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常健，男，196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天洪，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星，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艳，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向前，男，197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董塘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清玲，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杰，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胡常健、李天洪与上诉人陈向前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均不服仁化县人民法院（2020）粤0224民初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常健、李天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星、陈慧艳、上诉人陈向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清玲、吕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常健、李天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陈向前赔偿胡常健、李天洪损失160000元（即在一审判决金额基础上，增加判令赔偿金额75106.7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向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向前转卖胡常健、李天洪的矿石数量与事实不符。根据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的证据，证实胡常健、李天洪在2017年间通过案外人莫俊芳购进矿石3300吨，矿石均堆放于涉案租赁场地内（即仁化县董塘镇振华沙厂加工厂），胡常健、李天洪在2017年处理了约600吨。自2018年起，因环保原因，矿石厂停止经营，胡常健、李天洪所购入的矿石就未再处理，一直堆放于涉案租赁场地内。现胡常健、李天洪留存于涉案租赁场地内的矿石已全部被转卖，胡常健、李天洪仅主张按2000吨计算数量，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仅按照陈向前在公安机关陈述的转卖矿石数量进行认定与事实不符。此外，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涉案租赁场地因案外人江韶华拖欠陈向前场地租金，早处于陈向前控制之下，陈向前对涉案租赁场地内堆放的物品亦负有看管义务。胡常健、李天洪所购买并堆放于涉案租赁场内的剩余矿石不翼而飞，陈向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陈向前转卖胡常健、李天洪的矿石的单价为65元/吨，与事实不符。根据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的证据，胡常健、李天洪以50元/吨的价格从案外人收购涉案矿石，并为此支付了约16元/吨的运输费用。除此之外，因胡常健、李天洪经中间人介绍而购买涉案矿石，需向中间人支付相应的佣金，以及胡常健、李天洪购入矿石后，对部分矿石进行了加工，经加工后的矿石价值显然高于购入成本。胡常健、李天洪主张按80元/吨计算矿石单价，客观、合理，一审判决仅考虑胡常健、李天洪购入矿石的直接采购成本以及运输费用，认定单价为65元/吨，与事实不符。现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依法支持全部上诉请求。陈向前辩称，与上诉意见一致。陈向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常健、李天洪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用由胡常健、李天洪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在未查清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单凭胡常健、李天洪的陈述，简单认定陈向前所转卖的涉案土地上的石料为价值巨大的矿石，认定事实错误。胡常健、李天洪认为陈向前将其所有的价值巨大的矿石擅自转卖给他人，但陈向前实际上仅将部分石料废渣转卖给他人来冲抵胡常健、李天洪所拖欠的租金。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胡常健、李天洪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在胡常健、李天洪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陈向前转卖其价值巨大的矿石的情况下，应当向接受陈向前转卖石料废渣的案外人周宽古进行调查，以证明陈向前向其转卖的石料是否如胡常健、李天洪所称的价值巨大的矿石。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与事实存在矛盾，且胡常健、李天洪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陈向前所转卖的石料为其委托莫俊芳所代购的矿石。一审法院确认了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的照片的真实性，但通过照片无法确认是否是涉案场地上的矿石，更无法确认陈向前所转卖的石料废渣是胡常健、李天洪委托莫俊芳所购买的。一审法院既未查清陈向前所转卖的石料的情况，也未对陈向前转卖石料的接收人周宽古进行询问。在上述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一审即认定陈向前所转卖的是胡常健、李天洪委托莫俊芳所采购的价值巨大的矿石而非石料废渣不当。三、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为：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从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的证据来看，并不足以证实涉案价值巨大的矿石是由陈向前擅自处理的，对胡常健、李天洪实施了侵权行为。相反，陈向前提交的微信聊记录反映出陈向前告知胡常健，其堆放在涉案厂房的矿石已经被他人清空，仅留下少量矿石，胡常健还进行了回应。其次，2019年9月16日，因厂房租赁期到期后，仍有矿石堆放在涉案厂房内，陈向前再次与胡常健联系，胡常健称让其找江韶华，同时堆放的矿石属于江韶华的，需要处理的找江韶华沟通。但胡常健却辩称，其所说的并不是字面意思，而是厂房属于江韶华部分的矿石可以跟江韶华沟通，但属于胡常健、李天洪的部分矿石胡常健、李天洪必须等江韶华还款后才有钱周转该批货物。胡常健、李天洪与陈向前没有直接合同关系，胡常健、李天洪没有理由同意以其货物来抵扣江韶华所欠的租金。陈向前无法明白胡常健、李天洪的内心想法，只能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胡常健、李天洪与其交谈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陈向前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证明其受到胡常健、李天洪的指示出售石料废渣，就胡常健、李天洪所称的内心想法应当由其二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无法举证，其二人应承担诉讼风险。综上所述，为维护陈向前的合法权益，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陈向前的上诉请求。胡常健、李天洪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陈向前存在侵犯胡常健、李天洪财产权利的事实，是客观的。二、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胡常健、李天洪将委托莫俊芳代购的3300吨矿石堆放于涉案场地的事实，且堆放的物品即为所采购的矿石。胡常健、李天洪已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陈向前将胡常健、李天洪堆放于涉案场地的物品擅自处置，其上诉主张处置的是石料废渣，该举证责任应由陈向前承担。三、一审查明堆放于场地的矿石属于胡常健、李天洪所有，陈向前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处理涉案物品之前获得胡常健、李天洪的同意，也没有其他处理该物品的合法依据。因此其处理行为侵犯了胡常健、李天洪的财产权益，构成侵权。陈向前主张处置之前获得胡常健同意，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陈向前提交的与胡常健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其处置行为获得胡常健的同意，相反，陈向前于2020年1月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明确认可处置该物品之前未告知胡常健、李天洪。四、对于被陈向前处置的涉案物品的数量，胡常健、李天洪是有异议的。实际处置的数量不止1300余吨，至于处置价格当然不能按照陈向前处置所得价款进行认定。应当根据胡常健、李天洪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认定。胡常健遭受的损失除了购置成本、运输费用，中间还产生了因购置该批矿石所支付的中介费，胡常健、李天洪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胡常健、李天洪按照80元/吨的单价主张是比较公平的，综上，陈向前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二审法院应予以驳回。胡常健、李天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向前赔偿胡常健、李天洪矿石损失160000元（共2000吨，每吨按80元计算）并支付160000元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案件诉讼费用由陈向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6日，陈向前与案外人江韶华签订《租赁厂房合同》约定，将陈向前自留山地面厂房租赁给江韶华使用，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为5万元/年。10月16日，江韶华与胡常健、李天洪签订《合同》，约定江韶华提供仁化县董塘镇振华沙石加工厂给胡常健、李天洪加工石英石、红钾石，胡常健、李天洪支付场地租金和矿石购买费用等。2017年，胡常健、李天洪因经营需要购买了一批矿石并堆放在涉案场地内。2019年6月，《租赁厂房合同》到期，胡常健、李天洪未在租赁期限届满后将涉案场地内的矿石清走。2019年10月，陈向前将涉案场地上属于胡常健、李天洪的部分矿石转卖给案外人周宽古，卖了1306.05吨，共计39181.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陈向前转卖胡常健、李天洪所有的矿石是否侵害了胡常健、李天洪的合法权益及应当赔偿胡常健、李天洪损失的数额；二、陈向前是否应当支付赔偿损失的利息。一、陈向前转卖胡常健、李天洪所有的矿石是否侵害了胡常健、李天洪的合法权益及应当赔偿胡常健、李天洪损失的数额问题。根据仁化县公安局董塘派出所2020年1月10日对陈向前所做的询问笔录，陈向前在笔录中承认其将涉案场地上属于胡常健的部分矿石转卖给周宽古。一审庭审中，陈向前确认以每吨45元卖了1306.05吨矿石，得款39181.5元，故该院确认陈向前未经胡常健、李天洪同意转卖其二人所有的矿石，侵害了其二人的合法权益，现转卖的矿石已无法返还，故应当折价赔偿。根据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的证据，涉案矿石以每吨50元的单价购买，参照胡常健、李天洪提交矿石运费的证据，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每吨矿石的运费为15元，酌情按照65元/吨的标准计算胡常健、李天洪损失。陈向前共卖出矿石1306.05吨，应赔偿胡常健、李天洪损失为84893.25元（1306.05吨×65元/吨）。对胡常健、李天洪主张以2000吨矿石，每吨80元的标准计算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陈向前辩称，其将胡常健、李天洪所有的矿石转卖他人经过了胡常健的同意，但胡常健、李天洪对此并不予认可，陈向前提交的录音内容亦无法证实胡常健、李天洪同意陈向前处理胡常健、李天洪所有的矿石，因此，陈向前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另外，陈向前称出卖的矿石只有部分是胡常健、李天洪的，因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院不予认可。二、陈向前是否应向胡常健、李天洪支付利息。胡常健、李天洪要求陈向前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其诉求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规定，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粤0224民初462号民事判决:一、陈向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常健、李天洪损失84893.25元;二、驳回胡常健、李天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胡常健、李天洪已预交），由胡常健、李天洪负担821.5元，陈向前负担928.5元。胡常健、李天洪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28.5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胡常健、李天洪和陈向前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陈向前转卖矿石有无经过胡常健的同意；二、陈向前转卖的矿石数量和价值应如何认定。一、关于陈向前转卖矿石有无经过胡常健同意的问题。陈向前主张其征得胡常健的同意转卖矿石，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光盘。聊天记录显示，陈向前告知胡常健其堆放在厂房的矿石已被他人清空，胡常健回应称不管他，等一下还联系不上他就报警处理，以及让陈向前找江韶华，需要处理属于江韶华堆放的矿石的，找江韶华沟通。从上述聊天记录内容看，并未有胡常健同意陈向前转卖矿石的内容。陈向前所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证言也未能证明陈向前于2019年10月将涉案场地内的部分矿石转卖给案外人时，胡常健是在场并同意的。因此，陈向前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陈向前转卖的矿石数量和价值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胡常健、李天洪主张陈向前转卖的矿石至少有2000吨，单价应按80元/吨计算；而陈向前则主张其所转卖的只是石料废渣。对此，本院认为，胡常健、李天洪提交了案外人莫俊芳、左家敏与关耀林签订的购进矿石3300吨的《矿石购买协议》，江韶华也在公安机关陈述堆放在涉案厂房里的矿石其中有两三千吨是属于胡常健的，并且之后出具《情况说明》，认可位于涉案场地内堆放的矿石为胡常健、李天洪所有，胡常健、李天洪认为其于2017年处理了约600吨矿石，至少还余2000吨矿石，但胡常健、李天洪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处理的矿石吨数，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向前转卖矿石前涉案场地内堆放的矿石至少还有2000吨。故，仅凭协议及江韶华陈述不足以确认陈向前转卖的矿石至少有2000吨。一审法院依据陈向前在派出所的陈述和陈向前所列的转让矿石的计算单，认定陈向前转卖的矿石为1306.05吨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至于矿石单价问题，胡常健、李天洪认为除了采购成本、运输费用以外，还应加上支付给中间人的佣金及加工成本，但胡常健、李天洪对此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陈向前对于其所主张的转卖给他人的是石料废渣，无提交证据证明。陈向前未经胡常健、李天洪同意的情况下转卖其二人所有的矿石，侵害了胡常健、李天洪的合法权益，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应予以折价赔偿。现一审法院以胡常健、李天洪提供的购买矿石的协议，再结合矿石运输费用的材料，酌情按照65元/吨（50元/吨+15元/吨）的标准计算胡常健、李天洪的损失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胡常健、李天洪和陈向前的主张均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常健、李天洪和陈向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7.67元，由胡常健、李天洪负担1677.67元，陈向前负担3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黄颖红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