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4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负责人姚家强，组长。代表人田井权，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才，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余庆县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形余，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启东，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泽江，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下街村民组。负责人田维忠，组长。一审第三人田井英，女，1942年11月18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任仕江，男，197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任建，男，199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胡大军，男，194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李立书，男，196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田井权，男，1968年9月1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宋贤文，男，1952年9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冉龙贵，男，1949年3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王文德，男，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田绍彬，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田维建，男，1974年8月27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田维银，男，1981年11月2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杨昌志，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杨昌福，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董延强，男，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董延勇，男，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董延国，男，1960年2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董延刚，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身份证明号码522129197203202096。一审第三人董军军，男，199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杨松，男，197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杨刚，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杨军，男，1974年12月10日出生，侗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杨锡英，女，196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胡鲔，女，198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胡敏，女，199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一审第三人宋仕兵（系上述第三人推荐的诉讼代表人），男，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龙溪镇平场村干田坳组**，身份证号码5221291968********。上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以下简称新寨组）与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余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下街村民组（以下简称下街村民组）、一审第三人宋仕兵、董延强、田井权、董延国、董军军、田井英、任仕江、任建、胡大军、李立书、宋贤文、冉龙贵、王文德、田绍彬、田维建、田维银、杨昌志、杨昌福、董延勇、董延刚、杨松、杨军、杨刚、杨锡英、胡鲔、胡敏（以下简称宋仕兵等二十六人）林业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位于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地名为“高碑”或“高碑老”四至为：东至余庆到湄潭公路，南至以高碑（石碑）至上山顶，西至分水岭，北至涵洞直上分水岭。原告新寨组与第三人下街村民组因对案涉林地权属发生争议，于2010年3月22日向余庆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请求余庆县人民政府撤销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对争议山林重新进行确权。2018年9月5日，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行决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新寨组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31日，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8〕3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余府行决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余庆县人民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余庆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收集了原告主张涉案林地权属所提供的1987年新寨村民组村民姚家强与新寨村民组村民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陈西芝的证言、对代正国的调查笔录以及便条一张；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提供的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自留山证》、余府字（2007）第050914003号、050914005号、05××06号、05××09号、05××11号、050914013号、050914014号、050914016号、05××18号、05××19号、050914020号、050914021号、050914023号、05××24号、05××31号、050914033号《林权证》、林业承包合同；调取了下街组村民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14872号、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以及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存根。其中，余林自字第14868号记载董永成“大羊沟”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王仕珍边界、右大羊沟；余林自字第14869号记载王仕珍“大羊沟”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1256电杆、右1253电杆；余林自字第14872号记载郑兴付“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在土、下马路、左胡少云边界、右任清才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3号记载胡少云“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寨土、下马路、左胡大均边界、右郑兴贵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4号记载胡大均“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寨土、下马路、左冉龙贵边界、右胡少云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5号记载冉龙贵“高碑”林地四至为：上新寨土、下马路、左王文明边界、右胡大均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0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记载任清才一幅“高碑”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1258电杆、右1257电杆，另一幅“高碑”林地四至为：上路、下土、左土角、右王文明的边界；余林自字第14871号记载田得休一幅“高碑”林地四至为：上路、下马路、左1257电杆、右1256电杆，另一幅“大羊井上面”林地四至为：上王文明边界、下新在土、左路、右路。余庆县人民政府经调查、勘察现场认为，原告对争议林地无权属凭证，其提供的1987年新寨村民组村民与本组村民姚家强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中记载的“高碑老”下半级、“大羊沟”公路以上林地四至虽然包括争议地，但该合同属于新寨村民组村民间自行达成的合同，无权属来源依据，与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提供的林权凭证相冲突，不能作为处理该案的依据；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无林地四至范围记载；提供的证人证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提供的便条不是林权凭证，不能证明与争议地相关联；1987年3月3日原告所在村民组与凉风林场签订的《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中无林地四至记载，不能证明与争议林地相关联，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第三人下街村民组村民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14872号、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以及余林自字第14870号、14871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包括争议林地且相互关联，结合调解协议书确定的内容，可作为定案依据。余庆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条六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持有的余府证（2007）第050914003号、050914033号、050914014号、050914013号、050914016号，050914021号，050914020号，小地名为高碑老申请表编号为00009,00010,00011,00012,00013,00014,00015号的林权登记；二、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凉风村下街村民组所有；三、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于凉风村下街村民组村民任仕江、任仕军、宋贤文、田少容、杨松、杨刚、杨军、田井英、董延刚、董延强、董延国、董延茂、董延勇等人所有；四、驳回申请人请求撤销胡大军、李立书、田井权、冉龙贵、王文德、田绍彬、田维建、杨昌志、杨昌福、胡大强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5××09、05××19、05××11、05××24、05××23、05××18、05××31、05××06号林权证记载小地名为高碑老林权登记的申请。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依法履行了相关复议程序，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遵府行复〔2019〕6号），维持了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现原告不服，认为二被告的处理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第2、3、4项，以及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内容，确认争议林地为原告所有。另查明，一、董延国与田维成、代应忠二户因高碑处山林发生争议，余庆县大乌江镇人民政府于2003年4月30日组织争议双方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记载：一、双方所争执的山林界限，以湄余公路72号路桩处的涵洞直上山顶（即现场所坎割界限）为双方的边界线。面向山左面为下街组山林，右手面为新寨组山林。二、董延国与同组王仕珍的林界从涵洞处沿公路向余庆方向九十米处直上为边界线，面向山左手面为王仕珍山林地，右手面为董延国山林地。二、董延国、董延勇、董延强、董延茂、董延强系董永成之子；田井英与郑兴付系夫妻关系，郑永贵、郑永强系二人之子；任仕江、任仕军（已故）为任清才之子；宋贤文、田少容（已故）系田得休之子女，宋仕兵系田得休之女婿；杨松、杨刚、杨军系王仕珍之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原告新寨组与第三人下街村民组为不同的村民组，双方间的林地权属争议余庆县人民政府有权进行处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该单位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及附图；（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的规定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山林土地纠纷调处机关应当根据权属争议各方当事人是否能够提供有关争议林地的权属凭证，以及反映长期经营管理事实等方面的证据材料情况，综合评判并确认争议林地的权属归属。本案中，原告提供1987年的《山林、荒山承包合同书》虽有“高碑老”荒山记载，但未记载四至界限，不能反映与本案所涉争议林地相关联。同时，该合同载明“高碑老”荒山12份，社员章处为：代正华10口人、田维成2口人，代正华、田维成户应是对“高碑老”林地界线最清楚的原告村民。原告组村民与第三人组村民因现争议林地所涉分界线处的林地发生争议，在2003年4月30日达成的调解议中，代应忠、田维成等均已认可林地分界线，明确以涵洞直上山顶为界，现争议地属该调解协议明确的第三人组山林。对原告所持有的余林自字第14902号《自留山证》存根中记载地名为：“反背高碑”，共计2幅，根据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组并无名叫“反背”的山林或地名，在高碑反背有一整幅林地，并已分配到户的事实，对此处记载的“反背”不应为林地地名，而应为地点指向，不能以此认定其在高碑处有林地，更不能证明该《自留山证》包括争议地。本案中，第三人村民持有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自留山证》及存根，记载林地范围包括部分争议山林，从其记载的四至范围，结合2003年4月30日董延国与代应忠、田维成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的分界线，可知14868号、14869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林地系争议林地的部分，且紧临分界点涵洞，属于争议地北面范畴，属第三人林地。审理中经本院现场查看，位于湄余公路下方的电线杆现仍存在，虽电杆编号已与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记载不完全相符，但可确认第三人组村民对现争议林地在分配时以电线杆为界进行了实际划分的事实；其中余林自字第14869、14870、14871号记载的林地上下包含在争议林地范围，左右电杆号相连，可确认上述三幅林地相连，余林自字第14872号记载的林地其左面接余林自字第14873号胡少云林地边界，上述林地能相互连接成片，且均属第三人方。同时余林自字第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的林地四至虽不包括争议地，但能证明从争议地界线自北向南相连接，亦属第三人方所有。综上，原告在本案中未提供争议山林的任何权属的依据，也缺乏对涉案林地实际经营管理的相关事实。余庆县政府依据双方对争议林地的相关依据，并结合现场勘测的实际情况，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第二、三项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05××06号、05××09号、05××19号、05××11号、05××18号、050914023号、05××24号、05××3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高碑老”林地，经余庆县人民政府现场勘测，上述《林权证》的来源依据为余林自字第14873号、14874号、14875号《自留山证》，与本案争议林地无关，原告要求撤销上述《林权证》无事实依据，也与本案原告无利害关系，故余庆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对该部分《林权证》证不予撤销的处理决定正确。本案需指出的是余庆县人民政府未在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指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本案争议处理不及时；应提高行政效率，依法及时调处行政争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复议程序合法；经审查后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告诉称理由不成立，一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负担。新寨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楚，第三人所持的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自留山证》存在重大瑕疵和疑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林权证记载的四至中1258、157、1256号电线杆在离争议地一公里外的凉风中学后面，电线杆管理人员张元华的证明及有关资料，该电线杆挂牌时间为1983年，但该四户林权证填发的时间为1981年至1982年，林权证造假，上诉人提交的林权证是在1983年填发的，档案存于大××镇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档案室，但同时间发的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自留山证》的档案却存于凉风村委会，不排除四户的林权证及档案是伪造的或事后补的，应对前述林权证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严格审查。2.一审法院、余庆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均被2003年4月30日大乌江镇人民政府及调委会作出的调解协议书误导。参与调解的组民无权代表新寨村民组，余林自字第14902号林权证与组民戴正华、田维成的林权证，内容上并不重叠，说明在争议地既有集体山林和私人山林。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新寨组与一审第三人下街村民组，第三人宋仕兵等二十六人因对“高碑”（“高碑老”）林地权属产生争议，向余庆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上诉人新寨组未提供争议山林的任何权属的依据，也未提供对涉案林地实际经营管理的相关事实依据，而第三人下街村民组的村民持有在争议地范围内的林权证。结合现场勘测情况及上诉人新寨组的村民与一审第三人下街村民组的村民调解协议内容，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复议程序合法；经审查后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新寨组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新寨组上诉称余林自字第14868号、14869号、14870号、14871号《自留山证》及档案存在重大瑕疵和疑问，但其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前述证据的效力。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新寨组上诉称余庆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均被2003年4月30日大乌江镇人民政府及调委会作出的调解协议书误导。在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中，调解协议书仅是认定第三人享有争议林地权属依据之一，并非唯一依据，不存在受调解协议误导而作出错误认定的问题。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新寨组所提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新寨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光勇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吴梦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袁瑾书记员任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