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8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辉，北京市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晓静，北京市兆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8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星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15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辉、辛晓静，被上诉人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星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某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没有对第二份《离婚协议》签订后，涉案房屋的权属情况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就贸然得出“根据该协议约定，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以下简称某号房屋）在孩子李某1满22周岁前的所有权仍归刘某所有，在孩子年满22周岁后该房屋归李某1所有，应视为对李某1的赠与”的结论，是错误的。双方为了买房，于2016年12月16日签订了第一份《离婚协议》。2017年7月23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又签订了第二份《离婚协议》，对第一份《离婚协议》的财产部分进行了变更和补充，与第一份《离婚协议》不同，此份《离婚协议》涵盖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财产，协议的内容也更为公平，且双方已实际履行。二、一审法院以“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方式”为由，驳回了李某一审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一方面刘某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的一审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李某也并未举证证明刘某出售房屋的行为侵害了孩子权益”是错误的。涉案房屋属于双方共有，刘某无权单独作出处分，刘某擅自出售涉案房屋，属于无权处分，严重违反了双方第二次签署的《离婚协议》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同时严重侵害了女儿李某1与李某的合法权益。李某的诉求存在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李某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该证据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调取，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理应发回重审。刘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双方前后签订过两次离婚协议，第一份在协议离婚当日，第二份在2017年7月23日，第二份协议是对第一份协议的补充。在第一份离婚协议中已经将诉争房屋所有权明确转移到女方名下，第二份协议仅仅约定了在李某1年满22周岁之后产权归其所有，并没有对第一份协议中产权归女方重新作出认定。从第二份协议的目的来看，不仅是约定了产权归属还隐含了子女抚养的教育安排，刘某考虑双方女儿入学问题，缓解生活压力，变卖了北京的房屋，购买了天津的学区房。因为李某1无法解决户口的问题，意味着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刘某出于长远的考虑，所以并没有损害到女儿的权益。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将刘某出售某号房屋的购房款交给李某代管或由双方开取共管账户管理；2.案件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李某与刘某于2008年10月30日在保定市南市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双方育有一女李某1（2014年7月14日出生）。双方为了购买房屋，于2016年12月16日办理了离婚登记，虽然签署了离婚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实为虚假意思表示，之后双方仍一起共同生活，直至2017年7月，双方因感情问题，决定分开生活，并于2017年7月23日签署了“离婚协议”重新分割了共同财产。双方共同财产中有一处房产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登记在刘某一人名下。双方在“离婚协议”第一款中约定：北京市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在李某1满22周岁后产权归李某1所有，这期间房屋不允许买卖，房屋使用权（只能出租）和房贷由女方承担。但刘某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为由骗取了李某的户口本并借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之便利私自把房屋出售，严重违反了离婚协议的约定，同时侵害了双方女儿李某1的合法权益。李某恐刘某将卖房款私自挪用，为了维护自己及女儿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刘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10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4年7月14日生育一女李某1。李某与刘某于2016年12月16日办理离婚登记，并于当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二、三条约定：“二、子女安排：双方婚后生有一女孩，李某1，2014年7月14日出生，孩子由女方抚养，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贰仟元人民币，男方可以每月探望一次孩子。三、财产：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住房**和天津市东丽区华明新街天欣花园某**楼某1-某1住房**归女方所有，这两套住房均为贷款购买，所欠贷款由女方负责偿还。无其它财产纠纷。”后李某与刘某于2017年7月23日签订“离婚协议”，其中协议关于房产问题约定：“1.北京市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在李某1满22周岁后产权归李某1所有，这期间房屋不允许买卖，房屋使用权只能整租，房贷由女方承担。2.天津住房两套（东丽和武清各一套），东丽区房归女方所有，武清区房屋归男方所有，贷款各自承担。3.……”2020年3月，刘某将上述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并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刘某陈述将上述北京房屋出售后，到天津市为女儿购买学区房，以便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查，2020年5月12日，刘某将自己和女儿李某1的户口迁移至天津市河**津港路静安里。2020年8月1日，李某1收到了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义务教育入学通知。2020年6月8日，李某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将刘某诉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法院受理后，刘某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以其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昌平区为由，要求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20年7月1日作出（2020）津0110民初30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刘某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案件移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处理。以上事实，有离婚证、2016年12月16日离婚协议书、2017年7月23日离婚协议、（2020）津0110民初3098号民事裁定书及李某、刘某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到本案，李某与刘某于2016年12月1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李某未举证证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住房一套归刘某所有，所欠贷款亦由刘某负责偿还。根据该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离婚后，某号房屋的所有权归刘某所有。2017年7月23日，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离婚协议”一份，该协议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合法，故该份协议亦合法有效。该协议中就房产问题约定为：“北京市昌平区华龙苑南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室在李某1满22周岁后产权归李某1所有，这期间房屋不允许买卖，房屋使用权（只能整租）和房贷由女方承担”，根据该协议约定，某号房屋在孩子李某1满22周岁前的所有权仍归刘某所有；在孩子年满22周岁后该房屋归李某1所有，应视为对李某1的赠与。同时又约定刘某在此期间不能出售某号房屋，现刘某违反了上述协议约定，将某号房屋出售，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方式，现李某明确表示不要求分割售房款，而坚持要求将刘某出售某房屋的购房款交由其代管或由双方开取共管账户管理，一方面刘某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李某也并未举证证明刘某出售房屋的行为侵害了孩子权益，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李某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1、申请调取其与刘某报警记录、询问笔录等相关卷宗，申请调取证据的目的是证明李某与刘某认可某号房屋系双方共同所有，赠与行为系双方行为；2、申请调取某号房屋贷款提前还款与解押的相关材料，申请调取证据的目的是证明刘某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擅自办理房屋解押并且处分房屋，严重损害李某的合法权益；3、申请调取某号房屋过户及相关材料，申请调取证据的目的是认为上述材料具有关键作用。对李某提交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刘某不予同意。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本院对于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确认,补充认定事实如下:某号房屋在刘某出售给案外人前，一直登记在刘某一人名下。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某主张某号房屋购房款由其代管或由其与刘某开取共同账户管理能否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协议达成后，男女双方仍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对协议中的具体条款、条款中的具体内容予以补充、变更。本案中，李某与刘某分别于2016年12月16日、2017年7月23日签订两份离婚协议，签订第一份离婚协议同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均认可两份离婚协议系其本人签字，本院将综合两份离婚协议的内容对李某的诉请予以论述。关于某号房屋，第一份离婚协议约定归刘某所有，所欠贷款由刘某负责偿还；第二份离婚协议约定在婚生女李某1满22周岁后归李某1所有，期间房屋不允许买卖、房屋使用权人只能整租，房贷由刘某承担。现李某1未满22周岁，刘某已将某号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本院认为，在李某与刘某签订的第二份离婚协议已约定某号房屋在婚生女李某1未满22周岁前不允许买卖的情况下，刘某违反协议约定，将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确有不当。但本院仍无法支持李某关于代管或共管售房款的主张，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离婚协议中仅约定刘某不得出售某号房屋，但未约定出售的后果，即无违约责任条款，刘某亦明确表示不同意李某的主张，在此情况下，李某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依据。其次，李某未能举证证明刘某恶意出售某号房屋，严重损害婚生女李某1的合法权益。双方在第二份离婚协议中关于某号房屋的约定显是出于对女儿未来的考虑而设置的利他条款，而关于出售某号房屋的缘由，刘某称系为了使李某1能在天津接受更好教育，故出售某号房屋，并已将售房款用于购买天津学区房。本院认为，结合李某1系天津户口的实际情况，刘某的理由尚属合理，不存在严重损害李某1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李某的主张事实上已无法成立。再次，李某主张第一份离婚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某号房屋系其与刘某共有的依据不足。离婚协议系离婚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意思，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有关身份关系解除、财产分配、子女抚养等一系列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的整体协议，无论离婚协议所涉财产如何安排，都不能否认双方以解除婚姻关系为主要和最终目的，任何条款都不可脱离该目的独立存在。双方在签订第一份离婚协议当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将该份离婚协议置于民政局备案，依据该份协议，刘某取得某号房屋的所有权。虽然之后双方签订第二份离婚协议，但仅是对第一份离婚协议的确认、适当调整补充。第二份离婚协议虽未明确某号房屋在李某122周岁前的归属，但仍确认房屋使用权人为刘某，贷款由刘某单独承担，且并不说明李某对该房屋重新享有权益。在此情况下，李某主张某号房屋系其与刘某共有缺乏依据，且与离婚协议权利义务分配相悖，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李某主张某号房屋购房款由其代管或由其与刘某开取共同账户管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一审中，李某向法院申请调取派出所询问笔录等材料，一审法院未予准许。本院认为，李某与刘某报警当日已签订第二份离婚协议，并提交法院，法院结合两份离婚协议已可就本案争议事实作出认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李某的调查申请并无不当。李某以一审法院未调取证据为由主张程序违法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26元，由李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