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6行终11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文山市光林养殖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2621MA6L4FPQ19。住所地：文山市高末社区掌者村。负责人蒋光林，男，壮族，1952年5月11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颜灿，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农业农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1568810604G。住所地：文山市凤凰路政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饶恣达，局长。委托代理人木生将、刘丽，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第三人洪兴梅，女，汉族，1991年4月23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代理人刘成志，男，汉族，1975年3月11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系第三人舅舅。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上诉人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因与被上诉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不履行兑现关闭搬迁补偿金法定职责上诉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2601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3月1日，第三人与一审原告负责人蒋光林之子蒋明能签订《房屋出租协议》，双方约定，由第三人承租文山市光林养殖厂，承租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第三人承租该养殖场后，将该养殖场用于蛋鸡养殖，并办理了文山市琴梅养殖场的营业执照。2018年6月16日，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自2018年8月底前完成全市所有在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确定需要关闭或搬迁的各类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2018年10月31日，一审被告（原农科局）向文山市人民政府递交《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报送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送审稿）的请示》，拟对文山市范围内的41户养殖场进行关闭搬迁补偿，补偿标准为“圈舍：1.彩钢瓦砖结构、老瓦砖结构、专用大棚钢架结构的300元/平方米；2.石棉瓦及以下的200元/平方米。污粪设施:1.小型沼气、污水处理池1000元/口,大型沼气每座补助10万元；2.堆粪厂100元/平方米。”2018年11月23日，文山市人民政府就一审被告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一审被告的补偿方案，并附补助对象名单，名单中载明“18号，养殖场名称：文山市琴梅养殖场，法人代表：洪兴梅，养殖种类：蛋鸡，备注：租蒋光林养殖场。”2019年3月12日，一审被告作出《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划拨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的通知》，将关闭补偿资金划拨给各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并附《文山市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测算表》，该表中载明“18号：文山市琴梅养殖场，场主：洪兴梅，兑现资金：26.71万元。”。2019年11月19日，一审被告作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山市农科通〔2019〕6号文件附件资料的通知》，对《文山市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测算表》予以完善，该表中载明“18号：文山市琴梅养殖场，场主：洪兴梅，兑现资金：26.71万元，备注：租蒋光林养殖场。”2019年12月6日，一审原告向一审被告递交《关于兑现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关闭搬迁补偿金的申请》，请求一审被告兑现26.71万元的搬迁补偿金，一审被告收到该申请后至今未予以兑现，为此，一审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一审被告履行兑现关闭补偿金的法定职责。另查明，蒋明能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出租协议》，一审原告予以认可，一审原告未参与第三人养殖蛋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的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应依据“谁作出，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依据自身的意思表示，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作出增减其权利义务的行为，该行政机关即为被告，结合本案证据，一审被告经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对外署名作出《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划拨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的通知》予以执行补偿方案，该通知对一审原告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一审被告主体适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原告的诉请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的规定，畜禽养殖者因污染综合整治需求，而需要关闭或者搬迁，造成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补偿，依法补偿的对象为畜禽养殖者，补偿的原因系关闭或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结合本案证据，一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出租协议》后，将养殖场出租给第三人用于蛋鸡养殖，一审原告未参与第三人的养殖经营，故一审原告不是上述行政法规确定的畜禽养殖者，一审原告的起诉无法律依据。另经文山市人民政府批复的《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确定的圈舍、污粪设施补偿金额，只是对养殖户因关闭或搬迁养殖场造成经济损失计算的补偿标准，并非确定补偿对象的依据，故一审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申请一审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文山市光林养殖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文山市光林养殖厂承担。上诉人文山市光林养殖厂上诉称，请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行初14号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不予采信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五组证据证实本案补偿的资金系上诉人的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系在出租给第三人之前就已经通过相关环评手续，取得环评报告的养殖厂。庭审中第三人对此也予以认可彩钢瓦、沼气池等基础设施系上诉人建盖。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找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理由时选择性的采信证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适用法律的理解错误，对文件理解错误导致错误判决。首先，一审法院认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所指的畜禽养殖者系第三人。但是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大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可以得出，畜禽养殖者是拥有行政许可、办理环评影响报告、动物防疫合格证以及拥有相关基础设施的企业或者个体户。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上诉人才是《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所指的畜禽养殖者。其次，根据文件《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市政法〔2018〕168号）的文件第2页明确“此次搬迁补偿的系“对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限期进行拆除，对符合产业发展导向依法取得建设手续的，依法已给予适当补偿．…”该文件明确，所搬迁补偿的系依法已经取得相关建盖手续的养殖场，而不是租赁人。同时文件第3页第五条关闭搬迁政策（二）对于四证不齐全的畜禽养殖场（即土地使用证、环评报告、营业执照、动物卫生防疫合格证）不予补助，并勒令限期关闭搬迁。第六条工作步骤（二）签订协议“由各乡镇、街道与养殖场业主签订《关闭搬迁协议》…”养殖场业主指的是建盖基础设施，有相关养殖许可以及相关环评报告手续的个人，而不是“四无人员”。（四）“……．关闭搬迁要求：可采取整体拆迁和撤除圈舍内设施该做他用两种方式…”从该文件可以证实，此次搬迁补偿系补偿给具有相关手续的养殖场，而不是补给租赁养殖场的农户。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明显违背了文山州、市政府的补偿精神及补偿初衷。再次，根据《关于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报送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的请示》（文市农科请〔2018〕79号）中明确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第一条“…圈舍建设面积…”；第二条补偿原因及依据“确需关闭搬迁或者搬迁现有养殖场所…”；第四补助内容、标准及方法圈舍：彩钢瓦…专用大棚300元／平方米…堆粪设施小型沼气池，沼气池堆粪厂100元／平方米，对于养殖场有证的按照补助标准l00%补助，无证按70%补助。同理《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的批复》（文市政复〔2018〕604号）、文市农请〔2019〕3号、文市农科函〔2019〕6号、文市财农函〔2019〕6号、文市农科函〔2019〕10号等文件均明确补助的系基础设施，且明确补偿依据、内容及方法。本案中，第三人除了有与上诉人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协议》（且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涉及征收房屋基础设施归上诉人所有）外，没有任何条件满足以上文件中所明确的补偿标准及要求。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是此次搬迁的补偿主体系对文件所列明的要求及依据文字的随意曲解，属于认知错误。最后，此次搬迁补偿的系补偿有相关手续的养殖场关闭导致的损失，上诉人在其投资上百万建盖的养殖场并完善相关养殖手续后被政府关闭，其所投资再不能产生效益，受损失的是通过合法手续取得的养殖场，也正是文件精神所指。三、一审法院超出判决，系程序错误、违法裁判。首先，判决书第11页直接将涉案补偿款判决确认给第三人，其认为涉案补偿款应当补偿的对象为畜禽养殖者，而其所谓的“畜禽养殖者”系第三人。一审法院对法律上的畜禽养殖者的定义理解错误，认为畜禽养殖者系养猪、养鸡的人。但是从此次搬迁所下发的文件来看，此次搬迁补偿系具有四证的养殖场，而本案中第三人仅仅系承租人，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辛苦建盖的厂房、堆粪厂等基础设施以法律的形式处分给了一个仅仅支付租金的第三人，法院应当中立客观的对案件进行依法审理和判决，而不是随意将他人财产通过法律的形式违法处分给第三人，使得第三人每年支付18600元的租金在享有上诉人完善的基础设施后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原本属上诉人的搬迁补偿金，致使上诉人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公平对待，明显违法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九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厂所和配套的生产设施；（三）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四）有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五）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向养殖场、养殖小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畜禽标识代码。”可以知道，养殖者是指具备相关条件和具有相关许可、相关手续的养殖场或者个人。并非一审法院所理解租赁户，本案第三人并未对补偿款的受补偿对象向人民法院请求予以确认，但一审法院主动进行确认，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之规定。庭审中作出补偿的行政机关已经向法院明确该笔补偿款并非补偿给第三人，一审法院利用职权将上诉人财产私自处分给了第三人，系枉法裁判。其次，既然本案是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审法院应当审查原告的起诉条件以及相关证据是否满足履行法定职责的构成要件。不应当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审查。故本案超出审查范围主动审查系程序错误。最后，既然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所补偿的系关闭和搬迁造成的损失，那么上诉人因投资建盖基础设施被关闭和拆除，就一定有损失。而且庭审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庭审中都明确第三人并非此次搬迁的受补偿对象，一审法院主动确认第三人为此次搬迁受补偿对象不知何来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的理由为起诉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可知，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应当系被告举证的问题。庭审中一审被告文山市农业农村局除尚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并非此次搬迁补偿的对象外，还明确第三人不是此次搬迁的补偿对象。其次，上诉人认为履行法定职责是指他的权利由于所请求的行政行为被拒绝或未作出而受到侵害。要件为：第一，向行政机关进行申请，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逾期不予答复；第二，所申请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第三，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第四，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是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第五，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所提出的申请拒绝或不予答复，可能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在起诉之前已于2019年12月9日向文山市农业农村局进行申请发放补偿款，但农业农村局逾期未予以答复。而申请人作为财产被处分的当事人，具备我国行政法及相关法律的请求权基础。文山市农业农村局对上诉人所提申请逾期未予以答复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上诉人利益。因此，上诉人的诉请完全具备法定条件及事实依据，符合履行法定职责的要件。再次，既然一审法院认为“畜禽养殖者”不是上诉人，那么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起诉应当视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下发的是裁定书而不是判决书。一审法院通过判决直接剥夺了上诉人在涉案款中所享有的权利，与其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及法律适用自相矛盾。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适用、理解、认定法律错误，理解文件错误，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错，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的紧急通知》（文政办发〔2018〕58号）明确要求各县（市）根据属地原则，科学制定搬迁实施方案，首先组织影响大、污染严重的养殖场进行关闭搬迁。《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中明确了拆迁的范围和对象为全市所有在畜禽养殖禁养区确定需要关闭或搬迁的各类畜禽养殖场。《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报送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助方案（送审稿）的请示》（文市农科请〔2018〕79号）中报送的补偿方案已经明确补偿的原因及依据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25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补助的对象为因禁养区划定确定关闭搬迁养殖场41户；补偿的标准及方法以圈舍、粪污设施计算。《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的批复》（文政复〔2018〕604号）再次将补助的对象和政策明确，并附补偿对象名单。通过上述文件及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可以看出，补偿的对象为畜禽养殖者，补偿的原因是关闭或者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关闭或者搬迁的目的是构建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畜禽养殖模式。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后将养殖场出租给第三人进行养殖，并未参与养殖经营，从法律意义上讲，上诉人只是一个出租人，第三人是承租人，上诉人出租的是房屋（厂房），因其没有实际的养殖，虽然其名义上为养殖场，办理了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但其只有养殖场所在，并没有具体养殖畜禽，那上诉人不能称养殖者，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养殖户。而第三人虽租赁上诉人厂房，但实际进行了养殖，并且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养殖，是真正意义上的畜禽养殖者。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和上述文件精神，畜禽养殖者才是补偿的对象，而上诉人不是关闭搬迁补偿对象。因此，一审法院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及案件事实认定上诉人不是畜禽养殖者符合了法律的规定和本次关闭搬迁工作的精神。而且，根据《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报送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助方案（送审稿）的请示》（文市农科请〔2018〕79号）、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的批复》(文政复〔2018〕604号）文件，已经明确补偿的标准以圈舍、粪污设施来计算，但这只是个补偿的标准，并不是补偿的依据，也不是以此来确定补偿对象。而上诉人将补偿标准、补偿对象、补偿依据混为一谈，认为上述文件明确补助的系基础设施，搬迁补偿系补偿给具有相关手续的养殖场，而不是补给租赁养殖场的农户，认为一审法院违背了文山州、市政府的补偿精神及补偿初衷，认定上诉人不是此次搬迁的补偿主体系一审法院认知错误，但其实恰恰相反，上诉人对上述文件做了片面及断章取义的理解，是上述人理解错误所致。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更切合文山州、市政府文件精神及补偿初衷。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所做判决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多次强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庭审中明确第三人并非此次搬迁的受补偿对象”，不知道上诉人从何得来的此结论，答辩人在一审中并未向法院明确第三人不是此次搬迁的补偿对象，这纯属上诉人自己理解错误，凭空想象。一审法院并没有利用职权将上诉人财产私自处分给第三人，并没有作出枉法裁判，不清楚上诉人从判决中何处看到一审法院作如此裁判。一审法院针对查明的事实，适用法律进行判决，确实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上诉人一审以行政给付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本就错误，一审法院依法确定为履行法定职责，是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表现，法院所作的审查也是围绕本案的事实、证据及法律进行，并未程序违法。上诉人之所以会认为一审法院超出法院判决、违法裁判，是上诉人没有看懂判决内容，对判决书做了扩大解释，理解错误所致。本案法院用判决书而不用裁定书并无不当，上诉人并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为利害关系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诉讼，上诉人是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依据事实、证据，用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这没有剥夺上诉人的权利，也没有与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相矛盾，相反，是上诉人对法条理解错误所致。因此，一审法院未违反法定程序，所作判决无误。三、上诉人一审起诉及上诉观点错误，本案属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财产权属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上诉人依据《房屋出租协议》要求答辩人向其发放搬迁补偿款26.71万元，属于民事财产权益纠纷，不是行政诉讼解决的问题。房屋（厂房）的出租人认为其房屋存在损失，应依据租赁协议，以租赁关系为基础向房屋承租人（使用人）主张权利。上诉人认为因自己建盖基础设施被关闭和拆除有损失，应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出租协议》向第三人主张。若在《房屋出租协议》中未对案涉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的归属问题进行过明确约定的，双方应自行协商确定，如协商不成，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由法院确定具体权利归属或者权属比例。但是，上诉人以行政给付纠纷为由，直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要求答辩人发放资金，属诉讼对象错误、诉讼方式错误，且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的争议未被解决之前，不具备划拨条件。因此，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三人洪兴梅陈述称，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理解文件正确，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完全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当维持原判决。2016年3月1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承租座落于文山市开化镇红旗社区鱼寨光林养殖厂用来养殖蛋鸡，租期为三年。因答辩人当时和被答辩人租的养殖厂是空厂房，所以答辩人养殖蛋鸡的养殖设备、设施全是答辩人自购、自建，并注册登记属于自己的养殖场（文山市琴梅养殖场）。2018年6月，因市委政府作出新的规划，就对文山市辖区的41户正在规模畜禽养殖经营者下发禁养通知。答辩人的文山市琴梅养殖场就是其中一户。41户畜禽养殖户一致认为，文山市人民政府所下发的禁养指令，必将给自己的畜禽在搬迁出禁养殖区的过程中，会因水土、气候不服等因素的影响给养殖经营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41户畜禽养殖经营者共同联名以书面的形式，逐级向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人民政府给41户养殖经营者一定的搬迁补偿资金。通过多次、多方面的反映后，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才下发了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文件，文件中第六条工作步骤（二）签订协议（2018年7月10日前）对符合搬迁和补助条件的，由各乡（镇）、街道与养殖场业主签订《关闭搬迁协议》，启动关闭搬迁工作。因答辩人的养殖场是符合搬迁和补助条件的，答辩人就与文山市人民政府新平街道办事处签订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协议书。之后就收到了新平街道办事处，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告知书，限定答辩人必须在2018年8月20日前必须自己关闭自己的养殖场，并把自己的蛋鸡搬迁出禁养区，否则将依法强制关闭搬迁。当划定禁养区内的41户正在规模畜禽养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搬迁工作后，文山市农业农村局，下发了文市农科请〔2018〕79号文件及附件，文件附件中的第二条补偿原因及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25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养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给予补偿”。文件附件第五条：其他说明事项（一）各养殖场补助产物数，以各乡镇（街道）确定上报数据为准，未登记的不予补助。该文件明确指出，要想获得补偿对象，必须是在禁养区内正规模畜禽养殖的养殖经营者，并还要得到乡镇（街道）办事处向文山市人民政府申报后，才能获得补偿。而被答辩人把自己的养殖厂出租给答辩人来养殖蛋鸡，收取应收的租金，被答辩人没有参与到答辩人的养殖当中，就不是上述行政法规确定的畜禽养殖者。根据2018年11月23日文山市人民政府文件，文市政复〔2018〕604号文件及附件来看，是对文市农科请〔2018〕79号文件及附件中所提出的请示内容，给予肯定批复。从文市政复〔2018〕604号文件及附件来看，文件中的第二条：补助对象：是文山市确定禁养区内关闭和搬迁的41户规模养殖场（详见附件）。答辩人是补助对象中的其中一户，答辩人的文山市琴梅养殖场被编在18号，法人代表是答辩人，而不是被答辩人。第三条、补助政策：彩钢瓦砖结构、砖瓦结构、专用大棚、钢架结构的每平方米补助300元…堆粪厂每平方米补助100元。按以上补助标准测算补助总额，持有证照的按补助总额的100%给予补助，没有证照的，按补助总额的70%给予补助。从文件及附件来看，确定的圈舍、污粪设施补偿金额，只是对养殖户因关闭或搬迁养殖场造成经济损失计算的补偿标准，并非确定补偿对象的依据。再根据文山市农业农村局下发的文市农科通〔2019〕6号文件及附件和文市农科通〔2019〕34号文件及附件以上两个文件及附件《文山市禁养区规模养殖关闭搬迁补偿资金测算表》来看，答辩人的文山市琴梅养殖场被编排在18号，厂主是答辩人（洪兴梅），兑现给答辩人（洪兴梅）的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共计人民币：26.71万元，因答辩人是有证的，文山市人民政府是按补偿总额的100%给予补助。文件及附件表格中并没出现被答辩人（蒋光林）获得搬迁补偿资金的名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理解文件正确，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决。一审被告文山市农业农村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文政办发〔2018〕58号；2.文市政办发〔2018〕168号；3.文市政办发〔2018〕99号；4.文市农科发〔2018〕44号。证明文山市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的主体是文山市人民政府，被告是履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指导、协调、督促职责，不是独立行政主体。第二组：5.文市农科请〔2018〕79号；6.文市政复〔2018〕604号；7.文市农科请〔2019〕3号；8.文市政复〔2019〕38号；9.文市农科函〔2019〕6号；10.文市财农函〔2019〕6号；11.文市农科函〔2019〕10号；12.文市开函〔2019〕4号；13.文市农科通〔2019〕6号。证明一审被告将乡镇、街道办事处上报的禁养区养殖户调查情况报市政府批准，协调补偿资金后，划拨到乡镇、街道办事处，整个过程均按文山市人民政府的批复文件执行，没有独立的决定权，在此次关闭搬迁工作中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一审原告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文市政复〔2018〕604号文件。证明禁养区养殖场关闭补偿项目是补偿钢架彩钢瓦、大棚钢架、彩钢砖、钢架石棉瓦、石棉瓦、堆粪厂等基础设施费用，而非实际经营损失，附表中所列18号养殖场的产权所有权人系一审原告。第二组：文市农通〔2019〕34号。证明观点与第一组证据一致。第三组：房屋租赁协议。证明18号养殖场系洪兴梅于2016年3月1日向一审原告承租，并约定涉及征收房屋及室外东西归一审原告所有，该租赁协议于2019年3月1日到期。第四组：送达回执、关于兑现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关于关闭搬迁补偿的申请。证明2019年12月9日，一审原告向一审被告申请兑现补偿金；第五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证明本案涉案补偿相关基础设施系一审原告2012年就通过合法手续取得。第三人洪兴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房屋出租协议。证明第三人与一审原告有房屋承租关系是事实，在房屋有效承租期内，第三人对一审原告的养殖场有使用权和管理权。第二组：文山市琴梅养殖厂营业执照。证明第三人的文山市琴梅养殖厂属于合法经营。第三组：文市农科请〔2018〕79号。证明第三人是关闭搬迁补助对象，关闭搬迁补助具有法律依据。第四组：文市政复〔2018〕604号。证明文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补助对象是第三人，而不是一审原告，只是在备注栏内标注第三人租一审原告的养殖场。第五组：文市农科通〔2019〕6号。证明一审被告是按照关闭搬迁补偿资金测算表进行资金兑现，第三人是补助对象，补助金额为26.71万元。第六组：文市农科通〔2019〕34号。证明关闭补偿资金测算表已完善，第三人依旧是补助对象，补助金额为26.71万元。第七组：文山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基本情况调查表。证明第三人在租用一审原告的空厂房来养殖蛋鸡时第三人自备养殖设备，自建养殖建筑设施。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一审原告的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客观、真实，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被告提交的两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能证明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一审被告的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第三人的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四、五、六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无其余证据相互佐证，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一审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一至四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本院认为，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中的关闭拆迁要求“可采取整体拆迁或拆除圈舍内设施改作他用两种方式，采取整体拆迁的，建筑物要完全拆除，自行清理完成建筑垃圾；采取拆除圈舍内设施改作他用的，必须拆除食槽、栏门、栏舍隔栏、养殖设备等有关养殖设施，确保去除养殖功能”。2012年3月7日，由文山市环境保护局签章的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中记载主要设备为：消毒器1台。粉碎机1台，猪舍57个，消毒间、消毒池、堆粪厂各1个，化粪池2个以及相关配套设施。本案养殖场搬迁补助为堆粪厂66平方米，每平方米100元，计6600元，钢架石棉瓦868.45平方米，每平方米300元，计260535元，以上两项合计267135元。一审原告于2019年12月9日向一审被告提交《关于兑现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关闭搬迁补偿金的申请》，一审被告至今为止未作出任何答复及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的规定，结合《文山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关于划拨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的通知》内容，文山市农业农村局主体适格。本案系养殖场搬迁关闭补偿引发的纠纷，从《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的规定看，是对因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这一行为造成损失的行政相对人的补偿，本案第三人洪兴梅系租赁上诉人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已经建盖好的养殖场进行养殖，并非第三人在上诉人租用的土地上新建盖养殖场养殖，该关闭或者搬迁行为对上诉人和第三人均造成了损失，故该补偿里包含第三人和上诉人的损失是法律的应有之意。文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方案第5页关闭拆迁要求“可采取整体拆迁或拆除圈舍内设施改作他用两种方式，采取整体拆迁的，建筑物要完全拆除，自行清理完成建筑垃圾；采取拆除圈舍内设施改作他用的，必须拆除食槽、栏门、栏舍隔栏、养殖设备等有关养殖设施，确保去除养殖功能”和文市政复〔2018〕604号《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山市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方案的批复》中补助政策“彩钢瓦砖结构、砖瓦结构、专用大棚钢架结构的每平方米补助300元，石棉瓦及以下的每平方米补助200元，小型沼气、污水处理池每口1000元，大型沼气每座补助10万元，堆粪厂每平方米补助100元”以及文山市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资金测算表中对本案诉争的养殖场的补偿明细及金额的内容也印证了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起诉无事实依据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亦不妥，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于2019年12月9日向被上诉人提交《关于兑现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关闭搬迁补偿金的申请》，被上诉人至今为止未作出任何答复及处理不当。上述申请尚需被上诉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先行调查处理，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本案应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对上诉人文山市光林养殖厂提出的上述申请作出处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错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行初14号行政判决；二、由被上诉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上诉人文山市光林养殖厂于2019年12月9日提交的《关于兑现文山市光林养殖厂关闭搬迁补偿金的申请》作出处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文山市农业农村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建兵审判员  王要师审判员  郑茂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 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