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6民终9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 法定代表人：白聚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开学，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亮，重庆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利君，女，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萍，四川亚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小红，男，1969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巴**。 上诉人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利君、景小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8）川1623民初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川16民终1330号之一民事裁定：一、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8）川1623民初2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许利君的起诉。许利君不服该裁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川民申375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川民再67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6民终133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指令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亮、莫开学，被上诉人许利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景小红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沙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许利君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其起诉。事实与理由：1.案涉三张借条的印章经鉴定与金沙江公司备案印章及重庆分公司经常使用的印章均不一致，系伪造，三份加盖伪造印章形成的《借条》不能认定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金沙江公司在案涉借款期间账户资金充足，根本无需对外举债；2.景小红借款时，金沙江公司尚未中标案涉工程，景小红也不是该项目负责人，所借款项也未用于工程；3.一审据以定案的《委托书》并非金沙江公司提交，根据在案证据不排除系在一审法院调取过程中人为塞加，其来源存疑且该《委托书》上印章是伪造的，且一审法院调取程序违法，该份《委托书》不应作为定案证据采信；4.金沙江公司从未在任何一份《借条》、《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加盖印章，许利君及景小红所称加盖印章的朱红伟当日也未在重庆，许利君持有的加盖了印章的责任书系伪造；5.许利君、景小红涉嫌串通，可能存在共同诈骗或虚假诉讼，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6.律师费3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许利君辩称，金沙江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驳回金沙江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1.金沙江公司客观上存在多枚印章，其不得对公司印章作选择性认可，其对外使用的印章只要在某一场合使用过并承认其效力，则该印章在另一交易中的使用均应有效；2.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景小红在借款时已系涉案项目负责人且在借款之前涉案项目已开工，金沙江公司就涉案项目与景小红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的行为系涉案项目的补签和确认，该公司上诉否认景小红在借款时是涉案项目负责人的理由不能成立；3.委托书出自于案涉项目业主处，人民法院对调取过程也进行了拍照固定，在一审中将其作为鉴定依据，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现在二审中质疑其来源，其理由不能成立；4.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已于2019年6月27日撤销景小红涉嫌诈骗金沙江公司财产一案，且该分局于2019年6月28日以景小红、许利君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将相关案卷材料移交至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扫黑办，但至今无邻水县公安局立案的相关材料，故金沙江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景小红未提交答辩意见。 许利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共同归还许利君借款492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2.判令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共同承担许利君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0万元；3.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园林管理局于2016年12月1日向金沙江公司发出《重庆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告知其拟建的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于2016年9月26日开标，确定金沙江公司为中标人，中标额657.680751万元。2017年1月12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园林管理局与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作为发包人，金沙江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了《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合同》，主要约定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园林管理局与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将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发包给金沙江公司承建，该合同加盖周围有小圆点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2016年12月12日，景小红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许利君（身份证号码513031196410××××）人民币1200000元（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此款用于我司（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九龙坡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周转使用（购置材料、支付民工工资、缴纳其他相关费用等）。月息三分计息，定于2017年2月12日前归还，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以银行回执为准，若此借款到期未还清，借贷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强制执行。出借人因催收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均由借款人承担。请将此款转入以下账户：户名景小红，开户行建银重庆杨家坪支行，账号×××76。借款人景小红，身份证号码510722196902××××2016年12月12日”。2017年1月10日，景小红出具120万元的借条和252万元的借条各一张，120万元的借条除归还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和借款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以外，其余内容与2016年12月12日的借条内容完全一致。252万元的借条载明：“今借到许利君（身份证号码513031196410××××）人民币2520000元（大写贰佰伍拾贰万元整），此款用于我司（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九龙坡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周转使用（购置材料、支付民工工资、缴纳其他相关费用等）。月息三分计息，定于2017年3月10日前归还，具体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以银行回执为准，若此借款到期未还清，借贷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强制执行。出借人因催收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均由借款人承担。请将此款转入以下账户：户名朱雪梅，开户行建银重庆杨家坪支行，账号×××38。借款人景小红，身份证号码510722196902××××2017年1月10日”。以上三张借条的“借款人”一栏“景小红”签字右侧均加盖了“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2016年12月12日，许利君向借条指定的景小红账户转账120万元。2017年1月10日，许利君向借条指定的景小红账户转账120万元（分两笔转账，每笔60万元）。2017年1月18日，许利君向借条中指定的朱雪梅银行账户转账252万元。以上转账共计492万元。 2017年3月30日，金沙江公司（甲方）与景小红（乙方）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主要约定景小红以大包干的方式承包金沙江公司承接的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景小红全面负责该工程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该责任书落款处有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业务负责人朱红伟的签字，并加盖“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 2017年4月15日，金沙江公司以“由于景小红个人原因、半个月时间工程仍未动工”为由，撤销景小红在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职务，景小红当日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景小红因个人原因，自动放弃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一职，接受云南金沙江建设有限公司关于撤销本人项目负责人及其签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和所有有关项目签订的协议及委托，之前与该项目发生的所有经济责任问题由景小红本人自行解决，与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关。接通知书后不再以该项目负责人名义进行任何与该项目有关的经济及其他活动，也不再以任何理由找金沙江建设工程公司进行该项目的任何诉求。承诺人景小红2017年4月15日”。2017年4月18日，金沙江公司任命案外人禹某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 2018年3月9日，景小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委任景小红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的委任书。一审法院当日通知许利君、景小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川、金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勇随法院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以见证取证过程，金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勇因故未能一同前往。当日，一审法院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调取了《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合同》正本原件和金沙江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原件，该《委托书》载明：“现委托景小红（身份证号码：510722196902××××）同志为重庆市九龙坡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负责该工程项目的合同签订、工程管理、财务管理、结算收款等一切事宜。被委托人无权转委托。特此委托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日期：2016年10月13日”，该委托书加盖了“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 2018年5月23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就一审法院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调取的2016年10月13日的《委托书》的情况作出说明：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从未要求金沙江公司出具此委托，此委托书内容与现行的工程建设相关规定相违背，此委托书没有胶装和加盖骑缝章因而不属于合同的一部分。 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9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调取的证据显示，2016年7月7日，景小红向许利君出具两张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的借条；2016年9月30日，景小红向许利君出具两张各20万元共计40万元的借条；2016年12月29日，景小红向许利君出具800万元的借条；2017年1月4日，景小红向许利君出具450万元的借条。许利君分别于2016年7月7日、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4日多次向景小红、案外人朱XX、彭XX、廖XX、柏XX、姜XX、杨XX、龙X、赖XX、吴XX、叶XX、刘XX、卢XX等人转账或支付现金共计1,320万元。2017年4月1日，许利君（甲方）与景小红和案外人彭XX（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主要约定景小红和案外人彭XX应于2017年4月20日前归还许利君借款1,319.78万元和利息51.72万元，逾期许利君可以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5月30日，根据许利君的申请，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于2017年5月30日出具（2017）渝渡证字第11539号执行证书，确认许利君可以该执行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执行案件后，于2017年8月16日裁定扣留景小红在金沙江公司的应收工程款657.680751万元，并当日通知金沙江公司协助执行扣留款项。 景小红在其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武所作调查笔录中陈述，进行债权公证的1,300万元左右的借款系其个人向许利君的借款，与本案无关。 金沙江公司陈述其总部使用的是周围有小圆点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即《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合同》上的印章，并另行雕刻了一枚“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供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使用。诉讼中，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申请对本案涉及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进行鉴定，金沙江公司提交了自述由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正在使用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并用该印章于2018年3月21日盖印产生的印模印文予以鉴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一审法院就本案涉及的三张《借条》上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委托书》上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金沙江公司提交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于2018年3月21日盖印的印模印文是否同一，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川旭鉴（2018）文鉴字第3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三张借条上“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委托书》和《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三张借条上“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金沙江公司在鉴定过程中提供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于2018年3月21日盖印的印模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本次鉴定产生鉴定费24,600元（金沙江公司垫付12,300元，景小红垫付12,300元） 2018年4月18日，许利君与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主要约定许利君委托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案件，许利君同意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指派徐建民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处理本案纠纷，律师代理费30万元在一审开庭前支付。2018年5月24日，许利君向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转账30万元。 根据金沙江公司报案,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于2018年5月24日对金沙江公司被诈骗案立案侦查。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情况说明》，主要说明景小红的行为涉嫌诈骗罪，现已立案侦查。金沙江公司据此申请本案中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许利君根据三张借条的约定，向景小红及其指定的账户转账共计492万元，表明许利君与景小红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许利君系债权人，景小红系债务人。景小红应当承担向许利君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责任。对于金沙江公司是不是借款主体，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双方就此争议较大。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借款主体必然要先厘清本案各印章的真伪及关系。根据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本案存在三枚不一样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第一枚是金沙江公司陈述的其在《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合同》中使用的周围有小圆点的印章，该枚印章据金沙江公司陈述，由公司总部使用；第二枚是金沙江公司自述另行雕刻供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正在使用的印章；第三枚是三张借条、《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和《委托书》上的印章，此五处印文使用的是同一枚印章。三枚印章各不相同，相互区别。金沙江公司曾向其业主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递交《委托书》，该《委托书》加盖了与三张借条同一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表明金沙江公司认可《委托书》上的印章的效力，并对外正常使用。金沙江公司对《委托书》的来源提出质疑，称该《委托书》不是其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递交，系他人有意伪造并夹杂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的文件中。对此，金沙江公司提交的《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关于邻水县人民法院对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相关文件取证情况的说明》系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出具，而一审法院是在其下属的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调取的《委托书》，二者不是同一部门，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并不知悉具体的取证过程，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本身在主体上不适格；其说明的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未要求金沙江公司出具委托和委托书内容违法，与金沙江公司质疑的《委托书》来源问题无关。即使该行为不符合规定或者违法，也不能回避该《委托书》系法院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调取的客观事实，且法院在调取的过程中进行了拍照固定；关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说明的委托书没有胶装和加盖骑缝章因而不属于合同一部分的问题，《委托书》未胶装于《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中，系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对文件的装订管理问题，也不能否认该《委托书》来源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调取该证据当日，基于平等保护各方诉讼权利的考量，一审法院通知了包含金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一同前往以见证取证过程，但金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因故没有一同前往，其因自身原因缺席取证过程而质疑证据来源的主张不具有合理性。综上，《委托书》是在正常的对外业务往来中使用，该《委托书》上的印章应视为是金沙江公司认可并在经营过程中有效使用的印章。2017年3月30日，金沙江公司与景小红签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实际为“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第11.3条明确规定“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两份，乙、丙各一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金沙江公司辩称该《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系内部管理所需，不需要加盖公司印章，不符合《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合同文本的约定，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而且金沙江公司当庭举示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系标记作废的文本，不能支持其主张，一审法院对金沙江公司这一主张不予支持。提交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的加盖了“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这份《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具有其客观性，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因此该份《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的印章应视为是金沙江公司认可并有效使用的印章。金沙江公司在本案鉴定过程中于2018年3月21日提交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盖印的印模印文不能说明是2016年12月12日和2017年1月10日出具三张借条时期或之前所使用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 本案涉及的三张借条均载明“此款用于我司（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九龙坡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周转使用”，金沙江公司在三张借条上盖有“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该印章与《委托书》上使用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和金沙江公司与景小红签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使用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一致。综上，借条上加盖的印章足以认定金沙江公司就向许利君借款作出了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据此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虽然金沙江公司没有收到借款，但是借条上的印章表明其与景小红是共同借款人，借款用途与金沙江公司息息相关，金沙江公司应当与景小红共同偿还借款债务。金沙江公司抗辩玉灵路工程施工合同于2017年1月12日签订，景小红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其以该工程名义在12月12日、1月10日借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及逻辑。对此，建筑工程行业由施工人先行垫付施工费用具有普遍性，且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园林管理局于2016年12月1日向金沙江公司发出《重庆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告知其拟建的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于2016年9月26日开标，确定金沙江公司为中标人，说明金沙江公司已在2016年9月26日前已经在为该工程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景小红在2017年3月30日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前筹集资金具有合理性。金沙江公司称从未在许利君诉称借条上加盖印章，但事实上该三张借条上均盖有金沙江公司有效使用的印章，其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该三张借条上为何有金沙江公司的印章，系金沙江公司自身对印章的内部管理问题，其应当自寻途径追究责任。金沙江公司称许利君与景小红之间的借贷曾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沙江公司仅仅作为协助执行人而非被执行人，由此反证金沙江公司不是借款人。对此，景小红在2016年7月7日、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4日出具的借条和许利君于2016年7月7日、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4日的转账与本案的借条和转账均不相同，景小红也陈述该1,300万元的借款系其个人向许利君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且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确认景小红、彭XX欠许利君借款，而不是金沙江公司欠款，表明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进行公证和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1,300万元的借款与本案492万元借款是两笔独立的借款，互不关联，492万元并不包含在该1,300万元借款中。该1,300万元的债务人是彭XX和景小红，不是金沙江公司。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该1,300万元的借款时将金沙江公司列为协助执行人而非被执行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金沙江公司系本案492万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金沙江公司的各项抗辩主张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景小红在2017年4月15日被撤销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负责人时承诺，之前与该项目发生的所有经济责任问题由景小红本人自行解决，与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关。该承诺系景小红向同样是债务人的金沙江公司的内部承诺，实质上是将共同债务转移至景小红个人，但是该债务转移未得到债权人许利君的同意，对许利君不发生效力，许利君仍然有权要求金沙江公司偿还借款。三张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分别为2017年2月12日和2017年3月10日，现还款期限届满，许利君请求归还借款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许利君主张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三张借条均约定借款月息三分即月利率3%，年利率36%，一审法院支持利息分别从借款次日即2016年12月13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许利君主张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许利君于2018年5月24日依约已实际向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了30万元律师代理费，其代理律师也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而且双方在借款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出借人因催收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由借款人承担，因此许利君的这一主张符合双方的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律师事务所是否开具发票，与金沙江公司、景小红依约承担的律师费用不具有对等关系，因此对金沙江公司、景小红以受托人未开具发票作为拒绝承担律师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金沙江公司主张景小红的行为涉嫌诈骗罪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立案侦查，申请中止审理。对此，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清楚,本案的审理结果不必以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景小红涉嫌诈骗罪只与金沙江公司存在关联，与许利君无关。即使景小红构成诈骗罪，也不影响金沙江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其仍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对其申请不予支持。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许利君借款本金492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其中，本金120万元的利息从2016年12月13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另本金120万元的利息从2017年1月11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本金252万元的利息从2017年1月19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许利君律师代理费3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8,3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4,600元，共计77,940元，由金沙江公司和景小红共同负担。 原二审查明：一审审理过程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向一审法院出具内容为“金沙江建设有限公司到九龙坡分局刑侦支队报案称：景小红私刻金沙江建设有限公司公章出具借条向许利君借款。经九龙坡区刑侦支队初查：景小红的行为涉嫌诈骗罪。现九龙坡公安分局已立案侦查”的《情况说明》。经本院庭后向该局核实，该分局立案侦查的事实与本案所涉系同一事实。 原二审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已受理金沙江公司的报案并作出立案决定书，对景小红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并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经本院核实，景小红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实与本案属同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驳回许利君的起诉。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一、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8）川1623民初2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许利君的起诉。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再审另查明，1.2019年6月27日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作出渝公九龙坡(刑)撤案字[2019]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内容载明“我局办理的金沙江建设有限公司被诈骗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笫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2.2019年8月2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扫黑办向朱红伟出具《扫黑除恶举报线索核查结果告知书》内容载明:你于2018年7月30日通过网络向重庆市公安局扫黑恶专项斗争办公室举报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举报被景小红等人诈骗”的线索,我局已于2019年6月28日查结并报经重庆市公安局扫黑办批准,现告知你核查结果:(1)2019年6月27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已撤销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诈骗案;(2)2019年6月28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以景小红、许利君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将相关案卷材料移交至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扫黑办。3.2018年10月23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6民终1330号,对上诉人景小红与被上诉人许利君、上诉人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未交纳上诉费用,亦未提交减、免、缓交诉讼费申请。裁定本案按上诉人景小红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再审认为，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1.案涉3张载明的借条系景小红个人借款还是与金沙江公司的共同借款？2.本案因涉刑案是否应驳回起诉？3.案涉款项的用途和流向。 一、关于案涉3张载明的借条系景小红个人借款还是与金沙江公司的共同借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在2017年1月4日前，许利君与景小红已经发生多次金钱往来,经结算，2017年4月1日，许利君(甲方)与景小红和案外人彭XX(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主要约定景小红和案外人彭XX应于2017年4月20日前归还许利君借款13,197,800元和利息517,200元,逾期许利君可以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I7年5月30日，根据许利君的申请，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于2017年5月30日出具（2017）渝渡证字第11539号执行证书,确认许利君可以该执行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借条》、《还款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效力应予认可。 至于案涉争议的20I7年1月10日景小红向许利君出具借条二张和2016年12月12日的借条一张。对此,金沙江公司为证明其不担责的主张，一、二审时分别提交有1.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就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作出说明；2.《关于邻水县人民法院对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相关文件取证情况的说明》,均否定与案涉争议3张借条有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二审法院理应对单位出具的证明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质证。金沙江公司一、二审时主张案涉的印章为假印章，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再审认为,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印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印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借条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若盖章之人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使加盖的是真印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故景小红所为的是否系职务行为?即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是否代表或代理金沙江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借条的效力。结合本案一、二审及再审庭审质证时,景小红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产生合理疑问。二审法院未予查明上述事实而据以作出民事裁定不当。 二、关于本案因涉刑案是否应驳回起诉的问题。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笫五条前段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明确规定,除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外,因其他犯罪行为导致与民间借贷案件发生刑民交叉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刑民并立”的处理原则,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不必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出来。只有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方可裁定中止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二审法院据以作出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显属错误,应予纠正。并且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渝公九龙坡(刑)撤案字[2019]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因景小红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实与本案属同一事实,以涉及刑民交叉为由裁定驳回许利君起诉的依据,也已经被依法撤销。 三、关于案涉款项的用途和流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的规定》(法释(2015)18号)规定的精神,出借人在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放贷行为。因此二审法院应当审查出借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内是否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还应当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银行流水以及还款情况。二审法院还应当综合考察出借人许利君的经济能力、借款金额、交易规模、借款人景小红的关系、款项的支付工程、是否涉及职业放贷等因素，认定借款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关系是否合法等情况进行审查。 综上所述,再审法院认为原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及查清案件基本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6民终133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指令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指令二审审理中，金沙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九龙坡区涉黑涉恶线索移交登记表、扫黑除恶举报线索核查结果告知书，2.涉及许利君的民事裁判文书十五份，3.（2017）渝渡证字第6605号公证文书及附件，4.秦X与景小红的通话录音内容摘要，证据1-4拟证明：许利君系职业借贷人，景小红系职业中标工程项目后再转手他人的“标贩子”；景小红为投标工程项目而与许利君在短期内形成了巨额债权债务关系；本案系许利君为达诈骗金沙江公司财产之目的、景小红为将债务转嫁给金沙江公司之目的、双方经合谋后伪造证据而发起的虚假诉讼。5.景小红银行交易明细（账号：×××76），朱XX银行交易明细（账号：×××38），证据5拟证明：涉案款均进入景小红个人账户或朱XX银行账户；均用于景小红偿还个人债务或挪为他用，分文未用于涉案项目；汇付涉案款时，朱XX均按照月息3%标准向许利君支付了当月借款利息；涉案款系许利君与景小红个人形成的交易，与金沙江公司无关。6.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确认书、保证金汇款转账凭条、单位工程开工报告，7.金沙江公司银行交易流水（账号：5300××××6217、5000××××1254），8.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情况说明，证据6-8拟证明：涉案款形成时，涉案项目尚未签订合同尚未开工建设；涉案项目为财政拨款项目，按月工程量的70%支付工程进度款，无需承包人垫资施工，即使确需垫资施工，金沙江公司资金充裕，无需高息对外举债；涉案款与涉案项目建设和金沙江公司无关。9.公安机关对刘X的询问笔录，10.朱红伟手机中短信记录、朱红伟2016年12月11日的订票信息、重百公司万州商场零售销售单及交易明细、朱红伟2016年12月13日的订票信息，证据9、10拟证明：景小红与朱红伟至少在2016年年底才认识，结合陈某在（2019）川民再676号案件中的证人证言，2012年12月12日借条上印章并非朱红伟加盖形成，故许利君称印章系朱红伟本人加盖的事实不能成立。11.调取证据申请书及调取的涉案《委托书》实物及内容，12.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管理处对涉案《委托书》的说明，13.公安机关对前述管理处工作人员黄X、王XX、盛某的询问笔录及三人的辨认笔录，14.鲁春勇关于调取证据情况的说明、鲁春勇与朱红伟的短信记录、朱红伟与胡X的通话详单、朱红伟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对朱红伟询问笔录、白某的情况说明、禹某的情况说明，证据11-14拟证明：涉案《委托书》的调取程序违法，该委托书与现行法律法规暨招投标文件内容不符；物理特征与常理不符；结合被调取单位自始未认可该委托书的存在,该委托书系许利君为达诉讼目的而在诉讼参与人的帮助下伪造的材料。15.白某的身份证明及工作职责，证据15拟证明：白某系金沙江公司派驻重庆分公司管理印章的专职人员，加盖公章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和手续，16.梁平县龙溪河工业园区河段综合治理工程中标、施工合同、身份证明（刘运祥）及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重庆市建设工程中标、施工合同、身份证明（李俊华）及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证据16拟证明：金沙江公司与各案外人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时均不加盖任何印章。17.公安机关对景小红的讯问笔录及公安机关对许利君的询问笔录，证据17拟证明：许利君、景小红对涉案项目施工、涉案款及借条的形成等方面作虚假陈述。18.景小红与禹某《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协议书》，证据18拟证明：涉案项目系禹某完成建设施工，与景小红无关。 许利君质证认为，对证据1，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已撤销金沙江公司被诈骗案，金沙江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许利君涉嫌虚假诉讼被邻水县公安局立案；证据2的15份法律文书，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许利君系职业放贷人；证据3所涉及借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录音资料的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借条上公司公章的形成与金沙公司无关；对证据5景小红及朱XX银行交易明细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银行流水证明许利君实际履行了支付借款492万元的义务且景小红的借款用于了案涉项目；对证据6除开工报告载明的开工时间以及证据8不属实外，对证6-8的真实性无异议，涉案项目的实际开工时间是2016年10月底、11月初，证据8没有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证明内容不属实；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刘X证实了景小红系涉案项目的负责人的事实，朱红伟订票信息并不能证明朱红伟就一定坐了这趟车，购物清单及交易明细等不排除朱红伟家人使用和消费，证人陈某在省高院出庭证言不属实；对证据11-14中多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情况说明所证实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委托书系法院依法向相关国家机关调取留存的档案材料，来源合法，应予以采信，鲁春勇、朱红伟、白某、禹某均属利害关系人，其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15、16的三性有异议，证据16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7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许利君无论是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还是庭审中的陈述均前后一致，没有虚假陈述。对证据18的三性有异议，该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12月15日，在之前的一、二审中金沙江公司均未出示，且二审禹某还出庭参与了诉讼，却并未提及该协议，该协议能证明景小红与禹某合伙关系。 许利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对景小红的调查笔录、公安机关对景小红的讯问笔录，证据1拟证明：涉案项目开工时间大约在2016年10、11月左右，景小红系涉案项目“项目负责人”，借款是景小红代表金沙江公司对外的借款。2.公安机关对许利君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证据2拟证明：景小红系涉案项目负责人；2016年12月12日前一、二天景小红带许利君到金沙江公司见朱红伟，核实涉案项目,景小红、金沙江公司出具借条，金沙江公司对借条加盖印章。3.王文X笔录、班组劳务分包协议，证据3拟证明：2016年10月10日景小红与王文X签订《班组劳务分包协议》。4.吴XX的情况说明及银行转款流水，证据4拟证明：2016年10月下旬吴XX开始向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供应商砼，2017年3月初供货完毕；2016年11月16日至2017年3月3日期间禹某、禹＊梅通过银行向吴XX支付21.6万元的混凝土款，说明工程接近尾声。5.景小红租赁集装箱合同以及收款收据，证据5拟证明：2016年10月5日，景小红与重庆柜族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柜族集装箱租赁合同》，并支付押金1万元，2018年12月22日景小红与柜族销售公司结算并补交租金1235元，租金系景小红代金沙江公司支付。6.公安机关对黄X、王XX、盛某的询问笔录及盛某在原二审庭审中的证言，证据6拟证明：王XX与盛某的证言高度一致，黄X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三位工作人员均无人证实委托书系许利君夹带并放入资料盒，能够确认三人的证言不属实。7.西藏日喀则教育体育委员会批复、营业执照复印件、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西藏日喀则天亿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股份内部转让协议、许利君门市及房屋产权证和租赁合同复印件、二手门市买卖合同、二手房房屋买卖合同、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证复印件，证据7拟证明许利君有自己独资的企业，有门市、住房出租，收入稳定、丰厚，且收入来源合法，不是以高利放贷作为收入来源。8.借条复印件10份，证据8拟证明许利君出借款项的借条不是同一格式，没有预扣利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交易支付等，许利君的出借行为不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9.许利君涉诉案件表以及邻水县人民法院（2016）川1603民初2356号民事调解书，证据9拟证明：金沙江公司举示的15份法律文书中，部分案件许利君是因合伙关系发生的纠纷，另有一案件中许利君仅为诉讼代理人，还有一案件许利君为案外人，许利君并非向社会上不特定对象借款，不构成职业放贷。 金沙江公司质证认为，景小红无权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王文X的劳务分包协议由被上诉人提供不符合情理，对吴XX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认可，需要本人出庭作证，转款流水是备注了代上诉人支付工资款，但是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也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景小红向禹某转款的事情已有说明，景小红与柜族销售公司的补交金额与公司没有关系，对王XX询问笔录、盛某询问笔录、二审庭审笔录证言部分，请合议庭结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综合认定。对许利君举示的证据7真实性认可，但是这些财产与其是否涉及高利转贷以及是否是职业放贷人无关。证据8的借条复印件十份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我们尊重法院的生效裁判，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请法院综合认定其性质。 综合本案一审、原二审、再审、指令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定的事实除与一审、原二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以下案件事实： 2017年1月12日，案外人禹某向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收支管理服务中心转账657681元，用于交纳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履约保证金。九龙坡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的《单位（子单位）工程开工报告》载明该工程开工日期为2017年4月22日。 2017年3月30日，金沙江公司（甲方）与景小红（乙方）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景小红于一审举示的责任书落款处有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业务负责人朱红伟的签字，并加盖“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金沙江公司于一审举示的责任书落款处仅有朱红伟的签字，未加盖印章，封面处有“作废”二字以及景小红签名。同日，景小红向许利君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中载明：“兹委托本人的财务主管许利君为我的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以下事项：代为本人向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收取本人承建的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的全部工程款657.680751万元。……”该《授权委托书》中朱红伟签字“同意委托朱红伟”，并加盖了“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金沙江公司认可该枚印章系其重庆分公司所使用的印章）。 2018年9月26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于出具了《关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关于邻水县人民法院对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相关文件取证情况的说明〉的说明》，内容为：我处为重庆市九龙坡区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项目的代理业主；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更名前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园林管理局）为该项目的业主；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于2018年5月23日向贵院出具的《关于邻水县人民法院对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相关文件取证情况的说明》的全部内容符合客观情况。 2020年10月16日，指令二审开庭后，许利君向本院申请对金沙江公司举示的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于2018年9月26日出具的说明上加盖的印章进行鉴定。 2020年11月19日，本院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发出出庭通知书，要求该处于2018年9月26日出具的说明的经办人到庭作证。2020年11月24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预算合同科科长黄X到庭作证，证实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于2018年5月23日出具的《关于邻水县人民法院对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相关文件取证情况的说明》以及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于2018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关于邻水县人民法院对玉灵路道路整治工程相关文件取证情况的说明〉的说明》均系其起草，且2018年9月26日的说明按照内部管理要求交由该处办公室加盖公章。 2018年9月29日，原二审过程中，本院应金沙江公司的申请向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分局发出《调查令》，委托金沙江公司代理人前往该分局调取景小红建设银行（账号：×××76）、朱XX建设银行（账号：×××38）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银行交易流水、公安机关对景小红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对禹某、朱红伟、王文X、廖XX、刘X、许利君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对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工作人员黄魏、王XX、盛某的询问笔录。黄X在公安机关陈述公安机关出示的委托书与当日调取的委托书内容不一致，且因为招投标时已确定了项目经理，同时项目经理需要资质，故景小红不能担任项目经理；王XX、盛某在公安机关陈述调取《委托书》当天，当时要求调取的是施工合同，首先是许利君接触的档案盒，在工作人员招呼许利君不要翻东西的时候其手上有一张盖章的纸，但不知是从何处拿出来的。原二审过程中，金沙江公司向本院申请了证人何某、白某、禹某、盛某出庭作证。其中，何某出庭证实，案涉工程系其以金沙江公司的名义中标，后来因为工程投诉，经刘X介绍认识景小红，称其有关系，可以处理投诉，之后由他介绍景小红认识朱红伟；禹某证实其在2016年10月通过景小红得到案涉工程的施工机会，当时景小红已租活动板房，但后来景小红未参与实际施工，施工保证金系禹某交纳以及一审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况；白某出庭证实，其系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登记的负责人，印章一直由其管理，其从未在借条、景小红委托许利君收款的委托书加盖公章以及一审法院取证情况；盛某出庭证实，一审法院在调取证据过程中，许利君最先接触到档案盒，但是案涉工程需要收集那些资料他并不清楚，且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不是他的职责。 就本案三张借条的形成过程。许利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6年12月10日左右，景小红告知许利君金沙江公司中标600多万，需要交履约保证金含启动资金向许利君借款，许利君不信任景小红个人借款，景小红就说加盖公章，大概在12月10日、11日其中一天，便带许利君到金沙江公司朱红伟的办公室，朱红伟考虑后就在2016年12月12日的借条上盖了章，后面两张借条加盖金沙江公司印章的时候许利君没有去，但之后向朱红伟确认了后面两张借条盖了章。许利君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陈述，2016年12月12日前一、两天，景小红告诉许利君金沙江公司中标案涉工程需要借款，因为许利君不相信这个项目，景小红就带许利君去公司证实，到了公司后朱红伟证实了该项目，景小红说需要120万元支付民工工资和材料款，于是景小红和朱红伟就出具了120万元借条并加盖了公司印章，2017年1月初，景小红说工程还需要372万元并出具了两张借条，许利君就向其转账372万元，2017年3月30日，由于景小红一直没有还款，景小红就带许利君到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朱红伟告诉许利君项目已经完工，并签了一份委托书同意将工程款转入许利君的账户。在指令二审庭审中，许利君陈述2016年6、7月其系通过案外人周X介绍认识景小红，听景小红说他在玉灵路有个项目做完了但没有得到工程款，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于是2016年12月12日前一两天景小红就带许利君到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与朱红伟见面，并向朱红伟确认了案涉项目所有工程已经做完且不欠民工工资和工程款，当时就决定借款并由景小红和公司出具了120万元借条，因为朱红伟称景小红是项目负责人所以也让景小红签字，之后两张借条是景小红拿到公司去盖章。景小红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陈述，2016年8、9月其通过周X认识许利君，2016年12月12日前几天，景小红因为案涉工程向许利君借钱，许利君提出要核实项目真实性，景小红于2016年12月12日带许利君到金沙江公司办公室并见到了朱总，景小红告诉朱总项目基本完工了因为垫资导致缺少资金需要用没收到的工程款担保向许利君借款，得到朱总认可后，出具了借条且朱总拿去加盖的印章，后面两张借条是景小红找朱红伟盖章，许利君没有直接上楼。 另查明，朱红伟于2016年12月11日从重庆市主城区前往重庆市万州区，于2016年12月14日从重庆市万州区返回重庆市主城区。 经过关联案件检索，除本案外，2014年以来，本辖区内直接与许利君相关的民间借贷案件共有13件，借款发生时间自2013年3月至2018年7月，涉案金额共计2700余万元，约定利率在月息2分到3分之间。许利君为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提供了其在西藏开办幼儿园、与他人共同投资开办建设公司，以及其拥有房产的证据。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贷关系主体的认定问题；二、本案借款是否真实、有效。 一、关于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问题。本案中，景小红作为案涉492万元借款的收款人和使用人并在三张借条中作为借款人签字确认，其应为本案借款的借款主体，现主要争议的是金沙江公司是否系本案借款的借款主体。 （一）本案中借款主体的认定首先需要审查的是能否依据三张借条上加盖的印章直接认定金沙江公司有向许利君借款的意思表示。许利君主张本案三张借条上加盖了金沙江公司的印章，该印章经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朱红伟同意并由其加盖，且金沙江公司在其他经济活动中使用过该印章，金沙江公司在三张借条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视为对借款的认可，应认定金沙江公司为案涉492万元借款的借款主体。1.就三张借条上印章的来源，许利君与景小红均陈述三张借条上的印章是朱红伟加盖，但对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2日的第一张借条的形成时间及印章的加盖时间，许利君陈述是于2016年12月12日前一两天加盖，而景小红在公安机关的调查过程中称是在2016年12月12日当天形成借条并加盖印章，双方陈述存在矛盾,无法确定借条形成的具体时间。而朱红伟在一审作证时对其在借条上加盖印章的事实予以否认，金沙江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朱红伟于2016年12月11日离开重庆市区至12月14日才回。对于后两张借条上印章的来源，许利君与景小红均陈述该两张借条未于许利君当面盖章，而是景小红去找朱红伟盖章。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许利君所主张的三张借条上的印章系朱红伟同意并加盖的事实，故三张借条上加盖的印章来源存疑。2.经司法鉴定，案涉三张借条上加盖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与金沙江公司提供的该公司重庆分公司所保管使用的“云南金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非同一枚印章。从在案的证据来看，三张借条上加盖的印章除在三张借条中使用过，仅在景小红提供的其与金沙江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及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9日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调取的《委托书》中出现过。首先，景小红提供其保管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虽然加盖了与三张借条相同的印章，但金沙江公司提供的由景小红签字确认的由金沙江公司保管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并未加盖印章，仅有朱红伟的签字。从证据的保管及与当事人的远近程度来看，景小红提供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上的印章来源存疑，无法直接以此认定该印章系金沙江公司认可和使用过的印章。其次，一审法院调取《委托书》时系单方见证，且在场工作人员证实取证时首先由许利君接触档案盒，取证的照片显示调取证据时该《委托书》折痕明显，金沙江公司有理由怀疑系许利君临时添加进去，故该《委托书》亦来源存疑。许利君主张金沙江公司在其他地方使用过三张借条上同样的印章证据不足，其主张不能成立。3.从借贷的必要性来看，借款之前，金沙江公司与许利君并无联系，无证据显示双方有借贷的意思联络，且许利君称借款时案涉项目已经完工且无外欠债务与借条上借款用途明确用于案涉工程周转使用存在矛盾,且金沙江公司提供的借款期间该公司的账户流水明细反映当时金沙江公司账户资金充足。综上，三张借条上加盖的印章并非金沙江公司重庆分公司保管、使用或认可的印章，且许利君不能证明三张借条上的印章系由可代表金沙江公司对外借款的人员加盖,故不能依据该印章认定金沙江公司向许利君作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进而认定金沙江公司与许利君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 （二）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其次是要审查景小红能否代表金沙江公司向许利君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抑或景小红的借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1.关于景小红是否有代表权或代理权。虽然现有证据表明景小红参与过案涉工程的招投标和前期入场事宜，但借款期间景小红并未与金沙江公司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借款期间金沙江公司授权景小红可以公司的项目经理或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以项目名义对外借款，即使金沙江公司与许利君争议较大的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调取的《委托书》是真实的，该《委托书》也未授权景小红可代表金沙江公司对外借款，之后景小红与金沙江公司签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中亦明确约定景小红不得以金沙江公司或案涉项目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借款协议，故景小红无权代表金沙江公司向许利君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2.关于景小红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案涉492万元借款之前，许利君与景小红个人之间已发生了1300余万元的借贷，且借款用途均是用于工程周转，故许利君应清楚景小红系经常挂靠他人施工并应知道景小红非金沙江公司的工作人员。许利君在明知景小红身份的情况下，若景小红要代表金沙江公司向许利君借款，许利君负有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在指令二审庭审中，许利君陈述借款时并没有人提供景小红系案涉工程负责人的相关文件，且本案借款均系转入景小红及与景小红相关人员的私人账户，未转入公司账户，故无证据证明借款之时许利君有理由相信景小红系代表金沙江公司向其借款。结合许利君的庭审陈述和在公安机关的 分到3分的利息，但借款时间跨度在2013年-2018年期间，案件数量共计十余件，难以认定许利君在一定时间段内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故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 综上，本案中许利君与景小红之间的借贷行为合法有效，景小红应偿还借款本金492万元并支付利息。因案涉三张借条约定的利率为月息3分即年利率36%，超过了受法律保护的利率上限，故对许利君要求景小红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按照借条约定，景小红还应承担许利君因催收债权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 许利君要求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于2018年9月26日出具的说明上加盖的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该份证据系原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其在指令二审庭审后才提出鉴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经本院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发出出庭通知书，要求该处出具的说明的经办人到庭作证。该处指派其预算合同科科长黄X到庭作证，证实该说明由其起草并按照内部程序交该处办公室加盖印章。故对许利君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上诉人金沙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8）川1623民初25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景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许利君借款本金492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120万元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另本金120万元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本金252万元的利息自2017年1月19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三、被上诉人景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许利君律师代理费30万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许利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8,3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4,600元，共计77,940元，由景小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8,340元，由被上诉人许利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成 琪 审判员 黄 平 审判员 冯 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