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玉良，男，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河北省定州市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珺，女，197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中远海运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高沙中路**。法定代表人：陈大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雪茵，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恩洪，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胡玉良因与被上诉人江门中远海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5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玉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胡玉良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由中远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第二项“……故本案确认上述《协议书》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协议书》之所以签订是基于中远公司在与胡玉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足额为胡玉良缴纳社会保险，胡玉良为了办理补缴社保需要中远公司配合，迫于无奈与中远公司签订的。而作为劳动者的胡玉良与用人单位的中远公司，本身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双方签订的协议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协议，如协议条款存在争议，也应作出不利于用人单位的解释。即便是平等主体之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之法律规定，所签订的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各自承担的比例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而不是基于民事协议。也就是说，缴纳社保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各自缴纳多少比例均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得自行约定，双方更不能约定由哪一方自行承担。案涉《协议书》约定由胡玉良自行补缴所需全部费用，这其中显然包括2003年至2008年期间中远公司应当为胡玉良缴纳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保费用，该条款完全免除了中远公司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法定义务，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于无效条款。通过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及相关法律规定能够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由劳动者自行缴纳全部社保的条款无效，但一审法院却无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主张该协议应为无效，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上述导致协议无效的行为，故本院确认上述《协议书》有效”对胡玉良明显不公平，且加重了胡玉良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本案纠纷来源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来源于之前存续的劳动关系，而现实中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是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就经常导致劳动者迫于无奈，答应用人单位的一些不合法的要求，案涉《协议书》约定由胡玉良自行承担缴纳包括用人单位应缴纳的社保费用本身就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无需劳动者举证证明，该协议书也应认定为无效。但一审法院却无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不平等地位，要求劳动者举证证明案涉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这就明显加重了胡玉良的举证责任，对胡玉良不公平。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负有按时足额从劳动者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义务，负有向社会保险征缴机关提供办理社会保险所需资料和配合办理的法定义务。从案涉《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劳动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这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公平原则。三、一审判决称“退一步来说，被告若从原告入职以来就与其建立社保关系，至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原告连续缴费期限仍未满15年，无法在法定退休年龄届满时享受基本养老待遇，其仍需通过以个人名义缴费满15年，才可在社保部门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待遇”从而推定胡玉良是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后，自愿自行补缴包括用人单位应缴纳部分的社保费用，这种认定不仅逻辑荒谬，更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而不论劳动者距离退休年龄是否超过或不满15年。一审法院毫无法律依据将胡玉良入职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5年，从而自愿签订完全免除用人单位法定缴纳社保义务联系起来推定案涉《协议书》有效无理无据。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共同义务，胡玉良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税收缴款书中社会保险五项分别列出的单位和个人承担的具体数目，是负责征缴社会保险的行政机关依据社会保险征缴的国家规定计算得出，是负责征缴社会保险的行政机关对此笔补缴款项双方应承担的比例的确认。胡玉良在一审中并未诉请中远公司返还劳动者应缴纳的社保费用部分，仅诉请中远公司承担在胡玉良与中远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中远公司未为劳动者缴纳的部分，这足以表明胡玉良的诉请合法有据。胡玉良的诉请不仅具备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中远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应当维持原判。胡玉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远公司返还胡玉良12699.45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应缴部分6835.63元、失业保险719.08元、基本医疗保险4703.75元、工伤保险359.54元、生育保险81.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玉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49元，减半收取58.75元，由胡玉良负担。二审期间，胡玉良提交如下证据：1.《关于签订协议当天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发现的一些说明》一份；2.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两张。以上证据予以证明签订协议当天，该份协议根本没有通过充分协商，该协议是当天第一次看到的，中远公司当时说如果不签订该协议就不会配合胡玉良补缴社保，证明涉案《协议书》未经双方充分协商。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及相关事实对上述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二审期间，中远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胡玉良以不当得利诉请中远公司返还社保费用12699.45元能否得到支持。本案胡玉良以中远公司负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法定义务，胡玉良替中远公司缴纳2003年10月至2008年1月社保费用的单位缴纳部分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远公司返还单位缴纳部分费用12699.45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包括：1.一方取得财产利益；2.一方受有损失；3.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受益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中远公司并非涉案社保费用的收取主体，中远公司抗辩主张其系依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而没有支付涉案社保费用，胡玉良亦确认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书》，只是认为涉案《协议书》无效。鉴于本案双方均确认签订了涉案《协议书》，双方之间就涉案社保费用的缴纳进行了约定，非属不当得利，即便胡玉良主张涉案《协议书》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但并未对此提出诉请。故本案胡玉良认为中远公司与其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并主张中远公司返还案涉社保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不当，且因当事人并未对涉案《协议书》的效力诉请撤销或确认无效，一审法院对涉案《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不当，但判处结果正确。综上所述，胡玉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9元，由胡玉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疆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杨倩瑜书 记 员 黄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