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3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建珍，女，1971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红霞，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林桑场内。诉讼代表人：王亚丽,该企业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表人:史敏寅，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卜萍，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建荣，男，1965年6月13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华，江苏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静，江苏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建珍因与被上诉人吴江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以下简称盛利织物厂)、原审第三人吴建荣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2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建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盛利织物厂支付蔡建珍经济补偿金57104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盛利织物厂承担。事实与理由：1.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合同关系自蔡建珍入职之日2015年8月12日持续至蔡建珍发出解除通知之日2019年6月18日止，而非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期间蔡建珍所服务的地点岗位均未发生变更，每月收取固定工资，一审法院以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2014年6月签订的染厂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10日被司法确认解除为由，认定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劳动关系也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完全混淆事实。2.蔡建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非其原因导致的工龄利益损失应由受益的用工主体盛利织物厂承担。一审法院仅凭2017年8月29日管理人对吴建荣调查时所作单方面笔录即认可其内容真实性无依据。盛利织物厂二审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吴建荣二审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蔡建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利织物厂支付蔡建珍经济补偿金57104元（从2015年8月12日入职至2019年6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共计4个月，按月平均工资14275.91元/月计算，14275.91元/月×4月=57104元）；2.判令盛利织物厂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一、盛利织物厂在2014年后的经营情况盛利织物厂于1998年10月30日成立，系谢时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住所为盛泽镇林桑场内，经营范围为化纤织造、整理加工；印染、涂层；化纤织物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口和技术除外）；动产和不动产租赁。2014年6月28日，盛利织物厂作为出租方（甲方）与吴建荣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染厂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固定资产（详见资产清单和合同附件）经营使用权租赁给乙方。协议约定了如下相关内容：1、租赁内容为甲方于合同约定之日起将盛利织物厂的所有固定资产的经营使用权租给乙方，由乙方自主经营并自负盈亏与甲方无关。2、租赁期限为承包期为壹拾年，自2014年7月10日起至2024年7月9日。3、原厂人员安排：在乙方租赁前，甲方解除乙方不需要的员工劳动合同。在乙方租赁之后，所有人员根据乙方要求进行重新聘任，工资、人员安排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相关事项，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把现有的员工宿舍给乙方使用，租金水电费按照甲方给原来员工的方法和价格收取，无其他费用。4、租赁押金：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三天内付给甲方300万元作为承租押金（包括诚信经营保证金、设备维护保证金、安全生产保证金、民工工资保证金、消防和环保保证金），协议期满后或其他行为终止协议，甲方应返还给乙方承租押金。5、财务及公司相关证照的约定：为便于分清双方生产经营责任，双方约定将税务、工商、环保、劳动等有关的证照原件由甲方保管，如遇到相关部门需要证件审查，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甲方保留现有的银行开户而单独申请一个账户给乙方使用，财务单独计算。如果乙方需要开具销售发票或加工发票时，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税务部门规定的税金和百分之一的管理费。2014年8月10日，盛利织物厂作为甲方与吴建荣作为乙方签订《染厂租赁补充协议》，约定如下内容，甲乙双方在原租赁协议基础上补充厂房增加租赁内容：一、补充协议内容如下：1.因乙方生产需要，甲方为盛利织物厂（原轧光厂）面积约（1700平方）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费为1109586.20元。2.使用期限为2014年8月10日至2024年8月9日止（合计10年）。3.以上租赁费，乙方直接从甲方所欠1109586.20元抵充租金。二、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之外，原协议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协议有相互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2017年7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苏0509破22号民事裁定，受理苏州亨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对盛利织物厂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决定指定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为盛利织物厂管理人。2017年8月29日，吴建荣在接受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史敏寅、毛禹辰调查时陈述：盛利织物厂的员工都是其接手后聘用的，与谢时顺无关，之前他也没有几个工人，现在有三百多人；工厂里缴纳社保的职工总共就40多，其他外地职工愿意就买，看他们需要，缴社保也是用现金缴的。2017年9月19日，管理人在《吴江日报》上刊登了声明：盛利织物厂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018年2月6日，盛利织物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吴建荣签订的《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已经解除；要求吴建荣将案涉租赁房屋恢复原状并连同租赁的机器设备向盛利织物厂一并交付；吴建荣向盛利织物厂支付房屋、设备使用费。该案诉讼中，吴建荣辩称，其基于稳定的租赁关系，为生产经营已投入大量资金，雇佣了大量的工人（约300人），且截至庭审之日，其仍有大量的未完订单，如涉案租赁合同解除，因其生产规模大，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厂房，必然面临其之客户的巨额索赔以及工人的停工损失，甚至引发大量劳动争议。后本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苏0509民初1858号民事判决：确认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染厂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并要求吴建荣返还设备及支付使用费等。吴建荣不服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上诉。以上事实，有盛利织物厂提供、吴建荣表示无异议的遗失声明、调查笔录，一审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二、蔡建珍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及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2019年6月18日，蔡建珍、张兆友、江红祥、王贤凤、汪全明、钱玉林等160余人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下方签名，通知书内容如下：“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我们是贵公司的员工，自入职贵公司后贵公司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因贵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现书面通知贵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该通知书以快递方式寄给盛利织物厂，收件人为谢时顺，收件地址为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西环路188号，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于2019年6月20日由前台签收。庭审中，盛利织物厂表示未收到过解除通知书，吴建荣也表示对该通知书不认可。2019年7月，蔡建珍、江红祥、王贤凤、汪全明、钱玉林（上述五人为职工代表）等153人向吴江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盛利织物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5178754元。同时，张兆友、徐根金、王贤秀（上述三人为职工代表）等12人（其中11人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向吴江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盛利织物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461389.5元。2019年8月14日，吴江仲裁委作出吴江劳人仲案字【2019】第1460号、146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蔡建珍、张兆友等165人的仲裁请求。蔡建珍、张兆友不服上述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蔡建珍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邮寄凭证、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等证实。三、蔡建珍的劳动合同签订、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情况蔡建珍主张其自2015年8月起至2019年6月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蔡建珍提供了以下证据：1、员工入职登记表，该表上有“顺利集团”字样，填表日期为2015年8月12日。2、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2日），该合同书盖有盛利织物厂的公章。蔡建珍在仲裁过程中未提供该劳动合同作为证据，在本案诉讼中新提交，并称该合同系单位保管的，其于2019年10月从公司负责人事管理的钱志林处借来合同原件。3、蔡建珍的农业银行明细，显示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吴建荣每月通过其帐户向蔡建珍转账5000余元至6000余元不等的款项。4、蔡建珍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显示2013年5月至2015年9月，缴费单位为吴江市横扇漂染有限公司，2015年10月至2018年9月，缴费单位为盛利织物厂，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缴费单位为吉昇实业（苏州）有限公司，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缴费单位为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5、盛利织物厂的排污许可信息，有效期自2017年12月14日至2020年12月13日。6、危险废物环境守法主体责任承诺书，承诺单位处盖有盛利织物厂公章，载明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7、盛利织物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的首页盖有盛利织物厂公章，载明时间为2016年3月，预案中有吴建荣为盛利织物厂总经理、周青华为经理等内容。盛利织物厂对上述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银行流水显示是吴建荣支付给蔡建珍款项，从社保缴纳单位的变化来看，不能排除是他人借用盛利织物厂的名义为蔡建珍缴纳社保，故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其余证据，盛利织物厂均有异议，其中证据1入职登记表，该表由蔡建珍个人填写，无单位盖章和负责人签名；证据2劳动合同书，因破产管理人未接管到公章，公章被第三方控制使用，且该合同未在仲裁阶段提供，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真实性虽无异议，但系吴建荣控制的他方利用盛利织物厂取得了排污许可，破产管理人已向苏州市环保局提出异议；证据6和7，因破产管理人未接管到公章及上述文件，公章由第三方控制使用，上述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吴建荣对上述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蔡建珍是吴建荣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期间由吴建荣招用，工资由吴建荣发放，开始以盛利织物厂的名义为蔡建珍交社保，后来盛利织物厂交不了，就借用了吉昇实业（苏州）有限公司的名义缴纳，目前蔡建珍在吴建荣经营的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工作。对证据6、7不予认可，表示不是由吴建荣出具的。一审法院另查明，吉昇实业（苏州）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登记成立，地址为盛泽镇林桑场内，法定代表人为周青华，经营范围：纺织品定型、轧光、转移印花；服装加工、销售；纺织品研发；纺织技术服务；服装面料开发、化学纤维销售。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登记成立，地址为盛泽镇西环路西侧，法定代表人为吴建荣，2019年7月9日，股东由周青华、吴建荣变更为徐晓敏、吴建荣，经营范围：纺织品轧光、轧花、压花、烘干、定型加工；针纺织品、化学纤维、皮革制品、箱包及辅料销售。一审庭审中，蔡建珍陈述，2015年8月12日，吴建荣通过熟人介绍让其入职到盛利织物厂化纤打样车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只有一份，每年签一次，向法院提供的劳动合同是单位保管的，是其向钱志林拿的，这次是借出来的。其从入职后一直在同一岗位上，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变更过，一直到2019年10月30日还在上班，工资也一直在支付，工资是吴建荣发的；厂里的员工最近在淘宝网上看到拍卖公告了才知道单位破产这个事情；周青华和吴建荣是厂里的管理人员。一审庭审中，吴建荣陈述，2014年6月与盛利织物厂签订租赁协议后，其以盛利织物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后来因盛利织物厂破产，吴建荣注册成立了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地址与盛利织物厂是相同的。蔡建珍是吴建荣经营期间招聘的，蔡建珍在入职后一直在同一地点、同一岗位工作，目前还在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蔡建珍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是否合法。对于争议焦点一，蔡建珍认为其是盛利织物厂的员工。盛利织物厂认为蔡建珍是吴建荣聘任的员工，并非盛利织物厂的员工；管理人也从未收到蔡建珍所谓的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吴建荣认可蔡建珍系其承包经营期间聘用的员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蔡建珍与吴建荣一致陈述蔡建珍由吴建荣在其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期间招聘，吴建荣也认可上述两份书证的真实性，结合蔡建珍的银行流水、社保缴纳记录，一审法院对于蔡建珍自2015年8月进入盛利织物厂化纤打样车间工作的事实予以认定。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协议虽然名为租赁协议，但根据该协议中关于“财务及公司相关证照”的约定，盛利织物厂除提供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外，还提供了相关的证照，吴建荣实际是以盛利织物厂的名义开展经营情况，吴建荣也承认双方名为租赁，实为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将主营业务发包给吴建荣，吴建荣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应由盛利织物厂承担用工责任，即可以认定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于2015年8月建立了劳动关系。第二，一审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染厂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之间的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解除后，盛利织物厂作为名义上用工主体承担用工责任的法律基础已不存在，此时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终止。第三，吴建荣于2017年9月18日在与盛利织物厂同一经营地址上设立了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蔡建珍在同一场所、同一岗位持续工作，而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蔡建珍与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建立。综上，蔡建珍系吴建荣在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期期间招录的员工，2017年9月之前，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9月之后，蔡建珍与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对于争议焦点二，蔡建珍以2019年6月18日向盛利织物厂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盛利织物厂的管理人否认收到蔡建珍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吴建荣也表示不知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2019年6月18日，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解除与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显然缺乏事实基础。第二，蔡建珍与吴建荣均述称蔡建珍在同一场所、同一岗位持续工作直至诉讼中，目前仍在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如果日后蔡建珍的劳动关系发生变动且可以依法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对于其在吴建荣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期间的工作年限，可依法与其现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也就是说，蔡建珍在盛利织物厂工作期间的工龄利益并不会因盛利织物厂的破产、一审法院不支持其经济补偿金的诉求而受影响。第三，退一步讲，即使2019年6月18日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其所谓的“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的解除劳动合同事由，亦与蔡建珍的社保情况、工资情况不符。综上，蔡建珍以2019年6月18日与盛利织物厂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17年9月终止，蔡建珍以盛利织物厂“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蔡建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蔡建珍负担。二审中蔡建珍提交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职工花名册复印件一份，载明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职工名字、入职时间以及月平均工资、岗位，证明资料中载明的入职时间、工作年限以及薪资待遇。盛利织物厂质证认为，因只有复印件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据第二页有职工系2019年2月17日入职，盛利织物厂的章在该时间后加盖，没有效力。吴建荣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系复印件，且不符合一般花名册的格式，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吴建荣亦表示不清楚证据来源，对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蔡建珍要求确认其对盛利织物厂享有57104元劳动补偿金债权的主张能否成立。首先关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认定问题。蔡建珍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全日制劳动合同书、银行流水明细、社保缴费明细等证据，证明其自2015年8月12日至发出解除通知之日2019年6月18日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2015年8月起吴建荣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其与蔡建珍一致陈述蔡建珍由吴建荣在其承包经营期间招聘，结合蔡建珍的社保缴纳记录，一审法院认定蔡建珍自2015年8月进入盛利织物厂化纤打样车间工作并无不当。就用工主体而言，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租赁协议，实质系吴建荣以盛利织物厂的名义开展经营情况，故应由盛利织物厂承担用工责任，其与蔡建珍于2015年8月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劳动关系终止时间，（2018）苏0509民初1858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染厂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故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自该时间解除，盛利织物厂作为名义上用工主体承担用工责任的基础已不存在，此时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终止。蔡建珍上诉主张证据危险废物环境守法责任主体说明书，不足以认定盛利织物厂与其劳动合同关系；就蔡建珍上诉认为染厂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盛利织物厂签订时间问题，（2018）苏0509民初1858号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相应协议签订事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蔡建珍主张劳动补偿金问题，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蔡建珍主张的“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的解除劳动合同事由，与其社保情况、工资情况不符，且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蔡建珍以2019年6月18日与盛利织物厂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蔡建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蔚珏审判员  赵丽丹审判员  水天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龚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