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伟东，男，198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影，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农家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塔路民营科技经济园内。 法定代表人：张瑞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家凤，女，公司员工。 上诉人徐伟东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市农家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农家乐）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皖0191民初3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伟东上诉请求：一、改判合肥农家乐支付徐伟东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6819元（11529元/月*11个月=126819元）；二、改判合肥农家乐返还徐伟东垫付的2008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社保费用34604元。事实与理由：一、合肥农家乐存在长期拖欠工资的事实，未及时足额支付徐伟东劳动报酬，导致徐伟东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合肥农家乐依法应当向徐伟东支付经济补偿金。徐伟东于2008年3月1日入职合肥农家乐工作，担任经理一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6月之前徐伟东每月工资8000元，扣除社保后每月实发工资7600元，在2018年6月以后徐伟东每月工资公司调整为12000元每月，每月扣除社保后实发工资为11529元。1、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合肥农家乐拖欠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的工资的事实。另外，根据徐伟东提供的证据，自2018年9月起合肥农家乐长期存在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期间徐伟东一直多次予以催要工资，在徐伟东的不断催要过程中，合肥农家乐才予以陆陆续续的发放一定工资。综上可以看出，合肥农家乐确实存在长期拖欠工资，未能按时足额予以支付报酬的事实。徐伟东对于合肥农家乐长期拖欠工资的事实，依法享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并且符合用人单位予以支付劳动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依据2019年4月15日徐伟东向合肥农家乐总经理张瑞明提出辞职，从短信内容看出提出辞职是自身选择，未予以说明系因合肥农家乐拖欠工资或未给其购买社保而被迫离职。首先，徐伟东提供的证据聊天记录中，2019年4月15日的聊天中仅说明徐伟东辞职的事情想好了，过完周年庆予以离开。该内容仅表明其提出了辞职的想法。2019年5月6日的聊天，《致老大》一封信写到“走到这一步世非我愿，但现实如此...,哪怕我离职时...借故身体原因，以免对企业造成额外的负面话题...老大，把工资和14年底借给公司的9万给我吧！我想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何况一无所有的我还要生存...”该封信的内容，能明确的表明徐伟东辞职的真正原因系合肥农家乐长久拖欠工资，对其生活造成重大影响，难以维系基本生活。并且徐伟东提供的聊天记录中自2018年起多次催要工资，直至离开公司后仍在催要工资，更能予以佐证，徐伟东离职系拖欠工资的原因。综合案件的整体来看，合肥农家乐长期拖欠工资，未予以按时发放，该事实确定无疑。从社会常理角度考虑，长期拖欠工资行为足以使劳动者迫于生活压力予以提出辞职。更何况徐伟东作为负担家庭开销重担的中年人，被单位拖欠半年工资势必影响其家庭与生活。故徐伟东离职的真正原因系合肥农家乐存在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被迫离职。徐伟东基于长期服务原工作单位的感情出发，委婉未提该事。而一审法院未从该角度考虑，并且仅仅依据单一证据，予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来说，合肥农家乐并未举证证明徐伟东离职系徐伟东自身身体原因或自身选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徐伟东在工作期间合肥农家乐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徐伟东替合肥农家乐垫付的社保费用，依法依约合肥农家乐应予返还给徐伟东。首先，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履行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徐伟东于2008年3月入职合肥农家乐，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合肥农家乐负有为徐伟东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在2008年至2012年12月之前合肥农家乐未给徐伟东购买社会保险，合肥农家乐一直未履行自身义务，着实损害了劳动者徐伟东的合法权利，依法应予以承担缴纳社保的义务，即返还徐伟东垫付的2008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社保费用34604元。其次，鉴于合肥农家乐一直迟迟不予以办理社保事项，不予以按期缴纳社保，履行自身法定义务。合肥农家乐承诺由徐伟东先行垫付社保费用，以后再给予返还给徐伟东。经过协商后，徐伟东在2012年11月一次性自己补缴了34604元的社会保险费，系2008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徐伟东在一审中亦向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了证据予以证明。徐伟东通过委托合肥乡村风情餐饮有限公司代为购买社会保险的。并且该补缴社保行为合肥农家乐的工作人员全程予以陪同及协商，徐伟东在与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里亦提及该部分社保补缴事宜，并予以追要。综上，一审法院仅依据合肥农家乐未出具书面的返还垫付社保的承诺，予以驳回徐伟东的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 一、合肥农家乐辩称，一、合肥农家乐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从徐伟东提供的证据来看，自2014年徐伟东与雄瑞农家乐酒店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徐伟东与合肥农家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雄瑞农家乐与合肥农家乐系两个独立法人，合肥农家乐不应向徐伟东支付工资。二、2014年徐伟东到雄瑞农家乐工作应视为自动解除了与合肥农家乐的劳动关系，因此徐伟东的工作年限应当分别计算，而对于2008年至2014年在合肥农家乐的部分已经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若徐伟东主张雄瑞农家乐与合肥农家乐是关联公司，应提供初步证据对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的情况加以证明，未能提供或提供的证据不足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使证明了合肥农家乐与雄瑞农家乐是关联公司，公司也没有任何派遣文件对徐伟东工作进行调动，徐伟东也没有提供证明系“非因本人原因，不符合（劳动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另外关于离职原因，在其提交的《致老大的一封信》第六行“借故身体原因”可见其主张是身体原因辞职，根据微信记录的时间徐伟东辞职前通知未满30天且未办理任何辞职手续，应属于主动离职，因此合肥农家乐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三、关于徐伟东垫付的社保费用，由于徐伟东前单位的原因，合肥农家乐无法为徐伟东缴纳社保，不存在主观过错，至于合肥农家乐承诺返还，徐伟东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徐伟东的上诉请求。 徐伟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合肥农家乐支付其2018年1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1月工资11529元、2月工资11529元、3月工资11529元、4月工资11529元、5月工资5764元；2、判令合肥农家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6819元（11529元×11月=126819元）；3、判令支付徐伟东垫付的2008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社保费用3460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伟东于2008年3月1日入职合肥农家乐工作，任合肥农家乐经理一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6月前，徐伟东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扣除社保后每月实发工资7600元，2018年6月后，徐伟东的工资标准调整为每月12000元，扣除社保后实发工资为11529元。合肥市村风情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乡村风情公司）自2007年9月7日为徐伟东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并自2007年8月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因合肥乡村风情公司社保账户欠费，2008年3月徐伟东入职合肥农家乐后社会保险关系未能办理转移至合肥农家乐，徐伟东在合肥市村风情餐饮有限公司的社保账户持续按月产生欠费，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实徐伟东于2012月12月委托合肥乡村风情公司为自己补缴了2008年3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各项社保欠费并办理停保并于2012年11月21日办理社保关系转移至合肥农家乐，合肥农家乐自2012年12月为徐伟东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至2019年6月。 2008年3月起合肥农家乐每月通过银行代发转账的形式向徐伟东发放工资，2016年4月起合肥雄瑞农家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徐伟东发放工资，2017年1月起合肥农家乐会计陈俊美通过个人银行账号向徐伟东发放工资，2019年3月25日由公司会计刘根杨通过个人银行账号向徐伟东发放2018年9-11月工资，此后未再发放徐伟东工资。2019年4月15日徐伟东通过微信向合肥农家乐总经理张瑞明提出辞职。 2020年4月徐伟东以合肥农家乐为被申请人，向合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依法裁决：1、裁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3600元；2、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8年1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1月工资11529元、2月工资11529元、3月工资11529元、4月工资11529元、5月工资5764元；3、裁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6819元；4、裁令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垫付的2008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社保费34604元。后徐伟东对仲裁裁决不服，并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本院。2020年5月15日，该仲裁委作出合经区劳人仲案字（2020）20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裁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1月工资11529元、2月工资11529元、3月工资11529元、4月工资11529元、5月工资5764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徐伟东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另查明，合肥农家乐实际控制人为张瑞明，持有公司股权96.29%，合肥雄瑞农家乐的实际控制人系张瑞明，持有公司股权99.55,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洪家凤、陈俊美系合肥农家乐会计，曾在合肥雄瑞农家乐兼职。 一审法院认为，徐伟东于2008年3月入职合肥农家乐，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肥农家乐与合肥雄瑞农家乐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张瑞明控制的关联企业，2014年徐伟东非因本人原因被派至合肥农家乐的关联企业合肥雄瑞农家乐工作，仍受合肥农家乐的实际控制人张瑞明的管理、且实际在合肥雄瑞农家乐提供劳动，合肥农家乐自2012年12月起一直为徐伟东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至2019年6月，故本院认为徐伟东自2008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与合肥农家乐之间存在存续劳动关系。 （一）关于拖欠工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本案中，双方对徐伟东自2018年6月开始工资标准调整为每月11529元无异议，合肥农家乐未向徐伟东发放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的工资，故本院确认，合肥农家乐应支付徐伟东2018年1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1月工资11529元、2019年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3月工资11529元、2019年4月工资11529元、2019年5月工资5764元。 （二）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2019年4月15日徐伟东通过微信向合肥农家乐总经理张瑞明提出辞职，从其短信内容看出提出辞职是因其自身选择，未说明因公司拖欠其工资或未给其购买社会保险而被迫离职，徐伟东亦无充足证据证明其确因合肥农家乐存在违法行为而被迫离职的证据，故徐伟东主张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徐伟东主张合肥农家乐曾承诺支付其垫付的2008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34604元，但未举证证明合肥农家乐作出该承诺，故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按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合肥市农家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徐伟东2018年1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1月工资11529元、2019年2月工资11529元、2019年3月工资11529元、2019年4月工资11529元、2019年5月工资5764元。二、驳回徐伟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徐伟东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合肥农家乐支付徐伟东欠付的劳动报酬，合肥农家乐并未提起上诉，系对其应当承担支付责任予以认可。现其二审中抗辩主张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本案中，虽然合肥农家乐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徐伟东劳动报酬的事实，但根据徐伟东与合肥农家乐法定代表人张瑞明的短信内容，其离职的原因原因并非是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是因自身原因离职，故其请求合肥农家乐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徐伟东在合肥农家乐工作之前的单位未及时为其清缴社保欠费，导致徐伟东2008年3月至2012年11月未能及时缴费。徐伟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合肥农家乐此期间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存在过错，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合肥农家乐向其承诺支付该项费用，故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伟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伟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二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王瑾 书记员姚静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