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5275号 原告:常静，男，198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蒋雪梅，女，197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康、张彩君,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高兴，男，199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新龙，浙江米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朱泽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侃昕、王蕴怡，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住所地：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iv> 法定代表人：王荣富。 被告：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住所地：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iv> 法定代表人：王荣富。 被告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民委员会、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斌、方程，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鹏，男，198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原告常静、蒋雪梅为与被告刘高兴、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柳村委会”）、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柳合作社”）生命权纠纷一案，于2020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樊圣军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9日第一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常静、蒋雪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康、被告刘高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新龙、被告滴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赖侃昕、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斌、方程到庭参加了诉讼。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汪鹏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允许。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第二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常静、蒋雪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康、被告刘高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新龙、被告滴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赖侃昕、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斌、方程、被告汪鹏、证人常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静、蒋雪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五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090872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常静和蒋雪梅系死者常某2的父母。2020年8月17日，常某2和被告刘高兴等人一起喝酒，被告刘高兴没有把醉酒的常某2送回家，而是任由他一人在凌晨3点24分乘坐由被告滴滴公司指派的汪鹏驾驶的浙Ｇ2××××小型汽车回家，常某2指定乘车起点是从东洲路青口北区43幢，终点是义乌市稠江街道后山坞村，但司机汪鹏没有安全把常某2送到死亡人标注的目的地，而是让醉酒的常某2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就下车，导致常某2淹死在义乌市稠江街道下柳村的池塘里。常某2和被告刘高兴系共同饮酒人，相互之间产生提醒、照顾、帮助、保护的义务。被告刘高兴明知常某2已醉酒，他应当通知其成年家属或者护送常某2回家，交予其家人照顾或亲自妥善安置并陪护至酒醒，但被告刘高兴未采取以上措施，放任常某2醉酒后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让醉酒的常某2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独自回家，故被告刘高兴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滴滴公司作为分别向旅客常某2与司机汪鹏提供汽车客运事宜联络的网络平台，司机汪鹏应根据旅客常某2要求的时间和地点驾驶运输车辆完成对旅客常某2的承运义务，旅客常某2支付运费，滴滴公司、司机汪鹏享受运费收益，故滴滴公司、司机汪鹏与旅客常某2之间已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90条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因此滴滴公司、司机汪鹏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将常某2及时、安全地送达目的地。但是司机汪鹏明知道或者应当预见醉酒可能致常某2陷入危险中，还让他中途下车，最终导致常某2在凌晨落水死亡，故承运人应对常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常某2死亡的地点是在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的池塘，该池塘的垂直落差大约有三米，且就在道路旁，存在安全隐患，但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未在池塘边设置护栏，铁丝网等安全防护设施，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因此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五被告应该赔偿原告如下各项经济损失：1、死亡赔偿金997980元，2、交通费2000元，3、误工费6000元，4、住宿费1676元，5、丧葬费33216元，6、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人民币1090872元。现在五被告拒绝赔偿，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刘高兴辩称：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被告事发当天并没有与常某2喝酒，所谓的共同饮酒人不能成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被告滴滴公司辩称：1、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系人格权项下生命权纠纷，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因此，对于生命权纠纷的诉请源自侵权及法定救助义务。本案纠纷并非因被告侵权行为导致，也非运营过程中发生，原告主张被告作为本案被告缺乏事实依据。2、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常某2死亡事件发生与被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被告核实网约车订单情况，本案订单发起时间为2020年8月17日03:24:57，接到乘客时间为03:28:38，订单完成时间为03:47:10，定位显示乘客已送达约定目的地并支付车费。结合目击证人吴某2020年8月17日在义乌市公安局稠江派出所第1次询问笔录第2页，常某2落水时间为五点十几分左右，距离订单完成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常某2的落水与驾驶员的运送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3、驾驶员汪鹏已将常某2运送至约定目的地。根据事发时车载录音录像显示，03:44:59系统提示“80米即将抵达终点，请提醒乘客带好手机、皮包等随身物品”，03:45:16系统提示“右转，然后到达目的地”，03:45:39系统提示“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并不存在原告所述司机汪鹏让常某2在未到达目的地提前下车的情形，而行程单上终点标注属于各导航软件的根据互联网大数据定位地点，并非实际道路。对此，被告代理人也通过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进行实地驾驶，均与本案订单路线及定位终点一致。4、驾驶员已对乘客常某2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原告主张被告未尽到对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被告认为为了防止弱势群体理念的过度扩张，有必要对本案驾驶员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进行认定，而要对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进行认定，就要从行为的本质出发，本案驾驶员汪鹏实质就是将乘客常某2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乘客支付对价费用。据此，驾驶员应当保证运输工具是安全的，设备不存在安全隐患、告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事项、按照交通规则和驾驶守则操作，其所保障的是乘客从起运点到约定地点的安全。根据被告向公安机关提交的车载录音录像，驾驶员汪鹏在常某2上车后为其系好安全带，并告知其如有身体不适可停车，在系统语音提示已到达订单目的地后多次叫醒并询问其住址，主动要求将其送到更近的地点但未得到答复，在常某2下车摔倒后又立即下车将其扶至路边休息，其明确表示没事并操作手机支付订单费用，完全尽到了对乘客的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事发路段为3车道宽村主干道，道路上无任何堆放物或搁置物，道路西边为村民住房，道路东边有50公分左右高、25公分左右宽水泥隔离和250公分左右宽绿化带将道路与池塘阻隔，作为驾驶员无义务也不可能预见其会发生死亡事件。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照片及目击证人笔录记载，常某2本人将鞋子及手机整齐摆放在绿化带水泥隔离上，可以证明其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其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具有常人应具备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更加能够预见到过度饮酒的危害性和通过隔离绿化带在无任何安全措施情况下进入池塘的危险性，以此来无限扩大驾驶人员的责任，要求驾驶员或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违背法律要求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的。5、被告与驾驶员之间属于合作关系，不应就原告诉请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与网约车驾驶员之间系新型合作关系。从接单模式上看，乘客通过平台发单所面向的是附近不特定的驾驶人员，平台根据实时的供需状况进行信息的优化匹配，驾驶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接单，且每个订单乘客及驾驶人员均有取消订单的权限和操作入口。从出车时间看，驾驶人员有权自行决定出车日期、出车时间，根据个人喜好或闲暇时间进行安排，被告对其并无出车时间的管理或要求。从服务场所和内容看，全国目前共有网约车平台1**多家，被告并不限制驾驶人员的服务场所、合作平台，服务内容也是根据驾驶人员与乘客自行达成的运输需求所决定。从服务工具看，网约车驾驶人员所使用的运输服务车辆均由其自行提供，被告不提供交通运输工具。从费用结算方式看，被告和网约车驾驶员的合作关系在每个订单中独立存在，费用实时交割，并不存在统一费用结算或发放工资报酬的情形。从管理关系看，被告对合作驾驶人员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考核。基于上述事实可以发现，本案车辆驾驶员与其他网约车驾驶员一样，与众多网约车平台系自有注册、自有接单、自行收费、自有提现的合作关系。6、抛开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问题，原告诉请部分赔偿费用分项也不合理，不应予以支持。对交通费2000元有异议。原告应当提交与本案对应的交通费凭证原件，至多只能按照2人7天，20元／人／天的标准计算；对误工费6000元有异议，原告仅提供营业执照及证明一份，并未提供相应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完税凭证、银行流水明细单予以佐证，证明作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询问，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住宿费1676元有异议；对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有异议。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1条之规定，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原告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原告对其他被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共同辩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被告对此不予认同，理由如下：1、本次事件的性质受害人常某2的死亡并非意外，系其私自下池塘所致，与被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池塘系自然形成，下池塘有危险，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教育的。常某2作为成年人，不顾安全常识，私自到池塘里去，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该损害后果与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被告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涉案池塘属于村路边的池塘，已经在路边砌了高50厘米的隔离墙、在隔离墙和池塘之间设置了120厘米的绿化带作为隔离带，并设置了警示标牌。若要求被告对涉案池塘加以护栏、铁丝网等其他防护措施，显然超过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标准。从常识和爱护环境、文明出行的角度而言，路人不应私自跨过护墙、踩踏绿化带，到池塘水里去。常某2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到池塘里去的危险性，并自觉规避此类危险行为。根据现场照片以及笔录，常某2脱掉鞋子，跨过护墙，穿过绿化带到池塘边，这些都是故意不去规避危险的行为。故原告主张的对被告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缺乏事实依据。如果按照原告的理解，那么要对义乌市的许多池塘改造了。被告作为涉案池塘的所有人，已经在合理范围之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3、被告对常某2溺亡的后果不存在过错。常某2溺亡系其自身过失行为所致，被告难以预见和防止有人会在凌晨5点跨过护墙、踩踏绿化带，到池塘里去。而我村村民也及时叫喊、报警。综上所述，常某2死亡，后果令人痛惜。虽然下柳村为事件的发生地，池塘为被告所有，但受害人私自到池塘下水，与成年人应当具备的常识相悖，且被告并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才能给社会一个正确的司法导向。 被告汪鹏辩称：我已经把常某2送到目的地，导航上有录音提醒。滴滴公司有视频证据，下车后我还去问他要不要送到家里去，他说不要没事的，然后我就走了。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非正常死亡意见书一份，证明常某2溺水死亡的事实。 2、河南省永城市大王集镇刘老家村村民委员会和永城市公安局王集派出所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死者常某2系原告常静、蒋雪梅之子的事实。3、我的订单、行程截图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常某2乘坐被告滴滴公司指派的汪鹏驾驶的浙Ｇ2××××小型汽车回家，指定乘车地点：东洲路青口北区43幢，终点：义乌市稠江街道后山坞村。司机汪师傅未把常某2送到目的地，而是让醉酒的常某2中途下车的事实。4、照片3张，证明常某2落水的池塘和岸边的垂直落差大约有三米，存在安全隐患，但被告下柳村委会未在池塘边设置护栏、铁丝网等安全防护设施，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事实。5、车辆信息核对件一份，证明汪鹏系浙Ｇ2××××小型汽车所有权人的事实。6、证明和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原告常静月工资6000元的事实。7、住宿费发票三张，证明原告花去住宿费1676元的事实。8、录音光盘及录音书面整理材料各一份，证明刘高兴与常某2在一起饮酒的事实。9、询问笔录二份，证明常某2与刘高兴等一起饮酒后在回家路上溺水死亡的事实。10、证人常某1的证言，证明常某2与刘高兴一起饮酒吃饭，吃完饭后各自散场，没有送常某2安全回家。 被告刘高兴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4、5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办法证明常某2醉酒的事实。对证据6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常静的工资情况，也没有提供工资单。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住宿费明显过高。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刘高兴与常某2一起喝酒的事实，只能证明常某2到刘高兴处借打火机的事实。对证据9常静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如果常静的陈述都是事实的话，能证明常某2与田万**、“杨光”等五人在青口吃夜宵喝酒，喝白酒到二点半，如果因喝酒失足掉到水里，也应该是田万**、“杨光”等五人承担责任，而不应该由刘高兴来承担赔偿责任；吴某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他的陈述比较真实、可靠，这份证据证明常某2系自己跳入池塘之中，而且跳下去的位置，手机和鞋子整齐放在岸上；很可能是常某2跳入池塘去洗澡，还有可能是基于某种原因以跳水溺亡的方式结束生命。对证据10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无法证实常某2与刘高兴一起喝酒的事实。 被告滴滴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在法医学非正常死亡是指由外部导致的死亡，包括意外事件以及自杀、他杀等，无法证明常某2系意外落水溺亡的。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订单的事实无异议，但该证据证明客运订单已完成，并由乘客自行支付，并不存在未送到目的地中途下车的情况。对证据4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池塘与路边有宽250公分左右的绿化带，并设置了警示标志，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安全隐患，且照片中也可以看出事发时常某2的鞋由其本人平整的放在绿化带边，至少能够证明其本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进入池塘。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明中的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当庭接受询问，否则不应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且根据规定个人所有得税的起征点为5000元，原告主张工资收入6000元，应提交相应的完税证明予以佐证。对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8无法证明常某2与被一一起饮酒的事实，且该证据与被二无关。对证据9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常某2的落水时间为零晨5时十几分，距离订单完成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同时证明常某2是从靠近岸边的地方往池塘中间的地方游，目击者也认为应该是自己跳进去的。对证据10证人当庭陈述与其录音材料中所述借打火机事实存在明显矛盾，无法证明常某2与刘高兴一起喝酒的事实。 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不能证明是意外死亡的事实。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来，有两米五的绿化带，高50公分隔离墙，并不存在安全隐患，且可以看出常某2的鞋子放得非常整齐，证明常某2本人当时的状态是清醒的。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7同意被告滴滴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常某2醉酒的事实，证人证言证明是常某2自己跳入池塘的，而且手机和鞋子整齐地放在绿化带之外，在入水后其呼救，可以证明村民进行了救助。对证据10不能证明喝酒的事实。 被告汪鹏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滴滴公司的质证意见。 被告滴滴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录像光盘一份，证明驾驶员汪鹏已按照常某2预约订单路线将其送抵目的地，并在客运过程中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2、现场照片5张，证明事发路段实际情况，并无原告所述的安全隐患。 3、百度地图及腾讯地图相同路线订单截图各一份，证明原告所述未送到标注目的地仅仅是现有导航类APP大数据定位所致，并不存在实际交通道路。 原告对被告滴滴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光盘中可以明确看出乘客已经喝醉并失去自理能力，并且下车的地方位于池塘边，存在安全隐患，明确可以看到周边没有可进入的房屋，将醉酒的人置于池塘边危险之地。对证据2，照片本身没有意见，但是照片中标注三性不予认可，下车后就在池塘边，并不是被告所标注的地方，并且村内是有道路可以进入的，可以送达常某2的居住地。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并不是本案滴滴软件中的地图，并且存在实际的路进入常某2的居住地，可以通过现场勘查得知。 被告刘高兴、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汪鹏对被告滴滴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照片二张，证明村委会在池塘边设置了四十五公分的护墙，护墙上设置了五十公分的绿化带，池塘中间设置了警示牌，已经尽到安保义务。 原告对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不予认可，警示牌事发时并没有，属于事后增加的，并且警示牌也非常小，看不清楚，放在池塘内侧，没有放在路边，没有达到警示的作用。 被告刘高兴、滴滴公司、汪鹏对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根据证据审核认定规则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5、8-10，五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上述证据客观真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3、4、8、9、10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7虽然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滴滴公司提供的证据1、2，原告及其他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系被告滴滴公司自行制作取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提供的证据，虽然原告对其有异议，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否定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已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常静、蒋雪梅原系夫妻关系，他们共同生育一子常某2。2020年8月17日3点24分许，常某2和别人（具体人员无法查证）在义乌市青口北区一起吃饭饮酒后，用其手机（尾号2220，全号为185××××2220，根据证人出庭陈述，该手机号系常某2使用）通过滴滴软件呼叫网约车一辆（被告汪鹏驾驶的浙Ｇ2××××小型汽车），指定乘车起点是青口北区43幢，终点是义乌市稠江街道后山坞村。被告汪鹏通过滴滴平台接单后赴青口北区43幢附近接到常某2后（3点28分许），被告汪鹏帮常某2系好安全带后即出发前往后山坞村。同日03:44:59导航系统提示“80米即将抵达终点，请提醒乘客带好手机、皮包等随身物品”，03:45:16系统提示“右转，然后到达目的地”，03:45:39系统提示“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随后，常某2下车后因醉酒未站稳摔倒，被告汪鹏下车扶起常某2在旁边护栏墙坐下后离开。同日5点十几分左右，常某2掉进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所有的池塘里（池塘边设置了50厘米左右的护墙，护墙与池塘之间有大约2.7米的隔离带，隔离带上种植了花草树木等，落水的时候常某2的手机和鞋子均放在岸边上，落水的地方距离地面垂直落差3米左右，水深50厘米左右）。落水时，下柳村村民吴某正在池塘另外一边充水（打农药用），其听到“扑通”一声，后看见常某2在水里扑腾并往池塘中间位置扑腾过去，于是吴某用义乌话叫喊“你快点爬上来”，但常某2没有接应后，吴某跑回村里喊人搭救。等吴某等人回到池塘边时，常某2已经溺亡在池塘里。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权益的损害存在相应的过错。从原、被告提供的有关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来看，被告刘高兴否认与常某2一起饮酒，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刘高兴和其子常某2一起饮酒，故被告刘高兴对常某2的溺亡不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刘高兴承担因饮酒导致溺亡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汪鹏通过被告滴滴公司提供的网络运营平台与常某2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为了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本院一并在本案中予以处理。从原告和被告滴滴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来看，被告汪鹏按照常某2网络预约的地点将常某2安全送达指定地点，完成了运输合同义务，常某2也支付了运费，常某2在到达目的地一个多小时后发生溺水死亡事件，被告滴滴公司和被告汪鹏对此并无过错，故其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作为涉案池塘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在常某2落水的地方设置了50厘米左右高的隔离护墙和2.7米左右的隔离绿化带，同时在岸边设置了警示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到池塘里去的危险性，一般不会私自跨过护墙、踩踏绿化带到池塘水里去。由此可见，被告下柳村委会、下柳合作社对池塘的管理已经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故其对常某2的溺亡不存在管理上的过错，依法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根据原告提供的证人吴某的笔录、被告提供的现场照片、录像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来看，常某2的溺亡主要是其自身原因导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常静、蒋雪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27元（已减半），由原告常静、蒋雪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樊圣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龚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