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9民终1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七台河市桃山区，现住七台河市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成东，黑龙江齐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艳辉，女，197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七台河市房产管理局职工，住七台河市桃山区，现住七台河市桃山区。原审第三人：黑龙江省忠祥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七台河市桃山区怡安小区自建小楼。法定代表人：张忠，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张忠，男，196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忠祥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住七台河市。原审第三人：夏新忠，男，195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七台河市桃山区，现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晓亮，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南街道十九委**。公民身份证号码：2309021968********。上诉人高伟因与被上诉人孙艳辉、原审第三人黑龙江省忠祥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祥盛投资公司）、原审第三人张忠、原审第三人夏新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2019）黑0903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成东，被上诉人孙艳辉，原审第三人黑龙江省忠祥盛投资有限公司、张忠、夏新忠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晓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伟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黑0903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债权转让成立错误。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收到债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当庭出示的时候上诉人才看到这份债权转让协议。在此之前案外人张忠也曾说过要将债权转让，但是并没有具体实施，直到2018年冬天的时候还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但是上诉人与张忠之间经济往来比较乱，没有最终结算。一审法院法官于2019年1月28日下午调查张忠时所做的笔录第七页第五行“你向高伟、张宪荣要过钱吗”第六行张忠回答“总向高伟要，向高伟矿上和他家里。最后一次要是2018年10月2日，我去他家里要的，还有我侄子。”此笔录第10页倒数第四行法官问“你向高伟说过将债权转让给孙艳辉了吗，什么时间说的”张忠回答“说过，2018年4月份电话通知的高伟，尾号3003”，以上对比非常明显地看出，张忠在2018年10月2日时还亲自向高伟要账，2018年4月的电话通知债权转移明显被实际行动取代。由此不难得出张忠转移债权的意愿不稳定。另外，张忠与被上诉人孙艳辉签订债权转让的时间2017年5月6日，而转让通知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12月1日，可见张忠对该笔债权转让是否实施犹豫不决。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即新债权人孙艳辉是否有权利作出债权转让通知，是涉案债权转让是否完成的关键。上诉人认为，作为债权转移的通知，一定要由原债权人进行通知，而不是由新债权人通知。有利于保证债权转让的真实性。从本案张忠的笔录上以及债权转让形成的时间和通知时间上对比我们已经看出其债权转让的不稳定。另外，虽然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体，但是我们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这样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是倾向于由原债权人对债务人进行通知的。况且按照该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张忠应向高伟尽到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本案中，张忠并未向高伟通知债权转让事宜。综上，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并不成立。二、即使由新债权人通知也同样有效的话，那么此次债权转让也是部分有效。此转让协议第（三）项“夏新忠于2017年4月27日向张忠借款514.9万元，高伟连带责任担保”此处约定并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是连本带息还清，因此该笔借款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是2017年5月19日到期，上诉人的保证期间依法应至2017年11月18日，至此应解除了保证责任，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了。况且这笔借款不是上诉人高伟借款，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尚未确定，即使张忠向夏新忠起诉主张债权，上诉人也不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另外，一审中被上诉人既没有举证证明该笔借款已经实际借给了夏新忠，也没有夏新忠收到该笔款项的承认，只是有借款合同，并没有实际到账的证据。一审法院据此判令此笔转让有效并且由上诉人偿还完全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超出了债权转让协议。判决第一项中认定的2013年10月21日借据（10万元）、第二项中认定的2014年1月25日借据（50万元），此两份借款不含在债权转让协议内，完全可以排除在债权转让协议之外。四、第三人张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存疑。一审诉讼中，张忠的委托代理人是陈有久，张忠明确否认其签署过委托书，因此代理人陈有久的所有诉讼代理行为应属无效行为，其在庭审中的所有表述不可信。综上，一审法院在债权转让未生效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向新债权人承担还款责任；在上诉人依法依据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直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依法公正的裁决。孙艳辉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第一项认定事实错误，依法改判被答辩人高伟按月利2分给付借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的5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7月26日的1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的2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3日的15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10月21日的10万元的利息。原审第三人黑龙江省忠祥盛投资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工商机关审批注册的合法投资公司，被答辩人高伟是向合法投资公司借款，并且投资公司已向投资人支付了利润收益，被答辩人高伟借款不是向个人借款行为，即使是向个人借款行为也应按法律规定计算支付利息。如果张忠合法投资公司借款给被答辩人高伟未索要利息利润，那么张忠、高伟的行为就是挪用公款经济犯罪行为。原审法院将高伟向投资公司借款利息判为全部不予支付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判决第三项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第三人夏新忠已明确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是被答辩人高伟，且案涉款项是被答辩人高伟几次借款后，在原审第三人张忠处打的总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514.9万元。第一次借款100万时间是2013年6月19日，而不是原审法院推算2011年7月22日。之后被答辩人高伟又让原审第三人夏新忠陪他去原审第三人张忠处借款150万元、200万元和64.9万元（张忠同高伟说准备按70万元算账，先行扣除5万作为利息，但高伟不同意，后来就给支付了现金65万元，后来高伟又说有一搭1万块钱的少1000元，张忠说就按少1000元算，最后我们就按64.9万元的算）,共计四次借款，总额为514.9万元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100万元。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推算出借款时间及借款金额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中由于被答辩人高伟对借据不承认是本人签名，答辩人申请对其签名进行鉴定，依法由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原审法院判决高伟承担鉴定费1万元。但是答辩人开车去鉴定机构，期间支付差旅费1000元，原审法院并未认定，该费用应由被答辩人高伟一并承担。四、法律没有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必须由原债权人进行通知。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以上条款结合本案，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不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被答辩人高伟通过原债权人和现债权人的电话通知、书面通知，并且通过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已经明知债权转让的事实，知道履行债务的对象。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并没有致使债务人错误地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履行债务的负担，也没有损害其自身利益。故其不能以任何理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也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担保法》第18条规定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以及第19条规定的推定连带责任保证。结合本案，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责任不是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即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债务人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自主选择由债务人来履行债务还是由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无论选择谁，债务人或保证人都无权拒绝。况且债权人同第三人等多次找到被答辩人高伟要求还款，并在2018年10月2日因要债纠纷桃南派出所出警给予调解。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高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数额明确、证据充分，被答辩人高伟作为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张忠、忠祥盛投资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第一项认定事实错误，依法改判高伟按月利2分给付借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的5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7月26日的1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的2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3日的15万元、借款日期为2013年10月21日的10万元的利息。原审第三人忠祥盛投资公司是经国家工商机关审批注册的合法投资公司，高伟是向合法投资公司借款，并且投资公司已向投资人支付了利润收益，高伟借款不是向个人借款行为，即使是向个人借款行为也应按法律规定计算支付利息。如果张忠合法投资公司借款给高伟未索要利息利润，那么我和高伟的行为就是挪用公款经济犯罪行为。原审法院将高伟向投资公司借款利息判为全部不予支付属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6月1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原审被告高伟在我处借款六笔，借款金额合计为137万元，六笔借款均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原审被告高伟，六笔借款分别为：1、2013年6月15日借款50万元；2、2013年7月26日借款10万元；3、2013年8月12日借款2万元；4、2013年10月21日借款10万元；5、2013年12月13日借款15万元；6、2014年1月25日借款50万元。2017年4月27日，原审第三人夏新忠与我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加盖原审第三人忠祥盛投资公司公章，约定借款金额为514.9万元，但实际使用借款的人为原审被告高伟，所以，高伟在合同上约定为借款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其以自己的煤矿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借款金额上载明514.9万元，实际是由100万、150万、200万、64.9万组成，第一次借款100万，时间是2013年6月19日，之后高伟又让夏新忠陪他到我这分别借款150万元、200万元、64.9万元，当时这64.9万元的借款，我是准备按70万元算，先行扣除5万作为利息，但高伟不同意，后来就给支付了现金65万元，高伟又提出有一搭1万块钱里少了1000元，我就按少1000元算，最后就按64.9万元算。二、2013年1月26日，我向原审原告孙艳辉借款1600万元，利息为月利2分，并于同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原审被告高伟因需要资金投资其所有的兴安煤矿建设，所以我把此款借给了高伟，后期因高伟无力偿还我借款，我便将对高伟所有的1161.9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审原告孙艳辉。三、2017年5月6日，我与原审原告孙艳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我自愿将高伟的债务本金1161.9万元及利息债权转让给孙艳辉所有，由孙艳辉向高伟主张债权。并于2018年12月10日向原审被告高伟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四、法律没有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必须由原债权人进行通知。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以上条款结合本案，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由原债权人通知，也不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高伟通过原债权人和现债权人的电话通知、书面通知，并且通过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已经明知债权转让的事实，知道履行债务的对象。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并没有致使债务人错误地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履行债务的负担，也没有损害其自身利益。其不能以任何理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况且我同孙艳辉多次找到原审被告高伟要求还款，并在2018年10月2日，因要债纠纷桃南派出所出警给予调解。五、现在我正式通知高伟，我已将与你签订的六份借款合同的债权转给孙艳辉，并将六份合同一揽表一并提交法庭备查。综上所述，我已将对高伟的债权转让给了孙艳辉，并且转让过程符合法律规定，现孙艳辉与高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数额明确、证据充分，高伟作为债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夏新忠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为被答辩人高伟不是实际用款人是错误的。因实际借款人是被答辩人高伟，所以被答辩人高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答辩人的矿已停产待关闭，而被答辩人高伟的矿投资生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被答辩人高伟在张忠处已借不到大额款项，才找到答辩人帮忙借款，且口头保证涉案款项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才帮忙借款的，所以在签订总借款合同时，用被答辩人高伟的矿抵押，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不是原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的用答辩人的矿抵押。原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二、原审判决超出审理范围，属于程序错误。原审原告孙艳辉的诉讼请求中未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却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超出诉请判决，实属程序错误。三、询问笔录违背我的真实意愿。2019年10月中旬，我因重度脑梗住进七煤总院，当时头脑不清，语言表述不明。其间桃山区法院强行将我传唤到206室做笔录，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签字，说只是个程序，签完就可以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里面的内容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愿（有七煤总院病案为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诉讼程序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答辩人不承担还款责任。孙艳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519000.00元及利息3480000.0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6日，原告与第三人张忠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6000000.00元，利息月利率2%，借款期限2013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26日。2013年6月1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被告高伟在第三人张忠处借款六笔，借款金额合计为1370000.00元，六笔借款均以现金方式交付被告，六笔借款分别为：1.2013年6月15日借款金额500000.00元；2.2013年7月26日借款金额100000.00元；3.2013年8月12日借款金额20000.00元；4.2013年10月21日借款金额1000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5.2013年12月13日借款金额150000.00元；6.2014年1月25日借款金额500000.00元，借款期限1个月，利息月利率3％。2017年4月27日，第三人张忠与夏新忠签订借款合同，该份合同加盖忠祥盛投资公司公章，约定借款金额为5149000.00元，利息月利率6%，逾期加收10％罚金并收取复利，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19日至2017年5月19日，被告高伟为该笔借款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期间，高伟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且该笔借款以夏新忠的煤矿提供抵押。2017年5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张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张忠以民间借贷的方式于2013年初向孙艳辉借款16000000.00元，约定月利率3%，张忠把此款又借给高伟用于其投资的兴安煤矿建设，2014年6月至今本金利息未付，因张忠无能力偿还，经协商，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达成如下转让协议：一、自愿将高伟的债务本金11619000.00元及利息债权转让给孙艳辉所有，由孙艳辉向高伟主张债权。高伟向张忠借款明细：（一）6份借款合同：1.2013年2月15日借款2190000.00元；2.2013年5月10日借款1000000.00元；3.2013年5月6日借款1200000.00元；4.2013年4月7日借款100000.00元；5.2013年5月23日借款100000.00元；6.2013年4月20日借款70000.00元。（二）8份借据：1.2014年2月25日借款500000.00元；2.2013年6月15日借款500000.00元；3.2013年12月13日借款150000.00元；4.2013年7月26日借款100000.00元；5.2013年10月30日借款100000.00元；6.2012年2月8日借款240000.00元；7.2014年2月25日借款150000.00元；8.2013年8月12日借款20000.00元。（三）夏新忠于2017年4月27日向张忠借款5149000.00元及利息，高伟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四）汪作朋于2012年7月25日向张忠借款50000.00元，高伟连带责任担保。二、张忠应向高伟尽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三、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一份，签字起生效。转让人：张忠，受让人：孙艳辉，2017年5月6日”。2018年12月1日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高伟：根据张忠与孙艳辉于2017年5月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你欠张忠的债务共计11619000.00元及利息转移给孙艳辉享有。请你将该款直接支付给孙艳辉。特此通知，债权人处张忠签字，2018年12月1日”；2018年12月12日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夏新忠：根据张忠与孙艳辉于2017年5月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你欠5149000.00元及利息的债务转移给孙艳辉享有。请你将该款直接支付给孙艳辉。特此通知，债权人处张忠签字，并加盖忠祥盛投资公司公章，2018年12月12日”。原告先后两次将债权转让通知书贴在夏新忠家门上，张忠又于2019年4月27日给夏新忠邮寄，快递单号查询显示夏新忠本人已签收。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第一，原告与第三人忠祥盛投资公司、张忠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与张忠签订借款合同，张忠已收到借款金额，且原告提供部分借款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已依约提供借款，双方借贷事实存在，借贷关系成立生效。张忠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而张忠是忠祥盛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忠祥盛投资公司亦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已收到借款合同载明的金额，所以原告与第三人忠祥盛投资公司、张忠存在借贷关系；第二，第三人忠祥盛公司、张忠与高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涉案六张借款凭据均载有被告高伟二字，高伟认可其中两张借款凭据，另四张借款凭据亦通过司法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为四张借款凭据均系高伟签字，故认定第三人张忠与高伟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同时高伟述称其与张忠之间的借款均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认定张忠已依约提供借款，所以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生效。张忠系忠祥盛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庭审中忠祥盛投资公司认可与高伟之间的借贷均属于公司业务，所以案涉六笔借款的权利人系忠祥盛投资公司，高伟应当依约偿还第三人忠祥盛投资公司借款；第三，第三人忠祥盛投资公司、张忠与夏新忠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高伟的保证期间是否已过。夏新忠与忠祥盛投资公司、张忠签订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5149000.00元，但夏新忠认可该份借款合同系与忠祥盛投资公司、张忠对账后重新签订合同，且该笔借款实际用款人为高伟，高伟否认该事实，夏新忠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夏新忠所述高伟为实际用款人的意见不予采信，此款的借款人仍为夏新忠。张忠陈述此笔借款由1000000.00元、1500000.00元、2000000.00元和700000.00元四笔组成，但四笔借款总和均未达到5149000.00元，故推定借款合同载明的5149000.00元含有利息。由于张忠未提供该四笔借款交付凭据，所以应以借款人夏新忠自认的数额为准，故借款金额为1000000.00元。借款时间较长，夏新忠记不清出借时间，陈述此款5、6年前，以借款10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6%推算出借款时间为2011年7月22日。此笔借款利息约定较高，应按法律规定调整为年利率24%。被告高伟为此款的连带保证人，应对此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忠祥盛投资公司、张忠与夏新忠、高伟对此款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结合夏新忠所述张忠通过高伟转告其还款事实的内容，证实张忠在保证期内要求高伟承担保证责任，所以高伟应对此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第四，原告与张忠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张忠与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对忠祥盛投资公司是否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原告与张忠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约定明确，意思表示真实，且转让标的具有可转让性；张忠为忠祥盛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事后忠祥盛投资公司认可张忠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故原告与张忠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成立有效，该协议对忠祥盛投资公司具有约束力；第五，案涉借款偿还责任主体和本息数额。本案债权转让协议成立有效，且高伟和夏新忠已知晓债权转让事实，所以高伟和夏新忠应为承担案涉借款还款责任主体。以高伟为借款主体的六笔款额合计1370000.00元。其中2013年6月15日500000.00元、2013年7月26日100000.00元、2013年8月12日20000.00元和2013年12月13日150000.00元（借款本金共计770000.00元），均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原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支付利息的起算日期应调整为起诉之日（2019年1月4日），原告主张自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应自起诉之日或逾期之日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判决之日（2019年12月16日），以实际借款77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共计43890.00元，2019年12月17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6%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013年10月21日1000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2013年10月30日，但未明确约定利息，原告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逾期之日至判决之日（2013年10月31日至2019年12月16日），以实际借款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共计36766.67元，2019年12月17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6%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014年1月25日500000.00元，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之日（2019年12月16日）利息为70733.33元，2019年12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5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夏新忠、高伟连带还款本金1000000.00元，利息自2011年7月22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12月16日为2016666.67元，2019年12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10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高伟于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孙艳辉债权转让款870000.00元及利息80656.67元（暂计至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17日后的利息以87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高伟于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孙艳辉债权转让款500000.00元及利息707333.33元（暂计至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5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三、被告高伟和第三人夏新忠于判决生效后连带给付原告孙艳辉债权转让款1000000.00元及利息为2016666.67元（暂计至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10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四、驳回原告孙艳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522.60元，被告高伟负担20598.27元，第三人夏新忠负担30924.33元；鉴定费10000.00元由被告高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孙艳辉依法提交了三份录音新证据。1.2017年8月17日高伟和张海峰的通话录音一段。2.2017年8月18日高伟和张海峰的通话录音一段。3.2017年9月15日张海峰、张忠、于亚萍、张学、高伟对账录音。证明：通过三份录音债权人在担保期内多次向高伟主张债权，以及多次提到夏新忠和汪作鹏的担保债权并且多次承认21笔账。在录音中还提到欠张忠一台车，21笔账都是3分利。上诉人质证认为，第一、第二份录音主体一个叫小峰一个叫高伟，小峰既不是原债权人张忠也不是新债权人孙艳辉，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内容上说，这两份录音证据没有明确的关于什么账，哪笔账，也都看不出来。最后看二人的语气没有确定什么事。第三份证据里面的人物有小峰、高伟、张忠在里面也说过几句话，还有于亚萍，这是现场录音，人物很多，有抢话现象，纸质的译本有多数错误，不影响整体。这份证据按照被上诉人方举证是2017年9月15日，根据本案中的证据来看，2017年5月6日是原债权人张忠与新债权人孙艳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如果说2017年9月15日还是由原债权人张忠及其妻子于亚萍向债务人高伟主张权利的话，说明张忠与孙艳辉之间的债权转让并不成立。也就是说直到2017年9月15日，原债权人张忠还向高伟主张债权。另外现场录音证据里面，高伟说话的部分没有向被上诉人所说的那样予以肯定给付什么，承担什么，这里提到过夏新忠字样，但是没有明确夏新忠的债权还是债务是什么时间的。纸质版和听录音资料都可以看出高伟表述过程中，没有提到夏新忠，都是于亚萍在提夏新忠。这是对内容的质证，三份录音的时间是2018年，超过了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本院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经审查三份录音的时间拷贝文件上显示是2017年。现场录音内容提到了夏新忠的债权，高伟没有提出异议，能够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债权。第三人夏新忠依法提交了新证据三份,1.2013年6月19日夏新忠写的承诺书一份。2.借款合同。3.夏新忠住院病案一份。证明：一审法院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推出借款时间及借款金额是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法官给夏新忠所做的笔录不是夏新忠真实意见表达。上诉人质证称没有意见，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忠祥盛公司、张忠没有异议。承诺书和借款合同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夏新忠没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身体和脑的思维不正常，或者是已经不具备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主张笔录不是真实意思表达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二、债权人张忠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高伟主张过债权。被上诉人孙艳辉与第三人张忠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合法，协议成立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并没有对通知方式明确要求，只要达到让债务人明确知晓债权转让事宜的效果即可。本案中，孙艳辉于2018年12月10日邮寄债权转让通知给高伟，能够让高伟明确知晓债权转让事宜，张忠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债权转让真实。一审法院认定该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正确。被上诉人孙艳辉二审提供的现场录音中，债权人张忠的妻子提到了夏新忠的债务，虽没有明确向高伟主张就夏新忠的债务承担保证还款责任，但根据现场谈话主题能够推定债权人张忠概括向高伟主张21笔债权，其中包括向高伟主张给夏新忠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录音录制时间是2017年9月15日，在保证人保证期间内，高伟应承担夏新忠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综上所述，高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522.6元由上诉人高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天宇审判员  杨青涛审判员  丁文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吴春刚书记员关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