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民终1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市公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文化街**。法定代表人：李剑雄，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林，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友洪，男，1966年4月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世豪，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莫新明，男，197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住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恒，湖南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湘潭市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富强村护潭西路万楼公租房****。法定代表人：李建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澳，湖南湘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铁强，男，196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住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友洪诉莫新明、湘潭市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楼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湘03民终164号民事判决。莫新明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湘民申246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湘03民再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1097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8）湘03民终16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重审。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肖友洪认为郭铁强、湘潭市公交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广告公司”）与本案的处理有直接利害关系，申请追加郭铁强、公交广告公司为本案被告，法院依法予以追加。并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19）湘0302民再7号民事判决，莫新明、公交广告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莫新明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当庭口头裁定莫新明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人公交广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林，被上诉人肖友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世豪，原审被告莫新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恒，原审被告万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澳，原审被告郭铁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交广告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肖友洪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案涉立柱广告牌的经营者为莫新明，案涉立柱广告牌拆除工作的雇主也为莫新明，因拆除而享有既得利益的依然为莫新明，公交广告公司既不是经营者，也未雇佣肖友洪从事广告牌拆除工作，更未享有拆除后的实际权益，不应承担案涉侵权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2014年2月9日，公交广告公司与莫新明签订《广告租赁合同》，将案涉立柱广告牌以50万元的总价出租给莫新明使用五年（租赁期限2014年4月29日至2019年4月29日），故案涉立柱广告牌的经营者为莫新明。2016年1月28日，公交广告公司向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出具《授权书》，对于自筹全额投资的三面翻立柱广告牌因创文要求被政府拆除后事宜的处理，授权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个体工商户）及其经营者莫新明进行全权处理与政府协商补偿事宜并收回补偿款。2016年2月25日，莫新明签字确认与湘潭市××组××室签订的《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加盖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公章，同意接受补偿方案，并提供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银行账号用于收款。2016年2月25日，莫新明出具了12万元的收条，并在收条上加盖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公章。至此，公交广告公司已将案涉广告牌被拆除后可能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莫新明，莫新明此后也实际享受了权益。2016年8月8日，湘潭地产集团经营有限公司就移除涉案广告牌向经营者莫新明发送了《关于迁移广告牌的函》，其函告对象为实际负责运营长鸿广告业务的莫新明。接到上述函告后，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在函件上盖章，莫新明作为长鸿广告的业务负责人也在送达回执上亲笔签字，确认本人收到上述函件。上述事实均已充分证明公交广告公司不是经营者且在出具《授权书》后未被通知，也未被要求移除涉案广告牌，对于此后经营者莫新明雇用人员移除涉案广告牌一事并不知情，更未参与。据此，公交广告公司不是本案纠纷的侵权主体，亦不是经营管理责任主体，不应承担案涉侵权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10月，莫新明找到郭铁强，要求郭铁强组织人员对案涉立柱广告牌进行拆除，郭铁强便联系了肖友洪、王泽强、王振泉三人到达施工现场，共同拆除立柱广告牌，口头约定王泽强与肖友洪负责氧割立柱解体工作，工资为300元/天。10月3日上午，肖友洪摔伤后是郭铁强电话告知莫新明，后莫新明通知其朋友开车将肖友洪送往湘潭市中心医院治疗。上述事实，公交广告公司均不知情。本案的侵权行为建立在雇佣关系之上，雇佣关系是双务、有偿、非要式的。雇佣关系产生的损害赔偿有两种:一是雇主对雇员在执行职务中造成第三人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另一种是雇员在完成雇主交付的工作任务中，自己遭受损害，雇主因此而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公交广告公司与肖友洪不存在任何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公交广告公司为经营者，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是错误的。公交广告公司对案件的起因经过以及实施、收益均不知情，肖友洪受伤及赔偿与公交广告公司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在莫新明与相关主体达成协议后，由莫新明负责对案涉立柱广告牌进行拆除，拆除工作的组成人员均由莫新明雇佣，原审也已查明雇主为莫新明，肖友洪为雇员，双方为雇佣关系，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由接受劳务的一方即案涉广告牌拆除工作的雇主莫新明独自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肖友洪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根据查明的事实，公交广告公司是立柱广告牌实际产权人和经营权人，其通过出租立柱广告，收取了莫新明租金50万元。公交广告公司对领取补偿权利的让与不能完全免除其与承租人莫新明一起对广告和立柱广告牌进行管理的责任，以及予以拆除的义务，作为立柱广告牌拆除的义务主体和受益人之一，应对肖友洪的损失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原审被告莫新明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有误。实际情况如下：万楼公司为了移除放在其管辖场地内的被政府（2015年11月10日）强行拆除的广告残留钢架，2016年8月8日对莫新明发函（书面委托），要求莫新明将该钢架移除。由于该钢架并不属于莫新明所有，莫新明看到函件后50多天未予理睬。期间万楼公司工作人员吉汝强无数次打电话给莫新明，请求莫新明对精美湘潭的建设予以支持，帮忙将该钢架移除。莫新明遂将此信息于2016年9月29日介绍给了具有拆除钢架能力及相关资质的郭铁强。肖友洪是郭铁强雇佣的，肖友洪由王泽强选任，其听从于郭铁强的安排和监督，提供氧割劳务后，由郭铁强支付了报酬。移除后的废品是由郭铁强取得，变现后由郭铁强支付了肖友洪、王泽强、王振泉三人的报酬。莫新明与肖友洪并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整个事件中，莫新明仅是无偿地将信息提供给郭铁强。莫新明之所以会出现在万楼公司办公室的事件调解现场，是作为引荐人，在事故发生后应郭铁强的邀请，基于对伤者所承受痛苦的同情而参与调解，钢架移除委托人和受益人万楼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理要求。二、一审判决将莫新明认定为雇主属于主观推断。莫新明12万补偿款从公交广告公司、政府得以返还，是因其缴纳的100万租金，该租金是莫新明自身应索回权益，而非一审所描述因拆除获额外利益。一审法院对郭铁强没有出庭工友证言予以采信，据此推定肖友洪是莫新明的雇员，进而要求莫新明对肖友洪所受伤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定事件过程有误，立柱被政府2015年11月强制拆除已变成废铁，莫新明与公交广告公司的广告租赁关系被迫中止，由于作为受托人到政府获得补偿，补偿受益人仍是委托人公交广告公司。残留广告废铁的产权属于公交广告公司，堆放在万楼公司责任管辖地，残留广告废铁与莫新明没有关系，如何处置莫新明既无权力，也无义务。至于2016年废铁清障是万楼公司对莲城大道改造需要移除，与2015年11月政府创文拆广告位不构成因果关系。莫新明2016年10月收到万楼公司的委托，帮其找了有资质公司进行移除，该单位湘潭市雨湖区成名广告与莫新明属于承揽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莫新明领了补偿款，有义务对废铁进行移除，推定莫新明雇请多人作业错误。如果没有万楼公司发函移除，该废铁应该还会滞留在万楼工地上，与莫新明领取补偿款无因果关系。三、本案雇主应是湘潭市雨湖区成名广告制作经营部郭铁强。万楼公司作为移除事项事由发起人，委托广告牌三分之一权利人，移除委托非义务人具有过错，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公交广告公司作为出租经营者从中获益100万元，对于政府拆除广告残留钢架负有管理义务，任由万楼公司胡乱指挥无关人员进行委托移除，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莫新明对委托人万楼公司委托移除事项选任有资质队伍作业，毫无半分利益，属于免费介绍业务之善举。法院判决莫新明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有失对正义的扶持。原审被告万楼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称万楼公司作为广告设置人享有用益、管理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答辩人与公交广告公司签订的《立柱广告设置协议》明确约定:由公交广告公司全额投资设立立柱广告，建成之后，立柱广告的所有权归属于公交广告公司，答辩人仅有2个版面的公益与形象宣传广告发布的权利。《立柱广告设置协议》第四条第3款明确约定:公交广告公司负责对立柱广告的管理、维护。凡因立柱广告的建设及广告制作、发布、日常管理所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由公交广告公司负责，故案涉广告立柱的管理、维护责任不是答辩人，案涉立柱广告的实际产权人和经营权人不是答辩人，答辩人对其不享有管理、处置、收益等权利。二、答辩人系要求上诉人排除妨害，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答辩人系立柱广告设施所在土地上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有权要求上诉人排除妨害，立柱广告设施不迁移，严重妨碍了项目建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答辩人向上诉人发出《关于迁移广告牌的函》系答辩人行使法律赋予答辩人的权利，并非委托他人对自身财产进行处置，上诉人以委托关系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之间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的损害后果应由发包人和肖友洪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案涉立柱广告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属于公交广告公司，公交广告公司是否向第三方进行转让，答辩人不知情。答辩人并非案涉劳务关系的发包人，也未获得劳务关系中的利益，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原审被告郭铁强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没有要求郭铁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并且他对于一审认定的莫新明与肖友洪之间的雇佣关系没有提出异议，所以对本案来讲审查的范围就仅仅是上诉人要不要承担责任；三、因莫新明上诉之后没有缴纳上诉费，已经按撤诉处理，就本案来讲，视为他对于其与肖友洪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予以认可的。原审原告肖友洪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原审被告赔偿原审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期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共计364283.58元；二、判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20日，万楼公司与公交广告公司签订《立柱广告设置协议》，约定由公交广告公司投资设立两处大型广告牌，公交广告公司享有产权及发布权，公交广告公司负责对立柱广告的管理、维护，凡因立柱广告的建设及广告制作、发布、日常管理所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由公交广告公司负责，因城市建设或完成新城开发所需要拆除时，公交广告公司应积极配合。万楼公司享有立柱广告不少于2个版面的公益与形象宣传的权利。建成后，该立柱广告牌的许可证上登记的申请人为湘潭市河西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即原审被告万楼公司更名前名称），有效期为2012年2月22日至2017年2月21日。2014年2月9日，公交广告公司（出租人）与莫新明（承租人）签订《广告租赁合同》，将案涉立柱广告牌以50万元的总价出租给莫新明使用五年（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29日至2019年4月29日），并约定如遇改建、扩建或政府规划，广告位被拆，租金公交广告公司应按照莫新明所租用实际时间计算，多交的租赁费，公交广告公司在广告牌拆除后1个月内一次性退还莫新明。因湘潭市精美湘潭建设需要，湘潭市莲城大道提质改造，立于湘潭市护潭路口东南角和西北角的立柱广告牌需要拆除。2016年1月28日，因考虑到莫新明系尚在租赁期内的广告牌承租人，公交广告公司向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出具了《授权书》，对于自筹全额投资的三面翻立柱广告牌因创文要求被政府拆除后事宜的处理，授权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个体工商户）及其经营者莫新明进行全权处理，与政府协商补偿事宜并收回补偿款。2016年2月25日，莫新明以万楼公司的名义与湘潭市××组××室签订《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因该广告设置许可有合法审批手续，审批期限的有效补偿时间为16个月，月补偿标准为3750元，湘潭市拆违控违领导小组办公室总计补偿原审被告莫新明每座立柱广告牌60000元，共计120000元。协议落款处莫新明个人签名并加盖了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的公章。该120000元已支付给原审被告莫新明。同日，莫新明向湘潭市拆违控违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了120000元的收条，并在收条上加盖了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公章。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经营者系莫新明个人。2016年10月，原审被告莫新明找到郭铁强，要求郭铁强组织人员对案涉立柱广告牌进行拆除，郭铁强便联系到了原审原告肖友洪，以及王泽强、王振泉三人到达施工现场，一起来拆除该立柱广告，口头约定王泽强与原审原告肖友洪负责氧割立柱解体工作，工资为300元/天，郭铁强和王振泉负责处理废弃材料及其他杂事，工资为200元/天。10月3日上午，原审原告肖友洪在进行高空氧割作业时，因未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从高空坠落摔伤。郭铁强当即电话告知了莫新明，莫新明便通知其朋友开车到了现场将肖友洪送往湘潭市中心医院治疗，肖友洪共住院治疗26天。经湘潭市惠景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审原告肖友洪所受损伤评定为两个九级伤残，建议出院后继续门诊康复治疗休息半年，费用在陆仟元左右，并继续一人陪护半年，营养期为90天，适时取除内固定（多处），费用在壹万陆仟元左右，或以实际治疗费用计算，届时休息并一人护理一个月。2018年6月4日，原审原告在湘潭市中心医院进行内固定取除术，住院8天，共计花费21010.99元。另查明，郭铁强将拆除的废铁进行了变卖，支付拆除工资外还剩余6000元，郭铁强另拿出3000元，共计9000元，全部支付给了肖友洪。另莫新明通过邓卫国及郭铁强转手支付给了肖友洪各项费用共计23500元。以上共计32500元。根据原审原告肖友洪的诉求主张，参照《2016-2017年度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对原审原告肖友洪的损失确认如下：1、医疗费76963.18元（凭发票认定）；2、后续治疗含取除内固定费用21010.99元（凭发票认定）；3、护理费21475.57元，根据居民服务业42494元/年予以计算〔42494元/年÷365天×（第一次住院26天+继续护理180天+取除内固定护理30天）〕；4、交通费：136元〔4元/天×（住院26天+取除内固定8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住院26天+取除内固定8天）〕=1700元；6、营养费：4000元，依原审原告伤情本院酌情认定；7、误工费：21475.57元（42494元/年÷365天/年×〔26+180+30〕天）；8、残疾赔偿金：48369.2元（10993元×20年×22%）；9、残疾辅助器具费：318元；10、鉴定费：1000元，凭票认定；1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法院酌情认定；以上各项合计206448.5元。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万楼公司是立柱广告牌登记经营的被许可权人，公交广告公司是立柱广告牌的实际产权人及实际经营权人和出租人，莫新明是案涉广告牌的承租人，在案涉立柱广告牌被拆除时，尚在莫新明的承租期内，莫新明是案涉广告牌的维护、管理者，并依法享受了立柱广告牌被拆除的相关权益，万楼公司及公交广告公司并未参与相关拆除、补偿等工作的处理，莫新明是相关拆除补偿的受益人。受原审被告莫新明指派，郭铁强召集联系相关工作人员，以每日300元的报酬雇佣了原审原告肖友洪为其从事广告牌立柱解体工作，莫新明与肖友洪之间形成事实雇佣关系，原审原告肖友洪在进行氧割操作时受伤，原审被告莫新明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审原告肖友洪在从事高空作业时，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其应当预见高空作业摔落的危险，自身具有一定过错，故应减轻原审被告莫新明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由原审原告肖友洪承担30%的次要责任，原审被告莫新明承担70%的主要责任。即原审被告莫新明应赔偿原审原告144513.95元（206448.5元×70%），扣除原审被告莫新明已支付的32500元，原审被告莫新明还应支付112013.95元。原审被告莫新明辩称其并非雇主的辩解，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辩解法院不予采信。原审被告万楼公司系被拆广告牌的所有权人，但不是拆除补偿的受益人，未参与相关拆除管理工作，无法管控相关风险，在本起案件中其自身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故对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万楼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被告郭铁强是在接到莫新明电话后按莫新明的要求安排拆除人员对立柱广告牌进行拆除，在拆除过程中郭铁强与其他拆除人员是同工同酬，并非包工头，其身份只是一个拆除人员的邀集人，是为立柱广告牌的承租人莫新明邀集拆除人员，作为邀集者并没有过错，故法院认为郭铁强不应对肖友洪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莫新明认为郭铁强是拆除立柱广告牌的承揽人并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公交广告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公交广告公司是立柱广告牌的实际产权人和经营权人，是出租方，是立柱广告的租金收取人，立柱广告牌的拆除补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广告牌的拆除和广告发布者的利益补偿，此方面的利益主体是莫新明；二是广告立柱的拆除和经营者的权益补偿，此方面的利益主体是公交广告公司。虽然公交广告公司全权交由承租人莫新明去处理拆除补偿事宜，相关拆除补偿等受益权利也全部给予了承租人，但这只是出租人对自己受益权利的让与，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与承租人一起将广告和立柱广告牌进行管理的责任及予以拆除的义务。故法院认为公交广告公司虽不是肖友洪的直接雇主，但是属于立柱广告牌拆除的义务主体和受益人之一，公交广告公司依法应对肖友洪的损失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同时，拆除广告立柱属于高空危险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公交广告公司作为立柱广告牌的经营者，依法亦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莫新明、公交广告公司连带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判决：一、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被告湘潭市公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审原告肖友洪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44513.95元（含已支付的32500元）；二、驳回原审原告肖友洪对原审被告湘潭市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被告郭铁强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审原告肖友洪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20元，由原审原告肖友洪负担1270元，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被告湘潭市公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1050元。鉴定费7136元，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公交广告公司、被上诉人肖友洪、原审被告万楼公司、原审被告郭铁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莫新明提交《广告制作安装安全承诺书》一份。拟证明郭铁强与其他公司所签协议，约定是雇佣工作人员自行佩戴安全保障工具，安全事故都是成名广告公司负责，郭铁强有承揽户外广告的安全保障和措施，从事承揽业务的雇主身份，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员工由广告公司召集和外聘，与郭铁强其他广告公司签的合同相互印证。上诉人公交广告公司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待查，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没有针对上诉人来主张权利，证明郭铁强与其他人的法律关系，我们对此不持异议。被上诉人肖友洪质证认为：对份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肖友洪是成名广告公司的员工。原审被告万楼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提供证据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份证据与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并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且从内容来看是进行一个户外的广告安装，把广告贴到钢架上去，而本案是肖友洪拆广告钢架过程中受伤，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内容。原审被告郭铁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折真实性待查，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审被告莫新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因未提交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1月28日公交广告公司向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出具《授权书》一份，内容为：“湘潭市公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在湘潭市莲城大道护潭路口连接处自筹全额投资三面翻立柱广告牌两杆，应政府创文要求，于2015年11月10日进行拆除，现特授权给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及法人代表莫新明（身份证号：4303041972********）全权处理：政府对此两杆立柱补偿事宜的协商和收回补偿款。”2016年2月25日，湘潭市拆违控违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甲方，河西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有莫新明签名）签订《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甲方于2015年11月拆除乙方位于富洲路与护潭西路交汇处东南角的立柱广告牌1（座/块），面积共计＿平方米。2、基于乙方所设上述户外广告具备合法审批手续，尚在审批期限内，且为上述广告投入了相应的建设成本，甲方对其审批时限剩余月份的分摊建设成本予以补偿。乙方所拆除的广告牌审批期限为：2012年2月22日-2017年2月21日，总计60个月，有效补偿时间为16个月，月补偿标准为3750元，总计补偿费用为60000元。…4、协议项下补偿款为一次性补偿，此补偿款包括但不限于将广告牌使用权出租、出借给第三人因拆除而产生的各项补偿等。签订本协议且甲方支付补偿款后，乙方已经获得全部的损失赔偿和补偿，不得甲方拆除其上述广告牌一事再向甲方及其他任何单位主张任何权利，乙方放弃通过诉讼等其他方式向甲方追偿的权利。…”该协议落款处乙方有莫新明签名并加盖了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讯营业厅的印章。从上述《授权书》和《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可以看出，包括案涉广告牌在内的两杆广告牌，已于2015年11月拆除，庭审时各方亦认可该事实。二、2016年8月8日湘潭地产集团经营有限公司向长鸿广告发出《关于迁移广告牌的函》一份，内容为：“你公司放置在护潭路口东南角和西北角的立柱广告牌拆除部分均在我公司规划用地范围，属非法占地。目前严重阻碍我公司承建的市精美湘潭重点项目莲城大道提质改造的建设进度。请你公司于8月11日前将广告牌移除，若未按时移除，因建设施工造成的任何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莫新明签收了该份函件。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公交广告公司对肖友洪的损伤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公交广告公司是案涉广告牌的实际产权人、经营权人和出租方。在遇政府公共事业建设需要拆除案涉广告牌后，公交广告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委托案涉广告牌承租方莫新明全权处理政府对此两杆立柱（包括案涉广告牌）补偿事宜的协商和收回补偿款。2016年2月25日莫新明与湘潭市××组××室签订《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并收回了补偿款，此时公交广告公司委托莫新明的有关案涉广告牌补偿事宜全部完成而终结。《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签订时，对已拆除的广告牌废铁权属未作出明确约定，从《广告拆除补偿协议书》第4条：“此补偿款包括但不限于将广告牌使用权出租、出借给第三人因拆除而产生的各项补偿等。”的内容来看，补偿款支付后，公交广告公司对已拆除的广告牌废铁不再享有所有权。2016年8月8日湘潭地产集团经营有限公司向长鸿广告发出《关于迁移广告牌的函》，莫新明签收了该份函件，亦未告知广告牌原权利人公交广告公司，遂自己组织人员对案涉广告牌进行拆除，故莫新明的行为与公交广告公司无关，公交广告公司对莫新明雇请的肖友洪所受的伤害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判审判程序合法，但部分事实不清，部分适应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2民再7民事判决；二、由原审被告莫新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肖友洪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44513.95元（含已支付的325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肖友洪对上诉人湘潭市公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湘潭市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郭铁强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肖友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被上诉人肖友洪负担1320元，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负担1000元；鉴定费7136元，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负担；原二审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原审被告莫新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剑英审判员  冯海燕审判员  刘 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邹梦月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