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芳，女，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唐书（杨志芳之夫），197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保库，男，196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贺林，北京京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志芳因与被上诉人董保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8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志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保库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双方没有形成借贷关系，杨志芳没有收到本案的款项，董保库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其个人贷款和本案无关。首先，董保库称2015年3月10日，其向银行借贷并拿出自已积蓄筹齐款项借给杨志芳，杨志芳当日即出具了借条，但董保库当庭没有出具当日现金来源与交付的证据，而杨志芳作出了没有收到款项的合理说明并提供充分证据，和向上级法院提交的当期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杨志芳没有收到董保库交付的款项是属实的。其次，从董保库向法院递交的微信截图看，距离本案约定还款时间已超过4年，且杨志芳亦从未恶意躲避董保库。原审法院以杨志芳处于刑事羁押状态，支持董保库诉讼时效明显有违法律规定。杨志芳向法庭提交手机短信截图，能够证实2015年3月12日至同年7月，董保库从未向杨志芳主张本案还款。2018年间，董保库曾主张杨志芳与其继续通奸和开办公司，遭杨志芳拒绝。2019年4月初，董伙公司垫资欠款，并告知其因挪用公款被查急需筹钱帮助，杨志芳无力借钱帮助，后董保库通过微信诱导杨志芳，并用隐匿本案借条欺诈杨志芳，杨志芳被迫无奈同意其法院起诉以查明事实，故董保库向原审法庭提交删改拼接的微信信息，不能证实杨志芳与董保库存在本案的借贷关系。且具微信内容印证，能够证实董保库的两笔贷款与本案无关。第三，关于资金来源及给付方式，董保库的陈述明显与诉状载明给付时间和款项来源，微信“包括两张信用卡将近五万”及庭审称全部交付的现金，均系诉辩相悖，故不能证实其陈述与本案关联。从董保库个人贷款的处分情况看，贷款是本人办理，与杨志芳无关，亦没有证据证实款项给付于杨志芳或案外人杨恩宇。董保库称与杨志芳只是朋友关系，其个人巨额现金与银行卡交付杨志芳使用，交付当日没有立字据为证，明显不符合常理，贷款的本息还款数额也不等于46万元，故杨志芳对董保库的陈述予以反对。原审法院认定董保库个人贷款，系本案实际交付的借款是错误的。第四，杨志芳向法庭提交与董保库的手机短信截图，能够证明杨志芳于刑事羁押前，与董保库处于同居和经营公司状态。其间，二人长期在外租房生活、外出旅游与开办公司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从董保库个人贷款的自愿处分与涉案外人李丽萍还款的情况看，能够印证涉诉二人处于同居和经营公司期间，存在资金管理不分你我的关联事实。关于董保库2015年7月芳替其偿还部分贷款的事实，双方于原审法庭均未举证，仍能印证董保库的个人贷款与本案无关。第五，董保库身为国家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纪委立案调查。杨志芳向原审法庭提交与董保库婚外同居证据，予以证实本案涉诉系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形，未被原审法院支持认定。张唐书将董保库的违法事实，向董保库的工作单位举报，获得门头沟区纪委并案调查。事后董保库与杨志芳的微信联络，能够印证董保库的个人贷款与本案无关，杨志芳没有收到本案交付款项。目前，董保库处于纪委调查之中，杨志芳无法获取其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实证据，故请求二审法院向门头沟区纪委调取查证结果，以判定本案借贷合同无效。杨志芳没有收到本案借款，视为没有形成实际借贷关系，也就没有义务归还其借款。董保库辩称，不同意杨志芳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董保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志芳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60000元及逾期利息120457元（逾期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现暂从2015年3月12日计算至起诉日即2019年7月22日为120457元），以上共计5804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0日，杨志芳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有如下内容：“今借董保库现金46万元整（肆拾陆万元整），明天下午17:00以前归还！”。该借条右下方借款人处为杨志芳签名。杨志芳认可上述借条的真实性，但表示并未实际收到款项，且该借条系杨志芳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关于借条的出具原因，杨志芳表示因其需向案外人杨恩宇偿还债务，故向董保库借款46万并出具该借条，但事后董保库并未向案外人杨恩宇给付该笔款项。董保库提交其与备注名称为“杨志芳”的微信账户信息及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以证明董保库与杨志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微信账号的昵称为复仇，微信号为×××,电话号码为134XX******，双方在日期显示为4月5日至4月22日期间的聊天记录载有如下内容：“董：……我这还等着你还钱，你借我的46万什么才能还完哪？我也着（急）用钱，欠别人一股债，到处追我还钱，脑袋都大啦。我烦死啦，你也不着个急。杨：是啊，我不急。……董：杨总你要是这样我以（一）提让你还钱你就躲我，那我只能向法院起诉啦，我不想这么做，总规（归）朋友一场不想（伤）这个和气。但你老是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呀，人要讲信誉，如果你不讲信誉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思？谁还敢给你打交道？杨：没有，我没躲，我刚才有事来着。……董：你杨志芳记住借条上的46万，包括两张信用卡将近五万。你妈向我借的2万我不要啦，做人要做个人样，答应过别人事情就必须遵守诺言。我已准备委托律师事务所律师，帮我讨回你杨志芳欠我的救命钱。……这就（是）你杨志芳懒（赖）债不还的做法吗？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难道你杨志芳不懂吗？躲避解决不了问题。杨：我不是懒（赖）账，现在真没有钱还你，要是有钱干嘛不还，所有法院都冻结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哥你起诉吧，我真是借不到钱了！……”经询问，杨志芳认可上述微信账号系杨志芳本人使用。关于资金来源及款项给付方式，董保库做如下陈述：1、董保库于2014年11月14日向平安银行北京世纪金源支行申请到贷款20万元，当日董保库从其名下平安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分两笔提取10万现金并交付给杨志芳，同时将上述银行卡及卡内款项一并交付杨志芳，杨志芳将卡内金额使用完毕后于2015年7月将银行卡还给董保库；2、董保库于2015年1月5日通过北京国强伟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西单支行贷款26万元，2015年1月6日款项到账后，董保库将其名下账号为×××的广发银行卡交付给杨志芳使用，杨志芳将卡内金额使用完毕后于2015年7月将银行卡返还给董保库。为此董保库提交其名下账号为×××的广发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名下账号为×××的平安银行账户还贷明细。根据广发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1月6日，董保库向广发银行贷款26万元，2015年1月10日至1月27日期间上述账户通过消费、支取等方式将26万元款项使用完毕。经询问，杨志芳认可其于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11月处于刑事羁押状态。上述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借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董保库依据杨志芳向其出具的借条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且董保库提交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杨志芳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未持异议，现杨志芳否认收到款项，但未能就其主张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充分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杨志芳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董保库主张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此借贷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侵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合法有效。杨志芳主张董保库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但因杨志芳自身认可其于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11月处于刑事羁押状态，且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董保库处于一直主张权利的状态，故杨志芳关于董保库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之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本案中的借条并未对借款期间的利率及逾期利率作出约定，现董保库要求杨志芳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3月12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杨志芳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董保库借款4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6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息6%计算，自2015年3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二审期间，董保库未提交新证据，杨志芳提交了6份证据：证据1、举报信、询问通知书、火车票及入境证明、董保库与杨志芳合伙开办的公司信息等；证据2、董保库与杨志芳的微信记录、被告人为杨恩宇的刑事判决书、杨志芳诉张淼、杨恩宇诬告陷害罪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1、2均用以证明杨志芳未收到借款。证据3、董保库银行账户的部分交易流水明细、短信等，用以证明董保库不能证明已经把案涉款项交给了杨志芳；证据4、杨志芳因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被判刑的本院终审刑事裁定书、银行交易流水，用以证明杨志芳向董保库出具借条的原因是董保库声称可以帮助杨志芳；证据5、张唐书银行交易流水，用以证明董保库没有把借款转给杨志芳或者张唐书；证据6、电话录音文字，证明董保库涉嫌破坏军婚的刑事犯罪。董保库对上述杨志芳证据中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具文件的真实性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且认为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中存在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过的证据，其余在二审程序中新提交的证据大部分与本案无关，剩余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杨志芳的上诉主张，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董保库与杨志芳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董保库依据杨志芳向其出具的借条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且董保库与杨志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杨志芳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以及尚欠款项不持异议，董保库与杨志芳之间成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杨志芳否认收到款项，但未能就其主张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杨志芳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是正确的。同时，董保库将自己从银行贷得的款项借给杨志芳使用时并未收取借期内利息，不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行为，故董保库与杨志芳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侵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合法有效。杨志芳未依约还款，应当承担相应的逾期还款责任。因本案中的借条并未对借款期间的利率及逾期利率作出约定，董保库要求杨志芳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3月12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杨志芳基于其与董保库之间存在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主张其与董保库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亦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诉讼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案涉借条注明了还款时间是2015年3月11日，杨志芳在约定还款期限届满之后并未依约还款，故董保库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3月12日起算。当时依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或者1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3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杨志芳处于刑事羁押状态并不属于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而董保库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年诉讼时效届满之前曾经向杨志芳主张过本案债权。因此，董保库至2019年7月24日才针对案涉借款提起民事诉讼，已经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董保库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生效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本案中，杨志芳在2019年4月对董保库的微信回复：“我不是懒（赖）账，现在真没有钱还你，要是有钱干嘛不还……”已作出了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现杨志芳又以董保库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杨志芳主张的董保库违纪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畴，杨志芳主张的董保库婚外同居行为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无关，故本院对杨志芳要求向门头沟区纪检监察机关调取董保库违纪材料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杨志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04.6元，由杨志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剑书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