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再5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汝银，男，195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九，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凝祥寺三社**。 法定代表人：蒋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文，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思洁，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蒋学，男，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一审第三人：安县飞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桑枣镇松林村**。 法定代表人：蒋学。 再审申请人赵汝银因与被申请人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及一审第三人蒋学、安县飞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7民终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川民申48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赵汝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欧阳九，被申请人红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文、安思洁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蒋学、飞鸣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汝银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由红日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为：本案纠纷中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事实清楚。案涉150万元借款从赵汝银的银行账户转到红日公司账户上，借款交付已经完成。红日公司的财务人员收到该笔款项后，向赵汝银出具了《收款收据》，载明“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150万元”，并加盖了红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足以证明双方对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诉讼中，赵汝银也提交了该笔借款的来源是其出借给飞鸣公司用于酒店装修的借款，后飞鸣公司向其归还了200万元的借款，再将其中150万元出借给红日公司。二审法院对以上事实不与认定，反而认定150万元是飞鸣公司委托赵汝银向红日公司偿还飞鸣公司向红日公司的借款存在高度可能性没有事实依据。赵汝银没有义务帮助偿还飞鸣公司向红日公司的借款，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委托还款关系。 红日公司辩称，赵汝银主张其向红日公司出借15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其没有出借资金的能力，赵汝银主张该款是飞鸣公司偿还他的装修款不符合常理。本案的收款收据不能作为建立借款合意的凭证，收款收据是财务人员出具，是根据转款凭证上的单方备注款项用途来书写的，不能据此认定红日公司有向赵汝银借款的意思表示。本案事实中，飞鸣公司与赵汝银，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的两次转账不能作为两个法律关系来看待，实际是一个法律行为，即飞鸣公司通过赵汝银向红日公司归还借款。赵汝银和红日公司并未形成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请求依法驳回赵汝银的再审申请。 赵汝银向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日公司立即归还赵汝银借款150万元，并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2.本案诉讼费及催收款项所发生的费用由红日公司负担。一审诉讼过程中，赵汝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红日公司立即归还赵汝银借款1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红日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8日，赵汝银名下的在原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桑枣分社开立的账号为6210××××9945的银行账户向红日公司在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源支行开立的账号为1101××××0500的银行账户汇入150万元，电汇凭证（回单）中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为借款。同日，红日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凤芝向赵汝银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150万元（收款收据编号为ＮＯ.5023418并加盖有红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一审庭审中，红日公司否认其与赵汝银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为此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蒋学2013年11月18日前在红日公司借款明细及借款附件》以及相应的借款单、领款单、借款协议、欠条、明细分类账、销售（转让）不动产发票、转账支票、进账单、收据、记账凭证、借条、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用以证明蒋学在2013年11月18日之前尚欠红日公司借款共计2931762元（其中包括蒋学因出资购买飞鸣公司所属酒店于2011年1月11日向红日公司借款200万元）。另针对《收款收据》的形成经过，红日公司提交的王凤芝于2018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2013年期间其系红日公司的出纳人员；因红日公司的往来资金较多，其每过几天就要去银行取来账回执；2013年11月18日，红日公司的银行账户收到资金150万元，其按惯例去银行取得该笔资金的来账回执后见回执上“附言”栏部分写的是借款，其遂按照回执内容写了一句“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其并不知晓红日公司是否存在向赵汝银借款的事宜，备注“收到借款”系因转来的款项是这样备注的，红日公司以及蒋洋也没有授意其这样写，其这样写是工作流程和做账习惯决定的。经质证，赵汝银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玲认可蒋学因出资购买飞鸣公司所属酒店于2011年1月11日向红日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称该借款已经偿还（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则不予认可，且认为其他证据所反映的借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王凤芝与红日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出具的《证明》系单方所作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应采信。 红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蒋学于2018年11月7日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系打印件，落款人为飞鸣公司并加盖有该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庭审中，蒋洋认可飞鸣公司的印章由其在保管）中载明：2011年1月11日，蒋学因购买飞鸣公司在红日公司处借款200万元；2013年，飞鸣公司经蒋洋提供借款担保在绵阳市邮政储蓄银行贷款500万元；2013年11月18日，赵小玲作为飞鸣公司财务负责人将该公司资金（即200万元）转账至赵汝银的银行账户，同日又从赵汝银的银行账户转账至红日公司的银行账户（即150万元），系用于归还因蒋学购买飞鸣公司在红日公司处的部分借款；蒋学以及飞鸣公司在2013年11月18日之前与赵汝银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飞鸣公司向赵汝银转账的200万元不可能是用于归还或者支付赵汝银的借款或者其他应付款；收款收据所载明“赵汝银交来借款”的内容实际上反映的是蒋学归还红日公司借款的事实。诉讼过程中，赵汝银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蒋学签字确认的《澄清说明》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17日），主要载明：蒋学于2018年11月6日从贵州都匀坐车回绵阳；由于旅途劳累疲惫，身体状况不好，精神恍惚，导致蒋学于2018年11月7日被其兄蒋洋叫到办公室签字时，其秉着相信蒋洋的原则，在没有阅读内容的情况下就签了字，导致提供了错误信息，且其一直以来在蒋洋让其签字的情况下没有看内容的习惯；赵小玲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负责飞鸣公司财务，飞鸣公司酒店确因装修需要资金，飞鸣公司也通过资产抵押贷款500万元。 根据一审法院要求，赵小玲提交了飞鸣公司与案涉款项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一本，蒋洋提交了红日公司与案涉款项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一本。赵小玲提交的飞鸣公司记账凭证（记账日期为2013年11月30日）显示：“（摘要）还借款（科目）2181-11其他应付款-赵汝银（借方金额）2000000；（摘要）还借款（科目）1002银行存款（贷方金额）2000000”；蒋洋提交的红日公司记账凭证（日期为2013年11月30日）显示：“（摘要）借赵汝银（会计科目）银行存款／商行桃源支行1101××××0500（借方）1500000.00；（摘要）借赵汝银（会计科目）其他应付款赵汝银（贷方）1500000.00”。该公司会计沈红梅对此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会计记账规则，会计记账是根据原始凭证的内容来填制；2013年11月18日红日公司收到赵汝银转来150万元，进账单上注明借款，出纳王凤芝根据该原始单据开出收到赵汝银转来借款150万元的收据，而其又是依据出纳开出的收据和原始单据作出的记账凭证。 诉讼中，赵汝银针对诉请借款来源陈述如下：2011年蒋学、赵小玲出资购买飞鸣公司，但因公司酒店设施老化需资金用于装修改造酒店，其遂将自己的积蓄交与赵小玲用于支付装修费用，但未要求蒋学、赵小玲以及飞鸣公司出具借款手续；积蓄来源于其子女拿的钱以及变卖凯丽滨江房屋的价款。赵小玲对上述陈述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另查明：1.赵汝银之女赵小玲与蒋学系夫妻关系，赵小玲系飞鸣公司的财务人员。蒋学与蒋洋系亲兄弟关系。根据飞鸣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蒋学于2011年7月12日成为飞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3月16日之前飞鸣公司的股东为红日公司，同日股东变更为蒋学、蒋洋，2015年8月6日股东变更为蒋学； 2.2013年11月14日以及11月15日，飞鸣公司在原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桑枣分社开立的账号为8807××××5890的银行账户汇入300万元。2013年11月18日，赵小玲作为财务人员将上述款项中的200万元汇入赵汝银在该社开立的账号为6210××××9945的银行账户，记账凭证中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为还借款。庭审中，赵汝银称前述飞鸣公司向其转账汇入的200万元即系归还其出借的借款； 3.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红日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称赵汝银、赵小玲涉嫌虚假诉讼以及诈骗，其已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并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红日公司向一审法院作出回复，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借贷的合意及款项交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转款150万元的事实并无争议，而对该笔转款是否存在借款合意存在争议。 一、赵汝银诉称2011年蒋学、赵小玲出资购买飞鸣公司，但因飞鸣公司所属酒店设施老化需资金用于装修改造，其遂将自己的积蓄交与赵小玲用于支付装修费用，但未要求蒋学以及飞鸣公司出具借款手续，其积蓄来源于子女拿的钱以及变卖凯丽滨江房屋的价款。对以上所作陈述，赵小玲作为飞鸣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均予以认可；蒋学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中虽载明不认可其与赵小玲以及飞鸣公司在2013年11月18日之前与赵汝银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其后所形成的由蒋学签字确认的《澄清说明》中又明确表示其并未阅读过《情况说明》的内容，故《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前述内容事实上已被《澄清说明》所否定；加之飞鸣公司的记账凭证以及转账凭证中对转款200万元均明确备注用途为还借款，且该笔转款发生时蒋洋仍系飞鸣公司的股东，并无证据表明其对前述备注的用途提出过异议。因此，可以确认赵汝银所作前述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赵汝银诉称借款原因系红日公司欠缺流动资金，且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洋与其系亲戚关系，故由蒋洋出面多次与其协商借款事宜，其碍于亲戚关系和对红日公司信誉度及还款能力的高度信任，遂经口头协商出借借款而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还款时间、利息等内容。红日公司虽对赵汝银所作陈述不予认可，但就赵小玲系蒋学之妻而与红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洋形成亲属关系这一事实而言，赵汝银基于其女赵小玲与蒋洋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而在未出具借条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前提下即向红日公司出借150万元的行为具有合理性，此与亲属间通常存在的相互借贷未出具书面借据的交易习惯并不相悖。况且，红日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凤芝在确认转款属实的情况下还向赵汝银出具了载明内容为“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的收款收据并加盖了红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蒋洋对其财务人员出具该收款收据的职务行为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该收款收据的法律后果足以印证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针对讼争款项150万元形成了借款合意。至于王凤芝出具的《证明》以及沈红梅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明内容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二人作为红日公司的出纳和会计，应当具有专业的会计知识，在未对汇入红日公司的款项性质作出确认前即单纯按进账单备注用途对外出具收据并记账的可能性较小；且如前所述，该二人与红日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上述证明以及说明中所作的关于仅根据进账单备注出具收据及记账的陈述形成于本案诉讼中，并无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故一审法院确认记账凭证所记账内容客观真实。针对红日公司所提收款收据载明的“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之内容反映的是赵汝银作为受委托支付人代蒋学以及飞鸣公司向红日公司归还之前部分借款的抗辩主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对此不予采信。但红日公司有权针对无争议的该笔借款（即2011年1月11日的借款200万元）依法向蒋学等相关债务人另案主张权利。 据此，因赵汝银针对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转账凭证、收款收据以及记账凭证等书面证据，符合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合意以及款项交付的构成要素，且其对出借能力、借款原因亦作出了合理解释，而红日公司针对其反驳主张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能推翻前述证据，故赵汝银所提其与红日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讼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确认赵汝银所提其与红日公司之间针对讼争款项150万元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讼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赵汝银自愿撤回利息主张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因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以及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赵汝银现通过起诉方式要求红日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作出（2018）川079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赵汝银支付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150万元。 红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红日公司无须向赵汝银偿还15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赵汝银承担。 赵汝银辩称，自己具备出借能力，将所有的积蓄和变卖住房及在亲友处的借款200余万元用于飞鸣公司的改造装修，后飞鸣公司要将200万元归还赵汝银，蒋洋为缓解流动资金欠缺，找到赵汝银要求借款150万元，红日公司向赵汝银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蒋学述称，红日公司与赵汝银之间的借款与我无关，我买飞鸣公司在蒋洋处借了200万元。 飞鸣公司述称，红日公司与赵汝银之间的借款与公司无关。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是2013年11月18日赵汝银向红日公司转款150万元系借款还是红日公司与飞鸣公司之间其他经济关系。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红日公司对2013年11月18日收到赵汝银的转款150万元没有异议，但认为系偿还本案第三人飞鸣公司之前的借款，结合一审中赵汝银认可蒋学因出资购买飞鸣公司所属酒店于2011年1月11日向红日公司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但未提供该借款已经偿还的证据，且该150万元产生的时间恰好是飞鸣公司转账给赵汝银200万元的同一天（2013年11月18日），赵汝银称飞鸣公司向其转款200万元系飞鸣公司归还之前装修时向其的借款，但关于该200万元装修借款没有提供入账记录和具体支付方式，结合本案赵汝银之女赵小玲就是飞鸣公司的财务人员，案涉150万元系受第三人飞鸣公司委托向红日公司偿还借款存在高度可能性。其次，经二审审查核实，蒋学和蒋洋作为亲兄弟，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都有借款单，蒋学向红日公司的借款不仅出具了相应的借条，而且还有利息约定，而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借款150万元却没有任何借款凭证，仅有财务做账时根据转账人备注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根据财务做账的习惯，确存在财务做账时直接根据转账人的备注入账，无法依据财务的做账来反证红日公司与赵汝银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再次，本案中飞鸣公司在尚欠蒋洋借款，且银行还有贷款时，赵汝银作为赵小玲父亲还提前收回飞鸣公司借款后出借给红日公司，既不约定利息也不约定借款期限，不符合常理。综上，二审法院认为红日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法院作出（2020）川07民终52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79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汝银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510元，由赵汝银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赵汝银负担。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二审期间，飞鸣公司、蒋学向二审法院出具一份“飞鸣酒店在改造装修期间借用赵汝银的资金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资金情况说明），载明：“安县飞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蒋学就赵汝银与飞鸣酒店装修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作如下说明：2011年5月，安县飞鸣酒店由于设施陈旧导致无法正常经营被迫改造。酒店占地面积……前后所花费用近300余万，其中有200万是我的岳父赵汝银支付，酒店已于2013年11月18日通过酒店银行账户转账还款，已清债务关系。以上情况属实”该资金情况说明上加盖了飞鸣公司印章及蒋学签字。本院再审期间，蒋学向本院提交“蒋学关于归还赵汝银200万元的情况再次说明”（以下简称再次说明），载明内容与上述资金情况说明内容基本一致，并称其与红日公司及蒋洋之间的债权债务较为复杂，很多款项并未结算，与本案没有关系。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赵汝银与红日公司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或者形成了委托付款关系，赵汝银主张红日公司偿还案涉150万元款项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根据本案诉讼中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案涉150万元是赵汝银向红日公司的出借款，赵汝银主张红日公司偿还该款项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理由如下： 一、赵汝银主张与红日公司发生了150万元的借贷关系，提交了其个人银行账户向红日公司账户转款1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该电汇凭证中“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为“借款”。发生该笔转款的同日，红日公司向赵汝银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赵汝银交来借款150万元”，并加盖了红日公司财务专用章。赵汝银提交的上述证据，已能够证明其与红日公司之间形成了15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红日公司在诉讼中否认双方之间有借贷法律关系，并认为该笔款项系飞鸣公司通过赵汝银向红日公司偿还飞鸣公司对红日公司的欠款。红日公司的该主张实际系提出了两个新的法律关系，及飞鸣公司与红日公司之间的欠款法律关系，以及飞鸣公司委托赵汝银向红日公司还款的委托还款法律关系。但在本案诉讼中，飞鸣公司与红日公司之间的欠款法律关系并非本案的审查对象，且与本案并无必然关联；而飞鸣公司委托赵汝银向红日公司还款的委托还款法律关系并无证据能够证明。 二、本案第三人飞鸣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蒋学一审虽未出庭，但二审中蒋学亲自出庭，对其向赵汝银支付的200万元款项作了明确说明，即飞鸣公司与赵汝银之间曾存在200万元的借款关系，飞鸣公司向赵汝银转款200万元系偿还飞鸣公司在装修飞鸣酒店期间向赵汝银的借款200万元。蒋学的陈述能够合理解释其在本案诉讼中出具的“情况说明”、“澄清说明”以及“资金情况说明”之间的关系及形成过程，加之本案再审期间蒋学提交的“再次说明”，更能够证实其并未委托赵汝银向红日公司偿还飞鸣公司对红日公司的欠款，并进一步证实了赵汝银向红日公司出借案涉借款的来源。 三、本案当事人之间由于存在较为密切的亲属关系，红日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洋与飞鸣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学系亲兄弟，赵汝银系蒋学的岳父。因此，赵汝银与飞鸣公司之间的借款以及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借款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红日公司关于其与赵汝银之间没有借款合同，没有借款合意的主张理由并不充分。另，根据一审中提交的飞鸣公司的原始记账凭证及红日公司的记账凭证，均反映出赵汝银与飞鸣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的记载和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的记载。红日公司主张这仅是公司财务人员根据汇款标注而做的记载，并非红日公司对借款关系的认可，该理由不符合常理，也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难以认可。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否认赵汝银与红日公司之间存在案涉150万元的借款关系，对一审判决作出改判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赵汝银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7民终52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79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15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均由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伟 审 判 员  吉家涛 审 判 员  贾 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邱 婷 书 记 员  何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