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8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彩云，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园，广东商达（福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剑文，广东商达（福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玉夫人珠宝专柜（曾用名：深圳市宝安区西部珠宝城玉夫人珠宝专柜）。经营者：苏银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梅，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之阳，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沈彩云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玉夫人珠宝专柜（以下简称玉夫人珠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25653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沈彩云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微信交易记录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有交易行为，无法证明每一次交易的具体时间、标的物具体名称及所对应的金额，且双方均有多次的款项往来的情形，原告仅以银行或微信交易记录主张双方的交易金额，明显证据不足。”这与事实不符，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朋友关系，上诉人经被上诉人介绍得知，被上诉人处有古董类物品出售，在经被上诉人一再保证其所出售的物品均为货真价实的古董。故上诉人于2016年8月25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先后在被上诉人处购买57件古董，由于双方交易的时间长，而且因为双方为朋友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被上诉人出售古董给上诉人，并没有出具任何的购物凭证，关于付款的约定为：被上诉人可以将古董先带回家，因为是以古董的价格出售，相对价格较高，上诉人可以分期付款，故双方的交易只有保留了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银行和微信交易记录，由于分期付款且时间间隔较长，在交易的过程中又存在上诉人退款换货的行为，故未必能够完全一一对应。但是涉及案件的金额（以被上诉人银行转账的金额为准），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双方的交易习惯也符合目前深圳市古玩市场的一般交易习惯。原审法院不仅漠视原审双方银行转账记录，且未查清原审双方实际所发生交易缘由的情形下，一概否定双方存在交易行为；双方存在如此高金额的转账记录且原审双方在微信中存在涉及古董交易的聊天记录，这些客观的证据完全能够说明双方存在古董交易，并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陈述的工艺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交易古董的证据不足，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原告庭后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与原告诉讼请求不一致，原告在庭审时称在2018年4月9日交易的西周青铜器价格为79997元，但是庭后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却又未能体现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向法庭陈述，因为双方长达2年多的交易过程，除了付款记录并且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购物凭证，故所请求的金额以庭后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为准，至于在庭审当中所提到的799997元的西周青铜器这是对应该表中的第三页，序号第42西周青铜双耳簋，交易金额为80000元。上诉人的陈述并没有存在自行矛盾之处。三、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原告主张涉案57件物品被告在出售时均承诺系各年代的古董，但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过相关协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的交易物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照片一致，”这与实际情况不符，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前，已经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为同一人，而且被上诉人已经在庭审中认可上诉人微信交易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明确了双方所交易的物品为古董，且从生活常识分析，如果被上诉人的陈述，当时售卖的是工艺品，一般的工艺品不可能高达50万-80万的价格，严重与生活常识不符。其次上诉人提出所交易的物品为工艺品，并没有提供相关的物流信息以及签收记录。2、上诉人在庭后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录音证明，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也更加说明双方交易的为古代的青铜器，官窑瓷器：古代宫廷/朝廷用瓷。价格高达10-20万元，一般的工艺品不可能价值这么高，但是这组证据更是没有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中说明，明显是遗漏本案的重要证据。3、上诉人在起诉阶段已经提交图片证据，而且大部分物品已经在庭审中出示，证明双方交易的物品；但被上诉人为了避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庭提出当时售卖的是工艺品，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关的物流信息以及签收记录作为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在上诉人履行了举证责任后，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是上诉人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明显属于加重上诉人的责任。四、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认为原告大部分南宋官窑物品交易金额在几千元，整体交易价格偏低，与常理不符”这与实际情况不符，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庭后补充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中虽然大部分南宋官窑物品的金额在几千元，但也是足以推翻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所陈述的物品为工艺品的辩解，普通花瓶的价格通常在几十元至几百元间，如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交易的仅仅为工艺品，不可能单价在几千元一个，而且当中还有青铜器、马蹄金之类的古董，交易上万的有7件，最高价格为10万元。无论从任何方面分析，也更加说明足以推翻被上诉人答辩的交易物品仅仅为工艺品的陈述。故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物品“整体交易价格偏低，与常理不符”与本案案件实际情况不符，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双方的交易记录符合深圳市古玩市场的一般交易记录，原审法院不仅漠视原审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且未查清原审双方实际所发生的交易原由情形下一概否认双方存在交易行为。其次无论是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是庭后提交的录音证据，均显示双方交易的物品为古董。而且从双方交易的物品中南宋官窑物品的金额在4000至8000元左右，而且当中还有青铜器、马蹄金之类的古董，交易上万的物品有七件，最高价格为10万元。无论从任何方面分析也足以可以推翻被上诉人在庭审时认为交易的为工艺品。再次，本案物品已经在原审法院中出示，虽然被上诉人不予确认，但却无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而且也并未提出双方的交易物品的具体图片，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六、双方交易时被上诉人明确所出售给上诉人的物品为古董，但是在庭审时却陈述为工艺品。明显是利用上诉人并非文物专家或者专业人士，缺乏对文物价值判断的专业知识，而被上诉人又具有文物交易的经验，其实际价值与双方约定的买卖价款相差悬殊。导致双方在买卖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失衡，双方的交易行为明显属于显失公平。上诉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及不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沈彩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被告合同关系；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退回款项共496980元以及逾期违约金53393.8元（以482959元为本金，从2019年7月1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1日，以实际清偿之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2016年8月25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原告多次从被告处购买不同年份的古董共计57件，总计交易金额496980元；2019年4月，原告发现被告向原告出售的以上57件物品并非被告承诺的古董，故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欺诈，经交涉无果，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合同并返还涉案款项及支付利息。被告认可上述期间双方曾多次发生交易行为，但辩称被告向原告出售的仅为工艺品，被告未向原告承诺过是古董，且双方交易金额并非原告主张的496980元，因原告曾在被告处多次刷信用卡、被告再将刷卡金额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或现金的方式转回给原告或原告丈夫。原告向法院提交了银行交易记录、微信交易记录、照片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对银行交易记录中除尾号为8797的招商银行交易记录因没有原件核对不认可真实性外，其余均认可真实性，另主张有部分金额被告已转回给原告；对工商登记信息予以认可；微信交易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微信交易记录有部分被告已转回给原告，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对照片不予认可，不确认被告向原告出售的工艺品即是照片中的物品。另原告当庭出示两件原告称为西周青铜器的涉案交易物，原告主张其中一件发生在2018年4月9日交易价格为79997元，另一件发生在2018年4月9日之前，具体日期不清楚。被告否认原告出示的物品即系被告出售给原告的物品。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平安银行及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拟证明原告主张的交易金额不属实，部分款项被告已转回给原告或原告丈夫。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认为原告共转给被告款项800027元，被告退回款项303047元，被告主张的转回款项已包含在上述303047元范围内，被告转给原告丈夫的款项则与本案无关。原告于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交易物品详情表”，显示原告所称57件交易物品名称为南宋官窑圆形盘等，交易价格在几百元、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其中大部分交易价格为几千元，均为南宋官窑物品，交易价格上万的共7件，最高价格为10万。经法院核算，原告提交的该表交易总金额为510980元。另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法院提出对原告所称的涉案57件物品进行文物和价格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双方订立的合同因被告存在欺诈属可撤销合同，原告应当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微信交易记录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有交易行为，无法证明每一次交易的具体时间、标的物具体名称及所对应的金额，且双方均有多次的款项往来的情形，原告仅以银行或微信交易记录主张双方的交易金额，明显证据不足；原告在起诉时及庭审时均主张交易总金额为496980元，但原告庭后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显示交易总金额为510980元，原告在庭审时称在2018年4月9日交易了一件西周青铜器价格为79997元，但在庭后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却又未能体现；可见，原告在关于涉案交易金额的陈述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其次原告主张涉案57件物品被告在出售时均承诺系各年代的古董，但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过相关协议，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的交易物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照片一致，且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第三，虽然原告向法院提出对原告所称的涉案57件物品进行文物和价格鉴定，但原告却无法证明该57件物品即是本案所涉交易物，亦无法证明所对应的具体交易金额，因此本案不具备鉴定的基础条件；最后，原告主张双方交易时被告按古董价格出售，但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物品详情表”，大部分南宋官窑物品交易金额在几千元，整体交易价格明显偏低，与常理不符。综上，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在交易时被告存在欺诈或有其它可撤销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彩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52元，由原告负担。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称总共付了50次至60次款，上百次可能都有；上诉人主张的196980元，是按双方的转账金额差额计算出的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撤销合同的请求是否应支持。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交易的方式是沈彩云到玉夫人珠宝的店铺自行挑选，以即时清结为结算方式，购买的时间自2016年8月至2018年6月。按上诉人陈述，其总共付了50次至60次款，上百次可能都有。故从上诉人的证据和陈述看，上诉人无法记得购买了多少次，每次购买的是什么货品，每件货品的款项是多少。而每一次购买的行为均是一个独立的即时清结的合同，上诉人已无法分清每一份独立合同的标的、金额、交易时间；上诉人主张受欺诈，但货品是由上诉人自行挑选，现货交易，而且在长达近两年时间内，多次到被上诉人店铺购买，上诉人自己也记不清购买了多少次，被上诉人又否认上诉人出示的57件货品购自被上诉人店铺，而上诉人又未能提供充分和清晰的证据证明每次交易均受到欺诈，故其主张撤销合同，证据不足，一审不支持其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其上诉请求。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4元，由上诉人沈彩云负担，该款已由上诉人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