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焱，男，197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蓉，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农，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聿旸，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洪勇，男，197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国云，女，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堂，江苏融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江苏融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焱、何晓蓉因与被上诉人高洪勇、谢国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焱、何晓蓉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高洪勇、谢国云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洪勇、谢国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本案证据，且未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这些规定明确要求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过程和结果应当是公开的。但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认证的过程没有分析论证，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缺乏充足依据，导致其所判决的内容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股份转让协议中担保方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而该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经各方签字后生效，故股份转让协议因缺少担保方的签字致未生效。2.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未在禁售期内实际交付股份，故案涉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明显错误。（1）两年禁售期为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27日，而协议约定的交割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2月31日，协议约定的交割时间段大部分均在禁售期内，明显违反禁售期的规定。（2）禁售期内禁止股份转让不仅指在禁售期内不能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也包括在禁售期内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而在禁售期外进行股份交割，即禁止股份转让应为绝对意义上的、严格的禁止股份转让。高洪勇在2016年11月25日签订三份股份转让协议，分批次转让其所持有的上海慧升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慧升公司）全部股份，以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对董事任职期内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25%的规定，足见其主观恶意。（3）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有回购条款，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亦属无效。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完成案涉股份交割后，慧升公司需做减资，此行为的本质是公司股份回购，而本案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公司可以回购股份的情形。慧升公司指定第三方进行股份转让，实际也是慧升公司进行股份回购，股份转让协议中的减资安排也可以印证该股份转让行为实为公司股份回购。（4）案涉股份转让系场外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交易原则，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区域性股份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也规定股份转让需在指定场所进行。此外，《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推进股份托管交易市场建设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1]99号）第三条明确，中小微企业（包括非公众公司）的证券非公开发行以及转让均应在该场所内进行，并且要求发行或转让证券的行为，均应遵守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制定的业务及监管规则，以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本案中，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未通过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简称上海股交中心）进行股份转让，而是私下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属场外交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5）无论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如前所述，案涉协议转让不符合上海股交中心关于非转让（非交易）过户的情形，因高洪勇的股份被限售锁定，该股份无法进行交割过户，高洪勇对股份无处分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判令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四、高洪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违反董事禁售的有关规定，而一审法院认为高洪勇未参与慧升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进而认定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公司法及慧升公司的章程均规定董事会人数最低为5人，慧升公司2017年6月22日在上海股交中心的公告也明确高洪勇需履行董事职务直至合适的补选董事到位，2018年10月26日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显示，高洪勇仍是慧升公司的董事。五、股份转让协议即使有效，也应被解除，故徐焱无需向高洪勇、谢国云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根据协议约定，徐焱自协议签订之日（2016年11月25日）起即支付利息，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7年12月底，即在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前徐焱就承担了支付孳息的义务，明显不当。因转让款所有权未转移，孳息无产生的法律基础，且没有证据证明徐焱给高洪勇造成实际损失。六、案涉股权转让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何晓蓉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则是共债共签，何晓蓉从未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对股份转让事宜亦不知情，案涉股份转让明显是商业行为，与夫妻日常生活无关。且二被上诉人未能对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进行充分举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判令何晓蓉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明显不当。高洪勇、谢国云共同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徐焱、何晓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高洪勇、谢国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焱支付高洪勇、谢国云股权转让款360万元，其中高洪勇144万元，谢国云2**万元；2.判令徐焱支付高洪勇、谢国云自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转让款36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延迟履行金（暂计至2017年3月31日共106200元）；3.判令徐焱承担本案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等相关费用；4.判令何晓蓉对徐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3日，高洪勇与慧升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慧升公司本次拟增资3000万股，增资价格为每股1.2元，慧升公司接受高洪勇以股权支付方式对其投资，高洪勇以南京华桠融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桠公司）80%的股权购买慧升公司1440万股股份。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高洪勇自本次增资入股实施完成之日起两年内不向第三方（慧升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除外）转让其在慧升公司的股份；未经慧升公司同意，不得委托他人（慧升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除外）持有慧升公司的股份或代为行使股东权利；锁定期届满后，高洪勇每年可以转让其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0%，税负自理；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高洪勇不得单方解除与慧升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或申请离职；慧升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前，任何一方如根据本协议的约定需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只能由慧升公司或慧升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受让该等股份。同时，谢国云也与慧升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以华桠公司10%的股权购买慧升公司180万股股份，其他条款一致。慧升公司定向增资方案（修正案）经慧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10月21日，定向增资获得上海股交中心的同意。2015年12月27日，慧升公司通过上海股交中心公告定向增资结果报告书，载明：慧升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增资方式成功增资3000万股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其中1200万股募集现金1440万元；1800万股用于收购华桠公司100%股权。增资价格为每股1.2元。本次定向增资除配售外的自然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及认购情况中，高洪勇认购1440万股，金额1728万元，占增资后总股本24%，与本次定向增资其他新增认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谢国云认购180万股，金额216万元，占增资后总股本3%，与本次定向增资其他新增认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定向增资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23日）在册股东人数为31人，本次定向增资新增股东50人，股东总人数为81人。本次定向增资股份于2015年12月27日在上海股交中心进行股份登记。本次新增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解禁、不得转让。锁定期满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新增股份按照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其余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上海股交中心转让。2015年12月27日，高洪勇及谢国云认购的慧升公司股份在上海股交中心完成登记。2016年11月25日，高洪勇、谢国云（甲方）与徐焱（乙方）、慧升公司（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高洪勇将名下持有的丙方全部1440万股中的120万股，谢国云将名下持有的丙方180万股转让给徐焱；高洪勇不再参与丙方和华桠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工作和不再担任慧升公司的任何职务；2017年1月底前，徐焱受让谢国云1**万股，支付谢国云2**万元；受让高洪勇120万股，支付高洪勇144万元；甲方股份转让交割事项，乙方根据丙方公司章程及上海股交中心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做好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工作及相关股份转让的法律文件，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完成转让交割和变更登记；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甲方解除与乙方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甲方与乙方约定进行交易的股份数量与股价，均不因市场变化或乙方经营变化而变动，在丙方变更、存续期间发生重大事项而停牌、导致甲方无法完成股份转让和交割，将由乙方给予甲方等价赔偿，在转让交易期间，甲方亦不承担丙方的一切经营风险和任何债务；协议签订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协议总额万分之五/每天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当继续赔偿，直至弥补守约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守约方因主张该损失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后生效。该协议落款担保方处有“何晓蓉”“蔡逸帆”“朱蝴蝶”“徐菁”的签名，但均非本人所签。同日，高洪勇与徐焱及慧升公司另签订三份股份转让协议，高洪勇将其持有的其他慧升公司股份全部转让于徐焱，每份协议约定转让的股份数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各不相同。因徐焱未按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高洪勇、谢国云遂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一、徐焱和何晓蓉系夫妻关系，何晓蓉亦为慧升公司股东、董事，上述股份转让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2018年1月8日，一审法院受理高洪勇诉徐焱、何晓蓉、朱蝴蝶、蔡逸帆、徐菁、第三人慧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苏0102民初165号（简称165号），高洪勇主张其持有的1440万慧升公司股份中的120万股及他人代持的180万股份，总计300万股作价360万元转让于徐焱，要求徐焱支付转让款、利息、迟延履行金及律师费，何晓蓉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同年3月19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高洪勇诉徐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苏0102民初2266号，高洪勇主张其持有的1440万慧升公司股份中的600万股，作价440万元转让于徐焱，要求徐焱支付转让款、利息及律师费。2019年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102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1.徐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洪勇给付股权转让款440万元及利息260986元；2.徐焱应自2018年2月1日起以44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3.驳回高洪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同年3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165号民事判决：1.徐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洪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44万元、利息79101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以144万元为基数支付违约金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何晓蓉对徐焱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驳回高洪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两案经本院终审维持原判，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三、上述165号生效判决查明：慧升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慧升公司章程第九十条规定，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第九十三条规定，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第九十四条规定，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2日内披露有关情况。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2015年9月28日，慧升公司董事会表决同意提名高洪勇等为慧升公司董事，任期至2016年9月26日。2015年10月8日，慧升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定向增资方案（修正案）》《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2016年9月1日，慧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提名高洪勇继续担任慧升公司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2016年9月20日，慧升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2017年1月18日、2月7日、4月27日、5月18日召开了四次董事会会议，高洪勇均未出席该四次董事会会议，四次董事会会议均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董事会决议，第三次和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也未向股东大会提出撤换高洪勇的建议。2017年6月22日，慧升公司收到高洪勇的书面辞职报告，高洪勇请求辞去慧升公司董事职务。慧升公司在上海股交中心公告称，高洪勇辞职后未在慧升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对慧升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未产生任何不利影响；截至该日，高洪勇持有慧升公司1440万股，持股比例为21.06%；高洪勇辞职后，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在补选董事到任前，高洪勇仍履行董事职责。2017年7月17日，慧升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办理了关于高洪勇名下1440万股股份限售登记事宜。四、165号生效判决查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公司股份转让规则》规定，上海股交中心可接受意向委托、定价委托和成交确认委托，其中成交确认委托是指买卖双方达成成交协议，或投资者拟与定价委托成交，委托代理买卖机构以指定价格和数量与指定对手方确认成交的指令，成交确认委托应注明股份名称、股份代码、股份转让账户、买卖方向、成交价格、成交数量、约定号等内容。一审法院就成交确认委托向上海股交中心了解到，上海股交中心在接受交易双方的委托时认可交易双方就股份转让业已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高洪勇、谢国云与徐焱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以及徐焱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债务是否为其与何晓蓉的夫妻共同债务。一、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由如下：1.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系转让方高洪勇、谢国云与受让方徐焱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方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不影响协议的成立。2.高洪勇、谢国云与慧升公司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自本次增资入股实施完成之日起两年内不向第三方（慧升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除外）转让其在慧升公司的股份”，即高洪勇、谢国云于2015年12月27日经登记为慧升公司股东后两年内（截至2017年12月27日）不得向除慧升公司及其指定方以外的第三方转让股份，但慧升公司实际参与了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并未提出异议，表明其认可徐焱为其指定的第三方受让高洪勇、谢国云名下股份。3.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慧升公司章程也有一致规定。这一规定表明，董事在任期内可以辞职，如其辞职后公司董事人数不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董事的辞职应立即生效；如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原董事仍应当履行董事职责直至公司补选董事到任，但公司应在合理期限内补选董事，如果公司怠于行使补选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洪勇与徐焱、慧升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高洪勇不再参与慧升公司和华桠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工作和不再担任慧升公司的任何职务。此后，高洪勇未再出席，也未委托他人出席慧升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根据慧升公司章程，董事会应在高洪勇连续两次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下，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但慧升公司董事会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高洪勇于2017年6月22日向慧升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期间，召开的四次会议高洪勇均未出席，但董事会均在未计算高洪勇票数的情况下即表决通过了决议，且未向股东大会提出撤换高洪勇的建议，表明高洪勇的表决权实际已被剥夺。故高洪勇于2017年6月22日向慧升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一职应即日生效。据此，高洪勇在2017年12月22日前不得转让其所持慧升公司股份。4.在股份转让行为中，实质上存在着股份转让的债权行为和股份转让的权利变动行为，法律所禁止的转让股份应是对股份变动行为的禁止。在禁售期内为禁售期外的股份转让签订合同并不禁止。本案中，协议双方当事人所签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在2017年12月22日之前，但双方约定“股份转让交割事项，根据慧升公司章程及上海股交中心规定，做好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工作及相关减资的法律文件”，上述约定说明双方是在明确知晓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下，通过附期限的方式将股份变动时间排除出禁售期，是双方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和安排，不涉及他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5.关于交易场所。慧升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事宜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公司股份转让规则》，上海股交中心可接受意向委托、定价委托和成交确认委托，其中成交确认委托是指买卖双方达成成交协议，或投资者拟与定价委托成交，委托代理买卖机构以指定价格和数量与指定对手方确认成交的指令，成交确认委托应注明股份名称、股份代码、股份转让账户、买卖方向、成交价格、成交数量等内容。因此，买卖双方应在向上海股交中心作出成交确认委托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不必在上海股交中心进行，但股东变更登记应在上海股交中心办理。综上，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案涉股份仍登记在高洪勇、谢国云名下，两人仍是慧升公司的股东，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二、徐焱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的债务是否为其与何晓蓉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与高洪勇、谢国云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对方虽为徐焱，但何晓蓉同时也是慧升公司股东、董事，应当知晓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之间的股份转让事宜，且徐焱支付价款的同时所获得相应慧升公司的股份，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故徐焱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债务应认定为其与何晓蓉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高洪勇、谢国云与徐焱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徐焱未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于2017年1月底前向高洪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44万元、向谢国云支付股权转让款216万元，已构成违约，按约应分别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以144万元、216万元为基数向高洪勇、谢国云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高洪勇、谢国云主张的律师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晓蓉对徐焱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在徐焱、何晓蓉付清上述款项的同时，高洪勇、谢国云应向徐焱交付相应股份，徐焱应配合高洪勇、谢国云在上海股交中心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徐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洪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44万元，并以14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二、徐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国云支付股权转让款216万元，并以21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三、何晓蓉对徐焱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高洪勇、谢国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4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50元，由徐焱、何晓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高洪勇、谢国云不持异议，徐焱、何晓蓉除不认可一审判决引用165号民事判决中一审法院向上海股交中心了解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程序，称其调查程序不合法，并且没有被调查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之外，对其他事实不持异议。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各方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调取或者采信是否存在瑕疵；2.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是否生效；3.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是否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以及各方当事人约定；4.高洪勇、谢国云主张徐焱应当承担违约金的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高洪勇、谢国云主张何晓蓉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受上海股交中心相应规章制度约束，具有一定专业性，一审法院基于专业性解读目的，依职权到上海股交中心就交易规则等专业问题进行咨询，并无不当。徐焱虽否认该咨询意见，但仅提交慧升公司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不足以否定专业意见，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对于各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均已互相质证，一审法院亦依据上述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故对徐焱关于一审程序存在瑕疵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高洪勇、谢国云将其持有的慧升公司股份转让给徐焱，并约定由各担保人为徐焱的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据此，股份转让协议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之间股份转让的法律关系，另一是担保人为徐焱对高洪勇、谢国云的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关系，前者为主合同关系，后者为从合同关系，主合同关系发生在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之间，与各担保人无关。故虽然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后生效”，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约定的目的并非要求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的所有条款均需各方签字才生效，因徐焱与高洪勇已在协议上签字，故股份转让协议中的主合同仍然生效，对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均具有约束力。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徐焱与高洪勇、谢国云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具体分析如下：其一，关于徐焱、何晓蓉上诉主张案涉交易属于“场外交易”问题。慧升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份转让交割事项应根据上海股交中心的规定和慧升公司章程。而《上海股交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上海股交中心挂牌公司股份转让规则》《上海股交中心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范畴，且明确规定，上海股交中心可接受意向委托、定价委托和成交确认委托，其中成交确认委托是指买卖双方达成成交协议，或投资者拟与定价委托成交，委托代理买卖机构以指定价格和数量与指定对手方确认成交的指令，成交确认委托应注明股份名称、股份代码、股份转让账户、买卖方向、成交价格、成交数量、约定号等内容。据此规定，在向上海股交中心作出成交确认委托前，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就买卖方向、价格、数量等协商一致并达成成交协议。易言之，股东变更登记应在上海股交中心办理，买卖双方应在向上海股交中心作出成交确认委托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即双方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是上海股交中心作出成交确认委托的前提和基础，但并无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必须限定在上海股交中心的强制性规定。故徐焱、何晓蓉有关双方当事人未通过上海股交中心私下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属于非法场外交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二，关于徐焱、何晓蓉上诉主张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了两年禁售期规定的问题。补充协议载明新增股份自增资入股实施完成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转让。慧升公司定向增资结果报告书载明定向增资的股份已于2015年12月27日在上海股交中心进行股份登记，本次新增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解禁、不得转让。即2017年12月27日之前，案涉股份不得解禁和转让。本院认为，股份转让应可遵循“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分离原则，对此，一审判决已作详细论述。即其行为实质由两种行为构成，一是股份转让的债权行为，二是股份转让的权利变动行为。法律所禁止的转让股份应是对股份变动行为的禁止，并未禁止在禁售期内为禁售期外的股份转让签订合同。虽然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在限售期内，但双方当事人并未在禁售期内变更或交割股份，相反，双方协商一致通过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2017年1月底前，徐焱受让谢国云1**万股，支付谢国云2**万元；受让高洪勇120万股，支付高洪勇144万元；股份转让交割事项，徐焱根据慧升公司章程及上海股交中心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做好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工作及相关股份转让的法律文件，高洪勇、谢国云积极配合徐焱，完成转让交割和变更登记等。表明各方当事人自愿遵守禁售期内暂不进行股份变动的规定，通过附期限的方式将股份变动的时间排除在禁售期外。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此外，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自本次增资入股实施完成之日起两年内不向第三方（慧升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除外）转让其在慧升公司的股份。可见，补充协议还约定了两年禁售期的除外情形，即转让对象如为慧升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则不受两年禁售期的限制。慧升公司系本案所争议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一方主体，亦在投资协议上盖章确认，全程参与了高洪勇、谢国云投资入股以及与徐焱之间股份转让的全过程，并无证据证明慧升公司曾对此提出异议，相反，以实际行为认可徐焱为其指定的第三方受让高洪勇、谢国云名下股份。综上，徐焱、何晓蓉有关高洪勇、谢国云转让其名下股份违反慧升公司关于两年禁售期规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三，关于徐焱、何晓蓉上诉主张高洪勇仍是慧升公司董事，其所持股份被限售锁定而无法转让问题。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慧升公司章程也有一致约定。据上述法律规定，董事在任期内可以辞职，如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原董事仍应当履行董事职责直至公司补选董事到任，是对董事辞职的限制，但该种限制应有一定限度，即公司应在合理期限内补选董事，如果公司怠于履行补选义务，将加重辞职董事的义务。本案中，慧升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6月22日发布董事辞职公告，对收到高洪勇书面辞职报告和处理意见予以公示。同年7月17日，慧升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明确高洪勇系辞职董事及其限售股份1440万股已在上海股交中心办理了股份限售登记，但慧升公司并未及时补选董事，且在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高洪勇已不再参与慧升公司和华桠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工作和不再担任慧升公司的任何职务、高洪勇既未再出席，也未委托他人出席慧升公司的董事会情况下，慧升公司仍未由股东大会撤换、补选董事。慧升公司董事会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高洪勇于2017年6月22日向慧升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期间，召开的四次会议均只有四名董事出席，并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董事会决议，且第三次和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也未向股东大会提出撤换高洪勇的建议。由此可见，慧升公司董事会对高洪勇是否履行董事职责持漠视和放任态度，如仍认定高洪勇承担董事义务，则会加重高洪勇负担，一审法院对于该节争议焦点所分析合情合理，应予维持。高洪勇请求辞去董事一职后，已无另行赋予慧升公司合理期间改选董事的必要，高洪勇辞去董事一职自2017年6月22日即生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据此，案涉股份2017年12月22日前不得转让。故徐焱、何晓蓉有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权交割日期为2017年12月底违反公司法限售期规定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四，徐焱上诉称，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股份回购，但经查，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份回购事项，徐焱以其与高洪勇另行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作为本案抗辩事由，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如前所述，各方所签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不违反公司法规定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限售期规定，亦不存在不能履行情形，故对徐焱关于一审法院应当判令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徐焱未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于2017年1月底前向高洪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44万元、向谢国云支付股权转让款216万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协议总额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判令徐焱自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分别以144万元、216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高洪勇、谢国云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徐焱上诉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7年12月底，即在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前徐焱就承担了支付孳息的义务，明显不当”，实际是徐焱与高洪勇另行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支付款项的时间，案涉协议约定的支付转让款时间为2017年1月底，故徐焱前述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徐焱为慧升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晓蓉为慧升公司股东、董事，据此，可以认定徐焱与何晓蓉共同经营慧升公司，且案涉债务形成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晓蓉对徐焱受让高洪勇股份应为知晓，故案涉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令何晓蓉对徐焱所负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徐焱、何晓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50元，由徐焱、何晓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毓敏审判员  徐岩岩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彭晓莉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