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7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钰婷，女，200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法定代理人：张某1（林钰婷之母），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阳，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懿，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隆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X155430160。负责人：孙力军，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敏，湖北鑫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钰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3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钰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林钰婷父亲林新俊并非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的保险代理员，没有从事过保险代理业务，更没有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连林新俊的保险代理人资格申请表等都是虚假的。2.林新俊为林钰婷支付保费后，保险公司并没有要林新俊在保单上签字，更没有告知保险的任何免责条款。林钰婷在一审申请了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同意，一审对该事实未查清楚，导致判决错误。3.一审法院主动调查取证虽然合法，但没有全面调查关键证人张某2等。对姚某的调查中，很多事实姚某作了虚假陈述，一审不应依此证据草率判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林钰婷于2016年10月缴纳了保费，到发生保险事故的2019年3月，已经投保两年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超过了法律规定期间，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依法应予赔偿。同时保险公司不仅没有行使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甚至连保单上的签名是保险公司代替林新俊所签，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人寿保险宜昌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一、人寿保险宜昌公司提供的证据均可证实，林新俊系该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林新俊不光为其女儿投保，还承办了其他人的保险业务，人寿保险宜昌公司通过银行转帐的形式向其支付了保险代理佣金。林新俊为女儿投保时，投保人和保险业务员均为林新俊本人，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也向林新俊转账支付了保险佣金，其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又是销售人员，想通过逃避签字的行为达到恶意投保的目的。二、林钰婷主张姚某的陈述虚假，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三、保险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得作为两年解除条款的解释。林钰婷所患病症在投保前就已发生，林新俊为女儿投保属故意隐瞒重大事项，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依法享有解除权。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在林钰婷申请理赔时才知道解除事由，得知后立即送达了解除通知书。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钰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向林钰婷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6日，林新俊与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在该公司担任保险营销员，营销员代码为42050300003557，林新俊向保险公司提供了毕业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2×××64。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3日期间，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共向林新俊支付其所销售保险的佣金累计13243.6元。2016年10月15日，林新俊为其女儿林钰婷投保以下险种：1.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号2016420503546015072278，被保险人为林钰婷，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终身；保险利益条款约定：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包含恶性肿瘤等五十种疾病。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利益条款第七条保险责任第一项约定：“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者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国寿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保单号2016420503552015072286，被保险人为林钰婷，保险金额200000元；保险利益条款约定：本合同所指的疾病包含严重川崎病等十五种疾病。3.国寿终身疾病保险（尊享版）、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保单号2016420503551015075727，被保险人为林钰婷，保险金额200000元；保险利益条款约定：本合同所指疾病包含严重大动脉炎等三十种疾病。林新俊在为林钰婷投保上述保险时，其作为投保人在《电子投保单》上签名确认。《电子投保单》明确提示：“本人已认可《电子投保单》的全部内容，确保投保人、被保险人及身故受益人信息、投保事项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均正确无误，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与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保无误；已仔细阅读并理解电子版《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全部内容，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之后，林新俊按照上述保险合同约定按时交纳保费。2019年3月18日，林钰婷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住院就诊，2019年5月15日出院诊断为：恶性肿瘤复诊化疗、非霍奇金淋巴瘤（弥漫大B型细胞型）、化疗后骨髓抑制、脓毒症、急性支气管炎、麦粒肿、口腔溃疡。林钰婷出院后，林新俊向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申请理赔，2019年5月21日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被保险人林钰婷2016年3月已确诊为非霍奇金滤泡性淋巴瘤，申请投保时未就上述疾病如实告知。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3月31日林钰婷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行“左淋巴结切除术”，出院诊断为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该疾病属恶性肿瘤中的一种。2019年5月15日，林钰婷经诊断的化疗后骨髓抑制、脓毒症、急性支气管炎、麦粒肿、口腔溃疡等疾病，不属于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国寿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国寿终身疾病保险（尊享版）、国寿附加豁免保险费少儿疾病保险（尊享版）约定的保险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与林新俊签订的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等保险合同，虽然林新俊称该合同不是林新俊本人所签，但不论是否是林新俊亲笔签名，投保后林新俊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纳保险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视为对合同效力的追认，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所涉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林新俊在为林钰婷投保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如实向保险公司陈述，确保投保人、被保险人及身故受益人信息、投保事项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均正确无误，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与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保无误。林钰婷于2016年3月31日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行“左淋巴结切除术”，出院诊断为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该疾病属恶性肿瘤的一种，2016年10月15日林新俊在为林钰婷投保时作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名确认，视为林新俊已详知《电子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中的内容，但林新俊并未就林钰婷患恶性肿瘤疾病的事实如实告知给保险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林新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2019年4月15日林钰婷诊断的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并非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林钰婷主张《电子投保单》《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中林新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其不是保险公司的保险销售人员，对投保单中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内容不知情，并申请对《电子投保单》中林新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查，2016年10月林新俊入职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从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向林新俊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支付了其所销售保险的佣金，林新俊不能就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等资料入职、收取支付佣金的事实给出合理解释，且证人姚某亦证实林新俊与其是同一时期进入保险公司从事保险销售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应认定林新俊是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的保险营销员，其作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销售人员，对其销售的保险产品的保险利益条款及《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内容应当是悉知的，故无需对《电子投保单》中林新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林钰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林钰婷负担。二审中，林钰婷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微信账单流水截屏、毕业证书、录音资料，证明林新俊不是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的保险营销员，也未与该公司签订过保险代理合同。同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明2015年至2019年杨某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枝江支公司入职期间，该公司有通过挂名扩大保险业务员队伍的情况，其也不认识林新俊。经质证，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情况说明系当事人张某1本人出具，证据形式等同于当事人陈述；毕业证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据此认定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毕业证书中的林新俊照片为虚假，证据形式存在瑕疵；微信账单流水截屏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提出的证明目的；关于录音资料，因林钰婷所指的被录音人员“姚某、张某2”均未到庭确认录音的真实性，且内容与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不一致，说明上述录音证言不具有可信度，本院不予采信；杨某的证人证言，其未提交证据印证其入职、离职和挂名业务员的事实，该证言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张某1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购买案涉保险都是张某1与姚某联系，张某1将林新俊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银行账户发给姚某，姚某即将保单送给张某1”，关于林新俊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中保险公司转账的款项，张某1解释称“是联系张某2在保险公司以林新俊的名义挂工号，其他亲戚朋友的保单返利，保险公司先通过林新俊的账号返还，然后张某1将保单返利再转付给其他亲朋”，“所有亲戚的保单都是代签的”。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林新俊与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以及林新俊在《电子投保单》上签名确认”的事实，因林新俊本人对上述签名予以否认，《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及毕业证书上“林新俊”的照片为虚假，尚未通过鉴定证明上述签名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节事实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林新俊是否与人寿保险宜昌公司签订过保险营销员代理合同，以及是否办理过真实的入职手续的事实，因林新俊对此均予否认，人寿保险宜昌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存在瑕疵，说明其内部管理松散、混乱，依据现有证据无法作出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林新俊或者张某1在为女儿林钰婷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之前，林钰婷已被医疗机构诊断患有恶性肿瘤。虽然林钰婷上诉称“林新俊支付保费后，保险公司没有要求林新俊在保单上签字或者告知保险免责条款”，但从张某1陈述的投保经过看，张某1通过林新俊挂工号，介绍他人与保险业务员联系购买保险，通过林新俊的银行账号统一收取返利或者佣金，同时以林新俊的名义为林钰婷投保，又以销售人员的名义代理该业务，并收取返利的行为，应视为保险营销代理行为，可推定其明知投保单上询问的事项而故意隐瞒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有违保险最大诚信原则。退一步讲，即使林新俊或者张某1不属于保险营销代理人，其在为林钰婷投保时不明了应就被保险人已经发生的疾病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但林钰婷向人寿保险宜昌公司主张的是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人寿保险宜昌公司应承担林钰婷被确诊为重大疾病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故本案关键问题或者说保险公司承担保险金给付义务的前提条件，并非是双方所争议的是否履行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而是林钰婷所确诊的重大疾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约定的保险事故。显而易见，林钰婷投保之前已经诊断患有“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也就是说，林新俊或者张某1是在林钰婷已患重大疾病的情况下，与保险公司订立了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林新俊或者张某1投保的不再是保险合同所保障的“不确定事件”，而是已经确定的重大疾病，违背了保险合同保障风险的本质特征，其主张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林钰婷另提出其缴纳保费到发生保险事故时已经过两年期间，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该条第七款对保险事故也定义为“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即保险事故是指将来不确定、须有发生可能的事件，在保险事故成立的基础上，才能去探讨保险合同是否经过了除斥期间和不可抗辩期间，而成为不可争议的法律文件，需禁止保险人无限期地享有解除权的问题。本案林钰婷所称的“保险事故”在保险合同成立前即已发生，保险人不可能为保险合同成立前发生的风险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林钰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提出保险公司解除权消灭，应支付保险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和裁判结果正确，林钰婷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林钰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劲松审判员  黄孝平审判员  王明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刘俊书记员冀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