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2民终22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琪，女，汉族，1968年5月14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肽生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街**。 法定代表人：徐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药城大道****（中试**厂房G19)/div> 法定代表人：汤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志华，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梅，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美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转塘A街道双流****201/div> 法定代表人：李湘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琪、中肽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格诺思公司）、原审被告杭州美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思达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2020）苏1291民初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琪、中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1291民初6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戴格诺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均由戴格诺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诉讼时效认定错误，本案戴格诺思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尽管戴格诺思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报案，但所谓的报案与本案150万元款项没有任何关联，其报案的犯罪行为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是合同诈骗，但是合同诈骗不是针对本案150并万元。戴格诺思公司举证的泰州安瑞达税务师事务所财务专项咨询报告出具时间为2013年7月26日，此时其已经明确知晓所谓“中肽公司利用案涉150万元关联交易损害其利益”，而且其当庭也明确如此陈述“审计后就发现150万元没有任何支付依据，认为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因此，在前述报案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下，戴格诺思公司于2015年8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二、中肽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义务，徐琪、中肽公司根本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戴格诺思公司利益的事实。一审法院将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关联交易行为效力的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徐琪、中肽公司，明显不当。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徐琪、中肽公司亦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戴格诺思公司并未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认定错误。中肽公司与戴格诺思公司签订的莱克多巴胺专有技术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戴格诺思公司不仅收到中肽公司交付的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专有技术，而且已经进行生产、销售。三、一审法院以模糊不清的“营业常规、商业原则”等词语而非法律和证据裁判案件，严重错误。四、戴格诺思公司拒不提供重要的直接证据--完整的书面交接清单，在徐琪、中肽公司多次要求其提供的情况下仍拒不提供，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五、戴格诺思公司应当提供自2012年1月起至2013年3月的全部账簿、凭证账本（包括记账凭证、转账凭证、原始凭证等），如其拒绝提供，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六、一审法院的下列认为，完全脱离证据，根本没有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戴格诺思公司）在技术许可合同签订后7个多月时间内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而是在履行2011年1月4日艾梅乙丙研发合同一次性支付艾梅乙丙研发费用150万元的第15天后又立即与中肽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将该笔研发费用转为莱克多巴胺合同的部分许可费用，其付款时间节点及付款方式明显有违正常的交易惯例”。2、一审法院认为“既然中肽公司应派遣技术人员到工作现场提供技术服务,其就应当留有相关痕迹及报销凭证等证据”。3、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对新技术已进行了事实上的生产和销售”。4、一审法院认为“投资的产出比不合常理”。 被上诉人戴格诺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美思达公司同徐琪、中肽公司意见一致。 戴格诺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美思达公司、徐琪、中肽公司赔偿戴格诺思公司财产损失150万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美思达公司、徐琪、中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戴格诺思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25日，股东为美思达公司、徐琪，其中美思达公司持股90%，徐琪持股10%。2010年2月10日，戴格诺思公司股东会选举李湘为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010年11月28日，戴格诺思公司召开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范围的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免去李湘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徐琪为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徐琪系戴格诺思公司实际控制人。 美思达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3日，股东为李湘莉、徐琪，其中李湘莉持股10%，徐琪持股90%。此时法定代表人为徐琪，2009年9月16日法定代表人由徐琪变更为李湘莉。徐琪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杭州中肽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肽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27日，2008年1月18日后XiangLi（李湘）为董事长，李湘莉为监事，徐琪为总经理；2012年9月13日后XiangLi（李湘）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湘莉为副董事长，徐琪为总经理；2012年11月9日后XiangLi（李湘）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湘莉为董事，徐琪为总经理、副董事长；2012年12月31日后XiangLi（李湘）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湘莉为董事，徐琪为总经理、副董事长；2013年12月13日更名为中肽公司。2015年12月16日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XiangLi（李湘）变更为总经理、副董事长徐琪，李湘莉仍为董事。 XiangLi（李湘）与李湘莉系兄妹关系。 2011年1月4日，戴格诺思公司（受让方）与杭州中肽公司（转让方）签订关于艾梅乙丙检测试剂杯的《技术开发合同书》，有效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该合同就标的技术内容、形式和要求、研究开发计划、研究开发经费、报酬及其支付后结算方式、技术情报和资料保密、技术协作内容、风险责任承担、验收标准和方式、违约金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及争议解决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本项研究开发经费及报酬为150万元，按月支付平均费用。 2011年5月5日，戴格诺思公司（被许可方）与杭州中肽公司（许可方）签订《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约定：许可方同意向被许可方授予、被许可方同意从许可方获得合同产品的研发、制造的专有技术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和销售合同产品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许可方同意授予被许可方将合同产品在中国范围内销售；被许可方同意向许可方支付合同总价为200万元，该款项以电汇方式支付，被许可方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60万元，在产品第三方检验合格后支付90万元，在被许可方发生产品销售之日起30日内支付50万元；许可方向被许可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交付；许可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派遣技术人员到工作现场提供技术服务；被许可方生产的产品通过有资质的单位检测合格视为验收考核合格；本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五年。 2011年12月13日，戴格诺思公司向杭州中肽公司支付艾梅乙丙研发费用150万元。 2011年12月28日，戴格诺思公司与杭州中肽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戴格诺思公司在2011年1月委托杭州中肽公司开发艾梅乙丙检测试剂杯技术，由于此产品开发及注册周期需要3年以上，而戴格诺思公司急需产品上市销售，特决定停止艾梅乙丙检测试剂杯委托开发；经双方协商一致，戴格诺思公司已支付的委托开发费用150万元用于支付杭州中肽公司与戴格诺思公司签署的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的部分费用。 2013年4月10日，戴格诺思公司向工商部门提出申请，将公司股东由美思达公司、徐琪变更为李根、汤冰，将法定代表人由徐琪变更为汤冰，双方并进行了交接。 2013年7月26日，泰州安瑞达税务师事务所向戴格诺思公司出具安瑞达税事［2013］咨字395号《财务专项咨询报告》，载明2011年12月13日戴格诺思公司向杭州中肽公司支付艾梅乙丙研发费用150万元，但认为研发项目的部分合同未找到，除有账面研发支出外，难以证明研发项目的真实性。 2014年10月10日公安机关对董翠红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于2014年7月至戴格诺思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13年4月15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汤冰，也就是现在的老板。我们对公司2010年2月至2013年3月账目进行审计后发现公司原经营人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2010年12月23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单位为杭州中肽公司，应税劳务名称为诊断试剂产品加工费，但戴格诺思公司没有生产能力。”2014年10月16日对董翠红的询问笔录记载：“公司在2013年变更法人之前没有投产，每月都发工资，却列支了大额的外地劳务费，总额达到110万元。原经营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做假账侵占了这些资金。”2014年10月17日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受案登记表载明，有报案人董翠红前去该局报案，称2010年以来戴格诺思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徐琪伙同杭州韩感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假合同、假发货单骗取戴格诺思公司资金30万元，前法定代表人徐琪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列支大额外地劳务费，非法侵占公司资金110万元。该局受理意见为“尚不能确定此案件是否立案和管辖，建议初查。”2014年11月18日对于玉琴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于2010年左右在戴格诺思公司工作了年把时间，负责行政人事工作。我在公司期间法定代表人不经常在公司，日常管理由总经理王珏负责，当时公司员工20个人左右。我工作期间看到过公司有生产，但具体生产经营情况不清楚。当时郭晨负责生产部，吉新武负责工程部，付桂丽负责采购部，财务上没有人负责，公司也没有账。公司没有叫徐杭君的员工，杭州中肽公司负责采购的人叫徐杭君。”2014年12月2日对付桂丽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于2011年年初到杭州中肽公司实习，实习岗位为采购。半年后杭州中肽公司的王珏让我到戴格诺思公司工作，称该公司系杭州中肽公司分公司，我在戴格诺思公司一直工作到2013年7月。2012年年初公司安排我到杭州中肽公司培训7个月左右，说是培训其实是到杭州中肽公司上班，我的工作岗位还是采购。戴格诺思公司的采购流程是由公司负责生产的人写一份采购计划交给我，我交给王珏审批，批好后我们就负责联系供货商。我们联系的供货商部分是中肽公司的供货商，因为两家公司生产的产品都差不多。徐杭君是杭州中肽公司的采购主管，不是戴格诺思公司的员工。戴格诺思公司采购的货物肯定不会是徐杭君签字，如果有徐杭君签字入库的情况，那肯定是货物送到杭州中肽公司的。戴格诺思公司跟杭州韩感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合同（合同编号NHP-111226-1，签订日期2011-12-26）是我代表戴格诺思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较大，是经王珏确认才签的，合同上的合同章也是王珏盖的。这批价值40万的沙丁胺醇抗体当时是放到杭州中肽公司的冰箱保存的，戴格诺思公司要用的话就到杭州中肽公司去领，但戴格诺思公司没有去领取。”2014年11月18日对吉新武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于2008年9月左右至戴格诺思公司工作，负责工程部。2010年8月左右，公司负责人王珏让我到杭州中肽公司诊断试剂部工作，我不愿意，就离职了。我到公司时，公司就我和唐琪两个人。好像在2009年上半年公司陆续招了一批员工，先是招了十几个操作工到杭州培训差不多年把时间，回来了五六个人。当时公司员工总共不超过二十人，其中于玉琴负责人事行政，郭程负责生产，我负责工程部，唐琪负责QA，生产上的工人有十个左右。在我入职前，公司从杭州中肽公司拉来一批诊断试剂半成品组装，组装后产品的去向我不清楚。戴格诺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琪系杭州中肽公司总经理，公司与杭州中肽公司的财务是一套班子，一套人马，公司的发票报销都必须寄到杭州中肽公司，我们的工资和公司往来款都是财务人员在杭州中肽公司那边操作。”2014年12月4日对徐杭君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从2009年6月后就在杭州中肽公司工作，刚开始负责采购，2010年底做物流主管，负责采购和仓储，2014年10月后只管采购。付桂丽是我的手下，严格来讲是戴格诺思公司的员工，该公司跟杭州中肽公司是一个老板，印象中李湘是杭州中肽公司的老板，徐琪是杭州中肽公司总经理，徐琪又是戴格诺思公司的老板。戴格诺思公司的员工和业务都是杭州中肽公司代管的。付桂丽刚工作时在杭州中肽公司跟着我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到戴格诺思公司负责采购、仓储，她在戴格诺思公司工作的情况要向我请示汇报。编号6074150的送货单是我经手、签字，这批货是戴格诺思公司买的，当时送到了中肽公司，后来戴格诺思公司转卖时应该移交给现在的老板，具体向谁移交的不清楚。2014年12月22日，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向董翠红作出高新公（经）不立字〔2014〕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你（单位）于2014年10月17日提出控告的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另查明，2011年7月，华南农业大学出具《戴格诺思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试纸卡复核试验报告》载明：受戴格诺思公司的委托，本单位对戴格诺思牌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试纸卡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为灵敏度、假阳性率及假阴性率。该报告总结为复核试验结果表明，戴格诺思牌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卡以其检测限3μg/L为判定限，与GC-MS测定法相比，检测结果为50份阴性尿样的假阳性率为6%，50份阳性尿样的假阴性率为0，其灵敏度与该检测板的检测限3μg/L相符。当月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以下简称珠海技术中心）出具《戴格诺思莱克多巴胺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卡复核试验报告》载明：受戴格诺思公司的委托，本单位对戴格诺思牌莱克多巴胺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卡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为假阴性率，假阳性率和灵敏度。复核结果表明，该检测板的检测限以3μg/L为判定限进行判定，与GC-MS测定法相比较，60份样品的假阳性率为6.7%，50份阳性添加样品的假阴性率为0。2011年8月1日，江苏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以下简称江苏测试中心）出具《莱克多巴胺检测卡复核试验报告》载明：本试验按照戴格诺思莱克多巴胺胶体金快速检测卡说明书的方法，按双方协商的复核试验方案对其“莱克多巴胺胶体金快速检测卡”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为检测卡的检测限，假阳性率，假阴性率及与仪器方法比较。报告结论为本次检测结论为所检批次莱克多巴胺检测卡在3μg/L处的阳性检出率均为100%。 原审中一审法院针对上述三份报告分别去函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华南农业大学）、珠海技术中心及江苏测试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函复称：我单位2011年7月出具了《戴格诺思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试纸卡复核试验报告》，该报告复核人为丁焕中，并盖有本单位公章。本次复核试验委托方为戴格诺思公司，无书面委托手续，系戴格诺思公司工作人员先电话联系，后来广州我单位职工丁焕中老师办公室商谈复核试验事宜，确定委托该我单位组织两家单位进行相关产品复核试验，另一家单位为珠海技术中心。因复核试验过去近5年时间，已经遗失委托方经办人姓名和电话联系方式。本次复核费用由戴格诺思公司支付，是戴格诺思公司人员将现金存入我方提供的银行卡。因系现金存入，银行告知无法查到存入方的账号、户名。珠海技术中心函复本院称：2011年7月的《戴格诺思莱克多巴胺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卡复核试验报告》是本中心出具的，本中心参与的系戴格诺思公司所做的复核试验，牵头组织单位是华南农业大学，复核试验报告交给华南农业大学，组织方联系人是丁焕中。这次复核试验本中心没有收费。江苏测试中心函复本院称：2011年8月1日我中心出具过《莱克多巴胺检测卡复核试验报告》，委托方为戴格诺思公司。本次复核属于双方口头协议复核，未办理相关书面手续，无法查找当时委托人的信息。本次复核试验费用由戴格诺思公司缴纳，交款方式为现金。江苏测试中心并随函提交发票存根联复印件一份。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戴格诺思公司提供的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2010年2月10日股东会决议、2010年11月28日股东会决议、美思达公司工商资料、中肽公司工商资料、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财务专项咨询报告、公安询问笔录、不予立案通知书，被告提供的技术开发合同书、专有技术许可合同、补充协议、试验报告等证据证实。 原审中，1、一审法院对戴格诺思公司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药理研究室签订的关于莱克多巴胺的《技术服务合同》、与泰州市高港区天泰印刷厂签订的莱克多巴胺说明书《材料采购合同》、与杭州神彩包装印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莱克多巴胺铝箔袋《材料采购合同》等复印件，与上述三家单位电话联系，其均称时间较长，合同原件及有关资料已无法查找。2、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至泰州市国家税务局调取了戴格诺思公司2012年1月至2012年5月的专用发票开具情况材料。中肽公司等认为上述证据表明戴格诺思公司进行了10单销售，已经掌握了案涉专有技术，有生产、经营、销售能力，从而反映出案涉股权转让、公司交接已经完成，不存在技术未交付、资料未移交的情况。戴格诺思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己方2012年1月至4月底开具的发票中没有一张是开具给山东的，故证明己方并未向山东省莘县畜牧局销售莱克多巴胺产品。3、中肽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及记载（转账凭证）记载：2012年戴格诺思公司出售莱克多巴胺1000箱（价值37500元）至山东莘县畜牧局；2012年3月31日戴格诺思公司转账凭证记载销售莱克多巴胺等，应收账款14000元；2012年5月31日、6月29日，戴格诺思公司收到货款为银行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杭州下沙支行。4、中肽公司等一方陈述：中肽公司股东为李湘和徐琪，李湘与李湘莉系兄妹关系，徐琪为戴格诺思公司公司控制人。因为徐琪是负责技术的，所以莱克多巴胺合同具体交接没有探讨，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具体交付的方式，当时所有技术资料都打包给了戴格诺思公司。关于2011年5月5日莱克多巴胺合同履行情况中肽公司作如下说明：2011年5月下旬左右，中肽公司委派当时的研发主管卜令杰等人在戴格诺思公司厂房将相关技术及资料提供给戴格诺思公司生产主管郭程等人，其余合同履行细节（包括三份检测报告）因时间久远，相关人员（包括卜令杰）均已离职，且因资料保管原因，未能核查清楚。 本案审理过程中，戴格诺思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新老股东变更时的相关交接清单（共16份），中肽公司等一方对此先是认为戴格诺思公司有3份关于设备（包括相关检测卡）的手写交接清单未作为证据提交，即戴格诺思公司提交的交接资料并不完整，但未及时通知一审法院采取合理的证据固定保全措施，之后又向一审法院反映当初交接时有一部分交接清单是戴格诺思公司直接用电脑打印出来签字确认，还有一部分是直接手写后交给戴格诺思公司的，中肽公司等一方没有留存，对未予留存的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戴格诺思公司则认为其提交的就是完整的交接资料，这些交接清单是一式两份的，中肽公司等一方坚持要求戴格诺思公司提供，没有任何依据，且戴格诺思公司提交的交接清单中就有1份是双方手写并签名的，故中肽公司等一方关于其不持有当场手写交接清单的说法是不符合常理的。 一审中，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徐琪、美思达公司与中肽公司是否构成关联关系；二、本案中关联交易的主体是谁；三、相关关联交易行为是否损害戴格诺思公司利益。 关于争议焦点一，《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具体到本案而言，从戴格诺思公司所举证据及中肽公司等一方当庭陈述来看，案涉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许可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及150万元款项转移时，徐琪系戴格诺思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又系美思达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亦系中肽公司董事、总经理；美思达公司持有戴格诺思公司90%的股份，其股东分别为徐琪和李湘莉，而李湘与李湘莉又系兄妹关系；李湘在2010年2月25日至2010年11月28日期间为戴格诺思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是中肽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格诺思公司与中肽公司之间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交叉任职。因此，基于徐琪对中肽公司的重大影响力，可能导致戴格诺思公司利益被转移至中肽公司。而美思达公司为戴格诺思公司控股股东，同时又是徐琪与李湘莉设立的公司。故案涉合同签订及款项转移时，徐琪、美思达公司与中肽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在本案关联交易过程中，徐琪作为当时戴格诺思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与其作为当时总经理的中肽公司进行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交易行为，导致戴格诺思公司的公司利益发生转移，故关联交易的主体应当是徐琪和中肽公司。美思达公司尽管系戴格诺思公司股东，构成关联关系，但戴格诺思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从事或参与了本案所涉关联交易行为，故美思达公司不应承担因交易行为侵权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三，《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述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实质审查，主要是对关联交易行为的效力进行审查，其关键是确定行为是否损害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即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营业常规，同时还要审查当时合同双方是否遵循了商业原则，即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关联人不得以垄断采购和销售业务渠道等方式干预公司经营，损害公司利益。对此逐一分析如下： 一是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关联交易行为效力的举证责任在徐琪及中肽公司。徐琪及中肽公司自始确认该技术许可合同真实、有效，是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将原先已支付的艾梅乙丙检测试剂杯技术研发费用150万元转为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合同项下许可费用的支付，徐琪及中肽公司均称该协议已实际履行。这就需要本院对上述关联交易行为的效力进行审查，据此判断关联交易行为是否损害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徐琪及中肽公司对徐琪及李湘、李湘莉在戴格诺思公司、美思达公司、中肽公司的各自身份是明知和清楚的，他们的身份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关联关系，徐琪及中肽公司作为公司法上的关联人在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合同履行过程中，更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交接手续、技术指导、价格认定等相关资料妥善保管，确保产生纠纷时能证明自己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基于徐琪及中肽公司作为公司法上的关联人的身份，其对上述关联交易行为的效力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义务，也就是说证明关联交易行为合法性及有效性的责任在于徐琪及中肽公司。 二是徐琪及中肽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符合营业常规。技术许可合同约定：戴格诺思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60万元，在产品第三方检验合格后支付90万元，在戴格诺思公司发生产品销售之日起30日内支付50万元；中肽公司向戴格诺思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交付；中肽公司应按合同规定派遣技术人员到工作现场提供技术服务，戴格诺思公司生产的产品通过有资质的单位检测合格视为验收考核合格。其关联交易行为不符合营业常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戴格诺思公司没有按约定的条件和时间履行付款义务。戴格诺思公司在技术许可合同签订后7个多月时间内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而是在履行2011年1月4日艾梅乙丙研发合同一次性支付艾梅乙丙研发费用150万元的第15天后又立即与中肽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将该笔研发费用转为莱克多巴胺合同的部分许可费用，其付款时间节点及付款方式明显有违正常的交易惯例。 2、当时戴格诺思公司在莱克多巴胺产品的生产及第三方检验合格等关键环节上缺少充分证据或形不成证据链。公安机关对董翠红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反映出当时戴格诺思公司对莱克多巴胺产品并没有组织生产。对于合同约定产品由第三方检验合格的问题，现在确实存在三份检测报告，字面上体现“受戴格诺思公司的委托或按照戴格诺思莱克多巴胺胶体金快速检测卡说明书的方法”进行检测，但均没有戴格诺思公司的书面委托手续，且其中一份报告没有收费，另两份报告的费用缴纳方式为现金缴纳，而非戴格诺思公司公司账户转账，戴格诺思公司帐上也没有体现。所以该三份检测报告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委托方和被委托方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以其字面内容简单判断委托方是谁。在徐琪、美思达公司与中肽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前提背景下，对于究竟是谁委托或代表当时的戴格诺思公司委托检测，徐琪及中肽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徐琪及中肽公司对戴格诺思公司与三家检测机构的委托关系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间接证据也形不成证据链，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是否戴格诺思公司委托三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尚且证据不足，被告反过来通过三份检测报告推导出当时戴格诺思公司对莱克多巴胺产品已组织生产和销售，其理由和证据同样也是不充分的。关于被告提交的戴格诺思公司销售合同及记账（转账）凭证，从表面上看戴格诺思公司有销售莱克多巴胺产品，但有部分是有税票而无合同，不能反映具体交易内容，有部分是有合同而无税票，没有货款入帐或税票开具，不能反映是否进行了真实交易。一审法院根据中肽公司等一方申请向税务部门调取的戴格诺思公司2012年1-5月份的专用发票开具信息也不能反映当时销售的产品内容。综上，不能据此简单认定销售的产品即为戴格诺思公司取得相关技术后所生产。 3、对于中肽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派遣技术人员到工作现场提供技术服务没有证据证明。按照合同约定，既然中肽公司应派遣技术人员到工作现场提供技术服务，其就应当留有相关痕迹及报销凭证等证据，但中肽公司等一方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 4、投资的产出比不合常理。戴格诺思公司花费150万元购买新技术，中肽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戴格诺思公司对新技术已进行了事实上的生产和销售，徐琪作为当时戴格诺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已违反了对公司应有的忠实义务。 三是徐琪及中肽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没有遵循商业原则，即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莱克多巴胺技术价值的确定依据不明。徐琪及中肽公司作为公司法上的关联人，理应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对技术价值作出公允评价，许可费用200万元的依据是什么，具体是如何认定的，徐琪及中肽公司都应当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2、莱克多巴胺技术的来源和出处不明。戴格诺思公司在审理过程中多次要求中肽公司、徐琪、美思达公司特别是中肽公司提交莱克多巴胺技术的来源和出处，但其一直未能提交。戴格诺思公司确有理由怀疑中肽公司本身就不拥有莱克多巴胺技术，又何谈技术的许可使用。中肽公司理应就其确实拥有莱克多巴胺技术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3、徐琪与中肽公司就莱克多巴胺技术的交接不符合商业原则。对于一项价值200万元的新技术，许可与被许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交接手续，没有任何资料留存，这一点很不合常理。中肽公司等称“因为徐琪是负责技术的，所以莱克多巴胺合同具体交接没有探讨，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具体交付的方式。当时所有技术资料都打包给了戴格诺思公司。”关于2011年5月5日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合同履行情况，中肽公司称“2011年5月下旬左右，中肽公司委派当时的研发主管卜令杰等人在戴格诺思公司厂房，将相关技术及资料提供给戴格诺思公司生产主管郭程等人，其余合同履行细节（包括三份检测报告），因时间久远、相关人员（包括卜令杰）均已离职，且因资料保管原因，未能核查清楚。”即使不存在关联交易行为，这样的解释都不符合常理，何况本案中存在关联交易行为，这样的解释更加无法理解。 4、徐琪与现股东在财产交付特别是莱克多巴胺技术的交接上也存在重大问题。按理说，徐琪作为戴格诺思公司原股东，对莱克多巴胺技术的价值及市场前景是明知的，在与新股东李根、汤冰办理股权交接时，应当将莱克多巴胺技术的相关情况主动向李根、汤冰披露，并且应当作为一项重要财产正式交付给李根、汤冰。然而，从新老股东之间的交接清单中可以看出，双方对一些瓶瓶罐罐及帐册等都作了交接，对价值不菲的莱克多巴胺技术是否交接却未有相应记载。对此李根、汤冰不知情尚可理解，但徐琪在明知的情况下不解释，也不作交接，存在重大疑点，直至李根、汤冰通过审计才发现问题，并进而异致双方矛盾的产生。一般而言，交接手续应当是双方确认且一式两份、各自留存的，作为交接双方均可向本院提交；中肽公司等认为戴格诺思公司提交的交接清单不完整，有所遗漏，完全可以提交自身所持有的交接清单来证明己方主张；然其称仅留存部分交接清单，还有部分手写交接清单没有留存，但对未予留存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不合常理。 综上所述，徐琪、中肽公司之间符合公司法上规定的关联关系，就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关联交易行为的合同效力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琪、中肽公司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合法有效，同时所举间接证据也违反了营业常规和商业原则，且间接证据之间存在关键环节不衔接、脱节的情况，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关联交易行为的合法有效。据此本院认定徐琪利用与中肽公司的关联关系，实施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关联交易行为，损害了戴格诺思公司利益，其应对戴格诺思公司由此产生的150万元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中肽公司与徐琪存在关联关系，具有意思表示一致性及利益取得共同性，应认定为共同侵权人，故中肽公司应对戴格诺思公司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美思达公司在本案中从事关联交易或共同侵权的证据并不充分，故其不应承担因关联交易行为侵权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戴格诺思公司在本案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即判令中肽公司、徐琪、美思达公司连带赔偿戴格诺思公司相关利息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本案系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并发回重审的案件，戴格诺思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有诉讼请求并非不可分的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另诉解决，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依法不予理涉。 至于中肽公司等所持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戴格诺思公司在诉状中称其系在2013年8月审计时发现案涉150万元支付给中肽公司，后其工作人员于2014年10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反映情况，可以视为已通过一定合法途径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2014年12月22日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后，戴格诺思公司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原审诉讼，故认定戴格诺思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中肽公司曾相应抗辩主张依法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判决：一、徐琪、中肽生化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产损失150万元。二、驳回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徐琪、中肽生化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保全费10000元，合计28300元，由徐琪、中肽生化有限公司负担（此款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预交，徐琪、中肽生化有限公司应于上述判决主文确定的给付义务履行期限内一并给付江苏戴格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二审中，上诉人徐琪、中肽公司提交了下列材料：1、（2018）苏12民监26号案件中本院对郭程、肖监的询问笔录，2、戴格诺思公司经营变更截图；3、（2018）苏12民监26号案件中戴格诺思公司股大板及产品清单。被上诉人戴格诺思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戴格诺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徐琪、中肽公司本案中关联交易行为是否损害戴格诺思公司利益？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戴格诺思公司在诉状中称其系在2013年8月审计时发现案涉150万元支付给中肽公司，后其工作人员于2014年10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反映情况，可以认定其已通过合法途径向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据此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2014年12月22日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后，戴格诺思公司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原审诉讼，故认定戴格诺思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向公安机关报案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所指向同一行为，均系维护戴格诺思公司合法权益，且直接指向本案关联交易主体。鉴于刑民调整法律关系不同，故应认为戴格诺思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所涉交易行为为杭州中肽公司与戴格诺思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许可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及150万元款项转移等，鉴于徐琪系戴格诺思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系美思达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系中肽公司董事、总经理；美思达公司持有戴格诺思公司90%的股份，其股东分别为徐琪和李湘莉，而李湘与李湘莉又系兄妹关系；李湘在2010年2月25日至2010年11月28日期间为戴格诺思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是中肽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格诺思公司与中肽公司之间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交叉任职。据此，基于徐琪对中肽公司的重大影响力，可能导致戴格诺思公司利益被转移至中肽公司。而美思达公司为戴格诺思公司控股股东，同时又是徐琪与李湘莉设立的公司。故案涉合同签订及款项转移时，徐琪、美思达公司与中肽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对于本案关联交易过程中交易行为是否存在损害戴格诺思公司利益的情形，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杭州中肽公司与戴格诺思公司签订《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约定，中肽公司同意向戴格诺思公司授予合同产品的研发、制造的专有技术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和销售合同产品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上述合同确认的产品为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中肽公司授予上述产品研发、制造的专有技术，理应由中肽公司提交其拥有该专有技术的依据。事实上，原戴格诺思公司在转让前已经派员前往中肽公司接受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的生产技术培训，并且进行瘦肉精三项（包括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的生产。该生产有标准的操作规程，包括制金、标记、片材处理、喷金、划膜、组板，再后裁切成试纸条，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该技术并非专有技术，而合同约定只有专有技术才可以转让。对中肽公司授予合同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和销售合同产品的权利，因戴格诺思公司在双方达成《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前，已经于2010年11月28日决定变更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包括莱克多巴胺的检测试剂的生产、销售，对上述合同还约定该权利是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亦即中肽公司与戴格诺思公司均非独占、不可转让。故从现有证据看，徐琪、中肽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包括戴格诺思公司与杭州神彩包装印业有限公司和泰州市高港区天泰印刷厂分别签订《材料采购合同》购销莱克多巴胺铝箔袋、说明书，与山东省莘县畜牧局签订销售合同出售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戴格诺思公司专用发票开具情况材料表明进行了销售，检测机构出具的复核试验报告证实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试验合格等，仅能证明原戴格诺思公司具有生产、经营、销售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的能力。但是，原戴格诺思公司所生产的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是否来源于中肽公司许可的专有技术，中肽公司应当提供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专有技术的依据，如果不能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戴格诺思公司发生股权转让后，新戴格诺思公司并未再实际生产，原股东对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的生产技术是否向新股东交接，应由原股东应提交证据证明。原股东因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应按照案涉合同约定的五年有效期，对新戴格诺思公司约三年时间并未实际生产（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大板）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徐琪、中肽公司要求新戴格诺思公司提交完整的交接清单，明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来看，双方先是于2011年1月4日签订艾梅乙丙研发协议，有效期限为两年，经费及报酬合计150万元，按月支付平均费用。后又于2011年5月5日签订《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五年，总价为200万元，该款分别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在产品经第三方检验合格后、在发生产品销售之日起30日内支付60万元、90万元、50万元。但是，上述艾梅乙丙研发协议约定的费用150万元，戴格诺思公司本应两年内按月平均支付，却在不足一年的2011年12月13日全部支付。接着在支付该研发费150万元后第15天的2011年12月28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决定：停止艾梅乙丙研发，已支付的研发费150万元用于支付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合同的部分费用。从上述事实看，当时的戴格诺思公司在《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合同》签订后，并未按约如期支付60万元、90万元，而之后用付款时间节点及付款方式明显有违正常交易惯例的艾梅乙丙协议研发费150万元来支付，加之另外应支付的50万元在条件已经成就后，中肽公司并未主张，显然有违常理。对此，中肽公司对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生产专有技术许可的价格为200万元是否正当，理应举证加以证明。但是，因中肽公司未能提交此方面证据，故应承担不利后果。 又因徐琪利用与中肽公司的关联关系，实施莱克多巴胺技术许可关联交易行为，损害了戴格诺思公司利益，其应对戴格诺思公司由此产生的150万元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中肽公司与徐琪存在关联关系，具有意思表示一致性及利益取得共同性，应认定为共同侵权人，故中肽公司应对戴格诺思公司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琪、中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徐琪、中肽生化有限公司（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乐文 审判员  丁万志 审判员  程 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高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