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8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汉族，2003年11月3日出生，住广州市从化区。法定代理人：李某，男，汉族，1978年3月14日出生，住广州市从化区，系李某1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少善，广东锐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香，广东锐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镇北路**。法定代表人：林强，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全，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变更第一项，将原来的赔偿数额282681.62元判项变更为518450.775元（其中赔偿责任比例由70%变更为90%，残疾赔偿金由336528元变更为3849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由30000元变更为15万元），并判决李某1的后续治疗费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2.判决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向李某1赔偿12000元律师费；3.判决本案的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赔偿标准错误，本案应当适用2019年的赔偿标准，一审法院适用2018年的赔偿标准不当。一审法院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计算基数适用的是2018年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区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院法庭辩论终结时是2020年，因此，残疾赔偿金应按2019年的标准计算。根据广东省统计局于2020年3月7日发布的《2019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东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118元。因此，本案的残疾赔偿金数额应为：48118×20年×40%=384944元。（二）一审法院判决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70%的赔偿责任过低，有违公平原则，应当判决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90%的赔偿责任。李某1的病情因素对伤残结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力极其微小，最主要原因应归责于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广东省医学会鉴定本案为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2018年6月5日，李某1系因右侧腰腹痛30分钟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就诊治疗，此时并未发生右侧睾丸疼痛，广东省医学会鉴定本次医疗事故时亦有收取、查阅李某1提交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病历，同时在鉴定书在予以记载该事实。2018年6月7日，李某1感觉右侧睾丸疼痛即前往从化区中医医院治疗。李某1到从化区中医医院后，其家人积极根据医院的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同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询问、复查、治疗。作为一名患者，李某1已竭尽所能地配合治疗，对于病情应如何治疗、将发生何种病变，病变的紧迫性，李某1是无法预测也无能为力。而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作为医方，明知李某1疼痛的部位具体、明确且特殊，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有足够查明李某1真实病因并及时治疗的能力，却因为疏忽大意、没有足够的重视，发生误诊并严重延误治疗时机，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医院存在及其严重的过错。因此，医院对本次医疗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因力，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三）李某1的伤残结果致其丧失自然繁衍后代的能力，痛苦是伴随终生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加深，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失费为3万元过低。本案中，李某1伤残的部位特殊，对李某1的精神伤害及其巨大，具体表现主要如下：若伤残结果发生于李某1生育子女之后，李某1已享受过为人父的快乐，若有其子女的存在一方面可以抚慰其丧失生育权的伤害，也不用担心将来年老而无所依，更不用面对他人的异样眼光，因被别人怀疑“不行”而对其男性尊严给予致命一击。然而现实是：李某1现尚未承诺，伤残结果发生于李某1结婚、生育之前，其伤残结果所带来的痛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加深。李某1伤残的部位，严重影响组建家庭的能力，当同龄的朋友在谈恋爱、组建家庭时，李某1需要承受的是面对心仪异性却因身体缺陷而不敢追求，失去享受两情相悦的权利，或者敢于追求但最终被心仪异性知悉身体状况而被嫌弃。李某1伤残的部位，同时对其性功能造成严重不利的影响，这种精神上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从李某1提供的证据15页，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报告单可知，李某1的A级精子为0。（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李某1支出的律师费12000元系李某1的诉讼成本，对该费用的性质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另外，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事案件受理的几点具体意见》的通知泸高法民[2000]44号第14条规定：律师费在性质上应属于财产权益，原则上可以作为损失。本案涉及三次鉴定、损害赔偿的数额计算复杂，且李某1为未成年人，没有律师的辅助，李某1难以向法院主张合法权益。另外，李某1支出的一审阶段律师费为12000元，该费用符合广州律师收费的合理范围。因此，聘请律师代理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是本案的合理费用，应认定为李某1的实际损失，应当判决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向李某1赔偿律师费。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答辩称：李某1要求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比一审判决更高的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李某1的所有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适用《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涉案残疾赔偿金，适用法律正确，该标准应当予以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于2020年8月4日将《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金额》（粤高发2020）86号，2020年8月11日印发）发至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并要求计算各类民事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对于在本标准公布前年度已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如适用了2019年计算标准的，二审不再作调整。本案一审法庭辩论于2020年6月9日终结，此时广东省2020年度的赔偿标准尚未公布，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度的赔偿标准计算本案属于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一审法院以错误的事实认定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构成医疗事故及应承担主要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李某1要求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90%的责任同样缺乏依据。涉案纠纷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经过两次均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完全不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而一审法院以首次鉴定所依据的“患者发病至医方就诊已达3天，远远超过手术复位的时间窗，睾丸坏死不可避免”在病程记录中并无记载为由，不予采纳首次鉴定认定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不构成医疗事故结论。然而，“患者发病至医方就诊已达3天”这一病程记载在患者就医时的入院记录主诉部分已明确记载，出院记录亦明确记载，在两次鉴定中均已确认，一审法院否认既存的事实作出不符合事实的判决，明显损害了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的合法权益。在两次鉴定结论相反，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支持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在一审时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没有充分考虑患者症状不典型。疾病诊疗反映和转归的反复增加诊断的难度及患者自身疾病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而认定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3.本案认定的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数额足以弥补李某1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害，理应不再作调整。本案李某1的损害结果为右侧睾丸缺失，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已对该伤残等级进行客观、科学的评定，一审法院亦采纳该意见从而认定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根据医学常识，一侧睾丸的生理功能足以满足人体需要，并不影响正常的生育及性功能。根据病历资料可知，李某1现有精子数量及质量均系自身左侧睾丸疾病的结果，与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关，该结果不应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因此，李某1提出15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3.本案不涉及后续还需要继续治疗的问题，因此无后续治疗费。诚如前文所述，本案李某1的损害结果为右侧睾丸缺失，据此作出的伤残等级认定系以医疗终结为前提，同时，现本案无证据显示源于右侧睾丸缺失相关的医疗并发症。因此，本案不存在后续治疗费。4.律师费不属于必要、合理的支出，不应支持。李某1为本案聘请律师并非李某1必要、合理的损失，亦无事前约定或法律规定由一方承担另一方所支出的律师费，故律师费不应支持。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向李某1赔偿541814.471元。二、判令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支付律师费12000元。三、判令后续发生的治疗费用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四、本案诉讼费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1因“突发右侧腰腹痛30分钟”于2018年6月5日到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门诊就诊，6月7日因“右侧睾丸肿痛3天”入住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诊治。入院时睾丸、附睾彩超检查：右侧睾丸内血流信号减少，提示右侧睾丸肿大，考虑睾丸炎可能性大，不排除睾丸扭转。入院诊断：右侧附睾-睾丸炎；右侧睾丸扭转？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予抗感染、改善循环、增强机体抵抗力及对症支持治疗，热敷理疗患处等处理。6月14日患者诉右侧睾丸、附睾疼痛较前进一步缓解。6月15日，患者诉右侧阴囊较昨日明显肿胀，因患者病情反复，当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右侧附睾-睾丸炎。患者出院当日转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当晚急行右侧睾丸探查+右侧睾丸切除+左侧睾丸固定术，术后予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6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右侧睾丸扭转并坏死。出院后，李某1向广州市从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请求介入处理，广州市从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遂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对李某1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广州市医学会于2019年1月31日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广州医鉴[2018]060号）。其中分析意见如下：一、鉴定专家组认为，多数睾丸在扭转6小时内进行手术探查复位可以存活，而在24小时以后探查大多数不能存活；该例患者发病至医方就诊已达3天，且彩超提示睾丸血供信号减少有反复，阴囊抬高试验阴性；加之，患者症状不典型、疾病诊疗反应和转归的反复增加了诊断的难度。二、关于患方认为“医方将患者‘睾丸扭转’错诊为‘睾丸炎’”的问题。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根据患者的主诉，结合其临床症状和辅助检查结果，先从常见病、多发病考虑初步诊断睾丸炎，同时也考虑到了睾丸扭转的可能，但鉴别诊断不足，对疾病的复杂程度认识不够；加之，患者本身症状不典型、疾病诊疗反应和转归的反复，增加了诊断的难度，导致了最终确诊时间延迟。三、关于患方认为“住院期间医方对患者滥用抗生素治疗”的问题。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初步诊断患者为“睾丸-附睾炎”，给予抗生素治疗，并不违反临床用药规范。四、关于患方认为“医方未根据患者病情及时安排转上一级医院治疗，造成其睾丸坏死需被切除”的问题。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在初步诊断不能排除睾丸扭转时，没有及时与患者家属沟通和制订手术预案，以致患者家属对患者疾病的复杂性及不良预后无法理解；在患者要求转院时沟通不够充分。而对于患方所诉患者最终睾丸坏死被切除，临床上，多数睾丸在扭转6小时内进行手术探查复位可以存活，而在24小时以后探查大多数不能存活；该患者发病至医方就诊己达3天，远远超过手术复位的时间窗，睾丸坏死不可避免，最终进行手术切除系其病情治疗所需。五、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缺陷：1、与患方沟通不足，尤其是对未排除睾丸扭转可能时，对后续的诊治方案、手术预案沟通不够；2、对睾丸-附睾炎与睾丸扭转疾病的鉴别诊断不足、对病情复杂程度认识不够。3、对患者转院后的诊疗没有及时跟进及进行有效沟通。综上所述，未发现医方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办法、行政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存在医疗缺陷；患者右侧睾丸切除系其病情治疗所需，与医方的医疗行为及上述医疗缺陷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医案不构成医疗事故。李某1不服上述鉴定，广州市从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广东省医学会作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广东省医学会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广东医鉴[2019]029号）。其中鉴定过程的说明：2019年4月24日向广州市从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医局发出《关于受理李某1医案医疗事故争议技术鉴定委托的通知》。5月7日收齐医患双方的材料。8月2日由省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组织双方当事人随机抽取鉴定组成员，在确认无应回避的专家后，医患双方各抽取鉴定专家2人，医学会抽取1人，共5名泌尿外科专家组成本案专家鉴定组。并于当日向委托方及鉴定专家发出召开鉴定会通知。8月16日下午2时30分在省医学会召开鉴定会。到会的人员有：鉴定专家5人，医鉴办工作人员1人。鉴定会前首先推选出鉴定组长。请患方代表3人，医方代表3人入场并由工作人员启封有关抽取专家资料，介绍到会专家及专家组长基本情况。最后在鉴定组长主持下，按规定的程序进行鉴定。分析意见：鉴定组专家认真阅读了鉴定材料，听取了患医双方的陈述，进行了现场询问调查，经讨论合议认为：（一）对医方医疗行为的分析：(I)2018年6月7日，患者因“右侧睾丸疼痛3天”入院，入院体检：右侧阴囊明显肿胀，约6×7cm大小，皮色红，皮温高，阴囊皮肤与皮下组织粘抬高试验(-)。急查阴囊彩超提示：1、右侧睾丸肿大，考虑睾丸炎可能性大，不排除睾丸扭转（右侧睾丸内血流信号减少，右侧附睾见较丰富血流信号）；2、右侧附睾增大，考虑附睾炎可能。根据患者的上述体征及相关检查结果，医方入院诊断：1、右侧附睾-睾丸炎；2、右侧睾丸扭转？其诊断基本符合诊疗常规。(II)医方存在如下医疗过失行为：①患者入院后医方对其病情重视程度不够，处理不够及时有效，如没有及时复查阴囊彩超和血、尿常规等。由于医方没有重视患者右侧睾丸扭转的可能性，以致处理欠积极欠妥（应该尽快手术探查），而是一直使用抗生素治疗，鉴定组专家认为，本例患者一直使用抗生素的指征不明确。②患者住院期间，医方在保守治疗病情无好转，仍未明确右侧睾丸扭转的情况下，医方转院不及时，延误了手术时机。（二）对医方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鉴定组专家分析认为，患者的损害后果为：右侧睾丸坏死缺失。医方误诊、漏诊，延误病情，手术治疗不及时，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医案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三）对医方的医疗过失对患者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的分析。鉴定组专家认为，导致患者目前损害后果的原因包括其自身的疾病因素和医方的上述过失因素。患者睾丸血流情况异常，与经典睾丸扭转血流情况不同，其本身的病情不典型也是导致其损害后果的原因之一，为次要因素。医方的上述医疗过失行为是导致患者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结论：综上分析，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医案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质证认为：广州市医学会作出的首次鉴定与广东省医学会作出的再次鉴定均为诉讼前的行政鉴定，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中的“鉴定意见”；且两次鉴定分析结论完全相反，再次鉴定存在程序不当，鉴定分析不全面、依据不充分，结论不科学等情形，因此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如采纳医疗事故鉴定作为考虑，应优先采纳首次鉴定结论。李某1质证认为：认可广东省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同意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另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李某1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李某1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2020年5月22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穗司鉴204401000200101004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李某1右侧睾丸切除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七级伤残。原告支付了鉴定费2056元。经质证，李某1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对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如果本案采纳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则李某1的伤残赔偿金应适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所对应的伤残等级进行计算。再查明，李某1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证实其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1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在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处就诊，与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已形成医疗服务关系，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应尽可能为李某1提供医疗安全保障以及合适的治疗方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对李某1所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其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关于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对李某1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首次鉴定及再次鉴定作出不同的结论，一审法院分析认为：1.《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1条规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第22条规定，当事人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有关部门申请再次鉴定。本案中，广州市从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广州市医学会作出首次鉴定，在李某1不服首次鉴定结论后，委托广东省医学会作再次鉴定。两鉴定机构均具备相应鉴定资质，均系在组织医患双方听证，通过对医患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形成意见，李某1、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对两次鉴定的鉴定程序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违法情形，故两次鉴定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分析事实的证据。2.两次鉴定意见均指出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过失：对李某1病情复杂程度认识不足，在对未排除睾丸扭转可能时未予重视，以致没有及时有效处理；在保守治疗病情无好转，仍未明确右侧睾丸扭转的情况下，李某1家属要求转院时未及时为李某1转院。3.对于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李某1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首次鉴定意见以“临床上，多数睾丸在扭转6小时内进行手术探查复位可以存活，而在24小时以后探查大多数不能存活；该患者发病至医方就诊己达3天，远远超过手术复位的时间窗，睾丸坏死不可避免，最终进行手术切除系其病情治疗所需”为依据，认为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次鉴定中所依据的“患者发病至医方就诊己达3天，远远超过手术复位的时间窗，睾丸坏死不可避免”在病程记录中并无记载，事实上正是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在未排除“睾丸扭转”可能时未作一步检查，以致未能确定李某1的病情，首次鉴定中以未能确定的病情作为依据否定两者因果关系显然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存在误诊、漏诊，延误病情，手术治疗不及时等过失，以致延误手术时机，导致李某1右侧睾丸坏死缺失，再次鉴定认定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依据充分，予以采纳。4.对于原因力大小。再次鉴定认为，李某1睾丸血流情况异常，与经典睾丸扭转血流情况不同，其本身的病情不典型也是导致其损害后果的原因之一，为次要因素，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是导致患者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在本案中承担70％的赔偿责任。对于李某1的各项具体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住院费用，李某1在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住院医疗费为5764.33元，其中个人支付部分为1635元；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住院医疗费为11239.53元，个人支付部分为4982.46元。李某1的医疗费损失应以个人支付部分为准，合计6617.46元；医保支付部分的医疗费可由医保部门向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追偿。门诊费用，2018年7月12日门诊费用29.79元、160元，2018年10月5日门诊费用113.5元，2020年5月13日150元有医疗费发票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计453.29元。药品费用，李某1提交的2018年7月1日的购药发票，显示购买药物为“*化学药品制剂*洁悠神（长效抗菌材料）”，金额69元。李某1主张其系遵医嘱购买用于李某1术后擦拭伤口的。结合李某1手术情况、药品功用等综合考虑，李某1购买该药品合理且有发票证实其实际支出，一审法院对该费用予以认定。综上，李某1的医疗费损失为7139.75元。2.护理费。李某1两次住院合计17天，李某1主张护理费合理，李某1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确需2人护理，故应计算1人的护理费用。李某1主张由其父亲进行陪护，但提交的《广州市从化城郊街荷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不足以证实其父亲的收入。一审法院酌情按150元/天计算为2550元（150元/天×17天）。3.误工费。李某1主张李某1父亲在其住院期间陪护以及陪同李某1进行复查、鉴定及取鉴定报告等产生误工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的误工费是指受害人的误工损失，李某1主张其父亲的误工损失无法律依据，且对于李某1父亲作为其住院期间陪护人员的误工损失已以护理费形式主张，故李某1的该项请求无依据，不予认定。4.住院伙食补助费，李某1住院17天，按每天100元计算为17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5.残疾赔偿金，李某1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为七级伤残，故李某1主张按伤残赔偿系数40%计算残疾赔偿金合理，即为336528元（42066元/年×20年×40%）。6.营养费，结合李某1的伤残程度，酌情确定为2000元。7.交通费，结合李某1住院时间、门诊就诊及鉴定次数以及公共交通工具收费标准等，酌情确定为1000元。8.鉴定费，李某1支付首次医疗事故鉴定费用3500元，支付再次医疗事故鉴定费用4500元，支付伤残鉴定费用2056元，合计10056元，有发票及鉴定报告予以证实，予以认定。9.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李某1的伤残程度及被告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为30000元。10.律师费12000元，是李某1的诉讼成本，李某1主张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赔付无依据，不予支持。以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合计360973.75元，鉴于精神损害已考虑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的过错程度，故精神损失不再按比例分责，故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应赔偿的金额是360973.75元×70%+30000元=282681.62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某1282681.62元；二、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69元，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负担1464元，由李某1负担140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某1提交如下证据：1.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病历，拟证明李某1于2018年6月5日因右侧腰腹痛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治疗。2.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病历，拟证明李某1术后的身体状况。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质证称：1.对第一份证据前三页的三性予以确认，但缺失了6月5日彩超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证实排尿很结实的，不存在肾病变的事实。该组证据在医学鉴定报告里面有，作为鉴定材料已经提交了，专家组也是对此进行分析了。两次的鉴定材料记录在患方提供材料的第4点。2.证据2是自身的病变，与在医方做的彩超是一致的。从李某1提交的报告显示的是有炎症的反映，排除由结石所造成的，白细胞红细胞是不存在的，从两份报告也可以排除李某1是因为肾结石导致的腰痛，报告显示白细胞这么高就存在其他病变，患者没有准确的说出病史，到医方确诊之后就是睾丸扭转。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及承责比例，一审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以及精神损失费的计付金额等问题。本院评析如下：第一，关于医方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及承责比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一审诉讼程序当中，就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对李某1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已经作了两次鉴定，审查广州市医学会及广东省医学会两家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均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材料充分，一审认定两次鉴定均合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两家鉴定结论不同，但一审法院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分析两次鉴定意见中指出医方在医疗过程当中存在的不足及过失，再结合患方的病程发展及病历记录等情况，最终采信广东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尊重。广东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认定医方在本医案当中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分析认为，李某1睾丸血流情况异常，与经典睾丸扭转情况不同，其本身的病情不典型也是导致其损害后果的原因之一，为次要因素。由此，一审综合判断医方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在本医案当中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某1上诉主张医方承担90%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医方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抗辩称广州医学会鉴定其不构成医疗事故，认为其不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意见，因其并无提出上诉，同时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一审适用赔偿标准问题。经查，一审法院适用《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涉案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医方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对一审适用2019年度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付本案赔偿项目不予调整。第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已经对李某1一侧睾丸缺失作出伤残鉴定和评级，按照医学常识，一侧睾丸缺失并不必然导致个体生育及性功能受影响。李某1正常的另一侧睾丸的精子数量及质量与医方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有关联性，目前并无证据证实。即李某1上诉称其伤残结果导致其丧失自然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一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一审结合李某1的伤残程序及医方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的过错程度，酌定医方承担3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某1上诉要求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承担1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律师费的负担问题。该费用属于当事人诉讼产生的成本，并非法定或者医方可以预见的赔偿项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3.41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何嘉怡吴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