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新平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1029289268。法定代表人：刘庆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林，男，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职员，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娇，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映和，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村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金通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映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7民初4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淼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金通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林、张海娇，被上诉人杜映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通远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杜映和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杜映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书关于认定杜映和何时离职的事实，未采信金通远公司提交的考勤表，而是仅凭推断无依据认定其离职时间2019年12月27日。另根据其“本院认为”部分称员工离职前两年的工资表及考勤情况应当由金通远公司提交，金通远公司已经提交了合法有效的考勤表及工资发放情况，足以证实杜映和的离职时间。至于所谓庭审出庭的证人，其几人早已从金通远公司离职，且杜映和与几人均为工友关系，为其做了伪证亦是正常。再者，根据本院认为的关于工作是何时完工的，完全采信了杜映和无事实依据的陈述，根据判决书“另查”部分中杜志宝、杜映和及蒋立志均称模板于2019年12月25日拆除完毕，但是本案最终认定金通远公司支付杜映和工资至2019年12月27日，显然也是矛盾的。金通远公司已经提供了合法有效的工资表、考勤表及工资支付记录，可以证实杜映和实际工作时间，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一审法院就是在无限加重金通远公司责任，变相支持杜映和无事实依据的讨薪行为。综上，金通远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故请求贵院依法裁判，维护金通远公司合法权益。杜映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金通远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杜志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金通远公司给付拖欠其工资52200元、租房费15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工程系金通远公司承建，木工负责人为李国良，杜映和与杜志宝是组长，考勤及工作量由组长上报至李国良，最后由李国良制作考勤表及工资表上报至公司。金通远公司与杜映和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显示工资标准为400元每日，但实际按照每日300元标准发放，杜映和在工资表及考勤表上签字未提异议。杜映和主张工程于2019年12月27日完工，完工后其还要给工人结算，其实际工作至2020年1月。金通远公司称杜映和仅在涉案工地工作至2019年10月15日，工资已付清，否认欠杜映和工资。2020年6月10日，杜映和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金通远公司给付其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28日工资52200元及租房费15500元。2020年7月30日，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裁决书，驳回了杜映和的仲裁请求。杜映和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具体诉请如前所述。另查：根据地方政府规定，2019年11月15日后涉案工程主体部分需要停工，此后需要木工拆模板。金通远公司称模板于2019年12月15日拆完。杜映和、杜志宝、蒋立志称模板于2019年12月25日拆完，此后蒋立志又干了3天地下室的工作。金通远公司提供的考勤、工资发放表均显示杜映和在2019年10月15日之前工资已经发放完毕。金通远公司提供的2019年10月15日之后的考勤及工资表中均无杜映和名字。再查：彭某与刘小生均系木工，孙继军（音译）系钢筋工带班人员。庭审过程中，杜映和申请了证人彭某出庭作证。彭某称其2019年在涉案工程工地做木工，杜映和是其班长，杜志宝管技术，蒋立志是工人。除了下雨，他们天天干活，有时是点工，每天300元，有时是包工。杜映和算其工作量后上报给公司，杜映和为其上报至12月，其干到2019年12月28日。蒋立志是与其一起走的，杜映和、杜志宝后期还要算账，其走时他们还未走。庭审中，法庭对李国良进行了调查，其表示，杜映和、杜志宝与蒋立志都是12月底走的。因为蒋立志进场时没做记录，没签合同，公司不让报其工资，蒋立志是日工，没说工资标准，其手里也没有后几个月考勤情况和工作量记录。因为公司不准，2019年10月15日之后李国良自己和杜映和、杜志宝的工资也都没上报。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又根据金通远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记录随机与涉案工地木工刘小生进行调查，其表示其是木工，一直干到阴历11月24日下午，全部拆完其才走，活少人多，一个月能干上二十一二个班就不错了。其走时杜映和、杜志宝还没走。一审法院又与无利害关系的涉案工程钢筋工带班人员孙继军联系，其表示，其认识杜映和、杜志宝与蒋立志，他是11月中旬就离场了，他们还要拆模，具体哪天走的他不清楚。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调查笔录、施工人员进场名册、考勤表、工资发放表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金通远公司提交的2019年10月15日前考勤表、工资表有杜映和签字确定，可以认定实际履行中其工资标准已经由每日400元变更为每日300元，2019年10月15日前其工资已经结清。考勤表及工资表由金通远公司自行制作，其提交的2019年10月15日后考勤表及工资表中无杜映和内容，并不足以认定2019年10月15日后杜映和已经离职。且金通远公司自己雇佣的管理人员、杜映和的木工工友都能证明杜映和在金通远公司涉案工地工作至2019年12月月底，无利害关系的其他工种工友也证明杜映和至少工作至2019年11月15日之后，以上均能推翻金通远公司提交的2019年10月15日之后的考勤表及工资表。又因仲裁前2年劳动者的考勤及工资发放情况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现用人单位举证不利，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杜映和2019年10月15日之后休假情况不予考虑。但根据杜映和自述涉案工程木工工作是于2019年12月27日彻底完工，故一审法院支持其工资至2019年12月27日，其完工后的结算工作系其作为组长的附随义务，不应算作工作时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杜映和主张租房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金通远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杜映和2019年10月16日至2019年12月27日之间工资共计21900元；二、驳回杜映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金通远公司向本院提交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案涉工程是由王建林承包后，又将劳务部分分包给李国良，李国良组织杜映和等人进行施工。因此杜映和与金通远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与李国良之间成立劳务关系。杜映和当庭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自己并不认识王建林，也从未见过该份劳务分包合同，自己是与金通远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系案外人王建林与李国良签订，与本案缺少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经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金通远公司与杜映和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2.杜映和的工作期限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双方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一节，本案一审中金通远公司主张其与杜映和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10月15日解除，此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认可杜映和于2019年12月27日离职。二审期间，金通远公司又主张金通远公司与杜映和之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而是由李国良将任务分包给杜映和，杜映和与李国良之间成立劳务关系。金通远公司前后陈述存在矛盾，根据禁反言原则，本院对其上述意见难以采信，认定金通远公司与杜映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杜映和的工作期限一节，金通远公司与杜映和签署《劳动合同书》中虽载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终止，但金通远公司自己雇佣的管理人员李国良、工地工友均能证明杜映和在金通远公司涉案工地工作至2019年12月底。金通远公司虽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持异议，但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一审法院采信相关证言并无不当。虽然杜映和认可模板拆除完毕的时间为2020年12月25日，但模板拆除完毕不代表案涉工程的所有工作均已完成，鉴于金通远公司无法提供2019年10月15日后的考勤记录，本院亦采信杜映和的主张，认定其工作至2019年12月27日。一审法院根据杜映和实际工作的天数及日工资标准，计算其2019年10月16日至2019年12月27日之间的工资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金通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