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3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明，男，195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智，天津洪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文才，男，195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天津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志明因与被上诉人董文才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民初3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志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2012年7月12日的欠条是违背常理，有失公平，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承包第二年被上诉人只交付了承包费350000元，合同解除后上诉人退还了23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460000元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160000元修缮鱼塘的费用不合理。被上诉人董文才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文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鱼池承包费280000元、鱼池修理费160000元、利息50000元，共计49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养鱼池承包合同的承包方与发包方关系，双方于2010年底经人介绍相识。2010年11月23日，被告李志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董文才签订了《承包养鱼池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李志明，乙方：董文才，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立此协议，协议如下：一、甲方将座落在清河农场的584鱼池承包给乙方使用（不包括韦子）。二、鱼池面积为500亩，承包费用为人民币每年135000元整，承包期两年，先交1年费用135000元，到2011年12月1日交第二年承包费；三、承包期限：从2010年12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1日止；四、在养殖期间乙方所有电，电损，变损所产生的费用按养殖户统一缴纳电费，乙方不得拖欠，否则后果自负。五、乙方在承包期间，自负盈亏与甲方无关。乙方如需改造鱼池须经甲方同意方可施工，否则甲方有权停止乙方施工。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承包期满后乙方自觉将承包的鱼池交还甲方。六、乙方在养殖期间，禁止使用国家禁用药物，否则后果自负。七、承包期到后，同等价格优先承包给乙方。八、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甲方签字：李志明，乙方签字：董文才，2010年11月23日，150××××****。”嗣后，原告董文才与被告李志明又签署了内容与2010年11月23日所签订的《承包养鱼池协议》约定事项基本一致的《承包养鱼池协议》两份，只是落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1月4日和2011年10月4日。2010年11月23日签订协议当天，原告董文才给付被告李志明鱼池承包款120000元，被告李志明为原告董文才出具了“收条”一张，上载明：“今收到董文才鱼池承包费12万元整。收款人李志明（签名），2010年11月23日。”2010年12月7日，原告董文才给付被告李志明鱼池承包费15000元，被告李志明再次为原告董文才出具“收条”一张，上载明：“今收董文才承包费1万5千元整。收款人：李志明（签字），139××××****,2010年12月7日。”第一年承包合同履行期满后，双方均无争议。之后原、被告又口头约定将承包合同期限延长，2011年10月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被告鱼池承包费350000元。2011年12月，原告对其所承包的鱼池进行修缮，修缮完成后，被告找到原告表示鱼池不再承包给原告，原告提出若不再让其承包，需退还已缴纳的承包费并支付其修缮鱼池的费用。2012年4月7日，被告李志明通过案外人魏庆云的银行账户退还了原告承包费200000元，该款项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到案外人马春光银行账户。对于尚未退还的费用，经原、被告协商后，被告李志明于2012年7月12日为原告董文才出具了“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董文才鱼池承包费28万元整，池子修理费16万元整，一年利息5万元整。8月10日还10万，其于11月到12月还清。欠款人：李志明，2012年7月12日，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爱佳星河小区14-1803”。欠条出具后，被告并未如期偿还原告剩余款项，经原告多次催索，被告于2012年10月11日又偿还了原告30000元，该款转账到原告指定的案外人孙继民银行账户。嗣后，原告又多次向被告催要剩余款项，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借故推托并躲避原告。2017年9月27日下午，原告在滨海新区北塘街宁车沽被告承包的养虾池找到了被告，因被告拒不还款，于是原告报警，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北塘派出所民警出警，经民警调解未果。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其鱼池承包费280000元、鱼池修理费160000元、利息50000元，共计4900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其鱼池承包费280000元、鱼池修理费160000元、利息20000元，共计460000元。同时原告还表示，除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被告鱼池承包费350000元外，还以现金形式给付被告鱼池承包费130000元，以上共计三年承包费480000元（每年160000元）。被告李志明则表示，其之所以给原告出具欠条，是为了让原告出十几万的运作费用，以便继续承包鱼池，但原告并未支付该笔运作费用。再有，即使我们双方债权、债务存在，原告的主张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系养鱼池承包合同的承包方与发包方关系，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养鱼池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双方解除承包协议后，被告理应将多收取的鱼池承包费返还原告。被告李志明于2012年7月12日书写的“欠条”系原、被告协商后出具的，故对该“欠条”的客观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被告李志明给原告董文才出具“欠条”所列的欠款明细、金额及被告曾返还原告200000元鱼池承包费的情况看，应认定原告在第一年承包期限届满后又向被告支付了之后三年的鱼池承包费480000元（每年160000元）。鉴于被告在出具“欠条”后至今，仅偿还了原告30000元，尚欠460000元未付，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其鱼池承包费、鱼池修理费及利息共计46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虽表示给原告出具欠条的目的，是为了让原告出十几万的运作费用，用来疏通关系，以便继续承包鱼池，但被告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对被告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所述原告诉讼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在2017年9月27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北塘派出所对被告李志明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被告认可与原告有债务纠纷，原告到虾池找他是为了继续要账，可见之前原告是找被告追索过欠款的，诉讼时效有过中断。再有，在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9年4月9日对被告李志明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被告李志明也认可2017年原告找其对过账。在两次询问笔录中，被告均未明确表示拒绝履行还款义务，故对被告关于原告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李志明给付原告董文才鱼池承包费、鱼池修理费及利息，合计460000元；二、原告董文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原告董文才负担530元，被告李志明负担81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当庭播放电话录音一段，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当庭播放的电话录音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承包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承包养鱼池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之后双方协商解除了承包协议，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一份，认可欠被上诉人鱼池承包费、池子修理费及利息。现上诉人主张该欠条违背常理，有失公平，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上诉人就其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欠条上有上诉人的签字确认，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系受胁迫书写欠条的证据，故本院对欠条的真实客观性予以确认。上诉人应当全面履行给付义务，鉴于上诉人已经给付了30000元，上诉人还应再给付被上诉人460000元。基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志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上诉人李志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文琦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庞 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苏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