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8刑终79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建农，男，1962年9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群众，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2018年6月5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承德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4月11日被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监视居住。同年12月27日被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监视居住。2020年8月12日被本院决定监视居住，2020年9月24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戴志金，河北戴志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宋刚，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审理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建农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冀0802刑初17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建农不服，提出上诉。因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2020年2月8日本院作出（2020）冀08刑终79号之一刑事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8月11日本院作出（2020）冀08刑终79号之二刑事裁定，本案恢复审理。刘建农因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2020年10月12日本院作出（2020）冀08刑终79号之三刑事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12月9日本院作出（2020）冀08刑终79号之四刑事裁定，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建农及其辩护人戴志金、宋刚及被害人闫秀芝、证人闫某2、应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9月份，被害人闫秀芝的丈夫张某3因涉嫌犯罪被羁押。闫秀芝之子张某1找到本村村民应某，想通过应某将张某3“捞”出来。应某找到被告人刘建农，刘建农称其认识承德市的领导，还可以通过在北京市政法系统工作的“陈某”（身份无法核实）将张某3“捞出”。刘建农提出办理此事需要150万元。被害人闫秀芝同意先给付75万元。2014年3月中旬，刘建农和“陈某”来到承德市。刘建农于2014年3月17日至3月20日入住华庭商务酒店。2014年3月17日，闫秀芝、闫某2、朱某2在桃李街北口将30万元人民币交给应某，应某拿到钱后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对面的加州牛肉面饭店门口将该30万元交给刘建农，刘建农又将钱交给“陈某”，后陈某乘车离开，刘建农继续留在承德。2014年3月18日，应某在闫秀芝位于闫营子的家中取走人民币45万元，并给闫秀芝出具了内容为“应某给张某3办事，在张某3妻子闫秀芝手里前后拿走柒拾伍万人民币（750000.00元），应某承诺如果张某3出不来被判刑，不以任何借口为理由不退钱，把所有的钱如数退还闫秀芝。如果钱退不回，应某要负法律责任。应某2014年3月18号，当事人朱某2、闫某2、闫秀芝”的字据。后应某在被告人刘建农入住的华庭商务酒店将该45万元人民币交给刘建农。被告人刘建农在中国工商银行承德电力支行于2014年3月19日、3月20日分别将人民币27万元和15万元存入其卡号为62×××15的银行卡中。数日后，应某为闫秀芝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内容为“今借到闫秀芝人民币柒拾伍万元（750000.00元），借款人应某”的借条。 被告人刘建农及“陈某”收钱后，并没有帮忙办理张某3的事情，后张某3被判刑。应某多次到北京找“陈某”要求其退钱，后“陈某”分多次将30万元退还应某。并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内容为“我在2013年8月应某来北京找我说他同村有叫朱某4、张某3的，二人因诈骗被承德公安机关抓获，请我帮忙请律师代理此案。后经过律师大量工作，最后结果未达到应某同志要求的目的。现将应某提供给我帮忙找律师等的费用（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全额退还。自此该事项彻底结束，与我本人再无任何纠葛和关系。本声明一式肆份，由我本人及应某作为声明人、刘建农及杨某作为证明人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声明人陈××（字迹无法识别）、应某，证明人刘建农、杨某”的声明。 另查明，2015年3月9日闫秀芝将应某诉至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并向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提供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要求应某偿还借款人民币750000.00元。经调解，由应某偿还闫秀芝人民币750000.00元。闫秀芝报案后，应某将收到“陈某”的30万元人民币退还闫秀芝，同时代刘建农退还闫秀芝人民币45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刘建农的供述与辩解，我认识应某有5、6年了，当时是通过北京一个姓“洪”的铁路站长认识的。2013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北京一个姓“洪”（洪秀寅）的铁路站长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办理下张某3取保候审的事情（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办理取保候审），洪秀全（寅）让我帮忙找个好一点的律师，洪秀寅说是应某找的他。我跟姓洪的说我帮你问问吧，当天正好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老陈”（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一起打麻将呢，我知道他曾经是检察院的，所以我就问了老陈一嘴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律师帮张某3办理取保的事情，让他帮帮忙，后来老陈就找了一个律师叫孙某，孙某在承德和北京都有律师事务所。之后我就作为中间人，通过电话让孙某和应某认识了，之后我听老陈说孙某和应某他们接上头了，而且签了律师代理合同。孙某和应某接上头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应某来北京有10几次，每次他来都叫上我和老陈，每次来的目的都是让老陈上心办理张某3办取保的事情，这期间应某陆陆续续给老陈拿了小30万元人民币现金（这个钱数是最后应某算出来的），每次应某给老陈钱的时候，我都在场。每次应某给钱的时候，他也不明说这钱是干什么用的，他都说是给拿点费用，让陈哥（老陈）好好跑跑这个事情（找律师帮忙给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办理取保候审）。后来老陈给我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孙某已经会见张某3了，通过案情分析，张某3取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再之后，应某又来北京问张某3办取保的事情，我就跟应某说了：“这事儿咱们别弄了，办不了”，我又跟应某说：“我把老陈也叫过来，你算一下你一共给老陈多少钱，我让他全退给你”，老陈来找我们之后，我跟老陈说：“你把之前应某给你的钱，你都退给他吧，让应某算一下大概多少钱，张某3这事儿咱们不弄了”，应某算了一下说大概有30万元人民币，老陈刚开始特别不乐意说这钱大部分都花出去了，老陈和孙律师为了张某3的事情去了承德很多趟，吃吃喝喝也花了不少钱，我跟老陈说：“事儿没办了，都是哥们，你就把钱都退给人家吧”，后来老陈把30万元人民币给应某了，至于是转账给的还是现金给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老陈肯定把钱给应某了，因为最后我、应某、老陈和应某的司机我们四个人在场，就老陈给应某30万元人民币这件事当时还写了一份声明，声明的大概内容就是老陈把之前办理张某3案件的差旅费用共30万元人民币全数退还给应某，这份声明上面还有老陈、应某和我的签名，我是作为证明人，另外一个证明人是应某的司机，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写完这份声明各自签名以后，我和应某、老陈就再也没有来往了。应某没给过我45万元人民币，我去过很多次承德，但不是因为这件事去的承德。但是在承德见到应某的时候，应某会话里行间的问几嘴张某3的事情。我和老陈也一起去过承德，期间应某也询问张某3事情的进展来着。应某给老陈的30万元是以现金的形式给的。一开始我经常去承德就是玩，后来应某要找我在承德投资一个“东方斯卡拉”的演绎项目，我去承德跟应某谈了几次这个项目，再后来我给应某买了一辆路虎车，应某欠我购车款，再后来我去承德就是为了去找应某要路虎车的车款了。关于张某3的事情我只是帮忙，没有帮他们运作关系。我在承德没有生意。购车款是应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我的，我记得当时应某给了我一小部分购车款，后来购车款的尾款应某过了很久都给不上，我就来承德把路虎牌越野车开走了。开走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把路虎牌越野车从应某手中开走以后，我就把这辆车还给之前卖我车的车贩子了（具体哪个车贩子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好像叫小伟），后来那个车贩子什么时间把这辆路虎牌越野车从应某名下过户给下一任车主，我就不知道了。在应某迟迟给不上路虎牌越野车的尾款，我把路虎牌越野车从承德开走以后，我觉得应某这个人不靠谱，我就没有打算再在承德与应某合作投资了。我每次来承德都是开我自己的白色宝马车，有时候也是应某找车来北京接我来承德，我每次来承德大概也就是带三、两万元人民币现金，算是来承德以后日常的开销，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准备好具体在承德的哪里投资，所以也不会携带大量的现金来承德。2014年3月份我来承德是因为应某在我手里购买路虎牌越野车的事情。我个人开户的工商银行卡在2014年3月19日、3月20日在承德市华庭商务酒店对面的工商银行承德电力支行个人现金存款共计42万元人民币（一笔27万元现金存款、一笔15万元现金存款），这钱有可能是应某还我的购车款或者是我从北京带过来的钱。存款记录我承认，但是具体我存的是什么钱我现在也说不明白，但是肯定不是跟闫秀芝被骗案子有关的钱。因为我的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银行的投资理财，另一部分就是现金。这42万元现金有可能是朋友在北京还给我的钱后我带到承德来存的。我认识朱某1，他是应某的一个小兄弟。朱某1没单独找过我办事，都是应某领着朱某1来找我，当时朱某1的父亲（到公安机关后知道叫朱某4）和张某3应该涉及同一个案件（好像跟土地有关的案子），当时好像朱某4还没有被抓，主要是应某跟我聊天，朱某1是小兄弟管沏茶倒水的，都不说话。应某每次来找我都带着4、5个小兄弟，朱某3是因为他父亲朱某4的事儿才跟着应某来找我。当时主要问的都是张某3的事情，也找律师帮忙咨询了一下朱某4有没有事情。因为朱某4的事情，我印象中肯定是没有收过朱某1的钱。在我的尾号为8315的工商银行卡中，有朱某1个人银行卡给我打款3万元和16万元，都是应某买路虎牌越野车，朱某1替应某还我的购车款。而且实际上这辆路虎牌越野车应该是朱某1和应某两人合伙买的，车一直都是朱某1开着，但是车是在应某的名下。之前购买路虎的购车款，是朱某1和应某之间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关于帮着应某办理过应某的儿子应建文和朱某1的姐夫沈贵新打架的事情。当天晚上特别巧，我和“洪站长”、应某和应建文在一起吃晚饭，中途应建文接到了一个电话就走了，后来听说他可能跟人家打架来着。后来过了一半天，我印象中我带着应某去找孙某律师咨询了下这种打架的情况，孙某当时简单的说了下“不能跑，该投案投案，分清责任”，我和应某在孙某律师所里呆了几分钟就离开了。没有给孙某钱。 2、被害人闫秀芝的陈述，闫秀芝2016年12月15日陈述，应某在2014年的时候诈骗了我75万人民币。我和应某之前是在一个村住的老街坊。2013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的老公张某3因为行贿罪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我们村的应某找我说：“我能走关系，把张某3放出来”，应某让我给他拿钱办这事。我跟应某说：“只要能把张某3弄出来，给你拿多少钱都行，回头让张某3给你张罗钱去”。应某就让我先给他拿钱，我说我也没钱。后来应某又找张某3的两个弟弟、我的亲家说这个事（让我出钱，应某走关系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应某起誓拿他自己的脑袋担保能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张某3无罪释放），我看应某又拿自己脑袋担保又用自己儿子起誓的，应某让我拿75万人民币，应某就能把张某3弄出来。后来在2014年3月17日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闫营子我的家中，应某从我手里拿走了30万人民币现金（因为当天钱没有取够，这些钱都是我两个姐姐、我弟弟和我亲家给我凑的）。在2014年3月18日，我两个姐姐、我弟弟和我亲家又给我凑了45万人民币现金，在我闫营子的家中我把钱交给了应某，应某给我打了一张条，内容是：应某给张某3办事，在张某3妻子闫秀芝手里前后拿走七十五万人民币。应某承诺如果张某3出不来被判刑，不以任何借口为理由不退钱，把所有的钱如数退还闫秀芝。如果钱退不回，应某要负法律责任。当时在场的有我、应某、我亲家朱某2，我弟弟闫某2，还有我两个姐姐，把钱交给应某后我就经常给应某打电话问他事办的怎么样了，应某每次都告诉我放心，事肯定给我办成了，到了冬天的时候，我的律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法院拿张某3的判决书，我到了法院一看，张某3被判了20年，我就开始找应某，应某就跟我说这事既然没办成，就把钱给我退回来，结果应某就一直拖着不给我，2015年3月左右我就去法院起诉应某了，结果法院告诉我应某的房子和车子都不是应某的名字，没有办法执行，到了后来法院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发现了应某有8万元人民币，就把8万元人民币给我了，一直到了现在我也找不到应某，打他电话他也不接，我就来报警了。被害人闫秀芝2018年1月12日陈述，应某分了好几次把75万元人民币都赔偿给我了，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的12月底给我的，我给应某出据了一张75万元人民币的收条，并且我给应某也出据了谅解书。他还我的都是现金。闫秀芝2018年3月6日陈述，应某跟我说能帮忙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他是在北京找人帮忙办的这件事。我见过（那个人）一次，应某跟我介绍他，让我管他叫“刘哥”，当时是在一个茶庄（茶庄叫什么名字我也不记得了）见的面，这个刘哥是一个平头，带条金链子，大概50岁左右。当时在场的有我、应某、刘哥、还有一个律师，姓孙（这个律师是应某找来的），主要说的还是张某3的事情，但是应某他们也不让我问具体的细节，具体找什么人怎么办这件事，那个孙律师就跟我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具体怎么办这件事（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后来我就不知道了。见面的时候，没有谈钱的事情。北京刘哥走了之后，应某跟我说：“150万，能办成这个事情”，我跟应某说：“我现在没那么多钱，我先回家给你凑凑吧”。后来我就分两次给应某拿了75万元人民币，我给应某拿钱之后，我跟应某说：“给这么多钱，这事儿我有点不放心”，应某说：“没事儿，五姐，我给你打个条吧”，然后应某就给我打了一张75万元人民币的借条和一张从我手里拿钱帮我办事的保证书。借条是在我之前民事起诉应某的时候，留在双桥法院了，保证书让我提供给公安机关了。之前我忘了说借条的事，都过了好几年了，而且我报案的时候手里就只有应某给我写的一张保证书。给应某拿的75万元人民币他说给北京刘哥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他给。闫秀芝2018年8月29日陈述，我认识刘建农，2014年的时候，为了救我老公张某3（我老公张某3因为行贿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应某说北京的刘建农能找关系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我认识的刘建农。一开始我跟刘建农没有接触，我听我儿子张某1说刘建农要150万元人民币，先期刘建农要75万元人民币作为运作这件事的费用，等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并且不被判刑后，再给刘建农75万元人民币。后来张某1因为故意伤害罪出事了，后来有一次刘建农从北京来承德了，应某就介绍我和刘建农在武烈路的一个茶庄见面，当时有我和孙某、刘建农、应某在茶庄谈的张某3的事情，当时刘建农一口打包票说张某3的事情能办。2014年3月17日，我从亲戚朋友手中一共借了30万元人民币现金，我和闫某2、朱某2在桃李街北口将30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了应某。因为大额的取款需要跟银行提前预约，当天取不出那么多现金了，我跟应某说明天你再来我家拿剩余的45万元人民币。在2014年3月18日，应某来到我家中，我将45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了应某，应某在我家给我打了一张75万元人民币的借条后拿着钱就从我家离开了。闫秀芝2018年9月18日陈述，具体什么时间我也记不清了，当时是因为我儿子张某1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通缉了，我们谁也联系不上张某1。应某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北京的老刘（刘建农）来了，你来趟武烈路这的茶楼，跟他见一面吧”，因为之前我听张某1跟我说过北京的刘建农能办张某3的事情，然后我就去茶楼了。我到茶楼以后，当时刘建农和应某还有刘建农找来的一个女律师（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都在，当时具体聊的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因为隔太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聊的我老公张某3的事情（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刘建农说他能办这件事，然后刘建农找来的那个律师就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大概意思就是让我相信刘建农的实力和能力能办我老公张某3的事儿。中途，应某就我把叫出来了，然后私下跟我说让我先拿一半（75万元人民币）给刘建农，算是运作张某3的事情的前期费用，我同意了。然后我和应某一起又回到茶楼座位上，我跟刘建农打了个招呼说：“有事儿先走了”，然后我就离开了。闫秀芝2018年11月22日陈述，我之前提供给公安机关的一张手写材料，材料上面有我、应某、朱某2、闫某2四人签字，这张条是应某拿走45万元人民币的当天打的。这张条是应某自己写的，我、朱某2和闫某2都在上面签字了。应某在我手中拿走45万元人民币现金当天除了给我打这张条以外，还出了一张借条。应某写一大段话的那张条上写了应某在我手里拿了75万元人民币是为了办张某3的这件事，如果张某3这件事办不成，他负责退我钱。出完这张条之后我不放心，我就跟应某说：“如果事儿办不成，你退我，那你给我写张借条吧”，后来应某又给我写了一张借条。这两张条都是应某在我手里拿走45万元人民币当天，应某给我写的条。应某写一大段话条上面有我、闫某2、朱某2和应某签字的那张条的日期是准确的。闫秀芝2019年6月4日的陈述，我提交给公安机关上面有我、闫某2、朱某2签名的手写材料上我本人的名字不是我写的，是应某写上去的，因为应某当时跟我说，找的北京姓刘的这个人肯定能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应某我们都是老邻居了，应某说的特别肯定，而且他用自己的脑袋担保。当时应某在我们家拿完45万元人民币以后，我们让应某出的这个条，应某在给我们写这张条的时候，我、朱某2、闫某2都在场，然后应某就直接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了。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是在那张条出完以后我怕那个北京人办不成张某3的事情，而且钱也要不回来，我跟闫某2就去了二仙居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咨询了应某给我们出这个条如果以后张某3的事情办不成，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后来律师说这个条不行还得重新写一个借条。 3、证人应某的证言，应某2017年1月16日证言，2014年3月份，我知道张某3因为犯事儿进承德市看守所了，后来我找到张某3的媳妇闫秀芝和亲戚跟他们说：“我能找人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但是得花点钱”，后来在2014年3月17日，我来到闫秀芝的家中，当时闫秀芝的弟弟闫某2也在场，闫秀芝给我拿了35万人民币现金，当时我给闫秀芝打了借条。第二天，我又来到闫秀芝的家中，闫某2也在场，闫秀芝又给我拿了40万人民币现金。闫秀芝把昨天我打的35万人民币欠条撕了，又让我打了一张75万人民币的欠条，之后我就离开了。后来张某3也没从看守所出来，闫秀芝就把我告到双桥法院去了，双桥法院判我赔了闫秀芝8万3千多元钱。2014年3月份，闫秀芝一共给我拿了75万人民币。给我的都是现金，事没有办成。钱让我自己花了。其中46、7万我用来买了台路虎揽胜越野车，剩下的30来万被我用来吃饭、加油等全花光了。两次我拿钱的时候闫秀芝和她弟弟闫某2都在场。应某2018年1月8日证言，我从闫秀芝手里拿走75万是分两次拿的，都是以现金的方式拿走的，第一次是闫秀芝去市里给我送的35万元人民币现金，第二次是在闫秀芝的家中拿走的40万元人民币现金。第一次拿走35万元人民币的时候有闫某2和闫秀芝在场，第二次有朱某2、闫某2、闫秀芝和我，我们四个人。我给闫秀芝出过一个手写的材料，材料内容是：“应某给张某3办事，在张某3妻子闫秀芝手里前后拿走柒拾伍万人民币（75.0000万元）应某承诺如果张某3出不来被判刑，不以任何借口为理由不退钱，把所有的钱如数退还闫秀芝。如果钱退不回，应某要负法律责任”，落款是应某，时间是2014年3月18号，当时在场人员是朱某2、闫某2、闫秀芝。我没有给张某3办事。我从闫秀芝手中拿走75万元人民币之后我就找了个律师咨询张某3的事情，连请吃饭、买烟、路费花了几万块钱，剩下钱还在我手里。因为我手里没有75万人民币了，所以当时就没有退给她。上次的笔录里我说我买车加油挥霍了是因为我当时以为我把75万元人民币如数退还给闫秀芝就没事了。现在钱已经如数还给闫秀芝了，并且闫秀芝给我出了一个谅解书。应某2018年1月31日证言，我从闫秀芝手中拿走的75万元钱，我把这些钱全部都给一个叫刘建农的人了，一共分两次给的刘建农，第一次我给刘建农30万元，刘建农把这30万元当我面给了一个姓陈的男子，第二次我给了刘建农45万元人民币。后来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这件事没办了，而且张某3的老婆闫秀芝还把我起诉了，（因为当时我在闫秀芝手中拿走75万元的时候，闫秀芝跟我说过如果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这件事没办了，我在她手中拿走的75万元算我欠她的）。闫秀芝起诉我后法院民事判决规定我在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闫秀芝1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闫秀芝65万元。2016年我在牛圈子沟平房村的一个饭店拆迁，拆迁补偿款直接被法院划拨给了闫秀芝（因为法院规定我在2015年年底偿还闫秀芝10万元钱）。闫秀芝把我起诉后，我就一直在找刘建农，让刘建农把之前从我手中拿走的75万元人民币还给我，因为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这件事没有办成，而且闫秀芝还把我在双桥区人民法院起诉了。我找了刘建农很长时间，在2016年法院执行把我的牛圈子沟饭店拆迁补偿款划拨给闫秀芝后，刘建农和那名姓陈的男子（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和真实姓名）把30万元退给了我，那名姓陈的男子说他没有把事情办成（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这件事），他一分钱都不要。刘建农和那名姓陈的男子后来分4次（第一次退我10万元，第二次退我8万，第三次退我7万，第四次退我5万）把30万退给我后，这30万元就一直在我手中放着，因为法院民事判决规定我在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闫秀芝剩余的65万元。因为当时我手里凑不够65万元人民币。在这期间（2016年-2017年）我一直在找刘建农，因为刘建农当时在我手中还拿走45万元没有还给我，我找了刘建农两年，刘建农也不见我。起初我给刘建农打电话，刘建农还接我电话，我向他一要钱，他就说这45万元被他办事花了（具体找的谁办事，他也不说），后来我再给刘建农打电话，刘建农就一直也不接我电话了，至今我也没有找到刘建农。到了2016年年底，我还是凑不够65万元现金给闫秀芝，闫秀芝就报警了。报警之后，我寻思着把这65万元凑上还给闫秀芝得了，就没跟公安机关说刘建农当初拿走75万元人民币的事，我心想着把闫秀芝的钱还上（闫秀芝通过我找的刘建农办的张某3的事儿，而且我当时给闫秀芝打了75万的借条），我再慢慢的找刘建农要剩下的45万元人民币。第一次是我从闫秀芝手中拿走30万元后，在附属医院对面的加州牛肉面馆里，我把从闫秀芝手中拿来的30万元给了刘建农，刘建农转手就把钱给了那名陈姓的男子，当时有我、刘建农，那名陈姓男子还有朱延（彦）丰我们四个人在场。第二次是我从闫秀芝手中拿走45万元后（当时我在闫秀芝手中拿钱的时候，朱某2、闫某2都在场，而且我还给闫秀芝出了一张75万元的借条），在桃李街口我把这45万元给了刘建农，这次就我和刘建农在场。之前我供述我第一次在闫秀芝手中拿走35万元人民币，第二次在闫秀芝手中拿走40万元人民币，在这次笔录中我说第一次在闫秀芝手中拿走30万元，第二次在闫秀芝手中拿走45万元，是因为时间太长，我记错了。但是我总共是在闫秀芝手中拿走75万元人民币。我在2017年年底已经把75万元人民币全偿还给闫秀芝了。应某2018年3月19日证言，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在闫营子村从闫秀芝手里拿了4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之后我把这笔4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直接给了刘建农，当时我是在桃李街北口的华庭宾馆（现在这家宾馆已经改成银行了）里面刘建农住的房间内，我把这45万元现金用一个黑色的兜子给到了刘建农手里，刘建农接过钱后说：“已经跟郑雪碧联系上了，雪碧是咱自己人，这事儿（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你就放心吧，已经找完郑雪碧了”。然后我就离开了刘建农的房间。之后我就一直催刘建农办这件事儿（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刘建农每次都说：“再等等，办着呢”，后来郑雪碧出事被抓起来了，我再找刘建农，刘建农就有点推脱这件事了（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我一看事情不好，就开始找刘建农要钱，刘建农不接我电话，我去北京找刘建农，我把刘建农找到以后，让刘建农退还之前我给他的45万元人民币，刘建农说这钱都办事花了，然后我逼着刘建农把那名姓陈的男子叫出来，因为这个姓陈的通过刘建农在我手里拿了30万元人民币（也是因为办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这件事），后来刘建农就把姓陈的那名男子叫过来了，这个姓陈的男子跟我说：“这事儿没有办成，之前拿你的30万元，我退给你”，之后这名姓陈的男子先后4次共计退还给我30万元人民币，每次都是退给我的现金。再此之后，我又找不到刘建农了，至今刘建农也没有还我45万元人民币。北京陈姓男子给我钱的事刘建农知道，当时我和那名姓陈的男子签了一份声明，因为这名姓陈的男子特别局气仗义，他直接跟我说：“事儿办不了，钱我肯定退给你”，我当时信任他，所以我就跟这名姓陈的男子签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概内容就是：“这名姓陈的男子拿了30万元人民币帮忙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但是事情没办了，这名姓陈的男子如数把30万元人民币退还”，我和这名姓陈的男子在这份声明上面都签了字，刘建农作为证明人。路虎车的事情和张某3的事情根本没有关系，有路虎车的时候，还没有张某3这件事呢。当时刘建农和我把路虎车从北京开到承德来的，我知道这辆路虎车是刘建农朋友的，当时我说我要买这辆车但是没那么多钱，刘建农说:“没事，我给你担保，你要买就先付点钱”，我就先支付了25万元人民币给了刘建农朋友。之后刘建农找我要买车的钱，我当时没钱付剩下的车款（90万元人民币），刘建农就把这辆路虎开走卖了顶剩余的车款了。应某2018年5月30日证言，2013年的时候，闫秀芝的儿子张某1找我，张某1问我能不能帮忙办理下张某3的事情（张某3当时在看守所羁押呢，张某1想要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张某1知道我认识北京的刘建农，所以想让我帮忙求刘建农走走关系把他父亲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我就帮忙做中间人跟刘建农说了张某3的事情，后来在北京的一个茶楼里（我不记得具体位置了）张某1和刘建农私下面谈的张某3的事情，我、沈贵新、朱某1在茶楼外面等着。头一次张某1从茶楼里出来跟我说：“大叔，刘建农要的有点多”，我问：“刘建农要多少啊”，张某1说：“要200万”，我说：“那确实有点多，你再进去跟他好好谈谈”。张某1又进去茶楼跟刘建农谈办张某3这件事的价钱。过了一会儿，张某1又从茶楼出来了，我问他：“谈好了吗”，张某1说：“谈好了，要150万”，我说：“你觉得价钱合适就行”。后来刘建农也从茶楼里面出来了，刘建农跟我们说：“放心吧，这事儿没问题，”，然后我、朱某1、沈贵新和张某1就一起回承德了。隔了一段时间，张某1、闫秀芝、张某1的老丈人一起在承德跟刘建农见了个面，刘建农当时还找了一个律师叫孙某跟张某1他们一起见的面，当时闫秀芝他们还交了几万块钱的律师费（具体交了几万，我不清楚，当时我没在跟前）。他们见完面以后，刘建农跟我说：“这件事（张某3的事情）目前办的挺好的，再加上有“雪碧”（当时的承德市市委书记郑雪碧）呢，关系都不错，先让他家（闫秀芝家）拿一半儿（75万元人民币），刘建农跟我说让闫秀芝家拿75万元人民币这件事之前，刘建农跟闫秀芝他们在承德的茶楼里已经谈妥了，闫秀芝他们同意先拿出75万元人民币。后来这75万元人民币，闫秀芝分两次（第一次是30万元，第二次是45万元）给了刘建农，第一次是在附属医院对面的一家加州牛肉面馆前由闫秀芝把30万人民币现金用黑色塑料袋装着递到我手中，紧接着我就把钱递给刘建农了，刘建农转手又把钱给姓陈的那名男子了。当时有我、朱某1、北京那名姓陈的男子、还有一个外号叫“华子”的人都在场看见了。第二次是在闫秀芝的家中，闫秀芝给我拿了45万元人民币现金，当时闫秀芝让我给他打一张借条，我给闫秀芝打完借条后拿着这45万元人民币现金直接来到承德市华庭商务酒店把这45万元人民币现金给了在这里住宿的刘建农，这45万元人民币在我给刘建农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我把钱交给刘建农以后我就离开了。把这75万元人民币给了刘建农以后，一直到2015年刘建农也没有消息，每次问刘建农办理张某3事情的进展，刘建农都推辞，要么就说郑雪碧出事了。我一看事情办不了了，我知道闫秀芝第一次给刘建农拿的30万元人民币其实是让北京那名姓陈的男子拿走了，我就找到那个姓陈的男子，那名姓陈的男子因为这件事没有办成，就把这30万元人民币退还了（是一共分了三、四次才把这30万元人民币退还给我的）。刘建农拿走的那45万元人民币，至今没有退还回来。闫秀芝一看张某3的事情没有办成，闫秀芝就向我要这75万元人民币，因为我当时在闫秀芝的手中拿钱都已经给他打借条了，而且我和闫秀芝张某3都是乡里乡亲的，这件事没有办成，我觉得我也挺土的，闫秀芝向我要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刘建农，想把刘建农拿走的那45万元人民币要回来一起还给闫秀芝，但是至今我已经找不到刘建农这个人了，刘建农一直躲着我，不跟我见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我是用自己的钱还给的闫秀芝75万元人民币。路虎车的事情跟办理张某3的事情都没有一点关系，买路虎车的事情是在2013年，当时还没有提到办张某3的事情呢。因为我不会操作银行网络转账的事情，所以我当时找了朱某1替我操作给刘建农分三次共计转账29万元（第一次转账16万，第二次转账10万，第三次转账3万），这29万是我买车的钱，跟张某3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应某2018年8月29日证言，一开始是张某3的儿子张某1找的我，问我能帮忙办张某3的事情不（张某3因为行贿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我说北京的刘建农可能有这个实力，后来我和张某1就去北京找过两次刘建农，每次见面就是吃个饭，每次刘建农都表示他能办张某3的事情，让我们回承德等消息。后来有一次，刘建农给我打电话说：“办张某3的事情，得150万”，我跟刘建农说：“那我得找张某1，这事得张某1同意”。后来我又给张某1打电话让他来我在牛圈子沟开的饭店，张某1来到我饭店后，我跟张某1说：“北京来信了（刘建农来信了），说要150万”，张某1当时说：“没问题，见人给钱（见到他父亲张某3从看守所出来，就给钱）”。后来张某1因为打架出事了，办理张某3的事情，我就得联系张某1的母亲闫秀芝了。有一次刘建农来承德，在我的介绍下，我、刘建农、闫秀芝和孙某在武烈路的一个茶楼见的面，见面后刘建农说：“放心吧，张某3的事情没问题”。之后的一天，刘建农给我打电话说：“先拿75万元，办事儿用（办理张某3的事情）”，我又给闫秀芝打电话说：“刘建农让先拿75万办事用”，闫秀芝同意了，因此闫秀芝给我拿了75万元人民币。闫秀芝分两次给我拿的75万，第一次闫秀芝给我拿了30万元人民币，是在2014年3月17日那天傍中午的时候，在桃李街北口，闫秀芝、闫某2和朱某2一起来的，闫秀芝就把30万元人民币现金递给了我。闫秀芝跟我说：“大额取款需要提前跟银行预约，剩余的45万元人民币明天你来我家拿吧”。我说：“行”。当天刘建农也在承德，我拿完这30万元钱就去附属医院对面的加州牛肉面馆找刘建农去了，当时刘建农、北京姓陈的男子还有朱某1和“华子”（朱某1的朋友，具体姓名我不知道）也在，我到了加州牛肉面馆里，我直接就把这30万元人民币给刘建农了，刘建农接过这30万元人民币后就把这钱递给北京那名姓陈的男子了。当天北京那名姓陈的男子拿完钱吃完饭坐车就回北京了，刘建农当天没有离开承德，住在了华庭商务酒店。第二天，2014年3月18日，闫秀芝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拿钱，我到了她家后，她递给我45万元人民币，之后我给闫秀芝写了一张75万元人民币的借条。我拿走这45万元人民币后，我一个人来到华庭商务酒店刘建农的住处，我就把这45万元人民币全部都给了刘建农。应某2018年11月22日证言，我是分两次拿的75万元，第一次拿30万元，第二次拿45万元人民币。因为闫秀芝第一次没凑够75万元人民币现金，第一次只给拿了30万元人民币现金，我把这30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刘建农后，刘建农直接把这钱给北京的一名陈姓男子了，老陈拿着这30万元人民币就回北京了。然后刘建农在承德住的是华庭商务酒店，刘建农等着拿剩下的45万元人民币。我给闫秀芝出具了手续，闫秀芝他们家人不放心，让我写了个条，大概内容就是为了办理张某3的事，我在闫秀芝手中拿走75万元人民币，如果事儿办不成，这钱我负责退给闫秀芝。当时闫秀芝、闫某2和朱某2都在场。我在之前笔录里面说的借条是拿45万当天出的，不出她也不让我拿钱啊。以前我只记得在闫秀芝手中拿钱给她出过条，出了几张条我真记不清了，从公安机关给我看了两张条之后，我才想起来当时出了两张条，因为这两张条上的字都是我写的，还有手印也是我按的。但是这两张条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只在闫秀芝手中拿了75万元人民币。这两张条肯定是我在闫秀芝手中拿走45万人民币当天一起出的，两张条上的时间为什么不一样我也记不清了。应某2019年6月5日证言，闫秀芝之前提交给侦查机关的一份手写材料上面我的名字是我本人签的。闫某2、朱某2、闫秀芝的名字也都是我签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找刘建农办张某3这件事，刘建农肯定能办成，当时我也没多想，就随手把在场人的名字都写上了，这份手写材料是拿完45万元的当天我给闫秀芝出具的。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是我出完写着闫秀芝、闫某2、朱某2名字的那张条以后，闫秀芝找到我怕张某3的事情办不成，让我再给她补一张借条。打借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证人应某出庭证言，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的字条出具在先，落款时间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出具在后。当时在侦查机关的证言前后不一致是因为当时以为钱已经还完了，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想先把钱还给闫秀芝，再去找刘建农要。帮助办理张某3的事情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因为张某3出事以前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觉得能给他办点事很有面子。 4、证人闫某2的证言，闫某22016年12月17日的证言，我和闫秀芝是直系亲属。我和应某是街坊关系。因为应某之前答应我姐闫秀芝，给他一笔钱以后可以想办法把我姐夫张某3从看守所里捞出来（取保）当时拿钱之前应某说拿脑袋担保一定可以把我姐夫给捞出来，我们才相信了他并且分两次一共给了应某75万元人民币，第一次是在2014年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我姐给了应某30万元人民币，第二次是在2014年3月18日白天，（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的时候支付给了应某剩余的45万元人民币，2014年３月18日当天应某打了一张总共七十五万元的借条，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75万元都是借的，朱某2给拿了20万元人民币现金，剩下的都是我们几个直系亲属借给闫秀芝的。这两次给钱的时候在场人有我，我姐（闫秀芝），朱某2，应某我们四个。应某没有帮助我们办事，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闫某22018年9月4日证言，我不认识刘建农，只是听我姐闫秀芝说过这么个人，好几年前我姐夫张某3因为涉嫌行贿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我姐闫秀芝想把张某3从看守所捞出来，然后通过我们村的应某知道的有刘建农这个人，刘建农是北京人，应某说他挺有“门路”，认识大领导，找刘建农能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闫秀芝为了办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这件事，闫秀芝给应某拿过75万元人民币，闫秀芝是分两次给应某拿的这75万元人民币，闫秀芝给应某拿钱这两次，我都在场。大概2014年3月份的时候（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闫秀芝给我们打电话让给她凑钱（现金），为了办张某3的事情，3月份的一天我们亲戚一共给闫秀芝凑了30万元人民币现金，然后闫秀芝带着这30万元人民币让我和朱某2跟她一起去双桥区的桃李街北口，我们到了桃李街北口不一会儿，应某就来了，然后闫秀芝把这3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了应某，应某接过钱之后，闫秀芝跟应某说：“今天就凑了这些钱，剩下的钱回头凑齐了再给你”。第二天，闫秀芝让我去他家，我到闫秀芝家没几分钟，应某也来了，当时我、闫秀芝、朱某2和应某在场，闫秀芝又给应某拿了4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应某接过钱之后，应某给闫秀芝打了一张75万元人民币的借条，然后应某拿着钱就离开了。闫某22019年6月4日证言，闫秀芝提交给侦查机关手写材料上面我的名字不是我本人签的，是应某写上去的。这份材料是应某拿走45万元当天出具的，材料上面有日期。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是在那张条出完以后闫秀芝怕那个北京人办不成张某3的事情，而且钱也要不回来，跟闫某2、朱某2去了二仙居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咨询了应某给我们出这个条如果以后张某3的事情办不成，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后来律师说这个条不行还得重新写一个借条。 5、证人朱某2的证言，朱某22016年12月17日证言，我和闫秀芝是亲家关系。我和应某都是一个村的。应某从闫秀芝手里拿走75万人民币一事我知道，当时我也在场。2014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的亲家母闫秀芝找我，让我帮忙凑点钱，闫秀芝跟我说：“应某能把张某3（我的亲家）从看守所放出来（不被判刑，从看守所放出来就没事了）”，闫秀芝让我凑20万人民币算是借给闫秀芝的，只要闫秀芝给应某送够了钱，应某就能把张某3从看守所放出来。闫秀芝跟我说了几次凑钱的事儿，后来我就凑了20万人民币现金给了闫秀芝。我听说闫秀芝从她的姐姐弟弟之间也借了不少钱。2014年3月17日早上，闫秀芝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闫秀芝说：“一会儿应某过来拿钱”，闫秀芝让我过去算是当个见证人。我到了闫秀芝家后，在应某来之前，我跟闫秀芝说：“得让应某打借条”。应某来到闫秀芝家拿钱，当时闫某2、应某、闫秀芝和我在场，闫秀芝当着我们的面，把30万人民币现金给了应某，应某跟我们说：“你们放心，张某3用不了几天就回来（无罪释放）”但是应某说这30万人民币不够，让闫秀芝继续凑钱。闫秀芝让应某打了一张30万的借条，应某打完条之后拿着30万人民币现金就走了。应某走了以后，闫秀芝继续找他的姐姐弟弟之间借钱，2014年3月18日上午，应某又来到闫秀芝家拿钱，当时也是闫某2、应某、闫秀芝和我在场，闫秀芝当面又给了应某45万人民币现金。闫秀芝把之前的30万借条还给应某，闫秀芝让应某打了一张总共75万人民币的总借条。后来张某3被判刑了，没有像应某所说的那样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闫秀芝我们感觉被骗了，就找应某要这75万元钱，应某一直拖着不给钱，后来根本联系不上应某了，应某不接电话，直到今天也没还闫秀芝的钱。闫秀芝分了两次把这75万给了应某，第一次给了30万，应某说不够，第二次又给应某45万人民币现金。在场人有我、闫某2、闫秀芝和应某。朱某22018年9月4日证言，我不认识刘建农。只是听我亲家母闫秀芝说过这么个人，因为之前想把张某3从看守所捞出来通过我们村的应某知道的刘建农这个人，刘建农是北京人，闫秀芝说他有“门路”，中央都认识人。大概在2014年的3月份（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当时是为了办张某3的事情（张某3因为行贿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闫秀芝就找到我（因为我是闫秀芝的亲家）说应某认识北京人（指刘建农），挺有门道，能帮着办张某3的事情，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然后也是3月份的一天（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闫秀芝就让我们这些亲戚朋友给她凑钱（现金），闫秀芝说是要办张某3的事，后来那天的上午就凑了30万元人民币现金，然后闫秀芝给应某打的电话，应某说是在双桥区见面，接着闫秀芝、我、闫某2（闫秀芝的亲弟弟）我们三个人就来到桃李街北口，过了不一会儿应某就过来了，然后闫秀芝就把手里的30万人民币现金给应某了，闫秀芝跟应某说：“今天就凑了这些现金，剩下的钱明天凑齐了再给你”，后来应某拿着钱就走了。应某在闫秀芝手中拿走30万元人民币的第二天，应某又来到闫秀芝的家中，当时我和闫某2都在闫秀芝的家里。在闫秀芝的家里，闫秀芝又准备了4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给了应某，应某拿过这45万元人民币现金后，应某给闫秀芝打了一张75万元的借条，然后应某就离开了。证人朱某22019年6月4日的证言，闫秀芝提交给侦查机关手写材料上面我的名字不是我本人签的，是应某写上去的。这份材料是应某拿走45万元当天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听我亲家闫秀芝说她又让应某打了个借条。 6、证人孙某的证言，具体哪一年的事情我不记得了，是张某3的家属在北京一个姓陈的男子带领下来到华川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当时我正好在北京的分所办公，我一看是承德的案子，我就接了并且把张某3的案子打到我位于承德的律所，由承德律所的王某代理这个案子，负责这个案子的开庭和日常会见。华川律师事务所受理此案，指派王某作为代理人，是华川律师事务所与张某3家属签订的案件代理合同。我印象中是张某3的家属交的代理费，但是具体交了多少钱我不记得了，以合同上面的金额为准。我印象中跟张某3的家属一起到律所的有一个姓陈的，还有一个姓刘的，都是男子，我不知道名字。张某3好像是被判刑了，后期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张某3的家属给姓陈的和姓刘的男子75万元的事情。 7、证人王某的证言，我代理过张某3的案子，当时是孙某律师把案件介绍给我的。201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律所的孙某接的这个案子，然后把这个案件交给我代理。我负责这个案件相关的会见、阅卷以及开庭。我印象中就有一名姓应的男子帮张某3的家属办理这件事（时间太长我记不清这名姓应男子的名字了），这名姓应的男子具体怎么帮忙运作的张某3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印象中第一次是张某3的儿子张某1交了一个6000元钱，后来因为张某1出事了，又由张某3的妻子办理这件事，具体总共交了多少律师费，我也记不清了。在代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没接触过姓刘的和姓陈的男子。 8、证人张某1的证言，我认识刘建农，我是通过应某认识的刘建农，当时应某说刘建农是北京人，挺有能力的，能帮忙把我父亲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后来通过应某介绍，我就认识了刘建农。我跟刘建农有过接触，为了办我父亲张某3的事情，应某带着我去过两次北京找刘建农，刘建农说能帮忙办我父亲张某3的事情，在北京接触的这两次就是见面吃饭，刘建农满口保证我父亲张某3的事情他能办（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刘建农让我们回承德等消息。后来有一天（具体哪天我忘记了），应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开的饭店（在牛圈子沟），到了他开的饭店后，应某跟我说：“北京刘建农来信了，办你爸这件事，刘建农要150万”，我说：“没问题，见人给钱（等我父亲张某3从看守所放出来就给钱）”。后来因为我涉嫌故意伤害罪出事了，就没再参与这件事，后期是由我母亲闫秀芝跟应某和刘建农联系的关于把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的这件事。在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处理完之后，我听我母亲闫秀芝说她给应某拿走了75万元人民币给我父亲张某3办事儿。张某12018年9月19日陈述，有一天应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在牛圈子沟的饭店，我到饭店以后，应某跟我说：“北京老刘来信了，要150万（指我父亲张某3的事情，刘建农能办）”，我跟应某说：“见到人（把我父亲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给钱，没有问题”。这150万是刘建农提出的金额。应某和我一起去北京在一个茶楼（具体什么位置我记不清了）见的刘建农，当时见了刘建农之后，应某说我父亲张某3的事情，应某跟刘建农说我父亲张某3因为行贿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应某让刘建农帮忙运作把我父亲张某3从看守所弄出来不被判刑，应某跟刘建农说：“这事费心给办办”，刘建农说：“这事我知道了，你们等我信儿吧”，当时刘建农没说要多少钱，就让我们回去等信儿。后来我和应某就从北京回承德等刘建农的信儿了。之后过来没几天，应某就跟我打电话让我去他的饭店，然后跟我说了办理我父亲张某3的事情，刘建农要150万元人民币。 9、证人杨某的证言，我认识刘建农，他是北京人，我是通过应某见过刘建农。应某跟刘建农之间有经济往来。2014年的时候，我那会是跑承德至北京往返黑车的，因为应某之前就坐过我车去北京，所以后期应某就一直让我拉着他去北京找刘建农，在我拉着应某去北京找刘建农的时候，应某就跟我说过当时找刘建农办理张某3跟朱某4的事情刘建农收了他不少钱，但是刘建农具体收了应某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刘建农的一个姓陈的男性朋友退了应某30万人民币，当时这名姓陈的男的还跟应某在北京西四环外面的一个茶楼内签了一份退款协议，因为当时我跟刘建农都在场，所以协议上面我跟刘建农都作为证明人签字了，这份协议当时还给了我一份呢。我拉着应某去过北京很多次找刘建农，都是应某找刘建农去要钱。有一次，应某雇我车去北京找刘建农，我和应某在北京南二环景泰桥南附近的一个如家酒店住了一个多礼拜，当时用的我的如家ｖｉｐ会员卡入住的。在北京呆的这一个多礼拜时间里，应某多次给刘建农打电话，刘建农就是不见面，后来应某着急了跟刘建农说要报警，刘建农才同意见面。应某和我在我们入住的如家宾馆见的刘建农，应某跟刘建农说：“你之前答应给我们办的事儿，你办不了得把钱退回来啊，包括当时给老陈的那些钱也得退回来啊，你要不退，我就报警了”，刘建农说：“那得把老陈找来，一起说这个事儿”。后来刘建农联系的老陈，老陈当时有事儿过不来，又过了3、4天，刘建农找的应某说老陈答应见面了，然后我和应某、刘建农、老陈在北京西四环外的一个茶楼里见的面。见面后，刘建农让老陈退给应某30万元人民币，老陈当时不大愿意退30万元，但是最后老陈认可退还30万元人民币，所以当时我们在场的四个人就签了这份“关于朱某4、张某3一事的声明”，应某、刘建农、老陈和我都签字了，而且这份声明我们四个人人手一份。签完声明当时老陈没给应某钱，过了半个多月，我又拉着应某去北京茶楼见的老陈，老陈才把这30万分三、四次给应某凑齐了。应某和刘建农在如家酒店见面的时候，应某跟刘建农之间说了因为办朱某4和张某3的事情，应某给刘建农拿了多少钱，当时刘建农对每笔钱都承认，但是具体刘建农拿了应某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我记得应某还让我给他们之间的谈话录音了呢，我把我的一支录音笔放在了房间里的空调上面，但是录音录完之后音质不清楚，后来我就把录音删除了。 10、证人朱某1的证言，我和应某是一个村的，当时是在承德市附属医院对面的加州牛肉面门口，有我、刘建农、应某、那个姓陈的男子还有刘建农带的一名女子在场，应某给了姓陈的那名男子一个黑袋子，里面装的都是现金，当时那名姓陈的男子挺高兴的拿着应某给的黑袋子（里面是钱）就坐上了一辆去北京的黑车。我知道应某买路虎车的事情，当时应某买车的时候在我手里借了13万元人民币，应某自己又凑了10几万元人民币，然后应某在刘建农手里交了25万元人民币的首付买了一辆路虎揽胜越野车。后来应某跟我说这辆越野车让刘建农弄回去卖了，用来偿还当时购买这辆越野车的尾款了。应某买路虎车的事情与张某3和朱某4的事情没有关系。在2014年2月15日我转给刘建农3万元钱，这笔钱好像是应某让我帮忙转给应某的购买路虎汽车的车款，因为应某不会用银行卡这些东西，都是我帮他转的。 11、谅解书，内容：因应某以办事名义在我手里拿的钱现已全部还清，应某以及家属多次来我家道歉，我已经谅解应某的行为，我不再追究应某的刑事责任。谅解人：闫秀芝，2017年12月27日。 12、刑事案件委托合同，证实2013年8月7日张某1委托河北华川律师事务所宽城分所孙某、王某代理张某3诈骗案，未约定代理费用。 13、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证实2015年3月26日经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调解，应某欠闫秀芝75万元，应某同意于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1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65万元。 14、借条，内容：今借到闫秀芝人民币75万元，借款人应某，2014年4月18日。 15、车辆变更登记表，证实路虎车于2014年4月2日过户到应某名下，2014年7月30日变更登记到王欢名下。 16、应某给闫秀芝出具的书面材料，内容：应某给张某3办事，在张某3妻子闫秀芝手里前后拿走75万元人民币。应某承诺如果张某3出不来被判刑不以任何借口为理由不退钱，把所有的钱如数退还闫秀芝。如果钱退不回，应某要负法律责任。应某，2014年3月18日，当事人：朱某2、闫某2、闫秀芝。 17、刘建农工行卡（卡号：62×××15）交易明细，证实2014年3月19日刘建农在工行承德电力支行卡存27万元，2014年3月20日刘建农在工行承德电力支行卡存15万元。 18、刘建农住宿信息，证实刘建农2013-11-20至21日入住双桥冀储大厦，2013-11-22至24日入住华庭商务酒店。2014-3-13至14日入住华庭商务酒店312房间，2014-3-17至18日入住华庭商务酒店339房间。2014-3-18至20日入住华庭商务酒店340房间。 19、关于朱某4、张某3一事的声明，证实2014年12月9日陈某声明：我在2013年8月应某来北京找我说他同村有叫朱某4、张某3的，二人因诈骗罪被承德公安机关抓获，请我帮忙请律师代理此案。后经过律师大量工作，最后结果未到达应某同志要求的目的。现将应某提供给我帮忙找律师等的费用（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全额退还。自此该事项彻底结束，与我本人再无任何瓜葛和关系。本声明一式四份，由我本人及应某作为声明人、刘建农及杨某作为证明人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声明人：陈某、应某、证明人刘建农、杨某。2014年12月9日。 20、被告人基本信息、户籍证明、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刘建农的自然身份情况及其系被传唤到案。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予以确认。 原判认为，被告人刘建农以为他人请托帮忙为由，诈骗被害人闫秀芝人民币4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支持该指控成立的证据有：1、被害人闫秀芝首次报案笔录陈述：“应某共计在我手中拿走75万元人民币，第一次是在2014年3月17日在我的家中拿走30万元人民币，第二次是在2014年的3月18日，在我手中拿走45万元。”2、证人朱某2、闫某2的证言，证实应某在闫秀芝处于2014年3月17日和2014年3月18日共计取走75万元。3、证人应某的证言，证实第一次取走的30万元，其在2014年3月17日交给刘建农后，由刘建农交给“陈某”（该事实有证人朱某1的证言及“陈某”2014年12月9日出具的声明予以证实”）。第二次是2014年3月18日在刘建农入住的华庭商务酒店将45万元现金交给被告人刘建农。4、侦查机关于2018年4月8日在中国工商银行电力支行调取的刘建农尾号为8315工行卡分别于2014年3月19日卡存27万元，于同年3月20日卡存15万元。5、被告人刘建农2014年3月17日至3月20日入住华庭商务酒店的入住记录。综上，应某在闫秀芝处取走钱的时间应认定为2014年的3月17日和3月18日，由于侦查机关收集笔录的时间距离案发时间比较长，被害人及证人对于取钱的地点、在场人都有谁、每次取走钱的准确数额存在反复的陈述也在情理之中。闫秀芝2016年12月15日报案笔录中陈述应某取走钱的时间是2014年3月17日和3月18日，并于3月18日为其出具了“应某给张某3办事……（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的字据，侦查机关调取刘建农银行卡流水的时间为2018年4月8日（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在2018年4月8日才掌握刘建农在工商银行承德电力支行分别于2014年3月19日和3月20日卡存27万元和15万元的证据），故不存在被害人和证人根据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后知道了刘建农在2014年3月19日和3月20日有存款记录而编造案件事实栽赃嫁祸刘建农的可能性。由于在闫秀芝手中取走钱的人是应某，闫秀芝将应某诉至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应某没有主动履行调解书中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并且闫秀芝手中有应某为其出具的“2014年3月18日的字据”和“2014年4月18日的借条”，故闫秀芝报案时称是应某诈骗了其75万元在情理之中。证人应某出庭证言已对其在侦查机关笔录前后矛盾之处进行说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应某为办理张某3一事从中获取利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建农诈骗朱某1人民币30万元，根据朱某1的陈述其是为了将其父朱某4从看守所“捞出”一事，分三次将该30万元交给刘建农的，第一次是在北京一饭店门前将20万元现金交给刘建农，在场人有朱某1、应某、张某1、沈贵新、朱志然。在卷虽有上述在场人的证言及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其借给朱某112万元及张某1的证言证实其借给朱某15万元，并有朱某1陈述其向河北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款手续在卷），2013年10月8日信用社放款后归还上述欠款，但上述在场证人均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并且证言不相一致。朱某1陈述第二次是2014年2月6日朱某1转账给刘建农3万元，因在此期间朱某1与刘建农之间存在多次转账记录，朱某1亦认可一部分转账为替应某转的车款，故不能排除该3万元为所转车款的可能性。朱某1陈述第三次是在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给刘建农的7万元律师费。沈贵新证言证实其和朱某1一同前往但其没有上楼。朱志然的证言证实其虽上楼但所给钱数与朱某1的陈述不一致。故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刘建农诈骗朱某1人民币30万元的指控不能成立。公诉机关指控刘建农以帮助应某之子应建文和朱某1的姐夫沈贵新不被刑事处罚为由诈骗应建文人民币15万元、诈骗沈贵新人民币17万元。虽有应某2013年11月21日取款2万元及2013年11月22日取款13万元的取款记录及沈贵新的姐姐沈力琴2013年11月12日取款44985元及沈贵新母亲任某陈述除了沈力琴借给其的5万元其还向沈金借款6万元、向闫秀艳借款3万元、向郑丽梅借款2万元，其于2013年11月25日取款15万元（取款记录在卷）归还上述欠款，同时有刘建农2013年11月22日至2013年11月24日在承德的住宿记录在卷，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应某（代应建文）和朱某1（代沈贵新）将上述钱款交给刘建农。故公诉机关对于被告人刘建农诈骗应建文人民币15万元、诈骗沈贵新人民币17万元的指控不能成立。本案中，闫秀芝及应某谋取的利益为不法利益，故对于应某给付闫秀芝的人民币45万元，应某不能就该款继续主张权利。被告人刘建农的辩护人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建农诈骗朱某1人民币30万元及诈骗应建文人民币15万元、诈骗沈贵新人民币17万元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人刘建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刘建农诈骗所得人民币4500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刘建农上诉主要提出，一、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建农诈骗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害人闫秀芝报案陈述、证人朱某2、闫某2证言，只能证明应某在闫秀芝处分两次拿了75万元，并不能证明应某将钱给了上诉人刘建农；证人应某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刘建农工行卡调取记录、酒店入住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刘建农2014年3月19日、20日存入银行卡的钱是应某在闫秀芝处拿的钱。2、闫秀芝证明2014年3月18日保证书上闫秀芝、闫某2、朱某2的签名为本人所写，此证据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应某的讯问笔录所述事实多处相互矛盾，目的是推脱责任，不能采信。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刘建农涉嫌诈骗罪的认定程序违法。1、上诉人要求对“公安机关提供的2018年1月8日应某讯问笔录制作的光盘”讯问内容进行质证，但一审法院没有允许。从光盘上可以证明，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是应某，而不是刘建农。2、对于应某给闫秀芝出具的保证书，一审法院在没有退卷、没有告知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又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取证。法院补充证据的程序不合法，公安机关所补充的证据也不应当采信。3、上诉人一审书面要求闫秀芝出庭，但一审法院以申请书提交晚一天为由拒绝了上诉人的申请，并没有传唤闫秀芝出庭接受询问，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不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并当庭向法庭提交刘建刚证明新证据。 上诉人刘建农的辩护人戴志金主要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涉及应某给付现金的包括，其中第一笔30万元现金，是应某给陈某某的，陈某某于2014年12月9日，已全额退还给应某，“声明”是真实的证据，可以否定应某、朱某1等人证明刘建农收取30万元现金的证言。第二笔45万元现金，从应某2018年1月8日在公安机关的录音录像、光盘可以证明，应某从闫秀芝家中取走45万元，当天打的是“借条”，闫秀芝也以“借条”为证据，向双桥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可以证实应某取走了45万元的日期与借条时间相一致，因此在2014年3月19日、3月20日，刘建农在承德的两笔存款应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够排除来源于涉案的45万元以外的其他渠道的可能性。应某曾经称其将涉案的45万元交付给刘建农的说法，得不到刘建农的说法的印证。闫秀芝听应某说他把45万元交给了刘建农。这属于传来证据。综上所述，认定刘建农收到了应某交付的45万元，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严重问题,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辩护人向法庭提交2014年11月14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承市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2020年9月份，中国移动公司向刘建农手机号发的短信及崔桂香、孟书杰、孙志刚等三人证人证言、金某证明等新证据。 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应某所做供述相互矛盾，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应某在前两次的笔录中都没有提到过刘建农，是在2018年第三次被讯问时才提到刘建农，闫秀芝在之前的询问笔录中也未提到过刘建农，也是在几次询问后才提到的刘建农；闫秀芝提供的保证书经鉴定后是有瑕疵的，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并提出闫秀芝、闫某2、应某三人出庭的证言，故意对关键问题拒不回答，阻碍法院对事实真相进行调查取证，三人本次证言无法自圆其说，法院还应以公安卷中最原始的录音录像证据为准。 上诉人刘建农的辩护人宋刚主要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应某、闫秀芝的证言不能证明被告人收到45万元款项的事实。二、应某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的证明效力应该予以排除。三、应某的证言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达不到刑事证明标准。四、被告人8315的工行卡存款有资金来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根本性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依法改判上诉人刘建农无罪。 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如下：一、证人张某1、应某、被害人闫秀芝、刘建农尾号为8315工行卡、华庭商务酒店入住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刘建农承诺能办理张某3的事情，应某在闫秀芝处取走现金的时间应为2014年3月17日和3月18日，由于侦查机关收集笔录的时间距案发时间较长，被害人及证人对于取钱的地点、在场人员及每次取款的具体数额存在反复，符合人的记忆规律。不能因上述人员的言词证据存在细节上的出入而否定其真实性，要综合全案证据来判断。闫秀芝2016年12月15日报案笔录、2014年3月18日字据、刘建农银行卡流水调取时间证实，不存在被害人和证人编造案件事实、栽赃陷害刘建农的可能性。另外，根据刘建农的供述内容，“我每次来承德大概也就带三、两万元人民币现金，因为当时没有准备好具体在承德哪里投资，所以也不会携带大量现金来承德”，此供述内容与刘建农银行卡存款42万元的记录存在矛盾，且刘建农不能说明该笔款项的合理来源，故应当认定应某将45万元现金给付刘建农的事实。二、原审被告人刘建农以为他人请托办事为由，骗取被害人闫秀芝45万元人民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建议维持一审判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认定上述事实的前述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及本院庭审质证，证据间能相互印证，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人及辩护人申请闫秀芝、证人闫某2出庭，本院通知被害人闫秀芝、证人闫某2、应某三人出庭作证： 1、被害人闫秀芝证言证实,75万向亲家朱某2借10万，我四姐借我15万，其他姐姐和弟弟各10万。具体太久了记得可能不准，但是75万是我给应某的。我和刘建农不认识，我见过他两次面，应某分两次拿的钱，第一次从市里拿的第二次是从家里拿的，我出示的保证书是原件还是复印件记不清了，起诉应某借条没有异议。75万，用来办理张某3从看守所出来的事，应某说找老刘办事。我分两次给的应某，第一次给的地点是市里裕华路附近，当时我弟弟闫某2在场，多少钱记不清了。第二次在家里给的，多少钱我也不记得了，在场的人有闫某2和朱某2。应某给我出具的条内容是事办不成就把钱退了，签字是我、闫某2、朱某2签的。借条和保证书都是应某签的，哪个在前在后不记得了。 2、闫某2证言证实，应某在闫秀芝手一共拿了70多万，分两次给的钱，第一次是在市里裕华路市场那趟街给的，给30多万，当时闫某2在场。第二次在家里给钱闫某2不知道，打条的时候闫某2在场。签字的内容关于借条的，字是闫某2签的。闫秀芝的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保证书和借条签署的前后不记得了，咨询完律师后打的应该是借条。闫秀芝给应某钱，要把闫某2姐夫张某3捞出来，找北京的人，具体是谁闫某2不知道等事实。检察员问：你在2019年6月4日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针对的是保证书做的陈述，找律师后写了条这件事情属实吗？闫某2：属实。 3、应某证言证实，我把钱给刘建农了让他办闫秀芝的事。分两次给的钱，第一次在裕华路附近给的，有闫秀芝、闫某2、朱某2在场。第二次在闫秀芝家里拿的，在场的有闫秀芝、闫某2、朱某2在场。钱都给刘建农了，在裕华路的汉庭酒店给的，在场人就我和刘建农。我给闫秀芝出具的借条，还有一张条，都谁签字我记不清了。哪张条在前哪张条在后记不清了。闫秀芝在2015年在双桥区法院起诉过我，因借条起诉的我。我对这种条没意见，这是我打的条。刘建农是不是全款给我垫付的车我不知道，我钱给他了，车也让他开走了。我带着闫秀芝儿子去北京的次数很多次，我垫付了多少钱不记得了。我给刘建农买过貂皮大衣。刘建农和我没说过要开演艺厅，但去双滦看过场地。陈某某退给我的钱我告诉闫秀芝儿子了。我是因为不懂法才说自己把钱花了，公安机关说过要把我的事报到检察员诉到法院我记不清了。我找不到他家在哪。闫秀芝和家人跟刘建农见过，在武烈路的茶楼见过。刘建农说能把事情办了。 以上证据经本院庭审质证，予以确认。 辩护人提供2014年11月14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承市刑初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2020年9月份，中国移动公司向刘建农手机号发的短信及崔桂香、孟书杰、孙志刚等三人证人证言、金某证明等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刘建农当庭提供刘建刚证明，所证实内容与以前证据不一致，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诉人上诉理由、辩护人意见及检察员出庭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对于应某给闫秀芝出具的“保证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或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侦查机关接受物品清单证实，应某2014年3月18日为闫秀芝出具了“应某给张某3办事……（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的字据来源具有合法性。该份字据为应某所写，闫秀芝、闫某2、朱某2签字均为应某代签，上述人员对此份字据的内容以及出具此份字据的过程均无异议，能证实此份字据的内容真实性。该份字据证明的内容，除了这份书证外，还有闫秀芝、闫某2、朱某2、应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应予采信，故其理由及辩护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法院补充证据的程序不合法，公安机关在2019年6月4日、5日对闫秀芝、应某等人的笔录也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于2019年5月14日向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由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因此公安机关于2019年6月4日对闫秀芝、闫某2、证人朱某2、2019年6月5日对应某询问笔录，其补充证据合法应予采信，故其理由及辩护人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刘建农无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 1、证人张某1证实通过应某认识刘建农，刘建农承诺能帮助办理其父亲张某3的事情，应某也证明了上述过程。 2、被害人闫秀芝证实应某承诺为其请托他人、将闫秀芝丈夫张某3捞出看守所，并通过应某见过找帮忙办此事的刘哥，并于2014年3月17日、18日先后给付应某30万元和45万元。 3、应某证实第一次从闫秀芝处取走30万元后，于2014年3月17日交给刘建农后，由刘建农交给“陈某”，该事实有证人朱某1的证言及“陈某”2014年12月9日出具的声明予以证实，与应某证明内容能够相互印证。 4、应某证实第二次2014年3月18日在刘建农入住的华庭商务酒店将45万元现金交给刘建农。侦查机关于2018年4月8日在中国工商银行电力支行调取的刘建农尾号为8315工行卡，显示该卡于2014年3月19日存入27万元，3月20日存入15万元。调取华庭商务酒店入住记录也能证明刘建农于2014年3月17日至3月20日入住该酒店。 上述证据能证实刘建农承诺能办理张某3的事情，应某在闫秀芝处取走现金的时间应为2014年3月17日和3月18日，由于侦查机关收集笔录的时间距案发时间较长，被害人及证人对于取钱的地点、在场人员及每次取款的具体数额存在反复，符合人的记忆规律。不能因上述人员的言词证据存在细节上的出入而否定其真实性。 此外，闫秀芝称应某取走钱的日期是2014年3月17日和3月18日，侦查机关调取刘建农银行卡流水时间为2018年4月8日，故不存在被害人和证人事先获知而栽赃陷害刘建农的可能性。另外，刘建农也供述“我每次来承德大概也就带三、两万元人民币现金”的内容与向银行卡存款42万元的记录存在矛盾，且刘建农不能说明该笔款项的合理来源，故应当认定应某将45万元现金给付刘建农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建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可以为刑事案件被告人脱罪的事实，骗取被害人闫秀芝人民币4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均不能成立，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予以采纳。闫秀芝及应某谋取的利益为非法利益，故对于上诉人诈骗所得的人民币45万元，应予追缴，上缴国库。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对上诉人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对涉案财物处置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浩东 审 判 员赵辉 审 判 员  孟路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维红 书 记 员 郭禹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