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8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兰，女，196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宇，广东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龙，男，1974年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龙岗大道****。法定代表人：蓝敏。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蔡伟鹏，广东晟典（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玉兰与被上诉人石龙、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诚职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2251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玉兰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原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一、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助学金和补助金人民币143万元；二、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50万元（500万元＊30%＝150万元）；三、二被上诉人从2018年5月24日开始以第一项请求欠款数额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上诉人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为止。（计至2019年4月14日的利息为人民币55388元）（1430000＊4.35%／365天＊325天＝55388元）；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充分保障上诉人质证的权利。首先，2019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就本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在开庭前一日即2019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打电话称应因开庭时间比较赶，提出要求上诉人方提前准备书面质证意见，我方当即提出没有审查证据比较难发表质证意见，但一审法院称可以在书面基础上补充意见。后2019年11月20日开庭，因前面有庭在开，本案实际4点多钟才开庭。在一审庭审中我方针对被上诉人的答辩我方主体不适格发表回应意见，并当庭提出申请追加被告。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当庭向双方释明因追加被告原因开庭中止，另定时间开庭，并提出也给充分的时间双方下次开庭再质证、辩论。其次，本案第二次开庭定于2020年3月26日开庭，在调查阶段，我方要求对证据进行质证，一审法院主审法官提出已经发表过质证意见，不需再质证，直接将案件进行到辩论阶段。我方只能休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再次，第二次开庭本案已经追加被告，虽然新追加被告在庭审中提出与另一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致，但依法我方应该有发表质证意见的权利。且第二次开庭已经由独任审理变更为合议庭审理，第二次开庭有必要组织双方再进行质证，否则，合议庭审理也完全流于形式。最后，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的证据没有在法庭上出示。上诉人要求对证据进行质证没有得到一审主审法官的同意。因此，一审法院没有保障上诉人的质证权利，违背程序。二、一审法院审查存在案件事实不清，二审法院应予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1、本案上诉人起诉针对被上诉人是否有按照《协议书》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助学金和补助金的问题。因此，案件审查的焦点应该是：协议书对于助学金和补助金支付怎么约定，被上诉人是否违反协议约定没有支付助学金和补助金，违反约定应该承担什么违约责任三大问题。一审法院如果没有对上述事实进行查实，属于事实不清。特别关于助学金和补助金支付和违约责任问题双方在协议书约定非常明确，根据协议书第七条第4点约定，“许可证”和“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举办者）的授权人签订本协议之日前学校所有的收入、政府补贴以及助学金均属甲方所得，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如上述款项转入学校的账户，办完所有法定变更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即由乙方转向甲方的私人账户，乙方不得克扣。根据协议约定助学金和补助金支付约定属于附条件履行的特别约定，从案件查明的事实，支付的条件已经全部成就，但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必然已经构成违约。并且根据协议书第八条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甲乙方违反本合同所约定的任何一项义务，均应当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并赔偿转让价款30%的违约金。本案上诉人违约事实非常清楚，违约应该承担的责任也非常清楚。一审法院判决完全违背基本事实。2、案涉案惠州市华洋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华洋职校）转让，因上诉人的人身受限无法自行进行，上诉人只能委托代理人胡某进行，上诉人对代理人胡某的授权非常明确，并没有授权代理人胡某对涉案款项使用的认可、确认。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诉人对代理人胡某的委托事项为：全权办理将委托人拥有的惠州华洋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者变更为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人变更为石龙的相关事宜，包括：代为签署举办者所有权转让协议、申请办理举办者所有权转让协议公正、签署公正申请表、谈话笔录等相关文件；代为召开理事会、选举和罢免理事、行使理事及理事长权力；代为到惠州市教育局办理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变更审批手续；代为到惠州市民政局办理和签署《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变更登记手续；代为办理和签署其它法定变更登记有关的文件。上述授权委托的内容具体清晰且没有歧义，该授权委托明确代理人胡某的权限范围，胡某的权限范围仅仅为华洋职校变更手续的全权委托。上诉人更没有授权胡某对涉案款项使用的认可、确认。显然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而将代理人胡某的全部行为都视为有效。3、委托代理人胡某已经超越代理权限，且上诉人明知胡某代理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不但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且出于非法目的恶意要求代理人胡某确认华洋职校的债务。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首先，被上诉人对公正委托书签署的目的和内容是完全了解的，该委托书是上诉人和胡某应被上诉人的要求而签署。该委托书委托的目的是为了华洋职校办理变更手续需要，委托书中的权限范围仅仅是华洋职校变更手续的授权，其他事宜没有进行授权，胡某无权对债务进行认可、确认。被上诉人知道和应当知道胡某认可、确认华洋职校的债务的行为是明显不当的。其次，被上诉人从未向胡某出具过华洋职校的具体债务的凭证，胡某一直在外国留学根本不知道被上诉人支付华洋职校债务的情况，由代理人胡某对华洋职校债务的确认属于非常荒谬的。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尽合理注意义务。再次，代理人胡某属于单亲家庭，在上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前胡某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一直由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被追究责任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华洋职校转让协议，其目的之一是通过约定华洋职校收到的助学金和补助金后，被上诉人向代理人胡某支付，以便满足代理人胡某生活、学习上经济的需要。因此，胡某生活费、学费等费用来源有赖于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已经掌握代理人胡某的经济命脉，在代理人胡某急需生活费、学费时，被上诉人趁机提出要求代理人胡某对华洋职校的债务进行越权确认，被上诉人纯属乘人之危。最后，胡某长期在国外留学，对华洋职校的债务毫不知情，相反上诉人对华洋职校的债务非常清楚，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双方什么时候要对华洋职校的相关债务进行确认，上诉人和代理人胡某也没有主动提出要对数，被上诉人也清楚上诉人于2019年2月20日刑满出狱，却匆忙要求胡某在上诉人出狱前进行确认，被上诉人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被上诉人的企图就是将本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助学金、补助金占为己有。因此，被上诉人明知委托存在瑕疵，为了非法目的要求代理人确认，非出于善意。可惜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4、代理人胡某的确认行为应属无效，对上诉人无约束力。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最终错误认定代理人的确认行为。胡某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超越代理对华洋职校的债务进行确认。并且，被上诉人明知胡某代理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不但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出于非法目的恶意要求胡某确认华洋职校的债务。上诉人也是在本案起诉法院，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才知道代理人胡某对华洋职校的债务进行确认。上诉人在得知代理人确认华洋职校债务的事实后，也明确否定胡某代理人的确认。因此，胡某的该确认行为应属无效，对上诉人无约束力。5、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学校于2019年5月15日办理完所有变更手续属于事实不清。二审应予纠正。按照《协议书》约定第五条第3点、第六条第6点约定，所谓办完所有法定变更所指的是“许可证”和“登记证书”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学校经营管理（办学资格）权变更手续以及出资额（股权）变更手续，因此，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华洋职校“许可证”取得在2018年5月21日，“登记证书”取得在2018年6月6日。按照《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最迟应在2018年6月9日前将2017年8月31日前华洋学校所有的收入、政府补贴以及助学金不得克扣转给上诉人指定的账户，否则构成违约。至于被上诉人提出因上诉人所担任法人的惠州市华才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华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被税务限制法人变更根本无关，华洋职校与上述两间公司属于完全独立的主体，并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罚款在2018年8月1日缴纳，变更法人在2019年5月15日才完成，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纳税人提交的有关变更登记的证件、资料齐全的，应如实填写税务登记变更表，符合规定的，税务机关应当日办理。长达9月的期限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违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根本原则，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首先，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清楚上述上诉状第二条提及的相关事实。其次，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二次质证意见，直接简单引用所谓“禁止反言原则”采纳第一次质证意见，没有深入调查事实，违背审判案件的根本原则。实际上，上诉人第二次质证意见才充分代表上诉人的意见，且第二次书面质证意见大部分也只是对第一次质证进行明确，并非对第一次质证的否定，也更加真实反映事件情况。退一步讲，如果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方的质证意见属于自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因此，一审法院也有义务查明案件事实。最后，再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上诉人对于自认还有撤销的权利。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听取上诉人任何意见。因此，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查清案件事实，违背法律规定做出认定。四、一审法院违背事实，滥用职权，违法对上诉人进行告诫，二审法院应予纠正。首先，涉案华洋职校转让前后签订过二份协议书，在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1）第九条第2点约定：本合同约定与办理变更登记时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的资料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同时，第九条第6点约定：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当事人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到起诉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第六条第7点约定：因乙方需要履行内部的手续，正式办理学校变更手续时，乙方可以以第三人的名义作为学校的举办者及法人代表，甲方无条件认可。其次，上诉人委托其代理人胡某于2018年5月18日与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2），该协议书只是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履行协议书1中约定的其中一项附随义务而签订，目的用于变更举办者及法人而已。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2是应被上诉人要求以第三人名义作为学校的举办者及法人代表而签订，协议书2签订后当天代理人胡某当即交被上诉人石龙，并由被上诉人将协议书2交登记管理机关（即教育局）进行华洋职校法人变更。因此，上诉人认为，协议书2只是上诉人按照协议书1要求履行其中一项附随义务。上诉人基于上述事实，按照协议书1第九条第6点约定在其住所地法院起诉。完全属于个人对事实理解问题，并非有意违背事实进行诉讼。并且，在上诉人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起诉中，上诉人也将协议书1、2—并作为证据材料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提交，完全不存在任何隐瞒。即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进行诉讼实属无稽之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告诫明显违法。综上，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对一审判决进行撤销并改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如下：我方认为代理人胡某没有忠实维护委托人上诉人的利益，背离了民法代理制度的基本宗旨。1、胡某未经得上诉人的同意知情下擅自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第二份协议书，并且将原协议中的自然人为主体变成了法人，还有将代理人胡某变成了连带责任人。2、胡某没有尽到履行严格按照委托人意思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并且擅自将相应的权利委托了第三人陈启聪，因此，我方认为胡某是没有尽到委托人的职责，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被上诉人龙诚职教公司对上诉人陈玉兰答辩称：第一、我方均按要求完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陈玉兰均无权再要求我方支付助学金、补助金，其所主张的诉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1、根据协议约定，支付完债务后，才将有剩余的款项支付给陈玉兰，这是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先决条件”。首先，根据《协议书》约定，涉案转让款项包含500万元以及234万元助学补助金，合计734万元，同时协议也约定2017年8月31日前华洋学校经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陈玉兰承担，我方在签订《协议书》后有权代陈玉兰从上述款项中依次支付其应承担的债务。其次，陈玉兰之所以要将华洋学校转让给我方，是因为华洋学校面临教学许可被吊销，拖欠教职工工资、社保、拖欠水电费、电话费、装修款、学校场地租金、学生学费、第三人债务，华洋学校被他人查封、学生无法上课等等问题，华洋学校所拖欠的每一笔债务不先解决的话学校均无法正常开展。因此，解决债务问题是让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工作以及确保此次转让能否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因此，双方在协议中也有明确的约定。2、我方已按协议书约定全部履行完毕，不拖欠陈玉兰任何的助学金和补助金。在协议签订后，我方一直按约定积极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我方现已代陈玉兰支付债务6381275.03元，同时,已实际转账支付给陈玉兰女儿胡某合计985000元，两项数额合计7366275.03元。已实际超过我方根据协议约定需要支付给陈玉兰的款项。3、上述我方代陈玉兰所支付的债务款项均经过陈玉兰委托的女儿胡某的认可。我方仅作为代付款人，本身对陈玉兰所欠的债务情况并不清楚，如果这些款项的支付不是在陈玉兰女儿胡某的要求和确认下的话，我方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支付这些款项。首先，2018年3月15日，陈玉兰女儿胡某向我方出具确认，确认其转款以及用助学金的一部分用于偿还华洋学校自2017年8月31日前所产生的债务，用该两笔款项偿还陈玉兰应当承担的华洋学校自2017年8月31日前所产生的债务。其次，2018年8月18日陈玉兰胡某亦通过邮件再次对我方已支付的款项以及未支付的债务再次予以确认，并明确我方所支付的款项已实际超过应支付给陈玉兰的总费用。最后，退一步讲，即使按照陈玉兰的女儿胡某所作出的书面确认数额加上已实际转账给陈玉兰女儿胡某的款项数额，也已超过需要支付给陈玉兰的款项数额。综上所述，我方已按协议完全履行了支付义务，不存在拖欠陈玉兰助学金、补助金的问题，陈玉兰的诉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第二、胡某是陈玉兰的合法授权人，全权代表陈玉兰，胡某所实施的行为均有效代表陈玉兰。首先，我方出具的公证授权委托书上已明确授权胡某全权处理有关华洋学校转让的事宜。其次，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九条第4点明确载明“甲方授权胡某，乙方授权石龙为本协议执行人，所有行为和签名均视为甲乙双方的行为和签名”，同时协议也载明，胡某为案涉款项的收款人，因此胡某出具的确认应视为陈玉兰出具的确认。最后，胡某是陈玉兰的女儿，与陈玉兰具有极亲密的关系，其所作出的认可和行为本身就一定程度上代表陈玉兰，其也不可能作出对陈玉兰不利的代理行为。同时，在协议履行期间陈玉兰被羁押于监狱，在具体履行过程中，不可能也不现实都能去跟陈玉兰本人进行确认。第三、陈玉兰要求我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据此要求我方支付150万元违约金的诉求亦无法律依据。首先，我方一直遵守双方的协议约定进行履行。我方在接手华洋学校后，即积极按照协议约定代陈玉兰偿还债务，解除债务人对学校的查封，与教育部门交涉，申办办学许可，支付拖欠的教职工工资，补缴社保，偿还拖欠的政府借款以及租金等诸多债务，我方已实际完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并不拖欠陈玉兰的任何助学补助金。其次，华洋学校办理完所有法定变更手续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并不是陈玉兰所主张的2018年5月21日就办理完变更手续。因陈玉兰所担任法人的惠州市华才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华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缴纳税收，被税务部门处罚，导致华洋学校也被税务部门限制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无法办理法人变更手续，无奈我方只能代陈玉兰缴纳上述两家公司税收罚款后，惠州市税务部门才同意华洋学校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税务部门准许办理法人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因此，华洋学校办理完所有法定变更手续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最后，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我方一直与陈玉兰的女儿胡某保持沟通、协商，鉴于我方所支付的款项已实际超过应当支付给陈玉兰的总费用，陈玉兰的女儿胡某同意剩余的有关债务款项支付问题待陈玉兰出狱后再行处理。2018年6月1日我方向陈玉兰的女儿发送华洋学校的债务表以及各项支出明细。2018年8月18日陈玉兰女儿胡某回复确认函，对我方已支付的款项以及未支付的债务再次予以确认，并且确认包支付的款项加上来支付的债务总额已超过我方需要支付给陈玉兰的总费用，同时同意支付的债务款项待陈玉兰本人出狱后，由陈玉兰与我方确认后再行处理。综上，陈玉兰的上诉诉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玉兰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石龙对上诉人陈玉兰答辩称：与龙诚职教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陈玉兰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龙诚职教公司、石龙向陈玉兰支付助学金和补助金143万元；2.龙诚职教公司、石龙向陈玉兰支付违约金150万元；3.龙诚职教公司、石龙从2018年5月24日开始以第一项请求欠款数额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陈玉兰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直至付清全部欠款为止（计至2019年4月14日利息为55388元）；3.本案诉讼费由龙诚职教公司、石龙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玉兰原系原惠州华洋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举办者。2017年2月21日，陈玉兰因犯贪污罪被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8月22日，陈玉兰委托其女儿胡某与石龙签订第一份《协议书》，协议中陈玉兰及石龙分别作为甲方和乙方，约定主要条款如下：1.甲方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学校100%出资额（股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因投资学校而享有的其他一切权利转让给乙方；2.甲方承诺学校转让变更前（2017年8月31日）的所有经营税费、员工工资、社会保险、贷款、合作纠纷等所有债务均由甲方承担，学校变更经营权完成后（2017年9月1日）产生的债务、继续投入由乙方承担；3.甲方愿意委托乙方全权处理其与温伟军的纠纷，并愿意从转让款中支付不超过293万元及合同约定的（计息金额208万元）利息给温伟军，同时应要求温伟军撤销对甲方的所有法律诉讼，并申请法院撤销对甲方及学校的保全措施；4.双方确认转让价款为500万元；5.甲方向乙方提供在有效期内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及相关印章后，乙方开始代甲方支付2017年8月31日前所欠的教职工工资、学校房租及其他，以实际金额为准；6.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款，依次优先支付给教职工工资和奖金、兼职招生人员的提成、学校租用物业的租金、因学校业务引起的债务；转让款甲方有权监督支付给上述费用；7.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变更举办者以及“许可证”、“登记证书”的法定代表人（举办者）变更登记为一方，甲方将其所有的出资财产交付乙方及出资额变更手续完成后，乙方付清剩余的转让款及在学校对公账上属于甲方的款项；8.“许可证”和“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举办者）的授权人签订本协议之日前学校所有的收入、政府补贴以及助学金均属甲方所得，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如上述款项转入学校的账户，办完所有法定变更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即由乙方转向甲方的私人账户，乙方不得克扣；9.甲方授权胡某，乙方授权石龙为本协议执行人，所有行为和签名均视为本人的行为和签名；任何一方撤销授权均应书面通知相关方为准。2017年11月9日，陈玉兰出具一份声明，称“我个人自愿将惠州华洋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所持有的100%的出资额（股权）、学校的经营管理（办学资格）权、因投资学校所享有的其他一切权利转让给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自2017年9月1日后所产生的债权、投入由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担；2017年8月31日前所有的经营的税费、工资、社会保险、货款、合作纠纷及其他均由我承担。”。2017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19日，石龙向陈玉兰女儿胡某转账合计985000元。2018年3月15日，胡某出具两份确认书，第一份确认书载明：“今已收到石龙（深圳市龙诚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转让款500万，此转让款用于收购惠州市。”；第二份确认书载明：“今已确认惠州市华洋科技职业学校2017年8月31日前所得的助学金其中一部分，共1375370.37元用于偿还职校自2017年8月31日前所产生的债务。”。2018年5月17日，陈玉兰公证委托其女儿胡某以陈玉兰的名义在代理期限（2017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0日）内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全权办理将陈玉兰拥有的案涉学校举办者变更为龙诚职教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石龙等相关事宜。2018年5月18日，胡某与龙诚职教公司、石龙签订第二份《协议书》，该协议中陈玉兰及龙诚职教公司分别作为甲方和乙方，约定的主要条款与第一份《协议书》的区别主要如下：1.本判决所列第一份协议书中的第6点变更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款，乙方有权代甲方依次支付给教职工工资和奖金、兼职招生人员的提成、学校租用物业的租金、温伟军的债务、因学校业务引起的债务。转让款甲方有权监督支付给上述费用；”2.增加一条“之前签订的协议书与本协议书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书约定为准。”；3.在本判决所列第一份协议书中的第9点后面增加一句“甲乙双方的授权人均自愿成为执行本协议的连带责任人”。同时，该协议约定了诉讼管辖法院。2018年6月14日，龙诚职教公司方向胡某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案涉学校的债务及各项支出明细。2018年8月8日，胡某回复确认函，确认龙诚职教公司方已支付经由胡某和陈启聪签名的款项，华洋学校外债表上含有未付款的债务，总额超过石龙校长需要支付陈玉兰的总费用。案涉学校分别于2017年11月15日和2018年5月24日收到由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局转入的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金184万元和50万元，两项合计234万元。另外，2018年8月13日，胡某以个人名义单独向龙诚职教公司借款25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龙诚职教公司转账支付了上述借款；该借款与案涉学校的转让事宜无关，并不包含于石龙从2017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19日转给胡某的985000元之中。2019年2月20日，陈玉兰服刑期满被释放。2019年5月15日，案涉学校惠州华洋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完所有变更手续。现陈玉兰向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陈玉兰委托其女儿胡某与龙诚职教公司、石龙签订了两份《协议书》，第二份协议书明确约定“之前签订的协议书与本协议书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书约定为准”，且该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陈玉兰、龙诚职教公司、石龙应当按照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第二份协议履行合同义务。首先，陈玉兰、龙诚职教公司、石龙双方均确认在约定案涉学校转让总价款500万元之外，案涉学校另收到教育部门转入的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金共计234万元。该笔款项234万元应属陈玉兰方所有。其次，关于石龙、龙诚职教公司因受让案涉学校总共支出的款项问题。根据陈玉兰女儿于2018年3月15日出具的两份确认书以及石龙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确认石龙因受让案涉学校，根据第二份《协议书》的约定代陈玉兰偿还了各项债务合计6375370.37元（500万元＋1375370.37元）；同时，石龙根据第二份《协议书》的约定另外向胡某转账985000元；故石龙因受让案涉学校支出的款项总额为7360370.37元。再次，关于石龙是否履行完第二份《协议书》约定义务，根据原审法院上述分析，石龙因案涉学校转让事宜共向陈玉兰方支付7360370.37元，已经超出了协议约定的转让总价款500万元加教育部门转入的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金234万元之和；故已经按照第二份《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完毕。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陈玉兰女儿胡某于2018年3月15日出具了确认书，又于2018年8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出具确认声明，陈玉兰对石龙因受让案涉学校转给胡某的985000元（每笔款项均有转账记录）亦无异议，故陈玉兰应当知悉石龙已经履行完全部合同义务；而且，陈玉兰在明知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管辖权法院的情形下，仍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起诉；陈玉兰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在此予以告诫。综上，陈玉兰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全部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原审判决：驳回陈玉兰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684元，由陈玉兰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二审申请证人胡某出庭，胡某作证称签订第二份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其母亲。原审于2019年11月20日开庭审理本案，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2020年3月26日原审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石龙、龙诚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陈玉兰补充提交的证据，石龙、龙诚公司进行了质证。陈玉兰在两次开庭笔录上均签字确认。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开庭时双方已经完成举证质证，上诉人主张一审未保证其质证的权利，与庭审记录不符。第二次开庭追加被告后并无新的证据，无需再次质证。原审程序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胡某是否超越代理权订立第二份协议并确认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双方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陈玉兰授权胡某为本协议的执行人，并约定乙方代甲方支付2017年8月31日前所欠的教职员工工资、学校房租及其他，以实际金额确认为准。被上诉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欠付债务且得到了胡某的确认，胡某作为协议约定执行人，当然有权确认代付债务。上诉人主张胡某超越代理权限，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5月17日，陈玉兰公证授权胡某作为其代理人，以陈玉兰名义在代理期限内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全权办理将委托人拥有的惠州华阳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者变更为深圳市龙城职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石龙的相关事宜。次日，胡某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涉案协议书。胡某签署第二份协议的行为包含在授权范围内，其在协议中约定胡某自愿成为执行本协议的连带责任人，系胡某自由意思表示，无需陈玉兰授权。上诉人上诉称胡某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将原协议中的自然人主体变更成了法人，显然与公证授权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克扣应付款项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最迟应在2018年6月9日前支付上诉人助学金和补助金，本院认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时间是办完所有法定变更手续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涉案学校2019年5月15日变更完所有手续，原审查明事实无误。上诉人主张2018年6月9日需付款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虽然已经收到涉案的助学金和补助金，但根据合同约定，陈玉兰经营学校期间，学校及陈玉兰产生的所有债务及一切不利于乙方的法律责任均由陈玉兰承担。在付款期限到达之前，被上诉人使用应付款项代陈玉兰偿付债务，符合合同约定，亦得到了陈玉兰代理人确认。现被上诉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代陈玉兰偿还的款项已经超过陈玉兰应收转让款、助学金和补助金的总和，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代偿的金额不属实，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助学金和补助金，本院不予支持。胡某作为陈玉兰授权代理人，签署的第二份协议约定由龙岗区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明知该协议存在，仍向肇庆市端州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予以告诫，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683元，由上诉人陈玉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