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华情，男，196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昌隆，男，196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行明（邓昌隆的儿子），男，198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原审被告：始兴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广东省始兴县******工业区华厦电器有限公司综合楼第三层（办公场所地号：1-2-44）。法定代表人：邓华情，总经理。原审被告：曾玉兰，女，1968年9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情（曾玉兰丈夫），男，196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邓华情因与被上诉人邓昌隆、邓行明、原审被告始兴县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始兴华厦公司）、曾玉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2民初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华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昌隆、邓行明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邓昌隆、邓行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但所适用的法律却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此，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应以合伙纠纷的法律来审理本案。本案所涉及的《补充协议》、《欠条》皆因投资款而引发。对于此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一审法院至少应查明双方事后所达成的《补充协议》、《欠条》是不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因为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有可能存在盈利，有可能存在亏损，这涉及到清算的问题。一审法院对这个事实并没有查清。即使一审法院认为这个是由投资款转化后的债权债务，至少也要根据基础法律关系所适用的法律事实进行审查投资款的具体数额、合伙项目的盈亏等情况。但是，一审法院却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导致应当查明的事实未能查明，明显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的内容理解错误，《补充协议》对未能按时退还股金的情形有特别约定，邓华情无需向邓昌隆、邓行明退还股金及利息。《补充协议》第一、二条双方确实对撤回投资款及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的利息作出了约定。但是，该协议的第三、四条又特别约定：如未能按时退回股金，则从2018年3月15日起，按每月3%利润分红给乙方。届时乙方若继续做股东，同样按原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履行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益(股金不计息)。协议第三、四条的内容，是对未退回股金的特别约定。即：如果未能退回，则邓华情从2018年3月15日起，按每月3%利润分红给乙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约定“利润分红”，而并非是按股金计算利息。本案是合伙纠纷，邓昌隆、邓行明投入资金与邓华情进行合伙的目的是为了启动始兴华厦公司的房产项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分红”，所指的是公司经营所得利润的分红，而非利息。但是一审法院却直接将“利润分红”定性为“占用资金利息”，明显是对合同进行了不当解释。退一步来说，即使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来解释，也不能直接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分红”定性为“占用资金利息”，这与利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如果法院认为该笔投资款款项是出借款，也只能视为双方对于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而不能直接认定为“占用资金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一审法院却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分红”定性为“占用资金利息”，且直接按照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计算了利息，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邓华情欠邓昌隆、邓行明280万元股金，证据不足。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邓昌隆、邓行明在2017年3月29日到2017年9月17日，只向邓昌隆、邓行明指定的收款人转账支付了4827500元，但是邓昌隆、邓行明在2017年9月19日出具的收条却是6327500元。2018年2月15日，邓昌隆与邓华情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撤回投资始兴华厦公司项目金额450万元。如若按其转账记录，退回这450万股金后，邓昌隆、邓行明因《合作协议》所投入的投资款就只剩下327500元。虽然在2018年4月28日，邓华情又签写了一张《欠条》，载明邓华情欠邓昌隆、邓行明股金280万元，但该欠条中所载明的款项并没有任何支付凭证。一审庭审时，邓昌隆、邓行明陈述，这些欠条的款项其是通过现金陆续支付给邓华情。但是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支付几百万的资金，邓昌隆、邓行明是从哪个账户取出来给到邓华情的，是否是自有资金，如果是利转股，那利润又是从何而来，是否有清算，这一切均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仅凭主观臆断，武断的认定《欠条》中的所欠的股金是通过现金或是利转股而来，明显证据不足。本案中，一审法院即使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也应综合考察出借人的经济能力、借款金额、交易规模、与借款人的关系、款项的支付过程、是否涉及职业放贷等因素，认定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及合法。2019年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出台后，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资金来源的变相利息、高利转贷、职业放贷等问题要严格予以审查。该《纪要》的出台，就是为了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充分发挥司法示范、引导作用。但是，一审法院却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仅凭主观臆断便作出判决，明显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裁判原则。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邓华情的合法权益。邓昌隆、邓行明口头辩称：1、关于邓华情所提到的证据和款项，邓昌隆、邓行明已提交相关证据，邓华情主张的“没有经营就没有利润产生”是不符合逻辑，邓昌隆、邓行明跟邓华情是合伙人，资金注入后，一直有转账记录。邓华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有虚假陈述。在邓昌隆、邓行明退伙的时候，已说明给邓昌隆、邓行明百分之三的利润，一审法院已经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对450万元维持一审判决的百分之三的利润。2、曾玉兰是始兴华厦公司的合伙人，邓昌隆、邓行明整个资金的注入始兴华厦公司的运作，一直都是曾玉兰与邓华情一起运作的，所以曾玉兰应当与始兴华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对邓华情上一个案件中所提到的本案是借贷关系（高利贷）不予认可，邓昌隆、邓行明不是一次性给邓华情资金，是分几次转账给邓华情，双方不是借贷关系，是合伙关系。由于邓华情的原因经营不当，邓华情就让邓昌隆、邓行明退伙，并且答应把利润降低百分之三给邓昌隆、邓行明，一般房地产项目都是百分之七、八的利润。邓华情就在协议中约定给邓昌隆、邓行明百分之三的利润，所以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是合伙经营。始兴华厦公司、曾玉兰与邓华情的意见一致。邓昌隆、邓行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返还45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1日到2018年3月15日（7.5个月）按月息2%计算为675000元；从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5月30日（2.5个月）按月息3%计算为337500元；从2018年6月1日起按月息3%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给邓昌隆、邓行明；2.判令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返还欠款2800000元及利息（2018年4月30日前利息291200元；从2018年5月1日按月利率3%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给邓昌隆、邓行明；3.本案诉讼费由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0日，邓昌隆与邓华情签订《合作协议》，将邓华情在始兴华厦公司占有的土地50%股份，总股金23925000元进行分化，每股478500元，约定邓华情以土地作价的形式出资1435500元，占股30%，邓昌隆以现金的形式出资9570000元（要求于2017年6月30日止按到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的金额为准计算实际的股份，但占股不能大于20%）。双方约定股份公司若产生利润后，双方可以提取可分得的利润，邓昌隆可分得利润20%……该《合作协议》还对合伙期限、入伙、退伙、出资转让、合伙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纠纷解决、风险承担等作了约定。2017年3月29日至2017年9月17日期间，邓昌隆、邓行明通过银行转账向曾玉兰及案外人邓皓支付了4827500元。邓华情于2017年9月19日向邓昌隆、邓行明出具一张《收条》，载明“收到南雄邓昌隆股份金人民币贰佰叁拾贰万柒仟伍佰元正（2327500元）到2017年9月19日止合计收到人民币陆佰叁拾贰万柒仟伍佰元正（6327500元）。”2018年2月15日，邓昌隆与邓华情经商议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邓华情同意邓昌隆在2018年3月15日撤回原投资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金额4500000元，并按月息2%计算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止的利息，如邓华情未能按时退回股金，则从2018年3月15日起，按每月3%的利润分红给邓昌隆……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邓华情、邓昌隆分别在该协议的甲方和乙方处签字并捺手印。2018年4月28日，邓华情写下一张《欠条》，载明“经欠南雄邓昌隆同志贰佰捌拾万元正（2800000元）股金，自2018年元月1日起计息到2018年4月30日合计肆个月利息人民币贰拾玖万壹仟贰佰元正（291200元），借款人2018年1月1日-2018年4月30日前已付的利息计算时再充减（按实数充减）”邓华情在欠款人处签名。根据上述情况，认定邓昌隆、邓行明从2017年3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起至2018年1月1日止，共投入股金7300000元（4500000元+2800000元，其中不排除双方认可的现金给付投入和利转股投入），其中4500000元按《补充协议》处理，另2800000元按2018年4月28日由邓华情所立《欠条》处理，该欠条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6％（291200元／4／2800000元）。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辩称，邓昌隆、邓行明总投资为4500000元，2800000元包含在4500000元内，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又辩称，其于2018年1月1日所立《欠条》复印件（欠款额2080000元）其实就是邓昌隆、邓行明持有的2018年4月28日的《欠条》（欠款额2800000元），无证据支持，且不仅是金额不同，连利率约定也不同，故该院不予采信。经询问双方确认，《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按每月3%利润分红给乙方”，实则是指以4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付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2018年5月30日，邓华情与邓昌隆、邓行明经结算，确认《补充协议》中应退还的4500000元股金，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0日止，邓华情欠利息675000元、欠资金占用利息损失337500元，两项合计欠1012500元（结算单中显示具体计算方式为：8月1日-3月15日=7.5个月，4500000×2%=90000×7.5=675000元；3月15日-5月30日，4500000×3%=135000×2.5=337500元）。邓华情在结算人处签字并捺手印，邓昌隆、邓行明对该结算单也无异议。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从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分十九笔共向邓昌隆、邓行明偿还1195000元，其中股金1095000元、利息100000元。对该偿还部分，双方未约定还款具体针对的欠款项目，该院认定用于偿还和支付《补充协议》中的欠款额（包含股金和利息），不作为偿还《欠条》中的欠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邓昌隆与邓华情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按照协议内容依法履行各自的应尽义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收条、结算单中只有邓华情个人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两份协议及收条、结算单对始兴华厦公司、曾玉兰没有约束力，故邓昌隆、邓行明要求始兴华厦公司、曾玉兰偿还上述款项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补充协议》虽然约定，从2018年3月15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损失，但邓华情至今并未实际履行(已支付的100000元用于支付先发生的《补充协议》第二条按月利率2%计算产生的利息)，这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相违背，故对双方于2018年5月30日形成的结算单，该院调整为：2017年8月1日-2018年5月15日的利息675000元(按月利率2%计算)，当事人双方无异议，予以确认；2018年3月16日-2018年5月30日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计算为4500000元×2%×2.5=225000元，同时调整为从2018年5月31日起继续以4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向邓昌隆、邓行明计算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以2018年5月30日为截止日，邓华情已偿还股金1095000元、支付利息100000元，仍应偿还股金3405000元(4500000元-1095000元)，支付利息575000元(675000元-100000元)，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225000元。因此，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依据，对邓华情于2018年4月28日出具的《欠条》真实性，该院予以认定，但月利率应从原来的2.6%调整为2%，因此，从2018年1月1日-2018年4月30日(4个月)的利息应计算为2800000元×2%×4=224000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邓昌隆、邓行明诉讼请求中，依据《欠条》主张2018年5月1日起的“利润”，以及依据《补充协议》主张2018年6月1日以后的“利润”，实则是指占用资金导致的利息或者损失，因邓昌隆、邓行明已退出股份且公司也未实际产生利润，邓昌隆、邓行明无权也不能享受公司的利润分红。既然是计算占用资金导致的利息损失，利率应调整为月利率2%(年利率24%)。一审判决：一、邓华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昌隆、邓明行支付如下款项：1.返还股金3405000元；2.支付该股金截至2018年5月15日的利息575000元；3.支付该股金从2018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5月30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25000元(1.2.3项合计4205000元)；4.支付从2018年6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4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二、邓华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昌隆、邓明行支付如下款项：1.返还股金2800000元；2.支付该股金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224000元(1.2项合计3024000元)；3.支付该股金从2018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产生的利息。三、驳回邓昌隆、邓明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900元(已由邓昌隆、邓行明预交)，由邓华情负担并在支付上述款项时迳付邓昌隆、邓行明。本院查明，邓华情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异议：1、对“根据上述情况，认定邓昌隆、邓行明从2017年3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起至2018年1月1日止，共投入股金7300000元”有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其于2017年9月19日写了张收条给邓昌隆、邓行明，明确邓昌隆、邓行明投入的资金是6327500元。之所以会出现7300000元，因为里面有张欠条是2800000元，而2800000元的欠条是笔误，实际是2080000元；2、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按每月3%利润分红给乙方’”有异议，3月15日之前按二分息给邓昌隆、邓行明，3月15日之后要给百分之三的利润分红，当时双方是合伙关系，邓昌隆、邓行明的资金投入后都没有经营，不存在利润。邓昌隆、邓行明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认可。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邓华情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一是其于2018年1月1日出具的“欠条”，内容：今欠邓昌隆人民币贰佰零捌万元（￥208万元人民币）按月息百分之叁点伍计月息（3.5分来计），计算时间从2018年元月1日来计，此欠款是邓昌隆原股金减贰佰元.200万元正。证明人：张定文；欠款人：邓华情。该“欠条”为复印件，邓华情称“欠条”原件在邓昌隆处。同时，邓华情主张，其另行向邓昌隆、邓行明持有的280万元的“欠条”是在邓昌隆向其陈述原欠条丢了，其被邓昌隆忽悠下补写，将208万元误解写成280万元。但对利息计算部分没有写错，按208万“欠条”中约定的月利率3.5%计算，2018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利息为29.12万元。与其在出具的“280万元欠条”中书写的4个月利息291200相吻合；二是邓昌隆手写的利息计算表，内容：4月3日止，208万息，29.12万；5月1日至7月31日，3个月×208×0.035=21.84万；8月1日至9月30日，2个月×208×0.035=14.56万；6月1日至7月31日，450万×2个月×0.03=27万；8月1日至9月30日，450万×2个月×0.03=27万；共计119.52万。已付20+7+5+9.5+10+6+6+13=76.5万；余欠息：43.02万。邓华情主张上述计算表是邓昌隆通过微信发至其手机上的。邓昌隆、邓行明质证认为，对于208万元的“欠条”，邓昌隆表示其在诉讼中才知道。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则主张208万元属于另一笔投资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对于280万“欠条”中明确的利息数291200元的计算方式，邓昌隆、邓行明主张是280万元以月利率2.6计算4个月而来。对于证据二的质证意见，邓昌隆认可是其笔迹，但认为双方当事人没有签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诉讼中，就涉案投资款如何组成，邓华情主张，其在收到邓昌隆、邓行明投资款后均会出具收条，邓华情分别于2017年6月2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邓昌隆投资款300万元（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29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邓昌隆投资款100万元（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29日）；2017年9月19日出具收条，确认截止2017年9月19日共收到邓昌隆人民币合计6327500元。邓昌隆、邓行明则主张截止2017年9月19日确实共出资6327500元。但其后继续出资，因始兴华厦公司的账户无法入账（处于休眼状态），其以现金方式出资，合共出资730万元，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退还投资款450万元及邓华情出具的280万元“欠条”可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亦或民间借贷纠纷；二、对于涉案208万元“欠条”的真实性如何认定；三、案涉款项的利息如何确认。对于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亦或民间借贷纠纷的问题。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看，邓昌隆基于与邓华情签订的《合作协议》向始兴华厦公司进行投资，该《合作协议》就双方的对合伙期限、占股比例，利润分配、退伙、出资转让、合伙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纠纷解决、风险承担等作了约定。因此，本案认定为合伙纠纷并无不当。在邓昌隆、邓行明向邓华情指定账户（曾玉兰及案外人邓皓的银行账户转账）注资后，因所投资项目迟迟未能启动，2018年2月15日，邓昌隆与邓华情签订《补充协议》，邓华情同意邓昌隆撤回投资款，在该《补充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就邓昌隆所投入款项的退还及资金占用时间应支付的利息作出约定。亦即投资款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处理并无不当。对于涉案208万元“欠条”的真实性如何认定的问题。案涉《合作协议》签订后，邓昌隆以自己及其子邓行明的名义开始转入投资款。而邓华情则在收到投资款后以时间为截点向邓昌隆出具收条。邓华情分别于2017年6月2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邓昌隆投资款300万元（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29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邓昌隆投资款100万元（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6月29日）；2017年9月19日出具收条，确认截止2017年9月19日共收到邓昌隆合计6327500元。邓昌隆、邓行明认可截止2017年9月19日确实共出资6327500元。但主张后期继续以现金出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其主张280万元“欠条”可证实其后续出资，但这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其次，从邓昌隆向邓华情发送的欠款利息计算表可得出，邓华情欠邓昌隆款项两笔，分别为208万元和450万元。再次，在邓华情提交的208万元欠条中，就欠款利息明确约定为月息3.5%，利息计算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这一约定与邓昌隆、邓行明提交的280万元“欠条”中的利息29.12万元在时间和数额上相吻合。邓昌隆、邓行明主张上述29.12万元是以月利率2.6%计算，但该2.6%的计算标准并无出处。此外，在邓昌隆手写的利息计算表中载有：4月3日止，208万元息，29.12万元的内容，该内容与邓华情的主张的208万元“欠条”所载欠款数额及利息计算方式相吻合。再次，从还款情况看，邓华情自2018年2月12日退款，《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2月15日，280万元“欠条”在2018年4月28日出具，在双方未就退伙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邓华情无退款理由。故本院确认邓华情欠邓昌隆款项分别为208万元及450万元。对于邓昌隆主张邓华情欠其280万元，因欠缺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案涉208万元欠款利息如何确认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双方《补充协议》后，案涉投资款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始兴华厦公司、邓华情、曾玉兰从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分十九笔共向邓昌隆、邓行明偿还1195000元，其中股金1095000元、利息100000元。结合邓华情在2018年4月28日出具280元“欠条”中对已付款项的表述：“2018年1月1日—2018年4月30日前已付的利息，结算时再充减（按实数充减）。”及2019年2月4日之前邓华情支付的款项亦未予以扣减的事实，本院认定上述款项用于折抵邓华情在2018年1月1日出具了“欠条”中的款项，由于208万元欠条中，就欠款利息明确约定为月息3.5%（280万欠条中按208万元，月息3.5%计算，2018年1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利息刚好为291200元，即间接约定月利息为3.5%），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对超过法律规定部分的利息约定不予支持。因此，邓华情尚欠208万元“欠条”中的本金（2080000—1095000）=985000元；利息从2018年1月至4月计算为：87200元[（2080000×3%×1）+（2080000×2%×3）－100000]；2018年5月起以月利率2%计算占用资金利息损失。对于案涉450万元的利息如何确认有问题。邓华情与邓昌隆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3月15日月利率2%，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补充协议》约定2018年3月16日起月利率3%。该约定与上述法律规定相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法调整为2018年3月16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月利率2%计算。综上所述，邓华情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始兴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2民初3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始兴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2民初3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华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邓昌隆、邓明行返还股金4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月利率2%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变更始兴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2民初3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邓华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邓昌隆、邓明行支付如下款项：1.返还股金985000元；2.支付该股金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87200元(1.2项合计1072200元)；3.支付该股金从2018年5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产生的利息。四、驳回邓昌隆、邓明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900元，由邓昌隆、邓行明负担12580元。由邓华情负担50320元。邓昌隆、邓行明向一审法院预缴一审诉讼费6290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50320元；邓华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向一审法院缴纳诉讼费用503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403元，由邓昌隆、邓行明负担12480元，由邓华情负担49923元。邓华情向本院预缴二审诉讼费62403元，由本院退回12480元。邓昌隆、邓行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向本院缴纳诉讼费124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文锋审  判  员  赖凯文审  判  员  彭志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代）书记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