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8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东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永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242398904W。法定代表人：刘德利，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星，辽宁同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京淑，女，1965年10月25日生，朝鲜族，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维贵，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东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京淑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4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金京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金京淑已经选择了侵权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并已经获得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金，不应当再次获得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违约赔偿。金京淑与肇事人于2020年8月19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朱维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5万元。金京淑既然接受了肇事人的赔偿鲑，即可认定选择了侵权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金京淑只能选择一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不应既以侵权关系为基础获得赔偿，又以运输合同关系为基础获得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赔偿范围，即使金京淑只获得了350,000元赔偿款，此款项性质仍为侵权责任赔偿款，不会因赔偿金额的多少而改变。金京淑选择了侵权赔偿，根据协议，视为其主动放弃了其他侵权赔偿款项，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可认定为已经实现了侵权责任赔偿的请求权，金京淑基于此次产生的其他平等请求权也相应消失。金京淑起诉的主体错误，赔偿义务人不是东连公司，而是实际驾驶人孙益虎。东京公司与孙益虎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挂靠关系。孙益虎对其驾驶的出租车有独立的支配权，其是否从事客运活动、经营多长时间、收益多少与东连公司无关，只是每年上缴管理费。与被害人形成运输合同关系的是孙益虎而不是东连公司，一审判决依据运输合同关系认定东连公司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23号复函，即使被挂靠单位应承担责任，也是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而非全部赔偿责任，且前提是对挂靠车辆的管理存在过错。东连公司每年只收取89,000元管理费，即使承担责任也应此此限额内。东连公司与孙益虎签订的是《单车承包合同》，比照建设工程发包承包关系，在有过错的情况下，在收取管理费限额内承担适用的民事责任。金京淑辩称，不同意东连公司的上诉请求。金京淑从未选择过侵权之诉，没有获得双重赔偿，只选择了违约之诉。金京淑与的不维健签订的和解协议，不是赔偿协议，没有经过诉讼程序，虽然合同落款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但签字时间实为2020年10月21日，和解协议明确约定朱维健给付的是精神抚慰金，没有其他赔偿项目且明确表明不放弃对保险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索赔。（2006）民监他字第1号答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就客运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实体审理，虽然承运人无过错，旅客提起的客运合同纠纷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认定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向交通事故的侵权人主张；承运人向旅客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构成承运人在该交通事故中损失的一部分，可以向造成交通事故的侵权人主张。本案中，东连公司在向金京淑赔偿后完全有权向肇事人进行追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多少不影响东连公司向肇事司机进行索赔。案涉出租车的登记所有人是东行公司，乘客是与东连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无论挂靠关系还是承包关系，东连公司作为车主都应承担责任。金京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东连公司给付死亡赔偿金816,500元、丧葬费46,134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20年6月12日00时46分，申某乘坐孙益虎驾驶的车牌号为辽Ｂ×××**号的出租车沿疏港路由东向西行驶。当车辆行驶至灯杆路段时，被案外人朱维健醉酒后驾驶的辽Ｂ×××**号小型轿车追撞轿车尾部，后两车又与南侧隔离护栏相撞，致辽Ｂ×××**号出租车乘车人申某当场死亡。2020年6月23日，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管理处委托，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20］大科司病鉴字第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申某系重度颅脑损伤、多发脏器破裂失血死亡；其死亡原因与车辆事故有关。2020年7月17日，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岗大队作出第21020312020000004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朱维健醉酒（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30.10mg/100ml）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当事人孙益虎无责任，当事人申某无责任。辽Ｂ×××**号出租车的登记所有人为东连公司。金京淑系申某的母亲，申锦龙系申某的父亲，申锦龙于2019年3月21日去世。2019年度大连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825元，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689元。一审法院认为，辽Ｂ×××**号出租车系东连公司所有的营运车辆，申某乘坐该车辆，与东连公司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之规定，东连公司营运的车辆在承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而致申某死亡，而东连公司又没有免责事由，东连公司依法应当对申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金京淑主张东连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816,500元（40,825元/年×20年）、丧葬费46,134元（7,689元/月×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东连公司提出金京淑起诉主体错误，应当以车辆的实际经营者孙益虎为本案东连公司并要求追加孙益虎为本案东连公司的抗辩意见。辽Ｂ×××**号出租车系东连公司所有的营运车辆，东连公司与孙益虎之间的承包合同属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金京淑的主张，东连公司此项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东连公司提出金京淑已经与肇事方朱维健达成了和解协议，得到了三、四十万的赔偿，不能再次选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要求承运人再次赔偿的抗辩意见。金京淑否认自肇事方朱维健处获得赔偿，东连公司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金京淑作为案涉交通事故的受害方，在未选择侵权责任进行诉讼的情况下，有权选择运输合同纠纷向承运人提起诉讼。东连公司此项抗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东连公司提出应当追加肇事方朱维健及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保险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东连公司参加诉讼一节。金京淑选择的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朱维健及安盛天平保险公司均不是合同当事人，东连公司要求追加其为本案东连公司无法律依据，不予准许。判决：大连东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京淑死亡赔偿金816,500元、丧葬费46,134元，合计862,634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26元、保全费4,833元，合计17,259元（金京淑已预交），由大连东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东连公司提交了金京淑与朱维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金京淑已从案外肇事方处获得了35万元赔偿并主动放弃了其他侵权赔偿。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金京淑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主张从朱维健处实际收到了34万元且不影响以运输合同关系向东连公司主张权利。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金京淑（甲方）与朱维健（乙方）签订一份《和解协议书》，内容如下：“甲、乙双方就2020年6月12日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事宜达到如下协议：一、乙方一次性给付甲方精神损害抚慰金叁拾伍万元。二、甲方收到乙方给付的上述款项后不再向乙方进行索赔，但不放弃对保险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索赔。三、甲方收到乙方给付的上述款项后不再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该《和解协议书》打印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但金京淑二审中主张实际签字日期为2020年10月21日。金京淑认可基于《和解协议书》收到34万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和解协议书复印件、当事人陈述在案为凭，前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及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被上诉人之子申某乘坐的上诉人为登记所有人的运营性出租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之规定，申某与上诉人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上诉人所述其与案涉出租车司机孙益虎签订了《单车承包合同》，但无论上诉人与孙益虎之间是何关系，均系上诉人与孙益虎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据此认定孙益虎为案涉运输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既与申某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则负有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申某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合同义务。现申某在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上诉人未完成合同约定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之规定，上诉人应对申某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为申某之母及法定唯一第一顺位继承人，属适格赔偿权利主体，其在本案中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属依法应予赔偿的项目。经本院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标准均准确无误，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816,500元、丧葬费46,134元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在交通事故肇事人朱维健处获得的赔偿是否影响本案赔偿权及赔偿金额一节，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关系，而被上诉人并未以侵权法律关系为基础提起侵权之诉。根据东连公司提供的和解协议书，被上诉人从朱维健处获得的款项性质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其在本案中向东连公司主张的为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并不存在针对同一赔偿项目双重赔偿的情况；因被上诉人未就其子因交通事故死亡一事提起侵权之诉，亦不存在被上诉人已选择侵权之诉而不得再行主张违约责任的限制。被上诉人从朱维健处获得的款项系基于其双方自行和解行为，朱维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抚慰金系自愿对被上诉人给予的补偿，尚无法认定该行为系基于朱维健应承担的法定债权责任而做出；且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通过和解方式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规定。据此，被上诉人在朱维健处已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与可从上诉人处获得的赔偿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赔偿主体亦不同，故不存在将被上诉人从朱维健处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从本案上诉人应支付的赔偿金中予以扣除的问题。综上所述，东连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26元，由上诉人大连东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