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英，女，1929年2月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凝，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政嫣然，女，1999年5月1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岚（系政嫣然之母），住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凝，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郁琳，女，1973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宇偲，江苏君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炯，江苏君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秀英、政嫣然因与被上诉人郁琳无因管理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2民初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秀英、政嫣然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就案涉三笔款项均在三年诉讼时效内主张过权利，因而未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主张的案涉三笔款项共计102480.96元，其中，2015年8月19日支付25480.96元（政爱辉去世前），2015年12月29日分别支付47000元、30000元（政爱辉去世后）。2015年8月26日，案外人政爱辉去世，其后，被上诉人于同年10月8日向鼓楼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2015年8月19日支付的25480.96元系对清凉门大街1601室的出资，要求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份额，鼓楼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上诉至南京市中院，南京市中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6)苏0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无因管理的诉讼时效起算日为自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付款完成后管理行为结束，在2015年10月8日已知上诉人为政爱辉的法定继承人，其就案涉三笔费用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即应起算。南京中院2016年4月25日判决书对25480.96元权利主张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加上合理的送达时间，被上诉人就该笔款项的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5月起重新计算至2019年5月止，但此后，被上诉人并未就案涉三笔费用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原审中，被上诉人也未向法院提交诉讼时效再次中断的证据，直至2019年8月12日，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返还原物纠纷案二审程序中，被上诉人才向贵院提出案涉三笔贷款的权利请求，此时，25480.96元这一笔费用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已过，47000元及30000元系首次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也早已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三年诉讼时效内主张过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以生效的民事判决对本案有约束力为由，不采纳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支付的费用应当冲抵两年房屋使用费的抗辩理由，显然有误。首先，既然原审法院认为（2019）苏01民终7256号对本案具有约束力，那么根据该判决，上诉人在2017年12月领取产权证前，不能向被上诉人主张两年房屋使用费，则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2017年12月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就同一标的产生的债务也应该不负有偿还义务。换言之，中院的（2019）苏01民终7256号判决作为原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主张的理由，恰恰也可以适用于本案，作为不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理由，对被上诉人同样具有约束力。其次，上诉人并非是以权利人的身份向被上诉人主张房屋占有使用费，只是认为被上诉人一审诉称的费用是其占有使用房屋所支付的必要费用，按照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如果被上诉人当时不支付相应的费用，那么其有可能失去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原审法院已经确认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没有所有权和其他权益，如果简单的以生效文书对本案有约束力为由，对被上诉人无权侵占房屋期间应履行的义务不做考虑，判决房屋所有权人向无权占有房屋的被上诉人返还其在无权占有房屋期间所支付的费用，且该费用远低于房屋占有使用费，这样的判决无疑确认了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合法性，鼓励了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因生效判决丧失向被上诉人主张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权利，如果还要承担向被上诉人返还其无权占有期间支付的费用，那么应当由谁来向被上诉人主张其无权侵占房屋的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政爱辉贷款账户打款的行为系为偿还案涉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贷款，进而认为被上诉人实施了无因管理行为，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上偿还了案涉房屋的贷款。被上诉人向政爱辉贷款账户打款一事不能当然认定为偿还案涉房屋贷款，打款的结果仅使该账户金额增加，其打入的钱款属于账户所有权人，打入该账户的钱可以用于偿还贷款也可以用于支付货款等其他款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其系基于银行的催款通知而向贷款账户打款，法官也要求其补强证据，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仅凭打款凭证即认定被上诉人实施了事实上的管理行为，证据不足。四、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无因管理行为的受益人，因而应当向被上诉人返还无因管理费用，与事实不符。自2015年9月至2017年11月期间，被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相关的付款行为也发生在其居住期间，其作为案涉房屋的使用人，在占有使用房屋期间支付了少于房屋使用费的管理费用，并基于该管理行为已经获得了案涉房屋两年多时间的免费居住权，因此，被上诉人才是其管理行为的受益人。被上诉人因管理行为支付的费用，早已经通过免费居住的方式获得了补偿，而且是超额补偿。原审法院回避了被上诉人无权占有、使用房屋两年多时间的客观事实，无视被上诉人支付的费用远远少于其无权占有使用房屋两年时间所应向支付对价的事实，仅以上诉人获得案涉房屋产权，就认定上诉人为受益人，与事实不符。郁琳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客观公正，并且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二、无因管理的诉讼时效自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因自己的认识错误，一直误以为自己对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享有相应份额，也曾提出过确认份额的诉讼，直到2017年12月上诉人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时，物权归属才得以明确，故被上诉人在房屋产权登记后提出无因管理之诉，在3年的诉讼时效内，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三、对于案涉房屋的使用费充抵问题，（2019）苏01民终7256号生效判决书已明确判令案涉房屋的使用费应以上诉人取得所有权起支付，且被上诉人已按照判决金额向两上诉人实际足额支付了该段期间的房屋使用费，7592号案件并未理涉无因管理事项，所以不存在有失公平一说。上诉人主张自2015年9月开始起计算房屋使用费，与生效判决相违背，不应予以采纳。郁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秀英、政嫣然立即向郁琳支付无因管理费用102480.96元，并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秀英系政嫣然的祖母，政嫣然的父亲政爱辉于2015年8月27日因病去世。政爱辉生前与郁琳自2013年建立恋爱关系。2013年6月28日，政爱辉作为合同乙方，南京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公司）作为合同甲方，双方签订《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海润公司将清凉门大街1601室（建筑面积152.29平方米）出售给政爱辉。政爱辉应于2013年6月24日支付定金200000元，2013年6月28日前支付第一期房款1506635元，剩余房款3490000元为商业贷款；海润公司应于2015年4月30日交付房屋等。当日，郁琳向海润公司转账支付1100000元。2013年9月5日，政爱辉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新街口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以清凉门大街1601室为抵押担保向农行新街口支行贷款3490000元，还款账户账号／卡号62×××76（以下简称农行6976账户）。2015年4月9日，海润公司确认因清凉门大街1601室实际销售面积减少，实际总价款为4949389元。2015年5月6日，政爱辉通过案外人龚政交通银行账户（卡号为62×××22，以下简称交行5922账户）向郁琳的浙商银行账户（卡号为62×××68，以下简称浙商行0268账户）汇款1000000元。2015年8月，政爱辉因病住院后。同年8月19日，郁琳通过其招商银行41×××88账户（以下简称招行5588账户）向政爱辉的农行6976账户汇款25480.96元。2015年8月27日，政爱辉去世。同年9月，郁琳携女儿郁澍琦（2015年4月15日出生）入住清凉门大街**。2015年10月8日，郁琳将其女儿郁澍琦（郁琳主张郁澍琦系其与政爱辉非婚生子女）以及张秀英、政嫣然为共同被告向鼓楼法院提起物权确认之诉，其主张清凉门大街1601室系其与政爱辉恋爱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购买，其于2013年6月28日向海润公司转账支付1100000元，于2015年8月19日向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还贷款25480.96万元，合计1125480.96元，据此郁琳对清凉门大街1601室应当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而郁澍琦、张秀英、政嫣然为政爱辉的法定继承人，故诉请法院，请求确认郁琳享有清凉门大街1601室22.74%的权益份额，并依法分割。鼓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郁琳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郁琳虽于签订合同当日向海润公司转账支付1100000元，并在购房后于2015年8月19日向政爱辉的贷款账户偿还了银行贷款25480.96元，但该付款行为并非等同于其与政爱辉系共同购房。郁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政爱辉之间存在共同购房的合意，即存在共同购房的民事法律关系，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郁琳依据出资请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项下合同享有相应权益份额，并据此要求分割该房屋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政爱辉已于2015年8月27日因病去世，如郁琳在与政爱辉同居期间因代为付款等行为而对政爱辉享有合法债权，则在政爱辉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在所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该债务，郁琳据此可依法向政爱辉的相关继承人主张权利。据此，鼓楼法院遂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鼓民初字第63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郁琳的诉讼请求。郁琳不服该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提起上诉。2016年4月25日，南京中院作出（2016）苏0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29日，郁琳通过其招行5588账户汇款47000元至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同日，郁琳通过其浙商行0268账户汇款30000元至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2016年1月14日，郁琳以案外人龚政（政爱辉的外甥，张秀英女婿龚平的儿子）为被告，张秀英、政嫣然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其诉称，政爱辉生前与其一直通过中间人进行资金出借以获取收益。因为政爱辉工作特殊，遂以龚政名义办理了交行5922账户作为自用及与郁琳出借资金的账户，由政爱辉通过中间人出借他人获取利息。郁琳多次向该账户转款。政爱辉死亡后，龚政将银行卡从郁琳处抢走，并霸占账户中资金不予返还，其中该账户合计有1960000元属于郁琳所有，故诉请法院，判令龚政向郁琳返还196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政爱辉于2007年2月4日以龚政名义办理了交行5922账户进行投资理财。自2011年4月29日至2015年8月21日期间，郁琳账户与交行5922账户频繁发生资金往来，郁琳账户共向交行5922账户转款18646000元，交行5922账户共向郁琳账户转款26134804元。2015年8月26日政爱辉死亡，之后，账户中资金陆续被转出，截止2015年12月23日，交行账户余额为32632.77元。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郁琳主张龚政侵占其转入交行5922账户的三笔款项计1960000元，须举证证明5922账户中的1960000元属于郁琳所有，且交行5922账户尚未偿还该部分款项。但从郁琳账户与交行5922账户的来往明细来看，双方之间的款项来往多达几百笔，交行5922账户向郁琳的转款数额明显多于郁琳向该账户的转款数额，且无法一一对应，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判断郁琳转入交行5922账户中的款项系郁琳所有，亦无法判断交行5922账户是否已经偿还属于郁琳的款项。同时郁琳主张向张明的借款700000元是否已经入交行5922账户亦无法证实。根据双方陈述，交行5922账户主要由政爱辉生前操作使用，账户中资金主要属于政爱辉所有，龚政及第三人主张其有部分资金交由政爱辉存入交行5922账户参与理财，亦无证据证明，但亦不能据此推导出账户中部分资金属于郁琳所有的事实。故郁琳向龚政主张返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6）苏0102民初第24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郁琳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4日，张秀英、政嫣然作为共同原告，以郁琳为被告，郁澍琦为第三人向鼓楼法院提起返还原物之诉，请求判令郁琳将清凉门大街1601室清空后返还张秀英、政嫣然，并按每月130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期间的房屋占用使用费。2019年4月26日，鼓楼法院作出（2018）苏0106民初7592号民事判决，判决：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郁琳及第三人郁澍琦将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清空并返还给张秀英、政嫣然；郁琳向张秀英、政嫣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以10000元/月为标准，自2017年12月支付至前述房屋实际返还时止）。张秀英、政嫣然以及郁琳均不服该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2019年11月11日，本院作出（2019）苏01民终725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案件审理中，郁琳要求从房屋占有使用费中扣除其汇款至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的三笔贷款合计102480.96元，二审法院以郁琳在一审中并未提起反诉，故不予理涉，郁琳可另行主张为由，未予处理。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郁琳汇款至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的三笔款项合计102480.96元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张秀英、政嫣然是否应当返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就本案而言，政爱辉与郁琳恋爱期间于2013年6月28日以自己的名义与海润公司签订《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同年9月5日政爱辉又以自己的名义与农行新街口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以清凉门大街1601室为抵押担保向农行新街口支行贷款3490000元，约定还款账号/卡号为农行6976账户。郁琳基于与政爱辉之间的恋爱关系，在政爱辉签订购房当日曾汇款1100000元至海润公司，另在政爱辉患病住院期间及死亡之后，分别于2015年8月19日、12月29日从自己的招行5588账户、浙商行0268账户汇款至政爱辉用于还贷的农行6976账户合计102480.96元。郁琳基于其汇款1100000元至海润公司账户以及汇款25480.98元至向政爱辉的农行6976账户，而自认为享有清凉门大街1601室产权份额，并为此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对清凉门大街1601室享有22.74%的权益份额，并依法分割。鼓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郁琳的付款行为并非等同于与政爱辉系共同购房，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共同购房的合意。如郁琳在与政爱辉同居期间因代为付款等行为而对政爱辉享有合法债权，则在政爱辉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在所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该债务，郁琳据此可依法向政爱辉的相关继承人主张权利，因此鼓楼法院驳回了郁琳的诉讼请求。另郁琳在张秀英、政嫣然诉其返还原物一案审理中，要求从张秀英、政嫣然主张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中扣除案涉三笔贷款，但被二审法院以未在一审中提出反诉为由未予理涉，并认为郁琳可另行主张。上述两案的判决能够认定郁琳对清凉门大街1601室不享有所有权或其他权益，故郁琳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偿还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上的贷款。郁琳因自己的认识错误，误以为自己对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享有权益，而从自己所有的账户汇款至政爱辉还贷账户，用于偿还该房产上的银行贷款，避免了政爱辉及其法定继承人利益受损，郁琳的管理行为，构成无因管理，有权请求作为受益人的张秀英、政嫣然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郁琳因汇款还贷行为，并未获得清凉门大街1601室的权益，张秀英、政嫣然以郁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管理之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业已生效的判决虽然确认政爱辉以龚政名义办理的交行5922账户汇款至郁琳账户的金额大于郁琳账户汇款至交行5922账户的金额，包括2015年5月6日的交行5922账户汇出1000000元至郁琳浙商行0268账户，郁琳曾于2015年12月29日从其浙商行0268账户汇出30000元至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政爱辉多汇出的款项依然属于政爱辉所有。政爱辉在其生前从交行5922账户汇出款项至郁琳账户后，钱款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张秀英、政嫣然并无证据证明政爱辉与郁琳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仅以政爱辉生前与郁琳之间存在资金交易往来，而认为郁琳三笔汇款来源于政爱辉，并据认为三笔汇款为政爱辉所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秀英、政嫣然认为郁琳自2015年9月起即已非法占有、使用了清凉门大街1601室，至2017年11月30日止，在此期间，参照法院判决的标准计算二年房屋使用费为240000元。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郁琳应计付的二年房屋使用费与郁琳代为偿还的贷款也应当相互折抵。但张秀英、政嫣然曾在（2018）苏0106民初7592号案件中诉请法院判令郁琳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之日止，按每月13000元的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而原一、二审法院均以案涉房屋的权属及属于遗产范围的份额、归属等存在争议，至政嫣然、张秀英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时物权归属才明确，故据此判令郁琳自张秀英、政嫣然于2017年12月取得清凉门大街1601室房屋所有权起支付房屋使用费。作为业已生效的民事判决对本案具有约束力。张秀英、政嫣然的此项抗辩理由与生效判决相悖,一审法院不应采纳。郁琳对于自己汇款至政爱辉农行6976账户的三笔款项均在三年诉讼时效内主张过权利，法院均未理涉，张秀英、政嫣然以郁琳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郁琳起诉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郁琳因自身的认识错误，代为偿还了清凉大街1601室三笔贷款，作为受益人理应予以返还，郁琳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张秀英、政嫣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郁琳102480.9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50元，减半收取1175元，由张秀英、政嫣然负担。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且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另查明，涉案房屋不动产权于2017年11月30日登记到政嫣然、张秀英名下。还查明，本案被上诉人郁琳在2020年3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秀英、政嫣然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郁琳支付无因管理费用102480.96元。本案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政爱辉就涉案房屋的按揭还款账户分别于2015年8月19日（1笔）、2015年12月29日（2笔）共转账三笔，共计102480.96元，因涉案房屋于2017年11月30日登记到上诉人名下，故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因被上诉人支付涉案三笔款项时，涉案房屋的权属尚未明晰，且尽管2016年4月25日本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产权没有份额，但亦认定被上诉人应当向案外人政爱辉的继承人主张权利，而上诉人作为政爱辉的继承人直到2017年11月30日才确定对涉案房屋拥享由所有权，故本案被上诉人在2020年3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院对上诉人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费用是否应当抵充房屋使用费的问题。本案上诉人主张其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2015年8月至2017年12月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因上诉人曾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房屋并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应从2017年12月开始向上诉人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故上诉人主张的2015年10月至2017年11月的房屋占用使用费已经被生效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无权再主张。关于2015年8月至2015年9月的房屋占用使用费，此时涉案房屋的产权尚未明晰，上诉人主张房屋的占有使用费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因本案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2015年8月至2017年12月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故上诉人无权在本案中以上述房屋占有使用费抵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无因管理费，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的行为并非无因管理、无权要求返还的主张。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账户系涉案房屋的按揭还款账户，且上诉人并未在本案中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曾从该账户取回部分款项，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秀英、政嫣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0元，由上诉人张秀英、政嫣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凡审判员 汪德全审判员 李任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