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0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灿，男，198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剑，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顺红，女，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量，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程惠红，女，196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审被告：张柏，女，198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黄灿因与被上诉人孙顺红，原审被告程惠红、张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剑、被上诉人孙顺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量、原审被告程惠红、原审被告张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顺红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孙顺红出示的“佣金清单”上张柏所写的内容都是在孙顺红威迫下出具的，张柏对清单内容根本不认可。2.孙顺红对2018年10月19日人保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中关于章是如何盖上的陈述前后矛盾，足以看出孙顺红是抱着“浑水摸鱼”的心态起诉。张柏、程惠红也陈述在本案产生之前孙顺红有反复冒领工资的情况。3.孙顺红与黄灿、程惠红、张柏、沈自珍、郑艳艳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相关的说辞都含糊不清。大家彼此都是熟人，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既没有明确认可孙顺红的说法，也没有予以明确否认。4.对一审法院向人保公司调查的107份保单，人保公司只是确认这107份保单的佣金已结算，但对销售渠道是否全是富邦安泰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并未确认。即使销售渠道是富邦安泰和海安发展渠道，也无法证明这107份保单全为孙顺红所做。孙顺红辩称，1.2017年11月9日张柏在案涉佣金清单上所书写的内容是张柏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威逼情况。张柏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是在威逼下书写。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2018年10月19日情况说明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得到采信，该证据并非一审判决的依据。3.本案中被上诉人据以主张佣金的案涉107份保单均是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渠道销售，上诉人在回答法庭询问时也认可其是通过这两个渠道向203办公室提供保单，案涉107份保单上均记载销售渠道为这两家公司。而且在2017年3月至6月期间被上诉人是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销售渠道对外销售汽车保险，由黄灿负责提供空白保单，并就已出单业务结算佣金，案涉107份保单均发生在此期间，销售渠道与黄灿提供的渠道相符。被上诉人也在2017年8、9月份将该107份保单的佣金清单发给了张柏，张柏也于2017年11月9日在该清单上确认所涉保单均系孙顺红出单，并且认可张柏是对接黄灿的财务，张柏收到黄灿账目帐单后转给孙顺红本人对账，此清单黄灿账目未发给张柏。在一审时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案涉107份保单并非其提供或者相关佣金已经支付，因此黄灿理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案涉107份保险业务的佣金以及该部分佣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也到人保公司进行了调查查明案涉107份保单是真实存在的，且佣金已经结给富邦安泰和海安两家代理公司。因此，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这107份保单不是其负责，但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举证证明，所以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被上诉人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程惠红辩称，程惠红等三个人是共同用一个办公室，是个人管个人的账，其他人的账我不清楚，都是个人管个人的单子。程惠红等三个人因为在一个办公室做，做完的单子就回到哪个代理公司，但是共用一个内勤打单子，个人找个人的单子，其他两个人的账我也不知道，程惠红也不清楚。案涉孙顺红的账程惠红记不清楚，与其也没有关系。一审判决当中对程惠红和张柏的部分是正确的，其他的账他并不清楚。之前有纠纷在派出所已经把账搞清楚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孙顺红把程惠红也一起告完全是因为其是本地人起诉比较便利。张柏辩称，孙顺红的账和钱其并不清楚，张柏当时是备孕期，孙顺红是和一个男士一起过来的，她说这个事情她自己处理，张柏当时蛮害怕的，所以是按照她的要求写的。所有人的账都是个人管个人的账，黄灿说的单证用完了之后他们把单证拿走了之后就由财务把账罗列好了之后张柏就发给另外两个人，然后张柏自己也对自己的账，谁做了多少其也不清楚。孙顺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程惠红、张柏给付孙顺红保险业务佣金77941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7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黄灿对程惠红、张柏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程惠红、张柏、黄灿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中，孙顺红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10月19日的情况说明，记载内容为“保险代理业务107单是由孙顺红办理，上述保险佣金77941元应由孙顺红所有。黄灿于2017年6月7日将孙顺红的上述保险佣金77941元代为领取。特此说明”，在“特此说明”的字样处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承保业务专用章（4-1）”的印章。该份证据用以证明案涉107份汽车保险业务已由孙顺红完成，黄灿领取了该组保单的佣金。就该份证据的来源，孙顺红陈述其自行书写了内容，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第二营业部经理汪晓蕾同意，找某保险代理公司一个叫小英的人帮忙找人盖章的。2.佣金清单1份以及对应的保单107份，该清单最后页有张柏在2017年11月9日的签名并书写的内容“此保单都是由孙顺红出单，都是孙顺红本人的单子，至今黄灿为（未）结此钱给张柏，现在此钱由孙顺红本人去向黄灿讨取。一共五页清单。当时是由张柏对接黄灿账务，张柏收到黄灿账务的账单，然后转给孙顺红本人对账，此清单黄灿账务未发给张柏，也未结钱”，该5页清单骑缝加盖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承保业务专用章（4-1）”的印章；每份保单上均印有销售渠道，包含富邦安泰公司或海安发展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案涉107份保单均是通过黄灿交给富邦安泰公司或者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处理的，张柏确认案涉107份汽车保险业务是孙顺红完成的，佣金共计77941.36元，但程惠红、张柏和黄灿均未向孙顺红支付佣金。就该份清单上印章的来源，孙顺红陈述是与上述情况说明中的印章一起加盖的。3.孙顺红与黄灿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8月31日的聊天记录显示：黄灿称富邦安泰公司“应当大部分都清掉了，而且后期我主要做海安的了”，孙顺红称“这是我在张柏那里出的单子，全是富邦安泰的，有空烦你查一下”、“我在郑艳艳手上出了很多单子，立马就结，合作很愉快”……黄灿称“这么明细的我不太清楚了，当时按批次的结算”、“我有一到两批的费用没结算，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批”，孙顺红称“你没结给她，她就没钱给我”等。该份证据用以证明黄灿认可案涉107份汽车保险业务，孙顺红向其主张支付佣金时，黄灿推脱并要求孙顺红向法院起诉。4.孙顺红与程惠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8月21日的聊天记录显示：程惠红称“和汪总通过电话了，陈娟休年假了，她们说黄灿可能月底出来，要么去黄灿公司要钱吧，海安的钱应该打过去了”、“你问张柏要黄灿财务电话，先联系一下”，孙顺红称“你和她说，一直是张柏联系的，她让我出哪，我就出哪”、“陈娟上星期和我说，钱已经给黄灿家的张会计了”，程惠红称“会计肯定不会给，要找黄灿老婆”；2017年9月6日程惠红称“孙师傅你好，早上去找汪总，海安的人也在找汪总，海安的费用已经提前预支黄灿，现在黄灿不知道什么状况，他老婆也联系不上，外面欠了很多钱，为了避免再为钱吵架，也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找个现结的渠道出单，因为海安说不定哪天也不给我们钱了，这个月我们争取把泛华的费用结清，天天不和谐，大家都没办法工作，都在找我投诉，既然大家没办法和睦相处，下个月就分开吧，泛华的费用我们争取尽快结清，黄灿的费用要等他回来了，因为办公室被警察封存谁都不能动”等。5.孙顺红与张柏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3月15日张柏向孙顺红发送信息“南京富邦安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2017年5月16日张柏向孙顺红发送信息“海安发展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分公司”、“经纪业务”；2017年6月20日张柏称“从今天起费用政策调整为净保费的32.5+4，收到请回复，感谢”，孙顺红称“以后涨点或降点直接发给我。感谢”；2017年9月4日孙顺红向张柏发送一张标题为“8.17.xls”的表格，该表格包含上述证据2中佣金清单所涉车辆的车号、被保险人、交强险、商业险、交强点数、商业点数等信息，张柏随即向孙顺红回复一份标题为“8.17（1）.xls”的表格，该表格中除“8.17.xls”表格所涉信息，还包含净保费、佣金数额等信息；2017年9月6日孙顺红称“黄灿那边有回话吗”，张柏称“还在问”等。6.孙顺红与沈自珍（微信昵称：我是神兜小土豆）微信聊天记录，沈自珍系程惠红的内勤，其中沈自珍称“以前都是张柏替你改的，现在忙不过来，要自己整理了，我每次也是自己整理好发他的”，孙顺红称“你们要一致”，沈自珍称“我和张柏每次都一致，只不过她都带你搞好了”；2017年8月17日的聊天记录显示：沈自珍称“孙师傅，你把黄灿未结的账发给张柏，让张柏统计一下一起发给陈娟”，“看看总共是多少佣金，好问汪总协调”，孙顺红称：“已发给她了”、“再发给你一份看看”，随即孙顺红将标题为“8.17.xls”的表格发送给沈自珍。7.孙顺红与郑艳艳的微信聊天记录，郑艳艳系黄灿的内勤，其中2015年5月13日郑艳艳称“孙师傅，偶尔放点直销单在我们家出呗”、“也是22+4”；2017年11月13日郑艳艳称“我不知道具体哪几个月没有结清”、“反正外面有欠款”，孙顺红称“他是8月底被抓的”、“5、6二月应该结了吧”，郑艳艳称“不一定”、“不是过了那个月份就是结的”等。孙顺红提交证据4-7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程惠红、张柏是203办公司负责人，负责结算包括孙顺红在内的业务员的佣金，程惠红负责的195份保单佣金已经结算完毕，尚有张柏负责结算的107份保单佣金未结算。一审中，程惠红就其辩称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8.房屋租赁合同、租金交纳收款单、人员工资发放记录，证明203办公室的租赁合同虽然是以程惠红名义签订，但实际是程惠红、张柏和孙顺红共同租赁的，三人分摊租金、水电费用以及人员工资。9.2017年10月27日人民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程惠红与孙顺红之间就佣金、费用等问题已经结清，孙顺红已经从203办公室搬出。10.程惠红与孙顺红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孙顺红之前存在要求重复结算佣金的情况。一审中，张柏就其辩称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1.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张柏于2017年5月26日收到黄灿支付的最后一笔佣金38995.6元，并在2017年6月15日将孙顺红的23495元佣金支付给孙顺红，张柏与孙顺红之间已没有未结佣金。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惠红、张柏、黄灿对于孙顺红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张柏辩称证据2的佣金清单中手写内容是孙顺红胁迫其书写的，黄灿认可证据2的107份保单中有1份制单人为黄灿、销售渠道为富邦安泰公司的保单与其具有关联性，但辩称根据该保单的签单日期2017年4月28日，佣金应已结算，否认其余保单与其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3，程惠红和黄灿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张柏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4-7，程惠红、张柏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黄灿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孙顺红对于程惠红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其与程惠红之间的佣金、费用等均已经结清，不认可其他证明目的；对于张柏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张柏已经将全部佣金结算给孙顺红。程惠红、张柏对于对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黄灿称其不清楚程惠红、张柏和孙顺红之间的事情，故对程惠红、张柏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审理中，法院依法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调查核实案涉107份保单的真实性及佣金支付情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确认存在该107份保单，并称每份保单上均印有销售渠道的中介机构名称，相关佣金也已经结算给对应的公司。孙顺红、程惠红、张柏、黄灿对于法院调查核实的情况均不持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对于孙顺红提交的证据：根据孙顺红的陈述，证据1的形式、来源均不具有合法性，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佣金清单中的印章系孙顺红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故对印章的效力不予确认，但结合107份保单，可以确认该清单记载的汽车保险业务是真实存在的；对于证据3-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对于程惠红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共同租赁203办公室，共同分担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费用的事实。3.对于张柏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黄灿的陈述，可以证明2017年5月26日后，黄灿未再向其支付佣金的事实。4.关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孙顺红主张案涉107份保单均是其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渠道销售的，黄灿予以否认，程惠红和张柏亦辩称不能确认。但是，从保单记载的销售渠道来看，确系此两公司；而证据5和证据6的张柏、沈自珍聊天记录能够与证据2的佣金清单相互印证，证据3和证据7的黄灿、郑艳艳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黄灿确有部分保单佣金尚未结算，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在2017年3月至6月期间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的销售渠道对外销售汽车保险，由黄灿负责提供空白保单并就已出单的业务结算佣金，黄灿就程惠红、张柏、孙顺红经手的保单还有部分佣金未予结算。案涉107份保单均发生在此期间内，销售渠道与黄灿提供的渠道相符，孙顺红在2017年8月、9月亦曾将该107份保单的佣金清单发送给张柏，张柏也于2017年11月9日在该清单上确认所涉保单均系孙顺红出单。张柏辩称其系在孙顺红的胁迫下才在清单上书写了相关内容，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程惠红辩称孙顺红在此期间通过其他人以相同渠道出单，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亦不予采信。黄灿认可其中1份记载制单人为黄灿的保单，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佣金已经支付，而就其余保单，也未能举证证明单据不是其提供或相关佣金已经支付。综上，法院认为孙顺红关于案涉107份保单均是其通过黄灿提供的渠道销售的陈述，存在高度可能性，故对孙顺红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8日、2017年8月10日，程惠红与南京珠江路都市经济园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均约定程惠红租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中路29号“珠江路都市经济园”园区内科学楼203号（即上述203办公室）作为经营办公使用，租期分别为2016年8月28日至2017年8月27日、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4月30日，租金24000元/年，园区管理费50元/月，现行电费1.2元/度、水费按10元/间/月分摊计量，电费按月支付等。孙顺红、程惠红、张柏共同使用该办公室，每人每月出资2000元交付给程惠红，用于支付房租、内勤工资和水电杂费。孙顺红、程惠红、张柏均从事汽车保险销售业务，因不具备保险代理人的资质，遂通过他人以相关保险代理机构的名义对外销售汽车交强险或商业险。2016年11月18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黄灿系富邦安泰公司股东，并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17年6月27日期间担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开始，程惠红、张柏、孙顺红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销售渠道，对外销售汽车保险，并按照保费和相应点数获取佣金。基本操作模式为：黄灿向203办公室提供空白保单，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各自与客户确认购买保险的种类，告知203办公室内勤打印保单并上交，保险代理机构根据上交的保单制作对账单，并将佣金支付给黄灿。黄灿将203办公室完成的保单佣金全部支付至张柏的银行账户，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各自根据保险代理机构的对账单认领自己经手的保单，并将佣金数额告知张柏，张柏收到佣金后，按照各自确定的金额以现金或者转账方式支付给各人。2017年6月底，黄灿因刑事犯罪被拘留。随后，程惠红、张柏、孙顺红所在203办公室停止使用上述黄灿提供的销售渠道。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孙顺红通过富邦安泰公司、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销售渠道销售汽车保险107份，佣金共计77941元。该107份保单中有1份记载制单人为黄灿、中介机构为富邦安泰公司，另有59份记载制单人为郑艳艳、中介机构为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其余保单记载的中介机构为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或富邦安泰公司。2017年5月26日，张柏收到黄灿支付的佣金38995.6元。2017年6月15日，张柏将孙顺红的佣金23495元支付给孙顺红。2017年11月9日，张柏在案涉孙顺红的佣金清单上书写“此保单都是由孙顺红出单，都是孙顺红本人的单子，至今黄灿未结此钱给张柏，现在此钱由孙顺红本人去向黄灿讨取。一共五页清单。当时是由张柏对接黄灿账务，张柏收到黄灿账务的账单，然后转给孙顺红本人对账，此清单黄灿账务未发给张柏，也未结钱”的内容，并签名。审理中，黄灿陈述其从富邦安泰公司领取佣金的依据是保单上记载的制单人为黄灿或者郑艳艳，从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领取佣金的依据是保单上记载的制单人为郑艳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未按约定履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共同租赁203办公室，分担费用，分别从事汽车保险的销售业务，虽共享销售渠道，但相互之间业务独立，互不干涉，程惠红和张柏不对孙顺红的业务进行管理、考核等，也不负责佣金核算，仅是在收到相关佣金后按照孙顺红自己确认的金额予以转交。现孙顺红确认其与程惠红之间就佣金费用已经结清，故对其要求程惠红给付案涉佣金77941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孙顺红主张张柏无论是否收到黄灿支付的佣金，都应向孙顺红支付案涉77941元的佣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黄灿与程惠红、张柏、孙顺红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与孙顺红直接约定，但从其平时的操作模式能够看出，黄灿向203办公室提供空白保单，由203办公室的相关人员以其提供的销售渠道对外销售汽车保险，并就203办公室完成的保单，按照约定的比例支付佣金，可以认定黄灿与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对于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约定，该约定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如上所述，现孙顺红已提交证据证明其按照约定完成了相关保险业务的销售，黄灿也应按照约定向孙顺红支付该部分保险业务的佣金。因黄灿未能及时履行，现孙顺红要求黄灿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标准应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7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黄灿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孙顺红支付佣金77941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7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孙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107份保险业务是否为孙顺红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渠道销售完成；2.黄灿是否应就案涉107份保单的77941元佣金向孙顺红支付。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孙顺红主张案涉107份保单均是其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渠道销售的，黄灿予以否认。但从保单记载的销售渠道来看，确系此两公司。一审中孙顺红提供的其与张柏、沈自珍的聊天记录能够与其提供的佣金清单相互印证，其与黄灿、郑艳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黄灿确有部分保单佣金尚未结算，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在2017年3月至6月期间通过黄灿提供的富邦安泰公司和海安发展杭州分公司的销售渠道对外销售汽车保险，由黄灿负责提供空白保单并就已出单的业务结算佣金，黄灿就程惠红、张柏、孙顺红经手的保单还有部分佣金未予结算。案涉107份保单均发生在此期间内，销售渠道与黄灿提供的渠道相符，孙顺红在2017年8月、9月亦曾将该107份保单的佣金清单发送给张柏，张柏也于2017年11月9日在该清单上确认所涉保单均系孙顺红出单。张柏辩称其系在孙顺红的胁迫下才在清单上书写了相关内容，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胁迫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张柏的该陈述不予采信并无不当。黄灿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107份保单并非是其提供或相关佣金已经支付。故，基于以上证据分析，一审法院对孙顺红关于案涉107份保单均是其通过黄灿提供的渠道销售的主张予以采纳，并无不当。关于焦点2，黄灿与程惠红、张柏、孙顺红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与孙顺红直接约定，但从其平时的操作模式能够看出，黄灿向203办公室提供空白保单，由203办公室的相关人员以其提供的销售渠道对外销售汽车保险，并就203办公室完成的保单，按照约定的比例支付佣金，可以认定黄灿与程惠红、张柏、孙顺红对于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约定，该约定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现孙顺红已提交证据证明其按照约定完成了相关保险业务的销售，黄灿也应按照约定向孙顺红支付该部分保险业务的佣金77941元及该部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对孙顺红的诉请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黄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元，由上诉人黄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明伟审判员  赵珺珉审判员  陈礼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