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6行初66号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2626316243965L。住所地：丘北县锦屏镇上寨村民委乱石头坡。法定代表人贺元明，系该合作社理事长。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住所地：丘北县政通路**。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委托代理人胡正权。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遇蓝，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因认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支付行政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经依法审理，本院以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为由，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云26行初4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为由，于2020年7月6日作出（2020）云行终247号行政裁定，撤销（2019）云26行初4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继续审理的裁定，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委托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日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贺元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胡正权、李遇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诉称：2014年4月18日，原告依法注册成立，业务范围主要包括组织采购和供应本社成员肉牛养殖及种植所需的生产资料，组织收购和销售本社成员饲养的肉牛及种植的产品。2018年6月12日，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依据被告作出的《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丘政发〔2018〕11号）向原告下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以原告位于禁养区范围内为由，要求配合相关部门尽快做好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工作。被告在此次禁养关停退出行动中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补偿标准，对于原告因关闭而遭受的损失，丘北县农科局和丘北县锦屏镇畜牧部门进行了入场调查，并制作了“文山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基本情况调查表”，但之后被告及其相关部门一直未对原告予以补偿。2019年6月6日，原告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履行法定补偿职责申请书，被告于同年6月10日签收，后至今未给予原告任何答复。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此次禁养关停的实施主体和补偿主体，应当履行对原告的补偿职责。具体理由为：（一）2018年6月13日，丘北县锦屏镇畜牧部门对原告作出文山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基本情况调查表，记录了原告的基本情况。随后丘北县农科局依据此表作出丘北县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基本情况调查表，对原告的基本情况予以认可。（二）原告已按期完成关闭搬迁工作，却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原告在2018年6月12日收到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下发的“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后即开始积极着手开展关闭搬迁退出畜禽规模养殖的工作。虽然锦屏镇人民政府和丘北县农科局对原告的基本情况开展了现场调查登记工作，但原告至今也未收到来自被告的任何补偿，也未与任何部门签订关闭、搬迁和退出规模养殖的协议。（三）被告为此次禁养关闭搬迁的法定实施主体及补偿主体，应当依法履行补偿的法定职责，对原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按照相关标准予以合理的补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为此次禁养关停的法定补偿主体，应当依法履行补偿的法定职责。2018年5月22日，被告作出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丘政发〔2018〕15号）。其中由该方案附件“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搬迁新建补偿标准”可知，此次禁养关闭、搬迁和退出项目已经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补偿标准。另外，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对原告的建筑及附属物类别、面积均予以调查核实登记。结合原告已登记的基本情况和已制定的详细全面补偿标准，可以计算出原告应当获得的合理补偿数额5442890元。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法履行关闭搬迁的法定补偿职责，对原告按照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搬迁补偿标准予以5442890元（大写：伍佰肆拾肆万贰仟捌佰玖拾元）的补偿。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丘发改农业备案[2012]004号投资项目备案表；4.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审核表；5.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6.丘北途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肉牛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验收意见；7.丘北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畜牧项目验收评分表；8.2015年州级财政肉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施工合同；9.丘北县农科局畜牧产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材料。以证明：⑴原告依法注册成立于2014年4月18日，主营肉牛养殖及营销；⑵原告的性质为专业合作社，成员为六人；⑶原告依法取得各项生产经营所需的行政许可手续，一直合法生产经营；⑷原告具备提起本诉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以证明2018年6月12日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以原告位于禁养区范围内为由，要求配合相关部门尽快做好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工作。第三组证据：1.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邮寄底单；2.签收底单。以证明2019年6月6日，原告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履行法定补偿职责申请书，被告于同年6月10日签收，之后原告至今未收到被告的任何答复。第四组证据：1.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丘政发〔2018〕15号）。2.文山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基本情况调查表；3.丘北县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基本情况调查表。以证明：（1）2018年5月22日，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此次禁养关闭、搬迁或退出项目已经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补偿标准。（2）2018年6月13日，丘北县锦屏镇畜牧部门和丘北县农科局对原告场内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登记，作了给予补偿的明细标准。第五组证据：2018年6月2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贺元明与丘北县原农科局副局长兼禁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玉光的通话录音。以证明被告对原告养殖场实施了关停，一直未履行法定补偿职责，未将原告养殖场剔除禁养区范围。第六组证据：1.丘北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丘北县环境保护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3.丘北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销案决定书。以证明原告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在合法经营，截至被关停时从未将养殖场租赁给他人使用。第七组证据：拨款申请书。以证明原告的养殖场得到了州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一直合法经营，合法建设。第八组证据：因被禁养关停所应得的赔偿数额计算清单。以证明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是依照应该赔偿数额计算得出金额为5442890元。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尚未根据《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丘政发〔2018〕15号）文件要求被答辩人关停养殖场，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予以赔偿没有事实根据。根据《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被答辩人并未按照相关规定关停养殖场，且未与镇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未通过锦屏镇人民政府组织的核查。因此，答辩人无支付补偿的义务。同时被答辩人在其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也未明确其关停时间、关停状态等重要信息，包括被答辩人提交法院的证据中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对关停时间、关停状态等核心事实均未作出明确表述。仅以镇政府的前期调查作为其赔偿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答辩人于2018年6月25日向文山州农业局上报的《关于将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六户养殖场划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的情况说明》，被答辩人诉称养殖场已被划出禁养区。2018年6月22日，根据《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整改切实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等工作的函》（云农牧〔2018〕27号）等文件精神，丘北县环境保护局和丘北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组成工作组，联合锦屏镇等镇政府对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十六家养殖场进行实地勘察甄别，认为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十六家养殖场符合文件精神，不应列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畴，并对被答辩人进行口头告知。故被答辩人的养殖场既然无需关闭，也更不存在补偿的理由。（三）答辩人未对被答辩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也未侵害被答辩人的任何合法权益。锦屏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被答辩人送达《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该份告知书仅是对被答辩人进行政策告知，不具有行政强制力，答辩人并未向其下达限期关闭或停业等通知，未作出具有强制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此外，被答辩人也未关停养殖场，未与镇政府签订相关协议，其合法权益未受到侵害，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予以赔偿没有事实根据。本案中，答辩人自始未作出任何限制、侵犯被答辩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答辩人起诉基础事实不存在。综上所述，答辩人未要求被答辩人关停养殖场，被答辩人的养殖场也不在禁养关闭搬迁的范畴。答辩人未对被答辩人作出具有行政强制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答辩人也未关停养殖场，被答辩人的权益未受到任何损害，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2.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3.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被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1.《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农业厅省环保厅关于加强整改切实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等工作文件的通知》；2.《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丘政发〔2018〕11号）；3.《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丘政发〔2018〕15号）；4.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奖励经费的批复；5.基本情况调查表复印件。以证明：1.依照《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①发布公告（2018年6月20日前）。发布禁养区内需关闭或搬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规模养殖合作社名单，对确需关闭或搬迁的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规模养殖合作社下达关停通知书，告知业主必须按照通知要求停止规模养殖，做好存栏畜禽处理工作。②签订关闭、搬迁和退出规模养殖协议（2018年7月31日前）。由乡（镇）人民政府与规模养殖场（小区）、规模养殖合作社签订关闭、搬迁或退出规模养殖协议。③自行关闭（2018年7月1日—2018年8月31日）。规模养殖场（小区）、规模养殖合作社自行关闭、搬迁养殖场，或者退出规模养殖，也可利用现有资源实现转产，撤除养殖设施改作其他用途。④验收及兑现补助（2018年7月1日—2018年8月31日）。规模养殖场（小区）、规模养殖合作社自行关闭、撤除搬迁养殖场、退出规模养殖或者转产后，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核查合格后兑现补偿奖励。”2.丘北县人民政府对于搬迁工作奖励经费确定为验收合格一户，奖励资金2万元。3.丘北县锦屏镇畜牧部门及丘北县农科局对原告养殖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未验收，也未与政府签订协议。第三组证据：1.《关于禁止在丘北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进行畜禽规模养殖的通知》复印件（2018.6.12）；2.《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及送达回证（2018.6.12）。3.《中共文山州委办公室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的通知》；4.《关于将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六家养殖场划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的情况说明》（2018.6.25）。以证明：（1）锦屏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禁止在丘北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进行畜禽规模养殖的通知》、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2日向原告送达《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仅为进行相应政策告知，自始至终被告并无任何具体行政行为。（2）应《中共文山州委办公室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的通知》的要求，丘北县环境保护局和丘北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组成工作组，联合锦屏镇等镇政府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六家养殖场进行实地勘察甄别，认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六家养殖场符合文件精神，不应列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畴。确定原告无权获得相应补偿。第四组证据：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现场照片（2019.8.30）。以证明原告尚未按照规定关停养殖场，且尚未与镇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更未提供锦屏镇人民政府组织的核查，被告自始至终无任何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被告尚无支付补偿或赔偿的义务。经庭审质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1、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一组证据中第3—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对原告的证明目的的一至三均不予认可。对第一组证据中第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没有相关单位的签章；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签收底单》上显示“他人收”，但被告没有收到该文件；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在第13号证据中已经明确补偿条件，搬迁新建补偿标准，应当按照搬迁后新建的面积进行补偿，而不是按照旧的养殖场面积进行补偿，原告理解错误。对补偿条件也有规定，要按照新建的养殖场进行补偿。而原告并没有关停养殖场，也没有搬迁和新建养殖场，不符合条件。第14、15号证据，只是初期的摸底调查表，是由各养殖社自行填写的，这不是对外的行政行为，也不是补偿依据，初步调查后还要经过审核审批，再进入签订协议的阶段，原告对该文件有误解；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录音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内容也未表明录音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信息。从录音内容上来看两个人没有任何一方说要关停养殖场，无法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养殖场实施了关停；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系原告单方制作；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里面各项数据无证据印证。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对被告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1中的文府办〔2018〕70号文件第二点明确指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县（市）人民政府作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或搬迁工作的批准主体和补偿主体，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好畜禽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或搬迁工作。云农牧〔2018〕27号文件第二点也明确指出，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的批准主体、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补偿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第三点的第二小点也明确指出，建设时间在禁养区划定前，属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或者建设中已履行土地、环保等相关报批报备手续的，在关闭或搬迁前要组织认真论证，确需关闭或搬迁并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妥善处理。证据2，丘政发〔2018〕11号文件第十页第八条对禁养区有明确的要求，不得从事规模畜禽养殖，不得新建和改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所。对现有畜禽养殖场（户）由县人民政府督促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实现逐步关闭、搬迁、转产或退出规模养殖。证据3，丘政发〔2018〕15号文件明确规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的实施方案，但被告并未按照该文件对原告进行关停，至今未给予原告任何补偿。证据4，被告也从未给予原告任何奖励。从证据5可以看出被告已经将原告列入禁养区关停范围，并对原告进行了调查；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锦屏镇人民政府给原告下达的文书从实质上来说，是对原告的一种关停行为，在下达通知后，不断催促原告尽快处理畜禽，关闭养殖场。该通知明确指出，原告位于禁养区范围内，要求原告尽快处理好所饲养的畜禽，并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工作。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云办发电〔2018〕97号文件第四页对养殖业进行了规定，对具有合法手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畜禽和水产养殖行业，不得采取关停整治措施。对划入禁养区而未及时清理退出的，要制定工作方案，加强政策衔接，按照时序推进，避免短期突击关停。并未规定位于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可以被移除关停名单。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文件的第4页是关于原告的规定。原告在当时已经在按照政府的要求，着手关闭养殖场，处理畜禽，并未将养殖场租借给他人进行短期育肥牛养殖。将原告剔除此次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违反了国家法律和上级人民政府关于禁养区内禁止养殖的规定，严重违法。并且该情况说明只是被告的自述，并未经过上级政府部门的审批同意，未产生法律效力。后期被告并未让原告继续养殖，而是继续关闭原告养殖场；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该照片中不能看出具体的拍摄时间，不能证明是2019年8月30日原告养殖场的现状。原告未与镇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没有履行好工作职责，与原告无关。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山州人民政府、丘北县人民政府的文件以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被告是此次禁养区养殖场的关停主体，并且对原告作出了关停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补偿的法定职责。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1、2、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第3、4、6—9号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用以证明其于2019年6月6日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被告于同年6月10日签收，之后原告至今未收到被告的任何答复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用以证明符合请求被告作出行政补偿的事实，因无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用以证明被告对其养殖场实施了关停的事实，因无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认可；对第六、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因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无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认可。对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可；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对被告用以证明其自始至终并无任何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明观点，本院不予认可。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系由贺元明、刘啟栓等成员于2014年4月18日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贺元明。该合作社从事肉牛养殖，经营场所在丘北县锦屏镇上寨村民委乱石头坡。2018年5月22日，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作出丘政发〔2018〕11号《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对丘北县辖区内12个乡镇的禁养区限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划定工作进行部署，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及县直相关单位开展此项工作的有关职责。同日，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作出丘政发〔2018〕15号《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丘北县辖区在禁养区范围内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规模养殖合作社关闭搬迁工作进行部署，进一步明确乡镇人民政府及县直相关单位开展此项工作的有关职责，同时提出关闭区域、对象及阶段目标、具体措施、保障措施。该丘政发〔2018〕15号文件明确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内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的责任主体，相关部门依据职能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政策法规宣传，督促养殖业主进行自行关闭搬迁，负责做好辖区内养殖场关闭拆迁、补偿及维稳等工作，对辖区内关闭搬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的核查、统计上报。加强巡查，建立长效机制，严防禁养区范围内畜禽规模养殖反弹。”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按照上述文件中的有关工作要求，开展基本情况调查，并于2018年5月27日制作了《丘北县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情况核查统计表》，该表中就原告“是否同意关闭”一栏记录为“搬迁”。2018年6月12日，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向原告作出《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告知原告位于禁养区范围内，请原告尽快处理好所饲养的畜禽，并积极主动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工作。随后，被告的有关职能部门就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包括原告的养殖场在内）的基本情况又分别制作了《文山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基本情况调查表》《丘北县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基本情况调查表》，初步确定原告的养殖场在禁养区范围内。2018年6月22日，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云办发电〔2018〕97号《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和文办发电〔2018〕81号《转发〈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由丘北县环境保护局与丘北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组成工作组，联合锦屏镇、双龙营镇、八道哨乡人民政府勘察甄别，对划定在禁养区范围内的16家养殖场（包括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进行了实地勘察甄别。同月25日，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将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六户养殖场划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的情况说明》，向文山州农业局说明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16家养殖场或合作社（包括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符合上述文件的要求，该16户养殖场（户）应剔除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至今，被告及其下属有关单位未对原告的养殖场作出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行政行为或者事实行为。现原告的养殖场在原址仍然完好存在（处于停业状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未对原告持有的合法经营证照作出撤销、吊销、注销等行政行为，原告仍然持有相关合法经营证照。2019年6月6日，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邮寄履职申请书，请求被告依法履行关闭搬迁的法定补偿职责，对原告按照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搬迁补偿标准予以合理的补偿。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同月10日签收。因被告在法定两个月期限内未予答复，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于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依法履行关闭搬迁的法定补偿职责，对原告按照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搬迁补偿标准予以5442890元（大写：伍佰肆拾肆万贰仟捌佰玖拾元）的补偿，同时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经审理，以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为由，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云26行初4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为由，于2020年7月6日作出（2020）云行终24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9）云26行初4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庭审辩论中，本案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是否对原告的养殖场作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的行政行为及被告是否存在未依法履行支付行政补偿法定职责的情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发言。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认为，2018年6月12日，原告在收到锦屏镇人民政府向其作出的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后，积极配合政府的关停工作，着手处理养殖场内的存牛，按照丘北县畜禽规模养殖（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于2018年8月31日前将存栏的牛处理完毕，停止了养殖。虽然被告于2018年6月25日向文山州农业局上报了《关于将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六户养殖场划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的情况说明》，申请将原告养殖场划出禁养区。但该情况说明是否经过了文山州农业局和文山州人民政府的同意，被告未举证证明。且被告相关部门从未告知过原告，养殖场被划出了禁养区范围，可以不用关停。锦屏镇人民政府以及丘北县农科局等部门是按照被告下发的通知将原告的养殖场关停的。被告是此次禁养关停的责任主体、补偿主体，认为原告养殖场位于禁养区，将原告养殖场关停，就必须承担补偿的法定义务，履行补偿的法定职责。现被告未履行，则原告有权起诉被告，被告主体适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认为，被告自始至终未对原告作出关闭或搬迁的行政行为。原告所依据的政策告知书并没有要求关闭或者搬迁，该告知书本身就包含了三种选择：关闭、搬迁、退出规模养殖。被告还向原告发出了禁止规模养殖的通知，通知的内容是自2018年8月30日之后不得从事规模养殖。退出规模养殖不是禁止养殖，而是养殖规模必须要符合规定。被告认定不需要关停的养殖场时，还未进入关闭搬迁养殖场的阶段，不需要告知。原告的养殖场仍在经营，并未被强制关闭。被告从未要求过原告进行关停或搬迁。被告的法定补偿责任是基于畜禽规模养殖补偿条例，是对关闭、搬迁的规模养殖进行补偿，并不包括退出规模养殖。原告要求的补偿标准是依据新建养殖场的补偿标准，原告的养殖场不属于搬迁，不符合补偿标准。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进行了关停、搬迁、退出，被告无法进行任何补偿。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于2019年6月6日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邮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系认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其养殖场实施了关闭搬迁的行政行为，请求被告依法履行关闭搬迁的法定补偿职责，按照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搬迁补偿标准对原告予以合理的补偿。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0日签收后，在法定两个月期限内未予答复，故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主体适格。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综合整治方案，采取组织建设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有计划搬迁或者关闭畜禽养殖场所等措施，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治理。”、第二十五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的规定，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丘政发〔2018〕15号《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养殖场的关闭搬迁工作向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进行了具体分工，规定关闭搬迁工作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丘北县锦屏镇人民政府按照上述通知的要求，于2018年6月12日向原告作出了《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关闭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政策告知书》（以下简称《政策告知书》）。虽然该《政策告知书》形式上类似一种政策宣传的告知行为，但该《政策告知书》中明确告知原告的养殖场位于禁养区范围内，要求原告积极主动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关闭、搬迁或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工作，已经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随后，被告的下属相关单位也针对原告的养殖场开展了相应的基本情况调查、制作了相关表册等工作，准备对原告的养殖场实施关闭、搬迁或退出的相应行政行为。由于上级部门对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有关要求，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云办发电〔2018〕97号《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和文办发电〔2018〕81号《转发〈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的通知》的要求，组成联合工作组对原划定在禁养区范围内的16家养殖场（包括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进行实地勘察甄别后，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关于将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十六户养殖场划出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的情况说明》，向文山州农业局说明赢牧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16家养殖场或合作社（包括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符合上述文件的要求，该16户养殖场（户）应剔除禁养区关闭搬迁范围。之后，虽然被告及其下属相关单位未对原告的养殖场实施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行政行为或者事实行为，也未与原告签订相关行政补偿协议。但根据被告提交的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明确告知将原告的养殖场剔除此次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范围，不再对原告的养殖场实施关闭、搬迁或退出的事实，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对其养殖场要实施的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行为并未停止，其仍然可以要求被告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因此，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认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其养殖场已经实施了关闭搬迁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6月6日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邮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被告依法履行关闭搬迁的法定补偿职责。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同月10日签收后，在法定两个月期限内未予答复。基于被告曾经对原告的养殖场作出过《政策告知书》，并将其列入《文山州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基本情况调查表》《丘北县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基本情况调查表》的事实，被告对原告向其提出的履职申请，有义务予以审查并作出明确的答复，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的规定，因被告与原告未签订相关行政补偿协议，原告的养殖场是否属于应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范围及是否应予补偿，尚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先行调查处理，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本案应依法判决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提出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作出处理。对于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提出判令被告按照丘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搬迁补偿标准对其给予5442890元（大写：伍佰肆拾肆万贰仟捌佰玖拾元）的补偿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原告、被告均认可双方没有签订过相关行政补偿协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补偿款数额，系其自行计算得出的结果，现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这一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基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曾经对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的养殖场作出《政策告知书》，并针对原告的养殖场开展了相应的基本情况调查、制作了相关表册等事实，被告对原告向其提出的履职申请，负有审查并作出明确答复的义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认为其在本案不具有履行法定职责条件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因原告的养殖场是否属于应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范围及是否应予补偿，尚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先行调查处理，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本案应依法判决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合作社提出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作出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9年6月6日以邮政快递向被告提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作出处理。二、驳回原告丘北途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者发章审判员  陈古洪审判员  何建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