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06民初1316号原告：耿成新，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袁梦纯，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杨建华，男，197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宜昌市夷陵区。被告：梅玉琼，女，1977年5月3日出生，汉族，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工，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望未来，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耿成新与被告杨建华、梅玉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鄂0506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宣判后，被告梅玉琼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5月29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鄂05民终157号民事裁定，以“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涉及到本案民间借贷基本事实的认定，宜由一审法院予以查明”，故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该案发回后，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登记立案，同年8月12日，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耿成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袁梦纯，被告梅玉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望未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建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耿成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390694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杨建华系同学，杨建华自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因为家庭生活、在外经营等需要，通过转账和现金支付方式长期向原告借款60余万元，至今尚欠390694元未偿还。在借款期间，被告在2018年7月1日曾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承诺在2019年7月9日全部还清，若不能按时还清，愿按200元一天的标准付违约金。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但杨建华并没有偿还。原告催促杨建华还款，但其总是拖延推诿，原告无奈只能起诉。原告认为，杨建华有违诚信，应偿还借款，同时因该借款用于被告杨建华的家庭生活和经营，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梅玉琼作为配偶应当对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特起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杨建华答辩称：1．在夷陵区法院一审时，由于本人正值夫妻离婚等原因，未及时和耿成新核对往来账，并且在耿成新夫妇逼迫下写了带有利息（每天200元）的借条，并在第一次开庭时承认了借款事实，我实际借到耿成新现金16万元左右。在我向耿成新借款中，我本人未使用过耿成新名下任何银行信用卡；银行流水明细中我向耿成新信用卡转账金额，是我本人向耿成新的还款金额，所以我只承认向耿成新借到现金16万左右。2．我在向耿成新借款之前，平时在外高消费，又没有工作，已经负债累累，对自己家庭也未承担起任何责任，对家里任何开支都没有付出。还有梅玉琼名下的信用卡（在二审时我写的《情况说明》中已详细写明各银行及卡号）都是由我拿来在使用，也被我挥霍光了。由我使用这些信用卡也由我来养这些信用卡，因此养卡也产生了更多债务。3．我于2014年1月2日向梅玉琼哥哥梅运彬借款，本来我想找事做用来周转资金的，因没有找到事做，反而被我用来挥霍以及还债了。截止2019年7月30日，还有本息近200万元未还。此时正值我和梅玉琼离婚之际，为了折断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借条上约定，我把我名下房产（夷陵区罗河路29号1-1-501室）抵押给梅运彬作为偿还借款。被告梅玉琼答辩称：1．杨建华只欠付耿成新的借款161517元。经过前次开庭庭审调查，耿成新向杨建华转账共计51笔，金额为579690元，而杨建华向耿成新转账共计35笔，数额为418173元，故杨建华欠付耿成新的借款数额应为161517元。2．杨建华欠付耿成新的债务，系杨建华的个人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梅玉琼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耿成新应提供证据足以证明杨建华向其所借款项用于杨建华与梅玉琼的家庭开支和共同投资，否则，耿成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夷陵区法院（2019）鄂0506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书和宜昌市中级法院（2019）鄂05民终3273号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梅玉琼与杨建华自2015年分居，并未共同生活，且分居期间经济独立，杨建华并未支付梅玉琼费用用于家庭生活。故杨建华所欠耿成新的债务为杨建华的个人债务，非杨建华与梅玉琼的夫妻共同债务，梅玉琼对耿成新不负有还款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耿成新对梅玉琼的诉讼请求。原告耿成新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8年7月1日借条一份，借款金额为238655元；证据2、2018年7月1日借条一份，借款金额为152039元；证据3、2016年8月至2019年年初，原告与杨建华之间的部分银行转账流水，证明原告向杨建华转账达525720元，双方经过对账确认金额为390694元，且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证据4、离婚协议书；证据5、2019年8月30日，夷陵区法院庭审记录；证据6、2020年4月23日，宜昌市中院对本案的询问笔录。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债权事实清楚，应由两被告承担共同还款义务。证据7、耿成新平安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证据8、耿成新农行信用卡电子账单；证据9、耿成新招商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证据10、耿成新民生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证据11、杨建华尾号1499建行账户还信用卡（尾号0279）银行交易明细摘选；证据12、杨建华答辩状；证据13、梅运彬与杨建华转账凭据；证据14、庭审笔录（耿成新诉梅运彬等撤销权纠纷案）；证据15、刘小芹书面证言。被告梅玉琼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认为，杨建华只欠原告借款16万余元，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存疑。对证据6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相反可以证明杨建华向梅玉琼转账并未用于家庭开支或共同生产经营。对证据7-11认为：1．杨建华与耿成新之间是否存在债务纠纷以及杨建华具体欠付耿成新多少欠款数额，梅玉琼并不知情，且即使杨建华欠付耿成新借款，该借款也系杨建华的个人借款。对证据12-15认为：1．对杨建华的答辩状、梅运彬与杨建华转账凭据、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耿成新的证明目的；2．对刘小芹书面证言的“三性”提出异议并认为：（1）该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刘小芹作为证人应出庭作证，但刘小芹已作为旁听人员旁听了原一审的全部庭审，故其不具有证人身份，不能出庭作证；（2）刘小芹系杨建华的亲戚，杨建华至今还欠刘小芹欠款未还，故刘小芹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3）杨建华与梅玉琼育有一子，且双方在分居后，离婚前作为名存实亡的夫妻逢年过节去看望下双方老人、长辈，实属情理之中，并不能由此证明双方对外共同举债。被告杨建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梅玉琼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杨建华与耿成新之间的往来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据2、杨建华与梅玉琼之间的往来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一组（杨建华）；证据4、《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两组（杨建华）；证据5、《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组（梅玉琼）；证据6、《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组（梅玉琼）；证据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组（梅玉琼）；证据8、《户口簿》一份；证据9、《证明》一份；证据10、《情况说明》一份；证据11、（2019）鄂0506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12、（2019）鄂05民终327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以上证据证明：1．从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2月27日止，耿成新共向杨建华转款51笔，共计579690元，而在上述期间内，杨建华共向耿成新转账35笔，共计418173元。故杨建华欠付耿成新借款应为161517元。2．耿成新在上述期间内每次向杨建华转账后，杨建华当日或次日将所转款项转账至案外人，并未转账至梅玉琼或其他家庭成员。故杨建华向耿成新所借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且梅玉琼对杨建华的个人借款并不知情。3．从2015年至今，杨建华与梅玉琼发生的往来银行交易明细共分三组：第一组是杨建华向梅玉琼的银行信用卡转账，该转账系因杨建华使用梅玉琼的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后，杨建华对其欠付银行款项的清偿；第二组系杨建华于2018年2月14日向梅玉琼的母亲蔡发秀借款50000元，杨建华向梅玉琼转账38000元进行清偿，至今还欠付蔡发秀12000元；第三组系梅玉琼向杨建华转账17000元；除此之外，杨建华与梅玉琼无经济往来，杨建华也并未向梅玉琼有任何转账。故，杨建华与梅玉琼自2015年分居，并未共同生活，双方经济独立，杨建华并未支付梅玉琼费用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4．从营盘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看出，梅玉琼自2015年开始与其子杨子玉居住在夷陵区疾控中心宿舍楼其娘家，未与杨建华共同生活、居住。5．杨建华出具的情况说明，杨建华与梅玉琼于2015年开始未共同生活、居住，杨建华对外所负的债务系杨建华因赌博所欠，系其个人债务。杨建华未向梅玉琼支付家庭所需的任何费用。梅玉琼的多张银行信用卡系杨建华持有使用。6．孙光华诉杨建华、梅玉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夷陵区法院和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认定：梅玉琼与杨建华自2015年分居，并未共同生活，且分居期间经济独立，杨建华并未支付梅玉琼费用用于生活，该债务系杨建华的个人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结果为梅玉琼不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耿成新质证认为：对证据1-8认为：1．杨建华与原告之间的银行流水：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转账流水是本案原告诉请的债权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本案经过对账反映的债务除了银行转账的借款还有杨建华使用原告信用卡投资产生的债务，也包含杨建华在生活中因家庭教育、医疗、生活等开支的内容，故转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欠款金额的有效证据，可以作为参考原被告之间有经济往来的依据。2．对杨建华与梅玉琼之间的往来流水：可以反映杨建华与梅玉琼之间的经济往来，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关于转账流水，是连续行为，并非单笔使用，从银行流水可以判断杨建华与原告之间连续发生了51笔的转账，同时在此期间杨建华又与梅玉琼发生了38次的转账，该转账是交互进行，并没有区分哪一笔是用在哪一方面，通过转账流水反而印证了杨建华在向原告借款时也在与梅玉琼进行不断的经济往来，包括用借款来偿还梅玉琼的信用卡。对证据9认为，对“证明”中的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存疑，结合本案证据1的内容来看，在2018年杨建华与梅玉琼的母亲还有5万元借款的发生，既然因感情不和梅玉琼居住娘家，那么在2018年4月杨建华与梅玉琼的家人不应该还有5万元借款往来。该证据也不能达到双方没有共同经营的目的。对证据10认为，“情况说明”属于杨建华的陈述，在适用时应当坚持不利于陈述人的观点可以采信，有利于陈述人的不能采信的原则。而“情况说明”可以证明的是两被告的财务并未独立。对证据11、12认为，该证据属于个案，本案与该案件在举证内容上出入较大，在该案中没有关于杨建华和梅玉琼之间发生频繁经济往来的凭据，也没有查明梅玉琼将信用卡给杨建华使用的事实，故该案与本案的案情不一致，该案结论不能直接套用。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综上，被告梅玉琼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杨建华之间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梅玉琼与杨建华之间在离婚前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关系，且梅玉琼将其信用卡交付杨建华使用的事实。该事实否定了被告梅玉琼拟证明双方没有共同经营的事实。因此被告梅玉琼提供的证据与其证明目的不具关联性，反而能够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被告双方不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不予认可且认为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和庭审情况，进行综合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耿成新与被告杨建华系同学关系。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杨建华因在外经营等需要，通过银行转账和支付现金等方式向原告借款51笔共计579690元。2018年7月1日，被告杨建华向原告耿成新出具“借条”三份，第一份“借条”载明：“因用于生意周转于2018年7月1日向出借人耿成新借款人民币238655元，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9日归还本金，如不能按时归还愿付违约金200元/天，愿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注：到期全部还清）。”第二份“借条”载明：“今借到耿成新现金152039元整，于2019年8月9日全部还清。”第三份“借条”载明：“今借到耿成新现金34804元整，于2019年8月9日全部还清。”上述三份借条落款处有杨建华签字捺手印。借条共计欠款金额为425498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杨建华未依约向原告归还上述全部借款，后经原告催收未果，于2019年8月2日向本院提起前述诉讼。同时查明：1．自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杨建华通过POS机刷耿成新6221551806100279（以下简称0279）的平安信用卡，共计20笔，通过核对梅玉琼提供的杨建华尾号为1499的建行账户银行流水，显示资金进入杨建华该建行账户，杨建华刷卡资金达183278元。2．自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杨建华通过POS机刷耿成新尾号为8835的农行信用卡、尾号为6320的招行信用卡、尾号为4707的民生银行信用卡11笔，资金也进入杨建华尾号为1499的建行账户，使用资金达64650元。3．2018年2月至2018年7月，杨建华通过1499的银行卡向原告尾号为0279的平安信用卡还款117200元。另查明，从原告耿成新与被告梅玉琼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显示，原告耿成新与被告杨建华经济往来频繁，互有转账，原告耿成新向被告杨建华转账51笔共计579690元，被告杨建华通过银行共向耿成新转账35笔共计418173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后，被告向耿成新偿还了34804元，尚欠390694元未偿还。还查明，被告杨建华与梅玉琼于2000年9月18日在宜昌市××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19年7月31日办理离婚手续。因二被告尚欠梅玉琼的哥哥梅运彬借款未偿还，2019年7月30日，二被告将双方共同所有的房屋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梅运彬。上述事实，经本院审查，可予认定。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与被告杨建华之间的借款本金如何认定；二是被告梅玉琼是否对借款本金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自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向被告杨建华提供借款60余万元，并向本院提交了借条、银行转账交易明细及交易流水，原告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杨建华在重审答辩时主张“我实际借到耿成新现金160000元左右”。被告梅玉琼抗辩主张“杨建华欠付原告的借款金额为161517元”，其理由是“杨建华向耿成新转账共计35笔，数额为418173元，差额为161517元。”本院在重审时，原告耿成新补强的证据证明，自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杨建华通过POS机刷耿成新尾号为0279的平安信用卡；自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杨建华通过POS机刷耿成新尾号为8835的农行信用卡，尾号为6320的招行信用卡、尾号为4707的民生银行信用卡，上述四张信用卡的款项均进入了杨建华的账户，杨建华通过刷耿成新信用卡借款金额达到247928元，而杨建华通过尾号为1499的建行账户向原告尾号为0279的平安信用卡只还款117200元，结合耿成新通过储蓄卡、支付宝等其他方式产生的579690元借款，杨建华向耿成新出借的有银行记录的金额达827618元。经过核算，通过银行账目上反映的总借款和总还款数额，冲抵后的金额为409445元（827618元-418173元），与被告杨建华在原审庭审时认可的390694元的数额相差不大。本院认为原告在与被告杨建华对账后，杨建华自愿向原告出具三份“借条”，上面所载明的借款金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杨建华在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杨建华与原告耿成新对账后确认的借款金额390694元予以确认。故被告杨建华、梅玉琼的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借款行为虽发生于杨建华与梅玉琼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三笔借款均以杨建华个人名义所借，且所借金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借款发生后被告梅玉琼也并未表示追认，且根据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9）鄂05民终32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梅玉琼、杨建华自2015年分居，并未共同生活，且分居期间经济独立，杨建华并未支付梅玉琼费用用于家庭生活、共同经营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被告杨建华所借原告的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梅玉琼主张“杨建华欠付原告的债务，系杨建华的个人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要求被告梅玉琼对借款共同偿还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了被告杨建华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和交易流水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借款真实发生。二被告辩称只“欠付原告借款161517元”的主张，因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梅玉琼抗辩主张对杨建华所欠债务“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建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经合议庭合议，并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耿成新借款本金人民币390694元。二、驳回原告耿成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案件受理费7682元，由原告耿成新负担522元，被告杨建华负担7160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 杰人民陪审员  江文成人民陪审员  王 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李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