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6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晨，男，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进莲，女，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道宝丰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开明，湖北明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忠敏，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建群，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莉琳，女，197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余晨因与被上诉人刘忠敏、王莉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进莲、钱开明、被上诉人刘忠敏、王莉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晨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原判，改判支持余晨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忠敏、王莉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余晨虽与易进莲离婚，但二人并未分居，余晨出借给刘忠敏和王莉琳的24万元余元款项，实为易进莲的资金，易进莲为实际出借人。二、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刘忠敏和王莉琳同意还款且有还款计划。拖延还款应按银行利率二倍计息。余晨在2011年至2019年春节前后均曾在他人陪同下向刘忠敏和王莉琳主张还款。余晨委托易进莲向刘忠敏收款，存在委托事项。刘忠敏长期关闭手机。三、魏某虽为担保人，但对本案涉及事实多有参与，其证人证言具有可信度，应当被认可。刘忠敏辩称，1.余晨与易进莲在2005年离婚，其提供的出借方式的证据与本案无关。2.刘忠敏没有在二七路租房居住，余晨没有证据证明其去过刘忠敏的住所。3.没有事实依据证明余晨具有出借能力；2011年刘忠敏确实向易进莲借过8万元，让王莉琳帮忙拿钱、写的借条，后来易进莲没有更换借条，刘忠敏在逐步还款给易进莲。4.2010年12月1日，刘忠敏没有在余晨处借到钱，也没有在还款借条和其他便条上签过字，所以，24万元并未借给刘忠敏，该借条系伪造，请求驳回余晨的上诉请求。王莉琳辩称，1.王莉琳不认识余晨，从没有向余晨借过钱，也没有在任何借据、便条上签字，借款事实不存在。2.余晨与易进莲离婚多年，债务发生在离婚后，本案与(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毫无关联。刘忠敏还款的7500元，均为8万元的部分。3.余晨提供的三张借款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与事实不相符。4.魏某的证言与余晨所述有出入，张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是谁找过王莉琳要什么债务。5.没有证据证明刘忠敏的住所在二七路或××口区××号××楼××号。事实上，古田路53号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拆迁了。综上，本案并不是诉讼时效的问题，余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而且证人证词与余晨所述前后矛盾，无法印证，仅凭一张借款白条，不能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余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忠敏、王莉琳立即向余晨偿还借款本金245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24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1年5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刘忠敏、王莉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1日，刘忠敏向余晨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余晨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240000元），归还日期一个半月内还款，应做到按期还款。如遇到特殊情况拖延还款期限，按银行2倍以上利息计算。”刘忠敏在该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手印予以确认，魏某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名。2011年4月17日，刘忠敏将王莉琳之父王仲槐名下的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三眼桥181号4栋2-503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交由余晨。余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便条一张，内容为“刘忠敏将老人的房产证、土地证（王仲槐）作为抵押现金（贰拾肆万整）抵给于（余）晨，于（余）晨收到本金归还房产证、土地证（本金：240000），另外（息金计算）。注：十万元在19号下午五点前到位，余款归还后，退回房产证、土地证，余款归还期2011.5.10。欠款人：刘忠敏，证人：魏某，房屋主人：王莉琳。”另外，余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签署日期为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一份，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刘忠敏欠余晨人民币贰拾肆万伍千元整（2450.00元）。将分如下几项偿还。第一次在2011年5月10日还款拾万元整。5月18号还壹拾肆万伍千元整，利润从2011年6月开始计算。借款人：刘忠敏王莉琳。”开庭审理中，余晨称该借条所载明的“5月18号”系2011年5月18日。另查明，余晨与易进莲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5年7月4日离婚。2011年5月19日，王莉琳向易进莲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易进莲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2012年8月，易进莲将王莉琳起诉至武汉市江汉区法院，要求王莉琳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后，易进莲与王莉琳、第三人刘忠敏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该民事调解书的主要内容为：“刘忠敏、王莉琳于2013年7月31日之前一次性共同向易进莲支付40000元，于2013年9月31日之前一次性共同向易进莲支付余下40000元；若刘忠敏、王莉琳未按上述时间支付上述款项，则易进莲有权向王莉琳主张8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5月6日起至2017年3月2日止，刘忠敏分20余次陆续向易进莲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转账支付100元、200元、300元等小额款项，以上转款共计4500元。2014年3月27日，王莉琳、刘忠敏针对（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向易进莲偿还第一期款项4000元。2019年10月15日，易进莲收到王莉琳支付的余下执行款72500元，并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莉琳支付的余款72500元，借款捌万元已全部付清”。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执行局向易进莲、王莉琳下达了结案通知书。开庭审理中，余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人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余晨的街坊兼好朋友。2011年6月，余晨、易进莲和付某一起找到刘忠敏，刘忠敏称没有钱，有钱了一定还，还要了易进莲的银行账号。2013年3月，付某又陪余晨、易进莲去找王莉琳，未果。2014年4月，付某找到王莉琳，要求偿还余晨和易进莲的钱。2015年3月、2017年3月，付某陪同易进莲、余晨去找王莉琳，未果。”另外，余晨还提交了证人张某的证言，内容为“曾经有人来无线电小区找我联系王莉琳有关债务问题，由于王莉琳不在小区，没有联系上她”。上述两位证人均未到庭作证。证人魏某到庭作证，称“易进莲是我街坊，刘忠敏是我兄弟。2011年11月份，刘忠敏找余晨借款24万元（借款时我不在现场，但我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我在武昌第七医院住院，刘忠敏拿着便条来看我，让我做担保，我就在借条上签了字，做了担保。后来刘忠敏又找易进莲借钱。2012年4月，我带着朋友找刘忠敏要求还钱，但是刘忠敏不还，后来刘忠敏又把王莉琳的房产证抵押给了余晨，刘忠敏、王莉琳向余晨出具了一张便条，我作为证人在便条上签了字。后来我作为担保人还帮刘忠敏向余晨偿还了2万元。从2012年开始，我和易进莲两人每年都去居委会和家中寻找刘忠敏、王莉琳要求还款，余晨没有去过。房产证和土地证现在还在易进莲手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晨与刘忠敏、王莉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余晨所主张的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余晨提交的2010年12月1日的借条，刘忠敏自认系其本人所签。对于2011年4月17日的便条、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虽然刘忠敏、王莉琳认为上述便条、借条上“刘忠敏、王莉琳”签名并非二人所签，但二人并不申请笔迹鉴定，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便条、借条中的“刘忠敏、王莉琳”等签名系伪造签名，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系真实的借款凭证。上述借条、便条载明的借款事实稳定、一致，与证人魏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刘忠敏向余晨借款的事实存在。王莉琳自愿在2011年4月25日的借条中的借款人处签名，可认定为债务加入，其与刘忠敏均系涉案245000元借款的共同债务人。对于余晨所主张的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设立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其权利，以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余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该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余晨与刘忠敏、王莉琳就案涉借款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1年5月18日，故余晨向刘忠敏、王莉琳主张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1年5月18日起计算二年至2013年5月17日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为二年的规定。余晨为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提交了三位证人（付某、张某、魏某）证言。证人付某、张某均未到庭作证。证人付某的书面证言称“2013年3月陪余晨、易进莲去王莉琳的住处找过王莉琳，但没找到”；证人张某在书面证言中亦称“有人找我联系王莉琳有关债务问题，由于王莉琳不在小区，没有联系上”，证人魏某称“从2012年开始，我和易进莲两人每年都去居委会和家中寻找刘忠敏、王莉琳要求还款，余晨没有去过。”上述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余晨在2013年5月17日诉讼时效届满之前主张案涉借款的意思表示已到达刘忠敏、王莉琳本人，故余晨提交的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余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忠敏2015年5月6日至2017年3月2日期间向易进莲的银行账号转账的记录，因易进莲与余晨已于2005年7月4日离婚，易进莲与刘忠敏基于（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321号民事调解书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刘忠敏向易进莲的上述转账不能认定为刘忠敏向余晨自愿履行还款义务。综上，涉案245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已于2013年5月17日届满，而余晨起诉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余晨怠于主张权利，使得本案的诉讼时效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余晨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后收取的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余晨负担（已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余晨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2019）鄂0104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及周慧芳向易进莲汇款20万元及30万元的银行凭证，拟证明易进莲的资金来源。第二组证据为魏某出具的两张收条，拟证明在找不到债务人的情况下，魏某代为支付2万元，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第三组证据为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道宝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拟证明余晨与易进莲居住在宝丰二路78号1楼1号，资金共有。刘忠敏对30万元的转账凭证、两份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其它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莉琳对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刘忠敏提交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街办事处古画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其在此居住，易进莲等并不知道其住处。余晨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地址与刘忠敏的户籍地不一致。因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余晨与刘忠敏，而（2019）鄂0104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周慧芳与易进莲“系朋友关系。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被告（易进莲）因购房需要向原告（周慧芳）多次借款，共计600000元”，故周慧芳与易进莲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余晨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由于魏某的两张收条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2月25日、2017年11月15日，故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余晨在2015年12月25日前向刘忠敏及王莉琳主张过债权。因双方提交的证明均无出具单位的负责人、证明的制作人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余晨与刘忠敏、王莉琳就案涉借款约定的最后一次还款期限为2011年5月18日，由于刘忠敏与王莉琳未依约清偿债务，根据上述规定，余晨向人民法院请求刘忠敏、王莉琳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至2013年5月18日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虽然余晨在诉讼中提交了有关其为收回借款而寻找刘忠敏、王莉琳的证据，但其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债权的意思表示到达刘忠敏、王莉琳本人，或存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故其行为不能认定为“提出要求”，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余晨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余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余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胡铭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