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2民初46号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佳汇国际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808316940。法定代表人：米志广，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国强，系该公司员工。被告：九三集团大连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北良港内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6056565J。法定代表人：史洪斌，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虹，系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劲松，系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阳纳康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沈阳市铁**保工北街**会信用代码91210106050757677M。法定代表人：李广巍，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阁，系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广巍，男，1972年2月26日生，满族，住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阁，系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阳市常安粮油经销处，住所地辽，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新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35599799507。投资人：周敬海。第三人：周敬海，男，1962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安公司）与被告九三集团铁岭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三铁岭公司）、第三人沈阳纳康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康公司）、李广巍、沈阳市常安粮油经销处（以下简称常安经销处）和周敬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焦国强，被告九三铁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虹、李劲松，第三人沈阳纳康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康公司）和李广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阁、沈阳市常安粮油经销处（以下简称常安经销处）和周敬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安公司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九三铁岭公司返还原告康安公司货款26615800元，并以6.6%的年利率标准，给付自实际付款日至实际返还货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7月25日，利息损失为4297491.27元，合计30913291.27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九三铁岭公司负担。事实理由：原告与被告为长期贸易合作伙伴，双方订立《豆油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采购特定豆油产品，并定期结算货款。2015年10月27日至2017年1月9日期间，双方曾签订6份《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2000吨鸿鹤大豆三级油，2400吨鸿鹤大豆一级油，货款总额为266158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支付全部货款，但被告却迟迟未向原告交付货物。原告曾向被告催促交付货物，被告均未履行交付承诺，甚至明确表示拒绝交付货物。原告认为，《豆油购销合同》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原告已依约支付了全部货款，被告却未按照合同约定和承诺的时限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被告占用了原告的资金却拒绝交付货物，已构成重大违约，导致原告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造成原告方大量货款无法周转，影响其他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已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向原告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原告没有通过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合同，签订合同时是原告给被告发合同传真件，原告没有授权第三人李广巍刻制其公司公章，现李广巍自认公章是其个人刻制的，因此，第三人的提货行为与原告无关。到本案起诉时止，原告已经收到被告发票并入公司账目。原告与被告除诉争的6个合同外，其余20余个合同全部履行完毕，无任何争议。合同签订方式也是通过传真合同、邮寄盖章合同、支付货款、开具发票、第三人提货方式履行的。赵瑞祥是原告公司员工，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具提货单盖好公章，要么通过邮寄方式，要么通过第三人自取方式，将提货单给付至第三人，赵瑞祥参与过向第三人交付提货单，第三人持提货单到被告自提豆油，并销售至沈阳周边地区。本案交易模式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2019）辽02民初1963号案原告与被告的案子交易模式是一样的。本案提货凭证及实际货物往来并不是原告公司公章出具。双方提交合同文本不同，对被告提交的合同文本不认可。被告提供的合同文本传真号码是沈阳的电话号，该合同与原告无关，被告开具的发票都是寄给北京原告不是第三人沈阳公司。提货单上的原告印章不是原告备案公章，对被告提供的提货单的效力不予认可。三方合同是供应链合同，由上游向下游供货，第三人没有能力和资金满足被告要求支付全款的条件下，原告采取因销订采，不仅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也是符合商业规则的，不应该被歧视，在大量贸易合同中这种销售模式是存在的，根据合同相对性买卖双方承担自己的责任。原告在收到尾款之后向第三人开具提货委托书，如果被告严格审核提供委托书不能存在本案的争议，但是因第三人私刻公章，原告没有指示交付的时候，第三人自行向被告提货，而被告因为收到原告的全款而疏于审核，被告和第三人存在过错。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人。本案中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实际发放货物，只有第三人和被告的陈述。原告能确认货物到底在谁手中，钱和货物均是在被告和第三人手中，原告是付款了，应该优先保护原告权利，应该由被告向第三人追要货物。原告与周敬海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是卖方周敬海是买方。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为诉争豆油的提货人。被告九三铁岭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无真实的订立履行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在于案涉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中原告起到的作用是向中间商李广巍、周敬海出借资金，为掩盖违法出借资金的事实，原告授意周敬海与其订立合同，在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原告没有以任何方式任何人员参与该笔交易，合同订立后原告又与周敬海和李光伟等人签订销售合同，以收取固定利差的方式，完成资金及利息的收回，故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只是形式上的合同，原告并无真实的与被告订立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被告对案涉合同的履行，符合表见代理，因为该合同的订立是被告与沈阳的中间商李广巍，周敬海直接磋商，并通过该两人联络才形成的与原告的形式上的关系，在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没有向被告进行过任何方式的关于合同履行的沟通交流，所有的关于合同的订立履行均来源于沈阳的中间商周敬海和李广巍。被告的交易方式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原、被告自2014年5月8日订立第一份书面的购销合同开始，一直到2017年1月，案涉的最后一份合同止，总共订立了30份形式上的买卖合同,30份合同已经完全履行完毕，被告依据交易习惯向沈阳的中间商交付了货物，并向原告出具了发票，原告对此前的24份合同均无异议，只是因为自2015年10月26日订立的合同开始一直到2017年1月份最后一份合同止，6份合同由于沈阳中间商资金链断裂无法向原告完成回款义务，原告才派工作人员于2018年6月到被告处主张其合同履行，之前其对被告一贯的履行方式无异议，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合同的事实缺乏客观依据，且有恶意诉讼之嫌疑，双方提供的与案涉纠纷有关的合同看，原告知道其并没有与被告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对被告向沈阳的中间商已经交付货物的事实是认可的，比如从原告提供的与被告的买卖合同中，合同订立时间和履行期限看，在最后一份合同形成之前，至少有4份买卖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如果被告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交付货物，那么原告不可能继续支付货款并且形成新的关系。原告陈述合同订立过程是错误，被告没有与原告任何订立合同接触，合同订立均是与第三人接触。豆油都是第三人拿原告委托书到被告提货，所有交易习惯均是一样的。本案交易模式与大连中院审理的被告与原告案子的交易模式一致。原告构成虚假诉讼，请求法院把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提货单、出库单、向原告出具的发票，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原告提供合同的印章与被告提供合同的印章不一样，传真件、备案和委托书的印章均不一样，但是都履行了。本案事实为原告向第三人出借资金而与本公司签订的合同，订立合同时也不是原被告双方直接签订的。签订合同是采取传真的形式订立的，传真件来源第三人（沈阳），第三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合同是通过第三人订立的，但是原告已经按合同约定给付货款，合同约定的数量、价款、质量标准双方是没有争议的，原告收到被告出具的发票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认可第三人提货行为，原告同意第三人提货，每一次履行时被告向原告提供发票，原告直接收到发票和第三人间接向原告提供发票均未提异议，原告已经持被告开具的发票抵扣了相应的税款，原告给第三人授予了提货权，通过法庭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被告不具有向原告返还货款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义务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诉请没有依据。被告不知道李广巍私刻印章一事，对第三人的辩论的持证意见予以认可。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纳康公司、李广巍辩称：诉争豆油均由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提取了，本案全部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三人给付了原告80%左右的货款，第三人与原告实际是资金拆借关系，原告先给第三人垫付与被告购销合同款，第三人交易后将交易款加上原告垫付资金应该给付的利息后一并给付原告。李广巍、纳康公司与原告实际在交易过程中是融资或垫资行为，该事实原告公司是知晓的，而且本案诉争款应由李广巍和周敬海共同偿还。此前李广巍已经向原告出具划款计划，原告已经认可还款计划没有表示异议。李广巍尚欠原告少部分购销款项，其与原告共签订30左右个合同，价款共计1亿多元，现已经支付9000万元左右，尚欠1000多万元。李广巍经原告授权，刻制了原告印章，并在与原告的全部合同中使用该枚印章，用于向被告提货。原告与第三人自2014年4月份始到2018年底，按照年化率8%进行融资，原告如果没有得到款项，原告财务审计是通不过的，原告对被告是否欠款，是否给付豆油是明知的，第三人一直在向原告付款，本案起诉前原告单位工作人员和领导找到第三人沟通，原告是虚假诉讼。诉争欠款应该由第三人偿还，且全部合同的大部分款项第三人已经偿还了。第三人常安经销处和周敬海辩称：诉争货款应由第三人分别偿还，两个第三人公司分别收到诉争全部豆油，周敬海已经给付很多钱了，还剩余1000多万元没有给付。诉争合同都是经过原告业务员赵瑞祥与周敬海和李广巍签订的。赵瑞祥于2014年春天找到第三人做融资业务，由原告在被告处购买豆油，原告把豆油卖给第三人后，第三人再把本金加息后给付原告，原告与第三人的行为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原告按照赵瑞祥指示给被告打款，第三人卖完货物把钱打给原告，原告再给第三人开具发票。诉争豆油均开具了发票，周敬海给原告出具了还款计划，因没有留备份，今天不能提交给法庭，原告对还款计划是知情的。争议的印章是李广巍按赵瑞祥指示刻制的，但周敬海当时对此事不知情，对提货单上盖的该枚印章也不知情。赵瑞祥多次向周敬海要过欠款，赵瑞祥与原告领导怎么沟通不知道，合同是通过赵瑞祥QQ签订的，诉争款应该由第三人偿还。北京市朝阳区纪（监）委已经向其调查本案是否有融资关系，周敬海已经向纪监委说清了，纪监委问周敬海什么时间能还清欠，周敬海表示10年还清。原告与被告在本案起诉前签订的20多笔合同也是通过第三人签订的，也是通过第三人履行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豆油购销合同。证明：2015年10月27日，被告作为供方与原告作为需方签订《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鸿鹄大豆一级油1000吨，单价5860元/吨，总价款586万元。公司印章不只是一个，公章签订的合同一样有效，我们手里有合同章签订的多份合同，有原件。2、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5年10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166.3万元；2015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419.7万元；合计586万元，《豆油购销合同》（油购字【S-0151284】）款项已付清。第二组证据：1、豆油购销合同。证明：2016年1月5日，被告作为供方与原告作为需方签订《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鸿鹄大豆三级油1000吨，单价6030元/吨，总价款603万元。2、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6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603万元，《豆油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油购字【S-01601001】）款项已付清。第三组证据：1、豆油购销合同。证明：2016年1月28日，被告作为供方与原告作为需方签订《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鸿鹄大豆三级油1000吨，单价5870元/吨，总价款587万元。2、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6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87万元，《豆油购销合同》（合同编号:JSJT-TL-SYDX-2016-046）款项已付清。第四组证据：1、豆油购销合同。证明：2016年2月26日，被告作为供方与原告作为需方签订《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鸿鹄大豆一级油1000吨，单价6080元/吨，总价款608万元。2、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6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608万元，《豆油购销合同》（合同编号:JSJT-TL-SYDX-2016-102）款项已付清。第五组证据：1、豆油购销合同。证明：2016年8月3日，被告作为供方与原告作为需方签订《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鸿鹄大豆一级油200吨，单价6130元/吨，总价款122.6万元。2、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6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122.6万元，《豆油购销合同》（合同编号:JSJT-TL-SYDX-2016-207）款项已付清。第六组证据：1、豆油购销合同。证明：2017年1月9日，被告作为供方与原告作为需方签订《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鸿鹄大豆一级油200吨，单价7380元/吨，总价款147.6万元。2、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7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14.76万元；2017年2月1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73.8万元；2017年4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66.42万元；以上合计154.98万元。《豆油购销合同》（合同编号:JSJT-TL-SYDX-2016-S0001）款项已付清。被告对一到六组的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印章、合同文本、履行期限均不认可；一到六组的银行回单真实性认可，钱到了公司账户，对原告支付了7份合同的价款认可，货物是通过沈阳的周敬海、李广巍的指示交付的，因此这种支付不能说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本院对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第七组证据：1、原告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证明：2014年8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米志广，张国平不再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上述信息对外公开可供查询核实，被告应为知情。而案涉合同发生在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被告提交合同文本中仍留有“张国平”字样的签字违背常理。被告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工商变更信息与本案无关，恰恰可以证明原、被告没有就合同订立进行过磋商，订立都是通过第三人进行的，变更后的信息没有及时披露，原告和被告形成的第一份的合同是2014年5月8日，是工商登记信息之前形成的，后续的订立合同过程中，原告没有向被告披露过工商信息变更的事实，且合同订立之后，原告也积极代沈阳中间商支付了合同价款，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印章对比表。证明：被告与九三大连在诉讼中提交的合同文本中，经整理“张国平”字样的笔迹明显不相符，且字迹潦草，存在重大疑点。被告承认原、被告之间没有真实的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订立都是通过沈阳中间商进行的，而合同订立之后我们的合同权力是依据约定收取合同价款，在合同价款已经收取以后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合同相对方的默许，交付履行合同义务，在此过程中被告尽到了义务，并无过错过失，至于原告授权沈阳的中间商，与被告订立合同以后其就应该自主的自行为该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货物的提取还是合同伪造，相应的后果均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第八组证据：（2019）京0105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赵瑞祥系我公司的业务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自己控制的天津荣大粮油销售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安插库管人员，使用虚假货权转让凭证等手段，将原告存放在川粮储备库中的粮油被他人提取，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该判决已生效。但该案件并不涉及本案合同，与本案并无关联。被告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北京市朝阳区调取刑事犯罪时，调取了包括案涉的合同，也向沈阳中间商调查了解了与案涉合同有关订立和履行情况，认为这一部分证据应当可以还原原、被告之间书面合同的履行，该证据不能调取的话，就申请追加第三人李光威和周敬海。本院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九组证据：已执行合同文本及履行凭证。证明：双方已执行合同的文本及相关履行凭证，其中原告持有合同文本前后一致，习惯相符，且实际执行均按照原告合同内容付款，采取发出书面提货委托书的方式进行交付货物。我们都是用公章的，没有合同专用章。其他合同也没有合同专用章。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个公章不是被告加盖，章也不是公司的，这个合同也不是被告邮寄的；提供的执行完的提货委托书只有合同号还有吨数，没有提货司机车号还有授权的个人，委托书是无法履行的，这个委托书恰恰说明是原告概要授权给沈阳中间商的，原告未向被告提交过委托书，真实性和实际履行情况无法核实。本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电话录音两份、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证明：被告是依据沈阳中间商李广巍、周敬海联络与原告形成书面的合同关系，已交付豆油，是按照李广巍、周敬海的指示，原告就是出借资金，在通过买卖合同关系后在还给对方。原告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无异议。主张该录音未经第三方存证，录音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完整性均无法核实，但依据新修订的证据规则第三条，其中对于被告不利的内容可以作为证据直接采信，从内容看被告和李广巍、周敬海两人关系密切，其二人对被告了如指掌，毫无避讳，即便谈到违法违规的事情，二人也毫无异议，直接接收。被告明知李广巍、周敬海利用传真发送合同文本，甚至粘贴原告的印章提取货物均未提出异议，甚至宽慰周敬海。被告拒绝与原告对账，又跟李广巍、周敬海商量对策，李广巍、周敬海还提出对策对抗原告。本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争议有关的合同7份、发票37份、提货单142份、散油提货委托书137份。证明：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购销合同都是通过李广巍、周敬海订立的，是传真件，这就是原件。印章不一致，可能是李广巍、周敬海伪造的原告印章发给我的，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印章和法人签字不同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告和被告书面合同确实是这个时候的文本与原告的相符，从2014年之后，这种订立合同下放到了子公司，为了便于自己关系，对合同文本进行了修改，被告传给沈阳李广巍、周敬海文本就是被告的，沈阳李广巍、周敬海截了被告文本，按原文本提交。传真号的事恰恰证明不是原被告直接磋商结果，是通过李广巍、周敬海，本案事实离开第三方无法查清。合同付款方式，里面标注了怎么付款，传真号登记问题，原告明知沈阳中间商，当时有权代表的，后来因为沈阳李广巍、周敬海无法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回款，把借款本金返还，所以才感到危机，转而与2018年6月份，在案涉合同履行完毕一年半之后才向被告主张7份合同货物没交付。录音证据被告认为原告多次断章取义。印章13位数和12位数被告解释不了。对方提供的刑事判决书中提到了伪造了康安公章，被告怀疑不止这一枚公章。原告对购销合同三性均不认可，主张没有合同原件核对，内容有缺陷。两方的合同，标的货款单价，合同约定的全款，原告是先交10%定金，再交90%提货。从原告印章看，原告公司印章是13位数，被告提交的是12位，足以说明印章是假的，漏了1个0。从法人签字看，没有看到原告法人变更也没关注到法人签字笔迹不同的问题。板式来看，被告提交了已经执行完毕的合同，那些合同样式全是与原告的合同板式相同，和被告提交涉案合同的板式不同。其他合同都是单页，涉案的是两页。从主体信息看，原告注册地址是北京，合同上填写是抚顺，留的电话也是024的电话，没有沟通的情况下，跟北京公司签约，留下当地的传真号码，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付款方式不同，原告是全款，对方是先定金后补款，涉案的27份合同是一次性付款，从实际履行看与原告合同相符，和被告不符。传真号码被告的是024-78962995、024-78817333。原告是024-62643436，我们查询了一下，这几张传真没登记。对方在录音证据里有个点，传真号码是对方知道的，原告不知道。发票原告不提出异议，事实认可。提货单三性不认可，是被告内部制作，不是原告指示制作，签名也不是原告，该凭证系九三铁岭内部制作，并无原告的印章，也并非基于原告指示所交付，司机处多为空白，即使签名也并非原告人员。结合录音证据的内容，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由原告向下游买方开具委托书，由下游买方持提货委托书前往九三铁岭提取货物，因此该提货单并非合法有效的提货凭证，而应为加盖原告公章的《提货委托书》。本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合同23份（2014年5月8日到2015年9月8日）、发票139份、提货单688份、散油提货委托书688份。证明：22份合同都履行完毕了，被告履行争议合同的方式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对已经履行的合同三性均有异议，主张原告也提交相应的合同文本，文本都为红章印章，而且原告合同履行约定相符，板式与争议合同也前后吻合没有缺陷，相对对方提出的传真件，地方不符，地方不符证明力更高的证据。本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证人黄某证人证言。证明：2018年7月4日本人还有九三集团铁岭大豆公司业务员刘洋、绳超，到沈阳周敬海家，2016年6月份，原告到被告要合同，大豆买卖合同是跟李广巍、周敬海签订的，其证明录音材料是真实的，是在被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的音。本院对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李广巍、纳康公司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与我方无关，第三人李广巍实际收到豆油且对原告出借的资金没有偿还，第三人李广巍已经出具还款计划。企业查询结果我方认为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印章是否为个人刻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权利，双方往来是基于业务需要而产生的。经过原告授权，李广巍刻制了原告印章，但该印章只在双方交易中使用。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执行文本与第三人无关，涉案合同是否一致与第三人无关，但第三人李广巍实际收到部分货物是事实。录音证据原告出借第三人资金用于购货，第三人李广巍收到相应的豆油。第三组证据与李广巍无关，且该履行部分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争议，该部分已经履行了。周敬海、常安经销处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经对上述证据质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基本事实为：2015年10月27日至2017年1月9日，原、被告通过第三人以及原告前员工赵瑞祥以传真、邮递合同文本的方式签订了6份《豆油购销合同》，约定原告自被告处购买2000吨鸿鹤三级大豆油、2400吨鸿鹤一级大豆油，货款总额为26615800元。由于通过第三人签订，原、被告所持合同文本除有关货物品名、货物等级、货物数量、单价、总价、提货方式、提货地点的约定内容一致外，其他的合同板式、文字排版、法人或代理人签字、签订地点、付款和结算方式、提货期限、违约责任、传真电话等均不一致，且双方均否认对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己方印章的真实性。原告订立上述合同后，便与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签订《销售协议》，将其自被告处购买的大豆油全部加价销售给了纳康公司和常安经销处。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货款，被告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人提走案涉6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全部豆油。另查，除本案涉诉的6份《豆油购销合同》外，原、被告曾于2014年始至本案诉争合同签订时止，也是通过第三人以及原告前员工赵瑞祥以传真、邮递合同文本的方式还签订了20余份《豆油购销合同》，原、被告所持合同的合同文本也是不尽相同，且双方均否认对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己方印章的真实性。双方各持的合同在合同编号、货物品名、货物等级、货物数量、单价、总价、提货方式、提货地点、签订地点、付款和结算方式、签订时间、违约责任均一致，在该20余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也是将其自被告处购买的大豆油全部加价销售给了纳康公司和常安经销处。尽管原、被告双方所持合同不一样，但双方均认可该《豆油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支付了全部货款，被告向原告委托提货的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交付了合同项下全部货物，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向原告开具了全部货款发票，各方均无异议。在货物交付过程中，第三人所持《委托书》与其提取案涉6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货物时所持《委托书》样式基本一致。再查，2014年8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周国平变更为米志广。原告前员工赵瑞祥因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10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5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赵瑞祥有期徒刑4年6个月。该刑事判决未涉及原被告之间的《豆油购销合同》。再，原告自认第三人为诉争豆油的提货人。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各自提供的《豆油购销合同》、收付款业务回单、发票、原告公司企业信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书、录音、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催货通知函》、《销售协议》、委托书、调拨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以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虽然原、被告双方所持案涉6份《豆油购销合同》各异，又均否认对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己方印章的真实性，但从双方持有的合同可以看出在该时间段内双方确有向对方购买、出售大豆油的订约意愿，且双方各自所持合同中有关大豆油的等级、数量、单价、总价、提货方式、提货地点的约定内容一致，原、被告双方已对买卖合同的必备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原、被告就大豆油买卖形成了合意，因此，即便一些买卖合同非必备条款不尽相同，但这些是非双方意思表示的实质内容，且《豆油购销合同》文本仅仅是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载体，只是形式而已，亦不能因双方所持合同文本中的一些非基本权利义务的细微差别而否定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存在，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更何况双方就案涉争议的6份合同已进行了实质履行，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大豆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至于双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对方印章是否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的问题，因原、被告为长期贸易合作伙伴，存在20余次的交易，且既往已履行完毕又无纠纷的合同也是通过身处沈阳的第三人以及原告前员工赵瑞祥以传真、邮递合同文本的方式签订，因此，尽管合同并非来自原告登记住所地，但依据双方既往的习惯做法，双方均有理由相信在己方合同文本上加盖对方印章的行为人有代理权，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行为人构成表见代理，其加盖“印章”的行为对该单位发生效力，因此，本案双方所持合同文本上的对方印章是否与备案印章不一致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和效力判断。因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为有效合同，原告关于双方之间的大豆油买卖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争合同的履行，本院认为，尽管被告未将货物直接交付给原告，但通过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与被告订立6份《豆油购销合同》后，便将其自被告处购买的大豆油全部加价销售给了纳康公司和常安经销处，即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之间系连锁买卖关系。而在连锁买卖中，出卖人依据受让人的指令而将受让人购买财产直接移交给次受让人也是一种交易习惯，出卖人向次受让人交付合同标的物应视为出卖人履行了向受让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现第三人持加盖了显示原告名称的印章并记载车辆牌号、合同号及所提吨数的《委托书》自被告厂区内提走案涉6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全部货物，被告已经履行了向原告交付货物的义务，且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自认第三人纳康公司、常安经销处为诉争豆油的提货人。既然原、被告买卖合同有效，且原告支付了货款，被告也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原告再行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第三人所持《委托书》并非其出具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供的《散油提货委托书》系其单方制作，且无受托人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推翻被告提交的《委托书》；其次，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第三人也认可持这些《委托书》全部提走了案涉合同项下大豆油；第三，第三人所持《委托书》与其提取既往已履行完毕的20余份《豆油购销合同》项下货物时所持《委托书》样式基本一致，履行模式也完全一致，根据前述有关表见代理的论述，第三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有理由相信《委托书》确系原告所出具，该《委托书》对原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该项意见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366元（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合计211366元，由原告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宿中顺审判员  姜福田审判员  曹红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宋格书记员丁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