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林芳，女，1989年10月2日生，彝族，住云南省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乔飞，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保林，男，1966年12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石屏县，现住云南省石屏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健军，男，1988年11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石屏县，现住云南省石屏县。上诉人武林芳因与被上诉人何保林、何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5民初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林芳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5民初52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何保林的诉讼请求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在无相反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16万元系借款且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与离婚判决中未认定为借款的事实相互矛盾。在已生效的离婚判决中已认定《售车协议》中出售人为何健军，即云Ｇ×××**号车出售时属于何健军所有，且离婚判决已对何健军提出曾向何保林借款16万元的主张不予认定，在何保林未提交新证据的情况下，原审认定案涉16万元系借款，否认了离婚判决认定的事实。2.原审中的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何健军以自己名义卖车并与买车人签订协议，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车系何健军所有，而何保林提交的《车辆服务协议》《证明》等只能证明卖车前车辆属其所有，在签订《售车协议》时出售人变更为何健军，可视为何保林对何健军的赠与，因何健军系何保林的独子，自2007年上诉人与何健军举办婚礼至二人离婚期间，上诉人、何健军与何保林在一起共同生活，双方并未分家，何保林为让何健军及上诉人有谋生的职业，就将旧车赠与上诉人和何健军，上诉人和何健军使用云Ｇ×××**货车跑运输，所得收入也用于家庭共同开支，同时用于偿还石屏逸景花园的房贷。2.赠与车辆的事实不应因和何健军离婚而发生改变。即便16万元系借款，双方一是没签订借款凭证，二是何保林从未向上诉人和何健军主张过，在离婚诉讼中，何保林以上诉人及何健军欠其16万元向法庭主张，其目的在于虚构债务，使其子何健军多得利益，故不排除父子二人恶意村通、伪造债务、虚假诉讼的可能。3.转账款16万元系何健军个人收取，不能证实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经营所需，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何健军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6月5日卡余额为133.20元，2016年6月6日，何健军收到案涉16万元款项，同日又取现4万元，同年6月12日、13日、14日，共取款22500元，均不能证实用于购买新车，2016年6月19日转账支出18万元无具体明细，也不能证实用于购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若16万元系借款，也无证据证实该款全部或部分用于购买车辆，且16万元上诉人并未经手，也未实际支配或使用过，故原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何保林辩称，在上诉人与何健军的离婚案件中，对何保林提出的上诉人和何健军欠其借款16万元未作处理，在此情况下，何保林作为债权人，有权向上诉人和何健军主张权利；上诉人称出售云Ｇ×××**货车系赠与其与何健军，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且16万元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是事实。何保林2011年自己出资购买了云Ｇ×××**货车，2013年9月25日上诉人与何健军登记结婚，2014年8月26日上诉人夫妻二人即与何保林分家另过，经济独立，因何健军无工作难以维持生活，何保林便将云Ｇ×××**货车出借给何健军从事货物运输用于维持生计，但该车的所有权依旧属于何保林，并未赠与何健军。2016年6月，何健军和上诉人向何保林借款购买新车，何保林同意何健军将云Ｇ×××**货车出售，将售车款出借给上诉人和何健军购买新车。何健军将车辆出售后，买车人王文光将车款16万元汇入何健军的账户，后上诉人和何健军将该16万元和其他筹借的款项用于购买新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由上诉人和何健军各返还借款8万元公平公正，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何健军未作答辩。何保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保林系何健军的父亲。何健军与武林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按农村风俗举办婚礼，2013年9月25日登记结婚。2010年12月30日，何保林将自己出资购买的云Ｇ×××**货车挂靠在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石屏分公司名下从事运输业务，何健军与武林芳结婚后，何保林将云Ｇ×××**货车交由何健军从事运输业。2016年6月5日，何健军征得何保林同意后，何健军以自己的名义将云Ｇ×××**货车以价格168000元出售给王文光，2016年6月6日，何健军在石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桥信用社的账户上分两次收到转账款160000元。云Ｇ×××**货车出售后，在何健军与武林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健军、武林芳共同购买了新车云Ｇ×××**货车，云Ｇ×××**货车登记在何健军名下。购买云Ｇ×××**货车的资金系由何健军、武林芳多处筹借。另查明，2020年3月10日，武林芳向石屏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石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20）云2525民初235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武林芳与何健军离婚，并对双方的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作出相应的处理，但该判决中未认定本案争议的债务为双方的夫妻共同债务。该离婚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何健军、武林芳均不否认云Ｇ×××**货车出售前的实际所有人为何保林，因此，认定何健军是征得何保林同意后以自己的名义于2016年5月5日将云Ｇ×××**货车以168000元出售，在无赠予的情形下，售车款的所有权属于何保林。2016年6月6日，何健军的石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桥信用社账户上分两次收到转账款160000元，何健军承认是云Ｇ×××**货车出售后买方支付的价款，虽然武林芳辩称不清楚此事，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入账款项是其夫妻的其他收入，故确认何健军已经收到云Ｇ×××**货车出售后的价款160000元。何健军承认该款是因其欲购新车而事先与何保林商量好借给他们夫妻使用，关于何健军的该陈述，虽然居于何保林与何健军的父子关系而有所质疑，但何健军收到本案争议款项的时间是在何健军与武林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在二人共同购买新车云Ｇ×××**货车之前，以及何健军、武林芳后来已实际购买了新车云Ｇ×××**货车，并且何健军、武林芳购买新车前曾经多方筹借车款，结合以上事实，足以确认何保林出借了售车款160000元给何健军、武林芳，为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案由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武林芳在庭审中辩称“（2020）云2525民初235号民事判决已经判过，属于赠予”的意见，（2020）云2525民初235号案件是以证据不足而未认定本案争议的款项为双方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未明确认定为赠予，另外，何保林也未明确表示过云Ｇ×××**货车赠予何健军、武林芳或售车款赠予何健军、武林芳，故武林芳的该辩解意见无相应证据证实，不予采纳。综上，本案争议的借款用于购买云Ｇ×××**货车，该车系何健军、武林芳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借款应为何健军与武林芳的夫妻共同债务，现双方已离婚，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分割处理。（2020）云2525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中未作认定处理的债务，债权人何保林有权向何健军、武林芳主张权利，何保林请求何健军、武林芳返还借款160000元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由何健军、武林芳向何保林各返还借款8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何健军、武林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各自向原告何保林返还借款80000元。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计1750元，由被告何健军负担875元，被告武林芳负担875元。”二审中，上诉人武林芳及被上诉人何健军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何保林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两份，欲证明：2016年6月6日转账汇入何健军账户的10万元、6万元系卖车款；2.石屏县杨老三汽配修理厂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购买的云Ｇ×××**货车的货箱系其出资装配；3.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欲证明：因担心征信出现问题影响孩子上学，何保林借钱代武林芳偿还了5万元的贷款本息；4.记账流水一页，欲证明：武林芳在自己记账的本子上记录了借钱的相关情况。经质证，上诉人武林芳对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何健军信用社账户2016年6月6日转账汇入的10万和6万元系卖车款；对修理厂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相应的支付依据，不清楚是否真实发生，不认可证明目的；对银行业务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贷款离婚时判由何健军负责偿还，与本案无关；对记账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记账本上的借款是何健军陈述后由上诉人记录，但记账本上记载“爸爸16万元”这几个字是何健军在判决离婚后写的。被上诉人何健军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客观真实且上诉人无异议，予以采信；何保林提交的安装车牌号为云Ｇ×××**货车货箱的《证明》以及何保林代还贷款的事实，均与本案审查的借贷关系无关，不予评判；记账流水上诉人认可除“爸爸16万元”外的字系其书写，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够证实武林芳与何健军筹款购车的事实。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云Ｇ×××**货车于2016年6月27日登记注册。2016年6月6日，王文光通过银行转账向何健军支付购车款16万元。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5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中，已将云Ｇ×××**货车作为武林芳与何健军的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武林芳是否应承担返还8万元的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何保林主张其将售车款16万元出借给武林芳、何健军用于购买车牌号为云Ｇ×××**的货车，提交了户名为何健军的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明细，以及《车辆服务协议》《售车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能够证实何健军于2016年6月5日以其名义将车牌号为云Ｇ×××**的货车出售给案外人王文光，且其农村信用社账户于次日即收到买车人王文光转账支付的车款16万元，诉讼中，武林芳认可云Ｇ×××**的货车实际所有人系何保林，其认为何健军以自己名义卖车即可视为云Ｇ×××**的货车系何健军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无证据证实该货车系何保林赠与何健军，故云Ｇ×××**的货车系何保林出资购买，出售该车的所得款项也应归何保林所有，但该车出售后，车款16万元系直接汇入何健军的银行账户，鉴于《售车协议》签订后，武林芳、何健军确实购买了云Ｇ×××**的货车且购车时存在多处筹借资金，以及云Ｇ×××**货车的行驶证登记时间亦系2016年6月等事实，结合武林芳诉讼中陈述的“卖了之前的车，买来新车”等情况综合分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案何保林主张其出售旧货车后将售车款16万元出借给何健军、武林芳用于购买新货车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鉴于云Ｇ×××**的货车系何保林所有，但该车出售后的售车款16万元系何健军用于购买云Ｇ×××**的货车，且云Ｇ×××**的货车已作为何健军与武林芳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案件中予以分割处理，故一审认定案涉16万元系何健军与武林芳的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何健军、武林芳各承担返还8万元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武林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武林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宋安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卢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