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4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振东，男，199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辉，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北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孝，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振东因与被上诉人杨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2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张振东，被上诉人杨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振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辉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杨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振东确已代张海向彭仲森赔偿租金及其他各类经济损失共计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据张振东了解，张海与广州市顺来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来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签订汽车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张海向顺来公司租赁粤Ａ×××**奥德赛小汽车一辆，租赁期限自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2日，租金为每月8000元。承租期间，张海将车辆抵押给他人。租期届满后，顺来公司多次催促张海交还车辆，并支付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等，但张海置之不理。顺来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报案。番禺区公安局经审查后，以张海涉嫌合同诈骗予以立案，并对张海进行网上追逃，对涉案车辆采取锁定措施。2018年7月，涉案车辆被广西北流市公安局扣押，车辆抵押权人遂要求张海赔偿。在此期间，张海获悉其已被列为网上追逃人员，为避免或减轻刑事责任，其本人及家属遂四处托人，以期通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与顺来公司达成经济和刑事谅解，并承诺给予张振东一定辛苦费用。张振东此前长期从事二手车抵押业务，在圈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并与顺来公司的控股股东彭仲森熟悉。杨辉作为张海的家属，在多次与顺来公司沟通无门后，于2018年7月中旬找到张振东，请求张振东与顺来公司沟通。张振东在了解上述情况后，同意代为出面协调，并要求张海积极筹措赔偿款，以换取顺来公司的谅解。此后，张振东多次代表张海与彭仲森沟通。在此期间，彭仲森要求张海先行赔付租金后再谈谅解事宜。张振东将彭仲森的要求告知张海及杨辉后，二人同意先行支付部分租金15万元。2018年7月23日，杨辉按其承诺向张振东转账15万元，请张振东代为支付给顺来公司，并跟进后续的谅解事宜。张振东取现后，将款项支付给彭仲森，并要求出具谅解书。但彭仲森认为，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张海应支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共计达百万元之巨，且车辆存在多起违章未消除、车辆逾期年检等情况，该15万元租金不足以弥补其经济损失，故不同意出具谅解书，并要求张海赔偿实际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张振东不得已将上述情况告知杨辉及张海，要求其继续筹措资金。张海及杨辉在获悉上述情况后，不得已继续筹措资金，并请张振东继续沟通。此后，张振东多次请彭仲森及其他中间人吃饭，经张振东及其他中间人说和，彭仲森最终同意张海向其赔偿30万元以达成谅解，并且出具两份谅解书，一份用于谅解刑事责任，一份用于谅解租车租金与违约金等经济责任。考虑到彭仲森的要求及张振东在协调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张振东与张海、杨辉经多次沟通后，张海及杨辉最终同意后续再行支付23万元给张振东，作为各方一揽子解决方案。2018年8月21日，杨辉在将剩余23万支付给张振东后，一大早找到张振东，要求在其所谓的收据上签字，张振东未经思索，即在该实为协议的文件上签字。2018年8月22日，张振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剩余15万元支付至彭仲森账户，彭仲森遂在双方商谈的两份谅解书上签字捺印，两份谅解书内容一致，金额共计30万元。张海取得该谅解书后，张振东多次规劝其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2018年9月14日，张海听从张振东的建议，主动投案自首。此后，张振东在张海涉嫌合同诈骗侦查期间，向张海推荐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并为此支付律师费8000元。2019年1月23日，法院判决张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振东仅支付15万元与事实不符。（二）张振东在处理张海涉嫌刑事犯罪过程中所发生的合理费用依法应由杨辉承担。（三）张振东有权要求张海及杨辉支付误工损失及其他合理报酬等。（四）张振东从未承诺或保证张海免遭刑事追诉，谅解书写明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杨辉辩称，杨辉本意是希望张振东提供法律帮助，达到使张海免于刑罚的目的，而事实上，张振东未提供任何帮助，所以按约应退回全部38万元。具体理由如下：（一）如确定杨辉与张振东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因协议取得的38万，也应全部返还。（二）在张海的刑案中，张海向被害单位支付15万获得谅解，如确实为张振东向被害单位支付了15万，因主体不同，履行内容不同，应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不能在从38万中做扣减，但杨辉为妥善解决问题，同意抵扣。（三）张振东虚构与被害单位和解的事实，缺乏基本的逻辑，违背常理，前后矛盾。1.一审庭审中，张振东称其中8万元是用于聘请律师吃饭等花销，与上诉状的陈述相互矛盾。2.谅解书是被害单位出具的，应当加盖被害单位的公章，一审法院也已经查实，不存在两份谅解书。3.张振东主张其中一份谅解书有赔偿和解的内容，但赔偿和解需要双方当事人确认，而不仅是一方表示，张振东胡乱编撰，违背基本常理。4.张振东一审庭审称其与被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认识，张振东获得这样单方面签字的文件比较容易达成，可信度极低。（四）38万对杨辉来说，是巨额资金，实际是跟亲戚、朋友到处凑集而来，因为自己认识不够，导致被骗，不仅经济上蒙受损失，精神上还承担着巨大压力。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振东退还杨辉38万元及利息18263.95元（以38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8月21日开始暂计至起诉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张振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3日，杨辉向张振东转账15万元。2018年8月，张振东作为甲方，杨辉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办理张海（身份证号）的案件，此案件已在公安局显示诈骗，由于甲方承诺此案件可以通过关系销案，乙方给予甲方人民币38万元做为甲方关系的销案费用，甲方并承诺交付完全款日起30日内，张海案件还在公安局系统没有销案及没有保释张海自由，如甲方未能达成承诺，张海需判刑则甲方两日内无条件退还乙方交付的人民币38万元整，否则，此协议将可为甲方欠乙方的欠条，乙方拥有法律追究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见证方各执一份。宋海彬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2018年8月21日，杨辉向张振东转账23万元。现杨辉以张海已被判处刑罚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张振东退还款项。庭审中，杨辉代理人陈述：《协议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张海销案免于刑罚。杨辉是张海的姐夫，因张振东允诺可以搞定这个事情，故双方签订协议书。张海认识张振东，称张振东有关系可以解决问题。张振东在庭审中陈述：确认《协议书》上的名字是本人所签，但印象中签的是收据而不是《协议书》。当时是早上6时多，杨辉称是收据，张振东没有看内容就签名了。双方没有约定可以通过关系销案，这个约定的内容不合法，不可能生效。收取杨辉的38万元后，给了彭仲森30万元，其中15万元通过转账支付，另外15万元为分次给现金，有收据。由彭仲森出具了两张《谅解书》，一张《谅解书》要15万元，其中一张由张海带着去自首，另一张是张海被羁押期间，杨辉要求再次出具的。剩余的8万元用于为张海聘请律师以及吃饭等花销，其中律师费8000多元。为证明上述陈述，张振东提交了两份《谅解书》照片、收据复印件。1.两份《谅解书》内容一致，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主要内容为：2013年2月1日，张海与顺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张海向该公司租赁奥德赛牌小汽车，每月租金为8000元人民币，租期为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2日，根据彭仲森反映，张海租用该车辆后至今没有归还，该车GPS被拆除，导致彭仲森公司无法找到该车，张海也失去联系，鉴于张海系一时冲动造成彭仲森的经济损失，且事后均有悔过意愿，现张海自愿赔偿彭仲森15万元，在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给彭仲森。鉴于张海事后能够赔礼道歉并积极赔偿彭仲森的损失，彭仲森对张海的行为表示谅解，同意不追究其刑事及经济责任，并向司法机关出具不追究张海刑事责任谅解书。彭仲森收到张海损失赔偿款15万元。2.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的收据记载：彭仲森收到张振东代张海通过银行转账赔偿共计15万元。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9）粤0113刑初6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张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上述判决书查明：2013年2月1日，被告人张海与顺来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租用该公司一辆奥德赛牌小车，租金为每月8000元，租期为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2日。同年2月下旬，张海为清偿个人1.8万元债务私自将该车抵押他人。之后，被告人张海并未主动赎回车辆，也未将抵押的情况告知广州市顺来汽车租赁服务公司，而是放任不管，造成该公司无法找回车辆。……被告人张海发现自己被网上追逃后，于2018年9月14日主动投案自首，并赔偿被害单位人民币150000元并取得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海在庭审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单位法人代表彭某某的报案陈述，……谅解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杨辉与张振东签订《协议书》，约定张振东通过关系为张海涉嫌诈骗一案销案，杨辉给予张振东人民币38万元做为张振东关系的销案费用。杨辉委托张振东的目的是想通过张振东的关系变更张海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这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上述约定明显有损公序良俗原则，扰乱国家法律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目的不合法，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振东收取的38万元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张振东依法应将收取的款项38万元退还给杨辉。刑事判决书认定张海赔偿被害单位人民币15万元并取得谅解，而张振东在本案中陈述代张海向彭仲森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并提交了谅解书、收据的复印件，综合整案证据，在杨辉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张海或其亲属已自行向被害单位支付赔偿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张振东的上述陈述予以采信，该15万元应依法予以扣除，即张振东应向杨辉退还23万元。张振东主张除该15万元之外，还向彭仲森支付赔偿款15万元以及支付其他费用，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对合同无效，杨辉也有过错，故一审法院对杨辉主张利息损失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振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杨辉退还款项230000元。二、驳回杨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74元，由杨辉负担3637元，张振东负担3637元。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张振东是否需要向杨辉退还涉案款项。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杨辉与张振东签署的《协议书》明确约定，涉案38万元款项的性质为销案费用，杨辉向张振东付款的目的在于通过张振东的关系消除张海的案底，从而达到免予刑事处罚的目的。该约定扰乱了国家司法秩序，显然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关于涉案38万元款项的用途问题。（2019）粤0113刑初63号刑事判决查明张海已赔偿被害单位15万元并取得谅解，结合张振东提交的《谅解书》原件和彭仲森出具的收据，可认定该款项来源于张振东支付给彭仲森的15万元，该款项应从张振东应返还的款项中扣除。除此之外，张振东主张的聘请律师等开销，无证据佐证，一审判决不予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因此，张振东应向杨辉返还的款项数额为23万元。综上所述，张振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张振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