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2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鲍安治，男，198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房延亮，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莎莎，河南吉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焦宪超，男，198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俊浩，河南昭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友平，男，196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原审被告：鲍安营，男，198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原审被告：鲍和昌，男，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上诉人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因与被上诉人张友平，原审被告鲍安营、鲍和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6民初1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安治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鲍安治不承担138380.65元的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友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鲍安治将房屋交给房延亮建设，引起带领的工队无建设资质，认定鲍安治存在过错不当，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一是鲍安治将房屋承包给具有建设经验的房延亮在自有宅基地上建设房屋没有过错。农村建设房屋都是这种情况，本次事故不属于鲍安治宅基地固有安全问题引起。二是鲍安治与张友平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鲍安治与房延亮之间有盖房协议，张友平为房延亮找的雇佣工人，与鲍安治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其伤害不存在过错。三是鲍安治未直接参与房屋建设，与损害发生无因果关系。焦宪超按照规范操作，无意引起张友平受伤。四是张友平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丰富的建筑经验，对自己从事劳务的危险性是有清晰认识的，其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损害结果的严重。一审法院认定张友平承担20%责任明显不公平。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认定鲍安治承担15%的责任不当，因鲍安治无过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进行裁决。房延亮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房延亮不承担186209.03元的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友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房延亮与张友平之间是雇佣关系，认定事实错误。房延亮与张友平等人之间是以自发结合的方式共同承包自建房工程，彼此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房延亮在本案中仅是召集大家揽活，并非工程承包人。雇佣关系是指雇工在雇主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房延亮与大家工资水平持平，工资由接受劳务方支付，故房延亮亦属普通工友，其与张友平不存在雇佣关系，均是受雇于房主鲍安治，且房延亮召集行为无过错。房延亮无法以雇主的身份选任包括张友平在内的人，房延亮亦无法对张友平等人进行控制，实施管理，双方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从房延亮与张友平等人的报酬分配来看，他们在共同承接工程后，全部为需要建房的房主提供劳务，进而根据自身所从事的不同工种和技术水平按日计算工分，最后共同确认各自所得总工分，并以此为基础分配房主支付的工钱。由此可见张友平并非是给房延亮提供劳务，房延亮也无法以雇主的身份去决定发放其他人的报酬。所有人的报酬都是基于本人提供的劳务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发放，该费用是由作为雇主的房主鲍安治发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房延亮并非张友平的雇主，其损失不应当由房延亮承担。焦宪超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焦宪超不承担赔偿责任138380.6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张友平受伤的原因和经过，其主张侵权责任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过错的要求方面，无论何种侵权责任构成方式，因果关系都必须是必备要素。无过错责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无过错”都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属于特殊侵权，其构成要件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但是也应当符合其它构成要件。本案中，张友平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受伤的原因，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房顶上是否作业以及作业活动与焦宪超操作的吊车活动存在关联，其主张损害结果的原因不明，与焦宪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主张侵权责任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友平仅提供就医记录，无法证明其缘何受伤的事实。张友平辩称，张友平给房延亮干活是事实，房延亮是带班的，接活后，房延亮抽取5%的提成后一个工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工钱不固定。鲍安治辩称，吊车不是鲍安治找的，鲍安治把工程包给房延亮，系纯包工，鲍安治只对房延亮结钱。房延亮辩称，房延亮与鲍安治并非承包关系，双方的承包协议并非事前签订，而是在结算钱时鲍安治要求签订的，房延亮怕不签拿不到工钱就签了，故房延亮与鲍安治并非承包关系。工人应该与鲍安治存在雇佣关系，鲍安治应与房延亮承担连带责任。张友平称房延亮抽取5%的抽成不属实，所有费用均在扣除成本后按工人的工分平均分配，房延亮自身也是按劳分配。焦宪超辩称，焦宪超驾驶吊车是房延亮联系的，且劳务报酬的支付也由建筑班支付。一审法院未查明张友平从房顶坠落的事实，张友平的陈述不属实。在吊车启动前或工作的过程及吊车方向的指明都有信号工来指示，事故发生时焦宪超并未启动吊车，吊车处于静止状态，故张友平的坠落与焦宪超没有因果关系。鲍安营、鲍和昌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张友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鲍和昌、鲍安营赔偿张友平受雇期间因提供劳务遭受人身损害住院医疗费565522.58元；2．请求依法判令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鲍和昌、鲍安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0日，鲍安治与房延亮签订农村建房承包协议，约定为其宅基地上建设两层楼房，将该房屋工程承包给房延亮进行建设，鲍安治提供砂子、水泥等建房用料，房延亮提供劳务，并负责上料设备及塔吊设备。房延亮承包工程后，找张友平等建筑工人进行工程施工，并找焦宪超开吊车进行作业。2019年7月31日，焦宪超开吊车为鲍安治房顶上珍珠岩，当吊车将珍珠岩吊上后，张友平等人在房顶向吊车装模板时，张友平从二层楼房摔落，当场休克，造成左股骨多处粉碎性骨折，左上肢骨折，双眼眶骨折，肺挫伤，失血性贫血等。事发后，张友平先后在濮阳市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565522.58元。期间因经济困难，张友平亲属向亲朋好友借款，张友平所在村村民对张友平予以爱心捐赠。房延亮已支付张友平40000元，焦宪超已支付张友平3000元。焦宪超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岗位施工操作证，工种为汽车式起重机操作。一审法院认为，张友平因从事建筑工程作业时从二层楼房摔落致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依据过失大小和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系建房过程中，张友平因在房顶作业期间摔落受伤，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根据各责任人的过失大小和原因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张友平方的诉请，责任划分如下：一、关于鲍安治、鲍安营、鲍和昌的责任。鲍安治作为涉案建设房屋的所有权人，所聘请的建设工程施工队伍不具有劳务施工资质，且未提供安全生产的必要条件，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措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作为接受劳务的受益人，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比例以15％为宜。本案所涉房屋系鲍安治与他人签订承建合同，张友平未举证证明所建房屋系鲍安营、鲍和昌、鲍安治共同所有，亦未举证张友平损伤系鲍安营、鲍和昌所致，综合本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鲍安营、鲍和昌对张友平的人身赔偿请求不应承担责任。二、关于房延亮的责任。虽然房延亮否认自己是受害人的雇主，但本案中建筑房屋的作业由其提供，其负责向张友平等人分派任务、发放工资等事项，综合对证据分析，可以认定其与施工人员之间形成了建房施工队伍的组织关系，其作为雇主接受受害者等人提供的劳务，并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形成事实的雇佣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房延亮雇佣他人从事危险作业，没有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和适当的提示警告义务，对于受害人所受伤害，应承担40％的责任。房延亮辩称其不是雇主及要求因张友平诬告赔偿损失2000元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三、关于焦宪超的责任。焦宪超驾驶吊车在为鲍安治建房作业过程中，对吊车钩子放置的周边环境及施工工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应承担25％的责任。焦宪超称其与张友平不存在雇佣关系，张友平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要求其赔偿张友平“受雇佣期间”的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及其主体不适格的辩解不能成立。四、关于受害人张友平的责任。张友平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相应的安全防护意识，其在房顶作业过程中，未对自身的工作安全尽到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20％的责任。综上，张友平受伤后住院治疗，共产生医疗费565522.58元，根据各方责任，鲍安治承担15％的责任，计款84828.39元；房延亮承担40％的责任，计款226209.03元，扣除已支付40000元，还应支付张友平186209.03元；焦宪超承担25％的责任，计款141380.65元，扣除已支付3000元，还应支付张友平138380.6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鲍安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友平医疗费84828.39元；二、房延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友平医疗费186209.03元；三、焦宪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友平医疗费138380.65元；四、驳回张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55元，由张友平负担1891元，鲍安治负担1418元，房延亮负担3782元，焦宪超负担2364元。本院二审期间，房延亮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房延亮与张友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房延亮与工人之间都是合伙关系。焦宪超提交照片一组，证明涉案房屋的状态及吊车所处的位置。鲍安治质证认为，事发时鲍安治不在场，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证人证言是否属实不清楚，没有异议。房延亮质证认为，照片反映属实；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房延亮并未从中抽取5%的费用，所有款项扣除日常花销后由所有工人按照公分平均分配，房延亮与张友平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张友平质证认为，事发时吊车在屋子西边，是照片中的情况；证人证言不属实，房延亮抽成5%中间也包含日常开销。本院经审查认为，焦宪超提交证据可以证明施工现场情形，但无法证明张友平发生意外事故时现实状态，房延亮提供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有关证据，并经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认定张友平的被侵害事实是否清楚，张友平与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之间法律关系是否正确；2.一审认定对张友平侵权责任比例划分是否适当。其一，关于提供劳务的事实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系房延亮负责联系张友平加入建设工程施工队伍，建设工程施工队不具有任何建筑资质。房延亮联系需要盖房的鲍安治承建案涉工程，并签订农村建房承包协议。房延亮联系焦宪超，焦宪超驾驶吊车提供服务。在房屋建设施工过程中，因对吊车钩子放置的周边环境及施工工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张友平从二楼楼顶摔下造成人身伤害侵权，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应对张友平的侵权伤害承担赔偿责任。其二，关于本案人身伤害侵权责任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该案件系特殊侵权，应根据在共同侵权中责任的过错的大小进行分担。依据特殊侵权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受害方证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侵权人应举证证明侵权责任免责事由。本案中，张友平因在房顶作业期间摔落受伤，系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应根据各责任人的过失大小和原因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鲍安治作为涉案建设房屋的所有权人，建设楼房，并非低层建筑，对选任无建筑资质的建设工程施工队伍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比例以15％为宜；房延亮雇佣他人从事危险作业，没有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和适当的提示警告义务，承担40％的责任；焦宪超驾驶吊车对吊车钩子放置的周边环境及施工工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应承担25％的责任。一审法院对责任比例划分适当，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针对本案，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上诉均主张不应承相应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房延亮提供证人到庭证明其与张友平非雇佣关系、焦宪超提交照片证明房屋的状态及吊车位置，但该证据均不能证明造成人身伤害侵权的免责事由，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综上，鲍安治、房延亮、焦宪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64元，由房延亮负担3782元，焦宪超负担2364元，鲍安治负担14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会平审判员  王利霞审判员  张志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