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曾用名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琴台路**。法定代表人：翟跃明，董事长。委托实施代理人：刘颖，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进军，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金尾，女，汉族，1971年3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金勇，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县。上诉人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公司）与被上诉人周金尾、原审被告金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2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建工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2616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及律师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本案中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是冒用上诉人名义签订,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将“湖南省龙山县里耶棚户区改造及里耶古城南游客中心项目”中的地下室施工图内的分项工程劳务分包给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隆公司"),而案涉租赁设备用于了康隆公司承包的工程。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对本案中的租赁合同毫不知情,也从未向被上诉人租赁过案涉设备。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才首次知道存在该租赁合同,并向一审法院提出租赁合同上所加盖的上诉人公章系虚假印章,“劳务项目部”印章也并非上诉人的印章。这与第三人在庭审中所说的“此合同与成都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无关”相印证。因此,租赁合同系上诉人被人冒用名义所签订,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支付合同款及违约金等相关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一审阶段以他人冒用其名义使用假印章在租赁合同上进行加盖为由,申请一审法院对印章进行鉴定,以便查清本案重要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却未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未查清该事实。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41条“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按照前述精神,该租赁合同中需有上诉人的授权代表签字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合同关系的前提条件。而合同中签字的第三人金勇既不是诉人的员工又没有上诉人的任何授权,不能代表上诉人。故,租赁合同不能对上诉人产生效力。(二)上诉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第三人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该租赁合同与上诉人无关,系由其签订并实际履行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但法院在一审中未对第三人的上述陈诉内容进行任何认定,仅依据租赁设备材料用于上诉人承包的工地就判决诉人承担经济责任,突破了合同相对性根据2020年6月19日的庭审笔录第4页和第6页第三人陈述的三项内容:1、租赁合同系由其签订,并实际履行了相关租赁合同内容,包括收取租赁建筑材料、支付租赁费用等;2、租赁合同上之所以会出现上诉人名称,系第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上填写;3、第三人表明其仅仅在租赁合同上签字,并未加盖上诉人公章。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诉讼中存在遗漏诉讼当事人的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本案中所涉及的租赁建筑设备材料系用于康隆公司分包的工程范围,第三人在庭审中也进行确认。因此,应当是第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康隆公司签订了该租赁合同,第三人为此提供了担保、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理应是康隆公司。因此,康隆公司作为实际受益人,应当参与本案的诉讼。一审判决中对上诉人要求追加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请求只字未提,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以案涉租赁设备实际用于该项目,上诉人是受益人为由要求上诉人承担支付责任,不符合合同相对性,也不符合建设工程行业的实际情况。实践中建设工程通常都会存在分包方,而分包往往为包工包料的方式。分包方为完成承揽的工程向他人购买材料、租赁设备,虽用于整个工程,但对材料、设备承担付款义务的应为分包方,总包方仅对分包方承担支付分包工程款的义务。依据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租赁设备实际用于该工程,最终受益人应当是业主方而不是上诉人,业主方是否应当承担该租赁费呢,这样的逻辑明显错误。因此,该案责任承担的判决只能依据合同相对性。审法院未对租赁合同文本的差异及原因进行查明审中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各提供了一份租赁合同,最大的区别在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加盖了上诉人公章及“劳务项目部”印章,而第三人提供的则没有上述印章。上述两枚印章是金勇加盖后出具给被上诉人的还是被上诉人自己加盖的,法院未查实。在对上诉人的公章进行对比鉴定后,便能知晓本案存在私刻国有企业印章的行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也涉嫌刑事犯罪,故一审法院有义务查明。三、被上诉人并非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善意第三人,其不应当适用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利用与不具备主体资格或合法授权的自然人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合同后,向被冒名的签约主体主张权利,是惯用手段。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长期经营建筑设备租赁经验和诉讼经验的经营者,非常清楚每个工程都会存在分包方,而分包往往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居多,与分包方产生的合同关系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而要求总包方承担。被上诉人不仅基于诚信原则在经营过程中尽到积极、合理、谨慎的审查义务反而故意利用分包人管理不规范和薄弱的法律意识,要求第三人冒用上诉人名义签订租赁合同,存在明显恶意。本案中,在明知第三人金勇既无上诉人书面授权文件、又无法获得上诉人真实印章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要求其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租赁合同,且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租赁费,仍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可见,被上诉人并非善意,不应当被认定为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指明租赁合同与上诉人无关,反而让违反诚信者获利,有损法律倡导社会公序良俗的本意。四、关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8年5月13日至2019年5月13日。但是在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长沙市芙蓉区玖玖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行已于2018年12月20日注销,而被上诉人系为登记经营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但是,具《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信息显示,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4日又以相同名称“长沙市芙蓉区玖玖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行”在同一个登记机关“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登记注册。而重新登记注册后,租赁合同履行期限并未届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收货单”显示,2019年4月2日仍在与第三人指定人员办理收货手续,且仍然使用“长沙市芙蓉区玖玖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行钢架管扣件收货单”。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租赁行虽然有过注销的行为,但是鉴于其注销与重新注册之间仅仅间隔4天,且自始至终均系以租赁行的名义在履行租赁合同。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被上诉人不属于本案适格的当事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忽略上述本案中租赁合同承租人系第三人及康隆公司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认可的租赁合同承租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支付合同价款”的行为也系由第三人完成的重要案件事实,仅凭租赁合同加盖有真伪不明的印章及租赁建筑设备材料用于该工程即判令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现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辩称，对于公司的印章，上诉人在一审中间并没有提供备案的这些检材，来申请，应当鉴定，并且加盖在涉案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的公司的印章，这枚印章的话，有编码，并且编码，与上诉人提供的编码还是一致的。被上诉人及他人根本就无法去伪造？也没有任何理由去伪造该枚公司印章。因为被上诉人及他人根本无法了解到上诉人印章的样式，更不可能知道上诉人印章的编码，这是第一点。对于这个项目部的印章，上诉人本身就没有申请鉴定，并且金勇作为实际施工人，善意的。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两枚印章的真实性。第三点，程。重庆康龙公司与本案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无需追加康能公司在本案中没有加盖任何的印章，即使其上诉人有内部的内部关系？对，我方及本案没有任何效力。况且重庆康龙公司与本案本身也无关。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三页第一段陈述明显不实。第三人在2020年6月19日的开庭笔录第5页中，在对。这一份。上诉人与重庆康龙公司之间的这份劳务分包合同，发表质证意见时，明确。上诉人与重庆康龙之间的合同，是在2017年前期的合同，而本案租赁关系在质证庭审笔录上有记明，而本案的租赁关系发生在2018年的5月以后，第三人发表质证意见。明确该份上诉人与重庆康龙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与本案无关。此点的话，也正好印证了该份分包合同系上诉人提供的虚假的证据，其目的为了混淆视听。该份合同，还有一份合，还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该份合同实际上的签订日期应当是2017年进行了变更，变更是在2018年的9月21日，也就是说签订该份合同时，上诉人的名称还没有进行变更。然而在这份合同上面，居然加盖了上诉人变更之后的名称。第4点，上诉状第三页第4段也陈述不实。第三人在本案中，从始至终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作为上诉人的从东工业公司，在一审中也仅仅只提供了一份康龙公司与成都工业的劳务分包合同，而在上诉状中大量阐述，原告方所提供的租赁合同，与被告自持的租赁合同不一致，明显违背事实。因为两个被告都没有提供该份合同。第5点，针对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在2018年12月20日的时候998建筑区的租赁部确实是注销了。这个的话，在长安中院也有已经有了判例，认为在租赁部注销之后，原告的诉讼主体，应当为经营者，不论是不论其事后又进行了注册，并且他注册之后的地址也不一样最后一点就是针对上诉人，在第3页及第4页，所提到的，被上诉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的问题阐述一下。在第4页中，上诉状中阐述。被上诉人非善意第三人，并且还举了两个判决书，这两份判决书的话，都是在经过了一审以及二审，这两份判决书中所加盖的印章被告的项目部的印章。两个被告公司。同样答辩的公章与其无关。不是他们自己的，但最后中院还是依据事实。判决了，两公司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觉得凭此点的话并不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就不是善意的第三人，反而能够证明本案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周金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周金尾与成都建工公司于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2、判令成都建工公司支付周金尾钢架管、扣件、顶托等租金（含扣件丢失螺杆螺帽、清洗费、顶托清洗费、丢失螺杆螺帽等费用）515401.51元（暂从2018年7月5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以后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或赔偿款支付之日止）；3、判令成都建工公司归还租赁物顶托428套以及轮扣304.1米或支付相应的赔偿款18302.5元；4、判令成都建工公司支付周金尾违约金160000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止，之后以应付租金为基数按日利率1‰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5、判令成都建工公司支付周金尾律师费40000元；6、金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1、周金尾系长沙市芙蓉区玖玖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行（以下简称玖玖捌租赁行，现已注销）的经营者。成都建工公司曾用名为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周金尾据以起诉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载明玖玖捌租赁行（甲方）与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乙方）、金勇（丙方）于2018年5月13日订立了该合同。合同约定，乙方为承建游客中心地下室（工程施工地点在龙山县里耶镇）工程预计租赁甲方钢架管实际约25万米、扣件实际约25万套、顶托实际约3万套，实际数量以发货单据为准。租赁期间从2018年5月13日起至2019年5月13日止，租赁期间届满，乙方未归还租赁物，视同乙方仍承租租赁物，本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乙方授权金勇为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的权限为：代乙方签订、变更租赁协议；代为乙方履行租赁合同；代为提货；代为指定或变更提货人；代为进行租赁合同项下的结算；代为指定或变更合同结算人。乙方现指定的提货人为彭德华，提货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提货行为均予确认。现指定的结算人为彭德华，结算人在本合同项下的结算行为乙方均予以认可。租金收取标准：钢架管的租金为0.015元／天／米，成本价值为16元／米；扣件的租金为0.012元／天／套，成本价值为6元／套；顶托的租金为0.05元／天／套，成本价值为25元／套；套筒的租金为0.05元／天／套，成本价值为16元／套；轮扣的租金为0.032元／天／米，成本价值为25元／米。上述租金标准为未含税租金标准，乙方在领取发票时，需加付与玖玖捌租赁行承担的税金相等的租金。租期起止时间自发货之日起至送回之日止（送货当天计租金），每张发货单从发货当日开始计算租金，租期最短需达到6个月，未满6个月按6个月计算，超过6个月，按实际天数计算。租赁费用结算以发货单和验收单为结算凭据。乙方应于每月的十五号提请甲方结算租赁费用，乙方未按时结算，甲方有权按照合同和已发货情况计算租金作为当月度乙方应付租赁费用。合同签订后，提货前乙方需交纳20万元押金，押金不抵扣租金；乙方应按时缴纳租赁费用，未按时缴纳的，每逾期一天，按应缴租金的3‰加收违约金至缴清之日止。如乙方逾期60天不交付租赁费用，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至租赁物收回前，甲方有权按照租金标准收取该期间的经营损失。租赁期限届满后，如乙方没有归还租赁物，则甲方可以视同租赁物已被乙方丢失，甲方有权要求赔偿。但在赔偿款付清前，因乙方相当于实际占用租赁器材，仍需按租金标准收取费用。因钢材采购的浮动会影响甲方，甲方有权选择如下赔偿费收取标准：丢失损坏架管、扣件按成本价值的100%计收其赔偿费，丢失损坏扣件螺杆、螺帽，则按0.6元／套计收赔偿费；丢失损坏顶托丝杠、底板、螺帽分别按16元／根、6元／个、6元／个计收赔偿费；轮扣式脚手架外套管变形10元／个、外套管开焊10元／个、坏轮盘12元／个、外套丢失12元／个、外套管开裂12元／个、丢失轮盘12元／个、弯管1元／根、鹰嘴12元／个或者按赔偿费支付时器材的市场价不计折旧予以赔偿。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保证人金勇愿为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租金、滞纳金、赔偿费和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所有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保证期限自本合同约定的工程竣工之日起算，共两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承租方盖有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公章及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湖南里耶劳务项目部印章，金勇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同时，金勇作为保证人亦在合同上签字。现成都建工公司主张上述租赁合同中的“乙方”处的章并非由其加盖，其公司原印章已被公安机关收回销废，并主张其已经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给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提供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等为证。金勇在庭审中表示上述租赁器材被用于湖南××室××段，但成都建工公司并未在上述建筑租赁合同上盖章。2、2019年4月26日，彭德华、刘成强与周金尾方进行了结算，确认2018年7月5日至2019年4月10日止，共累计产生租金862911.01元，已支付350000元，尚欠周金尾方租金512911.01元；尚有顶托428套以及轮扣304.1米未归还。2018年7月至8月月租金分别为67841.44元、94363.24元、104775.36元、128639.55元、125147.24元、129318.81元，2019年1月至4月租金共为212825.37元。金勇向周金尾方支付租赁款350000元（含押金20万元），具体付款情况为2018年6月付10万元、9月付10万元，2019年2月付15万元。另周金尾委托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代理从此次诉讼，并支付律师费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长沙市芙蓉区玖玖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行于2018年12月20日被注销，登记经营者为周金尾，故周金尾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关于承担合同责任的主体，虽然成都建工公司主张本案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承租方加盖的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公章非其所盖，也非原公章，但合同约定的器材所用建设项目确系成都建工公司承建。合同上承租方还加盖了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湖南里耶劳务项目部印章，合同承租方的委托代理人及保证人金勇也认可所租器材实际被用于该项目建设。成都建工公司虽辩称该项目劳务分包给了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即使其主张属实，出租方作为善意第三人，难以知悉此情况。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加盖了承建方公章及劳务项目部印章，且器材被实际用于此项目的情况下，出租方的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成都建工公司应作为租赁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金勇作为保证人，亦应按约定对成都建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解除合同，成都建工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已逾期60天，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周金尾有权解除双方订立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不影响清理结算条款的效力。截止2019年4月10日尚欠租金512911.01元，成都建工公司理应支付。此外，成都建工公司尚有顶托428套、轮扣304.1米未返还。周金尾有权要求其返还此些器材，对于不能返还的部分，应按约定的顶托25元/套、轮扣25元/米标准赔偿损失，另应按顶托0.05元/套、轮扣0.032元/米的日租金标准计算租金至器材返还或损失赔偿之日止。关于违约金，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三，综合考虑成都建工公司支付的押金及租金及其违约情况、周金尾所受损失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以所欠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当月租金自下下月一日开始计违约金，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违约金共为26863.79元，具体计算方式为66980.04元×92天×0.0005+128639.55元×62天×0.0005+45619.59元×119天×0.0005+125147.24元×150天×0.0005+129318.81元×119天×0.0005，此后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9年6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周金尾为实现此债权，另支出律师费4万元，酌情调整为2万元，按约定亦应由成都建工公司承担。金勇作为保证人，应按约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周金尾与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金勇于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二、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周金尾返还顶托428套、轮扣304.1米，对于未返还的应按顶托25元/套、轮扣25元/米标准赔偿损失；三、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向周金尾支付截止2019年4月10日尚欠租金512911.01元，判决第二项确定的未返还器材此后的租金按顶托0.05元/套、轮扣0.032元/米的日租金标准计算租金至器材返还或损失赔偿之日止；四、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向周金尾支付至2019年5月31日的违约金26863.79元，此后的违约金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9年6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五、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向周金尾支付律师费2万元；六、金勇对本判决项下二、三、四、五项的金钱给付以及返还器材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周金尾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金钱给付义务，限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金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137元，保全费4189元，共计15326元，由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金勇负担14715元，周金尾负担611元。二审中成都建工公司提交了证据：1.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考勤记录表；3.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考勤记录表；4.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资发放表；5.情况说明；6.浙商银行客户付款通知；7.社保缴费证明；8.银行转账交易信息；9.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成都建工公司拟证明其与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就里耶项目地下室工程劳务分包事宜签订了分包合同，金勇的行为代表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且在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前，成都建工公司与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就该项目的分包合同已经开始实际履行，故周金尾即使应当收取租赁费，也应当由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本院认为，建筑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在一审中已经提交，本院不再重复予以认定，其他的证据材料均是为了证明成都建工公司与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分包关系，而涉案租赁合同中，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既不是合同主体，也没有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印章，故该些证据不能达到成都建工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1.周金尾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关于承担合同责任的主体是否为成都建工公司。关于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9条第1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同时应当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前述法律规定，确立了个体工商户作为民事主体和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依据。但是个体工商户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类型，而是自然人的衍生体。没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以经营者为当事人毋庸置疑，而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通过字号能够更精准的识别诉讼主体。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56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相应的，个体工商户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登记终于注销。结合民诉法解释第59条第1款的规定，当登记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的债权债务，应当由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承继，其民事权利应当由经营者来行使。本案中，长沙市芙蓉区玖玖捌建筑工程设备租赁行于2018年12月20日被注销，登记经营者为周金尾，故周金尾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关于焦点2。经查，涉案合同尾部承租方，除了有金勇的签名，还有刻有“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字样的印章及刻有“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湖南里耶劳务项目部”字样的印章。虽然成都建工公司主张刻有“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字样的印章非其所盖，也非原公章，并提出鉴定申请，但合同上还有“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湖南里耶劳务项目部”字样的印章，同时合同约定的器材所用建设项目确系成都建工公司承建。合同承租方的委托代理人及保证人金勇也认可所租器材实际被用于该项目建设，故成都建工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于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成都建工公司还辩称该项目劳务分包给了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但从该份合同来看，劳务分包系成都建工公司与重庆康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内部关系，对外仍是以成都建工公司的名义签订的涉案租赁合同。故成都建工公司应作为租赁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成都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37元，由上诉人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 武审判员 蔡 晓审判员 闵俊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谢威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