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申278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淑叨，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花（蔡淑叨之妻），住吉林省白山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白山市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浑江大街百合地下购物街**（电业局出口西侧）。 法定代表人：刘贤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吉林郭新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蔡淑叨因与被申请人白山市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6民终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蔡淑叨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是典型的公司股东权益争议、公司清算纠纷案件，原审法院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来立案、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嘉盛公司是蔡淑叨妻子周花为开发建设浑江大街地下人防商场二期工程，于2010年投资300万元设立的。2011年3月，嘉盛公司增资扩股，注册资本金增至1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周花出资650万元，占股65%（其中包括暗股股东于某的100万元出资，10%股权）；股东刘贤进出资150万元，占股15%；股东矫某出资200万元，占股20%（由段某代持）。2011年底，浑江大街地下人防商场二期工程完工。由于在办理与一期工程商场贯通时周花作为法定代表人联系不畅，产生矛盾，为使公司走出困境，经公司股东集体协商，改由股东刘贤进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与一期工程商场贯通的沟通、协调工作。因刘贤进持股太少，担心无法出任法定代表人，就由周花将所持公司55%的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刘贤进，并改任刘贤进为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顺利变更登记，周花与刘贤进还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中称“乙方（刘贤进）已在法人变更之前将转让价款全额支付给甲方（周花）”。事实上，刘贤进从未向周花支付过55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周花也从未实际退出嘉盛公司，仍以持有55%股权的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承担股东义务、享有股东权益。对此，股东于某、矫某原审时均予以当庭证实。特别是周花在股权变更后仍然参与公司事务，仍然按公司的书面通知继续按出股比例向公司出资的证据，也都足以证明周花始终是嘉盛公司持股55%的股东。截止到2015年7月，周花用夫妻共同财产向嘉盛公司出资注册资本金550万元，借给嘉盛公司款项1272万元，分摊由嘉盛公司实际控制的嘉合物业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2.7万元，合计1824.75万元。嘉盛公司此期间共陆续给付周花部分现金和商铺，其中有偿还借款的也有股权分红的。对用于偿还借款或股权分红的商铺，蔡淑叨夫妇分别落在了蔡淑叨或其他人的名下。本案涉及的签在蔡淑叨名下的9个商铺，就包含在这些已经给付周花的商铺中。由于这些批量给付的商铺，双方均没有明确哪个属于偿还借款，哪个是属于股东分红，故只能通过核算总账的方式才能确定蔡淑叨是否多拿还是少得。原审时，嘉盛公司也正是用其给付了周花多少现金、多少个商铺来推算蔡淑叨所谓拖欠其案涉商铺价款的。可见，本案根本不是单纯的、普通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而是涉及公司债务清偿、公司清算业务、公司股东权益争议的纠纷案件，应当通过公司及股东之间算账、清算的方式予以解决。所以，原审将本案按一般性的、简单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予以立案并审理、裁判是断章取义且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二）嘉盛公司原审时所谓向周花的借款已经偿还完毕，案涉9个商铺是蔡淑叨另行购买且没有支付价款的说法不能成立。原审时，嘉盛公司承认向蔡淑叨妻子周花的借款是1107万元，并称这1107万元借款已经用现金及其他商铺偿还完毕。然而，一方面，嘉盛公司向周花的借款并不只是1107万元，还有后期公司股东按每10%股借入30万元的合计165万元。对此，蔡淑叨原审时已经举证证明，且有于某、矫某等嘉盛公司其他股东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所以，嘉盛公司向周花的借款总额不是1107万元，而是1272万元。另一方面，嘉盛公司原审时举证的合计535万元周花签字的收据，无法证明其记载的款项都是嘉盛公司向周花偿还的借款。因为周花与嘉盛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刘贤进夫妇有大量的个人经济往来。无论是嘉盛公司汇来的款项，还是其他自然人汇来的款项，周花给出具的都是一样的收据。原一、二审时，蔡淑叨为查明案件事实，多次向法庭提出应当庭验看相应收据的银行汇款单据，以证明该款项是否是嘉盛公司汇付给周花的还款。然而，嘉盛公司予以拒绝，两审法院也未要求嘉盛公司提供。这说明，上述收据记载的款项，并非完全是嘉盛公司向周花的还款，该等证据不具有唯一的证明效力。（三）事实上，浑江大街地下人防商场二期工程的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对这一点，嘉盛公司各股东都心中有数。股东于某、矫某原审时出庭证实，该两股东退股（向刘贤进转让股权）时，公司按每10%股150万元标准给予了分红。其中，于某除拿回投资100万元外，另从公司分红150万元；矫某除拿回投资200万元外，另从公司分得商铺700余平方米（按当时市场价折算在300万元以上）。照此标准计算，周花作为持股55%的股东，除550万元股权投资外，应获得分红825万元。由于股东于某、矫某退股后，周花因故无法知晓公司盈亏情况，嘉盛公司如果认为于某、矫某退股后公司经营亏损或没有利润，则作为现存股东的刘贤进就应当与周花对公司进行内部财务核算或依法解散清算。在上述股东权益、公司清算等方面的争议与纠纷没有解决前，原审法院把本案作为简单、单纯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裁判显然是错误的。（四）在原审一、二审开庭时，嘉盛公司都是通过举证周花收款收据，抵账商铺合同、收据，证明其已经偿还完向周花借款，蔡淑叨还欠其9个商铺价款的。蔡淑叨也是从嘉盛公司与周花之间的借贷往来、公司股东分红情况进行抗辩和质证的。这说明，蔡淑叨与嘉盛公司之间需要核对、清算的是上千万元的公司、股东之间的大账，不是区区9个商铺几百万元价款的小账。嘉盛公司抵顶给蔡淑叨夫妻的商铺是批量的，不是单一且定向的。从案涉9个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蔡淑叨签约当时也未给嘉盛公司出具欠购房款的欠据，蔡淑叨已经占有使用该9个商铺长达4年之久且从来无人催要价款的事实足以证明，蔡淑叨所得到的这9个商铺，或者是公司分红，或者是嘉盛公司向周花的还款。至于嘉盛公司与股东周花之间，股东周花与股东刘贤进之间是否存在纠纷与争议，是需要核对全部往来账目和通过公司清算方式来解决的。嘉盛公司回避周花与其之间及周花与刘贤进夫妇之间往来钱款众多、利益关系复杂的实际情况，采取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偷换概念的方式，单独将落在蔡淑叨名下的这9个商铺挑选出来作为诉讼标的提起诉讼，显然是刻意改变案由，以点代面、以偏代全，规避公司依法清算，剥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目的是非法侵吞公司资产。对此，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五）既然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是单纯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那么嘉盛公司在案涉商铺已经出售并交付给蔡淑叨使用4年之后才主张解除合同，其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93条、9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关于通知程序前置，解除权行使除斥期间等的规定，其关于解除案涉9户商铺买卖合同的请求同样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蔡淑叨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2020）吉06民终7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蔡淑叨的原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嘉盛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蔡淑叨应当就其案涉房屋系嘉盛公司用于偿还借款或股权分红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嘉盛公司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偿还1107万元借款。蔡淑叨主张嘉盛公司的借款数额为1272元而非1107万。对多出的165万元，嘉盛公司不予认可。蔡淑叨自认该笔款项系转给钟某个人账户，其在一审中陈述“周花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贤进及妻子钟某存在个人之间的债务往来”，故蔡淑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嘉盛公司的借款。周花从未就案涉房屋出具过收据，蔡淑叨也未提交周花与嘉盛公司就案涉房屋达成偿还借款或为股权分红的协议，故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案涉房屋系偿还借款或股权分红。由于蔡淑叨未履行案涉房屋的付款义务，也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无需支付购房款，故原审判决对嘉盛公司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蔡淑叨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予再审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蔡淑叨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郭金专 审 判 员 岳 航 审 判 员 黄一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崔桂香 书 记 员 邵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