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1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丽，女，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农民，住普定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咏，女，1978年1月12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农民，住普定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敏，女，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农民，住普定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秀文，女，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住普定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守昌，男，196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住普定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洪，女，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普定县人，农民，住普定县。原审第三人：普定县定南街道天王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普定县定南街道天王旗社区。法定代表人：姚晶晶，负责人。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与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守昌、王国洪及原审第三人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天王旗社区居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作为定案依据的《土地延包协议》，存在上诉人未签名捺印，被上诉人郑守昌系非农业人口，不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将赵秀珍户的承包土地协议延包给被上诉人王国洪，且协议签订时，协议延包甲方赵秀珍已死亡，不符合协议主体等情形，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当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而不是征地补偿款纠纷，被上诉人王国洪、郑守昌不具备土地征收主体资格，《安顺市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更新标准》不能作为参照标准替代法律确定本案判决内容。3．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郑咏已依法对本案所涉证据《土地延包协议》的效力另行提起诉讼，本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应当中止诉讼。且本案一审判决与郑咏要求确认土地延包协议无效的（2019）黔0422民初2880号判决日期为同一日，上诉人有充分理由怀疑，两案的审理法官存在协商判决，枉法裁判的事实。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守昌、王国洪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原审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超出原审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不诉不理原则。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与认定事实前后矛盾。案涉《土地延包协议》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一审既然认定该协议真实有效，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流转，但又认定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属于郑咏、郑秀文，赵秀珍、郑蓉，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前后矛盾。3．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初始承包经营权人的证据不充分，无客观有效证据证明原审四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审第三人普定县定南街道天王旗社区居民委员会未作陈述。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停止侵占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排除妨碍，恢复土地原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与被告郑守昌及案外人郑婧、郑蓉系同父同母的亲姊妹关系。被告郑守昌与被告王国洪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6年开始共同生活。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双方母亲赵秀珍为户主获得普定县城关镇石头堡村9个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田5.4亩、土1.8亩，合计7.2亩。1999年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王国洪分户，赵秀珍户土地承包人数变更为4人，即郑咏、郑蓉、郑秀文、赵秀珍，承包范围为邓家大地0.8亩，长田1亩，包家大地0.4亩，杠上田1亩，合计3.2亩。同时，以被告王国洪为户主获得4个人口的承包土地共计3.2亩，以上土地承包年限均从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止。2006年9月13日，赵秀珍死亡。同年10月19日，原告郑丽、郑敏、郑秀文（曾用名郑海）及案外人郑婧、被告郑守昌、王国洪签订《土地延包协议》一份，载明“甲方：赵秀珍，乙方：王国洪，因甲方过逝，现承包的土地由儿媳乙方承包，于2006年10月19日子女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的土地承包权由乙方承包，承包期直至国家统一收回承包权为止。2、甲方子女同意乙方协议，以签字为准，任何人不得改变承包权。3、此协议一式柒份、每人各执一份。4、此协议一经签字有效。甲方子女签字：郑婧、郑守昌、郑丽、郑敏、郑海。乙方签字：王国红。在场人签字：徐永福、郑守祥、郑守相、王国信，2006年10月19日”。普定县城关镇石头堡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此后赵秀珍户的承包地一直由被告王国洪耕种，2006年，被告郑守昌、王国洪将赵秀珍户地名为杠上田的土地部分转卖给徐兴龙，徐兴龙在该土地上修建了三层房屋。另一部分被被告王国洪与郑守昌用于修建房屋。在审理中，郑秀文及郑敏对《土地延包协议》上的签名笔迹及指纹不予认可，申请鉴定，因鉴定检材达不到鉴定条件，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庭审中，原告自认1999年二轮土地延包时，以赵秀珍为户主的承包土地人口系郑咏、郑秀文、赵秀珍、郑蓉4人，根据原告的自认，原告郑敏、郑丽并不属于赵秀珍户的承包人口，故郑敏、郑丽无诉讼主体资格。赵秀珍死亡后，郑婧、郑守昌、郑丽、郑敏、郑秀文与王国洪签订《土地延包协议》，虽然该协议甲方赵秀珍已经死亡，不能成为协议一方的当事人，但从协议内容来看实质上是郑婧、郑守昌、郑丽、郑敏、郑秀文与王国洪之间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流转协议。虽然郑秀文、郑敏对《土地延包协议》上的签名笔迹及指纹不予认可，申请鉴定，因鉴定检材达不到鉴定条件，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依据协议内容及村委加盖公章和结合郑婧、郑敏、郑丽、郑秀文在协议上签名的事实，可以推定郑婧、郑敏、郑丽、郑秀文同意并构成表见代理与被告王国洪签订协议，且双方属于同胞兄妹关系，按日常生活习惯，该协议签订于2006年，距今十余年之久，原告方均未提出异议，双方应当知道该协议的签订，郑秀文、郑敏、郑咏以未签名而不认可协议，不符合常理。故认定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对赵秀珍户的土地转包给王国洪，赵秀珍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属于郑咏、郑秀文、赵秀珍、郑蓉。现被告郑守昌、王国洪将杠上田的承包土地部分转让给徐兴龙修建房屋，部分用于自家修建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该幅土地已改变农业生产用途性质，损害了承包经营权人的权益，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但鉴于本案实际如拆除已修建的房屋，将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故由二被告对承包经营权人作出相应经济赔偿。参照《安顺市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更新标准》中定南街道耕地征地补偿46000元/亩的标准，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郑守昌、王国洪按照补偿标准上浮30%进行赔偿，即赔偿原告郑咏、郑秀文598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郑守昌、王国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郑咏、郑秀文59800元；二、驳回原告郑丽、郑敏、郑咏、郑秀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郑守昌、王国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提交普定县定南街道天王旗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拟证明其四人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系赵秀珍户的成员，对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郑守昌、王国洪提交农业税税票、纳税通知书、完税证等，拟证明王国红系案涉土地纳税人及纳税情况，案涉土地一直以来是王国红、郑守昌（郑红星）耕种管理。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双方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是否享有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记载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凭证，根据新证效力优于旧证的原则，对土地承包户内的承包人员应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有权机关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为准。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赵秀珍为户主共九人的承包地7.2亩于土地二轮延包时已分为两户承包，其中一户以赵秀珍为户主，承包人员为郑咏、郑蓉、郑秀文、赵秀珍4人，面积为3.2亩。另一户以王国洪为户主，人员为4人，面积也是3.2亩。上诉人郑敏、郑丽在土地二轮延包时已不再属于赵秀珍户的承包人员，显然对争议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原判认为二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其二人如果作为石头堡村村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既未作为赵秀珍户家庭成员参与土地承包，也未单独从该村取得承包地，应当认定为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郑丽、郑敏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对于郑咏、郑秀文是否享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虽然其二人在土地二轮延包时同属赵秀珍户的承包人员，但户主赵秀珍死亡后，大部分家庭成员于2006年10月19日签订了《土地延包协议》，明确赵秀珍户的承包地由其儿媳王国洪承包。对于该《土地延包协议》的效力，与本案关联的普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0422民初3372号及本院（2020）黔04民终1313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合法有效。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该协议是否产生承包地转让效力即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转移。首先，从该协议载明的内容可见，赵秀珍过世后，其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对承包地进行了处理，明确该户承包地由王国洪承包，承包期直至国家统一收回承包权为止。显然该协议属于家庭成员内部对共有物权的处置，具有涉案承包地转让效力。其次，从协议签订后赵秀珍户的承包地一直由王国洪户耕种管理，作为原承包方的郑咏、郑秀文等成员自2006年协议签订后并未在案涉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并未以该承包地作为其基本生活保障等事实来看，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实际转让给王国洪户，并得到发包方石头堡村民委员会的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该承包地上的承包关系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随之终止，原承包方即丧失了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上诉人郑咏、郑秀文与发包方在案涉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因转让已经终止，不再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原判认为协议系对涉案土地的转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属于原承包人，系适用法律错误。另对于王国洪户擅自改变部分涉案土地农业用途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三条“承包方、土地经营权人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应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及土地发包方行使权利范围，并非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审理范围，故本院不做评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纠正。上诉人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上诉人郑守昌、王国洪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150元，由上诉人郑丽、郑咏、郑敏、郑秀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美娟审判员  洪 云审判员  陈雯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刘瑜蕊书记员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