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2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金萍，女，197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月，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燕，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梅，女，197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增光。上诉人贺金萍因与被上诉人杨梅、被上诉人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8587号之一民事裁定。该裁定生效后，2018年12月5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沈和检民（行）违监[2018]21010200004号检察建议书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启动民事审判程序审理本案的检察建议。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辽0102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经再审，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19)辽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贺金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金萍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2.请求驳回杨梅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杨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梅在原审时主张的是合同约定贺金萍应返还款项，而一审判决系因为认为原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返还义务，法院审理的依据与杨梅主张不一致。二、即便本案合同无效，也应由浩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而非贺金萍个人。贺金萍已将案涉款项给付浩源公司，贺金萍是浩源公司代理人，收钱是公司行为，代理后果应归公司。三、贺金萍不应承担本案公告费用。本案一审未到庭应诉的是浩源公司，贺金萍已到庭应诉，不应承担公告费用。杨梅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贺金萍的上诉请求。浩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梅向一审法院原审起诉请求：1．判令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杨梅人民币17万元；2．判令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杨梅人民币17万元的利息（从2016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3．诉讼费、保全费等必要费用由贺金萍、浩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2017）辽0102民初8587号之一民事裁定查明事实：贺金萍系浩源公司职员、股东。杨梅通过朋友介绍与贺金萍相识。2016年8月11日，杨梅（甲方）与贺金萍、浩源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红塔辽宁烟草有限公司直签机关行政干事工作事宜，甲方愿意一次性支付乙方人民币170,000元作为培训费。如果乙方未能帮助甲方通过面试或未保证甲方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乙方应无条件退还甲方全额办理费用。杨梅、贺金萍、浩源公司均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16年8月11日，杨梅通过支付宝账号向贺金萍转款20,000元；2016年8月16日，杨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再次向贺金萍转款150,000元。杨梅共计转款给贺金萍170,000元。2017年3月29日，盖州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以“贺金萍涉嫌诈骗”作出营公盖（刑）立字［2017］15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贺金萍立案侦查。2017年6月17日，盖州市公安局对贺金萍予以刑事拘留。一审法院（2017）辽0102民初8587号之一民事裁定认为：依据杨梅提交的其与贺金萍、浩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银行转款凭条等证据，同时结合盖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营公盖（刑）立字［2017］156号《立案决定书》及该局对贺金萍的讯问笔录，可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的嫌疑，故本案不属于普通经济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依法由公安机关查处，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法院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杨梅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855元，退回杨梅。杨梅向一审法院再审请求：1．判令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杨梅人民币17万元；2．判令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杨梅人民币17万元的利息（从2016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3．诉讼费、保全费等必要费用由贺金萍、浩源公司承担。贺金萍一审法院再审辩称：一、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先刑后民。杨梅已在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报案，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已于2018年9月4日下了立案决定书，此案正在办理中。二、此案属公司行为，与贺金萍个人无关。1．杨梅在办理工作时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杨梅对贺金萍代理公司的职务行为知悉，其全部行为均系与浩源公司让李某某办理沈阳卷烟厂直签员工工作的事实，所产生的只是贺金萍履行公司授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2．本人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有公司办理业务的《授权委托书》，代表公司与杨梅所做的所有行为均为授权内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应由公司承担；3．本人共在公司授权范围内收取杨梅的17万元，其中12万元已直接上交公司，另3万元在公司的指示下付给宋某某、2万元付给李某某作为办理工作的费用；4．同类案件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已有判决。浩源公司在一审法院再审期间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杨梅通过朋友介绍与贺金萍相识，贺金萍系浩源公司股东。2016年8月11日，杨梅与浩源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杨梅委托浩源公司办理红塔辽宁烟草有限公司直签机关行政干事工作事宜，杨梅愿意一次性支付浩源公司培训费170000元；浩源公司未能帮助杨梅通过面试以上所述岗位或未保证杨梅签订正式用工合同，浩源公司无条件退还甲方全额办理费用。杨梅、贺金萍、浩源公司均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16年8月11日，杨梅通过支付宝账号向贺金萍转款20,000元；2016年8月16日，杨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再次向贺金萍转款150,000元。杨梅共计转款给贺金萍170,000元。一审法院再审另查明，根据浩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记载，贺金萍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增光为浩源公司股东。本案在一审法院再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调取的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相关案件卷宗材料显示，公安机关对贺金萍进行了询问，并未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贺金萍陈述收到杨梅等多人款项后，找到自称为省委党校某科室主任的李某某等人，由其找人办理工作。公安机关所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述，李某某仅是省委党校工勤人员，收到贺金萍款项后，找他人办理工作未果，案发后已将部分款项退还给贺金萍。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5日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逮捕，和平区检察院于同年9月29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一审法院再审中，贺金萍提供的证据有盖有“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增光”字样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公司委托贺金萍替公司收取、支付、退还公司办理业务款项，并支付公司日常开支，委托时间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9月8日。另提供盖有“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增光”字样印章，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的“收条”一份，内容为：贺金萍替公司收取杨梅办理工作费用17万元，其中12万元公司确认由股东贺金萍交给公司法人刘增光，由公司股东贺金萍付给宋某某人民币3万元，付给李某某2万元，共计5万元作为办理工作的费用。贺金萍还提供其名下账号为62×××63的账户交易明细，明细显示2016年12月21日，贺金萍向李某某6210810730006363460的账户转账150,000元。上述事实，有杨梅向法庭提交的汇款凭条、协议书、微信通讯记录，贺金萍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卷宗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所立刑事案件中，报案人中不包含杨梅，亦未将贺金萍列为犯罪嫌疑人，仅将李某某列为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现对李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杨梅亦明确表示按民事纠纷向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当依法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杨梅委托浩源公司办理工作事宜，双方签订协议书，后杨梅将170,000元给付至浩源公司股东贺金萍的个人账户，2016年11月15日，浩源公司向贺金萍出具盖有公司公章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增光名章的收条，但贺金萍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证明该笔款项转入刘增光和浩源公司账户，且贺金萍、李某某在公安机关供述中均未提及浩源公司、刘增光与本案有关联，另根据公安卷宗，贺金萍收到杨梅等多人款项后，部分交李某某办理工作，案发后李某某又将部分款项退还给贺金萍本人，综上，无法确认本案实际受托人，应认定浩源公司和贺金萍是代杨梅办理工作事宜的共同受托人。关于贺金萍提出的，仅是代表浩源公司收款，应由浩源公司返还款项的主张，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等涉及浩源公司的相关材料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该约定属于贺金萍与浩源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以此抗辩杨梅的诉请，故一审法院再审对于贺金萍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根据双方协议内容，双方均意图通过国家公职人员以非正常渠道办理工作，以上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因此原被告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属无效，二被告收取杨梅的17万元款项应予以返还。关于杨梅主张二被告返还利息，杨梅委托他人通过非正常渠道办理工作，其自身亦存在过错，故对于杨梅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本院（2017）辽0102民初8587号民事裁定书；二、贺金萍、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杨梅170,000元；三、驳回杨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5元（杨梅预交），保全费1,370元（杨梅预交），原审公告费400元（杨梅预交），再审公告费560元（杨梅预交），均由贺金萍、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二审期间，贺金萍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给他人办理工作，非个人行为，不应由贺金萍个人承担；2.李某某、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三方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所有的代收代付行为均为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其中李某某收取关于刘佳工作费用3万元尚未退还公司；3.宋某某、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三方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所有的代收代付行为均为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4.收条，证明贺金萍代公司收取杨梅工作费用17万元，其中12万元交给公司，3万元付给宋某某，2万元付给了李某某作为办理工作费用；5.协议书，证明杨梅是与公司签订的协议，贺金萍没有义务返还杨梅款项，应由公司承担返还义务；6.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于2016年11月15日将代收王天一的9万元加上10月2日（任健部分）挂账的3万元共计12万元交给公司作为办理杨梅工作的费用。杨梅对此发表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李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李某某所有款项均返还给贺金萍，且贺金萍有收条和转账记录。2.对证据2，我认为是李某某和贺金萍签订的，与我和贺金萍的本案无关。3.对证据3，贺金萍与宋某某签订的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4，收条我从未见过，且贺金萍与我签订协议的时候并没有刘增光在场，我的协议和现场都没有刘增光的签字和印鉴，我不认识刘增光。5.对证据5，现在贺金萍提交的协议书与我的协议书不一样，我的协议书上有贺金萍的建行卡号及开户行。一审时贺金萍向法院还提交了没有印章的协议书，现在提交的又有印章了，我认为印章是在贺金萍手中的。6.对证据6，我不认可，因为这个情况说明是贺金萍自己写的。本院认为，对证据1，出证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能认定贺金萍并非刑事犯罪嫌疑人。贺金萍是否代表浩源公司给他人办理工作，因公安机关卷宗中贺金萍和李某某二人在询问笔录中均未提及浩源公司，故对贺金萍以此情况说明主张给他人办理工作，非个人行为不予采信。对证据2、3，从形式上看，系贺金萍、浩源公司与案外人所签，未经杨梅确认，对杨梅无约束力。另贺金萍主张情况说明系2020年7月签订，浩源公司公章系刘增光加盖，但其上并无刘增光签名，且从杨梅起诉至今，贺金萍提供了一系列加盖浩源公司公章的证据，浩源公司却一直未出庭应诉，贺金萍作为该公司股东，对此没有合理解释，故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5，因有杨梅签字，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支持贺金萍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6，二份证据的发生时间均在2016年8月31日以后，不能支持贺金萍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金萍应否承担返还杨梅170000元的责任。关于贺金萍主张杨梅未主张协议书无效法院直接认定无效的问题。杨梅与浩源公司虽签订了协议书，但杨梅与贺金萍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以非正常渠道办理到红塔辽宁烟草有限公司工作的机会，双方的这种行为既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也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而无效，而不以当事人是否主张合同有效或无效为前提。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无效适用法律正确，对贺金萍提出的杨梅未主张协议书无效而法院不应直接认定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贺金萍主张不应由其返还案涉款项问题。协议书签订后，杨梅分两次向贺金萍账户转账17万元。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卷宗中有刘增光和贺金萍达成的2016年8月31日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备注：从2016年9月01日起，只持有浩源公司30%的股份，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双方无任何异议”。本案中，2016年9月1日以后，即在贺金萍不参与浩源公司经营以后，贺金萍仍以自己的名义将包括本案部分款项直接转给自称为省委党校某科室主任的李某某等人办理工作事宜，案发后，李某某等人又将部分款项直接退还给贺金萍本人。贺金萍自述与杨梅签订的协议书系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增光本人亲自加盖的公章，但该协议书上落款人的签字为贺金萍本人而非刘增光，贺金萍自述明显与常理不符，因贺金萍为浩源公司股东，不排除贺金萍持有浩源公司公章和刘增光名章的可能，同时刘增光亦未作为证人出庭对贺金萍所提交的证据予以对质，故本院对贺金萍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贺金萍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贺金萍办理委托事项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和其已将案涉款项交还浩源公司的事实，贺金萍举证不足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贺金萍应对案涉款项负有返还义务，本院对贺金萍提出的不应由其返还案涉款项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贺金萍主张不应由其承担公告费用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告费属于诉讼费用范畴，公告费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贺金萍作为本案的败诉方，一审法院判决杨梅垫付的公告费由贺金萍共同承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贺金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贺金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冠杰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孙晓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高聪书记员郭丹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