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1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春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 法定代表人刘原钰，局长。 上诉人丁春兰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以下简称区城改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行初7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7年10月31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武汉市江岸区古德寺二期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原告居住的武汉市江岸区新建街X号X层楼私房，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但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经丁春兰、丁安安、袁超、丁向东等四人共同签订具结书，确认该房屋1层为原告丁春兰所有。2018年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征收序号为0369号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确定上述1层房屋实际面积为35.79平方米，按未登记建筑进行补偿，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及奖励款项总计1071383.69元，该协议加盖有征收部门“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征收实施单位“江岸区二七街道古德寺二期旧城改建指挥部”，并有丁春兰的签名捺印，及签约服务单位经办人王红艳签字。2019年1月16日，被告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指定的原告账户；2019年1月18日，上述款项的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原告，同日，原告在《房屋移交验收单》上签字，同意将腾退完毕的房屋交付拆除。次日，原告丁春兰前往中国民生银行将上述款项取出。2019年7月2日，丁春兰向被告区城改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原告丁春兰的《征收补偿协议书》，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公开答复，向丁春兰公开上述《征收补偿协议书》。原告丁春兰认为该协议上的“丁春兰”签名捺印并非其本人所为，主张系被告伪造，且认为该份《征收补偿协议书》所涉建筑面积认定错误，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1、撤销原、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判令被告依法履行征收补偿职责；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征收序号为0369号的《征收补偿协议书》上的“丁春兰”签字和捺印进行鉴定，原审依法予以准许，但原告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提交符合鉴定要求的可供比对的检材，又在庭审中当庭推翻签字及捺印非本人所为的主张，认可系其本人亲笔签名并捺印，称其在《征收补偿协议书》、具结书等四份文件上签名，但签的征收补偿协议并未填写款项具体金额，是空白协议。庭审中，丁春兰认可其已于2019年1月将被告发放的拆迁补偿款从银行取出，金额同《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0369号）载明的款项。 原审另查明，《中共江岸区委、江岸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江岸区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岸发〔2019〕1号）文件规定，将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区征收办）更名为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 原审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武汉市江岸区古德寺二期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被告区城改局作为该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具体负责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因此，本案被告区城改局具有与原告丁春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职权。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协议是否可撤销，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关于撤销条件和是否享有撤销权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2018年2月18日，被告区城改局就新建街X号的X层楼私房中的1层，与原告丁春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0369）。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区城改局于2019年1月16日将协议约定的补偿及奖励款项总计1071383.69元支付给指定的原告账户，2019年1月18日，上述款项的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原告，同日，原告在《房屋移交验收单》上签字，同意将腾退完毕的房屋交付拆除。2019年1月19日，原告丁春兰前往银行将上述款项取出。现新建街32号已被拆除。事实上，征收序号0369号《征收补偿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在领取补偿及奖励款项后，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协议，明显违反诚信原则。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丁春兰诉称被告在协议及配套拆迁材料中伪造原告签名捺印，后在庭审时又认可协议及配套拆迁材料系其亲笔签名，主张其签的为空白协议。对于原告主张签名捺印系伪造的观点，其已经通过自认予以否定，至于空白协议一说，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诉称的事实相悖，与其积极领取拆迁款的主观心态不符，其请求撤销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依据不足。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同时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于2018年2月18日签订，现原告丁春兰已确认其在协议上亲笔签名，而非被告伪造签名，故原告理应在签名之日即知晓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存在，对于时效的计算应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因此原告丁春兰于2020年5月11日请求撤销涉案行政补偿协议，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原告丁春兰所诉行政协议，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原告丁春兰起诉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并要求对原告进行征收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丁春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丁春兰负担。 上诉人丁春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王某利用职务之便，不守诚信，篡改伪造补偿协议内容，请求立案调查，还原事实真相，一切费用由王某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丁春兰以案涉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非其本人签名捺印，且协议所涉建筑面积认定错误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关于案涉协议中上诉人丁春兰的签名捺印真伪问题，上诉人丁春兰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明确对协议上签名捺印的真伪不申请鉴定，同时自认案涉协议及配套拆迁材料系其亲笔签名捺印。关于案涉协议所涉建筑面积是否认定错误的问题，根据丁春兰、丁安安、袁超、丁向东等四人共同签订具结书，确认新建街32号5层楼私房1层为上诉人丁春兰所有，案涉协议中亦是针对该房屋1层所进行的补偿，上诉人丁春兰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所涉建筑面积存在错误。综上，案涉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丁春兰依据该协议已经获得了安置补偿，且也实际领取了全部的补偿款项。上诉人丁春兰未举证证实案涉协议存在依法应予撤销情形，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丁春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忠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陈小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火晶 书记员彭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