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3行初21号原告江西省萍乡市桂圆置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凤凰街白露前居委会公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0756769135Q。法定代表人王明桂，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万晓云，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歌，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江西省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300MB060148XR。法定代表人刘建中，主任。出庭应诉负责人赵春辉，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强勇，江西振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福科，江西振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西省萍乡市桂圆置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圆公司）因与被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文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桂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桂及委托代理人万晓云、宋歌，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出庭应诉负责人赵春辉及委托代理人李强勇、彭福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3年6月5日，被告与江西省萍乡市祥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公司）就编号为TZ-0305号地块的36.75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该流拍地块以1286.25万元的价格由祥和公司议价取得，土地使用性质为住宅和商用。2004年7月20日，由于祥和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原告、被告及祥和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乙方由祥和公司变更为原告，原合同约定的乙方权利义务内容不变，由原告继受。合同签订后，被告不能按照约定向原告交付使用地块，直到2008年3月才向原告交付了约定地块上31.062亩土地，另5.688亩土地直到2010年4月，以萍乡开发区迎宾路西侧5510.8平方米（8.2662亩）土地招标拍卖方式由原告举牌，时隔七年才真正完整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义务。为此导致原告重复缴纳了该5.688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契税和土地交易费。原告认为，被告不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和内容完整履行交付地块义务，致原告两次缴纳5.688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契税和土地交易费，虽然后来被告退还了重复缴纳的5.688亩土地的出让金，但是给原告造成重复缴纳的该5.688亩上地契税和土地交易费并未赔偿给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申请解决，但被告始终未予实质性回复。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原告重复交纳5.688亩土地的契税和土地交易费损失共计455138.34元。在庭审中，原告认为自己的诉讼请求不当，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原告多缴5.688亩土地契税损失294145元；2.判令被告退还2.5782亩契税及交易费共206300.9元，两项诉请合计为500446元。其补充相应理由是：因被告迟延交付5.688亩土地，导致原告支付该5.688亩土地的契税按照后期土地交易价格缴纳，造成原告多缴纳契税294145元的损失，具体计算方式为（543200÷8.266-434875÷31.0625）×5.688=294145。另外，被告在2008年下达萍开管办〔2008〕34号抄告单，内容为：经开发区管委会办公会议研究，因319国道路面抬高，造成道路与宗地形成8米落差，为解决安全隐患，同意将319国道靠该宗地边除人行道外的土地置换给原告，由原告出资在该宗地靠319国道斜坡边修筑挡土墙。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已经完成修筑挡土墙的工作。同时，被告提出要原告按流程缴纳“SZTG-1002号地块”5510.8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办理手续，待日后将有关款项返还给原告。但时至今日，被告既没有退还用于修筑挡土墙的土地置换款，也没有退还该2.5782亩土地的契税及交易费共计206300.9元，其中契税为543200×（2.5782÷8.2662）=169422.2元；交易费为118240×（2.5782÷8.2662）=36878.7元。原告多次请求被告解决，但被告始终未予实质性回复，为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辩称，一、开发区管委会并非契税、土地交易服务费的征缴机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提出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开发区管委会与桂圆公司就案涉地块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双方就案涉5.688亩地块的权利义务已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故开发区管委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祥和公司于2003年6月5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鉴于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2003年6月6日开发区管委会与祥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开发区管委会与祥和公司、桂圆公司于2004年7月20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约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案涉5.688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被告已退还原告，双方对此亦不存在争议，双方就案涉5.688亩地块的权利义务已消灭。四、原告先存在违约行为，所以相应的违约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告应在2004年12月30日前付清全部土地款，若按照合同面积约定的36.75亩计算，其应支付1286.25万元土地出让金。即使按照实际交付的31.0625亩计算，原告也应支付10871700元，但原告2004年12月30日前仅支付1000万元，并不符合合同约定。另外，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关于土地交付使用的有约定，即“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将土地编号为TZ-0305号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乙方。本合同签订后则视为甲方已向乙方交付了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的交付有明确约定，实际交付土地时间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故后期被告方交付土地不构成违约行为。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桂圆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份，以证明：1.原告是经过合法手段取得案涉地块的使用权；2.原告受让的TZ-0305号地块的36.75亩土地是连片整块的，使用性质为住宅、商用。3.双方交易的土地为道路红线内土地。3.《协议书》1份，以证明:为保证原告小区建设，被告承诺给原告优惠政策和积极措施。约定被告负有所有工农关系和周边关系的处理，并且做到发生问题4小时内解决，直至完工的合同义务。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1份，以证明：祥和公司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协议书》中享有的权利义务全部由原告继受。5.萍国用（2005）第38127号国有土地权证一份，以证明：1.原告2005年6月20日仅取得了TZ-0305号地块20708.00㎡（31.062亩）的国有土地证；2.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办理36.75亩土地证。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萍国用（2010）第80844号国有土地权证、萍开管办〔2010〕33号抄告单、2008年4月9日萍开管办抄字〔2008〕34号抄告单，以证明：1.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一次性完整履行地块交付义务；2.SZTG-1002号地块5510.8平方米（8.266亩）于2010年4月28日通过拍卖方式，由原告举牌受让完成交付。该协议是在被告2010年2月23日以抄告单形式，要求原告以招拍挂方式取得SZTG-1002号地块中属原2003年拍卖的TZ-0305地块中未发证的5.688亩土地，并按2003年原竞拍价格办理手续，剩余2亩多土地按当日竞拍价格办理手续。即2010年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为形式意义的合同，实际上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双方均无约束，是为了配合被告的土地出让必备手续而签订，其中的5.688亩土地是为了履行2003年6月5日的土地交付义务，剩余土地是挡土墙置换用地，不需要支付土地受让费。7.证明1份，以证明：被告不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和内容完整履行交付地块义务，导致为获得合同约定的完整土地，原告不得已两次受让5.688亩土地。8.土地出让金票据1份、土地契税发票1份、交易费发票2份，以证明：原告按被告要求缴纳了5510.8平方米（8.2662亩）土地的出让金、契税和交易费共计9799582.34元。9.退款凭证，以证明被告向原告退还了重复交的5.688亩土地款934.44万元。10.原告呈给被告的报告72份，时间跨度从2005年到2019年的9月29日，以证明原告对本案诉请未超过起诉期限。11.缴纳土地款票据13张（取得31.0625亩土地使用权证之前），共计1000万元整，以证明原告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义务。12.缴纳土地款票据3张，共计349.2875万元，以证明：原告在取得31.0625亩土地使用权证之后继续缴纳土地款的情况，原告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义务，还多缴了63万元。13.被告2005年7月4日发的“纪要〔2005〕19号”会议纪要，其中的第五大点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原告开发的滨湖小区关于三通一平的工程问题，提到“由用地单位自行施工，工程款抵充土地款”，以证明原协议书约定的三通一平工作是由被告承担，但被告后来作出会议纪要，要求由原告自行完成三通一平工作，工程款冲抵土地款。14.被告下属部门规划建设局出具的关于桂园置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购土地交付使用的说明，以证明：2003年6月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涉及的TZ-0305号地块实际面积只有20708.3平方米（即31.0625亩），未达到36.75亩，且该31.0625亩土地直到2008年3月才正式交付给原告使用。15.被告2008年5月6日发的“纪要〔2008〕9号”会议纪要，此纪要的第三点中提到“考虑到319国道边规划及景观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将桂圆置业公司范围内319国道沿线土地（人行道除外）出让给桂圆置业公司（土地出让金实行挂账），由规划建设局负责，在2008年5月10日之前确定红线和用地面积。国土资源局负责收回原先发出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按区规划建设局提供的实际面积重新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以证明：按当时的会议精神，对此后将出让的约8亩多土地的出让金是可以挂账的，但实际上原告还是按政府要求又缴纳了土地出让金。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契税完税证复印件，以证明：契税的征缴机关并非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江西省萍乡市服务业发票》（发票号码：10553340、10553341）复印件，以证明：土地交易费的征缴机关并非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3.2005年5月23日契税完税证，以证明在2005年5月23日原告交契税的金额，原告所交契税对应的土地面积是31.0625亩，不是原告所称的36.75亩。当事人所提交的上列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当事人质证情况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该合同中涉及到土地出让的条款是有效的，但涉及税费的条款应当以法律规定为准，对原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税费包干和税费优惠都应当以法律规定为准；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签订合同后的发证行为与被告无关，土地面积应当以土地权证为准，办证的义务并非被告，主合同第5条约定的是多退少补的约定，即红线内若不够则补，如果有多出部分则按多出计算，现在是红线内仅有31余亩，所以并非被告没有履行义务，而是分两次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问题；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是分两次交付土地及办理相关手续，而合同并未约定是一次性完整交付土地，按照主合同第5条约定，是可以分次交付；对证据7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属于重叠，而是继续履行主合同义务，不存在重复出让和交付土地行为；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原告提交的两份土地契税发票，不存在重复缴纳契税，因为原告第一次缴纳契税为31.062亩的契税，第二次为5.688亩的契税，相加正好为36.75亩，不存在重复缴纳契税；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存在重复缴纳土地契税及交易费问题，也不存在退还问题，即使要退还，退还的义务机关也为征缴机关，而并非被告；对原告的第10组证据，被告认为除“萍开管办纪要〔2019〕21号”会议纪要及有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字的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是原告单方制作，并认为“萍开管办纪要〔2019〕21号”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里面的条款不包括本案原告诉请内容；对原告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仅交1000万元是没有足额缴纳31.0625亩土地出让金的，31.0625亩土地应缴纳1087万余元的土地出让金；对原告证据12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所称多缴了土地出让金；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纪要是2005年就三通一平项目做的会议纪要，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告应在2004年12月30日前付清土地款，正是原告没有付清土地款的行为在前，才有关于土地款与工程款相抵的讨论事项；对证据1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5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里面所提的挂账是指31.0625亩之外的另8亩多土地的出让金可挂账，即先办手续再补交费用，其中也未提到要原告多交2亩土地的出让金问题，且60余万元也不足以支付2亩土地的价款。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被告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契税征缴机关和交易费虽然不是被告，但其属于被告的职能部门。另外，该36.75亩土地交付是合同项下的，2010年4月份通过招拍挂取得的8亩多土地是被告召集多个职能部门开会后形成〔2008〕34号抄告单、〔2010〕33号抄告单，以政府承诺性质做出的土地交付方式的决定，是被告对2003年6月5日国有土地使用合同的履行，并以政府承诺的方式继续履约的表现，故不能简单地以税费收取单位为作为诉请对象，而应当以实际作出承诺的被告作为诉请对象。原告对被告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所交契税是只交31.0625亩土地的契税。对当事人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关于原告证据，对原告证据1、2、3、4、5、6、7、8、9、11、12、13、14、15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下简称“三性”）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10中的萍桂圆办发〔2018〕7号《关于返还滨湖人家（桂圆小区）先征后返土地契税等费用的报告》及“萍开管办纪要〔2019〕21号”会议纪要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0中其他关于原告向被告提出诉求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关于被告证据，对被告证据1、2、3的三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03年6月5日，被告前身“江西省安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案外人祥和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甲方将土地编号为TZ-0305号地块的使用权出让给乙方，合同签订后视为甲方已向乙方交付土地使用权。合同载明该宗土地道路红线内面积为36.75亩（不包括四周道路占用面积），土地单价为每亩35万元，合计出让金为1286.25万元。道路红线内面积若小于或多于36.75亩，则相应减少或增加出让金总额。出让土地的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并约定乙方在2004年12月30日前全部付清土地出让金后，在一个工作日内颁发《建设用地许可证》，五个工作日内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年6月6日，被告与祥和公司就TZ-0305号地块的开发建设签订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负责该地块的三通一平。2004年7月20日，由于祥和公司经营策略调整，被告（甲方）与祥和公司及原告（乙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将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乙方由祥和公司变更为原告，原合同和协议书约定的乙方权利义务内容不变，由原告继受，原合同和协议书约定的其他条款由原、被告继续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后，原告在合同约定的付清土地出让金时间即2004年12月30日前向被告支付了1000万元。2005年6月20日，原告取得萍乡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萍国用（2005）第3812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权面积20708平方米（即31.062亩），土地用途为商服、住宅。因TZ-0305号地块中剩余的5.688亩土地未办妥审批手续暂不能出让，故对该5.688亩土地没有办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7月4日，被告下发“纪要〔2005〕19号”会议纪要（会议时间为2005年6月20日），该会议纪要第五点提到原告涉案土地平整问题，即“区（园）国土资源局商由用地单位（原告）自行施工，工程款抵充土地款；如用地单位不同意自行施工，则交区（园）工程管理局在2005年8月1日前完成土地平整”。2008年3月，原告正式开发使用上述TZ-0305号地块的31.0625亩土地建设桂圆小区（小区又名“滨湖人家”）。2008年5月6日，被告办公室下发“纪要〔2008〕9号”会议纪要，纪要第三点称“考虑到319国道边规划及景观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将桂圆置业公司范围内319国道沿线土地（人行道除外）出让给桂圆置业公司（土地出让金实行挂账），由规划建设局负责，在2008年5月10日之前确定红线和用地面积。国土资源局负责收回原先发出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按区规划建设局提供的实际面积重新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之后原告未用工程款抵充土地款，并于2009年8月至11月付被告土地款349.2965万元，其中2009年8月19日付款49.2965万元；同年11月16日付款300万元。2010年2月5日，原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将萍乡经济开发区迎宾路西侧的一宗面积为5510.8平方米（即8.266亩）的土地（综地编号为STGZ-1002）以招拍挂方式出让，该宗土地中有5.688亩在原TZ-0305号地块36.75亩土地的范围内，原告以1358万元的价款竞价成交取得该宗8.266亩土地。同年2月23日，原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即被告办公室）下发“萍开管办抄字〔2010〕33号”抄告单，相关主要内容为“经2010年2月7日区党委、管委会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萍乡市桂圆置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10年2月5日拍购的TZ-0305号地块中未发证的5.688亩土地按2003年原竞拍价办理手续，STGZ-1002号地块中剩余土地按2010年2月5日竞拍价格办理手续”。原告于同年4月9日缴纳STGZ-1002号地块的土地出让金1358万元。同年4月，被告按2010年2月5日原告竞拍土地的单价（即每亩164.283万元）退回原告5.688亩土地款934.44万元。2010年4月21日，原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出让人与原告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人在2010年4月14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合同载明该宗土地的出让价款为1358万元，单价为每平方米2464.25元，即每亩164.283万元。同年4月28日，原告取得萍乡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萍国用（2010）第8088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510.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服、住宅。被告于2010年4月将STGZ-1002号地块交付原告用于商业住宅开发建设。另查明，原告受让TZ-0305号宗地时于2005年5月23日缴纳了31.0625亩土地的契税为434875元；2010年原告竞拍受让STGZ-1002号宗地时，于同年4月缴纳8.266亩土地的契税为543200元，土地交易费118240元。原告认为因被告迟延5年交付剩余5.688亩土地，导致其支付该5.688亩土地的契税按照2010年土地交易价格缴纳，造成原告多缴纳契税294145元的损失。同时还造成2.5782亩土地的契税及交易费共计206300.9元的损失。原告曾于2018年5月15日向被告提交《关于返还滨湖人家（桂圆小区）先征后返土地契税等费用的报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契税和土地交易费。2019年4月15日，被告就原告在案涉土地上开发的“滨湖人家”小区的办证及历史遗留问题召集开发区有关部门开协调会，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明桂参加了该协调会。之后被告办公室于2019年4月25日下发“萍开管办纪要〔2019〕21号”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中提及了要按相关政策减免返还费用的问题，但就如何减免返还费用未作出具体决定，之后被告也一直未处理。2020年6月原告以书面诉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在第一次庭审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原告多缴5.688亩土地契税损失294145元；2.判令被告退还2.5782亩契税及交易费共计206300.9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2.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3.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若被告存在违约，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多交纳的契税及土地交易税之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现分述如下：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原告的起诉意见，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是其认为被告未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交付义务，导致原告2010年重复受让土地而承担了更多的契税和土地交易费，即认为该损失是因被告违约而造成原告损失，故原告诉请是基于合同履行而产生的请求权，本案诉讼系违约赔偿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因此，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应当参照民事法律规范来判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受让STGZ-1002号宗地（8.266亩）的时间为2010年2月，缴纳该宗土地的契税和交易费的时间均为2010年4月，故原告从2010年4月开始就应当知道其所诉称的“多交税费而受损”。因原告曾于2018年5月15日向被告提交《关于返还滨湖人家（桂圆小区）先征后返土地契税等费用的报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契税和土地交易费。此后被告于2019年4月就原告在案涉土地上开发的“滨湖人家”小区的办证及历史遗留问题召集开发区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并形成“萍开管办纪要〔2019〕21号”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中提及了要按相关政策减免返还费用的问题，故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4月重新计算。原告于2020年6月起诉，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关于开发区管委会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如前所述，原告诉求是基于合同履行而产生的请求权，本案诉讼系违约赔偿之诉。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是案涉TZ-0305号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其与案外人祥和公司于2003年6月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后原告和祥和公司与被告于2004年7月签订了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将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乙方由祥和公司变更为原告，原合同约定的乙方权利义务内容不变，由原告继受，原合同约定的其他条款由原、被告继续履行。原告是基于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之履行而提起的赔偿之诉，在上述合同中开发区管委会系作为土地出让方的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告将开发区管委会列为被告并无不当，依法应认定开发区管委会为本案适格被告。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2005年8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解释实施前，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起诉前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追认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本案中，TZ-0305号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的时间均在2005年8月1日之前，原告于2005年取得了萍乡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此后进行了开发建设，应当认定为经过了土地管理部门的追认，故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案涉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对于原告支付土地出让金之义务履行上，已通过会议讨论并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提出了一些变通处理的意见，如“商以工程款抵充土地款”“土地出让金实行挂账”等，且2005年6月20日原告在只缴纳1000万元土地款的情况下，就取得了萍乡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萍国用（2005）第3812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1.062亩，对应土地款为1087.1875万元），以上均表明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同意可不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土地款，故原告不存在先违约的问题。同时，依被告“萍开管办抄字〔2010〕33号”抄告单，被告同意原告2010年2月5日拍购的TZ-0305号地块中未发证的5.688亩土地按2003年原竞拍价办理手续，STGZ-1002号地块中剩余土地按2010年2月5日竞拍价格办理手续。之后被告于2010年4月将STGZ-1002号地块交付原告开发使用，并退回原告STGZ-1002号宗地中5.688亩土地的价款934.44万元（每亩土地价164.283万元）。据此可认定被告的该行为系对200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土地交付义务之继续履行。即被告在2010年4月才全部履行完200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交付36.75亩土地的义务，被告存在迟延交付土地的违约行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多交纳的契税及土地交易费之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对于原告的诉请1，即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原告多缴5.688亩土地契税损失294145元的主张，本院认为，因被告对200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主要义务至2010年4月才履行完毕，被告构成违约。被告该违约行为造成原告5.688亩土地契税按照2010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价款为基数缴纳，该契税高于按200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就相同土地面积受让时的应交契税数额。具体而言，按2010年合同每亩土地所交契税实为65715元（即543200÷8.266）；按2003年合同每亩土地所交契税实为14000元（即434875÷31.0625）。契税虽然是上交税务机关，被告未收契税，但正是由于被告迟延交付土地才造成了原告多交契税，故原告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该项赔偿金额按（543200÷8.266-434875÷31.0625）×5.688计算，计算结果为294145元无误，原告的第1项诉请应当支持。关于原告的诉请2，即要求被告退还2.5782亩土地契税及交易费206300.9元。本院认为，因被告提出的该2.5782亩，实际为2010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出让标的8.266亩减去2003年合同被告迟延交付之土地面积5.688亩而得来，该2.5782亩土地的受让不在200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标的范围内，原告以被告违约及其他理由为由，要求被告退回相应税费或赔偿损失，缺乏请求权基础。原告按2010年与萍乡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该2.5782亩土地契税及交易费，是作为土地受让人的基本义务。故对原告的诉请2，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在履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契税缴纳上的一些损失，被告依法应予赔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赔偿原告江西省萍乡市桂圆置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损失294145元，限被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二、驳回原告江西省萍乡市桂圆置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的第2项即要求被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退还2.5782亩土地契税及交易费206300.9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修贵审判员  曾东林审判员  刘 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诗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