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3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荣，女，196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新，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负责人：李艳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诗园，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军，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春荣诉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辽0402民初1044号民事裁定，驳回杨春荣的起诉。杨春荣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辽04民终2370号民事裁定，指令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329号民事判决，驳回杨春荣诉讼请求。杨春荣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辽04民终1405号民事裁定，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329号民事判决，发回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重审。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2923号民事判决。现杨春荣、保险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春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诗园、姚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春荣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保险公司在原判基础上增加给付保险金本金27万元及利息；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保险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从2008年开始，杨春荣在保险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一直延续到2015年。杨春荣是从保险公司业务员范姝剑处购买，她当时还是被上诉人员工，在保险公司办公室办理的业务，当时我们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签订了《账户申请确认书》和《账户变更申请书》，并加盖生命人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公章。到期后，保险公司按照约定足额向杨春荣支付利息。杨春荣基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到期后继续转存。因为是转存，到期之后，杨春荣只需到保险公司处将原来的保险相关凭证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将转存到期日的相关保险凭证交付杨春荣，就产生新的保险合同关系，即可完成转存的义务，而无需给杨春荣相关的转存手续。2、原审法院己经认定，杨春荣购买的保险资料的真实性。上述资料是专业机构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样本，杨春荣个人没有能力伪造。那么杨春荣提交的《账户申请确认书》、《账户变更申请书》、《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个人保险投保单》足以证明杨春荣投保的数额，原审法院只认可23万元，明显存在自相矛盾。3、杨春荣有购买保险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的能力。杨春荣提供了银行的存取款明细，虽然存取款时间与购买保险产品的时间或到期日间隔有时间上的差异，不是高度吻合，但足以说明杨春荣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购买保险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保险合同并非民间借贷，需要提供银行取款记录，杨春荣只需提供保险相关手续，即可认定保险事实的存在。保险公司辩称，关于杨春荣的第一项理由，一审判决中认定杨春荣的取款时间、取款用途和所谓购买保险的经过均使用了杨春荣自述和杨春荣主张等词语，而杨春荣在上诉理由中刻意忽视该部分的认定而直接引用了其自述的事实，故杨春荣的第一项理由并不成立。一审法院在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的依据。关于杨春荣的第二项理由，一审判决中也没有认定杨春荣所购买的保险资料真实性，而是认定了资料系伪造，但是杨春荣是否有能力进行伪造仅为推测性语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均不能改变保险资料系伪造的事实，杨春荣是否有能力伪造与本案无关联性。杨春荣在上诉理由中偷换概念，其表述与原判中认定的事实不能相对应，故该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杨春荣的第三项理由，上诉人是否有购买保险的经济能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杨春荣在上诉状中自述，保险合同并非民间借贷，同时援引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标准，自述具有经济能力，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且保险合同的成立不以事实行为作为成立和生效的标准。杨忠荣也始终未提供过真实的保险合同，故保险合同自始从未成立过。杨春荣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春荣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杨春荣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杨春荣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杨春荣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范姝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范姝剑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四点，1、须是无权代理，即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为。2、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3、须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订立合同行为，其他可适用代理的行为同样包括在内。4、须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在法律适用上，以本人有过失或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的基本事实依据，同时对有理由进行必要的限定，即应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而不能根据第三人本人的判断力为标准，由此可见一个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必须满足上述四个要件。结合本案案情，范姝剑与杨春荣的行为不符合第2、3、4点，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范姝剑与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杨春荣向范姝剑缴费的行为是基于范姝剑以欺骗手段谎称代理保险公司与杨春荣订立保险合同而实施的履行合同的行为，即缴费是履行合同而非订立合同。同时保险公司从未对杨春荣表示过订立合同的意愿或实际与杨春荣订立合同，而杨春荣多次在庭审举证时也从未提供过保险合同，由此可见保险公司与杨春荣之间没有订立合同，没有设立民事法律关系，不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其次，不存在足以使杨春荣相信范姝剑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包括两方面，即存在外表授权和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的信赖。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杨春荣购买的时间是2015年2月19日至2015年12月26日，与范姝剑2011年8月31日从保险公司处离职时间相距四年。一审中杨春荣也未举证证明范姝剑持有保险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或其他证明代理权限的文件。基于上述原因，杨春荣与范姝剑不存在合理信赖，范姝剑也不存在外表授权。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允许范姝剑自由出入办公场所，保险公司员工李铁男在办公场所内，于客户面前，和范姝剑表现关系亲密，但认定该事实并没有证据。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有人均可以自行出入接待大厅，二是不允许随意出入的办公室。一审判决援引另案生效判决中李铁男对于案外人熊玉芬行为所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类推至本案，另案案外人熊玉芬与杨春荣素不相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再次，杨春荣自身的行为存在过失。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2014年变更了工商登记，而杨春荣向范姝剑购买的时间在此之后，保险公司已完成了变更名称和更换公章。一审中杨春荣举证的单据中，单据的名头与下方的公章不一致，根据交易习惯，单据的名称与加盖公章，如不一致是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能够发现的事实并未增加杨春荣审查公章真伪的义务，保险公司变更前后的名称存在明显区别，而在民事合同中合同相对人的名称是最基本的要件用以确认民事主体，杨春荣自述多次购买，均未索要发票、收据和其他凭证，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而在一审判决中对该部分事实未加以论述，则杨春荣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失。一审判决中并无任何关于保险公司存在过错的论述，保险公司不知晓范姝剑与杨春荣之间的行为，在两者之间的行为中，保险公司也不可能存在过错。范姝剑的行为属于不适用表见代理规定的范围。根据民法总则的理解与适用规定，对于伪造他人公章、营业执照、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假冒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范姝剑系伪造保险公司的公章，假冒保险公司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符合上述情况，不应认定表见代理。范姝剑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与民事行为严格区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27号《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二点第六条明确规定，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严格区分正当金融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本案中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通缉，范姝剑与杨春荣之间存在刑事法律关系，而非杨春荣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不应当由保险公司为犯罪嫌疑人范姝剑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义务。杨春荣辩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已经有生效判决认定范姝剑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保险公司主张范姝剑表见代理不成立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杨春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本金500000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自述自2008年开始在被告处购买理财产品，且理财产品均一直延续到2015年。原告持有九笔购买保险产品的资料，包括《账户申请确认书》、《保全变更申请书》、《账户变更申请书》、《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转存证明，这些资料抬头位置均印有“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字样，加盖“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印章，分别载明原告于“2015年2月17日购买保险支付10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107000元；2015年2月19日购买保险支付3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32100元；2015年5月13日购买保险支付20000元；2015年6月10号购买保险支付70000元；2015年6月22日购买保险支付5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53500元；2015年8月8日购买保险支付5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53500元；2015年11月28日购买保险支付10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107000元；2015年12月26日购买保险支付5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53500元；2016年1月1日购买保险支付30000元，一年后共计支付保险费32100元。”原告自述：“1、2015年2月17日购买保险产品100000元是从2009年2月17日其以60000元购买保险产品开始，2010年2月18日续款20000元，2013年2月17日续款20000元；2、2015年5月13日购买保险产品20000元，是其2008年5月12日存入5000元，在2009年5月13日续存5000元，在2012年5月12日续存10000元；3、2015年6月10日购买保险产品70000元，是2008年6月10日购买定期五年的保险产品50000元，到2013年本金加利息共计74900元；4、到期日2015年6月22日的50000元保险产品，是2009年6月22日购买保险产品的30000元及2014年6月16日在银行取出20000元存款延续购买；5、到期日2015年8月8日的50000元保险产品，是2008年8月8日开始存入30000元，在2010年8月8日续存20000元；6、到期日2015年11月28日100000元的保险产品，是2008年11月28日存入，一直延续到2015年；7、到期日2015年1月1日30000元的保险产品，是2012年1月1日存入15000元，在2013年1月1日续存15000元；8、2014年2月19日—2015年2月19日购买保险产品存入30000元，延续到的2016年2月19日；9、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2月26日存入5万元购买保险产品。”原告还自述购买产品经办人为范姝剑，钱款在被告办公室交付。范姝剑原系被告职工，2011年8月31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法律关系。2016年2月26日，范姝剑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未抓捕归案。被告原名称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2014年底更名并刻制新公司名称印章。另，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存取款明细，可以确认“2009年2月17日、2010年2月18日、2013年2月17日，原告自中信银行（一笔）、工商银行（两笔）分别取款6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8年5月11日、2009年5月13日、2012年5月12日，原告自工商银行分别取款5000元、4000元、10000元；2008年6月10日原告自工商银行取款70000元；原告自工商银行2009年6月22日取款30000元，2014年6月16日分两笔取款10000元和9700元；2008年8月8日，原告自工商银行取款30000元；2015年11月28日，原告自工商银行取款100000元；2011年12月29日、2013年1月3日原告分别在工商银行各取款15000元；2015年2月18日原告自工商银行取款20000元；2015年12月26日，原告在工商银行分两笔取款30000元和20000元。再查明，经一审法院审理的关联案件共10件，每名原告均称案外人范姝剑是在被告公司的办公场所内、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名义向其收取保费并签署投保资料，抚顺中院审理的（2019）辽04民终1408号民事案件中查证了被告公司员工李轶男出具的证实，范姝剑离职后仍出入被告办公场所接触客户。一审法院认为，范姝剑曾为被告公司员工，2011年8月31日被告与范姝剑解除劳动关系。此后，被告不但没有及时、有效地向公司客户告知此情况，还允许范姝剑自由出入其公司办公场所，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如李轶男在办公场所内于客户面前与范姝剑表现得关系密切，足以说明被告对公司和员工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导致范姝剑得以继续以其工作人员名义在其办公场所内与原告签署保险文件并收取保险费用。上述情形在客观上足以使原告相信范姝剑有被告公司的代理权。被告辩称原告手中购买保险的资料系伪造，公章也是假的。这些资料是专业机构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样本，原告个人没有能力伪造。关于资料上的假公章，公章的单位名称与被告2014年工商登记变更前的名称相同，且与变更后的名称相近似。按照交易习惯，普通的保险购买人都是通过熟悉的保险业务员，基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购买保险，没有审查保险公司的格式文本保单和公章的能力，在签署保单时一般只关注保费、收益及领取期限等项目，被告公司相近似的新旧名称不必须为原告察觉。因此本案中原告对公章真假的鉴别应归于谨慎审查与注意义务之外，不认为原告具有过失，应认定原告为善意相对人。综上，将范姝剑代理被告与原告签署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的无权代理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责任。原告2015年2月19日购买的30000元保险、2015年6月22日购买的50000元保险、2015年11月28日购买的100000元保险、2015年12月26日购买的50000元保险，与银行取款记录、账户变更申请书、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转存证明所记载的时间、金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此四笔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诉求的另外五笔购买保险产品的主张，虽然有原告自述、保全变更申请书、账户申请确认书、账户变更申请书及银行存取款明细为证，但银行存取款明细的取款时间与购买保险产品的时间或到期日间隔时间较长，且缺少证明购买保险产品连续性的证据，无法确认原告取款与购买保险产品存在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难以确认。关于保单记载的收益，因范姝剑向原告销售的涉案保险产品并非合法正规的保险产品，故无法按照保险单记载的内容或原告与范姝剑的口头约定认定收益，但也不能对因被告过错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置之不理，权衡后认定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春荣本金2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自2015年6月22日起按本金50000元计算，2015年11月28日起按本金100000元计算，2015年2月19日起按本金30000元计算，2015年12月26日起按本金50000元计算）；二、驳回原告杨春荣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春荣负担4048元，被告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4752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同。庭审中，杨春荣明确表示从未收到过范姝剑交付的案涉九份保险理财产品的本金及利息，并认可如陈述虚假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范姝剑以保险公司名义与杨春荣签署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影响本案保险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三、杨春荣所交付的保险价款金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范姝剑在实施案涉合同行为时，已与保险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其仍以保险公司的名义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向杨春荣销售保险理财产品，收取杨春荣的钱款，在向杨春荣提供的《个人保险投保单》、《给付申请书》上面加盖了刻有保险公司名称的公章。杨春荣作为保险产品的购买者有足够理由相信范姝剑仍然还是在代表保险公司销售保险理财产品，其很难对投保材料上加盖的保险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虽然范姝剑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今仍无法找到其下落，但保险公司在工作管理方面出现的漏洞和瑕疵致范姝剑在离职后仍在保险公司的营业场所内以保险公司的名义与杨春荣进行保险合同签署以及收取保险费用，故范姝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案涉保险合同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保险公司提出范姝剑涉嫌刑事犯罪，不应当由保险公司为范姝剑涉嫌犯罪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虽范姝剑涉嫌合同诈骗刑事案件所涉及的事实与本案保险合同纠纷涉及的事实存在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范姝剑刑事责任认定不影响保险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根据杨春荣提交的银行取款记录、账户变更申请书、投递保全业务受理单、转存证明所记载的时间、金额以及杨春荣的自述，对其主张的9笔保险合同价款作出如下认定：1、关于2015年11月28日金额为10万元、2015年12月26日金额为5万元的两份保险合同，有同日的工商银行相同金额的取款记录佐证，应予以认定；2、关于2015年2月17日金额为10万元、2015年5月13日金额为2万元、2015年6月10日金额为7万元的保险合同，2015年6月22日金额为5万元的四份保险合同，根据杨春荣自述的款项构成及交付时间，与中信银行、工商银行的取款记录基本一致，本院予以认定；3、关于2015年2月19日金额为3万元的保险合同，仅有2015年2月18日工商银行2万元取款记录，故本院认定交付金额为2万元；4、关于2015年8月8日金额为5万元的保险合同，仅有2008年8月8日工商银行3万元取款记录与杨春荣陈述事实一致，故本院认定交付金额为3万元；5、关于2016年1月1日金额为3万元的保险合同，2011年12月29日工商银行1.5万元取款记录与杨春荣陈述交付时间2012年1月1日基本一致，该1.5万元可予以认定，另一笔1.5万元工商银行取款记录为2013年1月3日，在杨春荣陈述的交付时间2013年1月1日之后，故该笔1.5万元，本院不予认定。综上，对杨春荣案涉9份合同交付的保险金额，本院认定为45.5万元。综上，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杨春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2923号民事判决；二、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杨春荣本金45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给付杨春荣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自2015年2月17日起按本金100000元计算，自2015年2月19日起按本金20000元计算，自2015年5月13日起按本金20000元计算，自2015年6月10日起按本金70000元计算，自2015年6月22日起按本金50000元计算，自2015年8月8日起按本金30000元计算，2015年11月28日起按本金100000元计算，2015年12月26日起按本金50000元计算，2016年1月1日起按本金15000元计算）；三、驳回杨春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杨春荣已预交），由杨春荣负担792元，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80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杨春荣上诉部分），由杨春荣负担892元，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44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上诉部分），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向军审 判 员 田 丰审 判 员 秦 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于子扉代书记员 孙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