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7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丁，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建，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士宽，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某，女，1948年8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乙，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甲，女，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丙，男，197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以上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红，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承峰，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某丁因与被上诉人马某某、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9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的某某建筑工程队为集体企业，由某某村委会投资，一审法院却认定该工程队为杜某某投资设立的个体企业，为杜某某所有，由此推定为该企业及企业所有的房屋属于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建筑队实际建造的房屋面积仅有308平方米，自2005年该建筑队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上诉人作为建筑队的实际控制人对原有的308平方米的房屋多次进行拆除、扩建、加建发展至1355.22平方米+1049.52平方米，故涉案房屋全部都由上诉人个人承建，应为上诉人个人所有，因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款亦属于上诉人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忽略了扩建、加建的问题，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1995年建筑工程队建造房屋的面积还没有达到涉案房产证上所记载的1413平方米，且房产证上有涂改痕迹，在市中区房管局也没有查到该房产证的编号，故涉案的济中房（私）第23-14578号房产证不是真实的，系四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伪造而成，已涉嫌虚假诉讼罪。马某某、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辩称，本案涉案的多名证人均能证明涉案房屋系由杜某某在其与马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和翻建，该房屋应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1995年房管局颁发的涉案房产证上载明的所有权人为杜某某，该房产证上记载的1413平方米的面积与拆迁时确认的1355.22平方米大致吻合，故该房产证可以佐证该涉案房屋应归杜某某与马某某共有，因年代久远或档案管理不规范，导致房管局未能查到该房产证的档案；杜某丁已经实际代表杜家与山东三联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涉案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协议书，本案争议的标的为已拆迁的2404.74平方米的房屋补偿款的问题，没有必要再去调查到底建造了多少间房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马某某、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位于济南市市中区某某路5号房产属于原告马某某与被继承人杜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请求法院依法对原位于济南市市中区某某路5号房产的拆迁补偿款8157456.69元进行分割，并判决原告马某某分得50%，即4078728.48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由原告马某某、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被告杜某丁共同继承涉诉房的另外50%的拆迁补偿款4078728.48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杜某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马某某与被继承人杜某某于1969年11月8日结婚，婚后，二人育有子女四人，即原告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和被告杜某丁。2005年5月12日，杜某某和马某某离婚。杜某某于2010年4月9日因病去世。1987年3月，杜某某申请设立了“济南市郊区七贤某某建筑工程队”，经济性质为集体，主营建筑安装，兼营房屋修缮，经营方式为承包维修，开办资金15万元（后变更为17万元）。1987年12月11日，“济南市郊区七贤某某建筑工程队”变更名称为：“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杜某某登记为法人代表。原济南市市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9年11月29日批准的营业执照登记申请显示，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住所在某某村北，经营场所面积1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08平方米。验资证明显示，该工程队注册资金为77000元。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1993年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工程队1993年资产总计415828.78元。2002年7月18日，舜湖社区某某居民委员会土管字【2002】第08号任免决定载明：“鉴于杜某某同志调至三联管委会工作，无法继续担任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法人代表，现经某某居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免去杜某某同志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法人代表一职，任命杜某丁同志任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法人代表。”同年7月26日，杜某某出具授权书载明：“因本人调至三联管委会工作，以（应为已）无法继续担任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法人代表一职，遵照某某居民委员会的任免决定，由杜某丁同志担任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的法人代表。本人于2002年7月20日向杜某丁同志办理了一切移交手续，由杜某丁同志行使一切权利。”杜某丁履历表显示：91年6月至92年9月，杜某丁在济南四建公司担任技术员，92年9月至2002年7月，杜某丁在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担任副经理。2018年2月7日，被告杜某丁以自己名义与山东三联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就原济南市市中区某某路5号房屋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018年4月2日，原济南市市中区某某路5号房屋被拆除，拆迁补偿款总额为8157456.9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房屋翻建前及翻建后的权属问题；二、涉案房屋拆迁所获补偿款是否为马某某与杜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三、上述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原则。关于焦点一，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企业档案显示，原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为杜某某投资设立，经过经营形成了具有经营场所，具有一定规模财产的个体企业。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原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为杜某某所有。同时，因该企业设立于杜某某与马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企业应为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企业所有的房屋亦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涉案房屋的建造和翻建问题，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企业档案可以证实，涉案房屋原为企业经营用房，应为杜某某所有，也应为杜某某建造。在被告杜某丁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后，是否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翻建、加建。原告提供的证人马书俊、马书峰、马书刚为原告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和被告杜某丁共同的舅舅，与原、被告双方具有相同的亲属关系。原告提供的证人刘宗兰为原、被告双方共同的邻居，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原告提供的证人张某某，系翻建涉案房屋的施工者马某1的配偶，更有可能了解涉案房屋翻建的事实。以上证人皆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系杜某某所建和翻建。被告杜某丁提供的张秀贵、彭春友、刘金涛、邰文科、李贵海、戴风忠等证人证言，其中张秀贵的证言自相矛盾，彭春友、刘金涛、邰文科、李贵海、戴风忠等证人证言内容没有直接证实涉案房屋的翻建情况，且以上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被告杜某丁提供的证人刘强虽出庭作证，但其只能证明涉案房屋当时的座落、使用情况，不能证明房屋为何人建设、翻建。综合以上证人证言，并结合律师对焦泉海、张恒荣、魏竹臣、刘金海等人的调查笔录，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高度概然性的标准，应认定涉案房屋系杜某某出资翻建。原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为杜某某所有，后杜某某虽然由于职务变动，授权被告杜某丁担任该工程队法定代表人，但是并没有将该工程队赠予或转让给被告杜某丁。因此，杜某丁在担任该工程队副经理及法定代表人期间所进行的对外签订合同、租赁房屋、对企业财产维护、修缮等行为，应为职务行为。因此，即使被告杜某丁对企业房屋进行了翻建，也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不能因此认定翻建后的房屋归被告杜某丁所有。故涉案房屋应为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焦点二，鉴于原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建筑工程队系杜某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创建，依法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作为该工程队财产的一部分，自然也应该是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被告以自己名义签订了《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协议书》，但上述协议并不具有确权效力，不能因此而认定翻建房屋及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款均应归被告杜某丁个人所有。基于涉诉房产所有权系杜某某与原告马某某共有财产的认定，在杜某某已经去世、未留有遗嘱的情况下，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中属于杜某某的部分应为杜某某的继承人共有，由杜某某的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对于焦点三，基于涉案房屋系原告马某某与杜某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有财产的认定，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也应属于二人的共同财产。因杜某某与原告马某某没有约定涉案房屋各自所有的份额，应认定二人各占50%。因杜某某去世前已与马某某已经离婚，故马某某对杜某某的遗产份额无继承权。杜某某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由他的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即由原告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和被告杜某丁进行继承，四人各继承杜某某遗产部分的四分之一。综上，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8157456.96元系原告马某某与杜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应进行析产，并由杜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对属于杜某某遗产的部分进行继承。判决：一、原位于济南市市中区某某路5号房屋拆迁后应获拆迁补偿款计8157456.96元，原告马某某分得其中的50%，计4078728.48元。二、原位于济南市市中区某某路5号房屋拆迁后应获拆迁补偿款中的另50%计4078728.48元应属被继承人杜某某所有，由被继承人杜某某的各法定继承人平均分割，即由原告杜某乙、原告杜某甲、原告杜某丙、被告杜某丁各分得1019682.12元。三、驳回原告马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各68900元，减半收取34450元，由原告马某某负担17225元，原告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被告杜某丁各负担4306.2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案经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房屋因拆迁所获的补偿款是否为杜某某及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及应如何予以分割的问题。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杜某丁主张其在原有涉案房屋的基础上多次进行拆除、扩建、加建将涉案房屋面积发展至了2404.74平方米，故涉案房屋都归其个人所有，因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款亦属于其个人财产。对此，杜某丁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张恒荣出庭作证欲证明其主张，但证人张恒荣表示，其并不清楚涉案房屋是由谁翻建、扩建以及出资情况，即张恒荣并未对杜某丁的上述主张起到证明作用；被上诉人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对杜某丁的该主张均不予认可，辩解涉案房屋虽在2005年进行过加建，但系由其父亲杜某某出资并找案外人马某1进行加建的，与杜某丁无关，涉案房屋应认定为杜某丁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杜某丁对该主张除其自述外，并未提交其曾出资对涉案房屋予以扩建、加建或涉案房屋归其个人所有的证据，即杜某丁对该主张未尽到举证证明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房屋在后期的扩建、加建过程中曾经承包给案外人马某1，故马某1及其亲属的证言对该房屋性质的认定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在案的卷宗材料显示，证人张某某作为马某1的配偶在一审时出庭作证表示，“……某某路5号房屋是杜某某找马某1盖的，因杜某某没空，就让杜某丁负责监督付款，2005年12月份完工……我找杜某某要过钱，杜某某给了我2000元，杜某某说给了杜某丁10万元让他盖房子……”，即张某某的证言表明涉案房屋系由杜某某出资进行扩建、加建，杜某丁仅是负责监督、付款；此外，根据杜某丁于一审时提交的彭春友、刘金涛、邰文科、李贵海、戴风忠等人的证人证言可知，上述人员均未对涉案房屋的扩建、加建情况作出明确说明，亦未表明涉案房屋的扩建、加建系由杜某丁出资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在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并对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张某某、马书峰、马书刚、张恒荣等人出庭作证情况、相关的证人证言以及涉案证据逐一审查和对比后，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系由杜某某出资予以扩建、加建的主张符合优势证据规则的证明要求，因该房屋的扩建、加建行为发生在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原集体企业的产权人对涉案房产不主张权利，故涉案房屋应认定为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拆迁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亦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最后，对于涉案8157456.96元拆迁补偿款的分割问题，因该补偿款属于杜某某与马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双方应各占该补偿款的二分之一，即双方应各分得4078728.48元；现被继承人杜某某去世，其子女要求对该部分的遗产予以继承，因杜某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等协议，因此该部分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办理，故一审判决由被继承人杜某丁、杜某乙、杜某甲、杜某丙对该部分遗产按份予以继承，各继承该遗产的四分之一，即每人应分得1019682.12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杜某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900元，由上诉人杜某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吕厥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 瑶书 记 员 杨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