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民终3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洪海，男，1962年1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福，山东天地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爽爽，山东天地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华瑞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丹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07478043816。法定代表人：姚树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敏，山东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洪海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华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791民初2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洪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华瑞公司立即偿还上诉人借款190万元及利息或发回重审。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的公司借款认定为代忠宇的个人借款错误，与190万元的收据不符。首先收据上经手人“代中雨”与原审认定的“代忠宇”存在明显不同，原审未作出合理解释；其次，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钱通过结算中心转入他人账户，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授权；其三，上诉人将被上诉人下属公司菏泽旺达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达公司）的股金收据转换成被上诉人结算中心的现金收据，是基于对国企的信任，与代忠宇个人没有关系；其四，根据上诉人的银行流水，被上诉人在2016年11月16日支付三个月的利息45,600元，其辩称2016年5月3日已结清190万元的借款本息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与代忠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无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附近卖烧鸡，代忠宇经常到上诉人的摊位买烧鸡，时间久了也就认识了，而无其他关系。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吸收的股金利率是月息8厘后，认为比银行存款利息高又是国企，就按照代忠宇提供的账户存入了旺达公司。后代忠宇说旺达公司是被上诉人下属公司，抗风险能力差，把钱转入被上诉人处，这样被上诉人就收回了旺达公司的三张股金收据，换成了现在盖有被上诉人印章的现金收据。钱放到被上诉人的结算中心，被上诉人也支付过部分利息，之后如何使用不受上诉人掌控。三、上诉人起诉的借款本息应受到法律支持。上诉人放到被上诉人结算中心的190万元本金，有转账记录和现金收据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利率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上诉人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旺达公司是被上诉人的下属法人企业，上诉人与华瑞公司结算中心原主任代忠宇系熟人关系。经代忠宇联系，上诉人于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2月1日、2016年3月25日分别将80万元、40万元、70万元人民币共计190万元转到旺达公司进行融资，旺达公司向上诉人分别出具了编号为0951362、0951366、0950979的三份收据。从2016年1月5日至2016年6月13日，旺达公司先后7次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共计61039元。2016年5月3日，上诉人将三张收据签名后交给代忠宇委托其从旺达公司将190万元提出，代忠宇把三张收据交给了旺达公司申请提款，旺达公司于当日出具190万元的申请付款凭证，通过结算中心把190万元汇到了代忠宇的个人账户内。帝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允找代忠宇借款急用三天，代忠宇就把上诉人的190万元加上自己的10万元共计200万元借给了帝园公司。由于代忠宇第二天要出差，想着邓允用款三天就归还，代忠宇就打算邓允归还190万元后先放在结算中心，于是向上诉人出具了190万元的收据，加盖了结算中心的财务专用章。后帝园公司没有按约将200万元归还给代忠宇。从2016年5月3日至2017年4月24日，代忠宇按月息八厘先后4次支付给上诉人利息共计166195元。2017年6月15日，代忠宇因涉挪用公款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从一审法院对代忠宇的调查笔录中得知，后帝园公司向代忠宇的妻子于运华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收据上经手人“代中雨”与原审认定的“代忠宇”系同一人。其次，旺达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三份收据是190万元款项的存取款凭据。代忠宇持有上诉人签名的三份收据向旺达公司申请提款，旺达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将190万元款项的提取权委托给了代忠宇，旺达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代忠宇不违反相关财务制度规定和交易习惯。再次，代忠宇于2016年11月16日借用结算中心的账户支付上诉人45600元利息，又于2016年11月30日将45600元归还给结算中心。另外，代忠宇还于2016年7月22日、2017年1月18日、2017年4月24日支付给上诉人三次利息。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5月3日，虽然代忠宇向上诉人出具了盖有结算中心财务章的收据，但上诉人并未将190万元转入结算中心账户，该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四、上诉人在本案中进行了虚假陈述，以达到恶意诉讼的目的。首先，上诉人刻意隐瞒了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5月3日期间，在旺达公司进行融资存款190万元的事实，不承认旺达公司向其出具的三张收据。其次，上诉人对三张收据上的“郭洪海”签名刻意回避，不作正面回答。还有，上诉人故意隐瞒和回避2016年5月3日至2017年4月24日期间代忠宇以个人名义支付上诉人16万余元利息的事实。二审法院应对上诉人的虚假陈述、恶意诉讼行为依法作出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郭洪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9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郭洪海与华瑞公司结算中心原主任代忠宇系熟人关系。2015年，郭洪海向代忠宇表达了出借资金的意愿。于是郭忠海通过代忠宇，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2月1日、2016年3月25日向华瑞公司的下属企业---旺达公司出借资金80万元、40万元、70万元。2016年5月3日，旺达公司通过华瑞公司结算中心将190万偿还到郭洪海指定的代忠宇的账户。代忠宇为郭洪海出具了一份190万元的收据，加盖了华瑞公司结算中心的财务专用章。代忠宇向法庭陈述：郭洪海与华瑞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代忠宇在收到上述190万元还款后，经与郭洪海沟通，其将款项出借给了案外人邓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成立，既包括借贷款项的交付，也包括双方之间达成的借贷合意。原告提交的盖有华瑞公司结算中心印章的收据，收款人显示为华瑞公司结算中心原主任代忠宇。通过对收款人代忠宇的调查，已查明原告诉称的款项并非出借给华瑞公司。在一审法院调查中，华瑞公司否认与郭洪海存在借贷关系，郭洪海亦未举证其与华瑞公司之间存在达成借贷合意的借据或合同。综上所述，郭洪海要求华瑞公司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综上，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洪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52元，由原告郭洪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农村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原件一份，在一审时提交了复印件，证明目的同一审，利息已支付至2017年4月24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代忠宇支付了三次借款利息，另外的45600元是代忠宇借用被上诉人的账户支付的利息。被上诉人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山东农信客户回单7张，拟证明：旺达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2月20日、2016年3月15日、2016年4月23日、2016年5月16日、2016年6月13日支付上诉人从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5月2日的存款融资利息共计61039元。证据二、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出具的活期查询单一份，拟证明：代忠宇于2016年11月16日借用结算中心账户向上诉人支付三个月的借款利息45600元，2016年11月30日，代忠宇从自己的账户中转给结算中心45600元，归还了该笔款项。证据三、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791邢初242号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代忠宇因涉嫌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6月15日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6月30日被执行逮捕，于2018年1月26日被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上诉人起诉的190万元并不在法院认定的代忠宇挪用公款数额中。另外，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活期存款账户明细，上诉人于2016年5月3日从旺达公司提取190万元融资款后，一直委托代忠宇理财投资，截止代忠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代忠宇用自己的收入四次向上诉人支付利息计166195元，与代忠宇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内容相印证。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因是被上诉人方的记账凭证，但我方对收到6万余元利息的事实认可。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时我方已经出示上诉人存折的银行流水，该流水不能达到被上诉人方的证明目的，代忠宇在调查笔录中没有陈述借用公司账户打款，并明确回答在入监之前，华瑞集团还未把钱还给郭洪海。代忠宇在履行职务期间如何运作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判决书中不显示挪用公款1.3亿元是否包含上诉人的款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另外，我方对收到利息的事实是认可的，在原审诉状中对利息的截止时间有明确陈述。190万元分三笔存入被上诉人处，其中最后一笔70万元是打入代忠宇名下的一张卡，后又转换成旺达公司的收据。从我方存款及收利息的情况来看，被上诉人存在私卡公用现象，代忠宇的职务犯罪更能证明被上诉人财务管理上的混乱，因此代忠宇名下银行卡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往来应视为代忠宇的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行为。我方不认可被上诉人方主张的上诉人委托代忠宇领款的事实，我方将三张旺达公司的收据交回被上诉人处，是更换一张190万元的收据，而不是委托他人取款。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能够证实案涉款项利息的支付情况，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印证，被上诉人亦认可收到6万余元利息的事实，对证据一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郭洪海与华瑞公司结算中心原主任代忠宇系熟人关系。旺达公司是华瑞公司的下属法人企业，在华瑞公司结算中心设有账户。通过代忠宇联系，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2月1日将80万元、40万元款项存入结算中心账户内，于2016年3月25日通过上诉人之子郭晓辉账户将70万元款项转入代忠宇账户内，旺达公司先后向上诉人出具了80万元、40万元、70万元的股金收据。2016年上半年，上诉人将上述三份收据交给代忠宇，代忠宇又交给旺达公司，旺达公司于2016年5月3日向代忠宇出具了190万元的申请付款凭证，代忠宇于当日通过结算中心账户将上述款项转入个人账户内。同日，代忠宇向上诉人出具了190万元的现金收据，并在收据中加盖了华瑞公司结算中心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加盖有“代忠雨”个人印章。据代忠宇陈述，其将上述款项转借给了菏泽帝园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园公司）的法人邓允，当时向上诉人出具结算中心的收据，是想着三天后把钱要回来再存入结算中心，作为结算中心的集资。另查明，旺达公司自2016年1月5日至2016年6月13日，先后向上诉人支付利息61309元。自2016年7月22日至2017年4月24日，上诉人先后收到代忠宇、结算中心账户支付的利息共计166187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2月1日将80万元、40万元款项汇入华瑞公司结算中心账户。于2016年3月25日将70万元汇入原华瑞公司结算中心主任代忠宇账户，华瑞公司的下属公司旺达公司先后向上诉人出具了80万元、40万元、70万元的收据，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其次，上诉人将上述三份收据交给代忠宇后，代忠宇为上诉人出具了190万元的收据，并加盖了结算中心财务专用章，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只是将旺达公司的三份收据换成了华瑞公司结算中心的收据，并无取出19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且即便代忠宇向上诉人出具收据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但基于代忠宇的特殊身份，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代忠宇的行为能够代表被上诉人。再次，代忠宇持旺达公司出具的申请付款凭证，通过结算中心将上诉人的190万元款项汇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内，对于该情况，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是知情并同意的，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指定了代忠宇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另外，案涉190万元的收据出具后，上诉人还先后收到过代忠宇、结算中心账户支付的利息共计166187元。还有，代忠宇也陈述其将上述款项借给邓允并向上诉人出具结算中心的收据，是想着钱要回来后再存入结算中心账户，作为结算中心的集资，并无证据证实代忠宇将钱借给邓允征得了上诉人的同意。最后，上诉人的190万元款项存入华瑞公司结算中心的账户后，该款项具体如何支配、使用已不受上诉人的控制，代忠宇将上诉人的款项自结算中心取出并转借给他人，至今未能收回，系被上诉人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所致，与上诉人并无直接关系。综合以上分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应当对案涉借款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根据双方陈述及利息的支付情况，借款利息应按照月利率0.8%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791民初282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山东华瑞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郭洪海借款本金19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0.8%计算，自2017年4月25日至借款还清时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4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52元，由被上诉人山东华瑞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学军审判员  陈尔森审判员  张秀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赵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