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04民终7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住所吉林省东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吉林英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辽县渭津镇大榆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胡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吉林瑞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东辽县渭津镇大榆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榆村委会）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大榆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胡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东辽县法院（2020）吉0422民初866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9月30日签订的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或裁定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诉讼请求针对的是被上诉人提起确认与案外人付某之间的合同无效之诉，导致涉案林木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安定性。对此，上诉人有必要以提起本案确认之诉除去对涉案林木林地经营权之争议。（2020）吉04民再38号民事判决释明上诉人及付某对涉案林木林地流转合同效力及履行问题存在的争议另行主张权利，有法可依。原审以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诉的利益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一是涉案林木林地流转的事实，证明上诉人的起诉具有诉的利益。2010年9月30日，上诉人通过民主议定程序与被上诉人签订45份涉案林木林地合同。2011年9月20日，上诉人经营一年后，经被上诉人同意与付某签订了涉案林木林地的转让合同。为了将林权证照直接登记在付某名下（镇林业站均有证据证明），2012年1月12日，被上诉人与付某签订了该45份合同，被上诉人并将上诉人交纳竞拍款的收据变更在付某名下。2017年，部分涉案林地被政府征用，被上诉人有悖诚信，为了截获补偿款，以与付某签订的合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为由，起诉确认其与付某签订的合同无效。由于再审法院（2020）吉04民再38号民事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付某签订的合同无效，导致涉案林权证照未能直接登记在付某名下，致使涉案林权归属产生不确定性。对此，涉及林权的当事人有必要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涉案林权的基础合同效力问题。二是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效力，是为了申办林权证照，履行上诉人与付某之间的转让合同。付某经营10年之久，依据的是上诉人的转让，而非被上诉人的直接发包。因此，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效力，直接涉及上诉人申办涉案林权证照，涉及上诉人转让付某的合同是否有效，以及付某能否取得林木林地的经营权。对此，原审认为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诉的利益不当。三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是被上诉人请求确认与付某的合同无效二审民再38号民事判决所释明的诉讼权利，针对的是被上诉人提起确认与付某之间合同无效而引起的涉案林木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安定性。二审民再38号民事判决认定：“鉴于大榆村委会与王某1以及王某1与付某之间的流转合同的效力及履行问题尚存在争议，故本案对确认大榆村委会与付某签订的《林改出卖林木、林地合同书》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予一并审理，双方当事人可依据其他争议解决情况另行主张权利。”再审法院这一认定，是根据付某的经营来源于上诉人的转让取得，而非被上诉人的直接发包取得；是根据被上诉人主张与付某签订的合同无效，导致涉案林木林地经营权的不安定性。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主张与付某之间的合同无效，只能导致林权证照不能直接登记在付某名下，而不能改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付某之间的合同效力。所以，只有依法确认涉案林权的基础合同关系，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付某之间的合同效力，才能确定涉案林木林地经营权的归属，才能彻底消除涉案林权的不安定性。对此，原审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诉的利益，没有必要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有悖事实，于法无据。四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关系涉案林木林地经营权的归属，涉及付某经营10年的经济损失由谁承担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效力，不但关系上诉人与付某之间的合同效力，也关系导致该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关系涉案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二、原审认定：“无论原告王某1与被告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涉案45份合同是否有效，在王某1与付某经过村委会同意后，签订了转让合同时，王某1与被告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涉案45份合同的解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合同已经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已经终止，王某1请求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已不复存在，没有诉的利益。”原审的这一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一是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林地转租、转让合同纠纷，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合同转让后，首次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应视为解除，其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已不复存在。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对双方合同没有解除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原审如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上诉人主张的是2010年9月3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效力，而不是主张上诉人与付某签订转让合同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同样一个合同，签订的时间不同，适用的法律范围不同，合同的法律状态也不同。但是，无论合同转让后的法律状态如何，不能改变该合同订立之时的法律效力。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效力，直接关系上诉人与付某之间的转让合同效力，直接涉及林木林地经营权的归属。原审曲解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本意，以上诉人合同转让后应视为解除为由，否定上诉人的诉讼利益不当。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其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一是原判适用《合同法》有关合同解除的条款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没有签订解除合同，也没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对此，原判认定双方的合同在转让付某之后应视为解除错误。二是原审对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进行实体审理，采用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妥。原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请求没有诉的利益，没有必要，是属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法定事由，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但原审采用实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当，其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四、原审法院对本案具备自行回避的法定事由而不回避，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指令其他基层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大榆村委会书记胡某是原审法院副院长胡宝库的同胞哥哥，不能排除胡宝库对本案审理所产生的影响力。原审法院在明知本院领导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不主动回避，令人产生合理怀疑，有失公正性。为了确保本案公正审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指令其他基层法院审理。综上，上诉人诉讼请求针对的是被上诉人提起确认与付某之间合同无效而引发的涉案林木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安定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效力，涉及被上诉人是否已经落实国家集体林改政策；关乎上诉人与付某之间的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关乎付某是否继续经营，以及涉案林木林地经营权的归属；关乎付某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一旦无效，其经营10年的经济损失最终由谁承担。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原审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具有诉的利益为由，判决驳回不当。请求二审依法审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45份合同合法有效，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大榆村委会辩称：一、上诉人的第一项上诉理由逻辑不通，如果上诉人是针对付某的诉讼则没有必要提起本次诉讼，而应直接与付某发生诉讼行为。另外如果是针对被上诉人与付某合同无效，则起诉人应是付某而不是上诉人。上诉人断章取义，（2020）吉04民再38号的诉讼指引并没有指明上诉人可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相反根据该判决，按照公众的理解，该判决指明的恰恰是付某、王某1对他们之间的合同流转存在争议，可直接诉讼，而不涉及被上诉人。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的合同经过了民主决定程序没有证据证明。首先，吴贵学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能客观反应真实情况，另外案涉45份合同的产生，恰恰是吴贵学个人行为所致，并没有村委会盖章，吴贵学与上诉人是否存在勾兑情况不得而知，但吴贵学与上诉人存在相当程度的利害关系。其次，原村会计的证言明确否定了吴贵学的证言，在原审中，村会计明确表示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公开招标或拍卖，对于村代表的签字，是村民小组长拿下去给村民的，但字是怎么签的，本人不知道。再次，渭津镇林业站的证明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在前次诉讼中两级法院均调取过证据，证明没有原件存在，且林业站的证明在形式上不符合民诉法解释115条关于书证的规定，而村民代表曾在前次诉讼中到庭明确表示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二、无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效力是什么，都不能实现。因为，根据上诉人的自述，吴贵学和村会计的证言均可以证明村委会已将上诉交纳的承包款六万元退还给上诉人，而（2020）民再38号判决并未确定村委会与付某的合同是转包行为，相反该判决的裁决表明的是村委会直接将案涉林地重新发包给付某，否则如果是转包，不可能认定村委会与付某的合同无效。三、上诉人引用的（2020）民再38号民事判决书中的“鉴于大榆村委会与王某1以及王某1与付某之间的流转合同的效力及履行问题尚存争议……双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的观点认为，其本次诉讼于法有据，这是对判决书裁判精神的错误理解。该段表述前半句显示的是王某1是否向村委会交纳过六万元承包款，因为，在前次和本次诉讼中，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某1交纳过六万元承包款，所以，民再38号判决书认定大榆村委会与王某1之间的承包合同履行问题事实不清存在争议，而后半句，说明的是付某如果认为其与王某1之间的合同真实有效，鉴于民再38号认定其与村委会的合同无效，付某可向王某1主张损失问题，这才是上述判决所要体现的裁判精神，并非上诉人所理解的那样。四、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案涉的林地经营权的归属涉及付某经营十年经济损失由谁承担的问题，主体应是付某而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不能将他人的权益当作自己的权益请求法院保护。五、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解除合同，但根据吴贵学的证言、上诉人的自述，双方通过事实行为达成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否则村委会没有理由退钱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返还的承包款也没有法律依据。六、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认为没有诉的利益应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二审法院可根据民诉的解释可直接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没有发回重审的必要。七、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应整体回避的问题。这是上诉人哗众取宠，首先在原审中，上诉人做为起诉方以及在整个诉讼中均不要求回避，并自愿选择原审法院管辖，其次，目前我国法律尚无关于法院整体回避的规定，所有的改变管辖的均是因案件在本地有重大影响或者是管辖法院为涉案当事人不适宜管辖经上诉法院指定改变管辖，本案只是标的仅六万的民事案件，并不适合改变管辖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或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9月30日签订的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有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30日，大榆村委会与王某1签订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45份，约定将合计798亩林木、林地流转给王某1，流转期限50年，流转费合计60000元。2011年9月20日，王某1与案外人付某签订林地转让合同，约定王某1将案涉林地转让给付某，转让金额60000元。2011年9月30日，大榆村委会与付某签订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45份，约定将合计798亩林木、林地流转给付某，流转期限50年，流转费合计60000元。2012年1月12日，大榆村委会与付某签订《林改出卖林木、林地合同书》。2020年7月1日，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吉04民再3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1月12日大榆村委会与付某签订的《林改出卖林木、林地合同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要求确认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有效的纠纷，立案案由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不当，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为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某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诉讼，确认之诉的客体是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民事实体权利。其诉的利益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双方的法律关系不安定，当事人有必要利用确认判决除去诉争状态。本案中王某1已经于2011年9月20日将案涉的林木、林地转让给了案外人付某，尔后，案外人付某又于2011年9月30日与大榆村委会重新签订了案涉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2012年1月12日，大榆村委会与案外人付某签订了《林改出卖林木、林地合同书》，同时给案外人付某出具收据，证明收到了转让款60000元。王某1也收到了案外人付某通过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吴贵学交来的转让款60000元。以上可以充分说明，无论王某1与大榆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案涉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是否有效，在王某1与案外人付某经过村委会同意后，签订了林地转让合同时，王某1与大榆村委会之间就签订的案涉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的解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合同已经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已经终止，王某1请求确认的民事法律关系已不复存在，没有诉的利益。因此，王某1提起的本案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45份《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确认有效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利益。故王某1要求确认案涉合同有效已无实际意义，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计100元，由王某1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确认之诉，提起确认之诉必须具有需要诉讼救济或保护的法律利益，亦即确认之诉的利益。本案中，在大榆村委会与付某签订流转合同并向王某1返还转让款时，大榆村委会与王某1之间的流转合同已经解除。王某1要求确认流转合同有效已无诉的利益，王某1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8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某1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退还王某1；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退还王某1。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李爽审判员温桂杰审判员夏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