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08行终2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粉花，女，196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委托代理人米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怀玉路南段。法定代表人李磊，男，主任。出庭负责人王海平，男，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李素玲，河南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森，河南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粉花因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不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20）豫0811行初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王粉花称被告李万办事处2020年7月27日限制其人身自由，被告称其是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与原告沟通协商。根据双方陈述，结合现有证据，原告在被告处期间，被告没有影响原告人身自由方面的权利，不能认定被告实施了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原告王粉花称被告李万办事处2020年7月27日扣押其财物，被告李万办事处称其因实施房屋拆迁而雇佣搬家公司将原告房屋内的财物搬离。因被告未禁止原告使用或取回前述物品，故该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扣押。因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所称的限制人身自由与扣押其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存在，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予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粉花的起诉。上诉人王粉花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豫0811行初68号行政裁定书；2.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2020年7月27日对上诉人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并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在大北张村拥有两处合法房屋，一处位于村北，一处位于村南。两处房屋因“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湖社区项目”建设,均被纳入征收范围。2020年7月27日早,被上诉人突然实施强制拆除,对此上诉人已向焦作市中院提起另案诉讼。大量不明身份人员部分统一黑色服装、部分统一保安制服,聚集上诉人房屋处。上诉人当时处于村北房屋外,被强制隔离不准返回屋内,上诉人明确声明不同意拆除,并拨打110报警寻求帮助。当日8时左右,被上诉人组织人员将上诉人及另案当事人王海军等野蛮粗暴的强行带离现场,由被上诉人通过车辆强制带至被上诉人办事处一楼信访办公室内,并派人员监控禁闭不准离开。上诉人之子许锟当日早8时左右正在村南房屋内休息,被上诉人组织的部分人员强行破窗翻墙进入院内,大量其他人员聚集后强行将上诉人之子许锟控制并带离房屋,由被上诉人安排人员通过车辆强制带至被上诉人办事处办公楼内,并派人员监控不准离开。期间,上诉人提出想与儿子许锟通话联系一下,了解家中财产损失,被上诉人的监控人员予以拒绝并强行抢走手机。当日上午11时左右,另案当事人王海军曾报警求助,仍被限制不准离开。因被控制导致上诉人身体极度不适,经反复沟通,当日上午13时左右,被上诉人才安排其到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医,期间仍派多名人员全程监控,不准上诉人离开。当日下午16时,上诉人之子许锟被放回家中,发现两处房屋均被拆除,合法车辆不知所踪,屋内财产或无法寻找或被砸坏掩埋,大部分财物至今仍未能取回。上诉人直到7月30日方出院。2020年8月5日上诉人向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020年10月20日原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2020）豫0811行初68号行政裁定书,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所称的限制人身自由与扣押其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存在,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认为,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能合理、有证据证明原告所称的限制人身自由与扣押其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存在,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认为,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能合理、合法保障上诉人诉权:一、原审法院未综合全面审查案件,认定事实不清,擅权独断。1.原审法院未能综合分析本案事实,孤证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据此,原审法院担负着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形成裁判结果的重要职责,应对诉讼中的各项证据材料综合全面审查以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上诉人为维护合法权利,曾向原审法院提起多个其他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案件背景十分了解。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认定,7月27日上午8时左右上诉人曾拨打电话报警,又认定之后上诉人处于被上诉人李万办事处办公楼内,结合上诉人提交的监控视频证据及陈述,至少可以推断,上诉人早上在自家门外、报警求助、较短时间内又处于被上诉人办公室内,明显不是出于自愿意识和可控的人身自由。原审法院将各项证据材料孤立的个别审查,在认定了初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未能进行比较印证和综合分析,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2.原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补充证据的合法诉权。本案庭审前,上诉人曾表示,要补充提交刻录有部分视频、照片证据的光盘,原审法院也曾现场要求上诉人补充出示房屋权属证书等材料,但在上诉人将上述证据送至时,原审法院并未采纳,也未能说明相关原因,裁判文书中亦未对此有明确表述。3.原审法院认定了被上诉人搬离涉案财物的事实,却又认为不存在扣押财物的强制措施存在,前后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的自认,但不是“应当”认定,对于当事人的自认,应当收集充分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全面认定案件事实。扣押财物是行政机关解除当事人对其财物的占有,并限制其处分的强制措施。本案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明确表示,“答辩人雇佣专业搬家公司,对其物品进行搬运,并且登记造册,依法进行妥善保管”。同时,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告于8月10日取回”。但上诉人提供的监控视频证据,其视频影像及对话内容足以反映被上诉人组织多人强行入室、仅仅搬离个别大件家具、未组织登记造册、未由上诉人共同见证的事实。根据一般人思维,完全可以合理做出被上诉人实施了扣押财物行为且相隔13个自然日后才由上诉人取回的推断,且事实情况是上诉人至今未能取回被扣押的财物。原审法院刻意规避该强制措施存在的事实,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认定。另外,本案中在上诉人明确提出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是“雇佣搬家公司将上诉人的部分财物从家中搬运至他处”,明显与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的表述不符,脱离被上诉人答辩理由和主张,貌似依法断案,实质是司法擅权,存在刻意减轻被上诉人举证责任、不能居中裁判的嫌疑。二、原审法院错误理解行政强制措施,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上诉人以弱势举证地位提出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须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同时该法对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的目的、程序等均提出明确规定,目的均是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一方。在面对强大的行政强制力量时,上诉人只需举证证明行政行为可能存在的一般事实,一般人据此可合理的推断出行政行为存在,上诉人即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具有高度盖然性,可合理推断出上诉人被控制人身自由、财物被扣押的可能性。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过于狭窄的认定,掩盖了基于合理推断可形成的案件事实。2.原审法院免除了被上诉人的法定举证责任,刻意规避对其不利后果。《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审法院刻意规避了被上诉人所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比如,被上诉人答辩称,7月27日将上诉人带至其办公场所系为“沟通”拆迁补偿事宜,结合当日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及原审法院已认定的上诉人当日当时处于被上诉人办公场所内的事实,理应由被上诉人提供办公楼内监控录像或其他证据,说明上诉人及其家属当时处于其办公楼内的时间、过程等。又如,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的财物被扣押后可随时取走、并于8月10日取回,对此,被上诉人至少应提供证据证明被扣押财物的内容、数量、存放位置、被取回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原审法院却在被上诉人没有举出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支持了其主张,明显有失偏颇。3.对事实不清的部分,法院应依职权主动调查查明事实,而不应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通常情况下,公民向公安机关拨打报警电话,是人身或财产面临威胁时才会采取的救济方式,不应苛求公民在急迫情形下还进行完整的取证行为。本案上诉人提交的原审证据报警记录截图,争议双方均认可存在报警行为,被上诉人亦在答辩状中表示“上诉人多次拨打电话并向110报警”。试想,争议双方如确实在自愿协商沟通,又怎会报警求助?上诉人在面临合法房屋即将被强制拆除、无法及时返回屋内收拾财物、人身自由又受到控制等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事发突然、仓促情况下拨打110报警求助,反应不及,忽略了对报警内容进行录音等取证工作,均可合理解释。为查明报警内容产生的争议,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依职权积极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报警内容,以便更好的查明案情事实,如仍要求上诉人考虑周全,提供报警内容,无疑对上诉人设置了过高的举证要求。三、被上诉人违法事实明显,依法应当担责。人身自由权利是公民最起码、最基本的权利,非法采用拘留、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剥夺或者限制他人按照自己意志支配自己身体活动的自由的行为,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必须基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组织非有权机关人员强行控制上诉人人身、强制带离所居住的合法房屋、强行长时间禁闭于其办公场所内、强行抢夺手机通讯工具、导致上诉人身体受到伤害的事实明显,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原裁判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八十五条、八十九条之规定,提起上诉,请予改判,是为公允。被上诉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答辩人未实施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上诉人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在一审阶段以及其上诉状中陈述的并非事实情况,答辩人从未采取过任何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依据上诉人所称的主要观点为:在李万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内拨打了报警电话,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证据,其单方认为答辩人限制了其人身自由。上诉人的说法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且在常理上不符合思维逻辑,混淆了当时的事实情况。原因有以下几点:1.上诉人称答辩人派人监控禁闭不准其离开,期间强行抢走了其他案涉当事人的手机。此种说法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其在当日11时左右,上诉人报警求助,如真如上诉人所称,答辩人派人监控并禁闭上诉人,那么对于上诉人报警,在其拨打时即可发现,如真由工作人强行夺走其手机,从常理上讲也应在其拨打之前就应夺走其手机。故上诉人的所陈述的并非事实情况,事实上为答辩人并未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依据上诉人用其手机所录制的其爱人的视频也可证实,其手机是由上诉人自己实际控制并未被限制使用。并且上诉人报警之后,公安民警依据规定出警到达李万街道办事处所了解的情况,上诉人等人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任何限制,并做出了相应说明之后离开了现场。一审法院是在充分了解案件情况,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据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并结合案件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做出的正确的裁定。并且结合上诉人等人所提起的一系列针对示范区管委会、示范区国土局、示范区公安分局等单位的行政诉讼综合去分析,可以明确确定是,上诉人所进行报警电话的拨打是在为之后提起的各个行政诉讼留取相应的诉讼证据。2.上诉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的大背景情况为大北张村的征迁,上诉人是对于其所在征迁过程中所享受的安置方案不认可而产生了后期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在李万街道办事处对上诉人等人进行强制拆除之前,上诉人仍积极与答辩人的征迁工作人对征迁事项进行沟通,并多次表示愿意配合征迁工作,之所以未于配合是对安置方案的不认可。因此,答辩人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等人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但答辩人从未放弃协商解决征迁事宜的方法,在强制拆除时仍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进行沟通,努力做其思想工作,在安置方案的范围内,为上诉人争取最大的安置待遇。从而有了在李万街道办事处与上诉人等人针对安置方案进行相应沟通的事实情况,但答辩人从未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上诉人所诉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二、依据一审庭审过程,案件事实清楚明确,一审法院并未剥夺上诉人补充证据的合法权利、也未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答辩人从未做出上诉人所诉的行政行为,因此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证明其诉讼行政行为存在,属于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并不属于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依据庭审过程双方的陈述以及原告所举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了事实情况,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事实不清楚。事实不清仅是上诉人的单方认定,并且不愿接受一审判决的措词,贵院不应当依据上诉人的单方认定从而否定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原告在起诉之时即已经提交了在起诉之前已经形成的相应证据,故上诉人对提交证据时间明确知晓,上诉人所称开庭审前表示提交证据光盘,该证据也形成于起诉之前,应当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提交,而不应随时提出。统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原被告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相关规定,是为了充分保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他方提交证据的充分质证,以保证整个案件事实部分的证明,因此上诉人所称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补充证据的权利没有事实依据。三、答辩人不存在扣押上诉人财物的强制措施。在对上诉人的房屋拆除过程中,上诉人不配合征迁,不搬离其屋内的物品,为确保上诉人屋内物品的财产安全,答辩人雇佣专业搬家公司,对其物品进行搬运,并且登记在册,依法进行妥善保管,不存在任何扣押行为,上诉人可以随时取走其财物,因此不属于扣押,搬离以及妥善保管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扣押行为,由于上诉人个人原因才于8月10日取回,因此对其权利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具有可诉性。不存在上诉所说一审法院司法擅权,可以减轻被上诉人举证责任,不能居中裁判的情况。综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粉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提供照片6张,光盘一份。证明:2020年7月27日王粉花在拆除房屋现场被限制人身自由,被上诉人曾参与强拆及限制人身自由和被拆除后的现场。被上诉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处质证称，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所有证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依据最高院关于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所包含的为当事人一审过程中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提供，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时间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还有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间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证，未获准许的。以上是关于二审当中新证据的相关规定。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视频以及照片均不符合以上情形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新证据类型，依法不应采信。对上诉人所提交的照片，其显示出来的内容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了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财物的扣押，且该证据所能呈现的证明事实是上诉人已向贵院提起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诉讼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编号一的视频，可以明确看出王粉花本人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证据编号二的视频所呈现的内容依然是强制拆除过程，视频中不能清楚看清上诉人的体貌特征，对于此不能确定且内容也表示出为强制拆除过程当中，将视频中人员带离拆除范围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视频编号四到八，所展示的事实为上诉人房屋被拆除之后的情形且上诉人以对被上诉人采取的强制拆除行为，诉讼至贵院，在本案中不应重复审理。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粉花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的证据，对其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粉花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王粉花的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处2020年7月27日对其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并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王粉花称被上诉人实施了限制其人身自由及扣押财物行为，被上诉人辩称是在李万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内与王粉花就安置方案事宜进行沟通，房屋拆除过程中为确保屋内物品安全而将屋内财物搬出。虽然双方对此意见不同，但王粉花认可其所诉的行为是被上诉人为拆除房屋所实施，被上诉人亦认可其对房屋进行了拆除。根据以上情况，王粉花所诉的行为从属于房屋拆除行为，具有过程性，其影响被房屋拆除行为所吸收，且王粉花已就房屋拆除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王粉花无须也不能再对该行为提起诉讼，故王粉花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王粉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卫向娟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李培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吕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