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8415号 原告：张涛，男，汉族，1985年11月7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煜，四川勤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文，四川勤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辛，女，汉族，1984年7月30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袁鹏，男，汉族，1984年3月2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永，四川普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四川普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涛与被告袁鹏、被告王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煜、李中文到庭参加诉讼；袁鹏、王辛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永、张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袁鹏、王辛共同归还张涛货款人民币4410999.8元及资金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货款本金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公布的1-3年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到全部款项还清时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袁鹏、王辛承担。审理过程中，张涛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与理由：袁鹏、王辛系夫妻关系，张涛与王辛系朋友关系，双方相识多年，具有较深信任关系。2018年3月间，王辛称有苹果手机货源，可以与市场价差较大的利润空间购买，并在转手后谋利，张涛因此与王辛达成买卖合同合意，并由王辛、袁鹏与张涛履行。具体模式为：袁鹏、王辛通过微信向张涛通知定货时间、定货型号、各型号价格，张涛根据自己的资金量和销售渠道向袁鹏、王辛报购货需求，并在袁鹏、王辛指定的时间将款项全额预先支付给袁鹏、王辛，袁鹏、王辛则在约定的时间向张涛供货。供货方式由袁鹏、王辛（多为袁鹏）将货物运送到张涛指定的新都区范围内。双方交易初期，袁鹏、王辛基本能按约交货，但从2018年9月开始，袁鹏、王辛未能按时交货。后经袁鹏、王辛告知张涛，其受到手机货源上家欺诈，已经实际不能交付货物，双方约定已经不能履行。经双方核对，袁鹏、王辛尚余已收货款4410999.8元无法交货。事发后王辛对张涛的退款要求以应由袁鹏处理为由回避，而袁鹏以已经离开成都为由，消极拖延。 张涛认为，袁鹏、王辛与其上家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其与张涛之间的买卖关系相互独立，袁鹏、王辛应当在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及时退还张涛货款。张涛还认为，袁鹏、王辛利用本案同样进货渠道还向他人销售手机，已生效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890号民事判决书已支持了该案买受人孔莹向袁鹏、王辛主张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故张涛与袁鹏、王辛亦同样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准诉请。 袁鹏、王辛辩称，一、本案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案双方法律关系性质与买卖合同有重大区别。1、袁鹏、王辛不具有定价权，价格由田欢确定，每次价格调整，袁鹏及时将价格调整情况告知张涛及另案原告古雅利。2、袁鹏、王辛不具有定量权，订货数量由田欢确定，张涛、古雅利对此是明知的。3、张涛、袁鹏、王辛与另案当事人古雅利是多年好友关系，一起拼货达到量大价优的目的，经常相互询问各自的订货数量，三方均知晓是从田欢处订购手机。4、张涛以我们来界定其与袁鹏、王辛的关系，袁鹏、王辛也以我们来界定其与张涛及另案原告古雅利的关系，且三方经常一起聚餐，相互赠送松茸、蛋糕等礼物。5、张涛、古雅利多次询问袁鹏、王辛案外人田欢什么时候交货，其明确知晓买卖合同相对方是田欢，由田欢承担交货义务。6、张涛明确知晓从田欢处购买手机是高风险高收益的炒货行为。7、袁鹏、王辛并未赚取差价，并与张涛、古雅利相互帮助销售手机。8、袁鹏、王辛有为张涛垫付货款的行为。因此，双方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二、依据合同法第396条的规定，双方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双方是多年好友关系，有信任基础，是一起拼个数量，由袁鹏、王辛出面向田欢采购。收到田欢交付的手机后，按订购比例分配手机数量，打听市场行情，互相帮忙销售手机。从案涉苹果新品手机和苹果XR手机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张涛、古雅利委托袁鹏、王辛从田欢处订购手机。根据合同法402条规定，买卖合同直接约束作为买方的张涛、古雅利和作为卖方的田欢，袁鹏、王辛虽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田欢签订手机购销合同，但张涛、古雅利知晓田欢，且田欢也知晓张涛与袁鹏、王辛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有微信聊天记录、欠条为证。2018年11月13日，田欢多次迟延交货后，袁鹏、王辛及时告知张涛、古雅利并一同到田欢住处要求田欢退款，对田欢录音，并要求其写下欠条，欠条表明田欢认可张涛、古雅利是委托人，根据合同法第403条之规定，在袁鹏向张涛披露第三人田欢，且田欢亦认可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张涛、古雅利应向第三人田欢主张权利。 从全案事实整体上看，本案有三个背景，一是张涛、古雅利、袁鹏、王辛都是田欢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二是本案袁鹏、王辛接受张涛、古雅利委托后，将苹果手机的来源、数量、规格、型号、降价等都告知了张涛、古雅利；三是双方系一起商议，共同出钱，以量取胜炒作手机，形成拼货行为，其行为符合合同法396条规定的委托合同的特征。本案中袁鹏也没有从委托合同中获得利润，张涛、古雅利也没有证据证明袁鹏获得利润，实际袁鹏损失的金额比张涛、古雅利更大。 关于同案同判问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89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本案明显不同，袁鹏、王辛正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对该生效判决进行纠正。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张涛与王辛系相互信任的好友。二人均利用互联网以微商形式个体经营。平时，双方经常互相分享、介绍微商模式下的经营项目或产品，以达到相互分享市场资源进而各自做大做强的目的。 2018年2月，王辛告知张涛，其朋友田欢的姐姐系美国苹果公司高管，田欢可据此亲情关系以低于市场价格近千元从苹果公司购得手机再在国内销售赚取差价，其在田欢处购得手机再转卖获利已有成功实践，并建议张涛可以以其从田欢处购机原价得到手机货源后再由张涛经过自己的微商代理商销售获取利润（此时王辛本意是，张涛利用其渠道帮助王辛销售一部分，一方面可以减轻王辛向田欢购货、囤货的压力，另一方面张涛也可获利）。张涛回复王辛，称王辛能卖就自己卖，有新款手机出来后可以炒作。随后，张涛收集自己的客户资源，将有需求的客户姓名、手机订购数量、型号、颜色、收货地址发给王辛，由王辛直接向这些客户发货，之后由张涛与王辛按王辛声称的其向田欢购机原价进行结算，张涛另向其购机客户结算销售价款。张涛陆续推出的零散客户均成功拿到手机，交易顺利，增强了张涛对王辛介绍的货源信心。在前述顺利完成的交易过程中，王辛明确告知张涛，其向张涛推荐苹果手机业务是因为：从田欢处购手机，需要一定规模的起订数量，才能拿到最低价格，其有销售压力和资金成本压力，所以拉张涛加入，双方一起订购可以量大从优，从而通过“拼货”的方式“拼”出最低价。实际操作过程中，先由王辛或其配偶袁鹏将其从田欢处得到的各批次货源数量、交货时间、价格、产品型号和颜色等信息告知张涛，再由张涛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不同型号、颜色手机购货数量，同时，袁鹏、王辛亦说明自己就各批次的订货数量，然后张涛将自己订购部分的货款支付给袁鹏、王辛，袁鹏、王辛连同自己订货应付的货款一并支付给田欢。双方商定好后，袁鹏以自己名义与田欢口头或签定书面买卖合同，并以自己名义与田欢协商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合同内容变更事宜。其间，王辛、张涛共同的好友古雅利亦以上述同样模式以与张涛平行的独立主体加入。在陆续的小规模交易成功的同时，三方发现还可以将从田欢处购得的手机直接批量卖给成都太升南路的手机店铺经销商，虽利润远不及零售，但数量大，现款现货不赊欠，资金周转快，于是商议逐渐扩大进货规模。之后，三方各自陆续投入了上百万元资金，以上述同样操作模式进行，王辛、袁鹏将张涛、古雅利的货款连同自己应付货款一并支付给田欢，然后从田欢处取货后交给张涛、古雅利应得部分。三方还互相分享各自取得的手机收购商信息，选择出价最高的，一并转手销售；有时，还未等手机货品分配，就由袁鹏、王辛根据三方选择确定的最高价收购商一并出手销售，然后由袁鹏、王辛将转卖所得货款再分别转交给张涛、古雅利。交易过程中，有时张涛订货资金不足，还要求袁鹏、王辛帮其垫付部分订货款项。 大额交易陆续取得成功，让三方放松了对田欢的警惕。2018年8月，袁鹏、王辛告知张涛、古雅利其从田欢处了解到的尚未上市的新款苹果手机信息，称田欢通过其在苹果公司任职高管的姐姐能得到低于市场价1000元以上的价格取货，上市加价1000元，每台可以赚2000元，但必须先向田欢预订，且暂按单价6000元支付预付货款，起订数量很高。袁鹏、王辛还告知其将与田欢一同到美国苹果公司总部考察（后未成行）。受此诱惑，三方各自陆续投入数百万元资金，由袁鹏汇总一并支付给田欢。袁鹏在与田欢就新品手机交易商谈过程中及时将价格变动、交货时间变动、交易数量变动、将不同产品价格差价置换为产品等信息及时告知了张涛、古雅利。田欢收款后，经常迟延交货且交货不足，引起了三方疑虑。 2018年10月13日，袁鹏从太升南路手机经销商打听到，田欢并无在苹果公司任职高管的姐姐，其系从手机批发商处按市场价购得手机再低价对外销售，通过高进低出的模式诱骗众多购买者，利用收款、交货的时间差聚集资金用于挥霍，资金链断裂后已无法继续供货。袁鹏、王辛将此信息告知张涛、古雅利，并召集见面，协商善后事宜，当晚，一同找到田欢，田欢与其丈夫陈囿先出具了欠条，载明：“袁鹏、张涛、古雅利通过袁鹏向本人订购苹果手机1300台，总价为13749200元人民币（壹仟叁佰柒拾肆万玖仟贰佰元正）通过袁鹏账户：（62122644020********）。于2018年6月-2018年9月向本人转款人民币13749200元（壹仟叁佰柒拾肆万玖仟贰佰元正）。2018年9月又通过袁鹏账户:（62270036213********）向本人转款人民币：375250元（叁拾柒万伍仟贰佰伍拾元正）。补差价用于将苹果手机Xsmax（256GB）250台换成苹果手机Xsmax（512GB）250台。截止目前已交付762台手机，剩余538台苹果手机Xsmax（512GB）未交付。现本人同意将未交付货款合计6187000元（陆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正）退还给袁鹏、张涛、古雅利，并于2018年10月24日前支付完毕。欠款人：陈囿先500223199011130631，田欢511381198805233787,2018年10月13日”。之后，袁鹏因与田欢协商处置田欢财产抵债未果，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9年1月7日，张涛就自己订购的手机已交货和未交货的具体情况列出了清单，并计算出已付款但未交货手机折合价款共计4410999.80元。袁鹏在微信上对该清单予以确认。 2019年1月14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做出立案决定书，对田欢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20年6月10日，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做出（2019）川0115刑初4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田欢犯罪事实：“2018年初，被告人田欢虚构自己生活富裕的假象，并假称自己姐姐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管，可以低于市场价取得苹果手机进行销售，而后在成都市太升南路商家游某、刘某等人处以市场价购入苹果手机后，以平均每部低于购入价约1000元的价格销售给同在新生堂生产孩子而结识的杨某、王某等多人，逐渐获取其信任。2018年3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利用虚构事实及被害人的信任，以购销手机或共同投资做手机生意为名签订合同，通过银行卡转账、手机微信组支付等方式，分别骗取袁某人民币10699065元、杨某人民币4075600元、孔某人民币2440445元、王某人民币2105000元、刘某1人民币1810000元、邓某人民币1125000元、李某人民币685000元、周某人民币240000元。共计人民币23180110元。”，判决结果：“一、被告人田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田欢退赔被害人袁某人民币10699065元......”，上述判决所指“袁某”即为袁鹏。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自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微信聊天记录、款项往来凭据、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关系其法律性质是否系买卖合同。现论述如下：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此，认定某合同关系性质是否为买卖合同其核心在于，一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其作为卖方当事人主体转移特定标的物所有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当事人未签定定义或标识为买卖的书面合同，不能对合同性质直接做出判定。张涛、古雅利主张袁鹏、王辛系买卖合同卖方当事人；而袁鹏、王辛则主张合同性质实为因张涛、古雅利加入拼货而形成的委托（购买手机）合同关系，袁鹏、王辛系委托合同中受托方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性质不同主张其依据均为文字或语音形式微信聊天记录。从本案全部聊天记录看，双方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即：张涛与另案原告古雅利分别作为委托人，各自委托袁鹏、王辛向案外人田欢购买手机，然后转手卖出获利，且三方互相合作，完成转手交易。理由如下： （一）袁鹏、王辛夫妇与张涛、古雅利均从事微商，且系好友，有基于信任相互分享生意项目的良好关系基础。王辛向张涛、古雅利介绍其向田欢购买手机转手获利的成功实践，意在向张涛、古雅利分享案涉手机这宗生意项目，让张涛、古雅利共同加入这宗生意，以三人拼单方式（共同以同样价格向田欢购货）达到量大价优的目的，实现互利共赢。在拼单架构中，袁鹏、王辛并非称其为产品第一手所有权人或者以赚差价为目的中间商自居，其表达的并非自己是买卖合同卖方当事人主体，而是合作拼单方案发起人。 （二）三方就案涉手机交易具体过程，正是拼单合作关系的具体实践。在三方各自投入的资金达到百万元人民币量级的阶段，这种体现尤为明显，具体体现在：（1）对各批次交易，袁鹏、王辛均向张涛、古雅利报告了其从田欢处获得的具体货源信息和交易条件，如产品型号、颜色、交货时间、价格等，且当部分货源信息交易条件发生变化时，其也及时报告征求张涛、古雅利意见后与田欢协商解决，并报告解决方案；（2）三方各自订购的数量、类型等是按同货同价明确区分的，袁鹏、王辛也将这种区分汇总后展现给张涛、故雅利；其中一次交易，张涛因资金不足，找袁鹏帮忙垫付给田欢，袁鹏垫付后，张涛其后以归还的意思表示支付给袁鹏；（3）在袁鹏经手转手交易过程中，拼单关系三方当事人亦是按地位平等、同货同价原则分配各自应得的转手交易价款。（4）袁鹏于2018年10月13日田欢骗局揭发后当即告知张涛、古雅利，一起找到田欢索债，田欢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袁鹏、张涛、古雅利通过袁鹏向本人订购苹果手机1300台......”。 依以上分析，袁鹏、王辛在三方合作关系中其当事人主体地位实为受托人，张涛、古雅利的当事人地位系委托人，袁鹏本人并代表张涛、古雅利向田欢购货。在田欢骗局被揭发前，张涛、古雅利各自均未与袁鹏约定代理方式，事实上袁鹏采用了隐名代理方式，但张涛、古雅利对买卖合同相对人系田欢是明确知道的；田欢骗局被揭发后，田欢以欠条方式认可了袁鹏向其披露的代理关系，对合同相对人作出明确的选择。因此，张涛、古雅利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之规定，另向田欢主张买卖合同违约责任。关于张涛提出的同案同判问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89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本案有重大差异，孔莹与袁鹏、王辛建立关系的方式及相关证据与本案明显不同，故本案并不适用同案同判原则。 综上，张涛主张本案系买卖合同其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袁鹏、王辛承担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44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044元，全部由张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冯文旭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杨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