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6694641389M，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凤凰南路**。法定代表人：陆长利，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鑫峰，江苏律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成波，江苏律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贵良，男，1971年5月4日出生，住，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div>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安，江苏力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钧，男，1971年1月3日出生，住，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于南通监狱服刑。原审被告：江苏高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4581000200F，住，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重岗街道现代名城****/div>法定代表人：周连成，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卢正江，男，1983年7月10日出生，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iv>原审被告：宿迁悦涛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40782934804，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瑶沟乡工业园****iv>法定代表人：杨权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新龙，江苏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贵良及原审被告刘钧、江苏高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阁公司）、卢正江、宿迁悦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4民初9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迅誉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张贵良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拓新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报告未按图纸要求鉴定，未扣除张贵良未完工的工程量，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迅誉公司诉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已对涉案部分工程进行鉴定，相关工程量可以作为定案参考。涉案工程的鉴定意见应按照公证书确定的工程量作出鉴定，必须按实扣除工程未完成部分，确定迅誉公司应承担的份额。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工程按280元/㎡计价依据不足。迅誉公司与刘钧均确认双方合同未实际履行，一审判决也确认刘钧在施工前已退出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既然合同无效，则涉案工程造价应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据实结算。3．鉴定意见将涉案工程地库全部计入建筑面积有误，亦有悖于建筑面积认定规范。迅誉公司严格按图施工，在涉案工程停工后，由卢正江挂靠高阁公司施工。鉴定单位以2019年5月18日诉讼后部分地库高度作为定案面积的依据，缺乏科学性。因迅誉公司严格按图施工，谁更改车库高度谁负责，与迅誉公司无关。4．一审判决认定90000元工程款未付与事实不符。迅誉公司认为2015年度的收款凭证中未包含悦涛公司已付的90000元。张贵良2019年6月9日出具的收据中，2015年2月4日载明：“2月4日￥34万元（其中悦涛公司补偿9万元已领走）”，说明悦涛公司支付的90000元并未计入该结算单340000元中，该注解是为防止将来发生纠纷而标注。一审法院确认340000元中包含90000元补偿款有误。2015年2月3日，张贵良出具两张收据，一张为“今收到南苑名城南京迅誉公司工人工资叁拾肆万元”，另一张为“今收到南苑名城补偿的人工工资玖万元整”，足以证明张贵良另外收到悦涛公司的90000元。5．一审判决认定迅誉公司未履行100000元交付义务与事实不符。张贵良已领取的款项并非全部来源于悦涛公司，不能以迅誉公司收到悦涛公司的款项否认迅誉公司对张贵良的付款。一审判决仅依据张贵良同日出具两份100000元收条，便认定其中一份未支付，缺乏事实依据。张贵良于2019年1月9日出具收条，当时已提起本案诉讼，张贵良签字确认其收款金额，当然具有法律效力。6．一审判决认定金额有误。张贵良两次借款金额为1500元、1000元，合计2500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400元。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未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意见作出后，迅誉公司对鉴定意见涉及的全部工程量、单价、迅誉公司完成部分、高阁公司完成部分、地库面、地库面积计算方法、地库高度形成时间交情况等均多次提出质疑。一审法院应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但未能通知，导致迅誉公司无法对工程造价进行质证，损害了迅誉公司的权利。2．本案与2019年9月25日作出判决的（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民事判决可能存在冲突，损害了迅誉公司的利益。被上诉人张贵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主要答辩理由如下：一、关于涉案工程造价应否按280元/平方米计算的问题。因迅誉公司将工程承包给刘钧，刘钧又将部分工程承包给张贵良，刘钧承包的单价必然高于张贵良，故一审法院将涉案工程按280元/平方米计算并不损害迅誉公司的权益。实际施工中迅誉公司亦直接向张贵良支付部分工程款，故双方已形成实际的违法分包关系，迅誉公司对张贵良施工单价约定明知却并未提出异议。二、迅誉公司上诉称张贵良所做工程应参照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案件的鉴定结论确定工程量的理由不能成立。张贵良并未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如直接引用该案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将剥夺张贵良的诉讼权利。三、迅誉公司主张车库不全部计入建筑面积的理由不能成立。鉴定人员实地勘测认定张贵良施工的车库层高全部高于2.2米，依据国家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的规定，层高高于2.2米应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如低于2.2米应计算一半的建筑面积，故一审法院将涉案工程地库全部计入建筑面积依据充分。迅誉公司上诉称施工过程中调整了车库的高度，涉案工程前期总承包人是迅誉公司，张贵良是包清工，如未经总承包人的同意，张贵良不可能浪费劳动力擅自增加层高。四、关于争议90000元应否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问题。迅誉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未认定90000元工程款与事实不符，但收据针对该90000元有明确注释，因悦涛公司补偿90000元已经领走，故该款项不应计入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中。五、迅誉公司上诉称张贵良出具的两张收据均载明收到100000元工程款，但一审判决仅认定100000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是正确的，其中一张100000元收据载明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十余天后才注明同意支付工程款，亦能证实当时并未实际付款。六、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迅誉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未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并非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而是根据案情需要可以自行决定，或者依据当事人申请通知鉴定人出庭。鉴于原审中迅誉公司并未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故一审程序合法。原审被告悦涛公司辩称，迅誉公司的上诉请求由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后综合认定，悦涛公司欠付工程款案件的终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迅誉公司未向悦涛公司出具发票，悦涛公司已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该工程款，如二审判决认定迅誉公司承担工程款给付责任，则悦涛公司仅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而一审判决的180000元保证金并不属于工程款的范围。原审被告刘钧、高阁公司、卢正江未到庭应诉答辩。张贵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迅誉公司、刘钧共同给付张贵良工程款508754.2元（计算方式：B2栋基础7390元＋B6、B9、B12栋鉴定造价1607374.2元＋生活区款项60100元－1256110元－90000元）；2．判令迅誉公司、刘钧共同返还张贵良保证金250000元；3．判令迅誉公司、刘钧共同给付张贵良停工损失790000元；4．判令高阁公司、卢正江给付张贵良工程款789444.3元〔计算方式：鉴定造价1145605.4元＋点工工程款15900元＋应补助的工程款9832.07平方米×20元/平方米×1145605.4元÷（1145605.4元＋1607374.2元）－已付工程款453890元〕；5．判令悦涛公司在欠付迅誉公司、高阁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迅誉公司、刘钧、高阁公司、卢正江、悦涛公司承担。审理中，张贵良放弃主张B2栋基础7390元、生活区款项60100元，并称保留诉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8日、10月30日，悦涛公司将其开发的泗洪县瑶沟乡南苑名城小区工程发包给迅誉公司施工，双方签订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建筑面积为30万平方米，合同造价分别暂定5500万元、4500万元。之后，迅誉公司将南苑名城30万平方米（一期10万平方米）多层住宅楼工程承包给刘钧、案外人常远福施工，双方签订一份内部承包协议书，合同上注明的合同订立时间为2014年元月8日。2013年12月，刘钧将包含B2、B6、B9、B12四栋楼房在内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南苑名城劳务工程承包给张贵良施工，以刘钧为甲方、以张贵良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泗洪县瑶沟乡南苑名城大清包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二、3.……如因甲方原材料耽误乙方施工每天补偿乙方5000元人民币。”“六、价格。1．钢筋、木工、瓦工，按实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80元人民币计算，储藏室算一层面积。”“七、付款方式：正三层付已完成工程量75%，封顶付已完成工程量75%，粉刷结束付已完成工程量75%，验收合格后一个星期内全部付清（注：春节前付已完成工程量60%）。”“八、进场缴纳质量保证金肆拾万元，标三层一次性返还。”2013年12月13日、24日，张贵良向刘钧缴纳保证金50000元、200000元，刘钧向张贵良出具二份保证金收条。2013年12月24日，刘钧向迅誉公司缴纳保证金300000元，迅誉公司自认该300000元中包含刘钧收取的张贵良保证金180000元。2014年2月20日，迅誉公司以被告刘钧有违章违规不规范操作现象为由发函要求其安排班组相关人员退场，但张贵良并未退场。2014年3月9日，南苑名城B2、B3、B6、B7、B9、B10、B12、B13八栋楼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张贵良组织人员、机械在对B2、B6、B9、B12四栋楼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迅誉公司陆续向张贵良提供工程材料并支付工程款。诉讼中，迅誉公司自认实际开工建设的南苑名城B2、B3、B6、B7、B9、B10、B12、B13八栋楼工程于2014年12月25日因故全部停工。2015年3月12日，悦涛公司申请泗洪县公证处对迅誉公司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现场情况进行了公证。之后，卢正江、案外人陈某、俞某三人合伙挂靠高阁公司承建南苑名城B3、B6、B7、B9、B10、B12、B13七栋楼的剩余工程。2015年5月8日，卢正江将南苑名城B6、B9、B12三栋楼房剩余钢木瓦劳务工程承包给张贵良施工，双方签订钢木瓦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单价按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0元计算；诉讼中，张贵良与卢正江一致确认合同单价每平方米300元包含张贵良已完成的工程量及将之前合同单价由每平方米280元增加20元为每平方米300元。该合同签订后，张贵良继续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施工。2015年12月，张贵良完成了工程的施工。后因张贵良催要工程款未果，故诉讼来院。诉讼中，张贵良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泗洪县瑶沟乡南苑名城B6、B9、B12三栋楼的实际建筑面积（储藏室按一层面积计算）进行鉴定、申请按单价每平方米280元对该三栋楼清工（钢筋工、泥瓦工、木工）总价值进行鉴定，并申请以泗洪县公证处出具（2015）泗证经内字第106号公证书确定的时间即2015年3月12日为节点对2015年3月12日之前、2015年3月12日之后张贵良分别完成的B6、B9、B12三栋楼清工（钢筋工、泥瓦工、木工）价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拓新公司进行鉴定。2019年7月23日，拓新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终稿，鉴定结论为：“B6、B9、B12三栋楼的实际建筑面积9832.07平方米及2015年3月12日之前、2015年3月12日之后B6、B9、B12三栋楼清工（钢筋工、泥瓦工、木工）价值分别为1607374.2元、1145605.4元”。关于车库层建筑面积，拓新公司在终稿中作出说明，内容为：“一、车库层建筑面积的计算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05)第3.0.5条规定：地下室：地下室、半地下室商店、车站、车库、仓库等），包括相应的有永久性顶盖的出入口、应按其外墙上口（不包括采光井、外墙防潮层及其保护墙）外边线所围水平面积计算，层高不足2.2米者应计算1/2的面积。二、经现场实际测量B6、B9、B12车库层均超过2.2米，车库层应按外墙上口外边线所围水平面积计算，计算出实际建筑面积9832.07平方米。建筑图纸上车库层设计层高为2.19米，车库层应按外墙上口外边线所围水平面积一半计算，计算出图纸建筑面积8884.035平方米。”对该终稿，迅誉公司质证认为“未将2015年3月12日之前及之后分开作出鉴定意见，工程造价未列出之前、之后的明细，对2015年3月12日之前施工范围超过工程书内容（把被告迅誉公司未做的内容纳入施工范围，如粉刷、阁楼等内容），导致迅誉公司无法对鉴定意见提出具体意见，故鉴定意见有重大瑕疵。”2019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发函给拓新公司要求其就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于2019年10月25日前出具补充意见稿,即将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终稿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人工汇总表等表格中的各项清工价值以2015年3月12日为节点分列，分别制作2015年3月12日之前、之后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人工汇总表等表格。2019年10月22日，拓新公司按照上述要求向一审法院出具补充意见稿。一审另查明：1．2019年1月9日，张贵良与迅誉公司进行了对账，形成一份张贵良领取迅誉公司工人工资明细，内容为：“2014年5.30号￥10万元，6.24号￥5万元，7.7号￥9万元，8.31号￥4万元，9.17号￥5万元，11.17号￥10万元。2015年元.6号￥10万元，元.22号￥24万元，2.4号￥34万元（其悦涛公司补偿9万元领走）。2016年2月5号￥8万元，2015年元月16号￥6.611万元，2015年元月6号￥10万元。135.611万元，壹佰叁拾伍万陆仟壹佰元整。领款人：张贵良。”诉讼中，对该份明细，张贵良质证认为，2015年元月6日二份金额均为10万元收条重复计算，张贵良只收到一笔10万元；2015年2月4日34万元收条中包含悦涛公司补偿给张贵良的9万元，该9万元不应计算为已付工程款。2．2019年1月10日，迅誉公司给付张贵良工程款2400元，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一份借条。3．2015年2月3日，迅誉公司工地负责人解某向悦涛公司出具一份领条，内容为：“今领到悦涛公司支付工人工资款壹佰贰拾柒捌仟元整（其中包括悦涛公司前期因工程难度增加补偿各班组工人工资肆拾万零壹仟元整）。注：张贵良班组玖万元整，周立刚班组捌万伍仟元整，汪巨华班组捌仟元整，周宗旺班组捌仟元整，后勤班组贰拾壹万元整。”4．本案第三次庭审后，张贵良与迅誉公司就争议的10万元收条进行了对账，张贵良从迅誉公司处复印三份收条，分别为：（1）2015年1月6日，张贵良出具给迅誉公司的金额为10万元的收条，张贵良在该收条上注明“保证工人不闹事”；（2）2015年1月6日，张贵良出具给迅誉公司的金额为10万元的收条，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2月20日在该收条上签字“同意付工人工资”；（3）2015年1月6日，被告迅誉公司工地负责人解某出具给悦涛公司金额为20万元的收条，该份收条注明“工程款，付张贵良10万元，付周立刚10万元”。一审再查明：1．2015年5月16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7月8日，高阁公司南苑名城项目部向张贵良出具四份三页点工签证单，瓦工大工、小工点工分别合计31人/天、25人/天，木工合计26人/天，钢筋工6人/天；2015年5月8日，高阁公司南苑名城项目部与张贵良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小工按100元/天、大工按200元/天；上述四份点工签证单价款合计为15100元[计算方式：（31+26+6）×200+25×100）]。2．第四次庭审后，一审法院组织张贵良与卢正江进行对账，卢正江提交26份付款凭证，张贵良对第13、14、15、16、21、24笔款项外20份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按顺序、付款凭证名称、日期、经手人、金额分别为:“（1）第1笔，收条，2015年6月13日，刘某兵，2000元；（2）第2笔，借条，2015年6月26日，张贵良，10000元；（3）第3笔，收条，2015年7月9日，张贵良，20000元；（4）第4笔，记账凭证，2015年7月16日，张贵良，18000元；（5）第5笔，借条，2015年7月19日，张贵良，5000元；（6）第6笔，借条，2015年7月23日，张贵良，20000元；（7）第7笔，领条，2015年8月28日，张贵良，40000元；（8）第8笔，收条，2015年5月31日，张贵良，10000元；（9）第9笔，领条，2015年9月26日，陆友国，13000元，另加2600元；（10）第10笔，领条，2015年9月26日，张贵良，16000元，另加酒2000元；（11）第11笔，借条，2015年9月26日，张贵良，5000元；（12）第12笔，领条，2015年9月26日，张贵良，13000元，两箱酒800元；（13）第17笔，领条，2015年11月18日，张贵良，1000元；（14）第18笔，收条，2016年2月5日，张贵良，55000元；（15）第19笔，收条，2016年2月5日，陆友国，40000元；（16）第20笔，领条，2016年2月5日，张贵良，世玉拾伍箱3000元；（17）第22笔，领条，2016年5月17日，张贵良，4935元；（18）第23笔，领条，2016年9月15日，张贵良，1000元；（19）第25笔，收条，2015年9月15日，王亮，32530元；（20）第26笔，欠条，2016年2月6日，欠款人张贵良，担保人卢正江，担保款18000元。关于卢正江未提交付款凭证的第27笔款项，已经（2019）苏1324民初128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内容为：“2017年1月24日，刘某兵向张贵良出具的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张贵良工人工资300000元”，张贵良认可该300000元系卢正江代付。以上合计为632865元。3．诉讼中，除在上述付款外，张贵良自认卢正江为其代付案外人曹培林工程款19000元。一审还查明：1．迅誉公司与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悦涛公司向迅誉公司支付工程款2414920.61元及利息（分别以2414920.61元、302700元、424260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12日起分别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016年2月3日、2018年6月4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迅誉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迅誉公司与悦涛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均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2015年9月19日，张贵良将南苑名城B6、B9、B12楼三栋楼的粉刷及散水坡劳务分包给刘某兵实际施工。2019年2月12日，刘某兵以张贵良、卢正江、陈某、高阁公司、悦涛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诉讼。2019年6月12日，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苏1324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书，现该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民事判决书认定：“悦涛公司系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但其在与卢正江、陈某解除合同时，已经对工程造价进行了核算，并由高阁公司、陈某在工程造价报告书及工程款进度支付明细上盖章、签字确认，因此可以认定，悦涛公司已经结清了高阁公司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钧、迅誉公司是否应承担向张贵良给付工程款、返还保证金、赔偿停工损失的责任；2．悦涛公司支付给张贵良补偿款90000元应否计为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以及迅誉公司是否履行了其法定代表人陆长利签字“同意付工人工资”字样的收条中100000元款项的交付义务；3．卢正江应付工程数额是多少；4．卢正江已付工程款数额是多少。一审法院认为，张贵良、卢正江、刘钧、案外人常远福均无施工资质，刘钧、案外人常远福与迅誉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应属无效，刘钧与张贵良签订的大清包承包合同及卢正江与张贵良签订的钢木瓦工承包合同亦应属无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贵良与刘钧签订了大清包承包合同，但在涉案四栋楼破土动工之前刘钧已退出施工，该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刘钧不应承担给付张贵良工程款的责任，也不应承担赔偿张贵良停工损失的责任。刘钧退出施工后，南苑名城前述八栋楼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张贵良组织人员、机械在对其中B2、B6、B9、B12四栋楼工程进行了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迅誉公司陆续向张贵良提供工程材料并支付工程款，迅誉公司未与张贵良签订施工合同，应认定迅誉公司与张贵良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分包关系，故迅誉公司应承担给付张贵良工程款的责任。关于迅誉公司与张贵良之间非法分包劳务单价的标准，可以参照张贵良与刘钧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每平方米280元，该每平方米280元的单价并未损害迅誉公司的利益，迅誉公司应付工程款应为经鉴定的2015年3月12日之前B6、B9、B12三栋楼清工（钢筋工、泥瓦工、木工）价值1607374.2元。关于返还保证金，刘钧收取张贵良保证金250000元，刘钧将其中的180000元缴纳给迅誉公司，迅誉公司、刘钧应分别对保证金180000元、70000元承担返还责任。关于停工损失，张贵良与迅誉公司就停工损失未作出约定，迅誉公司不认可张贵良存在停工损失，且张贵良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停工损失，故张贵良主张停工损失79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悦涛公司支付给张贵良补偿款90000元不应计为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具体理由如下：在（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案件中，迅誉公司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领条，该份领条系迅誉公司工地负责人解某出具给悦涛公司，内容为：“今领到悦涛公司支付工人工资款壹佰贰拾柒捌仟元整（其中包括悦涛公司前期因工程难度增加补偿各班组工人工资肆拾万零壹仟元整）。注：张贵良班组玖万元整，周立刚班组捌万伍仟元整，汪巨华班组捌仟元整，周宗旺班组捌仟元整，后勤班组贰拾壹万元整。”迅誉公司提交该份领条欲证明401000元补偿款不应计为悦涛公司的已付工程款，对该份领条及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悦涛公司均予以认可，前期因工程难度增加补偿各班组工人工资401000元并未计为悦涛公司已付工程款，故包含在401000元之中的悦涛公司支付给张贵良补偿款90000元亦不应计为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迅誉公司未履行其法定代表人陆长利签字“同意付工人工资”字样的收条中100000元款项的交付义务，具体理由如下：2015年1月6日，张贵良出具给迅誉公司的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条，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2月20日在该收条上签字“同意付工人工资”，而张贵良认为其未收到该份收条中100000元款项；第四次庭审中，一审法院限迅誉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前提交注明“同意付工人工资”字样的收条中100000元款项支付情况详细说明，包括支付时间、方式，但迅誉公司未提交说明，其未亦提交其于2015年2月20日之后给付张贵良100000元款项的相关证据，故应认定迅誉公司未履行该收条中100000元款项的交付义务。迅誉公司应付工程款为1607374.2元，迅誉公司已给付1168510元（计算方式：1356110元+2400元-100000元-90000元），尚欠438864.2元（计算方式：1607374.2元-1168510元）。悦涛公司尚欠被告迅誉公司工程款，一审法院已作出判决，悦涛公司、迅誉公司均提出上诉，尚欠工程款的数额未最终确定，故悦涛公司应在欠付迅誉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张贵良与卢正江一致确认合同单价每平方米300元包含张贵良已完成的工程量及将之前合同单价由每平方米280元增加20元为每平方米300元。卢正江辩称“张贵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施工进度严重滞后，故不应支付每平方米20元的补助”，对此，张贵良不予认可，且卢正江亦未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能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卢正江应按约定补助张贵良每平方米20元，卢正江应补助的工程款为81828.9元[计算方式：9832.07平方米×20元/平方米×1145605.4元÷（1145605.4元+1607374.2元）]。卢正江又辩称“点工工程款应由原告张贵良自行承担”，张贵良不予认可，卢正江未举证证明，亦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能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卢正江应付工程款为1242534.3元（计算方式：经鉴定的清工价值1145605.4元+点工工程款15100元+每平方米补助20元的工程款81828.9元）。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第20笔付款3000元酒款的领条，张贵良认为其没有收到领条中价值3000元的酒，因其未对该份领条相关情况作出合理说明，且其亦认可其收到了第10笔付款领条中价值2000元的酒、第12笔付款领条中价值800元的酒，其陈述没有收到第20笔付款领条中价值3000元的酒不具有合理性，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领条中3000元款项应系已付工程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除第13、14、15、16、21、24笔款项外合计21笔付款总额为632865元；除该21笔付款外，张贵良自认卢正江为其代付案外人曹培林工程款19000元，故卢正江已付工程款为651865元（计算方式：632865元+19000元）。卢正江主张其又代付陆友国37000元工程款及张贵良未完成工程量对应的工程价款约为400000元，但其均未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能后果。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卢正江应付工程款为1242534.3元，卢正江已付工程款为651865元，卢正江尚欠590669.3元（计算方式：1242534.3元-651865元），对该款，卢正江应承担给付责任，高阁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根据一审法院（2019）苏1324民初128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认定悦涛公司已经结清高阁公司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故悦涛公司不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钧返还张贵良保证金70000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迅誉公司向张贵良支付工程款438864.2元、返还保证金180000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履行完毕；三、悦涛公司在欠付迅誉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第二项中工程款438864.2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卢正江向张贵良支付工程款590669.3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履行完毕；五、高阁公司对第四项中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六、驳回张贵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12元，由张贵良负担13272元，由刘钧负担877元，由迅誉公司负担7758元，卢正江、高阁公司共同负担7405元；鉴定费28000元，由张贵良负担14000元，由迅誉公司、卢正江、高阁公司共同负担140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由迅誉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迅誉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4年8月23日，南苑名城项目部出具的鉴证复印件一份。旨在证明张贵良已收到该90000元。2．2015年2月3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90000元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南苑名城补的人工工资玖万元整（￥90000.00）”，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长利在该收条左下角注明：“同意悦涛公司（停工）另外补偿张贵良班组工资。”旨在证明讼争90000元不属于工程款，而系补偿金，迅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3．2016年6月1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1500元借款单一份；2019年7月10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1000元借条一份。旨在证明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借款的金额并非2400元，而是2500元。4．2015年2月3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340000元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南苑名城南京迅誉公司工人工资叁拾肆万元整（￥340000.00）”。旨在证明该340000元中不包含讼争90000元，该两笔款项是独立的，即一审法院认定从已付工程款中扣除该90000元有误。5．2018年12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一份，该咨询报告是在迅誉公司诉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依法委托作出的审核结论，是依据迅誉公司与悦涛公司签订的合同确定的工程造价，也包含涉案工程的造价。旨在证明涉案工程应参照该咨询报告作为结算依据，根据迅誉公司的分项计算，张贵良施工部分的工程造价为995056.23元。6．证人解某的出庭证言。证人解某作证称：“迅誉公司承接悦涛公司工程，我在迅誉公司任工程负责人，陆长利聘用的，我和陆长利也有合伙关系，张贵良我也认识，他承包迅誉公司的泗洪南苑名城小区4幢楼的建设，其中有一栋楼只打了地基。张贵良的工程没有做完，做到三层封顶，做了B6、B9、B12三栋，都只做到主体三层封顶，没有结算。施工中迅誉公司向张贵良付过钱，有的是悦涛公司代付，有的是我经手付款的，从我个人账户汇给张贵良，也有的是现金支付的，现金的资金来源是悦涛公司支付到我的账户，或悦涛公司代付他的。我知道迅誉公司与张贵良的诉讼，我工作时知道的，没有参与这个诉讼活动。2019年1月9日张贵良领南京迅誉公司工人工资明细是我书写的，领款明细中提到的90000元补偿款是因为工地误工悦涛公司补偿给张贵良班组的。340000元是我通过银行卡汇给张贵良账户的，90000元也是从我银行卡汇给张贵良的，同一天一共汇款430000元，银行汇款记录可以调取。应当是打条子同一天汇款的，一边打条子一边汇款，银行记录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手里应该也有。2015年1月6日张贵良书写、陆长利写明同意付工人工资的那张100000元收条，这笔款项是悦涛公司代付的，悦涛公司派人送现金到工地附近，他们领取的。陆长利在收条书写同意付工人工资是为了方便报销。2015年1月6日，张贵良共收到两笔款项，一笔是现金，一笔是现金支票，都是悦涛公司代付的。2015年1月6日，我向悦涛公司出具200000元收条，载明付张贵良100000元、付周立刚100000元，是悦涛公司派人送现金到工地，在工地外面给的钱，悦涛公司找我出具的条据。当天现金支票付款的部分我也向悦涛公司出具手续了，先给钱，我后出的手续，前后相隔三四天（好像一个是1月2日，一个是1月6日），证据在悦涛公司。现金支票那部分是张贵良和周立刚去银行取钱，出具收条，保证工人不闹事。因为我把悦涛公司条据收回来要交给迅誉公司的。他们打的条子有一张是出具给悦涛公司，有一张出具给迅誉公司，因为工人会闹事，我们也不敢出面，甲方领导也不敢出面，都是代付的钱，这部分资金在悦涛公司都能查到。张贵良停工的车库层高我记不清了，是施工员负责的，我不管这个。我和迅誉公司之间有合伙纠纷，现在上诉到市法院了。悦涛公司代付款项，在迅誉公司与悦涛公司的生效判决中全部抵充了，没有遗漏。”7．证人陆某的出庭证言。证人陆某作证称：“我是迅誉公司委派到南苑名城协同解某现场主持工作的，主要负责现场管理以及部分账目。我认识张贵良，当时有两个施工班组，一个是张贵良，一个是周立刚。张贵良工程做到三层浇顶，因为甲方资金不到位，所以停工了。张贵良施工3幢楼，合同订立的是4幢，但是有一幢没有开，具体楼栋号记不清了。张贵良施工工程没有结算，工程款没有付清。迅誉公司与张贵良的诉讼我不清楚，我从2015年下半年就离开迅誉公司，具体月份想不起来了。我与迅誉公司没有其他经济纠纷。施工中，迅誉公司向张贵良付款的整体情况我不清楚，财务是解某负责的，我只知道一小部分，我是中期才参与的。”以上证据6-7旨在证明讼争90000元、100000元的支付情况以及案涉工程其他情况。8．户名为解某的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卡内账户明细查询清单一份，该明细记载2015年2月5日解某从其个人账户转账430000元到张贵良个人账户。旨在证明迅誉公司向张贵良支付了430000元，该430000元是迅誉公司独立向张贵良支付工程款，该款不包括悦涛公司向张贵良支付的90000元补偿款，故一审法院将迅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扣除900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张贵良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能够证明争议90000元系悦涛公司补偿给张贵良班组，与迅誉公司无关，不应计入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范畴。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系张贵良本人出具，但不能达到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长利已注明该款项系悦涛公司补偿给张贵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意按借条载明的金额予以扣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2019年1月9日迅誉公司与张贵良对账时已注明该340000元中由悦涛公司补偿90000元已领走，张贵良虽出具收条，但并未实际领取到340000元，其中有90000元系悦涛公司支付，与迅誉公司无关。因证据5系复印件，未加盖印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即使真实也不能达到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该咨询报告书是另案委托鉴定时出具，并非本案中形成，张贵良并未参加该案诉讼，故该咨询报告书对张贵良没有约束力。证据6系证人解某的证言，证人与陆长利系合伙关系，且与迅誉公司正在诉讼，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与本案审理结果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首先，证人对2019年1月9日工资明细中340000元的解释不真实，张贵良书写领条在先，解某和张贵良算账在后，算账以后解某明确书写2月4日340000元其中悦涛公司补偿90000元已领走，该文字表述不存在歧义，故其解释与书面记载存在矛盾。其次，证人对2015年1月6日陆长利签字条据的解释也不真实，其陈述与陆长利既是合伙关系，又是迅誉公司委派到工地的管理人员，其在没有得到公司认可的情况下，不可能自己向张贵良付款，虽然张贵良同日出具两张收条，但陆长利签字的借条实际上没有支付，因为必须经过迅誉公司认可后才可以支付，足以说明当日该100000元并未支付。证据7系证人陆某的出庭证言，因证人证言与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由法庭依法认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被告悦涛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原件在悦涛公司处，该鉴证明确约定张贵良班组2014年9月前所有签证作废，款项性质是补偿临时用电给班组造成的损失。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依法认定。证据3系迅誉公司与张贵良之间形成，悦涛公司不予质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由法庭依法认定，因收条系张贵良出具，悦涛公司对此不清楚。因证据5的证据形式不完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认定，即使真实，质证意见也同悦涛公司在关联案件中的意见一致。对证据6、7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依法认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依法认定。原审被告悦涛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9．2020年11月21日，泗洪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苏1324执2161号执行结案通知书一份，载明：“悦涛公司与迅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泗洪县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1月21日以强制执行完毕方式执行结案。”旨在证明悦涛公司不再欠付迅誉公司工程款，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迅誉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迅誉公司对该执行依据的判决书已申请再审，故不能以此证明悦涛公司不欠付迅誉公司的款项。被上诉人张贵良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被告刘钧、高阁公司、卢正江未予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鉴于张贵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确认，对其证据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鉴于张贵良对证据3无异议，亦同意按借条载明金额予以扣除，本院予以确认。鉴于张贵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据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5系迅誉公司与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委托鉴定形成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因迅誉公司称张贵良施工的工程造价系其公司自行核算得出，张贵良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结论的客观公正性亦无从查证，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以及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定。证据6系证人解某的证言，其虽与迅誉公司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确系支付讼争款项的经手人，对其证言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7系证人陆某的证言，因证人陆某明确陈述其对张贵良的付款情况不清楚，故本院对其证言的关联性以及迅誉公司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定。鉴于各方当事人对证据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证人解某于2015年2月5日向张贵良个人账户汇款430000元的事实。证据9系人民法院的执行文书，鉴于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迅誉公司诉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泗洪县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1月21日以强制执行完毕方式执行结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4年8月23日，南苑名城项目部出具鉴证一份，载明：“南苑名城一期工程施工张贵良班组B6、B9、B12，由于甲方临时用电未到位，造成停工等损失，现甲方一次性补偿张贵良班组人民币玖万元整（￥90000.00）。张贵良班组2014年9月1前所有鉴证作废，此费用不包括B6、B9、B12塔吊租金。备注：此费用包括临时用电造成的停工、歇工、材料二次搬等所有费用）”。该鉴证加盖有悦涛公司、监理单位公章。2015年2月3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南苑名城补的人工工资玖万元整（￥90000.00）”。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长利在该收条左下角注明：“同意悦涛公司（停工）另外补偿张贵良班组工资。”同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340000元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南苑名城南京迅誉公司工人工资叁拾肆万元整（￥340000.00）”。2015年2月5日，迅誉公司南苑名城工地负责人解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张贵良账户汇款430000元。二审再查明：2016年6月1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1500元借款单一份，借款单位为南苑名城迅誉公司，借款理由为工人工资，该借款单会计主管人员核批处签署“陆长利个人钱”字样，领导批示处有陆长利签批“同意报”字样。2019年7月10日，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出具的1000元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壹仟元整（￥1000.00）。”二审又查明：迅誉公司诉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民事判决。因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20年4月3日作出（2020）苏13民终90号民事判决：一、变更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悦涛公司向迅誉公司支付工程款2414920.61元及利息（分别以2414920.61元、302700元、4242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1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016年2月3日、2018年6月4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维持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4民初635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该民事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悦涛公司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义务，迅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已于2020年11月21日以一审法院强制执行完毕方式执行结案。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迅誉公司应给付张贵良工程款的数额如何确定。关于第1争议焦点。迅誉公司以一审法院未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经查，原审中迅誉公司对江苏拓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终稿提出异议后，一审法院已发函要求拓新公司针对当事人的异议出具补充意见稿，拓新公司亦已按要求出具补充意见稿。迅誉公司虽对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终稿及补充意见稿的结论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出实质性异议，亦未能提供充分反驳证据推翻鉴定意见。鉴于迅誉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并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故其以鉴定人未出庭作证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迅誉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其虽与刘钧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并由刘钧与张贵良签订大清包承包合同，但刘钧退出施工后由张贵良实际组织施工，迅誉公司亦陆续向张贵良提供工程材料并支付工程款，故一审法院认定迅誉公司与张贵良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分包关系并无不当。迅誉公司施工建设的工程后虽因故停工，但迅誉公司针对张贵良已完成的工程价款仍负有给付责任。二审中，双方当事人针对迅誉公司应付张贵良工程价款的主要争议集中在以下四项：一是张贵良施工的工程造价如何确定；二是悦涛公司补偿张贵良的90000元应否从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中扣除；三是2015年1月6日迅誉公司向张贵良付款的数额为100000元还是200000元；四是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借款的数额如何确定。本院对此分述如下：1．关于张贵良施工的工程造价确定问题。迅誉公司针对张贵良施工的工程造价确定主要异议有两点：一是工程造价的计价方式如何确定；二是工程地库应否计入建筑面积。（1）关于工程造价计价方式的确定问题。迅誉公司上诉称应参照迅誉公司诉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鉴定的工程量加以确定，张贵良则其未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为由不予认可。张贵良与迅誉公司之间针对涉案工程虽未约定工程造价计价方式，但一审法院参照张贵良与刘钧签订的合同确定劳务分包单价计算工程造价较为公允，亦不损害迅誉公司的利益，并无明显不当。迅誉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其并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或者理由，其主张参照其与悦涛公司的鉴定意见确定本案工程造价依据不足，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2）关于工程地库应否计入建筑面积的问题。原审中，拓新公司依据国家标准即建筑面积计算规范的要求区分地库层高计算相应的建筑面积有充分依据，应予确认。迅誉公司上诉称卢正江擅自更改车库高度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无论车库高度更改责任在谁，张贵良作为劳务分包人均应按实际施工面积结算工程价款。故迅誉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悦涛公司补偿张贵良的90000元应否从迅誉公司已付工程款中扣除的问题。2019年1月9日张贵良领南京迅誉公司工人工资明细清单中虽载明“2月4日340000元，其中悦涛公司补偿90000元已领走”，但结合二审中迅誉公司提供的张贵良分别出具的340000元收条、90000元收条以及解某于2015年2月5日向张贵良账户转账汇款430000元的银行流水明细，足以印证迅誉公司在支付讼争340000元工程款之外，另将悦涛公司的90000元补偿支付到位。鉴于迅誉公司主张的已付工程款中并未将悦涛公司额外补偿张贵良的90000元计算在内，故迅誉公司主张讼争90000元不应从其已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3．关于2015年1月6日迅誉公司向张贵良付款数额的确定问题。针对迅誉公司付款数额的确定，迅誉公司主张2015年1月6日已付款200000元，依据是原审中其已提供张贵良出具的两张各100000元的收条。张贵良对此不予认可，其称两张收据系分别向悦涛公司、迅誉公司出具，但仅收到一笔款项。根据两张收条记载的内容，落款日期虽均为2015年1月6日，但其中一张左下侧有迅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长利于2015年2月20日签署“同意付工人工资”字样，至少能够说明截至2015年2月20日迅誉公司尚未支付该笔款项。二审中，迅誉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解某称张贵良于2015年1月6日共收到悦涛公司代付的两笔100000元款项，分别是现金、现金支票，经本院向悦涛公司核实相关情况，悦涛公司明确表示根据其公司财务账簿的记载，2015年1月6日向张贵良付款的金额仅为100000元。结合2015年1月6日解某向悦涛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200000元工程款分别付张贵良100000元、周立刚100000元，以及迅誉公司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间内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2月20日之后支付张贵良100000元款项的事实，足以综合认定迅誉公司主张2015年1月6日已付张贵良200000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故本院对迅誉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4．关于张贵良向迅誉公司借款数额的确定问题。针对借款数额的确定，二审中迅誉公司已提供张贵良出具的借款单、借条加以证明，张贵良对两份条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亦认可该两笔借款2500元应从欠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审理中迅誉公司以借款数额误差较小为由对该项上诉理由自愿予以撤回，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故借款金额不再予以调整。据此，本院认定迅誉公司欠付张贵良的工程款数额为348864.2元（438864.2元－90000元），其对此负有继续给付义务。审理中，因迅誉公司诉悦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泗洪县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1月21日以强制执行完毕方式执行结案，故悦涛公司已不再欠付迅誉公司工程款，其在本案中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张贵良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基础已不复存在。综上，上诉人迅誉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鉴于二审中出现新证据导致案件事实发生变化，所作判决亦应作出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4民初956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四、五、六项；二、撤销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4民初956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三、变更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4民初956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张贵良支付工程款348864.2元、返还张贵良保证金180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一审案件受理费29312元，由张贵良负担14444元，由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586元，由刘钧负担877元，由卢正江、江苏高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405元；鉴定费28000元，由张贵良负担14000元，由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卢正江、江苏高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0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由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883元，由南京迅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543元，由张贵良负担13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芳远审判员  庄业富审判员  徐金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叶甜甜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律提示：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义务人应当承担不履行义务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