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3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才，男，197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枣庄市三农农机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大道北首路西(运河庄园院内)。法定代表人：张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德猛、刘清燕，山东榴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玉才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市三农农机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4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玉才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承担支付被上诉人货款35200元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4年上诉人李玉才和被上诉人三农公司签订一份《合作销售协议》，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三农公司负责提供农机产品，并负责协助销售，提供三包服务(包退、包换、包维修)，上诉人负责提供农机产品销售场地及办公场所。上诉人每销售玉米收割机一台提成5000元，小麦收割机提成3000元，90马力以上拖拉机提成3000元，50至90马力以下拖拉机提成1000元，配套农机用具提成500元，上诉人在产品销售后三日内将货款打到被上诉人指定账户。合同自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4月19日止。2014年7月份案外人孙某到被上诉人的销售点峄城区阴平镇李玉才处购买了样品玉米收割机一台，价款为180600元，孙某支付75000元，国家补贴款55600由被上诉人临时垫付，下欠50000元，三个月后再支付，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三农公司张军经理汇报后，经三农公司同意才让孙某将玉米收割机开回家。孙某给上诉人写下欠条一张5万元的字据。2014年9月份，孙某在使用玉米收割机时，发现玉米收割机存在质量问题，一直不能正常使用，孙某找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多次协商更换收割机未果。后被上诉人给河北生产厂家联系来人对玉米收割机修理后一直不能使用。后被上诉人起诉孙某要求支付拖欠购买农机款，因玉米收割机存在质量问题未给修复或更换，同时孙某向峄城区法院对玉米收割机存在质量问题不能正常使用，委托其有关部门进行鉴定，峄城区法院技术室回答的是找不到鉴定机构，无法委托。峄城区法院驳回了被上诉人三农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和孙某多次找三农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2017年6月2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对账，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农机款35200元，其中包括孙某因购买不合格的玉米收割机拖欠5万元，被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实际上是上诉人已替被上诉人垫付14800元的农机款给被上诉人三农公司。(2)上诉人因帮其被上诉人三农公司销售玉米收割机货款不能要回的原因归责于被上诉人三农公司提供的不合格产品导致货款不能收回。被上诉人在处理玉米收割机的过程中一直不给配合，既不同意退换，也不同意退钱，导致了案外人孙某一直拖欠5万元货款无法要回，上诉人将货款无法要回的事实及时报告了被上诉人。2018年12月份因孙某拖欠农机款的事实取得了被上诉人的同意，向河北生产厂家索赔，被上诉人和河北厂家联系后是否得到厂家赔偿上诉人不知情。但被上诉人多次找到孙某催要欠款未果。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2014年7月案外人孙某在订立购买玉米收割机时，直接和三农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同时知道上诉人李玉才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该合同直接约束被上诉人三农公司和案外人孙某在支付75000购玉米机款项时，孙某直接给付给了三农公司，也就是说孙某和三农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即孙某可以直接向三农公司履行支付欠款义务。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三农公司和李玉才存在买卖合同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农机产品销售委托合同产生了货款不能收回，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玉米收割机存在瑕疵，导致了委托合同无法履行，上诉人李玉才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欠款的义务，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三农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孙某到上诉人处购买玉米收割机时，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三农公司张军经理汇报后，经三农公司同意，才让孙某将玉米收割机开回家。”上诉人的这一诉称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孙某到上诉人处购买玉米收割机时，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军并不知情。对于赊销玉米收割机之事，并没有向答辩人的经理张军进行汇报，答辩人的经理张军也只是后来才知道的。按照平时的操作模式，上诉人也不需要向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汇报，上诉人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进行赊销。因为答辩人只负责向上诉人索要货款，并不直接和农户打交道。二、上诉人又称“后被上诉人起诉孙某，要求支付拖欠购买农机款”，这一诉称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答辩人起诉孙某，仅仅要求孙某向答辩人返还为其垫付的农机补贴款，而不是购买玉米收割机的货款。三、上诉人又称“玉米收割机货款不能收回的原因归责于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合格产品导致。”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事实上，由于玉米收割机的吊耳存在一点问题，孙某就从答辩人为其垫付的55600元农机补贴款中扣留了15000元作为补偿。所以说关于玉米收割机存在一点瑕疵的问题已经解决完了。孙某之所以没有向上诉人支付购机款，主要是由于上诉人怠于向其主张权利造成的。四、上诉人又称“被上诉人多次找到孙某催要欠款未果。”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事实上，答辩人没有找孙某要过玉米收割机货款。对于这一事实，证人孙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已经证实，孙某明确的说明答辩人也没有向其催要过农机欠款。五、上诉人还称“2014年7月，案外人孙某在订立购买玉米收割机时，直接和三农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这一点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案外人孙某购买该玉米收割机时，并没有和答辩人签订过什么买卖合同。如果事实上真的有买卖合同的话，在答辩人起诉孙某向其索要垫付的农机补贴款的案件当中，答辩人就应该提交了。正是由于上诉人将玉米收割机赊销给孙某时，答辩人并不知情，所以也不存在孙某与答辩人签订买卖合同的事情。六、上诉人称“孙某在支付75000元购玉米机款项时，孙某是直接支付给了三农公司”。这句话也不属实。事实上，当时孙某将购机款付给了上诉人李玉才，事后，上诉人将该款项连同其他的农机款项一同转给了答辩人。所以，上诉人认为孙某与答辩人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事实上，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军并不认识孙某，也没有和孙某就相关玉米收割机的买卖事宜进行洽谈过，既没有直接收取孙某的货款，也没有与孙某签订过买卖合同，甚至答辩人也没有向孙某主张过货款。七、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合作销售关系，并非是上诉人所说的代理关系，上诉人有向答辩人支付货款的义务。1、从合作销售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可以看出，甲方也就是答辩人负责提供农机产品，并负责协助销售三包服务。这句话当中的协助销售，言外之意非常明确，是协助上诉人李玉才进行销售。这里面的销售主体还是上诉人李玉才。2、合作销售协议第七条规定的更加明确，乙方在产品销售后三日内将货款打到甲方指定账户，这说明乙方在销售货物以后，应当将收取的款项及时支付给甲方。这也说明上诉人在销售农机后，有向答辩人支付货款的义务。3、从2017年6月23日，由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的欠条，便可以看出上诉人是认可其欠答辩人借款的。在答辩人起诉之前，上诉人都是一直认可其欠答辩人的货款，只是总是推脱没钱而已。4、从上诉人给答辩人所出具的欠条金额上，也可以看出是上诉人欠答辩人的货款，而不是案外人孙某欠答辩人的货款。因为通过一审调查可以看出，孙某欠玉米收割机货款的金额是5万元。而答辩人起诉上诉人所主张的农机欠款是35200元。显然，孙某的欠款金额要大于上诉人的欠款金额。如果真的是孙某欠答辩人货款，为什么答辩人仅仅只起诉35200元。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说，2017年6月23日，其给答辩人出具的欠条里面包括了孙某所欠的货款5万元，只是因为其为孙某垫付了14800元，所以才打了一个金额为35200元的欠条。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如果上述说法成立的话，既然是孙某拖欠答辩人的货款5万元，上诉人为何要替孙某进行垫付货款呢？由此可见，上诉人的诉称是不能成立的。5、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孙某给其出具的欠条，金额为5万元，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观点来说，既然是孙某与答辩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孙某为何要给上诉人打欠条呢？欠条为何又一直在上诉人手中，显然上诉人的诉称是不能成立的。6、上诉人于2017年6月23日给答辩人出具欠条上的欠款金额是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经过多次结算之后得来的。现实中，答辩人从来不过问上诉人将农机卖给何人，也不过问其是否进行赊销。只要上诉人把农机款付给答辩人即可，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定期进行结算。每次结算时，如上诉人还欠答辩人货款，就由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欠款手续。本案的欠条就是双方经过多次结算，由上诉人多次给答辩人换条而来了。其中在2016年3月27日双方算账之前，上诉人还欠答辩人借款146200元，后在2016年3月27日，经双方再次结算，上诉人还欠答辩人47200元。后来到2017年6月23日经双方再次算账，上诉人还欠答辩人38000元，后来上诉人又替答辩人偿还用户楼梯补贴款2800元。所以最后上诉人还欠答辩人35200元。由此可见，上诉人于2017年6月23日给答辩人出具欠条上的欠款金额是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经过多次结算之后得来的，是与孙某的欠款无关的。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以维持。三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玉才向原告三农公司支付货款35,200元及利息（本金按35200元，从2017年6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率按照金融市场同期拆借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李玉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0日，原告三农公司(甲方)与被告李玉才（乙方）签订《合作销售协议》一份，合同约定甲方负责提供农机产品，并负责协助销售、三包服务，乙方负责提供农机产品销售场地及办公生活场所；甲方销售产品每台给乙方占地使用金及销售协调费用：玉米收割机5000、小麦收割机3000、90马力以上拖拉机3000、50至90马力以下拖拉机1000、配套农机具500，政府采购产品及特殊产品另行协商；乙方在产品销售后三日内将货款打到甲方指定账户；本合同自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4月19日止。2014年7月，案外人孙某在被告李玉才处购买了玉米收割机一台，价款为180600元，其中包含国家农机补贴款55600元，孙某购机时支付购机款125000元。2015年底，因玉米收割机存在质量问题，孙某将农机补贴款55600元中的15000元扣留作为损失补偿，其余的40600元交给原告。2017年6月23日，被告李玉才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张军农机款叁万捌仟元，38000元，欠款人:李玉才，以上全部结清，2017年6月23日”。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三农公司与被告李玉才签订的《合作销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合作销售协议》的约定，由原告提供农机产品，由被告提供农机产品销售场地及办公生活场所，在被告销售产品后，原告按照不同的农机产品向被告支付相应的占地使用金及销售协调费用。故被告李玉才辩称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对其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结合《合作销售协议》约定被告在产品销售后三日内将货款打到原告指定账户及被告出具的欠条，被告李玉才应依照约定的期限将货款支付给原告，逾期属于违约行为。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35200元的诉请，应予以支持。本案货款的清偿日期应自双方结算并在被告李玉才书写欠条时起算，原告主张利息应自2017年6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李玉才辩称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欠条的出具时间是2017年6月23日，原告于2020年6月15日通过电话向被告催要货款，并在2020年6月21日通过网络申请立案，原告主张权利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玉才支付原告枣庄市三农农机装备有限公司货款352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清。二、被告李玉才支付原告枣庄市三农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利息（以35200为基数，自2017年6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原告起诉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清；三、驳回原告枣庄市三农农机装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元，由被告李玉才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李玉才与被上诉人三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销售农机产品，2017年6月23日，经双方结算李玉才向三农公司出具欠条，载明尚欠38000元农机销售款未向三农公司支付，后经折抵2800元，李玉才仍拖欠三农公司35200元。双方对于上述事实均无争议，但李玉才主张该欠款是因案外人孙某购买了三农公司不合格的农机设备，拒不支付拖欠的5万元农机款造成。三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李玉才向三农公司出具的本案欠条证明李玉才对三农公司负有38000元的债务，而孙某向李玉才出具的5万元欠条证明孙某对李玉才负有5万元的债务。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两笔债务无论是从时间、数额还是债权债务主体均不一致，不能证明二者存在关联性，应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孙某是否向李玉才履行偿还义务，均不影响李玉才应向三农公司所负的偿还义务，李玉才以此进行抗辩显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玉才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0元，由上诉人李玉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建新审判员  孙 梦审判员  单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