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13民再8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林，男，197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丽，辽宁令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辽宁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迪，男，198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丽，辽宁令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蔡焕进，男，195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军，北京中勤（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天宇，北京中勤（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林、胡迪因与被申请人蔡焕进合同纠纷一案，建平县法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7）辽1322民初6205号民事裁定，宣判后王林、胡迪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辽13民终428号民事裁定，指令建平县法院审理。建平县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8）辽1322民再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林、胡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辽13民终180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林、胡迪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19）辽民申597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丽、李小平，再审申请人胡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丽，被申请人蔡焕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军、曹天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林、胡迪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的错误在于遗漏了案件当事人，造成案件的事实无法查清。1.朝阳金昌矿业有限公司应为本案被告之一。朝阳金昌矿业有限公司是协议一方的当事人，是此案的采矿证持证人。此案发回重审时再审申请人已将金昌公司列为被告，但此案的审理过程的一、二审法院都没有将朝阳金昌矿业有限公司列为当事人，造成此案件的事实无法查清。可见，原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两审法院应当把朝阳市信访局追加为第三人，才能查清本案事实。通知解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议的律师函是朝阳市信访局与被申请人蔡焕进共同委托北京中勤（朝阳）律师事务所给再审申请人送达的，协议书表面上是鉴证单位，但是其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鉴证单位应有职责。同时朝阳市信访局是信访联席会议会议召集人，行政行为允诺人、协议书主持鉴证人、国赔收款人，政府少付了954万元国家赔偿款，是此事件的受益人，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应参加诉讼，查明本案的事实，更能确认涉案协议是否合法。二、两审法院程序违法。1.原一审起诉时再审申请人方曾于2017年11月24日追加过朝阳市信访局为被告，原一审法院已依最高法《民诉意见》第57条规定审查完毕，并未做出驳回追加被告请求的裁定，此追加被告的程序已经完毕，二审上诉时我们也明确将朝阳市信访局列为被告，中法民终428号裁定没有权利撤除被告，二审法院没有权利剥离被告。建平县法院再审时，无权超越诉讼请求及审理范围，未审先判将朝阳市信访局在被告中剥离出去，并且原告追加被告裁定使用的还是不准原告上诉的条款，属于剥夺了原告的诉讼权利。此案解决的是国家赔偿款的问题，政府少付了954万元，政府是受益者。办证一事存在政府行为，因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挂靠国有企业的名头办理采矿证不是再审申请人与蔡焕进能够办理的事；两级法院没有进行开庭审理，直接造成所审理的案件事实不清，责任不明。2.发回重审时律师函委托手续没经质证，原一审法院却当证据使用。建平县人民法院辽13**民再4号民事判决卷宗中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没有经过庭审质证，但发回再审时一审法院却当成证据使用。另一方面却不把律师函《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的委托当事人市信访局列为案件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两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导致合同解除，给再审申请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一）两审法院简单的认定，被申请人已将扩界采矿证办理完毕，完成了合同义务，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表面看似办理完毕，但采矿证不能实际使用，根据此采矿证，再审申请人无法取得炸药启动生产，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两审法院正是没有查清此事实，才导致错误的判决。被申请人所办采矿证不能使用的原因为：1.国家政策发生变化。2012年年产3万吨标准到2015年10月14日变成5万吨，现在又执行辽宁省49号文件，根本不能生产，等同废证；2.万寿采区被盗采800万立方资源（有国土证明）；3.交8年资源价款，采矿证有效期却为5年零9个月，现有效期仅剩4年；4.常家沟采区已被建平县政府定为工业园区，今后无法生产。（二）两审法院认定“原告既不领证也未生产经营”，而真正的事实是，协议约定采矿证是朝阳金昌矿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人无权领证，也不用领证。“也未生产经营”的错误是被申请人办理的采矿证因政府部门原因拖延五年多后，现国家矿山生产规模的法定标准发生变化，此采矿证达不到现行法律规定的生产规模标准，被法律禁止使用，致使再审申请人生产不能，并不是再审申请人不去生产经营。3.本案存在政府违法行为，两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合同的性质，将未成就的附条件合同，按不履行债务推定，案件性质认定错误，同时二审时法官已查清此律师函的送达方式存在政府动用警务力量强制送达的情形，存在公权力干涉私权利的违法行为，却没有认定此事实。错误的认定事实，导致错误的判决，给再审申请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再审申请人基于对朝阳市信访局和签订合同的信任，购置了三个采区6个系统的干选设备，矿井机械；2012年，再审申请人与案外人达成引资协议，借款200万元，后又注资1000万元，现协议解除，一切投入将无法挽回，将导致再审申请人损失达4000万元以上。4.原审判决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一是认定（2017）中勤朝律函字005号律师函无效。二是继续履行合同。至于是否解除协议书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所以原审判决解除案涉协议超出了法院的审理范围。被申请人蔡焕进辩称，再审申请人的申请没有事实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不应支持再审请求。案涉合同是正常民事合同不存在不平等主体情况，案涉采矿权始终是我在办理，申报采矿权的材料都是王林参与制作，我没有参与材料的组织，我已办理完采矿证，和信访局没有关系。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应发回重审，理由如下：1.关于案涉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问题。案涉协议书是为解决蔡焕进上访问题，而由政府信访部门主导甲、乙、丙三方签订的，蔡焕进的权利义务是在政府的协助下办理采矿证，之后收取政府给予的赔偿款，而王林、胡迪的权利是收取采矿证，之后代替政府给予蔡焕进的赔偿款。据此分析，王林、胡迪与蔡焕进之间权利义务的交集点在于政府信访部门。故原审法院认定此案不涉及政府部门的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应予查明。另外，案涉协议能否视为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合同的问题亦应重新研究。2.原审法院审理中的程序问题。本案一审重审时，二再审申请人提出追加朝阳金昌矿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回复。另外，朝阳金昌矿业有限公司作为案涉三方协议书的甲方，在合同中拥有独立的权益，且其参加本案诉讼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故一审法院未考虑追加该公司参加诉讼不当。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二再审申请人签订案涉协议的目的是能够依据蔡焕进办理的采矿证进行矿产开采，最终取得收益。故案涉采矿证所载的内容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则是影响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所以应对蔡焕进提供的采矿证所载的内容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进行审查。经查，案涉协议书中的扩界采区地点为万寿采区、常家沟采区、马家沟采区。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已经提出案涉采矿证存在不能使用的问题和相应证据。但原审法院没有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上述问题和相应证据进行审查和论述，即没有查清案涉采矿证所载的内容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合同上的不能实现的原因系再审申请人未能实际经营，亦未给付约定的剩余款项一节不妥。对此，应予查明。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辽13民终1809号民事判决和辽宁省建平县人民法院（2018）辽1322民再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辽宁省建平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李 焱审判员 李春兆审判员 左颖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朱城林书记员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