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10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际三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河北乡英石联社。法定代表人：葛洪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女，197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沈阳市大**。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阳电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街**。法定代表人：高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钊，辽宁名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原沈阳市工人文化宫），，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法定代表人：高颖，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景新，辽宁冠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海玥，女，1994年6月9日出生，汉族，该中心职工，住沈阳市和平区。再审申请人中际三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际三立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沈阳电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科公司）、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简称服务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辽01民终12119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辽民申428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际三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被申请人电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钊，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景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际三立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1.中际三立公司与电科公司只签订了一次供货合同，且双方于供货前就供货规格和数量只进行了一次合同变更，电科公司为中际三立公司提供了一次性全部供货，按照交易习惯，进行一次结算应是就结算之前全部供货的一次性最终结算，所以中际三立公司支付了1350000元后，就不再欠电科公司任何款项了。2.电科公司的利润可以通过查看该公司的进货单得到查证，但该进货单由电科公司掌握，因此，应当由该公司举证，如电科公司不能提供该证据，则应由电科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另外，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价格及结算时对最终结算金额的认定是各自对权利的处分。3.关于鉴定单位对案涉合同的价格鉴定意见，其中金九配电室、配电箱的报价就比市场价格高出了18万元，明显高于结算协议中电科公司同意抹点的金额，能够说明电科公司在案涉合同中有非常高的利润，本案最终一次性结算总金额是电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电科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中际三立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案涉结算协议书的前提是针对1406000元进行的分期付款协商内容，并没有提及增加和变更部分，即本案诉争的101030元增加货款，电科公司从未放弃该部分权利。2.中际三立公司在原一审案件举证及质证意见中均明确认可结算协议是针对合同金额1406000元；3.本案经过执行和解结案，中际三立公司自愿履行了11万元的付款责任，电科公司开具了相应发票。4.中际三立公司再审中出具的评估报告不具客观真实性，我公司不存在高价销售问题，且评估报告中没有具体的配电箱原件明细，不足以说明供货价格过高。服务中心述称，我方不是案涉合同的主体，因此双方争议与服务中心无关，在一审诉讼中的诉请中也没有要求服务中心承担责任，同时，中际三立公司与电科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结算完毕，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上，双方的争议均与服务中心无关。电科公司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中际三立公司支付供货尾款101030元及利息（2014年1月2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2.诉讼费用由中际三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月23日，电科公司（原沈阳电科电器制造厂）与中际三立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供销合同》一份，约定电科公司为中际三立公司承揽的工人文化宫改造项目供应节电交流低压配电柜，节电动力、照明配电箱等设备，双方对产品的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交货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总价款140.6万元，结算方式为预付50%即70万元，低压柜全部到现场后付款45%即63万元，质保金5%即7万元，签订合同后一年内付清，交货时间为2014年2月末。合同上有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有电科公司合同专用章及中际三立公司、工人文化宫项目部专用章。庭审中，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对上述供销合同均无异议。另查明，根据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庭审中确认，合同签订后，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及工人文化宫对涉案合同进行了增项和变更，增加变更部分即“增加价格说明”列明的设备，中际三立公司工程师于供货前在“增加价格说明”上签字确认增加部分的价格。再查明，根据电科公司陈述，2014年2月27日，电科公司将合同项内及增加变更部分设备一次性全部供应至工人文化宫现场。2016年1月9日，工人文化宫基建办主任白兆忠在增加价格说明上签字确认增加价格，并盖有工人文化宫公章。2016年10月20日，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双方对涉案合同价款进行对账，确定结算金额为1350000元。庭审中双方确认，中际三立公司已按照《协议书》约定分两次支付电科公司货款1350000元。又查明，根据电科公司陈述，由于中际三立公司及工人文化宫称增加变更部分货款尚未审计完毕，故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结算金额时确定的货款1350000元并未包括增加配电设备的货款101030元，故中际三立公司尚欠电科公司货款101030元。中际三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于2016年10月20日进行的对账结算即为涉案合同（包括增加变更部分）全部结算款1350000元，故中际三立公司并未拖欠电科公司货款。双方均确认就增加变更部分并未签订合同，电科公司供货时亦未签署供货凭证，只签订了增加价格说明。一审法院认为，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供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本案中，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对电科公司供货，中际三立公司已支付货款1350000元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对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异议，电科公司认为该协议书确定的结算货款1350000元并未包括增加变更部分的价款，故中际三立公司尚欠电科公司货款101030元；中际三立公司认为该协议书即为涉案合同全部设备的最终结算，故中际三立公司并未拖欠电科公司货款。根据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实际履行涉案合同过程中，三方对合同约定的配电设备进行了增加和变更，电科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涉案合同约定的配电设备并未实际全部供应，而是于2014年2月27日一次性将合同变更增加后的设备全部送至工人文化宫处；其次，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就涉案合同增加变更部分未签订协议等书面凭证，电科公司供货时亦未签订供货凭证，三方仅就增加变更部分的价格予以签字确认；最后，涉案合同存在增项和变更，是对合同整体的变更和增加，结算协议书虽未明确结算金额是否包括增加变更部分，但根据交易习惯，涉案设备已于2014年2月27日全部送至指定地点，工人文化宫基建办主任也于2016年1月9日签字确认了价格，电科公司、中际三立公司双方于2016年10月20日就涉案合同进行对账结算系对合同的整体结算，电科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增加变更部分存在另行结算，且中际三立公司已按照协议书约定分两次支付电科公司货款1350000元，故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中际三立公司并未拖欠电科公司货款，电科公司主张中际三立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和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沈阳电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电科公司负担。电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中际三立公司支付电科公司供货尾款101030元及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际三立公司承担。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14年1月23日，电科公司与中际三立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供销合同》一份，约定：电科公司为中际三立公司承揽的文化宫改造项目供应节电交流低压配电柜、节电动力、照明配电箱等设备，双方对产品的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交货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约定总价款1406000元，结算方式为预付50%即700000元，低压柜全部到现场后付款45%即630000元，质保金5%即70000元，签订合同后一年内付清，交货时间为2014年2月末。2014年2月27日，中际三立公司向沈阳市工人文化宫出具一份《增加价格说明》，载明：因《工矿产品供销合同》所用的塑壳开关满足不了现场用电设备的需要，经三方相关责任人协商一致，对《工矿产品供销合同》约定的部分设备进行了增项和变更，增加变更部分即“增加价格说明”列明的设备,增加金额为101,030元。2016年1月9日，沈阳市工人文化宫在该《增加价格说明》加盖公章，并由其基建办主任白兆忠签字确认。2016年10月20日，电科公司与中际三立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铁西区文化宫改造项目签订的配电柜及配电箱合同，金额为：壹佰肆拾万陆仟元整（140600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现结算金额为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0000元），已付货款金额为柒拾万元整，现欠货款陆拾伍万元整。余下货款2017年2月末付给供方，供方按需方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此协议生效。现电科公司承认就2016年10月2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1350000元，中际三立公司已付清，但主张双方的该项约定仅是针对《工矿产品供销合同》约定的1406000元，最后商定由电科公司给付1350000元，并不包括按《增加价格说明》增加的配电设备款101030元，并要求中际三立公司支付该笔货款101030元。本院二审审理中，电科公司制作了一份《文化宫改造项目报价单、文化宫改造项目实供单》，证明：电科公司实际向中际三立公司供货1507030元，其中就《工矿产品供销合同》内货物供货金额是1406000元，就《增加价格说明》内货物供货金额是101030元。中际三立公司对电科公司实际供货总金额1507030元没有异议，对电科公司制作的《文化宫改造项目报价单、文化宫改造项目实供单》也没有异议。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对于电科公司已向中际三立公司供货金额为1507030元以及中际三立公司已付清《协议书》载明的结算款1350000元没有异议，现本案双方争议的是2016年10月2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结算款1350000元是否包括《增加价格说明》中的供货金额101030元。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沈阳铁西区文化宫改造项目签订的配电柜及配电箱合同，金额为：壹佰肆拾万陆仟元整（1406000.0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现结算金额为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0000.00元），已付货款金额为柒拾万元整，现欠货款陆拾伍万元整。余下货款2017年2月末付给供方，供方按需方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此协议生效。”，对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该《协议书》前后文字的内容，只能认定该《协议书》所载明的结算金额1350000元系针对《工矿产品供销合同》所约定的1406000元货物所做出的约定，不能理解为已包括后来依《增加价格说明》增加的101030元设备，且现在中际三立公司也承认上诉人实际供货1507030元，故中际三立公司仍应向上诉人支付《增加价格说明》中所载明的、且电科公司已实际供货的101030元。虽然中际三立公司主张《协议书》所约定的结算金额1350000元系针对电科公司的1507030元全部供货所做出的约定，但本院二审认为，这两者相差157030元，即全部供货的10.42%，中际三立公司应就电科公司做如此大的让步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关证据，在没有充分的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二审只能认定该1350000元是针对金额为1406000元的《工矿产品供销合同》，最后约定由中际三立公司给付电科公司1350000元，并不是针对电科公司全部供货1507030元所做出的约定。至于电科公司主张的利息问题。因双方在《工矿产品供销合同》中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方式，电科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中际三立公司逾期付款造成其损失的数额，故本院二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自双方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即2017年3月1日起计付利息。综上所述，电科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91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二、中际三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阳电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1030元及利息（以10103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20元，均由中际三立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际三立公司应否支付电科公司增加部分的货款101030元。双方签订《协议书》明确载明案涉的配电柜及配电箱合同，金额为1406000元，结算金额为1350000元，因此，从该《协议书》的文意理解来看，该结算金额应为针对1406000元的结算，且该协议书中并未载明新增加价款的数额及结算事宜，应认定为就该部分双方尚未结算。此外，双方均认可电科公司实际供货的金额为1507030元，中际三立公司主张最终结算金额为1350000元，与实际供货金额差距较大，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际三立公司的主张具有合理性。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辽01民终1211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亮审判员 孙晓娟审判员 戈利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黄卓书记员郭丹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