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辽06行初69号 原告：徐振杰，男，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周茂彤，系辽宁叶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婆娑府西街**。 法定代表人：张涛，系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秦常力，男，1967年9月24日出生，满族，系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与草原局法规室主任，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告：丹东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银河大街**。 法定代表人：张淑萍，系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姜宇，系丹东市司法局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习国，男，系丹东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住丹东市振兴区。 第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宝石村第四村民组，住，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宝石村第四村民组/div> 委托代理人：刘光烈，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系该村村民联合代表，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原告徐振杰诉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丹东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第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宝石村第四村民组（以下简称村民组）林业行政撤销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受理，同年8月19日向两名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振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茂彤，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秦常力，被告丹东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姜宇、习国，第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宝石村第四村民组的委托代理人刘光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决定：1、双方争议的草排权属归宝石村四组所有；2、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 丹东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丹政行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 原告徐振杰诉称，根据1982年自留山台账和1993年林业复查，原告的父亲徐丕庆获取了县政府颁发的（2004)第xxx号林权证。后徐丕庆去世，由其子徐振杰继承该林权，原告兄长徐振国亦早在1982年后徐丕庆的林权证范围内栽植落叶红松。2013年徐振国将栽植30余年的落叶松树采伐后，第三人的个别人提出徐振国所采伐的林地是第三人的集体林地，并申请撤销原告所持有的徐丕庆《林权证》。2015年4月15日被告宽甸县政府作出宽政发[2015]8号《关于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原告不服提请复议。2015年8月26日，丹东市政府作出丹政行复字（2015)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宽甸县政府所作出的撤销徐丕庆林权证的决定。原告不服逐向丹东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2月21日，丹东中院作出（2015)丹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宽甸县政府作出撤销徐丕庆林权证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丹东市政府所作出的《复议决定》“虽程序合法，但事实不清”，遂撤销宽甸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第三人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6)辽行终336号行政判决书，高院认定：徐丕庆自留山复查台帐登记的“南至草地边”与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南至“草地边界石”，两者登记的边界是一致的，亦确认宽甸县政府所做的撤销林权证的决定属于推断，没有证据支持，是“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丹东市政府所作出的复议决定虽然“程序合法，但其结论错误”。因此维持丹东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但是2020年5月11日，宽甸县政府又作出宽政行决字[2020]11号《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宽甸县政府未作调查、未搜集新的证据，仍作出与2015年同板同样的决定。原告为维权不得已再次申请复议。2020年7月13日丹东市政府同出一辙又作出一样的复议决定，仍然维持宽甸县政府的决定，致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原告认为：1、宽甸县政府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浪费司法资源，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虽然有处理林木林地争议的法定职权，但是本案的林地争议已经由两级人民法院一致且终审判决，认定原告的林权证是合法有效，而两级政府决定没有事实和证据，但被告仍我行我素，在没有任何新的合法证据的支持下，仍然是推定判断“不可能分给徐丕庆作为自留山”，明晃晃地否定徐丕庆的林权证中“南至草地边界石是在草排下面”。县政府竟然确定“界石是林业术语即是草地”。真令人不可置信！县人民政府拿不出证据只靠推定判断下达《处理决定》。市政府竟也违背客观事实，不负责任，一味维持。市政府复议决定中提到“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经重新调查并组织现场勘察”，又强调处理争议的林地“经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草原局组织现场勘察指界”，请问县政府找谁“重新调查”了？又组织哪方面人现场勘察了？还有林业草原局组织现场勘察指界？这事与林业草原局有何相干？林业草原局有何权力组织现场勘察指界？指界的人都是何人？当时分山人，还是当时的当事人？这个指界有法律效力吗？事实胜于雄辩，原告有确实证据证明涉案林地是原告所合法拥有，理由如下：1、林业“三定”确定了原告林地的合法来源。1982年台账登记：林业“三定”是国家确定农村土地包括林地的基本政策，该台账登记了明确的四至边界，根据此四至边界原告父亲徐丕庆取得了此地块的“自留山”照（见证一（1))。1993年国家又对1982年登记的山林进行核查，确认于1982年“三定”时期一致，又核发了红皮的“自留山照”（见证一（2)(3))。至2004年林木林地权利延续换发成绿皮《林权证》。从整个林地权利的取得至延伸是有根有源有法有据的。2、在涉案林地上种植落叶松30多年，证明原告方一直拥有并使用该林地。1982年确定原告父亲徐丕庆的自留山后，在全体村民中已取得各自有自留山的共识。1985年3月徐振国租用了其父徐丕庆的自留山种植落叶松，双方在《协议书》上明确签属，甲方徐振国在乙方徐丕庆的“自留山”上种植落叶松75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30年后所种植的落叶松采伐也未有任何人提出林地权属异议，现徐丕庆去世，其子徐振杰继承自留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3、资深人士的有力证实。其一、张某1证言，张某1时为毛甸子镇林业站工作人员，特别是当时1982年分山时的现场分山人，他证实两点：第一点徐丕庆所分的自留山内有一片草地、第二点当时在徐丕庆的自留山内没有车道（见证三（1))。其二、王某证明，王某是当时1982年分山时的村支书。他证实：政府决定书所说的山界道是时任林场场长程绍纯运木材修建的，时间是在徐丕庆分得自留山之后。其三，张某2的证实，张某2是当时1982年分山时宝石村村长，他证明两点：第一点，徐丕庆所分的自留山大部分是荒地和草滩；.第二点，徐的自留山内原没有车道，是当时村林场场长程绍纯和林场技术员王泽元砍运木材而修建的车道（见证三（3))其四，于某的证实，于某是当地老农户，他证明在1982年期间他在争议的地带有5亩地，后期分山徐振国为载落叶松地全整性，用自己在别处的土地换取了于某在该地的土地，后期村林场修道就是在于某交换前的土地上修建。决不是当时分山时就有的车道。4、书证类比证明，仅举一例。宝石村四组徐树福1993年的自留山复查登记台帐记载其自留山亩数为8亩，而在林权证登让表中登记为5.15公顷(见证四（1)(2)(3))，由此类比证明，徐丕庆当时自留山复查登记为8亩，而在林权证的登记为91.8亩也同样的道理。当时自留山台账登记的亩数并不是经测量的数字。后期在2004年办证时才进行实地测量的。5、界石是具体的明确的物证。原告家自留山下紧挨着是自家茔地，自留山的南边就是徐家坟地的北边，两地接壤。界石明确划出了两处山照界线，如果界石在山上还能出现徐振国租徐丕庆自留山的合同吗？6、界石照片。通过现场照片（见证五）可以清楚直观地看出，第三人所谓的界石是一堆乱石，而且多个分布散落，根本不能作为界线的标证。7、被告及第三人自认，附图说明可清晰显现：经中、高两院的两次庭审，被告及第三人均供述（案卷已记载）对徐丕庆自留山四至的东、西、北三至无异议，只是南至的界线强调在草地的上缘部石堆处。那么请看图例(证六）徐丕庆自留山的东、西分别有两条南北走向的沟壑，这是林业台账登记的，这就直接引出自留山南至的界线。如果南至的边界缘界到草地下的石块，其四至的东、西两至处有沟壑，这与登记台账的记录完全吻合；如果南至草地上缘的石堆为界，那么此处的东、西两侧根本没有沟壑，这与台账记载的完全相悖。所以，徐丕庆自留山的南至草地上缘的石堆为界根本不成立。 综上，二被告及第三人所说的，徐丕庆自留山照仅8亩……争议林地中原有车道……争议林地南至以草地上缘部分石堆为界……县林业草原局组织现场勘察指界……等等都是无根据，无效力的说辞，而原告的事实及根据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的。 根据事实和证据证明，被告宽甸县政府的处理和市政府的复议决定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对两级人民政府的无事实根据、无证据支撑的决定应予撤销，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此外对被告两级政府恣意妄断，浪费司法资源，增加民众负担，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做法，原告提请人民法院下达司法建议，予以坚决纠正或申请有关部门问询、追责。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宽甸县政府2020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二、撤销丹东市政府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丹政行复决字（2020)35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徐振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共七组证据。一、1、红皮自留山照。2、绿皮自留山照。3、自留山照检查登记表。证明涉案林地使用权人为原告，原告的自留山权利有法律根据。证明的四至清楚，而且自始至终无变化。二、徐振国租用徐丕庆在自留山争议的地域的《协议书》。证明涉案土地不是在自留山四至之外。徐振国租徐丕庆土地已35年以上的历史。三、证人张某1、王某、张某2、于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的林地原是没有车道，而是在村办林场成立后才有的车道。证明涉案林地是原告徐振杰的自留山且原本无车道。四、同村村民徐树福及其他人的1993年林地登记表及相关材料。用于类别证明，证明其他村民发证者都高于登记表。全体村民当时登记通知的亩数都是估数。而在核发林权证时才是测量的数，且大于原数。五、林木林地的证照图例、徐丕庆茔地照。证明徐丕庆茔地的北边正是自留山的南边，两地相接壤，相连接。证明茔地和自留山紧密相接，多年来相互安然。如被告说法成立则每年清明都交涉。六、现场照片。证明现场照片查证证明自留山边界。七、图例证明。证明若按说边界上移，则两边无沟。六至七号证据证明被告说涉案的林地若上移，则两侧无沟，被告自相矛盾。 被告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诉原告兄长徐振国在1982年后在徐丕庆的林权证范围内栽植落叶红松事实认定错误，争议地块栽植落叶红松为鸭纸合作造林，不是徐振国1982年栽植的树木。在鸭纸造林合同中承包方义务中第四条规定，采伐完，林地交给集体。1994年徐振国才在争议地块承包造林，且承包争议地块的合同中发包方义务中第五条规定，砍伐完后林地经营使用权收回集体。二、本案争议的草排是否为自留山问题:徐丕庆（已故，徐振杰之父）在1982年划分了一块自留山，座落:羊角沟，四至为东至沟、西至沟、南至草地边、北至岗，面积8亩，1993年复査自留山时予以复查。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南至草地边的地边是草地的上边还是下边，徐丕庆的东、西、北边界双方无争议，南至草地边就该是草地上边，原因有三:1、山界纠纷处理中，台账登记的四至中“至某某”边即到“某某”边为止，本案中至草地边只能是草地上边，其余三边都是在草地上边，若是至草地下边，就不能叫至草地边而是应该叫南至道，因草地下边有明确的道。2、徐丕庆1982年划分自留山是杂木林在草排上边，草排是当时群众的生活必须品，群众需要草排的草苫房子用，不可能把草排分给个人。3、徐丕庆当时划分的自留山地类是荒山，也就是现在的杂木林，并不是草排，且只有8亩，若草排是徐丕庆的自留山那其自留山面积就有91.8亩之多，这不符合常理。综上几点，双方争议的草排是宝石村四组集体所有。三、原告在起诉书中所述的两级人民法院一致认为原告的林权证合法有效的论述没有事实依据，两级法院认定的是程序违去，适用法律错误，缺少现场勘察记录而不是被告作出决定的事实内容错误。四、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到的县政府没有重新调查，没有到现勘察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我们有现场勘察笔录，原告与第三人在现场勘察笔录中签字，至于林草局有何权利组织现场勘察，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县林草局是县政府委托处理林权纠纷的单位机构，组织现场勘察是林草局的法定责任。五、被告所作出的宽政行决字[2020]1号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本处理决定与（2015）8号处理决定不是同一结果的处理决定，法律规定不能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及事实和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鸭纸造林承包合同；1982、1993林权台账；证明争议地块归宝石村四组所有。2、徐振国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证明争议地块砍伐后林地归宝石村四组所有，证明徐振国农业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内容也合法有效，里面有一条是规定砍伐后林业归集体。3、现场勘查笔录。证明原告与被告重新到现地处理勘察。 被告市政府答辩称，同意被告县政府的意见。2020年5月11日，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2020年6月16日，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依据《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2020年6月17日，经复议科审查、复议机构分管领导审批，立案。依据:《复议法》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6月18日，将[2020]35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给宽甸县政府。宽甸县政府于6月23日在法定时限内向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第三人6月22日提交了书面答辩。依据《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20年7月13日，市政府作出丹政行复决字[2020]35《行政复议决定》。2020年7月17日，送达给申请人、第三人。依据《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本案宽甸县政府作出的确权决定，事实是清楚，依据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维持。 同时本案争议经过几次反复，原告和第三人对自己的权利分别给出一些证据，因第一次县政府作出决定后经复议被法院撤销后，但问题没有解决，按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县政府本着解决问题解决争议的态度，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职权依据和法律规定，不属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的基本事实相同的决定，因为2020年在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之前，宽甸县林草局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画了简单的示意图，各方当事人在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字确认。2、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双方登记的草地边如何认定问题，原告认为登记的草地边应该包括草地，县政府认为到草地边不应该包括草地。按常理到草地边是不包括草地的。对于事实认定县政府林草局是依据法定职权进行认定的，因此，其作出的处理决定市政府予以维持。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复议申请书，证明行政复议启动的程序合法。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20]35号。3、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复书。4、第三人行政复议答辩状。5、行政复议决定书（丹政行复决字[2020]35号）。6、送达回证、EMS快递单查询。1-6号证据共同证明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村民组意见为：老平坨是集体的草排，不包含原告的自留山，原告的自留山是在羊角沟，争议的草排是81亩，原告的自留山林业站派护林员和原告本人和我测量是52亩地。所以，这块草排不包括原告自留山，所有的材料举证时提交给法院了，双方副队长和分山人员都在提交的证据材料里了。卢凤才队长去毛甸子政府去调查的，赵文相去拍的照。请求法院按照我们举证这些依法裁判。 第三人村民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共18组证据。1、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老平坨。证明有毛甸子林业站已进行现场勘查，林业站人员：李晓飞、孙树立、王云东、刘洪军。2、老平坨面积GPS测量记录，证明有毛甸子林业站测量记录，老平坨面积测量图，有宝石护林员曲殿友签字。3、羊角沟自留山面积GPS测量记录图。证明林业站安排曲殿友、刘光烈、徐振杰本人也在现场，测量徐振杰本人在羊角沟的自留山。4、关于徐振国造林一事本组做一下解释，证明本组徐振国在老平坨栽树没有经过社员讨论同意与村签订合同，进行鸭纸造林，已出证明。5、卢，某证明，证明当时的生产队长卢某证实四组的草排自主权属集体所有。6、许明和证明，证明当时的副队长许明和证实老平坨草排归集体所有。7、申请，证明宝石四组全体村民集体签字画押申请毛甸子镇人民政府要求老平坨自主权归集体所有。8、调查笔录，证明司法所陈爽，调查卢凤财、刘文春、赵文桐的书面记录。9、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答辩状，证明有县政府的行政决议以及行政答辩书，请求市中级法院处理。10、农业承包合同，证明徐振国和村里签订合同把老平坨的草排改为黄泥岗（有合同为证）。11、老平坨照片。12、农业承包合同（1994年9月8日），证明这里有刘光烈和徐振国在1994年和村签订的鸭纸造林合同，双方做一比较。13、公证书、农业承包合同，证明徐振国同村签订的合同第四款面积75亩改为2亩，也改变价格。14、自留山照（自由林木）登记台账，证明查阅了1982年村老台账，徐丕庆的自留山于羊角沟相符，南至草排边。15、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证明草排权属归宝石四组所有。16、丹政行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维持宽甸县政府作出的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17、答辩状，证明有第三人刘光烈在2020年6月22日的答辩1份，此为证据。18、（2015）丹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行终33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有关林权权利人可以到原林权登记机构申请更正或者补办。该条款的法律后果是《更正或者补办》林权证。 经庭审质证，原告徐振杰对被告县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1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1986年的合同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告方的签名。原告被撤销的林权证的位置是在羊角沟，而该承包合同的位置在老平坨，所以该承包合同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982年、1993年的登记台账没有异议，但是在2015年被告作出的撤销决定中1982年台账是丢失的，这次怎么出来的不清楚。由于1982和1993年台账登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1982年台账不是新的证据。该证据也并不能证明争议地块归第三人所有。2组证据，对徐振国的农业承包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同上述意见一致。公证书也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的审查客体没有关联性。3组证据，现场勘察笔录虽然形成于2019年，但该笔录只是明确了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林地当中各自指出了位置没有调查处理的过程，所以无法证明争议林地属于四组。另外，该笔录却明确了第三人所指的杂木林部位，四至的东至和西至均为岗，只有在第三人所指杂木林的位置东西两侧是沟，证明这个事实，所以只有包括争议林地在内的涉案林地的四至才符合1982年1993年台账记载的东至沟西至沟的记载。从这方面反而证明了林地使用权人应当为原告的事实。而且该笔录记载的四至中，南至标明为道是错误的，这个记录是笔录制作人有意避开了台账中记载的南至草地边和林权证记载的南至草地边界石，又变成了道，所以原告有理由认为该笔录是为了掩盖草地边有界石这个事实。原告认为该笔录不是新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被告认定涉案林地为四组所有这个事实。 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村民组对被告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徐振杰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县政府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村民组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县政府对原告徐振杰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组证据，红皮自留山照认可，绿皮自留山照是本案诉讼主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自留山照检查登记表不存在。证明原告有自留山，但是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2组证据，协议书是自己个人签订，林地是集体的，徐振国与徐丕庆签订的协议书没有效力。3组证据，车道有没有与本案没有关系，证人也只能证明有没有车道，证明是否有车道与本案没有关系。4组证据，徐树福推理不出来，谁的就是谁的。5组证据，徐丕庆茔地照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告提供不了林木林地的证照图例。6、7组证据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 被告市政府对原告徐振杰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2点，第一自留山照和林权证的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自留山照和林权证恰恰证明了本案争议的草地不包含在自留山照的范围之内，因为自留山照中登记羊角沟面积是8亩，而本案争议的是91.8亩。第二，徐振国和徐丕庆签订的协议书，本案争议的草地原告的哥哥徐振国已经签定了鸭纸造林的协议，再与其父亲签订一个协议，证明力和效力远远低于合作造林签订的协议。自留山是以户签订划分的，徐丕庆是徐振国的父亲，本案争议裁判的是徐丕庆的自留山，他的儿子也同样享有管理和使用权，因此也没有必要自己家庭成员再发包一次签订协议，因此这个协议属于画蛇添足。没有证明效力。 第三人村民组对原告徐振杰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意两被告的质证意见。补充，于某证明有地没有道是恰恰相反的，如果那里有地集体不能给分自留山。 原告徐振杰对第三人村民组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号证据，申请书有的村民不是本人自己签名。赵文相签名不是本人签名。2组证据没有异议。3号证据已经发表过质证意见不再重复。4组证据有异议，原告认为徐振国与村民组签订合同不用经过村民讨论。5组、6组证据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草排为四组所有。7组证据有异议，不能确定是全体村民真实意思反映。8组证据有异议，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林地的使用权人为第三人。9组证据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林地归四组所有。10组证据有异议，该农业承包合同的位置为碾子沟。与涉案林地不是同一位置。11组证据有异议，不能证明其拍照地址确实为争议林地，且不能证明涉案林地归四组所有。12组证据有异议，该农业承包合同的承包类别为残次林，地，地点为黄泥岗本案争议的林地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主张。13组证据有异议，不能证明涂改为徐振国的行为。14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台账中记载了原告的父亲在涉案林地当中，位置在羊角沟，其东至和西至均为沟，南至为草地边的事实。15组、16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是本案审查的客体，不能证明权属为四组所有。17组证据只是第三人所作的答辩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8组证据没有异议，该两份判决恰恰证明了2015年被告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决定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均被撤销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两被告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再次作出撤销决定和复议决定是错误的。 被告县政府对第三人村民组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市政府对第三人村民组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县政府提供的1982自留山照（自有林木）登记台账、1993徐丕庆的自留山照、现场勘查笔录能够证明徐丕庆自留山南至草地边，2019年9月23日被告县政府到争议地块进行了现场勘验，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履行了法定的复议程序，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自留山照，被告县政府、市政府、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供的14号证据自留山照（自由林木）登记台账，能够证明徐丕庆的自留山南至草地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徐振杰系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宝石村**村民，其父亲徐丕庆（已故）1982年分得自留山，该自留山照及登记台账记载;座落于羊角沟，四至为东至沟、西至沟、南至草地边、北至岗，面积8亩，地，地类为荒山004年换发林权证时徐丕庆（已故）换发了宽林证字（2004）第xxx号林权证。该林权证登记为，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宝石村四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权利人：许丕庆（应为徐丕庆）；座落：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小地名：羊角沟，1林班12小班，面积为6.12公顷（91.8亩）主要树种为落叶松；四至为东至沟，南至草地边界石，西至沟，北至岗；注记：自留山。原告认为其自留山的南至到草地边界石，即应当包括案涉争议的草排，第三人村民组认为徐丕庆（已故）自留山照和自留山登记台账记载的南至为草地边，因此，其自留山不包括案涉争议的草排，该草排是属于村民组的，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第三人向被告县政府申请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县政府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宽政发[2015]8号《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决定：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徐振杰对该决定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丹政行复决字[2015]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县政府的撤销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丹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判决，以县政府未提交现场勘验记录以及相关程序证据，判决：撤销被告县政府和市政府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第三人对该判决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6）辽行终33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县政府于2019年9月23日，到案涉争议地块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制作了勘查笔录，被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原告徐振杰、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光烈均在勘查笔录上签名。并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决定：1、双方争议的草排权属归宝石村四组所有；2、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原告对该决定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丹政行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两名被告作出的案涉被诉行政行为即县政府作出的宽政行决字[2020]11号《关于对毛甸子镇宝石村四组与徐振杰林权争议及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丹政行复决字（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故被告县政府具有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法定职权，其具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故被告市政府对其作出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具有职权。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对案涉林地四至的权属争议在南至，双方对案涉林地的北至、东至、西至均无争议。原告认为其南至应当到草地边界石，故其林地应包括争议的草排在内，其对草排享有使用权。第三人认为南至应当到草地边，故原告的林地不包括草排在内，案涉争议的草排应属第三人集体所有。对此，被告县政府对现场进行了勘查，明确了案涉林地第三人所指的南至草地边的具体位置，以及原告所指的南至草地边界石的具体位置，并明确了草地边和草地边界石之间的草排（双方争议区）面积约80亩。据此，被告县政府结合1982自留山照（自有林木）登记台账登记的徐丕庆自留山的南至为草地边，作出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的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符合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关于原告庭审中提出被告县政府未进行公告程序违法的问题，因本案第三人向被告县政府申请撤销徐丕庆（2004）第xxx号林权证，而非申请林权登记，故原告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对被告县政府此次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依法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对其申请亦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为此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故本案中被告县政府虽未提供向原告送达等程序方面的证据，但未影响原告寻求救济的权利。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振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振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晓欣 审判员  吕伯昌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