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9民初10703号原告：苏州立达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756426298Y，住所地苏州市杨枝新村**中心商场**。法定代表人：李素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坤，江苏众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龙，江苏众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566882620B，住所地苏，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沪大道南侧v>法定代表人：黎振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涛，浙江泽大（新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薇，女，汉族，1989年6月1日生，住苏州市吴江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苏州立达富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苏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立达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素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坤、被告顶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涛、费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立达富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税费损失1285318.54元、罚款427947.76元，总计1713266.3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1285318.54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起，原告、被告双方就存在“经销商经销合作”关系，合作至今。被告主要是从事生产销售康师傅系列饮用水、冰红茶、奶茶等饮料产品，双方的合作模式为，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给被告后，被告指定销售区域，同时在被告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二次销售，赚取利差。2016年原被告双方开始合作起，双方就没有签订书面的经销合同，对税票也没有进行书面要求。加之原告法人系初小文化水平，多年从事个体户经营活动(个体户名称为苏州市沧浪区好益多食品经营部)，对个体户纳税和一般企业纳税的区别不甚了解，所以导致原告当时没有及时的向被告索要发票。但被告在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后，在没有和原告协商的前提下，私自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且没有交付给原告，导致原告在没有票证的前提下无法进行销售收入申报。2019年，国家税务局苏州市税务局在日常的检查工作中发现，原告在2016年2月至2019年5月期间购进康师傅系列产品用于销售，期间未开票未申报销售收入合计500余万元(不含税)。原告第一时间联系被告协商解决方案，被告让原告先行申报缴税，至于税费损失大家后面协商解决，并向原告提供了2016-2018期间被告开具的普通发票复印件。原告考虑到目前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行了申报缴税，并通过银行贷款方式缴纳了相应税费，合计金额1285318.54元。今年疫情期间，国家税务局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在稽查该案时提出，结合原告的年销售金额，认为原告属于小微企业，是普通发票导致的进项税无法抵扣才产生上述金额的税费。为此原告于2020年5月25向被告邮寄“声明”、“说明函”，要求被告作废2016年2月-2018年7月之间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以减少原告的税费损失。2020年6月3日，原告委托律师又向被告邮寄律师函一份，要求被告向原告开具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明知原告购进货物后要二次销售，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事后也没有及时将发票交给原告，原告发函催告后，被告仍不积极配合进行换票，理应赔偿原告的各项税费损失和罚款，理应赔偿原告的各项税费损失和罚款。被告顶津公司辩称：首先被告与原告在2016年起建立经营合作关系，在合作期间，被告已经根据原告的要求依法向原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在本案纠纷产生之前，原告一直没有对被告提出要求变更发票的申请，反而是被告多次督促要求原告让其配合提供相应的资料，以完成一般纳税人以及相应发票类型的更换，但原告迟迟不予配合，一直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以逃避国家税务部门的监管。被告一直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并不存在任何的违法违约违规的行为。其次，原告在2016年2月至2019年5月，因未开发票未申报销售收入而造成了少交增值税印花税，由此被税务局处以罚款并补交税款。而原告在诉讼请求当中其各项税费损失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计算依据。只有罚款是有相应的证据，确实是能够证明原告被罚款427947.76元。那么原告在此之间是否已经依法纳税，被告并不知情。原告偷税漏税的行为也与被告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原告完全是因其自身违法行为而造成的补交税款以及被处罚，应该由其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从民事角度上讲，其行为有违诚信契约的精神，从公权力角度上讲，其行为更是损害国家利益，藐视了国家权力。对其行为不应纵容，决不能让其报以侥幸的心理，以逃避转嫁法律的制裁。经审理本院查明：2016年1月底，原告立达富公司与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确立康师傅系列饮料产品购销往来。开户时，原告立达富公司向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提交了原告立达富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开户事宜及客户基本资料表发票类型一栏标明为“普通”，原告立达富公司在客户基本资料表上加盖了公司公章。至2016年12月30日，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就原告立达富公司销售陆续开具了33张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自2017年1月起，原告立达富公司与被告顶津公司继续延续上述购销关系，至2018年7月30日，被告顶津公司就原告立达富公司销售陆续开具了42张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签收证明显示，2018年度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已基本由原告立达富公司签收。被告顶津公司称，由于时间过长，之前的发票交接单没有找到。在此往来期间，原告立达富公司与被告顶津公司签订《区批发特通批协议书》，该协议书未载明签订时间，载明了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立达富公司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其行为有关税、费等支出，并承诺严格遵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地方政府的规定。对账管理约定，结算周期为每个自然月，每月25日前，原告立达富公司应使用被告顶津公司提供的DMS系统作上月账务的电子对账，原告立达富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对账完毕，被告顶津公司将暂时停止交易。原告立达富公司称，该协议书系2020年签订，被告顶津公司称该协议书系2017年1月签订，之前的协议是与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签订。在往来期间，被告顶津公司曾向原告立达富公司发出告知函，主要载明自16年5月1日全国执行“营改增”政策，若已经连续12月销售收入达80万元以上，请主动至主管税务局办理一般纳税人，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期间遇到的任何问题请咨询。该告知函由原告立达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签收，并加盖了公司公章，但未载明具体时间。原告立达富公司对该告知函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立达富公司从2003年注册时就是一般纳税人，2016年原、被告的合作金额是241万左右，2017年是252万左右，被告顶津公司明知原告立达富公司的销售金额达到相应的数额以上，并且原告立达富公司提供的开户资料是一般纳税人资，被告仍开具不合格的发票，且未交付。2020年5月25日，原告立达富公司以被告顶津公司为抬头出具声明一份，载明：自2016年在贵公司开户以来，就贵公司开具的2016年2月至2018年7月间的所有增值税普通发票我公司要求退换成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在税务局查账过程中产生的毛利率高低我公司不在要求贵公司重新更换票种。同日，原告立达富公司又以被告顶津公司为抬头出具说明函一份，主要载明：自2016年在贵公司开户以来……由于我公司是小规模企业，贵公司开具给我公司的普通发票我公司无法进行进项税抵扣，现我公司被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稽查大队就贵公司开具的普通发票之事进行账目检查，税务稽查局考虑到我公司是小微企业，是普通发票导致的进项税无法抵扣……作废2016年2月到2018年7月之间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顶津公司称未收到上述声明、说明函。2020年6月3日，原告立达富公司通过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顶津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主要载明：至今贵公司未依法向原告立达富公司开具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在税收方面无法抵扣，认为被告顶津公司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按照法律及合同约定开具。被告顶津公司称收到该律师函。2020年8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以原告立达富公司2016年2月至2019年5月购进康师傅饮用水、冰红茶、奶茶等各类饮料用于销售，期间未开票未申报销售收入合计5091182.78元（未含税）。认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造成少缴增值税855019.02元，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造成少缴印花税876.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拟处少缴增值税百分之五十的罚款计427509.51元，少缴印花税百分之五十的罚款计438.25元。2020年8月9日至16日，税务机关陆续从原告立达富公司账户扣划了未交税款。以上事实，有客户基本资料表、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区批发特通批协议书》、“声明”、“说明函”、律师函、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以及到庭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原告立达富公司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的单位，应当依照税收征管的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依法缴纳相应税款。原告立达富公司因其自身行为欠缴税款并致行政处罚，而诉请由被告顶津公司承担相应税款及处罚款，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在原告立达富公司与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确立康师傅系列饮料产品购销往来之初的开户事宜及客户基本资料表中发票类型一栏标明为“普通”，属双方约定由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向原告立达富公司在双方过程中开具普通发票，并未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在2016年经营期间向原告立达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符合双方约定。2017年双方交易主体的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变为被告顶津公司，根据原告立达富公司关于“2016年起，原告、被告双方就存在经销商经销合作关系，合作至今，”以及被告顶津公司关于双方“在2016年起建立经营合作关系”的诉辩陈述，双方一致认可被告顶津公司延续了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原告立达富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顶津公司从2017年起在双方交易期间向原告立达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亦符合双方约定。原告立达富公司主张双方“对税票没有进行书面要求”，被告顶津公司“私自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与事实不符。原告立达富公司因未有增值税普通发票进行进项税抵扣，与被告顶津公司无涉。其二、原告立达富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较为完善的财务账册等，从而按照其经营情况如实申报缴纳税款，即便是如原告立达富公司所述，未收到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及被告顶津公司在双方交易期间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也不影响其根据经营情况缴纳税款。而且原告立达富公司也自称“从2003年注册时就是一般纳税人”，被告顶津公司也发函提示“若已经连续12月销售收入达80万元以上，请主动至主管税务局办理一般纳税人，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原告立达富公司仍未依法纳税，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其三、原告立达富公司主张被告顶津公司赔偿各项税费损失、罚款，为损害赔偿请求，如上所述，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及被告顶津公司已按约定开具发票，原告立达富公司欠缴税款并被行政处罚系因其自身原因所致，与被告顶津公司并无侵权损害赔偿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立达富公司主张被告顶津公司赔偿因原告立达富公司经营行为欠缴的税款、由此造成的罚款，以及所谓资金占用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立达富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110元，由原告苏州立达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将已交上诉费凭证提交我院。审判员  范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