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3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利康，男，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凤，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球，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宜家家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ANNAPAWLAKKULIGA。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承，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利康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宜家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家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3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利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凤、黄建球，被上诉人宜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承、李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利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宜家公司向黄利康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0079元。事实和理由：一、天河1店设备拆除工作并非黄利康的工作职责，旧店拆除项目的驻工地代表不是黄利康，而是安保部黄某。根据黄利康与与拆除单位负责人王某2019年9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黄利康明确告知王某拆除施工事宜的对接人是黄某，王某亦回复已经与黄某对接。二、2019年6月开始，黄利康的工作地点被调至天河2店，每天在天河2店考勤，不可能同时负责几十公里外的天河1店的拆除工作，且黄利康在天河2店上班数个月，宜家公司从未对黄利康在天河2店的上班行为提出异议。三、根据黄利康2019年9月10日与王某微信聊天记录，黄利康明确告知王某非宜家公司设备不可拆除，不确定设备归属的需要逐级上报确认后方可拆除。根据2019年11月2日黄利康与上级直线经理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在错拆事件发生前，黄利康曾请示是否需要安排工程人员驻场，但上级回复是无需担心。因此，黄利康并不存在失职行为。四、《宜家装修/项目合同》中的报价单并不等于拆除清单，实际需要拆除的东西比报价单多。报价单中的物品仅是对可移动、能二手出售的完整设备。对于涉案的中央空调风管和风柜则不属于完整的二手设备，只是有回收价值的物品。因此，一审法院将报价单等同于拆除清单是错误的。五、拆除清单的确认是商务问题，非技术问题，不是黄利康有权限决定的。拆除清单需要依据与业主的租赁合同、协议和会议沟通才能确定。且对于拆除要求，黄利康于2019年9月13日开工前已经发邮件告知供应商和现场监督负责人。六、宜家公司对拆除范围一直不明确，直至业主反映错拆，宜家公司亦不确定是否属于错拆。2019年11月8日业主提出空调风机和风管不可拆除前，宜家公司无人知悉二者不在拆除范围内且要看回租赁合同。七、端小武是黄利康直线经理Gorden推荐给王某的，以总包内部员工身份出现，并非转包。且黄利康2019年9月23日将该情况汇报给Gorden，尽到自身职责。八、首先，宜家公司仲裁时提交的《员工手册确认书》是单独的一张纸，并未与员工手册一起装订，其未能证明黄利康签名确认的员工手册与其司提交的员工手册一致。其次，宜家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解除时间和通知工会的时间是同一天，宜家公司未能证明其解除劳动关系已经提前通知了工会，也没有在起诉前进行补正，已经违反了程序。因此意见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宜家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黄利康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法院判决。2020年7月13日，黄利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宜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0079元；2.宜家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11天未休年休假二倍工资2744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申请仲裁情况：黄利康于2020年1月6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1.宜家公司支付黄利康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0079元；2.宜家公司支付黄利康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1天二倍工资27446元；3.宜家公司支付黄利康2009年10月19日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10年长期服务奖金额5000元；4.宜家公司支付黄利康在职期间的医疗补助费162804元；5.宜家公司支付黄利康2019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18日停职调查期间工资11702元；6.宜家公司协助黄利康办理企业年金转移、劳动关系转移手续，出具非违纪解雇的离职证明。2020年6月9日，该委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1756号仲裁裁决，裁决：1.宜家公司支付黄利康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部分21453.79元；2.宜家公司支付长期服务奖金5000元；3.宜家公司为黄利康办理档案和社保关系转移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4.驳回黄利康的其他仲裁请求。二、入职时间：2009年10月19日。三、工作岗位：工程部经理，主要负责商场设施设备的维护。四、工资支付方式和支付情况：2019年1月1日起固定工资21210元/月，宜家公司每月2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黄利康本月工资，工资单通过系统自行打印，2019年12月宜家公司发放黄利康工资25763.23元。五、考勤方式：打卡考勤。六、停职情况：2019年12月2日，宜家公司向黄利康发出《停职调查通知》，黄利康自2019年12月3日接受停职调查，未到岗工作。七、离职日期：2019年12月18日。八、关于长期服务奖金5000元：黄利康当庭确认宜家公司已向其支付了该部分奖金，故宜家公司该项义务已履行完毕，宜家公司无需再次向黄利康支付。九、关于办理档案和社保关系转移离职证明：宜家公司提交其于2019年12月18日向黄利康开具的《离职证明》及《扣税截图》、员工离职清单，拟证明其已履行出具离职证明及协助办理企业年金转移、社保转移手续的义务。经质证，黄利康对《离职证明》及员工离职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扣税截图》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宜家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已向黄利康履行出具离职证明及协助办理企业年金转移、社保转移手续的义务，故宜家公司无需再次履行该义务。十、关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11天未休年休假二倍工资的问题：黄利康主张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工资剔除加班工资后，月平均工资为25360.5元，具体每月工资为：2018年12月20290元、2019年1月64861元、2019年2月22756.96元、2019年3月25488元、2019年4月21210元、2019年5月21210元、2019年6月21860元、2019年7月21360元、2019年8月21360元、2019年9月21360元、2019年10月21360元、2019年11月21210元。黄利康为此提交的2019年2月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920元、基本工资21210元、3倍加班工资2925.6元、3倍加班工资2798.64元、餐费津贴500元，黄利康主张2019年2月的3倍加班工资为法定节假日加班2天的工资部分，不应作为加班费予以扣除。宜家公司主张2019年2月工资剔除上述3倍加班费，剔除后应为17032.72元，对于其余月份工资予以确认，故按此计算出月平均工资为24883.48元。另，宜家公司已按仲裁裁决向黄利康支付上述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1453.79元。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宜家公司主张2019年2月应剔除加班工资，符合上述规定。按此计算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为24883.48元。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宜家公司应向黄利康支付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部分25169.5元（24883.48元/月÷21.75天/月×11天×2倍），扣减宜家公司已支付的21453.79元后，宜家公司还应向黄利康支付3715.71元。十一、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2019年12月18日，宜家公司向黄利康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宜家公司基于黄利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于2019年12月18日与黄利康解除合同。宜家公司主张黄利康作为工程部经理，在宜家天河一店设施设备拆除过程中，由黄利康拟定及签署相关合同，因此黄利康清楚知晓拆除范围及内容，且签署的项目合同中亦载明工程内容及内容，所有的拆除范围在合同附件报价单中列明，而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拆除范围远超过合同约定的范围，但黄利康作为负责人交代不清，现场混乱，导致天河一店中央空调及风管被拆除，造成了宜家公司对中央空调与风管的实际损失；黄利康对拆除范围向承包商交待不清，且对承办人王某的违规转包行为没有加以阻止及上报。为此，宜家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8月9日的邮件及邮件附件《TH1关店BON会议记录》（拟证明宜家公司的运营部经理、维修部经理、安保部经理及黄利康召开关闭天河东站店的项目会议，其中明确由黄利康负责关店后所有设施设备拆除）；2.《FM内部服务协议》（拟证明黄利康的工作职责，工程部负责商业设备设施的日常检查和维护）；3.《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施工安全管理协议》（拟证明合同载明宜家公司驻工地代表为黄利康，黄利康作为工程经理参与制定该合同并清楚知悉拆除设备设施的范围）；4.王某出具证词的公证书（拟证明王某作为驻工地代表，与黄利康进行对接，黄利康接受承包方的吃请和以低于市场价和合同定价向王某购买旧冰箱和空调，仅因拆除中央空调就给宜家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5.黄利康与王某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拟证明黄利康于2019年9月22日就知悉王某将设备设施拆除工程转包给端某，该转包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但黄利康并没有制止，也没有报告宜家公司）；6.《员工手册》。经质证，黄利康认为证据1的记录描述黄利康仅需负责跟进拆除合同的状态、通知施工方部分设施延迟拆除、通知施工方拆除标志及旗杆的时间、安排保洁人员对样板拆除后垃圾处理；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合法性及关联性，该协议发布日期为2019年11月5日，不涵盖2019年8月至10月的工作要求；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合同为宜家公司与第三方签订，驻工地代表身份为打印体，黄利康不知情；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聊天记录并不完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是否接收款待，即使有吃饭也是为了工作上的沟通；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黄利康主张其不清楚天河一店的中央空调与风管的归属，也不清楚是否需要拆除，宜家公司提交的《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不是黄利康起草，该合同是由法务专员向黄利康提供的模本，合同附件由维修部经理提供，报价单只是列明有价格的清单，并非拆卸的工作内容，没有价格的不在清单内，谈合同时，供应商就非常清楚自己要拆除哪些，且现场不是由黄利康负责监督；王某是宜家公司自行寻找的并带至会场直接推荐作为承包合同的乙方代表，和王某的微信沟通主要围绕新店的建设，王某告知黄利康端某是其现场负责人，黄利康在宜家公司调查结束后，知晓王某再次转包给端某的情况，但不知端某又转包给郭光的事实，郭光告知黄利康，王某转包是由宜家公司安排的，跟黄利康无关，且自述与现场安保自行沟通拆除工作，无需与黄利康沟通请示拆除工作。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根据查明的事实，黄利康、宜家公司劳动合同系因宜家公司2019年12月18日以黄利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为由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而解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宜家公司对其作出的解除决定负举证责任。其一，关于宜家天河一店设施设备拆除工作中黄利康的职责问题。根据宜家公司与第三方签署《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施工安全管理协议》，其中安全管理协议中甲方代表为黄利康，其作为宜家公司工程部项目经理，工作职责理应负责公司内各个工程项目的监督与管理。且根据黄利康与案外人王某的聊天记录，工程施工方案、图纸及相关细节，均由黄利康负责沟通洽谈。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利康作为工程部项目经理，设施设备拆除工程及施工应属其职责范围，且黄利康知晓《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的签订情况，其应当知悉设施设备拆除范围。其二，关于在上述工程中，黄利康是否存在严重失职的问题。根据黄利康自述，其知晓有《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及附件，并表示附件报价单是指有价格的部分，也就是说，拆除的设施设备如属于有价值的，应已在报价单中列明，否则不应进行拆除，但黄利康又表示其不清楚拆除范围，这明显与其职责不符。且根据微信聊天记录，黄利康知悉宜家旧店项目工程被转包多次，但未有证据显示，黄利康将此情况报告宜家公司，一方面黄利康无法向施工方明确拆除范围，一方面施工方多次转包现场管理混乱，最终导致损失的发生。综上，黄利康作为工程部经理，其知悉设施设备拆除合同及附件内容，但在工作中并未履行其岗位职责，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并给宜家公司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宜家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对黄利康要求宜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广州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向黄利康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11天未休年休假二倍工资差额3715.71元；二、驳回黄利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广州宜家家居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利康向本院提交了其与王某及其与上级直线经理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提交了上述聊天记录的公证书，拟证明：一、黄利康与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Gorden明确说所有宜家设备可以拆除变卖，业主的最终目的是拆成毛坯。可以说明：1.经理说所有设备拆除变卖；2.施工现场安保负责监督管理；3.黄利康的重点工作在新店开业，说明宜家公司将黄利康工作安排在新店，拆除不是黄利康的主要工作。在黄利康发现施工场地混乱、中央空调、风管被拆后向Gorden汇报，得到的反馈是现场有安保员工24小时值岗，总包只拆宜家的设备，我们按移交时的现状移交商场即可，没有什么担心的。二、黄利康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黄利康明确告知王某非宜家设备不可以拆除，不确定的则逐级上报，且王某知道项目对接人是黄某，且王某与黄某对接上了。可以证明黄利康尽到自身职责，将拆除要求告知王某。三、后面的转包人端某是Gorden推荐给王某，以内部员工身份出现，黄利康汇报了该情况，能否转包经理是知道的。王某曾向黄利康行贿5000元但被黄利康拒绝，但该聊天记录内容在宜家公司提交的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是没有的。由此可见宜家公司隐瞒对其不利的事实。宜家公司对此质证称，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不确认微信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一、一审中，黄利康明确陈述所有微信记录已经删除找不到了，鉴于黄利康在宜家公司是IT高手，对于本次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公证仅是对取证行为保全，对内容无法证明，故该公证书无法保证微信聊天内容的真实。根据宜家公司提交的黄利康与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黄利康有明显删除行为，故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确认。二、Gorden的说法强调的是宜家公司的设备可以拆除变卖，但空调是业主的，不是宜家公司的。拆成毛坯状态是业主决定的，不是宜家公司要求的。三、对于施工现场由安保监督管理的问题，宜家公司提交证据证明黄利康是负责项目拆除现场，Gorden说出这句话应当理解为现场的安全管理、人员进出由安保负责，不是说拆除项目由安保负责，该项目管理是工程部负责。对于Gorden说黄利康的重点工作在新店并不能免除黄利康作为旧店拆除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对于施工现场混乱的问题，即便该内容真实，根据宜家公司提交的第三方安保公司的情况说明，黄利康当天去到现场，是明确看到拆除成毛坯状态，但黄利康在微信中没有描述，只是说现场混乱，该汇报的情况没有汇报，不排除层层转包的利益存在。虽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黄利康告知王某非宜家设备不可拆，但实际过程中黄利康完全无视，黄利康说过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其实际履行职责。对于施工问题可以找黄某的说法不能证明工程监督管理职责是保安的，根据王某与黄利康的微信聊天记录，因黄利康是负责该项目的，王某发送施工方案给黄利康。对于转包事实黄利康是非常清楚的但其无上报及制止，故造成宜家公司巨大损失。宜家公司提交了黄利康与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提交了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拟证明黄利康提交的其与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不真实、不完整。黄利康对此质证称，实际是宜家公司删除了内容而不是黄利康删减，宜家公司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宜家公司确认存在沟通过程，故宜家公司对黄利康提交的对其不利的聊天记录删除后作出的公证书，无法反映客观情况。对于宜家公司提交的该证据应当结合黄利康提交的公证书的内容进行认定。宜家公司对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删减后才进行公证的，宜家公司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二审另查，一审时，宜家公司提交的证据：一、2019年8月8日《TH1关店项目进度会议记录》显示黄利康、Gorden等人参加会议，该会议记录明确载明黄利康负责的工作内容包括“1.关店后所有设施设备拆除；2.保洁安排。”二、《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第七条载明：“甲方驻工地代表：黄利康；乙方驻工地代表：王某”；三、《施工安全管理协议》甲方落款处显示“工程经理：黄利康，2019.9.16”。黄利康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确认关联性。二审时，黄利康提交其与直线经理Gorden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9年8月9日，黄利康告知Gorden：“我这边比较关注的有:。6、9月15日-9月30日，总包进场拆卸及变卖设备设施，除应急照明、消防系统、监控、部分门禁外，其他设备设施一律由供应商拆卸变卖。”2.2019年11月11日，Gorden要求黄利康“现在能否让王某安排人先把现场垃圾收拾好。”宜家公司对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二审再查，宜家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一、其与宜家天河一店业主于2019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宜家公司应承担恢复工程费用（含税价）763万元。二、2019年8月28日、9月1日其与深圳嘉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安保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1.自2019年9月1日起，乙方的服务区域范围增加，除原合同约定的黄埔大道东663号首层、二层东侧的广州宜家商场外，乙方为宜家东站店也提供包括周末及公众节假日在内的全天24小时的保卫及巡查安全服务，宜家东站店的保安服务期限至该店搬迁完毕时止。2.乙方为宜家东站店提供的保安服务内容包括消防安全、施工人员安全管理、宜家商品及叉车看护、人员进出管控及访客的陪同保护以及甲方提出的其他服务需求。”黄利康对证据一质证认为这是公司与业主达成妥协的结果，不能认为是错拆导致的损失。对证据二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宜家公司解除与黄利康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宜家公司以黄利康未尽监督管理责任，导致天河一店的中央空调、风管等被错拆，存在严重失职行为，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其司员工手册的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黄利康则认为宜家公司天河一店的拆除工作并非由其负责，而是由安保部负责，宜家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宜家公司天河一店的拆除工作是否属于黄利康的职责，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宜家公司提交的2019年8月8日《TH1关店项目进度会议记录》载明黄利康负责的工作内容“1.关店后所有设施设备拆除；2.保洁安排”，《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载明宜家公司的驻工地代表是黄利康，以及黄利康代表公司签名的《施工安全管理协议》，结合黄利康的工作岗位是工程部经理及2019年8月4日黄利康与王某的微信记录显示其发给王某“就资产处置表”作为合同附件，以及黄利康告知其直线经理Gorden，其关注的有:。6、9月15日-9月30日，总包进场拆卸及变卖设备设施，除应急照明、消防系统、监控、部分门禁外，其他设备设施一律由供应商拆卸变卖，Gorden要求黄利康让王某安排人先把现场垃圾收拾好等内容，符合公司会议对工作的安排，可佐证宜家公司是安排黄利康负责天河一店设施设备的拆除工作。虽然黄利康予以否认，并认为其直线经理Gorden微信告知其重点工作在新店开业，施工现场安保负责监督管理。但Gorden的告知内容并未明确免除黄利康对拆除工程的指挥和监督，且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宜家公司已更换天河一店关店拆除工作的负责人为黄某，以及根据宜家公司与安保公司签订的《安保服务合同》，安保公司仅是为宜家东站店提供全天24小时的保卫及巡查安全服务，并非监督管理拆除工程；其次，根据黄利康与王某、黄利康与Gorden自2019年8月起至11月的微信聊天记录，王某一直围绕拆除工作与黄利康进行沟通，包括黄利康向王某告知“非宜家设备不能拆除”、“更换场地负责人要提前与我沟通”等多项指令，以及王某向其发送施工方案，多次征求有关场地拆除的问题。该期间，黄利康亦多次向其上司Gorden汇报拆除工作的安排和进度，以及出现问题后的请示，包括其发现天河一店的中央空调、风管被错误拆除及拆除工程被多次转包后的报告，均充分证实黄利康的工作范围亦含有负责天河一店设备设施的拆除工作。虽然黄利康提供了排班表及职位描述主张其工作地点在天河二店，但该证据不能推翻其还兼具天河一店的设备设施拆除工作；最后，黄利康作为宜家公司多年的工程部经理，在接受安排拆除天河一店设备设施的工作任务后，有责任和义务了解其司与业主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以明确拆除的范围和设备设施，便于指挥、监督和管理，但其并未举证证实宜家公司阻扰或拒绝提供《租赁合同》，而且黄利康作为《宜家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的第一稿制定人，更应当知悉和清楚拆除设备设施的范围并在施工方提出疑问时予以负责解答或跟进，而不是指挥其与不负责拆除工作的安保人员对接，未予现场施工监督检查，以至于施工方错误拆除了不属于宜家公司的中央空调、风管，给宜家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综上，黄利康主张宜家公司天河一店设备设施的拆除工作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宜家公司提交的其与出租方、承包商签订的《协议书》，确定因租赁物业已经遭到破坏，宜家公司应承担恢复工程费用（含税价）763万元。结合经黄利康签名确认的《员工手册》中关于宜家公司对员工“严重失职”的处理，宜家公司以黄利康存在严重失职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黄利康严重违反了宜家公司的规章制度，且该解除决定已报经该司工会同意，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故宜家公司据此解除黄利康的劳动关系属于合法解除，无需向黄利康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利康主张宜家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黄利康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利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唐亚玲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