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10行初39号 原告：黄陵土桥鸿元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黄陵县。 法定代表人：范鸿元，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宜君县宜阳中路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曹全虎，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平，宜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闵菊花，陕西萃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郭海燕，女，汉族，住宜君县。 第三人：郭栓林，男，汉族，住址同上，系第三人郭海燕父亲。 原告黄陵土桥鸿元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元公司）与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郭海燕撤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鸿元公司2020年7月13日向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鸿元公司申请异地管辖。2020年7月3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陕行辖44号行政裁定，案件指定本院管辖。本院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鸿元，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海平、闵菊花，第三人郭海燕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经原告鸿元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郭栓林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结。 2016年8月15日，宜君县人民政府为郭栓林颁发了编号为6102xxxxxxxxxxxxxxx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方为郭栓林，权利性质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为1998年6月30日至2028年6月30日。确权的方式为确权确地。该证所附的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上登记的承包耕地地块为19块，总面积为94.24亩。 原告鸿元公司诉称，2005年1月，原告与宜君县国有棋盘林场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书》，承包该林场国有林地（荒山）2600亩，种植林木进行经营。第三人郭海燕2015年指使其丈夫寇随发用推土机，将原告位于后尧科沟的80余亩林地毁损，种植玉米。在201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办证时，郭海燕的父亲郭栓林将其所毁原告的80余亩林地作为1998年的承包耕地进行申报。被告农村土地登记经办单位宜君县农业农村局，未对土地来源进行审核，将第三人所毁原告的80余亩林地，作为30余亩承包耕地登记在郭栓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2005年原告承包林地时，后尧科沟的确有郭栓林一块承包地，但郭栓林一直弃耕至今。现登记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30余亩承包地实属所毁原告的80余亩林地。原告2017年至2019年，以毁林损害纠纷将寇随发（郭栓林的女婿）诉至宜君县人民法院乃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寇随发的委托代理人郭海燕出具了郭栓林2016年办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致使毁林案件无法落实。2019年10月份，原告鸿元公司向宜君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反映，要求对该郭栓林的承包土地进行核查和变更登记，该局拒绝纠错，原告遂向宜君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20年6月19日，宜君县人民政府以超过复议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现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办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鸿元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荒山承包合同书及承包范围图； 2、宜君县国有棋盘林场工程建设验收单； 3、宜君县人民政府和宜君县林业局对原告申请林权登记的答复； 4、宜君县人民政府给宜君县棋盘林场颁发的国林证字第03号林权证； 5、宜君县哭泉森林公安派出所2007年12月26日关于宜君县XX乡XX村推地案件调查处理意见； 6、西安建华资产评估公司2009年对所毁林木作出的《评估报告》； 7、原告看山人的证明； 8、原告的举报信； 9、宜君县哭泉森林公安派出所毁林一事的情况汇报； 10、所毁林地后和种植了玉米的照片； 11、所毁林地位置图； 12、宜君县人民法院（2017）陕0222民初171号民事裁定书。 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辩称，郭栓林承包经营的土地为棋盘林场中间的插花地，该地块属于集体土地，不包含在鸿元公司的林地范围之内。郭栓林1999年依法取得涉案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获得该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3年，宜君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2016年4月27日，郭栓林以家庭承包方式，与宜君县XX镇XX村XX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获得涉案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原宜君县XX镇XX层层上报材料并登记造册后，宜君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郭栓林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22条、第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2条、第4条、第7条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郭栓林签订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宜君县人民政府的颁证是对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登记。鸿元公司在郭栓林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前提下，诉请撤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鸿元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1、君办发（2013）7号文件关于转发《宜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方案的通知》； 2、雷办发（2013）44号文件。 第二组证据： 1、郭栓林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证书； 2、郭栓林2019年9月18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3、地形图； 4、发包土地公示图； 5、郭栓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信息申报表； 6、郭永全2016年4月27日与新生村一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家庭承包土地登记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承包地块调查表； 7、郭栓林公示无异议声明书，户主声明书； 8、承包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 9、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申请书及登记表。 第三人郭海燕、郭栓林同意被告宜君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未提交相关证据。 庭审结束后，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要求原告补充提交了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2民终215号民事裁定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民申1051号民事裁定书。要求被告补充提交了2106年郭栓林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郭栓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1999年承包合同证书对比，土地面积不一致，地块增多。郭栓林后尧科沟1999年承包时只有一块地3.97亩，2016年登记到证上时变成四块地30余亩，该后尧科沟承包土地的来源不明确，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荒山承包合同书及附图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涉及的土地是耕种地不是林地；棋盘林场承包合同验收单，没有原件且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的可耕地不在棋盘林场耕地范围内，未侵占原告林地；宜君县人民法院裁定书真实，但对原告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他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颁证违法。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裁判文书没有异议。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评定后，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宜君县国有棋盘林场工程建设验收单、宜君县人民政府和宜君县林业局对原告申请林权登记的答复、哭泉森林公安派出所2007年12月26日关于宜君县XX乡XX村推地案件调查处理意见、西安建华资产评估公司2009年对所毁林木作出的《评估报告》，均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9年3月14日，宜君县XX乡XX村XX组与郭栓林签订了编号为07130100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载明：承包家庭人口为5人，面积23.97亩，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2013年6月9日，宜君县委办公室、宜君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君办发（2013）7号关于《宜君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宜君县为农业部确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试点县，方案明确规定了该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范围、方法、步骤、要求、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等。2016年4月27日，郭栓林与与宜君县XX镇XX村XX组签订了编号为6102xxxxxxxxxxxxxxx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块19块，面积94.42亩，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6月30日至2028年6月30日至。经对涉及的承包地块进行了调查、勾图后，村镇逐级进行了登记、申报、公示，期间并无争议。2016年7月22日，宜君县尧生镇人民政府依据承包方的申请，向宜君县人民政府申请对郭栓林承包的集体土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8月15日，宜君县人民政府为郭栓林颁发了编号为6102xxxxxxxxxxxxxxx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家庭承包人员信息发生变化（原填写为3人，实际为7人），2019年9月18日，宜君县人民政府对郭栓林家庭成员信息更正后，收回了郭栓林2016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郭栓林重新颁发了与2016年证号、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图示、四至等内容均一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5年1月1日，鸿元公司与宜君县国有棋盘林场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书》，承包该林场国有林地（荒山）2600亩。承包时，棋盘林场告知鸿元公司其承包的林地范围内有集体的耕地，但未就地块、具体界限指界划分。2017年4月12日，鸿元公司以寇随发（郭栓林女婿）2007年至2015年两次将其承包的林地中，位于后尧科沟的75亩林地毁损，要求赔偿150万元损失为由，向宜君县人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民事诉讼。2018年4月2日，宜君县人民法院以双方争议的土地权属不清，应由政府处理为由，作出（2017）陕0222民初171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鸿元公司的起诉。鸿元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6月20日，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2民终21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原告又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陕民申1051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2016年10月26日（原告自称真实时间应为2019年10月），原告向宜君县农业农村局递交反映材料，要求对涉案郭栓林承包土地进行重新登记办证，该局未办理，原告向宜君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20年6月19日，宜君县人民政府以超过复议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郭栓林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出。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鸿元公司与寇随发2017年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民事案件中，郭栓林2016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该案一审中作为寇随发的证据提交，鸿元公司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已经知道该证的内容，该案一审裁判时间为2018年4月2日，二审裁判的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鸿元公司在本院2020年12月10日与其谈话中，自述收到二审裁定的时间是2018年7月。综合上述事实，鸿元公司如认为郭栓林2016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犯其合法权利，其最迟应当在2018年7月民事案件终审裁定送达之后，在一年之内即2019年7月之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鸿元公司直到2020年7月13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郭栓林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鸿元公司在民事案件二审裁定生效后，其对民事案件的申请再审，及向相关部门的投诉举报、信访、情况反映等，无证据证实其主张得到支持或者被有关部门受理，上述事实均不是导致起诉期限扣除的正当事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它不属于自身原因耽搁起诉期限的法定情形。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对郭栓林2019年9月18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行为，其仅变更了家庭成员，其它内容均未改变，该登记行为实际是对2016年初始登记的变更登记，并不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内容，鸿元公司提出其现起诉2019年登记行为，故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原告对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知情，其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最长20年起诉期限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对其辩解观点，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涉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持有人是郭栓林，并非郭海燕，原告将郭海燕列为第三人属于诉讼主体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鸿元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鸿元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军宏 人民陪审员  耿侃成 人民陪审员  鱼铁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