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381行初177号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21785135166D,住所地：台安县桑林镇本街。投资人于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某，辽宁和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住所地：鞍山市铁**建国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300MB1653548D。负责人张某某，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某，男，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某，系辽宁石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罚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原告申请李某某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经本院审理认为李某某同被诉行政行为或同案件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某，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的局长张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某、石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在2014年10月-2016年4月期间，通过预收货款和向个人借款并以现金支付方式向农户收购玉米146，26l.81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3，335组，金额295,976，641.70元，抵扣进项税38，476，963.42元，此间的账簿和记账凭证都是为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做的假账，玉米收购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业务都是虚假的；对外销售玉米146，261.81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电脑版3，040组，金额298，149，186.71元，销项税额38，759，393.31元，全部是以应收账款挂账或冲减预收账款形式体现销售，并没有向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销售过玉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没有实质的玉米购进，为自己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3335组，金额295,976,641.70元，抵扣进项税38,476,963.42元，定性为虚开发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电脑版3040组，金额298,149,186.71元，销项税额38,759,393.31元的行为，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的规定，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上述对外虚开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已经进行申报，不再进行补税处理。依据《中户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三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对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处以500,000.00元罚款。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诉称，一、2012年7月1日,原告与李某某签订《粮库租赁协议》，将粮库出租给李某某经营，期限五年，2014年9月8日，双方签订《粮库租赁补充协议》,后法定代表人刘某回到北京工作、生活，2017年8月才收回经销站，期间刘某并未经营、也没有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的违法行为。二、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2019年6月，原告去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办理税务业务时获悉所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因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己经撤销，工作职责由被告承接，2019年8月13日被告才向原告“送达”上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该行政处罚应属无效。长期以来红兴粮食经销站都有家属居住，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地址及人员了如指掌，在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并未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的规定送达，也未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严重剥夺了原告的法定权利，该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不能成立。对此无效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在2019年8月19日向台安县税务局提起撤销申请，并多次向台安县国家税务局询问回复情况，台安县税务局电话告知向被告询问，2019年10月被告电话答复其是承继单位，无权处理。被告的税务处罚决定、送达程序、答复均违法。三、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主体矛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经台安县公安局鞍公(台)立字[2016]侦查终结、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3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确定：本案是李某某、张某某、等人利用红兴粮食经销站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自然人犯罪，且己经判处徒刑及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谁行为谁责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主体必须是使用发票的犯罪行为人，原告及刘某并不知情，也从未参与，并不是犯罪行为主体，更不是税务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体。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犯罪主体矛盾。四、本案同一违法事实的罚款与罚金、处罚对象矛盾，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一事不二罚的原则。被告对原告给予了一次行政处罚，针对同一“行为”法院判处张某某罚金40万元、李闯罚金5万元，已经否定了原告违法犯罪，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四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案被告对同一“违法”事实处罚不仅与人民法院判决的被告人矛盾，而且致使罚金与罚款无法折抵，同时造成行为主体严重不一致，违反了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处罚程序、送达程序、事实认定、主体认定均错误，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依法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确定的责任主体矛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请法院判决撤销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2019年8月19日撤销国家税务稽查局处罚决定的申请，证明原告向鞍山市税务局和台安县税务局均提出过复议申请的事实；证据2、台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案件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据3、（2017）辽03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及部分刑事卷宗复印件；证据4、粮库租赁协议一份；证据5、粮库租赁补充协议一份；证据2-5证明本案违法的主体是李某某，与税务机关查证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主体李某某在此期间实施的犯罪行为相一致，被告应该对行为人处罚，被告将原告处罚主体错误。证据6、鞍山市中院出具的材料收据一份，能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30日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辩称，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之规定，被告是具有税务行政处罚权的主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关于明确市稽查局工作职责、检查区域划分及未结案件处理的通知》(鞍税函[2018]58号)，由答辩人承接台安县辖区税务稽查职能。一、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确认的处罚主体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属于原台安县国税机关管辖范围，其从成立后向台安县国家税务局处申报并办理了税务登记证件，在经营过程中以原告名义向税务局申报纳税和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虽原告称在2012年7月1日将企业承包给李某某经营，但是原告没有办理注销登记，也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仍然以原告企业名义对外从事经营、领购发票。承包经营只是经营方式的改变，承包人以企业的名义参加经济活动，企业仍然作为独立经济主体参加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企业承担。企业所有者愿意在保留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的经营权出让而获取一定的收益，就有义务监督承包人对企业的使用情况，并承担承包人以企业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的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一）2016年5月3日起，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在2013年3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涉税问题进行检查，发现原告没有实质的玉米购进，为自已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3，335组，金额295，976，641.70元，抵扣进项税38，476，963.42元，定性为虚开发票；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40组，金额298，149，186.71元，销项税额38，759，393.31元，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和《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故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据此及《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通过调查原告企业财务账目和原告的财务负责人张某某、原投资人刘洪友、时任投资人刘某及相关证人发现原告已在2012年7月1日承包给李某某经营，所有涉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均系李某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实施的，故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认为李某某应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的代表。又因当时李某某已负案在逃，原告已无人管理，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无法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给原告的实际经营者李某某，故依法通过公告方式送达。因此原告诉称的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没有依法送达处罚事项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一节，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三、原告提出：“本案同一违法事实的罚款与罚金、处罚对象矛盾，违反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法院经过刑事审判对原告的工作人员张某某等人判处了刑罚的徒刑和罚金，但对该原告没有认定为单位犯罪，没有作出判处罚金的刑罚。(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发票管理办法》等规定，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对原告做出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定性准确，处罚适当，不存在一事二罚等问题。(三)《行政处罚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未规定行政机关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不能作出行政处罚。此案中司法机关没有对原告进行单位处罚。故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虚开发票行为作出的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与法院的司法判决不冲突，并不存在一事二罚，处罚决定正确无误。四、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送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2月21日，原告于2019年11月份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答辩人认为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审查，做出公正裁判，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向本院提交了税务稽查卷宗共计12卷，证明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正确。其中第1卷中的立案审批表，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程序证据，第12卷89-90页、第117-121页，证明当时红星粮食经销站的实际经营者是李某某，由于其负案在逃，因此被告无法向其直接送达处罚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被告依法进行公告送达，因此处罚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行政处罚法》第二节，《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行政诉讼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国税发[1996]210号），证明被告具备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认定的涉税事实无异议，对被告处罚的主体有异议，认为处罚的主体应该与刑事判决认定的主体一致，不应是原告；对被告的执法程序有异议，认为被告的送达程序不合法。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被告处罚主体正确；对证据4、5称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为准；对证据6称不清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单独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3具备真实性，但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5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证据6具备真实性，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程序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系于2006年4月10日设立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洪友，2014年9月3日投资人变更为刘某，2018年12月12日投资人变更为于某某。2016年5月1日，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检查，2016年10月20日，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鞍台国税稽罚告[2016]20001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以联系不到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的实际经营者李某某，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为由，以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原告送达该告知书。2016年12月6日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在北京市汉庭酒店北苑站店对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当时的投资人刘某进行询问。2016年12月16日，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以联系不到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的实际经营者李某某，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为由，以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原告送达该处罚决定书。2019年8月13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韩某某在被告处的税务稽查案卷中复印得到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10月30日到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被告知该案件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另查，2018年10月25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辽03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张某某系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的会计，李闯系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的工作人员，2014年9月，张某某、李某某、李闯以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名义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0月23日至2016年4月26日间，在无实际购销业务的情况下，张某某、李某某、李闯以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名义为其他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此期间，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再查，根据2018年8月31日辽税发[2018]36号文件及2018年12月3日鞍税函[2018]58号通知的内容，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未结案件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负责接收，继续检查处理。本院认为，原告台安县红兴粮食经销站系依法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作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被处罚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投资人的变更不影响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的规定，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具备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另，依据鞍税函（2018）58号《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关于明确市稽查局工作职责、检查区域划分及未结案件处理的通知》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具备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一条：“税务机关送达税务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应当由本人直接签收；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的财务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第一百零三条：“受送达人或者本细则规定的其他签收人拒绝签收税务文书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理由和日期，并由送达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税务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即视为送达。”、第一百零四条：“直接送达税务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有关机关或者其他单位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第一百零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公告送达税务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一）同一送达事项的受送达人众多；（二）采用本章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规定，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文书应依法向当事人进行送达，本案中，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告知书及处罚决定书均采取的是公告送达的方式，但其提供的程序证据不能证明对原告送达税务文书符合公告送达的情形，其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未能保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利及听证的权利，故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因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原告实际上在2019年8月13日才正式知道该处罚决定的内容，原告于2019年10月13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的规定，依法应当撤销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台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的鞍台国税稽罚[2016]1000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二、责令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陶美微人民陪审员  杨芷萌人民陪审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马维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