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再2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红军大街**。 法定代表人：廖亮，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哲，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北国信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建国路**** 法定代表人：李赫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永辉。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秦皇岛信达资产资讯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服务北里51056部队干休所院内**v> 法定代表人：潘爱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忠英，河北正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讯陶，河北冀华（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大街** 法定代表人：乔志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 再审申请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河北国信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秦皇岛信达资产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原审被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银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4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20）冀民申73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长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哲，再审申请人国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永辉，被申请人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爱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忠英、刘讯陶，原审被告河北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城公司申请再审称：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的维持，并撤销两审法院关于超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有关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驳回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信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二审判决明显超出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强行将“违约之诉”塞入“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中，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一审庭审中，信达公司临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法庭就前期已履行部分的瑕疵资产问题进行审议，这明显属于前期履行的违约问题，完全超出了“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范围。长城公司当庭指出这不是民事诉讼法所允许增加的诉讼请求范围，不应予以审理。一审判决认为，已履行部分中的瑕疵问题不应受“不以任何理由向其前手追索”的限制，这明显是将其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来认定处理。二、信达公司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缠讼和利用法院的调查手段，达到其解决瑕疵资产的目的。一审、二审在缺乏基本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其真实意图是要确认《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和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并判决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丧失了基本的公正性。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说明：（一）信达公司及其合伙人（共同购买该包不良资产的人，该三个合伙人后来退出）刘玉付、谷孝国和王亚荣自2011年12月履行《债权转让协议》首期交割后，至其提起本案诉讼，因发现有多笔资产超出其预料的瑕疵，因而采取了包括诉讼、向银监局等部门上访、到长城公司和原债权银行河北银行等办公场所扰乱办公秩序等方式，要求长城公司、河北银行解决已交割部分的资产瑕疵问题。长城公司因此同意向该三人退款。信达公司虽不承认该三人签署的同意退款的书面文字的真实性，但并没有拿出相关依据。（二）一审法官主持的多次调解更是清楚地证明信达公司的目的只是要解决瑕疵资产问题，一审完全清楚信达公司的根本意图，而在调解不成时，仅仅根据其诉状就认定信达公司的真实意思是要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违背了诚信原则和认定事实应该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三）信达公司对于合同相对性这一基本规定应当是明知的，但却将《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非合同当事人河北银行、国信公司作为被告进行追加，以及明知通过违约之诉难以达到目的而采取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诉讼手法，主要目的是借助法院的手段调取河北省审计厅的冀审金报【2012】3号《审计报告》。事实上，一审法院也根据其申请调取了该报告。《审计报告》反映的一些资产瑕疵问题即使属实，也是已交割部分的资产问题，与是否应该履行剩余部分资产并不相干。（四）已交割资产中存在的瑕疵问题在剩余未交割资产中同样会存在，因此，信达公司拿瑕疵资产说事却要求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是明显的自相矛盾。从常理上讲，已交割部分中存在瑕疵恰恰应该成为信达公司拒绝履行剩余资产交割的正当理由。（五）已交割资产的瑕疵问题虽然与剩余资产的履行有联系，但前者是违约之诉，后者是确认之诉，根本不构成诉讼程序法上可合并审理的诉，在证据规则上也不具备关联性。一审判决超出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就已交割中所谓的瑕疵资产问题代替信达公司作出“不应受‘不以任何理由向其前手追索’”的认定，实际上是在指导信达公司进行诉讼。（六）如果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是信达公司真实目的，那么二审判决作出后信达公司应该主动与长城公司沟通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协议》的剩余部分。然而，至今为止，信达公司不但未主动支付剩余价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反而向长城公司发函，继续要求解决已履行部分的瑕疵资产问题。三、一审、二审判决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缺乏基本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一）法律关于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和胁迫的认定有着严格的规定，一审、二审判决对“存在何种胁迫情形”的事实避而不谈，而是径直认定“不是信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信达公司所说的胁迫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胁迫内涵。其次，信达公司指责长城公司以“不交付差额部分债权（1.833%）相要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第三，假定长城公司真的不交付差额部分债权，信达公司也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二）真实的情形是，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来解除《债权转让协议》，首要原因是信达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向长城公司支付二期价款。长城公司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解除该协议，是协议赋予的合法权利。（三）信达公司在诉状中仅提到了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胁迫理由，但一审判决却以“显失公平”为由确认《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应当撤销，违背了民事诉讼关于法官应当居中裁判的基本原则。四、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信达公司就已交割中的瑕疵资产问题可以不受《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不以任何理由向其转让方前手追索”的拘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和法官居中裁判的基本规则，程序违法。信达公司对于购买本案不良债权包可能存在的各种瑕疵应有合理预期，且该转让是通过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方对债权包可能存在的瑕疵作了充分提示，不存在任何欺诈。并且长城公司并非该项转让债权的原始债权人，而是从国信公司打包接手过来的，信达公司无权要求长城公司超越其自前手那里承继来的权利而就已交割资产中的瑕疵问题给予解决。综上，一审判决第一项和二审判决对第一项的维持在诸多方面违反了法律规定，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 国信公司申请再审称：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的维持，并撤销两审法院关于超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有关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驳回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信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二审判决超出了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书里作出不应受‘不以任何理由向其转让方前手追索’的限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时，信达公司临时增加“协助解决相关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各被告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不应受‘不以任何理由向其前手追索’的限制”，明显的是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来认定和处理，超出信达公司诉讼请求。已交割一期资产的瑕疵问题是违约之诉，后者是确认之诉，根本不构成诉讼程序法上的可合并审理的诉，在证据规则上也不具有关联性。（二）冀审金报【2012】3号《审计报告》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却用该《审计报告》支持信达公司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判决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缺乏基本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一）信达公司认为其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二）信达公司在诉状中仅提到了胁迫的理由，但一审判决却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协议，违背了法官应当居中裁判的基本原则。二审法院认定协议应予撤销也不符合正常逻辑。三、一审、二审判决对超出信达公司诉讼请求进行认定处理，是对商业行为的不当司法干预，会助长事后“找补”行为。信达公司不能事后以“不是其真实意思”为由向转让方主张违约责任。并且本次债权包是公开挂牌交易，转让方对可能存在的瑕疵进行了充分披露，不存在任何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印发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法发[2009]19号）第二条规定，两审判决在诸多方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缺乏基本的事实法律依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 信达公司辩称：长城公司和国信公司所提再审申请，均没有事实法律根据，应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一、两审判决均未超出信达公司诉讼请求，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法有效。首先，已履行部分债权问题在信达公司的起诉状中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其次，一审庭审中，信达公司虽提出要求长城公司、国信公司及其他诉讼当事人负责解决一系列问题，但信达公司当庭已经明确表示并非将其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法官在庭审中所作询问属于正常行使法官释明权，这种确认也是基于长城公司、国信公司当庭抗辩观点所提，因而主办法官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当。长城公司申请书中所作刻意表述，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对长城公司、国信公司所界定的信达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并未作任何实质处理；其三，案件根本不存在国信公司所主张的“合并审理”问题，至于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原告要求各被告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不应受‘不以任何理由向其前手追索’的限制”，系一审法院针对长城公司、国信公司质证过程中所提及的信达公司无权追索所作出的回应。该问题与信达公司因主张权利而被长城公司胁迫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紧密相关，故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认定并无不妥；其四，信达公司的证据材料与本案诉请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应予采信。由于已履行部分债权存在诸多问题，才发生了信达公司多次与长城公司协商，但遭到无理拒绝，不得以转而通过信访及诉讼途径进行维权，长城公司为阻止信达公司继续主张权利，逃避其法律责任，更为了维护国信公司以及河北银行等关联单位，才以不予移交差额债权相要挟，迫使信达公司放弃对前手行使追索权。国信公司诉称二审法院未予审查没有根据。二、两审判决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信达公司证据均能够证明长城公司迫使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这一点可以从差额债权的履行距离首期转让价款履行时间相差很远体现出来。信达公司所提本案诉讼，与要求长城公司、国信公司、河北银行等解决债权问题不冲突。长城公司推论本案系“不折不扣枉法裁判”没有根据，这里说明以下几点：1.刘玉付、谷孝国、王亚荣等人，与本案无关联性，信达公司从未给其出具过任何授权，与长城公司签订合同的主体不是上述三人。2.一审调解时各方当事人均到场，而调解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律没有限定必须基于诉讼请求，当事人自愿而不违反法律就可以。3.二审判决后的履行不是单方义务，需要双方配合，长城公司申请再审行为本身就说明其根本没有打算履行生效判决，故此，生效判决未履行的责任不在信达公司，而是在长城公司。在履行后续合同之前或同时，信达公司要求解决先前存在的问题符合情理。关于显失公平的撤销理由，信达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对事实和理由补充发言时自行提出，庭审笔录中有明确显示。资产包出现问题后，由相对方合理解决问题才是“正常逻辑”，长城公司、国信公司将其单方的所谓“正常逻辑”强加给信达公司，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三、长城公司称解除《债权转让协议》是其协议赋予的合法权利，将责任推到信达公司身上，其观点是错误的。关于第二期转让价款，虽然双方约定了具体时间，但信达公司未支付款项并非违约，长城公司也不据此就取得解约权利。事实情况是，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爱军以其名下坐落于昌黎县角洲的67439.1平方米（101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了抵押担保，并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潘爱军个人亦作为连带保证人，对剩余债权转让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当时这种变通履行方式，长城公司是认可的，相关手续也是在其配合下所完成，因而，第二期转让价款的支付，对长城公司有着充分保障。四、本案涉案债权中，重复收贷问题债权63户，涉及债权本金4703.95万元；缺少债权凭证原件问题债权592户，涉及债权本金数额39631.0905万元，两项合计4.4亿余元。这些问题债权，根本不是瑕疵，而是赤裸裸的欺诈，长城公司、国信公司对债权情况清楚明知，其在转让之初就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根本不适用于本案。五、长城公司、国信公司申请再审没有提供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故长城公司、国信公司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情形。其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涉及的原审判决所认定事实问题，两审法院所作民事判决均有充分且明确的证据证明，长城公司、国信公司的该项再审依据不能成立。其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的规定，两审判决均不存在所谓超出诉讼请求判决的问题。（2020）冀民申734号民事裁定书启动再审的理由也不包括超出诉讼请求，故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裁判的情形。综上，长城公司、国信公司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案不应启动再审。一审、二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依法驳回国信公司、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 河北银行庭审述称无意见。 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2015年4月份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均由长城公司、河北银行、国信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对信达公司、长城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经审核认定：信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九、法院调取的《审计报告》及长城公司出示证据一、二，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均予以采信。长城公司出示证据三因没有信达公司的签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且当庭信达公司并不认可该证据，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法核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当事人与上述证据相一致的当庭陈述，该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综合以上诉讼证据的认定情况和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1年12月21日，信达公司与长城公司前身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石家庄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依法受让打包不良债权共1529户、1964笔，贷款本金12亿元。协议签订后，信达公司向长城石家庄办事处支付价款人民币2400万元，支付比例为59.11%。在收到首期转让价款后，长城石家庄办事处向信达公司交付债权1020笔，本金70397.28万元，占债权总额的57.28%。部分贷款债权没有交付，差额为1.833%。信达公司在接收上述债权后，即开始了全面的梳理清收工作，在此过程中发现长城石家庄办事处所移交的债权中存在重复收贷、违规剥离以及缺少债权凭证原件等情况，遂以多种形式向长城石家庄办事处及其前手债权人反映情况，并要求予以解决。由于各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2015年4月份，信达公司与长城石家庄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解除双方2011年12月21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后续40%打包债权不再履行。《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后，长城石家庄办事处即向信达公司交付差额部分（1.833%）债权。 另查明，2016年12月30日，长城石家庄办事处名称变更为长城公司。 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2015年4月信达公司与长城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驳回信达公司对河北银行、国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长城公司负担。 长城公司、国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由信达公司负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信达公司诉请撤销与长城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长城公司移交首期债权后，信达公司在清收过程中，债权存在重复收贷、违规剥离以及缺少债权凭证原件等客观事实问题，该债权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合同订立的最初目的。信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长城公司对债权存在的诸问题应当知晓。信达公司与长城公司于2011年12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直至2015年4月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后，长城公司才移交差额债权（1.833%），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长城公司、国信公司各负担40元。 本院庭审中，长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2年11月25日信达公司给河北银行的《致歉函》；2.2016年12月27日信达公司给长城公司的《情况反映》；3.2017年5月11日河北正在律师事务所向长城公司出具的（2017）冀正律函字第011号《律师函》；4.2019年9月12日信达公司向长城公司出具的《信达公司（函）》；5.2019年9月23日信达公司向其出具的《关于原石家庄商行不良资产包问题债权信达公司协调方案》。长城公司以上述证据证明信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而是为了追加河北银行、国信公司参加诉讼，进而解决已经交割资产中的瑕疵问题，并不存在长城公司曾以“不移交1.833%的差额债权部分”相威胁要求信达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事实，一、二审判决撤销该补充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信达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其不认可长城公司的证明目的，信达公司认为这些证据恰恰说明《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在受胁迫情况下签署，原判并无不当。 另查明，本案各方当事人对长城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1年12月21日签订的编号为中长资（石）合字（2011）117号《债权转让协议》以及2015年4月签订的编号为中长资（石）合字（2015）17号《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原一、二审是否存在超出信达公司诉讼请求审理的情形，其审判程序是否合法；2.原一、二审判决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的除外。”再审申请人长城公司虽提出《致歉函》、《情况反映》、《律师函》及《关于原石家庄商行不良资产包问题债权信达公司协调方案》等证据，欲证明信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而是解决已经交割资产中的瑕疵问题，但在本案一审时，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撤销双方2015年4月份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均由长城公司、河北银行、国信公司承担。信达公司诉讼请求并不包括请求人民法院解决已经交割资产中瑕疵问题的内容，且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为：一、撤销2015年4月信达公司与长城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驳回信达公司对河北银行、国信公司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一审判决的判项并未超出信达公司所提诉讼请求。长城公司二审上诉状亦未对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且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判决在“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所述债权资产存在重复收贷、违规剥离以及缺少债权凭证原件等事实并无异议。一、二审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故，再审申请人所提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信达公司主张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事实基础为其与长城公司签订该协议时受到胁迫，协议的内容也显失公平。庭审中，信达公司陈述的支持其上述主张的具体理由为长城公司以不向其移交1.833%差额债权相要挟，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非其内心真意，但长城公司是否移交该差额部分的债权属于《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长城公司如果存在违约行为，信达公司认为民事权益因此受到损害其具有权利救济途径，可依法主张权利。故，其依此主张受胁迫而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理由显然不足，信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反映了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合同当事人对后续《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作出的安排，并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因此，一、二审判决所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所提主要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撤销原判有关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部分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当事人对《债权转让协议》已履行部分若有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4896号民事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部分和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4896号民事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部分和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驳回秦皇岛信达资产资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河北国信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其他申诉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由秦皇岛信达资产资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文全 审 判 员 杨 杰 审 判 员 张建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 鹏 书 记 员 张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