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08民终11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军，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洋森，男，1973年12月15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亚，新疆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恒，男，1972年10月25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上诉人高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张洋森、原审被告张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20）兵9001民初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建军、被上诉人张洋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亚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建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清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购买轮胎的事实，但时隔多年，上诉人己经将所有款项履行完毕，故没有对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进行妥善保管，导致一些收条无法找到。上诉人丢失的两张收据虽然在庭审中未能提交，但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2013年、2015年分别给付10000元，足以说明上诉人陈述的真实性。一审认为上诉人无法提交给付20000元的证据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洋森辩称，上诉人上诉称收条丢失没有证据。被上诉人张洋森在一审写起诉状时，未记清哪一年还了哪一年未还，仅记得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钱都打有收据，双方可以对账。起诉状中表述张恒2013年、2015年分别给付10000元属于笔误，笔误是被上诉人张洋森自己书写起诉状不专业所致。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张恒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张洋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所欠货款3615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及送达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建军系涉案新C×××号车辆车主，被告张恒系被告高建军雇佣跟车人员。2011年至2012年，被告高建军所有的新C×××号及案外人高某所有的新C×××号两辆货运车辆在原告张洋森处更换轮胎、补胎共计花费57150元。其中，由被告张恒代被告高建军为原告出具的欠款据11张，合计54580元；被告高建军为原告出具的欠款据1张，计2570元。后，被告高建军于2013年4月29日给付原告轮胎款5000元，于2013年10月26日给付原告轮胎款9000元，于2016年1月29日给付原告轮胎款10000元，于2017年1月25日给付原告轮胎款10000元，尚欠23150元未给付。 另查明：一、2019年1月，原告张洋森与被告高建军电话通话并追索欠款，被告高建军承诺同年4月收回工程款后给原告结清上述欠款。 二、2019年1月4日，原告张洋森向被告高建军短信索要欠款36000余元，被告高建军要求原告与被告张恒对账，后原告向其示明对账金额为36150元，被告高建军未作回复。 三、原告称民事起诉状中写明的“被告张恒2013年、2015年分别给付1万元”付款年份为笔误，应为2016年、2017年。 四、被告高建军称除了其给付原告上述34000元货款外，其又于2013年及2015年分别给付原告10000元，原告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高建军系涉案车辆车主，被告张恒系其雇佣人员，被告张恒在原告处更换轮胎时书写的欠款据，系履行被告高建军的职务行为，且被告高建军对被告张恒为原告所书写的欠款据不持异议。被告高建军为原告出具的欠款据，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上述欠款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原、被告双方均应恪守合约，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原告依约履行其为被告更换轮胎的义务，被告高建军已经给付了原告货款34000元，余款23150元至今未给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高建军给付剩余货款2315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被告高建军辩称2013年及2015年除了给付原告的34000元货款外已经分别支付原告轮胎款10000元，因收条遗失提供证人证言佐证，称已结清欠原告轮胎款。本案中结合庭审调查，高建军所述2013年及2015年给付轮胎款地点与证人证言相矛盾，且证人陈述给付相应款项时原告在被告高建军持有的笔记本上均书写收条，本案其他收条高建军均举证证实，而该两笔收条被告高建军称遗失未举证，若收条在笔记本上书写，遗失的可能性较小，其未举证行为系证据不足，故对高建军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因原告张洋森于2019年向被告追索过欠款，积极行使相应权利，故本案诉讼时效未超过，该院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超过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 一、被告高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张洋森轮胎款23150元； 二、驳回原告张洋森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2元（原告张洋森已交纳），由被告高建军负担，与前款一并给付原告张洋森。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 一、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欠据12张，时间段是从2011年6 月26日至2012年4月8日。 二、被上诉人张洋森向一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表述：张恒2013年、2015年分别给付10000元。 三、上诉人在一审提供证人杜某的证言，杜某证明：2013年年底，在×小区路边的一个山墙头付的款，当时证人和高建军约好要去打麻将，几点钟记不清了，当时在场的人有张洋森、张洋森的儿子、证人和高建军，付款之后高建军拿出了一个本子让张洋森打了一张收条。2015年年底的时候，证人和高建军在绿珠宾馆等了一会儿，张洋森就过来了，当时高建军给张洋森钱的时候，高建军也拿出了一个本子让张洋森打了一张收条。当天高建军的轮胎爆了，我记得当时是羊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拖欠被上诉人的轮胎款及拖欠款的数额。 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拖欠其轮胎款，提交了12张欠据，上诉人主张已给付被上诉人轮胎款，提交了被上诉人所立的收据，一审法院对收据中的轮胎款数额进行扣减正确。上诉人称2013年和2015年，其分别给付被上诉人轮胎款10000元，欠款中还应扣减20000元，其提供的证据是证人杜某的证人证言和被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被上诉人称民事起诉状上2013年和2015年是笔误，应为2016年和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明。……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因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自认2013年和2015年张恒分别向其支付10000元，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对此事实无须举证。加之，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轮胎款的时间段是2011年6月26日至2012年4月8日，时间较为久远，上诉人称该两张收据丢失的说法较为客观可信。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本院对于上诉人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别支付被上诉人10000元这一事实予以认定，该20000元应当从欠款23150元中扣减。故上诉人在本案中应给付被上诉人轮胎款3150元（23150元-20000元），对上诉人这一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高建军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20）兵9001民初40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高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张洋森轮胎款3150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张洋森一审其它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2元（被上诉人张洋森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79元（上诉人高建军交纳），一、二审诉讼费合计731元，由上诉人高建军负担66元，由被上诉人张洋森负担665元，一、二审诉讼费折抵后，被上诉人张洋森应给付上诉人高建军诉讼费313元，与上述案款相互折抵。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宁之 审 判 员 李红敏 审 判 员 胡春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林 丽 书 记 员 陈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