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58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女，1967年9月13日，汉族，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皓仁，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负责人李海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吉林开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利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1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利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王利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自2010年9月3日至2020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吉高服务区分公司补发王利自入职至今的加班工资99169.43元；3.请求判令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向王利支付经济赔偿金62800元；4.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9月3日王利未签署劳动合同到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工作，自2011年9月3日起应视为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已与王利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6月，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以吉林省华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启公司”）的名义提出与王利签署《劳动服务协议》，并告知吉高服务区分公司若不签署协议会影响工资发放，王利遂对《劳动服务协议》进行签署，但实质上原劳动关系并未发生改变，王利仍在原工作岗位上从事原工作。2020年4月30日，华启公司单方作出了《关于华启公司与王利解除劳务关系的公告》。至2020年4月30日，王利共在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工作9年8个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未向王利支付加班工资共计76671.86元。王利认为，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未曾为王利缴纳过社会保险致使王利达到退休年龄时不能享受相关保险待遇，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存在过错，在未与劳动者协商的情况下直接通知与王利解除劳动关系，使王利无法进入工作区域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还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62800元。王利多次找单位领导协商，均不能予以解决。2020年6月15日王利向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6月18日，王利收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为维护自身利益，无奈诉至法院，望判裁如所请。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原审答辩称，一是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与王利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利诉讼主体错误。1.2017年6月之前，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与王利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也从未给王利发放过工资，也未对王利进行管理，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2017年6月之后，因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与华启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王利被派遣到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工作，王利的劳动报酬均由华启公司发放，与华启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这一事实，王利在起诉状中已经认可，2017年6月与华启公司签订了合同。二是因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没有向王利支付加班费及赔偿金的义务，且王利不存在加班的事实。三是王利对吉高服务区分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仲裁时效期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7年6月，王利与华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由华启公司发放工资，其应于签订合同时就知道与华启公司间形成了劳动关系。王利至今才要求确认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及赔偿金已经超过了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王利对吉高服务区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利于2010年进入高速公路服务区工作，其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4月至2017年8月，由长春市得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一物业公司”）向王利发放工资，同时得一物业公司亦承认其与王利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2017年6月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与华启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书》，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约定由华启公司向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派遣劳动者，并由华启公司与被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王利自认2017年6月与华启服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自2017年9月至2020年4月华启服务公司向王利发放工资。2020年4月27日，华启公司作出《关于华启公司与王利解除劳动关系的公告》，载明：“自2020年4月30日起，华启公司与王利（身份证号：2207211967********）解除一切劳务关系，自此王利的一切民事行为及个人行为衍生的权利与义务皆与我司无关”。2020年6月，王利向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6月15日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吉劳人仲（2020）35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申请人王利的仲裁申请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不符合立案条件，不予受理。王利对该仲裁结果不服，故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利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4月至2017年8月得一物业公司向王利发放工资，同时得一物业公司自认自2010年年末开始与王利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王利自认2017年6月其与华启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自2017年9月至2020年4月华启公司向王利发放工资。2020年4月27日华启公司向王利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公告。综上，认定自2010年至2020年4月30日，尽管王利的工作地点是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但王利是与得一物业公司及华启公司建立劳动或劳务关系。至于王利与得一物业公司、华启公司的关系性质，法院未审查不予评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由王利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即其关于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故王利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在王利与吉高服务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王利关于要求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支付加班费及经济赔偿金的诉请，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王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利承担。宣判后，王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王利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承担。主要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王利与华启公司于2017年6月签订《劳动服务协议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错误事实直接影响了王利应当获得经济赔偿金的权利。王利未曾与得一物业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与华企公司签订过《劳动服务协议书》。原审庭审中，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王利与华启公司签订了《劳动服务协议书》，而只是提交了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与华启公司的《劳务派遣协议书》，且该协议并非王利所签，协议中没有对王利的权利义务进行任何的约定。原审法院在双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中王利与华启公司于2017年6月签订过《劳动服务协议书》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这一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导致与王利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王利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而王利作为高速公路服务区经理，其岗位是长期的、主要的、非替代的，也不可能够成劳务派遣。二、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使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在本案当中，王利已经就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事实进行了举证，所以王利已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王利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承担，但是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即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也应当由吉高服务区分公司承担不利后果，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利在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工作。王利称其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吉高服务区分公司称王利是得一公司、华启公司派遣至吉高服务区分公司的人员。王利未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也未向王利支付工资，且吉高服务区分公司先后与得一公司、华启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书。再结合2020年4月华启公司解除了王利的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王利与吉高服务区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邵明福审判员  聂 莹审判员  高婧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白雨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