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2民终58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东陵满族乡人民政府前。 法定代表人：王卫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军戍，河北京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邱晨光。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艳红，女，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遵化市。 委托代理人：郭涛、周小博，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化市清东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 法定代表人：徐甫林，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斌,河北华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吴艳红因与被上诉人遵化市清东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遵化市人民法院（2019）冀0281民初3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旅游公司的上诉请求为：依法撤销（2019）冀0281民初3547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对一审被告的债务不承担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旅游公司不是吴艳红与园林公司债务纠纷的当事人，也未参加诉讼，更不是生效文书中需承担债务的主体，不应承担债务。2016年，被上诉人吴艳红因买卖合同纠纷将园林公司列为被告进行诉讼，2016年8月15日，一审法院出具（2015）遵民初字第04927号民事判决书，由园林公司支付吴艳红劳动报酬1656430元；2017年2月7日，吴艳红以园林公司为被执行人提出执行申请。通过以上事实可以得知，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上诉人并是不是案件当事人，吴艳红也未列上诉人为诉讼主体，在执行中，上诉人也不是被执行主体，因此，上诉人没有承担债务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与园林公司是独立的主体，不仅有独立的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营业场所，而且还具有独立的从业人员和财产、账目，二者不存在混同情况，因此，上诉人不应对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三、执行法院未履行听证程序，属于程序违法。执行法院在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前，并未履行听证程序，且一审庭审中也没有证据证实执行法院履行了这一程序；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执监841号执行裁定中陈述“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需要依照法定事由进行，如在审查程序中直接追加，相当于剥夺了旅游公司的抗辩机会，侵害了其合法的程序性权益”。因此，严格遵守程序性规定是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前提，没有了程序正义，不会有实体上的公平，因此，在执行法院未履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作出的裁定必然应该撤销，一审法院未将该法律规定予以采纳错误。 上诉人吴艳红的上诉请求为：请求维持一审法院（2019）冀0281民初35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第三项，改判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连带清偿园林公司欠付吴艳红的债权本息。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财产混同不予认定是认定事实错误：一、认定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财产混同有事实依据。1、旅游公司出资不实。依《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资本10万元，未缴足部分在两年内缴清。但至今未缴。旅游公司当庭承认至今未缴。其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五章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二条第二项“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的规定。依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的规定，一人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一次足额缴纳，否则应在出资不实数额内，对外承担公司债务。2、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经营场同一。旅游公司和园林公司的住所地都是“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有旅游公司出具的无偿使用证明为证，“证明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售票大厅后排三层楼全部免费为遵化市清东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办公无偿使用，特此证明。盖章，2013年1月29日”证明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经营场所同一。3、旅游公司已为园林公司偿还多笔债务。其中我方当事人知道的有：马艳芳6.9万元；陈德喜1万多元；苏国山14.5万元，马艳芳、陈德喜两笔是经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陈术清经手执行，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民签字。苏国山的14.5万元是通过私了的方式由旅游公司支付的，旅游公司还为园林公司雇佣人员支付过工资。旅游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出示的财务记账凭证，证明了其为园林公司偿还债务的事实，说明旅游公司作为园林公司的唯一股东与园林公司存在财产混同问题。4、旅游公司和园林公司都没有逐年所做的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物会计报告。本案庭审中，当法官问及旅游公司和园林公司能否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时，双方均回答“不能提供”。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唯一股东的旅游公司和作为一人公司的园林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其后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所依据的会计材料是不真实的。仅举一例，其提交的2018年4月8日至8月3日由园林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竟是连号票。编号为6012302至6012307。可见其会计资料是提交专项审计前伪造的，因此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清东陵文管处投资1亿元设立旅游公司，目的之一就是提高清东陵的“颜值”和服务质量，而设立园林公司搞绿化美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措施之一，但旅游公司作为唯一的股东，应出资5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10万元，园林公司搞绿化工程，旅游公司应投资不投资，应拨款不拨款，致使园林公司只能做“无米之炊”。拖欠工程款和劳务费的责任理应由旅游公司承担。与上诉人一起申请执行的案子一共是5个，其中3个已经由旅游公司偿还了，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都是旅游公司支付的，有财务人员的问话笔录和法定代表人王为民签字为证。现在就是上诉人的案子和李广起的案子不予偿还，这是没有道理的。二、认定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财产混同，应对上诉人1656430元债务及利息承担全部清偿责任有法律依据。1、《公司法》第63条规定了一人公司的股东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公司的债务负有连带清偿的责任。这种情况是：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时。因此，一人公司的股东负有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责任。这意味着《公司法》第63条暗含着这样的推定，即《公司法》推定一人公司的财产与其股东财产是混同的，只有在其股东能够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情况下，股东才不需要对一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一人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该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将其股东列为共同被告或被执行人，要求其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公司法》第62条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此，一人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提供一人公司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将难以证明一人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身的财产。本案庭审中，当法官问及旅游公司和园林公司能否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时，双方均回答“不能提供”。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唯一股东的旅游公司和作为一人公司的园林公司存在财产混同问题。一人公司股东无法证明其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构成财产混同，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以上列举《公司法》第62条、第6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是本案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旅游公司只应在未依法出资的40万元范围内对上诉人1656430元债务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不服，故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错误判项部分。依法改判旅游公司对上诉人1656430元债务及利息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吴艳红补充事实及理由：一、二被上诉人财产不独立，财产混同，二被上诉人应对拖欠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二被上诉人经营地址混同。①被上诉人遵化市清东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上诉人园林公司）的经营地址：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被上诉人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经营地址：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证据见正卷四P667页营业执照、P669页组织机构代码证、P668页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②二被上诉人经营地址混同是因为被上诉人旅游公司作为被上诉人园林公司的股东，无偿免费提供其三层楼房，公司与股东使用同一办公设施，导致二被上诉人办公地址混同，并且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属于二被上诉人财产混同。2.二被上诉人财务人员混同。刘学红是被上诉人园林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其作为财务负责人将自己身份证复印件提交到被上诉人园林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刘学红是被上诉人园林公司财务负责人记载在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刘学红是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以该公司财务人员身份制作了与陈德起案件的执行和解笔录中“被询问人：刘学红，女，1973年7月17日生，现任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人员”。3.二被上诉人经营范围混同。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经营范围：旅游投资、旅游项目建设与管理、旅游接待与服务；旅游纪念品开发与经营等；而被上诉人园林公司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等。4.二被上诉人财产混同。①2014年11月21日被上诉人旅游公司向被上诉人园林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工程款8万元，被上诉人旅游公司制作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上记载该笔项款为“拨款8万元”；唐山大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计公司）出具的大唐专审字（2019）306号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时，并未审计查看并依据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原始会计同账薄，仅是以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提交的自己制作的各项财务报告作为审计的内容与依据，很明显只是将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提交的财务报告转化为会计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所以专项审计报告并未依据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原始会计账薄制作，审计报告缺乏独立性、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此外，专项审计报告存在审核意见错误情况，例如：专项的银行存款的审核（2013年3月4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专项审计报告记载除被上诉人旅游公司向被上诉人园林公司转账10万元投资款外，未发现与被上诉园林发生业务事项。很明显二被上诉人曾于2014年11月21日有银行存款的转账，并且转账时间在专项审计报告审核期间内，而专项审计报告却未发现二被上诉人存在10万元投资款外，仍存在8万元工程款转账，该忖项审计报告与案卷中的证据相矛盾，也就是专项审计报告的审核意见并不全面，存在审计过程中漏账的行为，从而丧失了认定二被上诉人财产独立性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②被上诉人园林公司拖欠马玉芳、陈德起的劳务费由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到遵化执行大队去制作执行和解笔录，并用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款项直接偿还马玉玉、陈德起，二被上诉人财产混同。第一、被上诉人园林公司作为被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案件，由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会计负责人张虹洁、刘学红到执行局制作执行和解笔录，并且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把马玉芳、陈德起的执行款项已交至执行大队。并提到是代替被上诉人园林偿还债务，应以执行和解笔录为准。第二、对于被上诉人园林公司出具借条向被上诉人旅游公司借款偿还债务问题，并没有在执行和解的案卷中，对于双方在执行案卷外提交的借款收据不予认可。此外，双方在2018年4月8日—2018年8月3日，时间跨度4个月里，借款收据从编号6012302—6012307连续出现6张收据连号的情况，并且6张连号票据出现错误，错误如下： 序号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元）借据编号12018.4.85300601230222018.5.269700601230332018.5.4161946601230542018.5.2411002601230452018.8.32700601230662018.8.3140.036012307以上表格是按所谓的“借款时间”排列，却发现2018年5月24日的借款编号6012304，而2018年5月4日的借款编号6012305，也就是日期在后的借款，但借据编号在前，很明显属于二被上诉人事后统一的虚假收据，结果出现5月24日的收据早于5月4日的“早产儿”情况。所以，对于二被上诉人提交的事后补写的虚假收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综上，补充上诉意见能证实二被上诉人为了逃避偿还上诉人的债务，请提虚假证据，请二审法院查清该事实后，予以改判，并将此案移到公安部门作为虚假诉讼的典型案件，予以严惩二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园林公司对吴艳红的上诉答辩称，答辩人与旅游公司不存在混同的情形。一、答辩人从注册成立至今，经营场所一直为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旅游公司现在的地址为东陵乡人民政府前，二者场所不同不言而喻，即使是旅游公司变更前的地址，也与答辩人不同，虽工商登记注册地址均为塔山顶南坡，没有进行细化，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范围概念，实际上，塔山顶南坡占地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二者是在同一大范围内的不同场所办公，因此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旅游公司场所同一错误。二、旅游公司支付的陈德喜等人的债务，是基于答辩人与旅游公司之间的正常借贷关系，针对这几笔借贷关系，答辩人也为旅游公司出具了借据，而两公司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此，不能以此认定存在混同。三、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报告是公司法要求的管理性规范，不是强制性规定，不能因没有会计报告就认定存在混同，还是应遵从客观上是否存在同来进行认定。 旅游公司对吴艳红补充上诉的答辩意见为：1.答辩人与园林公司的经营地址不同，答辩人的经营地址为遵化市东陵满族乡人民政府前，与园林公司登记的塔山南坡地址不同，不存在混同的情况。即使在答辩人地址变更前，也与园林公司的地址不同，塔山南坡的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概念，不能因为工商局只进行范围性的登记就认为两个公司为同一地址，且答辩人用于免费提供给园林公司的三层楼房也不是园林公司的注册地址和经营地址，而是位于石门镇××村。2.财务人员不存在混同。刘学红确实为答辩人的财务人员，但是银行并未举证证明刘学红在同一时间段为两个公司担任财务人员，因此无法证明财务人员混同；况且，在实践中，工商登记信息登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也存在，在诉讼中，还是应以客观情况为准，不应简单的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更应该考虑双方提供给的账目等凭证中的记载为准。3.答辩人与园林公司经营范围不混同。答辩人的经营范围为：旅游投资，旅游项目建设于管理，旅游接待与服务，旅游纪念品开发与经营，旅游车辆服务，餐饮服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施工服务，房屋摊点租赁服务，停车服务，保洁服务；园林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荒山绿化工程、园林景观设计、规划（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农作物、药材种植，旅游资源开发，绿化管理景区管理。4.答辩人与园林公司财产不混同。 园林公司对吴艳红上诉补充答辩意见为：1.园林公司与旅游公司经营地址不混同；2.两公司财务人员不混同；3.两公司财产不混同；4.园林公司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 旅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中止并撤销本院（2019）冀02执异554号执行裁定书，判决旅游公司不对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园林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4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刘青。最初出资设立该公司的股东为旅游公司，出资比例100%，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出资10万元，公司章程记载未缴足部分在两年内缴清。旅游公司将（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售票大厅后排三层楼房全部免费为园林公司办公无偿使用。2017年8月7日，该公司股东由旅游公司变更为遵化市清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旅游公司将在园林公司的全部股份（即5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无偿划拨给遵化市清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子琪，2018年12月17日法定代表人由赵子琪变更为徐甫林。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同意上述股权划拨。公司尚未缴足的注册资本40万元，原股东、现股东均未予以缴纳。 吴艳红与园林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分别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5）遵民初字第049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园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艳红劳动报酬1656430元。吴艳红于2017年2月7日申请强制执行。 2017年7月6日，执行机构向旅游公司邱晨光所做执行问话笔录记载：公司注册资金实际到位10万元，园林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股东以投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关于园林公司涉及的六个执行案件，其个人不能当家，需要汇报。该笔录邱晨光拒绝签字。 2017年10月9日，本院以吴艳红、陈德起、李广超、马玉芳为申请执行人、园林公司为被执行人、旅游公司为第三人，作出（2017）冀02执异655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执行过程中查明，旅游公司是在园林公司占有100%股权，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园林公司系旅游公司的分支机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裁定：“追加第三人旅游实业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旅游实业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1787432元及利息，……。”旅游公司不服该裁定申请复议。 2018年5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执复127号执行裁定，裁定认为园林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非旅游公司的分支机构。原审以分支机构为由，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于法无据，故裁定：撤销本院（2017）冀02执异655执行裁定。李广超、吴艳红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19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841号执行裁定，该裁定认为：园林公司为独立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非旅游公司的分支机构，故以分支机构追加旅游公司的执行行为，认定事实错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追加裁定，符合法律规定。申诉人李广超、吴艳红主张园林公司为一人公司，旅游公司是其唯一股东，要求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应当对被执行人是否存在法定追加事由予以审查判断，（2017）冀02执异655执行裁定中，并未审查旅游公司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关于一人公司股东被追加的情形，如在其后的审查程序中直接追加，相当于剥夺了旅游公司的抗辩机会，侵害了其合法的程序权利。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申请人或其他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根据变更、追加的事由不同，适用不同的程序进行救济。本案执行监督程序也不是审查该主张的适格程序，李广超、吴艳红的相关主张可向执行法院提出，由执行法院认定是否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该裁定驳回李广超、吴艳红的申诉请求。 2019年6月24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吴艳红为申请执行人、园林公司为被执行人、旅游公司为第三人，作出（2019）冀02执异554号执行裁定，依据执行过程中查明，旅游公司是园林公司的唯一股东，园林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追加第三人旅游实业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旅游实业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1656430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19708元，执行费18964.3元。” 旅游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经查，旅游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26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股东为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出资比例100%，注册资本一亿元，认缴出资额一亿元，出资时间为2011年8月19日。2016年5月6日法定代表人由侯强变更为王卫民。2017年6月21日，住所地由遵化市马兰峪镇塔山顶南坡变更为遵化市东陵满族乡人民政府前。 旅游公司委托唐山大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公司2013年3月4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往来明细账、固定资产等资产明细账进行审计，用于查证园林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于旅游公司的财产。2019年8月31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审核意见为：依据现有资料，经审核，在2013年3月4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全资子公司遵化市清东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 一审法院另查，遵化市清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28日，2017年7月31日，旅游公司即决定将园林公司全部股份无偿划拨给遵化市清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8月7日在工商机构进行变更登记。 吴艳红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旅游公司为园林公司偿还债务的执行材料如下： 2018年5月2日、5月24日执行工作人员分别向旅游公司财务人员张虹洁、刘学红做和解笔录，2018年5月2日笔录记载：“问：（2015）遵民初字第04895号民事判决书早已生效，本案如何解决？张虹洁答：我们今已将马玉芳的执行款交给执行大队，我们于2018年4月8日给了马玉芳5300元，我们再给69700元，案件受理费1675元、执行费1025元由我公司给。”2018年5月24日笔录记载：“问：（2015）遵民初字第04896号民事判决书早已生效，本案如何解决？刘学红答：我们今已交到执行庭11002元，案件受理费75元、执行费65.03元由我公司出。” 2018年4月8日，马玉芳出具内容为“今收到遵化市清东陵园林公司2014年工资款5300元（伍仟叁佰元整）。该工资为石门一村李海洲工资。”的收条，上有旅游公司财务人员张虹洁及法定代表人王卫民的签字。 旅游公司提交证据显示： 2018年4月8日，旅游公司代园林公司支付申请执行人马玉芳劳务费5300元（园林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编号6012302）。 2018年5月2日，旅游公司代园林公司支付申请执行人马玉芳劳务费69700元（园林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编号6012303），并代为支付诉讼费和执行费2700元（园林公司2018年8月3日出具借款收据，编号6012306）。 2018年5月24日，旅游公司代园林公司支付申请执行人陈德起劳务费11002元（园林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编号6012304），并代为支付诉讼费和执行费140.03元（园林公司2018年8月3日出具借款收据，编号6012307）。 2018年5月4日，旅游公司代园林公司支付苏国山劳务费161946元（园林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编号6012305）。 一审法院认为，一、旅游公司主张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以旅游公司为园林公司分支机构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裁定已经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为予法无据，旅游公司依据相同的事实继续申请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经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执异655号执行裁定书是以园林公司是旅游公司的分支机构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均认定二公司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园林公司并非旅游公司的分支机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此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指出，申请人以园林公司为一人公司，旅游公司是其唯一股东为由，要求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应由执行法院审查该情形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关于一人公司股东被追加的情形，在其后的审查程序中直接追加相当于剥夺旅游公司的抗辩机会，侵害其合法程序权利，且其作为执行监督程序亦不是审查申请人该主张的适格程序，申请人的相关主张可向执行法院提出由执行法院认定。“一事不再理”是指相同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相同的诉讼请求，指前后两诉所涉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与客体上一致，本质上是要求前后两诉处理的法律关系一致。本案中，执行法院（2017）冀02执异655号执行裁定已经过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议及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审查，认定该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而本案中旅游公司申请撤销的（2019）冀02执异554号执行裁定，是申请执行人吴艳红以旅游公司为园林公司唯一股东，园林公司为一人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关于一人公司股东被追加的情形，执行法院前后两个裁定虽当事人相同，但根据认定事实的不同，导致产生的法律关系不同，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而原裁定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裁定，为终审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执监841号执行裁定书的既判力只及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而非（2019）冀02执异554号裁定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认定的事实，故对（2019）冀02执异554号裁定不具有既判力。申请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及执行法院作出追加执行裁定的依据与之前的裁定并不一致，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适用情形。 二、旅游公司主张执行部门在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时应组织听证，执行机构追加其作为被执行人执行行为错误，该主张属于执行行为异议，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审查范围，旅游公司若有异议应向作出追加行为的执行机构的上级部门提起复议。 三、旅游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园林公司财产。 本案中，园林公司系由一个法人股东即旅游公司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旅游公司亦是由一个法人股东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规定，园林绿化及旅游公司均应当对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年财务会计报告进行逐年审计并形成年度审计报告，而二公司均未提交经过审计的历年财务会计报告。旅游公司虽没有经过审计的历年财务会计报告，但为证实其公司作为股东，股东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提交了由唐山大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专项审计报告》，对其任园林公司股东期间即2013年3月4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财务账进行了审计，审计机构出具的审核意见为：依据现有资料，经审核，在2013年3月4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全资子公司遵化市清东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财产独立于旅游公司的财产。 吴艳红对旅游公司所做该项报告所依据的会计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是旅游告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提交其作为股东设立的园林公司的财务账目及审计报告。经一审法院询问，吴艳红对旅游公司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不申请重新鉴定，亦不申请对园林公司财务状况审计鉴定。一审法院责令二公司提交了2013年度至2018年度会计账册，包括总账、明细账、现金、银行日记账等。根据二公司提交的公司财务账册，能反映出二公司均有独立的会计账册，园林公司银行账户流水体现出两家公司之间存在极少部分资金往来，虽园林公司存在财务收支记载不完整情况，但上述问题属于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账目规范与否的问题，且旅游公司财务账册较为完整的记录了两家公司的往来情况，能够反映出旅游公司的财产状况和收支情况，二公司之间的往来账主要是旅游公司作为股东向园林公司出借款项或支付工程款等款项，对上述内容旅游公司均计入其公司账薄，不存在股东与公司资金混同、财务不作清晰区分的情况，吴艳红亦未能指出园林公司会计账册不真实的具体账目，也未提交证据证实二公司会计账册不真实的证据，未能举证证明二公司之间存在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财产、公司为股东偿还债务不作财务记载、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股东占有、使用公司财产的情形，故不能据此认定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的财产构成混同，亦不能因此而否认园林公司的独立人格，进而要求旅游对园林公司欠付吴艳红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旅游公司作为原股东应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应否承担责任问题。 经审理，本案债务系原股东旅游公司在经营一人公司园林公司过程中发生的债务，经工商登记信息档案查询及二公司账册记载，旅游公司作为园林公司100%出资的设立股东，注册资本为50万元，而旅游公司仅在园林公司设立之初2013年2月27日实缴出资10万元，未缴足部分未按照园林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两年内缴清，直至2017年8月7日旅游公司将园林公司的全部股份无偿划拨给遵化市清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剩余40万元的注册资本仍未缴纳，且经当庭核实，至今园林公司的剩余40万元注册资本仍未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虽不能认定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财产存在混同而对园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旅游公司作为园林公司原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现园林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根据法律规定，旅游公司亦应在未依法出资的40万元范围内对园林公司不能清偿吴艳红的债务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追加旅游公司为（2015）遵民初字第04927号民事判决的被执行人。二、由旅游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依法出资的40万元范围内对（2015）遵民初字第0492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1656430元及利息向申请执行人吴艳红承担清偿责任，并对该判决产生的案件受理费19708元、执行费18964.3元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旅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2019）冀02执异554号执行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追加旅游公司为被执行人，而该条规定的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面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人民法院在审理被追加被执行人不服追加裁定而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围绕追加裁定确定的法定追加事由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不能扩大审理范围。因此，一审判决按照旅游公司未依法出资额40万元范围内“对（2015）遵民初字第0492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1656430元及利息向申请执行人吴艳红承担清偿责任，并对该判决产生的案件受理费19708元、执行费18964.3元承担清偿责任”不妥。吴艳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旅游公司与园林公司之间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部分混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就此应予进一步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遵化市人民法院（2019）冀0281民初3547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遵化市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唐山清东陵旅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二审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吴艳红二审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均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董 靓 审 判 员  王 楠 审 判 员  刘玉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志坤 书 记 员  任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