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12民初5456号原告：南通市博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塘坊村**（张芝山镇工业园区内）。法定代表人：邵筱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明路，男，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因，女，该公司员工。被告：曹佩芳，女，196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被告：邵尉，女，198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被告：朱洁磊，男，198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飞，江苏瀛慈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筱颉，江苏瀛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南通市博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洋公司）与被告曹佩芳、邵尉、朱洁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博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明路、何因，被告朱洁磊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飞、冯筱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博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曹佩芳、邵尉、朱洁磊共同承担2012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厂房设备租赁费449.17万元、违约金55万元，合计504.17万元。审理中，原告博洋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2日期间的厂房设备租赁费1538490元；2.解除原告与南通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的合同；3.三被告承担一年的违约金5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公司注，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需一致金属制品厂（普通合伙人）于2013年6月19日注册到通州区张芝山镇工业园区（北区）塘坊村36、37组原告博洋公司租赁地内。根据双方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约定，租用期为10年，至2022年5月30日。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租赁甲方（原告）的厂房，对厂房内的设备在2012年底拆除；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不论盈亏每年付给甲方厂房设备租赁费55万元，其中15万元税费原告承担，其余40万元税费由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承担，2012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厂房设备租赁费为449.17万元；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违约方以一年租用费的数额赔偿给另一方即55万元。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2日，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厂房设备租赁费用，累计2年零291天，按每年55万元计算，合计1538490元。该厂已于2019年7月15日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第91条规定，三被告应共同承担厂房设备租赁费及违约金。被告曹佩芳、邵尉、朱洁磊辩称：1.原告诉请所涉2012年3月11日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作为出租方并未提供租赁物给威力斯金属制品厂，而是租给了南通市威力斯钢丝厂（以下简称威力斯钢丝厂），该合同中的内容经协商，承租方的实际履行主体变更为威力斯钢丝厂。同日，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的合同，所涉租用厂房范围、租期、付款方式等内容均与本案原告所诉2012年3月11日合同内容一致，只是合同主体不同，此后原告又与威力斯钢丝厂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仍明确承租方为威力斯钢丝厂。原告曾诉至法院，法院已作出（2018）苏0612民初7978号民事判决，在该案审理中，2012年3月11日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作为证据使用，生效判决已对2012年3月11日的两份合同进行了比较与评判，确定本案所涉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2.原告明知威力斯钢丝厂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为关联企业，且在合同已由威力斯钢丝厂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又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三被告支付租赁费及违约金，意图得到不正当利益，明显存在虚假诉讼。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责令原告支付被告因应诉产生的车旅费、误工费、律师代理费等实际损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博洋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16日，原企业名称为南通市明路科技钢绳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变更为现企业名称。原法定代表人陆明路与现任法定代表人邵筱芳系夫妻关系。南通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成立于2011年2月24日，股东为被告曹佩芳、邵尉、朱洁磊，注册地，注册地为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工业园区（**）019年7月15日办理注销登记。南通市威力斯钢丝厂（以下简称威力斯钢丝厂）成立于2000年4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朱洁磊。朱洁磊系曹佩芳、朱伯辉之子。2018年10月22日，明路公司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以威力斯钢丝厂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威力斯钢丝厂支付2018年度租金、违约金、多交税金，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中称其于2012年3月11日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审理中，明路公司举证了2012年3月11日其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并举证认为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与威力斯钢丝厂系关联企业。本院经审理，作出（2018）苏0612民初797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对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查明如下：威力斯钢丝厂（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2年3月10日与明路公司（甲方)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和《设备租用协议》。《厂房租用协议》约定：1.乙方租用甲方位于张芝山工业园北区的厂房。乙方租用从制绳车间向南三排厂房及南河沿平披、酸洗车间与东侧、南沿部分场地，（除南钢结构厂房外）通道共用；2.北侧制绳车间及向北全部由甲方使用（除门卫向东由乙方使用，通道共用）；3.租期为10年，从2012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0日止。进场时间为2012年6月1日；4.乙方不论盈亏每年付给甲方厂房租赁费15万元。《设备租用协议》约定：1.乙方租用甲方位于张芝山工业园北区的厂房内的部分设备；2.使用期为10年，从2012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0日止；3.乙方租用的设备，年租金40万元给甲方。租金先付费后使用的原则，每半年支付一次，即每年的6月1日前及12月底支付（乙方负责开票税费）。两份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2年3月11日，陆明路代表明路公司（甲方）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乙方）签订了《厂房设备租用合同》，该合同约定：1.乙方租用甲方位于张芝山工业园北区的厂房。乙方租用从制绳车间向南三排厂房及南河沿平披、酸洗车间与东侧、南沿部分场地，（除南钢结构厂房外）通道共用。制绳车间设备在2012年底拆除；2.北侧制绳车间及向北全部由甲方使用。（除门卫向东由乙方使用，通道共用）；3.租用期为10年，从2012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0日止。进场时间为2012年6月1日；4.乙方不论盈亏每年付给甲方厂房设备租赁费55万元（房租每年15万元、设备拆旧费40万元），其中15万元开票税费，其余40万元开票税费由乙方承担；5.第一年租金6月1日前付清，第二年起租金分两次付清，6月1日前和12月底；6.乙方的生产、经营、质量、计量、安全责任、环保责任自己负责，并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在租用的范围内不得违法经营；7.在租用期限内自己建造的厂房和租用的厂房、设备自己维护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费用；8.本合同履行期间，如国家有关政策调整致使乙方不能继续经营，甲方不承担一切责任。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合同签订后，明路公司认为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与威力斯钢丝厂不是同一个企业，于是当日，陆明路代表明路公司（甲方）与曹佩芳代表威力斯钢丝厂（乙方）重新签订了《厂房设备租用合同》，该合同约定的除第一条“乙方租用甲方位于张芝山工业园北区的厂房、设备……”中增加“设备”以及第四条中“设备拆旧费”为“设备折旧费”外，其他约定的条款与当日明路公司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约定条款内容一致。2012年6月23日，明路公司、威力斯钢丝厂对《留存设备清单》中的设备进行了清点，其中行车、地磅由、地磅由明路公司和威力斯钢丝厂共同使用2年6月前、同年12月底前，明路公司分两次对制绳车间的所有设备进行了拆除。2013年5月28日，经双方协商，邵筱芳代表明路公司（甲方）与曹佩芳代表威力斯钢丝厂（乙方）签订了《〈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从2013年6月1日起，乙方退出北侧与甲方相邻的制绳车间西约60%的部分（以乙方现已建的仓库西墙相邻一间以西墙门向北及西边厂房归甲方，仓库西墙相邻一间以西墙门向南归乙方），从第二年起每年扣除租金7万元；2.租用期限内如遇国家需要拆迁，由甲方统一向政府取得补偿，乙方在租用范围内所建的房屋补偿及乙方在租用范围内的设备搬迁费各分摊50%，在租用范围内甲方的设备搬迁费全部归甲方；3.乙方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向甲方支付租金等费用，按先付费后使用的原则，即每年6月30日及12月30日前付下一半年度的房租，根据乙方的年终结算情况，每年12月30日付的租金，可延迟到该年度的农历春节前5天结清，否则，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支付250元/天（大约年房租金加设备折旧费总额的万分之五/日），逾期三个月未支付，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该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其中《留存设备清单》中的行车一台在该退租的厂房中。2017年11月2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发布《南通市“三行业”整治工作方案》，对区域内所涉污染单位实行整治，改善区域生态环境。2017年12月29日，南通市通州区“三行业”整治指挥部向钢丝绳企业发出《告知书》。2018年4月1日，明路公司、威力斯钢丝厂双方派员到场由陆忠健负责将厂房厂区内的热处理炉、酸洗磷化设备设施、棉油池、磷化池、水塔、铁桶予以拆除。案涉租赁的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未取得房屋产权所有权证。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明路公司未向威力斯钢丝厂告知出租的厂房相关产权权属基本概况，威力斯钢丝厂亦未对承租的厂房相关产权权属基本概况进行审查。该判决认定案件争议焦点为：一、《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约定的“设备折旧费”是拆除设备后损失补偿费还是属于设备租赁费。二、《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约定的“本合同履行期间，如国家有关政策调整致使乙方不能继续经营，甲方不承担责任”条款是否有效，以及南通市三行业整治后，威力斯钢丝厂是否需要继续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设备折旧费”33万元/年。三、双方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的补充协议》的效力，如何处理。对争议焦点判决认定如下：一、《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约定的“设备折旧费”具有设备租赁费属性，属于威力斯钢丝厂租赁《留存设备清单》中的设备租赁费。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条款、合同的内容、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履行合同过程，明路公司从未提及拆除总价400多万元设备后损失的补偿，合同中约定的“设备折旧费”具有设备租赁费属性，属于设备租赁费。明路公司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有“设备拆旧费40万元”，该合同中将“折”写为“拆”应属笔误。明路公司主张合同中约定的“设备折旧费40万元”就是拆除400多万元设备后损失的平均分摊，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二、“三行业”整治，该事件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因此，双方在《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约定的“本合同履行期间，如国家有关政策调整致使乙方不能继续经营，甲方不承担责任”条款属于政府原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免责条款，该条款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故租赁的部分设备于2018年4月1日拆除后，威力斯钢丝厂对该部分设备租赁费免责，无需要再按合同约定支付“设备折旧费”33万元/年。三、明路公司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的补充协议》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属于厂房租赁合同，一部分属于设备租赁合同，其中厂房租赁合同部分无效、设备租赁合同有效。厂房租赁合同部分无效理由为，案涉房屋虽有通州发经委发[2003]207号同意建造厂房的立项批复，但不能等同于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使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要必须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房屋。案涉房屋在订立合同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经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的批准文件，故厂房租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厂房租赁合同属无效合同，故不再涉及违约的问题，有关违约金的相关条款不再适用。威力斯钢丝厂应当将承租的厂房返还明路公司，但经法院释明，明路公司坚持主张合同有效，不变更诉讼请求，故返还案涉厂房问题法院在该案中不予处理，可另案主张。威力斯钢丝厂已支付了2018年度房屋租赁费，此后的房屋使用费明路公司未主张，亦不予理涉。设备租赁合同有效，因明路公司诉讼请求为2018年度租赁费，法院仅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部分设备租赁费及违约金。本院遂判决如下：一、威力斯钢丝厂向明路公司支付设备租赁费84000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825000元自2018年2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42.97元/日计算；500元自2018年2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0.26元/日计算；1000元自2018年7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0.52元/日计算）。二、驳回明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明路公司、威力斯钢丝厂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1日，陆明路代表明路公司（甲方）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乙方）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第七条约定：在租用期限内乙方自己建造的厂房和租用的厂房自己维护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费用。不能将甲方资产转让其他人租用经营。当日，陆明路代表明路公司（甲方）与曹佩芳代表威力斯钢丝厂（乙方）重新签订了《厂房设备租用合同》，该合同约定的除第一条“乙方租用甲方位于张芝山工业园北区的厂房、设备……”中增加“设备”、第四条中“设备拆旧费”为“设备折旧费”以及第七条“在租用期内乙方自己建造的厂房和租用的厂房、设备”中增加设备，其他约定的条款与当日明路公司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约定条款内容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该院认为，立项批复不能等同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路公司未能提交批复中提及的招投标手续及规划部门的审批文件，且明路公司陈述“租赁的拉丝车间是2010年建造的”，故一审法院认定《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及其补偿协议中涉及厂房租赁的部分无效，依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三行业整治属于政策调整范畴，属于不可抗力正确，威力斯钢丝厂就设备不能使用，该部分设备租赁费应予免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设备拆旧费”系设备租赁费依据充分。该院遂作出（2019）苏06民终46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明路公司变更为现企业名称博洋公司后，以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虽经本院释明，原告博洋公司仍坚持诉讼，其主要理由和诉求为：1.威力斯金属制品厂和威力斯钢丝厂系两家独立的企业法人，应当各自承担责任，且威力斯钢丝厂在诉讼中也否认两家公司系关联企业。生效判决虽认为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之间关于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但并未认定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之间的合同无效，原告认为原告于2012年3月11日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有效，故起诉要求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按约履行。2.原告于2012年3月11日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约定合同需要解除或变更，需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新的书面协议，此后双方并未进行变更或解除，合同仍然有效。该合同中约定威力斯金属制品厂应承担房屋租赁费和设备拆旧费，因设备拆除给原告造成400多万元的损失，故合同约定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以每年40万元的拆旧费予以补偿。生效判决未判令威力斯钢丝厂承担每年40万元的拆旧费，故原告现要求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承担。生效判决认定合同无效，故不应由威力斯钢丝厂支付2018年至今的费用，而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的合同有效，威力斯金属制品厂在2020年9月22日前仍在租赁厂房，故应当承担2018年至2020年9月22日按市场评估价格计算的房租，而非15万元/年。原告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55万元/年计算，低于市场价格。3.原告此前起诉威力斯钢丝厂是因为该厂一直代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支付租金。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先签订了土地租用协议、厂房租赁协议各1份，后原告于2012年3月11日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了协议，签订时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陆明路并未注意到朱伯辉系使用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的名义签订，且在合同上未签名、盖章，存在隐患，原告发现合同主体改了。此后，大约在2012年7月，原告发现威力斯钢丝厂将原告的设备损坏，就要求在合同上加上设备由威力斯钢丝厂维护，便重新签订了协议，将时间落款为2012年3月11日。三被告认为，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的注册地确系案涉厂房所在地，但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与威力斯钢丝厂系关联企业，威力斯金属制品厂在威力斯钢丝厂租赁厂房注册，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能据此认定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与原告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在租赁厂房所在地，悬挂了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的厂牌，但该厂并未实际经营，始终为零申报，在租赁厂房内始终是威力斯钢丝厂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为原告的厂房及设备的租赁纠纷，生效判决已查明各份协议签订的经过，原告现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相关事实仍应以生效判决查明为准。根据生效判决查明，为案涉原告厂房及设备的租赁，承租方与出租方曾签订数份协议，其中包含本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首先，关于该份合同的效力，原告认为生效判决未将该合同认定为无效，故应为有效。对此本院认为，生效判决认定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厂房租赁合同内容无效，系因为合同所涉租赁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具体理由已由生效判决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原告明知其现起诉所依据的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厂房设备租用合同〉的补充协议》所涉厂房为同一房屋，在未有任何新证据补正合同效力的情况下，仍主张合同有效，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中厂房租赁合同内容无效、设备租赁合同内容有效。其次，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数份协议签订的经过情况，威力斯钢丝厂因生产经营需要，与原告就厂房租用、设备租用进行协商，双方于2012年3月10日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和《设备租用协议》，就本案所涉厂房、设备的租赁已达成合意，成立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关系的双方为原告和威力斯钢丝厂。此后，2012年3月11日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了《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但随后原告又于同日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厂房设备租用合同》，所涉租赁标的物相同，仅部分条款进行了调整。生效判决已查明，原告在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合同后又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租赁标的物相同的合同的原因是原告认为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与威力斯钢丝厂不是同一个企业，表明根据订立合同时原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认为的租赁合同相对方是威力斯钢丝厂而非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此后，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实际履行了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并在履行过程中订立补充协议。产生纠纷后，原告亦以威力斯钢丝厂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威力斯钢丝厂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称在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签订合同时其未注意到朱伯辉使用了该厂的名义，原告发现合同主体改了，原告该陈述表明事实上原告始终未认为其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是朱伯辉单方以威力斯金属制品厂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且此后以由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重新签订合同的方式纠正了该合同主体上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又主张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11日的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的《厂房租用协议》实际订立时间为2012年7月，该陈述并无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且即便原告此陈述属实，原告在2012年7月因设备损坏问题要求重新订立合同时，亦选择与威力斯钢丝厂签订，仍表明原告明知案涉租赁合同关系成立于其与威力斯钢丝厂之间。故本院认为，案涉厂房租赁、设备租赁合同关系成立于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之间，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于2012年3月11日签订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之间事实上不存在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因其与威力斯钢丝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其相关主张未获支持，转而以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为被告进行本案诉讼，并主张其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之间的《厂房设备租用合同》有效，但该《厂房设备租用合同》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合同，且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在威力斯金属制品厂注销后，原告基于与威力斯金属制品厂的租赁合同关系要求解除合同，要求本案三被告支付厂房设备租赁费、违约金，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威力斯钢丝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已生效，原告在本案中仍坚持在该案中的主张，其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在于推翻生效判决的认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称已就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此属于原告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与本案无涉。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通市博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88元，减半收取计11794元，由原告南通市博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588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审判员  张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季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