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1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芳，女，195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健，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飞宇，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住所地：四川省井研县研城镇建设路**。 法定代表人：王君，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晏军，四川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桂芳因与被上诉人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以下简称井研园林站）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4民初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桂芳上诉请求：1.撤销井研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4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案涉合同定性应为无名合同，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租赁合同。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租赁合同纠纷。案涉的合同名称为《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涉及刘桂芳投资、建设、经营以及园林站提供场地、收取管理费、到期无偿收回修建形成的不动产等内容。对刘桂芳而言，其合同目的是以投资换取该地段的经营权，而不是租赁权，通过经营收益来回收投资款项并获得收益。对园林站而言，其合同目的是通过刘桂芳投资建设，消除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受益人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具有公益性质。而租赁合同主要涉及出租方提供场地、收取租金以及承租方支付租金、使用场地的内容。租赁合同涉及的是维修义务，而非投资、建设，也不具有公益性质。从合同的内容、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性质看，本案的《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与租赁合同有本质的区别，该合同不是租赁合同，是无名合同。 据此，在2020年5月26日的第二次庭审中，刘桂芳与园林站一致同意将本案的案由由租赁合同变更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经审查同意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但在2020年8月25日的第三次庭审中，一审法院反复无常，将本案的案由又变更为租赁合同纠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已经解除，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刘桂芳以及园林站先后订立了两份合同：2001年10月1日订立的《关于天宫山公园地段租赁协议》，该协议已于2004年2月29日终止；2004年2月29日订立的《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2016年4月1日，园林站向刘桂芳发出了一份《井研县风景园林管理所解除〈关于天宫山公园场地租赁合同书〉的通知》，解除“你与我所之间的关于天宫山公园（小地名：天宫山休闲庄）场地租赁关系”。园林站当庭确认该通知解除的合同是已经终止的《关于天宫山公园地段租赁协议》，并不是《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解除的是一个已经终止的合同，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刘桂芳不能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无视庭审查明的事实，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刘桂芳在接到通知后没有提出异议为由，认定《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于2016年4月1日已经解除，系事实认定错误，严重违反了“意思自治”民事基本原则。更何况刘桂芳以及园林站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并未解除，仍然有效。园林站在第一次庭审中（P10页）指出“当时发通知时，解除的是2001年的协议而不是案涉的合同”；在第二次庭审中（P7页）指出“终止的是2001年的合同，而原告起诉的合同并没有终止，被告没有向原告解除本案案涉合同的意思表示”；在第二次庭审中（P8及9页）指出在回答一审法官“你方认为案涉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时，园林站直接答复“没有”；在第二次庭审中（P12页）指出“被告认为投资建设经营合同是有效的，双方应该继续履行”；在第四次庭审中（P6页）指出“我们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等等，园林站多次强调案涉合同没有解除，仍然有效，要求继续履行。一审法院在当事人双方均认定案涉合同有效、没有解除的情况下，无权直接认定案涉合同已经解除。3.一审法院以没有合法报建手续为由，不予认定刘桂芳的财产损失，与合同约定、合同目的不符。第一，按照合同的约定，刘桂芳投资修建的项目，园林站只有一项要求即美观，没有其他要求。且合同到期后，刘桂芳修建形成的不动产要全部交向园林站，归园林站所有，是实物移交，不是产权移交。住建局在合同上签章，也证实住建局知晓这一点。因此，园林站及其上级主管住建局在符合美观要求的情况下是同意刘桂芳修建的。第二，刘桂芳投资修建的项目，包括堡坎、绿化、设施，设施即包括建筑，没有相应的建筑设施，刘桂芳无法经营获取收益并收回巨额投资，这与刘桂芳与园林站订立合同的目的相悖。第三，刘桂芳的修建行为是在园林站及其主管部门井研县住建局的监管下进行的。特别是园林站的上级主管部门井研县住建局有查处违章建筑的职权，但10多年来其从未干预也从未认定刘桂芳修建的项目是违章建筑。因此，即便没有合法报建手续，其责任也应由园林站全部承担，丝毫不影响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赔偿经营权价值损失的责任。 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在庭审全部结束后，又恢复审判程序。本案在一审法院曾经四次开庭。第一次适用简易程序，第二次、第三次适用普通程序，第四次宣判。在第二次庭审中，双方已经进行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所有的开庭程序已经走完。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2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在第三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然而，在第三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又恢复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损害了刘桂芳的合法权益，程序严重违法。2.一审法院在未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2009.04.27施行）第2条“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第二款规定“对于上述解释条文，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认定案涉合同已经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规定系情势变更原则的内容，从该条的规定看，构成情势变更需同时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发生客观情势的重大变化，以致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是此种重大变化须发生在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三是此种重大变化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亦非因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从而区别于正常商业风险；四是当事人在缔约时尽管无法预见，但又尚未达到不能避免、不可克服之程度，不构成不可抗力。五，必须由当事人提出请求，人民法院才可适用。 由此可见，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有十分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慎重。本案中不应适用该原则，理由如下：第一，《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第5条约定“如果发生政策性的规定改变，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内容”，说明刘桂芳与园林站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了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如果天宫山休闲山庄属于井研县人民政府《关于集中整治天宫山公园环境的通告》的整治范围，处理的方式是双方协商合同变更，排除了任何一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一点与情势变更要件三不符。第二，刘桂芳与园林站均没有以情势变更为由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在一审四次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双方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过适用该规则。因此，无法理解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行适用该规则。这一点与情势变更要件五不符。据此，本案不具备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认定《井研县天宫山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在2016年4月1日已经解除，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四、由于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认定案涉合同已经解除，继而错误认定园林站没有违约行为以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一，刘桂芳在一审庭审中，已经举证证明园林站客观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园林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未到期的管理费、退还投资款、赔偿经营损失。第二，在最后一次庭审中（P6页），被告提出“如果解除，就是堡坎以及硬化的场地按照评估报告的意见，还有就是愿意给付违约金1万元，以及给付20多年的管理费”，园林站明确承认自己有违约行为，且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园林站没有违约行为以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驳回刘桂芳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井研园林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桂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2.判令井研园林站支付刘桂芳违约金10000.00元、退还全部投资款537817.00元、退还剩余24年管理费7200.00元、赔偿刘桂芳评估费11300.00元、赔偿经营权价值损失1684100.00元，共计2250417.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井研园林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宫山公园范围内的土地于1951年土改时由国家正式划拨给井研县国营苗圃作为育苗用地。1990年6月30日，经井研县人民政府批准为井研县国营苗圃，用途为科研用地，其土地所有权性质为国有。1992年5月4日，井研县人民政府作出“井府土（1992）91号”文件，内容为：“同意将建设路下段统征土地中的65亩土地收交县政府，作为公园用地。地价在土地统征费中统筹平衡。公园65亩土地县府暂委托城环局城市风景园林管理所作为苗木花卉培植”。1996年4月17日，井研县人民政府将该地划拨给井研县天宫山公园，用途为公园，其权属性质为国有。2019年3月22日，原园林所因机构改革更名为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 2001年10月1日，刘桂芳与原园林所签订《井研县风景园林管理所关于天宫山公园地段租赁协议》，约定原园林所将天宫山刘桂芳茶庄至上坡到土中壹拾米地段出租给刘桂芳，租赁年限从2001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止，年租金300.00元。2004年2月29日，刘桂芳作为乙方与原园林所作为甲方签订《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合同约定投资建设经营期限36年，即从2004年3月1日至2040年3月1日止。由乙方自主按需分期分批进行投资建设经营，首先约投资16万元现金修筑建设三叉路口山嘴地段，坍塌或滑坡的堡坎、绿化和设施等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地段届址为天宫山公园进园公路与公园环山道相交汇处的三叉路口山嘴起至半山腰平台中止，长径为80米，公路所围绕的山埂。投资建设项目为平台堡坎、沿环山公路靠山边可能滑坡、坍塌的山崖，地面平整硬化、绿化等设施工程。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交纳管理费，管理费以每年三百元计算，36年共计10800.00元。合同到期后，乙方将所投资建设的不动产交甲方所有，在租赁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租赁权。若乙方违约，乙方除向甲方交纳36年管理费外，还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若甲方违约，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和全部投资款，并退还剩余年限的管理费。双方于2001年10月1日签订的《关于天宫山公园地段租赁协议》终止。如果发生政策性的规定改变，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内容。当日，刘桂芳向原园林所缴纳管理费10800.00元，原园林所同时向刘桂芳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刘桂芳茶园场地租用费10800.00元（2004年3月1日至2040年3月1日）”。签订协议后，刘桂芳开始对协议约定的路段进行修建，并转租他人经营并收取租金。2010年3月29日，井研县人民政府作出“井府（2010）17号”文件，同意将原井研县天宫山公园62328.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给井研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井研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后未对天宫山公园内的土地租赁情况予以改变。 2016年3月31日，井研县人民政府发出井府通（2016）1号《关于集中整治天宫山公园环境的通告》，内容为：“一、自2016年4月6日起，禁止机动车辆驶入天宫山公园内（执法车辆和县风景园林所车辆除外）。二、公园内的违法占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等违法行为，限期自行纠正；逾期未自行纠正的，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取缔。”2016年4月1日，原园林所向刘桂芳及场地实际使用人发出《井研县风景园林管理所解除的通知书》，内容为：“根据2004年2月29日你与我所签订的《井研县风景园林管理所关于天宫山公园场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原租赁合同定于2040年3月1日到期。但根据井研县人民政府关于天宫山的总体规划要求和整体改造决定及双方的合同约定，经我所办公会研究决定：解除你与我所之间的关于天宫山公园（小地名：天宫山休闲山庄）场地的租赁关系，请你于2016年4月30日之前将租赁物腾空并恢复租赁物原状交还我所。”刘桂芳收到通知后，未对解除合同一事提出异议，只是通过信访和其他方式多次向相关部门递交书面材料，表示自己愿意配合政府的工作，但对解除合同后的赔偿事宜要求进行处理。由于经过信访后未果，刘桂芳于2020年3月13日诉来该院，请求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刘桂芳提交四川万年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报告书及评估费发票各两份，拟证明因井研园林站的违约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井研园林站认为评估报告是未经过井研园林站的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评估，且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当，对违法建筑的收益进行了评估，该报告不客观真实，故评估报告不应被采信。该院认为（2019）第12-2评估报告中对无权属证书的建筑物的投资修建损失予以确认，不具有合法性，该院对该评估报告中不涉及到无权属证书建筑物的修建部分的投资价值成本予以确认。（2019）第1-2评估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该院对该评估报告及其鉴定费发票不予采信。 该院在审理过程中向井研园林站井研园林站释明,如双方签订的《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被认定为已经解除或依法判决解除,井研园林站是否在该案中要求刘桂芳返还租赁物。井研园林站井研园林站表示要求刘桂芳返还其租赁土地，刘桂芳表示同意在解除合同后向井研园林站返还租赁土地的使用权。 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由应如何确定；2.《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是否已解除，刘桂芳要求解除合同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刘桂芳的损失应如何计算。 一、关于案由的确定问题。本案在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庭审中，刘桂芳认为本案属于投资经营合同而非租赁合同纠纷，由于对投资经营合同没有具体的规定，故应确定为合同纠纷。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条“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之规定，租赁合同是指承租人利用租赁物使用和收益并支付租金的合同，出租人对租赁物有维修的义务，但是承租人同意自行维修的除外。本案原井研园林站双方曾于2001年签订了天宫山公园地段租赁合同，用于刘桂芳经营茶庄。租赁期间由于租赁的地段地质疏松风化、坍塌，存在安全隐患，为保证游人和行人安全，原井研园林站双方于2004年2月29日签订一份《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对承租人刘桂芳在租赁地段修建堡坎及绿化等相关条款进行了约定，对租赁期限进行了调整，但对租赁地段的租金并没有进行调整。重新签订合同后，出租人原园林所出具给刘桂芳的收据载明的收款项目依然为“茶园场地租用费”。虽然《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的名称不是租赁合同，但实际上仍然属于租赁合同的性质。在该合同中，双方对之前的租赁合同内容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对租赁物的维修、增设和改善的义务约定由承租人刘桂芳自己履行。承租人刘桂芳对承租地段进行硬化、绿化、修建设备等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的，各项设施的修建和完善目的是为了刘桂芳茶庄更好的经营，而非与井研园林站合伙进行投资建设。承租人刘桂芳经出租人允许对租赁的地段进行维护和修缮，从而减少安全隐患，保障游人和行人安全，同时获取最大的经营收益，与其他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为了自己的经营需要对租赁物进行装修和添附设施的性质并无不同。总之，就合同性质来讲,本案涉案合同虽然名为投资修建经营合同,但从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看,井研园林站既没有参与刘桂芳的经营管理,也未分享经营收益及承担经营亏损,井研园林站收取的管理费仅是根据占用的土地面积向刘桂芳收取的土地占用费;刘桂芳的投资修缮行为主要是为自己的经营进行基础设施改建，且井研园林站收取的管理费金额也没有超过之前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金额，其交纳的管理费性质实质上是租金性质，故本案性质应为租赁而非投资建设经营。其次，租赁合同纠纷又分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车辆租赁合同纠纷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国家或集体把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者支付租金的合同产生的纠纷。本案涉案土地为国有土地,井研园林站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刘桂芳使用时，该地段上没有任何建筑物，刘桂芳在租下地段后才根据自己的需要修建了游乐设施和部分建筑物，因此本案更符合土地租赁的法律特征。本案属于合同名称与合同实际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不一致的情形,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类型和案由。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二、关于《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是否已解除以及刘桂芳要求解除合同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刘桂芳认可井研园林站于2016年4月1日向自己发送的《井研县风景园林管理所解除的通知》是针对本案涉案合同的解除,也认可双方之间除了《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外未再签订其他合同，但是主张由于井研园林站发送的通知上将合同名称写错,故解除对象错误，因此不发生解除《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的效力，通知所解除的合同是一份不存在的合同。该院认为，判断是否具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上进行机械的理解，应结合意思表示针对的对象、目的以及产生的后果综合进行判断。本案原井研园林站之间签订的《井研县风景园林管理所关于天宫山公园地段租赁协议》已被2004年2月29日签订的《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约定终止。双方除了《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外再未签订其他任何合同。井研园林站向刘桂芳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的内容除了合同名称不是《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其他所有内容都是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的内容，包括合同签订时间、承租人信息、合同期限、租赁地段等内容均属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且刘桂芳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后并没有对该解除通知提出异议，只是通过信访和其他方式不断向相关部门主张赔偿，在其向该院提交的书面反映材料中也表示其愿意服从管理、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刘桂芳按通知的内容停止了一切经营活动。刘桂芳在异议期内没有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确认通知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反而以其实际行为接受了井研园林站发出的解除通知，应视为原井研园林站双方已解除了涉案合同。既然双方签订的《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已于2016年4月1日经通知解除，因此刘桂芳已失去要求解除合同的基础。至于井研园林站认可该案涉案合同并未解除，以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由于井研园林站已向刘桂芳发送解除通知，通知送达刘桂芳时已生效，井研县人民政府井府通（2016）1号《关于集中整治天宫山公园环境的通告》至今也未被撤销，继续履行合同已无法达到合同目的，故该院对井研园林站的主张不予支持。该院确认《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于2016年4月1日已解除。 三、关于刘桂芳的损失应如何计算的问题。首先，《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租赁合同,但是其租赁期限长达36年，因此超过最长租赁期限20年的部分约定无效。其次，刘桂芳认为井研园林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导致自己提出解除合同，一切损失包括剩余年限经营权价值损失均应由井研园林站承担。井研园林站主张自己并无违约行为，且合同可以继续履行，故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该院认为，对刘桂芳损失的计算首先要确定井研园林站是否有权行使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那么本案中井研园林站在通知刘桂芳解除合同时是否具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是判断本案井研园林站是否有违约行为的关键。本案原井研园林站双方签订的《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约定如果发生政策性的规定改变，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内容。2016年3月31日，井研县人民政府发出井府通（2016）1号《关于集中整治天宫山公园环境的通告》，井研园林站是基于该通告向刘桂芳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井研园林站对解除合同也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涉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井研县人民政府发出通告，要求整治天宫山公园，禁止机动车驶入天宫山公园，并对公园内的违法占地、违法建筑和违法经营等违法行为强制取缔。因此属于原井研园林站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因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形。该客观情况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这种合同风险显然也不属于普通的商业风险。虽然合同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政府政策调整属于情势变更情形,但如果确实因政府政策的调整,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然属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因此,应该认定本案的情形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井研园林站是在情势变更的情形下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不属于违约行为，井研园林站的解除通知到达刘桂芳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刘桂芳未在异议期间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异议，视为接受解除合同的后果，因此原井研园林站双方已解除租赁合同。再次，刘桂芳主张的损失包括违约金10000.00元、投资款537817.00元、剩余24年管理费7200.00元、评估费11300.00元、剩余年限经营权价值损失1684100.00元，共计2250417.00元。该院认为，本案并非因为合同一方存在主观过错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在双方对因合同解除发生的损失如何处理不能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处理。对于刘桂芳的损失,应该遵循填平原则,即刘桂芳因为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应当予以补偿。对于其尚未发生的经营,刘桂芳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予以支撑。该院对刘桂芳的各项损失支持与否分析如下：（1）违约金的计算。如前所述，该院认定井研园林站解除合同不是违约解除，而是因情势变更行使解除权，因此既然井研园林站不存在违约行为，那么刘桂芳主张井研园林站支付违约金无据可依，该院对刘桂芳要求井研园林站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2）退还全部投资款537817.00元的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该案涉案合同的解除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调整引发的,原井研园林站双方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均无过错，但是刘桂芳对租赁地段的投资款系其实际产生的费用，可以要求退回。刘桂芳为支持其主张，单方委托四川万年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其在天宫山休闲山庄的原始投入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该事务所以2004年3月31日和2010年1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刘桂芳投入资产价值评估为537817.00元。但是在该评估报告的资产价值评估明细表中，确定刘桂芳的投入共分为26项，其中第1项至第7项的投入均明确载明为无权属证书的建筑物，共计投资金额为260343.00元，以上投入修建的部分为建筑物，建筑物的修建需向相关部门履行报批手续后方能修建，由于该部分建筑物的修建没有履行合法的报建手续，且原井研园林站双方的合同上只允许刘桂芳进行堡坎、绿化和硬化路面等，刘桂芳超出合同约定允许修建的无权属证书建筑物的部分属于自行修建，不应该由井研园林站承担该部分的损失。该院对评估报告资产价值明细表1至7项的投入价值不予认可。评估报告资产价值明细表第8至26项共计277474.00元，属于刘桂芳为经营山庄进行的合理修建，井研园林站虽对评估报告持有异议，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也没有申请重新评估，因此该院对该评估报告第8项至第26项的资产价值277474.00元予以确认。（3）退还剩余24年管理费7200.00元的主张。由于原井研园林站双方对合同的解除均无过错，现已无法达到合同履行的目的，因此刘桂芳要求退还剩余管理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是该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4月1日，因此合同约定的剩余年限只有23年零11个月，应退还的管理费金额为7175.00元。（4）刘桂芳要求井研园林站赔偿其剩余年限经营权价值损失1684100.00元的主张。该院认为，刘桂芳对经营权价值损失的主张实际上是可得利益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包括可得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是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为基本前提的,其法理在于对违约负有责任的一方不能在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同时,反而因违约行为获得不当利益。本案的情形不符合适用过错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应适用该条法律规定。本案并非因为合同一方存在主观过错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因此刘桂芳主张赔偿尚未进行的经营收入，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对刘桂芳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5）评估费的计算问题。刘桂芳为了对资产投入价值产生评估费5300.00元，由于该院对资产投入价值确认为277474.00元，因此评估费损失确认为2734.41元。该院对刘桂芳剩余年限经营权收入未予支持，故刘桂芳为评估经营权收入产生评估费6000.00元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确认刘桂芳的损失为投资款277474.00元、剩余年限管理费7175.00元、评估费2734.41元，共计287383.41元。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刘桂芳与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签订的《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于2016年4月1日解除；二、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补偿刘桂芳投资款277474.00元、退还刘桂芳剩余管理费7175.00元，支付刘桂芳评估费2734.41元；三、刘桂芳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内将《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约定的租赁土地腾退给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四、驳回刘桂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04.00元，刘桂芳负担21636.48元，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负担3167.5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刘桂芳委托四川万年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2019）第12-2号评估报告，结论为：第一次投入的资产在2004年3月31日和第二次投入的资产在2010年1月31日，委估资产合计评估价值为537817.00元，报告所付《资产价值评估明细表》共计26项，其中第1-7项为无产权证的建筑物，刘桂芳为该次评估支出评估费5300.00元。刘桂芳同时委托四川万年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2020）第1-2号评估报告，结论为：委托方申报的位于井研天宫山公园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剩余经营年限的经营权评估价值为168.41万元，刘桂芳为该次评估支出评估费6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本案所涉《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的性质。本院认为，从该合同内容反映，刘桂芳的合同义务为按需分期分批对天宫山公园内地段进行投资建设经营，首先对三叉路口山嘴地段岩层进行修建并经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刘桂芳向井研园林站一次性交纳36年的管理费，其合同权利为进行经营的权利，合同到期后乙方（刘桂芳）将所投资建设的不动产交向甲方（井研园林站）所有，在租赁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租赁权。上述合同内容表明刘桂芳在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从事经营活动并向井研园林站交纳管理费，双方应为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至于合同中约定刘桂芳“投资修建该段堡坎及绿化设施等工程项目，…按照谁投资、谁受益，风险与利益共存，实行地段包干建设经营原则”，刘桂芳投资建设并享有带来的利益，其实质是合同另行约定由承租人对租赁土地的维护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二.案涉《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是否已经《通知》解除，刘桂芳请求解除案涉合同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2016年4月1日，原园林所向刘桂芳及场地实际使用人发出的《解除〈关于天宫山公园场地租赁合同书〉的通知》，指向的是2004年2月29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但该日期双方仅签订了案涉《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并无其他合同关系，结合上述《通知》所描述的合同期限与《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中的合同期限一致，故可以认定原园林所意欲解除的就是案涉《井研县天宫山公园部分地段投资建设经营合同》，而非2001年10月1日双方之间形成的且已被终止的《关于天宫山地段租赁协议》，《通知》中所称“关于天宫山公园场地租赁合同书”仅为笔误。原园林所所持解除理由为“根据井研县人民政府对天宫山总体规划要求和整体改造决定”，诉讼中陈述其解除依据即是井研县政府井府通（2016）1号文件中对天宫山公园环境“违法占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的集中整治，该解除原因应为政府政策原因。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的规定，民法理论中不可抗力包含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原园林所2016年4月1日《通知》所持解除原因为政府行为，其实质上是以不可抗力事由通知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刘桂芳收到通知后并无异议并停止经营活动，亦未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过诉讼，故案涉合同已于2016年4月1日发生解除效力。刘桂芳在本案一审中以原园林所发出《通知》存在严重违约故此解除合同，不符合本案事实，且在合同已通知解除情形下又在诉讼中提出解除合同亦无实际意义，故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井研园林站在一审诉讼中表示案涉合同“没有解除，要求继续履行”，明显和诉前《通知》中所持立场相悖，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其陈述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三.关于刘桂芳一审请求井研园林站赔偿的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虽然案涉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解除，但刘桂芳因投资建设进行堡坎、绿化受到了损失，井研园林站并因此受益，故应承担赔偿责任。刘桂芳一审主张的损失为：1.违约金10000元。基于井研园林站通知解除案涉合同的原因实质是政府行为的不可抗力因素，非违约行为所致，故不承担违约责任。2.退还全部投资款537817.00元。其依据为刘桂芳自行委托四川万年资产评估事务所（2019）第12-2号评估报告书中的资产价值评估明细表，共计26项，其中第8至26项共计277474.00元损失已获一审判决认定和支持。第1-7项系无权属证书的建筑物，共计投资金额260343.00元。本院认为，第1-7项财产均为刘桂芳或其实际承租人在2010年1月建造的未履行报建手续自行修建的无产权证的建筑物，因刘桂芳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就是取得公园部分地段的经营权，经营茶楼等项目，必然要建造符合经营目的的地上建设物，对此原园林所应为明知。故合同中约定“合同到期后，乙方将所投资建设的不动产交向甲方所有”包含了为经营建造的地上建筑物，该部分损失亦应由井研园林站予以赔偿，故前述评估报告中1-26项财产损失（合计537817.00元），以及为此支出的评估费5300.00元，均应由井研园林站承担赔偿责任。3.退还剩余24年管理费7200.00元。因本案合同实际履行至2016年4月1日，尚余合同年限为23年零11个月的管理费7175.00元已获一审判决支持，故本院不再审议。4.剩余年限的经营权损失1684100.00元。其依据为刘桂芳自行委托四川万年资产评估事务所（2020）第1-2号评估报告书。本院认为，该部分损失性质上为可得利益损失，是违约行为的责任范围，而本案合同的解除系因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刘桂芳主张该部分损失，以及因该评估支出的评估费60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因此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确认井研园林站应承担刘桂芳的损失为：投资款损失537817.00元、评估费5300.00元、剩余年限（23年零11个月）管理费7175.00元、合计550292.00元。其余损失不予支持。 四.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做了列举性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开庭审理所作的调查、辩论等程序设置，并不排斥在司法审判中法定辩论终结后，人民法院认为仍有案件事实需要进一步查清从而再次开庭恢复法庭调查等程序，该做法并未违反上述解释规定，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一次性解决纠纷，故刘桂芳上诉认为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桂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4民初3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4民初3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 三、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刘桂芳损失共计550292.00元； 四、驳回刘桂芳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4804.00元，由刘桂芳负担20000.00元，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负担480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4.00元（刘桂芳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桂芳负担20000.00元，井研县风景园林管护工作站负担480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金伟 审 判 员 李 艳 审 判 员 杨梅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唐燕群 书 记 员 刘佳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