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406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求安，男，195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云溪区。朱求安，男，195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先肆，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春华，岳阳市岳阳楼区求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负责人：潘泊桥，天鹅组组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象骨港路**。法定代表人：余宏良，办事处主任。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良霄，湖南奉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求安因与上诉人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以下简称“天鹅组”）、被上诉人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松阳湖办事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20）湘0603民初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求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求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松阳湖办事处和天鹅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朱求安是1994年11月25日《承包合同书》的商业承包人之一，在十年合同期内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朱求安于1996年12月4日迁入原松阳湖农村，成为了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商业《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合同到期后，由于朱求安的身份发生改变，后续承包方式变成了责任田承包。此后朱求安对渔池加大改造投入，将渔池改造为专业渔池，至征收时，依法依规应享有征收补偿渔池增值补偿款。一审判决认定应按原合同约定履行，与事实不符。2、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期限届满后，未再签订新的承包合同，原《承包合同书》不再对朱求安产生约束力，而一审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认定本案在十年承包期届满后仍按《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十年承包期满后，天鹅组无钱兑现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改为原商业承包为责任田承包，朱求安现有证据证明其后期十四年对责任田的鱼池重新进行了投资改造，建成了标准的精养鱼池，此实质属于添附行为。本案应当按“谁投入、谁受益”、“公平、等价、有偿、权利义务一致性”的民事活动原则，以及湖南省政府113号文件来处理。3、案涉土地征收没有任何批文和公告，松阳湖办事处自行预征、倒卖土地，包揽一切法定征收程序，还是天鹅组分配方案的实际决策者和审批人，理应是本案被告。天鹅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求安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本案中的渔池补偿费无论是水田的多少倍，在征收时都应当归天鹅组所有并由其分配，一审却判决将属于天鹅组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部分判决给朱求安，属于司法敢于村民自治。2、一审认定《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全部预征补偿费分配方案》合法有效，又突破该方案将部分土地补偿款判决给朱求安，自相矛盾。3、案涉《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渔池开挖费用在遭遇征收时按7：3分配有适用前提，该前提便是在承包期内；现承包期已届满，双方又未签订新的承包合同，此时应当按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天鹅组所有，一审将此依然按7：3的比例部分判决给朱求安，没有法律依据。朱求安与天鹅组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互为双方抗辩的事实和理由。松阳湖办事处辩称：同意天鹅组上诉的事实及理由，另松阳湖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朱求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松阳湖办事处和天鹅组支付承包土地增值补偿款计422625元（专业渔池16.1亩，按水田单价的0.5倍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1月25日，李立祥、蔡正超以承包人代表身份作为乙方，与甲方原松阳湖农场杨树港分场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合同期定为壹拾年。第6项规定，乙方承包期满后，其开挖的渔池使用权收归甲方，在与农场渔池上交标准的同等条件下，甲方应优先安排乙方承包。第五条规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土地，乙方的渔池开挖费、固定资产投资及青苗补偿费前四年全归乙方所有，在以后的承包期间内渔池开挖补偿费按7：3所有（即甲7、乙3），固定资产和青苗补偿仍归乙方所有。承包合同经原岳阳市北区公证处公证。朱求安系承包人之一，承包的湖田面积为16.1亩。朱求安与其他承包人出资将湖田改造成专业鱼池，依承包合同约定，持续履行合同义务。1996年12月4日，朱求安将户籍从出生地华容县××，成为了承包湖田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天鹅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十年承包合同到期后，朱求安继续承包上述鱼池。2017年3月17日，鉴于新港区建设需要和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天鹅组向新港区管委会提交请示，提议由新港区对天鹅组的全部耕地和部分房屋进行预征。新港区表示同意。2017年3月27日，原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云溪分局委托新港区云溪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永济乡片区工作组（以下简称“永济乡片区工作组”），预征用天鹅组土地作为新港区储备建设用地，与天鹅组签订了四份《预征土地用地补偿协议》，协议载明了地类、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金额，补偿费用由天鹅组负责支付到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天鹅组采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和户主签字表决的方式，制定了《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全部预征补偿费分配方案》，方案约定两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费）、设施费一次性分完，不再预留任何款项。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组民（代表或户主）签字通过，报杨树港社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审核后签字认可。朱求安未在分配方案上签字。2018年7月12日，朱求安出具收条领取了两费分配款1037686元（应分1045000元，扣除了历年拖欠的上交款7314元）。由于对鱼池设施的补偿费没有达成协议，永济乡片区工作组将133419元鱼池设施补偿款直接拨付到了朱求安账户上。朱求安认定专业鱼池补偿标准78750元／亩与水田补偿标准52500元／亩之间的差额（原告称之为“增值款”）应归其所有，不应由天鹅组集体分配，故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有三个，一是松阳湖办事处是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是《承包合同书》的内容是否继续有效，三是天鹅组能否将预征补偿款全部予以分配。关于第一个问题，松阳湖办事处不是朱求安承包鱼池被预征的征地机关，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主体和分配方案制定者也是天鹅组。街道办事处在分配方案上签字认可，仅是一种指导和监督性质的内部行为，故松阳湖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问题，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承包期到期后，朱求安虽未与天鹅组续签合同，但继续承包诉争渔池，并履行相关承包义务，天鹅组对此并未表示异议，故原承包合同内容继续有效。关于第三个问题，天鹅组是根据村民自治原则，按照民主评议程序，集体讨论后经三分之二以上组民签字制定分配方案，决定将预征补偿款全部予以分配的，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合法，内容也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朱求安主张鱼池开挖补偿费（“增值款”）属其个人所有，分配方案不应将其予以集体分配的意见，因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土地，乙方的渔池开挖费、固定资产投资及青苗补偿费前四年全归乙方所有，在以后的承包期间内渔池开挖补偿费按7：3所有（即甲7乙3），固定资产和青苗补偿仍归乙方所有。现朱求安继续承包渔池，承包合同有效，故渔池开挖补偿费应由天鹅组与朱求安以7：3的比例予以分配，即天鹅组应支付朱求安16.1亩专业渔池在水田征收补偿标准上0.5倍的补偿费用（即增值部分）422625元的30%，即126787.5元（78750元-52500元）×16.1亩×3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天鹅组支付朱求安土地征收补偿款126787.5元；二、驳回朱求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19.69元，由朱求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天鹅组、松阳湖办事处未提交新的证据，朱求安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求安提交证人廖某、贺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其上记载：2002年8月，原国有松阳湖农场撤销改为云溪区永济乡建制时，将原1992年10月31日签订的合同进行了终止，其田地面积重新确权和分配，按乡政府规定的人平0.92亩为基本责任田，其余面积为非责任田进行建档造册，上交费用由村委会直接收取；原擂杨养殖鱼池开发费用及后期升级改造均由养殖户自己投工投劳，村委会未作资金投入。拟证明原承包合同十年期满后已终止，朱求安对水田进行改造都是自己投入，村组没有投入。天鹅组、松阳湖办事处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廖某、贺某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该证据达不到朱求安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根据原审在卷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二审补充查明：1、案涉1994年11月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开篇载明“为了搞活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经农场批准，甲方同意将成片湖田承包给乙方开挖渔池……”。该合同第三条第7项约定，“乙方承包期满后，渔池必须保持竣工时标准的百分之八十，否则渔池的维修及清淤费由乙方负担”。2、朱求安在一审期间曾提交肖平安、朱求安等证人出具的《证明》，其上载明“朱求安……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与杨树港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10年，……开挖的鱼塘每年都有严重的垮塌，10年间已经垮塌到无法继续养殖的程度。……落户于杨树港天鹅组，是土地合法承包人，土地合同十年期满，合同自动终止，所以在2000年12月至2015年将鱼塘升级改造施工是我们搞的。包括：投入人工每年都在680个工日，单价80元/天……红砖用了31万块，单价0.15元/块……瓦用了10万块，单价0.8元/块……水泥用了190吨，单价350元/吨……黄沙卵石用了96车，单价280元/车……租用挖泥船费用30000元。上述材料运费35000元，以上合计340780元整”；拟证明承包期满了后，从2002年12月至2005年，朱求安连续3年对渔池进行了改造。天鹅组认为该证据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且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应采纳该证据。3、天鹅组已将包括本案诉争款项在内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进行了分配，朱求安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得土地补偿款、安置费共计1045000元。4、在1994年11月案涉《承包合同书》签订时，朱求安承包的集体土地是湖田，由于朱求安的投资改造，其承包的集体土地在2017年征收时，政府部门按“专业渔池”78750元/亩的标准给予了土地征收补偿；朱求安认为，若不是其将承包的湖田改造成渔池，在征收时只能按“水田”525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故朱求安将其承包土地按“专业渔池”与“水田”进行征收补偿的差价称之为“增值款”。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朱求安主张的“增值款”应如何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的规定，就案涉湖田改造为渔池的投资，朱求安可依约获得补偿。案涉《承包合同书》第五条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土地，乙方（即朱求安）的渔池开挖费、固定资产投资及青苗补偿费前四年全归乙方所有，在以后的承包期间内渔池开挖补偿费按7：3所有”；现案涉《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十年租赁期限虽已经过，但朱求安此后一直在承包经营直至遭遇征收，天鹅组既未与朱求安签订新的承包合同，也未就朱求安的继续承包提出过异议，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原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并按《承包合同书》的约定确定“增值款”的归属，并无不当。朱求安还上诉称，其在案涉《承包合同书》届满后，持续对渔池进行改造共花费340780元，其一审提交的肖平安、朱求安等证人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一审提交的《证明》”），以及二审提交的廖某、贺某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二审提交的《证明》”）可予证实。本院认为，首先，朱求安二审提交的《证明》，至多证明将湖田改造成渔池由朱求安独自完成、村组未投入的事实，不能说明朱求安在案涉《承包合同书》承包期满后对承包土地的投入改造情况。而朱求安一审提交的《证明》，已超出法定举证期限，且相关证人也未到一审法院接受询问，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在二审过程中，朱求安既未将该《证明》作为新证据提交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说明一审超期提交的理由，故本院对该《证明》亦不予采纳。其次，即使将朱求安一审提交的《证明》作为本案的证据，该《证明》上载明的“（朱求安）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与杨树港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与事实相悖，“瓦用了10万块”，也显然不是渔池改造所需的材料；从朱求安的承包面积16.1亩的角度进行判断，其上载明的“投入人工每年都在680个工日……红砖用了31万块……水泥用了190吨……黄沙卵石用了96车”，也明显不符常理。反之，从该《证明》载明的“合同期10年，……开挖的鱼塘每年都有严重的垮塌，10年间已经垮塌到无法继续养殖的程度”，以及案涉《承包合同书》第三条第7项“乙方承包期满后，渔池必须保持竣工时标准的百分之八十，否则渔池的维修及清淤费由乙方负担”的约定来看，即便朱求安后续对渔池有所投入，也只能认定是其修复、维护渔池以维持生产经营的正常成本。至于松阳湖办事处是否本案被告的问题，本案中，朱求安是对《杨树港社区天鹅组全部预征补偿费分配方案》持有异议，认为该方案将应当归其个人享有的土地“增值款”进行了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使用、分配方案。朱求安将松阳湖办事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朱求安和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97.38元，由朱求安负担7639.38元，由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街道办事处杨树港社区天鹅组负担15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震鹏审判员  刘景镔审判员  王延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