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83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肃宁县玉龙农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肃宁县城关镇靖宁南街路东。法定代表人：王亚英，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启霞，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洛阳福格森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孟津县常袋镇半坡村）。法定代表人：李占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玲，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洛阳市孟津县惠民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王亚英，男，196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启霞，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肃宁县玉龙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农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洛阳福格森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格森公司）、原审被告王亚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2民初1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玉龙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亚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启霞、被上诉人福格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玲、李晓明、原审被告王亚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启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玉龙农机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孟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2民初172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福格森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福格森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违法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从福格森公司提供的《企业征询函》可以证实的事实是玉龙农机公司自认欠福格森公司货款5万元，而非99.1万元。福格森公司作为买卖关系的出卖人，并未就2014年12月31日前的供货金额提供任何证据。一审将玉龙农机公司提交的2015年之前的付款证据否定，按照福格森公司主张的99.1万元作为欠款数额，认定事实显然于理不合，于法无据。2.在福格森公司再未就2014年12月31日前货款进行补充举证的情况下，本案2014年12月31日前的欠款数额应当以3.5万元为准。3.调拨单及提车证明中的车辆价款应当从总货款中扣除，调拨单中明确因福格森公司将所涉两台玉米机又出售给案外人，由福格森公司与案外人结算货款。该证据记载车辆调拨是由福格森公司指示完成，系福格森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就调拨单所涉车辆形成买卖关系，而非玉龙农机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委托代销关系。4.本案福格森公司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福格森公司提交的2016年《产品购销合同》第6.1条明确货款在本年度的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玉龙农机公司最后付款时间是2017年1月18日，福格森公司最迟应当自2020年1月18日前向玉龙农机公司主张货款。福格森公司现于2020年7月份才起诉要求玉龙农机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显然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一审法院在查明玉龙农机公司最后付款时间为2017年1月份。福格森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向玉龙农机公司主张过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自认为2019年福格森公司与玉龙农机公司对过账，违反事实。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玉龙农机公司的合法权益。福格森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福格森公司在一审期间举证有供销合同、企业询证函、产品发货单、调车单、收货明细、自制自认的付款明细等相关证据，福格森公司履行了举证义务。《企业询证函》显示的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欠款数额99.1万元，双方都没有提出异议，应当认定。玉龙农机公司提出应扣减95.6万元应由玉龙农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自认的欠货款3.5万元，属于玉龙农机公司单方意思表示，福格森公司不予认可。2.《企业询证函》是对2014年12月31日前双方交易后形成债权债务的结算，不必对此前的交易过程、付款情况举证。3.两份《收条》是2012年8月30日和2014年11月8日的，都发生在2014年12月31日《企业询证函》之前，已经结算过。4.2017年所涉两台玉米机出售给案外人的货款应于扣减问题，福格森公司认为：这两台车是玉龙农机公司交付给案外人的代销售行为，这两台车因玉龙农机公司已经做过农机补贴，仍是玉龙农机公司的销售行为，其中一台(尾号1303)是玉龙农机公司指示案外人向福格森公司付款86000元，已经冲抵了玉龙农机公司的应付款项，差额的补贴部分38000元是玉龙农机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申报获得了补贴款，当然应由玉龙农机公司向福格森公司支付。另外一台尾号是1180的福格森公司认为，在国家补贴网站可查实，玉龙农机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已做过补贴，并已获得了补贴款60000元，根据常识及国家补贴政策，每台车仅能申报一次补贴，无论上述车辆再由任何单位销售，其组成价值(38000元和60000元的补贴款)已经由玉龙农机公司所得，玉龙农机公司也应当向福格森公司支付该货款。所以玉龙农机公司提出这两台车的价款应从诉请的总货款中扣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5.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福格森公司的清欠人员孟德星于2018年7月去找玉龙农机公司清欠要账，对方说要对账，后无果。福格森公司2019年2月27日发了律师函，2019年3月玉龙农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亚英到玉龙农机公司处提交了工作函，并称下月来对账。综上，玉龙农机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王亚英辩称：同意玉龙农机公司的上诉意见。福格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向福格森公司支付货款87589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87589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向福格森公司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为止）；2.判令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承担因诉讼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7日，福格森公司、玉龙农机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显示：经销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乙方需要产品时，由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明确要货名称、型号、规格等参数，并加盖公章；每次发生供货业务，以每次签订的买卖合同为准，确定价款、付款办法和履行期限，所有货款须在本年度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乙方经销甲方产品可享受政府补贴款；乙方应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货款，如乙方迟延履行逾期付款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未付款金额的3‰/日；本合同的担保人自愿为乙方按照本协议应向甲方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尾部有双方公司的公章及担保人“王亚英”的签字、摁印。2014年12月31日后，福格森公司、玉龙农机公司新发生供货业务17台，具体出厂编号尾号及单价以福格森公司提供的“2015年-2017年收货明细”为准（第15项除外，明细上为38000元，实为118000元）。2015年-2017年玉龙农机公司新分12笔共向福格森公司回款2219963元。2015年8月玉龙农机公司新购买福格森公司配件付40000元，实用4321元，结余35679元。2016年8月玉龙农机公司购买福格森公司配件付20000元，实用2031.1元，结余17968.9元。就上述事实，福格森公司、玉龙农机公司双方均未明确提出异议，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庭后，王亚英提交了鉴定申请，要求对福格森公司提供的《产品供销合同》中“王亚英”字迹及手印进行司法鉴定。现根据福格森公司、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举证、质证情形，结合本案实际及当事人陈述，就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分析认定如下：1、福格森公司主张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欠款数额为991000元是否属实。福格森公司就此提供“企业询证函”一张，显示：福格森公司认为截止上述日期，玉龙农机公司欠其991000元货款未付；询证函下方手写部分载明“2015年已回款48.2万元，2台用户赔偿3万元（报告已回），1台4**-3更换为4Y2-4A，补贴未做上，实际上欠贵公司3.5万元，剩余的44.4万元为2012年以前，因补贴资金紧张，各厂家为争夺市场均出台了相应政策，即无补贴的产品回款价格，我公司已按照当时你们公司制定的无补贴回款价格将货款全部付清，所以我公司对此不认可，截至目前，我公司实际欠贵公司3.5万元；该手写内容上加盖有‘肃宁玉龙农机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未收到该询证函，上面所盖印章并非玉龙农机公司印章，手写内容也非玉龙农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业务人员书写，如果真实，则截至当时仅欠福格森公司35000元。该院对此分析：企业询证函为原件，上面有玉龙农机公司字样公章，虽玉龙农机公司对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进一步提出反驳证据或申请司法鉴定，也不符合人民法院依职权鉴定的情形，故应推定公章真实，且手写部分异议内容经过玉龙农机公司确认；从异议内容来看，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提出各项异议数额恰为福格森公司主张的991000元（2015年已回款48.2万元+用户赔偿3万元+44.4万元有无补贴产品回款价格差额+自认欠款35000元），即其认为在991000元的大前提下，应当扣除35000以外的956000元，则该扣款应由玉龙农机公司负担举证责任，但玉龙农机公司并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即便2015年回款真实，也改变不了玉龙农机公司对2014年12月31日前确欠付福格森公司991000元事实的认定，故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就该问题的抗辩因缺乏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2、2014年12月31日以后新发业务的价款。就福格森公司提供的“2015年-2017年收货明细”，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质证时，仅对出厂编号尾号“1303、1180”两台车提出异议，其认为“1303”的原价为118000元，因部分车辆出现质量问题，对第三方用户进行了优惠，故将优惠让步的款项全部折到该车上，扣减后为38000元，该车被福格森公司调至案外第三方销售，应从应收账款中扣减；“1180”同“1303”一样，认可收货明细中载明的单价166000元，但因该车也被福格森公司调至案外第三方销售，亦应从应收账款中予以扣除，同时提供了2017年9月5日的产品调拨单及调车证明和2017年9月10日的产品调拨单和调车证明。福格森公司质证称，关于9月5日“1303”的调车手续，是玉龙农机公司让案外深泽县丰悦农机经销处代售，深泽县丰悦农机经销处已代回款86000元，剩余38000元系补贴款，因该补贴款已由玉龙农机公司实得，故应予返还，但未提供证明；关于9月10日“1180”的调车手续，因未加盖福格森公司公章，且无法核实“白玉峰”的身份及签字真实性，而不予认可。该院对此分析：关于9月5日的调车手续，因其上有福格森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不管其主张的38000元是何属性、如何计算，均不应计入应收账款向玉龙农机公司主张；关于9月10日的调车手续，因缺少福格森公司公章确认，无法核实确定调车的真实性而无法确认。综上2014年12月31日后新发生的业务价款应为：福格森公司主张的2158300元-福格森公司调走的“1303”车辆余款38000元=2120300元。3、关于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提供的2012年8月4日的证明、2012年8月30日的证明、2014年11月8日的收条，因均发生在2014年12月31日对账前，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故该院在此不予分析，也不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可认定玉龙农机公司欠福格森公司的货款为：991000元+2120300元-2219963元-35679元-17968.9元=837689.1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关于欠款本金，玉龙农机公司作为产品买受方，依法负有支付价款义务，具体应以审理查明认定的837689.1元为准。关于王亚英的个人连带责任，因已超过保证期间，福格森公司也未举交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过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故对该项诉求依法不予支持，王亚英提出的鉴定申请，因已无进行必要，故不予准许。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虽2016年度合同约定的标准为3‰/日，但所欠款项系滚动、累计形成，不可直接适用，或直接在此基础上予以调整，故应自2017年1月19日（最后一笔付款日期2017年1月18日的次日）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诉讼时效，因玉龙农机公司持续回款，且双方于2019年进行过对账，应视为福格森公司主张权利的环节之一，另，福格森公司作为独立企业法人，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经营目的，在无证据表明原告怠于行使或放弃其权利的情形下，不宜对此审查过于严苛，故本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福格森公司主张的其他过高部分诉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玉龙农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福格森公司清偿欠款837689.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实际未付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19日计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福格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713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4713元，由玉龙农机公司负担14000元，福格森公司负担713元，玉龙农机公司负担部分限其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该院缴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玉龙农机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5年2月8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页，2014年2月17日对账函1份。回单证明：2015年2月5日玉龙农机公司向福格森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82000元，该482000元即福格森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中记载的2015年回款482000元。2014年2月17日对账函证明：福格森公司于2014年2月17日出具对账函记载玉龙农机公司欠货款444000元，但玉龙农机公司回复2014年2月17日货款已付清，玉龙农机公司回复理由是“2012年以前因补贴资金紧张，各厂家为争夺市场均出台了相应政策，即无补贴的产品回款价格，我公司已按照当时你公司制定的无补贴回款价格将货款全部付清”，该理由与福格森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中记载的玉龙农机公司的回复理由完全一致，能够相互印证，该证据记载的444000元即福格森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中记载的444000元。结合玉龙农机公司在一审提交的2014年付款凭证中2014年11月收条两份，证明因福格森公司供应收割机质量问题给用户造成损失，玉龙农机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12日代福格森公司向两用户各赔偿15000元共计30000元，该30000元赔偿即福格森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中记载的“2台用户赔偿3万元（报告已回）”。综上，上述三份证据能够证实福格森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企业询证函》中玉龙农机公司回复的理由均有事实依据，应当依法认定2014年12月31日前，玉龙农机公司欠福格森公司35000元而非99.1万元。证据2，电话录音1份，证明：玉龙农机公司提交的调拨1180辆车，福格森公司认可该车调去黄骅德惠农机公司销售，同时，认可该车辆车款玉龙农机公司仅承担农机补贴部分，其余车款由黄骅德惠农机公司与其结算并由黄骅德惠农机公司承担，因福格森公司提交的2015年至2017年明细中记载的车款即已扣除农机补贴后的价款，该价款应当从总价款中扣除。福格森公司质证认为：对2015年回单真实性无异议，48.2万元福格森公司已经收到，但是已经冲减了福格森公司诉请的货款。对2014年的对账单有异议，是复印件，形式不符合证据规则。该对账单是在福格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即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之前，该对账单的行为有效性已经被2014年12月31日替代，应以福格森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认定。对电话录音有异议，电话录音是在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之前，电话录音是为了化解矛盾，为了结纠纷作出的部分让步，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是徐佳宁个人的意见，徐佳宁也不是业务人员，对有关的事实部分不是很清楚。所以对录音证据以今天陈述的意见为准，福格森公司不予认可。以法庭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正确判决，同时福格森公司也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录音与本案的事实不符。王亚英质证认为：同意玉龙农机公司的意见。福格森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8年7月25日，福格森公司的清欠人员孟德星到玉龙农机公司去清欠报销的一些凭据，能够证明孟德星到肃宁。证据2，2019年3月13日，玉龙农机公司与福格森公司对账提供的工作函，要求双方对财物对账。证明双方都相互主张权利，不超诉讼时效，也提供有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国家农机补贴网下载资料一份。证明：玉龙农机公司上诉状提到的这两台车已经进行过国家补贴了。经销商的名称是玉龙农机公司，福格森公司认为这个款项是玉龙农机公司对福格森公司有付款义务，而不是案外人。证据4，2013年商务协议一份，根据第五条第二款。证明补贴款不论是否补贴都不影响玉龙农机公司对福格森公司的付款义务。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孟德星没有到玉龙农机公司接洽过清欠事宜。对证据2，三性认可，但该份证据截止2009福格森公司欠玉龙农机公司60万元，恰恰证实双方就多年来的合作关系对货款的数额，双方均没有一致的财务确认意见，所以双方应该就经济往来的所有供货及欠款再重新进行对账，而不能以福格森公司在庭审中不断地提供片面的任一份证据来证实的欠款主张。对证据3，玉龙农机公司、王亚英认可补贴到了玉龙农机公司处，但玉龙农机公司仅承担这两台车的补贴款，其他车的车款应当由案外人来承担。福格森公司在电话录音里面也承认过的。对证据四，对该份协议的三性认可，但该份协议的有效期限是2013年1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该份协议仅约束这一年。而玉龙农机公司刚才陈述的补贴政策转化是发生在2014年一整年，所以该条款不适用于玉龙农机公司陈述的44.4万元。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玉龙农机公司欠付的货款数额问题，双方争议焦点为案涉2014年12月31日询证函载明的99.1万元欠款是否应予认定的问题，对于其中48.2万元已付款，玉龙农机公司虽在二审庭审中提交向福格森公司的转账凭证，但玉龙农机公司对2015年至2017年间与福格森公司之间仍然存在业务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该笔转款时间为2015年2月，发生在上诉询证函载明的款项时间之后，且福格森公司提交的汇款明细中已将该款项列明并予以冲减，一审法院对该48.2万元的认定并无不当。对于另外44.4万元，玉龙农机公司解释为因国家政策调整，农机补贴直接对农户发放后，双方就农机就价格进行的降价扣减，该主张应视为对原合同约定农机价款内容的变更，福格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玉龙农机公司对此亦未就双方对农机降价的相关问题已经协商一致的事实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对于欠款3.5万元双方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案涉“1303”，“1180”两台调拨车辆的货款是否应予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将福格森公司提供的收货明细中载明的“1303”车辆的货款38000元予以扣除。对于“1180”号车货款是否应予扣除问题，因玉龙农机公司提交的调拨单及白玉峰签名的条子上并未加盖有福格森公司的公章，福格森公司对白玉峰的身份亦不予认可，玉龙农机公司二审提交的录音证据无充分证据予以作证，本院对此无法认定，玉龙农机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此玉龙农机公司有关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欠付货款数额认定错误的上诉主张均依据不足，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玉龙农机公司与福格森公司的业务关系在2017年仍然存续，且玉龙农机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对福格森公司提交的2019年3月13日工作函上王亚英的签名及玉龙农机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工作函能够证明福格森公司与玉龙农机公司进行对账协商主张权利的事实，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故玉龙农机公司有关本案福格森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玉龙农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26元，由上诉人肃宁县玉龙农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付爱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傅艺林书记员杨伯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