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中发，男，汉族，1973年3月10日出生，住定州市南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梓玮，女，汉族，1998年10月28日出生，住定州市南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紫锐，女，汉族，2002年3月31日出生，住定州市南城区。 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培，河北三和时代（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俊旗，男，汉族，1937年8月14日生，住定州市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改英，系高俊旗之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拥军，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保定市天鹅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67468770934。 法定代表人：曹国滨。职务：经理。 上诉人高中发、高梓玮、高紫锐因与被上诉人高俊旗、原审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2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中发、高梓玮、高紫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定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2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对本案进行改判，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1.本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只有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经签订合同，因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才适用本案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约束的是合同相对方，被上诉人未能与第三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上诉人属于合同外的第三人，不是拆迁合同的权利义务人，被上诉人应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行使有关请求权。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上诉人可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可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申请，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该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决定。被上诉人如对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未能与第三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能以直接请求变更合同主体的方式，达到与第三人签订拆迁合同的目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与第三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没有解决其是否为被安置人的问题。被上诉人无权行使民事诉权。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拆迁房产为其个人财产，被拆迁房产不属于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判决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至被上诉人一人名下，判决有误。2.一审法院在认定被拆迁房屋权利人为高俊旗夫妇的前提下，在高俊旗妻子去世后，直接将高俊旗认定为被拆迁人错误。高俊旗妻子去世后其继承人未就遗产进行分割的情况下，被拆房屋存在其他共有人。一审法院未审理查明。况且，在2000年，高俊旗夫妇已将被拆迁房屋西边的一半分给高中发夫妇所有，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被拆迁房屋权属的情況下，将高俊旗认定为唯一的被迁拆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一审中，上诉人主张拆迁面积中涉及第三人赠与的40平米为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释明:“对于被告主张第三人赠与40平米房产权益归属，被告未反诉，本院不予处理。如涉及被拆迁五间房屋的共有权益等问题，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根据上述释明情况，一审法院对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所置换的面积权属问题未查明，且认可有共有权益部分存在的情况下，判决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变更至被上诉人名下，自相矛盾，事实不清。4.一审法院在证人高某1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将其书面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符合证据规定。村委会的证明中高志辉的签名笔迹不一致，不是同一人签署。三、本案所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根据第三人的要求，由户主与第三人签订协议，拆迁时，户主为高中发，高中发签署协议符合事实。而且，当时定州市中军帐村委会曾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过调解，被上诉人同意由高中发签订协议，并要求选房时给其留下一户小型房屋，给三个女儿127平米，其余留给高中发，而并非被上诉人所述委托高中发代签。四、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与（2019）冀0682民初2251号及（2019）冀06民终2609号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1.本案与前诉当事人相同。本诉与前诉案件当事人是否相同，不能机械的理解前后当事人是否有增减，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诉与前诉的双方当事人中，高俊旗与三被告是恒定的。如果仅仅因为原告的数量减少，就被认为当事人不同，则一事不再理原则仅能停留到书面上而无法实施，有违立法本意。2.本案与前诉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本案诉求协助原告办理变更手续与前案的返还房屋是基于同一事实，实质诉求均为要求三被告返还房屋。构成重复起诉的诉讼请求相同，并不是只要诉讼请求换一种陈述方式就是不一致，就认定诉讼请求不同。根据本案诉状所述事实、理由及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能体现出两案诉讼请求相同。3.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原告构成重复起诉。本案所提交证据与与前诉相同，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的权属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拆迁时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为被上诉人，且2015年选房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与第三人订立了选房协议，当时被上诉人无任何异议。前诉一、二审及其再审基于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而本案中却做出了相反的判决，否定了前诉的判决结果。五、本案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该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高俊旗辩称，一、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1、高俊旗与高中发分属两个不同的家庭，两户均有自己独立的宅院。2015年1月23日中军帐社区实施旧城改造，面对巨大的拆迁利益，高中发安排妻子李建辉，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20150700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自己却充当高俊旗宅院的权利人，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2015070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侵吞老人的财产。老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对权利人进行更正，合情、合理、合法，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2、上诉人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题的批复》已被2019年7月20日实施的法释(2019)11号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所废止，该批复早已失效。另外，本案所涉宅院均为集体土地，根本就不存在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的题，没有适用《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基础和前提，引用上述法律规定完全是对法律的曲解和错误解读。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户一宅”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的一项强制性规定。高中发与李建辉系夫妻，与自己的子女是一个家庭户，高中发既然已经是该户的家庭成员，就不可能再去充当高俊旗户的户主，其上诉主张明显违背客观事实。2、依据《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而，高俊旗为涉案宅基上五间房屋的物权人。高中发主张其分家时分得了两间半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在已经有自己的宅院的情况下，再分得另一宅院的两间半房产，形成跨墙居住，明显不合常理，显然是为争夺老人的拆迁利益而编织的谎言。3、关于其主张获赠40平米房产，是其与第三人的事，与本案无关。其主张获赠的房产不在自己的宅基上，却跑到高俊旗上宅基上，不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同样违背客观事实。4、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完全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而且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理据充分，无可非议。三、上诉人所称本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是协议一致的情况下签订，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四、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一审判决对此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说理，答辩人不再重复。综上，本案就是一起处心积虑侵吞老人财产的案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所描述的事实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引用的法律规定明显错误，提出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出庭答辩。 高俊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高中发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2015070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中发更正为高俊旗；2、判令被告高中发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回迁-20171666《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中发更正为高俊旗；3、判令被告高梓玮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回迁-20171706《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梓玮更正为高俊旗；4、判令被告高紫锐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回迁-20171667《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紫锐更正为高俊旗；5、判令被告高中发返还原告编号为-20151493《回迁房选定协议》所选B区9号楼2单元402室钥匙及交房手续；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俊旗系被告高中发的养父，被告高梓玮、高紫锐系高中发的女儿。高俊旗妻子于2009年去世。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定州市南城区中军帐社区旧城改造项目开发商。 原告高俊旗夫妇用自己老宅置换定州市中军帐社区村东八间房的宅基,后原告高俊旗在宅基西边建房五间，东边留三间空宅基地，原告一家人均在五间房内居住。2000年原告高俊旗与被告高中发分家，高中发夫妇在东边空宅基上进行了建房。被告认可本案所涉五间房屋为原告所建，但主张分家时其分得五间房中的两间半房。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分家时分给了被告高中发部分粮食及东边宅基上盖房。但对各自主张，原、被告均未提交有关证据证明。 2015年,定州市南城区中军帐社区进行旧城改造,原告高俊旗建造的五间房产被第三人拆迁,被告高中发以自己的名义与本案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总计置换新建高层住宅楼面积750.03平米,协议书编号:20150701。在对置换的750.03平米新建住宅楼进行选房时,2015年8月11日,高中发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回迁房选定协议,置换C区6号楼6层2单元602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89平方米;高俊旗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回迁房选定协议,置换B区9号楼4层2单元402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89.66平方米。2017年3月1日,高中发以高紫锐的名义与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回迁房选定协换A区号楼12层1单元120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30.72平方米。2017年3月18日,高中发以高梓玮的名义与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回迁房选定协议,置换C区6号楼6层2单元601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89平方米。剩余面积还未选房。对上述签订拆迁协议及选房的过程，被告高中发主张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回迁协议也是在村委会调解下签订的。原告主张20150701号安置补偿协议是委托高中发签订的，但是让高中发签原告高俊旗的名字，20151493号回迁协议是原告自己签署的，其它回迁协议都是被告私自签署的。对各自主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现上述所选置换房屋中，均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只有高俊旗所选B区9号楼4层2单元402室房屋（89.66平方米）已交房，其他所选房屋还未交房。庭审中，被告高中发认可已交房屋B区9号楼4层2单元402室钥匙及交房手续由其持有，并提供了装修合同及物业费票据，证明其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同时还提供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因五间房拆迁时其已购买建二层房材料而未建，第三人赠送其40平米置换面积作为补偿，被告高中发以此主张该40平米权益归其所有。 另查明，2019年4月22日，原告高俊旗及其三个女儿高翠英、高焕英、高改英作为原告就本案所涉五间房产，向本院起诉被告高中发、李建辉、高梓玮、高紫锐、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四原告诉求为：要求被告返还四原告应得置换房屋面积583.07平米的价值291.54万元。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冀0682民初2251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告主张依据不足、诉求无法支持为由驳回四原告诉求。四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3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6民终7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高某1证明、中军帐村村委会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回迁房选定协议、房屋照片、被告提交的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证明、宅基示意图、本院（2019）冀0682民初2251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7069号民事判决书、工程施工合同、收据、物业收款单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被告高中发是否有权以自己名义签订2015070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将高中发、高紫锐、高梓玮作为受益人签订20171706、20171666、20171667《回迁房选定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涉案拆迁的五间房屋为原告高俊旗夫妇在置换的宅基上自建而来，因此高俊旗夫妇是该房屋的权利人，原告妻子去世后，原告高俊旗为该房屋拆迁的被拆迁人，是与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法主体。被告高中发主张分家时分得被拆迁五间房屋中的两间半房，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高中发在未取得本案争议五间房所有权的前提下无权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本案2015070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关《回迁房选定协议》。而且相关协议签订后也未取得权利人高俊旗的追认，所以被告高中发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2015070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20171666《回迁房选定协议》及以被告高梓玮、高紫锐名义与第三人签订20171706《回迁房选定协议》、20171667《回迁房选定协议》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被告高中发辩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是与原告协商一致下签订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故原告要求三被告协助办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为原告的手续并要求高中发返还回迁房B区9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钥匙及交房手续的诉讼请求属合法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被告主张第三人赠与40平米房产权益归属，被告未反诉，本院不予处理。如涉及被拆迁五间房屋的共有权益等问题，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当事人明显与前诉的当事人不相同的，诉讼请求也不相同，故在本案中原告高俊旗向被告提起的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对于被告认为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九、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判令被告高中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2015070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中发更正为高俊旗；二、判令被告高中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回迁-20171666《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中发更正为高俊旗；三、判令被告高梓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回迁-20171706《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梓玮更正为高俊旗；四、判令被告高紫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编号为回迁-20171667《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手续，将协议书中的高紫锐更正为高俊旗；五、判令被告高中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编号为-20151493《回迁房选定协议》所选B区9号楼2单元402室钥匙及交房手续；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高中发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851017248户主为高中发的户口本一份，家庭成员有李建辉、女儿高紫玮、高紫锐、父亲高俊旗。该证据证明在拆迁时户主为高中发，被上诉人为家庭成员，根据20150710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二款，上诉人与第三人约定了楼房拆迁…结合楼房拆迁标准是按照宅基地面积进行补偿，我国实行一户一宅制度，该宅基地的使用人为户内家庭成员，协议中甲方户主签字为高中发，符合事实，以证明协议的签订为高中发与事实和法律一致。证据二：提交2019冀06**民初2251号庭审笔录一份，笔录中对高俊旗的妻子任停尔在2010年去世，拆迁前的五间房屋并非高俊旗一人所有，在其妻子去世后，该房产未进行过分割，存在其他共有人，一审有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在该庭审笔录中有两位证人高某2、高建立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0年曾经就本案五间房屋进行了分家，五间房的一半分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分得东边一半，拆迁房选房时有证人高某2跟着被上诉人去选房，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同意给三个女儿127平米，并由村委会干部李建茹见证，高中发签字给被上诉人立了手续，笔录中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居住情况也进行了说明，高中发夫妇自结婚一直住在五间房的西边两间，中间客厅为双方共同使用，之后上诉人为了生活，才在东边的空宅基地上盖了两间门脸，但所有的生活物品仍旧在原房屋内，上诉人在原房屋以及门脸一直居住到拆迁时，故被上诉人双方为两个独立的宅院，不符合事实。证据三：两份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019年5月30日由中军帐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2020年8月20日中军帐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5年2月至8月，经大队多次协商及干部高志辉、李建茹、刘金庄（高俊旗的干弟弟）进行调解，于2015年8月10日在回民饭店，高俊旗同意高中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高俊旗要楼房的面积是89.66平米，三个女儿是127平米，2015年8月11日由高中发给三个女儿打欠条，交付高俊旗持有，内容为高中发自愿赠与三个姐姐127平米楼房，由李建茹书写，高中发签字。该证据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证据四：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高中发为公司拆迁户，拆迁编号为20150701，面积为750.03平米，共选房3套，高中发一套Ｃ6-2-602室，高紫锐一套Ａ-1-1203室，高紫玮一套Ｃ6-2-601室，经查看户口本，高中发为该户户主，证明拆迁协议和回迁房安置协议签订与事实相符。证据五：高院2020冀民审4375裁定书，证明2015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回迁房与开发商签订协议时，双方未就置换房屋面积提出异议。 高俊旗质证意见：上诉人也承认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但是上诉人在安排其妻子李建辉签订了编号为20150700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自己却作为高俊旗户的户主，与第三人签订编号为20150701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行为与其所引用的法律规定明显自相矛盾。二、关于一户一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户籍的登记，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特别应当采纳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村委会的意见。关于证据一，户口本不属于新证据，在以前的诉讼庭审中已经明确高俊旗原为家庭户的户主，户号为017248。在高俊旗老伴去世后，未经高俊旗授权同意其自派出所私自将户主进行了更改。关于家庭户的认定，应当以村集体居住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关于证据二，庭审笔录，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引用笔录中的证人证言，笔录中已有质证意见，且高某2在笔录中说有分家单，但是上诉人始终不能提供该证据。事实上根本没有分家单。其表述的分家情况，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一个家庭如果分家不可能有两个独立宅院的情况下，让其中一个家庭在两个宅院跨墙而居，故其描述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村委会在拆迁前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居住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出具了证明材料，具有说服力。关于证据三，对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真实性不认可，与其描述事实明显存在偏差，村委会证明中提到高中发给三个女儿打欠条，其可以直接出具欠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与涉案房屋无关，当时调解的关于征地补偿款的事，且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另有诉讼，上诉人不能拿协商的过程当结果，如果有达成一致意见，可以提供书面材料提交法庭。关于证据四迎泰房地产证明，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关于证据五高院裁定书，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并未从实质上否定高俊旗的权利。 本院另查，庭审中高中法称，涉案的五间房是1987年所建的，当时我14岁，虽没有出资但是出力了，当时的分家见证人是高某2之父高合群（已去世），我结婚是在西边的两间房，有分家单但是年久丢失了。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五间平房的权属以及上诉人高中发是否有权以自己名义签订2015070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将高中发、高紫锐、高梓玮作为受益人签订20171706、20171666、20171667《回迁房选定协议》。根据村委会的证据及上诉人的自认，涉案五间房屋为高俊旗夫妻所建，高俊旗夫妇是该房屋的权利人。建房时上诉人尚未成年，即便是建房时上诉人出了力，但亦非其主张五间房屋权属的理由。上诉人虽称分家时五间房屋其分得其中的两间半，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妻子去世后，高俊旗是与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法主体。上诉人高中发在未取得本案争议五间房所有权的前提下无权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本案2015070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关《回迁房选定协议》。而且相关协议签订后也未取得权利人高俊旗的追认。所以被告高中发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保定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20150701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20171666《回迁房选定协议》及以高梓玮、高紫锐名义与第三人签订20171706《回迁房选定协议》、20171667《回迁房选定协议》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高中发辩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是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下签订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故被上诉人作为涉案房产的权利人要求三上诉人协助办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迁房选定协议》变更为被上诉人的手续并要求高中发返还回迁房B区9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钥匙及交房手续的诉讼请求属合法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赠与40平米房产权益归属问题以及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问题，一审判决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本院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中发、高梓玮、高紫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亚男 审 判 员 赵春林 审 判 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堵红果 书 记 员 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