2014年9月2日至2018年11月20日期间，第三人向被告转款147050元，被告向第三人转款19000元，差额为128050元。因前述转款中，第三人向被告尾号为4031的银行卡转款合计10350元，该款项用于偿还前述相关80万元贷款的利息，不再赘述。而2018年8月19日第三人向被告转款1万元的摘要载明“还款”，有具体用途。此外，2019年4月5日被告通过尾号为3473的银行卡向第三人卡号为43×××94的银行卡转账2万元，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上述款项折抵和扣除后，差额为87700元。考虑到前述被告为第三人转款金额超过第三人为被告转款金额110080元（3216218元-3106138元）及被告抚养与第三人生育的两个子女，而第三人应依法支付抚养费的事实，不宜认定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对于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浦发银行卡于2017年7月18日，向被告尾号为6982的银行卡转款的18万元，如前所述被告已替第三人偿还了银行贷款，不应认定为被告取得的不当得利款项。对于第三人尾号为6050的浦发银行卡在2017年7月18日向被告尾号为6982银行卡转款的400元，被告偿还了信用卡，考虑到此款金额较小，且前述被告转款给第三人的金额超过第三人转款给被告的金额，不且认定为被告取得的不当得利款项。对于原告所诉第三人给被告家人转款381000元，因涉及案外人，不是本案审理范围。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邵丽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9月21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第三人通过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分多笔转款至被告尾号为7327银行卡（即前述4031银行卡）205173元，用于偿付前述8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另外，第三人通过尾号为8182的建行卡转入被告尾号为4031的银行卡10350元也是用于偿还前述贷款的利息。上述被告转给丁晓赟贷款本金210万元，丁晓赟转给第三人206万元，第三人直接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数额合计2310890元（80万元+80万元+493657+205173元+10350元）。”认定有误，应更正为：2014年9月21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第三人通过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尾号为5990的银行卡、尾号为8182的银行卡分多笔转款至被告尾号为7327银行卡（即前述4031银行卡）205173元，用于偿付前述8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第三人直接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数额合计2300540元（80万元+80万元+493657+205173元）。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7月18日，案外人吴兴华将18万元转入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银行卡，后第三人转入被告尾号为6982银行卡，同日被告将贷款贷出后转入吴兴华尾号为1818银行卡。”认定有误，应更正为：2017年7月18日，案外人吴辰超将18万元转入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银行卡，后第三人转入被上诉人尾号为6982银行卡，同日被上诉人将贷款贷出后转入吴兴华尾号为1818银行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并致他人受损的行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的侯智向苏琳芳转款，苏琳芳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案诉讼中，上诉人邵丽主张被上诉人苏琳芳构成不当得利，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一审判决虽在认定事实中有个别错误，将2017年7月18日转入第三人尾号为2333的银行卡18万元的案外人“吴辰超”认定为“吴兴华”，将第三人直接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数额多认定了10350元，但均不影响案件的整体定性。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苏琳芳对款项的来往去向能作出合理说明。第三人名下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4842588元，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转款1736450元。第三人向案外人转款381000元，因第三人向案外人转款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处理。故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转款差额为3106138元。对于双方之间的转款差额，被上诉人有2877868.92元是直接或间接用于偿还第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向银行贷款及为第三人或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使用的信用卡借款，被上诉人为第三人现金存款32.8万元。上诉人虽对现金存款不予认可，但从银行流水来看，被上诉人取款与第三人存款时间一致，金额相当，应认定该款项系被上诉人所存。该账户内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多付99730元。结合第三人尾号为8182建设银行卡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款情况，款项折抵后，第三人多向被上诉人转款87700元，但前述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尾号为0606的银行卡多转款99730元。第三人持有的尾号为2333、6050号银行卡，向被上诉人持有的6982号银行卡转款18万元、400元，是第三人为偿还前述其个人使用的18万元银行贷款而转款，加上被上诉人尾号3473号银行卡向第三人尾号4894号银行卡转账2万元。故双方转账金额大体相当。另外考虑被上诉人抚养其与第三人生育的子女，第三人需要支付抚养费等情况，因此，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综上，邵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邵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王 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