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民终38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远飞，男，197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军，上海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董大永，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军，上海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兰新路**。 法定代表人：杨远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军，上海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乾民，男，196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伊犁金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良，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郭江丽，女，196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霍尔果斯金牛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拴林，新疆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远飞、董大永、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乾民、郭江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前由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新40民初44号民事判决。王乾民、郭江丽、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19）新民终47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019）新40民初4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20年7月26日作出（2020）新40民初7号民事判决。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远飞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军，被上诉人王乾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良、郭明，被上诉人郭江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任拴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0）新40民初7号民事判决；2．驳回王乾民、郭江丽对金牛公司的诉讼请求；3．改判杨远飞、董大永支付王乾民、郭江丽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100,000元；4．驳回王乾民、郭江丽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对案件所涉及《协议书》及《霍尔果斯市陕西大厦项目转让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认定为股东对其股东权利的转让，且协议中并没有处分金牛公司的财产错误。案涉合同因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无效。（一）2015年12月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自2014年9月18日公司成立至签订本协议之日止，金牛公司发生的全部费用、开发建设的陕西大厦（在建工程）所有的建设费用、动产、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所有债权债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土地使用权作价35,000,000元人民币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第十一条约定杨远飞、董大永已交付给王乾民、郭江丽的保证金2,700,000元人民币不退回。上述约定可以清楚确认协议书表现转让财产从其财产内容和性质看均为金牛公司的法人财产。（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一条内容确认了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权和公司资本的完整性，而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和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法的基本和核心原则，两者相辅相成，不得违背。公司人格独立原则要求公司和股东各是独立民事主体，财产不得混同，股东依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行使股东知情权、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而不得直接或擅自支配、使用、处分公司财产。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存续过程中应保持一定规模的财产，股东出资、公司增资、减资、公司盈余分配等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股东不得抽逃或变相抽逃公司财产。（三）原审判决的认定完全扩大公司股东极限权利，将公司法人人格予以否定，并认可股东可以随意处置出资及公司财产，如果依据原审判决，杨远飞、董大永在金牛公司今后经营中势必将本案《协议书》所涉财产内容完全归纳为自身财产，随意进行处置，那么金牛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权和公司资本的完整性难以保障。二、原审判决确定上诉人金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系被上诉人对金牛公司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人的权利进行转让，那么在《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对金牛公司资产进行抵押以及将金牛公司房屋销售款用于支付转让股权的对价款项，那不还是对金牛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用于偿还股东的给付义务，这与原审判决对《协议书》的定性完全矛盾。（二）虽然股东可自由转让股权，但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公司和其他相关方利益。公司是股东、经营者、职工、社会利益的集合体，股东在享有相关权利时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否则有可能损害公司及相关方的合法利益。股东擅自处分金牛公司财产以及随意确定金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事实上属于变相抽逃公司资本，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及公司职工、经营者及国家利益，如公司清算时将无法支付国家税金、职工工资等。因此依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有关公司资本维持的相关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三、原审判决认定杨远飞、董大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未全面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当结合双方的履约事实行为进行确定。而在本案中作为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同样存在违约过错责任，上诉人认为法院处理此案应当按照过失冲抵原则进行合理确定违约责任。被上诉人诉称以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金牛公司完全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但却迟迟未将金牛公司财务档案进行交接，直至2016年10月22日被上诉人才将金牛公司2015年7月至12月的5本财务凭证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科目余额表各一份、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各一枚交接给杨远飞、董大永，在接受以上财务资料后，上诉人发现严重的财务数据失真、股东出资款全额抽逃等重大事项，为此金牛公司通过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王乾民、郭江丽移交财务资料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中发现五个方面主要问题：1.2015年10月20日金牛公司收到王乾民、郭江丽认缴资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同日又从公司账户分两笔向王乾民个人建行账户转款人民币6,000,000元和4,000,000元。2.截至2015年12月31日，在建项目反映陕西大厦工程项目余额39,648,298.50元，但形成的12项内容在会计凭证却存在无原始凭证或账户未收到款项。3.截至2015年12月31日，账面余额为4,504,656.61元，在账目及凭证反映出无凭证及账目不齐全。4．资产负债表与科目余额表不一致；5.截至2015年12月31日，在其他应付款账户反映出王乾民借款4,774,768.67元。通过以上问题可以清楚地反映出王乾民、郭江丽在金牛公司担任股东及经营者期间恶意抽逃资金、虚构财务数据、侵占公司财产。对于此问题作为上诉人在诉讼中多次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但原审判决对这一事实始终未在审理查明案件事实中予以确认，也未对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进行确认。四、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律师费用无法律依据。（一）《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诉讼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但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产生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此认定不符合约定内容。（二）本案上诉人起诉标的为69,000,000元，其律师收费的标准与原审判决的标的收取律师费用完全不能适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被上诉人王乾民、郭江丽答辩称，一、关于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王乾民和郭江丽系夫妻关系，2014年两人成立金牛公司并持有金牛公司100%股权，王乾民为金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金牛公司开发了陕西大厦项目。王乾民及郭江丽系持有金牛公司100%股权的股东，而股东即享有金牛公司的股东权利，即依法体现在享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重大决策权以及公司财产的收益处分权。故2015年12月1日、2016年9月1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2018年王乾民、郭江丽起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一案的审理中，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均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坚决要求继续履行，而二审法院（2018）新民终537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并据此撤销了判令解除上述协议的一审判决，驳回王乾民、郭江丽的诉讼请求。因此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效力，二审法院已经以生效判决的形式予以了认定。二、关于金牛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可看出，金牛公司自愿作为抵押担保人，用陕西大厦的部分房产做抵押，为王乾民、郭江丽的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金牛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所有股东签字并加盖金牛公司公章，故提供担保系金牛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二）董大永、杨远飞及金牛公司未依约办理抵押物备案和登记手续，不影响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同时，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0条也明确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依法成立，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抵押物灭失以及抵押物转让他人等原因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请求抵押人以抵押物的价值为限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其范围不得超过抵押权有效设立时抵押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故此，王乾民、郭江丽与金牛公司的抵押担保关系合法有效，金牛公司依法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金牛公司应对董大永、杨远飞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赔偿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由此可见，金牛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应对董大永、杨远飞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赔偿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关于所谓《审计报告》中出现的问题。（一）2019年6月27日的《审计报告》系违法无效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审计报告》系金牛公司单方委托，而委托时本案正在法院审理当中，金牛公司私自委托行为属于程序违法，应属无效。2．据以审计的材料不全面、不客观甚至虚假，且未经王乾民、郭江丽确认及质证，据此作出的《审计报告》自然是错误的、虚假的、无效的。2015年12月7日，王乾民、郭江丽向杨远飞、董大永移交了金牛公司29组文件材料；2016年10月22日，王乾民、郭江丽再次向杨远飞、董大永移交了所有公司财务资料，这些资料移交后，杨远飞、董大永是否全部妥善保存，有无丢失、损毁、有无藏匿、伪造，均无法证实。在2019年杨远飞、董大永单方委托审计时，提供的审计资料是否完整、是否真实，有无虚假材料均不能证明，何以能作为审计材料，审计报告又何谈真实性、合法性。（二）2015年10月20日，金牛公司收到王乾民、郭江丽认缴资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同日从公司账户分两笔转入王乾民建设银行账户，并不是抽逃资金的行为。理由如下：1．金牛公司是一家私营公司，两个股东王乾民、郭江丽系夫妻关系，其中王乾民既是金牛公司股东又担任金牛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以将公司资金自公司账户放至法定代表人账户，仅仅是资金存放方式的不同，虽不符合财务制度，但并不违法，且在当时环境下，在私营企业中是常有的现象，更不能以此认定为抽逃资金的行为。2．从实质上看，该10,000,000元注册资金全部用于金牛公司及陕西大厦项目。金牛公司成立时，其资产就是两个股东的10,000,000元认缴资金且该资金存放在王乾民建行账户中，后公司经营所需费用，尤其是开发陕西大厦项目，经金牛公司支付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契税、出让土地原有使用权人的补偿费用、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产权联合开发协议》的相关支出、项目立项备案费用、项目环评费用、项目勘探费用、项目设计费用、项目土地规划许可证、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取得、项目施工招投标、项目消防工程、项目房产测绘工程、项目施工图纸设计、项目土石方供应、项目电梯供应、安装、项目岩土工程勘察以及项目的大部分工程施工、人员工资等。2015年12月11日，双方签定《协议书》时陕西大厦项目已经施工至11层，并完成了裙楼施工。这些事实在双方2015年12月7日及2016年10月12日《金牛房产文件资料交接清单》中有明确体现，这些支出和费用又岂止是10,000,000元。而这些费用和支出均是由王乾民用认缴10,000,000元的资金支出，超过10,000,000元部分，由两人另筹资产投入。故10,000,000元的认缴资金已经用于了金牛公司的经营，并已经形成了金牛公司的现有资产，以陕西大厦项目的形式体现在了金牛公司的资产构成中了。3．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这一点在二审法院（2019）新民终字471号民事裁定书中已有明确认定，所以《协议书》第一条所列的“陕西大厦所有建设费用、动产、构筑物及随属设施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所有债权债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土地使用权等等”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指金牛公司的现有状况，指金牛公司100%股权项下的财产权益以及负债；所以此处的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并非指10,000,000元人民币，10,000,000元认缴资金已经用于金牛公司，已经转化为金牛公司的资产，包含在金牛公司100%股权之中。2015年12月1日，双方签定《协议书》，王乾民、郭江丽即将金牛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股东即已经变更为杨远飞、董大永，法定代表人为杨远飞，同时将金牛公司印章、售楼部予以了移交。截至2016年10月，金牛公司项目资料、财务资料、相关证照等全部移交给了杨远飞、董大永，即完成了100%股权及项下资产权益的全部移交。故王乾民、郭江丽已全部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杨远飞、董大永应依约承担支付转让款的义务。4．即使签订合同时存在10,000,000元认缴注册资金重大误解问题，误解已经解除且已经超过了一年期的除斥期间，依法也不能撤销。双方2015年12月1日签定《协议书》时，金牛公司对外各种法律关系复杂，债权债务众多，所以双方的股权转让就是且只能是以现状为准，而当时杨远飞、董大永是陕西大厦项目的施工方，对金牛公司现状也比较了解，不可能存在误解情形。尤其是将金牛公司所有资料移交杨远飞、董大永后，杨远飞、董大永对金牛公司情况已完全掌握，包括10,000,000元的认缴资金情况，而杨远飞、董大永在2017年2月25日、2017年4月6日曾专门书面向王乾民、郭江丽承诺尽快支付转让款，言下之意其并不存在误解，并承诺同意按约尽快支付转让款。重大误解依据法律规定在合同签订后1年内提出解除，但本案已经过了5年，杨远飞、董大永从未提出过解除，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无权提出，人民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杨远飞、董大永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诉，加之10,000,000元出资同本案股权转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金牛公司已就10,000,000元认缴资金事宜另案向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不应审查处理。四、杨远飞、董大永应当承担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根据《补充协议》第八条的明确约定，杨远飞、董大永违约，自愿接受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差旅费、违约金、律师费等费用，属于因杨远飞、董大永根本违约，引起诉讼，王乾民、郭江丽必然产生的损失，其与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的违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本案中王乾民、郭江丽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等费用均应由杨远飞、董大永承担。王乾民、郭江丽和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1200000的律师费，系双方协商确定，符合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律师费虽未开具发票，但该费用系实实在在发生的费用，且律师也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服务，该费用即已经产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民事判决中明确答复：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即生效且律师已经实际履行了代理职责，支付的律师费用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律师事务所是否开票是附随义务，与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用不具有对等关系，被答辩人以受托人未开票作为拒绝承担律师费用的理由不应支持。因此本案律师费用应当由杨远飞、董大永承担。本案中正是由于杨远飞、董大永极其不诚信，严重违约且属于恶意违约，在王乾民、郭江丽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转让了所有股权、移交了所有资产的情况下，依旧恶意拖欠早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承担律师费用有事实依据。综上，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作为《协议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的合同相对方、合同义务方及担保方，依法应当承担本案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并承担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责任，王乾民、郭江丽原审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 一审原告王乾民、郭江丽向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出诉讼请求：1．杨远飞、董大永共同支付其股权及项目转让款34,100,000元、违约金及赔偿金35,000,000元（其中违约金3,300,000元），共计69,100,000元；2．金牛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金牛公司对杨远飞、董大永支付及赔偿不足69,100,000元的部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4．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共同承担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1,200,000元）、保全费用、差旅费（100,000元）等费用。事实和理由：1．王乾民、郭江丽夫妻两人于2014年成立金牛公司，持有金牛公司100％股权。2015年，金牛公司开发建设的陕西大厦项目由杨远飞、董大永分别挂靠承建。杨远飞、董大永为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2015年12月1日，王乾民与董大永签订一份《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1》）、郭江丽与杨远飞签订一份《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2》），同日，金牛公司与王乾民、郭江丽、杨远飞、董大永签订《协议书》。2016年9月12日，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陕西大厦项目转让价款为35,000,0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其按约将金牛公司股权登记至杨远飞、董大永名下，并移交了陕西大厦项目的实际控制权。但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仅向其支付了900,000元项目转让款。经其多次催要，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以多种方式拒不支付转让款，拒不设立共管账户，拒不办理房屋抵押手续，属于根本违约，应当向其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等。 一审被告杨远飞、董大永辩称，其二人分别与王乾民、郭江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转让款10,000,000元。王乾民、郭江丽持有的金牛公司股权并非向金牛公司的真实出资，王乾民、郭江丽转让的股权瑕疵以及在履行合同中未及时完整交付是造成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原因。愿意在王乾民、郭江丽弥补金牛公司资本金后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股权转让款。 一审被告金牛公司辩称，1．股权是独立于公司财产的财产权。金牛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即成为具有独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法人财产拥有所有权。股东仅对自己的股权拥有所有权。作为股东在出资确认后获得了相应的股权，出资缴纳给公司后，其所有权便归属于公司，股东再无权利对出资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但王乾民、郭江丽却试图利用股权转让掩盖非法处置金牛公司财产。其利用对金牛公司的控制权签订《协议书》，恶意损害金牛公司合法权益，将金牛公司作价35,000,000元进行转让，并由杨远飞、董大永将转让款项直接支付给王乾民、郭江丽。依据公司法及金牛公司章程，王乾民、郭江丽无权约定将金牛公司财产进行任何涉及权利变动的处置。如果依照《协议书》确定转让金的支付，那么《协议书》中金牛公司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势必造成杨远飞、董大永与金牛公司的纠纷。故王乾民、郭江丽以股权及项目转让款作为诉请基础提出要求支付转让款34,100,000元，与事实相悖，且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为无效合同。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签订《协议书》同时，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1》《股权转让协议2》，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2．王乾民、郭江丽迟迟未交接金牛公司财务档案。直至2016年10月22日，才将金牛公司2015年7月至12月的5本财务凭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科目余额表各一份、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交接给杨远飞、董大永。在接受以上财务资料后，发现严重的财务数据失真、股东出资款全额抽逃等重大事项。金牛公司委托审计机构对相关财务资料进行了专项审计。发现以下问题：（1）2015年10月20日，金牛公司收到王乾民、郭江丽认缴资本金10,000,000元。同日从公司账户又分两笔向王乾民个人建行账户转款10,000,000元。（2）截至2015年12月31日，陕西大厦项目余额为39,648,298.50元，其形成的12项内容，在会计凭证中无原始凭证或账户未收到款项。（3）截至2015年12月31日，账面余额为4,504,656.61元，账目及凭证反映出无凭证及账目不齐全。（4）资产负债表与科目余额表不一致。（5）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其他应付款账户反映出王乾民借款4,774,768.67元。以上问题反映出王乾民、郭江丽在金牛公司担任股东及经营者期间恶意抽逃资金、虚构财务数据、侵占公司财产，且对杨远飞、董大永隐瞒金牛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在金牛公司资本金已完全灭失情况下，用虚构的数据谎称金牛公司的完整性。王乾民、郭江丽应当承担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股权瑕疵的违约责任。3．违约金约定过高。综上，王乾民、郭江丽请求其公司对杨远飞、董大永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一审审理查明，王乾民与郭江丽系夫妻关系，2014年9月18日王乾民、郭江丽成立金牛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2015年10月20日，王乾民、郭江丽共向金牛公司缴纳出资10,000,000元，同日全部转出至王乾民个人账户。2015年12月1日，金牛公司（甲方）与王乾民、郭江丽（乙方）、杨远飞、董大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同意甲方自2014年9月18日公司成立至签订本协议之日止期间，甲方发生的全部费用、甲方开发建设的陕西大厦（在建工程）所有的建设费用、动产、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所有债权债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土地使用权作价35,000,000元转让给丙方。二、丙方分四次付款：2016年2月1日前丙方向乙方支付2,000,000元；陕西大厦主体结构封顶后丙方向乙方支付10,000,000元；2016年12月31日前丙方向乙方支付13,000,000元；陕西大厦（一、二标段）竣工验收后10日内，丙方向乙方支付10,000,000元。三、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董大永将陕西大厦二标段一层（5-6轴）建筑面积180平方米，18,000元/平方米，12层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5,300元/平方米，13层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5,300元/平方米；杨远飞将陕西大厦一标段一层（16-17轴）建筑面积约180平方米，18,000元/平方米，12层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5,300元/平方米，13层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5,300元/平方米，14层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5,300元/平方米抵押给乙方作为35,000,000元的债权做担保，本合同签订后5日内，抵押房产在霍尔果斯房产局备案。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办理后，办理抵押登记。如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未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清35,000,000元前出售前述抵押的房屋，向乙方承担35,000,000元一倍的赔偿责任。四、甲方自2014年9月18日成立至签订本协议之日止，甲方向有关部门已经支付的税金和费用丙方不再向乙方给付，甲方未向有关部门缴纳的税金和费用由丙方承担。五、甲方自2014年9月18日成立至签订本协议之日止发生的借款及利息由乙方承担，否则丙方有权从35,000,000元里扣除。六、丙方未按期履行本协议第二条约定，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七、本协议签订的当日，乙方、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霍尔果斯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丙方已交付给乙方的保证金2,700,000元，乙方不退回给丙方。 2015年12月1日，王乾民与董大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1》，约定王乾民将金牛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董大永，转让价款为4,900,000元。2015年12月1日，郭江丽与杨远飞签订一《股权转让合同2》，约定郭江丽将金牛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杨远飞，转让价款为5,100,000元。《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采用格式合同范本，并注明适用于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申请办理股东变更或股东出资比例变更备案的，应提交《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协议签订后，王乾民、郭江丽分四次向杨远飞、董大永交付了陕西大厦项目售房部财产、金牛公司印章、金牛公司部分文件资料及数字证书电子钥匙。 2016年9月12日，甲方（王乾民、郭江丽）与乙方（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双方同意甲方将陕西大厦项目的所有手续移交给乙方，包括审图合格证原件、人防审图合格证原件、人防意见书、人防合同、拆迁房产证并协助办理注销手续、合同及协议原件、消防现场勘察意见书原件、协助到电业局将金牛边境贸易公司变更给金牛公司手续，伊犁金牛边境贸易有限公司伊州土字（1995）08号土地证原件，但是移交该土地证。财务会计账册、凭证及发票由双方会计在本协议签订之日30日内予以交接。二、甲方将交接上列第一条所列材料给乙方并办理相关手续的同时，乙方给甲方支付1,000,000元转让款，此后一个月内，乙方给甲方支付1,000,000元转让款。三、陕西大厦项目预售许可证办理完毕3个月内，乙方给甲方支付第二次应付的10000000转让款。如果逾期不能支付，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应付款10%的违约金。四、2017年6月28日前，乙方给甲方支付第三次应付13000000转让款。如果逾期不能支付，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应付款10%违约金。五、2017年11月30日前，乙方给甲方支付第四次应付的10000000转让款。如果逾期不能支付，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应付款10%违约金。六、以上应付款，乙方以陕西大厦的每层在建房屋进行担保，乙方应配合甲方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及抵押登记。担保范围房产的销售款，应直接打入甲方指定的账户或银行卡内。七、乙方办理完预售证后，房屋销售设立专用账户，房屋销售款必须全部打入该专用账户。该账户由金牛公司和甲方双控。房屋销售所收取的销售款20%向甲方支付转让款，80%由乙方留用，直至将甲方的转让款全部付清为止。此后甲方不再控制该账户。八、本协议按赋予强制效力公证，如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付款，甲方可向有管辖权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方自愿接受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差费、违约金、律师费等。该补充协议经霍尔果斯市公证书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6）新霍证经字第338号］。杨远飞、董大永提交的《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乙方（杨远飞、董大永）违约导致甲方诉讼，乙方应该承担诉讼费、甲方（王乾民、郭江丽）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诉讼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2016年10月11日，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签订《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一份，约定了抵押房产所处陕西大厦的具体楼层、面积及单价。抵押物价值为103,915,960元。并约定在抵押期间，如杨远飞、董大永出售抵押物，则必须通过王乾民、郭江丽，销售款作为杨远飞、董大永应付款项，销售款的80%打入王乾民、郭江丽账户；如果杨远飞、董大永不能按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时间直接支付应付款，则到期，视为杨远飞、董大永授权王乾民、郭江丽直接出售所抵押的上述房产用于抵付应付款；出售房款的标准，按照每层楼标注的价格进行销售，由王乾民、郭江丽直接出售。 2016年10月12日至10月22日，王乾民、郭江丽再次向杨远飞、董大永交付了金牛公司剩余文件资料及财务资料。2016年10月12日，杨远飞、董大永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了900,000元股权转让款，并向王乾民、郭江丽出具了欠条，承诺2016年10月22日支付100,000元转让款，2016年11月15日支付1,000,000元转让款。 2017年1月19日，陕西大厦建设项目取得房产部门颁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7年2月25日，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向王乾民、郭江丽出具承诺书，承诺应于2016年10月支付的1,100,000元转让款，于2017年3月31日一次性支付。 2017年4月27日，王乾民、郭江丽向霍尔果斯市公证处申请出具《补充协议》的执行证书。2017年4月30日，霍尔果斯市公证处出具（2017）新霍市证执字第01号执行证书。王乾民、郭江丽向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新霍证经字第338号］公证书。2017年5月12日，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新4004执11号执行裁定，查封金牛公司的部分房产。金牛公司不服，向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2017年6月15日，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新4004执异1号执行裁定，驳回金牛公司的异议请求。金牛公司不服，向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申请复议。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新40执复23号执行裁定，撤销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2017）新4004执异1号执行裁定，将该案发回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重新审查。2017年2月4日，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新4004执11-1号执行裁定，驳回金牛公司的异议请求。金牛公司不服，向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申请复议。2018年3月13日，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作出（2018）新40执复2号执行裁定，撤销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2017）新4004执11-1号执行裁定，新疆霍尔果斯市公证处作出的（2016）新霍证经字第338号赋予强制执行债权文书及签发的（2017）新霍市证执字第01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 2018年5月24日，王乾民、郭江丽诉至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1》《股权转让协议2》《协议书》《补充协议》。该案经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一审、本院二审，本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8）新民终537号民事判决，驳回王乾民、郭江丽的诉讼请求。 2019年6月28日，王乾民、郭江丽与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1,200,000元，该款尚未支付。2019年5月21日、5月28日，王乾民、郭江丽分两次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支付保全责任险保费89,900元。2019年5月22日，王乾民、郭江丽向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支付申请保全措施申请费5,000元。 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四份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2．杨远飞、董大永是否违约，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是否过高，转让价款问题，王乾民、郭江丽主张的损失是否有依据；3．金牛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是否已届满，杨远飞、董大永不承担责任的部分，金牛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4．保全担保费、申请费、差旅费用、律师费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缴纳出资后，财产归公司所有，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股权，即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全体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就是对公司全部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转让。本案中，王乾民、郭江丽二人将持有的金牛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就是王乾民、郭江丽二人将对金牛公司全部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杨远飞、董大永二人取得金牛公司股权的同时，将金牛公司股东由原来的王乾民、郭江丽变更为杨远飞、董大永，据此，金牛公司的股东发生了变化，而金牛公司的财产仍属金牛公司所有，并未发生转让，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将金牛公司的财产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实际上是将对金牛公司全部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协议书》并未处分金牛公司财产，金牛公司关于《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补充协议》系对《协议书》变更和补充，两份协议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各方对《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均无异议，该两份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确保该义务的履行，双方于2016年9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金牛公司在建工程陕西大厦部分房产抵押给王乾民、郭江丽，设立由王乾民、郭江丽与金牛公司共同控制的共管账户用于收取房屋销售款，房屋销售款的20%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约定将销售款的80%打入王乾民、郭江丽账户，上述抵押义务及设立共管账户的义务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均未履行，仅支付了900,000元股权转让款，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抗辩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因之一是王乾民、郭江丽交付金牛公司财务资料不及时，也不完整。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认为，1．公司财务资料为公司财产，王乾民、郭江丽作为金牛公司的前股东，负责保管公司财务资料，双方合同约定的公司财务资料应理解为金牛公司已有的财务资料，对于金牛公司未置备的财务资料王乾民、郭江丽不具有交付义务，也无法交付；2．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办理抵押登记、设立共管账户的义务应于2017年1月19日陕西大厦建设项目取得房产部门颁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三个月内履行，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均未履行；3.2016年10月，杨远飞、董大永向王乾民、郭江丽出具了欠条，承诺2016年10月、11月15日共支付1,100,000元转让款。2017年2月25日，金牛公司向王乾民、郭江丽出具承诺书，承诺应于2016年10月支付的1,100,000元转让款，于2017年3月31日一次性支付。据此，王乾民、郭江丽起诉前向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索款时，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承诺支付第一期剩余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并未提出财务资料交付不符合约定，实际上是确认了王乾民、郭江丽已完成了交付财务资料的义务。故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关于王乾民、郭江丽交付财务资料不及时、不完整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王乾民、郭江丽将金牛公司注册资本转出至王乾民个人账户的问题。股权转让价款是由转让时金牛公司的净资产及建设项目的市场前景等因素决定的，王乾民、郭江丽将金牛公司注册资本转出至王乾民个人账户不影响股权转让价款。综上，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王乾民、郭江丽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属违约行为。 关于股权转让价款。《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均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款为35,000,000元，而《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约定的转让价款为10,000,000元，《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采用格式合同范本，并注明适用于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申请办理股东变更或股东出资比例变更备案的，应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此后，各方又于2016年9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转让价款为35,000,000元，显然《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在有相反证据推翻《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转让价款约定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协议书》系经双方协商后，按照协商一致的内容签订，转让价款应按照《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35,000,000元确定。王乾民、郭江丽请求支付34,100,000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及损失。《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约定，如果杨远飞、董大永不能按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时间直接支付应付款，则到期，视为杨远飞、董大永授权王乾民、郭江丽直接出售所抵押的上述房产用于抵付应付款。王乾民、郭江丽依照该约定主张抵押房产出售后价款为其二人的损失，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认为，王乾民、郭江丽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该条款是授予王乾民、郭江丽处分抵押物的权利，并未约定抵押房产出售后的价款全部归王乾民、郭江丽所有，即使存在该约定，也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属无效条款，王乾民、郭江丽以此主张损失不能成立。依照《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2016年10月12日至10月22日期间，王乾民、郭江丽向杨远飞、董大永交付《补充协议》第一条所列材料的同时，杨远飞、董大永应支付1,000,000元转让款，此后一个月内再支付1,000,000元。杨远飞、董大永于2016年10月12日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了900,000元股权转让款，余款未支付。至2020年7月22日逾期利息为194,604.86元［18063.19（100,000元×4.75%÷360天×1369天，自2016年10月22日起至2020年7月22日止）＋176541.67（1,000,000元×4.75%÷360天×1338天，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2020年7月22日止）]。依照《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应于陕西大厦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后三个月内支付第二期应付款10,000,000元，2017年1月19日，陕西大厦建设项目于2017年1月19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则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应于2017年4月19日前支付第二期应付款10,000,000元，至2020年7月22日，逾期3年3个月3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损失为1,570,138.89元（10,000,000元×4.75%÷360天×1190天），依照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应于2017年6月28日前支付第三期应付款13,000,000元，至2020年7月22日，逾期3年零24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损失为1,921,111.11元（13,000,000元×4.75%÷360天×1120天），依照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应于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第四期应付款10,000,000元，至2020年7月22日，逾期2年7个月22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损失为1,273,263.89元（10,000,000元×4.35%÷360天×965天），上述四笔合计为4,959,118.75元，王乾民、郭江丽依照约定主张违约金3,300,000元符合双方约定，予以支持。金牛公司关于违约金过高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因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王乾民、郭江丽的损失，故杨远飞、董大永还应赔偿王乾民、郭江丽损失1,659,118.75元（4,959,118.75元-3,300,000元）。王乾民、郭江丽主张的其他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金牛公司以约定房产为杨远飞、董大永向王乾民、郭江丽提供抵押担保。金牛公司办理抵押登记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未办理抵押登记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金牛公司承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王乾民、郭江丽承担担保责任，在抵押权未设立的情况下，金牛公司应以抵押物价值为限对王乾民、郭江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的约定，抵押物价值为103,915,960元，远高于王乾民、郭江丽请求数额。故王乾民、郭江丽请求判令金牛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关于王乾民、郭江丽请求判令杨远飞、董大永不承担责任的部分由金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杨远飞、董大永系债务人，金牛公司系抵押人，抵押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以债务人债务为限，不存在债务人债务以外的债务，王乾民、郭江丽请求金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债务不存在，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王乾民、郭江丽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了之前诉讼支出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保全担保费、律师代理费，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认为，该部分支出费用中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律师代理费本院（2018）新民终537号民事判决中已作出处理，王乾民、郭江丽再次提出，属重复诉讼，不予审理；保全担保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费用，且前一案件王乾民、郭江丽败诉，王乾民、郭江丽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为办理股权转让事宜支出的公证费，双方未约定由杨远飞、董大永负担，也不属于杨远飞、董大永违约给王乾民、郭江丽造成的损失，故王乾民、郭江丽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乾民、郭江丽因本案支出的保全担保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费用，亦不予支持。王乾民、郭江丽主张的差旅费100,000元，包含了之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及前一诉讼案件一、二审支出的差旅费用，之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及前一诉讼案件一、二审王乾民、郭江丽的请求均未得到法院支持，故该部分费用应由王乾民、郭江丽自行负担。本案原一审因王乾民、郭江丽诉讼请求错误，导致案件被本院发回重审，故原一审开庭及二审支出的差旅费应由王乾民、郭江丽自行负担，因本案原一审立案王乾民、郭江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支出的交通费1,947元及本次庭审王乾民、郭江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良、郭明支出的交通费814元，共计2,761元，应由杨远飞、董大永负担。王乾民、郭江丽申请诉讼保全，符合法律规定，其向本院缴纳的5,000元保全申请费应由杨远飞、董大永及金牛公司承担。杨远飞、董大永提交的《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乙方（杨远飞、董大永）违约导致甲方（王乾民、郭江丽）诉讼，乙方应该承担诉讼费、甲方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诉讼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据此，王乾民、郭江丽因本案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200,000元应由杨远飞、董大永负担。综上，王乾民、郭江丽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20年7月26日作出（2020）新40民初7号民事判决：一、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转让款34,100,000元；二、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300,000元；三、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赔偿损失1,659,118.75元；四、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律师代理费1,200,000元、差旅费2,761元，共计1,202,761元；六、驳回王乾民、郭江丽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9,800元，由王乾民、郭江丽负担185,624元，由杨远飞、董大永及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24,176元。王乾民、郭江丽预缴的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杨远飞、董大永及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庭审中，王乾民、郭江丽提交了两组新证据： 1．金牛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以股东出资纠纷为案由向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起诉状》。拟证明10,000,000元注册资金是否抽逃与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无关，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审理。 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质证称，对《起诉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因本案中涉及到王乾民、郭江丽是否抽逃注册资金的问题，故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立案后又通知我方撤诉，我方已办理了撤诉手续，等待本案最终处理结果。 2．《西安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收费指导意见》）及《关于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计算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计算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本案律师费的计算符合规定且属于必然发生的费用。 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质证称，对《西安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及《关于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计算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律师收费标准是分段累计计付的，我们根据全国律协的收费办法计算出的费用与王乾民、郭江丽提交的收费标准差距很大。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案件所涉的《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为有效合同及股权转让款如何认定；2.杨远飞、董大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3.杨远飞、董大永是否应当承担王乾民、郭江丽主张的律师费用；4.金牛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为有效合同的问题。本案中，双方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该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但从合同主体和内容看，王乾民、郭江丽系将其持有的金牛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杨远飞和董大永，杨远飞、董大永支付相应价款并取得股东地位。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王乾民、郭江丽已将其股权变更登记至杨远飞、董大永名下。虽然《协议书》中约定了将金牛公司自成立至签订该协议之日止发生的全部费用、开发建设的陕西大厦所有的建设费用、动产、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所有债权债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土地使用权作价35,000,000元转让给杨远飞、董大永，但双方在实际履行中仅对股权办理了过户手续，上述资产的所有权并未发生变化，仍属金牛公司，故上述约定内容属于双方对资产交割问题的约定，而非对相关资产的处分。《协议书》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一般特征，其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约定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王乾民、郭江丽存在隐瞒瑕疵出资等事实，杨远飞、董大永对此不知亦不应当知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以及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亦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如杨远飞、董大永所述，自伊犁凌远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27日出具了关于金牛公司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之日，杨远飞、董大永即属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但其二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且自双方签订《协议书》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该合同亦应为有效合同。一审关于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关于案涉协议内容属股东随意处置出资及公司资产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因与双方关于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股权转让款如何认定的问题。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与王乾民、郭江丽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将金牛公司开发建设的陕西大厦（在建工程）所有的建设费用、动产、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所有债权债务、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土地使用权作价35,000,000元转让给杨远飞和董大永，并在第七条中约定该协议签订的当日，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王乾民与董大永于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1》中约定的转让价款为4,900,000元，郭江丽与杨远飞于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中约定的转让价款为5,100,000元，合计仅为10,000,000元，但其四人在2016年9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再次确认杨远飞、董大永应支付的转让价款为35,00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王乾民、郭江丽主张转让价款为35,000,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杨远飞、董大永仅依据各自与王乾民、郭江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1》《股权转让合同2》主张转让价款为10,000,000元应属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一审判决依据《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认定转让价款为35,00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远飞、董大永上诉主张转让价款应为10,000,000元，其欠付款仅为9,100,000元的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杨远飞、董大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案系王乾民、郭江丽基与其二人与杨远飞、董大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提起的诉讼。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给付义务即为交付股权和价款的义务。王乾民、郭江丽在股权转让关系中的义务是向杨远飞、董大永转让所持有的股权，案涉股权亦于2015年12月1日变更登记至杨远飞、董大永名下，王乾民、郭江丽出资义务的完全履行与否并不是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其二人应为已履行了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义务。杨远飞、董大永在股权转让关系中的义务则为支付转让价款。双方在《补充协议》第二条中约定，王乾民、郭江丽将《补充协议》第一条所列材料交给杨远飞、董大永并办理完相关手续的同时，杨远飞、董大永应支付1,000,000元转让款，此后一个月内再支付1,000,000元。但实际履行中杨远飞、董大永仅于2016年10月12日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了900,000元股权转让款，余款再未支付，已属违约。杨远飞、董大永虽提出王乾民、郭江丽在金牛公司担任股东期间恶意抽逃资金、虚构财务数据、侵占公司财产，亦存在过错，应当按照过失冲抵原则合理确定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王乾民、郭江丽是否抽逃出资、虚构财务数据、侵占公司财产与本案股权转让均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即使王乾民、郭江丽存在上述行为，其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向金牛公司承担责任，杨远飞、董大永在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无权以此作为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由。故一审判决认定杨远飞、董大永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王乾民、郭江丽在本院二审中提交的《起诉状》的真实性、合法性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均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不认可，且金牛公司是否另案起诉并非认定该项争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构成要件，故本院对《起诉书》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关于杨远飞、董大永是否应当承担王乾民、郭江丽主张的律师费用的问题。双方在《补充协议》第八条中约定“本协议按赋予强制效力公证，如乙方未按协议约定付款，甲方可向有管辖权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方自愿接受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差费、违约金、律师费等。”双方就签订的《协议书》申请公证部门出具的强制执行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虽经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但双方关于如一方违约，应负担另一方因主张债权所产生的差费、违约金、律师费等的意思表示仍合法有效。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关于公证书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则该条款约定的律师费亦不用承担的理由与该条款的通常理解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王乾民、郭江丽虽在一审提交了合同证实其关于本案律师费约定为1,200,000元，二审庭审中亦提交了《收费指导意见》《计算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其与律师约定的数额符合相关规定，因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对上述《收费指导意见》《计算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上述证据系打印形成，并未加盖相关单位的公章予以印证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王乾民、郭江丽在本院二审庭审中亦认可该费用截至当时仍未实际支付，故该费用是否产生及产生多少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该项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其主张按1,200,000元支付没有事实依据。关于王乾民、郭江丽答辩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民事判决，该案中一审原告的起诉标的81,823,828元，而该案中的律师代理费仅约定为200,000元，且当事人已实际支付部分律师费，与本案情况不同。故一审判决杨远飞、董大永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1,200,000元律师费用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王乾民、郭江丽可待相关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金牛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王乾民、郭江丽与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金牛公司被列为合同的甲方，《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金牛公司以约定房产为杨远飞、董大永向王乾民、郭江丽提供抵押担保，金牛公司在《协议书》尾部加盖印章。金牛公司2015年12月1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杨远飞，股东为杨远飞、董大永，而杨远飞、董大永亦在该《协议书》中签字确认。故该《协议书》中关于将陕西大厦部分房产抵押给王乾民、郭江丽作为债权担保的约定应系金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金牛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协议书》自金牛公司加盖印章、金牛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远飞签字时，即成立并生效，对金牛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金牛公司上诉主张该《协议书》系股东擅自处分公司财产及随意确定金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属无效合同的理由与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依据《协议书》的约定，金牛公司办理抵押登记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其未办理抵押登记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金牛公司承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王乾民、郭江丽承担担保责任，在因金牛公司违约造成抵押权未设立的情况下，金牛公司应以抵押物价值为限对王乾民、郭江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细清单》约定抵押物价值为103,915,960元，远高于王乾民、郭江丽请求数额，故一审法院认定金牛公司对杨远飞、董大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杨远飞、董大永、金牛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0）新40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即“一、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转让款34,100,000元；二、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300,000元；三、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赔偿损失1,659,118.75元”； 二、撤销本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0）新40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即“四、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律师代理费1,200,000元、差旅费2,761元，共计1,202,761元；六、驳回王乾民、郭江丽其他诉讼请求”； 三、杨远飞、董大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乾民、郭江丽支付保全申请费5,000元、差旅费2,761元； 四、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王乾民、郭江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9,800元，由王乾民、郭江丽负担182,361元，由杨远飞、董大永及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27,4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7,609.40元，由王乾民、郭江丽负担7,904元，由杨远飞、董大永及霍尔果斯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89,705.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关     蓉 审 判 员 李     李 审 判 员 热依拉·买买提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闫  乔  乔 书 记 员 叶  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