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东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黑1024民初815号 原告：李福增，男，1964年3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东宁市绥阳镇。 原告：吕济菊，女，196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东宁市绥阳镇。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黑龙江省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玉洲，男，194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绥芬河市。 被告：花青英，女，194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东宁市绥阳镇。 被告：孙树民，男，1961年2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东宁市绥阳镇。 第三人：李兆江，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东宁市绥阳镇。 第三人：东宁市绥阳镇蔬菜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绥阳镇蔬菜村。 法定代表人：荆禄战，该村村支书。 原告李福增、吕济菊与被告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第三人李兆江、东宁市绥阳镇蔬菜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蔬菜村委会）林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8月4日、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李福增、吕济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被告刘玉洲、孙树民、花青英、第三人李兆江、蔬菜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荆禄战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李福增、吕济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被告刘玉洲、花青英、第三人李兆江、蔬菜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荆禄战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树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福增、吕济菊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书》；2.要求三被告共同向二原告返还山场转让款30万元；3.要求三被告自2019年3月起，赔偿二被告因履行山场转让协议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每月6000元，至上述转让款全部返还之日止；4.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9年3月13日，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了《山场转让协议书》。三被告将其承包经营的3720亩山场以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二原告。当日，二被告给付三被告山场转让费30万元。三被告将上述山场及林权交付给二原告经营和管理。2019年4月，原告李福增在山场砍伐时，第三人李兆江以该山场归其所有为由予以阻拦。原告认为，三被告将他人承包的山场转让给二原告，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且转让的山场界线不清及面积明显不足，构成严重违约。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共同辩称，原告第一、二项诉求，三被告认为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不同意解除，不应当返还。第三条项诉求，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原告签了30万元的转让费用，反而要求债权人返还每月6000元，非常不合理。2019年4月，原告李福增在山场砍树建房子这个事实，转让协议中所有的条款都没允许原告上山随意采伐。原告的行为是属于个人的违法行为，与三被告毫无因果关系。李兆江的合同复印件纯属于无效合同。三被告山林承包章是东宁林业局进行统一承包的一个章，由绥阳林业部门来发给我的林权证。李兆江在诉状上的身份是伪造的身份，他不属于本村村民，现在要秉承蔬菜村村民应该承担的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因为法律明文规定，村里的地皮资产承包必须具备村民资质，无资质的无权承包。流转的法律规定李渐香以死亡多年，他的承包合同由此已经灭失。另外，流转的合同没有继承权，那么李兆江把已经死去的父亲的合同来继承是违反法律的。李兆江提供的合同里面500亩应该采伐木材2000多立方米木材，2000多米木材他已经采了，但是一分钱的承包费用没交给被告刘玉洲。 第三人蔬菜村委会述称，蔬菜村大椴树山场发包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当时孙发吉、刘玉洲和石立胜共同与蔬菜村分成，承包具体情况不详。2000年，孙发吉、刘玉洲和石立胜提出要承包大椴树山场，不再同蔬菜村分成，经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同意每亩3元，因当时没有交款，所以没有签合同。2015年，孙发吉、刘玉洲和石立胜再次提出承包此山场，经过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同意每亩5元继续承包，蔬菜村不再进行提成。当时交付了250亩1250元，后来退回。2016年，双方正式签订了延期合同，3000亩交付了15000元。具体面积和位置情况不详。根据刘玉洲本人自述签订的合同。三被告转让给二原告，蔬菜村委会不知情。 第三人李兆江述称，山场是1985年李兆江父亲在世的时候，李兆江不是蔬菜村村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当时李兆江父亲和蔬菜村刘村长和植树签订的合同。当时李兆江父亲在先锋村支书村长等商量的并与蔬菜村村长签订的转让合同。李兆江有林业承包合同，也有第一年设计承包费的证据材料。当时是林业站邢站长领着李兆江哥哥上的山场看的现场，东南西北划界了，现在东宁市林权图上有李兆江家的林场面积图，当时李兆江家写的合同后找厂长及刘村长签字。刘村长签的字，所以李兆江家的合同不是假的合同。 李福增、吕济菊为支持其主张，共同举证如下： 1.山场转让协议书1份，2019年3月13日收据复印件3张（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明：2019年3月13日，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了山场转让协议书，三被告将承包经营的3720亩山场其中包括398亩的林权以60万元的价款一次性转让给二原告。二原告依照协议约定向三被告缴纳了30万元，其中三被告各收取10万元。 2.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证明：证据来源于被告刘玉洲，证实1985年1月20日李建香与第三人东宁县绥阳镇蔬菜村所签订的为期50年的山场承包合同，属于伪造合同。 3.合同书复印件1份。证明：1985年1月20日李建香与第三人蔬菜村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合同书，该份证据来源于第三人李兆江提供至林业公安局合同复印件。以此证明二原告与第三人李兆江因山场的权属及使用产生争议，第三人李兆江以该合同作为抗辩，认为二原告所主张的转让山场部分是属于其父亲李建香与第三人蔬菜村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书中的承包山场，该部分山场属于其父亲李建香并不属于二原告。 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为支持其主张，共同举证如下： 1.山林承包证复印件7份（与原件核对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复印件3份（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明：山林承包证证明三被告于1985年9月9日开始承包山场。那时候没有写多少亩，但是承包证上写了四至，北至双桥子林场，西至柳毛村有林地，东至红旗村有林地，南至有林地（这个有林地是到公路界限，公路以北只要有林的地方都是三被告的）。 2.延期承包山场合同1份及收据1张，绥阳乡（镇）蔬菜村林业用地示意图复印件2张（总面积3720亩）。证明：三被告于1985年9月9日开始承包山场，30年后，当时合同上面写国家规定30年到期，到期后三被告就申请了延期承包山场的合同。加上林权证398亩，共3398亩。 3.关于蔬菜村大椴树山场出让请示的批复复印件1份（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明：证明2016年，三被告承包山场是经过镇政府同意的。村委会向镇政府申请同意，三被告与村委会签订的延期承包山场合同。 蔬菜村委会为支持其主张，举证如下： 1.2016年8月15日村委会会议记录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1份。证明：延期合同中的3000亩，以实际测量为准。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调取证据如下： 1.东宁市林业局调取的林业用地划拨书，以及联营低价林改造合同书各1份，东宁市林业局复函2份。证明：1982年7月15日暖泉子蔬菜林场和蔬菜生产大队签订联营合同将暖泉子施业区17林班900亩，双方进行联营，1985年10月10日东宁县人民政府将暖泉子林场经营的3720亩林业用地划拨给蔬菜大队，包含有散林班17-4小班480亩24小班2070亩，以及17林班1小班465亩、10小班135亩、散林班7小班570亩，东宁市林业局作出说明，划拨给蔬菜村的山场位于原17小班中的1小班和10小班面积600亩。散生区7小班570亩，17-4小班480亩、24小班是2070亩，与1985年10月10日的划拨数一致，林业山场900亩位于17林班的9小班和5小班内，联营山场的性质是国有林地，地上的林木由暖泉子林场和蔬菜村林场共同所有。 2.东林证字2006第020006001林权档案1份。证明：398亩林权及所在的林地包含在1985年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承包的780亩之内，位于大段树17林班。 3.2020年9月12日现场勘验笔录2份。证明：李兆江实际占有的林地位于83年划拨地图的17林班9小班，蔬菜村划拨的3720亩林地不包含17林班9小班，85年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共同承包的林地780亩，不包括李兆江实际占有的林地。经刘玉洲与荆禄战现场共同指认蔬菜村在大椴树林地的实际占有林地面积为2601大亩，位于原83年划拨地图的17林班1、2、3、4、5小班及9、10小班内。 本院认为，第三人蔬菜村委会提交的证据1、本院调取的证据1、2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合同及三被告出具的收据，三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被告刘玉洲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其个人陈述，并非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系第三人李兆江父亲李建香与蔬菜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复印件，第三人李兆江未提交原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三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林权证系林业部门颁发的，本院予以确认；山林承包合同系蔬菜村委员会与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签订的，并有林业工作站的印章，二原告无异议，李兆江不发表意见，蔬菜村委会因中途退庭，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三被告与蔬菜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及蔬菜村委会出具的收据，二原告无异议，李兆江不发表意见，蔬菜村委会因中途退庭，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系蔬菜村委会向绥阳镇政府的请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调取的证据3系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在山场现场勘验所记录，程序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3月13日，二原告向三被告承包位于蔬菜村的山场。双方签订了《山场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载明，“原承包人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于1985年3人合伙承包至今，有林权证号为东林证字（2006）第0200601号林地为398亩，延期承包合同，自2016年8月19日开始，70年的经营权，以15000元一次性卖给3承包人永远经营，有蔬菜村盖章为证，有刘玉洲、石立胜孙发吉签字为证，有绥阳镇蔬菜村林业用地图为证。总面积：3720亩山场使用权，以上所有证件、所有经营权一次性转让给柳毛村李福增、吕济菊二人所有，受让人自合同签订付转让费50%，办完全部证件后交全部转让费，转让人将所有证件交受让人，自此受让人依法履行山场经营，自此原承包人无权参与经营。以上条件双方一致同意，特立字为证。”当日，二原告向三被告交付了30万元。 1982年7月15日，暖泉子蔬菜林场和蔬菜生产大队签订了《国社联营低价林改造合同书》。该合同主要载明，“1.联营低改位于暖泉子施业区，17林班，面积900亩。2.逐年改造面积：83年300亩，84年300亩，85年300亩。3.本合同双方签订后，经批准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受法律保护。”1985年10月10日，东宁县人民政府将暖泉子林场经营的3720亩林业用地划拨给蔬菜村委会，其中宜林荒山荒地包含散林班17-4小班480亩、24小班2070亩，有林地包含17林班1小班465亩、10小班135亩、散林班7小班570亩。 1985年9月9日，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承包蔬菜村委会大椴树17林班林地780亩，双方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该合同主要载明，“大椴树17林班林地780亩，四至为北至双桥子界，西至有林地柳毛界，东至红旗界，南至有林地。”2006年6月12日，孙发吉将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共同承包的蔬菜村林地中398亩向东宁市林业局办理了林权证。该林权证号为东林证字（2006）第0200601号。2016年，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共同承包的林地到期，要求延期。8月15日，蔬菜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大椴树山场16、17、18林班由原承包人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继续承包，承包期为70年，面积3000亩（预交3000亩，总面积按测量后为准），价格每亩5元。8月19日，蔬菜村委会与刘玉洲、石立胜、孙树民签订了《延期承包山场合同》。该合同主要载明，“位于大椴树暖泉林场施业区，蔬菜村于1985年取得16林班、17林班、18林班林权。当时采用公开自愿承包给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三人。30年承包期已满。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将三个林班林权采取公开延期承包给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三人，承包期为70年。承包费为每亩5元，总面积为3000亩，价款15000元，一次性交齐。承包人自主经营，自由转让承包。承包期2016年1月1日至2075年12月31日为期70年。”当日，刘玉洲、石立胜、孙树民向蔬菜村委会交付了大椴树山场承包费15000元。 2020年9月9日，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向本院复函说明，蔬菜村划拨山场位于原7林班1小班和10小班600亩，散生区17-4小班480亩，散生区散林班7小班570亩，散生区24小班2070亩，属蔬菜村集体林地；联营山场位于原17林班9小班和5小班内，此林地为国有林地。9月12日，本院组织本案当事人对涉案林地进行现场勘验确认如下：1.李兆江现场指认的林地位于原17林班9小班；2.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于1985年9月9日承包的林地不包括李兆江现场指认的林地；3.刘玉洲与李福增签订合同时，曾将李兆江现场指认的林地指定在内；4.刘玉洲与荆禄战现场指认蔬菜村与刘玉洲等人签订的合同中林地位于大椴树，在原17林班内，不包括15林班、16林班；5.荆禄战现场指认位于大椴树林地，属于蔬菜村集体林地，在原17林班1、2、3、4、5、小班及9、10小班内。9月28日，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向本院复函说明，暖泉子林场与蔬菜村联营山场900亩，位于原17林班李兆江林地（李兆江现场指认的林地）与暖泉子林场没有合同，在林业局没有备案，但此林地和划拨山场没有关系；17林班1小班面积465亩、10小班面积135亩是划拨给蔬菜村的集体山场，其他小班和蔬菜村没有关系，5小班、9小班属联营地块。 另查明，蔬菜村委会原系蔬菜生产大队。三被告对蔬菜村委会与刘玉洲、石立胜、孙树民签订的《延期承包山场合同》中承包面积3000亩没有实际测量。2020年7月16日，三被告收到本院送达的二原告起诉状。 本院认为，本案系林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原告与三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了《山场转让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成立并生效。 二原告诉称转让的山场界线不清及面积明显不足，构成严重违约，应当解除合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原告是否享有解除权前，应当确认如下事实：一、二原告与三被告约定的转让山场面积问题；二、三被告实际享有的山场面积问题。 一、关于二原告与三被告约定的转让山场面积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山场转让协议书》约定，涉及原、被告承包林地面积的材料包括林权证号为东林证字（2006）第0200601号的林地面积398亩，《延期承包山场合同》中约定的3000亩以及蔬菜村林业用地图显示的林地面积3720亩。其中蔬菜村林业用地图显示的林地面积3720亩系蔬菜村划拨林地的总面积并非三被告向蔬菜村村委会承包的林地面积，二被告签订《山场转让协议书》时应当知情。三被告当庭也认可双方签订的林地面积为3398亩，与《山场转让协议书》所体现的3398亩相符。因此，二原告与三被告约定的转让山场面积为3398亩。 二、关于三被告实际享有的山场面积问题 1.《延期承包山场合同》约定刘玉洲、石立胜、孙树民延期承包的3000亩林地。一方面上述合同是延期承包，并未包含新承包的林地；另一方面延期承包的林地源于1985年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承包的林地。该合同约定的3000亩林地并未实际测量，系按照刘玉洲的自述。而1985年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承包的林地面积为780亩，该林地并未包含第三人李兆江现场指认的林地。三被告辩称1985年承包的林地除了书面合同外还有口头达成的。本院认为，三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且即便按照刘玉洲与荆禄战现场指认，位于大椴树蔬菜村享有的林地，位于原17林班1、2、3、4、5小班及9、10小班内。东宁市草原和林业局确认17林班1小班面积465亩、10小班面积135亩是划拨给蔬菜村的集体山场，2、3、4小班和蔬菜村没有关系，5小班、9小班属联营地块。除了1、10小班600亩林地属于蔬菜村集体划拨林地，蔬菜村委会有权发包外，其他小班蔬菜村委会均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三被告并未实际取得上述林地的经营权。2.林权证号为东林证字（2006）第0200601号的林地面积398亩亦实际源于1985年刘玉洲、孙发吉、石立胜承包的林地面积为780亩。综上，二被告实际享有的林地面积为780亩。 综上，三被告应当交付给二原告3398亩林地，但实际只有780亩，实际交付的林地面积与约定面积相差悬殊，违反合同约定，导致二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原告要求其与三被告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三被告于7月16日向收到本院送达的起诉状。应当认定原、被告于2020年7月16日合同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1.涉案合同解除后，三被告应当共同返还原告转让款30万元。2.关于转让款占用利息损失。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系双务合同。合同解除后，合同双方应当对合同标的物互为对待返还，一般资金占有费与标的物使用费相互抵消，原则上无需支付资金利息。但考虑本案合同为林地转让合同，二原告需要长期经营才能获利，且三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二原告在三被告实际交付的林地上采伐林木获利，在二被告占有林地期间，应当认定三被告没有损失。综上，综合考虑二原告仅为利息损失且兼顾双方合同履行情况，本院酌定该资金占用利息，自2019年3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资金占用利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综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李福增、吕济菊与被告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书》于2020年7月16日解除； 被告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李福增、吕济菊山场转让款30万元； 被告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李福增、吕济菊山场转让款占用利息（山场转让款占用利息2019年3月13日起，按照本金3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山场转让款占用利息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驳回原告李福增、吕济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刘玉洲、花青英、孙树民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建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