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5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浩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经技区海峰路**。法定代表人：张希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思玮，山东森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铜牛大厦）**iv>法定代表人：张宏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山，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军，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浩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牛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威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希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思玮，铜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山、杜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海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1.判令铜牛公司支付威海公司代理费人民币261987元；2.判令铜牛公司支付威海公司利息(以人民币26198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或发回重审。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铜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货物运抵国内系因铜牛公司的要求，故铜牛公司应支付往返的所有费用。铜牛公司最后一次通知（2017年11月18日）威海公司应将案涉货物安全退回上海。基于上述通知，威海公司将货物从国外运抵国内。2.2018年1月22日，铜牛公司向威海路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运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应付威海公司关联公司路运公司人民币247845元，但经威海公司查证铜牛公司应付人民币478501.5元，两者存在人民币230656.5元的巨额差距，此时铜牛公司利用甲方的优势地位，通过其威海分公司负责人吕经理采用微信的形式告知张希良（威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路运公司高管），要求威海公司和路运公司共同出具免除案涉垫付运费的材料，否则将不支付应支付款项，故威海公司为让铜牛公司能及时支付款项，不得已出具了相应的函件。3.2018年1月25日，路运公司致铜牛公司的函件，系受到铜牛公司胁迫，非出于本意出具，依法无效。并且路运公司不能代表威海公司放弃运费。4.2018年1月30日，基于第2点所述，威海公司微信致函铜牛公司系因受到铜牛公司胁迫，非出于本意出具，依法无效。5.威海公司在案涉代理过程中并无过错，威海公司系货运代理人非承运人，其义务为将案涉货物准时交付承运人及承运人出现逾期或货损时配合发货人理赔。案涉货物无论以何种方式逾期，其在交由空运承运人后的运输过程中，逾期交货的责任归于承运人，案涉货物在运抵洛杉矶后交由航班卡车转运也是在航空运输中非常常见的形式，且是否交由航班卡车转运，均由承运人决定，威海公司无法左右。因此即使由转运中产生的逾期的，责任应由承运人承担，威海公司可配合铜牛公司向承运人提起索赔。6.案涉货物逾期的原因系铜牛公司及其客户造成的，与威海公司无关。案涉货物抵达洛杉矶转运墨西哥城时完全可以按时运抵，但铜牛公司客户不接承运人和货运代理人的电话，无法及时提供报关公司名称，直接导致货物无法按时运抵，加上正值墨西哥地震，铜牛公司的客户拒收货物。7.案涉货物的损失不明且不应由威海公司承担，威海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已完成准时交付往返的承运人的义务，货物也运回中国，但因铜牛公司不报关，所以货物滞留在上海港，另外铜牛公司也没有证明其受到的损失情况，即使因案涉货物逾期产生了损失也应由承运人承担，威海公司不应承担铜牛公司的损失。铜牛公司辩称：1.威海公司未按铜牛公司的要求按时将货物送达，存在过错，代理费应由其承担。2.威海公司并未按照铜牛公司要求对货物进行弃货处理，而是擅自将货物运回上海，由此产生的代理费应由威海公司承担。3.威海公司以其非承运人为由主张不承担损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威海公司要求铜牛公司承担自起诉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毫无法律依据。5.威海公司应自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威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威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铜牛公司支付威海公司代理费人民币261987元；2.判令铜牛公司支付威海公司利息（以人民币26198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铜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4日，铜牛公司工作人员柳婵娟（微信名称为“还君明珠”）通过微信方式，与威海公司工作人员（微信名称为“浩城物流”）联系，委托威海公司代理运输涉案货物。微信聊天内容如下：还君明珠称“266箱、1800千克、24立方左右、小童棉衣、到墨西哥城、空运、货已经好了、近期就出货、报价格先”。2017年8月31日，涉案货物由上海启运。同日，该批货物到达洛杉矶。威海公司提交的发票日期为9月7日、付款人为ICNT物流有限公司的发票显示，从仓库到墨西哥城的卡车费为7850美元，10月11日到11月10日期间的政府仓储费为3200美元，费用合计为13159.4美元。2017年9月15日，铜牛公司工作人员柳婵娟（邮箱名称为“lcj802137”）收到该公司寄货组工作人员转发来自客户ClaudiaCanseco的邮件，内容为：“请注意采购订单7950381750因ISD变更而被取消。我们同意9月21日的ISD。因为货物在洛杉矶，所以这将不可能的”。2017年9月15日，铜牛公司与威海公司通过上述微信联系，沟通货物运输情况。微信聊天内容如下：“还君明珠”称：“这是客人邮件，这个订单被取消，因为要求进店时间是9.21，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货在洛杉矶。之前和你再三确认过，这个货是在墨西哥还是洛杉矶。如果货在墨西哥，而且你们国外的代理也联系过清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客人认为货在洛杉矶？如果是货物现在在墨西哥，麻烦提供有力的证据，就是前天我们的业务担当小孙要求的，往来邮件或者哪怕是在APP上的聊天记录截图也可以”。“浩城物流”回复：“好的”。2017年9月16日，微信名称为“流着眼泪的鱼”、备注为“阎”的工作人员回复“还君明珠”称：“现在货在从LAR回LAX路上，预计当地时间周六晚上回到LAX”。“事情是这样的，当地时间周一司机一直给克劳迪娅打电话，她一接电话听到是英文的就挂了，司机联系了两天最后没办法找了个讲西班牙语的人和他来沟通，问她要报关行的名字，但是她没有提供，卡车公司也发邮件问她，他（她）迟迟不回复。直到昨天收到他（她）不收货的邮件，卡车公司没办法了，只能往回走。现在这个货还有大麻烦，我们已经办了去墨西哥的手续，如果不收货后续还需要去海关处理”。“还君明珠”称：“现在货物拖了一个周了，才告诉我们没有联系上报关行，之前一直说你们已经联系上报关行，只是报关行不配合清关……之前一直确认货在墨西哥，直到昨天，才说货在边境，但是报关行不配合你们清关”。“阎”称：“这样吧，我已经让代理整理邮件，把往来信息都写下来……你确定alicia是克劳迪娅的报关行吗”？“还君明珠”称：“现在你们告诉我，连报关行的联系方式都没有”。2017年10月后，铜牛公司工作人员柳婵娟（微信名称为“还君明珠”）通过微信方式，与威海公司工作人员（微信名称为“浩城物流”）联系货物后续处理事宜。2017年10月12日，铜牛公司微信致函威海公司，文件名称为“弃货声明（1）”，未显示文件内容。2017年10月31日，威海公司微信致函铜牛公司《新增公司申明》，内容为：“原威海公司因发展需要，从2017年9月14日成立新公司路运公司。即日起，公司所有对内对外文件、资料、开具发票账号、税号等，可以使用新公司名称（原威海公司继续使用）。申明尾部由威海公司、路运公司盖章。2017年11月18日，铜牛公司微信致函威海公司，内容为：你公司8月29日承运我司由上海飞墨西哥城的D017JN09005款货物（3202件、单价USD6.40、总金额USD20505.60）。按照约定，一周内货物到达目的地（MEXICOCITY），但是货物没有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导致客人失去销售时间而不得不取消订单拒绝收货，给我司造成极大损失。针对以上后果，我司重申解除运输合同，并请贵司把这批货物安全退回威海，并承担仓储退运等一切费用”。2018年1月25日，路运公司致函铜牛公司，内容为：“自2017年与铜牛公司威海分公司合作以来，合作顺畅。但2017年8月19日空运到墨西哥城的货物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客户没有接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我也感到非常痛心，但作为我们也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这票空运货物的总运费人民币130145.5元，我们就不予追究了。目的是为了以后我们更好的合作，更好的为铜牛公司威海分公司服务。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让我们共同牵手奔向2018”。2018年1月30日，威海公司微信致函铜牛公司，标题为《关于墨西哥D017JN09005—PP款空运费说明》，内容为：“发票号：2017-5971；金额：USD20428.8；出口日期：2017-8-31；由于货物晚到等原因，客人拒绝提货，经友好协商，对该票货物的处理为：1．铜牛不付该票空运费，也不要货了；2．威海公司负责与空运公司协调解决美国的仓储物流费用”。威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希良在尾部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铜牛公司委托威海公司将案涉货物运至墨西哥合众国，故案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因此，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准据法的适用，本案系威海公司基于货运代理关系要求铜牛公司支付代理费的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铜牛公司与威海公司的住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且双方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威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铜牛公司支付将货物从上海运至墨西哥城并返回国内的往返运费及仓储费。铜牛公司称依据威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希良于2018年1月30日出具的说明，双方间涉案合同关系已经终止，铜牛公司放弃货物、威海公司自行承担全部运费及仓储费。故一审法院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威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希良于2018年1月30日出具的说明是否表明该公司已经放弃要求铜牛公司支付往返全部费用的权利。对此，一审法院采信铜牛公司的抗辩意见，认定威海公司的说明构成对请求支付全部费用权利的放弃，具体理由如下：一、就说明的字面含义而言，威海公司与铜牛公司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威海公司作为货运代理方主要权利在于收取空运费及垫付的仓储费等费用，铜牛公司作为货物托运人、委托人主要权利在于造成货损时要求威海公司赔偿。该份说明中，威海公司称由于货物晚到等原因客人拒绝提货，同意铜牛公司不付该票空运费、该公司自行负责解决美国的仓储物流费用，铜牛公司称放弃货物，表明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放弃各自权利，以终止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虽威海公司称说明抬头载明金额为20428.8美元，系从国内到墨西哥城的运费，故其仅放弃了该次运费，未放弃仓储费及返程费用。但说明标题为“关于墨西哥D017JN09005—PP款空运费说明”，未特别指明仅含单程运费，表明该标题包含往返全部费用，且依据威海公司提交的返程发票载明的返程时间，该份说明出具时威海公司诉讼请求的往返费用均已发生，故说明的抬头载明金额仅是明确空运费指向的订单，结合说明的整体内容，一审法院对威海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信。二、就威海公司提交的证据而言，铜牛公司委托的运输方式为空运，威海公司提交的日期为9月7日的发票显示货物运至洛杉矶需通过卡车转运至墨西哥城，威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改变运输方式经过铜牛公司同意，且该发票显示的仓储期间至11月10日，与该公司提交的返程发票显示的离港时间11月8日存在矛盾，威海公司未就该矛盾作合理解释。而关于返程费用，威海公司除提交发票外，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实际发生的费用，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判定返程支出的费用。威海公司在庭审中称其出具说明是为了后续合作、货物晚到系因墨西哥地震，但在前述说明及其提交的证据中均未显示其所述原因，结合前述说明中提到“由于货物晚到等原因，客人拒绝提货”，表明威海公司在说明出具时自认其对货物未及时送达存在过错。因此，认定威海公司在说明出具时放弃主张全部费用的权利，符合合同履行中双方的过错情况、以及威海公司出具说明时的意思表示。三、张希良作为威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因此，其出具的前述说明对威海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有权放弃自己的权利。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放弃权利后即不再享有该权利，故无权再行向义务人主张。本案中，威海公司出具的说明构成对权利的放弃，故其无权再向铜牛公司主张支付费用。基于前述意见，威海公司亦无权要求铜牛公司赔偿损失即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威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威海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7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本院查明，威海公司提交的证据1即2017年11月18日的函件系威海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交过，故本院不予作为新证据收取。威海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自行撤销证据3中的手机录屏视频两份，故本院亦不作为新证据收取。剩余6份证据为：证据2：《企业询证函》，证明2018年1月22日铜牛公司向路运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应付威海公司关联公司路运公司人民币247845元，但经威海公司查证铜牛公司应付人民币478501.5元，两者存在人民币230656.5元的巨额差距。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2页。证明铜牛公司利用甲方的优势地位，通过其威海分公司负责人吕经理采用微信的形式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和2018年1月30日告知张希良要求威海公司和路运公司共同出具免除案涉垫付运费的材料（其中威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材料系按照铜牛公司要求的格式书写），否则将不支付应支付款项，故威海公司为让铜牛公司能及时支付款项，不得已出具了相应的函件。证据4：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庭前会议笔录二份，证明威海公司在本案的代理运输中并无过错，并先行支付了去程的运费，后经案外人诉讼后，垫付了回程的运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因一审开庭时处于疫情期间，故无法取得法院档案室盖章的笔录，二审中再次提交。证据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张，证明威海公司支付给北京金亚晟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的上海-墨西哥城的空运费人民币113160元，因在国内还存在将货物运抵发货机场的路运运费，结合威海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6可以证明，威海公司代理从中国到墨西哥垫付的运费合计为人民币130145.5元。证据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二张及北京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三张。证据7：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执124号威海公司与案外人青岛公司执行程序材料一份，证明威海公司因未及时支付证据4中载明的调解内容，被青岛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威海公司因此支付了全额的回程运费，结合证据5可以证明垫付回程运费为人民币131841.5元。铜牛公司对威海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铜牛公司不认可真实性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2，威海公司提交了加盖铜牛公司印章的证据原件，铜牛公司虽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威海公司当庭出示了手机中微信聊天内容，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加盖了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档案室的公章，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及证据6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加盖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业务专用章，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中的增值税发票威海公司虽未提交原件，但结合铜牛公司确认真实性的证据7，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本院确认真实性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将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二审审理期间，威海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要求对刘婵娟（实际姓名为柳婵娟）是否为铜牛公司员工进行调查。经查，铜牛公司在一审及二审庭审中，均未否认柳婵娟系其公司员工，即认可柳婵娟可以代表铜牛公司，故柳婵娟是否为铜牛公司员工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关联。威海公司的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庭审中，威海公司认可路运公司是威海公司指定的2017年12月31日前所有欠费的收款人。威海公司及路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希良。张希良亦认可成立路运公司是为了开发票方便。本院另查明，威海公司提交的返程发票显示，案涉货物返程离港的时间为2017年11月8日，2017年11月9日，案涉货物已经到达上海浦东。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铜牛公司委托威海公司将案涉货物运至墨西哥合众国，案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案件。本案系威海公司基于货运代理关系要求铜牛公司支付代理费的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认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铜牛公司是否应向威海公司支付代理费。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威海公司无权要求铜牛公司支付代理费。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威海公司、路运公司出具函件确认铜牛公司无须支付货物出境的相关费用。2018年1月25日，威海公司的关联公司路运公司致函铜牛公司，表示放弃向铜牛公司索要空运货物到墨西哥的总运费人民币130145.5元。路运公司与威海公司虽为独立法人，但威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希良均认可路运公司与威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张希良，路运公司是威海公司指定的收款方，且成立路运公司就是为了开发票方便。因此，路运公司的函件完全可以视为威海公司的意思表示。2018年1月30日，威海公司微信致函铜牛公司，向铜牛公司确认，对于案涉货物的运输铜牛公司不付该票空运费，也不要货了。威海公司负责与空运公司协调解决美国的仓储物流费用。威海公司上诉主张这份函件并非威海公司本意，系受到铜牛公司胁迫。对此本院认为，所谓胁迫，是指一方或第三人采用违法手段，威胁对方，对方因恐惧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行为。本案威海公司所述受到的胁迫是铜牛公司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威海公司出具免除垫付运费的函件，否则不支付其他欠付款项。铜牛公司对该说法予以否认。但即便威海公司的所述情况真实，铜牛公司的上述行为显然也不构成胁迫。而威海公司在完全可以拒绝铜牛公司的要求，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铜牛公司欠付款项的前提下，出于自身的商业判断，按照铜牛公司要求出具函件，确认自行负担相关运费，以得到铜牛公司其他款项支付的行为，是其对自身权利自主处分的行为，并非受到他人胁迫，是威海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威海公司出具的说明构成对权利的放弃，故其无权再向铜牛公司主张支付费用”正确。其次，铜牛公司明确表示放弃货物，无须承担返程费用。2017年10月12日，铜牛公司微信致函威海公司，提出放弃货权。而2018年1月30日，威海公司给铜牛公司的函件中也称铜牛公司不要货了。虽然2017年11月18日，铜牛公司微信致函威海公司，要求“把这批货物安全退回威海”，但铜牛公司也同时提出了要求威海公司“承担仓储退运等一切费用”。因此，如果如威海公司上诉所称，将货物运抵国内系铜牛公司的要求，那么相关的费用按照铜牛公司的要求也应由威海公司承担。更为重要的是，案涉货物的返程离港时间是2017年11月8日，即在铜牛公司要求货物退回威海之前，因此威海公司关于其将货物运回国内是按照铜牛公司的要求的上诉意见显然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威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30元，由威海浩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春梅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