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06民初166号 原告：范茂良，男，1966年2月1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大丰市，现住泰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信芳，江苏永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中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759473460G，住所地南京市。 法定代表人：厉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棣，江苏华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茂良与被告南京中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茂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信芳，被告中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荣、牟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茂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信息咨询服务费3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自2011年5月2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曾多年从事房地产项目策划、融资、投资、投标等信息咨询服务工作，从网上得知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南邮）新模范马路北侧校门口有一地块寻求合作事宜，原告对该南邮地块进行了大量的市场分析、项目策划，形成了租用地块合作开发的完整思路；2009年11月，原告认识了中超公司董事长厉春生，就房地产合作开发进行了多次交流；2010年1月20日，原、被告签订《开发项目咨询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服务协议书》），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上述南邮地块合作建设事宜的信息，并协调被告与校方项目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该项目签约后，被告同意支付给原告信息服务费300万元等等；2010年7月9日，被告与南邮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2011年11月被告与江南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此后虽经原告每年多次催讨，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拒不履行《服务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中超公司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按照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约定，被告与南邮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给原告180万元，实际上被告与南邮是2010年7月9日签订合同，按照诉讼时效2年计算，原告应当在2012年7月8日前向被告主张权利，而原告没有证明其已经主张权利的证据，其到2019年才录音并向法院起诉，中间时间间隔太长，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关于2010年1月20日签订的《服务协议书》，被告法定代表人厉春生不承认与原告签署过该份协议，只承认在社交场合与原告接触过，听原告说南邮在网上公开招聘南邮大厦（案涉地块）的项目合作人，由于被告在鼓楼区从事房地产开发事宜多年，与鼓楼区政府相关部门较熟，鼓楼区政府介绍厉春生跟南邮招商办公室的周南平主任（后任南邮副校长，现任江苏科技大学校长）认识，当时不止被告一家在跟周主任接洽；被告之所以能与南邮签订协议，是南邮在仙林的新校区建设过程中，因为批款不及时拖欠了一部分费用，南邮希望通过合作方直接给付4500万元用于支付仙林校区拖欠的费用，其他几家接洽的公司对于4500万元不能全部接受，厉春生同意先支付4500万元，比其他与南邮接洽的公司多出了500万元，最终谈成了这个项目；南邮的项目为什么会在网站上公示，是基于江苏省发改委和江苏省教育厅关于90号文的批复，由于国家财政不拨钱、费用自筹，所以南邮只能在网上公开信息、寻找合作伙伴，是为了引入资金，而非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内容，原告并不具备作为中介的能力；按照起诉书的签名和协议上原告的签名，“范茂良”的签名并非出自同一个人的笔迹；厉春生虽然是中超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协议上不仅未加盖公章，而且厉春生没有签日期，只有原告名下签了日期，协议第5条也经过了涂改，我方认为如果是最终正式的文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涂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服务协议书》、录音及通话记录、《服务协议书》草稿、报警记录、取款凭条、照片等证据，被告提交了苏发改社会发【2007】90号文件、【2011】第1964号文、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鼓委发【2012】69号、【2013】82号文、设计合同、鼓楼区2012年重大建设项目责任分工表、南京市规划局建设项目设计要点、函、房租发票等证据。 本院结合上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2010年1月20日其与被告签订的《服务协议书》约定：1.乙方（范茂良）为甲方（中超公司）提供南邮新模范马路北侧地块合作建设事宜的信息，并协调中超公司与校方的项目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关系。2.在此项目提供服务，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3.该项目成功后，即甲方与校方签订正式合同或协议后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信息服务费300万元。4.付款方式，①合同或协议正式签订时（甲方与校方签约）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180万元；②甲方正式与项目工程签订施工合同时支付70万元；③签订施工合同后，十个月内支付50万元。5.以上协议条款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违者将支付违约金5%每日给乙方。6.协议履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不成可请第三方协调处理。7.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8.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在协议书下方甲方处有中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厉春生的签名，在乙方处有原告范茂良的签名。原告陈述：上述涂改系厉春生修改。 2010年7月9日，被告中超公司（乙方）与南邮（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根据苏发改社会发（2007）90号文精神，乙方就新模范马路校区建设科技综合楼项目，与乙方合作建设一事，经双方多次友好磋商，平等互信互利的原则，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共谋发展，现达成一致：一、项目概况，该项目已于2007年获得省发改委立项批准，该项目位于南邮新模范马路校区南入口东西两侧，项目占地约6000㎡，项目建设总规模以规划部门批准的总图为实际规模。二、合作方式，甲方拿出上述约6000㎡的土地与乙方进行合作建设，该项目建设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项目建成后，甲方可享受该项目总建设面积30%房产的收益，乙方可享受70%收益；甲方拥有该项目的所有权，乙方拥有该物业全部的使用权、经营权和租赁权，甲方给予配合；等等。……四、乙方职责，乙方根据甲方校区总体规划和项目需求，自行计划、组织、规划、设计、施工；乙方对投资该项目所收益的房屋，享有五十年（2010年7月9日到2060年7月8日）的使用权、经营权、租赁权，甲方予以配合等等。 2010年8月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南邮）决定将双方合作项目中，甲方可享受收益分配的房产部分，全部委托乙方招商经营，招商经营回报一次确定为4500万元，多不补少不赔；本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乙方一次支持甲方定金1000万元；待该项目总图由规划部门批准，甲方将该地块上的构筑物、建筑物拆迁安置完毕，腾空让地后十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3000万元；项目封顶后十日内，乙方付给甲方尾款500万元等等。 庭审中，原告陈述：当时南邮的党委书记闵春发书记是其姑父，通过这个关系其跟高校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南大、东南大学、苏州大学等；当时南邮想把南邮大厦的地块开发，在网上公布了合作信息，电力公司以4200万元的价格要在这块地上建变电站的，也交了200万定金给南邮，后来南邮跟电力公司之间产生了矛盾，电力公司准备放弃，同时不再向南邮仙林的项目供电，其向南邮提出了思路，建造南邮大厦，又可以搞科研，又可以出租，南邮在网上寻求合作的价格是4200万；其向南邮提出的方案是拉来4500万的合作资金，后来南邮说要跟合作公司的董事长谈，才有了被告与南邮的接洽。原告并申请证人蒋士平、王新波到庭作证，以证明居间服务合同的基本事实，包括协议书的签订事实、原告实际履行了义务。证人蒋士平陈述：我从2009年年底去中超公司，大概是2014年或者2015年离开的；南邮大厦的项目，是厉春生老婆的哥哥（厉春生的大舅子）找来的，厉春生让他大舅子找的就是范茂良，去要的南邮大厦的项目；2009年12月，当天等范茂良来了，我们就这个事进行了商谈，我说这个项目好，动员厉春生去承接这个项目，但是地下不能建变电站；当时南邮申请增容，正好鼓楼区要加建一个变电站，电力公司就要求在南邮大厦地下建变电站，但是我认为地下建变电站是不合适的，之后就去找了范茂良去协调；南邮没有在网上公开过招标信息；最早是范茂良提出要做效果图的按照范茂良的要求做的效果图，前期我们接触不到南邮的人，南邮的要求都是通过范茂良转达出来的，我们都是按照范茂良说的去做，效果图最终是范茂良拿给南邮的；他们之间的协议书草稿是我手写拟定的，我印象里协议是当场就签订了，后面他们怎么又去签了打印版的我也不知道；范茂良经常来找中超公司要钱，我都嫌他烦，我还借给范茂良1万元等等。被告认为蒋士平既然认可协议起草的事实，故对协议草稿不持异议；但其借给范茂良1万元，不能代表范茂良到中超公司主张过案涉协议的300万元；故仅凭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实时主张了权利。 证人王新波陈述：2010-2013期间我在中超任副总，负责南邮大厦项目建设；到建设现场以后认识的范茂良，他是帮中超公司为这个项目运作、协调，我们就知道他跟南邮关系比较好，但是跟谁关系好，好到哪一步不清楚；中超公司给范茂良多少钱，具体金额我不知道，我知道项目是他弄过来的，前期负责协调，中超公司肯定要支付他一定的费用；听厉春生和蒋士平说过，中超公司跟范茂良之间有协议；没有听说政府介入过，介绍这个项目给中超公司；中超公司分2次向南邮支付了4500万元，因为这块土地是南邮的，名义上是中超公司跟南邮合作建设，实际上是付的土地的租金等等。被告认为，因2013年厉春生与代理人到王新波办公室巡视，发现其负责的南邮大厦项目没有按时推进，遂将他调离，王新波将其持有的材料在南邮大厦随意丢弃，于是中超公司将其解聘。故对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告提交2012年4月17日厉春生出借给原告30万元的取款凭条，2017年12月4日、2019年11月22日的报警记录，以证明其向被告索要案涉服务费未果。并提交2019年南邮大厦与厉春生、陈德荣（副总经理）的多次谈话录音，陈德荣承诺先付40万元，故诉讼时效已中断。被告认为录音不完整系截取，且陈德荣陈述录音中是原告告提的40万元，其并没有表态等等；且上述两证人2013年前后都离开了中超公司，而中超公司厉春生的办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都在利奥大厦，之后才搬去南邮大厦，原告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上门催要的时间为2017年12月，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提交设计合同、鼓楼区2012年重大建设项目责任分工表（2012年一季度案涉项目开始桩基工程）、南京市规划局建设项目设计要点、2010年12月13日南邮发给供电公司关于变电站的函件及回函、房租发票，以证明系被告委托研究院进行设计、项目全部是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与原告无关；变电站的位置转移是南邮跟供电公司交涉的结果，并非原告协调；2011年12月-2014年12月期间被告承租利奥大厦609室，原告最晚能到利奥大厦找被告的时间为2014年12月。原告认为在2010年1月20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以后，原告为被告提供居间服务，被告才在2010年7月与南邮签订合同的，之后被告采取措施推进合作，是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无关。原告并陈述：因为2010年1月20日打印的协议把其名字打错了，其第二天上午找厉春生重签了一份协议；2015年原告去找厉春生要钱时，当其面把第一份打错名字的协议撕掉了，正确的那一份一直保存在原告处，故被告认为双方没有协议。 原告并申请本院至三牌楼警务站调取2019年11月22日出警时执法记录仪拍摄内容，但依警务规定，本院工作人员仅能观看无法复制。经察看当日原告在南邮大厦28楼厉春生办公室向其索要服务费，代理人牟棣答复民警范茂良多次上门要钱，但所称事实不存在，已劝其向法院起诉；范茂良表示欠款已有8、9年时间，期间多次到中超公司要钱。原告另申请本院至省纪委查询原告与厉春生2015年10月配合调查时所作笔录，以证明本案事实及诉讼时效问题，因时间较长、部门变动等原因，本院未调取到相关材料。 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合法的居间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服务协议书》，被告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服务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依据案涉《服务协议书》约定，被告在施工合同签订后十个月内支付原告最后一笔50万元，故被告至少应在2013年底前支付相关款项。现原告提交了2017年12月4日、2019年11月22日的报警记录，其余能够证明诉讼时效的证据或为证人证言、或为原告自己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2019年的录音内容不完整，双方对40万元的表述不一致。故原告就诉讼时效所举证据不能达到盖然性标准，本院不予认可。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本案中，就居间合同中原告提供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方面，原告就其与南邮的前期接触、洽谈、协商等方面仅有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故其仅以《服务协议书》主张300万元服务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茂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范茂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苗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