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9民终8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大院，企业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25964X。法定代表人：成祥，男，汉族，1976年9月13日生，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文。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楷剑。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加胜，男，1979年9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特力，男，云南成达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云南分公司。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双凤社区居民委员会万德村**号：530111300291330。负责人：赖世鸿，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文。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楷剑。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刘济锋，男，1979年1月20日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现常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双凤社区居民委员会万德村303号。上诉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力工程局）因与被上诉人胡加胜、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力工程局云南分公司）、刘济锋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2020）云0924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原审被告广东电力工程局云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文，被上诉人胡加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特力，原审被告刘济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电力工程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2020）云0294民初2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加胜对上诉人的全部请求，上诉人不需承担任何责任，改判由刘济锋承担案涉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区分权责，判决错误。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律师函》的证据三性不认可，一审判决表述“被告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其云南分公司代理人对……无异议”有误，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广东电力工程局将工程转包给刘济锋事实认定错误。1.广东电力工程局承建涉案工程后，将涉案工程劳务分包给具备劳务分包资质的韶关市顺诚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顺诚公司），广东电力工程局在一审中提交了《劳务分包合同》证明了上述事实。2.刘济锋在2020年9月1日出具的《承诺书》已承认案涉项目是其本人挂靠韶关顺诚公司与广东电力工程局签订的分包合同，因此广东电力工程局不存在转包行为。至于韶关顺诚公司与刘济锋或者刘济锋与胡加胜之间是否存在转包关系都与广东电力工程局无关。一审法院回避广东电力工程局提交刘济锋出具的《承诺书》，错误认定广东电力工程局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公章是刘济锋私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适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第一，本案工程广东电力工程局并没有转包；第二，广东电力工程局已向分包单位韶关顺诚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刘济锋也认可，因此广东电力工程局并不欠付农民工工资，现一审法院要求广东电力工程局先行清偿，明显是加重广东电力工程局的负担，极其不公平。四、案涉款项是刘济锋欠付，应由刘济锋自行承担。广东电力工程局及云南分公司从未向胡加胜出具过《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刘济锋自认私刻印章，并愿意承担因自认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基础，不得作出与该自认事实相反的认定，因此案涉的一切责任应由刘济锋承担。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客观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胡加胜答辩称，一、胡加胜一审提交的《律师函》真实、合法，与案情有直接联系，一审法院采信该组证据于法有据。二、上诉人提交《劳务分包合同》及刘济锋在本案立案后才作出的所谓“自认承诺”，实质上是用掩盖违法转包行为的虚假理由，把上诉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承包人、施工总承包单位的法人合同权利义务和责任”，变相偷换成“刘济锋的自然人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在记录项目施工劳务活动直至2019年1月21日的“三方协调会”时，所有往来文件中，“韶关顺诚公司”的名称从来没有出现过；刘济锋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施工管理过程中，多次在施工文件上签署上诉人的项目部业务专用章的签章行为和“印章内容”充分证明：刘济锋不是代理所谓案外人韶关顺诚公司。因此，上诉人与韶关顺诚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二）刘济锋是以上诉人的公司名义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3月20日，而上诉人与韶关顺诚公司是2017年x月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与胡加胜提交的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原审第五、六、七、八组证据）书面记载的签章事实不符，从而说明事实上上诉人与韶关顺诚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并不存在。刘济锋所实施的“向胡加胜发包劳务”的行为，是上诉人在“表见代理关系”掩盖下向刘济锋“违法转包建设工程”,再由刘济锋向外发包劳务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正是《民法总则》第146条第2款所指的“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三）上诉人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总承包人，在长达三年之久的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刘济锋“伪造印章”和“无权代理”的行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做法是默认了刘济锋的代理行为。（四）2019年1月21日的三方协调会，主要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务纠纷问题，如果韶关顺诚公司是劳务总承包人，那么该公司理应参加三方协调会，刘济锋应以“韶关顺诚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参加会议。但会后形成的《支付方案》中，只有上诉人的签章而没有所谓劳务总承包人韶关顺诚公司的签章。另外，胡加胜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流水》证据进一步证明：在90万元工程价款给付方式和走向内容中，只字未提韶关顺诚公司。（五）如果真有伪造上诉人印章的行为和假印章存在，上诉人在三方协调会时就应从《支付方案》书面要件上知道或应当知道，并明确表示拒绝承认或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却在长达数年时间里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该行为实施或明确表态，因此，作为“上诉人默示承认下的、具有表见代理人外观的刘济锋”，在数份文件上使用该“争议公章”所签的章印，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在三方协调会形成的《支付方案》上签署自己公章的签章行为，既是对“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冯国新和刘济锋身份”的确认，也是对“上诉人与答辩人胡加胜之间构成劳务分包关系并应该给付工程价款关系事实”的自认。（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伪造公司……印章罪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于刑罚”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出的主张，仅只是基于“伪造公司印章嫌疑人刘济锋的供述——《承诺书》”，而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后果。三、原审判决在实体事实认定基础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案合同责任是法人责任，不是自然人责任，无论是分包，还是转包，只要拖欠农民工工资，都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这是国务院颁布的第724号令《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行政法规第30条第3款、第4款分别明确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另外，自然人刘济锋，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定的、适格的总承包当事人主体。刘济锋作出的“自然人自认”的效力，不能替代企业法人在建设施工合同中的法定权利义务和责任效力。企业法人合同法律责任的承担，应当按照“证据能证明的客观事实”来适用法律，而不受“自然人自认的个人意志约束”；更不能将企业法人的合同责任与自然人的责任进行本末倒置的颠倒和混淆。即使是法定的、适格的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的“自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同样需要用证据事实进行验证，因为不排除一方当事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用虚假意思表示的“自认承诺”来隐藏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刘济锋作出的“自认”，是建立在违法基础上的毒树之果，不能成立。四、原审法院对“胡加胜第二项赔偿损失诉讼请求”的判决显失公平。理由如下：本案两份《劳务分包合同》虽然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数额，但是，胡加胜垫资施工，上诉人却长期违约拖欠工程价款，造成胡加胜应得资金利息损失和期待利益损失。同时，施工队的农民工因上诉人拖欠工程价款面临生活困难，造成家庭应得利益和期得利益的损失。因此，胡加胜再次请求人民法院本着公平和保护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112、113、121条的规定，支持胡加胜原审诉讼请求。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28条的规定，胡加胜提出新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赔偿因其提起上诉而使胡加胜新增加的参诉费用损失：（一）二审中支付的诉讼代理费20000元；（二）胡加胜到临沧应诉产生的差旅费：过路费，汽油费，住宿费，共计1730元。六、判令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刘济锋答辩称：认可欠胡加胜70多万的费用，个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以后慢慢归还。胡加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水电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义务，向原告支付剩余劳务费欠款76.3793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利息14.05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日万分之五计罚息，从2019年6月30日被告承诺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本案结案时止，以欠款总额计）；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主张合同权利而付出的相关费用3.2万元（诉讼代理人的风险代理费约2.7万元，差旅费约0.5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0日，刘济锋就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其云南分公司承包的“云南省临沧市南伞220KV备用线路及南伞1100备用线路工程”和“220KV南伞变二期配套光纤通信工程”中的劳务分包事项，分别与胡加胜签订了两份《劳务分包协议》，2018年1月20日，两份协议涉及的全部工程施工任务完成，并于2018年5月16日通过建设单位验收。2018年6月6日，胡加胜与刘济锋分别对两份协议的工程量进行了统计结算。双方确认：第一份合同总工程量为233.794万元；甲方已经支付94.9547万元；尚欠138.8393万元。第二份合同总工程量为88.14万元；甲方已经支付60万元；尚欠28.14万元。共计欠款为：166.9793万元。2018年12月25日，双方在结算的基础上签订了一份《支付协议书》。欠款人甲方承诺：“为了能安抚好农民工平稳渡过春节，保证在2019年1月31日前向施工班组支付第一份合同80万元；第二份合同10万元。”同时还承诺：“剩余欠款166.9793万元一90万元=76.9793万元在2019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2019年1月21日由临沧供电局（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有施工单位负责人冯国新、刘济锋，和施工班组负责人胡加胜三方参加，召开了专题会议，形成了《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该方案上有广东电力工程局的盖章。广东电力工程局于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6日先后向胡加胜转账共计90万元，剩余欠款76.9793万元。胡加胜经催要未果，于2020年4月11日，向广东电力工程局发了一份《律师函》，广东电力工程局于2020年4月27日进行回复，对所欠款项及刘济锋的相关民事行为予以否认，胡加胜因此诉至法院。刘济锋对欠款事实无异议，确认自己不属于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其云南分公司、韶关市顺诚劳务派遣公司员工，亦不属于相关委托代理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广东电力工程局总承包的“云南省临沧市南伞220KV备用线路及南伞110KV备用线路工程”和“220KV南伞变二期配套光纤通信工程”中的劳务分包事项，经转包由刘济锋分别与胡加胜签订了两份《劳务分包协议》，该协议系刘济锋与胡加胜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其云南分公司与胡加胜无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刘济锋的行为不具备表见代理特征，根据其本人当庭陈述及在案证据，其行为属于将个人转包的工程再发包给胡加胜施工。同时，广东电力工程局在刘济锋与胡加胜相关协议上加盖印章，并且在三方会议形成的《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上进行签章确认，承诺代刘济锋给付相关农民工工资，并且代刘济锋履行了部分工程款，该行为对刘济锋的转包和转发包行为进行了确认。因此，施工总承包单位广东电力工程局应当承担先行清偿义务，并有权向刘济锋追偿。广东电力工程局提出刘济锋擅自私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公章”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施工项目部业务专用章”，但未提交该公章系刘济锋伪造的有力证据。结合全案相关证据：第一，广东电力工程局为争议工程总承包单位；第二，刘济锋对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其云南分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刘济锋系工程转包人；第四，本案争议款项主体为农民工工资。根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之规定，广东电力工程局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具有依法先行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义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广东电力工程局云南分公司作为被告广东电力工程局的分支机构，其相关民事责任由其法人承担。关于胡加胜方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向胡加胜支付资金占用费利息14.05万元的诉请，经查，双方当事人并未对违约责任进行相关约定，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胡加胜为主张合同权利而付出的相关律师费及差旅费3.2万元，在涉案协议中双方未明确约定违约方承担相关费用，同时胡加胜方也未提供相应的票据予以证实，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4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胡加胜支付工程欠款76.9793万元；二、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向胡加胜清偿后，有权向被告刘济锋追偿；三、驳回胡加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23.00元，由刘济锋负担。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部分证据认证不当，本院另行认证如下：胡加胜提交的《分包协议》《工程量统计》《索赔依据》《南伞220KV备用线路及110KV备用线路工程（以下简称工程一期）施工费用统计》《220KV南伞变二期配套光纤通信工程（以下简称工程二期）工程量统计》《结算单》《支付协议》《支付方案及现场照片》《律师函》《回复函》《转账凭证》等证据来源合法、真实，结合当事人陈述，能证明广东电力工程局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刘济锋以广东电力工程局的名义与胡加胜就涉案工程签订《分包协议》，胡加胜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协议履行过程中刘济锋用广东电力工程局施工项目部业务专用章确认胡加胜施工工程量等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广东电力工程局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的形成时间滞后于刘济锋与胡加胜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近一年，且无签订日期，无该协议履行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广东电力工程局提交的《承诺书》、两份《关于仿制“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公章的承诺书》等证据虽为刘济锋本人所书写，但与本院查明的部分事实存在冲突，本院对待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二审中，本院依法询问临沧供电局（建设单位）涉案项目负责人李战国，李战国认可因案涉工程农民工工资问题，其代表临沧供电局组织广东电力工程局、刘济锋、胡加胜三方协调，形成《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广东电力工程局派项目经理冯国新参加，方案中的公章应是广东电力工程局的真实印章。经质证，广东电力工程局认为，1.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被采纳；2.李战国对法官的询问都是大概、应该，不确定，从而可知其对方案形成并不清楚；3.李战国无证据证实，临沧供电局把案涉工程款足额支付给了中标单位和刘济锋是广东电力工程局负责管理案涉项目的人员；4.李战国没有亲眼看到谁加盖的公章，其回答也不能证明是广东电力工程局加盖了公章。综上，对李战国的询问笔录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胡加胜质证称，对询问笔录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刘济锋质证称，李战国的回答基本属实，当时要盖分公司的章，供电局不同意，最终盖了总公司的公章，不知道谁去盖的章。胡加胜收到的是PDF扫描件，原件及复印件均没看过，供电局应该有原件。本院审核后认为，李战国作为临沧供电局涉案项目中的负责人，其代表临沧供电局组织当事人三方进行协调，其对《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的形成过程及方案中公章的来源的陈述真实、客观，本院予以采信。另外，经查阅一审笔录，广东电力工程局对《律师函》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而一审判却表述为广东电力工程局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该表述错误，本院在此予以纠正。经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案件法律事实如下：广东电力工程局与建设单位临沧供电局签订《220千伏南伞变二期劳务工程》合同，取得了包括该合同项下220千伏南伞二期工程劳务工程在内的220千伏南伞二期工程的施工承包权。2016年3月20日，刘济锋以广东电力工程局云南分公司名义与胡加胜签订《南伞220KV备用线路及南伞110KV备用线路工程劳务分包协议》和《220KV南伞变二期配套光纤通信工程劳务分包协议》，二份协议中的工程劳务为广东电力工程局与建设单位临沧供电局签订220千伏南伞二期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一分部，劳务分包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双方以工程量统计表并加盖广东电力工程局施工项目部业务专用章、胡加胜签名的形式予以确定。2018年12月25日，刘济锋与胡加胜在结算的基础上，签订了《关于220KV南伞变备用线路工程及二期配套光缆通信工程费用支付协议》。协议载明：220KV南伞变备用线路工程及二期配套光缆通信工程于2018年1月20日全部施工完成，并于2018年5月16日通过建设单位（临沧供电局）验收。现欠施工班组施工费用如下：南伞-西南变备用220KV线路工程及南伞-西备110KV线路工程结算总的费用为233.794万元，总共已经支付94.9547万元；欠付138.8393万元。220KV南伞变二期配套光纤通信工程结算总的费用为88.14万元，支付了60万元，欠付28.14万元。为了能安抚好农民工平稳渡过春节，保证在2019年1月31日前向施工班组支付南伞-西南变备用220KV线路工程及南伞-西备110KV线路工程施工费用80万元；220KV南伞变备用线路工程及二期配套光缆通信工程费用10万元。剩余欠款（166.9793万元-90万元=76.9793万元）在2019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因上述付款协议未履行，为解决工人工资支付问题，2019年1月21日由建设方临沧供电局组织刘济锋、施工单位负责人冯国新、施工班组负责人胡加胜召开了专题会议，形成了《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内容如下：一、供电局将工程款汇入广东电力工程局帐户，汇入帐户由广东电力工程局书面出具（已提供）。施工班组负责人也无异议；二、如广东电力工程局未能按约定将欠款足额支付给胡加胜，施工班组胡加胜不能向借电局提出再次帮助协调解决欠款的诉求；三、广东电力工程局收到工程款后，按照约定，支付给施工班组胡加胜90万元用于发入工人工资及其他款项。四、工人工资必由广东电力工程局直接支付到每个工人银行帐户……对由班组胡加胜个人垫付的材料款等汇至胡加胜个人帐户，所有工资名册及付款对象必须由胡加胜签字确认，广东电力工程局监督才予支付。欠款资料的真实性由广东电力工程局核实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广东电力工程局按上述工资支付方案，于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6日先后向胡加胜转账共计90万元。尚欠胡加胜劳务费76.9793万元。胡加胜于2020年4月11日，向广东电力工程局发了一份《律师函》，广东电力工程局于2020年4月27日进行回复，对所欠款项及刘济锋的相关民事行为予以否认。胡加胜因此诉至法院。另确认，刘济锋对欠款事实无异议，但陈述其不属于广东电力工程局及其云南分公司、韶关市顺诚劳务派遣公司员工，亦不属于相关委托代理人。其在施工过程中私自仿制广东电力工程局、广东电力工程局220千伏新桥至通宝线路工程（标段1）施工项目部业务专用章、广东电力工程局220千伏南伞变二期工程施工项目部业务专用章，《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上的印章是广东电力工程局的真实公章。广东电力工程局针对案涉工程设项目部并派驻项目负责人，从2016年3月20日至2020年4月27日广东电力工程局未对刘济锋在涉案工程中所用印章提出过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广东电力工程局对案涉欠付劳务款应否承担支付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标准是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案涉工程由广东电力工程局承包，并设项目部及派驻项目负责人，从2016年3月20日至2020年4月27日广东电力工程局未对刘济锋在涉案工程中所用印章提出过异议；刘济锋以广东电力工程局分公司的名义向胡加胜发包劳务；刘济锋加盖广东电力工程局施工项目部业务专用章与胡加胜确认工程进度量。根据上述情况，胡加胜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济锋是广东电力工程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济锋的行为代表广东电力工程局，且2019年1月21日在建设单位临沧供电局组织，广东电力工程局与胡加胜就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达成《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综合方案有广东电力工程局的案涉项目经理冯国新参加，方案中确定劳务费90万也由广东电力工程局实行兑付；刘济锋虽承认私刻公章，但认可方案上的公章是总公司的真实公章；临沧供电局涉案项目负责人的证实等因素分析，《关于解决220KV南伞变二期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案》是广东电力工程局对刘济锋以其名义签订的劳务协议及胡加胜应得劳务费的追认，广东电力工程局对欠付的案涉劳务费予以了部分履行，其抗辩已将案涉工程分包给韶关顺诚公司，已全部履行完毕，其不承担向胡加胜支付剩余劳务费欠款76.3793万元责任的上诉意见，未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广东电力工程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责任承担问题的评述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23元，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建红审判员  周付翠审判员  龙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李丹书记员邓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