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7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厂东路**。法定代表人：蔡正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秋国，江西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阳湖，江西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鸣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乐平市乐港镇/div>法定代表人：易利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明，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众一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大道**/div>法定代表人：刘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嘉伟，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强，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矿能源）因与被上诉人江西鸣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鸣山矿业）、江西众一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一矿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2019）赣0281民初3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乐矿能源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秋国、潘阳湖，鸣山矿业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明，众一矿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嘉伟、刘力强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矿能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2019）赣0281民初357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鸣山矿业支付上诉人欠款共计1300657元，被上诉人众一矿业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显示，本案起诉并未过诉讼时效。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本案所诉欠款有对账材料证明时效未过，尤其是其中2011年9月25日顶板事故死亡1人的安全监管罚款40万元，二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16日以缴纳多起事故罚款为由向原告支付过100万元（并标注“安全款”）用以支付上述40万元罚款及其他案外罚款。但2017年始，鸣山矿业又多次致函给乐平矿务局申请乐平矿务局退还100万元（并标注“安全风险押金”），实际上该100万元就是二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16日缴纳的“安全款”，且安全风险押金的作用就是在二被上诉人不缴纳罚款时抵扣罚款的。当时情况下，为缓解大矛盾，协助鸣山矿业做好职工安置工作，乐平矿务局对鸣山矿业的上述申请作出同意先退还的会议纪要后，先将上述罚款于2017年2月20日退还给鸣山矿业。因此，鸣山矿业的罚款应自2017年2月21日起算诉讼时效，上述欠款未过诉讼时效，应当支持原告诉请。退一步说，本案中安全罚款和安全小分队等欠款，并没有指定明确的截止付款日，可适用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二、二被上诉人不能证实已履行向原告支付相应欠款的义务，实际上也没有履行过支付案涉欠款的义务，依法应当清偿欠款。二被上诉人对欠款事实及欠款金额并无异议，只是主张已经实际支付过上诉人诉请的全部欠款。但根据二被上诉人举出的收款收据、发票等证明材料，根本无法证实其已经支付过本案款项。鸣山矿业与上诉人存在多年的经济财务往来，多年的财务习惯都是先开收款收据或发票交付给鸣山矿业，鸣山矿业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相应款项。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及庭审结束后，二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其可以向法庭提交实际支付欠款的银行凭证，只是这些银行凭证需要较长时间搜集。上诉人听闻，基于配合法庭查明事实的出发点，特额外向法庭申请一个月期限用以给二被上诉人搜集其所述的银行凭证等真实支付的证明材料。让人失望的是，一个月后的第二次开庭质证时，二被上诉人当庭仍未能提供银行凭证，无法证实他们确实向上诉人支付了上述款项。因此，二被上诉人确实未偿还欠款，依法应当向上诉人清偿。三、被上诉人众一矿业系独立承担公司经营责任的主体，也是实际经营控制鸣山矿业的主体，其应当与鸣山矿业共同承担清偿欠款的责任。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2民终337号原告关联单位诉本案二被告供用电合同纠纷民事判决第8页关于众一矿业是否应当承担与鸣山矿业连带还款责任中明确载明：“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争点二系对适用法律的认识问题”中已然查明，《承包经营、股东权益分配协议》约定，公司的经营责任由承包股东独立承担。该约定系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约定，属于束己合同之外的涉他合同，该合同赋予了第三人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权利，也明确了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义务。众一矿业在承包经营鸣山矿业期间，以鸣山矿业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享有高度的自主经营权，鸣山矿业由众一矿业管理经营，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当承担债务的连带偿还责任。鸣山矿业答辩意见：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审判决书已经阐述得很清楚，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有一个新的观点“本案中的安全罚款和小分队等欠款没有指定明确的截止付款日，可适用最长的时效20年”，该观点是对法律的误解，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是针对民间借贷案件，没有指明还款日期的适用20年诉讼时效。本案的监管协议根本不应适用20年诉讼时效的规定。监管协议是一年一签，当年签的当年就要付，不可能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故上诉人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不能履行向原告支付相应欠款的义务，实际上也没有履行过案涉欠款的义务”，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经各方的代理人及财务对账，该事实已经查清，我方不再阐述。3、上诉人谈到的关于经营主体的问题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众一矿业答辩意见：与鸣山矿业的答辩意见一致。乐矿能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鸣山矿业支付原告各项欠款共计1300657元。被告众一矿业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江西煤业景德镇分公司与被告鸣山矿业自2011年1月1日开始连续三年签订《安全监管协议》，协议约定鸣山矿业应自觉遵守省煤集团对安全监管政策的规定，按规定向江西煤业景德镇分公司交纳安全监管等费用。2011年的协议约定1、乙方（鸣山矿业）应向甲方（江西煤业）交纳保证金100万元，凡发生原煤死亡事故，每死亡1人罚款40万元。年度向江西煤业景德镇分公司交纳安全监管费用20万元；2、年度向江西煤业景德镇分公司交纳派驻安监员人工工资及工资附加费用12万元。2012年的安全监管费及驻矿安全监工及工资附加费约定分别为20万元，合计40万元，2013年的费用约定同2012年一致。2011年10月25日乐平矿务局向被告鸣山矿业出具402200元的收据，2012年至2013年期间多次开具安全监管和小分队的费用收据，收据金额合计1120000元。对原告诉请的2013年12月-2014年12月的每月12189.01元的资产租赁费，乐平矿务局也向被告鸣山矿业开具了相应的发票。2012年1月16日，被告鸣山矿业向乐平矿务局转入100万元，摘要：安全款。2017年1月24日乐平矿务局通过银行向被告鸣山矿业转100万元，摘要：退安全押金。另查明，江西省能源集团于2015年12月21日发布赣能源集团证字【2015】221号文，江西煤业景德镇分公司、涌山煤矿等七分支机构的资产和负债置出，于2015年12月2日设立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省能源集团授权乐平矿务局管理景德镇乐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乐平矿务局名称变更为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当事人陈述，庭审查实等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9年9月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鸣山矿业支付欠原告的2012-2013年的安全小分队费用及安全监管费剩余的72万元，历年的安全罚款422200元，2013-2014年期间的资产租赁费158457元，共计1300657元。而乐平矿务局（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前）已于2011年10月25日向被告鸣山矿业出具安全罚款402200元的收据，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出具了相应的安全监管费及安全小分队的费用收据共计112万元。在2014年1-12月份又向被告鸣山公司开具资产租赁费的发票。按原告诉称如果被告鸣山矿业未支付诉争的款项，那么原告从乐平矿务局开具收据以及相应的发票时就应知晓其权利开始受到侵害，计算至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乐矿能源提出未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乐平矿务局退还被告鸣山矿业100万元的款项时发生中断，即应从2017年2月20日开始起算，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该院提供了1、《关于要求拨付鸣山公司去产能奖补资金和退还安全押金用于职工的安置的申请》；2、鸣山矿业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3、乐平矿务局党政联席会议纪要；4、100万元银行转账回单。对原告的该意见以及证据材料，经查，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均显示原告退还的100万元为“安全风险押金”与银行转账回单上备注的“安全押金”一致，但与原告诉争的安全罚款、安全小分队费用以及租赁费用的款项性质不一样。且案涉的《安全监管协议》中有约定安全保证金100万元的内容，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就是诉争的款项。综上，原告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被告抗辩理由成立，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506元，由原告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自行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提交证据二组，第一组为鸣山矿业安全事故处理文件，证明上诉人对鸣山矿业有监管义务；第二组为《投资协议》、告知函、租赁费用记账凭证、转账凭证等，证明资产租赁金额为158457元。鸣山矿业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企业没有行政罚款的权利，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江西省煤炭集团没有法律的授权可以对企业进行罚款，乐平矿务局更没有权利进行罚款，那么上诉人的主张就不能成立。行政协议要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上诉人提交证据试图证明其有安全监管的义务，这与是否有行政处罚权是两个概念，没有行政处罚权进行罚款是越权，乐平矿务局没有权利对鸣山矿业进行行政罚款，如果有权也应是通过行政诉讼解决问题，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中也没有法律依据；对于证据二，证明目的上写的是2014年的事情，不论该款项是否支付，2019年起诉2014年的事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上诉人拿2007年的材料不能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众一矿业质证意见：与鸣山矿业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虽是复印件，但能与一审中的证据《关于加强对公司有安全监管责任煤矿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二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与一审中鸣山矿业提交的发票原件相互矛盾，第二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事实如下：由乐平矿务局（上诉人改制的前身）开具的七张关于安全监管和小分队的收款收据，分别为2011年6月1日开具金额为16万元并注明监管费10万元小分队6万元，2011年10月13日开具金额为16万元并注明监管费10万元小分队6万元，2012年6月19日开具金额为16万元并注明监管费10万元小分队6万元、2012年12月14日开具金额为16万元并注明监管费10万元小分队6万元，3月5日开具金额为16万元，12月11日开具金额为16万元并注明监管费10万元小分队6万元，2013年9月14日开具金额为10万元并注明监管费，金额合计为106万元。2013年9月16日金额为600元的收款收据与安全监管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确认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安全监管协议》的法律性质；2、债权是否真实存在；3、诉讼时效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院认为，《安全监管协议》属于民事合同，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属于企业法人，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其次，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鸣山矿业的股东，为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而制定激励机制，是股东的合法权利，《安全监管协议》是激励机制的具体文件，经签章后合法有效；再次，虽然《安全监管协议》使用了罚款、处罚等表述，但其实质是为管控鸣山矿业经营风险而签订的激励文件，且鸣山矿业实际也已经按照该协议约定进行了履行，鸣山矿业以实际行为表明了其认可此种激励机制；最后，虽然乐平矿务局改制为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但是，原企业的债权债务并不消灭，仍然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或承担，原合同由变更后的法人承继。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诉请的标的包含三项费用：资产租赁费158457元，历年安全罚款422200元，安全监管费720000元。对于资产租赁费，上诉人主张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资产租赁费，提交的证据为单方制作的记账凭证。鸣山矿业抗辩其已经支付了该费用，并提交了12张发票。本院认为，根据一审的庭审笔录以及鸣山矿业的抗辩，可以认定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真实存在。鸣山矿业的反证不具有证明力：商事交易中存在两种交易习惯，一是卖方开发票后由买方择日支付款项，二是买方支付款项后由卖方开具发票，发票并不是付款凭证，除非有证据证明本案交易双方有“先付款后开票”或“开票视为付款”的约定或交易习惯，否则，付款义务人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因此，本院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资产租赁费158457元真实存在。对于安全监管费720000元，上诉人主张2011年年度安全监管费16万元、安全小分队费用16万元，2012年安全监管费20万元、安全小分队费用20万元，2013年安全监管费20万元、安全小分队费用20万元，共计112万元，剩余72万元未支付，上诉人的举证为三份安全监管协议。鸣山矿业抗辩其已经支付完毕，其反证为由乐平矿务局（上诉人改制的前身）开具的七张收款收据，合计金额共计10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收款收据合计金额为112万元，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根据三份监管协议的约定，监管费和安全小分队费用总计为112万元，鸣山矿业在一审期间提交了由乐平矿务局开具的收款收据，时间、金额、用途均与监管协议的约定较为符合，且从一般常理而言，收款收据是收到款项的凭证，因此，鸣山矿业的举证可以证明其已经支付了106万元，剩余6万元（112-106=6），鸣山矿业未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故上诉人主张的6万元债务真实存在。对于历年安全罚款422200元，上诉人主张2011年9月25日发生死亡事故，产生安全罚款40万元，2011年9月份其他罚款2200元，2012年3月13日罚款2万元，其举证为2张单方制作的表格、现场检查笔录、处罚意见书等。鸣山矿业抗辩已经支付完毕，反证为2011年10月25日乐平矿务局（上诉人改制的前身）开具的收款收据（402200元）注明为安全罚款，2012年3月23日银行记账凭证（22000元）注明为安全费用。本院认为，鸣山矿业的反证从时间、金额、收款单位等方面可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安全罚款的支付义务，上诉人主张的历年安全罚款422200元因鸣山矿业已经实际履行而终结，上诉人的主张已无法律事实依据。关于争议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主张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资产租赁费158457元，鸣山矿业抗辩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资产租赁费在其向鸣山矿业开具资产租赁费发票时即2014年就已经知晓其权利开始受到侵害，在民法总则施行前（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已经经过了两年，且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延长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此部分诉请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安全监管费用，经本院认定，鸣山矿业仅有6万元未支付，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2013年12月30日前，上诉人应该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计算至起诉之日，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此部分诉请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历年安全罚款422200元，一方面鸣山矿业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另一方面鸣山矿业提出时效抗辩，该债务即使存在也因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而不能获得支持，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此部分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本案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即二十年，本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诉讼时效的功能在于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以便提高权利实现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有利于证据的收集，提高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同时可以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以稳定社会主体的预期；为保护不同的权利，诉讼时效制度规定了不同的期间，《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一般为三年，最长为二十年，特殊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之所以规定最长诉讼时效制度，是因为，若权利人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很长时间才知道，导致诉讼时效起算很晚，则将造成财产利益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为此，规定最长诉讼时效，即不论权利人什么时候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十年，诉讼时效届满；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权利均为合同财产权利，且上诉人依法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故依法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普通诉讼时效为两年。综上，上诉人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6元，由江西乐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文生审判员  舒振亚审判员  周寿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金勇胜书记员涂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