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2民初16855号原告：余娟，女，198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峰，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振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平高科技园内。法定代表人：熊猛，现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梅林，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泽林，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易凯胜，男，197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原告余娟与被告长沙振升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易凯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原告于2020年11月15日申请追加易凯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依法通知易凯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峰、被告长沙振升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梅林、谭泽林、第三人易凯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的商标侵权赔偿协议书；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4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2576.67元（以1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为标准，自2019年5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11月9日，之后按此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第三人易凯胜对第二、三项被告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1日，因案外人涂琳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一案，原告被宁乡市公安机关传唤到宁乡市局审问处讯问，结束后，原告在公安审讯室碰到被告的工作人员即本案第三人易凯胜。其说原告已经被公安立案，只有被告出具谅解书公安机关才会从宽处理。原告因为被公安机关传唤三十多个小时，心里处于极度紧张，原告误以为自己已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为了获得被告的谅解书，以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向第三人支付了共计140000元，被告随即向原告出具了谅解书。2020年10月份，原告得知涂琳案件已经被判决，原告没有被刑事处罚。原告遂向派出所询问原告是否被立案事宜，才得知原告并未被立案。原告误以为自己被刑事立案，被告工作人员易凯胜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与原告签订不公平的赔偿协议，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长沙振升集团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商标侵权赔偿协议》系双方真是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协议自成立时即20196年5月27日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且涉案协议不存在任何法定可撤销事由，原告存在侵权行为是该协议签订的前提条件；2、该协议的签订并非以原告是否接受刑事处罚为前提，该协议仅就针对原告侵权给被告造成损失及损失的相应赔偿进行了约定，原告的行为虽经公安调查后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该情形不影响涉案协议的效力；3、原告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依法也应当给受害者即被告进行相应的赔偿，在此情况下，原告对被告进行赔偿140000元也是合符法律规定的，且是对合法权利人的保护。4、第三人当时系公司员工，我方当时确实委托第三人处理该事宜，我方亦认可第三人收取了原告方140000的赔偿款。易凯胜述称，我当时受被告公司委托处理涉案事宜，原告确实按照涉案协议的约定向我方转账支付了100000元，现金支付了40000元，共计140000元。但该协议的签订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从2019年5月21日，原告主动提出对公司进行赔偿到5月27日最终签订合同有7天的时间，且最后签订的金额是双方多次协商的结果，故涉案协议并非原告所述存在欺骗或重大误解的行为；2、原告多次来公司协商过程中，原告都是由亲属陪同前来，系自愿并友好的状态下进行的，我方并未对其进行错误的引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9年5月21日，因原告参与了案外人涂琳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一案，原告被湖南省宁乡市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遇见正在处理被告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事宜的员工即第三人。经双方协商，原、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了《商标侵权赔偿协议》，该协议书的内容为：关于余娟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一案，已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原告为取得被告凉解，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如下：1、因原告销售假冒被告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违法行为，已经给被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鉴于事发后原告及其家属积极诚恳向被告道歉，为求得被告单位的民事谅解，原告方家属全权代表原告自愿向被告支付赔偿款140000元作为商标侵权赔偿款；2、本协议签订当日，原告一次性支付给被告140000元；3、原告向被告支付侵权赔偿金后，被告自愿放弃追究原告的民事责任。同时原告向被告方保证今后不再做侵害被告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如再违反，追究其民事、刑事法律责任。随后原告向第三人转账支付100000元，现金支付40000元。二、2019年5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出《谅解书》，载明关于原告涉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一案，给被告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鉴于事后原告积极诚恳的赔礼道歉并自愿补偿了侵权赔偿金，并承诺不再做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公司为给原告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特向司法机关建议对余娟酌情从宽或免于处理。后原告将该谅解书提交给了办案单位宁乡市公安机关。三、2020年7月29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湘0104刑初572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12月3日，挂靠在爱宁乡市“顺心门窗”店从事门窗业务经营的被告人涂琳与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马坝龙村桂组的黄亚龙签订一份别墅窗户铝材的购销合同，合同金额131700元，双方约定铝材品牌为“振升”，合同签订后，为节约成本、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告人涂琳与其兄涂谋（另案处理）商量以假冒“振升”品牌的铝材完成工程，随后，涂某找到在长沙市开福区从事铝材加工生意的余娟，由其使用打码机在其他品牌的铝材外框刷上“振升”的标码，黏贴上假冒“振升”的商标胶带，再以80000元的价格销售给被告人涂琳。2019年1月，余娟将制作完成的假冒“振升”铝材边框送货至宁乡，并收取货款共计45000元等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符有法定事由。原告主张其误以为刑事立案，被告工作人员易凯胜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与被告签订的不公平的赔偿协议，依法应予撤销；被告抗辨主张所签订的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效力，且不存在任何法定可撤销事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赔偿协议的撤销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被告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签订赔偿协议；二是所签的赔偿协议在成立时显失公平。关于原告是否处于危困状态的问题，经查，2019年5月公安机关对案外人涂琳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立案侦查，侦查过程中对原告进行了传唤讯问，虽然未对原告刑事立案，但后公诉机关在对涂琳的起诉书中认定了原告参与销售假冒被告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且获利45000元的事实。原告在当时这一特定条件下为减轻责任、求得被告谅解而签订赔偿协议，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告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签订赔偿协议的情形。关于所签的赔偿协议在成立时是否显失公平，本院认为，原告虽未构成犯罪，但构成了对被告的侵权，被告有权向原告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立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确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损失较为复杂，本案中，原告帮助涂琳在假冒的铝材上黏贴“振升”的标码，侵害了被告公司的合法权益，致使被告遭受损失，而原告自己却获利45000元，原告理应对被告予以赔偿，在原告支付被告赔偿款140000元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建议司法机关酌情从宽或免予处理的谅解书，且不排除因被告出具的谅解书而导致公安机关未对其刑事立案，故原、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在成立当时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所述，原、被告于2019年4月27日签订的《商标侵权赔偿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主张撤销，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原告余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俊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杜丽云书记员刘晓芳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