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8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5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5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1961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男，195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利，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女，195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彦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50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刘某3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被继承人刘某7、李某遗留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前二里沟植物所宿舍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号房屋）由继承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均等继承所有，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份额；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某4承担。一审鉴定费在文书中没有表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分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刘某1、刘某2、刘某3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病历相关证据显示被继承人李某至迟从2013年6月18日开始就不可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李某在2014年7月3日代书遗嘱时根本不可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份遗嘱应为无效遗嘱，具体理由如下：1、李某于2013年6月18日经人民医院精神科曲某医生诊断，其已经存在明显的中度认知功能障碍。2、李某于2013年7月1日再次到人民医院精神科就诊，人民医院计算机系统中显示李某该次门诊病历的病情是“阿尔茨海默病”，李某所患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可能彻底治愈。3、2015年4月7日鉴定机构也是依据李某的既往病史将李某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4、刘某4提交的2014年7月3日代书遗嘱应属于无效遗嘱。在录像中李某是一个被动状态，不是一个主动状态。刘某4提供的证明律师见证过程的录像资料共3段，录像文件显示的生成时间都是2014年7月1日下午，这与《律师见证书》及《遗嘱》中的显示的2014年7月3日明显不一致。《律师见证书》记载的李某身份证号与李某身份证复印件是不一致的。当时所谓的见证人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二、一审法院对于刘某4提交“2013年5月2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证明”的真伪没有认真进行核实。医院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明显存在问题。2018年8月27日，通过与该医生核实，发现2013年5月23日就没有就诊记录，并且也没有开具过这份东西,并非董某医生出具。三、本案中，一审法院遗漏了对于笔迹鉴定的鉴定费用15000元的处理，也必然影响到本案的公正审理。1、一审期间刘某1、刘某2、刘某3要求对于被继承人李某的2013年5月24日自书遗嘱及2014年7月3日代书遗嘱进行笔迹鉴定，并支付了鉴定费15000元。2、依据鉴定机构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1项可见，该自书遗嘱并非李某独立自行书写完成，因此该部分鉴定费用应由双方共同承担。3、一审期间，刘某1于2020年9月23日下午已将鉴定费15000元的发票原件按要求交给了承办法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判决显失公正，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遗产房屋应由各继承人均等继承所有，其中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份额。刘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涉及到的是两份遗嘱，这两份遗嘱分别是2013年5月24日由李某自书遗嘱以及2014年7月3日在两位律师以及两位与本案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邻居见证下的代书遗嘱。从时间来看，两份遗嘱生成之前，2013年5月23日人民医院出具的李某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式的诊断证明。遗嘱生成后，海淀法院庭审中对李某详细的询问，李某对法院的详细询问作出了答复，因此认定了李某思路清晰，理解力正确。因此这两份遗嘱的形成之时，李某具有行为能力。除此之外，在律师以及两位邻居的见证之下代书遗嘱的录音录像是连贯而且清晰可见，从视频中不仅展现了该份遗嘱的全过程包括各方的签字捺印。而且可以看到李某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对两位律师的提问对答清晰，并不是刘某1、刘某2、刘某3所述是被动的询问。这两位律师单独与李某沟通过程中均是以提问的形式与老人沟通，可以看到老人思路是清晰的。刘某1、刘某2、刘某3在一审过程中存在以鉴定拖延法院的审理期限以及一些不实的表述影响医务人员判断的问题。首先，刘某1、刘某2、刘某3无视代书遗嘱的连贯性，先向法院提起两份遗嘱的笔迹鉴定，刘某4在一审中积极配合法院工作，2019年6月12日就将两份遗嘱的原件递交给法院，2020年才收到法院的鉴定报告。后，刘某1、刘某2、刘某3又申请了已故人的行为鉴定。其次，2020年4月30日，一审法院安排了网上庭审，当庭刘某1、刘某2、刘某3表示无法调取医院记录，因疫情原因申请法院调取。并上诉状中明确称，2018年8月27日，在一审审理之初，刘某1、刘某2、刘某3就找到了董某医生，并进行了取证，在那之后又谎称没有取证。医生提供的说明中的附图，出现了老人已故后就诊时间以及2013年7月1日有一个不实的就诊。在最后一次庭审中，法院向人民医院核实，后出了复函澄清了这些问题。综上，两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立遗嘱人晚年一直与刘某4居住生活，现在刘某4生活困难，并且没有房屋居住，涉案房屋购买的时候是由刘某4出资购买。因此在老人意思清晰的情况下，通过两份遗嘱来体现自己的真实意愿。刘某1、刘某2、刘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将被继承人刘某7、李某遗留的某号房屋予以继承分割；2、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刘某7、李某夫妇共有子女四人，长子刘某1、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4、三女刘某3（曾用名：刘某6）。2013年11月17日刘某7因病去世，2018年6月5日李某因病去世。被继承人刘某7、李某去世后遗留的主要财产为某号房屋一套。刘某1、刘某2、刘某3从未放弃对其遗产的继承，况且以上遗产也从未进行过分割，因此以上财产应由刘某7和李某的全部继承人共同继承分割。为维护刘某1、刘某2、刘某3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公正裁判。刘某4向一审法院辩称，同意分割诉争房屋，但李某留有自书遗嘱，明确将其享有的份额由刘某4继承，并且在彭某、刘某10的见证下书写遗嘱，后又在律师谭某、刘某9的见证下代书遗嘱。两份遗嘱内容一致，刘某4应占有诉争房屋70%的所有权。本案涉及的二份遗嘱分别是2013年5月24日立遗嘱的人的自书遗嘱，和2014年7月3日有二位律师和二位案外人的律师见证代书遗嘱，二份遗嘱形式合法，体现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二份遗嘱内容一致。结合2013年5月23日由北大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以及2014年11月18日由海淀法院作出的2014-149号判决书，一前一后共同体现了李某在2013年5月23日至2014年11月18日期间其思路清晰，言语流利，记忆力理解力均正确。足以证明涉案二份遗嘱真实性，二份遗嘱充分体现了立遗嘱人自由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请法院公正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7与李某系夫妻，共生育刘某1、刘某2、刘某4、刘某3（曾用名：刘某6）四个子女。2013年11月17日，刘某7去世，2018年6月5日，李某去世。二人去世后留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前二里沟植物所宿舍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一套，登记在刘某7名下。刘某7生前未留有遗嘱。刘某4向法院提交了两份遗嘱，一份是李某的自书遗嘱，内容为：“我叫李某今年63岁我和丈夫刘某7婚后购买的房屋属夫妻共同房产，我自愿把属于我的房产份额全部给我女儿刘某4一人继承。当年买房时，全家人都一致同意这套房今后由刘某4一人继承，并已由刘某4一人出资购买了此房。李某，2013年5月24日。见证人彭某，男，住址：海淀区新苑街某**院某**楼某1-某1，身份证号：×××，电话：156XX****XX.2013年5.24日。见证人：刘某10，女，住址：海淀区新苑街某**院某**楼某2-某2，身份证号：×××，电话：135XX****XX.2013年5.24日”。刘某4提供的另外一份是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某9、谭某见证的律师见证书，主要内容为：“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接受李某(身份证号：×××)的委托，指派刘某9、谭某律师就其订立的遗嘱进行见证。兹证：l.李某(身份证号：×××)自愿于2014年7月3日在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订立遗嘱一份；2．以上遗嘱内容是李某在头脑清晰、意志清醒，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3．现场代书人刘某9(身份证号：×××)为李某代书遗嘱后向李某宣读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字是真实的；4．李某口授遗嘱内容并确认遗嘱无误后在遗嘱上签字及所按手印是真实的；5．现场第三方见证人彭某(身份证号：×××)、刘某10（身份证号：×××）见证订立遗嘱全过程并确认遗嘱无误后在遗嘱上签字是真实的；6．该遗嘱真实、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遗嘱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刘某7婚姻存续期间，取得房产壹处，该房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新苑街某3号院某3号楼某3门某3号，原为海淀区二里沟植物所宿舍某号楼某单元某室，该房产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刘某7去世后，尚未进行分割。现在因我年事已高，为避免因身后因财产引起纠纷，立此遗嘱，特委托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见证。同时，因身体条件不允许，委托某所律师刘某9代为书写遗嘱。本人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本人名下的份额，在我百年之后，全部交于刘某4继承。本人立此遗嘱时，神志清醒，亦无受危逼、欺骗等清形。”该遗嘱是由刘某9代书，立遗嘱人李某签名、按手印，并书写2014.7.3，见证人彭某、刘某10、谭某签字。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刘某9、谭某出庭表示上述代书遗嘱是刘某9书写的，谭某作为见证人签字，李某的签字亦是李某本人签署。李某当时的精神状态很好。彭某、刘某10出庭表示其二人均系李某的邻居，平时是刘某4在照顾李某，曾看到李某亲自书写遗嘱，李某写字较慢，自书遗嘱和律师见证遗嘱上的签字均系二人所签，也去过律师事务所。李某当时的精神状态很好。同时，刘某4提交了律师见证的遗嘱录像，从录像上可以看出李某语言表达清楚，能明确的表达出想将涉案房屋留给刘某4，因为刘某4照顾其生活，并自己在该遗嘱上签名、按手印，也可以看出刘某9代书遗嘱，彭某、刘某10在遗嘱上签字。经刘某1、刘某2、刘某3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李某2013年5月24日遗嘱内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对2013年5月24日遗嘱内容两次出现的“李某”字迹与海淀法院庭审笔录中李某的签字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对2014年7月3日遗嘱右下方“立遗嘱人”签名处出现的“李某”字迹与海淀法院庭审笔录中的签字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7月29日，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内容为“1、遗嘱中的“我女儿、全家人都、继、并”等字与其他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2、2013年5月24日遗嘱内容两次出现的“李某”字迹（一处为遗嘱正文中出现的“李某”字迹，一处为遗嘱右下方签名处出现的“李某”字迹）与样本中的李某是同一人书写的。3、2014年7月3日遗嘱右下方“立遗嘱人”签名处出现的“李某”字迹与样本中的李某签字是同一人书写的。”经刘某1、刘某2、刘某3申请，法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对李某在2013年5月24日、2014年7月3日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对本鉴定决定不予受理。2014年，刘某2、刘某3要求宣告被申请人李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案，法院审理中，李某本人出庭，否认其丧失行为能力，不同意做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及刘某2与刘某3作为己的监护人。并向法院提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于2013年5月23日出具的诊断证明，该诊断证明表述：“李某意识清楚、言语流利。记忆力、计算力、定向力、理解力正常，有自主行为能力”。且在法庭询问过程中，李某思路清晰、言语流利、理解正确，亦未明显丧失辨认能力，故法院于2014年驳回了刘某2、刘某3要求宣告李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请求。另查，2015年4月7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出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李某临床诊断器质性精神障碍，受所患疾病的影响，不能完全辨认民事事物中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在该鉴定报告的分析说明中载明据现有资料显示，被鉴定人李某自2010年10月开始出现多疑、记忆减退等精神异常。2011年4月6日在北京市隆福医院诊断腔隙性脑梗塞。2013年6月25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头颅核磁扫描印象：双侧基底节区及半卵圆中心多发腔梗灶，轻度全脑萎缩不除外。鉴定检查时发现李的记忆及智能减退，可以简单交流；依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临床诊断器质性精神障碍。李某已有明显的记忆智能减退，且有过疑心被害等精神病性症状。李某的这种状况在面临重大复杂的事物时，有可能会影响到她的认识、判断和理解能力。所以我们认为其可以从事与其精神状态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根据《司法精神病学法律能力鉴定指导标准》，属于不能全面行使民事事物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不能全面保护个人利益。法院依据上述鉴定报告在2015年5月5日出具了(2015)海民特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了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刘某1、刘某2、刘某3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于2013年5月23日出具的诊断证明的真伪存疑，该诊断证明中载明医生为董某，法院就该诊断证明的真伪向医院进行了解，董某医生于2020年8月4日向法院表示李某在2013年5月23日无就诊记录，无开具诊断证明的信息记录。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患办2020年8月28日向法院回函表示李某在2013年5月23日有一条开具诊断证明报表的记录，医生权限无法查询到。由于系统更新的原因，诊断证明内容已无法看到。李某、刘某4曾于2014年7月22日起诉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刘某9在该案中系李某、刘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该案法官对李某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您现在和谁一起生活？：刘某4，都是她照顾我，照顾的好，看病也是她陪着我去。?您是否要和刘某4一起起诉分割您爱人的遗产？是的，我没有生活费，我要通过这个要生活费。?您的几个子女，何人对您最好？：刘某4。我和刘某1的关系不好，他不管我，不看我，跟刘某2，刘某3的关系一般。刘某1都没有陪我去过医院什么的。?您的身体情况？：没有什么疾病。就是老了，每天都下楼锻炼，都是我自己下楼。？您现在的神智情况？：我不糊涂，他们都说我糊涂了，其实我一点也不糊涂。后该案撤诉，刘某4收取了法院退还的诉讼费7800元。刘某1、刘某2、刘某3认为律师刘某9一方面作为支付律师费的刘某4的代理人，一方面又作为见证人为李某代书遗嘱，在遗嘱中将李某的全部房产份额都留给刘某4。故该份遗嘱的代书人刘某9律师与继承人刘某4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见证人为李某代书遗嘱。律师见证遗嘱应为无效遗嘱。就涉案房屋的分割意见，双方均同意分割份额。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涉案房屋系刘某7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去世后，该房屋系二人的遗产。刘某7生前未留有遗嘱，故其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方式予以分割，由李某、刘某1、刘某2、刘某4、刘某3予以继承。关于李某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刘某4向法院提交了李某生前所立的两份遗嘱，根据鉴定报告，2013年5月24日的自书遗嘱中的部分文字并非李某书写，故法院无法认定该份遗嘱的效力，但是对于2014年7月3日的代书遗嘱，由刘某9代书，彭某、刘某10、谭某作为见证人签字，符合了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根据李某生前在法院留有的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录像，均可以看出李某生前是由刘某4照顾，故李某生前留有遗嘱将涉案房屋中其的份额留给刘某4继承尚属合理，故法院认为李某留有的2014年7月3日的代书遗嘱是有效的。刘某1、刘某2、刘某3对该代书遗嘱提出的质疑，法院认为刘某9虽曾经代理过刘某4的案件，但是不能以此否认刘某9作为李某的代书人的身份。另，李某虽然在2015年5月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并不能依此对李某在2014年7月的行为能力进行认定，且根据李某在立遗嘱时的录像可以看出，李某当时的精神状态尚属正常，故法院对刘某1、刘某2、刘某3对该代书遗嘱提出的质疑不予采信。根据该代书遗嘱，李某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应由刘某4继承所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刘某7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前二里沟植物所宿舍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继承所有，其中刘某1、刘某2、刘某3各占百分之十份额，刘某4占百分之七十份额。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另查明，刘某9律师在2014年7月3日为李某代书遗嘱之后，于2014年7月21日接受李某、刘某4委托，作为其与刘某1、刘某2、刘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某于2014年7月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李某于2014年7月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从遗嘱形式来看，由刘某9代书，彭某、刘某10、谭某作为其他见证人签字，李某签名写日期，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从遗嘱内容来看，确认其在某号房屋中的份额由刘某4继承，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中，经刘某1、刘某2、刘某3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鉴定结论确认该份遗嘱立遗嘱人处“李某”字迹与样本中的李某签字是同一人书写。综上，本院认为，李某于2014年7月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形式与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且经鉴定确认立遗嘱人处签名为李某本人所写，应当认定该份遗嘱合法有效。刘某1、刘某2、刘某3主张李某在立遗嘱时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其提供的医院的诊断仅能反应李某在就医时的身体、精神状况，不能直接证明李某在立遗嘱时已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民事行为能力涉及自然人从事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成年人非经法定程序宣告，不得随意确认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否则将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亦不利于善意相对方信赖利益保护。就本案被继承人而言，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海民特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以此作为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时间点。结合李某、刘某4曾于2014年7月22日起诉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以及2014年10月27日刘某2、刘某3要求宣告被申请人李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案的询问笔录中记载，能够表明李某亲自到庭参加诉讼，且在法庭询问过程中，思路清晰、言语流利、理解正确，亦未明显丧失辨认能力。另外，关于遗嘱录像问题，经本院核查，遗嘱录像在计算机上显示的修改时间为2014年7月1日，且录像文件名称不连续，是否同步录像存疑，但代书遗嘱作为法定遗嘱形式之一，单独即可确认效力，本院上文已就诉争代书遗嘱的效力进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综上，李某于2014年7月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李某在某号房屋中的份额应当据此处理，刘某1、刘某2、刘某3主张代书遗嘱无效、要求法定继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一审法院遗漏鉴定费负担问题，本院一并予以处理。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鉴定费15000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7500元（已交纳）；由刘某4负担7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