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刑终654号 原公诉机关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加友，曾用名蒋大洪，男，197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5月17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24日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8月20日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月23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小芹，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迎运，北京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志广，男，1952年6月16日出生，回族，高中文化程度，现住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户籍地安徽省利辛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24日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2020年9月2日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监视居住,2020年11月16日被本院决定监视居住。 辩护人罗起，北京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安徽洲洋医药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91340100695713866Q，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谷路**临湖社区**806。 诉讼代表人金鹏飞，该公司员工。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安徽洲洋医药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蒋加友、戴志广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19）皖0191刑初28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蒋加友、戴志广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5年4月，被告人戴志广伙同他人共同出资收购中徽公司，公司注，公司注册经营地址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区医药健康产业园蒋加友担任法人代表，与被告人戴志广共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2016年3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洲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戴志广，同年4月15日被告人蒋加友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戴志广一直经营到2017年6月。在此期间公司主要进行西药销售，将中药经营承包给邓诗典（已死亡）挂靠经营，中药经营不经过公司，蒋加友、戴志广接受邓诗典提供给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税，并支付给邓诗典一定比例的费用，其中没有实际交易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 1、2015年7月，麻栗坡万森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价税合计总金额3740000元，抵扣税额543418.8元； 2、2015年7月和10月，西双版纳德军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价税合计总金额4926290.855元，抵扣税额715785.81元； 3、2015年8月和10月西双版纳顺宏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价税合计总金额4489211.9元，抵扣税额652278.66元； 4、2016年12月，盐城石富中草药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价税合计总金额2923244元，抵扣税额424744.87元； 5、2015年5月至11月，重庆厂昌和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价税合计总金额4067033元，抵扣税额590936.4元； 6、2015年6月和7月，重庆同瑞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22份，价税合计总金额4536400元，抵扣税额659135.11元； 7、2016年1月，云阳县晨阳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5份，价税合计总金额3858600元，抵扣税额560651.22元； 8、2015年10月，个旧市鑫和花茶经营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价税合计总金额2220790元，抵扣税额322678.94元； 9、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康定辉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91份，价税合计总金额14910530元，抵扣税额2166487.07元； 10、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康定瑞兴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06份，价税合计总金额10273200元，抵扣税额1492687.15元； 11、2016年8月，贵州铜仁碧绿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价税合计总金额2487280元，抵扣税额361399.64元； 12、2016年8月，贵州铜仁兢业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价税合计总金额2481220元，抵扣税额360519.09元； 13、2016年9月，贵州铜仁黎园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9份，价税合计总金额2847910元，抵扣税额413798.83元； 14、2016年6月，宁夏宝康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价税合计总金额3220000元，抵扣税额467863.25元; 15、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鹰潭市锦昊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6份，价税合计总金额5400000元，抵扣税额784615.36元。 综上，洲洋公司（中徽公司）累计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2381709.75元，抵扣税款额度10517000.2元，所涉税款已全部认证抵扣。其中，被告人戴志广涉案税款10517000.2元，被告人蒋加友涉案税额8488674.52元。 被告单位已补缴或自行申报转出进项全部税款。 被告人蒋加友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后对主要事实予以否认；戴志广被抓获归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书证 1、户籍信息、归案经过，分别证实两被告人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及归案情况。 2、死亡证明材料证实邓诗典于2017年3月死亡。 3、工商登记变更资料证实，中徽公司于2015年4月股东变更为蒋加友、戴志广，其中蒋加友出资900万元，戴志广出资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蒋加友；2016年3月1日中徽公司名称变更为洲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戴志广；2016年9月股东变更为单某、邓某、戴志广；2017年6月戴志广将股权转让给戴某，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尹某。 4、国税稽查局线索移送函证实，合肥市国税局在工作中发现洲洋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将案件的相关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 5、上游企业所属税务机关的虚开证明材料证实，本案涉案的上游企业均被国税稽查局认定证实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6、洲洋公司接受抵税记录证实，2015年5月至2016年抵税，宁夏宝康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洲洋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鹰潭市锦昊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6份；贵州铜仁碧绿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洲洋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贵州铜仁兢业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洲洋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贵州铜仁黎园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洲洋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9份；康定辉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91份；康定瑞兴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06份；重庆广昌和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重庆同瑞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22份；云阳县晨阳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5份；盐城石富中草药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个旧市鑫和花茶经营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西双版纳纳德军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西双版纳顺宏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麻栗坡万森中药材有限公司开具给中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 7、合作协议证实，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5日，甲方为中徽公司，乙方为邓某1。合同约定中徽公司授权邓某以中徽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合同。 8、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公安机关调取的本案部分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方纳税人名称为中徽公司或洲洋公司，销方纳税人名称有个旧市鑫和花茶经营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德军中药种植有限公司、康定辉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盐城石富中草药有限公司、东莞市恋恋花茶销售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9、银行交易明细证实，任凤娇账户收到宁夏宝康药业公司转款及向刘飞账户转款的情况： 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4月15日，中徽公司（尾号3895）账户与蒋加友频繁的交易记录；其中2015年10月8日至2015年10月22日中徽公司向蒋加友（尾号2508）转账945万元；2016年4月15日向蒋加友转账200万元。 2015年8月10日向康定辉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转账342500元，2015年9月11日转账502060元、497840元、5000000元、528960元、473850元、453390元，2015年9月14日转账591376元、408624元；2015年11月19日重庆广昌河中药材有限公司转账582033元；2016年1月12日向云阳县晨阳中药材有限公司转账600000元；2016年1月19日向鹰潭市锦昊药业有限公司转账2100000元； 2015年4月28日于某（戴志广妻子）向邓某2转款100万元。 10、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单位已补缴或自行申报转出进项全部税款。 （二）辨认笔录证实，戴志广辨认出邓诗典就是公司的中药材外包商；王某1辨认出邓某1就是向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邓总；杨某辨认出蒋加友。 （三）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1的证言：我是2015年4、5月份进入公司担任主办会计，我负责全面的财务工作，还有申报纳税，当时的法人代表和实际负责人是蒋加友，总经理是杨某，之后戴志广也进入中徽药业公司担任副总，2016年4、5月份，我离开了公司。 2015年底国税局来查，认定公司接收了一批云南省的一家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补交了好几十万的税款，当时不是蒋加友，就是戴志广让我去国税局补交的税款，2016年之后，国税局又多次来查，补缴了几次税款。 从外地医药公司购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开始是蒋加友提供给我们财务，后来都是由蒋加友安排的一个姓邓的总经理直接或快递给我们财务部门的，我一共收到多少这样的发票，我也不清楚，应该不会少。我记得每次收到购买花茶一类的中药材的进项发票的前后，邓总都会安排我按照他的具体要求使用蒋加友或是戴志广的个人银行卡对外进行大额的转账。 在我任职期间，只有花茶一类的中药材的进项票入账，没有销售花茶一类的中药材的销项发票入账，这个事情我也向蒋总、邓总问过，但是老板说让我做好自己的会计工作，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我过问。 蒋加友和戴志广在他们各自任职期间，对公司进行管理，但是他们来得不多。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他们不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他们也都是以法人或股东的身份来对公司进行管理和对我们下达指示。 我到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接触到中药材进项票，是一个邓某1的人来给我们提供中药材的进项票，蒋加友和戴志广就和我说凡是中药材的进项票全部按照邓总的指示来办，全部用来申报进项用于抵税。 单某没有在公司担任过职务，也没有管理过公司的事务，也没有对我们下达过指示。公司的大事情都是戴志广和蒋加友管理，小事情有公司的经理杨某进行管理。 蒋加友和戴志广应该知道公司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015年国税局来查的时候，好像戴总也在现场，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股东之间肯定会有沟通。这些虚开的票应该都是从邓某1处买来的，蒋加友和戴志广的个人银行卡放在我这里，每次都是邓某1过来先把对方开票公司的账号和开户名给我，然后我从蒋加友、戴志广的个人银行卡把邓某1要求的款项打到公司的账户上，再打到对方开票公司的账户上，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开始的时候，我是每笔需要向蒋加友、戴志广请示，从谁的银行卡转走，我就向谁打电话请示，我请示过多次，蒋加友和戴志广明确跟我说，只要是邓总拿来的，不需要请示了，我就按照邓某1的要求转账。 2、证人杨某的证言：2015年4月28日，王某将中徽公司以1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蒋加友，股东是蒋加友和戴志广，蒋加友全面掌控公司，但蒋加友基本不在公司，平时戴志广代表蒋加友行使他权利来负责整个公司管理。 蒋加友接手公司后，财务主管是王某1，负责整个公司的财务，后期公司又招聘了一个叫刘某1的财务人员。我听说公司也经常用蒋加友和戴志广个人账户进行转款。 大约在2016年，合肥市国税局查出洲洋公司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我猜测应该是实际老板蒋加友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因为蒋加友是实际的老板，也是实际受益人。 戴志广大多数时候都在公司，蒋加友来得少一些，大概一个月来个两三次。平时有需要汇报的，我和戴总说的多一些，蒋总来得话，我们就在一起，我汇报一下产品质量和最近的业务情况。因为最早的时候，蒋加友是法人代表，很多地方需要他签字，我们都空在那里，等他来的时候，统一补签。 蒋加友、戴志广如果都来了，也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蒋加友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戴总向我传达，戴总会跟我说蒋总是如何指示的。 蒋加友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不是公司的老板，我们都是把他当成公司老板，他也是以公司老板的身份跟我们相处。 单某没有在公司担任过职务。我们公司从来没进过中药材，也没有销售过。关于公司从外面购买中药材进项发票抵税的事情，两个老总肯定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3、证人刘某1的证言：我是2015年11月在中徽公司任会计，2016年6月份财务主管，2016年7月份辞职。当时公司老总是戴志广，法人代表是蒋加友，杨某是负责业务的老总，还有一个姓邓的老总。我主要负责药品的增值税进项税票复核和做药品购进、销售凭证，以及地税申报，有时候也负责打款转账。公司所有的增值税进项税票都是交给销售部的刘某2认证抵扣。 公司用过戴志广和蒋加友的个人银行卡进行转账，我做主管的时候也打过，开始都是打给蒋加友个人银行卡，后来都是打给戴志广的个人银行卡。 4、证人王某2的证言：我在财务部门核计日常报销费用的发票，2015年8月份王某1又安排我负责收公司的快递，王某1告诉我，如果快递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把金额税额总金额相加，写一个小纸条，将小纸条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并交给她。一个月大概收到两三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快递，每个快递里面增值税专用发票张数不同，有的几张也有20多张的。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品名基本上都是各种茶类，每次收到的发票面额的总金额相加起来都在几百万左右。 5、证人程某的证言：我系公司仓库管理员，在任职期间，公司没有采购过什么中药材、花茶之类的产品，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入库、出库记录，公司的ＧＳＰ系统里也没有这些产品的登记信息。 6、证人时某的证言：我系公司验收员，负责验收公司采购进来的药品及医疗器械。在我任职期间，公司没有采购过未加工的中药材、花茶之类的产品，也没有入库、出库记录。 7、证人刘某2的证言：我系公司财务人员，只负责王某1安排给我的一部分需要认证的增值税发票抵扣联，已认证的增值税进项发票抵扣联没有附入库单，只是与王某1提供给我的抵扣联份数及票面金额、税额的纸条相核对。 8、证人单某的证言：2015年我和戴志广共同收购了中徽公司，我让我妹夫蒋加友做公司表面股东和法人代表，每月给他5000元工资，因为我和我爱人在外欠了很多款。蒋加友在任法人期间，主要和戴志广共同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具体怎么分工我不清楚，他俩共用一个办公室。 我、蒋加友、戴志广与邓诗典协商过挂靠公司事情，我们收挂靠费，有无协商开票记不清楚了。我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情。 戴志广给我打电话说被通缉了，后来我建议蒋加友、戴志广去江西投案，我也去了，没有教蒋加友怎么说；没有让蒋加友去合肥投案，更没有教他怎么说。 （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蒋加友的供述与辩解 （1）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 2015年我在亳州做中药材时认识了戴志广。后来我凑了890万元，戴志广出110万从王某那里接手了安徽中徽医药公司。2016年3月份中徽公司变更为洲洋公司，法人代表变更给了戴志广，2016年下半年我将洲洋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戴志广，我离开了公司。 我虽然是中徽公司和洲洋公司的老板，但我基本上都是把具体工作交给戴志广和邓诗典来处理，邓诗典负责中药材生意，戴志广负责公司大小事情，西药经营由杨某负责，我基本不在公司。 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我找到李亚洲，从鹰潭市锦昊药业有限公司开出来46张中草药（花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283500元，销售方都是中徽公司，这些票快递到中徽公司的财务王某1，后来抵扣销售西药的税款。我按照价税合计金额5%的比例支付给李某264175元的费用。 以中徽、洲洋公司名义购买花茶一类的中药材的进项发票，应该有实际相应的款项，但具体我记不清了。我和邓总提供的购买花茶一类的中药材的进项发票并抵扣税款后，应该入到中徽、洲洋公司的账目里了，具体我不清楚。 （2）在公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 第一次：江西鹰潭的税票是邓某1开的，对方开票，我们给5%的手续费。邓某1干的年份多，我没入行不是很懂，看着他为了公司经营，我就放任他们这么干了。 第二次：我不是公司老板，我老婆的姐姐单某和戴志广是老板，江西鹰潭这起和其他涉及犯罪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我都没有参与，我是替我姐姐顶包的。 2015年4月份，我在杭州收废品，单某给我打电话，要用我的身份证，我就送到合肥给她了，当时工商登记我去没去我记不清了。我到银行签的字，当时有戴志广、王某1，大概是办卡或者贷款，当天我就回杭州了。2017年底，单某给我打电话，说江西公安机关把我通缉上网了，她让我包私家车去江西投案。在江西单某和他老公邓某2接的我，单某和我说：“公安机关是因为发票的事情找你，你帮我去处理”，单某安排我和戴志广住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单某和戴志广拿出一张纸，写的案件经过，内容是“我在亳州中药材市场买的一批中药材，然后碰到李某，我和李某说这批货没有发票，李某就卖给我一批增值税发票，我付了5个点的开票费”，让我去背，我背了好几天，后来按纸条上的内容向公安机关供述的。 我在杭州收废品，单某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到瑶海经侦投案，我也是和戴志广一起去的，去之前，单某和戴志广也告诉我，公安机关如果问案情，就说“具体细节记不清了，还有公司外包给邓某1，邓某1自营盈亏，我们收取他1%的挂靠费”，我到了公安以后也是这么说的。 公司成立可能参与了，我当时可能签字了我忘记了。但是我从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我去过公司一次，我和单某、戴志广去的。 2015年4月我到合肥送身份证给单某，这是我第一次见戴志广，2015年底2016年初到银行签字见他第二次，第三次见就是到江西投案。我和杨某从来不认识。 戴志广、杨某、王某1就公司经营的事项没有向我协商或汇报过；邓某1在外购买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给公司使用，我不知情；王某1转款给开票方没有向我请示过；成立中徽、洲洋公司的钱是戴志广和单某出的，我没出这个钱。 2、被告人戴志广的供述与辩解 （1）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 2015年4月份，蒋加友和我说合肥有一家医药公司要转让，让我跟他一起去接手这家医药公司，我就同意了，2015年4月29日，我和蒋加友就成为了中徽公司的股东，我投资了110万，蒋加友投资了890万，蒋加友担任公司法人，主要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公司的事情都是蒋加友说了算，我主要负责西药的销售。2016年3月1日，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洲洋公司，公司的法人变成了我，蒋加友就不在公司干了，公司主要由我负责，2016年9月7号，蒋加友将他的股份卖了。 洲洋公司主要是做中西药的采购和销售的，我和杨某主要负责西药的采购和销售，2015年5月份左右，蒋加友将邓某1带到公司参观后，当时邓某1说他来负责公司中药类这块的业务，与公司签了外包协议，邓某1主要负责中药材的采购和销售，他平时不在公司上班，都是在外面采购和销售，采购的中药材也都没有到公司入库，只是挂靠我们公司，给公司百分之一的管理费，邓某1向公司提供中药材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用来抵扣增值税。 公司只有西药业务，每个月要交的增值税比较大，公司为了能最大限度抵扣增值税，就想多搞点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抵扣销项的增值税，邓某1外包公司的中药材，只以公司的名义去采购，并向公司提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不用公司来销售和开票，这样公司就可以多用点进项税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抵扣销项增值税了，公司能赚取管理费用和省去不少税款的缴纳。签订外包协议是邓某1提出来的，蒋加友先同意的，我看过之后也就同意了。中药这块具体资金的转账操作都是财务主管王某1在搞，邓某1会先把钱转到我或者蒋加友的个人银行卡上，再转到公司的银行账户，再通过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到对方公司账户里付采购款。中药材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通过快递直接寄到我们公司财务的。 洲洋公司于2016年6月份从宁夏宝康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0份，这30分发票及相关的材料都是宁夏宝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当时有我公司邓某1负责办理的。 我们公司与宁夏宝康药业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实际业务发生。我公司按照4%的税点支付邓某1。 （2）在公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 我最早认识蒋加友的妻姐单某，后来又通过她认识了蒋加友。2015年前单某找到我说安徽经开区有一个医药公司要转让，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下来，后来我们协商，合伙把这个公司买下来，这个公司就是中徽公司。蒋加友占股89%，出资890万，我占股11%，出资110万，蒋加友是法人代表，公司成立的时候，蒋加友和我去的。 蒋家友是不是公司的老板我不太清楚，但他是法人。公司成立的时候，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蒋加友也过来，但是来得不多。我跟蒋加友共用一个办公室，蒋加友每次来，我会跟他聊一聊公司经营的情况，还有公司的开支、员工发工资等需要他签字的时候他来签。我们如果需要从邓某1处买票的时候，是要跟蒋加友说的。 最早协商买公司的时候，我和蒋加友、单某三人在一起商量的，后来公司成立的时候，我和蒋加友去办理的工商登记和变更，和原老板对接的，单某没有来。后来公司经营过程中，单某也会来公司，也会聊公司的情况，但是她来得不多。公司的经理杨某和王某1还是向我和蒋加友汇报工作，不会去找单某，如果蒋加友不在，他们跟我汇报工作，我拿不准的，我也会打电话给蒋加友汇报。从头到尾，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钱是蒋加友出的，蒋加友和单某没有对我和公司的任何一个人说过这个钱是单某出的。蒋家友是不是代人持股我也怀疑过，感觉蒋加友有点土，不像是个老板。 邓某1提出挂靠我们公司，当时在一起协商的有我、蒋加友、单某、邓某1四人，当时我、蒋加友、单某三人就跟邓某1说如果我们某些月份进项票不够的话，即使邓某1没有真实交易，也让邓某1帮我们从外面买发票，我们按照开票金额的5%给邓某1开票费。 从贵州铜仁三家药业有限公司和宁夏宝康药业有限公司的这四笔业务是我直接打电话给邓某1，从他那里买的票，我指示汇款的。其他14笔业务，我没有直接找邓某1虚开增值税发票，因为当时的法人代表是蒋加友，蒋加友和邓诗典怎么说的，我不知道，汇款应该是蒋加友指示的。公司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的税款全部补缴。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安徽洲洋医药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额为10517000.2元，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即被告人蒋加友、戴志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额分别为8488674.52元、10517000.2元，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均属数额巨大。被告人戴志广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单位已补缴或自行申报转出进项全部税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安徽洲洋医药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四十万元；二、被告人蒋加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三、被告人戴志广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原审被告人蒋加友上诉提出：其系挂名管理人员，不参与公司实质管理，没有参与决策虚开发票，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辩护人李小芹提出了与上述上诉理由基本相同的辩护意见。辩护人张迎运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原判第1至10起事实，不应认定为犯罪事实；2、蒋加友帮助其妻姐单某代持洲洋公司的股份，属于公司名义上的法人代表，应以从犯对其减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戴志广上诉提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除第11起至14起外，其余认定证据不足；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其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原判第1至10起事实，不应认定为犯罪事实；2、戴志广有自首情节且系初犯，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本院经审查，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另根据原判证据查实，上诉人蒋加友并非原审被告单位实际出资人，其系受他人之托挂名参与公司管理。二审期间，上诉人蒋加友提供了部分证人出具的说明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与相关证人此前证言内容并无本质不同，故不作为定案证据。 关于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的认定，本院审理认为，相关税务稽查结论、抵税记录、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审被告单位有接受虚开的发票并抵扣税款的客观事实，因存在相关不能取证的因素，现有证据虽不能充分证实原审被告单位主管人员或责任人员与挂靠人有过虚开发票的通谋，但原审被告单位作为被挂靠公司，对挂靠人以其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是否合法应当有审查监督义务，并应当认识到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本案中，原审被告单位在一年多时间内多次接受虚开的发票并抵扣，数额巨大，其主观上至少存在放任的主观故意，故其行为已具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全部构成要件，应依法追究其罪责。上诉人戴志广、蒋加友作为公司主管人员或责任人员，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罪责。综上，对与此相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安徽洲洋医药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额10517000.2元，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属数额巨大；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即上诉人戴志广、蒋加友亦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人参与虚开税额分别为10517000.2元、8488674.52元，均属数额巨大。原判定罪准确，本院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戴志广作为公司实际投资人之一及主管人员，应以主犯论处，上诉人蒋加友受其他实际出资人指使参与公司管理，应认定为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责任人员，可以从犯论处，予以减轻处罚。对上诉人蒋加友的辩护人提出的有关从犯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上诉人戴志广的辩护人提出有关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戴志广并非自动投案，故不构成自首，原判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已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故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原审被告单位已补缴或自行申报转出进项全部税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根据原审被告单位、上诉人戴志广、蒋加友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刑初286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被告单位安徽洲洋医药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四十万元；被告人戴志广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二、撤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刑初286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人蒋加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 三、上诉人蒋加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23日起至2025年8月22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本华 审判员  赵昕亚 审判员  吴 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吴铮铮 书记员张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