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3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志强，男，1986年8月20日生，汉族，灵石县村民，现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婷婷，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1201611335640。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鹏，男，1972年10月30日生，汉族，灵石县村民，现住灵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荣，山西辉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021086570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金莲，女，1962年12月31日生，汉族，灵石县村民，现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亮,男,1951年11月18日生,汉族，灵石县村民，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灵石县心至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灵石县翠峰镇芦子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29MA0HF1WC9H。法定代表人:温兆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辉，男，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孔志强、王建鹏因与被上诉人灵石县心至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至诚公司）、高金莲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9民初825号民事判决，心至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晋07民终284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还重审，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晋0729民初27号民事判决，孔志强、王建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孔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为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向高金莲支付赔偿款614754元；3.判令由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平时公司承揽到工作项目后都是联系王建鹏，王建鹏再找工人完成工作任务,心至诚公司只对王建鹏结算,王建鹏对其联系的工头结算,工头对其所雇工人进行结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在本案中,高金莲并未起诉孔志强及王建鹏，孔志强及王建鹏系经心至诚公司申请被一审法院追加为被告。一审认定的上述的事实亦为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的单方陈述事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有义务就其单方陈述的上述事实提供相应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纵观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均为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人员陈述的询问笔录,无其他证据佐证。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人员的《询问笔录》属于民诉法证据类型中的证人证言,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规定，且相关证人未依法出庭作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证据不足,不能将上述事实直接适用到本案中，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第二，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6月9日，心至诚公司将李技祥家安装一百五十块太阳发电板的工程联系到王建鹏,王建鹏联系到孔志强,孔志强便雇用了工人，其中工人有闫某、王某、宋某、李向阳等进行安装”,进而认定“在工程发包雇佣上,心至诚公司将涉案工程包给王建鹏，王建鹏又包给孔志强,孔志强雇佣李向阳;在工程款结算上,心至诚公司向王建鹏结算、王建鹏向孔志强结算、孔志强向其雇佣员工结算的经营模式,故心至诚公司为工程发包方，王建鹏为分包方，孔志强为实际施工的雇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首先，孔志强系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雇佣的工人，与王建鹏并非分包法律关系。本案中,因孔志强与王建鹏认识且经常相互介绍劳务,涉案工程项目系王建鹏介绍上诉人至心至诚公司,王建鹏介绍时告知上诉人涉案工程项目的劳务费用由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发放，并无抽成事项，且在本案中上诉人的具体劳务事项即施工劳务与介绍、安排工人均是心至诚公司工作人员李健的安排与授意。纵观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王建鹏为分包法律关系”的依据仅为灵石县公安局翠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即心至诚公司人员温志辉与李健的《询问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规定,在上诉人与王建鹏无分包协议且未就涉案工程进行任何结算及抽成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王建鹏为分包法律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其次,孔志强与李向阳并非雇佣法律关系，李向阳系被心至诚公司送至涉案施工项目从事由心至诚公司承包的施工项目,系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雇佣的工人。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安排上诉人给李计祥家安装太阳发电板,但因施工人员不够,上诉人在心至诚公司的授意下联系了朋友李向阳进行劳务，李向阳系被心至诚公司送至涉案施工项目从事由心至诚公司承包的施工项目。上诉人与李向阳并无雇佣劳务合同且就涉案工程并未进行任何结算,不存在抽成事项。纵观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李向阳为雇佣法律关系”的依据仅为灵石县公安局翠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即上诉人及心至诚公司人员温志辉、李健的《询问笔录》。上诉人的文化水平为初中,对法律专有名词存在认知偏差,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雇佣”的含义为李向阳是上诉人介绍来的，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雇佣法律关系;所陈述的“工头”为在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授意下安排李向阳等工人干活的人,并非承包涉案工程项目的人。且事发后公安机关对上诉人的询问是在深夜一点左右，上诉人目睹工友死亡后大脑不清晰,加之公安机关的询问存在诱导性，上述询问笔录不能真实地反映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规定,在上诉人与李向阳无雇佣协议且未就涉案工程进行任何结算及抽成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人员的《询问笔录》认定“上诉人与李向阳为雇佣法律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再次,上诉人并未与李向阳等工友约定抽成事项，且并未直接与工友按天进行劳务费用结算。结合工程项目个人劳务雇佣的实践情况,个人雇佣的实质认定标准应为劳务费用抽成，结算周期原则上为按天结算。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与李向阳等工友约定抽成事项,且并未直接与工友按天进行劳务费用结算,涉案工人均可证明。最后，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应当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关系的依据为被上诉人心至诚环保公司的单方陈述事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规定,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环保设备安装公司，有义务就其单方陈述“转包、分包”事实提供除《询问笔录》外的其他证据（如协议、结算凭证等）进行佐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涉案工程项目为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承包的施工项目,李向阳为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雇佣的工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9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向高金莲支付赔偿款614754元，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心至诚公司承担。王建鹏辩称，同意孔志强上诉意见。上诉人王建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2.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为了家庭生计除了自身的本职工作外还同时在工作之余到处打零工，如为他人搞焊接、装修、安装等。在本案发生前，上诉人曾被心至诚公司短期培训过太阳能光伏板的安装技能,当该公司在外承揽下太阳能光伏板工程需要安装人员时就会由该公司负责人的叔叔联系上诉人,通知上诉人到工程所在地从事太阳能光伏板的安装劳务，工资并不是由心至诚公司向其直接发放，而是由该公司负责人的叔叔通过微信等转账方式向其支付（有微信记录可查)，这样的劳务关系双方保持进行了几次。该受雇培训事实经灵石县公安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心至诚公司负责人温兆忠的陈述”可以得到证实。在本案中，心至诚公司没有任何充分、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该公司将该工程是以承包形式发包于上诉人(双方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又将该工程转包给孔志强，一审法院怎么就能在“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基础上做出对三方之间互为承包、雇佣关系的认定呢?所以，从案卷证据材料上看只能得出上诉人与心至诚公司之间仅仅是存在着临时的雇佣劳务关系;其次,上诉人与孔志强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都是在给他人打零工期间结识相交的,双方之间不存在谁雇佣谁的关系。孔志强到心至诚公司从事劳务是上诉人居间介绍的,该事实可从灵石县公安派出所的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和孔志强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心至诚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与孔志强之间是雇佣关系。再者，在本案中的涉案工地发生死亡事故时，上诉人并不在现场参与安装，事发时也没有到过现场，心至诚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该涉案现场的工程是上诉人所承包并转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就在现场,反而从原一审法院的审理记录和公安上的询问笔录中均可以证实当时事故发生时心至诚公司负责人拉死者到现场并在现场指挥、管理的客观事实。而这一足以充分证明心至诚公司是雇佣方的关键证据却被一审法院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最后，上诉人在为心至诚公司提供劳务期间也并未雇佣过死者李向阳,其与高金莲的儿子李向阳不存在任何私人和工作关系,既不认识其人，也从未在一起共事相处过。从灵石县公安派出所在第一时间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可以得到证实。而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不查明事实就将上诉人与孔志强及死者李向阳联系在一起，并让上诉人承担死亡的赔偿责任,这荒唐之极!从事故发生的客观上讲高金莲的儿子李向阳因触电而死亡与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对其死亡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不是心至诚公司的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也不是孔志强的雇佣方,更不是高金莲儿子死亡的责任人，请求贵院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还上诉人一个公道!孔志强述称，认可王建鹏上诉意见。高金莲针对二上诉人上诉辩称，第一，答辩人对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不持异议，二上诉人的诉请客观真实，希望中院予以采信；第二，答辩人对灵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中支付答辩人赔偿的项目和金额不持异议，认为合法、合情、合理，希望中院予以维持；第三，答辩人认为灵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节，在认定提供劳务者死亡责任中，仅凭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及自我主张，在严重缺乏客观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使真正的责任人逍遥法外，有可能会使好人蒙冤，灵石县人民法院两次判决结果大相径庭，令答辩人大惑不解，对司法人员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有所质疑。第四，答辩人认为，造成本案提供劳务者死亡的责任人应当是心至诚公司。本起提供劳务者死亡事件，完全是由于该公司违规经营、违规生产、违法用工，且不向供电部门申请报告造成，未经任何培训就上岗的劳动者死亡，这样的结果并非意外，实属必然。答辩人认为，这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在几次法院审理中，虽然其口头主张工程承包给了王建鹏，又称王建鹏又转包给了孔志强，但其根本提供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证明其主张，况且死者是亲自到该公司办公地点申请务工被其录用后其公司经理李健亲自把死者送到相距20多公里外的施工地点，在劳动中造成死亡，应当承担全责，重审法院判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属错判。第五，答辩人认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只对公安机关能否确定是否属于治安案件或者刑事案件的性质判断产生作用，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对关联人的陈述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陈述的相关证据予以核实、认定，否则就出现了灵石县人民法院两次判决大相径庭的结果。第六，对于原审法院所称死者应当承担10%的责任，理由是作为成年人，自身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答辩人表示不服，理由是，所有本案关联人，包括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房屋的使用人、所有人以及心至诚公司的几位经理还有提供劳务的几位务工人员，没有一个不是成年人，也没有一个进到安全防范义务，唯有对死者追责10%太过牵强。综上希望本案得到公正处理。心至诚公司针对二上诉人上诉辩称，第一，我方之前就提交过证据，我方不认识孔志强，不知道王建鹏怎么和他们联系的，事发当日，我方代理人温志辉和王建鹏在另一个工地，事发后孔志强给王建鹏打电话问怎么办，王建鹏第一反应是到医院进行抢救，第二个电话就说抢救无效了，温志辉也不认识死者；第二，我方和王建鹏是发包和承包关系，至于他找到谁我方也不清楚，公司确实培训过王建鹏，光伏发电站的工程需要供电部门和发改部门两个部门备案才可以施工，都是我公司备案后再包出去，王建鹏是关键人物。高金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心至诚公司赔偿其儿子李向阳在工作期间被电击身亡造成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赡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738,240元人民币；2.诉讼费由心至诚公司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心至诚公司成立于2017年05月02日，法人为温兆忠，业务范围为:节能环保器材、空气能热水器、空气能地暖机的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平时公司承揽到工作项目后都是联系王建鹏，王建鹏再找工人完成工作任务，心至诚公司只对王建鹏结算，王建鹏对其联系的工头结算，工头对其所雇工人进行结算。王建鹏为灵石县电力有限公司新生煤矿和致富煤矿变电所管理人员，其平时为心至诚公司干一些电焊杂活。2018年06月09日，心至诚公司将李计祥家安装一百五十块太阳发电板的工程联系到王建鹏，王建鹏联系到孔志强，孔志强便雇用了工人,其中有工人闫某、王某、宋某、李向阳等进行安装。工作中，工人李向阳到挨门房顶抄屏时，被高压电线电击而亡。心至诚公司、王建鹏、孔志强均没有对工人进行过岗前安全培训。以上事实由灵石县公安局翠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2018年7月6日，李向阳经山西省灵石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确定:“李向阳系因受到电击而死亡”。另查明,高金莲与死者李向阳系母子关系,李向阳未婚，无子女，其父亲早已过世。2018年12月14日，高金莲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灵石县供电公司进行调解，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灵石县供电公司一次性补偿了高金莲130000元。高金莲撤回对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灵石县供电公司的起诉。本案重审期间，高金莲将原一审诉讼请求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220000元和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变更为死亡赔偿金人民币384240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其被赡养人生活费216000元和丧葬费38000元的诉求不变。此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该案中在工程发包雇佣上,心至诚公司将涉案工程包给王建鹏,王建鹏又包给孔志强,孔志强雇佣高金莲的儿子李向阳;在工程款结算上，心至保公司向王建鹏结算、王建鹏向孔志强结算、孔志强向其雇用员工结算的经营模式,故心至诚公司为工程发包方,王建鹏为分包方,孔志强为实际施工的雇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从事雇用活动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志强作为雇佣李向阳干活的雇主，对李向阳在工作中意外死亡造成的损失,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死者李向阳作为成年人，自身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应自行承担10%的责任。心至诚公司与王建鹏，知道和应当知道接受分包业务的孔志强，没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技能而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孔志强进行施工，对工程的发包、转包而发生事故存在过错，故对孔志强的赔偿应承担连带责任。高金莲系死者李向阳的母亲，死者李向阳未婚，无子女，无父亲，高金莲向该院请求合理合法赔偿款项，该院应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高金莲主张的赔偿标准应以2020年度一审终结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为赔偿计算标准。该院结合2020年上一年度公布的数据。高金莲主张的赔偿款项为:1.死亡赔偿金38424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32820元（按照2018年晋中市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5640元／年计算，65640元／年÷12个月×6个月＝32820元）;3.高金莲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且其主张的被赡养人生活费21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4.高金莲主张精神抚慰金10万元过高,结合本地区本案实际情况,该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683060元。死者李向阳应承担10%的责任即人民币68306元。孔志强应承担90%的责任即人民币614754元，心至诚公司、王建鹏对孔志强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灵石县供电公司已向高金莲支付的130000元补偿款,是否应当在上述赔偿款中剔除？因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灵石县供电公司给付高金莲130000元系高金莲损失的补偿款，心至诚公司要求在其赔偿高金莲款中予以剔除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孔志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金莲赔偿款人民币614754元；（二）灵石县心至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王建鹏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否由孔志强作为赔偿责任主体并由王建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孔志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予以了准许。证人宋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6月9日晚上，孔志强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找下活了问我去不去说是安装太阳板发电，他说公司有规定，试用期是一周，假如干的活合格公司就给入保险、写合同，是孔志强告诉我的，我问是什么单位了，他说就是心至诚公司，10日早上7、8点去的工地，孔志强让我和王某在静升的工地干活，孔志强和闫某就到了另外一个工地，我们两个人开始干，到了11点左右，李向阳过来了，没有见他的交通工具，他就和我们聊天并和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回了工地。螺丝用完了不能安装了。王某认识李健，李健过来看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没有螺丝了，他就打电话联系了一两个小时，螺丝没有了。李健说既然这里也不能干了就换个工地吧，我们也不知道李向阳来干什么的，不知道是谁让他来的，但是李健拉着我们三个人都到了灵石延安村，看了一下工地，就去了本案中的工地了，在工地上孔志强和闫某都在了，李经理安排我们卸一车太阳板，我们卸完货后我和王某、闫某组装架子，李向阳和孔志强在房顶上测量水平，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李向阳干活，之后就出事了。工钱没有明确约定，只是说试用期一周，公司给发工资了，除了本案中的工程，没有再干过类似的工程。到了后面的工地后，李健说，李向阳这个孩子不错，让他跟着你们干吧。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除心至诚公司认为证人所述不属实外，其余当事人均认可证人宋某证言。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6月7日孔志强给我打电话让我干活，说有人指导，8、9日在静升干活，10日早上是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干活，孔志强叫上闫某去另一个工地了，我和宋某留在静升干活，中午李健来了让我们自己去吃饭，说是公司报销，饭后李健拉着我们去了另一个工地，去了卸车，卸完货后我们休息了一会就开始干活了，之后就出事了。李向阳是在李健之前来的。他来了也没干活就是聊天了。我也认识李向阳，我们是朋友。他也没有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李向阳和我们去了另一个工地，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李向阳去了这个工地也卸货了。是否有人安排不清楚。孔志强叫我过去没有说劳动报酬的事，就说先试用一个星期，然后心至诚公司给我们入保险，公司给我们发工资。我干了的活至今都没有给我钱。到了后面的工地后，李健说让李向阳卸货，还让李向阳跟着孔志强干。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除心至诚公司认为证人所述不属实外，其余当事人均认可证人王某证言。证人闫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6月7日，孔志强打电话说有活干，试用一星期后如果可以就给交保险，签合同，6月10日早上，孔志强去了工地让我去另一个工地和他干活，联系不上李向阳，路上一直给他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看到他直接把李向阳拉入黑名单了，下午4点左右，李健拉着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工地了，我们这个工地是曹家岭，也不知道从静升到曹家岭开车需要多久。我和孔志强干了3天活了，我不认识李健。我去了工地给他们拧螺丝等，打下手。主要技术性活也不知道谁在干。孔志强指挥我们了。前三天是我、孔志强、王某在干活，王某和我一样就是拧螺丝，裁料是孔志强干了，宋某是第三天去了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心至诚公司认为证人不认识李健，且干了3天都不知道在哪里领工资哪里交保险，所述不属实。其余当事人均认可证人闫某证言。另孔志强申请本院调取公安笔录，称自己在公安有两份笔录，一审法院采用的笔录不真实，经本院调取，并不存在其所述两份笔录问题。针对争议焦点，王建鹏提供三份证人书证，是心至诚公司的客户，证明三个证人处的工程和王建鹏没有关系。经本院组织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针对争议焦点，心至诚公司提供：1.供电公司的备案证明，证明我方干了16家；2.厂家供货方和我方的合作协议，用电整改方案，证明3方的分工内容和权利义务；3.我公司和王建鹏的转账记录、工地合同，证明是王建鹏干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孔志强质证称：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个证据是复印件，没有国网公司盖章；第二组证据我们认为该证据和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只看到有显示王建鹏确认的领取工程款的两个收据，其他证据无法看出与王建鹏有任何关系。王建鹏质证称：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心至诚公司做了17家，但是我方一家也没有参与；第二组证据有些没有日期、打款情况和盖章，只能证明他们做过这个，不能证明和我们有关系；第三组证据我们做过这个，但是钱是温长明打给我的，也是他雇的我，干的不是光伏板的活，主要是装锅炉，是给温长明干活了，一共收了他的25346元，领条的和打款的证明有重复的，2018年1月6日他明显给我打了钱，所以我做了收据。第三组证据不能证明我给心至诚公司做了光伏工程，不能证明心至诚公司将本案工程承揽给我，更不能证明我将工程转包给孔志强，我在2017年至2018年4月给温志辉的叔叔温长明安装过锅炉，但没有给心至诚公司安装过任何光伏工程，支付的钱也是安装锅炉的钱。高金莲质证称：1.同意二上诉人质证意见；2.心至诚公司的证据我们不知道要证明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提供他们是否向供电部门申请停电的证据来证明他们采取了相应措施；3.转账记录只能证明是有经济交往记录，不能证明有承包合同关系。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后，王建鹏、温兆忠、孔志强、温志辉、宋某均向公安机关反映了与本案相关的情况，并由公安机关做了询问笔录，王建鹏与心至诚公司关系、孔志强与王建鹏关系、李向阳与孔志强关系，在该笔录中均有体现，且几个人之间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一审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是来源于上述询问笔录，在没有充分有效证据推翻该询问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的情况下，原审以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确定本案基本事实与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护。原审基于以上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由孔志强承担赔偿责任，王建鹏、心至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更有利于充分保护死者家属的权益，本院不做调整。至于承担赔偿义务的任何一方主体履行赔偿责任之后，与其余赔偿义务主体之间关系，是否可追偿，可另案行使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孔志强、王建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10.80元，由上诉人孔志强负担10047元，由上诉人王建鹏负担10063.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