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10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伟东，男，汉族，1972年1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文，广东子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伟，男，汉族，1981年8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里群，广东当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伟民，男，1956年1月2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E819575(0)。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广东盈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少容，女，汉族，1971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生，广东法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纯佳，广东法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因与被上诉人翁少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8）粤0511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伟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文、上诉人张庆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里群、上诉人彭伟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被上诉人翁少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生、林纯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伟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翁少容对余伟东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翁少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共同实施，利用彭伟民是翁少容借款的债权人条件，在余伟东取得处分翁少容房产的代理资格后，由张庆伟作为虚假的买受人，实施了由余伟东成功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张庆伟名下的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将涉案房产进行过户登记这一处理方式翁少容事先已知情并同意，故余伟东与翁少容签订并进行公证的《委托书》中，双方约定的对于本案涉讼房产相关授权代理权限范围，包括了翁少容授权委托余伟东“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其次，对于过户登记的受让方，余伟东也向翁少容告知，其当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后余伟东办理涉讼房产过户登记的目的，余伟东及彭伟民均有向翁少容告知，其当时也并无异议。因此，余伟东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张庆伟名下一事，已履行合理审慎注意义务，是在已向翁少容充分告知真实情况，并且翁少容清楚同意情况下，根据双方签订《委托书》约定的权限进行的代理行为，翁少容应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余伟东对翁少容不存在侵权行为。翁少容答辩称，1.余伟东所称“将涉案房产进行过户登记这一处理方式被翁少容事先已知情并同意”违背事实，从一审翁少容申请调取的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及案外人肖学文笔录均明确表示，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是在涉案房产被过户后的春节过后才告知翁少容。2.《委托书》的“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不等同于余伟东可以不告知以任意售价和不收款销售。房屋销售权限与“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3.余伟东按“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的《委托书》，在没有告知翁少容情况下，以任意价格就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不收房款，是超权限的无权委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正确。张庆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翁少容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翁少容承担。事实和理由：张庆伟虽然通过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房地买卖交易的形式成为涉讼房地产名义上的所有人，但在这一过程中，张庆伟是有合理理由相信彭伟民、余伟东有依法处置涉讼房地产权利的，而非原审法院认为的“通意合谋取得原告财产”，理由是：1.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之前，余伟东向张庆伟出示了经南滨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明确翁少容对余伟东的授权权限是：有权办理涉讼房地产的抵押登记、注销抵押登记、房地产转让、办理产权登记等，该《委托书》经公证并在原审被认定为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这使得张庆伟有理由相信余伟东的行为已得到翁少容的同意，是有权代理。2.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产权过户之前，彭伟民也向张庆伟出示了其与翁少容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合同（延期还款协议书）》、《收款收据》和《银行转账记录》等，这些证据，让张庆伟有理由确信彭伟民与翁少容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翁少容同意将涉讼房地产作为还款抵押的事实，结合《委托书》的授权，张庆伟有理由认为涉讼房地产转让和过户登记是翁少容与彭伟民、余伟东之间为担保借款依约清偿所要达成的交易安排。3.自涉讼房地产过户至诉讼，翁少容除了曾经以受诈骗报警（后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当时本人也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经过）外，并没有向本人或其他人主张权利，期间长达二年多的时间，也让张庆伟认为翁少容默认了彭伟民、余伟东的做法。4.张庆伟一直明白自己只是涉讼房地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在翁少容付清欠款本息之后会配合办理将该房地产过户归还给翁少容，因此在名义上取得该房地产后，并没有找翁少容要求其腾退交出房子，而是一直由翁少容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没有干涉翁少容对外出租收益，没有干涉到其生活起居，没有要取得翁少容该房地产的意图和行为。翁少容答辩称，张庆伟与彭伟民、余伟东通意谋取翁少容财产。1.《委托书》没有载明委托售房洽谈等事宜，只有销售完成后的“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不是委托与张庆伟洽谈售房等事宜。2.买房人张庆伟2015年11月20日的《汕头市存量房合同签约证明书》、《汕头市房产管理局办事回执卡（存根）》、《房地产买卖合同》、《汕头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等资料的联系电话均写上彭伟民的手机电话，张庆伟买房的整个过程受彭伟民指挥，串通了彭伟民、余伟东。3.翁少容二审录像证据，为达到强制翁少容腾退目的，多次实施以断电、断水、拆表及阻止租户交租等行为。可见，张庆伟是与彭伟民、余伟东串通，假冒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彭伟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翁少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忽略翁少容向彭伟民借款至今未还的前提，在翁少容没有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彭伟民不存在借贷关系，也无法证明其不知道委托及处置房产的情况下，反而认定彭伟民及余伟东、张庆伟“利用彭伟民是翁少容借款的债权人条件”实施了由余伟东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张庆伟名下的行为，该认定颠倒了客观事实的因果关系，导致将事实上处于维权者地位的彭伟民错误认定为与余伟东、张庆伟“以恶意串通的方式谋取原告（即翁少容）的财产”，维权者反而被错认为侵权者。本案事实是翁少容隐瞒了其向彭伟民及余伟东借款本息逾期未还，从而自愿将案涉房产作为抵押物交由余伟东代为处置并办理了委托公证，因其对上述自愿行为反悔而提起一审诉讼。理由与依据如下：1.翁少容借款不还的事实证据确凿，一审法院却始终怠于查清这一关键问题，在判决书中并未作出相关认定。关于翁少容向彭伟民借款的事实，有彭伟民提交的《抵押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延期还款协议书》及翁少容及彭伟民、余伟东、借款介绍人肖学文在金平分局的询问笔录为证，翁少容于2016年3月9日在金平分局的询问笔录中承认了其向彭伟民借款且尚未付清本金和利息的事实，其与彭伟民关于借款本金、利息及房产抵押的陈述均是一致的［翁少容称“我2013年11月18日，曾以该套房产作为抵押向彭伟民借款35万元。当时我们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上写明月利率1.3%（实际是2%）即每月利息7000元，2015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又签订了延期还款协议书，现在该笔借款仍在履行中，我已经还了彭伟民16多万元，具体现在差他多少钱利息及本金，我们还未结算。”]翁少容一审提交的证据2016年8月6日的录音笔录中关于其与彭伟民的对话内容也印证了翁少容欠钱未还的事实，且翁少容从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如银行流水账单或彭伟民出具的收据等证明其己还清借款。事实上，自2015年6月18日之后，翁少容再没有按约定向彭伟民交付利息，本金35万元至今未偿还。2.翁少容一直将案涉房产作为向彭伟民借款的抵押物，包括2015年9月21日公证委托余伟东处置房产的行为也是翁少容与余伟东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保全房产的一种方式，不然彭伟民不可能在翁少容未清偿借款的情况下注销案涉房产的抵押登记，法律并未禁止这种经双方合意保全并处置房产的行为，那么法无禁止即为可，对受托人在委托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作为委托人的翁少容应当承担。翁少容自2013年11月18日起向彭伟民借款一直以案涉房产做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在2015年6月18日翁少容开始连续几个月不再付还利息及本金、明显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恰恰是因翁少容同意并自愿委托余伟东处置案涉房产并据此于2015年9月21日办理了《委托书》公证，彭伟民才会在翁少容未清偿借款且未提供其他抵押物的情况下同意注销案涉房产抵押登记。一审法院对翁少容与余伟东签订并经公证的《委托书》效力的确认，依法承认了翁少容上述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此可见，将案涉房产过户到张庆伟名下的意图并非要变卖房产并以所得价款偿还，实际上是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实行的相当于财产保全的保障措施，目的是督促原告尽快还款，并非实际交易，翁少容也同意，因而才与余伟东签订了《委托书》，因翁少容及余伟东均清楚房产并非实际交易，故《委托书》才没有约定余伟东代为收取房款的权限，实际上张庆伟也没有支付对价，且并从未入住。在肖学文在场的情况下彭伟民也已向翁少容明确告知房产仅为暂时过户，一旦翁少容将借款及利息还清，房产再重新过户到其名下，对此翁少容并无异议，若如翁少容一审所述彭伟民及余伟东、张庆伟要将房产占为己有、而非仅仅是督促翁少容还款，那又何须对翁少容进行明确告知！且又任由翁少容对该房产继续使用、租赁、收益至今。3.翁少容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并未举证其不知道《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及案涉房屋的过户，负有举证责任的翁少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调取的肖学文询问笔录足以证明余伟东已向翁少容释明合同签订及房产过户仅为相当于财产保全的保障措施，翁少容知道且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错误免除了翁少容举证不能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而错误认为即使在委托书真实有效且余伟东行为并未超越授权范围的情况下、受托人处理转让及事宜应取得翁少容的明释授权或者征得翁少容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可见受托人在委托授权范围内的义务仅为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不必经过委托人同意，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报告义务履行的时间，一审证据显示翁少容作为委托人已经知道余伟东将房产过户到张庆伟名下且并无异议，即受托人已经完成了其向委托人的报告义务，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以恶意串通的方式谋取原告（即翁少容）的财产”与事实不符，彭伟民并非翁少容要求返还房产和办理过户手续的适格主体。处置讼争房产的《委托书》已载明委托与受托的双方系翁少容与余伟东，转让讼争房产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双方系余伟东与张庆伟，办理过户手续的双方同样是余伟东与张庆伟，可见彭伟民均不是上述合同的签订主体，办理上述手续时也并没在场，且并未占有该房产，也没有因此获利，故翁少容要求彭伟民返还房产并过户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因翁少容借款逾期未付还本息而起，翁少容过错在先，对于通过处置讼争房产作为一种保全财产的保障措施而产生的委托是基于翁少容的真实意思表示，余伟东将房产过户到张庆伟名下也是在委托代理权限之内，同时有证据证明翁少容知道这一事实且没有异议；彭伟民既未实际占有上述房产，也未因此获利，且未曾导致翁少容损害后果，没有参与办理公证委托、房产买卖及过户手续，因此，彭伟民既没有翁少容一审所诉称的侵权，也不是翁少容主张返还房产并过户的适格主体，更无需承担房产的过户费用。原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翁少容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返还财产之诉，彭伟民为否认“其与余伟东、张庆伟恶意串通谋取翁少容的财产”的事实，称“其不是《委托书》、《房地产买卖合同》的主体”，故彭伟民是否仍是翁少容的债权人与本案无关，《汕头市房地产注销抵押登记申请书》中彭伟民称“翁少容的借款已还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彭伟民另行主张。2.彭伟民在其上诉状称“翁少容一直将涉案房产作为向彭伟民借款的抵押物”可以看出，彭伟民承认涉案房产在被侵占转移之前一直受彭伟民控制的保全状态，出具内容模糊不清的《委托书》目的就是为了与余伟东、张庆伟恶意串通谋取翁少容的财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承认《委托书》不等同于《房地产买卖合同》就有效，因为《委托书》在以抵押登记事项开头中间加插一项“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但委托书没有载明委托涉案房子销售，只是委托销售成交后的过户登记，故受托人余伟东履行了该委托书受托事项之外的事宜，就应该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规定，应该向委托人报告受托事项之外的售房洽谈等事宜，可见，彭伟民的上诉事实与理由是不成立的。同时可见，彭伟民称“翁少容未举证其不知道《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及案涉房屋的过户”也是不成立的，单从一审调取的证据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及案外人肖学文笔录均明确表示，彭伟民是在涉案房产被过户后的几个月后才告知翁少容就足以证明了该事实。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认为“余伟东应当依法妥善处理售房事宜，取得翁少容的明释授权或征得翁少容同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是正确适用了法律。三、1.彭伟民指挥串通余伟东事实。⑴彭伟民为了给余伟东寻找骗取理由，自己也在公安笔录证据称“翁少容的借款中有10万元是余伟东出资”，与《抵押借款合同》主体相矛盾，硬把翁少容的原债务人增加了余伟东，这些做法就是彭伟民指挥并恶意串通余伟东的有力证据。⑵彭伟民在上诉状称“其与余伟东均清楚房产并非实际交易，故《委托书》才没有约定余伟东代为收取房款的权限”，彭伟民自己承认了《委托书》是由其三方确定，委托书中是否载明代为收取房款的权限由他们说了算，与委托人翁少容无关，证明了彭伟民指挥并恶意串通余伟东签订模糊不清的《委托书》。⑶翁少容二审通话录音证据，翁少容找彭伟民索要其与余伟东的公证书未果时，彭伟民称“这不怕，要怎样还都没关系，这小意思”，二审对话录音证据彭伟民称“反正你钱还我，我就把房子名字过还给你，无臭嘴，这是非常容易的事”，证明了包含模糊不清的《委托书》在内的整份《公证书》复印件也要找彭伟民索要，可以证明彭伟民对该事件有多么大的控制力。彭伟民指挥串通余伟东事实可以从上述等证据得以证明。2.彭伟民指挥串通张庆伟事实。⑴一审中翁少容申请调取135*****463机主信息的证据显示“机主姓名为彭伟民”，该手机号码作为翁少容申请调取2015年11月20日《汕头市存量房合同签约证明书》、《汕头市房产管理局办事回执卡（存根）》、《房地产买卖合同》、《汕头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等资料的张庆伟的联系电话，即是《房地产买卖合同》交易过程中所有资料张庆伟的联系电话均为彭伟民的手机号码，可以证明了彭伟民指挥并控制房产买受人张庆伟。⑵翁少容二审录像证据，彭伟民不仅阻碍警察处警，还当着警察指挥控制张庆伟，当面当场串通。翁少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返还侵权取得财产给翁少容，即将汕头市金平区北海旁1号B座夹层02号房全套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给翁少容，并由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承担全部过户税费；2.由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承担本案诉讼、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1日翁少容与余伟东在汕头市南滨公证处签订《委托书》，约定翁少容有位于汕头市金平区****1***夹层02号房全套的房地产，该房地产的《房地产权证》列粤房地证字第C5420988号，翁少容将上述房地产的相关事项委托余伟东代理，代理人代理范围包括：一、办理上述房地产的抵押登记，向相关部门领取《房地产他项权证》、《房地产权证》；二、办理注销抵押登记，向相关部门领取《房地产权证》；三、办理该房地产转让（包括二手房按揭、公积金贷款）；四、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一切有关手续；五、若上述房地产交易不成功，余伟东有权代为向有关部门申请退件手续，并签署有关文件；六、代管上述房地产及缴纳相关款项和代还相关银行债务；七、该委托书委托期限为二年，自双方签署之日生效，该委托书的受托人有转委托权。2015年9月28日，汕头市南滨公证处出具《广东省汕头市南滨公证处（2015）粤汕南滨第00741号公证书》，《广东省汕头市南滨公证处（2015）粤汕南滨第00741号公证书》由余伟东领取，但其领取后并未发还翁少容。2015年11月20日，余伟东与张庆伟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涉讼房产（即汕头市金平区****1***夹层02号房全套）以42万的价格出售给张庆伟。买卖合同签订后，余伟东将涉案房产过户到张庆伟名下，张庆伟至今未支付房款。随后翁少容发现涉案房产被他人出售，立即报警。上述行为系彭伟民、余伟东、张庆伟共同实施，利用彭伟民是翁少容借款的债权人条件，在余伟东取得处分翁少容房产的代理资格后，由张庆伟作为虚假的买受人，实施了由余伟东成功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张庆伟名下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翁少容与余伟东签订《委托书》并进行公证，该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翁少容与余伟东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翁少容主张其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委托书》，但无法提出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故对翁少容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余伟东应当按照翁少容委托书授权内容处理委托事务，对于处理委托事务有关的重大事项要向翁少容履行报告义务，其在委托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翁少容承担。余伟东根据《委托书》上载明委托事项与张庆伟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但根据余伟东在2016年3月10日接受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询问时的表述及本案庭审过程中其陈述，余伟东作为受托人并未将《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及涉讼房屋的过户告知翁少容，作为受托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妥善处理售房事宜，取得翁少容的明释授权或者征得翁少容同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在公安询问笔录及庭审过程中均表示本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不是实际交易，而是通过将翁少容名下财产转移到张庆伟名下的这一行为，迫使翁少容履行与彭伟民和张庆伟的债务，张庆伟并未实际支付货款，《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因张庆伟作为受托人与余伟东通意合谋取得翁少容财产，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无效，张庆伟应将涉讼房产过户返还翁少容。翁少容主张由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承担本案涉讼房产过户费用，因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在接受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询问均表示本案房产过户是为了保证彭伟民、余伟东与翁少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的债权实现，将涉案房产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转移至张庆伟名下，故因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以恶意串通的方式谋取翁少容的财产，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均需承担涉诉房产全部过户税费。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主张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和将涉讼房产过户到张庆伟名下是为了保全翁少容名下财产，迫使翁少容履行与彭伟民和余伟东的债务，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该主张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张庆伟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汕头市金平区北海旁1号B座夹层02号房全套房产的所有权返还翁少容。二、上述房产过户税费由张庆伟、余伟东、彭伟民共同承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翁少容提交两段录音和一段录像作为证据：1.翁少容与彭伟民的通话录音，证明翁少容拿公证书副本包含委托书要找彭伟民要，彭伟民控制了整个事件的事实；2.翁少容与彭伟民的对话录音，彭伟民明确表示他可以自己主意把房子过户给翁少容，只要翁少容满足他的要求，证明彭伟民控制串通张庆伟、余伟东；3.翁少容报警后警察处警的录像，该录像显示彭伟民当场串通张庆伟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翁少容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张庆伟、余伟东、彭伟民对翁少容提供的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上述的录音、录像均不能体现录制时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的完整过程，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彭伟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由于本案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案委托行为发生在中国内地，且张庆伟、余伟东、翁少容的住所地均在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翁少容与余伟东于2015年9月21日在汕头市南滨公证处签订《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庆伟是否应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返还翁少容以及案涉房产过户税费是否应由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共同承担的问题。关于张庆伟是否应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返还翁少容的问题。余伟东与张庆伟签订不以实际交易为目的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且张庆伟没有支付任何房产价款，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到张庆伟名下，该行为已侵犯了翁少容的合法财产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上述余伟东与张庆伟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张庆伟应将涉讼房产过户返还翁少容。关于张庆伟将案涉房产所有权返还翁少容的过户税费是否应由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共同承担的问题。本案中，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主张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和将涉讼房产过户到张庆伟名下是为了保全翁少容名下财产，迫使翁少容履行其与彭伟民和余伟东的债务，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对《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不是实际交易均予以确认，因此，案涉房产权属返还翁少容的过户税费应由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共同承担。余伟东上诉提出涉案房产过户至张庆伟名下一事，是在翁少容清楚同意情况下的代理行为，余伟东对翁少容不存在侵权行为。张庆伟上诉提出其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成为涉讼房地产名义所有人的过程中，张庆伟是有合理理由相信彭伟民、余伟东有依法处置涉讼房地产权利的，而非通意合谋取得翁少容财产。彭伟民上诉提出本案事实是翁少容向彭伟民及余伟东借款本息逾期未还，从而自愿将案涉房产作为抵押物交由余伟东代为处置，彭伟民没有侵权，也不是翁少容主张返还房产并过户的适格主体。因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产过户登记到张庆伟名下系经过翁少容同意，故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的上述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伟东、张庆伟、彭伟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余伟东、上诉人张庆伟、上诉人彭伟民负担。上诉人余伟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予以退回5867元。上诉人张庆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予以退回5867元。上诉人彭伟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予以退回58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翁晓红审 判 员 江炯坤审 判 员 林 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佩芝书 记 员 姚晓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