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8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女，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然，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辉，男，196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园园，女，198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万达广场A3（12）号楼**。负责人：王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园园，女，198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职员。原审第三人：裴海涛，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黄伟与被上诉人王辉、被上诉人北京市维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维航律所）、原审第三人裴海涛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黄伟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4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伟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辉、维航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忽视了黄伟已在能力范围内主张权利的基本事实。案涉委托合同目的未能达到后，黄伟联系王辉，要求王辉返还律师费，但是王辉均找借口推脱。2018年5月30日，裴海涛假释出狱后通过电话及短信方式联系王辉，要求其退还律师费，但是王辉多次推辞，拒不见面。2018年12月26日，第三人裴海涛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投诉，维航律所逃避和抵制调查，并未出席听证程序，使得裴海涛无法与其当面协商退还律师费事宜。黄伟没有法学教育背景，其掌握的法律知识及维权能力有限，向王辉主张返还律师费时又遭受王辉的百般推脱和阻挠。因此，黄伟虽未在委托目的未能达到的第一时间提起诉讼，也未发送解除合同的规范法律文书，但是这不能说明黄伟怠于行使权利。本案中，王辉应当早已知晓上诉人具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黄伟于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时，首次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与实际情况不符。二、一审法院将合同撤销权相关规定类推适用于本案，系适用法律错误。类推适用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审判方法，其适用的前提是法律存在“漏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5条明确指出了在法律既无规定亦无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为“合理期限”，这是有规定但不明确，目的是要求审判实践中结合具体案情判断解除权行使期限，因此该规定并非“法律漏洞”，不存在类推适用的前提。合同解除权及合同撤销权虽性质上均为形成权，但本质及功能上并无相似之处，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合同解除权和撤销权在性质上和规范意旨上的相似性，可以做出类推适用的结论，即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不应当超过一年”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明显不公，未侧重保护守约方，助长了王辉及维航律所的不诚信行为。本案中，王辉和维航律所未完成委托事务，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在双方对返还律师费义务存在明确书面约定，且王辉和维航律所也在庭审中明确承认该返还义务的情况下，依然拒不退还律师费。根据王辉和维航律所其余涉诉的情况来看，王辉和维航律所利用该等“先作结果承诺，收取律师费后又拒不返还”的方式，已经损害了若干委托人的利益，严重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王辉和维航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者，利用自己法律知识上的优势，逃避应履行的义务，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不应得到倾向性保护，一审判决驳回黄伟的诉讼请求，助长了王辉和维航律所的不诚信行为。王辉与维航律所共同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黄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裴海涛陈述称，维航律所收费后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案涉费用应当退回。黄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伟与维航律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2.判令维航律所和王辉共同返还黄伟律师费50万元；3.判令维航律所和王辉共同赔偿黄伟利息损失15万元；4.诉讼费用由维航律所和王辉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3日，黄伟作为甲方与乙方维航律所签订《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内容如下：甲方为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就办理裴海涛一事，特聘请乙方律师王辉为专项法律顾问。双方经协商自愿签订以下协议：一、甲方委托的事项、要求：1.就裴海涛涉嫌侵占一案阅卷及会见；2.向办案机关即检察院提出不起诉的司法建议；3.协调并最终达到使裴海涛被释放的目的。二、乙方的义务：1.对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问题，及时提出口头的或书面的意见和建议；2.应甲方的要求，草拟、审查和修改法律事务文书；3.按甲方的要求，完成甲方委托的事项。三、甲方的义务：1.甲方必须如实地向乙方律师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并未律师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方便条件；2.甲方向乙方支付顾问费120万元，其付款时间和方式如下：（1）签约后立即支付限期费用50万元，如果达不到合同第一条第3项的目的，在裴海涛被起诉十日内全额退还该先期费用；（2）如达到合同第一条第3项的目的，则在裴海涛被释放后十日内支付先期费用70万元。3.甲方应确定专人与法律顾问联系，以便配合工作，也可以由法律顾问直接与甲方法定代表人联系，并报告顾问工作。四、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对合同共同遵守，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修改或解除；2.如变更、修改或解除本合同，应经双方协商后书面确认；3.凡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均属违约，如甲方违约，一方可终止执行合同，乙方亦然。五、期限、效力及其他：1.本合同有效期为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委托事项止；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委托的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代理人应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签字）；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正本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1年5月3日，维航律所向黄伟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伟支付的50万元。2011年10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黄明来、裴海涛犯职务侵占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裴海涛的辩护人为薛晶和王辉，均到庭参加诉讼，并发表辩护意见。2012年11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裴海涛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8月11日起至2020年8月10日止）。黄明来和裴海涛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7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2018年5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裴海涛予以假释。2018年12月26日，裴海涛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投诉维航律所和王辉律师，投诉请求：1.对维航律所和王辉采取行业处分措施；2.要求退还律师费50万元。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经初步审查后交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处理。北京市律师协会经查，认为维航律所存在未开具合法票据、将律师费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挂钩的违规行为，决定如下：1.给予王辉律师中止会员权利十一个月的行业纪律处分，建议司法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2.给予维航律所中止会员权利十一个月的行业纪律处分，建议司法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3.对投诉人的其他投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诉讼中，黄伟针对维航律所和王辉提出的黄伟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表示，合同解除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应当适用除斥期间；虽然返还财产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但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算，现合同并未被确认解除，故黄伟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黄伟表示变更要求维航律所返还律师费的依据，其在该案中主张的依据是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财产，而非合同中的未实现委托目的可以要求返还律师费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黄伟与维航律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伟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律师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维航律所在《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中承诺其可以达成裴海涛不被起诉并被释放的目的，但事实上，裴海涛于2011年10月27日被提起公诉，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因此，维航律所并未完成其委托事务，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黄伟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行使解除权。由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解除权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故维航律所和王辉辩称黄伟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与法相悖，一审法院对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虽然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但是，应当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分为三种情形：其一为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限；其二为当事人约定的行使期限；其三为法律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但是经过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第四种情形，即法律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对方当事人亦未进行催告。在此种情形下，认定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时，首先需要解决的分歧是催告的法律效力问题。催告是合同中享有权利的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债务等特定义务的意思通知，催告在性质上属于准法律行为。法律规定非解除权人享有催告权的主要目的是赋予其确定对方是否解除合同的权利，故催告并不具有影响解除权因逾期行使而丧失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也确认了催告具备前述法律属性。既然催告不具有影响解除权因逾期行使而丧失的效力，那么，在对方没有催告的情形下，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如何确定，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依据同类事物同等处理原则，应当以类推适用的方式予以补充。类推适用的基础是二者构成要件相类似，其关键点是在法律有规定的案件事实与法律未作规定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相似性，该相似性的判断标准在于法律本身的规范意旨。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本质上是形成权，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消灭的规定旨在当出现合同解除情形时，促使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使合同关系尽快确定和交易稳定。与合同解除权最类似的是同为形成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一年的一般除斥期间和五年的最长除斥期间，该规定旨在给撤销权人设置时间限制，尽快确定双方法律关系，以促使法律关系的稳定。基于合同解除权和撤销权在性质和规范意旨上的相似性，可以做出类推适用的结论，即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不应当超过一年。具体到该案中，黄伟订立《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目的是裴海涛被释放，然而裴海涛却在2011年10月27日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最终在2013年7月3日之后被交付执行。在裴海涛的刑事判决书发生效力时，黄伟的合同目的就已经落空，此时黄伟就具备解除合同的权利。黄伟在明知其享有合同解除权后，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向维航律所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但是，黄伟系于2019年10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首次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时点距黄伟具备解除合同的权利已超六年有余。如前所述，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应当为一年，故黄伟已经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由于黄伟的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故其以合同解除后返还财产为由，要求维航律所和王辉退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也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黄伟的合同解除权是否已经消灭。具体分述如下：关于黄伟是否享有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黄伟与维航律所签订《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案涉《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于2011年5月3日签订。该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为“协调并最终达到使裴海涛被释放的目的”等。事实上，裴海涛于2011年10月27日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于2013年7月3日之后被交付执行。案涉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维航律所未完成黄伟委托事务，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黄伟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行使解除权。关于黄伟的合同解除权是否已经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黄伟主张其解除权仍处于可行使的合理期限内。自裴海涛被交付执行之日起，黄伟应当知道案涉委托合同目的落空，维航律所已构成根本违约，黄伟应知晓其有权向维航律所主张解除合同，并主张退还已支付律师费用。具体来看，裴海涛于2013年7月3日被交付执行，黄伟于2019年10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主张相应权利，期间间隔六年之久。黄伟虽主张其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持续就案涉委托合同解除及退款事宜主张权利，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二审审理过程中，黄伟提出的其不具备法学教育背景，相关法律知识及维权能力有限的上诉理由不构成怠于行使解除权的合理理由。故综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黄伟的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黄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杜丽霞审 判 员 李 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霍思宇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