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洪美富，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上海市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烨烜纺织品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漱珠岗纯阳观西北面地段五凤（中大）**布匹市场自编**。经营者：马俊杰，男，199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冀丹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洪美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烨烜纺织品商行（以下简称凤阳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8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洪美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被上诉人凤阳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冀丹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美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凤阳商行的诉讼请求；3.案件诉讼费用由凤阳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认定错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付款日期。按照交易规则，买方应在收货的同时支付货款。本案中，洪美富签字确认的最后一张送货单载明的时间是2015年9月20日，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计算3年，但凤阳商行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该期间内向洪美富追索过货款（当然是有其他原因的，因为凤阳商行提供的布匹不合格，洪美富已经退货，终止了双方的买卖关系）。因此，凤阳商行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凤阳商行提供的2016年的三份送货单并没有洪美富的签字，洪美富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该送货单。2.洪美富共向凤阳商行付款164436元，包括2015年5月30日转账5万元，2015年5月30日付款14436元，2015年7月17日转1万元，2015年7月17日付款1万元，2015年8月22日付款1万元，2015年9月28日转1万元，2015年9月29日付款1万元，2016年1月17日转1万元，2016年1月17日付款1万元，2016年5月28日付款1万元，2016年8月29日转账1万元，2016年8月29日付款1万元。这是凤阳商行提供的凤阳商行付款记录和转账记录上的数额。3.2019年5月，凤阳商行突然通过微信向洪美富索要货款，双方都没有提到具体金额，更没有确认127462元。洪美富承认自己资金紧张，并说老婆有病住院。这是拒绝凤阳商行的要求，否定欠款的表现。4.洪美富在2020年7月电话提醒凤阳商行，当年因为凤阳商行提供的布料褪色，导致洪美富的公司倒闭。洪美富把剩余的布匹和成品裤子全部退还给凤阳商行，表明双方就此两清了。这么多年凤阳商行没有向洪美富要求货款是有原因的。从2013年起洪美富与凤阳商行发生交易，洪美富已经向凤阳商行支付了数百万元货款，而其提供的布匹原料一直是有褪色问题的，洪美富最后没有让凤阳商行赔偿已经够大度了。现在凤阳商行时隔这么多年后却要求洪美富付款，洪美富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凤阳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洪美富于2016年8月29日最后一次向凤阳商行支付货款1万元，凤阳商行于2019年5月29日向洪美富通过微信催要剩余货款，洪美富也于当日接收到了催要通知，故诉讼时效已经发生中断。凤阳商行出售的货物并无任何质量问题，洪美富提货时已经完成验货并签字确认，且洪美富无证据证明货物存在问题。凤阳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货款117462.5元，并从2016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和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逾期利息给凤阳商行；2.案件诉讼费用由洪美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8日至2016年5月13日期间，洪美富向凤阳商行购买布料，凤阳商行按洪美富的指示向相应的客户交付了布料。2015年9月20日供货后洪美富曾在凤阳商行提供的销售细码单上签名确认，前期欠款131402元，本次应收8780元，合计欠款140182元。2016年4月24日凤阳商行向洪美富供货6210元，同年4月29日供货6375元，同年5月13日供货4695元。2015年5月30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4436元，2015年7月17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万元，2015年8月22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万元，2015年9月28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万元，2016年1月17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万元，2016年5月28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万元，2016年8月29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支付了货款1万元。2019年5月29日凤阳商行通过微信要求洪美富支付剩余货款，并向洪美富发送了截至2016年6月3日的欠款单，上面记载，前欠132767元，5月13日发生4695元，5月28日收款1万元，共欠127462元。洪美富在微信中回复自己资金有些紧张等。凤阳商行于2020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洪美富向凤阳商行采购布匹材料，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洪美富收到凤阳商行的货物后有义务向凤阳商行支付相应的价款。根据凤阳商行提供的销售细码单以及收款的银行流水明细、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洪美富尚欠凤阳商行货款117462元。因此，凤阳商行诉请要求洪美富支付货款11746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凤阳商行、洪美富没有明确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2019年5月29日凤阳商行通过微信要求洪美富支付货款，考虑到给予洪美富合理的付款期限，一审法院依法酌定利息损失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凤阳商行主张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洪美富应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给凤阳商行。洪美富在2016年8月最后一次向凤阳商行付款，凤阳商行曾于2019年5月向洪美富请求支付货款，至2020年5月凤阳商行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另外洪美富辩解的布料质量问题，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洪美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凤阳商行清付货款117462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二、驳回凤阳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85元，由凤阳商行负担605元，洪美富负担2680元。洪美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应负担的受理费2680元直接缴纳至一审法院。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洪美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洪美富自行制作的记账本（该记账本显示，2016年4月24日欠6210元，4月29日欠6375元，5月13日欠4695元），拟证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29日共付款24笔，其中2015年4月17日付款3万元，4月20日付款5万元，但未计入本案已付货款中，尚余货款58937.6元。2.洪美富自行制作的退货清单，拟证明洪美富共退还价值8160元的货物。3.销售细码单六份，拟证明洪美富并未在上述单据上签名。4.银行流水，拟证明支付货款情况。凤阳商行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是洪美富自行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凤阳商行已经实际发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是洪美富自行制作，需结合银行流水进行审查。证据2是洪美富自行制作，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凤阳商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马桂标名下中国民生银行62×××97账户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期间的完整银行流水，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4月17日通过POS机刷卡收入3万元，4月20日收到洪美富转账5万元，5月30日收到洪美富转账5万元。凤阳商行解释称，2015年4月17日的3万元、4月20日的5万元均是支付2015年3月之前的货款；2015年5月30日支付的5万元货款中，有35564元是用于清偿2015年3月之前的货款，剩余的14436元才是用于清偿本期货款。2015年3月之前的货款已经清结，故本案并未涉及。2.日期为2015年1月22日的销售细码单，拟证明洪美富在2015年1月22日之前尚欠货款315564元。洪美富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凤阳商行用不同的银行卡收钱，应如实提交双方的交易资料，包括发货情况和付款情况。对证据2销售细码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洪美富提交的记账本载明2015年1月22日的货款金额是315564元，同日洪美富向凤阳商行付款20000元，剩295564元。洪美富要求按照记账本进行对账。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述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销售细码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另查明：（一）洪美富认为其支付的应扣未扣款项包括：2015年3月8日的2万、3月15日的5万、3月31日的3万、4月17日的3万、4月20日的5万、5月30日的5万（凤阳商行在本案中只抵扣了14436元）、7月17日的1万、8月22日的1万、9月28日的1万以及2016年1月17日的1万、5月28日的1万、8月29日的1万。凤阳商行对此回应称：2015年3月8日的2万、3月15日的5万、4月17日的3万、4月20日的5万及5月30日5万中的35564元是用于结清2015年3月8日之前的货款，不应在本案中扣除。2015年3月31日的3万没有银行流水佐证，不予认可。对于2015年5月30日5万中的14436元，7月17日的1万、9月28日的1万、2016年1月17日的1万、2016年8月29日的1万，一审判决已经在本案中扣除。另外，同意在一审判决金额的基础上再扣除2015年8月22日的1万和2016年5月28日的1万。（二）凤阳商行在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3月8日的销售细码单显示，前期欠款为0元，本期应收金额为26003.4元，合计欠款26003元。凤阳商行解释称，之所以该张销售细码单上标注前期欠款为0元，是因为双方已经对该日期之前的货款进行了清结。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凤阳商行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二）洪美富应支付的货款数额应如何认定。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凤阳商行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亦没有口头约定货款支付时间。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凤阳商行要求洪美富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结合银行流水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知，洪美富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6年8月29日，凤阳商行于2019年5月开始向洪美富追索货款，至本案立案之日2020年5月25日，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洪美富的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洪美富应支付的货款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2016年的三份送货单所载明的送货金额与洪美富提供的记账本中记载的金额相吻合，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于洪美富在本案中要求扣除的货款，其中，2015年5月30日5万中的14436元，7月17日的1万、9月28日的1万、2016年1月17日的1万以及8月29日的1万，一审判决已经在本案中进行了扣除。2015年3月31日的3万没有银行流水印证，仅有洪美富单方制作的记账本佐证，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可。对于2015年8月22日的1万和2016年5月28日的1万，凤阳商行同意从一审判决金额中扣除，故本院对此予以照准。扣除后，洪美富还应向凤阳商行支付货款97462元。其次，对于2015年3月8日的2万、3月15日的5万、4月17日的3万、4月20日的5万以及5月30日5万中的35564元，上述款项合计185564元，洪美富要求在本案货款中予以扣除，但一审法院仅认定洪美富尚欠货款117462元，如将该185564元全部用于抵扣本案货款，则不但洪美富无需再支付货款，凤阳商行还应返还多支付的款项给洪美富，这显然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事实上，双方在2015年3月之前已交易多年，凤阳商行为证明应支付货款数额，提交了销售细码单和收款单，其中销售细码单详细记录了上期余额、本期发生额以及本期欠款余额；收款单载明了上期欠款金额、本期收款金额以及本期欠款余额。销售细码单和收款单能够相互印证，清楚反映了双方供货以及货款支付情况等动态交易过程，且前后具有连贯性。其中，2015年1月22日的销售细码单载明洪美富应付货款金额是315564元，而2015年3月8日载明的前期欠款为0元，说明洪美富在2015年3月8日之前欠凤阳商行货款315564元，且该笔货款已经清结。而凤阳商行提供的计算方式显示，2015年5月30日5万中尚有35564元系用于抵扣2015年3月8日之前的货款，也就是说，双方迟至2015年5月30日才清结之前的货款，而除此之外的上述其他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发生在2015年3月8日之前，凤阳商行关于该185564元系用于支付2015年3月8日之前货款的解释更为合理。同时，凤阳商行曾在2019年5月29日通过微信向洪美富发送了截止到2016年6月3日的欠款单（记载的欠款金额为127462元，尚未扣除2016年8月29日支付的货款10000元），之后双方虽然通过微信多次沟通，但洪美富并未对欠款金额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本院采信凤阳商行的解释，洪美富要求将上述款项全部用于抵扣本案货款，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货物质量问题，洪美富提供的退货清单由其自行制作，凤阳商行并未签名确认。凤阳商行在本案起诉之后与洪美富的通话录音中也没有明确承认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上述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鉴于本案供货行为发生在2015年，至今已有五年时间，无证据显示洪美富在本案起诉之前有向凤阳商行主张过质量问题，故本院对洪美富提出的质量抗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洪美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84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84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洪美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烨烜纺织品商行清付货款97462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驳回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烨烜纺织品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85元，由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烨烜纺织品商行负担986元，洪美富负担22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元，由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烨烜纺织品商行负担457元，洪美富负担22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