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初64号原告：富源县营上镇河东煤矿。住所地为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营上镇海丹村。负责人：赵培书，职务：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甜，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矿。住所地为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营上镇海丹村。负责人：赵立雄职务：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勇，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富源县兴富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为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营上镇海丹村。法定代表人：赵立雄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勇，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富源县营上镇河东煤矿（以下简称河东煤矿）诉被告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矿（以下简称兴富煤矿）、富源县兴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富煤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河东煤矿负责人赵培书、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甜及被告兴富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兴富煤矿投资人赵立雄、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报经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河东煤矿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兴富煤矿、兴富煤业公司共同向原告河东煤矿一次性给付煤矿整合补助款人民币2798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所产生的违约金人民币1000万元；上述两项合计人民币3798万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兴富煤矿、兴富煤业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6月23日，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曲靖市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经原告河东煤矿负责人与被告兴富煤矿负责人友好协商一致，决定以被告兴富煤矿作为整合主体煤矿，原告河东煤矿作为被整合煤矿，双方实施整合重组，并在富源县煤炭管理部门监督下签署了《曲靖市煤矿企业整合重组协议》《煤矿整合协议》等书面文件，在整合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由被告兴富煤矿给付原告河东煤矿因关停煤矿补助款人民币2800万元，原告河东煤矿将所有机电设备、井下机械设备、地面主扇、绞车等物资全部移交给被告兴富煤矿，进行继续生产使用，若被告兴富煤矿在两年之内不能还清原告河东煤矿上述资金的，则将兴富煤矿抵押给原告，同时承担1000万元的违约处罚等具体内容。2014年9月23日，双方就整合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事项签订了补充协议。上述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河东煤矿依照协议关停了煤矿，移交了上述设备物资，履行了自身的合同义务。2016年4月24日，原、被告双方再次就拨付河东煤矿补助款处置问题、电费、地租费等问题再次进行协商，并签订《关于拨付营上镇河东煤矿关闭补助协议书》一份。截止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兴富煤矿仅在2017年9月12日支付原告河东煤矿的整合补助款现金人民币2万元，原告河东煤矿虽多次进行催收，但被告兴富煤矿至今没有履行给付剩余款项人民币279800万元的合同义务，已严重损害了原告河东煤矿的合法权益。另查，被告兴富煤矿为投资人赵立雄于2003年5月15日所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2012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云国土资(2012)282号文件的要求，煤矿企业为个人独资企业的，采矿权人须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故此，投资人赵立雄于2012年7月18日登记注册了被告兴富煤业公司，并将兴富煤矿的采矿权人变更至被告兴富煤业公司，而两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赵立雄，两者互为关联企业。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煤矿整合协议意思真实、合法有效，被告兴富煤矿的违约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民事交易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河东煤矿特向贵院提起上述诉讼，恳请贵院支持上述诉请为谢。被告兴富煤矿、兴富煤业公司辩称：被告依据双方签订的《煤矿整合协议》约定，截止答辩之日被告均不具备向原告支付整合补助款的义务，同时合同签订后被告一直积极的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情形，不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一、原被告于2014年6月23日签订的《煤矿整合协议》不是买卖性质的协议，而是合作性质协议，合同对原被告履行合同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和严格的限制。1.原被告签订合同的初衷是为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将原有的两个煤矿整合在一起，由被告统一管理、升级改造，以获得煤矿继续生产经营的机会，在整合煤矿能正式生产后通过营业收益各自获取利益，即：原告拿到约定的补助款，被告获取后期利润。从双方签订协议的初衷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把原被告两个煤矿整合在一起以获得生产经营的机会，以实现合作共赢。所以，双方签订的《煤矿整合协议》并不是买卖协议。同时，根据双方签署协议第四条第1款“代煤矿恢复生产，由甲方组织生产。”和第五条“甲方在安全生产过程中，两年内的社会稳定由甲方、乙方共同协商解决。”约定也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协议的初衷为合作关系。2.《煤矿整合协议》对被告支付原告补偿款做了明确的条件限定，条件不成就，被告对原告截止起诉之日没有给付任何补偿款的义务。根据协议第二条的约定甲方补助乙方2800万。根据协议第四条约定了原告实现补助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等煤矿恢复生产；二是由被告组织生产；三是从生产出来的煤炭销售款扣除生产成本和税费后支付给原告。双方签订协议后，被告经过了长达六年的努力，陆陆续续投入高达6000多万元用于煤矿升级改造，均因政策原因导致煤矿不能开工生产。因此，双方约定的补助款支付条件并未成就，原告起诉被告支付的补助款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根据《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合同效力附条件，本协议双方对付款条件做了明确约定，该约定刚好和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相吻合，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至今未能成就，被告当然对原告不具备用煤炭销售款支付给原告的条件。被告签订《煤矿整合协议》后一直努力的履行合同义务，甚至一度投入高达60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于升级改造煤矿为获得生产经营，并于2020年2月28日获得规模30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但因政策原因至今不能生产，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向原告支付所谓的违约金。1.《煤矿整合协议》后被告一直不间断的对煤矿按国家要求进行升级改造。期间经过了煤矿产能升级报批，到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与多家公司购买产能到煤矿建设到申请采矿许可证。2.2020年2月28日获得规模30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许可证。期间被告付出了高达6000多万的投入，同时也付出了120%的精力让煤矿生产经营的合同义务。但现又因政府2020年下发的（云政发[2020]9号）文件，煤矿需要继续升级改造才能生产经营。纵观被告付出的努力，被告没有任何怠于履行合同的行为，不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2.原被告双方并未就合同履行约定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签订《煤矿整合协议》并未约定违约责任，虽然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若两年内不能还清乙方资金，甲方用煤矿抵押给乙方，同时再处罚1000万元。”，但因原被告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原告没有任何对被告进行处罚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即该条约定的处罚条款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违约责任的依据。综上，原被告签订《煤矿整合协议》被告一直努力的履行合同义务，因政策原因导致被告向原告履行付款条件至今不能成就，同时，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被告因煤矿的改造升级投入的资金和被告承担的损失均远大于原告，也不应向原告支付所谓的违约金。原告河东煤矿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原告富源县营上镇河东煤矿的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及企业信用报告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河东煤矿的主体起诉资格。第二组：被告兴富煤矿、兴富煤业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各一份。证明：被告兴富煤矿、兴富煤业公司的主体应诉资格。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均是赵立雄。第三组：曲靖市煤矿企业整合重组协议、煤矿整合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4年6月23日，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曲靖市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经原被告双方负责人友好协商一致，决定以被告兴富煤矿作为整合主体煤矿，原告河东煤矿作为被整合煤矿，双方实施整合重组，并在富源县煤炭管理部门监督下签署了《曲靖市煤矿企业整合重组协议》《煤矿整合协议》等书面文件，在整合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由被告兴富煤矿给付原告河东煤矿因关停煤矿补助款人民币2800万元，原告河东煤矿将所有机电设备、井下机械设备、地面主扇、绞车等物资全部移交给被告兴富煤矿，进行继续生产使用，若被告兴富煤矿在两年之内不能还清原告河东煤矿上述资金的，则将兴富煤矿抵押给原告，同时承担1000万元的违约处罚等约定的客观事实。第四组：河东煤矿、兴富煤矿关于两矿整合过程中相关事宜的补充协议及河东煤矿监控室物资明细清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4年9月23日，原告河东煤矿与被告兴富煤矿就两矿整合过程中关于土地费、变压器、物资设备、员工聘用、土地复垦费、安全生产抵押金等具体事项进行补充书面约定，原告河东煤矿已经按照煤矿整合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身义务的客观事实。第五组：关于拨付营上镇河东煤矿关闭补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4月24日，原、被告双方再次就拨付河东煤矿补助款处置问题、电费、地租费等问题进行协商，并签订该补助协议的客观事实。第六组：银行转账流水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截止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兴富煤矿仅在2017年9月12日给付原告河东煤矿整合补助款现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兴富煤矿至今未能履行给付剩余款项人民币2798万元的合同义务。第七组：关于河东煤矿整合后的情况反映复印件一份。证明：2019年8月26日，原告河东煤矿向富源县营上镇人民政府反映上述情况（即被告兴富煤矿至今未完全履行支付整合煤矿补助款）的客观事实。第八组：第一份：2020年5月18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煤炭行业整治工作的意见》云政办发（2020）29号文件。证明内容：1、兴富煤矿属于自愿申请，直接关闭退出类型；2、文件要求退出时限应在2020年6月底前关闭完成；3、在兴富煤款关闭退出的支持政策包含：A、产能置换，即可在交易平台上集中交易退出产能指标，并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上浮20%；B、可以申请使用中央财政的专项奖补资金；3、可以申请退还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还包含之前河东煤矿缴纳的出让价款。D、按照每吨煤100元标准进行一次性补偿，即兴富煤矿将获得3000万元的补偿。第二份：2020年5月6日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曲靖市煤矿整治“两个清单”的公示，证明被告兴富煤业公司煤矿经自愿申请，已被列入关闭退出煤矿清单的客观事实。被告兴富煤矿及兴富煤业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第一、二组证据的三性没有意见。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是一个政策性的指导文件，煤矿整合协议约定的是原告整合的河东煤矿的总价，对该价款的支付做了明确的约定，在合同第四条，合同的第四条第三款约定将兴富煤款抵押给原告是错的，同时第四条第三款处罚1000万不是双方违约责任的约定。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以上义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补助款的义务。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关闭煤矿是政府行为，补助款也是政府发放，不是因此被告要向原告支付补助费。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2万元是土地补偿费不是针对本案的煤炭补助费的支付。对第七组证据情况反映的三性不予认可，没有政府的回函不能证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第八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煤矿确实因为政策原因进入关闭范围，被告没有与政府签订任何的关闭协议，至今未收到政府的关闭补偿费，因为关闭煤矿被告也损失巨大，情非得已，该关闭文件政府对被告的补偿，按产能100元一吨也只有900万，这个是案外的关系，支付条件不成就。对这个公示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至第八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双方对证明目的争议部分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在说理部分进行评述。两被告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营业执照》两份。证明被告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矿是2003年5月15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被告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业有限公司是2012年9月24日成立的法人企业。二被告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第二组：1.云南省政府（云政发[2014]18号）文件一份。2.富源县国土资源局停产、暂扣采矿许可证通知书一份（矿字[2014]第068号）。3.《煤矿整合协议》一份。证明根据云南省政府18号文件的要求原被告煤矿均属于停业升级整改范围。在此基础上双方于2014年6月23日签订《煤矿整合协议》。协议第四条约定了补助款的支付条件。第三组：1.（云政发[2017]79号）文件一份。2.（云煤整审[2014]23号）文件一份、（技改[2018]16号）文件一份。3.（富源县兴富煤业有限公司煤矿上报产能置换方案的请示）一份。4.（曲煤复[2018]25号）文件一份。5.（富政发[2018]23号）文件一份。6.（富煤请字[2018]29号）文件一份。7.《产能置换意向性协议》一份。8.《煤炭去产能指标买卖合同》三份。9.《采矿许可证》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整合协议后为使整合后煤矿达到生产经营的目的，一直不断的按国家政策要求通过购买产能和煤矿建设，期间花费超过6000万，被告并于2020年2月18日获得规模30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原被告签订整合协议后，一直按协议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第四组：（云政发[2020]9号）文件一份。证明云南省政府于2020年3月5日下发（云政发[2020]9号）文件，被告所涉煤矿按政策要求仍然不能生产经营，原被告之间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仍然不能成就，被告没有任何违约情形。原告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营业执照两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两家企业的投资人及股东均为赵立雄，两家企业实质上均属于赵立雄实际控制的公司，两家企业应当为关联企业。对第二组证据中云南省政府18号文件、《停产、暂扣采矿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煤矿整合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整合协议第四条双方所约定的是河东煤矿整合关闭补助款2800万元通过什么方式给付的问题。第四条约定的内容应当属于款项支付方式，并不属于款项支付的前提条件。对被告方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从证明内容来看在被告提交的第二份（云煤整审[2014]23号）文件、第五份（富政发[2018]23号）文件均能够证实河东煤矿（核定能力9万吨）、兴富煤矿（核定能力9万吨）整合的客观事实，兴富煤矿再通过对外购买产能12万吨，最终达到核定的生产规模达到年产30万吨的客观事实，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恰恰证实了原告河东煤矿已经按照《煤矿整合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身义务，而被告并未按照《煤矿整合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补助款2800万元，属于违反合同义务，已经构成违约的客观事实。原告方关闭河东煤矿退出经营并未与兴富煤矿合作经营，不认可兴富煤矿投入6000万的说法。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兴富煤矿未能正常生产经营不是原告造成的，且兴富煤矿自身属自愿申请，已被列入关闭退出范围，并不是付款条件不成就，而是由于被告兴富煤矿自身的原因，煤矿整合协议中关于约定给付款项的方式已经无法实际履行，故原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第108条之约定，有权利要求被告一次性给付补助款2798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至第四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双方对证明目的争议之处本院结合全案证据在说理部分进行评述。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河东煤矿及兴富煤矿均属于富源县境内的两家煤矿企业，2014年6月23日，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曲靖市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原被告双方实施整合重组，以兴富煤矿为整合主体煤矿，河东煤矿为被整合煤矿实施整合重组，双方签署了《曲靖市煤矿企业整合重组协议》及《煤矿整合协议》。《煤矿整合协议》第二条约定：由兴富煤矿补助河东煤矿2800万元。第三条约定：河东煤矿所有机电设备根据兴富煤矿在安全生产中需要的留下。井下机械设备、地面主扇、绞车由兴富煤矿继续使用，今后不生产时归兴富煤矿。第四条第2项约定：生产出来的煤，每吨原煤提取100元作为生产成本，每吨原煤按销售价提取相应的税费，余下的用作归还河东煤矿的资金，直至全部还清河东煤矿的资金为止。第四条第3项约定：若从签字之日起到两年内不能还清河东煤矿的资金，兴富煤矿用煤矿抵押给河东煤矿，同时再处罚1000万元。第六条约定，双方整合前各自的债权债务、税费由各自承担，兴富煤矿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由其负责，开采过程中造成地面建筑物开裂、塌陷由兴富煤矿负责。2014年9月23日，双方就整合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事项签订了《河东煤矿兴富煤矿关于两矿整合过程中相关事宜的补充协议》。上述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河东煤矿依照协议关停了煤矿，移交了前述设备物资。2016年4月24日，兴富煤矿及河东煤矿签订《关于拨付营上镇河东煤矿关闭补助协议书》，协议书第六条明确：待兴富煤矿生产，必须按原签订协议执行，赔付河东煤矿整合价款，跟原签定的整合协议一样有效。河东煤矿自认于2017年9月12日收到兴富煤矿整合补助款现金人民币20000元。另查明，为使整合后的煤矿达到生产经营的条件，兴富煤业公司与曲靖市富源县人民政府就案涉兴富煤矿产能置换签订《兴富煤矿产能置换意向性协议》，同时，兴富煤业公司还先后与四川省内江市工农煤业责任有限公司、四川省达州市大田坝煤矿、四川省高县蕉村镇煤场签订《煤炭去产能指标买卖合同》进行产能置换。兴富煤业公司于2020年2月7日取得新采矿权许可证，但随后兴富煤矿被政府相关部门列为关闭退出煤矿，未能进行煤矿生产。再查，被告兴富煤矿于2003年5月15日成立，属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赵立雄。兴富煤业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4日，法定代表人为赵立雄。营业范围包括煤炭资源投资管理（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矿）。本院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张由二被告支付煤矿整合补助款是否应得到支持？2.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问题1.原告河东煤矿与被告兴富煤矿签订的《曲靖市煤矿企业整合重组协议》及《煤矿整合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针对双方整合重组协议性质的认定，两被告虽主张与原告之间系合作关系，但依照双方签订的整合协议，其中并无双方有关资金投入、共同生产、风险负担、合作事项终止等合作内容，不能认定双方系合作关系。对案涉2800万整合补助款，《煤矿整合协议》第四条第2项虽约定从生产出来的煤每吨余留部分资金用于归还前述补偿款，但本条仅是对付款方式进行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认定双方系合作关系。且从《煤矿整合协议》中有关煤矿整合后由兴富煤矿组织生产，河东煤矿相关设施设备交由兴富煤矿使用，不生产时也归兴富煤矿，煤矿安全由兴富煤矿负责等内容，以及双方协议签订后兴富煤业公司以自身名义积极与当地政府及西南地区相关煤矿进行产能置换，并在2020年2月27日以兴富煤业公司名义获得采矿权许可证等事实看，亦能够认定河东煤矿与兴富煤矿之间并非合作关系，而是具有转让性质的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双方之间为合作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对《煤矿整合协议》约定由兴富煤矿支付给河东煤矿的2800万元补助款，双方虽约定付款方式为从煤矿生产原煤销售价中进行提取，但因整合后的兴富煤业公司兴富煤矿亦在2020年被列为关闭退出煤矿，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事实上已经不能成就。现原告起诉主张由被告直接支付补偿资金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原告认可被告已支付20000元，因此，被告兴富煤矿应支付的资金为27980000元。本案中，兴富煤业公司系在兴富煤矿基础上成立，兴富煤业公司采矿权许可证中矿山包含兴富煤矿，兴富煤矿负责人及兴富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赵立雄，且案涉煤矿整合后，兴富煤矿是以兴富煤业公司名义与政府相关部门及其他煤矿进行沟通及产能置换，以推进兴富煤矿达到生产条件，案涉采矿权许可证也是登记在兴富煤业公司名下。综上，兴富煤矿矿井事实上是由兴富煤业公司进行管理支配，采矿权许可证亦登记于兴富煤业公司名下，因此，在兴富煤矿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尚未注销的情况下，兴富煤业公司及兴富煤矿在实体财产及人格上存在混同，为合理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对原告主张由兴富煤业公司与兴富煤矿共同偿还案涉债务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问题2.本案双方在《煤矿整合协议》中约定兴富煤矿支付河东煤矿补助款2800万元的方式为按照煤矿生产后从煤炭出售款中进行提取，且应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支付完毕。在双方于2016年4月24日签订的《关于拨付营上镇河东煤矿关闭补助协议书》第六条仍约定：待兴富煤矿生产，必须按原签订协议执行，赔付河东煤矿整合价款，跟原签定的整合协议一样有效。综合双方约定，对于兴富煤矿支付完毕2800万补助资金的时间，应理解为系在按照煤矿恢复生产后从原煤销售款中进行支付的方式在两年内付清。现因煤矿关停，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事实上不能成就，亦致使约定的付款期间不具备前提条件。且兴富煤业公司积极按照政策要求置换产能，并获得采矿权许可证，但兴富煤业公司兴富煤矿最终仍被列为关停煤矿。因此，本案亦不属于兴富煤矿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致使合同履行方式不能实现的情况，不能认定被告兴富煤矿违反合同约定。对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矿、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富源县营上镇河东煤矿煤矿整合补助款2798000元。二、驳回原告富源县营上镇河东煤矿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700元，由原告富源县营上镇河东煤矿负担61006元；由被告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矿、富源县营上镇兴富煤业有限公司负担17069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夏 尧审判员 刘招银审判员 孙靖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张雪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