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7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晓艳，女，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敏（文晓艳之夫），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红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住所：襄阳市樊城区解放路（日杂市场**）。法定代表人：龙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晓艳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红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生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4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晓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经济补偿协议书》和《承诺书》是可撤销或无效的。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了14年,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各项劳动待遇和赔偿达19万多元，其中仅被上诉人认可的经济补偿金就应当有4万元左右，但被上诉人却在律师的专业指导下，利用上诉人的大意，将《承诺书》混在办理领取失业金手续的资料中，欺骗上诉人签字；劳动合同是办理领失业金当天补的，不是2015年签的，被上诉人使用违法手段欲只支付1200元经济补偿金，其他项目分文不付，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地位，只要有重大误解订立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情形存在就可申请撤销，不必要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情形的”情形为前提，上述二个文书明显的显示公平，应当予以撤销。樊城区法院6063号和中级法院815号民事判决书并不考虑二个文书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驳回其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本案是赔偿诉讼，与撤销之诉不同，则必须考虑劳动关系中的基础法律关系；2.二个文书是无效的。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书是2019年1月31日止，承诺书上劳动合同2018年12月30日到期，解除劳动合同书上是1月24日解除，矛盾重重。被上诉人的目的是为了不给予上诉人劳动待遇，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和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以“公司经营困难，需裁员”为由，单方面将上诉人违法解职，解除理由和程序都是违法的。补签的劳动合同是2019年1月31日，解除日期是2019年1月24日。同时，被上诉人的解除理由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经济性裁员），用人单位裁减人员还须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提出裁减人员方案，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补偿等程序性要求。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红生公司解除方式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承诺书》中没有具体的事项内容和相应金额，不应当包括上诉人要求的工资，工资是上诉人已付出劳动的应得报酬，不是解除劳动关系的有关补偿，其不可能为争取1200元的失业补偿金连比这多得多的工资都不要。即便是《承诺书》有效，上诉人要求支付工资的请求也应当另行考虑并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补偿协议书》和《承诺书》形成的基础事实相关的工作年限是不真实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和程序是违法的，因而这二个文书也是无效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红生公司辩称，服从原判。文晓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生公司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3000元（3000元/月×11月）；2.判令红生公司支付其赔偿金81000元（3000元/月×13.5月×2倍）；3.判令红生公司支付其2018年12月、2019年1月、2月工资9000元；4.判令红生公司支付其带薪年休假工资12413.7元；5.判令红生公司支付其2005年10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41759.2元和医疗保险费21267.5元；6.判令红生公司退还其押金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0月，文晓艳受聘于红生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2005年10月至2017年1月，红生公司未为文晓艳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017年2月起红生公司开始为文晓艳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金。2019年1月19日，红生公司(甲方)，文晓艳(乙方)签订《经济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1、乙方在甲方工作时间为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3年；2、根据劳动法第40条，甲方对乙方作出相当于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即1200元；3、乙方的社会保险已由甲方交至2019年2月终止；4、从2019年2月1日起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同日，文晓艳向红生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同贵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0日到期，经协商不再续签。本人承诺：合同解除后，本人不得再向公司主张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权利。”协议签订后，红生公司按协议约定向文晓艳支付了经济补偿，并为文晓艳办理了相关的失业保险手续，文晓艳依规定领取了失业保险金。2019年6月21日，文晓艳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红生公司向其支付双倍工资、赔偿金、带薪年休假工资等，仲裁院以证据不足作出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文晓艳于2019年8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2019年与红生公司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和《承诺书》。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鄂0606民初60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文晓艳的诉讼请求。文晓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20）鄂06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文晓艳与红生公司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和文晓艳向红生公司作出的《承诺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红生公司已按《经济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向文晓艳支付了经济补偿，并为文晓艳办理了相关的失业保险手续，文晓艳也按规定领取了失业保险金。文晓艳的诉请不符合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文晓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红生公司与文晓艳解除劳动关系，双方于2019年1月19日签订《经济补偿协议书》，同日，文晓艳向红生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文晓艳于2019年8月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经济补偿协议书》和《承诺书》。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文晓艳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系生效的判决。本案中，文晓艳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是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而《承诺书》载明文晓艳“不得再向公司主张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权利”，故文晓艳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仍是否定《承诺书》的效力，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文晓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文晓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