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女，198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昶，北京市高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2，男，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3，男，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1因与被上诉人赵某2、赵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赵某1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的关键事实之一，是涉案被拆迁房屋，即北京市门头沟区某园某区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园某号），是否有赵某1出资。在庭审中赵某1向法庭如实陈述，曾在2001年年底因家里要买房，应父亲的要求给了父亲现金7000元，此事有多人在场亲眼所见。因为是父女关系，没有写条，但这是真实的事实。一审法庭对这个决定房屋是否共有的关键事实，教条地套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认为赵某1未提供证据，对赵某1出资购房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65条，一审法庭可以要求赵某3本人到场，就此关键事实接受询问。赵某1交给父亲7000元现金的事实，是赵某3本人亲身经历，也是多人所知的事实，赵某3面对庄严的法庭想要否认真实的事实，将面临可能受到法律处罚的巨大精神压力。一审法庭没有按照《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64、65条规定办理，对此关键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2.本案的关键事实之二，是2001年11月赵某3出售老家房子的15000元是否用于北京购房。2001年11月赵某3出售老家房产获得15000元房款，此款中有赵某12500元。老家房产系赵某1父母所有，母亲1988年因病去世，赵某1依法享有六分之一的继承权。2001年11月老家卖房得款15000元，2002年用3万元在北京购房。老家房产闲置多年，之所以在那时候卖房，就是因为在北京买房需要钱，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一审法庭却以该契约无法证明老家房屋卖房款必然用于购买某园某号房屋，而契约所载卖房原因是因居住不便，法院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后对赵某1在购买某园某号房屋中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庭如果按照《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85条第2款规定，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不难得出老家售房款用于在北京在购买某园某号房屋的结论，一审法庭认定赵某1在购买某园某号房屋没有出资是完全错误的。此外，赵某3一方在赵某1已经证明存在15000元售房款的情况下，否认15000元用于北京购房，就有义务说明15000元售房款用在何处。但一审法庭没有要求对方举证说明钱款去向，就认定赵某1在某园某号房屋中没有出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3.本案的关键事实之三，是涉诉房屋的实际拆迁时间。庭审中查明，按照某村拆迁政策，每人享有25平米的安置面积。但是前提是拆迁时户籍在被拆迁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拆迁协议的日期是2013年10月18日，赵某1的户口迁出日期是2012年6月11日。因此，赵某1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已非拆迁人口，不享有每人享有25平米的安置面积。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极为错误的。仅从拆迁补偿和楼房分配规定的制定时间就可以看出，某村的拆迁和安置房分配是两个阶段的事情，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个短暂的时间，把拆迁协议的签订日期作为实际拆迁的时间是违反拆迁规律，是完全错误的。赵家的平房（即某园某号）是在2007年2月18日之前被拆迁的。赵某1的户口是在2000年12月11日迁入某园某号的，2012年6月11日才迁出被拆迁房屋，显然赵某1的户口在房屋被拆迁时还在某村某园某号，按照拆迁政策，应当享受2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某村某期住宅楼楼房分配方案》规定，户口的截止时间是2012年10月31日。按此规定，凡是晚于2012年10月31日才将户口迁入某村的，都不算某村正式人口，不享有拆迁利益。而一审法庭错误地认为，凡2012年10月31日之后户口还在某村的，才算拆迁人口。一审法庭的这一观点，不符合某村政策规定，不符合拆迁规律，违反拆迁工作常识。二、一审判决不公。一审法庭在赵某1交给赵某37000元，老家卖房款用于北京购房，25平米购房指标三个问题上，未按照《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没有公正地分配举证责任，实际偏袒赵某2、赵某3一方，造成判决不公，应该依法予以纠正。赵某2、赵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赵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赵某1从来没有出过资，而且也没有给父亲7000元，15000元已经处分了，跟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说有一套房卖了就视为投资了。按照拆迁政策第九条规定，这是用旧房1平方米换1平方米所得的面积，跟她是没有关系的。赵某3曾经把这房子赠与了赵某2，有赠与协议书，而且经过律师见证。这房子跟赵某1没有关系。相关证明已经证实这房子是赵某3所有，跟赵某1没有关系，请法院依法驳回。赵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分割因拆迁某园某号所得北京市门头沟区某村某期某号楼某单元某1室（以下简称某村某期某1室）和同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2（以下简称某村某期某2室）两套安置房三分之一的份额，并分割三分之一补偿款数额。事实和理由：赵某3与赵某1系父女，赵某1与赵某2系姐弟。某园某号房屋的购房款30000元，赵某1出资三分之一左右：1.赵某3曾因购买被拆迁房屋向赵某1要钱，赵某1给了7000元；2.某园某号房屋购房款的一部分是老家房屋的卖房款15000元，老家房子是赵某3与赵某1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某1的母亲于1988年左右去世，当时未分割遗产，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赵某1继承母亲遗产的份额；上诉两项款项共10000元左右。另根据拆迁政策，赵某1享有2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因赵某3、赵某2未与赵某1协商某园某号房屋拆迁事宜，致相关拆迁利益均被赵某2取得，为维护赵某1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赵某2、赵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赵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赵某1以分家析产为案由提起诉讼，该案由需具共有基础，被拆迁房屋是赵某3个人购买，赵某1没有任何出资；二、获得安置房需要补交12万元左右的差价，赵某3当时征求过子女的意见，赵某1没有表示购买，在赵某3的同意下赵某2出资购买；三、2013年赵某3有一个委托书，由赵某3之子赵某2继承，产权人已经将涉案房屋处置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某3与赵某1系父女关系，赵某1与赵某2系姐弟关系。某园某号房屋系赵某3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某村村经济合作社购得。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某村村经济合作社为赵某3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赵某3交来代收房款人民币30000元”。2013年10月18日，某村村委会（甲方）与拆迁户代表赵某2（乙方）签署《拆迁补偿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同意将其所有的如下建筑物由甲方拆除：（一）构成正式房屋、等级2（3）、面积88.6平方米，88600元；（二）、非正式房屋面积及数量共计103030元；……三、甲方补偿乙方以下楼房：某号楼某单元某室，建筑面积86.42平方米，86420元；某号楼某单元某1室，建筑面积2.18平方米，2180元；建筑面积40平方米，53240元；建筑面积35.68平方米，83170元；共计225010元……六、乙方应补给甲方人民币121980元。2013年11月8日，赵某3出具手书《委托书》，载明“坐落在某村某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1、某号楼某单元某回迁房由赵某3之子赵某2付全额款，因此本人同意住房协议及交款发票写在其子赵某2名下。委托人：赵某3，2013.11月8号。”赵某3在委托人处签名并捺印手印。2013年12月3日，赵某2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纳购房款121980元。另查，《某村某期住宅楼楼房分配方案》第二条规定，楼房分配原则：……2、拆迁的原房屋的平米数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确认的正式房屋面积为准；3、按建筑面积计算，拆除一平米正式旧房，补偿一平米楼房；某村正式人口的住楼房标准定为按建筑面积每人25平方米，按此标准计算出各户楼房总面积；某村正式人口指：户口在某村的农民和1994年以来“农转非”仍在某村居住的人口；服现役士兵；大中专院在校学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劳改、劳教人员；某村户口的男性结婚后，受户籍政策限制户口无法迁入某村的配偶。未分过楼房的户口截止到2012年10月31日。该规定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对以上无争议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在争议：一、赵某1是否对被拆迁某园某号房屋进行出资赵某1主张，其对某园某号房屋的出资体现为两部分：1.赵某3购买某园某号房屋时向其要钱，其于2001年给了赵某3现金7000元，一部分是其1998年参加工作后的工资，一部分是当时男友的钱款；2.某园某号房屋的购房款中，有一部分是老家房子的卖房款，赵某3先卖老家的房子后买某园某号房屋，老家房子是赵某3与赵某1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某1的母亲1988年左右去世时未作遗产分割，卖房款中属于赵某1继承其母遗产的部分，为赵某1的购房出资。为证明该项主张，赵某1提交《卖契》一份，载明：立卖契人赵某3因居住不便现将坐落村东南业产可请愿卖给本村赵某4名下为业，言明卖价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整……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号立。赵某3主张其未曾收到赵某1的任何款项。经质证，赵某3对《卖契》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购买某园某号房屋的款项与这一万五千元没有关系，并提交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23日的《证明》一份，载明：赵某3居住某村北山88.6平房，因某村老村改造，现分配所得某村某期楼房二套，落款处有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盖章。赵某1认为该《证明》与本案并无关联，并不是说村里证明房屋是赵某3的，就能证明房屋就是赵某3的。对上述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赵某1主张其因购买某园某号房屋交给赵某37000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赵某3对赵某1的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故对赵某1出资购买某园某号房屋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赵某1提供的《契约》载明出卖人为赵某3，“卖主赵某3”处有本人捺印，亦载有两位见证人的姓名和捺印，赵某3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未提出充足的反对理由，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确定《契约》的真实性。但该《契约》无法证明老家房屋卖房款必然用于购买某园某号房屋，而《契约》所载卖房原因为“因居住不便”，法院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后对赵某1在购买某园某号房屋中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二、赵某1是否为某园某号房屋拆迁中的户籍人口赵某1主张，其于2006年因结婚后搬离某园某号房屋，2005年拆迁办的人来过家里，其当时还在某园某号居住，房子应该是2007年拆迁的。因其户口在某园某号房屋，按照拆迁政策，应享有25平方米安置面积。为证明该项主张，赵某1提供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其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处记载：“2012年6月11日由门头沟永定镇某园某区某号迁来本址”。赵某3和赵某2主张拆迁是在2013年，赵某1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并不能证明其户籍在某村。对上述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双方对《拆迁补偿协议》均予以认可，该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18日，赵某2交纳购房款的时间是在2013年12月，故法院确认某园某号房屋的拆迁时间为2013年。双方诉争房屋为某村某期住宅楼，《某村某期住宅楼楼房分配方案》载明：某村正式人口的住楼标准定为按建筑面积每人25平方米，未分过楼房的户口截止到2012年10月31日。根据赵某1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其已于2012年6月11日将户口从某园某号迁走，在某园某号房屋拆迁时已非某村正式人口。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某1主张其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出资，出资额为某园某号购房款的三分之一，故请求分割两套安置房和补偿款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赵某1对某园某号房屋出资的主张并不能成立。赵某1亦非拆迁时的某村正式人口，其以本人户口在某园某号为由要求获得25平方米安置面积的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赵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人田某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赵某1户口是在房子拆迁之后迁走的事实。赵某2、赵某3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赵某1和田某有利害关系，其证明的阶段他们俩还是夫妻关系，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不可信。田某并没有说2008年前房子拆了，是律师误导的，他本人并没有说出来，该证据证明不了对方要证明的内容。赵某2、赵某3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意见为：赵某1所提交的证人证言，缺乏其他证据在案佐证，单一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某1户口迁移晚于拆迁的事实，故本院对赵某1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某1主张其对被拆迁房屋有两部分出资，其一为直接给付赵某3的7000元钱，但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其二为其继承其母的老家售房款，但老家售房款与拆迁购房款不存在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其该项主张亦不能予以认定。另，赵某1在拆迁时户口已从某园某号迁出，其以本人户口在某园某号为由要求获得25平方米安置面积的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86元，由赵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春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