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民终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甘肃省张掖市人，系陈某1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甘州区长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甘肃省张掖市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某，甘肃省张掖市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方某，甘肃省张掖市人。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李某、方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7）甘0702民初4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因被上诉人李某下落不明，依法公告送达了开庭传票，在开庭过程中通过询问，上诉人陈某1、被上诉人张某、方某充分阐述了各自的意见，且同意不开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某1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7）甘0702民初4997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某、方某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公告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胁迫行为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结算单、赔偿协议书及临泽县公安局沙河派出所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方某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陈某1按时完成承揽工作，被上诉人方某应当按照承揽协议约定按时向上诉人陈某1支付承揽款。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之间既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侵权关系，被上诉人张某系被上诉人方某雇员，被上诉人张某受伤系被上诉人李某所雇佣的工作人员张洋的故意伤害行为所致，且张洋的行为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上诉人张某的各项赔偿费用应当由侵权责任人张洋进行赔偿，而不应当由上诉人陈某1进行赔偿，被上诉人方某及张某无权扣留上诉人承揽款，也无权以此威胁上诉人陈某1与其签订赔偿协议，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之间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在被上诉人方某及张某以上诉人如果不赔偿张某损失，方某就不结算和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签订的。被上诉人方某及张某恶意串通胁迫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为无效协议。一审判决应当依法确认该协议无效。2、被上诉人方某、张某胁迫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上诉人并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无义务赔偿被上诉人张某的损失，被上诉人方某、张某胁迫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的目的是企图将被上诉人张某所遭受的损失转嫁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方某及张某与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时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损害上诉人合法财产权的行为，上述赔偿协议系无效协议，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被上诉人方某应支付上诉人的承揽款被被上诉人方某、张某非法扣留，使被上诉人张某获得不当得利。二、被上诉人张某损失系张洋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所致，其损失应当由犯罪嫌疑人张洋承担，上诉人未实施侵权行为，对上诉人张某的损失不负有法律上的赔偿义务。一审判决在无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该判决结果使得犯罪嫌疑人张洋逃避了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的承担，使被上诉人张某获得不当得利。三、一审裁定以违法犯罪嫌疑人张洋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处于侦查阶段、刑事卷宗无法调取、三人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张某辩称：本案土石方开挖工程是方某与本人合伙承包的，承包后又转包给了陈某1进行的施工，期间陈某1找的李某的挖掘机在工地干活，张洋是李某雇佣的司机，张洋将本人致伤后，因方某与陈某1的签订的土石方开挖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期间发生的事故责任由陈某1负责，而李某系陈某1找来干活的人，本人系被李某雇佣的司机致伤，故本人与陈某1、李某在双方律师参与支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2020年，张洋的父亲将赔偿协议约定的未付款项支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李某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答辩。被上诉人方某辩称，方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自2015年起一起合伙干土石方开挖工程，系合伙关系。2015年3月30日，因没有挖掘机，方某将临泽林业局2015年扎儿墩滩绿化带开挖绿化工程中的13条植树沟的工程承包给了陈某1，并与陈某1签订《土石方开挖施工合同》。后因陈某1仅有一台挖掘机，便又找李某的挖掘机干活。施工期间，张某被陈某1租赁李某挖掘机的司机张洋致伤。之后，张某与陈某1就赔偿事宜经多次协商，在律师参与的情况下达成并签订了赔偿协议，其参与过一次协商过程，并未参与最后赔偿协议的签订。赔偿协议签订后的一段时间，方某将工程款8万多元支付给了上诉人陈某1，上诉人陈某1向方某出具了收条，随后上诉人陈某1又将该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张某，被上诉人张某给上诉人陈某1出具了收条，故该赔偿协议根本不存在胁迫情形。方某不知道张洋与陈某1、李某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30日，第三人方某作为发包人，原告陈某1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土石方开挖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陈某1从第三人方某处承包临泽林业局2015年扎儿墩滩绿化带开挖绿化工程，承包范围为开挖与平整。2015年4月13日，在工程施工作业过程中，工地挖掘机司机张洋与被告张某发生矛盾，张洋驾驶挖掘机将被告张某致伤。2016年2月3日，被告张某作为甲方，原告陈某1、第三人李某作为乙方，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书：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150000元，并约定因甲乙方之间另有工程款未结算，在甲方给乙方结算并支付工程款时，由甲方从应付的工程款中扣留，甲方扣留赔偿款后，应给乙方出具收据，若工程款不足以支付协议约定的赔偿款，乙方应就不足的数额继续履行。2016年2月27日，被告张某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陈某1于2016年2月3日签署的赔偿协议的赔偿款捌万叁仟捌佰元（￥83800元）此款从张掖、临泽工程款扣留。第三人方某作为证明人，在收条中签字确认。同日，原告陈某1向第三人方某出具了收到工程款83800元的收条一张。同年3月4日，原告陈某1及第三人李某向张某出具欠到医疗费赔偿款66200元的欠条一张，并约定此款在2016年5月1日前付清，若不能在约定时间内还款，承担15%的违约金。另查明，2015年5月11日，被告张某就其受伤一事向临泽县公安局沙河派出所报案，该案现在侦查阶段。还查明，2017年3月22日，陈某1以劳务合同纠纷将方某诉至本院。同年4月26日，因陈某1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甘0702民初2839号民事裁定，该案按陈某1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某1主张与张某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主要原因为该协议系被告张某及第三人方某恶意串通，通过赔偿协议掩盖拒绝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非法目的，胁迫原告而签订。而就涉案赔偿协议原告是否是在张某及方某恶意串通、胁迫情形下签订的，应当由受损害方即本案原告陈某1承担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胁迫所采取的手段应达到足以威胁到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与名誉、荣誉等，使其产生心理上的恐惧，从而不敢拒绝行为人的要求。庭审中，原告陈述张某及方某主要以不向其结算工程款为由胁迫其签订赔偿协议。从赔偿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协议约定：陈某1及李某赔偿张某各项费用合计150000元，支付方式为在结算并支付工程款时从中扣留，不足部分，陈某1继续履行。也就是说，若原告陈述的胁迫事实存在，那么原告签订赔偿协议与否，均不影响赔偿款从原告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的事实。原告在签订赔偿协议之时，应已知晓协议内容，对原告来说，均完全有能力选择明确拒绝对方的要求，但原告并未报警或者采取任何合法方式维护其自身权益或要求撤销赔偿协议，故不能认定原告签订赔偿协议系因其受胁迫而产生心理恐惧和不安所导致的结果。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原告提交的临泽县公安局沙河派出所对张某、雷红燕、方某、于荣、李某、王智勇的询问笔录，张洋致伤张某是客观事实。对张洋与第三人李某的关系，虽李某在询问笔录中自认张洋系其雇佣司机，但经本院二次公告传唤，李某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进行质证，而对于原告与张洋的关系，因被告张某受伤一事仍在侦查阶段，刑事案卷无法调取，故现其三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对原告与被告张某、第三人方某的关系，庭审中，原告及第三人对双方签订土石方开挖施工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且原告与第三人方某也就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收条，虽原告陈述该收条系方某胁迫所出具，但与前文所述相同，原告均有能力拒绝，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故对原告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张某与方某自认其二人为合伙关系，但土石方开挖施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原告与第三人方某，原告认为二人系雇佣关系，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赔偿协议签订后，原告及第三人李某向张某出具了欠条，虽原告陈述出具欠条及签订赔偿协议时方某均在现场并与张某进行胁迫，但第三人方某不予认可，现仅凭原告陈述，不能认定张某与方某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从目的上讲，被告张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原告支付赔偿款并不是为了获取额外利益或非法利益，而是为了保障能够实现其合法债权，故并不具有违法性。综上，原告就被告张某与第三人方某恶意串通并胁迫其签订赔偿协议的事实而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原告陈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70元，由原告陈某1负担。二审期间，根据张某的陈述，本院调取了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20）甘0723刑初53号刑事判决书及2020年6月张某出具张洋的收条三张证明，2020年8月13日，张洋因本案所涉故意伤害张某的事实，被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赔偿张某医疗费等损失74000元（已支付）。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李某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本案上诉人陈某1认为案涉《赔偿协议书》系被上诉人方某、张某恶意串通胁迫其而签订，从而将被上诉人张某所遭受的损失转嫁给其承担，导致被上诉人方某应支付给其的承揽款被非法扣留，被上诉人张某因此获得不当得利，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据此要求确认案涉《赔偿协议书》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的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作出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方某、张某虽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但仅凭此并不能认为被上诉人方某、张某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恶意。同时，根据上诉人陈某1向被上诉人方某出具的收条可知被上诉人方某已将案涉的工程款支付给上诉人陈某1，案涉赔偿协议关于赔偿款的支付优先在结算并支付工程款时从中扣留的约定仅是赔偿款支付方式的约定，双方约定以工程款抵顶部分赔偿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与上诉人陈某1主张其工程款被非法扣留无直接关联性，且上诉人陈某1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应支付给其的款项被非法扣留的事实，故被上诉人方某、张某并没有通过签订赔偿协议达到不支付陈某1工程款目的的行为。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张某、方某存在恶意串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张某、方某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所谓胁迫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虽然本案上诉人与第三人李某及被上诉人张某签订案涉《赔偿协议书》的时间为2016年2月3日，早于与上诉人与方某（张某）结算的时间2016年2月27日，但在方某（张某）与上诉人陈某1结算后，由上诉人给方某出具收到工程款的欠条后，又与被上诉人李某共同作为欠款人于2016年3月4日就下剩的赔偿款向被上诉人张某出具了欠条，结合被上诉人张某的伤势情况以及案涉赔偿协议所确定的赔偿主体除上诉人陈某1外，还有被上诉人李某的事实，不管从赔偿协议的签订内容还是签订、履行过程，上诉人签订赔偿协议是基于其充分权衡考虑,理性评估利弊后的自由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签订时受到被上诉人张某、方某的胁迫，但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签订案涉赔偿协议时被上诉人张某、方某存在胁迫的情形，加之双方签订的案涉赔偿协议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之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本案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以违法犯罪嫌疑人张洋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处于侦查阶段、刑事卷宗无法调取、三人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经查，一审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7）甘0702民初499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人陈某1起诉，上诉人不服提起上诉后，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甘07民终112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甘0702民初4997号民事裁定、指令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故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已经诉讼程序处理完毕，且结合前文所述已经对上诉人主张的上诉理由予以阐述，本院对此不再重复评析。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1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陈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海全审判员 张文清审判员 高彩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李晓英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