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子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美莹，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莹。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邓敏，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爽，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琪。上诉人范子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蒂通公司）、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8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子富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中蒂通公司立即向范子富支付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48519.43元；2.中蒂通公司立即向范子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819.12元；3.中蒂通公司立即向范子富支付克扣2019年6月、7月工资240元；4.金捷公司按照约定立即向范子富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工资385714.28元；5.金捷公司对诉讼请求第1-3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6.中蒂通公司对诉讼请求第4项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7.本案诉讼费由金捷公司、中蒂通公司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范子富自2018年12月17日起在中蒂通公司工作，岗位为快递员。范子富工资为计件工资，每月月底或次月月初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月或上上月工资。范子富确认已收到2019年8月工资3652.50元。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载明范子富2019年1月30日获得2018年12月17日至12月31日期间工资1197.66元，2019年3月3日获得2019年1月工资8674.89元，2019年4月2日获得2019年2月工资4216.50元，2019年5月1日获得2019年3月工资8746.50元，2019年6月2日获得2019年4月工资5799元，2019年7月3日获得2019年5月工资5642.54元，2019年8月5日获得2019年6月工资6310.50元，2019年9月3日获得7月工资5477元。手机银行明细查询截图载明2019年1月至7月期间付款人均为“刘某丽”，2019年8月起付款人均为“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载明付款人“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范子富”，金额“RMB3652.50”，摘要或附言“工资薪金”。范子富主张于2018年12月17日入职中蒂通公司，由中蒂通公司员工“刘某丽”支付工资，2019年8月后手机银行信息显示由金捷公司支付工资，其与中蒂通公司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范子富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8月22日。范子富主张中蒂通公司业务组长在2019年8月22日下午要求其离职，此后，业务主管又要求其填写《离职申请书》，承诺填写后结清工资，对此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离职申请书》。微信聊天记录是“五羊新城A+C区”群聊记录，其中备注名为“A2-伊鹏军”称“…你要是还这么干，要干就干，不干就滚蛋！”、“现在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范子富回复“好，不要我干，给工资给我”，对方要求范子富找财务拿辞工条，范子富回复“是不是叫我滚吗，叫我滚还要辞工条干什么啊”。《离职申请书》由范子富填写，离职性质一栏勾选“辞退”，备注内容“2019年8.22组长伊鹏军辞退我，不要我工作了，六月份工资克扣了120元，7月份工资未发，要求买社保一直未买”，该申请书无公司负责人签名及公司印章。中蒂通公司、金捷公司确认上述证据真实性，但认为该申请书是范子富填写，未交由中蒂通公司审批盖章，可见范子富是自动离职，并非其司辞退。范子富主张其入职中蒂通公司并与该司建立劳动关系，但中蒂通公司既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向其支付过工资，故要求中蒂通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在职期间的全部工资。范子富对其主张提交2019年5月至8月工资表、手机银行明细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封面载明“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书”，首页甲方处空白，乙方处有范子富的签名及指模印，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最后一页加盖了金捷公司的公章、范子富签名及指模印。范子富称在仲裁期间取得劳动合同，在本案起诉前自行在该合同第三条“标准工时”处手写“5万（￥50000）/月”。中蒂通公司、金捷公司对工资表、手机银行明细予以确认，对劳动合同不予确认。中蒂通公司、金捷公司主张范子富与金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金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金捷公司每月向范子富发放工资，中蒂通公司无需再与范子富签订劳动合同或支付工资。金捷公司在本案劳动仲裁期间提交劳动合同作为证据，合同内容与范子富提交的一致，但首页甲方处有金捷公司名称，第三条“标准工时”处没有手写“5万（￥50000）/月”的内容。金捷公司称与范子富签订一式两份劳动合同，两份劳动合同签订时均未填写甲方名称，末页有盖公章和姓名，合同有盖骑缝章，金捷公司将其中一份甲方名称填写完整后备案，另一份本来应该交给范子富，后因范子富提起劳动仲裁，中蒂通公司要求金捷公司提供劳动合同，金捷公司把应给范子富的合同给了中蒂通公司。中蒂通公司主张范子富自2018年12月17日起在其司工作，其司在2019年1月1日与金捷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由金捷公司派遣范子富至其司工作，金捷公司负责与范子富签订《劳动合同》及支付工资，其司与范子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工资付款人“刘某丽”也并非其司员工。金捷公司确认刘某丽是其司员工。中蒂通公司对此提交中蒂通公司与金捷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书》，其中约定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中蒂通公司将快件收派操作岗位业务外包给金捷公司；金捷公司有权按规定向中蒂通公司收取外包业务服务费，该费用包括金捷公司指派服务岗位人员的劳动报酬等。范子富对该证据不确认，认为其在劳动仲裁前不清楚金捷公司。金捷公司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提交刘某丽身份证、杭州银行借记卡的照片以及该卡向范子富账户转账的个人业务账务回单。范子富对个人业务账务回单确认，但认为刘某丽是中蒂通公司员工。2019年9月10日，范子富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范子富与中蒂通公司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蒂通公司支付2019年6月工资差额120元、7月工资差额120元、8月1日至8月22日期间工资3652.5元；中蒂通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额外一倍工资46134.59元；中蒂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533.6元；金捷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以及原劳社部发《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本案，金捷公司提供《劳动合同》，合同中有范子富签名及指模印并加盖金捷公司印章，虽然范子富不确认《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确认合同中落款签名均为其本人所签，也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结合目前无证据反映双方订立上述劳动合同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范子富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原审法院对范子富的主张不予采信，由此认定上述《劳动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刘某丽”在2019年1月30日支付了范子富2018年12月17日至12月31日期间工资，金捷公司确认“刘某丽”系其司员工，其司通过“刘某丽”个人账户向范子富发放工资，故原审法院确认范子富与金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为2018年12月17日起计算。又因范子富最后工作日至2019年8月22日，故原审法院确认范子富与金捷公司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范子富在金捷公司的实际工作年限为8个月零6天。因范子富与中蒂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中蒂通公司并无与范子富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故范子富要求中蒂通公司承担用人单位义务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并对范子富要求中蒂通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对于金捷公司应向范子富支付2019年6月工资差额120元、7月工资差额120元，中蒂通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无异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金捷公司已向范子富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工资，范子富主张应按月工资50000元标准支付工资差额，但其提交的劳动合同中工资标准是范子富在起诉前单方添加，未经金捷公司同意，范子富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此金额曾存在合意，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工资标准不予采纳，并对其要求金捷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范子富提交并经中蒂通公司、金捷公司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范子富于2019年8月22日与业务组长发生争执，业务组长要求范子富按要求工作，并表示如范子富不愿意按要求工作则可以离开，范子富对此表示同意离开，并自当天起不再到岗，金捷公司也未再催促范子富上班。中蒂通公司认为金捷公司指派的快件收派员范子富不符合要求，退回金捷公司，金捷公司未为范子富安排其他岗位，也未履行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义务，上述应视为金捷公司提出，与范子富协商一致，2019年8月23日起解除劳动关系。金捷公司应向范子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中蒂通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双方确认的范子富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月工资6409.56元，计得范子富应获得经济补偿6409.56元（6409.56元×1个月）。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范子富与金捷公司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金捷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范子富支付2019年6月工资差额120元、7月工资差额120元，中蒂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金捷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范子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409.56元，中蒂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范子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范子富负担。判后，范子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范子富与中蒂通公司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中蒂通公司向范子富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48519.43元;4.中蒂通公司向范子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819.12元；5.中蒂通公司向范子富支付克扣的2019年6月、7月工资240元；6.金捷公司向范子富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工资385714.28元；7.金捷公司对上诉请求的第三项至第五项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8.中蒂通公司对上诉请求的第六项款项承担连带责任；9.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蒂通公司与金捷公司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范子富从来只在中蒂通公司上班，只与中蒂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不是由金捷公司派遣到中蒂通公司。二、中蒂通公司在原审中辩称范子富与劳务派遣单位金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请问劳务派遣证明在哪里？三、从微信聊天记录看，是范子富还在外面工作时中蒂通公司就己经不要范子富工作了，并非发生争执后才不让范子富工作的。四、金捷公司与中蒂通公司如何操作，范子富作为一个快递员无法左右，其司也无征求范子富意见。五、范子富在中蒂通公司的劳动报酬，金捷公司说支付完了又算怎么回事。六、劳动合同没给范子富，合同里没有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劳动报酬，中蒂通公司称是劳务派遣的，但没有派遣证明、派遣地点、报酬，也没有范子富同意的证明。刘某丽在中蒂通工作，刘某丽转的钱就是范子富在中蒂通公司的工资，而不是金捷公司支付的工资。七、金捷公司为了帮助中蒂通公司逃避国家法律法规，损害范子富的利益，故要求金捷公司支付范子富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的工资，按当时口头协议每月五万元的工资支付385714.28元人民币。中蒂通公司答辩称：一、范子富是劳务派遣用工，其劳动关系属金捷公司，范子富与金捷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范子富要求中蒂通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依据。二、范子富自己申请离职，中蒂通公司、金捷公司均未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决定。因此，范子富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没有事实法律依据。金捷公司答辩称：不同意范子富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金捷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金捷公司与刘某丽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刘某丽是金捷公司的员工。范子富质证称：对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从金捷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的文本格式与其司在仲裁、一审阶段提交的，与范子富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格式完全不一样，所以范子富认为该劳动合同是本案产生之后，金捷公司与刘某丽出于诉讼目的而另行签订的一种文本。第二，金捷公司在仲裁和一审阶段并没有提供该劳动合同，也在整个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没有提交为刘某丽缴纳社保的记录来证明刘某丽就是金捷公司的员工，仅凭该劳动合同不足以证明刘某丽与金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从范子富的工作经历来看，范子富确实是看到刘某丽就是在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寺右二巷2、4、6、8、10号首层之8铺的中蒂通快递点每天在工作的一个财务，所以范子富一直认为刘某丽是中蒂通公司的财务人员，并非金捷公司的员工。中蒂通公司质证称：确认金捷公司与刘某丽签订的劳动合同。范子富在二审中确认，已另案申请仲裁，请求金捷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工资385714.28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与范子富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中蒂通公司还是金捷公司；二、中蒂通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三、中蒂通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四、金捷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工资385714.28元。关于与范子富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中蒂通公司还是金捷公司问题。各方当事人对范子富与谁建立劳动关系各执一词，范子富主张与中蒂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与金捷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金捷公司、中蒂通公司则主张两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关系，金捷公司与范子富建立劳动关系，金捷公司将范子富派遣至中蒂通公司工作，范子富与中蒂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分析认为：1.金捷公司、中蒂通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劳务派遣关系，虽提供了《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但未举证证明双方实际履行了该协议；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第六十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本案中，金捷公司与范子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虽是以劳动合同命名的书面文本，但该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等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不具备劳动合同内容的属性。而且金捷公司未在《劳动合同书》中约定范子富为被派遣劳动者，未约定范子富的用工单位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金捷公司也无举证证明将劳务派遣协议内容告知范子富，范子富也不确认其由金捷公司派遣至中蒂通公司工作，因此，金捷公司将范子富派遣至中蒂通公司工作，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范子富不应视为金捷公司的被派遣劳动者；3.金捷公司主张通过其员工刘某丽向范子富支付工资，虽提供了金捷公司与刘某丽签订的《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在本案仲裁前已形成，金捷公司直至本案二审才提供，已逾期举证。而且，金捷公司未能提供其向刘某丽支付工资、为刘某丽缴纳社保等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仅凭金捷公司与刘某丽签订的《劳动合同》不足以证明刘某丽是金捷公司员工，在此情况下，金捷公司主张其通过员工刘某丽向范子富支付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4.因金捷公司与范子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和劳动合同内容的属性，范子富并非金捷公司的被派遣劳动者，范子富也未为金捷公司提供劳动，因此，即使金捷公司在2019年8月起向范子富转账支付了款项并在客户回单上备注为“工资薪金”，也不足以证明金捷公司与范子富存在劳动关系；5.中蒂通公司与范子富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中蒂通公司与范子富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范子富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一直在中蒂通公司工作，其工作岗位为快递员，工作内容是中蒂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范子富受中蒂通公司的员工安排工作和管理，即受中蒂通公司的劳动管理，因此，范子富主张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与中蒂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金捷公司、中蒂通公司主张范子富与中蒂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范子富与金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中蒂通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2019年6月、7月工资差额240元问题。鉴于金捷公司、中蒂通公司对原审判决第二项没有上诉，视为服从该项判决结果，因此，范子富请求中蒂通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6月、7月工资差额240元，由金捷公司对此承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中蒂通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如前所述，本院认定中蒂通公司与范子富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中蒂通公司未与范子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向范子富支付在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中蒂通公司应向范子富支付在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4282.07元【8674.89÷31×15＋4216.50＋8746.50＋5799+5642.54+（6310.50+120）+（5477+120）+3652.50】，范子富主张中蒂通公司支付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计算有误，以本院核算为准。金捷公司并非范子富的用人单位，范子富要求金捷公司对中蒂通公司向范子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蒂通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据范子富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范子富于2019年8月22日与业务组长发生争执，业务组长要求范子富按要求工作，并表示如范子富不愿意按要求工作则可以离开，范子富对此表示同意离开，并自当天起不再到岗，并向中蒂通公司提交《离职申请书》，中蒂通公司也未再催促范子富上班。双方的行为可视为劳动关系是由中蒂通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中蒂通公司应向范子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范子富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月工资为6409.56元，中蒂通公司应向范子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409.56元（6409.56元×1个月）。鉴于金捷公司、中蒂通公司对原审判决第三项没有上诉，视为服从该项判决，因此，金捷公司应对此承担承担连带责任。范子富主张中蒂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中蒂通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金捷公司应否向范子富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工资385714.28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范子富主张金捷公司应按50000元/月向其支付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工资385714.28元，属在一审增加的诉讼请求，由于范子富并没有在仲裁时提出上述请求，且该请求与本案具有可分性，范子富也确认对此已另案申请仲裁，因此，本院对此不予调处。综上所述，范子富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部分判决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869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范子富与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范子富支付2019年6月工资差额120元、7月工资差额120元，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范子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409.56元，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五、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范子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4282.07元；六、驳回范子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范子富负担5元，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范子富负担5元，广州中蒂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杭州金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姚伟华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赖宇锋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