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儒华，男，1966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汉生，沙市区复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祖丽，女，196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珂舫，男，196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系李祖丽之夫。上诉人袁儒华因与被上诉人李祖丽、张珂舫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儒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汉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祖丽、张珂舫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儒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保证合同为书面合同、非口头合同，保证责任系严格责任、非推定责任。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为以下三种情形：1.保证人与债权人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2.保证人单方面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3.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一、本案上诉人在收据的背面签字，不符合上述第2项、更不符合上述第1项的成立要件。《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第十五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袁儒华的背书仅有：“担保人：袁儒华6/8”这几个字，既没有合同相对人的身份信息，也没有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连合同最基本的条款都没有，因此，袁儒华的背书既不能认定为独立的保证合同，也不能认定为单方出具的担保书。二、本案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主合同），袁儒华无法在不存在的书面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故本案不符合上述第3项的成立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袁儒华仅在华翔公司向李祖丽出具的《收据》背面背书：“担保人：袁儒华6/8”。收据并非借款合同，华翔公司与李祖丽从未签订过书面的借款合同，华翔公司也未向李祖丽出具借条。不论是2012年的借款20万元，还是2015年8月1日将利息10万元与本金20万元转化为的借款，都系华翔公司与李祖丽的口头约定。华翔公司盖章的收据，并非担保法上所说的书面借款合同或书面主合同。本案只存在口头的借款合同，收据载明的本金数额和利率的约定是对口头借款合同的证据补强。一审将收据认定为借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收据上签字，不等于在主合同上签字，因此保证合同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儒华既没有在不存在的书面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也没有与李祖丽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更没有单方面以书面形式出具担保书，故本案未成立以袁儒华为保证人的保证合同，无合同则无责任。一审法院推定保证合同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祖丽、张珂舫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李祖丽、张珂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前期利息449041元（2019年4月24日以后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息20%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祖丽、张珂舫系夫妻关系，被告袁儒华系荆州市华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8月1日，华翔公司向原告李祖丽出具了2份《收据》，均显示原告李祖丽向华翔公司转账10万元，共20万元，收款事由“借款（年息贰分）”，其中一张加注“借款期限叁年整，已换票”，另一张加注“借款期限壹年整，已换票”。2012年8月2日，原告李祖丽向华翔公司转账20万元。2015年8月1日，华翔公司再次向原告李祖丽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李祖丽30万元，息2分，被告袁儒华在收据背面背书：“担保人：袁儒华6/8”。2015年8月10日，华翔公司向原告李祖丽出具两份《领款单》，分别为利息10万元（备注转存）和利息2万元。因华翔公司未偿还款项，原告李祖丽、张珂舫向保证人即被告袁儒华主张权利，故而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李祖丽向案外人华翔公司的转账记录和华翔公司于2012年8月1日向原告李祖丽出具的2份《收据》可以认定，华翔公司向原告李祖丽借款20万元，年息20%，双方之间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构成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截止2015年8月1日，20万元借款已届三年，利息为12万元，原告李祖丽在领取了2万元现金利息之后，将剩余10万元利息和原20万元借款以向华翔公司出借30万元的方式，重新由华翔公司向其出具了30万元《收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因此，因为前期借款约定的利息为年利率20%，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故原告李祖丽与华翔公司就30万元形成后期借款关系。2015年8月1日华翔公司向原告李祖丽出具的《收据》背面，有华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袁儒华的背书：“担保人：袁儒华6/8”，被告袁儒华辩称该背书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辩称的书写背书内容时《收据》空白，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且明显与常理不符，不予认可；从2012年8月1日华翔公司与原告李祖丽形成前期借款关系时可看出，双方有先形成《收据》后履行打款给付义务的先例，因此2015年8月1日华翔公司向原告李祖丽出具30万元的《收条》后，2015年8月10日原告李祖丽才从华翔公司领取现金2万元利息，符合惯例，而从背书内容来看，“6/8”应理解为背书时间为8月6日，背书时间符合时间逻辑；本案中的担保背书虽然简略，但是系借款人华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在借款收据的背面背书，保证的意思表示明确，保证的标的明晰，保证依此成立并生效。《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被告袁儒华应就借款本息向原告李祖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若按上述法律规定，以前期借款本金20万元按年利率24%计，自2012年8月1日起截止2019年4月24日的利息为269370元（20万元×20%÷365天×2458天），本息合计469370元；若按双方约定，根据2015年8月1日《收据》记载，本金30万元，利息自2015年8月1日起截至2019年4月24日为224055元（30万元×20%÷365天×1363天），本息合计524055元；故原告李祖丽诉请截止2019年4月24日本息449041元，既未超过当事人约定，也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2019年4月24日之后原告李祖丽主张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息20%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2015年8月1日形成的后期借款中未约定还款期限，视为出借方可随时主张，原告方现提起诉讼，既不存在超过债务履行期，亦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本院认可原告诉请由被告袁儒华向原告李祖丽履行20万元借款本息的保证义务，原告李祖丽与案外人华翔公司之间就此20万元前后期借款的民间借贷关系即予消灭，被告袁儒华履行其保证义务后可向借款人华翔公司追偿。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袁儒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祖丽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249041元（利息截止2019年4月24日）。二、被告袁儒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祖丽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的利息（自2019年4月25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三、驳回原告李祖丽、张珂舫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35元、保全费2770元，由被告袁儒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华翔公司2015年8月1日出具的30万元《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李祖丽、交款事由息贰分，其背面载明：“担保人：袁儒华6/8”。袁儒华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认为袁儒华系借款人华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直接在借款收据的背面背书，保证的意思表示明确，保证的标的明晰，保证合同依此成立并生效，该认定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袁儒华的保证人身份、保证的意思表示、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明确，袁儒华上诉所称的其既没有在不存在的书面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也没有与李祖丽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更没有单方面以书面形式出具担保书，保证合同未成立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儒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35元，由上诉人袁儒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邱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