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陕07民再2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文光，男，196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陕西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洋县。法定代表何小成，人：，该公司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陈浩，该公司法务人员，特别授权陈浩，该公司法务人员，特别授权。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邓东明，男，1960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洋县。再审申请人朱文光因与被申请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邓东明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陕07民终613号民事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19）陕民申10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文光的代理人、被申请人金鼎公司代理人、被申请人邓东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朱文光再审称：1.102.2万元是申请人等三人根据《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及《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中其他相关合作方应承担而未承担的投资款，根本不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金鼎公司的出资凭证。2.被申请人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向申请人朱文光出具的两张借据（共计50万元）不是申请人朱文光向被申请人金鼎公司的出资凭证，从南郑法院生效判决来看，该50万元是被申请人邓东明的个人借款，与投资款根本没有关系。而且在被申请人邓东明与被申请人朱文光的借款合同、委托合同纠纷中，被申请人邓东明声称此50万元是委托费用，现在又说是股权投资款，说法上自相矛盾，不足以采信。3.证人傅某某、胡某某与邓东明及第三人之妻时红霞同为金鼎公司股东，可能因为金鼎公司应连带偿还所欠申请人朱文光的债务，与金鼎公司、邓东明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徐某某、童某某及第三人之妻时红霞同为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斗公司”）股东，且在（2015）南民初字第0133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判令由泰斗公司连带偿还所欠朱文光的债务，故上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被申请人金鼎公司起诉状上加盖的该公司印章与《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协议》上的印章不符，该印章未在公安印章管理有关部门备案，属于假印章，因此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综上，请求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并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金鼎公司答辩称，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朱文光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被申请人邓东明答辩称，2014年5月由其将申请人朱文光引荐投资，在石场建设期间打了两张借条共计50万元，后来对朱文光投资进行核算共计投资246万元，对超出的102.2万元打了借据，借据注明收回原两张借据，证明50万元包括在102.2万元中，后来傅某某、胡某某参与时，在达成协议时约定给朱文光把钱付清后，朱文光要把102.2万元及两张50万元的借据退给公司。朱文光在南郑法院起诉时，隐匿102.2万元的借据，后又持该借据在永泰法院起诉，割裂涵盖关系，形成法律上的误判。原告金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被告在原告公司投资过程中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出具的决议、借据额度属投资款。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泰斗公司业务在运行中筹建关岭石料场，被告朱文光等三人对筹建关岭石料场之项目进行了考察，随之，泰斗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徐某某为甲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为乙方，双方于2014年5月4日签订了《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合作本金总投资100万元，甲方占股权比例为70%，乙方占股权比例为30%，由乙方提供安全生产线、基础设施资金及流动资金，合作期限为长期。泰斗公司股东之一时某某，系第三人邓东明之妻，第三人以其妻之名义参与了石料场的筹建，实际经手办理了相关事务。2014年5月9日至6月20日，被告朱文光通过永泰县XX社XX户名王福钦的账户分六笔汇款计30万元作为乙方投资的流动资金，此款均由第三人支取转出。同年7月4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因金水镇关岭石料场加工厂建设缺乏资金，今向朱文光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约定月利息1.5%，期限三个月还清本息(若在一个月内还清不计本息)。本人以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关岭石料场70%股份资产作为担保抵押，直至还清为止(若公司生产效益后先扣还此借款)”。2014年7月14日至17日，朱文光通过前述账户分三笔汇款计10万元，第三人于当月17日又向被告出具借条，载明“因金水镇关岭石料场加工厂建设缺乏资金，今向朱文光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约定月利息1.5%，期限三个月还清本息(若在一个月内还清不计本息)。本人以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关岭石料场70%股份资产作为担保抵押，直至还清为止。(若公司生产效益后先扣还此借款)”。该借条出具后，至2014年9月16日，被告通过汇款、支付现金交付10万元。关岭石料场建设竣工后，泰斗公司股东徐某某、时某某等与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对乙方的投资进行了核算，第三人邓东明参与了核算过程，在相关文书上以时某某名义签名，于2014年10月18日形成了《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核定乙方投资总额为246万元，对超出原约定投资的146万元，按双方约定股权比例，甲方出资70%为102.2万元，乙方朱文光等出资30%为43.8万元，该决议形成的同时，泰斗公司的股东时某某、徐某某、任立宏、童某某、王帅共同为借款人向合作方朱文光等出具借条，以确定对102.2万元实际占有。邓东明拟写借据载明“借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关岭石场建设中(借现金投建)壹佰零贰万贰仟元整，约定月利息1.5%，期限三个月还清本息，公司以机械设备作抵押(担保)直至还清为止(从公司效益中优先扣还该借款，加盖金水矿业公章、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决议中合作方朱文光等投资总额246万元，包含第三人邓东明曾出据的两张借条所涉及的50万元，借据中所指两张借条，亦所指第三人在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出据的借据。2014年11月4日原告公司在设立之始，时某某、徐某某、徐静为甲方，胡某某、傅某某为乙方，朱文光为丙方，三方形成了《投资设立洋县金水矿业有限公司协议》（注册时名称印记为“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约定三方在公司的占股比例为甲方60%、乙方50%、丙方10%。丙方在公司的部分出资，系由丙方转让原投资246万之部分即170万元。2014年11月10日原告公司设立，徐某某、时某某、傅某某、胡某某、被告朱文光等均系公司股东。此后，付孝江、胡某某按协议约定时间，分三笔向被告朱文光支付170万元投资转让款。傅某某、胡某某未按三方口头协议及邓东明之嘱托，未从朱文光处收回2014年7月4日、7月17日、10月18日形成的借据。被告朱文光除上述因建设金水关岭石料场投资由第三人邓东明支取的50万元现金外，在2014年10月18日前没有提供另向原告及第三人支付款项的证据。本案被告朱文光就涉及的借据，曾向陕西省南郑县法院以第三人邓东明为被告主张50万元债权，南郑县法院判决由邓东明清偿该款；朱文光又向福建省永泰县法院以本案原告等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102.2万元之债权，该院以朱文光等对102.2万元已经作为股权进行了处分，裁定驳回了朱文光等的起诉，该案仍在审理中。本案在审理中，被告主张《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与原告在起诉状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存在瑕疵不一致，申请对印章进行真伪鉴定。经审查，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承认《协议》签字是真实的，故被告之申请没有实质意议。一审法院认为，借据是当事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设定权利义务的工具，民事行为的成立，依法应当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等要件。本案相关人员于2014年5月4日签订了《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及此后筹建金水关岭石料场过程中，第三人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30万元借据之前，第三人已经支取了案外人朱容清账户下的款项，同时，借据反映的用途是建设金水关岭石料场的资金，第三人又实际参与了建设金水关岭石料场，实际支配使用了资金，因而，第三人向被告出具借据的行为，是对其支取该款行为的证明，在借据中设定的利息等义务，是在合作方朱文光的投资额未核定之前，属于被告设定的权利。第三人在7月17日出据的借据的情形，也如同前述；2014年10月18日形成了《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及同日形成的关于102.2万元的借据，是在核定被告方投资额246万元的核算过程中所形成，第三人出据借据所涉及的50万元，已经混同核算在246万元之中，同时，涉及102.2万元的借据特别注明“(借现金投建)”，不仅证明了用于金水关岭石料场建设之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况且，证明了第三人出据的两张借据款额50万元，已经被关于102.2万元的借据所涵盖：对于第三人向被告借款的行为，除前述两张借据，被告朱文光未提供2014年10月18日之前仍然存在借款行为的证据。因此，第三人出据的两张借款额50万元的借据，系被告的投资，借据已失去借贷关系之意义。102.2万元之借据与2014年10月18日形成的《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同时形成，是按约定的投资比例，对合作方朱文光超出约定投资100万元之部分，原告认购的凭证，既是认购的证据，因特别注明“收回原两张借据”，也是否定和消灭第三人涉及借款50万元的证据，此时，原告向被告借款102.2万元之事实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之法律关系，随着原、被告等设立了原告之公司，被告朱文光向胡某某、傅某某转让了部分投资170万元，被告实际对102.2万元作为出资进行了处分，实质上已经实现了之前设定的102.2万元的债权，原告也对该款的债务实际消灭，被告理应将控制的三张借据归还原告及第三人。对于证人证言所证明的被告出资情况及应当在向被告支付170万元过程中，从被告处收回三张借据的证据，由于证人和被告均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实际参与了公司的事务，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逻辑关系，证据之间形成证据链条，作证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也无其他证据予以否定，因此，对证人证言之证据予以采信。对于“一事不再理”之理解，应当是当事人相同，法律关系相同，关于诉的类型相同等条件具备，本案属于确认之诉，被告主张的是给付之诉，因此，本案之审理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被告关于“一事不再理”之辩解不能成立，故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遂判决：原告金鼎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的102.2万元之借据、第三人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的两张借据（共计50万元），依法确定为被告朱文光向原告金鼎公司的出资凭证。一审法院宣判后，被告朱文光不服，上诉提出: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金鼎公司股东原协商投资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洋县金水矿业有限公司”，后在工商登记时登记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原泰斗公司股东、金鼎公司股东徐某某、金鼎公司股东傅某某向原审法院出具书面证词，傅某某、胡某某、徐某某又在原审中出庭作证，均证明2014年10月18日对朱文光一方总投资核算为246万，应朱文光要求，原公司及股东依据投资额之决议向朱文光出具了102.2万元的借据，借据中载明“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中的两张借据就是指明为建设关岭石料场，由邓东明分别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向朱文光出具的30万和20万的两张借据。上述所涉三张借据，其中102.2万元之借据包含两张借据所指50万元，102.2万元核算在朱文光246万元总投资额内。2014年11月4日成立金鼎公司时，第三方介入支付170万元购买朱文光一方的投资，在付款方傅某某、胡某某付完最后一笔款项后，由傅某某、胡某某代公司收回三张借据。但朱文光收到款后未将三张借据交回。朱文光共投资246万元，胡某某、傅某某支付170万元，剩76万元，因多给了10万元的利润，形成朱文光投资86万元。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借据共50万是否属于上诉人朱文光的投资；（二）南郑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本案的影响和关系；（三）胡某某、傅某某支付的170万元是对朱文光246万投资的转让还是对其股权的转让。四、2014年10月18日借条中的102.2万元是否属于朱文光向金鼎公司的投资款。第一，关于50万元的两张借据。首先，在2014年10月18日形成的102.2万元的借据中载明“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被上诉人主张原两张借据是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给上诉人朱文光出具的两张借据，除此，再没有向其出具借据。但上诉人朱文光无法提供其他借据、还款收条等凭证，也无法说明借款人、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及借款发生的事实，其主张50万借据系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原泰斗公司及金鼎公司股东作证证明102.2万元借据中原两张借据是邓东明出具给朱文光的两张，且50万元核算在246万元之中，属于上诉人朱文光的投资而非邓东明个人借款。由此可见，10月18日借条上指明的两张借据就是被上诉人邓东明在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出具的借据，两张借据共50万属于上诉人朱文光的投资款。根据102.2万元借据约定“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此时，两张借据应当被收回，50万元债权债务消灭，102.2万元的债权债务产生。再次，根据被上诉人对50万元两张借据之形成的陈述，该50万元是上诉人朱文光委托其办理关岭石料场相关手续的投资费用，因朱文光是邓东明介绍给泰斗公司，朱文光要求其出具借条才出资，因此产生了2014年7月4日、7月17日的两张借据。后在10月18日核算中，上诉人朱文光以其持有的票据以及上述两张借据核算投资为246万元，对多投资的146万元，原公司认购102.2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根据2014年5月形成的《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附件二乙方费用开支项目为“山体开采、安监手续办理、资料、资源费及其他，其他包括电户移址、机械拆装人工工资、活动板房、调换破碎机”，朱文光投资的内容就是办理相关手续和证件。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邓东明对办理了哪些证件完全知情并且具体办理，同时上诉人朱文光对246万元投资办理了哪些证件并不知情，况且证人证言的证明以及对两张借据的认定，被上诉人邓东明对50万元借据的产生及消灭的陈述与事实相符，故此说明50万元的借条是投资过程中形成的借据。50万元属于朱文光的投资款而非真正的借款。第二，已生效的南郑县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01332号民事判决确认由邓东明偿还借款本息，是借款合同之诉，本案金鼎公司起诉确认102.2万元借据是股东出资，是公司对股东出资的确认之诉，两个案件属于不同的诉讼，生效判决并不影响本案对股东出资确认的审理。况且，因50万元的两张借据被102.2万元借据所覆盖，原审法院对102.2万元股东出资进行确认，必然要对50万元两张借据的形成进行事实审查及法律认定。本案的起因是上诉人朱文光在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以102.2万元的借据起诉借款合同纠纷，法院将证据送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102.2万元借据复印，且依此证据起诉股东出资确认。因此，借款纠纷生效判决与本案对50万系股东出资的确认并无矛盾冲突。第三、关于胡某某、傅某某支付的170万元是对上诉人朱文光246万投资的转让还是对其股权的转让。首先，2014年11月4日《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只是对原投资进行了折价，胡某某、傅某某的出资，仍是对投资的处分。且该协议也并非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三方明确的股权比例只是基于第三方出资后形成的新公司的股权比例，对第三方出资前朱文光在新公司持股多少、转让多少约定不明，不能依此认定170万元是对上诉人朱文光股权的购买。其次，徐某某、胡某某、傅某某出庭作证，证明102.2万元属于在朱文光246万投资之中，三方约定支付完170万元后收回前三张借据，徐某某是原泰斗公司及金鼎公司股东，胡某某和傅某某是金鼎公司股东，且是170万元的出资人，其证明具有证明效力，应当予以采信。由此说明，第三方的出资是对朱文光246万投资的转让，11月4日的协议覆盖了102.2万元的借据，朱文光102.2万元的债权因为第三方出资170万元得到了实现。况且，102.2万元借据中约定收回原两张借据，即表明双方有以借据证明投资，并在投资得到保障后收回借据的行为方式，因此，交付170万元后收回三张借据之行为亦说明双方的意思表示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再次，对比双方在2014年5月形成的《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附件一、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投资资产清单及11月4日《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中对866.666万元的折价资产清单可以明确，折价的资产仅有上诉人的活动板房280平米属于上诉人的资产，其余均是原协议中泰斗公司的资产，而双方均认可上诉人朱文光除了246万元再没有投资，说明朱文光总投资只有246万元，第三方出资也是针对246万元的投资，并非以866.666万元为基础进行的处分。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方出资170万元是购买上诉人朱文光246万出资中的一部分，朱文光卖掉170万元投资额后，在公司还剩有86万余元投资额，说明该102.2万元的投资额包含于卖出的170万元投资额中。第四、2014年10月18日借条中的102.2万元是否属于朱文光向金鼎公司的投资款。2014年10月18日形成《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核定乙方（朱文光等三人）投资总额为246万元，对超出原约定投资的146万元，按双方约定股权比例，甲方出资70%为102.2万元，乙方朱文光等出资30%为43.8万元，因此产生了原告公司盖章及股东签名的102.2万元的借条，根据《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内容，该借条中的102.2万元，就是246万元投资额中的一部分。该102.2万元虽然在决议中约定转为“协议方”的投资款并由“协议方”向“合作方”（朱文光三人）出具了借条，但因2014年11月4日的《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又约定朱文光将其投资款出卖170万元，保留86万余元仍作为公司出资，说明2014年11月4日的协议变更了10月18日决议中102.2万元投资款承接人的约定，但102.2万元属于上诉人朱文光代表的三人的246万元投资款的一部分的性质并无改变。综上，本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对于被上诉人邓东明个人出具的共50万的两张借据，因其包含在10月18日102.2万元的借据中，且随着102.2万元之债的形成已随之消灭，进行确认已无必要，对原审判决主文予以更正。据此判决：确认原告金鼎公司及股东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的102.2万元借据中的102.2万元为被告朱文光向原告金鼎公司的投资款。本院经再审，确认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确认之诉，系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民事权益或者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诉讼。其一，主张法律关系或民事权益存在的，是积极确认之诉；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或者请求确认他不具有或不存在某种义务的，是消极确认之诉。其二，确认之诉以一定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与否作为对象，其客体是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单纯的事实不能作为确认之诉的对象。其三，原告提起确认之诉，除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的一般条件之外，还应具备确认之诉的特别要件，即原告的权利或权利状况面临现存的不确定风险，具有提起确认之诉消除风险的必要性。具体言之，只有当原告的权利或法律地位现实处于不安之状态，且在原、被告之间，通过对该诉讼标的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之存在与否作出判决，是消除这种不安状态的有效且适当的方法时，原告才具有确认之诉的利益，法院应当作出实体判决。反之，如原告的诉求所依据事实或权利状态并不存在争议之处，则原告不具有提起确认之诉的利益，就不符合起诉的特别要件，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亦应裁定驳回起诉。首先，金鼎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的性质为积极确认之诉，即请求确认朱文光在向金鼎公司投资过程中形成的决议、金鼎公司及其部分股东于2014年10月18日向朱文光出具的借据载明的102.2万元属朱文光对公司的投资款，经查，金鼎公司不具有提起确认之诉的利益。理由是，根据本案一、二审及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5月，泰斗公司筹建关岭石料场过程中，一审第三人邓东明介入关岭石料场筹建事务，并以出具两张借条的形式，支取了朱文光等三人按照《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而支付的先期投资款50万元，用于关岭石料场的建设，故该两张借条系交给朱文光出资并支用的凭证。关岭石料场建设竣工后，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方在第三人邓东明参与下，对朱文光一方的投资予以核算，形成了2014年10月18日的《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核定乙方投资总额为246万元。此时，第三人邓东明出据的两张借条所涉及的用以证明朱文光阶段性的50万元出资凭证，已为出资核算决议所确认，失去了的原有的出资凭证的效用。对超出原约定投资的146万元，按双方约定股权比例，甲方出资70%为102.2万元，乙方朱文光等出资30%为43.8万元。形成该决议的同时，泰斗公司的股东们对于自己应增资的102.2万，亦即应支付给朱文光的超额出资部分，出具102.2万元借条。此时，朱文光所持借条中金额102.2万元系其享有的债权。再后，时某某、徐某某、徐静等为甲方，胡某某、傅某某为乙方，朱文光为丙方，三方在关岭石料场的基础上拟筹建洋县金水矿业有限公司，形成了2014年11月4日的《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至此，因胡某某、傅某某作为乙方投资者的新加入，三方投资人对原关岭石料场中甲方、乙方的投资及三方在金鼎公司的投资及股权结构重新商定，朱文光所持借条记载的102万元债权，由胡某某、傅某某出资170万元购买朱文光246万元出资中的一部分，朱文光102.2万元的债权已经得到了实现，即11月4日的协议覆盖了102.2万元的借据。综上事实显见，金鼎公司与其各股东之间不存在现实的出资争议，各股东相互之间亦未发生股权争议。因此，金鼎公司提起积极的确认之诉，并不具备确认利益。其次，就金鼎公司诉讼请求的内容而言，系要求确认“被告在原告公司投资过程中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出具的决议、借据额度属投资款”，属于对单纯事实和事实关系的确认，而单纯的事实和事实关系，即就是对原告而言具有某种法律意义，但并不属于确认之诉的审理对象，且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102.2万元的借据所承载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得到实现。故该项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无必要作出裁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陕07民终613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2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三、驳回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被申请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再审申请人朱文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冉清杰审 判 员 王 健审 判 员 鲁卫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肖 唅书 记 员 邵晨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