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22民初2217号原告：卢西良，男，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城县人，居民，住本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甫，通城县石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通城县民政局。住所地：通城县隽水镇隽水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1222011355157W。法定代表人：杨松，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向农，该局办公室主任。被告：通城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住。住所地：通城县隽水镇隽水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222058138205Q。法定代表人：李刚，该站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国胜，该站未保中心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燕，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西良与被告通城县民政局、被告通城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以下简称县救助站）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西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甫，被告通城县民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向农、被告通城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国胜、金燕到庭均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西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解除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判决被告依法为原告办理社会养老保险；3.判决被告补发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4.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工资4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退伍军人。第二被告系第一被告下属二级单位。2009年8月份第一被告招聘原告到通城县光荣院工作，岗位为炊事员（见证据）。2014年6月15日由第一被告安排到第二被告通城县社会县救助站工作，岗位为护理员（见证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4条之规定，其权利义务由第二被告通城县社会县救助站承继，继续履行，至2019年10月份原告工作年限已满十周年，依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之规定双方已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019年10月份第二被告不依据程序无故单方面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其行为违反了第14条第二款之规定，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第二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应由二被告支付，并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之规定给予双倍赔偿补偿，且俩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为维护合法劳动权益，原告特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判如所求。被告通城县民政局辩称，被告通城县民政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理由如下：一、本案中被告通城县民政局与原告卢西良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通城县民政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恳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通城县民政局的起诉。二、第二被告通城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县救助站，系独立经营的事业单位法人，系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设立的临时救助机构，一般对受助人员的救助期限不超过十天，因此第二被告不存在在外雇请长期工作人员提供劳动，一般是由社会爱心人士给予帮忙或临时委托他人提供短暂的劳务帮助，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被告通城县民政局并非原告劳动争议纠纷的适格被告，原告起诉被告通城县民政局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通城县民政局的起诉。被告县救助站辩称，一、被告县救助站与本案原告卢西良系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了对在通城县内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通城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设立通城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县救助站，要求被告县救助站对在通城县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提供临时性社会救助。本案原告卢西良系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现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待遇655元／月，医疗保险费亦由通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代缴，由于其回乡后生活无着落，且存在一定的劳动能力，经与原告协商，被告县救助站聘用原告为县救助站护理员，原告负责滞留受助人员生活起居和接待临时救助对象，被告县救助站对原告的一应生活吃穿用住免费提供，对原告提供的劳务被告县救助站另行支付一定的劳务报酬，双方签订了《护理员聘用协议书》，本案中被告县救助站聘用原告在县救助站内从事护理工作，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并非原告诉状中所称劳动关系，理由如下：1、被告县救助站系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实施临时救助工作的爱心机构，本案中原告卢西良因曾在部队服役期间患慢××症，系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为使其生活有着落，因原告存在劳动能力不符合救助条件，于是其向被告县救助站提供部分劳务，帮助照看受助人员，被告县救助站为其免费提供吃穿用度满足其生活需要，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报酬。原告卢西良与一般的劳动者不同，被告县救助站对原告的聘用带有一定的救助性质，被告县救助站不仅对其提供的劳务给予经济报酬，原告卢西良在被告县救助站处的一切生活开支吃穿用住及医疗费用均由被告县救助站支付，双方之间的关系系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2、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被告县救助站系对通城县内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临时性的救助，一般救助期限不超过十天，受助人员来到被告县救助站处后，被告县救助站立即核实其身份，确认身份后有家可归的送回家乡，无法核实身份或无家可归的受助人员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由上级部门安置送往各福利机构供养，因此被告县救助站处并无长期固定的受助人员居住生活，原告卢西良对受助人员的护理亦系一项临时性、偶发性并非常态化的工作，双方并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3、原告卢西良在被告县救助站处对受助人员进行护理工作期间，其仅为受助人员运送一日三餐，若受助人员需住院护理或理发等帮助，原告卢西良均另行收取劳务费用，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县救助站之间并无人身依附性，被告县救助站对原告卢西良无管理监督权，对于卢西良另行收取劳务费用被告县救助站无法制约束缚，双方之间并未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而是相对自由的劳务关系。综上三点，原告卢西良与被告县救助站并非单纯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基于原告卢西良身份的特殊性，被告县救助站聘用原告为受助人员提供护理工作只是临时偶发的，被告县救助站对原告卢西良并无管理制约权，双方之间系平等自由的劳务关系，而并非劳动关系，因此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卢西良系特殊人群，因在部队服役期间患慢××，现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由通城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每月发放655元生活补助，且其个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费亦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代缴，原告卢西良2017年11月因胃溃疡在通城县人民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均由被告县救助站对其进行护理照顾，医保报销外的一万三千余元亦由被告县救助站为其支付，被告县救助站对卢西良存在救助性质。三、原告卢西良严重违法聘用协议约定，被告县救助站并非无故解除与卢西良之间的聘用关系，而是依据协议约定解除。2019年6月15日被告县救助站与原告签订《护理员聘用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即原告卢西良自愿接受甲方县救助站的聘用，成为甲方的护理员，负责滞留受助人员生活起居和接待临时救助对象，乙方必须保持遵守甲方的工作制度和滞留人员安全制度，不得打骂、侮辱、故意刁难和变相处罚受助滞留人员。本案原告卢西良在从事护理员工作时，不遵守县救助站的作息生活表，时常离岗打牌，并殴打受助残疾人员，对临时救助对象置之不理，不进行及时的接待工作，且屡教不改，严重违反了《护理员聘用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县救助站系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解除与原告之间的聘用关系，并非无故解除。四、被告县救助站与原告卢西良之间解除聘用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而并非被告县救助站强行开除。因原告卢西良多次违约拒不履行聘用协议义务，被告县救助站多次要求其按约履行护理工作、照料接待受助人员，但原告均置之不理，2019年9月被告县救助站与其协商解除聘用关系，原告卢西良亦未提出异议，双方达成解除意向后，被告县救助站向其送达了《解聘卢西良护理员之职》，原告卢西良对该文书中的事实予以认可，继续在被告县救助站处居住生活二十余天期间对工作任务置之不理，用行动表明其自愿解除聘用关系的事实，因此双方聘用关系的解除并非被告县救助站强制解除，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被告县救助站与原告卢西良之间系劳务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卢西良因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多次严重违反协议约定，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了聘用关系，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县救助站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被告县救助站系被告通城县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2009年8月10日原告到通城县光荣院（原系被告通城县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2019年6月4日机构改革，将通城县光荣院转隶通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岗位为炊事员，双方签订协议书。2014年6月15日原告到被告县救助站工作，岗位为护理员，双方签订协议书，每月被告县救助站向原告按工资表发放工资报酬等。工作中因原告多次违反被告县救助站的规章制度，拒不服从管理，不履行护理工作、照料接待受助人员等聘用协议义务，鉴于上述情况，2019年9月10日被告县救助站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向原告送达了《解聘卢西良护理员之职》文书，并结清相关工资报酬等。2020年6月10日原告向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8月20日该仲裁委员会通知不予受理，故原告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1.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2009年原告先在通城县光荣院工作，2014年到被告县救助站工作，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应由被告县救助站承继。原告与被告县救助站双方签订书面协议，接受其日常管理及其他管理监督，存在人身隶属关系，每月被告县救助站向原告按工资表发放工资报酬等，确认双方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虽然被告县救助站系被告通城县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但其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因原告多次违反被告县救助站的规章制度，拒不服从管理，不履行护理工作、照料接待受助人员等聘用协议义务，鉴于上述情况，2019年9月10日被告县救助站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或者补偿工资及补发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工资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主张被告为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诉求，系用人单位是否欠缴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会保险部门解决处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民事劳动争议，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西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卢西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名称：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咸宁市金穗支行，账号：17×××50。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杜开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熊 沁附：法律条款及司法解释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