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4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德添，男，198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广俊，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超，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雁，女，198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京海，男，196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上诉人梁德添因与被上诉人何雁，原审被告李京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8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德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雁向梁德添偿还借款本金191533元及利息（利息以19153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4月1日起计至清偿本息之日止）；2.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均由何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梁德添未提供证据证实，其通过信用卡刷卡消费的30多万元及以支付宝方式支付给广州未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珀公司）的2万多元是出借给何雁的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关于信用卡消费的30多万元。梁德添制作的《梁德添与何雁账户之间的资金来往记录》《补充聊天记录第1册》《补充聊天记录第2册》以及梁德添提供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账单（尾号186l，2018年6月-9月）等证据，足以证实信用卡消费的款项系梁德添出借给何雁的借款。2018年6月至12月间，梁德添刷信用卡消费累计达38万多元，虽梁德添于一审中并未向法院提交全部信用卡账单，但均有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交易流水直接证明所有信用卡消费款项系梁德添出借给何雁的借款。此外，何雁不仅多次向梁德添支付信用卡套现款项的利息，还多次替梁德添清偿套现的本金。如若不是何雁借款，何雁为何会替梁德添偿还。一审法院对该借款事实不予认定，存在疏漏。（二）关于支付给案外人未珀公司的2万多元。梁德添于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3月25日间，通过支付宝共向未珀公司转账27880元。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述款项均为何雁向梁德添所借款项，是梁德添根据何雁提供的未珀公司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向该账户转账的。一审法院没有结合梁德添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认定该款项为借款，事实认定错误。二、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91533元，一审判决认为何雁至今未向梁德添出具《借据》或《收据》，何雁未确认收到该笔借款，仅凭何雁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不足以确认何雁收到前述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梁德添于2019年3月8日通过微信向何雁发送了计算稿件，告知何雁截止至2019年3月5日尚欠梁德添本金及其他费用共180433元，何雁明确表示“我更新记180433元，”“手续费和逾期利息，你算进去就可以了。”梁德添于2019年3月30日通过微信约见何雁，请求确认借款本金并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并于当晚将更新后的计算稿件及借款合同发送给何雁，双方于次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签订后，梁德添认为有部分合同条款需要更改，遂于2019年4月1日与何雁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由于借款合同是梁德添从网上下载的模板，对合同中关于借款期限、出具借据、抵押等内容未加留意，亦不清楚其法律意义，因此出现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借款期限、出具借据等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但是，何雁已在微信中明确同意签订借款合同，梁德添也将计算稿件发送给何雁，所记载的金额均为何雁向梁德添的借款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何雁亦明确认可该金额以及梁德添对金额的计算方法。因此，何雁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足以证明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何雁不仅确认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还对借款数额予以确认。三、梁德添与何雁系初、高中同学，双方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并未对双方的往来款项进行准确记载。因此，本案不宜以双方各自向对方转账的总额进行相互扣减，以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和借款的具体金额。本案最终的借款数额已经何雁核对且认可，若简单相减，无法还原案件事实。梁德添根据何雁提交的何雁银行账户流水，已将属于或可能属于何雁支付给梁德添的利息予以明确，无法明确的部分按本金抵扣，并按转账时间的先后顺序逐笔扣减。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予以改判。何雁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李京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作陈述。梁德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雁向梁德添偿还借款本金191533元及利息（利息以19153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自2019年4月1日起计至清偿本息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7月22日为14428.82元）；2.李京海对何雁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何雁、李京海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德添与何雁系初、高中同学。何雁与李京海为夫妻，两人于2010年5月17日登记结婚。梁德添自2018年1月7日起向何雁出借资金，双方约定何雁支付利息。截止至2019年3月30日前，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也未书面约定利息计算标准。梁德添述称，自2018年1月7日起至2019年3月25日间，其分87笔共向何雁出借款项1156781元。为证实上述事实，梁德添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梁德添与何雁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表格》《招商银行信用卡账单》《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表格》《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何雁的代理人质证认为：何雁虽向梁德添借款，但其中30多万元信用卡刷卡消费以及支付给未珀公司的2万多元与何雁无关。何雁为反驳梁德添的上述主张，提供了何雁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户尾号7410，以下简称《农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何雁于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3月27日间共向梁德添转账付款66笔合计987788元。何雁述称该款项中，部分为其向梁德添出借的款项，部分为其向梁德添偿还的借款本息，并称多于梁德添向其转账付款的总金额。梁德添对《农行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未表异议。梁德添还提供了其与何雁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文本一份（甲方为梁德添、乙方为何雁）。该合同第三条规定：“借款期限为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1日止。如实际放款日与该日期不符，以实际借款日期为准。乙方收到借款后应当出具借据，乙方出具的借款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何雁除提供与前述合同内容一致的借款合同外，还提供了其与梁德添于2019年3月3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中除第二条、第七条第3、4项及第八条的部分内容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不同外（利率、逾期付息、逾期付款违约金及管辖约定），其余内容均一致。梁德添及何雁对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均无异议。梁德添称：前一份合同未约定管辖法院，需修改。双方签订上述两份合同是因何雁尚有借款本金177433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未还，进行结算后确认何雁尚有191533元未还。梁德添提供了其与何雁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计算稿件证实。何雁的代理人对此不予认可，提出何雁签署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后，至今未向梁德添出具《借据》或《收据》。梁德添提供了《关于梁德添和何雁的借款纠纷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称：其以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刷信用卡消费套现及微信转账等方式向何雁出借款项。2019年3月25日，其要求何雁签订借款合同（含截止至2019年3月底何雁尚有借款本金173975元未还内容）。何雁的代理人对该《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梁德添主张其向何雁出借的87笔借款（共计1156781元）当中，其中近30万元为信用卡刷卡消费支出，2万多元是支付至案外人未珀公司，梁德添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此两部分款项是出借给何雁的款项。而何雁提供的《农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何雁在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3月27日间共向梁德添转账66笔合计987788元，多于梁德添同期支付给何雁的款项总额（即1156781元减去近30万元为信用卡刷卡消费支出及支付至案外人未珀公司的2万元）。另外，虽然梁德添与何雁分别于2019年3月31日、4月1日各签订借款金额为191533元的借款合同文本一份，但何雁至今未向梁德添出具《借据》或《收据》，何雁未确认收到借款191533元，仅凭何雁签订的上述两份借款合同，不足以确定何雁收到梁德添的借款191533元（或拖欠梁德添借款本金及其他费用共计191533元）。因此，梁德添主张何雁尚欠其借款191533元未还，证据不足。梁德添的该项诉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何雁向梁德添所借款项虽发生于何雁与李京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梁德添并无提供证据证实何雁向其所借款项用于夫妻生活或共同经营，且梁德添主张何雁拖欠其借款191533元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因此，梁德添主张李京海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予以驳回。何雁辩称梁德添出借的资金为银行资金，并无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李京海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德添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90元，财产保全费1550元，合计5940元，由梁德添负担。二审期间，梁德添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梁德添与何雁于2018年10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8年10月6日梁德添支付给何雁的19880元，是何雁请求梁德添刷卡套现的；2.梁德添2018年10月、11月、12月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30多万元信用卡消费中，除25万元外，其余款项均系梁德添应何雁的请求刷卡套现；3.何雁持有的卡友支付POS机刷卡记录。拟证明前述25万元系梁德添应何雁请求刷卡套现，使用的是何雁提供的POS机，套取的款项支付至何雁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4.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拟证明梁德添于2018年1月7日至10月6日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出借款项给何雁，亦收到何雁同样以支付宝转账方式归还的欠款。5.支付宝账单详情截图。拟证明梁德添于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3月25日间通过支付宝先后七次向何雁提供的未珀公司账户支付借款共计27880元。6.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拟证明梁德添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何雁支付借款。何雁及李京海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雁的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中：证据1，聊天记录中微信号确实是何雁本人的，但何雁没有保存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确认该记录是否真实完整、没有被删减。证据2，梁德添未提交信用卡账单的原始交易记录供核对，只能证明是梁德添本人刷卡消费，不能证明是梁德添为何雁刷卡消费的事实。证据3，不能证实该POS机为何雁所有，梁德添也未提交刷卡记录的原件及调取该记录的合法手续，无法证实梁德添刷卡的款项是支付至何雁的银行账户。此外，梁德添于2018年7月31日之前的信用卡刷卡记录，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4、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梁德添向未珀公司支付了近3万元的款项，不能证明款项是支付给何雁的，而且梁德添亦在未珀公司任职，长期担任未珀公司监事。李京海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当庭核查，梁德添出示的证据1提交了手机载体供核对；出示的证据2是从招商银行发送的电子邮件中下载打印而来，无原件；出示的证据3是复印件；出示的证据4-6均为原件。对此，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有原始载体，系历史形成，且何雁亦确认与梁德添对话的微信号是其本人使用；证据2是由招商银行出具，反映的是梁德添刷卡消费情况，与本院待证事实有关；证据4-6反映了梁德添支付款项的情况，与本院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何雁亦确认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此，本院对证据1、2、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依法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证据3，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梁德添先后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本院：一、依法向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友公司）调取何雁所持POS机于2018年6月至10月期间的交易流水；二、依法向招商银行调取梁德添名下招商银行信用卡（卡号尾数：1861）2018年6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的交易明细，以查清何雁要求梁德添通过刷卡套现的方式向何雁提供借款的事实。鉴于上述交易流水及梁德添的刷卡情况与查清本案借贷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准许梁德添的上述两项申请，并依法向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调取了梁德添的信用卡交易记录。该交易记录显示：梁德添提出争议的25万元，共有八笔款项，分别是2018年6月1日两笔、2018年6月5日一笔、2018年7月6日三笔、2018年7月10日两笔，共计249995.9元，交易摘要分别为广东广州市金满福珠宝店、广东省广州市周大福珠宝正佳店、广州市天河区岗德宏农用车配件店、广东广州市钻石世家珠宝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广州市天河金煌文体活动中心、广州市简创系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金伴福珠宝店。该交易记录没有显示收款人，无法证实梁德添上述刷卡消费是向何雁支付借款。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广东分公司）调查梁德添上述八笔信用卡消费的款项去向，该公司出具清算明细，显示该八笔消费的渠道均是通过POS机刷卡实现，收单受理单位为上海卡友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但根据该清单明细仍不能证实款项的去向。本院遂依法向卡友公司（前身为“上海卡友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5月正式更为现名）进行调查，该公司出具结算明细显示，上述八笔信用卡消费共计249995.9元，结算人均为何雁，结算人身份证为，结算卡号为62×××10，结算卡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梁德添对本院调取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何雁的代理人质证认为：1.对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出具的梁德添信用卡交易记录、对银联广州分公司出具的清算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交易记录和清算明细均不能证实梁德添与何雁的借贷关系，相反交易记录还显示了梁德添的服务单位为未珀公司，印证了梁德添在未珀公司任职的事实。2.对卡友公司出具的结算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附卡友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从事POS机办理银行卡结算业务的营业资质，合法性存疑。而且，该证据显示出具单位为“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与银联广东分公司出具的清算明细显示收单受理单位为“上海卡友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同。即使该证据记载的结算人为何雁，只能证明何雁曾在卡友公司办理相关业务，不能证明与本案借贷具有关联性。李京海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经核查，本院依法调取的三份证据相互结合，共同反映了梁德添争议的八笔信用卡消费的款项去向，该刷卡消费的结算人均为何雁，款项亦均进入了何雁的银行账户，与本案借贷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当中，除认定“何雁在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3月27日期间向原告转账付款66笔共计987788元”的时间有误外，应更正为“2018年1月9日至2019年3月22日”，认定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梁德添与何雁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一）2018年1月7日下午4：10分，何雁“如果你方便，还是先借我吧，有多少借多少，我马上就要，我最晚周三还给你”，梁德添“一万五是吗”，何雁“你有多可以多借，20万之内周三前我都可以还”，梁德添“2万”，何雁“好的”。至此之后，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均为何雁向梁德添求助借款，梁德添出借款项，并收取何雁的还款。（二）2018年5月30日下午6：43分，何雁“我就问你，刷不刷”，梁德添“刷现金出来？”，何雁“你若刷，刷出来每个月账单我还，然后按万分之五一天计息给你，10万一个月也有1500，虽然不多，但也算可以倒腾一点钱”，梁德添“可以啊”，何雁“你告诉我，账单日，还款日，固定额度，临时额度，具体准确的”，梁德添“账单日18号，还款次月5号”，何雁“你用了几多，还可以刷几多”，梁德添“13.6万都是可以用的额度”，何雁“我等娃睡了，带上POS机去找你”，梁德添“零头6千留给我”。（三）2018年11月7日下午1：32分，何雁“又刷了么…急需。现在还清一笔20万的信贷，然后重新申请一笔35万的。Sonow3.5”，梁德添“还要刷两万？”，何雁“如果可以，3.5”，梁德添“我支付宝转你两万，网银限额了”，何雁“OK”，何雁随即将支付宝二维码截图【经手机当场扫码，显示账户名为广州未珀商贸有限公司（天河店）（*雁）】发送给梁德添，称“扫这个码支付”，梁德添“转了19880”，何雁“OK”。（四）2018年11月20日下午3：34分，何雁“手上6K能不能立马有，明天连支付宝的一块转回”，然后将支付宝二维码截图发送给梁德添，称“扫码支付”，梁德添“有”，并将已支付6000元至未珀公司账户的支付宝转账凭证截图发送给何雁。（五）2019年1月24日下午4：03分，何雁将转账支付给梁德添1000元的银行凭证发送给梁德添后，又将支付宝二维码截图发送给梁德添，称“看看能不能花呗支付”“刷了500？”，梁德添“只能500，再想刷多500都不行了，只能一次”。（六）2019年2月16日下午5：22分，何雁将支付宝二维码截图发送给梁德添，称“刷一下花呗给我，今晚或明日转回给你”，梁德添“只可以刷500哦”，然后将其支付500元到未珀公司账户的支付宝转账凭证截图发送给何雁，何雁“收到了”。（七）2019年3月8日晚上9：18分，梁德添“你对一下这个数有没问题？”，随后梁德添将核算的过程及确定的数额发送给何雁，何雁“总数”，梁德添“180433”，何雁“信用卡的逾期利息我这里没加，其他OK，我更新记180433，还没加每个月应该给你的分红利息”，梁德添“逾期和分期的手续费都要算你的，这些相当于本金”，何雁“手续费和逾期利息，你算进去就可以了”，梁德添“逾期的利息是从刷卡第二天算的，一天万分之一五”，何雁“嗯”。（八）2019年3月16日凌晨0：06分，何雁“你花呗看看能不能支付500，明天去医院体检要270，我只有68了”，梁德添将其支付500元到未珀公司账户的支付宝转账凭证截图发送给何雁，何雁“收到了”。（九）2019年3月25日下午7：00，梁德添将其支付500元到未珀公司账户的支付宝转账凭证截图发送给何雁，称“我只能转你这么多，我那一千来块这几天要用”，何雁“嗯”。（十）2019年3月30日中午1：42分，梁德添“你今天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碰个面，把我们的数理清楚，然后签个书面合同”，何雁“好”，梁德添“几时”，何雁“还不能确定几点，如果今天来不及就没有OK吗”，梁德添“我只耽误你十来分钟，我等下拟好合同和数目明细发给你过目，到时你来员村签个名就好了，多晚我都可以等你”，何雁“可以，你整好了发给我”。梁德添于当晚7：38分将核算的过程及核定的数额191533元记录在一张纸上，然后将该纸拍成图片连同拟定的借款合同文本一并发送给何雁，何雁“特斯拉没有绿本，抵押了，星脉把车押了”“我这段时间确实是人生最艰辛的时候，也非常感恩你在这个时候对我的帮助，由于我没有钱还回去，导致你产生各种质疑我也是理解的，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拖你的账单…”“你不相信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只是现在确实拿不出钱，而不是不想还给你”。根据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出具的梁德添信用卡交易记录、银联广东分公司出具的清算明细、卡友公司出具的结算明细显示，梁德添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卡号尾数1861）于2018年6月1日刷卡支付的49999元、49999元、2018年6月5日刷卡支付的19999元、2018年7月6日刷卡支付的19999.9元、49999元、10695元、2018年7月10日刷卡支付的29105元、20200元，以上八笔合计共249995.9元，结算人均为何雁，结算卡号为62×××10，结算卡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一，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二，如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及借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梁德添主张与何雁发生多笔债权债务往来，双方经结算后确认何雁尚欠其借款191533元未予清偿，现以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予以确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何雁对此否认，抗辩称双方的借款已经结清，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对于是否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各执一词。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雁于2018年1月7日开始向梁德添借款，借贷行为一直持续至2019年3月25日。2019年3月8日，梁德添告知何雁所欠借款的总额为180433元，并将核算过程记录在纸上，拍照发送给何雁，要求何雁对数。何雁对该数额确认，表示“信用卡的逾期利息这里没加，其他OK，我更新记180433元，还没加每个月应该给你的分红利息。手续费和逾期利息，你算进去就可以了。”2019年3月30日中午，梁德添再次要求何雁对双方的借贷数额进行结算，何雁同意。当天晚上，梁德添将核算过程，即在双方已确认欠款数额为180433元的基础上，加上该日之后（即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新发生的借款及产生的利息之和，核算欠款总额为191533元，拍成照片连同拟定的借款合同文本一并发送给何雁，何雁除对借款合同中的抵押物条款提出异议外，没有对欠款数额表示异议。而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9年3月31日和4月1日，发生在两人微信聊天确认签订合同和借款数额后的次日，可见，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就是对双方之前债权债务的最终结算，并以此明确何雁的欠款数额，并非是再成立新的借贷关系。何雁没有再向梁德添出具《借据》或《收据》，符合客观实际。其次，从双方的支付情况来看。根据卡友公司出具的结算明细显示，梁德添于2018年6月1日、5日、7月6日、10日刷卡支付的八笔消费共计249995.9元，结算人均为何雁，即收款人均为何雁。再结合梁德添提供的其他证据显示，梁德添于2018年1月7日至2019年3月25日间以四种方式向何雁支付借款，分别是：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刷信用卡支付。其中，通过银行转账共5082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共339880元、向何雁提供的未珀公司支付宝账户转账共27880元；通过微信转账共30825.4元；刷信用卡支付共249995.9元，以上合计1156781.3元。虽然，梁德添支付至未珀公司账户的27880元并没有直接支付给何雁，但根据双方2018年11月7日、20日、2019年1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该支付宝账号是何雁提供给梁德添，是何雁将该支付宝账号的二维码截图发送给梁德添后，指示梁德添扫取该码并向该账户付款；双方于2019年2月16日、3月16、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证实，梁德添数次向未珀公司的支付宝账户付款后，何雁均确认收到该款。据此可以确认，何雁收取了梁德添支付给未珀公司的27880元。另外，根据何雁提供的证据证实，何雁于上述期间共向梁德添还款987788元，梁德添亦予确认。两相扣减，何雁至少仍欠梁德添借款168993.3元未予偿还，双方债权债务尚未结清，双方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该条款所规范的对象为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条件，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他人，严重扰乱信贷资金市场秩序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信贷发放及利率管理，防范金融风险。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借给他人，扰乱了信贷秩序，应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梁德添通过刷信用卡消费的方式八次套取资金共249995.9元出借给何雁，何雁对此知情，并许诺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该借贷行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双方经过结算并签订借款合同所确定的借款金额191533元，不仅包含了梁德添套取资金出借的数额，还包含高利转贷后何雁应支付的利息，该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梁德添依据该借款合同主张何雁应归还的借款数额及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考虑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何雁应当返还梁德添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的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双方对欠款数额进行结算时起算，即从2019年4月1日起算。对于何雁应当返还的借款本金，由于双方在发生借贷关系时，除以刷信用卡套取资金方式支付借款双方约定了利息外，其余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或对利息约定的内容不明确，故本院对何雁于2018年1月9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向梁德添归还的987788元均认定为归还本金。经过核算，何雁尚欠梁德添本金168993.3元（1156781.3-987788）应予返还。综上所述，梁德添的部分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于法无据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因出现新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发生变化，应依法改判；但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893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何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梁德添返还168993.3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68993.3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梁德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90元、财产保全费1550元，合计共5940元，由上诉人梁德添负担996元，被上诉人何雁负担49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90元，由上诉人梁德添负担736元，被上诉人何雁负担36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魏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