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文会，女，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文书，女，197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文兰，女，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文琴，女，198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前锋，男，197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传强，贵州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茅栗镇富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播州区茅栗镇富兴街上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20304ME15744613。法定代表人：熊腾飞，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正勇，男，197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宣佐。上诉人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茅栗镇富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富兴村委会”）、杨正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2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前锋、吕文书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传强，被上诉人杨正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宣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2004年吕前锋与吕文福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系经当时村领导班子核实确认系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该事实仅有富兴村委会答辩意见，证据不足。2004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仅约定经营权的流转，并未约定承包权的转让，签订协议时没有向村委会报备，当时的村委会与领导班子也没有核实。2017年11月8日，富兴村委会主持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对村委会的上述答辩观点作出了相反的证明，该《调解协议》确认了土地流转系经营权流转，而非承包权转让。2008年12月1日，富兴村委会与杨正勇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明确将小地名为“王家坪、汤家坪”等三宗林地发包给杨正勇，剥夺了我方承包权，签订该合同时富兴村委会也没有与我方解除承包关系，我户情况也不符合解除承包关系的条件。三上诉人因为婚姻关系出嫁，均未在嫁入地取得承包地。（2019）黔0321民初3861号民事判决也并未阐述土地流转系经营权还是承包权流转。根据合同约定，案涉土地是交由对方管理，并非承包权流转，在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是经营权转包还是承包权转让的情况下，应适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民事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原则上应当认定流转合同为转包或者出租。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在2004年以前由我户耕管，但在2008年以前没有进行任何产权登记，实际情况是富兴村所有承包户均没有填写山林内容。案涉林地系我父亲吕登榜生前承包的林地，已经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并无异议，一审判决认定我方是否曾经享有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值得商榷错误。吕前锋与吕文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案涉林地长期由吕文富管理使用，经营权转让期限应认定为我方剩余的承包期限。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对承包土地进行调整，应当经村民会议成员或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经乡镇、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应认定无效。杨正勇辩称，上诉人对案涉土地已经不享有实体权利，《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与上诉人无利害关系，上诉人家庭成员已全部迁出富兴村。上诉人与我方签订的案涉协议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非单指土地经营权。该协议明确长期转让，从2004年履行至今未发生争议，在协议没有明确是转让经营权还是承包权的前提下应视为整体转让。村委会对该转让是知晓认可的。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富兴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吕文兰、吕文会、吕文琴、吕前锋、吕文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的林地家包字（2008）17060010号《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2．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是同胞兄妹。1994年10月1日，其父亲吕登榜（过世）曾以家庭户内人口6人为单位承包了位于富兴村委会的土地。2004年4月，吕前锋（又名吕文权）为甲方与案外人吕文福为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1．村民吕文权（户共六人）承包的田、土、房屋、及部分山林，长期给乙方管理，国家下达的一切税收及提存等费用，全由乙方负责；2．房子屋基所有的附属产物，一律由乙方管理长期使用；3．甲方承包山林（地名烧基湾堰塘）上至黄井下至吕文芳的土、左至吕文有山林，右至吕文建的山林，由甲方自行管理，乙方没有任何权利使用；4．甲方承包的土（地各荒田）上至吕登容的土下至吕革善的田，左至人行道，右至吕登良的土，由甲方自行管理；5．甲方吕文权（户口问题）现将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登三人在吕登荣户口上，以后吕登荣没有任何责任。以上条例合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包方式希望双方共同遵守，不能违章，长期使用管理共同遵守，法律保障。甲方吕文权（代），乙方吕文福”。同月16日，吕前锋向吕文福出具清单一份，载明“兹由吕文福购买吕文全的房屋猪牛圈竹林包括所有产权地盘在内共捌仟元。转承包吕文全的全部田土包括所有的全部土地肆处山林，由吕文福长期耕管使用，吕文全无权干涉和耕管。共交转让费壹万伍仟陆佰捌拾元正，总交现金合计贰万三仟陆佰捌拾元正23680.00元。证人：冷某，转让人：吕文权（代签）承包付款人：吕文福，2004年4月16日”。协议签订后亦取得了富兴村委会的同意。2004年6月20日，案外人吕文福将上诉合同中转让所得的部分土地或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赠与给女婿杨正勇、女儿吕永会。2.2008年12月1日，富兴村委会与杨正勇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林地家包［2008］17060010号《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其所有的小地名为王家坪、汤家坪等三宗林地发包给杨正勇，约定承包期限为70年，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77年12月31日止。合同达成后，富兴村委会、杨正勇在该合同上签字或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原遵义县茅栗镇人民政府亦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2008年12月31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向杨正勇颁发林权证，确认杨正勇合法享有将以上合同中签订的林地使用权。3.2017年案外人吕文福与吕前锋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同年11月8日，双方经富兴村委会调解达成《调解意见》，该《调解意见》重新对吕登榜户内土地等进行分配确权，但该意见未取得杨正勇的签字或捺印确认。后杨正勇以《调解意见》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调解意见》无效，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321民初3861号民事判决，确认该《调解意见》无效。吕前锋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3民终5369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生效。在（2019）黔0321民初3861号民事判决书中，对吕前锋与吕文福转让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并确认吕文福作为新的承包方，有权对转包所得进行处分即将相应土地使用权赠与给杨正勇。4．庭审中，原告方主张吕前锋与杨正勇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只是对经营权的转让并非是对承包权的转让，但并未举证证明其约定仅为经营权转让的事实。5．诉争山林在2008年林权证颁发给杨正勇前并未进行任何产权登记，原告的土地承包证上也无以上山林的产权登记信息，但在2004年与杨正勇签订合同之前该山林一直系由原告户实际耕管。一审法院认为，吕前锋与案外人吕文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以上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协议上并无其他四位原告的签字，但吕前锋与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系直系亲属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吕前锋以自己的名义与吕文福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且将土地交付给吕文福，从2004年4月至2017年期间，五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吕文福有理由相信吕前锋的行为系家庭成员共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吕前锋代理四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对被代理人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产生法律效力。原告方主张吕前锋与吕文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只是对经营权的转让并非是对承包权的转包，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吕文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只是对经营权的转包，而且原告方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享有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对于山林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只是双方在《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的约定，法院并不能以双方的约定或者设立权利继而认定原告曾经享有涉案山林合法权属，原告是否曾经享有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有待商榷。其次，即便原告享有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但在其与吕文福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中已经约定了该林地长期由吕文福管理使用，且在双方签订的《清单》中，约定吕文福交付的款项系“转让费”，该合同的认定应是对相应土地及山林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而非单指经营权的转包；第三，在生效的（2019）黔0321民初3861号民事判决书中对双方土地转让的事实以及案外人吕文福的处分权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之规定，原告方与吕文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应视为对其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原告方与富兴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自行终止。吕文福将取得的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或林地的相应权利赠与给杨正勇亦是有权处分，富兴村委会在与原告终止合同关系后再与杨正勇达成合同关系，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方主张其与杨正勇并非同一村民组成员即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富兴村委会与杨正勇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杨正勇的户籍所在地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其属于富兴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无论是发放给原告户内的土地承包经营证或是与杨正勇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其发放主体或签订合同的主体都是富兴村委会，富兴村委会有权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对其组织内部的财产分配，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富兴村委会与杨正勇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告请求确认二被告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的林地家包字（2008）17060010号《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0元，由原告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负担。本院二审中查明，本院在（2019）黔0321民初3861号案件中查明，2005年6月12日，在当地27名村民的见证下，富兴村委会与吕文福签订《山林、田、土地转包协议》，约定将原吕登榜户下的山林、土地等转包给吕文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2004年4月，吕前锋（又名吕文权）为甲方与吕文福为乙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中关于山林土地的流转系转包还是转让；2．两被上诉人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是否无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04年4月，吕前锋与吕文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案涉山林土地长期由吕文福管理，国家下达的一切税收及提存等费用，全由吕文福负责，吕文福据此支付了转让费15680元。2005年6月12日，在当地27名村民的见证下，富兴村委会与吕文福签订《山林、田、土地转包协议》，约定将原吕登榜户下的山林、土地等收回转包给了吕文福。案涉山林此后一直由吕文福耕管。以上事实足以证明2004年4月吕前锋与吕文福签订的协议系对案涉山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且富兴村委会已实际与吕文福形成新承包关系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其与吕文福系土地经营权转包与查明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吕文福从上诉人处流转获得案涉山林承包经营权后赠与杨正勇，由杨正勇另行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之规定，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自成立之日起生效，不因其未报经乡（镇）政府批准而影响合同效力，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吕文会、吕文书、吕文兰、吕文琴、吕前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露露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李玉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赵凯书记员苟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