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16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倩玲，女，1993年8月8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大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嵘，云南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普清梅，云南云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开丞，男，1993年5月29日生，彝族，大学文化，住大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菊梅，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周倩玲因与被上诉人邢开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6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倩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嵘、普清梅，被上诉人邢开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菊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倩玲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6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邢开丞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邢开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证据不足，导致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错列、漏列诉讼当事人。邢开丞起诉周倩玲，要求周倩玲承担建房款的支付责任，主要是基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系周倩玲。但本案案由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为委托代建合同纠纷），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周倩玲为合同相对方，合同何在？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有口头合同存在而且是真实的，那么口头合同的相对方是谁？一审法院为什么不依职权追加可能存在的委托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在应追加而未追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何以认定口头合同存在，并作出与邢开丞起诉内容完全一致的判决？房屋建盖发生在2015年，并且有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周倩玲自行出资建盖，从未委托他人建盖。一审判决认定系委托建盖，那么委托人究竟是谁？委托行为的证据又是什么？周倩玲并非是涉案房屋建盖工程的发包人，也从未出具委托手续给其父亲周波，让其帮忙建房。而一审法院仅依据涉案房屋登记情况评判周倩玲父亲周波为周倩玲建房对外缔约的民事法律行为视为其家庭型委托代理行为，须知我国法律规定的委托行为，仅限于自然人和法人型委托，所谓的家庭委托代理究竟是什么法律规定的？故邢开丞起诉要求周倩玲承担建房款的支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周倩玲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法院根据邢开丞提交的证据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并依此作出判决，实属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中邢开丞提交了六组证据，只有第一组及第五组证据能证明涉案房屋的权属及邢开丞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余四组证据均不能证明邢开丞的证明目的，即使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于证明对象缺失，故不能形成证据锁链。第四组证据施工图纸系周倩玲的父亲找设计人员设计的，周倩玲或其父亲未将施工图纸交给邢开丞，周倩玲完全有理由相信该份证据系邢开丞从设计人员处非法获取，故该证据来源不具合法性，不能因施工图纸与涉案房屋格局一致就认定涉案房屋的建盖与邢开丞有关联。对于第六组证据，因证人刘某、李某、杨某常年受聘于邢开丞的父亲邢志昌，目前仍就职于邢开丞经营的公司，且邢志昌生前与三位证人之间存在工程分包及金钱利益关系，故三位证人的证言缺乏客观真实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八组证据主要来源于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而该砂石料厂的法定代表人系邢志昌，2019年10月25日才变更为邢志昌的儿子邢开虹。该砂石料厂出具的拨款通知单、拨款会签单以及领款单均无周倩玲及其父亲的签字确认，该证据系邢开丞为了本案的审理事后制作的；而白兵、杨某出具的工程量计算单及施工笔记系白兵、杨某自行记录，无周倩玲父亲及邢开丞父亲的确认，且白兵、杨某系邢开丞父亲的员工，其自行记录的内容缺乏客观真实性。故一审中邢开丞提交的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基于邢开丞提交的证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案件事实而支持邢开丞的诉讼请求，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三、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八组证据，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将该部分证据向双方出示，但却不允许周倩玲复印或拍照查阅。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阻止周倩玲查阅相关涉案材料，属于程序不合法，剥夺了周倩玲的诉讼权利，存在有意偏袒邢开丞的嫌疑，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调取证据，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种类和程序有明确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却违反该规定，所收集的证据既不真实，更不合法。四、本案的案由应该定为委托代建合同纠纷，而不应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周倩玲从未将涉案房屋的建设工程承包给邢开丞的父亲邢志昌，周倩玲与邢开丞之间没有发包关系。即使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房屋是由周倩玲的父亲周波承包给邢开丞的父亲，双方之间应该是委托代建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代建合同中代建单位系建筑工程的管理人，并不负责具体的设计、施工、采购等工作，故此认为本案应该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评判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五、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周倩玲认为邢开丞提起本案诉讼的时候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涉案房屋的建盖时间是2015年下半年，竣工时间是2016年2月，即使按邢开丞陈述的竣工时间为2016年5月，到邢开丞起诉时即2019年11月，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邢开丞辩称，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邢开丞认为周倩玲是本案唯一适格的主体。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但相对方已经接受了对方的合同履行，合同也是成立生效的。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周倩玲虽然否认委托其父亲周波作为建盖房屋的代理人，但客观上在邢志昌建盖房屋的过程中，周倩玲并没有任何阻止邢志昌建盖房屋的行为，并且在房屋主体工程完工以后，还申请了房屋的产权登记。周倩玲提交的证人证言中，都提到是由周波与证人经过口头协商后，证人实施房屋装修工程，这些事实周倩玲都是认可的。因此，周倩玲的行为已证实了周倩玲是认可周波的代理行为的，也就是认可邢志昌为其建盖房屋的事实，其作为房屋的权利人，应当支付工程款。第二，关于邢开丞主体资格的问题。邢开丞认为一审中周倩玲提交证人证言，但是证人证言只涉及到房屋装修问题，而邢志昌代为建盖的是房屋主体工程，周倩玲提交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能否定邢开丞的父亲邢志昌建盖房屋的事实。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委托代建合同是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而本案的争议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并不涉及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此本案用委托代建合同纠纷案由并不恰当，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由更恰当。但是邢开丞认为本案应该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由中的下一级案由即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房屋在2016年5月就已竣工，但双方一直未对建房的工程款进行结算，因此，债权还不确定，还不具备起算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关于周倩玲所说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违法的问题。一审开庭时，邢开丞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了解到邢志昌支付了证人土建部分和钢构部分的工程款，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证人陈述的事实调取邢志昌支付工程款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本着查明事实的态度，依法调取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邢开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倩玲支付邢开丞建房费用980590.69元，并自邢开丞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由周倩玲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开丞之父邢志昌生前系大姚瀚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周倩玲之父周波亦时任该公司总经理，其二人系同事关系，相处较好。在2015年间，周倩玲户以竞拍方式购买取得了位于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面积为137.97㎡的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随后周倩玲准备在该宅基地上建盖住宅，便由周波出面与具有建造师资质的邢志昌商议，由邢志昌负责为周倩玲的房屋工程进行施工，所需材料及工时费由邢志昌垫付，待工程完工后一并进行结算。2015年10月,邢志昌按周波提供的建房施工设计图纸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开始施工。该房屋主体工程于2016年5月竣工完成后，邢志昌将建筑物交付周波，周倩玲接房后自己负责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于2018年12月入住。2018年初,邢志昌个人委托云南昭孔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工程结算，结算总价为980590.69元。期间由于邢志昌身患疾病，导致双方结算事宜滞延，且邢志昌于2018年7月19日去世。后周倩玲及周波否认与邢志昌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与邢开丞产生纠纷矛盾。现邢开丞诉讼来院，要求周倩玲履行合同义务，向其支付工程款980590.69元，并支付该工程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另查明，邢志昌在施工时将房屋建设的土建、钢构等部分发包给李某、刘某等人，并委托杨某作为现场监理及工程核算人员。邢志昌根据工程进度陆续向刘某、李某等人支付过相应的工程材料款及工时费；房屋产权证书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周倩玲；2019年11月27日，邢志昌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父亲邢如高、妻子韩琼香，女儿邢雁、儿子邢开虹共同出示了放弃债权继承声明书，该四人均表示愿意放弃对邢志昌遗产的继承,同意由邢开丞一人对该案合同债权行使追偿权。在诉讼过程中，经邢开丞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昆明俊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了昆俊达评报字（2020）第038号资产评估报告一份，评估结论为：大姚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周倩玲所属房屋的造价在评估基准日二0一六年二月十日的评估价值合计为人民币959713.34元，大写为人民币玖拾伍万玖仟柒佰壹拾叁元叁角肆分。在诉讼过程中，经邢开丞申请，一审法院对周倩玲所有的坐落于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云（2017）大姚县不动产权第0000050号等2处房屋进行了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周倩玲所有的涉案房屋的建设工程施工是周倩玲家自行组织完成还是委托邢开丞之父邢志昌组织施工完成。2、如果是由邢志昌完成，那涉案房屋建设施工协议的缔约人为邢志昌与周波，其二人之间以口头方式达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其合同效力能否溯及周倩玲。针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缔约双方因未按合同法“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法律规定办理而引发的合同履行争议。邢开丞认为，周倩玲之父周波委托邢志昌为周倩玲建盖房屋，邢志昌按约定履行完成了自己的建筑施工合同义务，但周倩玲至今未履行其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因原合同权利人邢志昌已去世，邢开丞作为合同权利的继承人，有权要求周倩玲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向一审法院对周倩玲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周倩玲支付工程款。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因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条约时未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以书面形式订立，加之邢志昌的死亡，客观上加重了邢开丞的举证难度，为进一步查明本案的客观事实，在邢开丞提交证据的基础上，一审法院依职权向相关机构调取了部分证据材料，所调取证据能与邢开丞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邢开丞提交的技术资料施工图三册，以及邢开丞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李某、杨某的当庭证词，与一审法院调取的案发时间段内邢志昌及相关部门与涉案工程相关联的资金交易账目记录，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够对涉案工程的工程范围、竣工时间、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等形成证明作用，其证明指向为邢志昌与涉案工程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周倩玲针对其抗辩主张亦提交证人朱某、杜某、龚某、张某、周某书面证言及申某及工程量统计单等证明材料，但对周倩玲所提交的五份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六十八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该未到庭的五人所作的书面证言不能对邢开丞所主张的证明对象产生证明作用。至于其余证明材料均不属客观方面的证明材料，不能对本案的案件待证事实起客观证明作用。邢开丞、周倩玲双方对同一事实，针对自己的诉辩分别举出了相反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邢开丞提交的证据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周倩玲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抗辩主张，对周倩玲主张的抗辩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合同权利人邢志昌与周波口头达成的建筑工程施工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民事行为合法有效，现邢开丞作为合同权利继承人向周倩玲主张其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邢开丞诉讼时以“委托代建合同纠纷”为案由主张其的诉讼权益，其请求的法律关系存在偏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理由如下：根据委托代建合同法律关系的定义，委托代建合同纠纷系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协商约定，按照法律规定与程序，建设项目委托给代建人实施代建所定的共同合约，委托代建合同中的代建单位系建设工程的管理人，并不负责具体设计、施工、采购等工作。本案中，邢志昌与周波达成口头协议，由周波负责提供施工图纸，由邢志昌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建筑材料采购、组织工人施工等各项工作，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特征及构成要件，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关于涉案房屋建设施工协议的合同效力是否溯及周倩玲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周波系与邢志昌建筑工程施工口头协议的缔结人，周波系周倩玲之父，周波为周倩玲的房屋建筑对外缔约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视为其家庭型委托代理行为，周波以被代理人周倩玲名义与邢志昌之间所产生的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应由周倩玲承担。原合同权利人邢志昌死亡后，该合同权益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邢开丞享有，周倩玲至今未向邢开丞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其行为损害了邢开丞的合法利益，周倩玲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邢开丞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因邢开丞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对工程款具体给付时间及计算标准进行过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综合本案客观实际，邢开丞主张的违约金可从其向一审法院对周倩玲提起诉讼时起算，即从2019年11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19年8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上浮50％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由周倩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邢开丞支付所欠建房工程款959713.34元，并承担本笔工程欠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9年11月29日起按年利率5.95％标准计算至欠款本金还清时止。案件受理费1360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鉴定费9500元，合计28106元，由周倩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周倩玲提交了以下证据：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系邢开丞家的独资企业，一审法院向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调取证据，就是直接向邢开丞调取证据，调证程序违法。经质证，邢开丞对周倩玲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是邢志昌的个人独资企业，是属于非法人组织，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与邢开丞是独立的主体；2、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调取证据，是基于证人的证言；3、该证据在邢志昌生前就已形成，并不是邢开丞起诉以后才形成的新证据。本院认为，邢开丞对周倩玲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周倩玲主张的一审法院向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调取证据，就是直接向邢开丞调取证据，调证程序违法的证明目的。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周倩玲对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随后周倩玲准备在该宅基地上建盖住宅，便由周波出面与具有建造师资质的邢志昌商议，由邢志昌负责为周倩玲的房屋工程进行施工”有异议，认为该事实认定错误，周倩玲从来没有让自己的父亲周波为自己建房。周倩玲的父亲也从来没有与邢志昌协商让邢志昌帮忙建房，周倩玲的父亲与邢志昌之间不存在建房协议；2、对“2015年10月,邢志昌按周波提供的建房施工设计图纸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开始施工”有异议，认为周倩玲的父亲周波从来没有将自己家建房的施工设计图纸提交给邢志昌；3、对“该房屋主体工程于2016年5月竣工完成”有异议，认为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书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竣工时间是2016年2月10日，该竣工时间与周倩玲提交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邢开丞申请的证人证实的竣工时间与不动产登记证书上载明的竣工时间不相符，房屋主体竣工时间应以不动产登记证书上记载的竣工时间为准；4、对“周倩玲接房后自己负责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有异议，认为周倩玲对涉案房屋从来没有进行过装修，涉案房屋的建盖、装修均是由周倩玲的父亲周波负责处理；5、对“2018年初,邢志昌个人委托云南昭孔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工程结算”有异议，认为邢开丞提交的工程结算书上没有注明委托的时间、委托人，不能证明工程结算书是发生在2018年，委托人是邢志昌；6、对“后周倩玲及周波否认与邢志昌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与邢开丞产生纠纷矛盾”有异议，认为直到邢开丞起诉前，邢开丞及其父亲邢志昌从未向周倩玲及周倩玲的父亲周波要求支付建房款，双方不存在矛盾纠纷；7、对“邢志昌在施工时将房屋建设的土建、钢构等部分发包给李某、刘某等人，并委托杨某作为现场监理及工程核算人员”有异议，认为上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周倩玲不清楚邢志昌与李某、刘某、杨某之间的工程分包和工程款支付情况，且与本案没有关系。邢开丞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遗漏认定“邢志昌的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事实。周倩玲、邢开丞提出的异议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述。对一审认定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邢志昌与周倩玲之间是否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三、邢开丞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一审中，邢开丞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申请证人李某、刘某、杨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刘某、杨某陈述，李某、刘某参与了周倩玲户位于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的房屋的施工。李某、刘某还陈述邢志昌通过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的账户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了李某、刘某上述工程的劳务费。一审法院为查清李某、刘某陈述的劳务费支付情况，调取了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的财务凭证及银行流水，一审法院为核实事实而调取证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周倩玲提出一审法院调取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的财务凭证及银行流水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邢开丞主张邢志昌与周倩玲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为此，提交了周倩玲户位于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的房屋施工图纸。并申请证人李某、刘某及杨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刘某、杨某均陈述周倩玲户位于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的房屋是发包给邢志昌施工，李某、刘某参与了施工，杨某负责施工管理。证人李某、刘某还陈述，邢志昌通过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的账户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了李某、刘某上述工程的劳务费，依据证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调取了大姚县新街乡砂石料厂的财务凭证及银行流水。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邢开丞提出邢志昌与周倩玲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周倩玲主张其与邢志昌之间不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周倩玲户位于大姚县金碧镇民族中学旁的房屋是其父亲周波建盖的，为此，提交了杜某、朱某、龚艳祥、张某、周某的证明各一份，杜某等五人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而周倩玲未申请证人杜某等五人出庭作证，无法确认杜某等人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故周倩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针对焦点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一审中周倩玲并未提出邢开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二审中周倩玲才提出邢开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且周倩玲未提交新的证据证实邢开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周倩玲提出邢开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应否支付利息的问题。本案中，邢开丞主张周倩玲从邢开丞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未进行约定，对工程款也未进行结算，故利息应从邢开丞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29日起计算。对于利息的计付标准，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判决将利息视为违约金，并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为计付标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鉴定费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鉴定费是因双方当事人对工程造价不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为确定工程造价，启动鉴定程序而产生的费用，对于鉴定费应由双方平均承担，一审判决鉴定费全部由周倩玲承担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处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6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二、由周倩玲向邢开丞支付所欠建房工程款959713.34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2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鉴定费9500元，由邢开丞负担4750元，由周倩玲负担4750元；四、驳回邢开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0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606元，由邢开丞负担306元(已交)，由周倩玲负担18300元(未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97.13元，由邢开丞负担220.34元(未交)，由周倩玲负担13176.79元(已交)。上述周倩玲应支付的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邱德英审判员  刘 莹审判员  晋 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曾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