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311民初2332号 原告：于庆华，女，1950年1月3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江苏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红波，男，1978年4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吉，江苏恒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莉，江苏恒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飞，男，1981年9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原告于庆华与被告宋红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通知袁飞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2020年12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庆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被告宋红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吉、许莉，被告袁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庆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宋红波偿还原告借款240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宋红波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宋红波因资金周转多次向原告借款。2013年11月17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120万元，双方经过结算被告出具借据。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拖延。 被告宋红波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是朋友关系，双方之间只是认识但并不熟悉也不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涉案借贷事实没有实际发生，而是案外人袁飞为其私利一手操控，原告在本案原一审起诉之前也从未向被告索要过涉案债务，因此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外人袁飞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请求法庭依法追加袁飞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另外，铜山公安分局铜山派出所已受理被告就原告和袁飞涉嫌制造、假借银行流水合谋诈骗、利用虚假诉讼共同侵占被告巨额钱款一事的报案，法庭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审查。 被告袁飞辩称，同意于庆华对宋红波的起诉，在铜山法院审理此案期间我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参加诉讼也会如实陈述，观点不变。 原告于庆华为证实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书写于同一纸A4张上的借条三份，其内容分别为：今借于庆华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借款人宋红波，2013.11.17日；今借于庆华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00￥）。借款人宋红波，2013.11.17日；今借于庆华现金贰拾万元正（￥200000.00）。借款人宋红波，2013.11.17日。上述借条金额及借款人处均加按有手印。 原告以上述证据拟证明被告宋红波共计向其借款240万元。 经质证，被告宋红波认可上述借条系其亲笔书写，但主张系应袁飞的要求为其帮忙而于2014年3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在汉府雅园北门袁飞的车里书写，当时并没有发生借贷事实；且从形式上看，同一天同一时间段在同一张纸上连续书写的该三张借条涉及240万元巨额资金却未约定利息、用途及归期，明显不合常理、另有隐情，符合套路贷犯罪情形中的“套路”。 经质证，被告袁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主张该三张欠条是在宋红波家二楼卧室由宋红波出具，其中的100万元和20万元借条是宋红波偿还150万元付款凭据中的30万元后更换的借条；120万元的借条是对2013年11月11日由于庆华8326的农行卡打到宋红波工行卡里的120万元出具；宋红波出具上述借条后由袁飞其亲手交给于庆华。 二、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各一份。其中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载明的申请日期为2013年11月11日、业务名称为转账，申请人为于庆华、账号为60×××16、开户行农行三堡支行、身份证件号码及、联系电话138××××8687，收款人为宋红波、账号为62×××30、开户行工行铜山支行，附加信息及用途为贷款，金额为壹佰贰拾万元整，客户签名处签有“袁飞”字样；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载明的内容为：户名袁飞、卡号62×××15、交易日期20120301、交易类型银行卡卡卡转账、取款金额1500000元、账户余额0元、转入户名宋红波、转入账号62×××18。 原告以该组证据拟证明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宋红波转账120万元、通过袁飞账户向宋红波转账150万元完成向被告宋红波出借款项的行为。 经质证，被告宋红波对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该凭证系袁飞借用宋红波银行卡帮于庆华过账产生且相关款项也于次日由袁飞操作POS机分六次转入袁飞自已的银行卡中；被告宋红波对交易时间为2012年3月1日、金额为150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未提异议，但主张其与借条所载金额没有关联，称当时其本人银行卡中约由四、五百万的资金，根本不需要借款，且上述款项由袁飞账户转入宋红波账户的当天自宋红波尾号为xxxx的账户也汇入袁飞尾号为xxx账户150万元，该资金是宋红波为袁飞主谈的一个贷款项目将自有资金先打入袁飞卡，因业务没有谈成当日下午根据双方一起做放贷业务的交易惯例将资金原路返回。另外，上述款项的汇款时间与借条落款日期及借条真正书写时间均不一致，事实上宋红波也没有收到或使用借条上所记载的借款，因此原告主张的借款根本没有发生。 经质证，被告袁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主张150万元的汇款凭据是宋红波持袁飞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在农行铜山新区支行办理完汇款后亲手交给袁飞并出具了欠条；120万元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是于庆华安排袁飞从于庆华的农行卡汇款到宋红波工行卡。 被告宋红波为证实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一份。其上载明：户名宋红波、卡号62×××18、交易日期20120301、交易类型银行卡卡卡转账、取款金额150万元、账户余额682362.18元、转入户名袁飞、转入账号62×××15。 被告宋红波以此拟证明其于2012年3月1日为方便袁飞主谈贷款业务先打入袁飞银行卡150万元。 原告在原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以该回单没有加盖银行印章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宋红波与袁飞之间的交易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没有必然关联，且被告宋红波对该150万元的用途在各次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 经质证，被告袁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主张该汇款是宋红波向其归还此前欠付的150万元，但同一天下午宋红波又持袁飞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在农行新区支行将该150万元转走并将加盖公章的转款凭据交给袁飞。 二、中国银联特约商户签购单一份。该签购单备注处签有“袁飞”字样，其打印部分的主要内容为：商户名称徐州中央商场、终端编号xxxxx、卡号62×××30、发卡机构工行、交易类型消费、日期2012/11/10时间14:14:53、金额2680元。 被告宋红波以此拟证明袁飞曾使用其银行卡消费并签字确认，进而证明袁飞称从未使用过宋红波银行卡系虚假陈述，因此其证言不可信。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称该交易过程涉及袁飞，与原告无关。 经质证，袁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该签购单系其陪同宋红波前往百货大楼购物所用，当时宋红波因在试衣服或鞋而让袁飞拿卡付款，故由袁飞刷卡并签字。 三、视频光盘一份，其中共分五段。被告宋红波主张该视频于2018年3月24日晚上在宋彩云家中用微型摄像机录制，在场人为张红（宋红波之妻）、宋彩云（宋红波二姐）、王艳军（宋红波大姐夫）和袁飞。视频中与本案有关的谈话内容有：王艳军：让律师问宋红波了，宋红波说他不欠于主任的钱，你（指袁飞）能证明的，他说你知道这里面的事，他说没借过这个钱。袁飞：本来这个钱是通过我给宋哥的，当时宋哥从中间还了一点，还过之后就全部改成于主任的名了，原条和汇款凭证都在于主任手里……中间这很长时间于主任问宋哥要钱，我给她说宋哥出去要钱了，要不她早就想找宋哥要钱了。宋彩云：宋红波说他没拿于主任的钱，他和于主任之间没有帐，袁飞最知道这里面的事。袁飞：我知道这件事，当时是打我的名，我拿于主任的钱给的。到时候于主任一退休呢，当时欠条都打我的名，到时候都改……宋彩云：是他欠你的钱，你又欠于主任的钱。张红：没拿于主任的钱，宋红波不认识于主任，于主任也不会借钱给宋红波用的。袁飞：对，借钱时宋红波通过我手借的，于主任搁我名上不放心，就全部改成她的名了，宋哥一共给她打了三张欠条，连汇款凭证都给于主任了……他没往于主任借过钱，他是经过我借的。宋彩云：宋红波说跟你有账，没算账。袁飞：现在宋哥不欠我一分钱，把帐都转给于主任了，他打欠条。他拿于主任的钱都是通过我的手给于主任的，当时还有一笔账是于主任的卡直接打给他的。宋彩云：他这个每一笔给钱都是你拿于主任的钱给宋红波的。袁飞：对。宋彩云：宋红波是这样说的，他不欠于主任的钱也没有向于主任借过钱。袁飞：对。宋彩云：都是少你的钱，和袁飞有账，打这个条是当时于主任往你要钱……袁飞：当时打条是在北门车里打的，当时于主任问我要钱，我说于主任也要钱，于主任搁我身上不放心，当时宋哥的条都是打在我身上的几百万，然后我说打给于主任，他说那打给于主任好吗？我又不认识她。我说那你……你又不跑又不那个的，她也知道宋哥不那个了吗，中间人我都给她说了她那个。宋彩云：袁飞你到时候开庭得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袁飞：……虽然他不欠于主任的钱，她都是经过我的手打给他的。其实还不止这个数，中间还有两年的利息，这个条没写约定利息。宋彩云：宋红波和于主任都是经你袁飞，宋红波和于主任没有直接去借钱……宋红波说当时他和袁飞没有算账，他是少你的钱，但是当时你少于主任的钱，当时你给他说你怕于主任问你要钱，你让宋红波先打一个条让于主任看一下，当时在你车里五点多的时候给你打了三个条，同一天打的，打完这个条之后他又和给你算清账了。在打条的时候你和宋红波的帐还没有算清，条是14年打的。袁飞：不是的，当时的钱比这个钱多，当时是孟利给还的……我回家看看账本去。宋哥的账本是怎么记的？宋彩云：宋红波的日记是这样记的，宋红波的卡还剩300多块钱，袁飞说于主任的120万不想让别人知道，想用他的卡走一下帐，然后你把他的卡拿走了，你把于主任卡里的钱转到他的卡里，然后你就从他的卡里把钱转走了，这个卡用完之后你就还给他了。袁飞：宋哥手里当时有我三个行的卡……当时他说这个钱出进都用你的卡……我手里没有宋哥的卡，以前有他一张信用卡给他还的。宋彩云：袁飞，这120万到底怎么回事……我看那120万是打进宋红波账户，转进来就用pos机刷走了。宋红波给律师说，袁飞说于主任结了一笔钱，不想让别人知道，想用宋红波的卡转一下帐再划走，就是过一下帐。袁飞：pos机、pos机……pos机我不知道，pos机刷的，他怎么能用pos机刷钱……谁有那么大的pos机能一次刷那么多钱……你说的那个pos机我真的不知道……当时宋哥手里有我好几个卡……张红：你和宋红波之间你们两个人的帐你们最清楚……他的日记本记得也很详细，就是买菜20块钱他都记上，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记得很清楚。他就说对这个120万和欠条很茫然……真实这个钱他没用，硬把这个钱栽到他的头上，他也不能认这个帐。袁飞：当时他以前和于主任不认识，是经我手打给人的，我确实是拿于主任的钱，宋哥他知道当时这些钱是于主任的，我当时给他说拿谁拿谁的钱……张红：宋红波给你打过欠条吗？袁飞：以前给我打过条，我把以前给我打的欠条交给宋哥，宋哥又改于主任的名。张红：我看法院寄给我的东西，一个是这个120万，另一个是你的名字打给宋红波的150万，就这两个条。袁飞：我打给宋哥150万，那150万就是于主任的钱，我没有往别人借过钱，都是于主任的钱……当时他（指宋红波）手里有我一个工行卡、一个农行卡，三个卡都给他了……我手里没有他的卡，就他一个信用卡，他在二院的工行办的信用卡……。 被告宋红波称视频中的分段是系统自动分区而非拼接剪辑，以此拟证明涉案借款没有真实发生以及袁飞在原一审法院出庭作证时陈述前后矛盾，系作伪证。 经质证，原告主张其对此并不知情。 经质证，被告袁飞认可该视频是与其的谈话记录，但主张系应宋红波二姐的要求商量宋红波被拘留的事，且当时宋红波的二姐承诺不进行录音；该视频录音存在分段说明该视频有可能是采用拼接剪辑方式整理，可能与当时的谈话内容不一致，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四、被告宋红波自行记录的载明日期为2014年3月12日晚的日记一页。其内容为：我欠袁飞的帐总欠款（￥192万元正），包括2012年我帮忙借给龙大50万（伍拾万元正）、2012年我和袁飞共100完（壹佰万元正）（宋66万、袁飞34万）与杨裕建一起借给张保东、尚玉峰有8万（捌）万元整我借袁飞的（此帐尚玉峰已清在我身上）、2012年3月初我借陆建林的借款里有袁飞壹佰万元正（￥100万），合计（50+34+100+8）=192万元（壹佰玖拾贰万元正）；我还袁飞的合计壹佰肆拾万元正包括2013年2月1日还袁飞贰拾万元正（我买孟利睢宁房款）、2013年12月（15-17日）我农行卡转袁飞农行卡壹佰贰拾万元正（孟利网银退我的转农行卡的）；2014年3月12日下午5点左右汉府北门袁飞车里我帮袁飞给于庆华打借条三张（a、b、c）均为帮忙未收到款（a、壹佰万元、b、壹佰贰拾万元、c、贰拾万元）一张A4纸上，因袁飞说怕于主任马上要钱，我与袁飞还未算账，借条落款日期2013年11月17日。宋红波另在该内容上方注有“特写说明已备需用”字样。 被告宋红波称其记载的于2014年3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在汉府雅园北门袁飞车里帮忙为袁飞出具给于庆华借条三张的内容与袁飞在视频证据中陈述的打条过程一致，以此拟证明袁飞说谎以及宋红波与于庆华之间只是认识但并不熟悉，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日记内容系被告单方记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经质证，被告袁飞对该证据未发表意见。 五、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30、账号为11×××79的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两份、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及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一份、付款账号为62×××18的银行卡2019年12月16日交易记录一份。其中显示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30的银行卡于2013年11月11日自对方账号为62×××16的银行卡汇入120万元，2013年11月12日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30的银行卡通过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POS向袁飞名下卡号为62×××75的账户转账六次，每次转出金额均为20万元；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袁飞；卡号为62×××18的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该银行卡于2013年12月16日通过转账电话向袁飞名下账号为62×××75的账户转账四次，金额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 被告宋红波以此拟证明其分别于2013年11月12日和2013年12月16日各打入袁飞卡中120元，按照原告的举证逻辑，上述款项应当是用来偿还原告的款项，因此被告宋红波早已不欠所谓“借条”上的借款。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上述银行交易发生在宋红波与袁飞之间，与原告无关。 经质证，被告袁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2013年11月12日六次转入其账户的120万元就是2013年11月11日从于庆华农行卡打到宋红波工行卡里的120万元，但主张该转款行为系宋红波用袁飞的农行转账电话转到袁飞卡中，款项最后都被宋红波慢慢取走，对该款项宋红波在2013年11月17日给袁飞出具的借条；62×××18农业银行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是宋红波使用袁飞的转账电话操作，该款项与2013年11月12日的钱是一笔款项，后期被宋红波循环支取。 六、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18的银行卡卡转入转出查询一份。其中显示该银行卡2012年2月8日自户名卡号为杨裕建62×××19的银行卡转入8万元、同日自该卡转至户名卡号为杨裕建62×××19的银行卡中8万元，2012年6月9日自该卡转至户名卡号为董奎62×××15的银行卡10万元、同日自卡号为董奎62×××15的银行卡转入该卡10万元，2013年8月9日自户名卡号为袁飞62×××75的银行卡转入该卡9万元，同日该卡转至袁飞袁飞名下62×××75的银行卡中9万元。 被告宋红波主张其与杨裕建、董奎及袁飞等人做放贷业务期间，资金由主办人经手，如果业务没谈成就原路返还给出资人，进而证明宋红波与袁飞之间2012年3月1日的的150万元资金往来也是由于放贷业务没做成产生的资金原路返回流水。 经质证，原告以该银行流水并不完整而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该银行交易流水涉及案外人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认为宋红波在多次庭审中陈述相互矛盾，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质证，被告袁飞主张本案与杨裕建、董奎没有关联且其并不认识董奎。 七、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18的银行卡个人明细查询一份。其中显示该银行卡2012年3月1日的交易分别为：入账100万元（摘要为归还借款）、入账100万元（摘要为归还借款）、入账70万元（摘要为归还借款）、支出20万元（摘要为转支至xxxxx朱敏）、入账98.2万元（摘要为转存自xxxxx刘治成）、支出40万元（摘要为转支至xxxxx温海洋）、支出90万元（摘要为转支）、支出0.8元（摘要为转支）、支出150万元（摘要为转支至62×××15袁飞）、入账150万元（摘要为转存）、支出200万元（摘要为转支）、入账109470元（摘要为转存）、支出5000元（摘要为现支）、支出5000元（摘要为现支）、支出2100元（摘要为现支）。 被告宋红波以此拟证明2012年3月1日其银行卡中始终有接近400万元的资金，根本不需要再向袁飞借取所谓的150万元。 经质证，原告主张该个人明细查询不完整，其涉及的内容也是与案外人发生而与本案无关，称即使宋红波名下有资金也与其是否需要借款不具相关性，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经质证，被告袁飞主张虽然宋红波说其银行卡在2013年3月1日的余额接近400万元，但其系在进账后才向袁飞归还150万元，且其卡中的钱全部在同一天支出，说明当日他把所有钱都归还借款人了。 八、徐文种于2012年1月22日向宋红波出具的借款借据复印件一份、宋红波分别于2012年7月30日、2012年11月12日向叶萌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各一份。 被告宋红波以此佐证涉案借条为虚假，借款没有真实发生。 经质证，原告以上述证据为复印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借据存在多种形式，宋红波提交的借条系其与案外人发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经质证，被告袁飞称其不懂该组证据，主张其与本案没有关系。 被告袁飞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未提交证据，但其在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曾提交账号户名为62×××15袁飞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其中显示2012年3月1日转存150万元、转支150万元。被告袁飞主张该银行卡交易名下可以证明150万元的交易顺序。 另外，铜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曾经调取了被告宋红波与被告袁飞之间150万元交易的银行卡取款凭证，该两份银行卡取款凭证载明的交易日期均为2012年3月1日，其中显示自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18银行卡转至袁飞名下卡号为62×××15银行卡的150万元系由宋红波在农业银行铜山县支行办理，日志号为xxxxx；自袁飞名下卡号为62×××15银行卡转入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18银行卡的150万元系由宋红波在农业银行铜山新区支行代为办理，日志号为xxxxx。 本院在审理中根据被告宋红波的申请调取了被告袁飞名下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及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有关账户的交易记录。其中显示袁飞与于庆华、袁飞与宋红波在2011年至2014年间曾存在频繁交易。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除与原告的交易之外袁飞与案外人的往来款项与本案无关。 经质证，被告宋红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主张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袁飞与于庆华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其中涉案的120万元转到袁飞尾号为xxx的银行卡中后于2013年11月13日转入袁飞尾号为xxx的银行卡中40万元、同日转给石城（供销社职工）20万元、2013年11月19日又转给石城20万元和152500元、2013年11月23日分两次转给石城各20万元、2013年11月18日转给于庆华对象唐尚诗2050元、2013年11月19日转给于庆华女儿唐娜12500元、2013年11月26日打给于庆华20万元和145000元，在此前后没有一笔款项打给宋红波及与宋红波相关联的人，也就是说该120万元全部被袁飞用掉。 经质证，被告袁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2013年11月13日转至其银行中120万元后由宋红波从其手里支走一部分现金，而在2013年12月16日宋红波用袁飞的转账电话来回给其债权人孟莉刷了120万元的流水，向石城转款的15万元是宋红波用袁飞的转账电话打出的，转给唐尚诗和唐娜的款项与本案无关。 另经检索，本院曾于2019年12月4日对被告人汤柏松、李奎霖、宋红波、董丽玲、李晓春、夏鹏刚、朱龙、李硕、路晓宁非法经营罪作出（2018）苏0311刑初321号刑事判决，判决书载明：2015年12月至2017年3月间，被告人宋红波、董丽玲共同出资入股、经营江苏宝方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称宝方公司）期间……在被告人宋红波、董丽玲共同领导下，宝方公司业务人员采取前述虚假宣传方式发展客户，客户交易产生手续费、仓息、点差、客户亏损共计人民币560余万元，宝方公司获得利益分成共计人民币420余万元，被告人宋红波、董丽玲分别获得宝方公司分红40余万元，20余万元……宋红波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7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8月25日被逮捕。判决认定被告人宋红波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19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及其当庭陈述，结合本院查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于庆华原系铜山区三堡供销社负责人，被告袁飞系原告于庆华的司机；被告袁飞于2004年入住文苑小区x-x-xxx室、被告宋红波于2005年入住文苑小区x-x-xxx室；2009年3月，被告宋红波通过被告袁飞购买三堡供销社的客货车，原告于庆华因此与被告宋红波相识，后被告宋红波曾因其小孩舅监狱服刑一事找过原告于庆华。 被告袁飞于2009年自三堡供销社承包化肥农资业务，并于2013年2月3日注册了个人经营的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该期间原告于庆华给予袁飞在给予了资金、业务等方面的帮助，而原告于庆华的银行卡业务均由被告袁飞办理。 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袁飞与原告于庆华、被告袁飞与被告宋红波的银行卡间曾存在频繁转账交易，其中2012年3月1日自宋红波卡号为62×××18的银行卡转入袁飞62×××15银行卡150万元，同日由袁飞卡号为62×××15的银行卡转入宋红波卡号为62×××18银行卡中150万元，该两笔业务均由宋红波办理。2013年11月11日，被告袁飞经手自原告于庆华名下卡号为60×××16的银行卡中向被告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30银行卡转账汇款120万元，2013年11月12日，被告宋红波卡号为62×××30的银行卡通过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POS交易的方式分六次转至袁飞名下卡号为62×××75的银行卡120万元（各为20万元）。2013年12月16日，自被告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18的银行卡分别向被告袁飞名下卡号为62×××75的银行卡转账20万元、20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2014年8月11日，被告袁飞经手自于庆华名下卡号为62×××41的银行卡中转入被告宋红波卡号为62×××30银行卡50万元，2014年8月12日，被告宋红波名下卡号为62×××30的银行卡向被告袁飞名下卡号为62×××75的银行卡汇款50万元。 上述期间内，被告宋红波向被告袁飞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17日、书写于同一张A4纸上的借条三份，内容分别为：今借于庆华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借款人宋红波，2013.11.17日；今借于庆华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00￥）。借款人宋红波，2013.11.17日；今借于庆华现金贰拾万元正（￥200000.00）。借款人宋红波，2013.11.17日。被告袁飞主张上述借条系2013年11月17日被告宋红波在其家中二楼卧室出具后向其交付，其随后交付给原告于庆华；被告宋红波则主张该借条系应袁飞的帮忙要求在其居住的汉府雅苑小区北门袁飞的车里书写，借条书写时并无借款发生。 2017年7月20日，被告宋红波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后于2017年8月25日被批捕。2019年12月4日，本院对宋红波等人犯非法经营罪作出（2018）苏0311刑初321号刑事判决，其中判处宋红波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19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 2018年2月27日，原告于庆华向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要求被告宋红波偿还借款240万元。原告于庆华在该案审理中以其持有的被告宋红波书写于同一张A4纸上、落款日期均为2013年11月17日的三张借条及2012年3月1日被告袁飞62×××15银行卡转入被告宋红波62×××18银行卡15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和2013年11月11日由被告袁飞填写自于庆华卡号为60×××16的银行卡汇付至宋红波卡号为62×××30银行卡120万元的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其与被告宋红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主张被告宋红波每一次借款均出具借条，涉案借条是其把宋红波原出具的借条交给被告袁飞由袁飞让宋红波换的总条。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前的2018年3月24日，被告袁飞应邀前往被告宋红波二姐宋彩云家中与张红（宋红波之妻）、宋彩云及王艳军（宋红波大姐夫）就宋红波涉嫌犯罪及原告于庆华诉讼的相关事宜进行谈话，被告宋红波家人使用微信摄像机对该次谈话录制了视频。视频资料显示：针对宋红波否认曾向于庆华借款的问题，袁飞陈述系其拿于庆华的钱给的宋红波，宋红波每次都向袁飞出具的条子；后因于庆华向袁飞要款袁飞找到宋红波，宋红波称不认识于庆华而对向于庆华出借借条存在疑虑，后在袁飞的要求下在（汉府雅园）北门车里出具了涉案的三份借条；袁飞将该三份借条连同汇款凭证交给于庆华。在宋彩云提到宋红波日记记载袁飞拿走宋红波的银行卡将于庆华的120万元转入该卡又将该款转走而将银行卡予以归还时，袁飞称宋红波手里有袁飞三个行的银行卡而其本人手里没有宋红波的银行卡，且表示并对该120万经由pos机刷走并不知情。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袁飞曾应原告于庆华的要求出庭作证，袁飞作证称：因宋红波经营民间借贷，袁飞介绍把于庆华的钱借给宋红波，第一次借的150万元是通过袁飞的农行卡转的，当时宋红波向其出具了150万的条子，还有一次是袁飞拿于庆华的银行卡和身份证电汇给宋红波120万元，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2分，但宋红波没有还过钱；在被问及涉案三份借条的出具地点时袁飞称在汉府雅园宋红波家的卧室里。其后的庭审中原告于庆华主张欠付的借款除2013年11月11日的120万元外其余款项分别由其账户2011年11月10日转入袁飞账户的20万元和10万元、2011年12月1日转入袁飞账户的20万元、2012年1月29日转入袁飞账户的20万元以及由唐晓诗账户2011年12月27日转入袁飞账户的30万元和2010年11月1日存入袁飞账户的现金20万元构成。被告袁飞第二次作证称其经手向宋红波出借的150万元分别由于庆华2011年11月转帐30万元、2011年12月转帐20万元、2012年12月9日转账20万元、2011年12月唐晓诗转账30万元和2010年11月1日给付现金20万元及其自有的30万元构成，其将上述150万元交给宋红波也是分笔转账，分别为2011年12月1日60万元、2011年12月10日10万元、2012年1月10日10万元、1月22日1万元、1月23日1万元、2月17日17万元、2月21日17万元、1月30日43万元，上述150万元宋红波曾在2012年3月1日向其归还，但该150万元当天又被转走；后宋红波于2013年2月1日向其归还20万元、于2013年3、4月份向其归还10万元。 另外，原告于庆华主张被告袁飞经手于2014年8月11日自其名下卡号为62×××41的银行卡转入被告宋红波卡号为62×××30的银行中50万元亦是其出借给宋红波的借款且宋红波当时出具了借条，但该款被告宋红波已经归还、借条亦已撕掉。 被告宋红波否认其与原告于庆华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称涉案三张借条是2014年3月12日下午在汉府小区北门袁飞车里出具，当时袁飞说于庆华逼他要钱，请宋红波帮忙以宋红波的名义给于庆华出具借条让于庆华放心，并说这个条只是让于庆华看一下让于庆华相信袁飞说的话，宋红波认为只是给于庆华看一下就在袁飞事先准备好的A4纸上按照袁飞要求的金额、格式和落款日期书写了借条，且在当天晚上回家后即把这件事记在日记上；2012年3月1日宋红波与袁飞之间相互转账的150万元系因袁飞主谈一个贷款项目，为抓住时机方便放款先由宋红波将150万元打入袁飞卡中，因业务没有谈成当日下午按惯例将该资金顺原路返回，与出具的借条没有任何关联；2013年11月11日由于庆华账户汇入宋红波尾号为xxx账户的120万元是袁飞以帮于庆华收一笔账为由向宋红波借用该银行卡完成，该款于2013年11月12日由袁飞亲手操作通过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POS机分六次刷入袁飞名下卡号为62×××75的账户，宋红波对该120万元的进出均不知情；2014年8月1日的50万元是宋红波向袁飞转借而不是向于庆华借款，袁飞打入宋红波的银行卡的款项并不显示从哪里转入，宋红波与袁飞之间的拆借资金每次用完后均会返还到宋红波和袁飞的卡中。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8）苏031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宋红波返还原告于庆华借款240万元。被告宋红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苏03民终4254号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发回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重审。 其后，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以原告于庆华的代理人陈磊与该院工作人员存在亲属关系为由报请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指定管辖，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6日作出(2020)苏03民辖42号民事裁定由本院审理本案。 本院受理本案后，依被告宋红波的申请通知袁飞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原告于庆华明确主张本案与袁飞无关而仅要求宋红波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其成立生效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其一为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其二是实际交付借款。因此，对于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借条等债务凭证以及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以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或者银行转账并非基于双方的借贷关系产生进行抗辩并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的，应当从上述两个要件考察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一般而言，体现借贷合意的借条应当由借款人与出借人就借款事项协商后在款项交付过程中形成，对于事后形成的借条是否反应借贷法律关系则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 本案中，原告于庆华持有被告宋红波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17日的借条并以此为依据主张其与被告宋红波存在借贷关系，但其陈述借条所载款项为被告袁飞银行账户在2011年年底至2012年年初转给宋红波及被告袁飞于2013年11月11日操作原告账户向宋红波汇付，因此原告作为诉讼依据的借条系形成于被告袁飞与被告宋红波之间发生款项交付之后。原告虽然主张被告袁飞向被告宋红波支付款项时被告宋红波曾分别其出具借条且其持有的涉案借条系其将被告宋红波此前出具的借条交由被告袁飞找到宋红波更换形成，但其并未提交此前被告宋红波曾向其出具借条的证据，而被告宋红波主张原告持有的借条系其于2014年3月12日应被告袁飞的要求出具且否认其在此前曾向原告于庆华提出借款请求并出具借据。 综合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为，首先，就各方关系而言，两被告均认可双方曾为对门邻居且关系比较密切，根据两被告间银行交易流水发生的频度、时间和金额并结合双方均存在使用对方银行卡消费、转账情况，应当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合作从事过桥资金经营或相互拆借资金关系的事实；原告于庆华与被告袁飞原为上下级关系且原告于庆华在被告袁飞自三堡供销社承包经营化肥农资业务的过程中给予了资金、业务等方面的帮助，结合原告于庆华将其银行卡业务交由被告袁飞处理的事实，应当认为原告于庆华对被告袁飞信任有加且原告相当资金均由被告袁飞掌控；而被告宋红波系因购买三堡供销社的车辆而经由被告袁飞与原告于庆华认识，其后原告于庆华与被告宋红波虽因被告袁飞曾存在交往，但双方之间的关系远远达不到借款不需出具债务凭证的程度。其次，原告于庆华与被告袁飞虽然对被告宋红波自行记录的日记不予认可且对被告宋红波提交的视频证据提出质疑，但被告袁飞并不否认视频证据中其本人陈述的真实性。视频证据显示，被告袁飞称原告作为本案诉讼依据的三份借条系由宋红波在汉府雅园北门的车里出具与被告宋红波的陈述及其日记记载的内容向一致，但与被告袁飞庭审中陈述的涉案借条形成经过相矛盾；被告袁飞在视频中称被告宋红波此前并未出具过以原告于庆华为借款人的借条且被告宋红波在出具涉案三份借条时称与于庆华不认识（应为不熟悉），亦与原告于庆华主张涉案借条系其将宋红波此前向其出具的借条交给被告袁飞找到被告宋红波换取的陈述相左，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被告袁飞及原告于庆华庭审中有关陈述不能采信。结合原、被告各方的关系及其资金往来的情况，应当认为涉案借条系宋红波应被告袁飞的要求出具而非被告宋红波与原告于庆华合意作为。第三，从资金往来及操作过程来看，原告于庆华与被告袁飞及被告袁飞与被告宋红波之间银行交易较为频繁，而原告于庆华与被告宋红波之间直接发生的银行转账交易仅有2013年11月11日自于庆华名下账户转入宋红波名下账户的120万元和2014年8月1日自于庆华名下账户转入宋红波名下账户的50万元，而上述转账行为均由被告袁飞操作完成，应当认为原告于庆华与被告宋红波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经济往来。最后，被告宋红波虽然于2012年3月1日自袁飞卡号为62×××15的银行卡中将150万元转入其本人卡号为62×××18的银行卡中，但该转账金额与当日早些时候被告宋红波自其银行卡中向袁飞上述银行卡转账的金额相同，结合被告宋红波提交的2012年2月8日其与杨裕建、2012年6月9日其与董奎及2013年8月9日其与袁飞之间相互转账的证据，被告关于该150万元系被告宋红波与袁飞之间基于经营过桥业务而进行资金互转的主张应更符合双方间真实的交易情况，故该150万元不能确认系基于借贷关系产生的借款交付；而此前由原告于庆华账户于2011年11月10日转入袁飞账户的20万元和10万元、2011年12月1日转入袁飞账户的20万元、2012年1月29日转入袁飞账户的20万元以及由唐晓诗账户2011年12月27日转入袁飞账户的30万元与袁飞主张的其分别于2011年12月1日向宋红波转账60万元、2011年12月10日向宋红波转账10万元、2012年1月10日向宋红波转账10万元、1月22日和1月23日各向宋红波转账1万元、2月17日向宋红波转账17万元、2月21日向宋红波转账17万元及1月30日向宋红波转账43万元无论在时间还是金额均存在差异，结合原告于庆华与被告袁飞、被告袁飞与被告宋红波之间频繁发生的银行转账行为以及原告于庆华银行卡业务由被告袁飞办理的事实，原告于庆华向被告袁飞的转账金额并不能认定为系其基于借款向被告宋红波交付的款项；至于2013年11月11日自于庆华账户向被告宋红波账户汇付的120万元及2014年8月1日自于庆华名下账户转入宋红波名下账户的50万元，因上述转账行为均由被告袁飞操作完成，且被告宋红波的银行账户接收上述资金的次日（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8月12日）即分别向袁飞名下卡号为62×××75的银行卡转款120万元（通过被告袁飞经营的铜山区美源农资经销部POS机分六次转出）、50万元，被告袁飞虽然主张其该收款银行账户一直由被告宋红波掌握使用但却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上述款项均不能认为系原告于庆华向被告宋红波交付的借款，也不能认定上述款项为被告宋红波占有使用。 综上所述，原告于庆华虽然持有被告宋红波出具的三份借条，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于庆华与被告宋红波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不能证明原告于庆华确实向被告宋红波交付了相应借款，因此不能确认原告于庆华与被告宋红波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于庆华要求被告宋红波偿还借款240万元的诉讼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于庆华与被告袁飞之间以及被告袁飞与被告宋红波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关系，因原告于庆华明确主张本案与被告袁飞无关、被告袁飞与被告宋红波在本案中均未提出相关主张，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庆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原告于庆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凤金 人民陪审员  徐 红 人民陪审员  曹继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邱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