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1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江涛，男，197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玉，女，197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江涛因与被上诉人李晓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淼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刘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被上诉人李晓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江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晓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李晓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李晓玉与刘江涛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晓玉在庭审中自认：“2011年4月，李晓玉与刘江涛凑100万出借给李安宁.....”李晓玉将钱直接转给刘江涛，即2011年4月28日转账的一笔48.8万元。李晓玉的表述意思很明确，钱不是借给刘江涛的，而是共同借给李安宁的，只不过通过刘江涛的账户。李晓玉与刘江涛之间不应当为民间借贷关系，其行为本质是共同出资对外出借一笔钱。李晓玉提供的录音及其他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本案中李晓玉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担保书》及《借款确认书》，《担保书》也证明了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担保书》的内容为：“兹确认本人收到李晓玉75万元（当然实际数额不是75万元）本金及本人25万元，共计100万元共同出借给李安宁。”这句话意思很明确，双方共同借款给李安宁，刘江涛不是借款人，仅承担担保责任，而不是借款责任，当然担保责任早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借款确认书》的内容因与《担保书》及双方的往来款项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所谓刘江涛欠付李晓玉款项一事，李晓玉三次起诉刘江涛，三次的说法都不一样。依照常理，若是真的民间借贷关系，那么对借款数额、时间、利息及归还数额等，作为出借人的李晓玉肯定是能够清晰准确无误地一次性说明的。但纵观三次起诉，每次的陈述都不一样，形成债权额的基本事实不一样，这也充分说明了二者间不是所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刘江涛已经不欠李晓玉任何款项，请求法院驳回李晓玉的全部诉讼请求。1.关于75万元，李晓玉明确表示由三部分组成：2011年4月28日两笔汇款，分别为48.8万元和11.2万元，其他为以往未返还给她的资金。但这11.2万元刘江涛并没有收到，李晓玉也未提供证据，刘江涛已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未准许。此事实为本案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没有就原始借款本金的形成和来源予以清楚查明，未梳理双方在2011年4月28日前的资金往来的全部情况，事实不清。2.就双方往来中的一笔8万元款项，在之前李晓玉起诉刘江涛案中，李晓玉亲口承认已收到8万现金，而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对刘江涛已付8万元的事实竟然不予认可。3.一审法院也认可双方自2009年以来就有资金往来，刘江涛与李晓玉双方也都已同意按照资金流水来清算。但一审法院人为将本为一体的往来款项分为2011年4月28日前后两部分，并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处理：对在2011年4月28日之前的，直接以所谓借款确认书认定刘江涛欠李晓玉75万元，不审查原始资金流水，不审查所谓75万元借款是否真的发生，不审查数额是否有出入，简单以确认书记载内容为直接依据定案；对在2011年4月28日之后的，则采取按资金往来抵销的方式，以查明的资金往来额的差额确定是否有欠款发生。4.通过双方提供的证据，截止到2011年4月28日，李晓玉向刘江涛转入资金额度与刘江涛转给李晓玉资金额度基本接近，根本不是《借款确认书》所称的75万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晓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晓玉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江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李晓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江涛偿还借款本金94.2万元；2.刘江涛给付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4月28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以19.2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6月19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刘江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晓玉与刘江涛自2009年起互有资金往来。刘江涛作为担保人向李晓玉出具《担保书》一份，内容为：“兹确认本人收到李晓玉75万本金及本人25万，共计100万元，共同出借给李安宁，由李安宁向刘春启汽车公司进行放贷（月利息4.5%）。但本人刘江涛对李安宁届时归还与支付李晓玉该笔75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刘江涛在担保人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5日。刘江涛作为借款人向李晓玉出具《借款确认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从李晓玉处借款，截止2011年4月28日为止为75万元整。”刘江涛在借款人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刘江涛向李晓玉出具《李晓玉用款70万元确认书》，内容为“本人确认2012年4月28日李晓玉从李安宁处拿到的70万元系刘江涛、李安宁、李晓玉三人贷款之前达成的一致意见，即该本笔贷款的用途系李安宁归还李晓玉在刘春启处的75万本金中的70万。届时，李安宁从刘春启拿到钱后，只需再还李晓玉5万和75万的利息即可。特此确认。确认人：刘江涛。2012年7月3日。”李晓玉提交一份2013年5月13日李晓玉、刘江涛、李安宁及黄明利的对话录音一份，部分内容显示：刘江涛：“真正她（李晓玉）的钱应该我还，说实话确实是这样的，相当于她借给我钱，我相当于是再和李安宁再往外放这个钱放出去了，说白了是应该我来还……”李晓玉：“那我该起诉起诉。”李安宁：“你起诉谁。”刘江涛：“她起诉我。”李安宁：“当时借钱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李晓玉这个人。”刘江涛：“是不知道。”李晓玉：“那里面有我的钱，肯定是要劈开，如果你不诉，肯定我要诉了。”李安宁：“这里边第一你没资格诉，你不是借款人，里面有你的钱，那是你俩之间的事……100万是刘江涛打给我的，我借给别人的……至于刘江涛的100万哪来的，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不认为你（李晓玉）是我的债权人，你是刘江涛的债权人。”李安宁：“你（李晓玉）找不着我要，也找不着刘春启要，你找刘江涛要”。刘江涛：“如果单纯以法律说的话，按照汇款路径，李晓玉把钱汇给我，我把钱汇给你。”李晓玉：“我的75万块钱，你（李安宁）都不承认。”李安宁：“那是刘江涛承认，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打给刘江涛账户，你没打给我账户。”刘江涛：“是啊，我再打给你的嘛……我现在所有房子贷款，加在一起200多万元。反正这样。我得有个取舍……但是我得还她，我在这个事情上，她那个75万，我肯定要先保她。”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双方自2009年起互有转账行为。其中，2011年4月28日之后双方的资金往来情况为：李晓玉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李晓玉于2011年6月13日向刘江涛农业银行尾号5119账户转账一笔20万元、一笔8万元；李晓玉于2011年6月14日向刘江涛农业银行尾号5119账户转账一笔47万元；李晓玉于2011年6月19日向刘江涛农业银行尾号5119账户转账一笔19.2万元。刘江涛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11年5月26日，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一笔21万元、一笔50万元以及一笔8000元；2011年9月15日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一笔1.6万元；2011年9月26日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一笔2万元；2011年11月19日、2011年12月22日、2012年2月13日、2012年2月29日刘江涛分别向李晓玉转账各一笔8000元；2013年8月4日，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一笔2万元、一笔3万元；2014年5月23日，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一笔4500元。另查，2013年7月2日，李安宁作为原告将李晓玉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该案案号为（2013）通民初字第10867号（以下简称10867号案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李安宁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李晓玉向李安宁偿还借款70万元并支付利息。李安宁提交的证据包括：李安宁与李晓玉于2012年4月28日出具的证明书、李安宁向李晓玉账户转账70万元的客户回单等。李晓玉在该案中的答辩称，李晓玉与李安宁之间不存在70万元的借款事实，李晓玉是受李安宁胁迫出具的证明书，李安宁向李晓玉给付的70万元系李安宁对李晓玉的还款，并非新成立的借贷。同时，李晓玉在该案中提出反诉，要求李安宁偿还75万元借款中尚欠借款本金5万元并支付借款75万元的利息。李晓玉提交的证据包括：落款时间2011年5月5日由刘江涛出具的《担保书》、落款时间2012年7月3日由刘江涛出具的《李晓玉用款70万元确认书》，刘江涛向李安宁转账汇款100万元的交易明细单等。李安宁否认曾向李晓玉借款75万元。1086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江涛作为证人出庭，法庭询问：“你和李晓玉的100万什么时候给的李安宁”，刘江涛答：“2011年4月份李晓玉把75万给我，和我的25万一共100万我给了李安宁。”法庭询问：“100万怎么给的李安宁？”刘江涛答：“李晓玉之前也有部分钱在我这里，然后她又给了我部分钱，一共75万，加上我自己的25万，一共100万我汇给了李安宁。”2014年4月30日，通州法院作出1086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李晓玉辩称证明书中的70万元款项系李安宁向李晓玉还款的答辩意见，证据不足，未予采信；李晓玉基于借贷关系反诉要求李安宁还款，李晓玉应就其与李安宁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支付提供证据，现李晓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晓玉与李安宁之间成立75万元借贷关系，故判决李晓玉偿还李安宁借款70万元及利息，同时驳回了李晓玉的反诉请求。李晓玉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李晓玉将刘江涛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刘江涛偿还借款87万元及自2011年4月28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0%标准计算）。李晓玉在该案中自称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江涛提供借款共计95万元，刘江涛归还了8万元现金，现尚欠87万元本金。李晓玉于2015年2月4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刘江涛的起诉。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晓玉称，在2011年4月份，李晓玉与刘江涛凑100万元出借给李安宁，李晓玉出75万元，刘江涛出25万元，李晓玉将钱直接转给刘江涛，即2011年4月28日转账的一笔48.8万元、一笔11.2万元，且之前李晓玉与刘江涛之间还有一些款项没有结清，刘江涛称出借给李安宁的100万元算李晓玉出了75万元，后刘江涛向李晓玉出具了《担保书》，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再后刘江涛向李晓玉出具《借款确认书》，确认是刘江涛向李晓玉借款，故应由刘江涛向李晓玉承担还款责任。后李晓玉整理银行流水，发现其在2011年6月19日向刘江涛转账一笔19.2万元，称该笔款项系刘江涛向其借款，当时刘江涛向其借款20万元，并口头约定每月按照4%标准支付利息8000元，李晓玉预先扣除了第一笔利息8000元后向刘江涛转账19.2万元。关于《担保书》及《借款确认书》出具的时间，李晓玉表示记不清楚。关于该笔19.2万元系刘江涛向其借款，李晓玉提交刘江涛每月向其支付8000元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李晓玉否认收到现金8万元，称其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称扣减8万元现金是李晓玉将2013年8月4日及此前的银行转账视为现金还款。刘江涛称，认可《担保书》《借款确认书》均系其本人出具，但称《担保书》及《借款确认书》均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担保书》实际出具时间是2013年下半年，《借款确认书》实际出具时间是2014年8月，系在10867号案件二审结束之后。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刘江涛只认可收到2011年4月28日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的一笔48.8万元，并称向李安宁出借的100万元中，李晓玉实际出借的只有48.8万元，并申请对李晓玉主张的2011年4月28日转账的一笔11.2万元的转账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刘江涛在2011年5月26日向李晓玉转账一笔50万元，已经将李晓玉出借给李安宁的48.8万元返还给李晓玉。2011年6月19日李晓玉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刘江涛的19.2万元认可收到，但并非借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往来款，该笔款项系李晓玉委托刘江涛对外放贷，放贷给案外人王栋，是以刘江涛的名义放给王栋，王栋没有还钱，刘江涛已经起诉王栋还款。且刘江涛在2011年5月26日向李晓玉转账一笔21万元，将李晓玉转账的该笔19.2万元抵消。就李晓玉主张刘江涛每月支付该笔借款利息8000元的主张，刘江涛称系因王栋未还钱，李晓玉着急，故刘江涛用自有资金返还给李晓玉，而非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李晓玉不认可刘江涛所述的抵扣情况，李晓玉称，2011年刘江涛向其转账50万元，李晓玉于2011年6月14日向刘江涛转账47万元，已经与该笔50万元抵消，差额3万元系75万元借款本金按照月利息4%标准计算的一个月的利息。另查，李晓玉于2018年11月13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后于2019年3月12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谈话时，李晓玉增加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李晓玉提交的担保书、借款确认书、庭审笔录、判决书、转账明细、录音，刘江涛提交的转账明细、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以及金额的认定。李晓玉提交《担保书》、《借款确认书》、转账记录及录音，主张其与刘江涛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向刘江涛交付了借款。刘江涛认可《担保书》、《借款确认书》由其本人出具，但称《担保书》系为配合李晓玉在10867号案件中提出反诉而出具，《借款确认书》是在李晓玉败诉后其律师要求刘江涛出具，目的是为共同作为借款人起诉，且刘江涛否认截至2011年4月28日借款金额75万元。通过在案证据，刘江涛在2013年与李安宁协商还款一事时、在1086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向李安宁转款的100万元中包含李晓玉75万元，并出具了《担保书》确认该金额，且在10867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后在2014年8月又向李晓玉出具《借款确认书》，以借款人的身份承认截至2011年4月28日共计向李晓玉借款75万元，且在2013年5月13日录音中亦承诺偿还李晓玉该笔借款。现刘江涛予以否认，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此前自认及《借款确认书》的内容，对其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同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11年4月28日，刘江涛借款金额为75万元。2011年4月28日之后，双方又互有转账行为，依据在案证据显示，2011年4月28日之后，李晓玉向刘江涛转账金额总计94.2万元，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金额总计84.05万元，刘江涛向李晓玉转账的金额不足以覆盖李晓玉向刘江涛转账的金额。综合考虑刘江涛在2013年5月13日录音中的陈述，以及在2014年8月出具借款确认书的事实，可以推出，2011年4月28日后刘江涛转账给李晓玉的款项并非偿还借款确认书项下的75万元借款，同时，鉴于借款确认书并未约定利息，李晓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每笔借款的利息及标准作出约定，考虑到抵充顺序对于刘江涛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故刘江涛于2011年4月28日后向李晓玉的转账应与李晓玉于2011年4月28日之后向刘江涛的转账予以抵充，差额的部分应认定系刘江涛向李晓玉的借款。经核算，2011年4月28日之后，刘江涛尚欠借款本金金额为10.15万元。故对于李晓玉主张刘江涛偿还借款本金94.2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支持其中的85.15万元，超出的部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晓玉主张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通过在案证据，李晓玉与刘江涛对于借款期限及利息均未作出明确约定。李晓玉可以要求刘江涛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鉴于李晓玉主张刘江涛承担的责任及金额于2019年3月12日才予以明确，在此后刘江涛应当返还借款，否则，刘江涛应当支付逾期利息。故对于李晓玉主张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以借款本金85.15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3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对于李晓玉主张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江涛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江涛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李晓玉借款本金85.15万元；二、刘江涛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李晓玉逾期利息（以人民币85.1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3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三、驳回李晓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中，刘江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中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张，证明刘江涛于2013年11月14日向李晓玉打款3万元，证明刘江涛在2009年到2010年间多次打款给李晓玉。上述证据是其中打款的一部分，结合整个欠款的情况，在2011年4月28日之前刘江涛向李晓玉打款的金额仅比李晓玉向刘江涛打款的金额少3万元。第二组证据，邮件截图4张，证明2014年5月份，李安宁起诉李晓玉，李晓玉败诉之后与刘江涛协商，由刘江涛起诉李安宁，由李晓玉的律师指导刘江涛起诉，借款确认书也是在这期间形成的，都是为了让刘江涛起诉李安宁。李晓玉针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从证据本身形式来看认可，没有异议，3万元的流水应对应此前75万元的利息。但对方存在故意隐瞒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交证据，依法不应采纳。第二组证据，同样也存在故意隐瞒和重大过失，是否起诉李安宁，是刘江涛和李安宁的问题，对于刘江涛和李晓玉之间的关系，借款确认书作为双方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的重要依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李晓玉认可第一组证据，亦认可收到3万元款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从证据内容看，无法体现刘江涛的证明内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本院另查明，2013年11月14日，刘江涛通过其中信银行尾号为9441账号向李晓玉尾号为1131的账户转账3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李晓玉与刘江涛之间是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如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以何标准确定借款金额；三、如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还款金额是多少。对此，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李晓玉主张其与刘江涛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借款确认书》、庭审笔录、录音予以证明。刘江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是为了配合李晓玉起诉李安宁所作，实际上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并不拖欠李晓玉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刘江涛出具《借款确认书》认可其截至2011年4月28日从李晓玉处借款75万元；另案庭审笔录中，刘江涛陈述2011年4月李晓玉交付其75万元加上刘江涛的25万元一并交给李安宁；录音中刘江涛亦认可给李安宁的100万元中包含李晓玉的75万元。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刘江涛与李晓玉之间就75万元款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刘江涛上诉主张其与李晓玉之间资金往来，应统一按照双方资金流水来清算，不应以2011年4月28日为界分为两部分，采取不同方式处理。对此本院认为，2012年3月，刘江涛向李晓玉出具《借款确认书》，内容为：本人从李晓玉处借款，截止2011年4月28日为止为75万元整。刘江涛在借款人处签名。刘江涛认可《借款确认书》的真实性，诉讼中刘江涛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借款确认书》的内容，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截至2011年4月28日，刘江涛尚欠李晓玉借款金额为75万元并无不当，刘江涛上述主张缺少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刘江涛应当向李晓玉偿还借款的金额问题。李晓玉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刘江涛一案（以下简称前案）中，起诉要求刘江涛偿还借款87万元及利息，李晓玉在该案中自述借款本金共计95万元，刘江涛归还了8万元现金，尚欠87万元。经本院二审庭审询问，李晓玉表示前案与本案诉讼主张为同一笔借款，但否认刘江涛已偿还8万元现金，在前案中之所以做上述表述，系因为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对于现金与转账未予区分。对此，本院认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晓玉应当知晓应对当庭陈述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作为经常与他人产生资金往来的成年人，李晓玉以其对于现金与银行转账之间未做区别为由，否认其在前案中自认的内容，过于牵强，本院实难采信。故本院采信李晓玉在前案中的陈述，认定刘江涛已偿还8万元现金。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截至2011年4月28日，刘江涛欠李晓玉75万元，2011年4月28日后，李晓玉向刘江涛转账金额共计94.2万元，刘江涛向李晓玉支付款项共计95.05万元，鉴于李晓玉与刘江涛并未对还款期限及利息作出约定，多出部分应首先抵充利息，一审法院以李晓玉明确借款金额并要求刘江涛承担责任的日期即2019年3月12日为刘江涛应当偿还借款的时间、2019年3月13日为利息起算时间并无不当。故刘江涛尚欠李晓玉借款本金75万元，并以7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3月1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其中应扣除已支付的8500元。综上，刘江涛的部分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766号民事判决书；二、刘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李晓玉借款本金750000元，并以7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6%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3月1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扣除已支付的8500元）；三、驳回李晓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2315元，由刘江涛负担10847元（已缴纳），由李晓玉负担146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