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40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志明，男，195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先肆，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春华，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象骨港路**。法定代表人：余宏良，办事处主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住，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div>负责人：潘泊桥，天鹅组组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良霄，湖南奉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志明因与被上诉人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松阳湖办事处”）、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以下简称“天鹅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20）湘0603民初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志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志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松阳湖办事处和天鹅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李志明是1992年10月31日《承包合同书》的商业承包人之一，在十年合同期内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李志明于1996年12月4日迁入原松阳湖农村，成为了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商业《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合同到期后，由于李志明的身份发生改变，后续承包方式变成了责任田承包。此后李志明对渔池加大改造投入，将渔池改造为专业渔池，至征收时，依法依规应享有征收补偿渔池增值补偿款。一审判决认定应按原合同约定履行，与事实不符。2、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期限届满后，未再签订新的承包合同，原《承包合同书》不再对李志明产生约束力，而一审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认定本案在十年承包期届满后仍按《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十年承包期满后，天鹅组无钱兑现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改为原商业承包为责任田承包，李志明现有证据证明其后期十四年对责任田的鱼池重新进行了投资改造，建成了标准的精养鱼池，此实质属于添附行为。本案应当按“谁投入、谁受益”、“公平、等价、有偿、权利义务一致性”的民事活动原则，以及湖南省政府113号文件来处理。3、案涉土地征收没有任何批文和公告，松阳湖办事处自行预征、倒卖土地，包揽一切法定征收程序，还是天鹅组分配方案的实际决策者和审批人，理应是本案被告。松阳湖办事处、天鹅组一并辩称：1、十年承包期满后，没有续签合同但李志明仍继续承包鱼池，天鹅组对此也无异议，双方均在继续履行原合同的义务，客观上双方均认可原承包合同的效力。原承包合同第十条对遭遇国家征收时，鱼池开挖费（即李志明主张的增值）的归属有明确约定，一审判决依据该约定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进行裁判，并无不当。2、松阳湖办事处不是土地征收协议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制定，只是天鹅组账户代管人和分配方案的监督人，不是本案的被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松阳湖办事处和天鹅组支付承包土地增值补偿款计488775元（专业渔池18.62亩，按水田单价的0.5倍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10月31日，李立祥、李文华以承包人代表身份作为乙方，与甲方原松阳湖农场杨树港分场、擂鼓台分场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甲方将所属湖田发包给乙方开发综合养殖，合同期限十年。第五条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土地，乙方的鱼池开挖费、固定资产投资及青苗补偿费前五年全归乙方所有；后五年鱼池开挖补偿费按合同年限的反比补给乙方，即第六年甲：乙为6:4，第七年为7:3，第八年为8:2，第九年为9:1，第十年全归甲方所有，但固定资产投资和青苗补偿费仍归乙方所有；其他征收费按国家政策和农场规定执行。第七条规定乙方承包期满后，其开挖的鱼池使用权收归甲方，在同等条件下，甲方应优先安排乙方承包。承包合同经原岳阳市北区公证处公证。李志明系承包人之一，承包的湖田面积为18.62亩。李志明与其他承包人出资将湖田改造成专业鱼池，依承包合同约定，持续履行合同义务。1996年12月4日，李志明将户籍从出生地华容县××，成为了承包湖田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被告天鹅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十年承包合同到期后，李志明继续承包上述鱼池。2017年3月17日，鉴于新港区建设需要和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天鹅组向新港区管委会提交请示，提议由新港区对天鹅组的全部耕地和部分房屋进行预征。新港区表示同意。2017年3月27日，原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云溪分局委托新港区云溪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永济乡片区工作组（以下简称“片区工作组”），预征用天鹅组土地作为新港区储备建设用地，并与天鹅组签订了四份《预征土地用地补偿协议》，协议载明了地类、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金额，补偿费用由天鹅组负责支付到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天鹅组采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和户主签字表决的方式，制定了《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全部预征补偿费分配方案》，方案约定两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费）、设施费一次性分完，不再预留任何款项。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组民（代表或户主）签字通过，报杨树港社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审核后签字认可。李志明未在分配方案上签字。2018年6月26日，李志明领取了两费分配款181348元（应分190000元，扣除了历年拖欠的上交款8652元），并出具了收条。由于对鱼池设施的补偿费没有达成协议，永济乡片区工作组将148982元鱼池设施补偿款直接拨付到了李志明账户上。李志明认定专业鱼池补偿标准78750元／亩与水田补偿标准52500元／亩之间的差额（原告称之为“增值款”）应归其所有，不应由天鹅组集体分配，故成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有三个，一是松阳湖办事处是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是《承包合同书》的内容是否继续有效，三是天鹅组能否将预征补偿款全部予以分配。关于第一个问题，松阳湖办事处不是李志明承包鱼池被预征的征地机关，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主体和分配方案制定者也是天鹅组。街道办事处在分配方案上签字认可，仅是一种指导和监督性质的内部行为，故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问题，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承包期到期后，李志明虽未与天鹅组续签合同，但继续承包诉争渔池，并履行相关承包义务，天鹅组对此并未表示异议，故原承包合同内容继续有效。关于第三个问题，天鹅组是根据村民自治原则，按照民主评议程序，集体讨论后经三分之二以上组民签字制定分配方案，决定将预征补偿款全部予以分配的，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合法，内容也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李志明主张鱼池开挖补偿费（“增值款”）属其个人所有，分配方案不应将其予以集体分配的意见，因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如承包土地被征收，承包合同第十年鱼池开挖补偿费归天鹅组所有，且合同第七条约定十年承包期后，鱼池使用权归天鹅组所有，涉案鱼池在十年承包期限满后被征收的鱼池开挖补偿费理应归天鹅组所有，故天鹅组可以将鱼池开挖补偿费予以集体分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志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631.62元，减半收取4315.81元，由李志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天鹅组、松阳湖办事处未提交新的证据，李志明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志明提交证人廖某、贺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其上记载：2002年8月，原国有松阳湖农场撤销改为云溪区永济乡建制时，将原1992年10月31日签订的合同进行了终止，其田地面积重新确权和分配，按乡政府规定的人平0.92亩为基本责任田，其余面积为非责任田进行建档造册，上交费用由村委会直接收取；原擂杨养殖鱼池开发费用及后期升级改造均由养殖户自己投工投劳，村委会未作资金投入。拟证明原承包合同十年期满后已终止，李志明对水田进行改造都是自己投入，村组没有投入。天鹅组、松阳湖办事处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廖某、贺某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该证据达不到李志明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根据原审在卷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二审补充查明：1、案涉1992年10月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开篇载明“为了搞活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经农场批准，甲方同意将成片湖田承包给乙方开挖渔池……”。该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乙方用两年时间将承包面积开发成渔池……，开挖渔池第一期工程，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底竣工百分之八十，第二期工程于一九九三年底竣工完毕”；第7项约定，“乙方承包期满后，其开挖的鱼池使用权收归甲方。在与农场渔池上交标准的同等条件下，甲方应优先安排乙方承包。如乙方不再承包，生产用具及建筑物等财产由乙方自行处理”；第8项约定，“乙方承包期满后，渔池必须保持竣工时标准的百分之九十，否则渔池的维修及清淤费由乙方负担”。2、李志明在一审期间曾提交肖平安、朱求安等证人出具的《证明》，其上载明“李志明……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与杨树港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10年，……开挖的鱼塘每年都有严重的垮塌，10年间已经垮塌到无法继续养殖的程度。……落户于杨树港天鹅组，是土地合法承包人，土地合同十年期满，合同自动终止，所以在2000年12月至2015年将鱼塘升级改造施工是我们搞的。包括：投入人工每年都在700个工日，单价80元/天……红砖用了30万块，单价0.15元/块……瓦用了11万块，单价0.8元/块……水泥用了200吨，单价350元/吨……黄沙卵石用了100车，单价280元/车……租用挖沙船费用25000元。上述材料运费30000元，以上合计345000元整”；拟证明承包期满了后，从2002年12月至2005年，李志明连续3年对渔池进行了改造。天鹅组认为该证据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且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应采纳该证据。3、天鹅组已将包括本案诉争款项在内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进行了分配，李志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得土地补偿款、安置费共计190000元。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李志明主张的“增值款”应否支持：在1992年10月案涉《承包合同书》签订时，李志明承包的集体土地是湖田，由于李志明的投资改造，其承包的集体土地在2017年征收时，政府部门按“专业渔池”78750元/亩的标准给予了土地征收补偿；李志明认为，若不是其将承包的湖田改造成渔池，在征收时只能按“水田”525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故李志明将其承包土地按“专业渔池”与“水田”进行征收补偿的差价称之为“增值款”，并以“谁投资、谁受益”为由，主张“增值款”归其个人享有。但从案涉《承包合同书》开篇载明的内容，以及第三条第1项的约定来看，将湖田改造成渔池，本就是李志明承包案涉集体土地（也是其落户承包土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前提；且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在未遭遇征收合同承包期满后，渔池开挖补偿费归发包方所有。现案涉《承包合同书》已于2002年10月自然届满，而李志明承包的土地遭遇征收是在2017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的规定，李志明诉请的“增值款”依约不应获得支持。李志明还上诉称，其在案涉《承包合同书》届满后，仍在承包案涉渔池，并持续对渔池进行改造共花费345000元，其一审提交的肖平安、朱求安等证人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一审提交的《证明》”），以及二审提交的廖某、贺某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二审提交的《证明》”）可予证实。本院认为，首先，李志明二审提交的《证明》，至多证明将湖田改造成渔池由李志明独自完成、村组未投入的事实，不能说明李志明在案涉《承包合同书》承包期满后对承包土地的投入改造情况。而李志明一审提交的《证明》，已超出法定举证期限，且相关证人也未到一审法院接受询问，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在二审过程中，李志明既未将该《证明》作为新证据提交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说明一审超期提交的理由，故本院对该《证明》亦不予采纳。其次，即使将李志明一审提交的《证明》作为本案的证据，该《证明》上载明的“瓦用了11万块”，显然不是渔池改造所需的材料；从李志明的承包面积18.62亩的角度进行判断，其上载明的“投入人工每年都在700个工日……红砖用了30万块……水泥用了200吨……黄沙卵石用了100车”，也明显不符常理。反之，从该《证明》载明的“合同期10年，……开挖的鱼塘每年都有严重的垮塌，10年间已经垮塌到无法继续养殖的程度”，以及案涉《承包合同书》第三条第8项“乙方承包期满后，渔池必须保持竣工时标准的百分之九十，否则渔池的维修及清淤费由乙方负担”的约定来看，即便李志明后续对渔池有所投入，也只能认定是其修复、维护渔池以维持生产经营的正常成本。至于松阳湖办事处是否本案被告的问题，本案中，李志明是对《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全部预征补偿费分配方案》持有异议，认为该方案将应当归其个人享有的土地“增值款”进行了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使用、分配方案。李志明将松阳湖办事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志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31.62元，由上诉人李志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震鹏审判员  刘景镔审判员  王延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