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7民终32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巨野县大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巨野县大义镇驻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724004492081Q。法定代表人：张中方，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恒召，山东百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淑贤，女，198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希英，山东君诚仁和（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传森，男，195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李沧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潇媛，女，1989年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希英，山东君诚仁和（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巨野县大义镇人民政府因与被上诉人郭淑贤、郭传森、施潇媛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4民初409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巨野县大义镇人民政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巨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724民初409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瑞良化工公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错误。本案的实际情况是：2010年4月29日，上诉人与山东瑞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源公司）这一“僵尸企业”签订了《企业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上诉人以290万元的价格收购瑞源公司土地和建筑物等全部资产。2014年9月27日，为了盘活上述闲置资产，上诉人又与巨野瑞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良公司）签订了《企业产权转让协议书》，将收购的瑞源公司全部资产及生产经营手续等以210万元价格转让给了瑞良公司。2017年5月17日，为便于转让给瑞良公司的资产顺利交接，确保上诉人出售给瑞良化工公司的210万元款项及时收回，归还上诉人收购瑞源公司的欠付款，上诉人又与瑞源公司、瑞良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书》一份。该协议明确写明了瑞源公司是上诉人接管的公司，瑞良公司应将收购瑞源公司资产的210万元款项分三期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账户。从上述企业出售过程明显可以看出：上诉人是在已经收购了瑞源公司资产、取得该公司资产所有权的基础上，又将这些资产出售给瑞良公司的。上诉人不仅是瑞良公司应付收购款的债权人，而且是转让给瑞良公司资产的所有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至于三方《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在收到瑞良公司应付款项后，再交付给瑞源公司股东的债权人高瞻，与瑞良公司收购上诉人购买的原瑞源公司资产之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出售给瑞良公司资产这一买卖关系，与《协议书》约定的上诉人履行归还原瑞源公司债务的方式混为一谈，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上诉人将自己收购的原瑞源公司资产出售给瑞良公司，并约定了瑞良公司向上诉人付款的具体办法，与瑞良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在瑞良公司已注销的情况下，对注销时的三股东（即三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更何况，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对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119条、民诉法解释208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郭淑贤、施潇媛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驳回起诉正确，应维持一审裁决，驳回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不是企业出售合同的出售方。本案案由是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出售方为甲方瑞源公司，且该公司现仍存续，买受方为乙方瑞良公司，上诉人为瑞源公司的接管方，接管仅是帮助管理，而不是出售方。案涉2017年5月17日的《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同意将公司现存的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因此甲方是出售方，案涉企业资产出售后的资产价款归出售方所有，与作为接管方的镇政府无任何关系。二、协议书明确约定出售资产总价款应归甲方所有，向甲方交付。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丙方同意乙方根据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应向甲方交付的总价款”，表明该资产价款应依法向资产所有权人甲方支付，归甲方所有，与上诉人无关。《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该协议约定该资产价款分期交付第三人丙方，因此乙方作为支付价款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应向作为债权人的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且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甲、乙方如有纠纷，丙方负责协助解决，不负其他法律责任。因此乙方是否违约与作为接管方的第三人即上诉人无任何利害关系，作为一审原告并起诉无事实、法律依据。三、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08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被上诉人郭传森未答辩。巨野县大义镇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依约向原告支付资产受让款16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瑞源科技公司、瑞良化工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接管瑞源科技公司期间，经瑞源科技公司同意，将瑞源科技公司的资产以210万元的总价款转让给瑞良化工公司，由瑞良化工公司将应向瑞源科技公司交付的资产转让款分期交付原告，再由原告将收到的转让款及时交付瑞源科技公司股东的债权人高瞻。由此可知，案涉资产转让款归瑞源科技公司享有，原告与瑞良化工公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案由为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因此，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应当裁定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企业产权转让协议书两份，拟证明：上诉人具备主体资格。2010年4月29日签订企业转让协议书，将瑞源公司出售给上诉人，且上诉人已经向瑞源公司支付部分购买企业的款项。2014年9月27日签订企业转让协议，上诉人将购买的瑞源公司出售给原瑞良公司，从而证明上诉人不仅是应收企业出售款项的一方，也是出售涉案公司的权利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民事起诉状一份，拟证明：高瞻在2020年1月20日向巨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镇政府未按照2010年4月29日所签订的协议约定付清全部价款，从而证明瑞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瞻认可该企业已出售给上诉人这一基本事实。高瞻后来又撤诉了。被上诉人施潇媛、郭淑贤质证认为：两份协议书不是新证据，根据其一审中提交的协议书证明该两份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在一审起诉时没有提及这两份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确认两份协议书是否是落款日期所签订。对起诉状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是否客观真实无法确认，并且其后撤诉，该协议一方是瑞源公司与政府，而不是高瞻本人，因此该诉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审查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能够认定上诉人与本案纠纷具有利害关系。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显示，上诉人与瑞源公司于2010年4月29日签订企业产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上诉人以290万元的价格收购瑞源公司全部股权及企业产权；2014年9月27日，上诉人与瑞良公司签订企业产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上诉人以210万元的价格将原瑞源公司的所有资产转让给瑞良公司；2017年5月17日，上诉人与瑞源公司、瑞良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上诉人、瑞源公司同意把瑞源公司现存的所有资产包括土地所有权、厂房、设施等以210万元的总价款转让给瑞良公司，瑞良公司同意受让。二、上诉人、瑞源公司同意瑞良公司根据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应向瑞源公司交付的总价款分期交付上诉人……所有转让款项，均转账至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账户。三、上诉人同意收到首期转让款的同时向瑞良公司交付瑞源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其他产权凭证、资料原件，并协助瑞良公司将瑞源公司一切财产及相关手续转移到瑞良公司或瑞良公司指定人员名下……四、上诉人收到转让款项后，应及时将款项交付瑞源该公司股东的债权人高瞻……。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显示，案外人高瞻曾向巨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上诉人归还企业产权转让欠款180万元及利息。另查明，瑞良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注销登记前未进行清算，被上诉人郭淑贤、郭传森、施潇媛为该公司股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系案涉三方协议一方当事人，且协议中约定了上诉人的合同权利、义务，包括瑞良公司应将合同价款分期交付给上诉人，现因瑞良公司未经清算便注销了登记，上诉人遂起诉请求三被上诉人依约支付资产受让款16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上诉人的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不当。另外，从上诉人提交的先后签订的三份协议书也能看出，上诉人与本案纠纷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4民初4092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学军审判员  陈尔森审判员  张秀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赵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