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波，男，197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忠，男，195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雨（系王忠之女），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秋波，女，195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国静，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笛，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军波因与被上诉人王忠、霍秋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00）威环经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大洋捕捞队的债务系王忠、霍秋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向上诉人刘军波偿还该债务本息；2.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王忠、霍秋波在2008年2月14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第二项财产处理的约定无效，登记在二被上诉人名下的位于威海市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3.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关于借款主体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大洋捕捞队（以下简称大洋捕捞队）的性质认定错误。根据刘军波提交的生效法律文书（2000）威环经初字第332号（以下简称332号）民事判决书存卷的“临时营业执照”，大洋捕捞队的经济性质系个体，有效期限自1998年3月6日至1999年9月5日，发照机关为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经刘军波查询，未查询到该个体户电子登记信息。据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答复，因该企业信息系临时营业执照，发证时间距现在时间久远，原始档案因为主管机关搬家等原因可能未予保存。该企业信息在332号案存卷，就表明该企业系合法登记的市场主体。被上诉人抗辩的大洋捕捞队经营性质系有限公司系其单方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另外原审判决第9页第7行“且在另案中亦存有印有王忠印章的大洋捕捞队系由威海龙佳贸易公司（国有企业性质）更名而来的相关卷宗材料，因此无法认定大洋捕捞队是否真实的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应的主体性质”的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对相关证据的来源及性质未尽到详细审查义务。根据该证据的来源，在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案卷中已对该证据系伪造证据做出了认定，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系伪造证据的事实未予审查即以该伪造证据抗辩生效法律文书332号案存卷的临时营业执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外，该证据落款系“王中”，而非本案被上诉人“王忠”在332号案借款合同落款所预留的“王忠”的私章。由此，借款主体大洋捕捞队系由王忠成立的个体户，是生效法律文书留存证据所加以证明的事实。2.原审判决对案涉332号判决的大洋捕捞队的债务性质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本案关于王忠成立的大洋捕捞队系由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应以其家庭财产承担大洋捕捞队名义所举债务。而且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霍秋波为了达到举证证明其已向王忠支付了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对价款60万元，提供了其名下的2008年在威海商业银行50万元存款的取款记录，拟证明其已支付对价款的主张。而根据霍秋波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水平，其作为银行普通工作人员，在2000年因购房负有巨额房贷未还清的情况下，其在2008年有数额达到50万元的巨额存款，与其能够证明的收入水平是不相称的。王忠经营的大洋捕捞队的经营所得或案涉借款所转化成的二被上诉人的家庭收入由霍秋波占有或控制，更能合理的说明霍秋波名下达到五六十万元的银行存款资金的来源。3.原审关于二被上诉人离婚协议书财产分割的约定有效认定错误。基于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关系，霍秋波不可能不知道王忠负有巨额未清偿债务，且据一审庭审，霍秋波在2003年至2004年王忠涉嫌贷款诈骗时就知道王忠负有巨额债务未予清偿，只是当时被指控的负债并不包括本案案涉借款。在王忠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为了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约定将王忠名下的房产过户到霍秋波名下，但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对价款，霍秋波没有提供支付的证据。且霍秋波庭审时关于支付对价款的陈述是分几笔支付，而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女方一次性支付男方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二者的矛盾可以证明霍秋波所谓的支付对价款是虚假陈述，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也只是为了逃避债务，做出了虚假的记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关于债务性质的法律适用与《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相抵触。本案关于王忠成立的大洋捕捞队系由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应以其家庭财产承担大洋捕捞队名义所举债务。2、原审判决关于债务性质的法律适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相抵触。大洋捕捞队的经营所得系二被上诉人的家庭财产；大洋捕捞队的负债，也属于二被上诉人的家庭负债。3.原审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根据最高院该司法解释精神，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独资企业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际上并无质的区别，都是开办者承担无限责任的市场经营主体。二被上诉人婚内霍秋波名下所拥有的巨额存款和其收入明显不相称的情况，只能推断出王忠经营大洋捕捞队的所得，由霍秋波控制。由此，大洋捕捞队为经营所负债务，也属于二被上诉人共同债务。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王忠辩称，对上诉人刘军波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第一，不同意上诉人所提出的共同债务问题。第二，不同意上诉人要求改判确认离婚协议约定无效的请求。第三，不同意上诉人要求改判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的请求，希望维持原判。霍秋波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无法认定大洋捕捞队是否为真实的法人资格及相应的主体资质”的认定正确。上诉人刘军波应就大洋捕捞队法人资格及个体工商户的性质问题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庭审过程中，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大洋捕捞队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应的主体资质，更不能证明大洋捕捞队系个体工商户。第一，该临时营业执照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其登记形式不合法，且还存在登记号有涂改划痕、发照机关印章不清楚等形式上的问题。第二，(2007)威环民二初字第141号、(2006)第686号、736号、693号案件材料，大洋捕捞队在1995年、1996年、1997年发生多笔银行贷款。可见，大洋捕捞队在1995年就办理过营业执照，而本案案涉贷款中大洋捕捞队的营业执照有效期限自1998年3月6日至1999年9月5日。上述案件中的事实及证据明显与本案中的临时营业执照相矛盾，该临时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更是存疑。第三，经查，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田和市场监督管理所均没有大洋捕捞队的工商登记信息。因此，大洋捕捞队未经依法核准登记，无法确定是合法存在的主体。第四，原审判决第9页第7行关于大洋捕捞队系由威海龙佳贸易有限公司更名而来的证据是否是伪造的，并不影响原审法院对于大洋捕捞队是否具有真实法人资格及相应的主体性质的认定。因为，正是由于该证据真实性存疑，才进而说明了大洋捕捞队到底是否真实存在、到底是何性质，这些问题都无法查证。第五，临时营业执照虽然在332号案中存卷，但并不代表大洋捕捞队系真实存在的主体。该份临时营业执照的来源不明，该案系缺席审理，大洋捕捞队未应诉，加之没有工商登记信息，因此不能由此证实该临时营业执照合法，更不能证实大洋捕捞队真实存在。第六，在332号案件中根本没有关于大洋捕捞队系个体工商户性质的表述和相关证据。故，关于大洋捕捞队是个体工商户性质的表述，仅仅是刘军波的个人理解和认识，并无相关证据。综上，大洋捕捞队是否真实、合法存在尚无法认定，更无法将其性质认定为个体工商户，刘军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正确。1.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举证责任问题。案涉贷款约定用途为燃料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且数额也明显超出正常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据此，若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刘军波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案涉贷款系用于二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据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家庭经营”与“个人经营”的问题。若大洋捕捞队合法存在，大洋捕捞队系王忠“个人经营”、非“家庭经营”。第一、从登记形式上看，刘军波提交的大洋捕捞队临时营业执照的组织形式应为“个人经营”。根据当时施行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项规定，若大洋捕捞队为家庭经营，在核准登记时，应将除王忠之外的其他全部家庭成员也进行登记，但是大洋捕捞队核准登记时仅登记了王忠的姓名，且在营业执照上也仅备案了王忠的身份证照片，没有其他任何家庭成员的备案情况，故大洋捕捞队应为个人经营，而非家庭经营。第二，根据《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即使大洋捕捞队存在，在霍秋波不知道大洋捕捞队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投资大洋捕捞队；霍秋波有稳定工作，不可能参与大洋捕捞队的经营，王忠也从未分享大洋捕捞队的经营收益。因王忠嗜赌如命，即使大洋捕捞队有经营收益，也都很快被其用来赌博，其根本未将大洋捕捞队的经营收益用于家庭生活，且还经常因为赌博输钱、欠债，以各种理由从霍秋波处骗取钱财。另，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威环检刑审字(2003)第125号公诉案件审查报告(第39页)证人邓某的证言“王经营的渔船因王经营不好，不挣钱”、证人苗某证言“王忠的二对船，于96年6、7月下海，第一年挣钱，以后因王忠不善管理，就不挣钱了”，说明王忠虽养船，但最终没有收益，更未用于家庭生活。3.霍秋波一直有固定工作，在银行从事拉存款业务，收入非常可观，也没有大的开支，劳动所得基本都存起来了。王忠虽然养过船，但是没有经营收益，即便有也不可能交给霍秋波。另，王忠在2003年因涉嫌赌博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一直未有工作和收入。所以，霍秋波的存款均是其劳动或投资所得，并非如刘军波所述系由大洋捕捞队的经营所得或贷款所转化而来的。4.王忠赌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一审庭审中调查的相关案卷材料，足以认定1995年至2014年间，尤其是在1998年2月8日至2001年3月12日期间，王忠嗜赌的事实，而案涉的100万元贷款正是发生在其嗜赌期间，且案涉的100万元贷款，与其他之前的贷款一样，王忠贷出款后从未主动还款，若是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通常情况下都会尽力还款，说明案涉的贷款也是用于其个人挥霍，也就是赌博。三、一审判决关于离婚协议书财产分割的约定有效认定正确。刘军波在一审中主张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系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根据该条该项的规定，若认定合同无效，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恶意串通，二是损害了其利益，二者缺一不可。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条件。第一,不存在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情况。刘军波需举证证明霍秋波在离婚时对案涉债务的存在明知，且双方系恶意串通。但是其并没有证据证实，事实上，霍秋波确实不知情。且在原债权执行过程中，原债权人与王忠等达成处置相应抵押物用于偿还贷款的合意，二被上诉人办理离婚手续时，王忠在主观上是认为案涉债务已经得到清偿，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问题。第二、有关财产分割的约定并未损害他人利益。刘军波的利益有抵押土地优先受偿权予以保障，且从执行卷宗来看，各方早就用土地抵顶债务达成一致。且霍秋波在办理离婚手续时已经支付给王忠远超过夫妻财产平均分配的金额60万元的对价，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第三,若霍秋波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况，在2009年贷款还完，房屋过户到其名下后，其完全可以将其处置，但是其直到现在都没有处置，就是因为其确实不知道案涉100万元贷款，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二被上诉人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并非恶意串通，协议中约定了合理对价亦实际履行，未损害他人利益。且双方的协议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理应认定有效。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案涉贷款虽然是以大洋捕捞队的名义贷款，但从王忠自1993年至1998年数次贷款来看，实为其个人借贷，也符合上述规定的“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该条规定正确。2.本案不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第一，《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关于该条，2017年10月1日之前实施的《民法通则》并没有“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规定对1998年的案涉债权不适用。第二，该条款是对承担个体工商户债务的财产范围限定的法律规定，并非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律规定。刘军波依据该条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张冠李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军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00）威环经初字第332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大洋捕捞队的债务系王忠、霍秋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王忠、霍秋波应共同向刘军波偿还该债务本息；2.请求依法确认王忠、霍秋波在2008年2月14日所达成的离婚协议书第2项财产处理的约定无效，登记在霍秋波名下的位于威海市产系王忠、霍秋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忠、霍秋波原系夫妻关系，于1981年间登记结婚，2008年2月14日协议离婚，并对财产达成如下分割意见：位于新威附路****、古山一巷10号402室房屋归霍秋波所有，霍秋波一次性支付王忠60万元，此款已付清；位于；位于新威附路****房屋尚欠银行贷款10万元忠分次还清。对于上述差价款王忠、霍秋波表示已付清，支付方式因王忠特别要求而系通过支取现金的方式交付。王忠、霍秋波原籍黑龙江省林甸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调至威海工作并生活，霍秋波就职于威海市商业银行（原威海市城市信用社），王忠调至威海市时间后离职，此后无固定职业，1998年9月17日，王忠作为大洋捕捞队的负责人以大洋捕捞队名义与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00万元，借款用途为燃料，并以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土地管理所名下位于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后因未按期还本付息，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于2000年间诉至一审法院，在该案卷宗中留存有大洋捕捞队临时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载明大洋捕捞队经营地址为沈阳路194号，负责人为王忠，经济性质为个体，有效期限自1998年3月6日至1999年9月5日。一审法院就该案作出（2000）威环经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大洋捕捞队向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偿还借款100万元，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有权以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土地管理所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该判决生效后，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01年5月30日对时任羊亭镇副书记，原港头村书记姜文平作执行笔录中载明，姜文平称案涉贷款系其任港头村书记时经手办理，贷款人为大洋捕捞队，大洋捕捞队将所贷款项中的30万元转付与港头村使用，可执行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大洋捕捞队的船只。2001年6月12日，一审法院再次就该案执行对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代理人刘新祝、王忠、姜文平进行询问，王忠在该执行笔录中称大洋捕捞队系1996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80万元，由其出资40万元、邓某出资20万元、邵成军出资20万元，此后邓某、邵成军撤资，大洋捕捞队有二对船只，一对船只已被拍卖，另一对则抵押与农村信用社，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作为申请执行人则在该笔录中表示同意接收案涉贷款所抵押的土地使用权，但需法院评估后裁定归申请执行人，评估后即便土地价值不够申请执行人也不再追究。执行过程中亦对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但因财产性质等原因并未处置，终结了执行程序。2011年7月18日，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山东世纪阳光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一份，委托山东世纪阳光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案涉债权。2011年8月18日，山东世纪阳光拍卖有限公司与许金姬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载明拍卖标的：大洋捕捞队债权一笔，成交价款30万元，拍卖佣金1万元。2011年9月24日，许金姬与孟红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许金姬将其依法享有的大洋捕捞队的债权(及其附属权利)转让给孟红霞。2019年4月10日，刘军波与孟红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孟红霞将其持有的对大洋捕捞队的债权及其从属权利转让给刘军波，并通过委托邮寄及报纸公告方式通知了大洋捕捞队及威海市国土资源局环翠分局羊亭所。刘军波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其为案涉债权的申请执行人，一审法院就此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鲁1002执异10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刘军波为该案申请执行人。刘军波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要求确认案涉债务系王忠、霍秋波夫妻共同债务及双方离婚协议书中处置财产条款无效的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除上述卷宗内留存的大洋捕捞队的临时营业执照外，原、被告均表示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查询，均未查询到大洋捕捞队的其他工商登记信息。另因王忠经办了大洋捕捞队对威海市商业银行1995年至1997年间的多笔贷款，威海市商业银行亦提起相关诉讼，在相应诉讼案件中，威海市商业银行提交了黑龙江省农机进出口佳木斯分公司威海北方贸易公司、威海龙佳贸易公司（经济性质为国有企业）注册登记表格材料另附有加盖大洋捕捞队财务专章及王忠印章的单据复印件一份，载明其单位原名为威海市龙佳贸易公司现更名为大洋捕捞队，但并未提交由大洋捕捞队经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的相关身份主体信息证据材料。另查，霍秋波及王忠之诉讼代理人王佳雨均主张王忠有赌博嗜好，王忠与霍秋波协议离婚亦与此有关，且霍秋波多次为王忠因赌博对外借款偿还相应债务，王忠因1993年至1997年间向多个银行贷款后未能还款于2003年间以涉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在相关卷宗材料中记载王忠曾于1998年、2001年因赌博被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治安罚款二次、行政拘留15天，而对于王忠以威海市环翠区茂经海洋捕捞队、大洋捕捞队等主体名义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贷款到期后无法偿还，经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认定王忠诈骗金融机构贷款的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明确，证据不足，因此决定对王忠不起诉。王忠另于2015年间因与他人打牌过程中发生口角将他人打伤，因此被一审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刑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案涉债务性质，即是否属于霍秋波及王忠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案涉债务系由王忠经办以大洋捕捞队作为债务人申办贷款而来，对于大洋捕捞队的主体性质，刘军波提供留存在另案卷宗内的临时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而霍秋波则主张大洋捕捞队系有限责任公司，亦仅提供王忠在执行卷宗内相关陈述材料，但工商登记部门并未有该主体登记的相关档案材料，且在另案中亦存有印有王忠印章的大洋捕捞队系由威海龙佳贸易公司（国有企业性质）更名而来的相关卷宗材料，因此无法认定大洋捕捞队是否真实的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应的主体性质；其次，即便按照原告主张大洋捕捞队系个体工商户，但并无证据证实大洋捕捞队系由王忠及霍秋波家庭经营，王忠作为大洋捕捞队的设立人及负责人、案涉债务的经办人，应对案涉债务承担相应责任，从债务形成时间看虽系在王忠与霍秋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债务约定用途为燃料款，借款数额明显超出正常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中30万元实际系交由案外人使用，剩余款项亦无证据证实系用于王忠及霍秋波日常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加之从王忠因涉嫌犯罪的被调查的相关情况来看，王忠确存在赌博的不良习惯，无法排除相应所借款项由王忠个人使用的情况，故刘军波主张案涉债务系王忠与霍秋波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王忠与霍秋波协议分割财产的约定是否有效。案涉位于威海市产系王忠、霍秋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该财产产权归属已因双方协议离婚时约定归霍秋波所有，并进而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而导致产权发生了变动。针对双方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从协议内容上看，双方约定了合理对价，符合法律规定，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之处，且该财产分割协议虽形成于大洋捕捞队负债后，但案涉债务在原债权人申请执行过程中，原债权人与王忠等达成处置相应抵押物用于偿还贷款的合意，此后原债权人未再向王忠个人主张清偿债务，亦未申请对王忠名下财产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无法认定王忠与霍秋波对于财产的处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刘军波主张王忠与霍秋波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的诉讼主张，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军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军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借款是否系被上诉人王忠与霍秋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二、上诉人刘军波要求确认王忠和霍秋波离婚时对财产的处分协议部分无效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案涉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涉债务系大洋捕捞队向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形成的，后威海市环翠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该债权进行拍卖，之后经多次债权转让，刘军波取得该债权。该债权的债务人系大洋捕捞队。该案执行过程中，王忠称大洋捕捞队系1996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刘军波主张其为个体工商户，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军波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大洋捕捞队系个体工商户。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债务系贷款形成，贷款用途为燃料款，刘军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相应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王忠与霍秋波离婚时对财产的处分协议第二项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刘军波主张王忠在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将财产无偿转让给霍秋波，其二人离婚时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损害银行的金融债权的安全和实现，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王忠与霍秋波离婚时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刘军波主张该协议的部分内容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但从协议的约定来看，霍秋波取得该财产需支付相应对价，并非刘军波主张的无偿处分。并且，刘军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王忠与霍秋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其主张二被上诉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军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军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