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百莫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南路**绿地赢海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83660716R。 法定代表人：李家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安徽态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大伟，男，198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安徽态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玥，女，198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安徽态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路支行，住所地安，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南路**海顿国际广场**商业**信用代码91340100711759072C。 负责人：何俊彦，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峰，该行客户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飞飞，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家斌，男，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现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晗，女，1985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现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斌，系严晗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中伟，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上诉人安徽百莫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莫行公司）、史大伟、李玥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林中伟、徐家斌和严晗因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9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林中伟、徐家斌和严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百莫行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一）百莫行公司实质是一家专门从事信用卡汽车专项贷款担保的融资担保企业，其基于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的《信用卡购车专项贷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从事信用卡购车专项融资贷款，但并未取得担保经营许可证和融资经营许可证，不具有融资担保资格，故前述《合作协议》应属无效。（二）百莫行公司出具的具体的《担保承诺函》是前述《合作协议》的从合同，因《合作协议》无效，故《担保承诺函》也应属无效。（三）本案中，《担保承诺函》作为工行望江路支行与林中伟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合同》（以下简称《分期付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签订时间却在主合同《分期付款/担保合同》之前，违反了担保合同成立的从属性，主债务合同是担保合同发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二、史大伟、李玥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一）史大伟、李玥签名时，合同中手写的内容均为空白，特别是担保期限和最高额均为空白，史大伟和李玥是迫于办理业务需要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支持和配合，才在不知晓最高额度和担保期限的情况下签名的，合同的内容不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的，一审法院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手写内容形成时间与合同成立没有关联，而对手写内容形成时间不予鉴定，有失公正。（二）史大伟和李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背景是因为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百莫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家柱是李玥的父亲，而李玥和史大伟是夫妻关系，但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却签订在百莫行公司和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的案涉《合作协议》之前，且百莫行公司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实际开展业务的时间也是2017年10月10日，显然史大伟和李玥于2017年1月1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违反常理，且1月1日是法定节假日，银行除柜台以外的其他部门不对外开展对公业务。（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其未对合同保证期间和最高额保证金额向史大伟和李玥作出充分说明，加重了担保人的责任，应属无效。（四）在银行签订相关贷款合同时经常让当事人签订空白合同已成行业惯例，在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6929号案件中，保证人也陈述在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合同是空白的，故该案最终未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判决当事人承担保证责任。（五）无论案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史大伟、李玥均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该份合同担保的债务限定为“由安徽百莫行贸易有限公司通过签署《担保承诺函》提供担保的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申请人”，但在本案中，百莫行公司并非合法有效的担保人，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甚至是把百莫行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对待的，这点从其要求百莫行公司出具的《共同偿债人承诺书》可以看出，百莫行公司已经不再是担保人的身份，且该份《共同偿债人承诺书》上印有“中国工商银行的标识”，明显是由工行提供的，故即使《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史大伟、李玥也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本案不符合该份合同约定的担保债务的条件，案涉的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业务并非是由百莫行公司提供担保的。（六）本案是徐家斌经营百莫行公司期间发生的不良贷款，史大伟和李玥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018年11月百莫行公司因经营异常，12月被银行停止办理案涉信用卡购车专项贷款担保业务，2018年12月以后的业务由徐家斌以百莫行公司名义展开，并享有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债权债务，史大伟和李玥仅对其等经营期间发生的不良贷款提供担保，徐家斌经营期间，也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三、工行在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业务，及与百莫行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其对贷款审查不严，随意发放贷款，导致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按照银行发放贷款的相关规定，应当对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业务开展实地调查和面签，但是工行并未履行当面审核签字的手续，在明知百莫行公司并非汽车销售商，也无金融担保资质的情况下仍然开展此项业务，且案涉贷款是基于车辆的买卖发生的贷款需求，但是在发放贷款时，工行竟然不要求贷款人提供车辆买卖合同，存在过错。类似本案的案情同时在包河区法院起诉的案件有上百件，在审理中，就已到庭的购车人陈述已经发现有三种情况：1、未实际拿到汽车，无车无钱；2、实际拿到的车型与贷款车型不符，价值低；3、正常贷款买车，因经济问题自己逾期。如果工行在发放贷款前严格履行面签手续，向购车人核实其所购的车型，购置的车价，首付款、贷款金额，明确告知购车人贷款利率，了解车辆是否交付，是否为合同约定的车型，及实际的经销商，就不会出现如此大量的逾期贷款业务，故工行在发放贷款时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四、本案与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刑事案件有密切关联，应当裁定中止审理或者驳回起诉，待刑事案件程序终结后再处理。本案中，“徐家斌被诈骗案”已经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立案侦查，在公安机关未作出撤销案件的书面决定前，不应当以个别承办人的观点作为判断案件发展的依据，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辩称：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的全部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银保监会2019年10月出台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之前没有任何相关法律规定对百莫行公司提供车贷担保进行限制，该规定也写明已开展的存量应妥善结清，该规定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种情况下，本案中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之间的债务不属于融资性债务，百莫行公司提供的担保非融资性担保，不适用《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关于案涉担保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合作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史大伟、李玥在2013年就已经与工商银行开展合作，且《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史大伟、李玥向工商银行提供的担保，而《合作担保合同》系百莫行公司向工商银行提供的担保，二者签订时间并无必然联系，史大伟和李玥以签订时间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且两合同均由双方签字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史大伟和李玥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无效情形，故其主张该合同无效于法无据。史大伟和李玥作为成年人对自己所签合同应尽充分审查义务，二人称签订系空白合同无任何证据佐证。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了史大伟和李玥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且保证期限为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者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另史大伟、李玥和徐家斌、严晗之间关于债权债务的约定系四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故二人关于担保责任期限应当是在其经营期间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关于百莫行公司出具《担保承诺函》的效力问题。工商银行为保证贷出资金的安全性，要求百莫行公司按照《合作担保合同》的要求就每一笔车贷出具担保承诺函，在此情况下才会发放贷款，此种方式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具有法律效力。五、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称工商银行在办理汽车分期付款业务存在过错，此理由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且工商银行已经向法院提交借款人面签的照片，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及车辆买卖关系已经实际发生。六、关于本案是否涉及刑事问题。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未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其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无任何事实依据。综上，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的全部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徐家斌和严晗辩称：同意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林中伟立即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149016.71元、透支利息5319.22元和违约金2668.83元（利息、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0年3月16日，此后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双方签订的信用卡章程、领用合约规定的计算办法持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等费用，合计157004.76元；二、判令百莫行公司、史大伟、李玥、徐家斌、严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林中伟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对林中伟名下小型轿车（车牌号为皖Ａ×××××；车架号ＬＳＧ2Ｇ5395ＫＳ085813）的拍卖、变卖价款在上述第一项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百莫行公司、史大伟、李玥、徐家斌和严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史大伟和李玥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了《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史大伟和李玥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6000万的最高余额内，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分期付款/担保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到期，本条债务人限定为向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申请办理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且由百莫行公司通过签署《担保承诺函》提供担保的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申请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的透支本金、利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017年10月10日，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签署《合作担保合同》，百莫行公司的担保方式为全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百莫行公司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担保时应认真审核，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提供担保，同意担保的，应向银行出具《担保承诺函》，承诺为申请人与银行签署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抵押、质押及保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及保证金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务范围为申请人因办理汽车专项分期而向银行所付的全部债务，包括透支本金、利息、手续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百莫行公司为申请人提供全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如申请人未能清偿汽车专项分期债务，百莫行公司应在银行通知后的3个工作日内按银行通知列明的金额向银行清偿申请人债务。百莫行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如申请人未能清偿汽车专项分期债务，银行直接从其保证金账户中扣收。 2019年3月20日，徐家斌和严晗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了《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徐家斌和严晗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6000万的最高余额内，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分期付款/担保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到期，本条债务人限定为向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申请办理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且由百莫行公司通过签署《担保承诺函》提供担保的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申请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的透支本金、利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最高余额内。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019年6月16日，林中伟与百莫行公司签订《购车分期付款代理协议》，林中伟购买汽车，总价169500元，首付34500元，向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申请分期付款总金额147151元（车价尾款）。分期期限为3年，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按照分期付款金额的8.9994%向其收取分期付款手续费13243元。林中伟同意受理分期付款的工商银行在本人的购车专用卡账户将申请分期付款的透支金额（车价尾款和百莫行公司收取的担保服务费用）扣收后支付给百莫行公司。同日，林中伟填写了工商银行信用卡申请表，产品名称为合肥车贷卡。同日，百莫行公司签署了《担保承诺函》和《共同偿债人承诺书》，承诺为林中伟申请办理的汽车专项分期付款业务，承担全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保证金质押担保，以及作为共同债务人为该项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共同偿债责任（明示为债务加入而非保证担保）。 2019年6月19日，林中伟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抵押、质押及保证）合同》，林中伟购买雪佛兰汽车，总价169500元，首付34500元，剩余购车款，由其在分期款项发放人申请办理的汽车专项分期业务以透支方式支付，透支金额为160400元。并授权分期款项发放人将汽车专项分期金额147151元，扣收后支付给百莫行公司。分期还款共分36期，首期偿还金额为4440元，以后每期偿还4456元。林中伟应在汽车专项分期付款账户中按时足额存入每期须偿还的款项，并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分期款项发放人从中直接扣款受偿。林中伟应按分期的方式及8.9994%的分期付款手续费率向分期款项发放人支付分期付款手续费13243元。该合同还对双方权利义务做了如下约定：如林中伟没有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存入还款资金，或者其用于汽车专项分期付款的账户被法院等有权机关采取冻结、划扣等强制措施导致分期款项发放人无法扣款代偿的，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有权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以及《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规定向林中伟收取透支利息、复利、违约金等。林中伟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归还透支资金，承担本合同项下分期款项发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催收费等）。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以下任一事项的（包括未按照约定按时足额归还透支金额），有权要求分期付款申请人立即清偿透支款项、利息、收付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直至取消本合同项下的汽车专项分期，将全部未扣款项一次性计入被告林中伟信用卡账户。 上述合同签订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按照合同约定向百莫行公司履行了放款义务，林中伟将其所购的皖Ａ×××××汽车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为工商银行。后林中伟逾期归还透支款项，截止2020年3月16日，林中伟尚欠原告透支到期本金149016.71元、透支利息5319.22元。 一审法院认为：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林中伟签订的《分期付款/担保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现林中伟未能依约按时足额偿还透支款，行为已违反双方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要求林中伟立即偿还透支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予以支持。林中伟以其所购车辆对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现林中伟不履行合同义务，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作为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林中伟以该车辆对合同约定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诉请林中伟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在合同中约定不明确，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也未提交违约金计算标准及具体的计算依据，故该费用不予支持。 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和史大伟、李玥、徐家斌、严晗分别签订了《合作担保合同》和《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且百莫行公司还出具了《担保承诺函》，林中伟的债务发生在上述担保期间内，为上述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故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诉请百莫行公司和史大伟、李玥、徐家斌、严晗对林中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本案中担保的主债务为个人购车贷款，并非企业融资，故百莫行公司虽不具备融资担保资质，但不影响其作为保证人对合同约定的主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林中伟的上述债务发生在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签署的《合作担保合同》和史大伟、李玥签署的《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以及徐家斌、严晗签署的《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担保区间内，为担保合同约定的主债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故上述百莫行公司、史大伟、李玥、徐家斌、严晗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对林中伟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史大伟、李玥、徐家斌、严晗均辩称签署《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非自愿，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史大伟在庭审时提出对“银行印章时间和银行合同内容笔迹（形成）的时间先后进行鉴定”，首先，史大伟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提出鉴定申请；其次，其也未在法院给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继续鉴定的申请；再次，印章时间和笔迹时间的先后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为减轻当事人诉累，使案件的审理能够顺利进行，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另林中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行使诉讼权利，本案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该院判决：一、林中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信用卡本金149016.71元以及利息5319.22元（之后利息以本金149016.71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6日起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百莫行公司对上述债务向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史大伟、李玥、徐家斌、严晗在最高额保证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向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对皖Ａ×××××抵押车辆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五、驳回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45元、保全费1305元，合计3050元，由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负担50元，由林中伟负担3000元。 二审中，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69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银行签订相关贷款合同时经常让当事人签订空白合同已形成行业惯例，在与本案类似情况的案例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案外人也反应在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空白合同，而提供合同的也是工商银行。在该案中，法院并未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判决当事人承担保证责任。证据二、皖银保监举复（2020）109号（银）《举报调查意见书》，证明工行在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业务，及与百莫行签订担保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其对贷款审查不严，随意发放贷款，导致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前述证据，徐家斌和严晗予以认可，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质证认为：一、证据一是否为生效法律文书，现并不知晓，该案的原告为工行合肥庐东支行，而非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工行合肥庐东支行的具体操作不能当然对应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也是如此操作。该判决书中写明未支持工行合肥庐东支行提出的保证责任请求系因该案担保承诺函的出具日期早于《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而本案，百莫行公司与史大伟、李玥出具的保证合同日期均早于担保承诺函的出具日期，两案不具有可比性。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未收到该举报调查意见书，对该意见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意见书中虽然提到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违反相关监管规定，但该监管规定系行政管理规定，不能当然推定案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存在问题。更不能以此推定本案借款及车辆买卖关系未实际发生，工商银行对未能收回贷款存在过错。 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一、史大伟、李玥、徐家斌和严晗在一审中陈述百莫行公司为中介机构，将有贷款买车需求的客户推荐给银行，并帮助办理贷款，从中获取贷款利息差价，银行将全部贷款转账给百莫行公司，百莫行公司扣除利润（即利息差价）后再将余款转给汽车经销商。二、案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载有保证人签名捺印的末页首部打印内容为“本页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签署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的签署页”。三、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1民初6929号民事判决中认定因个人出具的《担保承诺函》未明确被担保的主债权，且《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债权发生后补签的空白合同，违反了最高额保证对将来发生的一定期间内不特定的债权所作的担保的意义，故驳回了银行要求个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四、徐家斌的户籍资料载明其文化程度为博士研究生。五、徐家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本案当事人。六、2019年12月5日，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向徐家斌出具一份《立案告知书》，载明对徐家斌被诈骗案拟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虽然2019年12月5日，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向徐家斌出具了《立案告知书》，但百莫行、史大伟和李玥未举证证明该诈骗案涉及的犯罪事实与本案系同一案件事实，故本案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定条件。 关于百莫行公司的担保行为的效力问题。一、案涉《分期付款合作担保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除未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和未取得法人书面授权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及职能部门外，其他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均可以作保证人，故百莫行公司以其独立公司法人主体身份，具备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签订前述《分期付款合作担保合同》的民事主体资格，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至于百莫行公司提供保证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融资担保业务，是否超越其许可经营的范围，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形成分期付款担保合同业务是否违反行政管理规定，均应当由行政部门认定和管理，但不能据此导致案涉《分期付款合作担保合同》无效。二、众所周知，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后，银行需要对借款人的身份和信息进行审核，然后再签订贷款合同，本案中，因百莫行公司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存在信用卡分期付款担保合作业务，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在百莫行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为林中伟的贷款出具《担保承诺函》后，再于2019年9月3日与林中伟签订《分期付款/担保合同》，该时间先后符合借款的正常操作流程，虽然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担保合同成立时间必须在债务合同成立时间之后的结论，实践中，大多数债权人为减少借款风险，先行与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再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的事例比比皆是，该行为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和从属性。三、百莫行公司通过为借款人向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申请信用卡分期付款提供担保，获取利润。综上，百莫行公司的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关于史大伟和李玥保证行为的效力问题。一、对于百莫行公司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之间的信用卡分期付款担保合作业务，史大伟和李玥是明知的，且史大伟从事过具体业务的办理。二、史大伟和李玥虽主张其等在《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时，该合同手写部分均为空白，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对此亦不予认可；即使史大伟和李玥该主张属实，但史大伟和李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了解或办理过担保工作的民事主体，其应当知晓在空白合同上签名将会产生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合同部分内容的法律后果，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且，史大伟和李玥签名捺印页中已明确载明其等签订的是《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三、案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有明确的保证人、被保证人、担保期间、最高债权限额、债务人、保证责任方式和担保范围，虽然其签订时间在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与百莫行公司签订案渉《分期付款担保合同》之前，但签订时间不能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四、史大伟和李玥明知百莫行公司通过与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开展分期付款担保合作业务获取利润，其等主张签订案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受到了胁迫和欺瞒，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当事人是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场所签名或盖章与合同是否成立无关，即使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在案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实际签名盖章的时间不是2017年1月1日，亦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以各自签名盖章的方式确认该合同于2017年1月1日成立并生效。五、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6929号案件与本案案情并不相同，该案的判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史大伟和李玥的保证担保行为合法有效，无论本案借款是否发生在史大伟经营期间，但发生在案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最高债权额范围内，故工行合肥望江路支行主张史大伟和李玥依据案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综上，百莫行公司、史大伟和李玥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90元，由安徽百莫行贸易有限公司、史大伟和李玥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丽 审判员  张健 审判员  王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宋知龙 书记员宋知龙（兼）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