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4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5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8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同上诉人李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6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李某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男，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鹏，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李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3、张某、李某4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3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分割1997年李某3作为被拆迁人就北京市海淀区X村房屋（以下简称X村房屋）拆迁所取得的三套安置房屋，确认李某1、李某2享有上述三套安置房屋中四分之三的权利份额，判令其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X1号房屋（以下简称X1号房屋）的权利归李某3享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房屋（以下简称X2号房屋）及北京市海淀区X3号房屋（以下简称X3号房屋）的权利归李某1、李某2享有。事实和理由：X村房屋是由李某1作为申请人经审批取得，房屋由李某1建造，拆迁时李某1委托李某3办理相关手续，拆迁所得的三套房屋有李某1的份额，现由李某3管理控制。李某3、张某、李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1、李某2的上诉请求，X村房屋属于李某3一家所有。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1997年李某3作为被拆迁人就X村房屋拆迁所取得的三套安置房屋，确认李某1、李某2享有上述三套安置房屋中四分之三的权利份额，判令X1号房屋的权利归李某3享有，X2号房屋及X3号房屋的权利归李某1、李某2享有。李某3、张某、李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李某1、李某2的诉讼请求。X村房屋是因李某1的弟弟李某3、李某5结婚无房而申请取得，鉴此，批示对应的房屋并非归李某1、李某2所有。李某1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作为一个家庭共建有五个院落，五个院落建完之后进行了分家，李某6、李某1、李某3、李某7和李某5每人均分得了一个院落，各人分得的院落均已拆迁完毕，李某3就X村房屋所签拆迁协议获得的三套安置房屋，李某1二人无权要求分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6与耿某系夫妻，二人育有长女李某8、长子李某1、次子李某3、三子李某5、四子李某7五个子女。耿某于1990年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李某1与张某2系夫妻，李某2系二人之女。张某2于2017年6月26日去世，其父母均先于其去世。李某3与张某系夫妻，李某4系二人之子。1980年，李某6取得《X公社社员建房批基地许可证》，载明：建筑地点为猪场前边，批准建房3间，建房原因为“家中人口8口，房子4间”，盖房基地示意图显示南侧为李某9，北侧为猪圈，东侧为李某10。1982年10月7日，李某6取得《X公社社员院内建房许可证》，载明建筑地点为海淀区X4号，建房间数“四间”，现有家庭人口八口人，现有住房4间，建房原因为“柱子下沉，墙壁下沉，7月雨天房屋漏雨，房梁腐朽，地基低，7月雨天，院中积水排泄。”。公社意见为“批准在院内翻盖北房四间，建房后，不能影响邻里生活”，盖房基地示意图显示东侧为李某11，南侧为马路。1984年，李某6取得《X总公司个人院内建房许可证》，载明建筑地点为X4号，建房间数“翻东西房各2间”，现有家庭人口9人，现有住房8间，建房原因为“因东西房各二间低洼，需要翻修”。盖房四至示意图显示北侧和西侧为胡同，东侧为李家，南侧为马路。1985年，李某1为申请人取得《村民建房审批表》，载明申请人李某1的现有房屋7间，现住房地址为“X”，家庭人口为“李某6（父亲）、耿某（母亲）、张某2（妻子）、李某3（兄弟）、李某5（兄弟），李某7（兄弟）、李某2（女儿）。”申请理由为“兄弟四人，二个弟弟结婚无房。”，大队审批意见为“同意在X村占用耕地90平米建房”。审批表说明：“1、此表为村民建房依据，非农业户口者无权做申请人；……7、建房后户口应急（及）时迁入新址”。1988年，李某5为申请人取得《村民建房审批表》，载明申请人李某5现有房屋4间，现房屋地址为“X4号”，家庭人口包括李某7（兄弟）、李某6（父亲）、耿某（母亲）、孙某（爱人），申请理由为“家人口多，三代同居，院内无法增建”。村委会审批意见为“同意李某5在西黄某家门口南建房叁间，占地90平米”。2001年，李某6以房屋拆迁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北京X房地产集团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诉请确认李某1与X公司就X4号房屋拆迁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法院于2001年6月15日作出（2001）海民初字第646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法院查明：李某6在海淀区XX4号有私房13间。以李某1为法定代表人的X中心在此经营（李某6不是股东）。2000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现更名为X公司）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X4号位于拆迁范围之内。2000年6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经与李某6及其5个子女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对北房79.1平米房屋6人各分13.18平米的使用权。每人得人民币129812元，李某6并分到了X4号房屋产权的补偿款。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分别与6人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李某1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除了包括上述款项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协议第四条（第3条）补给李某1商业用房补助费693000元；第四条（第4条）补给李某1停产停业补助费231000元。庭审中，X公司认可所补助的693000元是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第63条第三款补偿的”。法院认为“李某1与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中，所约定的对38.18平米房屋使用面积的补偿款129812元，系经李某6同意后达成的，该条款有效。关于协议中对商业用房补助费693000元的约定，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补偿款应给予拆迁房屋所有人。本案李某6系该经营用房之房屋所有人。因此，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与李某1就营业用房拆迁补偿款达成的协议，与法相悖，其行为亦侵犯了产权人李某6的合法权益，故该条款无效。对于停产停业的损失，该款系对单位的补偿，李某6非股东之一，其无权主张该条款无效”。最终判决“李某1与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所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中第四条第3条无效”。该判决作出后李某1不服，以李某6提供的13间房屋产权证是假的，原产权是3间等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01年10月29日作出（2001）一中民终字第3827号（以下简称2001-382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00年6月19日，X公司拆除X4号平房13间，关于该13间房屋的拆迁补助问题，因当时李某6向X公司出示的《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上记明的产权人为李某6，故经李某6同意，X公司分别与李某6和五个子女签订了六份拆迁协议，其中李某6所签协议中载明被拆除房屋一间，建筑面积13.18平方米，应补偿建筑面积为38.18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129812元，同时，因13间房李某6出示的产权证上的产权人均为李某6，故在李某6的拆迁协议中就13间房屋的全部所有权补偿款166411.43元和全部附属物作价款31701.88元共计198113.31元补偿给了李某6。李某1所签拆迁协议载明李某1被拆除房屋一间建筑面积13.18平方米，应补偿建筑面积为38.18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129812元，因该13间房屋李某1实际居住使用8间，除1间按住宅拆迁外，另7间按非住宅拆迁，这7间的产权部分补偿给了李某6，停产停业和商业用房补助给了李某1。经核实，李某6所提交的产权证底档记载的房屋间数与李某1提交的产权证上的记载一致，均为3间。李某1还提交1982年10月7日分别以李某6和李某1的名义取得的建房许可证两份及1984年2月23日以李某6的名义申请的建房许可证一份，以证明被拆迁的13间房屋均由其出资翻建和修建。该判决认为：关于李某6以其本人是拆迁房屋产权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问题，李某6向拆迁公司和法庭出示的产权证明被私自涂改过，该证据系无效证据，故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李某6的诉讼请求。2003年9月1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于该二审判决提出抗诉，法院于2004年3月18日作出（2004）一中民抗字第631号（以下简称2004-63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李某6作为产权人于1964年在北京市海淀区X4号有北房三间。后李某6和李某1于1982年分别以各自名义申请了建房许可证，共建房4间。1984年2月李某6又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建房四间。其中1间由李某1一家居住，另7间由李某1经营使用。2000年6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X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X乡X4号地区进行拆迁，经过李某6同意，拆迁公司分别与李某6及其5名子女签订了6份《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其中与李某6及其子女李某1、李某3、李某7、李某8、李某5签订的内容均为：被拆除房屋1间，建筑面积13.18平方米，应补偿建筑面积为38.18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129812元；除此之外，还将全部房屋产权补偿款166411.43元和全部附属物作价款31701.88元补偿给了李某6，将李某1作为商业用房使用的7间房屋的商业用房补偿款693000元及停产停业补助费231000元给了李某1。上述拆迁协议签订后，所有拆迁补偿款已经发放。诉争房屋已经拆除”。认为“拆迁部门与李某6、李某1等6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拆迁部门与李某6、李某1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原判据此驳回李某6要求确认拆迁部门与李某1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正确。李某1作为诉争房屋7间的实际经营人，商业用房及停产停业的损失补偿理应归其所有。李某6并未利用诉争房屋进行经营活动，其无权获得商业用房及停产停业的损失补偿”。最终判决维持2001-3827号民事判决。2001年，李某6还曾以房屋确权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诉请确认原海淀区X4号商业用房（南房）产权归李某6所有，就该案法院作出的（2001）海民初字第12808号民事判决书及（2002）一中民终字第5042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查明：1964年李某6在本市海淀区X4号建北房3间，产权人为李某6。1982年，李某6、李某1分别以各自的名义申请了二份建房许可证，建房4间。1984年2月，又以李某6的名义申请建房4间。1990年，李某6之妻耿某死亡，未留遗嘱。2000年6月，双方因拆迁补偿款问题产生争执。2001年10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01-382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李某6向法庭出示的京郊海字第689号《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中证明房屋13间系私自改动，底档为3间。法院认定：诉争房屋既有以李某6名义申请的宅基地许可证，又有以李某1名义申请的宅基地许可证，且申请建房时家庭共居人口为8人，李某6之妻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家庭共居人口亦未对诉争房屋予以析产继承，李某6要求法院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李某6的诉讼请求。2001年，李某1以返还拆迁款纠纷为由起诉李某6、李某7，诉请二被告返还应为李某1所有的拆迁款1060412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法院于2003年4月14日作出（2001）海民初字第52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李某6、李某7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04年10月30日作出（2003）一中民终字第976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发回重审。法院重审后于2005年1月24日作出（2004）海民初字第1790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0年6月19日，李某1与X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中在册人口3人，实际居住人口3人，分别是李某1、李某1之妻、李某1之女，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1060412元。2000年7月12日，李某6、李某7持签有李某1名字及按有指纹的委托书到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经营开发总公司，要求代领李某1的拆迁款项，并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费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李某1领款一栏中签名，并在括弧中写“代”字，领取了李某1的补偿款1060412元。庭审中李某1陈述委托书上签字不是自己写的，对此李某7、李某6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某7、李某6出具委托书并非李某1签字，在其并不能证明委托书合法性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李某7、李某6未经权利人授权、冒领拆迁款的行为侵犯了李某1的合法权益……因李某6已将拆迁款中的129812元给付李某1之妻张某2，该款项应视为给付李某1，故法院对李某1主张李某7、李某6返还剩余部分的拆迁款及利息予以支持”，最终判决李某6、李某7返还李某1拆迁补偿款、补助费9306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判决作出后，李某7、李某6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05年7月18日作出（2005）一中民终字第39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5年，李某6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起诉X中心、李某1、李某5，诉请三被告支付X中心租赁使用X4号房屋的租金本金及利息共计1167637元，法院于2006年6月6日作出（2005）海民初字第185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6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李某6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就此作出（2006）一中民终字第102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5月，李某1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李某7、李某6，主张因李某7、李某6冒领其应得的拆迁款，李某7使用其回迁房指标购买了多套房屋，造成其未能购买面积达271.9平方米的安置住房，给其造成损失，诉请二人将名下面积为271.9平方米的不动产以每平方米3900元的安置价格出售给其，其向二人支付对价1060412元。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2041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4）海民初字第17904号判决生效后，李某1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李某7、李某6自2007年1月9日起至2014年4月15日间向李某1返还了本息共计1116196.37元，认为“李某1与李某7、李某6之间因拆迁款问题产生纠纷，对于此款的返还，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已判定由李某7、李某6返还，对于损失的部分法院已判决李某7、李某6支付利息，现此判决已执行。现李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了李某1全部诉讼请求。李某1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京01民终33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1985年李某1为申请人的《村民建房审批表》中对应的位于X村房屋的拆迁，1997年10月11日，李某3（被拆迁人、乙方）与X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了安置补助协议书和安置补偿协议书，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7间，建筑面积132.36平方米，正式户口3人。依据上述拆迁协议取得了三套安置房屋，一套是X2号三居室房屋，现登记在李某3配偶张某名下，另外两套X3号和X1号房屋为承租公房，以李某3名义承租。本案中，李某3、张某、李某4认可拆迁协议中的人口为李某3、张某、李某4一家三口，拆迁协议所涉款项由李某3领取，三套安置房屋均由李某3控制使用。2016年3月，李某1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起诉李某3与X公司，诉请确认二者签订的安置补助协议书和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该案中，法院查明：李某1于1998年12月独立分户，户籍位于海淀区**。庭审中，李某1称“我在X4号有单独一个院，是1998年建的。X4号有两个院，先拆的北院部分，后拆了南院一部分，两个院拆的时候相隔了几个月，拆的时候我都知道。我自己的房后来拆迁了，拆了两套房”。李某3向法院提交了有李某6签名，四子李某7、长女李某8签字证实的情况说明，上载：“我叫李某6……我的家人在儿子成家后陆续分开，其中李某1、李某7分别在海淀区X村各有院落一处；李某3、李某5分别在海淀区X村各有院落一处。我本人居住的是X4号老宅，老宅内分南、北两排房屋。1997年，海淀区X村拆迁，本次拆迁为房屋安置拆迁。李某3依自有院落分得的安置房屋为海淀区X2和X3及X1；李某5依自有院落分得安置房为海淀区X6、X7及拆迁补偿款。2000年，海淀区X拆迁，本次拆迁为货币拆迁。李某1、李某7分别依自有院落获得了拆迁补偿。老宅南房所得拆迁款被李某1拿走，北房所得拆迁款由我和儿女平均分配”。对李某3提交的此份证据，李某1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该案无关。庭审中，李某7到庭作证称：“我们家中有五个院，分别为李某6、李某1、李某3、李某5、李某7所有。我们家分过家，分家时曾约定房屋由谁居住便为其所有，自行处理拆迁事宜。本案黄家坟房屋由李某3建设，系李某3本人的房屋”。就该案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6）京0108民初7636号（以下简称16-763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李某1主张二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应当证明二被告就该合同的签订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且损害了其合法利益。李某1以1985年建房批示系以其名义申请，认为其系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为由诉至法院，主张权利。但依据该批示记载，家庭人口有李某6、耿某、张某2、李某3、李某5、李某7、李某2，申请理由为“兄弟四人，二个弟弟结婚无房”。且庭审中，李某1认可李某3在X村房屋居住。由此可见，建房批示虽以李某1名义申请，但并非批给李某1一人，而是家庭人口众多而申请的批示，李某1不能据此认定X村房屋为其财产。如房屋原为李某1个人申请建房并自行出资建设，房屋系大额财产，拆迁对于任何家庭来说均是大事，必然亲自参与，而X村房屋在1997年拆迁时，李某1是清楚的，其在当时既未向家庭成员主张权利，亦未向拆迁单位主张权利，在拆迁后亦未向李某3主张过房屋或拆迁款，而是在房屋拆迁十余年后提起诉讼，不合常理。李某7到庭作证称家里分过家，所述符合常理，法院予以采信。李某1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了李某1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李某1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京01民终52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认定“关于该被拆迁房屋是否属于李某1所有，李某1提供的1985年的建房审批表显示，申请人为李某1，但系因李某6、李某3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而申请并通过审批，故该建房审批表不足以证明李某1系唯一的使用权人，亦不足以证明被拆迁房屋为其个人财产”。二审判决作出后李某1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京民申56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李某1的再审申请。2018年5月16日，李某1、李某2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李某3、李某5，诉请确认1997年李某3签订的拆迁协议拆除的X村房屋归李某2、张某2、李某1共有，房屋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归李某2、张某2、李某1享有。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2727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涉案X村房屋及相应宅基地已经拆迁程序而转化为拆迁利益，且张某2已经去世，现二原告所提诉讼请求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故裁定驳回了李某1、李某2的起诉。上述裁定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裁定现已生效。后李某1、李某2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就16-7636号案件中李某3提交的有李某6签名、四子李某7、长女李某8签名的情况说明中所涉院落及李某7证言中所述的五个院落问题，在2019年4月16日的询问中，李某1、李某2表示X村房屋1985年批示中的“原房7间是X4号北排4间房，是82年李某6的名义审批的，是李某1拉东西建造的，X4号南排房屋没有建房许可证，是1998年李某1出资所建，李某1建成用作汽车修理间，建了3间”；原房另外3间“是80年李某6名义批示的，建的北房3间，东西11米，南北6米。房屋位置在21号的西北方向，隔了两家。1994年李某1进行了翻建，建成上下两层，超过原有宅基地面积范围是李某1承租取得的地。该位置房屋在2000年拆迁的时候是李某7的名义拆的，拆迁利益归了李某7一人”。就2004-631号判决载明的“李某6作为产权人于1964年在北京市海淀区X4号有北房三间。后李某6和李某1于1982年分别以各自名义申请了建房许可证，共建房4间。1984年2月李某6又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建房四间。其中1间由李某1一家居住，另7间由李某1经营使用”的情况，李某1、李某2称“1982年李某6为申请人的建房许可证翻建的就是1964年的北房三间，翻建成北房4间。是21号老宅北排房屋的批示”，“李某182年取得了建房许可，是想在北房四间的南面建房，但取得许可之后，市政用地管理部门不让建，公社也不让建，因为北房四间南侧有地下市政管道”，“有83年的批示对应的是老宅北排房屋……因为当时实际没有新建房，但是只是把北排房屋四间换了瓦，加高了房屋”，“‘其中1间由李某1一家居住，另7间由李某1经营使用’说的是21号南排房屋，是李某11998年所建的汽车修理间，南排一共建了3间。李某11998年建了三大间汽车修理间，当年又改成了商贸公司的经营用房，三大间隔成了8小间，具体拆迁的问题，是李某7与X公司协商的，协商之后我签字……1998年李某1所建南排房屋是在21号老宅院内，当时因为市政管道废弃不用了，李某1才能建的房”。2019年4月18日的庭审中，李某3、张某、李某4称“X4号有南北两排房……对应的是1980年李某6为申请人的批示，分别是李某6和李某1的，2000年南北两排房屋拆迁，李某6和五个子女李某1、李某7、李某5、李某3、李某8各签了一份拆迁协议；X还有一个院落没有号，没有批示，是李某7的，因为李某7是居民，李某7就该院落的拆迁是2000年签的协议……”。李某1、李某2称“X4号院有南北两排房，北排四间是1982年建的，对应的是李某6为申请人的1982年的批示，南排房屋没有建房批示，是1998年李某1所建，建的汽车修理间，2000年时两排房屋拆迁。北排房屋是李某6和四个子女分的，不包括李某1”，“除了南北排房屋之外，X还有一个院落，实际上地址也是21号，对应的是1980年李某6为申请人的批示，拆迁前是李某7居住，是2000年拆迁的，是李某7签的拆迁协议。1993年时是李某1出资把1980年老房全部推翻重建，还挖了地下室，原来的宅基地面积是11*6，建完之后是将近200平米，超过部分是占的李某1承租的场地。……（X村）李某1为申请人的院落开始是李某1的工人居住，李某3原来住在李某7在X的院落，1993年该院落翻建，李某3没地方住，就搬到李某1为申请人的院落……”。就李某1、李某2的上述陈述，李某3三人表示认可1982年批示对应的为X南北两排房屋，同时主张1980年批示对应的为李某1在X的房屋，是除X南北两排房屋院落和李某7院落之外的一个独立院落，李某1就该院落房屋2000年拆迁时签订了拆迁协议。李某3三人向法院提交《北京市房屋估价结果通知单》为证，载明：X4号下列房屋、装修、设备及附属物已经估价，合计147749.49元；产权人李某1。李某3三人以上述估价单中的估价金额与此前生效判决查明的李某1所签拆迁协议中的补偿金额均不符为由，主张李某1除X4号老宅房屋外，在X另有房屋且经拆迁签订有拆迁协议。经法院询问，李某1二人表示李某1在2000年X拆迁过程中签订有两份拆迁协议，其中一份协议即为相应拆迁款被李某6、李某7冒领的那一份，同时表示该份协议中的拆迁款为老宅南排房屋的拆迁款，不包含北排房屋的，李某1未分到北排房屋的拆迁款；另外一份协议拆的是李某1在X承租地上所建房屋，该份协议在此前相关案件的生效判决中均未体现，同时表示“李某1不自认在X有该份协议，即使有也与本案无关”。李某3三人就此主张李某1、李某2所称没有了的拆迁协议拆的即是1980年批示对应的房屋。就法院询问的李某1、李某2所述李某1所签的拆除承租地上所建房屋的相应拆迁协议情况，李某1、李某2表示“与本案无关。而且我也找不到了”。在2020年8月18日的庭审中，李某3三人称1980年批示对应的李某1房屋的东侧，有一处院落，为李某7在X的房屋，没有书面批示，由李某7于2000年签订拆迁协议并取得了相应拆迁利益。李某1、李某2称，X有批示对应的院落为两处，都是李某6的名义批示，1980年批示对应的为李某7在X的房屋，系李某1出资为李某7所建的二层房屋，该处房屋由李某7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了相应拆迁利益；在李某7上述房屋的西侧，是李某1占用华夏公司的地自建的房屋，自建房屋于2000年拆迁时由李某1签订拆迁协议；1982年批示对应的为李某6位于X的老宅，为南北两排房屋，北排房屋拆迁时由李某6与五个子女共签订了六份拆迁协议，南排房屋拆迁时由李某1签订的拆迁协议，但是是给李某1开办的公司的非住宅补偿。X村院落有两处，分别对应1985年李某3为申请人的批示和1988年李某5为申请人的批示，两处院落房屋均为李某1出资所建，后李某1将本案诉请中的X村房屋借予李某3居住，并于1997年拆迁时，李某1委托李某3就该院落房屋签订了拆迁协议，另外一处X村房屋由李某5居住并由李某5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了相应拆迁利益。就法院再次询问的李某1二人所述占用华夏公司土地在X自建房屋的拆迁材料情况，李某1二人称“现在找不到了。拆迁的时候是按照非住宅补偿的”。李某3三人另以2001-3827号判决书显示李某1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1982年10月7日李某1、李某6分别为以各自名义取得的建房批示两份为由，主张李某1在X是有经批示所建房屋的，李某1二人对此称“1982年是有李某1名义的建房申请，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该批示建房，因为批示中的地是市政用地。李某1在X就没有宅基地的批示，如果有的话无法在X村批房”。诉讼过程中，李某1二人向法院提交自制房屋位置示意图，将X4号老宅南北排房屋标注于东南侧，该院落西侧标注为1982年批示示意图中的李某11，该院落东侧标注为1980年批示中示意图中李某9房屋，标注的李某9房屋的北侧，标注为2000年李某7签订拆迁协议的房屋，该房屋北侧标注为“李某1的承租房”。李某1二人另向法院提交其他证据，主张李某1具有资金实力而李某3无经济能力建造X村房屋，X村房屋为李某1、张某2出资所建。就法院询问的X村房屋1997年拆迁至今20余年，李某1二人为何至此时才诉请分割拆迁利益，李某1二人解释的理由包括李某1开办的企业倒闭，经济困难；李某1听说此前李某6、李某7冒领李某1应得的拆迁款所依据的虚假的委托书为李某3所伪造的；李某1于2013年向李某3索要三套安置房屋出租的租金，李某3不给等。法院就此询问1997年拆迁至2013年李某1向李某3索要租金也有10余年时间，为何拆迁10余年后找李某3要租金，李某1二人表示2013年之前李某1的收入很高，没有觉得安置房屋的租金是个钱。另，本案诉讼过程中，法院对李某5进行了询问，其表示对于李某3所签拆迁协议拆除的X村房屋和拆迁利益，其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为李某1、张某2、李某2对于李某3所签拆迁协议拆除的X村房屋及依据拆迁所得的安置房屋是否享有权利，首先，依据农村风俗及宅基地房屋管理的历史状况，被拆除的X村房屋的批示载明的建房理由为“兄弟四人，二个弟弟结婚无房”，在此情况下，李某1、张某2、李某2作为批示中载明的家庭人口，并不当然依据批示记载而享有批建房屋的权利；其次，考虑家庭身份关系，李某1作为家中长子且依据李某1、李某2之陈述和举证，李某1在X村房屋建房时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故即使存在李某1、李某2所主张的出资建造李某3居住使用的X村房屋的事实，该种出资亦不当然为出资人取得出资所建房屋权利的依据；最后，X村房屋长期由李某3家庭居住使用，李某3就该处房屋签订拆迁协议并取得占有安置房屋多年，1997年拆迁后的多年间，李某1、李某2及其家庭未曾对此提出异议和提出过本案诉请所涉权利主张，综合现可查明的李某1、李某6等X房屋的居住使用和拆迁情况，李某1与李某6、李某7的其他诉讼情况，本案双方诉辩意见、举证情况及被拆除的X村房屋的批示中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应当认定被拆除的X村房屋权利及房屋拆迁所得利益归李某3、张某、李某4享有。综上，李某1、李某2诉请分割拆迁利益中安置房屋，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法院无法支持。遂于2020年9月23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1、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李某1、李某2对于1997年李某3作为被拆迁人就X村房屋拆迁所取得的三套安置房屋是否享有相应的权利。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X村房屋建房批示系李某1作为申请人于1985年取得，《村民建房审批表》载明家庭人口为李某1父母、李某1一家三口及李某3、李某5、李某7共七人，申请理由为“兄弟四人，二个弟弟结婚无房”，由此可见，建房批示虽以李某1名义申请，但并非批给李某1个人，李某1不能据此主张X村房屋为其个人财产，且16-763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部分载明“李某1于1998年12月独立分户，户户籍位于海淀区**。审中，李某1称‘我在X4号有单独一个院，是1998年建的……我自己的房后来拆迁了，拆了两套房。’”，故李某1此后并未在X村房屋居住，其另有房屋且就其房屋享受了拆迁。后X村房屋由李某3家庭居住使用，1997年，李某3作为被拆迁人就X村房屋拆迁取得三套安置房屋，李某1对此次拆迁知情，亦知道该房屋拆迁的被拆迁安置人为李某3一家人，但李某1未就此拆迁利益向李某3主张相应权利，且李某1后来亦取得其自己单独所有的院落并享受拆迁利益，现X村房屋已拆迁二十余年，李某1称李某3系受其委托签订拆迁协议，进而主张相应拆迁利益归其及李某2所有，缺乏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且在李某1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起诉李某3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拆迁合同无效的纠纷中，法院亦认定李某3就X村房屋所签拆迁协议并无无效事由，判决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综合现可查明的李某1、李某6等X房屋的居住使用和拆迁情况，李某1与李某6、李某7的其他诉讼情况，本案双方诉辩意见、举证情况及被拆除的X村房屋的批示中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认定李某1、李某2对于1997年李某3作为被拆迁人就X村房屋拆迁所取得的三套安置房屋不享有相应的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李某1、李某2上诉主张其对于李某3作为被拆迁人所得的拆迁安置房有相应利益，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所述，不予采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李某1、李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