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2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润年，女，生于1947年11月16日，汉族，住湖北省鹤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梅（系高润年之女），女，生于1971年10月5日，土家族，住湖北省鹤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鹏，湖北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自伍，男，生于1956年11月15日，土家族，住湖北省鹤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向芝，女，生于1954年6月20日，土家族，住湖北省鹤峰县，上诉人高润年因与被上诉人胡自伍、高向芝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2020）鄂2828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润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提供的1994年8月20日的《房屋出售协议书》是为了侵吞上诉人承包地、自留地而伪造的协议。双方交易是1992年，交易时只转让房屋、猪楼边两个台子约0.4亩自留地以及房屋后约2亩山林，并未转让其他自留地和承包地。在此前的调查中，被上诉人说该协议是真的，并同意鉴定，但本次诉讼中，又称是他人代上诉人签的。该协议没有上诉人亲笔签名、捺印，上诉人只能勉强写自己名字，涉及家庭财产的签名上诉人不会找人代签。一审认定该协议成立且有效，难以让人信服。2、2013年8月4日的调解协议无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此次调解的时候没有通知上诉人家庭中有文化的人员参与，也没有宣读协议内容，更没有听取上诉人关于1994年协议系伪造的陈述，将正在医院输液的上诉人通知到场后，催促上诉人签名捺印，是强行调解，违背自愿和公平原则，是无效的。这份调解协议将上诉人及四位子女五人共同承包的土地和自留地处分给了被上诉人及田凤权，至今没有得到上诉人四位子女的签字认可，损害了共有人利益，应为无效。2013年调解协议的基础即1994年的协议不真实，故该调解协议也是无效的。3、上诉人一审只要求确认1994年伪造的《房屋出售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擅自扩大到确认2013年调解协议的效力，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4、一审法院认定在调解协议达成前，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上诉人接受，故而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在调解协议达成前，上诉人从未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1994年的伪造协议，更未与被上诉人就承包地及自留地的转让履行任何手续，故不能适用上述法律规定。5、1994年的协议是伪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的规定，应为无效。胡自伍、高向芝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道理，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理由：双方签订《房屋出售协议书》的时间是1994年8月，而不是1992年。高润年将山田都流转给被上诉人，因为当时拥有土地是要承担税费的，协议上的字不是高润年签的，但不能否认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表明本案争议的协议客观存在，被上诉人将部分土地流转给田凤权，田凤权也与村委会签订了合同。2005年，双方发生了矛盾。2013年相关部门主持调解时，高润年认可原协议，只是经过调解对原协议进行了变更。2018年确权时，高润年反悔，有违诚信。高润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签订时间为1994年8月20日的《房屋出售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世纪90年代初，高润年将其位于鹤峰县××镇××组的房屋及猪圈出售给胡自伍、高向芝。高润年称于1992年签订合同，同时只将猪圈边两个台子约0.4亩自留地及房屋后约2亩山林一并转让给胡自伍、高向芝，且合同原件被胡自伍、高向芝借走未归还，村委会没有找到合同，无法提交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胡自伍、高向芝称双方于1994年8月20日签订了合同，并提交了高润年为甲方，高向芝为乙方的《房屋出售协议书》原件，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将自己的住房五间、猪楼、水泥塔作价7000.00元，自留地、自留山、责任田内及房前屋后的地面覆盖物（茶树、桔子树及其他树木、地面种植物）作价2500.00元，合计9500.00元，大写：玖仟伍佰元正”，第四条约定“甲方将自己的自留地、自留山、责任田转让给乙方使用，但甲方必须先交给村委会后，乙方与村委会再签订使用合同书”,合同尾部有双方的签名及见证人匡某的签名，鹤峰县容美镇龙井村民委员会加盖了公章。后胡自伍、高向芝将房屋出售给田凤权，并将部分承包地转让给田凤权。2000年9月11日，胡自伍及田凤权分别就经营的土地与村委会签订了《鹤峰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按照规定缴纳了应该缴纳的农业税；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时，胡自伍于2005年9月9日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于2005年9月13日取得了相关承包地的经营权证。2013年，因原告认为其只将猪圈边两个台子约0.4亩自留地及房屋后约2亩山林一并转让给胡自伍、高向芝，未转让其他承包地，而村委会将土地发包给胡自伍、高向芝及田凤权，请求村委会、镇政府进行解决。在村委会、镇政府解决过程中，胡自伍、高向芝提交了1994年8月20日的《房屋出售协议书》，但高润年否认《房屋出售协议书》上的其签名为自己所签，后经村委会和容美镇财政所主持调解，高润年、胡自伍、田凤权三人于2013年8月4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1、田凤权将位于自家屋前的承包地从田凤权屋东面公路坎下齐屋东边往下的防滑桩以东为高润年的自留地，公路坎下斜面由田凤权经营，余家坡（李一生屋前）的两个小台子为高润年的自留地，界址以岩墙直下对坟往东第二个抗滑桩的中间。2、田凤权房屋后的山林和屋东面开荒地由田凤权经营管理。3、田凤权在余家坡的承包地的小路下边的开荒地归田凤权经营，四至边界为东边为小路、南边为小路、西边为小路、北边为自然水沟。4、已经填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除自家屋前左右地块外，都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5、2000年8月18日高润年和田凤权所签协议中，田凤权屋东面自然岩岭以东仍由高润年经营，大坪岩墙上的那块田（安子坪）由胡自伍经营，并已填入胡自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高润年不再争执安子坪这块地。6、胡自伍经营的田凤权屋东面自然岩岭以东的自留地在本季农作物收获后交由高润年经营”，高润年、田凤权、胡自伍在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名并捺印，四名调解员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名，鹤峰县财政局容美财政所、鹤峰县容美镇龙井村村民委员会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在庭审过程中，胡自伍、高向芝承认《房屋出售协议书》上高润年的签名不是高润年本人所签，称是高润年委托他人代签，具体代签人因时间较久不记得了。一审法院认为，高润年称于1992年与胡自伍、高向芝签订合同，同时只将猪圈边两个台子约0.4亩自留地及房屋后约2亩山林一并转让，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胡自伍、高向芝亦不认可，对此高润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高润年的该主张不予认定。胡自伍、高向芝提交的1994年8月20日《房屋出售协议书》，高润年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虽胡自伍、高向芝称系高润年委托他人代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认定高润年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名。2013年，因《房屋出售协议书》中的部分内容的履行，高润年、胡自伍、田凤权之间发生纠纷，经村委会、容美财政所组织调解，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虽然该人民调解协议上没有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但各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均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名，且调解部门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应认定该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当事人均应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不能因未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而否认调解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高润年未在1994年8月20日的《房屋出售协议书》上签名，但高润年已将合同所涉房屋交付给胡自伍，村委会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并在胡自伍将房屋及部分承包地转让给田凤权后，分别与胡自伍、田凤权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05年完善二轮延包时，胡自伍取得了相应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证，应认定《房屋出售协议书》中的主要内容已经履行，且对部分未履行的内容，各方当事人通过村委会、容美财政所组织调解另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可以认定《房屋出售协议书》成立，且该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应认定《房屋出售协议书》依法成立并已生效，对高润年请求确认1994年8月20日的《房屋出售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润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高润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高润年提交2017年6月6日《关于高润年、胡自武土地纠纷情况的处理意见》复印件1份共5页，证明2013年的调解协议侵害了高润年及其家庭成员的承包经营权，应属无效。胡自伍、高向芝提交郭国川的证言原件1份共1页，证明高向芝1992年不在家，案涉协议是1994年的。经质证，胡自伍、高向芝认为高润年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高润年对胡自伍、高向芝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经审查认为，高润年提交的证据系鹤峰县财政局容美财政所出具，该“处理意见”无行为的相对方亦无经办人员签名，不予采信。胡自伍、高向芝提交的证人证言，证人未依法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现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高润年一审起诉请求确认其与被上诉人胡自伍、高向芝1994年8月20日的《房屋出售协议书》无效，一审及二审审理期间，高润年称《房屋出售协议书》系1992年签订，但其并未就此提交证据。高润年作为承包户代表在其与田凤权、胡自伍2013年8月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能够形成代理的客观表现形式，高润年称该协议未得到其他共有人认可，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高润年在该协议中认可了其与胡自伍1994年8月20日就高润年的房屋、土地达成了买卖协议。此后，双方亦按协议履行。高润年上诉称《人民调解协议》是强行调解所签，并非其本人意愿，但高润年未能就此提交证据，且在该协议签订之后，高润年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高润年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房屋出售协议书》依法成立并已生效，并无不当；高润年关于《房屋出售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高润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高润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颖异审判员  胡 明审判员  张成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杨艳云书记员刘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