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6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士俊，男，1947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白，安徽亳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士仓，男，1962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雷，安徽褚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士俊与被上诉人邓士仓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由涡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621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曹士俊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二审发回重审后，涡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621民初6687号民事判决，曹士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士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白、被上诉人邓士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士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曹士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邓士仓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5月22日，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曹士俊诉孙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2017)皖1621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萍支付曹士俊人民币100000元及利息（自2005年9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分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后孙萍不服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本案经重审后，一审法院改判驳回曹士俊的诉讼求，曹士俊不服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终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了曹士俊的上诉。根据第二次一审法院的一审及第二次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中法院的事实认定部分即曹士俊无法证明其己向孙萍交付了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100000元，故最终法院未能支持曹士俊的诉讼请求。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曹士俊的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存取款底单中发现涉案款项系由邓士仓取走，而曹士俊本人与邓士仓之间并无任何经济往来关系，故在此基础上,曹士俊才选择通过向一审法院起诉邓士仓不当得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曹士俊之所以起诉邓士仓系因为其经一审法院及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与孙萍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该款最终系由邓士仓取走，故曹士俊起诉要求邓士仓向其返还该不当得利款。曹士俊起诉孙萍民间借贷一案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而曹士俊系在起诉孙萍后通过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证据时才发现涉案款项系由邓士仓实际取走，曹士俊在向孙萍实现债权无果后立刻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邓士仓返还其不当得利款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为直至曹士俊在起诉孙萍一案中通过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证据后才得知该款项由邓士仓取走，即使计算曹士俊起诉邓士仓不当得利一案的诉讼时效，也应于此时开始计算，因为在此之前曹士俊根本不可能知道该取款事实也无法得知该情况，故曹士俊的诉讼请求依法未超过诉讼时效。曹士俊在起诉邓士仓不当得利一案后，本案经一审法院一审，后经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最终又经一审法院一审并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19)皖1621民初6687号民事判决并以曹士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诉讼请求。该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并不适用于本案实际情况，且严重违背了案件事实。本案在原一审、二审及现一审的审理过程中都未对诉讼时效进行任何相关的审理，且在原一审及二审中并未以曹士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曹士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上诉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发回重审裁定中也仅系因打款及取款的事实不明从而进行的发回重审，也并未以诉讼时效为由对本案进行任何实体审理或判决。但本案在经历了该三次审理后，最终一审法院却以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而驳回诉讼请求，该判决严重违法。本案在该三次审理期间，曹士俊多次提出要求对邓士仓的笔迹进行鉴定，但邓士仓一直拒不配合，本案中邓士仓一直拒不认可取款人的签字系其本人书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此时应由邓士仓证明该取款单上的签名非其本人书写，但其不仅不主动申请笔迹鉴定，还在法庭上进行虚假陈述，致使本案事实一直未能查明，其行为不仅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还侵害了曹士俊的相关权利。后在曹士俊的多次要求下，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并进行了笔迹鉴定最终确认取款人的签字系邓士仓本人所签，后在邓士仓取得该鉴定报告后，其才当庭承认了取走涉案款项的事实，并作出了完全不同于原一审的答辩及自认，邓士仓在原一审及第二次一审中的陈述完全不同，且隐瞒相关事实，邓士仓的行为已涉嫌虚假陈述，因其虚假陈述的行为导致本案无故经历了三次庭审以及曹士俊此次的上诉，且为查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笔迹鉴定，邓士仓的行为不仅系对上诉人权利的严重侵害同时也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综上，本案中曹士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要求邓士仓返还不得当利款的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特恳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支持曹士俊的上诉请求。 邓士仓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曹士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005年9月1日孙（苹）萍曾从曹士俊处借款100000元，孙萍（苹）曾出具借条。曹士俊认可将借款100000元存入孙萍（苹）名下。但是，曹士俊并未将上述款项交给邓士仓。涉案款项存入孙萍（苹）名下时，物权便发生了转移，孙萍（苹）将钱交付给任何人与曹士俊没有任何关系。邓士仓与曹士俊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即便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当是孙萍（苹）或者是农业银行，而不应当是曹士俊。二、本案是因案外人阚成玉、孙萍的丈夫程效灵与邓士仓之间存在买卖基础法律关系而引发。案发时，因邓士仓的妹妹邓秀真到北京看病，邓士仓曾在安徽徽皇肥业有限公司担任过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代收过一段时间化肥款。2005年9月1日阚成玉从安徽徽皇肥业有限公司购买100吨化肥，共计154000元。阚成玉与孙萍的丈夫程效灵是合作伙伴关系，在原涡阳县门市部共同经营化肥销售生意。阚成玉从邓士仓处购买化肥后，阚成玉通知邓士仓到农业银行，通过工作人员程效勤到窗口办理收取阚成玉给付的140000元化肥款。邓士仓取走的140000元中包含孙萍名下的100000元和程效灵名下的40000元。试想，如果阚成玉、孙萍的丈夫程效灵与邓士仓之间不存在买卖法律关系，邓士仓怎么会到农业银行取走这么大额的款项；如果不存在买卖法律关系，在十五年前这么大额的款项被他人取走后，孙萍及丈夫程效灵为什么不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通过法院诉讼主张权利。而上述人员没有向邓士仓主张权利，足以说明阚成玉、孙萍的丈夫程效灵与邓士仓之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邓士仓取走涉案的化肥款天经地义，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三、一审法院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涉案的10万元款项发生的2005年9月1日，2019年2月20日曹士俊向法院提起诉讼，距今已长达15年之久，早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曹士俊的起诉是正确的。四、邓士仓不存在虚假陈述的问题。邓士仓之所以不配合鉴定，是因为邓士仓与曹士俊之间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经济来往。曹士俊起诉邓士仓根本就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完全没有鉴定的必要性。本案中曹士俊起诉既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形，又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浪费司法资源的应当是曹士俊，而非邓士仓。邓士仓只是一时气愤之下才不配合做鉴定，不存在虚假陈述的问题。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公平、公正的判决，驳回曹士俊的上诉请求。 曹士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00000元及2005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4日的利息损失86500元(以后的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不当得利)；2.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9月1日，孙萍向曹士俊出具100000元借条一份。曹士俊2005年9月1日存入户名为孙苹、账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定活两便储蓄存款100000元存单。邓士仓于2005年9月1日将涉案户名为孙苹的定活两便存单100000元存款取出。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6民终926号民事判决已将曹士俊主张涉案定活两便存单交给孙萍的事实予以否定。邓士仓未能举证证明取得该利益的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被告邓士仓于2005年9月1日获得曹士俊存入户名为孙苹的100000元存款，至2019年2月20日曹士俊向本院起诉邓士仓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曹士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曹士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30元，由曹士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05年9月1日，孙萍向曹士俊出具100000元借条一份。曹士俊于2005年9月1日将100000元存入户名孙苹、账号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定活两便储蓄存款存单。邓士仓于同日将涉案户名为孙苹的100000元存单及户名为程效灵的40000元存单一并取出。曹士俊于2018年3月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孙萍，请求判令孙萍返还100000元及约定的利息。涡阳县人民法院（2017）皖1621民初7240号民事判决以曹士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孙萍使用，驳回其诉讼请求。曹士俊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18）皖16民终926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曹士俊提供的定活两便存单，存款人姓名系“孙苹”，存款单上无孙萍签字，亦无孙萍身份证号码或身份证复印件，故不能证明该款系交付孙萍。且该款当日又被邓士仓提取，邓士仓亦未出庭证明该款系邓士仓从孙萍处取得，故曹士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将100000元交付孙萍的证明目的。对曹士俊提供的录音证据，从通话内容中，不能清晰反映该100000元已经交付孙萍。该判决亦以曹士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交付了借款为由，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曹士俊遂以不当得利起诉邓士仓。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曹士俊主张邓士仓取走涉案100000元属不当得利能否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曹士俊在起诉孙萍民间借贷案件中得知涉案定活两便100000元存单被邓士仓取走，曹士俊主张邓士仓不当得利的请求权自其知道邓士仓取款之日计算，故本案并未超法定的诉讼时效。 关于曹士俊主张邓士仓构成不当得利能否支持的问题。针对本案争议100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曹士俊先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孙萍,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转而以不当得利起诉邓士仓。该100000元款项的载体是曹士俊于2005年9月1日所存入的户名为孙苹、账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定活两便储蓄存款存单。虽然邓士仓取走了涉案存单的100000元，但在本案多次审理中，曹士俊均陈述其是将涉案定活两便存单交付给孙萍，根据曹士俊的陈述，其所指向的法律关系仍是其与孙萍的民间借贷关系，与起诉邓士仓不当得利相矛盾。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诉讼捷径，故本院对曹士俊主张邓士仓构成不当得利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曹士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判决理由不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30元，由曹士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亮 审判员 陈 芹 审判员 王桂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梁子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