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6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冠伟，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嘉星，男，198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广东百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广东百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呈凤，女，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家聪，男，197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冠伟、刘嘉星因与被上诉人王呈凤、黄家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6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冠伟、刘嘉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债务利息支付情况可印证本案款项属于借款，一审法院推定涉案款项为购表款，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公证书第12页反映双方对借款是经过对账的，黄家聪本人在微信上对于借款本金及利息都有承认和记录，其中一笔借款本金是15万元，2.5%的月息，另一笔借款本金是5万元，月息两分息。两笔借款利息共计6250元，我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反映黄家聪于6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6250元、于7月20日和8月20日通过微信转账分别支付6250元给刘嘉星，还息时间及金额与我方的主张是吻合的。我方提供的聊天记录里显示，7月20日转账6250元的备注是鸡仔（即利息），在8月19日，刘嘉星问黄家聪明天的鸡仔准时吗，黄家聪回复尽量，在8月20日黄家聪转账6250元，也是利息。在6月27号的聊天记录语音文字整理最后一行,黄家聪有陈述鸡仔指的是利息，且说是20日打过来的，时间是吻合的。公证书第12页反映借款本金15万元的月息2.5%，借款本金5万元的月息两分息，与我方2018年1月16日转账的146250元、2018年4月21日转账的47500元扣除砍头利息后的金额是相吻合的。(二)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交了《资金往来明细》、《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表》，就还款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我方对欠款不清楚的情形。(三)由于余冠伟在2018年8月至9月期间被刑事拘留，无法参与债务追讨和结算，故与被上诉人沟通由刘嘉星进行。余冠伟没有参与债务追讨和结算是符合常理的。(四)在6488号案起诉时，余冠伟没有委托律师，且对相关法律不甚了解，故先撤诉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两次诉讼的主体虽有所差异，但不能说明我方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的主体身份不清晰。王呈凤、黄家聪答辩称，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存在购买手表的买卖合同关系。1.上诉人2018年1月16日的转账款146250元，是余冠伟委托黄家聪购买手表的款项，我方在一审已经提交1月16日的黄家聪朋友圈微信截图，证实黄家聪当天有发售卖该款手表给“余总”即余冠伟，上诉人购买手表后，我方于2018年1月22日开具158000元港币的购表凭证一张。2.上诉人所谓的我方承认借款的聊天记录，是由于我方帮两上诉人向案外人吴某辉追讨利息所作出的陈述，在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公证书所附的光盘聊天记录里面有显示。2018年6月27日黄家聪陈述“如果是交息的，即鸡仔的就20号打过来给你了，如收到母鸡，几时收到几时给你吧”。如果是黄家聪欠余冠伟利息，不会出现“追到”字眼。如是黄家聪欠上诉人款项，不会说“几时收到几时给”。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微信截图第19页，当时刘嘉星在微信中称想向黄家聪借款150000元，如黄家聪欠刘嘉星款项，刘嘉星不可能向其借款。同时，黄家聪还称“日日我都追……追到我先给你”，证明黄家聪帮上诉人追数。20页的微信截图黄家聪让上诉人“准备一张20万的借据……让他签回借据给你”，证明黄家聪帮刘嘉星向案外人吴某辉追数。上诉人称不认识吴某辉，但聊天记录中的“阿锐”就是指吴某辉。第22页微信截图，黄家聪称“我没有答应过承担这条数……”，证明黄家聪只是接头人。因此，上诉人所说的借款与黄家聪无关。黄家聪帮余冠伟向案外人吴某辉催讨利息，所以才要问清楚欠多少钱。(二)一审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开庭时曾经询问上诉人，起诉金额如何计算，但上诉人在长达半个小时没有进行任何回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于所谓的欠款算不清是没有问题。(三)上诉人余冠伟有无被刑事拘留，参与债务追讨或结算与本案主体地位无关，不会因为是否被拘留而改变出借人的地位。余冠伟、刘嘉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呈凤、黄家聪偿还借款本金195678.25元；2.王呈凤、黄家聪支付借款利息38796.71元（自2018年1月22日开始暂计至2019年9月21日，按月利息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8年1月3日，余某通过银行转账分四次共向王呈凤支付200000元；2018年1月4日，王呈凤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冠伟支付4000元，王某通过银行转账分四次共向余冠伟支付196000元；2018年1月11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家聪支付18500元；2018年1月16日，余某通过银行转账分三次共向王呈凤支付146250元；2018年1月21日，余某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共向王呈凤支付80000元；2018年1月22日，余某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共向王呈凤支付70000元；2018年1月28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呈凤支付40000元；2018年2月7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呈凤支付30000元；2018年2月8日，余某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呈凤支付30000元；2018年3月3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呈凤支付12000元；2018年4月14日，王呈凤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冠伟支付19000元；2018年4月16日，王呈凤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冠伟支付4350元；2018年4月21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家聪支付47500元；2018年6月27日，王呈凤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冠伟支付6250元；2018年7月20日，黄家聪通过微信转账向刘嘉星支付6250元；2018年8月20日，黄家聪通过微信转账向刘嘉星支付6250元；2018年10月23日，黄家聪通过微信转账向刘嘉星支付2500元；2018年11月30日，黄家聪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冠伟支付13200元。余冠伟称上述为双方借款的资金往来，其中，2018年1月3日的200000元己归还，2018年1月4日、4月14日、4月16日王呈凤的付款为还款，2018年6月27日、7月20日、8月20日、10月23日、11月30日王呈凤及黄家聪的付款为支付利息。王呈凤与黄家聪称2018年1月3日的200000元是余冠伟委托黄家聪购买手表，由于没有购买回手表，1月4日通过王呈凤和王某账户返还给余冠伟，余冠伟确认收到这些款项，认为是王呈凤、黄家聪归还1月3日的200000元借款。王呈凤与黄家聪称2018年1月16日收到的146250元是余冠伟委托黄家聪购买手表的，余冠伟回应称借款150000元，扣减利息后实付142650元。王呈凤与黄家聪称2018年1月11日、1月21日、1月22日、1月28日、2月7日、2月8日、3月3日所收款项均为余冠伟委托黄家聪购买手表，余冠伟回应称，1月21日的80000元开始是借款，后因为我有朋友想要表，全部用于购买手表，1月22日的70000元，先借款再用表来抵数的，1月21日和22日共150000元用一只迪通娜后镶钻的手表来抵数；1月28日的40000元是借款，2月7日及2月8日共60000元是借款，后用一只法兰克黑色的和一只全钢后面镶钻蓝面的手表来抵数；3月3日的12000元是借款，后来没还钱就用一只卡地亚小旋风的手表抵数。2.余冠伟、刘嘉星与王呈凤、黄家聪均确认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3.余冠伟庭审中称总共借款674250元,有些已经还了，有些买表充了。还款的具体明细无法算清，但有最后结算剩余多少钱黄家聪在与刘嘉星的微信聊天中进行结算确认，就是本金15万元、5万元。具体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6月26日，“刘嘉星：我有朋友系澳门的，秒签。黄家聪：150000×0.025＝3750，50000×0.05＝2500，3750＋2500＝6250，对嘛？等阵可能辛苦你帮我去澳门攞D钱，冇到钱系度。刘嘉星：我叫朋友过去拿钱，头先我训着左”。4.余冠伟称自2017年开始与黄家聪接触，双方的经济往来是余冠伟向黄家聪购买手表，具体付款如下：2017年8月5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家聪支付20000元；2017年8月9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家聪支付10000元；2017年8月10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家聪支付24800元；2017年9月11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呈凤支付11100元；2017年10月31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共向黄家聪支付80000元；2017年11月1日，黄家聪通过银行转账向余冠伟支付80000元；2017年11月1日，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黄家聪支付20000元。王呈凤与黄家聪确认上述款项的真实性，确认2017年8月5日、9日收到的30000元是购买一只法兰克手表，2017年8月10日收到的24800元是购买卡地亚蓝气球女装手表,2017年9月11日收到的11100元是购买什么手表已忘记了，2017年10月31日收到的80000元是购买劳力士星期日历型金表，后因缺货,于次日退回余冠伟，2017年12月21日收到的20000元是购买卡地亚伦敦后镶钻钢表。5.刘嘉星称其与王呈凤与黄家聪过年时曾经有收到红包，2018年7月19日我卖过电话卡给黄家聪，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了。王呈凤与黄家聪表示确认。6.2019年3月13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余冠伟与王呈凤、黄家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余冠伟诉称，余冠伟经黄家聪介绍认识王呈凤。2018年1月22日，王呈凤、黄家聪以经济周转困难为由向余冠伟借款15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5％，截止至2018年9月22日，王呈凤、黄家聪未偿还利息，2018年4月21日王呈凤、黄家聪向余冠伟再次借款5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预扣利息2500元，实际支付47500元。2018年1月22日借款由余冠伟父亲余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018年4月21日借款由余冠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以上两笔借款均口头约定未签定借款合同，经余冠伟多次催收还款未果，截止2018年10月21日起王呈凤、黄家聪未偿还利息。故余冠伟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王呈凤偿还借款本金197500元以及支付逾期利息19750元；（2）黄家聪承担连带责任；（3）王呈凤、黄家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王呈凤、余冠伟辩称，“原告起诉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支付给黄家聪的购表款的一部分。原、被告除了钟表买卖关系外，没有其他法律关系。我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据1：银行流水，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较多资金往来；证据2：黄家聪微信朋友圈截屏、得润珠宝钟表店购货单，证明2018年1月22日原告与黄家聪有钟表买卖关系。”2019年5月14日，余冠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2071民初64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余冠伟撤诉处理。余冠伟在本案庭审中确认该案案涉债权与本案是同一债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余冠伟与刘嘉星认为王呈凤与黄家聪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3月3日共向他们借款674250元，至2018年4月21日尚欠借款195678.25元，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理由如下：1.对于已收取的674250元，王呈凤与黄家聪认为是购表款，余冠伟确认与黄家聪是于2017年基于购表业务而认识，2017年的所有往来款均为购表款，2018年的有多笔借款也是“以表抵债”，而且余冠伟及其父亲余某从2017年8月5日至2018年4月21日一直不断汇款给王呈凤与黄家聪，这些汇款的规律一直没变，现余冠伟与刘嘉星认为2017年的汇款是购买表款，2018年的汇款是借款，但余冠伟、刘嘉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上述款项的用途有明确的约定，这样的划分缺乏充足的依据，故一审法院按双方的交易习惯推定所有的款项均是购表款；2.余冠伟与刘嘉星提供证明双方结算确认债务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有黄家聪陈述的几组数字，仅从这些数字表述不能反映这是双方对本案款项结算及确认债务的结果，当时刘嘉星在微信中称想向黄家聪借款150000元，如黄家聪欠刘嘉星款项，刘嘉星不可能向其借款。从黄家聪陈述数字时上下连接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反映双方当时正在谈论的根本不是债务结算。而且余冠伟当庭表示“还款的具体明细无法算清”，既然还了多少钱具体算不清，那就不能简单地由黄家聪说出一组数字就结算并确认债务；3.一般人对借款的基本事实会记得比较清楚，但余冠伟先后两次就本案债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存在以下不同：（１）出借人不同，6488号案是余冠伟，本案是余冠伟与刘嘉星；（2）借款人不同，6488号案是王呈凤，本案是王呈凤与黄家聪；（3）150000元借款的交付方式不同，6488号案是2018年1月22日由余某通过银行转账交付，本案是双方多笔借款结算确认的。余冠伟到向法院起诉时仍不清楚出借人是谁、借款人是谁、借款如何交付，这有违常理；4.余冠伟陈述2018年1月3日的借款200000元，王呈凤与黄家聪于2018年1月4日归还。一般借款不会仅借一天，这借款仅借一天有违常理。余冠伟与刘嘉星陈述本案150000元及50000元借款均有约定利息及预扣利息，但这200000元却没有约定利息及预扣利息，这有违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王呈凤与黄家聪所称这是购表款，由于没有购到手表而将款项退回的抗辩更符合常理；5.余冠伟陈述2018年1月21日、1月22日、1月28日、2月7日、2月8日、3月3日的借款分别以4只表“抵数”了。如此密集的付款，付款额又分别刚好与4个不同的表的价格相对应，这有违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王呈凤与黄家聪所称这是购表款的抗辩更符合常理。6.如以6488号案诉称债权人是余冠伟，但与债务人对账的却是该案的案外人刘嘉星，余冠伟从不对债务追讨和结算，这有违常理；本案诉称的债权人是余冠伟与刘嘉星，但所有的款项支付均为余冠伟及其父亲余某，这有违常理。综上所述，余冠伟与刘嘉星提供的证据存在以上种种疑点，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不确认王呈凤与黄家聪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3月3日共向余冠伟与刘嘉星借款674250元，亦不确认黄家聪微信确认至2018年4月21日尚欠余冠伟与刘嘉星借款195678.25元，该674250元应为购表款，余冠伟与刘嘉星由此而提起的所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余冠伟与刘嘉星的所有诉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余冠伟、刘嘉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17.12元（余冠伟与刘嘉星已预交），由余冠伟与刘嘉星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余冠伟、刘嘉星提供刘嘉星与黄家聪之间2018年6月27日及1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语音内容文字整理，拟证明黄家聪确认双方之间存在2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经质证，王呈凤、黄家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确认其关联性，认为截图内容只是部分截取，不能客观反映全部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对于2018年1月16日余冠伟通过案外人余某银行账户向王呈凤银行账户转账146250元以及2018年4月21日余冠伟银行账户向黄家聪银行账户转账47500元的事实各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述两笔转账款的性质是否为借款。首先，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余冠伟及其父亲余某一直通过转账汇款方式向王呈凤及黄家聪支付手表货款，双方之间存在长期的手表买卖合同关系。余冠伟虽主张其中两笔讼争转账款为借款性质，但未能提供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讼争两笔转账款并未备注款项性质，无法与双方之间的其他货款交易相区分。相反，黄家聪关于讼争的146250元转账款为购表款的抗辩主张，与双方之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相符，且黄家聪提供的其收款当天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及得润珠宝钟表店购货单亦能佐证其事实主张，故黄家聪的抗辩意见理据更为充分。其次，余冠伟、刘嘉星虽提供刘嘉星与黄家聪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双方针对讼争两笔转账款存在借贷合意，但该微信聊天记录只有黄家聪与刘嘉星陈述的几组数字，与讼争转账款的金额不相符，仅从这些数字表述不能反映是双方对讼争款项的结算及债务确认的意思表示。且黄家聪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第19页反映，刘嘉星向黄家聪提出想借款150000元，如按刘嘉星的主张，黄家聪欠刘嘉星195678.25元借款未还，刘嘉星可以直接要求黄家聪还款，不可能向黄家聪提出借款要求，可见刘嘉星的事实主张不成立。再次，余冠伟、刘嘉星主张，二人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3月3日期间共向王呈凤与黄家聪出借674250元，除了讼争的两笔转账款需计收利息以外，其余借款并未计收利息，且均是“以表抵债”，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余冠伟、刘嘉星主张讼争的2018年1月16日146250元“借款”尚未清偿，但发生在后的多笔借款却已清偿，亦不符合常理。最后，余冠伟在先后两案中对同一借款事实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关于出借人，余冠伟在前案即6488号案称出借人仅有余冠伟一人，在后案即本案却改称出借人是余冠伟与刘嘉星二人；关于借款人，余冠伟在6488号案称借款人仅是王呈凤一人，在本案却改称借款人是王呈凤与黄家聪二人。对于出借人、借款人这一关键事实余冠伟都不能作出稳定陈述，明显有违常理。综上，刘冠伟、刘嘉星主张与王呈凤、黄家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充分，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冠伟、刘嘉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17.12元，由上诉人余冠伟、刘嘉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林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