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终1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晓梅，女，1971年6月3日生，汉族，陕西省志丹县人，现住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公路段家属院，公民身份号码：61062XXXX106030087。197163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鑫，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志丹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625223690790R负责人：姜伟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京涛，陕西嘉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一鸣，陕西嘉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晓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法院（2020）陕0625民初69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晓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马鑫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京涛、韩一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晓梅的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陕0625民初699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2006年6月入职被上诉人单位，被上诉人一直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也存在隶属关系，且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连续稳定地从事工作。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时当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单位的正式员工，担任银保部经理一职，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20日签订的《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是在已有劳动关系基础上另外签订的仅限于保险销售的代理合同，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存在的劳动关系并无冲突。故一审法院仅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即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前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的事项均符合前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与保险代理关系并无冲突。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劳动法》第50、72条、《劳动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第87条之规定，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均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高晓梅之间系保险销售代理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答辩人的各项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答辩人与上诉人双方基于法律规定与合同自由的原则签订《保险代理合同》，双方之间构成合法有效的保险代理关系，被答辩人请求的因不签署劳动合同而给其造成的各项损失请求，在法律的明确规定和合法有效的《保险代理合同》规制下，其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性质来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签署的并非劳动合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被答辩人于2006年开始进入答辩人单位，从事银行保险代理工作，双方之间签订了书面的《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合同首页以黑体字明确说明“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合同第十三条约定代理期限是三年，合同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合同自动续期。可见，双方形成的是保险代理关系，且代理关系一直持续。所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形式及内容上也未体现劳动关系。所有条款均是围绕代理关系而对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权利义务作出的分配，而非涉及劳动合同关系、体现其精神的相应条款。《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根本不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不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双方之间对于工作中的管理、监督、考核、培训等均在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结合各方证据认定事实正确。《保险代理合同》第三条：甲方授权乙方从事以下委托代理事项，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维护和经营甲方指定的网点，辅导、训练银行网点人员的销售活动，协助网点销售甲方指定的保险产品。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依照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乙方委托代理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乙方履行管理职责。第五项：以会议（含晨会、夕会等）、培训等方式，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向甲方汇报并沟通委托代理业务进展情况。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乙方从事委托代理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监管规定，以及甲方制定的与保险代理业务相关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险销售人员管理办法等。第十项：按甲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含晨会、夕会、业务分析会等）、培训（含法律法规培训、职业道德培训、业务技能培训等）等活动，向甲方汇报并沟通委托代理业务进展情况。上述约定均系双方自主意志选择，且符合法律的规定，答辩人在实践中也遵循合同的约定，为提高保险代理人能力与执业素养从而对被答辩人进行业务知识培训、风险把控、业务管理、执业规范监督等管理。关于委托报酬在《保险代理合同》中第五条规定：按照银行保险销售人员管理办法的管理要求和相关考核制度支付委托报酬，且根据乙方的职级支付乙方基本报酬等。因此答辩人对于被答辩人报酬的发放，不仅仅是收取的保险费提成，而是属于按照保险代理人行业规范发放包括但不限于诸如职级津贴、管理津贴等各种形式，符合行业规范与合同的约定。因此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无误，理应被维持。且2019年我司业务员王彩霞入司时被答辩人高晓梅以销售人员（保险代理人身份）推荐，足以证明被答辩人身份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理应驳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其应适用于双方之间未订立其他身份关系合同，当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而本案属于双方已基于意思自治订立了《保险代理合同》，确定了双方的身份关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保险代理关系是《合同法》《民法总则》《保险法》等法律中作出独立解释、规定，是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关系的法律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属于我国《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调整的范围，与劳动关系有着显著的差异，不受被答辩人主张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自然不受劳动法约束，答辩人没有理由和义务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且据查明，被答辩人高晓梅系志丹县玉石配件厂（志丹县地毯厂）职工，且高晓梅已经在志丹县养老经办中心已参加了养老保险，在社保机构开设账户，社保费用由志丹县地毯厂缴纳。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被维持。上诉人高晓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64115.32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8月至2019年11月和2020年2月、4月底每月工资1600元，共计6400元；3.依法判令被告补缴原告2006年至判决作出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并支付因被告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89951.98元；4.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失业保险金36720元；5.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595643.72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2006年12月至2020年4月16日受聘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从事银行保险部经理工作。入职以来，被告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1份《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并约定有效期限是三年，合同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合同自动续期。后原告向志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志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志劳人仲字[2020]第2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申请请求。原告不服，故诉至本院提出其诉称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主观方面，双方均应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在客观方面，应当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关系，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首先，在主观方面，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意图。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只有双方均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劳动关系才得以建立，否则不能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关系的建立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不具备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其在2006年4月进入被告公司工作，但并未要求与被告订立劳动合同，而是在之后签订《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的内容均系保险代理关系，而非建立劳动关系。该合同约定“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原告作为合同当事人在该合同签字视为认可这种关系。其次，在客观方面，被告作为大型、专业保险公司，存在广泛开展的保险代理业务，原告从事的工作为保险销售，系保险公司的核心业务，这方面内容亦属于保险代理工作的内容之一，虽然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但不应作为判断双方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要素。从报酬方面分析，原告长期获得销售收入，但双方并未约定存在基本工资，其工作收入与业务量直接相关，原告长期接受的该种收入方式，说明其对自己收入与工资的性质区别具有清晰认知。关于被告对原告的管理，根据《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被告有权“制定保险代理人员管理制度，并据此对乙方与保险代理有关的行为进行管理”并“有偿或无偿为乙方提供与保险代理业务有关的培训”，原告有义务“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晨（夕）会及其他会议”。保险代理作为一种对专业性、规范性要求较高的工作，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进行管理、培训、组织会议，均符合保险代理制度的要求以及双方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被告在保险业务开展过程中，采取的对原告的管理，均系围绕保险代理业务本身实施、维护保险代理关系、保证保险代理业务开展有效性的方式之一，与劳动关系中的人身隶属关系不同。综上，原、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且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高晓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高晓梅向本院提交了一组新证据，工资考核表两张，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期间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报酬，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内部职工。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因上诉人未提供原件，真实性无法判断。同时，一审双方均提供了佣金表证明了上诉人的收入组成，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对真实性，且该银保主管考核表仅为2017年4月、5月份考核表，无法证明其系被上诉人处的内部职工，故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晓梅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合同内容、报酬支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对高晓梅管理性质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双方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了高晓梅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签订的合同仅构成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合同约定的所有条款均是围绕代理关系对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权利义务做出的分配，未规定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直接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核心和必备条款，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其次，从报酬支付情况来看，劳动关系下的劳动报酬依据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以及用人单位的薪酬政策，且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上诉人高晓梅获得的报酬与业务量直接相关，再结合保险代理合同中第五条关于委托报酬的支付的约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并非劳动报酬。最后，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对高晓梅的管理性质来看，依据《保险代理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含晨会、夕会等）、培训等活动。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等规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对高晓梅进行管理，不仅是保险公司的权利，也是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故不能仅凭保险公司对高晓梅实施了管理和监督即认定双方具有人身的从属性。综上，上诉人高晓梅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志丹支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高晓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高晓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海 龙审  判  员   李 欣 南审  判  员   樊    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 官 助 理   郝 帅 帅书   记  员  李    惠20200617561971060361062XXXX1060300872020062569920201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