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4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洁，女，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柱，系上诉人之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滨州市黄河五路**中海南岸小区**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706180189Y。 负责人：苏晓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莹，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佃岭，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洁因与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5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洁上诉请求：1.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支持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依据《消协法》赔偿上诉人的损失；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不构成欺诈行为的认定不符合事实。既认定了被上诉人存在代签名、代接回访电话等错误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却又以李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来否定，该认定于法无据，试问哪一条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人不能受骗不能上当?还以李洁对该情形明确知悉仍连续缴纳保费，并非因为错误认知而签订的保险合同为由否定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此说法也与事实不符，李洁对代签字与登记保险业务员电话和保险业务员接听回访电话知情和对方欺诈了李洁并不矛盾，李洁并不知道此种行为违反了保险法和保监会的若干禁止性规定，国家没有要求公民入保险先学习保险法和保监会发布的若干禁止性规定。保险代理人却是被严格要求学习并严格依法依规展业，且保险合同因其特性被要求最大诚信，被上诉人代理人员明知道是违反保险法和保监会禁止性规定，还欺骗李洁说：“回访电话就是联系电话，不但接回访电话她可代劳，就是出了险也要找她处理，这也是保险代理人的义务”，本案的关键不在于保险合同的收益高低，而在于是否能被孙庆柱知道入保，孙庆柱一开始就明确拒绝入保，并严厉告知上诉人不能入保，李洁与孙庆柱是夫妻关系，家庭日常生活以外重大消费行为应协商后进行。现实生活中以孙庆柱为主导，并且我们没有投保能力，所以李洁不同意入保、闫秀珍就违法和违背最起码的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劝上诉人瞒着孙庆柱入保险。上诉人以让孙庆柱听到回访电话就会被发现为由拒绝。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员以虛假违法违规的行为欺骗李洁，她可代劳，可瞒过孙庆柱。使李洁改变主意入了保险，正如闫秀珍所说的那样，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明知接听电话的是非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也会成功入保，且成功瞒过了孙庆柱。签字时只需抄一句话签上名字即可。闫秀珍没有提供合同，为了避免让孙庆柱看见合同而被发现入保，闫秀珍故意给我用电子合同。电子合同我不会用也看不懂，闫秀珍又瞒着我虚构了我的收入，隐瞒了保监会对收入与入保额的规定，致使我以后无力承担保费。闫秀珍的以上欺诈行为让我错误的认为这样入保不违法违规也不会被孙庆柱发现。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知，我被闫秀珍软缠硬磨软暴力作用下不堪其扰，才会因受骗而多次入保。且一旦入上保险后就必须持续缴费，否则就只有退现金价值，损失巨大，以至后期出现无力缴费才被动用保单贷被上诉人的款缴费的怪象。至2018年被孙庆柱发现，李洁才知上当受骗，才知如果出了险，被上诉人也会以此违法违规情形拒绝理赔，因此与孙庆柱产生矛盾，才不惜自断一指来取得孙庆柱的原谅，才没有离婚。被上诉人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规定意见》(试行)第68条之规定，而且山东银保监局出具的告知书明确认定被上诉人违反了《保险法》第131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规定恰恰是欺骗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欺骗就是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本案中虚假情况就是：1.闫秀珍告知李洁保单回访电话可以登记她的或他人电话，保单回访电话就是个联系电话，可以登记她的或他人电话并由她或他人代接电话。且成功实施。2故意隐瞒了关于投保的重要条款，成功规避了回访制度，是我对保险条款的认识停留在闫秀珍选择性的口头告知上，对免责条款等一概不知。答复意见函明确认定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即违反了《保险法》第131条第一款，显然被上诉人的行为足以构成欺诈。一审法院竟视而不见却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欺诈行为，与事实相反，于法相悖。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对被上诉人欺诈行为的事实未查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68条、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28条、第2条、第55条的规定，依法赔偿上诉人的损失。 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辩称，1.上诉人认可对代签字和代接电话知情，上诉人主张欺诈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明确承认在签订合同时知晓代签字和代接电话的情况，这与上诉人的代理人、证人孙某在一审开庭中陈述的内容一致，在整个投保、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上诉人李洁本人都参与、知情并同意。因此上诉人主张欺诈没有事实法律依据。2.本案起诉、上诉难以确定系上诉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上诉人的丈夫孙庆柱假借李洁的名义提起诉讼，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上诉状全篇以孙庆柱的口吻陈述，显然非上诉人本人的真实意思，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和变更诉请的申请材料不是李洁本人签字可以印证这一事实。而且在一审庭审中，孙庆柱本人在法庭上明确陈述，李洁对投保事宜均知情，称李洁瞒着自己投保。孙庆柱不是合同主体以自己不知道投保为由为自己主张赔偿不应得到支持。3.上诉状称孙庆柱拒绝投保或对投保不知情违背事实。孙庆柱在2016年8月19日在我方投保保单号为“Ｐ110000015494938”的保险，而其他上诉人李洁投保的涉案保险短的四五年，长的八年，一直保持缴费，孙庆柱因为投保事宜与业务人员很熟悉经常沟通交流，称孙庆柱拒绝投保或对投保不知情显然违背事实，本案的诉讼原因和目的可想而知。4.涉案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保险事宜已处理完毕，上诉人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李洁及其丈夫孙庆柱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签字确认，现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又违背诚实信用起诉的行为不应被法院所肯定，其无理请求不应被支持。综上，上诉人李洁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庭审中，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补充如下答辩意见：关于李洁本人被欺骗以及保险条款被选择性告知乃至被动贷款缴费的内容，均违背事实，而且与上诉人第一次提交的上诉状是相反的，可以显示上诉人李洁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随意捏造理由，从本案的整个卷宗可以显示，上诉人在作为原告起诉时，从起诉到开庭整个过程从来没有陈述过刚才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显然是为上诉人而捏造的事实和理由，而且对于上诉人李洁本人是否知情这一事实上诉人本人先是不承认，后在一审开庭过程中承认知情，再后来在本次又说其知情是因为被欺骗，每一次开庭都变化一个说法。可见，上诉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依据，更违反诚实守信的原则。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博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625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判决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保费利息135320元，与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虽然存在代签名以及回访电话错误的情形，但投保人李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情形明确知悉，仍投保上述保险且连续缴纳保费，并非因为错误认知而签订的涉案保险合同”，又以“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解除或无效应承担全部责任”为由，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保费利息，显然错误。首先，正如原审判决查明，投保人李洁对于涉案保险存在代签以及回访电话错误的情形是明确知悉并且同意的，而且上述行为也是由李洁主导进行的。签署涉案保险合同是李洁本人自愿且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又认定“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解除或无效应承担全部责任”，相当于变相认定李洁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没有过错，显然与已查明的事实相矛盾。其次，涉案保险合同的解除或无效是被上诉人主动要求所致。原审庭审查明，涉案保险合同在被上诉人以各种方式要求退保之前，是正常履行状态，上诉人也在积极履行，并无任何要求认定保险合同无效或解除的意思和行为。保单Ｐ110000005214767、×××39、×××12、×××18、×××87、×××01、Ｐ110000015494938不存在保单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且虽Ｐ11000001129587、×××12、×××18、×××39、×××01该5份保单被银保监认定存在代接回访电话的情况，但是一方面投保单上所有信息（包括投保人电话）均为投保人李洁签字确认；另一方面，代接回访电话行为并不影响保单的效力。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全额退保。正是基于此，当被上诉人、孙庆柱将上诉人投诉至监管并要求上诉人全额退保并支付利息时，上诉人积极与他们进行沟通，表达了无法满足其全额退保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但是被上诉人、孙庆柱不断通过投诉、上访、诉诸舆论等方式胡搅蛮缠，上诉人无奈才同意全额退保。可见，涉案保险合同的解除和无效是上诉人要求所致，原审判决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解除和无效的全部责任，明显错误。再者，涉案保险合同已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协议解决，业经原审判决查明，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既违反协议约定，又与事实相悖。民法属于私法范畴，处理民事活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则。在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的意志是独立的、自由的，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也就是说民事主体在没有非法的外力强迫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庆柱签署的《消费者投诉处理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双方对涉案保险合同如何处理的意思自治。经该协议的签署、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涉案保险合同处理完毕，不再有任何纠纷。而且通过该协议，被上诉人已经获得相应补偿，上诉人在诉前已给付被上诉人、孙庆柱50万元，相当于在正常退保的基础上，又另外多支付了近15万。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既违反协议约定，又与事实相悖。而原审判决中以李洁、孙庆柱与杨照辉的谈话录像为由认定李洁对上诉人享有诉权，风马牛不相及，违背了证据审查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基本原则；反之，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消费者投诉处理协议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庆柱现场协商的录音，能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涉案保险合同处理完毕，不再有任何纠纷。二、原审判决以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九十七条的规定来认定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属于人寿保险合同纠纷，应当优先适用《保险法》中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保险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上诉人依法仅退还保单现金价值即可，并无支付利息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而结合本案，被上诉人、孙庆柱在上诉人处共有8份保单，并且在保单生效后多年里，上诉人一直在为其两人提供保障服务，上诉人也耗费了高额保障成本，保险产品作为不同一般意义的商品，按照法律规定，投保人有退保的权利，保险人在收到退保申请后应退还保单现金价值而不是所交保费，这8份保单如仅退还现金价值，现金价值约为35万元左右，但被上诉人、孙庆柱不断通过投诉、上访、诉诸舆论等方式“恶意维权”，上诉人在诉前已给付被上诉人、孙庆柱50万元，相当于在正常退保的基础上又另外多支付近15万，上诉人多赔付的金额是成千上万投保人缴纳的保费成本，这已经损害了上诉人自身的权益及其他投保人的权益，被上诉人通过协议已经获得超出法律规定的利益，上诉人让渡了自己权益就是为了能一次性解决被上诉人、孙庆柱在上诉人处的8份保单，不想再因这8份保单与被上诉人及孙庆柱产生任何纠纷。因此不论根据涉案协议，还是《保险法》的规定，上诉人均不应再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关于保险合同无效的问题，保险法未规定法律后果，但承前所述，投保人李洁对于涉案保险存在代签以及回访电话错误的情形是明确知悉并且同意的，而且上述行为也是由李洁主导进行的，法院径行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错误。2.原审判决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法律原则。涉案合同是在被上诉人李洁知悉并同意的情况下自愿签署，其签署后，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捏造部分理由要求解除合同以获得不当利益，此种行为属于恶意违约行为，应为法院所否定。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请求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法律原则。《九民会纪要》第32条也明确了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获益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试问，如果更多的人效仿被上诉人及孙庆柱，不断向保险公司“恶意维权”，以期获得不法收益，那么，诚实信用原则将成为“一纸空谈”，损害的不只是保险公司利益，更是其他广大投保人的利益，长远来看，保险的营商环境也会受到损害，保险业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保费利息135320元，与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 李洁辩称，原审判决第二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所有涉案保单都是由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代理人员以欺诈的手段违法违规签订的，已被保监局及一审认定，该公司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就连在诉讼中也是谎话连篇、颠倒黑白。竟然为了诬陷我主导签订了合同而谎言郑艳英与我是不足100米距离的邻居，而现实情况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只知道他的老家是南隅村，我家在我们村的最东头，我村东西两头就有一公里多距离。南隅村在我村西边。其谎言不攻自破。我会冒着离婚净身出户的风险去主动入保吗？我不入保没法生存吗?与现实中保险业务员没脸没皮赖着要求入保的情形相符吗？这不符合最起码的生活规律与常识。该公司依仗代理人员理亏心虚拒绝出庭而肆意胡说八道，反咬一口，与保险业所要求的最大诚信原则背道而驰。所有的保单都是我在被迫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我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我于2018年发现被保险公司欺诈后，依法依规利用各种渠道向政府投诉该违法事项是我的合法权利与义务。你们欺骗了我，给我造成巨大损失，还要禁止我向政府反映情况，禁止我依法维权吗？所以对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造成的所有影响都是该公司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签订全额退保协议也是被上诉人主动找到我，他们起草的协议书，我被动签订的，协议内容局限在全额退保的框架内，没有涉及赔偿经济损失的方面，所以协议中并没有一句一次性处理的表述，前次我也因有一次性处理表述的字眼而拒绝签字的。此次协议中上述问题解决不再产生纠纷是指：乙方已扣除保单贷款本息，生存金领取处及部分领取的款项，并用手写特别注明。而不是被上诉人所称的合同处理完毕，不再有任何纠纷。并且当时我们已经提起了诉讼且已被受理，该公司也没有向我们提出撤诉的要求，即使对全额退保后，我们再起诉要求赔偿其他损失的再次确认。并且在一审中已经查清该事实认定我享有以诉讼方式主张损失的权利。平安保险公司违法违规欺骗我入保后，给我造成了经济损失，我有权要求赔偿我的损失，依法判决支付我保费利息是最基本最低的赔偿损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和第97条的规定。该公司以欺诈的手段开展业务，不但给我造成人身伤害，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在发现问题以后不是积极退赔，而是千方百计摆脱责任，颠倒黑白，毫无诚信可言，就连诉讼从始至终充斥着谎言。更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违法就要承担违法责任，该公司自食其果，罪有应得，与他人无干。 李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李洁与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所签保单号为×××12、Ｐ11000000810518、Ｐ11000000567841为无效合同；2.依法判决退还李洁所缴保费及损失人民币共计831513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洁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贵院依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条、第五十五条判决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赔偿李洁损失604955元；2.依据《保险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十二七条的规定，判决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赔偿李洁所交保费产生的利息15223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要求保单号分别为Ｐ11000001129587、×××12、×××18、×××39、×××41、×××01的这六个保单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洁与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陆续签订六份人身保险合同，分别为：2010年9月19日签订保险合同号码为×××41，被保险人为孙庆柱的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2012年8月22日签订保险合同号码为×××39，被保险人为孙培齐的平安智慧星终身寿险（万能型）；2013年3月8日签订保险合同号码为×××12，被保险人为孙培齐的平安金裕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2013年8月31日签订保险合同号码为×××18，被保险人为孙培茏的平安智慧星终身寿险（万能型）；2015年1月1日签订保险合同号码为×××87，被保险人为孙培齐的平安御尊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2016年3月31日签订保险合同号码为×××01，被保险人为孙培茏的平安尊宏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2019年10月2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一、是保单号为×××39、×××12、×××18保单的投保单上的投保人电话为销售人员闫秀珍的电话，并由闫秀珍代为接听了部分回访电话……。二是保单号为×××41的投保单上被保险人孙庆柱的签名非被保险人本人所签。2020年2月12日，滨州银保监分局出具滨银保监（2020）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保单号为×××87、×××01的首选回访电话号码非投保人所有，业务员未尽职核实客户信息……。2020年6月24日，李洁及其丈夫孙庆柱（甲方）与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乙方）签订《消费投诉处理协议书》，约定包括涉案保单在内的共8份保单，双方协商自愿达成一致意见：1.乙方共计给付甲方伍拾万元整，上述八份保单问题解决。（乙方已扣除保单贷款、生存金领取及部分领取金额）。2.甲、乙双方均不再因上述保单问题相互产生纠纷，乙方不再对上述保单中保单贷款、生存金领取及部分领取金额通过任何方式向甲方追回。甲方同意上述协议金额到账后，撤销全部外部投诉及上访举报（包括网络、监管局、信访局等）。现李洁要求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赔偿损失及所缴保费产生的利息，并确认保单号为Ｐ11000001129587、×××12、×××18、×××39、×××41、×××01的六份保单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涉案×××41号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涉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条款，未经被保险人孙庆柱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且存在代签名行为，李洁主张该保险合同无效，予以支持。其余5份合同的被保险人为孙培齐（2001年3月3日生）、孙培茏（2011年8月21日生），在投保时，李洁作为两被保险人的监护人，有权为其投保。结合当事人提交的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被告的解约批注以及《消费投诉处理协议书》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已就保单号为×××39、×××12、×××18、×××87、×××01的五份保险合同达成解除合意且被告已就八份保单（包括涉案六份保单）支付原告50万元，该50万元保险公司已扣除保单贷款、生存金领取及部分领取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存在代签名或回访电话错误的情形，保险公司的销售业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保险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对保险合同解除或无效应负担全部责任，故对李洁主张保险公司支付保费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核对李洁提交的保费利息计算明细与保险公司提交的统计表（一），确定利息数额为135320元。对李洁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虽然存在代签名以及回访电话错误的情形，但投保人李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情形明确知悉，仍投保上述保险且连续缴纳保费，并非是因为错误认知而签订的涉案保险合同，山东银保监局及滨州银保监局出具的答复意见函及告知书，也没有确认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李洁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依法确认原告李洁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签订的保单号为×××41的保险合同无效，保单号为×××39、×××12、×××18、×××87、×××01的保险合同解除；二、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洁支付保费利息135320元；三、驳回原告李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李洁负担5072元，被告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负担986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在本案中，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的销售人员虽然存在代签名以及回访电话错误的情形，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从而诱使李洁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况且李洁先后向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投保八份，投保后连续缴纳保费，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诉人李洁系因错误认知而投保了涉案保险，山东银保监局及滨州银保监局出具的答复意见函及告知书，也未确认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第二，关于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应否向上诉人李洁支付135320元利息的问题。涉案×××41号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系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孙庆柱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且存在代签名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该保险合同无效。上诉人李洁与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已就保单号为×××39、×××12、×××18、×××87、×××01的五份保险合同达成解除合意且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已就八份保单（包括涉案六份保单）支付上诉人李洁50万元，其中已经扣除保单贷款、生存金领取及部分领取金额，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涉案六份保险合同自缴纳保费至2020年6月24日签署《消费投诉处理协议书》，所缴纳的保费由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占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利息予以分笔分段核算，并判决上诉人平安人保滨州支公司支付利息135320元，法律依据充分。 综上所述，李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56元，由上诉人李洁负担9850元，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负担30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添珍 审 判 员 张发荣 审 判 员 王 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淑梅 书 记 员 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