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637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建荣,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星，江苏华旦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毛奇峰，男，197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绳，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宾，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钱新红，男，197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林，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建荣因与被申请人毛奇峰、钱新红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2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建荣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钱新红受让毛奇峰所持苏州市相城区千禧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禧公司）18%股权的对价包含了千禧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相城支行）所贷款项中的3240万元错误。1.毛奇峰和钱新红于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毛奇峰将其名下千禧公司18%股权转让给钱新红，用以抵偿结欠钱新红的2233万元，而其双方确认18%股权对应的2233万元系千禧公司的净资产价值。2.千禧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7月26日分别向工行相城支行贷款11600万元、8400万元，期限十年，每年用千禧公司收到的租金归还，并以千禧公司的房产进行抵押，故该贷款属于千禧公司的债务，而非公司股东个人所借。千禧公司的租金收益每年约为3000-4000万元，先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再由股东进行分红。陈建荣在二审中提交的2018年9月21日的千禧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证实，千禧公司分得的拆迁款也是优先支付的银行贷款，且各股东承诺只有在公司收益不足清偿银行贷款时，才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按期向银行清偿贷款本息的责任。据此，千禧公司向工行相城支行的贷款系以千禧公司的租金收益进行归还，而非由钱新红归还，二审法院将千禧公司应承担的上述债务计算至毛奇峰和钱新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对价内，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二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也应得出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结论。二审法院就“钱新红与毛奇峰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千禧公司股权价格约定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争议焦点，认为“不含银行贷款每1%股权折价为124.0555万元，不低于千禧公司每1%股权价值的70%的法定限度，故毛奇峰与钱新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格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该院就“毛奇峰在出让千禧公司股权时结欠钱新红的债务数额”的争议焦点，认为“毛奇峰在出让千禧公司18%股权时实际结欠钱新红的债务数额为1158.95万元。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2233万元债务数额有误”。陈建荣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毛奇峰和钱新红实际以股抵债的金额为1158.95万元，每1%股权折价为124.0555万元，仅为2015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18%股权对应的2233万元的51.19%,达不到上述规定的70%,在实际交易中虚构债务1074.05万元的情况下，二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七十四条规定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的情形，故该协议应当撤销。二审法院没有围绕转让财产的真正转让价格是否合理进行审理和判决，导致审查方向错误，且不以实际交易价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作为审查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毛奇峰提交意见认为，1.毛奇峰在2015年7月、8月前持有千禧公司80%股权（实际持有74%，另6%系钱新红原隐名在毛奇峰名下），后因债务无法清偿，故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方式，向王雪根转让2.5%股权、向李赟转让2.5%股权、向唐兴泉转让6.5%股权、向钱新红转让18%股权，原隐名在毛奇峰名下的6%股权也一并回归至钱新红名下，故显示共向钱新红转股24%。2.千禧公司于2013年8月2日向工行相城支行贷款2亿元，根据2013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上述贷款按照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配借用，即每1%股分配到贷款200万元。至2015年8月转让股权时，每1%股仍负有180万元的贷款，此系毛奇峰在向钱新红转让股权时约定每股附180万元债务的由来。3.关于毛奇峰与王雪根、李赟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1689.36万元的组成为，转让5%股权所附的银行贷款900万元+银行退回千禧公司的国际业务费200万元（系以王雪根的名义出借给毛奇峰）+毛奇峰根据2011年5月21日的《股东内部承包协议书》预付给王雪根、李赟的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的承包分红款500万元（实际分红款421万元+延期40天的违约金50.5万元+200万元的利息28万元，双方约定实际按500万元计算）+支付现金89万元。4.关于毛奇峰与唐兴泉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2287.675万元的组成为，转让6.5%股权所附的银行贷款1170万元+唐兴泉原有5%股权所对应的贷款被毛奇峰使用的900万元+毛奇峰根据2011年5月21日的《股东内部承包协议书》预付给股东唐兴泉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承包分红款175万元+支付现金42万元。5.关于毛奇峰与钱新红约定的5473万元股权转让价格的组成为，毛奇峰转让18%股权所附的银行贷款3240万元+钱新红原有5%股权所对应的贷款被毛奇峰使用的575万元+陈珍凤原有1%股权所对应的贷款被毛奇峰使用的180万元+钱新红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共借给毛奇峰1478万元（含2015年1月27日钱新红出借给毛奇峰300万元后，毛奇峰当天返还钱新红隐名在毛奇峰名下5%股权的分红款94.08万元及银行利息205.0428万元，双方约定实际按300万元计算）。毛奇峰认为，上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形式一致，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客观公正，符合毛奇峰向钱新红、王雪根及李赟、唐兴泉转让股权的实际情况，适用法律正确。6.从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看，无论毛奇峰和钱新红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剥离还是不剥离银行贷款，均不属于不合理的低价。虽然千禧公司是以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但实际使用贷款的是各股东，故各股东对千禧公司负有债务。二审法院是将股东对千禧公司所负债务以债务承担的方式计入股权转让对价，而非是直接将千禧公司的贷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无论是债权抵销还是债务承担，均是受让人实际履行支付股权转让价格的方式，并不影响对不合理低价的认定。综上，请求驳回陈建荣的再审申请。钱新红提交意见认为，（一）陈建荣不了解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导致误解。1.千禧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股权多次变更。千禧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决定公司向工行相城支行的贷款由各股东按股权比例分配借用，故毛奇峰名下80%股权（含钱新红的隐名股权6%）对应分配使用的贷款为1.6亿元。陈建荣在提起本案诉讼时，系将千禧公司的总资产与注册资本60万元作对比，将毛奇峰与王雪根及李赟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以千禧公司总资产对应的股权价值和毛奇峰与钱新红在工商登记中认缴的出资额作对比，导致一审法院误认为毛奇峰向钱新红转让股权系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2.根据千禧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2015年8月28日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李赟和王雪根分别受让毛奇峰2.5%股权的对价各为1.5万元，钱新红受让毛奇峰24%股权的对价是14.4万元，唐兴泉受让毛奇峰6.5%股权的对价是3.9万元，上述对价均是与千禧公司的60万元注册资本相对应，并非真实的对价。事实上，李赟及王雪根受让股权的对价是1689.36万元，唐兴泉受让股权的对价是2287.675万元，钱新红受让股权的对价是5473万元，上述对价均包含相应股权比例所应承担的银行贷款。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形式一致，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造成误解的原因是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所附结算明细系毛奇峰之妻俞红书写，当时债权折抵股权是以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表述，债务转让则以结算明细进行表述。而在2015年9月1日毛奇峰与王雪根及李赟、唐兴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变更登记），参照了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结算明细，但为了表述简洁，将债权折抵股权与债务转让合二为一，由此导致毛奇峰向钱新红转让股权的价格低于向王雪根及李赟、唐兴泉转让股权价格的误解。（二）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发现一审法院遗漏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负债部分，予以纠正，并确定了双方间真实的转让价格，认定不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此认定合理合法。（三）毛奇峰和钱新红在2015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的债务是真实的，双方在二审期间也提供过相应证据。（四）认可毛奇峰的意见。综上，请求驳回陈建荣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苏0507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判令毛奇峰向陈建荣归还借款本金22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生效后，毛奇峰未履行义务，陈建荣申请强制执行，因未查获毛奇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毛奇峰也未履行义务，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遂作出（2016）苏0507执2923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陈建荣于2017年3月以毛奇峰为被告，以钱新红为第三人诉至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称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毛奇峰与钱新红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所持千禧公司24%股权以14.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钱新红，但毛奇峰在2015年9月1日将千禧公司5%股权转让给王雪根及李赟的价格却为1689.36万元，故毛奇峰系和钱新红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故请求撤销2015年8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也要求撤销毛奇峰与钱新红于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撤销范围以本金220万元及利息为限。钱新红辩称：其从毛奇峰处受让千禧公司24%的股权，其中1%股权原属于陈珍凤所有，陈珍凤将1%的股权隐名在毛奇峰名下，在签订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毛奇峰明确将该1%股权转让给钱新红；另外5%的股权原属于钱新红，钱新红系隐名股东，仅是通过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显名于钱新红名下；其余18%的股权的总转让价值为5473万元，其中1%股权对应的陈珍凤未使用的银行贷款180万元，5%股权对应的贷款900万元中邱惠红未使用的575万元，18%股权对应的毛奇峰使用的3240万元贷款，上述银行贷款由钱新红在受让股权后自行承担，另外毛奇峰自2013年开始陆续向钱新红借款1478万元，该部分借款毛奇峰采用以股抵债的形式偿还，因此，钱新红受让毛奇峰24%股权中的6%股权原本即非毛奇峰所有，而18%股权的总价值是5473万元，故钱新红系以合理对价受让该部分股权。2015年8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让方毛奇峰将其持有的千禧公司股权14.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4%，其中实缴14.4万元，未缴0万元）以14.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钱新红；受让方于2015年8月3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对已转让的股权不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毛奇峰为甲方，钱新红为（乙方），双方一致同意将甲方名下千禧公司18%股权转让给乙方，用于抵偿甲方结欠乙方款项2233万元；欠款金额的组成情况详见附件清册；乙方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按比例享有收益，承担亏损；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由乙方取得工商股权登记后生效。该协议后附《钱新红转千禧24%股份明细结算》，系毛奇峰之妻俞红书写，记载：“1.原5%隐名股份；2.原陈珍凤1%隐名股份；3.24%-6%=18%结算如下：28156×10800=3.04亿-1.8亿=1.24亿×18%=2232万元①5%应返还贷款比例900万-325万=575万②1%应返还贷款比例180万③张月英卡划出借款：13/12.31100万（其中3万现金）；14/1.2020万，1.215万，1.275万，3.63万，合计133万。钱新红卡划出借款：13/6.17100万（其中10万现金），6.2180万（其中6万现金），9.6250万，9.29100万，12.3180万；14/8.24100万，11.550万；15/1.27300万，4.2186万，4.23199万，合计1345万。575+180+133+1345=2233万元。确认人：俞红、毛奇峰、钱新红。”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苏0507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一、毛奇峰与钱新红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撤销毛奇峰与钱新红于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撤销的范围应当以（2016）苏0507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项下陈建荣对毛奇峰享有的本金220万元及其利息债权为限。钱新红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认为：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正文及附件约定的钱新红受让18％股权的对价除2233万元外还应增加相应银行贷款3240万元。虽然该协议对钱新红受让毛奇峰股权所应支付对价约定不明确，但结合钱新红对该协议履行情况及上述各项协议书内容，钱新红实际受让的股权价格并非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毛奇峰在出让千禧公司18%股权时实际结欠钱新红的债务数额应为1158.9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748万元+二审认定的410.95万元），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认定的2233万元债务数额有误，两者之间的差额部分1074.05万元构成钱新红就案涉18%股权转让而对毛奇峰产生的新债务，毛奇峰怠于实现该债权，陈建荣作为毛奇峰的债权人可代位求偿。2015年8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股权变更的工商备案，登记不实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毛奇峰与钱新红对另6%千禧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与本案无关。本案所涉毛奇峰转让给钱新红的18%千禧公司股权实际价格并非明显不合理低价，钱新红也按约向银行归还贷款，经审查钱新红仅有1074.05万元对价未予支付，但该事实并非债权人陈建荣行使对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撤销权的依据。该院遂作出（2018）苏05民终244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7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建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再审审查阶段，陈建荣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7月26日的千禧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系复印件），拟证明千禧公司向工行相城支行的贷款在2016至2018年度期间系以该公司对外收取的租金进行偿还，进而证明毛奇峰转让股权时的价格系将银行贷款予以剥离。2.千禧公司在宁波银行苏州相城支行开立的7510012200001xxxx账户在2016年3月14日至8月5日期间的交易查询清单（系复印件），拟证明千禧公司在2016年3月16日至4月7日期间分七次共向钱新红转账251.3333万元，进而证明钱新红所称的其归还千禧公司银行贷款的钱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以千禧公司收取的租金归还，故毛奇峰和钱新红所称的18%股权对应的3240万元贷款不应计入转让对价中；二审法院认定钱新红与千禧公司之间没有其他往来，并认定钱新红对毛奇峰另有410.95万元债权错误。3.苏州市相城区元和顺德家居馆（以下简称顺德家居馆，毛奇峰为法定代表人）在工行相城支行开立的110202651900046xxxx账户在2015年6月10日至2016年11月16日期间的交易明细（系复印件），拟证明毛奇峰通过顺德家居馆分36笔共向钱新红转款1828.75万元，进而证明钱新红的钱来源于毛奇峰，毛奇峰的钱来源于千禧公司的租金，故钱新红偿还千禧公司银行贷款的钱不是其自有资金，毛奇峰将千禧公司股权转让给钱新红系为了逃避债务。钱新红质证认为：认可陈建荣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毛奇峰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陈建荣的证明目的。毛奇峰提交了2011年5月20日的千禧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其于2011年5月21日与千禧公司的其他股东签订的《股东内部承包协议书》，以证明其承包千禧家具城并以顺德家居馆的名义进行经营的事实，以及其在承包期间负有向公司及股东支付租金的义务。陈建荣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毛奇峰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毛奇峰和钱新红对陈建荣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达到陈建荣的证明目的，具体将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因陈建荣对毛奇峰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毛奇峰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问题无关。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就《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解释为“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本案中，是否支持陈建荣的撤销权的诉请，应以毛奇峰和钱新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的价格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行判断。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未支持陈建荣的诉请，并无不当。首先，二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正文及附件约定的钱新红受让18％股权的对价除2233万元外还应增加相应银行贷款3240万元，符合客观事实。一则千禧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其中载明千禧公司于2013年8月2日向工商银行申请贷款2亿元，贷款按照各股东在千禧公司的股权比例获得分配借用，且由借用资金的各股东按照所占股权比例的实际借用资金在还贷日期前将资金汇至银行指定的公司还款账户用以归还相应的贷款本息。而本案中各方均未否认毛奇峰按照持股比例（该股东会决议明确毛奇峰的持股比例为80%）实际使用上述贷款的事实，故根据上述决议，毛奇峰应对其实际使用的贷款承担归还本息的义务。在毛奇峰将18%的股权转让给钱新红时，其双方约定该18%股权对应的毛奇峰所使用的银行贷款的本息（此时尚欠贷款本金1.8亿元，对应每1%股承担贷款180万元）的归还义务转由钱新红承担，实际是免除了毛奇峰的偿还义务，故钱新红承诺的对18%股权对应的贷款本息的归还义务，应计入其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对价中。二则在2015年9月1日千禧公司的股东毛奇峰、钱新红、王怡文、李赟、唐兴忠、唐兴泉共同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明确毛奇峰转让股权给钱新红时，相应的银行贷款转由钱新红承担。三则从同时期毛奇峰将部分股权分别转让给王雪根及李赟、唐兴泉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可见，毛奇峰转让股权的对价亦包括毛奇峰使用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银行贷款本息的归还责任。至于钱新红受让股权后是以自有资金归还贷款，还是以千禧公司的租金收益或以从千禧公司分得的拆迁款归还贷款，并不影响钱新红依约应承担的相应贷款的归还责任，也不影响本案中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其次，二审法院认定毛奇峰与钱新红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并无不当。钱新红受让毛奇峰18%股权的对价包括毛奇峰以股权抵偿所欠钱新红的2233万元债务以及钱新红承继的18%股权对应的3240万元银行贷款的归还责任，合计5473万元。二审法院将该价格与毛奇峰将部分股权转让给王雪根及李赟、唐兴泉的价格进行对比，且将该价格剥离银行贷款后每股价格与千禧公司股东在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不含银行贷款的每1%股权折价金额1522408元进行对比，并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得出毛奇峰与钱新红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结论，该计算方法及结论，并无不可。陈建荣在本院再审审查阶段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提出的毛奇峰系以不合理的低价将股权转让给钱新红的证明目的。再次，二审法院在一审法院认定毛奇峰结欠钱新红的债务数额为748万元的基础上，根据所查明的钱新红汇入千禧公司的715万元以及钱新红之妻张月英汇入千禧公司的33万元，在短时间内即全部转移至毛奇峰夫妇的个人账户或毛奇峰个人投资的工厂账户，而增加认定毛奇峰结欠钱新红债务410.95万元，具有事实依据。至于陈建荣在本院再审审查阶段提交的千禧公司2016年3月14日至8月5日期间的交易查询清单，并不能否认上述410.95万元实际由毛奇峰控制并使用的事实，故不能推翻二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意见。况且，二审法院已经鉴于2015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系约定毛奇峰以18%股权抵偿2233万元债务，但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当时毛奇峰在该协议项下结欠的债务数额为1158.95万元的事实，而认定就二者之间的差额部分1074.05万元构成钱新红对毛奇峰的欠款，在毛奇峰怠于主张该债权的情况下，毛奇峰的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综上，陈建荣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建荣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