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东烟墩村。法定代表人：袁延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伟，山东力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洁，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际敏，男，195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荣利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法定代表人：宋玉法，执行董事。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利新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际敏、荣成市荣利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利阀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利新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依职权审理2019年6月29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的效力，该协议书应认定无效。2019年6月29日，被上诉人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与上诉人荣利新亮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延尚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确认：乙方(上诉人)应向甲方(二被上诉人)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及各种税费1600万元整；乙方在2014年6月23日向甲方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整；袁延亮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整；甲方向乙方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人民币400万元整。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2600万元，乙方完全认可并同意支付”等内容。该协议实为债的加入协议，约定将应由案外人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成俚岛分公司（以下简称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袁延亮承担的债务及其他甚至不存在的债务由荣利新亮公司承担，严重侵害了荣利新亮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上述协议未经荣利新亮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且签订该协议时李际敏及荣利阀门公司并非善意。李际敏作为荣利新亮公司股东和荣利阀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明知袁延尚(持股比例25%)未经股东会决议授权，越权代表签订该协议，更何况该协议还是李际敏在袁延尚签字后私自用其掌控的荣利新亮公司的印章自行加盖的。根据2019年11月8日施行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7条、第18条、第23条规定，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二、一审法院关于500万元借款以及李际敏垫资400万元建设A6、A8号两个楼座基础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双方并不存在500万元借款事实。1.案涉9100110042542050000555帐户实为李际敏掌控的帐户，故荣利阀门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向荣利新亮公司案涉帐户转入的500万元款项并非借款。该账户的经办人为孙清(开户经办人、转帐支票盖其个人印签)，系荣利阀门公司工作人员，并非荣利新亮公司的工作人员。孙清给该帐号的开户银行预留联系电话号码为766****，该电话用户为荣利阀门公司。孙清于2013年7月3日为李际敏支付7495754元土地出让金，将个人帐户资金转入案涉帐户3130000元。李际敏用案涉帐户向证人王某1支付60万元工程款。孙清于2014年6月23日开具该帐户的转账支票，向王某1(即本案证人)付款60万元，与荣利新亮公司提交的荣成商业银行交易明细中记载的付款内容一致。庭审中，证人王某1也当庭陈述其从李际敏处拿60万元把工资结了。另外，案涉帐户的交易收款人均是与荣利阀门公司有业务关联单位或个人。以上足以证明案涉帐户的实际控制人是李际敏。2.退一步讲，即便上述帐户并非由李际敏掌控，通过该帐户自开户日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6月20日止的交易记录也能够证实，案涉帐户向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及孙清支付的款项比荣利新亮公司收到二被上诉人及孙清的款项多出4827522元，可以证明双方不存在借款50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二被上诉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A6、A8号楼的土建、水、电、暖气工程全部由威海市元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天虎施工完成，双方之间不存在垫资400万元建设A6、A8号两个楼座基础的事实。1.A6、A8号楼的土建、水、电、暖气工程全部由威海市元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天虎施工完成。双方确认结算工程造价为9951551.81元，现荣利新亮公司已支付全部工程款(含以房抵顶)。李际敏未提交证据证明为荣利新亮公司垫资400万元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退一步讲，即使李际敏按该协议书约定垫资建设A6、A8号楼的基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工程款也应当按协议约定由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支付。李际敏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乙方）2013年6月20日签订《关于荣利海云山项目对李际敏付款约定协议书》，约定：“李际敏垫资建设的A6、A8号楼的基础，完工后交付给乙方，自双方或有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确认的工程定案值之日起，该工程款由乙方给李际敏出具借据。”该协议只是约定A6、A8号楼的基础由李际敏施工，并非确认其已实际垫资施工的事实。且即使李际敏按该协议约定垫资建设A6、A8号楼的基础工程，该工程款也应当由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支付。荣利新亮公司并非该协议的主体，不受该协议的约束。三、李际敏自2011年10月26日至2019年1月17日一直担任荣利新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且至今仍掌控所有证章及项目开发手续。而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主张的500万元借款事实、400万元垫资事实按其所述均发生在2013、2014年(李际敏在任期间，其离任4、5年前)，李际敏事隔多年不签订协议，却在离任后仅5个月时间与现任法定代表人签订案涉协议书，明显不符合常理。四、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应当退还149400元。本案为撤销权纠纷，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应收取200元，诉讼费多收部分149400元应当退还给荣利新亮公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辩称，首先，上诉人荣利新亮公司所称的“威海元基建筑公司工程款支付明细(海云山)”、“海云山小区6#、8#楼工程结算书审查说明”、“建筑工程结算审核认定表”、“建筑工程结算书”等证据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证据均由荣利新亮公司掌握，一审法院分别在2020年4月28日以及2020年8月28日进行了两次开庭，但荣利新亮公司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未提交上述证据，应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其次，本案举证责任应由荣利新亮公司承担。1.关于本案400万元，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提供了2012年8月22日的《欠款证明》、2012年10月11日的《补充协议》、2013年6月3日的《工程审查业务报告书》、2013年6月20日《关于荣利海云山项目对李际敏付款约定协议书》，上述证据均能证明协议书中400万元的由来，如荣利新亮公司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事由，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而非仅凭口述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单据。2.关于本案500万元，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提供了记账明细及其相关支付凭证一宗，支付500万元的证明、由袁延亮签字的借据一张和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存在500万元借款的事实。在争议《协议书》系由荣利新亮公司起草，金额由其确定的情况下，其却以李际敏掌控账户的流水作为对抗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的证据，显然不能成立。3.本案所有争议事实均应该由荣利新亮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海云山项目运营一直是由荣利新亮公司股东袁延亮、于文正、袁延尚负责，相关财务和账册也是由袁延尚的妻子仇立英掌控，荣利新亮公司完全可以提供其经营账目和支付明细来查明400万元、500万元构成项目的真实性，在被上诉人诉荣利新亮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案件中，被上诉人依法申请一审法院保全荣利新亮公司自2012年至2019年的账目和相关凭证，但其拒不提供，其并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刻意隐瞒证据。另补充，第一，荣利新亮公司的诉请为撤销协议中的部分条款，而二审中又主张认定合同无效，与一审的诉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二审应当审理的范围。第二，关于协议书在2019年形成的解释，李际敏卸任荣利新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双方一直对欠付款项的数额和支付方式进行协商，因李际敏知道荣利新亮公司股东存在抽逃资本，且于文正很多财产被其他债权人查封，故催促荣利新亮公司明确债务及支付方式，在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要求荣利新亮公司及时对未实际缴纳出资且抽逃资本的于文正主张相关追偿权以偿还被上诉人的款项，而事实上荣利新亮公司也确实提起了诉讼，但后期因与于文正达成协议，撤回起诉。在被上诉人一再催告无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荣利新亮公司偿还《协议书》约定的债务，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荣利新亮公司才提起了本案诉讼。第三，荣利新亮公司应作为合作开发海云山项目权利义务的继受者。2011年3月10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设立新公司，独立开发海云山项目，公司设立时虽然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并未作为股东参与，但是荣利新亮公司的股东袁延亮为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袁延尚为袁延亮的兄弟，于文正为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的负责人，于小荷系于文正之女，在此情况下虽然在双方签订的后续协议中存在瑕疵，但不可否认，海云山项目的设立和开发均与新设立的公司有关，且相应的权利义务也是由新设立的公司即荣利新亮公司享有和履行。而2019年6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即是对上述合作开发房地产期间所产生债务的总结，所以荣利新亮公司仅依据在2011年至2013年的相关协议的主体来对抗或反驳《协议书》的效力以及作为撤销的事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本案诉争的2019年《协议书》就是荣利新亮公司对于整个海云山项目欠付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债务的总结和认定，荣利新亮公司主张存在可撤销事宜，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荣利新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荣利新亮公司、被告荣利阀门公司、被告李际敏于2019年6月2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的“乙方在2014年6月23日向甲方借款伍佰万元”的该项条款；2.请求撤销原告荣利新亮公司、被告荣利阀门公司、被告李际敏于2019年6月2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甲方向乙方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的该项条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第一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袁延尚三个字是本人书写，其余都为被告盖章。协议的经办人，被告方为王某2。证据二、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的原告的企业变更情况，证明李际敏、于文正、于小荷、袁延亮、袁延尚为公司股东，2019年1月1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李际敏变更为袁延尚。证据三、荣成市成山法庭审理的（2019）鲁1082民初5733号案件的庭审记录，证明李际敏的代理人认可签订涉案协议时，原告公司公章由李际敏保管，事实上公司财务专用章也在李际敏处保管。证据四、原告从荣成农村商业银行查询的9100110042542050000555账户从2012年至2014年的交易明细。该账户是由原告原法定代表人李际敏所开，也由他实际掌控使用。从账户交易明细看出，荣利阀门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转入该账户500万元，然后于同年6月23日转给蔡春宇50万，王某160万，6月24日转给李英杰10万，6月26日转给李冰50万，6月28日转给张庆松100万，7月7日、7月8日、7月9日、9月16日又转给张庆松50万、50万、150万、1.3万。荣利阀门公司转入的500万全部转出。而蔡春宇、王某1、李英杰、李冰、张庆松都没有和原告发生过业务。另外，也能看出该账户涉及荣利阀门公司多项交易，例如2012年12月13日山东家家悦集团有限公司转给本账户的16万元，就是支付给荣利阀门公司的房屋租赁费。被告方有义务证明该多项转款和原告有关，否则应该认为该500万借款不存在。证据五、荣成市建设工程质量监测站出具的桩基检测报告，设计的俚岛镇峨石山东区1号住宅楼，是以原告名义开发的，实际是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公司开发的。结算也是由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公司独立结算的，开具独立账户也是为被告服务的。本案涉及的500万的问题和400万的材料款问题，都可能是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公司开发1号楼造成的费用，与原告没有关系。证据六、原告的基本账户情况，原告的基本账户为20×××22，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荣成银行，原告一直使用该账户开展业务。上述证据证明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公司利用掌管原告公章的便利，开具了可以掌控的账户，为自己实际开发的1号住宅楼结算进行服务。协议书中的500万元的借款，也是被告李际敏和荣利阀门公司花费的。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协议中的500万借款不存在，该条款应当在协议书中予以撤销。证据七、袁延尚与王某2的通话录音，通过对话能够看出，袁延尚和被告方的经办人王某2认可草签协议时存在交付单据的问题，王某2还认为没单子，那个钱、协议那个数额就不成立；还认为发生的这八百万是怎么发生的，明细被告应该交给原告，原告得确认，不是被告给原告啥原告就得认啥。可见，协议中的400万材料款并不是已经确定的内容，而是需要按照单据进行确认的内容。原告同意和被告对账确认材料款的准确数额。如果不能确定，请求撤销协议中关于400万材料款的条款。被告也可以在本协议之另行主张。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中2600万元实际上由荣利阀门公司持有1600万元，李际敏持有1000万元在另外一份协议书中，甲方有李际敏签字，该协议书确定的数额和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证据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要说明的是在573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亲口承认财务章由原告保管，李际敏认可公司公章由李际敏持有的事实。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500万元的支付是由李际敏与原告进行的实际决算，该账户中的款项、流转情况代理人庭后落实。对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份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过往案外人向原告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能够证实原告并不是按照财务规定使用基本账户，进行工程款的清结、收取购房款，该基本账户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聘请协议书一份，证明2018年12月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王某2签订聘用协议，原告聘请王某2作为其助理负责处理海云山项目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纠纷，该证据能够证实王某2系原告的职工，而非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证据二、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的甲方签字人是李际敏，涉案的900万元系李际敏的个人债务。证据三、银行汇款凭证一份，原告股东袁延亮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关于500万元款项支付明细一宗，证明截止2014年6月双方对于该500万元的支付进行了审核，需要说明的是支付明细中的原件已经由原告持有并且保管。证据四、2013年6月20日李际敏与原告签订的付款约定，其中约定了海云山项目6号、8号楼由李际敏垫资修建，原告应当在造价咨询公司审计后于2013年底支付相应款项，且约定了付款利息按照百分之十计算。证据五、工程审查业务报告书一份，证明2013年被告就对证据四所约定的工程造价进行了审计。按照审核报告原告应当支付给李际敏工程价款为412万元。被告称付款凭证、收据从原告会计孙清处取得，当时因为原告并没有资金投入，所以部分款项由李际敏垫付，为了明确原告与李际敏之间的借贷关系，孙清进行记账，在500万元借款支付至原告账户处后，原告与李际敏就该500万元支付相应工程款以及清算李际敏为该工程垫付款项的本金和利息，相应的凭证原件已经交付给了原告，李际敏处仅保存一份复印件。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袁延尚和王某2签订聘请协议书，但是签订后时间不长，王某2就为李际敏进行一些服务，包括找律师为李际敏打官司，该份协议和王某2代表李际敏和原告签订协议双方并不矛盾。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协议书和原告提供的版本一样，最后盖章不一样，合同内容我们认可。证据三和我方提供的证据四是一致的，500万元账户由李际敏掌控的，荣利阀门公司的钱转到了自己的账户。关于袁延亮2016年6月10日的证据只是证明记账联原件丢失，当时记账联可能存在，但是在公司账上看不出来。只有一张记账联没有任何单据，我们认为不存在，只有意向没有实际发生。关于财务专用章，之前在成山法庭的时候被告方认可原告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在李际敏处保存，合同专用章在袁延尚处保存。证据三中的附件问题，借款500万元属实的话，应该由原告对相应的业务单位进行支付，不应该由被告方进行支付，被告方的复印件我们不予认可。关于住宅楼1号楼是我们名义开发的，实际上是李际敏开发的，李际敏提供的单据是李际敏应该支付的工程款。证据四审查报告书上写的非常清楚荣利阀门公司该份报告书上没有原告的任何字样，原告不是委托人，也未在报告上签字确认，所以该报告应该和原告没有关系。如果被告认为涉及工程和原告有关，双方应该按原始单据进行对账、确认。被告申请证人王某1、盛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陈述，海云山6、8号的钢筋、模板、混凝土、架子、主体工程是我干的，威海市元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我们干活，当时他们没有钱，说开发商没给钱，2014年我病了，农民工要钱，去荣利阀门公司要钱，当时孙天虎、袁延尚都在，孙天虎结算出来欠款工资九十几万，上李际敏处要工资，李际敏拿了一部分钱把工资结了。第一次结款60多万，陆陆续续的结完了。我只干过6、8号。农贸市场的那栋楼是我找王平原去干的。我不知道1号楼是哪一个，1号楼我没有干过。李际敏给60万的时候是打款给我个人账号。证人盛某陈述，海云山整个小区的旧厂房拆迁到基础开挖、厂房东面的山根盖车库都是我干的，打桩的时候去挖桩头。一开始在原告处和袁延尚、袁延亮结算，原告没给多少钱，2014年去李际敏处，李际敏结算的，结算了二三十万了，具体记不清了。原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王某1的证言我们认可，与我们承包合同书是一致的，他是元基公司的雇工，元基公司应该对他结算，他认可农贸市场也就是1号楼也是他找人干的，证明李际敏给他结算劳务费是应该的。因为1号楼是李际敏开发的。结合原告提供的账户明细，有打给王某160万元交易记录证明，该账户就是李际敏实际掌控的。关于盛某的证言，袁延亮当时在公司，袁延尚是后去的公司，有些情况不清楚，如果证人确实为原告进行了建设，原告支付工程款是应当的，因为李际敏的1号楼也需要挖掘，李际敏支付款项也是应当的，各支付各的工程款互不矛盾。王某1所取得的工资应该是元基公司支付的，如果李际敏支付应该是代替元基公司支付，与原告无关。被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王某1证实涉案工程6、8号楼的工人工资是由李际敏支付的事实。而关于原告主张的1号楼证人明确表述是别人干活，至今原告并未拿出相应的付款凭证涉案工程是由原告支付相应款项，结合李际敏提交的500万元支付明细能够认定，该500万元花费的合理性以及原告借款500万元的事实。对盛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原告第二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证明土地转让款总价款为15590016元。该合同中涉及被告自用开发的沿街商业网点占地1164平方米，所以金额为14798737元，该金额与协议书中确认的一致，扣除原告已经支付200万元，尾款剩余12798737元，证明协议书中重新确认的1600万元涉及部分是虚假的。证据二、荣成公安局出具证明以及山东科技报报纸截图一份，证明被告在2019年6月29日加盖公章是无效的，原告在2019年6月14日已经登报确认该公章无效，并在6月19日刻制新公章。证据三、荣成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第一次开庭已经提交）该交易账户系李际敏开设并掌握，2013年9月25日在接收俚岛财政监管中心795万元后将550万元转入被告公司账户，在2014年6月27日荣成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将保证金中的20万元汇入该账户。证据四、录音三份，证明协议书中1000万元中400万元系王某2个人好处费，其在协议书将该款虚构为借款。证据五、王某2与于文正微信截图一宗，证明两人商议将原告法人撤换后直接将王某2变更为原告公司的法人，基于这个事实才出现了王某2以此要挟原告法人签订不真实的协议书。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实内容有异议，案涉海云山项目系原告股东以及李际敏共同出资设立，在设立之前李际敏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是设立原告及其运作海云山项目的基础，该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原告作为新设立公司应当按时支付土地转让金及其利息，所以在本案诉争协议书中，才产生利息约定，另外即便利息约定按照原告的表述为虚构，但本案是撤销权之诉，关于利息的约定属于重大误解，原告主张该部分利息也超过法律规定撤销权除斥期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案涉协议书关于公章的约定本来就是原告法人对还款方式做的保证，原告法人明知公章由被告保管确以丢失为名更换公章，更能证实在原告法人起草协议时隐瞒了相关事实，另外在2019年10月28日原告委托山东恺维律师事务所向李际敏发放律师函一份，其内容就是要求李际敏移交公章，所以在签订案涉协议的时候原告法人已经签字且未如实告知更换公章的情况下，并不能以其更换公章就认定案涉协议无效，关于公章的更换其过错方在原告。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关于795万元款项在被告起诉原告1600万元案件中被告已经提交了荣成市俚岛财政监管服务中心证明，证明案涉的795万元系企业专项发展资金，该款项是用于扶持荣利阀门公司搬迁改造和新厂区的基础建设，与原告无关，与诉争的1600万元无关。关于20万元尚无法核实，但是即便原告认为该20万元应当抵顶款项，那么原告也可以另案主张，与本案诉争的土地款、垫资款以及其他款项均无关。对证据四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三份证据均发生在被告起诉原告之后，且王某2是原告法人的顾问，该录音中均没有被告参与，对于其证明内容代理人不认可，在2019年10月26日通话录音中袁延尚要求被告加盖公章，证明原告刻意隐瞒了已经另刻公章的事实，造成了李际敏仍掌握真实有效公章的事实。另外在2019年10月26日另一份录音中，关于争议的事实王某2的表述与本案诉争的方式能够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王某2是为帮助原告获取利益，且对于本案的诉讼相关方式给予原告指点，2020年1月3日的录音能够证实在案涉协议起草过程中袁延尚与王某2共同起草，协议中约定的款项、数额、还款方式均是由原告的法人自己书写后交由王某2与被告进行确认，上述三份录音均不能证实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候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撤销协议的等情形。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是本案协议书中款项还款义务方均是原告而非原告法人袁延尚，因为签订该协议只会加重公司的付款义务，对于法人并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不可能存在案外人于文正与王某2变更法人后将袁延尚踢出案涉项目，袁延尚不只是公司的法人还是公司的股东，该证据五并不能作为王某2要挟袁延尚签字的有效证据。被告第二次庭审提交证据，证据一、2011年合作开发协议书，证明关于海云山项目的开发被告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共同设立新公司用于开发该项目，且合同第二条第七项约定了案涉项目商业街部分由李际敏所有，合同第三条约定新设立的公司应当向李际敏支付的款项和付款时间，合同第四项约定了违约责任，该协议书有新设立股东于文正、袁延亮的签字。证据二、2012年8月22日欠款证明，2012年10月11日股东协议以及2013年6月22日付款约定，三份协议均有新设立公司股东于文正、袁延亮的签字，证明双方对于海云山项目应当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进行约定，其中关于土地款双方约定自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10月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10%支付利息，剩余2000万元自2013年2月30日起按年息10%计算利息。另外约定李际敏垫资建设6号楼8号楼的工程款以有资质造价机构认定为准，支付时间为2013年12月底，年利率为10%。证据三、2020年4月3日被告诉原告的庭审笔录，以及2020年5月12日荣成市俚岛镇财政监管服务中心出具证明一份，能够证明在被告起诉原告1600万元案件中应诉时候原告并未主张撤销权，另外双方争议的795万元荣成俚岛财政监管服务中心已经明确解释该款项属于荣利阀门公司并非原告主张的返还尾款。证据四、2019年10月28日山东恺维律师所律师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在2019年10月份原告要求李际敏返还公章，该律师函能够进一步证实原告刻意隐瞒了已经另刻公章的事实，原告无权以本案争议中的协议公章无效主张该协议中的约定无效。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协议签订主体系李际敏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所作出的约定与本案原告没有约束力，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并非原告股东。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的主体是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其付款主体也应该是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后续成立原告公司的时候没有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的名义参与开发建设，所以做出的承诺对本案原告没有约束力。对证据三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另案中，根据法律规定诉讼程序尚未终结之前若出现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中止审理，对该证据中的俚岛财政监管中心证明真实性有异议，2011年3月该中心不存在，且该中心是财政局下属机构，无权出具该证明，对该证明落款处杨建军签名有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是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公章，进一步说明原告要求加盖公章与交回公章，被告不配合，被告掌控原告公司影响正常经营，在被告起诉原告的案件中让原告无法应诉，缺席庭审，从而谋取最大不当得利，该律师函发送时间2019年10月28日，但是本案协议书是2019年6月29日，所以无法推断出原告法人故意隐瞒公章登报挂失。被告申请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王某2陈述，袁延尚聘请的我在公司干助理，当时原告要求我与李际敏进行沟通，袁延尚和李际敏是正常签署的协议书，是原告真实表示的意思，这份协议是在原告一楼办公室形成的，起草过程中原告参与修改，打字员是个女孩。关于利息的确定，原告希望利息低一些。签订协议过程中我没有胁迫袁延尚，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胁迫，签订协议之后袁延尚夫妇请我喝酒，签订协议之后原、被告关系缓和了。签订协议之前原、被告关系紧张，被告觉得原告没有向他报告楼盘销售情况，原告在当时非常需要和被告达成协议以缓和双方的关系。原告当时面对很多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公司一些项目被查封了，原告不想被告也起诉，想和被告达成一份新的协议。协议中的数额是谁填写的我不清楚，当时原、被告清楚的。有的是原告提出被告确定，有的是被告提出原告确定，借款多少、工程款、垫资款利息，原告希望被告让一让、被告也减免了一些。在协议起草前袁延尚来到李际敏律师王国强办公室想起草协议，原告表示对利息承受不了，对其他内容没有争议。当时袁延尚签完之后，我把有他签字的交给李际敏，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原告公司怎么盖的章被告怎么签字盖章，我都不清楚。协议签署后不长时间原被告互动正常，由原告起诉主要股东抽逃资金，原被告达成共识，被告只有百分之一的股份，被告不能起诉，原告按照约定起诉，原告向被告通报，之后就没有进展，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告知道原告撤诉导致后面的诉讼。我了解公司股东于文正告诉李际敏原告公司存在股东抽逃资金以及侵占资产等问题。于文正向工商举报过袁延尚私刻公章。王某2对录音内容陈述意见，称是我和袁延尚的录音，很多录音有前面和后面，原告只提供了部分，2020年1月3日的录音中我还说过我昨天晚上和你说的很清楚等内容。原告为了套取录音都是主动跟我打电话，原告还欠我的钱没有还，我接电话是想跟他商议我的事，所以我都说的是是是。（原告提问，录音中提到其中800万元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800万元是什么，我主观是还我钱。（原告提问，根据10月26日录音提到没单子数额就不成立的意思是协议签了双方需要具体单据？）签署协议的时候关于工程款双方的数额是认可的，但是需要双方核对单据，数额基本已经认定了。（原告提问，1月3日录音中你承认400万元是李际敏答应给你的怎么解释？）突然被原告反复的提问，这句话从哪出来我都不知道，我跟李际敏之间没有400万元的事情。被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可以得知协议书是证人作为中间人与原被告进行协商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形成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欺诈、胁迫等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情形。原告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证人证言不能客观公正描述事实，与此次庭审提交的录音完全不一致，所以应当以双方通话录音作为审查债权是否存在虚构等依据。就2019年6月14日登报公司公章和财务章丢失一事，原告陈述因为当时原告正常经营需加盖公章时李际敏掌控了公章不予配合加盖，公司财务对账需要以及管控账户的设立李际敏也不予配合，公司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声明原公章作废的话需要收回，所以不得已登报声明公章丢失，并经公安机关核准重新刻制公章及财务章。袁延尚在该协议签名是个人行为，因为结合原告此次提交证据五可以看出在此时期袁延尚为了保护法人的身份，而在该协议中署名，因为新公章还没有启用，在被告起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的时候启用的。2019年10月26日袁延尚跟李际敏要的是旧公章。财务往来凭证在公司，但是没有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供相关的。关于财务凭证，被告陈述在被告诉原告案件中申请对2012年到2019年财务账目进行保全，但是原告称所有账目均不存在，仅仅提交2014年2015年审计凭证。虽然李际敏掌握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在原告手中，原告对商品房销售均自己掌握，不需要李际敏。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事实如下：李际敏垫资建设海云山A6号、A8号两个楼座的基础。荣利阀门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转账给荣利新亮公司500万元。2019年，袁延尚担任荣利新亮公司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荣利新亮公司公章在李际敏处保管。王某2为袁延尚聘请的工作人员，主要处理海云山项目有关债权债务事宜提供建设性建议。2019年6月29日王某2协助起草了涉案协议书，袁延尚在协议书上签字后由王某2交给李际敏签字盖章。协议书中明确“甲方（荣利新亮公司）在2014年6月23日向乙方（荣利阀门公司、李际敏）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肆佰万元整……甲方完全认可并同意支付”。荣利新亮公司在2019年6月14日登报称公章丢失，6月19日刻制新公章。公章实际在李际敏处保管。现荣利新亮公司仍存在两套公章，旧公章在李际敏处，新公章在荣利新亮公司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撤销权纠纷。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在法定期间内，二是原告诉称的该两项条款是否具备可撤销事由。焦点一，《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荣利新亮公司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被告就《协议书》明确的债权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9月6日，而荣利新亮公司提起撤销权诉讼的诉状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本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2月20日，即荣利新亮公司的起诉时间明显超过了《民法总则》关于重大误解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规定，荣利新亮公司主张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已过诉讼时效。焦点二，原告主张的该两项条款撤销事由：一、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二、本案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撤销条件，原告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关于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欺诈人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王某2的录音中有“合同是我起草的，对不对，我说多少都可以”，“没单子那个钱，协议那个数额就不成立，协议那八百万虽然我写了字不等于这个事就成立，最重要的是这八百万是怎么发生的明细你得给我，我得确认，不是你给我啥我就得认啥”，但是录音中还有“协议本身没有问题，你们履不履行、怎么履行是另一回事”，“不是你给我那10%或是李际敏给我400万的事有什么比较的，我现在不想参与这些事了”，“李际敏愿意给我多少钱，他愿意给他给”，“你得把我的账清了我就走人，这个我也可以不要，那个协议我也可以给你当证人，怎么签的我知道”，“我出局了我愿意帮谁就帮谁”。根据录音上下文，王某2与袁延尚并非第一次谈到相关话题，袁延尚仅提供部分录音，难以知道谈话全部内容。仅就提供部分的内容可知，王某2对袁延尚与本案被告如何打官司予以指导，并反复提到自己与袁延尚的债务关系，以债务清偿为前提提出案涉协议作证事宜，结合录音中“我出局了我愿意帮谁就帮谁”的内容，王某2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无论是录音中，还是当庭陈述，王某2均未陈述涉案400万材料款与500万借款不存在。经庭审查明，王某2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袁延尚聘请的助理，就海云山项目经营中遇到的债权债务纠纷提出建设性意见，王某2在案涉协议签订过程中与被告的沟通是代表原告利益的行为。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王某2对袁延尚进行了欺诈，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误解人因为自己的过错对合同主要内容误解，非故意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王某2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袁延尚聘请的助理，和袁延尚一起参与了合同起草过程，袁延尚并非在不清楚合同内容的情况下签署涉案协议。协议中有袁延亮借款内容，该部分内容时间未填写，而其他内容甲方向乙方借款伍佰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材料款肆佰万元整，均是打印字体，即签订合同时双方对于已明确内容填写完整，对于不明确内容采取部分留白方式嗣后确定，不存在误解情形。原告主张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但是未提供证据证明重大误解存在，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协议书》的拟定、签署均是由荣利新亮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先完成的，在袁延尚签字后，荣利新亮公司、荣利阀门公司、李际敏盖章签字。荣利新亮公司主张袁延尚担任法定代表人时间短，对公司经营状况、债权债务关系不了解，经查，袁延尚一直是公司的股东，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还担任过公司监事，而监事的职能是检查公司的财务状况，即荣利新亮公司主张的袁延尚不了解公司状况的理由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袁延尚不了解公司状况的情况部分属实，该情况亦不属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荣利新亮公司主张被告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订立合同，未提供任何证据，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涉案协议签订时袁延尚任荣利新亮公司法定代表人，协议内容与荣利新亮公司债权债务相关，签订主体一方为荣利新亮公司，袁延尚的签字行为显然是职务行为。荣利新亮公司称袁延尚的行为仅代表个人行为，明显不合理。原被告在协议中明确荣利新亮公司公章在李际敏处保管，而协议由法定代表人袁延尚先行签字，后交由李际敏签字盖章，亦符合法定代表人签字许可后加盖公章的通常习惯。另，袁延尚已经主导荣利新亮公司登报声明公章丢失，在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上述情况，并约定公章由被告保管，具有恶意，协议签订后，袁延尚与荣利新亮公司都曾联系李际敏，要求交回公章亦不符合常理。新旧公章同时存在，涉案协议加盖旧公章，原因及后果均应由荣利新亮公司承担，且荣利新亮公司亦自认旧公章一直在被告处保管，未曾丢失，登报丢失不实，新公章直到被起诉时才开始启用，故荣利新亮公司不能以加盖公章为旧公章作为否认合同效力的理由。关于借款500万元，荣利新亮公司的股东袁延亮于2014年6月23日出具收据一张（复印件），被告指出证据原件及公司账目在荣利新亮公司处，荣利新亮公司认可保管公司账目，但是未提供该期间公司账目，亦未对该收据及签名作出合理说明，称借款金额未实际发生，而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荣利阀门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转账给了荣利新亮公司500万元，故荣利新亮公司主张与事实不符。荣利新亮公司主张涉案账户为被告掌控，未提交相应证据，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欠款400万元，虽然2013年6月20日付款约定的签订方是李际敏与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成俚岛分公司，但是该协议上袁延亮、于文正也予以签字确认，荣利新亮公司对该协议真实性也无异议，故李际敏垫资建设A6号、A8号两个楼座基础属实。工程价款结算以鉴定报告为依据，还是以相应单据为依据，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案涉协议中并未体现结算依据，如双方自愿参考鉴定报告确定相关数额亦并非不合理，荣利新亮公司在对相关数额确认后又否认，没有理据。荣利新亮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无法证明王某2以更换法定代表人要挟袁延尚签订不真实的协议书。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理由均不成立，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原告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荣利新亮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荣利新亮公司企业信息及企业变更情况各一份。证明：1.荣利新亮公司设立日期为2011年的10月26日；2.2019年1月18日前，李际敏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自2019年1月18日起，袁延亮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证据二、荣利新亮公司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各一份，证明：1.荣利新亮公司股东共5人，于文正持股40%，袁延亮持股24%，袁延尚持股25%，于小荷持股10%，李际敏持股1%；2.公司章程第八条约定了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证明公司章程并没有约定荣利新亮公司所有证章及开发手续应由李际敏管理。证据一、证据二共同证明，自李际敏不再担任荣利新亮公司法定代表人之日即2019年1月18日起，李际敏已丧失掌控权，应将公司证章及开发手续交付给袁延尚。证据三、荣利阀门公司股东信息一份，证明李际敏为荣利阀门公司持股99%的股东，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据四、荣利新亮公司名下9100110042542050000555账户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一份，转账支票及进账单一宗，中国联通通信业务账单一张，证明：1.该账户经办人是孙清，其预留给银行的号码为766×××1的电话用户为荣利阀门公司。该账户的转账支票财务经办人员的印鉴为孙清个人印鉴。2.孙清用案涉账户的转账支票支付多笔款项，其中2014年6月23日向被上诉人的证人王某1付款60万元，与该账户银行交易明细表记载的付款内容一致，与一审庭审中证人王某1陈述其从李际敏处拿60万元把工资结了的事实相互印证。证据五、910011004254205000055账户2012年11月26日至2014年6月20日银行交易明细及交易明细汇总表各一份，证明：1.孙清于2013年7月3日为李际敏支付7495754元土地出让金，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入案涉账户3130000元，进一步证明孙清是荣利阀门公司的财务人员，荣利阀门公司关于孙清是荣利新亮公司工作人员的陈述虚假；2.该账户自开户日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6月20日止的交易记录能够证实案涉账户向二被上诉人、孙清支付的往来款项和向荣成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出让金的金额，比荣利新亮公司收到的二被上诉人及孙清的款项多出4827522元，证明双方不存在借款500万元的事实。证据四、证据五共同证明，孙清是荣利阀门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孙清是910011004254205000055账户的经办人员，李际敏用该账户对外支付款项，李际敏是上诉人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款500万元的事实。证据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筑工程结算审核确认表、协议书、换房明细、交房钥匙收条各一份，证明荣利海云山项目A6、A8号楼的土建、水电、暖全部由威海市元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天虎施工完成，双方结算工程造价为9951000元。现荣利新亮公司已支付了全部工程款。证据七、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确认李际敏于2011年3月10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在荣利新亮公司设立后，李际敏仍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分别于2012年8月22日、10月11日，2013年6月20日签订了《欠款证明》、《补充协议》、《关于海云山项目对李际敏先生付款的约定》。证据八、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关于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截图4张，证明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6日，公司股东为袁延亮持股74.62%、张玉霞持股25.38%，袁延亮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据九、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关于荣利阀门公司的企业信息截图2张，证明荣利阀门公司的历史名称为荣成市高压泵阀厂，1992年5月15日设立，李际敏系法定代表人，李际敏至少是从事企业经营管理长达28年的企业管理者。经质证，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对荣利新亮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及其证明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虽然公司章程中规定了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在荣利新亮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是由荣利新亮公司与李际敏达成一致意见，由李际敏代管公章，且在2019年6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明确了李际敏享有监督权利。在此情况下，荣利新亮公司再主张违反协议约定，索要相关公章和开发手续不能成立。对证据三没有异议。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的400万元和500万元相应的法律事实，并非该银行流水，而是发生的具体业务和相关的支付凭证。该银行账户确实由被上诉人掌管，但荣利新亮公司从未向该账户汇入一分钱，该账户为独立账户，仅是用于被上诉人向荣利新亮公司支付相关款项的一个监督账户，防止荣利新亮公司挪用相应款项，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从未主张将由其掌握的账户中的流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荣利新亮公司整理的汇款明细总表并非证据，仅能作为一个说明。证据六不是新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发包方供应材料（附件二），但在荣利新亮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并未提供相应的附件二证实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另外建设工程结算审核确认表、协议书等相关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20年9月3日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是由被上诉人与孙天虎在（2020）鲁10民终161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的。A6、A8号楼400万元的费用是由独立基础及钢筋等材料构成，与交由谁施工并支付工程款没有关系。如荣利新亮公司认为该款项不存在，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钢筋、水泥、沙石以及相关附属材料的构成及其支付明细。建筑工程结算审核确认表仅有一张双方定案表格，而没有双方的审计结算报告，不能看出案涉工程中是否存在荣利新亮公司供材这一事实。对于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关于被上诉人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协议的经过属实，但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均是用于荣利新亮公司，与荣利阀门公司无关。且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并非荣利新亮公司的股东，该说明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均是由荣利新亮公司使用，而根据该事实，双方在2019年6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符合事实约定，荣利新亮公司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年、2013年李际敏又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欠款证明》、《补充协议》、《关于荣利海云山项目对李际敏先生付款的约定》，是因为当时李际敏向于文正和袁延亮主张确定其投资额及其相应款项支付时，双方均认可仍按照2011年的合作开发协议进行签订和履行。由于李际敏个人的法律意识及对证据形式没有充分认知，且一直认为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与荣利新亮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是同一人，所以在于文正起草相关协议的过程中，李际敏在查阅相关履行情况符合双方约定的情况下，并未实际审查主体的问题即签字。对于证据八、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李际敏虽然是荣成市荣利阀门公司的股东，但并不能以此推测李际敏具有相应的法律常识。另外，案涉款项的支付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即便荣利新亮公司的股东认为合同无效，其主张的理由也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20)鲁10民终16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关于案涉的A6、A8号楼，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中，有部分是由被上诉人支付，且得到了实际施工人孙天虎的认可。其中支付给王某1的60万元，王某1在一审庭审中也出庭证实该款项即是为上诉人施工所产生的欠款。证据二、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出具的声明，证实荣利新亮公司的股东中并没有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且关于海云山项目的开发，均是由荣利新亮公司独立完成。在经营过程中，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并未参与，相应债务也应当由荣利新亮公司承担。证据三、（2020）鲁1082民初179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是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与荣利新亮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法院查明的事实表明，荣利新亮公司开发的项目为海云山项目，而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开发的项目为避风港项目，两公司之间并没有合作开发，仅存在民间借贷业务。上述事实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为荣利新亮公司提供的相应款项，均由荣利新亮公司享有，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基于上述事实，双方形成的《协议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事由。证据四、（2019）鲁1082民初3549号以及（2019）鲁1082民初354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证实荣利新亮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其股东于文正等人抽逃出资一案，并申请财产保全，后因其拒不交纳诉讼费，被一审法院裁定撤回起诉。上述事实证明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已存在荣利新亮公司向其股东主张抽逃出资的诉讼，《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了相关向其股东追偿的权利，但该约定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是故意损害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经质证，荣利新亮公司对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孙天虎所陈述内容是否真实不清楚，其是否收到该笔款项应以银行转账凭据为准。证据二的提供人是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而袁延亮是该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淄博新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袁延亮、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与案涉合同均有利害关系，请求法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海云山项目是否由荣利新亮公司独立开发，并不影响荣利新亮公司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荣利新亮公司经营中产生的债务当然由其自己承担，但是案涉所谓的债务并非是荣利新亮公司产生的，与荣利新亮公司无关。对证据三判决仅涉及到民间借贷的事实，荣利新亮公司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证据四不能证实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对其待证事实将在裁判说理部分结合其他事实证据予以阐述。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6月29日荣利亮公司与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篇首概况部分载明：2011年3月10日，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需设立公司，作为独立企业法人经营《合作开发协议书》中的项目，后，荣利新亮公司成立，但是出资人是于文正，袁延亮、袁延尚、李际敏等自然人，实际控制人为袁延尚，海云山项目由荣利新亮公司独立开发，系袁延尚独立运作投资。……目前，为了明确权益，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该协议，以便共同遵守。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协议书》概况部分载明的内容可见，该《协议书》源于2011年3月10日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是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与荣利新亮公司对双方之间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以协议方式予以确认。其中本案争议的500万元借款，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提供的记账明细及凭证记载了荣利新亮公司应付款项的支出情况，可以证实借款形成的原因。荣利阀门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向荣利新亮公司9100110042542050000555账户转账500万元，2014年6月23日荣利新亮公司出具了借款500万元的收据，提交的收据记账联虽系复印件，但荣利新亮公司股东袁延亮于2016年6月10日在该收据上签字并注明“该单据对应的第二联已丢失，以该复印件替代对应的第二联”，确认了该复印件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证实该笔借款属实。荣利新亮公司否认借款事实，但未提交公司账目，也未举证证实记账明细中的款项与海云山项目无关，该转款账户当时是否为李际敏实际控制、是否支付了其他款项、经办人孙清的任职情况，均不足以否定该笔借款的真实性。本案另争议的400万元垫资款，2013年6月20日的《关于荣利海云山项目对李际敏先生付款的约定》载明由李际敏建设海云山项目A6、A8号楼的基础，两楼的土建、水电、暖气工程由威海市元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孙天虎施工完成，与李际敏建设了两楼的基础并不矛盾，结合2013年6月3日《工程审查业务报告书》对海云山项目A6、A8号楼工程的审核情况，案涉《协议书》中确认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向荣利新亮公司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费用合计400万元，有事实依据。荣利新亮公司否认该500万元借款、400万元垫资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如上所述，海云山项目始于2011年3月10日李际敏、荣利阀门公司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但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未按约定设立新公司，而是由其股东袁延亮与于文正、袁延尚、于小荷、李际敏等自然人成立了荣利新亮公司，并独立开发海云山项目。虽然其后2012年8月22日的《欠款证明》、2012年11月11日的《补充协议》、2013年6月20日的《关于荣利海云山项目对李际敏先生付款的约定》系由李际敏与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但上述协议的内容是围绕海云山项目，代表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在协议上签字的于文正、袁延亮同为荣利新亮公司股东，对海云山项目的开发情况完全知情。上述协议由淄博新亮俚岛分公司签订，不影响本案争议的500万元借款、400万元垫资款实际用于海云山项目的客观事实，荣利新亮公司享有了相关财产权益，对上述款项负有偿还义务。荣利新亮公司在《协议书》中确认其应承担的债务不属于债的加入，荣利新亮公司主张的无效理由亦不成立。本案荣利新亮公司请求撤销案涉协议中“乙方在2014年6月23日向甲方借款伍佰万元”、“甲方向乙方提供钢材、沙石、桩基施工等工程相关所有费用合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的该两项条款，并不涉及财产给付内容，一审法院按财产案件收取案件受理费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荣利新亮公司关于诉讼费的上诉请求成立，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上诉人荣成市荣利新亮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