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民终9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法定代表人：王志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永进，陕西乐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珩，陕西乐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耀武，男，194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昱，陕西锦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峰，陕西锦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爱萍，女，195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磊，陕西一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韬，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忠明，男，196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永进，陕西乐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珩，陕西乐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耀武、宋爱萍及原审被告王忠明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19）陕01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红公司、原审被告王忠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永进、雷珩，被上诉人王耀武的诉讼代理人姜昱、马彦峰，被上诉人宋爱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磊、张运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耀武、宋爱萍的诉讼请求；2.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王耀武、宋爱萍有权向高红公司追偿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本案是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程序后引起，另一方面，又在本院认为中否定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王耀武、宋爱萍是违约责任人，其实际控制高红公司期间过度支配高红公司的财产，与高红公司形成了资金混同，因此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这种连带责任是共同责任人之间的连带，而不是高红公司是主债务人，王耀武、宋爱萍是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的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引用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时，为拍卖王耀武、宋爱萍持有的高红公司100％股权底价而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其补正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均有其特定用途，评估报告明确:评估报告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值的保证），也有其有效期限（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3月30日），而一审判决引用已经过期的、用于确定拍卖参考价的评估报告，得出了高红公司有独立的公司财产的结论，进而得出结论高红公司可以偿还王忠明的债务，言下之意王忠明申请执行王耀武、宋爱萍持有的股权是不恰当的，一审判决完全背离了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王耀武、宋爱萍就是违约责任人，与高红公司资金混同，因此应当与高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根据生效判决书，高红公司股东王耀武、宋爱萍存在过度支配和控制公司的行为，明显属于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的情形，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根据《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耀武、宋爱萍的资金混同已经损害了债权人王忠明的利益，其承担连带责任也有法律依据，如王耀武、宋爱萍承担连带责任后对高红公司继续全额追偿，王耀武、宋爱萍就根本未承担资金混同的责任，直接导致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否定。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坚持认为“主债务人高红公司并未依其有限责任，独立承担欠付王忠明的债务”，言下之意，王忠明就不应当执行王耀武、宋爱萍的股权，等着高红公司独立承担责任就可以了。实际上，如果王耀武、宋爱萍控制的高红公司有偿还王忠明投资款的诚意，有偿还王忠明投资款的能力，就不会有生效判决，也不会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已经过期的、目的在于确定股权参考价的评估报告显示高红公司有净资产，王耀武、宋爱萍承担责任后，就具有的向高红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不是在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事实，而是在事实不清的和稀泥、侵害合法权利人的财产。王忠明债权实现的同时，高红公司的股权构成确实优化了，那是因为与高红公司资金混同的王耀武、宋爱萍失去了对高红公司的控制权，高红公司具备了依法健康发展的条件。但是，执行了王耀武、宋爱萍的股权，高红公司就保有了王耀武、宋爱萍替代给付的4.13亿元利益，却不是事实。第一、高红公司账上有多少资产，王忠明就重复实现了多少债权，这依然是王耀武、宋爱萍与高红公司资金混同的理念，不是事实，与法相悖；第二、再次强调王耀武、宋爱萍是因违约责任、资金混同而承担共同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享有承担责任之后的追偿权，否则就违背了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程序中，2019年3月6日专门作笔录，就王耀武、宋爱萍100％股权抵债给王忠明后，公司负债减少了4.14亿元、高红公司股权就会增值4.14亿元，要求评估公司从专业角度解释，评估公司专家表示:如果将高红公司对王忠明的负债减去，那么同时也要对高红公司的净资产减去相同的数额，其结果是不变的。评估报告所指股权的价值不是将来调整账目的依据，高红公司提出的问题不成立。执行法官特别提问: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是不是高红公司的资产的真实价值？评估公司专家表示:是我们对涉案股权指出了公允价值参考意见。法官是法律专家，对于专业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事项，还是应当参考审计与评估专家的意见。本案中，一审判决依据已经超过有效期限、用途是执行中确定股权拍卖参考价的资产评估报告，得出高红公司的净资产可以偿还王忠明的债权，因此原股东王耀武、宋爱萍就有权向高红公司追偿是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王耀武、宋爱萍有权向高红公司全额追偿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关于“公司负债约24亿元减至约19亿元”因此认定高红公司保有王耀武、宋爱萍替代给付的413730832元利益；以“事出有因”为由，认定王耀武、宋爱萍的资金混同行为与挪用王忠明投资款之间，不具有当然的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耀武、宋爱萍实际控制高红公司期间，负有对王忠明的违约责任，构成了高红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金混同，因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王耀武、宋爱萍对王忠明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一审判决却认定王耀武、宋爱萍实际控制高红公司期间违背财务流程的资金混同具有合理性，并且再次依据已经过期的为确定股权参考价的评估报告，说明高红公司的资金投入除了王忠明的4亿余元，还有0.75亿元，进而得出结论：王耀武、宋爱萍的资金混同行为与王忠明投资款被挪用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混同的资金低于王忠明的投资款，因此王耀武、宋爱萍对于高红公司享有全额追偿权。这是一审判决再次对生效文书认定事实的违背。双方合作开始于2010年，距今已经十年，双方合作的项目，运营资金实际是由王忠明提供的，王耀武、宋爱萍承诺将高红公司实际运营管理权转移给王忠明就是明证，一审法院依据已经超过有效期限、用于执行程序中确定股权拍卖底价的资产评估报告，认定王耀武、宋爱萍实际控制高红公司期间，王耀武、宋爱萍和高红公司资金混同与王忠明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追偿的债权没有关系没有道理；一审判决断章取义的认定高红公司资产有余额，王耀武、宋爱萍就有全额追偿权，与事实相背，也与法律相悖。三、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王耀武、宋爱萍提起一个新的诉讼来全盘推翻生效法律文书的全部内容。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依据事实及法律公平处理，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耀武、宋爱萍的诉讼请求。王耀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王耀武用个人财产替高红公司偿还了债务，王耀武作为连带责任人即取得了向高红公司的追偿权。上诉人称因王耀武违约责任，资产混同承担连带责任不能行使追偿权，该诉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根据《民法总则》第178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结合本案，前案判决书认定王耀武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对此认定一审并未否认。而是认为高红公司有自己独立的资产，且具有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偿还能力，但王忠明并未选择主债务人高红公司承担责任，而是选择王耀武承担连带责任，王耀武在承担责任后，当然有追偿权。2、前案判决确认由高红公司返还王忠明投资款3.464165亿元及利息，王耀武、宋爱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判决王耀武对3.464165亿元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认为前案判决确认的责任是共同责任之间的连带责任，明显是对前案判决的误读。共同责任就是共同责任，连带责任就是连带责任，两种不同的民事责任。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前案法院完全可以直接判决高红公司、王耀武、宋爱萍对王忠明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何必多此一举。3、（2018）陕01执281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王耀武、宋爱萍以其持有的高红公司股份以4.13亿元，交付申请执行人王忠明，用于抵偿高红公司4.13亿元的债务，可见生效裁定中同样明确4.13亿元为高红公司的债务，非共同债务。王耀武已替高红公司偿还了王忠明的债务，因此，在王耀武替高红公司偿还债务的事实行为，使得各方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王耀武即有权向高红公司进行追偿。4、王忠明以王耀武、宋爱萍持有的高红公司100%股权抵偿高红公司欠其债务4.13亿元，并取得高红公司100%股权，完全是资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补正报告两份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真实、有效。如果评估报告不能反映高红公司资产的真实状况，那么，王忠明以此取得高红公司100%股权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二、王耀武、宋爱萍应当对替高红公司偿还的全部债务享有完全的追偿权，一审法院判决高红公司承担4.13亿元债务有理有据。1、前案判决王耀武承担连带责任，依据的是《公司法》第20条规定，认为王耀武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的立法宗旨在于对股东行为的审查，意在禁止股东行为，一旦存在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的行为，即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是否真实存在混同或者无偿使用的事实并未作具体的审查。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10条关于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定，明确了不仅需要审查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还需要审查是否有财务记载，是否存在公司账簿与个人账簿不分的情形。而结合本案虽然有部分款项进入王耀武、宋爱萍个人银行卡内，但是有明确的账务记载，进入王耀武、宋爱萍卡内的款项全部用作公司在城改项目的日常开支，该卡仅仅是为了便于公司开展城改项目，向村民发放费用，上述银行卡从开卡到使用均是由高红公司的出纳诸世珍管理和使用，款项用于给村民发放拆迁补助款、过渡费、养老费及公司日常运营费用。在2011年2月18日，王忠明接管城改项目时，诸世珍将财务记载移交给负责城改项目的会计袁文英。2、2012年11月16日，王忠明和高红公司曾共同委托西安汉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王忠明2010年9月14日至2012年4月25日城改项目（红色村1、2、5组）、高红小区二期的拆迁及政府规费的定向投资款（王忠明支付高红公司2.84亿元人民币）进行审计。2012年12月17日，西安市汉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审计报告，高红公司城改及二期项目共计支出3.613557亿元。由此可见，通过王忠明及上诉人高红公司共同申请，对高红公司截止2012年12月17日前的财务账簿进行审计，王忠明投资的2.84亿元全部用于城改项目，不存在股东个人挪用公司财物的情形。审计报告是上诉人申请审计的，审计结论可信度较高。王耀武并没有将高红公司的款项挪作私用，也没有占用高红公司的资产，4.13亿元的债务是高红公司的债务，王耀武在承担连带责任后，享有对全部代偿款完全的追偿权。上诉人认为王耀武、宋爱萍挪用王忠明投资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以此认为不能全额追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不存在重复诉讼的情形，上诉人认为重复诉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与前案仅是诉讼当事人相同，但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均不相同，本案诉讼请求为返还4.13亿元，前案诉讼请求为解除《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返还投资款3.73513亿元。本案纠纷为追偿权纠纷，前案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两个案件明显不同。上诉人认为本案重复诉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为此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宋爱萍辩称，一、答辩人行使追偿权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1、宋爱萍行使追偿权有法律依据。《民法总则》第178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上诉人称本案因资产混同承担连带责任不能行使追偿权没有法律依据，截止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因资产混同承担连带责任后不能行使追偿权的法律规定。2、宋爱萍行使追偿权有事实依据。宋爱萍与王忠明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法院判决高红公司返还王忠明投资款3.464165亿元及利息，王耀武、宋爱萍承担连带债务责任。法院在执行拍卖中将王耀武、宋爱萍个人在高红公司100%的股权折价41373.0832万元（以下简称4.13亿），以物抵债偿还了高红公司欠付王忠明的投资款及利息，即王耀武、宋爱萍用个人财产替高红公司偿还了债务，王耀武、宋爱萍作为连带责任人取得了向高红公司的追偿权。3、追偿权与原审判决认定的违约或过错无关，违约和过错是构成连带责任的原因，不是能否追偿的原因。追偿权的行使，主要看实际承担的责任是否超过自己的责任份额。本案不存在否定原生效判决认定违约和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正是宋爱萍承担了连带责任，并且高红公司已经被王忠明取得，宋爱萍承担了责任远远超过自己的责任份额，上诉人和王忠明拿到了双方的债权，才使宋爱萍有了追偿权。二、宋爱萍行使全额追偿权符合本案事实。1、原判决由宋爱萍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宋爱萍与高红公司的资金混同。事实上，在原案中根据双方委托西安汉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双方合作期间房地产项目投入的资金是35860.04万元，远远超过王忠明投资的2.84亿元。因双方合作项目是城中村改造，涉及大量的现金支付村民的拆迁、过渡费等，仅有公司账户不能及时提取大量现金，故高红公司使用王耀武、宋爱萍、陈圻煊三人身份证开了四张银行卡，用于公司业务。使用个人银行卡处理公司业务，属于公司管理不规范行为，反映在公司账面上是个人与公司资产发生了混同，但宋爱萍没有占用高红公司的资产。因此，对高红公司的债务，宋爱萍虽承担连带责任，但应向高红公司全额追偿。2、原案件在执行期间，经法院委托评估，高红公司总资产29.5亿元，总债务24亿元，总债务24亿元中已经包含了王忠明的债务4.25亿元，净资产5.5亿元。用王耀武、宋爱萍的5.5亿元净资产股权拍卖4.13亿元以物抵债后，王忠明的债权已经实现。原高红公司欠付王忠明的债务减少了4.13亿元，债务减少就是资产增加，这4.13亿元本来就属于公司原股东的。因此，高红公司应当全额返还。3、王耀武、宋爱萍即使行使了全额追偿，仍然损失了高红公司100%股权。在执行案中执行连带责任人的财产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宋爱萍如果不能行使全额追偿权，则严重损害宋爱萍的利益。如果在执行案中执行高红公司的资产偿还王忠明债务，高红公司的100%股权和公司的4.13亿资产自然是王耀武、宋爱萍的。三、资产评估报告是处理本案的有效依据。上诉人认为，高红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仅适用于案件执行程序，在本案中已经超过期限，评估报告不能反映高红公司的真实价值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评估报告是法院委托评估单位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其真实性、有效性毋庸置疑。其次，如果评估报告不能反映高红公司的真实资产价值，王忠明所申请的执行案就没有了依据，王忠明也不会拿走高红公司100%股权。第三高红公司的资产客观存在，不是虚拟资产。城改项目拆迁面积208亩，建设面积40余万平方米，交付使用11万余平方米，储备用地86亩，高红公司的潜在价值超过50亿。第四，本案是追偿案，应当适用基础执行案件的评估报告，否则，就没有标准。四、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问题。本案是追偿案，生效法律文书是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案，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一致。五、公平公正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总则》确认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本案在高红公司本身的净资产足以偿还王忠明的债务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股权拍卖以物抵债偿还王忠明债务，使王忠明即拿走了高红公司，又拿走了高红公司中原属于王耀武、宋爱萍的净资产，王忠明实际取得了两个4.13亿元的双份利益。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后，即失去了高红公司100%股权，又替高红公司偿还了债务，承担了两次债务。原案的执行，是王忠明精心策划，钻法律空子，对答辩人财产的一场洗劫，王忠明在与答辩人的合作中实际出资2.84亿元，却通过法律手段将答辩人总资产29.5亿的公司全部拿走，答辩人奋斗20年形成的公司资产全部给了王忠明，还欠王忠明1亿多元，这对答辩人是天大的不公。希望法院在处理本案时，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王耀武、宋爱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二原告人民币413730832元及资金占用费（以41373083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3月25日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红公司偿还原告代为清偿的债务413730832元及资金占用费（以413730832元为基数，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王忠明对被告高红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忠明另案诉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耀武、宋爱萍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高红公司未按约履行《合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构成违约，王忠明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之间的协议应予解除，高红公司应返还王忠明投资款3.464165亿元及利息。王耀武、宋爱萍虽非涉案协议的当事人，但其作为高红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2012年4月25日合作协议履行中高红公司的违约行为负有责任，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遂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5)陕民一初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合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二、高红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忠明投资款3.464165亿元及利息；三、王耀武、宋爱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王忠明其余诉请；五、驳回高红公司诉请。王耀武、宋爱萍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以(2017)最高法民终7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一审判决。上述判决生效后，高红公司和王耀武、宋爱萍未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后王忠明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王忠明申请对王耀武、宋爱萍持有100%股权的高红公司进行资产评估。经过评估，高红公司总资产29.52亿元，负债24亿元（包含向王忠明承担的3.46亿元债务及利息），高红公司归属于股东即王耀武、宋爱萍的股东权益为5.52亿元。2018年10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耀武、宋爱萍持有的高红公司100%股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拍卖保留价为4.13亿元。因无人竞买，2018年11月27日第一次拍卖流拍。在第二次拍卖公告期间，王忠明向法院提出愿意以第一次拍卖保留价4.13亿元取得高红公司100%股权，该院在该案执行中作出（2018）陕01执281号之一、二、三、四裁定书，其中，之四裁定：一、解除对王耀武持有的高红公司90%的股权、宋爱萍持有的高红公司10%的股权的冻结。二、将被执行人王耀武持有的高红公司90%的股权、宋爱萍持有的高红公司10%的股权以第一次拍卖流拍价41373.0832万元，交付申请执行人王忠明，抵偿高红公司41373.0832万元的债务。王耀武持有的高红公司90%的股权、宋爱萍持有的高红公司10%的股权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王忠明之日起转移。三、申请执行人王忠明可持本裁定到登记机关办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拍卖程序终结后，王忠明办理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高红公司由其本人持有95%的股权，其子王志华持有5%的股权，并由王志华担任法定代表人。王耀武、宋爱萍于2019年4月12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涉及本案异议内容为，按2018年6月15日的评估报告，高红公司总资产为29.5亿元，不含王忠明约4.895亿元债权，负债为19.105亿元，净资产为10.395亿元；2018年9月7日的评估报告，包含王忠明约4.895亿元债权，负债为24亿元，净资产为5.5亿元，法院在此基础上评估认定，王耀武90%股权值为49647.70万元、宋爱萍10%股权值为5516.41万元，均是在包含王忠明约4.895亿元债权在内前提下的股权价值。王忠明在取得王耀武、宋爱萍股权后，应将4.13亿元返还给王耀武、宋爱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陕01执异673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对上述异议申请认为，因王耀武、宋爱萍已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2019年5月5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作出（2019）陕民初52号民事裁定书，移送本院审理。基于以上事实，王耀武、宋爱萍已通过诉讼途径进行了救济，对此异议已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依法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驳回其执行异议申请。遂裁定驳回王耀武、宋爱萍提出的异议请求。后王耀武、宋爱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陕执复16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王耀武、宋爱萍的复议申请，维持原执行裁定。另，本案审理中，王耀武、宋爱萍申请冻结王忠明名下7000万元银行存款或者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并提供了保险公司保单、保函。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冻结了王忠明持有的高红公司95%的股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生效判决书、执行裁定书、资产评估报告、保全材料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原告另案承担生效判决连带给付义务后，是否有向本案被告主张追偿的权利以及追偿额是否应全额支持的问题；二是被告王忠明是否依法具有共同连带给付义务的问题。关于原告另案承担生效判决连带给付义务后，是否有向本案被告主张追偿的权利以及追偿额是否应全额支持的问题。首先，本案系另案王忠明诉王耀武、宋爱萍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生效执行后而产生的争议，该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判决：高红公司返还王忠明投资款3.464165亿元及利息，王耀武、宋爱萍对高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经双方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审计报告显示：高红公司股权总资产295261.73万元，负债240097.62万元，净资产计55164.11万元。可见，高红公司不仅具有独立的公司财产，还具有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偿还能力。但在执行程序中，王忠明并未选择主债务人高红公司承担给付义务，而是选择了王耀武、宋爱萍承担连带责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依王忠明的申请，遂将王耀武、宋爱萍持有高红公司的全部股权拍卖，以物抵债执行了上述生效判决涉及的债务人高红公司欠付王忠明的41373.0832万元。可见，通过上述执行程序王耀武、宋爱萍代偿债务的事实行为，使得各方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即：一是王忠明的债权得以实现；二是主债务人高红公司并未依其有限责任，独立承担欠付王忠明的债务，其公司超过5.5亿元的净资产得以留存，在王忠明实现债权的同时，高红公司的资本构成得到优化，其公司负债由约24亿元减至约19亿元，而高红公司保有原告替代给付的41373.0832万元利益显属不当。其次，本案证据显示，因双方合作开发属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频繁的拆迁安置相关费用的补偿支付工作，严格公司财务流程与满足村民拆迁利益的实现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且涉及混同资金的银行卡亦由公司财务管理。因此，王耀武、宋爱萍在经营高红公司期间，虽存在一定的资金混同行为，但却事出有因，且审计报告等相关证据显示，案涉合作项目资金投入超过王忠明投入的资金约0.75亿元，双方合作期间，王耀武、宋爱萍的资金混同行为与挪用王忠明投资款之间，并不具有当然的因果关系，且混同的资金也远低于王忠明的投资款，故王耀武、宋爱萍对于高红公司享有全额追偿的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规定，王耀武、宋爱萍对高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应享有代高红公司清偿债务413730832元及资金占用费的完全的法定追偿权利。 关于被告王忠明是否依法具有共同连带给付义务的问题。王耀武、宋爱萍关于王忠明与高红公司共同承担返还义务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王耀武、宋爱萍偿还原告代为清偿的债务413730832元及资金占用费（以413730832元为基数，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王耀武、宋爱萍请求判令被告王忠明对被告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0454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王耀武、宋爱萍已预交，由被告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与给付上述判项款时一并支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红公司提交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是截止2019年3月30日（陕西高红公司股权价值评估有效期限届满日）高宏公司的短期借款明细，证明目的：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伊始，实际控制人王耀武夫妇就大量对外举债，未向公司投入任何资金，公司运营过程中除吸纳王忠明投资外，还大量民间借贷。第二组证据是王燕、朱延盈、张碧茹诉高红公司传票、诉状、借款明细、收据、借款合同等，证明目的：截至2020年10月，有其他债权人向高红公司主张债权，共计8000余万元，可以预计将有更多债权人向高红公司索债，王耀武、宋爱萍夫妻根本没有投入资金，现无权再向高红公司追偿。王耀武发表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和焦点无关，且不属于新证据，这5亿多的债权包含在19亿之中，证据不能证明王耀武、宋爱萍没有投入资金。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同第一组证据的意见。宋爱萍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负债是企业的正常情况，负债是24亿元，总资产是29亿元，还有86亩储备土地，这些负债不能证明王耀武和宋爱萍没有投入资产，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王耀武和宋爱萍还要承担连带责任是不公平的。本院认证意见：高红公司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判决认定王耀武、宋爱萍有权向高红公司行使追偿权并全额支持了追偿数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王耀武、宋爱萍有权向高红公司行使追偿权并全额支持了追偿数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按照公司法的制度，《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是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制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后果是股东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此时公司不再具有独立人格，公司人格为股东人格所吸收，滥用权利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2017）最高法民终74号民事判决已经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王耀武、宋爱萍夫妇二人作为高红公司的股东存在过度支配和控制公司的行为，明显属于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的情形，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继而判令王耀武、宋爱萍对高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王耀武、宋爱萍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因其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公司利益，高红公司已经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不存在独立意志，也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王耀武、宋爱萍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不再享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而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故原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规定，认定王耀武、宋爱萍对高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享有追偿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西安建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时明确载明评估结论仅为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置冻结财产提供整体估值参考意见，资产评估报告及补正报告中所列的资产明细不能作为资产处置拍卖行为实现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原审判决仅依据评估报告全额支持追偿数额明显依据不足。此外，原审法院在论述理由中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载明的王耀武、宋爱萍因滥用股东权利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相矛盾，亦应予以纠正。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虽然本案与生效裁判文书的诉讼当事人相同，但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均不相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综上所述，上诉人陕西高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王耀武、宋爱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104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10454元，共计4220908元，由王耀武、宋爱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玉红审 判 员   刘育伟审 判 员   赵艳华  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关晓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