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3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常军，男，197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锡平，男，194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石环（YEH，SHIH-HWAN），男，1964年5月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雯（叶石环之妻），女，197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森，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常军因与被上诉人叶石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常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锡平、被上诉人叶石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雯、张彦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常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京04民初934号民事判决，驳回叶石环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叶石环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一、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客观真实。2017年初，叶石环利用台胞身份招揽了圣晖工程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晖公司）在重庆市的七项工程，让袁常军挂靠在其哥哥叶学阳名下的北京正宪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宪通公司）承包该七项工程。2017年5月12日开始，袁常军用正宪通公司的资质承包了圣晖公司在重庆市的七项工程，工程名称为“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环氧工程”，七项工程款共计69万元，己付款432488元（还欠款257512元），己付款都是通过叶石环账户转给袁常军的。正宪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学阳，正宪通公司具体业务是由叶石环及叶玫缨（叶石环妹妹）操作，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出卖营业执照为生。为了控制袁常军的工程款，正宪通公司与圣晖公司约定，工程款打入叶石环账户，再由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正宪通公司与袁常军约定，国税、地税及材料购买增值税由袁常军负担，还要向正宪通公司上缴6%管理费，袁常军累计支付税、费占工程款18%。这还不算，叶石环付款给袁常军时，要袁常军写“借条”外，还要写上承诺支付“利润”，否则，就以不向袁常军支付下次的工程款为要挟。为了证明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可证实：叶石环己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以下简称农行8611账户）向袁常军支付242488元，还有其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卡号：×××）向袁常军支付19万元，即本案叶石环所称“借款”19万元。叶石环共计向袁常军支付“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环氧工程”七项工程付款432488元（还欠款257512元。即690000元—432488元＝257512元)。据袁常军所知，圣晖公司2017年10月10日通过银账号×××向叶石环农行8611账户付款172800元，2017年12月11日同付款账户、收款账户付款给叶石环139100元，两笔共计311900元。据圣晖公司财务人员透露，69万元工程款己全部付给叶石环了（叶石环声称该公司未向其付清工程款）。上述事实说明，圣晖公司付款给叶石环，叶石环再向袁常军支付工程款。本次叶石环以民间借贷起诉袁常军19万元及“资金占用费”5.5万元，所谓五张“借条”上袁常军只写5万元“利润”，没写5.5万元。所谓“借条”上袁常军写的是“利润”，起诉书写的是“资金占用费”一审法院认定是“利息”。叶石环在起诉状中写的“资金占用费”没有请求一审法院判袁常军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中“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上述客观真实，可看出本案不是民间借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进而判袁常军承担本金及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的法律真实。一审中叶石环向法院出示了其工商银行卡号：×××，及5张袁常军写的“借条”，证明袁常军从其账户中取走现金19万元，证明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该款项不是借款，是“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环氧工程”支付袁常军的承包工程款，其基础法律关系是袁常军应得的工程款。袁常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聊天记录、承包“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环氧工程”的七份承包合同，证明袁常军是“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环氧工程”实际承包人（施工人），证明七项工程款69万元，己由叶石环账户转付工程款432488元（包括19万元的所谓借款），还欠工程款257512元。叶石环在起诉状中“资金占用费”5.5万元，法院认定为利息。五张“借条”的背景：工程款由圣晖公司转叶石环，再由叶石环转交我，这样一个转款的链条关系。叶石环多次转款时要求袁常军承诺给其“利润”，否则，下次不转工程款给袁常军，是在要挟情况下书写的，不是袁常军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规定裁判本案。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退一万步说，如果本案民间借贷关系能成立。必须有五份起诉状，一审法院必须编五个案号，下五份判决书，合并审理后，分别判决。本案中叶石环起诉袁常军所谓的五次借款，借款的时间不一，约定“利润”不一，还款时间不一，还款的方式不一，这些都属于“诉”的内容部分；还有各时间段借款的数额不一，这些属于“诉”的客体部分。也就说，本案的五次借款案，“诉”内容不一，客体不一，唯独只有主体同一，所以，本案是五个“诉”，不能只写一份起诉状，更不能用一份判决书判决裁判本案。故，从诉讼文书层面上讲，本案所谓五次“借款”也不允许用一份判决书裁判。2018年5月12日所谓借款3万元，没有“利润”的承诺，纳入后四份“借条”中判决，在“本院认为”中没有后四份“借条”的共同裁判理由。对此，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再退一万步说，如果本案民间借贷关系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利息超过了年利率24%。每一张所谓“借条”借款期内的利息超过了年利率24%。第二个错误是，错误地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本案所谓的五笔借款，都是一次性的借款，不存在着原款连同利息续借的问题。故，一审法院错误地适用上述第二十八条解释。适用法律错误还表现在：在其中四张借条中写的是“利润”，究竟是利息还是利润呢？叶石环在起诉书中请求法院判决袁常军支付其“资金占用费”5.5万元。如果说在四份“借条”中利息误写“利润”，那么，在书写“民事起诉状”时为何写成“资金占用费”5.5万元呢？不写成利息呢？说明双方没有约定利息，至少应是作对利息“约定不明”的解释。依据上述引用的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不应当判利息。叶石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袁常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驳回袁常军的全部上诉请求。叶石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常军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55000元；2.判决袁常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5月12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借款30000元；2018年7月2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借款50000元，约定利润15000元，约定2019年9月1日还；2018年8月15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借款30000，约定资金占用费10000元，2018年10月份还款；2018年8月22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借款50000元，约定资金占用费15000元，约定2018年11月15日前还；2018年10月11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借款30000元，约定利润10000元，2018年12月12日还款。袁常军持有叶石环名下的工商银行卡，上述借款，均由袁常军从叶石环本人的银行账户中支出。2019年6月19日，正宪通公司发布声明书给圣晖公司和朱启华总经理，内容为：袁常军借由在重庆康宁工程合作关系之便，假冒我公司名义，私盖公章于2018年1月29日发文给贵公司，严重影响到本公司声誉，本公司声明已于2018年12月终止与袁常军合作关系。如在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12月30日，费本公司授权盖章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同时对侵犯本公司正当权益及擅自私盖公章损坏公司利益之处，本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叶石环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系涉台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故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叶石环现住北京市海淀区，故合同履行地为北京市，本案应由北京市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下列案件：（一）……（二）应由本市人民法院管辖的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涉香港特别行政区、涉澳门特别行政区、涉台湾地区商事案件……。本案叶石环起诉时诉讼标的额为245000元，故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次，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所涉借条及借款数额，借款人袁常军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该借款关系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出借人的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出借人是叶石环还是正宪通公司。袁常军主张该借款出借人是正宪通公司，之前也是袁常军向叶石环打借条，但是由正宪通公司向叶石环转款偿还。对该主张，袁常军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述借款均从叶石环本人的银行账户中支出，借条中亦明确系袁常军向叶石环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借款的出借人应为叶石环个人。关于借款本金19万元，双方均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借条中所称的利润及资金占用费，应理解为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共发生五笔借款，对于其中的四笔借款约定了期内利息，具体为2018年7月2日、8月15日、8月22日、10月11日的借款均约定了利息数额，但是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推算，借款期内的年利率均超过了24%。现叶石环主张55000元利息，并未区分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视为包括该两部分利息，并按照年利率24%主张利息。从2018年5月12日开始的第一笔借款计算至今，55000元利息并没有超出以19000元为本金（按借款日期及借款数额分别计算），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额，并且袁常军对该数额亦不持异议。因此，叶石环主张55000元利息总额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叶石环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袁常军向叶石环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并支付利息5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叶石环和袁常军均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袁常军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工程合约书》等证据中，《工程合约书》、昆山国宇地坪工程有限公司《报价单》、委托书、发包说明—水土8.5代玻璃基板生产厂房项目洁净室工程及太平洋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均系其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过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在此不再赘述。叶石环对于袁常军提交的六份圣晖公司《订购单》、工程款一览表以及所附相关银行交易明细（不包括叶石环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地坪采购供货单、《证明》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袁常军提交的工程款一览表系其自行制作的统计表格，未得到叶石环的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袁常军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袁常军对于叶石环提交的正宪通公司盖章确认的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叶石环提交的出院通知书、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收据、与刘斌的短信记录，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袁常军和叶石环通过微信交流中，有以下内容：2018年10月11日9时11分，袁常军向叶石环发微信称：“这边工地上钱有点紧，看看能不能借三万元。利润一万”。同日10时59分，袁常军通过微信向叶石环发送了案涉2018年10月11日袁常军出具的借条的照片。另查明，袁常军出具的五张借条具体内容如下：2018年5月12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叶石环3万元工程款，到帐后可以直接从正宪通公司账上扣除给叶石环。2018年7月2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叶石环5万元，利润1.5万元，2018年9月13日还款。2018年8月15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叶石环3万元工程款，用于陕西省咸阳康宁工程：2018年10月份还款，利润1万元。到帐后可以直接从北京正宪通公司帐上扣除。2018年8月22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叶石环5万元工程款，利润1.5万元，2018年11月15日前还款。工程款到账后可以直接从北京正宪通公司帐上扣除。2018年10月11日，袁常军向叶石环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叶石环3万元，利润1万元。在2018年12月12日工程款到账后还款，可从北京正宪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直接转账给叶石环。再查明，袁常军提交了《工程合同书》《报价单》和《订购单》用以证明袁常军用正宪通公司的资质承包了圣晖公司在重庆市的工程，工程款总计69万元。前述《工程合同书》《报价单》和《订购单》内容如下：2017年5月12日，圣晖公司与正宪通公司签订《工程合同书》，约定：工程名称为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之环氧工程；工程地点为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云汉大道京东方1号门对面康宁显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合约总价为54万元。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完工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圣晖公司和正宪通公司于2017年4月4日签订了《报价单》，就环氧地坪报价进行了详细的约定，总价为54万元。2017年12月1日，圣晖公司订购单显示，供应商为正宪通公司，生命线工程交货日为2017年12月4日，含税金额总和为1万元。2018年1月11日，圣晖公司订购单显示，供应商为正宪通公司，脚手架管子刷漆工程交货日为2018年1月18日，含税金额总和为5000元。2018年1月17日，圣晖公司订购单显示，供应商为正宪通公司，3MM抗静电环氧工程交货日为2018年2月24日，含税金额总和为2万元。2018年7月4日，圣晖公司订购单显示，供应商为正宪通公司，环氧油漆整改工程交货日为2018年7月11日，含税金额总和为3.7万元。2018年7月4日，圣晖公司订购单显示，供应商为正宪通公司，墙面环氧工程交货日为2018年7月11日，含税金额总和为3.3万元。2018年7月16日，圣晖公司订购单显示，供应商为正宪通公司，楼梯间维护工程交货日为2018年7月23日，含税金额总和为4.5万元。上述《报价单》及《订购单》金额总计69万元。袁常军在本案中主张，工程款共计69万元，扣除叶石环通过其农行8611账户向袁常军支付的242488元，再扣除叶石环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向袁常军支付的19万元（本案叶石环起诉的借款金额）。叶石环还欠袁常军工程款257512元。袁常军称，圣晖公司2017年10月10日向叶石环农行8611账户付款172800元，2017年12月11日圣晖公司向叶石环农行8611账户付款139100元。两笔共计311900元，69万元工程款全部付给叶石环了。据此，袁常军主张，上述付款事实证明圣晖公司付款给叶石环，叶石环再向袁常军支付工程款。叶石环本案中起诉的借款19万元实际就是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之环氧工程的工程款。袁常军主张的叶石环向其支付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之环氧工程的工程款242488元包括：1、叶石环通过农行8611账户向袁常军付款共计166900元；2、叶石环2017年12月13日通过微信向袁常军付款3000元；3、2017年7月10日案外人替袁常军支付材料款72588元。上述款项共计242488元。袁常军主张的叶石环通过农行8611账户支付的166900元中，包含以下款项：2017年6月15日，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49900元；2017年8月7日，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1万元；2017年9月20日，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2万元；2017年9月25日，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1万元；2017年10月11日，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5万元；2017年12月14日，叶石环向袁常军付款2.7万元。其中2017年6月15日、2017年9月20日、2017年9月25日三笔付款是从叶石环农行8611账户向袁常军付款，叶石环认可这三笔借款，并称袁常军已经归还。袁常军提交的其余三笔付款凭证，袁常军称是叶玫缨交给他的，该凭证上没有证据证明款项来源。对于袁常军出具的四张借条中包含有“工程款到帐后可以直接从正宪通公司帐上扣除”等内容，叶石环作出如下解释：因为袁常军和正宪通公司有过合作，袁常军曾经代表正宪通公司在圣晖公司处承揽工程。咸阳的工程是叶石环介绍给袁常军的。圣晖公司会将工程款打给正宪通公司，而正宪通公司是叶石环妹妹叶玫缨控制的。袁常军找到叶石环借款后，叶石环为了还款有保证，才让袁常军写明圣晖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到正宪通公司帐上以后，叶石环可以直接扣除借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袁常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叶石环依据袁常军出具的五张借条提起本案诉讼，袁常军亦认可收到相关款项；其次，叶石环提交的五张借条中，有四张均记载有到帐后可从正宪通公司帐上扣除等类似内容，而叶石环对此的解释符合常理；第三，在2018年10月11日袁常军发送给叶石环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袁常军亦作出了工地缺钱要从叶石环处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可以认定叶石环与袁常军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对于袁常军关于案涉19万元借款本金是69万元工程款的一部分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袁常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按照《工程合同书》的约定，该69万元所对应的工程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完工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叶石环在本案中的借款最早发生在2018年5月，时间上不能完全对应；其次，袁常军所称的69万元工程款对应的是位于重庆市的中机中联二期L103线洁净室安装工程之环氧工程，而本案所涉19万元借款中，有一张借条写明用于陕西省咸阳的工程；第三，袁常军称叶石环通过农行8611账户向其付款242488元，但根据袁常军提交的该账户交易明细，叶石环通过农行8611账户只向袁常军支付过三笔款项共计79900元，其余款项并无交易记录；第四，袁常军主张的242488元款项构成中，有三笔款项交易记录并未记载具体的户名和卡号，袁常军称是叶玫缨支付的（即2017年8月7日，向袁常军付款1万元；2017年10月11日，向袁常军付款5万元；2017年12月14日，向袁常军之子付款2.7万元）。最后，在袁常军提交的交易记录明细中，有叶石环通过农行8611账户向该账户付款的交易记录，还有圣晖公司向该账户分别付款172800元及139100元的交易记录，该两笔款项是袁常军主张的圣晖公司向叶石环农行8611账户支付的款项。也就是说，袁常军提交的该交易记录明细既不是叶石环农行8611账户的交易记录明细也不能证明圣晖公司向叶石环支付过172800元及139100元。依据叶石环提交的正宪通公司出具的交易记录，可以佐证172800元及139100元是圣晖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及2017年12月11日分别向正宪通公司支付的款项。这也与袁常军所主张的工程款是由圣晖公司付款给叶石环再由叶石环向袁常军支付的说法不符。综上，袁常军主张案涉19万元借款为工程款，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袁常军关于一审判决对于资金占用费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在一审庭审中，袁常军对于叶石环诉讼请求中的资金占用费5.5万元已经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袁常军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对于袁常军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叶石环依据袁常军出具的五张借条提起本案诉讼，程序并无不当。袁常军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此外，一审判决亦并未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处理本案，袁常军的相关上诉理由没有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袁常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袁常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容 红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夏林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龚亚东书 记 员  岳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