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诗蔚，男，199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凯，男，198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中山，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锐，男，198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肖诗蔚、邓凯因与被上诉人郭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肖诗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邓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中山，郭锐本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诗蔚、邓凯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郭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由郭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申请费。事实和理由：一、肖诗蔚与郭锐有多笔民间借贷，但明确约定还款期限的仅为2018年7月12日和2018年9月26日的两笔。肖诗蔚提供了银行流水，一审法院在未经核算已到期借款是否还清的情况下，即认定肖诗蔚应当清偿全部借款本息、邓凯按照借款本金850,5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显然是错误的。二、在肖诗蔚与郭锐存在数笔同类债务的情况下，肖诗蔚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今所还款项应优先冲抵已到期的2018年7月12日和2018年9月26日的两笔借款。同时一审法院也应当按照同样的法律规定来判定邓凯是否应当承担或承担多少连带保证责任。郭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郭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肖诗蔚偿还郭锐2018年9月26日三方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借款本金900,000元、算至2020年4月14日利息88,742元及2020年4月14日起利息（利息以本金9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4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2.判令邓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肖诗蔚、邓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锐、肖诗蔚及邓凯系朋友关系，郭锐与肖诗蔚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2018年9月26日，郭锐（出借人）与肖诗蔚（借款人）、邓凯（担保人）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借款人肖诗蔚今向郭锐借到人民币（大写）玖拾万圆整，即￥90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借款期限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共12个月，利息为每月20‰。担保人同意为借款人的上述借款向出借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及于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违约责任，1.出借人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借款人发放借款的，视为严重违约，应当向借款人支付全部借款本金的30%的违约金及交通费。2.借款人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和利息的，视为严重违约，应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的30%违约金及支付追讨债务相关的（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费用；3.逾期利息按照每日5‰计算。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同日，郭锐从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82账户向肖诗蔚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10账户转款500,000元、350,500元，共计850,500元。同日，肖诗蔚（借款人）、邓凯（担保人）向郭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郭锐人民币（大写）玖拾万圆整￥900,000元整。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7月25日至2020年4月14日，邓凯共计向郭锐偿还利息75,500元，其中11,000元是于2019年7月25日偿还，64,500元是于2019年9月1日之后偿还。一审庭审中，郭锐自认截止至2019年9月1日的利息已经全部还清。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郭锐与肖诗蔚、邓凯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本案中，双方在《借款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本金数额虽为900,000元，但郭锐实际向肖诗蔚转款850,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本案借款本金应为850,500元。故肖诗蔚应向郭锐还借款本金850,500元。郭锐要求肖诗蔚偿还借款本金9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利率、违约金和其他费用，其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现郭锐要求肖诗蔚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郭锐自认截止到2019年9月1日的利息双方已经结清，且邓凯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4月14日共计向郭锐偿还借款利息64,500元，故肖诗蔚应向郭锐偿还的借款利息应为：以850,5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扣除邓凯已支付的64,500元利息。上述《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邓凯为肖诗蔚的借款向郭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邓凯在上述《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人处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约定对肖诗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进行追偿。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肖诗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郭锐偿还借款本金850,500元；二、肖诗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郭锐支付借款利息（以850,5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扣除邓凯已支付的64,500元利息）；三、邓凯对肖诗蔚所负上述第一、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郭锐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87元，由肖诗蔚、邓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肖诗蔚二审提交的证据为其名下2018年7月12日至2020年9月20日的流水，拟证实其中14笔共计927,400元转账均系对案涉借款的还款。邓凯对肖诗蔚所提证据无异议。郭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张自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9月26日期间其共向肖诗蔚转账18笔，总计4863800元，即使将肖诗蔚、邓凯全案所提供的全部还款流水金额认定还款金额，肖诗蔚仍下欠本金190万元，其中90万元为最后一笔出借，且有担保，因此肖诗蔚所称927,400元还款均与本案无关。2.为支持其质证意见，郭锐提交了建设银行流水作为证据。肖诗蔚对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张郭锐提交的流水中发生时间在2018年6月1日至7月11日之间的转账是基于双方的合作经营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2018年7月12日和2018年9月26日出借的款项肖诗蔚已经清偿完毕。肖诗蔚所有的向郭锐的转账都是对2018年7月12日和2018年9月26日债务的清偿。邓凯认可肖诗蔚的质证意见。3.郭锐继续补充提交了一段录音，拟证实郭锐对肖诗蔚的转账均为出借款项。肖诗蔚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中郭锐称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12日的借款是有欠条的，因其在诉讼中未提供借条，故不认可该期间的转账是借款。而且，录音中双方表示要对账，但没有具体的对账结果，因此录音不足以证实肖诗蔚对郭锐主张的欠款金额予以了认可。邓凯质证意见同肖诗蔚。4.郭锐还补充提交了三套收条、借款及担保合同、地址确认书作为证据，拟证实双方资金往来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肖诗蔚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所有借款合同项下出借金额应当以流水为准，不应以收条为准。邓凯质证意见同肖诗蔚。5.郭锐最终补充提交了一张《结算清单》，拟证实2020年经郭锐、肖诗蔚对账，肖诗蔚仍下欠郭锐本金190万元。肖诗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签名是由本人签署的，但自己没有具体的计算个人向郭锐的还款总额。邓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强调该证据上没有邓凯对债务下欠金额的确认。鉴于，郭锐仅以约定本金金额90万元的民间借贷合同提起本案诉讼，并未依据与肖诗蔚全面对账结算的事由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不确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确认一审查明属实，确认除《结算清单》之外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的二审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并据其补充查证以下事实：郭锐与肖诗蔚签订了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8年6月16日起至2019年6月16日止，利息为每月20‰。肖诗蔚向郭锐出具同等金额的收条。2018年7月12日肖诗蔚向郭锐出具收款130万元的收条。双方签订了同样金额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期限2个月，自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9月12日，利息为每月20‰。此外，郭锐与肖诗蔚还签订了金额为80万元的《借款及担保合同》，未载明借款期间、签订日期，仅约定款项用于生意周转，利息为每月20‰。郭锐名下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显示，自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1月6日期间郭锐共向肖诗蔚转账18笔，前9笔转账期间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16日合计金额为1,881,750元，第10至第16笔转账期间为2018年6月18日至2018年9月7日合计金额为2,131,550元，第17至第18笔转账均发生在2018年9月26日合计金额为850,500元。肖诗蔚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6日向郭锐转账14笔，分别为2018年10月1日18,500元，2018年10月2日20,000元，2018年10月11日100,000元，2018年10月12日38,500元，2018年10月15日28,000元，2018年10月25日157,500元，2018年10月26日39,500元，2018年11月1日6,000元、10,000元、7,000元和198,400元，2018年11月2日3,400元，2018年11月5日3,000元，2018年11月6日297,600元。本院认为，郭锐与肖诗蔚签署多份民间借贷合同、形成多笔借贷关系，本案所涉的为其中约定本金90万元的一笔。关于该笔债务，债权人郭锐提交了债权凭证、资金流水和催收（微信聊天截屏）的证据，债务人肖诗蔚一审未提交任何证据仅作“双方借款比较混乱具体偿还数额已算不清”的抗辩，担保人郑凯提交了还款的证据，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依法审核了出借本金金额、利息标准和还款情况，现肖诗蔚、邓凯对还款情况的认定不服提出上诉，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肖诗蔚二审提交的流水是否应认定为案涉债务项下的还款，邓凯是否应按一审判决确认的本息余额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郭锐所举证据显示，其与肖诗蔚之间存在四笔民间借贷，其中三笔的合同均约定了明确的借贷期限，结合郭锐对肖诗蔚转账流水来看，本案所涉的一笔为出借时间最晚的一笔。合同约定金额为200万元和130万元的借款到期时间分别为2019年6月16日和2019年9月12日，均早于案涉借款。肖诗蔚二审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郭锐的给付足以清偿前述两笔同类债务和案涉债务，且案涉债务为三笔已到期债务中唯一有担保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据此，肖诗蔚关于927,400元转账均系对案涉借款的还款的上诉意见不成立。就案涉债务，一审法院已经查证了担保人邓凯代郭锐还款的事实，除一笔11,000元是于2019年7月25日偿还之外，其他64,500元均发生在2019年9月1日之后。郭凯自认案涉债务在2019年9月1日之前的利息已清偿完毕，因肖诗蔚、邓凯未能证实两人就案涉债务在2018年9月16日后至2019年9月1日前的清偿金额超过了按照合同计算的应付利息金额，故一审法院仅将64,500元从判决确认的利息中予以扣除，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邓凯应当按照一审判决确认的本息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肖诗蔚、邓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87元，已由上诉人邓凯预交，由上诉人肖诗蔚、邓凯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伶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邱冠群书记员李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