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1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1，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某，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朝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甘肃朝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崔某1因与被上诉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2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崔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1，被上诉人邢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石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某1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本案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其在2015年7月至9月期间的在建行和农行的交易流水显示上诉人在此期间的存款余额高达100万元左右，不存在借款的现实意愿。本案60万元的借条是双方共同参与赌博的出资，后因故未能参与赌博所出具的。尤其是上诉人当庭播放的罗某的录音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拿去“做公司”，就是开设赌局的含义。2.一审认定本案60万元的借条是结算形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的诉状中未提及该借条是结算形成，该借条的内容也不能反映出是结算后形成的。法院的审理焦点应当按照被上诉人诉状诉称的内容总结，即2015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是否出借了60万元。其次，被上诉人在四次庭审中对出借款项的陈述均不一致，而一审法院仅凭其在第四次的庭审陈述就认定借条系结算而来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当庭出示的由唐某转给崔某2的两笔10万元、12万元转账、2019年9月17日由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转账的20万元予以认可，但同时抗辩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性。尤其是万达精品服饰公司的20万元，是与该公司的经济往来，与被上诉人无关。最后，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就认定被上诉人出借20万元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尤其是2015年8月的10万元现金，既没有取款记录也没有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对该10万元的陈述前后矛盾的情况下依然认定，让人难以信服。3.一审法院违背不诉不理原则，裁判程序违法。一审中被上诉人在诉状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2015年12月10日的转账19万元，且该笔款项在借条形成之后，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对该款项主张权利的前提下一并审理，违反不诉不理原则。被上诉人仅是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不顾法人财产与个人财产不能混同径行判决。综合全案证据，上诉人收到各种转账59万元，转出58万元，基本持平。一审法院仅凭前后矛盾且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言就认定交付了10万元现金，又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就认定交付了另一笔10万元现金，而对上诉人提交的既有转账记录又符合交易习惯且经法庭电话核实的7万元不予认定。被上诉人邢某辩称，一审法院严格依照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查明的事实有证可循，符合生活常理和交易逻辑，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并进行了阐述和解释，充分保障了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从本案事实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主体合格，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到9月间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的方式分多次向上诉人实际交付60万元后上诉人予以认可并于2015年10月15日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张，双方对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一致且借贷合同的内容合法，其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对民间借贷关系予以认可并依据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审理本案并无任何不当。至于上诉人在庭审中以及上诉状中反复辩称，本案所涉60万元借款是双方共同参与赌博所出的赌资，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将本案于2020年5月9日移送甘州区公安局，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但是甘州区公安局对本案进行审查后依然无法认定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并且，上诉人的辩称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辩称60万元借款是双方参与赌博的共同出资，一方面又对60万元中的部分债务即被上诉人公司会计唐某向其姐姐转账220000元及被上诉人公司向其转账200000万元予以认可并主张已于2015年11月24日向被上诉人还清，双方共同赌博的出资仅是被上诉人通过现金交付的10万元；一方面主张其所提供的罗某录音中的“做公司”含义是开设赌局并以此支撑其借款为赌博出资的说法，一方面又在上诉状中辩称本案的基础诉讼是退伙纠纷，双方确实存在合伙开公司的行为，种种矛盾之处以及有效证据的缺乏充分表明上诉人所坚称的借款为赌博共同出资，仅仅是其意图否认借款从而不承担还款义务的手段。2.本案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频繁，案涉60万元借款的来龙去脉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具有关键的作用，一审法庭全面审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就该笔借款的发生及偿还情况。若本案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借款，作为一个可以完全支配自己行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更是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生意人”，上诉人必然会将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条原件予以索回。另从法律角度来看，上诉人对其主张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个人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自己资金充裕，因此根本不存在需要向被上诉人借款的现实意愿，但是与本案借款合意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和逻辑上的必然性，也并未提交能够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反而是在其所提供的证据中具有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账并备注还款的的记录，更加能够说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综合了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梳理了本案所涉60万元借款产生的过程以及上诉人的还款情况，分别从常理和法理的角度对于该笔借款每一次的交付进行了论证说明，其判决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如果按照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本案一审法院应当仅以2015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出借了60万元作为审理的焦点，无疑于以片面的观点割裂案件事实，不利于案件的审理。3.上诉人对于不诉不理原则的理解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审判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就本案所涉60万元债务要求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时需要对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以及借贷数额的确定进行查明审理，2015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19万元是60万元借贷的组成部分，属于案件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裁判处理，并未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裁判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虽然案涉60万元借贷中，有20万元被上诉人通过其控股的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向上诉人转账交付，但被上诉人也向法院提交了其向公司财务室出具的借条一张，上诉人在与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商业经济往来且明知被上诉人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接受该公司20万元的转账，应当认定上诉人明知是被上诉人向其交付的借款并接受，并且实践中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公司名义向他人交付个人借款非常普遍，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借款符合事实情况，上诉人对于该笔借款具有返还的义务。最后，上诉人所述的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却又由审判长独任审理，违反审判程序，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702民初2512号民事裁定书已明确表说明，（2020）甘0702民初2512号民事判决书中落款处的“审判长索国雄”系判决书中的文字笔误，改正为“审判员索国雄”，实际审判过程中，一审法院按照简易程序审理，审判程序并无违法之处。邢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崔某1偿还原告借款450000元；2.要求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3日，案外人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张掖南街支行向案外人张某的账户打款100000元。2015年7月17日，案外人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张掖南街支行向案外人崔某2的账户打款120000元，在该汇款单右上角备注“同意支付，邢某，2015”。2015年7月15日，案外人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张掖南街支行向案外人崔某2的账户打款100000元，在该汇款单右上角备注“同意支付，邢某，2015”。2015年9月17日，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向汇款人户名为崔某1的账号分四次转账200000元，每次转账50000元。同日，原告邢某向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室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公司财务室现金人民币20万元（贰拾万元）”，原告邢某在借条下方签字确认。2015年10月15日，被告崔某1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邢某现金陆拾万元（600000）”，被告崔某1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2015年11月24日，被告崔某1向对方账号户名为邢某的银行卡转账340000元。同日，被告向对方账号户名为唐某的银行卡转账70000元。2015年12月10日，原告邢某在其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向被告崔某1转账190000元。2016年1月26日，被告崔某1在中国农业银行向对方账号户名为邢某的银行卡转账80000元。2016年12月29日，被告崔某1在中国建设银行向对方账号户名为邢某的银行卡转账20000元，并在交易附言一栏备注“还两万”。2017年1月26日，被告崔某1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对方账号户名为邢某的银行卡转账20000元。另查明：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于2007年11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邢某，其为公司股东，股权占比57.92%，对公司享有控股地位。案外人唐某为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原会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认为原、被告相互进行经济往来后，于2015年10月15日进行了结算，被告崔某1向原告出具金额为600000元的借条一张，后被告抵顶、偿还部分，尚欠450000元。被告对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存在异议，认为虽然出具了借条，但是双方存在大量经济往来，双方互相转账数额基本一致，被告账户存有大量流动资金，不存在向原告借款的意愿。同时，向被告转入的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转给被告，故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邢某对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有控股地位，其个人资金通过公司账户转出属于正常。被告对原告出具的借条无异议，若原、被告无借贷关系，则被告崔某1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在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单中的20000元资金流动备注“还两万”，若原、被告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在转账过程中备注还两万的行为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原、被告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成立。本案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原告借款的具体数额以及被告偿还的具体数额。关于原告邢某向被告崔某1借款的具体数额。综合原告在四次庭审中的陈述，原告主张的借款的构成为2015年7月13日，原告向案外人张某转账100000元，案外人张某拿出100000现金交于其丈夫罗某后，罗某在宾馆交于原告邢某后原告交付给被告。2015年7月15日，原告通过公司原会计唐某向被告姐姐崔某2转账100000元。2015年7月17日，原告通过公司原会计唐某向被告姐姐崔某2转账120000元,该笔借款中包含原告欠被告的20000元。2015年8月份，原告再次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交付100000元。2015年9月17日，原告向其控股的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借款200000元后，以公司名义分四次，每次向被告转账50000元，共计转账200000元。上述共计向被告借款600000元。后经双方核算，被告向原告出具600000元借条一份。2015年11月24日，被告向原告偿还本金300000元，利息40000元，但因被告表示还需借款，并于2015年12月10日再次向被告借款200000元（实际支付190000元），故原告在上述600000元中扣减100000元。同时被告以其他方式向其偿还50000元，被告下欠450000元。综合被告在四次庭审中的答辩，其表示对于案外人张某、罗某的100000元现金，系原、被告共同赌博的赌资并非借款。对于2015年8月份原告交付的100000元现金并不存在。对于原告公司会计唐某向其姐姐转账220000元及原告公司向其转账的200000元，其在2015年11月24日向原告偿还340000元，向被告公司会计唐某转账70000元，所以已经还清。对于2015年12月10日的190000元，当时双方只是约定原告借用被告账户倒账，在三天之后被告就向原告交付150000元现金，上述190000元与借款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2015年7月13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张某及罗某的100000元现金借款，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罗某的证言中显示，其将100000元现金在宾馆中交于原告，在几分钟后其与原告离开宾馆，原告手中并未将上述100000元现金带离宾馆，而当时被告崔某1在宾馆，现场并无其他人在场。被告在庭审中辩称罗某与被告存在大量经济纠纷，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在原告已经举证初步证明有现金交付，被告亦认可现金交付给了原告的情况下，被告抗辩该款项系赌资的主张，经公安机关核查，并未认定赌博行为，结合被告自愿给原告出具600000元的借条的事实，以及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10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所借的借款；其次，对于原告通过公司原会计唐某向被告姐姐崔某2分别转账100000元及120000元的事实，被告在庭审中表示知情，并且在其抗辩理由中，将上述款项计算为原告与其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其他款项进行抵顶核算，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实际为原告对被告的转账，结合被告自愿给原告出具金额为600000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再次，对于2015年9月17日，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向被告崔某1转账200000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在实践中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公司名义向他人借款是非常普遍的，即便控股股东违法向公司借支款项，亦系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在庭审中承认其与张掖市万达精品服饰有限公司没有任何经济纠纷，故上述公司没有向被告转账的理由，结合原告提交的其在2019年9月17日向公司财务室出具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220000元的汇款系原告向被告的借款；最后，对于原告陈述的2015年8月份的100000元现金借款，根据原告庭审中提交的2015年10月15日被告出具的金额为600000元的借条，除去上述一审法院认定的520000元，下剩80000，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在2015年7月17日的120000元中包含原告欠被告的20000元，扣减之后上述条据中金额为100000元，与原告陈述的金额及时间相吻合，能够与原告提供的金额为600000元的借条金额相吻合。被告在庭审中抗辩上述600000元借条并未实际履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在债权人提供债权凭证之后，债务人主张没有实际发生相应的借款关系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交证据。同时，在民间借贷中，当事人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向债权人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出具借条，签名捺印的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出具了上述借条，且上述借条出具的时间在原告陈述的四次借款之后，符合民间在多次借款之后进行核算的常理，原告提供的上述能够形成证据链，故对原告陈述的借条出具的事实及具体借款的支付情况予以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2015年12月10日其向被告借款190000元的事实，在原告与被告分别提交的各自银行卡转账记录中，原告于2015年12月10日向被告转账190000元，虽然被告在庭审中抗辩称上述转账系原告借用其账户进行倒账，但被告未提供倒账后向原告还款的证据，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系原告向被告的借款。关于被告偿还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与被告分别提交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被告于2015年11月24日向原告转账340000元，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其中300000元为本金，40000元为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在上述借条核算出具的过程中并未约定利息，被告在还款过程中也未表示其中40000元为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一审法院认定上述340000元全部偿还本金；其次，在被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中，2015年11月24日被告向案外人唐某转账70000元，虽然案外人唐某在一审法院与其通话中表示上述款项其转到原告手中，但在第四次庭审中其作为证人出庭的过程中表示上述款项为被告偿还其兄弟的债务，与原告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同一天向原告还款，但又将70000元转到他人银行卡中不符合常理。同时被告不能合理说明其向案外人唐某私人转账的原因，若上述款项的确不属于案外人唐某陈述的属于其兄弟，则被告可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案外人唐某返还，但在本案中不能计算为其偿还原告的借款；再次，对于2016年1月26日，被告向原告账户转账80000元的事实，原告表示上述款项为被告崔某1为其哥哥活动所用，但由于相关事项没有成功，故被告退回了上述8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不能提供其单独向被告转账80000元的证据证明，虽然原告表示为现金交付，但亦未提交相关凭证，故对原告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原告不能提供上述款项为除本案外其他债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款项为被告对原告借款的还款；最后，原告在庭审中认可被告通过其他途径向其还款50000元，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还款直接予以认定；另外，在被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中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26日被告向原告邢某分别转账20000元，原告表示该两笔款项为偿还的利息，但在原告出具的条据中未约定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上述40000元亦为偿还的借款本金。综上，经一审法院核算，原告共计向被告借款790000元，被告共计向原告还款510000元（340000元+50000元+80000元+40000元），被告下欠28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崔某1偿还原告邢某借款2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4025元，原告邢某负担2505元，被告崔某1负担1520元，被告崔某1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给付原告，一审法院退还原告邢某案件受理费40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崔某1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与一审证人罗某的通话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罗某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去赌博的。2.证人郑某2的证言，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的经济往来因赌博产生的。被上诉人邢某质证后对上述证据均不予以认可，认为通话录音光盘中反映不出是赌博，且移交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也未认定邢某参与赌博，证人郑某2与上诉人系朋友关系，与邢某仅是认识，其证言有倾向性，同时证言也不能证明双方借贷关系不合法。经审查，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证明力不足以证实上诉人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邢某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借款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法借贷关系，借条是由于准备去赌博产生的，但根据一审中双方提交的借条、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在2015年10月15日出具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后直到被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期间长达四年多时间内均未提出主张撤销该借条或通过其他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出具借条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审查是否存在涉嫌犯罪的情况，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经审查也无法判断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上诉人也再未提交其他具备证明力的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故经综合分析，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陈述2015年8月通过现金方式向上诉人支付10万元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一审中查明认定的事实及证据，该笔借款能够与其他借款、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相互印证。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在起诉时未主张的于2015年12月10日转账19万元确认为借款一并进行审理，违反了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因本案所涉借款笔数较多、金额较大，且对2015年10月15日出具借条之后的全部还款进行了确认计算，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抗辩意见及当庭陈述对本案所涉全部借款金额及全部还款金额进行审理并无不妥，未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崔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崔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力珍审判员 安凤梅审判员 尹建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焦 飞书记员 齐志婧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