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湘0511行初269号 原告曾旭，男，198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邵阳市双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军松，湖南大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人民政府陈桥村。 法定代表人王武。 被告邵阳市大祥区民政局，住所地邵阳市敏州西路大祥区政府内。 法定代表人贺兼勇，该局局长。 第三人沈阳梅，女，198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邵阳市大祥区。 原告曾旭诉被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蔡锷乡政府）、邵阳市大祥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大祥民政局）、第三人沈阳梅婚姻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旭诉称，2020年5月21日，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以原告系第三人沈阳梅配偶为由要求协助执行其名下房产时，原告才知晓第三人于2003年7月28日与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的“曾旭”进行了婚姻登记并领取了湘邵大蔡字第230号《结婚证》。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仅为男女朋友关系，根本没有与第三人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也未同第三人一起到婚姻登记处申请结婚登记，户籍中的婚姻状态栏显示原告为未婚，且原告于1983年11月2日出生，2003年7月28日进行婚姻登记时尚不满20岁，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经向公安机关查询并不存在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的“曾旭”。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审查不严，注册登记有瑕疵。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蔡锷乡政府于2003年7月28日办理第三人沈阳梅与“曾旭”（身份证号码：430502198011××××）湘邵大蔡字第230号《结婚证》。 被告蔡锷乡政府、大祥民政局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第三人沈阳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03年7月28日，第三人沈阳梅与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的“曾旭”到蔡锷乡政府办理婚姻登记。蔡锷乡政府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等证据为双方颁发了结婚证。此后，第三人生育了三个小孩，在以第三人为户主的户口信息中显示，三个小孩的父亲为“曾旭”。另查明，原告曾旭系1983年11月2日出生，其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原告目前婚姻状况为未婚。 另外，2020年7月14日曾旭就大祥民政局、沈阳梅婚姻行政登记一案曾经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起诉的事实和本案诉讼的事实基本一致，该次起诉曾旭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大祥民政局于2003年7月28日办理第三人沈阳梅与“曾旭”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及出具的湘邵大蔡字第230号《结婚证》无效。2020年8月19日本院作出(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给第三人沈阳梅及“曾旭”办理婚姻登记的行政机关虽然是蔡锷乡政府，但该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职权已变更至被告大祥民政局，由大祥民政局继续行使该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职权，且第三人及“曾旭”的婚姻登记档案材料均已移送至大祥民政局保管，故大祥民政局系本案适格被告。 结婚是男女双方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但该规定旨在通过行政权的介入对男女双方是否具备结婚的真实意愿及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进行确认和公示，以贯彻我国的婚姻政策，其基础仍是双方建立夫妻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正是基于此，法律给予在结婚登记程序中存在瑕疵引发争议的，除非婚姻双方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进而应予确认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外，一般结婚登记瑕疵并不当然导致婚姻关系的自始无效，而应当视情形采取补正等措施予以解决。本案原告虽然诉称其与第三人仅是男女朋友关系，无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也不肯定是否为第三人三个小孩的父亲。但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第三人户口登记信息上三个小孩的父亲为“曾旭”，在人民法院执行其财产时才提出本案诉讼，难免让人产生合理怀疑，且原告于1983年出生，户籍信息中婚姻状态为未婚，其在起诉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是与第三人沈阳梅缔结婚姻的“曾旭”（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即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起诉的初步证明标准，缺少基本的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2003年7月28日，人民法院对原告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曾旭的起诉。现在，该行政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法律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曾旭就被告大祥民政局、第三人沈阳梅婚姻行政登记一案已经向本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虽然本次起诉原告曾旭增加了蔡锷乡政府作为被告，但是，（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明确大祥民政局系湘邵大蔡字第230号《结婚证》适格被告，故本次起诉原告曾旭增加了蔡锷乡政府作为被告无实质意义；另外，本案中原告曾旭虽然诉称经向公安机关查询并不存在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的“曾旭”，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明确原告曾旭在起诉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是与第三人沈阳梅缔结婚姻的“曾旭”（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即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起诉的初步证明标准，缺少基本的事实根据。因此，原告曾旭的本次起诉仍然属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另外，原告本次提起的是撤销之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9号判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四项条件，即具有原告资格、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条件还应包括起诉期限在内。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了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的状态，面临随时可能被撤销或变更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随之发生变化不确定，导致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本案中，湘邵大蔡字第230号《结婚证》于2003年7月28日作出，原告于2020年10月14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已经远远超出起诉期限。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曾旭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给原告曾旭。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建锋 人民陪审员  祝 芳 人民陪审员  李梅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黄诺西 代理书记员  陈海舟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