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0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书汉，男，195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湖北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榕，湖北传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新安村。负责人：倪水华，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新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新安村。法定代表人：祝志林，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俊，支部委员。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公路管理养护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纸坊大街**。法定代表人：陈俊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倪书汉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以下简称新安村四组）、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新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安村村委会），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公路管理养护中心（以下简称江夏公路养护中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8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书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新安村四组、新安村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在1999年1月1日发放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明确记载倪书汉承包土地面积为6.89亩，而在2005年的第二轮承包登记的《家庭承包土地到户承包明细表》中，倪书汉的承包土地面积记载仅为1.63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2005年，新安村四组不仅大面积减少倪书汉的承包土地（由6.89亩减少为1.63亩），而且从始至终未发放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涉案《协议书》系倪书汉与新安村四组时任组长倪水华、新安村村委会于2009年4月签署，此时距新安村四组将倪书汉的承包土地面积由6.89亩减少为1.63亩已经整整四年，这四年间倪书汉一直坚持耕种水稻、杉树等农作物，但前后三次被生产队与公路局毁坏。2.2009年4月，时任新安村四组组长的倪水华、村委会负责人祝志林哄骗倪书汉，称承包期还有三年即2012年就到期，到时候村里会统一收回土地，以利重新整体发包，现在签字将土地上交，可以获得三万余元补偿。因为当时离第一次承包1982年确实差不多要满三十年，倪书汉信以为真，就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倪书汉在签署《协议书》后，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意识到自己当初的6.89亩土地会继续三十年不变的政策，而并非当初倪水华和祝志林在哄骗自己签署《协议书》时所称的村里会统一收回。倪书汉不知该以何种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旁人指点下从2013年开始上访，同时继续耕种土地。其间，生产队与公路局仍然持续毁坏倪书汉耕种的一切农作物，并且倪水华更是在倪书汉耕种的良田上建造了三栋平房，造成倪书汉无法再耕种的结果。3.2007年12月28日，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与江夏公路养护中心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将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的土地整体发包给江夏公路养护中心用于种植苗圃。据新安村四组称，全体农户均与江夏公路养护中心签定了《租用土地合同书》，但倪书汉并不知道，也绝不可能在该合同书上签字。4.2017年7月，新安村四组再次将倪书汉种植的水稻及杉树毁坏。倪书汉向村里反映情况及报警，均不起作用。无奈之下以暴制暴，也毁坏了倪水华及江夏公路养护中心的树，结果被拘留及被判赔偿三千元。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倪书汉无奈之下，签署了《息访协议书》。（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2005年第二轮承包时，倪书汉并未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实际情况是，新安村四组在并未告知倪书汉的情况下，擅自将倪书汉的承包土地由6.89亩改为1.63亩，并至今未发放新的土地经营权证给倪书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耕地承包期限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国家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在当今社会，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大面积种植庄稼的农户，倪书汉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大量耕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为国家的粮食储备贡献了自己微薄的一点力量。如果一个只是想保留自己种植土地权利的农民的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护，势必将助长当下农村大面积撂荒、弃种的风气，不利国家的粮食储备事业，同时也有失公平。新安村四组辩称，协议有效，土地不应当归还。新安村村委会辩称，倪书汉属于新安村二组、七组，不属于四组，2009年4月的协议有效，不应该返还土地。江夏公路养护中心述称，江夏公路养护中心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此前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并已经如约支付租金，且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判决也认定了前述土地租赁合同有效，请求法院对倪书汉的诉请予以驳回。倪书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倪书汉与新安村四组于2009年4月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由新安村四组退还所属倪书汉的承包土地6.89亩;3.由新安村村委会归还倪书汉换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由江夏公路养户中心赔偿倪书汉5亩水稻损失2万元、树木损失1万元以及10年来不能种植水稻的损失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28日，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全体农户（含原告倪书汉为代表的农户）与江夏公路养护中心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将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土地整体发包给江夏公路养护中心用于种植苗圃，后因《租用土地合同书》履行发生纠纷，新安村四组（下门倪湾）全体农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15民初7658号民事判决，认定《租用土地合同书》合法有效。一审另查明，2009年4月，倪书汉与新安村四组签订《协议书》，时任队长倪水华、倪书汉分别于协议甲方、乙方处签字确认，新安村村委会在协议上加盖公章，《协议书》载明：“新安村下门倪湾，土地使用权发生变更……倪书汉本人要求将其在下门倪湾的所有田地，包括山、塘及其他权利自愿放弃……生产队一次性补偿倪书汉人民币叁万叁仟伍佰元……倪书汉手中土地承包证收回，双方永远互不反悔，签字后生效”。2009年4月30日，倪水华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倪书汉人民币捌佰元整”。《协议书》中所涉金额33500元，新安村四组已经如约支付，另，欠条系新安村四组拟另行补贴倪书汉种植油菜所立，所涉800元金额未支付。一审还查明，《租用土地合同书》所涉土地涵盖《协议书》所涉土地。2017年，倪书汉在《协议书》所涉土地上种植水稻、杉树，同年7月11日新安村四组将前述水稻2亩、杉树17棵毁坏，倪书汉遂找新安村村委会协商处理未果。同年9月11日，时任队长倪水华代表新安村四组与倪书汉就前述毁坏水稻、杉树的事宜签订协议，约定由新安村四组赔偿倪书汉4000元，并实际支付该笔4000元。2018年8月1日，倪书汉与新安村村委会签订《息访协议书》，其中载明“……倪书汉表示承认2009年4月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包含新安村四队下门倪湾的1.63亩土地），从此不再与新安村四队下门倪湾有任何关系……”。一审认为，倪书汉并无证据证明2009年4月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其受到胁迫、欺诈的前提下签订的，《协议书》并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存在，倪书汉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为法律所允许，故倪书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倪书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减半收取2375元，由倪书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该法律条文中“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的规定，系设定为承包方的义务，承包方未履行该义务不能成为否定其交回承包地行为效力的理由。倪书汉称其系受哄骗签订该协议，但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倪书汉所称其第二轮土地承包的登记土地面积以及未发放土地经营权证的事实与理由，亦不影响2009年4月协议的效力。2009年4月倪书汉与新安村四组签订的、新安村村委会加盖公章的《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效力规定，应为有效。倪书汉要求确认2009年4月《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前述《协议书》内容，倪书汉自愿将其在下门倪湾的所有田地（包括山、塘）交回，而新安村四组也已向倪书汉支付了该协议中约定的补偿，现倪书汉要求收回已放弃的田地（包括山、塘）并提出其他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倪书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倪书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鑫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