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天马实业开发公司长沙大众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五一西路**大众商厦**。法定代表人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谭铁索，湖南清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璐璐，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市政府第二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冯意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苏慧娥，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晏明科，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南天马实业开发公司长沙大众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与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长沙市资规局）行政补偿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7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1994年6月3日，长沙市资规局与大众公司签订长土合（94）062号《长沙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地块位于××街××地块），面积7673.48平方米（已扣除路幅1283.17）平方米，出让金每平方米75元，总额为575511元。1994年7月15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1994）政土字第126号《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审批单》，批准大众公司建设三环大夏；1994年7月20日，长沙市资规局发布长房拆告字（94）第048号《城市房屋拆迁通告》；2001年7月25日，大众公司取得长国用（2001）字第009831号和第00984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3年5月14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长政发（2003）25号《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2003年11月14日，长沙市资规局向大众公司送达《关于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通知》，该通知写明：为落实长政发（2003）25号文件精神及滨水区重点工程建设，拟将大众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由市政府收回，要求大众公司将土地红线图、批准文件、《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等材料于2003年11月14日至11月18日前上交长沙市资规局综合处登记备案，以便协商有关处置事宜。2004年3月3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长政发（2004）11号《关于收回湘江大道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大众公司的土地在收回之列。2004年10月14日长沙市资规局将从大众公司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变更至城投公司名下，并为城投公司办理了长国用（2004）字第036354号和第03795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长沙市资规局在2001年6月22日长沙晚报上发布《通告》，该《通告》载明：“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已将西临湘江，北到319国道，东至黄兴路、书院路，南距京广铁路南侧300米范围内土地914.817亩划拨给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湘江大道改扩建设。请上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自公告之日起停止土地交易、抵押、出租、报建等活动。原审批核发的划拨土地红线图、国有土地使用证一律作废；出让地使用者持土地资料于6月26日至7月10日到长沙市资规局办理登记，并与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商有关处置事宜。”大众公司在1994年取得长沙市××街××地块）土地时是“毛地”，在开发一期、二期工程时，对土地上原住户采用“以面换面，就地安置”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向其支付房屋过渡费。三期、四期（以私房为主）开发也准备采用同样的安置方式。因2001年长沙市政府在收回土地的范围内发布停建通告，对收回的土地（包括路幅占地）没有进行投资建设，只在2000年左右对拟开发土地（三期）进行了部分拆迁工作，2001年接到《通告》后又恢复了已拆迁房屋的建筑物原状。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认可大众公司在拆迁部分房屋后重新恢复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未改变2004年收回时的土地状况，长沙市资规局亦确认城投公司拿地后未对土地进行规划和建设。此后，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与大众公司就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进行协商。2016年5月19日，大众公司以书面报告形式要求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履行补偿法定职责未果，遂于2016年9月29日以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为长沙市资规局向长沙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两单位支付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款４千万和利息以及已花费的拆迁费用２００万元。长沙市中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确定诉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评估基准日为2004年3月30日），依法委托湖南建业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建业评估公司）进行评估，2017年9月11日，建业评估公司出具（长沙）湘建[2017]长土（估）字第004号《土地估价报告》，对涉案宗地分宗地A（原属大众公司土地使用权）和宗地B（原规划路幅）两部分进行价值评估。确定Ａ宗地原属大众公司土地使用权有效面积为3957.6平方米（合5.936亩），在估价期日（2004年3月30日）总地价为30275641元；Ｂ宗地原大众公司规划路幅1282.99平方米（合1.925亩），在估价期日（2004年3月30日）总地价为2089991元。长沙中院认为，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应当向大众公司进行补偿，但长沙市资规局1994年6月3日与大众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不包括Ｂ宗地，遂根据Ａ宗地评估价格和酌定１００万拆迁款判决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向大众公司支付补偿款31275641元。长沙市资规局不服上述判决，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湖南高院认为，因收回土地的现状是地上建筑物未拆迁，原住户未获得补偿安置，而湘建[2017]长土估字第004号《土地估价报告》未考虑原住户未补偿安置的因素，按照“五通”的土地现状及宗地内场地未完成拆迁平整得出的评估结论。同时，大众公司1994年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75元/平方米,在土地被收回时，未对该土地有任何投入，而评估公司是按照2004年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的评估。故一审直接以湘建[2017]长土估字第004号《土地估价报告》为依据，认定应支付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款30275641元的事实依据不足。另外，该院认为在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本案的补偿问题，宜先由长沙市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进行依法处理。2018年9月12日，湖南高院作出（2017）湘行终1539号判决，撤销长沙市中院（2016）湘01行初529号行政判决，责令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收回大众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的补偿事宜依法进行处理。上述二审判决生效后，长沙市资规局多次与大众进行协商处理。大众公司陈述，长沙市资规局曾经于2019年3月12日根据长政办函[2016]175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问题的通知》和《长沙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价款测算规范》规定拟定补偿26565585元，另加计利息的补偿方案，但最终未按该方案作出补偿决定。长沙市资规局否认曾作出以上补偿方案。2020年5月15日，长沙市资规局作出《补偿决定书》,写明：根据（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以及市政府对《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请示》（长资规报[2020]180号）批示精神，作出补偿决定如下:收回大众公司土地的补偿标准按原“生地”出让时土地使用权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加银行同期利息确定，经核实原出让合同出让价格为575511元。利息以本次土地补偿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1至5年）4.75%计算，自下达收回决定之日（2004年3月30日）起至补偿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地籍测、地籍测量费等共计128931元一并支付。大众公司认为按照出让时价格进行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一、因公共利益和城市规划旧城改造的需要，相关行政机关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应当依法对原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需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本案中，大众公司对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收回其××街××）地块土）地块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及合法性并无异议上述规定其有权获得相应的适当补偿。二、本案被告长沙市资规局不是作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决定的适格主体。《湖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应当予以补偿。补偿金额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使用的年限、性质和开发利用等实际情况与土地使用者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市、县人民政府裁决。可见土地管理部门对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拥有协商的权利，但协商不成时，裁决权归市、县人民政府。本案中，长沙市资规局虽然是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的批示精神作出的补偿决定，但其并未接受长沙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亦未取得法律法规的授权而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对大众公司作出补偿决定，明显违反上述规定。故长沙市资规局作出的《补偿决定书》超出其职权职责范围，依法应予以撤销。三、案涉补偿决定的内容明显不当。第一，长沙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3月30日即已公告收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长沙市资规局虽就土地补偿事宜与大众公司多次协商,但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长沙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作出补偿裁决,而即使在湖南高院2018年9月12日作出判决责令长沙市人民政府和长沙市资规局在三十日内依法进行处理的情况下，长沙市资规局迟至在2020年5月15日才作出涉案《补偿决定书》,有违行政效率原则。第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的长政办函[2016]175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使用权收回补偿通知》）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自取得土地之日起未进行地面房屋拆迁补偿的，地面房，地面房屋与土地权属不一致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对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给予补偿。其补偿标准如下：根据拟收回出让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登记有效面积，测算该宗地原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条件剩余年期的现时标定地价及土地出让金。此现时标定地价以现时市政府发布的基准地价作为测算依据，并以测算的土地出让金作为补偿的依据。长沙市资规局和长沙市财政局于2018年10月1日发布了《长沙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价款测算规范》。长沙市资规局认为，案涉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是2004年作出的，而上述两个规定出台时间是2016年和2018年，因而不具有溯及力。一审法院认为，《使用权收回补偿通知》对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各方并未设立新的权利义务，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适当补偿”和“相应补偿”进行操作化规定，对《使用权收回补偿通知》作出前未达成补偿协议和未作出补偿决定的均具有约束力。该通知确定了现时出让金作为收回使用权补偿原则，而本案中，长沙市资规局以大众公司1994年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出让金数作为2004年收回土地使用权补偿数额，严重损害大众公司权益，明显不当。第三，湖南高院作出（2017）湘行终1539号判决撤销长沙市中院（2016）湘01行初529号判决的主要原因是该院认为湘建[2017]长土估字第004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结论未考虑原住户未获补偿安置，宗地内场地未完成拆迁平整等因素而不能作为补偿依据。长沙市资规局在作出案涉补偿决定时，未考虑扣除上述因素后重新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其履行（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不当。综上，长沙市资规局超越职权作出《补偿决定书》，且决定内容明显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大众公司诉请撤销《补偿决定书》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大众公司诉请责令长沙市资规局重新作出补偿决定和支付确定的补偿数额的问题，因为长沙市资规局不是作出补偿决定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不对大众公司的该项诉请作出审查和评判，大众公司可另寻救济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六）项的规定，判决撤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的《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补偿决定书》。上诉人大众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长沙市资规局不是作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决定》的适格主体，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进行改判。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被上诉人长沙市资规局和长沙市政府均为补偿决定的主体，两主体最终确定由资规局作出补偿决定符合省高院的判决要求。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地方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要的工作部门，但其所设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长沙市政府官网对资规局的职能进行了公示，除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包括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负责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外，还明确资规局承担长沙市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因此，资规局以其名义作为补偿决定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生效判决要求。一审判决依据《湖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规定即认定资规局无权作出补偿决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进行改判。二、一审判决未直接判决被上诉人按26565585元土地补偿金进行补偿，未能实质性的化解行政争议，增加了双方当事人的诉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一审判决依法确认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问题的通知》及《长沙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价款测算规范》对本案具有约束力，并对上诉人提交的协商方案的三性进行了认可。该补偿方案系被上诉人严格根据上述文件，充分考虑涉案土地的使用条件(包括剩余年限、五通一平情况等)测算出的结果，合理、合法。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在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不直接判决确定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的具体内容。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被上诉人于2004年3月30日收回上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至今，在长达十六年多的时间内都没有履行其对上诉人的补偿职责。即使在高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在三十日内作出补偿决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然迟至一年半后才作出涉案《补偿决定书》，严重违反行政效率原则。同时，其提出依据和方案又自行否决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如法院依旧判决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无法有效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增加当事人的诉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在法律依据已经确认、具体补偿金额也确认的情况下，贵院直接判决被上诉人履行的具体金额，更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化化解，也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资规局是作出的《补偿决定》的适格主体，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在土地补偿金额已可确定的情况下，法院直接判决被上诉人履行的具体金额更有利于实质性的化解行政争议。据此，请求依法直接改判被上诉人调整土地补偿金额。上诉人长沙市资规局上诉称：一、上诉人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作出的《补偿决定书》，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是作出补偿决定的适格主体，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以及其他公共利益需要，确需使用土地的;(二)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三)因单位撇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四)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依照前款第(一)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根据该规定，有关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有权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上诉人依法将(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执行的有关问题报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据(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及《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请示》(长资规报[2020]180号)批示精神作出《补偿决定书》，符合上述规定。《湖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应当予以补偿。补偿金额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使用的年限、性质和开发利用等实际情况与土地使用者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市、县人民政府裁决。”该条规定的房产管理部门协商及市、县人民政府裁决的程序是根据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规定的拆迁模式拟定的内容，现行城市房屋征收并未规定裁决程序。因此，因《湖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的相关内容未进行修改，但城市房屋征收的相关规定已进行修改，一审法院仍然依据《湖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款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不具备作出补偿决定的主体资格，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有误。二、上诉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内容适当，且符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内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一、收回土地的现状是地上建筑物未拆迁，原住户未获得补偿安置，而湘[2017]长土估字第004号《土地估价报告》未考虑原住户未补偿安置的因素，按照‘五通’的土地现状及宗地内场地未完成拆迁平整得出的评估结论。二、同时，大众公司1994年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75元/平方米，在土地被收回时，未对该土地有任何投入，而评估公司是按照2004年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的评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内容包含两层意见，其一是认为按照“五通”的土地现状及宗地内场地未完成拆迁平整得出的评估结论本身存在问题，其二是被上诉人在取得土地后未进行任何投入(被上诉人取得土地后未进行拆迁和开发利用)的前提下仍按照2004年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存在问题。因此，上诉人在作出涉案补偿决定时，以原出让合同出让价格(575511元)为基数，并计算自收回决定之日至补偿之日的利息，内容适当，且符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内容。故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作出涉案补偿决定时，未应考虑原住户未获得补偿安置，宗地内场地未完成拆迁平整等因素后重新进行土地估价评估为由，认定上诉人履行(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不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判决认定应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问题的通知》确定以现时出让金作为收回使用权补偿原则，该认定适用依据有误。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问题的通知》(长政办函[2016]175号)规定:“为规范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的补偿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11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该文件是为了规范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工作出台的内部文件。本案中，涉案地块并未进行棚改立项也未发布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公告,并不属于棚户区改造项目，故不应适用该规定进行补偿。且如上诉人按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以2004年收回土地使用权时来确定现时出让金，则违背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行终1539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故一审判决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问题的通知》确定需以现时出让金作为收回使用权补偿原则，认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1994年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出让金数作为2004年收回土地使用权补偿数额，严重损害被上诉人权益，该认定适用依据有误。据此，提出如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大众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长沙市资规局作出被诉补偿决定，未充分说明理由，不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同时，对大众公司的损害发生在2004年，此后双方进行了多年协商，因协商不成而作出被诉补偿决定，但决定补偿数额远远低于协商的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一审判决撤销被诉补偿决定，并无不当。但是，长沙市资规局系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被诉补偿决定，一审认为长沙市资规局无权作出被诉补偿决定不当，应予纠正。被诉补偿决定撤销后，对收回案涉土地的补偿问题仍需作出处理。但是，对于案涉情形，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及政策性文件规定，长沙市资规局对此具有裁量权，大众公司的实际损失是多少，也仍需进行调查，故本案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判处补偿数额，应由长沙市资规局进一步进行调查裁量。鉴于实际损失无法确定，双方可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再依法作出补偿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六项、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72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5月15日向海南天马实业开发公司长沙大众房地产开发公司作出的补偿决定；三、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收回海南天马实业开发公司长沙大众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事宜依法进行处理。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永审判员 吴树兵审判员 傅美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刘 哲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八条行政执法决定文书应当充分说明决定的理由，说明理由包括证据采信理由、依据选择理由和决定裁量理由。行政执法决定文书不说明理由，仅简要记载当事人的行为事实和引用执法依据的，当事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