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258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永生，男，197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华，湖北刘贵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法定代表人：郑杰，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云海，湖北紫霄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十堰伟豪建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白浪马路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陆兴明，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湖北延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湖北延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十堰昊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西岭街水库**林特胡同**法定代表人：王爱丽，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王永生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工建三公司）、一审第三人十堰伟豪建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豪公司）、一审第三人十堰昊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鄂0302民初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位于十堰市××浪街办××路××城××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归王永生所有并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事实和理由：1、关于王永生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是否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问题。伟豪公司在售楼部制作了王永生所购买的房屋系田堂平出售的虚假证据向一审法院执行机构提交，该证据并没有经过王永生的审核，王永生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虽与执行异议申请时提交的证据不一致，但过错在于伟豪公司。王永生是从卧龙城3号楼实际施工人薛仁国处在2015年10月22日购买案涉房屋，而华厦公司、昊华公司与伟豪公司在卧龙城房地产项目中具有承继关系，所开发建设的都是同一房地产项目。2、王永生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的2015年10月22日与十堰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白浪分公司签订了《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且已经依据合同约定交清了大部分购房款，余欠购房款10万元，王永生同意交付执行。3、王永生在2017年4月份领取了涉案房屋的钥匙现已装修入住，未能及时网签和办理过户手续的责任在于伟豪公司。4、关于本案法律适用的问题。王永生应当是无过错的购房者，虽然所购房屋是抵付卧龙城3号楼实际施工人薛仁国的工程款，但王永生的一切购房手续均是与开发商华厦公司、昊华公司和伟豪公司办理的。王永生要求对案涉房屋停止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湖北工建三公司、伟豪公司、昊华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得执行案涉房屋；2、判令湖北工建三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湖北工建三公司与昊华公司、湖北十堰宝驰工贸有限公司、十堰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伟豪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作出（2017）鄂0302民初2772号民事裁定书、（2017）鄂0302执保3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7年7月13日查封伟豪公司位于湖北省××浪开发区××路（项目名称卧龙城）1幢1-13-3等33处房产（含案涉房屋）；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7）鄂0302民初2772号民事判决：一、昊华公司和伟豪公司共同返还湖北工建三公司保证金5000000元及截止到2017年6月16日的利息3783333.33元；二、驳回湖北工建三公司对湖北十堰宝驰工贸有限公司、十堰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湖北工建三公司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9）鄂0302执778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上述查封的伟豪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北省××箭区××浪街办××路××幢部分房产（含本案案涉房屋）。执行中，王永生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称，2015年10月22日，伟豪公司将案涉房屋以抵工程款的形式将此房屋抵给承建商田堂平，田堂平又将此套房出售给王永生，请求解除查封，停止评估、拍卖。同时提交2015年10月22日王永生与伟豪公司签订的《卧龙城认购协议书》，载明“抵6号楼田堂平工程款”，协议中付款方式为抵款。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鄂0302执异344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王永生的执行异议请求。王永生于2019年11月14日收到该裁定后不服，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起诉时，王永生向提交其与伟豪公司2015年10月22日签订的《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载明，王永生购买卧龙城案涉房屋一套；庭审中，王永生提交其与十堰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白浪分公司10月22日签订的《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未注明签订年份。王永生同时提交伟豪公司出具的收据、取款记录、交易明细等证据。另查明，案涉房屋由伟豪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取得鄂十房预售字（2016）062号湖北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永生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予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应由案外人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本案中王永生提起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系伟豪公司抵偿给田堂平，田堂平又将房屋出售给王永生；提起执行异议时提交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的《卧龙城认购协议书》。但此次诉讼时王永生诉称事由与执行异议主张不一致，且提交的两份《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签订主体、时间、内容均不一致。王永生对案涉房屋在不同时间向人民法院举出三份协议，签订主体、时间、载明付款方式、内容均不一致且差距巨大，对此王永生称不清楚，庭审中陈述只签订了一份买卖协议，王永生的陈述及证据相互矛盾，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亦未写明签订年份，无法确认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时间和付款方式，不能证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其次，王永生提交交易明细的收款方不是伟豪公司，金额共计93000元亦与其主张支付房款金额不符，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支付金额。最后，王永生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因此，应当认定王永生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王永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永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永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永生提交如下证据：1、（2018）鄂03民终1323号民事裁定和（2017）鄂0302民初4296号民事判决，拟证明薛仁贵借用他人资质对卧龙城3号楼进行了实际施工。2、《卧龙城3号楼薛仁贵抵房款明细》，该明细签有“已核对清楚。2017.8.17”字样并加盖有伟豪公司售楼专用章。拟证明王永生从卧龙城3号楼实际施工人薛仁国处购买案涉房屋，已支付了200000元购房款。3、伟豪公司在2016年3月16日、2020年7月20日分别出具的《关于台湾路搬迁安置项目建设企业主体变更情况说明》、《关于伟豪公司与华厦公司关系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在开发建设卧龙城建设项目时，因伟豪公司当时未取得房地产开发建设资质而借用华厦公司资质进行开发建设，故伟豪公司与早期的购房人签订购房意向书和出具购房款收据或者以房抵款的手续都是以华厦公司名义办理的；伟豪公司在2016年以后取得开发建设房地产资质即与华厦公司终止合作关系，伟豪公司在此之前以华厦公司、昊华公司名义与购房人签订买卧龙城房产买卖的资料，现伟豪公司均予以认可。4、王永生与伟豪公司在2017年9月28日签订的《十堰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案涉房屋总价款300888元，王永生在2017年9月28日付款200888元，余款100000元采取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伟豪公司在2017年11月30日前交付房屋等内容。拟证明案涉房屋已办理了网签，王永生现欠购房款100000元。湖北工建三公司质证认为，（2018）鄂03民终1323号民事裁定和（2017）鄂0302民初4296号民事判决说明裁判文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据此认定薛仁贵借用了他人资质对卧龙城3号楼进行了实际施工；《卧龙城3号楼薛仁贵抵房款明细》是复印件，王永生本人并未在该明细上签字，不能证实王永生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伟豪公司出具的2份情况说明真实性存疑，不能达到王永生所称的证明目的；《十堰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合同本身载明王永生支付购房款的时间也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不能证实案涉房屋已办理了网签。伟豪公司对王永生提交的上述4组证据均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对王永生提交的上述4组证据，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作出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从上诉人王永生举出的证据审查，王永生在执行程序中提交的是2015年10月22日与伟豪公司签订的《卧龙城认购协议书》，该份协议约定是用购房款冲抵欠6号楼田堂平工程款；在一审法院诉讼中，王永生提交的是2015年10月22日分别又与十堰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白浪分公司、伟豪公司签订的《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各一份；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王永生提交的是2017年9月28日与伟豪公司签订的《十堰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由此可见，王永生为案涉房屋先后签订了至少4份购房协议，现王永生称2015年10月22日与伟豪公司签订的《卧龙城认购协议书》是虚假协议，那么依据王永生的陈述，其在2015年10月22日分别又与十堰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白浪分公司、伟豪公司同时分别签订的《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但其提交的2015年10月29日收到案涉房屋购房款的收据却加盖的是昊华公司财务印章，作为案涉房屋买受人王永生在同一天为同一房屋签订三购房协议明显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法则；二审中，王永生提交的卧龙城3号楼薛仁贵抵房款明细，该明细本身载明伟豪公司在2017年8月17日签字确认冲抵薛仁国的工程欠款，签字时间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故无法认定王永生实际是何时与十堰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白浪分公司、伟豪公司签订《卧龙城房屋团购意向书》的事实，王永生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王永生在二审诉讼中提交的2017年9月28日与伟豪公司签订的《十堰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该公司同日开具金额为200888元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说明该合同签订的时间晚于案涉房屋被查封的时间，故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王永生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已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但从王永生举出的证据和其陈述审查，可以认定是以涉案房屋抵偿债务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伟豪公司与王永生之间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债权债务，此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基于房屋买卖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的区别。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受让人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物抵债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王永生提交的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内容虽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案涉房屋完成变更登记前，王永生对涉案房屋既无所有权又无物权期待权，其并不享有优先于其他一般债权的利益。故王永生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本案中，案涉房屋的物权并未发生变动，房屋所有权现仍登记在伟豪公司名下，王永生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故王永生诉请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永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永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婧审判员 王 涛审判员 肖建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