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台山台扩**楼******。法定代表人：杨淑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萍，女，该公司兼职会计。委托诉讼代理人：才爽，辽宁如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霞，女，1977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柯然，辽宁诚之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萍、才爽，被上诉人陈红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柯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改判陈红霞立即清偿借款85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陈红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重审判决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要求民商事审判树立同案同判，统一裁判尺度，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审判理念背道而驰，并超权限、超范围行使审判权。重审法院已经将陈红霞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与已故王军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判决结果，作为查明的案件事实。既然如此，法官对陈红霞在法庭上仅凭与王军金融机构转帐凭证（70余笔、134万），无债权凭证、无其他借款合意、无自有资金来源证据、无王军用于家庭生活的证据的事实应当清楚；对法院认定陈红霞与王军民间借贷成立，判决王军妻子杨淑文在继承王军遗产范围内偿还陈红霞82万元债务的结果应当清楚；最重要的是对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陈红霞85万元民间借贷纠纷与陈红霞诉王军民间借贷纠纷同属类案应当清楚。那么，当被告陈红霞不能提供收到原告85万元不是借款的证据时，法院应当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于是，同案同判应当是必须。上述案件庭审中，王军妻子杨淑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陈红霞与王军生前银行相互转帐达70余次，不能说明借款合意，没有资金来源证明，并且在不知道2017年3月1日王军去世当天，仍向王军帐户转款，可见王军向其借款70余次的事实根本不符合常理，应另有其因，王军已故，真相尚未揭开。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与陈红霞85万元民间借贷纠纷案，依据一、金融机构转帐凭证三笔，35万元分两笔从杨淑文帐户转到陈红霞帐户；另一笔50万元从第三人刘伟帐户转到陈红霞帐户；依据二、借款合意系王军生前向杨淑文提出，朋友孩子残疾需要救治资金向我借钱，但未告知借款人叫陈红霞，杨淑文统一将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设备采购款先借出，这是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借给陈红霞85万元的真实情况；依据三、资金来源系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履行与刘伟《设备采购合同》的已收款；依据四、刘伟出庭证实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其履行合同，85万元是给付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履行合同款一部分的事实。庭审时被告陈红霞辩称，收到杨淑文转款35万元，刘伟转款50万元，都是履行与刘伟供货合同的应收款。但是，未提供与刘伟有任何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给刘伟供货收款的任何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陈红霞举证不能，判决其败诉，支持了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诉讼请求。本案二审发回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重审开庭两次，2020年8月13日，法院竟然作出与一审完全相反的判决，驳回了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依据见判决书第14页：“本案中，陈红霞所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合同履行的凭证缺乏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且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货物的签收方系刘伟或者刘伟方工作人员，但结合……，本院确信陈红霞向刘伟提供胜利路案涉工程配电箱等电器产品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论述和结论，无法相信出自法官之笔！法院以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可能性，用以否定原告已经达到确实充分、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案件要求达到的证明力远远高于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证明力的证据，第一份书证，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刘伟的《产品购销合同》、第二份书证，刘伟银行转账给付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三笔履行合同款，银行支付摘要记载“配电箱款”，该记载与双方之间的书面买卖合同相吻合。第三份证据，刘伟两次出庭证明不认识陈红霞，与其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的证言，以上证据完全揭穿了陈红霞的辩称。为何法官非要使用自由裁量权，以被告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据度判决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刘伟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是本案被告陈红霞实际履行的。可见，本案法院乱用司法裁量权明显，荒谬到了极点。本案是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陈红霞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法院有什么权利审理并结点主体为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和另一主体刘伟之间的合同的权利义务是陈红霞履行的？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就是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以免侵害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合法权益。事实证明本案重审判决，滥用自由裁量权、同案不同判、超权限、超范围行使审判权，作出的（2020）辽0204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公正可言。二、本案重审中，法院代替被告陈红霞完成举证责任，并助力被告陈红霞滥用司法诉权，有失法官职业中立立场。2019年2月27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下达传票，受理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红霞83万元民间借贷纠纷案。庭审中，被告陈红霞提出已于3月27日向大连市中山区法院起诉刘伟、中铁十一局、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公司，希望一审法院中止审理，等待得到胜诉判决后用以证明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85万元诉请款是刘伟付给陈红霞的设备采购款。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并未采信。二审时陈红霞以同样理由提出中止审理，但仍未提供向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借款85万元是收取与刘伟供货款的辩解证据，却利用阴谋手段提出回避二审法院传票中确认的缪明法官，达到了案件发回重审的目的。重审时陈红霞再次提出中止审理，改为要求等待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胜诉判决作为本案证据，陈红霞明知没有证据证明借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85万元是与刘伟的供货款，又必须履行举证责任。所以，以起诉刘伟等三被告，为拖延时间做其他准备，从而达到搅乱视听的目的。当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结束后，明知败诉已成必然，便与相关人员商谈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案件撤诉事宜，防止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与本案的判决出现矛盾，本案将无法以“高度可能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了。这就是陈红霞撤诉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案件的最终目的，见重审判决书第七页第三段查明“2020年3月26日，陈红霞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将刘伟、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前述三被告共同向其支付设备采购款1,030,543.60元。2020年6月23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203民初1407号民事裁定，准许陈红霞撤诉”，这是记载于本判决书里的法院查明事项。首先，裁定书没经过庭审质证，不应当作为法院查明的事项于判决书中；其次，该裁定书是从哪里得来的要证明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没有后顾之忧了吗？事实说明，被告与法官私下的密切程度，已经无所不能。特别提出，重审法院超越权限审理陈红霞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撤诉的案件，为被告陈红霞完成举证责任，“本院确信陈红霞向刘伟提供胜利路案涉工程配电箱等电气产品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是陈红霞在本案中（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其民间借贷纠纷）应当完成的举证责任。为什么法院不惜违背民事诉讼法当事人不告不理原则，损害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和刘伟的合法权益，为陈红霞完成举证义务。事实可以说明，法官是要完成自己的承诺，连判决书都任他人帮助完成。此刻法官的职业中立立场荡然无存，司法公信力被践踏。三、重审判决确实转换原被告举证责任。陈红霞并未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法院不应当将被告陈红霞的举证责任转换给原告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本案中，陈红霞一再辩解案涉85万元是向刘伟的供货款，不是借款。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被告抗辩转帐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至今陈红霞不能提供与刘伟之间存在书面合同，重审判决这样认定了：“陈红霞所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合同履行的凭证缺乏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货物的签收方系刘伟或刘伟方工作人员”，更为关键的是，刘伟于两级法院庭审证言均证实不认识陈红霞，与陈红霞没有业务往来。故而，陈红霞的辩解或主张无法通过其提供的证据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红霞还辩称“案涉35万元系刘伟向其转入的配电箱款，只是借用杨淑文的账户，与事实不符。（见判决书第5页）。“还查：陈红霞系自然人独资大连鑫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经营范围也包括电气设备、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灯具销售及国内一般贸易”，陈红霞既然有自己的公司和账户，不论是签订合同还是收付款，完全可以通过公司账户或个人账户完成，怎么能够自圆其使用杨淑文账户的谎言！对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庭审时补充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都是与客观事实相违背的，一审认定事实竟然采用了大胆推测的方法，在上诉人能够合理陈述事实的情况下，在证人证言明确的情况下，依然错误的认定了事实。首先，上诉人与刘伟之间存在真实的《产品采购合同》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上诉人与案外人刘伟2016年1月22日签订了《产品采购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合同真实有效，皮广军作为上诉人的合同执行人也签字确认了。双方也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刘伟在案号为（2010）辽0204民初1652号案件的第二次庭审中出庭作证，在2019年5月10日庭审笔录中第10页，明确回答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且合同有实际供货，双方之间也有进度款的支付。一审判决却无视庭审真实客观情况，在判决中第3页第14-15行认定刘伟对此没有回答。并且在2017年3月1日，案外人王军去世后，刘伟又再次于2017年3月24日和上诉人签订了《产品采购合同》补充确认书，再次确认与上诉人的合同关系，也可以明确项目执行人皮广军的身份，双方也对之前支付的货款再次确认，其中就包括案涉所有款项，并且双方再次确认所有款项是胜利路配电箱收款，也与本案中转账时的备注相吻合。双方也再次明确收款人是“杨淑文”账户。所有的事实都是和本案中上诉人陈述的事实相符。其次，刘伟出庭作证时，明确表达过与陈红霞不认识，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伟的转账是向上诉人支付采购款，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述所有事实都可以说明，上诉人和刘伟之间存在真实的产品采购合同关系，书面证据真实、连贯，合法有效。双方对于合同关系一再确认。而且刘伟截止至2017年1月23日分八笔款项支付合同货款，并非一笔，如果双方之间没有履行合同，打一笔预付款的可能性存在，还能连续不断的支付八笔款项？而且155万元的货款，如果上诉人不履行，刘伟会对此不进行主张权利？刘伟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这些钱是货款，应该支付，对此不再主张任何权利。退一步讲，上诉人和刘伟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合同关系，并且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履行了，至少在155万货款之内的合同部分是肯定履行了，并且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争议，这155万就包括了案涉款项。这足以说明上诉人取得了案涉钱款的所有权，资金来源明确，具备出借能力，并且有权出借。关于被上诉人与刘伟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采购合同。被上诉人为了否认案涉借款的性质，在做虚假陈述，甚至为了转移视线，达到中止本案的审理，还曾经提起过其他诉讼，起诉刘伟，主张货款，但最终也只是虚张声势，自己又撤诉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实。其理由如下：一是被上诉人从未提供过任何有效的书面证据，证明和刘伟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二是刘伟在两个案件的审理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提问、质证，都明确表示不认识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三是为了证明与刘伟有关系，被上诉人还另行诉讼了，但又主动撤诉，因为根本不可能得到支持，一个撤诉没有结果的诉讼，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为了转移焦点问题，浪费司法资源。被上诉人一直在虚构与刘伟之间的合同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否认案涉借款的性质，想虚拟刘伟汇入其账户的钱是应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但这种说辞根本达不到民事诉讼中关于提出相反证据的证明力，也无力否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再次，被上诉人在几个案件中，为了达到不同的诉讼目的，不停地虚假陈述，导致陈述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是被上诉人因为根本无法提供与刘伟之间的合同，所以，虚拟向刘伟供货，但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被上诉人向刘伟直接供过任何货物，被上诉人本身也是做相关行业采购的，有自己的公司，拿出一些采购合同就能认定向刘伟提供过货物？二是被上诉人一直在谎称皮广军是她雇佣的人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皮广军是被上诉人的人？但上诉人却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皮广军的身份，并且皮广军在上诉人与刘伟的合同中有明确的签字确认，并且上诉人在今天的庭审中也会再次证明皮广军的身份。但退一步讲，被上诉人的所有说法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如果皮广军如被上诉人所讲是被上诉人的人，那么这些货物只能证明被上诉人购买了，供货方将货物交付给了被上诉人，根本证明不了被上诉人又将货物转供给谁。被上诉人一直强调皮广军是被上诉人的人，根本证明不了所主张的内容。三是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承兑汇票的陈述都是针对其自己的诉讼目的，每个案件中都有不一样的陈述，自相矛盾，在与皮广军的（2018）辽02民终8365号案件中，说没有收到过共计5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2019）辽02民终5330号案件又自己提供了承兑汇票作为证据，想证明自己和刘伟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案涉钱款是刘伟支付给她的货款，而非上诉人出借给她的借款。提供证据的同时确认案涉承兑汇票是出自刘伟，因为刘伟挂靠中天劳务公司。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为了不同的诉讼目的作出自相矛盾的陈述，恰恰同时证明了上诉人所陈述的客观事实的真实，刘伟已经明确表明不认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从未有过实质证据证明与刘伟有任何合同关系，刘伟不可能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刘伟的每张承兑汇票，上诉人一方都有确认收条或收据。最终即使支付给被上诉人，或者由被上诉人兑付了，也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而非被上诉人所陈述的由案外人刘伟支付给她的货款。被上诉人的所有虚假陈述及自相矛盾的观点，都是为了扰乱视听，逃避债务。最后，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丈夫之间有借款在先，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与常理相悖。但其实，这恰恰证明了案涉钱款不是货款。一是因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丈夫之间有借款，与本案主体不一致，在之前的案件中，双方就案涉钱款有过交涉，但最后认为主体不一致，无法抵顶，另案处理。这正说明了，案涉钱款不是货款，而是其他资金往来。二是正因为之前被上诉人将钱借出去了又没收回来，才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有借钱的可能。三是如果真像被上诉人所讲的，案涉钱款都是刘伟支付给她的货款，那三笔钱没必要有两笔先进上诉人账户，完全可以直接支付。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综上，可见上诉人有资金来源，具备出借能力，也实际将案涉借款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而上诉人虽然提出了相反观点，但应该针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而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案涉钱款是其他性质的资金往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所以，上诉人没有继续补强证据的必要性。但法庭却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上诉人，还据此认定案涉钱款不足以认定为借款。陈红霞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与理由：第一本案本身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关键证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及案外人刘伟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金融转帐凭证，该种借贷关系是司法解释所推定的借贷关系，这种借贷关系需要能够排除案涉款项所有其他经济往来性质，方能确定双方之间具有借贷关系。本案中无论是上诉人临时变化的上诉状内容，以及双方在原审中进行审理审查的内容，均说明案涉款项在是否是另案设备采购款一事上有巨大的争议，而上诉人并不能就双方具有确定无疑的借款性质这一项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借贷关系是不应当成立的。其次，在本案一审中，一审法院本身应予查明双方之间与案外人刘伟设备采购之间的关系，但是上诉人仅能提供一张合同，试图利用合同证明其与刘伟之间存在合法的设备采购关系。但是没有任何设备采购、安装、运输、送货的相关证据，这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而与此相反，被上诉人恰恰举出了采购配电箱设备的全部合同及相关付款凭证，同时，被上诉人所采购的合同也被案涉工程所采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大连市消防局、大连市城建档案馆备案的设备列表和设备品牌认证材料。因此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被上诉人与工程和配电箱采购款具有直接联系是正确的。而且，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末尾阶段，也当庭明确承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有设备采购的款项纠纷。结合本案中金融转帐凭证上摘要当中所记载的附言，其中案外人刘伟向被上诉人转帐明确记载是胜利路配电箱款，上诉人所谓的35万元也是配电箱款，从这种直接的备注以及案涉被上诉人采购配电箱以及配电箱最后被采用的相关证据看，被上诉人才是配电箱设备供应的实际履行人。案外人刘伟虽然一审出庭作证，但其证人证言就同一笔款项在不同案件中反复变化，来回跳跃，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是不应该成立的。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陈红霞立即偿还原告借款85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5日，案外人刘伟自其农业银行尾号为5119的账户向祥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淑文的农业银行账户（尾号1666）转款20万元，该笔款项摘要记载“配电箱款”。2016年6月27日，该20万元自杨淑文账户转账支付到陈红霞的农业银行账户（尾号6076）。2016年8月12日，刘伟再次自其上述账户向杨淑文相同账户转款15万元，款项摘要记载“配电箱款”。同日，该15万元自杨淑文账户转账支付到陈红霞账户中。2017年1月23日，刘伟自其上述农业银行账户向陈红霞账户转款50万元，该笔款项摘要/附言记载：“胜利路配电箱款”。刘伟在一审法院（2019）辽0204民初1652号民事案件第二次庭审时出庭作证，陈述上述50万元是其按照杨淑文丈夫王军（2017年3月1日去世）的指示向陈红霞支付，款项所有人应为祥成公司；其与祥成公司之间签订了产品采购合同，但对法庭询问的祥成公司是否实际向其供货没有回答。另查：祥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5年7月24日，注册资本10万元，经营范围为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高低压电器设备及零部件、空气压缩机及零部件、环保设备及零部件、制冷设备等，杨淑文为该公司股东。2016年1月22日，祥成公司（供货方）与刘伟（采购方）就“大连市沙河口区胜利路、成仁街、高尔基路合围地块，胜利路、白山路、高尔基路、成仁街合围地块A区、C区地块”项目中配电箱/配电柜等订货一事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本合同清单内配电箱、柜总造价为人民币3259636元（此价格不作为支付货款和结算的最终依据），规格、型号、数量、价格见附表，祥成公司按照施工图纸要求生产加工，具体数量以刘伟现场验货单为准；祥成公司执行的计价标准按照总包方（中铁十一局）与建设方（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清单价格下浮20%，货到工地现场经刘伟验收后，按祥成公司累计货款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后付到祥成公司总货款的95%，质保金5%，质保期满后无息付清全部余款；完工后，祥成公司以刘伟现场验货单为准计算数量，验货单双方各持一份，并有刘伟现场库管及工长签字方可，否则无效；结算单经双方确认无误后签字生效，并不得更改；祥成公司承担运输费用到刘伟所在地，15个工作日所订货物到刘伟施工现场；祥成公司提供检测报告、合格证、材质单等一切档案资料所需手续证件；等等。皮广军在合同首页及尾页祥成公司盖章处签字。杨淑文的丈夫王军生前系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刘伟在（2018）辽02民终139号民事案件的庭审中出庭陈述：其与王军系案涉胜利路施工工程的甲乙方（发包方和承包方）关系，其向陈红霞账户所转的案涉50万元是王军指令其转给陈红霞，该款系其给王军的工程款，工程合同是其和杨淑文签订的，其不认识陈红霞，具体事务联系人是皮广军。对于法庭询问的除了上述50万元之外，向王军支付的其他工程款都支付到谁的账户，刘伟明确表示“拒绝回答”。还查：陈红霞系自然人独资大连鑫通道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简称鑫通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30日，经营范围包括电气设备、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灯具销售及国内一般贸易。2015年3月至2016年7月期间，鑫通道公司分别与大连市甘井子区正广电器开关厂（法定代表人张晓兵）、大连大低电器自动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绍滨）、大连津达线缆有限公司、乐清市创世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彬）、正泰（大连）销售有限公司、大连鸿达电力电气有限公司、大连虹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工业品委托加工生产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销售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产品采购合同和工业品购销合同，从上述公司采购配电柜、配电箱、、地线导线、电气元件、消防电气控制装置、表箱、应急电源、应急电池等产品，其中五份合同均记载相应设备用于大连沙河口区胜利路、成仁街、高尔基路围合地块，胜利路、白山路、高尔基路、成仁街围合地块A区、C区，莲花山路南侧、成仁街东侧地块电气工程（或配电箱工程），在鑫通道公司的销售清单和上述部分公司的出库单、送货单上，有多处皮广军的签字，其中在大连大低电器自动化有限公司的送货单上，皮广军作为收货人签字。祥成公司称皮广军为该公司的工程师，皮广军在陈红霞的销售清单上签字是代表祥成公司签收了陈红霞向祥成公司提供的货物，货款祥成公司已支付给陈红霞。再查：陈红霞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曾将杨淑文诉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杨淑文偿还其借款本金1345000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该院作出（2017）辽0202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后，杨淑文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辽02民终139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理后，作出（2018）辽0202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杨淑文对该判决不服，再次提出上诉。在上述两案的上诉状中，杨淑文均陈述皮广军是祥成公司的项目经理，并主张自杨淑文和刘伟账户分别向陈红霞所转的案涉款项35万元、50万元应认定为还款。2019年1月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民终9950号民事判决，对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作出部分改判，改判杨淑文在继承王军遗产范围内给付陈红霞借款本金826000元并自2017年7月7日起至付清欠款日止，按照年利率6%给付利息，驳回了陈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所认定的借款事实发生在2012年8月20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杨淑文称其申请再审被驳回。（2018）辽02民终9950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记载：“对于上诉人（杨淑文）曾在第一次上诉及本次上诉状中提及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陈红霞）转账35万元和案外人刘伟向被上诉人转账的50万元的问题，因上诉人在本次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该两笔款项跟本案无关，不是王军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而产生的款项往来，并且不主张在本案中作为还款予以扣除，则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的上述意思表示，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一审判决提出的该节质疑不在本案中进行审查。”杨淑文作为上诉人在（2018）辽02民终139号民事案件的庭审中陈述：2016年6月27日和8月12日，杨淑文农业银行账户分别打到陈红霞账户的20万元、15万元，实际经办人杨淑文都不清楚，因为卡不在杨淑文手中，是事后查询出来的；在回答法庭询问其为何抗辩上述35万元和刘伟打到陈红霞账户中的50万元都是还款时陈述“我们只能从被上诉人经办的来回转款记录之间查明和上诉人之间的转款是否可以抵消”。2020年3月26日，陈红霞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将刘伟、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前述三被告共同向其支付设备采购款1030543.60元。2020年6月23日，该院作出（2020）辽0203民初1407号民事裁定，准许陈红霞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形成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祥成公司仅依据其法定代表人杨淑文和案外人刘伟向陈红霞账户的三笔转款明细主张双方之间存在金额为85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6年6月27日、2016年8月12日，自杨淑文账户分别转账支付到陈红霞账户的20万元、15万元，均为案外人刘伟向杨淑文账户转款，款项摘要记载均为“配电箱款”。祥成公司称上述35万元为刘伟履行其与祥成公司签订的案涉产品购销合同而向祥成公司支付的配电箱款，该公司将上述款项出借给陈红霞用于其孩子治病。第三笔款项为案外人刘伟于2017年1月23日向陈红霞账户转账支付的50万元，该笔款项摘要/附言记载：“胜利路配电箱款”。祥成公司提交刘伟在（2018）辽02民终139号民事案件和本案原一审庭审中的证言，证明该50万元系刘伟按照杨淑文丈夫王军的指示向陈红霞支付，款项所有人应为祥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不足以认定上述三笔款项（合计85万元）系祥成公司向陈红霞的借款，理由如下：一、由杨淑文账户向陈红霞账户转账支付的35万元，缺少杨淑文本人的确认，祥成公司主张由其法定代表人杨淑文个人账户向陈红霞转款即代表祥成公司向陈红霞转款，扩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范围，混淆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的界限。二、杨淑文作为上诉人在（2018）辽02民终139号民事案件的庭审中陈述：2016年6月27日和8月12日，杨淑文农业银行账户分别打到陈红霞账户的20万元、15万元，实际经办人杨淑文都不清楚，因为卡不在杨淑文手中，是事后查询出来的。在该案的上诉状和庭审中杨淑文一直抗辩上述35万元和刘伟打到陈红霞账户中的50万元都是还款。该案最终的生效判决（2018）辽02民终9950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部分也记载：“对于上诉人（杨淑文）曾在第一次上诉及本次上诉状中提及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陈红霞）转账35万元和案外人刘伟向被上诉人转账的50万元的问题，因上诉人在本次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该两笔款项跟本案无关，不是王军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而产生的款项往来，并且不主张在本案中作为还款予以扣除，则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的上述意思表示，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一审判决提出的该节质疑不在本案中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祥成公司此次在本案中主张案涉85万元均为借款，与杨淑文在上述其与陈红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陈述相矛盾，且未说明理由，亦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杨淑文之前的陈述，一审法院依法拒绝祥成公司的反悔主张。三、陈红霞否认祥成公司主张的案涉借款事实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陈红霞提交了其任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的鑫通道公司与案外人大连市甘井子区正广电器开关厂、大连虹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大连鸿达电力电气有限公司、大连大低电器自动化有限公司、正泰（大连）销售有限公司、乐清市创世电气有限公司及大连津达线缆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销售合同、工业品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工业品委托加工生产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及履行合同的部分销售清单及付款凭证，证明陈红霞以其独资企业的名义从上述公司采购配电柜、配电箱、、地线导线、电气元件、消防电气控制装置、表箱、应急电源、应急电池等产品，其中五份合同均记载相应设备用于大连沙河口区胜利路、成仁街、高尔基路围合地块，胜利路、白山路、高尔基路、成仁街围合地块A区、C区，莲花山路南侧、成仁街东侧地块电气工程（或配电箱工程），在鑫通道公司的销售清单和上述部分公司的出库单、送货单上，有多处皮广军的签字，其中在大连大低电器自动化有限公司的送货单上，皮广军作为收货人签字。虽然祥成公司主张皮广军为该公司项目经理、工程师，陈红霞主张皮广军为该公司雇佣人员，但双方对其主张均未举证证明，但此与刘伟陈述的案涉工程具体事务联系人是皮广军的说法相吻合。在法庭询问祥成公司为何该公司工程师皮广军在陈红霞与案外公司的销售清单、出库单或送货单上签字时，祥成公司称皮广军在陈红霞的销售清单上签字是代表祥成公司签收了陈红霞向祥成公司提供的货物，货款祥成公司已支付给陈红霞。从祥成公司的上述陈述可以看出：1.祥成公司认可陈红霞向该公司交付了案涉胜利路工程的相应电气产品；2.祥成公司认为货款应由其支付给陈红霞，且已经支付。根据2016年1月22日祥成公司（供货方）与刘伟（采购方）签订的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本合同清单内配电箱、柜总造价为人民币3259636元（此价格不作为支付货款和结算的最终依据），完工后，祥成公司以刘伟现场验货单为准计算数量，验货单双方各持一份，并有刘伟现场库管及工长签字方可，否则无效；结算单经双方确认无误后签字生效，并不得更改；祥成公司承担运输费用到刘伟所在地，15个工作日所订货物到刘伟施工现场；祥成公司提供检测报告、合格证、材质单等一切档案资料所需手续证件。祥成公司依据上述合同主张案涉胜利路工程的相应电气产品均由该公司提供而非陈红霞向刘伟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祥成公司对上述合同的履行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在本案的全部审理过程中，祥成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与刘伟签订的上述产品购销合同，未提交其从第三方购买相应电气产品的证据，甚至不能明确表述其向刘伟所提供的货物来自哪里，未提交其向刘伟交货并由刘伟方工作人员验货收取货物的验货单、结算单，也未能提交合同约定的检测报告、合格证、材质单等一切档案资料所需的手续证件，况上述合同约定的总造价为人民币3259636元，而除了案涉85万元配电箱款外，祥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还收到了刘伟给付的其他货款，刘伟在法庭询问相关款项支付问题时也明确表示“拒绝回答”，且对法庭询问的祥成公司是否实际向其供货没有回答。祥成公司认可陈红霞向该公司交付了案涉胜利路工程的相应电气产品，与其庭审中无法说明货源的陈述相矛盾，且如上所述，对陈红霞向该公司交付的电气产品其却无法证明按合同约定向刘伟交付，与情理难符。另，祥成公司主张由皮广军代该公司签收的货物，货款其已经支付给陈红霞，对付款的事实祥成公司依然没有举证证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祥成公司履行了其与刘伟签订的上述产品购销合同，对其主张的来自刘伟的案涉85万元配电箱款应属于祥成公司所有的陈述，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虽然陈红霞所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合同履行的凭证（如向正泰（大连）销售有限公司付款的凭证）缺乏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确认货物的签收方系刘伟或刘伟方工作人员，但结合上述事实及陈红霞提供的大连市城建档案馆及大连市消防局备案存档的案涉建设工程1号、2号、3号地块的电气工程强电部分的验收及备案认证材料，一审法院确信陈红霞向刘伟提供胜利路案涉工程配电箱等电气产品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与刘伟陈述的其根据王军的指示向陈红霞付款，且在转账摘要中记载“胜利路配电箱款”的事实相吻合。祥成公司在陈红霞提交了案涉85万元非借贷款项的相应证据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四、（2018）辽02民终995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借款事实发生在2012年8月20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该生效判决判令杨淑文在继承王军遗产范围内给付陈红霞借款本金826000元及相应利息。由此可见，2012年8月20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王军一直在向陈红霞借款，而本案的三笔款项发生在2016年6月27日、2016年8月12日、2017年1月23日，祥成公司称陈红霞因孩子治病需要借款，此说法与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由此更应认定杨淑文在（2018）辽02民终139号民事案件庭审中主张的案涉款项非借贷纠纷而产生的款项往来的说法属实。祥成公司因案涉款项系从其法定代表人账户中向陈红霞转账支付及刘伟认可相应款项归该公司所有而向陈红霞主张权利，显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故陈红霞关于祥成公司不是适格原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红霞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其起诉刘伟、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为由，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20）辽0203民初1407号民事裁定，准许陈红霞撤回起诉，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故其相应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祥成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85万元系其向陈红霞出借的款项，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原告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本院需要着重强调的基本事实指的是主要事实或者是要件事实。具体到本案，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应当对产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照民间借贷的实体法理论，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是借款的合意叠加支付借款，因此上诉人应当对借款的合意和支付借款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提供了三笔共计85万元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已支付借款”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抗辩该转账款项系工程款，并提供了以下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是50万元转账凭证摘要/附言记载为“胜利路配电箱款”、20万元、15万元转账凭证摘要/附言虽未做记载，但款项亦是上述50万元的付款人刘伟以“配电箱款”名义转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淑文账户后又转给被上诉人的，对此上诉人在本次上诉审庭审中亦认可系配电箱款；二是在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淑文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杨淑文在两次上诉的上诉状中均主张向被上诉人转账的三笔案涉款项共计85万元为还款。因此，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亦即对双方间形成借款的合意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上诉人历经多个诉讼程序仍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双方间形成借款的合意，上诉理由中提及的间接事实以及提供的间接证据亦不能对抗转账凭证这一书证上记载的内容，不能使本院确信双方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难以认定双方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一审未予认定双方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大连祥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王良家审判员  李 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曾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