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16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升建筑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法定代表人：李家庚，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宾，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道华，男，汉族，1972年7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江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云，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远升建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道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20）鄂1202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远升建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徐水民出具的《承诺书》系其个人出具，加盖工程技术专用公章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该行为既未征得上诉人同意也未得到事后追认，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2.原审对证据的认定存在错误。原审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几张模糊不清的现场照片复印件，就认定案涉项目整体封顶时间，违反证据规则。事实上，案涉项目的3#楼在2015年春节前未达到主体工程封顶的实质条件。刘道华答辩称，1.上诉人系咸宁宏大城市广场项目的施工方，徐水民作为该项目的现场总指挥，其在《承诺书》上的承诺显然代表的是上诉人。2.《承诺书》上的公章虽超越了该技术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但徐水民作为合同签约人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本身就是在履行项目管理职责，上诉人应就该承诺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3.截止2016年6月8日，上诉人向华予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函中仍明确认可徐水民的身份为现场负责人。由此可见，徐水民与答辩人签署的《承诺书》无需上诉人特别授权。4.在（2016）咸仲裁字第13号生效仲裁书中显示，上诉人对项目封顶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质量验收时间与封顶时间是两个不同概念，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刘道华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刘道华支付20万元及利息64000元（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认定，2013年1月，原南宁华予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予公司）与被告远升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由华予公司为被告承建的咸宁市宏大城市广场1、2、3、5、6＃楼及地下室工程提供劳务分包，合同对工程工期、合同价款、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合同事项进行了约定。刘道华在2017年1月12日前任华予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确保咸宁市宏大城市广场项目顺利施工，达到一期工程主体顺利封顶的目标，经双方协商被告远升建筑公司于2014年9月2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徐总（老板）承诺至15年春节以前所有主体工程封顶；奖励华予劳务公司法人刘道华￥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奖励华予劳务公司现场经理邓国云￥100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此款在所有主体工程封顶之日予以支付；到年底所有主体工程未封顶，罚华予劳务公司法人刘道华￥100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罚华予劳务公司现场经理邓国云￥100000.00元（壹拾万元整）；此款在年定工程款中扣除”，徐水民在承诺书中“远升公司现场代表”处签字，并加盖了“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咸宁宏大城市广场工程技术专用章”，华予劳务公司现场经理邓国云在承诺书中“华予公司现场代表”处签字，并加盖了“南宁市华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原告提交了2015年1月18日咸宁市宏大城市广场举行项目整体封顶仪式的现场照片。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支付奖励款，经催讨未果，故诉至原审法院。同时查明，华予公司与被告远升建筑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向咸宁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0月10日咸宁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咸仲裁字第13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决书认定华予公司为履行劳务分包合同，设立了相应的项目部，负责人是邓国云，叶翔二人，远升建筑公司也设立相应的项目部，黄玲是负责人，徐水民是现场总指挥；裁决书还认定提前封顶的奖励款20万元，是对华予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道华个人的奖励，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又查明，2019年5月15日南宁市华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更名为广西华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审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可以约定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承诺书》系附条件给付合同，约定给付条件是原告应在2015年春节前完成所有主体工程封顶，原告提交的2015年1月18日咸宁市宏大城市广场举行项目整体封顶仪式的现场照片，可以证明案涉项目整体封顶时间为2015年1月18日（即2015年春节前）。被告认为根据主体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证明案涉项目封顶完工时间为2015年3月2日，承诺书约定的所附条件未成就，原审认为，被告提交的主体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的时间仅能证明案涉项目主体工程质量验收时间为2015年3月2日，但验收时间不是项目封顶时间，承诺书所附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被告远升建筑公司辩称徐水民非被告公司员工，不是案涉工程项目经理，也不是项目工程技术负责人的，该辩称与生效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徐水民为被告在咸宁宏大城市广场项目工程现场总指挥的事实相互矛盾，故该辩称意见原审不予采信。被告远升建筑公司辩称《承诺书》加盖的是公司技术专用章，不是合同专用章或行政公章，只能在工程技术范围内使用，且徐水民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远升建筑公司，原审认为，尽管被告在《承诺书》中加盖“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咸宁宏大城市广场技术专用章”超过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但徐水民作为远升公司代表在《承诺书》上签字加以确认，基于签署人徐水民的身份，可以认定其是在代表被告履行职务行为，原告作为合同相对方对此产生合理信赖，有充分理由相信其签名是代表被告的真实意思，且《承诺书》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据此《承诺书》对被告远升建筑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该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采信。承诺书约定项目封顶之日即2015年1月18日付款，但承诺书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规定，本案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故原审确定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加收30%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收30%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道华支付工程奖励款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加收3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收30%计算至本案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260元，减半收取2630，由被告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承诺书》对远升建筑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2.《承诺书》所附条件是否成就。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承诺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承诺书》上显示远升建筑公司的现场代表为徐水民，并加盖了远升建筑公司的技术专用公章。徐水民为现场总指挥的身份，不仅在已生效的（2016）咸仲裁字第13号仲裁裁决书中予以了确认，且远升建筑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向华予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函》中也有明确显示。徐水民在《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行为，让相对人华予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系代表远升建筑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承诺书》对远升建筑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针对焦点2，本院认为，《承诺书》中约定的内容是对双方的奖惩约定，即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目标即奖励，未达目标即惩罚。明显属于附生效条件的给付合同。刘道华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3#楼的封顶完成于2015年春节前，《承诺书》约定的所附奖励条件已成就，则远升建筑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奖励款的付款义务。综上，上诉人远升建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0元由上诉人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魁审判员 王凯群审判员 王益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黄娜书记员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