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113民初1137号原告：石春军，男，197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才，男，197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被告：何康兵，男，196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宁国市，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石春军与被告何康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韩栋独任审判，于2019年3月26日、5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事实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6日、2020年12月1日第三、四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石春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才，被告何康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石春军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29万元，并按照借款口头约定自2017年2月7日起按15‰支付利息至判决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2月7日借给何康兵29万元，双方约定2017年8月1日归还，有何康兵亲笔书写借条为证，双方口头约定按照月息千分十五支付利息。然而到了归还日期，原告向何康兵追要29万元借款及利息时，被告何康兵说之前欠原告的26万元还未归还，和原告商量先归还之前的借款26万元及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之后再归还29万。在征得原告同意后，被告何康兵分批共计归还334700元给原告作为26万元本息的还款，并向原告分批撤回了之前关于26万元的借条。之后当原告向何康兵讨要29万元借款及利息时，被告何康兵恶意模糊两次借款概念，对原告称已不欠钱。被告以之前归还的334700元就是对29万元借款本息的偿还。何康兵拒还该笔借款的理由是其已于2018年2月13日、5月7日、8月8日、11月15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本人116000元（包括何康兵汇给原告的36000元及给原告妹妹石迎春的80000元）、79000元、30000元、109700元，合计334700元。何康兵认为该笔334700元就是对2017年2月7本人借给何康兵29万元人民币借条（及其口头约定利息）的还款行为；事实上，何康兵该部分还款是对原告2016年12月1日26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还款行为，原告在收到何康兵的4次银行汇款后就将2016年12月1日借条原件还给了何康兵。然而何康兵恶意模糊两次借款行为，并且想赖掉2017年2月7日29万元人民币的借条及利息。综上，原告现诉至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何康兵辩称，一、2017年2月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形式上没错，但2017年2月7日该借条并没有实际给付借款。该借条是当时在原告家里结算之前借款形成的结算借条。结算期限截止到2017年1月底，是262000元。被告当时没有钱还款，故原告要求重新结算打条，将还款日期添上并将之后的利息加上，以26万元为基数，月利息为4000（按一分五计算），一直计算到2018年8月，共计7个月，28000元，加上262000元，故出具了29万元的借条。从借条本上约定“归还29万元”也可以证明被告方刚刚陈述的事实；二、没有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两次借款行为之说，也没有2016年12月1日有26万借条之说，实际上只有262000元的数字，而没有26万元的借条；三、被告已经多次还款，还款数额与本案29万借条金额相对应。其与原告陈述的2016年12月1日存在26万元本息的还款数额不吻合，我方的还款行为与29万元借条是相吻合的。我方认为被告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原告存在恶意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经审理查明，原告石春军与被告何康兵系同乡，何康兵经营轮胎生意，石春军通过经营旅馆认识何康兵。2011年至2017年间，双方经常发生款项往来。2017年2月7日，何康兵向石春军出具借条一份，写明“今借到石春军人民币贰拾玖万元整，归还日期2017.8.1日归还290000.00元”。借条出具后，何康兵于2018年2月6日转款给石迎春8万元，于2018年2月13日转账给石春军3.6万元，于2018年5月7日转账7.9万元，于2018年8月8日转账3万元，于2018年11月14日转账10.97万元。石春军认为上述款项系归还2017年2月7日之前双方之间的借款，何康兵未对案涉29万元偿还，故多次向何康兵讨要。2018年11月14日，何康兵与石春军因债务纠纷发生争执，故报警处理。江宁分局麒麟派出所处警调处未果。庭审中，石春军陈述29万元借款均系2017年2月7日当天现金交付何康兵。29万元现金系从案外人李某甲（石春军妻兄兼合伙人）处取得，李某甲提供其名下尾号为3872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流水以证明其于2017年1月19日取现48万元，石春军向其借款30万元现金，并表示石春军告知其是用于出借给别人，自己和何康兵只是认识。李某甲明确该笔30万元是用于偿还其开厂时候从石春军处取得的款项，并非石春军向其借款。证人卜某到庭作证称，2017年正月十一（2月7日）何康兵打电话给石春军要求借款，其看见石春军从保险柜里取出三沓现金、抽走1万元后交付何康兵。何康兵对此不认可，并提出自己于2017年2月7日带着礼品前往石春军家并在其家中吃饭，当天证人卜某并不在石春军家，并提交2012年8月6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石春军向其转账支付交付借款37.2万元，何康兵向石春军共计还款65.97万元；提交落款日期分别为2018年2月1日、5月1日借条各1份，分别写有今（借）到石春军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壹拾万元整。何康兵解释其于2018年2月13日向石春军还款11.6万元，石春军以找不到29万元借条为由，用孩子的本子撕下的纸要求何康兵打下20万元借条，之所以落款日期写的是2018年2月1日是因为利息是从该日起算；第二张借条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1日，因为还款发生在2018年8月8日，从5月1日到8月8日计息9750元。在2019年5月5日的庭审中，何康兵陈述，当时其在银行向原告转账109700元，并称已经还清了原告的借款。之后原告就将29万元的借条拿出来，称是现金借给被告的，要求被告还款。被告不同意，原告就将被告向姓卜的合肥的人的车上押，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是原告、一个姓卜的、还有一个自称是原告律师的人；在2020年12月1日的庭审中，何康兵陈述：“之前的借条都还给我了。只有这张29万元的借条原告没有还给我，我向原告要，原告说丢了，我要求原告打收条，原告陈述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不补收条。原告请来的证人是原告的战友，我欠证人8万元，证人和原告串通好，并且从30万元中抽走了1万元，事件的起因就是这个证人。”双方认可事实如下：截止2017年2月7日双方经结算最终确认何康兵尚欠石春军款项26万元左右，何康兵归还部分款项后向石春军出具过两张借条；2013年3月2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何康兵共计归还石春军65.97万元；双方之间所有借款均出有借条，何康兵还款后，没有还完就重新出具借条，如果还完就返还借条；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5%。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原告石春军要求被告何康兵偿还借款本金29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仅提交了29万元的借条及证人证言，并无相关交付凭证加以佐证；结合双方之间交易习惯及款项往来记录，何康兵还款金额远超过石春军出借金额。何康兵辩称，石春军和证人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债务的方式恶意诉讼，在何康兵已还清借款的情形下，谎称29万元借条遗失未予归还，又以借条为主要证据，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被告偿还借款，且讨债过程中存在意图控制何康兵的不法行为，具有犯罪嫌疑。本案石春军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如公安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原告石春军可以重新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石春军的起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审 判 长  韩 栋人民陪审员  张家平人民陪审员  丁育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晋静书记员尹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