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7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文华，女，1967年8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棉，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洪能，男，1948年5月8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文山市三鑫别墅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爱玲，女，1970年4月8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文山市三鑫别墅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爱丽，女，1975年7月24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文山市三鑫别墅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亚哲，男，1977年10月22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文山市三鑫别墅苑**。上诉人史文华因与被上诉人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1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11月1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史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棉，被上诉人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文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云2601民初1714号民事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史文华与饶灿萍于2013年1月4日签订的投资本金为25万元、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本金为20万元及2014年9月20日以饶灿萍儿子许亚哲名义签订的投资本金为10万元的三份《委托投资协议书》于2016年5月15日经史文华与饶灿萍协商重新签订本金为55万元的《委托协议书》没有依据。在一审诉讼中史文华提供2013年1月4日签订的投资为25万元、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本金为20万元的两份《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受益人是许爱丽，并且注明是饶灿萍和许洪能的投资，该45万元在2016年4月29日退20万元，（该20万元也是退到许爱丽账户）并于2016年5月15日更换合同变更账号为饶灿萍。以此说明可以看出该2016年5月15日史文华与饶灿萍签订的55万元的《委托协议书》并不是2013年1月4日签订的投资为25万元、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投资本金为20万元及2014年9月20日以饶灿萍儿子许亚哲名义签订的投资本金为10万元的三份变更来的。因该55万元是包含本案许洪能的投资款。（2）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24日饶灿萍、许亚哲分别与史文华签订了投资本金为30万元和10万元的《委托协议书》受益人都是饶灿萍。该认定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该两份合同是对2014年1月21日以饶灿萍名义签订的本金为30万元和2014年9月20日以许亚哲名义签订的10万元投资合同的续签。2017年7月24日饶灿萍和许亚哲并没有将30万元和10万元支付给史文华。（3）一审法院对本案中饶灿萍的实际投资额认定为95万元错误。本案在一审开庭过程中许洪能等四人除提供借条外，没有提供任何一份打款凭据，尽管许洪能等四人说全部是现金交易，这不符合交易习惯。另一方面本案中的95万元表面上看是饶灿萍一个人在史文华处的投资，实际上该95万元中包含许爱丽、许洪能、许亚哲和饶灿萍四个人的投资。因许洪能、许爱丽和许亚哲没有诉讼，本案不能确定是饶灿萍投资95万元。事实上从庭审中史文华列举的支付台账中也可以看出饶灿萍和许亚哲的投资款从2015年3月至2016年10月都是按40万元的投资本金支付收益的，因此本案中饶灿萍包括许亚哲的投资本金应为40万元。二、一审法院判决史文华返还许洪能等四人借款本金92万元与事实不符。本案中饶灿萍包括许亚哲的投资本金共为40万元，且从2016年8月22日起未支付的利息不再支付。而史文华在一审时出具的银行转账记录（不完全统计）从2017年5月9日至2019年8月9日支付给许洪能24.20万元，加上许洪能等四人在史文华经营的餐馆内吃饭签单共计94030元，该款项抵赔借款本金，因此本案中史文华已经将饶灿萍的借款赔还完毕。综上所述，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许洪能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辩称，史文华陈述的几份《委托协议书》我们双方手里都有，一审都提交了，上面也写得清楚我们是将哪几份相互置换。因为饶灿萍不用银行卡，使用存折，所以都是用现金的方式支付借款，而且也是应史文华的要求直接用现金，因为史文华在银行是黑户，钱通过银行打进去会被银行直接划扣。饶灿萍和史文华打交道已经二十多年，之前在其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们和史文华要钱，史文华说一定会给，所以之后就一直没有催。后来因为联系不上史文华，所以才提起诉讼。我们个人之间与史文华的债务与本案无关，本案是我们作为继承人来替饶灿萍起诉的，不能将我们个人与史文华的纠纷与本案混同。当时我们和饶灿萍拿着借条找史文华一起对过账后才重新写的借条。协议上已经将我们双方之间的约定写得很清楚。史文华的上诉不符合事实。许洪能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史文华向许洪能等四人偿还借款人民币950000元；2.由史文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史文华向许洪能等四人偿还借款人民币9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洪能与饶灿萍系夫妻关系，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系许洪能与饶灿萍共同生育的子女。饶灿萍于2019年9月13日病逝。2013年1月4日饶灿萍以250000元本金与史文华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收益为月息3%，收益人为其女儿许爱丽，投资期限为一年，自2013年1月4日起至2014年1月3日止，史文华向饶灿萍出具了借款借据；2013年8月30日饶灿萍以200000元本金与史文华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收益为月息3%，收益人为其女儿许爱丽，投资期限为一年，自2013年8月30日起至2014年8月29日止，史文华向饶灿萍出具了收据；2014年9月20日饶灿萍以许亚哲的名义与史文华签订投资本金为100000元的《委托协议书》，收益人为饶灿萍，投资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史文华向饶灿萍出具了收据；2016年5月15日经饶灿萍与史文华协商，饶灿萍同意将2013年1月4日借款本金250000元、2013年8月30日借款本金200000元、2014年9月20日借款本金100000元共计550000元与史文华重新签订《委托协议书》，收益人为饶灿萍，投资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5月15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史文华向饶灿萍重新出具了收据；2016年7月24日饶灿萍、许亚哲分别与史文华签订投资本金为300000元、100000元的《委托协议书》，收益人为饶灿萍，投资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7月24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止，史文华向饶灿萍、许亚哲出具了收据。2016年8月22日史文华在与饶灿萍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的封面上签名按印认可“2016年10月31日退还本金共计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元），未支付的利息不再支付。”2018年10月25日史文华签名按印认可《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饶灿萍现金人民币950000元（玖拾伍万元正），备注：此款从2018年11月份开始，每月还款10000元（壹万元正），其余款项在2020年10月份前还清。”之后史文华偿还了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公民之间、公民与金融机构之间借款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饶灿萍、史文华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而是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委托协议书》以投资的方式进行交易，约定的投资期限届满后双方进行结算并将投资款转为借款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诚信地履行约定义务。因饶灿萍已死亡，作为饶灿萍的继承人，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有权向史文华提起诉讼权利，故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史文华的辩称，因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史文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所欠许洪能、许爱玲、许爱丽、许亚哲的借款本金920000元。案件受理费13300元，减半收取6650元，由史文华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在二审过程中，经本院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许洪能等四人无异议；史文华认为一审法院：1.认定“2016年5月15日经饶灿萍与史文华协商，饶灿萍同意将2013年1月4日借款本金250000元、2013年8月30日借款本金200000元、2014年9月20日借款本金100000元共计550000元与史文华重新签订《委托协议书》”错误，事实是：没有这一事实，55万元不是这三份合同的叠加，55万元是许爱丽的合同，从支付台账上可以反映这一事实，开始的合同饶灿萍的指定受益人都是许爱丽；2.认定“2016年7月24日饶灿萍、许亚哲分别与史文华签订投资本金为300000元、100000元的《委托协议书》”错误，事实是：2014年9月20日许亚哲的10万元合同是续签为2016年7月24日的10万元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史文华针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第1项异议涉及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与证据进行综合评述；经核实，许洪能等四人认可2014年9月20日许亚哲的10万元合同与2016年7月24日许亚哲的10万元合同针对的是同一笔借款，故史文华针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第2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史文华是否尚欠饶灿萍借款本金92万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在案证据，饶灿萍自2013年1月4日起以委托投资的方式多次向史文华出借款项。双方于2013年1月4日签订金额为25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金额为20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饶灿萍于2014年9月20日以许亚哲的名义与史文华签订金额为10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期间，史文华及其员工不定期限、不定数额地向饶灿萍偿还利息。2016年5月15日，饶灿萍与史文华签订金额为55万元的《委托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1-095换合同……增加10万”。2016年7月24日，许亚哲与史文华针对2014年9月20日《委托投资协议书》载明的10万元重新签订《委托协议书》。同日，饶灿萍与史文华签订金额为30万元的《委托协议书》，史文华在该协议书上备注：“2016年10月31日退还本金共计玖拾伍万元整（￥950000.00元），未支付的利息不再支付”。结合上述事实经过，能够认定本案95万元欠款的由来为：1.2013年1月4日金额为25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与2013年8月30日金额为20万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加上协议书载明的“增加10万元”，置换成2016年5月15日金额为55万元的《委托协议书》；2.2016年7月24日金额为30万元的《委托协议书》；3.2016年7月24日饶灿萍以许亚哲的名义与史文华签订的金额为10万元的《委托协议书》。上述三份协议书所载金额相加得出史文华尚欠饶灿萍借款本金95万元。该事实有史文华在《委托协议书》上的备注（2016年10月31日退还本金95万元）、史文华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饶灿萍现金95万元）、史文华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2016年07月应付收益（工商银行）》（载明2016年7月应付饶灿萍的收益共有两笔，其中编号为1-095的一笔投资金额为55万元、编号为2-207的一笔投资金额为40万元，两项投资金额相加共计95万元）予以佐证。史文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备注、出具《借条》的方式一再确认尚欠饶灿萍借款本金95万元。如借款本金仅为40万元，则史文华的上述行为与常理不符。史文华辩称其出具《借条》时没有对账，该理由与其行为能力及认知能力不符。故史文华提出其仅向饶灿萍借款40万元的主张与双方发生交易的客观事实经过相矛盾，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史文华主张其已通过向许爱丽转账20万元的方式向饶灿萍偿还借款，但基于本案涉及的是史文华与饶灿萍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许爱丽、许爱玲、许洪能各自另行与史文华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史文华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转账支付给许爱丽的20万元属于偿还本案借款，该20万元属于其与许爱丽之间另外的法律关系，不能视为史文华偿还饶灿萍的借款；史文华提出许洪能等四人欠其的餐费应当抵扣本案借款的主张。本院认为，许洪能等四人是否拖欠徐文华餐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当中进行审查并抵扣，史文华在偿还本案借款后可对此另案提出主张。综合以上，能够认定史文华截至2018年11月25日尚欠饶灿萍借款本金95万元。因许洪能等四人自认收到还款3万元，故史文华尚欠饶灿萍借款本金92万元。现饶灿萍因病去世，许洪能等四人作为饶灿萍的继承人有权向史文华主张该笔借款。综上所述，史文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00元，由史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张 祺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黄敏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