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26行终112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秦自清，男，1969年2月15日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丘北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住所：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秦自卫，男，1982年3月15日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丘北县。上诉人秦自清因与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秦自卫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6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一审原告秦自卫与一审第三人秦自清系同胞兄弟关系，同属丘北县的经济组织成员。一审原告秦自卫在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均未取得本案争议地块“老羊洞”（地块代码：5326261032011106001）的承包经营权。2014年，丘北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丘北县与一审第三人秦自清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号532626103201110091ｊ），将本案争议地块“老羊洞”发包给一审第三人秦自清管理使用。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22日向一审第三人秦自清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登记了本案争议地块“老羊洞”（地块代码为5326261032011106001，面积为7.54亩，四至为东至张正光、南至向家云、西至乡村道路、北至吴家和）。一审原告秦自卫认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第三人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老羊洞”地块登记于一审第三人秦自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颁证行为程序及实体均不合法，请求撤销一审被告为一审第三人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依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不提供或者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承包合同生效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按照法定程序向实行家庭承包的承包方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本案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丘北县双龙营村民委松毛地村小组与一审第三人秦自清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号532626103201110091j），于2018年6月22日向一审第三人秦自清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被告的颁证行为具有事实依据，但一审被告未举证证明其颁证程序，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颁证程序的合法性，依法应撤销该证对争议地块“老羊洞”（地块代码为5326261032011106001）的颁证行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撤销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老羊洞”地块（地块代码为5326261032011106001）的颁证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秦自清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秦自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争议的土地归其所有。被上诉人秦自卫提供其持有2007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老杨洞”地块，与政府保存的档案状态不符，涉嫌伪造，其提供的所谓分家产处理决定书等也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土地归被上诉人秦自卫管理。二、根据本案一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分家后才开荒种植本案争议土地，根据当时特殊国情及开荒政策，上诉人应拥有本案争议地的管理使用权，因此2014年开始的土地确权政策，村小组把本案争议土地发包给上诉人并无不妥。三、一审判决以丘北县人民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颁证程序合法，从而推定丘北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违法，作出撤销上诉人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判决，实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并没有明确政府颁证需要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合法；其次秦自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违法；再次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举证倒置的原则，但本案中丘北县政府已经通过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对颁证的程序进行举证，至于是否需要对颁证程序细节作出举证，根据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举证，那么对于本案中是否进行公示、公示了几次，这属于整个松毛地村小组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政府举证，一审法院依法可直接认定。若根据本案一审判决裁判的依据，整个松毛地村小组，甚至全丘北县土地确权颁证的行政行为都可认定为无效，都可撤销政府所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对政府土地确权工作的否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日作出的（2020）云2626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秦自卫的诉讼请求，并确认丘北县人民政府为秦自清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首先，答辩人丘北县人民政府赞同并支持被答辩人秦自清的上诉请求。其次，答辩人为原审第三人颁发《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和程序合法。答辩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获得颁证的主体资格，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相关颁证程序进行操作，根据丘北县集体经济组织与原审第三人秦自清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为其颁发《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颁证行为主体合法、内容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再次，原审原告秦自卫所述事实不客观、不真实。1999年版承包土地证书和2007年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无记载原审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名为“老羊洞”的地块面积为7.54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张正光、南至向加云、西至乡村道路、北至吴家和，所以，该地块不是原审原告的原承包土地。最后，答辩人所颁发的证书与承包土地证书相一致。答辩人将名为“老羊洞”，编号为5326261032011106001耕地确权给被答辩人，是依据其与该村小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进行确权登记，符合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记载的事项应一致”的规定，不存在侵犯原审原告对土地享有的合法管理使用权。综上所述，答辩人颁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精神，并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以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所规定的颁证程序，所以答辩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对被答辩人（原审第三人秦自清）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不应当被原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上诉人秦自卫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虽然是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体，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就已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而非确权。本案中，一审原告秦自卫要求撤销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第三人秦自清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601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被告主张其系依据秦自清与丘北县双龙营镇双龙营村民委松毛地村集体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据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土地承包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如果认为该证中依据承包合同约定记载的内容侵犯其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针对土地承包合同提起民事诉讼，其直接针对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欠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原告秦自卫作为土地承包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应依法驳回一审原告秦自卫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不当，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6行初4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秦自卫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不予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郑茂丹审判员  何建兵审判员  王要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沈永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