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8民终36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升阳，男，197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峰，营口市西市区广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营口市西市区风光里**。法定代表人：李世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辽宁盛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升阳因与被上诉人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3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宋升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3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在担任被上诉人总经理期间，以借款形式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160万元用于经营。有借据和银行流水证明上诉人的诉讼观点。原审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了上诉人的160万款项并在庭审笔录12页上属6行7行，13页上属2、3、4、5行，陈述：“被告在向原告收款或暂借款后，向原告支付偿还95万元”这恰恰证明双方是存在借贷关系的。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160万款项后，被上诉人是否偿还？偿还多少？被上诉人原审庭审举证向上诉人偿还160万款项并提供了相关财务凭证，这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举证方式，不能证明己经还款，双方不欠账。一审法院以此认为还款是完全错误的。2018—2019年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负责人在公司经营期间，往来账走上诉人名下银行账户。被上诉人公司每一笔往来流水都明确清楚。如果按被上诉人主张往来账为还款，那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远远多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汇款。难道上诉人多汇给被上诉人的款额被上诉人也要主张返还吗？因此，原审判决没有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资金短缺时借款，出借款项用于被上诉人公司经营。出借的每一笔款项都来源于上诉人的独立款项，与被上诉人公司的往来款无关。作为当时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公司往来账数额清楚。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160万元在公司往来账中也可证明。更可以通过对公司2018—2019年被上诉人公司账目审计来确认160万借款的真实存在并且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还款。而不能通过所谓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瑕疵及被上诉人张冠李戴的举证方式，便轻易驳回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本案借贷关系明确，借款交付事实清楚，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当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经承认与其控制下的被上诉人公司经常往来款。自从上诉人任被上诉人总经理期间，改变了原有的财务制度，将公司所有的收入均汇入其个人卡内，然后再向被上诉人处汇款，以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认为所有款项均是往来款。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他人借款，仅通过企业内部进行小部分的集资借款，而上诉人所持三联据与被上诉人使用的内部收据不同，无任何经手人签字。从上诉人自行制作的记账凭证来看，均是收款展借款等字样，有的科目标注为张总，有的科目标为马钢等。所以根本不是借款。上诉人根本没有借款的经济来源。上诉人从参加工作就在被上诉人处，在2019年财务账显示其工资收入每月不足3000元，所以其无借款经济来源。上诉人在起诉立案时提交的凭证与一审开庭时的凭证不相符，存在严重的瑕疵和重大的嫌疑。一审判决对此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所以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升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2日原告宋升阳被提为被告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2017年10月20日原告宋升阳被提为被告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所有事务的管理及经营工作。2020年2月13日原告宋升阳被被告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免去公司一切职务。原告宋升阳于2020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营口市风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马鞍山地区负责人马德玉现场视频显示：原告作为被告公司总经理及负责人，要求马鞍山地区负责人马德玉，将每月上缴给被告公司的款项，包括职工保险汇入原告个人账户。原告称每年约有三、四百万左右，汇入原告个人建行银行(尾号59×××10)账户中。原告称该款项已全部汇入公司账户并不包括本案原告提供证据的款项。庭审中被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原告用个人建行银行卡尾号59×××10，分别于2018年4月17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0万元；2018年5月14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30万元，8月14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0万元，11月9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30万元，12月7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5万元，12月18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0万元。2019年3月11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5万元，3月19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20万元，4月12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0万元，4月18日汇入被告公司账户10万元，以上共计160万元。庭审中被告对此提供公司财务账，显示被告公司也通过公司账户向原告个人账户汇入160万元。经查：1、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专用收款收据未在被告公司的财务账中且该收据可分为三组编号，每组存在三连号的情况；2、被告公司的财务账中显示被告向其员工孙红雷、宋金刚、李世萍借款的收据上均有经办人签字，而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专用收款收据上无经办人签字。被告公司出纳李雨时出庭作证，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专用收款收据不是出纳李雨时本人经办，此期间其未使用过该收款收据。经法庭询问原告说不清楚收据是谁出具的；3、原告起诉时提交专用收款收据10张，载明总计金额为170万元，法庭向其询问时，原告陈述2018年4月17日汇入公司1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是错误的，并且重新开具了2018年4月18日专用收款收据，法庭再次询问此收据在哪时，原告称记不清了；原告向法庭出示的2018年4月17日汇入被告公司1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之后均为连续的两张专用收款收据，均在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专用收款收据中，而不存在原告所说的重新开具的情况；4、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专用收款收据中记载约定年利率10%字样，而被告公司财务账中未显示向原告给付利息的记载。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专用收款收据及建行流水明细汇入被告公司金额160万元，被告公司提供财务账显示原告汇入被告公司金额160万元之后，原告在被告公司任总经理期间，被告公司向原告建行卡汇款160万元。结合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专用收款收据存在众多问题，且证据来源不明，不能充分证明被告公司欠原告160万元的事实。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升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宋升阳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2018年和2019年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往来账记录及银行的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和2019年上诉人在管理被上诉人公司期间，双方之间的往来账目，其中包括在一审庭审笔录当中所展示的被上诉人举出偿还上诉人160万的相关记录，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所述偿还的160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款，而非民间借贷还款。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第一，对电子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二，具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到底存在多少这种往来款的交易需要被上诉人回去查询企业账目以及马鞍山的账目，以此来确认。第三，上诉人列举了这么多的往来款项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目的，因为上诉人在一审当中起诉的是以三联据欠据作为起诉的凭证。而且凭证从立案到开庭时出入较大，所以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第四，在2017年的时候，马鞍山分公司已经通过马德玉或者是公司账号转给上诉人所有的款项是上诉人宋升阳的第一笔资金来源。最后一点是既然本案审理的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希望法庭审理上诉人的资金来源。上诉人提供本案被上诉人一审所提供2019年5月21日还款65万元的证据，2018年10月17日和2018年12月17日还款64万元款项的实际用途，我方提供交易当中与被上诉人有业务往来，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双方签订的合同给对方企业出具的发票及往来账凭证和明细证明被上诉人所谓偿还上诉人160万欠款，其中的65万、24万和40万均用于企业往来。在收到款的当天即把该款转交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关联的企业。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所谓的还款实际为公司业务往来款，并非偿还上诉人欠款。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第一，锦州锦华公司以及新疆的公司所有的往来合同均系上诉人自行制作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被上诉人是出卖人所收货款按照正常的经济往来和思维逻辑，不可能再通过上诉人进行回款。而这期间所有的合同不仅仅是这一份，他拿的少了。都系上诉人自行利用企业总经理任职期间自行制作的。被上诉人现在正在进行财务的内审风控工作并通过公安机关在追查此事。所以说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合同发票具有不确定性。按照正常的经营往来这笔钱是不需要给买受人的，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这样的条款。第二，上诉人自行将被上诉人汇入其卡内的款项汇入到其他第三方，那是上诉人自己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所以上诉人提交的这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理由，这个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正常的经济往来。上诉人提供原审借据当中有一笔2018年5月16日30万的借款票据的借款来源。上诉人从自己家的定期存款中取出的30万，现金存到被上诉人的账户中，并提供存款人妻子刘翠的和他的结婚证复印件以及宋升阳的户口本复印件。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第一，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这里明确标注2018年1月31日存款30万元，存期五年。那么在2018年的5月16日，也就短短的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又把30万元取出来，那么1月31日存款的30万元的经济来源，请法庭审理查明。2017年上诉人在掌管被上诉人期间资金流水，据我们了解,2017年马鞍山公司已经向上诉人汇了近百万。所以说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上诉人汇款的经济来源以及存款的来源都系被上诉人汇款所得。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这组证据不能证明其经济来源，必须把17、16、15年的都打印出来。这样法庭就能评判出上诉人个人对于被上诉人企业来讲，它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大。上诉人提供录音证据一份，附带录音摘要即被上诉人的工商信息，时间是2020年1月19日，录音双方为宋升阳和被上诉人的股东张兆斌也是公司的监事及负责人占股份95%，录音时长是1小时零八分钟，录音地点被上诉人的办公楼二楼总经理办公室。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160万的证实存在，并在录音中几次强调，一年到两年把债务还清。因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本庭所陈述的事实与真实情况明显不符。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160万借款真实存在，被上诉人没有还款，且多次承诺以后还款，录音中被上诉人的负责人与宋升阳说明不给上诉人出具欠据的原因是怕到时候不能还款，对欠款160万元及日后偿还的事实录音中都有记载。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当时张兆斌刚刚从北京回到营口，不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张兆斌不是企业的负责人，是公司的股东及监事，实际上张兆斌和法定代表人李世萍是夫妻关系，二人在2017年至2020年1月间常年居住在北京，公司完全由上诉人进行管控，所以上诉人刚才列举的合同发票，所有往来钱款，都是上诉人进行指挥，所以这段录音应当是上诉人在向股东汇报工作提出来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张兆斌在2020年2月份完全接手公司财务并聘请其他财务人员审核发现公司并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而且从财务凭证上来看，上诉人自己制作的凭证都是暂借款，收款标注的张总、马钢，所以说凭证和上诉人手持的三联据都是相悖的，所以录音不能证明欠款的事实是真实的，当时股东张兆斌不了解公司情况，没有接手公司。这份录音当中第48分53秒到49分18秒。内容是上诉人告诉被上诉人的股东张兆斌说你不认可公司的亏损。这么多年，这就是企业导致生产经营这种现状的原因，这说明并不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而是上诉人认为自己在经营期间的亏损，让被上诉人或其股东出具欠条，而张兆斌在不掌握资产和财务的情况下，没有出具欠条。录音当中第57分27秒到58分05秒，上诉人在录音当中说明了张兆斌一直在北京没回来不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第三点意见是录音当中只有一次上诉人提及了165万，而这个数额的差距跟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的提出的160万数额不一致。上诉人在一审立案时提交的收据与一审开庭时审理时提供的收据也是严重不一致的。第四点，整个的录音过程就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股东张兆斌回到营口时逼着股东出具欠条，且上诉人一再强调手里没有任何的欠条，无法向别人交代。这个年过不去了。所以说在1月19日必须让被上诉人或其股东出具欠条，这就进一步的证明了被上诉人的观点和一审法院的认为是正确的，即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三联收据是其伪造的。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当驳回。上诉人在录音材料里头是这么解释的，第一他自己往里放钱了，第二他向朋友借钱了，但具体是哪一笔多少钱他根本没讲。而且在我们的账里也没有。这是张兆斌刚回到营口去办理当年度的企业贷款，因为他是股东他得签字。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是他的配偶，他两口子一起回来。录音的时候还没有辞退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在2019年全年的一个工资表。企业整个的工资表，当中有上诉人的名字和工资数额，这组证据主要证明上诉人的经济来源。每个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他没有能力去向被上诉人投入大规模的借款，他只是我们聘用的一个总经理。上诉人质证意见，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记账凭证上会计主管人员一栏有宋升阳的名字。但因为今天宋升阳没到庭，该名字是否是由宋升阳所签，需要代理人与宋升阳对字迹进行核对。第二，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之间也不具备关联性。宋升阳作为18-19年被上诉人企业的管理人员，其向被上诉人提供借款和自己挣多少工资，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清楚地阐述了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借款的情况。而被上诉人不给上诉人出具欠条的原因录音中也明确阐述了，怕他打完欠条之后还不了钱。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连带关系，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160万元，需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款已经实际向被上诉人交付。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借贷合意的问题。上诉人提供九张加盖被上诉人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总计金额为150万元。对于该份收款收据，上诉人一审期间陈述是由公司财务部门为其出具的，公章是谁盖的不清楚。二审期间称其借款给公司并没有告知其他财务人员，只和公司股东张兆斌说了。而且该份收款收据上会计主管、出纳、交款人处均为空白，与被上诉人公司向其他员工集资借款的记账凭证和收款收据明显不一致。另外，上诉人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录音证据发生时间是2020年1月19日，上诉人在录音中多次提到让被上诉人股东张兆斌为其出具欠条，而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时间均在2018至2019年期间，在上诉人已经持有收款收据的情况下仍然让公司股东为其出具欠条亦与常理不符。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该收款收据不能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借款的债权凭证。其次，关于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的问题。上诉人虽然提供其个人建设银行卡（尾号59×××10）于2018至2019年期间分多笔汇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合计160万元的转账记录。但同时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体现了大量资金从被上诉人账户转入上诉人个人建设银行卡。且被上诉人公司马鞍山分公司每月上缴给被上诉人公司的款项也均汇入上诉人个人建设银行的账户中。被上诉人公司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也是通过上诉人个人账户向对方企业付款。综上，上诉人作为公司经理，已实际控制公司账户以及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其汇入公司的款项是否属于公司借款，本院无法确认。另外，上诉人二审期间虽然提交了其与被上诉人公司股东张兆斌的录音，但该份证据亦不足以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如果双方之间存在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纠纷，上诉人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宋升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名环审判员  段建勇审判员  朱隆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丛博书记员王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