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刑再9号 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熊棍贤，男，1965年1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高中文化，农民，家住江西省高安市。2017年6月9日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因本案于2018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31日被逮捕。现在江西省南昌监狱服刑。 辩护人卢求根，江西瑞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谌报喜，男，1975年6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家住江西省高安市。因本案于2018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2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9月1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熊棍贤、谌报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赣0983刑初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熊棍贤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赣09刑终244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黑婷婷、李希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熊棍贤及其辩护人卢求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自2017年起至2018年4月，被告人熊棍贤从他人手中非法收购大量的丝光椋鸟、八哥鸟及画眉鸟。其中，非法收购况元腮、况元军两人共同非法狩猎的丝光椋鸟16只；多次非法收购况元腮、况元军、罗运龙、况光明四人共同非法狩猎的丝光椋鸟68余只；多次非法收购况庆灶、况庆电二人共同非法狩猎的丝光椋鸟560余只；多次非法收购伍善林、谌志华、熊小除三人共同非法狩猎的丝光椋鸟430余只；多次非法收购况春元、况永军、况德华三人共同非法狩猎的丝光椋鸟800余只、八哥鸟110余只；多次非法收购贾勇军非法狩猎的画眉鸟50余只；非法收购谭福策非法猎捕的画眉鸟10只。 自2017年起，被告人熊棍贤将其非法收购的大量丝光椋鸟、八哥鸟及画眉鸟卖给他人。其中，卖至广州花鸟市场的操柏华，金额为2282166元；卖至广州花鸟市场的马戈亮，金额为107290元；卖至福州的徐宗钦，金额为46693元（另还分两次卖给徐宗钦价值28268元的丝光椋鸟、八哥鸟、画眉鸟及喜鹊，徐宗钦尚未付款）；卖至河南郑州的刘小红，金额为77100元（另还卖给刘小红丝光椋鸟124只、八哥鸟160只，刘小红尚未付款）；卖至河南郑州的张园园，金额为5360元（另还卖给张园园八哥鸟60只、画眉鸟60只，张园园尚未付款）；卖至山东潍坊的刘自明，金额为126933元；卖给张祥，金额为1440元。 2018年4月27日，被告人熊棍贤雇请被告人谌报喜开车装运非法收购的丝光椋鸟412只、八哥鸟180只至高胡公路黄沙路段欲转运到广州操柏华处销售，被当场查获。经鉴定，该412只丝光椋鸟、180只八哥鸟，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野生动物）。 被告人谌报喜于2018年农历2月1次、3月2次共3次受熊棍贤雇请，开车装运非法收购的丝光椋鸟至高胡公路黄沙路段转运到广州销售，每次均为丝光椋鸟240只,1次开车装运非法收购的丝光椋鸟240只至昌北机场转运他处销售；2017年、2018年还多次受熊棍贤雇请，将熊棍贤非法收购的野生鸟装运至黄沙通过班车转运广州销售或运至南昌转运福州、山东等地销售。 2018年4月27日下午，被告人熊棍贤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当天他雇请被告人谌报喜开车装运非法收购的丝光椋鸟412只、八哥鸟180只到广州珠海销售；2018年2月底他贩运了两笼丝光鸟共240只卖给操柏华，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操柏华的手机号码。 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熊棍贤的供述与辩解；2.被告人谌报喜的供述与辩解；3.操柏华转账给熊棍贤的表格；4.马戈亮、刘小红等人转账给熊棍贤的表格；5.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6.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7.银行转账记录；8.现场指认笔录、照片；9.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10.宜春市野生动植物鉴定意见；11.国家“三有”野生动物名录；12.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平面示意图、现场照片；13.前科材料及证明；14.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15.归案情况说明等。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熊棍贤明知是他人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2044只以上，并且出售收购明知是他人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金额达2647542元，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谌报喜明知熊棍贤委托其装运的鸟系收购他人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仍多次帮其装运，为被告人熊棍贤销售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提供帮助，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被告人熊棍贤主动投案后，虽然交代了部分犯罪事实，但对主要犯罪事实没有主动交代,对于被告人熊棍贤提出自己是投案自首的辩解，不予采纳。但被告人熊棍贤庭审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熊棍贤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熊棍贤曾因犯罪被宣告缓刑，现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以及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谌报喜庭审中认罪认罚，且系初犯，其所在社区建议将其纳入社区矫正，故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其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谌报喜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熊棍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对被告人谌报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高安市人民法院（2017）赣0983刑初206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熊棍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的缓刑执行部分。二、被告人熊棍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连同原判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三、被告人谌报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四、对随案移送的香槟色GIONEE牌智能手机一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熊棍贤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熊棍贤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2044只以上；谌报喜明知熊棍贤委托其装运的鸟系收购他人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仍多次帮其装运，熊棍贤、谌报喜的行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熊棍贤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熊棍贤曾因犯罪被宣告缓刑，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熊棍贤上诉提出其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经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熊棍贤上诉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本案的上游犯罪非法狩猎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下游犯罪的刑期在一般情况下不应高于上游犯罪的刑期。故本案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刑期不应高于三年。因此，对熊棍贤关于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减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维持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3刑初34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一、三、四项，即“一、撤销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7）赣0983刑初206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熊棍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的缓刑执行部分。三、被告人谌报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四、对随案移送的香槟色GIONEE牌智能手机一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二、撤销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3刑初34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二项，即“二、被告人熊棍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年七年，连同原判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三、被告人熊棍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与前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二审判决对熊棍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理由：1.熊棍贤在2017年至2018年4月间,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涉案金额达260余万元。熊棍贤的上述犯罪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量刑。2.二审法院以下游犯罪的刑期在一般情况下不应高于上游犯罪的刑期为由，没有认定熊棍贤犯罪行为属情节严重，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对熊棍贤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属于量刑畸轻，应予纠正。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1.熊棍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二审判决对熊棍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1）熊棍贤的犯罪行为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量刑。（2）二审法院以下游犯罪的刑期不应高于上游犯罪的刑期，对熊棍贤进行改判的理由不成立。一方面，目前并无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下游犯罪的刑期不应高于上游犯罪的刑期；另一方面，即使下游犯罪刑期不应高于上游犯罪的刑期，也应该是针对同一犯罪对象、一次犯罪行为而言。但本案中，熊棍贤向不同的非法狩猎行为人多次收购不同数量、不同种类的野生鸟类，实际实施了多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行为。且被告人熊棍贤在缓刑期间还继续实施同样的犯罪行为，证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因此，如果不综合考量被告人主观恶性、实施犯罪行为的次数、造成的后果和社会危害性，认为只要是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其刑罚均不得高于上游犯罪非法狩猎罪的三年法定最高刑期，将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综上，二审判决未认定熊棍贤犯罪行为属情节严重，系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依法改判。 原审被告人熊棍贤辩称，本人所售卖的鸟类是用于放生的，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性。 原审被告人熊棍贤的辩护人提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下游犯罪的处罚刑期一般情况下不应高于上游犯罪处罚的刑期。本案上游犯罪为非法狩猎罪，最高刑期为三年，下游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罚刑期也不应高于三年。本案二审法院在定罪量刑时，是认为本案具有其特殊性，并适用了罪刑相适应的量刑原理，并不是没有认定熊棍贤的犯罪行为属情节严重。故二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和量刑畸轻的问题。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同时查明，自2017年至2018年4月，熊棍贤先后非法收购况元腮、况元军、罗运龙、况光明、况庆灶、况庆电、伍善林、谌志华、熊小除、况春元、况永军、况德华、贾勇军非法狩猎的“三有”野生动物，累计次数达十次以上。 本院对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和辩护人辩护意见评判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本案中，熊棍贤明知是他人非法狩猎的“三有”野生动物而收购，且数量达2044只以上、次数达十次以上，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熊棍贤所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严重，应认定其所犯罪行情节严重，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处罚。一审判决已认定了熊棍贤庭审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却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量刑幅度内的最高刑期判处熊棍贤有期徒刑七年，量刑不当。熊棍贤向二审法院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二审法院应根据熊棍贤的相关犯罪情节对其予以适当处罚。二审判决在确认一审判决所认定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仅以熊棍贤所实施下游犯罪的处罚刑期一般情况下不应高于上游犯罪处罚的刑期为由，比照非法狩猎罪的最高刑期改判熊棍贤有期徒刑三年，缺乏法律依据。熊棍贤再审中关于其所售卖的鸟类是用于放生，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性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熊棍贤的再审辩护人提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的意见，亦不能成立。检察机关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的抗诉意见成立。 此外，抗诉机关在本案中只针对熊棍贤提起抗诉,并未涉及同案原审被告人谌报喜。且抗诉机关对原一、二审判决中关于原审被告人谌报喜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原判有关原审被告人谌报喜的相关判项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熊棍贤明知是他人非法狩猎的“三有”野生动物而进行收购，先后与13人有过交易，数量达2044只以上、次数达十次以上，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情节严重，应当依法惩处。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二审判决对熊棍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的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量刑不当，予以纠正。综合考量熊棍贤实施犯罪行为的次数、造成的后果和社会危害性，并结合熊棍贤具备的酌定从轻情节，本院对熊棍贤所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80000元。熊棍贤曾因犯罪被宣告缓刑，其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第二百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刑终244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维持的具体内容为：“撤销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7）赣0983刑初206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熊棍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的缓刑执行部分;被告人谌报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对随案移送的香槟色GIONEE牌智能手机一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二、撤销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刑终244号刑事判决和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3刑初34号刑事判决对原审被告人熊棍贤的量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熊棍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与前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2023年10月27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训荣 审判员  段亦枫 审判员  王慧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余晴 书记员万苗苗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七十一条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七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四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二百五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六条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再审决定书或者抗诉书只针对部分原审被告人的，不得加重其他同案原审被告人的刑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有瑕疵的，应当裁定纠正并维持原判决、裁定；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依法改判； （四）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经审理事实已经查清的，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依法裁判；事实仍无法查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机动车、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认定“情节严重”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