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仲某，女，1975年11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祁俊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79年10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阳，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铭，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仲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7民初25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仲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某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仲某和杨某之间并非借名买房合同关系，而是房屋借用关系，一审认定借名买房事实有误。（2）杨某作为主张存在借名买房合同的一方，应当承担证明借名买房合同存在的举证责任。在双方没有签署借名买房的书面合同，仲某否认《证明》真实性且未通过鉴定作出结论的情况下，杨某未能证明存在借名买房，因此北京市石景山区1706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应归仲某所有。一审将申请鉴定的责任分配给仲某有误。（3）涉案房屋是仲某凭借北京城建集团的员工身份、享受相关福利购买，仲某因购房受到服务年限的限制。（4）一审认定杨某支付房款有误。2.一审适用法律有误。（1）杨某并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和作为企业职工购买福利房的资格。即使一审认定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该合同也应非法。（2）一审在无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推论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无法律依据。3.一审审理程序有误。（1）一审向住建委调取案涉房屋的上市交易资格情况及杨某的购房资格情况，违背了法院裁判的中立性原则。（2）一审未向仲某出示调取证据的原件，未向仲某说明证据收集的过程和情况，未听取仲某意见，一审采纳该证据并作为定案依据，程序违法。（3）一审未另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属于程序违法。杨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仲某的上诉请求。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仲某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所有权变更为杨某名下，并配合杨某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2.诉讼费由仲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月20日，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卖方，合同甲方）与仲某（买方，合同乙方）签订《北京城建集团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60.02平方米，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3607.20元，价款共计210996元，公共维修基金为4219元。首付房价款为215215元，交付房屋日期为2002年9月23日。同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按每建筑平方米3607元的优惠价格，出售给乙方涉案房屋，乙方必须在城建集团服务满八年；乙方如需调离，服务年限每少一年，每建筑平方米须补交50元。涉案房屋于2004年10月取得产权登记（京房权证石私字第XXXX号），登记于仲某名下，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住房。现杨某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借用仲某名义购买，房款均系杨某以现金全款支付，相关房屋购置手续、产权登记手续等均系杨某在仲某配合下办理，房屋交付后一直由杨某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并交纳相应物业、水电、供暖等生活费用，享受房屋出租收益。为此杨某提供房款收据、印花税测绘费收据、房屋所有权证、户口本、物业委托合同、物业费、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为证。经询问，仲某对杨某一家实际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否认杨某上述关于借名买房的主张，并表示自房屋交付后一直由杨某实际居住系因杨某与仲某前夫系亲戚关系，杨某系借用涉案房屋，并非借名买房关系。仲某同时表示涉案房屋的税费票据及产权证书等材料一直放置于涉案房屋中，系其与前夫离婚时被前夫带走，并非一直存放于杨某处。杨某提交证明一张，该证明载有如下内容：“石景山（1706）房，是以仲某的名义购买，实际此房为杨某所有（购房钱由杨某出的）与仲某没有任何关系。今后若出现与房产有关事项由仲某出面办理。特此证明。”下方证明人处为仲某签字，日期为2003年4月8日。仲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上述材料中“仲某”签字是否系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载明：由于无样本、样本不充分或不具备比对条件暂不予受理。关于房款支付，仲某陈述房款系仲某前夫对外借款支付，具体借款数额及债权人不清楚。另查，仲某与迟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9年7月6日登记结婚，于2005年9月20日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1702室房屋约定离婚后归仲某所有，未涉及涉案房屋的处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依职权到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经查，涉案房屋目前符合商品房上市交易条件，杨某目前具备北京市房屋购买资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杨某申请，法院依法作出（2018）京0107民初25309号民事裁定书，对涉案房屋的交易手续进行冻结。为此杨某交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某、仲某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杨某主张其与仲某间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其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应达到高度可能性。借名买房系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由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借名买房是一种典型的“名实不符”的行为。在缺乏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关键在于查实当事人之间对于“买房义务实际由谁承担、房屋权益实际由谁享有”是否具有明确的认知。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涉案房屋虽系以仲某名义购买，但杨某提交了仲某签名的证明一份以证明双方借名买房关系的事实存在，仲某亦未能提交证据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予以否定。同时，根据杨某提交证据及双方陈述可以显示，涉案房屋自交付后一直由杨某掌控并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产权证本、房款及税费的原始票据亦均由杨某持有，且杨某亦自房屋交付至今一直交纳涉案房屋的物业费等日常费用支出，购买后仲某一直未占有使用，购房原始票据等材料亦由杨某持有，以上情况均与杨某提交证明的内容能予以佐证。基于以上事实，法院认为杨某已就其与仲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的主张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反观仲某一方，虽提出双方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的抗辩理由，但其认可涉案房款均由杨某出资（仲某前夫向杨某借的钱），提出涉案房屋系仲某让杨某借住使用，但在杨某长达多年的占用涉案房屋期间，仲某一直未向杨某主张相关权利，这与仲某的上述主张相悖，亦不符合生活常理，仲某亦未能就上述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根据杨某所提供的证据，足以确信双方之间借名买房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法院认定杨某与仲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仲某称双方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之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因杨某、仲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杨某过户条件已经具备，故对于杨某要求仲某将涉案房屋产权所有权登记变更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仲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杨某办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1706号房屋过户手续，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杨某名下。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仲某和杨某之间借名买房的口头协议是否成立。杨某提交《证明》证明双方认可借名买房事实，仲某虽否认签字的真实性但未完成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仲某认可房款为仲某前夫向杨某借款现金支付；双方认可涉案房屋由杨某居住使用；购房票据和房屋所有权证均由杨某持有；涉案房屋的买受人需为城建集团员工且满足一定的服务年限。从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情况看，仲某和杨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口头协议。关于借名买房的口头协议的效力。本案《北京城建集团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合同》签订于2003年，涉案房屋目前已具备上市交易条件，故仲某抗辩称协议无效，无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据协议，仲某应当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杨某名下。综上所述，仲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8.20元，由仲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磊审 判 员  赵 蕾审 判 员  朱文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武 旋法官助理  李 正书 记 员  杨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