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法定代表人：曾志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微，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荣华，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保税区广保大道**401iv>法定代表人：张晓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燕，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琨，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保税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保税区广保大道********v>法定代表人：罗碧兰。原审第三人：广东南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福今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蒋中东。上诉人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保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保税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保国投公司）、广东南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期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广保公司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广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非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对象为“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对象为公司股权。本案争议标的为南期公司2.5%的股权，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一般债权人排除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善意第三人”范畴之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无视法律明文规定，错误解读立法目的，错误认定“文盛公司不是法律规定需要保护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约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裁定载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主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一审法院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错误套用，对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过度解除，并得出文盛公司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需要保护的第三人的结论，与上述裁定相悖，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明文规定。（三）即使文盛公司一审败诉，一审案件受理费也不应由文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因广保国投公司拖欠文盛公司的债务未能及时清偿而引起，文盛公司在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广保国投公司对投资企业南期公司2.5%股权的行为并无过错。即使文盛公司一审败诉，一审案件的受理费也不应由文盛公司承担，应由广保国投公司承担。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广保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文盛公司的上诉意见，请求法院驳回文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文盛公司不是法律规定需要保护的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中第三人的范围应限于处分股权的第三人，而不包括债权人文盛公司。其一，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参照适用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该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其二，股东股权登记，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关于特殊动产物权的第三人的范围。善意第三人，就其法理，在公司法与物权法上是一致的，均在于保证交易安全和便捷。公司法对第三人范围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规定。就船舶等特殊动产物权及股东股权登记，均为对抗善意第三人。如一审法院所引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答记者问》中明确规定强制执行债权人排除在物权法善意第三人之外。其三，就善意第三人有关的信赖利益及利益平衡分析。就信赖利益：如合同系因信赖登记而订立，债权人应当要求登记股东出质股权，并据此在登记股东无力清偿时，善意取得质权。既然未设定质权，此处信赖登记与缔约便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说，债权人信赖的是登记股东的个人信用，而非其特定之财产。就利益平衡：法律制度之安排应追求各方风险、利益之平衡。强制执行债权人面临的风险，是登记股东无力清偿，就风险之分配，应当以谁创设风险谁承担为原则。仅以合同债权为例，登记股东无力清偿之风险，系由债权人创设，债权人与登记股东缔结合同而未设定担保，从合同成立之始登记股东无力清偿之风险就已经创设，其与未登记股东没有关系。权利人股权未经登记，已承受了相应的风险，即股权处分场合下权利人的股权可能被善意取得。亦即，法律已经给予债权人相应保护，施与权利人相应风险。法律没有理由在如此保护之上，对于债权人再进行一层保护而牺牲权利人之利益。既然债权人放弃了担保，就应当承受登记股东无力清偿之风险。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本案文盛公司为执行案申请执行人，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的被告，其作为本案的败诉方，依法应承担本案诉讼费。广保国投公司、南期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二审未到庭发表意见。广保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得执行广保国投公司持有的南期公司2.5%股权；2.判决文盛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广保国投公司、广保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原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后更名为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之后因行政区域合并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28日作出（2002）穗开法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1.广保国投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农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偿还借款美元43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付款罚息计付自1998年9月17日至贷款本金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2.农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对广保公司位于xx区xx大道xx段商业街一层xx-xx、二层xx-xx、三层xx-xx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上述判决生效后，由于广保公司、广保国投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农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向原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03）穗开法执民字第115号，后该案中止执行。2008年6月30日，案件恢复执行，案号为（2008）萝法执民字第366号，后申请执行人又撤回了恢复执行申请。2010年5月12日，该案再次恢复执行，案号为（2010）萝法执民字第251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原萝岗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抵押房产进行评估后进行拍卖，但三次拍卖均流拍。后变卖所得款扣除评估费和执行费之后，余款已经发放给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且申请执行人没有财产线索，原萝岗法院于2011年3月10日作出（2010）萝法执民字第251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该案终结本次执行。2009年5月5日，农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复，将名称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西区支行。2016年6月22日，农行广州开发区西区支行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分公司）签订了《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广东分公司。2018年5月22日，信达广东分公司与文盛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文盛公司。2018年11月28日，文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其为上述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一审法院以（2018）粤0112执异244号予以受理，并于2018年12月28日裁定变更文盛公司为（2010）萝法执民字第251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9年4月4日，文盛公司以其发现广保国投公司持有南期公司的股权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执行（2010）萝法执民字第251号案件。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9）粤0112执恢192号。在执行中，广保公司以是南期公司的股权实际持有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2执异193号裁定书，驳回广保公司的执行异议。广保公司遂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原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对广保公司与广保国投公司、华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作出（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确认广保公司为华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并享有该股权的投资权益。再查明，华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3日变更名称为南期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广保国投公司现仍为南期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结合庭审情况和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范围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股权代持股协议本身并不违法，亦受法律保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第1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二、名义代持人处分股权才会发生善意取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三、关于第三人的范围问题。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关于应当排除的债权人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答记者问》中明确：具体到机动车等特殊动产之上存在未办理登记的受让人与转让人的债权人的情况，通过转让人之交付取得特定动产物权的人虽未办理登记，但其已经依法享有物权，故从法律条文的本身涵义以及法律整体的逻辑体系看，其权利应优先于转让人的一般债权人。换而言之，就是转让人的一般债权人，包括破产债权人、人身损害债权人、强制执行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均应排除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范畴之外。第四、本案中的文盛公司不是法律规定需要保护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的外观而产生交易信赖，与登记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处分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对于非基于上述行为与登记股东发生法律关系的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股权不是其交易的标的，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因此不属于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范围。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明确载明：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如《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合同法》第49条、《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越权代表，审判实务中应当依据有关具体法律规则进行判断，类推适用亦应当以法律规则设定的情形、条件为基础。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纵观现行的法律制度及体系，不难发现，法律上保护的第三人都是基于对某种权利外观的信赖，与外观名义人实施了某种法律行为（通常是进行了交易），第三人误以为（善意的）相信相对人有处分权而进行交易；表见代理人的第三人误以为（善意的）相对人有代理权而进行交易等。概括而言，无交易，则无第三人的适用空间；无交易，则无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平台。综上所述，本案文盛公司是广保国投公司的一般债权人，并非就股权进行交易，而是要执行债务人广保国投公司的股权来满足其另案债权的实现，故文盛公司并非股权交易当中的第三人，该案件争议的股权亦不是双方债权纠纷的标的对象，不存在基于对股权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信赖而产生的信赖利益，也不存在基于该信赖而发生的交易行为，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保护对象，亦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广保公司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该股权的合法权益，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广保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2月28日判决如下：不得执行广州保税区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南期投资有限公司2.5%股权。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原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9日作出的（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南期公司成立于1993年，广保公司持股比例为10%。1993年9月16日，广保公司与广保国投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广保公司将其占有南期公司的10%股权转给广保国投公司。此后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到广保国投公司名下。1998年9月28日，广保国投公司向广保公司发出《关于要求解除委托投资关系的函》，提出：鉴于广保公司所占南期公司的股权委托广保国投公司代为投入管理，由于期货经营的风险和自身管理能力等问题，要求广保公司尽快将该委托投资趁中期扩股改造的机会办理转移手续等。该案中，广保公司起诉要求确认其是南期公司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广保国投公司确认其代持股权的事实。根据南期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南期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共七名。本案诉讼中，广保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在上述判决作出后曾以南期公司股东身份参加公司股东会，也未有证据显示其已记载于南期公司股东名册中。一审期间，广保公司认为其已实际行使南期公司的股东权利、对南期公司进行了增资。根据广保公司一审提供证据显示：2013年3月27日，南期公司向广保国投公司发出《缴款通知书》，提出根据南期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广保国投公司同意本次增资方案，认缴出资额为25万元，请求广保国投公司于3月30日前缴付增资款。2013年3月28日，广保公司向南期公司出具《关于同意增资华南期货公司的函》，提出其收到广保国投公司转达的增资方案，其作为广保国投公司名下持有的南期公司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愿意认缴该部分对应的应缴增资金额25万元，并授权广保国投公司协助办理。同日，广保公司向广保国投公司发出《关于同意增资华南期货公司的函》，授权广保国投公司按南期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其司名义向南期公司发出《认缴出资承诺函》，并协助跟进相关出资手续等。2013年4月2日，广保公司账户向南期公司账户转入25万元增资款。2014年3月3日，广保公司向南期公司发出《关于尽快退回增资款的函》，提出因2013年10月9日的股东会决定已改变了3月26日的股东会决定，因此要求退还缴付的25万元。2014年3月6日，南期公司向广保国投公司发出《关于股东要求划回增资款的回复》，称本次增资是股东会决议确定，如广保国投公司要撤销增资，需提供撤销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广保公司对南期公司2.5%股权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广保国投公司债权人对该股权的强制执行。本院对此评析如下：一、关于广保公司对南期公司2.5%股权所享有的权益性质认定。本院认为，有关广保公司与广保国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且经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确认“广保公司为南期公司2.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并享有该股权的投资权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广保公司与广保国投公司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仅在两者内部发生法律效力，在未取得南期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况下，广保公司并不当然取得南期公司的股东资格。而从广保公司提起确权诉讼的情况以及诉讼后的履行事实来看：一方面，（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132号案件审理期间，南期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共七名，但除股权代持方广保国投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均未参与诉讼，在该案诉讼中，广保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南期公司的其他股东此前已知晓并认可两者之间的股权代持事实。因此，该判决对其实际出资人身份的确认，并不导致南期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发生改变，其股东身份的确立仍需循法定途径即以征得其他股东及公司的认可为前提。另一方面，广保公司认为其在判决生效后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对南期公司进行了增资，但从其提供证据显示，该次增资过程中，南期公司始终是以登记股东广保国投公司作为增资方发出有关增资款缴纳及撤回的沟通函，广保公司未有证据证实其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南期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东会会议，而仅以其实际支付增资款的行为，并不能确定其股东身份已获得南期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认可。因此，正如前述生效判决所确认，广保公司仅对南期公司2.5%股权享有相应投资权益，其可基于与广保国投公司的内部约定向广保国投公司行使相应的债权请求权，但此等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益，并不能据此认定南期公司的2.5%股权归属于广保公司。二、关于广保公司所享有的该项权益能否对抗案涉股权强制执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体现了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及对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虽一般而言，该条款中“不得对抗第三人”系指向于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的“善意相对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观主义原则对交易之外领域的绝对排除适用，尤其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应同等关注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整体考量股权代持行为的正当合理性及实际权利人自身责任等多重因素进行综合评判。具体于本案中：其一，根据公司法律规定，在广保公司的股东资格未经南期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认可的情况下，广保公司并不当然可获得具有外部对抗力的股东身份，故广保公司自身对执行标的并不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其二，我国相关法律已明确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姓名及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于登记后发生公示公信力。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既是为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也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本案中，广保公司并未对其选择由广保国投公司代持股权的行为作出正当合理解释，其自身作为从事股权投资的商事主体，应当对股权代持所引致的风险承担相应责任。其三，本案被执行人广保国投公司所负担的债务早已于2003年1月28日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进入强制执行，即在广保公司于2012年起诉确认其享有案涉股权的投资权益时，该股权早已作为广保国投公司名下财产内容成为被执行人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且在该判决作出后，直至执行债权人文盛公司于2019年4月就该股权提起执行查封，广保公司在此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完全可循法律途径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但其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且无任何证据显示其曾向南期公司或其他股东提出显名要求。由此反映，广保公司在明知广保国投公司债务已进入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仍放任股份代持状态的持续，亦对自身财产权益的风险负有重大过失。因此，对其在执行标的查封后再以其为股权实际权利人提出的异议申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广保公司对案涉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经审查，文盛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82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00元，均由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余 盾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杨希书记员叶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