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青行申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利勇，公民身份号码×××，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乌兰县公安局。住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公园路**。 法定代表人徐锐，该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徐利勇因诉乌兰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28行终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利勇申请再审称：（一）原一审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并系伪造。原一审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3号证据（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的情况说明）以及7号证据（拉伊根本的询问笔录）。3号证据是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而事实上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对我的举报事项没有调查权，其调查行为在客观上就不可能实施，其调查结果自然应当归于任意捏造。这份情况说明属于超越职权的重大违法行为。我本人虽然向其提交了“党员干部及行政机关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但举报对象的行为属于职务违纪违法行为，依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应当由乌兰县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如果我不服调查结果，还可以向上级纪委反映。乌兰县公安局根本没有调查权，无法实施的行为怎能产生结果。这样的调查结果怎能不是伪造。该情况说明与被申请人自己提交的光盘视频内容也不能相互印证，而根本不需要我再另行佐证。光盘视频内容所反映的是我就乌兰县柯柯镇2016年8月19日洪灾行政诉讼案件证据认定的问题，与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王志成副局长的对话，这与本案关于拉伊根本的问题，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而该证据的内容却这样说：2019年5月24日，（王志成就关于拉伊根本的举报事项）已向我口头答复举报线索不属实。故而，该证据还另行构成了张冠李戴，伪造案情。事实上王志成根本就没有对我提及过关于拉伊根本的任何事情，所以，所谓“口头答复”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另外，3号证据只是一个“结果通报”，丝毫没有引用任何事实根据或理由来阐明，无以证明我究竟是如何诬告拉依根本的，其证明力根本无法体现。而真正有可能具备证明力的，应当是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的具体调查内容。人民法院不能因为某某人凭空说我的举报不属实，就将该说法认定为我诬告行为存在的证据。如果这样也可以，那检察院也可以不提供任何根据，出具一份书面材料，上面说：检察院经查后认定某法官徇私枉法罪成立，法院就只能据此为证据，判决该法官罪名成立了。这样的做法岂不荒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审查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否仅为道听途说或主观猜测。人民法院应当忠于客观事实本质和相关法律规定，而不是被某些腐败分子的空穴来风所左右。3号证据不符合证据要件，没有法定代表人以及证据制作人的签字或捺印。根据法释［2015］5号文件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不能认定为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及法释［2001］33号文件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的该主张，只是该部门的陈述，而该部门又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因此，该主张应当不予支持。7号证据是拉伊根本的询问笔录，其核心内容：“我就联系现场的施工队进行加固处理，施工队当时就处理了。”这只是拉伊根本本人的陈述，属于其自己的一面之词，乌兰县公安局根本就没有调查核实过，怎能知道其到底是否属实或能被印证。怎能将此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使用。拉伊根本的该主张，只是拉依根本本人的陈述，而拉依根本也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故而，该7号证据自然也就不应当被采信。同理，7号证据也不符合证据要件，没有法定代表人以及证据制作人的签字或捺印，不能认定为这是证据。我举报拉伊根本是保护伞，仅仅是因该地基基坑的问题，就其内容本身而言，最多属于“错告”，而非“诬告”。至于内容是否属实，乌兰县公安局根本就没有调查清楚，仅仅是听信了片面之词，并未核实过。除过3号证据和7号证据，乌兰县公安局提交的其他证据，都与地基基坑的问题没有关联性，都属于不知情、不相干的群众、干部、机关、部门的证据，应当排除。（二）一审和二审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枉法判决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甚至是特别严重，已经构成行政枉法裁判罪，必须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对于3号证据的采信行为，属于故意违法，情节严重；对于7号证据的采信，属于故意违背证据真实性法律规定的情形，情节严重。二审判决更加荒诞离奇，手段更为恶劣。这样的法官根本不配进入司法队伍，只配进入监狱。3号证据与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光盘视频内容不能相互印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法官自己不去核对，却说我未提交证据来佐证，是何道理。我本人在二审闭庭后当天向法官补交了正式的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并附上了四张我手机通话记录的照片，用于通过法院向乌兰县建设局的调查询问，来证明该7号证据属于拉伊根本的虚假陈述，是拉伊根本自己伪造的；同时，还可反证如果拉伊根本当即就处理了该违法施工涉及的地基基坑问题，我本人也就根本没有必要于事后再去向乌兰县建设局施工监察部门反映情况；而我在事后被逼再次向上级相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的事实，足以反验拉伊根本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置之不理，根本就没有处理。那么，该判决又怎么会说这不是本案应当调查的事项。难道法院不该去查清诬告事实到底是否存在。经我询问法官得知，审判人员根本就没有对乌兰县建设局作过询问笔录，也就是说，法官根本就没有调查核实或没有完整调查核实过该“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申请”的内容。那么，判决书怎么又说：本院为了查清事实，仍然根据上诉人的申请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核实。既然调查核实过，又怎能说没有证据佐证。岂不自相矛盾。二审法院无正当理由，竟然以我没有证据佐证为借口维持了一审判决。事实上，我本人根本无需举证，行政诉讼举证倒置原则是规定被告要承担举证责任，审判人员不能拿原告无权向国家机关收集证据导致举证不能为借口，来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应当被采信，这样的行为太荒诞了，手段太恶劣了，属于故意曲解法律和故意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已经构成枉法裁判罪。其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依据客观事实和相关司法解释，来审查被告（被上诉人）的这些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和证明力，而原告（上诉人）是否举证或提交新的证据，与此根本就没有关系。其对被上诉人无根无据的、自相矛盾的、自说自话的、无以印证的所谓“证据”故意不去审查；相反，以我没有证据佐证为由来予以采信，属于手段十分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审判人员不是业务能力不足，而是人为故意枉法，连普通人都懂的浅显道理或基本常识，法官却要去刻意违背，硬性采信，明显是在指鹿为马，层层包庇袒护，犯罪情节非常明显。本人将依法向检察机关持续提起刑事控告。综上，请求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依法撤销（2019）青2802行初30号行政判决；依法撤销（2020）青28行终12号行政判决；判决被申请人承担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 本院经再审审查的事实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乌兰县公安局所作乌公（柯）行罚决字〔2019〕10062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从徐利勇的再审申请看，对于乌兰县公安局拥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所作涉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及乌兰县公安局遵循了相应法定程序，其并未提出异议，一、二审法院对此论述较为详尽，不再赘述。那么，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乌兰县公安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依法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审查主要是通过对行政机关为支持其认定的事实所提供证据的审查来实现的。本案中，乌兰县公安局认为徐利勇举报的事实不存在，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规定的情形，应予处罚。人民法院则需审查乌兰县公安局依据哪些证据认定了上述事实。从乌兰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看，2019年5月7日，徐利勇向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递交《党员干部及行政机关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原柯柯镇副镇长拉伊根本充当保护伞问题，乌兰县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乌兰县建设局使用软暴力,通过断水、断路,威胁逼迫搬迁的违法事实线索。2019年9月9日，乌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载明：1.“拉伊根本是保护伞”问题查不属实，2.乌兰县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城建局使用“软暴力”拆迁问题不属实，并于2019年5月24日口头将办结结果告知徐利勇。2019年9月9日，乌兰县信访局向乌兰县公安局柯柯派出所移交缠访闹访案件交办函，该函载明:徐利勇缠访闹访、恶意控告、栽赃陷害、抹黑诋毁政府，请求查处。乌兰县公安局柯柯派出所立案后，对原柯柯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柯柯镇集贸市场工作人员、市场建设负责人、市场商户等人进行调查，认定徐利勇举报并不属实。因此，一、二审法院认为乌兰县公安局经查实徐利勇举报事项不属实，其举报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徐利勇申请再审认为乌兰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系伪造，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利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利勇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富梅 审 判 员 边红丽 审 判 员 韩英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赵 瑾 书 记 员 范献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