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民终7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住秦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法定代表人：傅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天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甘肃天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秦安支行）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上诉人农行秦安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并不是被上诉人审查不严，而是被上诉人内部的工作人员中国农业银行秦安支行原城郊分理处主任王建敏直接冒用上诉人的名誉，在上诉人名下办理了农户小额保证担保贷款（天水银保监分局已向上诉人出具了《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充分证明此事。因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不应不支持上诉人要求“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虽然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构成对上诉人的名誉侵权，庭审时被上诉人也已经恢复了上诉人的征信，做到了停止侵权。但对上诉人造成的影响，并未消除。被上诉人至少应该在报纸上和电视台以及网络上登载公开申明，消除对上诉人的不良影响。三、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不当。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农行秦安支行的行为降低了王某1从事贷款、购房等的社会评价，侵害了王某1的名誉权，其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但并未让被上诉人实际承担责任，没有支持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只是考虑到上诉人因此事在与农行秦安支行协商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定费用的实际，酌情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支付经济补偿款10000元，而驳回了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名誉侵权，并不是只补偿在交涉协商过程中实际花费的费用，还应该赔偿损失。名誉侵权的损失不光包括物质损失，更主要的是精神损失，上诉人为了让有关部门查清事实，消除自己名下的不良贷款，恢复自己的名誉，这三年来，放下自己的生意顾不上做，找被上诉人交涉，向上级各部门反映，做生意耽误经济损失达到上百万，更不要说因买房、买车不能贷款造成的损失，在这种不良记录没有消除之前，精神压力很大，造成各种疾病，住院多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农行秦安支行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王建敏冒用其名义办理小额贷款，与事实不符。该笔贷款系原城郊分理处专贷员王伟收集整理贷款资料，王建敏作为原城郊分理处负责人审批发放的。真正的经办人是王伟，当时，这笔贷款手续齐全，有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各种信息，这些如不是上诉人本人提供，一般人是很难得到，王伟如何得到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各种信息，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该笔贷款到底是谁用了？如王伟本人在，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王伟从农行离职后外出多年，现已无法联系到，其他人对该笔贷款的真实情况都不清楚，上诉人是否贷过款已无法核实。而答辩人给银监局出具《关于王某1不良贷款征信情况说明》的原因，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已阐述的非常清楚。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一审中第一项诉求是：“请求停止侵权、恢复名誉，消除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的不良信用记录”。而该项诉求因在诉讼前其征信不良记录已删除，上诉人当庭撤回了该项诉求。现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消除影响”属于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应不予审理。三、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凭主观臆想提出了误工费、家里人吵架费、免疫力下降住院费、车辆闲置费共计360000元赔偿损失请求。首先，家里人吵架费、免疫力下降住院费、车辆闲置费不是法律规定的侵权赔偿项目。其次，上诉人只提出了诉讼请求，却未提供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并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农行秦安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仅根据上诉人出具给银监局的《关于王某1不良贷款征信情况说明》就认定：“上诉人内部疏于管理，审查不严，在实际贷款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冒用王某1姓名，与王某1签订贷款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有必要将出具《说明》的原因陈述清楚，这有利于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因客观原因实际贷款人已无法核实，在上诉人调查过程中，被上诉人不断的投诉、吵闹，其行为给上诉人的声誉及日常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该贷款的经办人王建敏归还了该笔贷款本息。贷款的归还使消除不良记录有了可行性，为消除被上诉人的不良记录，早日平息事端，上诉人给银监局出具了该《说明》，在《说明》中陈述王某1并非实际用款人。因如不这样陈述，被上诉人的不良记录是无法消除的。上诉人在《说明》中说被上诉人并非实际用款人，只是因无法核实实际贷款人，不是对该贷款实际用款人的确认，无法证明被上诉人非实际用款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冒用王某1姓名，与王某1签订贷款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未侵害被答辩人的名誉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以侮辱、诽谤为主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王某1辩称，上诉人对其出具给银监部门证明的事实，找借口否定，并且对名誉侵权只限定在侮辱和诽谤两种形式上理解，是错误的。名誉具有很广阔的含义，适用通常的民事侵权责任规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一、从发生侵权责任的事实来看，银行工作人员冒用王某1名义贷款，并且按不良资产核销，造成王某1征信不良的名誉影响的事实客观存在。《关于王某1不良贷款征信情况说明》已经清楚地证明2006年8月28日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冒用答辩人的名义办理贷款3万元。答辩人补充的新证据《天水银保监分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天银保监举复【2020】16号）更是明确证明2006年8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秦安支行原城郊分理处主任王建敏在王某1名下办理农户小额保证担保贷款3万元。二、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说，被答辩人难辞其咎。首先，农行秦安支行内部疏于管理，审查不严，在实际贷款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冒用王某1姓名，与王某1签订贷款合同，导致王某1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现不良记录，侵害了王某1的名誉权，其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被答辩人单位原城郊分理处主任王建敏，是利用办理贷款工作任务的便利，冒用答辩人的名义，造成答辩人征信不良的名誉损害。三、上诉人引用已作废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并非只规定了侮辱和诽谤两种最典型的侵害名誉权的方式，侮辱、诽谤后面还有“等方式”。四、从现行生效的法律来看，侵犯姓名权、名誉权，仍要承担民事侵权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关于没有发生侵害答辩人名誉权事实的说法，无论从客观事实，还是对法律规定的认识上来说，都是完全不对的。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名誉，并消除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的不良信用记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6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8月28日，被告农行秦安支行所属原城郊分理处王伟调查并收集整理资料，由原城郊分理处主任王建敏办理，冒名向原告王某1办理农户小额保证担保贷款30000元，期限三年，2009年8月28日到期，借款凭证号为621200600071071，还本付息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本，该笔贷款于2009年8月28日到期后形成不良贷款，于2008年剥离。2017年7月10日原告在贷款过程中发现该笔贷款不良记录，遂与被告产生争执。2018年原贷款办理人王建敏向被告清偿本次贷款本金利息共计81768.84元，后经过被告依次上报市、省分行审核后，于2020年8月7日删除了原告名下该笔贷款的不良记录。2020年8月19日，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名誉，消除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的不良记录，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60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名誉权受法律保护。农行秦安支行内部疏于管理，审查不严，在实际贷款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冒用王某1姓名，与王某1签订贷款合同，导致王某1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现不良记录，农行秦安支行的行为降低了王某1从事贷款、购房等的社会评价，侵害了王某1的名誉权，其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但因经过王某1的要求，农行秦安支行已经在层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批的情况下删除了王某1名下本次征信不良记录，王某1对该项请求当庭提出撤诉，对此本案予以许可。对王某1要求农行秦安支行赔偿由此造成的误工费、家里人吵架费、免疫力下降住院费、车辆闲置费等费用共计360000元的请求，根据法律规定，王某1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该项请求成立的义务，但王某1除陈述外，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由于被告的原因直接使自己遭受损失360000元，故对王某1上述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考虑到王某1因此事在与农行秦安支行协商过程中肯定会产生一定费用的实际，现酌情由农行秦安支行向王某1支付经济补偿款1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王某1经济补偿款10000元；二、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减半收取1000元，由王某1负担9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1.天水银保监局作出的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证明银行监管部门认定农行内部人员侵权的事实；2.2020年7月3日打印的个人征信报告，证明上面的余额是3万，但最近应还款是111769元，银行出具的证明是王建敏只还了8万多，中间差了3万多，王某1对相差的钱银行如何处理有顾虑；3.2020年8月24日打印的个人证信报告，授信额度只有11000元，证明王某1以前在银行存汇款的优良记录没有了，只是最初的征信额度；4.秦安县金盛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王某1买车时无法进行按揭贷款；5.2017年7月7日发现征信有问题后停止送货的货车照片2张，证明由于征信问题停止送货；6.照片3张，其中两张土地照片，证明由于征信问题没有耕种地，另一张是准备办酸菜厂用来净化水质的场地，证明由于征信问题无法贷款，厂子无法筹建；7.秦安县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2张、人民医院出院证明1份、甘肃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份、2020年6月26日住院证明1份、王某1母亲住院的票据，证明侵权导致王某1家庭不合，王某1发现征信不良之后三年一直在找农行和人行，没有人主动跟王某1说过或者处理过这个事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是说王建敏是负责人，所有资料都是王伟来负责，该意见书上不存在王建敏冒用的问题；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020年8月王某1的不良记录已经删除；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额度低是因为王某1刚开卡；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从法律上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却未出庭作证；证据5、6照片真实性不认可，与王某1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系天水银保监分局作出，从该证据的内容上能反映出农行秦安县支行在发放该笔贷款的过程中存在违反贷款“三查”制度，没有坚持贷款面签制度的问题，对此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的内容中并未反映出是农行秦安支行工作人员王建敏冒用王某1名义办理贷款；证据2、3个人征信报告，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也证实王某1在人行征信系统中的不良记录已经消除；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6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仅凭照片也无法证明王某1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与本案的侵权问题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除“2006年8月28日，被告农行秦安支行所属原城郊分理处王伟调查并收集整理资料，由原城郊分理处主任王建敏办理，冒名向原告王某1办理农户小额保证担保贷款30000元”之外的其余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6年8月28日，农行秦安支行所属原城郊分理处王伟调查并收集整理资料，由原城郊分理处主任王建敏经办，在王某1名下办理农户小额保证担保贷款30000元。再查明，一审庭审中，王某1当庭表示其知道不良征信记录已消除，并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农行秦安支行是否侵犯了王某1的名誉权？2.农行秦安支行是否应赔偿王某1主张的损失？关于农行秦安支行是否侵犯王某1名誉权的问题。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查询到的个人征信报告实际上是一种对个人信用的社会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本案中，因农行秦安支行工作人员未严格执行贷款审批操作规范，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所涉贷款系王某1本人办理，导致无法核实该笔贷款办理的真实情况，王某12017年办理贷款过程中发现其名下有贷款不良记录后，与农行秦安支行多次交涉，直至2020年8月农行秦安支行才上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删除了王某1名下的该不良记录。王某1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存在信用不良记录，必然影响社会对其信用的公正评价，导致其名誉受损，这一损害后果与农行秦安支行工作人员未合规办理贷款业务以及未尽审核义务，将不属实的信用报告上报导致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公布，发现后又未及时消除王某1该信用不良记录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农行秦安支行的行为侵犯了王某1的名誉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农行秦安支行主张未侵犯王某1名誉权的上诉理由无证据支持，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农行秦安支行是否应赔偿王某1主张的损失的问题。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过错致他人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由于农行秦安支行的行为导致王某1名誉受损，已实际构成侵权，故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至于王某1的损失，由于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误工费、家里人吵架费、住院费、车辆闲置费等费用与本案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也无证据证实农行秦州支行因本次侵权行为获得利益，故对王某1主张按照360000元赔偿其损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王某1为消除其不良征信，多次往返寻找农行秦安支行交涉，必然产生一定的差旅费、误工损失等，本院综合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实际情况，酌情认定由农行秦安支行赔偿王某1损失10000元。一审法院将赔偿款认定为经济补偿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农行秦安支行要求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王某1在上诉中提出要求农行秦安支行消除影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由于其在一审起诉时并未主张，其该上诉理由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农行秦安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二、变更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2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王某1损失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安县支行负担。上诉人王某1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虓晖审 判 员 包新萍审 判 员 王梅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徐 艳书 记 员 孟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