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1111行初95号原告严安云，女，汉族，1977年2月21日生，现住南京市白下区。被告句容市茅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句容市茅山镇。法定代表人郭露，该镇镇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戴显斌，该镇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刘桂生，江苏刘桂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严永青，女，汉族，1952年2月27日生，住句容市。委托代理人胡金德，江苏巨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严安伟，男，汉族，1975年2月21日生，住镇江市。委托代理人胡金德，江苏巨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严安云诉被告句容市茅山镇人民政（以下简称“茅山镇政府”），第三人严永青、严安伟行政协议一案，句容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经该院请示，由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两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严安云，被告茅山镇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戴显斌及委托代理人刘桂生，第三人严永青、严安伟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胡金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严安云诉称，被继承人王秋生（2014年12月1日已故）与第三人严永青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两子一女即案外人严安扣、本案原告严安云及第三人严安伟。王秋生名下位于句容市茅山镇上岗南自然村24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于2018年因茅山镇何庄村村庄整理被拆迁，后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诉至句容市人民法院，直到该院2019年10月9日向原告送达相应的行政答辩状及相应证据时，原告才获取了由茅山镇乡村振兴示范点何庄村村庄整理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何庄指挥部”）与本案两位第三人签订的《茅山镇乡村振兴示范点何庄村村庄整理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认为案涉房屋系原告之父王秋生的遗产，原告作为王秋生户的家庭成员之一，亦是案涉房屋的法定继承人，因此《补偿安置协议书》未将原告作为共同所有权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何庄指挥部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违反法律的规定，因何庄指挥部由被告成立，应由被告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原告要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对案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迁。综上，原告诉至法院：1、请求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部分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变更为增加在原地产权调换补偿原告180平方米按照重置价格（每平方米950元）结算的房屋；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将剩余未拆除的原告其余房屋维持原状；3、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宅基地证，证明案涉房屋坐落地址，且项下土地的使用者为原告父亲王秋生；2．户籍底根，证明被继承人王秋生去世，原告与第三人严永青、严安伟作为法定继承人，应共同共有案涉房屋；3.《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作为共同共有人未签署该协议书，且不知晓被告与第三人私自签订该协议书，该协议书因违反了物权法第97条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分割的法律规定，原告主张部分撤销属于原告的产权部分的协议；4．房屋分割协议，证明尚未拆除的180平米的房屋系归原告所有；5．王秋生火化证明，证明王秋生去世的事实；6．何庄村乡村振兴大会名单，证明何庄村委会书记在本次茅山镇乡村振兴示范点何庄村村庄整理项目开始时未依法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7．茅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文件，证明茅山镇政府组建了何庄指挥部，村书记也是其指挥部成员；8．照片一张，证明第三人严永青委托原告办理案涉房屋拆迁事宜，该委托书被被告出庭应诉的戴镇长撕毁；9．拆迁补偿结算单，证明被告在其他案中提供给原告的结算单中确认的房屋面积379.78平方米，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原告当庭补充以下证据材料：10．长兄严安扣的情况说明，证明其放弃案涉房屋的继承，案涉房屋应由本案原告和两个第三人共同继承、共同共有；11．何庄村村民代表大会3号公告，证明原告及第三人严永青均未享受拆迁安置房屋或相应补偿，虽然原告户口现不在何庄村，但根据“茅山镇乡村振兴示范点何庄村村庄整理实施方案”的规定，原告应属于有永久性住房的动迁户；12.原告与茅山镇侯书记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侯书记称规划图改过了且开过村民会议了，房屋不拆了，还建议原告母亲严永青将房屋装修一下，同时也证明茅山镇人民政府是适格的被告；13.镇江市民政局关于严安云来信事项的答复，证明何庄村村民代表会议的程序不合法。两个第三人都没有接到村民代表会议通知，因此会议通过的1号公告也不合法。被告茅山镇政府辩称，1.我单位不是适格的被告，被告下属的何庄村系句容市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定的试点村，何庄村民委员会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何庄乡村振兴总体规划》等方案，后被告根据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方案制定了《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报句容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并批准实施，但该工作的实施主体系村民，应是村民意思自治的结果，故我单位不应作为本案被告；2.原告非《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原告户籍并非登记在何庄村，其基于继承法律关系而获得对上述房屋进行分割的权利，因此原告也非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人；3.《补偿安置协议书》系何庄指挥部与村民签订的，协议双方应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存在被告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4.原告在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就知晓，且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茅山镇政府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句容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文件，证明何庄村实施乡村振兴方案的依据；2．2018年8月28日何庄村村民代表大会1号公告，证明系村民大会讨论乡村振兴实施方案；3.《整村空间整治、人居工程方案》，证明系何庄村自治的行为；4.《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证明村庄整理及乡村振兴均系何庄村自治的行为，且经过了上级批准；5.《严安云户口迁出证明》，证明原告自2004年6月4日起户口迁出茅山镇，其不是何庄村村民，无权对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方案、文件等提出异议；6．2018年10月19日由何庄指挥部与本案两个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7.补偿费用结算单；8．村庄整理结算单；9.树木砍伐及移植费用清单；10.奖励结算单；11．2018年9月7日案涉房屋及装饰装修、附属物的评估表及附图；以上证据6-证据11均证明何庄村拆迁指挥部对严永青房屋装饰、附属物进行了全面评估，整个房屋包括案涉房屋总面积是379.78平方米，后与严永青、严安伟就房屋及附属设施、搬迁安置费用、树木、家禽等补偿达成一致，两第三人在协议及相应结算单据上签名、捺印；12.严安伟、严永青签署的申请书，证明乡村振兴是委托何庄村委会统一建设；13.严安伟、严永青签署的房屋废弃承诺书，证明严安伟、严永青同意将何庄村的除案涉房屋以外的部分和树木交乡村指挥处理；14.2018年10月22日《村庄整理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15.原告签名、捺印的情况说明一份；以上两份证据证明在严永青、严安伟与指挥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后，由严安云代替其母亲严永青与指挥部又签订协议书一份，指挥部给予安置的另一套房屋，进一步证明严安云在案涉房屋搬迁的商谈过程中积极参与，且清楚案涉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事实；16.财政所的支付申请书，证明《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结算后的194800元由严安伟领取的事实，至于原告及第三人之间怎么分割与被告无关。第三人严永青、严安伟共同述称，案涉房屋系严永青与丈夫王秋生共同共有的房屋，王秋生去世后，经各继承人即严永青和长子严安扣、次子严安伟及女儿严安云共同口头协商，将案涉房屋中约180平方米的房屋（即现场查勘记录中的S1、S4部分）由原告继承，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仅针对其本人继承的部分，无权处置原告通过继承获得的部分房屋；另指挥部的主体资格、评估机构选定的程序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是无效的。第三人在本案审理中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仅申请了证人王某1和王某2出庭作证，证明被告在拆迁过程中有“签署空白协议”“不解释拆迁政策”等行为，程序不合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之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予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系被继承人王秋生的宅基地证，该证据未载明原告所有的房屋面积，证据1至证据3仅能证明原告作为王秋生（已故）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不能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中的部分房屋享有所有权，故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证据4分割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9年的6月10日，晚于《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的时间2018年10月19日，且长子严安扣未在该协议中签字，第三人在与指挥部商谈的过程中也未提出其他人有继承权这个情况，因此无法排除系原告和第三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之后形成的该协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中未拆除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对证据5和证据8的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据8恰能说明原告从2018年10月1日起就应当知道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事实，与其当庭陈述矛盾，故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恰证明了实施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主体应是何庄村村民委员会，本案的适格被告应是何庄村村民委员会。被告对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10-证据13认为已经超过举证期限，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证据10认为系在《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之后形成，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如果王秋生去世前就有分家析产的协议，即使是口头协议，根据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是分给两个儿子；对证据11的两份公告，原告不是何庄村村民，她无权对村民代表大会所做出的公告提出质疑，即使程序上有瑕疵，也不影响村民代表表决的效果，该公告获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对证据12的录音内容，因录音的时间和主体无法确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4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只是指导性文件，不是本次拆迁的依据；证据3、证据4的批准、公告程序均不合法；证据2合法性不予认可，已另案处理；证据5没有异议。证据6-证据13及证据16原告不清楚，均是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行为。证据14、15是另在春城购买的房屋，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规定，农村土地征用及拆迁应当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而并非由村委会进行；对证据6及证据11-证据13的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指挥部作为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不合法；对证据7-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反映了第三人严永青户应是作为两户予以拆迁安置的，因为奖励是按每户2万元，共计4万元给付的；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原告认可第三人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的证言，被告认为两个证人与第三人均不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且被告和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并不在场，因此对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及相应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根据证据采信规则，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9，除证据4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因被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因是原告和第三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之后达成的协议，且即使系各法定继承人对王秋生遗产协商一致的分割结果，也不影响对本案行政协议效力的认定，因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原告提出的证据6是否违反相应法定程序不在本案审查的范围；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综合被告提交的证据，虽然由何庄村民委员会实际实施“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但被告系对该工作负责的主体，应为本案适格被告。对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10，应系原告对证据4的补强证据，该证据的形成时间同样晚于《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同样系法定继承人对继承财产的处置意见，亦不影响对本案行政协议效力的认定；对证据11及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证据12录音的时间和主体无法确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认定如下：因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及证据4之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未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及证据11-证据13的合法性第三人以指挥部作为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不合法为由提出异议，虽然本案中协议的签订人与对协议效力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不一致，但应系法律规定的委托行为，相应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承担，故对第三人提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4、15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两组证据与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没有关联性。对第三人申请证人出庭陈述的证人证言，因两位证人与原告和第三人均不是同一村民小组，且承认未在原告和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现场，因此其证言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严永青与王秋生（已故）系夫妻，共育有两子一女，即长子严安扣、次子严安伟（本案第三人之一）及女儿严安云（本案原告）。案涉房屋是以王秋生原有宅基地上房屋为基础扩建而成，原告自2004年6月4日起户口迁出茅山镇。2018年3月5日，中共茅山镇委员会、茅山镇人民政府作出茅委发[2018]3号文件《关于成立茅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的通知》。2018年8月27日，中共句容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出句委改〔2018〕1号《关于批转茅山镇的通知》（以下简称《批转乡村振兴试点方案通知》），该通知附件《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对何庄村整村实施村庄整理，按照统拆统建、一户一宅的原则，在坚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对何庄村进行整体拆迁，并采取就地安置、异地安置、货币安置等多样化安置形式；同时，该方案明确茅山镇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统筹、规划、设计、管理、运营。2018年9月10日，茅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作出[2018]2号文件《关于成立茅山镇振兴示范点何庄村村庄整理工作指挥部的通知》。2018年10月19日由何庄指挥部与本案第三人签订了案涉房屋的《村庄整理结算单》、《安置补偿费用结算单》、《奖励结算单》、《统一建房申请书》、《废弃房屋承诺》及《补偿安置协议书》等文件，选择了就地安置方式。同年10月22日，原告严安云受第三人严永青的委托，与何庄指挥部签订《村庄整理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以严永青位于何庄上岗南自然村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另行置换了位于茅山镇春城集镇春城××安置房××套，并自愿给付房屋差价款共计117202.80元。现原告认为其与第三人严安伟同样作为王秋生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户籍均迁出了何庄村，且其未明确放弃继承权利，应属于案涉房屋的共有人，被告和第三人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遗漏了案涉房屋的共同所有人，且在签订时未告知第三人已将应属于原告的财产归属于第三人，因此，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在签订时主要证据不足，且因被告原因导致第三人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且同村组有与原告同种情况的村民获得了安置，对原告显示公平，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1.依法部分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变更为在原产权调换的基础上补偿安置原告180平方米按照重置价格（每平方米950元）结算的房屋；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将剩余未拆除的原告其余房屋维持原状。另查明，根据句容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句委发〔2018〕23号）精神，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涉及的1000余户村民均签订了相应的《补偿安置协议书》，目前，尚有10余户未达成一致的协议。审理中，原告提出因案涉房屋已被拆除，当庭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将案涉房屋恢复原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七十条之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后经本院依法释明，且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系针对另一行政行为提出，与本案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之诉讼请求，不可在同一个案件中一并主张，原告明确本案之诉讼请求仍系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就原告所有的房屋与原告签订相应的“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被告是否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2.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3.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认为，行政协议系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被告因实施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与本案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就地安置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既具有行政管理活动“行政性”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协议性”的特别属性。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虽然非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相对人，但是否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应是对其是否为《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利害关系人资格的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的规定》）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是确定了只要与行政协议本身具有利害关系且其固有利益受损的行政协议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即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因案涉房屋涉及王秋生的遗产，虽然该遗产的继承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法定情形，但原告作为王秋生的女儿（法定继承时第一顺位继承人之一），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因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无效、可撤销，必然会影响原告可继承的总的财产权益，该权益与继承人之间依法分配的财产权益并非同一概念；此外，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主体资格的认定不应受到本案裁判结果的羁束，原告只要是该行政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就应当充分保护其诉权。因此，本案原告宜认定其系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利害关系人，具备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另，《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本案中虽然被告也非《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一方主体，但根据《江苏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因此，被告茅山镇政府具有负责本区域内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职权。另中共句容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转乡村振兴试点方案通知》明确了由被告作为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统筹、规划、设计、管理、运营，该文件下发后，被告即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领导小组并作出[2018]2号文件，成立了何庄指挥部。故何庄指挥部系由被告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其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行为，应视为受到了被告的委托，原告不服提起诉讼的，应由茅山镇政府作为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情形即“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原告认为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被告遗漏了共有人系主要证据不足，评估机构的选定及村委会的公告均违反了法定程序，且系第三人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同时显示公平，损害了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合法财产权益，故应予部分撤销，并将原告增加为补偿安置主体，与原告签订相应的“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1.由原告提交给被告的案涉房屋“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的所有权人系王秋生（已故），被告作为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实施单位，即使知道案涉房屋涉及继承，但继承存在多种法定情形，要求被告查明相应情况，不仅存在现实困难，显然也不利于该项目的实施效率及补偿安置等法律关系的稳定；此外，根据农村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政策，被告以王秋生户居住于案涉房屋的相关继承人作为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相对人，并无不当，其他继承人可以就补偿所得自行与其协商分配或通过民事法律程序确认其权益并予以分割；2.针对原告提出的第三人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存在的“重大误解”情形，首先应由第三人作为协议的相对人提出，且需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在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公布了由上级部门批准的《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在入户调查期间尽到了相应的宣传、解释及调查工作，本案中第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不足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被告委托何庄指挥部与第三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并未违法减损第三人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行政行为的内容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应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原告据此主张《补偿安置协议书》可撤销，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由3.原告认为的《补偿安置协议书》“显示公平”，是基于其认为被告在进行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过程中，违法违规给予部分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村民以补偿安置，但原告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被告存在上述情况，也不能作为原告认为《补偿安置协议书》“显示公平”并要求予以撤销的理由；4.从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因素考虑，被告将王秋生的遗孀及儿子作为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相对人，不仅符合我国农村房屋等财产传承的风俗习惯，亦能更好地保障老年人对自身财产的支配权，原告及其他子女如就继承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其是否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及是否具有继承权利。综上，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且违法情形，亦不存在《行政协议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的可撤销情形，该《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应予以撤销。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另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8年10月19日，现被告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当日参与了该协议的签订，亦未有直接证据证明原告获知该协议书的具体时间，仅是通过原告受第三人严永青委托于2018年10月22日与何庄指挥部签订《村庄整理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时间推定，而原告原向句容市人民法院递送的行政起诉状之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该法院移送的送达回证上未载明接受原告行政起诉状的时间，因此，从原告递送的行政起诉状落款时间来判断，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故对被告认为的原告提起本案之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系何庄村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的实施单位，具有和第三人签订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法定职权，且被告遵守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并无明显不当的情形，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与之重新订立相应补偿安置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安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严安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景 欣人民陪审员  冷海珍人民陪审员  史曙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齐俊龙书 记 员  冷 云附：1.法律条文2.上诉须知附：1.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上诉须知一、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我院相关审判庭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以便连同案卷移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时未预交的，最迟在上诉状提交后七日内交纳，逾期不交纳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二审法院不再催交，直接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三、当事人应凭判决书和上诉状直接到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交费。直接交费不方便的，可汇款至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镇江市永安路分理处，账号：11×××61；请勿以现金存款的方式交费。交费后，应在三日内将交费凭证递送我院，以便及时将案件材料移交中级人民法院。四、上诉人不另预留送达地址的，上诉人住所地即为法律文书送达地，法院按住所地邮寄法律文书，即使退回，也视为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