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再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赤壁市凤凰纺织厂（以下简称凤凰纺织厂），住所地湖北省赤壁市凤凰山路**。投资人：陈青地，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先平，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太平，男，196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赤壁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章确忠，男，195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昆明市劳安劳动保护用品厂（以下简称劳安劳保用品厂），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昆明农场内。法定代表人：章奎，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确忠，系章奎之父。原审原告凤凰纺织厂因与原审被告章确忠、王太平、原审第三人劳安劳保用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2018）鄂128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鄂12民终932号民事判决。凤凰纺织厂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鄂民申196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凤凰纺织厂陈青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先平、章确忠、王太平，劳安劳保用品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确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凤凰纺织厂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判决被申请人支付棉纱款151200元，并自2014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支付利息，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错误。因申请人与劳安劳保用品厂签订了购买棉纱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王太平从申请人处拖走棉纱14吨用于给劳安劳保用品厂加工棉布。按当时的价格确定单价为10800元/吨计算，价款为151200元。王太平出具了证明一份，可证明该14吨棉纱用于章确忠加工棉纱，未付款给申请人。故被申请人劳安劳保用品厂、章确忠、王太平应承担支付责任。2.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错误。本案三被申请人的关系是：王太平既自己从申请人处购买棉纱加工，又同时为劳安劳保用品厂加工棉布，章确忠又为当时劳安劳保用品厂的经营管理者。王太平从申请人拖走的14吨棉纱，劳安劳保用品厂、章确忠均不认可，故申请人只能向王太平主张该欠付货款。综上，请求再审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劳安劳保用品厂及章确忠答辩称，对于申请人陈述的签订购买棉纱协议的事实认可，但劳安劳保用品厂与申请人之间的购买合同已通过诉讼进行了清算和了结，不应再将该厂牵扯进来。章确忠个人与申请人之间的账也已结算清楚。王太平的证明是对劳安劳保用品厂和章确忠的陷害。王太平答辩称，本人不差申请人的棉纱款，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凤凰纺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章确忠、王太平立即支付棉纱款人民币168000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用168000元的利息（从2011年5月1日起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章确忠、王太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鄂赤壁民初字第0248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02489号判决）于2014年6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其认定事实及判决内容如下：2010年9月23日，劳安劳保用品厂与凤凰纺织厂签订了一份《棉纱购买协议》，约定：由劳安劳保用品厂向凤凰纺织厂购买棉纱，价格为10500元/吨，后价格随市。从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1月27日，劳安劳保用品厂分数次向凤凰纺织厂付款共计463000元。从2010年11月4日至2011年1月17日，凤凰纺织厂向劳安劳保用品厂交付棉纱27.1427吨，其中单价为11500元/吨的棉纱5吨，12000元/吨的棉纱10吨，10500元/吨的棉纱12.1427吨，上述棉纱价值共计304998.35元。此后，凤凰纺织厂再未向劳安劳保用品厂提供棉纱，为此双方引起纠纷，劳安劳保用品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凤凰纺织厂返还其定金及货款180279.75元，同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180279.75元的利息。2014年5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鄂赤壁民初字第02489号民事判决：凤凰纺织厂返还劳安劳保用品厂货款158001.65元，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从2011年1月7日至货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驳回劳安劳保用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在02489号劳安劳保用品厂诉凤凰纺织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劳安劳保用品厂否认其厂收到过王太平从凤凰纺织厂拖取的14吨棉纱，同时，亦否认其厂与王太平存在委托关系。在一审法院庭审调查过程中，章确忠否认其与王太平存在委托关系，王太平亦称其与劳安劳保用品厂、章确忠均不存在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2月12日至同年4月14日，王太平收到凤凰纺织厂交付的棉纱共计33.2282吨，王太平本人予以签名确认，但所有的签收单上均未载明棉纱的规格、单价及棉纱总金额。2014年8月29日，王太平出具了一份证明，其内容如下：王太平从2011年2月至2011年4月开始在凤凰纺织厂拖棉纱加工布共壹拾肆吨（14T）。注此棉纱用于章确忠加工棉布，此棉纱未付款给凤凰纺织厂，是实。特此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1年2月12日至2011年4月14日期间，章确忠是否收到了凤凰纺织厂供应的棉纱14吨；2.王太平是否已经和凤凰纺织厂结清了其在2011年2月12日至2011年4月14日期间从该厂拖取棉纱的货款。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案证据：王太平的多份收货签收单，仅能证明在2011年2月至2011年4月期间，王太平从凤凰纺织厂拖取了棉纱33.2282吨。因章确忠否认其曾委托王太平从凤凰纺织厂收取了14吨棉纱，凤凰纺织厂、王太平亦未举证证明章确忠与王太平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因此，王太平于2014年8月29日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其本人在2011年2月至2011年4月期间从凤凰纺织厂拖取了棉纱14吨未付款，并不能证明其是受章确忠的委托代理章确忠收取的棉纱，且已将收取的棉纱14吨交付给了章确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王太平在2011年2月至2011年4月期间从凤凰纺织厂拖取棉纱14吨，系王太平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王太平自己承担，与章确忠无关，不能视为是章确忠收到了凤凰纺织厂供应的棉纱14吨。凤凰纺织厂要求章确忠支付棉纱货款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因李海波向王太平出具欠条的日期为2014年8月29日，此时，李海波已不是凤凰纺织厂的负责人，其行为并不能代表凤凰纺织厂，且（2016）鄂1281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亦未认定上述欠款系凤凰纺织厂欠王太平的款项。而王太平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凤凰纺织厂付清了在2011年2月12日至2011年4月14日期间其从该厂拖取棉纱的货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太平提供的上述欠条及（2016）鄂1281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书并不能证明其已与凤凰纺织厂结清了在2011年2月12日至2011年4月14日期间其从该厂拖取棉纱的货款。但凤凰纺织厂提供的王太平签字确认的收货单上并未载明棉纱的规格、单价及货款总金额，王太平出具的证明中亦未载明14吨棉纱的规格、单价及货款总金额，而凤凰纺织厂又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太平拖取的棉纱当时的市场单价或者价格评估机构鉴定的单价为12000元/吨（凤凰纺织厂在诉状中陈述的涉诉棉纱单价）或者10500元/吨（凤凰纺织厂在本案庭审中陈述的涉诉棉纱单价）。因此，王太平在2011年2月12日至2011年4月14日期间其从凤凰纺织厂拖取棉纱的货款金额无法确定。综上，并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民诉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凤凰纺织厂要求王太平支付棉纱货款16800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赤壁市凤凰纺织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赤壁市凤凰纺织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凤凰纺织厂提交了一份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联，拟证明王太平为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卖给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的棉纱价来证明涉案当时的棉纱市场价格。王太平对凤凰纺织厂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只是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与凤凰纺织厂的交易价格，由于当时棉纱非常紧俏，棉纱市场价格在当时也上下浮动。章确忠对凤凰纺织厂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相反能证明凤凰纺织厂在此期间内与王太平为法定代表人的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有生意往来，王太平不仅仅是只给劳安劳保用品厂拖棉纱。本院二审认为，凤凰纺织厂提交的证据仅能代表与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一家的交易价格，不能反映整体棉纱市场价格水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认定如下：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二审继续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法条是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规定，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即举证责任的承担；二是指当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时的法律后果。具体到本案，凤凰纺织厂提出王太平欠其棉纱货款，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凤凰纺织厂虽然提交了王太平出具的14吨棉纱拖运证明，但该证明上的棉纱数量不仅与王太平在此期间实际从凤凰纺织厂拖走的数量不一致，而且销售清单上仅有王太平签字，也无法区分该棉纱具体是提供给劳安劳保用品厂还是给王太平为法定代表人的赤壁市顺意纺织有限公司，凤凰纺织厂要求返还的14吨棉纱事后也未得到章确忠或者劳安劳保用品厂书面认可。故凤凰纺织厂提出王太平欠其棉纱款的上诉理由，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当由凤凰纺织厂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从当时的棉纱买卖行情来看，由于棉纱供货非常紧张，一般都是买方先预付棉纱货款，再由卖方按棉纱产出量分批供货，因此，凤凰纺织厂提出先供货未收到棉纱款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常理。第三，劳安劳保用品厂曾就案涉事实起诉请求凤凰纺织厂返还货款，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赤壁民初字第024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凤凰纺织厂返还劳安劳保用品厂货款158001.65元，虽然凤凰纺织厂法定代表人已经发生变更，但前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代表的依然是凤凰纺织厂行为，凤凰纺织厂在收到该判决书后未提起上诉，应视为认可该判决的效力。王太平也曾就棉纱欠款起诉过凤凰纺织厂原法定代表人李海波，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1281民初2440号生效判决。凤凰纺织厂实际上还拖欠劳安劳保用品厂及王太平棉纱款，现又上诉提出王太平、章确忠、劳安劳保用品厂欠其棉纱款，不合情理。因此，凤凰纺织厂上诉要求王太平支付其14吨棉纱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凤凰纺织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4元，由赤壁市凤凰纺织厂负担。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凤凰纺织厂诉请王太平拖走14吨棉纱给劳安劳保用品厂和章确忠，且未支付价款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再审认为，1.在已生效的02489号民事判决中，凤凰纺织厂差欠劳安劳保用品厂约14吨棉纱而判决退还预付货款158001.65元。虽凤凰纺织厂在该诉讼中抗辩向王太平交付了14吨棉纱，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判决生效后，凤凰纺织厂既未提起上诉，亦未另行向王太平主张权利。2015年12月虽起诉了王太平及劳安劳保用品厂，却又申请撤回了起诉。以上行为应视为凤凰纺织厂对02489号民事判决效力的认可。故劳安劳保用品厂未收到诉争14吨棉纱的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本案中凤凰纺织厂向劳安劳保用品厂主张权利缺乏依据。2.凤凰纺织厂为支持其诉请，提供了王太平在2011年2月至4月期间拖棉纱共计33.2282吨的证据，但未提供该批棉纱王太平已付款和未付款的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该证据属于凤凰纺织厂可提供的证据，且可直接证明王太平拖走14吨棉纱而未付款的基本事实。故凤凰纺织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请王太平支付14吨棉纱货款缺乏事实依据。3.凤凰纺织厂提供了王太平出具的从凤凰纺织厂拖走14吨棉纱给章确忠的证明。对于该证明王太平在一、二审及再审均予以否认，陈述受李海波欺诈酒后所写。从该证明的出具时间来看，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系02489号民事判决生效两个月之后，但凤凰纺织厂仍未以该证据主张权利。从证明的性质上看，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已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且凤凰纺织厂未提供有效证据与该证据予以相互印证。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劳安劳保用品厂和章确忠均否认收到王太平14吨棉纱的事实，凤凰纺织厂也无直接证据证明王太平拖纱14吨用于履行其与劳安劳保用品厂《棉纱购买协议》合同义务的事实。故凤凰纺织厂诉请章确忠支付14吨棉纱货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凤凰纺织厂提出王太平拖走14吨棉纱给劳安劳保用品厂和章确忠，且未支付价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2018）鄂128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9）鄂12民终93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魁审判员 王凯群审判员 杨荣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黄娜书记员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