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2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蓝路**。 法定代表人：李彦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中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占友，陕西渭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乌鲁木齐地质勘察科技开发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路地质九队。 法定代表人：马小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海青，上海段和段（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地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疆乌鲁木齐地质勘察科技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地质勘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10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陕西地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中江、郭占友，被上诉人地质勘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海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陕西地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地质勘察公司向我公司支付地质勘察费5,571,388.20元及违约金1,671,416.46元，共计7,242,804.66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合同书》尚未履行完毕是错误的。1．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签订该合同，至今还未履行完毕不符合常理和客观事实。根据该合同约定可以看出，野外地质工作具有其特殊性、艰苦性和不确定性。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也真实地产生了诸如道路不通，临时用地受阻等客观条件限制，导致了合同约定的主要实物工作量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一审法院单纯地认为预设计的27个钻孔必须钻探完成，这一判断是严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2．通过合同中“合同签订十五日内，甲方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野外工作完成一半时，甲方再向乙方拨付30%；野外工作结束时，甲方向乙方拨付30%；剩余10%报告提交时一次结清”的约定可以看出，甲方应当付款的时间是野外工作结束付至90%，报告提交结清10%。野外工作结束是指野外施工的合理期间。地质勘察公司盖章确认的“矿产资源勘查登记项目《开工报告》”中明确记载：“探矿权人的勘查许可证有效期限是2012年2月20日-2015年2月20日。该项目2013年4月6号开工至10月20日收队，完成钻探进尺6544.49米；2014年4月8号接着上年度工作续做”。从六个月完成的钻探进度看，两个年度完全可以完成全部的野外工作。我公司先后完成1：10000地形地质修测，1：10000水文地质修测，1：2000勘探线地质剖面测量，机械岩心钻探、地球物理测井15孔、水文扩孔及抽水试验等，这些工作在判决中没有反映。判决书引为合同未履行完毕理由的5个钻孔虽无法施工，但并不影响勘查目的和主要任务的完成。野外工作结束后，包括探矿权人在内的三方进行了野外工作验收，最终评语：“本次勘探施工方法正确，野外记录装订整齐，班报书写齐全，填写认真，符合规范要求，工作量统计真实可靠，测量满足精度要求。综上所述，该项目按合同、设计书和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以上工作完成得较好，同意该项目通过野外工作质量验收。”我公司编写完成大量地质成果资料和电子文件、数据，于2019年4月29日将项目所有地质资料移交地质勘察公司资料室，并以我公司具有合法资质的勘查单位名义向地质资料管理部门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交了《新疆准南煤田昌吉市阿苏萨伊勘查区勘探总结报告》，作为最终完成地质勘查的标志节点，我公司已经履行完成了该合同的全部义务。3．一审判决计算工作量应付款的基础依据明显错误。工程地质勘查钻探项目，计量单位是按实物进尺核算，不是按钻孔数计量，其单价是明确的。地质工作的目的，也是明确的，查清地质情况，摸清相对储量，编制地质资料、交付具备探矿资质的单位，国家主管部门主审，主体验收合格，达到地质工作目的，地质资料汇交都是有规可依的，主管部门通过，不容马虎。因此，一审法院简单以施工完成的钻孔数就认定合同未履行完毕，计算工程款应付比例，显然不符合地质工作实际，违背案件事实和合同约定，是完全错误的计算方法。二、一审法院适用的审判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造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纳偏颇，判决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56条的规定，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施工任务技术难度大，施工场所复杂，用工人员多，衡量合同履行状况的标准比较专业，双方争议的标的大，涉案金额高，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诉讼标的均存在争执和原则分歧，一旦审理不慎，无疑将损害一方当事人重大的合同权利和利益。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采纳的证据、判决的金额和诉讼标的的悬殊，可见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不应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 地质勘察公司辩称，陕西地矿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一审判决。1．陕西地矿公司主张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合同尚未履行完毕”认定事实清楚。根据陕西地矿公司出示的2019年1月14日的《验收意见》可以看出，还有钻孔未施工，需要等条件成熟后再施工。且，陕西地矿公司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我公司提交《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报告》，故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完毕；2．陕西地矿公司主张我公司向其支付拖欠地质勘察费5,571,388.20元与实际不符，只以工程进尺计算勘查费不符合合同约定；3．本案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陕西地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地质勘察公司向我公司支付拖欠的地质勘察费5,571,388.20元及违约金1,671,416.46元，共计7,242,804.6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陕西地矿公司（乙方）与地质勘察公司（甲方）签订《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如下：1．勘查项目名称、勘查范围：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以甲方提供的有效勘查许可证范围为准；2．工作任务及预期成果：本次勘查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煤田地质填图、钻探、测井、样品采集测试、抽水试验等手段，按《煤、泥碳地质勘查规范》要求查清矿区范围内煤层的层数、厚度、结构、煤质、矿区水文地质特征、开采技术条件，按规范估算可采煤层探明的（331）、控制的（332）、推断的（333）资源量，提交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评审中心审批的煤矿勘探报告。提交《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报告》一份；3．勘查周期及质量要求：2012年5月-2012年12月底，2013年3月底提交勘探报告送审稿，勘查的各项工程质量按现行部颁标准执行并验收；4．勘查费用及拨付方式：经双方协商暂定勘查总费用879.32万元，含报告评审费、修路费、草原补偿费、林地费，不含临时土地使用费。最终决算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作量结算，钻探按1,040元／米综合单价进行结算。合同签订十五日内，甲方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作为乙方野外施工费用，野外工作完成一半时，甲方再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野外工作结束时，甲方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剩余10％待正式报告提交时一次结清；5．违约责任：甲方未按合同规定日期付款，每超过一天处罚合同总费用3‰的违约金，乙方未按合同要求如期提交报告，每超过一天处罚合同总费用3‰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陕西地矿公司依约施工。另查，一、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合同书》中约定勘查27孔，截止2014年12月3日，陕西地矿公司实际完成勘查15孔，终孔深度7852.18米；二、地质勘察公司向陕西地矿公司已付勘查费2,594,879元；三、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地球物理测井费为311,200元，由地质勘察公司从应付陕西地矿公司勘查费中扣除，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九地质大队（以下简称九大队）支付；四、陕西地矿公司提交《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地质资料验收意见书》一份，该验收意见书有九大队工作人员王平、杜志刚、曾宪军、王昭晖、胡克亮、康小丁等六人签字。同时，该验收意见书第七条载明“由于机场占地及资金问题，设计的ZK503、ZK604、ZK605、ZK802、ZK901钻孔未施工，建议条件成熟及时施工”；五、证人杜志刚陈述其与王平、曾宪军、王昭晖、胡克亮、康小丁等人的签字代表九大队，并未取得地质勘察公司的授权，签字表示内部对完成工作量的确认，并不是最终的验收；六、2019年8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资料汇交凭证》一份，资料名称为新疆准南煤田昌吉市阿苏萨依勘查区勘探总结报告，资料形成单位为九大队，形成时间为2018年5月1日，汇交人名称为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七、2017年11月21日，陕西地矿公司将其名称由“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变更为“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陕西地矿公司与地质勘察公司签订的《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诚信原则，依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合同是否履行完毕；2．陕西地矿公司要求地质勘察公司支付勘查费及违约金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双方当事人合同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首先，本案中陕西地矿公司认为根据其提交的《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地质资料验收意见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资料汇交凭证》可以证明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但其提供的验收意见书并无地质勘察公司盖章，陕西地矿公司所举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在该验收意见书上签字的王平、杜志刚、曾宪军、王昭晖、胡克亮、康小丁六人代表地质勘察公司，一审法院无法凭借该验收意见书认定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陕西地矿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该证据由陕西地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可以认定陕西地矿公司认可该验收意见书所载明的内容，该验收意见书第七条明确载明“由于机场占地及资金问题，设计的ZK503、ZK604、ZK605、ZK802、ZK901钻孔未施工，建议条件成熟及时施工”，从该条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双方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其次，一审法院也无法从陕西地矿公司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资料汇交凭证》看出其已完成案涉合同约定的全部27孔的勘查。陕西地矿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也认可截至目前只完成勘查15孔，未完成案涉合同约定的勘查27孔的事实，故应认定双方所签订的《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合同书》尚未履行完毕。二、关于勘查费的问题，《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伊煤矿勘探合同书》第四条约定“经双方协商暂定勘查总费用879.32万元，含报告评审费、修路费、草原补偿费、林地费，不含临时土地使用费。最终决算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作量结算，钻探按1,040元／米综合单价进行结算。合同签订十五日内，甲方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作为乙方野外施工费用，野外工作完成一半时，甲方再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野外工作结束时，甲方向乙方拨付总费用30％，剩余10％待正式报告提交时一次结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勘查27孔，陕西地矿公司已完成15孔的勘查，据此可以认定陕西地矿公司野外工作已完成一半。因双方合同尚未履行完毕，陕西地矿公司要求地质勘察公司支付其已完成15孔，7852.18米的全部勘查费不符合双方上述约定，依照双方约定，地质勘察公司应付陕西地矿公司勘查费金额为暂定勘查总费用8,793,200元的60％，即5,275,920元［8,793,200元×60％］，扣减地质勘察公司已付款项2,594,879元，地质勘察公司应付陕西地矿公司勘查费2,681,041元。关于地质勘察公司辩称勘查过程中产生地球物理测井费311,200元，应从勘查费中扣除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合同目前并未履行完毕，地质勘察公司亦未提交其向九大队支付地球物理测井费311,200元的凭证，故地球物理测井费311,200元在本案中不宜扣除，一审法院对地质勘察公司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违约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陕西地矿公司野外工作已经完成一半，地质勘察公司未按约定及时向陕西地矿公司支付勘查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地质勘察公司辩称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综合考虑地质勘察公司延期支付勘查费给陕西地矿公司造成的损失、案涉合同履行的程度、地质勘察公司的过错及陕西地矿公司所举证据等因素综合考虑，合同中约定的“每超过一天处罚合同总费用3‰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陕西地矿公司的实际损失，应当结合公平原则及陕西地矿公司的损失情况依法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陕西地矿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主张的计算期间为自2019年7月28日起计算100天，该期间是陕西地矿公司对自己权利所做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计算期间予以确认，计算标准以欠付勘查费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75％上浮1.3倍计算，经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为45,357.34元［2,681,041元×4.75％×1.3÷365天×100天］。判决：一、地质勘察公司支付陕西地矿公司勘查费2,681,041元；二、地质勘察公司支付陕西地矿公司违约金45,357.34元。 本院二审期间，陕西地矿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陕西地矿公司向法庭出示如下证据： 第一组：1．地质勘察公司与案外人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勘探合同书一份（复印件），用于证明探矿权人新疆鸿新集团公司与地质勘察公司签订的勘探合同除钻探、测井、勘查总费用、钻探综合单价外，其他条款内容与本案案涉合同一致。但地质勘察公司与陕西地矿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显著低于原合同，钻孔孔位少了2个孔。也证明原本设计只有25个孔，设计的孔位可以根据实际勘探需要进行调整。同时，合同统一明确约定了乙方野外工作结束，甲方就应支付勘察费至90%，均约定综合单价结算方法，是合同结算的唯一计价方式。 第二组：1．开工报告一份（原件），用于证明2012年5月双方签订勘探合同后，于2013年春季就已经开始矿区勘探工作。开工报告明确将设计的钻探任务调整为20个孔8510米，根据勘查区实际情况改变了25个孔10515米和27个孔8455米的初始设计和原设计钻孔。到2013年10月20日野外收队，陕西地矿公司完成钻探进尺6544.49米，2014年接着续做。2．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探矿权证一份（复印件），证明煤矿矿区勘探是综合勘查，包括地形地质、水文地质；工程点剖面测量；物探；地表槽探；样品采集；草原赔款、修路、报告整理、评审等诸多工作环节，不是仅以机械岩芯钻探一项就决定工程结果。本案野外施工期限有限，以钻探米数作为全部地质工作的综合单价，明确约定计价标准是客观科学的选择；从探矿权人原设计25个孔，到开工通知变更为20个孔，充分说明并非必须施工27个孔才可以实现勘查目的。另，2012年5月签订合同进行施工至今，已历时八年有余，不可能存在野外钻探施工未履行完毕的问题。3．地质勘查资质证书一份（复印件），用于证明九大队持有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地质勘察公司作为子公司不具有地质勘查资质，勘查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均来自于九大队的总工办，行政上、业务上均受九大队管理和辖制，陕西地矿公司实际在代表九大队完成矿区勘查任务，总工办工程师等九大队工程技术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当然有效。 第三组：1．探矿权人代表梁正言出具的验收意见书收条，用于证明2019年1月14日包括探矿权人在内的三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煤矿勘探地质资料验收意见书，明确记载陕西地矿公司完成了阿苏萨依煤矿的勘探任务情况和野外实物工作量，经评定工作完成的较好，通过野外工作质量验收。验收意见书及完成工作量一览表、钻孔完成情况表，陕西地矿公司已提交探矿权人，探矿权人代表梁正言出具有收条。2．新疆准南煤田昌吉市阿苏萨依勘查区《勘探总结报告》一册（节选）（原件），用于证明九大队初审意见明确了勘探任务已完成，并编写《勘探总结报告》，进行资料汇交、资料归档，标志着煤矿矿区勘探工作的结束和勘探项目的全面完成。 第四组：1．地质资料汇交报送单2019.4.1（复印件）；2．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一份（表一、表二）2019.8.1（原件）；3．地质资料汇交规范节选一份2015.4.1（复印件），用于证明阿苏萨依煤矿勘探任务全面完成是多方确认的结果，下一步只存在是否开发和何时开发利用的问题，不存在继续施工的问题。未施工的5个钻孔不影响矿区的控制程度、不影响整体地质勘查任务的完成。4．地质档案文件目录二份（原件），用于证明陕西地矿公司2019年3月-4月将阿苏萨依勘查区的全部原始地质资料（包括钻孔数据库电子文档）（案卷号616）210＋3件交存归裆交存九大队档案库，形成、保管单位仍然是九大队，并加盖九大队确认公章。九大队主管项目负责人曾宪军，立卷及移交人候颖暉，档案负责人玛丽娅，验收人刘丽及地质工作负责人上官中江均签名确认。5．煤质分析送样单9张（复印件），用于证明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7月15日，陕西地矿公司的地质工作负责人以九大队的名义送交煤炭样品146件，均盖有九大队总工办公章，并有收样人刘鹏鹏和负责人曾宪军的签字确认。该项目全部地质工作已完成，原始资料完整移交，整体勘查工作完成状况良好，不涉及继续施工、未完成的问题， 第五组：1．西庙尔沟一带煤矿详查合同书（原件）；2．野外验收意见书（原件）；3．付款申请表；4．工程结算单；5．付款审批单各一份，用于证明地质勘察公司在2013年12月18日同样与陕西地矿公司签订过昌吉西庙尔沟一带煤矿详查勘探合同，也同样是由九大队进行野外验收，由曾宪军、王平、王昭晖等工程技术人员代表验收单位（地质勘察公司）进行签字验收，对完成的工作量进行确认。而该详查合同勘探费用“工程结算单”已经结算并已经全额支付。6．增值税发票5份（原件），用于证明2017年7月20日陕西地矿公司给地质勘察公司开具了部分增值税发票，已产生国家税收上缴，地质勘察公司对此既不答复又不支付，完全背离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地质勘察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我公司与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确实签订过合同，但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开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即使是调整为20孔陕西地矿公司也未完成，也能证明其未完成合同义务；对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探矿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陕西地矿公司完成了合同中的全部工作；对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真实性认可，但2018年12月3日之后地质勘察公司作为国资委的企业，九大队对其不再具有管理职能。对第三组证据中的梁正言出具的验收意见书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梁正言的身份不明，对该收条不予确认；对《勘探总结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探矿权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应出具相应的报告，4个阶段都完成才有勘探权证，勘探总结报告不是该阶段需要提交的法定报告，仅仅是工作总结性质，由于陕西地矿公司未能完成全部工作，无法出具法定勘探报告。对第四组证据中的地质资料汇交报送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看不出是陕西地矿公司提交的，且提交的是勘探总结报告对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汇交人是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并不能证实陕西地矿公司已经将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对地质资料汇交规范节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对地质档案文件目录不认可，既不能证明需要提交什么资料，也不能证明陕西地矿公司实际提交资料的内容，且加盖九大队印章的标签与目录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粘贴在上面的，如果该目录真实，那么根据该材料性质应该在九大队保管，上面标有机密文件，不应该在陕西地矿公司处，该文件目录不能证明陕西地矿公司提交了勘探报告；对煤质分析送样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该项目完成的时间均在2018年之前。 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陕西地矿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复印件，且地质勘察公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和采纳。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开工报告、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开工报告无法证实陕西地矿公司已经完成所有勘察工作的事实。另外，九大队拥有地质勘查资质也不能证明地质勘察公司受九大队管理和辖制的事实。新疆鸿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探矿权证系复印件，且地质勘察公司对其不认可，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梁正言的收条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对《勘探总结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第四组证据中，地质资料汇交报送单系复印件，且地质勘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和采纳。对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地质档案文件目录和煤质分析送样单均无地质勘察公司的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确认。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陕西地矿公司要求地质勘查公司向其支付勘察费及违约金，地质勘查公司对一审法院判令其支付并无异议，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仅为支付勘察费和违约金的数额问题，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陕西地矿公司要求地质勘察公司向其支付勘察费5,571,388.20元及违约金1,671,416.46元，有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陕西地矿公司要求地质勘查公司向其支付勘察费数额为5,571,388.20元，则应当由陕西地矿公司向法庭举证证明该费用数额的由来及计算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依煤矿勘探合同书》约定，本次勘查的工作任务及预期成果包括运用各种手段查清矿区范围内的煤层情况，估算可采煤层资源量，提交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评审中心审批的煤矿勘探报告。设计主要实物工作量为：（1）1：5000地形地质测量10.90平方千米；（2）1：5000水文地质测量10.90平方千米；（3）1：2000勘探线地质剖面测量3条4.35千米；（4）1：2000水文地质剖面测量1条1.55千米；（5）机械岩芯钻探27孔8455米；（6）地球物理测井27孔8455米；（7）水文扩孔及抽水试验3孔770米；（8）预留水文扩孔及抽水试验1孔220米；（9）地表采坑清理12个6000立方米；（10）地表探槽工程13条5000立方米；（11）各类样品254件（组）。最终决算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作量结算。钻探按1,040元/米综合单价进行结算。从上述合同约定来看，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勘查总费用8,792,100元虽然是按照1,040元/米计算得出，但1,040元/米系综合单价，即该综合单价中除包括完成的钻探进尺米数外，还包括其他合同约定的上述工作量。因此，陕西地矿公司仅依据其实际完成的钻探进尺7852.18米主张按1,040元/米计算勘查费用为5,571,388.20元依据不足。本院对陕西地矿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陕西地矿公司认为，因野外地质工作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生了变更以及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签订该合同，至今还未履行完毕不符合常理和客观事实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新疆昌吉市阿苏萨依煤矿勘探合同书》第八条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地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必须修改项目设计，调整工作部署，应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它书面授权的代表人进行协商并补签书面协议；如因自然灾害以及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按时履行，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一、二审庭审中，陕西地矿公司对其主张的已经按要求完成了本次勘察任务，无需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孔位继续勘查的上诉意见，因地质勘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陕西地矿公司并未向法庭举证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协商或因此补签了书面协议的相关证据。故，对陕西地矿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陕西地矿公司认为本案一审审理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本案并无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且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对于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均未提出异议，故，对陕西地矿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陕西地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499.63元（陕西地矿公司已预交），由陕西地矿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宁 审判员 瞿佩茹 审判员 庞 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