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敏，女，1966年6月29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新，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负责人：李艳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诗园、姚军，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敏诉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辽0402民初1051号民事裁定，驳回杜敏的起诉。杜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辽04民终2423号裁定，撤销原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327号判决，杜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辽04民终1406号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2917号民事判决，杜敏、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诗园、姚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在原判基础上保险公司再给付上诉人保险金本金3万元及利息；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从2014年11月28日杜敏在保险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将4万元交给了保险公司业务员范姝剑。并于该保险到期后将保金4万元通过范姝剑继续购买该产品，范姝剑当时还是保险公司员工。后杜敏陆续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财产品，共计购买了36万元。杜敏与保险公司签订了《账户申请确认书》和《账户变更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并加盖保险公司的公章。足以说明杜敏与保险公司形成保险合同关系的事实。2、原审法院已经确认了杜敏购买的保险资料的真实性，这些资料是专业机构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样本，杜敏个人没有能力伪造。杜敏提交的《账户申请确认书》、《账户变更申请书》、《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个人保险投保单》足以证明杜敏投保的数额，原审法院只认可33万元，3万元不予认定，存在自相矛盾。3、杜敏提供的《富得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申请确认书》一份，保险合同编号111204007375520，记载保险费是3万元证明2016年1月8日在范姝剑处购买3万元理财产品。对该证据，保险公司未提出异议。杜敏并非购买这一笔，杜敏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购买保险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保险合同并非民间借贷，还需要提供银行取款记录，杜敏只需提供保险相关手续，即可认定保险事实的存在。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公司与杜敏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范姝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范姝剑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点：一、无权代理，即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为；二、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三、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订立合同行为，其他可适用代理的行为同样包括；四、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在法律适用上，以本人有过失或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的基本事实依据；同时对“有理由”进行必要的限定，即应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而不能根据第三人本人的判断力为标准。一个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四个要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范姝剑与杜敏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上述第二、三、四点，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2、范姝剑与杜敏没有完成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本案中杜敏向范姝剑缴费的行为，是基于范姝剑以欺骗手段谎称代理保险公司与杜敏订立保险合同而实施的履行合同的行为，即缴费是履行合同而非订立合同。同时保险公司从未对杜敏表示过订立合同的意愿，或实际与杜敏订立合同，而杜敏在多次庭审举证时，也从未提供过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与杜敏之间没有订立合同，没有设立民事法律关系，不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3、杜敏不存在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范姝剑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存在外表授权，即存在有代理权授予的外观，代理行为外在表现上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实践中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或者其他表明其具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等，通常被认为是构成外表授权；二是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如果仅有代理行为有代理权的外观，但是并不能建立对该代理行为的合理信赖，当然不构成表见代理。结合本案，一审判决中所认定杜敏购买的时间于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3月28日之间，与范姝剑2011年8月31日从保险公司处离职时间相距3年多，而杜敏自述此前的购买行为并没有被认定。一审中，杜敏也未举证证明范姝剑持有保险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或其他证明代理权限的文件。基于上述原因，杜敏与范姝剑不存在合理信赖，范姝剑也不存在外表授权。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允许范姝剑自由出入公司办公场所，上诉人员工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但认定该事实没有证据。保险公司办公场所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有人均可自由出入的接待大厅，二是不允许随意出入的办公室。关于“上诉人员工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一点，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中援引另案生效判决中李轶男对于案外人熊玉芬该次行为所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类推至本案。另案案外人熊玉芬与本案杜敏素不相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判决中以杜敏2014年12月26日18万元的取款而认定杜敏2015年12月28日给予范姝剑19万元，以2015年3月28日8万元的取款而认定同日给予范姝剑10万元有误。没有证据能证明各项款项之间的存在关联性，取款记录与付款行为之间时间间隔过长，金额不能对应，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4、杜敏自身的行为存在过失。原审判决认定为保险公司2014年变更工商登记，而杜敏向范姝剑购买的时间在此之后，保险公司已完成变更名称和更换公章。一审中杜敏举证的单据中，单据的名头与下方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依据交易习惯和一般常识，单据名头与加盖公章不一致，是一般自然人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能够发现的事实，并未强加杜敏审查公章真伪的义务。保险公司变更前后的名称存在明显区别，而在民事合同中，合同相对人的名称是最基本的要件，用以确认民事主体，本案论述中以新旧名称近似，而得出不必须为原告察觉的结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此外，杜敏自述的多次购买行为，均未索要发票、收据或其他收款凭证，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杜敏的行为存在着明显的过失，不能认为杜敏是善意相对人。5、保险公司的行为没有过错，是否存在过错并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保险公司不知晓范姝剑与杜敏之间的行为，何谈对两者之间的行为存在过错。6、范姝剑的行为属于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明确写明，对于（一）伪造他人公章、营业执照、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假冒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范姝剑系伪造保险公司的公章，假冒保险公司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符合上述情况，不应认定为表见代理。7、范姝剑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与民事行为严格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发〔2016〕27号《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二点第6条明确规定，“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本案中，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罪，己被公安机关依法通缉，范姝剑与杜敏之间存在刑事法律关系，不应当由保险公司为犯罪嫌疑人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承担赔偿义务。综上所述，范姝剑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保险公司与杜敏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保险公司对杜敏的上诉请求辩称，1、针对第一项上诉理由中所表述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不一致。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杜敏取款的时间、取款的用途和所谓购买保险的经过，均使用了原告自述、原告主张等词语，其在上诉理由中刻意忽视该部分而直接引用了其自述的事实，故第一项理由大前提不成立。一审判决在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第二项理由，一审判决中没有认定购买的所谓保险资料的真实性，而是认定了资料均系伪造，但是杜敏个人没有能力进行伪造。个人是否有能力进行伪造仅为推测性语，且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均不能改变所谓保险资料系伪造的事实。3、关于第三项理由，上诉人是否有购买的经济能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杜敏在上诉状中自述保险合同并非民间借贷，同时又援引了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标准，逻辑混乱。且保险合同不以事实行为作为成立和生效的标准。杜敏也始终未提供过真实的保险合同，故保险合同自始从未成立过，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杜敏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保险合同关系，范姝剑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且涉嫌刑事犯罪。杜敏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保险公司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类似案件已经经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是已经认定表见代理成立。保险公司对生效的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申请再审，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了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杜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本金36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8日，原告杜敏从抚顺银行取款人民币4万元。原告主张其在证人东某的陪同下到被告办公地并见到了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业务员范姝剑。原告主张其将该4万元人民币于被告办公地交付范姝剑用于购买被告公司保险，并于该保险到期后将保金4万通过范姝剑继续购买被告公司保险产品。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时间为2015年11月28日，并加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印章的《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申请确认书》一份（保险合同编号1112040073075419），其中记载保险费合计肆万元，领取保费合计肆万贰仟捌佰元整，期满领取时间2016年11月28日，原告同时提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投保单（银行代理渠道）》一张对其主张予以佐证。2014年12月26日，原告杜敏从中信银行取款人民币18万元。原告主张其将该18万元于被告办公地交付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业务员范姝剑用于购买被告公司保险，且其购买该保险产品时遇见了证人车美阳。原告主张2015年12月28日该保险到期后，将保金18万及利息1万元通过范姝剑继续购买被告公司保险产品。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并加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印章的《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申请确认书》一份（保险合同编号1112040073075621），其中记载保险费合计壹拾玖万元，领取保费合计贰拾零万叁仟叁佰元整，期满领取时间2016年12月28日，原告同时提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投保单（银行代理渠道）》一张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原告主张其将该人民币3万元于被告办公地交付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业务员范姝剑用于购买被告公司保险。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时间为2016年1月8日，并加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印章的《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申请确认书》一份（保险合同编号111204007375520），其中记载保险费合计人民币叁万元，领取保费合计：叁万贰仟元整，期满领取时间2017年1月8日，原告同时提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投保单（银行代理渠道）》《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对其主张予以佐证。2015年3月28日，原告杜敏从抚顺银行取款人民币8万元。原告主张其将该8万元人民币及已有现金2万元（共计人民币10万元）于被告办公地交付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业务员范姝剑用于购买被告公司保险。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时间为2015年3月28日，并加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印章的《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全变更申请书》一份（保险合同编号1112010705591603），其中记载告知事项描述：壹拾万元，期满领取时间2016年3月28日，原告同时提交《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投保单（银行代理渠道）》一张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另查明，案外人范姝剑2006年至2010年间在被告公司从事营销员工作，是该公司保险代理人，2011年转为正式职工，从事组训工作，2011年8月31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2016年2月26日范姝剑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未抓捕归案。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原名“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2014年底更名并刻制新公章，之前的公章未备案。再查明，经一审法院审理的关联案件共10件，每名原告均称案外人范姝剑是在被告公司的办公场所内、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名义向其收取保费并签署投保资料，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辽04民终1408号民事案件中查证了被告公司员工李轶男出具的证实，范姝剑离职后仍出入被告办公场所接触客户。上述认定的事实有《账户申请确认书》、《保全变更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证人证言、银行取款凭证、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公章加工单等证据在案为凭。另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终1408号民事判决书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范姝剑曾为被告公司员工，2011年8月31日被告与范姝剑解除劳动关系。此后，被告不但没有及时、有效地向公司客户告知此情况，还允许范姝剑自由出入其公司办公场所，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如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足以说明被告对公司和员工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导致范姝剑得以继续以其工作人员名义在其办公场所内与原告签署保险文件并收取保险费用。上述情形在客观上足以使原告相信范姝剑有被告公司的代理权。被告辩称原告手中购买保险的资料系伪造，公章也是假的。这些资料是专业机构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样本，原告个人没有能力伪造。关于资料上的假公章，公章的单位名称与被告2014年工商登记变更前的名称相同，且与变更后的名称相近似。按照交易习惯，普通的保险购买人都是通过熟悉的保险业务员，基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购买保险，没有审查保险公司的格式文本保单和公章的能力，在签署保单时一般只关注保费、收益及领取期限等项目，被告公司相近似的新旧名称不必须为原告察觉。因此本案中原告对公章真假的鉴别应归于谨慎审查与注意义务之外，不认为原告具有过失，应认定原告为善意相对人。综合以上，将范姝剑代理被告与原告签署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的无权代理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责任。2014年11月28日，原告杜敏从抚顺银行取款人民币4万元。并提交申请时间为2015年11月28日、金额为4万元的《账户确认申请书》。2014年12月26日，原告杜敏从中信银行取款人民币18万元，并提交申请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金额为19万元的《账户确认申请书》，其主张该保险单是承接2014年12月28日18万元保险本金及1万元利息的转存。以上两笔保单的取款时间和保险申请时间虽然间隔一年，但原告取款日期及金额与其保单的数额、日期具有高度吻合性，又考虑到购买保险产品产生利息的普遍性，可以认定杜敏所述属实。2015年3月28日，原告杜敏从抚顺银行取款人民币8万元并提交申请时间为2015年3月28日的《账户申请确认书》，虽然其在取款数额上与保险单存在差异，但原告提供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认定该保单实际缴费数额为10万元。原告主张于2016年1月8日购买保险3万元。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取款凭证或其他证据，证明在与范姝剑签订保险合同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实际向范姝剑交付了保金，就此笔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保单记载的收益，因范姝剑向原告销售的涉案保险产品并非合法正规的保险产品，故无法按照保险单记载的内容或原告与范姝剑的口头约定认定收益，但也不能对因被告过错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置之不理，权衡后认定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给付原告本金33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自2015年3月28日起按本金10万元、自2015年11月28日起按本金4万元、自2015年12月28日起按本金19万元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杜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原告杜敏负担670元，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603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杜敏提交以下证据：交通银行账户和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5年1月8日在工商银行中央大街取款3万元，取完钱后到保险公司买的理财产品3万元。2015年3月23日从交通银行取出6.9万元，当时把钱放到手里。2015年3月28日从抚顺银行取出8万，合计10万，到保险公司买了10万理财产品。富德公司针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杜敏提供的两份银行卡对账单，银行卡均为杜敏本人所有，杜敏随时可以取得。该份证据不是经法院调取才能获取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根据证据规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应采纳。就证据本身而言，杜敏取出6.9万元和8万元，共计14.9万元的现金用于购买10万元理财，两项数据相差50%，没有高度盖然性。另，3万元的取款时间与杜敏主张的相应的理财产品购买时间等信息不相符。保险公司二审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杜敏2015年1月8日于中国工商银行取款30000元，于2015年3月23日从交通银行取款69000元。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由杜敏提交的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在卷为凭，以上证据已经质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范姝剑以保险公司名义与杜敏签署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影响本案保险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三、杜敏所交付的保险价款金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范姝剑在实施案涉合同行为时，已与保险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其仍以保险公司的名义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向杜敏销售保险理财产品，收取杜敏的钱款，在向杜敏提供的《个人保险投保单》、《给付申请书》上面加盖了刻有保险公司名称的公章。杜敏作为保险产品的购买者有足够理由相信范姝剑仍然还是在代表保险公司销售保险理财产品，其很难对投保材料上加盖的保险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虽然范姝剑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今仍无法找到其下落，但保险公司在工作管理方面出现的漏洞和瑕疵致范姝剑在离职后仍在保险公司的营业场所内以保险公司的名义与杜敏进行保险合同签署以及收取保险费用，故范姝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案涉保险合同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保险公司提出范姝剑涉嫌刑事犯罪，不应当由保险公司为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虽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刑事案件所涉及的事实与本案保险合同纠纷涉及的事实存在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范姝剑刑事责任认定不影响保险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根据杜敏提交的《账户申请确认书》、《保全变更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证人证言、银行取款凭证及杜敏的自述，认定的保险合同价款数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杜敏二审中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可以认定其2015年3月23日从交通银行取款69000元，结合其一审提交的其2015年3月28日从抚顺银行取款人民币8万元的记录、申请时间为2015年3月28日的《账户申请确认书》，可以认定该保单实际缴费数额为10万元。另，杜敏2015年1月8日于中国工商银行取款30000元，结合一审中提交的申请日期为2016年1月8日，加盖保险公司公章，有范姝剑签名的《账户申请确认书》及杜敏2016年1月8日3万元购买的保险系其2015年1月8日购买的3万元保险一年到期后办理的转存的陈述，可以认定杜敏2016年1月8日向范姝剑交付30000元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保险公司应将该30000元及相应利息返还给杜敏。综上所述，杜敏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现因杜敏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29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29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杜敏本金36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杜敏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自2015年3月28日起按本金10万元计算、自2015年11月28日起按本金4万元计算、自2015年12月28日起按本金19万元计算、自2016年1月8日起按本金3万元计算）；三、驳回杜敏其他诉讼请求。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800元，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向军审 判 员 田 丰审 判 员 秦 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茜怡代书记员 孙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