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9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鞠述晔，男，196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凤龙，男，198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明静，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岚，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润弘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办事处上海路乐天双子星**楼**。法定代表人：戴作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珊珊，山东天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鞠述晔、董凤龙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润弘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弘清算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述晔、董凤龙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2.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重整未能成功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如一审判决所述，“除先期费用30万外，其余咨询服务费在人民法院下发通过重整方案后约定时间支付，另约定非因乙方原因，甲方决定终止参与荣昌重整工作或重整未成功的，甲方仍应当全额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是否应当支付服务费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上诉人“决定终止参与荣昌重整工作”或者“因乙方原因重整未成功”的任意一个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管理人虽于2019年4月10日通知星泰公司未能成为正式的重整投资人，但同时告知荣昌公司将启动新的重整招募工作，期待下次合作。鞠述晔、董凤龙未再参与重整，并非润弘事务所原因所致，故其仍应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合理的咨询服务费。”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未报名参与第二轮重整投资人招募认定为第一轮重整应当支付咨询服务费的理由，与事实相悖。首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专项服务合同》时，上诉人鞠述晔已经向管理人报名，并交纳了重整保证金2，000万元，进入了重整计划草案的制订环节。也就是说，上诉人在此时已经开始了此轮重整，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中所称的重整不可能是除了此轮重整之外的另外一轮重整。其次，从管理人向威海星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公司）发出的通知可以看出，仅仅一次重整计划草案未获通过，管理人就通知上诉人未能成为正式的重整投资人。实际上，在其他企业的重整中，一次重整计划草案就获得通过的并不多，一般会允许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修订后再次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上诉人遭此待遇非常罕见。而且，从管理人网站上发布的重整计划草案来看，管理人用了相当篇幅描述了被上诉人的失职：2017年8月1日第一个重整草案提供的时间节点，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制订重整计划草案，为避免债务人破产，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将重整计划草案的提交时间延长到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16日，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延长时间届至，被上诉人仍未能为上诉人制订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为重整计划草案制订提供的文件均已经在此之前发送至被上诉人的工作邮箱，管理人为保留重整机会，自行制订了一份重整计划草案，以延续重整进程；2018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重整计划草案，该草案在2019年4月12日的债权人代表会议上被否决。上述情况可以充分说明，正因被上诉人原因才导致上诉人未能重整成功。上诉人未报名参与第二轮重整，不能作为第一轮重整中被上诉人推卸责任的理由。二、被上诉人的工作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上诉人不应支付费用。涉案合同第四条第(二)款1.2约定，重整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通过，裁定书下发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向乙方付至咨询服务费总额的70%。从该约定看，各方约定大部分咨询服务费用的支付节点为“重整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通过，裁定下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重整方案经人民法院通过的前提是债权人会议通过，很显然被上诉人的工作应当以债权人会议通过作为工作完成的标志，而不是被上诉人做了多少工作。如果被上诉人的工作完全没有质量，不被债权人认可，则为无效工作，不应获得报酬。因此，被上诉人是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作，应当按照被上诉人的工作是否达到合同目的的质量标准来判断，而不是被上诉人做了多少工作的数量标准。综上所述，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上诉人丧失了一轮重整的资格，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不应支付费用；被上诉人的工作虽然完成了量，但未达到实现合同目的的质，无效的工作亦不应要求支付咨询费用。润弘清算事务所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被上诉人一审中已举证证明上诉人未获得重整资格的直接原因是其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中确定的清偿率和清偿方案未能在评审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深层原因是其未按照管理人的要求提供8，000万的履约保证金，无法证明其履约能力。与延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无关系，上诉人也并未因此被取消重整资格。2.通过上诉人邮箱内管理人发送给意向重整方的文件可以看出，管理人初次向上诉人提供威海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公司）及其18家关联公司评估报告(初稿)的时间为2017年8月10日，系在重整裁定下达的6个月即2017年8月1日之后，此后管理人又不断对资产与负债数据进行修改，延期三个月后仍未确定最终数据，直到2018年8月8日，管理人才提供了最终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债权表，重整方在没有获得准确数据的的情况下，无法测算清偿比例，也就无法制作重整方案。因此延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非被上诉人的工作失职。并且在此期间，上诉人与管理人就资产范围及履约能力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在磋商结果不明确的前提下，上诉人也并未授意答辩人为其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主体是重整方即上诉人，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由上诉人决定，被上诉人只是执行者。再者，管理人通过在法定期限截止前自行制作草案的方式保留了上诉人的重整资格，因此延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对上诉人的权益没有影响，未蒙受任何损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合同条文可以看出，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分析法律风险，测算投资价值，对上诉人的投资起协助作用。实际上，被上诉人也对荣昌公司的债务情况、资产情况、股权及关联公司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报告，出具了重整计划框架，协助上诉人与管理人及评审会议就重整计划草案进行磋商和说明，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重整是否成功，并不在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范围之内，管理人2019年4月10日的告知函中载明，新一轮招募工作即将启动，期待下次合作，而上诉人未再次参与，符合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决定终止参与重整工作的情形”，因此上诉人理应支付服务费。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适用法律正确。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润弘清算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鞠述晔、董凤龙共同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专项服务费27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0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鞠述晔、董凤龙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鞠述晔、董凤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4日，鞠述晔、董凤龙（甲方）与润弘清算事务所（乙方）签订一份《专项服务合同》，约定甲方拟成立公司对荣昌公司进行破产重整，聘请乙方对该重整项目提供专项咨询服务。其中，第一条乙方的服务范围及内容，1.对荣昌公司进行相关尽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1.1截止案件受理日期的荣昌公司的债务情况，包括由管理人核定的各类债权的属性、数额，未申报债权的基本情况，共益债务的基本情况，调查完毕为甲方出具债务情况调查报告；1.2截至案件确定的基准日荣昌公司的资产情况，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和评估报告，确认企业资产大致分类，设置他项权利的基本情况，权属证明及瑕疵，应收账款的清收可能分析，关联公司借名借款情况，假按揭情况，隐形资产调查，现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情况等，调查完毕为甲方出具资产情况调查报告；1.3荣昌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关联公司情况，包括原股东出资情况，关联公司关联度及影响分析。2.针对荣昌公司的重整工作展开调研，根据上述第一条完成的资产核查情况报告和债务核查情况报告，出具重整计划框架为甲方提供参考。3.审查重整计划草案；协助甲方向债权人会议就重整计划草案作出说明并回答询问；协助甲方制订债权收购或者债权通过方案；协助甲方与管理人、相关债权人进行谈判。第二条乙方的义务，其中1.乙方应为有能力从事此专项服务的单位，所派遣人员参加过相关重整企业的具体事务，有权根据需要自行聘请律师、会计师、评估师为本合同项下服务内容提供专项服务；3.乙方应当依据法律作出准确判断，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合法权益；4.乙方应当在取得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后，在工作计划列明的期限内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应甲方要求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第三条甲方的义务，其中4.甲方指定王志强为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乙方。第四条专项咨询服务费的标准及支付方式，咨询服务费标准为按乙方为甲方出具的债务情况调查报告确认的全部债务金额的1%收取，上限为300万，支付方式为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30万元，2.重整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通过，裁定书下发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向乙方付至咨询服务费总额的70%，3.自人民法院下发通过重整方案的裁定后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余下30%的专项咨询服务费，另约定非因乙方原因，甲方决定终止参与荣昌公司重整工作或重整未成功的，甲方仍应当全额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合同中还对工作费用、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鞠述晔、董凤龙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首期报酬30万元，润弘清算事务所组织人员开展工作，并组建了包括破产案件承办法官、荣昌公司管理人、润弘清算事务所工作人员隋晓宁等、鞠述晔、董凤龙委托的工作人员王志强等在内的“荣昌重整工作”微信群以便沟通。2017年8月，润弘清算事务所出具了《关于荣昌房地产公司保证担保债权的报告》、《关于荣昌集团部分贷款债权的法律分析意见》、《意向投资人关于威海荣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情况的报告》。润弘清算事务所委托威海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2017年11月，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以及《威海弘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拟尽职调查所涉及的核查报告》。2017年11月，星泰公司注册成立，董凤龙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鞠述晔任董事长。鞠述晔同意星泰公司以其交纳的2，000万元保证金作为意向投资人参与重整。2017年11月，润弘清算事务所以星泰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拟定了《重整计划草案框架》、《威海荣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框架协议书》，之后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进行了修改。2018年7月16日，管理人要求意向重整方先期提供不少于8，000万的资金用于支付目前急需的费用，后续资金根据重整需要分期投入，并要求意向投资人三日内答复。2018年7月17日，星泰公司答复1.目前涉及重整计划草案的几个关键问题未明确，其没有义务支付重整资金，2.管理人如能明确相关土地情况，其将根据回复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参与重整，3.如管理人能明确8，000万元款项的用途、还款保证、双方签订共益债务借款合同，其可以再行出借。2018年8月，润弘清算事务所制作了《关于荣昌公司重整经营方案》、《荣昌重整案相关情况的报告》（均以星泰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并发送给管理人，管理人于2018年9月13日进行了回复，其中针对重整资金来源为星泰公司及第三方投入的共益债务提出质疑，并因星泰公司新设立无法提供企业资信证明，提议星泰公司考虑重整担保方案等问题。2018年10月15日，润弘清算事务所制作了《威海荣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讨论稿）》以及相应的PPT，并代表星泰公司进行了讲解演示。2019年4月4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主持召开了荣昌公司重整投资人评审会议，由各类债权人13家代表、1家出资人代表共同听取了星泰公司关于重整计划草案的说明，不同意者占多数。2019年4月10日，管理人书面通知星泰公司未能成为正式的重整投资人，并告知荣昌公司将启动新的重整招募工作，期待下次合作。之后，鞠述晔、董凤龙未再报名作为重整意向方参与重整。另查，荣昌公司重整方案（重整投资人系案外人）已于2020年7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一审法院认为，鞠述晔、董凤龙与润弘清算事务所签订的《专项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第一，鞠述晔、董凤龙是否本案的适格主体；第二，润弘清算事务所是否有权要求鞠述晔、董凤龙支付其余服务费及利息。关于焦点一，案涉《专项服务合同》系鞠述晔、董凤龙与润弘清算事务所签订，合同写明鞠述晔、董凤龙拟成立公司参与重整，润弘清算事务所提供相关专项服务。合同签订后，星泰公司成立，董凤龙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鞠述晔任董事长，星泰公司与鞠述晔、董凤龙具有关联性，之后鞠述晔同意星泰公司以其交纳的2，000万元保证金作为意向投资人参与重整，故润弘清算事务所以星泰公司为重整投资人提供专项服务。润弘清算事务所基于《专项服务合同》提起本案诉讼，鞠述晔、董凤龙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关于焦点二，双方《专项服务合同》约定，除先期费用30万元外，其余咨询服务费在人民法院下发通过重整方案后一定时间支付，另约定非因乙方原因，甲方决定终止参与荣昌公司重整工作或重整未成功的，甲方仍应当全额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本案中，管理人虽于2019年4月10日通知星泰公司未能成为正式的重整投资人，但同时告知荣昌公司将启动新的重整招募工作，期待下次合作。鞠述晔、董凤龙未再参与重整，并非润弘清算事务所原因所致，故其仍应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合理的咨询服务费。关于咨询服务费的合理数额，首先，润弘清算事务所对荣昌公司的债务情况、资产情况、股权及关联公司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报告，出具了重整计划框架、重整计划草案，并向管理人及评审会议进行了磋商及说明，应当认定其履行了绝大部分的合同义务。但其出具的报告中债权收购或债权通过方案仅是针对一项问题，说明及谈判亦是初步进行，尚未能涉及后续阶段的相关问题，与双方签订合同时的预期有所差距。其次，重整计划草案未能在重整投资人评审会议上通过，如鞠述晔、董凤龙继续参与重整，润弘清算事务所必然要付出人力、物力继续履约，鞠述晔、董凤龙未继续参与重整，润弘清算事务所亦减少了履约成本。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之后，酌定鞠述晔、董凤龙再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咨询服务费240万元。合同约定“甲方决定终止参与荣昌房地产重整工作或重整未成功的”，仍应当支付咨询服务费。2019年4月10日管理人书面通知星泰公司未能成为正式的重整投资人时，鞠述晔、董凤龙并未明确做出终止参与重整的意思表示，故润弘清算事务所要求鞠述晔、董凤龙自2019年4月10日起支付利息，理由不当。但鞠述晔、董凤龙此后未再报名参与重整，应当认定其实际上已决定终止参与重整，该决定应当给予合理的决策期间，以两个月为宜，因此鞠述晔、董凤龙应当自2019年6月10日起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鞠述晔、董凤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润弘清算事务所咨询服务费240万元及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200元，由润弘清算事务所负担1，200元，鞠述晔、董凤龙负担13，000元并直接向润弘清算事务所支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荣昌公司2020年6月3日重整计划草案，证据来源是荣昌公司管理人网站下载，证明的内容是，在上诉人参与重整期间，被上诉人严重失职，该重整计划草案第三页第三段至第四页第三段描述的均为被上诉人由于各种原因未按期向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草案；2.时间分别为2016年6月27日、2019年5月13日和2020年5月7日的三份招募公告，2016年6月27日招募公告来源于威海日报社的存档，2019年5月13日招募公告来源于威海日报电子版，2020年5月17日招募公告来源于荣昌公司管理人网站，证明的事实是，三次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基本条件完全不同，系三次不同重整阶段，而不是一次重整的三个阶段，同时证明在第二轮重整过程当中，招募公告特别说明不接受联合体报名，该条件针对上诉人而设定，第三次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也说明管理人不接受联合体参与重整，同时三次重整投资人招募均未说明必须提供8，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拟证明的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于上诉人称管理人不接受联合体申报，针对的是董凤龙、鞠述晔在没有成立公司之前的形态，因此在2018年的5月31日双方就以星泰公司的身份参与到重整之中，如果说管理人针对上诉人设置了条件，也只能证明管理人认为上诉人不符合重整方的资格，关于8，000万履约保证金并非在招募过程中提供，而是在重整进行过程中管理人认为上诉人履约能力值得怀疑，因此要求提供后续资金以证明其履约能力，与是否能够成为意向重整方并无关系，星泰公司在没有获得重整资格之后，没有参与第三轮重整方的招募，符合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甲方决定终止参与重整的情形。本院经查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第二次开庭（2020年7月3日）之前，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裁判结果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涉案专项服务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专项服务费的支付有明确约定，即，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30万元；在重整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裁定书下发之日起十日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服务费总额的70%；自人民法院下发通过重整方案的裁定后六个月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30%服务费，同时约定，非因被上诉人原因，上诉人决定终止参与荣昌公司重整工作或重整未成功的，上诉人仍应当全额支付服务费，根据上述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但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被破产法院主持召开的重整投资人评审会否决，上诉人未能取得重整投资人资格，即，在未取得投资人资格的情况下，双方约定的重整计划草案无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入债权人会议表决、法院裁定批准的程序，双方约定的支付服务费的条件不具备，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涉案专项服务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十五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本案中，荣昌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4月10日向星泰公司发出的未能成为正式重整投资人的书面通知中载明的“期待下次合作”等语句，系商业客套语言，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要约或要约邀请的要件，故上诉人在未取得重整投资人资格的情形下，没有按照上述客套语言继续报名参与荣昌公司重整，不属于上诉人决定终止参与荣昌公司重整工作的情形，不符合双方关于上诉人决定终止参与重整仍应全额支付服务费的约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鞠述晔、董凤龙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威海润弘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共计40200元，由威海润弘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