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6行终109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田维平，男，汉族，1957年8月19日生，住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光亮，文山市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德林，男，汉族，1955年6月4日生，住丘北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地址：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1号。统-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上诉人田维平因与被上诉人陈德林、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丘北县政府）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20年9月17日作出的（2020）云2626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一审原告陈德林与一审第三人田维平同属丘北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丘北县与田维平于1999年元月25日签订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登记了“大庙”地块（四至界限为东至大路边、南至刘益才地、西至刘益才地、北至查树培地，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丘北县政府向田维平颁发了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579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上记载了一审第三人承包的“大庙”地块。后“大庙”地块更名为“冲冲”并分为三块地，分别为本案争议地块“冲冲”、陈明兵地块、田维平地块。2014年，丘北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丘北县与田维平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532626202206030015Ｊ），将本案争议地块“冲冲”发包给田维平管理使用。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一审第三人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登记了本案争议地块“冲冲”，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300306，面积为2.47亩，四至为东至房屋、南至道路、西至何文英、北至陈明兵。一审原告陈德林认为本案争议地块“冲冲”系其自留地，田维平在陈德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一审被告谎称争议地块“冲冲”系一审第三人所有，致使一审被告错误地为其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被告的颁证确认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法院依法撤销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合同生效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才能按照法定程序向实行家庭承包的承包方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本案田维平与丘北县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532626202206030015Ｊ），一审被告丘北县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田维平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时间早于土地承包合同成立生效的时间，即一审第三人田维平尚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被告就为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确认。综上，一审被告为一审第三人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程序错误，且一审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其颁证程序，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颁证程序的合法性，依法应撤销该证对争议地块“冲冲”（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300306）的颁证行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判决撤销一审被告丘北县政府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冲冲”地块（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300306）的颁证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承担。上诉人田维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本案争议地自上诉人与陈德林之妹陈德芳结婚以后一直耕种管理的；1996年被上诉人陈德林因其妹妹陈德芳己死亡，认为上诉人是外来的上门女婿没有权利栽种塘上村的土地，认为以陈志祥为承包户主名下的承包土地都应该由他耕种，便强行将上诉人耕种了多年的承包地侵占，土地被侵占后，上诉人请天星乡人民政府解决，天星乡人民政府受理后并于1997年4月5日作出天处字97(02)号处理决定，确定了上诉人一家在塘上村小组拥有土地承包资格，依据《处理决定》，上诉人于1999年1月25日与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办）塘上合作社签订了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并于2007年由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579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此确认了上诉人依法享有塘上村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本案争议地。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由于被上诉人丘北县政府的问题，未能将上诉人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过程的证据向法庭提供，导致上诉人持有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冲冲地块被一审判决撤销，这一判决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5条之规定特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丘北县政府提供向上诉人颁发(2018)076548号《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全部程序性证据，并说明为什么承包合同书签订于2018年8月20日，而《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的颁发时间却是2018年8月8日的情况，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客观情况，驳回被上诉人陈德林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丘北县政府在二审中提出答辩称：首先，作为答辩人丘北县政府赞同并支持田维平的上诉请求，赞成并支持田维平对事实部分所阐明的观点。其次，作为丘北县政府在为田维平颁发《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和程序合法。丘北县政府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获得颁证的主体资格，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相关颁证程序进行操作，根据丘北县集体经济组织与田维平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后为其颁发的《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颁证行为主体合法、内容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再次，陈德林所述事实不客观、不真实。众所周知，“自留地”是我国1958年大集体时期为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分给群众用于蔬菜生产的小片地块，而陈德林却声称是在土地承包时分给的自留地。1984年时期法白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承包土地制度，由家庭对集体土地进行承包，从未分配过自留地。二是该地块原名为“大庙”，是1999年发包时登记在田维平的承包合同书上，属于田维平的承包土地，陈德林所诉的5326262022060300306号地块并非其自留地。最后，丘北县政府所颁发的证书与承包土地证书相一致。县政府将塘上村地块原“大庙”，现名为“冲冲”，编号为5326262022060300306耕地确权给田维平，是依据其与该村小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进行确权登记的，符合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记载的事项应一致”的规定，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至于颁证时间和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时间先后不符合规定，属于工作人员记录的瑕疵，不能因此就认定该颁证行为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丘北县政府颁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精神，并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以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所规定的颁证程序，所以丘北县政府为田维平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不应当撤销。被上诉人陈德林在二审中未提出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丘北县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第一组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欲证明丘北县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欲证明丘北县政府的颁证主体、程序合法；第三组证据田维平户口册、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田维平在天星乡××村××村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资格；第四组证据田维平持有的2018版《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合同书及存根，欲证明田维平与塘上村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冲冲”（地块编号为532626202206300306、面积2.47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房屋、南至道路、西至何文英、北至陈明兵）地块的承包权；第五组证据田维平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号：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欲证明县政府根据田维平与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向田维平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田维平取得了争议地块“冲冲”的承包经营权；第六组证据田维平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号07号、1999年版）及县档案局保存田维平持有的《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存根（合同号07号、1999年版），欲证明1999年田维平对名为“大庙”的地块进行承包；第七组证据县农村经营管理站保存的田维平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存根（057923号），欲证明1999年田维平取得地名为“大庙”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第八组证据，证实材料，塘上村小组村长证实，田维平承包的“大庙”地块在2018年确权颁证时名称变更为“冲冲”地块。被上诉人陈德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一审原告的身份证，欲证明一审原告的身份信息。第二组证据民事起诉状、裁定书，欲证明：1.一审原告和一审第三人对争议的土地存在纠纷，应由行政机关按法定程序处理；2.一审第三人对争议的土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此土地拥有所有权。第三组证据争议地平面图、现场照片，欲证明：1.争议地与一审原告家的地是一块地，紧密相连，没有任何隔断；2.一审第三人的土地与争议地不相连；3.一审原告与一审第三人的土地隔断有明显的沟壑，一审第三人欺骗一审被告。上诉人田维平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田维平的居民身份证，欲证明：1.第三人的身份，2.第三人属于天星乡××村××村小组村民；第二组证据天星乡人民政府处理决定，欲证明田维平与陈德林的土地争议纠纷已由天星乡人民政府解决，并作出决定；第三组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书（1999年元月25日签），2.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579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欲证明根据天星乡政府的处理决定，第三人依法向塘上村小组承包了本案争议地，并由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了（2007）057923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四组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2.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组证据欲证明经农村土地确权后，田维平与塘上村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经丘北县人民政府进行登记，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取得本案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经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审被告丘北县政府所举第一、三、六、七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四组证据及其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被告所举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予以采用，但不能证明一审被告欲证事实，该证据仅能证明中共丘北县委办公室、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11月6日作出（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将《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各有关单位。一审被告所举第五组证据及其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存根还能证明丘北县与田维平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532626202206030015Ｊ）的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一审被告所举第五组证据系本案一审原告请求撤销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用，仅能证明一审被告丘北县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田维平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上登记了本案的争议地块“冲冲”（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300306）的事实经过，不能证明一审被告欲证事实。一审被告所举第八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一审被告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该证据能证明本案一审原告与田维平争议的地块原名为“大庙”，2018年土地确权时更名为“冲冲”。对一审原告所举的第一组证据及其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认为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不能证明一审原告欲证事实，该两组证据及其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一审第三人田维平所举第一组证据及其证明观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第三人所举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其欲证事实，对该证据及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一审第三人所举第三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用，对欲证明的观点不予采信，该证据能证明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塘上合作社与田维平于1999年元月25日签订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登记记载了“大庙”地块（四至界限为东至大路边、南至刘益才地、西至刘益才地、北至查树培地，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丘北县政府向田维平颁发了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579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上记载了田维平承包的“大庙”地块。一审第三人所举第四组证据与一审被告所举第五组证据系同一证据，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用，对第三人欲证明的观点不予采信。上述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一审原告、一审被告、一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审核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本案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在二审中，上诉人田维平补充提交了3份证据：1.2015年9月12日由其签字的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公示结果《无异议声明书》；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3.2018年9月21日，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向丘北县人民政府上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申请书》（天星乡农地证请［2018］第00029），请求丘北县政府对天星乡××村××村小组29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审第三人田维平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限承包方使用。”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本案中，一审第三人田维平于2018年8月20日与丘北县签订了编号为532626202206030015Ｊ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家庭承包方式），该承包合同书载明其有权承包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300306，地名为“冲冲”（争议地），面积为2.47亩的土地，至此田维平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依法取得该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丘北县政府在田维平还未取得“冲冲”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时，就先于2018年8月8日向田维平颁发了滇（201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中华人民共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针对地块“冲冲”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颁证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丘北县政府的答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当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丘北县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田维平颁发滇（201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54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针对地块“冲冲”的颁证行为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正确，所作出的（2020）云2626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田维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古洪审判员  何建兵审判员  王要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段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