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3民终28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周文森，男，195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先玉、周益林，浙江商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林文清，男，195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岚敏，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陈光荣，男，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李瑞英，女，Ｉ96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莆田市光大五交化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文献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4155355471X。 法定代表人：陈光荣。 上诉人周文森因与被上诉人林文清、原审第三人陈光荣、李瑞英、莆田市光大五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4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文森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文森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虽然部分签字系他人代签，但事后均得到本人的追认，故代签行为应为有效。当事人签订以房抵债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仅以《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瑕疵，而存在瑕疵并非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存在无效情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合同为合法有效。二、周文森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周文森以债权抵扣购房款的形式，已经支付了全部的房款，并且早已实际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和收益。由于涉案房屋无法办理产权登记，1999年陈光荣与案外人莆田市旅游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签订别墅买卖合同，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支付购房款后，又与案外人旅游公司重新签订《“凤凰花园”别墅买卖合同》，自然也可依据合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三、周文森对标的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其物权期待权优先于申请执行人林文清的普通债权，其执行异议应当得到支持。司法实践中，在满足协议合法有效、已交房、无过错等条件的前提下可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判例有很多。这些判决支持以房抵债协议排除执行的主要理由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等规定，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的即可排除执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即付款，由于以房抵债一般案外人并未实际支付房款，但以抵债方式支付房款的，可以视为支付房款。因此，法院支持以房抵债排除执行的，基本都是认可抵债条款的约定即完成了付款义务，抵债实质上也是一种付款方式。本案中，陈光荣、李瑞英与周文森签订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流抵或物权法定的原则，也没有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基于此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抵债协议），（房屋所有人的）债务消灭的同时，相应的抵债价款也就转化为了房款（以房抵债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房款的支付方式），即债权人在抵债的额度内支付了债务人（房屋所有人）房屋价款，如果债权人再满足《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的其他三个要件，则债权人对标的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债权人的物权期待权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普通债权，其执行异议应当得到支持，即以房抵债背景下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满足协议合法有效、已交房、无过错等条件的前提下）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当然，如果房屋价值高于债权人对债务人（房屋所有人）的债权，则债权人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将差额部分交付执行。本案也满足了其他三个要求。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本案，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时间为2014年2月12日，荔城法院查封时间为2017年12月13日，即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在法院查封之前，即便一审法院认定与旅游公司签约时间系倒签，但倒签时间仍然早于法院查封之前，从庭审中，发现因旅游公司的历史原因，导致真正房屋所有权人在转让讼争房屋时，双方当事人签好协议后，要去旅游公司倒签合同交易时间，目的是便于今后真正的产权人能够合法办理相关权属登记。故本案倒签行为，符合客观实际，不存在串通一说，其签约行为合法有效。本合同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条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没有其他可撤销可变更或效力待定的情形。2.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一审对此事实业已查明。二审期间周文森提交的水电费缴费信息记载自2014年以来，讼争房屋就转让并交付给了周文森的事实。也即，印证了在本案讼争房屋查封之前，周文森就合法占有了讼争别墅的事实。3.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涉案房屋不能办理过户显然不是周文森自身原因所致。一审法院认为，周文森对此明知，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混淆了过错和等同自身原因的概念，并以此认定周文森存在过错为理由之一，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然是曲解了法律的规定。四、本案不存在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恶意串通的事实。1.截止2020年10月21日二审开庭审理之日止，林文清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因此，林文清主张恶意串通事实没有依据，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2.从陈光荣、李瑞英的拒不履行裁判文书罪的刑事案件判决内容来看，该刑事案没有就讼争别墅转让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是因为陈光荣、李瑞英将40万元存款转移到了其子陈晨曦名下。也即，在刑事案件中并没有将讼争别墅认定为陈光荣、李瑞英所有。相反，若将讼争别墅判定为陈光荣、李瑞英所有，那么陈光荣、李瑞英就不会构成拒不履行裁判文书罪了，若将讼争别墅认定为陈光荣、李瑞英所有的话，该别墅的价值远远大于林文清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拍卖别墅足以清偿林文清的债务。3.若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共同串通的话，也会成为拒不履行裁判文书罪的共犯。五、林文清对讼争别墅不享有执行利益,讼争别墅不应成为执行对象。1.讼争房屋产权并非登记在陈光荣、李瑞英夫妇名下，讼争房屋原始权属登记仍为旅游公司。2.按照林文清的主张，旅游公司于1999年之前将讼争别墅转让给了案外人王正顺。1999年王正顺将讼争别墅转让给了本案陈光荣。2014年底，陈光荣将讼争房屋转让给了周文森。若该事实正确的话，那么，如果以周文森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认定周文森具有过错，并以此否认其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同理也应当认定陈光荣、李瑞英，具有重大过错而否认其权属，再同理同样也可以否决王正顺曾经对讼争别墅享有的所有权和处分权，也即讼争房屋所有权仍然为旅游公司。所以，无论何种情形，林文清对讼争别墅均不享执行利益。五、一审法院执行错误，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证明讼争别墅为陈光荣、李瑞英所有的情况下，查封讼争别墅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而违法，确认房屋权属并非仅凭旅游公司个别人利益确认便可。一审法院执行法官黄震查封讼争房屋是滥用职权行为，并非合法。为此，黄震出具《情况说明》认可旅游公司个别私盖公章行为。黄震并不知情，同时，强调该材料来源于林文清，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外，多次出现执行人文书案号与落款日期严重不相符。如（2015）执行字第147号执行通知书落款时间却为2014年，说明执行程序中有存在严重错误。 林文清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本案中，周文森提供的证据并不符合排除执行异议四个条件，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李瑞英出具的《收条》、《收据》以及结合周文森提供的证据，可以明显证实周文森签订的合同及付款事实属于虚构事实。二、周文森与李瑞英、陈光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等一系列材料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转移财产。1.周文森与李瑞英、陈光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等一系列材料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一、周文森与李瑞英、陈光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与李瑞英、陈光荣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产的处分方式不一致。本案中周文森自认《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落款时间系倒签，实际签订日期为2014年10月份，而李瑞英、陈光荣于2014年11月26日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涉案房产于2006年3月5日以赠与协议的形式转让给其儿子陈晨曦，若在离婚前，周文森与李瑞英、陈光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陈光荣、李瑞英不可能对不属于自己的房产进行约定，因此，周文森与李瑞英、陈光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转移财产。其二、周文森陈述的交易过程前后矛盾，且不符合市场交易常理。经过本案的审理，可以确定陈光荣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并未在场，其签名也备注“代”，周文森也自认陈光荣的名字系李瑞英签的，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在进行交易时却不在现场，明显不符合交易常理，且居间介绍人林光霖也自认当时不在现场，其名字是林培青代签的，林光霖系林培青的侄子，而林培青又是周文森公司的业务员，双方明显存在利害关系。其三、《房地产买卖合同》明确约定房屋的转让价款汇至陈光荣设立的专用账户，但结合本案周文森提供的转让凭证，仅有一笔2014年2月12日转账（100万）是通过该账户进行转账的，且该笔款项的转账凭证明确注明款项用途为经营周转金，而不是购房款，因此周文森提供的相关履行合同的证据与《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条款相互矛盾。其四、周文森提供的3份《收据》及3份《收条》，《收据》及《收条》的出具时间分别是2014年2月12日、2014年2月12日、2014年3月20日、2014年7月30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0月29日，《收据》及《收条》出具的时间均不同，但是都是用同一支笔进行书写，且所有的《收据》及《收条》上，陈光荣的手印中均有一竖空白，六个手印的空白位置均是一样，空白位置是印泥没有覆盖到的，若陈光荣在不同时间盖的手印，不可能六次盖的手印在同一个位置没有覆盖到印泥，因此，林文清从庭审了解，上述《收据》及《收条》是同一时间补签的，这可以从庭审记录中进行证实，《收据》及《收条》是在同一时间一次性进行书写、盖手印的，周文森与陈光荣夫妻伪造支付购房款的《收条》、《收据》，其目的是为了恶意转移财产。2.周文森与陈光荣虚构支付购房款。其一、合同编号为×××12的《房地产买卖合同》附件三约定的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均是虚假的。周文森与陈光荣约定2014年2月12日签订合同是付购房款100万元，该笔款项系借款，不属于购房款，该事实由周文森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复为据，该笔款项的转账凭证明确注明款项用途为经营周转金，而不是购房款。双方约定2014年3月20日付150元，周文森通过周建成向陈光荣、李瑞英支付购房款，但事实上该笔款项并不属于购房款，而是李瑞英于2014年3月20日向周建成的借款，该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为据，因此，周文森主张的款项均不是购房款。双方约定剩下购房余款25万元作为押金于房产过户之日付清，2014年11月5日，李瑞英、陈光荣确认将别墅交付给周文森占有使用，但是剩下购房余款25万元的收条李瑞英、陈光荣于2014年10月30日就出具给周文森，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其二、李瑞英于2015年1月8日再次向周文森出具购房款500万的《收条》可以进一步证实买卖关系属于串通。周文森主张其与陈光荣、李瑞英仅存在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但是李瑞英分别向周文森出具了总购房款分别为500万和480万元的《收条》、《收据》，这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常理。3.房屋未办理过户是由周文森自身原因造成的。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周文森明知涉案房屋未办理房产证，其应当预见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存在障碍，至今涉案房屋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系周文森自身原因导致。4.周文森提供的《水、电费缴费单据》无法证实其从2015年2月份开始合法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从一审审理过程中，林文清提供的莆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明确证实，陈光荣于2016年7月5日才将水户过户给周文森，过户之前均是由陈光荣使用水量均是工商银行代扣，过户后周文森使用水量是农商银行及网上支付宝缴费。因此，周文森提供的《水、电费缴费单据》无法证实其从2015年2月份开始合法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二、周文森主张其以以房抵债的形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成立的。周文森以借款的方式抵扣购房款，但是本案中并未提供任何以房抵债的协议，《房地产买卖合同》也没有任何条款有体现出以房抵债的内容，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且根据《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适用主体是不动产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保护的是基于买卖不动产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周文森主张以债权抵扣购房款，表明了双方之间不具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能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并不能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且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损害本案林文清合法权利救济途径。三、周文森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请求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周文森与李瑞英、陈光荣恶意串通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2）等一系列材料的行为进行转移财产并提起民事诉讼，严重损害了林文清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四、不管是否存在真实转让行为，双方在执行异议及一审执行异议之诉阶段，对别墅原归属陈光荣夫妇没有异议。周文森主张执行违法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 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未作陈述。 周文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2）合法有效及坐落于莆田市城厢区××花园别墅区××幢别墅所有权归周文森所有（480万元）；2.立即停止对周文森购买的坐落于莆田市城厢区××花园别墅区××幢别墅［（2015）荔执行字第147-5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5日，林文清起诉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荔民初字第4245号《民事调解书》：一、陈光荣、李瑞英自愿偿还林文清借款100万元及自2014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付款时间：2014年11月30日前还款30万元，自2014年12月份起每个月28日前各还款10万元及按相应的月利率2%计算利息直至还清借款本息为止；光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林文清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二、若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未按上述约定的金额及期限还款，则林文清有权自违约之日起将剩余欠款及利息向法院申请执行；三、案件受理费14700元，减半收取735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林文清负担。因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未按《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林文清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荔民初字第4245号《民事调解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4日向被执行人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偿还林文清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但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2017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荔执行字第147-5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陈光荣所有的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花园别墅××幢（幢号：第十幢），查封期限为三年。 1999年8月30日，陈光荣（买方）与案外人旅游公司（卖方）签订《“凤凰花园”别墅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旅游公司将“凤凰花园”别墅区的第十幢别墅产权售予买方，该产权为砖混结构，二层建筑面积共计296平方米；总售价为467680元。本房产的所有权归陈光荣所有。该合同由旅游公司盖章并由法人代表郑世模签字。并附有收款收据（票号：№0062303）一份，缴款人为陈光荣，对方为旅游公司，金额为467680元，并由旅游公司盖章。陈光荣购买后入住讼争别墅，至今尚未办理讼争别墅初始登记手续。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周文森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认为其已于2014年2月12日与陈光荣就被查封的别墅签订买卖合同，依约支付全部价款并占有使用至今，已取得该别墅的所有权，请求中止对该别墅的执行，并解除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闽0304执异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案外人周文森的执行异议。2019年6月12日，周文森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周文森、案外人林培青、案外人周建成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系朋友关系,双方存在诸多经济往来,2012年9月21日，陈光荣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林培青借款310万元；2014年2月12日，陈光荣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周文森借款100万元，周文森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陈光荣指定的尾号为7612的账户转账汇款，用途备注为经营周转金；2014年3月20日，李瑞英因业务经营需要向周建成借款15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3%，还款日期为2014年9月19日，林培青和陈光荣在保证书上作为保证人签字，2015年3月24日，林培青向周建成转账165万元归还该笔借款。之后，周文森与旅游公司重新签订《“凤凰花园”别墅买卖合同》。原所有权人陈光荣分别于2016年7月4日、2016年7月5日将讼争别墅的电表（户号：0711026716）、水户（00033550）过户给周文森。周文森自2017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5月25日止将本案讼争别墅出租给案外人林建山，并于当日支付租房押金12000元，之后每月转账支付租金6200元。旅游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被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状态为吊销未注销。2014年11月13日，周文森成立福建省奔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登记为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路××大厦××层。2017年9月28日将住所变更登记为本案讼争别墅所在地即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石景路****。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2）是否合法有效？2.周文森是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3.周文森在法院查封前对涉案房产是否实际占有使用？一审法院经审查分析认定如下： 1.本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2）是否合法有效？周文森自认其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落款时间系倒签，实际签订日期为2014年10月，合同上林光霖的签名及指印均系林培青代签，“陈光荣（代）”的签名系李瑞英代签，陈光荣另行签名系事后补签（间隔几个月）。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陈光荣与李瑞英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显示，2014年11月26日，陈光荣和李瑞英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约定为：陈光荣与李瑞英夫妻双方购置的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路××花园别墅区××幢别墅，无产权，已付清全部购房款，已在2006年3月5日以赠与协议形式转让给儿子陈晨曦来继承。若此前，陈光荣、李瑞英已经与周文森签订以房抵债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则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讼争别墅的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而该离婚协议书应该体现本案讼争别墅最真实的状态，故可以推定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关于讼争别墅的买卖关系的真实性存疑，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瑕疵。 2.周文森是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从一审法院调取陈光荣的中国农业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周文森的中国建设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可以证明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案外人林培青、周建成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曾存在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结合流水等相关证据及周文森的陈述可以显示，陈光荣于2012年9月21日向林培青借款310万元、陈光荣于2014年2月12日向周文森借款100万元；李瑞英于2014年3月20日（2014年3月24日转入指定的陈光荣账户）向周建成借款150万元，双方均约定借款月利率为3%，陈光荣、李瑞英于借款发生后仅支付部分利息，且据周文森本人陈述，陈光荣、李瑞英尚有相当丰厚的资产，周文森自愿受让案外人林培青、周建成对陈光荣、李瑞英享有的债权后，仅将借款本金转为购房款，尚欠的利息全部放弃，明显不符合常理。另三张收条，因周文森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结合李瑞英出具收条的随意性，故对该三份收条的真实性无法认定。综上所述，无法认定周文森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 3.周文森在法院查封前对涉案房产是否实际占有使用？ 讼争别墅的电表（户号：0711026716）、水户（00033550）分别于2016年7月4日、7月5日过户到周文森名下。且周文森自2017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5月25日止将本案讼争别墅出租给案外人林建山。而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5）荔执行字第147-5号执行裁定查封讼争别墅，可以证实周文森在法院查封前已经对讼争别墅占有、使用和收益。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周文森请求确认其与陈光荣、李瑞英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2）合法有效及坐落于莆田市城厢区××花园别墅区××幢别墅所有权归周文森所有，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签订合法有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且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故周文森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周文森主张排除强制执行的理由是其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取得诉争房屋,但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其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案外人林培青、周建成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曾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即便案外人林培青、周建成把债权全部让与周文森，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系陈光荣、李瑞英向周文森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其目的在于消灭周文森对陈光荣、李瑞英的债权,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而且债权人只享有债权请求权,不享有物权,该《房地产买卖合同》协议并不形成优于申请执行人林文清依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中对陈光荣、李瑞英享有的债权的利益。即使以房抵债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讼争别墅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周文森主观上也是明知的，故其提出已经取得讼争房产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其对讼争房产仍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文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周文森负担。 二审期间，周文森补充提供如下证据： 1.《声明书》一份，拟证明：讼争的房屋并没有赠与案外人陈晨曦，而是转让给周文森，而且陈光荣夫妇明知且同意，更加证明在本案林文清查封之前已经受让讼争房屋的事实。 2.水、电费缴费单据，拟证明：周文森自2015年3月开始缴纳水电费，证明陈光荣向周文森交付讼争别墅以及周文森自2015年2月份开始合法占有讼争别墅的事实。 3.《撤销房屋赠与书》，拟证明：陈光荣撤销对其子陈晨曦房屋赠与的事实。 4、借条及相应汇款凭证，拟证明：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收条上的40万元系310万元借款的尾数10万元及另外的借款30万元组成的。 林文清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实质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附条件质证认为：1.该证据无法证实陈光荣、李瑞英夫妇将讼争的别墅合法转让给周文森，且李瑞英及陈光荣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以赠予的形式转让给陈晨曦。周文森主张讼争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在2014年10月份签署，而李瑞英及陈光荣在2014年11月份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以赠予的形式转让给陈晨曦，在双方办理离婚协议时李瑞英与陈光荣自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归二人所有，在此前提下对房产进行了处分，若涉案的房产在2014年11月26日时不归二人所有，李瑞英及陈光荣不可能对不属于自己的房产进行处分行为。2.《声明书》只是书面说明不属于新的证据，不能仅凭一份声明作为本案的证据，而应当由陈晨曦本人亲自出庭，接受双方律师以及法官的询问，再由周文森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完整充分的举证，因此该份《声明书》无法证明其主张。证据二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实质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林文清一审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水费是陈光荣缴纳，且莆田市自来水公司也明确证实过户时间为2016年7月5日，在此之前均是陈光荣的工商银行账户代扣，周文森过户后是用农商银行及支付宝缴费，因此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周文森自2015年3月份开始已合法占有涉案别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指纹与陈光荣在其他材料上盖印完全不一致；其次，周文森自认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10月份，但陈光荣夫妇的离婚协议书却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处分；结合所有材料的签订时间，即使本案存在真实的转让行为，那么《撤销房屋赠与书》应该是在陈光荣夫妇签订买卖合同时一并签署的，但是本案中《声明书》以及《撤销房屋赠与书》分别是在2015年1月底及2月份出具的，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庭审后，林文清要求对《撤销房屋赠与书》上陈光荣的指纹进行鉴定。证据四中银行流水与借条上的借款人有些是不一致的，结合李瑞英出具借条、收条、收据的随意性，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买卖合同已经明确约定相关的转让款应当汇入陈光荣的名下，这些借条都是2014年10月之前的，所有的款项都是买卖行为发生之前，若双方确认是购房款应当释明已经支付了多少购房款，或者之前的借款有多少转换为购房款，合同并没有约定，故对这几笔款项属于购房款不予认可。而且在执行异议庭审中，周文森自认该笔40万元是现金支付。周文森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及都是拿其担保公司的备用金现金支付给陈光荣夫妇，也拿了两笔65万元给陈晨曦，而为什么要现金支付，在陈光荣夫妇的声明中很清楚，是因为房产被查封，户头被冻结。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林文清对周文森提供的证据一、二的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二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一中《委托关系单笔签约凭证》显示2015年3月12日，周文森以受托人的身份代缴水费，综合几份证据中的用户号一致的情况，对于周文森2015年3月12日代缴水费的事实予以确认。而加盖有莆田电业局的两份证据，也可以证实周文森以受托人身份缴纳电费，故对周文森主张2015年3月代缴电费的事实亦予以确认。证据二的声明人陈晨曦未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陈光荣是本案当事人，而非证人身份，故对证据三《撤销房屋赠与书》不以证据进行审查，对林文清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证据四，周文森提供了汇款凭证的原件供本庭核对，本院对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周文森对于2014年7月30日的40万元在执行异议阶段陈述为现金，一审陈述310万元经结算为120万元，该40万元为陈光荣一家与林培青的多笔小额借款结算而成，二审又变更为310万元的10万元及汇款凭证上的金额，在周文森反反复复自相矛盾的陈述下，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故将本案陈光荣、李瑞英、光大公司地位变更为第三人。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讼争别墅系由旅游公司开发，其依法享有讼争别墅的物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讼争别墅至今未办理登记至陈光荣名下，故陈光荣并不享有讼争别墅的物权，其享有的实质上是债权，而债权亦是一种财产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该财产权利进行查封并无不当。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的抵债行为，实际上是债的更改，把陈光荣对周文森所负担的合同之债，变更为旅游公司对周文森所负担的合同之债。故本案是基于债权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而非基于物权期待权提起的异议之诉。周文森受让的对旅游公司的债权，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主要应当审查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以房抵债协议是否存在规避执行或逃避债务的情形。对于因债权抵扣购房款形成的收条问题，周文森主张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12日的120万元的收条系案外人林培青20**年9月21日出借给陈光荣的310万元经结算而来，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12日的100万元的收条系周文森出借给陈光荣的100万元结转而来，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的收条系案外人周建成出借给陈光荣的150万元结转而来，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的40万元系案外人林培青出借给陈光荣一家人的零星借款结转而来，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30日的40万元、25万元系现金支付。对于此，周文森提供了部分银行交易明细，一审也调取了林培青、陈光荣各自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综合上述交易明细中的备注，可以确认林培青与陈光荣、李瑞英之间存在借贷往来。但因周文森在执行异议及一、二审阶段均作出不同的陈述，综合其陈述及举证，其遗漏了林培青分别于2013年2月8日、2013年11月30日以备注借款转账给陈光荣的15万元、7万元，而证据中林培青与李瑞英、陈晨曦亦有经济往来，林培青与陈光荣之间并非使用单一的银行卡进行转账往来，陈光荣、李瑞英的还款事实也无法明确，对于双方之间诸多往来的结算情况是否清楚，周文森、林培青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不能认定该债权已经明确。案外人周建成除了涉案转账给陈光荣的150万元外另与陈光荣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而该笔款项并未像其转给陈光荣的其他款项一样备注为借款，其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并不明确。现周建成未出庭作证，周文森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周建成履行了将债权转让给周文森或林培青的相应手续，故该款项亦无法予以确认。从周文森主张自己出借的100万元债权看，该款项转账时备注的是“经营周转金”，非借款，而从其与林培青转账的备注看，周文森是懂得备注“借款”的，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对该款项性质亦不能予以确认。又因为抵债不需要支付具体的价款，本案除了周文森所谓的抵债外，其他的款项均为现金支付，在周文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亦不能认定付清了全部房款。从抵债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看。本案中，周文森执行异议阶段主张《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2月12日，一审则变更陈述为该合同签订时间在2014年10月份倒签为2014年2月12日。而2014年11月26日陈光荣、李瑞英的离婚协议还对讼争房产进行了处分，说明该时间点周文森与陈光荣、李瑞英还未就讼争房产达成协议。且李瑞英还于2014年11月21日以“还款”方式向周文森转账，林文清一审申请的证人也可以证实2014年年底李瑞英还居住在讼争房屋，故周文森所主张的时间与相关事实相悖。周文森刻意把合同的落款时间定为2014年2月12日，又刻意把签订时间确定在林文清诉讼之前，说明其对林文清的诉讼案件很有可能是知悉的，故该抵债行为不能排除其与陈光荣、李瑞英存在恶意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综上，周文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周文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志健 审判员  陈 凡 审判员  吴伟凡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郑超凡 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