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苏01行终5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斐，男，1965年6月1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代理人王敏，江苏华旦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森，江苏华旦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玄武门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百子亭**。 负责人杨初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玄武门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云，江苏紫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斐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玄武门办事处（以下简称玄武门办事处）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20）苏8602行初3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吕斐称其身份证于2019年3月5日在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玄武门派出所（以下简称玄武门派出所）被玄武门办事处扣押。吕斐陈述其身份证是派出所民警搜出，玄武门办事处工作人员薛卫国宣布扣押，基于玄武门办事处已宣布扣押其身份证，其未再向玄武门办事处要回身份证。玄武门派出所否认扣押吕斐身份证，并表示系派出所查验身份证核实身份，实际是吕斐拒收，故身份证由玄武门办事处保管，玄武门办事处通过上门、短信等多次联系吕斐交还身份证，均被吕斐拒绝。吕斐在短信中要求玄武门办事处将扣押其身份证的书面依据和手续用挂号信寄到吕斐家中，并表示无需上门。 吕斐一直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其身份证被街道扣押。玄武门办事处分别在2019年6月10日、7月23日、8月26日以及诉讼期间多次出具信访答复，告知吕斐其身份证目前在街道，之前多次联系均遭拒绝，吕斐可以前往街道领取身份证。吕斐不服，后于2020年3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玄武门办事处扣押吕斐的身份证违法，裁决玄武门办事处归还身份证给吕斐并承担诉讼费；2、裁决玄武门办事处出具无故扣押吕斐的身份证的行政决定书和法律依据；3、裁决玄武门办事处出具书面证明给吕斐，证明从2019年3月5日玄武门办事处无故扣押吕斐身份证之时，至玄武门办事处归还吕斐的身份证时，吕斐的身份证在玄武门××××时间段内，如发生吕斐的身份证被冒用，玄武门办事处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诉讼中，吕斐申请原审法院至玄武门派出所调取2019年3月5日上午五时许至吕斐被带出玄武门派出所期间的全程监控，并要求证据保全。原审法院经向玄武门派出所调查核实，玄武门派出所于2020年6月11日答复其内部监控录像保存期限为一个月，故2019年3月5日的监控录像数据已被覆盖，现已无法调取查看。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玄武门办事处；（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该规定，吕斐在提起行政诉讼时，负有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以及该行为由玄武门办事处作出等基本事实的义务。本案中，吕斐诉请确认玄武门办事处扣押吕斐的身份证违法，但并无证据证明玄武门办事处存在被诉行为，吕斐也未能提出其身份证被扣押的事实根据。玄武门办事处出示的证据反映玄武门办事处曾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告知吕斐取回身份证，均被吕斐拒绝。吕斐诉称玄武门办事处扣押其身份证，并诉请原审法院“裁决被告出具无故扣押吕斐的身份证的行政决定书和法律依据”，无事实依据。关于吕斐第三项诉请“裁决被告出具书面证明给吕斐，证明从2019年3月5日玄武门办事处无故扣押吕斐身份证之时，至玄武门办事处归还吕斐的身份证时，吕斐的身份证在玄武门办事处××手中××时间段内，如发生吕斐的身份证被冒用，玄武门办事处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吕斐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吕斐吕斐的起诉。 吕斐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二审法院继续审理。其主要理由是：一、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的信访答复的证据，完全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违法扣押上诉人身份证的事实，原审法院未采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查明“玄武门派出所否认扣押吕斐身份证”的内容存在错误，玄武门派出所不是本案被告。三、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第三项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玄武门办事处辩称，一、玄武门办事处没有扣押上诉人的身份证。上诉人称玄武门办事处宣布扣押其身份证没有事实依据，玄武门办事处没有宣布扣押其身份证。对于上诉人滞留在派出所的身份证，街道、信访工作人员、社区人员配合派出所多次电话短信与上诉人联系，还上门送交身份证，但上诉人始终不肯见面或取回身份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鉴于玄武门办事处没有实施扣押上诉人身份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故要求确认玄武门办事处扣押身份证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玄武门办事处工作人员薛卫国2020年4月13日给上诉人发送的短信，短信中写明“你自己也清楚和认同，你的身份证是派出所同志暂收，并非街道扣押。我们只是受委托，为妥善保管，怎么成我们扣押了”，这份短信与2020年4月10日向市委书记信箱上传的答复吻合，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说上诉人的身份证在派出所滞留不属实。2.上诉人母亲王淑娟书面证言一份，王淑娟称2019年2月25日其母亲王淑娟在火车站检票时身份证被抢，后来其身份证交给了玄武门办事处的薛卫国，用以证明玄武门办事处扣押上诉人的身份证并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3.短信截图，载明上诉人向12345投诉之后，经调查证实其母亲王淑娟的身份证以及上诉人的身份证都在玄武门办事处，用以证明玄武门办事处扣押上诉人的身份证并不是偶然。 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1是2020年4月13日即存在的证据，一审期间上诉人没有将该证据向法庭提交，二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所以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发表意见。退一步，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扣押了其身份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及其母亲的身份证确实仍在街道保管处保管着，至于如何到街道手中的，并不是如上诉人所说的扣押。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玄武门派出所否认扣押吕斐身份证”内容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为“玄武门办事处否认扣押吕斐身份证”。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20年4月10日玄武门办事处向吕斐所作的《关于吕斐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答复》中载明：“你的身份证是派出所落地交接工作中予以暂收，后交由街道工作人员妥善保管，……”。一审谈话中，上诉人称，其身份证是玄武门派出所搜出后交给玄武门办事处薛卫国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包括具有事实根据和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在内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规定，作为原告的吕斐负有举证证明其所诉行政机关玄武门办事处作出行政行为的义务，在原告完成上述举证义务之后，符合起诉条件的，才涉及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提供证据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吕斐虽然证明了玄武门办事处持有其身份证的事实，但玄武门办事处也一再说明该身份证并非是其扣押，根据2020年4月10日玄武门办事处向吕斐所作的信访答复及吕斐在一审中的陈述，该身份证是由玄武门派出所交给玄武门办事处保管，故并不存在玄武门办事处扣押吕斐身份证的行政行为。吕斐起诉请求确认玄武门办事处无故扣押上诉人身份证行为违法，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同理，吕斐关于“裁决玄武门办事处出具无故扣押吕斐的身份证的行政决定书和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吕斐关于“裁决玄武门办事处出具书面证明给吕斐，证明从2019年3月5日被告无故扣押吕斐身份证之时，至玄武门办事处归还吕斐的身份证时，吕斐的身份证在玄武门办事处××手中××时间段内，如发生吕斐的身份证被冒用，玄武门办事处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玄武门办事处作出承诺，明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吕斐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吕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燕 审判员 周 磊 审判员 黄 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韩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