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4行终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清刚，男，1971年4月1日出生，汉族，工人，住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庆丰，辽宁百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昌县公安局。住所地：建昌县河东新区朝阳路一段**。法定代表人：冯中，建昌县公安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建昌县公安局干警。上诉人刘清刚因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作出的建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绥中县人民法院（2020）辽1421行初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清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庆丰，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刘清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建昌县公安局于2017年8月15日对原告作出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作出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并予以执行。后原告不服处罚决定起诉撤销处罚决定期间，被告于2019年6月4日作出《关于撤销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被告以327号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该处罚决定。被告经重新调查后于2019年9月19日对原告作出了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仍然决定拘留三日，并将以前已经执行的拘留三日直接进行了折抵。原告因受到被告拘留处罚一事于2019年7月1日向被告递交了国家赔偿书，被告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了建昌县公安局建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决定对原告不予赔偿。后原告为请求赔偿起诉至本院。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对原告重新处罚没有法律依据问题，因被告于2019年6月4日作出《关于撤销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以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该处罚决定，但是被告经过重新调查后对原来的调查程序不合法进行了补正，并确定原告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依然存在，后于2019年9月19日对原告作出了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仍然决定拘留三日，并将以前已经执行的三日拘留直接进行了折抵。因此本院认为，原来的治安案件并未结案，被告作出的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原治安案件的延续处理。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对原告重新处罚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损害原告合法权益问题，依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因此本案在被处理人即本案原告拒收决定书情况下，被告民警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拒收符合规定。被告存卷的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被告已经明确告知刘清刚有关申请复议的机关、期限以及诉讼的期限和法院等救济内容。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没有交待其复议和诉讼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作出的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处罚决定违法，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确认建昌县公安局建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违法、要求被告赔偿人身自由权赔偿金947.82元、司法鉴定费4800元、精神损害赔偿2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清刚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刘清刚负担。上诉人刘清刚上诉称，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重新处罚上诉人时没有向上诉人出示和交付《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决却认定是上诉人拒签。上诉人诉被上诉人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做出(2018)辽14行终8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绥中县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请求做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认为该行政处罚系民警冯继鹏一人办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此，被上诉人做出《关于撤销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随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竟又同一事实重新作出处罚，用重新处罚抵消原处罚。在建昌县药王庙镇派出所向我宣布重新处罚时，只有建昌县药王庙镇派出所一个人。针对这种情况，上诉人打电话给代理律师。代理律师告知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索要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上诉人向药王庙镇派出所索要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药王庙镇派出所拒绝出示，更谈不上交付。这个事实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做明确说明；而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对这个事实未做答辩。在庭审时，上诉人又做了事实说明，被上诉人予以默认。因此，被上诉人既不出示，又不向上诉人交付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何来拒签?判决认定上诉人所谓的“拒签”，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程序严重违法的事实存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认为“被告作出的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原治安案件的延续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答复原来的行政拘留处罚撤销后就同一案件重新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据。在起诉书中，上诉人提出就同一案件重新行政拘留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答复，行政拘留处罚撤销后就同一案件重新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七十八、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而第七十八、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是关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处罚的规定，而不是关于行政拘留处罚撤销后就同一案件重新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认为：“撤销针对的是公安机关做出处罚的这一行政行为，不是针对这个案件，虽然原处罚决定被撤销，但是公安机关接报案记录仍然存在，案件的客观事实仍然存在”。被上诉人不承认程序违法的实质和危害。程序违法的危害性在于不能保证查清案件的事实。本案是民警冯继鹏一人办案，他在审讯上诉人时制造恐怖，把上诉人带到刑事审讯室，拍桌子瞪眼。他写好的笔录强迫上诉人签字，上诉人不签字他就态度粗暴，以语言相威胁，直到强迫上诉人签字为止。他找的证人全是所谓的受害人陈启朋的家族，他们难以做出符合案件事实的证词；冯继鹏本人制作假照片；冯继鹏所调取的住院档案造假。结果是，上诉人被所谓的受害人陈启朋父子殴打，二人打一人，上诉人被打倒在地，在民警冯继鹏的一人制作下，上诉人被打者却被巫成打人者而被行政拘留，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重新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本法说明，对实施行政处罚要有法定依据，无法定依据不得处罚的原则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有法律限定的。也就是说，在行政处罚方面，“法无规定不可为”。依照本法，错误的处罚被撤销后，公安机关能否对被处罚人继续实施拘留处罚，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有，则有法律依据；如果没有，则没有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其他法律并没有错误的处罚被撤销后，公安机关还要对被处罚人继续实施拘留的法律规定。因此，建昌县公安局就同一事实重新拘留上诉人的处罚行为没有法定依据。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就同一事实重新拘留的行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本法规定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排除了为了弥补一个人办案的程序错误再加上一个办案人的名字，而重新处罚的错误做法。所谓的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案号应按案件发生的实际时间安排，而上诉人在2019年没有违反治安的行为，因此这个案号是虚假的。被上诉人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辩解：“因为撤销针对的是公安机关做出处罚的这一行政行为，不是针对这个案件”。被上诉人的辩解毫无道理，自相矛盾。既然是案件没有被撤销，那么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为什么不用原来[2017]327号的案号呢?而又虚构一个[2019]3号的案号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在法庭上承认，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进国家公安网，是被上诉人自制手写的。这说明，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律规范，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向被上诉人宣布重新拘留以后制作的。因为当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索要《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被上诉人未能拿出来。被上诉人的重新处罚超出了办案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从2017年受理到重新处罚，已超过二年，远远超出了办案期限。该判决未对该项进行审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依法确认《建昌县公安局建公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违法，请求被上诉人赔偿人身自由权赔偿金947.82元，司法鉴定费4800元，精神损害赔偿2000元。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建昌县公安局关于撤销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2、司法鉴定费收据，证明鉴定费数额4800元；3、国家赔偿申请书。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仅系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先行处理的程序性行为,并非独立的行政行为,更不是致害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和《最高法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上诉人请求确认建昌县公安局建公行赔决字[2019]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违法没有法律依据。建昌县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是对全案的综合考虑。首先,被上诉人的处罚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处罚,不是基于被上诉人的合法行为,而是基于上诉人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必须受到处罚,这种处罚体现的是国家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对违反这种管理的违法行为的教育、制裁,上诉人虽被执行损失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但这种损失不是其合法权益所在,而是其因违法行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被上诉人的处罚虽然因程序问题而自我撤销,但与上诉人主张的人身自由损害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的重新处罚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原处罚决定被撤销,但是公安机关的接报案记录仍然存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当事人申请书及其他材料；2、国家赔偿决定书及审批表；3、询问笔录及决定书存根；4、受案回执；5、补充一份送达当事人的决定书。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清刚与案外人陈启朋发生肢体冲突，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于2017年8月15日对刘清刚作出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因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于2019年6月4日作出“关于撤销葫公建(治)行罚决字[2017]327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自行纠正，同时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针对原违法行为经重新调查后于2019年9月19日对刘清刚作出建公(治)行罚决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因原行政处罚已经执行，因此对于新的行政处罚不再重新执行，前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视为对新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对于上诉人刘清刚重新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未被确认违法或被撤销的情况下，上诉人刘清刚向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主张行政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建昌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刘清刚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刘清刚的赔偿请求，对于原审法院判决的适用法律应当补正，但并不影响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刘清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清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晓芳审判员  佟江秋审判员  孙 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侯多书记员周婷婷本判决书援引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