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4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信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法定代表人：王志斌，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世军，河南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济天，河南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运生，男，汉族，1972年1月23日出生，住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友，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德军，男，汉族，1970年12月14日出生，住信阳市平桥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男，汉族，1974年11月9日出生，住信阳市平桥区。上述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河南信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正刚，男，汉族，1973年3月14日出生，住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山公司）、周运生因与被上诉人易德军、李海、肖正刚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世军、刘济天，上诉人周运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友，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德军、李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被上诉人肖正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德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荣山公司拥有楼子洼矿开采权”是错误的。因此，以此为基础认定案涉运输合同为合法有效，也是错误的认识。实际上，上诉人并无该矿开采权。被上诉人周运生虚构其具有该矿的开采权，并以此转让股份49％与上诉人。但截止上诉之日，被上诉人周运生并没有任何采矿手续。根据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豫15民再61号终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周运生没有本案涉矿的合法开采权及土地承包权。因此，平桥区法院（2019）豫1503民初4674号判决，最终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运生之间的《股权合作协议》《联合开采协议》是无效的。故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具有开采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得军均系当地的村民，其对被上诉人周运生以及该矿的具体情况，早已知情。在明知被上诉人周运生无采矿手续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德军仍组织车队，提供运输帮助达到3000多车次，加剧了国家矿产资源的损失，构成共同侵权人。法理有言：“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如果无采矿权的人被禁止开采，那么为其提供帮助，也一定是被禁止的。那么根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显然损害了国家、集体利益，并且违反了《矿产资源法》中强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第3条。因此，案涉运输合同，也应当是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该认识违背常理。比如：乙明知甲诈骗，把自己银行卡借给甲用于收款，乙难道不存在过错吗，如果甲乙就银行卡搞个租借合同，这个合同难道不应该是无效的吗，所以，对本案案涉合同的大前提一审法院即存在错误的认定，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除非特别授权，公司一般员工不能代表公司法人意思。因此，侯明厚除非有公司书面授权，其不能代表公司意思，一审法院以侯明厚的签字推定为公司意思，是错误的认定。这样的认定将造成公司一般员工均可代表公司的事实，违背民法关于法人意思表示的原则性规定。上诉人作为法人，其意思表示的认定，必须符合民法关于法人的相关规定。法人对外的意思表示，一般由法人代表做出或者公司委托的人员做出。最为基本的表现，就是法人印章或者法人代表的签字。本案中，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欠其运费。但是，其所谓的《转废土数》却并没有上诉人加盖公司印章或法人代表签字。该文件上诉人从未收到，也并不认可，包括不认可统计的数字，也不认可统计的过程。即使侯明厚系公司员工，其在没有授权，没有向公司汇报确认的情况下，其签字的责任系个人责任，与公司无关。如果一审法院推定公司员工个人行为，由公司承担责任，那么，每一个开展公司业务的员工都可以与客户串通，然后虚增数字，由公司承担责任，从而实现监守自盗式的获利。如果这样漏洞不堵住，公司成为人人可以咬一口的唐僧肉，法律关于设立公司法人的制度还有什么意义，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德军如果合法结算，为何当时不向公司法人提出确认请求，而且之后2年内，也不向公司提出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原始运输凭据的情况下，其仅凭一张没有公司确认的《转废土数》来归责于上诉人，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三、被上诉人所出具的《转废土数》，并不是本案真实事实。即使存在运输，上诉人也已经将运输费用全部结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争诉的运费是荣山公司2016年未付款后又发生的。”没有事实依据。1、本案被上诉人《转废土数》载明计算的全部时间段只在于2015-2016年。说明起码不包括2017年运输费用。按照常识，如果2016年前已经结清了，就不存在该计算单据了。因此，一审认为2016年之前已经结清，没有事实依据，随意认定上诉人未支付2016年后的运输费，更是错误的。2、上诉人举证已付运费金额为240240元，而《转废土数》上载明“废土已付14万，白土已付8万元”，双方金额明显存在差距，不一致。那么，运费总金额是多少、付款人是谁、什么时间支付的、支付给具体的谁，一审法院也并没有查明，在此情况下认定本次争诉是2016年未付款后又发生的，明显证据不足。退一步讲：这起码证明了该《转废土数》统计的真实性与正确性是明显存在疑问的。一审法院忽视该关键事实矛盾，最终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德军一审提供的运输车辆数统计，最晚的时间是2016年2月29日。在此之后，被上诉人都没有举证原始统计。这只能说明，被上诉人运输废土的事实，并不超过2016年3月份。所以，上诉人9月份付完被上诉人的运费，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之后没有运输任务，为何要等到1年9个月之后，2017年12月30日，才统计《转废土数》？这很显然违背交易常理。4、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每日运输车辆统计中，总计1128车，其中运给案外他人的共计416车，这些人与上诉人无关，凭什么能让上诉人负责运费。退一步，这其中有侯明厚签字的共计10张，才共712车；这是原始统计（2016年2月29日之前）。与上诉人会计凭证记载的734车，显然相吻合。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的运费后还有未结算过的，是错误的认定。5、被上诉人2016年3月份之前都能提供原始统计，而2016年4月-5月中旬却提供证明，其上数据都打印的，也没有原始统计凭据可以印证，时间是2019年12月12日，且没有接货人签字回执，该证据不足以证明4、5月份有运输的事实。另外很奇怪，三个人结算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当时结算为何不一并把2016年4、5月的注明？直到快2020年时，才搞一个打印的证明？同时，在形式上，原始统计表有三人签名，而打印的数据仅有2人。这种明显与惯例矛盾，肯定不合常理。被上诉人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却就此认定，显然错误。6、在本案中，侯明厚签字的统计数字712车与上诉人财务支付凭据上记载的734车相近。上诉人在支付凭据上明确注明了运费总额及欠付金额，这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并无障碍。所以，被上诉人《转废土数》绕开上诉人，不直接让公司确认，明显违背常理。因此，上诉人已经全部结算完毕才是事实。一审法院单纯以时间落款，来推断结算还是没有结算，是结算2016年之前，还是2016年之后，显然是主观机械的偏见。没有综合全案事实来判断。四、本案缺少应当参加诉讼的主体，一审法院应追加。本案中刘大春作为合同主体之一，应当参加诉讼。因为被上诉人所谓的车队并没有营业执照，名为车队，实为个人合作。刘大春作为承运人，应当到庭，说明其是否履行了运输的权利义务，是否与上诉人、被上诉人3、4具有对等债务，产生抵消等情况，这些均系影响当事人实体利益的事实。按照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未申请追加的，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予以通知到庭参与诉讼。五、《转废土数》上肖正刚的签字说明，其与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得军也形成独立的运输合同关系，即肖正刚或者其委托人张照海，也是独立托运人，虽然三方联合购买运输服务，但其应承担自己的运费。该笔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其不承担责任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显示，运给张照海442车。但是，张照海明确表示并没有收到货物。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举证，证明该442车货物的接受人是谁。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德军应证明其完成了承运义务，才能主张运费权利。否则，货物丢失或被侵占，其应当赔偿相关损失，并且不能主张运费。尤其张照海明确否认收到被上诉人运送的货物，被上诉人凭什么主张该部分运费？相反，如果被上诉人不能说明托运货物的去向，未能尽到托运货物保管义务，托运人还可以要求其赔偿损失。很明显，对被上诉人来说，只有上诉人与张照海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单位，运输对象才分的如此分明。因此，即使被上诉人肖正刚是张照海的代理人，则其签字就是对托运事实的认可，与被上诉人李海及易得军构成单独运输合同。该合同并不影响上诉人及周运生原已成立的运输合同，两者可以同时存在，所以其应独自承担其相应的责任。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及周运生的运输合同，排除肖正刚等运输合同关系，认定其不用承担责任，将其运费责任全部由上诉人承担，显然是没有根据，违背基本事实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并没有查明。一审法院应从更高层次，全局审视合同的有效性，在违法开采已被证实的前提下，为开采提供帮助的运输合同，亦明显系共同侵权，符合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不能因为其违法行为，获得利益，是为法治统一。在审理中，尤其混淆公司与员工的界限。在公司已经支付运费的情况下，通过推定将明显与事实矛盾的《转废土数》归责于上诉人--法人，明显误判；将被上诉人肖正刚等已事实成立的运输合同关系，免除责任，明显误解；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周运生辩称，联合开采协议是荣山公司与张道海、周运生联合开采，442车矿石价值300多万元，远远高于被上诉人易德军、李海主张的运费，事实一审没有做处理，一审也没有查清。协议是无效，运输开矿石是实际运输的，采矿是荣山公司的名义开采，办证也是荣山公司的名义办证，没办下来证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对外主体是荣山公司，作为诉讼应该是以荣山公司作为被告。何明厚就是代表荣山公司，荣山公司出面代表就是何明厚，开矿就是三方，其中一个代表是张道海，本案事实没有查清事实，一个是主体问题，一个是责任承担问题，一审的事实不清遗漏主体，荣山公司的上诉理由有一部分正确。周运生上诉请求：1.撤销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起诉的诉讼主体错误。本案运输合同是刘大春与被上诉人刘大春与李海、易德军等人组建楼子洼矿运输车队与荣山公司签订的，合同主体是楼子洼矿运输车队及荣山公司。也就是说本案原告应当是楼子洼矿运输车队而不是李海、易德军；被告应当是荣山公司，上诉人周运生不应当是被告。即使李海、易德军作为原告，那么应该还有刘大春，而且应当取得其司机的授权。刘大春没有作为乙方车队代表参加诉讼，李海、易德军也没有取得其他司机的授权，故李海、易德军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二、一审判决的316490元运输费及利息应当由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不应对原告直接承担责任。1.本案运输合同是被上诉人刘大春与李海、易德军等人组建楼子洼矿运输车队与荣山公司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只应当荣山公司，上诉人不应当是被告，也不应当承担责任；2．上诉人与荣山公司、张兆海联合开采楼子洼矿过程中，三方与被上诉人李海、易德军约定按照38%、36%、26％的比例运输矿石，根据统计的账目，运输队给荣山公司运输646车矿石、给上诉人运输612车矿石、给张兆海运输442车矿石。因此，支付运输费用也应按照运输比例由上诉人与荣山公司、张兆海分担，而一审判决荣山公司与上诉人支付运输费316490元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李海、易德军等人承运张兆海的442车矿石下落不明，在其未赔偿货物灭失损失的情况下，上诉人享有拒绝支付运费的抗辩权。根据《合同法》第311、312条的规定，运输过程中货物灭失的，承运人应按货物的实际损失（包括装费、运杂费）赔偿托运人。张兆海不承认收到被上诉人李海、易德军承运的442车矿石，在被上诉人李海、易德军无法提供证据证明442车矿石去向的情况下，应赔偿300多万元的货物灭失损失；若被上诉人李海、易德军未赔偿，则上诉人享有拒绝支付运费的抗辩权。综上，一审诉讼主体错误，一审判决未按照实际比例分担运输费错误，且李海、易德军未赔偿矿石灭失损失时，上诉人有权拒付运费，故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李海、易德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认定合同是否有效，应严格按照合同法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当合法、有效。国家可没有禁止运输的法律规定。在另案中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之间的《股权合作协议》和《联合开采协议》无效，是因为被答辩人没有矿产品开采权，而是否具有开采权与运输行为没有关联性，不能据此认定司机的运输行为无效这是强盗逻辑。倘若如此，那么为此次矿产品运输，提供汽车售卖的汽销售方与车主的买卖合同也是无效合同、汽车生产商的生产行为也是无效行为，那么国家允许汽车生产，难道就是国家的错么？这就荒唐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无效的，那么答辩人实际投入运输，完成约定的运输义务，被答辩人也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运费。这个可以参照建设施工合同法律规定，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工程经验收合格，开发商也应当参照合同价款向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二、侯明厚是荣山公司的代理人，刘中军是周运生的代理人，对于代理人的行为，被代理人应当承担责任。一审中，在荣山公司自己提交的证据中，经办人一栏显示为“侯明厚”，说明侯明厚是荣山公司的员工。结合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周运生也明确表示侯明厚代表荣山公司，这些均足以证实侯明厚代表荣山公司，是荣山公司代理人。一审庭审中，周云生也明确表示，只要是刘中军签字的，其均表示认可。在运送矿产品（矿石、废土和白土）时，司机们均听从侯明厚、刘中军、肖正刚三人的指挥，他们三人让拉到哪里，司机就拉到哪里。被代理人应当为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三、运输的货物分为矿石、白土和废土，本次起诉的是废土和白土的运费，与荣山公司已经结算的矿石运费，没有关联性。首先，荣山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只能说明其向答辩人支付过运费，这点答辩人自始至终都不否认，但那些钱支付的是矿石的运费，而本次起诉的是白土和废土的运费。其次，荣山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支付的时间为2016年，形成在先，答辩人提交的结算单的形成日期为2017年12月30日，形成在后，应当以结算在后的为准。最后，结算单也写的很清楚，只有白土和废土的运费数额，不涉及矿石的运费数额。而本次答辩人起诉的是白土和废土的运费，与荣山公司抗辩的矿石运费已付，不相矛盾，矿石运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的矿石去向问题，答辩人认为矿石去向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据《协议书》5.“在运输过程中，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的地点及客户准确运输”的约定，司机在运输过程中，完全听从侯明厚、刘中军及肖正刚的安排，安排运输到他们指定的地点。运送到目的地后，司机有签字，司机手中不持有回证。对此，周运生在一审中，对证人质证时也明确表示证言属实。结算单中有刘中军的签字，即意味着刘中军认可司机已将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不然也不会有结算单。出具结算单，即证明答辩人已经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因周运生与案外人张照海另案存在纠纷，在张照海不认可收到矿石的情况下，周运生应当在另案应当举证证明张照海收到矿石，该证明责任由周运生承担，而非本案答辩人承担。侯明厚、刘中军及肖正刚与答辩人结算运费，那么就意味着答辩人已经完成证明责任。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侯明厚、刘中军作为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其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运费，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肖正刚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一审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甲方为：荣山公司及法人王玉斌、周运生；乙方为：李海、刘大春、易军。由此可以确定，《协议书》中从头至尾均没有答辩人肖正刚的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具体到本案，答辩人肖正刚既非协议书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也并不存在所谓的合作方身份，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承担责任。二、本案答辩人与其他各方之间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答辩人只是在楼子洼矿打工的工人，其签字系职务行为。答辩人不应当承担给付运输款的责任无论是一审原告起诉所称：“肖正刚与荣山公司、周运生为合作关系”。还是上诉人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上诉所称“肖正刚与一审原告存在独立运输合同关系”或者称“肖正刚是张照海的代理人”均属虚构。根据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工资表、统计收支单就可以确认：肖正刚是平桥区上天梯楼子洼矿上的工作人员，其在2015年12月份至2016年6月份期间在楼子洼矿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根据楼子洼矿上的指派，对相关收支情况进行统计，以便后期开具发票。一审原告提供的结算单上肖正刚的签字，正是肖正刚作为楼子洼矿工作人员统计2015年2016年矿山转废土数的情况，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体现。根本不存在一审原告所说的作为与荣山公司、周运生合作方身份签字的情况。更不存在上诉人荣山公司凭借该签字就主观臆断的说肖正刚是张照海的代理人的情况。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荣山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认为本案诉讼主体错误，答辩人认为正确。本案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即2016年3月30号签订的《协议书》。该签订双方是李海、易军、刘大春和答辩人与周运生。一审中，刘大春并未参加诉讼，作为合同相对人具有利害关系，法院也应主动追加。因此，一审审理过程中，遗漏了必要参加诉讼的主体。这是原告主体错误问题。同时，一审中被告主体也错误的。一审原告起诉答辩人等的依据是《2015-2016年矿山转废土数》，该统计签名人是刘中军、侯明厚、肖正刚。这三人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答辩人的员工，原告称这三人是答辩人的代理人，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因此，答辩人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本案中不但出现了原告主体问题，被告主体资格也有问题，因此，一审原告起诉应当驳回。二、被答辩人所称运费由答辩人承担，是错误的理由。1、仅从合同的角度，被答辩人作为合同甲方的一员在《协议书》上签字，意味着其系合同履行者的一员，应当承担合同责任。尤其是被答辩人系个体经营，与答辩人公司没有丝毫隶属关系，其责任是独立的。2、被答辩人并无合法的楼子洼矿开采权，双方所谓的开采合同并未履行，最后法院判决无效。因此，两者之间并不成为一个整体。本案其委托他人承运的废土，该费用应由其自己承担，与答辩人无关。综上所述，一审原告诉讼主体错误，且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主体与事实认定不请，请求法院驳回一审原告诉讼请求。李海、易德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运输费316490元及利息（以31649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12月31日起算，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以31649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海、易军及案外人刘大春组建楼子洼矿运输车队，自2015年开始为荣山公司运输废土、矿石和白土。2016年3月30日，原告李海、易军及案外人刘大春作为乙方与甲方即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周运生补签《协议书》，约定：甲方矿所有的外运矿产（包括废石等）由运输车队承运；在运输过程中，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的地点及客户准确运输等。2017年12月30日，经结算，被告荣山公司与周运生下欠原告运废土款98000元、运白土款268490元，该结算单有刘中军、侯明厚、肖正刚三人签名。2018年时荣山公司支付了50000元，下欠316490元一直未付。另查明，荣山公司拥有楼子洼矿开采权，2016年6月29日和9月7日分别付款给易德军150000元和90240元运费。刘中军、侯明厚、肖正刚三人是荣山公司的员工，2015、2016年由该公司发放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依据同被告荣山公司和周运生之间签订的协议为其运输矿石等，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运输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完成相应的工作量依据双方的结算单，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相应的运输费。关于原告主张刘中军作为周运生的代理人，侯明厚是荣山公司的代理人，肖正刚作为合作方在结算单上签字，因此荣山公司和周运生、肖正刚应共同支付运输费。因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上明确显示：甲方为荣山公司和周运生；乙方为李海、易军及案外人刘大春。原告只与荣山公司、周运生之间形成合同关系，因此荣山公司、周运生应当支付拖欠的运输费。关于原告诉请被告肖正刚支付运输费问题。因《协议书》中并无肖正刚的签字，且结算单上肖正刚的签字并不能证明其与荣山公司、周运生为合伙关系。本案案由为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且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未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肖正刚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诉请被告肖正刚支付运输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荣山公司认为欠原告的运费已付的辩解，与客观事实不符，荣山公司2016年付给原告易德军运费在先，双方结算费发生在一年多以后。本次诉争的运费是荣山公司2016年未付款后又发生的。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和被告周运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李海、易军运输费316490元及利息（以31649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12月31日起算，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以31649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海、易德军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047元，由被告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和被告周运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荣山公司提交其公司不同年份三个月的工资发放表，意在证实案外三人不是荣山公司的人员，与荣山公司没有关系。李海、易德军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荣山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来证明自己的员工不是自己的员工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周运生质证认为，工资发放表不是新证据，即使何明厚不是公司的员工，也不能排除荣山公司可以聘请其他人来为公司服务。肖正刚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工资单可以确认，对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这三个人都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李海、易德军提交一份刘大春的说明书及李海矿石运费表证明，意在证实刘大春本人不参加诉讼与案件没有关联性，李海下发的运费均是矿石运费，与本案起诉的运费没有关联性。荣山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不能核实，因为刘大春本人没有到庭，这个证明一审中没有查明，对运费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我们都无法查明。周运生质证认为，同意荣山公司的意见，一审中就应当查明，我们认为诉讼主体有问题。肖正刚质证认为，这两份证据与肖正刚没有关系，同意周运生和荣山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评判认定。本院另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第一，2016年3月30日，李海、易军（易德军）及案外人刘大春与荣山公司、周运生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李海、易德军、刘大春组建的楼子洼矿运输车队承包荣山公司、周运生一方的矿产运输。基于该《协议书》，李海、易德军、刘大春与荣山公司、周运生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李海、易德军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第二，案涉《协议书》落款处，甲方有荣山公司盖章确认，荣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斌签字确认，同时，周运生亦在甲方处签字确认，能够证实荣山公司与周运生同系案涉《协议书》的甲方，李海、易德军请求荣山公司与周运生承担支付运费的义务，并无不当。周运生上诉认为，其与荣山公司、张兆海联合开采楼子洼矿过程中，三方与李海、易德军约定按照38%、36%、26％的比例运输矿石，因此，支付运输费用也应按照运输比例由其与荣山公司、张兆海分担。因案外人张兆海并未在案涉《协议书》中作为甲方签字，其与荣山公司、周运生之间的比例约定，三方可以另行结算。此外，二审中，案外人刘大春出具个人说明，表示放弃本案的相关诉讼权利，周运生关于本案遗漏刘大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本案《协议书》由李海、易军（易德军）、刘大春与荣山公司、周运生自愿签订，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真实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现李海、易德军、刘大春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矿产承运义务，荣山公司、周运生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运费的义务。2017年12月30日，经结算，荣山公司、周运生下欠运废土款98000元、运白土款268490元，2018年时荣山公司支付了50000元，至今仍下欠316490元未付。该结算单有刘中军、侯明厚、肖正刚三人签名确认。根据一审庭审查明事实及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刘中军、侯明厚、肖正刚三人代表荣山公司、周运生与承运方签字确认运费数额，本案荣山公司及周运生并未举证上述结算出具之后，下欠运费已经支付完毕，因此，李海、易德军关于荣山公司、周运生应当按照结算单余额继续支付运费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周运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47元，由河南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负担3023.5元，周运生负担302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邰本海审判员  徐 宏审判员  胡晓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吕天雯书记员许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