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2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正国，男，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超石，男，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生，男，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显科，男，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吉杲，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秀芹，女，汉族，系程显科之妻。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吉杲，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迟克祝，男，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华正国，上诉人董超石，上诉人王建生因与被上诉人程显科，被上诉人宋秀芹，被上诉人迟克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7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程显科、宋秀芹、迟克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程显科、宋秀芹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意向协议，第二段最后一句话明确记载了“达成如下合作意向”的字句，是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与其他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三上诉人因未能达成正式协议而明确拒绝履行合同前提下，该协议内容对三上诉人无约束力，判决“各方应依约履行”是错误的。对当事人存在意向协议还是正式合同关系，不能仅以当事人签订的意向协议内容为依据，应看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正式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意向协议表示双方意向合作的文件，如协议条文概况笼统，未就合同的标的、价款、履行方式等具体合同条款达成合意，则不产生合同对当事人的约束效力，《股权转让协议》就是符合意向协议。从《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看，“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源公司）、“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虽甲方签字处是“程显科”，程显科也是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不是股东个人行为，且另一股东宋秀芹尚未签字，显然不是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主体；从《股权转让协议》标的看，“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除此之外，关于股权转让再无他述，而一份生效的股转转让本约合同是要有明确的转让标的、受让方股权比例，可见该协议并不符合股权转让本约合同的规范内容；从《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项看，“转让过程中实际出资50万元”，该约定并非股转让的股权转让款，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为股权转让款，该约定也仅约束程显科不能再行提高股权转让款，对于三上诉人来讲，该款项是以后程显科、宋秀芹与每个受让人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时每受让人的股权转让金额不能超过50万元。“转让过程中实际出资50万元”也未约定具体由哪个受让主体交纳，未约定受让主体分别交纳的具体数额。再加之《股权转让协议》里陈述双方权利、义务更多的是以“不得做出损害公司言论”“配合公司资质晋级”“同意继续使用原公章”“公司债务承担问题”“公司员工问题”为主。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坤源公司与“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之间进行意欲将股东“程显科、宋秀芹”股权转让的意向协议，并未真正生效。二、《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迟克祝可以代表三上诉人进行股权转让事宜，三上诉人也从未授权或事后追认。股权转让具有人身性，迟克祝无权代表受让股权，不能代表三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之间存在共有关系系认定错误。对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三上诉人未签字，一审法庭认定迟克祝与三上诉人系共同受让内部解决股份和款项支付；而在违约金的认定上，又因只有迟克祝签字而不能代表三上诉人，一审法院在对三上诉人与迟克祝关系的认定上，前后矛盾。股权转让的转让人、受让人、受让份额、转让款必须明确，这些内容也是股权转让协议必须具备的内容且具有人身性，不存在共同受让股权的情形，迟克祝无权进行代理、任何他人也无权认定迟克祝与三上诉人共同受让。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缺失必要内容，意味着签订该份协议后，各方之间还要具体地针对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每个人再签订正式的股转让协议，而之后三上诉人并未与其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程显科、宋秀芹擅自冒用三上诉人名义进行增资高达1400多万元，将会给三上诉人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根本无增资的意向条款，其增资行为无效。且期后程显科、宋秀芹与迟克祝的行为与三上诉人无关。2012年6月，三被上诉人在三上诉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用三上诉人名义对于涉案公司新增注册资本，而程显科、宋秀芹并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全部股权进行转让而是保留30%的股份，新增资本高达1400多万元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50万元，这说明三被上诉人以自身行为对《股权转让协议》做出了否认与不予履行。该增资扩股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转转让行为，且未经过三上诉人同意，也未进行任何通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017年4月12日程显科、宋秀芹又与迟克祝重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然是三被上诉人关于程显科、宋秀芹在坤源公司名下股权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即程显科、宋秀芹将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迟克祝，转让款为50万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程显科、宋秀芹仍保留30%的股权、与迟克祝重新达成《补充协议》等众多行为，实际上是三被上诉人之间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履行，也即《股权转让协议》对于三上诉人而言并未发生任何效力，而约束三被上诉人。四、程显科、宋秀芹、迟克祝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不论增资扩股、签订补充协议还是公司业务进行交接都是三被上诉人在进行，因此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擅自使用三上诉人名义进行股权转让，且在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的过程中本来是非常容易通知三上诉人的行为而未进行通知，目的是通过这些手段让三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一起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五、三上诉人并未实际经营涉案公司，一审对此认定是错误的。华正国认为迟克祝提交报销凭证上并无华正国的签字，华正国也未在涉案公司进行任何业务、管理、工作。被上诉人作为涉案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与股东欲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华正国应提交对己有利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于华正国实际经营公司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之间签订《股转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效力不能及于华正国，因此华正国在一审中提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法庭应予确认。董超石、王建生认为报销凭证上的签字行为不能认定为对涉案公司已实际经营也不能因此确认为对股权转让行为的认可。公司日常费用报销、签字行为都是经办人或者一般管理人员，而非股东，股东并不用参与公司的费用报销或者签字行为。相反，从整个案件中，迟克祝已实际经营该公司已经无可厚非，而迟克祝提交的凭证虽以涉案公司名称装订，但并不必然一定是涉案公司的真实业务，里面很多涉及一建的项目以及迟克祝自身经营项目，实际上是作为涉案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的三被上诉人意欲让董超石、王建生承担责任经营风险的虚假证据。作为一建项目部人员的董超石、王建生在期间签字行为只能解释为对于一建承包工程费用报销的行为，不是涉案公司经营行为，更不是股东权利与义务的体现。被上诉人作为涉案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与股东欲将经营风险转嫁给董超石、王建生应提交对己有利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程显科、宋秀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署的，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情节，符合合同构成及生效要件，且无法定或约定解除事由出现，也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合法有效。二、《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有“程显科”“宋秀芹”的签字，三上诉人及迟克祝的签字系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认可，签字过程中四人也未对宋秀芹未现场签字提出过任何异议，宋秀芹事后补签行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三、《股权转让协议》从内容看，并不是一个合作意向协议，而是可实际履行实施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转让主体”“转让内容”“转让价款”等内容以及股权转让后公司的具体经营事项，且三上诉人及迟克祝均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进行了增资扩股并实际接手经营了坤源公司，证明三上诉人及迟克祝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行使权力。四、程显科提交的验资报告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合法出具的，证明事项也是合法存在的。本案是要求三上诉人及迟克祝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履行相关义务，因此无论三上诉人及迟克祝出资多少均与本案无关。五、《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并不是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否认，而是对相关内容的补充与完善，且有迟克祝的签字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三上诉人及迟克祝就已经开始实际经营涉案公司，但四人均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为进一步明确及督促四人尽快履行相关义务，后期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书》。六、根据迟克祝提供的相关证据，三上诉人均是在增资扩股后实际经营公司，证明三被上诉人均认可或默认在涉案公司增资的事实并在增资后实际管理公司日常事务，三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三上诉人无证据加以证实。 迟克祝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程显科、宋秀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50万元，并负担利息30万元，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2.判令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协助程显科、宋秀芹将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程显科、宋秀芹所有的该公司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名下；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对方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坤源公司于1979年10月25日成立，前身是即墨市灵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程显科。2011年10月20日，坤源公司（甲方）与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在“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基础上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坤源公司原股权比例为，程显科74.45%，出资446.7万元，宋秀芹25.55%，出资153.3万元，以上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转让过程中实际出资50万元，转让后甲方不参与股权分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务、债权、亏损与甲方无关，转让合同签订后就业务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承担；第四条，公司转让后，乙方应自觉维护甲方形象，不得做出有关损害甲方的言论及行为，甲方应配合乙方将现有资质晋级，在晋级过程中不进行法人变更，待晋级后再进行法人变更；第五条，乙方承诺公司转让后，逐年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公司核心成员，退休时不保留股权；第六条，乙方承诺公司转让后，允许公司原投保人员继续使用公司劳保账户缴纳劳保费用，直至退休，费用由乙方承担。该《股权转让协议》乙方由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签字，甲方由程显科签字，后宋秀芹在甲方处亦签字确认。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质证称，其签字属实，但该协议系框架协议尚未履行、未生效，是程显科、迟克祝协商让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作为代持股股东加入到涉案公司，而实际经营者仍是程显科和迟克祝。 2017年4月12日，程显科、宋秀芹（甲方）与以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名义（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2011年10月20日，甲方将坤源公司名下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因乙方并未按上述协议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乙方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17年12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20万元，剩余30万元乙方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全部付清。若乙方未按照上述约定付款，则乙方须自2011年10月20日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向甲方支付利息；第二条，双方共同确认，2011年10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乙方已实际享有坤源公司100%股权，甲方仅作为名义股东在工商部门进行的股权登记……第三条,乙方按照约定支付甲方20万元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四条,乙方四人对上述股权转让款、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合同另约定其他事项。该补充协议甲方由程显科、宋秀芹签字，乙方由迟克祝签字。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对该补充协议质证称未实际参与，与其无关。 2012年2月20日、3月、5月26日，宋秀芹安排人员将坤源公司的有关证件材料交接给了被告方工作人员，并办理了交接手续。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对此质证称系程显科、宋秀芹与迟克祝对涉案公司办理的交接，未实际参与，与其无关。 根据坤源公司企业登记材料中的青岛康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事项说明显示，截止2012年6月21日，该公司新增注册资本609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209万元，新增资本由新股东董超石实际缴纳出资304.5万元，华正国实际出资304.5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并于2012年6月21日将出资额缴存在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即墨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37×××31账号内；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后，程显科出资额未变，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36.94%，宋秀芹出资额未变，占12.68%，新股东董超石、华正国分别占25.19%。后该公司又新增注册资本821万元，截止2012年6月27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2030万元，新增资本由新股东迟克祝实际缴纳出资516.5万元，王建生实际出资304.5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并于2012年6月27日将出资额缴存在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即墨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37×××93账号内；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后，程显科出资额未变，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22.01%，宋秀芹出资额未变，占7.55%，股东董超石、华正国分别占15%，新股东迟克祝占25.44%、王建生占15%。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对该验资报告质证称不予认可，未参与增资扩股、未实缴出资。 庭审中，迟克祝提交了2012年至2014年，用坤源公司名义经营的部分凭证，分别由王建生、董超石等签字。程显科、宋秀芹对此无异议。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质证称签字属实，但与本案无关，且无华正国的签字。 因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不同意调解，本案调解未成。 一审法院认为，程显科、宋秀芹与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于2011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7年4月12日与迟克祝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且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对涉案的坤源公司已实际接手经营、增资扩股，并以该公司名义对相关经营凭证签字确认，因此双方均应依法依约善意及时履行各自的义务。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对与程显科、宋秀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辩称属框架协议尚未履行、未生效，是程显科、迟克祝协商让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作为代持股股东加入到涉案公司的辩解意见，缺乏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即使属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未被依法撤销情况下，各方亦应依约履行，程显科、宋秀芹在涉案公司的股权应由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受让，股权转让款50万元应由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共同偿付，至于受让股份如何划分、款项支付的具体份额，属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内部分配关系，可另行在其内部具体确定。对于《补充协议书》，系迟克祝签字确认，且月息2分的约定不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4%的规定，迟克祝应依约对程显科、宋秀芹承担该违约金责任，因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未签字确认，该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责任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但应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照相应银行利率承担程显科、宋秀芹的相应损失，上述合计不应超过程显科、宋秀芹主张的30万元。程显科、宋秀芹主张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因程显科、宋秀芹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后，不再参与涉案公司的管理经营，该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应依法予以协助变更登记。关于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对涉案公司已实际接手经营中，且程显科、宋秀芹于2017年4月12日在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对涉案债权再次进行了主张，因此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对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迟克祝、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偿付程显科、宋秀芹股权转让款50万元；二、迟克祝偿付程显科、宋秀芹违约金，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2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照月息2分计算。三、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偿付程显科、宋秀芹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19年12月12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第二、三项关于违约金及利息损失，合计不超过30万元。四、迟克祝、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协助程显科、宋秀芹依法办理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相应的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登记变更手续。上述各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依法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5900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8920元，由迟克祝、董超石、王建生、华正国承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三上诉人提交证据一、《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查询》，来源于青岛市即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拟证明：在2012年6月21日以及2012年6月27日两次《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三上诉人的签字均是虚假的，且在两次增资过程中新增股东即三上诉人在《验资报告》中均为陈述为“货币出资并且缴存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开立的37×××31以及37×××93账号内”，该缴款不是真实的，在一审过程中三上诉人都强烈请求被上诉人出示公司的账户中关于缴存签字的证据后被上诉人仍未出示，一审法院也未进行调查；且两次《验资报告》中会计师事务所对于新增资本情况发表了“不对资金来源和使用负责”的意见。可见该公司两次增资扩股行为是虚假的，三上诉人是被被上诉人冒用姓名进行的增资行为，不能依此来推断三上诉人已经对坤源公司接手经营、增资扩股，更不能依此推断《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开始履行。程显科、宋秀芹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迟克祝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是为了公司从三级资质升二级资质时进行增资的。该增资行为与股权转让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证据二、《公司法中几个重要的股权比例》，来源于公司法规定。拟证明：公司法是保护股东的身份权利，特有、具体的股东股权比例在公司管理、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正因如此，《股权转让协议》因缺少具体股转让比例而成为意向合同、预约合同、未生效合同。若法院坚持将该合同视为正式合同来执行，那么原股东的份额三上诉人和迟克祝如何转让？以后公司股东大会如何确定表决权？公司利润按照何种比例进行分配？程显科、宋秀芹认为证据二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且本案是关于三上诉人、迟克祝与程显科、宋秀芹之间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宜，并不是三上诉人与迟克祝之间关于在公司间关于股权分配的问题，因此与本案无关。迟克祝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同程显科、宋秀芹的质证意见。该资料系当事人自己整理自公司法股权比例，不是证据，本院不做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20日，程显科以坤源公司（甲方）名义与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优势互补、持续发展。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作意向：一、在“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二、现公司概况：1.公司名称：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注册资本：600万元整；3.股权比例及获取方式：公司股权转让比例商定如下：“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股权比例为程显科74.45%，出资是446.7万元；宋秀芹25.55%，出资153.3万元；以上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转让过程中实际出资50万元。转让后甲方不参与股权分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务、债权、亏损与甲方无关。转让合同签订后就业务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承担。三、双方共同约定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转让前的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显科承担。且以前没有结束的工程项目及业务由其负责处理完毕，与其他各方无关。四、公司转让后，乙方应自觉维护甲方形象。不得做出有关损害甲方的言论及行为；甲方应配合乙方将现有资质晋级，在晋级过程中不进行法人变更，待晋级后再进行法人变更。五、乙方承诺公司转让后，逐年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公司核心员工，退休时不保留股权。六、乙方承诺公司转让后，允许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投保人员继续使用公司劳保账户交纳劳保费，直至退休。其费用由乙方承担。七、协议签订后，乙方启用新公章。同意甲方继续使用原公章处理原业务至2015年12月30日。到期由双方共同见证将原公章销毁。转让后的业务延续启用新公章，乙方不同意使用原公章承揽新业务。由原公章出现的一切纠纷由甲方负责。乙方启用新公章后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及一切经济纠纷由乙方承担。八、乙方同意甲方使用公司资质承揽业务并承诺免收管理费。甲方承诺接受乙方监督管理。九、本协议双方签字有效。一式四份。其他有关未尽事宜按国家、政府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法》有关规定执行。公章处未盖公章，甲方由程显科签名，承认宋秀芹签名系后补；乙方由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签字。 二审庭审中，询问补充协议中为什么无上诉人签字时，迟克祝主张“当时我作为代表签署的，签订协议后迟迟没有给程显科和宋秀芹款项，对方多次催要款项，就签订了补充协议”。程显科、宋秀芹主张“我方一直跟三上诉人及迟克祝沟通要转让款，最终迟克祝代表三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上诉人主张“对被上诉人的陈述不认可。补充协议签订过程中，三上诉人并未给迟克祝任何授权委托，迟克祝不能证明是三上诉人的代理人。我方针对补充协议没有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迟克祝与程显科、宋秀芹签订补充协议，视为程显科、宋秀芹与迟克祝个人对于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实质变更，从而确定了迟克祝作为涉案股权的接受人，正式接管经营涉案公司，与三上诉人无关”。 询问为什么会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时，上诉人主张“当时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是青岛坤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迟克祝作为乙方，进行对于涉案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协商，是意向协议，并未真正履行。因为该协议没有股权转让具体份额，也没有股权转让金额，甚至作为乙方的三上诉人与迟克祝之间股权分配比例也并未明确，不符合股权转让的特质。该股权转让协议因为是公司与三上诉人迟克祝之间的协商，因此不管从性质看还是从合同的意义看，均未生效。程显科在甲方处签字，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行为，而不是股东签字行为，可以从一审卷宗第81页三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可见，当时宋秀芹并未签字，也不存在事后补签确认的行为”。程显科、宋秀芹主张“同我方答辩状中的陈述”。迟克祝主张“在签署协议时，是我和三上诉人达成了口头协议，给他们各自15%的股权，转让费用50万元由我个人负担。签订协议时，是我和三上诉人与程显科在其办公室签署的，签署协议后，我们还在即墨的酒店一起吃饭”。 进一步询问协议上为什么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时，迟克祝主张“转让价格是50万元，由我个人负担”。程显科、宋秀芹主张“价格是50万元，但是具体是如何分配的，我方不清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陈述是虚假陈述。该公司由迟克祝自行经营，现在涉诉案件数量众多，债权数量巨大，迟克祝与三上诉人一起承担债务，因此所做陈述与三上诉人不利，而与迟克祝有利的证言应该予以举证，否则应该承担不利后果”。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2011年10月20日，程显科与迟克祝、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抬头写的系目标公司坤源公司，内容有“达成如下合作意向”的字样，但明确约定将目标公司转让给迟克祝及三上诉人股权转让数额，经过两次增资，三上诉人已成为目标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2017年4月12日，迟克祝以迟克祝、华正国、董超石、王建生名义与程显科、宋秀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了股权转让款数额、支付时间、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及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迟克祝及三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综上，上诉人华正国、王建生、董超石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华正国8800元，王建生、董超石8800元，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张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