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19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迎俊，男，1986年10月6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丹东市振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天军，丹东市振安区方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丽英，女，194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丹东市振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涛，男，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丹东市元宝区。 被上诉人吕丽英、王景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贤，辽宁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吕丽英、王景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禹冰，辽宁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宏晟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振安区同兴镇。 法定代表人：兰秀君，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恒君，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丹东市振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永刚，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迎俊因与被上诉人吕丽英、被上诉人王景涛、被上诉人丹东宏晟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晟公司）、被上诉人李恒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4民初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迎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天军，被上诉人吕丽英、被上诉人王景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贤、戴禹冰，被上诉人李恒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永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宏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迎俊上诉请求：一、撤销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4民初5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改判被上诉人李恒君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以上诉人车辆存有瑕疵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15%赔偿责任，违背事故形成原因的客观事实，本次事故是在被上诉人李恒君当日履行职务结束后，代保管肇事车辆期间私自用车而发生交通事故，致王某死亡，非上诉人车辆存有瑕疵而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与上诉人车辆存有瑕疵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判令上诉人因车辆存有瑕疵承担赔偿15%的责任违背事故形成的客观事实。二、原审认定王某外购医药费12911元为合理花销及陪护费4620.8元没有事实依据。死者王某于2019年11月17日抢救无效去世，在其去世后的2019年11月20日、24日、29日三次外购药给何人所用？在王某治疗期间的外购药均为营养药又被谁而用？在外购药的单据上虽然盖有主治医生的印章和签名，不应该作为医嘱的依据，众所周知认定医嘱是否有效是依据王某病志中医生对治疗所记载的用药及治疗过程，非病志中的医嘱不能认定为医嘱，如王某治疗需外购药为何不在病志中载明？显见王某重症之下不需外购药，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王某外购药系正常用药与事实不符。王某伤后在重症病房抢救治疗，无需陪护，昂贵的重症病房费用已包括陪护费，判决上诉人承担陪护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三、被上诉人李恒君属于盗用上诉人车辆使用，而不是借用车辆。 吕丽英、王景涛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无事实错误认定问题。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确认案涉肇事车辆的危险警告信号灯工作状态、车身尾部反光标识、车身尾部防护装置均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属于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且是造成本次事故王某死亡的原因之一。上诉人将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交于被上诉人李恒君使用，且未对该车辆进行妥善保管，致使在被上诉人李恒君工作间隙私自使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故上诉人认为案涉交通事故致王某死亡的事实与本车辆存在瑕疵无因果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二、原审判决认定王某外购医药费12911元为合理支出，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王某外购医药费12866元，以及购买医疗护理用品花费45元，符合其住院期间治疗医嘱。虽未列入第一医院用药明细中，但在各项药品收费票据的左上方均有其主治医师的签名与盖章，证明却需要外购，并结合其实际伤情与所用药品的药理，所需外购药品正是王某伤情所需，属于合理支出。三、原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吕丽英、王景涛陪护费4620.8元符合事实依据。本案中王某住院期间虽一直在ICU病房进行医治，根据病情需要进行多项检查，且需要亲属等多人的帮助，所以需要亲属陪护是必须的。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家属在危重之际即使在ICU病房，也不可能没有亲属在病房外进行陪护。四、被上诉人李恒君取得车辆使用权是擅自使用，并不是上诉人陈述的盗用，被上诉人李恒君有使用车辆的权利。 宏晟公司未到庭亦未答辩。 李恒君辩称，李恒君同意上诉人提出的原审认定王某外购医药费12911元为合理花销，陪护费没有事实依据的请求。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应由李恒君承担全部赔偿费用的请求，李恒君认为原审根据本案事实、法律规定做出的赔偿责任比例划分正确，应予以维持，李恒君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系当时上诉人称如果李恒君不签订协议，上诉人就不配合办理保险理赔事宜，李恒君无奈下才签订的，同时，该协议签订时，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尚未做出，李恒君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是愿意承担此次事故根据李恒君所具有的过错程度，确定由李恒君承担的责任，而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该车安全措施不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上诉人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对车辆有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李恒君不同意上诉人称其系盗用机动车的说法，所谓盗用就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机动车擅自开走据为己有的行为，而本案中李恒君作为上诉人雇佣的司机，只是擅自使用涉案机动车拉运货物，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属于盗用机动车。 吕丽英、王景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三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161790.15元。（包括医疗费111281.19元、死亡赔偿金237608元、丧葬费34546.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12026元、护理费924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496461.5元。扣除保险公司已支付的12万元，被告李恒君支付的2万元，折合事故责任比例后为161790.1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1日17时20分许，王某（已死亡）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沿丹东市振安区201国道由北向南行驶时，与被告李恒君因故障停放于道路西侧的辽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尾部相撞。事发当天，王某因伤被送往丹东市第一医院治疗，住院16天，均为重症监护。诊断为：多发伤、急性内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休克、原发性脑干伤、脑室出血、脑挫裂伤、颅骨骨折、颅底骨折并脑脊液漏、急性呼吸衰竭、呼入性××、应激性溃疡、右眼上睑皮肤裂伤、右眼眶壁骨折、右额挫裂伤、颌面骨多发性骨折。2019年11月17日，王某因伤势过重经治疗无效死亡。住院治疗期间花费医疗费98370.19元，遵医嘱外购药花费12866元，购买医疗护理用品花费45元。 本起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李恒君驾驶的辽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危险警告信号灯工作状态、车身尾部反光标识、车身尾部防护装置均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该车安全设施不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被告李恒君驾驶该车上路后发生故障，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其未按规定开启视廓灯、后位灯、报警闪光灯、未设置警告标识，认定被告李恒君与王某对本次事故负同等责任。肇事车辆辽Ｆ×××××号车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刘迎俊，由被告宏晟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出售给被告刘迎俊。该车在案外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被告李恒君系被告刘迎俊雇佣司机，其日常使用涉案车辆为被告刘迎俊工作，工作后负责找地方停放车辆。事发当天，被告李恒君在为刘迎俊工作间隙，未经被告刘迎俊许可擅自驾驶涉案车辆为被告李恒君家庭拉货，发生本起交通事故。事发后，案外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赔偿了12万元，被告李恒君向原告赔偿2万元。原告吕丽英系王某妻子，原告王景涛系王某之子。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起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恒君、王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现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应如何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具有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本案被告李恒君未经被告刘迎俊准许，驾驶涉案车辆用于个人使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一审法院确认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被告刘迎俊作为车辆实际所有人，对车辆具有管理职责，其在车辆危险警告信号灯工作状态、车身尾部反光标识、车身尾部防护装置均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情况下，将车辆交由被告李恒君使用，同时未能对其雇员被告李恒君进行有效管理，未对车辆妥善保管，导致被告李恒君在工作间隙得以擅自使用车辆发生本次事故，一审法院确认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宏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原告已认可被告宏晟公司并非车辆实际所有人，其主张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剩余50%责任由两原告自行承担。原告主张王某丹东市第一医院医疗费98370.19元，有票据为凭，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外购药花费12866元，购买医疗护理用品花费45元，符合王某住院期间的治疗医嘱，且费用未列明于第一医院费用明细，证明确需外购，结合王某的实际伤情，王某上述花费系合理支出，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237608元、丧葬费3454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王某因本次事故已不幸去世，原告作为其亲属，精神势必遭受损害，结合王某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保护89000元。原告主张护理费，根据王某住院期间的治疗情况，一审法院确定按照每日两人次，参照2019年辽宁省居民服务业务标准每人每日144.4元计算，一审法院确定保护4620.8元。原告主张交通费，根据王某实际住院情况，一审法院酌定保护64元。综上，原告吕丽英、王景涛各项经济损失为：医疗费98370.19元、外购药花费12860.6元，购买医疗护理用品花费45元、死亡赔偿金237608元、丧葬费3454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89000元、护理费4620.8元、交通费64元，上述合计477915.09元。扣除案外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已支付的12万元，剩余损失357915.09元的35%即125270.28元，扣除被告李恒君已支付的2万元，余额105270.28元由被告李恒君赔偿给原告。357915.09元的15%即53687.26元，由被告刘迎俊赔偿给原告。对于被告李恒君提出垫付过第一医院医疗费4000元，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两原告未在本案中主张该款，一审法院不对此予以处理。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李恒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吕丽英、王景涛105270.28元；二、被告刘迎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吕丽英、王景涛53687.26元；三、驳回原告吕丽英、王景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6元，减半收取1768元。由原告吕丽英、王景涛负担31元，被告李恒君负担1150元，被告刘迎俊负担587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上诉人刘迎俊承担案涉交通事故15%的责任是否有事实依据问题。经查，本案被上诉人李恒君未经上诉人刘迎俊准许，驾驶案涉车辆用于个人使用，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刘迎俊作为车辆实际所有人，对车辆具有管理职责，其在车辆危险警告信号灯工作状态、车身尾部反光标识、车身尾部防护装置均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情况下，将车辆交由被上诉人李恒君使用，同时未能对其雇员被上诉人李恒君进行有效管理，未对车辆妥善保管，导致被上诉人李恒君在工作间隙擅自使用车辆发生本次事故，一审法院确认对被上诉人吕丽英、王景涛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刘迎俊提出一审法院判决其因车辆存有瑕疵承担赔偿15%的责任违背事故形成的客观事实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治疗王某外购药费12866元和购买医疗护理用品花费45元是否为合理支出问题。经查，案涉外购药费和购买医疗护理用品花费均有正规发票，发票或发票对应的门诊部收据载有药品或用品名称、数量及姓名，发票上有主治医生签字并盖章。虽然有三张发票出具日期在王某去世后，但该三张发票均有主治医生签字并盖章，被上诉人吕丽英、王景涛解释为药品都是在王某去世前购买的，当时开具的是小票，并非正规发票，之后用小票补的正规发票。上诉人刘迎俊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外购药费和医疗护理用品花费系不合理支出，结合上述事实及王某住院抢救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外购药费和医疗护理用品花费系合理支出并判决上诉人刘迎俊按责任比例给付并无不当。上诉人刘迎俊提出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外购医药费为合理花销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王某的护理费问题。经查，虽然王某在ICU病房抢救，但王某亲属仍需在病房外配合医生对王某进行救治，故一审法院依据王某伤情及住院治疗实际认定每日给付二人护理费即护理费共计4620.8元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护理费4620.8元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迎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36元，由上诉人刘迎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维刚 审判员  曹立新 审判员  姜艳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蕾 书记员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