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570号上诉人：杨卫光，男，1963年6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法定代表人：王维尉，该大队队长。出庭行政负责人：王凡，该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葛源芊，该大队中队队长。委托代理人：宋智飞，该大队工作人员。上诉人杨卫光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以下简称特勤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行初21号行政判决查明事实：2018年10月30日13时39分，原告杨卫光驾驶辽Ｂ×××**号福田牌小型普通客车进入环保-西快路-西南路（西行1道）区域行驶，该区域为主城区污染防治限行区域，原告所驾驶的车辆属于黄色环保标志类型，属于限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的车辆。2019年9月29日，被告根据交通技术监控采集的电子图片，对原告作出编号为210201-1232041893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200元罚款，并当场送达处罚决定。2020年4月29日，被告重新制作一份相同编号的处罚决定书，将原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六条，并于作出当日、次日和同年5月6日向原告杨卫光送达，原告均拒绝签收。同年5月7日，在本案开庭审理前，被告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但原告拒绝签字。另查明，大连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大政发〔2014〕48号），主要内容为：“为有效改善我市城区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连市环境保护条例》《大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以及《大连市创建机动车环保绿色标志道路工作方案》要求，市政府决定自2014年12月15日起，在我市主城区对黄色环保标志车辆（以下简称黄标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一、限制通行车辆：本市籍号牌黄标车和外省、市籍号牌黄标车。二、限制通行区域和时间：（一）限行区域：东方路以南、西南路（金三角环岛至五一××）××、××（××至××广场）以南、××路（数码广场至学苑广场）以东的围合区域内所有道路（不含上述道路或路段）（二）限行时间：6：30－19：00。三、根据《道路交道安全法》的规定，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军车不予限行。对城市建设需要等特殊情形，或沿途单位、居民确因无法绕行的，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许可后，可临时通行。四、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5月31日为黄标车限行试行过渡期。在过渡期间，对进入限行区域的黄标车不按违法处理。2015年6月1日起正式实行黄标车限行。对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大连市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五、2012年7月23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人民路、中山路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2012年1月5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迎宾路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2013年6月25日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部分区域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中已正式限行的道路和区域，仍按原通告规定执行，以现场禁行标志为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9月4日作出《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2016〕131号），主要内容为：“为加快推进我市淘汰全部黄标车工作，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依据《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辽委发〔2016〕2号）及《大连市2016年18项重点民生工程》（大政发〔2016〕4号文件印发）等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一、工作目标。强化标本兼治、集中整治，坚持“经济补贴”与“政策引导”双轨并行，确保2016年底前，完成淘汰我市全部黄标车（指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Ⅰ标准的汽油车和达不到国Ⅲ标准的柴油车）40705辆的工作任务。……三、工作措施。（一）严把机动车准入关。根据环保部、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公告》（2016年第4号）要求，自2016年4月1日起，我市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轻型柴油客车和用于公交、环卫、邮政行业的重型柴油车，应当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排放标准。公安交管部门须停止注册登记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车辆，新注册机动车必须达到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二）加强机动车检验管理。市公安局、环保局、交通局须加强对机动车安全、环保检测机构和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的监管，严格机动车检测过程管理，避免检测流于形式。经检测不达标的车辆，不予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对违规检验、降低检测标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查处。停止开展黄标车安全技术检验、环保检验、综合性能检验及委托异地检验。……（四）落实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对于黄标车和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车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所有人的新车注册等相关业务。对于逾期未办理注销的黄标车，将在新闻媒体发布其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年底前予以强制注销。（五）及时办理营运黄标车报废注销手续。对于营运性质黄标车，市交通局各级运管机构要在2016年底前注销回收或公告作废所有营运黄标车道路运输证，并督促车主及时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报废注销手续。（六）实施黄标车主城区限行措施。2016年，各区市县（先导区）进一步扩大主城区环保绿标路（区）建设范国，对黄标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从7月1日起，市公安局废止为黄标车主办理临时通行证的过渡性措施。在主城区对黄标车禁行。充分利用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加强黄标车路检路查执法，杜绝黄标车违规上路行驶。加大对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及未进行注销车辆的执法力度，做到发现一辆、查扣一辆、处理一辆。（七）出台鼓励黄标车淘汰补贴政策。2016年底前，对尚未达到强制报废年限、按规定进行报废的黄标车实施资金补贴。……”辽宁省环境保护厅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关于2017年继续实行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制度的通知》（辽环发〔2016〕51号），该通知中“三、环保标志核发标准”列举了核发绿标、核发黄标的条件。再查明，原告在开庭审理前申请调取其被电子抓拍处的限行标志的拆除时间，并申请一并审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两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因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够明确，经该院释明，原告坚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杨卫光多次因驾驶黄标车在主城区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受到行政处罚，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对其起诉和上诉，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04行初127号、（2019）辽0204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行终23号、（2019）辽02行终538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03行初177号、178号、179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行终363号、364号、365号行政判决书。上述案件中原告杨卫光均以同样的诉讼理由起诉、上诉，与本案属同类型案件，上述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对《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两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问题，（2019）辽0204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和（2019）辽02行终538号行政判决书对此已作出生效判决，原告在本案再次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黄标车治理工作系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保障公众健康而根据国务院及省市地方政府的相关工作部署实施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大连市为改善城区空气环境质量，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气污染，大连市人民政府出台上述两份规范性文件，并于2012年起陆续实行在主城区对黄色环保标志车辆采取限制通行过渡到禁止通行的措施，在实施黄标车限行措施前，已就限制通行的时间、区域等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宣传，并在限行范围的相关交通节点设置有明显的限行、禁行交通标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对黄标车限行和淘汰的规定已实施多年，且原告明知在大连市有该规定亦因此受过多次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仍驾驶黄标车辆进入城市主城区，违法事实清楚，被告应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原告杨卫光案涉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是2018年9月6日，应适用修改后的2018年3月27日施行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予以处罚。但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时依据2013年12月1日施行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其适用旧法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撤销。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已经自行纠正错误的法律适用，并将相关文书送达给原告，被告改变后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仍坚持诉讼请求，应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关于原告申请调取证据问题，本院认为，相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限行区域变化对有关限行标志予以拆除或变更设置地点的行为，与被告的被诉行政行为系不同行为，且对原告的权利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故对其调取证据申请，该院不予准许。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交通费、误工费损失的请求，因缺乏证据、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于2019年9月29日对原告杨卫光作出的编号为210201-1232041893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违法；二、驳回原告杨卫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负担。上诉人杨卫光上诉称，上诉请求：一、确认被上诉人做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为210201-1232041893）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二、撤销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三、审查被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四、赔偿上诉人损失600元。五、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应当遵循科学、规范、合理的原则，设置的地点应当有明确规范相应交通行为的交通信号。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被上诉人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采集的电子图片为证据处罚上诉人必须遵守上述法律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设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采集照片的地点应当有明确规范相应交通行为的交通信号。本案中，被上诉人采集照片处案发时没有限行标志。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申请调取证据不予准许理由不成立，案发时，案发处没有限行标志是被上诉人进行违法处罚的直接证据。上诉人曾大连市××支队队要求其公开“非绿标车”限行标志的拆除时间，但都没有答复。上诉人无奈之下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申请法院大连市××支队队调取电子抓拍处“非绿标车”限行标志的拆除时间，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调取该证据，并在一审判决书中称：“关于原告申请调取证据问题，本院认为相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限行区域变化对有关限行标志予以拆除或变更设置地点的行为，与被告的被诉行政行为系不同行为，且对原告的权利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故对其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上述理由不成立：“对原告的权利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不符合事实。道路禁行或限行必须在道路的入口处设禁行或限行标志，道路的入口没有禁行或限制标志机动车就可以驶入这是共知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如果禁行或限行标志不清晰、醒目、准确、完好，不能让驾驶员清楚地看到禁行或限行标志，就不能以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进入禁行或限行路段为由处罚驾驶员，限行标志拆除后就表明该路段不再限行。限行标志是否存在，对驾驶员的权利产生直接影响。交警部门拆除限行标志这一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其次，一审法院以拆除限行标志行政行为与被诉行政行为系不同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准许调取证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道理。交警支队拆除限行标志的行政行为，导致案发时该处没有限行标志，是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拆除限行标志行政行为与被诉行政行为系不同行政行为，但是，拆除限行标志行政行为是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两者有关联性，理应调取拆除限行标志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两个行政行为系不同行政行为不能成为不予调取证据的理由。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不予采纳不当。一审判决书理由是：“该被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系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管理规定，与本案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现已废止，该规范性文件规定了对环保检验合格的机动车核发绿色或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同时规定了发放绿标和黄标的判定方法，这是黄标车概念的初始来源，也是机动车判定为绿标或黄标车的唯一标准。该规范性文件废止后，判定机动车为黄标车就失去了合法依据，继续以黄标车为由处罚上诉人也失去了合法依据。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违法事实清楚”错误。一审判决书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对黄标车限行和淘汰的规定已实施多年，且原告明知在大连市有该规定亦因此受过多次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仍驾驶黄标车辆进入城市主城区，违法事实清楚，被告应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拆除限行标志，就表明限行取消，禁行标志也一样，道路拆除禁行标志就表明禁行取消，上诉人驾车行驶完全合法。判决书称主城区黄标车限行已经在大连市实施多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请问普通公众就能分清那条路是主城区的、那条路不是主城区的路吗？五、一审判决没有撤销违法的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2020年5月12日开庭前向上诉人又发了一个编号相同的、内容有部分改变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这两个《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内容不一致，并且前一个内容不合法，后一个修改了不合法内容。后一个《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改变不了前一个《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违法事实。而且前一个《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依然存在，所以一审法院应依法撤销违法的前一个《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六、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申请对大连市政府的两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属于重复诉讼有误。实际情况是前几个案件庭审中都没有审查过这两个政府文件，却在判决书中说：无证据显示该规范性文件与相关上位法律法规相抵触，也无证据表明其内容属于规范性文件不得创设的内容，无证据证明该规范性文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其他违法情形。其后的案件都以重复诉讼不予受理。并且所有的案件二审都不开庭。所以上诉人一直没有机会在庭审过程中阐述两个政府文件违反上位法。七、一审判决以缺乏证据依据为由不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交通费误工费的损失的请求不公正。被上诉人不合法的处罚，导致上诉人为处理行政处罚及复议以及为此进行诉讼均需要时间和金钱，不予赔偿不公正。被上诉人特勤大队辩称，上诉人有关2016年9月14日环保部废止《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即再无检测黄标车及认定黄标车的合法依据的观点错误。废止《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环保标志不再发放，但环保检测项并未取消，上线检测的车辆，仍要正常进行尾气排放检验。《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的废止以及环保标志的取消并不等同于“黄标车”概念的取消。如果没有“黄标车”，岂不是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可以在全国任意行之、不受任何约束了！为贯彻2015年8月29日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推进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加快提升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水平，环境保护部、公安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7月25日联合发布国环规大气［2016］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予以公示。2017年1月6日，辽宁省环境保护厅、辽宁省公安厅、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三部门联合发布辽环发［2017］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同时转发国环规大气［2016］2号文件。国环规大气［2016］2号文件表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严格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标准要求，并将排放检验数据和电子检验报告上传环保部门，出具由环保部门统一编码的排放检验报告”因此，《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的废止并非上诉人所述“再无检测黄标车及认定黄标车的合法依据。”，《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也并非上诉人所认为的是机动车判定为绿标或黄标车的唯一标准。上诉人观点违背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初衷，国家通过发布国环规大气［2016］2号等件，进一步约束对黄标车的管理，将黄标车的管控落实的加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一审中，我方已提交了大连市机动车污染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单及2017年锁定全部黄标车名单，用以证明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属于黄标车范围；经调取辽Ｂ×××**号机动车的违法记录发现，该车曾于2018年-2019年期间共有7次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的违法记录（代码7067）；经调取上诉人杨卫光处理过的交通违法记录发现，上诉人杨卫光曾于2016年-2019年期间，共处理过12次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的违法记录（代码7067），这足以表明上诉人明知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系黄标车，且明知其违法发生地为黄标车限行区域，却进入限行区域。另，经调取辽Ｂ×××**机动车的检验记录发现，辽Ｂ×××**机动车于2014年至今均在大连市以外的城市进行检验，而国环规大气［2016］2号文件规定：“试行机动车跨省（区、市）异地检验，在已实现国家、省、市三级机动车排污监管平台联网的省份，允许机动车所有人在车辆所在地进行检验（黄标车除外）。”国环规大气［2016］2号文件虽鼓励机动车异地检验，但同时也明确要求了黄标车除外，而辽Ｂ×××**号机动车在大连市已被列入黄标车序列，辽Ｂ×××**号机动车本就不可以在大连市以外的任何城市进行检测。即便已在外地通过检测，但在我市机动车污染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仍属黄标车序列，在我市限行区域行驶仍违反我市的限行规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及：“限行标志拆除后就表明该路段不再限行。”观点不当。大连市人民政府已于2014年12月8日发布大政发［2014］48号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文件，该通告中明确表明是针对主城区的某一合围区域限行，而非某一条路街巷，因此，也不可能在合围的限行区域内的每一条路街巷都设置限行标志。2018年10月30日上诉人驾驶辽Ｂ×××**机动车进入的环保-西快路-西南路（西行1道）路段为限行区域内，即违反了［2014］48号限行通告。因此，无论限行区域内的案涉地是否有无限行标志，并不影响我方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法律效力，本案违法发生地限行标志的拆除也并不影响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2014］48号限行通告效力，上诉人违反的是《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而我方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六条对上诉人进行处罚，并无违法之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判决没有撤销违法的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并未违法。2019年9月29日我方根据交通技术监控采集的电子图片，对上诉人依法作出编号为2102011232041893号的处罚决定书，并当场送出处罚决定。因民警制作法律文书过程中的笔误，将第二十六条引用成第二十八条，2020年4月29日我方重新制作了一份相同编号的处罚决定书，将原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六条，并于作出当日、次日和同年5月6日向上诉人杨卫光送达，上诉人均拒绝签收。同年5月7日，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我方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上诉人，但上诉人拒绝签字。2020年4月29日我方重新制作的处罚决定书系依法制作，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也予以确认。在本案一审前我方已经自行纠正错误的法律适用，并将相关文书送达给上诉人，我方改变后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即便法条引用错误，也改变不了上诉人驾驶黄标车实施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行驶的违法事实，对上诉人的权利也并未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并非上诉人所述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同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政诉讼遵循一事不二理的诉讼原则，禁止重复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一旦被人民法院裁判并且确定后，即产生既判力，既判力是指判决一经确定就不允许当事人再行争执的确定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个诉讼标的另行起诉。对《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大政发（2014）48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发（2016）131号）两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已生效的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及本院（2019）辽02行终538号行政判决书经审查后认为：无证据显示该规范性文件与相关上位法律法规相抵触，也无证据表明其内容属于规范性文件不得创设的内容，无证据证明该规范性文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其他违法情形。故，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再次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诉讼主张并无不当，上诉人其此节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2018）第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违反交通管制，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罚款。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主城区实施黄标车限行的通告》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淘汰黄标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规定，案涉区域为污染防治限行区域，对黄色环保标志车辆采取限制通行措施。为改善城区空气环境质量，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气污染，大连市人民政府出台上述两份规范性文件，并于2012年起陆续实行在主城区对黄色环保标志车辆采取限制通行过渡到禁止通行的措施，在实施黄标车限行措施前，已就限制通行的时间、区域等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宣传，并在限行范围的相关交通节点设置有明显的限行、禁行交通标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对黄标车限行和淘汰的规定已实施多年，上诉人在应当知道大连市有该规定的情况下，仍驾驶黄标车辆进入污染防治限行区域，违法事实清楚。上诉人案涉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是2018年10月30日，应适用2018年3月27日施行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予以处罚，但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作出处罚时法律依据是2013年12月1日施行的《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八条，适用旧法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确认违法。关于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进行国家赔偿的前提必须是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且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虽因适用法律错误被确认违法，但对上诉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且与上诉人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卫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曲 娇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