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单莉，女，197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春姣，江苏东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中强，男，196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厚智，江苏臣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单莉因与被上诉人卢中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单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春姣及被上诉人卢中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厚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单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单莉一审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用由卢中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股权转让、受让协议》（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完全违背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省设计研究院）《股东股权设置、转让、变更的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股权价格形成方式，也违背单莉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管理办法是股权转让价格形成的依据，事实上单莉也是依据该办法进行股权转让，否则单莉根本不会转让股权。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股值每三年评估一次，中间年份以审计后的财务报表为依据，股东在公司工作九年以上者，按转让时当年确定的股值予以转让。可见，管理办法规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应当是以评估为依据的公司真实资产价值形成的，股权转让的基础是公司的真实资产价值，评估价才是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基础，在评估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间年份的审计以及董事会的确认才对股权价格的形成有意义，没有经过评估的审计和董事会决议并不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不能形成有效的股权转让价格。本案中，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并没有任何评估依据，其形成基础根本不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6.62元/股的价格恰恰违背管理办法。卢中强断章取义地理解管理办法，将审计、董事会决议与评估进行割裂，不仅违反管理办法，也直接导致显失公平的转让价格。管理办法记载于员工手册中，是单莉知晓的股权价格形成办法，也是公司所有员工和股东都认为公司和股权收购方会遵从的股权价格确定依据。然而在实际转让中，卢中强利用其优势地位以及单莉的弱势偷换概念，以记账和审计为依据形成股权转让价格，从而使得最终签署的协议中的股权价格仅为真实价格的40%，违背了单莉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在明知双方均认可管理办法的情况下，认为转让价格以当年审计后的公司财务报表作为基数，并通过董事会决议确认转让价并无不妥，并且认为单莉亦予以认可，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虽然确认了员工手册规定的股权转让的标准和方法，却又认为实际转让价格可以不依据该标准和方法，这不仅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更背离了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员工股权转让的转让标准、方法在员工手册里有明确规定，却又不能以该标准对案涉股权价格进行评判，因为即使一审法院也无法否认案涉股权并没有按照员工手册规定的转让标准和方法确定价格，于是不得不以单莉“认可”“协商一致”“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通盘权衡”来对转让价格与规定不符进行解释，却又无法对所谓的“认可”“协商一致”“自愿处分”“通盘权衡”进行说理，也没有任何客观有效的依据予以印证，只能将“协议的签订”作为唯一的依据。然而事实上，所有合同只能在签订后才可能因存在显失公平而主张撤销，如果仅因签订协议即为“协商一致”“自愿处分”“通盘权衡”，那么法律就没有必要规定显失公平。三、本案明显符合显失公平的法律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相关法理释义，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方面需要考察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是否明显不公平，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合同订立中一方是否利用其优势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等。本案明显符合显失公平的特征：根据卢中强当庭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双方签订协议时所依据的公司的资产总值为1.98亿元。而单莉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以单莉离职当月（2019年6月）为基准日的公司评估资产总值高达4.4亿元，是协议依据的资产总值的2倍以上。根据1.98亿元的资产总值形成的股权转让价格仅为真实资产价值形成的股权价格的40%左右，价值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范畴，合同本身明显具有不公平性。事实上，股权价格的巨大差异就是卢中强利用自身最高管理者的优势地位而取得的，其利用成倍差距的资产总值，形成成倍差距的股权转让价，从而悄无声息地将价差收入囊中。一审法院认为转让标的的价值是考量价格的主要因素，但又认为不是全部因素，但无论是法院还是卢中强均没有有效证明其他因素是什么，又通盘权衡了哪些因素。四、一审法院割裂案外人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的关联，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单莉向法庭提交的案外人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转让股份的原因是退休。与单莉一致，是根据管理办法将股权转让给卢中强。根据管理办法，所有因为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公司的股东按要求都应当将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在职人员。在明显具有关联性和一致性的股权转让事项上，一审法院却直接认定二人是采用了“自愿协商”和“审计评估”的不同方式，不仅没有任何依据，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卢中强辩称，一、单莉辞职手续完成后，双方就股权转让签订协议，确定单莉将其持有的0.2664%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卢中强，转让价格为523742.4元。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约定履行了股权变更，单莉也收到了对应价款。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经过双方充分的协商，卢中强虽然是省建筑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大股东，但其持股中大部分为代持，单莉在职期间的持股也由卢中强代持，因此卢中强在股权转让行为中与单莉完全是平等主体。单莉作为股权出让方、公司的副主任工程师、在职20多年的老职工，对公司的资产价格完全有判断能力，公司每年的财务报告都会在股东会上公示，公司的财务部门也有存档，供全体职工查阅。因此，单莉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不存在危困状态，卢中强客观上也无法对单莉隐瞒任何信息。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无误。单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9年6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卢中强向单莉返还省设计研究院0.2664%股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卢中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单莉原系省设计研究院的员工，2019年5月31日单莉以其个人原因向该院提交辞职信。2019年6月4日，单莉（转让人）与卢中强（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根据省设计研究院股东大会2006年4月1日通过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双方签订该协议，转让人单莉在省设计研究院持有出资，该转让出资为转让人实际占有的0.2664%出资转让给受让人卢中强，转让人同意将该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及义务转让给受让人，转让价款为523742.4元，该价款为省设计研究院注册资金的0.2664%，受让人自转让生效之日后七日内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的价款。同日，单莉作为转让人与卢中强作为受让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单莉将其持有的南京宏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宏梃公司）的0.2664%出资转让给卢中强，转让价款为5328元，该价款为宏梃公司注册资金的0.2664%，卢中强在转让生效之后七日内一次性向单莉支付价款。另根据双方提交的管理办法，省设计研究院的股本由内部在职职工出资参股的方式构成，本办法所指股东是公司所有的出资人，包括在工商注册的记名股东以及非记名股东，公司总股本作为注册资本，首次注册资本为600万元，今后股本每增减总股本的20%时需相应调整注册资本；股权设置的原则是根据目前我公司的现状，本着有利于公司的正常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尤其是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骨干的积极性，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骨干持大股，经营者多持股；公司初始股值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今后依据审计后的股值而变动，股值原则上由法定机构每三年评估一次，并经董事会确认，中间年份以经审计后的公司财务报表为依据，特殊情况下可由董事会确定评估时间；股份一经认购不得随意退股，但股东辞职的，其股份必须转让，若转让时按当年确定的股值高于当初出资时的股值，在支付出资额外，股东在公司工作九年以上者，按转让时当年确定的股值予以转让，股东转让股份的受让方为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公司股东。另，根据省设计研究院的委托，南京兴源盛和税务师事务所对省设计研究院2018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事项进行审核并于2019年5月15日出具财务报告。根据该报告所载的资产负债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省设计研究院的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188275013.62元。2019年5月30日，省设计研究院召开董事会，就该次会议之后发生的辞职、离职员工股权转让事项形成决议，即根据经审计的2018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省设计研究院2018年度所有者权益为188275013.62元、宏梃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8126684.31元，扣除慈悲社房产评估增值7936886.57元，实际所有者权益为198464811.36元，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决定我公司2019年5月15日之后发生的辞职、离职员工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62元（注册资金3000万元，其中省设计研究院2800万元、宏梃公司200万元）。另查明，省设计研究院设立于2004年6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卢中强，注册资本7202万元，卢中强持股34.8555%。单莉并非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审理中，单莉还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员工调查问卷，载明“目前公司所有股东117人，持股合计96.9302%，其中非在职33人，持股22.4010%，以本年度6月底为基准日公司资产评估值约为4.8-4.9亿元，经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研究，为梳理公司股权，筹划二次改制工作，特做本次问卷调查”，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证明2019年6月底为基准日公司资产评估值约为4.8-4.9亿元；证据二、资产评估报告摘要，载明评估对象省设计研究院申报的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45306.8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24732.95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为68479.2万元、负债为24732.95万元，证明资产总值4.4亿元；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出让人姓名被涂黑，受让人为卢中强，转让出资为省设计研究院0.7993%的出资（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7202万元），转让金额为3794394.55元，协议签订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证明根据案外人省设计研究院主任工程师退休时转让给卢中强的股权价格可以推定计算基数即公司资产值应为4.8亿元。卢中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且评估基准日晚于单莉股权转让时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有涂改痕迹，虽卢中强存在与案外人股权转让的事实，但与单莉辞职人员股权转让的性质无关，系卢中强与案外人的自由协商，该份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晚于单莉股权转让时间。一审中，省设计研究院出具书面材料确认2018年财务报告出具后，董事会决议确认的员工辞职转让股权的价格为6.62元，单莉、卢中强的股权转让即是在此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认，对于代持情况根据单莉在职期间的记录，代持事实及持股比例系由双方确认，双方未提异议。此外，卢中强称单莉的股权由卢中强代持，单莉一直参与分红，虽管理办法制定时预期每三年评估一次，但实际过程中因资产评估费用过高，且研究院股东均为员工，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从未评估，都是以公司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确定的金额，经董事会确认作为转让价格的依据，2019年5月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即依据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因宏梃公司系省设计研究院的关联公司，且两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均一致，故根据规定同时转让，单价6.62元也是两公司股权单价合计，则单莉股权金额为6.62×3000万元×0.2664%即529070.4元，但转让时如何分别确认由双方自行协商。本案中经双方协商，宏梃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本计算为5328元，剩余523742.4元即为省设计研究院的股权对价。单莉称其股权由公司安排代持，由谁代持并不清楚，但认可其在两公司股权一并转让，但对如何计算不清楚，卢中强计算后告知单莉，单莉予以认可，基于对省设计研究院和卢中强的信任，在签订协议时并未查看评估报告，当时因不知道公司实际资产情况，对基数2亿元当时是认可的。但协议签订半年后单莉发现前同事转让的价格远远高于自己的转让价格才获得相关的评估信息，并根据其他员工的转让金额倒推出公司价值4.8亿元。关于单莉提出的第三人与卢中强股权转让计算基数不同的问题，卢中强称因该协议签订时间在2020年，且退休职工股权不同于离职，系卢中强与不同受让人根据情况来自行协商，所以存在金额不同的情形，单莉、卢中强之间的转让金额未违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且双方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单莉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但单莉系在卢中强处工作多年的员工，管理办法载于员工手册中，对转让标准、方法均有明确约定，而单莉转让股权时作为股东基于关注自身的利益应当而且可以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对公司的资产价值在法律上亦具有和卢中强同样的知情权和相应的法定获悉途径，故对单莉所述卢中强利用优势地位且单莉明显缺乏判断力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单莉与卢中强就股权转让价格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价格得到单莉本人的认可，亦全额收取转让款，虽单莉认为转让股权时省设计研究院的净资产大于财务报告所载及董事会决定所确定的数额，但转让标的的价值虽然是考量价格的主要因素，但不一定是全部因素，即使管理办法确认了标准，但最终价格的确定可以是交易双方通盘权衡的价格，在单莉因自身原因要求辞职时其对于出让股权应当依据的标准应当知晓，交易双方都有一定的审慎注意义务，现单莉作为交易一方未尽到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或者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并不属于显失公平的范畴，不能否定合同的法律效力。另，针对单莉作为改制企业员工获取股权的特殊性，员工手册中也明确载明股值原则上由法定机构每三年评估一次，并经董事会确认，中间年份以经审计后的公司财务报表为依据，特殊情况下可由董事会确定评估时间，而在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6月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卢中强根据当年审计后的公司财务报告作为基数并通过董事会决议确定作为转让价格并无不妥，单莉亦予以认可。虽单莉提出转让后得知其他退休员工和卢中强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远高于单莉出让价格，但两者在时间上、出让原因和股价的确定方式上均不相同，受让人和出让人可以自愿协商或审计评估，均属于合法定价方式，不能证明两次股权转让之间的关联性。综上，单莉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单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37元，减半收取4518.5元，由单莉负担。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单莉持有如下异议：1.一审中，单莉提交了一份案外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出让人姓名被涂黑，受让人为卢中强。庭后，单莉经与该协议持有人多次协商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将持有人情况作了充分的说明，但是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记载。2.一审判决对于单莉一审中是否知道评估报告内容的描述不充分。卢中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单莉的异议回复：单莉所提交的情况说明未经质证，卢中强也未收到主体身份信息明确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审中，单莉提交了未被涂黑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内容与其一审提交的被涂黑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致。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单莉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显失公平，需要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项要件：（1）主观上，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所谓缺乏判断能力，是指缺少基于理性考虑而事实民事法律行为或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评估的能力。（2）客观上，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显著不相称。本案中，单莉于2019年5月31日离职，因其持有省设计研究院出资份额，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其应将所持出资份额转出，故与卢中强于2019年6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所持出资份额转让给卢中强，并约定转让价格为523742.4元。双方均确认，管理办法是股权转让价格形成的依据。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初始股值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今后依据审计后的股值而变动，股值原则上由法定机构每三年评估一次，并经董事会确认，中间年份以经审计后的公司财务报表为依据，特殊情况下可由董事会确定评估时间。……转让时当年确定的股值予以转让，股东转让股份的受让方为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公司股东。双方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系以省设计研究院当时的即2018年度财务报告为依据，且经过了公司董事会决议。因此，双方约定价格的形成方式符合前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单莉以在后形成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认为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显著低于资产评估报告对应的股权价值，构成显失公平。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资产评估报告尚未形成，双方根据管理办法依据当时的财务报告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其次，不能因在后形成的资产评估报告得出的股权价值较高，便断然否认此前的股权转让行为所约定价格的正当性、合理性。如此，在员工离职或退休时，将使得已经达成一致的股权转让价格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亦不符合管理办法之规定和员工离职、退休退股的初衷。因此，本案中，即使存在在后的退休员工与卢中强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高于单莉转让给卢中强的价格的情形，亦不能据此倒推认为单莉的股权转让价格过低构成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对于单莉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单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37元，由单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宏军二Ｏ二Ｏ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彭晓莉书记员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