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湘行赔终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仲纯，女，汉族，1952年12月9日出生，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代理人臧云，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正祥，男，汉族，1957年4月12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宇，男，汉族，1986年1月9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系上诉人周正祥的儿子。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臧云，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代利辉，女，汉族，1962年11月29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系周正祥之妻、周宇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开福区人民政府机关大院。法定代表人谢伟峰，区长。委托代理人易璐。委托代理人艾超，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开福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金霞路区政府第二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杨知强，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顿冬梅。委托代理人吕丹玉，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龙福小区**。法定代表人李建波，主任。委托代理人谢志杰。委托代理人欧阳丽，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仲纯、周正祥、周宇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开福区政府）、长沙市开福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开福区城管大队）、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秀峰街道办）行政赔偿一案，熊仲纯、周正祥、周宇不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沙中院）（2019）湘0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94年11月11日，熊仲纯经原望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办理了望国土字第030157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地址为霞凝乡大塘基集镇内四至为：东抵秦敏娟屋墙，西抵沈润麟屋墙，南抵下水道，北抵公路），建房性质及内容为住房，同意使用土地面积为稻田120平方米。2001年9月10日，熊仲纯与周正祥签订《集镇建房用地转让协议》，约定熊仲纯将大塘基集镇建房用地占地面积120平方米转让给周正祥。2005年，周正祥在开福区××街道××社区建设了涉案房屋，并由周宇居住使用。2015年1月10日，开福区城管大队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勘验，测量出涉案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为505.8平方米。2月6日，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区分局向开福区城管大队出具长开土资函字［2015］第44号《关于开福区××街道××社区周正祥用地国土专业意见的复函》，认为涉案建筑用地未依法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属于非法占用土地。2月9日，开福区××队××街道办对涉案房屋予以强制拆除。拆除前，秀峰街道办申请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公证处办理了“周正祥户建筑违章拆除行动现场所有室内财产清点”保全证据公证。拆除时，秀峰街道办组织人员对所有室内财产进行了清点，公证人员进行了现场摄像，制作了现场记录。根据现场记录，室内财产为：一楼：车牌湘Ａ3××**广汽本田汽车1辆、椅子12张、桌子1张、格力风扇1台，卧室：衣柜1个、三星显示器1台、床1张、床垫1个、床头柜2个、电脑1台、音响2个、格力分体机1台；二楼：钻石牌风扇1台、柜子1个、床1张、床头柜1个；三楼：木架床1张、旧木床1张、旧柜子1个；；地下室水泵1台。拆除后，屋内物品被转移存放（除车牌为湘Ａ3××**的小汽车已返还周宇外，其他物品后因火灾已灭失）。2月10日，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开福区分局向开福区城管大队作出长规开鉴字［2015］第44号《关于秀峰街道大塘基社区周正祥户房屋规划专业意见的复函》，认为涉案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2015年8月26日，熊仲纯就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5月24日，长沙中院作出（2015）长中行征初字第00218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开福区××队××街道办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开福区政府、开福区城管大队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7）湘行终159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开福区政府、开福区城管大队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3589号行政裁定，认为：1.熊仲纯与被诉强拆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备该案原告资格。至于熊仲纯与周正祥之间如何分配涉案房屋与土地的权利义务，属另一法律关系；2.开福区××队××街道办是该案适格被告；3.相关判决确认开福区××队××街道办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如未采取合理、适当方式造成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依法予以赔偿，因涉案房屋在强制拆除前已被列入征收范围，在处理赔偿问题时应当结合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依法妥善处理。2017年7月30日，熊仲纯向开福区政府、开福区城管大队（熊仲纯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向开福区城管大队提出，但邮寄的单位是开福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秀峰街道办分别邮寄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涉案房屋损失、屋内设施物品损失及租金损失。对熊仲纯的国家赔偿申请，开福区城管大队拒收。开福区政府于8月15日向熊仲纯作出回复，称（2015）长中行征初字第00218号行政判决正在上诉中，该案判决未生效。秀峰街道办于9月20日向熊仲纯作出回复，称涉案房屋属周正祥所有，熊仲纯对该房屋申请国家赔偿没有任何依据，且该房屋属违法建筑，不能给予国家赔偿，只能给予适当补偿。2017年9月27日，周正祥的儿子周宇向开福区政府、开福区城管大队（周宇的《共同赔偿申请告知函》向开福区城管局提出，邮寄单的收件单位是开福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秀峰街道办分别邮寄提交《共同赔偿申请告知函》，告知函的主要内容为：涉案房屋由周宇居住使用，现周宇作为共同的赔偿申请人与熊仲纯共同向你单位提出赔偿请求，即熊仲纯此前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系周宇与熊仲纯共同的赔偿请求，你单位可选择向周宇或熊仲纯支付相关赔偿款项。开福区××队××街道办对周宇的《共同赔偿申请告知函》均未回复。2017年10月24日，熊仲纯等三人向长沙中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开福区××队××街道办：1.将涉案房屋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房屋价值损失6203880元；2.赔偿涉案房屋室内物品、设施等财产损失516239元；3.赔偿自2015年2月9日（房屋被拆之日）至房屋恢复原状之日期间的租金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8月9日）427500元。该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7）湘01行赔初27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驳回周正祥、周宇的起诉，并驳回熊仲纯的全部赔偿请求。熊仲纯等三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湘行赔终45号行政赔偿裁定，认为生效判决已确认开福区××队××街道办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熊仲纯取得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原审认定周正祥、周宇具有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权利并且驳回熊仲纯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定撤销该院（2017）湘01行赔初27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该院重审。该院于2019年9月10日重新立案。开庭审理过程中，熊仲纯等三人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在原来提出的三项诉讼请求基础上增加一项：判令被告赔偿其应获赔偿款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2月9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赔偿其第一、二、三项诉讼请求款项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另查明，根据开福区政府在庭审中提交的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作出的《关于熊仲纯国家赔偿案件所涉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涉案房屋位于高岭组团二号地项目征收范围内。高岭组团二号地是经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0]722号《关于长沙市等4市2010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批复》及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301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的批准，征收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现秀峰街道）大塘基居委会、竹隐村、大塘村集体土地47.8013公顷（717.020亩），于2014年9月19日由开福区政府发布[2014]第02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随后由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区分局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13〕23号）等文件规定对该地块实施征收补偿。涉案房屋为两缝三层有地下室带炮台的砖混、砖木结构楼房（一、二层为砖混，第三层为砖木），房屋建筑面积为470.32平方米。在高岭组团二号地项目拆迁补偿调查登记时，周宇被登记为涉案房屋的户主。该《情况说明》载明的涉案房屋的补偿明细为：（一）房屋主体结构补偿：砖混结构补偿标准为780元每平方米，结合层高系数与层数，该户房屋一、二层砖混面积按建房用地许可证确认两层，即120×2×780×1.08（层高系数）=202176元；炮台面积18.24平方米，补偿为18.24×780×1.0=14227.2元；；地下室面积为463平方米，补偿为46.3×780×1.0=36114元；第三层砖木结构，补偿标准为650元每平方米，结合层高系数及建房用地许可证确认的面积，补偿为120×650×1.05（层高系数）=81900元；超出建房用地许可证的建筑占地面积一次成型部分按其结构补偿标准的80%予以补偿（统称临时建筑），该房屋超过批准用地面积外的砖混结构为38.68平方米，砖木结构为7.1平方米，按补偿标准计算为砖混38.68×780×0.8=24136.32元，砖木7.1×650×0.8=3692元，以上合计362245.53元。（二）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砖混、砖木结构补偿标准分别为580元、520元每平方米，该房屋砖混结构面积为304.54（120×2+18.24+46.3）平方米，补偿为304.54×580=176633.2元，砖木结构补偿为120×520=62400元，合计239033.2元。临时建筑部分没有该部分补偿。（三）购房补助费：根据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第一、二层按1040元每平方米，补偿为120×2×1040=249600元；第三层（含三层）以上按520元每平方米，补偿为120×520=62400元，合计312000元。（四）搬迁补助费：标准为8元每平方米每次，按合法建筑面积计算，搬迁补助费最多计算2次，该房屋合法面积为424.54（304.54+120）平方米，补偿为424.54×8×2=6792.64元。（五）按期拆迁房屋奖励费：补偿标准为260元每平方米，该房屋合法面积为424.54（304.54+120）平方米，补偿为424.54×260=110380.4元。（六）室外设施补偿：标准为52000元每栋，4人户室外设施包干补偿，该房屋在调查登记时为4人，故户外设施补偿费为52000元。以上六项总计1082451.77元。再查明：2017年12月17日，秀峰街道办与刘艳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刘艳将其房屋出租给秀峰街道办，租赁期为三年，自2017年12月17日至2020年12月16日。租金第一年为21420元，第二年为22500元，第三年为23600元。秀峰街道办承租该房屋后，一直提供给周宇居住至今。原审认为，该案中，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已被生效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受害人有取得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经熊仲纯办理建房用地许可证，之后熊仲纯将涉案房屋建房用地转让给周正祥，周正祥在该土地上建设涉案房屋，并由周宇居住使用该房屋。故熊仲纯等三人的权利义务均受到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为的影响，其三人均具备就该违法行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资格。至于熊仲纯与周正祥、周宇之间如何分配因强制拆除行为所获行政赔偿的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该案不予处理。开福区××队××街道办辩称熊仲纯提起该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及周正祥、周宇不具有该案原告资格的意见，不予支持。根据熊仲纯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其请求赔偿的损失实际上包括三部分：一是房屋价值损失，二是室内物品损失，三是租金损失。一、关于涉案房屋损失的赔偿问题。（一）关于房屋性质问题。根据涉案土地系经批准征收的事实，涉案土地属于集体土地，相应地，涉案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二）关于赔偿标准问题。涉案房屋已灭失，客观上其价值已无法准确界定。鉴于涉案房屋处于征收范围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财产不能恢复原状或者灭失的，应当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市场价格无法确定或者该价格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损失”的规定，其应予赔偿的损失，可按照不低于征收补偿数额的原则确定。结合该案具体情况，涉案房屋应补偿数额应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以下简称103号令）），按照2015年被拆除时的补偿标准计算，即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政发〔2013〕23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规定的补偿标准计算，同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补偿规定的，应一并计算。（三）关于赔偿数额问题。1.关于房屋状况。（1）关于房屋总面积，双方当事人主张不一。被告主张应根据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的入户调查，认定为470.32平方米，而原告主张应根据开福区城管大队的现场勘验，认定为505.8平方米。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均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因涉案房屋已灭失，其面积现已无法核实。房屋面积影响当事人部分赔偿项目的计算，根据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涉案房屋面积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505.8-470.32），在计算相关赔偿项目时予以充分考虑。（2）关于房屋结构。根据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对涉案房屋的入户调查，涉案房屋为部分砖混、部分砖木的结构。熊仲纯等三人主张涉案房屋部分为钢混结构，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涉案房屋的结构应依据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进行认定，即应认定为部分砖混、部分砖木的结构。（3）关于砖混结构面积和砖木结构面积。根据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作出的《情况说明》，涉案房屋总面积为470.32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面积为343.22平方米[120×2（第一、二层）+18.24（炮台）+46.3（（地下室+38.68（临时建筑）]，砖木结构（第三层）面积为127.1平方米。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涉案房屋面积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根据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按照砖混结构面积计算相关赔偿项目。（4）关于合法建筑面积。根据103号令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涉案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应以建设用地批准文件为依据。根据涉案房屋的建房用地许可证，该房屋被批准的用地面积为120平方米，《情况说明》确认涉案房屋砖混结构部分合法面积为304.54平方米[120×2（第一、二层）+18.24（炮台）+46.3（（地下室]，砖木结构部分合法面积为120平方米（第三层），符合上述规定，该院予以认可；《情况说明》中对超出建房用地许可证批准占地面积的部分视为临时建筑，按相应结构补偿标准的80%予以补偿，并无不当，该院亦予认可。《情况说明》中确定的砖混结构部分中临时建筑面积为38.68平方米，砖木结构部分中临时建筑面积为7.1平方米。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涉案房屋面积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因无法确定该差额部分出自于房屋哪部分结构，该院综合考虑并根据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认为，对该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按照砖混结构中临时建筑面积计算为宜。2.关于应赔偿数额。（1）房屋拆迁补偿。根据涉案房屋被拆除时的拆迁补偿标准，即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政发〔2013〕23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涉案房屋可获得的补偿为：①房屋补偿费：对《情况说明》中核算的涉案房屋砖混结构合法面积部分的补偿费202176元、砖木结构合法面积部分的补偿费81900元、炮台部分的补偿费14227.2元、、地下室部分的补偿费36114元砖木结构中临时建筑面积的补偿费3692元，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房屋面积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按照砖混结构中临时建筑面积计算，故砖混结构部分的临时建筑面积应为74.16（38.68+35.48）平方米，该部分的补偿费为46275.84元（74.16×780×80%），以上合计384385.04元；②对《情况说明》中核算的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239033.2元、购房补助费312000元、搬迁补助费6792.64元、按期拆迁房屋奖励费110380.4元、室外设施补偿费52000元，均予以确认。以上各项总计1104591.28元。（2）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补偿费用的利息属于被征收人的法定可得利益，应予赔偿。二、关于屋内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一）对于屋内有哪些财产的问题，双方主张不一。被告主张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已对室内财产进行清点，并经公证制作了财产清单。原告对该财产清单不予认可。该院认为，被告拆除涉案房屋时，对室内财产进行了清点，公证人员进行了现场摄像并记录，故对被告制作的财产清单的内容予以采信。（二）关于如何赔偿的问题。因屋内物品除车牌号为湘Ａ3××**的小汽车已返还周宇外，其他物品因火灾已灭失，客观上已无法准确界定其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第（四）项的规定，对于屋内物品，采取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该院酌定这部分损失为50000元。三、关于租金损失的赔偿问题。涉案房屋系周宇居住使用，因该房屋被拆，周宇需租房居住。虽然原告未提供涉案房屋被拆后其在外租房的证据，但结合该案查明的事实，秀峰街道办于2017年12月至今，一直租赁他人房屋提供给周宇无偿居住，但在此之前，被告并未向周宇提供过渡房，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涉案房屋被拆后至××街道××房××段，其在外租房产生的租金损失，对此秀峰街道办在该案处理过程中亦无异议，故该院对该部分损失予以计算。对周宇在2015年2月至2017年12月租房期间产生的租金，参照秀峰街道办2017年12月17日与刘艳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在该《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第一年租金标准（21420元一年，折合成1785元／月）的基础上适当下调，酌情按1700元／月计算，时间为2年10个月，共计57800元。综上，原告熊仲纯等三人的赔偿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长沙市开福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熊仲纯、周正祥、周宇房屋损失1104591.28元，并支付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以人民币1104591.28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实际支付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长沙市开福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熊仲纯、周正祥、周宇屋内财产损失50000元；三、被告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长沙市开福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熊仲纯、周正祥、周宇租金损失57800元；四、驳回原告熊仲纯、周正祥、周宇的其余赔偿请求。上诉人熊仲纯、周正祥、周宇向本院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对于涉案房屋损失的数额认定错误，且在判决利息方面适用的标准过低。一是对于涉案房屋的结构认定错误，涉案房屋为钢混结构而非砖混、砖木结构;二是即便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103号令的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一审判决的计算结果也存在错误之处，而且没有按103号令给予安置;三是涉案土地系原望城县人民政府以国有土地出让之方式“批准”给熊仲纯，现被上诉人又以集体土地之名义征收拆迁，在计算补偿时应考虑上诉人的信赖利益。对于涉案片区存在这种情况，开福区政府曾专门作出文件，明文规定了如何对望城县人民政府“出卖的国有土地”在该次拆迁中予以补偿。四是一审判决计算利息标准系近乎最低的银行存款利率，而该案的实际情况是自房屋拆迁至今已经五年多，应当参照“五年期的存款利率”。2、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房屋内财产损失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于财产明细，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为依据，并未提供视频，故无法证明完整的现场。且公证书的记载明显是不完整的。3、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租金损失的问题认定错误，且该方面的证据不足或者未经依法质证。秀峰街道办租赁刘艳的房屋不是针对涉案房屋被拆后的过渡，而是针对案外其他房屋被拆的过渡。且一审开庭中未看到秀峰街道办租赁刘艳房屋的合同。且所租房屋面积仅90平方米，而涉案被拆房屋面积为500余平方米，不符合合理性的认知。被上诉人开福区政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是涉案土地位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范围内，该征收项目经过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分局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等规定进行补偿，原审判决按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标准计算房屋赔偿数额符合规定;二是上诉人提出涉案房屋属于钢混结构，应按钢混结构补偿没有依据;三是上诉人还提出应考虑信赖利益，但涉案房屋所占土地系集体土地，不存在“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也就不存在信赖利益予以保护的问题;四是原审依法酌定室内物品损失符合实际情况;五是对租金损失的计算并无不当之处。被上诉人开福区城管大队答辩称：1、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对于涉案房屋损失的数额认定错误，且在判决利息方面适用的标准过低”的理由不成立。本案所涉房屋的结构是依据相关部门的调查认定，为部分砖混、部分砖木结构，上诉人提出系钢混结构没有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提出没有按照103号令给予安置的问题，因上诉人不属于安置对象，也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应参照五年期的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2、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房屋内财产损失认定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关于房屋内财产的情况，经公证制作了财产清单，一审依法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3、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关于租金损失的问题认定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的物质损失，一审判决的租金损失，是上诉人因居住房屋被拆除产生的租房损失，并不是涉案房屋的租金损失，且涉案房屋的实际面积远超建设用地许可证的面积，因此，上诉人提出涉案房屋500余平方米，以90平方米房屋的租金标准来计算不合理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被上诉人秀峰街道办答辩称：1、一审对上诉人各项损失的认定裁判适当。关于房屋结构问题，一是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对涉案房屋的入户调查和秀峰街道办、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分局等七部门的现场勘验均证明涉案房屋系部分砖混、部分砖木结构;二是上诉人周正祥在开福区城管大队提交的《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笔录》中曾自认涉案房屋为砖混结构，与其上诉中主张自相矛盾。关于房屋赔偿标准及安置问题，涉案房屋于2015年被拆除，一审依法按照不低于征收补偿数额的原则确定赔偿标准并无不当。而且，一审还将未经国土部门认可的差额面积35.48平方米认定为涉案房屋总面积，并按赔偿标准较高的砖混结构认定赔偿，也充分考虑了上诉人的权益。涉案房屋属于集镇建房，要求按103号令予以安置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上诉人熊仲纯仅申请了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但未建房。2001年9月10日协议转让给上诉人周正祥，周正祥建房后未按程序办理建房变更登记手续，也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上诉人主张的信赖利益保护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关于利息的问题，一审判决以房屋损失数额为基数，自2015年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实际支付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是从有利于上诉人的原则考虑的，上诉人要求按五年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依据不足。关于屋内物品损失的问题，涉案房屋拆除当日即2015年2月9日，长沙市开福区公证处对涉案房屋内的所有财产清点作了财产清单，进行了现场公证。答辩人认为，对屋内物品损失的界定应以公证书记载的物品为准，其效力强于上诉人自行提供的财产清单。原审结合公证书内容，依法酌定屋内物品损失数额并无不当。关于租金损失，根据入户调查，涉案房屋由周宇居住使用，上诉人熊仲纯和周正祥并未居住在该房屋内，因此，此涉案房屋被拆除后，答辩人需要解决的是上诉人周宇的过渡房，为此，答辩人于2017年12月17日开始租赁刘艳的房屋给周宇过渡，并承担房租至今。对于强拆之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期间的房租，也参照当地标准给予了赔偿。上诉人称该租赁刘艳的房屋系上诉人周正祥另一处房屋被强拆后提供的过渡房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再行主张租金没有任何依据。2、一审本着查清事实和有利于上诉人的原则，认真组织各方调查核实，慎重裁判，并无程序违法情形。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判决根据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一审原、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行申3589号行政裁定认为：1.熊仲纯与被诉强拆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备本案原告资格。至于熊仲纯与周正祥之间如何分配涉案房屋与土地的权利义务，属另一法律关系；2.开福区××队××街道办是本案适格被告；3.相关判决确认开福区××队××街道办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因此，根据上述裁定，熊仲纯具有本案的原告资格，开福区××队××街道办是本案适格被告。同时，本案已查明，周正祥系涉案房屋的建设者，周宇系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与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行为均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周正祥、周宇也具有本案原告资格。关于涉案房屋的损失问题。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开福区××队××街道办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如未采取合理、适当方式造成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依法予以赔偿，因涉案房屋在强制拆除前已被列入征收范围，在处理赔偿问题时应当结合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依法妥善处理。一是关于涉案房屋应当按照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的问题。熊仲纯办理的是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且涉案土地位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范围内，该征收项目经过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分局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等规定进行补偿，原审判决按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和标准，根据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对涉案房屋的损失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二是关于上诉人提出“涉案土地系原望城县人民政府以国有土地出让之方式批准给熊仲纯，现被上诉人又以集体土地之名义征收拆迁，在计算补偿时应考虑上诉人的信赖利益”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在一审并未提出该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六款“当事人在第二审期间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上诉人对此请求可另行起诉。三是关于涉案房屋面积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的赔偿标准问题。因无法确定该差额部分出自于房屋哪部分结构，一审综合考虑并根据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对该差额部分35.48平方米按照砖混结构中临时建筑面积价格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四是关于涉案房屋是钢混还是砖混、砖木结构的问题。经查，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对涉案房屋的入户调查和秀峰街道办、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分局等七部门的现场勘验结果均证明涉案房屋系部分砖混、部分砖木结构，且上诉人周正祥在开福区城管大队提交的《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笔录》中也曾自认涉案房屋为砖混结构，与其上诉主张自相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结构。故一审对涉案房屋按照砖混和砖木结构标准予以赔偿并无不当。五是关于涉案房屋室内物品损失数额认定的问题。经查，因室内物品除车牌号为湘Ａ3××**的小汽车已返还周宇外，其他物品因火灾已灭失，客观上已无法准确确定其价值。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结合上诉人的主张和被上诉人提交的经过长沙市开福区公证处公证的强制拆除当日所制作的财产清单，酌情确定的损失数额并无不当。六是关于涉案房屋被强拆后过渡房租金损失数额认定的问题。经查，涉案房屋实际系周宇居住使用，2015年2月9日被强制拆除后，直至2017年12月17日期间，被上诉人并未向周宇提供过渡房。之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7日承租了刘艳的住房提供给周宇无偿居住至今，因此，尽管上诉人未提供2015年2月9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期间在外租房的证据，但被上诉人应当赔偿此期间的过渡房租金损失，一审参照秀峰街道办2017年12月17日与刘艳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计算过渡房租金损失并无不当。七是关于利息计算标准的问题。经查，一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确定涉案房屋损失的利率标准并无不当。八是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应当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给予安置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此诉讼请求，且该诉讼请求也不属于本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范围，故对此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熊仲纯、周正祥、周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小纯审判员  李隽明审判员  彭斌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刘思源书记员沈亮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