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3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大渠，男，195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涟水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亚，男，195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述金，江苏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江苏文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大鹏，男，195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涟水县。原审第三人：吴红良，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涟水县。上诉人翟大渠因与被上诉人王立亚、原审第三人吴大鹏、吴红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2020）苏0826民初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翟大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实际借款法律关系，上诉人不承担65000元及利息；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与吴大鹏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没收到被上诉人与吴大鹏之间的12万元借条，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吴大鹏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一张借条复印件，就认定本案与吴大鹏有关，明显缺少证据支持；2.上诉人不同意测谎，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测谎结果为法定证据；3.上诉人出具借条后并未收到任何款项，依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转账记录或者现金交付的相关证据，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借款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王立亚辩称：1.本案虽然是借条，但本质是债务承担，6.5万元是王立亚借给吴大鹏并由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借条转化而来；2.吴大鹏经常拖延还款，上诉人主动提出剩下的钱由上诉人负责每月还5000元，所以就出具了8.5万元借条，被上诉人将吴大鹏12万元的借条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每次还款5000元之后都重新出具借条，6.5万元借条是从8.5万元的借条转过来，故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吴大鹏述称：向王立亚借款12万元属实，但12万元已经全部偿还，故12万元借条原件已经收回。原审第三人吴红良未作陈述。王立亚一审诉讼请求：翟大渠归还王立亚借款65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翟大渠与王立亚系同学关系，翟大渠与吴大鹏系同学关系。吴大鹏因资金周转需要多次向王立亚借款。2015年11月6日，王立亚从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3811银行卡分十次取款共计20000元，现金交付给吴大鹏。2015年11月18日，王立亚从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3811银行卡取款40000元和其妻子张秀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尾号5805银行卡取款10000元，合计50000元现金交付给吴大鹏，后吴大鹏陆续从王立亚处借现金50000元。2016年10月16日，双方经结算，吴大鹏、吴红良向王立亚出具120000元借条一张和7000元利息条据一张，借条约定月息1.5%，翟大渠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吴大鹏归还部分借款后，由翟大渠负责归还借款，翟大渠于2019年9月30日用微信向王立亚支付2400元后又向王立亚出具65000元借条一张，在此之前，翟大渠为吴大鹏用微信向王立亚还款12300元。王立亚多次索要借款无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吴大鹏因资金周转需要多次向王立亚借款，王立亚从其和其妻子银行卡取款共计70000元及现金50000元交付给吴大鹏。结合借条、王立亚妻子从事个体经营收入存放在家中和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现金交付，且翟大渠和吴大鹏均予以认可，对王立亚向吴大鹏现金交付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吴大鹏陈述其已将借款以现金的形式全部归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翟大渠抗辩案涉借条系其向王立亚借款出具的但未收到款项，综合翟大渠、王立亚及吴大鹏之间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翟大渠未收到款项就出具借条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相悖并在出具借条的同时还向王立亚微信支付2400元，不具有合理性。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翟大渠通过微信共向王立亚支付8笔款项共计14700元，从还款数额及规律看，应属归还欠款和利息，因此对翟大渠抗辩，不予采信。王立亚主张案涉借条由王立亚与吴大鹏之间的借条转化而来，对此王立亚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且结合庭审时翟大渠不同意测谎，因此对该主张，予以认可。翟大渠向王立亚出具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间和逾期利率，翟大渠应当在王立亚催要后还款。王立亚提起诉讼要求翟大渠还款，翟大渠仍未还款，可认定翟大渠自起诉之日后逾期还款，应当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故王立亚要求翟大渠归还借款6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吴大鹏、吴红良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翟大渠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归还王立亚借款65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王立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翟大渠负担。二审中，吴大鹏提供：1.王立亚借给吴大鹏1万元借条一份，上有翟大渠签名担保，证明钱已还清;2.涉案12万元借条原件一份，证明钱已还清;3.吴大鹏家属汤菊芳银行卡明细，证明还给王立亚的钱有一部分来自汤菊芳的银行卡。对吴大鹏提供的上述证据，翟大渠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对借条上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上面的涂改不是上诉人涂改，后写的字也不是上诉人所写。对证据3与其无关，不发表评论。对吴大鹏提供的上述证据，王立亚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1万元还完后，王立亚将借条原件给吴大鹏的。对证据2，借条是真实的，找吴大鹏要钱的时候，这张12万元的条子是被上诉人给翟大渠后，翟大渠给吴大鹏的，翟大渠又重新出具8.5万元借条，后又结算为6.5万元借条。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吴大鹏还给王立亚的钱。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汤菊芳系吴大鹏妻子，2016年9月至2020年11月，汤菊芳建设银行尾号为4069银行卡每月收到养老金后，一般在数日内即将养老金通过现金方式支取。吴大鹏在二审中陈述，其还款来源是汤菊芳上述银行卡和其自己银行卡中养老金提现出来还的，但对于从什么时候开始还到什么时候截止记不清楚了。对于12万元借条从王立亚处取得的时间，吴大鹏陈述可能是2018年或者2019年。二审中，翟大渠陈述，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9月30日微信转账给王立亚的钱，一笔为请王立亚儿子替其买手机的钱，其他均为王立亚代付其买中药的钱后，其转账给王立亚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翟大渠所购买的中药，系药贩直接送到其店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首先，王立亚提供借条、王立亚中国农业银行尾号3811银行卡交易明细、王立亚妻子张秀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尾号5805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其向吴大鹏出借12万元，吴大鹏亦认可借到王立亚12万元，故对被上诉人向吴大鹏出借12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吴大鹏主张其已经足额偿还王立亚借款12万元，其还款来源是汤菊芳上述银行卡和其本人银行卡中养老金提现出来还的，但吴大鹏记不清还款的起止时间，且从汤菊芳建设银行尾号为4069银行卡交易明细来看，其每月收到养老金后，一般在数日内即将养老金通过现金方式支取，呈现出一定的取款规律，而此规律延续至吴大鹏所称收到王立亚借条之后，仅凭吴大鹏和汤菊芳银行卡交易明细，难以证明吴大鹏通过现金形式还清王立亚借款，故对吴大鹏已经还清涉案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条由被上诉人与吴大鹏之间的12万元借条转化而来，因上诉人是王立亚向吴大鹏出借12万元的担保人，且上诉人截至2019年9月30日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支付的8笔款项共计14700元。由此可见，王立亚陈述涉案2019年9月30日6.5万元借条系前述吴大鹏出具的12万元借条经结算转化而来符合情理。而上诉人抗辩上述微信转账款项分别系被上诉人儿子替上诉人购买手机以及被上诉人代付其买中药的钱后，其转账给被上诉人，但上诉人既未举证证明相关微信转账系用于返还被上诉人代付其买中药的钱，也未举证证明相关微信转账时，其经营的店铺发生药品采购行为，故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翟大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宪腾审 判 员 朱 佩审 判 员 马作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胡思远书 记 员 汪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