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通通通广告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院**楼**。法定代表人：李书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昆，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星恒越（北京）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v>法定代表人：陈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北京卓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通通通广告公司（以下简称通通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万星恒越（北京）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星恒越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通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万星恒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在一审中，通通通公司从未承认与万星恒越公司签订过涉案合同，一审法院仅仅通过万星恒越公司提交的几份存在瑕疵和漏洞的证据就认定涉案合同是有效成立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首先，一审法院认为，万星恒越公司能够说明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以下简称“刑侦总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通通通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项目效果图等即认可通通通公司签订过涉案合同是不成立的。一审判决认定，通通通公司与北京欧申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申斯公司”）系关联公司，但无论是否为关联公司，其均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也正因为人员的关联性，欧申斯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乔琳对通通通公司的业务有一定的了解。也是因为乔琳在履行公司职务过程中损害了公司利益，才会在2018年10月变更法定代表人。通通通公司有理由怀疑，欧申斯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乔琳与万星恒越公司恶意串通，虚构了该项目，并协助万星恒越公司进行诉讼，故，一审法院不能仅凭知晓联系方式、有效果图等等即认可涉案合同成立。其次，一审法院仅仅出示了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的《涉恐爆炸装置数据中心改造项目合同书》中的一页，而非全部，通通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同时，该合同涉及的工程造价为25万元，而涉案合同的标的为35万元，也就是说，通通通公司亏本在为刑侦总队进行工程改造，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最后，一审法院认定万星恒越公司完成合同义务是错误的。涉案合同根本不存在，且验收单也没有通通通公司的盖章认可，乔琳并非通通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通通通公司的授权不能代表通通通公司进行验收。也就是说，即使涉案合同存在，万星恒越公司也应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并进行了交付，完成了验收。但在一审中，通通通公司对此并未认可，一审法院仅凭乔琳签字的验收单即确认完成合同义务是错误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二、本案的基本事实为：通通通公司对于签约、履约的事实并不知情，万星恒越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签约、履约的事实，也就是说，万星恒越公司仅仅提供了一份合同，但是对如何签约、如何履行、履约结果、是否违约等事实均未证明，因此，在一审中，万星恒越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述事实。万星恒越公司提供了一份《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合同》，该合同虽显示盖有通通通公司公章，但通通通公司对这份合同及整体情况并不知晓，该合同并非通通通公司签订，不是通通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问题陈述如下：1．涉案合同第一条和签订日期显示，合同签订于2018年1月29日，项目时间为2018年1月8日至4月8日，显然，合同的签订日期晚于项目开展日期，按照惯例，一般是先签订合同，再进行工作，这与承揽工作的惯例不符。2．涉案合同第一条中项目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刑总爆破展厅制作、运输、搭建工作（详见合同附件）”，但该合同并没有附件，也就是说，万星恒越公司并无具体明确的工作内容。3．涉案合同第二条显示，合同总价款350000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款项210000元于2018年2月6日前、万星恒越公司开具发票后支付，但是，在整个项目（如存在）过程中，万星恒越公司并未开具款项发票，也从未催要过第一期款项，也就是说，如果项目真实存在、合同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万星恒越公司自行垫付人工费、成本费等，也要不计成本的将该工程承揽完毕，这与行业惯例、常理不符。4．涉案合同第三条甲方责任和权利第1款显示“甲方需要以签字形式对乙方提供的设计稿进行确认，在本合同签订后不得对设计稿进行方向性修改，如需修改，需向乙方另行支付设计费”，该条乙方责任和权利第1款相应显示“乙方负责按照甲方确认后的设计稿进行制作搭建”。结合本合同项目内容条款，也就是说，乙方（万星恒越公司）负有设计责任，并且该设计方案应当经过甲方（通通通公司）签字确认，乙方方可按照确认后的设计方案进行搭建工作。但是，万星恒越公司从未提供过设计方案，也从未提交通通通公司进行签字确认，即使万星恒越公司进行了搭建工作，通通通公司也不予认可。5．涉案合同第八条第3款显示“本合同附有附件：刑总爆破展厅搭建报价、效果设计图各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附件应在合同签订时与合同共同确认，但是从万星恒越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首先，其单独提交一份报价单，该报价单只有万星恒越公司的公章，并无通通通公司的公章，也无通通通公司的骑缝章，因此，这份报价单是万星恒越公司单方制作的，通通通公司不认可。同时，该报价单显示的费用与万星恒越公司的工作内容不相符，其单价过高，超出同种类工程类型的市场造价。因此，涉案合同并非通通通公司签订、履行的，不是通通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万星恒越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通通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万星恒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通通通公司支付项目款35万元；2．判令通通通公司支付违约金（以2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7日起；以1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7日起，均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照每日0．3％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星恒越公司提交2018年1月29日，通通通公司（合同甲方）与万星恒越公司（合同乙方）签订的《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合同》，约定：项目名称为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项目时间为2018年1月8日至4月8日，项目地点为刑总大楼二层，项目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刑总爆破展厅制作、运输、搭建工作（详见合同附件）；合同总金额35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60％作为项目预付，即21万元；搭建工作整体完成并经过甲方签字验收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剩余尾款即14万元；如甲方不按本合同有关约定及时付款，乙方有权中止履行相应义务，而不视为乙方违约，由此发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项目制作并交付使用后，甲方未按照约定按时支付尾款逾期60天以上，甲方应支付乙方每日项目总金额0．3％的违约赔偿金直至结清尾款之日。合同下方甲方处盖有通通通公司合同专用章，载明甲方指定代表人为张璇。通通通公司认为合同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非通通通公司备案的印章，申请对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2018年4月16日，乔琳签署《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验收确认单》，载明项目名称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客户名称通通通公司，服务公司万星恒越公司，项目时间2018年1月8日至4月8日，项目地点刑总大楼二层，内容刑总爆破展厅制作、运输、搭建工作，验收内容按照合同以及报价内的相关内容，切实做好刑总爆破展厅搭建相关制作、运输、搭建工作，现已完成，且符合双方约定的内容及要求，经双方确认验收合格。验收单下方打印有实际交付使用现场照片。一审庭审中，万星恒越公司提交了爆破展厅设计效果示意图、项目报价单；群名称为“数据中心”的微信群沟通截屏，其中人员包括“乔琳”“大璇儿”，内容包括“李警官，这是最新版方案……”。万星恒越公司提交刑侦总队李鑫警官联系电话。万星恒越公司称其关联公司融思汇智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思汇智公司）与通通通公司亦有多次项目合作，并提交了融思汇智公司与通通通公司签订的《刑总活动服务协议》、万星恒越公司与通通通公司签订的《刑总十支队文化墙项目合同》、万星恒越公司与通通通公司签订的《刑总爆破展厅拆除项目合同》，上述合同均加盖有通通通公司合同专用章，部分合同通通通公司处有张璇签字；万星恒越公司称其就本案合同的履行与通通通公司员工乔琳、张璇联系，乔琳是张璇的上级。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根据万星恒越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135＊＊******联系乔琳，乔琳称欧申斯公司与通通通公司系关联公司，乔琳曾任欧申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万星恒越公司完成了涉案项目，金额为30万或35万。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刑侦总队走访调查，并与李鑫警官核实相关情况。刑侦总队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其与通通通公司签订的《涉恐爆炸装置数据中心改造项目合同书》（复印件），载明承包范围为展示展柜设计、制作、安装，工程承包造价25万元，合同下方通通通公司处加盖有通通通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张璇签字。本案审理过程中，通通通公司先称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没有过爆破展厅的合作，针对万星恒越公司所述工程通通通公司没有任何记录，在一审法院调取《涉恐爆炸装置数据中心改造项目合同书》后称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的合作与本案无关，通通通公司没有与刑侦总队合作过其他爆破展厅项目；乔琳、张璇均非通通通公司员工；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存在多项合作，但通通通公司无相关合同记录。另查，谢伟华持有通通通公司99．67％的股权，其同时持有欧申斯公司99％股权，法定代表人均为李书军。2018年10月19日前，乔琳系欧申斯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通通通公司虽不认可其与万星恒越公司签订了《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合同》，但万星恒越公司于诉讼中能够清晰表述刑侦总队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通通通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万星恒越公司能够提交项目效果图、印有交付使用现场照片的验收单，并说明万星恒越公司与通通通公司存在历史交易往来，考虑到涉案项目位于公安机关内部，万星恒越公司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存在一定的伪造难度，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另结合通通通公司不能说明其与刑侦总队历史合作的具体情况、诉讼中曾否认与刑侦总队有过爆破展厅的合作以及“非通通通公司员工”张璇可以代表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签订有关爆破展厅的合同等事实，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万星恒越公司与通通通公司就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形成合同关系，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合同》载明的内容一致，且万星恒越公司已完成合同义务。通通通公司于万星恒越公司完成合同义务后，未给付价款外，还应当给付相应的违约金，万星恒越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及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通通通公司不认可《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合同》中通通通公司合同专用章，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通通通公司申请对合同中通通通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备案印章进行比对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判决：一、通通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万星恒越公司项目款35万元；二、通通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万星恒越公司违约金（以2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31日起；以1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8日起，均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照每年15％的标准计算）；三、驳回万星恒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通通通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装修合同及报价单，证明通通通公司与第三方北京胶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胶东公司）对刑侦总队爆炸中心展厅签订改造装修合同，合同约定施工时间是2017年2月至3月，工程价款18万元；证据二、收款证明，证明胶东公司收到施工款，由第三方公司代通通通公司通过转账形式支付，该证明是2018年出具的，款项是2017年支付的，转账凭证第三方公司不予提供；证据三、展厅实体图，证明展厅搭建完毕，展厅位于刑侦办公楼内。万星恒越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二、三都不是新证据，证据一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对于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没有发票、转账凭证、具体日期，与第三方公司的其他合作与本案无关；证据三、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有多项合作，与2018年通通通公司与万星恒越公司之间的合作无关，且图片来源不明，不能证明该图片就是通通通公司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有关的项目，且通通通公司庭前说已经拆除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一审期间，通通通公司先称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没有过爆破展厅的合作，针对万星恒越公司所述工程通通通公司没有任何记录，在一审法院调取《涉恐爆炸装置数据中心改造项目合同书》后称通通通公司与刑侦总队的合作与本案无关，通通通公司没有与刑侦总队合作过其他爆破展厅项目；二审期间，通通通公司提交了其与第三方公司签署的对刑侦爆炸数据中心展厅改造装修合同，又称其就万星恒越公司主张的本案项目已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完毕，与一审期间通通通公司陈述的其与刑侦总队的合作与本案无关自相矛盾，故对于通通通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结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最终认定通通通公司与万星恒越公司之间就《刑总爆破展厅搭建项目合同》存在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通通通公司认可乔琳从公司离职后没有办理交接手续，故应认定验收确认单上乔琳的签字行为属于通通通公司对项目的验收，万星恒越公司已完成合同义务，一审判决通通通公司支付万星恒越公司项目款和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通通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北京通通通广告公司负担（已交纳3275元，剩余32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娜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单海涛法官助理  童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