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斌，男，1988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娅红，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娟，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中市鼎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榆次区迎宾西街**。法定代表人：于万庆，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中市南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地址：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区汇通路鸣李汽贸园法定代表人：米小菊，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驰凯，男，1963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米小菊，女，1965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榆次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霞，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斌因与被上诉人晋中市鼎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轩公司）、晋中市南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棠公司）、高驰凯、米小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93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整体认定，仅提取其中部分证据便对全案进行分析判断，具有极大的主观性、片面性，违背了人民法院客观公正的审判立场，判决结果错误。第一，一审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原告（上诉人）是否是债权人，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此，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是本案所涉借款的出借人是上诉人杨斌的父亲杨利民而非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情况下，一审重点审查了上诉人的款项来源，对此，上诉人不仅对款项来源于上诉人大爷张太功的情况进行了充分陈述，而且提供了2013年11月27日上诉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流水记录一份，根据该记录显示，当日上诉人收到张太功转账给其350万元，同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高驰凯375万元。该证据不仅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的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也证明了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的来源合法，更说明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如此重要之证据，一审判决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判。第二，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一份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高驰凯和米小菊于201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从该协议内容来看，被上诉人高驰凯和米小菊不仅明确认可借上诉人1025万元，双方还约定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偿还上诉人8673710元，剩余2501992元按月息1.5％的标准支付利息。该证据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债权人身份的认可，且对欠款金额的也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评判。第三，一审中上诉人还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五份以及晋中市房屋销售登记表，进一步印证了被上诉人为履行《协议》约定的房屋抵顶义务与上诉人办理网签备案登记手续并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对此，一审判决同样没有做出评判。第四，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父亲杨利民、母亲高元明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该二人经手出借给被上诉人的上千万元借款是来源于上诉人杨斌的。该证据再次证明上诉人父母经手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来源于上诉人的事实。对此，一审判决同样没有做出评判。第五，被上诉人当庭提交了向上诉人的还款凭证欲证明向上诉人偿还利息的情况，该证据系被上诉人以自认的方式确认了双方借款关系的存在，如果上诉人不是出借人，那被上诉人又为何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呢。这么重要的证据，一审判决同样没有做出评判。然而，一审判决在“本院审查认定事实”部分，却对被上诉人出具的一张落款上署名“杨利民”借条进行了认定，内容是“2012年11月26日，杨利民向鼎轩公司借款100万元”，该证据不仅与本案毫无关联，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仅未得到上诉人的认可更未经案外人杨利民进行质证确认，却通过人民法院判决的形式确认了案外人杨利民向鼎轩公司借款的事实，无疑是对审判权利的滥用。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资金来源问题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判断借款真实情况”。而本案中有关借款事实，被上诉人并不持异议，被上诉人持有异议的是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该试图以涉案借款是上诉人父亲杨利民所有，再以杨利民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放贷等为由来达到规避自己应承担的还款责任的目的，事实上，上诉人父亲杨利民并未涉及上述犯罪，这些都是被上诉人推卸还款责任的借口。庭审阶段，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也是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一审判决本应就上诉人是否具备出借人资格进行认定，如果认定杨斌不具备出借人资格，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故此，一审判决理由与案件审理的焦点、重点问题不具有针对性，案件处理结果错误。其次，一审判决以上诉人的“款项来源证据不足”作为“判断借款真实情况”的理由不能成立。1、理由一“出借人只能以自有的合法资金对外出借，本案中原告就其所述资金来源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只有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等情况才导致借贷合同无效，而审查资金来源也主要是排除是否存在上述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但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情况。同时，相关法律也并没有关于“出借人只能以自有的合法资金对外出借”的规定。本案上诉人持有自己大爷的资金通过父母向朋友出借的行为并不违法。另，“本案中原告就其所述资金来源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与客观事实也不相符。如前所述，上诉人提供了2013年11月27日普发银行转账流水记录一份，充分证明了上诉人所述的出借款项来源于张太功并于当日出借给被上诉人高驰凯，一审判决无视上述证据的存在，无视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竞然做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资金来源”的认定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2、理由二“原告杨斌提供的24张借据下出借的965万元全部为现金，没有一笔是通过银行转账出借……所有还款及利息没有一笔是直接还款给原告杨斌或杨利民。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往来明显与正常民间借贷行为不符，掩饰隐瞒资金来源、去向意图明显。”该理由与事实同样不符。如前所述，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了双方借款是多年不断借款累积起来的，其中不单有2010年出借的，还有2013年通过转账出借的。而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也自证了该有向上诉人杨斌还款的客观事实。该事实与判决理由所述显然不一致。故此，该判决理由并不是在依法查明的事实上做出的，依此作出的“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往来明显与正常民间借贷行为不符，掩饰隐瞒资金来源、去向意图明显”的推断不能成立。3、理由三“原告的大爷张太功将数千万元资金交给21岁且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原告进行理财不符合情理，原告的陈述有悖常理。”该理由更是牵强。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履历，上诉人认为，不应当通过年龄来主观判断上诉人的能力，也不应以上诉人年龄小就怀疑上诉人的理财能力，更不能以上诉人的大爷张太功有独生女就来主观推断款项来源的真实性。该部分理由全部是主观臆断，不能令人信服。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在时间上前后连贯、内容上相互衔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而上诉人所陈述的借款来源不仅合情合理还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在双方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的情况下仅以“借款来源证据不足”作为“判断借贷真实情况”的理由既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依据，该裁判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判决结果错误。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被上诉人共同辩称，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出借人，也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及债权人资格，四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从未发生借贷关系，与答辩人鼎轩公司、南棠公司发生经济往来的是杨斌的父亲杨利民，且本案中杨斌在2010年间其本身不具备向他人出借大额资金的经济能力，且其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出借了涉案的全部款项，及出借款项的出借来源及出借资金的合法，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规定的第十九条规定，本案系虚假诉讼。鼎轩公司和南棠公司与上诉人杨斌的父亲杨利民发生民间借贷签署的合同系无效合同，杨利民在采取强制措施以前是国家公职人员，是警察，其在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除向被上诉人放贷以外还向社会上三十余家公司发放贷款，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规定的第十四条，认定为民间借贷行为无效。3.杨利民在采取强制措施以前，经常佩戴枪支出现在答辩人经营的公司干扰答辩人的工作和生活，强制答辩人签署相关协议，答辩人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杨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01992元；2．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利息787875.48元（从2017年9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以借款本金2501992元为基数按月息1.5％的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从2019年6月16日至还清借款之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501992元为基数按月息1.5％的利率计算）；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及为实现该债权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斌之父杨利民与被告高驰凯、米小菊为多年好友，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2010年5月至2012年4月，鼎轩公司出具了出借人为杨利民、高元明的借据24张，借款金额共计965万元，全部款项均为现金出借。2012年11月26日，杨利民向鼎轩公司借款100万元。2016年7月29日，出借人杨利民与借款人鼎轩公司、南棠公司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一份。2017年9月15日，高驰凯、米小菊与杨斌签订《协议》一份。庭审中，原告杨斌自述其大学毕业后自2013年1月开始在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北京中外企业杂志社工作，为普通员工，月薪1万左右，离职前月薪2万左右。2017年3月进入香港大公报至今，月薪4万左右。本案中的出借资金来源于其大爷张太功，张太功在太谷有太谷第二玛钢厂，厂子出卖后，由于张太功只有一女，也不管事，在2009年原告杨斌二十岁左右时其大爷张太功就将钱款交由原告杨斌理财。理财期间原告杨斌通过其父杨利民、其母高元明向高驰凯、米小菊出借款项，具体出借时间、金额原告杨斌记不清了。所有出借的款项均是张太功陆续转给原告杨斌的，给款方式有银行转账、手机银行、现金支付，有时给几百万，多的时候有上千万，原告杨斌对上述陈述均无相关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除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本案中，原告杨斌自述其是报社工作人员，其本身不具备向他人出借巨额资金的经济能力，自2009年起其大爷张太功将钱款交由其进行理财，其在取得资金后再通过其父杨利民、其母高元明将资金出借给高驰凯、米小菊，所出借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张太功。但是，第一，民间借贷行为中，出借人只能以自有的合法资金对外出借，本案中原告就其所述资金来源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实其出借资金来源合法；第二，本案原告杨斌所提供的24张借据下所出借的965万元全部为现金出借，没有一笔是通过银行转账出借。四被告在庭审中也表明，所有还款及利息要么是现金还款，要么是打入第三人账户，没有一笔是直接还款给原告杨斌或杨利民。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往来明显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不符，掩饰隐瞒资金来源、去向的意图明显。第三，原告的大爷张太功有一女，数千万元的资金张太功不交由自己的亲生女儿打理，反而是在2009年交给年仅21岁且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原告进行理财，此举不符合情理，而原告的陈述亦有悖常理。故本案原告主张四被告偿还借款及借款本利息事实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杨斌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有二：一是上诉人杨斌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是上诉人杨斌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评判如下：上诉人杨斌与被上诉人高驰凯、米小菊201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被上诉人高驰凯、米小菊抗辩该协议系受胁迫之下所签订，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在法定期间内予以撤销，本院予以采信。经查，该协议中关于以房抵债的约定已履行，可以认定高驰凯、米小菊对出借人杨斌身份以及借款数额的认可，并且该协议签订之后鼎轩房地产公司向上诉人杨斌支付过利息，更能够印证借款人对杨斌作为出借人身份的认可，故借款人应当依约偿还出借人剩余借款及利息。关于案涉借款如何承担一节？抵债协议中签订主体为高驰凯、米小菊，经查，高驰凯、米小菊系夫妻关系，高驰凯曾任鼎轩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米小菊为南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借款收据有鼎轩房地产公司出具亦有南棠公司出具，且鼎轩房地产公司向上诉人杨斌支付过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案涉借款应当由鼎轩公司、南棠公司、高驰凯、米小菊共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诉讼费用如何承担，本院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规定，按照败诉方负担的一般原则予以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938号民事判决；二、晋中市鼎轩房地产开发公司、晋中市南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高驰凯、米小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杨斌借款2501992元及利息787875.48元（从2017年9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按月息1.5%的利率计算），以及从2019年6月16日至还清借款之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501992元为基数按月息1.5%的利率计算）。三、驳回杨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生效后,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1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119元，共计66238元，由晋中市鼎轩房地产开发公司、晋中市南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高驰凯、米小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敏审判员 张晓峰审判员 张 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商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