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28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旭，男，汉族，1962年11月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明，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恒斌，男，汉族，1974年12月1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慧亚，河南法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蒙蒙，河南法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旭因与被上诉人于恒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3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明，被上诉人于恒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慧亚、蔡蒙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旭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及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主张300万元为《股权转让协议》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请的300万元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被上诉人授权签订的2011年3月17日的协议，及协议中约定和双方已履行的150万元转让款是相悖的。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另行支付的300万元被告应予返还”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超越了审查范围和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将2011年1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500万元所涉及的借贷关系进行实体审理并做出了错误的认定和裁决。三、被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债务抵消一事与事实不符，其所述的300万元抵消并不存在。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严重违背《证据规则》、《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证据质证程序违法，对证人证言区别采纳，违法采纳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且对双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违反证据规则。一审判决遗漏重要庭审证据，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于恒斌辩称，一、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方提供的证人、书证及银行流水来看，李旭因转让股权收取的款项，尚有三百万元未予退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于恒斌转款615万元给李旭证据充分，615万元款项性质中既有还款也有股权转让款。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50万元转让款与该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不矛盾，150万元协议约定的款项是范文兰收取，后经范文兰退回，300万元是李旭因股权转让需要办理担保资质从于恒斌处收取的，该300万元款项没有退还。原审判决李旭退还因股权转让收取的300万元并未超出诉请范围。二、李旭提交的500万元借条所涉借贷关系与查清本案事实密切相关。李旭既然提交500万元借条用于支持自己的辩称，原审法院就应当依法审理该借条的真实出借金额，在李旭仅提供了270万元转款凭证的情况下，法院依法认定500万元借条的真实出借金额为27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审判实务的要求。三、原审法院程序合法。程序对双方是一样的，不存在偏袒、偏信的问题。因客观原因证人没有全部出庭，但证人主要是涉及615万元打款的人，对于收到于恒斌615万元李旭没有异议，证人不出庭不影响案件的认定。四、于恒斌支付给李旭的3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股权转让实际支付了450万元。300万元是李旭办理资质的钱，故合同中没有写进去。于恒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旭返还原告于恒斌人民币3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暂主张10万元，实际自2013年1月1日起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15日，原告于恒斌向被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显示：于恒斌因需要经营资金，于2011年1月15日借李旭款人民币500万元整，借期3个月，约定月利率3%（即每月支付的利息数为15万元，支付方式为每月支付一次）；2011年4月15日前于恒斌将借款本息一并还清；如有逾期，按日千分之十支付违约金。保证人李永安自愿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直至债务全部清偿完毕。借款人处有于恒斌签字捺手印，保证人李永安在借条签字确认。被告李旭提交的其名下尾号为2800的中信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1年1月15日，被告李旭向原告于恒斌转账270万元。原告称，根据原、被告交易习惯，出借金额约定300万元，实际支付270万元，借款当天扣除了利息30万元（两个月利息），利息月息为5分，一共支付了45万元利息。被告称其实际出借金额为500万元，其中270万元为转款，剩余230万元具体是现金还是银行转账记不清了，而且相关凭证因时间长了也找不到了。经原审法院询问，保证人李永安称2011年1月15日于恒斌向李旭出具欠条时，款项并未实际出借，最终出借金额我不知道，但于恒斌曾经给我打电话称上述借款已偿还完毕，至于什么时间还的，还了多少钱，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原告于恒斌提交的李旭名下尾号为2800的中信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1年3月2日，案外人范志伟向被告李旭转账15万元；2011年6月10日，案外人范志伟向被告李旭转账200万元；2011年6月11日，范志伟向被告李旭转账140万元；2011年6月12日，范志伟向被告李旭转账60万元；2011年6月13日，范志伟向被告李旭转账100万元；2011年7月5日，案外人于鲁生向被告李旭转账100万元。针对原告在2011年3月至7月的向被告转款615万元的款项性质，原告称615万元是交叉支付的，315万元为归还的270万元的借款本息，剩余的3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6月份的500万元，其中300万元还270万元借款的钱，剩余30万元为利息，合计共向李旭支付了45万利息，剩余的200万转款是李旭去工信厅办理资质的钱，7月份李旭称办理难度大，又付了100万元。被告称我方认为均是偿还500万的本金及利息，按照《借条》约定，月息3分，每月利息15万元。2011年4月15日前原告应当按照借条约定归还，我们按照借条让原告另行支付违约金，每日5000元，至2011年7月5日，590万元+49万元-5万元=630万元，原告只支付了615万元，尚欠15万元。2011年3月17日，李旭、范文兰、范胜利、杨峰（转让方、甲方）与翟公敏、刘克勤、李武、许向东、张丽波（受让方、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鉴于甲方在河南博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合法拥有100%的股权，该公司于2010年12月21日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五千万元，基于上述条款，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一、股权转让的价格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甲方在目标公司拥有的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5000万元，乙方另行支付给甲方150万元作为补偿。双方同意5000万元不再支付给甲方，由甲方将原目标公司账户内的注册资金5000万退出归已，乙方将5000万元直接汇入目标公司账户补足注册资金。……三、股权转让价格的交付……3.2乙方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支付甲方转让补偿款150万元整。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原告提交的刘克勤、李武、翟公敏的出具的证明三份，证明因于恒斌准备收购河南博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故于恒斌安排翟公敏、刘克勤、李武、许向东、张丽波替原告于恒斌代持股权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经原审法院询问，范文兰称2011年3月份，当时政府有规定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要增资1亿元以上，李旭、范胜利、富饶公司三个股东说是没有能力增资，就打算给股权转让了，三股东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李武、刘克勤、翟公敏等五人。因为当时富饶公司在北京，所以，三股东委托我和杨峰办理股权转让中的一些事务，也给我们出具了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当时签字的时候人都在，《股权转让协议》是在于恒斌的办公室签字的，当时签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第一项股权转让价格就是协议上的内容，于恒斌应该不是当天就是次日转给我了150万元，具体谁的账户转的我记不清楚了，该150万元是直接转到银行账户上了。股权转让未办理的退款一事是我办理的，当时是李旭让我转给李武100万元、转给于鲁生50万元。根据调取的范文兰的中信银行尾号为5527的银行账户名下查询显示：2011年3月17日，范文兰存入150万元。另被告李旭提交的范文兰尾号为3575的中信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1年8月23日，范文兰向李武转账100万元，被告另提交电汇凭证回单一份显示，2012年5月2日，范文兰向于鲁生汇款50万元。被告李旭称上述150万系退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原告对收到上述150万元没有异议。经原审法院询问，原告就被告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上显示转让款150万，但原告诉称300万元的原因称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原二审后我回去找了找凭证后，确认股权转让款为300万元，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150万元的补偿款，实际上打给了李旭了300万元，这是办理资质的钱，我要购买的是要有担保资质的公司股权，否则股权转让就没有意义了，范文兰到庭说明情况后，我申请调查流水后，发现当时确实给范文兰了150万元股权补偿款，具体安排哪个员工去取的钱，记不清楚了，所以因为股权转让事宜，我共支付了450万元，范文兰退回了150万元，剩余300万元没有退还。2019年2月，原告于恒斌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李旭，要求李旭返还于恒斌不当得利款3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暂主张1万元，实际自2013年1月1日起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2019年5月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豫0105民初1161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认为，原告于恒斌以不当得利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被告李旭没有合法依据收取300万元，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00万元，但根据原告起诉书的内容及原告在本案、另案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因准备向被告购买河南博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权，向被告转账付款；被告虽然辩称原告向其转款系用于偿还借款，但其在另案庭审认可与就股权转让事宜与原告进行了磋商；可见虽然原、被告之间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原告主张因股权转让向被告转款的行为具有合法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故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支付与收取款项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依法释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未作变更；由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而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是股权转让关系，原告主张的诉因不当，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对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遂判决驳回原告于恒斌的诉讼请求。原告于恒斌及被告李旭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于2019年5月29日生效。原告在原一审庭审中称原、被告双方曾经磋商过由原告购买被告的河南博安投资担保公司的股权事宜，并向被告支付了转让金300万元，因河南博安投资担保公司没有获得工信厅批准担保业务的资质，双方未进行股权转让过户，但被告收取完股权转让款后，承诺与原告的其他债务进行抵销，后李旭反悔提起了其他借贷案件的诉讼，原告无奈只好重新提起了不当得利诉讼，后金水区法院认为不构成不当得利，认定应当是股权转让纠纷。现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针对原告向被告出具的2011年1月15日的500万元借条后，被告实际出借500万元还是270万元的问题，经查，被告称其向原告实际出借500万元，于当日向原告转款270万元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剩余230万元的交付方式和支付细节，另被告称原告在2011年3月至7月支付的合计615万元为偿还的500万本金、利息及违约金，但并未就偿还具体的利息及违约金计算给出合理解释，故被告的上述辩称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被告的实际出借资金为270万元。根据双方约定的月息三分，以270万元为基数，在2011年1月15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原告实际支付的315万元已足够覆盖约定本息，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另行支付的150万元款项范文兰收到并在股权转让事宜办理未果后于2011年8月份之后退还给原告的事实，故原告另行支付的300万元被告应予返还。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支付期限，因双方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及退还150万元款项均发生在2013年以前，故原告主张自2013年1月1日起主张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于恒斌3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被告李旭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1年1月15日于恒斌向李旭出具500万元借条，李旭于当日向于恒斌转款270万元，李旭无证据证明剩余230万元已交付，原审法院认定李旭的实际出借资金为270万元正确，于恒斌支付315万元已偿还完270万元本息。2011年3月至7月于恒斌向李旭转款615万元中除上述315万元外，另300万元李旭应予返还。综上所述，李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李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明振审判员  曾小潭审判员  陈启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朱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