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5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忠，男，苗族，1969年8月14日生，住贵州省凯里市。现被羁押于凯里市看守所法定代表人：沈建忠，系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南大街**中央商务区******。法定代表人：廖忠平。原审原告:黔东南州麻江县中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特别授权代理人张长冬，北京天驰君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住所地凯里，住所地凯里市宁波路万博桥华云商厦**办公用房>法定代表人：石建明，系公司负责人。原审被告：凌起恒，男，汉族，1966年1月9日生，住贵州省麻江县。原审被告：王华平，男，汉族，1964年4月9日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沈建忠因与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及原审原告黔东南州麻江县中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麻江中联公司）、原审被告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发展黔东南分公司）、凌起恒、王华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麻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5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庭询，沈建忠、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到庭参加诉讼。其余当事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建忠上诉请求：1.撤销麻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5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收到的210万元系借款利息而非本金。上诉人出借的501.9万元是中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上诉人与该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原判认定不是人格混同是错误的，并且如按原判逻辑，涉案款项是上诉人个人借款，那么发展公司在还款时就应将款项支付至沈建忠个人帐户，则陈桂红账户收到的300万元依法不能认定为发展公司归还沈建忠的借款金额，但是一审法院在认可了中联公司财务人员陈桂红收到发展公司的300万元，又否认是中联公司出借的情况下，居然将该300万元认定是发展公司归还沈建忠的个人借款，前后矛盾，逻辑不通，是严重错误的，案涉借款就是中联公司出借，沈建忠作为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履行借款交付义务，是履行职务行为，且发展公司的还款亦归还至中联公司财务人员的账户，更证明案涉借款是公司出借而不是个人出借的事实。此外，一审法院将沈建忠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属认定事实错误。沈建忠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即便存在多笔款项出借，只是履行职务行为且相应权利义务由公司承担，与其本人无关，并且职业放贷人的概念源于2019年10月21日两高两部分颁布的通知之后才出现，而本案所涉借款系发生于2019年10月21日之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一审法院认定沈建忠为职业放贷人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导致了适用错误的法律条款作出错误判决。贵州发展建设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麻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5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2.本案一二是诉讼费由沈建忠承担。理由：一、沈建忠仅为2010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主体，且2011年6月29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并非展期合同，按约定还款时间来看，本案实际已过诉讼时效。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认定借款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又以认可了被上诉人的利息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利息，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利息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沈建忠的“放贷”行为有违法犯罪的嫌疑，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沈建忠的“放贷”行为是否合法有待审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并予以改判。原审其他当事人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上诉人沈建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四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1.9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7日，以沈建忠为甲方（出借方），以凌恒起为乙方（借款人）、王华平为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凌起恒、王华平共同向沈建忠借款630万元，借款期限为5个月（122天），从2010年12月7日至2011年4月7日止；出借方式为支付现金128.1万元，转账501.9万；借款到期后，乙方丙方必须一次性还清借款本金，如逾期未还，或未能还清，对未还部分的资金按8%每天另收取违约金；乙方丙方对本协议共同向甲方的借款（包括违约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合同签订当日，沈建忠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凌起恒账户转账53万元，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凌起恒妻子罗琴帮账户分别转账310万、70万元，通过中国农村信用社向凌起恒账户转账35万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罗琴帮账户转账12万。当日，凌起恒、王华平向沈建忠出具收到630万元《借据》一张。2010年12月9日，沈建忠又通过中国农村信用社向凌起恒账户10.27万元。沈建忠先后共计转款490.27万元。至于双方在合同约定的以现金支付的128.1万元，沈建忠并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而是预先扣除的利息。庭审中，凌起恒认可收到沈建忠借款501.9万元。2010年12月8日，凌起恒通过发展黔东南分公司向格兰房开交纳了“十二号大院”工程保证金500万元，格兰房开出具了收款收据。2011年6月27日，以贵州发展建设公司为委托人，向格兰房出具内容为“我公司交给格兰房产十二号大院工程的伍佰万元保证金，现我们委托沈建忠同志结算”的《委托书》一份，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凌起恒、王华平、张治良三人在该《委托书》签字捺印。2011年6月29日，以麻江中联公司为贷款人（甲方），以凌起恒、王华平为借款人（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7,413,537.00元，借款用途为用于格兰房开的“十二号大院”工程保证金，借款期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止，借款利率为月息5%，同时约定了此合同是2010年12月7日的借款协议和2011年6月29日补充合同（注：该补充合同原告未作为证据使用）的展期合同。2011年8月19日，格兰房开退还保证金40万元，并经发展黔东南分公司直接汇入沈建忠个人账户；2011年10月11日，格兰房开退还保证金60万元，并经发展黔东南分公司直接汇入沈建忠个人账户（被告未主张此款系还沈建忠款项）；2012年4月12日，格兰房开退还保证金110万元，并经发展黔东南分公司直接汇入沈建忠个人账户；2012年11月12日，格兰房开退还保证金50万元，并经发展黔东南分公司直接汇入沈建忠个人账户；2013年5月28日，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汇至麻江中联公司财务人员陈桂红账户300万元（被告方未主张此款系还沈建忠款项）；2013年6月4日，格兰房开向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支付300万元，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汇至麻江中联公司财务人员陈桂红账户，本案诉讼中格兰房开出具《证明》证实该款系退还“十二号大院”保证金。麻江中联公司认为该300万系格兰房开归还其借款或工程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另查明，麻江中联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2日，沈建忠为法定代表人。还查明，沈建忠除向本案借款人出借资金以外，还向格兰房开、张XX、吴XX、田XX、罗XX、石XX等提供借款，金额超过1000万元以上，而且沈建忠与上述人员之间因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所争议的借款501.9万元，麻江中联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一审、二审、再审生效法律文书明确，其与本案争议的借款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出借人系沈建忠。为此，麻江中联公司在本案系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沈建忠作为借款人，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关于凌起恒、王华平向沈建忠借款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凌起恒、王华平为交纳贵州发展建设公司承建的格兰房开“十二号大院”工程项目保证金，而向沈建忠借款，借款时二人系发展黔东南分公司的负责人，所借款项也用于交纳保证金，而且通过发展黔东南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凌起恒、王华平的借款系职务行为。故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应对凌起恒、王华平的借款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关于沈建忠履行出借义务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沈建忠与凌起恒、王华平2010年12月7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后，沈建忠于协议签订当日转账480万元至凌起恒指定账户，视为履行出借义务。合同签订后2日，即2010年12月9日又向凌起恒账户转账10.27万，因转账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相近，本院确认沈建忠实际履行出借款为490.27万元。沈建忠提交2010年7月16日向凌起恒转账255,863.00元的凭证，因发生于双方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不予采信。庭审中，凌起恒认可收到沈建忠借款501.9万元，系当事人自认行为，故本案确认沈建忠履行出借金额为501.9万。关于被告方还款金额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发展黔东南分公司于2011年8月19日、2012年4月12日、2012年11月12日，分别汇入沈建忠个人账户的40万元、110万元、50万元，共计200万元无争议，予以确认。至于2013年6月4日，格兰房开向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支付300万元，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汇至麻江中联公司财务人员陈桂红账户，经格兰房开已确认系退还“十二号大院”保证金，原告认为系格兰房开归还其工程款，未提供证据证实，故确认该300万元系被告向沈建忠的还款。至于发展黔东南分公司于2011年10月11日汇入沈建忠账户60万元以及2013年5月28日汇至麻江中联公司财务人员陈桂红账户300万元，被告方未主张系用于归还本案所涉借款。为此，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借款中，被告方已还款金额总计为500万元。因凌起恒、王华平向沈建忠借款501.9万，所交保证金为500万元，故余下的1.9万元属于该二人的个人债务，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对该1.9万元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已过的问题。被告方在抗辩中提出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沈建忠与凌起恒、王华平2010年12月7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后，又于2011年6月29日以麻江中联公司名义与凌起恒、王华签订《借款合同》，两个合同所约定的借款实际系同一笔借款，两个合同具有关联性，应视诉讼中断，故被告方提出诉讼时效超过的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关于本案借款合同效力问题。1.沈建忠在交付案涉借款本金时预扣借款五个月利息128.1万元；2.此后，采取将利息计入借款本金，并以麻江中联公司名义与借款人签订合同的方式约定高额利息及违约金；3.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4.除本案债务人以外，沈建忠近年来还向多名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金额远超过1000万元，并以沈建忠为原告提出诉讼；5.沈建忠出借的资金均约定有高额利率。参照上述五点,一审法认为沈建忠的借款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营业性等特征，故认定沈建忠系“职业放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院认定沈建忠与凌起恒、王华平所签订的借款协议为无效合同。关于出借人利息应否付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无效，但考虑到资金在借款人处占有的时间，客观上给出借人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同样出借人不应当获得远高于正常利率的高额利息，对于出借人的损失，只能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的损失的数额予以支持。因被告方已分期支付了还款，以分期支付的金额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计算此期间的利息。为方便计算,一审法院以沈建忠于合同签订后2日出借的10.27万时间即2010年12月9日为履行完出借义务时间，起算利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向原告沈建忠支付2010年12月9日至2011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利息以5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贵州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向原告沈建忠支付2011年8月20日至2012年4月12日期间利息，利息以46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被告贵州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向原告沈建忠支付2012年4月13日至2012年11月12日期间的利息，利息以3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被告贵州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向原告沈建忠支付2012年11月13日至2013年6月4日期间的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五、被告凌起恒、王华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沈建忠偿还借款1.9万元，并以1.9万元为本金，向沈建忠支付2010年12月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完借款本金之日止期间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六、驳回原告沈建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930.00元，由原告沈建忠负担40,000.00元，由被告贵州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负担6,000.00元，由被告凌起恒、王华平负承担930.00。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组建分公司协议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内部承包协议书。证明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与凌起恒于2009年5月26日签订《组建分公司协议书》约定组建第七分公司即贵州发展建设公司黔东南分公司，协议明确领导班由凌起恒指派，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债权债务由凌起恒负责。同年6月23日成立了黔东南分公司，凌起恒担任负责人。2012年5月30，贵州发展建设公司与凌起恒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关于债权债务的约定与《组建分公司协议书》一致。即发生相关债务应由凌起恒承担，与贵州发展建设公司无关。以上提交证据原审已进行质证，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再组织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本案焦点为：1.该民间借贷出借人与债务人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2.本案民间借贷的具体金额及还还款金额；3.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第1个焦点即本案民间借贷的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一审将出借人明确为沈建忠个人而不是麻江县中联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将债务人明确为贵州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其中又将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明确为凌起恒与王华平）。对本案出借人应认定为自然人还是单位问题，本院认同原判所述理由，所争议的借款501.9万元，麻江中联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向麻江县人民院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一审、二审、再审生效法律文书明确，其与本案争议的借款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出借人系沈建忠。为此，麻江中联公司在本案系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沈建忠作为借款人，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上诉人沈建忠认为出借人应为麻江中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将债务人明确为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理由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将凌起恒、王华平的借款认定为职务行为，故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应对该二人的借款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上诉人贵州发展公司认为债务人应为凌起恒与王华平，不应是本公司。经查：根据庭审中凌起恒认可的的收到沈建忠借款501.9万元的自认行为，通过发展黔东南分公司向格兰房开交纳“十二号大院”工程保证金的资金走帐行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为委托人，向格兰房开出具的“我公司交给格兰房开十二号大院工程的伍佰万元保证金，现我们委托沈建忠同志结算”的《委托书》并加盖公司印章的委托行为这三个要件分析，贵州发展建设公司既已委托由沈建忠负责结算保证金，说明公司已认可了表面上以凌起恒、王华平以个人名义向沈建忠借款，但实质是凌起恒、王华平的职务行为，是分公司向沈建忠借款，并由总公司认可的这一事实。否则不会由黔东南分公司名义向格兰房开交纳工程保证金，贵州发展建设公司也不会委托由沈建忠负责结算。二审期间，贵州发展建设公司虽向本院提交了《内部承包协议书》与《组建分公司协议书》来证明如发生债务由凌起恒承担，与贵州发展建设公司无关的书证，但一审对此已进行了质证，沈建忠的代理人当时已发表“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总公司应当对分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质证意见。原判基于当事人的质证，并结合以上自认行为作为500万元的债务人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的认证结论正确，就能予采纳。上诉人贵州建设公司所提不应由公司承担500万元利息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对第2个焦点本案民间借贷的金额及还款金额。经查：沈建忠先后通过银行共计转款490.27万元，一审庭审中发展建设公司、凌起恒认可收到沈建忠借款501.9万元，系当事人自认行为，并且凌起恒在本院二审期间对该金额未提出任何答辩，故原判确认出借金额为501.9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认为应以转账的490.27万元作为本案应认定的出借金额不符合本案实际，违背自认规则。贵州发展建设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本案还款金额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对发展黔东南分公司于2011年8月19日、2012年4月12日、2012年11月12日，分别汇入沈建忠个人账户的40万元、110万元、50万元，共计200万元无争议，予以确认。至于2013年6月4日，格兰房开向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支付300万元，发展黔东南分公司汇至麻江中联公司财务人员陈桂红账户，经格兰房开已确认系退还“十二号大院”保证金，原告认为系格兰房开归还其工程款，未提供证据证实，故确认该300万元系被告向沈建忠的还款。为此，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借款中，被告方已还款金额总计为500万元正确。因凌起恒、王华平向沈建忠借款501.9万，所交保证金为500万元，故余下的1.9万元属于该二人的个人债务，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对该1.9万元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诉人沈建忠认为仅还款240万元不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不予以采纳。对第3个焦点，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案存在据以证明借款关系的三份合同，其一为2010年12月7日，当事人为沈建忠、凌起恒、王华平，借款金额为63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其二为2011年6月29日，金额为630万元当事人同为沈建忠、凌起恒、王华平的补充合同（还清本息时间不得超过2011年8月30日）。其三为2011年6月29日，当事人为麻江县中联小额贷款公司、凌起恒、王华平，金额为7413，537.元的借款合同，该合同有手写的“此合同是2010年12月7日的借款协议和2011年6月29日补充合同的展期合同。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认为借款协议与借款合同无论从主体、时间还是金额上均不具有关联性，2011年6月29日的借款合同实际并非展期合同，本案还款时间应按借款协议约定的2011年4月7日起算，故本案实际已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对此上诉理由，经查：2011年6月29日的借款合同已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字认可，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原有借款协议的补充追认。合同当事人一方虽已变更为中联公司，且合同借款金额已发生变更，但案涉借款应为原协议的501.9万元及其利息及存在债权转让的可能。本院综合考虑合同债务人已还完500万元的事实，不予以认定该借款合同上的标注借款金额，但该合同可视为双方当事人对还款期限的重新约定，因该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至2017年6月29日，故本案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公司关于超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综上，原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沈建忠、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沈建忠、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930元，由上诉人贵州发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审判长  张爱华审判员  杨再幸审判员  潘年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胡 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