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6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百金，男，198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登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福，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保银，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会琴，女，197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福（系蔡会琴配偶），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上诉人谢百金因与被上诉人陈建福、蔡会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0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百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登基、被上诉人陈建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保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百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陈建福、蔡会琴返还谢百金160000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自2018年1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陈建福、蔡会琴承担本案的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及诉讼保全担保费；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陈建福、蔡会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16万元定性为“代收转让款”而非“顶手费”。双方对16万元属于“顶手费”没有进行明确合意约定，陈建福、蔡会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谢百金对16万元属于“顶手费”作出意思表示。谢百金提交的证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户明细”注明2017年11月7日与2017年11月10日两次转账是“用于购买龙华地块款”，并未注明是“顶手费”。此外，陈建福、蔡会琴获得“顶手费”16万元占整个交易标的50万元32%的比例，如此高比例的顶手费显然与常理不符。由于谢百金交由陈建福、蔡会琴代为垫付的土地转让款66万元，但实质费用为50万元，对于陈建福、蔡会琴多收取的16万元，其二人应当退还。二、本案定性为“合同的概括转让”不能成立。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谢百金与陈建福、蔡会琴对合同概括转让法律关系有签订具体的合同约定，双方不存在合同概括转让法律关系。第一，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如果谢百金与陈建福、蔡会琴之间属于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关系，陈建福、蔡会琴将其与星烨公司之间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谢百金，其二人应当征得星烨公司的同意。但本案中，陈建福、蔡会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星烨公司同意其二人概括转让《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的权利义务。第二，谢百金与陈建福、蔡会琴签订的合同关系不符合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的形式外观和实质要件，本案属于不当得利返还纠纷。谢百金与星烨公司签订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是编号为360号75㎡的土地，陈建福、蔡会琴与星烨公司签订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是编号为357-369号共900㎡的土地，两份合同的土地使用面积存在实质性差异，本案定性为“合同的概括转让”显然不能成立。三、虽然《收据》（编号：6023603）记载日期为2018年1月23日，但这是陈建福、蔡会琴通过“倒签”作出的，谢百金对陈建福、蔡会琴截留16万元转让款不知情。根据谢百金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陈建福、蔡会琴于2019年2月20日才将《收据》拍照发给谢百金，当天谢百金才到陈建福、蔡会琴处拿到该《收据》。谢百金当时对《收据》中的转让款为25万元和《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中的土地使用转让费为25万元提出过异议，但陈建福、蔡会琴口头解释是星烨公司要求统一签订的格式模板合同，收据都是统一以25万元来写。基于谢百金对陈建福、蔡会琴的信任，谢百金当时暂未向其二人提出该诉求。谢百金2019年10月12日向星烨公司发出解除《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双方达成和解时才发现陈建福、蔡会琴截留了谢百金支付的66万元款项。谢百金2019年10月11日才委托律师致函陈建福、蔡会琴，要求其二人返还不当得利及利息。一审法院遗漏该重要事实，认定谢百金在2018年1月23日就知悉涉案土地转让款为每块2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讲，即使谢百金知道陈建福、蔡会琴截留16万元，但当时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交易还是在进行中，基于履行合同的需要，谢百金当时暂未要求陈建福、蔡会琴返还，但不等于谢百金放弃追偿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谢百金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未提出异议与事实不符。四、陈建福、蔡会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孙贵雄支付的3万元是“顶手费”，即使是“顶手费”，也不能得出谢百金就要给陈建福、蔡会琴支付每块地8万元的“顶手费”。且陈建福、蔡会琴2017年11月5日向孙贵雄支付3万元，谢百金2017年11月16日向陈建福、蔡会琴支付8万元，前后不到一个月，在陈建福、蔡会琴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获得高出上一手接近三倍的“顶手费”，有违诚信原则。五、谢百金与陈建福、蔡会琴没有就陈建福、蔡会琴向谢百金提供居间服务达成合意，也没有签订任何居间服务合同或居间服务协议。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居间服务达成合意、双方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双方就居间人的费用达成一致合意。其次，并未有法律规定转让合同中的顶手费属于何种性质的费用，根据部分司法实践案例，理应从公平原则出发，按照受让人实际使用期限的长短确认支付的“合理费用”。本案中，在约定的转让期限内，《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因星烨公司违约而无法使用，陈建福、蔡会琴应当将16万元的不当得利返还。即使陈建福、蔡会琴为此付出劳动，基于公平与合理原则，其二人获得的合理费用不应当占整个交易标的的32%，16万元严重超过合理费用的范畴。陈建福、蔡会琴答辩称，不同意谢百金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2019年10月28日，谢百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陈建福、蔡会琴返还谢百金164500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决由陈建福、蔡会琴承担本案的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及诉讼保全担保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建福和蔡会琴是夫妻关系。2017年11月5日，陈建福和谢百金添加为微信好友认识。2017年11月7日，谢百金账户转账10万元给蔡会琴账户，备注为“用于购买龙华地皮款”。2017年11月10日，谢百金账户转账56万元给陈建福指定的他人账户。2017年11月16日，陈建福与星烨公司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约定星烨公司将涉案龙华镇龙城商业大街357-368号土地12间转让给陈建福使用，土地转让使用费为300万元；同日出具收到陈建福300万元地皮承购款的收据。2019年3月29日，上述合同和收据下方均被手写备注内容为“本合同已拆分给各户，原件与复印件相符，只用于证明陈建福与本公司曾经存在合同行为……”2018年1月23日，谢百金、谢某铭（乙方）分别与星烨公司（出让方）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约定后者将涉案360号、359号土地转让给乙方使用，土地转让使用费均为25万元，合同签订半年后，如星烨公司仍不能向乙方提供报建的有关证件，乙方要求终止合同，星烨公司同意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利息退还乙方所交土地款项，本合同书终止执行。后星烨公司就上述款项向谢百金、谢某铭出具了日期为2018年1月23日的收据两份。2018年2月20日，陈建福通过微信发送上述两张收据照片给谢百金。2018年10月29日，谢百金转账4500元给陈建福，备注为“房屋建筑设计图纸费”。2019年10月10日，谢百金以星烨公司一直未提供准建报建的有关证件和享有该地块产权、有权转让该地块的合法资料，向星烨公司发律师函要求解除上述合同，并退回谢百金、谢某铭转让土地价款各25万元及利息；同日，向陈建福、蔡会琴发律师函要求对方退还不当得利16万元及孳息。2019年11月29日，博罗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龙华分公司分别转账给谢百金和谢某铭各27万元，备注为“地皮款”。谢百金当庭表示系收到星烨公司退回的款项5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谢某铭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意见，表明其是谢百金的外甥，涉案66万元及4500元均是由谢百金向陈建福支付，陈建福应当将不当得利164500元返还给谢百金，并特别授权谢百金作为代理人处理本案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结合双方的证据和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多出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中约定转让价款的16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2.陈建福收取谢百金支付的房屋建筑设计图纸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具体评析如下：1.关于16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问题。鉴于谢百金、陈建福均未提供涉案土地的产权情况的证据，且谢百金、谢某铭和星烨公司之间的合同也已终止履行，现谢百金、陈建福仅就其之间的款项退还问题发生争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述《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陈建福提交的《定金》收据显示，内容为兹收到陈建福（注：后又添加了陈文东）交来龙城大道边地皮12间，每间28万元共336万元，定金60万元，余款276万元在2017年11月16日签订合同时交清……经手人孙贵雄，落款时间2017年11月5日，下方有“陈文东”、“陈建福”的签名和指印。根据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陈修宏账户于2017年11月5日转账60万元给孙贵雄，陈建福称陈修宏是其搭档陈文东的亲戚。从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谢百金和陈建福与2017年11月5日认识，由陈建福出面沟通有关土地使用权签约的事情。尽管合同是后来由星烨公司与谢百金、谢某铭签订，但在此之前星烨公司也有与陈建福签订同样内容的合同。从合同和收据的价款数额来看，前后一致，每间均价25万元，陈建福、蔡会琴也提交了定金收据和银行转账流水对其所主张的自己与星烨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佐证。从外观来看，本案有关合同的签订主体和钱款的流转主体并不完全一致。而土地使用权转让属于相对重大的交易事项，但谢百金、谢某铭作为参与主体，与陈建福、蔡会琴之间并未对大额转账给陈建福或由陈建福出面处理有关事情的缘由、后果等重要问题以书面方式予以确认，应当自行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和事后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谢百金、谢某铭先行支付钱款66万元，后来2018年1月23日签约时，就已经明确知悉支付给星烨公司的价款是25万元/间，但直到2019年10月其要求解除合同，期间都一直未提出异议，也未向陈建福主张过多出的钱款。上述多出的16万元与陈建福促成谢百金、谢某铭和星烨公司的最终签约具有直接关系，不足以认定是谢百金预付给陈建福、蔡会琴用于代购土地使用权的剩余价款。本案确实存在谢百金实际上是拟从陈建福手中受让有关权利义务后，再与星烨公司签约进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较大可能，上述16万元更多具有顶手费或转手介绍费的意思。而陈建福和谢百金、谢某铭之间并没有关于后者与星烨公司成功签约后履行未果时陈建福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具体约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是陈建福的原因导致该合同履行终止。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陈建福、蔡会琴收取谢百金、谢某铭和星烨公司交易价款50万元后多出的16万元属于不当得利，谢百金要求陈建福、蔡会琴退还该16万元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图纸设计费4500元是否应当退还的问题。该费用是谢百金应陈建福、蔡会琴要求而支付的房屋建筑设计图纸费，陈建福虽提供了由第三方设计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20年3月26日的图纸设计费收据，但日期大大晚于谢百金支付时、向陈建福索要的时间，亦晚于谢百金与星烨公司合同纠纷解决的时间，陈建福也未提供钱款流转的客观凭证予以佐证。鉴于涉案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并未成功履行，陈建福未能合理说明该费用发生的具体原由，因此，陈建福作为该4500元的收款人，应当退还给谢百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陈建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谢百金款项人民币4500元；二、驳回谢百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3860元，保全费1410元，由谢百金负担4870元，由陈建福负担4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谢百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陈某的证言，拟证明陈建福虚构事实来欺诈谢百金达到其非法侵占谢百金的资金，而16万不属于“顶手费”，亦可证明谢百金当时已提出过异议。2.视频光盘。3.图片。证据2、3拟证明案涉地块在双方签订协议时非常荒凉，现在亦处于荒凉未开发地块，且非核心商业中心，陈建福通过欺诈手段非法侵占谢百金的款项，应当予以退还。陈建福、蔡会琴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有异议，证人陈某是谢百金的亲戚，是谢某铭老婆的姐姐，有利害关系。证据2、3与本案无关。陈建福、蔡会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设计图纸、4500元图纸设计费收据、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陈建福支付了4500元图纸设计费，不应当返还。谢百金对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二审另查，谢百金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如不是通过陈建福的关系，其无法知道信息也无法与星烨公司签订涉案地块的转让合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谢百金主张陈建福返还16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其中，无法律根据是指无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本案中，谢百金主张向陈建福支付66万元系用于陈建福代谢百金、谢某铭支付给星烨公司的土地转让款，而实际上土地转让款为50万元，故涉案16万元为陈建福多收的不当得利。对此，陈建福不予确认，主张66万元系其向谢百金、谢某铭转让地块的费用，其中的16万元为顶手费。首先，根据陈建福与星烨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以及谢百金、谢某铭与星烨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签订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可知，谢百金、谢某铭购买的涉案359、360号地块是从陈建福所购买的12间地块中拆分所得。而谢百金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谢百金于2017年11月7日、2017年11月10日分别向陈建福指定账户共转款66万元，转款摘要为“用于购买龙华地皮款”，且在二审期间，谢百金、陈建福均表述，双方从未约定顶手费，仅是约定每块地块转让费33万元。故谢百金、谢某铭与陈建福之间存在以66万元转让涉案两地块的一致意思表示，也实际发生了转让涉案地块的事实。陈建福主张谢百金向其支付的66万元为转让涉案地块的费用，合理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其次，星烨公司与陈建福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在前，谢百金、谢某铭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在后，星烨公司与陈建福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及《定金》收据下方的手写备注内容亦显示该合同已经拆分给各户。由此可知，星烨公司对陈建福将12块地块中的涉案两地块拆分给谢百金、谢某铭的事实是知情的。谢百金在二审庭审中也确认如不是通过陈建福的关系，其无法知道信息也无法与星烨公司签订涉案地块的转让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16万元与陈建福促成谢百金、谢某铭与星烨公司的最终签约具有直接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虽然谢百金、谢某铭与陈建福之间未对涉案16万元系顶手费或转手介绍费作出明确约定，但如前所述，双方存在以66万元转让涉案地块的一致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谢百金在2017年11月向陈建福转账66万元，其在2018年1月23日与星烨公司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时就已经知悉每块地块的价格为25万元，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1月23日至2019年10月期间向陈建福提出异议及受陈建福欺骗。而谢百金、谢某铭系通过陈建福的拆分才购买到涉案地块，陈建福从中获取一定收益，亦符合一般生活常理，且陈建福也向上手孙贵雄支付了相应费用。因此，陈建福取得涉案16万元系建立在双方一致意思表示的基础之上的，不属于无约定或无法律根据，故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谢百金要求陈建福予以返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建福、蔡会琴虽在二审中提交设计图纸、收据等证据证明4500元是图纸设计费，不应返还给谢百金，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陈建福应向谢百金返还该4500元后，陈建福未提出上诉，视为其服从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故本院不作审查。综上所述，谢百金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谢百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唐亚玲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