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13民初5392号原告：南京伽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MA1MBA7K42，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街道疏港路**龙潭物流基地**。法定代表人：陈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江苏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一鸣。被告：泰兴市福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753236288E，住所地在，住所地在江苏省泰州市泰兴经济开发区v>法定代表人：沈世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慧，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伽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伽恩斯公司）与被告泰兴市福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福昌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伽恩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和庞一鸣、被告福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伽恩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福昌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35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21日，原告促成被告与乐金化学（南京）信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乐金公司）签订危废物回收处理合同。2016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被告委托原告就乐金公司废弃物处理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被告每月支付咨询服务费50万元，总额为3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就乐金公司废弃物处理提供了咨询服务，合同期限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该服务合同履行完毕后，服务合同期限又延续至被告与乐金公司危废物处理合同延续的期限，即2017年1月20日。原告全程跟踪服务被告和乐金公司危废物合同的履行，包括危废物的收集、回收现场的清洁、运输、每月处理量的核对、开票、催款等事务都是原告直接和乐金公司对接，沟通、协调,但被告未按约支付服务费。2019年6月28日，原告先行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16年1月至6月期间拖欠的服务费200万，2020年3月30日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200万元，后被告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7月6日，原、被告双方在二审期间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向被告主张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共计7个月的服务费350万元。被告福昌公司辩称，1.伽恩斯公司主张福昌公司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服务费，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诉讼时效至2020年1月，期间伽恩斯公司并未主张福昌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服务费，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2.伽恩斯公司主张福昌公司支付350万元服务费所依据的《2016年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已终止。2016年1月1日，伽恩斯公司与福昌公司约定就乐金公司废弃物处理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并签订《2016年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技术咨询服务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技术咨询服务费用总额为300万元人民币，采取按月支付，每月支付咨询服务费50万元。因双方就合同履行产生争议，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福昌公司支付服务费200万元人民币。该案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双方调解结案且被告已履行完毕。双方签订的《2016年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到期后自然终止，在答辩人未明确表示合同延期并确认的情况下，伽恩斯公司以一份已终止的合同主张继续支付服务费，缺乏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3.伽恩斯公司起诉书中主张的居间服务不成立。根据《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福昌公司并未委托伽恩斯公司为其提供居间服务，伽恩斯公司就同一问题既主张提供了咨询服务，又主张提供了居间服务，本身是相互矛盾的，起诉的案由不明确。4.福昌公司与乐金公司签订的《危废物回收处理合同》，明确约定了危废物的种类及价格、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已顺利履行完毕。根据合同约定，福昌公司负责危废物的收集、运输、回收现场清洁等工作，处理量的核对由双方确认，开票与回款均按合同约定履行。伽恩斯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称的“负责危废物处理的前期工作”。5.伽恩斯公司主张福昌公司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共计350万元服务费，违反了民法确立的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伽恩斯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限内为福昌公司与乐金公司的危废处理提供实质性的、关键的或者不可替代的咨询服务，福昌公司与乐金公司完全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换言之，伽恩斯公司是否提供所谓的咨询服务，均不影响福昌公司与乐金公司《危废物回收处理合同》的履行。同时，根据福昌公司关于该项目的实际收益，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利润总额为420844.1453元，伽恩斯公司未提供任何实质性服务，甚至从未到过现场，仅凭转发的几封邮件，要求福昌公司每月支付50万元人民币技术服务费，不符合基本商业规则及民法确立的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综上所述，伽恩斯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危废物回收处理合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电子邮件、废弃物出厂记录单、微信聊天记录、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银行汇款凭证、入库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21日，乐金公司（甲方）和福昌公司（乙方）签订《危废物回收处理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收集、运输、装卸及无害化处理危废物；甲方委托乙方分拣、运输、装卸、处理的危废物的种类包括分公司边角料、边角料（前工程）、Lami后废弃物、带胶废膜、边角料（后工程）、生产垃圾；甲方向乙方转移危废物时，应按照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办理危废物转移审批手续，并办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甲乙双方最终以联单的形式进行结算；乙方负责将危废物从甲方存放地点运输至处理地点，乙方保证拥有收集、储存、运输及处理危废物的资质并具有危废物处理系统；乙方应于每月月底计算当月服务费并向甲方发送费用请求书及正规发票，甲方应于收到乙方正规发票之日起20日内向乙方支付服务费；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12月20日，但经双方书面协商可变更合同期间。合同到期后，双方合作由延续至2017年1月20日。2016年1月1日，福昌公司（委托方、甲方）与伽恩斯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乐金公司废弃物处理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并支付技术咨询服务费用；咨询范围包括1、乙方针对甲方所提供项目资料提供技术咨询服务，2、针对甲方提供的设计资料进行技术指导工作，3、乙方配合甲方进行现场沟通协调工作，4、乙方负责进行环保系统现场培训，5、乙方应配合甲方协调发生的技术问题，并提出建议，6、乙方应为甲方的方案评审提供技术支持，上述所列咨询范围；技术咨询服务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咨询工作，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1、提供技术资料，……2、提供工作条件……；技术咨询服务费用总额为300万元，采取按月支付，每月支付咨询服务费50万元，乙方每月20日前向甲方开具技术咨询服务费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付款，乙方向甲方开具服务类性质的增值税发票；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甲方金额不超过合同价5%的违约金。2019年7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伽恩斯公司诉福昌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伽恩斯公司请求判令福昌公司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服务费200万元。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9）苏0113民初467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福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伽恩斯公司咨询服务费200万元。后福昌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阶段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且福昌公司已经履行完毕调解协议内容。2020年8月24日，伽恩斯公司于本案中再次起诉福昌公司主张福昌公司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服务费350万元。伽恩斯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原告经办人庞一鸣与乐金公司员工、以及被告员工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的工作邮件及附件，显示：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乐金公司每个月均将福昌公司当月（危险）废弃物处理量统计表发送给庞一鸣进行确认并要求开票，2016年12月20日乐金公司邮件通知包含庞一鸣在内的多名收件人“因我公司废弃物处理单位选定需要时间，故对现有的2016年的废弃物处理合同进行顺延，按照采购部门报经法人长审批后的解结果;2017年处理单位选定后，合同延期自动终止，请各位知悉，另外，本月费用正常结算”，庞一鸣于2016年7月、8月、9月、12月向被告员工转发当月乐金公司的邮件，证明：《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到期后，原告继续就被告与乐金公司的危废处理合同提供服务，一直服务至2017年1月20日；2.2016年12月21日-2017年1月20日期间废弃物出厂记录单复印件，该证据来源于原告组建的废物收集车队驾驶员留存的复印件，证明：原告在乐金公司收集废弃物进行现场管理，原告联系的车队队长每月对其指派驾驶员运输的废弃物出场纪录单进行汇总与乐金公司进行账单核对，因2016年12月21日之前的处理费已结算完毕，原告就没有留存。被告福昌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电子邮件真实性认可，邮件不能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服务期限到2017年1月20日,也不能证明被告与乐金公司合同延期一个月是由原告促成的，被告与乐金公司延期一个月是基于乐金公司危废物处理市场需求，被告与乐金公司2015年12月21日-2017年1月20日期间的合同完全是被告与乐金公司的商业往来，也是基于乐金公司危废物处置市场需求；2.对废弃物出厂记录单复印件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认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乐金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危废物处理合同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废弃物运输由被告方承担，被告与乐金公司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既然运输由被告承担，那么整个运输包括车队都由被告承担。因此不存在原告在乐金公司收集废弃物并进行管理的必要。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只有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通过该证据可以反证原告方没有提供危废物管理服务。对于以上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出厂记录单因为原告没有提供原件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审理中，原告伽恩斯公司陈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到期后，原告要求续签合同，被告一直拖延，所以没有续签，但是原告一直提供服务，被告也口头承诺等整个工程结束再进行结算；虽然没有续签服务合同，但双方完全按照之前的服务合同约定来履行的；乐金公司实际上是原告的客户，因原告没有处理废物的系统和设备，乐金公司才和被告合作，所以即使被告没有全额支付2016年1至6月期间服务费，原告还是将服务延续到乐金公司和被告的全部合同期限；原告一直都与被告员工进行沟通主张服务费，但没有书面证据，根据《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服务费应有原告先开具发票后被告再付款，原告没有开具发票，所以不存在时效的问题；因被告没有按期支付服务费，原告处于半停业状态，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所以原告分批进行主张服务费，没有在（2019）苏0113民初4678案件中一并主张本案涉及的服务费。审理中，被告福昌公司陈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到期后，因原告服务与合同约定的内容完全不符，双方合作不愉快，原告提供的服务达不到被告要求，所以被告未与原告再签订合同；乐金公司若有废弃物需要处理会与被告员工何某联系，何某联系车队后，车队的驾驶员再到乐金公司，乐金公司处几乎每天都有废物要处理，所以是车队定时定点的去。车队是被告的，运输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废弃物的装卸、清洁等工作都是被告负责，2016年6月之前，原告在合作期限内可能提供了相应服务，但是2016年6月之后就是被告负责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间的《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但未约定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约，在原、被告并没有续签原服务合同且被告明确表示原服务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仅凭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转发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仍按照《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合意，亦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原服务合同约定的技术咨询服务，故原告主张被告应按照《2016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辩称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原告主张的服务费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原告称自己的服务提供至2017年1月、被告口头承诺等整个工程结束再进行结算，在双方未续签服务合同、被告在原合同期限内就已存在拖欠服务费且被告明确表示在原合同到期后原被告双方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应为2017年1月21日，即被告与乐金公司合作结束次日，但原告2020年8月24日才起诉至法院，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因此,被告的抗辩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京伽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4800元，减半收取17400元，由原告南京伽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 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 助理  马嘉翊见习书记员  麻雪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