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3民终4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杰，男，196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怀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君予，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中华，女，198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玉，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树明，男，196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怀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茂耐，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徽景博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怀远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1598684098E。 法定代表人：赵矿，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安徽末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国杰、王中华因与被上诉人孙树明、原审被告安徽景博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博园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2020）皖0321民初2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国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君予、上诉人王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玉、被上诉人孙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培和程茂耐、原审被告景博园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国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和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孙树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孙树明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案涉还款协议书，是孙树明的律师起草，所有内容并非事实。赵国杰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存在被胁迫的情形。赵国杰曾因被胁迫向怀远县公安局报案。一审代理律师申请了调查令屈公安局调取报警笔录材料，但公安局没有配合调查。一审法院也未依职权调查。该报警笔录可以清楚看出，赵国杰存在被胁迫的情形。事实上，双方借贷均是转账，应以实际发生的银行流水为准。结合本案，孙树明证明现金借贷的仅有四张借条和还款协议，并无与之对应的取现记录和相关交付证据。且现金借条仅42万元，即使加上转账，总金额也不到200万元，完全不能证明孙树明的主张。2、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由于该和解协议的前提是基于（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有效，但该协议已被依法撤销。该执行和解协议严重侵害了赵国杰的权益，故该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孙树明提交的银行流水，均为支出流水，并无收入情况。赵国杰有理由相信，孙树明完整的银行流水，存在多笔与他人的借款记录，是其多次取现借给他人使用，并非取现给赵国杰。4、案涉借条和还款协议书，完全不能证明孙树明的主张。在存在借条和还款协议书的时候前提要件下，孙树明还应举证证明存在相关转账流水以及已经交付的证据。孙树明没有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因案涉民事调解协议书被撤销，无效的调解协议为前提的执行和解协议，严重侵害了赵国杰的合法权益，对赵国杰不具有约束力。6、一审中未就320万元的组成进行详细调查，二审中应详细调查，被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并构成套路贷。 孙树明二审辩称：赵国杰于2013年开始在怀远县工业园区经营绿化工程，并聘请孙树明负责日常管理。赵国杰因资金不足，并知道孙树明经营汽车租赁多年，手里有资金，于是以年薪30万元工资待遇为诱饵，长期从孙树明处借款，借贷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给付，既有替赵国杰付货款、工程款、工人工资，也有替赵国杰偿还他人借款。既有替公司完税，也有替赵国杰购买材料、电器、装修房屋，还有违章处理等。双方借款共计353万属实。 2016年2月7日在上海，在赵国杰朋友郭庆、赵国杰弟弟赵冲的共同见证下，双方对多年来的账目进行核算，结果是赵国杰共计借到孙树明本金255万元，由赵国杰当场向孙树明出具借条一张，中间人郭庆也在借条上签名。此后，赵国杰继续向孙树明借款。2017年3月25日，双方再次对新借款进行了核算，结果是赵国杰借到孙树明本金98万元，由赵国杰向孙树明出具借条。 2017年4月6日，双方通话录音显示，赵国杰对255万元和98万元两笔借款始终予以认可。即使在发生借贷纠纷后，孙树明向法院起诉，赵国杰对借贷事实亦予以认可，在律师及赵冲的见证下进行了调解。经调解，孙树明作出让步，对共计353万元的债务，只要求其偿还320万元，并达成还款协议。协议确认“孙树明对赵国杰的债权本金总额为320万元”，且赵国杰在协议上“郑重承诺：以上借款赵国杰均已疏导或认可孙树明代为支付”。 赵国杰提交的还款明细，明显虚假。只有一小部分是还款，其他大部分是孙树明帮助公司支付工程款、工人工资、公司其他日常支出等。赵国杰所称出具借条是收到孙树明胁迫不属实，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孙树明是赵国杰公司一名员工，地位上处于劣势。 赵国杰所说的受到胁迫并曾经报警，纯属子虚乌有。在一审庭审中，赵国杰当庭陈述没有报警，也没有被胁迫的证据提交。后因孙树明申请查封赵国杰房产和汽车，两人矛盾越来越大，赵国杰才报案。怀远县公安局扫黑办经过调查，给出了明确结论，不存在胁迫，完全系正常借贷纠纷。 （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书虽然被撤销，但撤销原因系王中华的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所谓的赵国杰已帮助王中华清偿借款的说法不属实。 另外，从2017年4月16日双方关于255万元和98万元两笔款项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赵国杰的口气和态度，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孙树明根本没有能力威胁赵国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中华二审辩称：同意赵国杰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支持。 景博园林公司二审述称：同意赵国杰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支持。 王中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王中华不承担任何责任。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王中华接收转账的时间为2014年6月17日的10.002万元和2014年11月13日的5.001万元。但赵国杰在2015年2月16日曾转账42.3万元给孙树明。该转账已包括替王中华的还款。故王中华曾接收的转账已还清。 孙树明二审辩称：一审中王中华全程参与，提出管辖权异议知道孙树明将其作为被告，王中华未提出异议，还款协议王中华是亲自签署的，借款是用于王中华与赵国杰的家庭共同经营的。42.3万元转账时备注的是工资，该款不是还款，王中华未偿还孙树明一分钱。 赵国杰二审辩称：同意王中华的上诉请求，42.3万元虽备注为工资，但实际上不是发放工资，实际上是还款。 景博园林公司二审述称：同意王中华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支持。 孙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裁决被告赵国杰、王中华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2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32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7年5月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2.被告景博园林公司在本金255万元及利息的范围内与被告赵国杰、王中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2013年5月23日至2016年3月23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赵国杰、王中华转账122.503万元，其中向王中华转账15.003万元。2013年3月14日赵国杰向原告出具金额为5万元（现金）的《借条》；2013年3月18日出具金额为7万元（现金）的《借条》；2013年3月19日出具金额为10万元（现金）的《借条》；2013年3月20日出具金额为20万元（现金）的《借条》。2016年2月7日，被告赵国杰向原告孙树明出具了金额为255万元（不含利息）的《借条》（包含上述四张借条）；2017年3月25日，又出具了金额为98万元的《借条》；并且，2016年2月7日，赵国杰出具《借款核对账单》，将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收到的款项列明为工程、苗木、工地支出，备注：以上款项均用于怀远县工业园区绿化工程。在此期间，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 2017年4月18日，孙树明作为另案原告以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请赵国杰、王中华还款（两张起诉状分别依据255万元和98万元的借条，合计起诉金额为353万元）。 2017年5月8日，原告孙树明与被告赵国杰达成《还款协议书》，明确（概括摘要）“多年来，赵国杰夫妇二人因经营需要多次从孙树明处借款，借款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直接给付、银行转账、向赵国杰指定的他人账户转账以及存款、按赵国杰的请求向他人支付款项、按赵国杰的要求垫付工人工资、电话费、保险费、定金、货款等各项费用”、“经双方仔细核对一致，共同确认，截止2017年5月8日，双方的债权债务情况一致认定为，孙树明对赵国杰的债权本金总额为320万元”、“以上内容系多次反复慎重核对的结果，债务已经准确无误，永不反悔”、“此前出具的收条已经各自收回作废”等。协议签订后，2017年5月9日，另案原告孙树明撤诉。 2017年5月8日，赵国杰、王中华与孙金来、孙金彪律师就与孙树明纠纷一案签订《授权委托书》。2017年8月22日，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向怀远县人民法院出具函件，接受赵国杰、王中华委托，指派孙金彪律师为其担任代理人。2017年8月23日，孙树明与赵国杰在怀远县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摘要）：“1.赵国杰和王中华欠孙树明本息合计320万元；2.本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成立”。孙树明、赵国杰、孙树明的委托代理人张绍东、朱刚、赵国杰的委托代理人张金彪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孙金彪以王中华的代理人名义签字。同日，一审法院出具（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 2018年3月6日，孙树明、赵国杰、王中华三方在该案执行阶段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摘要）：赵国杰、王中华同意将共同所有的位于怀远县以评估价格85.71万元的价格过户给孙树明；泗县花园路绿化工程款90万元由孙树明代结（当日出具委托书）；3.怀远经济开发区6月份进账100万元给孙树明。并由赵国杰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表明“以下余款继续执行”。 后王中华不服（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向怀远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怀远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孙金彪律师有特别授权，有权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书》和（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不支持王中华的监督申请。 2019年12月1日，赵国杰、王中华作为申请人，申请撤销（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2019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皖0321民特监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概括摘要）：“1.怀远县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使用的赵国杰、王中华的授权委托书是2017年5月8日出具，但（2017）皖0321民初2423号民间借贷案已经撤诉，该委托书效力仅及于诉讼案件，孙金彪律师无权代理非诉调解；2.王中华未在借据中签名，本人也不予认可，不应仅基于是借款人的配偶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撤销（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孙树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5月19日，孙树明申请对于孙树明、赵国杰的财产进行保全，保全费0.5万元。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身份信息复印件、银行流水、《借条》《借款核对账单》《还款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调解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书、（2019）皖0321民特监1号民事裁定书、怀检民（行）监（2018）34032100005号《怀远县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另查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及法律后果反复向原、被告进行了法律释明。 景博园林公司2017年2月13日前法定代表人是赵国杰，之后变更为其子赵矿。 赵国杰与王中华于2009年9月17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原告孙树明与被告赵国杰之间存在多次借贷还款行为，债务数额因经济往来时间长、给付形式多样、给付性质、给付主体等因素而存在争议。对此，原告提供了被告赵国杰出具的《借条》、原告与被告赵国杰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予以证实。赵国杰虽然辩称签订上述协议时受到了孙树明的胁迫，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赵国杰对于受到他人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在协议未被约定和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协议对于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并且，被告赵国杰在案件执行阶段与原告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签订的环境与其辩称的其他受到威胁的环境已经有了明显区别，在赵国杰未提供证据证实《执行和解协议》也具有可撤销情形并已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该协议对于赵国杰具有约束力。 综上所述，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高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赵国杰虽然辩称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怠于行使法定权利，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告关于被告赵国杰应当偿还借款本金32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原被告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原告的逾期利息损失应当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 至于被告王中华。被告王中华并未在《借条》、还款协议中签字确认，原告也无证据证明所借款项被用于被告赵国杰和王中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并且，王中华虽然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签字，但属于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程序的确认而非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再次确认，该签字行为不应当属于债务追认。因此，被告王中华不应仅基于是借款人的配偶身份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告要求王中华对于全部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被告王中华曾用其账户接收转账15.003万元，对于该笔借款王中华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至于被告景博园林公司。被告赵国杰虽然在2016年2月7日出具《借款核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但“以上款项均用于怀远县工业园区绿化工程”的备注和款项列明为工程、苗木、工地支出的标注，均非赵国杰本人书写，赵国杰也未确认该款项是以公司名义借取并用于景博园林公司。因此，原告关于被告景博园林公司应当在借款本金255万元及利息的范围内与其他被告一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版）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赵国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树明借款320万元（利息以欠款为基数，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二、被告王中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孙树明借款15.003万元（利息以15.00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孙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118元，减半收取1855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559元，由被告赵国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树明诉称与赵国杰、王中华之间发生最终结算320万元民间借贷的事实，在诉讼中提交了赵国杰于2013年3月14日出具的现金5万元借条、2013年3月18日出具的现金7万元借条、2013年3月19日出具的现金10万元借条、2013年3月20日出具的现金20万元借条、2016年2月7日出具的金额为255万元结算借条、2017年3月25日出具的金额为98万元借条、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7日的一份《借款核对账单》、2017年4月16日孙树明与赵国杰的通话录音、2017年5月8日赵国杰与孙树明签署的《还款协议书》、2017年8月23日赵国杰与孙树明签署的怀远县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书》、2017年8月23日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0321民特131号执行裁定书、2017年11月17日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2018年3月6日孙树明、赵国杰、王中华三方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2018年4月4日赵国杰与郭庆（255万元借条上的证明人）之间通话录音、2020年6月17日来安县吴为国家庭农场出具的《证明》；曹根亮、孙登满、何有福的证人证言；孙树明与赵国杰、王中华手机短信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电费收据、交通处罚决定书（注明被处罚人：赵国杰）、电信缴费单（户名赵国杰）、电器商品销售信誉卡、送货单、大自然地板订货单、景博园林公司建筑业统一发票、税收完税证明及苗木栽植协议书、赵国杰名下车辆保险单和保险发票、多份收条等大量原件证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据此判令赵国杰和王中华承担其各自相应的偿债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中，赵国杰对其与孙树明之间确实双方发生民间借贷的事实，签署了2017年5月8日《还款协议书》（本院注：确认双方债权债务为320万元）的，签署了2017年8月23日《调解协议书》的事实（本院注：确认双方债权债务为320万元），2017年11月17日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执行笔录上签名，赵国杰、王中华、孙树明三方签署了2018年3月6日《执行和解协议》的事实，以及自己向孙树明出具过255万元借条和98万元借条的事实，均不持异议。 赵国杰在诉讼中仅抗辩案涉255万元借条系受到孙树明胁迫而出具，孙树明没有实际交付出借款；案涉98万元借条也是受到孙树明胁迫而出具，且是记载255万元借条的应付息，孙树明没有实际交付出借款，以及其签署的上述其他文件都是被胁迫而签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赵国杰，理应具备知晓向他人出具借条可能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的基本常识，何况是出具金额高达数百万的巨额借条和反复签署确认数百万债务的文件。 综合赵国杰在二审中的陈述：“我于2013年至2014年10月份期间，持续十多笔向孙树明总计借款150万元至160万元，都是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5%、6%或8%计算利息，且绝大部分借款存在预扣砍头息的情况，双方都是转账交收，不存在有现金交易。我从2013年12月26日开始还款，全部转账还款，包含本息，没有区分是先还利还是先还本，还款总额270万元左右。我认为在2017年1月13日最后一笔向孙树明的转账发生时，我已经将孙树明的借款本息全部还完了”。 那么，暂不论赵国杰所述其清偿本息的金额是否准确（以其所述最后一笔借款时间2014年10月为计息起算时间，以160万元为基数，按其所述最低的月利率5%计算至2017年1月，应付息为216万元，应付清偿本息合计为376万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赵国杰，在明知自己仅向孙树明借款总额150万元或160万元的情况下、在自己实际存在大量还款事实的情况下、以及在已经向债权人清偿了全部还款的情况下，无端存在再于2016年2月7日向债权人孙树明出具金额为255万元巨额借条和于2017年3月25日向孙树明出具金额为98万元巨额借条的行为，很难为普通社会大众所能理解。赵国杰一而再的无端向孙树明出具巨额借条的行为，不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和法理逻辑。何况，即便赵国杰辩解自己是受到孙树明及其家人的胁迫而被迫出具两张巨额借条，那么，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自2016年2月7日赵国杰被迫出具借条且走出被胁迫的场所之后，至20187年8月双方因案涉纠纷诉至人民法院，乃至人民法院对其予以强制执行过程中，理应当即以及有足够的时间向人民政府和公检法机关举报投诉，如实陈述自己的被胁迫遭遇。 当今社会，国家的投诉和举报制度完备，且为全社会普通民众所熟知，赵国杰应当知道国家的这项制度。 但是，赵国杰明知自己被胁迫而无端向孙树明已经出具了两张巨额借条，不仅没有报案或诉请撤销，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孙树明出具《借款核对账单》，以及2017年5月8日在律师办公场所与孙树明还签署《还款协议书》，反复自认上述两笔“巨额虚假借条”载明款项的真实性，并在人民法院对其强制执行时，在执行笔录中向人民法院承诺：“我打算把我在怀远县华海大市场买的两套门面房作价200万元抵给孙树明，剩余12万元，在2018年2月份还清”。现在，赵国杰辩称《借款核对账单》上的签名和指印均不是自己书写及所按；《还款协议书》“是孙树明的律师起草，所有内容并非事实。赵国杰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存在被胁迫的情形”。但是，在一审法院2020年8月25日的庭审中，赵国杰和王中华当庭对该《借款核对账单》发表质证意见时，明确为：“首先对真实性有异议，‘以上款项均用于怀远县工业园区绿化工程’不是赵国杰本人所写，是孙树明后期自己添加所写，除了赵国杰签名外，其他内容均不是赵国杰所写…”，与赵国杰现在二审中否认《借款核对账单》上是其本人签名按印，前后陈述不一，且反差巨大。据此，赵国杰在诉讼中存在没有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如实向人民法院陈述案件事实的行为。在该合计总金额为255万元的《借款核对账单》上，有与“赵国杰”签名同一笔墨，合计处书写“贰佰伍拾伍元”的字样，及“账单录入以上系借条是一致”、“2016年2月7日”的字样。 二审中，赵国杰陈述自己出具255万元借条时，孙树明“没有要挟我”，仅陈述孙树明没有交付这255万元出借款，事后因没有收到钱款而主动向孙树明索要回该借条，且“我要了6、7次”。同时，赵国杰二审陈述出具98万元借条时，孙树明“是以我给他出具了255万元借条的理由来找我，要挟我”而出具。赵国杰的二审陈述与其此前一审中答辩意见和庭审称述“255万元借条和98万元，是在孙树明威胁情况下出具的”，前后不一致。 赵国杰在一审庭审质证中认可自己于2017年4月16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该通话录音中，赵国杰在回答孙树明明确要求其偿还“一个98万的，一个255万的，多咱能给呢？”欠款时，当即回答“看这个5月底可能给你给掉，5月底这个钱就下来了”。不仅没有抗辩被胁迫而两张虚假借条，也没有反驳没有收到对应的出借钱款，反而主动承诺还款时间。相反，因孙树明依据255万元和98万元两份借条，对赵国杰和王中华提起案涉纠纷诉讼后，双方在2017年5月8日，又前往律师办公场所，自愿协商并达成《还款协议书》，该还款计划书最终以孙树明自愿放弃部分债权而达成320万元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书明显对赵国杰有利。双方依据该还款计划书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并共同签署了2017年8月23日的（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书》。因赵国杰等再次不遵守和解承诺，孙树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赵国杰在执行过程中，又再次对320万元债务履行向人民法院作出还款履行承诺。 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及诉讼流程，并无任何障碍或其他问题出现。尤其是（2017）怀诉调字134号《调解协议书》签署时，赵国杰与王中华已经委托了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律师全程参与调解。该调解协议中，明确有“本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成立，签字按指印起该协议生效”的条款，赵国杰及其代理律师均签名确认。依据该调解协议书，由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制作的（2017）皖0321民特131号民事裁定书，赵国杰和王中华自认均已收到。该民事裁定书同样有“本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成立，签字按指印起该协议生效”的条款。依据该民事裁定书，孙树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赵国杰在被执行过程中，向人民法院作出上述还款承诺。上述事实，铁证如山！ 据此，因赵国杰没有在诉讼中提交可以证明其被胁迫签署255万元和89万元借条、被胁迫签署《还款协议书》、被胁迫签署《调解协议书》、被胁迫签署执行笔录的相应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赵国杰辩称其被胁迫签署案涉文件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同时，综合全部案情及在案证据，本院依法判定2017年5月8日赵国杰与孙树明签署的《还款协议书》，为双方之间关于借贷最终结算的债权凭证，并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因赵国杰对自己与孙树明之间曾经发生借贷事实不持异议，故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出借钱款的实际交付和实际接收。据此，孙树明关于320万元出借钱款的交付，已经证明完毕。本院对赵国杰辩称必须审查孙树明银行账户转款才能确定出借钱款交付等其他上诉理由，依法均不予支持。 王中华明知整个借贷事实发生过程，且自己银行账户已经实际接收到孙树明出借款中的15.003万元，其抗辩通过赵国杰2015年2月16日转账42.3万元还款的时间，为2017年5月8日双方借贷最终结算之前，不能成为还款抗辩的事实和理由。因王中华没有提交其在结算之后的还款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对王中华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赵国杰和王中华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706元，由赵国杰负担32400元，由王中华负担33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玲玲 审判员  卞新春 审判员  王国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王锦 书记员张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