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民终32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海涛，男，汉族，1984年6月10日生，昔阳县人，现因犯罪在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帅，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维刚，男，汉族，1977年6月14日生，昔阳县人，现住本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卿，山西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海涛因与被上诉人赵维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昔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4民初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海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昔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4民初24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对上诉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以诉讼时效为由予以驳回不当。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2010年6月8日《投资转让协议》无效。原审判决却依据违反《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属于事实确认，且合同无效属自始无效,不存在任何请求给付的内容，即使当事人不请求，人民法院在审查合同纠纷案件时，均应当对合同效力依照职权予以审查。司法界和理论界对此均无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均有相应案例。二、原审根据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却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不当。1、双方当事人无争议基本案件事实及其事实主张（1）双方无争议且为原审实质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如下:2006年6月20日，上诉人投资150万元设立了锐利来洗煤厂（以下简称“该厂”)，经营至2009年6月，后交给案外人刘春庆经营该厂（原审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认定为委托经营关系);2010年6月10日被上诉人依据《投资转让协议书》将该厂投资人由上诉人变更为被上诉人;《投资转让协议书》上转让方签字不是上诉人所签，而是被上诉人所签。（2）上诉人主张的基本事实实质为:上诉人2009年6月将该厂交给案外人刘春庆经营,并不是将该厂抵债转给刘春庆所有;上诉人对2010年6月10日被上诉人办理该厂投资人变更登记。（3）被上诉人的基本事实主张实质为:上诉人2009年6月后将该厂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刘春庆用来抵债;2009年11月1日刘春庆以200万元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2010年6月10日，上诉人通过电话委托被上诉人办理该厂投资人变更登记。2、原审对被上诉人缺乏证据的事实予以认定，却让上诉人对消极事实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双方对上诉人2009年6月后将该厂交给案外人刘春庆经营并没有争议，至于刘春庆经营是否基于将该厂投资权益受让?被上诉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被上诉人办理该厂投资人变更登记是否是上诉人口头授权?这属于被上诉人主张的积极事实，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积极事实主张所做的否定，即消极事实主张,依法不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然而原审法院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实属完全错误。3、原审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积极事实在缺乏确实充分证据且有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予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1）在没有且事实上并不存在上诉人与刘春庆之间所谓“转让协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刘春庆之间存在350万元转让该厂的转让协议以抵债债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为安平村人，多年来来往不断”且明知该厂登记公示在上诉人名下，却又认定被上诉人向刘春庆购买该厂属于毫不知情的“善意取得”，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有配合被上诉人办理投资人变更的义务，并认为“如不配合，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对该厂的投资人地位及企业产权就这样被“原审判决”剥夺了。三、原审认定的核心事实均与案外人刘春庆有很大利害关系，在未追加刘春庆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径行判决，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被上诉人答辩称：1.本案上诉人诉求确认投资转让协议是个幌子，此纠纷是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取得该厂的时间是2009年11月，而上诉人主张权利是2017年9月，期间长达8年之久，超过诉讼时效。2.在变更协议书中，找人代替上诉人签字是上诉人直接授意的。上诉人将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给被上诉人的行为，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可以相互印证，上诉人的签字不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3.上诉人用350万元的价格卖给刘春庆，刘春庆又因洗煤厂效益不好，200万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善意取得，应受法律保护。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决确认2010年6月8日署名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赵维刚的《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 原审查明：2006年6月20日，原告聂海涛投资150万元申请设立了锐利来洗煤厂，经营至2009年6月，原告聂海涛将锐利来洗煤厂转让给刘春庆以折抵所欠刘春庆350万元债务，当时原告聂海涛与刘春庆签订有转让协议，协议中未限制刘春庆再次转让；刘春庆又于2009年11月1日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赵维刚，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转让内容为锐利来洗煤厂所有手续、证件、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及机械设备、办公场所，被告赵维刚于2009年11月20日向刘春庆付款。2010年6月10日，被告赵维刚向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了《投资协议书》等手续，申请将投资者由原告聂海涛变更为被告赵维刚，并获批准。原告聂海涛于2017年9月5日以EMS特快专递形式向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邮寄《撤销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于2018年2月6日向左权县人民法院以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履行撤销变更登记职责，左权县人民法院判决要求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三十日内对于聂海涛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对于聂海涛要求履行撤销职责之请求未做处理。 原审认定：原、被告之间均认可被告赵维刚于2010年6月向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的《投资协议书》中的签字并非原告聂海涛的签字，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聂海涛向刘春庆转让的是锐利来洗煤厂的经营权还是全部权限；2、被告赵维刚代聂海涛签字是否得到聂海涛授权，是否对其产生法律效力；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聂海涛认可其以350万元的对价将锐利来洗煤厂抵给刘春庆，但主张该抵顶仅限于经营权5年，并非将企业实体全部抵顶，而刘春庆和被告赵维刚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此项主张系限制被告赵维刚善意取得的权利，应由原告聂海涛承担举证责任，且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投资人委托他人经营管理的，应当对委托事项签订书面合同，投资人对受托人权限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现原告拒不提供其与刘春庆之间的转让协议，无论从举证责任还是从《个人独资企业法》立法精神的角度，都应由原告聂海涛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聂海涛向刘春庆的转让应认定为个人独资企业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被告赵维刚向刘春庆购买锐利来洗煤厂并支付对价属于善意取得。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如前文所述，被告赵维刚依法善意取得对锐利来洗煤厂投资人权益，被告有权要求原告配合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法律手续，如不配合，被告向原告提起诉讼也应当得到支持；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是原告聂海涛履行办理工商登记义务的表现，在此情形下，被告关于变更工商登记时原告将身份证复印件交于被告并授权被告代为签字的法庭陈述符合情理，应予采信，故原审法院对《投资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实质是合同纠纷，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原、被告双方均系安平村人，多年来来往不断，锐利来洗煤厂位于安平村口，2009年11月被告赵维刚即善意取得了锐利来洗煤厂，之后不断投资加盖厂房、办公设施，原告聂海涛对此应当明知，且按照原告主张的刘春庆经营期限到2014年6月到期，但原告于2017年9月才向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海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聂海涛负担，向原审法院交纳。 二审时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二、上诉人主张要求确认《投资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三、本案一审程序是否有误，是否漏列刘春庆为诉讼主体。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聂海涛认为向昔阳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的《投资转让协议书》并非其所签，也未曾把案涉洗煤厂转让给案外人刘春庆，故该《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而被上诉人赵维刚认为尽管《投资转让协议书》的签字非聂海涛所签，但是经过聂海涛的电话授权，且其是从案外人刘春庆处合法转让得到洗煤厂的所有权，故该《投资转让协议书》有效。本院认为，《投资转让协议书》中的实质是关于案涉洗煤厂的转让，经一审查明：“2009年6月，原告聂海涛将锐利来洗煤厂转让给刘春庆以折抵所欠刘春庆350万元债务，刘春庆于2009年11月1日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赵维刚，刘春庆和赵维刚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于2009年11月20日向刘春庆付款”。尽管聂海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直否认其把案涉洗煤厂转让给案外人刘春庆，并陈述其已偿还刘春庆部分债务。但是根据一审法院对刘春庆的询问笔录显示，刘春庆陈述聂海涛是用案涉洗煤厂抵顶了所欠其的债务，其又把该洗煤厂转让给了赵维刚。本院认为，聂海涛作为本案的原告及洗煤厂的原所有人，应对其主张的只是抵顶经营权5年，并非将企业实体全部抵顶的积极事实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一、二审均未提供证据证实。依据刘春庆在2009年6月以后实际经营洗煤厂、2009年11月后赵维刚经营洗煤厂及聂海涛直到2017年9月才向有关部门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申请的事实，认定聂海涛已经把洗煤厂抵顶给了刘春庆更合乎逻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和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应认定聂海涛向刘春庆的转让应认定为个人独资企业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赵维刚向刘春庆购买锐利来洗煤厂并支付对价属于善意第三人。 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发生变更的，应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但该变更登记不属于转让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未办理变更登记，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转让的效力。《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原审认定赵维刚已依法善意取得对锐利来洗煤厂投资人权益，其有权要求聂海涛配合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法律手续，如不配合，该向聂海涛提起诉讼也应当得到支持，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只是聂海涛履行办理工商登记义务的表现无误，并认定赵维刚关于变更工商登记时聂海涛将身份证复印件交于赵维刚并授权其代为签字的陈述合乎情理，由此最终认定《投资转让协议书》有效正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聂海涛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如合同无效，则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应属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情形。一审对此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本案聂海涛的诉请是确认《投资转让协议书》无效，因刘春庆并非协议书当事人一方，对相关事实，一审也已经向其进行了核实，故一审未追加刘春庆为本案当事人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聂海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晓明 审判员  韩 敏 审判员  张晓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