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52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杜雷明，男，1978年4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计算机应用与技术研究所项目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辉辉，北京中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中科星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院**楼**101内****。法定代表人：刘立红，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昕，男，198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住北京市海淀区>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剑婷，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宇华，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雷明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科星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陈昕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雷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投资合作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中科公司并非新成立的公司，而系2015年8月7日成立的，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万邦大道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公司），2019年10月16日万邦公司变更名称为中科公司。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3条的相关规定。从2015年8月7日至2019年10月16日具备民事主体身份的是万邦公司，从2019年10月16日至今具备民事主体身份的才是中科公司；2、一审法院未对《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审查清楚。被上诉人认可该协议为增资协议，但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万邦公司原股东并未作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无权签订增资协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3条推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理解是片面的；2、涉案《投资合作协议》违背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三、一审判决文书存在低级错误，杜雷明主张的《投资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而一审判决载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52条。中科公司、陈昕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1、虽然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时万邦公司并未变更名称为中科公司，但不影响主体资格，《投资合作协议》是所有投资人协商后在协议上签字，待公司名称变更后再补盖的公章，所以公司名称变更不影响协议的效力；2、上诉人主张《投资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均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杜雷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杜雷明与中科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中科公司返还出资款3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杜雷明追加陈昕作为本案被告，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杜雷明与中科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无效；2、中科公司与陈昕连带返还出资款30万元；3、中科公司与陈昕连带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杜雷明与中科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昕为同学关系，2019年8月2日，陈昕找到杜雷明商谈一起出资设立公司事宜，表示新公司已经有启动资金，陈昕本人也会出资入股，同时承诺杜雷明为原始股东，按照约定，杜雷明向陈昕转账30万元，2019年8月22日，杜雷明、陈昕及其他出资人共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合同签订后，陈昕并未进行任何出资，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经营活动，投资款去向不明，杜雷明也没有成为公司股东。杜雷明认为，杜雷明与中科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而中科公司成立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民法总则》第59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根据该规定，中科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应当自2019年10月16日开始。中科公司在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情况下订立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第9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立公司，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之规定。综上，《投资合作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中科公司与陈昕应当返还出资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中科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杜雷明的全部诉讼请求。1、《投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中科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7日，公司名称进行过多次变更，但主体身份自2015年8月7日即合法存在。2019年10月16日系中科公司企业名称变更的时间，而非公司注册成立的时间，因此中科公司在订立《投资合作协议》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此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即便违反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之规范意旨，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公司成立后合同责任由公司承担。故设立中的公司虽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公司设立成功，以设立中公司名义签署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2、杜雷明支付的投资款已经实际用于公司经营，杜雷明无权要求返还。3、公司运营后面临正常经营风险，杜雷明主张返还出资款有违诚实信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22日，甲方中科公司与乙方1吴沁桦、乙方2禹宁、乙方3丁浩，乙方4杜雷明，乙方5郭佳，乙方6杨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乙方共同入股甲方公司，投资期限为长期。2、本轮自营综合体融资投后估值415万元，投资有效期截止日为2019年8月31日，逾期的投资款若无特殊情况则在本轮投资中无效，不享有本轮融资优势估值，逾期投资的资金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可以按下一轮估值计算。3、截止至协议签署日，本轮融资115万元，投后估值415万元，占股比例按最终融资额计算，投资额按比例纳入注册资本，超出注册资本额度纳入资本公积。本次融资后注册资本预计变更为138.33万元。乙方股权持有方式为显名股东或指定乙方中的一方或甲方法定代表人代持，方式由乙方选择，并最终告知所有股东方。其中投资意向出资分别为：吴沁桦30万元、禹宁20万元、丁浩10万元、杜雷明30万元、郭佳10万元、杨鹏15万元。乙方各方出资于签订合同之日起3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人员陈昕的个人账户。4、全部投资款到指定账户后，甲方在1个月内在工商局提交注册申请或变更登记。《投资合作协议》甲方落款处加盖有中科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陈昕本人签字。《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杜雷明向陈昕个人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另查明，中科公司原名为万邦公司，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7日，名称变更为中科公司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投资合作协议》是否无效。杜雷明主张《投资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理由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第3条“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立公司，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因此，对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第3条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取决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3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通过该条法律规定的规范意旨可以看出，设立中的公司虽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影响其所订立合同的法律效力，因此，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所订立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据此，法院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第3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反上述规定不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中科公司成立于2015年，在《投资合作协议》订立时，公司名称虽然并未变更为中科公司，但并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已经存在的事实。综上，杜雷明对于《投资合作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杜雷明主张中科公司与陈昕返还出资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请求权基础为《投资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杜雷明对于《投资合作协议》无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故对于杜雷明要求中科公司及陈昕返还出资款及资金占用费的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雷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杜雷明将其与陈昕的通话录音作为新证据向本院提交，用以证明陈昕欺骗杜雷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应属无效。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杜雷明一审时主张无效的事由不包括欺诈、违反公序良俗，不应在二审中补充新的主张理由，录音内容是关于投资项目的沟通与设想，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杜雷明主张欺诈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该通话录音的内容无法证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杜雷明于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23日分别向陈昕个人账户转账10万元、20万元。除“《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杜雷明向陈昕个人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这一事实错误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及认定的证据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投资合作协议》是否无效。杜雷明主张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为签订该协议时，中科公司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且该协议违背了公序良俗。关于签订涉案协议时中科公司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本案中，万邦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7日，2019年10月16日万邦公司名称变更为中科公司，不论公司名称如何变化、何时变化，万邦公司和中科公司均系同一民事主体，其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自2015年8月7日成立之时就一直存续，并不因名称的变化而导致民事主体的身份发生变化。故虽签订涉案协议时万邦公司名称尚未变更为中科公司，但中科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因此受到影响。故杜雷明关于中科公司在签订涉案协议时不属于民事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协议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本案中，涉案协议系各方自愿达成，其内容并未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故杜雷明关于涉案协议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杜雷明上诉所称的一审法院未对《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审查清楚，被上诉人无权签订增资协议的问题，因《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及万邦公司是否曾作出增资决议均不影响《投资合作协议》的效力，故对杜雷明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另，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2条，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杜雷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纪艳琼审 判 员 王 京审 判 员 刘玉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唐静静书 记 员 王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