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吉03民终12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住所地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二道镇石门村。   法定代表人：王竑锜。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旭。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莉，吉林理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小燕，女，1976年9月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奎，男，1974年3月1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秉弘，重庆达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因与被上诉人向小燕、周建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323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旭、宋莉，被上诉人向小燕、周建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秉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323民初37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向小燕、周建奎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之子周卓瑞的死亡过错不大，一审法院也并未查明上诉人对周卓瑞死亡存在何种过错。周卓瑞死亡并非因上诉人学校的公共设施、教育设施、安全保卫、教学活动等原因导致，而是因其自身疾病造成。在孩子因自身疾病原因死亡这件事情上，上诉人过错不大，而应是被上诉人负有更大的过错和责任。一审判决全文没有一字论述上诉人在此事件中存在何种过错，基于什么法律规定应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以下简称“赔偿协议”）属错误适用法律，缺乏事实依据。首先，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判决撤销《赔偿协议》，属错误适用法律，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二，《赔偿协议》不具有应予撤销的法定事实情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在上诉人对于周卓瑞死亡过错不大的基础上，在2018年末，《赔偿协议》约定的55万赔偿金额，对上诉人来说应该是超额赔偿，对被上诉人绝非显失公平，所以《赔偿协议》不应予以撤销。对于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校医闫振丽是非医师行医，无行医资质，原告并不知晓，被告没有向原告说明”，因一审判决没有对这一情况进行法律定性，所以上诉人不清楚一审判决认定这种情况符合哪种导致《赔偿协议》应该被撤销的法律情况。但上诉人认为，闫振丽仅是学校的保健老师，其并未以医师身份工作，也未对周卓瑞有使用处方药品及中药饮片等行医行为，闫振丽仅对周卓瑞采取了拔罐、刮痧等物理降温这种非医师的处置措施，这不可能对孩子的身体造成损伤，更不可能造成孩子死亡，所以闫振丽是否非医师行医与周卓瑞生病、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也与对被上诉人的赔偿金额无关，其不能成为《赔偿协议》应被撤销的法定事由。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362,066.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程序违法。首先，一审法院在未审查上诉人在周卓瑞死亡事件中存在何种侵权行为，存在何种过错，就径行按2020年重庆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和重庆市《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最高限额，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在判决的赔偿数额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保护2人各1个月的误工费，保护与本案无关的176枚交通费、住宿费票据，总计赔偿金额达912,066.5元。上诉人认为，完全是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已经属于枉法裁判。第二，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仅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请求变更。如果协议应予撤销，被上诉人重新主张赔偿的问题也应属侵权纠纷，与本案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且该案将依赖本案的审理结果，所以应另案处理，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判决赔偿问题既不符合程序规定，也是在变相的变更《赔偿协议》内容，与《民法总则》的规定相悖。   向小燕、周建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情合理，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起诉维持原判。   向小燕、周建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对原告因重大误解与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进行变更：即将该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的“由甲方（本案被告）一次性支付乙方（本案原告）因病意外死亡赔偿金共计人民币五十五万元整（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变更为“由甲方（本案被告）向乙方（本案原告）支付乙方（本案原告）儿子周卓瑞非正常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948,258元（大写：玖拾肆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由被告在其已经向原告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大写：伍拾伍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398,258元（大写：叁拾玖万捌仟贰佰伍拾捌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由被告在其已经向原告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的基础上增加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人民币398258元(大写：拾玫万拥任贰佰伍拾捌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增加部分诉讼请求，即增加此次出行的交通费和住宿费14,711元，诉讼请求总金额共计962,969元。后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此次增加的诉讼请求14,711元已经包含在已赔偿的550,000元基础之上要求增加赔偿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398,258元之中，不再主张。2.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周卓瑞系原告周建奎、向小燕之子，2016年9月送到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进行全封闭式教育。2018年12月2日，周卓瑞发烧感到身体不适，在周卓瑞发烧期间，闫振丽作为学校保健医对周卓瑞进行拔罐、刮痧等物理降温，5日，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的老师与原告电话沟通，告知原告其子周卓瑞近期发烧情况，7日，学校老师电话通知原告，因周卓瑞病情严重，要求原告尽快到学校接周卓瑞做全面检查，8日，学校保健老师带周卓瑞前往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化验检查，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书结果显示肝脾增大，白细胞数值较大，医院建议马上转到上级院做进一步检查，随后，保健老师带领周卓瑞前往长春市儿童医院入院就医，同日办理出院。当晚，原告周建奎到达长春。9日，原告周建奎听从闫振丽建议带领周卓瑞前往河南省平顶山。10日，周建奎带领周卓瑞到达中医王永民处，并被告知原告需带周卓瑞去大医院检查治疗，当晚周建奎带领周卓瑞准备返回重庆。11日凌晨，周卓瑞突发不适，赶往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进行抢救，后抢救无效死亡。14日，原被告双方达成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因病意外死亡赔偿金（含精神抚慰金、医药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550,000元，原告不再向被告主张任何赔偿或补偿费用。另查明，原告曾向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进行信访，伊通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出具伊卫字［2019］24号文件，作出《周建奎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责令被告停止执业活动，并给予8000元行政处罚，闫振丽构成了非医师行医，并给予48,000元行政处罚。再查明：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向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报案，处理意见为不构成案件。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以因被告校医闫振丽非法行医至周卓瑞死亡为由向伊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管理大队报案，伊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8年12月14日，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在重庆进行了网上立案，故原告申请撤销双方签订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没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原告之子周卓瑞于2018年12月11日死亡，被告知晓后立刻找到原告，与原告协商各项赔偿事宜，并于2018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虽被告在处理该事时态度积极，但在事发到签订协议仅仅几天的时间，原告在不知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该份赔偿协议，且“校医”闫振丽是非医师行医，无行医资质，原告并不知晓，被告没有向原告说明，且原告住所地的赔偿标准高于事发地的赔偿标准，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明显对原告不利，故对于原告要求撤销双方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周卓瑞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故此，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按照2020年重庆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精神抚慰金的主张，根据原告住所地的赔偿标准，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提起精神赔偿，最高限额为100,000元，高于吉林省的赔偿标准，应适用重庆市的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误工费的主张，根据2019年重庆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4,845元，经计算月平均工资为4570元，原告周建奎、向小燕主张处理周卓瑞的相关事项产生的误工期为6个月，法院认为标准过高，法院酌情保护1个月；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丧葬费的主张，根据2020年重庆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丧葬费为27,420元（赔偿标准：4570元／月×6个月），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关于交通费、住宿费的主张，根据原告提供的票据可知，其中三张票据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法院不予保护，其他票据共计16,766.5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间为2020年8月12日，故此应适用上一年度2019年度重庆市公布的统计数据。关于被告代理人提出的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另行提出侵权诉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解除后，应当各自返还，本案不存在被告向原告返还的问题。如原告另行起诉，不能在同一案件中解决赔偿问题，必然增加当事人诉累，亦浪费司法资源，一案解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被告代理人的观点不予支持。遂判决：一、撤销原告周建奎、向小燕与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签订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二、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周建奎、向小燕关于周卓瑞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362,066.5元［死亡赔偿金758,740元、丧葬费27,4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9140元（4570元×1个月×2人）、交通、住宿费16,766.5元，合计912,066.5元－550,000元＝362,066.5元］；三、驳回原告周建奎、向小燕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74元，由被告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将其子周卓瑞送到上诉人学校就读，上诉人即负有安全管理的义务。在周卓瑞发生高烧症状后，上诉人学校的保健老师闫振丽对周卓瑞进行拔罐、刮痧等物理降温行为，后又带周卓瑞前往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及长春市儿童医院检查治疗，上诉人已经及时采取了救护措施，履行了相应职责，其行为并无不当。截至本案二审诉讼，周卓瑞的死亡原因仍不明，虽然上诉人学校的保健老师闫振丽无医师资质，但闫振丽对周卓瑞采取的物理降温方式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行医行为，闫振丽有无医师资质与周卓瑞的死亡之间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上的必然联系。现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闫振丽对周卓瑞进行的物理降温行为与周卓瑞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其要求上诉人承担周卓瑞死亡的全部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被上诉人虽主张上诉人对周卓瑞的死亡存在过错，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已向其支付了55万元的赔偿，被上诉人其无权再请求上诉人就周卓瑞的死亡赔偿损失。   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系上诉人自愿对被上诉人予以经济补偿，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法定或约定的合同可撤销情形，一审以“闫振丽是非医师行医，无行医资质，原告并不知晓，被告没有向原告说明”等为由，认定案涉《关于周卓瑞因病意外死亡赔偿协议》应予撤销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综上，被上诉人请求撤销案涉赔偿协议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其请求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398258元的诉讼请求同样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四平市玉琨国学实验学校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清楚，但裁判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323民初37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向小燕、周建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274元，由向小燕、周建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274元，由向小燕、周建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勇   审判员 谭贵林   审判员 孙 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孙 蕾   书记员 莫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