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2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萍，女，197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梅，系贵州金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140720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莹，女，199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沃尔玛对面）。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飞，女，196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夕，系贵州知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1087212。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姗，系贵州知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2011174152。原审第三人：邓先华，男，196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王桂萍、邓莹因与被上诉人李忠飞及原审第三人邓先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1民初2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桂萍、邓莹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上诉费用及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书第六页“本院认定：......6、对原告李忠飞提交被执行财产申报表及被告王桂萍书写的说明各一份，可以证明被告王桂萍自述因差欠第三人邓莹1250000元，双方协商用两套房屋抵债给邓莹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与一审判决第七页第四行“8、对被告王桂萍提交的2019年4月27日王桂萍、邓先华与邓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因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已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购房款，且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不能排除相互串通，为规避债务而转移财产的嫌疑，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定相互矛盾。既然认定王桂萍确认欠邓莹1250000元，王桂萍用案涉两套房屋抵债给邓莹的事实，却又确认王桂萍与邓莹于2019年4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显然互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王桂萍、邓先华夫妻2016年被汪某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二人履行钟山区人民法院（2015）黔钟民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王桂萍、邓先华夫妻需偿还汪某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48000元，案件受理费6260元。登记在王桂萍名下位于钟山区被法院依法查封，在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后，王桂萍夫妻实在无力支付，王桂萍与邓莹商议，将涉案房产过户给邓莹，邓莹帮王桂萍、邓先华还款1250000元，邓莹表示同意，该房产过户后，邓莹继续在约定的抵账金额范围内为王桂萍、邓先华还账，王桂萍与邓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质是邓莹帮王桂萍、邓先华还款，王桂萍用房产向邓莹提供担保。邓莹向严某借款将汪某执行款还清后，王桂萍得以申请将案涉房屋解封，王桂萍与邓莹办理了房屋过户，王桂萍与邓莹之间并不是真正的房屋买卖关系，《房屋买卖合同》与王桂萍、邓莹约定抵账1250000元债务具有直接关联性，《不动产买卖合同》是担保性质的合同，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本案不能单独认定一个债权债务，而否定另一个担保性质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没有查明王桂萍与邓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以物担保邓莹帮王桂萍还债的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明显不清。另外，邓莹用案涉房屋向银行贷款，用于偿还严某借款，并受王桂萍夫妻的委托向王桂萍夫妻的债权人甘某偿还了300000元的借款，之后邓莹每月陆续向王桂萍夫妻支付购房尾款，共支付了1233736元，已超过税务部门评估的价格1135298元，该房屋并未低价转让，也未无偿转让。王桂萍、邓先华与邓莹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真实买卖价格，王桂萍与邓莹2019年5月24日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系为避税而签订。签订阴阳合同在二手房房屋买卖中是常见的交易习惯，故不能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备案合同购房价格认定为实际购房价格，而应以实际交易的金额来认定，一审法院仅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备案合同价格认定本案系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被上诉人认可王桂萍夫妻只是被上诉人与水城燊达煤矿、王强之间借款的中间人，主债务人系水城燊达煤矿。王桂萍转让房屋系为了履行法院判决及处理之前债务，且涉案房屋转让在先，被上诉人起诉在后，时间相隔近六个月，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与王桂萍、邓先华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未得到确认，尚不明确。王桂萍并非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后转移财产，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主观意愿。该转让行为并未影响被上诉人财产的不当减少，亦未直接危害被上诉人的债权利益。本案的事实是，邓莹与王桂萍在2019年商议，由邓莹替王桂萍、邓先华还账1250000元，涉案的房产过户给邓莹，本案实际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担保关系，即王桂萍请邓莹帮其还账1250000元，王桂萍将涉案房产过户到邓莹名下予以担保，当邓莹替王桂萍、邓先华还款金额达到1250000元以后，涉案房屋的产权归邓莹所有，本案实质的法律关系不是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借款还债担保法律关系，邓莹和王桂萍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质是借款担保性质的合同，并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王桂萍和邓莹也通过庭审向法院证明，邓莹前后已经替王桂萍、邓先华还账达到1280000元之多，邓莹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替王桂萍、邓先华足额还账1250000元以上，王桂萍与邓莹不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涉案房产担保债权并未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不能以邓莹替王桂萍、邓先华还其他账，未向被上诉人偿还，就认定邓莹与王桂萍通过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担保，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债权，就应当撤销，按照约定，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应当归邓莹所有，一审判决撤销王桂萍与邓莹签订的具有担保性质抵债的《不动产买卖合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条、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收条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邓先华夫妻欠甘某借款及用出售房屋的价款偿还甘某30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却认为该债权债务未得到确认而不予认可。照此推论，在上诉人转让房屋时，被上诉人与王桂萍、邓先华之间的债权债务也未得到确认，且该债权债务产生于甘某与王桂萍、邓先华之间的债权债务之后，在均未经法院确认的情况下，债务人按债权债务产生的时间顺序，偿还先行产生的债权债务是正常的处理方式。根据王桂萍、邓先华与邓莹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结合邓莹2019年4月29日与严某签订的《委托协议书》，能够充分证明房屋转让系为了处理王桂萍、邓先华夫妻应支付的执行款及欠款，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以汪某未出庭作证，对证人严某、甘某的证言亦未审慎判断，对案涉事实不予认可，是片面认定，并不客观公正，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邓莹与王桂萍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转让房屋并未侵害被上诉人合法权益，房屋转让时被上诉人未起诉，邓莹不知道王桂萍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纠纷。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格应以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银行作出的评估价格为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低于市场交易价格70%可认定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转让，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二套房产银行评估为1598200元，其70%应为1118740元，但邓莹实际支付的款项已超过该标准，因此不存在以明显的低价转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满足“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债权人权利受损”、“受让人明知”三个条件，纵观本案事实及双方举证情况，并不满足上述条件。另外，即便王桂萍主观上有转移财产的意愿，但邓莹并无此主观恶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也应认定邓莹为善意取得，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明显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涉案房屋邓莹已向银行抵押贷款，一审判决如得到维持，不仅损害了邓莹的合法权益，同时亦损害拥有抵押权的银行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涉案房屋为王桂萍所有，而一审法院却判决王桂萍、邓莹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至王桂萍名下，判非所请，程序违法。四、本案不属于民事审理范围。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为行政撤销，一审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进行审判，明显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上诉到贵院，请求贵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李忠飞辩称，本案基础事实清楚，一审被告符合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且对方证据自相矛盾，证据不足，一审认定合法、合理且法律适当正确。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王桂萍是否合法、合理转让案涉两套房产，被答辩人陈述的转让价款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被答辩人陈述称是由邓莹委托严某先转款446000元给汪某，解除位于帝都新城1114号的房屋查封，再由王桂萍过户给邓莹后办理贷款，用该房屋贷款的金额偿还严某支付的446000元。但上述陈述自相矛盾，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汪某与邓先华、王桂萍的案件在2016年10月21日执行终本，严某转款446000元是在2019年5月份左右，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还款应从2016年9月20日起至2017年9月底之前全部还清，从2017年至2019年存在近两年的超期时间，王桂萍、邓先华一审当庭陈述（庭审笔录17页）因为无力偿还，所以才在2019年还款，但实际上这期间有三套不动产在王桂萍、邓先华名下且已被查封，并且在该案执行期间，王桂萍、邓先华名下有宝马、保时捷、奔驰车各一辆，也就是说，王桂萍、邓先华完全有能力支付该446000元的债务，被答辩人未充分说明汪某在有财产可执行的情况下为何仍宽限两年时间，并且汪某也未出具任何收条，王桂萍也未直接打款给汪某，且根据被答辩人的陈述，该446000元是用房屋贷款进行偿还，也就是说，王桂萍在转移该房屋所有权时，邓莹没有任何支付能力，故不可能支付合理对价，也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除此之外，一审开庭笔录第18页记载：“审判员发问：如果是为了清偿案外人债务，为何王桂萍不将自己的房屋办理抵押，而将房屋转让给邓莹办理抵押手续办理贷款？邓先华答：因为我们是失信人员，严某不放心，不愿意借款给我们，银行也规定失信人员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及贷款的。”，实际上，汪某的执行和解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申请人同意并请求法院暂不把被执行人邓先华、王桂萍列为全国失信人员，法院也未将邓先华、王桂萍列为全国失信人员，此情况与邓先华的陈述严重不符，其当庭发表不实言论，充分说明原审被告及第三人不诚信及恶意串通的事实。第二，严某作证称邓莹是其客户，其公司名称为钟山区新佳园房产咨询服务部，贷款980000元直接发放至公司公账上，但经全国企业信息查询，并无此公司，也未提供长期从事这方面业务的证据，未提交借款合同，邓莹陈述980000元的借款人是邓莹本人，银行没有给借款合同，只给了抵押合同，但根据银行交易习惯，银行不可能不把借款合同给借款人，并且将借款发放至他人公司公账上也完全不符合交易习惯。另，邓莹应向严某支付的88000元佣金以及邓莹向严某借款的36000元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联系，不能一并计算为王桂萍、邓先华的债权债务，邓莹和严某之间的往来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第一部分的款项存在多处不合理，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没有任何一笔账经过邓莹的账户或者是由邓莹支出，其陈述前后矛盾，根本不能合法、合理性说明，证据严重不足，不能形成证据链，依法应当不予认可。第二部分：甘某与邓先华的借款，借条为5100000元，但银行流水仅为2930000元，产生于2010年至2014年间，其中是否含有利滚利或者其他生意往来、是否恶意串通财产等情况并不清楚，不能在本案中直接予以确认，必须另案处理，经过举证质证后才能确认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合法，若在本案中确认此债权债务，不仅证据严重不足，还程序违法，被答辩人的此项上诉理由属于理解错误，强词夺理。且该笔借款是原审第三人邓先华与案外人甘某之间的纠纷，而本案争议的标的是王桂萍转移不动产的行为，与上述借款无任何关联性。被答辩人认为转移案涉不动产时我方与邓先华、王桂萍的债权债务未予确认，属于法律认知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可知，撤销权行使不以起诉为前提，而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为前提。由于对方未履行还款义务，我方诉请法院赋予其司法强制力，法院通过法定程序，开庭审理确认我方拥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债权债务从我方交付货币之时就已经确认且产生了法律关系。对于邓先华与甘某借款情况是否属实，证据严重不足，不能直接通过本案予以确认，并且邓莹也未直接向甘某还款，根据其庭审陈述，是由甘某作为借款人向银行借款300000元，以邓莹名下的不动产作抵押，抵押仅仅只是起担保作用，300000元的债权人、债务人分别是水城县农村信用社与甘某，邓莹仅仅提供了物保，根本无法达到被答辩人的证明目的，依法不能认可。第三部分：邓莹与邓先华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211308元、微信转111346元。上述款项转款时间从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份，高达55笔，每笔为500元、2000元不等，转款金额基本不超过10000元，且不同月、不同时间段，时间跨度长，转款次数非常多又小额零碎，不符合合同约定，完全不能认定为是支付的款项，且全部均是邓莹向邓先华支付，与王桂萍没有任何联系，三人作为一家人，完全可能存在其他日常往来。答辩人于2019年11月份向水城县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查封冻结王桂萍、邓先华的所有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及其他虚拟账户，但从被答辩人的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这期间，其仍然有近300000元的进账，但答辩人在保全及执行时，未执行到任何财产，故这些款项并不是邓先华的账户收取的。否则，被答辩人的行为就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最后，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及一审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1、被答辩人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邓莹有支付、偿还约1230000元款项的能力，邓莹系1994年出生，2018年大学毕业，事实及证据均能充分说明邓莹没有任何能力购买案涉两套不动产。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全是案外人某某向某某付的钱，但最后全部计算在邓莹名下，解释为受邓莹指示付款，但是却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邓莹的收入与她进行此行为相匹配相符合，这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交易的习惯。2、王桂萍亲笔在执行局所书写的陈述以及上诉状都自认为双方是以物抵债行为，但以物抵债必须是债务产生后无法偿还，才合法、合理地将自己财物抵偿给债权人。从本案所有的证据及陈述看，均是在转移不动产之后，由邓莹零零碎碎地不断转款构成债权，此以物抵债行为完全不合法。3、本案中，没有任何一笔款项是由邓莹支付给王桂萍，也没有任何合法、合理的转账行为，所有的款项均不能在本案中予以认可。4、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称一审法院认可被答辩人提交的执行财产申报表及王桂萍书写的说明的证据，就是对以物抵债1250000元的认可，属于断章取义，避重就轻错误解释，一审法院只是对答辩人的证明目的与该证据本身的认可，认可王桂萍在执行时书写了此陈述，而并不是认可王桂萍以物抵债1250000元的事实，且被答辩人并未提交任何借条及转款凭证证明1250000元存在。对判决书的理解与解释必须结合案情，结合上下文之间的联系，一审判决未在本院认为中说明此情况，而上诉人截取此段进行论述，属于偷换概念行为，并无实际意义。5、被答辩人称邓莹、王桂萍的买卖合同是借款担保性质的合同，属于法律认知错误，买卖法律关系、借贷法律关系、担保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借贷是主合同，担保是从合同，并且担保的形式也只有人保、物保，担保产生的前提也是产生债权债务，主债务还未成立或者主债务消灭，那么作为从合同的物保也就未成立或者消灭，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债权债务担保法律关系，属于法律认知错误。邓莹、王桂萍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和物的担保没有任何关系，从合同随着主合同的产生而产生，主债务都未实际产生，更不能单独成立从合同既先产生担保。6、关于合同问题：用于备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是引起涉案房屋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唯一依据。2019年5月24日，引起涉案房屋不动产物权变动、转移登记的唯一依据是一审被告王桂萍、邓莹于当天签订并备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该合同是本案物权变动的根源所在，被答辩人一审当庭提交的《房产买卖合同》并不是引起涉案房屋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房产买卖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王桂萍、邓先华、邓莹系家庭成员关系，利益一致，两人均积极追求涉案房屋转让结果的发生，故伪造、补签该合同不需成本，极其容易，且毫无顾虑或担忧。并且王桂萍、邓莹根本不是买卖而是以物抵债，邓莹也未向王桂萍本人支付过任何合理对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因债务人无偿转让或不合理低价转让的，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此行为”的规定。导致房屋过户的就是《不动产买卖合同》，《不动产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在《房产买卖合同》之后，可视为对前合同《房产买卖合同》的更改和再次约定，此合同应予认可并且撤销，并且该两份合同约定的价款明显低于合理对价，依法应当予以撤销。7、关于诉讼请求的问题：虽然一审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案涉两套房屋为王桂萍所有，但是核心意思及依据都是明确的请求，其目的是把案涉不动产恢复至王桂萍名下以保护被答辩人合法债权得以实现，依照法律合法撤销王桂萍、邓莹的无偿转让的行为。但如果只判令撤销合同会导致转让行为无法规制，根本不能执行，致使法律严重失去其公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也明确规定要规制、撤销此行为，民法的原则就是规制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法院因涉及行政确权的问题未直接判决房屋归那一方所有，但是法院有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判令义务性规则规制王桂萍、邓莹的转移财产的行为，要求将案涉两套房屋由邓莹恢复登记至王桂萍名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理，这是对请求权的合理使用。一审法官作出这一判令是认真思考，独立判断的结果，是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和分析，是对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是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充分说明一审既处理了法律与行政职权交叉的问题，又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这既是司法的进步，也是法理运用的进步。本案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也充分保障了被答辩人的答辩举证的权利，未影响任何判决结果，是按照民法的法律思维，针对同一结果进行民法精神的表述，即追求法律结果的一致性，也避免了和行政的交叉。并且经类案检索，关于债权人撤销权一案，涉及不动产的判决，均按此进行规制和判决，故一审法院判决正确、适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邓先华述称，没有意见。李忠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王桂萍、邓莹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2.依法将位于钟山区（权属证号：六盘水市房权证钟山区字第**）的不动产判令为王桂萍所有（交易价值为人民币280000元）；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由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原告李忠飞与被告水城燊达煤矿、邓先华、王桂萍、王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黔0221民初425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水城燊达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忠飞借款1360000元；二、被告邓先华、王桂萍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忠飞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原告李忠飞于2020年4月9日向水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2020）黔0221执681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先华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邓莹系第三人邓先华之女。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王桂萍将坐落于钟山区的房屋（权属证书号：六盘水市房房权证钟山区字第**）售给第三人邓莹，双方议定不动产成交价格为280000元，第三人邓莹于2019年6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给被告王桂萍。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已持该份合同于2019年5月28日将涉案房产即钟山区房屋过户变更至第三人邓莹名下。现原告以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莹恶意逃避债务，无偿转让财产，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法院。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王桂萍向法庭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的《房产买卖合同》一份，主张其与第三人邓莹实际履行的系该份合同。该份合同载明的内容为：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先华自愿将坐落在钟山区市山东路18号帝都新城3号楼1114室的房产（证书号：六盘水房权房权证钟山区字第**）落在钟山区的房产（证书号：六盘水房权证房权证钟山区字第**）第三人邓莹，上述两套房产成交总价格为1150000元。第三人邓莹同意在签订本合同后于2019年5月15日之前支付446000元给王桂萍、邓先华作为购房定金，该款用于清还法院执行案件债务；双方约定2019年5月25日前第三人邓莹支付34600元作为购房款；该房过户产生的税费50000元由邓莹委托严某垫付，此款冲抵房款；双方约定2019年9月25日前邓莹将购房款300000元支付给王桂萍及邓先华；剩余购房款320000元用于清还严某债务及费用后多退少补。2019年9月19日，第三人邓莹用涉案房屋为案外人甘某向水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桥新区信用社抵押担保借款300000元，经水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桥新区信用社评估该房屋价值为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忠飞以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以无偿、明显不合理价格转让房产，双方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损害原告利益为由，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实质上是主张被告王桂萍将其所有的房产转让给第三人邓莹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的债权利益，要求撤销。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主张撤销的2019年5月24日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是经六盘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备案的买卖合同，该份合同引起了第三人邓莹取得被告王桂萍所有的位于钟山区房屋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可见，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满足“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债权人权利受损”和“受让人明知”三个条件。按照该份《不动产买卖合同》和2019年水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桥新区信用社对该套房屋的评估价值记载，280000元的转让价格较500000元的评估价格，明显系不合理低价；而第三人邓莹系第三人邓先华之女，邓先华与被告王桂萍系夫妻关系，不能排除双方存在相互串通，为规避债务而转移财产的嫌疑。因被告王桂萍的转让行为使原告的合法债权得不到保障，故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将位于钟山区的房屋判令为被告王桂萍所有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的房屋买卖行为一旦被撤销，即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邓莹因此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位于钟山区的房屋产权应恢复登记至被告王桂萍名下。对原告主张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莹承担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的诉讼请求，本案纠纷系因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莹的行为所导致，故诉讼费用应由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莹负担。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评估费，虽然原告实际委托了律师参加诉讼，但未举证证实实际支付的律师费金额；而评估费未实际产生，故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与评估费，不予支持。对被告王桂萍及第三人邓莹、邓先华辩称被告王桂萍和第三人邓莹实际履行的系2019年4月22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未损害债权人权益的辩称理由，因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邓莹已按合同约定方式与时间足额支付房屋价款，故对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被告王桂萍与第三人邓莹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二、被告王桂萍、第三人邓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钟山区的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被告王桂萍名下。案件受理费55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50元，由被告王桂萍、第三人邓莹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及第三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原告）。二审中，上诉人王桂萍、邓莹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上诉人王桂萍、邓莹质证认为，2019年4月前，上诉方向证人还款近400000元，之后由案外人严某替上诉方通过银行转款向汪某支付446000元，之前现金还款比较零碎，时间较长，汪某记不清楚是比较正常的。被上诉方的发问有诱导嫌疑，其发问不应予以确认，证人证言真实可信。对于其所述现金系邓莹偿还，有部分现金系邓莹受其父亲邓先华所托交付，汪某对此并不知情。被上诉人李忠飞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和一审庭审笔录有巨大反差，一审庭审笔录第17页记载邓先华、王桂萍当庭承认2015年5月申请执行，2016年还款410000元，余款无力支付，且2018年邓莹系在校大学生，不可能有还款能力，对方也承认邓莹系受其父亲邓先华委托，所以支付款项的人是邓先华和王桂萍。446000元是以本案争议的不动产贷款后偿还，充分说明邓莹本人没有任何的支付能力。原审第三人邓先华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王桂萍的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李忠飞、原审第三人邓先华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汪某的证人证言与邓莹对款项偿还的陈述相互矛盾，故该证人证言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王桂萍、邓莹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是否应予撤销；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3、本案纠纷是否为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邓莹称其从2018年底至2019年10月用在保险公司上班工资以及开设酒吧、销售化妆品所得收益替王桂萍、邓先华向汪某零散偿还借款共计390000元，但其在2018年才毕业，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有收入来源，且其对款项偿还的陈述与证人汪某证言相互矛盾，故不能认定本案系邓莹替王桂萍、邓先华偿还汪某借款后，王桂萍将涉案房屋以物抵债给邓莹。根据上诉人陈述，偿还其他款项的资金来源于案涉房屋转让给邓莹后由邓莹将案涉房屋抵押给银行所得贷款，但该抵押借贷完全可以由王桂萍、邓先华自行完成，上诉人所述偿还款项的方式与常理不符。同时，六盘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备案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所载房屋转让价格为280000元，与水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桥新区信用社评估价值500000元相比，金额相差较大，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系不合理低价转让，且邓莹系邓先华的女儿，双方存在直系亲属关系，不能排除双方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综合以上分析，双方的买卖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一审判决撤销王桂萍、邓莹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忠飞一审诉请第二项为“2.依法将位于钟山区（权属证号：六盘水市房权证钟房权证钟山区字第**）判令为王桂萍所有”，但从其诉请的事实及理由来看，系李忠飞认为王桂萍、邓莹系亲属关系，双方采取无偿、低价转让方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妨碍执行，故请求判令案涉房屋为王桂萍所有，以保障其债权的实现。如前所述，王桂萍与邓莹的房屋买卖行为被撤销后，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位于钟山区的房屋产权应恢复登记至王桂萍名下。一审并未判非所请，程序正当。关于争议焦点三。被上诉人李忠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在于请求撤销王桂萍、邓莹签订买卖合同转让房屋的行为，以保障其债权的实现，属于公民与公民之间因债权债务纠纷提起的撤销权诉讼，被上诉人李忠飞在本案中并未对行政机关的变更登记提出异议，故二上诉人主张本案系行政撤销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桂萍、邓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王桂萍、邓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功云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