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3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文，男，197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清波，江苏天哲（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凡，江苏天哲（淮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波，男，197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良川、程栋炜，江苏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建文因与被上诉人杨洪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民初3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的本意是将80万元本金借给叶宪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在既未追加叶宪蜀参与诉讼，也未中止审理的情况下，仅凭两份欠条及并不全面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进而判令上诉人偿还本金及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且审理程序不合法，应当予以纠正。杨洪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洪波一审诉讼请求：刘建文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系朋友关系。2018年6月18日，刘建文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杨洪波人民币现金伍拾万元正（￥500000）整”。当日，杨洪波通过江苏银行向刘建文转账30万元、20万元，合计50万元，随即刘建文向叶宪蜀转账45万元，刘建文称剩余的5万元是当天下午现金交付叶宪蜀的。2018年11月25日，叶宪蜀向刘建文出具了借条，载明“本人借到刘建文人民币伍拾万整（500000），注：2018年6月18日借入”。2018年8月9日，刘建文出具欠条一份给杨洪波，载明“今借到杨洪波人民币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当日刘建文向叶宪蜀转账30万元。刘建文称之所以出具带有“借”的欠条是因为杨洪波需要一个凭证给其妻子看。当日，叶宪蜀向刘建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建文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刘建文为证明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提交了四组聊天记录，显示：一、2018年6月17日，刘建文向杨洪波发微信称“洪波，你要是到了可以的，安全性我知道三分息给你！我们兄弟！和我放一个账上！”，杨洪波回复“好的，我现在就有，还是按规矩来啊，其他人怎么操作的就怎么来”，刘建文又称“你晚上来，我明天去帮你去办”，杨洪波称“好的”；2018年6月18日，刘建文发微信给杨洪波“洪泽县东三街支行”，杨洪波称“收到”，随后，刘建文发信息称“到了”、“20”，杨洪波称“好的，下午我去银行转另外的”。两小时后杨洪波再发微信给刘建文“刚转过去30万了”，刘建文随后回复“我下午回去帮你办！在写个条子！”；二、2018年8月8日，刘建文发微信给杨洪波称“……明天能不能50个至60个，50至60，那个费用我来谈，我来谈，刚才老板才给我个电话，还是十天时间”，杨洪波称“在加班的，那么多，弄不到啊”；次日，刘建文发信息给杨洪波称“哥，你搞点我在从别人，装装”，杨洪波回复称“那我借30啊，是十天吧，我和人说清楚，应该没问题吧”，刘建文回复“没有问题……”；三、2018年8月22日，杨洪波向刘建文发信息称“建文，十天前那三十怎么样了”，刘建文称“我等下联系”；2018年8月31日，杨洪波向刘建文发信息称“建文，帮我问问看那三十怎么样了，人家有点着急”，刘建文进而向叶宪蜀发微信，叶宪蜀称“最迟下周五……”，刘建文将其与叶宪蜀的聊天截屏发给杨洪波，杨洪波称“好的”；2018年9月21日，杨洪波向刘建文发信息称“建文，你去老板那了吧，有什么回应啊”，刘建文称“明天见面说”。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杨洪波质证称，刘建文有节选，刘建文没有告诉其要将该款借给其他人，明显是自用款项，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020年7月28日一审法院与证人李某谈话，李某称“应该是2018年的，杨洪波将钱放在刘建文账上，让刘建文去操作”、“根据我自己情况来看，应该是投资的”。杨洪波为证明其诉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17日，杨洪波向刘建文发微信称“好的，如果叶短期不能给你的话，你看你能不能先其他途径弄给我啊，你再和叶要呗”，刘建文回复称“放心不关（管）老叶怎么样，我都会还你哥”。一审另查明，刘建文与叶宪蜀于2017年10月11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作从事外汇理财增值业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应为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一、从借条形式上看，杨洪波将款项汇给刘建文后，刘建文均向杨洪波出具了欠条，在金额为30万元的欠条中，载明的是“借”，表明刘建文在收取杨洪波款项时是认可借款关系的。刘建文在将上述款项转给叶宪蜀后，叶宪蜀随之也向杨洪波出具了借条，认可其与刘建文之间的借款关系。因此，从借条形式上看，刘建文与杨洪波存在借款关系，刘建文与叶宪蜀存在借款关系，杨洪波与叶宪蜀之间则并无借款关系，三者形成了借款的环形链条；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看，本案欠条出具前一天刘建文均要求杨洪波筹措款项，刘建文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和我放一个账上”、“我明天去帮你办”以及杨洪波催促刘建文积极向叶宪蜀要款等，表明杨洪波在积极要求刘建文回款进而将款项还给自己。在之后杨洪波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刘建文回复称“放心不管老叶怎么样，我都会还你哥”，这表明刘建文认可欠杨洪波钱，且叶宪蜀是否能如期偿还刘建文并不影响刘建文对杨洪波的偿还责任，这也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且杨洪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在刘建文所提供的记录之后，应当以双方最后确定的款项性质为准；三、证人李某的证词，表明杨洪波将款项交付给刘建文操作，但就其款项性质证人仅是从其自身情况推论，并非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故对证人的证词应当辩证看待；四、从刘建文与叶宪蜀的合作协议看，叶宪蜀对应的出借方是刘建文，并非为刘建文提供资金的其他人；五、刘建文虽辩称杨洪波提供的聊天记录有节选，并非完整记录，但刘建文并未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也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推翻杨洪波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故对刘建文的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刘建文辩称杨洪波通过刘建文账户将款项出借给案外人，符合委托刘建文对外发放高息资金的特征，但对刘建文所辩称的这类款项，并无证据证明系委托刘建文高息放贷，故对刘建文的该辩称，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对尚欠的80万元借款本金，刘建文应当偿还。关于利息，杨洪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利息和还款期限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刘建文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洪波借款本金8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6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保全费4770元，合计10670元，由刘建文负担。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刘建文陈述，因被上诉人为事业单位领导，不方便对外出借钱，所以通过上诉人转账给叶宪蜀，要钱也好要；因为钱是其打给叶宪蜀的，所以肯定由其找叶宪蜀要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涉案借款交付情况来看，被上诉人系将借款交付给被上诉人，再由被上诉人交付给案外人叶宪蜀，被上诉人与叶宪蜀之间并未直接联络。其次，从涉案条据出具情况来看，如果借贷关系发生在被上诉人与叶宪蜀之间，上诉人应当让叶宪蜀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但上诉人就涉案借款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在其向叶宪蜀交付借款后，叶宪蜀向其出具了借条，上诉人并未要求叶宪蜀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亦未在向叶宪蜀交付借款后将其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欠条收回，因此借贷合意系分别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及上诉人与叶宪蜀之间。再次，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作出承诺还款的意思表示，且在二审中亦认可应当由其负责向叶宪蜀索要还款。因此，虽然被上诉人并非款项实际使用人，但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上诉人主张叶宪蜀为借款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建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刘建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勇审判员 宋慧林审判员 岳 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高小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