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女，197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天禄，男，196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北京德恒（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长堎，北京德恒（南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因与被上诉人蔡天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被上诉人蔡天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夏长堎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上诉请求：1、撤销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至少从2014年12月起算，中间无任何中断事由，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1、一审法院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论述“2014年12月13日蔡天禄出具的函件明确说明蔡天禄将两年的租金全部交给陈**由其代为转交出租人，对于第二年的租金未转交的原因蔡天禄并不知晓。”上述说法可以充分说明蔡天禄知晓上诉人并未向出租人支付第二年的租金，按照常理作为承租人应当有义务去向上诉人核实情况。更何况这笔钱金额高达50万元，蔡天禄不可能不找上诉人过问。判决书紧接着上一句话之后，一审法院却作出“蔡天禄认为第二年的租金其让上诉人代为向出租人支付，未支付租金系上诉人与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不应从此时计算不当得利。”的错误推断。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上诉人成了蔡天禄支付第二年租金的代理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可知，上诉人假如作为代理人未支付租金，法律后果应当由蔡天禄承担，而且蔡天禄可以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没支付租金怎么可能仅仅只是“陈**与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的推断完全违背法律、违背常理。上诉人认为从蔡天禄知晓上诉人未将“第二年租金”付给出租人时，他就知道了不当得利发生的事实，也知道上诉人就是受益人，此时就完全满足了诉讼时效起算的条件。另外，一审后我方调取了蔡天禄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租赁合同纠纷中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一方代理人罗之煌律师向蔡天禄发送的《律师函》，该函件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就是针对蔡天禄2014年12月13日函件的回函。在该《律师函》中，已经明确说明了“中国银行与陈**取得了联系，陈**否认代付第二年租金的事实。”如果蔡天禄辩解其发函时不知道不当得利发生的事实，那么收到这封《律师函》则完全可以推定蔡天禄已经知晓上诉人未将50万元支付给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所以本案中，从2014年12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符合日常生活法则，更加有两份函件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诉讼时效从2014年12月起算后，没有中断的事由，现已过诉讼时效。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当为（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对于第一、二种情形，被上诉人一方没有证据证明。对于第三种情形，蔡天禄在反诉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租赁合同纠纷之中，并没有对上诉人提出任何的请求。法院的审理活动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请进行，蔡天禄没有对上诉人提出任何具体的诉请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且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203民初709号民事判决也是被撤销的未生效判决，自始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所以蔡天禄也无法以上述的第三种情形中断诉讼时效，因此蔡天禄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4年12月起算，至2016年12月就已完结。时至今日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应当再支持他的任何诉请。二、被上诉人蔡天禄一方无法解释其付款金额与两年租金的金额为何无法吻合，50万元不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蔡天禄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该房屋前三年的租金为45.2万元/年，两年的租金应当为90.4万元。这与上诉人收到的总金额95.2万元明显不同。而且蔡天禄在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签订合同后，在已知道第二年应付租金具体金额的情况下，特意向上诉人支付27.2万元而不是22.4万元，也能够反映出该50万元不是租金。更何况既然合同的主体已经变更了，为何还要让租金由上诉人经手交由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增加蔡天禄自己的资金风险，岂不是有违常理。在一审庭审中，蔡天禄一方对于第二次为什么打款27.2万元解释不清楚。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蔡天禄认为50万元是租金才会有后来的不当得利纠纷，蔡天禄首先要证明50万元是租金，才会有上诉人后续的证明不欠款或者双方存在合作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责任。诉争的50万元是什么款项应当是权利主张人主张的积极事实而非一审法庭认定的消极事实，对于积极事实权利主张人蔡天禄是可以证明的，但是蔡天禄未予以证明，则后续的上诉人的证明责任也就不能引发。三、本案诉争的50万元是租赁权让渡费，不存在不当得利。上诉人基于自身的商业信誉和努力，依法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并交纳了第一年租金；由于蔡天禄的要求，上诉人又再次通过努力说服出租方同意，让蔡天禄成为该项租赁关系的主体。在这里，上诉人不仅使用了商业信誉的无形资产价值，付出了多种努力，而且由于放弃已经取得的租赁权，从而在实际上放弃了未来受益的权利。这些，都是应该取得报偿的，这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而且包括一、二楼在内的三套店铺仅收取50万元，也不存在显失公平。蔡天禄于2012年12月10日、2013年4月25日主动向上诉人支付款项95.2万元，是基于上诉人租赁权让渡和已支付第一年租金的法律事实，且付款总额与已付租金的差额恰为50万元，在事实上环环相扣；加上上诉人向蔡天禄出具的《收据》上已注明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这就充分说明上诉人收取蔡天禄的50万元是租赁权让渡费用，不仅是双方出于内心自愿的约定，而且与2014年以后的所谓“代付租金”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上诉人收取50万元租赁权让渡费用，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将50万元认定为不当得利明显错误，应予纠正。蔡天禄答辩意见：无证据证明答辩人收到了律师函，即使收到了也不能认定为答辩人知道其利益受损。因此，诉讼时效从2018年6月1日开始起算。答辩人多转款4.8万元是为了预备缴纳物业、水电费用等。被答辩人构成不当得利。被答辩人未举证证明50万元属于租赁权让渡费，举证不能。蔡天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50万元；2、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利息计人民币8.81万元（利息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2020年5月14日，后续利息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0日，原告蔡天禄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陈**汇款68万元，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用途为房租，转账当日陈**向金冠眼镜（原告蔡天禄系江西金冠眼镜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数据载明：收到68万元金冠合作管理费（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4月22日，陈**向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出具《关于租赁房产变更承租人的承诺》，内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行：本人（陈**）于2012年12月19日与贵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景德镇市马鞍山路26号松涛公寓3-5号，因本人合作伙伴金冠实业蔡天禄先生（身份证号：3606221960********）要求，以他名义承租此房产。为此，请求贵行以蔡天禄重新签署合同，合同权利和义务不发生变化。如因此产生的有关责任和纠纷，本人承担一切责任。特此承诺。”同日，陈**写明第一年租金已由本人代蔡总支付中国银行，后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与蔡天禄就上述房屋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日期同与陈**合同的日期即仍为2012年12月19日，合同约定租金第一年至第三年45.2万元，自此陈**退出该租赁合同。2013年4月25日，周丽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代原告蔡天禄向被告陈**汇款27.2万元。2014年12月13日，蔡天禄向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发函中写明：蔡天禄已将2012年12月19日至2014年12月18日两年的租金交于陈**之手，陈**也于2012年12月26日将第一年（2012年12月19日至2013年12月18日）的租金转交给了贵行，至于第二年（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12月18日）的租金作为担保人的陈**为何不转交贵行，我不得而知。现扣除第一年租金45.2万元后，蔡天禄剩余50万元由陈**所有。另查明，出租人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因与蔡天禄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于2016年8月15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并列陈**为第三人，蔡天禄在该案中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支付违约金50万元；2、要求退回租金及赔偿损失共计95.2万元，在判决主文部分论述：“蔡天禄交付给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的租金为45.2万元，蔡天禄支付给陈**的剩余50万元，第三人应返还给蔡天禄，并在判决第三项中要求陈**向蔡天禄返还房屋租金50万元”。蔡天禄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诉案件的案号为（2018）赣02民终146号，判决主文中明确论述：蔡天禄向陈**转账的50万元是租金还是其他费用，系蔡天禄和陈**之间的内部关系与出租人无关，蔡天禄可另案起诉。2018年6月1日终审判决后，蔡天禄再次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再审改判：要求退回租金及赔偿损失共计95.2万元，并承担房屋装修损失20万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项再审请求亦未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本案中，2012年12月10日蔡天禄向陈**转账68万元，2013年4月25日蔡天禄再次通过他人向陈**转账27.2万元，陈**于2012年12月26日将第一年的租金45.2万元转交给了出租人。2014年12月13日蔡天禄出具的函件明确说明蔡天禄将两年的租金全部交给陈**由其代为转交出租人，对于第二年的租金未转交的原因蔡天禄并不知晓。蔡天禄认为第二年的租金其让陈**代为向出租人支付，未支付的租金系陈**与出租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蔡天禄在2014年发函时并不知道陈**有不当得利的事实，不应从此时计算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而且，在2016年8月蔡天禄与出租人的房屋租赁纠纷中，蔡天禄的答辩及反诉请求也是主张其让陈**转交了两年的租金，因此其不欠出租人的租金。由此可见，即便在诉讼过程中蔡天禄仍未知晓自身受到50万元的损失以及陈**不当得利的事实。直至2018年6月1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02民终146号判决书主文中明确论述：蔡天禄向陈**转账的50万元是租金还是其他费用，系蔡天禄和陈**之间的内部关系与出租人无关，蔡天禄可另案起诉时，蔡天禄自此才知道有另案起诉陈**不当得利的权利，据此本案蔡天禄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应从收到（2018）赣02民终146号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开始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因此本案尚在诉讼时效内。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蔡天禄应就陈**取得其诉争50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诉请请求提供证据。结合本案案情，认定陈**是否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这其中，得利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精神，对于陈**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不仅蔡天禄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陈**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具体到本案，在蔡天禄提交了扣除第一年租金的剩余50万元真实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主张陈**不当得利后，陈**应当就不欠款项或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等抗辩事由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陈**抗辩称扣除第一年租金后剩余的50万元为房屋转让的让渡费用，但陈**未就双方是否约定存在让渡费用进行举证，也未提交双方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陈**获取的全部50万元的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关于不当得利的利息，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息是不当利益产生的一种法定孳息，因此对于该利息的利率该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进行计算，从原告主张的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计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被告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蔡天禄返还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蔡天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88元，减半收取4844元，由被告陈**全部承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诉讼时效是否届满；2、不当得利是否构成。关于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上诉人认为，作为承租人应当有义务去向上诉人核实租金情况。然而，根据一审证据中的《关于租赁房产变更承租人的承诺》记载，陈**对变更承租人产生的责任和纠纷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基于此而对上诉人存有较高的信任度，且上诉人作为中间人也应当及时向被上诉人报告租金转交的情况，此外，被上诉人有义务核实租金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已经知晓其租金被中间人占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2月13日蔡天禄出具函件的内容可以证明其并不知道其利益受损；2016年8月蔡天禄与出租人的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中，蔡天禄的答辩及反诉请求可以证明其并不知道其利益受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从蔡天禄收到（2018）赣02民终146号民事判决书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上诉人主张蔡天禄收到的《律师函》可以证明其已经知晓利益受损的事实，但是，上诉人并未提出该证据并举证证明该函已经送达给蔡天禄，因此，上诉人的抗辩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关于争议焦点2：不当得利可以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的举证责任，对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则应由受益一方对其受益“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权利人对获利人占有财产现状的否定是建立在否定自身转移财产行为基础之上的，因此，权利人更有能力对自身转移财产的行为提供证据，作为理性人，权利人应当就其给付行为作出说明并举证对方获取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大陆法系规范学说的理论，如果消极事实在实体法规范中是作为权利发生要件而存在的，应当由主张该权利发生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没有发生的事实，不能直接予以证明，而只能从间接事实进行证明，且对于“没有发生的事实”证明其存在与证明其不存在是同等困难的，因此，不能因同等困难而对证明责任进行转移，权利人仍需举证证明“没有发生的事实”。因此，权利人对获利者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其应当举证证明其转移财产至获利者处并证明转移财产的原因。本案，蔡天禄已经举证证明其将财产转移至陈**处，并证明转移财产的原因为由陈**代为交纳租金，并证明了陈**获得财产后没有交纳租金，由此，通过对间接事实的证明，可以证明陈**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陈**抗辩其获得利益具有合法根据，该抗辩并不是实体法规范中的举证责任，而仅仅是诉讼中的抗辩，其功能在于否定权利人的权利主张或动摇司法裁判者的内心确信，若陈**能举证证实其抗辩，则蔡天禄需要进一步举证，举证责任并未转移，仍然由蔡天禄对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要件事实之一即“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陈**未能举证证明其抗辩，并不是其承担了实体法中的举证责任，而是蔡天禄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但陈**的抗辩不足以否定蔡天禄的举证。本案，陈**抗辩其获得利益是根据租赁权让渡费的合意，但是，对于其与蔡天禄达成租赁权让渡费的合意并未提出证据进行证实，而蔡天禄已经尽到举证责任，陈**抗辩不足以否定蔡天禄的本证，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陈**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案，虽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但是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陈**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81元，由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文生审判员  舒振亚审判员  周寿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金勇胜书记员涂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