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再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李明，男，1969年2月14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辽宁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上诉人）：巴俊义，男，197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君，辽宁百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晓红，女，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辽宁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明因与被申请人巴俊义、原审被告刘晓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民终1329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辽民申407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被申请人巴俊义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君，原审被告刘晓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民终13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巴俊义对李明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巴俊义负担。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条与银行流水相关联。确认李明与巴俊义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1、李明与巴俊义银行转账流水发生时间是2012年6月18日至2014年8月14日之间，借条发生在2014年10月8日，银行转账流水在前，借条在后。借条表述是：“今借……”，而借条之后双方再无资金往来。2、巴俊义对李明起诉时依据的是银行转账流水，并不是借条。诉讼请求是偿还借款724万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是李明向巴俊义借款1000万元，偿还300万元，尚欠724万元，此诉讼请求与借条500万元没有任何联系。在庭审举证过程中，巴俊义并没有出示借条，是李明出示证据后，巴俊义才出示该借条。由于该借条金额是500万，为了能与诉讼请求相吻合，又变更诉讼请求为本金500万，利息224万元。通过庭审诉讼，查明双方转账差额480万元。巴俊义变更诉讼请求称李明偿还借款后还差480万元，为了凑整才写借条500万元，而庭审中陈述又称借条500万元中有450万元是本金，50万元是利息，巴俊义整个诉讼过程中是一个证据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3、判决书认定借条数据与李明、巴俊义之间实际流水转账数据不吻合，判决书只认定李明向巴俊义转账流水，没有将李明向司某和齐振转账的数据列为其中。首先，李明向司某转账200万元是因为巴俊义向司某借款600万元而发生，而该600万元借款是通过巴俊义账户转入李明账户564万元用于炒股，李明转账给司某200万元等于减少巴俊义与司某之间的200万元债务。在诉讼中巴俊义、证人司某对此都予以认可，所以向司某转账200万元就视为向巴俊义转账数据。其次，齐振是通过巴俊义介绍认识的，李明对其称不认识。转款147万元系巴俊义主张，没有巴俊义就不会发生该笔147万元的转账。上述两笔合计347万元，与巴俊义向李明转账934万元有关联性，应计算在李明向巴俊义转账493.17万元数据之中，合计840.17万元。相互差额106.83万元，所以双方转账数据与500万元借条并没有关联性。4、判决书没有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导致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李明与巴俊义的500万元借条称在公安机关备案，双方共同认可该借条不发生法律效力。现今又以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李明以公安机关备案笔录提出抗辩。巴俊义对其签字真实性不否认，李明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依据法律规定，不认可的事由，举证责任应由巴俊义予以承担。而判决书中把巴俊义不认可的举证责任落在李明身上，违背了法律规定。二、李明为了证明其与巴俊义系为合伙关系，诉讼中申请法庭调取巴俊义曾登录过李明炒股信息平台，法庭接受申请后并没有到相关机关进行调取侵犯李明诉讼权利。三、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1、该法律适用是原告仅依据金融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而本案诉讼中，巴俊义不仅提供金融转账凭证，而且还有借条，前提条件不适合。2、李明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诉讼中李明根据诉讼需要向法庭出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证明了李明将巴俊义所有进账资金进入股票账户。巴俊义与李明共同引资，出具借条（向司某借款600万），并由李明提供担保，其资金进入股票账户。证人司某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情况下，证实李明与巴俊义借款是为了合伙干点什么，证券公司客户经理证明，李明曾介绍过炒股资金来源，系与他人合伙，李明完成了对自己的举证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举证责任自然又转移到巴俊义，由巴俊义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审查的对象是借贷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而不是审理合伙法律关系，不能证明是合伙就一定是借贷法律关系。所以判决书应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系撤销一审判决进行改判，改判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侵犯李明诉讼权利，请求依法再审。巴俊义辩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民终1329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一、李明的再审申请没有法律依据，李明在庭审中申请再审的陈述当中及之前的庭审，均承认给巴俊义书写借条及巴俊义向李明的银行账户转款的事实。再审时李明的代理人也承认李明向巴俊义支付三分利息的事实。通过巴俊义在之前的几次诉讼当中，向法庭提供借条及转账凭证的事实，足可以证明李明与巴俊义之间确实有借贷法律关系。二、关于李明说银行流水同借条没有关系这一说法，这是片面的看待问题。巴俊义同李明是朋友关系，是基于先借款后在李明还不上巴俊义的借款之后，李明给巴俊义出具的借条，借据是经过他俩协商，有之前的转款行为，后来确定500万及500万元的利息这一事实存在，而不是二审李明的说法是拼凑的，这一说辞是不正确的。关于李明先举证还是巴俊义先举证，先后顺序无所谓，查清事实是正确的，所以这一再审理由不成立。三、关于李明提到原审中没有将司某、齐振款项认定，李明同齐振之间转款和向司某之间转款同巴俊义是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李明向巴俊义偿还借款的事实。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李明抗辩说是在公安机关同巴俊义有笔录，双方认可500万的借条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事实，是李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完成举证责任，公安机关不具有处理民事案件的职能。巴俊义和李明到公安机关做笔录是应李明的要求，是李明要洗脱一个诋毁其名誉的治安案件。当时巴俊义在公安机关陈述是双方和解，这500万借条不成立。按照双方在笔录当中陈述，如果借条是真的不生效，应当把借条收回，或者让巴俊义出具相应的文字说明，但是李明没有。二审法院对笔录的认定是客观和真实的，如果公安机关的笔录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话，也是应该经过质证才能使用。李明一再说明他跟巴俊义是合伙，从两次一审二审和省高院复核谈话内容，李明只是说合伙炒股，但并没有提出证据。前四次庭审都是巴俊义自己到场陈述，也陈述其没有和李明炒股的事实。李明多次说到他同齐振认识是经巴俊义介绍，李明向齐振转款是巴俊义受益。对此说法只是口头说辞，并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李明称向齐振转款是应巴俊义要求，但没有证据证明。巴俊义一审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李明立即给付巴俊义借款724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本案重审时巴俊义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李明偿还借款500万元，并要求李明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4年10月8日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查明：巴俊义与李明系朋友关系，并合作经营过物流公司，李明与刘晓红系夫妻。2012年6月18日至2014年8月14日之间，巴俊义与李明之间有多次大额资金往来。其中，2012年6月18日，巴俊义向李明的账户转款四笔，合计100万元；2012年7月5日，巴俊义向李明账户转款100万元；2012年10月8日，巴俊义向李明的账户转款200万元；2013年1月7日，巴俊义介绍李明和司某认识，由巴俊义出具借条，由李明作担保，向司某借款600万元，按3分利扣除36万元利息后，扣除利息后实际借款564万元，当日巴俊义将此笔564万元借款转至李明账户；2013年11月28日，巴俊义向李明账户转款10万元。巴俊义共向李明账户转款974万元。李明共向巴俊义转款16次。其中，2012年9月28日，刘晓红向巴俊义转款20万元，银行明细摘要栏注明是备用金；2013年7月5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63万元；2013年4月24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203.07万元；2013年10月9日，刘晓红向巴俊义转款10万元；2013年11月8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3万元；2013年12月6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3万元；2013年12月17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10.1万元；2014年1月9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64.5万元；2014年2月8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1.5万元；2014年3月7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1.5万元；2014年4月8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27万元；2014年4月9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37.5万元；2014年5月8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1.5万元；2014年6月9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1.5万元；2014年7月8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40万元；2014年8月14日，李明向巴俊义转款6万元。李明方共计向巴俊义转款493.17万元。2014年10月8日，李明向巴俊义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向巴俊义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期限一年，月息3分，按季付息，借款人：李明2014年10月8日”。另查明，2014年3月4日，齐振与李明经巴俊义介绍相识后，签订《资金合作协议》一份，载明双方就股票投资合作事项达成协议，李明与齐振以1:5的比例出资炒股，李明出资100万元，齐振出资500万元，合作期限自2014年3月4日至2014年4月3日。2014年3月4日至2014年4月4日，李明分四次向齐振账户转款147万元。巴俊义方证人司某出庭作证，证明2013年巴俊义和李明向其借款时是因为合作某项目，该笔借款两人已共同偿还300万元，由巴俊义偿还100万元，李明偿还200万元。再查明，2015年12月19日，站前派出所曾处理过李明因名誉权报警一案，其中涉及到巴俊义与李明之间2014年10月8日500万元借条一事，报警情况登记表及公安机关对巴俊义与李明双方的询问笔录均载明：“……该500万元借条巴俊义与李明于2015年12月17日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巴俊义明确表示和解协议达成后，该借条不存在法律效益。现巴俊义否认有和解协议，李明则表示，2015年12月17日双方有过一次交谈，口头达成协议，其中有3支股票，在操作中都有50%以上的收益，双方都已经操作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状态，所以合作就结束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巴俊义与李明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资金合作关系，对此巴俊义负有基本的举证责任。现既无借款协议，也无合作协议，只有双方相互转账的明细账。巴俊义为证明双方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李明出具的借条，此借条出具时间在双方结束大额资金往来时间之后，但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与银行凭证之间无法吻合。巴俊义在原审及重审过程中，数次变更诉讼标的额，与借贷关系中双方对于大额款项均会账目明晰的常理不符。2012年6月18日至2014年8月14日、直至2014年10月8日之间，巴俊义向李明转款974万元，李明向巴俊义转款493.17万元，两者的差额为480.83万元。本案重审时，巴俊义代理人陈述，500万元借条系双方对剩余欠款480.83万元取整后确定，与原审时巴俊义曾主张为对账而起诉相互矛盾。巴俊义申请出庭的证人司某的证言中，巴俊义与李明因合作某项目借款的说法又与李明的主张相吻合。在存在以上诸多疑点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另外在李明出具借条后又经过长达14个月以后，巴俊义作为李明好朋友的身份，在公安机关询问的过程中亦明确表明双方已就该借条达成和解协议而借条失效，所以双方无论何种法律关系，巴俊义主张李明返还款项的主张，均不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巴俊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80元，由巴俊义负担。巴俊义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齐振同李明之间的协议以及司某的借款同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无关；李明的炒股行为同巴俊义也没有关系；如果李明主张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李明、刘晓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明主张巴俊义向司某借款的借条中体现了借款用途为合作炒股，并申请法院调取该份借条。二审庭审中司某及其母亲毕玉萍出庭作证并提供了上述借条，但借条中并未显示借款用途，且二证人出庭表示仅知道借款，对李明所述的用途不知情。再查明，李明自述每次给付给巴俊义的款项数额均系应巴俊义要求确定的，而巴俊义称系按借款利息月息3分确定的每次还款数额。2012年6月18日、2012年7月5日巴俊义分别向李明转款100万元，李明2012年9月28日给付巴俊义的20万元符合本金100万元，借款期间2012年6月18至10月8日，共计3.7个月，本金100万元，借款期间2012年7月5日至10月8日共计3.1个月利率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数额。从2012年10月8日巴俊义转给李明200万元，2013年1月7日李明支付巴俊义36万元符合本金400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10月8日至2013年1月7日共计3个月，利率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数额。另查明，2014年3月4日案外人齐振作为出资方，李明作为操作方签订了一份资金合作协议，约定了双方进行股票投资合作的有关事项。其中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合作期间，乙方除按照以下“第二条”所规定的标准支付管理费外，账户盈利全部属于乙方所有；同样，乙方承担全部交易风险，甲方不承担交易风险。为了确保甲方账户与资金安全，乙方在交易前应按照1:5比例向甲方交纳风险保证金。乙方初始保证金为人民币100万元，甲方初始出资为人民币500万元。第二条约定：“乙方支付管理费按自然月计算，费用借款后当日在交易账户中扣除；自然月费率标准为1分7，自然月计费不足整月按照整月计算。第六条约定：“合同终止时，甲方收回出资，并将剩余资金转入乙方账户。”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巴俊义作为原告以其持有借条及转款凭证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明对借条及转款事实均无异议，且双方2012年6月18至2013年1月7日的资金往来明细符合巴俊义主张的月息三分的借款事实。对此李明虽不认可，但对其系按何种标准向巴俊义转款一节，李明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故应认定巴俊义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李明针对借条辩称其系为给巴俊义制造享有债权的假象才签订的，鉴于李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500万的标的较大，故李明的该种解释有悖生活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明针对转款凭证辩称双方之间因炒股存在合作关系，故李明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李明对其所主张的合作关系曾在一审法院2016年12月20日的庭审中陈述称双方有口头协议，约定“在之前先扣除借款利息，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成，李明收取巴俊义佣金10%，如亏损不收取佣金，按照投资比例负担亏损。”但从李明每次向巴俊义转款的数额上无法印证上述协议内容，且李明二审中称每次的转款数额均是巴俊义确定的。相反，2012年6月18日至2013年1月7日双方的转款明细符合巴俊义主张借贷关系月息3分的主张。此外，李明主张在巴俊义同案外司某文的借款的凭证上能体现双方的合作关系，但二审庭审司某文当庭提交了上述借条，但并没有李明主张的内容。虽然，李明提供了股票账户明细意证明巴俊义转给其的资金均及时转入李明股票账户用以炒股使用，但资金的使用方式本身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且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此外，李明辩称双方合作后期，其按照巴俊义的安排将147万元转入案外人齐振账户，但从其同齐振的合作协议中无法体现巴俊义的意愿。同时李明同齐振的协议中明确约定，李明是操作人，齐振是出资人，而且李明转给齐振的100万元并非投入资金而是保证金。同时，在上述协议中亦约定齐振按自然月收取月息1分7的费用，且齐振并不承担合作炒股的风险，合作期满后齐振有权收回投资500万元。从李明主张的同齐振的合作协议中所体现的内容看，其实质仍为借贷关系。关于李明提出双方在公安机关曾陈述500万借条所涉及的款项已经和解完毕一节，巴俊义对该询问笔录不认可，李明亦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和解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故本院对李明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利息的起算，合同既是对之前行为的总结也是对之后行为的规范，本案借条应视为对双方之前发生的借贷行为的结算。故李明应从出具借条之日起以双方结算的500万元为本金向巴俊义支付利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李明曾按月息三分向巴俊义转款，是双方自愿行为，故巴俊义现主张的月利率2%不违背双方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李明针对巴俊义主张所提出的抗辩理由缺乏确凿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李明的陈述不予采信。一审法院驳回巴俊义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以纠正。李明应承担偿还巴俊义欠款500万元并从2014年10月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直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巴俊义并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李明家庭共同生活，且巴俊义持有的借条上并没有刘晓红的签名，故其要求刘晓红承担责任的主张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7）辽0402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李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巴俊义人民币500万元；李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巴俊义人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驳回巴俊义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4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700元，由李明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巴俊义以银行凭证及双方签订的借据主张李明偿还借款500万元。一、2014年10月8日巴俊义与李明形成借条之前，双方没有借款合意的证据。依据银行凭证查明巴俊义自2012年6月18日至2013年11月28日间通过本人及其亲属向李明转款八次共计974万元，李明于2012年9月28日至2014年8月14日间通过本人及其爱人刘晓红账户向巴俊义转款十六次共计493.17万元，二者差额为480.83万元。原审中李明与巴俊义均明确承认，李明除直接向巴俊义支付493.17万元外，还按照巴俊义的指示于2013年4月8日向案外司某文转款支付200万元，因此，李明已向巴俊义付款的金额应为693.17万元。二者差额为280.83万元，不能证明巴俊义主张的500万元借款事实。二、对于巴俊义在原审提交的李明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向巴俊义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期限一年，月息三分，按季支付。”李明虽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了借条，但该借条出具后双方之间未发生资金往来，既没有巴俊义向李明交付借款的行为发生，因此该借条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如果该借条是对双方之前资金往来的汇总，根据现有证据，截至该份借条出具之日，巴俊义向李明转款的金额与李明向巴俊义转款的金额相差280.83万元，与借条中的500万元金额不符。该借条载明仅向巴俊义借款500万元整，其中并没有体现出是对之前借款金额的汇总。在该借条出具长达14个月后，且期间李明没有任何支付行为的情况下，双方于2015年12月19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均一致表示，双方已于2015年12月17日就该借条达成和解协议，该借条已经不存在法律效力。故即使巴俊义在原审庭审中对该询问笔录不认可，但不能否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国家公权力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行为过程中签名按印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该借条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三、李明称双方为合伙炒股关系，否认借款事实，并提供证司某文出庭证实及提交了其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记录证明巴俊义将款项全部转入股票账户用于合伙炒股。巴俊义作为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巴俊义未能就其与李明之间形成借贷关系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故对巴俊义主张李明返还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李明再审理由成立，驳回巴俊义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民终132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7）辽0402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624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480元，均由巴俊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岩审判员 赵世平审判员 李 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隋泽龙书记员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