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23民初1819号 原告张立群，男，1974年11月12日生，汉族，系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兼某事长，现住吉林省乾安县。 原告王淑梅，女，1973年12月14日生，汉族，系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股东，现住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吉林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永寒，女，1986年7月29日生，汉族，职员，现住吉林省乾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广东广和（长春）律师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于晓威，于晓威，男，195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吉林省乾安县。 原告张立群、王淑梅与被告于永寒、第三人于晓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立群、王淑梅与被告于永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第三人于晓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立群、王淑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判令被告立即退出天丰米业公司经营。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立群系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兼董事长，占有该公司80％的股权400万元。原告王淑梅系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股东占公司20％股权100万元，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20年5月8日原、被告经协商由原告张立群将自己拥有的80％股权中的30％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另一股东原告王淑梅将自己持有的20％股权以100万元转让给被告。双方口头约定被告三个月内支付给二原告股权转让费250万元。但到期后，被告分文未付。二原告曾于2020年8月24日通过微信及彩信给被告于永寒发函，给其缴款三日宽限期，并告知被告如不按时缴款，则视为放弃转让股权，二原告将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收回股权。原告认为，原、被告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被告不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费，在原告宽限期内仍不交纳转让费，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放弃了股权转让。为确保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判令被告于永寒立即退出天丰米业公司经营。 于永寒辩称，第一，于永寒是名义出资人，于晓威是实际出资人。 从于永寒与于晓威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可以看出，于晓威是天丰米业有限公司（下称天丰米业）和乾安县鳞字特色园区天丰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称合作社）的真正股东，于晓威只是委托于永寒代持其股权，于永寒在天丰米业及合作社行使股东权利，或者以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时均应征得于晓威的同意。这一点，也得到了实际出资人于晓威的认可。 第二，天丰米业和合作社构成了人格混同。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的；（2）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3）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实际上也是关于公司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本案中，天丰米业和合作社的地址在一起，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员工完全相同，经营业务相近，财务人员也是混同的；另外，二家单位的盈利也无法分清。因此，二家单位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比如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及盈利本无法区分，构成人格混同。 第三，于晓威在天丰米业的股权占90%，二原告在天丰米业的股权仅有10%。 从虞艳会与二原告在2018年1月26日签订的公司章程来看，虞艳会与二原告明确约定虞艳会是天丰米业以及合作社的股东，她投资了天丰米业生产经营的土地、生产用房屋以及地秤；而二原告仅投资了旧的设备二套、旧卡车2台、板房一套；因此，他们划分天丰米业的股权比例是虞艳会占90%，二原告仅占10%。 事实上，天丰米业在成立之时，就是在虞艳会投资的院落及房屋上设立和经营，使用的就是虞艳会提供的地秤，一直到现在依然在使用；在此期间，虞艳会还作为天丰米业的委托人与东北师范大学商谈粮食销售事宜，一直参与天丰米业的经营；甚至在2020年3月，在天丰米业缺少流动资金时，虞艳会和于晓威还将其自己的房屋向农行抵押为天丰米业贷款。因此，虞艳会已经按照她与二原告私下签订的章程实际履行。 代理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正因为虞艳会与二原告签订的章程有效且实际履行，虞艳会和于晓威也一直是作为天丰米业和合作社的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所以，2020年4月，虞艳会去逝后，于永寒代表于晓威与二原告重新签订了天丰米业章程，新签订的公司章程与虞艳会和二原告签订的天丰米业章程完全相同，依然确定于永寒占天丰米业以及合作社的股权比例是90%，二原告占10%。如果按原告所说，虞艳会和二原告签订的天丰米业章程，二原告又怎么可能同意与于永寒继续签订于永寒占90%的公司章程。至于二原告所说的被胁迫签订这一情节，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何况于永寒作为一个弱女子如何能胁迫到原告二个人呢。代理人认为，如果真的是被胁迫所签订的，二原告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以被胁迫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但原告并没有这样做。这进一步证明，原告所述并不是事实。 第四，如果按二原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公司章程在先，股权转让协议在后，该章程被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废弃。代理人认为，从双方私下签订的章程可以看出，天丰米业是由虞艳会投资设立的，且实际履行了，也确定了二原告的股权比例仅有10%。如果原告认可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那二原告仅有10%的股权如何能转让给于永寒50%的股份呢。因此，二原告和于永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到工商部门变更股权备案所用，不能作为二原告拥有天丰米业公司股权的证据。 刚才二原告代理人明确认可天丰米业实际使用了虞艳会投资的院落房屋及地称，但二原告认为这是二原告租赁虞艳会的资产，并不是虞艳会投资的，而且二原告支付的租金为每年5万元，但二原告并未提供书面的租赁协议，并且在2020年与于永寒签订公司章程的时候依然明确于永寒是以天丰米业院落内的房屋、土地和地称作为投资，所以原告所述的其租赁一事与事实不符，更何况天丰米业是2013年12月成立，如果按原告所言，7年以来，原告应当支付的是总计35万元房屋租金，但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支付租金的事实。 综上，于永寒是天丰米业名义股东，于晓威是天丰米业实际股东，于晓威在天丰米业的持股比例是90%；于晓威让二原告将登记在二原告名下但属于于晓威的股权转到名义股东于永寒名下，不存在向二原告交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于晓威述称，我是两个公司的实际股东，因为企业的投资和经营都由我来进行的，于永寒是名义股东。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20年5月8日，原告张立群与被告于永寒签订乾安县天丰来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其内容为，1.转让方张立群转计给受让方于永寒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市的30%股份，计人民币150万元受让方同意接受；2.受让方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3.受让方按其出资份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公司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5本协议一式三份，立约人各执份，一份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 同日，原告王淑梅也与被告于永寒签订了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其内容，1.转让方张立群转让给受让方于永寒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的20%股份，计人民币100万元，受让方同意接受；2.受让方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3.受让方按其出资份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4.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公司出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上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5.本协议一式三份立约人各执一份，一份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 2020年5月16日，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由法定代表人张立群签署《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四章-公司注册资本-第七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第五章-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第九条规定，1.股东张立群认缴的出资额为2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50%，其中以货币方式出资250万元，在2019年4月3日前足额缴纳。2.股东于永寒认缴的出资额为2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50%，其中以货币方式出资250万元，在2019年4月3日前足额缴纳。 2020年5月22日，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投资人（股权）变更为，股东（发起人）张立群，认缴出资额250万，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4月3日。股东（发起人）名称于永寒，认缴出资额250万，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4月3日。 2020年8月24日，原告张立群、王淑梅通过微信及彩信给被告于永寒发函，给其缴款三日宽限期，支付给二原告股权转让费250万元，并告知被告如不按时缴款，则视为放弃转让股权，二原告将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收回股权。 庭审中，原告张立群、王淑梅提交了张立群与于永寒、王淑梅与于永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各一份，2020年5月16日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立群签署的《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一份，2020年8月24日二原告向于永寒发出了催款通知书复印件一份，王淑梅给于永寒159XXXX****发送的手机彩信截图一份，王淑梅代表二原告发给于永寒的微信内容截图一份。经当庭质证，被告于永寒、第三人于晓威对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三份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于永寒和第三人于晓威认为二原告的催款通知书所称口头协议三个月支付250万元股权转让款事实不存在，从未承诺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主张，二原告在天丰米业的股权仅占有10%其余90%均属于晓威所有。于晓威让原告将其50%的股权先转让给于永寒，不存在向二原告交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为证明其主张，被告于永寒和第三人于晓威提交了反驳证据——2018年1月26日虞艳会（已故，于晓威之妻，于永寒之母）与张立群、王淑梅、张旭（张立群、王淑梅之子）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和2020年4月25日于永寒与张立群、王淑梅、张旭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 虞艳会与张立群、王淑梅、张旭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确认，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系由虞艳会和麟字乡天丰谷物专业种植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公司住所乾安县麟字乡政府东院和合作社同属一个院（第一章第二条），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500万元（第三章第四条），合作社参加人员及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及比例为：虞艳会，出资方式整个院落、砖瓦房两套、地秤**，出资比例90%，投资时间合作社成立时间；张立群、王淑梅，出资方式旧小米加工设备一套、旧打面机一套、旧卡车二台、板房一套，出资比例10%，投资时间合作社成立时间（第四章）。于永寒、张立群、王淑梅、张旭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同虞艳会与张立群、王淑梅、张旭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内容完全一致。对虞艳会与张立群、王淑梅、张旭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2018年1月26日这份章程只是意向性的章程并没有履行，更没有到工商部门进行变更备案，所以没有法律效力。对于永寒、张立群、王淑梅、张旭签订的《天丰米业有限公司章程》，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这份章程也是于永寒和张立群、王淑梅之间意向性的东西，张立群当时受到了于永寒的威胁，事实也证明这种威胁变为现实，通过公安机关立案的方式要拿张立群，但是实际上这份公司章程也没有实际履行，更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没有到工商部门进行实际变更备案，充其量属于一份没有生效的协议。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告于永寒和第三人于晓威提交的这两份反驳证据属于私文书证，两份文书中均有制作人的签名、捺印且书证上无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与原、被告及第三人所举其他证据相结合能够证明虞艳会是实际出资比例为90%的隐名股东，于永寒、于晓威作为子女、配偶基于虞艳会死亡的事实而取得其隐名股东90%的权利。 庭审中，原告王淑梅还提交了录音光碟一份，光碟中有王淑梅同于晓威争吵时的话语“我家有啥，我没给你租金吗？我没给你五万元吗？”“我没拿钱吗，我不是太五万元钱给你的吗，我抬钱给你的”的话语。证明场地是第三人于晓威主张是公司租用场地，不是王淑梅个人租用场地，证明场地不是于晓威投资财产，王淑梅提出场地我是给你租金的，租金5万元，不是合作社资产。该录音证据被告及第三人质证意见为，该陈述与虞艳会和二原告签订的公司章程相矛盾，退一步讲如果原告所述属实，应当提交原告与虞艳会或于晓威签订的租赁协议，并提交其支付5万元租金的付款凭证，还有原告所提出5万元究竟是每年5万元还是租一辈子5万元，因此该证据不应采信。审查判断认为，该录音中当事人间的对话不属于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认，录音过程及内容不完整且无合同、交付款凭证等其他证据相佐证，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院认为，张立群、王淑梅主张于永寒不履行支付股权对价款义务构成严重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立群、王淑梅与于永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受让方于永寒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而且也没有约定受让方于永寒应当履行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和履行方式等义务。协议书和公司章程中载明的“转让方张立群转计给受让方于永寒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市的30%股份，计人民币150万元”、“转让方张立群转让给受让方于永寒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的20%股份，计人民币100万元”、“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投资人（股权）变更为，股东（发起人）张立群，认缴出资额250万，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4月3日。股东（发起人）名称于永寒，认缴出资额250万，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4月3日”，是对转让股份后股东认缴注册资金的描述，而非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更何况于永寒所取得的股权并未超出其母虞艳会与张立群、王淑梅约定的90%的比例。故原告张立群、王淑梅关于上述表述即为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原告张立群、王淑梅在《转让协议书》没有约定受让方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和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履行方式等支付对价义务的情况下，以被告于永寒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立群、王淑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800.00元，由原告张立群、王淑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贵民人民陪审员朱晓燕人民陪审员王晓旭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岳        东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