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8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1973年9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猛、于也，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3131156943XN。法定代表人：陈安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荣庆，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南兴园26-库**会信用代码91210231751562100U。法定代表人：殷丽敏，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张杰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3民初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系认定张杰是否丧失撤销权的基本依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的2018年10月3日被上诉人将案涉20%股权变更登记为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自行操作的，且工商登记时间与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署时间并无关联性。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末已基本停止经营，自2017年底开始，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已实际失去控制，包括公司公章在内的公司经营手续均由原审第三人原股东齐少忠掌管。至本案庭审前，齐少忠才将原审第三人的经营手续交给财务代理公司保管。由于原审第三人属于非上市股份公司，工商登记无需在工商局窗口办理，被上诉人与齐少忠联系，借口从齐少忠骗取公章等手续，被上诉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自行操作，将其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上诉人，故“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案涉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2018年10月3日”系被上诉人自行操作的，上诉人根本不知情。此外，前述工商登记变更信息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原审第三人于2019年6月14日公示的2018年度报告显示的持股情况不一致，2018年度报告显示被上诉人仍为第三人股东，仍出资125万元持有第三人20%股权。作为第三人竟然在2019年6月14日仍认为被上诉人系其持股20%的股权，也进一步印证包括上诉人、第三人在内均对前述工商变更信息根本不知情。在本案双方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均无法查清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应当通过司法鉴定确定，而非仅仅依靠被上诉人所提交两份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毫无关联的证据来进行推断，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申请鉴定不予准许，导致本案的关键事实未查清。二、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上诉人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且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明显过分高于股权的实际价值，在一方当事人受胁迫且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上诉人依法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获得支持。被上诉人自2017年底开始不断到北京找上诉人要求撤资，并以到上诉人就职国有企业闹事为由威胁上诉人，迫使上诉人以明显高于当时原审第三人股权价值的价格收购案涉股权，并于2019年8月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直到本案起诉后，被上诉人仍协调山东威海的社会人员给上诉人打电话威胁。事实上，被上诉人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时，原审第三人无任何资产，亦无任何价值，且仅欠付营口银行大连分行借款本金即已达到400万元，故20%的股权不可能价值37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与齐少忠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齐少忠所持有的12.96%的股权作价185万元，如按照一审法院观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与齐少忠的《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相近，齐少忠股权转让价款对案涉股权转让价款应具有参考价值，如按照齐少忠股权转让价款标准计算被上诉人股权价值应为285万元，明显低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载明的370万元，亦证明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20%股权按照370万元转让给上诉人显失公平。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大连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张杰与被告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的第三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第三人大连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大连菜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连高勤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21日登记成立。第三人公司2015年10月19日股东会决议显示：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625万元。本次增加部分由股东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股东由原张杰、齐少忠、上海澳麟实业有限公司、孙刚、董春利，变更为张杰、齐少忠、上海澳麟实业有限公司、孙刚、董春利、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2016年度报告显示：股东为孙刚（认缴出资额62.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张杰（认缴出资额288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董春利（认缴出资额6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齐少忠（认缴出资额81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25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上海澳麟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62.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上述认缴出资均已实缴，实缴出资时间：2015年10月31日。2017年4月12日，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张杰变更为殷丽敏。2017年12月7日，名称由大连菜易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采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张杰与被告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所持第三人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370万元，支付时间如下：2019年9月1日前支付80万元；2020年9月1日前支付125万元；2021年9月1日前支付165万元。合同第二条乙方（原告）的陈述与保证中载明：“乙方对本次受让甲方转让目标公司20%股权系真实的意思表示，并对目标公司的基本状况有所了解”。合同中尾部的签署时间为空白。原告主张合同签署时间：2019年8月。被告主张合同签署时间：2018年9月。另查，2018年9月1日，原告张杰与案外人齐少忠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案外人齐少忠将持有第三人公司12.96%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张杰，转让价款为185万元，支付时间如下：2019年9月1日前支付40万元；2020年9月1日前支付62.50万元；2021年9月1日前支付82.50万元。再查，原告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股权变更信息显示：张杰：变更前股权比例：46.08%，变更后股权比例：89.04%，股权变更日期：2018年10月3日；孙刚：变更前股权比例：10%，变更后股权比例：0%，股权变更日期：2018年10月3日；齐少忠：变更前股权比例：12.96%，变更后股权比例：0%，股权变更日期：2018年10月3日；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变更前股权比例：20%，变更后股权比例：0%，股权变更日期：2018年10月3日。又查，原告张杰与殷丽敏为夫妻关系。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作为原告，以张杰、殷丽敏为被告，起诉至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连带支付案涉到期股权转让款8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目前该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综合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二、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撤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签订时间是2019年8月，被告主张签订时间是2018年9月。原告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股权变更信息显示案涉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2018年10月3日，被告亦提交原告与案外人齐少忠的《股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1日。以上可以佐证被告主张2018年9月签订更为合理，予以采信。原告主张2019年8月签订，晚于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申请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进行鉴定一节，因原告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亦可通过其他证据予以综合确认，故原告申请鉴定签字时间已无必要，不予准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撤销问题。首先，关于原告主张案涉合同在订立时显失公平一节。股权价值本身是否直接等同于其所在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价值,对此并无绝对性标准。实际上,公司本身作为市场活动的持续参与主体,其盈利能力、发展前景、市场资源、有形与无形资产等多方面客观或者主观因素的存在,均有可能影响该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换言之,与针对普通商品进行的一般市场交易不同,特定公司的股权会有其独特的价值形成理由。在股权交易行为中，股权价格的高低，是交易双方磋商的结果，双方基于各自的主观意愿而购买股权或者出售股权，股权价格的最终确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不一定与股权实际价值相符。因此，原告要求对第三人公司2019年8月份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没有必要性，不予准许。原告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不予采纳。其次，原告主张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一节。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应由原告举证。但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签署时受到胁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该节主张，不予采纳。最后，原告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已超过一年，撤销权已经消灭。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不予支持。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或证据，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400元，由原告张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363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案涉股权价值过高，同时对一审认定的“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变更前股权比例：20%，变更后股权比例：0%，股权变更日期：2018年10月3日”该节事实有异议，认为工商登记信息是被上诉人自行变更的。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同时为反驳上诉人的主张，提交了爱企查网站截图一份，拟证明2019年2月15日被上诉人公司法人已由曹静变更为陈安伟，从而印证《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署日期不是2019年9月份；提交本案上诉状公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故意拖延诉讼。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评析如下：上诉人提交的（2020）辽0202民初3632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爱企查网站截图一份，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为案涉公司登记情况，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状公告由于不属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证据采信情况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因上诉人对工商登记的信息记载的内容没有异议，且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为被上诉人自行操作变更，一审关于原审第三人工商登记情况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本院经审查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驳回张杰以案涉股权转让显失公平且受到胁迫、除斥期间未过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正确，理由如下：首先，股权是股东的权利，公司财产权是公司法人享有的法定权利，虽然因股东出资的完成和公司的成立，二者相伴而生，且公司账面上资产总额的增减影响股价的高低，股价的高低也能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公司的财务状况，两者有一定关联，但二者毕竟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彼此独立，股权与公司资产二者之间并非完全等价，更何况，公司账面上资产并未包含公司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公司账面上资产与股权价格更不能一一对等，公司账面上无资产，并不等于公司没有价值，更不能说股权没有价值，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20%股权按照370万元转让给上诉人显失公平，案涉合同不满足显失公平的认定条件。其次，上诉人虽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上诉人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虽然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有签署日期，但工商变更登记显示2018年10月3日大连百仕达咨询有限公司由持股比例20%变更为0%，且工商变更登记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作出，具有公示效力，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在2018年10月3日时已经完成，一审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1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时间推定案涉合同签订时间应为2018年9月有事实根据，相反上诉人主张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8月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常理。因此，案涉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18年10月3日，张杰于2020年3月提起诉讼主张撤销，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无权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由此可见，上诉人既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条件，也未满足该法第五十五之规定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有效，一审判令驳回上诉人撤销该合同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张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00元（上诉人张杰已预交），由上诉人张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