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苏04行赔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卫兴，男，1973年1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常州市新**，现住常州市新**。 委托代理人叶松，江苏首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晓南，上海市海华永秦（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常州市新**华山北路**。 法定代表人刘奔，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高志青。 委托代理人张宇明，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万卫兴因其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桥街道办）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万卫兴经营的“新北区新桥万顺养殖场”位于常州市新**新桥镇郭塘村委赵家塘**，2015年6月进行工商注册登记。2018年8月，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新桥街道办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对万卫兴的生猪养殖场进行排查，并于2018年9月8日将万卫兴养殖场内所有生猪拉走集中处理，并破坏了猪槽等养猪设施。新桥街道办在处理过程中清点大猪370头，其中281头由常州市三泉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收购（收购款为650911.8元、重量37640公斤），小猪224头，均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万卫兴认为新桥街道办强制行为违法，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新桥街道办2018年9月8日将万卫兴生猪养殖场中生猪抓走集中处理、破坏养猪设施的强制行为违法。经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万卫兴与新桥街道办就赔偿事项协商不成，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决新桥街道办赔偿万卫兴各项损失3100961.22元（生猪损失2554370元、猪圈损失250000元、猪圈设施及饲养工具损失51700元、饲料兽药损失42120元、人身损害及精神损害29592.82元、维权成本164747元、交通费8431.4元）；2、判决新桥街道办赔偿万卫兴自2018年9月8日至履行判决之日的停产停业损失，赔偿标准为每日24465元。庭审时万卫兴增加了医疗费损失，变更第一项赔偿诉请为3101707.39元。 另查明，万卫兴2015年6月注册登记的“新北区新桥万顺养殖场”经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2019年6月29日核准，经营范围为生猪、鸡鸭养殖，营业执照未被吊销或注销。 又查明，经行政区划调整，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7日变更登记为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由常州市新**华山北路新龙花苑**变更为常州市新**华山北路**负责人由陈弢变更为刘奔。 原审原告万卫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2.（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3.购买小猪的原始记录单。4.常州市鑫灿食品公司的证明材料及万卫兴的《承诺书》。5.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情况说明》。6.2017年、2018年购买饲料玉米、麸皮等原始记录单。7.江阴市勤科农业生态养殖场证明。8.“猪ｅ网”下载生猪价格走势图信息表。9.万卫兴、万炎杰、张焕娣、刘祥珍医疗费单据及病历、检查单。10.律师费、律师差旅费票据。11.万卫兴及家人火车票等票据。12.照片。13.扣车单据。14.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发文：苏环办［2019］313号。15.顾某证人证言。16.2017年10月7日生猪收购清单。万卫兴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交了律师委托合同5份，顾某的银行转账凭证。 原审被告新桥街道办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2.（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3.告知书。4.赔偿清单。5.成年猪清点称重交易记录、小猪清点记录、银行记录、清点处理生猪视频。6.生猪出栏价格说明、苏政办发[2013]191号省厅无害化处理意见、苏农牧[2019]32通知。7.评估报告。8.出警记录。9.常新委办[2017]70号文件。 原审法院依法准许万卫兴申请的证人顾某出庭作证，证人顾某的证词内容为：其是生猪收购的中介，与万卫兴合作了三四年，只收出栏的成年猪去福建等地卖。2018年9月初到万卫兴处看过猪，目测400斤左右。按猪品种来看，万卫兴饲养的土三元品种每天长1斤到1.5斤，当地土猪不超过一斤。大型猪场从出生到出栏三百多天，按斤两除以天数得出每天长的分量，小猪长得慢，到100斤后长得快。万卫兴提供的欠条是其签名的，每年收购一次、年底结账，18年2月15日的欠条是收的17年的猪。收小猪写的“顾某”不是他签的，他介绍了万卫兴到安徽抓小猪，每只赚10块钱中介费。万卫兴的猪可以长到500多斤，正常周期16个月，后期长的慢就一天一斤，其收购的万卫兴的猪至少350斤，最重的有600多斤。饲养成本1.5元可以长1斤，行情好的话卖10元一斤，一只400斤的猪最少可以赚3000元。猪价存在波动，2020年猪价14元一斤，去年最高价是22元一斤。 原审法院认证意见为：万卫兴证明生猪数量的证据为捉小猪仔的手写记录本及主张的实际存栏头数，该记录本显示2017年6月19日78×280＝21840元（平均每只16斤）、2017年10月14日182×220＝40100元（平均15斤）、2018年1月14日136×800＝128944元（平均每头118.5斤）。上述“182×220＝40100元、136×800＝128944元”不符合数学规律，其中2018年1月14日记载的平均每头的斤数118.5系总斤数16118斤除以136得来。从交易习惯来说，小猪仔以每只几百元定价符合常理，而不是以斤数来计算猪仔价格，故每只猪仔的平均分量不是通常的合理内容，结合该手写记录本存在内容涂改、2017年、2018年事项未按顺序记载等情况，不能达到万卫兴的证明目的，仅能作为参考。此外，万卫兴提交了2017年10月7日顾某收猪的清单，该清单显示出栏72只，计223525元，付现金50200元，转账173325元，当天结清。该清单与庭后提交的顾某银行转账凭证相符，可以初步证明2017年的收猪情况。顾某出庭陈述每年收购一次、年底结账，而万卫兴提交的顾某2018年2月15日（系2017年除夕）出具的欠条显示欠大猪款312500元。如两份证据均属实，则与顾某陈述的每年收购一次、年底结账的内容相矛盾。万卫兴主张以小猪每天增长的分量为1.2斤计算、第一批大猪有552斤与证人陈述“9月初目测400斤左右”不相符。新桥街道办提交的生猪清点记录表由分表（共计89头）和三泉食品公司收购表（共计281头）组成，分表中猪的平均重量从107公斤到155.7公斤不等，平均131.1公斤；收购表中猪的平均重量从120公斤到155.4公斤不等，平均133.9公斤。双方主张的大猪重量差距较大，新桥街道办虽提供了由工作人员签名的清点称重记录表，但未提供称重的视频，不能充分、客观的反映当天抓走生猪的重量，万卫兴限于举证能力也无法提供生猪数量和重量，考虑到万卫兴存在多批次购入小猪、猪的重量存在不同等级的情况，以第一批猪被抓走时400斤、成年猪每天长1斤的规律推算，原审法院酌定存栏大猪平均重量为165公斤。关于猪的数量，万卫兴提交的手写记录本显示前三批猪仔共计396只，第四批猪仔260只，万卫兴主张大猪存栏375头，小猪存栏230头，但未提交饲养过程中猪病死等相关记录。结合（2018）苏041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书中查明的新桥街道办在“非洲猪瘟”疫情查控期间调查到万卫兴养殖场存在小猪发烧、死猪等情况，新桥街道办清点的大猪370头、小猪224头的数量证明效力更高，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生猪收购价，新桥街道办提供的票据显示三泉食品厂以650911.8元收购了37640公斤，均价8.6元／斤，常州市价格监测中心出具的2018年9月8日左右市场参考出栏价为8.5-8.9元／斤，具有常州当地出栏价的参考价值。万卫兴提交的猪ｅ网截图显示2018年10月浙江外三元平均价18.1元／公斤，考虑到收猪中介还存在利润空间，即便万卫兴的猪均销往浙江，也不能证明其能以10元／斤的价格出栏。综合考虑猪价上涨的因素，原审法院酌定生猪出栏价为8.9元／斤。关于小猪的价格，万卫兴主张以2019年成猪出栏时的40元／斤价格予以赔偿，该主张逻辑为预期损失，不符合行政赔偿直接损失的标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考虑到该批小猪仅饲养了50余天，体型未能达到市场销售的要求，新桥街道办按无害化处理并参照苏农牧［2019］32号规定的保险理赔标准以680元／头予以赔偿，并无不妥。关于万卫兴提供的证据9，万卫兴本人的医疗票据其庭审陈述是维权过程中生病产生的医药费，与案涉强制行为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万卫兴妻子张焕娣的2018年10月16日门诊病历显示“自诉无诱因右侧颈肩部胀痛一月余”，检查报告显示“胸椎退行性病变”，不能证明系外力致伤，而其他2019年3月票据显示“甲状腺肿瘤八项化验”、“蒲地蓝口服液”、全身健康体检等，均与外力致伤无关联，对此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万卫兴的儿子万炎杰及母亲刘祥珍存在2018年9月9日就诊检查的相关记录，即便相关医疗费与强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两人非本案申请赔偿主体，相关损失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相关证据不作认定。万卫兴提供的证据10、11与补充提交的委托合同，能够证明其委托律师进行诉讼产生的相应的支出，是否符合赔偿条件，下文论述。万卫兴提交的证据13系2017年5月交警部门的扣车单，与强制行为无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新桥街道办提交的证据9及万卫兴提交的证据14均系与养殖区域划定有关，与新桥街道办以“非洲猪瘟”防控采取的强制措施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列举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应予赔偿的情形。《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相对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应是行政行为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新桥街道办对万卫兴养殖场生猪处理及破坏养殖设施的行为，已经（2019）苏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据此新桥街道办应对万卫兴因强制行为所致的财产损害，负行政赔偿义务。 一、关于万卫兴要求赔偿生猪损失2554370元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万卫兴、新桥街道办就生猪的数量、重量均提交了相应证据，但均达不到各方的证明目的，原审法院根据前文所述的证据认证理由，酌定当日新桥街道办强行处理的大猪平均重量165公斤、370头；小猪224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新桥街道办在处理万卫兴生猪过程中将部分生猪出售给三泉食品公司（650911.8元，37640公斤），均价8.6/斤，尚不构成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故原审法院酌定新桥街道办除将上述所得款项650911.8元支付给万卫兴外，还需赔偿大猪（370头×平均重量165公斤-37640公斤）×均价17.8元/公斤+小猪224头×680元/头=569018元。 二、关于万卫兴要求赔偿养殖设施损失250000元、工具损失51700元、饲料等物品损失42120元的请求。万卫兴提供的照片显示猪舍内猪圈的砖砌围栏被不同程度破坏，但无法显示猪棚、地沟、地沟被破坏的具体情况到围栏的材质为砖，原审法院酌定养殖设施损失6万元。万卫兴主张的工具损失包括汽车2万元、三轮车1万元、护栏门锁700元等，但其提交的扣车单显示为交警部门所扣，非新桥街道办2018年9月8日强制行为所致，故车辆损失不属于赔偿范围。万卫兴亦未提交其他工具损坏无法继续使用的证据，对相关工具损失原审法院酌定新桥街道办赔偿6000元。饲料、兽药等万卫兴主张购入后因新桥街道办抓走生猪无从使用已变质、失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万卫兴购入的饲料、兽药可做转卖处理，考虑到当时猪瘟疫情期间市场低迷的因素，故对相关损失原审法院酌定10000元。 三、关于万卫兴要求赔偿其以及家人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费用的请求。根据证据认证部分的理由，万卫兴本人未因强制行为而受伤，其家人是否受伤、应否赔偿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对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侵犯人身权情形包括“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万卫兴未提供证据证明新桥街道办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造成其身体伤害，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万卫兴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及家人的车费均不属于上述规定的“直接损失”，对该项赔偿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万卫兴要求赔偿自2018年9月8日至履行判决之日止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请求。《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本案新桥街道办对万卫兴养殖场生猪的强制处理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条“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构成重大动物疫情的，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之规定，虽因执法依据不足被判决确认违法，但相关生猪及养殖设施等的赔偿已在本案予以处理。新桥街道办主张万卫兴养殖场处于禁养区，但未有行政机关对万卫兴养殖场作出取缔、吊销许可证和执照或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决定，案涉强制行为亦未拆除万卫兴的养殖场建筑，万卫兴可通过抓猪仔、修复围栏等方式继续经营，至于是否需另行审批（如达到环保要求）才能继续开展养殖业务，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万卫兴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新桥街道办应当对强制处理万卫兴养殖场生猪及损坏养殖设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除将生猪变卖款650911.8元支付给万卫兴外，还需赔偿万卫兴其他各项损失共计645018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新桥街道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万卫兴生猪变卖款650911.8元；二、新桥街道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万卫兴各项损失共计645018元；三、驳回万卫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万卫兴上诉称，1.一审判决对大猪和小猪的数量认定有误，上诉人所主张的大猪存栏375头、小猪存栏230头，已经将饲养过程中自然淘汰的生猪减去了，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数据根本没有可信度，因为此前的确认违法判决载明新桥街道办“对2018年9月8日当天将万卫兴养殖场生猪抓走统一处置的经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包括是否出具执法文书、清点生猪、处置经过等”；2.一审判决认定存栏大猪平均重量165公斤明显过低，第一批猪按每天最低生长1.2斤结合生长天数和原本重量，被抓走时每头已达552斤，同理，第二批生猪已达409斤，第三批已达402斤；3.一审判决对小猪按无害化处理以680元每头予以赔偿是错误的，上诉人的小猪从录像来看个个都是健康的，不是病死猪，而且上诉人主张的按40元每斤赔偿，不是预期损失，正是直接损失，因为这批小猪饲养若干月后成为成年猪，市场价格就是在40元每斤以上，所以这些小猪被处理时就应按日后市价计算；4.对于手写记录本记载数据不符合数学规律的问题，40100元该笔交易是因为存在上诉人与卖猪商贩讨价还价的情形，最终付款时取了整数，128944元这笔交易记录的是头数与总金额的关系，每担800元，所以存在看似不符合数学规律的情形；5.一审法院对养殖场设施（猪圈等）损失、工具损失、饲料兽药等损失判赔数额过低，原有的猪舍和地沟根本无法使用，必须重新建造，区区60000元无法完成，被破坏的工具已全部不能使用，仅一项价值4000元的监控设备就被被上诉人全部端走，还有粉碎机等，工具损失仅6000元不能接受，当时养猪市场不仅是低迷，而是所有养猪户均被取缔，周围没有养猪户，饲料兽药无法转卖，仅判赔10000元是错误的；6.停产停业期间的损失应当赔偿，被上诉人已将猪舍等全部毁掉，无法恢复养猪，而且被上诉人提交的文件中将上诉人养猪区域确定为禁养区，被上诉人也曾发布了禁养通知，此前的确认违法判决一案中，被上诉人就表态拆除猪圈就是为了防止上诉人复养，上诉人没有资金购买苗猪，没有得到赔偿，环保部门在前些年也以污染为名对上诉人罚款，这样的恶劣环境根本无法继续养猪；7.上诉人的维权费用（律师费、家人车费等）是直接损失，如果没有违法行政行为，就不会有诉讼、请律师，到处投诉维权等行为，因果关系非常明确，应当赔偿；8.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政强制行为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进行了阐述，可概括为执法基础正确、执法依据不足，但上诉人的猪并没有发生非洲猪瘟，否则不会卖给三泉公司，所以被上诉人就是乱行政、故意实施违法行为；9.三泉公司的账目存在问题，其收购上诉人的这批生猪账务不公开、不透明，里面存在猫腻。综上，万卫兴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赔偿请求。 被上诉人新桥街道办答辩称，一审判决对大猪和小猪的数量认定准确，上诉人主张的数量仅与一审认定的数量相差大猪5头、小猪6头，且其自认存在自然淘汰，新桥街道办清单的数量证明效力更高，此前确认违法案件的判决法院意指没有足以认定“将原告生猪抓走统一处置的经过”全部事实的证据，并非“根本没有清点生猪数量”；一审关于大猪重量330斤每头的认定有利于上诉人，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所陈述的重量也远不及上诉人主张的第一批大猪的重量，而且上诉人认为“每天最低生长1.2斤”缺乏科学规律的支撑，一审法院在远远超出新桥街道办清点称重的平均重量之外酌定了重量，已使上诉人利益最大化，而上诉人仍然认为明显过低，让人费解；小猪按680元每只予以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政策文件中育肥猪的保险金额尚为600元每头，涉案小猪仅50多天，尚不属于育肥猪，新桥街道办超出育肥猪的标准予以赔偿，并无不妥；一审判决对养殖设施、工具、饲料等损失的酌定数额，已经充分考虑了上诉人可能的损失，予以最大化照顾；停产停业损失不应赔偿，本案就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赔偿之诉，但上诉人的损失均已得到处理，而且自2018年9月8日起上诉人就一直有权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继续从事生猪养殖，而其提出不敢养、没钱买猪苗、没有恢复原状等观点，均是其心理顾虑，与新桥街道办无关；维权费用无论金额是否发生、是否合理，确实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有多项损失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就各主张进行逐项审查，明确阐述各项主张能否成立的法律依据、事实证据；在证据采信、事项酌定、标准确定等方面应体现适当有利于非行政机关一方当事人、惩戒违法行政行为的价值取向，运用日常生活经验作出合理选择，并在裁判中公开逻辑推理过程，使赔偿责任的确定更加透明，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关于生猪损失数额的计算 （一）关于存栏生猪的数量 万卫兴与新桥街道办对此分别提出不同证据，万卫兴的举证为其单方陈述，新桥街道办的举证为清点记录表。虽然在此前确认违法一案中新桥街道办未向法院提交其行政行为处置经过的证据，但其已因此被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不能当然否认该证据在行政赔偿案件中的证明效力。 该清点记录表在汇总页上由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司法所、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畜牧兽医站盖章确认，并有该两单位负责人签字，后续清单页亦有两名见证人（当地村民）、多名实施行政行为的工作人员签字，结合待证事实的实际情况，即现场视频中体现出的赶猪环境，可见将猪从猪舍中赶出时设置了一条仅可由单头大猪通过的通道，多人聚集在通道旁观察，故准确清点生猪数量具有客观基础；同时考虑到，万卫兴不否认养殖过程中存在生猪死亡的情形，但其在最接近该事实的情况下，却没有提供任何灭失数量相关证据或记录，仅是口头主张存栏数量，该陈述的证明效力明显弱于行政机关制作的清点记录表，故本院对一审法院作出存栏生猪数量为大猪370头、小猪224只的认定予以确认。 （二）关于小猪的赔偿数额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确定了国家赔偿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而对于间接损失等不予赔偿的原则。万卫兴所主张的小猪按40元每斤赔偿，理由为这批小猪饲养若干月后成为成年猪，被处理时就应按日后市价40元每斤计算；二审中其又提出这些小猪经过12个月应成为一审判决所确定的330斤大猪，故其合法权益的完全市场价值应按大猪计算，也就是小猪数量与330斤重量以及一审判决的定价17.8元每斤的乘积，再减去每头猪的养殖成本。无论前述哪一种计算方式，均表明万卫兴主张的正是可得利益这一间接损失，于法不符，其观点不予采纳。 从万卫兴在本案中提交的前几次购买小猪的记录可以看出，小猪交易是以每只单价乘以只数进行计价，而非称重后根据重量单价进行计价。即使按万卫兴本案第三批2018年1月14日购买136头中猪的记录，均重达118.5斤时系按重量计算价款，但存栏小猪224只源于万卫兴所记录的2018年7月16日购买260只小猪，其记录当时单价每只300元，平均25斤每只，结合证人所述“小猪长得慢，到100斤后长得快”，至行政强制行为当日该批小猪仅饲养了五十余日，尚未达到可按重量计算价值的情形。基于前述因素，行政机关以我省有关扶持政策中确定的育肥猪保险金额600元每头为参照基础，在其制作的赔偿清单中将该批小猪以680元每只计算其价值，可以涵盖该批小猪的购入成本、该期间养殖成本等，该赔偿方式及计算标准满足了行政机关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实际价值，本院亦予确认。故本案小猪赔偿数额应确定为680元×224只=152320元。 （三）关于大猪的重量计算及赔偿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大猪重量无法准确确定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予以酌情确定。 本院对关于大猪重量的在案相关证据评述如下：其一，虽然行政机关的记录载明，万卫兴的存栏大猪最大重量为311.4斤、平均重量260余斤，可是其所提交证据未有明确展示称重过程的照片或视频，故记录数据尽管有见证人及工作人员签字，但证明力仍有所欠缺；其二，万卫兴主张“按每天最低生长1.2斤计算第一批猪被抓走时每头已达552斤”，该主张忽略了小猪时期成长慢、育肥猪达到一定体重后增重明显下降的自然生长规律，亦不可取；其三，万卫兴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长期从事生猪收购的中介工作，其与万卫兴有持续多年且多次的业务往来，在有一定利害关系的情形下，将其相关证言作为酌定大猪重量的参考因素，既是相对客观、也是更为充分保护万卫兴合法权益、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惩戒性的选择。 本院认为本案酌定大猪重量应结合生猪养殖的经营常理以及现有证据，考虑因素如下：证人证言称，“买万卫兴的猪最低有350斤以上，小了万卫兴就不卖了”，本案大猪酌定重量时也可将该数值作为参考；行政机关提供的赶猪视频可以看出，万卫兴的大猪中存在体型不一、相差明显的情况，本案适宜采取对平均重量进行酌定的方式；虽然行政机关清点记录的称重数值欠缺充分的证明力，但依然可以作为判断所酌定的重量是否合理的参考。一审法院酌定大猪平均重量为330斤，该数值并未明显偏离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也不低于生猪养殖重量的经营常态，还与视频所示生猪体型相适应，并超出了行政机关所记录的均重近70斤，合理保护了万卫兴的合法权益，故本院对一审法院确定的大猪赔偿数额亦予认可。 至于大猪价值计算中重量单价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分析双方的主张与举证后，采用常州市价格监测中心出具的2018年9月8日左右常州当地市场参考出栏价，就该价格区间取最高值确定为17.8元/公斤，亦是充分保障万卫兴权益之举，并无不妥，本院不再赘述。 二、关于养殖场设施（猪圈等）损失、工具损失、饲料兽药等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 关于本案养殖场设施损失、工具损失及饲料兽药损失，不同于被强制拉走的生猪损失，万卫兴并未因新桥街道办的强制行为而无法就损害情况进行举证，本案也不属于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情形，故对于该项损失举证责任仍在万卫兴。但本案中万卫兴就该项损失提供的证据均系照片，显示猪舍内相对独立的若干个砖砌猪圈被不同程度破坏，石棉瓦碎片及猪圈门等散落地面，一个监控摄像头断落，一把护栏门锁及一把U型锁损坏，部分外围铁丝网破损，几块窗户玻璃破碎。万卫兴并未就前述设施、工具的造价或购入价值进行举证，也未提出还有其他设施、工具存在损失的证据，亦未就前述设施、工具的损失价值申请鉴定评估。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法酌情确定养殖设施损失为60000元、工具损失为6000元，与其举证程度相适，并无不妥。 此外关于饲料兽药的损失，万卫兴所举证据为其手写记录内容及部分供应方的手写清单，考虑到万卫兴手写记录页面存在涂改、未按时间排序记录、先后提交的关于同一页面彩色复印件与拍照打印件有添加内容等情形，其手写记录内容仅能作为参考，但考虑到万卫兴的养殖规模，储备饲料兽药符合常情常理，且其有关猪圈损失的照片之一显示有数十袋饲料堆放在猪舍内，故该部分损失应予赔偿；再结合饲料兽药自购入至2018年9月8日违法行政行为当日有一定消耗、万卫兴本可通过转卖来避免损失扩大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的10000元饲料兽药损失金额仍属合理。 三、关于停产停业期间的损失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首先，对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新桥街道办被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强制行为，其并未作出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行为；其次，所谓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是指用以维系被停产停业期间经营主体生存所需的基本开支，一般包括职工工资、税金、水电费等，本案中万卫兴为个人养殖生猪，其生猪被违法处置后，养猪所需开支也不再产生，故本案并不涉及前述经常性费用；最后，根据万卫兴在诉讼过程中明确的停产停业损失计算方法及标准，其该项请求实为对截至行政行为当日按其主张的猪的重量、数量、重量单价的乘积减去养殖估算成本计算所得的生猪销售可得利润，但该项请求与本案所处理的生猪损失数额实质性重合。故本院对万卫兴该项赔偿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四、关于上诉人的维权费用 前文已述，立法明确规定国家赔偿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而对于间接损失等不予赔偿。但法律未对何谓直接损失作出进一步规定，本院认为可从必然因果关系的角度对某项损失进行判断。万卫兴所主张的律师费、到处维权投诉产生的家人车费，属于其自行选择维权方式方法所带来的成本，前述费用的支出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具有或然性，并非必然产生的损失，故一审法院不将此纳入直接损失的范畴符合法律规定。 五、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 对于上诉人第八点上诉理由，其系再次强调新桥街道办行政强制行为的违法性，该问题已由生效裁判作出司法评价，本案不再重复阐述，该理由不影响本案中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确定；对于上诉人第九点上诉理由，因行政机关向三泉公司变卖处置生猪所得款项已在本案赔偿责任确定范围之内，万卫兴的该部分合法权益通过判令行政机关给付变卖价款可得保障，故三泉公司的具体账目本案无需审查，该问题同样不影响本案中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确定。至于上诉人二审中提出应责令由被上诉人购买猪苗予以赔偿、对猪圈恢复原状的主张，则与其确定的支付赔偿金诉讼请求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依据，但此前确认违法判决中已明确，新桥街道办对万卫兴的行政强制行为并无执法依据和事实证据，新桥街道办应从败诉案件中汲取教训，并应在日后工作中遵循合法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比例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注重清楚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极力避免违法行政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树立行政机关权威、促进行政秩序稳定。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颖 审判员 李连求 审判员 王碧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陈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