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752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余建欧,男，197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胜云，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嫣然，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余建邓,男,197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益林，浙江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津津，浙江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苏高歌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双马路**。诉讼代表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安信分所，江苏高歌机电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胜云，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嫣然，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林忠林,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良，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林楠,男,199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良，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余建欧、余建邓、江苏高歌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林忠林、林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终4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余建欧、高歌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证明余建邓转让给林楠的股权，实质上是余建邓替余建欧持有股份，是为了余建欧与林忠林之间实现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土地使用权及固定资产转让的目的，余建邓自始至终没有参与交易，也未收到股权转让款，林忠林、林楠对此是明知的，且在余建邓与林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注明“本协议一经签字，2017年1月7日协议上的个人责任及连带责任立即消灭”，原审判决要求余建邓返还林楠股权转让款并对余建欧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二、有新的证据证明江苏万隆永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严重不符事实，不应作为证据采信。浙江锐信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锐信公司）与高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后，锐信公司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委托拍卖高歌公司资产，苏州天元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评估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结果为27480777元，而万隆评估公司评估结果为4303.96万元。余建欧、高歌公司提出万隆评估公司评估中存在评估师缺乏评估资质、工作失职、重复计算、取值依据偏离市场价值、程序违法等情形，原审法院未采纳该意见，将评估报告作为损失认定依据不当。三、案涉《协议》目的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土地使用权及固定资产转让，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本案股权转让的实际目的即为转让案涉房屋、土地及相应设施”，原审法院将双方约定的交易方式实现不了确定为交易结果实现不了，将双方共同的认识错误认定为单方认识错误，并认定余建欧、高歌公司赔偿合同解除的损失适用法律错误。四、《协议》签订以后，林忠林支付了2650万元，余建欧、高歌公司亦积极履行义务，只是因为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实现资产转让资产税负问题没有约定清楚而实现不了合同目的，并非余建欧、高歌公司故意不履行协议，高歌公司办理分立资产过户时，税务部门发现双方希望“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实现资产转让”之目的而要求承担税负时，余建欧、高歌公司积极与林忠林沟通，但是林忠林置之不理，原审法院全部支持林忠林、林楠赔偿损失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五、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损失认定根据至宝公司相应资产在合同解除时的实际价值与协议对价之间的差价进行认定，符合当事人协议签订时的合同目的”没有依据，双方可预期损失范围应当是2650万元的合理利息损失。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余建邓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将余建邓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余建邓仅是名义代持股东，案涉《协议》明确余建邓在高歌公司40%股权实际权利人为余建欧，由余建欧负责全部的利益及责任，与余建邓无关，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明知，余建邓仅是为了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林忠林支付的2650万元股权转让款均由余建欧收取，余建邓不享有任何转让权益。二、原审法院判决余建邓及余建欧向林忠林、林楠赔偿损失11039600元无事实依据。1.余建欧收到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后，即向一审法院递交《评估报告异议书》《重新鉴定申请书》，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组织鉴定人出庭作证，违反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2.就案涉房产由同一法院委托，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值为4303.96万元，另案中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2748.0777万元，前者高出1555.8823万元，且天元评估公司估价对象中无证部分九幢建筑面积为1123.31平方米，而万隆评估公司估价对象中无证房屋建筑面积仅为811.52平方米，多出311.79平方米。尽管两份估价报告的估价时点不同，在房地产价格逐年上涨的市场环境下，不可能2018年5月27日市值4303.96万元，到了2019年8月2日市值就降到了2748.0777万元，说明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不符合客观实际，且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评估，目的均是为了确定评估标的价值，即使存在差别，相差比例不能高达57%，结合《协议》约定交易价为3200万元，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不到3000万元估价结论更符合实际。三、原审法院判决余建邓返还股权转让款、电梯款、赔偿损失及律师代理费损失无事实依据。1.林忠林将2650万元转让款交付给余建欧，只能由余建欧返还。2.林忠林不存在实际损失，无需赔偿，即使存在损失，也只能由余建欧承担。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林忠林、林楠提交意见称，一、关于余建欧、余建邓认为余建邓名下40%股权系为余建欧代持，余建邓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1.本案一、二审中，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从未提出过上述主张，余建邓一审委托了诉讼代理人，二审也提起了上诉，其对上述主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余建欧、余建邓再以一、二审中从未提出过的主张申请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2.案涉《协议》抬头部分虽记载“股权实际所有人为余建欧，负责全部的利益及责任”，但整个协议从未确认余建邓名下40%股权是为余建欧代持，更没有明确表示免除余建邓作为40%股东的法律责任，相反余建邓作为合同相对人和签署人，《协议》第九条明确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其他方对该方的违约责任互负连带责任。3.余建欧提交的余建邓与林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造假，请求法庭查实后依法制裁。4.我方根据《协议》支付26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余建欧与余建邓之间如何使用，与我方无关，更不能说明谁使用了款项谁就是该股权的所有人，谁就应负责还款。二、关于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一、二审法院已进行了审理和说明。综上，请求驳回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期间，余建欧、高歌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余建欧与余建邓之间的两份协议书。2.余建欧收取股权转让款流水。3.余建邓与林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余建邓没有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组证据：锐信公司与高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二审判决书、法院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确定鉴定机构笔录、机构选择结果告知函、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拟证明：天元评估公司评估结果与万隆评估公司估价结果差距很大，万隆评估公司评估中存在评估师缺乏资质、工作失职、重复计算、取值偏离等情形，导致评估报告结论严重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三组证据：苏州市安嘉禾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嘉禾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拟证明：该份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与天元评估公司估价结论基本一致，与万隆评估公司的评估结论相差巨大。针对余建欧、高歌公司提交的证据，林忠林、林楠质证认为，1.第一组证据中两份协议书形成于2012年，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案涉《协议》时间相差很大，与本案无关，且从内容上看，只是余建欧与余建邓之间财产内部分割，不能得出余建欧、高歌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股权转让款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林忠林按照《协议》指定账户汇付款项，至于款项如何使用，与我方无关。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林楠”签名确实是林楠所签，但股权转让协议书下面手写文字是事后添加的，我方不予认可。2.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两份评估报告与万隆评估公司的估价报告的时间、价值时点、评估目的、评估方法均不相同，两份估价报告不能证明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估价报告错误。余建邓质证认为，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协议交易价格是3200万元，更接近余建欧、高歌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的估价结论，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论与约定交易价格相差巨大，不符常理。余建邓提交以下证据：1.协议书、清单，与余建欧、高歌公司举证相同。2.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林忠林、林楠明知余建邓仅是代持股东，全部权利义务由余建欧承担。3.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余建欧收到林忠林2650万元款项用途，与余建邓无关。4.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同余建欧、高歌公司举证。5.（2018）苏0583民初8790号一案庭审笔录。拟证明：林忠林、林楠陈述知道余建邓持股40%实际上是余建欧的。6.证人黄某书写的证言。拟证明：黄某作为见证人全程参与了股权转让过程。7.证人周某某出庭作证，周某某陈述：余建欧与余建邓都是其朋友，余建欧与余建邓2012年分割公司，土地、厂房也进行了分割，周某某签字见证，分开后昆山的公司给余建欧，温州公司给余建邓，两人进行了结算。针对余建邓提交的证据，林忠林、林楠质证认为，1.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对余建欧、高歌公司举证的质证意见。证据2中承诺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只是余建邓与余建欧两人之间的约定，对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017年1月厂房交易价格是3200万元，到了2019年、2020年，厂房只值2700万元，完全不符合昆山房地产市场行情。2.对于证据5，林忠林的陈述是听余建欧讲的，因为整个过程均是与余建欧接触的。3.黄某即使作为见证人也只是针对余建欧与余建邓两人之间分割资产的见证，与我方无关，也与本案无关。4.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反映的是2012年余建邓与余建欧分家时的事情，与2017年1月7日《协议》无关。余建欧、高歌公司质证认为，1.高歌公司40%股权由余建邓代持，当时交易时也向林忠林、林楠进行了明确约定，至于互负担保问题，余建欧本人没有留意，才发生了本案纠纷。2.余建邓在余建欧与林忠林、林楠转让协议中的签字行为仅是配合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理由是：1.林忠林、林楠于2017年1月7日与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各方签订本协议的目的是林忠林、林楠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达到控制苏州至宝电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宝公司）并控制其名下1688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和6、7、8号厂房及固定资产，且对高歌公司原有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签订案涉协议的实际目的是对高歌公司持有的厂房土地进行交易，且转让价格就是按照厂房土地的价值确定的。故在林忠林、林楠按照上述《协议》约定支付2650万元及为至宝公司代为支付电梯款100800元后，余建欧、余建邓因案涉股权转让、房屋、土地过户所需缴纳税费问题，拒绝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义务，且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余建欧、高歌公司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履行《协议》，一、二审法院判决解除案涉《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协议》约定高歌公司分立中产生的费用以及相应财产过户到至宝公司产生的税费等由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承担，股权转让产生的印花税等税费由林忠林、林楠承担，该约定体现案涉《协议》履行过程中由出让方与受让方分担税费的安排，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显失公平，余建欧、高歌公司关于因资产税负问题没有约定清楚而实现不了合同目的，并非余建欧、高歌公司故意不履行协议，不应以实际价值与协议对价之间的差价进行认定的申请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案涉《协议》解除后，林忠林、林楠可以要求返还已付款项，并由余建欧、余建邓赔偿损失。因根据《协议》约定的目的和各方当事人确认的签订案涉《协议》的实际目的，以及《协议》第四条关于自2017年4月1日由林忠林、林楠代至宝公司开始收取案涉厂房、土地等固定资产的租金及押金的约定，一、二审法院认定《协议》解除时案涉资产的实际价值与协议对价之间的差价为林忠林、林楠的实际损失，并无不当。对于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一审中提出异议，为此，万隆评估公司一审中已出具回复函，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鉴定程序合法，估价报告结论对于相关评估方法也作了明确解释，评估方法并无不当，据此作出的评估结论合法有效，应依法予以确认。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二审中又提出异议，为此，二审法院组织鉴定人员接受余建欧的质询，并将万隆评估公司估价报告中的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送达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并组织鉴定人员就其异议进行了回复，技术报告对估价对象、市场背景进行了详细描述与分析，对估价方法适用性进行了分析，详细描述了估价测算过程。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在本院审查期间提供的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及安嘉禾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与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在评估时间、评估价值时点、评估目的、估价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特别是，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是为了案涉纠纷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采用的是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估价方法进行分析、测算和判断得出的估价结果，即万隆评估公司采用收益法对案涉房屋、土地及相应设施进行价值评估，估价报告参考了同类工业厂房的租金情况，正是因为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已考虑到了上述资产对外出租收益的因素，一、二审法院对林忠林、林楠主张的实际租金损失未予确认，而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是为了法院司法拍卖房地产确定拍卖保留价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的是成本法，安嘉禾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是为高歌公司破产管理人拍卖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的也是成本法。故天元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及安嘉禾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不足以推翻万隆评估公司在本案中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关于万隆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不应作为证据采信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3.余建邓作为案涉《协议》一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且《协议》约定了余建邓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第九条约定：高歌公司、余建欧、余建邓应按时签字盖章、全面履行各项义务，如因高歌公司、余建欧、余建邓任何一方违约，其他方对该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互负连带责任。故余建邓关于其仅是名义上的代持股东，实际权利义务是由余建欧享有及承担，一审法院将其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余建欧、余建邓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二人之间的协议、承诺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仅是余建欧与余建邓2012年分割公司时的行为，不能推翻案涉2017年《协议》的约定，余建欧、余建邓关于余建邓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再审申请人余建欧、余建邓、高歌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余建欧、余建邓、江苏高歌机电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志明审 判 员 侍 婧审 判 员 杨志刚法官助理 安晓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庆姝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