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10民终21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毅，女，195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宏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良，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远，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勇，男，195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原审第三人：卢祥富，男，195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原审第三人：卢晓霞，女，197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原审第三人：卢晓光，女，197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上诉人郭毅因与被上诉人郭良及原审第三人郭勇、卢祥富、卢晓霞、卢晓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毅上诉请求：一、撤销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20（2019）辽110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确认被上诉人郭良持有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无效；三、请求依法确认辽阳市白塔区松林塑料制品厂内注明房屋所有权人为田素清的房屋归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共有；四、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提交《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系被上诉人伪造的相关证据，该合同不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郭良提供的证人梁某可以证明合同真实性，认定案涉《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真实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郭良有义务证明其提供的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但诉讼中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将证明《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不符合民事诉讼中应当由主张合同成立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应当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郭良仅提供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证明买房事实，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佐证，对其提供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真实性应当依法不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郭良主张其购买了田素清的房屋，但仅提供了一张不能证明真实性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能提供田素清其他笔迹对照样本，无法证明田素清亲笔签名的事实，除所谓代笔人外，也不能提供其他证人、证据证明田素清在签订合同时能够独立作出意思表示、未受到其他不利影响的事实，对田素清是否本人签字、是否具有真实的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无法证实，郭良不能证明其提供的所谓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当符合“真实、合法、关联”的证据“三性”要求，除对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自认外，主张事实成立的一方有责任对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被上诉人郭良仅提供孤证《房子卖给郭良合同》，在上诉人及相关利益方否定其真实性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郭良所主张的事实仅是一个待证事实，还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所以，郭良负有笔迹鉴定的举证责任。（1）郭良作为主张事实成立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对其提供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的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我国法律就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是所谓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倘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将承担败诉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以说，当事人不是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形式上的证据就算完成了举证责任，而是有责任提供能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因为案件事实不具确定性，除对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认可的外，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这就是主张者举证责任之所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争议的关键事实是《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是否存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房屋买卖关系明确予以否认，对《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不承认被上诉人用以待证的房屋头卖关系事实的存在。很显然，没有理由凭一张“真实性”有疑问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作为定案依据来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也就是说，《房子卖给郭良合同》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疑问，被上诉人尚未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若坚持主张，就必须继续举证，直至按要求完成举证责任。此系主张事实成立一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所在。（2）郭良应当提供田素清其他令人足以确信的对照笔迹样本，并申请对争议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上田素清签名是否是田素清本人签字进行鉴定，方可认定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上田素清签名确实系田素清签名，否则，对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能予以采信。能用作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同时符合“真实、合法、关联”的要求，才具有证明力。当一个证据的“真实性”遭到质疑时，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给出的证明结果又将伴随着新的疑问产生，同样不会有证明力。换言之，一个“真实性”遭质疑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只有当证据的真实性被其他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予以证实后，并符合“合法、关联”的要求，方可作为定案的证据。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可以借助科学的手段对“《房子卖给郭良合同》”进行笔迹鉴定，并通过“鉴定结论”直接证明“《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二是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为田素清所书写，并且这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确信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具有法律上的证明力和确信力。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只有申请笔迹鉴定并提供田素清其他可以确信的对照笔迹样本，或提供足以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否则，其提供的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母亲田素清不识字，没有阅读能力，不能认识和理解《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上的内容，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是田素清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有义务证明《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系田素清本人签字及签字的真实性。郭良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系田素清本人签字。田素清本人不识字，《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是田素清本人书写，田素清本人也不认识《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上的文字，无法证明田素清是在清楚知道该合同意思的情况下签字。如果上诉人母亲将房屋给被上诉人，也不可能这么多年其他兄弟姐妹会不知情。况且如果写协议根据习俗通常也会找几个长辈书写和见证，不可能找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水平几乎为零的小辈来书写，而且所谓的合同上的执笔人梁某系另案被上诉人田波的丈夫，田家房屋卖给松林塑料制品厂，在动迁中郭勇和郭良已经给他们分配了利益。（4）郭良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田素清确认将房屋出售给郭良。母亲田素清生前从未告知亲人说该房屋已经出售给郭良，没有无利害关系人证实，被上诉人不能证实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系田素清本人签字；也不能证实系田素清在能够自主处分财产的状态下签字；不能证明田素清签字时能够自主表迖意思。二、《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系田素清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不应予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田素清签订《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依据不足。从所谓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郭良公开表示已经购买该房屋及出示“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时间隔十几年，田素清家人及郭良本人从未作出房屋出售给郭良的意思表示，郭良在所谓签订合同后十几年间也从未主张权利，更从未主张相关权益，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合常情常理。1、田素清多年从未向丈夫及儿女告知房屋已经卖给郭良；2、郭良在郭福林在世时及动迁前从未告知兄弟姐妹其已经购买了企业使用的房屋；3、上诉人与郭福林等家人共同经营的企业使用该房屋时，郭良从未要求支付租金；郭福林也从未表示需要支付租金；4、郭良从未要求交付房屋及支付租金；5、郭良从未要求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房屋也确实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在田素清去世十几年后，仍登记在田素清名下；6、郭良在所谓签订合同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其支付对其当时来说1.6万元的巨款，却十几年从不主张任何权利，其购买房屋的真实目的不合常理。7、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支付房款的凭证，即使田素清确实签字也因没有实际交付房屋、交付房屋价款而丧失要求履行的权利。如果被上诉人支付房款16,000元，应当提供支付房款的凭证，但被上诉人至今没有任何付款凭证，即使合同属实，因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其无权依据此协议取得房屋权利，领取补偿款。8、郭良签订“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时，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按其所述，其购买房屋后才办理产权证，那么办理产权证时就应当直接将房屋产权证登记到郭良名下，但实际登记在田素清名下，说明郭良所述签订“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签订时间系2001年8月17日，而房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下发的时间是2001年9月18日，《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的时间系2002年9月2日，既然买卖在前，规划许可和房照在后，如果房屋买卖属实，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就应当直接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不可能登记到田素清名下。郭良所述不符合客观事实。9、被上诉人郭良当庭承认其并没有得到房屋动迁补偿款，此房款系郭勇给他保存，如果房屋系被上诉人合法取得，在动迁款已经下发的情况下，其怎么可能还没有到手，还由他人保管，此一事实也证明被上诉人系与他人恶意串通，以虚假的买卖协议骗取动迁补偿款的事实。上述事实说明，郭良从签订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之日，至动迁后表示房屋卖给他，中间间隔十五六年，从未告知兄弟姐妹，也从未要求相关利益，既未要求交付房屋，也未要求支付租金，更未要求变更产权，其购买房屋支付价款的真实目的无法解释，不符合常情常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该所谓买卖房屋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四、企业动迁补偿协议注明房屋单价与总价不一致，征收部门按总价款给付，一审判决按单价计算案涉房屋价款，认定事实错误。动迁协议注明房屋单价为1,595元，房屋总价是900,800元，房屋总面积281.5平方米，补偿总价款900,800元，平均价格应当为3,200元每平方米，但一审判决认定房屋单价为1,595元，并以此计算房屋总价款，认定事实错误。五、本案争议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上签字“田1清”根本不是田素清本人签字，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买房协议系被上诉人伪造。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买房协议上并没有田素清本人签字，签名也不是田素清本人所签，协议书上写的是“田1清”，而上诉人母亲从来没有叫过田1清，而且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田1清与田素清二者有任何关系。更不能证明此字系田素清本人书写。况且即使此字系田素清书写，也只能说明其不支持此协议，因为即使文盲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不可能会把自己名字写错，把名字答错只能说明其内心是反对的，是其不同意的表现。六、案涉房产属于田素清与郭福林共同共有，《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未经郭福林签字同意，田素清单方处分共同共有房屋行为无效，一审判决以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法律规定，共同共有房屋，只有全体共有人同意，其处分行为方具有法律效力。《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上述法律规定说明，不论是现行法律，还是所谓签订“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时施行的法律，都规定共同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共同共有人共同处分，任何一方擅自处分，均属无效行为。田素清即使确实在“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上签字，也由于未经郭福林同意而无效。无共同共有人同意私自处分房屋，属于无效协议。本案争议房屋系田素清与郭福林夫妻共同财产，《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注明的时间为2001年8月17日，该《房子卖给郭良合同》载明的签字时间内，郭福林健在，尤其是郭良声称签字时郭福林在场，但该合同没有郭福林签字；田素清即使本人确实同意将房屋出卖给郭良，也由于未取得共有人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系上诉人所诉另案被告田波的丈夫，且在动迁过程中，被上诉人及郭勇为田波、田振生一家提供回迁利益（房屋一处），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的事实即证言应当有其他证据佐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上诉人所提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只有一个有利害关系的所谓代笔人证实，没有证据佐证，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所谓合同的形式要件问题，实质是有无其他证据证明问题，不论法律是否对合同的形式要件有无限制，只要被上诉人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合同真实签订，就应当确认其真实性，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合同的真实性，对其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不应予以采信。一审判决以该证人证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依据不足。七、一审判决认定郭良于签订《房子卖给郭良合同》当日将房屋价款1.6万元交付给田素清、郭福林，证据不足。1、《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没有郭福林签字；2、郭良未提出田素清、郭福林收到郭良交付的1.6万元房款的收条。一审判决认定郭良交付给田素清、郭福林两个人，证据不足；3、从签订合同之日至郭福林去世，间隔十余年，郭福林从未告知上诉人及其他兄弟姊妹其收到郭良给付房款1.6万元的事实；第四，田素清于2002年1月3日已经去世后，郭良从未要求交付房屋，也未要求给付房屋租金，更未告知其他家人其交付房款的事实。一审判决予以认定，证据不足。八、《房子卖给郭良合同》载明时间在先，房屋办理建设审批手续及产权证时间在后，但房屋产权证载明的权利人仍是所谓的出卖人田素清，不符合正常逻辑及生活经验，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真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合同签订时间系2001年8月17日，而房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下发的时间是2001年9月18日，《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的时间系2002年9月2日，既然买卖在前，规划许可和房照在后，如果房屋买卖属实，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就应当直接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不可能登记到田素清名下。无论是从生活逻辑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上看，郭良所述购买房屋的事实都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予以认定，依据不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效合同，被上诉人无权取得房屋及房屋利益，此房屋应当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共有。且自所谓《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签订之日至房屋动迁，房屋一直由案涉企业使用，郭良从未要求交付房屋，也从未要求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更未要求交付租金，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要求给付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郭良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卢祥富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郭勇、卢晓霞、卢晓光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郭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郭良持有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无效；2、依法确认辽阳市白塔区松林塑料制品厂内注明房屋所有人为田素清的房屋归原被告与第三人共有；3、确认上述房屋动迁权益28万元归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所有；4、请求确认辽阳市白塔区松林塑料制品厂内田素清名下房证号30210404，面积87.5平方米，归原被告及第三人共有；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素清与郭福林系夫妻关系，婚生子女共四人，郭毅、郭良、郭勇，郭敏。田素清于2002年1月3日死亡，郭福林于2014年4月27日死亡，郭敏于2016年死亡，卢祥富系郭敏丈夫，卢晓霞、卢晓光系卢祥富与郭敏婚生女。田素清名下有坐落于辽阳市太子河区.50平方米房屋一处，该房屋于2001年9月18日取得辽土规建私太字2001编号28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9月2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卷号为30210404。2001年8月17日，田素清与郭良签订《房子卖给郭良合同》，内容为：“由于我身体多病，这一年来病情比较严重，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我想老儿子困难，在老伴的同意后，将塑料厂彩印单间我名下的房子自愿卖给老儿子郭良（该房子是我退休后在草库做饭、卖包子捡铁挣的钱盖的房子），老儿子给我16,000元（壹万陆千元）。我卖给郭良房子之前，我多次和儿女及亲属讲过，邻居寇厂长、徐华、王宝俊、王作文、老安头、振生、张玉兰、谢飞等人都讲过，今天找小梁子写特此证实。”郭良于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向田素清、郭福林交付16,000元购房款。2016年3月31日，经郭良授权，郭勇与辽阳市太子河区望水新市镇管理委员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595元，现该房屋已动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郭毅主张郭良与母亲田素清签订的《房子卖给郭良合同》系郭良伪造，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真实，也因未取得共有人同意，未交付房款，未实际支付，不具有法律效力。产权未转移，该权益应由郭毅、郭良、郭勇、卢祥富、卢晓霞、卢晓光共同享有。但郭毅未就该合同系伪造提供证据，该合同内容亦不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郭良提供的证人梁某的证言，能够证明该合同系由其执笔书写，田素清本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合同签订时郭福林在场，郭良当场将购房款16,000元交给郭福林，该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田素清与郭良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故对郭毅关于该合同系伪造的主张不予支持。但因田素清与郭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故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郭良未取得该房屋的物权，因该房屋动迁所得收益应在扣除郭良交付的购房款及占款期间利息后，由田素清、郭福林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郭毅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房屋动迁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595元，87.50平方米房屋动迁款应为139,562.50元，田素清、郭福林收取郭良购房款16,000元，占款期间利息酌情按年利率6%计算，自2001年8月17日计算至2016年3月31日，利息为14,037.33元。上述动迁款在扣除郭良交付的购房款本金及占款利息后的部分109,525.17元，应认定为田素清、郭福林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因郭敏已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因郭毅未要求继承并分割该房屋动迁收益，仅要求确认动迁收益由郭毅、郭良、郭勇、卢祥富、卢晓霞、卢晓光共有，对郭毅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对该部分遗产不予分割，应另行提起继承诉讼解决。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31日，经郭良授权郭勇与辽阳市太子河区望水新市镇管理委员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争议各方均认可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的被拆迁人为郭良。本院认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据此，可以看出，房屋征收部门认定的被征收人应当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法律效力。案涉房屋的被征收人为郭良，根据郭毅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毅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退还郭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胡 玲审判员 徐莲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高石书记员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