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元波，男，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雪芹，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思，女，198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上诉人刘元波因与被上诉人徐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元波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徐思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徐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第二页倒数第六页载明“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向被告共计出借230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审中，徐思主张共向刘元波出借了230000元，但却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向刘元波交付了230000元的借款。事实上，刘元波与徐思存在微信、支付宝相互之间转账的行为，双方的账目往来均有记录，不存在所谓的现金交付，徐思向刘元波交付的款项仅为132944.2元。原审法院在徐思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现金交付或其他合理交付行为的情况下，直接武断认定徐思已向刘元波交付了230000元借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相关规定，徐思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徐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将徐思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强加给刘元波，不仅违背了客观事实，更不符合民事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2、原审第三页第五行载明“原告自认被告偿还部分欠款后，下欠145000元至今未偿还”与事实不符。原审中刘元波向法庭提供了已向徐思偿还222776元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作为证据，证明刘元波已经偿还的金额超过徐思实际交付的132944.2元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消灭。即便徐思予以否认，但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款和还款金额应是争议双方的争论焦点，在借贷双方对此有异议时，原审法院应对刘元波提供的还款记录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交付方式等向徐思核实、调查，而不应径直支持徐思的自认主张，将刘元波还款222776元的事实证据予以否认。3、原审第三页倒数第十行载明“被告先抗辩借贷未实际发生，后称借款已偿还，前后矛盾，明显不符事实”的认定与刘元波的真实意思不符。原审中，刘元波对徐思提供的《借条》以及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不持异议，但刘元波表示该款项已还清，且提供了相应的转账记录，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实际已履行完毕。因此，刘元波在一审中的抗辩与事实并不矛盾，即便刘元波在庭审中有过“这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交易，并不是借款给我的”等表述，但并不影响刘元波已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原审法院不因据此全盘否认刘元波的还款行为。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刘元波与徐思之间因关系较好，存在长时间的微信及支付宝的转账，徐思向刘元波交付的132944.2元借款，也是长期累积而来，其中不乏金额较小的转账。严格来说，对于这类金额较小的转账，一般应属于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开销，并不符合刘元波的借款本意，双方对此实际上并未达成借款合意。原审既然认定徐思的借款主张，则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刘元波与徐思之间的交易习惯，认可刘元波的还款行为，而不应直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直接作出判决。徐思辩称，刘元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元波向徐思偿还借款本金14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元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思和刘元波系朋友关系，自2016年4月到2017年9月双方交往期间徐思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刘元波共计出借230000元。刘元波于2017年10月1日向徐思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借条甲方出借方：徐思身份证号码乙方借款方：刘元波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湖北省××××镇暖水湾005号一、甲方借给乙方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230000.00.二、借款利息一分每月2300元整，每月支付﹤每月1号之前﹥.三、还款期限﹤2年﹥分期支付至2019.1月1日之前还清欠款.四、逾期未还，可以在借方所在地法院起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借款人：刘元波出借人：徐思2017.10.1。”后徐思自认刘元波偿还部分欠款以后，下欠145000元至今未予偿还。为此徐思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将刘元波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刘元波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徐思借贷，且有债权凭证和部分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虽然转账记录和债权凭证的金额不能完全吻合，但结合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记录可以推断借贷关系成立。刘元波先抗辩借贷尚未实际发生，后称借款已经偿还，前后矛盾，明显不符合事实。徐思在诉讼中承认刘元波已经偿还部分欠款，还剩145000元未偿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要求刘元波偿还剩余欠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刘元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思偿还借款本金145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00元，由刘元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刘元波在一审和二审均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其在一审称“是男女朋友关系，关系比较好。我没有经过考虑就写了这个借条”；其在二审称“当时与被上（徐思）是男女朋友关系，被上当时有23万元外债，让我认，所以没有想那么多就写了”。根据徐思提供的出借款项清单及相应凭证，在刘元波出具借条之前，徐思于2016年4月17日至2017年9月20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的47笔交易，转款给刘元波95295元，金额最小为2017年9月19日的20元，金额最大的为2017年1月20日的四笔，各1万元；徐思于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的4笔交易，转款给刘元波36800元。刘元波出具借条之后，徐思于2017年10月2日至2019年10月5日，通过微信转账的185笔交易，转款给刘元波207132.75元，金额最小为2018年5月22日的20元，金额最大的为2017年11月10日的18000元；徐思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26日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的13笔交易，转款给刘元波15093元，金额最小的为2017年12月1日、2019年4月1日的各25元，金额最大的为2019年9月26日的4000元。以上转账时间无规律、金额无规律。徐思自述其曾另行向刘元波交付了6万元现金，刘元波向其出具借条是“盘账刘元波确认一起共借出了230000元”。根据刘元波提供的还款清单，刘元波于2017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的4笔交易，转款给徐思4460元。刘元波于2017年11月10日至2019年1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的109笔交易，转款给徐思218316元，金额最小的为2018年3月11日的105元，金额最大的为2018年7月17日的11000元。以上转账时间无规律、金额无规律。刘元波称以上还款包括本金、利息。徐思主张刘元波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转账方式陆续向其偿还85000元，但并未指出哪些时间的哪些款项属于刘元波的还款。徐思、刘元波均认可双方在借贷关系之外还存在共同投资经营等经济往来。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刘元波与徐思之间系朋友关系、刘元波向徐思出具借条及借条内容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徐思与刘元波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刘元波主张的借款已清偿是否成立。关于徐思与刘元波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是实践性合同。徐思持刘元波出具的借条主张权利，仍应举证证明其已经向刘元波交付了借条项下的款项，对此，徐思提交了其与刘元波之间的转账凭证。刘元波认可其与徐思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仅认可转账部分的资金交付。则徐思应进一步证明其对借条项下的款项进行了足额交付，徐思所称的现金部分的交付，刘元波未予认可，也不符合双方连20元的借款亦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交易习惯。至于徐思在借条出具之后向刘元波交付的款项，徐思确认刘元波向其出具借条是“盘账刘元波确认一起共借出了230000元”，故在借条出具之后的转款不能视为借条项下的资金交付。综上，就刘元波认可的其实际收到的徐思转账支付的款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刘元波主张的借款已清偿是否成立的问题。刘元波在借条出具后向徐思转款218316元，并认为借款已经清偿。从借款与还款适用统一的审查尺度来看，此时徐思应负有证明刘元波的转款不是偿还本案借条项下款项的举证责任，其虽仅认可其中85000元是还款，但未能指出刘元波转款中的哪一部分属于还款，也不能合理说明刘元波转款中哪一部分不是偿还的借条项下的款项，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刘元波在借条出具之后向徐思交付的金额大于借条出具之前徐思向刘元波交付的金额，刘元波关于借款已经清偿的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元波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思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减半收取1600元，由徐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徐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