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2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朝阳中路华源巷**。法定代表人：王雄，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明辉，湖北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章，湖北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珍，女，196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爽，女，199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志虎，男，199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李永珍、卢爽、卢志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元，房县民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房县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房县城关镇联观社区市场路**。代表人：邹虎，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男，该分公司员工。上诉人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永珍、卢爽、卢志虎（以下简称李永珍等3人）、原审被告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房县分公司（以下简称房县浩川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20）鄂0325民初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浩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浩川公司对卢启才的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李永珍等3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河道内取沙未回填，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认定上诉人对受害人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同时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1.一审时，上诉人向法院递交了工程施工图纸，及发包单位（房县水利与湖泊局）下设项目部出具的证明，共同印证上诉人在实际施工中不涉及河道取沙，说明河道的深坑属于自然形成，事故发生时属于夏季丰水期，水位自然上涨，而得上诉人取沙未回填形成。上诉人的施工范围在河道两侧河堤，并不在河中央施工，也没有在河道中央挖坑，河道内淤泥较多也不存在为施工取沙的情况。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河道取沙未回填的依据是李永珍等3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在采用该证据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庭审时，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询问，法院直接采信了上述证据，属于程序不当。其次，该证据中特别说明了三个信息：第一，受害人选择的是两村的必经之路；第二，上诉人在河道内取沙挖坑未回填；第三，上诉人在施工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现有标志是在受害人死亡后设置。以上三个信息，一审庭审中经过庭审调查，最终只认定第二个信息，即上诉人在河道取沙未回填。由此可以说明，村委会在作证时不公正，所陈述的内容存在虚假，同时公安机关在调查受害人死亡原因时，该村村委会治保主任付培武的陈述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反而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施工过程中没有取沙挖坑的行为，此时一审法院仍认定本案的这一关键事实，明显欠妥。二、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在查明受害人卢启才对其死亡原因具有巨大过错时，仍判决浩川公司对该事故承担50%的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自2018年正式施工以来，在通往河道的便道上设置了安全警示标牌，提醒附近村民注意安全，受害人作为附近村民，对河道施工的情况必然了解，同时，事故发生时属于夏季丰水期，受害人作为当地村民，对于河道的水位情况也必然了解，上诉人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是受害人一意孤行，将个人生命置于危险境地。2.根据公安机关的笔录，受害人在过河时先脱掉裤子，无法通过后，返回脱掉上身衣服再次渡河，同时受害人妻子说明事故发生当晚受害人未饮酒，表明受害人在明知水深，自己又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反复强行渡河，足以说明其涉水渡河的强烈意志。而在涉水深度已经超过腰部以上的情况下，受害人仍然将自己置身危险之中，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其自身应当承担相应后果。3.根据现场情况，距离事故发生地附近有一座建于1987年的桥梁，车辆、人均可从桥上通行，因此通过该桥梁过河是受害人应当选择的过河方式，而不是选择涉水渡河。4.受害人渡河过程中，岸边的钓鱼人已经反复提醒其行走路线错误，是其一意孤行而不慎落水身亡。综上，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上诉人尽到了提示义务，受害人放弃安全的桥梁而选择反复涉水方式过河的情况下，足以认定受害人对该事故具有重大过错。河水比平时深，是由于夏季涨水造成，与上诉人施工没有关联性，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李永珍等3人共同辩称，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河道内取沙未回填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认定上诉人对受害人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上诉人仅凭其自己的一张工程施工图纸和上级项目部工程发包方的一份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在实际施工中没在河道取沙。上诉人不仅在河道内取沙，而且取走了河内的石头与水泥掺和而砌的河堤，造成河道内多个沙坑而且没进行回填，这是附近村民有目共睹的事实。2.一审法院采信了村委会证明，村委会是基层一级政府组织，村委会对辖区内的大小事清清楚楚，上诉人在河道内取沙石未回填，而且做的是“半拉子”工程，做做停停，卢启才受害时的河道，对岸用沙石头砌了河堤，河内挖出多个沙坑，上诉人工程处于停工期间，河道的这一方依然是畅通无阻的老作业道路，一审法官亲自到现场走访进行调查核实，查清了“上诉人因施工在河道内挖沙后对沙坑未进行回填且无防护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虽在前往河道的便道旁设置了施工时需要的安全方面的标志，并非停工时的警示水深危险方面的警示标志，且并未在通往河道的作业道路口设置防护栏等防护措施，上诉人确实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致卢启才在过河时掉入沙坑溺水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官亲临事故现场查看，并对该村委会文书付长平进行了询问，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核对无误的情况下才作出判决。判决各自承担50%责任，其实受害方家属及当地村民都认为死者顶多只能负次要责任才是最公平的，但因受害方无钱上诉，只好息事宁人，服从一审判决。二、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正确的，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2018年正式施工，到2019年8月30日卢启才受害溺水死亡，长达1年多时间仅仅做了河对岸一侧河提，就将该河道挖成千疮百孔，只在五组便道路口上设置了一块施工方面标志，并非是警示河道水深危险方面的警示标志，而且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漠视了工地周边居民的生命安全，是造成卢启才溺水身亡的直接原因，本应承担70%以上的责任。2.公安机关的笔录，只针对受害人溺水身亡经过询问了目击证人，没有询问河道的沙坑如何形成的，村委会对河道沙坑形成过程的证明才是真实的事实再现。3.1987年建的桥是属于付家畈村，离事发地点的古桥村直线距离两里路开外（七弯八拐的就远不止两里路），村民的生产、生活早已习惯了走这条近路，只是上诉人在河道内取石挖沙将老路破坏了，又不设置防护栏才导致这次事故发生，上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钓鱼人的证词有推卸自己见死不救的成分，陈述的部分事实是存疑的。钓鱼人当时用头灯帮卢启才过河照亮，沿着头一次过河的路又继续向前走，怎么又说受害人在河里走的方向不对呢？怎么以此证明受害者强行渡河置身危险中以生命于不顾呢？这只能证明受害人掉入上诉人挖的沙坑里，被沙坑里的淤泥吸住了不能自救，钓鱼人为自保不敢救，只好等到第二天才由房县消防队在上诉人挖的沙坑淤泥中打捞上岸。为此，上诉人以钓鱼人的证词证明上诉人没有责任，或者证明受害者责任大是不可采信的，钓鱼人的证词恰恰证明上诉人对此河道的危险放任不管，有重大责任。5.村治保主任付培武的证词（在5组前便道边上有一个安全警示牌，河边到路口直线距离50米无任何警示标志以及安全防范措施），经村委会证明及一审法院实地调查，此牌仅仅是施工时的安全警示牌，不是河内施工水深危险警示牌，而且，在卢启才溺水身亡前后连这个施工安全警示牌也不见了踪影，也就是说上诉人在施工与停工期间都没有防护设施，停工期间连专门的警示标志也没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6.上诉人说（受害者卢启才是附近村民，对河道施工情况必然了解、明知水深强行渡河、置身危险之中、应当承担相应后果），实际上，卢启才是家中的顶梁柱，必须经常外出打工养家，受害前在外地打工回来，对附近河道的开挖确实是一无所知，当时天黑，走老路到对岸办事是习惯性的，路过此处又没有遇到防护设施阻拦；徐兵证言中说帮卢启才过河照亮，这也说明二者都对上诉人的施工的危险河段不知情和此路段既无人看管也无防护。7.惨剧发生后，上诉人从未直面过受害者家属、也未找村委会协商过，而是通过派出所转交了三万元安葬费用于安葬死者，死者还没下葬之时已经在急切的搜集想要的所谓证据。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与律师两人一直笑容满面、笑声不断，说明上诉人对施工安全及对死者的生命权是毫不在乎。综上所述，上诉人承揽河堤工程，的确就地取材使用了沙石，造成了河道遍布大小淤泥沙坑，停工期间又不进行回填恢复，也没设置针对性警示标志，更没在必经路口设置安全防护栏和专人看管值守，给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留下极大隐患，当地村委会及村民多有抱怨，发生卢启才溺水身亡的惨剧是必然的，卢启才的死亡换取了上诉人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及时复工整修了烂尾河道，也换取了村民的安全，当地村民及村委会持续关注此次卢启才溺亡事故，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理应得到尊重。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是无理的、横蛮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房县浩川公司述称，其对浩川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李永珍等3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浩川公司、房县浩川公司赔偿卢启才死亡丧葬费30280.50元、死亡赔偿金299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合计369930.50元的80%即295944.40元，扣减浩川公司已付安葬费30000元，还应赔偿265944.40元；2.浩川公司、房县浩川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卢启才系房县红塔镇古桥村**村民。古桥村5组与五将山村2组被一条河隔开，在河道治理以前，河道内有一条老路，村民可以直接过河到对岸，河道治理水坝蓄水以后，河道内的老路基本已经没人走了。2018年浩川公司承建房县沙河沟综合治理建设项目二标段，在施工过程中，将河道内挖出多个大小沙坑未进行回填。2019年8月30日20时许，卢启才到河对岸五将山村2组商谈务工事宜，在过河的过程中，因水深卢启才返回岸边将上衣脱掉后继续过河，后掉入沙坑溺水身亡。一审另查明，1.在事故发生前从古桥村5组前往河道的便道旁边，浩川公司设置有一个施工安全警示牌，但在施工现场并未安装防护装置，“水深危险，禁止垂钓、游泳、捕鱼”的警示标志是浩川公司在卢启才溺水死亡后设立的。2.距离事发地1里多的一座付家畈大桥可从古桥村5组通往五将山村2组，桥上车辆、人员均可通行。3.事发后，浩川公司向受害人支付了3万元丧葬费。4.卢启才生于1965年8月16日，其溺水身亡时54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侵权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1.关于本案立案案由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因本案事发地点是在河道内，并非公共场所，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定性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2.关于责任分担问题。本案中，浩川公司作为施工方，在河道内挖沙后对沙坑未进行回填，存在安全隐患，虽在前往河道的便道旁设置有警示标志，但是关于施工安全方面的，并非是警示水深危险方面的警示标志，且并未在施工现场设置防护栏等防护措施，浩川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致卢启才在过河时掉入沙坑溺水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卢启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选择安全的道路即桥梁前往五将山村2组，而选择较为危险的方式过河，且在过河时，第一次因水深返回岸边，脱掉上衣后继续过河，其自身亦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房县沙河沟综合治理建设项目二标段系浩川公司承建的，因卢启才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应由浩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房县浩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3.对于卢启才死亡所发生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因卢启才生活在房县红塔镇古桥村，系农业户口，按照一审法院所在地2019年度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按二十年计算为299560元（14978元/年×20年）；丧葬费以一审法院所在地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0280.50元（60561元/年÷12月/年×6月）；侵害他人人身权利，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对于因卢启才死亡产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10000元。结合案件事实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于卢启才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确认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50%的责任，因此浩川公司应当赔偿李永珍等3人的经济损失为174920.25元[（299560元＋30280.50元）×0.5＋10000元]，扣除先行支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144920.25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浩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李永珍等3人因卢启才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44920.25元。二、驳回李永珍等3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款项汇至：户名：房县人民法院；开户行：房县农业银行神农分理处；账号：17×××32]。案件受理费5289元，减半收取计2644.50元，由浩川公司负担1322.25元，李永珍等3人负担1322.25元，浩川公司负担的诉讼费李永珍等3人已经预交，故在执行时应连同执行款一并向李永珍等3人结算。二审期间，李永珍等3人向本院提交证人付某的证言一份，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房县浩川公司用挖掘机挖沙、取沙，没有第三方挖沙、取沙，且取沙后没有回填，导致卢启才过河时掉入沙坑死亡。经质证，浩川公司认为：1.该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低，不应予以采信，证人系卢启才同村村民，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回答问题时不能明确答复，多使用较为模糊的语言，尤其是在回答其自己如何过河的时候声称之前过河，施工后就不过河了，严重有违常理。2.证人对施工企业是否在河道挖沙的陈述不准确。浩川公司在河道两侧施工是为了治理两边的河堤。3.证人对卢启才在外地打工还是本村常住的回答模糊不清，且与被上诉人代理人的陈述不一致。该工程从2018年开始施工，到卢启才发生事故的2019年8月30日，时间跨度差不多两年，卢启才作为本地村民并不是常年在外务工，因此对于河边是否施工以及施工状况不可能不了解。对于河道内的水位在夏季、冬季、白天、晚上的差别也不可能不了解。4.证人在回答上、下游两座桥距离事故地点的距离时明显有意扩大距离范围，该桥梁作为两村之间设置的正常通行方式，目的就是避免两村村民在互相来往时因没有安全渡河方式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卢启才不可能不知道该桥梁的存在。5.证人作证时有虚假陈述，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房县浩川公司同意浩川公司的质证意见，认为事发地点下游的桥梁是可以过车的，而且距离出事地点725米远。对于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浩川公司、房县浩川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查明：1.卢启才的尸体被打捞起来的位置距离其过河的地方大约50米远。2.徐兵（事发当晚现场附近的钓鱼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看到他在河里走的方向不对，我就大声喊他，叫他直接直走，但是他还是向河下边走，就像是没听到一样，怎么给他指路都没有回应……那条河平时水不深，也就是几天前整修河道的人才把下边坝上的口子给填住的，平时五将山（村）和古桥村的人都是直接从河里过的，在河里边有过河的老路，而且在修整河堤的时候大车也是直接从河里边走的，但是那条老路上边和下边钩机挖的还比较深。”3.付培斌（村治保主任）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河道治理后水坝没有蓄水之前，那条老路上已经很少有村民走了，水坝蓄水以后，那条老路基本上没有人再走了……在5组前往河道内的便道旁边有一个安全警示牌，该警示牌距离古桥5组的河道直线距离大概有50米，而古桥5组的河道内无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以及安全防范措施。”4.古桥村委会出具《证明》的主要内容为“卢启才经过的这条老路是长期以来是两岸群众生产、生活的必经之路，自从浩川公司施工后，将古桥村至五将山村河道内用挖机挖出多个大小沙坑，有的深达五米，未进行回填，在我村方向无任何防护栏和警示标志，现在的新警示标记是卢启才溺水身亡后才设置的……”5.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到古桥村5组村委会向村文书付长平及事发地点附近居住的村民贺茂英做了调查笔录，贺茂英陈述“路口通往河里有一个关于施工的牌子，是一个蓝色的牌子，在河对岸有一个黄牌子，牌子现在还在，在我们河边树边上放的有戴帽子的黄色牌子，原来放在地上，车把压坏了，卢启才淹死后，后来他们在树上绑了说禁止钓鱼的牌子，是卢启才死后他们才绑在树上。……我们也经常从河里过对岸，水最深时起膝盖上边。卢启才那天可能走错路了，他是斜着走的。”付长平笔录记载“问：河内的沙坑是谁挖的？答：河道两边的河堤包给他们后，河里的沙不准私自采挖，政府也下的有文件，连村上打路想挖一点都不行。问：村上出具的证明说是浩川公司挖的沙。答：沙是他们挖的，他们说不是他们挖的，我们也不知道谁挖。问：古桥五组下河道的路是古桥通往五将村的必经之路吗？答：不是必经之路，河里有水，一般有车的人到五将是走下游的老桥，没有车的人走的是现在新桥上面的石步子桥。问：新桥是什么时间通的？答：新桥现在还没有通路，出事时新桥还没有修，是之后修的。问：出事前，河道内周围有没有不准下水的警示标志？答：这个没有看到。问：五组村民到五将村走哪条路？答：有的村民从河里走，原来那里水浅，没有挖深，骑车子的人走的是大桥。”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卢启才的死亡后果与浩川公司的施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卢启才的尸体在事发后第二天被打捞起来的位置距离其下水的地方仅有50米左右，事发时是夏季丰水期，可以判断卢启才应当是沙坑中溺水死亡，尸体未被水流冲走。结合古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一审法院向村委会和附近村民所作的调查笔录，能够认定浩川公司的施工使案涉河道河床状态发生了改变。浩川公司一审提交的施工图纸及房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部出具的证明，只能显示其施工范围，但并不能证明河床的沙坑与其施工无关。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河道在事发前未修坝蓄水之前水位浅，不可能形成天然的大沙坑，而事故发生时修坝蓄水的时间不长，即使水量增大也不可能短期内形成天然沙坑，故，浩川公司认为沙坑系丰水期天然形成的辩解理由与事实不符。根据古桥村村文书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浩川公司开始施工后，政府下文件不准私自采挖河里的沙，连村上修路用沙都不行。除浩川公司外，附近村民也未看到有其他人挖沙或在河道施工，故，一审法院认定导致卢启才溺水身亡的沙坑系浩川公司施工后未及时回填而形成的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卢启才的死亡与房县浩川公司施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二、关于浩川公司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浩川公司整修河道、修建水坝必然导致事发地点河道水位上涨，且在河道中形成多个大小不一的沙坑后未及时回填，存在安全隐患。而卢启才在事发当晚行走的路径系两岸村民多年来用以过河通行的老路，虽然在河道治理后通行的村民有所减少，但不能忽略两岸村民为求方便长年从此路通行的习惯。钓鱼人徐兵、村民贺茂英、村文书付长平的陈述均可证明直至事发之日，仍有村民选择从这条老路通行。鉴于此，浩川公司应当及时在河道附近设置相应警示标志，提醒附近村民水深危险等情况以避免发生危险。根据查明的情况，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前，浩川公司在河道附近设置的警示牌仅涉及施工安全，既无提示水深危险的内容，也未采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以致卢启才习惯性的选择从老路通行最终溺亡。综上，浩川公司对于卢启才的死亡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关于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浩川公司在其施工对河道造成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应当对本案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卢启才作为当地村民，应当知道案涉河道正在施工，但其却在晚上八、九点钟视线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未选择从一里多外的付畈大桥通行这种更安全的过河方式，为图方便仍然选择走河道中的老路，主观上对其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且根据钓鱼人徐兵、附近村民贺茂英以及二审中证人付某的陈述，可确定卢启才是因为在河道中走错路才导致掉入沙坑溺亡。综上分析，卢启才对自己的损害后果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各负担50%的责任，明显客观事实不符。结合案件事实及损害后果，本院将比例调整为浩川公司承担20%的民事责任，其余80%的民事责任由卢启才自行承担。另，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过高，二审调整为6000元。综上所述，浩川公司应当赔偿李永珍等3人的损失为71968.10元[（299560元+30280.50元）×20%+6000元]，扣除先行支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41968.10元。浩川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对于其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对责任比例划分不当，二审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20）鄂0325民初914号民事判决；二、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永珍、卢爽、卢志虎损失41968.10元；三、驳回李永珍、卢爽、卢志虎对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房县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李永珍、卢爽、卢志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89元，减半收取计2644.50元，由李永珍、卢爽、卢志虎共同负担2224.50元，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99元，由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99元，李永珍、卢爽、卢志虎共同负担22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鸣审判员 祝家兴审判员 张 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柏媛媛书记员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