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5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G1128。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林豫）。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芳，上海传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div> 主要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明，北京市隆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航，北京市隆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泽天瑞盈）与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因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泽天瑞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芳、上诉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明、刘宇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泽天瑞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泽天瑞盈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诸多错误。关于韩鑫与惠春磊之间的电子邮件、毛传民的电子邮件，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未作为证据提交，也未经质证，一审法院却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帝健”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帝祥”轮《公估报告》，以及《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将“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和台风作为走锚事故的原因，不符合关于“近因”、“直接原因”的基本原则。1.涉案船舶自2016年1月就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配员严重不足，全船断电，停靠在石岛锚地，直至2018年8月20日，因9-10级大风发生走锚。因此，9-10级大风是涉案船舶发生走锚的持续性、起主导作用的原因，是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2.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并不是发生走锚的直接原因，不是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3.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不是发生走锚的直接原因，不是近因。即使有船员在船，船员不能预测船舶走锚，即使船员及时发现走锚危险，对外求救，主管部门最多也是对在船船员进行救助，不可能救助船舶，防止走锚。泽天瑞盈提交的《“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和《“帝健”轮等四船石岛海域搁浅事故专家意见书（二）》认为，台风涉案船舶走锚的唯一直接原因。4.即使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是走锚的“近因”，一审认为其与台风对事故发生发挥同等作用也不合理。三、一审关于保险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的分析、认定均存在错误。1.一审将“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配员”认定为是泽天瑞盈的责任，系对保险合同的错误解释。第一，涉案保险合同第十五条属无效条款，该条并未明确“国家有关安全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的具体内容，泽天瑞盈作为投资企业，且为船舶的抵押权人，无从知晓该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保险事故并不是泽天瑞盈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的，而是台风导致的。泽天瑞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中的船舶安全管理责任人。一审对泽天瑞盈强加责任，是对上述规定、规则的错误适用。第二，涉案保险合同中对船舶的管理和看护未做约定。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项下，泽天瑞盈对船舶有看管义务，但也仅限于“维护现状”，不能使扣押船舶状况变得更糟糕，而不是要求泽天瑞盈将2016年以来就失去动力、设备损坏的船舶修缮至所谓的能够抵御台风的良好状态。涉案船舶处于扣押状态，非经扣船法院书面允许，扣船申请人对船舶无权进行修理、修缮等。基于涉案船舶的状况，若要恢复至良好状态，必须拖去修船厂修理，花费1.5-2个月的时间，产生大额费用，存在很大安全风险。而且，船舶上已无水、无电，不具备船员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配备再多船员也无实际意义。2.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保险经纪）不是泽天瑞盈委托的经纪人。韩鑫的电子邮件属于合同订立前的邀约承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并未回复，对泽天瑞盈没有约束力。保险单已替代前期的电子邮件沟通内容。3.船舶在投保时已是无动力、不适航、无证书的死船，但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仍用关于船舶保险的格式条款承保，但该格式条款对涉案船舶不适用。四、即使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是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根据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也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特别约定第1项与保险合同第十五条是特别约定和一般条款的关系，特别约定第1项已取代保险合同第十五条。根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1项的约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能因船舶不适航、不适拖、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和未满足最低配员等原因免除保险责任。即便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仍然适用，涉案船舶走锚也不是因为泽天瑞盈违反该等义务引起的，不能适用。五、一审判决结果不利于营造良好的保险生态环境。泽天瑞盈在保险合同订立阶段已明确告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涉案船舶的情况，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知晓后仍同意承保并愿意放弃对船舶因不适航、不配员所产生损失的免责权利，表明其已接受和认可涉案船舶作为保险标的的风险。在保险合同订立前，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从未派人对涉案船舶进行实际勘察。事发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一直积极参与事故处理，从未对其赔偿责任提出过异议，本案之所以成诉，是因为双方就保险金额没有达成一致。六、一审未支持泽天瑞盈主张的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日的靠泊费没有法律依据。保险法没有规定保险人承担的合理费用限于保险期间届满前。靠泊费是持续性费用，其同样是因涉案船舶走锚引起的，与保险期间截至前发生的靠泊费不可分割。综上，一审在认定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对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错误，导致一审判决结果有损泽天瑞盈的合法权益。 针对泽天瑞盈的上诉，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辩称，一、关于韩鑫与惠春磊之间的电子邮件以及毛传民的电子邮件，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在另案（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中作为证据提交，在本系列纠纷案件的庭审时也向法院陈述将另案（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中提交的证据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交。即便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认定相关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二、泽天瑞盈并未举证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原因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三、涉案事故的发生系泽天瑞盈未履行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泽天瑞盈存在故意甚至是违法行为。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十五条的约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四、泽天瑞盈明确知悉涉案船舶配员不足，且威海海事局多次通知涉案船舶的危险状况并给予建议，该情况严重影响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利益，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的约定，涉案保险合同应当自上述情况出现时自动解除。五、泽天瑞盈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履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对事故不负赔偿责任。综上，泽天瑞盈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泽天瑞盈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泽天瑞盈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泽天瑞盈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1.泽天瑞盈在投保及事故发生时均不具有保险利益，无权主张保险赔偿。泽天瑞盈不是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无权基于所有权进行投保；船舶抵押权的转移需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泽天瑞盈虽然从银行处购买相关债权，但该债权仅系普通债权，并非船舶抵押权，其无权基于对船舶享有抵押权进行投保。2.泽天瑞盈提交的有关债权转让的证据存在多处瑕疵，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与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泽天瑞盈同意就抵押船舶‘帝健’轮于2018年8月20日发生搁浅事故对应保单（保单编号：10205093900292321711）项下的全部权益由乙方享有并向乙方出具《承诺函》，且由泽天瑞盈向保险公司出具《支付保险赔偿金确认书》等保险利益转让文件。”双方于2020年2月2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对价为0，不符合常理，签订时间是在在泽天瑞盈起诉之后，明显是泽天瑞盈为解决非适格诉讼主体而刻意准备的。后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的公告日期为2020年2月26日，公告期间为60日，其在提交该协议时公告期未届满，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曾向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的申请书，该申请书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2月21日，是在上述后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说明后续的债权转让并非真实存在。因此，泽天瑞盈在债权转让时已经将保险理赔权益转移至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处，泽天瑞盈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二、泽天瑞盈一审提交的《“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其结论已被一审法院否决，其聘请的专家赵新江从未参与该专家意见的分析，仅是转述卢道南受广州海事法院委托出具的所谓的《鉴定意见书》。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完全推翻了前一份专家意见的结论。泽天瑞盈并未举证证明涉案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在未完成法定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泽天瑞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涉案事故系泽天瑞盈未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的约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威海海事局多次发函致广州海事法院、泽天瑞盈等要求增派船员、建议拖带至安全区域，泽天瑞盈工作人员明确回复收到威海海事局的建议并承诺安排拖轮看护，如果泽天瑞盈按照威海海事局的建议将涉案船舶拖带至安全区域或安排拖轮进行看护，涉案事故便不会发生。台风与涉案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四、涉案事故的发生系由于被保险人存在故意甚至是违法行为，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三条的约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亦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涉案《船员看护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看管人每天都给泽天瑞盈发送看护管理日报反馈看船情况，泽天瑞盈对于船舶的看管情况和实际状况是明知的，其与看管人上海中船海员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公司）共同故意不安排看船人员，造成了涉案事故。该两公司均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相关人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五、泽天瑞盈在本案中主张的相关费用系听从海事部门的建议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产生的费用，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为防止或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而且支持该费用的相关证据并不具有证明力。具体如下：1.泽天瑞盈提交的船舶拖带协议中载明的拖带方为“山东鑫弘重工有限公司”，但发票的开具人为“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泽天瑞盈并未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相关拖带费用；2.泽天瑞盈提交的所谓“加固协议”，并无任何签章，仅有两人的签字，该两人的身份以及是否有权签署无法确定，发票出具人也并非协议载明的主体，该协议项下的费用是否实际支付也无法确定；3.即便涉案船舶存在再次走锚风险，泽天瑞盈可将涉案船舶拖带至就近的船厂或码头，但泽天瑞盈舍近求远由此造成拖带费用明显过高；4.泽天瑞盈主张的其他相关费用的收费标准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标准。根据涉案保单特别约定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承担被保险船舶被拖带的风险，仅承担在石岛停泊期间的责任，而泽天瑞盈主张的费用包括拖带费用及靠泊在船厂码头的费用，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此外，泽天瑞盈主张的费用部分发生在涉案船舶拍卖成交之后，应由买受人承担。六、泽天瑞盈明知涉案船舶配员不足且威海海事局多次通知涉案船舶的危险状况并给予建议，该情况严重影响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利益，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的约定，涉案保险合同应当自上述情况出现时自动解除。七、泽天瑞盈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首先，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另案（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2017年8月21日16:52的邮件”，泽天瑞盈的保险经纪人称“......船上配有最低安全配员的船员看船......”，正是基于泽天瑞盈的保险经纪人的如上披露，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才同意承保，涉案船舶的配员情况是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确定保险费率或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但实际上，涉案四艘船舶长期共配有两名船员。其次，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另案（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2017年9月1日14:36邮件”，泽天瑞盈的保险经纪人称“......该轮目前在法院打到二审，到立案实施扣押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但涉案船舶实际上直到2018年5月15日才被法院扣押，与投保前邮件告知的时间相差悬殊。法院何时对涉案船舶进行扣押，影响涉案船舶的管理情况，进而影响保险费率或者是否同意承保。最后，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另案（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2017年9月6日10:56邮件”，泽天瑞盈的保险经纪人称“......目前投保人已经找了几家有意向的买家上船看过船......”，泽天瑞盈早了解涉案船舶的状况，但其故意隐瞒涉案船舶机舱漏水、船体多处破损的事实。即便泽天瑞盈在第一次投保前不知道涉案船舶的状况，但在后续的展期过程中，其已经收到广州海事法院有关涉案四艘船舶的《船舶技术状况勘验报告》，应当将船舶的瑕疵如实告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即便不解除合同，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不负赔偿责任。八、泽天瑞盈系海事请求人，广州海事法院在收到威海海事局于2018年5月25日发送的函件后必然会通知泽天瑞盈，并要求泽天瑞盈按照海事部门的建议进行相关操作，但泽天瑞盈并未将上述函件内容以及涉案船舶所处环境发生的变化等通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泽天瑞盈亦未将威海海事局于2018年8月9日向其工作人员毛传民发送函件内容及船舶的危险状态通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的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即便不解除合同，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也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九、一审认定的利息起算点没有依据，应予调整。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双方之间的往来邮件可以看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泽天瑞盈2018年12月12日的邮件后，一直要求泽天瑞盈补充提交证据以便厘清事实、确定事故原因进而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并核损，但泽天瑞盈始终未提交证据材料，双方就该问题进行过多次磋商，直至2019年7月12日双方之间还有邮件往来。至到一审庭审时，泽天瑞盈都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涉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导致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无法核定。因此，一审认定的利息起算点没有依据。十、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帝盛”轮没有发生走锚事故，不属于保险承保的范围，泽天瑞盈主张的费用不应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泽天瑞盈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诉，泽天瑞盈辩称，一、泽天瑞盈提交的专家意见是客观真实的。出具该意见的专家不仅是船舶技术专家，也是船舶保险理赔专家，其与广州海事法院委托出具鉴定报告的卢道南系同一个单位，卢道南在涉案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达到现场，并且之后多次到达事故现场。对事故发生原因，泽天瑞盈已提交充足证据。涉案事故发生后，威海海事局、广州海事法院、保险公司委托的公估师以及保险经纪人、泽天瑞盈均到达现场，均已确认并认可涉案事故是由台风引起的。威海海事局在官方网站明确，由于台风影响导致涉案船舶走锚。在诉讼发生前，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从未质疑对船舶事故原因。二、泽天瑞盈没有违反保险合同第十五条的约定，船舶停靠在锚地，泽天瑞盈未对其进行任何安全生产操作，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即使泽天瑞盈违反了规定，也和事故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据此认为泽天瑞盈应承担责任。三、威海海事局发函给广州海事法院的函件，泽天瑞盈并不知情。泽天瑞盈只是船舶抵押权人，在法律上对涉案船舶没有安全管理义务与责任。四、涉案《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和保险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方，无权据此主张权利。五、泽天瑞盈主张的相关费用全部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了防止保险标的进一步损失而采取的必要费用。泽天瑞盈的所有救助措施均和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进行了实时沟通，同时和广州海事法院进行同步。由于泽天瑞盈对“帝坤”轮和“帝盛”轮的救助及时，才使得两船顺利拍卖并交接。六、在承保时，涉案船舶已处于不适航状态，船上没有水电，机器没有动力，有配员与否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无关。保险合同并未约定船舶有配员要求，而是约定船舶不配员、不适航，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能免责。七、泽天瑞盈并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投保时，泽天瑞盈告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涉案船舶不适航、没有有效证书、机器不能有效运转，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同意通过特别约定排除了该种情况下除外责任的合理事由。如果泽天瑞盈没有如实告知，根据行业惯例，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必定在承保前对船舶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估，但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并未如此操作，说明其愿意承担船舶不适航、不配员、无证书情况下的责任和风险。涉案船舶在整个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移动，没有进行过任何作业、生产，其危险程度没有显著增加。八、泽天瑞盈于2018年12月10日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要求向其提交了所有理赔资料，但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收到后未予理赔，也没有要求泽天瑞盈进一步提供文件。所以，理赔时间是2018年12月10日后60日届满时。综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泽天瑞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向泽天瑞盈支付船舶救助费人民币178万元以及承担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判令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7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向帝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远公司）发函，称“帝坤”轮、“帝盛”轮、“帝健”轮、“帝祥”轮（以下简称涉案四轮）从2016年1月7日陆续抵达石岛避风锚地抛锚，后有多名船员解职离船，导致涉案四轮配员不足，要求帝远公司尽快安排满足最低配员要求的船员登轮值守。 2016年7月14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发函，称涉案四轮配员严重不足，船舶设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主机长时间未启动，船舶安全有极大隐患。 2016年8月4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向帝远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发函，称“帝健”轮、“帝盛”轮、“帝祥”轮三轮无人值守，全船断电，船舶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帝坤”轮船上5人，配员严重不足，无法正常值班。 2016年10月28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判令帝远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偿还借款本金共计31252万元及其利息、罚息和复利，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对涉案四轮和“帝和”轮有抵押权。上述民事判决书现均已生效。 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5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通知帝远公司“帝健”轮机舱进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存在溢油风险。 2017年5月11日，威海海事局在汕头海事局就涉案四轮召开会议，汕头海事局、帝远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广州海事法院派员参加，威海海事局通报了涉案四轮的状况，帝远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广州海事法院介绍了相关情况，各方要求帝远公司采取措施保证涉案四轮的安全。 2017年8月，泽天瑞盈的保险经纪人诺亚保险经纪就涉案四轮与“帝和”轮保险事宜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进行沟通。 2017年8月22日，泽天瑞盈受让了（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的债权及抵押权。后广州海事法院在以（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的（2018）粤72执177-182号案中将泽天瑞盈列为申请执行人。 同日，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韩鑫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称：“……2.扣押期间船舶不动，五条船中四艘停泊地点是避风锚地，一艘是应海事局避台风要求，搁置在滩涂地里，船上配有最低安全配员的船员看船；3.船管公司外聘，正在协商阶段。……” 2017年9月1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涉案四轮的船名、吨位、船型、船龄、停靠区域，并称：“该轮目前在法院打到二审，到立案实施扣押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债权人对船舶不能实施管理，不知是否会影响保险效力，如果贵司确认可以维持保险效力，船东基本上可以确认了。” 2017年9月5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称保险条款第十五条是目前被保险人作为债权人无法保证完成的，并询问可否在特别约定里将第十五条删除。 2017年9月6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投保人名称、原债权人、债权转让链，并称：“……对船舶实施扣押后投保人会委托管理公司或者自行安排船员上船进行维护，……” 2017年9月10日，泽天瑞盈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出具四份以涉案四轮为保险标的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向泽天瑞盈出具四份保单号分别为10205093900292321711、10205093900292321707、10205093900292321542、10205093900292321537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投保单和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泽天瑞盈，船舶名称分别为“帝坤”轮、“帝盛”轮、“帝健”轮、“帝祥”轮，保险类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金额分别为9900万、4950万、3300万、4400万，保险期限从2017年9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投保单载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并就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做了明确说明，泽天瑞盈接受上述内容。泽天瑞盈在上述条款下方盖章确认。 以上投保单和保险单均特别约定：“1.本保单对《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除外责任第三条‘一、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不适用；一旦本船投入营运，上述除外责任第三条第一款自动生效。……6.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RMB4万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亦适用于碰撞、触碰、施救、救助；全损免赔率10%。……” 投保单和保险单均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一条约定：“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船舶发生的全损，本保险负责赔偿。一、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洪水、地震、地震、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凌；二、火灾、爆炸；三、碰撞、触碰；四、搁浅、触礁；五、由于上述一至四款灾害或事故引起的倾覆、沉没；六、船舶失踪。”第二条约定：“本保险承保第一条列举的六项原因所造成保险船舶的全损或部分损失以及所引起的下列责任和费用：一、碰撞、触碰责任：本公司承保的保险船舶在可航水域碰撞其它船舶或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被碰船舶上所载货物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本保险对每次碰撞、触碰责任仅负责赔偿金额的四分之三，但在保险期间内一次或累计最高赔偿额以不超过船舶保险金额为限。属于本船舶上的货物损失，本保险不负赔偿责任。非机动船舶不负碰撞、触碰责任，但保险船舶由本公司承保的拖船拖带时，可视为机动船舶。二、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本保险负责赔偿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或规定应当由保险船舶摊负的共同海损。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共同海损的理算办法应按《北京理算规则》办理。保险船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施救及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救助报酬，由本保险负责赔偿。但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三项费用之和的累计最高赔偿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第三条约定：“保险船舶由于下列情况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本保险不负责赔偿：一、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四、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包括船长）的故意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五、清理航道、污染和防止或清除污染、水产养殖及设施、捕捞设施、水下设施、桥的损失和费用；……。”第八条约定：“保险船舶发生保险事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必须与保险人商定后方可进行修理或支付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并对不属于保险人责任或不合理的损失和费用拒绝赔偿。”第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等方面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除经保险人同意并加收保费外，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条部分内容、第三条、第八条和第十五条最后一款以加粗方式进行了提示。第十八条第二款约定：“被保险人向本公司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本公司在60天内进行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合同签订后，双方协商将涉案保险合同期间延期至2018年8月31日，泽天瑞盈也按约定交纳相应保费。 2018年5月15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7-182号相关执行裁定书、扣押船舶命令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涉案四轮进行扣押，并于2018年5月22日将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威海海事局。 泽天瑞盈、中船公司和帝远公司签订《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及其附件，泽天瑞盈委托中船公司自2018年5月15日开始提供涉案四轮在石岛港锚地的看护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看护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拍卖完成后一个月内，具体结束日期由泽天瑞盈决定，双方同意估测的看护期为4个月；派遣合格船员进行船舶看护和管理；根据海事局、海事法院、泽天瑞盈的指令和要求，对船舶及时进行移泊安排，确保船舶安全；看船期间定期对机器保养维护，例如定期启动机器等，确保机器正常无恙；看护期间，须严加注意船舶的防火，防盗，及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异常情况下，船员须及时将情况通报给泽天瑞盈，在泽天瑞盈认可后，增派合格的船员；协调船舶补给、进出港、靠泊、船舶检验（包括船舶年度检验等）以及为船舶安全目的需要的其它工作，例如提供燃油，水，食品，备件和安排船舶修理等；应每天向泽天瑞盈报送船舶看护管理日报，反馈当日发生的有关船舶、船员等与船舶安全和泽天瑞盈权益相关的所有事项；双方同意委派大副、大管轮、三副、三管轮、机工及水手各一名，计6人。 2018年5月25日，威海海事局向广州海事法院出具《关于建议贵院将四艘船舶拖至适合船舶停靠码头进行扣押的函》，载明因台风即将来临，配员严重不足（共有两人看护船舶），建议广州海事法院将涉案四轮拖至适合停靠的码头进行扣押，并安排合适人员进行看管。 2018年5月31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7-182号执行裁定书，对涉案四轮及“帝和”轮进行拍卖。 2018年7月3日，广东华南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受广州海事法院的委托出具《“帝盛”轮船舶技术状况勘验报告》，认为本船总体一般，需要及时维护保养。 2018年8月9日，威海海事局向帝远公司及相关各方出具《关于及时消除“帝健”等四艘船舶安全隐患的函》，并于2018年8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毛传民送达，载明涉案四轮共有两名船员值守，处于无动力状态，可能受台风影响，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将其拖带至安全区域。毛传民当日回复称：“收悉，正在密切关注14号台风动向，及协调船厂派出拖轮看护，已通知船员在12日下午或13日早上下船。” 2018年8月20日，“帝健”轮、“帝祥”轮走锚搁浅，“帝坤”轮走锚。 2018年8月22日，泽天瑞盈与鑫弘公司签订《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约定泽天瑞盈委托鑫弘公司在2018年8月24日前拖带“帝坤”轮、“帝盛”轮至其厂内靠泊，靠泊至法院拍卖后办理船舶交接之日，拖航费每轮130万，发票可由第三方出具，靠泊费每日3万元。 2018年8月23日，泽天瑞盈与鑫弘公司签订《追加工程结账确认单》，确认单载明“帝盛”轮发生拖轮往返、配合放备用锚、接拆动力电、制作爬梯费用共计15万元。 同日，“帝盛”轮被广州海事法院成功拍卖，成交价6350万元，并于2018年9月3日移交新所有人。 2018年8月23日16时，威海市气象台和威海市海洋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称威海各沿海海区，2018年8月24日白天北风转西北风8级阵风9～10级。 2018年8月24日，鑫弘公司将“帝盛”轮拖带至其厂内靠泊。 2018年8月27日，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泽天瑞盈出具编号为08315051-08315077的27张拖带费发票，共计260万元。 2018年9月4日，鑫弘公司向泽天瑞盈出具编号为03870711和03870712的两张靠泊费发票，备注为“帝盛”轮，数额分别为15万元和33万元。 泽天瑞盈向上海传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确认并追认该公司（包括受托人员艾玺、吴冲、毛传民、曹星）从事的和“帝坤”轮、“帝盛”轮救助、拖带、停泊有关的工作。 2018年12月12日15时26分，泽天瑞盈工作人员艾玺（×××＠ｐｔａｍｃ.ｃｏｍ）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黄庆荣（×××＠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发送电子邮件，称：“帝祥”轮顺利脱浅，双方技术人员做了详细勘验，出具了关于“帝祥”轮的修理预算，修理费用预算为13301927.2元；“帝祥”轮与烟台打捞局的救助合同（盖章），费用506万，详见附件（附件1、2）所示；在“帝健”轮、“帝祥”轮发生搁浅事故时，“帝坤”轮、“帝盛”轮也发生了走锚事故，为了防止“帝坤”轮、“帝盛”轮被二次台风“苏力”损害，泽天瑞盈雇佣拖轮进行施救，将两艘船舶拖带至船厂避难，又在当晚做了应急加固处置，共花费421万元，该费用已经全部支付，产生费用如附件（附件3，附件4，附件5，附件6，附件7，附件8）；列明相关费用的支出情况，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进行提赔；“帝祥”轮花费：附件1、附件2；“帝坤”轮、“帝盛”轮花费：附件3“帝盛”轮及“帝坤”轮—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附件4“帝盛”轮及“帝坤”轮拖带费发票260万、附件5“帝坤”轮发票39万、附件6“帝坤”发票74万、附件7“帝盛”轮发票15万、附件8“帝盛”轮发票33万；新港索赔：附件9，目前新港码头就防波堤损失赔偿索赔人民币4373280元，但泽天瑞盈尚未支付索赔，等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指示；请求就以上提赔资料，尽快给核赔意见；附件为相应救助合同及发票等。 2019年3月8日，泽天瑞盈、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向广州海事法院提出变更申请执行人同意书，载明泽天瑞盈将该案案涉债权转让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又将该案案涉债权转让给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泽天瑞盈请求退出执行程序，由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申请执行人。2019年3月20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9-180号民事裁定书，变更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申请执行人。 2020年3月12日，广东省航海学会受泽天瑞盈委托出具叶孔霖、赵新江作为专家签字的《“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意见载明天气情况为：根据威海市气象台和威海市海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2018年8月20日各海区东南风转南风8级阵风9～10级。事故经过为：2018年8月20日上午0900时，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导致“帝祥”轮、“帝健”轮相继在石岛新港防波堤附近水域（概位36°52.2N/122°27.0E）搁浅，“帝坤”轮、“帝盛”轮走锚。“帝坤”轮、“帝盛”轮救助经过为：泽天瑞盈于2018年8月22日与鑫弘公司签署了《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2018年8月23日，“帝坤”轮托带完成并停靠在鑫弘公司工厂，2018年8月24日晚6-10时，因为风力很大并逐渐增强，“帝坤”轮与码头相撞，缆绳已断2根，为防止“帝坤”轮及码头造成重大损失，泽天瑞盈紧急委托鑫弘公司派出拖轮及叫回工人立即对“帝坤”轮缆绳进行加固；2018年8月24日，鑫弘公司对“帝盛”抛备锚，对“帝盛”轮进行加固，2018年8月25日，鑫弘公司对“帝盛”轮完成托带并将“帝盛”轮停靠在鑫弘公司。事故原因和性质为：台风“温比亚”是导致“帝祥”轮、“帝健”轮搁浅，“帝坤”轮、“帝盛”轮走锚的直接原因，2018年8月20日“帝祥”轮、“帝健”轮搁浅，“帝坤”轮、“帝盛”轮走锚是一起由于台风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附件为：1.威海海事局关于事故经过的通讯及照片；2.威海海事局关于事故的航行警告；3.威海市政府2018年8月19日1600时的气象预报；4.威海市政府2018年8月20日0600时的气象预报；5.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沿海内河船舶投保单》、《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和《批单》；6.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7.广东省航海学会营业许可证及相关专家部分证书复印件。赵新江出庭陈述：涉案四轮主副机不能使用，船上停水停电；船舶动力是抵抗台风的重要因素，因为四轮船机不能使用，即使配员齐全也不能增强船舶抵抗台风的能力，所以没有船员不是事故原因；正常的船舶在锚地抛锚的抗台能力强于系岸的抗台能力，因为系岸时船舶可能受到风浪影响与码头触碰导致事故，锚泊时可以选择一片宽阔海域来抵消走锚的影响。 《“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附件1为威海海事局2018年8月22日发布的政务动态，政务动态载明：2018年8月20日，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受恶劣气象海况影响，接连发生了4起船舶搁浅险情；0900时许，多哥籍货船“ASIABRIDGE”轮在石岛大鱼岛附近水域（概位36°51.6N/122°25.1E）受大风影响搁浅于礁石上，船上3人；1040时至1110时许，中国籍货船“帝祥”轮、“帝健”轮相继在石岛新港防波堤附近水域（概位36°52.2N/122°27.0E）搁浅；1449时，“长鑫191”轮在镆铘岛附近水域（概位36°53.5N/122°29.3E）搁浅，船上2人；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期间，威海海域共有约300艘商船或在码头靠泊或海上抛锚避风。 2020年4月21日，威海海事局向一审法院出具复函，称2018年8月20日，根据海上商船报告，“帝坤”轮走锚，未接到“帝盛”轮走锚的报告，由于两船全船无电，未接到AIS、VDR信息。 2020年5月15日，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受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委托出具《“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专家意见书包括事故经过、依据资料摘要、通常情况下防抗台风的应对措施、船舶搁浅事故类型及预防措施、“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分析、“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权重分配、专家意见等部分。事故经过、依据资料摘要部分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通常情况下防抗台风的应对措施包括航行中规避台风、避风锚地防抗台风、码头防抗台风等介绍。关于船舶搁浅事故类型及预防措施，走锚搁浅的预防措施包括检查维护好船舶技术状况、选择遮蔽区域抛锚或选择靠泊避风、采取八字锚或者一字锚进行抗风、主机备车防止走锚、开动主机抗风、安排足够的人员值班、申请救援等介绍。“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分析，依据相关证据、参考事故发生时的气象条件、参考事故发生时的船况和人员配置，结合常规的预防搁浅措施并依据《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对“帝健”轮等四轮发生搁浅事故的原因进行分析。关于“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权重分配，根据事故的轨迹交叉理论，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船员的不安全行为、物的危险状态即船舶的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即台风的来临，三者交叉酿成的事故，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三者交叉形成的，如果任何一个不安全因素得到消除就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时，投保人对船舶的管理缺陷是造成该事故的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是事故发生的交叉点，如果能及时消除间接原因或者及时消除直接原因，都能及时避免事故的发生，因此“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中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占了同样的权重；各事故原因具体权重分配表（略）。专家意见结论为：（1）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设备的维护管理失职、没有开展应急演练、值守人员不足、检查机舱底水管系失职、没有寻求帮助、值守船员不作为；物的危险状态即船舶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即台风的来临；三者交叉酿成的事故，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时，公司管理缺陷即没有严格执行石岛海事处的管理要求和船舶管理体系缺陷是造成该事故的间接原因。（2）对于事故原因的权重分配为事故的间接原因占50%，事故的直接原因占50%；其中公司管理的缺陷占50%，船员的不安全行为占35%，船舶的不安全状态占5%，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台风来临）占10%。 2020年5月15日，广东省航海学会受泽天瑞盈委托出具赵新江作为专家签字的《“帝健”轮等四船石岛海域搁浅事故专家意见书（二）》，意见载明：1.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意见书漠视相关事实，没有相关书面证据支持，所以不予认可。2.为了保障上述船舶在日常安全锚泊中的需要，石岛海事处致函船东，要求改善其技术状况，加强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是正当的。但是与本案诉求没有直接因果关系。3.涉案四轮遭到“温比亚”台风的袭击，是发生走锚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4.保险人在上述保险合同中，已经不再要求船舶适航作为投保的必要条件。所以该保险形式上是船舶保险，实际上是使用了部分船舶险条款的财产险。赵新江出庭陈述：如果船舶有动力，对抗风能力会有帮助；如果有足够配员，通过瞭望及时发现船舶的险情并对外联系，也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在大风天气下其他船舶无法进行救助。 泽天瑞盈于2018年12月25日将债权转让给了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3月8日又将债权转让给了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后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再将债权转回了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但三次转让中均明确约定：转让的标的是涉案四轮在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权益，即泽天瑞盈在保险合同项下获得保险理赔后的收益，保险合同并未转让；债权的转让不影响泽天瑞盈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进行索赔；泽天瑞盈通过保险索赔实际收到保险赔款后，将该实收保险赔款扣除该保险索赔所花费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后，支付至受让方。 涉案四轮的原船舶所有人为帝远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泽天瑞盈是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也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其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之间关于涉案四轮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赔偿责任的认定涉及事故原因、保险承保范围、保险除外责任、事故原因与保险事故的因果关系构成等问题，结合双方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本案首先应当确定泽天瑞盈的诉讼主体资格和保险利益；其次，分析事故原因；再次，界定保险承保范围，认定全部或者部分事故原因是否属于保险承保范围，审查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条款是否生效并界定其范围，认定保险人是否有权根据相应除外责任拒绝赔付；最后，根据因果关系构成情况确定保险人最终应当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 一、泽天瑞盈是否具有保险理赔的主体资格和保险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船舶抵押权、光船租赁权的设定、转移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泽天瑞盈自2017年8月22日受让债权及抵押权，成为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根据上述规定，船舶抵押权的转移，自抵押合同签订时成立，未经登记的，仅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泽天瑞盈因没有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而不享有抵押权，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泽天瑞盈受让了（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及抵押权，并作为申请执行人参与了执行程序，以上事实得到了广州海事法院的确认，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泽天瑞盈于2018年12月25日将上述债权以直接转让和承诺间接转付的方式让与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者于2019年3月8日再次以同样方式让与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20年2月24日购回，三次交易中相关文件均明确约定：关于涉案四轮的保险理赔，转让的标的是四轮在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权益，即泽天瑞盈在保险合同项下获得保险理赔后的收益，保险合同并未转让；债权的转让不影响泽天瑞盈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进行索赔；泽天瑞盈通过保险索赔实际收到保险赔款后，将该实收保险赔款扣除该保险索赔所花费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后，支付至受让方。由此可见，泽天瑞盈没有直接将可以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获得保险赔偿的债权进行转让，只是承诺收到理赔款后转付至受让方。故泽天瑞盈具有以被保险人的身份请求保险赔偿的主体资格。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法院申请作为共同泽天瑞盈参加诉讼，请求法院将理赔款支付给本案泽天瑞盈，即为印证。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申请追加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明相关权利的转让情况，因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泽天瑞盈之间与本案有关的权利义务不存在争议，该院对该申请予以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如上所述，泽天瑞盈自2017年8月22日受让了债权及抵押权，在台风来临、泽天瑞盈采取措施期间，即从2018年8月20日遭遇台风起，至2018年9月3日移交新所有人止，泽天瑞盈作为抵押权人对涉案四轮具有保险利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在保险事故发生、泽天瑞盈采取措施期间船舶已经拍卖成交，泽天瑞盈已经没有保险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船舶的所有权和风险在交付时发生转移，在船舶移交买受人前泽天瑞盈仍然会受到船舶灭失风险的影响而具有保险利益，该院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事故原因分析 走锚是指锚泊船受风流推压，导致船舶拖锚位移的现象。众所周知，走锚表明船舶失去控制，危险性极大，易直接导致搁浅、碰撞、触碰等事故，在没有其他外在因素影响时，走锚原因即事故原因。本案中，虽无充分证据证明“帝盛”轮走锚，但船况相近的“帝健”轮、“帝祥”轮、“帝坤”轮相继走锚表明“帝盛”轮具有较大走锚风险。 关于“帝盛”轮产生走锚风险的原因，双方均委托专家提供了意见。泽天瑞盈委托专家出具了《“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帝健”轮等四船石岛海域搁浅事故专家意见书（二）》，认定台风是“帝盛”轮走锚的唯一直接原因。专家在出庭接受质询时称，船舶动力是抵抗台风的重要因素，因为四轮船机不能使用，即使配员齐全也不能增强船舶抵抗台风的能力，所以没有船员不是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中称台风对于船舶走锚发挥了作用，对该意见该院予以认可。根据专家的上述解释，船舶及其设备的良好状态也是抵抗台风的重要因素，该因素的缺失也应当构成走锚的原因之一，但专家没有对此分析论证。船员的作用不仅是操作设备、驾驶船舶，瞭望、对外联系、求救也是船员的重要职责，在面临恶劣天气时更是如此，石岛海事处也多次通知相关方配备船员进行值班，因此配员不足也应当构成走锚的原因之一。故该专家认定“台风是‘帝盛’轮走锚的唯一直接原因”的结论明显依据不足，该院对其不予采信。 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委托专家出具了《“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认定走锚原因中台风占10%。意见列举了涉案四轮对《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的违反，并以轨迹交叉理论进行原因分析。《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停航船舶，系指经海事管理机构确认计划连续停泊30天及以上的中国籍船舶。第四条规定，拟停航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进入指定或划定的停泊水域之前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书面办理停航报备手续。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涉案四轮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书面办理停航报备手续，更没有证据表明海事管理机构进行了确认，故涉案四轮不属于《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所适用的停航船舶，专家以船舶违反该规定作为判断走锚原因的依据不足。专家意见以轨迹交叉理论进行原因分析，称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船员的不安全行为、物的危险状态即船舶的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即台风的来临，三者交叉酿成的事故，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三者交叉形成的，如果任何一个不安全因素得到消除就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时，投保人对船舶的管理缺陷是造成该事故的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是事故发生的交叉点，如果能及时消除间接原因或者及时消除直接原因，都能及时避免事故的发生，因此“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中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占了同样的权重。专家意见中称船员的不安全行为、船舶的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对该意见该院予以认可。根据轨迹交叉理论和本案具体情况，船舶管理是间接原因，衍生出涉案四轮处于不良状态（物的不安全状态）和配员不足（人的不安全行为）两个直接原因，与台风（环境的不安全状态）这一客观原因叠加后，在同一时空中交叉造成走锚。在此过程中，直接原因和客观原因发生交叉，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客观原因）没有发生交叉，且间接原因是通过直接原因对走锚发生作用，故再对间接原因分配权重属于重复计算。基于以上分析，该专家意见结论明显依据不足，该院对其不予采信。 本案中，“帝盛”轮长期处于不良状态，配员不足，导致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严重削弱了船舶的防抗台风能力，台风到来后，风力使得船锚不能将船固定在原来的锚位，故而存在走锚风险。故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和台风是走锚的直接原因。船舶管理问题属于间接原因，其衍生出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两个直接原因，是经过中间环节才起作用的原因。将直接原因纳入原因分析的要素后，就不应再对该间接原因分配原因权重。船舶发挥自身性能对抗台风，有两个必要条件，即船舶处于良好状态、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二者缺一不可，换言之，在船舶发挥自身性能上二者不能单独起效，故在船舶走锚的原因中二者应当一并分析。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二者共同导致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是“帝盛”轮存在走锚风险的原因，理由在于：2018年8月20日，威海海域共有约300艘商船或在码头靠泊或海上抛锚避风，发生了四起船舶搁浅险情，四艘船均明显配员不足（四艘船中“帝祥”轮、“帝健”轮无人，另外两艘船上一艘有2人，一艘有3人），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其余船舶则未发生事故，由此可见船舶是否能发挥自身性能对于防抗台风具有重要作用。2018年8月20日，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风力使得船锚不能将船固定在原来的锚位，也是“帝盛”轮存在走锚风险的原因，理由在于：“帝盛”轮虽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但自停泊在石岛海域以来，未发生过严重事故，直至遭遇本次台风，由此可见台风对走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与台风，缺乏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船舶均不会走锚，该院推定二者发挥同等作用。 三、保险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 关于保险承保范围。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碰撞、触碰、搁浅、触礁及其引起的倾覆、沉没属于保险承保范围。本案中，泽天瑞盈采取措施的目的是排除走锚风险，防止船舶因走锚而碰撞、触碰、搁浅、触礁，故因此支付的合理费用属于保险承保范围。 关于除外责任。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防抗台风，根源在于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从合同约定角度看，泽天瑞盈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承诺管理船舶，涉案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也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约定明确了被保险人即泽天瑞盈应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从法律规定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和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有效维护和保养，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保障船舶安全，为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上述规定明确了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船舶扣押期间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负责管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职责的，海事法院可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人代为管理。上述规定明确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无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的替代主体。本案中，根据泽天瑞盈和中船公司签订的《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和泽天瑞盈的质证意见可以认定，广州海事法院要求泽天瑞盈承担对涉案四轮的管理，故泽天瑞盈无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都应当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保障船舶安全，为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但泽天瑞盈并未妥善管理船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未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即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属于除外责任。就泽天瑞盈未维护保险船舶安全的过错程度来看，《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中详细约定了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有效维护和保养、为船舶配备适任船员的具体项目，泽天瑞盈在2018年8月10日收到威海海事局建议后承诺采取措施，表明其知晓了未维护保险船舶安全将会给船舶防抗台风带来巨大危险，但仍然抱有侥幸心理，放任船舶在设备不良、配员不足的状态下经受台风，故泽天瑞盈对此具有重大过失，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关于涉案事故系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导致，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泽天瑞盈主张诺亚保险经纪不是其代理人，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发送的邮件不能代表泽天瑞盈，故邮件中承诺派船员看船的内容不构成泽天瑞盈的承诺，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仅以合同约定为准。该院认为，诺亚保险经纪工作人员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事故后理赔的过程中均有参与，泽天瑞盈从未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否认诺亚保险经纪的意见，且邮件中承诺派船员看船的内容被涉案保险合同中泽天瑞盈应当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的条款所确认，故泽天瑞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泽天瑞盈主张涉案四轮无动力、不适航、证书全部过期，已丧失海商法意义上“有航海能力”的船舶的特性，不具有船舶的法律属性，故不适用船舶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关于船舶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立法目的正是在于及时发现处于不良状态的船舶，督促、指导相关人履行维护船舶安全的义务，防止船舶处于不良状态而影响海上交通安全，损害当事人和第三人利益，并非对瑕疵、缺陷船舶置之不理。而且，虽然涉案四轮及其设备缺乏有效维护和保养，但没有完全失去原有形体、效用，涉案四轮在投保、理赔、扣押、看管、拍卖阶段中都是按照船舶的相关约定和规定进行的，泽天瑞盈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泽天瑞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泽天瑞盈主张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等缺陷也属于保险承保范围，且不属于除外责任，理由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投保时已知船舶不适航，进而约定不适航这一除外责任不适用。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为了完整、准确地描述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往往在除外责任中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进行约定，这些约定有时存在重复甚至矛盾的内容。本案中，保险合同第三条第一项（不适航除外责任）和第十五条（违反维护船舶安全义务除外责任）就存在若干重复内容。合同中约定对不适航除外责任不适用，其效果为该除外责任条款在双方之间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该除外责任条款的内容转入保险责任范围，更不是其他除外责任条款中与该除外责任条款重复的内容一并不发生效力。而且，将违反维护船舶安全义务所导致的损失纳入保险责任而不予以排除，会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疏于管理，不利于保险标的的防灾防损，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合同明确约定了违反维护船舶安全义务除外责任的情况下，不宜认定该条款不发生效力。故泽天瑞盈该主张与涉案保险合同第十五条相违背，也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泽天瑞盈主张因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作出明确说明，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以加粗方式进行了提示；合同订立前，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发邮件称该条无法保证完成，可否将其删除，表明泽天瑞盈了解该条的内容和后果；投保单载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并就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做了明确说明，泽天瑞盈以盖章的形式接受上述内容。故保险合同第十五条满足了保险法关于除外责任的生效要件，泽天瑞盈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四、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具体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涉案保险合同亦约定，保险船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施救及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救助报酬，由本保险负责赔偿。如果泽天瑞盈不采取措施，“帝盛”轮可能会因为走锚发生搁浅或触碰、碰撞事故，根据上述各项原因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一审法院酌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对合理费用承担50%的保险赔偿责任。 天气预报称，2018年8月24日白天北风转西北风8级阵风9～10级，表明船舶仍然存在走锚的风险。泽天瑞盈委托鑫弘公司在2018年8月23日抛备锚，在2018年8月24日将“帝盛”轮拖带至其厂内靠泊，弥补了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缺陷，降低了台风对船舶的影响程度，从后果看也确保了船舶的安全。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帝盛”轮将有较大概率走锚，进而发生碰撞、触碰、搁浅事故，故泽天瑞盈支出的拖航费130万，抛备锚费用15万元，靠泊费24万元（自2018年8月24日至保险期间截止之日2018年8月31日，每天3万元），共计169万元属于必要的合理费用。上文已述，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对必要的合理费用169万元承担50%的保险赔偿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再扣除免赔额10%，即76.05万元（169万元*50%*90%）。 泽天瑞盈主张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日的靠泊费9万元也属于合理费用。该院认为，虽然“帝盛”轮自2018年8月24日靠泊并延续至2018年9月3日，但保险期间截止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帝盛”轮已经不承担保险责任，靠泊费不应当再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分担。故泽天瑞盈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涉案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保险人在60天内进行核定。本案中，泽天瑞盈在2018年12月12日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黄庆荣发送电子邮件请求赔偿，并提交了相关资料。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要求泽天瑞盈补充资料，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在泽天瑞盈请求赔偿之日起60天内进行核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答辩意见说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拒赔,但根据上述认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核定向泽天瑞盈承担76.05万元的保险赔偿责任并及时赔付。经该院对核定起算时间的释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泽天瑞盈在2019年6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泽天瑞盈在2019年4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发送了关于投保环节的相关文件；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回复没有收到该邮件并要求重发。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因为泽天瑞盈提供的资料不足无法开展核定。该院认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没有举证证明2018年12月12日后其要求泽天瑞盈提供补充材料进行核定的事实，即使泽天瑞盈主动提交关于投保环节的相关资料，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该部分资料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掌握且影响理赔核定，故该院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保险人未及时赔偿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根据上述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在2019年2月20日（自2018年12月12日起70天）前赔付，因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在合理时间内赔付,除向泽天瑞盈支付保险赔偿金76.05万元外,还应当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利息（以76.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此外，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泽天瑞盈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履行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2019）鲁72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上述抗辩不予支持，该抗辩在本案中亦不成立，理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泽天瑞盈为防止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了必要的合理费用，应当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适当分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泽天瑞盈保险赔偿金76.05万元及利息（以76.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泽天瑞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20元，由泽天瑞盈负担12326元，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负担9194元。 二审中，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了一份荣达欣盛（青岛）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SMC1808MAQD30LZZ-3的《公估报告》，该报告的公估结论载明：“1）根据调查，我们认为‘帝盛’轮2018年8月20日并没有发生走锚现象；2）被保险人提供诉讼明细共计人民币178万元，经过评估，我们认为合理的费用为110060元。”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申请，上述《公估报告》的公估师之一李宗洲出庭。李宗洲称，其没有发现“帝盛”轮、“帝坤”轮走锚，泽天瑞盈主张的施救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事发地点距离华东船厂较近，距离兴宏船厂较远；国家对拖带费没有规定标准，参照市场行情；码头费参考1992民用船舶修理价格表；《公估报告》依据的是2018年8月21日现场的情况，于2020年11月根据保险公司的要求作出的；当时没有上船，也没有照片。 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泽天瑞盈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公估师看到涉案船舶时，船已经拖带至船厂，公估师没有上船查看，也没有照片；涉案拖带费、码头费、辅助费均由市场定价，公估师所谓的价格属主观臆断，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 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公估报告》称“帝坤”轮产生的合理费用应为110060元，但并未提交充分的依据，因此，对于该《公估报告》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问题为：一、泽天瑞盈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是否为合格的诉讼主体；二、本案所涉事故发生的原因；三、保险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四、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数额；五、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出的其他拒赔理由是否成立。 一、泽天瑞盈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是否为合格的诉讼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本案中，泽天瑞盈于2017年8月22日受让了（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的债权及抵押权，成为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对作为保险标的的涉案四轮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船舶抵押权的转移需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船舶抵押权、光船租赁权的设定、转移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转移船舶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仅产生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效果。泽天瑞盈受让船舶抵押权后没有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并不影响其取得抵押权。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还主张，泽天瑞盈在债权转让时已经将保险理赔权益转移至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处，泽天瑞盈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泽天瑞盈于2018年12月25日将债权转让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者于2019年3月8日再次以同样方式让与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20年2月24日购回。上述三次交易中，相关方均约定，转让的标的是四轮在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权益，即泽天瑞盈在保险合同项下获得保险理赔后的收益，保险合同并未转让；债权的转让不影响泽天瑞盈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进行索赔；泽天瑞盈通过保险索赔实际收到保险赔款后，将该实收保险赔款扣除该保险索赔所花费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后，支付至受让方。因此，泽天瑞盈没有直接将可以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获得保险赔偿的债权进行转让，只是承诺收到理赔款后转付至受让方，泽天瑞盈具有以被保险人的身份请求保险赔偿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本案所涉事故发生的原因 2018年8月20日，与“帝盛”轮船况相近、船员配备情况相近的“帝健”轮、“帝祥”轮、“帝坤”轮相继走锚，表明“帝盛”轮具有较大走锚风险。“帝盛”轮产生走锚风险的原因之一是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2018年8月20日，威海海域共有约300艘商船或在码头靠泊或海上抛锚避风，发生了四起船舶搁浅险情，四艘船均明显配员不足（四艘船中“帝祥”轮、“帝健”轮无人，另外两艘船上一艘有2人，一艘有3人），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其余船舶则未发生事故，由此可见，如果“帝盛”轮处于良好状态，配员充足，则能发挥自身性能防抗台风，而不至于产生走锚风险。“帝盛”轮产生走锚风险的另一原因是台风。2018年8月20日，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使“帝盛”轮存在走锚风险。一审法院认定“帝盛”轮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与台风，均是该轮产生走锚风险的原因，且二者发挥同等作用，是正确的。 三、关于保险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 泽天瑞盈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出具四份以涉案四轮为保险标的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签发《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因此，涉案四轮的性质为船舶，合同双方约定适用有关船舶保险的格式条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及保险合同的其他条款履行。 对于承保范围，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碰撞、触碰、搁浅、触礁及其引起的倾覆、沉没属于保险承保范围。泽天瑞盈为了避免“帝盛”轮走锚，委托鑫弘公司将该轮拖带至鑫弘公司厂内靠泊并采取其他措施，目的是防止船舶因走锚而碰撞、触碰、搁浅、触礁，其因此支付的合理费用属于保险承保范围。 对于除外责任，涉案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在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1项中约定，“船舶不适航”不再是除外责任，然而该特别约定并未变更或解除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的约定，因此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的约定仍然约束双方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2017年7月1日施行）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和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有效维护和保养，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保障船舶安全，为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上述规定明确了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船舶扣押期间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负责管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职责的，海事法院可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人代为管理。上述规定明确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无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的替代主体。根据泽天瑞盈和中船公司签订的《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及泽天瑞盈的质证意见可以认定，广州海事法院要求泽天瑞盈承担对涉案四轮的管理。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泽天瑞盈亦承诺管理船舶。泽天瑞盈有义务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保障船舶安全，为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但泽天瑞盈未使“帝盛”轮处于良好状态，未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根据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的约定，对于因此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诺亚保险经纪工作人员参与了涉案保险合同的订立以及事故后的理赔事宜，泽天瑞盈从未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否认诺亚保险经纪的意见，且诺亚保险经纪工作人员邮件中承诺派船员看船的内容被涉案保险合同中泽天瑞盈应当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的条款所确认，诺亚保险经纪工作人员的上述承诺可以视为泽天瑞盈的承诺。韩鑫与惠春磊之间的电子邮件、毛传民的电子邮件的内容已经本院（2020）鲁民终904号民事判决所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并无不当。 泽天瑞盈上诉主张，保险条款第十五条属于格式条款，且加重了泽天瑞盈的责任，在订立合同时和订立合同前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进行有效说明。本院认为，保险条款第十五条字体进行了加粗，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投保单载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并就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做了明确说明，泽天瑞盈盖章确认。合同订立前，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发邮件称该条无法保证完成，询问可否将其删除，表明泽天瑞盈了解该条的内容和后果。泽天瑞盈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帝盛”轮走锚风险系由承保风险（台风）和除外责任（被保险人未能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共同作用而发生，且二者发挥同等作用，就泽天瑞盈支出的费用，应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对泽天瑞盈承担50%的支付责任。 四、关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涉案保险合同亦约定，保险船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施救及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救助报酬，由本保险负责赔偿。根据天气预报，2018年8月24日白天北风转西北风8级阵风9～10级，“帝盛”轮存在走锚的风险。泽天瑞盈为防止“帝盛”轮走锚，采取了委托鑫弘公司抛备锚和将“帝盛”轮拖带至鑫弘公司厂内靠泊等措施，上述措施是合理且必要的。泽天瑞盈与鑫弘公司签订《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鑫弘公司完成了拖带“帝盛”轮的工作，即使由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泽天瑞盈开具拖带费发票，亦不能否定泽天瑞盈支付拖航费的事实。泽天瑞盈支出的拖航费130万，抛备锚费用15万元，靠泊费24万元（自2018年8月24日至保险期间截止之日2018年8月31日，每天3万元），共计169万元属于必要的合理费用，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向泽天瑞盈赔付上述费用的50%，并在此基础上再扣除免赔额10%，即76.05万元。 “帝盛”轮于2018年8月23日被广州海事法院成功拍卖，但直至2018年9月3日才移交新所有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关于拍卖成交后“帝盛”轮发生的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泽天瑞盈无权要求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赔付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 本案所涉保险的保险期间于2018年8月31日届满，“帝盛”轮自2018年8月22日靠泊并延续至2018年9月3日。保险期间届满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对“帝盛”轮不承担保险责任，靠泊费不应当再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承担责任。对于泽天瑞盈主张的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日的靠泊费9万元，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涉案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保险人在60天内进行核定。泽天瑞盈在2018年12月12日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请求赔偿，并提交了相关资料，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在泽天瑞盈请求赔偿之日起60天内进行核定。根据本案事实，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核定向泽天瑞盈承担76.05万元的保险赔偿责任并及时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保险人未及时赔偿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在2019年2月20日（自2018年12月12日起70天）前赔付，一审判决判令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自2019年2月21日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利息，是正确的。 五、关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出的其他拒赔理由 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泽天瑞盈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履行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故不承担赔偿责任。（2020）鲁民四终904号判决已经论述了泽天瑞盈不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也并未显著增加，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泽天瑞盈、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5元，由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570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董 兵 审 判 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刘福贵 书 记 员 刘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