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1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洪科财（系受害人洪学武之父），男，196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柳素平（系受害人洪学武之母），女，196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松，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华，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朋程，男，198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办事处书胜路**。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敏胜，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清辉，湖北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洪科财、柳素平因与被上诉人丁朋程、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2020）鄂1222民初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科财、柳素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在一审基础上改判：1.由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鄂Ｌ×××**号（临时号牌，该车登记号牌为鄂Ｌ×××**）小型普通客车的第三者责任保险50万元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由二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医疗费482036.7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45980元。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鄂Ｌ×××**小型普通客车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依据近因原则，只有在被保险人因交通肇事后逃逸直接或间接加重第三人损害时，保险人才能免除保险赔偿责任。本案洪学武的损害后果系洪学武驾驶摩托车与丁朋程驾驶的车辆碰撞直接导致，并非丁朋程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所造成。丁朋程在事故发生后找人顶替，虽然有逃避法律追究之嫌，但鄂Ｌ×××**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是送严重受伤的洪学武去医院抢救，驶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治伤者，并非故意伪造或者破坏事故现场，故该情形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免责条款不应适用。其次，保险公司应当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而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一审判决仅以丁朋程收到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认定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显然缺乏依据。参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再182号判例，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因洪学武自2016年11月起在杭州春来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其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均为浙江省杭州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8条之规定：“在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并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因此，上诉人柳素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2019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34598元/年的标准计算。3.根据洪学武颅脑受伤严重的客观病情，购买白蛋白等药品用于治疗，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必要性，被上诉人对此亦未提出异议，应当将该部分费用共计42132.30元认定为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赔偿。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丁朋程辩称：同意上诉人关于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但是答辩人已经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应该冲减。被抚养人柳素平实际居住在通城县农村，其生活费不能按照杭州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上诉人购买白蛋白的费用，有正式发票的可据实结算。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辩称：1.在保险法律条文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不应适用近因原则，本案丁朋程肇事逃逸是导致严重损害后果的原因。2.保险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投保单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均有投保人签字确认，说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了告知义务。3.虽然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丁朋程是肇事逃逸，但实际上就是遗弃机动车离开现场，与免责条款意思一致，丁朋程在发生事故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且找人顶替，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洪科财、柳素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丁朋程赔偿二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171322.26元；2.判令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承保鄂Ｌ×××**小客车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18日，丁朋程驾驶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由通城县四庄乡华家村九组往四庄乡华家村七组方向行驶，行至四庄乡××××家门前路段，与洪科财、柳素平之子洪学武驾驶的鄂Ｌ×××**号二轮摩托车相撞，导致两车损坏，洪学武受伤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丁朋程找雷浩顶替，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后经通城县公安机关侦查，本次事故发生时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系由丁朋程驾驶。2018年9月3日，通城县公安交警大队对本次事故作出了第2018（0218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丁朋程负事故全部责任，洪学武不负责任。2019年1月7日，丁朋程因犯交通肇事罪被一审法院以（2018）鄂1222刑初39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洪学武受伤后被急送通城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住院时间11天，花医疗费81805.38元；后转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住院21天，花医疗费148461.04元；后又转入湖北省崇阳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135天，花医疗费208816.03元。共计住院167天，住院花费439082.45元，另门诊花费792元，合计439874.45元。2018年11月19日，崇阳浩然法医司法鉴定所对洪学武的伤情进行了鉴定，评定洪学武的伤残程度为一级伤残；后续医疗费根据临床实际发生费用审定（估计50000元）；误工时间、护理时间、营养时间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医疗依赖费用自鉴定之日起，二年内每月费用评定1300元；完全护理依赖，期限自鉴定之日起每二年重新主张权利。司法鉴定费2400元由洪科财、柳素平支付。丁朋程驾驶的鄂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系其自己所有，在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率险）。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2月6日起至2019年2月5日止，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洪学武自2016年11月份起在杭州春来科技有限公司上班，月平均收入4594.16元，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均在杭州市。事故发生后，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已预付120000元给洪学武治疗，洪学武的法定代理人自认收到丁朋程预付款107000元。对原告方的具体赔偿项目和损失数额核定如下：医疗费439874.45元、鉴定费24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350元（50元/天×167天）、营养费4050元（15元/天×270天）、误工费41347.44元（4594.16元/月×9个月）、护理费包括1.伤后至鉴定前的护理费28773.12元（38897元/年÷365天×270天）；2.完全护理依赖，期限自鉴定之日起至死亡之日2019年10月12日的护理依赖费用34421.18元（38897元/年÷365天×323天）、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55574元/年×20年）、交通费酌定为5000元、医疗依赖费用：自鉴定之日起至死亡之日2019年10月12日的医疗依赖费用14300元（1300元/月×11个月）、辅助器具费5468元、丧葬费30280.50元（60561元/年÷2）、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972.27元（34280元/年÷365天/年×7天×3人）、被扶养人柳素平生活费：柳素平生活在湖北省农村地区，其生活费应按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为139460元（13946元/年×20年÷2）、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以上合计为1917248.9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已经由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了责任认定，该责任认定程序合法，认定结果适当，应予以采信。丁朋程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洪学武不负事故责任。洪学武2016年11月起在杭州春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均在杭州市。原告请求对洪学武的死亡赔偿金按照浙江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丁朋程找雷浩顶替，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2019年1月7日，丁朋程因犯交通肇事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鄂Ｌ×××**号车辆在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原告的损失应先由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交强险”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医疗费10000元；在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根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八条规定，“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其中包括“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丁朋程确认收到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应当认定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丁朋程在事故发生后的逃逸行为应属于双方签订的商业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以丁朋程肇事逃逸应免除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应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洪科财、柳素平的各项损失为1917248.96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120000元，余款1797248.96元由丁朋程赔偿。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丁朋程在洪学武治疗期间预付的款项可凭据冲抵。二、上述款项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负担2000元，由丁朋程负担700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一张及通城县人民医院的监控视频两段。欲证明本次事故发生后，丁朋程在事故现场，并没有离开现场。因报警后救护车及警车都没有及时赶到现场，为了不延误救治受伤的洪学武，丁朋程随同鄂Ｌ×××**号车辆一起将洪学武送到了通城县人民医院抢救，在医院的抢救室走廊及CT室门前的视频监控中均能发现丁朋程在场，丁朋程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了，并没有离开现场，后又积极对洪学武进行施救，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对于照片和视频的真实性未提出反驳意见，但认为丁朋程没有如实向交警部门交待其是肇事车辆的驾驶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认定其构成肇事逃逸，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免除赔偿责任。丁朋程对于照片的真实性及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承认其当时确实没有离开现场，并积极对洪学武进行施救，请人顶替是因为当时其驾驶证的分数扣完了，如果再扣分驾驶证就要被吊销，需要重新考试，当时其没有饮酒，也没有料到洪学武的损伤如此严重，后来因为洪学武的伤情严重，医疗费用过高，还涉及刑事责任承担问题，只好自己向交警部门自首。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一张及通城县人民医院的监控视频两段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实事故发生后丁朋程并未离开现场，因为救护车及警车接警后没有及时赶到现场，为了救治洪学武，丁朋程就将洪学武送到通城县人民医院抢救，丁朋程当时也在通城县人民医院配合救治。二审还查明，洪学武在通城县人民医院抢救及崇阳县人民医院治疗期间，洪科财、柳素平根据医嘱在医院外为洪学武购买了白蛋白、多粘菌素、替加环素等药品，并开具了正式发票，合计金额38525.4元，以上费用一审未计入住院费用发票中。洪学武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期间亦使用了上述药品，并将药费计入住院发票之中。本案事故发生后，丁朋程垫付了洪学武在通城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费54505.38元，垫付了会诊费5000元，在崇阳县人民医院为洪学武垫付医疗费10000元，另外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洪学武的亲属107000元，洪学武死亡后，丁朋程支付给上诉人50000元，以上合计226505.38元。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已支付交强险赔偿款120000元。另查明，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第2018（021803）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雷洪（顶替丁朋程者）驾驶机动车上路，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是造成事故的同等原因，应负事故同等责任。洪学武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是造成事故的同等原因，应负事故同等责任。2018年9月3日，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第2018（021804）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后，雷洪为丁朋程顶替，丁朋程构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丁朋程驾驶机动车上路，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丁朋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洪学武不负事故责任。该责任认定作出后，双方均未申请复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八条约定，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丁朋程称本案鄂Ｌ×××**号车辆的保险是购买该车时在出售车辆的车行中投保，当时并无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场，对于免责条款并没有向其进行解释说明。2018年2月7日丁朋程在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中应由投保人填写的空格内填写“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签名。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继续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柳素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按照该规定，洪学武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死亡时，柳素平已年满55周岁，达到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且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可以作为洪学武的被扶养人，因柳素平现有子女两人（包括洪学武在内），故洪学武应承担柳素平的扶养费的1/2。但上述规定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虽然洪学武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在浙江省杭州市，其死亡赔偿金一审已按浙江省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计算。但柳素平一直在通城县农村居住生活，一审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柳素平生活费的实际支出情况，对于柳素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湖北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处理并无不当，二审继续予以确认。二、关于上诉人为治疗洪学武的伤情根据医生的要求自行到药店购买白蛋白、多粘菌素、替加环素等药品的费用是否应纳入医疗费范围问题。因为洪学武伤情严重，根据医生要求需要使用白蛋白、多粘菌素、替加环素等药品进行治疗，但基层医院药房没有这些药品，需要患者家属自行购买后交由医院给患者使用，上诉人购买上述药品后开具了正式发票，合计金额38525.4元，对于上诉人没有提供正式发票的费用不予支持。以上费用是上诉人为治疗洪学武的伤情根据医嘱实际支出的损失，且洪学武在武汉同济医住院的用药清单中亦使用了上述药品，故可以认定该费用为合理医疗费用，是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一审未将上述费用纳入医疗费用范围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三、关于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本案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是否免除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后，丁朋程并未离开事故现场，丁朋程的亲属当场拨打了120、122电话及时进行了报警、报险。因为事故现场位于较为偏远的农村，交警队的警车及医院的救护车未及时赶到现场，丁朋程遂随同鄂Ｌ×××**号车辆将洪学武送往医院救治。本案不符合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保险合同也并非以驾驶员肇事后逃逸作为免责情形。事故发生后，丁朋程并非未采取措施，而是拨打了报警、报险电话，并对受害人积极施救。丁朋程没有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导致事故损失扩大。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交通肇事逃逸不等同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实际上符合逃逸具有的隐瞒肇事者身份、逃避法律追究的本质特性，至于肇事者是否滞留现场，不影响其行为性质的认定。肇事者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前述交通肇事规定中关于逃逸行为的范围和实质内涵。因此，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及其他情节，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在刑法或行政法上可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丁朋程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无不当。但本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并未使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用语，而是规定“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因此，即使公安机关认定丁朋程找他人冒名顶替属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也不能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完全等同于本案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丁朋程在事故发生后的逃逸行为属于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本案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解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应遵循通常解释和不利解释原则。根据通常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先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首先，根据通常的文意解释，“逃离”显然包含了离开之义，但本次事故发生后，丁朋程并未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逃离。逃离现场是逃逸的典型情形，但逃逸并非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其次，事故发生后，丁朋程的在场亲属及时采取了报警、拨打120等必要合理措施，对受害人尽到了救助义务，并非“未依法采取措施”。最后，丁朋程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因此，从相关保险条款的通常意义解释，丁朋程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不属于本案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根据不利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歧义，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对于交通肇事后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是否属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问题。即使将保险合同的该免责条款作广义解释，即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所主张的“逃离事故现场”包括冒名顶替的情形，也只能认定该条款的解释至少存在两种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在此情况下，对上述条款的解释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根据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丁朋程在事故发生后的冒名顶替行为不属于本案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3.根据“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由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承担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其一，从保护法益的角度看，法律要求肇事者不得逃离现场不仅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权益，而且是为了让肇事者不能逃避法律追究，以维护行政管理和司法秩序。保护生命健康权与维护行政管理和司法秩序通常是一致的，若二者发生冲突，前者显然具有优先顺位和价值，是应当优先保护的法益。其二，若肇事者虽未离开肇事现场且主动报案，但怠于行使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可能导致伤者伤情加重甚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的扩大。此种情形下，肇事者没有逃离事故现场，也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维护了行政管理和司法秩序，但却没有对受害人进行积极救助，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此种情形下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赔偿责任。在肇事者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但履行了对受害人的救助义务的情形下，肇事者虽然侵害了行政管理和司法秩序，但保护了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基于以人为本原则，后一种情形相对于前一种情形更值得肯定和鼓励。其三，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比任何人更有理由、更有优势、更有责任去救助伤者，救助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人更为紧迫和必要。因此，法律应鼓励肇事者的这种救助行为。在保险理赔上，不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也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本案事故发生后，丁朋程的亲属立即报警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履行了救助义务，其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与逃离事故现场有着本质区别，若判决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不符。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对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有义务向投保人履行解释说明义务。本案查明的事实证明，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在投保时仅向丁朋程交付了保险合同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不能证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虽然丁朋程找人冒名顶替的行为导致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认定由双方负同等责任变更为丁朋程负全部责任，加重了丁朋程的赔偿负担，但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第三人洪学武受伤死亡的损失总额高达1955774.36元（1917248.96元+38525.4元），即使按第一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的同等责任比例，减去交强险的赔偿限额120000元后，丁朋程应当承担的数额也达到917887元，远远超出了本案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50万元，故本案交通事故的第二份责任认定书虽然认定丁朋程负全部责任，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受害人的损失数额，并未加重中华联合财险咸宁公司的赔偿数额。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相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2020）鄂1222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二、洪科财、柳素平的各项损失1955774.36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20000元（已支付），余款1835774.36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500000元，由丁朋程赔偿1335774.36元，扣减丁朋程已赔偿的226505.38元，丁朋程还应赔偿给洪科财、柳素平1109268.98元。上述给付义务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洪科财、柳素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负担2000元，由丁朋程负担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43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负担2567元，由洪科财、柳素平负担1078元，由丁朋程负担1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高审判员  徐金美审判员  侯欣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李 灿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