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85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某，女，1979年5月1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琴，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生，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花某，女，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清溪路翠竹园**。 上诉人（原审被告）：应某（已故），女，1922年3月2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权利人：邢某，女，1979年5月1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列上诉人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9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皖01民终413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19）皖0104民初9631号民事判决，双方不服该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邢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对被继承人财产依法进行分割。（469326.11元的货币遗产、房产的比例、基金133000元）二、改判将被上诉人应某的份额划分给上诉人邢某。三、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评估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花某尽到了较多的照顾义务，系错误判断，严重违背客观事实。邢江淮生病初期，花某以工作和无法照顾为由，将邢江淮推送到应某住处，期间不管不问，只是看过两三次，后我得知父亲病情后，进行工作调整频繁往来于福州和合肥，照顾父亲并进行全程陪伴，奶奶承担垫付了父亲前、中期的所有住院及饮食费用，在奶奶的嘱托下，四个儿女积极参与救助、照顾，除了花某，全家共同面对，并非一审法院所述，片面推断，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邢江淮病程中期，邢江淮的生活起居一直由邢某和邢江虹负责，花某仍一直以工作为由，拒绝承担部分照顾义务，后去花某所在单位找其领导进行请假并支取工资金，才知晓花某从未向单位请过假并表现出情绪的波动，之后花某在状告邢江虹，开始统一给邢江淮送饭并自行记录日记等不实信息，但所做的食物无法使病人正常进食。3、邢江淮重病晚期，花某没有尽到妻子应尽的照顾义务，所有的心思和精力放在获得邢江淮的财产上，意识到奶奶不能一人缴纳医疗费后，医疗费一直处于欠费状态，协商将邢江淮银行卡的钱取出进行缴费，但花某仍拒绝。4、花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邢江淮的义务，她的种种行为系侵害邢江淮的权益，不仅不应多分，而且应当少分。根据《民法总则》第35条，《继承法》第24条及《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59条规定，花某作为邢江淮的监护人，一直不管不顾，并将邢江淮的银行卡金额和基金取出，但并非为了邢江淮的个人利益。花某从未提供证据证明为邢江淮花费了花某自己名下的财产，一审法院却推定花某尽到了较多的照顾义务，据此适当多分财产。5、一审法院对花某私自取出的414381.76元未做处理，系遗漏诉请，违反处分原则。花某恶意转移邢江淮的财产，并非用于其住院治疗，仅在去世后缴纳了住院费189695元。同时邢某垫付了部分邢江淮治疗期间的护工费、相关医疗费，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和扣减。6、花某从安徽中医药大学领取的关于邢江淮的工资、抚恤金、丧葬费、住院费应依法予以折抵或分割。6、邢江淮工行尾号4290账户尚存基金133000元及基金分红，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及分割，遗漏诉请。7、邢江淮不存在去世后购买墓地的费用，且丧葬费由其生前单位支付，不应当与被继承人账户财产冲抵。邢江淮已于2001年在邢家祖坟建好自己的墓地，但至今未入土为安。8、继承人应某作为被继承人的母亲，在一审向法院明确表明自愿将其应享有的继承份额全部赠与给其孙女邢某，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一审没有认定显然错误。 花某答辩称：一、邢某、应某对花某的污蔑不实之词在2015年“原物归还案”中已被否定在这次遗产继承案中花某多分合法合理：在2015年“原物归还案”中，为扣押我丈夫邢江淮背包里的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邢某伙同其姑妈邢江虹对花某进行造谣污蔑，经包河法院一审、合肥市中院二审已否定污蔑不实之词，判决邢江淮背包里的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归还花某（见包河区法院包民一初字02289号判决书、合肥市中院〈2015〉合民一终字04896号判决书）。现邢某、应某老调重弹，目的是为了反对在遗产分割中花某多分。2005年以来花某一直与邢江淮共同生活（见上面市中院判决书），邢江淮生病后一直照顾邢江淮。邢江淮的饮食起居、医疗费用、各种花销、丧葬费用等均由花某负责。这充分表明花某对邢江淮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蜀山法院现一审法庭，判决花某在房屋遗产中多分，合法合理。但蜀山法院在货币遗产中却判决花某与其他继承人均分，对此花某认为：在一个遗产继承案中按两种比例分割不合情理。因为邢江淮的遗产是一个整体，分割他遗产应该是同一标准。既然花某依法可以多分，无论房屋遗产还是货币遗产花某都应当按同一标准多分，请法庭依法考虑我的请求。二、应某不知邢江淮已去世，其真实意思不清楚，本案判决不合司法程序：2017年春，本案原一审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应某的代理人邢江霞说：我妈妈不知道我哥哥已去世。遂我对邢江霞代理人身份提出质疑。数月后：原一审法庭出示一份应某视屏录像，我提出2点质疑1、谁把这份视屏交到法院的？首先，不可能是95岁的应某交的。若是原告邢某交来的，举证程序存在重大问题，我方怀疑证据的真实性。其次，若是邢江霞、邢江虹交来的，在她俩代理人身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提交证据，程序非法，我方怀疑证据的真实性。2、该视频中没有表明时间、地点、在场人物，没有连贯性，且有明显的剪辑现象。因此该视频不能作为证据被法院采纳（相关文字材料已交法庭）。一年后：2018年春，原一审法庭又给我一份谈话记录复印件和一张照片复印件。从法律角度说，这两张复印件也不能作为应某真实意思表达的证据。若应某不知道儿子邢江淮已去世，本案根本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应某真实意思不清楚的情况下，判决本案更是不合法的。因此，本案再次一审开庭后，我请求蜀山法院在法官主持下，对与应某谈话现场进行录音录像，但至今没见到这份录音录像。恳请现二审法庭严格遵循司法程序。三、严格遵循司法程序，依法追加应某为“原告”。关于邢某申请将应某追加为“被告”事宜，我提出异议并2次向法庭递交书面材料、9次向蜀山法院开放接待日的领导反映情况并递交书面材料，请求法庭依法下裁定书，但蜀山法院始终没下裁定书，也没答复。恳请现二审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依法将应某追加为“原告”。四、继承权不可以转让，应某对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的处分行为当属无效。遗产继承份额转赠不在本案判决之内。应某要将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份额转赠给邢某，进一步说明了：在本案中她俩具有共同利益，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因此她俩才是共同诉讼人，所以，只能将应某追加为“原告”。五、中医药大学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抚恤金、春节慰问费、给逝者配偶的一次性困难补助、邢江淮生前14个月的（2015年、2016年2个月）一次性工作奖励，这四笔款项不属于遗产，不应在本案判决之内：1、安徽中医药大学发的抚恤金35428.6元，不属于“遗产”。2、2016年春节是2月8日，安徽中医药大学春节慰问费2000元是1月份放寒假前发放的，因会计挂在账上遗忘了，拖到4月才发，这是会计违规，所以这笔钱不属于遗产。3、邢江淮去世后，我写了份《困难补助申请书》递交中医药大学，经校领导批准，给予1万元一次性困难补助，以报销1万元自费医药费发票的形式发放（上交的医药费发票33846.84元）。这是给逝者配偶的一次性困难补助，不“属于邢江淮的收入”，更不属于遗产。4、邢江淮生前14个月的（2015年、2016年2个月）一次性工作奖励24713.5元，应在邢江淮生前发放，中医药大学拖到2017年10月才发，这是中医药大学违规，因此这笔奖励不属于遗产。以上4笔款项均不是遗产，故不应在本案判决之内。六、邢某提出工行尾号4290账户尚存133000元基金（见3张银行流水单）是我和邢江淮的共同财产，说明如下：（1）2015年12月15日，市中院曾到工行对这张卡进行查询，卡内只有余额16741.04元，并无基金和现金分红。（2）这3张流水单中皆有资金进出（例：2015-8-11有资金进入）。（3）这3张流水单明细时间非常混乱，有拼接现象：例一：第1页42行—43行：交易时间从2016年跳到2007年。例二：第3页8行—9行：交易时间从2014年跳到2017年。例三：第3页24行—25行：交易时间从2019年跳到2007年，故请现二审法庭查清事实，打印出准确、完整的银行流水单。（4）2005年以来花某一直与邢江淮共同生活（见上面2015年市中院判决书），133000元基金是我和邢江淮的共同财产。七、邢江淮骨灰安放仪式不是遗产，不在本案判决之内。综上所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恳请二审法庭依法予以支持。 花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1、在法官主持下对应某进行现场录音录像，在应某不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依法追加应某为原告。2、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翠竹园Ｂ区102幢203室住宅价值评估时间节点以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去世之日为准。3、在邢江淮的遗产（含货币遗产）分配中花某要求多分。4、抚恤金、春节慰问费、给逝者配偶的一次性困难补助、生前14个月的一次性工作奖励不属于遗产，不在本案判决之内。5、邢江淮住院期间，花某向外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6、花某从建设银行、工行分别取出的6634元、14082.17元不属于遗产，不在判决之内。7、花某女儿谢某作为邢江淮继女具有继承遗产资格。8、花某为邢江淮支付的丧葬费发票是41049元。9、花某为邢江淮支付的医疗费发票是295440.07元。10、邢某2020年6月12日提交的《证据目录》表明，邢江虹持花某家银行卡期间，费用支出混乱，导致邢江淮遗产的范围及准确数字不清。11、一审法院判决的案件受理费和房屋评估费分摊比例不公平。12、被上诉人承担本次上诉全部费用。事实及理由：诉求一的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本案原一审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应某的代理人邢江霞说：我妈妈不知道我哥哥已去世。遂我对邢江霞代理人身份提出质疑。一年后2018年春，法庭给我一份谈话记录复印件和一张照片复印件。从法律角度说，这两张复印件不能作为应某真实意思表达的证据。若应某不知道儿子邢江淮已去世，本案根本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应某真实意思不清楚的情况下，判决本案更是不合法的。因此，本案再次一审开庭后，我请求蜀山法院在法官主持下，对与应某谈话现场进行录音录像，但至今没见到这份录音录像。恳请二审法庭严格遵循司法程序。关于将应某追加为“原告”事宜，蜀山法庭再次一审开庭后，我2次向法庭递交书面材料、9次向蜀山法院开放接待日的领导反映情况并递交书面材料，请求法庭依法下裁定书，但蜀山法院始终没有答复、更没下裁定书。恳请二审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在应某不放弃遗产继承权的情况下，将应某追加为“原告”。本案没进入诉讼程序前，相关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进入诉讼程序后，原、被告虽然诉讼地位相同，但法律地位不同，履行的诉讼义务不同。二、诉求二的事实和理由：1、房屋评估两个时间节点的确定：本案2016年12月就起诉至蜀山法院，拖到2018年3月原一审法庭才确定两个时间节点对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即：①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去世之日；②2018年5月13日。最后原一审法庭在判决时，对第①个时间节点只字不提，直接用第②个时间节点确定房产价值。现一审法庭沿用这个时间节点。上诉人认为此举欠妥，且选择的时间节点毫无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所以房屋评估时间节点应以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去世之日为准。（2）现一审法庭判决书指出：“涉案房产价值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确有较大的涨幅，出现此种情况难以归责于某一方”。既然如此，现一审法庭判决2018年5月13日为评估房屋价值的时间节点，就是将房屋大幅涨价的责任让花某一方承担，这是对花某的严重不公平！2、房屋评估时间拖延的由来：花某自始至终都愿意处理被继承人遗产分割问题。2016年2月底，邢某参加完父亲邢江淮葬礼后，即回福州一直回避处理此事，其姑妈邢江虹、邢江霞阻止花某与婆婆应某见面商谈，遗产分割一事拖了下来。一年之后，2017年3月初，原一审法庭第一次庭审时，邢某提出不要房产份额，要求花某付现金；邢某姑妈邢江霞当庭陈述：其母亲应某不知道儿子邢江淮已去世，导致庭审无法继续。遗产分割一事又拖了一年，直至2018年3月原一审法庭才第二次正式开庭。综上所述，结合2016年合肥市房价涨幅全球第一的事实及2017年、2018年房价继续上涨的事实，花某有理由相信：完全是邢某、邢江霞故意为之：先是2016年拒绝与花某当面商谈遗产分割事宜，2017年诉诸法庭之后，又以应某不知邢江淮去世为由，再次拖延案件审理。导致案件久而未审、房产久未评估、案件审而未结，这一切后果都是因邢某、邢江霞故意拖延所致。花某认为：邢某、邢江霞用恶意拖延、破坏规则的办法来获利，如若人人如此，社会将毫无公义可言。所以，邢某没有资格和权利享有故意拖延时间后房屋上涨的价值。3、评估报告有重大瑕疵、严重错误：关于房产价值《评估报告》，花某在原一审期间两次向法庭递交详细书面异议，要求评估公司出庭接受质询，始终没有结果。现一审法庭开庭后，评估公司的代表对花某提出的两点质疑没有回答：（1）为什么选择没有可比性的实例与评估房屋作比较？（如：①评估公司用40-80平米的房屋与我家近150平米的房屋作比较；②用19楼的房屋与我家2楼的房屋作比较）（2）根据行规，房屋的评估价格应比市场价格低15％，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没有按照行规评反而评出的比市场价格还高，为什么？总之，现一审法庭认定的房产评估时间节点有重大瑕疵、房产价值《评估报告》有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三、诉求三的事实和理由：2005年以来花某一直与邢江淮共同生活（见市中院〈2015〉合民一终字04896号判决书第2页），邢江淮生病后一直照顾邢江淮。邢江淮的饮食起居、医疗费用、各种花销、丧葬费用等均由花某负责。这充分表明花某对邢江淮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蜀山法院现一审法庭，只判决花某在房屋遗产中多分，在货币遗产中与其他继承人均分。上诉人认为：在一个遗产继承案中按两种比例分割不合情理。因为邢江淮的遗产是一个整体，分割他遗产应该是同一标准。既然我依法可以多分，无论房屋遗产还是货币遗产我都应当按同一标准多分，请法庭依法考虑我的请求。四、诉求四的事实和理由：本案是遗产继承案，中医药大学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有四笔款项不属于遗产：1、安徽中医药大学发的抚恤金35428.6元，不属于“遗产”。2、2016年春节是2月8日，安徽中医药大学春节慰问费2000元是1月份放寒假前发放的，因会计挂在账上遗忘了，拖到4月才发，这是会计违规，所以这笔钱不属于遗产。3、邢江淮去世后，我写了份《困难补助申请书》递交中医药大学，经校领导批准，给予1万元一次性困难补助，以报销1万元自费医药费发票的形式发放（上交的医药费发票33846.84元）。这是给逝者配偶的一次性困难补助，不“属于邢江淮的收入”，更不属于遗产。4、邢江淮生前14个月的（2015年、2016年2个月）一次性工作奖励24713.5元，应在邢江淮生前发放，中医药大学拖到2017年10月才发，这是中医药大学违规，因此这笔奖励不属于遗产。以上4笔款项均不是遗产，故不应在本案判决之内。五、诉求五的事实和理由：（1）2014年10月我丈夫邢江淮生病住院，11月初在邢江淮要求下从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出院，后应其母亲应某和妹妹邢江虹的邀请去母亲家休养。11月底突然昏迷后，邢江虹拒绝返还我家的6张银行卡、邢江淮身份证等物品（这些物品均装在邢江淮背包里），经多次协商无果，双方于2015年5月初走上法庭。（2）2015年初，邢某与安徽中医药大学合伙篡改邢江淮工资账户，私自领走了邢江淮3—9月的工资近4万元，被发现后，我多次找中医药大学领导，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并据理力争，中医药大学不但拒绝我以邢江淮妻子的身份代领他的工资等费用，而且还将邢江淮2015年10月及以后的工资全部扣押并决定：“待‘花某与邢江淮要求邢江虹返还原物’的民事诉讼二审判决生效且花某胜诉后，可由花某指定账户将邢江淮今后产生的退休金（含暂存部分）、福利、补贴等各项费用全部转入。”（3）介于以上两点重要原因，2015年我生活非常艰难，不得不借钱以维持家庭生计和病人邢江淮的各种开销。因此邢江淮住院期间，花某向外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六、诉求六的事实和理由：邢某提出：邢江淮去世后，花某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分别，取走6634元、14082元。当时本案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花某拿自己家的银行卡取钱用于生活和还债，合情合理。蜀山法院现一审法庭将这两笔钱判为邢江淮遗产，依据的时间节点是：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去世之日。上诉人质疑：为什么房屋遗产价值确认以2018年5月13日为时间节点？而货币遗产数额的确认则以2016年2月24日为时间节点？人一辈子只能死一次，一个案件遗产的界定只能用一个时间节点，用两个时间节点，与理不合、与情不容、与法有悖。因此，花某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取出的这两笔款项不是遗产，不在本案判决之内。七、诉求七的事实和理由：谢某是花某与前夫谢锡武的独生女，花某与前夫离婚时，谢某由花某抚养。2005年花某与邢江淮同居后（见市中院〈2015〉合民一终字04896号判决书），谢某与花某、邢江淮共同生活；2008年花某与邢江淮共同出资购买翠竹园Ｂ区102幢203室房屋；2011年花某与邢江淮补领结婚证。其间，谢某2005年-2010年在澳门大学读本科、2011年-2014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读研。读书期间，邢江淮与花某为谢某提供了学费、生活费等各项费用。谢某从澳洲回来后一边找工作，一边参与照顾病中的邢江淮。特别是在花某生病住院期间，谢某为邢江淮做饭送饭、购买日用品、打杂等等，她同时照顾两位住院病人，非常辛苦。依据《继承法》第二章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2条第（2）、（3）项规定，邢江淮与谢某之间的抚养关系成立，谢某是邢江淮的继女，所以谢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俱有继承邢江淮遗产的资格。八、诉求八的事实和理由：花某为邢江淮支付的丧葬费票据是41049元，而不是40959元，请现二审法庭明鉴（花某手上还有殡仪馆的900元发票）。九、诉求九的事实和理由：花某为邢江淮支付的医疗费票据是295440.07元，而不是219147.49元，请现二审法庭明鉴。十、诉求十的事实和理由：邢某2020年6月12日提交的《证据目录》表明：邢江虹持花某家银行卡期间，费用支出混乱。具体有：1、邢某提交的手写体《申请书》问题如下：（1）提交的手写体《申请书》里：“持卡人邢某卡中”是邢某事后私自加上去的。（2）中医药大学的原件有科技处处长周美启3月1日的签字。（3）中医药大学的原件背面是空白，无打印体《申请书》。（4）中医药大学的原件与邢某提交的手写体《申请书》，在相关人签名及所按手印上有差异。（5）给邢江淮新办两张工资卡，只能办在他名下。除了邢江淮本人，任何人篡改邢江淮的工资账户都是违法的；况且邢某不是中医药大学的职工，她无权在中医药大学设置工资账户。从常理讲，谁也不会同意把自己丈夫的工资账户改到他人名下，这显然是邢某与中医药大学相互勾结共同违法。本人要求法庭调查鉴定该材料的真伪。2、邢某出示的护工蒋育勤的“收条”50075元，蒋育勤本人没出庭作证，现一审法庭在判决书中予以认定是不合法的。3、邢某提供的生活开支单据问题：（1）实际金额是3327.6元，而非她表明的3814.48元。（2）有重复单据。（3）单据购买的有些食物邢江淮（鼻饲）根本不能吃，如：麻花、香蕉片、大红枣味早餐等。所以，这些单据不能作为证据。4、邢某提交的两张邢江淮医疗费发票问题：开票时间是：2015-5-6；2015-7-24。邢某如何证明这两个时间点自己在合肥？若不能证明，我对这两张发票表示质疑。5、邢江虹2015年7至9月“预付”款27000元票据（6张）问题：（1）邢江虹“预付”的27000元票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2）无证据证明这27000元，就是花某发票里的27000元，这中间证据链是断裂的。况且双方于2015年5月初已走上法庭，在付款问题上只能是各自付款结帐。6、目前已知邢某、邢江虹从我家银行卡取走126870.98元：2014年12月邢江淮昏迷住院后，邢江虹表示愿意为邢江淮做饭（打糊），由我送饭，此事持续到2015年6月27日。之后，由我全权负责为邢江淮做饭送饭。在此之前，2015年初，我分别解密了招商银行卡二张、浦发银行卡一张，由邢江虹使用。从三张银行卡流水单显示，到2015年12月：（1）浦发银行卡尾号1979：取走22339.46元（2）招商银行卡尾号2378：取走2000元。（3）招商银行卡尾号9586：取走63161.9元。另外：（4）邢江淮新办的工商银行卡尾号9267（被篡改为邢某账户）：中医药大学出具的工资单显示，取走39369.62元，中医药大学总共向卡里打了多少钱我不知道。（5）邢江淮新办的建设银行卡尾号6642（被篡改为邢某账户）：中医药大学总共向卡里打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目前仅知道4张银行卡共被取走126870.98元。给邢江淮新办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两张工资卡至今没还我，卡内余额不清楚。7、所谓邢某、邢江虹为邢江淮“垫付”钱款一事与事实不符：邢某在《证据目录》里说：邢某、邢江虹为邢江淮“垫付”护工费、医疗费、生活费，这与事实不符。所谓“垫付”钱款都是从我家银行卡里支取的，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再次恳请二审法庭，认真查询邢江淮新办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两张工资卡并打出完整的银行流水单，以确定邢江淮遗产的范围及准确数字。十一、诉求十一的事实和理由：本案现一审法庭判决原告、被告承担案件的受理费、房屋评估费，与原一审法庭的判决相比变化很大，即花某的费用大幅增加，邢某、应某的费用大幅减少，具体如下：1、案件受理费：22445元。原一审判决：邢某14815元；应某3815元；花某3815元。现一审判决：邢某14445元；应某3200元；花某4800元2、房屋评估费：6388元。原一审判决：邢某1065元；应某1065元；花某4258元。现一审判决：邢某985元；应某985元；花某4472元。本人认为：（1）现一审法庭更改案件受理费分摊比例没有依据。（2）房屋评估费花某承担4472元，占评估费的70%。花某只继承了整套房屋的20%份额，换算成遗产的比例是40%的份额，按理只应承担房屋评估费的40%，即2555.2元。综上所述，恳请现二审法庭查明案情，依法改判。 邢某答辩称：一、一审将应某追加为被告，程序合法，且对案件实体审理无任何影响。原一审诉讼中，经邢某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将应某追加为本案被告，程序合法，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关于花某声称的应某意思表示及代理人代理权限问题，原一审法院已当面进行核实，并经同步录音录像，该录像资料存放在原一审卷宗中，关于应某的主体地位问题，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对花某权利义务不产生不利影响。二、《评估报告》出具程序合法合规，一审法院采纳2018年时间节点公平公正。一审法院依据申请，依法选定鉴定中心，一审庭审中法院也要求评估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程序合法，关于案涉房产的划分，本质上是对房产份额的划分，因房产的特殊性无法进行物理分割，只能通过货币进行划分补偿，故而补偿的标准应基于房产现状进行界定，而案涉房产的增值，系市场规律导致，不归结于双方，且该增值均有利于双方，花某以增值后的价格进行补偿，本质上也未对其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且依据合肥现今的市场行情，结合案涉房屋的环境、地理位置，案涉房屋的价值已高于《评估报告》作出时的价值。故而一审法院采纳2018年时的时间节点公平公正。案件久拖未决花某把责任推诿给邢某纯属花某捏造。其一：为了邢江淮的病情大局，邢某在邢江淮生病期间不得不忍受花某对邢某多次肆意辱骂。花某对我父亲邢江淮的无情无意和起诉邢江虹的行为已让邢某彻底寒心。父亲过世后，邢某心情悲伤的离开合肥回福州生活，邢江淮的遗产都在花某的掌控之下，双方就遗产继承事宜根本无法沟通。其二;邢江淮的房子由花某及其女儿居住，邢江淮的所有钱财均被花某转走。邢某一直希望花某讨论此事，因为钱财都在她手上，如果她主动和我协商，合理的给我部分遗产，我为何要拖延？这完全不合情理。她所说的“拒绝协商”纯属捏造，系因无法协商迫不得已提起诉讼。其三：自从花某恩将仇报的起诉邢江虹后，我们家就和她不怎么来往了，邢江霞也与本案无利益关系，说邢某、邢江霞“故意为之”纯属捏造。三、花某声称邢江淮生病后一直照顾邢江淮，严重不属实，从一开始的不闻不问，到后来为了打官司拍照取证，均是花某在演戏。通过邢某二审提交的证据录音可以得知，邢江淮生病后，花某未尽到一位妻子应尽的最基本扶养义务，第一时间把邢江淮推送到其母应某家后就不管不问。自始至终声称其工作忙，不愿请假照顾，未为照顾邢江淮向单位请过假。甚至在邢某找到单位领导说明邢江淮情况，单位领导先是惊讶，表明从未听花某提起其爱人生病事宜，且她在单位工作也并非那么忙，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经常不做，推诿他人。后领导欣然同意花某请假，甚至给花某做工作，让她处理好家庭关系，尽快还清邢江淮拖欠医院的医疗费、不要影响治疗、多照顾病人的前提下，花某仍然不近人情的严词拒绝领导的人文关怀，对领导说这是她的家务，别人无权干涉！在此情形下，邢江淮的照顾事宜不得不一直由奶奶应某安排，邢某及邢江淮姐姐邢江虹、妹妹邢江霞、弟弟邢江湜负责执行，照顾邢江淮的饮食起居，医疗费用均是由应某、邢某及邢江虹负责，治疗及与医生接洽，找医生由邢江湜医生和邢某负责。花某在邢江淮生病后，先是将丈夫推送到应某家里，生活上花某是不管不顾；经济上推诿搪塞，自始至终以与邢江淮实行ＡＡ制为由，拒绝为邢江淮支付任何款项，从邢江淮生病直至去世，花某从未以自己的收入支付过邢江淮的任何开销。甚至在取得邢江淮的卡后，拿到邢江淮四十多万的钱后，不配合缴费，欠费21万，拒绝向安徽省中医药大学支付拖延的医疗费，导致邢江淮数次被停药，主治邢江淮的医生全部被扣发奖金，医生怨声载道，严重影响邢江淮正常治疗。不配合医院治疗，加速了邢江淮的死亡；治疗上，邢江淮的主治医生多次找花某，其均拒绝出面，直到邢江淮在抢救室极度危险，医生连续打花某电话让她做决定是否送ＩＣＵ急救，她仍以“考虑考虑”推诿。后来在医生的“逼迫”下才勉强电话回复，但人仍旧以腰痛为由在邢江淮快要咽气时不出现；护理上，护工多次找不到花某。从邢江淮被花某送到奶奶家到2015年6月28日花某起诉邢江虹期间，邢江淮的饮食制作流质均有邢江虹，邢某负责。邢江虹，邢某每日为邢江淮制作营养新鲜的流质送到医院。花某为获取法庭证据，声称自己是邢江淮第一监护人，于2015年6月28日正式要求开始送饭。可动机不在照顾邢江淮，而是搜集证据，送去的流质不是太粗燥，护工无法使用倒掉。就是让抢救室的邢江淮在没有冰箱的情况，吃隔夜的变质流质，护工多次劝说花某说让虚弱的邢江淮吃隔夜的食物会导致邢江淮拉肚子，让他脆弱的生命更危险。但花某当时把精力都放在打返还原物案件上，想要获得邢江淮的所有财产，对护工的劝说充耳不闻，对邢江淮的生命安全毫不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第31条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花某作为致公党秘书长，有收入，有时间、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但却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应某、邢某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在邢江淮生病后，应某也多次组织召集家庭会议，分派大女儿邢江虹、小女儿邢江霞日常送饭、送药、与医生沟通，宴请医生，购买物品照顾邢江淮；安排小儿子安医主任医师邢江湜找医生治疗邢江淮，并垫付医疗费、支付日常开支、提供日常饮食、住院所需物品等等；邢某请了数月的假期照顾父亲邢江淮，前往北京大医院组织专家团队多次为父亲会诊，多方联系用人单位、银行、公证处筹集医疗费用，执行垫付日常生活费用开支，聘请最好的护工护理父亲，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故而依法对应某、邢某应当予以多分。四、邢江淮生前用人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对邢江淮支付抚恤金、春节慰问费、一次性工作奖励依法均属于邢江淮遗产。安徽中医药大学出具《情况说明》中记载的抚恤金系对邢江淮家属的慰问，属于遗产；春节慰问费、一次性工作奖励系邢江淮生前工资收入理应属于遗产；医药费报销应专款专用，抵消花某用邢江淮对收入支付对医疗费。五、邢某从未私自领取邢江淮工资。花某声称邢某私自领取邢江淮工资无任何事实依据，通过一审邢某提交的申请书可见，系花某、邢某、应某协商一致后共同向安徽中医药大学提交三人签字确认的书面申请，将邢江淮的工资转至邢某账户，该费用也实际用于邢江淮的日常开销，主要用于支付护工费用，通过邢某提交的录音可见，花某根本没有出资用于邢江淮的任何治疗，不可能为邢江淮对外借款。六、不仅邢江淮去世后，花某取出的邢江淮存款属于遗产，其于邢江淮生前非用于邢江淮治疗取出的存款也属于遗产。《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花某在邢江淮生前取出的414381.76元款项，非用于邢江淮住院治疗，属于邢江淮的遗产，应依法予以分割，花某于邢江淮去世后取出的26104.87元也属于遗产范围，应当予以分割。在2015年12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一终字第04896号民事判决书中，主审法官程镜为了防止花某争抢遗产，特意在该判决书最后部分载明：“鉴于邢江淮仍出于病情危重状态，已欠超过21万元医疗费，目前在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每天亦产生8000元左右的医疗费，且花某、邢某，应某作为邢江淮的近亲属均明确表示同意将邢江淮名下的财产用于支付医疗费。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监护人的财产”之规定，确定案涉银行卡、存折、股票账户等涉及的财产必须优先用于支付邢江淮的医疗费。程镜法官郑重提示花某作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监护人的财产”。2016年1月花某拿到邢江淮银行卡后，作为财产存有遗产的人，依法花某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不得侵吞或者争抢。但花某为了争抢遗产，在拿到银行卡后，胆大妄为、无视国法，急不可待的开始隐匿、侵吞、转移财产。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去世，短短一个月中，花某总计取出邢江淮资产高达469320.11元，致使一审法院对此469320.11元不予分割（不包括花某领取的中医药大学的费用），是严重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故而依法对花某应该减少其应继承的份额，但一审法院不仅不减少反而增加花某的份额，这种判决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倒大大激化了各继承人之间的矛盾，是极度错误的。七、花某与邢江淮结婚时，谢某已成年，双方未形成抚养关系，且邢江淮的护理工作，自始至终均是由邢某，及邢江淮的姐姐、妹妹，弟弟，邢某找来的护工蒋育琴负责，谢某均没有进行照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因花某与邢江淮结婚时，谢某已成年，邢江淮与谢某从未形成抚养关系，故而谢某无继承权。花某为了争夺遗产，故意捏造事实。八、花某在邢江淮去世后，医院多次催交的情形下，仅用邢江淮的个人存款支付189695.57元医疗费，因医疗费是应某和邢某交纳，故而原件才由邢某与应某保管并提供给法庭，在一审中代理人多次告知法官，花某提供的票据均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其他医疗费是花某支付的。九、花某声称邢江虹持有邢江淮银行卡期间费用支出混乱，无事实依据。一审中提交了邢江虹亲笔记载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精准到每一分。1、邢某一审中提到的《申请书》前后均有花某签字，客观真实，不存在伪造情况。2、护工的《收条》形成时间为2015年，花某在邢某提交的录音中也自认护工是邢某请的，护工的费用也是邢某一直支付，花某从未支付过护工费用。3、邢某提交的两张医疗费票据系安徽中医药大学出具，且原件尚存，合法有效。4、邢江虹预付的27000元票据载明的数额时间与花某提交的发票数额一致，系邢江虹先预付医疗费，后住院票据由花某领取。5、邢某与邢江虹领取部分邢江淮款项系邢某与花某于2015年2月11日共同向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申请公证，凭借公证书将浦发银行1张储蓄卡、招商银行2张储蓄卡存款取出用于邢江淮治疗，每笔开支均由相应票据予以佐证，对此花某不仅明知，且亲身参与，到场签字。十、关于案件受理费、房屋评估费，花某说无法律依据，各当事人应承担的金额由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以上答辩意见供法庭参考请请予以采信。 应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对被继承人财产（469326.11元的货币遗产、房产的比例、基金133000元）依法进行分割。二、将应某的份额划分给邢某。三、花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评估费用。事实及理由：应某多年来一直照顾儿子邢江淮，一审法院认定花某尽到了较多的照顾义务，与事实不符。1、由于邢江淮系我的长子，我一直对他从经济、精神和生活上多加关爱，邢江淮生病期间，我多次召集家庭会议出钱出力，从医疗、生活等各个方面，安排孩子、护工和保姆照顾邢江淮。2、由于邢江淮丧失意识，无人知道其银行密码，无法提取个人资金，花某作为其配偶，一直拒绝以自己的积蓄支付相关住院费，均是我垫付邢江淮住院期间的一切费用，日常生活和治疗都是由我安排。3、一审认定“应某毕竟年事已高，其自身身体状况难以过多为邢江淮操劳”，此判决与事实完全不符。4、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明确表明自愿将应享有的继承份额全部赠与给我孙女邢某，我分文不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应遵从我的意愿，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以花某照顾邢江淮为由应多分割财产份额不成立。补充诉讼请求：花某没有尽到妻子应尽的义务，不应多分遗产。 花某答辩称:同对邢某的答辩状。46万已在另外一个案件中体现，当时邢江淮还未死亡，应以邢江淮死亡时的遗产为准。我一直在照顾邢江淮，尽了抚养的义务，根据《继承法》第21条，我应该在房屋遗产中多分，在货币遗产中仍应按同一标准多分。 一审原告邢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邢某系被继承人邢江淮与前妻之女，应某为被继承人母亲。××××年××月××日，邢江淮与花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邢江淮未立下遗嘱，依法应某、邢某、花某为邢江淮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邢江淮去世后，花某名下的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翠竹园31号Ｂ102幢203室（产权证号蜀07×××××）以及邢江淮名下的存款、基金均未进行分割。就上述遗产分割问题，邢某与花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邢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两被告对被继承人邢江淮的遗产（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翠竹园31号Ｂ102幢203室房屋、存款324131.01元、中国建设银行基金136438.81元）具有等额继承权；2、依法分割上述房屋，由花某根据邢某所占份额按评估价格对邢某进行补偿；3、花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评估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花某与被继承人邢江淮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两人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邢某系被继承人邢江淮与前妻的女儿，应某系被继承人母亲。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因病去世。被继承人邢江淮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邢某、花某、应某。 另查，2008年11月7日，邢江淮、花某与合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邢江淮、花某购买位于合肥市蜀山区，建筑面积为148.26平方米，购房款为450000元，首付140000元，按揭310000元（按揭款已还清），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产权证号蜀07×××××，登记权利人为花某、邢江淮共同共有。本案原一审诉讼中，，邢某与花某对上述房产的市场价值未能协商一致，邢某申请法院对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原审依法委托安徽新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因花某提出房屋市场价值应以邢江淮去世之日为节点，邢某提出房屋市场价值应以评估之日为节点，故评估机构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皖新房估报字第［2018］第200-1号、第200-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位于合肥市蜀山区成套住宅在价值时点2016年2月24日的估价结果为1201351元（单价8103元／平方米）；在价值时点2018年5月13日的估价结果为1978826元（单价13347元／平方米）。花某对估价结果提出异议，评估机构出具了《情况说明》，答复的主要内容：一、针对资产占有方提出的客厅及卧室木地板划分和客厅及卧室顶部没有石膏板吊顶的异议，木地板是指用木材制成的地板，并非如资产占有方所陈述的均为实木地板。现场勘察时，估价对象的客厅及卧室存在石膏板吊顶且勘察结果是经过申请人及资产占有方签字确认后才作为本次估价依据……本次评估已经考虑到估价对象的实际装修状况。因此，估价对象的装修状况是以现场勘察时的现状和根据资产占有方的陈述设定为简装……；二、针对资产占有方提出对估价报告比较因素之列举实例的异议，本次估价报告对估价对象与可比案例的相关楼层、面积、装修状况、环境状况、景观状况、区域氛围、物业管理、交易日期等差异因素已经做出合理地修正……《房地产估价规范》中明确表明：可比实例状况与估价对象状况的不同所造成的价格差异主要包括区位状况调整（包括位置、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周围环境、区域氛围、楼层、朝向等）、实物状况调整（建筑面积、建筑结构、装饰装修、空间分布、物业管理、学区等）、权益状况调整（土地剩余年期、规划限制、土地性质、有无租约限制等），本次所选取的可比案例的区位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与估价对象都较为相似。因此，本次评估中所选取的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具有可比性。本次评估产生的评估费6388元，由邢某预交。本案庭审中应花某的申请，安徽新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已派员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 又查，被继承人邢江淮在世时于2014年10月因病入住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经诊断患有脑梗塞、高血压等多种疾病。2014年11月8日，在邢江淮本人的要求下出院，出院后邢江淮回到母亲应某家暂住休养治疗，邢江淮的妹妹邢江虹也住在其母亲家。2014年11月底邢江淮在母亲家突然昏迷，同年12月1日入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1月10日转入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3月20日、2015年7月24日，两份出院记录中已经诊断邢江淮意识不清、四肢僵硬。其中2015年7月24日出院记录中，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诊断邢江淮为：神昏病，气阴两虚症；西医诊断为：病毒性脑炎、肺部感染、慢性××；渐进性表情淡漠8月，意识不清、四肢僵硬7月余。邢江淮昏迷时，邢江虹将邢江淮带到母亲家的随身物品保管起来（包括以邢江淮名义办理的多张银行卡、存折及股票卡等）。在邢江淮昏迷住院起初由邢江虹给邢江淮做饭（打糊），花某送饭。后来，自2015年6月28日起开始，由花某给邢江淮做饭。2015年2月11日，因邢江淮陷入昏迷，无法取出邢江淮银行存款，家中无钱支付医疗费，花某、邢某共同从邢江虹手中拿出邢江淮浦发银行1张储蓄卡、招商银行2张储蓄卡到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公证，取钱用于支付邢江淮后续治疗费用。 随着邢江淮昏迷病程延长，花某与邢江虹及其家人因监护人资格，以及由谁来保管、处分邢江淮财物等问题发生予盾。2015年5月，花某与邢江淮（花某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向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邢江虹返还夫妻共有的银行卡、存折、股票卡，以及结婚证、户口簿、社保卡、就诊卡等，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花某是邢江淮的合法妻子，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依法具有邢江淮的监护人资格，花某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邢江淮的身体健康，照顾邢江淮的生活，管理和保护邢江淮的财产，在邢江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邢江虹持有邢江淮的银行卡、股票卡等财物，无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包民一初字第0228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邢江虹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花某、邢江淮返还五张银行卡、二张银行存折（以原告邢江淮名义办理的五张银行卡：1、户名邢江淮、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50因系统升级，在原卡号前加6；2、户名邢江淮、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90；3、户名邢江淮、开户行招商银行、卡号62×××86；4、户名邢江淮、开户行招商银行、卡号62×××78；5、户名邢江淮、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91，该卡同时附有存折账号16×××60；6、户名邢江淮、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存折账号16×××61）、一本结婚证（持有人为邢江淮）、一本邢江淮的户口簿、一张股票卡（资金户名邢江淮，资金账号18×××50，开户单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张社保卡、一张邢江淮的就诊卡；二、驳回原告花某、邢江淮其他诉讼请求。邢江虹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5年12月4日，邢江淮的主治医生签署《病情告知》书，载明“…患者目前仍存在意识不清、肢体僵直、痰多等症状，间断发热，血氧饱和度波动性下降，最低可达80%，建议行气管切开转至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抢救治疗；同时该患者目前已欠费127107元，多次告知患者家属应及时交纳住院费用…”。截至2015年12月20日，邢江淮欠医疗费超过21万元。截至2015年12月15日，案涉的邢江淮名下六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分别为：1、中国工商银行62×××50账户余额为182557.6元；2、中国工商银行62×××90账户余额为16741.04元；3、招商银行62×××86账户余额为47.58元；4、招商银行62×××78账户余额为663.41元；5、中国建设银行43×××91（附有存折账号16×××60）账户余额为124121.38元；该账户的基金份额现值为136438.81元；6、中国建设银行16×××61账户余额为0元。以上银行账户余额共计324131元，账户内基金份额现值为136438.81元。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花某基于邢江淮监护人的身份有权要求他人返还邢江淮的物品，鉴于邢江淮仍处于病情危重状态，欠付医疗费超21万元，目前在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每天产生8000元左右的医疗费，且花某、邢江虹作为邢江淮的近亲属均明确表示同意将邢江淮名下的财产用于支付医疗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监护人的财产”之规定，确定案涉银行卡、存折、股票账户等涉及的财产必须优先用于支付邢江淮的医疗费。据此，2015年12月31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合民一终字第048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嗣后，花某申请包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内容，2016年1月花某拿到邢江淮的银行卡之后，于邢江淮去世之前，从上述银行卡账户中共取出款项合计414381.76元（其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91账户内基金赎回款105591.49元，该基金系邢江淮于2007年申购；与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90账户内基金分红款及利息2万余元，该基金系邢江淮于2007年申购）。邢江淮去世之后，2016年4月花某从上述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91账户内取出基金赎回款6634元；2016年4月至7月花某从邢江淮尾号4290中国工商银行卡中取出现金分红款14082.17元。2017年1月24日至2019年6月21日邢江淮尾号4290中国工商银行卡账户另收入现金分红款5388.7元。 诉讼中，法院向安徽中医药大学调查邢江淮去世前后相关费用发放情况，该单位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包括：2016年1月安徽中医药大学向邢江淮补发了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合计26478.3元（在邢江淮生前发放）；2016年4月发放抚恤金35428.6元，丧葬费2000元，春节慰问费2000元；2016年6月给报销邢江淮生前的住院费10000元（收取医药费报销单据33846.84元）；2017年10月发放邢江淮2015年在校一次性工作奖励21183元；2017年10月发放邢江淮2016年在校2个月一次性工作奖励3530.5元。 再查，邢江淮生前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期间截至2015年12月挂账欠费189695.57元，该费用由花某于2016年2月、4月、6月分三次缴清。邢江淮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的住院费用29451.92元由花某支付。 邢江淮去世后，被告花某为其办理丧葬事宜花费19079元，租赁墓穴及相关花费21600元，骨灰续存支付280元，合计40959元。 自2014年12月1日起邢江淮的住院医药费用除花某缴纳的金额，其余医药费用系邢江虹从邢江淮的工资卡（2015年2月至9月）及招商银行与浦发银行账户余额交纳。邢江淮住院期间需人护理，产生陪护费50075元，也系从邢江淮的上述账户余额支付。 庭审时，花某提供了在邢江淮住院期间家庭各项开支的票据（包括日常生活消费、水电燃气物业费、交通费、房屋维修费、餐饮费、汽油费、律师费等），产生费用金额较大。花某主张在邢江淮生病期间，曾向姐姐花大平借款15万元、向姐姐花小平借款30万元、向邻居王孝芝借款10万元，用于维持家庭开支。花某申请花大平、王孝芝出庭作证。邢某对花某主张的债务不予认可，邢某认为花某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借款是用于与邢江淮共同生活开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扣除。 花某另主张在与邢江淮婚前购买涉案房产时，因为其姐姐、姐夫在房产开发公司任职，房产实际出售价格优惠于市场价格40%购得，故继承分割该房产时应予考虑。邢某对此亦不予认可。 花某与前夫育有一女谢某，1987年8月3日出生。2011年11月花某与邢江淮结婚时谢某已大学毕业（在澳大利亚留学读研，于2014年毕业）。花某主张其女儿谢某与邢江淮之间存在抚养关系，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并申请追加谢某为本案原告。 邢某系在福州工作，居住生活在福州。应某年事已高（邢江淮生病住院时应某已93岁），生活需人照顾。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继承权应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邢江淮生前无遗嘱，故其法定继承人花某、应某、邢某对被继承人邢江淮的遗产依法享有继承的权利。花某之女谢某在其母与邢江淮再婚时已经成年，且已大学毕业，邢江淮与谢某之间并无法定的抚养关系，故花某申请追加谢某为本案原告以继承邢江淮的遗产，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应某应作为原告还是被告的主体地位参加诉讼的问题，因邢某在原审案件立案后发现诉状漏列了继承人应某，邢某主动向法院申请追加应某为被告，以便其参与诉讼，原审审查后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在继承遗产诉讼中当事人如有漏列其他继承人，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其他继承人为原告参加诉讼，目的是为了保护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但本案原告作为继承纠纷的提起方在发现起诉时漏列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向法院申请追加当事人，法院对其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理由成立，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某本人在原审案件中明确表示不放弃继承权利，且已委托其女儿代为参加诉讼，故应某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原、被告的诉讼地位应是平等的，不论应某作为本案的被告或系原告，都不影响花某行使其自身诉讼权利。对此，法院已向花某作了谈话予以释明告知。 关于本案遗产范围的确定，登记在邢江淮与花某名下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系邢江淮与花某共有，故该房产的50%产权份额归邢江淮，另50%产权份额应归花某。邢江淮去世后，其所享有的50%房产份额应作为个人遗产予以分割。花某主张购房时因开发商工作人员与其有亲属关系而享受了40%价格优惠，在继承分割房产时应考虑此因素而多分的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015年12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04896号生效判决后，于邢江淮生前，花某从邢江淮的银行卡账户中共取出款项414381.76元，及2016年1月从安徽中医药大学领取邢江淮生前5个月的工资26478.3元，根据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04896号生效判决确认邢江淮账户内的财产必须优先用于支付医疗费，邢江淮住院期间产生的大额费用，除由原告与邢江虹在保管邢江淮的银行卡期间从邢江淮的银行账户中支取款项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外，花某提供的票据反映其支付邢江淮的医疗费金额达20余万元。在邢江淮生病期间，家庭开支也必然会产生，花某提供的家庭开支票据反映在此期间其家庭生活确实产生了数额较大的花费。邢江淮生前账户内的积蓄属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共同的支配权，而现有证据并无反映花某于邢江淮生前取出的款项在邢江淮去世后尚有余存，故综合以上，酌情对此不作分割。关于原告提到邢江淮婚前申购的基金系邢江淮的婚前财产，对此花某取出款项中包含的基金赎回款10多万元应视作已优先支付了邢江淮的治疗费用。关于花某主张的家庭债务，因其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该债务与本案具有关联，即便邢江淮住院期间家庭开支确需借债周转，后期花某从邢江淮银行账户中取出款项也应及时偿债，故本院对此债务之说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邢江淮去世后，花某从邢江淮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卡中取出的基金赎回及分红款，以及截止2019年6月21日工商银行卡账户尚存分红款，合计26104.87元（6634元＋14082.17元＋5388.7元），属邢江淮的遗产，应依法予以分割。 2017年10月发放邢江淮生前14个月的一次性工作奖励24713.5元，属邢江淮生前工资收入，系与花某的共同财产，其中50%即12356.75元系邢江淮的遗产。2016年的春节是2月8日，邢江淮尚在人世，2016年4月发放的春节慰问费2000元属邢江淮生前收入，系与花某的共同财产，其中50%即1000元系邢江淮的遗产。2016年6月花某在安徽中医药大学报销邢江淮的住院费10000元，因邢江淮生前住院医药费大部分已通过医保统筹途径报销，邢江淮去世后其所在单位仍给予报销部分费用，带有一定补助性质，属邢江淮的收入，其中50%即5000元系邢江淮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等其他合法财产。死亡抚恤金的性质是对死者近亲属给予的经济帮助和精神抚慰，丧葬费是对死者近亲属处理死者丧葬事务产生相关费用的经济帮助。抚恤金与丧葬费是公民死亡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公民在死亡时所遗留的，因此不属于公民的遗产。安徽中医药大学发放的丧葬费2000元、抚恤金35428.6元，应由各继承人共同享有。本案系继承纠纷，但考虑避免当事人的诉累，原审酌情确定花某已领取的抚恤金与丧葬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死者安葬是近亲属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要求。花某为被继承人邢江淮办理丧葬事宜及租赁墓穴等相关花费40959元，应从领取的丧葬费2000元中抵扣，不足部分38959元应由原、被告共同分担。抚恤金35428.6元，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并参照遗产分配处理原则的规定，原审确定由原、被告三人均等享有。 关于涉案房产价值时间节点适用问题，被继承人邢江淮于2016年2月26日去世，继承自此开始，但各继承人未能及时对房产继承方案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继承人未实际继承房产。房产价值因受市场调节，不受个人操控，涉案房产价值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确有较大的涨幅，但出现此种状况难以归责于某一方，如在被继承人去世不久原、被告各方都能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积极与对方协商妥善处理继承问题，双方矛盾也不会持续至今日。本案原审诉讼中依法委托安徽新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产市场价值予以评估，虽给出了两个价值时点的评估意见，但从公平角度考虑，本院确定采纳价值时点2018年5月13日的估价结果1978826元。 以上查明，在被继承人邢江淮生病期间花某、应某（邢江淮的妹妹邢江虹协助照顾）、邢某都有照顾邢江淮，但应某毕竟年事已高，其自身身体状况难以过多为邢江淮操劳，邢某工作生活在外省，父亲生病持续1年多时间，其回乡尽孝照顾父亲无可非议，但其必然得兼顾自身的工作与家庭，也难以长期持续陪伴于父亲左右。花某系邢江淮妻子，在邢江淮发病前系与其共同生活，邢江淮住院期间除护工看护以外，花某应尽到了较多的照顾义务。故对涉案房产本院确定花某可以适当多分，具体为邢某享有案涉房产15%份额，应某享有案涉房产15%份额，花某享有70%的份额（花某自身享有房产50%份额，实际继承20%份额）。根据有利于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效用的原则，结合各继承人实际情况，参照以上评估价格，原审确定位于合肥市蜀山区房屋所有权归花某，花某应支付邢某、应某房屋折价款每人296823.9元（1978826元×15%）。邢江淮遗留的其余财产，确定均按等额比例分配。邢江淮去世后遗留的基金赎回分红款、工资收入等财产合计44461.62元（26104.87元＋12356.75元＋1000元＋5000元），邢某、花某、应某各享有14820.54元，花某应向邢某、应某支付该款项。抚恤金35428.6元，邢某、花某、应某各享有11809.53元，花某应向邢某、应某支付该款项。花某支付的丧葬费及墓穴相关费用38959元，邢某、应某应各分担12986.33元，此款从花某应付款中抵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一、三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合肥市蜀山区（产权证号蜀07×××××）房屋产权归被告花某所有，被告花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邢某、被告应某房屋折价款每人296823.9元；二、被告花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邢某、被告应某其他补偿款每人13643.74元（14820.54元＋11809.53元-12986.33元）。本案案件受理费22445元，由原告邢某承担14445元，被告花某承担4800元、被告应某承担3200元。房屋评估费6388元，由原告邢某承担958元，被告花某承担4472元，被告应某承担958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邢江淮与花某婚前有投资资金133000元，该笔资金截止2019年6月21日仍尚存。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邢江淮死亡时的存款数额是多少；2、案涉房产继承的价格时间点；3、花某是否应当多分遗产；4、一审法院对评估费用和诉讼费用的分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邢江淮死亡时的存款数额问题。邢江淮于2016年2月24日死亡，花某于2016年1月拿到邢江淮的银行卡之后，从邢江淮的银行卡账户中共取出款项合计414382元（以下数额均是小数点后四舍五入）。此时的邢江淮已处于病危状态，主要消费是医疗费。花某系国家工作人员，亦有工资收入，其工资收入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花某短时间内提取大额现金，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花某支取的414382元和邢江淮名下的133000元资金属于邢江淮死亡时的夫妻共同存款。邢江淮去世后，花某从邢江淮的银行卡中取出的基金赎回及分红款，截止2019年6月21日工商银行卡账户尚存分红款，计26105元（6634元＋14082.17元＋5388.7元）以及2017年10月补发的邢江淮生前14个月的一次性工作奖励24714元，均属于邢江淮死亡时的夫妻共同财产。以上款项合计598201元（414382元＋133000元＋26105元＋24714元）。有证据证明花某共支付邢江淮的医疗费为2015年12月挂账欠费189695.57元以及邢江淮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的住院费用29451.92元，计219147元，此款应从夫妻共同存款中予以扣除即598201元-219147元＝379054元，属于邢江淮的遗产存款为189527元（379054元÷2），该款应由邢某、花某、应某继承，一审法院酌情对此不作分割依据不足，二审予以纠正。抚恤金35429元，虽不属于遗产，但是对死者近亲属的抚慰，应由邢某、花某、应某均等享有。综上，被继承人邢江淮可供分配的存款数额为224956元（189527元＋35429元）。丧葬费2000元是专属费用不应分配，春节慰问费2000元和2016年6月给报销邢江淮生前的住院费10000元，不属于遗产。邢江淮至今尚未安葬，有家族墓地，邢某与花某因邢江淮安葬地争执不下，一审法院扣除安葬墓穴费不当，二审予以纠正。邢某诉称，花某名下亦有夫妻共同存款，花某报销了其父医疗费，因一审未予审理，二审不予处理。邢某如有证据可另行主张。 关于案涉房产继承的价格时间点问题。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是指继承开始的时间，案涉房产遗产属于不动产，在被继承人邢江淮死亡时即由继承人继承共同共有，一天没有分配其涨跌都是受市场调节，涨了分配时利益分享，跌了分配时损失分担，不存在谁损害了谁的利益。应以分配时的评估价为据，一审法院以2018年5月13日为评估房屋价值的时间节点正确，二审予以确认。花某上诉主张评估时间节点应以2016年2月24日邢江淮去世之日为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花某是否应当多分遗产问题。邢江淮生病及住院期间，在其母亲处时由其亲属共同陪护照顾，在医院时，除护工陪护外，亲属均尽了扶助义务。花某作为妻子和邢江淮共同居住时间长，是夫妻间应尽的基本义务，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除尽了夫妻扶助义务以外，又多尽了主要扶助义务，花某诉称其是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继承人不存在法定的多分遗产情形，应依法均等继承。一审酌定花某多分房产不当，二审予以纠正。 关于一审法院对评估费用和诉讼费用的分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继承家事纠纷案件中，诉讼费用原则上平均分担，花某此点上诉意见部分成立，二审可予以调整。 关于花某上诉提出的应某诉讼地位问题。一审法院对此已作了辩析，二审予以确认。此外，应某在二审中已故，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邢江虹、邢江泽、邢江霞、邢江湜向本院书面表示放弃对应某遗产的继承，应某在该案中的继承权利由邢某一人享有。应某在本案中的继承份额由邢某享有，应某的诉讼地位如何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花某此点上诉意见已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邢某、花某、应某均等分配的财产为：存款189527元、抚恤金35429元、位于合肥市蜀山区（产权证号蜀07×××××）房屋折款989413元（1978826元÷2），计1214369元。邢某、花某、应某各分得404790元，应某分得的404790元归邢某享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9631号民事判决； 二、位于合肥市蜀山区（产权证号蜀07×××××）房屋产权归花某所有； 三、花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邢某财产继承分割款809580元； 四、驳回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445元，房屋评估费6388元，计28833元，由邢某负担19222元，由花某负担96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花某负担3633元，由邢某负担72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思 审判员 赵 玲 审判员 李 彧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董雨琦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