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581行初185号 原告：杨进钧，男，1947年12月24日出生，苗族，绥宁县人，住湖南省绥宁县。 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绥宁县川石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贺恩森，系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肖文杰。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进忠，绥宁县宝剑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钟祥胜。 原告杨进钧诉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进钧，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副局长肖文杰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进忠，委托代理人钟祥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9月18日作出绥人社行决字【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杨进钧自称1964年9月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但至今没有提交其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相关证据；申请人主张自己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学生，也未提交其系该校学生的学籍档案等相关证据；申请人述称自己在1968年10月被开除学籍是平反学生，亦未提供其属于平反学生的相关文件依据。申请人亦未能提供1968年10月至1997年11月12日期间有关招录手续。所有，申请人要求从1968年10月其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缺乏法律法规政策及事实依据，本局不予支持。原绥宁县人事局以1997年11月12日申请人被绥宁县劳动局招为合同制工人之日起计算其工龄并核定工资级别并无不当。据此，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驳回了申请人杨进钧要求从1968年10月起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的请求。 原告杨进钧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绥人社行决字【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依法判决被告从1968年起计算原告工龄定工资级别；3、本案诉讼费依法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在2020年7月27日，以省、市、县信访局因原告上访要求按平反政策纠正、落实工龄、工资级别的信访事项转由被告处理。原告于2020年7月30日向被告提交了行政申请书及证据材料:①原已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21份;②要求落实平反政策上访书;③关于本人档案说明;④(2016)最高法行申2190号《行政裁定书》及省、市信访告知单、绥政信复查字[2017]第15号《信访复查意见书》、绥人社信复[2017]15号杨进钧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复印件一并提交给被告。8月3日被告给原告作了《行政申请受理告知书和陈述、申辩告知书》。2020年9月28日，原告收到被告【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书已驳回原告要求从1968年10月起计工龄、定工资级别的要求。对此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一、被告的“处理”决定书称，原告1997年5月20日在“请按党的落实平反政策安排工作的意见”里没有提交“录取通知书”。原告在回绥宁后的1983年5月5日，为请求绥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我两次进中国人民大学及被政治陷害的历史事实”的材料里已提及在当年9月底因没有接到人民大学的通知才找绥宁一中校长吴怀先说明情况，请县教育科长向和福出具介绍信到省教育厅查询原告的高考成绩，经查实原告的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平均分数86分，原告报考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已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80分之内，才被省教育厅出具成绩证明，已被人民大学录取。对这个历史事实当时吴校长对原告讲县里已经调查过他已予以证实。使原告于1965年3月才进人民大学的历史事实。 被告称原告没有提交人民大学学籍资料。对此，懂“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被打成“反动学生”被批判的人其所有的家中财物已被“红卫兵”、“当地民兵”抄家，连原告的档案在县公安局也被省驻县工作组杨金容取出在大队、公社、县大礼堂给批斗原告的群众、民兵、党员给以过目后而丢失了，这是“文革”时政府的责任。原告在2014年10月在其老家屋檐板下取得的原告在校学习资料，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初稿)也已经证明原告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历史资料书。 被告称，原告没有提交“平反文件”。原告是1968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被打成“反动学生”开除由公安遣送回家，至拨乱反正平反时间已12年之久。平反书只能寄往原告的所在地绥宁县。在绥宁县的调查报告绥办发[1984]52号文件中就有原告为刘**翻案、反对毛主席(现已平反),1968年10月回家的历史记载。至1986年上期，原告在绥宁县农中(在市)代课时，原告的平反书才由县政府给农中校长薛四维转给原告看，原告认为这个“迟到”的平反书还有什么用呢?因为原告当时无家无业的状况是极左错误造成的，气愤之下被原告撕毁用烟火烧了。 被告提到的工龄计算是混淆了工龄计算的主体概念。正常的工作安排是按其工作年限计算的。而原告是1968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生，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四大自由)受到党的极左路线、因刘**冤案株连中被打成“反动学生”而现已平反的人员，应按中央国务院中办发[1979]85号文件规定的落实平反政策安排工作，应按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计工龄、定工资级别，才是符合落实平反政策的行政行为。 二、被告应按原告提供的书证1-5事实证据和按中央国务院[1979]85号文件要求规定从1968年10月计工龄定工资级别。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告在向法院提供的证据1-5中，书证1：绥宁县委(绥办发[1984]52号)调查报告，证明原告1968年在人民大学因对刘**、毛主席提出“一分为二”，被打成“反动学生”被开除回家及至今已被平反的历史事实；书证2：证明原告1964年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68年被人民大学开除回家的历史事实，开除回家后不满，向中央提出“几点看法”和翻案又被省驻县工作组组长杨金容组织在大元大队、关峡人民公社大会批斗的历史事实；书证三：证明原告1964年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68年对刘**“功大于过”不能打倒被打成反革命在公社被省大元工作组组织批斗的历史事实；书证4：证明原告1964年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68年被人民大学开除回家，后被省驻县工作组杨金容从公安局取出原告的档案给群众看，认定在北京(人民大学)反对毛主席又被在大队、公社、县里大礼堂批斗的历史事实；书证五：证明原告在人民大学的学习物证资料。由以上绥宁县里的调查报告及证人证言、书证证实原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资料(物证)，足以证明原告在中国人民大学受迫害的历史事实，也有(2016)最高法行申2190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现已平反的人员的历史事实，应由当地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予以落实政策。 综上所述，被告以原告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无历史资料是无事实依据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行政行为，是没有依据的否定事实的行政行为。请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依据中央国务院的平反政策、法律为准绳，依法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答辩人认定原告没有提供客观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事实清楚。 1、原告诉称1964年高中毕业，以80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事实，应当在原告高中毕业学校、湖南省教育厅、中国人民大学均能查到客观证据，但原告从来没有提交过一份客观证据，证明自己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 2、原告诉称学籍档案由自己保管在家里，被人丢失，不符合客观事实。大学生学籍档案应由就读大学保管，即使个人档案有丢失，原告也可以在就读大学查询到自己的学籍档案。所以，原告应当有义务、有能力提交中国人民大学保管的学籍档案来证明自己的学籍。因此，原告诉称个人档案丢失不需提供学籍档案的理由和借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原告诉称自己的平反书被自己撕毁用烟火烧了，这不能成为不提供平反等客观证据的理由。假如原告诉称的平反书被烧了的事实存在，但在平反机构仍然可以查到相关的档案，原告仍有提供平反书等客观证据的义务。 4、工龄的认定应当以客观证据作为认定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在客观证据存在的前提下，不能作为工龄认定的事实依据。依上所述，原告因自己的原因没有提供客观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答辩人无法认定的法律后果，原告应当自行承担。 二、原绥宁县人事局以1997年11月12日原告被绥宁县劳动局招为合同制工人之日起计算其工龄并核定工资级别并无不当。 1997年5月20日申请人要求安排工作时，仅仅提供了一份自述的“请按党的落实平反政策安排工作的意见”及将绥办发(1984)52号、绥政发(1986)19号、中办发(1986)6号等文件作为附件，也没有客观证据证明自己系中国人民大学的平反学生。导致原绥宁县人事局无法直接招录原告为事业单位干部，而由原绥宁县劳动局招录为职工，安排在教育系统以工代教。所以，原绥宁县人事局依照原绥宁县劳动局招录的时间，计算其工龄并核定工资级别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答辩人以原告没有提供客观证据而不支持原告的行政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维持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 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绥宁县人社局行政处理决定(绥人社行决字[2020]6号)；拟证明具体的行政行为是驳回杨进钧要求从1968年10月起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的请求。证据2、招录职工登记表、绥宁县劳动局(1997)绥劳招字第110号招收录用职工通知、绥宁县人事局人计[1997]6号关于下达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计划的通知各一份；拟证明杨进钧在1997年11月12日被招录为合同制工人。证据3、杨进钧“请按党的落实平反政策安排工作”的意见一份；拟证明杨进钧在招录为合同制职工时没有提交学籍档案等客观依据。证据4、杨进钧2005年、2006年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各一份；拟证明杨进钧属于工人身份，没有技术职称。证据5、杨进钧工资审批表10份；拟证明杨进1997年11月参加工作，属于以工代教，按工人身份进行工资套改。证据6、杨进钧退休审批表、更改退休费审批表各一份；拟证明杨进钧退休时按工人级别核定退休待遇。证据7、绥宁县人社局立案审批表、行政申请受理告知书、陈述申辩告知书各一份，行政申请受理告知书送达回执、陈述申辩告知书送达回执、行政决定书送达回执各一份；拟证明绥宁县人社局处理本案程序合法。 原告杨进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原告在起诉中已经说明，被告没有按政策给原告依法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学籍档案没有提供是事实，学籍档案已经丢失。对证据4-7真实性没有异议。 原告杨进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绥政发（1986）第19号文件（红头文件）；增补书证，绥政发（1984）52号；拟证明原告在文革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对刘**、毛**“一分为二”被批斗为“反动学生”，被开除后翻案又被批斗后外逃井冈山及平反后无家无业的历史事实依据。证据2、原告居住地原民兵营长证明；拟证明原告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对刘**、毛**“一分为二”认识被开除回家其档案由省工作组从县公安局取出后给当时的党员、支书、民兵营长过目的事实依据证实。证据3、原告所在地原公社党委书证证明；拟证明原告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因对刘**、毛**“一分为二”被开除被批斗的历史事实。证据4、原告所在地会计证明；拟证明原告从中国人民大学被遣送回家管制劳动改造，其档案被工作组从公安局取出给批斗群众过目。证据5、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资料；拟证明原告被查抄后漏下的学习资料（原告的证件、学习资料已被工作组查抄带走）。证据6、中办发（1986）6号文件；拟证明中央对平反人员的落实平反政策规定，对平反人员政治上彻底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偿，工作上合理使用，生活上妥善安置，必须坚决落实。证据7、中发（1979）85号文件；拟证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证据8、中组部1980年50号教育部党组1980年90号通知及内容；拟证明对因政治问题受处分的反动学生，依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平反纠正后安排工作，原属在校生，按过去大学肄业生的工资级别对待，他们的工龄均以离校时其计算。尚未安排工作的，由学生现所在县、市的组织就地安排适当工作。证据9、1981年6月4日湘发【1981】44号、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当前落实政策工作中的几点意见，编号003142；拟证明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四个运动中的案件还有少数应该纠正的没有纠正。对建国以来一切冤假错案要坚决平反，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对四个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要按照中央省委的政策规定，集中力量首先处理好。做好被落实政策人员的使用安排、安置工作。在安排被落实政策人员时只要过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可不受编制的限制。证据10、省委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交办函；拟证明原告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的不断上访、上诉，根据政策及本人意见安排原告适当工作。证据11、省委组织部转办函；拟证明转申诉材料阅处。证据12、原告：按平反政策安排工作；拟证明被告“招工手续”办理安排原告工作。证据13、请求纠正工龄、工资级别；拟证明原告属平反落实政策人员，应按落实平反政策规定计工龄、工资级别。证据14、省信访局转绥宁县信访局（湘访转（邵）字（2006）831号转送单）；拟证明按信访条例接待处理被告行政不作为，有利乱作为，无利不作为的事实表现。证据15、省信访局转邵阳市由转绥宁县信访局；拟证明绥宁县转县教育局，教育局不解决也不请示县里解决。证据16、告知单；拟证明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其情况。证据17、省信访局转送单；拟证明转述原告经济困难要求政策，重新认定工龄及工资级别。证据18、省信访局来访事项转送单；拟证明转接处理。 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该文件是关于原告无责任田的调查报告，不属于工龄认定的文件，报告的事实是根据原告个人自述材料书写的，没有客观资料予以证实，不具有真实性，19号文件不属于工龄认定的文件，且1968年原告在人民大学入读不真实，没有证据材料证实。对证据2、该证人没有证明原告学习档案的资格，证明的学籍档案丢失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学籍档案应由就读大学保管而不是由个人保管。对证据3、该证人没有证明原告1964年具有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资格，其他证明的事项也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对证据4、证明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无材料证明原告196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68年被开除回家。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与原告的工龄认定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7、8、9文件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原告没有关联性，不适用于原告，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原告提供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当前落实政策工作中的几点意见，学生的工资也是从安排工作之日起发。对证据10、11是原告上访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2、是原告的自述材料，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对证据13、是原告的信访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述的事实也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1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5-1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原告上访的经过，该上访过程也不能证明被告不作为，被告作出了信访答复及信访处理决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杨进钧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均提出异议，原告提交的材料均不能证明自己系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应按离校时间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本院对原告证据不予以采信。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7年5月时任绥宁县委书记的刘剑英对原告杨进钧要求落实工作的报告作出批示,1997年11月12日绥宁县劳动局根据绥宁县教育委员会的呈报作出审批决定，招收原告杨进钧为合同制工人，原告杨进钧自1997年11月起缴纳养老保险费。县教育委员会安排申请人到关峡中学教学，后调茶江片小学教学。2007年12月31日原绥宁县人事局批准原告杨进钧退休。 2004年8月起原告杨进钧多次到省教育厅、省信访局、人社部等部门要求解决其工龄及工资级别。2017年10月21日原告杨进钧向县委第一巡察组反映同一诉求。2017年11月2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将原告杨进钧诉求转交被告处理。2017年11月16日被告作出信访答复。原告杨进钧不服，向绥宁县人民政府申请复查。2018年1月10日绥宁县人民政府以原告杨进钧的诉求属于行政认定为由撒销了被告对申请人的答复意见。2020年6月22日申请人再次向湖南省信访局提出信访，要求从1968年10月起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后由绥宁县信访局批转被告处理。2020年8月3日被告立案处理，2020年9月18日，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原告杨进钧缺乏法律法规政策及事实依据为由，驳回了原告杨进钧要求从1968年10月起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的请求。 另查明,1997年5月20日原告向中共绥宁县委报告要求解决工作的意见里，仅将绥办发(1984)52号、绥政发(1986)19号、中办发(1986)6号文件作为附件，没有提交录取通知书、学籍资料、平反文件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应有的相关档案资料。 本院认为，工龄是指职工自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起，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或全部来源的工作时间。工资级别是根据职工的工龄等情况确定其相关福利待遇的。原告杨进钧自称1964年9月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但至今没有提交其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相关证据；原告杨进钧主张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学生，也未提交其系该校学生的学籍档案等相关证据证实；原告杨进钧述称在1968年10月被开除学籍是平反学生，亦未提供其属于平反学生的相关文件依据。原告杨进钧要求被告从1968年10月其计算工龄定工资级别证据不充分，缺乏事实依据，被告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绥人社行决字[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故原告杨进钧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绥人社行决字[202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从1968年起计算原告工龄定工资级别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进钧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进钧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光 人民陪审员  银玉平 人民陪审员  钟熊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朱姿颖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