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05行初274号原告单洵，男，199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委托代理人张贵鑫、赵祥博，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滨河公安派出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东滨河路162甲。法定代表人赵旭东，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金朝、李传玺，该所工作人员。原告单洵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滨河公安派出所（以下简称滨河派出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单洵及委托代理人张贵鑫、赵祥博，被告滨河派出所委托代理人金朝、李传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滨河派出所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单洵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单洵诉称：2019年5月14日，被告作出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单洵于2019年4月3日20时许在沈阳市××南区××附近饮用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液，经尿检，检验结果呈阳性，决定给予单洵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被告的处罚是错误的。一、该处罚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告2019年4月3日20时，是与庞博在通宇大漫游网吧上网，地址：抚顺市顺城区新城东路，并有中国工商银行抚顺城东支行的监控为证，根本没有在沈阳市××南区××附近，也没有饮用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液。二、该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对原告作出该行政处罚后，办案民警要求原告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缴纳罚金并转到民警个人的微信账户中，且缴纳罚款后并未及时交给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缴纳罚款的收据，而是在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向被告索要，被告才将决定书及罚款收据交给原告，这是严重的程序违法。现原告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撤销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行政处罚决定书；2.辽宁省罚没款收据；3.网吧上网记录；4.微信转帐记录；5.光盘。1号证证明原告具备主体资格；2、4号证证明原告已经交纳了罚款及转账方式；3、5号证证明原告并未在处罚决定书查明的2019年4月3日20时左右在沈阳，而是在抚顺的网吧上网。被告滨河派出所辩称:2019年5月13日17时许，我所民警在办理郑超贩卖毒品案时发现，郑超举报单洵购买过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溶液。2019年5月13日22时10分左右，我所民警在沈阳市××附近将单洵查获。经询问，单洵交代于2019年4月3日20时许在沈阳市××南区××附近饮用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溶液的违法事实。2019年5月14日单洵被我所给予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我所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所提出的事实与理由是没有依据的。一、我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单洵在行政起诉状中称，原告于2019年4月3日20时，是与旁博在通宇大漫游网吧上网，地址：抚顺市顺城区新城东路，并有中国工商银行抚顺城东支行监控为证，根本没有在沈阳市××南区××附近，也没有饮用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液。但在我所抓获单洵的当日，经询问单洵交代于2019年4月3日20时许，其在沈阳市××南区××附近饮用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溶液的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亲笔陈述、医科大学尿检报告为证。二、我所的该处罚决定没有存在程序违法情况。2019年5月14日我所对单洵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后，当日就已将行政处罚决定书转交给单洵本人；并且当时由于单洵手中没有现金，故单洵提出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缴纳罚金并转到民警个人微信账户中，之后民警提现后再将罚款交给内勤，由内勤用分局财务室安装在派出所的机器打印收据后将罚款交至分局财务室，所以收据不是当日出具的。2019年6月18日单洵在其家属陪同下来所称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想在要一份，当日民警就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打了一份，与罚款收据一并交给了单洵及家属。三、我所于2019年5月14日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在作出决定前对其制作了告知笔录，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等，原告在告知笔录中无疑义并签字捺指纹。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2.呈请指定案件管辖报告书及指定管辖决定书；3.行政处罚决定书；4.罚没款收据；5.司法鉴定意见书；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7.询问笔录；8.电话查询记录。1-8号证证明：1.本案原告于2019年5月13日被我局查获，经询问，原告陈述于2019年4月3日饮用含有磷酸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液，故我局对其吸毒的违法事实进行行政处罚并无不当；2.我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3.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向原告履行了告知程序，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日送达给原告。经本庭质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均可以实现其证明目的，予以认证。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13日，被告滨河派出所在办理郑某贩卖毒品案时，郑某举报原告单洵曾在其处购买过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液。当日，沈阳市沈河分局呈请沈阳市公安局，指定该案由沈阳市沈河分局管辖。当晚22时10分左右，滨河派出所办案民警在沈阳市××南兴隆大奥莱附近将原告带回滨河派出所进行调查。办案人员于5月14日00时32分至00时41分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在询问过程中，原告承认其于2019年4月3日20时左右，在沈阳市××南兴隆大奥莱附近喝了一瓶磷酸可待因（大力）口服液。当日，滨河派出所委托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尿液进行了是否涉毒鉴定，结论为：单洵尿液中检出可待因成分。滨河派出所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定[2019]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单洵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遂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500元罚款交给滨河派出所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代缴后于2019年5月16日开具罚款收据。后经原告索要被告于2019年6月18日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送达原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故于2019年6月21日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的规定，被告滨河派出所具有对原告单洵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被侵害人陈述和其他证人证言；（四）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五）鉴定意见；（六）勘验、检查、辨认笔录，现场笔录；（七）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在2019年4月3日20时许在沈阳市××南区××附近饮用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口服溶液。但原告向本庭提供的抚顺市通宇大漫游网吧上网记录及光盘可以证明原告事发时并未在沈阳市××南区××附近而是在抚顺市的通宇大漫游网吧上网。虽然原告在接受询问时承认了其于2019年4月3日20时左右在沈阳市××南兴隆大奥莱附近喝了一瓶磷酸可待因（大力）口服液，但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亦属于证据，办案人员也应在查证属实后，再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除本款第一项规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罚款决定，被处罚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5月14对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当场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500元罚款交给滨河派出所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代缴后于2019年5月16日开具罚款收据。而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才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可以认定被告的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综上，被告滨河派出所于2019年5月14对原告单洵作出的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定[2019]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滨河公安派出所于2019年5月14对原告单洵作出的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定[2019]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责令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滨河公安派出所依据办理行政案件的相关规定在查清事实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鸿雁人民陪审员  刘 杰人民陪审员  梁 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信欣然书记员裴莹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