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泉泽，男，1935年3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钢，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宇翔，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负责人：马曙光，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颖，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忠民，男，196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苏泉泽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慧忠里支行）、被上诉人吴忠民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泉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钢、干宇翔，被上诉人交行慧忠里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颖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吴忠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泉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效力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苏泉泽认为吴忠民与交行慧忠里支行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1、苏泉泽提交的证据一可以证明，吴忠民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最终认定构成贷款诈骗罪，其伪造公证书、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新的房屋产权证书，与交行慧忠里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整个行为均系其为了骗取银行贷款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其上述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中关于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吴忠民与交行慧忠里支行间的关系是一种行为人侵害银行金融机构财产所有权，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吴忠民并无与银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主观心态以及意思表示。2、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银行对资金的所有权，还侵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影响银行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该种行为具有比一般诈骗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纪要在该条理解与适用第三条，要准确适用违法无效规则，第（三）部分要进行法益衡量中写到：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违法无效，第一要看权衡相互冲突法益，第二要考察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如果违法行为可能构成刑罚处罚的，意味着此种行为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避免法律体系的矛盾，并顾及通常的法律情感（一般人很难接受一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民法上是有效的），应认定合同也是无效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交行慧忠里支行在借款发放环节无瑕疵，抵押权取得构成善意取得，均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定交行慧忠里支行借款流程无瑕疵，善意取得抵押权。苏泉泽认为交行慧忠里支行在进行贷款审核、发放、贷后管理、抵押物审核过程中未履行审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借款过程有瑕疵，抵押权取得不构成善意取得。1、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从业机构，应承担更严格的善意评判基准。首先，银行作为专门从事不动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在交易中具有信息获取的优势地位。如果银行善意评价标准等同于普通民事主体，将会抹杀银行获取有效信息、保证交易符合商业利益、促进贷款资源有效分配的积极性。其次，银行抵押贷款业务与金融秩序紧密相关，如果降低银行的善意评价标准，将可能导致银行放松对疑点信息进行进一步审核，并将因此产生的商业经营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最后，在较高善意标准的情况下，银行将能更为容易地行使不动产抵押权，从而保证自身利益。如果对银行行为不加以约束，银行便没有动力严格审核抵押贷款信息，真正的权利人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并最终影响到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2、在审查银行取得不动产抵押权是否善意时，除审查银行是否审查了权利登记簿的登记信息外，还应考察其是否遵守了行业惯例或银行内部的制度规范，从而判断银行对抵押物权属的审查是否适当。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具备贷款交易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应当遵守合理的商业准则和管理规范，遵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以及商业银行内部的业务管理规范，履行审慎经营义务。具体而言，商业银行在受理贷款申请后，除审查权属证书信息外，还应根据银监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规定，对个人贷款申请内容和相关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调查核实。调查内容包括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收入情况、还款来源、还款能力等。调查应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采取现场核实、电话查问以及信息咨询等途径和方法。如果某一事项属于银行的审查职责范围，调查所需的手段并不明显超出银行的能力范围，从事调查活动支出的必要成本没有超过合理限度，但银行在贷款交易过程中未遵守合理的商业准则和管理规范，也未对调查内容审慎审核，也应认为银行在客观上存在过失，不符合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的要求。一审庭审中，交行慧忠里支行在庭审中反复强调，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就是办理抵押登记，取得了抵押权。交行慧忠里支行承认自己在审批贷款的过程中没有到实地进行下户调查，只是通过借款人吴忠民提交的其本人委托中介机构出具的一份房屋评估报告，就代替了其实际应履行的调查流程。如果贷款审批过程中交行慧忠里支行能够和吴忠民一同到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其就会发现吴忠民根本不在涉案房屋居住，甚至没有涉案房屋的钥匙，当时尚在世的苏良钦是一位具备相当知识文化水平的离休干部，吴忠民的骗局肯定会被揭穿。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抵押物的审核过程中，仅审核房屋登记权证，未能实地调查抵押物真实状况，以第三方机构评估代替实际下户的操作方式，均是违反《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商业银行内部业务管理规范的行为，上述行为应认为其在取得抵押权的过程中未尽到审核审慎注意义务，其取得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3、银行在贷款的审批、发放阶段存在诸多未合规操作的环节。吴忠民在骗取交行慧忠里支行贷款前，曾向一名叫张大顺的人借款，并同样用涉案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但在其和交行慧忠里支行签署抵押贷款合同前不到一个月，登记于该房屋上的抵押登记被注销了。吴忠民在办理贷款时，提供的贷款用途的资料系将购买北京市一处商铺，并提交了购买合同及房屋买卖网签凭证，但蹊跷的是该处商铺的所有权人同样是张大顺。上述情况，只要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查看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审核贷款材料过程中能够稍加留意，就能判断出其中反常的地方，并要求吴忠民提供合理解释或提交后续取得商铺产权证的证明。另外，吴忠民向银行提交的工商银行工资流水，经苏泉泽核实系其伪造的流水，但交行慧忠里支行审核人员在流水上标注“已核实”并签字，苏泉泽想知道银行是通过何种方式对收入流水进行了核实。非常可惜的是，交行慧忠里支行在贷款的审核发放环节只进行表面审核，未能尽到商业银行依法对真实性进行核实的义务，未能及时在贷款审批、发放环节发现潜在风险，也未能进行合规的贷后审查工作，及早发现风险，处置风险，最终造成巨额损失。苏泉泽认为交行慧忠里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在贷款审核、发放、抵押物的审核过程中，应承担更严格的善意评判基准。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本案贷款的审核发放过程，抵押物审核过程存在多处未尽合理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形，借款发放流程存在瑕疵，抵押权取得过程同样存在过失，不能构成善意取得。综上，苏泉泽认为一审法院针对上述两点重要事实认定不清，进而影响苏泉泽作为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行使房屋的公示及处分权能。据此，苏泉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维护苏泉泽的合法权益。交行慧忠里支行答辩称：一、《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苏泉泽套用法律解释错误，上诉理由不成立。苏泉泽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理由是由于吴忠民的诈骗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中关于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吴忠民与交通银行间的关系是一种行为人侵害银行金融机构财产所有权，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进而套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引用九民纪要第30条关于违法无效的规定，断章取义该条理解与适用的有关内容：“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违法无效，第一要看权衡相互冲突法益，第二要考察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如果违法行为可能构成刑罚处罚的，意味着此种行为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避免法律体系的矛盾，并顾及通常的法律情感，就认定合同也是无效的。”从而苏泉泽推导出因吴忠民犯贷款诈骗罪，其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抵押合同无效的结论。交行慧忠里支行认为：苏泉泽的上述理解断章取义，偏离了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本意。首先，违法无效规则不过是合同法对合同效力进行控制的规则之一，它并不是有关合同效力判断的全部规则，其与效力待定、未生效、可撤销以及其他合同无效规定之间属于并列关系，因此，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所谓“强制性规定”并不包含合同法有关效力控制的其他规定。其次，只有原则上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行为，才存在通过法益衡量考察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一般基于人身、人格、基本政治权利等基本权利的侵害或者对不特定当事人的侵害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而法益衡量时还要优先考虑保护交易安全以及合同是否已经履行等因素。本案中，违反法律，诈骗贷款是吴忠民单方的行为，他的欺诈行为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交行慧忠里支行的贷款所有权。作为受害人的交行慧忠里支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借款合同的义务，交易安全应当予以保护。第三，虽然吴忠民犯贷款诈骗罪，但违法性程度考察仅是法益衡量的一个因素，在确定合同的效力时，还要考察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应当认定为可撤销合同，而不是无效合同。综上论述并结合一审的答辩意见：交行慧忠里支行与吴忠民签订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苏泉泽在一审中认为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签署的合同无效”以及在二审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观点均不成立，吴忠民的诈骗行为已受到刑罚处罚，其虽然对抵押房屋无处分权，但无处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吴忠民单方以欺诈手段骗取交行慧忠里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并获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交行慧忠里支行并未行使撤销权，因此合同合法有效。作为合同交易相对方及受害人，交行慧忠里支行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二、交行慧忠里支行善意取得房屋抵押权，在设立抵押权过程中，履行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不存在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苏泉泽认为交行慧忠里支行在“进行贷款审核、发放、贷后管理、抵押物审核过程中未履行审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借款过程有瑕疵，抵押权取得不构成善意取得。”但并未出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即，苏泉泽在并不清楚交行慧忠里支行对这项综合授信贷款业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审核要求、发款条件的情况下，仅凭自己查阅的管理办法，就主观认为交行慧忠里支行应当怎样，而没有怎样，从而臆断出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放贷过程中存在瑕疵，这种评判标准仅是苏泉泽主观的个人标准。而事实是，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放贷过程中，在综合授信的申请、调查、复核以及审查、审批各环节严格按照个人综合授信业务操作管理规定，从一审交行慧忠里支行提交的贷款档案资料也可以看出，在审核过程中，从央行征信机构调取吴忠民的信用报告，审核其信用状况；从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上查询其购房合同的网签情况，核实房屋买卖的真实性；要求吴忠民提供抵押房屋所有权证书，并依法在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工商银行的流水单确定吴忠民的财务状况；要求吴忠民提供工作单位营业执照及收入证明，调查其真实的收入状况；委托评估机构实地入户评估抵押房屋价值，保证担保债权的实现。以上这些贷款档案审核材料均为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出具，都是真实的并有公示效力的。这些程序和要求正是银行相对于一般民间借款更为严格和规范的体现。相反，作为吴忠民，其既然可以以欺诈手段骗取房屋登记部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那么他也有办法隐瞒和欺骗苏良钦，在交行慧忠里支行委托的评估公司实地入户调查并拍照时，按苏泉泽的逻辑苏良钦理应阻拦，但事实并非如此，说明吴忠民既然想骗苏良钦的房屋抵押贷款，那么他就有办法不让苏良钦知道。因此交行慧忠里支行工作人员是否亲自实地入户调查这一细节与苏良钦是否能揭穿吴忠民的诈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这一细节也不是导致苏良钦房屋被吴忠民骗取的决定因素。关于“张大顺”一节，苏泉泽也是根据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基础，推导出的所谓“疑点”，从而苛责交行慧忠里支行仅从书面材料上出现了两次“张大顺”的名字，就理应识破吴忠民的诈骗真相。即使是公安机关，也很难从贷款资料出现过两次同一个人的名字，就认定贷款诈骗行为。由此，交行慧忠里支行认为，苏泉泽没有证据证明交行慧忠里支行在取得抵押权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交行慧忠里支行的抵押权为善意取得，其自登记时设立，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交行慧忠里支行有权行使抵押权优先受偿债权，而作为苏泉泽并不能阻碍交行慧忠里支行抵押权的实现，其因交行慧忠里支行实现抵押权造成的损失，只能向无权处分的吴忠民主张赔偿。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苏泉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建议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吴忠民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苏泉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吴忠民与交行慧忠里支行之间签订的编号为201211017600005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交行慧忠里支行及吴忠民协助苏泉泽办理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XX区XX号楼X层X)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3、诉讼费用由交行慧忠里支行、吴忠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4日，经交行慧忠里支行审核，吴忠民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交行慧忠里支行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额度122万元，是循环额度，以用于购买西城区西直门北大街45号1号楼1层101。授信期限自2012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6日。同日，吴忠民作为债务人及抵押人，交行慧忠里支行作为抵押权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鉴于吴忠民和交行慧忠里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2110176000051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人提供的抵押财产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XX区XX号楼X层X的房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22万元。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2012年3月5日，涉案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交行慧忠里支行作为房屋他项权利人取得了X京房他证朝字第XX**房屋他项权利证书，他项权利种类为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为122万元。2012年3月16日，交行慧忠里支行向吴忠民发放借款122万元。2014年，苏良钦作为原告将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第三人吴忠民、交行慧忠里支行、邴建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为吴忠民颁发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8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朝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1年12月6日核发X京房权证朝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XX区XX号楼X层X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由吴恒林转移登记为吴忠民的权属转移登记行为。交行慧忠里支行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2月30日，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出具（2018）京求是内民证字第4789号公证书，写明：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楼****房产系吴恒林与苏良钦的夫妻共同财产，系双方的遗产，并证明继承人为苏泉泽。一审法院认为，因苏泉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一审法院属涉港案件。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二百五十九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故审理本案的程序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准据法适用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本案可认定为具有涉外民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故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为准据法。生效判决撤销了吴忠民取得的X京房房权证朝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则吴忠民自始并不拥有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亦无权对涉案房屋作出处分。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及交行慧忠里支行取得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吴忠民与交行慧忠里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对于抵押财产虽然没有处分权，但无权处分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吴忠民向交行慧忠里支行借款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交行慧忠里支行实际出借款项，吴忠民的无权处分应认定为单方欺诈，苏泉泽不能证明交行慧忠里支行与吴忠民之间存在共同虚假意思表示，故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苏泉泽要求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交行慧忠里支行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首先，吴忠民与交行慧忠里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吴忠民当时拥有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虽然此后该《房屋所有权证》被法院通过判决形式予以撤销，但在签订合同当时，交行慧忠里支行无法预知该后果，也无从知晓吴忠民是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书》；其次，吴忠民向交行慧忠里支行借款，双方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后，交行慧忠里支行亦实际出借了122万元，且借款流程并无瑕疵；再次，在出借款项后，交行慧忠里支行及时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取得了房屋他项权利证书。故交行慧忠里支行取得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构成善意取得，吴忠民对涉案房屋的无权处分不影响交行慧忠里支行取得相应的抵押权。苏泉泽关于交行慧忠里支行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注意到，吴忠民在法院解除其与吴恒林及苏良钦夫妇的收养关系后，采取欺骗手段非法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并在涉案房屋上设定抵押，给涉案房屋的权利人造成了损害，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可另案向吴忠民主张权利。综上，苏泉泽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苏泉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苏泉泽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9月18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向王钢、干宇翔出具京银保监举复YJ2020221号《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载明：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受理交行慧忠里支行在为借款人吴忠民办理个人抵押贷款业务中存在对借款人还款来源、贷款用途、抵押物真实性等环节审核流于形式相关问题的举报事项已调查结束，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一、经查，借款人吴忠民提供的还款来源证明材料要素完整、印章齐备，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行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此外，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查明借款人吴忠民提供的工商银行资金流水明细清单系伪造材料，交行慧忠里支行对借款人还款来源的审核能力有待提高。二、经查，借款人吴忠民提供的商铺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和贷款资金付款证明要素完整、印章齐备，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行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此外，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查明借款人吴忠民提供的工商银行首付款证明，商铺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系伪造材料，交行慧忠里支行对借款人贷款用途的审核能力有待提高。三、经查，交行慧忠里支行委托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抵押房屋进行了现场评估。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是经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准入的房地产评估公司，该公司对位于朝阳区和平街11区34号楼6层5的住宅进行了现场勘查，并提供《房地产估价报告》。《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有被抵押房产小区入口、区内环境、楼牌号、物业外观、单元门、入户门以及内部设施情况的照片。未发现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房产抵押物真实性审核环节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的情况。四、此次核查发现交行慧忠里支行对涉及其他单位证明材料的审核能力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将要求交行慧忠里支行持续加强贷款“三查”管理，综合使用多种手段交叉验证贷款材料的真实性，确保相关业务合法合规开展。本院经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苏泉泽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效力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于2012年3月14日订立，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吴忠民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对案涉房屋无权处分而非是与交行慧忠里支行恶意串通。苏泉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一审判决对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苏泉泽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苏泉泽关于交行慧忠里支行在发放借款流程中存在瑕疵，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对交行慧忠里支行为吴忠民办理个人抵押贷款业务中涉及的还款来源、贷款用途、抵押物真实性等环节的审核已经作出审查意见。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确认：吴忠民提供的还款来源证明、商铺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及贷款资金付款证明材料要素完整、印章齐备，未有充分证据证明交行慧忠里支行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亦未发现交行慧忠里支行在房产抵押物真实性审核环节存在违反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的情况。故，本院认定交行慧忠里支行已经履行了审慎的审查义务。苏泉泽没有证据证明交行慧忠里支行在取得抵押权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交行慧忠里支行的抵押权为善意取得。苏泉泽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苏泉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80元，由苏泉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容 红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夏林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龚亚东书 记 员  岳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