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3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雅芹，女，195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新，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负责人：李艳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诗园、姚军，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董雅芹诉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辽0402民初1046号民事裁定，驳回董雅芹起诉。董雅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辽04民终242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322号民事判决，董雅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辽04民终140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2921号民事判决。董雅芹、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雅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诗园、姚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雅芹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在原审判决基础上改判保险公司再给付董雅芹保险金本金42万元及利息；3、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2009董雅芹从保险公司业务员范姝剑处购买理财产品，范姝剑当时还是保险公司员工。我与保险公司签订了《账户申请确认书》和《账户变更申请书》，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到期后，保险公司按照约定足额向董雅芹支付利息。董雅芹基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到期后继续转存。转存只需董雅芹到保险公司处将原来的保险相关凭证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将转存到期日的相关保险凭证交付董雅芹，产生新的保险合同关系，即可完成转存。2、原审法院已经确认了董雅芹购买的保险资料的真实性，这些资料是专业机构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样本，董雅芹个人没有能力伪造。董雅芹提交的《账户申请确认书》、《账户变更申请书》、《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个人保险投保单》足以证明董雅芹投保的数额，原审法院只认可20万元自相矛盾。3、董雅芹有购买保险公司理财产品的能力。抚顺市天丽美容院二部在交通银行抚顺分行中心支行设立对公账户，董雅芹在抚顺百货大楼租赁柜台销售化妆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购买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保险合同并非民间借贷，需要提供银行取款记录，董雅芹只需提供保险相关手续，即可认定保险事实的存在。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董雅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公司与董雅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范姝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范姝剑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点：一、无权代理，即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为；二、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三、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订立合同行为，其他可适用代理的行为同样包括；四、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在法律适用上，以本人有过失或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的基本事实依据；同时对“有理由”进行必要的限定，即应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而不能根据第三人本人的判断力为标准。一个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四个要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范姝剑与董雅芹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上述第二、三、四点，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2、范姝剑与董雅芹没有完成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本案中董雅芹向范姝剑缴费的行为，是基于范姝剑以欺骗手段谎称代理保险公司与董雅芹订立保险合同而实施的履行合同的行为，即缴费是履行合同而非订立合同。同时保险公司从未对董雅芹表示过订立合同的意愿，或实际与董雅芹订立合同，而董雅芹在多次庭审举证时，也从未提供过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与董雅芹之间没有订立合同，没有设立民事法律关系，不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3、董雅芹不存在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范姝剑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存在外表授权，即存在有代理权授予的外观，代理行为外在表现上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实践中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或者其他表明其具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等，通常被认为是构成外表授权；二是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如果仅有代理行为有代理权的外观，但是并不能建立对该代理行为的合理信赖，当然不构成表见代理。结合本案，一审判决中所认定董雅芹购买的时间是2015年11月18日，与范姝剑2011年8月31日从保险公司处离职时间相距4年多，而保险公司自述此前的购买行为并没有被认定。一审中，董雅芹也未举证证明范姝剑持有保险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或其他证明代理权限的文件。基于上述原因，董雅芹与范姝剑不存在合理信赖，范姝剑也不存在外表授权。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允许范姝剑自由出入公司办公场所，保险公司员工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但认定该事实没有证据。保险公司办公场所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有人均可自由出入的接待大厅，二是不允许随意出入的办公室。关于“保险公司员工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一点，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中援引另案生效判决中李轶男对于案外人熊玉芬该次行为所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类推至本案。另案案外人熊玉芬与本案董雅芹素不相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董雅芹自身的行为存在过失。原审判决认定为保险公司2014年变更工商登记，而董雅芹向范姝剑购买的时间在此之后，保险公司已完成变更名称和更换公章。一审中董雅芹举证的单据中，单据的名头与下方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依据交易习惯和一般常识，单据名头与加盖公章不一致，是一般自然人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能够发现的事实，并未强加董雅芹审查公章真伪的义务。保险公司变更前后的名称存在明显区别，而在民事合同中，合同相对人的名称是最基本的要件，用以确认民事主体，本案论述中以新旧名称近似，而得出不必须为原告察觉的结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此外，董雅芹自述的多次购买行为，均未索要发票、收据或其他收款凭证，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董雅芹的行为存在着明显的过失，不能认为董雅芹是善意相对人。5、保险公司的行为没有过错，是否存在过错并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保险公司不知晓范姝剑与董雅芹之间的行为，何谈对两者之间的行为存在过错。6、范姝剑的行为属于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明确写明，对于（一）伪造他人公章、营业执照、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假冒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范姝剑系伪造保险公司的公章，假冒保险公司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符合上述情况，不应认定为表见代理。7、范姝剑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与民事行为严格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发〔2016〕27号《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二点第6条明确规定，“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本案中，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罪，己被公安机关依法通缉，范姝剑与董雅芹之间存在刑事法律关系，不应当由保险公司为犯罪嫌疑人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承担赔偿义务。综上所述，范姝剑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保险公司与董雅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保险公司对董雅芹的上诉请求辩称，1、针对第一项上诉理由中所表述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不一致。一审判决中认定的董雅芹取款的时间、取款的用途和所谓购买保险的经过，均使用了原告自述原告主张等词语，其在上诉理由中刻意忽视该部分而直接引用了其自述的事实，故第一项理由大前提不成立。一审判决在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第二项理由，一审判决中没有认定购买的所谓保险资料的真实性，而是认定了资料均系伪造，但是董雅芹个人没有能力进行伪造。个人是否有能力进行伪造，仅为推测性语言，且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均不能改变所谓保险资料系伪造的事实。3、关于第三项理由，上诉人是否有购买的经济能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董雅芹在上诉状中自述保险合同并非民间借贷，同时又援引了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标准，逻辑混乱。且保险合同不以事实行为作为成立和生效的标准。董雅芹也始终未提供过真实的保险合同，故保险合同自始从未成立过，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董雅芹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保险合同关系，范姝剑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且涉嫌刑事犯罪。董雅芹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保险公司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类似案件已经经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是已经认定表见代理成立。保险公司对生效的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申请再审，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了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董雅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本62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持有五笔经案外人范姝剑办理购买被告公司保险的资料，包括《账户申请确认书》、《保全变更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这些资料文件的抬头位置均印有“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字样，其中账户申请确认书及保全变更申请书上均加盖有“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印章，经办人均为范姝剑，分别记载原告于2015年3月20日购买保险2万元；2015年11月18日购买保险20万元，三个月后领取保费20万6千元；2015年11月29日购买保险10万元；2015年12月8日购买保险10万元；2016年1月11日购买保险20万元。原告自述除2015年11月18日20万元保险是当年购买外，其余4笔均是从2008年开始陆续转存而来，均是在被告的办公场所办理的，办理时两次有被告工作人员李轶男、其余两次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2015年11月18日20万元保险，保险单注明三个月后领取保费20万6千元；其余未注明的，范姝剑承诺保费2万元及2016年保费20万元的两笔保险按照5%计息，保费10万元的两笔保险按照7%计息。2015年11月18日一笔，原告称证人孙某同原告去西一路农行取20万现金，后到被告办公室内找范姝剑交钱办理保险，并签署《账户申请确认书》。原告举证的取款凭证记载当日原告农行账户在农行站前支行（位于支取现金200,000元；《账户申请确认书》记载保险费为贰拾万元，满期领取日期为2016年2月18日，即存3个月。2015年11月19日的“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接收人签字处签有“朱红军”字样。另查明，案外人范姝剑2006年至2010年间在被告公司从事营销员工作，是该公司保险代理人，2011年转为正式职工，从事组训工作，2011年8月31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2016年2月26日范姝剑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未抓捕归案。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原名“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2014年底更名并刻制新公章，之前的公章未备案。再查明，经一审法院审理的关联案件共10件，每名原告均称案外人范姝剑是在被告公司的办公场所内、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名义向其收取保费并签署投保资料，抚顺中院审理的（2019）辽04民终1408号民事案件中查证了被告公司员工李轶男出具的证实，范姝剑离职后仍出入被告办公场所接触客户。上述认定的事实有《账户申请确认书》、《保全变更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证人证言、银行取款凭证、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公章加工单等证据在案为凭。另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终1408号民事判决书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范姝剑曾为被告公司员工，2011年8月31日被告与范姝剑解除劳动关系。此后，被告不但没有及时、有效地向公司客户告知此情况，还允许范姝剑自由出入其公司办公场所，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如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足以说明被告对公司和员工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导致范姝剑得以继续以其工作人员名义在其办公场所内与原告签署保险文件并收取保险费用。上述情形在客观上足以使原告相信范姝剑有被告公司的代理权。被告辩称原告手中购买保险的资料系伪造，公章也是假的。这些资料是专业机构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样本，原告个人没有能力伪造。关于资料上的假公章，公章的单位名称与被告2014年工商登记变更前的名称相同，且与变更后的名称相近似。按照交易习惯，普通的保险购买人都是通过熟悉的保险业务员，基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购买保险，没有审查保险公司的格式文本保单和公章的能力，在签署保单时一般只关注保费、收益及领取期限等项目，被告公司相近似的新旧名称不必须为原告察觉。因此本案中原告对公章真假的鉴别应归于谨慎审查与注意义务之外，不认为原告具有过失，应认定原告为善意相对人。综合以上，将范姝剑代理被告与原告签署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的无权代理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责任。原告2015年11月18日购买的20万元保险，银行取款记录、证人证言与账户申请确认书记载的时间、金额高度一致，该笔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余款项，原告称是从往年保险到期后转存而来，原告即未提供转存的证据，亦未提供购买当时的银行取款凭证等相关证据，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保单记载的收益，因范姝剑向原告销售的涉案保险产品并非合法正规的保险产品，故无法按照保险单记载的内容或原告与范姝剑的口头约定认定收益，但也不能对因被告过错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置之不理，权衡后认定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董雅芹本金20万元，并自2015年11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原告董雅芹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董雅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董雅芹负担5700元，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430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董雅芹提交以下证据：交通银行分行预留印鉴卡、交通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交通银行对账服务协议、交通银行抚顺分行中心支行开户许可证、人民币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企业机读档案、交通银行账户流水（董雅芹、天丽美容院二部）。证明：抚顺市新抚天丽美容院二部是由董雅芹成立的，在交通银行设立账户进行资金周转及银行支取情况可以证明董雅芹有足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董雅芹2010年1月6日取款25.5625万元，2009年1月4日取款25万元，两笔都是在交通银行取的。保险公司对董雅芹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证明新抚天丽美容院二部在银行开户及该账户银行款项的支付情况。而本案的当事人是董雅芹并非该美容院，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提供的银行流水最晚到2011年3月21日，董雅芹主张的购买时间最早在2015年3月20日，期间相隔4年。银行流水中没有任何一条记录能与董雅芹主张购买时间相对应。董雅芹提交的企业机读档案证明该美容院已经在2012年4月12日注销，董雅芹用已经在2012年注销的美容院银行流水状况，证明其在2015年购买保险理财产品，该证据没有证明力，与本案无关。保险公司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董雅芹二审提交的证据与其本案中提交的《账户申请确认书》、《保全变更申请书》、《个人保险投保单》、《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等在时间上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范姝剑以保险公司名义与董雅芹签署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影响本案保险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三、董雅芹所交付的保险价款金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范姝剑在实施案涉合同行为时，已与保险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其仍以保险公司的名义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向董雅芹销售保险理财产品，收取董雅芹的钱款，在向董雅芹提供的《个人保险投保单》、《给付申请书》上面加盖了刻有保险公司名称的公章。董雅芹作为保险产品的购买者有足够理由相信范姝剑仍然还是在代表保险公司销售保险理财产品，其很难对投保材料上加盖的保险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虽然范姝剑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今仍无法找到其下落，但保险公司在工作管理方面出现的漏洞和瑕疵致范姝剑在离职后仍在保险公司的营业场所内以保险公司的名义与董雅芹进行保险合同签署以及收取保险费用，故范姝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案涉保险合同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保险公司提出范姝剑涉嫌刑事犯罪，不应当由保险公司为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虽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刑事案件所涉及的事实与本案保险合同纠纷涉及的事实存在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范姝剑刑事责任认定不影响保险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依据董雅芹提交的2015年11月18日加盖保险公司公章的账户申请确认书、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认定董雅芹当日购买20万元保险，有银行取款记录、证人证言与账户申请确认书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对董雅芹主张的其余款项，董雅芹未能提交银行取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董雅芹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董雅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雅芹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董雅芹负担；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向军审 判 员 田 丰审 判 员 秦 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茜怡代书记员 孙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