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4民终70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负责人：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吉林信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住吉林省东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吉林常春（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公开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某各项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张冠李戴、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李经臣为自己投保案涉保险，对保险合同32页风险询问表告知事项第5项是否曾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书面询问事项勾选否。王某一审质证时亦确认2016年1月2日至12日李经臣在东辽博雅医院被诊断为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三级的真实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保险法解释二》第五条，足以认定李经臣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人寿保险公司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并非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因此不涉及对免责条款的法律适用审查。况且按照《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本案不涉及免责条款的解释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审判决脱离案件基本事实，依据免责条款适用法律并确定人寿保险公司举证责任，实属不当，应当予以纠正。综上，原审判决以《保险法》第十七条及《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等作为法律适用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人寿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保险法》第十六条、《保险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人寿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第四项“告知事项”的相关选项并非李经臣本人所选；“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中“李经臣”签名并非投保人李经臣本人所签。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承认其与李经臣是通过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手机签订“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在投保过程中需严格进行视频验证，否则无法进行投保。视频认证、“告知事项”的勾选以及签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寿保险公司认可“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系电子数据，原始载体仅在人寿保险公司处存储和保存。但直至庭审结束，人寿保险公司未向法院提供“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的原始载体，其主张的“视频录像”也未向法院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因此，在人寿保险公司无法提供“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的原始载体、视频录像的前提下，主张“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告知事项的相关选项的勾选以及“李经臣”签名是投保人李经臣本人在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手机上所为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相反，庭审中王某向法庭提供了李经臣的日常签名，通过比对可知“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李经臣”签名并非投保人李经臣本人所签。（2）被人寿保险公司并未询问“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第四项“告知事项”的相关内容；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证明自己履行了询问义务的主要依据为“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纸质版中签有“李经臣”，继而推定该签名是李经臣本人所签。如上所述，在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私文书证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主张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了询问义务的说法不应得到支持。此外，保险告知义务并非将搜集风险评估的责任完全施加于投保人，保险人仍有一定的信息搜集和审查义务，因此人寿保险公司未尽到足够的审慎审查义务。因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导致的不利后果不应由王某承担，否则有违公平。（3）东辽博雅医院提供的住院病历的真实性存疑。人寿保险公司认定李经臣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依据是民营医院东辽博雅医院的住院病历，但却忽视了该病历中的明显错误。如李经臣未患有糖尿病，该病例却在既往病史中显示患有；李经臣入院四十三岁，却被认为是老年男性；病历显示李经臣患有冠心病，众所周知，认定冠心病的主要依据是心电图，但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却缺少心电图诊断。（4）“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第五条第3项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未以能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或符号作出标注或提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缔约过程通常是投保人附合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格式文本。由于保险公司在缔约过程中属于强势方，为了保护弱势方投保人的利益，因此要求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投保人李经臣“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第四项李经臣身体健康状况XXX。因此，原审判决引用免责条款的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向王某支付保险赔偿金2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2日，李经臣以投保人的身份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与人寿保险公司（保险人）签订了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220053464275008），险种名称为人保寿险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保险金额为10万元，乡交费期间为20年，保险费6,210.00元。2018年11月12日，人寿保险公司制发了保险单，保险单号：000264528428178，保险单生效日为2018年11月13日零时零分，保险金受益人为李经臣的妻子王某。李经臣依约向保险人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合同第5页第2.4条保险责任中关于轻症疾病保险金给付中约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意外的原因，初次被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见7.22）（一种或多种），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保险合同第25页第7.22条第3项关于轻症疾病约定，保险人实际发生了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并出现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表现，头颅断层扫描、核磁共振检查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存在对应病灶，确诊为脑出血、脑栓塞或者脑梗塞，在确诊180日后仍遗留一肢或者以肢以上机体机能部分丧失，其肌体肌力为0、1、2、3级，但未达到本合同重大疾病“脑中风后遗症”的给付标准。保险合同第32页中保险公司列明了投保人在投保前需告知的事项，在需告知事项中第5项记载：“是否曾经患有高血压、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内膜炎、冠心病、心肌梗塞、心律失常、心肌炎、脑血管疾病等，后面在回答为“否”的方框内勾选了“√”。”保险合同第34页中第五条投保须知中第3项约定，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有权进行询问，请您如实告知；如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我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所有告知事项均以书面为准，口头告知无效。另查明，2019年9月10日，李经臣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被诊断为右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出院病情的摘要中载明：“左上肢肌力1级，左下肢肌力2级”。以上事实有保险合同、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病历、当事人陈述等，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人寿保险公司提供了“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证明已经就“电子投保单”所列的有关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李经臣进行了提示及说明，人寿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自认该份电子投保单系电子数据，原始载体仅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有存储和保存，但人寿保险公司未提供“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的原始载体，单凭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电子投保单的纸质材料无法证明在电子投保操作过程中保险公司如何准确验证并锁定投保人确系李经臣本人，亦无法证实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投保人进行面对面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且保险合同中第五条投保须知中的第3项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未以能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或符号作出标注或提示，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王某作为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2万元，符合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有关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标准，对该项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人寿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给付王某保险金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0.00元，由人寿保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人寿保险公司提交顺丰快递业务记录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书三份。欲证明人寿保险公司通过快递通知李经臣解除合同，李经臣拒收，人寿保险公司向李经臣发送短信解除合同，可以证明李经臣已经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应发生解除效力。王某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王某本人未收到该份快递，不能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向王某发出了解除保险合同的通知，按照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在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解除权，否则解除权消灭；最高院的裁定与本案无关，因不存在法定解除事由，双方的保险合同应当有效。本院对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内容部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保险合同是否解除，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王某疾病险2万元。1.关于合同是否解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二款“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李经臣的告知义务应限于“询问告知”。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李经臣系电子投保，保单中告知事项，系李经臣本人勾选。李经臣则称该保险系徐雅娴代办。经查，徐雅娴是人寿保险公司员工何婷婷的母亲，该份保单系用何婷婷的工号进行投保，非何婷婷本人经办，人寿保险公司在二审庭审说明电子投保必须通过其销售人员的工号才能在手机上进行操作。在一审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说明电子投保单中告知事项中的“否”系系统默认选项。李经臣的电子保单中记载：“销售人员声明：本人已经面见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将向投保人提供所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并向投保人详细说明条款内容，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合同解除等条款内容……”，销售人员签名处为“何婷婷”。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电子投保单模板中有上述相同的声明。李经臣的电子回访录音中，人寿保险公司也没有对告知事项进行说明。综合上述事实，李经臣系农民，徐雅娴非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人寿保险公司系保险专业公司，格式合同由其提供。人寿保险公司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保险系李经臣本人操作投保，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保险系经人寿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在释明后代为在手机上填写，故人寿保险公司认为案涉合同因李经臣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依法解除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王某疾病险2万元的问题。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向李经臣发送了短信并邮寄了“理赔完成通知书”，在理赔完成通知书中人寿保险公司明确表示解除合同，李经臣拒收，可视为已经送达。但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但并不必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王某于2020年3月3日向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三个月期限，应视为王某不同意解除保险合同，因此双方并没有就是否解除保险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一、二审的庭审情况能够证明被保险人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告知的情形，人寿保险公司单方解除保险合同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人寿保险公司应当赔付王某保险金2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赵艳霞审判员李志华审判员王诣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毕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