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刑终296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苏超，男，1984年3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汉族，大学文化，原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住东阿县。2014年7月9日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免予刑事处罚。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10月25日被留置，因涉嫌犯受贿罪、行贿罪于2020年1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20年2月5日被逮捕。 辩护人陈海强，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记鲁，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苏超犯受贿罪、行贿罪一案，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鲁1524刑初7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苏超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审查并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被告人苏超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副大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姜某、王某1（均另案处理）非法收受李某6、陈某1、张某1等人送予的人民币146100元和四箱海鲜。在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过程中，送予王某1、张某2、姜某人民币共计17200元。案发后，苏超及其他得赃人员已退缴个人违法所得，其中苏超退缴违法所得137368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1.2019年2月23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代理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伙同王某1、姜某接受陈某1的请托，为陈某1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由王某1收受陈某1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2000元，苏超分得1500元，姜某分得5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王某1、姜某、陈某1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2.2019年4月1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伙同姜某、王某1接受张某1的请托，为陈某2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由姜某收受张某1送予的现金人民币5000元，苏超分得1600元，姜某、王某1各分得17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张某1、王某1、姜某、陈某2、范某的证言，书证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3.2019年4月12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胡某1的请托，为胡某1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伙同王某1、姜某收受胡某1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2000元，苏超分得668元，王某1、姜某各分得666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胡某1、王某1、姜某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4.2016年9月21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高某1的请托，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某1职务上的行为，为高某1被查处的车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收到高某1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5800元后，苏超留下600元，微信转账给王某152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高某1、王某1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5.2018年1月5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葛某的请托，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某1职务上的行为，为袁某被查处的车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收到葛某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6000元后，苏超留下3000元，微信转账给王某13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葛某、高某2、袁某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6.2019年2月24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葛某的请托，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某1职务上的行为，为刘某2被查处的车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收到葛某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5000元后，苏超留下2000元，微信转账给王某13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葛某、刘某1、刘某2、王某1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7.2019年5月4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王某2的请托，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路政大队中队长张某2职务上的行为，为李某1被查处的车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收到王某2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5000元后，苏超留下2000元，微信转账给张某23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王某2、李某1、张某2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8.2019年8月8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葛某的请托，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王某1、姜某职务上的行为，为袁某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葛某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65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葛某、袁某、王某1、姜某的证言，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9.2019年6月23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陈应涛的请托，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姜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陈应涛被查处的车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收到陈应涛微信转账人民币2000元后，苏超微信转账给姜某2000元，另外苏超又收受陈应涛为表示感谢而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2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姜某、陈应涛、陈某3、李某2、马某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0.2019年8月9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张某1的请托，为胡某2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张某1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5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张某1、胡某2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行政处罚档案，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1.2019年6月25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司某的请托，为唐某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司某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3000元，后转给和其联合执法的姜某15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司某、柳某、姜某、唐某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2.2019年5月2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李某3的请托，为他人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李某3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3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李某3、刘某3、周某、李某4、孙某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3.2019年4月19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张某3的请托，为他人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张某3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3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张某3、张某4、陈某4同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4.2019年8月1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牛某的请托，为牛某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牛某让韩某通过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3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微信转账记录、牛某和苏超的微信聊天记录、收据、恢复车辆运行通知单，证人牛某、韩某证言，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5.2019年5月1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牛某的请托，为牛某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牛某送予的现金人民币10000元和用泡沫箱装的四箱海鲜，其中给予王某12000元和两箱海鲜。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收据、恢复车辆运行通知单，证人王某1、牛某、韩某的证言，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6.2019年6月21日，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赵某1的请托，为李某5被查处的车辆谋取利益，收受赵某1微信转账送予的人民币2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赵某1、李某5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17.2016年12月至2019年8月，被告人苏超利用担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副大队长、中队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肥城市新兴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6的请托，为该公司车辆途经东阿时谋取利益。为此，李某6通过鹿传居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苏超的银行卡分别于2016年12月20日转账20000元，2017年5月31日转账20000元。李某6通过微信向苏超微信分别于2018年2月7日转账20000元，2019年2月9日转账3000元，2019年7月28日转账15000元，2019年7月31日转账5000元，2019年8月16日转账9000元。综上，被告人苏超七次收受李某6送予的人民币共计92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转账记录、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卷、拍摄的车辆照片、手机通话记录、李某6书写的情况说明，证人李某6、鹿传居、时某、罗某、尹某、张某5、王某3、张某6、李某7（曾用名李连伟）、陈某1、张某7的证言，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 18.2019年8月9日，王斌的车辆因未悬挂危险货物运输警示灯被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中队长王某1查获，为免除处罚，经多次联系后，由被告人苏超微信转账给王某11000元，车辆未被处罚便放行。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王某1、葛某的证言，朱顺鑫出具的证明，书证微信转账记录，被告人苏超的供述和辩解等。 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的综合证据有：书证户籍证明、基本情况、发破案经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东阿县交通运输局财务管理制度、刑事判决书、退款收据，证人王某4、赵某2、刘某4、朱某、张某8的证言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苏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三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构成行贿罪。苏超如实供述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受贿款项,可对其从轻处罚。苏超犯玩忽职守罪的前科情况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二项、第二条第三款、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十九条之规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苏超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行贿罪判处被告人苏超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因本案退缴于东阿县监察委员会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由收缴机关上缴国库。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苏超不服，提出上诉，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认定的第4、5、6、7、9、18起犯罪，实质是被查处车辆的人通过其协助向王某1等人行贿，其构成斡旋受贿一个罪名，不应以斡旋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来追究其责任。2.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4起犯罪，牛某通过韩某手机微信向其手机转账3000元，是牛某委托其购买阿胶的钱，该部分款项不应计入犯罪数额。3.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5起犯罪，其仅收到海鲜4箱，未收现金10000元，该部分款项不应计入犯罪数额。4.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6起犯罪，赵某1向其微信转账2000元，与李某5被查处的车辆无关，该笔受贿不成立。5.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7起受贿犯罪，其受贿92000元的证据不足。6.其有坦白、退赃情节，原审判决量刑重，应对其适用缓刑。其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相同，对经原审法院开庭质证、认证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认定的第4、5、6、7、9、18起犯罪，实质是被查处车辆的人通过其协助向王某1等人行贿，其构成斡旋受贿一个罪名，不应以斡旋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来追究其责任”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第4、5、6、7、9、18起犯罪中，涉案车辆均系被苏超的同事所查扣，上诉人苏超没有处罚和放行权限，其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时任东阿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王某1、姜某及路政大队张某2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具有职务之便的王某1、姜某、张某2以财物，不同于其与他人联合执法过程中共同受贿后分赃的问题，属于新的触犯法益的行为，应单独评价，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苏超的两个犯罪行为应数罪并罚。因此，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4起犯罪，牛某通过韩某手机微信向其手机转账3000元，是牛某委托其购买阿胶的钱，该部分款项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苏超在侦查阶段曾供认，2019年8月1日，牛某请托其将查扣的一辆东营牌照的违规运输车辆放行，后为表示感谢，通过韩某的微信送予其3000元；该供述与证人牛某、韩某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相印证，足以认定。因此，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5起犯罪，其仅收到海鲜4箱，未收现金10000元，该部分款项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苏超在侦查阶段曾供认，2019年5月1日，牛某请托其将因介质不符被查扣的三辆危化品运输车放行，为表示感谢，在其办公室送给其现金10000元；该供述与证人王某1、牛某、韩某的证言相印证，足以认定。苏超曾辩解未收取该10000元，后供认不讳，在一审开庭时又予以否认，其辩解不符合常理且与在案证据不符，不予认定。因此，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6起犯罪，赵某1向其微信转账2000元，与李某5被查处的车辆无关，该笔受贿不成立”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实，2019年6月21日，其朋友李某5的一辆拉煤重型半挂车因超载被苏超所在中队查扣了，其请托苏超予以关照，后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送予苏超2000元；上诉人苏超在侦查阶段供认，赵某1因朋友的车被查扣请托其予以关照并送予其2000元钱，其虽然收下了钱但并未给赵某1提供帮助；上述证据供证一致，且与在案证人李某5的证言，书证微信转账记录等相互印证一致，足以认定苏超收受赵某1200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本案中，苏超明知赵某1有具体请托事项仍收受赵某1送予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为赵某1谋取利益，而是否已实际为赵某1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其受贿罪的认定。因此，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认定的第17起受贿犯罪，其受贿92000元的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苏超在侦查阶段曾供认，2016年至2019年，李某6请托其将查扣的违章车辆放行以及提供执法人员什么时段不上路执法的相关信息等，陆续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送予其92000元；该供述与证人李某6、鹿传居、前忠、罗某、尹某、张某5、王某3、张某6、李某7、陈某1、张某7等人的证言，书证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苏超帮助处理新兴物流车辆违章纪录、手机通话记录、李某6书写的情况说明，物证照片相印证，足以认定。因此，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其有坦白、退赃情节，原审判决量刑重，应对其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苏超的犯罪事实、性质以及具有部分坦白、退缴部分赃款、具有前科等情节，对其所处的刑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且量刑适当。因此，上诉人苏超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苏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有其他严重情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三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永前 审判员  闫 蕾 审判员  户凤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段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