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赔初7号原告任新华，女，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姜作稳（原告之夫），男，196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法定代表人张岩，局长。委托代理人罗斌，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郑必东，北京权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新华（以下称原告）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被告）行政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姜作稳，被告委托代理人罗斌、郑必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根据（2019）京0105行初823号《行政判决书》（已于2020年4月2日生效），判决确认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对原告作出的基本养老待遇核准行为违法，并说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不应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其他法定情形；被告于2018年1月起始支付申请人养老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领取养老金的权利，该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可以看出，原告没有按时领到养老金系被告违法所致，故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的直接损失包括下列情形：（一）保全、执行过程中造成财物灭失、毁损、霉变、腐烂等损坏的；（二）违法使用保全、执行的财物造成损坏的；（三）保全的财产系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当事人应支付的该贷款借贷状态下的贷款利息。执行上述款项的，贷款本金及当事人应支付的该贷款借贷状态下的贷款利息；（四）保全、执行造成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期间的职工工资、税金、水电费等必要的经常性费用；（五）法律规定的其他直接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社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未履行社会保险法定职责的；（二）未将社会保险基金存入财政专户的；（三）克扣或者拒不按时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四）丢失或者篡改缴费记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等社会保险数据、个人权益记录的；（五）有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第8条第二款之规定：建立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通过类案参考、案例评析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综上所述，一般而言，获得国家赔偿（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合法权利的损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已被贵院生效的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均有因果关系，故原告有权获得国家赔偿（行政赔偿）。一般而言，直接损失就是现有财产的减少或丧失，并将其与间接损失对应理解。现行的国家法律也没有关于“直接损失”明确定义，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通过列举的方式对直接损失进行了直白的表述。通过该司法解释，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现有财产还是可得利益，只要损失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就是必然可得利益，就属于直接损失。必然可得利益，是指并不依赖其他外在条件就能获得，倘若无侵权行为发生，该利益则为赔偿请求人必然获得。根据上文可以推断出，“直接损失”包括“损失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必然可得利益”，故原告主张的利息（从被告自侵犯原告领取养老的权利开始，就已产生利息损失；属于必然可得利益）、文印费、交通费、误工费、快递费（这些损失发生具有必然性）等均属于直接损失。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交通费500元；2.文件印刷费1000元；3.误工费6000元；4.快递费48元；5.利息5742.82元，合计共13290.82元。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京0105行初82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申请赔偿具有依据；2.《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不予赔偿；3.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发票联》5张，证明交通费500元的损失；4.打印、刻光盘《收据》6张，证明打印、刻光盘共计损失600元；5.《收入证明》，证明原告之夫姜作稳月收入7210元（税前），误工费为6000元；6.邮件交寄单（收据），证明邮寄损失12元。被告辩称，一、（2019）京0105行初82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已经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法定无需判决撤销的情形，即被告已经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改变，且已经为原告补支了自2016年11月起至2017年12月的养老保险待遇，违法事实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消除。二、2020年4月，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2020年6月10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依法决定不予赔偿。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赔偿均非直接经济损失，其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依法核准原告的退休待遇，核准自2018年1月起支付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后经其工作单位再次向该局提交申请，2019年1月18日该局再次核准了原告的退休待遇，并及时补支了其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次月起至2017年12月间的退休待遇。因被告已经改变了原核准行为，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得到完全填补，故并无其他直接经济损失，其主张被告向其赔偿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已经及时更改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并及时补支了原告养老保险待遇，其并无其他直接经济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信息；2.2017年12月15日《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2019年1月18日《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证明2019年1月18日被告再次核准原告退休待遇，并核准于2016年11月起支付养老保险待遇；3.《行政起诉状》、（2019）京0105行初823号《应诉通知书》、（2019）京0105行初82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2019年9月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未及时补支其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退休待遇行为违法。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已经为其补支了上述款项；4.2020年4月25日《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2020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5、《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2020年6月10日被告依法答复原告，决定对其不予赔偿。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2能够证明涉案养老保险核准行为已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以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采纳，但不具有证明被告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证明力，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3-6具有真实性，但不具有证明上述损失属于本案行政赔偿范围的证明效力，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养老保险核准行为及相关诉讼、申请赔偿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采纳，但不具有证明养老保险核准行为合法性的证明力。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4日，原告以其于2016年10月将届满50岁，符合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由，书写《申请》一份，申请退休。其后，原告所在单位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作为申报单位为原告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2017年12月15日，被告作出《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对原告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作出核准。2019年1月15日，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交原告书写的《经过》《诉求》及《关于“任新华办理退休手续经过”的说明》，申请补支原告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的养老金。2019年1月18日，被告作出《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将原告养老金起始支付年月从2018年1月变更为2016年11月，并备注“补支2016.11-2017.12退休金”。随后，原告以被告在2018年1月办理完成退休手续后，未及时补支社会保险待遇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9）京0105行初823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核准原告2016年10月退休、2018年1月始支付养老金，侵犯了原告依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财产权利，该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判决确认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行为违法。2020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方式，其中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赔偿请求中的第1-4项赔偿请求，属于原告因对行政行为不服，通过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途径寻求救济并在此类救济程序中所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故不应予以赔偿；第5项赔偿请求为利息损失，并非直接损失，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不应予以赔偿。综上，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新华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王连库人民陪审员  王雅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李丹丹书 记 员  尤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