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6行终6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安富民温室大棚厂，住所地海安市曲塘镇工业集中区。 经营者徐锋，男，1986年8月22日生，××族，住海安市。 委托代理人徐荣华，男，1944年12月26日生，住海安市，系徐锋祖父。 委托代理人范建军，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海安市长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沈宏华，局长。 应诉负责人王鲲，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永生，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陶橪，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吕某甲，男，1983年1月13日生，××族，住海安市。 上诉人海安富民温室大棚厂（以下简称富民大棚厂）因诉被上诉人海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海安人社局）、原审第三人吕某甲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691行初7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1日起，吕某甲的母亲毛某至富民大棚厂工作，主要从事打包配件等工作，劳动报酬根据毛某的实际工作量，以现金方式不定期结算。2018年9月1日上午7时25分许，案外人谌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经海安市曲塘镇刘圩村八组十字交叉路口，遇毛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该路口同方向行驶，谌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越毛某所驾电动自行车过程中，毛某左转弯，双方相碰刮，致毛某跌倒受伤、车辆部分损坏。2018年9月13日，海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20621201800002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谌某与毛某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毛某于事发当日被送至海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脑疝形成，右侧额叶、双侧颞叶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中颅底骨折伴颅内少量积气，左颞骨骨折伴左乳突积液，左侧顶枕部皮下血肿，多处软组织挫伤”，2018年9月25日，因毛某脑功能损害，最终可能长期昏迷，甚至植物生存状态，医院经与毛某家属沟通后安排出院，告知出院后随时有可能出现痰堵窒息、深静脉血栓、脑积水等，甚至呼吸循环衰竭导致死亡可能。2019年4月4日，毛某死亡，其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亡原因为脑积水。吕某甲就毛某所受事故伤害向海安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海安人社局告知其缺少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告知其补正材料。2019年7月22日，毛某亲属向海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毛某与富民大棚厂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于当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毛某亲属不服，于8月5日向海安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海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苏0621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确认毛某与富民大棚厂自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存在特殊劳动关系。该民事判决已经生效。 2020年3月17日，吕某甲向海安人社局补充提交判决书等材料，海安人社局经审查后向吕某甲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向富民大棚厂邮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富民大棚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举证。海安人社局经调查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B210第002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28号决定书），查明吕某甲母亲毛某系富民大棚厂的职工，2018年9月1日7时25分左右，毛某驾驶电动车上班，途经曲塘镇刘圩村八组十字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毛某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经海安市人民医院治疗后，于2019年4月4日因脑积水死亡。毛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伤。上述决定已于5月9日向富民大棚厂邮寄送达，向吕某甲直接送达。富民大棚厂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海安人社局作出的28号决定书，依法确认毛某发生的事故不构成工伤。 另查明，毛某出生于1957年11月1日，未享受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再查明，毛某亲属于2019年4月18日就毛某因交通事故所致伤害将谌某起诉至海安市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谌某对其与毛某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以及责任认定均不持异议，海安市人民法院亦采信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并据此认定谌某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海安人社局作出的28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具体为毛某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对象、是否属于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以及海安人社局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关于毛某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对象。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富民大棚厂与毛某自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存在特殊劳动关系，毛某发生事故时间为2018年9月1日，系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故应将毛某所受伤害纳入《工伤保险条例》调整范畴。 关于毛某是否属于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针对案涉事故责任问题，交通警察部门作为行政主管机关针对事故责任认定作出的结论可以作为海安人社局在行政程序中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且事故另一方当事人在侵权赔偿民事诉讼中表示认可承担同等责任，海安市人民法院亦在生效裁判中采信该事故责任认定，并据此确定赔偿比例。故海安人社局认定毛某承担非主要责任的事实并无不当。对于毛某是否在上班途中的问题，结合以下几方面可以作出认定：第一，富民大棚厂主张其平时无严格的上下班时间要求、也不进行考勤管理，依据实际工作需要通知工人到厂工作。本案中，2018年9月1日早晨，富民大棚厂经营者于7时20分电话联系了毛某。富民大棚厂经营者认可其打电话确实是通知毛某上班，但又称当天早晨毛某以有事为由拒绝上班，由于毛某是否拒绝现仅有富民大棚厂经营者的单方陈述，不能否定富民大棚厂经营者当日早晨通知毛某上班系客观事实。第二，富民大棚厂陈述事发前一天下午，毛某在富民大棚厂厂内工作，说明毛某存在工作时间上的连续性。第三，毛某家距离富民大棚厂厂约五百米左右，从毛某接到富民大棚厂经营者通知上班的电话后出门，至7时25分左右发生交通事故，时间上存在连续性。第四，毛某发生事故的地点系在两条路的交叉口，根据事故认定书，公安机关查明毛某由南向北行驶至该交叉口左转时与谌某发生碰刮，富民大棚厂的位置即在该交叉口西边，毛某的驾驶路线符合上班路线。基于上述事实，海安人社局认定毛某系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无不当。至于富民大棚厂提供的两位证人反映富民大棚厂与毛某丈夫吕某乙在交涉过程中，吕某乙曾提及“我不讹人，出事的当天不是上你家来的”这一情况，因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证人也并未能完整反映协商的过程以及该句话的前因后果，故本院对富民大棚厂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因此，毛某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海安人社局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本案工伤认定程序的合法性，海安人社局依法履行了审查受理、告知答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并送达的程序，符合工伤认定程序规定。各方当事人对28号决定书的程序合法性亦不持异议，不再赘述。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富民大棚厂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富民大棚厂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案涉交通事故责任认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监控录像所记录的现场情况，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毛某在距离交叉路口14米时左拐弯，且未打手势，与从其左侧超车的谌某的电动自行车后轮相撞，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错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诉讼中系证据，人民法院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对其进行审查，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否则，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未对毛某家属诉谌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书进行质证，而直接采信，审理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定毛某所受事故伤害发生在上班途中没有事实依据。证人景某、周某均证明吕某乙曾承认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当天毛某不是到上诉人处上班，海安人社局、吕某甲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两证人的证言。3.一审判决认定毛某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79号建议的答复(人社建字〔2019〕37号)，上诉人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毛某之间应按劳务关系处理，并依据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双方权利义务。且毛某受雇于上诉人时，上诉人对其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和考勤，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临时通知其到工厂干活，并根据实际干活量发放报酬，上诉人与毛某之间是劳务关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海安人社局作出的2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毛某所受事故伤害不构成工伤。 被上诉人海安人社局辩称，1.海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毛某与上诉人自2016年8月1日到2018年9月1日期间存在特殊劳动关系。2.据海安人社局调查，毛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了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可以认定毛某所受伤害属于在上班途中发生非属于本人主要原因的事故。根据海安市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海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毛某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可以认定毛某因本起交通事故死亡。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与被上诉人调查的情况不符，不能证明毛某不是到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3.毛某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受伤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毛某本次所受伤害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综上，毛某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吕某甲述称，案涉交通事故中毛某左转弯时离路口只有七、八米远，动作也不突然。吕某乙到上诉人处是索要毛某的工资和讨要说法，双方发生过争吵，吕某乙没有说过毛某不是上班的话。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富民大棚厂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1.富民大棚厂提供的证人景某、周某的书面《证词》均为同一格式打印，内容同为：2019年2月1日（去年腊月二十七）上午我去大棚厂装货。吕某乙（毛某的丈夫）在办公室门口脸朝西说：“我不讹人，出事那天早上她（毛某）不是上厂里来。我要回去了，她（毛某）一时三刻离不开人。”这是他亲口所言，我可以到法庭作证。特此证明。出具时间同为2019年8月20日。 2.2019年8月29日在海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毛某亲属诉富民大棚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中，景某、周某作为证人到庭作证。景某陈述，听到有人说，“我不讹你”“我家那天不是来这儿的”。周某陈述，在办公室我听到说“我不讹人，出事这天不是去你厂里来的，我现在要回去，家里不能离人”。 3.2020年3月27日在海安人社局对景某调查时，景某陈述，我到厨房时听到，毛某的老公在吵，说什么账错了，具体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4.富民大棚厂在一审中提供的视频系从案涉事故现场的左后侧上方拍摄，从视频内容看，谌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毛某左侧通过时，毛某向左侧倒地。两电动自行车距离较近。从视频拍摄方向看不出毛某有明显的左转弯动作。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毛某与富民大棚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毛某受到案涉事故伤害时是否在上班途中；3.海安人社局依据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毛某在案涉事故中不负主要责任是否合法有据。 一、关于毛某与富民大棚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中，海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621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确认毛某与富民大棚厂存在特殊劳动关系。从该案庭审笔录及判决认定的事实看，毛某自富民大棚厂自认的2016年8月1日始至案涉交通事故发生，连续为富民大棚厂提供有偿劳动，工资按件计算，持续时间较长，用工关系固定，双方存在特殊劳动关系。富民大棚厂诉称其对毛某未明确上下班时间、进行考勤和发放固定工资，因属于富民大棚厂的生产、管理和用工模式问题，不影响或否定本案特殊劳动关系的存在，不能成为认定（2019）苏0621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问题的理由。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划定退休年龄主要是考虑到劳动者达到一定年龄后由于身体状况等原因而难以适应工作需要，从而让其退出工作岗位休息并享受养老待遇，划定退休年龄并不禁止已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继续从事劳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加劳动的已不在少数，尤其是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他们在劳动中同样为用人单位和社会创造价值，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同等保护，不能因其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被排除在保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也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该答复意见正是体现了对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平等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该答复意见虽然是针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请示作出，但从其答复内容看，并未区别进城与非进城务工农民，只要在被用人单位聘用期间因工伤亡，都应当在《工伤保险条例》调整范围内，这也体现了平等对待的原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79号建议的答复》（人社建字〔2019〕37号）系针对“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该条内容是，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建议”作出的，该“建议”正反映了职工达到或超过法定年龄后继续参加工作所涉及的劳动关系、权益保障及职业伤害等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该答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制定当时的“主要考虑”，虽未对上述建议问题表明态度，但也指出“江苏、广东等地从保护劳动者权益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实际，区别不同情况在劳动争议仲裁和司法实践中对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护如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等进行了一定探索”，并表示“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交换意见，拟对此问题加强裁审衔接。”可以看出，该答复对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给予平等保护的实践做法是支持的，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立场一致。 当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在招用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时应注意到存在的潜在风险并慎重选用，一旦招用，除非具备法定情形，则不应以年龄为由排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故富民大棚厂以毛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案涉工伤保险责任，不仅其理由不能说明（2019）苏0621民初5227号民事判决在认定双方存在特殊劳动关系上存在重大问题，其主张也不符合〔2010〕行他字第10号答复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毛某受到案涉事故伤害时是否在上班途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当日7时20分，富民大棚厂经营者曾打电话通知毛某上班，7时25分毛某发生交通事故；毛益化家距富民大棚厂约五百米左右，事故地点在两者之间的道路上，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与富民大棚厂经营者打电话的时间相对应连贯合乎常情，可以认定毛某当日是以上班为目的，并在合理时间内和合理路线上，即为上班途中。至于富民大棚厂提供的两证人证言，吕某甲予以否认，并称2019年2月1日吕某乙去富民大棚厂是为了索要毛某的工资报酬，双方曾发生争执。2020年3月27日证人景某在接受海安人社局调查时也陈述听到吕某乙因为账在吵。鉴于两证人的书面证词内容、格式完全一致，明显系同一模板打印，且与在海安市人民法院庭审作证、海安人社局调查时的陈述又不完全一致，加之不能完整反映当日吕某乙在富民大棚厂全面、具体情况和真实语境，现仅凭两证人听到的一句有利于富民大棚厂的证言即否定海安人社局认定的毛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证明力不够且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海安人社局依据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毛某在案涉事故中不负主要责任是否合法有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视频显示，谌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毛某左侧通过时，毛某向左侧倒地，两电动自行车距离较近。该视频内容与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发生经过和形成原因分析相符合，不构成相反证据。现上诉人片面强调毛某在案涉事故中的责任，而忽视案外人谌某超车时应尽的安全义务，不能推翻交通警察部门作出的关于谌某与毛某各承担本起事故同等责任的认定结论，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毛某与富民大棚厂存在特殊劳动关系，其所受事故伤害发生在上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富民大棚厂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富民大棚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海安富民温室大棚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德华 审 判 员 郁 娟 审 判 员 张祺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郑华超 书 记 员 王佳馨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