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4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娥，女，196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亚超（罗春娥之子），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瑨，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广，男，197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玲，女，197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金国，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春娥因与被上诉人王兴广、刘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4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春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亚超、陈瑨，被上诉人王兴广及其与刘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金国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春娥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419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在2015年双方转为民间借贷关系时，王兴广尚欠罗春娥97万元本金，63.96万元利息（92.96万元利息减去偿还利息29万元）。在2017年进行结算时，王兴广已偿还罗春娥50万元本金，同时自2015年9月5日至2017年6月6日以47万元为本金按2%月利率计息为19.74万元，加上在此前尚未偿还的利息63.96万元，王兴广尚欠罗春娥本息合计130.7万元，王兴广遂向罗春娥出具130万元借条。也就是说，在2015年9月5日前，王兴广支付给罗春娥的款项不计入本金或利息，应当按照合伙经营的利润分配和返还投资款对待，不受国家法定的利息限制，也不对后期王兴广应支付罗春娥的款项产生约束。2015年9月5日之后，双方对所合作经营的房地产项目进行了结算。将合伙的利润和投资款转变为民间借贷。自此，双方之前的经济纠纷应当以2017年6月6日王兴广出具的欠据作为主要的定案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第二批47万元”已经偿还，没有事实依据。王兴广、刘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春娥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罗春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罗春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兴广、刘玲偿还欠款9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从2018年1月1日计付至2019年8月30日止的利息为36万元；以后利息仍然按月利率20%计息，结付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王兴广、刘玲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罗春娥表示其诉状中第1项诉讼请求的月利率20%属笔误，实际应为月利率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春娥经王兴广同意，从2010年12月下旬开始陆续投资入股王兴广个人开发建设的枣阳市平林镇市场房地产项目，但二人或王兴广个人均未因该项目开发建设而成立任何公司。2012年6月17日，王兴广给罗春娥出具了一份97万元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罗春娥入股资金玖拾柒万元整（币：970000元），占平林市场开发股份30%。王兴广，2012.6.17号”。此后，王兴广在2013年8月21日前分三次分别付给罗春娥回笼资金5万元、9万元、10万元，由罗春娥于2013年8月21日给王兴广出具了一份收条，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平林市场入股回笼资金3次（5万、9万、10万），共计贰拾肆万元整（240000.00），罗春娥，2013年8月21号”。2014年3月4日，王兴广又付给罗春娥回笼资金5万元，罗春娥当日又给其出具了相应金额的收条，内容为“收到平林市场开发投资入股资金回笼伍万元整，罗春娥，2014年3月4号”。2015年9月25日，双方经中间人协调，均同意罗春娥所投资金转为计息方式，为此，由中间人雷某拟定了一份“关于罗春娥入股（王兴广）平林市场情况说明”，内容为：“①罗春娥于2010年12月21日起陆续入股给王兴广平林市场工地股金款共97万元整，因各种原因，经双方协商同意罗春娥入股股金转为计息方式，结止2015年9月25日共计利息92.96万元整。②原王兴广给罗春娥打有入股收条97万元整，于2015年9月25日由雷某暂替王兴广收回保管，其余手续及欠条有雷某暂替王兴广办理，原罗春娥经王兴广打有29万元整利息收条，等王兴广回来后转交罗春娥。③付款方式：1、由王兴广通过转账方式2015年9月25日付本金伍拾万元整，2、于2015年10月25日再付本金肆拾柒万元整。3、利息于2015年11月25日（￥92.96万元）前一次性付清。所有付款见付款凭条。（注：以上说明当时与王兴广电话沟通同意此意见）。于2015年9月25日，见证人：雷某”。当日，王兴广即向罗春娥付款50万元，由罗春娥给其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兴广入股股金及利息款50万元，伍拾万元，罗春娥，2015年9月25号”。另在王兴广之前出具的97万元入股资金收条上专门写明“2015年9月25日，已还本金伍拾万元整”。2017年6月6日，双方经结算，王兴广又给罗春娥出具了一份130万元的欠条，内容为“今欠到罗春娥款壹佰叁拾万元整（1300000.00元），本人同意：1、于2017年6月6日前付40万元整（以银行记款凭证为准）；2、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30万元整（以银行记款凭证为准）；3、于2018年6月30日前付30万元整（以银行记款凭证为准）；4、于2018年12月30日前付30万元整（以银行记款凭证为准）。若逾期不付清，按剩余款月息2分计息，直到还清为止。欠款人：王兴广，2017年6月6日”。出具欠条当日，王兴广即向罗春娥汇款40万元，罗春娥给其出具了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兴广汇款肆拾万元，400000.00元，罗春娥，2017年6月6号”的收条。此后，因王兴广一直未再偿还130万元欠条中的剩余3笔欠款，罗春娥遂依法提起了诉讼，要求王兴广和刘玲夫妻二人共同偿还欠款90万元，并从2018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利息，直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一审审理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自2015年9月25日由中间人雷某协调并出具《情况说明》之日起，罗春娥之前入股投资款已转为借款。一审法院另查明《情况说明》中“结止2015年9月5日共计利息92.96万整”是否包含王兴广此前已支付的29万元回笼资金款，一审法院向案外人雷某进行了调查核实，雷某在一审法院调查时明确表明该92.96万元利息并不包含王兴广之前已支付的29万元回笼资金款，而是截至2015年9月5日王兴广下欠的利息，其先期所付的29万元已作了扣减，《情况说明》中写成“共计”利息92.96万属于不懂法律专业用语而误写。由于雷某是当事人双方均认可的中间人，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而本案的《情况说明》中对此后应付的利息已明确用括号注明为92.96万元，再结合通常情况下债务结算时当事人均会将已付款扣减的客观实际，可以确定本案中《情况说明》里“结止2015年9月5日共计利息92.96万整”，实际是指截止此日王兴广下欠的后期利息，不包含其之前已付的29万元资金回笼款，雷某对92.96万元利息问题所作的陈述具有客观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相关事实也予确认。一审审理中，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为：1．关于前期罗春娥的投资款97万元是否已足额交付问题，王兴广辩称没有足额交付，实际仅交付66万元左右。而罗春娥则称已实际足额交付，部分是银行转账，部分是现金给付，并举出了65.5万元左右的银行凭条为证。由于现金给付也是交付资金的通常方式之一，虽然罗春娥所举的银行凭条仅65.5万元，但并不能排除罗春娥所称以现金方式将剩余部分给付的可能。本案中，王兴广虽泛泛辩称罗春娥未足额给付，但未能举证并充分、合理说明97万元是以何种方式虚构形成，以便排除罗春娥以现金方式给付的可能，而王兴广最后在2012年出具的收条中又明确载明收到罗春娥的入股资金为97万元整，此是证明给付投资款数额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凭证，且双方在2015年将投资转为借款结算时仍明确罗春娥的前期投资款为97万元，因此，王兴广的此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可以认定罗春娥前期投资款97万元已足额交付。2.关于2015年9月25日的《情况说明》中约定分二批还清的97万元本金，第二批47万元是否已经偿还？首先，罗春娥起诉时在诉状中已明确自认“工程竣工后，王兴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9月25日付罗春娥款伍拾万元整，于2015年10月25日又付款肆拾七万元整”，此实际即指王兴广按《情况说明》的约定偿还97万元本金的情况。审理过程中，因未发现该笔47万元还款有单独的转账凭证或收条，一审法院为此在第一次开庭时专门询问罗春娥诉状中所称2015年10月25日又还款47万元是否属实？罗春娥代理人明确回答“属实”，仅解释称所谓“2015年10月25日又还款47万元”强调的是《情况说明》约定的还款时间节点等。至简易程序开庭辩论终结，罗春娥也未撤回对该笔还款的自认，直到开庭之后另行调解的过程中，罗春娥才突然提出王兴广没有偿还该笔47万元本金，并且书面说明其诉状所称“2015年10月25日又付款47万元整”，实际是指《情况说明》中“于2015年10月25日再付款47万元整”的约定，因笔误将“再”字写“又”字。但即使将“又”字更换成“再”字，其诉状中此句话按通常理解仍然属于其陈述的王兴广还款情况，而非指《情况说明》的约定情况，罗春娥此解释说明明显不符合逻辑；其次，在解释最后的130万元欠款如何形成时，罗春娥称该130万元系《情况说明》所确定王兴广在结算时应付的92.96万元利息扣减其前期已付的29万元后，下欠利息63.76万元，加上本笔未还的本金47万元以及47万元本金从2015年9月25日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7年6月6日的利息19.74万元，即63.76万+47万元+19.74万元=130.5万元，去零取整，最终确定下欠款为130万元。此处罗春娥对其之前一直坚持92.96万元利息并不包含王兴广之前已付的29万元回笼款的意见，又进行了反言，而根据一审法院对中间人雷某的调查，该92.96万元利息实际是结算时王兴广下欠的净利息，之前已付的29万元已经冲减。如果该笔47万元本金未还，则加上王兴广实际下欠的92.96万元的利息，仅此二项即已达139.96万元，如再加上罗春娥所称47万元本金后来又产生的利息，所得的总欠款额已达152万元左右，远超130万元的欠款金额，罗春娥若最终只让王兴广偿还130万元，需要放弃20余万元，此明显不符合去零取整的通常习惯。而如果按王兴广最后解释的130万元欠款是下欠的利息92.96万元加上逾期偿还后又按月息2分左右计算的利息，比较接近130万元欠款数额，王兴广关于130万元欠款形成的解释更具合理性，也符合民间借贷的结算习惯。第三，基于现金给付也是通常的付款方式之一，因此，不能以王兴广未能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凭条或单独收条即否定其该笔还款，而王兴广现已将其之前给罗春娥出具的97万元收条收回，此也属97万元本金已全部偿清的有效证明。在王兴广按约定将第二批47万元本金偿还后，罗春娥不再单独为该笔还款出具收条，而由中间人将暂替保管的97万元总收条退回给王兴广，也可间接证明王兴广已将该收条的款项付清，此符合通常的做法和习惯。综上，罗春娥起诉时以及简易程序开庭辩论终结前，自认王兴广已将《情况说明》约定的第二批借款47万元偿还，之后又撤销自认，为此进行了两次反言，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故对双方争议的第二批47万元应还本金，一审法院最终认定王兴广已经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罗春娥最初向王兴广个人开发的建设项目投资，虽属合伙关系，但二人在2015年经中间人调解后，已经将前期投资转为计息方式，实际属将投资转为借贷，双方对此均予认可，因此，当事人双方已从合伙关系转为借贷关系，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审理查明所认定的事实，对双方在2015年结算时所确定的97万元借款本金，王兴广已按约定期限偿还，则剩余所欠的92.96万元利息，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再继续计息。双方最后在2017年6月6日继续结算确定王兴广下欠130万元，属在2015年结算的基础上，对下欠款继续计算利息的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该130万元下欠款，应以2015年结算后最终所欠的92.96利息金额为准予以保护，王兴广在2017年6月6日最后结算时又还款40万元，应予冲减，据此确定王兴广还应偿还罗春娥52.96万元（92.96－40），超出部分，不予保护。罗春娥诉称该130万元是双方就平林市场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结算后确定王兴广还应支付的利润分配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罗春娥所举证据虽能证明相应款项最初用于王兴广个人开发建设的项目，但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该开发建设实属王兴广与妻子刘玲家庭共同经营，或相应收入为家庭共同收入等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故罗春娥要求刘玲以夫妻名义与王兴广共同承担本案债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玲经一审法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王兴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罗春娥偿还下欠的借款利息52.96万元；二、驳回罗春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140元，由罗春娥负担12254元（已交纳）；由王兴广负担8886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罗春娥申请证人雷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雷某在一审法院调查时明确表明该92.96万元利息并不包含王兴广之前已支付的29万元回笼资金款，而是截至2015年9月5日王兴广下欠的利息，其先前所付的29万元已作了扣减”系对雷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陈述的曲解。经审查，雷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截止到我出具情况说明的时候，确定共计利息92.96万元，是对所有账目清算的结果，王兴广之前给过罗春娥一笔29万元，已经扣减。凡是在这之前给过的钱都从利息上扣减了，92.96万元是截止出情况说明这天下欠的利息。”雷某在一审法院的陈述明确具体，没有歧义；结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原罗春娥给王兴广打有29万元利息收条等王兴广回来后转交罗春娥”，与雷某一审中的陈述相互印证，不存在曲解问题。故对罗春娥申请雷某出庭作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情况说明》中载明的92.96万元利息是扣减之前还款29万元后的欠息，还是未扣减之前还款29万元的欠息，双方当事人持不同的主张。罗春娥主张该92.96万元利息是未扣减之前还款29万元的欠息，并以此推算案涉130万元欠条是未还本金47万元，加上该47万元所欠利息，加上《情况说明》欠息63.96万元（92.96万元－29万元＝63.96万元），约为130万元，进而证明该47万元本金未还。王兴广主张该92.96万元利息是扣减之前还款29万元之后的欠息，同时主张案涉130万元欠条系以92.96万元欠款为基数，加上所欠利息后，约定为130万元，以此否认罗春娥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对《情况说明》中92.96万元利息是否扣减之前还款29万元之争，目的是意欲佐证案涉47万元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案涉130万元借条为前其借贷的结算的事实均无异议，该借条的形成仅能从侧面印证当事人之间的还款情况，并非认定当事人还款的主要依据，且双方对130万元借条的形成都是单方推测，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故对案涉47万元还款的事实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是否于2015年9月5日之后对合作项目进行结算，将合伙利润和投资款转变为民间借贷；2.一审法院认定王兴广于2015年10月25日还款47万元是否正确。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于2015年9月5日之后对合作项目进行结算，将合伙利润和投资款转变为民间借贷的问题。根据《情况说明》载明内容“罗春娥于2010年12月21日起陆续入股给王兴广平林市场工地股金款共97万元整，因各种原因经双方协商同意罗春娥入股股金转为计息方式”，该内容明确表明罗春娥的入股款97万元转为计息方式，即转为借贷，并未包含合伙利润，《情况说明》也未表明双方当事人对合伙进行了结算。故罗春娥关于王兴广于2015年9月5日之前向其支付的款项不计入本金或利息，应按合伙利润和返还投资款对待，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9月5日之后对合作项目进行结算，将合伙利润和投资款转变为民间借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王兴广于2015年10月25日还款47万元是否正确的问题。罗春娥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工程竣工后，王兴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9月25日付罗春娥款伍拾万元整，于2015年10月25日又付款肆拾七万整。”一审法院2019年11月4日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问：“请问原告，在你方诉状中所称的2015年10月25日又付款47万元是否属实？”罗春娥代理人回答：“属实。”罗春娥作为债权人，明确承认还款事实，属于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就该47万元还款，王兴广无需举证证明。之后罗春娥又否认该47万元的还款事实，系对其前述自认的撤销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一是罗春娥撤销自认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二是其撤销自认的理由是一审起诉状是其一审代理人写的，代理人因工作失职将“再付款”写成了“又付款”，该理由不符合前述撤销自认的条件；三是从起诉状前后文的衔接看，当事人表述2015年9月25日付款50万元，2015年10月25日又付款47万元，是顺畅的，且与《情况说明》约定的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相吻合，如果将“又付款”改成“再付款”反而不通畅。罗春娥撤销自认缺乏正当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根据罗春娥的自认认定该47万元还款的事实正确。罗春娥的此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春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54元，由罗春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