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1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徐闻县***********。法定代表人：何志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继涌，海南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志才，男，196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40************036，住海南省海口市****御景苑6A1房，现被羁押于海南省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云晖，女，1970年6月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40************045，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俊添，男，200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40************739，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塬琇，女，200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40************62X，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以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宝胜，北京滳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景欣，女，196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20************469，住海南省海口市********阳光西海岸A1－301。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姗，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因与被上诉人李景欣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2018）粤0825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继涌、上诉人何志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上诉人何云晖及其与黄俊添、黄塬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宝胜和被上诉人李景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驳回李景欣对海安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景欣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海安公司在书面答辩和庭审中对于李景欣关于何进出资的举证责任、对于徐闻县会计(审计）师事务所验资证明、对于李景欣继承何进股权的同时继承何进的债务、对于海安公司2018年8月19日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小股东可通过召开股东会解除大股东的股东资格的案例等本案重要问题的阐述内容；一审判决已调取却故意回避徐闻县**监管局《调查报告》这一认定何进是否实缴注册资金的重要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包括答辩人在书面答辩状或口头答辩中的陈述、当事人或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等，均应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故意忽略和遗漏海安公司在书面答辩和庭审中对于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的属于“当事人的陈述”的证据，以使人们从判决书中无从得知海安公司陈述的事实和理由，给人造成错觉，对李景欣明显偏袒。（一）海安公司在一审书面答辩状中指出：“李景欣就应当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要求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依据上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证明股东何进已缴纳500万元出资的必要证据包括：1、银行开户证明，以证明为设立海安公司已经在银行开设临时账户；2、何进将500万元存（转）入银行临时账户的存款凭证，包括现金存款单、银行转账凭证、进账单等银行单据，以证明何进已经以现金存入或转账转入的方式向临时账户内存（转）款；3、银行存款证明，包括：对账单、银行流水明细单、银行存款证明书等，以证明银行临时账户内已收到何进存（转）入的500万元。而李景欣至今未能提供上述必要证据，李景欣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海安公司在成立时在银行开设了银行账户，提供不出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李景欣不能提供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将500万元出资额存入或转入海安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的证据；李景欣不能提供海安公司在成立当时600万元存款的相关证据。”海安公司的代理人在庭审中也重申了李景欣对于何进已履行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主张需提交以上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上述内容，其目的无非是企图非法地人为地减轻或免除李景欣的举证证明责任。（二）、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海安公司在书面答辩和庭审中对于徐闻县会计（审计）师事务所验资证明的阐述内容。海安公司在一审书面答辩状详细阐述了1996年8月13日徐闻县审计事务所验字（1996）号《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系虚假证明的理由，指出其不能证明股东何进已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上述内容，其目的是企图给人造成似乎海安公司没有理由对李景欣的证明主张进行抗辩的错觉，而无原则地非法地对李景欣进行维护。（三）在一审书面答辩状和庭审中，海安公司指出缴纳注册资金系何进对海安公司应尽的义务，也是何进对海安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李景欣继承何进财产，也依法应承担对海安公司的债务。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上述内容。(四）在一审书面答辩状中，海安公司详细阐述了“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不应确认无效，李景欣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的理由，而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上述内容。（五）在一审书面答辩状中，海安公司介绍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宋余祥与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判决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民事判决】这一著名的经典案例，与本案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可作为处理本案的重要参考。而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上述内容。综上，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遗漏的海安公司的陈述内容正是认定本案中何进是否已实缴500万元注册资金、海安公司2018年8月19日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是否有效以及李景欣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驳回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使人们看不到海安公司所提出的强有力的相关事实和理由，是对李景欣的偏袒，是为支持李景欣的诉讼请求作铺垫，企图蒙混过关；二、就海安公司登记注册时虚假出资问题，海安公司监事吴声栋向徐闻县**监管局进行了举报，徐闻县**监管局着手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调查报告》。海安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徐闻县**监管局调取相关调查处理情况的文件，一审法院调取到了徐闻县**监管局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调查报告》，明确查实“该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这份证据足以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缴纳注册资金，这是一份对李景欣十分不利的证据，采信这一证据将动摇李景欣的诉讼根基。一审法院在一审开庭前早已调取到这份证据，然而，一审法院予以隐瞒，在开庭前证据交换和开庭时并不拿出来给当事人质证。徐闻县人民法院民二庭直到2019年6月27日（注：通知书上标示日期)才给海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发来《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通知书》【(2018)粤0825民初1538号】，内容：“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景欣与你方及第三人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现本院将徐闻县**监管局的《调查报告》送达予你方，请收到本通知后，及时向本院提交对《调查报告》的书面质证意见。”收到该通知书后，海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及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对《调查报告》的书面质证意见，表示该《调查报告》符合客观事实，足以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缴纳注册资金，该《调查报告》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虽然一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部分提及“又查明，2018年10月22日，海安公司监事吴声栋向徐闻县**监管局举报‘海安公司于1996年8月5日注册登记时虚假出资’”。然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于已调取的徐闻县**监管局《调查报告》及其通知当事人质证、当事人质证意见只字未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一审法院对于已调取的《调查报告》这一认定何进是否实缴注册资金的重要证据并组织当事人质证，却在一审判决中刻意回避、隐瞒的行为是对李景欣的无原则的偏袒和维护，其目的是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达到支持李景欣的目的；三、股东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和成立后均没有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缴纳注册资金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已实缴注册500万元，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1996年8月6日制定的《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何进，共出资伍佰万元，全部以货币方式出资。何志才，共出资壹佰万元，全部以货币方式出资。”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事实是，海安公司成立时、成立后，股东何进均没有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缴纳注册资金。(一）海安公司是1996年8月成立的。当时股东何进、何志才根本拿不出巨额资金来注册、开办海安公司。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开办公司，在工商局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申请开办人必须向工商局提交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书》，以证明股东认缴的注册资金已实缴到位。为确定注册资金数额和解决验资证明的问题，何进便找到当时在徐闻县工商局海安镇工商分局海安工商所工作的同学练常周商量，寻求帮助，练常周建议注册资金尽量大一些，这样好在银行贷款，于是确定注册资金为600万元，在已打印好的《公司章程》上手写注册资本“陆佰万元”及何进出资伍佰万元，现向法院提交在工商局备案的《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章程》有明显的手写和涂改的痕迹。是练常周介绍何进去找徐闻县审计事务所的欧康碧帮忙出具验资证明，实际是何志才去找欧康碧出具了《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当时欧康碧只是在格式的《验资证明书》空白处填空，并在结尾处加盖公章。取得验资证明后，工商局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海安公司完成了登记注册。当时，海安公司没有在银行开立临时账户，股东何进、何志才也没有缴纳注册资金。(二）李景欣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股东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或成立后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缴纳500万元出资额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尚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景欣主张何进在海安公司设立时已履行向海安公司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义务，就应当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要求向法院提供相应的直接证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李景欣至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海安公司在成立时在银行开设了银行账户，提供不出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李景欣不能提供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将500万元出资额存入或转入海安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的证据，提供不出何进将500万元存（转）入银行临时账户的存款凭证（包括现金存款单、银行转账凭证、进账单等银行单据）;李景欣不能提供海安公司在成立时600万元存款的相关证据。李景欣至今也不能提供海安公司成立后至何进去世时何进向海安公司缴纳注册资金的直接证据，也不能提供海安公司成立后至何进去世时何进向海安公司提供注册资金外的其他投资资金的证据。李景欣应承担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即应当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和成立后均没有向海安公司缴纳注册资金。（三）李景欣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何进已履行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义务。一审判决却采信李景欣提交的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信息及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验资证明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理由是：1、李景欣提交的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信息显示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并不能证明何进在当时已真正实缴注册资金，因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申请人申请登记时申报的注册资金只作形式审查。李景欣向法院提交的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信息显示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实缴了500万元注册资金并以此为由而认为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已实缴了500万元注册资金，一审判决也以海安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档案显示何进已缴交注册资金500万元为由认定何进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一审判决这样认定完全是对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工作的不了解，或者是故意歪曲。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只作形式审查，主要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而一般不作实质审查。对于注册资金是否缴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审查是否提交了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书》，而不审查《验资证明书》中的内容是否真实，不审查企业开办人或股东是否真正实缴了在《章程》中所认缴的出资。因此，仅凭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信息显示的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实缴500万元注册资金这一事实，不能认定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已真正实缴了500万元注册资金。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何进并未实缴分文注册资金，认定是否实缴注册资金要以实际情况为准。2、1996年8月13日徐闻县审计事务所验字（1996)号《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不能证明股东何进已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也不能证明股东何志才已缴纳注册资金100万元。理由是：（1）证人练常周证实该《验资证明书》是其介绍何进与何志才找欧康碧帮忙私下里盖章做出来的，何进和何志才根本没有实缴注册资金。一审判决认为证人练常周与何进、何志才是一起长大的朋友，练常周的证言与何志才有利害关系，从而认定练常周证言无法推翻验资证明，实际认定证人练常周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判决这一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练常周的证言与验资证明无所谓证明效力性大小，一审认为验资证明的证明力大于证人练常周证言没有法律依据，在两者相矛盾的情况下，必定是其一为真其一为假，需综合分析判断其证明效力，本案中，综合各种因素后可以得出验资证明系虚假证明的结论，得出验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的认定，称练常周的证言与何志才有利害关系更是毫无道理，练常周是不是与何进、何志才是一起长大的朋友都不能认定为有利害关系，李景欣是何进的妻子，那是不是也可认为练常周的证言与何进有利害关系进而认为与李景欣有利害关系呢？何况练常周是海安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并非何志才的证人，其所证实的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不存在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2）当时海安公司具体办理该《验资证明书》的经办人何志才声明是他到徐闻县审计事务所办理验资证明材料，公司没有验资银行账户，他和何进没有资金缴纳注册资金，也没有缴纳注册资金。（3）该《验资证明书》没有编号，没有银行现金存款单、转账凭证，没有银行进账单，没有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对账单（或具有同等证明效力的文件）及银行针对审计师事务所《询证函》的回函，没有股东身份证明及《公司章程》，该《验资证明书》的出具缺乏依据，完全不符合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的基本要求。该《验资证明书》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不符合当时海安公司股东出资的客观情况。一审判决对于该《验资证明书》的出具缺乏依据仅仅简单地认为是“形式上有瑕疵”完全是对于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出具验资证明的无知。（4）1996年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为成立公司验资需要而开立临时银行账户，也没有开立其他银行账户。2018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在《询证函》中也证实了海安长城公司1999年10月26日经人民银行核准在农行徐闻支行开立基本账户，1996年公司成立时未开立银行账户。因而，不可能出现《验资证明书》所反映的股东出资方式为“银行存款”及股东将600万元存入海安长城公司的银行账户的情况。（5）2018年10月18日海南君合会计事务所君合会审字【2018】第10001号《专项审计报告》，结论是：截止2011年12月31日，没有发现海安长城公司的全体发起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金，金额合计为人民币陆佰万元。这也证实了海安长城公司股东何进未履行缴纳注册资金的义务。(四）徐闻县**监管局2018年11月20日关于海安公司注册资金出资情况的《调查报告》明确查实“该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徐闻县**监管局在2018年11月20日《调查报告》中称：海安长城公司监事吴声栋于2018年10月22日向我局举报海安长城公司1996年8月5日注册登记时虚假出资，接到举报后，局领导安排局企业监督管理股和登记注册股进行调查；经查，该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其依据为：1、经当时为其办理登记手续的工商人员练常周证实，何进和何志才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时没有资金，他们提交的《徐闻县会计（审计）师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与实际情况不符，是由徐闻县审计师事务所所长欧康碧凭空写出来的。2、该公司监事吴声栋，法定代表人何志才，财务主管人员何琴连等人证明当时登记注册时没有注册资金。3、徐闻县会计（审计）师事务所所长自己的证明。4、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海安长城公司在1999年以前未设有账号，经查实，海安长城公司登记注册时，在各家银行未发现海安长城公司全体发起股东按照章程内容将实缴注册资本存入长城公司银行结算账户。综上所查，海安长城公司于1996年8月5日办理注册登记时没有任何资金进入该公司账户作为注册资金，该公司此行为属于虚假出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徐闻县**监管局2018年11月20日关于海安公司注册资金出资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是徐闻县**监管局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依照上述规定，其该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即应当认定该文书所记载的海安公司虚假出资的事实，《调查报告》中关于“该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的认定也证实了1996年8月13日徐闻县审计事务所验字（1996）号《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系虚假证明。（五）一审判决已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在《询证函》中记载“海安公司自成立至1999年10月26日仅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安徐闻支行开立一个银行账户”，这就意味着海安公司在成立时并没有为设立公司而开立临时银行账户，没有临时账户也就不可能发生何进将500万元注册资金存入或转入临时账户的情况，也就不可能发生何进实缴500万元注册资金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查明没有银行账户与认定何进已实缴500万元注册资金之间明显自相矛盾。（六）一审判决中“假设股东何进、何志才在海安公司设立之时均未缴纳任何出资额，则海安公司陷于无任何启动资金的境地”的情况不成立，不能因假设而推定海安公司成立时股东何进、何志才已缴纳出资。股东在公司成立时未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履行向公司缴纳注册资金的义务，不能因此就断定公司一定无启动资金。公司的经营运作除了运用股东缴纳的注册资金外，还可利用各种融资或合作取得资金，甚至也不排除股东未实际缴纳分文出资而完全利用融资或合作取得资金进行经营运作的情况。本案中，何进作为公司发起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及成立后均未履行对公司实缴出资500万元的义务，何志才在公司成立时也没有履行缴纳出资100万元的义务，海安公司实际并未开展经营活动，无所谓启动资金的问题。如需经营运作需要启动资金，则完全通过融资或合作方式解决资金问题，与股东何进、何志才在公司成立时的出资无关。这也解答了一审判决提出的“假设股东何进、何志才在海安公司设立之时均未缴纳任何出资额，则海安公司陷于无任何启动资金的境地”的疑惑，否定了一审判决的假设；四、李景欣履行向海安公司补缴注册资金义务，是《公司法》要求的股东应实缴其认缴的注册资金的法定义务，也是《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应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法定义务。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何进作为海安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其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和成立后均未向海安公司缴纳注册资金。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的《公司章程》中认缴注册资金500万元，依据当时的《公司法》规定，何进有向海安公司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义务，否则，就构成何进对海安公司负有债务，且是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债务。由于未实缴出资，何进的股权属未出资股权，成为随附补缴注册资金义务的股权，李景欣继承何进股权，依法应当承担随附的补缴注册资金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李景欣继承何进的遗产，依法应清偿何进的债务。因此，无论从《公司法》角度还是从《继承法》角度讲，李景欣应当清偿何进因认缴而未缴500万元注册资金对海安公司的债务；五、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确认股东会议决议无效的前提是股东会议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反之，则为有效。（一）查本案的股东会议决议内容，对照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实在找不出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是严格按照上述规定的要求进行的。其一，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股东会议决议中的关于何进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事实十分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其二，李景欣虽然坚持认为何进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何进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明显证据不足，属认定事实错误；其三，海安公司在一审时已举证证明且一审判决已查明，海安公司已向李景欣催告要求其在6日内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及利息；其四，李景欣在接到催告缴纳出资的通知后，拒绝补缴注册资金本金和利息。故，海安公司2018年8月19日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二）一审判决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三条规定，即：“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三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其引用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规定并无实际意义。海安公司章程对于“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并没有另外的规定。对于第四十二条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中“出资比例”应当理解为实际出资的比例，而非认缴出资的比例，非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股东是已实际出资的股东，而非只认缴出资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一审判决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认定李景欣占海安公司53.333%股权，进而认定李景欣享有代表53.333%表决权。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并没有缴纳注册资金，不存在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事实，李景欣也没有补缴注册资金，股东李景欣享有表决权的前提已不存在，李景欣在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召开时虽然是占有53.333%股权的股东，可以出席股东会议，但其对股东会会议决议不享有表决权，尽管李景欣对股东会议决议投反对票，其反对无效，不影响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股东会议决议不违反《公司法》第四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股权系有偿受让取得，受让人已支付对价，其对海安公司没有出资义务，其有无表决权不影响临时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即使因其股权属瑕疵出资股权而否定其表决权，有表决权的股东何志才仍然可以表决通过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股东会议决议。何况，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有无表决权并非本案审理的内容；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适用法条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李景欣对于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这一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对于李景欣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必须客观、全面，必须结合相关事实，这里的相关事实包括了海安公司在答辩状及庭审中的陈述、提交的相关证据、法院向徐闻县**监管局调取的《调查报告》等等事实，综合进行判断。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这一待证事实的存在没有任何可能性，根本谈不上什么“高度可能性”，法院依法不应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这一待证事实的存在。海安公司反驳李景欣的主张所提交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证据足以否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这一说法，足以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这一待证事实不真实。因此，本案证据的认定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一审判决适用上述规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及证据的认定应适用以下法律司法解释。（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四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二）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依据本案事实和证据，根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依法应判决驳回李景欣对海安公司的诉讼请求；七、支持小股东通过召开股东会表决解除大股东股东资格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民事判决这一著名的经典案例，可作为本案判决支持海安公司通过召开股东会议决议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参考。此案的基本案情是：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设立于2009年3月1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股东为宋余祥、高标。2012年8月28日，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扩股，由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出资9900万元，增资后占公司99%股份。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两家案外公司于2012年9月14日将9900万元汇入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内，2012年9月17日，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转出全部验资款9900万元，后经催告一直未归还。2014年3月25日，共计持有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股权的宋余祥、高标召开股东会，决议解除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资格。随后，宋余祥诉请确认2014年3月25日股东会决议有效。上海二中院认定豪旭公司存在抽逃对万禹公司全部出资的情形，且在万禹公司向其催告后仍未返还。上海二中院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中规定的股东除名权是公司为消除不履行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所产生不利影响而享有的一种法定权能，是不以征求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为前提和基础的。在特定情形下，股东除名决议作出时，会涉及被除名股东可能操纵表决权的情形。故当某一股东与股东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时，该股东不得就其持有的股权行使表决权。该案中，豪旭公司是持有万禹公司99%股权的大股东，万禹公司召开系争股东会会议前通知了豪旭公司参加会议，并由其委托的代理人在会议上进行了申辩和提出反对意见，已尽到了对拟被除名股东权利的保护。但如前所述，豪旭公司在系争决议表决时，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应被排除在外。上海二中院认为，该案系争除名决议已获除豪旭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一致表决同意系争决议内容，即以100%表决权同意并通过，故万禹公司2014年3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应属有效。上海市二中院作出（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61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上诉人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团委联合组织的“‘促公正•法官梦’第二届全国青年法官案例评选活动”中，上海二中院民四庭报送的《宋余祥诉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一文荣获一等奖。应当说，此案是小股东通过召开股东会表决解除大股东股东资格的著名的经典案例，已被广泛参考适用于类似案件中，也应当适用于在李景欣起诉的本案中。李景欣起诉的本案中，虽然李景欣是海安公司大股东，然而，海安公司成立时成立后何进一直没有缴纳注册资金，属于股东未出资的情形，同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海安公司依法向李景欣催缴注册资金，李景欣拒绝补交，那么，2018年8月19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根据《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表决时李景欣应该回避，李景欣的表决权应予排除，股东会议决议经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合法有效。何志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驳回李景欣对海安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景欣负担。事实和理由：徐闻县**监管局就海安公司登记注册时虚假出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调查报告》。一审法院调取了徐闻县**监管局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明确查实“该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这份证据足以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采信这一证据即可否定李景欣的所谓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实缴出资500万元的主张。在一审开庭前一审法院已调取到这份证据，却秘而不宣，予以隐瞒，在开庭前证据交换和开庭时不拿出来给各方当事人质证，直到一审开庭后的2019年6月27日（注：通知书上显示的日期）才给何志才的诉讼代理人发来《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通知书》【（2018）粤0825民初1538号】，送达徐闻县**监管局的《调查报告》，通知何志才及时提交对《调查报告》的书面质证意见。随后，何志才的诉讼代理人及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对《调查报告》的书面质证意见，表示该《调查报告》符合客观事实，足以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缴纳注册资金。一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部分提及海安公司监事吴声栋向徐闻县**监管局举报“海安公司于1996年8月5日注册登记时虚假出资”。然而，在一审判决中对于已调取的徐闻县**监管局《调查报告》及其通知当事人质证、当事人质证意见只字未提，刻意隐瞒，是对李景欣的无原则的明显偏袒。二、一审判决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已实缴其认缴的出资额500万元，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一）李景欣主张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已履行向海安公司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义务，就应当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要求，向法院提交以下直接证据：1、银行开户证明，以证明为设立海安公司已经在银行开设临时账户；2、何进将500万元存（转）入银行临时账户的存款凭证，包括现金交款单、银行转账凭证、进账单等银行单据，以证明何进已经以现金存入或转账转入的方式向临时账户内存（转）款；3、银行存款证明，包括：对账单、银行流水明细单、银行存款证明书等，以证明银行临时账户内已收到何进存（转）入的500万元。而李景欣至今未能提供上述证据，实际根本提供不了上述证据，因为事实根本没有发生，海安公司没有设立临时账户，何进没有将款存入，也就不可能有银行凭证、对账单、银行流水等。（二）一审判决以海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何进已缴交注册资金500万元为由认定何进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这是错误的，因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只作形式审查，主要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而一般不作实质审查。对于注册资金是否缴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审查是否提交了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书》，而不审查《验资证明书》中的内容是否真实，不审查企业开办人或股东是否真正实缴了在《章程》中所认缴的出资。仅凭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信息显示的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实缴500万元注册资金这一事实，不能认定何进在1996年公司成立时已真正实缴了500万元注册资金。(三）徐闻县审计事务所1996年8月13日作出的验字(1996)号《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不能证明股东何进已实缴注册资金500万元。（1）何志才是海安公司办理该《证明书》的经办人，该《证明书》是当时为应付办理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而找练常周介绍徐闻县审计事务所所长欧康碧帮忙出具的虚假验资证明，欧康碧只是在空白的格式验资证明书填空盖章而已，何志才当时没有提供任何验资资料给欧康碧。海安公司当时没有设立银行临时账户，何志才和何进均没有缴纳注册资金。（2）证人练常周证实该《验资证明书》是其介绍何进与何志才找欧康碧帮忙私下里盖章做出来的，何进和何志才根本没有实缴注册资金。一审判决认为证人练常周是与何进、何志才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认为练常周的证言与何志才有利害关系，从而认定练常周证言无法推翻验资证明，实际认定证人练常周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判决这一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练常周的证言与验资证明无所谓证明效力性大小，一审认为验资证明的证明力大于证人练常周证言没有法律依据，在两者相矛盾的情况下，必定是其一为真其一为假，需综合分析判断其证明效力，综合各种因素后可以得出验资证明系虚假证明的结论，得出验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的认定，称练常周的证言与何志才有利害关系更是毫无道理，练常周是不是与何进、何志才一起长大的朋友都不能认定为有利害关系，何况练常周是海安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并非何志才的证人，其所证实的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不存在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3）《验资证明书》没有编号，没有银行现金存款单、转账凭证，没有银行进账单，没有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对账单（或具有同等证明效力的文件）及银行针对审计师事务所《询证函》的回函，没有股东身份证明及《公司章程》，该《验资证明书》的出具缺乏依据，完全不符合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的基本要求。该《验资证明书》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不符合当时海安公司股东出资的客观情况。一审判决对于该《验资证明书》的出具缺乏依据仅仅简单地认为是“形式上有瑕疵”完全是对于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出具验资证明的无知。（4）1996年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为成立公司验资需要而开立临时银行账户，也没有开立其他银行账户。2018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在《询证函》中也证实了海安长城公司1999年10月26日经人民银行核准在农行徐闻支行开立基本账户。因而，不可能出现《验资证明书》所反应的股东出资方式为“银行存款”及股东将600万元存入海安长城公司的银行账户的情况。（四）徐闻县**监管局在2018年11月20日《调查报告》中称：经查，该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综上所查，海安长城公司于1996年8月5日办理注册登记时没有任何资金进入该公司账户做为注册资金，该公司此行为属于虚假出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调查报告》正是徐闻县**监管局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该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即应当认定该文书所记载的海安公司虚假出资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的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找不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即是按照上述规定进行的。一是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二是李景欣虽然坚持认为何进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三是海安公司给李景欣发出了催交注册资金的通知；四是李景欣在接到催告缴纳出资的通知后拒绝补缴注册资金本金和利息。因此，海安公司2018年8月19日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中出资比例依法应当理解为实际出资的比例，而非认缴出资的比例，也非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股东是已实际出资的股东，而非只认缴出资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有实际出资的股东才能按照其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权，对公司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不享有表决权。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缴纳注册资金，李景欣也没有补缴注册资金，股东李景欣享有表决权的前提已不存在，李景欣在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召开时虽然是占有53.33%股权的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议，但其对股东会会议决议不享有表决权。尽管李景欣对股东会议决议投反对票，依法也不影响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股东会议决议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依据本案事实和证据，依法应判决驳回李景欣对海安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却判决“确认被告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的公司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00元（李景欣已预交），由被告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该判决结果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景欣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李景欣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综合本案的证据应足以认定：何进在海安公司设立时未缴纳其认缴的出资额：1、海安公司在设立之前无银行账户，何来注册资本金“银行存款600万”？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本案的证据，海安公司根本不存在验资的临时账户。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4】255号自1994年11月1日施行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存款账户分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第12条第二款规定：银行对存款人开立或撤销账户，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报；第29条第二款规定：开户银行对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和撤销，应于开立或撤销之日起7日内向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申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海安公司开立验资的临时账户以及撤销该临时账户都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申报。本案中，中国人民银行徐闻支行2018年7月26日回复的《询证函》证实：海安公司自1996年8月至2011年12月31日在各专业银行开立的所有银行结算账户只有中国农业银行海安徐闻支行账号为872021的基本结算账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账户，也没有临时账户，既然当时没有账户，也就不可能存在“银行存款600万元”注册资金。徐闻县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书”不能证明验资的临时账户存在。1996年3月1日施行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验资证明由验资报告及附件组成，验资报告应当以文字报告的形式确切的表述验证的内容；第7条规定：注册资本中的货币出资的，股东应将其认缴的出资足额存入新设立公司所在地银行的专用账户，公司成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专用账户内的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撤销及该账户资金的划转，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办理；第14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验资报告，应当载明以下内容：（一）公司名称（二）股东名称或姓名（三）股东出资额或出资方式（四）开户银行和专用账户的账号（五）股东缴纳出资情况”。该规定明确规定了“验资证明书”中必须记载验资的专用账户。本案中，发起股东实缴出资的币种为“银行存款”，核查的关键点是发起股东是否将出资额确实存入海安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本案中验证股东出资的只有出资方式一栏显示“银行存款”的“验资证明书”，无银行存款账户账号，无股东汇款凭证或银行缴款单，无银行进账单和其他银行单据。因此，仅以“验资证明书”凭空代替股东将注册资金以货币形式存入海安公司账户是不成立的。2、李景欣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徐闻县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书等证据，远未达到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出资，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而缴纳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法定义务。海安公司成立时何进是否实际缴纳出资属于实质要件内容，应当重点审查何进用于缴纳出资的相关凭证，而非工商登记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就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一方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海安公司登记成立时，工商局只对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并没有进行实质审查，而李景欣提供的工商资料及“验资证明书”中没有验资账号，没有汇款凭证和银行单据，其出资的真实性值得高度怀疑。同时，海安公司也举证证明了公司成立时没有账号不可能存在银行存款的注册资金，而且当时工商局的具体经办人练常周也出庭证实了海安公司成立时没有缴纳注册资金，这充分证实了海安公司成立时虚假出资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李景欣必须提供银行汇款记录等实质证据才能达到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启动资金并不是注册资金，两者有本质区别。注册资金也叫法定资本，是公司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并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缴纳注册资金是全体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启动资金与股东缴纳的注册资金有本质区别，启动资金与公司的关系是往来关系，注册资金是公司的权益资金，是股东承担的法律责任，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注册资金并不等于公司无启动经营资金；目前注册资金采用认缴制就是这种情况，不能说公司采用认缴注册资金而没有实际缴纳注册资金就没有启动资金。一审法院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认为海安公司成立时需要启动资金，进而推定何进已缴纳出资额，以此来否定何进未缴纳出资的客观事实，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一“认缴制”规定明确了公司股东没有实际缴纳注册资金的情况下公司也有启动资金的客观事实。海安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没有到位的客观事实，其中包括：中国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资料、粤注协[2005]95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于2018年7月26日回复的《询证函》、海南君合会计事务所君合会审字[2018]第1001号《海安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工商局经办人练常周的证人证言等，而且公司监事吴声栋以公司虚假出资为由向徐闻县**监管局进行了举报，随后徐闻县**监管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出具了《调查报告》，得出了海安公司成立时股东虚假出资的结论，而一审法院对政府专业机构出具的具有权威性的《调查报告》视而不见，而以推理办案，不得不怀疑其枉法裁判！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0条规定，海安公司只需提供何进未缴纳注册资金的合理怀疑的证据即可，本案中，海安公司提供了上述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发起股东注册资金虚假出资的客观事实，已远远超出了合理怀疑的程度，达到了举证证明责任，而一审法院却仍认为“海安公司的举证未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显然是不顾客观事实而故意偏袒李景欣；二、依据本案的事实与法律应足以认定：股东会决议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合法有效：1、李景欣持有的海安公司股权的出资额与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持有的海安公司股权的出资额性质不同，李景欣持有的股权是原始取得，通过缴纳出资取得，而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持有的股权是受让取得，通过支付股权转让款取得，法律要求其补缴的规定不同，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一、公司追缴注册资本金针对的是发起股东，受让股东支付了转让对价不在追缴之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针对的是“未履行出资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即原始出资股东，亦即通过缴纳出资额取得股权的股东，所以李景欣应补缴500万元的全部出资额，其补缴全部出资额后，方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与此同时，不能因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持有的30%股权间接源于何进83%的股权，就也要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同时予以补缴，因其股权系受让取得，否则超出了30%出资额。第二、假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也应补缴注册资金，那也应在处理李景欣的补缴出资后另案解决，而不应在本案中一并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黄开枫出资600万元购买了海安公司30%的股权，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黄开枫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股权系没有出资，因此，不能同时也要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补缴其持有海安公司股权30%的出资额，否则是重复缴纳注册资金。即便真如一审法院认定因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持有的30%股权间接源于何进83%的股权的原因，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也应补缴相应注册资金，那也应在处理李景欣的补缴出资后另案解决，而不应在本案中一并解决。2、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在本次股东会会议中行使的表决权不影响本次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有效。第一，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在本次股东会会议中具有表决权。黄开枫支付600万元购买海安公司30%的股权，是通过等价有偿依法受让取得，并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其继承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自然取得了30%股权，在没有证据证明黄开枫购买股权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股权系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其继承人也自然享有30%的表决权。第二，由于何进的注册资金没有到位，其继承人李景欣也拒绝补缴注册资金，因此对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议案进行表决时，排除了李景欣表决权，而剩余的股东都一致表决同意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因此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第三，假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因其持有的30%股权来源于何进原始股权83%，因李景欣拒绝补缴注册资金丧失表决权，进而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表决权也随即丧失，那么本次股东会会议具有表决权的只有何志才一个股东，而何志才也表决同意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表决通过率同样是100%。因此，排除了李景欣表决权，无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表决权是否得到认可，都不影响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综上，海安公司成立时何进未缴纳其认缴出资事实清楚；李景欣承继何进股权后经海安公司催告后仍未补缴相应出资义务，属于未缴纳出资股东；海安公司依法召集并表决通过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决议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补充诉称：针对一审的三个的争议焦点：1、何云晖的股东资格是从黄开枫处继承得来的，黄开枫通过生效的741判决书和工商登记档案通过等价有偿600万元巨资依法购买，请合议庭注意依法转让是李景欣优先购买的，李景欣放弃其优先购买权。如果李景欣有异议的话，完全可以提起股权转让的无效或者撤销之诉，她在10年内从未提起异议。2、在2017年2月份，李景欣召开的所有股东会都有明确通知了何云晖母子三人，证明李景欣认可何云晖三人的股东资格。原一审法院说何进在公司成立的时候是否实缴资产，举证责任在于何进，应该由李景欣举证，对方现在的证据是没有任何银行账号和收入凭证，而且验资报告的人是没有资格的欧康毕，注册资本是法人的义务，必须要实交，不能以工商档案认定股东的资格，要有充分的证据，我们的证据是2018年7月26日的人民银行的询证函，还有海南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批报告，结论也是海安公司，同时我们提交了具体当时的工商所所长的证人证言，还有是否实缴注册资本的专项调查报告，作为专门的职责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得出了准确的结论是海安公司办理注册登记时没有实缴资金，该证据充分，调查报告的资质没有进行质证和反映，我们都发表了质证意见，但是一审没有提及。3、公司法解释3第11条，针对股东之间是否是缴纳了注册资本金的问题，针对了原始股东，发起股东，不是其他股东。作为何云晖来说，是否实际转让的股权，是否是实际注册资本金，我们尽了审查义务就行了，我们转让的股权只要尽了形式审查义务就是善意。与李景欣适用的法律不一致。按照公司法解释3的规定，我方必须要明确知道公司要我们履行出资义务，有可能让我们缴纳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2011年10月9日转让的时候是根据生效判决和公信力，我们花费600万元购买的。本案的决议是否是李景欣实缴或者除名？过程中我们是合法股东，一审也认可了，假设我们没有表决权，何志才作为股东表决，其同意也认为是100％的表决。这同时也是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上诉理由。李景欣辩称：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2018年8月19日作出的《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何进已履行了500万元的股东出资义务。1、海安公司于1996年8月成立，当时的《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是采用实缴制，公司如果没有实缴注册资本则不能进行设立登记。根据海安公司工商档案的记载，徐闻县审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8月1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表明，何进已实缴出资500万元。工商局已予以工商注册，根据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海安公司已实缴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2、海安公司于1996年11月17日与海南惠隆船务企业公司、海南昌信船务有限公司签订《转让股份协议》，海南昌信船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祥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海安公司。1996年12月3日海安公司向海南祥隆公司支付股东出资款490万元人民币，有中国银行的《进账单》、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的《银行存款证明》、还有海南中联审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2月5日出具的《验资报告》，确认海南祥隆公司已收到海安公司资本金490万元。而海安公司在1996年8月成立，如果没有何进的出资款，海安公司不可能在1996年8月至12月期间正常运营并向海南祥隆公司出资490万元。3、根据1998年9月3日海安公司与海南惠隆船务企业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1998年9月18日的《海南祥隆车渡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纪要》的记载，海南惠隆船务企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海南祥隆公司46%的股份转让给海安公司，从而海安公司成为海南祥隆公司持股95%的绝对控股股东，同时海南祥隆公司将注册资本缩减为500万元，故可见海南祥隆公司的注册资本基本为海安公司实缴，而海安公司的出资款则来源于何进。4、从1998年9月18日的《海南祥隆车渡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纪要》的记载可见，海南祥隆公司是从1997年9月才正式运营，即是在海安公司投资入股后才开始正式运营。根据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出具的琼公平鉴[2016]会检字第3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记载，海南祥隆公司2007年至2011年的运费收入金额约为1.1亿元，可见海南祥隆公司在2007年之前均处于正常运营状态，如果没有海安公司的出资，海南祥隆公司不可能购买船舶进行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更不可能产生上亿元的经营收入，而且像海安公司和海南祥隆公司这种规模的企业，要让企业进入正常运营，不仅需要购买或建造船舶这样的大型固定资产的投入，还需要包括但不限于船舶维修费、船舶保养费、保障船舶运行的费用开支、员工工资、购买或租赁办公场所、购买和租赁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开支等等各项经营成本的费用支出。而海安公司和海南祥隆公司能运营到如此大的规模，何进作为海安公司的原始股东，出资已绝对不止500万元人民币。5、根据（2016）琼0106刑初147号刑事判决及（2016）琼01刑终529号刑事判决的认定，2008年至2010年，何志才担任海南祥隆公司及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忠圣公司，其中海南祥隆公司持股65%）法定代表人及控制、管理海南祥隆公司、海南忠圣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海南祥隆公司、海南忠圣公司资金1700万元并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海南祥隆公司、海南忠圣公司资金826万元，并最终判决何志才犯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如果没有海安公司对海南祥隆公司的出资和运营，即如果没有何进对海安公司的出资和运营，海南祥隆公司不可能产生收益，何志才也不可能从海南祥隆公司和海南忠圣公司侵占和挪用2500多万元的资金。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称海安公司、海南祥隆公司的运营资金都是通过何志才多方筹措的，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反而从以上2份刑事判决书可见，何志才更多的是在海安公司和海南祥隆公司运营良好的情况下侵占了公司的资产。6、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主张何进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依据是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2018年7月26日的《询证函回函》及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2018年10月18日的《专项审计报告》。海安公司到1996年10月才在农业银行开立了公司的基本户，并不代表海安公司在设立之初没有为设立公司而开立的“临时账户”，同时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29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对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的保存期限为5年，故在2018年查询22年前的银行账户信息，无法查询到相关银行账户信息以及交易记录也是正常的，并不能因此证明海安公司在1996年除了农业银行的账户以外没有其他账户，也不能证明海安公司没有收到过何进的出资款，毕竟如前所述，海安公司和海南祥隆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体量和规模的大型企业，而且海安公司在1996年12月向海南祥隆公司出资的490万元除了有银行的转账凭证和存款证明，还有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客观真实。此外，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也明确注明，海安公司（实际就是何志才、何琴连、何琴珠等人）并未提供海安公司1996年8月6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财务账簿，同时《专项审计报告》也明确注明，提醒报告使用者应当与1996年8月13日的徐闻县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书一并阅读，故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并未陈述徐闻县审计师事务所1996年8月1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是虚假的，反而是海安公司（即何志才、何琴连、何琴珠等人）未能提供海安公司的财务账簿，将会影响到审计结果的客观性。故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的《询证函回函》及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何进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综上所述，李景欣提供的验资报告、银行转账凭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资料，足以证明何进已完成了不少于500万元的股东出资义务，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关于何进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应予驳回；二、何云晖并非海安公司的股东，其无权向海安公司发出要求股东补交注册资金和利息的通知，也无权召集和主持海安公司的股东会。一审判决认为何云晖具有海安公司的股东资格是错误的。1、何云晖所主张的其与黄俊添、黄塬琇持有的海安公司30%的股权为李景欣所有，理由如下：首先，2007年11月何进因病去世后，李景欣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继承何进所享有的海安公司83.3%的股权，而何进的妹妹何琴连、何琴珠则主张何进生前将30%的股权赠与其二人，该股权确认纠纷经过多轮的审判并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2号判决”)，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和徐闻县人民法院（2008）徐法民二初字第17号之一民事判决；二、确认李景欣继承何进在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83%股权；三、驳回何琴珠、何琴连、何建宏的诉讼请求。112号判决的作出，表明何琴连、何琴珠并非海安公司的股东。其次，何琴连、何琴珠虽然在112号判决作出之前依据（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741号判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741号判决已被112号判决撤销，何琴连、何琴珠依据741号判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也已因112号判决而变为无效行为，应予撤销。黄开枫在何琴连、何琴珠变更股东登记后于2011年10月10日与何琴连、何琴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琴连、何琴珠二人分别以300万的对价将各自持有的海安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黄开枫，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然而鉴于何琴连、何琴珠自始并非海安公司的股东，黄开枫不可能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获得海安公司的股权，黄开枫并非海安公司的股东，在黄开枫去世之后，何云晖、黄塬琇、黄俊添也不可能基于继承而成为海安公司的股东。何云晖、黄塬琇、黄俊添所主张持有的海安公司30%的股权为李景欣所有。再次，112号判决生效后，海安公司曾认为112号判决不具有执行内容，向一审法院提议执行异议，最终广东高院（2014）粤高法执监字第91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91号执行裁定”）明确认定：“本院生效的（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可执行内容就是海安公司必须按照生效判决的确认和法律规定，办理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也就是说，本院生效的（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确认了李景欣继承何进在海安公司享有的83%股权，其法律效力已包含了被告海安公司应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律义务，将新股东李景欣的姓名和所持有的股权份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根据该份91号执行裁定的内容可见，广东高院在已知晓30%的股权已工商登记在黄开枫名下的情况之下，依然作出了前述认定，表明广东高院非常明确李景欣享有海安公司83%的股权，海安公司应当按照112号判决的结果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登记。海安公司没有将83%的股权变更到李景欣名下，属于海安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但不能因此认定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享有海安公司30%的股权。2、黄开枫获得海安公司30%的股权并非善意取得，黄开枫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黄开枫与何琴连、何琴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首先，从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个人业务凭证（签单）可见，黄开枫、何琴连、何琴珠、张李聪、周玉、张珀华、黄文虎7人，在2011年10月8日10:21-11:06的45分钟内在同一银行网点、同一银行柜员处完成了11笔交易，形成了黄开枫支付给何琴连180万和120万的转账凭证；在2011年10月9日9:18-10:52的94分钟内在与10月8日相同的银行网点、相同的银行柜员处完成21笔交易，形成了黄开枫支付给何琴珠170万和130万的转账凭证。然而45分钟内完成11笔交易、94分钟内完成21笔交易，平均每一笔交易都是在短短的4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且属于不间断连续操作。其中2011年10月9日9:18:03时在工商银行徐闻支行红旗支行（地区号是2015;网点号：0220)，通过柜员号02659的柜台从何琴连尾号为6701的银行卡号提取了现金人民币49万元的《活期支取（现）》的银行凭证上既有黄开枫的亲笔签名（已划去），也有何琴连的亲笔签名（李景欣提交证据的第78页）；2011年10月9日9:21:04时在工商银行徐闻支行红旗支行（地区号是2015;网点号：0220)，通过柜员号02659的柜台黄开枫向自己尾号为2331的银行卡号存入了现金人民币49万元，从该款存入的时间、地点及柜员号来看，该款与何琴连在3分钟前（即9:18:03)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无疑为同一笔款项（李景欣提交证据的第78、79页）。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黄开枫、何琴连、何琴珠、张李聪、周玉、张珀华、黄文虎7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该7人系同时齐聚在同一银行网点、同一银行柜员面前不间断的连续办理了上述11笔和21笔的转款，不到200万的资金通过这种交叉转账，最终形成了四张虚假的合计600万的转账凭证，而事实上黄开枫并没有支付这600万的股权对价。《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对价的支付，均为黄开枫、何琴连、何琴珠三人伙同他人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黄开枫与何琴连、何琴珠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黄开枫并非善意第三人。其次，何琴连、何琴珠用于主张其二人受赠30%股权的2007年11月1日的《股东会议记录》已被112号判决否认其真实性，依据该份《股东会议记录》作出的741号判决也已被112号判决撤销，何琴连、何琴珠不可能通过一份伪造的自始无效的《股东会议记录》，也不可能通过一份已被撤销的民事判决获得股权，何琴连、何琴珠与黄开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必然是自始无效的。再次，黄开枫变更为海安公司股东的时间虽然早于广东高院裁定以112号案提审741号判决之前，但黄开枫在广东高院112号案的审理期间，没有申请参加诉讼，也没有主张其享有海安公司30%的股权，可见黄开枫对李景欣享有海安公司83%的股权是认可的。综上所述，黄开枫与何琴连、何琴珠股权转让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属于李景欣的股权，何云晖作为黄开枫的继承人，其自始不享有海安公司的股权，故何云晖并非海安公司的股东，何云晖无权召集和主持海安公司的股东会。一审判决认定何云晖具有海安公司的股东资格是错误的，该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有悖于广东高院112号判决对李景欣继承何进83%股权的终审认定。故对一审判决关于何云晖具有海安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三、何志才无权授权何清和张伟贤以海安公司的名义向李景欣发出《缴纳出资催告函》。2017年2月22日，海安公司已经做出股东会决议，罢免何志才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罢免吴声栋海安公司监事的职务；选举李景欣为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选举王峰为海安公司监事。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曾对2017年2月22日的这份股东会决议向法院提起撤销和确认无效之诉，但均被法院驳回。何志才还向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也最终以2017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为由驳回了何志才的监督申请。此外，2017年何志才因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已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已不具备成为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故从2017年2月22日开始，何志才已不是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授权何清和张伟贤以公司的名义向李景欣发出《缴纳出资催告函》；四、何云晖召集本次股东会的程序不合法。抛开何云晖是否具有海安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仅就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的程序而言，根据《公司法》第40条的规定，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故何云晖应向李景欣申请召集股东会，如果李景欣不履行召集股东会的职责，则何云晖应向监事王峰提出召集申请，但何云晖即没有向李景欣提出召集申请，也没有向监事王峰提出召集申请，而是向已被罢免法定代表人和监事资格的何志才和吴声栋提出申请，显然是程序违法；五、2018年8月19日股东会的决议内容侵犯了李景欣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首先，何进已履行了对海安公司的出资义务，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何进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故抛开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是否具有海安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就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在无充分证据证明何进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之下，作出该股东会决议，是对何进和李景欣股东权益的严重侵犯。其次，抛开何琴连、何琴珠、黄开枫、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是否具有海安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就何琴连、何琴珠转让给黄开枫的股权而言，该30%的股权是何进83%的股权中的30%的股权，黄开枫作为股权的受让人，其在受让股权时应已对股权是否存在瑕疵做了基本的审查，如果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认为其受让的30%的股权没有实缴出资，则应当对该部分的股权承担出资义务，至于给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造成了损失，属于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与何琴连、何琴珠之间的纠纷。故如果海安公司要求李景欣补缴股东出资款，则应当同时要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补缴相应份额的出资款；如果要排除李景欣的表决权，则同样应当排除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表决权。海安公司没有要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补缴相应份额的出资款，同时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还参与股东会的表决，这显然是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等人为非法占有李景欣的股权而恶意串通的行为。更何况黄开枫根本没有支付过600万的股权转让对价，黄开枫与何琴连、何琴珠之间的股权转让实质是一个虚假的、恶意串通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再次，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认为即便只有何志才1个股东，也可以作出股东会决议。海安公司2018年8月19日召开的股东会本身就是何云晖召集和主持的，何云晖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即便由何志才1个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来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也是合法有效的假设在本案根本不成立。再者，即便由1个股东就可以作出解除其他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股东资格的决议，该决议也不能仅涉及部分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而保留其他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身份。故2018年8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显而易见就是何志才、何琴连、何琴珠、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等人为了将李景欣排挤出海安公司，非法占有李景欣享有的海安公司83%的股权而做出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无效。综上所述，从李景欣所提交的证据可见，何进作为海安公司的原始股东已履行了出资义务，海安公司才能控股海南祥隆公司，海安公司和海南祥隆公司才能在此后的时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从2007年底何进去世之后，李景欣主张继承何进83.3%的股权开始，何志才、何琴连、何琴珠、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通过控制海安公司的公章、伪造文书、伪造银行转账凭证、提起各种诉讼等方式阻碍李景欣继承何进的股权，阻碍李景欣依据广东高院112号生效判决的判决结果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从而非法占有属于李景欣的合法权益。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上诉请求，并确认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不具有海安公司的股东资格，以维护李景欣的合法权益。李景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的公司决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海安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8月5日，何进经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徐闻县**监管局）核准同意其设立海安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股东为何进、何志才，其中：何进出资500万元，占公司83.33％股权；何志才出资100万元，占公司16.67％股权；何进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1999年6月26日，海安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由何进变更为何志才。2007年11月16日，股东何进去世，其持有海安公司的股权83.33%,经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景欣持有股权53.33%;何琴珠、何琴连各持有股权15%。2011年8月23日，海安公司修改其公司章程，将公司股东从何进、何志才变更为何进、何志才、何琴连、何琴珠。2011年8月31日，徐闻县工商局根据海安公司的申请，以徐闻核变通内字[2011]第1100376013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将海安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何进持股53.333%、何琴珠持股15%、何琴连持股15%、何志才持股16.667%。2011年9月30日，因何琴连、何琴珠欲转让其占海安公司各15%股权，海安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该公司会议决议同意何琴连、何琴珠将其在海安公司各持有的15%股权各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开枫。2011年10月10日，黄开枫分别与何琴连、何琴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黄开枫各以300万元购买何琴连、何琴珠各15％的股权。黄开枫分别于2011年10月8日、2011年10月9日通过工商银行向何琴连、何琴珠各支付300万元。2011年10月10日，海安公司作出其章程修正案：将公司股东从何进、何志才、何琴珠、何琴连修改为何进、何志才、黄开枫。2011年10月18日，徐闻县工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将海案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何进持股53.333%、黄开枫持股30%、何志才持股16.667%。2014年2月18日，黄开枫去世，其持有海安公司30%的股权由其法定继承人何云晖持有20%、黄俊添持有5%、黄塬琇持有5%。李景欣不服（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于2011年10月11日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2011年11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0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2013年6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08)徐法民二初字第17号之一民事判决；二、确认李景欣继承何进在海安公司享有83%股权；三、驳回何琴珠、何琴连、何建宏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李景欣申请执行该判决。但在执行过程中，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作为黄开枫享有海安公司30%的法定继承人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异议属于实体权利确认，不属于异议案处理的范围，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并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5）湛徐法执字民字第18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异议。2015年12月22日，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以其已取得海安公司的30%股权为由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其合法所有的海安公司的30%股权的执行，并解除冻结。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5）湛徐法民二初字第44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诉讼请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3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08民终441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不得执行黄开枫在海安公司享有30%股权；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其他诉讼请求。另查明，1、何志才于2016年9月20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7年1月9日，李景欣认为何志才被判处有期徒刑，不能履行职务，不宜担任海安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请求海安公司监事吴声栋依法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会会议，但吴声栋不予召集和主持。2017年2月22日，李景欣以其持股53.333%,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通知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作为股东参加其自行召开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免去何志才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选举李景欣担任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免去吴声栋海安公司监事的职务；选举王峰担任海安公司的监事等内容的决议”的公司决议。2017年4月19日，股东何志才以上述公司决议程序违法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上述公司决议。同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何志才与海安公司、李景欣、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2017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以（2017）粤0825民初473号民事判决驳回何志才的诉讼请求。何志才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5月23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08民终422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原判。2017年2月22日，李景欣向徐闻县**监管局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但徐闻县**监管局作出变更登记不予受理通知书。李景欣不服，经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0891行初字第225号行政判决：驳回了李景欣的撤销徐闻县**监管局作出的变更登记不予受理通知。李景欣不服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8行终5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至今，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登记为何志才，监事仍登记为吴声栋；2、何云晖在审查海安公司的档案资料时发现，1996年8月6日海安公司成立时，徐闻县审计事务所的验资证明书没有字号，没有银行开户文件、收款凭证、对账单及银行询证函回函等，认为何进、何志才成立海安公司时未按认缴出资额实缴资金，并向海安公司提出要求何进的继承人李景欣、何志才按其认缴资金补缴出资额；3、2018年6月12日，海安公司通过邮寄的方式给李景欣送达了缴纳出资的催告函，海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志才的受委托人何倩也分别于2018年6月11日、6月12日用手机给李景欣的手机号发信息。邮寄的函件和手机信息的内容是：告知李景欣关于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和成立后一直未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事实，要求李景欣在收到催缴通知后6日内向海安公司缴纳注册资金本金500万元、利息1061.10万元，合计1561.10万元；李景欣对邮寄的函件及手机信息回复的基本内容:何进已足额缴纳500万元注册资金，拒绝补缴注册资金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海安公司也向何志才发出了催缴函。何志才于2018年6月21日向海安公司缴纳了注册资金本息合计312.20万元。2018年6月28日，何云晖因李景欣经海安公司催缴出资额后拒绝补缴出资额，向海安公司登记的执行董事何志才发送了请求召集和主持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函，主要内容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议应否解除未缴纳注册资本李景欣的股东资格。2018年7月13日，何志才以声明的方式向何云晖作出“不予召集和主持”的意思表示。同日，何云晖向公司监事吴声栋发送了请求召集和主持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函，主要内容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议解除未缴纳注册资本李景欣的股东资格。2018年7月14日，吴声栋以书面方式答复何云晖“不予召集和主持”。何云晖遂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会议，并于2017年1月20日向李景欣、何志才、黄俊添、黄塬琇邮寄了海安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书，定于2018年8月19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主要议题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议应否解除未缴纳注册资本李景欣的股东资格。2018年8月19日，海安公司的股东何云晖自行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会会议，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及其委托代理人毕宝胜，何志才的委托代理人何清，李景欣的委托代理人韦享富出席会议，海安公司法律顾问贺荣斌律师旁听会议，会议议题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否解除未缴纳注册资本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主要载明：到会股东就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事项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4票，占总股份46.67%,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100%;反对1票，占总股份53.33%，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0%。表决结果：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本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各股东在会议记录尾部签字。同日，海安公司出具公司决议主要载明：因何进在海安公司设立时未缴纳出资款500万元，李景欣作为何进持有海安公司股份的继承人，应向海安公司补缴该出资额，但经海安公司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未按公司要求补缴出资额及其利息，故经海安公司的所有股东表决，解除李景欣作为海安公司股东资格，本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及何志才的代理人何清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李景欣的代理人拒绝签字。为此，李景欣遂于2018年9月29日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的公司决议无效。再查明，1、海安公司于1996年8月5日设立时，股东何进、何志才认缴的注册资本共计600万元。1996年8月13日验资证明书披露何进缴纳500万元，何志才缴纳100万元，投资方式均为银行存款。该验资证明书无编号；2、2018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徐闻县支行询征函回函，其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海安公司自成立至1999年10月26日仅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安徐闻支行开立一个银行账户，即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人银户管证字（99)第538号准予在中国农业银行徐闻支行海安所开立基本账户；3、2018年6月21日，海安公司委托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公司全体股东缴纳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审验。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君合会验字[2018]第2010001号验资报告载明：根据股东协议、公司章程及缴纳出资催告函的规定，海安公司1996年8月5日依法成立，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万元，公司章程约定：何进出资500万元，何志才出资100万元。2018年6月6日海安公司催告函指出：根据广东高院第112号民事判决确认由李景欣继承何进在海安公司的股权，因公司规定海安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自收到催告函之日起全面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足额缴纳股东认缴的出资款。其中：李景欣缴纳500万元，利息1061.10万元，合计1561.10万元；何志才缴纳100万元，利息212.2万元，合计312.20万元。经审验，截至2018年6月21日，海安公司已收到股东何志才缴纳的现金312.20万元。又查明，2018年10月22日，海安公司监事吴声栋向徐闻县**监管局举报“海安公司于1996年8月5日注册登记公司时虚假出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原定性为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不准确，应予纠正。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何云晖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海安公司提出何进在海安公司设立时，未缴纳其认缴的出资额应否采信;李景欣提出确认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公司决议无效应否支持。一、关于何云晖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问题。本案证据显示，海安公司的股东何进于2007年11月16日去世，其持有海安公司的83.33％股权，经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江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景欣持有53.33%的股权；何琴珠、何琴连各持有15%股权。何琴珠、何琴连在上述判决生效后，办理了变更股权登记手续，并各自将名下的15%股权转让给黄开枫。同时，海安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并变更了股权登记手续，即何进持股53.333%、黄开枫持股30%、何志才持股16.667%。2013年6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11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湛江中院（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08）徐法民二初字第17号之一民事判决；二、确认李景欣继承何进在海安公司享有83%股权；三、驳回何琴珠、何琴连、何建宏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李景欣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作为黄开枫享有海安公司30％的法定继承人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经审理后，一审法院以（2015）湛徐法民二初字第448号民事判决: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诉讼请求。2018年4月3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08民终441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不得执行黄开枫在海安公司享有30%股权;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2月22日，李景欣以其持股53.333%,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通知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作为股东参加其自行召开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免去何志才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选举李景欣担任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免去吴声栋海安公司监事的职务；选举王峰担任海安公司的监事等内容的决议”的公司决议。对于何志才提出撤销上述公司决议的主张，一审法院以（2017）粤0825民初473号民事判决驳回何志才的诉讼请求。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08民终42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因海安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工商部门股权登记材料的内容均显示，黄开枫生前享有海安公司的30%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可由其法定继承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继承，且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亦有成为海安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李景欣在其自行召集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中，亦通知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参加并行使海安公司股东的权利。故此，对于李景欣提出何云晖不具有股东资格，无权自行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会议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海安公司提出何进在公司设立时未缴纳其认缴的出资额应否采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何进、何志才于1996年期间成立海安公司，对于何进出资情况的认定，应适用1993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的全部出资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据此，海安公司设立之时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即只有在股东实缴其认缴的出资额的前提下，有限责任公司才能得以登记设立。鉴于海安公司设立之前尚未在银行开设公司基本账户，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证股东将其认缴的货币出资额存入“临时账户”后，即可出具验资证明，故因海安公司账户没有何进缴纳出资额500万元的记录，提出何进于公司设立时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对于练常周出庭的证言，虽练常周原为海安工商所的工作人员（现已退休)，但其与何进、何志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即其证言与何志才有利害关系，从证据的效力性角度比较,练常周所作的上述证言无法推翻法定验资机构所出具的验资证明；因海安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委托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验资报告，存在未将全部股东纳入审验范畴等问题，故对该验资报告的证明力，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所谓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李景欣对其提出何进已缴纳出资额的主张提供工商登记材料、徐闻县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证明书等证据，该验资证明书虽在形式上有瑕疵，但李景欣已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退一步来看，假设股东何进、何志才在海安公司设立之时均未缴纳任何出资额，则海安公司陷于无任何启动资金的境地。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无法排除李景欣主张何进已缴纳出资额的情形。海安公司为反驳李景欣所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应达到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即何进未实缴出资额）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但基于前述分析，海安公司的举证未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故海安公司提出何进未缴纳出资额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三、关于李景欣提出确认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公司决议无效的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所谓股东表决权系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经济民主权利，股东通过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权机制选择或罢免董事、确立公司的运营方式、决策重大事项等，借以实现对公司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何云晖于2018年8月19日自行召集并主持海安公司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关于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事项。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主要载明：到会股东就解除李景欣作为海安公司股东资格事项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4票，占总股份46.67%，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100%;反对1票，占总股份53.33%，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0%。表决结果：解除李景欣作为海安公司股东资格。各股东在会议记录尾部签字。同日，海安公司作出“解除李景欣作为海安公司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本案查明的事实显示:何进、何志才于1996年期间，分别出资500万元（占海安公司的83.33%股权）、100万元（占海安公司的16.67%股权，）经法定验资机构核实上述出资额后，成立海安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后何进因病死亡，原由何进享有海安公司的83.333%股权，其中：53.333%股权现由李景欣持有（对应的出资额应为320万元）、30%股权现由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持有（对应的出资额应为18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四十三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之规定，对于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所决议的事项，按现证据即李景欣享有代表53.333%表决权，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分别享有代表20%、5%、5%表决权，何志才享有代表16.667%表决权，但海安公司在未有充分证据证明“何进在海安公司成立时未缴纳其认缴的出资额”的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规定，剥夺了李景欣的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退一步来分析，假设何进于公司成立时尚未实缴出资额500万元（即占股权83.333%)，而黄开枫从何琴珠、何琴连处的受让取得的海安公司30％股权，实质来源于何进持有83.333%股权，即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现持有海安公司30%股权，亦属于未实缴出资额的瑕疵股权，但海安公司仅要求李景欣缴纳何进认缴的出资额500万元，而未要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缴纳其持有海安公司股权30%的出资额;并在股东会会议表决时，认可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现持有股权的表决权，而排除李景欣现持有股权的表决权，并作出“解除李景欣的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李景欣请求确认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会议所作出“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无效的主张，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和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确认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的公司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00元（李景欣已预交），由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海安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一审法院于2019年发给海安公司的通知书，是在一审庭审之后通知海安公司就市场监管局的报告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对于海安公司注册资金的调查报告，结论是海安公司在登记注册时的出资属于虚假出资，但是年代久远就不予追究。拟证明何进、何志才成立海安公司时未缴纳注册资金；2、一审法院向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发出的调查令，调查事件：（1）海安公司自1996年6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在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开立账户情况；（2）海安公司在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的账户是否于1996年12月3日向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汇款490万元。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回复为：（1）未查询到海安公司自1996年6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在我行的开户及明细情况；（2）未查询到海安公司1996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款人为“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金额为490万元的进账单。拟证明海安公司未向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提供资金490万元；3、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君合会审字〔2020〕第0510号审计报告，拟证明海安公司自成立至2007年，何进、李景欣未向长城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注入资金；4、海南中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正联合会审字〔2020〕第0344号审计报告，拟证明长城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曾经支付房款购买了三套房子，其中一套公寓两套别墅，以何进名义购买，但是是公司付款，当时付款600-700万元，还购买20万元的汽车，现在李景欣名下，何进以公司的名义买房买车，但是都在何进的妻子的名下。2020年12月9日的庭审上，海安公司再次重新（有些是重复）提供如下证据：一、徐闻县人民法院通知书【(2018)粤0825民初1538号】(2019年6月27日)，证明内容：徐闻县人民法院送达徐闻县**监管局的《调查报告》给海安公司，通知要求海安公司向该院提交对徐闻县**监管局的《调查报告》书面质证意见；二、徐闻县**监管局的《调查报告》(2018年11月20日)，证明内容:从《调查报告》看出，徐闻县**监管局已明确查实海安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虚假出资行为。表明海安公司成立时，何进、何志才没有缴交注册资金；三、徐闻县人民法院调查令【(2018)粤0825民初1538号】(2018年12月5日，给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证明内容:徐闻县人民法院就李景欣提交的证明海安公司对出资的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现名称: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证明进行调查；四、查询单位账户回执(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2018年12月11日)，证明内容: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回复，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现名称: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在该行无开户记录；五、徐闻县人民法院调查令【(2018)粤0825民初1538号】2018年12月5日，给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证明内容:要求查询:1、海安公司自1996年6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在该行开立账户、账户内资金进出明细情况;2、1996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款人为“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金额为490万元的进账单真伪情况；六、对徐闻县人民法院(2018)粤0825民初1538号调查令的回复(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2019年1月10日)，证明内容:中国银行海口椰树门支行答复:1、未查询到海安公司自1996年6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在该行的开户及明细情况:2、未查询到海安公司1996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款人为“海南祥隆车渡客运货运运输有限公司”金额为490万元的进账单；七、《关于对何进李景欣借入公司资金以及公司资金来源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君合会审字【2020】第0510号，2020年5月20日｝，证明内容:审计意见:1、没有发现何进、李景欣自公司成立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现金、银行存款等方式向海安公司、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借入(汇入)资金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2、公司的生产经营主要是通过采取租赁船舶实现运输收入、以企业的名义向金融单位或非金融单位的途径融入资金；八、关于对李景欣涉嫌侵占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财产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海南中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中正联合会审字(2015)第0344号｝，证明内容:经鉴定确认，李景欣涉嫌侵占公司出资231160元购买的世贸中心F栋1308号房产、公司出资589500元向海口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小别墅、公司出资5646820.51元向海南长秀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购买的别墅、公司出资198840元购买的小汽车，涉嫌侵占公司委托收回的投资款本金及红利220万元，通过向公司借支的方式涉嫌侵占公司1285000元。本院经审核认为，海安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一审时已经存在，不属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关于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是否持有海安公司30%股权的问题，曾经有宗执行异议之诉的官司。广东高院作出的（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李景欣向原一审法院徐闻县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2015年4月9日，原一审法院作出（2013）湛徐法执字第234-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海安公司83%的股权，冻结期为一年。2015年8月17日，徐闻县法院将徐闻县工商局登记在海安公司何进名下的53%股权变更登记在李景欣名下，登记在黄开枫名下的30%股权未作变更。2015年12月22日，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以其已取得海安公司的30%的股权为由向徐闻县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其合法所有的海安公司的30%股权的执行并解除冻结，徐闻县法院以（2015）湛徐法民二初字第448号民事判决：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诉讼请求。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不服上诉，本院以（2018）粤08民终44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徐闻县人民法院（2015）湛徐法民二初字第448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黄开枫在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30%股权；三、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其他诉讼请求。李景欣不服（2018）粤08民终441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8）粤民申870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该案。本院经再审后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19）粤08民再17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粤08民终441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2015）湛徐法民二初字第4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起诉。（2019）粤08民再17号民事裁定中的裁判理由：“本案中，李景欣申请执行后，一审法院对包括涉案30%股权在内的海安公司的83%股权进行了冻结，并已将何进名下的53%股权变更登记在李景欣名下。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在对执行标的提出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标的物，即涉案的30%股权，是包含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第11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特定客体，即李景欣因继承而享有的83%股权中。此时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与原裁判有关，本案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有关“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规定情形，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解决本案争议，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其起诉应予驳回。原一审法院虽认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起诉不符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条件，却作出了实体判决不当；原二审判决按照执行异议之诉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均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本案属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上诉理由以及李景欣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作出“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要确认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临时股东会议作出“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无效，必须要证明该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规定。关于李景欣的海安公司股东资格问题。李景欣不是海安公司的发起股东，她是因继承丈夫何进的股权份额而成为海安公司的股东。根据已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景欣继承何进在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83%股权”，李景欣的股东资格是经生效判决确认的，海安公司于2018年8月19日临时股东会议作出“解除李景欣股东资格”的公司决议与（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相冲突。关于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股份来源和自行召集、主持临时股东会议的资格问题。（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如果董事会（执行董事）和监事会（监事）不召集和主持股东会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2018年7月13日，何志才以声明的方式向何云晖作出“不予召集和主持”的意思表示；2018年7月14日，吴声栋以书面方式答复何云晖“不予召集和主持”，但何志才“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和吴声栋的监事职务已被李景欣于2017年2月22日以其持股53.333%股东身份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免去，选举李景欣担任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选举王峰担任海安公司的监事。何志才以上述公司决议程序违法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上述公司决议，一审法院以（2017）粤0825民初473号民事判决驳回何志才的诉讼请求，本院以（2018)粤08民终422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故李景欣担任海安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王峰担任海安公司的监事是经过司法审查确认的；（二）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股权是从黄开枫继承来的，而黄开枫的股权是受让何琴连、何琴珠的30%股份而来，何琴连、何琴珠30%的股份是由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但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撤销，何琴连、何琴珠30%的股份已被生效判决予以否定；（三）何琴连、何琴珠30%的股份与李景欣的53%股份同是从何进原持有的83%股份中分离出来的，海安公司催缴李景欣500万元及利息是包括何琴连、何琴珠30%股份在内的出资款及利息，黄开枫受让何琴连、何琴珠的股份以及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继承黄开枫的股份后是否当然享有股东资格目前仍处于争议之中。故何云晖自己的股东资格尚处于争议之中而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解除与自己同样情形的李景欣的股东资格，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何进是否已履行500万元出资义务的问题。根据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信息及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验资证明，1996年8月5日，徐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徐闻县**监管局）审核何进、何志才设立海安公司时，已核准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股东为何进、何志才，其中：何进出资500万元，占公司83.33％股权；何志才出资100万元，占公司16.67％股权；何进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有徐闻县会计（审计)事务所1996年8月13日出具的验资证明书为据，披露何进缴纳500万元，何志才缴纳100万元，投资方式均为银行存款。海安公司在登记成立后，即开展业务。一审法院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定何进已履行了500万元出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以李景欣没有银行存款证据为由主张何进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何进已经缴纳了500万元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海安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00元，何志才负担100元，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负担100元（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何志才、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各预交了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本院退回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0元、退回何志才400元、退回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春鸿审判员  刘 芳审判员  梁子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朱浩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