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411行初77号 原告张来芳，女，1941年6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 委托代理人高秀琴（系张来芳女儿），女，1963年10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 原告高学春，男，1966年3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 原告付小平（系高学春妻子），女，1971年6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 原告方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梦蛟，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常州市新**魏安路**。 法定代表人巢彬，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出庭行政负责人严红刚，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俞伯俊，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是梦宁，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常州市鼎立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常州市新**三井河路**/div> 法定代表人蔡志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旭之，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来芳、高学春、付小平诉被告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魏村街道）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证，本院于5月8日立案，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通知常州市鼎立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来芳及委托代理人高秀琴，原告高学春及原告方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梦蛟，被告魏村街道的行政负责人严红刚及委托代理人俞伯俊、是梦宁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鼎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学春与第三人鼎立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了《常州市新北区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以下简称搬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高学春武字第0340019号房屋总面积为427.25㎡，确权面积249.4㎡，房屋搬迁补偿总额为303617元，安置人口为高学春、付小平，安置面积80㎡，优惠购买40㎡，市场购买40㎡，协议对房屋腾空、其他事项及争议处理等也作了约定。 原告方诉称，春江镇塘东村委韩市63号房屋系高兴言户审批建造，户内人员包括张来芳（高兴言妻子）及高学春（高兴言儿子）等人。该房屋涉及拆迁，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法手续，且拆迁过程中存在威胁恐吓，被胁迫签订了空白协议。原告2018年9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才取得了搬迁安置协议，获知安置人口为高学春与付小平两人。该搬迁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协议无效。经民事起诉后法院裁定属于行政诉讼，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搬迁补偿协议无效。经庭审释明，原告方同意在案涉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时变更诉请为撤销该协议。 原告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建房申请书、建房许可证、高学春的户口簿。2、常春政（依）[2018]第16号信息公开告知书、搬迁安置协议。3、新北区房屋搬迁委托合同。4、（2019）苏0411民初28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被告魏村街道辩称，一、原告张来芳已在其另一个儿子高学清户内享受安置权利，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尽管鼎立公司受被告委托，但不影响该协议的签订系原告基于自愿拆迁申请与第三人经平等协商自愿订立这一事实。原告户的安置补偿权益均通过协议得到了保障，并实际履行，可以反映协议的签订系原告自愿的行为，其所称的受到胁迫没有事实依据。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高学春户搬迁安置补偿协议。2、申请。3、房屋评估材料。4、房屋接收单。5、照顾安置、优惠买卖安置房审批表。6、市场价购买安置房审批表格。7、安家苑抽签登记表。8、新北区房屋搬迁委托合同。9、春江镇房屋拆迁安置意向单。10、房屋所有权证。11、春江镇房屋安置结算单。12、高学清户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当庭提交了证据13、常春政[2012]33号《常州新龙生态林项目“双退出”试点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用以证明原告户属于新龙生态林内，搬迁安置是基于“双退出”实施的。 第三人鼎立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或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一、对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述称张来芳的户口在高学清处，已在高学清户内安置，高学春儿子高建法单独安置，案涉房屋产权人为高学春，张来芳不享有房屋的补偿权益。原告述称1988年高兴言建造了两间两层，当时三个儿子都没结婚，2000年之前高学春加盖了一层，高学春婚后和张来芳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高学冬和高学清婚后另行建房，房屋领产权证时在高学春名下，未进行分家析产。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3，原告认为房屋拆迁与新龙生态林无关，协议签订与细则时隔6年，且被告未举证保障人员名单中包含原告。对证据1-7，原告称系拆迁公司把高学春、高建法带到外面关了一夜签的空白协议，不存在申请拆迁的情况；房屋评估没有提供资质证明、估价报告没有给原告签字确认，认可房屋附图（1号房归高建法所有）但未进行产权分割；签完协议房屋立即被拆除，不存在腾空房屋交出钥匙；安置审批表中出现S122项目，不属于新龙生态林；抽签未进行公证，抽签表上的签名是和协议同一天被胁迫签的。对证据8，原告认为被告无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委托鼎立公司进行拆迁，不认可委托合同的合法性。对证据9，原告认为该意向单时间为2013年，与本案协议无关联。对证据10，原告无异议。对证据11，不认可合法性，称系拆迁公司给了支票逼着高学春去银行拿的补偿款，住了**安置房（******），另一套（74栋甲单元802室）出租。对证据12，原告认为案涉房屋张来芳享有补偿权益，安置人口和房屋补偿是分开的，且高学清户的协议张来芳未签字，不认可真实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各方就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结合房屋搬迁委托合同及被告自认，能够证明第三人鼎立公司受被告委托与原告签订搬迁安置协议的事实。原告方主张被胁迫签订了手写内容空白的拆迁协议，且陈述协议签订时有报110，经本院依职权调取接处警信息，查明2018年5-6月间未有三原告的报警信息，原告张来芳的代理人高秀琴就其本人家中有拆迁工作人员一事曾报警，未就高学春签订协议一事报警。原告高学春陈述被鼎立公司工作人员逼迫到银行拿了补偿款，该陈述不符合常理，且结合其已入住及使用与协议对应安置面积、安置结算单对应的两套安置房的事实，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被胁迫签订及履行协议。关于是否属于新龙生态林项目，被告提供的购买安置房审批表显示拆迁项目为S122，拆迁时间2013年1月22日，与同一日期的房屋拆迁安置意向单中显示的拆迁项目名称“新龙生态林”相矛盾，相关材料存在时间跨度大、内容不吻合的情况，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搬迁的项目事由。关于房屋所有权及面积的问题。原告提供的建房申请书和建房许可证户名均为高兴言，能够证明1988年高兴言建房的事实，但原告方庭审中述称领房产证时办在高学春名下，未进行分家析产，故根据用地许可证的户名、房产证登记、户籍地对应的户主姓名均为高学春，能够证明高学春为春江镇塘东村委韩市**房屋的所有权人。协议评估附图中确认1号房西249.4㎡为高学春所有（有证面积160㎡），系被告在职权范围内对合法建筑面积的确认，本院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高兴言与张来芳为夫妻关系，生子高学春、高学冬、高学清（高学庆）。高学春与付小平为夫妻关系，生子高建法。1988年高兴言申请在××镇××村委××号××房××楼房××层的建房许可证。后该房屋以高学春名义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张来芳户籍与高学清一处。2018年5月14日，高学春与原春江镇人民政府委托的鼎立公司签订了搬迁安置协议，房屋确权过程中确认1号房东190.2㎡为高建法所有（高建法另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其余归高学春所有，高学春的确权面积为1号房西249.4㎡。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被拆除，高学春领取了房屋搬迁补偿款，并实际入住及使用了协议约定面积一致的两套安置房（安家苑69栋乙单元1602室、74栋甲单元802室）。 2019年4月12日，本院受理了张来芳、高学春、付小平诉鼎立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告方诉请及事实理由与本案基本一致。后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9）苏0411民初28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为案涉搬迁安置协议是行政协议，裁定驳回原告方起诉。后原告方以原春江镇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张来芳的原告主体资格、协议的合法性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另查明，经行政区划调整，原告方户籍地村委所属乡镇常州市新**春江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4日变更登记为常州市新**魏村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由姜浩变更为巢彬。 又查明，鼎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志贤因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罪于2019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20年9月29日，本院作出（2020）苏0411刑初7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3年至2018年，蔡志贤以鼎立公司名义，在本市新北区、天宁区等地承接拆迁业务。为实现拆迁获取劳务费，被告人蔡志贤纠集被告人郎银宝、奚志明、肖建华、朱志农、……等人，多次实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贴身跟随、滋扰、任意毁损财物、恐吓、辱骂、殴打等违法犯罪行为”，其中具体的犯罪事实与被害人中未涉及本案原告方。本院判决被告人蔡志贤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对其他十三名被告人判处了相应刑期。经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苏04刑终31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关于张来芳的原告资格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张来芳虽不是案涉协议的相对方，但其凭借建房申请书主张享有房屋产权，认为案涉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符合利害关系人的形式要件，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案涉协议的合法性问题。一、高学春作为依法登记的唯一房屋所有权人及户籍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就房屋搬迁及安置补偿签订相关协议。根据查明事实，房屋产权的权利登记人为高学春，张来芳户籍不在高学春户内，故其在案涉房屋不享有人口安置的相关权利，如未经分家析产将产权办理在高学春名下即意味着由高学春行使处分权，张来芳如认为其享有相应的产权，应从高学春获得的补偿款中另行主张相关份额。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二条规定，行政协议除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类别外，第六项规定的“其他行政协议”，案涉房屋所在地未经征收，协议不产生征收拆迁的效力，仅为协议双方就房屋拆迁、安置的约定，故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行政协议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方主张系受鼎立公司工作人员胁迫签字，缺乏客观证据佐证，结合高学春领取补偿款并入住安置房的情况，尚不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鉴于被告委托的鼎立公司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程序不规范，协议已基本履行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案涉协议属违法但不应撤销的情形。 综上，案涉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应予确认违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高学春与被告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办事处委托的常州市鼎立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常州市新北区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程序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赵旦 人民陪审员  居建秋 人民陪审员  程坚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邹 晶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