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2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552726846H。住所地：曲靖市麒麟西路与翠峰西路交叉处（曲靖汇宝商贸大厦）**。法定代表人：宁国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北京市尚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MA6K98TB1C。住所地：云南省昆。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高路云桐康柏尔大厦**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郭昊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星、李萍，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被告：宁国昌，男，1957年3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原审被告：白存珍，女，1956年5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住云南省宣威市。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北京市尚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25527083650。住所地：云南省曲。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寥廓南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段国文，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薇（该公司职员），女，1979年2月10日生，回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住云南省昆明市。（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嘉颖（该公司职员），女，1989年1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一般授权）上诉人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资管公司”）、原审被告宁国昌、白存珍、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支行（以下简称“浦发行曲靖支行”）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20）云0302民初4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宇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被上诉人云南资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星、李萍、原审被告宁国昌、白存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原审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薇、钱嘉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宇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20）云0302民初4093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云南资管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云南资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1.一审第二项判决，即判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质押的（云曲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20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项下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3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本案的债权来源于其与浦发行昆明分行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而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的全部债权债务共有5笔（含本案讼争这笔），上述5笔债权来源于浦发行曲靖支行与上诉人的《融资额度协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是该主合同的附属合同。而实际上被上诉与浦发行昆明分行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只有5笔债权中的4笔，目前尚有一笔债权未转让，且浦发行曲靖支行已经对该笔债权对上诉人等进行诉讼追偿，并同时依照上述合同对上诉人及担保人主张质押股权的优先权、抵押房产的优先权及担保清偿追索权［案号：（2020）云0302民初6201号］。因此，一审法院将所有的抵押权、质押权、担保追索权等一并判决给了被上诉人，而没有考虑浦发行曲靖支行对尚未转让的剩余一笔债权同时也享有相同的质押权、抵押权、担保的追索权等，属于案认定事实严重不清，损害了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其他合法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可知，浦发行曲靖支行基于《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全部5笔债权最高只享有3300万元的质押权。换言之，不论债权是否转让或最终债权人是谁，全部5笔债权总的质押优先权金额仅为33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的一笔债权便享有3300万元的优先权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一审第四项判决，即判定“被上诉人对宁国昌、白存珍抵押的位于曲靖市宣威市（建筑面积：3813.41㎡）和2幢1-3层（建筑面积：1184.23㎡）房屋及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土地使用权证：宣国用（2007）第××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2600万元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存在严重错误。宁国昌、白存珍等为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将上述房地产使用权抵押给浦发行曲靖支行，根据客观事实来看，该抵押合同担保的债权应该是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内债权，姑且不论本案该笔债权是否在该抵押合同担保责任之内，就单从现有5笔债权来看，也不仅仅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本案这一笔，由于浦发行曲靖支行已经对上诉人、宁国昌、白存珍等提起诉讼［案号：（2020）云0302民初6201号］，故一审法院将上述抵押房地产全部判决由被上诉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属于案认定事实严重不清，损害了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其他合法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宁国昌、白存珍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可知，浦发行曲靖支行基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全部5笔债权最高只享有2600万元的抵押优先受偿权。换言之，不论债权是否转让或最终债权人是谁，全部5笔债权总的抵押优先权金额仅为26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的一笔债权便享有2600万元的优先权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适用法律严重错误。3.一审第三项判决，即“宁国昌、白存珍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以5500万元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严重错误。宁国昌、白存珍等为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客观事实来看，该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应该是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的所有在符合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姑且不论本案该笔债权是否在该保证合同之内，但就浦发行曲靖支行已经对上诉人、宁国昌、白存珍等就尚未转让的一笔债权提起诉讼［案号：（2020）云0302民初6201号］，故一审法院将保证人的保证额度全部判决由被上诉人享有属于案认定事实严重不清，损害了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其他合法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宁国昌、白存珍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可知，浦发行曲靖支行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人宁国昌、白存珍只享有5500万元的保证责任。换言之，不论债权是否转让或最终债权人是谁，亦不论本案该笔债权是否在该保证合同之内，合法保证的债权金额仅为55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本案的一笔债权便享有5500万元的保证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被上诉人本案的诉权来源于浦发行昆明分行的不良资产转让合同。而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的全部债权债务共有5笔（含本案讼争这笔），上述5笔债权来源于浦发行曲靖支行与上诉人的《融资额度协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是该主合同的附属合同。但是，根据《融资额度协议》约定来看，该主合同只约定了上诉人与浦发行曲靖支行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9月15日之间发生的不超过5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并明确排除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及其他金融业务，而本案讼争的恰巧就是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超出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故本案的承兑汇票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无关。因此，宁国昌、白存珍无须用其抵押的房产和担保对本案的承兑汇票业务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判定被上诉人对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及对宁国昌、白存珍享有连带追偿权的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浦发行昆明分行作为浦发行曲靖支行的上级银行，有权对曲靖支行的资产进行管理、处置，上下级银行之间不存在需要进行债权转让的情形的认定存在法律上的错误。浦发行曲靖支行与浦发行昆明分行分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浦发行曲靖支行的债权不能直接视为浦发行昆明分行的债权，浦发行昆明分行未经通知程序不能直接持有浦发行曲靖支行的债权。根据浦发行昆明分行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的工商注册信息来看，两者出资人均为浦发行，但是不能看出昆明分行与曲靖支行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即便昆明分行与曲靖支行之间存在隶属关系，但也只是其内部管理制度上的关系，不能对第三人（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昆明分行与曲靖支行如何自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不能作为浦发行昆明分行与浦发行曲靖支行在对上诉人的债权处置上无需通知上诉人的合法理由。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浦发行昆明分行的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并不是法律上的“金融机构”，因为被上诉人至今未获得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第二，鉴于第一条之情形，其便不能享有资产管理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特殊权利，即不能以公告债权转让的方式通知债务人，进而达到债权通知及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也不能据此主张债权转让之后的利息、复利及违约金。4.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诉讼主体适格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及《对的答复》，以发布债务催收公告方式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的，可溯及至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规定，应仅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情况。上述法律适用的前提对象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取得《金融许可证》，其本质上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明确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范畴，其便不能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享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属的权利。因此被上诉人与浦发行昆明分行签订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对上诉人及担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便不能据此向法院起诉，其在本案中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的认定属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请求法院维持原判。理由：第一，因宁国昌、白存珍二人未提出上诉，故上诉状中凡涉及到宁国昌和白存珍权利的内容二审法院均不应予以审查和处理；第二，上诉人所说的5笔债权中尚未转让的一笔与本案无关，且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真实存在，且上诉人也不否认，故应当在相对应的抵押权、质押权、保证权范围能获得法律保护；第三，关于担保限额的问题，一审法院处理没有问题，因为在一审查明事实即理由中详细列明各笔债权，其他债权的内容不否定限额的多少，若一并处理从技术上不好处理，所以可以每一笔做每一笔的处理，然后在受偿环节再按合同约定的最高额范围内受偿，而且，就案涉的几件案件来说也没有超过最高额的范围；第四，浦发行另外起诉的一笔债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浦发行的工作人员今天也出庭了，可以对该笔债权作出详细说明，该案中主张的担保权利与本案主张的担保权利不一致，故不涉及到本案案涉几个担保合同的担保限额；第五，上诉人主张融资额度协议是主合同，但是经一审查明融资额度协议并非主合同，主合同是借款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协议、承兑汇票协议，且只要债权在最高额抵押和保证的期限和限额内，便为最高额担保所覆盖；第六，关于被上诉人诉讼资格的问题。被上诉人是依法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可以开展不良资产受让业务且也是云南省唯一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可以开展不良资产受让业务。浦发行昆明分行是浦发行曲靖支行的上级机构，且该两家银行均出具《情况说明》认可上级行对下级行的债权可以打包转让，故债权转让对出让主体也没有问题。另外，上诉人提到经省高院判决的三件案件其已经向最高院申请了再审，但是最高院只是立案审查，并未最终启动再审程序，即便启动了再审程序也未必就会改判。原审被告宁国昌、白存珍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同时说明原审被告宁国昌、白存珍都是上诉人的股东，重复上诉会增加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故宁国昌和白存珍就未提出上诉。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述称，根据案涉《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其已经将对上诉人的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主张担保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其对此无异议。另其隶属于浦发行昆明分行，上级行对下级行的债权打包转让不违反法律规定，转让行为依法有效。云南资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宇恒公司偿还云南资管公司欠付的承兑汇票垫款本金5921966.02元，以及至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18年12月20日为2200010.38元）；2.确认云南资管公司对宁国昌、白存珍所有的，位于宣威市的房产（房产证号：宣房房权证市区字第**）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宣国用（2007）第××号】享有抵押权，即对该房地产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3.确认云南资管公司对宇恒公司持有的曲靖市商业银行2187.5万股股权（股权证号为：200190）享有质权，即对该股权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4.宁国昌、白存珍对上述第1项所述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以上诉讼标的合计：8121976.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6日，宇恒公司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一份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ＺＺ1361201400000067）。质押合同约定宇恒公司将在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1750万股股权向浦发行曲靖支行提供质押担保，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登记号为（云曲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20号。该质押担保的主债务为浦发行曲靖支行在2014年9月16日至2017年9月16日3年内与宇恒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务（如有），前述主债务余额在债务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300万元整为限。质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债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质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按本合同8.3条的约定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后面的合同名称及编号系空白）。2015年9月18日，宇恒公司与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ＢＣ2015091500001779号的《融资额度协议》，该协议约定在融资额度及其期限内，宇恒公司可以向浦发行曲靖支行申请融资，融资品种（方式）为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票据贴现等多种方式。双方在《融资额度协议》第一部分一般条件和条款中约定，本条件条款与融资额度表不一致的，以融资额度表为准。出于本协议的目的，额度使用期限指融资额度表（本协议第二部分）所列额度使用期限或者客户和融资行签署的任何有效的额度变更协议载明的额度使用期限，以较晚签署者为准。客户应在该额度使用期限内向融资行提出申请使用融资额度。客户超出该额度使用期限提出申请的，无论融资额度是否已经用尽，融资行均可以拒绝。出于保障债权安全需要，融资行可通知客户在任何附属融资文件项下的融资提前到期，对于通知融资提前到期的情形，客户应当立即偿还融资款项。对于融资行按照客户的申请对外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客户应当立即将保证金比例补足到100%。另外还约定了宇恒公司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但浦发行曲靖支行可以随时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者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并可向该第三方披露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信息，包括三宇恒公司为协议的目的向第三人提供的任何信息。双方在该协议第二部分商业条款（融资额度表）中约定：融资额度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整；额度使用期限1年，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9月15日止，该额度可以循环使用，融资额度系可撤销承诺，担保人及担保方式载明为宇恒公司系质押，宇恒公司宁国昌和白存珍系抵押和保证。2015年9月18日，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与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Ｄ1361201500000025）。该合同约定由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将位于曲靖市宣威市（建筑面积：3813.41㎡）和2幢1-3层（建筑面积：1184.23㎡）房屋及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宣房房权证市区字第**；地使用权证：宣国用（2；地使用权证×号】向浦发行曲靖支行提供抵押担保，并在相关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浦发行曲靖支行取得他项权证书。抵押担保的主债务为：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在2015年9月5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3年期间内与债务人（宇恒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务（如有），前述主债务余额在债务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600万元为限。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债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按本合同9.3条约定的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合同名称及编号）融资额度协议ＢＣ2015091500001779。2015年9月18日，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以个人名义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Ｂ1361201500000076）。该合同约定由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向浦发行曲靖支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主债务为：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在2015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5日止3年期间内与债务人（宇恒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务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务（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500万元为限。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按照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按本合同6.3条的约定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融资额度协议ＢＣ2015091500001779。2015年12月8日，宇恒公司与浦发行曲靖支行签订了一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编号：ＣＤ13612015880269）。该协议书约定宇恒公司自签订协议书的当日可申请开立票据金额为1000万元（实为融资额度）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宇恒公司，收款人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为浦发行曲靖支行，出票日期2015年12月8日，到期日2016年12月8日。手续费按照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收取，垫款罚息利率按日利率万分之五收取；利息按照实际垫款金额和占用天数计收，融资行有权对客户到期应付未付的融资行的垫款资金，自垫款之日起，按本协议书约定的垫款罚息率按实际垫款天数计收垫款罚息，直至客户清偿本息为止；无论承兑汇票是否到期，融资行有权要求客户在任何时候补足融资行已经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保证金到100%；违约金比例／金额20%；客户违反约定的，融资行有权按照约定向客户收取违约金，并要求客户立即归还融资本息（包括罚息）以及赔偿融资行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所有损失。本协议书至本协议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完毕后终止。另外，该协议书载明担保人为宇恒公司、宁国昌和白存珍，担保方式及担保合同的编号确定为：抵押ＺＤ1361201500000025；质押：ＺＺ1361201400000067和ＹＺ1361201588026901。2017年9月1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甲方）与云南资管公司（乙方）签订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包括其辖属的分支机构）所享有的不良资产（债权）进行转让。2017年10月29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和云南资管公司联合在《云南日报》就债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公告，载明宇恒公司截止2017年8月17日下欠的债权本金为4958.519102万元及利息406.369067万元，本息合计5364.888169万元。2018年6月29日，宇恒公司向云南资管公司还款20万元。另查明，云南资管公司以宇恒公司、宁国昌和白存珍为宇恒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3起金融不良资产追偿纠纷案，一审判决后宇恒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改判，分别是：1.（2019）云03民初30号及（2020）云民终60号。人民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是浦发行曲靖支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1626.3225万元和利息610.684099万元；2.（2019）云03民初31号及（2020）云民终62号。人民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是浦发行曲靖支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740万元和利息278.61万元；3.（2019）云03民初32号及（2020）云民终66号。人民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是浦发行曲靖支行流动资金贷款本金2000万元和利息267.710512万元。上述三个案件相关法律文书均未对宇恒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向云南资管公司还款20万元作出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最高额担保是指当事人预定一个最高限额，在此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由担保人提供担保，在将来担保物权实现条件成就时，由担保权人在最高债权限额内优先受偿或者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担保（质押、抵押）具有以下特征：（1）最高额度的限定性。担保权人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度内对质押、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实际发生的债权超过最高额的，以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为限；不及最高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数额为限。（2）担保债权的不确定性，设定最高额担保不以债权的实际存在为前提，而是在某一期间担保将来可能连续发生的债权，被担保的债权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动，不断增减变化，也有可能不实际发生。（3）担保债权的连续性。最高额担保系对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所设立的担保。（4）担保方式的便捷性。为了防止在一定期间对连续发生的债权多次进行担保的繁琐性，交易便捷，当事人才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故最高额担保方式灵活、便捷，有利于提高效力、降低成本、方便管理，故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旨在鼓励交易，促进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最高额担保所担保的债权是担保人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进行担保，而不是无限期对产生的债务进行担保，为了防止发生混乱，甚至避免在一物多保时损害其他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最高额担保所担保债权数额的确定就成为最高额担保合同的重要内容，债权确定期间就是当事人就最高额所担保的债权实际数额确认的时间，从而确定担保人担保的债权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一条明确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包括抵押物因财产保全或者执行程序被查封后或债务人、抵押人破产后发生的债权。该解释第八十三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抵押权的规定行使其抵押权。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低于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到本案，既然浦发行曲靖支行与宇恒公司签订的是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因此，云南资管公司就应当举证证明在履行该协议时系如何履行的，在何时承兑了宇恒公司作为出票人所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浦发行曲靖支行又是在何时向持票人付款，付款（垫款）具体数额是多少，但云南资管公司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垫款的银行承兑汇票，换句话说，并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向宇恒公司垫付了5921966.02元。但是，在本案审理中，宇恒公司承认向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申请开立了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数额为5921966.02元，如果按照合同约定，截止2018年12月20日，利息确实为2200010.38元，一审法院对此垫款数额之本金及利息予以确认。要特别指出的是，云南资管公司不知何种缘故，也可能对最高额质押、抵押和保证的片面错误理解，将在一定期间内宇恒公司和浦发行曲靖支行之间连续发生的融资交易所形成的债权拆案分别起诉，让每一笔债权均在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担保责任，异化为一般担保，不符合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故云南资管公司以此种拆案方式分别起诉是明显不当的，限制了最高额担保只能为单一债务予以担保的局面。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以及相关联的案件，担保人最后实际需要承担的担保责任，均不能突破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即质押3300万元、抵押2600万元、保证5500万元。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低于最高约定债权限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应依法以一定期间内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关于云南资管公司与第三人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也就是云南资管公司是否具有当事人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第六条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本案中，云南资管公司虽然没有提供金融许可证号，但云南资管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能够证明云南资管公司经营范围为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在没有任何法定机关予以撤销的情况下，营业执照系合法有效的证据，在法律上应当推定云南资管公司具有收购不良资产的资格；且《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公布云南省、海南省、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天津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的通知》已明确云南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参与云南省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其性质与其他资产管理公司一致。故可以认定云南资管公司具有收购不良资产的权利。至于宇恒公司等人所主张的不属于不良资产是指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融资事宜，与本案无关。根据云南资管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浦发行曲靖支行系浦发昆明分行的下辖支行，浦发昆明分行有权对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债务进行管理和处置。浦发昆明分行、浦发行曲靖支行均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相关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均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论是浦发昆明分行或是浦发行曲靖支行行使对宇恒公司的债权均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下属的各分支机构之间并不需要相互转让债权，浦发昆明分行与云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由此，云南资管公司在本案中具有原告资格。宇恒公司主张云南资产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不能公告催收、不能收取受让债权利息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兑汇票垫款本金5921966.02元及截止2018年12月20日的利息2200010.38元，并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5921966.02元为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利息；二、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对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质押的（云曲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20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项下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33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三、由宁国昌、白存珍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以55000000元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宁国昌、白存珍在承担清偿责任范围内，有权向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四、若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到期未履行本判决第一项债务，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对宁国昌、白存珍抵押的位于曲靖市宣威市（建筑面积：3813.41㎡）和2幢1-3层（建筑面积：1184.23㎡）房屋及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宣房权房权证市区字第**；使用权证：宣国用（2007）第××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2600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在承担清偿责任范围内，有权向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追偿；五、宇恒公司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向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200000元在本判决第一项债务中予以抵充；六、驳回云南资管公司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654元，保全费5000元，由宇恒公司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宇恒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两份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复印件三份、《应诉通知书》复印件六份，用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就省高院判决生效的其他三笔债权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审查，该三案现处于再审审理过程中；2.（2020）云0302民初6201号案件的相关诉讼文书（含《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2017年9月1日浦发行昆明分行与上诉人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上述5笔业务中的4笔（3笔承兑债权和1笔未到期的流动现金贷款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剩余1笔承兑汇票业务尚未转让，2020年8月20日，浦发行曲靖支行就尚未转让这笔承兑业务向麒麟区法院起诉，并依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主张对上诉人的质押物和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主张宁国昌、白存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省高院作出的三份生效判决未考虑尚未转让这笔债权同样对质押物、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属于事实严重认定错误，损害上诉人、宁国昌、白存珍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围绕其陈述主张提交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批复文件（浦银复〔2009〕160号）一份，用以证明浦发昆明分行与浦发曲靖支行及总行的隶书关系，及债权转让的主体资格合法。其他各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经质证，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因各方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是仅能证实该三案最高院已经再审立案审查的事实，不能证实该三案正处于再审审理的状态；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能够证实浦发行曲靖支行于2020年8月20日就尚未转让的一银行承兑业务向麒麟区人民法院起诉，并依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主张对上诉人的质押物和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主张宁国昌、白存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是该案案涉《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约定的担保方式为：担保人宁国昌、编号为YZ1361201588007701号《权利质押合同》。对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审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提交的证据能够和其一审提交的银监会曲靖监管分局（曲银监复〔2010〕13号）批复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本案案涉《融资额度协议》约定的适用融资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一审认定为“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票据贴现等多种方式”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在本案案涉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三个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内，原审第三人浦发行曲靖支行与上诉人宇恒公司之间发生多笔融资业务，时至签订案涉《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之日（2017年9月1日）尚有5笔债权未清偿，其中4笔（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生效的三笔和本案案涉该笔）作为不良资产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宇恒公司，剩余一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债权未转让，由浦发行曲靖支行于2020年8月20日向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号：（2020）云0302民初6201号]，并依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主张担保权利，后浦发行曲靖支行于2020年11月16日撤回了主张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按照《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该案至今尚未下判，该案[（2020）云0302民初6201号]案涉《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约定的担保方式为：担保人（宁国昌）、质押（YZ1361201588007701）。另，上诉人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生效的三笔债权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审查，现正处于再审审查中。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垫款债权是否包含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内？二、就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不良债权浦发行昆明分行是否享有处置权，及其处置（转让）行为效力的问题？三、被上诉人云南资管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四、就浦发行曲靖支行尚未转让的一笔银行汇票承兑义务形成的垫款债权，浦发行曲靖支行是否享有对本案案涉《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权利？关于焦点一，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垫款债权是否包含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内？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融资额度协议》只是《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之一。《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于同日（2015年9月18日）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约定宇恒公司可以在融资额度（5000万元）及其期限（1年，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9月15日）内向浦发行曲靖支行申请融资，适用融资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宇恒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宁国昌和白存珍提供的抵押担保、宁国昌和白存珍提供的保证担保、不同业务品种40%的保证金。《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ZD1361201500000025）约定由宁国昌、白存珍用其房屋向浦发行曲靖支行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宇恒公司）与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按本合同9.3条约定的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宇恒公司）与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签署的融资额度协议BC2015091500001779。”（详见9.1条约定），9.3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在2015年9月5日起至2018年9月5日止3年期间内与债务人（宇恒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务（如有），前述主债务余额在债务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600万元为限。”《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1361201500000076）约定由宁国昌、白存珍向浦发行曲靖支行提供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宇恒公司）与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按本合同6.3条的约定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宇恒公司）与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签署的融资额度协议BC2015091500001779。”（详见6.1条约定），6.3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在2015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5日止3年期间内与债务人（宇恒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务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务（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500万元为限。”案涉《融资额度协议》虽约定排除适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但是《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均为“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案涉的融资额度协议BC2015091500001779”，且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约定的担保方式及担保合同编号为：抵押（ZD1361201500000025）、质押（ZZ1361201400000067、YZ1361201588026901）、保证（ZB1361201500000076），与被上诉人主张担保权利的担保方式及合同编号一致，故案涉的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所形成的的垫款债权系债务人（宇恒公司）在约定的期间和额度内与债权人（浦发行曲靖支行）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中的一种业务，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和限额内。上诉人关于《融资额度协议》为主合同，《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融资额度协议》附属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就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不良债权浦发行昆明分行是否享有处置权，及其处置（转让）行为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必须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及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和银监会曲靖监管分局（曲银监复〔2010〕13号）批复可知，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需要按行政区划设立，浦发行曲靖支行经银监会曲靖监管分局批准设立，系浦发行昆明分行的下辖支行。浦发行昆明分行、浦发行曲靖支行均属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其经营方针和目的的工具，按照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开展业务，均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享有独立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浦发行昆明分行、浦发行曲靖支行对外均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相关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均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浦发行昆明分行与云南资管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也是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资管公司签订，该协议最终的权利义务也是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受，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垫款债权包含于《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故浦发行昆明分行对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的转让行为有效。关于焦点三，被上诉人云南资管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第六条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包括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且《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公布云南省、海南省、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天津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的通知》已明确“云南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参与云南省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自2017年4月25日起，金融企业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向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批量转让不良债权”。如焦点二所述，浦发行昆明分行有权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批量转让浦发行曲靖支行的不良债权，而被上诉人云南资管公司也享有批量受让不良资产的权利，故在其双方年签订了《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且在《云南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后被上诉人便合法受让了浦发行曲靖支行的不良债权。案涉该笔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垫款债权包含于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不良债权中，被上诉人作为该笔债权受让后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其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关于焦点四，就浦发行曲靖支行尚未转让的一笔银行汇票承兑义务形成的垫款债权，浦发行曲靖支行是否享有对本案案涉《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权利？据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浦发行曲靖支行于2020年8月20日就剩余一笔未转让的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垫款债权向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依据本案案涉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主张担保权利，但是浦发行曲靖支行于2020年11月16日书面申请撤回了主张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按照本案案涉《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予认可。且即便浦发行曲靖支行未申请撤回其上述请求，基于该案[（2020）云0302民初6201号]案涉《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约定的担保方式及担保合同编号：质押（YZ1361201588007701）可知，该案约定的担保方式为以宁国昌本人名下的一张存款金额为400万元的储蓄存单[编号为（01）02182622]提供质押担保，通过这一约定明确将该案案涉的银行承兑业务提供的担保方式排除于本案案涉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之外。因此，上诉人关于已经转让4笔债权未考虑尚未转让一笔债权的担保限额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纠正事实之后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654元（上诉人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宗明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高体所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蔡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