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32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振星，男，196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沙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瑞浩，男，199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沙河市，系宋振星的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光学，男，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沙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捷，河北法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沙河市建通硅砂厂，住所地河北省沙河市赞善办事处上郑村北。 负责人：王建涛，该厂厂长。 上诉人宋振星因与被上诉人郑光学、原审被告沙河市建通硅砂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2020）冀0582民初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振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瑞浩、被上诉人郑光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捷、原审被告沙河市建通硅砂厂的负责人王建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振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重新审理并改判驳回郑光学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郑光学承担一审诉讼费、鉴定费、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错误。首先，宋振星与郑光学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三次诉讼至法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宋振星先后提供证据，印证其与郑光学之间已经结清货款，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郑光学的货款到底有没有付完。事实上，郑光学不但收到宋振星支付的全部货款，还多收15630元，因此一审再判决宋振星支付85740元货款属重复付款，这样判决是不公平的，希望二审明察事实，使案件最终能定纷止争，纠纷得到妥善处理。其次，在案件中出现的郑香梅、郑立梅、周某，实际上是郑光学两个姐姐、一个姐夫，他们是利害关系人，是郑光学指定的代收货款人。宋振星只与郑光学存在业务货款往来，与郑香梅、郑立梅、周某无任何业务经济往来关系。宋振星提交的银行转账单、现金收款条、微信转账以及证人证言，证明货款已结清。周某作为证人与郑光学存在利害关系，法院采纳其单方证言，就认定他不是给郑光学代收货款，同样宋振星申请证人宋某作证，证明该笔银行转账82000元是郑光学指定周某代收的货款，却被法院主观臆断驳回。一审法院偏听偏信、偏向了郑光学，这是不公平的。2、转给周某的82000元是郑光学指定代收货款（虽未备注代收款），这也是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履行合同方式，一审法院就凭借周某单方否认，判定82000元不是郑光学货款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是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宋振星是按郑光学指定银行账号转账，否则在无任何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平白无故转账82000元给周某，毫无道理也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于法无据，应当予以改判。3、笔迹鉴定结果显示涉案26000元支款条不是郑光学、郑立梅所签，与宋振星曾经有过石头业务往来的只有郑光学，参与催要并签字领货款的有郑立梅、郑香梅。在提出对三个人的笔迹鉴定时，只有郑香梅不配合，拒绝鉴定且态度强硬。退一步讲，如果不是其自己签字为何害怕鉴定呢，宋振星更加有理由相信该现金收款条的签字是郑香梅所为，法院应依照实际情况判定收款条上为郑香梅签字，要不然钱被领了没有人承认，宋振星不可能就为这笔款自己伪造签字吧。4、关于本案证据说明：庭审后宋振星发现了微信转账记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截图，显示宋振星陈述的双方结清货款的事实，对此特说明如下：截图（1）“高山流水”是宋振星微信号，截图（2）“冰”是郑香梅微信号；（3）、（4）是郑香梅代替郑光学索要石头款。钱款由石伟娜代替宋振星通过微信向郑香梅转账，时间是2019年11月6日；（5）是2018年4月28日郑香梅通过微信加宋振星好友，替郑光学向宋振星索要石头款；（6）、（7）是2018年9月2日郑香梅短信向宋振星索要石头款，其后立即通过网上银行向其指定的周某银行账户转款，金额为500元；截图（8）、（9）系郑光学向宋振星索要石头款，通过微信向郑香梅转款1000元，时间为2018年12月23日；截图（10）是郑香梅通过短信给宋振星发送周某银行账户，代收郑光学石头款，2017年3月4日宋振星通过银行转账向周某银行账户转款10000元后，郑香梅短信回复收到，显示的卡号一致。微信截图充分证明宋振星主张的周某代收郑光学货款成立，微信截图充分证明：（1）、郑立梅、郑香梅、周某三人都经手过石头款，都是替郑光学索要石头款，周某的银行账户是其指定的收款账户。郑香梅不是案外人，与本案也有利害关系，郑香梅就是26000元三张现金领款条的签字人。（2）宋振星转给周某的钱就是郑广学所要的石头款，与宋某证言一致，宋振星已还清郑光学货款。（3）周某名下的银行卡就是郑光学指定的收款账号，郑香梅、周某都是郑光学指定的收款人，两人是替郑光学代收货款。周某、郑香梅与宋振星没有其他任何业务往来。郑光学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沙河市建通硅砂厂称，本案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 郑光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4,72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间，原告向被告宋振星经营的硅砂厂送硅砂石，由时任会计胡堂生和过磅员张永波为原告出具了入库单4张，共计货款263240元。后原告和其姐郑立梅共从被告宋振星手支取货款9次，共计176000元，被告宋振星通过微信转给郑立梅款1500元，共计付款177500元，尚欠货款85740元。被告宋振星提交由原告及郑立梅签字的领款单12张，共计202000元，原告认可其中9张条计款176000元，否认另外3张取款条计款26000元是本人书写，被告宋振星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3张取款条上的郑光学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争议的取款条3张不是郑光学和郑立梅所写。被告宋振星为此交纳鉴定费13000元。被告宋振星提交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记载宋振星通过银行转给周某26次，共计款82000元，被告宋振星主张原告让其将货款转账给其姐夫周某，并申请证人宋某（系宋振星哥哥）到庭作证。宋某证明其当时在硅砂厂负责生产，听到原告和其姐姐同意将货款转到周某名下。证人周某到庭作证，证明其在邢台县与他人合伙经营硅砂矿，当时有沙河客户到过该矿拉过矿石，此款是购买矿石款，否认代郑光学收取过货款。被告宋振星主张沙河市建华硅砂厂是由原沙河市建通硅砂厂所变更，讼争货款是其承包建华硅砂厂期间所产生，其只是经手人，应由建华硅砂厂偿还货款，一审法院到工商部门调取上述两个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沙河市建通硅砂厂和沙河市建华硅砂厂是两个独立的企业，二者没有关联。上述事实，由原告诉状、被告答辩、庭审笔录、入库单、微信转账记录、领款单、周某询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加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宋振星经营硅砂厂期间购买原告矿石，双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宋振星认可其为合伙经营人，应对经营期间所欠原告货款承担给付义务，原告请求于法有据，一审应予支持。被告宋振星主张原告从其手领取货款26000元，并提交署有原告名字的取款条3张，经鉴定确认该领款条上的签字不是原告所写，因此，一审对宋振星该主张不予认定。被告宋振星另主张通过银行转给周某账户82000元系给付原告的货款，虽提供证人到庭作证，但原告和周某否认，被告宋振星主张证据不足，一审不予确认。原告要求沙河市建通硅砂厂给付货款，但未能提交与该厂存在买卖关系的相关证据，同时被告宋振星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讼争货款与该厂有实际联系，故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宋振星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郑光学欠款85740元。二、驳回原告郑光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97元、鉴定费13000元，由原告负担197元，被告宋振星负担14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宋振星提交了新证据，证据1、宋振星与郑香梅微信、短信截图，郑香梅与宋振星委托的付款人石伟娜的微信截图。欲证明187××××4656电话是郑香梅的，郑香梅将周某尾号5879的农行账号发给的宋振星，宋振星转给周某的82000元是给付郑光学的石头货款。证据2、宋振星、宋瑞浩与申晓雨的通话录音。欲证明周某在邢台县双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负责钱的事，宋振星向周某银行账户打的款不是为邢台县双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的货款。郑光学对证据1质证称，187××××4656电话是周某的电话号，是郑香梅使用的，微信号“冰”是郑香梅的，郑光学没有委托周某收取本案任何货款，周某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宋振星应向周某主张权利；对证据2质证称，录音中申晓雨所称周某在邢台县双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管钱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宋振星通话中在误导申晓雨，宋振星与申晓雨有经济往来，通话内容都是串通好的，不予认可。本院鉴于郑光学对宋振星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2的通话内容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郑光学提交的四张入库单时间为2016年3月9日至2016年5月18日期间，价款为263240元。2015年6月16日、2016年4月11日在郑香梅与宋振星的短信往来中，郑香梅将周某的尾号为5879的农行卡号转给了宋振星用于打款，并在几次收款后回复宋振星“收到”。2018年11月22日、12月13日、12月23日郑香梅微信号“冰”三次收到宋振星转款共计1500元。除以上事实外，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2016年5月30日、2016年6月29日、2016年8月15日共计26000元的三张领款条是否郑香梅签字，亦即郑香梅是否代（郑光学）签收“领款单”收取了26000元的货款；二是宋振星转款给周某尾号5879农行卡上的82000元是否是给付郑光学的货款。 关于26,000元的三张领款条。郑光学否认三张领款条上领款人处的“郑光学”是其签名，宋振星则主张郑光学、郑立梅、郑香梅三人都参与了要货款，该26,000元货款其已经给付了郑光学，并在一审中申请对三人进行笔迹鉴定，郑香梅拒绝，鉴定机构经对郑光学、郑立梅两人进行笔迹鉴定，作出的结论为三张领款条上“郑光学”的名字不是两人所写。一审根据笔迹鉴定结论认定郑光学没有领取该三张领款条上的26,000元。现宋振星上诉主张应推定三张领款条上领款人处的“郑光学”是郑香梅的笔迹，对此，本院认为，宋振星主张郑光学已领取该三张领款条记载的26,000元，应当承担已履行付款义务的举证责任。宋振星作为货款给付方，应当明确接受货款人的身份；他人代郑光学签收的，应当明确代收代签人的身份。宋振星对接收货款人和代签人不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可能人选采取逐一排除的方法确定收款人，不符合当事人举证规则和人民法院的认证规则。郑香梅并非本案当事人，而是案外人，即使郑香梅拒绝进行笔迹鉴定，也不能根据证据规则推定为郑香梅所代签，故本院对宋振星此上诉主张，不能支持。郑光学否认该三张领款条上的26,000元已收取，如果宋振星所主张的代收代签事实确实存在，则代收代签行为人占有该26,000元为不当得利，宋振星可待确定代收代签人身份后，以本判决为基础，另行向其主张权利。 关于宋振星打给周某尾号5879农行卡上的82000元。经查宋振星提交的农行明细对账单，其自2016年5月5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共向周某打款24次，共计112000元。其主张的82000元，应为其中自2016年5月31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的21次打款。对于该82000元，周某称是其在邢台县双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期间，宋振星购买该公司矿石的货款，不是替郑光学代收的货款。宋振星则主张该款是郑光学让打入周某银行账户的，郑香梅、周某都是替郑光学代收的货款并提交了其与郑香梅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本院经查阅宋振星与郑香梅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郑香梅确曾在2015年6月16日、2016年4月11日将周某尾号为5879的农行卡号告知宋振星用于打款，并在宋振星2016年6月14日、11月20日、2017年3月1日、3月4日、2018年9月2日向周某农行账户打款后，回复宋振星收到款项。依据以上证据能够认定宋振星向周某转款112000元的事实存在，也能够证明郑香梅参与了宋振星与周某、郑光学之间的货款催讨，但要认定宋振星所主张的其中的82000元是周某代收的郑光学的货款，还存在无法排除的疑点，周某该卡号所接收宋振星款项为112000元，大于宋振星主张的82000元，多出的3万元是什么款项，宋振星没有说明；并且，仅凭郑光学与郑香梅的亲属关系即认定郑香梅所推送卡号所收款均系为郑光学催款，亦证据不足。周某称该82000元是代收宋振星买“邢台县双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货物的货款，因周某在本案中仅是证人身份，不是本案当事人，在相关当事人未到庭、无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周某所述也不能以本案查明“事实”作出认定。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宋振星所述周某代郑光学收款虽有其合理性，也符合日常生活中亲属代收的一般外在特征，但依据证据无法解释除82000元外其他款为什么存在和收取，宋振星所提交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和录音还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结合宋某与宋振星之间，郑光学与周某的亲属关系，其主张均不以本案事实认定。宋振星与周某之间的收款行为与本案债务的关联性在本案无法直接认定。宋振星与周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在周某具备当事人身份的情况下解决，故宋振星应以本判决为基础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宋振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94元，由上诉人宋振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运平 审判员  吴俊华 审判员  魏如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田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