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2民终1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炎妮，女，汉族，1984年1月16日出生，现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良，辽宁铭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革荣，女，汉族，1958年11月28日出生，现住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恩利，黑龙江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超富，男，汉族，1985年11月11日出生，现住肇东市。上诉人吕炎妮与被上诉人谭革荣、原审被告吕超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肇东市人民法院(2020)黑1282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炎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良、被上诉人谭革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恩利、原审被告吕超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炎妮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误，双方应系合伙法律关系。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楚的体现双方的投资关系，且在实际收粮过程中上诉人分十三次将相应的利润款转给了被上诉人，而在此过程中上诉人没有获取任何好处和利益。虽上诉人表示过还款，也是基于双方是亲属关系，担心被上诉人上火，并且要偿还的也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因投资被骗，上诉人一直在追赃。故原审判决认定基本法律关系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判决结果错误；2.被上诉人及证人虚假陈述，应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谭革荣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中有证人出庭作证，证实案涉款项系借款，且上诉人向多位亲属借款；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或口头合伙协议，也没有共同出资，故双方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吕超富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拉粮，并不是借款。谭革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吕超富立即偿还谭革荣借款156000元；2.请求追加吕炎妮为本案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吕超富、吕炎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革荣与吕超富、吕炎妮系亲属关系。谭革荣分别于2019年3月6日交给吕超富40000元，2019年3月8日交给吕超富100000元，2019年4月15日交给吕超富10000元，2019年5月29日交给吕超富6000元，吕超富分别在当天转给吕炎妮，共计156000元。后吕炎妮被他人诈骗，吕炎妮在与谭革荣证人魏某通话过程中，表示要把房子卖了还款。吕炎妮支付了部分合伙收粮利润款即谭革荣认为的利息款。一审法院认为，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吕炎妮抗辩称与谭革荣是投资合伙法律关系，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吕炎妮对合伙协议订立和生效的事实以及双方出资比例、合伙清算等等均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谭革荣没有实际参与投资作收粮生意，也不参与利润平均分配，不符合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吕炎妮不能证实双方是合伙的合意，其抗辩称与谭革荣是投资合伙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本案中吕炎妮对收到谭革荣156000元，没有异议。吕超富只是帮助转款，吕超富与谭革荣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吕超富不承担还款义务。吕炎妮表示还款，可以确认与谭革荣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是吕炎妮，同时吕炎妮向谭革荣支付的部分收粮利润款实为借贷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吕炎妮欠谭革荣借款156000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谭革荣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0元，减半收取计1710元，由吕炎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谭革荣系吕炎妮的姨妈，谭革荣居住在肇东市，吕炎妮居住在辽宁省。2019年3月份，谭革荣了解到吕炎妮从事收粮生意且利润可观，遂要将资金放在吕炎妮处以获取收粮的利润。在谭革荣与吕炎妮电话沟通后，便通过吕超富分别于2019年3月6日转给吕炎妮40000元、2019年3月8日转给吕炎妮100000元、2019年4月15日转给吕炎妮10000元、2019年5月29日转给吕炎妮6000元，共计156000元，在吕炎妮收到上述款项后，便将该款项投入到吕炎妮从事的收粮生意中，并在之后的收粮过程中按照谭革荣的出资份额先后分十三次将相应的利润款交付给了谭革荣，且每次都将收粮的装车单、结算单等通过微信发给谭革荣，向谭革荣告知相关情况。2019年5月30日，吕炎妮被吕守明诈骗的事实已在本院另案（2020）黑12民终140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认定，且案涉156000元包含在吕守明诈骗案中。吕炎妮将上述事实告知谭革荣后，谭革荣多次向吕炎妮索要案涉款项。基于双方亲属关系的考量，吕炎妮要卖房偿还案涉款项，也一直在追赃以偿还案涉款项，但赃款尚未追回，后谭革荣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何；2.谭革荣的诉讼主张应否予以支持。1.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该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委托合同的特征主要是：1.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委托人选择受托人为自己处理事务，是因为委托人信任受托人的能力和信用，而受托人愿意为委托人处理事务，也是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2.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处理事务，类似于劳务类合同。3.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4.委托合同是诺诚、不要式合同。本案中，谭革荣将其156000元资金放在吕炎妮处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因为双方间的亲属关系，存在相互信任；原因之二是因为谭革荣了解到吕炎妮因为收粮生意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原因之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谭革荣希望将该款放在吕炎妮处吕炎妮可以按照该款的投入份额付给其相应的利润。根据本案的相应证据显示，吕炎妮在收到谭革荣的款项后，确实按谭革荣投入的156000元的资金份额将每笔收粮的获利情况通过微信向谭革荣进行了告知，并将相应的利润款全部打给了谭革荣一方，而且在后期被案外人吕守明诈骗后，亦向谭革荣通知了该情况。从上述事实与证据看，本案双方间纠纷的性质完全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故本案应适用《合同法》中有关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调整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关于谭革荣提出的本案纠纷应定性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张。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纠纷为实践性合同，即要求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还需要借款资金的交付，二者缺一不可，但本案中，谭革荣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的合意或者吕炎妮曾向其做出过请求借款的意思表示，故谭革荣主张本案纠纷性质为民间借贷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吕炎妮提出的本案应属于合伙协议的意见，根据法律规定，个人合伙具有以下特征：1.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基于出资而形成的经营体，且双方应具有目的的一致性；2.个人合伙依合伙协议为成立前提，包括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宜；3.合伙人应共同劳动、共同经营，也可一方只出资而不参与实际经营；4.共负盈亏、共担风险；5.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本案中，谭革荣与吕炎妮之间并不符合合伙关系的上述法律特征。其一，双方不具有目的的一致性。吕炎妮用自己的资金从事收粮生意，按照自己的投入获得收益，而谭革荣是依附于吕炎妮或者说委托吕炎妮打理其所投入的156000元资金获得收益，故双方不存在合伙特征的“目的一致性”。其二，双方未达成合伙协议，亦不具备合伙的意思表示。吕炎妮并不缺少资金也不需要谭革荣的出资，之所以接受谭革荣的156000元资金是出于亲属关系的考量。基于上述两点，本案谭革荣与吕炎妮之间并不具备合伙的法律特征，不能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吕炎妮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当，亦应予纠正。2.关于谭革荣的诉讼主张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前已述及，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案外人吕守明的诈骗行为，导致吕炎妮和谭革荣均遭受了经济损失，但对于谭革荣遭受的经济损失，作为受托人吕炎妮来讲，并无证据表明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谭革荣在本案中的156000元损失应通过公安机关对吕守明进行追赃予以弥补，其提出的要求吕炎妮偿还其借款的诉讼主张于法无据，不能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吕炎妮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肇东市人民法院（2020）黑1282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谭革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20元，合计5130元，由谭革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丽审判员 卢轶楠审判员 陈 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