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3行终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滨海新区金色摇篮东城幼儿园，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古林街海景八路、港东四道西北角。法定代表人蔡莎，理事长。委托代理人霍如克。委托代理人郭春明，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国泰大厦。法定代表人宫丽艳，局长。委托代理人谢家亮。委托代理人郑维沂，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金色摇篮东城幼儿园（以下简称东城幼儿园）因教育行政处理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行初207号之一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8年10月22日起，原告东城幼儿园数十名幼儿家长陆续到公安机关反映其孩子在幼儿园被老师用针扎伤，随后，该园多名教师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019年1月2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津滨教处罚告〔2019〕1号《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由于在幼儿园教育保育日常管理中，存在教师采取针扎手段、虐待多名儿童的行为，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且在申请办学许可证过程中，隐瞒签订《托管加盟协议》，幼儿园经营方式由投标时承诺北京市朝阳区金色摇篮潜能开发婴幼园独立办园变更为托管加盟，蔡莎、霍如克等人系幼儿园实际控制人的重要事实，取得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拟给予其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行政处罚。2019年1月30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后又于2019年2月3日提交了撤回听证申请。2019年2月1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津滨教处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原告自认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强制接管东城幼儿园的行政行为。由于原告在起诉状中诉讼请求部分未载明请求判决撤销的强制接管行为发生于何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分别表述为“2019年2月28日，被告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派人强行接管了东城幼儿园，强行剥夺了原经营管理人以及教职工、工作人员对幼儿园的所有权利……”和“2019年1月29日，被告在没有听取原告陈述、申辩，没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便委派一名临时园长带领十几名教师，强行进驻原告园区，接管了原告幼儿园。”一审庭审中，原告两名委托代理人又分别表述为第一次接管发生于2018年10月针扎儿童事件事发后，第二次发生于2019年1月29日，后经释明，原告代理人明确其请求撤销的强制接管行为发生于2019年1月29日，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在被告答辩状中，被告认可其在2019年2月18日接管东城幼儿园。经询问被告出庭负责人，被告自认其于2018年10月东城幼儿园教师针扎幼儿事发后，向东城幼儿园派驻两名公办幼儿园的园长，并向涉事两个班各派驻两名教师，后由于2019年2月18日东城幼儿园开学当日口头告知了东城幼儿园园长，并组织原有教职工开会，通知其已经接管的情况，随后向教师们征求意见是否同意继续留下来工作。庭后被告提交了2019年2月17日清点东城幼儿园资产的视频材料、2019年2月19日原告对两名离职教师开具的《离职证明》、劳务派遣单位与留园教师签订的《劳动合同》等材料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另查，原东城幼儿园所在地已于2019年6月26日取得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幼儿园《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是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法定条件。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19年1月29日强制接管东城幼儿园，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提交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材料。但经询问，原告就其主张无证据提交，无法证明其主张。被告自认于2018年10月向东城幼儿园派驻园长和教师，后又于2019年2月18日对东城幼儿园实行接管，原告明确表示不起诉2018年10月的接管行为，但坚持认为第二次接管发生于2019年1月29日而非2019年2月18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于吊销原告办学许可证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第二天对东城幼儿园实行接管，明显比原告主张的在《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作出后第二天实施接管更符合逻辑，且庭后被告提交了2019年2月17日清点东城幼儿园资产的视频材料、2019年2月19日原告对两名离职教师开具的《离职证明》、劳务派遣单位与留园教师签订的《劳动合同》等材料，可以证实其接管行为发生于2019年2月18日。综上，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如有其他争议，原告可另行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东城幼儿园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上诉人东城幼儿园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接管行为发生于2019年2月18日的证据系被上诉人于休庭后提交的，没有经过开庭质证，程序违法。2.被上诉人的接管行为是持续性的违法行政行为，从2018年10月向东城幼儿园派驻园长和教师之日起就持续存在。2019年1月29日被上诉人驱散上诉人的原管理人员，上诉人从此时起就彻底失去了对幼儿园的管理权，上诉人主张接管行为发生于2019年1月29日有事实依据。3.被上诉人实施接管行为时没有给上诉人送达任何文书，本案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具体接管时间。被上诉人至今也没有跟上诉人履行幼儿园教职工、幼儿、资产、债务等的交接。4.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关于具体接管时间的表述有误，也应当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对上诉人释明，只有在上诉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才能裁定驳回起诉。5.现行法律法规对接管的程序未有明确规定，上诉人认为从2018年10月被上诉人向东城幼儿园派驻园长和教师起即属于接管。一审应对此问题进行实体审查。6.一审法院曾以本案的审理须以相关刑事及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裁定中止本案的诉讼，但在另外的刑事及行政案件未审结的情况下又将本案恢复审理，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辩称，自2018年10月22日发生幼儿家长反映东城幼儿园老师针扎幼儿事件后，被上诉人采取了处置措施。2018年10月25日，金色摇篮总部从北京派来管理团队对东城幼儿园进行教育教学的管理和经营。被上诉人向涉事的中五班和小二班各派出三名公办园的老师做教育保育工作，又派出一名园长监督上述六名老师。在2019年1月29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后，被上诉人向东城幼儿园每个班各派出一名老师，监督各班原有老师的教育保育工作，各班的教育保育工作仍由原有老师进行。2019年2月17日，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向所有老师发出了告知，对现场的物品进行了录像清点，2月18日，被上诉人派出老师全面履行东城幼儿园的教学管理工作，和东城幼儿园原聘用老师进行商谈，对愿意继续留下工作的重新签订合同。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确认其诉请撤销的行为发生在2019年1月29日，但被上诉人在该时间未实施接管行为。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18日实施的接管行为并非强制接管，而是在给予上诉人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后，为妥善安置在园幼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幼儿园管理条例》实施的监管行为。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驳回其起诉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能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并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请求撤销被上诉人强制接管东城幼儿园的行政行为。经查，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接管行为”予以明确界定，被上诉人认可其实施了上诉人主张的向东城幼儿园派出园长及老师等行为，且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送达法律文书。现有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诉请撤销的行政行为存在，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虽然主张其起诉的“接管行为”发生于2019年1月29日，但其亦表示以法院查明的时间为准，故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行初207号之一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曹 伟审判员 吕本文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赵明书记员王一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