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2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解放东街**。实际控制人：曹海波，公司监事。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海波，男，汉族，住长治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晓红，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静瑶，女，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路红刚，山西铨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曹海波因与被上诉人郭静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3民初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海波，上诉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海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晓红、被上诉人郭静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路红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海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403民初41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静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赠与协议》已被郭阿斗于2018年12月23日作出的遗嘱所撤销。2.本案实际已经涉及郭阿斗的遗产继承，郭静瑶并非郭阿斗的唯一法定继承人，请二审法院依法追加郭阿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3.郭阿斗作为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在股权转让时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股东，合法履行股权转让的要式流程，故该《赠与协议》无效。4.郭静瑶所持《赠与协议》中的签订时间及赠与人郭阿斗的签名均存在重大瑕疵，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因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所提鉴定材料而不予鉴定。郭静瑶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郭静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系被告和谐房地产公司持股75%的股东，并判令被告及第三人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和谐房地产公司系于2013年5月30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19日被告经备案的章程记明，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登记股东为郭阿斗，实缴出资1500万元，持股比例为75%，为被告公司执行董事；第三人曹海波实缴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为被告公司监事。郭阿斗与原告系父女关系，被告公司现由第三人曹海波实际控制，为停产歇业状态。该公司章程第六章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郭阿斗因病于2019年1月24日死亡。本案在审理中，原告持郭阿斗于2018年9月18日在山西省肿瘤医院与原告签订的打印赠与协议一份，内容为“赠与人：郭阿斗（身份证号×××）受赠人：郭静瑶（身份证号×××）赠与人郭阿斗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额出资人。赠与人个人登记占有该公司75%股份，女婿曹海波名下登记股份25%。赠与人共有子女四人，除小女郭静瑶均已独立生活。为妥善安排子女生活，赠与人现决定：将本人占有的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75%股份赠与受赠人郭静瑶所有。本赠与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赠与人（签字）郭阿斗受赠人（签字）郭静瑶见证人签订时间：2019.9.18签订地点：山西省肿瘤医院”。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赠与协议形成时间不明确，赠与人郭阿斗签字存疑，并于提请司法技术鉴定，原告就被告提供的比对材料与所鉴定的样本赠与协议时间间隔太长质证不予认可，被告在法定告知期限内再行提供遗嘱一份，原告质证认为该遗嘱为打印遗嘱，不予认可，致使对该赠与协议郭阿斗的签字因就比对材料不符合鉴定条件无法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其他股东主张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就系争股权的权益归属而言，被告和谐房地产公司登记备案的章程对股东继承人不得继承股东资格未作明确规定，原告作为合法继承人之一，且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系无偿转让股权，公司法律规定同等条件下的股权转让是基于有偿转让前提下设定的同等条件，基于赠与关系发生的股权取得系无偿转让，该无偿转让的属性排除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前提，即不存在优先取得的参照条件。故原告依法自当有权获得被告公司股东资格，享有该公司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关于案涉赠与协议举证责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就案涉证据赠与协议属于直接证据，原告基于与郭阿斗系父女身份关系，以及尚在上学期间客观情况，其提举的赠与协议，已经完成举证责任，且本案不存在该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需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定事项。被告应当就法律关系消灭的事实所提出的鉴定申请，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以达到反证目的，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应当确认该赠与协议合法有效，如出现新的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公司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申请变更登记。鉴于此，公司在股东发生变动后依法负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公司将系争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至于第三人曹海波是否负协助办理变更登记责任。《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第三人作为被告公司现实际控制人，应当履行相应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郭静瑶享有被告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5%的股份，并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第三人曹海波对上述事项应当予以协助。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由于郭静瑶在一审中提交的《赠与协议》中赠与人郭阿斗的身份证号码、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均存在重大瑕疵，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赠与协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郭静瑶主张其与郭阿斗成立赠与合同关系，请求依法确认其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75%的股东，但郭静瑶提供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郭阿斗的身份证号码、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均存在重大瑕疵，不能确定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赠与合同关系的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郭静瑶要求确认其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75%的股东，并要求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曹海波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海波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3民初4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静瑶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共计250元，由被上诉人郭静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志芳审判员 张建兵审判员 闫明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阳阳书记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