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2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汉族，生于1972年4月2日，住湖北省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安，湖北辨和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朝金，男，汉族，生于1955年2月25日，住湖北省宜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骥，男，汉族，生于1979年12月2日，住武汉市江夏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弟庆，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浪，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审被告：谭兰芳，女，土家族，生于1973年2月3日，住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刘勇因与被上诉人沈骥、张朝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安，被上诉人沈骥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弟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勇上诉请求：撤销宜都市人民法院（2017)鄂058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上诉人刘勇不承担给付责任。事实与理由：1、本案程序违法。一是本案应是三个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即张朝金将所持90%的股权中的70%转让给刘勇、另将剩下20%的股权转让给谭兰芳、沈骥将10%股权转让给谭兰芳，将上述三个案件混同为一个案件受理、审判并裁决。二是上诉人刘勇至今不认识张朝金，从未与张朝金见过面，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刘勇要求张朝金到场，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三是上诉人刘勇表达了被上诉人沈骥、张朝金至今未将公章和采矿权证移交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请求其承担100万违约金，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2、上诉人刘勇仅受让了其中70%的股权，一审判决却判令上诉人刘勇对100%的股权转让价款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上诉人刘勇已经支付310万元转让款，一审判决仍应支付全部尾款350万元，并承担200多万元的违约金及利息，违约责任明显过重，违反了损失填补原则极不公平。3、一审认定债的加入，缺乏依据。2015年5月11日，各方签订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刘勇、谭兰芳共同签字的《欠条》，均是由沈骥、张朝金事先打印好提供的格式条款，后交刘勇、谭兰芳签字，该协议未规定股权受让份额等基本内容，是一个意向性协议，该协议也没有约定刘勇、谭兰芳共同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是债的加入牵强。4、本案名为股权转让纠纷，实为矿权买卖。而且本案存在合同诈骗的犯罪嫌疑。因此，一审应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一审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进行裁判以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来认定违约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沈骥、张朝金辩称，1、关于张朝金未出庭的问题，他不是法律规定必须出庭的。2、关于适用简易程序不合法的问题，在本案之前上诉人刘勇之前提起过撤销之诉，该判决已经生效，因为其起诉本案才中止审理，现在上诉人刘勇提起的诉讼已经判决生效，生效的文书（2020）鄂05民终740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没有问题。3、关于被上诉人沈骥、张朝金没有交付公章的问题，在股权转让合同的第三条第3条中明确约定，交付公章和开采证的前提是付清余款300万元，因为上诉人刘勇一直没有付清股权余款，所以没有交付公章和开采证。上诉人刘勇没有付款所以应当是上诉人违约。4、是股权转让还是矿权转让的问题，在协议签订前后鹤峰县宜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人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不是矿权转让是股权转让。谭兰芳未提交答辩意见。沈骥、张朝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勇、谭兰芳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共同向沈骥、张朝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金人民币350万元，以及从2015年5月2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2、请求判令刘勇、谭兰芳共同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向沈骥、张朝金支付违约金共计人民币100万元；3、请求判令刘勇、谭兰芳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1日，宜峰矿业公司的股东沈骥、张朝金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刘勇、谭兰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宜峰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650万元；乙方在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预付转让款300万元，甲方收到预付款后五日内协助乙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乙方在七日内支付转让款300万元，如逾期则乙方每日按该笔款项的1%向甲方支付滞纳金；余款50万元在甲方协助乙方完成“三同时”相关手续的当日付清，如逾期则乙方每日按该笔款项的2%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金100万元。合同还就宜峰矿业公司资产资料交接、债权债务、费用承担等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刘勇向沈骥、张朝金支付了转让款300万元。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双方另行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三份，约定刘勇受让张朝金70%的股份，谭兰芳分别受让张朝金20%的股份、沈骥10%的股份。2015年5月20日，双方完成了宜峰矿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宜峰矿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刘勇和谭兰芳，股份分别为70%和3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勇。2015年5月21日，双方办理了宜峰矿业公司财产、账目、证件、资料等交接手续，同日，刘勇、谭兰芳共同给沈骥、张朝金出具欠条两张，其中一张欠款金额300万元，约定2015年5月27日前付清，如逾期每日按该笔欠款的1%支付滞纳金；另一张欠款金额50万元，约定待宜峰矿业公司“三同时”办完当日付清，如逾期每日按该笔欠款的2%支付滞纳金。此后，仅刘勇在2015年7月29日支付了10万元，刘勇、谭兰芳未再支付欠款。另查明，1、刘勇在受让股权时系委托王飞（与刘勇系连襟关系）代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交接手续、欠条等事宜均由王飞办理；2、刘勇在另案起诉行使合同撤销权时，在起诉状中表述接管宜峰矿业公司后，用半年时间完善了开采手续，2015年至2016年进行了开采。一审法院认为，沈骥、张朝金作为转让一方与刘勇、谭兰芳作为受让一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诚信履行。刘勇辩称未委托王飞代理股权转让，与事实不符，在刘勇另案起诉撤销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的二审诉讼中，刘勇已经认可是其委托王飞代理受让股权这一事实，故其辩称不能成立。沈骥、张朝金协助刘勇、谭兰芳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并进行了交接，刘勇、谭兰芳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转让价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一、刘勇、谭兰芳对下欠股权转让款是否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各方当事人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另行分别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了刘勇、谭兰芳各自的股权受让比例，相应的债务虽然各自独立，但2015年5月11日刘勇、谭兰芳共同与沈骥、张朝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由刘勇、谭兰芳作为受让一方履行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给付义务，并未约定刘勇、谭兰芳各自支付多少转让价款，且2015年5月21日刘勇、谭兰芳以共同欠款人身份出具了转让款欠条，对各自债务未作区分，前述事实表明刘勇、谭兰芳对对方的债务愿意共同承担，构成并存的债务加入，故一审法院认为刘勇、谭兰芳对下欠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二、沈骥、张朝金主张的违约损失是否合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当事人对刘勇、谭兰芳如何承担违约责任，既约定了逾期付款则每日按该笔欠款的1%或者2%支付滞纳金，又约定了总额100万元的违约金。沈骥、张朝金调整后主张100万元违约金及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合理。刘勇、谭兰芳逾期给付股权转让款,导致沈骥、张朝金未能按约取得款项并进行使用收益,其损失可以认定为资金在逾期给付期间的利息损失。从其主张的违约损失来看，结合下欠转让款数额和逾期五年之久的事实，即便按照2015年9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保护的年利率24%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沈骥、张朝金主张100万元违约金，同时主张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其违约损失亦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刘勇辩称违约金过高，不予采纳。谭兰芳主张只按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明显不足以弥补商事交易中守约方合理的资金占用损失和履行利益损失,也不能体现违约金对违约方的惩罚功能,甚至违约方可能因此而获利,不利于促进诚信履约，不予采纳。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沈骥、张朝金主张从2015年5月21日起算，与事实不符。按照约定，300万元转让款给付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应当是2015年5月28日。余下50万元转让款在“三同时”办完当日付清，“三同时”何时办完，双方均未举证证明，结合刘勇另案起诉行使合同撤销权时在起诉状中自认“用半年时间完善了开采手续”，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认定为2015年11月21日。三、刘勇主张2015年7月29日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成立。庭审中刘勇陈述2015年7月29日通过王飞转账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沈骥、张朝金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事实存在，则认可。庭后刘勇提交了银行交易记录，沈骥、张朝金补充质证对真实性认可，故该10万元应当扣减，下欠股权转让款金额为340万元。沈骥、张朝金补充质证时认为该款是支付的利息，与庭审表述矛盾，也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刘勇、谭兰芳共同给付沈骥、张朝金股权转让款340万元，并共同承担违约金10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7月2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3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沈骥、张朝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530元，由刘勇、谭兰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已在卷佐证。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上是否合法；2、刘勇、谭兰芳对下欠股权转让款是否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是否应对共同签字的欠条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是否过高；4、余款50万元是否存在逾期付款。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刘勇主张本案应是三个独立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应分别单独起诉，一审合并审理存在程序违法，但沈骥、张朝金作为转让一方与刘勇、谭兰芳作为受让一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沈骥、张朝金与刘勇、谭兰芳分属于合同的相对方，是本案适格当事人；刘勇主张本案当事人张朝金未到庭参加诉讼，存在程序违法，但一审依法对张朝金进行了传唤，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出庭，且张朝金是否出庭不影响本案审理，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综上，本案一审程序合法。二、关于刘勇、谭兰芳对下欠股权转让款是否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是否应对共同签字的欠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2015年5月11日刘勇、谭兰芳共同与沈骥、张朝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由刘勇、谭兰芳作为受让一方履行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给付义务，并未约定刘勇、谭兰芳各自支付多少转让价款，且2015年5月21日刘勇、谭兰芳以共同欠款人身份出具了转让款欠条，对各自债务未作区分，上述事实表明刘勇、谭兰芳对对方的债务作出了共同承担的意思表示。故刘勇、谭兰芳对下欠股权转让款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应对共同签字的欠条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认定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以《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了逾期付款则每日按该笔欠款的1%或者2%支付滞纳金，又约定了总额100万元的违约金，属于约定违约金过高，一审认定100万元违约金同时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不妥。刘勇主张予以调减，本院认为以逾期付款的数额为基数，按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的方式支付违约金符合公平原则。四、关于余款50万元是否存在逾期付款的问题。按双方合同约定，余下50万元转让款在“三同时”办完当日付清，“三同时”何时办完，双方均未举证证明，结合刘勇另案起诉行使合同撤销权时在起诉状中自认“用半年时间完善了开采手续”，应视为“三同时”办理完毕，刘勇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可酌情认定为2015年11月21日。综上所述，刘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17)鄂058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二、刘勇、谭兰芳共同给付沈骥、张朝金股权转让款340万元，并共同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7月2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3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沈骥、张朝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530元，由刘勇、谭兰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060元，由刘勇负担41260元，沈骥、张朝金负担1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昊审判员 刘乾华审判员 王明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尹新军书记员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