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2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法定代表人：唐其柱，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选海，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慕，女，198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江，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鹏程，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晓玲，女，汉族，1955年8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江，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鹏程，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王慕、卞晓玲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2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按责任比例10%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作为特殊的侵权案件，一审法院的审理与裁判应当建立在司法鉴定意见之上。一审法院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争议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确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建议参与度为1%~10%。一审法院超越鉴定意见，径行判决参与度为15%，没有裁判理由。二、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合法、合理、公正、审慎原则，一审判决违反前述原则，难以让人信服。被上诉人王慕、卞晓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慕、卞晓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王慕、卞晓玲因其医疗过错导致王某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569,243.58元；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因其医疗过错导王某山死亡的行为向王慕、卞晓玲赔礼道歉；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慕、卞晓玲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赔偿金额总计变更为595,925.18元，其中医疗费219,119.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700元、营养费15,500元、护理费36,246.20元、交通费6,700元、死亡赔偿金676,818元、丧葬费32,330.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8,000元，以上共计1,051,414.28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按照40%计算为（676,818元＋32,330.50元+50,000元）×40%=303,659.40元，其余计292,265.78元，合计595,925.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王某于2017年2月20日时因排尿困难1月余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处住院治疗，入院后经多方面检查诊断为前列腺癌，于2017年3月9日在全麻下行腹腔镜下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腹腔镜下盆腔淋巴结根治性切除术+腹腔镜检。送检病理提示:前列腺腺癌（实体型），前列腺外侵犯（+），神经侵犯（+），脉管癌栓（+），墨汁标记切缘（+）。王某出院后遵医嘱行雄激素阻断治疗，后于2017年7月11日至2017年12月25日先后七次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处治疗。2017年7月19日病理补充报告:低分化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2017年12月25日，王某经治疗无效死亡。患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处住院8次共计134天，王慕、卞晓玲为此支付门诊费共计25,361.66元、住院费共计68,201.52元。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主张湖北天佑[2018]临鉴字第L0473号司法鉴定系王慕、卞晓玲单方委托，故申请重新鉴定，即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王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其过错与王某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月6日作出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9】医纠鉴字第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如下:1.根据送检材料，被鉴定人王某于2017年2月20日时因排尿困难1月余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以下简称医方）治疗，经多次住院治疗后于2017年12月25日治疗无效死亡。经双方质证，被鉴定人死亡原因为前列腺低分化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术后pT3bN1M1G3IV期，肝、双肺、多发骨转移（骨继发恶性肿瘤），胸腔积液，腹腔积液，TP53p.M246V（非同义突变），因未行尸体解剖检验，上述死因存在一定局限性。2.医方在对被鉴定人王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的过错。医方在2019年2月25日的活检病理检查报告单及2019年3月17日“腹腔镜下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腹腔镜下盆腔淋巴结根治性切除术十腹腔镜检”术后病理切片报告单将被鉴定人王某诊断为前列腺癌。后于2017年7月19日医方在被鉴定人王某第二次入院后加做免疫组化，补充病理报告为低分化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医方在被鉴定人王某前列腺癌的分型上存在诊断错误。3.前列腺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是恶性程度极高的前列腺癌亚型，其发病率极低，病情进展快，目前尚没有形成明确、可靠、经典的治疗方案。被鉴定人王某入院时前列腺癌为晚期并伴全身多器官转移，Gleason评分及ISUP分级高。分析认为，被鉴定人王某的死亡后果主要为其本身晚期肿瘤的自然转归所致。医方在对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的过错，该过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诊疗方案，但该过错并未影响被鉴定人癌症的分期及后果的必然发生，综合分析认为，医方的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鉴定意见为：根据送审的文证资料，结合相关临床专家会诊意见综合分析，认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王某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过错参与度为B级（1%~20%），建议参与度为1%~10%。一审法院另查明，患者王某出生于1955年2月10日，系城镇户口。卞晓玲系王某的妻子，王慕系王某的女儿，王某的父母均先于其去世。一审法院认为，患者王某因病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双方之间的医疗关系成立。王某去世后，王慕、卞晓玲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王某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损害结果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虽然王慕、卞晓玲对鉴定意见中的建议参与度有异议，但该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人员资质完备，且鉴定人员也出庭接受了充分询问，故一审法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予以采纳。参照该鉴定意见、本案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王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王某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过错参与度为1%~20%，建议参与度为1%~10%”，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关于损失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参照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本案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王慕、卞晓玲主张医疗费219,119.58元，其中门诊费共计25,361.66元、基因检测费18,580元、北京协和医院检测费1,240元以及住院费个人承担68,201.52元，均有对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王慕、卞晓玲主张靶向药80,000元，仅提交购药凭证共计20,277.83元；主张白蛋白费用25,718.40元，仅提供了5,438.40元的发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慕、卞晓玲的医疗费损失为139,099.41元（即25,361.66元+5,438.40元+18,580元+1,240元+68,201.52元+20,277.8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慕、卞晓玲主张患者住院134天期间的伙食补助费6,7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3、营养费：王慕、卞晓玲主张营养费15,500元过高，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患者住院134天期间的营养费为6,700元。4．护理费：王慕、卞晓玲主张护理费36,246.2元过高，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参照2020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42,677元/年的标准，计算患者住院134天期间的护理费为15,667.72元。5.交通费：王慕、卞晓玲主张交通费6,700元偏高，一审法院酌定王慕、卞晓玲的交通费损失为1,340元。6.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王慕、卞晓玲主张死亡赔偿金676,818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7．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月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王慕、卞晓玲主张丧葬费32,330.5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8．精神损害抚慰金：患者王某在本次诊疗过程中死亡，给王慕、卞晓玲及其亲属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伤害，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于法有据，但金额过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以及过错责任比例，酌情认定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9.鉴定费：王慕、卞晓玲主张鉴定费损失8,000元，有相关票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慕、卞晓玲的损失为：医疗费139,099.4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700元、营养费6,700元、护理费15,667.72元、交通费1,340元、死亡赔偿金676,818元、丧葬费32,330.5元、鉴定费8,000元，以上共计886,655.63元，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132,998.35元（886,655.63元×15%）；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因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应赔偿王慕、卞晓玲各项损失共计142,998.35元（即32,998.35元+10,000元）。对于王慕、卞晓玲主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因其医疗过错导致王某死亡的行为向王慕、卞晓玲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鉴于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王慕、卞晓玲因王某死亡所受的精神损害已通过要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予以救济，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也并未对王某及其王慕、卞晓玲的名誉造成侵害，故王慕、卞晓玲要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慕、卞晓玲各项损失共计142,998.35元；二、驳回王慕、卞晓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46元，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472元（3,146元×15%），剩余部分由王慕、卞晓玲自行承担（此款王慕、卞晓玲已垫付，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连同上述款项一并支付给王慕、卞晓玲）。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针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已经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王某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过错参与度为B级（1%~20%），建议参与度为1%~10%。现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综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侵权行为方式及过错原因力大小，酌情认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应当对王慕、卞晓玲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未超出鉴定意见认定的过错参与度范围，亦未超出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上诉主张其承担的责任比例不当，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元，由上诉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兵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申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