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27民初4840号 原告：梁培龙，男，198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被告：孙钦玉，男，1978年4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现住莒南县。 被告：杜军，男，197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被告：刘力硕，男，1994年7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南县。 原告梁培龙与被告孙钦玉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梁培龙依法申请追加杜军、刘力硕为被告。本案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梁培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名下楚胜牌清障车一辆（牌照云Ｐ2××××）。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将名下车辆牌照（云Ｐ2××××）给被告使用，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签订车辆使用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只有该车辆使用权，不得将该车辆私自处理。被告孙钦玉将该车辆卖给他人，他人又将车辆卖往外地，给原告带来一定风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孙钦玉辩称，该车系2020年2月份名义上自原告处购买的，实际上自杜军处花费31,500元购买的，同年3月份我以32,500元的价格把车辆卖给了刘力硕，同时签订了一份协议并交付车辆。当时卖车时已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原告只是说不能卖到外地，但是没有反对卖给本县朱芦镇的刘力硕。如果返还车辆，需要原告把购车款31,500元及维修费3,100元退给我，或者提档过户给我。 杜军辩称，2019年7月份我用30,000元从原告处购买该车辆，用至2020年2月份，以31,500元的价格卖给孙钦玉，我已经退出与原告的交易，现在是原告与孙钦玉之间签协议，与我无关。 刘力硕辩称，我是专业经手二手车买卖的，我是正规交易，只要原告与孙钦玉达成协议，我都可以配合。目前该车我卖给了徐州的一个人了，车辆不在我处。 原、被告双方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各自提供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7年11月2日原告梁培龙在云南省购买楚胜牌清障车一台，登记车号为云Ｐ3××××，该车在云南省丽江市××队进行了变更登记，权利人登记为梁培龙。2019年7月4日原告梁培龙同被告杜军签订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杜军向原告交付转让费30000元，双方约定自该日后该车交由杜军使用，车辆无法审验需由原告收回，杜军不得外卖。 2020年2月27日原告解除与杜军的使用协议书，其又与孙钦玉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孙钦玉向杜军支付31500元转让费，该车辆由原告取回后交给孙钦玉使用，约定：“本人梁培龙将名下的一辆清障车给孙钦玉使用，车牌号（云Ｐ3××××号车辆识别代码ＬＧＤＣＰ9121ＢＢ129359）发动机号11141977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之前该车辆一切问题与孙钦玉无关，该日之后该车辆一切上路问题由孙钦玉负责，车辆一切业务由孙钦玉代办，原车主梁培龙协助提供车辆手续，如该车辆问题导致梁培龙其他车辆不能办理业务孙钦玉应及时处理该车辆问题，如该车辆以后无法审验，原车主按国家报废方式将该车辆去往国家指定单位销户，残值费用交给孙钦玉，孙钦玉不得将该车辆私自外卖车辆使用人：孙钦玉车主：梁培龙”。 被告孙钦玉实际占有该车辆后，随即同原告多次协商另行出卖事宜未果，被告孙钦玉擅自于同年的3月11日将该车以32,500的价格卖给了二手车交易人刘力硕，同年8月刘力硕自行将该车出卖至徐州，该车始终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至今。原告于2020年9月21日起诉至法院，要求孙钦玉返还该车辆，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身份证复印件、协议书、车辆登记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并经本院庭审查证所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陈述及举证质证，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梁培龙与被告杜军、孙钦玉先后签订的使用权协议，是否为有效协议，其法律属性该如何认定；被告孙钦玉的另行出卖行为是否违约，其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首先，车辆永久使用权转让协议有效性认定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公共利益、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五种无效情形，除此之外属于合同缔约方的契约自由，原告是涉案车辆的登记物权权利人，就车辆物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进行有偿转让，先后与杜军、孙钦玉就涉案签订的转让协议，缔约过程中自愿、有偿，对车辆可能附属的权利负担均作出了预先约定，意思表示真实，无证据证实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 合同一旦成立，除非有约定生效条件或履行法定的审核程序，否则缔约方签订即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梁培龙要求被告孙钦玉返还车辆，实为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根据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及证据材料分析，双方就事后解除合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且根据原告与孙钦玉签订的协议书来看，双方在协议书中也并未明确约定被告私自转卖车辆，该协议应当予以解除。 其次，本案车辆永久使用协议与一般车辆买卖合同的区分。车辆从物的属性上仍属于动产，故不论是使用权转让，还是一般买卖合同，其风险责任如无事前约定，自交付之时发生转移，合同约定的价款履行完毕后，其所有权亦在缔约人之间发生转移，其协议内容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然对不特定的第三人不具有公示效力。由于车辆又属于特别动产，买卖合同双方还得依法履行后续变更手续。国家为了及时确认买卖双方的权利、方便实施管理，实行机动车登记制度，以确保买方对车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全部物权权能的实现及公示。而关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关于车辆使用权的转让、期限、残值处理、是否备案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均未对此类车辆使用权转让协议做出禁止性规定，本案当事人之间就保留车主处分权、转让使用权的协议，并不违反强制法律规定，仍属于有效协议。 同时，由于我国对于一般机动车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即需要当事人达成合意，又需要践行交付的法定方式，交付仍然是机动车物权实质变动的必要条件。就本案而言，原告梁培龙先后两次同对方签订使用权转让协议，杜军、孙钦玉均按照该车辆市场价值3-3.15万元左右予以支付，梁培龙解除与杜军的首次交易后，仍持有车辆使用权转让的获取既得利益。双方关于使用期限直至车辆不能审验止，并由买方拥有最终报废残值的约定，具有保留形式处分权、当事人选择不进行车辆过户的某些买卖车辆属性，行政法上的评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但由于孙钦玉支付了的车辆的实际市场价值，就获得了车辆的实际所有权，在双方无协商一致解除使用权的情形下，单方行使取回权，且不返还转让价款，有背诚信、公平的民事原则。 再次，涉案两份转让协议书已经得到履行，无法定理由或协商解除情形，擅自终止使用协议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原告在第一次与杜军转让协议协商解除后，被告孙钦玉已经按照原告的指示向杜军支付了合同价款，车辆实际控制已经进行了有效转移，关于车辆使用权转让的合同目的已经得到了完全履行，受让人孙钦玉亦应当随之履行约定的义务，不得擅自另行出卖，除非得到原告的明确许可。本案当事人对该车的使用权自孙钦玉之后的多次流转事宜，经历多次协商未果，被告主张另行出卖得到原告许可，对此主张举证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即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就车辆的返还仍调解未果，因此被告孙钦玉仍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不得外卖的保证承诺。 还有，关于被告私自出卖车辆的认定及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告与被告孙钦玉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1、2020年2月27日之后车辆的一起上路问题由孙钦玉负责，车主梁培龙协助提供车辆手续；2、孙钦玉不得将车辆私自外卖。涉案车辆在交接归被告管理后，未经原告同意，在短时间内即联系外卖，并先后流转多次，脱离了原告的有效监督，被告行为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机动车在第三人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违章或侵权赔偿等交通事故，亦可能给车主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原告就此存有顾虑并为此提出解除合同、返还车辆，具有合理因素。为此被告孙钦玉应按照协议书约定，积极追回已经出卖的车辆，或与原告积极协商，确保涉案车辆不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 综上，梁培龙与孙钦玉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并未就解除协议达成一致意见，亦未在协议中约定车辆转卖即解除协议，因此原告梁培龙要求被告孙钦玉返还车辆，本院不予支持。梁培龙与孙钦玉签订的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孙钦玉不顾协议内容，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转卖了该车辆，违反了协议内容，车辆在转卖后可能产生的损失，被告孙钦玉应该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被告杜军与梁培龙签订的协议已经终止，刘力硕与原告没有直接签订转让协议，不是原告主张合同的直接相对方，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培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梁培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维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慕学婷 书 记 员 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