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0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冰，男，197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静，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大勇，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百星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安达，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康普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院**楼**523。法定代表人：荆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玮，北京洑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萌萌，女，1980年8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静，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冰因与被上诉人薛大勇、北京康普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普达公司）、原审被告刘萌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1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冰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判令薛大勇、康普达公司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范冰不是本案的借款人，借款人应为康普达公司。薛大勇陆续交付时任康普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冰的100万元，范冰已交付给康普达公司，该笔款项实际使用人是康普达公司，该行为系职务行为，2016年2月已不是康普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应承担责任。《确认书》仅是范冰应康普达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荆华请求帮助计算股东红利的计算方式，计算主体是康普达公司，范冰不是康普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此确认书内容基于投资股权关系计算，如果薛大勇认可此确认书内容，不应当主张返还100万本金。2.150万元借款本息已偿还完毕《投资协议书》履行期限已届满（100万元履行期为2015年11月22日至2016年11月21日止）。薛大勇已于2016年11月27日收到此协议的全部收益（利息）15万元。3.康普达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31日和2016年10月31日收到了薛大勇的借款并向薛大勇出具了50万元和100万元的《借据》。故康普达公司应为本案借款人，不存在债务加入。4.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归还100万元本息金额。此部分应以康普达公司意见为主。5.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欠付利息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之规定，未约定利息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投资协议书》已履行完毕，100万元借据未约定利息，不应当支付利息。薛大勇的诉讼请求利息计算起始日期是2018年2月23日，一审法院判决起始日期是2017年11月22日，超出了薛大勇的诉讼请求范围。6.《投资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违约情况，且100万元借据未约定违约金，不应当支付违约金。薛大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范冰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认定范冰是借款人是正确的，投资协议是由范冰个人签署，范冰主张该行为是职务行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范冰主张2015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30日、2016年2月6日共向康普达公司转账的100万，与薛大勇的100万借款无关，且未受到康普达公司的认可。即便是范冰把100万借款转入康普达公司，也是范冰和康普达公司的关系，与薛大勇无关，也不能改变范冰是借款人的性质。投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范冰于2016年11月27日写的收条针对的是投资协议中50万和100万分别对应的部分利息，与本金无关。薛大勇从来没有收到范冰返还100万本金，也从未认可协议履行完毕。投资协议不会因为康普达公司出具借据视为履行完毕，所以康普达公司出具借据的性质是债务加入。未归还100万是事实，一审判决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也是正确的。一审判决的本息未超过诉讼请求，只是进行了计算方式的调整。康普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但认可范冰的上诉状中对一审认定违约金和利息过高的主张。刘萌萌同意范冰的上诉意见。薛大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冰、刘萌萌、康普达公司共同向薛大勇偿还借款本金1047902元及利息（以104790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自2018年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违约金（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自2017年9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自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范冰、刘萌萌、康普达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大勇与凌刚为夫妻关系，范冰与刘萌萌为夫妻关系。康普达公司于2007年11月9日成立，成立时法定代表人刘萌萌，2010年11月10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范冰，2016年2月24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荆华。公司成立时，范冰、刘萌萌为康普达公司股东，2010年11月10日，刘萌萌不再持有康普达公司股权。康普达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范冰为该公司股东，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范冰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刘萌萌自2016年2月24日担任康普达公司监事，2018年6月1日，刘萌萌不再担任该公司监事。2015年8月，薛大勇将50万元现金以投资款形式交付范冰。2015年8月24日，薛大勇收到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投资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人处备注“刘”。2015年11月22日、2015年11月24日，薛大勇之妻凌刚分别从银行账户取现40万元、60万元，薛大勇作为投资款交付范冰。2015年11月22日，薛大勇收到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投资款壹佰万元整”，收款人处备注“刘”。薛大勇称上述两份收据系刘萌萌出具，薛大勇、范冰、刘萌萌确认，当时刘萌萌系康普达公司财务人员。刘萌萌称时间久远，记不清楚借据是否由其出具，亦不申请对借据上的“刘”字申请笔迹鉴定。刘萌萌、范冰确认，上述二笔借款发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15年12月6日，薛大勇（甲方、投资人）与范冰（乙方、操作人）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先于2015年8月24日出资50万元，后于2015年11月22日出资100万元，并以此二笔资金委托乙方进行投资，获取收益；投资期限为壹年，以协议到期截止日为结算日，期满收取全部投资本金和10％利息，意即先收取55万元本息，后收取110万元本息；乙方未依照本协议规定支付乙方本金及利息时，从逾期第一个月起，按投资额的百分之一，每月缴付违约金，如逾期三个月仍未缴付，除累计缴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此二笔投资协议期限均为壹年，第一笔投资2015年8月24日起至2016年8月23日止，第二笔投资自2015年11月22日起至2016年11月21日止。2016年10月31日，康普达公司出具《借据》一份（以下称《借据一》）载明：“今收到薛大勇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到期日为2018年10月31日。到期后还款事宜双方协商解决。”2016年8月31日，康普达公司出具《借据》一份（以下称《借据二》）载明：“今收到薛大勇借款人民币五十万元整，年借款利息为总金额10％。到期日为2017年8月31日。到期后一次还清。”两份《借据》上均有康普达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荆华签字。2015年11月26日、2015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30日、2016年2月6日，范冰分别向康普达公司转账10万元、20万元、20万元、50万元，以上共计100万元。关于50万元借款，范冰认可收到全部款项，主张其与康普达公司已经偿还全部本息。薛大勇在庭审中亦主张50万元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借据二》原件已返还范冰。后因康普达公司坚称所还款项均是支付《借据一》项下债务，薛大勇变更主张，认为50万元借款尚有部分未予偿还。范冰、薛大勇起初确认，以下还款对应50万元借款：1.2016年8月24日，范冰向薛大勇支付5万元利息；2.2017年11月12日，康普达公司支付50万元利息50945元；3.2017年12月28日，康普达公司支付20万元本金；4.2018年2月22日，范冰支付30万元本金。后薛大勇主张第3、4笔还款应先扣除借款利息，50万元借款尚欠本金47902元。康普达公司主张其全部还款对应100万元借款。2016年11月27日，薛大勇向范冰出具《收条》，载明“2016年收到壹拾伍万元整现金。”2017年11月11日、2017年11月12日，康普达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荆华的账户分别向凌刚转账20万元、24185元、150945元。薛大勇主张，康普达公司支付的20万元、24185元系其向案外人顾敏给付的利息，康普达公司委托薛大勇转交；另外150945元系50万元本金2016年8月24日至2017年8月23日的利息5万元、100万元本金2016年11月22日至2017年11月21日的利息10万元，以及5万元本金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10月31日的红利再生利息945元。为此，薛大勇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中薛大勇与荆华的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11日下午，荆华：“薛总，顾总的二十万我已经转完，每天额度只有二十万，明天我再继续”。2017年11月12日晚，范冰发送《确认书》2份，及微信群聊截屏给薛大勇，其中《确认书》之一载明：“现发放薛大勇先生2017年度红利：本金50万元整自2016年8月24日至2017年8月23日一整年，红利金额为人民币计5万元整。本金100万元整自2016年11月22日至2017年11月21日一整年，红利金额为人民币计10万元整。上述红利到2017年7月1日决算日未到壹整年，从决算日到期满壹年的部分由范总2017年7月1日到2017年10月31日的红利再生利息中给付并补足。因此只需计算从2017年8月24日到2017年10月31日关于5万元整的红利再生利息，金额为人民币计945.21元。（计算依据：10％＊5万＊（8＋30＋31）／365天）。合计金额150945.21元”。《确认书》之二载明：“现发放顾敏先生2017年度红利：自2016年6月3日至2017年6月2日一整年，红利金额为人民币计20万元……合计金额224185.16元。”两份《确认书》落款康普达公司，但未加盖康普达公司公章，亦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书》下方实际控股人处有范冰签字。微信群聊截屏显示，2017年11月12日上午，荆华：“@大勇@顾非非的爸方便查收一下，钱已经转完”薛大勇另提交凌刚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7年11月13日，凌刚账户向顾树华账户转账224185元。顾敏（微信昵称：顾非非的爸）与薛大勇聊天记录，薛大勇：“24日开庭，康普达有一笔二十多万的钱要确认一下，是我们帮你代收的？”顾敏：“是我让你和凌刚代收的，然后你已经转给我爸顾树华账户了”薛大勇：“你和康普达协商好的？”顾敏：“是的”。薛大勇：“金额是多少？”顾敏：“一共224185元人民币”。2017年12月28日，康普达公司分五笔向薛大勇还款共计20万元；2018年2月22日，范冰向薛大勇还款30万元。《借据一》原件现由薛大勇保存。《借据二》原件现由范冰保存，且《借据二》在下方空白处后新增手写字体“今收到康普达还款贰拾万元整，将于2017.12.28打入本人招行……卡上。收款人：薛大勇，2017.12.27。”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现逐一论述：一、薛大勇与范冰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就案涉两笔款项，虽然薛大勇与范冰签订的是《投资协议书》，范冰向薛大勇出具的收据上载明的亦为“投资款”，但是投资协议中约定范冰保证薛大勇获得固定本息回报，实质上双方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薛大勇以民间借贷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范冰、刘萌萌认为案涉款项系范冰作为康普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借款，是职务行为。但《投资协议书》系范冰以个人名义签署，其中并未体现康普达公司。薛大勇、范冰签署《投资协议书》，薛大勇实际支付出借款项，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二、康普达公司出具借据行为的性质认定。薛大勇主张该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康普达公司不予认可。1．就案涉借款，康普达公司自愿出具两份《借据》，亦认可该《借据》对应的借款即薛大勇向范冰提供的案涉借款；出具《借据》后，康普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荆华多次向薛大勇履行还款义务。可见，康普达公司同意为范冰所负薛大勇的案涉借款承担还款义务，其自愿出具《借据》，向薛大勇作出书面承诺，该承诺对康普达公司具有约束力。2．《借据》系康普达公司向薛大勇单方出具，其中未记载是否免除原债务人范冰的还款义务，现有证据未能体现薛大勇同意债务转移给康普达公司或者同意范冰退出债务关系，故本案应当构成债务加入。债务加入并不导致原债务人退出债务关系，故薛大勇有权向康普达公司、范冰主张权利。康普达公司主张《借据一》并未载明借款利息、违约金等，故其支付的全部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本金。康普达公司作为加入债务一方，应当受到《投资协议书》的约束与限制。薛大勇与范冰在《投资协议书》中，已就借款利息、用途、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康普达公司加入该债务关系，应当履行上述约定。对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等事项的变更，需要债权人与债务人作出明确表示。康普达公司现无证据证明薛大勇放弃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及违约金，故一审法院对康普达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三、已还款金额及剩余欠款金额。（一）关于50万元借款。范冰主张5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薛大勇亦认可客观上5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但因其与康普达公司就部分还款与借款的对应关系存有争议，薛大勇变更诉讼请求。双方争议之处在于：1.2017年11月12日康普达公司还款150945元具体对应哪笔借款。康普达公司支付该笔款项时，范冰曾向薛大勇通过微信发送《确认书》，对该笔还款的具体明细作出详细说明。该《确认书》系范冰以康普达公司实际控股人的身份发送，范冰系借款债务人，曾系康普达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薛大勇有理由相信该份《确认书》。且《确认书》中对该笔款项的说明与双方借款金额、利息约定等均可对应。故一审法院对《确认书》的内容予以采信，150945元还款的对应关系以《确认书》为准。2.2017年12月28日康普达公司还款20万元的对应关系。薛大勇在《借据二》上书写“今收到康普达还款贰拾万元整，将于2017.12.28打入本人招行……卡上”，可见双方约定2017年12月28日康普达公司应就50万元借款还款20万元，且薛大勇收到该20万元还款后已经将《借据二》原件交由范冰保存，说明双方认可该笔20万元还款对应50万元借款。故就该笔还款，一审法院对薛大勇的主张予以采信。3．2017年12月28日康普达公司还款20万元、2018年2月22日范冰还款30万元，是偿还的50万元借款本金，还是应当先扣除借款利息。薛大勇认可客观上该两笔还款即是偿还50万元借款本金，结合其已经将《借据二》原件返还范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50万元借款本息已经偿还完毕，该两笔还款系偿还50万元借款本金。（二）关于100万元借款。康普达公司主张其针对100万元借款共还款575130元，包括：2017年11月11日、2017年11月12日，康普达公司的还款20万元、24185元、150945元；2017年12月28日，康普达公司的还款20万元。针对后两笔还款一审法院已经进行论述。对其余还款224185元，薛大勇主张系康普达公司委托其转交案外人顾敏的款项，并就此提交了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向顾敏之父转账的银行流水，以及范冰出具的《确认书》。一审法院认为，薛大勇提交的上述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证明该笔还款224185元与案涉借款并无关联。故综上可见，针对100万元借款，借款本金尚未返还，利息已经支付至2017年11月21日。（三）欠付利息。50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欠付利息。薛大勇主张最后两笔还款应先扣除借款利息，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范冰2017年11月12日发送的《确认书》，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已经支付至2017年11月21日，后续薛大勇未再收到还款。故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应自2017年11月22日起继续计算，利率标准为年利率10%。薛大勇主张利息自2018年2月23日开始计算，但因本院对借还款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调整，故利息的起算时间以一审法院确定的为准。（四）违约金。《投资协议书》约定，借款期限一年，到期后支付本息，逾期每月按照投资额的1%支付违约金。关于50万元借款，《借据二》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7年8月31日，到期后一次性还清”。实际还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还款20万元、2018年2月22日还款30万元。该笔借款逾期还款，薛大勇有权主张违约金。考虑该笔借款的实际清偿情况，结合被告对违约金标准的意见，一审法院酌定50万元借款每月按照未还本金金额的1%支付违约金。故康普达公司、范冰应支付违约金25211元。关于100万元借款，在借款到期之前，薛大勇接受康普达公司出具的《借据一》，该借据中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8年10月31日，并约定“到期后还款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现无证据证明双方重新约定还款时间。故薛大勇主张100万元借款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未超出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四、刘萌萌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薛大勇主张案涉借款为范冰、刘萌萌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收据》上虽有签字“刘”，但无法确认系刘萌萌；后续与薛大勇签订《投资协议书》的为范冰，说明薛大勇认可与其建立借贷关系的相对人系范冰；刘萌萌并未明确作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上述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金额较高，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薛大勇应当对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案涉借款发生于2015年，但刘萌萌自2010年11月即不再是康普达公司股东，故本案不能认定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薛大勇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其要求刘萌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1.范冰、北京康普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薛大勇借款本金100万元、违约金25211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的标准，自2017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自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驳回薛大勇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范冰依法提交3份证据。证据1.投资协议，协议书有康普达公司的公章和范冰的签字，证明本案的借款人是康普达公司而非范冰。证据2.邮件截屏，是从康普达公司的邮箱发出的，证明本案的借款人是康普达公司而非范冰。证据3.转账记录，证明2014年12月29日范冰一次性把50万元现金转给康普达公司账户。薛大勇二审未提交新证据，其针对范冰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50万元是2014年出借的，但是因为到期没有归还，所以2015年先出了一个收据，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投资协议书，且都是以范冰个人名义签署，原2014年投资协议书没有加盖康普达公司的公章，签订新投资协议书后，原2014年协议书已经被收回，故借款人一直都是范冰。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当时借款日期是2014年8月，转账时间是2014年12月29日，从时间上看，没有关联。康普达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其针对范冰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证据1发生在2014年，当时范冰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康普达公司不知情也无法核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刘萌萌二审未提交证据，其认可范冰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因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范冰是否需承担还款责任，二是《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事项是否履行完毕，三是一审判决对于利息的计算是否超过薛大勇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投资协议书》系范冰个人与薛大勇签署，落款除未见康普达公司的盖章。《投资协议书》中约定保证薛大勇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薛大勇亦实际支付出借款项，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范冰对于尚未偿还的借款理应承担还款责任。结合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和各方的庭审陈述，本院认为康普达公司出具两份《借据》的行为系其自愿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两份《借据》并非对原《投资协议书》的替代。《投资协议书》与康普达公司出具的两份《借据》，共同构成证明薛大勇向范冰、康普达公司出借50万元和100万元借款的事实，《借据一》尚未履行完毕，《投资协议书》亦不能认定履行完毕。对此，一审判决中已进行详尽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此外，一审判决中对于利息的计算系结合薛大勇庭审中认可的还款情况予以的综合认定，并未超出其诉讼请求，计算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7元，由范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实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