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44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焦丽，女，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忠，男，196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张超群，女，198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张超男，女，198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 以上四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明，颍上县黄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伟，男，1991年8月1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 再审申请人焦丽、李忠、张超群、张超男因与被申请人徐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2民终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焦丽、李忠、张超群、张超男申请再审称，一、徐伟及其父母徐登付、母亲李荣是专门从事民间高利放贷的家庭经营户，其经营行为且具有“套路贷”涉黑性质的特征。2015年7月20日，焦丽、李忠因承包工程用款需要，与徐伟父母协商后，与徐伟母亲李荣签订了一份90万元的意向借款协议，约定月利率3%，使用期为五个月。并约定:“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借款人以坐落在界首市户的房屋等价抵偿给出借款人李荣。”意向借款协议签订后，徐伟父母分四笔向焦丽、李忠实际出借款60万元（30万元＋20万元＋7万元＋3万元）。还款期限届满后，焦丽、李忠因工程垫资数额较大，未能及时归还借款。2015年12月20日，徐伟父亲徐登付以补齐90万元借款为由骗取焦丽、李忠与徐伟补签一份《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协议内容是徐伟单方拟定的，不是双方按场价值协商约定的。在协议签订定后，徐伟父亲徐登付又强行要求焦丽、李忠再重新为徐伟出据一份90万元购房款现金收据，但在收条出据后徐伟并未向焦丽、李忠实际支付90万元购房款，徐登付也未向焦丽、李忠补齐90万元借款。2016年2月26日，焦丽、李忠就2015年7月20与徐伟母亲李荣签订的90万元的意向借款协议，仅对实际出借60万元的逾期利息进行结算，累计利息10万元加借款本金60万元，合计本息70万元。结算后，焦丽、李忠当时无能力偿还该借款本息，为徐伟父亲徐登付重新出据了一份70万元的借条，双方当面口头约定：“结算换据前所签的意向借款协议和《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均无效”。未料到2016年11月21日，徐伟父亲徐登付持重新换据的70万元借条向界首市人民法院对焦丽、李忠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皖1282民初2587号；同日徐伟母亲李荣也持已结算过的意向借款协议对焦丽、李忠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皖1282民初2586号。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已于2018年底执行终结。徐伟母亲李荣诉焦丽、李忠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被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但该判决忽视了2015年7月20日约定的借款在2017年2月26日经过结算并重新换据的事实，错误认定“二被告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后，又与案外人徐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该笔购房款为原告李荣与焦丽、李忠签订的借款协议中9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2587号、2586号两个民事判决由于存在着对案情事实定性存在着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已被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指令界首市人民法院再审。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实为以房抵债协议是错误的，因为焦丽、李忠与徐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2、焦丽、李忠在2015年7月20日曾与徐伟父母签订的意向借款90万元协议，但徐伟父母在借款协议签订后，仅向焦丽、李忠出借款60万元，2016年2月26日经与徐伟父亲徐登付结算，焦丽重新为徐登付出据了70万元的借条，并不是重新发生的借贷关系。3、2016年11月21日，徐伟父亲徐登付持总结算后的70万元借条已向界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界首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皖1282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现已执行终结，据此之前的借款协议、《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已属无效协议，焦丽、李忠与徐伟及其父母徐登付、李荣三人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4、2015年12月20日焦丽、李忠与徐伟签订的《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对2015年7月20日申请人与徐登付、李荣签订90万元意向借款协议的担保，徐伟及父母为了达到其占有涉案房产的目的，故在借款使用期限届满时坚持要与焦丽、李忠补签一份《房屋土地转让协议》，原审判决忽视了焦丽、李忠与徐伟母亲李荣签订借款协议所涉及的90万元已经界首市人民法院另案处理终结的法律事实。徐伟在签订协议后，并未实际向焦丽、李忠支付价款，焦丽、李忠也未将房屋土地交付徐伟，事实上涉案房屋于2018年8月18日被界首市人民政府依法征收，并由界首市西城办事处与申请人焦丽、张超群、张超男分别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以《房屋土地转让协议》为无效协议。5、二审判决书在第九页倒数第三行认定“涉案房屋已交付徐登付对外出租使用多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时间是在2020年6月17日，而涉案房屋在2018年8月18日由界首市人民政府委托西城办事处与涉案房屋共有人张超男、张超群、焦丽母女三人分别依法签订了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被征收拆迁的涉案房屋的补偿款由申请人焦丽、张超男、张超群母女三人共同享有。2、二审判决认定“焦丽、李忠出据收条认可收到购房款90万元”错误，因为在一、二审庭审质证中，焦丽、李忠从未认可在2015年12月20日签订《房屋土地转让协议》时曾收到徐伟购房款90万元，徐伟也未能举证其实际支付了90万元的相关证据。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虽然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但其歪曲了该条款的立法本意。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签约行为无效。”本案中，涉案的转让房屋系违法建筑，亦未依法取得合法产权登记，鉴于这一客观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和第六项之规定，涉案房地产不得转让。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或进行城市房地产买卖、转让活动的必须遵守该法，而涉案房屋是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在2015年12月20日，徐伟父母要求焦丽、李忠与徐伟补签一份房屋土地转让协议时，焦丽未征得实际出资建房人张超男、张超群的同意，房屋共同共有人张超男、张超群更没有出具书面同意书，故涉案的房屋土地转让行为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于无效协议。3、徐伟及其父母在签订协议时具有欺诈性，且约定的房屋土地转让价格与市场价值也不等价，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协议价格，显失公平，且徐伟并未实际支付相应价款，违反了“协议”第三条（3项）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结合案情事实，在徐伟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价款的前提下，焦丽、李忠未向徐伟实际交付房屋，符合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体现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4、《房屋土地转让协议》仅是对徐伟母亲李荣出借款债权的一种实物担保，而李荣的债权已经得到实现，《房屋土地转让协议》自然无效。 徐伟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焦丽、李忠称徐登付、李荣专门从事民间高利放贷的家庭经营户，与事实不符。焦丽、李忠与徐登付认识多年，由于焦丽从事房地产开发需要资金，多次从其父母处借款，2016年因焦丽在太和县开发房地产借款70万元，是焦丽、李忠与其父亲徐登付之间的借贷关系，该事实已经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该判决生效后，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界首市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9月9日，界首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282民再8号民事判决，维持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该判决至今并未没有执行，更没有执行终结，因此焦丽、李忠主张向徐登付、李荣二人共同借款60万元与事实不符。2、焦丽、李忠在太和县开发房地产，其经过家庭协商同意投资90万元参与房地产的开发，后经过考察发现项目并不能盈利，与焦丽、李忠协商后于2015年7月20日将投资款转为借款，由焦丽、李忠以涉案房地产作为担保与其母亲李荣签订90万元的《借款协议》。2015年12月20日，该笔借款90万元到期，焦丽、李忠自愿将涉案房屋以转让的形式抵债，并由焦丽出具《收条》，不存在骗取签订协议的情形；同时因焦丽以欠款金额作为房屋交易金额，其不需要补齐90万元购房款，该事实已经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2016）皖128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界首市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9月9日，界首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282民再9号民事判决，维持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焦丽、李忠并未提出上诉。因此，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6号、2587号民事判决书现为生判决。3、焦丽、李忠在不能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与其签订《房屋土地转让协议》自愿以物抵债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一种债权实现、债务消灭的方式，并非是在借款期限内所约定的流质条款，且房屋实际交付后由其父亲徐登付对外出租，焦丽、李忠的原90万元债务同时消灭，因此不存在其来支付价款的问题。4、涉案房屋已经交付其使用多年，由其父亲徐登付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协议予以佐证，一、二审时均已查明。案件在审理期间，张超群、张超男违规与界首市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从界首市西城办事处领取拆迁款992925元，界首市人民法院（2020）皖1282民初371号民事判决判令解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张超群、张超男返还错发的拆迁补偿款。5、其与李荣系母子关系，焦丽、李忠拖欠李荣借款90万元，在双方协商后由焦丽、李忠将房地产抵付给其作为偿还借款，符合常理，其本质也是一种债权转让的行为，因此焦丽、李忠称与其不存在以房抵债的法定因素，理由不能成立。6、2015年7月20日的90万元借款与2016年2月26日的70万元借款不是同一笔借款。焦丽、李忠2015年7月20日与李荣之间的借款，是因为李荣退出焦丽开发的太和县房地产工程，将参股款90万元转为借款。2015月12月20日借款到期，李荣将债权转让给其，由其与焦丽、李忠签订《房屋土地转让协议》，该行为发生在2016年2月26日焦丽、李忠从其父亲徐登付处借款之前，双方在签订《房屋土地转让协议》以房抵债时，还没有产生焦丽、李忠欠款70万元的债务。焦丽、李忠称70万的借条是对90万的借条的结算，不符合逻辑和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并非针对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 对于焦丽、李忠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徐伟质证认为：一、对界首市西城办事处与张超男、张超群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界首市人民法院(2020)皖1282民初371号民事事判决判令张超男归还界首市西城办事处安置补偿款329393元、张超群归还界首市西城办事处663532元;二、对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经界首市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维持，该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与以房抵债的90万元不是同一事实。三、对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完128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经界首市人民法院再审，2020年9月9日界首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282民4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该判决，该判决审理的法律关系与申请人拖欠徐登付的70万元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四、对界首市建委行政执法局(2012)第36号停建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2012年9月28日焦丽建房过程中违返《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要求其整改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房屋建成后是否合法的状态;其次该通知实有房屋所有人焦丽签收，该证据足以反驳涉案房屋系张超男、张超群建设所有的事实。五、对阜阳市人民检察院阜检民(行)监[2020]34120000035号和34120000036号民事抗诉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界首市人民法院按照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20)皖1282民再9号民事判决和(2020)皖1282民再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7号、2586号民事判决，焦丽、李忠并未提出上诉。六、对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2民抗48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界首市人民法院已经根据裁定对(2016)皖1282民初2587号、2586号民事案件再审。七、对《界首市西城办事处张庄社区委员会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明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不属于新证据。八、对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执保1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查封冻结系财产保全措施，并非执行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措施，截止至今该民事判决并未执行。 本院审查认为，一、套路贷与民间借贷具有相似的表象，但是也有本质区别。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以民间借贷为幌子，使用引诱、逼迫、故意制造借款人违约等非法手段使借款人债台高筑，最终达到占有债务人财产的目的。民间借贷的目的是获取利息，借贷双方对本金及可能产生的利息都有清醒的认识，出借人通常希望借款人按时还本付息。本案中焦丽、李忠与李荣在《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时因无力还本付息，李荣将其90万元债权转让给徐伟，焦丽、李忠资源与徐伟签订《房屋土地转让协议》，以涉案房屋图抵债，焦丽、李忠没能举证证明徐伟存在套路贷情形，且焦丽、李忠与李荣签订的涉案《借款协议》未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流质条款，焦丽、李忠、张超男、张超群以此主张《房屋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虽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产不得买卖，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产不得买卖，仅涉及涉案房屋土地能够进行转让登记，但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焦丽、李忠、张超群、张超男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其他法律明确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张超群、张超男、焦丽、李忠关于转让协议无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三、焦丽、李忠认为2015年7月20日《借款协议》约定的90万元借款仅支付了60万元，经结算加上利息形成2016年2月26日的70万元《借条》，该《借条》中的债权已经在另案中实现，因此其不欠李荣90万元借款，徐伟也未支付90万元购房款，涉案《房屋土地转让协议》自然无效。徐伟认为2015年7月20日《借款协议》约定的90万元借款与2016年2月26日《借条》的70万元不是同一笔借款，李荣将2015年7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90万元债权让与徐伟，徐伟再与焦丽、李忠签订涉案《房屋土地转让协议》，本意是以物抵债。本院认为，界首市人民法院（2016）皖128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2020）皖1282民再9号民事判决和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2民终1602号民事判决均未对2015年7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90万元与2016年2月26日《借条》中的70万元借款是否系同一笔款项作出认定。合同是否无效，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至于2015年7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90万元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仅是焦丽、李忠的履行抗辩事由，并不影响《房屋土地转让协议》效力，该9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也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焦丽、李忠、张超男、张超群此节申请再审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焦丽、李忠、张超群、张超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焦丽、李忠、张超群、张超男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张玉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