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1行终68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冯爱峰，女，195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冯爱华，女，196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冯爱金，女，195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冯爱林，女，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范荣静、陈崇锋，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 法定代表人陈为友，局长。 委托代理人薛倩如，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玉生，福建豪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福州市瑞信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牛项村民委员会办公楼**/div> 法定代表人林煌，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凤斌、陈建美，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冯以灼，男，194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代理人饶水凤，女，195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系冯以灼妻子。 上诉人冯爱峰等4人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晋安房管局”），一审第三人福州市瑞信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信公司”）、冯以灼撤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行初5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四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被告晋安房管局提交的《具结书》、《房屋征收丈量评估表》、《公示》、《平面图》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被征收房屋的建造年限等基本情况，本案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与原告冯爱峰等4人提交的《土地房屋所有证》项下的房屋基本情况不一致，故无法认定本案被征收房屋即为《土地房屋所有证》项下的房屋。另，原告冯爱峰等4人提交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与其母刘梅花曾就案涉被征收房屋之重建进行出资或参与建设的事实，故无法认定原告冯爱峰等4人与本案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被征收房屋有何利害关系，故其4人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适格原告，其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故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冯爱峰、冯爱华、冯爱金、冯爱林的起诉。 上诉人冯爱峰、冯爱华、冯爱金、冯爱林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裁定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非本案适格原告属事实认定错误。被征收的2007年所建房屋系上诉人母亲所建，且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也包含了上诉人父母在1984年之前所建房屋的权益，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人，对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有利害关系，属于本案的适格原告。1、本案证据可证明，案涉被征收的2007年所建房屋系上诉人母亲所建由于建设时间较久，且上诉人母亲已经去世，所以上诉人无法提交母亲当初建设房屋的凭证，但冯以灼也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其出资所建。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其向蕉坑良种场的调查材料可证明，案涉被征收的2007年所建房屋系上诉人母亲刘梅花申请建设，案涉房屋的宅基地至今仍登记在上诉人父母名下，足以证明案涉被征收的2007年所建房屋系上诉人母亲所建。2、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也包含了上诉人父母在1984年之前所建房屋的权益。根据被上诉人公布的《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三环新苑三期项目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方案的告知书》(下称补偿方案)，属1984年1月5日国务院《城市规划条例》生效前个人建设的无产权房屋，按原房屋建筑面积给予补偿安置，即在1984年1月5日前建的无产权房屋，可按有产权房屋标准给子补偿安置。但2006年8月26日至2012年12月31日前建设的无产权房屋仅有搬迁补助，并无产权补偿。以上补偿方案以及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签订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可证明，如2006年至2012年所建房屋是在1984年之前房屋基础上翻建或重建的，新房与旧房重叠部分，按照旧房标准给予补偿。故案涉被直接征收的房屋虽为2007年新建的新房，但签订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被征收房屋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房屋被认定为1984年之前建设，并按照1984年之前房屋标准进行的补偿，另一部分房屋被认定为2007年建设，仅给予搬迁奖励，未给予产权补偿。因此，本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包括了1984年之前房屋的拆迁权益，而并不仅仅是2007年新建房屋的拆迁权益。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交了1984年之前房屋的《土地房屋所有证》，证明1984年之前房屋归上诉人父母所有，上诉人父母现已死亡，且未立遗嘱，上诉人作为其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对1984年之前房屋的财产权益享有权利。综上，本案证据可证明被征收的2007年所建房屋系上诉人母亲所建，且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权益也包含了上诉人父母在1984年之前所建房屋的权益，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人，对1984年所建房屋及2007年所建房屋的财产权益均有合法继承权，故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折拆迁权益有利害关系，属于本案的适格原告。 被上诉人晋安房管局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称，一、答辩人在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镇××号房屋（原秀岭村12号，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进行征收时，因案涉房屋系无产权房，故严格按照无产权房认定的程序进行（具结、公示三天无异议后签约），合法有效。且因案涉被征收房屋系无产权房，故冯以灼以使用人名义签约。二、根据上诉人冯爱峰等4人一审提供的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人民政府榕晋鼓信复字（2020）2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和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2可知，冯爱峰等4人诉请的原老宅房屋位置被征收时为五楼砖混房，地契所，地契所述房屋已灭世7年，冯爱峰等4人的母亲刘梅花与同村两位老人因家人居住困难，共同向区良种场提出危房重建报告，后建成现有五层砖混房屋；从建房到被征收都是由冯以灼在管理使用，冯爱峰等4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冯爱峰等4人至今无法提供与案涉房屋权属有关联的证据，无权对案涉房屋主张权益，即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冯爱峰等4人如果认为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继承权，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冯以灼就案涉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冯爱峰等4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请求依法驳回冯爱峰等4人的上诉。 一审第三人瑞信公司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中，上诉人冯爱峰等四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被征收房屋系上诉人的父母所有，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母亲刘梅花曾就案涉被征收房屋之重建进行出资或参与建设的事实，故上诉人冯爱峰等四人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而其四人亦非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故其四人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予以驳回四人之起诉。综上，上诉人冯爱峰等四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一审第三人冯以灼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称，案涉房屋是答辩人和冯其振、冯其华三家共同重建的，出资共70万元左右。当时是冯其振的妻子在管理三家的财物，刘梅花当时根本没有钱出资，是由冯以灼、冯其振、冯其华三位共同出资。同意晋安房管局、瑞信公司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四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融晋鼓信复字〔2020〕2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一审第三人冯以灼出具的案涉房屋《具结书》、福州市晋安区焦坑良种场出具的刘梅花持有的《福建省福州市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鳝字第00267号）房产坐落位置为福州市晋安区××镇××村××号××地址的;地址的《证明》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系2007年时刘梅花申请拆除其名下旧房后重建形成的无产权房屋。本案中，虽然案涉房屋长期由冯以灼管理和使用，但在未进行分家析产或继承的情况下，上诉人等四人作为刘梅花的法定继承权人，与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无利害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行初53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谢红波 审 判 员 蔡陈飞 审 判 员 曾 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吴晓燕 书 记 员 曾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