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几米入（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杉创意园****楼****。法定代表人：朱铁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钟，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丽君，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艳玲，女，1978年1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俊锋，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慧，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几米入（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几米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任艳玲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9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几米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几米入公司向任艳玲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的工资差额15157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工资标准存在严重错误。任艳玲2016年4月1日入职，4月2日与几米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任艳玲每月税前底薪为14000元，薪酬包括任艳玲为实现几米入公司安排的目标所进行的所有工作。2017年5月至7月任艳玲工资标准为14000元加补助500元，2017年8月起工资调整为15000元加补助500元，双方按照此工资标准存续劳动关系至2018年3月18日。在此期间几米入公司未对任艳玲的涨薪要求作出任何许诺且未与任艳玲达成任何有效约定，一审法院仅依据几米入公司员工明某与任艳玲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即推定任艳玲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的工资标准为20500元，一审判决书第3页认定“任艳玲的工资是由明某核对和支付的，说明明某有权利调整工资”，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从明某与任艳玲微信聊天记录完整显示的金额来看，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为15500+5000元，而之前和之后的工资金额都没有显示“+5000”的表述，“+5000”明显是与工资区分开的独立的款项。而且，几米入公司亦从未按该“+5000”的标准实际支付过工资。一审将该“+5000”认定为是公司同意为其加薪，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工资差额为52530.08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3月任艳玲离职时，因暂无单位缴纳社保，为避免任艳玲后续办理生育津贴申领，双方协商同意任艳玲离职以后，由美婴佳宝（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婴佳宝公司）暂时为任艳玲代缴社保，社保费用在任艳玲工资中扣除，双方的约定合法有效。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几米入公司应发工资为149655.96元，已发放123809.78元，代扣社保、公积金及个税合计10711.86元，剩余未支付工资应为15134元。一审法院认定几米入公司应付工资为52530.08元没有事实依据，且与实际应付金额差距较大，一审法院认定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判定应付工资从2017年6月1日起算，然而判决结果却与仲裁庭裁决从2017年5月1日计算的裁决金额完全一致，存在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任艳玲自2018年3月离职，但在该判决书第8页第2行认定“自2018年8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20500元”，与事实和逻辑严重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任艳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几米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无需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52530.08元，同意支付151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艳玲曾以几米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工资差额79275.14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40000元。2019年3月25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5596号裁决书，裁决：一、几米入公司支付任艳玲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的工资差额52530.8元；二、驳回任艳玲的其他仲裁请求。几米入公司不服该裁决书，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任艳玲于2016年4月1日入职几米入公司，担任加盟支持经理，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任艳玲最后工作至2018年3月18日，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19日解除，几米入公司为任艳玲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3月。关于月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几米入公司主张任艳玲入职时约定月工资标准为14000元加补助500元，2017年8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5000元加补助500元，每月上旬转账支付上月整月的工资，工资发放至2018年3月18日，尚拖欠15157元未支付。就其公司主张，几米入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2017年5月自2018年3月工资明细表，显示：2017年5月至7月每月底薪12000元+加班2000元+补助500元，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每月底薪13000元+加班2000元+补助500元；二、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显示：美婴佳宝公司为任艳玲缴纳了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三、已发工资情况表，显示：任艳玲2017年6月26日领取7588.54元、2017年7月31日领取7688.54元、2017年8月5日领取6000元、2017年8月19日领取500元、2017年9月25日领取1万元、2017年11月20日领取12000元、2017年12月11日领取13657.73元、2017年12月24日领取1万元、2018年1月29日领取1万元、2018年3月12日领取14374.97元、2018年2月2日领取1万元、2018年6月8日领取4000元、2018年10月11日领取3000元、2018年10月17日领取5000元、2018年11月15日领取4000元、2018年12月26日领取6000元、合计123809.78元。任艳玲认可证据一工资明细表载明的实发金额，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工资未足额发放；认可证据二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与本案无关；认可证据三已发工资情况表的真实性，认可实发工资金额，认可在职期间收到工资及补助共计123809.78元。任艳玲主张其入职时约定月工资标准为14000元加补助500元，2016年9月份月工资标准调整为20000元加补助500元，2017年5月份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6000元加补助500元，2017年7月份月工资标准调整为20000元加补助，工资支付至2018年3月18日，未足额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工资。就其主张，任艳玲提交了（2019）京长安内民证字第16070号公证书，主要公证内容为任艳玲与几米入公司员工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明某于2018年4月9日向任艳玲发送有关工资的表格，包括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每月工资、实发数额及付款日期等内容，其中2017年3月至5月基础工资14500元，6月至7月基础工资14500元+2000元，8月至12月基础工资15500元+5000元，2018年1月至3月基础工资15500元，任艳玲回复称“明老师，三四五月份就是16500元/月，其余的月份打款日就是我之前给您发过的打款日”，2018年4月10日任艳玲向明某发送了有关工资发放情况的表格并询问其工资是否核算好，表格显示2017年6月13日发放24800（结清4月之前的工资）、6月26日发放7588.54元、7月31日发放7688.54元、8月5日发放6000元（补3月4月5月的2000元）、8月19日发放500元（报销）、9月25日发放1万元、11月20日发放12000元、12月11日发放13657.73元、12月24日发放1万元、2018年1月29日发放1万元、2月2日发放1万元、3月12日发放14374.97元，明某于2018年4月18日回复称“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呢，咱不都已经都定完了吗，我又没反驳，我说你这个不对”。几米入公司认可公证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微信中双方发送的表格不一致，说明双方对工资标准存在异议，2017年8月之后多发的5000元是代美婴佳宝（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发放的。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均认可任艳玲与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故一审法院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聊天记录内容显示，明某向任艳玲发送的工资表格载明2017年3月至5月基础工资为14500元、2017年6月至7月基础工资为16500元、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基础工资为15500元＋5000元、2018年1月至2018年2月基础工资为15500元，其中任艳玲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对2017年3月至5月的工资标准提出异议，且任艳玲于2018年4月10日向明某发送的工资表格载明结清4月之前的工资后又收到了6000元（补3月4月5月的2000元），未显示明某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采信任艳玲主张的2017年5月份月工资标准；几米入公司主张上述工资表格载明的2017年8月之后多发的5000元是代其他公司发放的工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根据该表格载明内容，一审法院对几米入公司关于任艳玲2017年6月至7月期间工资标准为14500元、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间月工资标准为15500元的主张不予采信，采信任艳玲关于2017年6月工资标准为16500元的主张，并根据上述明某发送的工资表格认定任艳玲2017年7月工资标准为16500元、自2018年8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20500元；明某发送的工资表格虽载明2018年1月至2月基本工资为15500元，但几米入公司未就双方协商降低工资标准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几米入公司关于任艳玲2018年1月至3月工资标准为15500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几米入公司主张应将其他公司为任艳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工资中扣除缺乏依据，且任艳玲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任艳玲向明某发送的工资表格显示，2017年3月、4月、5月的工资已补2000元，故几米入公司要求不支付2017年5月份工资差额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几米入公司应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根据一审法院采信的月工资标准及工资发放情况核算，仲裁裁决金额不高于法律规定，且任艳玲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几米入（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任艳玲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期间工资差额五万二千五百三十元零八分；二、驳回几米入（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询，关于明某身份，任艳玲主张其系公司经理，几米入公司主张其系公司副经理，同时是美婴佳宝公司负责人。关于任艳玲工资发放主体，几米入公司表示本应由公司进行发放，因公司初创，故存在明某向任艳玲发放工资的情形。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处“自2018年8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20500元”的表述应为：自2017年8月起工资标准调整为205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几米入公司是否应向任艳玲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2530.08元。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几米入公司与任艳玲对任艳玲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产生争议，本院对此分析如下：几米入公司认可其公司副经理明某向任艳玲发放工资的情形，亦对明某与任艳玲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任艳玲与明某的微信聊天内容，明某向任艳玲发放的工资表格中显示任艳玲基础工资、实发工资、付款日期及付款渠道等信息，其中2017年3月至5月基础工资为14500、2017年6月及7月的基础工资为14500+2000、2017年8月至12月基础工资为15500+5000、2018年1月及2月基础工资为15500；任艳玲对其中2017年3月至5月的基础工资提出异议，主张该期间的工资标准为16500元/月。对于任艳玲反馈的工资情况，明某未明确提出异议；同时，几米入公司未明确提出任艳玲在职期间存在降薪行为并经过任艳玲同意，对表格中显示的2018年1月、2月的基础工资，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任艳玲2017年6月至7月工资标准为16500元、2017年8月起工资标准调整为20500元予以确认。几米入公司虽主张表格中工资构成显示的“+2000”、“+5000”系指由美婴佳宝公司向任艳玲发放的报酬，但未能对此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任艳玲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几米入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任艳玲主张2017年5月之前几米入公司拖欠的工资已经补发完毕，其主张的系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的工资差额，一审法院根据任艳玲的工资标准及几米入公司一方向任艳玲的实发工资数额，认定几米入公司应向任艳玲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2530.08元的仲裁裁决金额不高于法律规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几米入公司上诉主张任艳玲离职后的社保由美婴佳宝公司代为交纳，社保费用在几米入公司应向任艳玲发放的工资中予以扣除，但未能对此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对几米入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几米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几米入（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李 淼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陈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