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甘执复293号 复议申请人：易子琦（第三人），男，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民乐县人。住甘肃省民乐县。 申请执行人：甘肃兴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张掖市兴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县府南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719094036N。 法定代表人：胡林鹏，该公司经理。 被执行人：民乐县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甘肃省民乐县县府西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22695630278U。 法定代表人：兰春香，该公司经理。 复议申请人易子琦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掖中院）（2020）甘07执异3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掖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甘肃兴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鼎公司）与被执行人民乐县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兴鼎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向张掖中院书面申请追加第三人易子琦为被执行人。该院受理后，作出（2019）甘07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荣昌公司不服，提出复议。本院审查后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甘执复64号执行裁定，该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张掖中院撤销（2019）甘07执异48号执行裁定，发回张掖中院重新审查。张掖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2020）甘07执异36号执行裁定。第三人易子琦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 张掖中院查明，兴鼎公司与荣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张掖中院审理后于2013年8月22日作出（2010）张中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定：一、荣昌公司支付兴鼎公司工程款7992771.5（含防盗门款12000元），扣除荣昌公司已支付4115269.01元，下剩3877502.49元限荣昌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予以偿付；二、上述第一项款项，由荣昌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2010年10月1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期间的利息；三、上述第一、二项所确定的款项，兴鼎公司在本院保全的房屋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荣昌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2月16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作出（2013）甘民一终字第27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定：一、维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张中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张中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荣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兴鼎公司支付工程款2766640.09元；三、变更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张中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兴鼎公司承担欠付工程款2766640.09元的利息（自2010年10月1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该判决生效后，荣昌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兴鼎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张掖中院于2014年6月5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张中执字第26号。 张掖中院另查明，该院在执行本案过程中，易子琦一直出面参与该案的执行事宜，在执行笔录中陈述其系荣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承诺履行本案的债务。 张掖中院认为，第三人易子琦认可其系荣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分别在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12月2日的执行过程中，数次陈述自愿代为履行本案的债务，该陈述是在法院主持下，记载于法院的执行笔录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即“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合议庭认为，第三人易子琦在执行笔录中的陈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易子琦的陈述是自愿的，并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其次，其意思表示为自愿代替本案被执行人荣昌公司履行债务；再次，该陈述代为履行债务的内容明确具体，法院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第四，第三人易子琦在法院数次执行中的陈述一致稳定，并有其本人的签字捺印。因此，第三人易子琦在执行中的陈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确定内容的全部要件，该陈述和上述法律规定具有相同的法律意义，其法律效力相当，法律后果相同。故可以认定第三人在执行笔中的陈述为“书面代为履行承诺”。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裁定：一、追加易子琦为本案被执行人；二、易子琦对被执行人民乐县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复议申请人易子琦称，张掖中院(2020)甘07执异36号《执行裁定书》对相关事实认定错误，随意扩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之规定，所作裁定错误。理由如下： 一、本案的被执行人是民乐县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法人，且有相应资产可供执行，追加复议人为被执行人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本案系由荣昌公司与兴鼎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来，关于双方之间欠付的工程款纠纷，两审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决，而且荣昌公司巳经履行了判决中支付本金付款义务，现双方之间的主要争议是迟延履行期间产生的欠款利息，荣昌公司认为由于申请人未向荣昌公司提供工程验收资料，导致工程至今不能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为防止申请人不履行提供工程资料，损害荣昌公司权益，荣昌公司申请法院保全了荣昌公司已交到法院的部分执行款。荣昌公司是本案的债务人、被执行人，荣昌公司有能力完全清偿相应债务。复议人并非本案债务人，非经法定情形不能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二、在本案执行活动中，复议人虽多次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措施，积极偿还债务，但其陈述的是荣昌公司的意思表示，复议人从未作出由其个人代替荣昌公司偿还债务的书面承诺。 复议人参与本案执行活动，接受执行法院的调查、询问，并就债务履行情况作出回应和承诺，该系列行为均系受荣昌公司授权委托而为，根据《民法总则》等相关法律规定，该系列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应当且只能由委托人荣昌公司承担。而且，在本案执行活动中，复议人从来没有向执行法院作出过由其个人代替荣昌公司履行债务的书面承诺，复议人在执行过程中的一言一行均代表荣昌公司的意志，与其个人没有任何关联。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扣复议人的个别用词不放，枉顾本案的实际情况并主观臆测复议人的意思表示，随意扩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追加复议人为被执行人的裁定错误。 综上，张掖中院裁定追加复议人为被执行人的(2020)甘07执异36号《执行裁定书》，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也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请复议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张掖中院(2020)甘07执异36号《执行裁定书》，以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公平正义。 本院查明，根据张掖中院2018年7月2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25日、2019年5月7日、2019年12月2日的《执行笔录》，复议申请人易子琦系荣昌公司实际控制人，鉴于其公职人员身份不能经商办企业的政策规定，荣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易子琦岳母兰春香担任，但出面处理荣昌公司涉执行案件相关事宜的人员始终是易子琦。2018年7月2日，易子琦提出“七月底给30万、今年年底给20万，剩余的明年全部给清”履行方案，该履行方案兴鼎公司委托代理人答复“我们回去再考虑一下”。该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2月1日，执行法官提出了“2月1日履行30万，2月2日履行20万、2月3日履行10万，2月20日履行50万，剩余50万3月底前全部履行完”的履行计划，并要求由易子琦妻子对该履行计划进行担保，对该履行计划易子琦未明确表态，答复“妻子这会忙着呢，电话不接，下午些了再担保”，此后，再无下文。2019年3月25日，执行法官要求易子琦按照2月1日的承诺继续履行下剩本金1066640.09元。易子琦答复“关于本金和迟延履行金我想请法院主持调解一下，若在和解过程中和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一次性履行。若达不成，我公司拖欠的迟延履行金法院可以通过评估、拍卖我公司的财产（执行）”。2019年5月7日，执行法官指出易子琦未履行前述2019年2月1日提出的履行计划，并指出“本案的执行费35443元、案件受理费30000元、鉴定费16400元，都由你公司承担”。易子琦答复“我保证5月29日之前将下剩案件款的本金100万元交付至张掖中院，本案的迟延履行金，我个人的意见是法院或我们当事人双方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计算，待计算结果出来后，我履行完毕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三人易子琦在执行程序中所作出的陈述能否认定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书面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看，经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从内容看，第三人须有代为履行被执行人债务的明确的意思表示；第二，该意思表示不是在受误导和胁迫等情况下作出，完全出于自愿；第三，从形式看，作出代为履行被执行人债务的意思表示必须是书面形式。本案在执行过程中，第三人易子琦作为被执行人荣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提出的履行方案，兴鼎公司委托代理人答复“回去考虑”。执行法官提出的履行计划，易子琦仅是敷衍，未明确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故本案执行过程中从未形成具有明确代为履行内容的方案；从执行笔录中的表述看，易子琦前后的表述既有“我”，也有“我公司”，始终没有自己代公司履行的明确表述，结合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将自己和公司混同表述亦属常理，不能因为有“我”的表述，即认定为本人承诺；第三，司法解释规定的书面承诺，对于自然人主体来讲，应当具备承诺内容形成书面文字并具有承诺人的亲笔签名或按捺手印这些形式要件。本案执行过程中，易子琦未作出符合前述形式要求的书面承诺。综上，执行笔录作为反映执行过程的法律文书，如将第三人具有明确的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承诺记录在案，并由第三人签字同意，其内容和形式如果符合书面承诺的要件，将其视为第三人的书面承诺也无不可。但本案执行笔录反映的内容，不具备书面承诺的内容和形式要件要求，原审裁定将易子琦在执行过程中所作的陈述认定为书面承诺，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公开听证。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变更、追加；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本案是由本院（2020）甘执复64号执行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执行法院重新审查的案件，符合前述司法解释应当听证审查的情形，执行法院重新审查时未组织听证，属程序错误。 综上所述，张掖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结果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7执异36号异议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志钧 审判员  高子文 审判员  程殿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王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