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8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加伦，男，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宇，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塘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庶民，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 法定代表人：骆伟，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伟，男，1969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兴斌，男，196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东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朝晖，男，196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姚加伦、田宇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骆伟、魏兴斌、郭朝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8）川3401民初1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加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上诉人田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庶民、被上诉人郭朝晖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合众公司、骆伟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被上诉人魏兴斌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加伦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确认姚加伦与被告合众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成立,被告按借款合同归还上诉人姚加伦借款145万元,从2012年9月7日每月按月息2%至款项还清之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案外人潘俊转给骆伟的20万元、潘俊转的10万元、原告姚加伦转给骆伟的60万元转款依据均系在被告合众公司成立前所转的”，“被告郭朝晖2012年9月6日虽然转款55万元给骆伟,但是被告郭朝晖并未提供原告姚加伦委托其代为转款的依据”，据此,认为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不支持上诉人主张的300万元借款。此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与合众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的事实是,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已经多次转账给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骆伟个人账户。此事实说明,合众公司同意并认可骆伟个人账户收到的款项属于合众公司的借款。其次,潘俊的证明能够说明其转给骆伟的款项属于姚加伦与合众公司借款的组成部分。第三、郭朝晖当庭证明2012年9月6日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与上诉人就前面发生的借款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上诉人通过郭朝晖转账55万元给骆伟。双方之间签订《借款合同》,因此,无论是潘俊还是郭朝晖通过银行转入骆伟个人账户的资金,均已证明属于是上诉人姚加伦委托安排的借款行为。这些转账凭证证明2012年9月27日签订的金额为300万元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二、2014年3月11日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骆伟在借款到期后未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骆伟与姚加伦协商延期一年,并且,在借款协议中签字明确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9月6日的借款回报117万元转入本金。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与合众公司之间借款的真实存在。一审判决全盘否定此借款不能成立。三、合众公司还没有成立之前发生的借款,合众公司与姚加伦之间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将此部份金额作为公司借款的行为,应当受法律保护。这应当属于公司的追认行为。四、由于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证据即银行转账凭证的金额不足300万元,那么,也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确定借款本金,并按约定的利息支持月利息2%。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2012年9月7日的300万元借款是错误的,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 田宇辩称，一审判决对姚加伦上诉的该300万元认定清楚、正确，这300万元是不成立的。 郭朝晖辩称，姚加伦上诉的借款300万元对应的银行流水不足300万元，应按实际进行确认，姚加伦签订借款协议后，在还款无法按期履行时有延期，说明借款事实确实发生，并不是一审认定的完全没有发生。 田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加伦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姚加伦是以虚假出资为由提出诉请，要求魏兴斌及田宇承担虚假出资的责任，但姚加伦未在举证期限内及庭审质证中提出变更为抽逃出资，故一审法院代为姚加伦提出抽逃出资并在审理中进行认定，程序违法，实体违法。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与抽逃出资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生效裁判文书认定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将不同法律关系的两个案件合并审理并认定，明显错误。魏兴斌、田宇的行为不构成抽逃注册资金。2.从一审中郭朝晖的辩称可以看出该300万元的真相是姚加伦的投资款，并非借款。姚加伦一审中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第四组证据中的收据涉嫌伪证，并非姚加伦所称日期2011年12月15日书写错误，该收据盖有合众公司财务专用章，但2011年12月15日合众公司尚未成立，上诉人保留向司法部门举报的权利。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魏兴斌申请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的行为应视为对收条无异议的认定是错误的，无法律支撑，2011年12月15日合众公司尚未成立，该收据就盖有合众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用鉴定即可认定该证据属于伪证，不应采信。4.即便案涉300万元成立，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抽逃资金成立，也与田宇无任何关联性，田宇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一条、七十三条的规定，2014年4月10日经合众公司股东会决议，田宇将其持有的3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骆伟，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第三条至第六条对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约定了田宇作为公司股东期间的债权和债务经双方协商一致从受让之日起由骆伟全权承担，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公司受让后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由此可见，田宇的股权转让给骆伟后，田宇不再承担合众公司的债权债务，不再享有及承担合众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5.2014年4月10日股东会决议第三条也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约定。6.2014年4月15日经工商局变更股东登记，田宇已变更登记为骆伟。双方签定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符合工商登记的相关规定，应予执行。公司法规定承担公司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主体是公司股东，股东以外的成员不承担公司法所规定的此两项法律责任，2014年4月15日起田宇不再是公司股东，就不构成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抽逃注册资金或虚假出资均系股东应承担的责任，须以主体身份是股东为前提，田宇不是股东，不应承担该两项责任，田宇将股权转让后，合众公司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均与田宇无关。一审判决认定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请求延长还款至2015年12月9日，该延期还款时间发生在2014年4月15日工商变更田宇股东登记之后，从时间上、法律上对田宇无任何约束力。且对借款的延长约定系发生在骆伟和姚加伦之间，骆伟不能代表田宇，田宇不应就该约定承担任何责任。本案将田宇列为被告并判决承担实体责任违法且错误，请二审判决田宇与本案无关，判决田宇不承担任何责任。7.本案已过诉讼时效。8.本案300万元构成混乱，并不清晰。9.本案真相为姚加伦的投资关系。另外，郭朝晖系合伙人之一，应为本案被告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非姚加伦的代理人。二审庭审中，田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田宇的上诉请求为：改判田宇对案涉借款不承担任何责任。 姚加伦辩称，一、上诉人提出答辩人未在举证期限内和庭审质证中变更抽逃出资，未在法定期限内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代答辩人提出抽逃出资的请求并进行审理违法的理由不成立。答辩人一审诉讼请求中明确提出“依法判令骆伟、魏兴斌、田宇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原告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且对本金和利息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并在一审中已举证证明合众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骆伟、魏兴斌、田宇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抽逃出资的公司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答辩人一审中同时主张应当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未出资的规定，确定股东和发起人对合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不存在未举证和未主张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本案涉及合众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未履行清算责任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众公司在设立时其发起人（骆伟、魏兴斌、田宇）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合众公司的股东骆伟、魏兴斌、田宇是公司的发起人，抽逃出资的后果属于未实际出资的行为。一方面，骆伟、魏兴斌作为股东未履行公司清算义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一方面，田宇作为公司的发起人和合众公司的监事，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当合众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合众公司被解散，因骆伟、魏兴斌、田宇抽逃出资导致合众公司不具备必要的财产或经费这一法人成立的必要条件，应由股东和发起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合众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正确。上诉人认为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合并审理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合众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合众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公司清算的义务。对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之规定，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除答辩人一审已举证证明合众公司发起人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2018）川3401民初2180号、（2018）川34民终1677号、（2019）川民申4914号、（2018）川3401民初2181号、（2018）川34民终1678号、（2019）川民申4913号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骆伟、魏兴斌、田宇存在抽逃公司出资的行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认定“田宇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且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12年9月18日第九号）中因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法院判决公司偿付所欠货款并由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均明确对于公司被吊销未清算的情形，诉讼主体是公司和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一审法院将田宇列为本案被告，主体正确。三、上诉人认为其股份已转让给骆伟，以股份转让协议的条款主张合众公司的债务与其无关的理由不成立。田宇作为合众公司发起人，认缴出资300万元，通过验资后就抽逃出资，此行为已由生效法律文书予以认定，生效法律文书中明确“田宇另案诉骆伟损害公司利益之诉的审理结果，对合众公司的债务不具约束力”。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判决田宇承担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正确。田宇转让股份后，仍然应当依据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担责任。四、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采信的《借款合同书》和《收据》系伪造的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答辩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300万元借款发生的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合同系银行转账后签订的。合众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后,2014年12月15日针对此300万元的借款又签订补充协议,在此份补充协议中明确2012年12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书》,补充协议由法定代表人骆伟签字加盖合众公司行政章。此份证据进一步证明300万元借款发生的时间和借款合同中打印的签订合同时间系笔误。五、上诉人主张与合众公司之间不是借款关系,而是投资关系,其理由是“郭朝晖辩称两个月回利50万元”。答辩人与合众公司之间是单纯的借款关系,在借款合同中对于借款利息是以固定回报的方式给予的,2014年签订的补充协议中,重新约定300万元的借款利率按年36%计。因此,不能以给予的固定回报来确定双方之间系投资关系。六、田宇从公司成立开始到其股份转让后仍然担任公司的监事，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上诉提出不知道公司情况与事实不符。田宇作为合众公司的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担任公司的监事，知晓公司的经营情况，并有权对公司经营中的违规行为行使监事权。2014年4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田宇仍然担任公司监事，说明田宇转让股份后仍然控制合众公司。七、上诉人认为诉讼时效已过的理由不成立。答辩人在两年诉讼期限届之前已经提起了诉讼后撤诉，本案诉讼是撤诉后又提起诉讼,本案的时效未超过法律规定。 郭朝晖辩称，1.田宇将答辩人列为被上诉人不当；2.姚加伦和合众公司是单纯的借款，是通过答辩人介绍的借款，并不存在合伙投资关系。 合众公司、骆伟、魏兴斌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姚加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合众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2.2012年9月7日的借款300万元，从2012年9月7日开始按年24%起算利息至2013年9月6日；2013年9月7日开始按372万元起算年24%的利息至还清之日；3.2012年12月15日的借款从2013年1月1日按年24%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4.判令骆伟、魏兴斌、田宇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原告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且对本金和利息相互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6日，原告姚加伦从中国银行取款60万元存入被告骆伟的银行账户。2011年9月25日，案外人潘俊从其在中国银行的账户转款10万元出去。2011年9月26日，案外人潘俊从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上转款20万元到被告骆伟6222××××8203的银行账户。2012年9月6日被告郭朝晖从其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上取款55万元存入被告骆伟6013××××7871的银行卡上。2012年9月27日，原告姚加伦作为出借人（甲方）与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合众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书》，该合同书上约定：“经甲、乙方双方协商，就甲方借款给乙方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特订立如下条款，双方共同遵守。一、乙方因销售代理‘温江森鑫房地产开发’需使用资金，经与甲方姚加伦商议，甲方同意出借300万元整给乙方使用。在签订本合同之前甲方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乙方骆伟个人账户。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当向甲方出具借款凭据。二、借款期限壹年，自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9月6日止（其中壹佰万元已经支付3万元的回报，届时扣减该数额）三、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乙方应当将所借款项按时足额地归还甲方。并按40%的年回报给予甲方的资金使用费，该回报乙方应当一并转账给甲方。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各方各执一份为凭，具同等法律效力。”，原告姚加伦、被告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分别在《借款合同书》甲、乙处签名并加盖了合众公司的印章。2014年3月11日，原告姚加伦及被告骆伟在该《借款合同书》尾页另行签订内容为：“1.本协议继续履行一年时间，其余条款继续有效；2.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9月6日的资金回报117万元转入本金。3.如发生诉讼，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协议。2012年10月30日，原告姚加伦通过银行转款300万元（备注借款）给被告郭朝晖。2012年11月1日，被告郭朝晖通过中国银行第一次转款100万元到张彦瑜6216××××6367银行卡上，第二次转款154万元到毋晋萍6216××××6359银行卡上。2012年11月2日被告郭朝晖通过中国银行转款44.5万元到毋晋萍6216××××6359银行卡上。之后，原告姚加伦作为出借人（甲方）与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合众公司（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书》，该合同书上约定：“因乙方在经营活动中流动资金困难，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借款给乙方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特订立如下条款，双方共同遵守。一、乙方因需要办理工程投标保证金，提出向甲方个人借款，甲方姚加伦同意出借叁佰万元整（300万元）给乙方使用。该款项甲方通过代理人郭朝晖按乙方指定的单位账号或个人银行卡号转账支付，乙方同时应当向甲方出具借款凭据。二、借款期限两月，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乙方应当将所借款项按时足额地归还甲方，并将固定回报50万元一并转账给甲方。四、本合同自甲方乙方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各方各执一份为凭，具同等法律效力。”原告姚加伦的代理人郭朝晖与被告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分别在《借款合同书》甲方、乙方处签名并加盖了合众公司的印章。该《借款合同书》系打印件，在《借款合同书》尾部签订时间处打印为“2011年12月15日”。签订地点打印为“四川成都合众公司”。被告合众公司向原告姚加伦开具内容为：“入账日期：2011年12月15日，交款单位姚加伦，收款方式（空白）人民币叁佰万元正，￥300万元，收款事由借款，最后一栏处（原本借款……）。的收据（格式收据）。被告骆伟在收据上单位盖章处签名，并加盖了被告合众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4年12月15日，原告姚加伦（甲方）与被告合众公司（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书》之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2年12月15日在四川成都乙方办公室签订《借款合同书》，当时约定借款期限两个月。于2012年12月31日到期。现双方协商就借款到期期间的事宜，签订如下条款，双方共同遵守。一、乙方已经向甲方支付了借款本金300万元的固定回报50万元。现双方商议从2013年元月1日起，按年36%的比例向甲方给付回报。二、因红原工程项目原因，乙方未能按年给付回报，现乙方与甲方商议，约定于2015年6月1日前付清本金和回报。三、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同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如因履行协议产生分歧，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具同等法律效力。”原告姚加伦、被告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均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被告合众公司的印章。 另查明，被告合众公司于2012年5月25日成立，被告骆伟为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10日前该公司的股东为被告骆伟、魏兴斌、田宇。2012年7月10日被告合众公司新增后的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被告骆伟的出资额为675万元（占45%），被告魏兴斌的出资额为525万元（占35%），被告田宇的出资额为300万元（占20%）。2012年7月10日骆伟、魏兴斌、田宇分别将出资款打入被告合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商44＊＊＊＊0978账户，同时，被告合众公司将其公司应付单位活期存款利息44＊＊＊＊8387账户上的0.014583万元转入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商44＊＊＊＊0978账户。2012年7月11日，被告合众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商44＊＊＊＊0978账户上的资金1500.0146万元转入被告合众公司44＊＊＊＊9243账户中，并在同一天将出资款分四笔共计1500.01458万元转入被告骆伟在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小天支行622＊××××6133的账户中。2014年4月10日被告合众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被告田宇将其持有的在公司的300万元股权转让给被告骆伟。同日，被告田宇与被告骆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4年4月15日在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9月19日被告合众公司被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毋晋萍、张彦瑜系被告合众公司的人员，开户行：中行成都武侯支行，户名：毋晋萍，卡号：6216××××6359的银行卡在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年底均系被告合众公司在使用。2017年4月10日姚加伦作为原告以合众公司、骆伟、魏兴斌、田宇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因被告无明确地址无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姚加伦撤回了起诉。2018年9月25日，案外人潘俊向一审法院出具内容为：“西昌市人民法院：我潘俊身份证号：513422196805××××.电话：139××××3111.于2011年9月25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凉山分行转账10万元给骆伟。于2011年9月2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分行转账给户名骆伟，开户行工商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业务处理中心，银行卡号6222××××8203，金额贰拾万元整（200000.00整）。共计30万元（叁拾万元）此款是姚加伦安排转给骆伟的，后来给我介绍的情况，骆伟成立的公司叫成都合众公司，在成都温江合作房地产开发。此款的权利由姚加伦行使并享有，潘俊不向成都合众公司主张权利不行使。特此证明。证明人:潘俊。”的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合众公司应归还原告姚加伦的借款本金金额及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被告骆伟、魏兴斌、田宇应否对被告合众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4.被告郭朝晖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焦点1，本案中因原告姚加伦与被告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不认识，是通过被告郭朝晖认识的，被告合众公司系2012年5月25日成立，而2012年9月27日《借款合同书》中所涉“温江森鑫房地产开发”项目，被告郭朝晖当庭陈述系被告合众公司2012年7月正式签订合同才取得销售代理的，因此2012年9月27日《借款合同书》上虽然有被告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的亲笔签名并加盖有被告合众公司的印章，但是原告姚加伦所提交的四份转款依据其中案外人潘俊转给被告骆伟的20万元、潘俊转出的10万元、原告姚加伦转给被告骆伟的60万元转款依据均系在被告合众公司成立前所转的，被告郭朝晖2012年9月6日虽然转款55万元给被告骆伟，但是被告郭朝晖并未提供原告姚加伦委托其代为转款的依据，上述证据与2012年9月27日《借款合同书》中载明的：“在签订本合同之前甲方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乙方骆伟个人账户中。”及“借款期限壹年，自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9月6日止（其中壹佰万元已经支付3万元的回报，届时扣减该数额）”及潘俊证明相矛盾，原告姚加伦借款给被告合众公司是为了高额回报，这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且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能证明原告姚加伦向被告合众公司履行了出借300万元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原告姚加伦所主张的被告合众公司在2012年9月27日向其借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涉2011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书》中所涉及的借款本金300万元，根据原告姚加伦提供的2012年10月30日转款300万元（备注借款）给被告郭朝晖的依据、2012年11月1日被告郭朝晖转款100万元给张彦瑜及转款154万元给毋晋萍的依据、2012年11月2日被告郭朝晖转款44.5万元给毋晋萍的依据与2011年12月15日《借款合同书》、“2011年12月15日《收据》”、2014年12月15日《借款合同书》之补充协议、《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毋晋萍和张彦瑜的证明及被告合众公司的营业执照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原告姚加伦在2012年11月借款300万元给被告合众公司的事实，并且也进一步证实《借款合同书》上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15日”及收据上“2011年12月15日”系打印错误和笔误，从2011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书》从合同书上约定的“借款期限两月，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及2014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书》之补充协议来看，签订合同的正确时间应为“2012年12月15日”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否则原告不可能在被告合众公司尚未成立就转款给被告合众公司，且被告合众公司还能在《借款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印章。故一审法院对原告姚加伦所主张要求被告合众公司支付2012年12月15日借款300万元及借款300万元从2013年1月1日按年24%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焦点2，“2011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书》及“2011年12月15日”《收据》将时间打印为“2011年12月15日”，系笔误，其签订《借款合同书》及出具《收据》的时间均应为“2012年12月15日”。因此原告姚加伦与被告合众公司在2012年12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书》后，双方于2014年12月15日又签订《借款合同书》之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上约定“于2015年6月1日前付清本金和回报”。2017年4月10日，原告姚加伦曾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从原告姚加伦及被告魏兴斌、田宇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将注册资本增加至1500万元，被告骆伟、魏兴斌、田宇进行实缴后，于2012年7月11日从公司账户分4笔转款1500.01458万元给被告骆伟，被告魏兴斌、田宇未对公司注册资金被转出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亦未举证证明注册资金1500万元的资金流向及资金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明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姚加伦主张被告骆伟、魏兴斌、田宇抽逃出资成立。因被告骆伟、魏兴斌系合众公司股东，其应对被告合众公司在2012年12月向原告姚加伦所借的3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田宇在被告合众公司吊销营业执照时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但是因其抽逃出资，故其应对被告合众公司在2012年12月向原告姚加伦所借的300万元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和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焦点4，郭朝晖系一审法院根据被告魏兴斌、田宇的申请依法追加的被告，从本案2012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书》及2012年10月、11月银行转款依据来看，郭朝晖系原告姚加伦的代理人，其代理原告姚加伦签订合同及转款，是其依据原告姚加伦的委托在代理权限内，以原告姚加伦的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原告姚加伦应对郭朝晖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庭审中，原告姚加伦对郭朝晖代其转款300万元给被告合众公司的行为予以认可。因此郭朝晖在本案中仅是原告姚加伦的代理人，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归还原告姚加伦借款本金300万元，并同时支付借款本金300万元自2013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二、被告骆伟、魏兴斌对上列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田宇在认缴公司出资款300万元范围内对上列第一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姚加伦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00元，由原告姚加伦负担26900.00元，由被告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骆伟、魏兴斌、田宇负担269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姚加伦提交了（2018）川3401民初2181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34民终1678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申4913号民事裁定书、（2018）川3401民初2180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34民终1677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申491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1.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合众公司注册登记成立时验资后，将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转入骆伟个人账户，其行为属于抽逃出资；2.认定公司股东（发起人）骆伟、魏兴斌、田宇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3.魏兴斌、田宇应当对合众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4.合众公司抽逃1500万元出资，导致公司不具备法人成立的条件，不具备必要的财产或经费，合众公司应当认定不具备法人资格。经本院组织质证，上诉人田宇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这些判决文书说明程序上的问题，文建明申请强制执行，追加了田宇、魏兴斌为被执行人，田宇和魏兴斌也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若要田宇、魏兴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前提是由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田宇、魏兴斌为被执行人，且人民法院执行人出具裁定书追加田宇、魏兴斌为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次确认田宇、魏兴斌为被执行人后，田宇和魏兴斌才承担责任。况且，田宇2014年已不是合众公司股东，不应承担合众公司的债务；被上诉人郭朝晖质证意见为：认可证据“三性”。对上诉人姚加伦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虽姚加伦提交的法律文书为复印件，但当事人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对法律文书进行核实，经审核，姚加伦提交的文书复印件与原本无异，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否能达到姚加伦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上诉人田宇提交以下证据：1.协议一份、江西建工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郭朝晖签订的相关工程合同、郭朝晖签字的部分工程承包协议、（2018）赣0103民初6406号民事判决书、合众公司转款290多万元的转款凭证，拟证明：本案借款全部由骆伟、郭朝晖用于做生意，与合众公司、田宇、魏兴斌无关；2.银行流水，拟证明：除一审认定已归还借款31.8万元外，还归还过15万元在郭朝晖银行账户，对该笔15万元还款未予抵扣；3.银行业务凭证、银行流水若干，拟证明：田宇、魏兴斌不构成抽逃注册资金，田宇已不是合众公司股东；4.2014年4月9日合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份转让协议书，拟证明：田宇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骆伟后，合众公司的债权债务均与田宇无关，应由骆伟承担。经本院组织质证，上诉人姚加伦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案涉借款无关，姚加伦向合众公司提供借款，合众公司与姚加伦签订借款合同予以确认，至于合众公司将借款用于何处与姚加伦没有任何关系；证据2，银行流水显示15万元是转给郭朝晖的，与姚加伦无关；证据3，银行交易明细全是复印件，没有银行加盖印章，来源不明，无法核实真实性，凭交易明细不能证明田宇和魏兴斌不构成抽逃注册资金，是否抽逃出资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据4，对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真实，也是合众公司的内部决议，不能对抗公司债权人，对公司债权人不具有法律效力，与姚加伦无关。被上诉人郭朝晖质证意见为：证据1，合同或协议均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部分合同上没有郭朝晖的签字，且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对290多万元的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合众公司是转过15万元给郭朝晖，但系因为郭朝晖2013年4月22日出借了48万元给合众公司，该组证据中也体现了该笔转款，该15万元是合众公司针对该48万元借款的还款，所以备注为还款，剩下的借款还没归还，已在一审中举证证明，该15万元与本案无关；证据3，因为是复印件，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4，股东会决议如果是真实的，该决议并没有约定只有受让方按其出资承担债务，也没有约定转让方不承担法律规定其应承担的责任，且股东内部决议对外不产生效力。对上诉人田宇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中的协议、合同等系郭朝晖与案外公司间签订，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载明郭朝晖与合众公司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无法确定合众公司转给郭朝晖的15万元系归还姚加伦主张的案涉借款；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田宇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郭朝晖二审中无新证据提交。合众公司、骆伟、魏兴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合众公司登记设立时，田宇担任该公司监事职务，田宇的股东身份和股权转让完成变更登记后，田宇仍然担任合众公司的监事。田宇诉文建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经一审、二审、再审裁判，均认定田宇作为合众公司的股东时构成抽逃出资。案外人文建明申请执行合众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合众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西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川3401执788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还查明，一审审理中，姚加伦提交工商档案资料及登记信息、对公账户交易明细，据此主张合众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注册后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姚加伦与被上诉人合众公司2012年9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成立，被上诉人合众公司是否应归还借款145万元及从2012年9月7日按月息2％计算利息；二.上诉人田宇是否应在认缴公司出资款300万元范围内对案涉借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四.被告郭朝晖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借款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姚加伦与合众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签订《借款合同书》，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众公司向姚加伦借款300万元，借期一年。姚加伦、合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伟分别在《借款合同书》上面签名并加盖了合众公司的印章。《借款合同书》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依法订立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一审中姚加伦提交了四份转款依据，其中案外人潘俊转给骆伟的20万元、潘俊转出的10万元、姚加伦转给骆伟的60万元、郭朝晖2012年9月6日转款55万元给骆伟，共计145万元；上述转款虽然形成于合众公司成立前，但2012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书》中载明“在签订本合同之前甲方（姚加伦）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乙方骆伟个人账户。一审庭审中郭朝晖也明确表示55万元系代姚加伦转款，上述证据结合2012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书》约定条款，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对之前形成的转款以合同的形式确认为被上诉人合众公司的借款，因此应认定出借人姚加伦已经按约向借款人合众公司部分交付出借金额即145万元，已经部分履行出借人的合同义务，因案涉《借款合同书》中明确借款人为合众公司，并加盖有合众公司印章，骆伟系在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落款处签名，属于以公司名义签订《借款合同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案涉借款属于合众公司向姚加伦的借款。2012年9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中双方约定每年40%的回报金，现姚加伦要求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至于2012年12月15日借款300万元及利息的认定一审判决依据《借款合同书》及转款凭证作出阐述，本院予以确认不再重复表述。田宇等人虽对案涉借款不予认可，可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借款系骆伟个人借款行为或骆伟作为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签合同内容虚假或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等情形，其认为姚加伦的行为是投资关系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田宇对案涉借款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姚加伦主张的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姚加伦依约要求合众公司归还借款145万元及借款145万元从2012年9月7日按月息2%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的理由成立，该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因姚加伦的一审诉讼请求中明确提出要求田宇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且在一审庭审中提交证据主张合众公司的股东存在抽逃出资，故一审判决对合众公司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进行认定，系基于姚加伦的诉讼主张而作出，田宇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代为姚加伦提出抽逃出资的诉请并进行审理认定程序和实体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姚加伦针对合众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参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3条：“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的规定，一审判决在对姚加伦与合众公司的借贷关系进行确认后，围绕姚加伦的诉讼主张，对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及是否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进行审理，并无不当。田宇主张不应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对股东抽逃出资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田宇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问题，在田宇与文建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的生效裁判文书中，已明确认定田宇作为合众公司股东时构成抽逃出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田宇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确认其构成抽逃出资的事实，本院认定田宇构成抽逃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因发生案涉借款时，田宇系合众公司股东之一，其构成抽逃出资，侵犯了公司的独立财产权，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作为合众公司当时的股东，田宇应当在其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合众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田宇抽逃出资的范围是其认缴的公司出资款300万元，姚加伦仅要求田宇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故一审判决田宇在认缴公司出资款300万元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田宇系因其作为合众公司股东时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损害了当时存在的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利益，故而应当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法律责任不以其对公司享有的股权转让而发生转移，也不因其丧失合众公司股东身份而免除，因此，即便田宇于2014年将持有的合众公司股权转让给骆伟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田宇作为合众公司股东时因构成抽逃出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仍然应由其本人承担。 对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骆伟是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众公司与姚加伦签订的《借款合同书》及《借款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均到期后，姚加伦于2017年4月10日曾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应从2017年4月10日起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中郭朝晖代姚加伦签订合同及转款的行为，一审庭审中，姚加伦已明确表示予以认可，对此一审判决已作出阐述。因此，郭朝晖虽然系一审法院根据魏兴斌、田宇的申请依法追加的被告，但在本案中其仅是姚加伦的代理人，一审法院认定其在本案中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田宇主张郭朝晖系合伙人，应作为本案被告承担相应责任，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田宇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姚加伦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田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8）川3401民初123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归还上诉人姚加伦借款本金445万元，并同时支付借款本金300万元自2013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及支付借款本金145万元自2012年9月7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 三、被上诉人骆伟、魏兴斌对上列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四、上诉人田宇在认缴公司出资款300万元范围内对上列第二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驳回上诉人田宇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00元，由姚加伦负担26900.00元，由四川合众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骆伟、魏兴斌、田宇负担269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00元，由田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爱军 审判员  朱 江 审判员  冯文婷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盘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