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14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照斌，男，195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新航，广西守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春序，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闫靓，女，1988年4月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现住南宁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海燕，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世凤，女，1975年11月18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系闫靓之继母。 上诉人陈照斌因与被上诉人闰靓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3民初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照斌上诉请求：一、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1123民初737号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闰靓一审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没有查明2001年2月19日之前案涉富阳镇羊皮寨大碑基的土地性质，错误的认定2001年2月19日之前案涉土地属于国有土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陈照斌于1993年11月取得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羊皮寨大碑基荒地土地100平方米的合法用地资格”，该认定明显错误，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建房用地许可证》只能表明上诉人于1993年11月享有在案涉土地上建房的权利，并不能表明案涉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事实上案涉土地在2001年2月19日之前一直属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領羊皮寨集体所有的土地，该土地系富川瑶族自治县羊皮寨村民柳泽友的宅基地。另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5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实质上属于以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为标的的合同，而非以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标的的合同，合同标的并不因土地的性质发生改变而改变，案涉土地的性质在2001年2月19日之前亦为宅基地而非国有土地，案涉转让协议应当适用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不能适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规定，故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审理案涉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对村集体以外的成员转让，村集体成员与村集体之外的人员签订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故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的转让合同是无效的。二、案涉合同的标的物富川瑶族自治县羊皮寨大碑基荒地已经因征收而灭失，案涉合同已经没有履行的可能性，一审法院错误的将案涉土地（羊皮寨大碑基荒地）与上诉人依法获得的征收补偿置换地（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11号）混为一谈，首先根据最高院印发的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条的指导意见，对于合同标的物灭失的，当事人只能对因标的物灭失标的物权利人所得的保险金、其他赔偿金、转售时取得的对价主张权利，而案涉土地被征收后上诉人所获得的置换地属于上诉人因行政征收而获得的征收补偿，在双方无其他约定的情形下无论上诉人因征收补偿获得的是置换地还是补偿金，均不属于“保险金、其他赔偿金、转售时取得的对价”的范畴，该征收补偿依法属于被征收人（土地所有权人）即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无权对上诉人因征收而获得补偿的置换地主张任何权利。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变更手续的时间由被上诉人决定，即自1995年4月16日合同签订之日起被上诉人均有权要求上诉人履行变更义务，但直至本案中起诉时被上诉人才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防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在案涉合同订立后一直未向上诉人主张合同权利，且一审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在转让协议签订后就一直管理案涉土地，可见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已经长达25年之久，已经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请。但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0月19日为初始计算时间，首先该认定于法无据，其次案涉土地于2016年10月19日被征收的事实与被上诉人能否主张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截取该时间点毫无意义，最后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年10月19日为初始计算的时间”，那么即使按照《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计算，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应于2019年10月19日届满，一审被上诉人起诉的时间是2020年7月22日，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属于自相矛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四、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系伪造的，本案上诉人仅与被上诉人签订《立转让协议书》，双方签订《立转让协议书》时被上诉人（受让方）年龄未满8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应以其法定代理人的名义代理其实施民事行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闰靓虽未满八周岁，但其行为是由法定代理人阎德忠代为行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的当事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原告闰靓对其父亲阎德忠代理行为的追认......”其中有两处错误，第一，签订《转让协议书》时被上诉人一方（受让方）主体为闰靓，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代为签订合同的情形，第二，法定代理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行为必须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代理，不存在所谓的被代理人“追认”，且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法律效力也仅存在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之间，以无民事行为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追认”其签订的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 闰靓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1995年4月16日签订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当协助被上诉人履行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理由如下：一、从1995年4月16日《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看，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为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转让时被上诉人为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转让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上诉人协助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属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故被上诉人的该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五、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履行土地使用权过户义务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闫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1995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即协助原告办理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摩托车城Ｅ1号［地号451123003026Ｂ110048］地块过户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4月16日，阎德忠代理闫靓与被告陈照斌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陈照斌将其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羊皮寨大碑基荒地土地1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告闫靓用于建房，四至界址：东至柳春飞宅基地；西至柳泽峰宅基地；南至二级路；北至老公路。双方约定，原户名未变更，如需要变更，陈照斌（甲方）必须提供有关证明及身份证等给闫靓（乙方）办理变更手续，所需变更费用由乙方负责，变更过户时间由乙方选定；协议签订后一切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提出条件反悔，必须照协议执行。原告支付土地转让费后，被告陈照斌将该土地交付给原告闫靓管理使用至今。2001年2月19日，涉案土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2014年3月，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该土地征用，将该地块的原使用人陈照斌安置到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2016年10月19日，该土地办理了富国用（2016）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原告闫靓多次要求被告陈照斌配合办理过户变更手续无果，双方遂发生纠纷。闫靓与阎德忠系父女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原、被告于1995年4月16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的问题。1995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在自愿、协商、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之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土地转让费，被告也履行了将该土地交付给原告管理使用的义务。签订合同之日，原告闫靓虽未满八周岁，但其行为是由法定代理人阎德忠代为行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的当事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原告闫靓对其父亲阎德忠代理行为的追认，原告的行为合法有效。被告认为原告闫靓与被告陈照斌签订合同时未满八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土地的来源和性质问题。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陈照斌于1993年11月取得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羊皮寨大碑基荒地土地100平方米的合法用地资格，并办理了建房用地许可证；1995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被告陈照斌以27000元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告管理使用；2001年2月19日，涉案土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富国用（2001）字第0223242000号。2014年3月，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该土地征用，将该地块的原使用人陈照斌安置到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2016年10月19日，该土地办理了富国用（2016）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因此涉案土地的性质为出让商住地，可见，涉案土地在原告闫靓提起诉讼之前被告陈照斌已经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现原告闫靓要求被告陈照斌配合办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虽是在1995年4月16日，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案涉土地被政府征收，并由政府安置到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该土地于2016年10月19日办理了富国用（2016）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故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年10月19日为初始计算的时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闫靓（反诉被告）与被告陈照斌（反诉原告）于1995年4月1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二、被告陈照斌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闫靓办理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摩托车城Ｅ1号［富国用（2016）第1626200号］的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至原告闫靓名下；三、驳回被告陈照斌（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陈照斌负担。 上诉人在上诉状以及二审法庭询问陈述中对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提出了异议。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且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对2001年2月19日之前的涉案土地性质没有作出正确认定，事实上，上诉人于1995年4月16日协议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土地是村民集体安排给农户柳泽友建房使用的宅基地。上诉人于1993年从原宅基地使用权人柳泽友受让过来后仅是取得在集体土地上建房的许可，故一审认定上诉人转让前已取得合法用地资格是错误的。一审对当时的土地性质没有作出认定属遗漏认定事实。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5年4月16日只签订过一份书面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而被上诉人提交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上甲方签名和指印均不是上诉人陈照斌本人的签名和指印，该手写协议书被上诉人父亲闰德忠是为了用上诉人名义办理2001年2月19日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而伪造的。两份协议书的签订日期都是1995年4月16日，但《立转让土地协议书》的土地受让方写的是闰靓，并且有监证人的签名，而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所列土地受让方却是“闰德忠代理闰靓”，落款日期为同一天的两份协议书内容差别很大，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在上诉人否认手写协议上“陈照斌”的签名和指印真实性的情况下仍以该协议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错误的。二审如有必要可以对手写协议上“陈照斌”的签名及指印进行司法鉴定。3、1995年4月16日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签订后直至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6年10月19日办理至上诉人陈照斌名下期间，被上诉人根本没有管理使用过涉案土地。一审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支付土地转让款后就将土地交付给了被上诉人管理使用也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针对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被上诉人陈述称，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父亲闰德忠洽谈购地时已经事先与原宅基地使用权人柳泽友谈妥了价钱，上诉人在收到27000元转让价款之后才按上诉人另与柳泽友谈好的价款转付给柳泽友。1995年4月16日手写的协议书是为了以后方便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过户手续而立写的。前后两次办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均是闰德忠经手办理并收执原件，2016年10月19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被上诉人已将土地出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租金。 对上诉人提出异议事实的分析认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承办人认为，（1）2001年2月19日以前，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地，该宅基地的建房用地许可证存根填发日期为1993年6月14日，后柳泽友将宅基地有偿转让给上诉人陈照斌，陈照斌于1993年11月1日取得建房用地许可证，土地性质仍属农村集体荒坡地。之后，被上诉人闰靓的父亲闰德忠与上诉人陈照斌协商以27000元受让该建房用地，并于1994年4月15日支付了转让款。1995年4月16日，闰靓作为受让方与陈照斌补签《立转让土地协议书》约定将上述宅基地转让给闰靓。双方均认可2001年2月19日以前交易的土地来源于村民集体安排给农户柳泽友建房使用的宅基地。据此，1993年11月1日陈照斌取得的建房用地许可证上的土地性质仍属农村集体土地。一审对当时的土地属性没有作出界定属遗漏认定重要事实，二审应予以补正。（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1995年4月16日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无异议，可作为定案依据之一。但对于被上诉人提交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问题。两份协议落款日期均是1995年4月16日，但从协议内容看，打印文字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所列土地受让人是闰靓，协议签名栏处有监证人的签名，而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所列土地受让方是“闰德忠代理闰靓”，打印体的协议书内容与陈照斌1994年4月15日立写的收据在交易主体称谓、标的物表述、转让价款费用约定等内容关联程度较高，也较为符合当时双方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交易现状的认知水平，收据和《立转让土地协议书》能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当时的意思表示。而手写体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中交易主体称谓、标的物表述等与《立转让土地协议书》内容差别甚大，尤其不合情理的是协议中没有关于转让价款及变更过户费用承担等主要条款内容的约定，此外，被上诉人方在陈述中也称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系为办理土地变更过户手续而签。故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不是约束双方履行土地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证明被上诉人父亲闰德忠在代办2001年2月19日陈照斌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时作为办证手续向办证部门提交了该份协议书。故，双方当事人协议转让涉案土地的事实应以收据和《立转让土地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在上诉人否认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上“陈照斌”的签名和指印真实性的情况下以该协议作为认定案件重要事实的证据不当，二审应以纠正。3、本案没有证据表明上诉人在1994年4月15日收取被上诉人的土地转让款后至2016年10月19日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至上诉人陈照斌名下期间，上诉人有交付土地给被上诉人管理使用或者被上诉人自行管理使用涉案土地。故一审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支付土地转让款后就已将土地交付给了被上诉人管理使用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审可予以纠正。 综前分析，一审认定涉案土地使用证演变过程的该部分事实清楚，对于双方无均无异议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但对主要事实认定有误，二审应予以补正。 二审经审理查明并认定法律事实如下： 2001年2月19日以前，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地，该宅基地的建房用地许可证存根填发日期为1993年6月14日，后柳泽友将宅基地有偿转让给上诉人陈照斌，陈照斌于1993年11月1日取得建房用地许可证，土地性质仍属农村集体荒坡地。之后，被上诉人闰靓（时年未满8周岁）的父亲闰德忠与上诉人陈照斌协商以27000元受让该建房用地，并于1994年4月15日向陈照斌交付购地款27000元，陈照斌立写了内容为“今收到转让屋地给闰靓的屋地款27000元正”的收条交闰靓父亲闰德忠收执。1995年4月16日，闰德忠经手以闰靓作为受让方与陈照斌补签了一份《立转让土地协议书》，协议书约定：陈照斌将位于羊皮寨大碑基的荒地100平方米转让给闰靓建房，出让方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各种证件手续和其它费用共6185元由受让方一次性交清。该协议的签名栏处有交易双方签名（闰德忠在受让方签上闰靓的姓名），另有监证人樊某（名字模糊不清）的签名。本案中，双方均认可2001年2月19日以前交易的土地来源于村民集体安排给农户柳泽友建房使用的宅基地。 2001年初，闰德忠持手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到土地管理部门以陈照斌名义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14年该土地使用权证名下土地被政府征收，2016年10月19日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位于富阳××城东摩托车城的Ｅ1号国有土地置换给陈照斌，并颁发了富国用（2016）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117平方米）。上诉人陈照斌自1994年4月15日收取被上诉人的土地转让款后至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6年10月19日办理至陈照斌名下期间，上诉人一直没有将涉案土地交付给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在此期间有向上诉人提出过要求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过户手续。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6年10月19日办理至陈照斌名下之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该土地使用权人变更到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予以拒绝，双方为此引发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5年4月16日签订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2、被上诉人的请求是否合法有据？其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早在上诉人陈照斌与被上诉人闰靓于1995年4月16日签订《立转让土地协议书》之前，闰靓父亲闰德忠便与陈照斌协商受让陈照斌名下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羊皮寨大碑基的农村集体荒坡地（原属羊皮寨3组柳泽友户的宅基地），闰德忠于1994年4月15日以闰靓的名义向陈照斌支付了土地转让款，陈照斌也立写了收据交闰德忠收执。从双方付款、收款、立写收据直至签订《立转让土地协议书》的过程看，虽然在转让前陈照斌已办理取得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建房用地许可证”，但该土地为农村集体土地的属性并未改变，双方亦明知交易的是农村集体安排给农户使用的宅基地。在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土地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国家有关法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归属集体所有，具有特定的身份属性，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对宅基地享有的是用益物权，非土地所有权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经依法审批可以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但未经审核批准不得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转让。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不是涉案宅基地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是闰靓本人或者闰靓父亲闰德忠以闰靓名义与陈照斌所进行的农村集体建房用地转让行为均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当属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涉案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均属无效协议。一审认定1995年4月16日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协议，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陈照斌主张确认其与被上诉人闰靓签订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二、由于涉案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因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对交易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2001年2月19日以前上诉人陈照斌并未将该建房用地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用于建房或管理，故上诉人陈照斌对于同一地块于2001年2月19日经国土管理部门核准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原集体建房用地使用权已属不同性质的土地使用权，且不能视为原集体建房用地已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父亲闰德忠代陈照斌办理取得2001年2月19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虽然收执土地使用证原件但并未与陈照斌另行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未主张过要求陈照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过户登记手续，直至2016年10月19日上诉人陈照斌又取得政府征收旧地置换新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后，被上诉人因双方对使用土地存在争议才主张要求上诉人办理权属变更手续。自1994年4月15日双方协商转让集体建房用地，被上诉人方交付转让款以后直至陈照斌于2016年10月19日取得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长达二十二年多时间里被上诉人既没有主张办理变更土地使用权人的相关手续，也没有实际管理使用涉案土地，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请上诉人协助办理富阳××城东摩托车城Ｅ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过户登记手续，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请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陈照斌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3民终73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陈照斌与被上诉人闰靓于1995年4月16日签订的《立转让土地协议书》无效； 三、驳回被上诉人闰靓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闰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审 判 员 黄义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贺昌盛 书 记 员 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