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34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建龙，男，1988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河北省滦平县人，住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艳超，河北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平，女，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承德市人，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宝巨，男，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承德市人，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原审被告：滦平县滦平镇铧子炉村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铧子炉村。 负责人：张占伶，职务：组长。 上诉人谢建龙因与被上诉人张玉平、路宝巨、原审被告滦平县滦平镇铧子炉村第三村民小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4民初2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建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艳超，被上诉人张玉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建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再向二被上诉人返还路海燕的土地补偿款30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仅在判决中提到了该35万元汇款，但没有就其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上诉人从2019年7月28日至2020年3月12日，前后共分五次向二被上诉人汇款多达35万元，但原审判决只对该款项提到了两点，第一，该35万元汇款发生在上诉人及其前妻离婚并且签订离婚协议后，但是在土地补偿款分配前开始支付；第二点，在被上诉人张玉平与上诉人的通话中，上诉人否定己收到了铧子炉村发放的“人头费”，并表示“即使补偿款发下来也不会给原告”。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对案情的陈述，原审判决并没有依据实际情况对该35万元的性质分笔作出合理的分析。首先，该35万元汇款与上诉人及其前妻的离婚协议内容无关。2018年10月9日，上诉人与妻子路海燕签订离婚协议，该协议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为“家庭财产协议＂，这部分对双方的婚姻财产进行了约定和分配。另一部分为“其他协议”，此处约定了男方谢建龙在离婚后给女方路海燕在廊坊市购买房产一套（首付款），轿车一辆（两项合计金额不得超过60万）。可见，这两部分所约定的财产对象及性质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家庭财产协议”约定的是夫妻离婚时所拥有的财产，其中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的房产为男方婚前财产。上诉人与路海燕的婚姻仅维持了两年，二人实际上可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非常有限。因此才会出现“其他协议＂部分，上诉人念及夫妻情谊对路海燕做出了离婚后为其购置房、车的承诺。由此可见，“其他协议”具有赠与合同的性质并且是基于先前的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这种赠与的承诺对人身依附性较强，远胜于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因此，当路海燕死亡时，这种承诺性质的赠与也应随之消逝，除上诉人自身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该部分协议外，任何人均无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因此，涉诉的五笔转账中没有一笔转账与上诉人所签的离婚协议有关。其次，该35万元汇款是分五笔在不同情况下汇入二被上诉人账户的。2019年7月，路海燕因重度抑郁自杀身亡，其后不久二被上诉人便向上诉人表示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并打探铧子炉村的“人头费”何时才能发放下来。当时的上诉人表示念在与路海燕的夫妻情分上，如果前岳父母确实急需用钱，那么他愿意先与别人贷款出来将钱给他们，算作是路海燕的“人头费”，等到时人头费发下来，他再用路海燕的那部分将所贷钱款还上，二被上诉人表示应允。因此才会发生2019年7月28日及7月3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二转账的情形，三笔共计10万元。但收到钱后，二被上诉人开始改口称那十万元他们已经全部用于为路海燕办理后事，因此他们仍然经济困顿需要上诉人能够将全部的30万“人头费”提前给他们。上诉人表示自己也早已举步维艰，确实无法在短时间内筹得更多的钱。2019年10月初，铧子炉村开始向被拆迁人发放拆迁补偿款，上诉人得知后便立即将该消息通知了二被上诉人，并于2019年10月5日向被上诉人转账10万元。但自从知道铧子炉村开始发放拆迁款后，二被上诉人对钱财的渴求显得愈发迫切起来，他们开始不断地向上诉人及其家人催要钱款，不仅让上诉人想办法将30万元的“人头费”提前给他们，而且要求上诉人向其夫妻二人兑现当初离婚时上诉人对路海燕所做的承诺，给二被上诉人购置房产和车辆，上诉人坚决拒绝了该无理要求。其后，张玉平改变策略，要求上诉人将当初承诺购置的财产折合成现金，减半“赔偿”给二被上诉人，也就是说，除了双方尚未解决清楚的关于路海燕的30万元“人头费”外，张玉平又凭空捏造出来30万元现金的债权要求上诉人尽快偿还。2020年3月12日，在上诉人得到铧子炉村再次发放的“人头费”后，立刻向张玉平的账户再次转款15万元。截至此时，上诉人已经分五次向二被上诉人转账共计35万元。转账后，上诉人对二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拆迁款已经全部还给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再骚扰自己。被上诉人张玉平闻言大怒，声称上诉人并没有就路海燕的“人头费”向他们给付过一分钱。而之前上诉人所转给他们的所有钱款完全是基于双方已协商好的口头协议，即上诉人基于“其他协议”内容应当“归还”给他们的30万元，这与拆迁款毫无关系。而此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上诉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面对张玉平咄咄逼人的气势，上诉人厌烦至极后才会直接告诉她铧子炉村的土地拆迁补偿款并没有发下来并且明确告诉她即使发放下来，也不会再给她一分钱。实际上，从上诉人与路海燕离婚后直至原审判决前，二被上诉人几乎天天都因为钱的事情骚扰上诉人，他们一直在巧立各种名目要求上诉人“还钱”，光催他卖房的电话就已经打了不知多少遍。由此可见，二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电话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其中的一两通电话所能传达出来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此外，作为原审证据的通话均是张玉平打的，语音记录也是她做的，由此可见张玉平对通话内容是有思想准备的，她不仅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而且也明确地知道该如何引导上诉人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谈话。这样很容易置上诉人于不利的处境，对上诉人并无公平可言。因此，原审作为证据的通话记录尚未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有效的证据链，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三，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从客观上讲，上诉人本身已经拖欠诸多外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将35万元无偿转给二被上诉人。其中在2019年10月5日及2020年3月ｌ2日转账的25万元，完全可以与铧子炉村发放人头费的时间相吻合，原审判决否定了该两笔钱的性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给付钱款的时间是从何时开始的，并不能决定具体每一笔钱的性质是什么。此外，一段通话录音的片段，只能截取到事情发生过程中的部分信息，并不能说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并且上诉人的这两笔转账并未具有其他目的，那么这两笔转账的发生是符合“人头费”的发放流程的。同理，2019年7月28日与7月30日发生的汇款行为，从本质上讲，上诉人是为了提前向二被上诉人偿还路海燕未来应得到的“人头费”，上诉人这样做的事实基础便是二被上诉人一直在强调自己生活困难。除此之外，这三笔转账的发生并没有合理的事实基础。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当得利，其定义可被理解为，当事人双方一方受损，另一方获益，而该受损与获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却没有任何的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应只将目光局限于铧子炉村发放“人头费＂之后上诉人的举动，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的金钱往来从2019年中旬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上旬，这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事情，因此需要从第一笔汇款开始对汇款往来的目的和性质进行综合考量。首先，如按照一审判决的结果，那么上诉人则属于一直利益受损的一方，无论是先前汇款的35万元，还是判决上诉人需要“返还＂给二被上诉人的30万元，这可能会纳入到上诉人全部的经济损失当中。65万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也不是一个通常家庭可以负担的起的；其次，根据原审判决，二被上诉人则属于一直获益的一方，而除了实际上属于路海燕的30万元“人头费”外，其他所谓上诉人“应当归还”的款项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因此，可以判断出上诉人转给二被上诉人的钱款实际上就是路海燕的“人头费”，不能因为转账时间无法全部核对上就可以否认该笔款项的事实基础，否则该笔款项亦变成了二被上诉人得到的不当得利。如果法律可以支持二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索要钱财的诉求，就等于纵容了这样一类，喜欢钻法律空隙可以编造各种名目向他人追讨“债权”的行为，被编造的理由只要“合理”即可，甚至设计几通通话内容便可完成。这样是有违法理公正公平原则的，同时也违背了不当得利的立法目的。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敬请依法裁判。 张玉平、路宝巨答辩称：35万元是我女儿与上诉人签订，买房买车首付不超过60万元补偿给我女儿的。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共同商议的。在我女儿出事后，达成35万元，当时谢建龙说没有钱，房子卖不出去，每年给我们5万元，先拿10万给我女儿办事。这35万元没有补偿款，协议买房买车少要25万，达成的35万协议。30万元是我女儿应得的土地补偿款。离婚协议第二条双方名下财产归各人所有。占地补偿款的钱是2020年3月31日我才知道他们村集体拆迁完。上诉人说他组里有争议不分，其实钱已经分完了。一审判决都写明了。北京房子当时我家出钱了，要不离婚协议也不可能有60万那项。 滦平县滦平镇铧子炉村第三村民小组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张玉平、路宝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发放的补偿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2月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玉平、路宝巨系夫妻关系，二原告系被告谢建龙已故前妻路海燕的父母。2016年5月20日，路海燕与被告谢建龙登记结婚，婚后路海燕将户口迁入被告铧子炉村**。2017年2月，被告铧子炉村三组土地被征占，能够取得补偿款的人员已经公示，公示单上的人员有资格取得该笔补偿款，路海燕在公示的名单之列，属于应取得补偿款人员范围之内。2018年10月9日，路海燕与被告谢建龙登记离婚，双方约定：“1**落于北京市大兴区的房产，经双方协商归男方谢建龙所有；2、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3、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归男方承担。离婚后，男方谢建龙给女方路海燕在廊坊市购买房产一套（首付款），轿车一辆（两项合计金额不得超过60万元）”。2019年7月24日，路海燕死亡。2019年9月、2020年1月该笔补偿款分期发放完毕，被告谢建龙领取了路海燕的补偿款共计30万元。2019年7月28日，被告谢建龙给原告路宝巨转账两笔共计7万元；2019年7月30日，被告谢建龙转账给原告路宝巨3万元；2019年10月5日，被告谢建龙给原告张玉平转账10万元；2020年3月12日，被告谢建龙转账给原告张玉平15万元；被告谢建龙共计给二原告转账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被告谢建龙在与路海燕离婚，并且路海燕死亡后，领取并占有了被告铧子炉村三组分配给路海燕的补偿款，属于不当得利，被告谢建龙应当将该补偿款返还给二原告。对于被告谢建龙所述在路海燕死亡后汇给二原告的35万元，是否包括路海燕应分的土地补偿款30万元的问题，结合被告谢建龙与路海燕离婚时的约定，由被告谢建龙在离婚后为路海燕购买不超过60万元房产、轿车，被告谢建龙给付二原告35万元系在路海燕死亡后，土地补偿款分配前开始支付；2020年4月1日，原告张玉平电话询问被告谢建龙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情况时，被告谢建龙否认已经领取了路海燕的补偿款，并且表示即使该笔补偿款发下来也不给原告。上述情况说明被告谢建龙给付二原告的35万元，不是给付二原告的土地补偿款。对二原告要求被告谢建龙返还路海燕补偿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二原告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根据实际，不予支持。被告铧子炉村三组在不知道被告谢建龙与路海燕已离婚的情况下，将路海燕应分得补偿款汇给被告谢建龙，被告铧子炉村三组没有过错，对二原告要求被告铧子炉村三组承担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谢建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领取路海燕的土地补偿款300000.00元返还给原告张玉平、路宝巨。二、驳回原告张玉平、路宝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减半收取计2900.00元，由被告谢建龙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玉平、路宝巨提交证据：中国工商银行打款凭证6张，证明我打款8.5万元给谢建龙买北京大兴房子。上诉人谢建龙质证意见为：转款是上诉人的卡，但卡一直是在路海燕手里拿着，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路海燕在滦平县滦平镇铧子炉村第三村民小组有占地补偿款30万元，该补偿款是在路海燕与谢建龙离婚且路海燕去世后发放的,应归路海燕的父母张玉平、路宝巨所有，谢建龙没有合法根据占有该占地补偿款，构成不当得利，应将补偿款返还给张玉平、路宝巨。在谢建龙与路海燕离婚时约定，谢建龙在离婚后为路海燕购买不超过60万元房产、轿车，谢建龙给付张玉平、路宝巨35万元系在路海燕死亡后，土地补偿款分配前开始支付，谢建龙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这35万元中包括占地补偿款，故上诉人谢建龙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上诉人谢建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云审判员崔向京审判员范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孙     秋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