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22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耀鸿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农场慈惠大队户外休闲用品生产**车间。法定代表人：周靖，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丹，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红莉，女，197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武汉耀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鸿商贸公司）与被上诉人蔡红莉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9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耀鸿商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蔡红莉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关于蔡红莉提交的工资表复印件与耀鸿商贸公司的转帐金额能够对应的仅为总数，并非与栏目综合后的工资金额对应。即仅仅为金额的巧合，却被一审法院解读是名称和项目的总和。一审判决认为耀鸿商贸公司应当对蔡红莉的复印件理所当然的承担举出原件的法律责任，否则承担不利后果。这是对公司举证责任的随意扩大。公司不可能对个人主张的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个人应当对其主张的收款额和用途与其认为的性质和用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蔡红莉主张的收款用途为工资，而申请调查后得到的银行确认的用途为“来帐”。没有达到蔡红莉的证明目的，无需耀鸿商贸公司再来证明。一审判决使用“大致相符”来增加耀鸿商贸公司进行所谓合理解释的负担，判决耀鸿商贸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蔡红莉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蔡红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耀鸿商贸公司支付蔡红莉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7,75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红莉自述于2018年11月1日入职耀鸿商贸公司担任财务，在职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5月23日，耀鸿商贸公司口头通知蔡红莉离职。2019年6月26日，蔡红莉（申请人）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请求裁令：一、耀鸿商贸公司支付蔡红莉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7,752元；二、确认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昌劳人仲裁字[2019]第58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蔡红莉全部仲裁请求事项。蔡红莉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2020年7月7日，蔡红莉向一审法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调取耀鸿商贸公司与蔡红莉工资账户（账号：62×××03）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往来明细。一审法院开具《调查令》后，中国工商银行武汉积玉桥支行于2020年7月14日出具回执，载明“该客户卡明细查询时间需3-5个工作日提供”。2020年8月2日，蔡红莉向一审法院邮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积玉桥支行出具的特种转账凭证，该凭证上显示2018年12月17日、2019年1月17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6日、2019年5月16日耀鸿商贸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的账户分别向蔡红莉转账5,000元、5,343.2元、5,393.2元、5,393.2元、5,393.2元、5,143.2元。耀鸿商贸公司称上述转账凭证上注明转账原因为“来账”，并非用于发放员工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故在未有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关系的确认须结合劳动人事管理、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业务联系、出勤考核等因素综合评判。首先，2018年12月17日、2019年1月17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6日、2019年5月16日耀鸿商贸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的账户分别向蔡红莉转账5,000元、5,343.2元、5,393.2元、5,393.2元、5,393.2元、5,143.2元。由此可以看出，耀鸿商贸公司向蔡红莉转账的时间、转账的方式、转账的金额相对固定，且上述转账的期间与蔡红莉主张的与耀鸿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区间大致相符，耀鸿商贸公司虽称上述转账凭证上注明转账原因为“来账”，并非用于发放员工工资，但其未能对连续每月固定向蔡红莉转账作出其他合理解释；其次，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故用人单位作为管理者，对公司的员工组成、员工的工资构成、员工的考勤记录、公司款项支出等相关材料负有保管义务。蔡红莉提供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表复印件虽不被耀鸿商贸公司认可，但该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社保公司缴”、“考勤扣款”、“罚款金额”等栏目综合后所确定的工资金额与耀鸿商贸公司向蔡红莉转账的金额能够一一对应，蔡红莉在对其所主张的耀鸿商贸公司向其支付工资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后，耀鸿商贸公司作为对公司的员工组成、员工的工资构成、员工的考勤记录、公司款项支出等相关材料负有保管义务的管理者，在不能对向蔡红莉于每月固定转账作出其他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其他相反证据证明蔡红莉并非其员工的情况下，应由耀鸿商贸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确认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从耀鸿商贸公司向蔡红莉转账的时间和金额与蔡红莉提供的工资表的对应情况看，耀鸿商贸公司系每月16日左右向蔡红莉支付上月的工资，耀鸿商贸公司于2018年12月开始向蔡红莉支付工资，故对蔡红莉主张其于2018年11月1日入职予以采信。蔡红莉主张耀鸿商贸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口头通知其离职，在耀鸿商贸公司未能提供考勤记录或其他证据予以推翻的前提下，予以采信。综上确认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进一步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耀鸿商贸公司未与蔡红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耀鸿商贸公司应支付蔡红莉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蔡红莉提供的工资表显示自2018年12月起，蔡红莉的基本工资为4,500元/月，蔡红莉2019年4月的工资共扣款250元，经计算，耀鸿商贸公司应支付蔡红莉25,353.45元（4,500元/月×5-250元+4,500元/月÷21.75天×15个工作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耀鸿商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蔡红莉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25,353.45元；三、驳回蔡红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二审中，耀鸿商贸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与蔡红莉经济往来说明。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证明目的为耀鸿商贸公司与蔡红莉之间有经济往来，一审认定的其他5笔款项性质为工资错误。蔡红莉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耀鸿商贸公司的确分别于2018年11月16日、12月10日向其转账386元、2,239元，性质是蔡红莉作为员工垫付了公司日常费用的报销款。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是否采信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客观事实综合审查判断。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耀鸿商贸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在蔡红莉提交了用以证明其与耀鸿商贸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举证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8年12月17日、2019年1月17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6日、2019年5月16日耀鸿商贸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的账户分别向蔡红莉转账5,000元、5,343.2元、5,393.2元、5,393.2元、5,393.2元、5,143.2元的事实客观存在。耀鸿商贸公司否认上述款项并非向蔡红莉支付的劳动报酬，理应积极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由如下：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制作”。耀鸿商贸公司负有就公司的往来款项如实编列财务会计账簿、如实收录支付原始凭证的法定义务，其对蔡红莉主张的上述款项性质有异议，理应提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年度财务资料佐证其主张。耀鸿商贸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标准，认定上述事实于法有据。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以及企业发放工资的惯例，企业均是本月发放上月工资，且结合目前劳动力市场薪资水平，一审法院认定蔡红莉与耀鸿商贸公司存续劳动关系的期间及月工资标准也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本院根据上述公司法的规定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关于企业发放工资的形式要件要求，对耀鸿商贸公司指定了举证期限，要求其提交工资发放的制度规定、工资发放明细或其他经济往来的具体证据。耀鸿商贸公司提交的2018年11月16日、12月10日的两笔付款明细也未明确付款的具体会计项目，且蔡红莉对收取上述款项的理由也作出了合理说明，耀鸿商贸公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耀鸿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耀鸿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海波审判员  陶 歆审判员  陈 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