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2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陶玉山，男，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中，宜都市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燕，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吉华容，女，198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培珍，女，195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吉清贵，男，193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湖北亮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陶刚，男，197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启伟，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玉山因与被上诉人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陶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1民初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玉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陶玉山赔偿100000元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撤销《赔偿协议书》，判决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返还210000元赔偿款给陶玉山。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陶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赔偿协议书》不是受威胁和胁迫签订的，是对该事实认识的错误。在《赔偿协议书》签订时，由于宜都市高坝洲镇政府采取联动政策，为了维护大环境的稳定和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陶玉山由于自身的法律知识欠缺，且缺乏对该事故责任正确的认识。因此，该协议是在死者吉某家属威胁和胁迫下签订的，不是陶玉山的真实意思表示。死者家属二十多人对陶玉山一个的威胁和谈判。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公正的和客观的处理。有时候要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不能简单的认为，有赔偿协议书，就应按照赔偿协议书去履行。不能以牺牲了陶玉山多赔钱，来彰显对死者吉某的公正，死者的权益应当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来维护。通过录音文件和陶玉山的陈述，清楚表明陶玉山受胁迫的事实。协议签订后，陶玉山多次找到相关领导，要求撤销该协议，也是对该赔偿协议书的不认可。二、《赔偿协议书》内容本身显失公平，陶玉山不应当对死者吉某的损失承担责任和损失，还应当返还陶玉山已经支付210000元的赔偿款。该协议本身不合法，主要表现在：1.《赔偿协议书》没有让死者吉某分担应当要承担的责任，陶玉山认为死者吉某应当承担80%以上的责任，把全部的责任归属于陶刚和陶玉山是完全错误。2.陶玉山在威胁和胁迫下签订的协议。3.签订协议书时陶玉山完全不知死者吉某的身份信息。一审出庭的两个证人刘某、周某出庭作证，可以清楚的表明，业主陶勇与死者吉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根据《包工包料建房施工合同书》和证人的相关证言，可以证明死者吉某和裴大寿是受业主陶刚的雇请，死者吉某工作的内容是应陶刚的父亲陶宏星的指挥，也是为业主陶刚做事，其劳务利益的获得者也是陶刚。用人工的方式拆除檩条，工资也是陶刚按照170元/天的标准支付，约定是由陶刚购买建筑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死者吉某用人工拆除檩条的行为，不是原施工合同范围内的，从施工开始到事故结束可以表明业主陶刚与死者吉某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陶玉山没有获得死者吉某因劳务获得的任何利益。陶玉山应陶刚的父亲叫死者吉某来拆房，陶玉山的作用是代为通知的作用。在赔偿协议中让陶玉山赔偿310000元和50%的赔偿责任，显然是极其错误的，恶意的加重陶玉山的责任和损害其利益，让陶玉山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吉某的死亡跟陶玉山没有事实和法律上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陶刚与死者吉某之间不形成的雇佣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认定陶刚与死者吉某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按照举证规则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来证明谁雇佣死者吉某到陶刚家里拆房的行为，举证责任在于陶刚，不应当由陶玉山来证明。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显然是错误，导致判决的结果是错误的。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辩称：陶玉山的上诉理由属于主观认识，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刚辩称：无论是针对一审本诉还是反诉，陶玉山二审中均未对陶刚提出任何诉讼请求。因此，陶刚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陶玉山、陶刚给付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赔偿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陶玉山、陶刚承担。陶玉山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2020年4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2.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返还陶云山210000元及利息（以210000元为基数，自付款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3.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陶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4日，陶玉山与陶刚签订《包工包料建房施工合同书》，合同约定陶刚将位于宜都市高坝洲镇××组的自用房建设工程发包给陶玉山，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陶玉山负责出工建设并自行解决建设施工所需的所有设备、建房所用的全部原材料，施工过程所需水电费用由陶玉山支付，施工人员吃住行生活由陶玉山自理；陶玉山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施工安全，全程对施工安全负完全责任，因施工设备原因和操作失误导致的伤亡事故由陶玉山负完全责任……；陶玉山自合同签订后开始施工，工期三个月，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7月30日止……；工程内容为从地基到完成砖砌结构，室内外抹灰、楼房高度及前面部分样式到封顶，另包含旧房拆除及屋前广场建设等。2020年4月8日，陶玉山雇请刘某、周某开始拆除旧房，原定用挖机施工，因陶刚父亲要求拆房顶檩条，与陶玉山协商后，陶玉山同意拆檩条，但要求增加两名工人，增加人工工资由房主承担。后陶玉山让周某安排两名工人，周某又让刘某喊两名工人，刘某在放工回家途中遇到吉某，遂邀吉某第二天到陶刚家中拆檩条。4月9日上午9时许，吉某在屋顶施工时，脚踩的天沟板掉落，导致其摔下，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吉华容、陶玉山、陶勇于2020年4月9日在宜都市高坝洲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中坪村委会、曾家岗村委会的组织协调下签订《赔偿协议书》，协议约定：陶玉山和陶刚一次性赔偿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经济损失620000元（含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所有损失），陶玉山与陶刚各承担50%，定于2020年4月11日前一次性付清；林培珍因悲伤过度住院治疗，吉清贵因年事已高和身体原因，不能到场签订本协议，吉华容表示已取得两人授权，事后不会以两人未到场为由对本协议效力提出异议；陶刚因在襄阳上班，委托其哥哥陶勇对赔偿金额和付款时间作出表态，事后不会以本人未到场为由对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协议书签订后，陶刚支付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赔偿款310000元，陶玉山支付2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吉华容、陶玉山、陶勇于2020年4月9日在宜都市高坝洲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中坪村委会、曾家岗村委会的组织协调下签订《赔偿协议书》能否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陶玉山主张撤销《赔偿协议书》的理由如下：一是受到胁迫，二是其不应对吉某死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第一，关于陶玉山是否受到胁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赔偿协议书》签订时，有宜都市高坝洲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中坪村委会、曾家岗村委会等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及双方所在村民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在场，从陶玉山提交的协商过程录音来看，一开始吉某家属情绪较为激动，提出的要求较高，但经过组织调解的工作人员做工作，后来协商的气氛趋于平和，协议签订时双方也未发生争议或提出质疑，陶玉山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并未受到吉某家属的要挟。现陶玉山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赔偿协议书》签订之前曾受到威胁，故陶玉山主张受到胁迫，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第二，关于陶玉山是否应对吉某死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吉某虽然是陶刚父亲要求拆檩条增加的劳务人员，但根据证人陈述，陶玉山与陶刚父亲就拆檩条一事虽有争论，但最终陶玉山同意了拆檩条，即双方协商一致对《包工包料建房施工合同书》约定的旧房拆除增加了一项施工内容，陶玉山安排周某找两个工人，周某又安排刘某找两个工人，刘某找到吉某，吉某的工资也是由陶玉山支付，可以认定吉某与陶玉山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陶玉山辩称吉某与陶刚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陶玉山安排吉某从事劳务，应当对劳务活动中的风险承担责任，其对自己安排的劳务，如因未能合理控制风险而造成损害，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应承担赔偿责任。吉某上房屋二楼房顶拆檩条，陶玉山作为劳务的安排者，应当意识到高处作业的危险性，为劳务人员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设施，而吉某上房顶时仅佩戴了安全帽，陶玉山未提供安全绳等其他安全保障设施，也未阻止吉某在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上房顶作业，其对吉某从房顶摔落致死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协议书》确定陶玉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吉某死亡时年满65周岁，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0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吉某死亡给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造成的死亡赔偿金损失为564015元（37601元/年×15年），丧葬费损失为32330.50元（64661元/年÷2），两项合计596345.50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法定损失，《赔偿协议书》确定赔偿金额620000元，并不显失公平。综上所述，吉华容、陶勇、陶玉山在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下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经各方签字确认，协议书载明吉华容、陶勇签字时实际取得了林培珍、吉清贵、陶刚的授权，林培珍、吉清贵、陶刚在本案中亦明确表示认可协议书内容，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显失公平等可撤销的情形，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根据协议书约定，陶玉山应支付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赔偿款310000元，已付210000元，还应支付100000元。陶刚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全部赔偿款，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要求其承担100000元的给付责任，与协议书约定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陶玉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赔偿款100000元；二、驳回吉华容、林培珍、吉清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陶玉山的反诉请求。一审判决同时决定，本案本诉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受理费400元，由陶玉山承担；反诉因合并审理减半收取受理费675元，由陶玉山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陶玉山在签订案涉《赔偿协议书》时既不存在受胁迫的情形，该协议内容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陶玉山以此请求撤销案涉《赔偿协议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赔偿协议书》签订时不存在被胁迫的情形。首先，就签约当时的环境而言，案涉协议签订时，虽然死者家属人数较多，但现场还有宜都市高坝洲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中坪村委会、曾家岗村委会等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及双方所在村民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等第三方多数人员在场，不存在陶玉山一人对抗死者家属多人的情形。且虽然协商开始时死者家属情绪较为激烈，但经过现场工作人员安抚后趋于平和。其次，就签约当时陶玉山个人状态而言，现有证据显示，案涉协议签订的整体过程中，陶玉山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任何限制，也无有效证据证实存在其他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受到胁迫的情形。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陶玉山系经自行权衡各方意见后，在意思表示自由的情形下签订案涉协议。最后，就案涉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案涉协议签订后，陶玉山已依照该协议给付210000元，该支付过程亦无证据显示存在胁迫。故陶玉山主张其签订案涉协议时受到胁迫，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亦与现已查明的事实不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案涉《赔偿协议书》内容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首先，就本案责任主体而言，陶玉山与吉某成立雇佣关系，陶玉山作为雇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涉协议中记载事故经过时明确系“乙方（陶玉山）雇请吉某等人来临时做工”；陶玉山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刘某、周某亦证实，吉某是陶玉山安排找来的，且陈述虽然陶刚父亲要求拆檩条增加人手曾与陶玉山有过争议，但“他们后来就说好了”，最终陶玉山同意并安排人手；陶玉山作为雇主，对提供劳务者的人身安全负有主要责任，但其在现场并未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明显存在过错等。基于前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陶玉山作为雇主是案涉事故的责任赔偿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就案涉协议中涉及赔偿的具体内容来看，不仅约定了赔偿的总金额,还列明了赔偿的具体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说明签约当事人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定标准知情。且案涉协议明确了当事人的责任划分比例，也说明签约当事人对自己在案涉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清楚。最后，就案涉协议中涉及赔偿金额和责任比例划分来看，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0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仅吉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两项金额就已经达到596345.50元，而案涉协议确定赔偿总金额为620000元，显然不存在过高的情形，陶玉山在赔偿中承担50%的责任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综上所述，陶玉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陶玉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曹 斌审判员  聂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