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05行终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川，女，1932年1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阳泉市。委托代理人胡乃卿，山西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法定代表人刘闯，任局长。出庭负责人裴小霞，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崔利军，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爱川，男，195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原审第三人刘广川，男，193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原审第三人刘永川，男，193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刘广川、刘永川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玲，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广川、刘永川共同委托代理人钱朴炀，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海川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原审第三人刘永川、刘广川、刘爱川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海川委托代理人胡乃卿、被上诉人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庭负责人裴小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利军、原审第三人刘永川、刘广川二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玲、钱朴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刘永川、刘广川、刘爱川以及案外人刘永莲、刘爱莲系兄弟姐妹关系，其父刘希平1996年8月去世。刘希平在世时，在晋城市城区东街办事处南大街社区文庙巷3号（现为文庙巷16号）拥有一处房屋。2000年3月，刘永川、刘广川、刘爱川分别向原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该三人申请登记的依据是：1、华北区土地房产所有证（晋市字第1999号），2、（83）晋公证字第99号公证书，3、刘希平析产遗嘱，4、身份证和户口本。登记机关经审核材料、地、地籍调查邻签字，为刘永川、刘广川和刘爱川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面积分别为63.74平方米、76.94平方米、60.02平方米。证人刘小川（与原告和第三人系堂兄弟姐妹关系）出庭证明，当年原告、第三人等兄弟姐妹6人回来烧纸时，其将代领回来的土地使用权证当着原告三姐妹的面交给第三人刘永川、刘广川和刘爱川；由于原告、第三人等兄弟姐妹均在外地工作和生活，每次回来烧纸都在刘小川家吃饭，案涉房屋的修缮、出租都是委托刘小川办理，出资和收益均由刘永川、刘广川、刘爱川承担和享有。2018年开始，晋城市进行老城区改造，目前，案涉土地及房屋均被依法征收，房屋已被拆除，土地使用权证已被政府收回。2020年1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为刘永川、刘广川、刘爱川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原审认为，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刘海川于2000年回老家烧纸时，刘小川当着其兄弟姐妹的面将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刘永川、刘广川和刘爱川，其当年即应当知道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已登记于其三个弟弟名下。依照上述规定，原告的起诉期限为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原告2020年向本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此外，原告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实质是认为作出登记行为基础的遗嘱无效，而遗嘱是否有效，不是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海川的起诉。上诉人刘海川上诉称：1、法庭采信刘小川的证人证言违反法定程序。刘小川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2、本案主要诉求是认定行政行为违法，一审认为上诉人对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实质是认为作为登记行为基础的遗嘱无效，超出了当事人诉求；3、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颁证过程中没有进行公告存在违法行为，没有尽到对遗嘱的审查职责，一审遗漏审理。被上诉人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引发本案的根本原因是上诉人认为自己与三名第三人是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欲主张对父亲刘希平的遗产的继承权，应当先解决民事纠纷。本案所涉及的房屋已经被拆除，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已经被政府收回，再撤销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第三人刘永川、刘广川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案中，二答辩人在一审开庭审理前向法庭提交了全部证据，举证未逾期。被答辩人上诉称：刘小川的证言不能代替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行政机关向其“告知之日应该在2020年4月，即在法庭第一次见到土地证之日”，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00年被答辩人、二答辩人等兄弟姐妹六人回老家烧纸时，刘小川将代领回来的土地证当被答辩人面交给二答辩人和刘爱川。关于刘小川的证言，上诉人称“刘小川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刘小川与本案原告和第三人等兄弟姐妹六人是堂兄弟姐妹关系，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不受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则第71条第二款的限制；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庭审中的举证、质证，依法查明事实后认定，“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证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于2000年就知道了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已登记的行政行为。原告起诉期限应该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2年内，原告2020年向本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期限。第三人刘爱川辩称：本案没有组织庭前交换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供证据，刘小川作为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的亲属，彼此之间没有矛盾。上诉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有刘永莲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2000年清明节期间和之后的阴历七月十五和十月一日其没有回晋城参加祭祀活动。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举证期限违法，刘永莲本人未到庭，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刘广川、刘永川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没有在一审提交，证人没有出庭质证，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因不属于新证据，且没有在一审庭审前提交，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15年5月1日期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根据前述规定，本案所诉行政行为发生在2000年，故应当适用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2年。所谓“知道”，应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起诉人知道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所谓“应当知道”是指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起诉人知道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海川在其父亲1996年月2日至今24年之久未针对房屋分割提出异议；上诉人刘海川和第三人刘永川、刘广川、刘爱川每年清明和七月十五回晋城祭祀，对房屋情况应当知情；所涉房屋交由刘小川代为管理，代为修缮、代为出租，代为进行房屋租金分配，刘小川与上诉人及第三人均系堂兄弟姐妹关系，无相关证据显示刘小川与当事人有特殊利益偏好，对刘小川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综合以上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可以推定刘海川早已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在本案所诉行政行为作出近20年后，刘海川于2020年1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起诉期限。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海川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裁定驳回刘海川的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高国林审 判 员 张沁萍审 判 员 郑金坤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杨亚锋书 记 员 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