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3民终1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四平市铁**西郊街西侧星源世纪城**。负责人：杨慧杰。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迈予，女，1993年7月16日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四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吉林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隋娜，吉林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迈予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吉0302民初1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龙，被上诉人张迈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隋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302民初1607号判决中关于给付254,000元保险金的部分；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认定法律事实不清。1.在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理赔决定通知书》，其中包含解除保险合同的内容，其中发送给张迈予的那封，由于收件人拒收，快递公司已经退回给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向法庭举证的《理赔决定通知书》，就是来自于投保人李彦辉收到的《理赔决定通知书》，正是通过此《理赔决定通知书》，被上诉人在知晓被拒付解约后，才向一审法院起诉。上诉人已经在时限内向投保人发送解除保险合同的通知，解除权并未消灭。2.《保险法》第16条第1款、第2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通过这两款规定,已经明确如实告知是客户的法定义务，而客户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此时行使的解除权是法定解除权。另外,在投保人李彦辉和被上诉人张迈予填写的追加投保资料中第5项“声明及签名栏”中明确写有“本人同意将此申请书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如果有不实告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李彦辉和被上诉人张迈予均在追加投保的页面上签字确认，由此可见，上诉人在投保材料上再次明确了客户的法定义务以及自身的法定权利，没有任何疏漏。而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在投保资料中显示客户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上诉人因客户未如实告知义务而享有的解除权表述,不构成免责条款，不需要进行针对免责条款所作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张迈予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迈予在原审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解除原告的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轻症30豁免C》的行为无效；二、依法判令被告履行原告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轻症30豁免C》的赔偿义务，立即赔付原告保险金254,00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5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1日，原告母亲李彦辉（投保人）与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码：PO81000007217332），为原告（被保险人）投保了主险平安福终身寿险，附加长险“平安福重疾（保额为20万元）、长期意外13、豁免重疾C12”和一年期短险“住院费用A、住院日额07、意外医疗A”。2019年6月12日，原告母亲李彦辉（投保人）在被告的业务员尹丽艳的推荐下又为原告新增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保额254,000元）和轻症30豁免C”，被告审核后为原告出具《批注》，原告补交保险费5271.93元，新增附加险于2019年6月13日生效。2020年4月7日，原告因身体不适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左乳腺癌。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被告于2020年6月4日作出理赔决定书：按照《平安福重疾条款》《住院费用A条款》和《住院日额07条款》向原告赔付保险金共计217,155.26元；对2019年6月12日新增的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及《轻症30豁免C》却以“原告在投保前存在有影响被告承保决定的健康，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决定解除并不退还保险费，歉难给付《福保保重疾》的保险金254,000元”。原告认为，原告在被告处新增的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和《轻症30豁免C》是被告按照保险流程审核后为原告办理的，原告也已经履行了交费义务，保险合同已经生效。原告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按照《保险法》规定给予保险金254,000元。但被告不但拒不理赔，还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在原审辩称，投保人李彦辉于2014年3月31日以张迈予为被保险人在我公司投保了以“平安福（1118）”为主险的人身险合同，保单号为P081000007217332，除主险外，该保单还捆绑了5个附加险，包括“平安福重疾（1119）”等。整单合同于投保单当日生效。2019年6月12日，李彦辉在原保单基础上，追加投保了3个附加险，分别为“福保保终寿（1351）”“福保保重疾（1352）”“轻症30豁免C（1289）”。追加的3个附加险于追加当日有效，至此P081000007217332号保险合同共包括1个主险，8个附加险。2020年4月7日至30日，张迈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期间被确诊患有“乳腺恶性肿瘤”，2020年5月14日，原告向我公司申请理赔。本案的主要争议险种为附加险“福保保重疾（1352）”，该险种是一种重大疾病险，被保险人只要在保险期间内确诊险种划设的重大疾病，就可启动理赔。“福保保重疾（1352）”划设的重大疾病共计100种，其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恶性肿瘤”。由于张迈予在追加投保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出险，公司启动了对张迈予既往病史的调查。结果显示，张迈予在追加投保时向我公司隐瞒了其在2017年4月23日曾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进行乳腺检查，并被诊断为“双乳腺增生”“左右乳腺实性结节（BI-RADS3级）”“左乳腺囊性结节（BI-RADS2级）”的事实，结合投保情况，公司在客户追加投保的健康事项中的第11项针对18周岁以上妇女专门设置了一个询问，内容为“是否有任何子宫、乳腺、阴道等妇科其他疾病”，之所以设置此项询问，是因为近年来女性疾病恶变率高，公司需要对被保险人的出险风险额外关注；另外，在健康事项中的第7项明确询问被保险人在“原保单生效日起至今是否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异常”，原告勾选的均是“否”，原告在投保时显然没有尽到如实告知义务，让公司承保了不应承保的附加险，因此，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款的规定，解除了追加投保的3个附加险，对解除附加险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予退还保险费。对于2014年投保的险种，公司全部予以正常理赔。综上，答辩人所做的理赔决定合法合规，并无不当之处，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1日，原告张迈予母亲李彦辉（投保人）在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为原告张迈予（被保险人）投保了以“平安福（1118）”为主险的《人身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81000007217332，除主险外，该保单还捆绑了5个附加险，包括“平安福重疾（1119）”等。整单合同于投保单当日生效。2019年6月12日，李彦辉在原保单基础上，在手机APP上以自助的方式追加投保了3个附加险，分别为“福保保终寿（1351）”“福保保重疾（1352）”“轻症30豁免C（1289）”。被告审核后为原告出具《批注》，原告补交保险费5271.93元，新增附加险于2019年6月13日生效。至此P081000007217332号保险合同共包括1个主险，8个附加险。2020年4月7日，原告张迈予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左乳腺癌。2020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被告于2020年6月4日向原告张迈予作出理赔决定书：按照《平安福重疾条款》《住院费用A条款》和《住院日额07条款》向原告赔付保险金共计217,155.26元；对2019年6月12日新增的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及《轻症30豁免C》以“原告在投保前存在有影响被告承保决定的健康，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决定解除并不退还保险费，歉难给付《福保保重疾》的保险金”。另查明，张迈予于2017年4月23日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被诊断为“双乳腺增生”“左右乳腺实性结节（BI-RADS3级）”“左乳腺囊性结节（BI-RADS2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迈予的母亲李彦辉在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1.本案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于2020年6月4日作出的“理赔决定书”针对的是被保险人张迈予，由于合同解除的相对人系缔结合同的另一方，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没有特殊约定，其相对人为投保人，而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权利来源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约定，在保险合同没有赋予被保险人相应权利的情况下，向被保险人发出的解除通知不能作为保险人行使了解除权的依据。因此，在被告未举出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投保人依法依约发出解除通知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被告的解除权已经消灭。2020年4月7日，原告张迈予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左乳腺癌”，符合新增“福保保重疾（1352）”约定的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条件，故原告有权主张254,000元重大保险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为李彦辉办理的新增附加险的“批注”上没有附格式条款，在被告提供的证据“追加投保材料”上只有告知事项，没有免责条款；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与李彦辉签订的《保险合同》采用的是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本案被告没有向原告解释说明“如不如实告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原告在进行电子投保操作过程中，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口头或者书面告知或提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故即使原告存在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主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也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合同中“如实告知不是法定的义务”,双方亦未约定“如实告知”，故被告以“原告在投保前存在有影响被告承保决定的健康，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决定解除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轻症30豁免C》并不退还保险费，歉难给付《福保保重疾》的保险金”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解除的行为无效；3.原告请求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解除原告张迈予的附加险《福保保终寿》《福保保重疾》《轻症30豁免C》的行为无效；二、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张迈予保险金254,000元；三、驳回原告张迈予的其他诉讼请求。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张迈予的母亲李彦辉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签订的“平安福（1118）”人身保险合同、该保单捆绑的5个附加险以及2019年6月12日追加投保的3个附加险均系基于讼争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故案涉保险合同均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案涉保险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二、关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具有解除权以及解除权是否已经消灭的问题。（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投保人李彦辉在投保时应当向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是其告知的范围仅限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询问的范围和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向投保人解释说明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且在投保人李彦辉与被上诉人张迈予填写的“追加投保材料”中亦不存在上述说明后果的免责条款，故即使李彦辉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主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亦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平安保险公司的解除权是否已经消灭的问题。在本院二审期间，平安保险公司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已向案涉合同的相对人（即投保人）李彦辉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对此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解除权已经消灭，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玉国审判员 谭贵林审判员 孙 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肖茹钰书记员 袁洪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