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6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明，男，1971年2月26日出生，住南京市溧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林，1975年1月13日出生，住南京市溧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贤伟，江苏法德东恒（溧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曼尔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溧水区洪蓝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芮铭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新，江苏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明、孙红林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曼尔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7民初5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明、孙红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春明、孙红林应向曼尔公司支付273636.87元，并由曼尔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审限明显超期。本案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系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依法应当在三个月内审结，但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才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未查明请求权基础关系，未以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的法律关系，认定事实错误。1.王春明、孙红林与曼尔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一审中，王春明、孙红林举证证明曼尔公司法定代表人芮铭红在马来西亚设立了曼尔机床马来西亚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曼尔公司），王春明、孙红林系受托在马来西亚销售曼尔公司生产出口至马来西亚曼尔公司的机床。芮铭红于2017年1月12日、2018年1月22日出具的两份销售委托书可看出，曼尔公司委托马来西亚曼尔公司销售产品，可证明王春明、孙红林仅是马来西亚曼尔公司的销售人员。三、曼尔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7月21日的《结算清单》仅是委托销售回款结欠的对账清单，王春明、孙红林仅是作为马来西来曼尔公司的销售代表人在该清单上签字。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买卖基础关系证据的情况下，机械地根据结欠单上的签字认定王春明、孙红林与曼尔公司系买卖关系，并认定欠曼尔公司货款错误。四、曼尔公司应当将马来西亚曼尔公司作为主张权利的对象。一审中，王春明、孙红林提供了部分曼尔公司开给马来西来曼尔公司的设备发票，以证明实际买卖合同的双方系曼尔公司与马来西亚曼尔公司。五、一审法院直接以《结算清单》上的欠款数额认定为实际欠款数额错误。2015年7月21日《结算清单》没有完整提供原件，所载金额1068012.77元中涉及设备的款项、数量、型号、价格均无体现。一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1月2日和2018年1月22日的《销售委托书》是在《结算清单》之后出具，但未查明在《结算清单》之后，曼尔公司又发过机床设备去马来西亚曼尔公司。这两份《销售委托书》涉及的设备就是《结算清单》所载设备，故《结算清单》只是对账清单。《结算清单》中的某个型号设备价格结算时系依据出口发票的高价结算对账，然后，曼尔公司委托并同意王春明、孙红林以低价售出，售出款回到曼尔公司后，曼尔公司仍以发票所载高价向王春明、孙红林主张权利。曼尔公司辩称，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1.双方之间没有委托代理的相关手续，曼尔公司也未向王春明、孙红林支付任何的代理费用。王春明、孙红林所取得的利益，就是从曼尔公司处领取货物以后进行销售，并且取得差价，这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2.曼尔公司与王春明、孙红林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和聘用关系，王春明、孙红林所进行的货物销售行为，是其个人所为。《销售委托书》是后期才开具，也是王春明、孙红林应要求开具，但该《销售委托书》并不能否定双方订立的《结算清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能否认前期已经以《结算清单》进行结算的事实。另外，从付款的情况来看，也是由王春明、孙红林直接将回款支付给曼尔公司，并不是由马来西亚曼尔公司支付给曼尔公司，故这一系列的行为表明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曼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春明、孙红林支付欠付货款569741.73元及利息（以569741.7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9月9日起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7月21日，王春明、孙红林与曼尔公司出具《结算清单》，载明“2014年2月16日结算欠曼尔公司727055.7元。2014年2月16日至2015年7月20日总结算欠曼尔公司3305723.88元。减去运费173359.54元。减去2014年、2015年参展费123908.6元。减去2013年运费62785.92元。注：配件没算（退回清点结算）。补贴2015年参展费2000元。合计收到1944658.05元（到公司账1938722.05元，税金5936元）。现欠曼尔公司1021012.77元＋47000＝1068012.77元。结欠方：王春明、孙红林。结算方：芮铭红”。2.曼尔公司自认已收到王春明、孙红林支付的货款498447.04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根据曼尔公司提供的《结算清单》，王春明、孙红林在该《结算清单》中签字确认欠付曼尔公司货款1068012.77元，应视为王春明、孙红林对未履行付款义务的确认。曼尔公司自认已收到王春明、孙红林支付的498447.04元货款，故王春明、孙红林应对569565.73元剩余货款履行支付义务。曼尔公司主张王春明、孙红林于2015年7月21日在曼尔公司处拿了价格为176元的零件，该价款也应计入未付欠款，因曼尔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王春明、孙红林辩称，依照曼尔公司提交的两份《销售委托书》，王春明、孙红林是受曼尔公司委托在马来西亚曼尔公司销售机器设备，与曼尔公司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销售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该《销售委托书》中记载的曼尔公司委托王春明、孙红林销售的机器设备型号在《结算清单》中并无体现，且该两份《销售委托书》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7年1月2日和2018年1月22日，在《结算清单》形成的时间之后，故王春明、孙红林主张案涉机械设备是曼尔公司委托其在马来西亚曼尔公司销售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曼尔公司与王春明、孙红林在《结算清单》中并未约定货款付款的期限，故曼尔公司请求王春明、孙红林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从曼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6日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综上，对曼尔公司主张王春明、孙红林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确定为：以569565.7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对曼尔公司超出该部分要求王春明、孙红林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王春明、孙红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曼尔公司货款569565.7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69565.7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曼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49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8769元，由王春明、孙红林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春明、孙红林向提交曼尔公司开具给曼尔马来西亚的发票4张，结合一审中提交的1张发票，共计5张，拟证明发票上的价格过高，而曼尔公司委托王春明、孙红林销售的价格过低，不应按照发票价格要求王春明、孙红林付款。曼尔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王春明、孙红林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为，因曼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就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王春明、孙红林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2018年12月20日收条、2018年1月22日《销售委托书》及芮铭红在马来西亚设立马来西亚曼尔公司的事实，曼尔公司无异议。就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中，王春明、孙红林与曼尔公司均认可马来西亚曼尔公司系由王春明、孙红林实际经营，且双方在《结算清单》中的结欠金额，均依据曼尔公司开具给马来西亚曼尔公司的发票所载金额进行计算。二审归纳争议焦点在于，王春明、孙红林与曼尔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以及王春明、孙红林应向曼尔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应如何认定。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王春明、孙红林与曼尔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任何合同，但曼尔公司将设备发往马来西亚曼尔公司后，对于相关设备的具体销售细节并不掌握，而完全由王春明、孙红林实际经营的马来西亚曼尔公司完成销售行为，曼尔公司仅以获取发票所载货款为目的，故双方行为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王春明、孙红林现以形成在后《销售委托书》、收条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王春明、孙红林及曼尔公司认可在签订《结算清单》时，双方系按照发票载明的金额确定货款，现王春明、孙红林主张双方对与货款金额协商一致进行了变更，但《销售委托书》仅记载曼尔公司同意对外销售的价格，并非同意调整该公司与王春明、孙红林之间的结算价格，故王春明、孙红林上诉主张双方变更了合同价款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一审法院在审限内依法审结本案，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故对王春明、孙红林上诉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春明、孙红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5元，由上诉人王春明、孙红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董 岩 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晶晶书 记 员 石 晓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