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津01民申18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四马路**能源大厦****。负责人：齐月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苹，天津悦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张凤敏，女，196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冀栋梁，男，198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宏娟，天津惠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徐玉民，男，出生年月不详，民族不详，职业不详，住天津市蓟州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龙通大厦1602-1608负责人：吴玉江，经理。再审申请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凤敏、冀栋梁、徐玉民、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紫金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1民初11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华安保险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二项、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由被申请人冀栋梁承担赔偿责任，再审申请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二、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冀栋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再审申请人在冀栋梁诉再审申请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全部案卷材料。再审申请人发现上述案卷中，有明确证据证明冀栋梁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一审法院认定冀栋梁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询问有关人员等手段，并根据客观证据作出的对交通事故基本情况、事发经过及当事人责任程度的一种书面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指南》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进行质证。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文书证，援引该证据的当事人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原件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认的副本的，推定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为真实。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性有异议的，应承担本证的证明责任，其所提供的证据应达到能够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不真实的状态。其举证仅使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真伪不明的，仍应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认定案件事实。当事人无相反证据推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应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认定事故的经过和责任划分。”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冀栋梁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证据充分。冀栋梁在公安交警部门对其询问时，明确承认其是因为害怕酒精检测而离开事故现场躲避，符合一审法院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表述“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责任，故意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冀栋梁主观上认为自己有酒后驾车的嫌疑，为了逃避可能承担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可以报案但不报案、且不顾现场听候处理义务，弃车离开了事故现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事实调查和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冀栋梁的当庭陈述以及与冀栋梁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就否定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冀栋梁离开事故现场，客观上是其在本次事故也同样受伤，确需就医治疗，主观上也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冀栋梁系事故车辆津ＡＨ××**小轿车的实际所有人缺乏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故车辆津ＡＨ××**小轿车的登记所有权人系案外人张国营，被申请人冀栋梁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实际所有人，法院仅凭冀栋梁口述就认定了与现有证据相反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再审申请人承保的商业险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并向被保险人提示了，弃车逃逸情形和酒驾情形均是免赔情形，据此再审申请人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责任，应由冀栋梁自行承担。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指南》第三条第（二）项第2款（2）①的规定：“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对于无证驾驶、醉驾、逃逸、超载等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情形约定免责的，保险人举证证明其对此已充分履行提示义务的，应确认该约定有效。”本案再审申请人已充分履行了上述提示义务，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责任。冀栋梁提交意见称，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如下：第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一般情况下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负法律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它需要具备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和客观上具有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从认知角度上来讲，他应当认知到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且自己有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从意志角度讲，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本案当中，冀栋梁离开现场并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是因为其伤情所需。其一，在事故发生后，冀栋梁虽没有打电话报警，但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其在未离开事故现场时已经有人报警，其不属于可以报案而不报案。其二，冀栋梁在离开现场的同时已经通知了其朋友孙亮到现场协助交警处理事故。孙亮到达现场以后也提交了冀栋梁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以及联系方式，对于公安机关查明事故经过以及事故责任，不存在任何障碍。其三，冀栋梁在事故发生过程当中自身也骨折受伤，其离开现场确实是因为伤情需要。其四，冀栋梁在到达公安机关解决事情期间，其与交警一直是能够保持畅通联系，公安机关对冀栋梁的身份是完全掌握的，而且在5月10日冀栋梁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案件情况。因此不能认定冀栋梁离开现场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另外，现有证据也不能够证明冀栋梁有酒后驾车之嫌。冀栋梁仅仅是在5月8日晚有饮酒行为，而事故发生的时间是5月9日下午，而冀栋梁在5月9日当天并没有饮酒，事发当天发生事故的另外两名司机均与冀栋梁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并没有闻到冀栋梁身上有酒味。因此我们认为不能以冀栋梁因有酒驾之嫌就推定他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如果他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他也不会让孙亮去事故现场。第二，关于冀栋梁肇事车辆的所有人问题，交警部门对车辆的所有人已经进行了核实，在事故认定书当中已经明确认定冀栋梁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第三，关于保险条款的免赔问题，冀栋梁在投保商业保险的过程中，是通过其朋友找到华安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来为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其所有的保单均在其朋友处保管，只是在事故发生以后才从其朋友处取得了保单。保险公司从投保完成至事故发生期间，甚至是投保前从没有人向冀栋梁讲过免责条款的事由，也没有提示和说明。我们认为申请人在没有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情况下，该约定应当无效。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一审诉讼中曾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冀栋梁逃逸为由抗辩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津0111民初11587号民事判决，认定冀栋梁不构成逃逸并判决其承担赔付责任后，再审申请人未提出上诉，该民事判决已于2019年12月发生法律效力。现再审申请人于2020年10月29日向本院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限。本案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作为新证据向本院提交了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交警支队本次交通事故的案件材料以及尚未生效的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9民初7118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冀栋梁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构成逃逸。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赵会平审判员  华 勇审判员  董国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姚金旭书记员张健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由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