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耀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高淳区砖墙经济园**。法定代表人：孙金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宏，男，系孙金剑大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特种汽车制配厂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工业集中区兴谷路**/div>诉讼代表人：贾政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燕宏，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耀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世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特种汽车制配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耀世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金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宏、被上诉人南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燕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耀世文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南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案外人南京众明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明公司）于2015年1月4日与南特公司签订201501004号购销合同（以下称第一份购销合同），约定向南特公司购买单价为32万元／台的电动商务车60台，但南特公司无法按约交付。众明公司在未放弃索赔的情况下，于同年10月15日又与南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下称第二份购销合同），购买单价为13.4万元的电动物流车100台。考虑到客运企业从事货运业务有冲突，通过与南特公司协商改以耀世文化公司名义签订201510004号购销合同（以下称第三份购销合同）。南特公司于2015年12月底先期交付了50辆电动物流车，剩余50辆因多种因素未继续履行。后因已交付的车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根本无法正常运营，耀世文化公司将申领下来的地方补贴扣押，后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于2018年9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南特公司就前述合同不再收取购车尾款313022.99元，耀世文化公司放弃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找南特公司进行赔偿。南特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单价为15万元的合同（以下称第四份购销合同），是双方为了拿满补贴所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南特公司经办人为王某。2.就前述情况，耀世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8月1日找到南特公司的管理人，并形成谈话笔录。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向耀世文化公司送达的传票载明开庭日期是2020年3月19日上午，当时正是全国抗击疫情期间，法院全面暂停开庭审理工作，此案没有按期开庭。此后在未通知耀世文化公司另行开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行作出判决，剥夺了耀世文化公司的抗辩权。三、一审判决认定耀世文化公司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并无依据。南特公司辩称，一、南特公司前期确与众明公司签订过购销合同，但因国家政策调整，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后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重新签订第四份购销合同，约定耀世文化公司向南特公司购买电动物流车50辆，共计人民币750万元。南特公司已按约交付50辆车，并开具机动车发票750万元。可见，双方合同内容明确，实际开具发票金额与约定价格一致，故合同中车辆的单价应为15万元，并非13.4万元。二、南特公司管理人虽然接管了南特公司部分财务凭证、合同材料，但未接管到《补充协议》，且南特公司账目上并未体现，故管理人无法单方认可，需要耀世文化公司提供《补充协议》的原件供核实。三、耀世文化公司收到货物后，并未完全支付货款。因此，南特公司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条主张相应的利息。南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耀世文化公司支付货款1113022.9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113022.9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5日，南特公司（甲方）与耀世文化公司（乙方）签订第四份购销合同，约定：乙方购买甲方电动物流车50台，单价每台1500**元，合同金额7500000元；乙方合同签订盖章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定金每车10000元，甲方在定金到账后45个工作日交付；双方对质量标准、检验方法、交货方式等也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南特公司实际交付电动物流车50台，合计货款7500000元。南特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向被告开具价税合计150000元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于2015年11月25日向耀世文化公司开具价税合计7350000元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49张。一审庭审中，南特公司自认耀世文化公司仅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欠1113022.99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予以保护。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南特公司已向耀世文化公司交付了相应货物，有权获取相应价款。耀世文化公司欠南特公司货款1113022.99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南特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耀世文化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南特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113022.9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耀世文化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南京耀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南京特种汽车制配厂有限公司货款1113022.9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113022.9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409元，由耀世文化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耀世文化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第一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拟证明众明公司拟向南特公司采购型号为D11纯电动商务车60台，针对地方补贴的领取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后因南特公司未生产对应型号的车辆，未实际履行。2.第二份购销合同（无编号）、第三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拟证明：因该份合同约定的车辆为电动物流车，单价为13.4万元，而众明公司系旅游客运公司无法使用货运车，故经与南特公司协商变更合同主体为耀世文化公司；后因南特公司仅交付50台车，且车辆不断出现质量问题，耀世文化公司扣留地方补贴，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以剩余尾款一次性买断合同项下南特公司的所有义务；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单价为13.4万元的第三份购销合同。3.南特公司为耀世文化公司制作的申请补贴的资料一套，拟证明实际申请补贴时使用的合同约定单价为13.4万元，而非15万。4.谈话笔录一份，拟证明耀世文化公司已找过南特公司管理人，将相关资料提交给管理人。南特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及证据2中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均与本案无关，双方实际履行的是第四份购销合同。关于耀世文化公司陈述的合同主体的变更和权利义务主体的承继予以认可。对证据2《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管理人曾向南特公司会计核实过，会计确认有该协议，但未提交协议原件，管理人在南特公司资料中也没有找到该份协议。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当时仅提交相关资料的复印件，未提及具体的情况。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中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补充协议》虽系复印件，但其能够与其他证据材料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耀世文化公司另申请南特公司原销售部经理王某出庭作证，王某述称：1.案涉四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均由其经手办理；2.因南特公司从事的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当时国家对新能源客车的补贴力度较大，其了解到众明公司系一家旅游客运企业，需要用客车，其遂与众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庆宏联系，询问是否需要购买新能源客车，并告知领取补贴之后基本不需要付款，孙庆宏同意后双方就签订了第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签订之后，因南特公司不具有生产客车的资质，无法做客车，寻求代工也没有成功，无法交货，众明公司打算起诉；后其介入协调，与孙庆宏商量协调是否需要物流车，孙庆宏说众明公司是客运企业，不适合做物流车，后其建议将补贴拿到，车子运营由南特公司负责想办法，所以双方签订了第二份购销合同，签订之后南特公司表示物流车与客运企业签订不妥，就作废了。3.因孙庆宏与耀世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金剑系亲戚，且耀世文化公司有车辆租赁项目，南特公司就与耀世文化公司签订了第三份购销合同。这份购销合同应当由耀世文化公司支付100万元定金，因当时南特公司欠众明公司人情，就允许耀世文化公司分期，先做50台车，以后再履行剩下的50台。4.当时正好国家政策调整，要求车辆补贴金额不能超过车辆销售价的80%，按照这个政策，耀世文化公司无法将原定补贴金额拿到并支付给南特公司，补贴拿不满，南特公司会亏，所以南特公司要求其与客户协调看能不能将单价抬高到15万元，这样可以拿12万元的补贴，客户基本可以按原定实付价格拿到车辆，所以双方又签订了第四份购销合同。5.实际履行过程中，耀世文化公司支付了定金50万元，拿到补贴588万余元，均已交给南特公司，按照第三份购销合同约定价格尚欠31万余元；因该50台车辆的运营系南特公司负责联系的客户，运营过程中服务不到位，造成了部分损失，经其向南特公司反映，南特公司决定将尾款31万余元以抵冲售后服务的性质予以减免；《补充协议》系其打印好至耀世文化公司盖章后，交给南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嵘确认后加盖印章；《补充协议》应当有原件，可能在其处，需要找一找。6.南特公司做账和开发票依据的是第四份购销合同，所以账面上显示耀世文化公司尚欠111万余元，除了前述的31万余元还有第三份、第四份合同的差价80万元，关于账目，当时想让耀世文化公司提供相应的发票冲抵，耀世文化公司未同意，所以就没做成，南特公司原本计划在后面慢慢消化掉，后因企业破产，管理人接手就没法处理了；对于上述情况，南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嵘都是知晓的。耀世文化公司认为证人陈述《补充协议》签订过程不属实，该协议系孙庆宏找到王某，一起至张嵘处，由张嵘喊会计上来，具体是会计还是王某打印的记不清了，会计是拿到财务室盖章的，因为当时盖章的人不在，孙庆宏先走了，后来王某拍照发给孙庆宏的；认可证人陈述的其他事实。南特公司认为证人陈述仅系其个人意见，无相应的证据印证，管理人无法核实，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核实。耀世文化公司、南特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但耀世文化公司认为一审遗漏查明其他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1月，南特公司与众明公司签订第一份购销合同，众明公司向南特公司购买60台纯电动商务车，单价32万元/台，合计金额1920万元，交货期限2015年4月10日前。合同价格含有财政地补部分。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乙方（众明公司）向甲方（南特公司）购买D11共计60辆，每辆单价19万元，共计1140万元，乙方预付100万元整，3月10日前追加50万元，共计150万元整。2.甲方协助乙方申请办理并获得地方财政补贴……6.根据国家相应政策，如有调整，确保用户每车最多35000利益不变。该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2015年10月15日，南特公司与众明公司签订第二份购销合同，约定：众明公司向南特公司购买100台电动物流车，单价13.4万元/台，交货期限定金到账后45个工作日交付；众明公司于合同签订盖章后3个工作日内先支付前50台车定金每车1万元，合计50万元，提车时支付50台车剩余提车款，共计620万元；再履行剩余50台车。同日，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签订第三份购销合同，约定内容与第二份购销合同一致。该合同下方南特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由王某签名。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乙方（耀世文化公司）2015年10月份签订采购乙方纯电动车辆100台，实际订单交付50台，合同号为201501004，双方就纯电动专用车50台达成如下协议：1.地方补贴款未在2016年1月份按期发放，造成乙方延迟提车。2.乙方于2016年10月份提车，车身质保已快到质保期限，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同意车身部件一次性服务买断（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按5年或10万公里质保），用乙方的车辆尾款313022.99元作为一次性买断服务费。3.甲方同意不再收取乙方车辆尾款313022.99元，乙方放弃201501004号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要求赔偿。因当时相关补贴政策调整，为按原约定领取足额补贴，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另签订第四份购销合同（编号亦为201501004），约定耀世文化公司向南特公司购买纯电动物流车50台，单价15万，合计750万元，交货期限定金到账后45个工作日交付。每台车预付定金1万元，于合同签订盖章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另查明，南特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5年2月13日、3月9日收到众明公司（孙庆宏）付款10万元、40万元。2015年7月14日，因国家政策调整退众明公司部分定金30万元（共50万，退30万，剩下20万作为新合同订金）。2015年10月28日收到众明（孙庆宏）货款30万元。2016年10月19日，南特公司收到耀世文化公司承兑汇票合计5886977.01元。耀世文化公司尚欠1113022.99元。2020年8月1日，耀世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金剑至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向管理人提交案涉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本院审理过程中，经南特公司管理人联系，原南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嵘组织原总经理唐俊、财务总监陶黎娟于2020年11月25日共同向本院及管理人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南特公司自2014年开始生产新能源汽车，于2015年1月与众明公司签订了60台电动商务车，后因客观原因无法生产，经与众明公司协商，原合同转为订购南特公司100台电动物流车，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销售合同。后经双方同意，合同主体改为耀世文化公司与南特公司。根据合同，耀世公司以13.4万元/台价格订购电动物流车100台，实际交付50台。由于当时新能源政策频繁调整，2015年底出台了补贴不能超过销售价格的80％，因补贴是车价的一部分，必须全额交给南特公司的，如果仍按13.4万元/台申报补贴，企业将有较大损失。考虑到双方还有50台后续订单，如遇政策问题，也可在后续订单中将申报价格下调。经南特公司与耀世文化公司协商，同意再签一份合同，将单台价格提升到15万，用于申报补贴，双方实际价格仍按原合同执行。另根据双方所执行的合同，耀世文化公司尚欠南特公司31万多元，因当时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总成件均是外购，配套厂家的产品稳定性及售后服务问题，造成已售产品售后问题较多、成本较高。南特公司经过测算并经办公会决定，用耀世文化公司所欠31万多元尾款，做为一次性售后服务买断，双方签订了买断协议。估计在南特公司与管理人移交相关合同前或移交过程中，该份协议丢失，管理人未找到该协议。还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向耀世文化公司送达起诉、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传票载明的开庭时间为2020年4月14日上午9点30分。2020年4月14日，一审法院组织开庭时，耀世文化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四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南特公司记账凭证、谈话笔录、情况说明、当事人陈述及卷宗材料等在卷为凭。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南特公司主张耀世文化公司支付欠款1113022.9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向耀世文化公司送达应诉材料，耀世文化公司收到后未向一审法院递交延期申请等材料。一审法院于传票载明的2020年4月14日开庭，因耀世文化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予以缺席审理，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耀世文化公司二审提交的三份购销合同、两份补充协议、证人王某的证言及原南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耀世文化公司与南特公司虽签订了第三份、第四份购销合同，但实际履行的系第三份购销合同，第四份购销合同仅系为多申领车辆补贴而签。双方之间约定的50台车辆实际价款为670万元（13.4万×50），耀世文化公司已向南特公司支付定金50万元及地方补贴款5886977.01元，剩余313022.99元未付。此后，双方为处理车辆后续质保等服务内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耀世文化公司以尾款313022.99元买断第三份购销合同项下南特公司应承担的维修等服务。此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因此，耀世文化公司就第三份购销合同项下交付的50台车辆已不欠南特公司款项。南特公司仅依据南特公司的记账凭证，主张耀世文化公司支付账面欠款1113022.9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耀世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致使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南京特种汽车制配厂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17元，均由南特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方方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曹薇书记员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