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4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修强，男，195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卓姬，女，196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娜，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越美，女，196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扬飞，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巢颖怡，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修强、朱卓姬因与被上诉人唐越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修强、上诉人陈修强、朱卓姬委托代理人张龙龙、林娜、被上诉人唐越美委托代理人钟扬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修强、朱卓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唐越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唐越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唐越美提交的《收据》已经载明款项性质是定金，一审法院认定唐越美支付的款项性质为押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唐越美收取《收据》、支付款项后从未对款项性质是“定金”提出过异议，依据该《收据》记载可知，《收据》原误写为“租金”，经一审法院确认《收据》所载“定金”是后修改的。该《收据》是唐越美主动提交的证据，证明唐越美已经收到了修改后的《收据》，并且从未对“定金”性质提出任何异议，甚至依约向朱卓姬的账户支付了案涉20万元款项，足以证明唐越美对款项性质为“定金”是没有异议的、签订合同前双方已经确认款项性质是定金。（二）一审法院对于唐越美提交的《收据》的书写者没有进行审查，收据除了签名部分由陈修强签名，其他内容均为唐越美经办人付某生书写，将“租”改成“定”也是经办人付某生所为，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进行查明，甚至未询问书写者是谁，仅以陈修强、朱卓姬没有证据证明收据载明的“租金”改为“定金”没有得到唐越美的认可，并以此为由不确认双方的定金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以下简称花都分局）的回函已经确认“总规大部分为适建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场地不能确定可以修建厂房用于印刷生产并判决陈修强、朱卓姬返还2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一，花都分局的回函证明案涉租赁场地是建设用地、能够开办印刷厂。根据陈修强、朱卓姬一审提交的证据十二，可知案涉租赁场地的土地性质是建设用地，相关内容能够与花都分局的回函结果相对应。如果案涉场地不能开办印刷厂，花都分局一定会给予明确的否定答复，但其没有。因此，案涉场地能够开办印刷厂，即便小部分为限建也不会给唐越美开办印刷厂造成实质性影响。一审法院以现有的证据不能确定案涉场地可用于修建印刷厂为由，认定唐越美无需承担责任是明显错误的，事实上，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结果以及陈修强、朱卓姬已经将案涉土地的其他部分出租给第三方，可知案涉场地实际上是可以用于修建厂房的。且一审法院也确定案涉土地是建设用地，本案不存在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不能用于建设厂房、案涉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及无法达成合同目的的情况。其二，唐越美主张案涉场地不具备开设印刷厂的条件，完全是其拒绝签订、掩盖其违背诚实信用过错的借口，一审法院判令陈修强、朱卓姬返还20万元没有依据。唐越美在支付20万元后，还与陈修强、朱卓姬协商，也曾前往现场勘察及协商租赁条件，陈修强、朱卓姬也已经通过微信向唐越美公司的员工付某生提供了场地资料，据此，唐越美对案涉租赁物的情况是知悉的，且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其三，退一步讲，暂且抛开定金不谈，唐越美也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订立合同过程中，陈修强、朱卓姬积极磋商、向唐越美提供场地相关信息即证明，唐越美在充分了解场地情况下无故拒绝签订租赁合同有违诚实信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唐越美应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双方最终未签订租赁合同，陈修强、朱卓姬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在与唐越美协商过程中，有多个第三方具有租赁案涉场地的意向，因唐越美跳过中介直接与陈修强、朱卓姬协商的积极合作意向，使得陈修强、朱卓姬为其保留场地长达数月，由此造成的租金损失可归责于唐越美。综上，唐越美交付了定金又拒绝签订及履行承租案涉租赁物的行为明显是不诚信的行为，其应当承担定金罚则责任，或者缔约过失责任。唐越美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陈修强、朱卓姬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双方并没有约定付款后必须附有签订租赁合同的义务，也未达成案涉款项为定金的合意。唐越美所支付的款项性质是押金，在银行付款备注时也注明款项为押金。二、双方未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合同未订立不能归责于双方，陈修强、朱卓姬理应返还款项给唐越美。唐越美付款时，陈修强、朱卓姬并未事先告知具体的租赁条件，比如租金标准、租期、场地交付条件等。唐越美得知出租信息之后，为了协商具体事宜、查看具体资料，只能按照陈修强、朱卓姬的要求先支付押金，再具体协商。事实上双方未就租赁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案涉款项没有理由不退还给唐越美。三、案涉场地缺乏必要的合法文件，陈修强、朱卓姬一直未能出具合法的权属文件或有权出租的证明文件，也没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文件。唐越美付款后，陈修强、朱卓姬才告知案涉场地因用途不符，要以建设光伏发电站的名义偷偷开办案涉厂房，故唐越美才拒绝签订租赁合同。唐越美于2020年2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修强、朱卓姬退还唐越美押金200000元，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修强、朱卓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场地为位于广州市xx区xx镇xx路41号部分场地。唐越美陈述：案涉场地有建筑物，但没有合法规划报建。陈修强、朱卓姬陈述：案涉场地没有建筑物，是空地，场地性质为建设用地，权属人为广州市xx工艺品有限公司，由陈修强购买，广州市xx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卓姬，系陈修强的妻子，尚未办理土地证，有工业用水。唐越美、陈修强、朱卓姬并无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或定金合同。2019年9月2日，陈修强向唐越美出具一张《收据》，写明：今收到唐越美女士租用xx路41号场地租（后改为定）金贰拾万元整。场地面积叁万壹仟平米。关于《收据》的改动，唐越美陈述：唐越美支付的是押金，付款备注也是押金，这处修改是陈修强自己改动的。陈修强陈述：双方已经经过协商草拟好书面合同，是唐越美不签署合同才导致本次诉讼，此处修改是经过协商，签订合同时对此200000元的性质已有约定。唐越美在中国建设银行的个人网上银行流水显示，唐越美于2019年9月2日支付给朱卓姬的200000元，备注为押金。陈修强、朱卓姬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若干，拟证明唐越美在支付定金之前曾实地勘察过租赁场地，陈修强已明确告知唐越美租赁物的情况，唐越美曾表达过积极的租赁意向。唐越美对此证据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发函询问案涉场地的土地性质及能否开办印刷厂，该局回函称：根据提供的定位信息，未查询到相关的用地批文和土地登记信息。在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地块规划为耕地；在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地块主要规划为城乡建设用地，涉及部分林地、自然保留地和其他农用地；总规大部分为适建区，涉及小部分限建区。一审法院认为，唐越美、陈修强、朱卓姬并无书面定金合同，《收据》上“定金”字样存在修改，双方对此各执一词，均未提交充分证据对其各自主张举证，唐越美、陈修强、朱卓姬均确认《收据》的“定金”为后修改的，陈修强、朱卓姬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此修改得到双方确认，唐越美也未在《收据》上签名确认，而通过唐越美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唐越美支付的200000元为押金。唐越美、陈修强、朱卓姬并未对签订书面租赁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且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的回函，案涉场地的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不是全部都是建设用地，并不能确定可以修建厂房用于印刷生产等。因实际收款人为朱卓姬，《收据》出具人为陈修强，陈修强、朱卓姬均对返还款项承担责任。综上，唐越美主张陈修强、朱卓姬向其返还押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唐越美在起诉时自认在支付押金后还与陈修强、朱卓姬进行过协商，也曾前往勘查现场及协商租赁条件，因此利息的计算时间应以唐越美起诉之日为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9月7日判决如下：一、陈修强、朱卓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唐越美返还押金200000元；二、陈修强、朱卓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唐越美支付占有上述押金的利息，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2月10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唐越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陈修强、朱卓姬负担。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陈修强、朱卓姬为证实案涉场地与附近场地均符合开办厂房的要求，能够建设厂房，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陈修强与案外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案外人承租场地支付的租金、水电凭证；3.案外人承租场地建设厂房图片。唐越美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陈修强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场地具体用途，唐越美承租案涉场地系用于经营印刷厂，需要严格的场地报建手续，因此其他租赁用途的合同没有可比性，且该合同并不能证明案涉场地已取得合法规划报建手续。二审期间，陈修强、朱卓姬主张案涉2019年9月2日《收据》内容包括“定金”字迹的改动均是唐越美的代理人付某生所写，并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唐越美向陈修强、朱卓姬所支付的200000元款项性质认定，以及陈修强、朱卓姬是否应当向唐越美返还该款项。关于唐越美向陈修强、朱卓姬所支付款项是否为立约定金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由此反映，定金合同的设立应当以当事人作出明确的定金担保意思表示并以订立书面合同为必要前提。而本案中，其一，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确定唐越美以支付200000元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其二，关于2019年9月2日《收据》内容由“租金”修改为“定金”的问题，一方面，在双方尚未正式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标准的情况下，当事人对“租金”的记载内容作出修改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另一方面，仅根据《收据》中记载的“定金”字样而无其他关于定金罚则适用的约定，亦不足以认定该款项具有担保主合同订立的法律特性；其三，唐越美于当日向陈修强、朱卓姬转账付款时已备注款项为“押金”，进一步印证其并未作出提供定金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陈修强、朱卓姬上诉主张唐越美支付的200000元属于立约定金、系用于担保主合同的订立，理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陈修强、朱卓姬是否应当向唐越美返还200000元的问题。因唐越美与陈修强、朱卓姬并未正式签订租赁合同，双方也未约定陈修强、朱卓姬有权没收唐越美支付的200000元款项，因此一审法院判令陈修强、朱卓姬返还该款并无不当。至于陈修强、朱卓姬提出唐越美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问题，因其并未在本案中反诉提出损失赔偿主张，本院对此不作审查，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但其据此要求没收唐越美所支付的200000元款项，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修强、朱卓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另陈修强、朱卓姬二审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与本案讼争款项性质及法律责任认定均无实质关联，本院不予接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陈修强、朱卓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莫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杨希书记员叶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