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7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戎爱凤，女，1965年2月17日生，晋中市榆次区人，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榆次区迎宾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408004077200343。法定代表人：牛勇钢，该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骏，男，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季雄，山西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198910168673。原审被告：高志辉，男，1965年7月11日生，晋中市榆次区人，住榆次区。原审被告：高毅，男，1988年7月3日生,晋中市榆次区人，现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戎爱凤（系高毅之母），住太原市。原审被告：高婷婷，女，1986年11月10日生，晋中市榆次区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戎爱凤（系高婷婷之母），住太原市。原审被告：高乐，男，1991年8月1日生，晋中市榆次区人，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原审被告：高济民，男，1939年10月1日生，晋中市榆次区人，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山西良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1611926507。上诉人戎爱凤因与被上诉人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原审被告高志辉、高毅、高婷婷、高乐、高济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戎爱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上诉人与高毅签订的协议真实有效；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所有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所使用的二套房在拆迁工作进行之前就已涉诉,且再审裁定（2016）晋民申1245号已生效，确定了上诉人的使用权。2017年蕴华街改造开始，依据国务院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以及租赁和用益物权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配合。但是，上诉人拿着省高院的裁定书多次试图与征收办工作人员协商,证明上诉人一家对拆迁房屋拥有使用权,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从始至终都拒绝与上诉人接触更别说协商征收补偿事宜,而是背着上诉人与高济民私下签订了补偿协议，原因就是高济民女婿王海棠是征收办工作人员。致使上诉人一家在垃圾中生活了三月之久，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导致上诉人多次报警。直至六月份拆迁工作已近尾声，才在晋华派出所的协调下,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协商搬迁事宜。为了不影响政府工作上诉人儿子高毅按照被上诉人的征收标准，配合被上诉人与其达成拆迁安置协议，于2017年7月5日搬离蕴华街。而高毅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并领取补偿款的事，高济民是知情的,因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王家骏当着我女儿高婷婷的面将协议直接发电子邮件给高济民了（邮箱是高雄辉的)。2016年12月份（2016）晋民申1245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我不仅拿裁定书与征收办工作人员说过事情经过,且我已经将此裁定书和起诉状以及一二审判决张贴在被拆房屋旁边的车棚门上,每天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但是,被上诉人还是罔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的存在与高济民于2017年2月份在拆迁工作刚刚开始就签订了协议,明显就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上诉人一家的合法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被上诉人与高济民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应属无效合同。2019年10月10日高济民与上诉人的诉讼以高济民撤诉结案，也就意味着高济民与秦桂芳已放弃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一家享有诉争房屋的使用权、占有权、处分权。按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履行当年约定为上诉人过户华都公园里的房子，而不是向上诉人追讨拆迁补偿款。2017年上诉人买华都公园里的房子是79万165平方米，经过装修,增装取暖等设施和二年多的房产增值，这套房子早已增值到160多万,一审法院一句腾出房子就了事，已经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一审法院也认定上诉人对被拆房屋享有使用权,那么征收办对上诉人的赔偿即是对使用权的赔偿，即使需要退还拆迁补偿款,也应该是高济民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伙串通的拆迁补偿款。引起这起拆迁纠纷的始作俑者本是高济民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而现在一审法院将所有责任归结到上诉人一家身上,与情不合与法不符，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还上诉人一家公道。被上诉人征收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应予维持。原审被告高志辉述称，我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道为什么当上了被告，被上诉人想要钱就应该把我原来的房子退给我。原审被告高毅、高婷婷述称，认可上诉人上诉意见。原审被告高乐未就本案处理提出意见。原审被告高济民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征收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于2017年6月29日、7月5日签订的三份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立即腾出位于榆次区1幢3单元7层30701室或退还其81.037724万元补偿款;3.判令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立即退还榆次区道北西街159号13幢1层7号商铺征收补偿款116.00004万元;4.高济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所涉的被征收房屋一套是住宅位于，房权证号:00××**;一套是商铺位于,房权证号:00×**6。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均登记为高济民名下。1.住宅货币补偿款51567.20元，搬迁费1495.36元，装修款176840元,安置费13236.48元,奖励107134.20元,住宅共计810377.24元;商铺货币补偿款979680元，搬迁费816.40元,装修费130520元，停业损失费48984元，商铺共计1160000.40元。2.高济民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三份协议,住宅补偿的数字一样,差几毛钱;商铺补偿为108669.4元。因为高济民年过70岁，所以另外签订一份协议给了5000元。当时戎爱凤住在该房，商铺他们使用。征收办与原审被告代表高毅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了就位于（腾达小区，房权证号::00××**和商铺（腾达小区，房权证号:00×**6）两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302室住宅征收补偿款为810377.24元,7号商铺征收补偿款为1160000.40元。于2017年7月5日就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的相关事宜签订了协议。内容为（1）将302室补偿款810377.24元中的79万元由市征收办为原审被告购买榆次定阳路239号丽憬嘉园1幢3单元7层30701室后交付由其居住使用，剩余的20377.24元由高志辉等作为该房的房屋装修款。（2）7号商铺补偿款1160000.40元先行支付给高志辉、戎爱凤等人的委托代理人高毅。（3）协议约定了如法院将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判给高济民，高志辉、戎爱凤等原审被告应无条件腾房并将所得的补偿款全额退还给高济民。2017年7月4日，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970377.64元已办理到高毅名下，并由高毅支取了除79万元购房款后的剩余补偿款。高毅于2017年8月9日出具的收条收到丽憬嘉园1幢3单元7层30701室的水电一卡通、家门钥匙共12把（2套）。证明市征收办已将2017年7月5日协议书约定为原审被告购买榆次定阳路239号丽憬嘉园1幢3单元7层30701室交付给高毅。榆次区人民法院依据该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2017）晋0702民初3908号于2018年6月13日、7月11日将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补偿款共计1971602.61元扣划至榆次区人民法院并支付给高济民。高济民曾于2015年起诉高志辉、戎爱凤、高婷婷、高毅、高乐腾出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纠纷一案，一审、二审判决高济民胜诉，高志辉等原审被告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裁定由该院提审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后又发回榆次区人民法院对本案重审，高济民于2019年10月10日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第一、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是否应该腾出位于榆次区征收补偿款116.00004万元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征收办与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关于（腾达小区,房权证号:0:00××**商铺（腾达小区，房权证号:00×**6）两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及于2017年7月5日就上述两套被征收房屋的相关事宜签订的协议。该二套房产的登记权利人为高济民,按照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房屋的权属应归高济民。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向法庭提供证据的效力,不能抗辩房产证书及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该院对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由此可见，该三份协议均为征收办与被拆迁房屋的使用人即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所签订的协议，侵犯了房屋所有权人高济民的合法权益,该三份协议系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且权利人不予追认，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该协议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征收办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因高济民已获得全部拆迁补偿款（除因年龄问题得的5000元外）,故关于该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住宅和商铺征收补偿款中的搬家费、奖励等相关费用，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可向高济民另行主张解决。第二、高济民是否应该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承担连带责任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征收办与高济民以及与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基于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别产生的,原审被告之间无共同的行为与合意,也不存在现行法律上规定的共同侵权的情形。征收办向法庭提供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该院对征收办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两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及7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腾出位于榆次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81.037724万元补偿款,同时退还榆次区道北西街159号13幢1层7号商铺的征收补偿款116.00004万元；（三）驳回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与高毅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无效，应否退房及退款？针对争议焦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即使高济民确曾将涉案被拆迁房屋出售于高志辉一家，但在未变更产权登记之前，高志辉一家并不享有对该房屋的物权，所享有的仅仅是债权。高毅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标的物是物权属于高济民的房屋，故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与高毅所签订的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无权处分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除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无效情形。经审查，本案中的协议并不存在该五种情形，依法不应当认定为无效。第二、应否退房及退款问题。如上法律规定所述，无权处分的合同虽然有效，但由于实质上属于无权处分，故而并不产生合同一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法律效果，该合同仅仅可以作为追究无权处分方违约责任的依据。本案中的房屋已经由被上诉人与房屋真正物权人高济民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且经过法院诉讼之后补偿款已经被强制执行给付高济民。高志辉一家基于前述无权处分合同得到的钱、物应予退还。至于其一家与高济民之间的纠纷，应另案解决。综上所述，对于上诉人上诉理由成立部分，予以支持，无据部分，不予考虑。考虑到对于本案诉讼的形成，被上诉人也存在责任。诉讼费部分，应当进行分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腾出位于榆次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81.037724万元补偿款,同时退还榆次区道北西街159号13幢1层7号商铺的征收补偿款116.00004万元”的内容；二、撤销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两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及7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驳回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内容；三、驳回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533元，由高志辉、戎爱凤、高毅、高婷婷、高乐负担11266.50元，由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负担1126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533元，由上诉人戎爱凤负担11266.50元，由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负担1126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