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三一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纪山，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震，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珍，女，195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朝霞，女，199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英莲，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雨，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玉行，男，197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海涛，男，200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永，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诗武，男，197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到庭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玉利，男，197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家俊，济南莱芜振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济南市三一物流有限公司（三一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焦玉利、卢诗武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6民初1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一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三一物流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全部由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焦玉利、卢诗武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对三一物流公司不公，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认定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这一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的依据仅为“公安机关对卢诗武、焦玉利、刘纪山的询问笔录中的记载”，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同时对三一物流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付款明细》、付款记录均未予采信，明显对三一物流公司不公。反观公安机关卢诗武、焦玉利、刘纪山询问笔录中的记载，刘纪山明确说明是由三一物流公司从济南市九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羊钢铁公司）处揽活，再分包给焦玉利这种车主。二者之间是分包关系，而非挂靠关系。在询问卢诗武笔录中，其曾提及“现在在三一物流公司干司机”2，但这种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三一物流公司与卢诗武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该表述与其“给车老板焦玉利开车”的表述相矛盾。焦玉利在询问其笔录中提及“主要挂靠在三一物流公司”、“我挂靠的是三一物流公司”5，两处表述均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从上述表述可以明显看出，焦玉利对“挂靠”的表述仅是其朴素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认识。仅仅依据上述三人在询问笔录中的言辞表述且表述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无法得出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的结论。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挂靠”进行明确解释或界定，一般来讲，车辆挂靠经营是指个人或者个人合伙（挂靠者）出资购买车辆，为了交通营运过程中的方便，将车辆登记在某个具有运输经营资格的运输企业(挂靠单位）名下，并以其名义进行客货运输经营，由挂靠单位提供适于营运的法律条件，挂靠者向挂靠单位缴纳一定的管理或服务费用，自行联系业务，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经营方式。本案中，案涉事故车辆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上述挂靠的特征。1、案涉事故车辆为焦玉利所有，并未登记在三一物流公司名下。一审已查明，案涉事故车辆“车主为焦玉利，该车系焦玉利于2019年在泰安宁阳二手车市场购买”，上述已查明事实完全可以认定案涉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归属，车主焦玉利完全支配案涉事故车辆的运营管理，与三一物流公司无关。事实上，案涉事故车辆亦无法完成挂靠行为。该车为报废车辆，无法在车管部门登记，当然无法登记在三一物流公司名下。2、三一物流公司对案涉事故车辆无管理权，亦未收取管理费用。三一物流公司在一审中已明确表明，其自九羊钢铁公司处获取业务，后将部分业务分包给数个与焦玉利类似的车主，由实际运输车主自主决定是否参与运输，运输车辆的司机由车主自行雇佣与管理。三一物流公司与九羊钢铁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三一物流公司与各分包车主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焦玉利自三一物流公司处获取的运输费用是其从事运输工作后以其实际运输量计量的分包费用，三一物流公司并不从该费用中抽取管理费。三一物流公司所获取的利润是其与九羊钢铁公司所签订运输合同的约定价款与分包费用之间的差价，这种利润与挂靠管理费用有本质的区别。3、案涉运输业务并非被焦玉利自行联系，而是自三一物流公司与九羊钢铁公司所签订运输合同中分包而来。前已述及，焦玉利承运的九羊钢铁公司所有运输业务均为自三一物流公司与九羊钢铁公司所签订运输合同中分包而来。事实上，焦玉利同时有五辆运输车辆在承揽三一物流公司分包的运输业务，该五辆运输车辆包含案涉事故车辆无一登记在三一物流公司名下，均为焦玉利自行管理与支配。三一物流公司按照焦玉利实际运输量与其结算运输费用，焦玉利并非以三一物流公司名义与九羊钢铁公司签订运输协议、获取运输费用并向三一物流公司交纳管理费，而是直接与三一物流公司结算，这种经营模式与挂靠经营不相符，恰恰是分包经营的模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这一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三一物流公司并非案涉事故责任主体，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案涉事故中，三一物流公司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一审已查明，案涉事故受害人朱翠菊的死亡系本次事故造成’，案涉事故车辆由卢诗武实际驾驶，其本人由焦玉利雇佣，驾驶证准驾车型与实际驾驶车型不符；案涉事故车辆由三一物流公司焦玉利购买，该车辆己脱审，制动系统不合格，且为套牌。以上造成案涉事故发生的原因无一与三一物流公司有关，三一物流公司亦无从管理。本案中，三一物流公司将部分运输业务分包，实际运输人自主决定是否参与运输，三一物流公司并无管理权；实际运输过程中，由实际运输人自主完成运输工作，三一物流公司亦并不参与运输过程的管理。三一物流公司将运输业务分包后，以实际运输量为依据与实际运输人结算，在运输中的风险由实际运输人承担，因运输事故导致的赔偿责任毫无疑问亦应由实际运输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责任主体包括车辆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被挂靠人。承前述，案涉事故车辆由卢诗武实际驾驶，其所有人与管理人为焦玉利，三一物流公司对案涉事故车辆无管辖权，案涉事故车辆亦未挂靠在三一物流公司名下。故，三一物流公司并非本案责任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对三一物流公司不公，依法应予纠正。现提出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首先，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的证据有：1.公安机关对焦玉利、卢诗武、刘纪山的询问笔录；2.焦玉利的委托代理人当庭发表的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均认可挂靠关系；3.卢诗武的委托代理人当庭发表的质证意见，认可挂靠关系；4.公安卷宗第103-108页三一物流公司与山东富伦钢铁有限公司、山东宝鼎煤焦化有限公司、济南市九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上述三公司均系九羊钢铁公司的下属关联公司。5.焦玉利庭后提交的《说明》。该说明明确载明焦玉利和三一物流公司是挂靠关系，其车辆直接受三一物流公司管理和调度，并在运输费用中扣除管理费。故，并非三一物流公司上诉所称“仅为公安机关对卢诗武、焦玉利、刘纪山的询问笔录中的记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份运输协议明确载明了运输管理要求，要求三一物流公司必须遵守九羊钢铁公司的相关规定，即没有相应资质不可能进入九羊钢铁公司从事运输业务，焦玉利只能挂靠三一物流公司、借用其资质，才能在九羊钢铁公司运输货物。焦玉利的代理人也当庭陈述其是以三一物流公司的名义在九羊钢铁公司从事运输业务。之所以涉案车辆未登记在三一物流公司名下，是因为涉案车辆没有手续，无法办理登记。该几份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焦玉利的涉案车辆直接受三一物流公司的管理和调度，这体现了挂靠关系的依附性这一特点。此外，焦玉利并未和九羊钢铁公司签订任何合同，也未直接参与运费结算，都是九羊钢铁公司与三一物流公司直接结算，扣除管理费（抽取利润）后再将运费拨付给焦玉利，这充分体现了挂靠关系中的有偿性这一特点。其次，卢诗武笔录中的陈述并非如三一物流公司所称“前后矛盾”，且恰恰证实了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卢诗武的身份系司机，其受雇于焦玉利，正是基于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的这种挂靠关系，卢诗武陈述“在三一物流干司机”、“给车老板焦玉利开车”，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再次，三一物流公司提交的与焦玉利签订的《协议书》系伪造的，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无任何不当。焦玉利和三一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纪山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均称没有书面协议、都是口头约定，但本案案发后，刘纪山却又向公安机关递交了该《协议书》，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焦玉利、卢诗武均当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而焦玉利作为该协议书的当事人，其庭后提交的《说明》还原了该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即该协议书“并非2020年1月份签订，是发生事故后于2020年5月份三一物流公司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份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其内容我也没仔细看”。显而易见，该协议书是案发后三一物流公司为逃避自身责任而补签的，其当庭陈述严重违背事实。现其又以该协议书不被采信等理由而提起上诉，三一物流公司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应当得以严惩。二、基于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的挂靠关系，三一物流公司依法应当对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三一物流公司应当对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物流公司诉称其并非案涉事故责任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三一物流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存在极大过错，不加以惩罚会纵容其违法行为。首先，三一物流公司明知焦玉利提供的用于货运的涉案车辆没有手续、刹车等方面存在缺陷，且司机卢诗武不具备驾驶资格，仍然允许其挂靠经营，三一物流公司对本案发生具有极大的过错。其次，机动车运输经营活动属于一种高度危险活动，依据侵权责任法及其理论，开启某种危险、从某种危险活动中获取利益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被挂靠人三一物流公司恰恰从焦玉利的挂靠经营活动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再次，挂靠经营并不符合我国《道路运输条例》的原则，被挂靠人不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较小的责任，会纵容挂靠这种违反运输管理秩序、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一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焦玉利辩称，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一审判决焦玉利承担全部责任有异议，本案案由虽不是交通事故，但是和交通事故性质相同，都是因机动车造成的事故，无非是交通事故是在道路上发生，本案是在场区内发生，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双方的责任予以认定后，依法作出裁判，根据事故现场可以看出，受害人是与焦玉利的车辆后轮发生碰撞，说明驾驶员是不可遇见的，受害人也没有尽到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焦玉利承担全部责任缺少法律责任支撑，请求依法改判。卢诗武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焦玉利赔偿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370745元；2.卢诗武、三一物流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卢诗武、焦玉利、三一物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20年3月23日15时左右，卢诗武驾驶悬挂车牌为鲁CE65**的前四后八大车从九羊钢铁公司南门北侧东西路向西行驶，朱翠菊骑电动车由南向北行驶，双方发生事故，造成朱翠菊死亡。事故发生后，卢诗武主动拨打110报警，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侦查。另查明，通过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卷宗对卢诗武、焦玉利、刘纪山询问笔录显示：1.涉案车辆鲁CE65**的红色豪泺牌重型自卸式货车为套牌，车主为焦玉利，该车系焦玉利2019年在泰安宁阳二手车市场购买，经公安部全国机动车/驾驶人信息资源库查询，该车原车牌号码为冀B020**,现无任何手续，已脱审；2.卢诗武仅持有C1驾驶证，不能驾驶该车车型，且明知该车没有手续以及涉案车辆制动系统不合格；3.卢诗武案发当天的早上饮半碗42°白酒，但公安部门未出具酒后驾驶的证明；4.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1）涉案鲁CE65**豪泺牌重型自卸式货车为气压式制动系统，制动装置齐全，制动性能不合格，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2）两车接触后，鲁CE65**车辆前进过程中左侧车轮辗压死者朱翠菊驾驶的电动车前部及朱翠菊，之后鲁CE65**车向西运动一段距离后停止于最终位置，电动车被向西挫滑至最终停止位置；5.朱翠菊的死亡系本次事故造成的；6.三一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纪山，且笔录中卢诗武、焦玉利、刘纪山均称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无书面协议，焦玉利的车辆从事运输后三一物流提利润，但庭审中三一物流公司提供《协议书》、付款明细，拟证实其公司与焦玉利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双方结算是根据焦玉利用其自己的车辆为其运输货物的多少和运输的不同材料进行结算，但经卢诗武、焦玉利以及死者亲属质证该协议为事故发生后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补签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证实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且付款明细中无本案任何当事人的签名，卢诗武、焦玉利、死者亲属不予认可；7.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起诉意见书认定卢诗武驾驶没有手续的大型车辆，且车证不符，卢诗武在驾驶该车前应当预见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及事故后应当承担的责任，但过于自信继续驾驶导致该事故发生，故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审查起诉。2020年7月6日，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书，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再查明，死者朱秀菊母亲杨永珍，1951年6月19日出生，抚养义务人为朱应宝、朱应勇、朱翠菊，聂玉行为其配偶，聂朝霞为其女儿，聂海涛为其儿子，2004年4月6日出生。诉讼过程中，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为保全一审被告方财产，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21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是发生在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8条规定，可以参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规则处理。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对本次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形成原因等进行了认定，起诉意见书认定卢诗武驾驶没有手续的大型车辆，且车证不符，卢诗武在驾驶该车前应当预见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及事故后应当承担的责任，但过于自信继续驾驶导致该事故发生，且后果严重，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焦玉利为实际车主，与卢诗武之间存在事实雇佣关系，卢诗武、焦玉利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三一物流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卢诗武、焦玉利、刘纪山的询问笔录中的记载足以证实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的损失，三一物流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参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统计年度（即2019年度）统计数据，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的损失计算如下：（一）死亡赔偿金846580元。本案中朱秀菊死亡，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主张死亡赔偿金84658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丧葬费42004.5元。一审法院按当地上一年度职工六个月平均工资84089元/年/2=42044.5元，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诉请42004.5元不超过相关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1500元。受害人死亡后，为处理相关事宜造成一定的误工损失、交通费用，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损失，结合事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其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1500元。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主张的该费用过高，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四）被扶养人生活费142520.5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朱秀菊对其母亲杨永珍，其儿子聂海涛负有扶养义务。事故发生时，杨永珍67周岁，三人扶养，聂海涛15周岁，二人扶养。故杨永珍的扶养费26731元/年×12年×1/3=106924元，聂海涛的扶养费26731元/年×3年×1/2=40096.5元，以上共计147020.5元，庭审中，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主张142520.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五）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本案中卢诗武具有重大过失，且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造成受害者家属精神损害，但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主张30万元损害抚慰金过高，一审法院支持10000元；（六）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2100元。该费用为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为保全对方财产支出的必要费用，由相关发票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七）车损2000元。事故造成车辆受损，但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仅提供收据，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车辆损失具体数额，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其车损2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046705元。关于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主张的太平间费用29000元已经包含在丧葬费中，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主张的交通费3000元，无相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焦玉利应赔偿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1046705元，卢诗武、三一物流公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焦玉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损失共计1046705元；二、卢诗武、三一物流公司分别对上述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2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负担1140元，由卢诗武、焦玉利、济南市三一物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2110元。二审中，三一物流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三一物流公司与焦玉利于2020年8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证明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在事发时没有挂靠关系。证据二、三一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焦玉利于2020年8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焦玉利在一审时出具的《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与三一物流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证据三、鹿某某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鹿某某系三一物流公司员工并按照三一物流公司安排，以焦玉利实际运输量为准向焦玉利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运输款。证据四、潘某某与三一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两份、三一物流公司统计的拉料明细、付款汇总表3份、付款回单4份，证明潘某某系三一物流公司分包运输业务车主之一，分包车主与三一物流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三一物流公司申请证人鹿某某、潘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焦玉利等车主均是接受三一物流公司的分包，与三一物流公司没有挂靠关系。鹿某某称其是三一物流公司的出纳，负责与九羊钢铁公司以及与车主的结算，三一物流公司与九阳钢铁公司及与车主之间结算存在差额，该差额系三一物流公司的利润。潘某某称，三一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纪山建有一个微信群，群内都是车主和司机，刘纪山会在微信群内发布业务和价格，车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干，三一物流公司按月与车主结算，潘某某给三一物流公司做的业务都是给九羊钢铁公司拉货。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本案发生在2020年3月份。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是微信个人聊天记录，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庭，不具有客观性。该证据是2020年8月份形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有诱导当事人作出不利于本案的一些解释，涉嫌伪造证据。对证据三及鹿某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鹿某某是三一物流公司的员工，与三一物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鹿某某在庭审中明确承认焦玉利是三一物流公司的一个车主，且三一物流公司在发放焦玉利款项时扣除了利润，进一步证实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挂靠关系关系的存在。对证据四及潘某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潘某某与三一物流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具有利害关系，证据及证言均不具有真实性。九羊钢铁公司已将全部运输业务发包给三一物流公司，而潘某某称以个人的名义去拉货，与事实不符，其证言明显在为三一物流公司推卸责任，三一物流公司有伪造证据的嫌疑。焦玉利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同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焦玉利出示的证明是自己的意思表示，并没有受他人的诱导而形成。聊天记录是产生于开庭之后，该证据证明观点也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证据三及鹿某某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对证据四及潘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焦玉利挂靠在三一物流公司的车辆和潘某某的车辆不是同一主体。卢诗武对三一物流公司所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杨永珍、聂玉行、聂朝霞、聂海涛、焦玉利的质证意见。经审查，三一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系产生于事发后，无法证明事发时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的关系，本院对其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证据二系产生于一审庭审之后，且相关聊天内容不足以否认焦玉利书写《证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三及鹿某某的证人证言，鹿某某系三一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本院对此予以认可，但二者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证据四系潘某某与三一物流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的相关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通过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的法律关系，且潘某某与三一物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证据三及潘某某的证人证言在本案中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九羊钢铁公司于2020年1月28日与三一物流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三一物流公司为九羊钢铁公司运输焦炭、生铁等材料，运费一月一结。另查明，九羊钢铁公司系直接与三一物流公司结算运费，三一物流公司收到运费后再支付给车主焦玉利，九羊钢铁公司与焦玉利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根据焦玉利出具的《证明》及三一物流公司出纳鹿某某的陈述、法定代表人刘纪山的询问笔录显示，三一物流公司在向焦玉利支付运费时，会扣除部分费用，焦玉利主张该费用为管理费，鹿某某及刘纪山认为该费用系三一物流公司提取的利润。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车辆挂靠一般指挂靠方为了交通营运或承接业务的方便，借用被挂靠方的资质或能力，以被挂靠方的名义进行营运活动，并由挂靠方向被挂靠方支付一定费用。挂靠的实质是挂靠方借用被挂靠方的资质或实力，获得业务机会。本案中，三一物流公司将大量车主聚拢至一个微信群内，通过该种方式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运输团体，然后将利用自身经营资质获得的九羊钢铁公司的运输业务，安排、调度各车主具体运输，并且从中抽取一定数额的费用。该方式使大量通过自身名义无法获得九羊钢铁公司运输业务的个人车主，通过三一物流公司的资质和名义，获得上述业务。因此，上述情形符合挂靠经营的本质特征。一审法院认定焦玉利与三一物流公司构成挂靠关系，本院予以维持。三一物流公司关于挂靠关系必须以车辆登记在被挂靠人名下为前提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三一物流公司允许焦玉利的车辆进行挂靠经营，但焦玉利的车辆无牌，其司机驾驶涉案车辆车证不符，说明三一物流公司对运输车辆的车况、驾驶员资质等监管不到位，对于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其与焦玉利承担连带责任，未超出其自由裁量范围，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0元，由上诉人济南市三一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