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1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联纺东路**总部基地**楼**。法定代表人：许登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则军，河北党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div>法定代表人：余启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平，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2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冀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长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交货义务的证据不足，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证据认定错误。1、本案中，长江公司既未按照《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交货的约定向冀中公司出具提货单，同时，冀中公司也未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向长江公司出具收货收据及结算单，一审法院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交货义务缺乏证据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关于“交货方式”约定，交货地点：供方指定仓库；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需方凭提货单自提，自行解决运输工具并承担自提货后的相关运杂费，该条明确规定冀中公司作为需方自行提货并自行承担运输费用。如果本案的交货方式确系一审法院认定的由长江公司的上游公司越过冀中公司，直接将案涉货物交付给的冀中公司的下游公司，在《产品购销合同》中双方完全可以作出上述约定。在冀中公司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交付的前提下，既然合同约定由冀中公司凭提货单自提，就说明货物应交付给冀中公司而并非冀中公司的下游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货物交付给冀中公司的下游公司显然违反合同约定，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依据案外人且相互为关联公司开具的提货单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交货义务，而未查明交货的具体细节，显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该提货单并非案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提货单，而是案外人的提货单，一审中，冀中公司一直对该提货单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对冀中公司的真实性异议置之不理，直接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退一步讲，即使该提货单真实，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冀中公司也是直接向长江公司提货，案外人之间的提货单也不能证明长江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其次，无论是从该提货单上记载的内容还是从提货单出具的主体分析，该提货单是长江公司为应对诉讼而相互串通伪造的提货单。从提货单内容分析，该提货单根本无法达到提取货物的目的，该提货单在仓库地址、联系电话、提货人姓名及身份证号、车辆编号等重要信息都是空白，尤其是对仓储方信息只字未提，按照正常的货物交付惯例，该提货单是不可能提取出货物。从出具主体上看，该提货单上仅加盖了案外人的公章，并未加盖冀中公司公章，该提货单并未得到冀中公司的认可，冀中公司在庭审前也从未见过该提货单，再结合案外人和长江公司三者为关联公司，根据冀中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案外人与长江公司存在着股东、董事、监事等方面的竞合，三者极易通过相互串通出具虚假的提货单以证明长江公司完成供货义务。该提货单不具有证明力，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第三、提货单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5条关于单位出具证明的基本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该条规定，单位出具证明的，应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制作人签字，单位加盖公章，而本案中第三方出具的《提货单》、《情况说明》均没有单位法定代表人及制作人签字，故这两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后，如果该提货单真实，那么一审法院只需查明提货单上记载的仓库是否属实、在提货单记载的日期、该仓库是否存储过标的货物、何人提货、以什么方式提货、提货后货物如何处置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就能证明货物是否已经交付，然后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事实置若罔闻，仅仅依据极易伪造的提货单和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就认定长江公司完成供货义务缺乏证据证明。3、在双方对是否交货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应结合双方以往交货惯例——《收货收据及结算单》认定是否交货。《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冀中公司与长江公司共签订《购销合同》38份，其中已经履行完毕的26份，已履行完毕的《购销合同》中，双方均在《收货确认函、结算单》上盖章，对提单号、仓储库、数量、金额等予以确认。与之对应的冀中公司与下游公司之间也是按此方式交货及付款。未履行的12份合同中，其中3份冀中公司已经出具了《收货确认函、结算单》对长江公司交货予以确认，只是未付货款，长江公司于2015年1月份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出具的《收货确认函、结算单》起诉冀中公司，双方最终以调解方式支付了未付货款；剩余9份因长江公司未交付货物，冀中公司也就未出具《收货确认函、结算单》，但冀中公司已经预付了部分货款，从而引发了此次诉讼。根据上述事实，在各方已经履行完毕且无争议的26份合同中，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交付货物后，冀中公司都会出具《收货收据及结算单》以作为双方交货、结算依据。该模式已经得到双方多次认可，已形成各方的交易习惯，同时买方向卖方出具收货凭证作为卖方交货凭证也是货物买卖合同交易惯例，在双方对是否交货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应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收货收据及结算单》认定交货的依据。（二）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的相关判决不能真实的、完全的反映出本案实际交易情况。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争议时，在未赴现场调取证据的情况下，仅是依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长江公司提供的交付证据真实性存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冀中公司以本案不涉及真实交易，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为由向邯郸市公安局报案，邯郸市公安局经初步侦查发现，本案案涉合同项下并无真实的货物，故以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予以立案；邯郸市公安局查明的案涉合同无货物交易的情况对本案的最终审理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请二审合议庭予以考虑。（三）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提交《提货单》、《情况说明》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违反了证据适用规则。第一，该提货单系认定长江公司是否交货的关键证据，一审中，冀中公司对真实性明确提出异议，并且该提货单并非与本案相关的直接证据，而是来源于本案之外的证据，在证据分类上应归结为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应持谨慎原则，并按照《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案外人到庭接受询问。而本案中，相关公司并未出庭作证，法院和冀中公司无法核查该《情况说明》和《提货单》是否属实。考虑到长江公司与案外人为关联公司，三者极有可能通过伪造《情况说明》和《提货单》相互串通、歪曲案件事实。因此，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提货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此外，冀中公司在与下游单位的合作结束后多次赴上海，均无法找到并联系到二者，但长江公司能找到下游单位并出具相关证明，足以证明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串通一起以达到长江公司的不法目的。结合本案各方举证情况，长江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履行交货义务，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仍难以认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做出裁判。长江公司应当对交付货物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中，长江公司虽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提货单证明其完成交货义务，但基于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认定交货依据、提货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该提货单为各方伪造虚假提货单，长江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长江公司通过指示其上游单位向冀中公司下游单位交货的方式，完成了对冀中公司的交货义务……在长江公司、冀中公司均已向下游供货、开票的情况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冀中公司作为被告并未向下游供货；其次，《购销合同》中并未约定开票、供货的先后顺序；最后，一审法院判决违背了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即在冀中公司作为买方既不知初始供货单位、又不知货物的质量、数量是否为真的情况下，认可了冀中公司的供货方长江公司完全越过冀中公司进行的交货行为是符合市场原则，符合法律规定，冀中公司作为买方可以不用验收货物，也不能验收货物，更不能对货物数量、质量提出异议，只需按照发票付款即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长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冀中公司的上诉请求。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62448.42元，并按货款20%向长江公司支付违约金52489.68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冀中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长江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62448.42元及违约金（以262448.4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4年8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时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为67157.6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7日，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JSJZ20140807-N-001的《产品购销合同》。其中约定：1、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提供电解镍，数量390吨，单价128778元，总金额50223420元，分批自提，实际交易数量和金额，允许正负5%的溢短装；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2、交货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在供方（长江公司）指定仓库交货。3、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冀中公司凭提货单自提，自行解决运输工具并承担自提货后的相关运杂费。4、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冀中公司向长江公司以现汇的方式支付货款。长江公司相应地向冀中公司开具17%增值税发票。5、违约责任：冀中公司延付货款使长江公司造成损失，冀中公司应承担该笔货款的20%的违约金。合同还对商品质量标准、验收标准、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7日，上海荣坤公司出具2张提货单，单据载明提货单位为上海敬镕公司，应发货数量总计为390.1425吨。合同签订后，冀中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12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8月14日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共计50000000元。2014年8月26日，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开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冀中公司、货物为电解镍，数量共计390.1425吨，税价共计50262448.42元。2016年7月，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邮寄送达《货款催收函》并加以公证。其中载明：长江公司已经完成了与冀中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JSJZ20140807-N-001、JSJZ20140811-T-001、JSJZ20140812-X-001号《产品购销合同》的交货义务，并主张冀中公司应自收悉函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长江公司支付三份合同下欠货款共计4717114.69元。另查明：2016年9月23日，上海荣坤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上海荣坤公司与长江公司于2014年8月7日签订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RKJS20140807-N-001），依据该合同约定，长江公司向上海荣坤公司购买电解镍390吨。上海荣坤公司按照长江公司的指示，将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交给了上海敬镕公司。同日，上海敬镕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上海敬镕公司与冀中公司于2014年8月7日签订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JZJR20140807-N-001），上海敬镕公司向冀中公司购买电解镍390吨。上海敬镕公司确认冀中公司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交货义务通过上海荣坤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另查明：冀中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长江公司，请求解除JSJZ20140807-N-001号《产品购销合同》，长江公司返还已付货款50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前述纠纷作出（2016）冀04民初144号民事判决，长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3月23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民终219号民事判决，驳回冀中公司的诉讼请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综合长江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提货单、上海荣坤公司与上海敬镕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冀中公司既往合作背景，认定上海荣坤公司、长江公司、冀中公司、上海敬镕公司之间为连环购销关系，上海荣坤公司向上海敬镕公司交付的货物系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长江公司向上海敬镕公司交付货物应视为代冀中公司履行了与冀中公司的合同义务。201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冀中公司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219号民事判决一案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5212号民事裁定，驳回冀中公司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签订的JSJZ20140807-N-001号《产品购销合同》是缔约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为：长江公司是否履行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双方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超出前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所提交的范围。从长江公司提供的证据看，上海荣坤公司对长江公司负有供货义务，长江公司对冀中公司负有供货义务，冀中公司对上海敬镕公司负有供货义务，三份购销合同在同一天签订，交易标的物品种、数量完全一致，符合连环交易的特征。上述三笔交易分别是一个交易链条上的三个环节，长江公司的上游供货单位上海荣坤公司认可其按照长江公司的指示将合同项下货物交付了上海敬镕公司；作为冀中公司的下游供货单位上海敬镕公司认可冀中公司通过上海荣坤公司完成了对它的供货义务；长江公司开票数量，上海荣坤公司与上海敬镕公司之间的提货单所载数量一致；二份《情况说明》、发票、提货单形成了案涉交易情况的证据链，且可以与长江公司与冀中公司此前交易模式互为佐证、共同证实长江公司通过指示其上游单位向冀中公司下游单位的需方单位交付货物的方式，完成了对冀中公司的交货义务。冀中公司未提供工商管理部门的相关信息证实长江公司与上海荣坤公司、上海敬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关联关系本身亦不足以证实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存在有失诚信的共谋，冀中公司对《情况说明》内容真实性的异议无证据予以证实，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虽长江公司向冀中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共计390.1425吨，但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128778元为暂定含税价格，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虽然双方没有形成最终的结算单，但作为在一个交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在长江公司和冀中公司均已向下游供货、开票的情况下，长江公司要求交易价格通过开票金额50262448.42元予以确定并无不妥。冀中公司已支付货款50000000元，还应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262448.42元。案涉《产品购销合同》未明确约定付款日期或付款日期的判断标准，但从“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需方向供方以现汇的方式支付货款。供方相应地向需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的约定看，结合双方没有通过结算单确认结算价格的情形，酌定开票日期为冀中公司的应付款日。冀中公司长期未付款，已经违反其在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给长江公司造成了持续的资金占用损失，仅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测算从2014年8月22日起至2019年9月的资金占用利息金额已超出了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计算的违约金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长江公司关于调增违约金的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在该日期之后违约金计算标准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冀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262448.42元及违约金（以262448.42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的违约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长江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12元、保全费2095元，共计5107元由冀中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主要涉及连环购销合同签订后的货物交付问题。（一）关于长江公司是否交付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是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219号民事判决，充分论证了长江公司已经交付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对该节事实因有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故当事人无须再行举证证明，本院毋须赘述。（二）关于案外人上海荣坤公司、上海敬镕公司提交的《提货单》、《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一方面，上述生效判决充分论证了长江公司已经交付了与冀中公司所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另一方面，冀中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长江公司与上海荣坤公司、上海敬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长江公司与上海荣坤公司、上海敬镕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和非法目的。（三）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虽然双方没有形成最终的结算单，但作为在一个交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在长江公司和冀中公司均已向下游供货、开票的情况下，长江公司要求交易价格通过开票金额50262448.42元予以确定并无不妥。冀中公司已支付货款50000000元，还应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262448.42元。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冀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4元，由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日升审判员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