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4民终1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明珠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99983931。 法定代表人：张茂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峰，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保琴，女，195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田家庵区皮件厂退休职工，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上诉人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因与丁保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旭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按照业主理事会与旭日公司约定的经营收益标准支付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8日该商铺经营收益计2629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丁保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业主理事会有权代表业主决定物业运营管理事宜，《给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复函》已经对租金数额进行了确定，丁保琴应当受其约束。2019年2月27日，淮南时代广场负一层理事会、一二层业主理事会向旭日公司发送《给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复函》明确表示“我会会同数位业主代表同贵司进行多次磋商，并最终确定按三年平均1个点支付业主收益，即第一年支付0.8%，第二年支付1.0%，第三年支付1.2%……”此外，业主理事会并就该《方案》公开征询业主的意见结果进行了说明，确定同意《方案》的业主共有324户，视为同意《方案》的业主180户，故而同意委托旭日公司继续经营管理并按照提供的最终方案支付业主收益，该《方案》理应对丁保琴等业主具有约束力；2、一审认定的商铺租金即经营收益的数额缺乏法律与事实的依据，不能成立。1.5%的经营收益点位标准系发生于2016年同类型案件中，是旭日公司与部分业主在民事调解和自行和解中协商达成的意见，并不适用于本案。该标准的确立发生于2016年，时至今日，涉案商铺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旭日公司与业主理事会经多轮磋商最终确定的受托经营收益支付方案为“按三年平均1个点支付业主收益，即第一年（2018年2月9日至2019年2月9日）支付0.8%，第二年支付1.0%，第三年支付1.2%”。同时，从测算方法及实际经营情况来看，2018年2月9日至2019年2月9日，业主的收益率系0.465%，远低于1.5%，甚至低于公司与业主理事会确定的《方案》，按照一审判决的标准，旭日公司将无力承担；3、一审查明的商铺数及业主人数以及签订《业主确认单》的业主数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淮南市时代广场负一层约243铺，业主人数约203户，已签《业主确认单》152铺，约120户。二层约243铺，业主人数约220户，已签《业主确认单》113铺，约94户。一层有83间商铺是包括沿朝阳路的商铺、消防通道两侧的商铺及家乐福后场电玩城区域的商铺，因该部分商铺自淮南市时代广场成立以来一直为业主自营部分，不应当计算在内。一层实际铺位数为145铺，约106户，已签《业主确认单》81铺，约51户。且近月以来，仍有业主陆续签订《业主确认单》，对《方案》予以认可。截止到2019年10月24日，三个楼层合计约630铺，约529户，已签《业主确认单》346铺，约265户，也即同意按照《方案》执行委托经营的相关铺位数及户数皆已过半数，理应适用0.8%标准计算商铺经营收益。 丁保琴未答辩。 丁保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旭日公司按照商铺销售总价3%的标准支付丁保琴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5月8日的商铺经营收益5743元（该期间已支付的部分租金1404元已扣除）；2.本案诉讼费用由旭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丁保琴购买旭日公司开发的家乐福时代广场负一层-167号商铺，建筑面积8.35平方米，商铺销售总价为153166元，并与旭日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将该商铺委托给旭日公司统一经营管理。2010年2月9日，家乐福时代广场对外正式营业。2011年4月27日，丁保琴取得家乐福时代广场-167号商铺的房地产权证书。2016年2月8日，家乐福时代广场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全部到期。2016年中旬左右，家乐福时代广场商铺的业主因旭日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陆续诉至法院，要求旭日公司支付租金、滞纳金并还原归还商铺。后大部分案件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期限内及到期后两年的经营收益重新协商确定，调解协议还写明“2018年2月9日之后的委托经营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部分案件经法院调解后撤诉并在庭外自行达成和解；少部分案件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即判决家乐福时代广场商铺业主与旭日公司合同到期后即2016年2月8日后的费用酌定参照大多数调解的点位以及庭外大量业主自行和解签订的“解决方案”即2016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8日按照商铺销售总价的1%、2017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8日按照商铺销售总价的1.5%的标准认定。 2019年2月26日，家乐福时代广场一楼、二楼业主理事会及负一楼业主理事会给旭日公司复函，写明：“1.同意继续委托贵公司对淮南时代广场负一、一二层商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为期三年，即2018年2月9日起至2021年2月8日止。在此三年经营期内，第一年支付业主收益0.8%，第二年支付业主收益1.0%，第三年支付业主收益1.2%。2.本轮委托期满时，贵方需提前三个月再行同业主及理事会协商商场后续经营的相关问题。3.贵公司须在2019年5月9日前把欠款（贵司承诺兑付业主的第三个年度的欠款）清偿完毕”等内容。 2019年4月19日，丁保琴因旭日公司再次拖欠2018年2月9日至2019年2月8日的收益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旭日公司按照购房销售总价的1.5%支付该年度收益。 2020年1月份以来，全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国政府采取最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2020年1月24日，安徽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2月25日，安徽省将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省级二级响应。2020年3月15日，安徽省将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级二级响应调整为省级三级响应。 2020年4月30日，旭日公司向丁保琴邮寄交房通知，通知丁保琴办理房屋交接手续，该邮件因未联系上收件人而退回。 另查明：根据之前审理的同类案件，家乐福时代广场负一层约246铺、业主人数约206户，一层约225铺、业主人数约178户，二层约246铺、业主人数约223户，三个楼层总计约717铺、业主人数约603户（扣除三个楼层重复计算的业主人数）。其中，一层225铺中包括沿朝阳路的商铺、消防通道两侧的商铺及家乐福后场电玩城区域的商铺共约83铺、业主人数约69户（包括与其他楼层重复计算的业主人数2户）。 再查明：经统计，旭日公司在之前同类案件中提交的签署同意由其继续经营三年的《业主确认单》的人数，负一层约为117户，一层约为48户，二层约为92户，合计约255户(扣除三个楼层重复计算的业主为张茂卜的2次)；截至2020年8月12日，家乐福时代广场业主要求旭日公司支付租金、返还商铺的同类案件已受理约98件，其中，负一层约26件，一、二层约72件；既未起诉要求返还商铺又未签署同意由旭日公司继续经营三年的《业主确认单》的人数约250户，其中，负一层约63户，一、二层约187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丁保琴要求旭日公司支付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间的经营收益的主张有无依据，数额如何确定？法律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丁保琴与旭日公司之间的合同于2016年2月8日到期后，双方通过协商重新确定两年的租赁期限，在2018年2月8日再次到期后，旭日公司继续使用丁保琴的商铺是事实，丁保琴系该商铺产权人，享有收益权，旭日公司应支付丁保琴相应费用。关于支付费用的标准，应结合同类案件数年来的诉讼情况以及生效判决所确定的2017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的经营收益点位，即家乐福业主与旭日公司合同于2018年2月8日再次到期后的经营收益延续按照商铺销售总价的1.5%支付。关于旭日公司辩称应按照总房款的0.8%、1%、1.2%支付经营收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在租赁期限于2018年2月8日再次届满后旭日公司与业主就继续经营及收益等事项再次沟通，但是经统计，同意旭日公司按照2018年2月9日至2021年2月8日期间每年依次为商铺销售总价的0.8%、1%、1.2%的标准支付收益的三个楼层商铺业主约255户，并未超过三个楼层总业主人数603户（其中一层商铺中沿朝阳路的商铺、消防通道两侧的商铺及家乐福后场电玩城区域的商铺业主人数约69户）的半数，旭日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按照商铺销售总价0.8%、1%、1.2%的标准支付收益符合多数业主的整体利益，其该项辩称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旭日公司辩称，因受疫情影响，应减免4个月左右收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二）对与疫情有关的合同纠纷的审理作了相关规定，其中指导意见（二）第6条规定，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对其明显不公平，承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众所周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属于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次疫情爆发突然，影响范围广，严重程度高，为了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全国各地均采取一系列强力疫情防控措施，企业停产停工，居民居家隔离，从其产生和形成的突发性、传播和影响的广泛性及控制和阻断的艰巨性来看，新冠××疫情确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系不可抗力。疫情期间，企业不惜营业收入的大幅降低，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措施，暂停营业或缩短营业时间，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灾难面前，如出租人能与承租人相互理解、友好协商、共担风险、守望相助，合理分摊损失，适当减免租金，实为雪中送炭，不仅能缓解经营者的经营压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更能体现出租人与承租人合作共赢、战胜疫情、携手共渡难关、共克时艰的担当和大义精神。本案中，旭日公司在疫情期间为了减少人群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暂停营业，营业收入势必减少，此时，旭日公司本着互帮互助、相互扶持的精神给予相关商户部分租金减免，在此情况下，相关损失由原、旭日公司双方共同分担更符合情理，旭日公司的上述辩称，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疫情影响期限、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酌定减免收益年度为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8日期间的0.5个月租金，酌定减免收益年度为2020年2月9日至2021年2月8日期间的1个月租金。关于支付收益的截止时间，旭日公司于2020年4月底5月初通知负一层业主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丁保琴在合理的时间内未前往办理房屋交接，结合涉案商铺已停止经营并进行分隔的现场勘查情况以及历年支付收益的年度区间情况，认定丁保琴与旭日公司之间租赁关系的解除时间即应支付收益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8日。本案商铺自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5月8日止的经营收益计算为2585元（153166元×1.5%÷12个月×13.5个月=2585元），丁保琴认可旭日公司已支付该期间的经营收益1404元，故旭日公司尚应支付丁保琴经营收益1181元（2585元-1404元=1181元）。 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丁保琴自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间的经营收益1181元；二、驳回丁保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丁保琴负担40元（已交纳），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一审一致。 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对丁保琴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间的商铺租金即经营收益标准及数额的确定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丁保琴与旭日公司之间的合同于2016年2月8日到期后，双方通过协商重新确定两年的租赁期限，在2018年2月8日再次到期后，旭日公司继续使用丁保琴的商铺，丁保琴系该商铺产权人，享有收益权，旭日公司应支付丁保琴相应费用。关于支付费用的标准，旭日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按照商铺销售总价0.8%、1%、1.2%的标准支付收益符合多数业主的整体利益，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疫情影响期限、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酌定减免收益年度为2019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8日期间的0.5个月租金，酌定减免收益年度为2020年2月9日至2021年2月8日期间的1个月租金，该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旭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安徽省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雪霞 审判员  王元元 审判员  李 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许小玄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