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23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翰，男，195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大民，男，196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抚新区滨河路****。法定代表人：李保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彬，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民，辽宁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文翰因与上诉人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工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4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文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大民，上诉人科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彬、孙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文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404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之日(2017年7月31日）起720日内为原告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因此，被告应当于2019年7月21日前为原告办理不动产权，被告于2020年3月31日通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显然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因双方合同中并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故一审法院“以原告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暂停售楼处对外营业，在计算被告的违约责任期间，该期间应当予以扣除，即被告的实际违约天数为246天。”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逾期交付不动产权证书的违约天数为246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未能准确认定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证的逾期违约时间。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第十一条交付时间和手续第（一）项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7年7月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及第二十条房屋登记第（二）项约定：“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取得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协商解决处理。”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之日（2017年7月31日）起720日内即2019年7月21日前为上诉人办理不动产权。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于2020年4月16日让邻居通知上诉人按照通知要求携带相关材料，于4月17日早8时30分前双方一起到开发区产权处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记载时间为2020年4月17日，被上诉人显然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2020年3月31日在业主微信群和小区内通知办证，是对全体业主的办证告知，目的是提示业主做好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准备工作，这只是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办理产权证是需要被上诉人向产权处提供手续并且有其工作人员和上诉人一起共同到现场办理，产权处要审核双方各自提供的相关材料和采集双方的信息才能进行办理。而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第二十条房屋登记第（一）项约定：“双方同意共同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这些都说明房屋不动产权证的办理需要双方共同配合才能完成，任何一方单独都不能完成办理产权证事宜。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办证逾期时间为从2019年7月21日到2020年4月17日共计逾期272天。综上，被上诉人已经违反《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规定、第八条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规定和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原则。2、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证的逾期违约时间应扣除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受疫情影响的时间，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之日（2017年7月31日）起720日内即2019年7月21日前为上诉人办理不动产权。一审法院认定的应扣除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受疫情影响的时间，发生在被上诉人应当履行约定义务的时间以外，如果被上诉人在合同约定时间积极主动履行合同义务，此情况的出现就会避免，因此并不构成履行合同的障碍，不能把它当成不可抗力看待。当事人迟延履行合同，属于被上诉人人为的主观故意，已经违约在先，不能免除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应扣除此期间的违约天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不应扣除受疫情影响的违约时间，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给付原告该商品房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建筑工程质量认定书》、《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合格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一节，上述文件系房地产开发企业交房产等相关部门备案；文件，并非交于购房者的文件，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未能准确认定涉案房屋的交付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第九条商品房交付条件第（二）款约定：“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要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和《住宅质量保证书》。”《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应当履行约定义务，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将上述文件给付上诉人。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未能准确把握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为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了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为了保障住房消费者的权益，加强商品住宅售后服务管理，促进住宅销售，国务院和建设部都颁布了相关的法规和规章来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销售中的行为。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向购买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建设部第88号令《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销售商品住宅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商品住宅实行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向买受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建设部《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第三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向用户交付销售的新建商品住宅时，必须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科工公司辩称，对张文翰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我方按照合同约定720日内没有逾期，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协商解决，根据法律规定协商解决就意味着张文翰放弃了诉权，按照公平原则张文翰有损失就应按照实际损失，在一审中张文翰明确表示逾期办理房产证没有直接损失，不应支持张文翰请求。本案发生数起同案不同判。科工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404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逾期交付不动产权证书的违约天数为246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即商品房交付之日（2017年7月31日）起720日内，至2019年7月21日前为原告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直至2020年3月31日才通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按双方的合同约定显然违约。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被告逾期交付不动产权证书，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被告违约受疫情影响从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的时间应予扣除，即被告的实际违约天数为246天。”1.一审法院未能准确认定涉案房屋的交付时间。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合同中，第十一条款交付时间和手续第（一）项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7年7月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及第二十条款房屋登记第（二）项约定：“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取得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协商解决处理。”但涉案房屋的实际交付时间为2017年10月31日，对于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责任，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0日领取了违约金并签字确认。对此，上诉人认为：因约定交付房屋的时间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互为关联，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如若仍然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时间起算点为2017年7月31日，属于加重上诉人的义务，与合同法第五条款所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所违背。所以，应当以涉案房屋实际交付时间（即2017年10月31日）起算720日，更符合法律规定。2.—审法院未能准确认定不动产权证书的交付时间。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合同中，第二十条款房屋登记第（一）项约定：“双方同意共同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根据上述约定，上诉人已于2020年3月31日通知被上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7日取得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因此从2020年3月31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止的期间，属于被上诉人自己办理不动产权证所需的时间，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完成所规定的的义务，不能因被上诉人自身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所需的时间，而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这与合同法第五条款所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所违背。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需要承担逾期交付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违约责任，违约天数计算到2020年4月17日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约定的720日为自然日及对于双方约定的逾期办证解决方式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能准确认定合同中关于720日的约定。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合同中，第二十条款房屋登记第（二）项约定：“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取得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协商解决处理。”因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前置条款是上诉人需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而上诉人要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需要经过消防竣工备案、人防竣工验收、工程规划验收、土地竣工验收、环保验收、土地灭籍、档案交档审核、竣工备案等诸多行政审批手续，但主管这些行政审批手续多数系政府行政机关，而它们的办公时间为工作日，上诉人只能在工作日期间开展相关工作，因此，上诉人认为：720日的约定，为720个工作日，更能体现合同法的公平原则。2.—审法院对于双方约定的逾期办证解决方式不予采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被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未有任何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之行为，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情形下双方签订的合同，由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对该合同的全部条款是充分了解与理解的。因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合同中第二十条款房屋登记第（二）项约定：“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取得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协商解决处理。”，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意味着被上诉人己经放弃了诉讼的权利。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解释》第18条有误，本条明确约定双方有明确约定的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所以不应适用这条。张文翰辩称，一、关于上诉人认为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的起算时间。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在该涉案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即在2019年7月21日前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上诉人在违约逾期三个月交付房屋并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交付房屋违约金，这是上诉人履行合同的约定。双方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和逾期办证违约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旦违约就应该分别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1期刊载的案例四，其裁判规则为：商品房买卖中，合同中分别约定了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开发商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交房、逾期办证的多项违约责任。此案例与本案相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解释：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条解释规定，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不以买受人是否有实际损失为前提。综上，无论是双方合同约定的事实依据，还是《合同法》及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都应该认定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时间起点应为一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7月31日，共计违约272天。二、关于上诉人称已在2020年3月31日通知被上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就等同完成合同约定的办证义务一节。2020年3月31日，上诉人在全体业主微信群里只是泛泛发的通知，仅提示业主准备好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要的材料，只是上诉人履约合同为业主办理产权证的告知行为，是办理产权证过程的一部分。而被上诉人明确得到上诉人工作人员的通知是：4月17日8时30分前到产权处双方共同办理产权证。而且在产权处也确实是在对我们双方共同采集相关信息和审核确认各自提供材料后，才予以办理，缺席任何一方都不能顺利有效办理。由此可见，通知办理办证时间并不是实际取得产权证，这是两个概念。关于上诉人提出疫情原因，产权处不办公，这完全是由于上诉人延迟履行合同、违约在先造成的。《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当事人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三、关于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的720日为720个工作日一节。上诉人的理由是混淆概念，既没有法律依据，合同上又无特殊约定，更是与日常生活认识和交往交易习惯不符。关于双方产生纠纷只能协商解决一节，在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十章其他事项第27条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中明确规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解决：1.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双方签订的是由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依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张文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科工公司向张文翰支付逾期272天交付所购商品房所有权证书的违约金及罚息利率共计49901元；2、判令科工公司给付张文翰该商品房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建筑工程质量认定书》、《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合格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3、判令科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7日，张文翰(买受人)与科工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一份，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张文翰购买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抚顺经济开发区房屋，房屋总价款1026250元，买受人一次性付款，出卖人应当在2017年7月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取得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同意协商解决。合同签订后，张文翰将购房款1026250元全额交付科工公司，科工公司为张文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20年3月31日，科工公司通过张贴通知的方式通知业主办理不动产权证，张文翰于2020年4月17日从科工公司处取得所购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另查明：2020年1月28日，辽宁省沈抚新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局下发通知：沈抚新区内所有售楼处暂停对外营业，同时暂停关闭商品房网签系统。2020年2月21日通知放开售楼处及房产中介机构对外营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张文翰与科工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签订后，张文翰已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全部购房款，而科工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即商品房交付之日(2017年7月31日)起720日内，至2019年7月21日前为张文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直至2020年3月31日才通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按双方的合同约定显然违约。当事人应当按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科工公司逾期交付不动产权证书，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科工公司违约受疫情影响从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的时间应予扣除，即科工公司的实际违约天数为246天，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根据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一年以内的贷款利率为4.35%，逾期贷款利息上浮30%，即科工公司应支付张文翰逾期办证违约金应计算为：1026250元×4.35%×(1+30%)/365日×246日=39113.62元；关于张文翰主张的科工公司给付张文翰该商品房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建筑工程质量认定书》、《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合格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上述文件系房地产开发企业交房产等相关部门备案文件，并非交于购房者的文件，因此，对于张文翰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科工公司辩称的合同约定的720日为720个工作日，不存在逾期办证一节，因《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系科工公司方使用的格式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且按720个工作日理解，也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故科工公司该项辩解，以及科工公司辩称双方合同约定的逾期办证的解决方式为协商解决，意味着张文翰放弃了诉讼权利，法院均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张文翰支付逾期办理不动产证书违约金39113.62元。二、驳回原告张文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8元，减半收取524元，由被告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89元，由原告张文翰自行承担135元。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房屋逾期办证违约金如何计算；二、逾期办证违约期间如何确定；三、科工公司是否应向张文翰交付《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关于焦点一，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取得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协商解决。至今，双方当事人就此问题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依《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确定，案涉合同中对于房屋登记逾期违约责任并无约定，对于买受人显失公平。现科工公司在约定期间内未履行办理权证的合同义务，违约事实存在，其应承担违约责任。科工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故科工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违约损失。根据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基本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对于逾期违约金的计算应分段计算。利用民事诉讼程序寻求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除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之外，不得以合同约定排除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科工公司以上述合同约定为由主张张文翰放弃诉讼权利，于法相悖，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根据合同约定，科工公司应在案涉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20日内为张文翰办理不动产证书，房屋约定交付日期为2017的7月31日，顺延720日则为2019年7月21日，即科工公司应在2019年7月21日前为张文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故逾期办证起算点应为2019年7月21日。对于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衡量依据应为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为标准，自登记完成之日起，出卖人已完成办证义务，故逾期办证截止日期应为双方当事人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之日，即2020年4月17日。受疫情影响暂停售楼处对外营业的期间应予以扣除。故，科工公司向张文翰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期间应自2019年7月21日至2020年4月17日，扣除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受疫情影响期间。关于焦点三，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案涉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约定出卖人应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及《住宅质量保证书》，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院对于张文翰要求科工公司提供上述说明书及保证书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科工公司提出逾期交房期间在逾期办证期间加以扣除一节，科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逾期交房与逾期办证存在的必然联系，双方当事人亦无此项约定，其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科工公司主张商品房交付之日起的“720日”为工作日，案涉合同中对该720日并未作特别约定，其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4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4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张文翰逾期办理不动产证书违约金（违约金以102625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4月17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利息予以扣除）；四、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案涉商品房《住宅使用说明书》、《住宅质量保证书》交付张文翰。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8元，减半收取524元，由上诉人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89元，由上诉人张文翰负担1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8元，由上诉人张文翰负担70元，由上诉人沈阳科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小龙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张庆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