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9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修键，男，198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振润，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月，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达，男，198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凯，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邵俊强，男，198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清丰县。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区分公司，营业场所广州市越秀区观绿路47号6栋。负责人：沈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锡锋，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发，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修键因与被上诉人黄建达，原审被告邵俊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修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黄建达一审所有诉讼请求。2.判令黄建达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在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几乎所有项目中，从来不存在单独的个人可以完成整个项目的情况，一审法院仅凭邵俊强以及余远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认定黄建达是项目的实际揽装人，继而将案涉项目的所有奖金判决给黄建达，属于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一、黄建达在离职前只是本案项目的商机挖掘人之一，本案项目是由团队共同完成的，而非由黄建达一人单独完成，故一审法院认定黄建达是项目的实际揽装人继而认定项目的全部奖金提成都应属于黄建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案涉项目的服务内容包括：售前的商务洽谈、售中的开通受理、资费审批、售后的客服维护等，根据一审时各方举证的证据可以看出，这些服务内容都是由团队共同完成的，而非由黄建达一人独立完成，而且黄建达也无资格独立完成。二、黄建达在和记项目成功转化之前已经离职，且因黄建达个人存在违规行为，几乎导致和记项目终止合作，因此黄建达根本无权主张涉案项目的奖金提成。根据黄建达在一审中举证的《关于下发荔湾分公司2016年项目奖励办法的通知》（中电信荔湾【2016】119号）第二条“项目成功标志”中第2点规定“放号型项目成功转化标志：放号竣工，且成为有效用户”之规定，案涉项目是否成功是以放号竣工并且成为有效用户来认定。又根据《119号通知》附件1中的第四大点“业务质量”，成为有效用户是指直销人员所发展的业务在6个月内未出现拆机（指注销卡号）或者高值套餐改低值套餐的情况，如项目未成功转化则按照相应的积分及积分奖励额度扣减预发的直销人员当月全业务总积分及积分奖励。本案中，黄建达因私刻印章、私自向客户承诺超出正常规定的资费与佛山和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李志成签订合同（本案项目外的其他合同）属于严重违规，并于2017年5月11日从公司离职。在黄建达离职前，该项目尚未符合《119号通知》规定的成功业务，因此，黄建达根本无权主张案涉项目的奖金提成。并且，因黄建达的违规行为性质恶劣，在黄建达离职后，李志成对本案所涉的项目亦提出要终止合作，并且提出要拆机（即注销卡号），如发生拆机情况，按照《119号通知》，员工领取的对应奖金提成需返还给公司。在黄建达离职后，经过周修键、余远辉以及团队其他成员多次的协商等，案涉项目才按照之前的约定继续履行。黄建达仅是项目前期的商机挖掘人之一，且因其个人违规行为在项目实际转化的过程中几乎导致项目转化失败，客户终止合作，可以说黄建达不仅未发挥什么作用，且因其个人违规行为，几乎导致整个项目终止、客户丢失，最终靠团队其他成员的努力才留下客户，并且客户确定继续合作后，后期长达2年左右的售后服务等工作黄建达也并未参与。因此，一审法院将所有项目工作完全归功于黄建达，完全漠视项目团队其他成员的辛勤劳动，相当于剥夺项目团队其他成员的合法权利。另外，黄建达对自己不应领取和记项目的奖金提成也是明知的，黄建达也曾发信息给余远辉明确案涉项目的奖金提成无须结算给他。事实上，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每个项目成功转化后，都会由跟进该项目的团队负责人根据团队成员的工作参与度、项目复杂度、项目持续时间等对项目奖金提成进行内部分配。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认定黄建达参与该项目并享有领取奖金提成的权利，但将项目所有的奖金提成判给黄建达，违反了基本的公平原则。即使根据黄建达一审时提交的《119号通知》第三条项目性业务激励中第3点第（1）小点“项目提成奖励分配，原则上按商机挖掘人占30%，项目负责人占30%，创新项目经理占10%，支撑团队占30%的比例进行分配”之规定，黄建达至多不能取得超过项目奖金提成的30%。三、一审法院对于黄建达与邵俊强、余远辉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审查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看完几人之间完整的聊天记录，对于聊天记录断章取义，属于审查事实不清。事实上，不论是黄建达与邵俊强还是与余远辉的聊天记录，从未有人在聊天中向黄建达确认过和记项目的奖金应全部归属于黄建达所有。在黄建达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情况下，法院认为案涉项目的所有奖金应给黄建达一个人，周修键及其他团队成员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此种认定与常理不符，也于法无据。请二审改判支持周修键的上诉请求。周修键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未查明关键事实，仅简单罗列各方主张的观点。2.黄建达认为对于涉案的项目奖金，只要开卡成功就已经满足领取的条件，无需提供任何售后服务，项目的运转及后续的跟进是电信公司服务的范畴，该主张与事实不符。若其主张是事实，那么电信公司不会在其规章制度中设置6个月的考核期。黄建达在开卡后就离职，完全没有参与后期的维护，没有提供售后服务。3.不管邵俊强是否知道其收到的钱属于何项目，其在收到后已经告知黄建达，让其将钱给周修键，当时黄建达也没有提出异议，可证明该奖金当时不确定是否属于黄建达。在共同完成项目后，公司仅按系统上的揽装人发放奖金，收到奖金的人将款项给团队领导，再由领导分配。一审法院仅以邵俊强曾经告知黄建达将奖金转给周修键，就认定奖金是黄建达所有，该认定没有依据。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合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案由应是物权确认纠纷，在本案生效前，款项的归属尚未明确，黄建达无权要周修键支付利息。黄建达答辩称，黄建达基于用人单位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签订的服务业务外包合同的约定，有权获得案涉款项。佣金的发放规则是以项目揽装为准，与周修键所称该项目由团队完成、黄建达是否参与售后的客户维护、黄建达是否离职，没有关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陈述，案涉佣金是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根据黄建达每月的工作业绩向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发放单月的佣金，再由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将佣金发放给项目揽装人。本案因为根据揽装人与实际揽装人不符而引发的争议，本案证据可以证明黄建达是项目的实际揽装人。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与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签订的合同第四条可知，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对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服务情况按照考核表支付佣金。事实上，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已经按照条款的约定支付佣金。由此说明，项目已经符合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业务外包合同成功的标准，即项目符合佣金的标准。至于黄建达是否离职、是否参与售后服务不能成为否定黄建达获得佣金的依据。周修键称的团队也不存在，其在一审称团队成员有邵俊强等人，但邵俊强不清楚项目的存在，两者存在矛盾。项目的开发到落地交付，都是黄建达完成，黄建达在该项目中获得的经济效益是佣金，邵俊强作为挂靠的揽装人，邵俊强在当月的考核达到5星级标准，邵俊强不可能不清楚项目人的存在。邵俊强一审两次庭审陈述的内容也自相矛盾。本案项目是单独开卡，不存在周修键称的需要团队合作。根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与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政策，黄建达可以得到21万多的佣金。周修键若认为一审审判不公，作为电信在职员工，其可以申请调查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与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佣金结算明细清单，也可以提交其转给余远辉的转账记录。邵俊强述称，同意周修键的上诉请求。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述称，一审判决正确，请予以维持。周修键的上诉请求是其内部的，我方不清楚。黄建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邵俊强、周修键向黄建达返还占用款人民币566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566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为邵俊强、周修键返还的占用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邵俊强、周修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黄建达提交的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黄建达于2013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11日与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确认其为黄建达的用工单位。周修键为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员工。根据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书》显示，邵俊强为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根据邵俊强出具的工资清单显示，邵俊强2017年5月的业务发展奖为42424.2元，应扣除个税额为9997.63元。上述业务发展奖扣减税额后数额为32426.57元，该发展奖即为黄建达主张之佛山和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开卡项目奖金。邵俊强于2017年6月1日将上述奖金32426.57元以微信转账方式转给周修键。本案庭审中，关于佛山和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开卡项目完成过程，黄建达表示其于2017年2月28日经朋友介绍该开卡项目，在2017年4月6日上午跟和记地产负责人李志成确认，在4月6日下午向余远辉汇报，说项目确认可以上报，在4月7日落地给槎龙营销服务中心，黄建达想将该业务落至邵俊强名下，4月7日与余远辉、周修键替余章坤先行去了解客户情况，进行汇报。4月12日与余远辉、周修键、余章坤与司机一同前去客户现场敲定项目及落地，整个过程由黄建达一人独立完成，在4月17日黄建达才将李志成的资料给周修键与余远辉，周修键除了上OA走流程，其他的都是由黄建达独立完成，4月28日配卡出来后，周修键陪同黄建达与余远辉三人送卡给客户，李志成签收，现场由黄建达拍照，其时与余远辉、周修键口头约定6个月后奖金归黄建达。周修键对此则表示：2017年4月余远辉找到周修键说有项目需要其帮忙申请优惠资费，当时团队成员除了余远辉还有黄建达，三人接触客户后，了解实际需求，由周修键在微信群上向分公司及市公司相关部门申请优惠，在OA系统提交优惠资费，审批完成后在4月下旬由周修键及余远辉安排营业代表进行业务受理，在4月28日将受理完成510张卡送给客户，后续主要由周修键与余远辉沟通客户问题，对于揽装人的问题，邵俊强及万志雄是周修键团队下的成员，邵俊强将奖金转给周修键，是按照团队内部分配要求，周修键作为团队的领导，因为考虑到成员的每月业绩考核，会将团队发展回来的各项目和揽装按照考核需要进行分配。邵俊强对此表示：在收到传票前，不知道和记项目的情况，且当月积分领导只是跟邵俊强说有项目落到我名下，黄建达从双方认识到开庭前，没有提起和记项目内容，也没有向邵俊强说有关代收项目的奖金问题。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对此表示，只知道有该项目，但项目的具体运作公司不清楚。黄建达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和记公司项目工作人员微信群聊天记录。二、黄建达与邵俊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邵俊强曾向黄建达表示省公司打电话过来了解揽装的情况，黄建达回复让省公司找周修键沟通就可以了，2017年4月26日黄建达向邵俊强表示“五星级、10万分以上，在开着”，邵俊强回复“小的简直无以回报您老的大恩大德了”，2017年5月，黄建达向邵俊强表示“你爆（积分）了，所以没办法”，邵俊强表示“昨天报错了身份证号码了，害大家白忙活一天，太不好意思了”，2017年6月1日邵俊强向黄建达询问“我这个月的提成是不是你那个（项目），费用我转给键哥了，后面他转给你”，黄建达回复“辛苦了”。三、黄建达与“余远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13日“余远辉”表示“以后这类项目要先告诉我，我再安排到哪个中心，明白？”，黄建达回复“这个我告诉你了，又是槎龙”，“余远辉”表示“这个我真不知道，以后先告诉我，不要告诉其他人”，2017年8月6日“余远辉”表示“我可以帮你问他，但你也要告诉我给了谁，列个详细的单给我，不然我也不知道哪个项目要给的，唯一目前知道的就是和记…”，黄建达曾向“余远辉”询问“我3、4、5月份项目揽装这些我这边找谁呢？”，“余远辉”表示“入你的揽装还是入了其他中心的？”，黄建达表示“我揽装的云呼，槎龙的512张210套餐的”，“余远辉”表示“你揽装的，销售部应该会发的，槎龙我来跟，放心”。四、黄建达与周修键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27日黄建达向周修键表示“那就跟辉哥，你，我一起去”，周修键表示“好，明天送过去给李总后，后天能用起来的吧”，黄建达表示“明天给到肯定会的”，2017年4月28日黄建达将去和记地产送卡的合照照片发送给周修键。五、佛山和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开卡人员列表，显示揽装人为邵俊强及万志雄。邵俊强质证认为，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邵俊强在微信中所提及的“你那个（项目）”所指的项目是红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项目，红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项目之前邵俊强没有接，邵俊强以为是黄建达找到领导重新落实了该项目，又不清楚该项目是否是黄建达的，故对黄建达说把款项转给周修键，对其他证据，因邵俊强没有参加过和记项目，故不清楚。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因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不在群内，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至四，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不是对话当事人，不清楚聊天与项目的有关具体情况，对证据五与其无关，三性不予确认。周修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证据质证意见与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一致。邵俊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邵俊强与黄建达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3月2日黄建达曾表示“接下来的话我会给一到两个。一到200万的银狐那种挂到你名下，到时候你跟一下”，2017年3月3日黄建达曾向邵俊强发送了承诺单位为“红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合同尾页。黄建达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红关的项目发生在2017年3月3日，当月揽收的项目在每月进行核对下发，两个项目在不同月份，黄建达在2017年4月就与邵俊强说过有涉案项目相应积分及奖励，邵俊强时清楚的。周修键质证认为，对邵俊强证据的真实无异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看出黄建达与和记项目的关系。周修键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OA系统申请资费截图；二、移动号码完成受理后将卡送到客户手中的现场拍照；三、项目运转中与客户负责人李志成沟通、内部沟通的微信记录。黄建达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流程只是电信公司内部审核项目的需要，不能证明实际揽装人时周修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系黄建达发送给周修键的照片，当时由黄建达负责现场拍照，再发送给周修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涉案项目的奖金是以实际揽装为发放原则，即谁实际揽装归谁所有，项目的运转及后续跟进本身就属于电信公司服务客户的范畴。邵俊强质证认为无异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本案庭审中，黄建达、邵俊强、周修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均确认涉案和记项目奖金应按32426.57元计算。黄建达、邵俊强、周修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均确认发放奖金的原则是发放给系统上载明的揽装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黄建达提交的客户清单显示，涉案和记项目系统上载明的揽装人并非黄建达，即使是由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直接发放奖金，奖金按发放原则也应发放至系统上载明的揽装人处，而非发放至黄建达处，黄建达主张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对奖金发放负有责任欠缺事实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黄建达是否实际揽装人，邵俊强、周修键是否应当承担返还涉案和记项目奖金的问题，首先，从黄建达提交的其与邵俊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邵俊强曾于2017年4月、2017年5月与邵俊强就积分问题曾进行沟通，期间邵俊强曾表示报错身份证号码，2017年6月1日邵俊强又曾就项目奖金问题询问黄建达，对此邵俊强主张其询问的是“红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项目，但邵俊强也确认其未承接该项目，如邵俊强与黄建达所沟通的并非涉案和记地产项目，在2017年4月、2017年5月理应不会就积分问题与黄建达有沟通，且邵俊强也曾表示报错身份证号码，证明在项目落至其名下过程中其并非不需要参与其中的手续，邵俊强理应知悉涉案和记地产项目，故对邵俊强提出的2017年6月1日与黄建达沟通的并非涉案和记地产项目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7年6月1日黄建达与邵俊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印证黄建达为实际揽装人。其二，黄建达提交之其与“余远辉”之聊天记录也显示“余远辉”确认涉案和记项目系黄建达揽装。综上，黄建达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黄建达是涉案和记项目的实际揽装人，黄建达对涉案和记项目的奖金享有权利。结合周修键的陈述，周修键作为团队负责人和奖金的分配者，理应向黄建达返还涉案和记项目的奖金32426.57元并从黄建达主张权利之日起计付利息。对邵俊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邵俊强在将涉案奖金转至周修键处时已将该情况告知黄建达，黄建达对此在微信中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黄建达同意邵俊强将涉案奖金暂转至周修键处，故对黄建达要求邵俊强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周修键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黄建达返还款项32426.57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5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黄建达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15元（黄建达已预付）由黄建达负担519元、周修键负担696元。本院二审期间，周修键提交了以下证据：1.余远辉与李志成2017年6月至8月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因黄建达在和记地产的另一个项目中存在违规行为，和记地产曾要求连同本案项目一起拆机，经过周修键、余远辉等人多次协商后，本案项目才得以继续进行。黄建达对于本案项目仅在前期参与了部分工作，之后的大部分工作都并非由黄建达完成。2.和记项目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和记项目并非由黄建达一人独立完成，事实上整个团队都在参与。和记项目的工作群中无邵俊强，邵俊强未跟过该项目，项目挂在他名下是团队领导决定的，他不了解和记项目相关情况，不清楚和记项目是否黄建达跟进的项目。3.邵俊强与黄建达2017年3月至6月的聊天记录，证明邵俊强确实不知道和记项目的相关情况，其与黄建达的聊天中从未谈到和记项目。从聊天记录中无法看到邵俊强收到的款项应属于黄建达一个人所有，该款项是什么项目的款项，应该如何分配，都不是邵俊强可以决定的。4.和记项目售后人员与李志成聊天记录，证明和记项目在开卡完成后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跟进，而这些工作黄建达都未参与。5.余远辉与黄建达2017年4月13日聊天记录，证明余远辉与黄建达该日聊天涉及的项目并非和记项目。6.余远辉与黄建达2017年6月15日聊天记录，黄建达称“杨柳、和记的结算搞不下，就不要给我了”，证明黄建达曾向余远辉明确涉案项目的奖金提成无须结算给他。7.余远辉与黄建达2017年6月22-30日聊天记录，黄建达陈述“和记的别算到我头上就是”，证明黄建达曾向余远辉明确涉案项目的奖金提成无须结算给他。和记项目后期工作是由余远辉等人持续处理，黄建达无任何贡献。8.余远辉与黄建达2017年8月5-7日聊天记录，证明余远辉在聊天中从未确认过和记项目的全部提成都要给黄建达一人，并且告知黄建达和记项目要拆机。和记项目后期是由黄建达外的其他人争取回来的，黄建达承认自己有违规行为。9.微信聊天涉及人员的微信信息页，证明证据中所涉微信聊天记录中，各人的微信号等信息。10.和记项目服务终止时间说明，证明和记项目的开始时间为2017年4月，最后终止服务时间为2019年5月，整个项目服务时间长达2年多。黄建达质证称，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3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4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5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6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7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8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0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质证称，对三性均没有异议。邵俊强质证称，认可周修键提交的证据。黄建达、邵俊强、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在二审期间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另查明，周修键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谁揽装奖金归谁，是中国电信的内部规则，而非邮电公司的规章。”“揽装是团队的项目，我已经在公司获得考核业绩，项目是余远辉介绍的，余远辉付出很多，故把款项全部给余远辉。”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项目奖金如何分配、黄建达是否涉案项目实际揽装人。关于涉案奖金的分配规则问题，各方对涉案奖金数额32426.57元并无异议，有争议的为分配规则。周修键上诉主张涉案奖金应由团队享有，并非属于个人，黄建达主张涉案奖金属于个人。双方对奖金的分配规则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奖金如何发放，应由发放主体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予以确定。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在一审的答辩状中称“开卡项目的揽装人为邵俊强和万志雄，并非周修键，与周修键无关。因此按照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积分奖励制度，该项目的提成奖励应当属于邵俊强和万志雄”，根据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的主张，可以确认涉案奖金的分配规则为奖金属于开卡项目的揽装人，并非为揽装团队。关于黄建达是否为实际揽装人的问题，首先，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答辩时称揽装人为邵俊强和万志雄的主张并不成立。邵俊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称，其在收到传票前，不知道涉案项目的情况，即邵俊强并非是为本案的揽装人。根据各方陈述，可以确认在系统中登记揽装人为万志雄，仅仅是将积分转移至万志雄名下，万志雄也并非涉案项目的实际揽装人。其次，关于黄建达是否为实际揽装人的问题，周修键在上诉提出根据微信记录不能证实黄建达为揽装人，且在二审亦提交了新的证据，经审核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微信记录，仅根据黄建达在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尚不足以证实其为实际揽装人，但根据客户单位佛山市和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单位授权书》载明“授权黄建达全权代为办理和开通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手机卡业务、服务及事项”，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证实黄建达为涉案项目的揽装人。另，周修键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谁揽装奖金归谁，是中国电信的内部规则”“揽装是团队的项目，我已经在公司获得考核业绩，项目是余远辉介绍的，余远辉付出很多，故把款项全部给余远辉。”根据周修键上述陈述，涉案项目奖金应由揽装人取得。周修键在二审中主张涉案项目是团队共同完成，服务内容包括商务洽谈、开通受理、资费审批、客服维护等，奖金不应由黄建达独自享有，周修键该主张与其一审主张相矛盾，且其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也不予以证实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周修键主张黄建达存在严重违规问题，不应享有涉案项目奖金，但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均未作出相关处罚决定，周修键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黄建达虽在与余远辉的微信聊天过程中表示“杨柳、和记的结算搞不下，就不要给我了”，但中国电信荔湾分公司、邮电公司广州分公司已经将涉案项目的奖金发放下来，不符合黄建达放弃涉案项目奖金的前提，而黄建达在与余远辉聊天过程中表示“和记的别算到我头上就是”并非明确表示放弃其应得的奖金，周修键主张黄建达已经放弃涉案项目奖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在一审确认奖金发放给揽装人，一审判决作为团队负责人和奖金分配者的周修键向黄建达返还涉案项目奖金32426.57元，并从黄建达主张之日起计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周修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1元，由上诉人周修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印 强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庄武衡陈培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