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2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67年9月2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96年10月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65年9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海松，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1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王某1，被上诉人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海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对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王某2的起诉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王某2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其实质是撤销合同，而王某2早在2015年12月2日就已经知道李某1与王某1签订了合同。王某2主张该合同无效，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也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2.已经生效的（2015）海民初字第44960号判决认定王某1作为拆迁安置人口，确有资格就拆迁安置房屋取得购房人资格，相关变更手续也符合有关规定。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即使没有进行登记，也不影响合同效力。一审判决确认涉诉房屋变更行为无效，进而导致变更的合同无效，实际上否定了生效判决的认定。3.（2015）海民初字第44960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王某2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1、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某1为逃避债务而无偿转让位于北京市海淀区902号房屋给王某1的行为无效。事实与理由：李某1因离婚纠纷于2003年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起诉王某2，海淀法院于2004年4月13日作出（2004）海民初字第246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错误地将王某2婚前所有的四间南房判给了李某1。王某2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于2004年9月27日作出（2004）一中民终字第07613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在以后的七年时间里，王某2穷尽了各种司法救济手段，不断向最高人民法院信访，一中院于2012年9月29日作出再审裁定，将双方离婚纠纷的财产部分两次发回海淀法院重审。在一中院启动再审程序前，遇双方争议房屋拆迁，李某1获两套安置房，由李某1作为买受人，案外人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出卖人并订立了《房屋买卖协议》。海淀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海民再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将原在李某1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及相应的补偿款归王某2所有。王某2和李某1均不服上诉，后一中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77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海淀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述事实均有（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77号民事判决所载。判决生效后，王某2申请强制执行，海淀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并向王某2提交金隅公司和王某1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此时，王某2初步判定李某1向金隅公司申请变更合同买受人为王某1名下，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逃避海淀法院的强制执行。2015年12月15日，王某2向海淀法院起诉王某1、金隅公司和李某1，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由于李某1就（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该院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导致该案被依法中止审理，至2018年8月再次开庭时，金隅公司当庭提交了李某1和王某1于2015年1月21日共同向金隅公司提交的《变更购房人名称申请书》，李某1于2015年1月23日向金隅公司提交的《更名申请书》和《承诺书》，金隅公司根据李某1和王某1的申请变更了原李某1和金隅公司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的买受人的身份，但海淀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4496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王某2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李某1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王某2认为，自海淀法院作出（2014）海民再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后，该判决虽未生效，但基本上可以确认王某2和李某1离婚纠纷中涉及财产部分，即拆迁安置的房屋归属已特定化，待判决生效后，王某2必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即便房屋不具备过户条件，王某2也有权根据生效判决向金隅公司主张变更李某1和金隅公司《房屋买卖协议》中的买受人身份，而李某1变更房屋买受人的行为，无疑是为王某2日后实现房屋过户设置障碍，已达到她和王某1继续无偿占有房屋目的，而王某1作为一个成年人深知其父母多年以来的离婚诉讼所引发的财产纠纷，却接受李某1无偿转让的房屋亦有过错，属对涉案房屋非善意取得，二人的行为应认定无效。现根据法律规定，请求支持我方诉请。李某1辩称，王某2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王某2从2015年12月15日，以同样的诉请同样的事实，同样的当事人起诉至贵院，贵院出具（2015）海民初字第4496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某2的诉请。王某2本案的诉请，应予以裁定驳回。王某1与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我与王某1不存在为王某2日后实现房屋过户设置障碍，已达到继续无偿占有房屋的行为和情节，故不同意王某2的诉请。涉诉房屋是依据148号院内12号65.41平方米房屋拆迁置换取得。2012年拆迁时，我和王某1均为被拆迁人，考虑王某1已经16岁，为了便于今后的生活，拆迁公司给我和王某1每人一套房，按当时的规定，按每人不低于50平米拆迁安置，所以王某1是被拆迁人之一，享有一套房屋的权利，因当时王某1没有成年，拆迁手续都是我办理的。合同的签订过程，2014年10月24日下午3点多，通知我即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必须本人带身份证原件，此时，王某1已经成年，本应由她带身份证亲自签订合同，但她正在上课，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我无法通知到她，去学校找她也来不及，在开发商确认可以以后更名在王某1名下的情况下，由我先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王某1知道消息后，开始办理更名手续，按照程序，先由总后机关干部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得到批准后再向开发商申请，因此，直到2015年1月23日才完成更名手续。王某1作为被拆迁人，享有被安置的权利，更名过程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情节，合情合理合法。我和王某2在拆迁时，一致确认了双方的权利，我和王某1是依据承诺函、律师签订笔录和拆迁置换补偿协议书取得的房屋，享有处分的权利，更名没有必要经过王某2的许可。虽然判决书判决认为，我方更名有不妥之处，但同时认定该行为没有违法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即没有无效情节，王某2以此为由认为我方的行为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王某1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海淀法院（2014）海民再初字第41号和一中院（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77号、高院（2016）京民再91号判决书，判决将王某1名下的房屋认定是我名下的房屋，判给王某2是认定事实严重不清。综上王某2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王某1辩称，我与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拆迁时，我是被拆迁人，因当时我尚未成年，由我母亲办理相关手续，但我已经16岁，按当时拆迁政策和有利于生活原则，按户口安置的2处房屋，有我一处。902房屋本身就是安置给我的。2014年10月24日下午3点左右，开发商通知我母亲办理房屋买卖协议时，当时我正在上课，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因此错过了母亲通知我与开发商签订买卖协议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与开发商确认可以更名后，先签了字，我于10月底请假一天，同母亲联系总后，办理变更手续，由于总后办理手续需要按照规定的程序，于2015年1月21日总后才办好变更手续，拥有了我第一个房子，而我作为该房屋的权利人，未能及时签字，是特殊情况，后来我经过合规程序将房屋变更在我的名下，并无不妥。所以，我与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非所谓房屋过户设置障碍，以达到继续无偿占有房屋的目的，没有侵犯王某2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和情节。我根本不了解父母离婚诉讼的具体情况和结果，也不想了解不休止的诉讼，特别是在我成年后，学习阶段更不想受到影响，我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权利合法，合规，没有无效情节，不是我侵犯了王某2的合法权益，而是王某2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王某2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诉讼原则，王某2于2015年12月5日以同样的诉请，事实理由，同样的当事人起诉于法院，法院作出4496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某2诉请。综上，我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的合法权益，不同意王某2的诉请，请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2与李某1离婚纠纷一案，海淀法院于2004年4月13日作出（2004）海民初字第2460号民事判决，王某2不服提出上诉，一中院2004年9月27日作出（2004）一中民终字第0761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王某2之后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高院）申请再审。根据市高院再审指令，一中院于2012年9月29日作出（2012）一中民申字第12226号民事裁定，就案件财产部分进行再审。再审后，一中院于2013年4月1日作出（2013）一中民再终字第362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海淀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海民再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王某2不服提出上诉。一中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83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海淀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海民再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中称“本着照顾女方的原则及考虑李某1与王某1的拆迁安置居住权，酌情对拆迁安置房屋予以分割，”判决“李某1与总后勤机关干部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签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书》中的置换安置房屋——1204号2居室一套，暂估建筑面积80.5平方米及补偿款人民币三十四万零三百七十五元归李某1所有，该协议书项下902号1居室一套，暂估建筑面积55平方米，连同王某2与总后勤机关干部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签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书》中的安置房屋及补偿款归王某2所有”。王某2、李某1均不服上诉，一中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7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1不服上述终审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6）京民再9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中院（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77号民事判决。李某1与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年8月9日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置换协议书》显示，需要拆迁的房屋及附属物位于北京市海淀区12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65.41平方米，占地面积65.41平方米；在册人口1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分别是李某1、王某1；置换安置房为902号1居室，暂估建筑面积55平方米；1204号2居室，暂估建筑面积80.50平方米；应交购房款情况为：10平方米应交纳购房款45000元、20平方米应交纳购房款150000元、40.09平方米应交纳购房款601350元。根据2012年8月7日《安置房确认单》显示，被拆迁人李某1安置房屋两套，分别为：1.1204号2居室一套；2.902号1居室一套。2015年1月21日李某1、王某1作为申请人，提交《变更购房人名称申请书》，申请将李某1与总后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涉及的安置房购房人做如下变更：1204室购房人为王某1、李某1；902号房屋购房人为王某1。2015年1月23日，李某1向金隅嘉业公司提交《更名申请书》和自行书写的《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李某1自愿将902号房屋购房人更名为王某1，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法律后果。2015年1月，金隅嘉业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王某1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份，将涉诉房屋出售给王某1，合同写明，签订协议当日，购房总价款405720元已由总后机关干部住宅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代买受人支付，该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即最初与李某1就安置房屋分别签订购房合同的日期。此后金隅嘉业公司就办理涉诉房屋入住、开具发票等向王某1出具了一系列手续和材料。涉诉房屋于2014年10月办理入住手续，由李某1出资进行装修，此后一直由王某1居住使用至今，目前涉诉房屋产权登记在金隅嘉业公司名下。2015年5月6日，王某2向海淀法院申请执行（2014）海民再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书，要求被执行人李某1协助其将拆迁协议中902号1居室过户至王某2名下，海淀法院执行过程中查涉诉房屋目前未办理产权登记，暂不能过户至申请人名下，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5年12月，王某2起诉被告王某1、金隅公司、第三人李某1，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就涉诉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应为无效。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4496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王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金隅嘉业公司与王某1在签订涉诉合同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据证据材料证明的情形，王某2与李某1因离婚纠纷导致的财产分割纠纷历时多年，且不同诉讼阶段，财产归属情况也多有变化，特别在上述期间，诉争财产中的部分因涉及拆迁安置发生了变化；李某1在双方离婚纠纷财产部分终审判决作出前，将部分安置房购房人申请变更为王某1，使得夫妻离婚纠纷的财产部分的处理更为复杂化，该做法确有不妥之处，但该做法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某1作为拆迁安置人口，确有资格就拆迁安置房屋取得购房人资格，相关变更手续也符合有关规定”，判决驳回王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本案，王某2主张李某1申请将涉案房屋购房人名称变更为王某1，属于赠与行为，侵犯了王某2依据海淀法院（2014）海民再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给其的财产所有权，且王某1不构成善意取得，要求确认二人上述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一是涉诉房屋所有权人的确定；二是对李某1与王某1更名行为的评价；三是王某2诉请是否可获得支持？法院一一分析如下：首先，涉诉房屋所有权人的确定。涉诉房屋现登记在金隅公司名下，尚未办理至个人名下。就房屋实际权利人，我国物权法规定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即人民法院的文书对不动产的确认是物权设立和变更的一种形式。就涉诉房屋，现已有法院生效文书确认归王某2所有，李某1、王某1对房屋所有权的归属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涉诉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应为王某2。其次，对李某1与王某1更名行为的评价？李某1、王某1通过更名申请，使后续王某1与金隅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该项程序为安置房屋取得及后续产权登记中的一个环节，与涉诉房屋权利的取得相关，上述行为对王某2实现对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形成了障碍，李某1与王某1的该行为确为一种对涉诉房屋权利的处分行为。2015年李某1与王某1进行更名时，王某2与李某1的离婚纠纷尚处在二审程序中，涉诉房屋所有权人尚未最终确定，李某1、王某1当时对涉诉房屋的处分行为的效力应为待定的状态。后随着王某2与李某1离婚判决对涉诉房屋的处分生效，法院判决涉诉房屋归王某2所有，此时，李某1、王某1二人已确定无权对涉诉房屋作出处分，二人的行为效力状态应确认为无权处分。再次，王某2诉请是否可获得支持？李某1、王某1更名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王某1未举证证明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取得涉诉房屋的相关权利属于善意取得，且其未支付对价，李某1、王某1的更名行为损害了第三人王某2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综上，现王某2诉请李某1与王某1的更名行为无效，应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李某1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山南路33号院金隅瑞和园7号楼1单元902号房屋购买人更名为王某1的行为无效。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某2的主张不构成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2015）海民初字第44960号民事案件中，王某2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确认王某1与金隅嘉业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本案中，王某2的诉讼请求是李某1将902号房屋更名为王某1的行为无效。本案与前案的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并非重复起诉。王某2的主张不适用诉讼时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前半句可知，诉讼时效适用的客体是请求权。本案中，王某2要求确认李某1将902号房屋更名为王某1的行为无效，该主张并不是一种请求权。2.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立法目的分析。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国家通过主动干预的形式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予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要据以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规范或公序良俗没有变化，民事法律行为的违法性不因时间的经过而改变。3.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行使权利，以尽快的稳定交易秩序。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以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为要件。基于如下理由，应认定李某1转让902号房屋给王某1的行为无效。李某1将902号房屋转让给王某1的时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生效期间，应适用该法规定予以处理。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2014年12月18日海淀法院作出（2014）海民再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确定李某1与总后勤机关干部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签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书》的902号房屋王某2所有。李某1却将902号房屋无偿转让给王某1，并在2015年1月向金隅嘉业公司提交《更名申请书》和自行书写的《承诺书》。该时点距离（2014）海民再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的作出时点非常接近，应认定李某1有侵害王某2利益的恶意。李某1与王某2之间的纠纷牵连日久，王某1作为王某2与李某1的子女对此应当知情。2015年1月，王某1与金隅嘉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接受902号房屋，应认定王某1有侵害王某2利益的恶意。由此，李某1将902号房屋更名为王某1的行为上，李某1与王某1存在恶意串通。综上所述，李某1、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1、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 磊审 判 员  辛 荣审 判 员  刘国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志栋书 记 员  李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