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8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江苏创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女，198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娟,江苏宝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雯珺,江苏宝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董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2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娟、杨雯珺、被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2020)苏0311民初255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董某的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董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两处房屋是张某1父母共同所有的房产，因建设需要征迁，张某1父母于2014年12月20日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将上述两处房产赠与张某1，但至今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因此，上述两处房产从法律上讲尚不属于张某1所有，其在与董某离婚时将上述两处房屋误以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显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法律效力，而在其后将房产赠与他人的行为同样不具有民事法律效力。二、董某提供的《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公安机关制作调解书主要是发生治安案件或者刑事案件，附带对财产赔偿等涉案民事部分进行调解。但该案既不属于治安案件也不属于刑事案件，只是因为家庭问题发生口角，被上诉人报警，双方即被带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在没有发生案件的情况下、在派出所这个特定环境中，由行政权力机关主持民事赠与的调解，显然不适当。2.调解书的最后部分规定，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对已经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再处罚。不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予以处罚。以行政处罚作为履行民事协议的责任条款与协商一致、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相冲突，该协议违反了民事调解的基本原则。3.调解书约定的内容应当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该条要求当事人必须将房屋登记为第三人的强制性规定显然违背了当事人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自愿原则，与民事调解的本义相矛盾。4.该协议书是公安机关打印制作的格式文本，而不是原始调解过程的实时书写记录，当事人在留有空格部分签署“同意”。当事人以同意的方式签署该协议不符合当事人自主自愿原则，没有充分体现自愿和协商的精神，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五)上诉人签署协议并非所愿，仅仅为当事人对房产的赠与处分这一个问题一直从21日延续的22日，上诉人在派出所呆了三个多小时。涉案民事调解书从形式、内容、地点和时间都无法体现其应有的公平自愿、协商一致基本原则精神，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一是继续履行《调解协议书》，但实际上张某1并不存在所谓不履行的情形，被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是在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时配合将案涉房产登记在张某3名下，所谓“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时”是可预期但不能确定的。因此，被上诉人董某没有相应的民事请求权，且该判决不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被上诉人董某辩称，第一，争议的房产，属于张某4赠与张某1和董某共同所有，而且对于此不管是张某1、董某和张某4，自始至终都是认可的，涉案两套房产属于张某1和董某共同所有。第二，涉案房产与李某1没有关系，虽然李某1是张某1的母亲，但是在张某1三四岁的时候，李某1已经与张某4离婚，自始至终不管是张某4还是张某1都没有提过李某1对于这个房产有过什么意见？因为她没有这个权利。第三，2020年1月21日晚上张某1到董某住处闹事，董某报警，第二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不存在张某1被控制在派出所的事实。调解协议上所谓“不追究行政处罚”是董某不因张某1到其住处闹事要求公安机关处理张某1。这并不影响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调解书的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四，涉案房产虽然没有权属证书，但是根据协议该房产是确实存在并且可以确定的，房子已经交房，可以使用。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协议判令张某1在具备办理房产登记条件时，配合办理，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张某1继续履行2020年1月2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待具备办理房产登记时，张某1应配合将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产权登记在张某3名下所有；2.由张某1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某与张某1原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7月20日生一女张某2，于2012年6月6日生一子张某3。2019年6月28日，董某与张某1在徐州市泉山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并签署《离婚协议》，约定：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离婚后儿子张某3由男方抚养，随同男方生活，抚养费（含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由男方承担，孩子长大后，婚房由男方购买。女儿张某2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抚养费（含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由女方承担，孩子长大后，嫁妆由女方承担。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1.房屋：夫妻共同财产所有的位于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801室和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现及双方同意这两处房产。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801室107.16平方归女方所有。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87.7平方归男方所有。女方补于男方房屋差价100000元整，男方必须协助女方办理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801室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拿到房产证后将房屋差价一次性结清，过户费由女方负责。2.夫妻无共同债权及债务，若有债务在谁的名下则由谁来承担。2020年1月21日下午，张某1、董某因家庭问题发生纠纷，后董某报警，经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火花派出所调解，双方于2020年1月22日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801室房屋所有权归属，此房子房证必须写张某2；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房屋所有权归属，此房子房证必须写张某3。董某只有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801室房屋居住权并且无此房屋的买卖权，张某1只有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居住权并且无此房屋买卖权。张某1与董某双方在周六、周日有探视对方孩子的权利。张某4随时都有探视张某2、张某3的权利，张某1与董某双方配合以上协议。另查明，张某1与董某离婚后，因张某1在外地工作，婚生子张某3一直由董某直接抚养。再查明，涉案两处房屋均系2014年12月20日经征收产权调换的定销商品房，被征收人为张某1，张某1、董某均认可上述两处房产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后张某1欲通过中介出售徐州市泉山区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房屋，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出售信息，双方在2020年3、4月因子女抚养问题、上述房产问题多次发生纠纷并报警，警方建议通过法院诉讼解决，董某遂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为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为离婚后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属于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董某主体是否适格？3.张某1作为赠与人是否符合赠与撤销条件，是否可以撤销赠与？一、关于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为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董某与张某1于2019年6月28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除对子女的抚养问题作出约定外，还就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两处房产进行了分割。但因离婚后，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一直存在矛盾，且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婚生子张某3应由张某1抚养，而实际上张某3一直由董某直接抚养，基于此，双方又于2020年1月21日在派出所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进行了协议变更，签署《调解协议书》，双方基于抚养关系将两处房产分别赠与婚生子和婚生女，并约定张某1、董某分别对该两处房产仅享有居住权而无所有权。该《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已对《离婚协议》中的共同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变更，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张某1辩称其因外婆住院急于脱身探望才与董某签署《调解协议书》，经法院询问，并不存在张某1不签字不能离开派出所的情况，张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有足够的预见和判断，在其不能举证证明董某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的情况下，对该项辩称不予采信。二、关于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为离婚后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属于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董某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调解协议书》虽名为赠与房产，实则为父母双方从保障子女未来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对抚养义务作出的具体履行方式的安排。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可见赠与合同的当事人为赠与人和受赠人，而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在离婚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并无向子女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更谈不上子女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其属于离婚财产分割（清算）协议的范畴，应属于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调整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双方离婚后协议将财产赠与子女，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张某1不履行给付义务，董某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对方履行。三、关于张某1作为赠与人是否符合赠与撤销条件，是否可以撤销赠与的问题。已如前述，涉案《调解协议书》中关于房屋赠与子女的约定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也即变更协议中的所谓赠与并未在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张某1与其婚生子之间不成立赠与合同关系。因此，张某1无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享有任意撤销权，也无权根据该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免除赠与义务，张某1主张撤销赠与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况且，徐州市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房产虽是张某1的唯一住房，但其将该房产赠与婚生子并不影响自身的居住权，同时从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该行为是对张某1履行抚养义务的一种约束和保障。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张某1继续履行2020年1月2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在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时配合将徐州市XXXX号楼XX单元1102室房产登记在张某3名下。案件受理费7075元，减半收取3537.5元，由张某1负担，张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中，上诉人张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所有权存根复印件一张，拟证明涉案的房屋由张某4名下的房屋拆迁得来。2.张某1外婆的住院病历，病历显现张某1外婆是1月20日住院，正值董某与张某1签订协议书时，张某1为急于抽身去看外婆，才被迫同意签署调解协议书，拟证明涉案调解协议书不是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3.李某1赠与张某1房产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被拆迁的这套房产是张某4与李某1赠与张某1的。经庭审质证，董某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被拆迁的房子是张某4的。房产证1××6年4月17日颁发，所有权人是张某4，张某4与李某1大概是在1994年的时候离婚，这个证据证明张某4名下的房产跟李某1无关，而且与房产证存根同在一张纸上的人民调解书上，也没有李某1的名字。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也无法证明张某1所要证实的调解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赠与协议的内容与调解协议内容矛盾，李某1无权处置协议中所述的房产。被上诉人董某向本院提交2020年9月3日张某4写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张某1和董某协议中涉及的两套房子是张某4赠与张某1和董某二人的，还证明调解协议书真实有效，是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张某1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内容是打印的，特定意思格式化，张某4亦没有到庭，是否是张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知道，签字也不像张某4的签字。该证据出具时间是在一审判决作出后的2020年9月3日，不具有证据的效力。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张某1与董某离婚时达成《离婚协议》，对子女的抚养问题、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后因孩子抚养等问题产生纠纷后，双方又于2020年1月21日在派出所签署《调解协议书》，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进行了协议变更。首先，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书时，张某1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理解调解协议的内容并能预见到该调解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虽然张某1辩称签署调解协议是为了急于抽身去看望外婆，签署调解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在法庭询问时，张某1明确，不存在派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强迫其签署调解协议的情况。另外，调解协议内容清楚、明了，张某1亦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情况，故其关于调解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辩称不足采信。再次，该调解协议系张某1与董某签订的关于涉案两套房产如何分割的问题，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张某1上诉称，涉案房屋是其父母赠与张某1个人的，张某1未取得所有权，协议不产生效力。一方面，虽然张某1主张本案涉及到的两套房产是其父母赠与张某1个人，但张某1在离婚协议中明确该两处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并约定其中一套归董某所有。在后来调解协议中张某1亦同意该两处房产分别办在婚生子和婚生女名下，并约定张某1、董某分别对该两处房产仅享有居住权而无所有权。根据上述事实，张某1关于其将父母赠与个人的房产误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定，张某1尚未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不是导致其与董某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的法定事由，张某1关于其尚未取得所有权，签订的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合以上分析，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张某1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一审判决支持董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75元，由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 红审判员 赵淑霞审判员 王 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尹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