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804民初348号原告：王桂芝，女，1952年5月22出生，汉族，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无业，现住黑龙江省集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佳丽，亦系本案原告。原告：赵佳丽，女，199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无业，现住黑龙江省集贤县。原告：赵某1，女，200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集贤县人，学生，现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原告赵佳丽、赵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文，北京嘉润（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丕洪，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辽宁省营口市人，无业，现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美彤，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洋，男，198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内蒙古兴安盟市人，保险代理人，现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701-3、702。负责人:关迪，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浩，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公司业务员，现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宏剑，上海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桂芝、赵佳丽、赵某1与被告宋丕洪、于洋、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桂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佳丽、原告赵佳丽及原告赵佳丽、赵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文、被告宋丕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美彤、被告于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浩、朱宏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桂芝、赵佳丽、赵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各项赔偿计80000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分别是驾驶员赵某2(死者)的母亲和女儿。赵某2为被告宋丕洪的辽Ｈ×××**、辽Ｈ×××**驾驶员。2019年6月12日赵某2在驾驶该车过程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导致车辆损失及赵某2死亡后果。经认定该起事故赵某2负事故全部责任。因被告一为赵某2通过被告二在被告三处投保司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限额为80万元，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要求被告一协助原告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但各被告均数次推诿，后原告得知，以赵某2为被保险人的司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因被告三的工作人员工作疏忽在收取被告一交付的保费后未出具保险单导致理赔障碍。故原告依法诉讼，请判令被告赔付。被告宋丕洪辩称，各原告的亲属赵某2是我所有的辽Ｈ×××**的驾驶员，该人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情况属实。为避免经营风险，我为辽Ｈ×××**车通过保险代理人于洋在亚太保险交了司乘意外险的保险，保险限额为意外身故80万元，医疗费80000元，住院津贴每日100元，赵某2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符合司乘意外险的理赔条件，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在处理司乘意外险的过程中，得知保险公司的薛经理未将保单录入，致使理赔一直不能进行，在协商过程中我方向原告支付了40万元的赔付，要求保险公司对我方垫付的部分直接支付我方，本案的诉讼是由于保险公司的不及时履行造成的，故我方不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于洋辩称，一、第一被告与第三被告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依法应予以确认。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依照这一规定，保险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由于现在保险公司都是进行网上签单，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无法在纸质协议上签字，只有被动的等保险人出单。事实上也是保险人剥夺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签字权，故此不能以没有“纸质的保险合同”确定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因此，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当在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本案中投保人第一被告发出了投保要约，符合《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内容具体确定，要约人即投保人愿意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作为保险人的代理人及业务经理，代表保险公司做出承诺，愿意承保该涉案车辆，合同一经保险人一方作出承诺，即告成立。保险合同为诺成合同(即不要式合同)，当事人就保险条件(标的、费率、危险)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保险单的制作与交付，仅为完成保险合同的最后手续，保险合同在法律上的效力，并不是来自于保险单，换个说法，保险单的制作与交付，是合同成立后保险公司应履行的义务，其作用虽可作为保险合同的证明，但并不是说保险合同的成立以保单的制作与交付为要件。二、第二被告于洋是亚太保险上海公司的业务代理人，其所从事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代理后果依法由被代理人承担。于洋本人持有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并与被告亚太保险上海公司长久合作，从2018年开始即从事为亚太上海业务拓展做代理工作，亚太上海公司也从于洋代理的业务中获得大量保险业务，获得经济收益，于洋的代理工作是该保险公司的业务的市场拓展延伸。按照民法规定，代理人的代理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故此，本案于洋没有任何过错，且是职务行为，其本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应由被代理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应驳回原告对于洋的诉讼请求，依法判被告亚太保险上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未向第三被告投过保，也不第三人承保的利益方。2.第一被告未向第三被告投过保，也未交过保费。3.第二被告所陈述的其向我方投保是不属实的，2019年4月时，第三被告明确告知因投保条件不符合，第三被告作出拒绝承保的意思表示。4.（2019）辽0804民初4179号案件原告与第一被告均是案件相对方，该案件中对事故的陈述与本案完全相悖，该案件已认定该起事故不适合用车上人员险，属于第三者责任，原告与第一被告在明知相关情况下，作出不实陈述，提起本案诉讼，涉嫌保险诈骗罪。不是适用于司乘意外险，也与（2020）辽08民终582号案件作为认定，中院及本案原告、第一被告均阐述和认定的事实为，死者系在车外，被车辆集装箱砸压致死，属于第三者责任。5.不认可第二被告所称的其是第三被告的代表，他是独立于第三被告保险公司以外的保险经纪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如下：1.原告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化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证明赵某2因交通事故死亡。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无异议。事故认定书可以证明我的驾驶员发生了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意外事件，符合司乘人员意外保险的理赔条件。被告于洋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观点亦无异议。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对从业资格证、驾驶证、火化证、死亡证明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不认可，因4179号案件上，本案原告提交了验检报告，及相关事故其它辅助证明，证明死者是在车外被集装箱砸压死亡，故原告故意隐瞒相关证据和事实，是为了骗取保费。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理由为能够证明因发生交通事故致赵某2死亡。2.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9张及转账记录，证明于洋向亚太公司传递资料交保险费的事实。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无异议。此组证据也是我方的证据，稍后在我方的举证过程中会提供原始载体，用来证明在被告包括本案车辆经营的过程中，就其它车辆也是通过于洋在亚太投保，也是微信提供车号，由于洋说明保险限额及需提供的资料，被告以转账形式的方式支付保费投保，聊天记录中能体现于洋对保险险种的介绍及收取保费的事实。被告于洋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观点也无异议，且部分证据材料与于洋举证重叠，从该证据可以看出于洋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在与第一被告介绍相关的保险条款及收费标准、理赔标准等内容后，在2019年4月8日，将第一被告提供的车辆信息上传给第三被告亚太保险，履行了保险代理人的义务，没有过错。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对网上从业资格证信息真实性无法判断，回去核实再答复不认可，不认可于洋是第三被告的对外代表，也无法证明于洋是第三被告的业务代表。对于第一、第二被告的于4月4日的九张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判断，因第三被告不是当事人，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支付钱款不代表第三被告承保诉争车辆。第三被告始终未收到诉争车辆的保险费。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理由为能够证明宋丕洪向于洋转账为赵某2驾驶的车辆缴纳保险费的事实。3.被告宋丕洪提供的第一被告和于洋聊天记录的载体及涉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的聊天记录的内容，证明2019年4月4日第一被告与于洋就司乘险的保险进行商谈，于洋对险种进行介绍，告知保险额为80万、8万、津贴100元，同时介绍险种只认车不认人，且对发生意外的范围进行了介绍，记录中可以体现在介绍险种后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转发了行驶证等证件，且缴纳了保险费，在4月8日以后，就保单的索要问题和第二被告沟通，但第二被告称保险属实，保单稍后提供。第一被告投保的是意外险不是责任险。原告质证为无异议。被告于洋质证为无异议。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此是第一、二被告之间的沟通，第三被告到当庭才知情，之前从未收到过相关告知或要约，保单承保按照保险法13条规定，是以投保人以投保单的方式向保险公司提出要约，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以签章及出具保单形式保险合同成立。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一被告向第三被告进行了投保，也没能证明第三被告作出承保的意思表示。于洋是独立保险经纪人，不能代表第三被告。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理由为能够证明于洋向宋丕洪介绍意外险险种，宋丕洪向于洋提供辽Ｈ×××**车辆的证件，及将保费转给了于洋的情况。4.被告于洋提供的于洋保险代理资格证及亚太司乘险群截图，证明于洋具有合法的保险代理人资格，于洋是亚太保险的保险业务代理人，负责保险市场营销，代理人的行为法律后果由被告代理人承接。薛文浩是亚太保险业务部经理，负责司乘意外险。他们之间的保险代理人及保险承保业务方式都是在这个群里处理。2019年4月8日于洋将涉案车辆信息资料提交给薛文浩，于洋在4月12日向第三被告索要保单及批改单，尽到保险人代理人义务，无过错，作为第三被告业务员薛文浩没有录入系统，是第三被告过错，第二被告无过错，于洋作为亚太代办人已经履行了保险代理人的义务，提交给亚太公司保险，保费也用退保的辽Ａ×××**对冲，即先行支付了保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我方提交法庭有原始载体及打印件，没有进行取舍，于洋在4月8日将涉案车辆信息提交给薛文浩以后明确用涉案车辆替换辽Ａ×××**号，薛文浩告知换不了，需要重新录入，双方关于被告替换车辆的保费抵作涉案车辆保费，有证据证明在稍后提供双方对账单。对账单是于洋爱人宋**发给薛文浩的，时间2019年9月18日。对账单中明确记录辽Ｈ×××**车辆保费用沈阳东羽辽Ａ×××**号进行对冲，差额部分已补冲，不需要支付。证明涉案车辆保险已支付给第三被告。原告质证为无异议。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无异议，司乘险属于非车险的范围，对于非车险的承保，很多保险公司都采取了代理人通过各种营销途径承保的方式，我方其它车辆也是通过微信向于洋投保，于洋再向亚太进行申报的方式进行的，本案之所以发生争议就是因为亚太的工作人员薛文浩未将保单录入引发的。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从业资格证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第二被告是第三被告代表人，能证明第二被告是独立个体。第二被告称的4月8日向我方发送信息，经过核对第二被告的手机我们不认可其真实性，另外他有删减，从原始载体4月9日连续聊天记录可以反映第三被告于4月9日收到第二被告发来的车辆信息后，直接作出拒绝承保的意思表示，4月12日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无关联性，非涉案车辆的保单。也能证明正常投保双方达成承保意思表示后均会出具保单。从载体上可以发现第二被告遗漏了2019年5月27日双方对投保车辆的对账清单，上面经双方确认未对涉案车辆辽Ｈ×××**进行投保及承保。2019年6月27日双方又对承保车辆进行确认及结算，也能显示未对涉案车辆投保及承保。2019年7月12日，双方再次承保车辆进行确认及结算，也能显示未对涉案车辆进行投保及承保。其中4月9日微信上明确换不了。且经核对原始载体，2019年6月27日薛文浩发给于洋爱人宋**的对账记录，显示的是辽Ｈ×××**保费用沈阳东羽辽Ａ×××**号进行对冲。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理由为能够证明于洋具有保险代理资质，聊天记录反映出于洋通过亚太司乘险群与亚太保险公司联系业务。5.被告于洋提供的承保表、批改申请单，证明于洋是亚太代理人，得到亚太认可，已从2018年开始双方形成保险代理关系，于洋找业务，亚太出保单，流程通知亚太司乘险群完成，本案车辆投保方式通过该流程，同时证明沈阳东羽辽Ａ×××**退保，1600元保费没退，抵作案争车辆辽Ｈ×××**的保费，被告单位经理薛文浩知道此事，但没给录入，责任在亚太保险。原告质证为无异议。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无异议。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对于承保单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系其它车辆我方承保情况。但也能证明第三被告作出意思表示以承保单形式对外作出。批改申请单真实性无异议，辽Ａ×××**确实退保，但该退保单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承保。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观点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考虑。6.被告于洋提供的薛文浩与于洋之间的微信截图、对账单共计16张（2019年4月10日、4月18日，包括于洋爱人宋**的微信截图2019年8月至2019年11月，司乘险群中2019年4月8日、9日聊天记录），证明双方之间保险费支付方式及案争车辆的保费已支付到亚太保险。对账单确认出险车辽Ｈ×××**与辽Ａ×××**对冲，保费已交，即先交保费，亚太上海却没给录入系统。薛文浩是亚太业务经理，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于洋与薛文浩就涉案车辆保险已经交代清楚，是被告亚太雇员薛文浩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给原告及第一被告造成损失，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质证为无异议。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无异议。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2019年5月27日的对账表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辽Ａ×××**车辆确实投保过并出具保单，但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投保，该表所有投保车辆均出了保单且有结算金额，第三被告所收到金额与该表上吻合。故不存在涉案车辆投保情况。原记载的2019年7月25日表格，经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确认，该表格是2019年9月18日由被告二爱人发送给第三被告的，并非2019年7月25日被告三发给被告二的。我们认为该时间节点发生在事故发生后三个月，且是被告二添加与本案无关。2019年4月8日、9日聊天记录，可以显示第三被告明确告知第二被告不能承保的意思表示。对2019年9月18日表格质证意见同前述。第二被告转给第三被告的保费的转账记录与5月27日对账表金额一致。能证明涉案车辆没有支付过保费，也没有进行过投保。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观点结合其它证据综合予以考虑。7.被告于洋提供的薛文浩和被告于洋的妻子宋**的微信聊天截图和文字翻译以及微信中附件表格的打印以及于洋支付给薛文浩保险保费的凭证。证明涉案车辆辽Ｈ×××**与辽Ａ×××**号车辆已经对冲，于洋已经实际支付了该涉案车辆的保费，双方在2019年7月25日，薛文浩对于洋妻子宋**的微信聊天以及账单核对，均表示可无异议。能够证明保险公司已经接到了于洋支付的涉案车辆的保险费。原告质证为无异议。被告宋丕洪质证为该组证据没有异议，可以证明保险公司收取了两份保费，包括涉案车辆，且根据我方已实际向于洋交付了保费，保险合同成立，我方认为于洋是代表亚太公司与我方签订保险合同。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质证为首先对2019年5月27日薛文浩与于洋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证明了于洋于5月27日前对辽Ｈ×××**进行投保，其结算单上不存在，该车辆不存在，且于洋对结算单进行了核对，并支付了按照核算单上的车辆信息及金额支付了款项。2019年7月16日于洋妻子与薛文浩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有截取，他将薛文浩的答复HA6382未投保的回答进行提交，且该聊天发生在2019年7月16日，事故发生时间是2019年6月12日，该对话是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月，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于洋对辽Ｈ×××**进行了投保。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观点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考虑。8.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19年5月27日对账表、2019年6月27日对账表、2019年7月12日对账表，证明诉争车辆经双方确认为未进行投保和承保。辽Ａ×××**车辆在2019年7月12日对账表中明确对冲的是辽Ｈ×××**车辆，且辽Ｈ×××**车辆于2019年6月17日已出保单。原告质证为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宋丕洪质证为不能证明被告三拒绝为涉案车辆承保，同时可以证明被告二与被告三是通过微信方式对车辆进行投保，也符合我方与被告二投保方式。至此我方缴纳的保险均未退还。被告于洋质证为2019年5月27日没有发过对账表，2019年6月27日发过对账表，其数额是不一样的，2019年7月12日发过对账表，但与第三被告提供的表格内容金额及车辆不一致。被告三提供的三份证据能证明第二被告是第三被告业务代理人，双方有结算结账周期，按照保险公司业务流程有的是先付款再出保单，有的是先出保单再结算，是否出保单何时出保单进度由保险公司决定，因此在此情况下，不能以没有出具保单否定双方保险合同的存在。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理由为2019年5月27日的对账单标明辽Ａ×××**保费已交，但该车在4月9日已明确退保，而辽Ｈ×××**号是在2019年6月17日才出现，而事故发生在2019年6月12日。9.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19年4月9日聊天记录，证明4月9日直接答复不能承保。原告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第三被告属于保险公司，对于第二被告所投保的业务作为保险代理人，其同样没有拒绝投保的义务。通过其员工意思表示可以看出只有退保重作，表明其愿意接受第一、二被告与其达成保险的合意，同时按交易习惯，双方就承保的内容在微信群沟通即可，表明双方合同关系的订立及合同的生效作为被告三未明确作出，如合同的订立未成立应由第三被告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有异议，不能体现保险拒绝承保，同时能证明保险公司知道涉案车辆有投保意思表示。我方已实际缴纳保费。被告于洋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第三被告明知涉案车辆要投保，并以辽Ａ×××**保费抵顶涉案车辆保费，第三被告没作出拒保表示，并提出需要重新录入，至于第三被告在技术上如何处理，作为保险代理人不知道其内部的操作涉案车辆录入信息。并根据于洋与薛文浩在司乘险群中将车辆信息提供给第三被告。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理由为换不了的后面还有退保重做这句话，不能证明拒绝承保，而是将退保的车辆从系统中退出来，再给事故车辆录入。10.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19）辽0804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辽08民终5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经区法院查明的事实第五页中明确不适用车上人员座位险。上诉时原告也称死者是被集装箱砸压致死，在车外。判决书中也证明第一被告已获得保险公司40万元的理赔。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宋丕洪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在被告处投保的是司乘人员意外险，属于非车险范围，判决书适用第三者责任险，是责任险范围，两个保险险种、保险责任、保险机构均不同，不能因为原告在其它责任保险机构承保，获得理赔而免除本案保险公司的责任，另生效判决中确认的死者处于车外被集装箱砸死的情形，也不属于本案险种的拒赔情况。对于死者来说本起事故属于意外，且在承保时于洋也称车上车下都赔，对车不对人，只要是驾驶该车的驾驶员就属于保险责任。被告于洋质证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理由为系生效法律文书，该生效法律文书上认定赵某2系辽Ｈ×××**车辆的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11.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19年6月18日于洋为投保辽Ｈ×××**车辆乘员险向我司提交的投保单一份，主要证明于洋按照我保险公司投保流程进行投保，应由投保人向我保险公司递交投保单，该投保单载明了需要投保的车辆、投保的保险险种、期限、起算时间，证明2019年6月18日于洋投保的是HA6382车辆，我司从未收到过辽Ｈ×××**车辆的投保单，也间接证明辽Ｈ×××**车辆未进行过投保，也证明于洋所诉光提交照片就能投保的说法是不实的。第三人也携带了多份于洋其他车辆的投保单进行一个佐证，但不作为证据提交，因为没有关联性，但法院需要可以进行一个参考。原告质证为有异议，此证据与我无关。于洋与保险公司一伙的，于洋收钱就代表保险公司收钱。被告宋丕洪质证为此组证据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该组证据显示的投保险种和本案的险种是一致的，那么也可以直接证明亚太保险承保的是意外险，以及涉及到在何种条件下需要经常赔付的一个保险约定。第一被告经营的其它车辆在亚太保险投保的都是通过于洋，也都是采用向于洋微信的方式提交相关证件的，并不是通过面签的方式签订保险合同。被告于洋质证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于洋同意第一被告的意见，另我们双方是按照此合作模式以及流程进行的保险业务拓展和保险合同的签订，双方是合作关系。涉案的车辆辽Ｈ×××**是在2019年的5月27日之前的保险统计表中已经对该车辆与辽Ａ×××**进行了对比冲，亚太提供的辽Ｈ×××**车辆的投保单没有关联性，是分别两个车辆的投保。第三辽Ｈ×××**的投保单恰巧与2019年7月25日薛文浩和宋**的微信聊天以及对账表，在其中对辽Ｈ×××**车辆的保费进行冲抵，已经用红字部分做了明显的标注，并且薛文浩在聊天记录中对该表格予以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于洋才按照该表格上统计的数额支付了相对应的款项，证明在案发事故发生之前该涉案车辆辽Ｈ×××**已经支付了对应的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关联性不予采信，理由为能够证明司乘意外险的保险金额，因未提供保险单和承保表，不能全面准确确定投保的真实完整情况。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12日23时30分许，赵某2（已故）驾驶辽Ｈ×××**/辽Ｈ×××**号车辆行驶至宁河县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至6公里+500米处，海城市腾鳌镇将军村路段，由于赵某2驾驶车辆忽视行车安全，操作不当，致车辆驶入路东侧绿化带，与路边路灯杆及绿化物及绿化带内石头相撞，赵某2被甩出驾驶室，掉落在路上，集装箱由挂车左侧脱落侧翻至赵某2身上，赵某2被集装箱砸压，致车辆及箱体损坏、绿化物损坏、路灯杆损坏、赵某2死亡的交通事故。经海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第2103811201900003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2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赵某2生前已与妻子付长华于2018年4月10日离婚，其有二女，长女赵佳丽，次女赵某1，赵某2的父亲赵忠江已故，其母亲王桂芝健在。王桂芝、赵佳丽、赵某1曾以宋丕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分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辽0804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机动车强制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王桂芝、赵佳丽、赵某1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王桂芝、赵佳丽、赵某1431746元；给付被告宋丕洪4000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不服，上诉至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8民终5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丕洪为辽Ｈ×××**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被告于洋系取得保险代理人从业资格的经纪人，自2018年9月起为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代理保险业务，同亚太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薛文浩联系并建立亚太司乘群通过微信联系业务，于洋的妻子宋**也加入到此群中代表于洋同薛文浩联系业务。2019年4月4日被告宋丕洪同于洋通过微信联系要办理驾乘险，于洋答复80万、8万、津贴100，缴纳保险费1600，实际缴纳1280元。宋丕洪将辽Ｈ×××**车的行驶证及营业执照、开票信息发送给于洋，并微信转账支付1600元，于洋答复辽Ｈ×××**驾乘清账。2019年4月4日，沈阳东羽的辽Ａ×××**车通过于洋向亚太保险投保，总保费为1600元，后该车申请退保，2019年4月8日于洋通过亚太司乘群向薛文浩发送辽Ｈ×××**车辆的信息及投保人的身份证，告诉薛“用这个车换那天的那个，给批单，然后去盖章”。4月9日薛文浩答复“这个换不了的，只有退保重做”。4月10日于洋将辽Ａ×××**退保需要交纳的133.3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薛文浩，又将该车的批改申请发送过去告知盖章后快递回来。4月12日亚太保险将批改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于洋，于洋向对方发送邮寄的详细地址。该批改单显示沈阳东羽物流有限公司辽Ａ×××**由于投保车辆错误原因申请退保，总保费1600元，退还保费1466.70元，批改生效日期为2019年4月。2019年5月27日，薛文浩向于洋发送对账表，该表格中有辽Ａ×××**车辆的保费情况，在表格下方注明为“截止到2019年4月30日，上述清单共产生净费金额为67900元，于2019年1月4日转20000元，两笔红色业务的净费已经结账，2019年4月19日转入8220元，因此4月底之前的业务还剩37440元未结算。2019年5月1日至27日产生未结算业务净保费8800元。目前所有未结算净保费为46240元。5月28日、29日于洋分两次转给薛文浩26240元及20000元计46240元，此时双方2019年5月27日之前的账目结清。2019年6月17日，营口吉禹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辽Ｈ×××**车辆通过于洋向亚太保险公司投保司乘意外险，2019年6月27日薛文浩给于洋发送对账表，在备注中注明辽Ｈ×××**车的保费用沈阳东羽的辽Ａ×××**进行对冲了，所以不需要支付。2019年7月12日薛文浩发给于洋妻子宋**对账表，在备注中注明辽Ｈ×××**车的保费用沈阳东羽的辽Ａ×××**进行对冲了，所以不需要支付。2019年8月26日宋**让薛文浩把对账单发一下，薛文浩把2019年7月25日的对账单又发了一遍，标明这是未结的。宋**回复“还有一台辽Ｈ×××**的就对了是吗，一共8056”，薛答复“嗯”。2019年9月18日宋**发给薛文浩一份对账单，上面有辽Ｈ×××**车的保费，问“薛总，看一下，这些是不是完整的对账单”，薛文浩答复这个没问题。2019年9月20日宋**通过微信转账将8024元转给薛文浩，并说明账单已结，薛文浩答复收到。根据亚太保险公司提供的保单，该司乘意外险保额为：身故/残疾为80万元；意外医疗为8万元；住院津贴为43200元（240元/天，最长180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辽Ｈ×××**车辆是否缴纳保费、未能理赔是于洋的责任还是亚太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宋丕洪通过微信转账将保费交给了具有保险代理资质的于洋，原、被告各方均无异议。于洋在向亚太保险投保辽Ｈ×××**的司乘意外险时要求用已经退保的辽Ａ×××**替换，亚太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薛文浩答复是这个换不了，要退保重做。2019年4月10日于洋按照薛文浩的指示将退保费用133.30元交付给薛文浩，2019年4月12日薛文浩将批改单发送给于洋，此时辽Ａ×××**的退保程序完成。2019年5月29日于洋将2019年5月27日前包括辽Ａ×××**车辆的保费全部结清，而辽Ａ×××**已经在4月12日退保，该保费应自助转为于洋要投保的辽Ｈ×××**车辆的保费，故辽Ｈ×××**在出现事故前已经交纳了保险费用。对于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于洋在投保时保险公司作出拒绝投保的意思表示的意见，因薛文浩的答复是退保重做，并非拒绝，而薛文浩确实完成了退保的程序，但重做的程序并未进行，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亚太保险所称是用辽Ｈ×××**对冲辽Ａ×××**车辆保费的意见，辽Ｈ×××**发生交通事故是在2019年6月12日，于洋要求投保是在4月9日，辽Ａ×××**退保是在4月12日，交纳保险费在5月29日，故在辽Ｈ×××**车辆发生事故时并无辽Ｈ×××**的存在。辽Ｈ×××**投保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而薛文浩第一次提出用辽Ｈ×××**对冲辽Ａ×××**的时间为6月27日，此时距辽Ｈ×××**发生交通事故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虽然薛文浩当庭不承认此时已知晓辽Ｈ×××**发生交通事故，但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家属还是投保人都会向投保的保险公司查询，薛文浩知情的盖然性较大，故才能出现薛文浩在对账表中标注用辽Ｈ×××**对冲辽Ａ×××**的说法，且根据双方的对账单，辽Ｈ×××**在2019年的9月20日已经交纳了保险费用，薛文浩代表保险公司亦收到了该费用，这说明辽Ｈ×××**和辽Ｈ×××**均交纳了保险费用，并不存在用辽Ｈ×××**对冲辽Ａ×××**一说。关于被告保险公司所称赵某2被本院生效判决认定为第三者，不适用于司乘意外险的答辩意见，由于赵某2是在驾驶辽Ｈ×××**的过程中被甩出驾驶室，掉落在路上被集装箱砸压致死，亦是在履行司乘人员职务时发生交通事故身亡，完全适用于司乘意外险，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由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未能及时将辽Ｈ×××**的车辆保险信息录入系统，致使理赔不能顺利进行，亚太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赔偿的数额，因司乘意外险约定意外身故应赔偿80万元，故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应比照辽Ｈ×××**车辆投保的情况赔付保险金80万元。三原告系辽Ｈ×××**车辆驾驶员的近亲属，在投保的情况下，三原告对赔付的保险金具有保险利益，故其主体适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王桂芝、赵佳丽、赵某1保险金800000元。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霍建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路鑫书记员王丽梅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