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5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艳清，女，197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石基汇大不锈钢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经营者：陈赐森。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廉昌，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伯荣，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炳森，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昌，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锦生，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莲锋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吴甲彬。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甲彬，男，198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原审第三人：广州祈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何擎斌。上诉人陈艳清、广州市番禺区石基汇大不锈钢经营部（以下简称汇大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黄炳森、佛山市莲锋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原审第三人广州祈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祈信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7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艳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伯荣，被上诉人黄炳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昌、梁锦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艳清、汇大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向黄炳森归还案涉工程款；2．全部诉讼费用由黄炳森、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本案案涉委托书源于黄炳森承包祈信公司工程项目，祈信公司要求黄炳森开具增值税发票才支付工程款，黄炳森为找有资质开具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公司代开发票因而才产生。其次，案涉委托书、受托人栏由黄炳森单方亲笔填写。受托人及收款方也仅有莲锋运公司。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黄炳森清楚表示其委托的且有资质能力为其代开增值税发票的也仅为莲锋运公司，因为只有企业方具备黄炳森的要求。再次，陈艳清为自然人，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陈艳清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质。另外，汇大经营部未达到纳税规模也无法开具发票。黄炳森对此明知，否则也不会通过周转介绍莲锋运公司来签订案涉委托书。更何况陈艳清及汇大经营部没有收取任何服务费。最后，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委托书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且仅是莲锋运公司。故一审判决认定陈艳清、汇大经营部为案涉委托书的受托人，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事实认定不清。（二）案涉委托合同包含三个法律关系。一是祈信公司收到委托书后将工程款支付给莲锋运公司，则视为黄炳森收款，相应后果由其承担，这一点在《委托书》中有明确表文约定。其中，祈信公司必须先履行付款义务，根据转账凭证显示，其已经三笔工程款500000元、500000元和592724.48元汇给莲锋运公司。二是莲锋运公司作为受托人需承担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将扣除税费后的款项转给汇大经营部义务。但并无证据显示莲锋运公司已将上述款项汇给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或陈苏女、环嘉公司。三是汇大经营部将款项汇给黄炳森。汇大经营部并非代开发票受托人，仅代为收款及转款。汇大经营部提出第一笔445000元是环嘉公司汇款后才转给黄炳森的，但未收到莲锋运公司第二、三笔款项，一审对此没有审查清楚，亦未调取环嘉公司银行流水或通知环嘉公司到庭，判令汇大经营部承担返还工程款的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最后，因陈艳清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质，不可能为代开发票的受托人，且其为汇大经营部员工，签字、代收、转款行为均为职务行为，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三）案涉委托书实质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归于无效。（四）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及认定不清：判决书第九页第二段第六行将黄炳森、吴甲彬个人自称部分内容放在事实部分是错误的，事实上黄炳森、吴甲彬到过莲锋运公司也见过老板。（五）祈信公司将案涉款项向莲锋运公司付款后资金的流向并未查清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六）一审判决承担付款义务，但对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间责任划分不清，也没有明确一方还款后是否可向其他方追偿的问题。黄炳森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一审判决认定陈艳清和汇大经营部共同承担向黄炳森归还工程款的义务，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1．黄炳森承接祈信公司的改造工程完工后，由于黄炳森没有对公的银行账户收取工程款项，基于财务处理的考虑，在朋友的介绍下，且陈艳清承诺可以帮忙以对公银行账户收取上述工程款项，黄炳森表示同意。黄炳森同意后，陈艳清和汇大经营部在《委托书》上签名、盖章确认作为共同受托人代为收取前述工程款。2．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委托书》右下方处签名明显为受托人签名处，《委托书》右下方的签章处没有“见证人”的字样，其辩称其仅为见证人不合常理，也没有证据证实。此外，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庭审中共同确认，汇大经营部实际是陈艳清经营。3．汇大经营部的财务人员手写备注“此款项由汇大不锈钢扣减税费后，汇入黄炳森工商银行账户或中国银行账户”的内容，可以说明：（1）备注内容没有以汇大经营部收到款项为前提；（2）此工程款项是由汇大经营部扣减税费后将余款转给黄炳森，故直接主导和处理扣减税费的是汇大经营部，其内部如何分工和处理税费，不影响其主导地位；（3）最终款项必须由受托人汇大经营部和陈艳清一方转给黄炳森。4．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没有收到莲锋运公司的汇款前，就在祈信公司汇出第一笔50万工程款的次日将扣除税费后的余款445000元汇给黄炳森。但其却在上诉状中陈述“仅代为收款及转款”、“汇大营业部在没有收到莲锋运公司款项的情况下是没有转汇款义务的”、“汇大营业部提出第一笔款项445000元是环嘉公司汇款后才转给黄炳森的”等，与客观事实不符。5．在收到陈艳清汇入的第1笔款项后，祈信公司在2018年5月8日汇出第二笔50万工程款，陈艳清于汇出后的第3天将扣除税费和手续费后的余款445000元转给黄炳森，与第一笔的款项的间隔时间和操作方式相符。由此可见，归还款项给黄炳森的前提条件是，祈信公司汇出款项给莲锋运公司后，由汇大经营部和陈艳清扣减税费再汇给黄炳森。6．陈艳清将第一笔款项扣除税费后的余款445000元汇给黄炳森，而其称在2018年5月7日收到陈苏女的452500元，从数据上看，陈艳清在此笔款项中获利7500元，是第一笔款项的1.5%。7．黄炳森同意一审判决受托人应返还654942.74元。（二）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说辞前后矛盾。1．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一审庭审中共同确认，汇大经营部实际是陈艳清经营；但却在上诉状中称陈艳清是员工，个人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将其定位为“见证人”，但当一审判决以推翻其“见证人”身份后，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上诉状中却只字不提“见证人”。3．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反复多次辩解其“仅代为收款及转款”、“汇大经营部在没有收到莲锋运公司款项的情况下没有转汇款义务”、“汇大营业部提出第一笔款项445000元是环嘉公司汇款后才转给黄炳森”等，但实际上，陈艳清在收祈信公司汇出的第一笔和第二笔各50万元后的次日和第3天，就将扣减税费后的两笔各445000汇给黄炳森。4．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一审答辩状中陈述其将莲锋运公司介绍给黄炳森，但其于《情况说明》中却称其通过汇大经营部的客户陈苏女联系到莲锋运公司，再告知黄炳森让其自行跟陈苏女对接联系。5．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一审答辩状中陈述将莲锋运公司介绍至黄炳森，让双方直接联系发票事宜，但因只能公账转到公账，因此，在黄炳森通过其朋友多次说服后，答应收到祈信公司转款扣除税费后无偿把款项转给黄炳森。若陈艳清、汇大经营部的前述“辩解”合理且成立的话，那么，具体操作方式应该是由汇大经营部的公账收取莲锋运公司的公账转款，再由汇大经营部扣除产生的税费后，再转给黄炳森。但实际情况是，按陈艳清的自称，第一笔款项是陈艳清的私人账户收取陈苏女的款项，并非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在一审中辩解的操作方式。（三）黄炳森认为本案中的委托行为为虚开发票，涉嫌触犯刑事犯罪或违法，有意混淆民事关系与刑事犯罪概念，意图逃避返还工程款的责任。（四）与本案关联的（2020）粤01民终17310号案已生效，该案认定：1．陈艳清、汇大经营部均是共同受托人，有偿提供受托服务；2．陈艳清于2018年5月4日和5月10日转给黄炳森的两笔工程款各445000元视为受托人转给黄炳森的工程款。该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莲锋运公司、吴甲彬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祈信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黄炳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共同归还款项702724.48元及资金占用费（以702724.48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11日的资金占用费为42163.47元）；2．请求判令由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5日，黄炳森（乙方，承包方）与祈信公司（甲方，发包方）签订《一区新搬迁冲压、焊接车间地面改造合同》一份，约定：黄炳森承包祈信公司相关工程项目，工程价款（不含税）共计1600000元，如甲方需开17%的材料专用增值税票，发包方负责8%的税点。2018年4月8日，双方就上述合同进行结算，并签订《增减工程量结算》，结算出本工程总结算金额为1641984元。双方均确认扣除合同约定的3%的质保金，祈信公司的应付款金额为1592724.48元（1641984×97%）。祈信公司告知黄炳森需要公司账号收取工程款，且需要开具发票。黄炳森通过朋友认识陈艳清。2018年4月25日，黄炳森及其合伙人带着祈信公司的《委托书》模板到汇大经营部的营业地址，签订了《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广州市祈信金属有限公司，兹有黄炳森现委托佛山市莲锋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工程款1773342.72元增值税发票及收取工程款，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由黄炳森承担。账户资料如下：收款公司：佛山市莲锋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银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支行营业部，账号：80×××67。委托人：黄炳森，（委托书落款左下部），委托书落款处右下部法定代表人处有“吴甲彬、陈艳清”签名，加盖汇大经营部印章。该委托书下方手写注明：此款项由汇大不锈钢扣减税费后，汇入黄炳森工商银行账户或中国银行。关于该《委托书》的形成过程：黄炳森和陈艳清均确认的是：1、在场人员共4人，分别为黄炳森及其合伙人、陈艳清及汇大经营部的员工一人（财务）。2、委托书上半部分手写内容，（包括黄炳森在委托人处签名、收款公司、税号、银行、账号）是黄炳森书写的，落款右下方的“陈艳清”签名是陈艳清本人所签。汇大经营部的印章是陈艳清所盖。委托书下方的手写字体是汇大经营部的财务人员所写。双方陈述不一致的是：1、黄炳森称吴甲彬的签名是陈艳清或者其财务人员书写的（因为其带的《委托书》是空白的，吴甲彬的签名是当场形成的，并非黄炳森或其合伙人书写），陈艳清称吴甲彬的签名是黄炳森带《委托书》来前就有的。2、黄炳森称陈艳清以及汇大经营部是作为受托人签名盖章的，陈艳清称其是作为见证人签名的，盖章是因为黄炳森要求有单位盖章，称有单位盖章方可转款。黄炳森向祈信公司提交了上述《委托书》原件，祈信公司核对了原件后，将该《委托书》复印并要求黄炳森在复印件上签名将原件还给黄炳森，按《委托书》的内容安排付款。根据祈信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2018年5月3日，祈信公司的银行账号向莲锋运公司的账号转账500000元，2018年5月8日，再次转账500000元，2018年5月11日，再次转账592724.48元，备注均为工程款。祈信公司确认上述三笔款项是受黄炳森指示向黄炳森支付的工程款。2018年5月4日，陈艳清的银行账号向黄炳森的中国银行账号分两次共转账445000元（一次440000元，一次5000元）。黄炳森和陈艳清均确认该转账是陈艳清向黄炳森支付的祈信公司的第一笔工程款500000元。2018年5月10日，陈艳清的银行账号向黄炳森的中国银行账号转账445000元。关于该转账，双方说法不一，黄炳森称是陈艳清向黄炳森支付的祈信公司的第二笔工程款500000元，陈艳清称是陈艳清给黄炳森的借款。另查明：汇大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4年，经营者为陈赐森，是陈艳清的父亲，经营范围为：钢材零售，五金销售，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莲锋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甲彬，股东为吴甲彬，经营范围为：销售不锈钢，国内贸易。黄炳森称其从未与莲锋运公司或吴甲彬联系过，是陈艳清找到的该公司，并要求将工程款汇至该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陈艳清称其与莲锋运公司或吴甲彬并无业务往来，也不相识，是通过汇大经营部的客户陈苏女（经营环嘉公司）联系到的该公司。关于陈艳清如何将祈信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向莲锋运公司账号转账支付的500000元工程款于2018年5月4日转账支付给黄炳森账号445000元的过程，黄炳森称其只是委托陈艳清收款，陈艳清具体如何收到款项的其并不清楚，至于其中11%的差价55000元（500000-445000），其中包含8%的税费以及3%是支付给陈艳清的委托服务费。陈艳清称是陈苏女于2018年5月7日转款给陈艳清452500元（从陈艳清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显示），陈苏女具体如何获得该款项的不清楚。陈艳清还称其代转款项是无偿的。其中差价7500元（452500-445000）已经通过现金的方式返还陈苏女（没有证据提交）。陈艳清还称关于黄炳森应收的工程款，其只在2018年5月7日收到452500元，其余并未收到。另陈艳清在庭审时称可以向法庭提交陈艳清在2018年4月之后更长时间的银行流水，但陈艳清在庭后并未提交。另查明：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莲锋运公司80×××67账号的信息以及2018年4月1日之后的银行流水。查询的信息显示：该银行账户于2018年3月6日开户。2018年5月3日，祈信公司向该账号汇款500000元，2018年5月8日，祈信公司向该账号汇款500000元，2018年5月11日，祈信公司向该账号汇款592724.48元。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该账号没有向陈艳清、陈苏女、汇大经营部或者“环嘉公司”（陈艳清称陈苏女经营的公司）名称的账号转账的记录。黄炳森称黄炳森与本案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应当按照委托事项将代为收到的黄炳森工程款扣除费用后转回黄炳森，要求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归还工程款702724.48元（计算方法为应收款1592724.48元-已收款890000元）以及支付资金占用费。陈艳清称其并未收到第二笔、第三笔工程款，要求黄炳森返还其于2018年5月10日转账给黄炳森的款项445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陈艳清称该款项是借款并提起（2019）粤0113民初10809号案，一审法院对该两案进行合并审理。另查明：祈信公司在庭审时称《委托书》所称的工程款发票1773342.72元由实际结算价1641984元加8%的税费131358.72元得出。若莲锋运公司开具了工程款税费金额8%的发票给祈信公司，祈信公司会将相应的8%的税费金额另行支付给黄炳森，但祈信公司从未收到相应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黄炳森和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是否应当向黄炳森归还款项以及归还款项的数额。综合本案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黄炳森与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黄炳森为委托人，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为共同受托人。委托事项为：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代黄炳森收取祈信公司应支付给黄炳森的工程款1592724.48元，并将收到的工程款的89%归还给黄炳森，扣除的11%的款项中包含两部分，第一是发票税金8%，第二是委托服务费3%。其中发票以莲锋运公司的名义开具给祈信公司，受托人从收到的款项中直接扣除该税费并开具发票，祈信公司收到发票后将8%的税金直接支付给黄炳森。理由如下：第一、在黄炳森提交的《委托书》上，右下方处明显应为受托人签名处，陈艳清辩称其是作为见证人在该《委托书》上签名不符合常理。按照陈艳清所述，现场并无莲锋运公司的员工或者吴甲彬，若黄炳森直接委托吴甲彬一方，也无需找陈艳清或者汇大经营部进行见证。第二、从现有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无法查清莲锋运公司收到款项后是如何转给陈艳清的，但可以清楚的是，原本从莲锋运公司到陈艳清的通道是畅通的、可行的。莲锋运公司于2018年5月3日收到第一笔工程款后，陈艳清就于2018年5月4日将收到的款项扣除相应税费后转给黄炳森。可以说明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是作为共同的受托人。第三、该委托是有对价的，祈信公司陈述税点为8%，黄炳森陈述税点为8%，委托服务费为3%，黄炳森和祈信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也有相应约定，且陈艳清自称从陈苏女处收到的款项与转给黄炳森的款项相差7500元即收到款项的1.5%（陈艳清称该7500元通过现金返还陈苏女没有证据提交且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断出该委托事项的服务费为收到工程款金额的3%，由各受托人进行分配，至于具体如何分配的，是受托人内部约定，一审法院亦无从知晓。第四、结合双方陈述，该《委托书》上的签名并非吴甲彬本人所签，但结合委托书的内容以及莲锋运公司收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将款项最终转给黄炳森的事实（具体路径不清楚，最后由陈艳清转给黄炳森），可以视为莲锋运公司对该委托收款关系的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莲锋运公司为受托人之一，而吴甲彬个人并非受托人。第五、汇大经营部在受托人处盖章，且结合其财务人员在《委托书》下方手写备注的内容，虽不知该款项是否有经过汇大经营部，可以认定汇大经营部为受托人之一。陈艳清于2018年5月10日转给黄炳森的445000元应视为受托人转给黄炳森的第二笔工程款。理由如下:第一、各受托人相对于委托人黄炳森，应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虽不知陈艳清是否实际收到该工程款，但受托人已经实际收到祈信公司支付的第二笔、第三笔工程款。第二、支付该款项的时间、数额与第一笔工程款的时间、数额能够相对应，都是受托人收到款项后一两天，扣除了收到工程款11%的金额。第三、陈艳清称该款项是借款不符合常理，既无借据，也不曾约定利息以及归还时间，且陈艳清与黄炳森认识不久，并无私交。第四、陈艳清作为受托人的关键人物，应尽到审慎义务，若其确实未收到第二笔、第三笔工程款而向黄炳森出借款项，应做好相应手续（比如签订借款合同），在无直接证据证明款项是借款，且存在时间、数额与委托合同相对应一致的情况下，该款项性质认定为是返还工程款，其相应不利后果应由陈艳清自行承担。现受托人共收到祈信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592724.48元，而只向黄炳森返还890000元，黄炳森要求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归还款项，符合各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黄炳森的计算数额有误，因黄炳森确认应支付受托人3%的委托服务费且该款项应从收到工程款中直接扣除，故应扣取相关费用。至于8%的税费，因受托人并未向第三方开具发票，故该费用不应扣除，故受托人应向黄炳森返还金额为654942.74元（1592724.48－890000－1592724.48×3%）。黄炳森诉请中超过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黄炳森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各方对此并无约定，但受托人迟延向黄炳森归还款项，给黄炳森造成了损失。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资金占用费以尚未归还款项为基数，从黄炳森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吴甲彬虽非受托人之一，但其为莲锋运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吴甲彬为莲锋运公司的唯一股东，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故对于黄炳森要求吴甲彬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莲锋运公司、吴甲彬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6月1日判决：一、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炳森归还工程款654942.7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654942.74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黄炳森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248元，由黄炳森负担788元，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莲锋运公司、吴甲彬负担10460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提交了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明细清单，拟证明汇大经营部自2018年5月7日收到环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女转来的案涉款项452500元后再无收到本案其他案涉款项。2．劳动合同，3．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明细，4．证明，拟共同证明陈艳清为汇大经营部职员，陈艳清在本案案涉《授权委托书》盖章、签字及收取、流转案涉相关款项等均为汇大经营部授权，代表汇大经营部，为职务行为。黄炳森质证认为：1．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已经向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询问是否提供2018年后该账号的流水，但其一直未提交，现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所要证明的内容与黄炳森无关。2．证据2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形成于一审之前，故也不属于二审新证据。3．证据3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4．证据4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2-4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拟证明陈艳清是汇大经营部的员工、陈艳清有授权，是职务行为，均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明确确认汇大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是陈艳清，证据2-4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制作的虚假证据，与一审查明事实和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自认的事实存在矛盾。黄炳森提交了如下证据：1．一审庭审笔录复印件，拟证明陈艳清、汇大经营部一审中共同确认汇大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是陈艳清。2．陈艳清、汇大经营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情况说明，拟共同证明一审答辩状和情况说明的陈述与客观事实及其二审上诉状存在多处自相矛盾支出，更与客观事实不符，具体详见答辩意见。3．（2019）粤0113民初10809号民事判决、（2020）粤01民终17310号民事裁定，拟证明该案判决认定了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是共同受托人，有偿提供受托服务；陈艳清于2018年5月4日和5月10日转给黄炳森的两笔工程款各445000元视为受托人转给黄炳森的工程款，该关联案件判决已生效，案件认定的事实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陈艳清、汇大经营部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确认，陈艳清是汇大经营部的财务，必然有参与一定经营，但汇大经营部经营者是陈赐森，陈艳清只是经营部员工，其在汇大经营部购买社保的记录超过了十年。2．证据2-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一审判决并未生效，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是否为共同受托人还需在本案中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陈艳清、汇大经营部二审中陈述，钱款流向应当为，祈信公司将款项支付给莲锋运公司，莲锋运公司再将款项汇给汇大经营部，不清楚为何莲锋运公司会将其中一笔款项汇给陈苏女；莲锋运公司是陈苏女联系的，在2018年5月3日左右黄炳森告诉汇大经营部说祈信公司已经将第一笔款项汇给莲锋运公司，并催促汇大经营部付款，汇大经营部本身与莲锋运公司没有联系，故汇大经营部找陈苏女催莲锋运公司付款，陈苏女说让汇大经营部先向黄炳森付款，其可以保证莲锋运公司会汇款给汇大经营部，基于长期合作的信赖，汇大经营部在5月4日垫付了第一笔款项给黄炳森，汇款金额是询问陈苏女后确定的。陈艳清另陈述，黄炳森发了祈信公司向莲锋运公司转账50万元的记录给陈艳清，陈艳清又将记录转给陈苏女，陈苏女指示陈艳清让汇大经营部汇445000元给黄炳森，陈苏女扣除税金后转给陈艳清452500元，汇大经营部再收取1.5%手续费后转给黄炳森。陈艳清另陈述，《委托书》最后加注部分是财务人员按照黄炳森要求所写，汇大经营部收到莲锋运公司汇款后就可以转到黄炳森处；因为莲锋运公司不可以公账直接向黄炳森私账转款，而莲锋运公司公账可以向环嘉公司公账转款，环嘉公司私账即陈苏女的账户可以转款给汇大经营部的私账即陈艳清账户，因汇大经营部与环嘉公司有业务往来，但与莲锋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另查，黄炳森一审起诉称，黄斌森与祈信公司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结算总金额为1641984元，由于黄炳森是个人，没有对公银行账户收取工程款项，基于财务处理考虑，虽考虑让朋友帮忙收款，在朋友介绍下，认识汇大经营部经营者之一陈艳清，陈艳清承诺可以帮忙以对公银行账户收取上述工程款项，如果需要开具发票的，则要收取开具发票的费用。祈信公司一审中陈述，支付完全部工程款之后，如果收到发票，则按照工程款8%的税点，向黄炳森个人支付税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涉案委托合同关系效力问题，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是否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合同效力。根据黄炳森起诉事由及《委托书》载明的事由，涉案委托合同关系并非以代开发票为唯一或主要委托事项。祈信公司实际付款行为及其一审陈述可见，其付款并非必须要求开具发票，现受托人亦未实际开具发票，故本案争议的主要是关于款项收取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未涉及开具发票，汇大经营部、陈艳清上诉主张合同无效，缺乏充分事实依据。鉴此，汇大经营部、陈艳清上诉主张仅有具备增值税发票开具资格的主体才有可能成为案涉委托合同关系的受托人，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陈艳清、汇大经营部是否为共同受托人的问题。从《委托书》形式上看，陈艳清在“法定代表人：吴甲彬”后签名，“吴甲彬、陈艳清”签名上亦加盖汇大经营部公章，外观形式上与见证人地位不符。同时，涉案《委托书》形成时，并无莲锋运公司人员在场，下方汇大经营部财务人员手写内容，表明款项是由汇大经营部汇入黄炳森账户。根据汇大经营部、陈艳清二审陈述的款项流转方式，汇大经营部、陈艳清的银行账户均属于款项流转的环节之一，汇大经营部亦可收取1.5%的手续费，足可反映汇大经营部、陈艳清因参与款项流转收取了相应报酬，应当认定为共同受托人。陈艳清另辩称其为汇大经营部员工，相关签名、收转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此，陈艳清一审中认可汇大经营部实际是由陈艳清经营，其个人在《委托书》中签名，在款项流转过程中需使用其个人账户向黄炳森转款，故黄炳森主张其为共同受托人符合在案证据显示的交易外观。陈艳清是否与汇大经营部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汇大经营部在一审判后出具的《证明》，均不足以推翻前述认定的交易外观。陈艳清、汇大经营部上诉认为其并非共同受托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再次，汇大经营部、陈艳清二审提交银行流水以证明其没有收到本案其他涉案款项。对此，黄炳森提起本案诉讼是主张受托人共同向其承担付款责任，至于款项在各受托人之间实际流转情况、部分受托人至诉讼期间有无实际控制讼争款项，属于各受托人之间内部关系，不足以对抗外部交易相对方黄炳森。汇大经营部、陈艳清该项抗辩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艳清、汇大经营部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49元，由广州市番禺区石基汇大不锈钢经营部、陈艳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 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