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45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尧，男，198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入钊，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民，山东舜翔（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立立，女，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肥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燕，女，198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顺，男，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平县。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金，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景尧因与被上诉人朱立立、张燕、李德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肥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983民初1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垫付的人工劳务费157492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明确对被上诉人承包工作范围内劳务费结算为32万元。在“证明”签订时有第一、第二被上诉人及第二被上诉人的丈夫在场，三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三人不可能不理解“经过我方与景尧方协商确认，上述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劳务人工费共计32万元”以及“经我方与景尧协商，由景尧垫付劳务民工人工费15万元”等内容所表达的意思。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也显示在签订“证明”过程中被上诉人意志自由，没有受到任何胁迫。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在签订“证明”时受到欺诈是不成立的，双方都应受该“证明”内容的约束。“证明”中载明2019年12月13日的15万元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的人工劳务费，这与当时被上诉人雇佣的民工拿不到工资而上访的现实情况相互印证，也符合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在分包商或者劳务承包人因资金不到位拖欠民工工资而由其上家总承包商或者发包人暂时垫付民工工资的行业惯例。因15万元系垫付，因此才会有2019年12月13日的录音中第一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关于“先结了，那一些什么时候呢”“那些你容我”等陈述，录音中可以证明当天(2019年12月13日)有一些民工在庆云县，有些在外地，上诉人垫付的15万元是先结给当天在庆云的民工。一审法院不顾书面证据“证明”的内容，仅仅凭录音中的几句话语来揣测上诉人支付15万元后，双方仍未结清劳务费用是明显不当的。(二)一审法院将董浩与被上诉人之间协商过程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结算依据是不成立的。首先，上诉人未参与董浩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商过程，董浩代表的是工程项目的发包人，上诉人系该工程项目的承包人，被上诉人系劳务分包人，三方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董浩并不能代表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工程造价表”没有任何签名盖章，该证据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董浩与被上诉人协商的数额与该造价清单的数额相吻合并认定被上诉人总的劳务费金额为448072元，这与被上诉人签字按手印的“证明”明显不符，也不符合一审法院在董浩处调取的9份工程结算书显示的整个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总的结算价格458784.66元的事实，何况该458784.66元的结算价是包含了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规费、利润、税金在内的总结算金额，而被上诉人是劳务分包，也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的仅仅是人工劳务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同意“协调的方案是整个工程按造价扣除必要的费用全部给被告，不再按工资计算”是严重违反常理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是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被上诉人因初涉工程承包领域严重缺乏经验导致其亏损(一审庭审中第二被上诉人张燕称其刚一听第一被上诉人朱立立说有本案工程项目就跟朱立立去了，而且该二人在一审中也曾陈述到连基本的管件材料都不懂)，这是被上诉人自己的市场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应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整个工程按造价扣除必要费用全部给被告，不再按工资计算”相当于被上诉人的经营亏损的市场风险全部由上诉人承担了。上诉人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协调方案的，这也是严重违反常理的。上诉人在2019年12月25日支付给被上诉人88072元并不能“视为其对该调处意见的认可”。因15万元系垫付而非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劳务费，所谓垫付也就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这15万元被上诉人是要返还给上诉人的。双方结算的劳务费总额为32万元，后期因被上诉人组织工人上访，上诉人为平息上访，在扣除前期支付的21万元人工劳务费以及王伟支付的朱立立借用的几名工人的工资21928元后，剩余劳务费余额为88072元。所以上诉人在2019年12月25日才又再次支付给被上诉人88072元，上诉人支付该88072元并不能视为对董浩与被上诉人协商方案的认可。(三)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方面存在明显不当。“证明”系书证，被上诉人朱立立和张燕在该证明上签字并且捺印，应当说该“证明”的证明力是相当高的。一审法院对该经被上诉人签字捺印的书面证据不予认定，反而却对没有任何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表以及没有上诉人参加的董浩与被上诉人调处过程的录音予以认定，这显然是不当的。另外，一审法院在奥德燃气公司董浩处调取的9份工程结算书仅仅以“其提交的结算书为奥德公司内部文件，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就不予认定也是错误的。上诉人自奥德燃气公司承包了包含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南赵村、北徐村等5个村的煤改气工程，后上诉人将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这3个村的煤改气工程中的人工劳务工作分包给了被上诉人，而该9份结算书就是奥德燃气公司对整个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煤改气工程的总的结算。而且该结算书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外的第三方奥德燃气公司出具且有公司盖章，一审法院仅以奥德公司内部文件与案件无关联不予认定明显不当。根据该9份结算书，上诉人承包的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煤改气工程总的结算价款为458786.44元，该结算款包含了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规费、利润、税金等所有费用，这明显与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总人工劳务费448072元相矛盾。而且在一审法院对董浩做的笔录中董浩也明确陈述到人工费通常占到工程总造价的50%-60%，根据三个村的总造价和该比例，这与“证明”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的32万元总额劳务费相互印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主张在签订“证明”时受到了欺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大大高于对于一般民事待证事实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显而易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未达到该证明标准。 三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明”，该证明所记载三个村共计人工费“32”万元，这与事实不符，实际施工过程中人工费远远大于32万元，单就上诉人认可的，并已经支付的应付人工费，也远远超出32万元。因此该证明是一个不实证明，既然内容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还有，在该证明中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的人工费，虽然被刻意写成了垫付，但实则是应付，不是垫付，更不存在超付，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会超付。1.该证明形成是在被上诉人的工人为从上诉人那里讨回所欠的人工费而进行第一次上访后，上诉人在这个时候利用了被上诉人急于拿到双方已商定好的再由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32万元人工费的急迫心态，尤其是在被上诉人法律知识匮乏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情况下，2019年12月13日上诉人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证明，在内容中，如按当时的情形（双方在信访后商定由上诉人再付款32万元）应写成“欠”人工费共计。元，而上诉人故意将“欠”去掉，打印成共计。元，从而给被上诉人埋了一个坑，损害被上诉人利益。2.被上诉人朱立立、张燕发现上当受骗后为要回或纠改不实证明当天当场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庆云县公安局尚堂派出所对被上诉人朱立立进行了询问，朱立立陈述，景尧付了150000元之后还欠170000元，证明中没有备注，要求公安机关将证明要回。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提交了2019年12月13日当天在证明出具时与上诉人景尧的录音，录音文件中，朱立立陈述“你现在那意思先给工人发下去150000，咱把现在来的都发下去是吧，先结了，那一些什么时候呢”。上诉人景尧回复“那些你容我。你也知道，咱干这工程，我一直在给你们结款，不管给你结了80000还是30000，公司，为什么，活还没干完，我是一分钱拿不到，我也急，比谁都急”。能够证实在上诉人支付150000元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仍有未结清劳务费用。3.上诉人主张人工费共计320000元，上诉人在2019年12月13日支付给被上诉人150000元，而根据其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的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的诉状结合“证明”内容，可认定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3日所支被上诉人150000元为应付款，就是按上诉人自己所说，这150000元里面至少也有110000元是应付款（当然40000元也是应付款），上诉人又在2019年12月25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88072元的应付人工费，再加上之前已经支付的210000元人工费，单是上诉人自己承认并已实际支付的应付人工费合计就已到了40余万元，由此也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证明”中的三村人工费合计320000元是不真实的。二、在信访中，作为施工主管单位的董浩经理参与了信访调解，上诉人按照调处意见向被上诉人支付了88072元人工费，上诉人在庭审中也认可该款是其应付的人工费，上诉人的履行行为充分说明了上诉人对信访调处意见的认可。三、本案的“证明”本身及“证明”的内容皆已在庆云县信访局处理终结事了。“证明”已无存在价值。李德顺另辩称本案与其无关。 景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为其垫付的人工劳务费157492元；2、本案诉讼、保全费等费用依法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燕与被告李德顺系夫妻关系。原告景尧于2019年从庆云鸿奥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庆云奥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德公司）处承包了庆云县、南赵村、马徐村等五个村庄的煤改气工程。2019年6月份，原告景尧将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三个村的燃气管道安装工程中的劳务清工转包给被告朱立立、张燕，但双方未签订转包合同。 涉案工程劳务人员因工资发放不到位到庆云县政府部门信访，2019年12月13日，景尧与被告朱立立、张燕就劳务费用事宜签订证明一份，载明：“景尧承揽庆云县煤改气工程，我方（朱立立、房洪振、张燕、李德顺）与景尧协商一致为景尧在庆云县煤改气工程项目中提供人工劳务安装服务，我方在提供劳务安装过程中又自行雇佣了众多劳务民工（我方所雇佣的劳务民工受我方直接管理、指派，劳务费用由我方自行发放）。我方及我方雇佣的劳务民工主要在庆云县提供劳务安装（2019.7月-2019.11月），经过我方与景尧方协商确认，上述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劳务人工费共计320000元（大写：叁拾贰万元整）。但是我方雇佣劳务民工近期因劳务人工费发放事宜一直在庆云县政府部门信访，我方现在没有资金继续向我方所雇佣的劳务民工发放劳务费；经我方与景尧协商，由景尧垫付劳务民工人工劳务费￥150000.00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因我方雇佣的劳务民工人员众多，我方以该收款账户收款：朱立立6××××9。我方保证将上述款项发放给我方所雇佣的劳务民工手中，我方保证之前从景尧处领取的210000元也已经发放到了劳务民工中。我方保证我方所雇佣的劳务民工不得再采取信访、阻挠施工等方式影响庆云县煤改气工程项目。收款人：朱立立3××××6收款人：张燕3××××1。”该证明打印内容系原告景尧打印，景尧与其负责现场管理的工人王伟将证明带到朱立立住处，朱立立、张燕在收款人及身份证号码处按手印。朱立立、张燕对证明中载明的先期收到210000元予以认可，景尧于当日向被告朱立立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 当日，被告朱立立以未仔细看证明内容发现被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庆云县公安局尚堂派出所对朱立立及景尧进行了询问。朱立立陈述，景尧付了150000元之后还欠170000元，证明中没有备注，要求公安机关将证明要回。景尧则主张劳务费共计320000元，其已超付。庭审中，被告提交了多份录音录像。其中，在2019年12月13日的录音文件中，朱立立陈述“你现在那意思先给工人发下去150000，咱把现在来的都发下去是吧，先结了，那一些什么时候呢”，景尧回复“那些你容我，你也知道，咱干这工程，我一直在给你们结款，不管给你结了80000还是30000，公司.为什么.活还没干完，我是一分钱拿不到，我也急，比谁都急”。在2019年12月20日的录音文件中，奥德公司的负责人董浩陈述“承兑这一块我没跟景尧商量，我是自作主张的，承兑这一块他个人承担8%，他愿意压在自己手里到期取出来……要不是我和你结账，还是景尧和你结账，我这不是做他的工作吗？这样的话，管理费3%，竣工资料3%，税3%+1.7%，共10.7%，这10.7%从总造价出”，张燕“分开算”，董浩“大范、大郝算一块，大范：178070，大郝202966，等于381036，工程总造价乘以0.107等于340266，北孔算完的价107806。你们看看这个东西，就说我再做做景尧工作，因为中午我跟景尧说的不是这个数，你们明白吗”，房洪振“行，可以”，董浩“中午我跟景尧谈的，我也给你们说明白了，你别挣钱，这真是出发点，让工人们适当的让步一点，他现在不是不挣钱了吗，他贴8%的息……现在不谈工资了，把这个工程所有的钱给你们了，现在说景尧赔着钱，他该作结算作结算，钱全是你们的了”……朱立立“还有个事董经理，得把老景和王伟手里那个证明收回来，你要不以后还得犯扯落，麻烦你给王伟打个电话，把这个条要么拿回来，要么撕了”，董浩“据我所知，那个条不在老景那，王伟现在连我电话也不接，找不到王伟”……董浩“咱是不是再写个条，这么着，咱可以写上日期，以此次为准，不就行了吗”……另外，被告提交了两份造价清单，第一份“北孔村工程造价”清单中，汇总为120723，第二份“大范村工程造价”汇总为178070、“大郝村工程造价”汇总为202966，在第二份清单上面有手写载明“承兑8%老景管理费3%竣工资料3%税3%+1.7共10.7%大范：178070+大郝：202966=381036×10.7%=340266北孔：107806总：448072”。 原告景尧曾于2019年12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朱立立、张燕返还原告40000元，后景尧撤诉。2019年12月25日，景尧向朱立立银行账户转账88072元，朱立立、李德顺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劳务工人工资余款88072元（捌万捌仟零柒拾贰元正）收款人：朱立立李德顺”，朱立立、李德顺在数额及姓名处按手印。庭审中，原告主张王伟另替被告垫付工资款29420元，并提交微信转账截图11份，其转账人员微信名分别为“范洪乐~1385……”、“大哥”、“杨”，转账金额共计28940元，原告主张剩余钱款系现金交付，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称上述人员系原告雇佣，与被告无关。 为查明案件事实，经被告朱立立、张燕申请，一审法院向庆云县信访局及奥德公司负责人董浩进行询问。董浩陈述对朱立立承包工程的工程款数额不清楚，当时在信访局见过这个证明，证明中人工费用320000元，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也比较合理，景尧从我们公司承接的工程总价50多万元，根据我们日常的经验，人工费用约占到50%到60%，当时在信访局景尧给我说已经超付了。景尧在我公司承包的大范村、大郝村、北孔村的工程总价款是458000元左右，并提供了工程结算书。庆云县信访局陈述朱立立带领工人来我局上访，我局督促住建局妥善处理此事，后农民工工资也已发放，但具体支付过程并不清楚。一审庭审中，景尧在解释支付150000元已经超付工程款，但又于2019年12月25日支付朱立立88072元时陈述，在付了150000元之后朱立立又去庆云县信访办上访，当时我就说我已经付完150000元了，可是信访办说必须解决。88072元是从320000元减去210000元，再减去王伟垫付的工人工资21928元（朱立立借用王伟的工人工资，工人工资是王伟发放的），这21928元都是王伟垫付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证明”中载明的“人工费共计320000元”是否系约定的原、被告间全部人工费，并以此作为原、被告间结算的依据。 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明中，仅通过文义理解应为劳务人工费共计320000元，150000元系原告代替其垫付。但在原、被告录音中，朱立立陈述的“你现在那意思先给工人发下去150000，咱把现在来的都发下去是吧，先结了，那一些什么时候呢”以及景尧回复“那些你容我，你也知道，咱干这工程，我一直在给你们结款，不管给你结了80000还是30000，公司.为什么.活还没干完，我是一分钱拿不到，我也急，比谁都急”，能够证实在原告支付150000元后，原、被告间仍未结清劳务费用。 其次，被告朱立立在证明出具当日报警主张证明内容有误，并再次到信访部门上访。在信访部门调处过程中，根据被告提交的录音材料，董浩陈述景尧也在赔钱，朱立立、张燕也存在管理和施工问题，协调的方案是整个工程按造价扣除必要的费用全部给被告，不再按工资计算。录音文件中董浩与被告协商的数额与被告提交的两份清单相吻合，工程造价总计501759元，扣除10.7%的费用，计448072元。在董浩参与的调处中，景尧并未参与，但其于2019年12月25日向朱立立转账88072元，该费用与448072元减去景尧前期支付的210000元、2019年12月13日支付的150000元相吻合。原告辩称被告存在虚报工程量或管理不善行为，故320000元应为劳务费总数，董浩亦陈述被告也有责任，但仍提出了扣除必要费用后按造价支付给被告的意见，景尧虽未参与调处过程，但是按照该意见向被告支付了88072元，视为其对该调处意见的认可。董浩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人工费用320000元比较合理，但根据董浩在录音中的陈述，按照双方协商的意见，景尧也在赔钱，因此该合理数额并非原、被告间达成的最终协商数额，其提交的结算书为奥德公司内部文件，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不予认定。 再次，原告景尧主张人工费共计320000元，根据该陈述，其在2019年12月13日支付150000元后已经超付。景尧于2019年12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朱立立、张燕返还原告40000元，但在2019年12月25日又支付给朱立立88072元。景尧虽主张信访部门要求必须解决所以再次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告主张王伟垫付工人工资29420元，但其提交的聊天记录不能充分证实转账工人系被告提供的务工人员，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明虽载明“人工费共计320000元”，但该证明形成时原、被告并未结清人工费，后经信访部门协调，原、被告对后续费用达成解决意见并已履行。因此，该证明不能作为原、被告最终结算人工费用的依据。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景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50元，减半收取计1725元，由原告景尧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涉案“证明”是否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上诉人的陈述多处与事实不符：1.上诉人一审起诉称“经原告、被告双方确认，被告劳务安装人工费共计320000元，此前原告已经支付被告298072元，尚有21928元未支付。临近春节三被告资金紧张没有资金支付给雇佣人员人工劳务费，造成雇佣人员上访，所以应三被告要求为其垫付人工劳务费179420元，双方抵充，被告仍应返还给原告为其垫付的人工劳务费157492元”。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证明”形成前，上诉人已支付21万元，“证明”形成之后，上诉人先后支付了15万元和88072元。上诉人称其已支付298072元之后又垫付了179420元（15万元+29420元），与事实不符。2.上诉人一审中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主张已为被上诉人垫付工人工资29420元，其中多数转账记录显示的时间早于涉案“证明”的形成时间，上诉人称“证明”形成之后其又垫付了29420元（上诉人主张的179420元减去15万元），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后又主张上述29420元中有21918元是为被上诉人垫付的人工劳务费，88072元是32万元减去已付的21万元和21918元后尚欠的应付劳务费，则与上诉人一审起诉所称“此前原告已经支付被告298072元（21万元+88072元），尚有21928元未支付”矛盾，其对88072元是如何确定的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4.上诉人主张已为被上诉人垫付21918元劳务费，但对具体垫付的次数、时间、数额、收取劳务费的劳务人员等不能陈述清楚，更未提供证据证明。综合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被上诉人于证明出具当日即报警的情况、董浩与被上诉人协商的工程款数额为448072元、上诉人后期支付的88072元与448072元减去上诉人前期所支付36万元（21万元+15万元）的结果相一致等因素，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而上诉人的陈述多处与事实不符，其对后期支付的88072元是如何确定的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主张系因信访部门要求必须解决，故在2019年12月16日起诉要求返还超支款项4万元后仍又于2019年12月25日支付了朱立立88072元，上诉人对系应信访部门的要求而支付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证明并非双方最终结算人工费用的依据、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50元，由景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张立胜 审判员 陈树元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