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27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83年1月29日生，汉族，务农，住贵州省兴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科永，贵州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1，女，1989年2月8日生，汉族，务农，住贵州省兴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2，男，1967年10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某，女，1968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家富，兴仁市大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袁某1、袁某2、代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3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3399号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某1有同居生活一节，纯属认定事实错误，颠倒黑白是非。首先，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袁某1共同生活过，且在庭审中上诉人从未说过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某12019年10月20日通过双方父母签订订婚协议，2020年1月13日从浙江永康回到贵州老家，订婚不足三个月的时间，何来同居之说。上诉人不是那种随随便便之人，虽然被上诉人有过多次婚姻及同居的事实，但也不可能刚刚认识一个人就同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不是那样的人。原审法院认可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某1在订婚前并不相识，订婚后就共同生活无事实法律依据。事实是上诉人在浙江永康打工在外租房，被上诉人袁某1也在浙江永康上班，但双方并未在同一公司，只是有时间时彼此约在一起逛街、吃饭等沟通了解，被上诉人袁某1未在上诉人租房处留宿过，何来共同生活之说，原审法院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其次，上诉人要求返还彩礼金13482元的诉讼请求，提供了订婚协议、微信转账记录、银行流水、收款凭证等证据。原审法院对于购买首饰认定为赠与行为，对于其他费用均以被上诉人不认可为由不予认定。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而又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原审法院给却错误认可被上诉人无凭无据的口头陈述，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置若罔闻，违背常理，与事实严重不符。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首先、彩礼是中国旧时婚礼程序之一，是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为了能与女方结婚向女方赠送的聘金、聘礼。按通常意义上的理解，“三金”属于彩礼的一部分。本案中，被上诉人自己购买“三金”，向上诉人借钱购买。关于该事实，有购买发票可以佐证应，购买的主体是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应当返还答辩人。就算按照原审法院认定为赠予，上诉人在订婚后将“三金”赠与被上诉人袁某1，是以结婚并共同生活为目的，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当被赠与人反悔不愿意跟上诉结婚共同生活时，上诉人可请求受赠方返还给付的财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某1不要说办理结婚登记，连最起码的按照农村风俗婚礼都未举行，实际上并未达成法律上的结婚目的，故可以要求返还“三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某1不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更没有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谈不上什么同居行为，故在解除婚约关系后，上诉人在婚约关系存续期间按照习俗给付的大额金钱和贵重物品，被上诉人应当给予返还。项链、戒指应当属于贵重物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某1实际上并未达成法律上的结婚目的，故应当对贵重物品项链、戒指给予返还。其次，按照农村风俗，订婚给付彩礼金都是通过“媒人”转交给女方及其女方家人或者委托的司仪，上诉人父亲为何会在居委会的见证下拟定了一份订婚协议，是因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信任的表现。被上诉人袁某1有过多次婚姻及同居行为，虽然我国婚姻法倡导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但是婚姻法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不道德行为。第三，关于微信转账记录，一次3822元、一次500元及一次300元，这些转账数字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不是什么爱意表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不知情，而对上诉人证明是彩礼金不予认可，那该转账应当如何认定？请求二审法院给予认定该微信转账的定性。 三、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彩礼金等行为，已经给本身就困难的家庭再度较小陷入困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彩礼金、购买戒指、项链及微信转账都是上诉人父亲每天热火朝天的干农活挣来的血汗钱，也有上诉人在外打工通过双手挣来的辛苦钱，上诉人父亲为了让年龄较大的上诉人成家立业，煞费苦心在家通过人介绍，最后导致退婚，不但没有娶到儿媳，反而让本来贫困的家庭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本以为相信法律公正、相信法院公平、相信法官的无私才提起诉讼，可是原审法院更是像上诉人的代言书，这些都让上诉人心寒，使上诉人不得不对司法的公正产生合理怀疑。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丧失了法律最起码的公平与公正，恳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袁某1、袁某2、代某二审辩称：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二、请求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负担。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平公正。首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浙江永康打工期间共同生活同居三个月的时间，被答辩人和答辩人交往中，还和前女友保持暧昧关系，被答辩人刘某玩弄答辩人袁某1的感情，从遵从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彩礼不应当退还。其次，被答辩人返回彩礼金13482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彩礼金已经返还结束，被答辩人把答辩人的手机控制住，被答辩人同时使用两个手机，被答辩人诉称什么通过微信转账、什么银行转账记录、什么收条凭据等这些都是被答辩人自转自用的行为，各辩人从未知晓过。二、答辩人袁某1和被答辩人刘某同居期间，被答辩人对答辩人袁某1的身体不在乎，在答辩人袁某1月经周期都和答辩人过夫妻生活，给答辩人袁某1身体上造成巨大伤害，从关爱女性、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被答辩人提出退换彩礼的请求也于情不符。三、被答辩人诉称赠送“三金”给答辩人的事实不成立，因为答辩人从未见过所谓的“三金”，这只是答辩人自己的陈诉及伪造假的证据。综上，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返还彩礼金13482于情于理于法皆不符，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 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三个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彩礼金13482元。2、请求判决三个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0日，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在不相识的情况下，由原告刘某之父刘明义与被告袁某1之父袁某2在兴仁市百德镇百屯居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订婚协议，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订婚，原告刘某按照民间习俗给付被告方彩礼金28000元。双方父母签订订婚协议后，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在浙江永康交往共同生活。在双方交往期间，原告刘某向被告袁某1转账14000元，并购买项链及戒指赠予被告袁某1。故原告刘某支付的彩礼金共计为42000元。因原、被告在订婚前并不相识，订婚后双方交往之后并未按民间习俗举行婚礼并于2020年1月30日分开。原、被告双方分开后，被告袁某2向原告刘某之父刘明义返还彩礼金40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经双方父母缔结婚姻关系后开始交往并共同生活，原告刘某按民间习俗交付给被告袁某1、袁某2彩礼金共计42000元，因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订婚前不相识，交往后并未建立感情导致双方于2020年1月30日分开。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分开后，被告袁某1之父袁某2返还原告彩礼金40200元，剩余彩礼金1800元未返还。针对彩礼金1800元是否返还，本案中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经双方父母订婚后开始交往并共同生活近两个月时间，原告刘某与被告袁某1虽未按民间习俗举行婚礼，但双方已经实际共同生活将近两个月时间，故该1800元彩礼金不再返还。针对原告主张项链、戒指，原告刘某为被告购买首饰系双方在交往期间的赠予行为，不应当返还。针对原告主张的微信转账800元，被告袁某1不予认可属彩礼金，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该转账属彩礼金，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针对原告主张的车费及工资3822元，被告袁某1不予认可，原告所举证证据均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元，减半收取计68元，由刘某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某向本院提交录音证据一份，拟证明经与被上诉人协商，代某同意返还其收到的买猪钱180元，对于其余款项，认为应由其余被上诉人返还。经本院组织质证，袁某1、袁某2、代某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系在被诱导之下作出的陈述。袁某1、袁某2、代某向本院提交长顺医疗集团ＤＲ检查报告单及ＤＲ照片三张，拟证明袁某1在与刘某同居期间，因怀孕后导致流产。笔记本一本，拟证明在与刘某同居期间遭到刘某家庭暴力，以及该期间为刘某的支出。经本院组织质证，刘某对长顺医疗集团ＤＲ检查报告单及ＤＲ照片三张不予认可，认为检查时间是2020年2月26日，检查地点位于贵州省长顺县，且内容并非流产，笔记本系单方制作，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录音证据中虽然认可返还彩礼，但并未提到具体金额，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长顺医疗集团ＤＲ检查报告单及ＤＲ照片三张，所记载内容不能证明同居生活的事实，笔记本系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其遭到家庭暴力及同居生活支出，故本院对以上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一审及二审审理期间，袁某1均陈述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1月30日期间与刘某在浙江永康同居生活，刘某对此不予认可。 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返还彩礼金13482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关于二审争议焦点。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9年10月20日，上诉人刘某之父刘明义与被上诉人袁某2就刘某及袁某1订婚达成协议，并支付彩礼金28000元。协议签订后，刘某、袁某1在浙江永康交往，交往期间刘某向袁某1赠与价值6200元的项链及戒指，并通过微信转账及银行转账、现金交付等方式共计向袁某1交付19482元，后因双方解除婚约，刘明义已返还袁某2彩礼金40200元。本案中，刘某起诉返还的彩礼金13482元实际是由彩礼金28000元、14000元以及6200元的项链及戒指、微信转账800元、微信转工资3822元及交付现金860元组成，共计53682元，扣减刘明义已返还袁某2的彩礼金40200元所得。就现金及微信转账、银行转账部分的金额47482元，已经实际返还40200元，剩余7282元实际为未完全归还部分1800元及微信转账800元、微信转工资3822元、交付现金860元组成。对于前述财产是否应作为彩礼金予以返还的问题，虽然刘某、袁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但在交往期间，刘某向袁某1赠与价值6200元的项链及戒指，其性质属于赠与性质，现主张返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通过微信转账、交付现金等方式交付的5482元，因转账记录中并未体现该主张的具体性质，且产生于双方交往期间，刘某主张系支付彩礼金，但袁某1对此不予认可，刘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系支付彩礼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刘某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对于剩余1800元彩礼金是否应予以返还的问题，因双方自2019年10月20日后即交往至2020年1月30日分开，且本案中刘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1800元彩礼金的给付导致其生活绝对贫困，属于法定应予以返还的情形，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对该1800元彩礼金不予返还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刘某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