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13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忠，男，1974年8月1日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韵，女，1979年6月27日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山西泽颐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麦珍，女，1959年4月28日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琴，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立新，男，汉族，现住长治市。原审第三人：李巧先，女，1976年3月12日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城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张立忠、梁韵因与被上诉人魏麦珍及原审第三人张立新、李巧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立忠及其与梁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被上诉人魏麦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琴、原审第三人李巧先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立新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立忠、梁韵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二项，改判第一项为“张立忠偿还魏麦珍借款157000元及利息（以157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张立忠向魏麦珍借款两笔共195万元，其中100万元事实认定错误，因为借款时间与打借条时间相差一年，魏麦珍的自有资金仅仅80万元，借条载明是现金实际是转账，魏麦珍授权李巧先出借款项属于推定，由此可见100万元借款存在诸多合理怀疑，一审以错误的推理来认定本案事实，应当改判；2.本案借款数额巨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张立忠的配偶梁韵没有签字和事后追认，不能将其转账还款60万元的行为效力及于张立忠的全部个人债务；3.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应从魏麦珍起诉还款之日起适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请求二审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二审庭审中,二上诉人对上诉状的理由进行了补充。补充之一：在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1196号案件中，魏麦珍已经就2012年8月3日从魏麦珍处流向李巧先处的80万元进行了主张，现又在本案中向张立忠重复主张，于法于理均不应得到支持；补充之二：张立忠的配偶梁韵向魏麦珍转账，除一审认定的50万元外，还有2018年10月20日的10万元，共计60万元。被上诉人魏麦珍答辩：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出借195万元的事实认定清楚，请求二审维持原判。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第一笔100万元的认定事实正确，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具体出借款项的流向清楚，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出借100万元的事实并且符合法律规定；2.二上诉人应当就涉案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上诉人系夫妻，由张立忠出具借条，梁韵分三笔归还被上诉人借款，证明梁韵是知情的；二上诉人共同开办的有公司，其中张立忠占股80%，梁韵占股20%，因此本案所涉款项是二上诉人用于共同经营，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但有约定的利息，应当就起诉之前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向我方支付利息，根据合同法第205条的相关规定，应当先还息后还本，因此上诉人归还的23万应当是利息，并不是本金；4.一审法院酌定年利率6%计算是合法的，应当维持，本案不涉及高利贷的问题，因此一审判决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认定正确，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32条的规定，本案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前，应该适用本规定；5.关于被上诉人曾在李巧先案件中所梳理的向李巧先转账金额中包含80万元，这个事实我方不否认，但是在李巧先案件中我方并没有要求返还该80万，并且该案在本案一审开庭前已经撤诉，并没有形成被上诉人与李巧先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在本案中通过双方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100万，其中80万就是来源于被上诉人转账给李巧先，再由李巧先转给上诉人的，并不是上诉人陈述的两个80万的问题，没有重复主张；6.我方认可梁韵确实转的是60万元。原审第三人李巧先述称，魏麦珍与我之间的80万元与本案无关，2013年8月1日的借条，魏麦珍并没有支付给张立忠100万元。原审第三人张立新未到庭亦未陈述。魏麦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出借款本金人民币145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232000元（以14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按照年化利率百分之八计算，暂计至2020年7月31日，金额为23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魏麦珍与案外人冯茂才系夫妻关系，第三人李巧先系原告魏麦珍的外甥女，被告张立忠与被告梁韵系夫妻关系，第三人李巧先系被告张立忠的嫂子，第三人张立新、被告张立忠、案外人张立功系兄弟关系。2012年8月3日，第三人李巧先以代理人身份持原告魏麦珍工行卡（×××）取现80万元，同日，第三人李巧先将该80万元款项存入自己工行卡中（×××），此时第三人李巧先该卡余额为800139.64元。2012年8月6日，第三人李巧先通过理财赎回的方式在该卡中转入220050.63元，此时余额为1020089.12元，同日，第三人李巧先使用自己的工行卡（×××）向被告张立忠转账两次，金额分别为1元和999999元，总计100万元。2013年8月1日，被告张立忠向原告魏麦珍出具借条一支，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姨（魏麦珍）现金壹佰万元整（100万元），借款人：张立忠，时间为2013年8月1日”，随后，该借条由第三人李巧先转交给了原告魏麦珍。2015年9月8日，原告使用自己的工商银行卡（×××）再次向被告张立忠转账95万元。2016年6月24日，被告张立忠通过其兄弟案外人张立功的银行账号向原告魏麦珍的银行账户转账33000元；2016年7月11日，被告张立忠通过其妻子被告梁韵向原告魏麦珍转账三次，金额分别为10万元、20万元、20万元，总计50万元；2016年10月20日，被告张立忠向原告魏麦珍转账10万元（分两笔5万元）；2017年10月16日，被告张立忠通过其兄弟案外人张立功的银行账号向原告魏麦珍的银行账户转账8万元；2018年8月16日，被告张立忠通过其兄弟案外人张立功的银行账号向原告魏麦珍的银行账户转账8万元；以上被告张立忠向原告转账共8笔，总计793000元。另查明，原告魏麦珍与第三人李巧先之前关系密切，又由于第三人李巧先在银行工作，原告时常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交于第三人李巧先，由第三人李巧先来代原告办理银行的一些业务和理财方面的事宜。通过第三人李巧先的介绍，原告与被告张立忠发生了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张立忠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原告的起诉主体适格，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于原告与被告张立忠之间是否存在100万元借款的问题。从本案证据及当庭陈述来看，2012年8月3日，第三人李巧先将原告银行卡中的80万元取现存入自己的工行卡（×××）中；2012年8月6日，第三人李巧先该卡又通过理财赎回的方式汇入220050.63元，此时卡内余额为1020089.12元，同日，第三人李巧先向被告张立忠银行卡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999999元、1元，总计100万元；2013年8月1日，被告张立忠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随后，第三人李巧先将该借条转交给了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结合本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不难看出：1.第三人李巧先与原告魏麦珍，被告张立忠均系亲戚关系，又因为第三人李巧先在银行工作，原告与第三人李巧先关系密切，所以原告时常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交于第三人李巧先，由第三人李巧先代原告办理一些银行业务及理财，原告魏麦珍与被告张立忠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正是由第三人李巧先介绍的；2.第三人李巧先将100万元转入被告张立忠的银行卡后，被告张立忠随后为原告魏麦珍补写借条一支，内容为“今借到姨（魏麦珍）现金壹佰万元整（100万元），借款人：张立忠，时间为2013年8月1日”，“今借到”已表明被告张立忠收到了该100万元款项，与前面的汇款100万元相吻合；3.在该笔100万元借款中，第三人李巧先是一个中间人，实际出借人为原告魏麦珍，实际借款人为被告张立忠，而且在该借款完成后，借条也是由中间人（第三人李巧先）拿来转交给原告魏麦珍的。虽然被告张立忠、第三人李巧先当庭一再否认该借款事实的存在，但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一审经审查后确信该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该100万元借款事实是真实发生并存在的。因此，被告张立忠应向原告清偿该笔100万元借款。对于被告张立忠应承担实际金额为多少的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原告向被告张立忠实际出借款项的金额为多少。本案中，2012年8月6日，原告通过第三人李巧先向被告转账100万元。2015年9月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张立忠银行卡转账95万元。庭审过程中，被告张立忠对于第二笔95万元借款的事实表示认可。因此，原告总共向被告借款两次，第一次金额为100万元，时间为2012年8月6日；第二次金额为95万元，时间为2015年9月8日，两笔总计195万元。其次，还需要明确被告张立忠归还了多少钱，归还的钱是属于归还利息，还是本金。从被告张立忠提供的银行转账来看，自2016年6月24日至2018年8月16日，被告张立忠总计向原告转账8笔，共计793000元。该793000元究竟是偿还的利息还是本金，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张立忠的两笔借款，第一笔100万元有借条存在，但并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第二笔并无借条存在。原告虽然提供了其与第三人张立新的转账记录，来佐证原告借款是存在利息（年利率百分之十）的，但其与第三人张立新的借款事实与还款凭证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明确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与被告张立忠之间的两笔借款因利息约定不明确，应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张立忠向原告转账8笔，总计793000元，应为被告张立忠对所欠原告款项本金的归还。因此，被告张立忠应承担金额为1157000元的还款责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张立忠不完全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确实给原告造成了一定损失，其应当向原告支付一定的利息。对于该利息如何计付的问题。因原告与被告张立忠之间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向法院起诉之日应视为对借款的催告，因此，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起诉之日，即为2020年4月8日。对于该利息的计付标准，因原告与被告并未约定借期内利率及逾期利率，一审法院认定为该利息的计付标准为年利率百分之六。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梁韵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被告梁韵与被告张立忠系夫妻关系，原告认为被告张立忠所欠款项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梁韵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张立忠所负的债务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巨额债务，虽然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但从被告梁韵于2016年7月11日向原告的三次转账还款，总计50万元，可以看出，被告梁韵对于被告张立忠所负的债务是知情的，同时，其还款的行为也表示其对于被告张立忠所负债务是表示认可的。因此，被告梁韵应当与被告张立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不是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被告张立忠与被告梁韵应共同偿还原告魏麦珍借款1157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157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故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张立忠与被告梁韵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魏麦珍借款1157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157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二、驳回原告魏麦珍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38元，原告魏麦珍负担4725元，被告张立忠负担15213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20年5月，魏麦珍作为原告，以李巧先为被告，曾向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巧先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但2020年8月6日，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502民初1196号之一民事裁定，准许原告魏麦珍撤诉。本院二审还查明，张立忠与梁韵夫妻共同开办有山西吉盛伟邦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梁韵占股20%，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立忠占股80%，任公司监事。该公司注册登记地为大同市平城区万向城A座4楼402-405号，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工矿和机电产品等。另外，经查，一审认定梁韵向魏麦珍转账还款50万元，张立忠转账还款10万元，此认定有误，证据显示以上60万元均为梁韵对魏麦珍的转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所涉借款金额是多少；2.本案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3.本案借款应否支付利息，如果支付利息应从何时起算，利率是多少。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借款金额问题。被上诉人魏麦珍主张出借金额是两笔共计195万元。上诉人张立忠对其中2013年8月1日自己给魏麦珍出具借条的100万元不认可，坚持当时只是出具了借条，并未实际借到款项，而本案第三人李巧先也证明当时是通过自己将借条转交给魏麦珍，确实没有借到款项；对于为何长达七年未收回借条，李巧先称让他们双方自己联系，张立忠称魏麦珍说借条放在高平的保险柜了。对于该100万元借款事实是否存在，本案一审判决的论述已经十分清楚，本院予以认同，另补充理由如下：第一，从银行流水上看，2012年8月3日从李巧先银行卡上转账给张立忠100万元，其中80万元是李巧先从魏麦珍银行卡上取现存入自己银行卡的，8月6日，李巧先理财赎回20余万元，凑足100万元后转给张立忠。李巧先称此100万元是自己与张立忠之间的往来而与魏麦珍无关，但对于张立忠是如何归还自己的100万元及自己是如何归还魏麦珍80万元的，又语焉不详且未能提供证据，考虑魏麦珍对李巧先之前的信任关系及该100万元中80%属于魏麦珍财产，本院认为该100万元是魏麦珍出借的可能性更大。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张立忠在收到该100万元款项满一年之后为魏麦珍出具了借条，其对未能借到借条上所载款项、却多年未收回如此重要书证的解释不合常理，至少其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获得法律救济。第三，张立忠补充上诉理由中称魏麦珍对于该100万元中的80万元属于重复主张，并无证据，因为魏麦珍对于起诉李巧先的案子已经撤诉，且该撤诉案的起诉状中主张的是2018年的借款。第四，至于上诉人所说的借条载明是现金与实际是转账不一致问题，本院认为这也符合日常生活中通常打借条的方式，现金与转账并无性质区别。综上，本院认定2013年8月1日张立忠为魏麦珍出具的借条是对2012年所借100万元的补条，双方之间100万元借贷关系的事实存在。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魏麦珍一方二审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可见，张立忠与梁韵夫妻于2012年开办有大同公司，股东只有其夫妻二人，且梁韵任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张立忠称本案借款进入张立忠个人账户，用于其经营的长治某齿科材料公司，未用于梁韵任职的大同公司，所以只能是张立忠的个人债务。对此本院认为，因张立忠至少经营有大同和长治两家公司，而大同公司属于其夫妻二人开办的，两家公司之间在生产和销售上有关联（长治生产齿科材料、大同经营医疗器械），且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借款确实用于长治公司，加之梁韵转账还款60万元，故本院综合认定借款用于上诉人夫妻的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梁韵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三、关于本案借款应否支付利息及利率标准问题。被上诉人魏麦珍主张出借款项时约定的年息10%，实际支付的是8%。但是经审理发现，从2012年出借款项到2015年第二次出借之间，张立忠并未归还利息，魏麦珍则主张归还有利息。二审庭审后，魏麦珍提供了2015年9月8日第二次借款当日，张立忠通过张立功和李巧先的银行卡向魏麦珍转账4笔共20万元的银行流水，但张立忠不认可此20万元与自己有关。因这20万元并非张立忠与魏麦珍之间的直接转账，故本院不认定该款属于利息，并根据魏麦珍提供不了约定利息的证据，认定本案借款未约定利息。因本案借款发生在2012年和2015年，一审于2020年4月8日立案，一审裁判从原告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按照年息6%支付利息，符合当时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主张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13元，上诉人张立忠、梁韵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灵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云峰书 记 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