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72民初1698号原告：朱小国,男，汉族，1968年4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金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民，山东九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祥，山东九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朱伟，男，汉族，1981年7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滕州市。被告：党丹丹，女，汉族，1984年4月2日出生，住山东省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宇，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滕州市滨湖运发航运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望庄村。法定代表人：朱广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朱小国与被告朱伟、党丹丹、滕州市滨湖运发航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发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小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民、王龙祥、被告朱伟、被告党丹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运发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小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朱小国与朱伟之间于2016年2月18日订立的涉及“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的买卖合同；2.判令朱伟、党丹丹退还已收取的向原告出售船舶的货款24.8万元；3.判令朱伟、党丹丹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暂计24万元及本案应支付的律师费用34380元；4.判令运发公司对2、3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5.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申请保全提供的保险费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朱伟在与党丹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6年2月谎称其有出售处置权并向原告出售“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称其负责让原告与运发公司订立挂靠合同并协助办理相关运营手续，并向原告出示了其当时持有的该船舶相关的产权等手续。“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当时登记运发公司名下，运发公司由朱伟实际负责经营，注册股东为朱伟的父母，注册法定代表人为朱伟的父亲朱广运，运发公司实际为朱伟家庭运营。朱伟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时要价24.8万，原告如果同意就让原告先付1.8万元定金，待付清余款时再补签合同并交付船上的手续以及负责与运发公司签订挂靠合同等。原告查看朱伟出示的船舶手续及运发公司的手续后，对朱伟信以为真，遂同意了其要价24.8万元，并向其交付定金1.8万元确定了船舶买卖事宜。定金交付第二天即2016年2月18日，原告筹齐余款23万元以原告之妻名义向朱伟提供的个人账户汇款，并与朱伟订立了买卖合同，随后朱伟代表运发公司与原告订立了挂靠合同，朱伟作为运发公司代表签名、加盖了公司公章并向原告交付了船舶及相关营运手续。原告在接收并控制船舶后遂投资进行必要的维修、增添必要设备进行营运。2016年3月30日原告停泊在济宁市南阳镇王楼正装沙时，自称是船主的孟永江、孟凡江以及其家人登船与原告发生所有权争议，船舶被泊停留在孟永成、孟凡江指定的留庄河口停泊区，后公安介入并诉诸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487号民事裁定认定船舶为孟永成个人所有，并否定了朱伟有权出售处置船舶。综上，原告与朱伟之间订立的船舶买卖合同，原告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依法予以解除，被告不仅应退还已收取的船舶款24.8万元，还应赔偿原告经营船舶的可得利益损失及律师费。党丹丹与朱伟当时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运发公司为朱伟家庭共同与经营公司，由朱伟负责经营，与原告订立挂靠合同，原告当时之所以相信朱伟有权出售船舶在于朱伟持有公司公章，因此运发公司应对朱伟夫妻的共同责任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朱伟辩称：1.朱伟对“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拥有所有权、出让权，朱伟向原船主戴修滕购买船舶转账记录可以证明；2.朱小国当时购买船舶时所有的债权债务情况，朱伟已进行告知，无任何隐瞒，朱小国在认可全部情况的条件下，向朱伟支付了购船款，朱伟向朱小国交付船舶，在与朱小国订立船舶买卖合同时已明确约定船舶债权债务与朱小国无关，船舶航行运营当中一切问题与朱伟无关。因为当时孟永成在庭审中承认欠朱伟30万元，所以船舶卖出后，朱伟仍有继续向孟永成追偿权利。党丹丹辩称：朱伟与党丹丹于2015年8月3日在滕州市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同日领取了离婚证。朱小国与朱伟在2016年2月18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时，朱伟与党丹丹已经不存在夫妻关系，党丹丹对朱伟离婚后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朱小国对党丹丹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运发公司未作答辩。朱小国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四组证据：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202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朱伟向朱小国出售的船舶无处分权，船舶属于孟永成所有，还认定案涉船舶于2016年3月30日被孟永成等人扣押从而导致朱小国无法对受让的船舶继续经营。2.船舶买卖合同。用以证明：朱伟向朱小国出售案涉船舶。3.船舶挂靠协议。用以证明：挂靠合同甲方为运发公司，加盖公司公章，朱伟在代表人处签字。朱伟当时明确告知朱小国，运发公司是他们家的公司，他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时朱小国一直认为朱伟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经工商登记查询，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朱伟的父亲，股东是朱伟的父母。4.汇款收据。用以证明：朱小国通过其妻孙秋兰账户向朱伟账户支付买船款23万元。朱伟对朱小国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判决部分内容不属实，对证据2-4均无异议，当庭确认收到朱小国买船款共计24.8万元；党丹丹对朱小国提交的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党丹丹没有关系。朱伟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其与戴修滕的转账记录。用以证明：案涉船舶由朱伟向原船主戴修滕购买，朱伟拥有所有权和转让权。朱小国、党丹丹对朱伟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党丹丹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证。用以证明：2015年8月3日朱伟与党丹丹已离婚，不存在夫妻关系，所以党丹丹对朱伟离婚后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朱小国、朱伟对党丹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朱小国、朱伟、党丹丹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主张均依法提交了证据，运发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举证和质证，均视为其放弃对朱小国、朱伟、党丹丹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与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效力。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18日，朱伟作为合同甲方，与合同乙方朱小国签订《合同》，内容如下：甲方朱伟将“鲁枣庄货0651”卖给乙方朱小国，“鲁枣庄货0651”船舶此前所有经济债权债务与朱小国无关，特此证明。船舶航行运营一切问题与朱伟无关。朱伟、朱小国均在合同上签字摁手印。同日，运发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乙方朱小国签订《合同书》，双方约定朱小国将“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挂靠运发公司经营。合同落款处甲方由运发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朱伟在代表人处字，乙方由朱小国签字。2016年2月18日，朱小国通过其妻孙秋兰账户向朱伟转款23万元，朱伟当庭确认收到朱小国买船款共计24.8万元。朱伟与党丹丹于2015年8月3日在滕州市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同日，滕州市民政局对朱伟与党丹丹的离婚申请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2027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2月21日，孟永成与戴修滕签订了《买卖协议》，双方约定孟永成以53.6万元的价格购买戴修滕所有的“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并实际履行合同。2013年3月16日，孟永成与运发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双方约定孟永成所有的“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挂靠运发公司进行经营。2013年4月9日，“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的所有人登记为运发公司，该船舶登记号为260313000066。2015年10月，孟永成将“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的证书和钥匙交付周波办理船舶年检手续。同年11月，“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被朱伟开走，孟永成丧失了对涉案船舶的占有。2016年2月18日，朱伟与朱小国签订《合同》，双方约定原告向朱伟购买“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同日朱小国向朱伟汇款23万元。次日朱伟向朱小国交付了“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和船舶证书。2016年2月18日，朱小国与运发公司签订《合同书》，双方约定朱小国将“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挂靠运发公司进行经营。2016年3月30日，孟永成和孟凡江以及其家人登上停泊在济宁市南阳镇王楼正在装沙的“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孟永成、孟凡江和朱小国两家人共同将船舶驶往留庄河口停泊区,并由双方共同看管和协商相关事宜。此后，朱小国与孟永成、孟凡江多次协商船舶和船载沙子等返还事宜未果，各方向微山县公安局留庄派出所报警，并经公安部门对各方询问调查。由于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该船舶及船舶所载货物由孟永成和孟凡江开走并实际占有和控制。2016年2月18日，朱小国向朱伟转款23万元。随后，朱伟将朱小国挂靠运发公司进行经营的《合同书》交给了朱小国。该挂靠经营合同书中，挂靠的公司为运发公司，合同书落款处显示朱伟代表运发公司签字。以上事实，有朱小国、党丹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朱小国与朱伟于2016年2月18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是否应予解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202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为公民个人所有的船舶，船舶实际所有人为取得水路运输资质而挂靠了运发公司。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运发公司，没有登记在个人名下，船舶实际所有人为公民个人。对此问题，孟永成与朱小国的认识一致。孟永成将所有的“鲁枣庄货0651”号船挂靠到运发公司，为办理船舶年检手续，将船舶证书、船舶钥匙交给了运发公司业务人员周波。周波交给了朱伟，朱伟将“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开走，朱伟背着孟永成将船卖给朱小国。船舶国籍证书上登记的所有人为运发公司，朱伟没有得到运发公司的授权卖船，孟永成也没有授权朱伟卖船。朱伟个人与朱小国签订的买卖船舶合同，没有证据证明朱伟卖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卖船并非运发公司的意愿，也不是船舶实际所有人孟永成的意愿。在朱伟交给朱小国的挂靠协议中，被挂靠企业是登记的船舶所有人运发公司，落款代表运发公司签字的人是朱伟。交易时，朱伟没有向朱小国出示其本人作为船舶所有人与运发公司之间存在的挂靠协议等证据，朱小国应该知道朱伟不是船舶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本案朱小国与朱伟买卖船舶的过程中，朱伟没有给朱小国出示其为该船舶所有权人的证据。朱伟向朱小国交付的船舶证书显示，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为运发公司，朱小国应该知道朱伟对船舶没有处分权。当船舶权属证书上载明的所有权人与出卖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朱小国从朱伟处购船，却未对朱伟是否有权处分涉案船舶进行核查，具有重大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处分权”，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条规定，朱伟作为无处分权人与朱小国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了卖船并非登记船舶所有权人运发公司的意愿也非船舶实际所有人孟永成的意愿，即船舶实际所有人和登记所有权人未予追认，无处分权人朱伟订立买卖合同后也未取得处分权，故船舶买卖合同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朱伟至始至终未取得“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朱小国请求解除与朱伟签订的“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买卖合同，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朱伟与朱小国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解除，朱小国已向朱伟支付的买船款24.8万元应予返还。朱小国请求朱伟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4万元，并在庭审中口头申请对可得利益损失进行鉴定，但朱小国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鉴定事项不明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朱小国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其请求的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朱小国当庭撤回律师费3438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朱小国请求运发公司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朱小国请求解除与朱伟的船舶买卖合同，运发公司并非船舶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方，且朱小国将买船款支付给朱伟，合同解除后应由朱伟返还买船款，朱小国请求运发公司对返还买船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党丹丹在朱小国与朱伟签订买卖合同前与朱伟已离婚，与朱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无需与朱伟共同承担支付或赔偿责任，故，朱小国请求党丹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朱小国主张的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朱小国与被告朱伟于2016年2月18日签订的关于“鲁枣庄货0651”号船舶买卖的《合同》；二、被告朱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朱小国买船款项人民币24.8万元；三、驳回原告朱小国对被告党丹丹、滕州市滨湖运发航运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朱小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24.00元，由原告朱小国负担4740.00元，被告朱伟负担428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欣人民陪审员 董 伟人民陪审员 刘时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郑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