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4民终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高进，男，2001年9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高峰，男，2013年2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渝**。法定代理人：郝金凤，女，1979年1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郝金凤，女，1979年1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余，辽宁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吉林省天雅万印毯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法定代表人：王晓波，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兴军，吉林瑞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英，吉林瑞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立冬，男，1978年1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上诉人郝金凤、高峰、高进因与被上诉人高立冬、吉林省天雅万印毯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雅毯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东丰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1民初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郝金凤,上诉人高峰、高进、郝金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余，被上诉人天雅毯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高立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郝金凤、高峰、高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不得执行重庆市渝北区（北部新区）鸳鸯北路16号2栋1单元18-5号房产，并确认重庆市渝北区（北部新区）鸳鸯北路16号2栋1单元18-5号房产归高进、高峰所有，各享有50％的产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诉讼相关费用由天雅毯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2017年7月末至2018年4月26日高立冬与郝金凤离婚时共拖欠天雅毯业货款416,432.96元，到2019年末高立冬共拖欠天雅毯业货款421,153.80元，到2019年5月，高立冬共拖欠天雅毯业货款339,854.10元，拖欠货款时间不应是2019年1月至5月”，其认定事实错误。1．东丰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1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916号判决书）明确认定，天雅毯业与高立冬是在2018年12月21日建立的经销关系，在2019年1-5月产生339，854.09元货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天雅毯业在该案诉讼时，也是如此陈述的，虽在本案庭审期间，天雅毯业又改变说法，陈述案涉债务产生时间为2016年至2019年5月多年陈欠，但明显是为了本次诉讼而进行的虚假陈述，其虚假陈述的目的为了认定案涉债务产生时间为高立冬与郝金凤婚姻存续期间，从而达到执行案涉房产，一审法院只凭天雅毯业单方制作的账册、发货联络单复印件、物流拖运单复印件及虚假陈述，认定案涉债务产生时间为2016年至2019年5月多年陈欠，明显依据不足，天雅毯业提供证据的证明度，明显低于已生效的916号判决书。为此，本案应当以生效的916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天雅毯业在该案中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产生的时间的主要证据为天雅毯业提交的账册、发货联络单复印件、物流托运单复印件，天雅毯业提交的证据明显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明显对证据的审核适用错误。首先，账册为天雅毯业单方制作，通过简单的电脑技术就可以制作、修改，从而达到证明案涉债务为历年陈欠的假证；其次，从账册的内容来看，有很多货物并不是供应给了高立冬，但却记载为高立冬欠货款，明显记载错误，不符合常理，只能说明天雅毯业为了虚构欠款数额及形成时间，而提供虚假的账册；再次，账册并不是经双方确认的对账单、欠条，只是记帐一方单方记载的内容，无法证明高立冬是否拖欠货款，在账册中，有很多笔高立冬汇款记录，那么，天雅毯业是否提供了货物，高立冬是否还欠货款，单凭账册是无法确定的；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本案庭审时，天雅毯业只提供发货联络单复印件、物流托运单复印件，明显不符合证据要求，而一审法院也给予了认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为郝金凤与高立冬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均错误。首先，案涉债务为高立冬离婚后产生的个人债务，与郝金凤无关，上诉人为证明案涉债务产生于离婚后，提交了已经生效的916号判决书，而天雅毯业为证明案涉债务为多年累积陈欠，提交了账册、发货联络单复印件、物流托运单复印件等证据，在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上，上诉人提交的已生效的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明显大于天雅毯业提交的证据，更何况天雅毯业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天雅毯业的证据认定案涉债务形成时间，并据此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事实认定及证据审核适用上，严重错误；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案涉债务并不是郝金凤与被上诉人高立冬在婚姻存续期间基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产生的债务，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967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郝金凤与高立冬将案涉房产赠与给高进、高峰的赠与行为不合法，认定错误。离婚调解书为人民法院依法制作，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在未经法定部门及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且赠与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人民法院给予确认，合法有效。而一审法院认定赠与行为不合法，无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对“高立冬与郝金凤在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时将案涉房产赠与给高进、高峰，但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转让不发生效力，案涉房产仍属于高立冬、郝金凤共同所有”的认定，法律适用错误。郝金凤与高立冬在离婚时约定，案涉房产赠与给高进、高峰所有，该约定属于赠与行为，且该赠与行为已经过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确认，具有对外公示的法律效力。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公示原则，但亦规定了例外情形--法律另有规定。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即为第九条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该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本身，具有与登记等公示方法相同的形成力，因而依据此类调解书而进行的物权变动，无需再进行一般的物权公示而直接发生效力，不以登记等公示方法为生效要件，为此，案涉房屋在（2018）渝0112民初9674号民事调解书生效时已归高进、高峰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仍属于郝金凤与高立冬所有，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天雅毯业辩称：一、上诉人郝金凤、高进、高峰在上诉状中称“339,854.10元货款，拖欠货款时间在2019年1至5月”并不符合事实。高立冬作为天雅毯业的代理经销人员，至2019年5月撤出之前长达多年为其代理经销，其代理经销协议是采取每年度一签订协议的方式。高立冬在逐年代理期间，每年均拖欠待结算货款，曾拖欠货款达80余万元。在2017年7月末至2018年4月26日，高立冬及其妻子郝金凤协议离婚时尚拖欠天雅毯业货款416,432.96元，2018年年末拖欠货款421,153.80元，即高立冬及妻子郝金凤在离婚时所拖欠的货款到2018年年末时并没有偿还。2019年1至5月期间，高立冬这期间经销货款仅8万余元，加上上述陈欠货款累计欠款50余万元，高立冬在2019年5月撤出时仅结算了部分货款，尚陈欠货款339,854.10元，即案涉的339854.10元是高立冬常年累计陈欠的结果，亦不是2019年1月至5月所欠货款；二、天雅毯业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财会记账凭证、发货单、物流托运单，并当庭要求郝金凤同高立冬到公司核对全部财会账目、往来账目及拖欠货款凭证，而郝金凤放弃核对，高立冬则自始至终全程缺席逃避。在原审时天雅毯业已将全部票据提供给法庭，天雅毯业有充分证据证明高立冬所拖欠的贷款是多年累计拖欠的结果；三、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前）欠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郝金凤与高立冬协议离婚的时间是2018年4月26日，在高立冬和郝金凤婚姻存续期间，高立冬就给天雅毯业代理经销，只是委托代理经销协议是一年一签协议，可是高立冬所代理经销的货款都没有如期结算。因此，在高立冬和郝金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四、2018年4月26日，郝金凤和高立冬协议离婚时将200余万元的房产赠与其儿子的表示是恶意逃避债务行为。郝金凤和高立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明知高立冬在天雅毯业作代理经销的，货款没有完全结算是心知肚明的，可是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对贷款拖欠不予理睬，自行达成调解协议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另外，郝金凤和高立冬在作出将房产无偿赠与给其儿子的表示时，该房产是在银行抵押的，属于按揭房产，在没有经过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及行为是无效的；五、目前，案涉房产仍登记在郝金凤名下，且房产处于银行抵押状态，所谓的房产赠与过户登记请求权不可能实现，也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高峰、高进在理论上仅享有所谓的赠与房产所有权过户登记的请求权，而不是房产的所有权，客观上并没有取得房产的所有权。综上所述，郝金凤、高进和高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维护天雅毯业的合法权益。高立冬没有出庭陈述。郝金凤、高峰、高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不得执行重庆市渝北区（北部新区）鸳鸯北路16号2栋1单元18-5号房产；二、请求依法确认重庆市渝北区（北部新区）鸳鸯北路16号2栋1单元18-5号房产归原告高进、高峰所有，各享有50%的产权；三、诉讼相关费用由天雅毯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郝金凤与高立冬原系夫妻关系，婚生二子，长子高进，次子高峰，2018年4月26日，郝金凤与高立冬在重庆渝北区人民法院组织下就离婚事宜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第四条将高立冬与郝金凤共同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鸳鸯北路16号2栋1单元18-5（房地产权证号：115房产证、2013字第36100号权利人：郝金凤，建筑面积179.63平方米）房屋一套赠与给婚生子高进、高峰，由高进、高峰各享50%的产权，按揭贷款由郝金凤偿还，房照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从2005年开始，高立冬在天雅毯业做销售员销售地毯，到2017年7月末至2018年4月26日高立冬与郝金凤离婚时高立冬共拖欠吉林省天雅万印毯业科技有限公司货款416,432.96元。到2019年末高立冬共拖欠天雅毯业货款421,153.80元。到2019年5月高立冬共拖欠天雅毯业公司货款339,854.10元。2019年8月26日东丰县人民法院做出（2019）吉0421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高立冬偿还货款339,854.10元并承担违约金。判决书中认定拖欠货款的数额与本案查明高立冬拖欠货款的数额一致，拖欠货款的时间不应是2019年1月至5月。2020年1月6日东丰县人民法院做出（2019）吉0421执113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产，2020年4月7日三原告提出执行异议。东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做出（2020）吉0421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三原告的异议请求。2020年5月6日三原告向东丰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权利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的诉讼请求。对于该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对是否具有支持该诉讼请求作出裁判。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权利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依据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本案中，高立冬与郝金凤于2018年4月26日经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离婚调解书》调解书中将共同所有的房屋赠与给其子高进、高峰。但是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的转让不发生效力。涉案房产仍属于高立冬、郝金凤共同所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本案的涉案债务应该认定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涉案房产属高立冬、郝金凤共同共有，人民法院可以执行。综上所述，原告高进、高峰、郝金凤的理由不足以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进、高峰、郝金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27.00元（原告已垫付），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高立冬、郝金凤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案涉房屋，于2013年12月9日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按揭贷款56万元，贷款期限20年，每月还款额3,699.74元，以案涉房屋抵押。2019年11月19日，房屋登记在郝金凤名下。以上事实有案涉房屋产权证、按揭贷款抵押合同、郝金凤按揭贷款还款银行交易明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9674号民事调解书为证，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问题：1．高峰、高进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2．一审判决认定所执行的债务为高立冬、郝金凤共同债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对案涉房屋郝金凤、高峰、高进是否享有其他足以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首先，案涉房屋是高立冬、郝金凤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虽然登记在郝金凤名下，但系高立冬、郝金凤的共有财产，因有按揭贷款没有偿还完毕，案涉房屋存在银行贷款的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967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是案涉房屋共有人郝金凤、高立冬将房产无偿赠与其子高进、高峰的合同行为，虽然共有人处分房产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但未经房屋抵押权人同意，进行产权变更登记，并不当然发生物权变动效力。高峰、高进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只是请求物权变更登记的债权请求权，不是物权请求权，而且该请求权的实现仍需以抵押权人的同意为条件。该离婚调解书不能直接引起案涉房屋物权的变动，三位上诉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为依据主张高峰、高进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系对法律条文适用条件的误解，其理由不能成立，对高峰、高进的确权请，本院不予支持。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仍为郝金凤、高立冬；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郝金凤为共同债务人的问题。与本案关联的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即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1民初91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定的债务人为高立冬个人，郝金凤不是债务人。本案系对作为执行标的物案涉房屋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不是对执行债务性质的确认，也不是对追加被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一审判决将执行债务认定为高立冬、郝金凤夫妻的共同债务即确定郝金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对郝金凤的债务人身份的认定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三、关于能否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问题。根据第一项争议焦点问题的论述，高峰、高进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案涉房屋仍为高立冬、郝金凤的共有财产，案外人郝金凤对案涉房屋的财产份额及优先购买权可在执行拍卖程序中主张，不能阻却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东丰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1民初91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高立冬所欠货款339,854.10元为2005年至2019年高立冬担任天雅毯业代理期间的累计债务。在2018年4月26日，高立冬、郝金凤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达成离婚调解协议时，债务的大部分已经形成。作为债务人高立冬与妻子郝金凤离婚并将大部分的财产份额留给妻子及其子女，有明显减少自己责任财产逃避债务的嫌疑，有违诚信。虽然高立冬、郝金凤离婚时将其案涉房屋无偿赠与其子高峰、高进，但因抵押权及其他原因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房屋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案外人高峰、高进的债权请求权对比本案执行的债权并不具有优先性，因此，高峰、高进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权利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上诉人郝金凤、高峰、高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郝金凤、高峰、高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部分理由论述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27.00元，由上诉人郝金凤、高峰、高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传冬审判员 鲁银辉审判员 夏 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李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