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水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喻超元，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杨水章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0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水章、被上诉人海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喻超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水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驳回海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诉讼费用由海云公司承担；4.判令海云公司退回杨水章的押金5000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欠条合法有效错误。（1）案涉欠条不是杨水章与海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帮喻超元抵购广告主的房屋而写下的虚假欠条。（2）“截止2017年3月底”的括号内容，亦是为了帮助喻超元抵购房屋的需要，后来发现是喻超元事先打印好骗杨水章签下欠条。（3）“具体金额可再确认”，表明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并非是双方核算的结果，欠条是出于其他目的所签。所以，模棱两可、结论未定的欠条，不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180000元欠款的真实性，缺乏正常欠条的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微信聊天记录真实、合法、有效错误。喻超元未出示与杨水章之间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其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不应作为证据采用，无法佐证杨水章欠海云公司180000元。3.在欠条和微信聊天记录均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下，应当重新审查欠款的基础事实，即租赁期限和付款情况，一审法院对该两个事实均认定错误。（1）杨水章主张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至2016年9月。一审法院认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系事实认定错误。（2）海云公司举证证明杨水章已经支付495000元，杨水章足以证明已经支付55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欠条、微信聊天记录、租赁期限和付款事实的基础上，掩盖海云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意给杨水章设置陷阱，提起虚假诉讼，错误认定杨水章欠款180000元，违背事实与法律规定。5.一审法院在海云公司迟到半个多小时的情况下，继续允许开庭，程序违法，涉嫌偏袒海云公司；在举证通知书中，未告知杨水章举证期限，杨水章当庭提出证据，一审法院不予受理。一审法院剥夺了杨水章的举证权利，系程序违法。另外，经过仔细核对并充分举证，杨水章已经不欠海云公司的租金，杨水章的押金5000元应当退回。海云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杨水章出具的欠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租赁期限、所欠租赁费用，各类证据已予以证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杨水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海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水章向海云公司支付所欠广告位租赁费225000元；2.杨水章向海云公司支付利息（以22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7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3.诉讼费由杨水章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3月28日，海云公司（甲方）与杨水章（乙方）签订《广告位临时使用协议书》，双方对白云区石沙路1951号云海大厦大楼顶广告位临时使用事宜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将云海大厦大楼顶广告位提供给乙方临时使用，从签订合同之日起，不管乙方有没有上画，乙方都应按月向甲方交纳广告位使用费，如乙方不继续租用该广告位，需提前1月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有权按月向乙方索要该广告位使用费。二、甲方给乙方的临时使用期：从2014年4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使用期满前10天内乙方向甲方提出续约，使用费另定，逾期视为乙方放弃。）三、使用费用为15000元/月，灯光费用为5000元/月，合同期内总费用为20000元/月（不含税）。每月支付一次租金，当月28日前支付下一个月租金。七、甲方只提供广告悬挂位置给乙方使用，如有政策、法规及有关职能部门对广告悬挂位置和广告内容有审批、收费、整改等要求或命令，乙方应无条件遵照履行并自行承担费用。”杨水章通过支票付款、转账付款及刷卡付款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29日、2014年7月14日、2014年8月22日、2014年10月17日、2014年11月27日、2015年2月12日、2015年5月28日、2015年7月3日、2015年8月28日、2015年10月22日、2015年10月26日、2015年12月25日、2015年12月28日、2016年3月7日、2016年7月12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11月24日向海云公司付款24393元、14692元、11133元、34000元、30782元、20000元、20000元、40000元、40000元、40000元、20000元、20000元、28000元、12000元、20000元、58000元、22000元、40000元，合共495000元。2017年3月10日，杨水章向海云公司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广告位租赁费18万元整（截止2017年3月底），具体金额可再确认。”2018年9月27日，在海云公司法定代表人喻超元与杨水章的微信聊天中，喻超元说：“关于你所欠广告场租费一事，近期能付一些吗？快2年了，你欠18万元一点都没有支付。我们核对过几次了，准确数字是18万，如你有异议，请出示依据与财务核对号好吗，能明确下支付时间吗”，杨水章说：“好的，我找一下，具体支付时间11月才能知道，请理解！”另查明，广州合宣制胜广告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杨水章。对于双方争议的证据及事实：一、杨水章是否适格被告。案涉《广告位临时使用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海云公司与杨水章，而该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期满后，双方没有继续签订协议，另杨水章于2017年3月10日出具欠条，载明其欠到海云公司广告位租赁费180000元。故对于杨水章抗辩租赁广告位系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水章为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关于租赁期间及尚欠租金。海云公司表示，租赁期间为从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止，每月租金20000元，扣除杨水章已付的款项495000元（支付租金至2016年4月份，且欠5000元），尚欠225000元。而杨水章抗辩，实际使用时间为2014年4月起至2016年9月份，期间有3个月广告下画。综合双方的陈述以及2017年3月10日的欠条（截止2017年3月底，金额为180000元）、2018年9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金额为180000元），双方之间本已对租赁期间和尚欠租金数额达成共识，即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36个月）－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25个月，欠5000元）－下画的2个多月（杨水章主张曾下画3个月应扣减）＝9个月，故双方才产生尚欠的租金9个月×20000元＝180000元。现海云公司与杨水章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2017年3月10日的欠条确认的尚欠金额（欠租赁费18000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杨水章欠海云公司广告位租赁费180000元整（截止2017年3月底）。三、涉案广告位是否合法。首先，杨水章与海云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客观上亦使用了该广告位。至于该广告位合法与否，并非本案处理范畴。一审法院认为，海云公司主张杨水章欠其广告位租赁费，提供了《广告位临时使用协议书》、欠条、付款明细、微信聊天等证据为证，该协议书、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双方应根据协议和欠条履行各自的义务。杨水章租赁海云公司的广告位，并于2017年3月10日立下欠条确认欠海云公司广告位租赁费180000元。现海云公司与杨水章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2017年3月10日的欠条确认的尚欠金额（欠租赁费18000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杨水章欠海云公司广告位租赁费180000元正（截止2017年3月底）。海云公司与杨水章均确认在立下涉案欠条后，杨水章无付过款，故杨水章应向海云公司支付尚欠的广告位租赁费180000元。海云公司主张杨水章支付租赁费225000元，缺乏证据，对超过180000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虽然海云公司与杨水章对违约金没有约定，但杨水章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海云公司可主张杨水章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现海云公司主张杨水章支付利息，利息以22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7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案情依法调整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1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判决：一、杨水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云公司支付租赁费180000元；二、杨水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云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三、驳回海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7.5元，由海云公司负担387.5元，杨水章负担1950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水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杨水章与客户签订的合同，用以证明杨水章实际使用海云公司广告位的截止时间是2016年10月，海云公司故意以抵房设陷阱让杨水章签下的欠条没有事实依据；2.杨水章付款记录，用以证明杨水章的真实付款时间、金额与付款规律，杨水章累计付款总额555000元与实际广告位使用费相符；3.广告位租金明细表，用以证明海云公司故意漏记或隐瞒了3笔共计60000元的款项，为提起虚假诉讼故意掩盖真相，杨水章根本没有欠海云公司款项；4.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杨水章确实支付过3笔共计60000元的款项，海云公司有故意漏记或隐瞒该60000元，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的嫌疑；5.第三方证词，用以证明广告的实际发布时间是2015年1月至2016年10月，以及杨水章协助海云公司用广告抵房的事实；6.证人微信记录，用以证明海云公司微信聊天记录故意造假或隐瞒事实真相，杨水章确实承认有欠海云公司40000元广告费；7.事件经过，用以证明杨水章协助海云公司用广告抵房的经过及欠条的来龙去脉；8.工作日记摘要，用以证明海云公司不诚信和故意设陷阱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经过；9.银行出具的3份交易明细单，用以证明杨水章于2016年3月7日向“广州市云海星际票务中心（个体）喻超元”刷卡支付3笔金额共计60000元，而海云公司提供的“广告位租金明细表”只有一笔20000元，另2笔40000元被故意隐藏。对于上述证据，海云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2是杨水章自行制作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证据3，一审法院已查清事实并已作出认定；对于证据4，仅确认其中20000元付款凭证的真实性；证据5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确定其身份和证言的真实性，且证人是杨水章的客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与杨水章欠款事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故不予确认；对于证据6，一审法院已查清事实并已作出认定；证据7、8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故不予确认；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理由如下：1.杨水章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流水，无法证实开户人身份。该笔交易为消费性支出，系开户人向“广州市云海星际票务中心”支付的消费款，与本案并无关联。海云公司开设的“云海星际大酒店”为经营项目多样的大中型酒店，往来账目非常频繁，杨水章及其亲友也经常在该酒店消费，若其向亲朋好友找寻，必然还能找寻到大量与“云海星际大酒店”发生过经济往来的付款凭证，是否均为帮杨水章支付租金？2.杨水章提交其与邹敏灵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所设账户发生的两张银行流水，拟证明其已付租金情况。但2014年至2016年期间，杨水章与海云公司（或喻超元个人）关于私人借款周转、租金支付、逾期缴租的违约费用、租赁场地产生的维护费用、更换维护期间占用其他场地费用、其他附加费用（比如协调应付各种检查等）难免有其他临时口头约定。因时间久远，海云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逐一回忆起具体事由，负责该项工作的财务亦已离职，故对双方抵扣其他费用情况不完全知悉。此外，如第1点所述原由，杨水章极有可能与票务中心有他项业务往来。但杨水章在2017年3月10日向海云公司出具欠条、在2018年9月27日与喻超元的聊天记录中再次确认拖欠租金180000元，是双方对过往账目结算后的明确认可。杨水章要求再次对产生于6年前的租金进行逐笔核对，其核对结果不可能比2017年3月、2018年9月更准确。杨水章一直以来对欠款数额确认的态度，足以证实2017年3月10日欠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3.杨水章提交的该组证据并非一审判决后的新证据，其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完全可以提交而不提交，理应承担逾期举证的后果。二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不应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杨水章提交了2016年3月7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卡号：43×××26）、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卡号：62×××58）及其妻子邹敏灵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卡号：62×××07）向“广州市云海星际票务中心（个体）喻超元”转账支付60000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主张上述款项是支付给海云公司的租赁费。此外，杨水章还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业务回单，称其于2015年4月22日向海云公司支付租赁费20000元。对此，海云公司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证明上述业务回单载明的收款账户已于2015年4月3日销户。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杨水章拖欠海云公司广告位租赁费的金额。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本案中，虽然海云公司、杨水章未就案涉广告位的实际租赁期间提交证据，但基于海云公司确认杨水章已支付495000元以及杨水章向海云公司出具尚欠租赁费180000元的欠条等事实，足以确定杨水章使用广告位的时间。杨水章主张其实际使用广告位至2016年10月，与前述租赁费所对应的租赁期限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杨水章称上述欠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出具该欠条是为了帮助海云公司法定代表人抵购广告主的房屋，仅有案外人的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院对杨水章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杨水章尚欠租赁费的金额，案涉欠条虽然载明为180000元，但同时注明：“具体金额可再确认”，说明当时双方对欠款金额尚未完全核实。在此情况下，杨水章可提交付款凭证与海云公司进行核对。二审中，杨水章提交了其与妻子于2016年3月7日通过银行卡向“广州市云海星际票务中心（个体）喻超元”转账支付60000元的凭证，主张上述款项是支付给海云公司的租赁费。对此，因杨水章曾采用同样的支付方式向海云公司支付部分租赁费，而海云公司称上述款项属于杨水章的消费支出，或是用于支付其他费用，均缺乏证据证实，故本院对杨水章主张的款项用途予以采信。对于上述款项，因海云公司提交的广告位租金明细表仅载明2016年3月7日收到20000元，其余40000元可与案涉欠条确认的欠款金额相抵扣。此外，杨水章还称其于2015年4月22日向海云公司转账支付20000元，但根据海云公司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杨水章所持付款凭证上载明的海云公司收款账户已于2015年4月3日销户，故本院对杨水章主张的该笔付款不予确认。至于杨水章另上诉请求海云公司退还押金5000元，因其在一审未就此提出反诉，本案不予调处。综上理由，本院认定杨水章尚欠海云公司租赁费的金额为140000元。关于杨水章提出的一审审理程序问题，经查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杨水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其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因杨水章在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070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07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杨水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140000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07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杨水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4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四、驳回被上诉人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37.5元，由上诉人杨水章负担1454元，被上诉人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88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杨水章负担3033元，被上诉人广州海云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8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