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44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建平，男，1976年1月21日出生，住甘肃省华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天庆，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贵平，男，1968年1月7日出生，住甘肃省华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701之****。法定代表人：马继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701之****法定代表人：马继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立。上诉人柳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食品公司）、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2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柳建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2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证明了双方预定的仔猪数量为2200头，上诉人用于购买仔猪和饲料的打款及贷款的总数额为386.9万元。由于被上诉人供应仔猪携带“园环病毒”造成传染，并未能尽到指导和监管责任，导致仔猪死亡达266头，被上诉人应退还上诉人长余款项370800元，被上诉人应予给付前一次育肥猪补贴款65830元，同时应当赔偿上诉人仔猪和死亡损失费用。二、原审判决采信证据存在偏差，认定事实理由错误。1、原审对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的“正大农户养殖信息表”中计划引进规模数量2200头的仔猪约定未予认定，虽然确认三方签订的《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和《仔猪销售合同书》中仔猪数量栏空白，但却以所谓的“无限授权”认可了被上诉人为诉讼所需填写的2000头的数字，以此免除了被上诉人的赔付责任，理由牵强至极；2、在双方均明确柳建平以“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经营并向被上诉人公司打款的事实，原审判决却仍然认为以该“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送检作出的检测报告与本案病猪死亡无关。明显在有利于被上诉人和不利于上诉人的事实上作出了不同的评判标准；3、原审对当地畜牧监管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和上诉人真实的生产记录均以简单的“与被上诉人无关”为由不予采信，缺乏对证据和客观事实的综合评判；4、对双方均认可的客户对账单、电子发票中载明的上诉人总付款386.9万元，原审却对同一账单上前期付款16.9万元不予认可，且无具体合理理由，对同一证据的判断前后矛盾；5、在被上诉人已经确认其尚未兑付前期育肥猪补贴6万余元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然对上诉人此项诉讼请求未予认定，严重偏离了自认事实无需证明的证据评判标准。故因原审采信基础存在偏差，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正大食品公司、正大公司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柳建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少交付200头仔猪造成的损失489868.8元；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剩余饲料款2777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66头仔猪死亡造成的损失846563元；4、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育肥猪补贴6583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18日，原告柳建平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LZZD-DQ-2019-046的《仔猪销售合同书》，双方约定：正大食品公司向柳建平销售2000头仔猪，单价为每头700元，总金额为140万元，提货日期为2019年7月18日；仔猪健康标准为无传染性疾病、无肢体疾病、无拉稀、体型正常无缺陷、去势愈合良好、无疝气；付款方式为款到装猪，仔猪款按实际购买的仔猪头数结付；每批装猪时，由柳建平到正大食品公司现场确认仔猪质量与数量，由正大食品公司安排专用车辆送达柳建平养殖场内，路途死亡损失由正大食品公司承担；若正大食品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时间和质量要求提供猪苗，须返还已收取的订金；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向正大食品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原告柳建平（乙方）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甲方）、正大公司（丙方）还签订了《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双方约定：由甲方提供肥猪回收标准及生产技术指导，乙方以甲方确定的价格从甲方购买仔猪、从丙方购买饲料进行育肥猪养殖，甲方回收乙方养殖的育肥猪，并根据不同的市场行情给予乙方不同的毛猪回收；甲方向乙方提供2000头仔猪，单价为每头700元；无论毛猪市场行情价格高低，甲方均按照固定价格对乙方的商品育肥猪进行回购，乙方不得有异议不得转卖第三人；为了保障乙方提供的育肥猪品质，丙方将派技术人员对乙方商品育肥猪饲养的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乙方需要无条件配合甲方人员的工作；丙方提供的饲料，由乙方自行从甲方生产场内运出并承担运费；甲方提供出厂饲料的合格证明，因路途运输不当造成的饲料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需在甲方和丙方处开立专门账户，乙方在购买甲方的仔猪、饲料时必须先款后货；合同有效期为一批次育肥猪养殖周期；如合同期满后又继续合作意向，需重新商议签订本合同。同时，该合同还对丙方提供给乙方的饲料类别及价格以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当日，原告柳建平还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签订了《毛猪收购合同》，约定：由正大食品公司为柳建平肥猪生产提供银行贷款推荐，并由甘肃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为柳建平争取相关优惠政策，扶持柳建平发展，柳建平在偿还银行贷款利息及本金时必须积极，不得出现逾期行为；无论毛猪市场行情价格高低，甲方均按照固定价格对乙方的商品育肥猪进行回购，乙方不得有异议不得转卖第三人；柳建平需在正大食品公司开立专门账户；柳建平在养殖中使用甘肃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贷款，正大食品公司优先从柳建平养殖结算费用中一次性扣除相应贷款金额及利息。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支付了仔猪款140万元，正大食品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向柳建平开具了2份甘肃增值电子普通发票，该发票载明仔猪数量合计为2000头，单价为每头700元，总金额为140万元。同时，原告办理了贷款，贷款金额230万元于2019年8月12日转入原告在正大公司开立的客户名称为“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账户内，原告柳建平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正大公司均认可该账户是柳建平以“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在正大公司开立的购买饲料的账户。随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按约向原告交付了2011头仔猪（包含赠送的11头），原告开始用上述“华亭县腾越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内的款项从正大公司购买饲料，一直到2020年1月4日后原告养殖的仔猪结栏，原告再未从正大公司购买饲料，目前该账户内剩余饲料款为201800元。另外，现原告与被告均陈述原告已将上述230万元贷款还清。另查，在原告养殖过程中，出现了猪死亡的情况。2020年4月3日，华亭市畜牧兽医局马峡工作站出具了《家畜死亡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该养殖户柳建平死亡育肥猪266头，其中大部分为2019年11月份死亡，经市畜牧局兽医解剖多次初步判断为肺炎、胀气、肠炎等疾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柳建平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仔猪销售合同书》、《毛猪收购合同》，与被告正大食品公司、正大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建立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从被告处购买仔猪2200头，但被告却只交付了2000头（不包括赠送的11头），少交付仔猪200头，被告正大食品公司则主张原告只购买了2000头仔猪。综观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正大食品公司就购买仔猪2200头达成了合意和原告已实际支付2200头仔猪款的事实。相反，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及发票载明的事项可以看出，原告购买的仔猪数量为2000头，而且原告实际也只向正大食品公司支付了2000头的仔猪款140万元。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少交付200头仔猪造成的损失489868.8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66头仔猪死亡造成的损失846563元的请求，原告主张由于被告未及时告知其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导致仔猪死亡损失扩大，被告应向原告赔偿仔猪死亡的损失，为此，原告提供了合同、检测报告、农业部报告、家畜死亡证明书、聊天记录。虽然合同约定被告负有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健康标准的仔猪和派技术人员对原告育肥猪饲养的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的义务，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交付的仔猪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健康标准，而仔猪死亡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其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说明在原告养殖过程中存在仔猪死亡的事实，根本无法证明仔猪的死亡与被告有关，更无法证明被告未尽到指导和监督义务，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66头仔猪死亡损失846563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育肥猪补贴65830元的请求，原告为了证明其该主张的成立提交了2019年5月7日的签呈表。该签呈表明确载明“客户柳建平2018.5.28-6.22进景泰仔猪2200头，11月20日结栏”，从该内容可以看出，该表中涉及的合同并非案涉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而且该表载明“以上请示妥否，敬请批示”、“客户出栏时行情已经起来，行情补贴较高，在调整回收价，影响公司收益”，其根本无法证明被告承诺向原告补贴及补贴数额的事实，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育肥猪补贴65830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饲料款277700元的请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正大公司的饲料款余额为201800元。而《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一批次育肥猪养殖周期，现原告的该批次养殖周期早已结束，且双方均陈述原告已将饲料款贷款还清，因此，被告正大公司应将该饲料款退还给原告。被告正大公司认为饲料款专款专用、无法退还的辩称明显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正大公司退还剩余饲料款2018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育肥猪“三定模式”合同》的内容可知，向原告提供饲料的是正大公司，而非正大食品公司，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正大食品公司退还饲料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柳建平退还剩余饲料款201800元；二、驳回原告柳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60元（已减半），原告柳建平承担7960元，被告兰州正大有限公司承担2000元。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事实，柳建平与正大食品公司签订的《仔猪销售合同书》中约定购买仔猪的数量为2000头，单价为700元/每头，且正大食品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向上诉人柳建平出具的两份电子发票载明的仔猪数量也是2000头，单价为700元/每头，总金额为140万元，这与仔猪销售合同书中约定的相一致，另，柳建平向正大食品公司打款也是140万元。至于上诉人柳建平主张购买仔猪的数量为2200头，是柳建平于2019年12月9日进景泰仔猪2200头，并非是案涉合同书中约定的数量，与本案无关，因此对柳建平主张因少交付200头仔猪造成的损失489868.8元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依照合同书的约定派驻技术人员进行巡查，已尽到了技术指导与监管的责任，对于柳建平主张由于被上诉人未尽到指导和监管的义务而导致仔猪大量死亡，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而导致的，因此上诉人柳建平就该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上诉人柳建平主张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育肥猪补贴65830元的请求，庭审中，正大食品公司承认有该项补贴，已构成自认，据此，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柳建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2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兰州正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柳建平支付育肥猪补贴65830元。柳建平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9960元（已减半），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0元，合计29880元，由上诉人柳建平负担23904元、被上诉人兰州正大有限公司负担59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雷 明审 判 员  苏 兵审 判 员  赵瑞霞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张义敏书 记 员  高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