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邬某1，女，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现住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凡小会，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1，男，197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现住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凡小会，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永会，系唐某1之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女，199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川，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邬某1、唐某1与被上诉人韩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20）黔0382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邬某1、唐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仁怀市人民法院（2020）黔0382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查清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彩礼81280元或者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客观事实是，2016年1月1日上诉人之子唐永兵（已于××××年××月××日被被上诉人刺伤致死）与被上诉人订婚，被上诉人因此陆陆续续接受上诉人订婚彩礼共计81280元，这一点有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加以佐证，上诉人方给予被上诉人的前述礼金及相关礼品均是建立在追求唐永兵与被上诉人最终结婚的目的基础上，并非出于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人情或礼尚往来的风俗，因此，被上诉人的辩解及一审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二审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年××月××日，唐永兵无辜被被上诉人刺伤致死后，被上诉人因此被相关办案机关进行羁押，并且最终被判处相应刑期服刑，而上诉人由于痛失儿子唐永兵后一度处于处理唐永兵后事及悲痛之中。直到被上诉人刑满释放后，上诉人才知晓自己的儿子唐永兵在被刺伤死亡之前并未与被上诉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仅仅处于短期的非法同居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权利，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订婚彩礼81280元的诉讼并未超过诉讼失效，更重要的是上诉人已于2017年8月3日和2017年10月16日向遵义市公安局及贵州省公安厅上访反映包括订婚彩礼在内的相关诉求，这一客观事实也导致了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而判决驳回全部诉请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明显不公。上诉人的儿子唐永兵系被被上诉人刺伤致死，这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被上诉人收取当初追求结婚的订婚彩礼再不退还，这明显对上诉人的极大不公平，这也是对犯罪分子的纵容，二审法院依法也应当进行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请求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谢!韩某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护法律尊严，依法维持原判。一、事实认定方面：就上诉人称订婚彩礼达80000多元而言，上诉人当时家庭收入来源及其微薄，且还在供养其其他子女读大学，从上诉人的家庭收支基本情况以及当地风俗看，上诉人既无能力又无惯例给与80000元彩礼，且上诉人在一审整个庭审中也未列举其给与的举证义务和有能力给与的义务，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问询了双方相关问题后，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和上诉人家庭收入情况，认定12000元的彩礼是正确的。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刑满释放才知晓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属实，上诉人明明知晓在“订婚”后建立的只是“未婚关系”，而非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上诉人这一说法前后矛盾，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关于上诉人称向公安机关反应彩礼问题而言，该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及，没有证据证明。二、法律适用方面。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与其子唐永兵在2016年5月底就确定不可能完成婚约，自此至上诉人一审起诉之日（2020年5月），上诉人一直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彩礼的返还，一审法院引用诉讼时效新的法律规定，其起诉也是已过时效的，一审法院并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述主张，维持原判，维护一审法院捍卫法律公平正义的决心和信心。邬某1、唐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彩礼812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永兵（已死亡）系原告邬某1、唐某1的长子。2016年1月1日，被告韩某与唐永兵举行订婚仪式，原告邬某1、唐某1以红包的形式给予被告韩某及其父母礼金，被告韩某与唐永兵互赠婚戒（价值不明）；按照风俗习惯，被告韩某在订婚仪式上改口称呼唐永兵父母及亲属时，原告邬某1、唐某1及其亲属给予不同数额的红包。对于订婚仪式中给予的礼金数额及财物，证人唐某2陈述按照当地风俗礼金在三万元左右，证人邬某2陈述听见二原告商量给付礼金24000元，但两位证人均表示不清楚订婚当天红包内的礼金数额；对于两位证人所述的包包、项链等物品，被告否认收到。证人唐某2、邬某2与二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效力较低，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被告韩某认可收到原告给予的礼金12000元、改口费1200元以及原告亲属给予的改口费18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7年12月24日，本院作出（2017）黔0382刑初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为韩某和唐永兵于××××年××月××日因感情纠纷发生抓扯打架，韩某在被唐永兵掐住脖子时欲推开唐永兵随手用刀将唐永兵刺伤，致抢救无效死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韩某有期徒刑四年（自2016年6月21日至2020年6月20日止）。唐永兵死亡后至本案起诉前，原告邬某1、唐某1未向被告韩某主张过返还彩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唐永兵与被告韩某举行订婚仪式后，于××××年××月××日死亡，原告邬某1、唐某1应当从该日起知道唐永兵与被告韩某结婚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6年6月21日起算至2019年6月20日止。在此期间，虽然被告韩某在监狱服刑，但该情形并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原告未提供曾经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至起诉时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对原告邬某1、唐某1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邬某1、唐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6元（已缓交），一审法院决定准予免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9年8月1日向上诉人出具的《信访告知书》及仁怀市公安局2017年8月30日对上诉人所作的《信访接待笔录》，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信访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告知书是2019年8月1日出具的，上诉人之子唐永兵是××××年××月××日死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彩礼的时间应当从××××年××月××日开始计算，上诉人到仁怀市人民法院进行信访时已过诉讼时效；对2017年8月30日《信访接待笔录》，该笔录中并没有主张彩礼一事，只是主张5万元的救助金，不能达到上诉人要求中断时效的请求。上诉人另申请了证人孟某、付某出庭作证，孟某陈述称因其是邬某1、唐某1亲戚，其是在订婚当天商量给付彩礼时知道给女方的彩礼是24000元，另由邬某1、唐某1各给了韩某改口费12000元；付某陈述称订婚当天唐某1称差改口费，向其借款2万元，至今还未偿还。对前述《信访告知书》及《信访接待笔录》，能够证明邬某1、唐某1在唐永兵死亡后，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通过信访等途径主张由韩某返还订婚彩礼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孟某的证言，因其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证明效力较低，且其亦并未直接看到邬某1、唐某1给付的彩礼数额，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对付某的证言，因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其借款的真实性，且即使借款真实，亦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亦不予采信。经二审查明，仁怀市公安局于2017年8月30日对邬某1、唐某1所作的《信访接待笔录》载有：“（邬某1、唐某1）要求要回前期唐永兵与韩某婚约的彩礼金，但韩某支付要求（邬某1、唐某1）写出谅解书才退还彩礼…对邬某1的回访答复内容：对退还礼金及民事赔偿，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等内容。2019年8月1日，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向邬某1、唐某1出具的《信访告知书》，载有邬某1、唐某1的诉求包括“唐永兵与韩某订婚支付给韩某的财产应当返还”等内容。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且有相关证据在卷予以佐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邬某1、唐某1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唐永兵与韩某订婚时给付的彩礼数额是多少，韩某应否返还。针对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及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中，唐永兵于××××年××月××日死亡，邬某1、唐某1应当从该日起知道唐永兵与韩某结婚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6年6月21日起算，但结合其二审期间提交的《信访接待笔录》、《信访告知书》，证明在此之后，邬某1、唐某1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2019年8月1日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通过提出信访诉求等形式主张由韩某返还定金彩礼，故其诉讼时效中断，应自2019年8月1日起重新计算。因此，邬某1、唐某1于2020年5月22日提出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针对焦点二。首先，所谓彩礼，是指以结婚为目的，婚前由男方家庭依当地风俗给予女方的较大数额的财物，对于一般的赠与及亲友间赠与的红包等，一般不能认定为彩礼。因此，本案中，邬某1、唐某1主张其亲友订婚当天给予韩某的红包等小额财物，不属于彩礼范畴。其次，邬某1、唐某1主张其实际给付的彩礼包括直接支付的24000元及邬某1、唐某1分别支付的12000元，对此，其虽申请了证人唐某2、邬某2、孟某出庭作证，但该三人均与其具有利害关系，且均未直接看到其给付的彩礼数额，而证人付某并未在订婚现场，故均不能证明邬某1、唐某1所主张的给付彩礼的数额，故一审根据韩某的陈述，认定其实际给付的彩礼为12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之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邬某1、唐某1请求韩某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同时，韩某虽辩称其与唐永兵订婚后已实际共同生活，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邬某1、唐某1对此亦不予认可，故结合本案情况，韩某应全额返还该12000元彩礼。因此，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返还彩礼的诉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综上所述，邬某1、唐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20）黔0382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韩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上诉人邬某1、唐某1返还彩礼12000元；三、驳回上诉人邬某1、唐某1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6元，已准予免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2元（缓交），由邬某1、唐某1负担1560元，由韩某负担2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波审判员  喻 茜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周正平书记员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