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西区************************。法定代表人：WUHUALONG（吴华龙），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会，河北榆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祝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以下简称鞍钢材料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5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祝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鞍钢材料厂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司法鉴定费用由鞍钢材料厂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庭审程序违法、同一法定情形采用不同判案标准，判决祝邦公司欠鞍钢材料厂1032882.5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枉法裁判，未审先判。1．一审判决书自相矛盾。祝邦公司在2019年8月11日的《司法鉴定申请书》中明确说明是所谓“发货单”中的任意一份进行公章司法真伪鉴定，但在2019年8月30日的庭审中被审判人员要求指定一份鉴定，判决书中却以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司法鉴定申请不存在关联性、不具备普遍性而不予准许。2．一审判决书有意混淆当时是员工和是员工签收的概念。祝邦公司从未认可“发货单”是刘峰和马跃签收的。3．一审法院进行了两次开庭，是因为祝邦公司在2019年8月31日的《代理词》中找到了五个证据，证明鞍钢材料厂和其代理人联合造假，代理人崔益民是伪造的员工，系河北秦皇岛基层法律工作者。且一审法院采用了伪造的证据。4．一审法院未审先判再次开庭只是走过场。2019年8月30日的庭审理应无效，而在2019年11月14日的庭审中祝邦公司并没有指定要鉴定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故一审判决书中关于鉴定该“发货单”的所有对祝邦公司不利的陈述是虚假陈述。此外，祝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丽丽、鞍钢材料厂原代理人崔益民没有参加2019年11月14日的庭审，一审判决书中却写郭丽丽到庭参加诉讼，且第5至7页陈述大都来自于2019年8月30日无效的庭审及崔益民的非法证词。二、一审审判人员未保持中立，同一性质法律情形采用不同的判案标准。鞍钢材料厂、一审审判人员以《司法鉴定申请书》过了举证期为由不同意鉴定，但所谓“发货单”、“供销合同”即使过了举证期也被一审法院采纳作为证据。三、一审法院判祝邦公司败诉所采用的主要证据“耐火材料买卖合同”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因鞍钢材料厂无法举证证实该无效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是缺当事人签字盖章的无效合同，依法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四、一审法院采用的主要证据所谓“供销合同”和“发货单”是过了举证期、未经质证的，不能作为证据来计算所谓祝邦公司欠鞍钢材料厂货款。五、一审判决书所述祝邦公司欠鞍钢材料厂货款1032882.5元没有依据，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举证责任在鞍钢材料厂，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书中以鞍钢材料厂已经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祝邦公司为由，证明双方进行了结算及祝邦公司欠鞍钢材料厂1032882.5元不合法。一审中负有举证责任的鞍钢材料厂既无法举证，又无法计算出其诉讼请求的所谓欠款，而“发货单”和发票上的数据相差甚远。增值税专用发票既不能作为付款依据，也不能作为收货依据，更不能作为结算清单。六、一审判决书中以“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明祝邦公司欠鞍钢材料厂货款不合法。本案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和对所谓“耐火材料买卖合同”、“供销合同”、“发货单”是否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作为证据的事实认定，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合法的所谓证据中的数据也不能作为货款计算依据，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中的货物吨位、单价也不能作为计算欠货款的依据。七、一审法院对本案司法鉴定举证责任本末倒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和“发货单”具有真实性的鞍钢材料厂应承担不进行司法公章真伪鉴定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让祝邦公司承担鞍钢材料厂本应承担的举证不力后果，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鞍钢材料厂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鞍钢材料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祝邦公司给付鞍钢材料厂货款1149157.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罚息，从2015年7月1日计至付清之时止)；2．诉讼费由祝邦公司负担。诉讼期间，鞍钢材料厂变更第1项关于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起日为2016年7月23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鞍钢材料厂、祝邦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签订《供销合同》，鞍钢材料厂为供方，祝邦公司为需方，由鞍钢材料厂提供耐火材料给祝邦公司，用于祝邦公司承包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的中间包修缮工程。其中合同第一条约定了产品名称、单价等，其中材料涂抹料每吨为2250元，干式料每吨为2200元，火泥单价为每吨为4500元；第四条约定了订货及结算方式，即需方提供月计划，供方按月计划组织生产安排发货。供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结算，货物到达后当月20日之前挂账，次月需方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付款。2014年12月30日，鞍钢材料厂、祝邦公司又签订《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双方对产品名称、单价等进行了约定，其中材料涂抹料每吨为2150元，干式料每吨为2200元；结算方法：凭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7％）以及买方2#、3#中包耐材使用情况报告证明书结算，具体根据韶钢炼钢部的2#、3#中包使用情况报告证明书（使用证明书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结算，次月25日前结算本次实际使用量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合同签订后，鞍钢材料厂将耐火材料运输至祝邦公司的指定地点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供货至2015年6月24日止。每次供货，祝邦公司均在鞍钢材料厂提供的发货单“收货单位公章”栏上盖章确认，而且祝邦公司员工刘峰、马跃还在发货单“签收人”栏上签名。之后，鞍钢材料厂根据其供货单，于2015年5月29日给祝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596050元（含税款），包括材料挡渣墙23.8吨、挡渣墙54.3吨、冲击砖7.54吨、干式料80吨、涂抹料46吨；2015年6月27日给祝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298450元（含税款），包括材料永久衬浇注料24.5吨、火泥1吨、干式料57吨、涂抹料50吨；2016年7月22日给祝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494657.5元（含税款），包括材料渣墙6.78吨、干式料146.1吨、涂抹料68.75吨。祝邦公司收到鞍钢材料厂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入了账和抵扣了税款。祝邦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11日、2015年10月21日、2016年8月31日转账付款100000元、80000元、60000元给鞍钢材料厂，共支付240000元，转账用途备注为货款。鞍钢材料厂认为祝邦公司尚欠其货款1149157.5元，经鞍钢材料厂催收未果，乃引起诉讼。另查明，在2015年3月18日，祝邦公司退涂抹料8.5吨，干式料15.5吨；同年3月19日，祝邦公司退干式料27吨；同年7月1日，祝邦公司退火泥1吨。涂抹料每吨为2150元，干式料每吨为2200元，火泥每吨为4500元。上述退货材料款共为116275元，鞍钢材料厂对上述退货亦确认。还查明：祝邦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刘峰、马跃是其时任员工。经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调查，鞍钢材料厂于2015年5月29日给祝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596050元，祝邦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向税务部门申请认证，认证结果为“认证相符”；鞍钢材料厂于2015年6月27日给祝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298450元，祝邦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申请认证，认证结果为“认证相符”；鞍钢材料厂于2016年7月22日给祝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494657.5元，祝邦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申请认证，认证结果为“认证相符”。庭审中，祝邦公司否认鞍钢材料厂提供的《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发货单上祝邦公司的章印的真实性，并于2019年8月3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申请书，申请对鞍钢材料厂提交的“发货单”中的任一份所加盖的祝邦公司的公章进行真伪鉴定。经一审法院向其释明，祝邦公司确认要求对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的公章进行真伪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鞍钢材料厂、祝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是买卖是否结算，祝邦公司尚欠鞍钢材料厂多少货款；三是是否对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的祝邦公司的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关于焦点一，鞍钢材料厂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祝邦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鞍钢材料厂为其主张提供了《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发货单以及祝邦公司付货款的转账凭证，祝邦公司确认转账付货款给鞍钢材料厂并收到鞍钢材料厂开具的涉案的三张增值税发票且已入账和抵扣税款的事实，否认曾与鞍钢材料厂签订《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否认《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和发货单上的祝邦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根据鞍钢材料厂提交的“发货单”，上面不仅有签收单位即祝邦公司的印章，还有签收人马跃或刘峰的签名，祝邦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了马跃和刘峰是当时其公司员工，可以证明祝邦公司确已收到鞍钢材料厂的货物。结合祝邦公司确认已付240000元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鞍钢材料厂、祝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二，根据鞍钢材料厂、祝邦公司签定《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的约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结算方法是供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7％）一票结算，次月需方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付款。由此而知，双方的结算方式是以祝邦公司签收的供货单数量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一票结算，既然鞍钢材料厂已经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祝邦公司，可以证明双方买卖已经结算。鞍钢材料厂为其主张提供了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祝邦公司应支付货款总额为1389157.5元，已支付240000元，尚欠1149157.5元，祝邦公司否认双方已结账，但确认收到鞍钢材料厂上述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入账和抵扣税款。上述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税务部门进行了认证。故鞍钢材料厂主张祝邦公司尚欠其货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应扣除祝邦公司已退货的材料款116275元，即1032882.5元＝（1149157.5元-11627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祝邦公司应支付货款1032882.5元给鞍钢材料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鞍钢材料厂于2016年7月22日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要求祝邦公司从2016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罚息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祝邦公司对鞍钢材料厂提交的《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12张发货单上的祝邦公司的公章以及《供销合同》上的法定代表人郭丽丽的签名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否认与鞍钢材料厂签订《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且接收了12张发货单上的货物的事实。祝邦公司虽然申请对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的公章进行鉴定，但是某一份发货单的公章是否真实与《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的印章和其余发货单的公章是否真实不存在关联，即使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的公章经鉴定是伪造的，也不能因此否定《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和其余发货单的公章的真实性。退一步讲，涉案货单都有祝邦公司员工刘峰、马跃的签名确认，亦能证明祝邦公司已经收到货物的事实，所以，祝邦公司提出鉴定的申请，与实体处理没有影响，故没有鉴定的必要。据此，对于祝邦公司对2015年3月18日的发货单的公章进行真伪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祝邦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欠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货款1032882.5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给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并从2016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92元，由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负担1700元，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792元。公告费260元，由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祝邦公司提交了3组证据：证据1．催款函，拟证明祝邦公司和秦皇岛首耐高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耐公司）合作，在韶钢承包中间包维修技术服务，首耐公司至少开出110728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2．首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拟证明首耐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427270元，因此，祝邦公司缺少1381530元的货款无法抵扣，因缺少发票抵扣，才会去抵扣鞍钢材料厂所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89157.5元；证据3．（2017）粤02民终177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首耐公司和祝邦公司之间应付款增值税开票额应为2808800元。鞍钢材料厂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3组证据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更何况其与首耐公司是两个独立、互不相干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财务制度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其向祝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双方协商结算的最后结果。鞍钢材料厂向本院提交了《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与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对账单》、《情况说明》、《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出库单》，祝邦公司对以上材料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鞍钢材料厂向本院提交了《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与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对账单》以列明送货情况，该对账单中，鞍钢材料厂主张其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向祝邦公司共发送耐火材料共585.77吨，货款总额为1508234元。其中，2014年9月16日发送共73400元耐火材料；2014年10月17日至2014年10月18日发送共200424元耐火材料；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6月24日发送共1234410元耐火材料。鞍钢材料厂同时称后经双方结算及商量后，双方确认结算金额为1389157.5元，并开具了三张增值税发票总计1389157.5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针对祝邦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鞍钢材料厂与祝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祝邦公司需向鞍钢材料厂支付货款的金额问题。一、关于焦点一，鞍钢材料厂主张其与祝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发货单以及祝邦公司付货款的转账凭证、三张增值税发票等材料予以佐证，结合祝邦公司确认已向鞍钢材料厂支付240000元货款的事实，应认定鞍钢材料厂、祝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分别于2014年9月16日和2014年12月30日先后签订了《供销合同》、《耐火材料买卖合同》，其中《供销合同》为试验产品合同。二、关于焦点二，鞍钢材料厂系以其向祝邦公司出具的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1389157.5元作为结算金额，并主张祝邦公司支付货款1389157.5元。祝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鞍钢材料厂是否已向祝邦公司交付耐火材料，以及交付耐火材料的实际金额，不能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载明的商品名称及金额作为认定依据，而应结合双方的约定和其他证据材料予以考量。鞍钢材料厂称其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向祝邦公司共发送货物共计585.77吨，金额共计为1508234元，但后经双方结算及商量后，双方确认结算金额为1389157.5元，并开具了三张总计1389157.5元的增值税发票，同时，鞍钢材料厂提供了《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与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对账单》及《出库单》以反映其发货的具体情况。对于鞍钢材料厂于2014年9月16日交付73400元耐火材料的主张，在《供销合同》中，双方约定鞍钢材料厂于2014年9月30日前可发货到钢厂，同时，鞍钢材料厂所主张的该日送货产品的种类、数量及金额与双方在《供销合同》中约定的产品名称、数量及金额一致，且在《供销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系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结算，而该金额在鞍钢材料厂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以内，根据双方的约定，本院对鞍钢材料厂关于其于2014年9月16日已向祝邦公司发送共计价值为73400元的耐火材料的主张予以采信。对于鞍钢材料厂于2014年10月17、18日交付共计200424元耐火材料的主张，如上所述，鞍钢材料厂于2014年9月16日已根据《供销合同》向祝邦公司交付足额耐火材料，而双方系于2014年12月30日才签订《耐火材料买卖合同》，鞍钢材料厂并未提供证据反映双方于2014年10月17、18日有关于耐火材料进行买卖、送货的约定，同时，鞍钢材料厂亦未提供送货单等足以证实祝邦公司已收到其200424元耐火材料的证据，故鞍钢材料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鞍钢材料厂于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6月24日交付共计1234410元耐火材料的主张，虽然双方于2014年12月30日才正式签订《耐火材料买卖合同》，但是鞍钢材料厂提供了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的发货单和出货单，在上述送货单据中，祝邦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签收确认，根据鞍钢材料厂提供的送货单据显示，鞍钢材料厂于该期间已向祝邦公司交付耐火材料共计1234410元，因此，本院确认鞍钢材料厂于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6月24日已向祝邦公司交付1234410元耐火材料。综合鞍钢材料厂的送货情况，应认定鞍钢材料厂已向祝邦公司交付耐火材料共计1307810元（73400元+1234410元=130781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祝邦公司应向鞍钢材料厂支付货款共计1307810元，因祝邦公司已支付货款240000元，且祝邦公司在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合意退还了价值116275元的耐火材料，故祝邦公司还需向鞍钢材料厂支付货款951535元（1307810-240000-116275=951535元）。一审法院对货款金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根据鞍钢材料厂的诉请，结合双方的约定和鞍钢材料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及双方的履行情况，认定祝邦公司需自2016年7月23日起向鞍钢材料厂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不妥，但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故本案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逾期付款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罚息利率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逾期付款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二审期间，祝邦公司申请对5张发货单据中“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鞍钢材料厂共提交了12张发货单据，该12张发货单据除加盖了“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外，还有祝邦公司员工刘峰、马跃的签名确认，故该5张发货单据所盖的公章是否为祝邦公司公章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祝邦公司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祝邦公司在一审期间提出的对12张发货单据中任选一张发货单据的“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祝邦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5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二、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向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支付货款95153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951535元为基数，其中，自2016年7月23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础，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均参照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492元，由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负担2836元，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656元。公告费260元，由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492元，由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负担2836元，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6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惠州大亚湾祝邦科技有限公司预交16492元，由本院予以退回2836元。鞍钢民企耐火材料厂应向本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8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焦晓巍审 判 员 神玉嫦审 判 员 赖洁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龙 娟书 记 员 刘宇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