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3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物流基地**-401。法定代表人：李**，经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男，1991年2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宣汉县。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宁，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海洲，男，1971年6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实施代理人：张艺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康公司）、李**因与被上诉人洪海洲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8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康公司及李**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章、唐宁，被上诉人洪海洲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涛、张艺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康公司、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洪海洲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喻某自2005年就为MicroVention品牌（以下简称MV品牌）的一级代理商，李**系喻某亲属故协助喻某打理生意，因喻某与MV品牌的总经销商丁某及一级代理商李某自2013年整合业务合作经营，故喻某安排李**代持终端销售公司，即益康公司、北京吉康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康公司）的50％的股权份额。美国MV品牌中国境内的总经销商为丁某（上海胜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自2005年起喻某及李某均为北方市场的一级代理商，并且李某及喻某均拥有着数十家医院的销售渠道，由于双方部分医院重合故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因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商业活动多为亲戚代亲戚的模式，并且需要设立多家销售类公司，故喻某便与其表弟贺某共同经营可可系的公司（2013年与丁某及李某合作前可可系的销售公司包括：北京首佳凤凯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汇正和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智信洪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期又将贺某的侄子李**带入可可系的商业活动中，早在2012年年初李**便代喻某设立持有了北京前程首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2013年三方的合作开始后，喻某又安排李**代持了诉争的益康公司、吉康公司的50％的股权份额。二、自2013年1月1日起，丁某、李某及喻某就北方地区进行了业务整合，并共同出资出货设立资金池，以三方合作联营的商业合伙方式共同开展MV品牌的医疗器械业务。合作伊始，喻某总计投资2000万元（包括部分现金、库存MV货物、医院的应收账款），李某总计投资2200万元（内容同喻某），丁某出MV品牌货物4800万元，开展商业合伙联营，并设立了三方共同监管的商业合伙资金池。根据2014年的内部章程（2013年喻某的邮件），在商业合伙的组织结构中，丁某为最高层级，喻某分管股权并购及与国药集团的合作推进事宜与行政工作。洪海洲分管库房仓储及五家医院的销售（李某还要对库房、内务进行监管），天津宽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明公司）的股东蔡某在体系内负责销售工作。在该商业合伙组织的对外业务上，李某及喻某的各自派系的公司均停止了原有的竞争关系，并按照地域或医院进行了物理切割（可见喻某邮箱证据及医院的变更业务回执单），其中宽明公司的股东蔡某及洪海洲均系李某的下属人员。在公司的具体运营上，采用了逐步用新设立的终端销售公司（益康公司、吉康公司、北京卓诚尚志科贸有限公司、天津汇鑫中智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取代可可系的原销售公司及李某系的销售公司，并通过财务公司进行避税等财务税务处理[涉及2013年7月前通过宽明公司及2013年7月上海怡灸器械销售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怡灸公司）设立完成后通过该公司与上海的其他有限合伙公司进行财务税务处理]。三、因为宽明公司在2013年1月起至2013年7月的财务公司地位，故对于后期的体系内的终端销售公司益康公司、吉康公司的股权出资款当然的由其出具，且相关的股东出资款也应为三方资金的共同出资。丁某、喻某、李某三方的商业合伙的模式确定后，因为益康公司、吉康公司等终端销售公司尚没有完成设立，并且原有公司与医院的业务不能停止，为了统一商业合伙后的资金调拨，故可可系原有的三家销售公司将原本从总部现款现货的结算方式，变更为了向宽明公司结算，并将利润的70-80%预留在宽明公司，作为三方商业合伙的资本金，直至完成喻某的2000万出资，超出的部分即2013年之前的业务利润返还给喻某个人的模式。对于利润预留给宽明公司，其具体方式是指：可可系公司原有的一级代理商的进货价格为1元，销售价格为2元，毛利润为1元，再由合作前可可系的三家公司依法缴税并进行财务税务结算。而2013年合作开始后，整体的进货价格1元不变，但不再为可可系公司直接采购，而是可可系公司按照1.7元的价格向财务公司宽明公司采购，并由宽明公司进行0.7元的现金利润留存，再通过当地后期的所得税减免政策，进行避税等税务筹划。直至2013年7月，三方合作的正式财务公司怡灸公司（该企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也可体现三方真实的合伙份额）成立，取代了原有的宽明公司作为财务公司的历史使命，宽明公司才逐步退出了三方商业合作的交易环节。四、一审法院对于洪海洲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并且在相关主体已经因涉及刑事犯罪而被北京市朝阳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前提下，不停止民事案件的审理也存在民事程序上的严重瑕疵。具体理由有以下四点：1.根据以上事实，已经证明了喻某作为医疗企业行业资深贸易商以及老牌的MV品牌代理商，绝非在审理过程中洪海洲阐述的喻某为2013年招聘来的销售经理；并且通过李**2012年代喻某注册公司的信息，以及其与喻某的亲属关系也同样证明了李**为招聘员工，也是洪海洲及洪海洲的密切利益关联方编造的谎言。2.截至目前，本案已经涉及户某举报李**职务侵占的案件，以及2019年李**举报洪海洲挪用资金的案件，相关调查结论以及案件中对于洪海洲、蔡某、李**、喻某等询问情况均与本案直接相关，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事实。3.一审法院股东知情权的案件[案号为（2018）京0105民初30970号]中洪海洲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其因拒不提交财务档案而被一审法院司法拘留。洪海洲拒不交出大量的财务凭证，却在一审法院的民事案件中节选部分财务凭证，并不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审批制度，更与2013年至2015年的财务审批事实相背离。同时一审法院没有对于企业从2013年设立到2015年喻某出国，以及2014年李某离开公司等重要节点进行必要的审查，就错误的认定洪海洲的管理者地位，严重违背了本案的基本事实。4.通过喻某的邮箱记载的邮件，可以看到洪海洲向喻某、李某请示汇报望批复的申请函。以及喻某离开公司前，即便洪海洲的职务在体系内攀升，也停止在了与喻某均为公司副总的平级，原因在于喻某系商业合伙的投资人。而洪海洲并没有任何原始的出资凭证，宽明公司股东因为与洪海洲的密切关系而做出的证言，不能作为结案证据。洪海洲自2013年起通过公司领取工资的行为，与一审中宣称其为公司投资人的言论，严重背离商业逻辑。综上，益康公司、吉康公司这两家自2014年度起每年销售额近亿的企业，绝不可能是仅凭借着200万元的资本金就可以实现的，并且通过喻某的邮箱也可以证明三方商业合伙企业的存续以及2013年合伙开始前及合伙中，涉及到包括宽明公司、怡灸公司以及益康公司、吉康公司这一系列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地位。而对于一审在案证据已经表明了宽明公司为财务公司，以及其法人与股东均与洪海洲有密切联系，在此前提下，一审法院片面认定了股权出资款的出资人，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有误。洪海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益康公司和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洪海洲系涉案李**所持益康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且其主张变更益康公司股东的诉请，亦已取得益康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符合股东身份显名化的要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全部维持。（一）一审中，洪海洲已提供完整证据链条证实李**向益康公司的出资系由其实际缴纳，洪海洲系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二）一审中，益康公司其他股东户某（持有公司50％股权）明确表示其与李**所持有的益康公司股权均系洪海洲实际出资，其与李**均仅为名义股东，并同意将李**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实际出资人洪海洲名下，洪海洲作为实际出资人符合法定的显名化的要求。二、宽明公司与益康公司各为独立法人，且与李**、益康公司所谓的合作方丁某、李某及喻某无任何关联，不存在益康公司与李**主张的所谓的“财务公司地位”，宽明公司向孙某偿还的垫付出资款均为其实际出资人洪海洲的分红款。三、洪海洲对益康公司行使管理权、财务审批权，喻某早已不为益康公司员工，且在益康公司无任何任职，对益康公司无任何经营决策权。洪海洲作为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一直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对公司的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经营安排等享有决策权、监督权，且上述主张亦取得了益康公司原财务负责人的出庭证实。四、益康公司和李**在上诉状中所提出的“户某举报李**职务侵占”案件及“李**举报洪海洲揶用资金”案件均是基于股东争议而产生。本案不但不存在因涉嫌刑事犯罪应予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相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民事案件审理结果及事实认定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最终定性。退一步讲，即使刑事案件询问内容与本案出资事实有关，一审法院亦已就与本案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调查，且在事实认定清楚的情况下作出了合法公正的判决。五、益康公司与李**提供的全套证据不仅存在“一审时无客观原因不予提供及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的法定不应采纳情形，且真实性存疑，其全部内容均未指向益康公司，更无法证实李**所持益康公司50％的对应出资款50万元由喻某实际支付，与本案审理的案件焦点问题无任何关联。其所谓的“总计投资2000万元（包括部分现金、库存MV货物、医院的应收账款）”的出资方式不仅与益康公司公示的货币出资方式不符，且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非货币出资应当评估作价的规定，并与其一审中所主张的由喻某现金出资的主张相悖理。截止目前，其所谓的另外两方合营主体丁某、李某均未违背事实向益康公司提出过任何有关股东权益的主张；李**就其提出的代喻某持有益康公司50％股权的主张，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以大量与本案无关的人员和公司作为其诉请依据，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全部维持。洪海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登记在李**名下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50万元）归洪海洲所有；2.判令益康公司将登记在李**名下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50万元）变更登记至洪海洲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康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康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15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为户某和李**，二人各出资5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3年11月14日。在益康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有两张“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其中一张显示交存单位名称为李**，付款账号为×××，已交存金额50万元，该款项已于11月14日交存至北京银行平谷支行，新设入资专户，账号×××，报告单中标注的公司名称为益康公司。一审诉讼中，洪海洲向一审法院提交孙某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孙某于2013年11月14日向李**的账号为×××的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时，洪海洲还向一审法院提交孙某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孙某在书面证言中表示，洪海洲于2013年11月委托其代理注册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两个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0万元，并表示洪海洲的股权由李**和户某代持，其中益康公司的股权由李**代持50%，户某代持50%，并且李**担任法定代表人；孙某同意代办并且同意垫付注册资本金，代办费用为86000元；2013年11月14日，孙某向李**和户某的个人账户各汇入50万元，用于缴纳益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注册完成后，孙某要求洪海洲将垫付的注册资本金和代办费用共计2086000元汇入北京金世明元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以下简称金世明元事务所），2013年11月底，孙某如数收到款项。益康公司和李**不认可孙某证言的真实性，其二人均认为孙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其仅以书面的方式出具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采信。洪海洲表示孙某拒绝到庭作证，但孙某曾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的“李**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中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并形成询问笔录，孙某在该次询问中亦表达同样的意见。一审法院依据洪海洲的申请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进行调查，在该刑事卷宗中，确有孙某的询问笔录，孙某在该次询问中的意见与其2018年11月30日的证人证言中表述的一致。益康公司和李**坚持认为孙某应当出庭作证，并表示孙某已同意出庭，故其申请孙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准许益康公司的申请后，孙某出庭作证。孙某在作证称，其在退休后兼职代理记账，丁某和喻某曾多次委托其代为办理公司注册事宜。2013年，喻某的下属贺某委托其在平谷区注册益康公司和益康公司，其同意后便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垫付注册资本金，喻某、丁某和李某系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的实际股东，李**和户某均为代持，洪海洲从未委托其办理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孙某还称，喻某偿还的垫资款和代理费由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转账，金额为2086000元，但其并不清楚为何是宽明公司还款，也不知道宽明公司如何得知收款账户，更不清楚宽明公司与该事件的关系，只是当时收款后就当然认为是喻某偿还的款项。另外，其本人与金世明元事务所没有直接关系，但与该公司的控制人系朋友。在一审法院多次释明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和作伪证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后，孙某仍然坚称其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证人证言和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陈述的意见均不属实，并称洪海洲提交的书面证言是由洪海洲拟定后交由其本人签字，在其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之前，洪海洲指示其进行虚假陈述；孙某坚持证言以本次到庭陈述为准。洪海洲认为，第一，李**是在得知孙某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的具体内容后，才当庭申请孙某出庭作证，并且李**要求孙某更改证言内容，故孙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存在疑点；第二，孙某对益康公司的股权代持情况并不知情，其在证言中认可其垫付的出资款是由宽明公司偿还，根据宽明公司的股东蔡某和王某的证言，可以得出该笔款项实际由洪海洲偿还；第三，孙某表示实际出资人是喻某，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第四，孙某在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推翻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当庭发表的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应当不予采纳。2013年11月29日，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汇入七笔款项，共计2086000元。宽明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8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王某、俞某和蔡某，2016年12月14日，宽明公司注销。洪海洲表示，宽明公司系代其向孙某偿还垫资款200万元并支付服务费86000元。为此，洪海洲申请宽明公司的股东王某、蔡某和俞某出庭作证。王某出庭表示，其持有的宽明公司40%的股权系代洪海洲持有，俞某持有的35%的股权也系代洪海洲持有，故洪海洲实际持有宽明公司75%的股权。蔡某作证称，宽明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其与洪海洲二人，洪海洲持股75%，因洪海洲注册成立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需要注册资本金，遂使用其在宽明公司应取得的分红款向孙某偿还了垫付款，宽明公司的转账行为经过蔡某和洪海洲的一致同意。另外，蔡某还表示，其还在益康公司担任销售经理的职务，益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洪海洲，喻某也是益康公司的销售经理，喻某在公司没有决策权，而且喻某已于2015年离职。俞某作证称，其持有的宽明公司35%的股权系代洪海洲持有。2013年11月，洪海洲指示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打款2086000元，该款项是宽明公司应付给洪海洲的分红款，宽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洪海洲。洪海洲表示，户某持有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亦是代洪海洲持有，为此，其申请户某出庭作证。户某到庭后表示，其系益康公司的业务员，洪海洲是益康公司的总经理，洪海洲要求其代为持有益康公司50%的股权，其同意后便办理了工商登记，用于缴纳出资的50万元是由孙某垫付，除此之外，其本人和孙某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其担任名义股东期间，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也没有参与过公司管理，其曾听洪海洲说，李**也是代洪海洲持有股权，其同意洪海洲登记为益康公司的股东；另外，洪海洲负责益康公司的全面工作，包括人事、财务等方面。为证明洪海洲负责益康公司的经营管理，洪海洲向一审法院提交益康公司的《财务报销制度与流程》、《委托服务合同》、部分支出凭证，并且申请益康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邢某出庭作证。《财务报销制度与流程》显示，洪海洲具有益康公司的财务审批权；《委托服务合同》的签署方为益康公司和案外人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洪海洲作为益康公司的代表在落款处签字；支出凭证显示，不论是喻某还是李**申请领款，均由洪海洲作为主管进行审批。邢某出庭作证称，其在益康公司任职期间担任财务负责人，益康公司的财务审批权归洪海洲享有，而且洪海洲还对公司的经营享有决策权；李**和喻某都是益康公司的员工，并未参与公司的决策管理，而且其并不知道李**和喻某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益康公司和李**对证人王某、蔡某、俞某、户某和邢某的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其认为五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直接证明洪海洲与李**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都是个人推断或道听途说，故不应当采信相关证言。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洪海洲是否是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第二，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否符合显名化的要求。关于焦点一，洪海洲是否是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根据益康公司工商档案中留存的“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孙某的银行账户明细和宽明公司的汇款凭证及李**的陈述可知，李**只是益康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向益康公司缴纳的出资系由孙某垫付。洪海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孙某的证言载明，是洪海洲委托孙某向李**和户某垫付了益康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且事后洪海洲也依约向孙某指定的账户归还了上述垫资款及垫资利息，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为洪海洲。经调查，孙某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的“李**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亦作出相同的陈述。虽然孙某后续作为李**的证人出庭作证时否认其之前在公安局和证言中陈述的全部意见，改称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喻某，但其认可洪海洲此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词上孙某的签字是其本人所写，认可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支付的2086000元系偿还益康公司与吉康公司的垫资款，且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更改证言的合理理由。经询，孙某无法解释宽明公司是为谁偿还孙某益康公司垫资款，其证言前后矛盾且存在明显漏洞，故一审法院对孙某证言中关于指认实际出资人的内容不予采信。宽明公司曾向金世明元事务所转账2086000元，孙某主张金世明元事务所是其朋友开的公司，且认可金世明元事务所收到的2086000元就是偿还其向益康公司、吉康公司的垫资款及垫资利息的。现宽明公司虽已注销，但其全体股东王某、蔡某、俞某均到庭作证称洪海洲系宽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宽明公司付给金世明元事务所的2086000元系代洪海洲向孙某偿还的垫付款。益康公司的《财务报销制度与流程》、《委托服务合同》和部分支出凭证亦显示洪海洲对益康公司行使管理权、财务审批权，不论是喻某还是李**申请领款，均需洪海洲审批。因此，洪海洲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户某、李**向益康公司的出资系洪海洲实际缴纳，洪海洲系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关于焦点二，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否符合显名化的要求。益康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户某和李**，每人均持股50%，除争议股权外的股东仅有户某一人。户某主张其与李**持有的益康公司股权均系洪海洲实际出资，其本人与李**均只是名义股东，同意将李**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洪海洲名下。上述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故洪海洲提出确认李海洲的股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判决：一、确认登记在李**名下的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50万元属于洪海洲所有；二、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李**名下的50万出资变更至洪海洲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李**应对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予以协助。二审期间，益康公司、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公证书11本，用以证明喻某是这个组织的实际合伙人和实际投资人，洪海洲、蔡某、俞某、户某等只是这个统一管理组织中的员工，洪海洲、蔡某等人在工作中需向喻某汇报工作；证据2.相关公司名单和工商登记信息，以及这些公司的《整合情况和架构》和《整合后的销售架构》，用以证明丁某、李某、喻某于2013年1月1日之后将各自的公司进行整合，由该三人进行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名单中的这些公司的股东全部是为丁某、李某、喻某代持，而公司整合后该三人公司的员工、代持股东就有了交叉，且孙某早就为其中的部分公司代办注册业务并为此留有联系方式和代记账业务，洪海洲只是一个普通员工；证据3.上海同岫医疗器械销售中心工商登记资料，用以证明该公司是丁某以其内弟鲍海阳作为显名股东成立的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注销，但洪海洲把益康公司账户中的500多万元转到丁某实际控制的此公司，洪海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经侦立案侦查；证据4.益康公司在北京银行的开户申请书、信息确认单及账户管理协议，用以证明益康公司银行开户事宜全部由郭某经办，郭某是丁某、李某、喻某整合公司后的统一管理的员工，全部员工的工资均由郭某的个人账户支付；证据5.上海颖铭医疗器械销售中心起诉益康公司的起诉书和《四方财务确认书》，用以证明丁某指使洪海洲以伪造的《四方财务确认书》作为证据，以上海颖铭医疗器械销售中心的名义对益康公司提起虚假诉讼。此外，益康公司、李**申请法院调取郭某在北京银行账户为×××从2013年1月至今的银行明细及洪海洲涉嫌刑事犯罪案中田某、贾某、孙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言。同时益康公司、李**申请证人户某、俞某、王某、蔡某、邢某、孙某、贺某出庭作证。其中，贺某出庭作证称：李**系贺某的侄子，喻某是贺某的表哥。喻某于2013年7、8月指示贺某找孙某注册益康公司，办理益康公司相关事宜时所留联系方式为贺某。2013年1月1日，喻某、李某、丁某合并公司并陆续成立吉康公司和益康公司等，李**担任吉康公司和益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系为喻某代持；喻某对益康公司出资50万元，但不清楚以何种方式出资。在2013年公司刚合并时是喻某和李某主导公司经营决策，鲍海燕负责管理财务，后由于公司内部分歧，先后由蔡某、洪海洲负责公司日常管理，据其所知，洪海洲与李**之间没有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洪海洲在益康公司也未有分红，但其不清楚喻某是否在益康公司取得过分红。贺某还表示，宽明公司真实股东系丁某、李某，公司整合合并后还包括喻某。洪海洲发表质证意见称：一、李**在上诉过程中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为一审前即已存在且可以随时取得的证据，无一件存在一审时“无法掌握、知悉，或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情形，依法不应采纳。二、李**在上诉过程中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与本案要查清的基本事实无关。本案唯一的争议焦点就是涉案李**所持益康公司50％股权相对应的50万元注册资本金事实上由谁出资，但李**提交的全部证据中无一项证据能说明喻某向益康公司实际出资50万元，新证据中提到的诸多公司、个人和事实均与此争议焦点无关，即益康公司和李**提交的全部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根据法律规定，益康公司和李**所提交的全套证据应依法不予采纳。三、对于证据1，不予认可公证书中经公证的全部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该组证据提供的内容并不全面，存在重大遗漏。虽然益康公司和李**对电子邮件进行了公证，但公证书原件明确表明并未对电子数据的内容进行公证，且经公证的电子数据并非被完整地保存、传输和提取，保存、提取过程和方法均不可靠，且保存、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并非本人，主体并不适当，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三条及九十四条对于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定标准，真实性存疑。并且，邮件内容无一指向喻某向益康公司投入注册资本金，完全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具备诉讼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要求，应依法不予采信。此外，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有关电子证据的采纳规则，因电子数据具有的形式虚拟性、载体依赖性及易于被伪造和篡改的特点，即使经过公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存有疑点的电子数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如上所述，本案中，益康公司和李**除提交了大量与本案无关的人员及公司信息外，其余证据均为电子数据，其所提交的全套证据无论是单独抑或整体均无法得出李**所持益康公司50％股权的对应出资系由喻某实际支付的结论，其全套电子数据均与本案审理事实无关，其真实性存疑，应依法不予采信。且根据益康公司和李**提交的公证书十一第42-80页的工资表内容，其所提交的部分人员并非益康公司的员工，而第52页工资表显示是益康公司的员工明细，益康公司和李**所主张的相关发件人向喻某汇报工作的内容均与益康公司无关。证据1无法证明喻某与洪海洲系上下级关系，而且洪海洲一审中提交的季度奖金发放凭证中，可以看出喻某作为益康公司的销售经理，其在益康公司所取得的绩效提成奖金均须有洪海洲批示后方可领取。益康公司和李**所主张的丁某所指定的负责人蔡某在一审时已经明确出庭作证证明涉案的注册资本金50万元是洪海洲以其在宽明公司的分红款予以支付，孙某就该事实在一审作证时也予以认可。四、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没有关联。该证据体现的吉康公司、益康公司均为洪海洲实际控制且持有全部股权的公司，而且就吉康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经北京三中院终审判决认定洪海洲是吉康公司的实际股东。五、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得出益康公司与李**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无关，该挪用资金一案至今未有任何实质审理。六、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无关，郭某作为与本案无关的第三方对于本案查明事实无任何帮助。益康公司和李**提出的查询郭某银行流水的申请，与本案无关，应予决绝。七、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不予认可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之所以加盖益康公司的财务章是由于李**等违法偷盗益康公司的公章且挪用益康公司600万资金导致益康公司的实际股东洪海洲对公章失去控制，对此洪海洲已经向朝阳经侦提出李**职务侵占一案，且李**目前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该刑事案件的推进目前正等待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即对益康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确认。八、关于贺某证人证言，首先，贺某系喻某的近亲属，系利害关系人，在益康公司和李**不能提供其他书面证据证明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来源的情况下，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意见，贺某的证言内容不能得出喻某系益康公司50％股权的出资人之结论；其次，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所持股权的对应出资实际由谁支付，而贺某未能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喻某对涉案股权出资款的支付资金流向，其也明确表示不清楚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谁；第三，根据贺某的证人证言，宽明公司为李某、丁某合并之前成立的公司，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即出庭作证的宽明公司股东蔡某、俞某、王某的证言，宽明公司7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系洪海洲，该事实一审时也经李**当庭认可；第四，应以涉案注册资金实际由谁支付来认定股权实际持有人，不能以是否签署股权代持协议为基础来认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对于益康公司、李**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对于益康公司、李**提出的申请户某、俞某、王某、蔡某、邢某、孙某、贺某出庭作证的请求，因户某、俞某、王某、蔡某、邢某、孙某一审中已经出庭作证，本院对益康公司、李**二审中申请上述人员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益康公司、李**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调查取证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缺乏直接关联性，不符合调取条件，本院对益康公司、李**的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洪海洲是否系李**所持益康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否有权要求将涉案股权登记至其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益康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载明益康公司由户某和李**共同出资，益康公司工商档案中“交存入资金报告单”亦载明户某和李**各交存入资款50万元。针对上述出资情况，户某与李**均主张系益康公司的名义股东，向益康公司的出资系由孙某垫付，但户某表示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系洪海洲，而李**则主张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系喻某。关于案涉李**所持益康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各方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因各方均认可益康公司的出资由孙某垫付，孙某虽在本案中前后作证内容存在矛盾，但根据孙某陈述可得知基本事实即孙某代办并垫付益康公司注册资本金并收取代办费用，相关垫付资本金及代办费用最终由宽明公司支付至金世明元事务所。关于宽明公司受何种主体委托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支付涉案垫付资本金及代办费用，李**虽主张其系代喻某持有涉案益康公司50%股权，但未对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情况进行充分举证和合理说明；现宽明公司虽已注销，但洪海洲提交涉案款项支付时宽明公司的全体股东王某、蔡某、俞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宽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洪海洲，且宽明公司已代洪海洲偿还孙某垫付之出资款。故综合本案情况，可以认定洪海洲关于其系益康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主张。一审法院对此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益康公司的另一名义股东户某认可益康公司实际系由洪海洲出资，且表示同意将李**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洪海洲名下，故本院对洪海洲要求将涉案李**名下股权变更至其本人名下的主张予以支持。二审中，李**、益康公司虽提供大量证据欲证明喻某实际管理益康公司，但未能就喻某对益康公司实际出资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李**、益康公司之证据亦不能表明宽明公司之款项来源于喻某或代喻某实际支付于孙某。李**、益康公司提供之二审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李**、益康公司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李**、益康公司亦在本案中申请追加丁某、喻某、李某为本案第三人，其该项申请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和必要性，本院对其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益康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李**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