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1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1，女，199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崇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2，男，197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崇仁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茶花，崇仁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男，199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洁，江西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谢某1、谢某2因与被上诉人黄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4民初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某1及谢某1、谢某2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茶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某1、谢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谢某1、谢某2向黄某返还彩礼100,0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某承担。事实与理由：黄某实际支付彩礼钱148,000元，打发钱21,800，时节钱42,000元，共计211,800元。打发钱、时节钱部分款项已实际使用，应予抵扣。双方认识不久即同居生活，无法共同生活下去系黄某的原因。2020年7月1日谢某1因黄某与异性聊天暧昧，负气出走。黄某并未挽留，反而要求返还彩礼。黄某吵架后不到两天就决定分手，本人无意挽救及其父亲掺和下，导致两人关系破裂，使谢某1一家名誉受损。谢某1没有佩戴金首饰，出走时只背一个小包，当晚回来时房内已空无一物。根据常识判断，一般人不会将贵重的金首饰放在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故金首饰在黄某家里，不在谢某1处。一审判决返还金额过高及金首饰返还错误，请求予以纠正。黄某辩称，其支付彩礼20.8万元，有书证、人证及视频资料等材料互相印证。疫情期间不能请客，故按照礼单约定，仅支付彩礼，打发钱、上门亲钱等以后请客时再给。谢某1离开时，金银首饰都是穿戴在身，根本未还给黄某。2019年年底黄某虽到谢某1家，其及其父母不让二人同居。双方同居时间是从2020年2月24日开始。2020年7月1日分手，同居时间仅3个月。二人同居期间谢某1及其父母给黄某吃药物，是有企图的。黄某与别的女孩子聊天，谢某1就怀疑其生活作风有问题，提出分手。婚约没有成功，全部过错是谢某1。谢某1称其请酒，不是事实，应有发票或收据，或者请客视频等证据证实。请求驳回上诉请求。黄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谢某1、谢某2返还上述彩礼208,000元及金银首饰44,978元，共计252,97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谢某1、谢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份，黄某与谢某1在杭州打工时相识后双方自由恋爱。2020年元月22日，双方父母拟定订婚礼单。2020年2月23日黄某及其父母与谢某1一起到崇仁老凤祥银楼为谢某1购买首饰（戒指一枚2,580元，挂坠1,888元，项链一条6,727元，耳钉一对1,813元，手镯一个14,378元，共计27,386元），并交给谢某1。2020年2月24日，黄某及其父母一起到谢某1家，将彩礼208,000元交给谢某1父母。黄某称自此两人开始同居生活，但谢某1称自认识后双方就开始同居生活。2020年7月1日，因黄某在应聘时与异性热情聊天，致使谢某1对黄某产生不信任并发生口角，谢某1遂于当日一走了之，黄某与之失去联系。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此后，双方就彩礼返还问题沟通未果，黄某遂诉至法院。另庭审中，谢某1称所有首饰都给了黄某，黄某放在密码箱里，谢某17月1日离开时未带走密码箱。黄某称首饰都被谢某1随身带走。一审法院认为，黄某与谢某1以婚姻为目的订立婚约，黄某按习俗给付礼金。由于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谢某1、谢某2应返还彩礼。对于彩礼的返还数额，应综合考虑双方分手的原因、生活时间长短、同居生活时间、双方家庭状况及当地经济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酌情进行确定。结合本案案情酌定谢某1、谢某2返还黄某彩礼14.6万元。对黄某提出要求谢某1、谢某2返还首饰款的诉讼请求，因谢某1确认收到黄某的首饰，其虽提出离开时并未带走，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首饰已经返还给黄某，故对黄某要求返还首饰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谢某1、谢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黄某返还彩礼款146,000元；二、谢某1、谢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黄某戒指、挂坠、项链、耳钉、手镯各一件（限原物）或其折价款27,386元；三、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94.67元，减半收取计2,547.33元，由黄某负担763.33元，由谢某1、谢某2负担1,784元。本院二审期间，谢某1、谢某2对一审判决认定黄某给付彩礼208,000元的事实有异议，认为黄某给付的款项包括彩礼钱、打发钱、时节钱在内共计211,800元。谢某1、谢某2向本院提交张某粮油店的烟酒送（销）货单（附营业执照；金额合计10,860元，退货2,200元）、肉贩黄细华写的肉品明细（金额3,363元）、厨师邓某出具的菜品清单等证据，证明女方有请客，也发了打发钱。谢某1、谢某2还申请证人张某、邓某、尧某、潘某、廖美兰等证人出庭作证，其中证人张某、邓某、廖美兰等证人的证言证明女方为办订婚宴购买烟酒饮料肉类等，尧某的证言证明订婚时男方给了礼金148,000元，门亲钱42,000元，打发钱21,800元，共计211,800元，以及女方办了订婚宴的事实，潘某的证言证明双方在订婚前同居的事实。黄某质证认为，其本人对女方请客不知情。给付彩礼时适值新冠疫情爆发，不可能请客。对谢某1、谢某2提供的送货单、肉品明细、菜品清单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邓某、廖美兰、张某等相关证人均述称以现金方式收取费用，并无微信支付或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佐证，不符合常理。这些证人都不能证实女方请了客。证人尧某是谢某1的外公，存在利害关系。关于彩礼金额，尧某并未清点钱数。关于订婚宴，尧某对请了多少桌酒不清楚，违背常理。此外，关于请客的事实没有视频等其他证据佐证，且男女双方都不在现场。证人潘某的证言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谢某1、谢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人尧某与谢某1、谢某2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采信。证人潘某的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女方办了订婚宴，但不能证明女方支付打发钱。其中送货单、肉品明细、菜品清单等均为手写单据，证明效力较低，且仅能证明购买材料的金额或菜品种类，不足以证明请客的实际花费。关于黄某给付彩礼的金额，经查，谢某1、谢某2对其收到的彩礼金额前后说法不一，但一审庭审期间其当庭确认收到20.8万元。黄某还提供了视频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一审判决认定黄某给付彩礼20.8万元，有事实依据。谢某1、谢某2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谢某1、谢某2称谢某1出走时只背一个小包，并未带走首饰。因首饰本是小件随身物品，谢某1、谢某2否认带走首饰，依据不足，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订婚礼单写明礼金20.8万元，门亲礼时节礼4.2万元，打发礼21,8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黄某已给付彩礼208,000元。谢某1、谢某2主张其已实际使用部分款项，应予抵扣。虽然谢某1、谢某2在二审期间提供证据证明其办了订婚宴，但并不能证明订婚宴的确切花费，更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打发钱，且男方并不知情。谢某1、谢某2主张抵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谢某1、谢某2所称未带走首饰，亦无充分证据佐证。考虑到彩礼金额、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等本案具体情况，一审判决的处理在合理裁量范围之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谢某1、谢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4.65元，由谢某1、谢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珺审判员 范 宣审判员 邹志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高忠明书记员戢亚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