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熙南里街区**。法定代表人：蔡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铭，江苏焯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兴东，江苏焯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翠英，女，1944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慧明，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传治，男，1948年1月3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慧琴，女，1975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家东，男，1977年11月7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原审被告：南京白下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甘雨巷**。法定代表人：薛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为根，江苏永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家槽，男，1958年2月2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翠英、叶传治、叶慧琴、叶家东、原审被告南京白下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下拆迁公司）、原审被告朱家槽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5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3年6月29日，上诉人与朱家槽签订《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时，系是在收到《协议》材料后签订，符合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协议》的真实性问题，工作人员尽到了到一般的审查义务，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未排除该签名不是两被上诉人所签，作为非专业鉴定人员的工作人员认可协议的真实性是合理的，因此不存在上诉人与朱家槽恶意串通的情形。2、通过整个庭审过程可以看出，朱家槽亦想要推翻该份《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如果说一审法院所述的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那朱家槽应该属于受益的一方，他应当积极维护该份协议才是合理的表现，但事实上在法庭向其询问家庭内部协商的关键问题时，其均未作出明确的回答，才使得法庭采信《协议》并非真实存在。该行为明确表现希望法院能认定双方签订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无效，与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朱家槽恶意串通的目的相违背。因此只能说明上诉人与朱家槽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事实上朱家三姐弟本就达成《协议》，享受当时最上限的拆迁政策,后听人挑唆，认为有更好的补偿方案，故三人串通后欲确认《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无效，遂形成本案诉讼，这才能合理解释朱家槽在庭审时的表现。3、不管上诉人与朱家槽是否恶意串通，上诉人并没有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如果被鉴定认为朱家槽字样是朱家槽本人所签的《协议》系伪造，那也应当认定是朱家槽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导致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签订，从而损害了两被上诉人的利益。两被上诉人应当通过诉讼向朱家槽主张权益，而不是确认《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无效。4、《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项下权利已经履行，且该协议形成在2013年6月29日，距今己达7年时间。司法的判决应当维护交易的稳定性，且对工作人员不能做过高的审查要求，否则实践中将会加大交易的成本。如该判决成立，则此后上诉人在工作过程中所适用的所有的家庭内部协议均需由法院判决认定或公证处公证才能使用，这样会大大加重法院工作，也会给老百姓增加诉讼成本。5、鉴定意见书中鉴定结论为无法判断朱翠霞、朱翠英两个人字迹是否为同一人笔迹，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朱家槽签订补偿协议系恶意串通。朱翠英、叶传治、叶慧琴、叶家东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一、家庭内部协议落款日期是2013年7月22日，位于拆迁协议落款日期2013年6月29日之后，上诉人上诉主张先签订家庭内部协议、再签订拆迁协议，显然与事实不符。根据上诉人及其证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朱翠英是在拆迁工作人员在场情况下，亲笔签署该份协议后由拆迁工作人员当场收走。由此可见，该家庭内部协议存在伪造的可能，更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串通的事实。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依据事实和证据而不是当事人庭审表现来猜测、推断，否则所有虚假陈述都会被认定为事实。在拆迁前后，被上诉人多次信访，信访局工作人员亲自打110报警，此后在长达7年时间内，朱翠英一直通过各级政府部门信访，而且多次诉讼，朱翠英的家庭条件优越，为了避免对子女可能产生影响，特意登报声明断绝和子女的关系，其丈夫也在拆迁后不久因此事病情加重，一直住院至今。这恰恰说明拆迁工作存在问题、朱翠英有冤屈，才会一直不计代价地反映情况。上诉人称朱家三姐弟是受人挑唆，相互串通后才提起诉讼，纯属臆想和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涉案拆迁协议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的权利，使得朱翠英没有得到应得补偿，因此该拆迁协议是无效的。白下拆迁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一审程序存在瑕疵。1、一审开庭时白下拆迁公司已经辩称其被告资格不适格，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一审判决虽确认城建公司与朱家槽之间协议无效，但未处理朱翠英、朱翠霞对白下拆迁公司的诉请，遗漏了诉讼请求。2、本案应追加市房改办为当事人。本案案情涉及朱家槽申领经适房的流程，审批过程中的关键证据即为2013年7月22日的协议。一审依据市房改办电脑中存档的扫描件进行鉴定，如不将市房改办追加为第三人，则会剥夺市房改办对其陈述、举证、辩论的权利。二、一审认定事实有错误。本案中并无恶意串通的证据。3、2013年7月22日协议真实存在，鉴定意见并未否定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两名证人也证明了协议的真实性，朱家槽亦对此予以认可，从审批流程及证据链综合来看，协议应是真实的。关于日期问题，因朱家槽原来准备签货币补偿协议，后又提出要经适房，如果要经适房必须要有家庭协议，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补签了2013年7月22日家庭协议，并签订了朱家槽的产权调换协议。为了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故直接将产权调换协议时间进行倒签。朱家槽辩称，涉案地块拆迁时并无拆迁许可证，签订协议时朱翠霞、朱翠英未到场。当时上诉人与白下拆迁公司让其签字，说一切与朱翠英、朱翠霞无关。在朱家槽迁出之前，对方曾不断骚扰朱家槽，要求其迁出。由此可见，上诉人拆迁过程存在问题，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朱翠英、朱翠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城建公司、白下拆迁公司、朱家槽之间签订的关于南京市秦淮区房屋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京市秦淮区泰仓巷36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朱长喜，其妻子为钱利君，朱翠英、朱翠霞系两人女儿，朱家槽系两人儿子。钱利君于1988年10月去世，朱长喜于2002年1月29日朱长喜去世。2009年3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公证处出具（2009）苏宁钟证内民字第345号《公证书》，载明泰仓巷36号房屋（建筑面积：41.2平方米，丘号：430212-1）由朱翠英、朱翠霞、朱家槽共同继承。因案涉房屋拆迁，城建公司（拆迁人、甲方）与朱家槽（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9日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以下简称产权调换拆迁协议）一份，除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合计341526元、各项补助费用112891元外，另约定乙方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同意接受甲方提供的坐落于银龙五期北扩5幢608室房屋，调换房屋价款为395308.8元。白下拆迁公司为该产权调换拆迁协议的委托代理人（拆迁实施单位）。城建公司陈述，除55000元未领取外，其他补偿款项均已按照协议履行；朱家槽陈述，拆迁事宜是拆办的陆小娣找他谈的，关于朱家槽与朱翠英、朱翠霞内部就拆迁事宜是否沟通、如何沟通的具体情况其记不清楚了，其拿了39万多元并购买了银龙花园五期5栋608室的房子。庭审中，白下拆迁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的《协议》复印件一份，其内容为：“朱家槽、朱翠英、朱翠霞三姐弟因泰仓巷36＃祖产房产权经协商协议如下：本次拆迁根据政策规定由朱家槽想（享）受政府的按（安）置房，朱翠英、朱翠霞主动放弃政府的保障房按（安）置房；朱家槽从祖产房的拆迁补偿款中提取人民币伍万伍仟元正，其中给朱翠英贰万元，朱翠霞叁万伍仟元正。本协议所设（涉）内容与拆迁办无关。”该《协议》落款处分别签有“朱家槽”、“朱翠英”、“朱翠霞”字样，并分别在签字上捺印；在该协议左下方另有“情况属实”、“二片八组”字样，并签有“蔡某”、“付某”、“王霖”、“2014.3.6”，加盖白下拆迁公司的公章。关于该《协议》，朱翠英、朱翠霞否认系其签订及捺印，并认为系伪造，陈述朱翠英、朱翠霞从未与朱家槽就案涉房屋拆迁事宜有过内部约定。朱翠英表示其仅去过拆办一次，系因朱翠霞在农村不便且不会写字，故应拆办要求其写过授权委托书并交给陆小娣，《协议》可能系变造而来。朱家槽认可《协议》的落款处“朱家槽”系其所签，但陈述其是在陆小娣要求下在白纸上签字，当时纸上没有其他内容，也未被告知签字材料的用处，其不清楚“朱翠英”、“朱翠霞”的签字是谁写的。城建公司、白下拆迁公司陈述，《协议》原件在朱家槽购买经济适用房时已移交市房改办，经了解市房改办系统中有经扫描的电子件，但未找到纸质原件。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至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调查《协议》情况，并在档案系统中查询到与《协议》内容相同的彩色电子件一张。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档案室工作人员表示，该宗档案尚未归档，故其并无纸质档案。后城建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就《协议》上“朱翠英”、“朱翠霞”、“朱家槽”的签字及捺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金陵所）进行鉴定，并组织各方提取笔迹、捺印样本。2020年2月20日，金陵所向一审法院来函，告知《协议》电子件上三处签名处指印捺印面积小，且纹线不清晰，中心花纹未出现，细节特征观察受限，故均不具备检验条件。2020年4月14日，金陵所作出［2019］文鉴字第543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无法判断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3.7.22日”的《协议》扫描件上落款处ＪＣ-1“朱翠英”字迹与ＹＢ“朱翠英”字迹是否同一人的笔迹。2、无法判断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3.7.22日”的《协议》扫描件上落款处ＪＣ-2“朱翠霞”字迹与ＹＢ“朱翠霞”字迹是否同一人的笔迹。3、倾向认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3.7.22日”的《协议》扫描件上落款处ＪＣ-3“朱家槽”字迹与ＹＢ“朱家槽”字迹是同一人的笔迹。朱翠英、朱翠霞、城建公司、朱家槽对《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证据三性认可，白下拆迁公司对《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朱家槽”签字同一笔迹的结论认可，但对不能认定“朱翠英”、“朱翠霞”签字系朱翠英所签不予认可。白下拆迁公司另申请付某、蔡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付某到庭陈述，其为白下拆迁公司退休人员，参加拆迁工作，《协议》在拆迁小组签订，内容为朱翠英所写，朱翠英、朱翠霞、朱家槽均到场并捺印，朱翠霞不会签字，由朱翠英代签，当时现场还有蔡某、陆小娣等人。蔡某到庭陈述，其系在街道工作，被区政府抽调参加拆迁工作，协议签订时其与付某在场，朱翠英、朱翠霞、朱家槽均在场，朱翠霞不会签字，由其捺印并由朱翠英代签，其他均为本人签字及捺印，《协议》内容是谁写的没有印象了，应该为三人中的一个所写。朱翠英、朱翠霞对付某的证人证言质证不认可，认为其与白下拆迁公司有利害关系，且朱翠英表示不认识付某；对蔡某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其仅记得朱翠英签名，并未看到她写其他内容，对一些关键问题陈述记不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城建公司、白下拆迁公司对付某的证人证言认可，对蔡某的证人证言质证予以认可，认为能够说明《协议》当时签订过程。朱家槽对付某、蔡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庭审中，城建公司另提交了城建公司（甲方）与朱翠英、朱翠霞、朱家槽（乙方）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9日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货币补偿专用）》（以下简称货币补偿拆迁协议）一份，其中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合计341526元及各项补助费用112891元。城建公司陈述，该货币补偿拆迁协议签订在房屋调换拆迁协议之前，后因各方考虑到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的差别，选择产权调换更为合适，并了解到朱家槽名下没有房产，故以朱家槽名义申请产权调换性质的经济适用房，又签订了产权调换补偿协议。朱翠英、朱翠霞质证称无法确认货币补偿拆迁协议的真实性，朱家槽质证称系其所签。关于上述两份拆迁协议，各方均确认实际履行的为产权调换拆迁协议。经一审法院核查，2015年、2017年，朱翠英、朱翠霞先后两次将城建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城建公司按照货币补偿拆迁协议的约定向朱翠英、朱翠霞支付拆迁补偿款302944元，在两案审理过程中，城建公司均提交了《协议》，后朱翠英、朱翠霞均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白下拆迁公司仅为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非房屋调换拆迁协议的相对方；朱翠英、朱翠霞与朱家槽为案涉房屋的共同权利人，城建公司虽主张其依据《协议》内容仅与朱家槽签订了房屋调换拆迁协议，但其未能提供《协议》原件，此后尽管一审法院调取了《协议》的电子件，但根据金陵所审核及鉴定意见，仍不能证明《协议》上“朱翠英”、“朱翠霞”签字或捺印为其本人所签所捺，而证人付某、蔡某本身作为被告方或参与拆迁的工作人员，仅以其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同时，朱家槽对于房屋调换拆迁协议及《协议》签订过程中家庭内部如何协商的关键问题亦不能做出明确回答。故一审法院认为，房屋调换拆迁协议系城建公司与朱家槽恶意串通签订，已损害朱翠英、朱翠霞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确认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朱家槽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9日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7230元、鉴定费5850元，合计13080元，由城建公司、朱家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朱翠霞于2020年9月25日去世，继承人系其配偶叶传治、其女叶慧琴、其子叶家东，三人均表示继续参加诉讼，并同意朱翠英在本案中的意见。以上情况，有朱翠霞死亡证明、户籍材料、本院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朱翠英、朱翠霞与朱家槽对被拆迁房屋共同享有权利，城建公司对此亦知情，但其单独与朱家槽签订案涉《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故应对该协议的签订过程承担举证责任。城建公司虽主张其依据朱家槽《协议》与朱家槽签订了房屋调换拆迁协议，但其未能提供《协议》原件，一审法院调取的《协议》电子件未能反映确由朱翠英、朱翠霞签字或捺印，证人付某、蔡某的证言亦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且朱家槽认可签订房屋调换拆迁协议时朱翠霞、朱翠英未到场。在此情况下，一审认定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房屋调换拆迁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白下拆迁公司的责任问题，因其仅系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非《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产权调换专用）》相对方，故其不应承担案涉合同责任，对此本院予以明确。综上，上诉人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30元，由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源源审判员  马 帅审判员  白文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滕文欣书记员郭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