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7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俊，男，1985年6月27日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高中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冲，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斌，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严昌，男，1974年12月7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大专文化，城镇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东，云南日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谭俊因与被上诉人郭严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2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11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谭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冲、罗文斌，被上诉人郭严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东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2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谭俊的诉讼请求；3.由郭严昌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无客观真实证据证明其认定事实存在，导致审判有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谭俊与郭严昌已经变更转让款项为420000.00元的事实有如下几项：1.郭严昌在汽修厂搭建彩钢瓦棚及布某升机工位这一请求未得到房东许可，郭严昌与谭俊协商变更汽修厂转让价款为420000.00元，后谭俊回老家急需用钱便要求郭严昌支付转让款。此事实认定中并未明确谭俊是否同意变更转让款，实际上谭俊从未作出任何承诺表示可以减扣款项，而由于家中急需用钱，也只能郭严昌支付多少就接受多少，且庭审过程中证人王某的证言也表示虽确有协商事宜，但谭俊对是否变更款项从未给出答复。2.谭俊在转让汽修厂后与股东王某结算报价为420000.00元。证人王某关于此说明的证言并不能证明谭俊与郭严昌已经就变更转让款项达成一致意见，而仅仅只能证明郭严昌在接手转让的汽修厂后，只支付了420000.00元的款项给谭俊，谭俊不可能自己贴钱与股东结算更多款项，因此也只能就此报价与股东结算。3.郭严昌公司散伙时，与股东甘磊即房东的儿子结算报价为420000.00元。该事实同样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已经就变更转让款项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合同当事人，合同只能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谭俊与郭严昌签订汽修厂转让合同，合同明确约定转让款为480000.00元，至于郭严昌与其股东到底结算多少费用，与谭俊并无关系，也不能对谭俊产生任何约束力；并且在后续经营中因疫情亏损严重，郭严昌也不可能对其报价480000.00元而贴钱结算。由此可见，无论是证人证言还是事情发展逻辑，都完全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变更转让价款已经达成协议，一审判决以一切从简的原则，在明明意识到没有证据支撑郭严昌主张的情况下，仍然依照薄弱的证据和郭严昌的一面之词作出判决，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无证据支持，与现有证据相悖，判决结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双方当事人自2018年5月24日签订《修理厂转让合同》至今，就再也没有达成过任何变更该合同内容的协议，无论是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均不存在。依照郭严昌的说法，既然已经变更转让价款，且高达60000.00元，为何双方没有再次签订书面协议或者在各股东在场的情况下正式交谈得出一个明确结论。反而是作为证人的房东杨某和谭俊的股东王某都证明双方就变更转让价款事宜虽然协商但是从未有一个结果。因此，从始至终本案的争议事实都只有一份书面证据即双方签订的《修理厂转让合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书面证据，而证人证言也未能直接证实郭严昌的主张。一审判决不以该客观事实为基础审查和判定双方之间的转让价款是否变更的事实，明显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公，依法应予撤销并纠正。谭俊依法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支持谭俊的上诉请求，以示法律公正。郭严昌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郭严昌支付欠付谭俊转让修理厂转让费60000.00元，并按6%的年利率支付从2018年6月3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暂计至2020年9月3日，为8117.26元），两项合计98117.26元；2.判决本案诉讼费由郭严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谭俊、王某、韦光有、李洪柱各出资25%在砚山县绿景豪庭对面开设了原“车夫兄弟汽修厂”，后谭俊收购了韦光有、李洪柱的股份，该修理厂股东变更为谭俊、王某，其中：谭俊持股75%，王某持股25%。2018年5月24日，谭俊与郭严昌签订了一份《修理厂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谭俊将原“车夫兄弟汽修厂”以48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郭严昌（但谭俊并未将自己与房东所签订的《租赁协议》内容告知郭严昌），付款方式为签订协议当日支付50%即240000.00元，待谭俊协助将修理厂工商登记信息变更为“畅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移交给郭严昌后10日内，郭严昌付清余款。但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郭严昌欲重新搭建一彩钢瓦棚及布某5个起升机工位，未得到房东杨某的同意，致搭建不成。后郭严昌找到谭俊和王某，要求两人与杨某协商，希望能搭建彩钢瓦棚及布某起升机工位。但经谭俊、王某找杨某协商，仍然未得到准许，后郭严昌向谭俊和王某提出因不能重新搭建彩钢瓦棚及布某起升机工位，要求谭俊将原“车夫兄弟汽修厂”的转让价由480000.00元扣减60000.00元即变更为420000.00元。后谭俊即转回老家，因谭俊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便与郭严昌联系，郭严昌分两次通过转款形式将180000.00元转入谭俊的账户。从此，谭俊与郭严昌就一直未见面及电话联系至今。同时查明，谭俊向股东王某及原“车夫兄弟汽修厂”的职工就“车夫兄弟汽修厂”结算报价为420000.00元；另还查明，郭严昌在经营“畅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过程中，房东即证人杨某之子甘磊现金出资100000.00元及以一年房屋租金120000.00元作为股份出资额入伙“畅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郭严昌共同经营该公司；2020年9月1日，该公司散伙，郭严昌与甘磊将公司作价420000.00元进行了散伙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无须举证证明：……（四）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另一事实……。”本案当事人谭俊向法庭提交了自己与郭严昌于2018年5月24日所签订的《修理厂转让合同》，虽然该合同约定案涉修理厂即原“车夫兄弟汽修厂”原始转让价为480000.00元，但该合同同时约定谭俊协助办理并移交原“车夫兄弟汽修厂”工商登记手续给郭严昌后，十日内郭严昌须支付尾款。但郭严昌按约定支付前期转让款240000.00元，谭俊移交原“车夫兄弟汽修厂”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郭严昌应谭俊的要求再次支付180000.00元转让款给谭俊至今，已有两年多，谭俊并未再次要求郭严昌续付另外的60000.00元，直至2020年9月9日向本院起诉。虽然谭俊在诉状中自述自己曾经多次以微信、电话等方式催促郭严昌支付未付款项60000.00元，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相反，郭严昌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均证实因郭严昌不能重新搭建彩钢瓦棚及布某5个起升机工位后，要求谭俊将原转让价480000.00元扣减60000.00元即变更为420000.00元的事实，从而可认定原“车夫兄弟汽修厂”最终转让价款为420000.00元，事实存在。综上所述，对谭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谭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2.00元，减半收取计751.00元，由谭俊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过程中，经本院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郭严昌无异议。谭俊提出原审判决：1.认定“从此，谭俊与郭严昌就一直未见面及电话联系至今”错误，事实是谭俊收到180000.00元之后多次电话联系郭严昌，并于2019年11月份左右委托田文华律师用电话联系的方式向郭严昌催要剩余转让款60000.00元；2.认定“谭俊向股东王某及原车夫兄弟汽修厂的职工就车夫兄弟汽修厂结算报价为420000.00元”错误，事实是谭俊从未向股东以及职工一起结算报价，谭俊作为股东及公司负责人不可能将及公司信息资产与职工进行告知结算。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谭俊主张其多次向郭严昌催要剩余转让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针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第1项异议不予采纳；根据王某的证言，谭俊与王某在扣除工人工资及货款后用所剩款项按照各自持有的股份进行分配。故一审判决认定“谭俊向股东王某及原车夫兄弟汽修厂的职工就车夫兄弟汽修厂结算报价为420000.00元”表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为：“谭俊向股东王某就车夫兄弟汽修厂结算报价为420000.00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双方当事人是否已经协商同意将汽修厂转让费由480000.00元变更为420000.0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谭俊主张郭严昌尚欠其汽修厂转让款60000.00元。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谭俊提交了《修理厂转让合同》。该合同载明案涉汽修厂转让总金额为480000.00元。结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郭严昌已支付转让款420000.00元的事实，现尚有60000.00元未支付。谭俊针对其诉讼主张已完成举证责任。其次，郭严昌提出双方已口头协商扣减转让费60000.00元（协商后的转让费为420000.00元），故其已经完成合同所约定支付义务的抗辩主张。谭俊认可郭严昌因无法扩建厂房要求扣减转让费以及双方确实就此进行过协商的事实，但提出其从未同意郭严昌关于扣减转让费的要求。为证明其抗辩主张，郭严昌申请证人王某、赵某、杨某出庭作证。王某系原车夫兄弟修理厂的股东，其出庭陈述：“……被告要重新扩建厂房，房东不愿意，我们去找房东协商未果，然后被告就向我们提出要扣减60000.00元的转让费。……当时我们没有明确的答复。”赵某系原车夫兄弟修理厂的收银员，其出庭陈述：“……因为被告重新搭建厂棚，房东不同意，被告要求原告扣减一部分转让费，但最后怎么确定的我不清楚。”杨某是案涉修理厂的房东，其出庭陈述：“……被告想在我家正房前搭建厂棚，我不同意。原告和王某就来找我协商，我也不同意。……他们是怎么转让的我不清楚……”上述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因郭严昌不能扩建厂房就扣减转让款事宜进行过协商，不能证明双方经过协商已经一致同意将转让款480000.00元变更为420000.00元的事实。郭严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抗辩主张，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谭俊在出让案涉修理厂后以420000.00元的总价与王某进行清算，郭严昌在受让案涉修理厂并经营一段时间后以420000.00元的总价与其合伙人进行清算，均属于其他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此推定谭俊与郭严昌已经协商一致变更转让价款。综合以上两点，谭俊将案涉汽修厂转让给郭严昌，双方约定转让价款为480000.00元，现郭严昌已付420000.00元，尚欠60000.00元。谭俊要求郭严昌支付其转让款60000.00元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在《修理厂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郭严昌就未付转让款负有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义务，故谭俊所主张的资金占用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谭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2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二、由郭严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谭俊汽修厂转让款60000.00元；三、驳回谭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2.00元，减半收取751.00元，由谭俊负担90.00元，郭严昌负担66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2.00元，由谭俊负担179.00元，郭严昌负担132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张 祺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黄敏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