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亮，男，汉族，1989年10月10日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士璐，河北典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高峰，男，汉族，1984年4月21日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士璐，河北典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万通小区**楼**。投资人：张兆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百花西路**iv>负责人：王青，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敏，江苏世纪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亮、于高峰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公司保定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391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被告王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一次性赔偿停运损失人民币4万元，被告于高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营运损失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一、1、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主张停运损失，只提供了苏Ｃ×××**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和自己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这些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公司停运损失的存在。其中行驶证复印件车辆检验时间不全，不能显示车辆是否按时年检，以及车辆年检时间，对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是否按时年检，是否具有营运资质一审法院未能查实。该公司提交的道路运输证复印件模糊不清，甚至其中的业户名称等车辆主要信息都看不出来，更不用说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的有效期限。该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写道“由于此次事故导致我车辆2019年4月9日-5月31日共停运53天”。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明事故发生在2019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9日车辆便已经停运，这是什么情况，停运至5月31日又是从何而来，法院又是如何确定停运期间的呢？更谈不上合理的停运期间。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江苏省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能证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及其车辆存在未年检情形，未年检的车辆是不能上路行驶并运营的。2、一审法院认定停运损失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说明中对停运损失数额写道“2018年7月-2019年3月利润总额为275967.77元，平均月利润为30663.08元，每月按30天计算，每天损失为1022.1元”。在没有涉诉车辆苏Ｃ×××**运输合同、交运单、运输费用结算票据、资金流水等任何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自己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营运损失数额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并未作出明确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江苏省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证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及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因未按时年检收到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参照事故发生前该车辆的利润情况及本地区同行业平均利润率情况，结合车辆损坏后的维修情况，酌情认定停运损失4万元。”明显错误。首先，“该车辆的利润情况”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也没有进行调查。其次，同行业平均利润率也没有证据支持甚至没有提供相应文件作为参考。最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维修的时间及维修的过程。在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未查清的情况下，就草率主观臆断认定停运损失具体数额缺乏证据支持，难以令人信服。最起码应当有鉴定机构的意见作为判案的支撑。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停运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就本案而言即使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有停运损失，也应当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所以我国有关道路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已经将停运损失列入了财产损失范畴，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畴。法院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将停运损失判由上诉人车辆的投保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另外，保险公司保险条款中提到的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并不适用于本案。停运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除有明确法律规定外，上诉人认为停运损失并非是间接损失；保险条款属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的格式条款，该保险公司并未就相关免责条款向上诉人做足以引起上诉人重视的提示或说明，上诉人也从未在该保险条款上签字确认，该免责条款对上诉人并不生效，不能免除该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书第3页认定“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在没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营运车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合理的停运损失，一般应当由侵权人负责赔偿，发生事故时于高峰受雇于王亮从事雇佣活动，于高峰对事故发生负全部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被告王亮对原告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于高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显错误，该条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该法条与本案事实认定之间没任何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此条认定上诉人承担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于高峰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该法已经改变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有关雇佣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后法优于先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作为提供劳务的一审被告于高峰是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四、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存在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在2020年8月13日开庭，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与人保保定分公司都当庭提交了新证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超期举证，也未责令其就超期举证说明理由的情况下，直接采信相关证据程序违法，最起码法院应给上诉人相应的举证期限，在开庭后5日内也就是8月18日便快速做出了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五、上诉人雇佣的司机于高峰驾车缓慢倒车时将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涉案车辆撞坏，损失并不严重，上诉人及其司机第一时间报警、报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同意承担汽修厂维修费，在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后，经征得交警同意，上诉人的司机驾车离开现场。该运输队的员工张祥虎等人组织多人，持械在高速追逐、拦截、打砸上诉人的车辆，上诉人在山东梁山县下高速后，该伙人又继续对上诉人的司机进行殴打，并对车辆进行打砸，导致司机轻伤、车辆严重损害。随后该伙人又将车辆和司机劫持回徐州，对司机进行人身限制，并控制车辆，2019年6月26日在梁山县公安局的公安协调下，该伙人才将车辆放行，扣车时间长达两个半月。现张祥虎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但仅仅赔偿上诉人车辆损失1017元。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该运输队4万元营运损失，上诉人无法接受，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存在明显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情况，且对上诉人不公平。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于高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被告王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一次性赔偿停运损失人民币4万元，被告于高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营运损失证据不足、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主张停运损失，只提供了苏Ｃ×××**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和自己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这些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公司停运损失的存在。其中行驶证复印件车辆检验时间不全，不能显示车辆是否按时年检，以及车辆年检时间，对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是否按时年检，是否具有营运资质一审法院未能查实。该公司提交的道路运输证复印件模糊不清，甚至其中的业户名称等车辆主要信息都看不出来，更不用说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的有效期限。该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写道“由于此次事故导致我车辆2019年4月9日-5月31日共停运53天”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明事故发生在2019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9日车辆便已经停运，这是什么情况，停运至5月31日又是从何而来，法院又是如何确定停运期间的呢？更谈不上合理的停运期间。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江苏省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能证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及其车辆存在未年检情形，未年检的车辆是不能上路行驶并运营的。2、一审法院认定停运损失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说明中对停运损失数额写道“2018年7月-2019年3月利润总额为275967.77元，平均月利润为30663.08元，每月按30天计算，每天损失为1022.1元”。在没有涉诉车辆苏Ｃ×××**运输合同、交运单、运输费用结算票据、资金流水等任何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自己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营运损失数额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并未作出明确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江苏省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证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及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因未按时年检收到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参照事故发生前该车辆的利润情况及本地区同行业平均利润率情况，结合车辆损坏后的维修情况，酌情认定停运损失4万元。”明显错误。首先，“该车辆的利润情况”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也没有进行调查。其次，同行业平均利润率也没有证据支持，甚至没有提供相应文件作为参考。最后。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维修的时间及维修的过程。在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未查清的情况下，就草率主观臆断认定停运损失具体数额缺乏证据支持，难以令人信服。最起码应当有鉴定机构的意见作为判案的支撑。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停运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就本案而言即使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有停运损失，也应当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所以我国有关道路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已经将停运损失列入了财产损失范畴，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畴。法院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将停运损失判由上诉人车辆的投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另外，保险公司保险条款中提到的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并不适用于本案。停运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除有明确法律规定外，上诉人认为停运损失并非间接损失;保险条款属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的格式条款。该保险公司并未就相关免责条款向上诉人做足以引起上诉人重视的提示或说明，上诉人也从未在该保险条款上签字确认，该免责条款对上诉人并不生效，不能免除该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三、如果保险公司不予承担也应当由被上诉人王亮承担。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该法已经改变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有关雇佣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后法优于先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作为提供劳务的上诉人不应当负赔偿责任，而是应当由被上诉人王亮承担。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书第3页认定“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在没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营运车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合理的停运损失，一般应当由侵权人负责赔偿，发生事故时于高峰受雇于王亮从事雇佣活动,于高峰对事故发生负全部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被告王亮对原告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于高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显错误，该条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子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故造成自身损害，当事人请求告诉公路管理老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该法条与本案事实之间没任何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此条认定上诉人承担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于高峰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五、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存在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在2020年8月13日开庭，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与人保保定分公司都当庭提交了新证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超期举证，也未责令其就超期举证说明理由的情况下，直接采信相关证据程序违法，最起码法院应给上诉人相应的举证期限，在开庭后5日内也就是8月18日便快速做出了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六、上诉人受被上诉人王亮雇佣开车跑运输，在上诉人驾车缓慢倒车时将被上诉人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涉案车辆撞坏，损失并不严重，上诉人、王亮第一时间报警、报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同意承担汽修厂维修费，在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后，经征得交警同意上诉人驾车离开现场。该运输队的员工张祥虎等人组织多人，持械在高速追逐、拦截、打砸上诉人，上诉人在山东梁山县下高速后，该伙人又继续对上诉人进行殴打，并对车辆进行打砸，导致上诉人轻伤、车辆严重损害。随后该伙人又将车辆和上诉人劫持回徐州，对上诉人进行殴打并人身限制，控制车辆，在梁山县公安局和上诉人当地大件运输协会的解救下上诉人才得以摆脱厄运，车辆扣留长达两个半月。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该运输队4万元营运损失，上诉人无法接受，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存在明显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情况，且对上诉人不公平。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补充上诉理由：一、请贵院务必要求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提交苏Ｃ×××**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原件及年检记录，道路运输证原件，核查其在案发时是否具有营运资质。该部分原件上诉人及代理人在一审和二审开庭审理中均未看到过。该证据对于确认涉案车辆是否营运车辆及是否有营运损失至关重要。二、关于停运损失的确定标准，一审法院“酌定的”太迅速太巧合，因为本案引发的刑事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定张祥虎赔偿上诉人及车主王亮共计31091.34元，一审法院就刚刚好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酌定支持其停运损失4万元，并要求上诉人和车主王亮连带承担。在贵院生效判决(2016)苏03民终5950号判决书中，同样的重型半挂车发生事故停运，停运损失却是按照上一年度道路运输业平均工资标准来确定的。如果本案涉案车辆确有营运资质，造成了停运损失，也应照此标准按171.5元/天来计算停运损失。三、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将停运损失纳入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范围，在保险公司并未尽到责任免除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应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付。恳请贵院依法改判。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基于上诉人于高峰、王亮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基本一致，答辩人现就上诉人于高峰、王亮的上诉，一并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关于停运损失。首先，一审审理中已经查明，答辩人所有的车辆确系营运车辆。且，事发前均处于正常的营运状态。其次，答辩人所有的车辆因涉案的事故造成毁损，车辆维修费用高达38560元。结合维修清单和车辆毁损的照片，可以看出答辩人车辆在事故中造成的毁损程度是相当严重的，需要较长的维修周期。第三，一审判决并非完全依据答辩人提供的关于营运损失的证据来认定营运损失数额。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答辩人没有直接有效的证据来证明答辩人主张的停运损失数额成立。因此，上诉人再以答辩人一审提供的主张营运损失的证据存在其诉称的所谓“瑕疵”，进而得出一审判决认定营运损失数额错误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第四，一审判决以答辩人营运车辆因涉案事故毁损需要修理而导致不能营运为基础事实，参照答辩人陈述的利润情况以及本地区同行业平均利润情况，所酌定的营运损失并无不当。且，该数字远远低于答辩人一审诉请的营运损失数额。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营运损失数额是正确的。二、关于营运损失是否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营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是正确的。同时，上诉人的涉案车辆所投保的保险中，并未对事故造成营运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作出明确的约定。因此，一审判决由二上诉人作为侵权人共同连带承担营运损失是正确的。三、关于责任主体的问题。上诉人所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的相应规定并不存在冲突和矛盾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同样也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只是在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下，规定了其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二者之间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一审判决在主文部分已经详细阐明了裁决所援引的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因此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援引法律、司法解释并无原则性的错误。五、关于一审程序问题。一审法院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一审中，答辩人和保险公司提供证据并无不当，亦未违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且，在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并未明确告知一审法院其仍有证据需要提供，亦未申请延期举证。一审法院并未剥夺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上诉人所主张的一审程序违法是不成立的。六、上诉人诉称的张祥虎与答辩人的一审诉请并无关联。且，在一审中，上诉人也并未就张祥虎问题提出抗辩和诉求。因此，张祥虎与本案既无关联，也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关，不属于本案二审审查的范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当维持原判。徐州市晋豪运输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对方赔偿各项损失92731.45元；2、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0日，王亮的驾驶员于高峰驾驶车牌号为冀Ｆ×××**的重型货车，与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驾驶员张金良驾驶的车牌号为苏Ｃ×××**的重型货车发生事故，致苏Ｃ×××**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于高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时，冀Ｆ×××**重型货车在人保保定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后，徐州市晋豪运输队车辆被送到徐州市晨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修理。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支出维修费38,560元。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责任主体问题。行为人驾驶机动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首先由该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进行赔偿，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部分由侵权人依法进行赔偿。本案中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主张维修费和停运损失两项费用，维修费是因交通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进行赔偿；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在没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营运车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合理的停运损失，一般应当由侵权人负责赔偿。发生事故时，于高峰受雇于王亮从事雇佣活动，于高峰对事故发生负全部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王亮对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高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对于维修费数额，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提供的维修清单和发票以及车辆毁损照片能够相互印证，比较客观真实，对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主张的该项数额予以确认。保险公司提出异议，并提供其自行制作的定损单。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在收到理赔请求后有核定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规定保险人在理赔时需与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也就是说，如果保险人的查勘定损金额得不到赔偿权利人的认可，保险人不得以此作为赔偿额向权利人赔偿。如果相对人对保险公司的定损额不予认可，保险公司对其合理性负有举证责任。在原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定损额只能视为保险公司一方无有效证据证明的陈述性主张，不应得到采信。对于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主张的停运损失，应考虑受害人以往营运收入、同行业或相近行业收入、运营成本、运营能力，以及近期平均利润、市场行情、交易机会等具体情况综合确定。事故发生后，徐州市晋豪运输队车辆有停运的事实，但是徐州市晋豪运输队没有直接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停运损失数额。参照事故发生前该车辆的利润情况以及本地区同行业平均利润率情况，结合车辆损坏后的维修情况，酌定支持停运损失4万元。综上，遂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一次性赔偿维修费人民币38560元；二、王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一次性赔偿停运损失人民币4万元，于高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徐州市晋豪运输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5元减半收取417.5元，由王亮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法庭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停运损失如何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二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毁损，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本案中，徐州市晋豪运输队主张的停运损失依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为非财产直接毁损，非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故依上述规定，该部分损失应由侵权人即王亮、于高峰承担。至于停运损失的确定问题。一审依本地区同行业平均利润率情况及涉案事故车辆损坏后的维修情况综合酌定该费用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也没有充分证据否定一审的认定。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经核查，一审诉讼程序并无违法之处。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亮、于高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400元，由王亮负担400元，由于高峰负担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国渠审判员  汤孙宁审判员  汪佩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马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