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9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政，男，198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炬，湖南首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晶，湖南首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伟，男，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旭，男，197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同，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文，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政因与被上诉人余伟、蔡旭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政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界定为退伙，混淆了解除合同与退伙两个法律概念的具体内容，《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对退伙事项进行了专项规定，从法律条文的内容也无法看出退伙等同于解除合同，一审法院的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退伙事项由合伙合同约定，而本案《合作投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约定，合伙协议只有在三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终止，而上诉人从始至终都未同意解除案涉合同，本案显然尚未达到解除《合伙投资协议书》的条件，一审判决退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根据《合伙企业法以及《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在解除合同或退伙之前应当进行清算。一审法院在合伙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上诉人一方不公平。余伟、蔡旭共同答辩称：1、本案中基于三人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而成立的个人合伙，《股东合伙协议书》解除，则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导致合伙解散，而民法通则规定合伙需要两个以上公民，三人当中的两人退出合伙，合伙实质上已不存在，最终将导致合伙解散，亦解除了合伙关系，故本案基础合同该协议与退伙的法律后果一致，原审认定并无不妥。2、本案为个人合伙形式，不适用《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法》的适用对象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而本案中工商登记的组织形式为个体工商户，不属于《合伙企业法》所调整的合伙企业形式，原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解除《股东合伙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3、2020年4月1日，在疫情停业期间，三方即对合伙资产进行了盘点，并签署《资产负债表》，确认截止2020年3月27日，合伙项目总资产为956899.27元，未分配利润为1350.33元。其后，店铺由上诉人独资经营至今，所有支出均由其控制，即合伙财产早已进行清算，原审判决依据合同约定对利润进行分配，并判决返还投资款，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余伟、蔡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伟、蔡旭、肖政于2019年5月1日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2、肖政向余伟、蔡旭返还投资款500000元并支付余伟、蔡旭应分配的利润900.22元；3、肖政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伟、蔡旭、肖政系朋友关系。2019年5月1日，肖政（甲方）、蔡旭（乙方）、余伟（丙方）三人经友好协商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项目名称为乡野鲜宗湖鲜小院，经营地址为长沙市望城区××街道××村××组吴干辉住所，负责人为肖政,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三人各出资20万元，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以甲方的名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甲方负责合伙经营项目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乙方、丙方对甲方的运营管理进行必要的协助、检查合伙经营项目财务、监督甲方执行合伙经营项目职务的行为等；合伙经营项目不设股东会，遇有重大事项，须经甲、乙、丙三方达成一致决议后方可进行，对于合伙重大事项的决策，甲、乙、丙三方意见不一致的，按投票方式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利润和亏损，甲、乙、丙三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退股：（1）一方股东，须先清偿其对合伙经营项目的个人债务且征得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后，方可退股，否则退股无效，拟退股方仍应享受和承担股东的权利和义务。（2）股东退股，若合伙经营项目有盈利，则合伙经营项目总盈利部分的60%将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另外40%作为合伙经营项目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分红后，退股方方可将其原总投资额退回。若合伙经营项目无盈利，则合伙经营项目现有总资产的80%将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另外20%作为合伙经营项目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此种情况下，退股方不得再要求退回其原总投资。（3）任何时候退股均以现金结算。2019年8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经长沙市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开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肖政，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为长沙市望城区××街道××村××组**，经营范围为烟草制品零售、国产酒类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2020年1月，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店铺停业。停业期间，肖政、蔡旭和余伟三人于2020年4月1日对店铺资产进行了盘点，共同签署《资产负债表》及《截止2020年3月27日财务情况说明》，共同确认截止2020年4月1日，餐饮店的总资产为956899.27元（其中货币资金为2269.49元，应收账款为1371元，其他应收款为5402.05元，存货价值为17029.41元，固定资产价值为927031.9元，长期待摊费用为3795.42元），负债合计为955548.94元（其中应付账款为三合伙人的投资750000元及未消费的充值卡余额62584.36元，待付各类货款68945.58元，应付工资为45227元，其他应付款为28792元），可分配利润为1350.33元。2020年4月8日，肖政在未与余伟、蔡旭就餐饮店是否开业、何时开业、后续经营方式等经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餐饮店开业并独自进行经营。之后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方面的相关情况肖政也未与余伟、蔡旭进行任何交流、沟通。2020年4月14日，余伟、蔡旭委托律师向肖政发出《律师函》，指出肖政存在未落实执行财务统一收支、帐目日清月结并交由三方共同聘请的会计人员处理的制度,不遵守重大事项三方按所持表决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的约定,特别是不按决定在未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私自开业等重大违约行为。2020年4月16日，余伟、蔡旭再次委托律师向肖政发出《律师函》，指出因其存在上述重大违约情形，要求其收到函件后立即停止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的经营，并要求与肖政解除合同。肖政在2020年4月18日收到函件。另查明，余伟、蔡旭和肖政三人实际投资额分别为25万元，且均已实际缴纳，三人投资总额为75万元。以上事实有余伟、蔡旭提交的《股东合伙协议书》、《资产负债表》、《截止2020年3月27日财务情况说明》、两份《律师函》、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余伟、蔡旭和肖政三人经友好协商，共同签署《股东合伙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股东合伙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三个人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三人根据《股东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出资义务，并根据约定成立了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在2020年1月份之前，三人均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该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合伙协议能否解除，即余伟、蔡旭能否退伙的问题。因合伙关系建立在合伙人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所以合伙带有一定人身性质的信任关系,这是合伙作为自然人的联合体本质特征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本案中,餐饮店的经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停业，停业后三合伙人对疫情后餐饮店是否开业、如何经营、何时开业等生产经营问题产生分歧，是导致合伙人产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肖政在三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开业并独自进行经营，经营后的相关情况亦未与余伟、蔡旭进行交流沟通，余伟、蔡旭委托律师向肖政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于2020年4月18日解除。《股东合伙协议书》未约定合伙经营期限,也未约定因合伙人重大矛盾合伙经营无法继续履行导致退伙的情形，现余伟、蔡旭请求确认合伙协议已解除,其实质是要求退出合伙,其行为表明余伟、蔡旭对肖政已失去信任,不再愿意与肖政继续合作合伙经营,因此双方合伙经营事业已经无法完成,应予准许。综上,对于余伟、蔡旭提出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余伟、蔡旭请求由肖政返还投资款50万元并支付可分配的利润900.22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余伟、蔡旭与肖政在2020年4月1日就合伙事务的资产进行了清点，确认合伙事务的利润为1350.33元，故余伟、蔡旭请求退伙及分配盈余可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予以计算，因合伙协议中约定退股时经营项目总盈利部分的60%将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另外40%作为合伙经营项目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分红后，退股方方可将其原总投资额退回。据此，余伟、蔡旭可以将其投资款50万元退回，并可分配利润两人共计540元（1350.33元×60%÷3×2），本院对余伟、蔡旭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伟、蔡旭与肖政于2019年5月1日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在2020年4月18日解除；二、肖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余伟、蔡旭两人投资款共计500000元并支付利润540元；三、驳回余伟、蔡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10元，由肖政负担。被上诉人余伟、蔡旭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如下新证据：餐饮服务费发票、店铺监控录像，拟证明上诉人独立对店铺持续进行经营。上诉人肖政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无异议，该证据能反映出被上诉人对店铺的监控系统、收银系统等知晓并掌握密码，被上诉人对监控系统、收银系统可以进行操控。上诉人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1、关于余伟、蔡旭、肖政之间的《股东合伙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虽案涉《股东合伙协议书》未约定合伙经营期限,也未约定因合伙人重大矛盾合伙经营无法继续履行导致退伙的情形，但《股东合伙协议书》中约定：合伙经营项目不设股东会，遇有重大事项，须经甲、乙、丙三方达成一致决议后方可进行，对于合伙重大事项的决策，甲、乙、丙三方意见不一致的，按投票方式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但余伟、蔡旭、肖政三人在未就餐饮店是否开业、何时开业、后续经营方式等经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肖政独自决定餐饮店开业并独自进行经营，肖政已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其不具有与余伟、蔡旭共同合伙经营案涉店铺的意思表示，三方合伙的信任基础已不存在，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案涉《股东合伙协议书》并无不当。2、关于解除案涉《股东合伙协议书》是否应当进行财产清算的问题。肖政主张依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退伙应当进行相应财产清算。但《合伙企业法》适用的对象为普通合伙企业以及有限合伙企业，而本案中涉及的长沙市望城区乡野鲜宗餐饮店，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信息显示，案涉店铺的企业形式登记为个体工商户而非合伙企业，故本案并不属于《合伙企业法》的适用范围。同时，余伟、蔡旭、肖政三方于2020年4月1日对店铺资产进行了盘点，共同签署《资产负债表》及《截止2020年3月27日财务情况说明》，共同确认截止2020年4月1日的案涉店铺的相关资产及负债情况，可视为三方已对合伙财产进行了相关清算。故肖政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肖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8810元，由上诉人肖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孟庚秋审判员  郭柏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刘小兵书记员刘小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