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05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林，男，197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辉，河北乔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河北乔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闯，男，198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华华，女，198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林，河北联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林与被上诉人郝闯、王华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2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辉、张杰，被上诉人郝闯、王华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林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291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录音时间为2019年03月30日，当时双方之间不再供货，针对2017年01月19日欠条被上诉人王华华在录音中明确陈述偿还了19000元钱，给了一次10000元，三次3000元，这与王华华与黄林、张金旭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是一致的。录音证据与微信转账记录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了2019年3月30日黄林与王华华之间录音的真实性。在录音中黄林多次提到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九万多元，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且被上诉人也提到今年年底最少还上诉人一万五千元，被上诉人对欠上诉人货款的大体数额是明知的。二、虽然根据举证、质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相反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被上诉人也承认了录音中的谈话对象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否认欠上诉人货款的数额，则被上诉人应对录音中的内容作出合理解释。三、2017年之前黄林与王华华、郝闯之间的供货方式为黄林给王华华、郝闯送货，黄林能够见到王华华或者郝闯。2017年之后黄林与王华华、郝闯之间的供货方式为王华华、郝闯派司机去拉货，黄林见不到王华华或者郝闯。所以供货清单中黄林的妻子张金旭进行了记录，这种销货清单是双方长时间形成的一种供货记录方式。四、被上诉人提供的9张银行流水、6张微信截图称已经向上诉人还款105860元。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其中仅有3笔，共计19000元，是偿还2017年01月19日欠条的款项，其余款项均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2017-2018），被上诉人偿还的货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郝闯、王华华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被上诉人王华华认可录音是黄林和王华华的通话，而不是认可录音中黄林说的每一句话。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不是对等关系。录音中未能体现双方对尚欠金额达成了一致。二、上诉人有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反驳并提供证据，那么上诉人应对继续提供证据进行充分的证明，而不是要求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主张进行举证。三、上诉理由提出“2017年之后黄林和王华华、郝闯之间的供货方式为郝闯、王华华派司机去拉货，黄林见不到王华华或者郝闯，所以供货清单中黄林的妻子张金旭进行了记录”。上诉人这样的逻辑不能苟同。老板郝闯、王华华去拉货，就需要验货、签收、拉走，派个司机去就能直接拉货不用办手续，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四、上诉人负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义务，而不是用诡辩的逻辑、似是而非的言辞转嫁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支付所欠货款98297.6元，利息13021.7元，共计111319.3元（利息自2018年11月20日起计至2019年11月1日）。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向二被告提供压花、片材等价值1097633.87元的货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供应片材、压花生意关系，原告向被告供货后，被告拖欠货款未付。双方于2017年1月19日进行对账，被告王华华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货款（￥110500）壹拾壹万零伍佰元整，王华华，17.1.19。被告提交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转款记录，证实通过被告王华华及被告郝闯父亲郝中信已偿还原告欠条中的货款105860元，欠付4640元。原告提交的销货清单第53张-第71张的时间为双方对账后的销货清单，清单中均无被告签名，被告仅对第59、61、62、64、65、68、70、71张销货清单记载的供货事实认可，货款共计61886元，被告举证微信转款记录，证明已支付该部分货款54440元，欠付7446元。自双方对账后，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160300元，原被告对此无异议。以上事实有相关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以及当庭陈述，能够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称原告举证的第53、54、55、56、57、58、60、63、66、67、69张销货清单没有实际的交易行为，且原告未能举证已将上述11张销货清单上的货物交付被告，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拖欠原告货款未能及时给付构成违约，原告有权主张被告给付拖欠货款12086元及利息损失。被告郝闯对原告诉讼主张予以认可，故二被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为：一、被告王华华、郝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黄林货款12086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1月1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6元，由原告负担2424元，二被告负担102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双方关于自对账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付款24笔共160300元无异议，但对该160300元偿还的是欠条中的货款还是欠条之后新发生供货的货款存在争议。二审询问中，上诉人称2018年7月19日王华华微信转款10000元、2018年9月8日王华华微信转款3000元、2018年10月16日王华华微信转款3000元、2018年11月20日王华华微信转款3000元的4笔还的是欠条，其余20笔付款均是支付的2017年、2018年的货款。被上诉人称，24笔付款中备注货款的9笔合计54440元是支付的新供货货款，剩余的15笔合计105860元是偿还的欠条欠款。经逐一核对，上诉人陈述的二被上诉人支付货款金额、日期与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上的金额、日期不相符。 本院认为，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不定期提供压花、片材等，双方2017年1月19日对账，二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110500元。对账之后，上诉人继续向二被上诉人供货，但双方关于供货次数和金额发生争议，二被上诉人只认可其中九笔即上诉人提交的59、61、62、64、65、68、70、71张销货清单，合计61886元。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主要证据“销货清单”,其底部有“收货人”一 栏，但却未要求收货人填写。按照买卖合同规律，除签订合同外，供货方在供货时应当要求收货方签字确认。即使未当场签字确认，上诉人也应当在事后通过对账等方式对交货量和金额另行确认，但上诉人未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导致双方欠货款数额不明。对于二被上诉人不认可的第53、54、55、56、57、58、60、63、66、67、69张销货清单，应由上诉人负责举证证明交易实际发生。二审中，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的付款时间、金额证实交易发生，但经核对二被上诉人支付货款日期、金额与上诉人提供的送货清单上的日期、金额并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对欠款数额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24元，由上诉人黄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籍利民 审判员  李会宁 审判员  于 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马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