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经贸企业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荔景楼**。法定代表人：潘艺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谦，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法定代表人：曾志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别良辉，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权，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夏剑忠，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增城经贸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增城经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盛公司）、原审被告夏剑忠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增城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谦，文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别良辉、朱明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增城经贸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文盛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均由文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注销前，增城经贸公司对于文盛公司享有涉案债权并不知情，文盛公司并不是已知债权人。首先，在2019年10月31日，增城法院作出(2019)粤0118执异55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文盛公司为(2003)增法执字第4202号的申请执行人。即使不考虑该裁定的生效时间，那么文盛公司取得本案涉案债权的时间也是在2019年10月31日。而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是在文盛公司取得本案涉案债权之前，即在2019年10月30日就已作出《清算报告》。故此，《清算报告》中的清算结果第1项：公司已通知债权人，该债权人不包括文盛公司。未能通知文盛公司是因为在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作出《清算报告》前，文盛公司并不是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债权人。其次，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审计报告及外经公司资产负债表没有将文盛公司的债权确认为外经公司的负债是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根据在2013年5月22日由广州红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红会审计字(2013)第582号《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第(二)项对负债类的清查，证实截止2012年12月31日，外经公司负债合计3,345,392.45元。其中，应付账款为3,343,387.19元，该负债是外经公司欠增城经贸公司、广州煌日用品公司等共计13家企业的款项。在上述负债中并没有包括本案的涉案债权款项，审计报告及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资产负债表没有将本案的涉案债权确认为公司的负债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负债的确认是有条件的，将一项现时义务确认为负债，除需要符合负债的定义，还需要同时满足会计准则第24条所规定的两项条件。本案涉案债权的判决书中，判决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是一项现时义务，符合负债的定义，但不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该连带之债的义务在没有实际履行前，是无法准确可靠计量实际发生金额。因为如果主债务人履行了还款的全部或部分义务，那么作为连带责任的外经公司则相应的无须履行义务或履行剩余部分的义务。因此，法院判决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该项义务，虽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负债的定义，但不能满足负债的确认条件。故根据会计准则第25条的规定，在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及上述审计报告中，均不应该反映本案的连带责任债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2013年5月22日的审计报告虽然时间间隔久远，但这却是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业报告，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在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本案中的诉讼。2005年12月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停止经营，2008年2月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所提供的上述审计报告是真实、客观和专业的。第三，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停止经营已超过14年。在这14年中，增城经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发生了两次变更（原法定代表人病亡，前任法定代表人被判刑），核心管理层也已退休，公司员工中遣散和退休人员占了绝大多数。故增城经贸公司虽然是该公司的出资人，但对14年前的公司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在清算期间，增城经贸公司所委派的人员只能根据该公司的财务账簿及审计报告来审核外经公司负债。增城经贸公司在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二、一审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所依据的法律，是基于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并不是连带责任，连带赔偿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基于侵权的赔偿责任也应该确认相关过错的程度和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文盛公司辩称，不同意增城经贸公司的上诉请求。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我方对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债权早在《清算报告》作出之前即已进行了催告，因此增城经贸公司表示对于我方所享有的债权不知情没有事实依据。二、增城经贸公司存在明显逃避还款责任的恶意，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夏剑忠未出庭应诉，也没有提及书面意见。文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增城经贸公司、夏剑忠赔偿文盛公司14704544.47元，其中本金3800000元及利息（从1997年1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1999年5月23日，从1999年5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已偿还的利息应予扣除）；2.一审案件诉讼费由增城经贸公司、夏剑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审理的农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03年6月18日作出（2003）增法民二初字第0063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1992年5月23日，农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分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农行增城支行贷款380万元给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借款期限1992年5月23日至1997年5月23日止，贷款利率按银行现行利率计息，如遇国家贷款利率调整，按调整后的新利率和计息方法计算。合同还约定由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分公司作为借款的保证人，当借款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借款合同时，由保证担保人负连带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农行增城支行按合同规定向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发放了贷款380万元，因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未能如期偿还贷款，农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分公司于1997年5月20日签订了《延期还款协议书》，约定贷款延期至1999年5月23日偿还，延期后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以及有关事项，仍按原《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条款执行。该民事判决书判决：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偿还中国农业银行增城市支行借款3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1997年12月21日至1999年5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1999年5月24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已偿还的利息应予扣除）；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农行增城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03）增法执字第4202号。另查明，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分公司于1992年3月24日变更名称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2019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8执异550号执行裁定书，查明以下事实：（2003）增法执字第4202号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对该案终结执行。后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先后经历两次转让。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了编号为“2016农银粤营委批转分70号信粤-A-2016-016-72”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约定将对增城市对外经济实业发展总公司、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并于2017年3月20日在《羊城晚报》A10版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2018年5月2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文盛公司签订编号为“信粤-B-2018-026-167”的《分户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文盛公司，并于2018年10月12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向文盛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裁定变更文盛公司为（2003）增法执字第4202号的申请执行人。2019年10月29日，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会的股东为增城经贸公司，代表公司100%表决权，决定：因公司被登记机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现同意公司解散并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增城经贸公司和夏剑忠组成，清算组负责人由夏剑忠担任，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法》有关条款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后即办理注销登记。夏剑忠在清算组负责人处签名，清算组成员有夏剑忠签名及增城经贸公司加盖公章。2019年10月30日，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作出《关于同意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注销决议》，载明：经主管部门（出资人）同意，决定注销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增城经贸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主管部门（出资人）处签章。同日，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作出《清算报告》，载明公司已进行清算，将清算结果报告如下：1、本公司已通知债权人。2、本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已处理和清理完毕。3、本公司所有税款已清缴完毕。4、本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今后如有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投资人承担。5、本公司债务清偿后，剩余财产已处理完毕，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已支付完毕。增城经贸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主管部门（出资人）处签章。2019年11月5日，广州市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注销登记。增城经贸公司与夏剑忠对上述事实无异议，但主张增城经贸公司是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的唯一成员，当时增城经贸公司任命夏剑忠为清算组负责人是应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并非实际负责清算事项；而夏剑忠则称其作为增城经贸公司的员工，服从增城经贸公司安排担任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但其未在清算报告上签名，未负责相应的清算事宜。增城经贸公司提交广州市红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出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增城经贸公司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行为，审计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已无任何资产，对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注销只是根据相关政策对国有僵尸企业尽快出清。文盛公司认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在2019年11月注销，而上述审计报告在2013年出具，无法证明在清算期间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资产情况，而且涉案债权经法院生效判决，但在上述审计报告中没有体现。夏剑忠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与增城经贸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拟证明其于2010年与增城经贸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及从2003年起由增城经贸公司为夏剑忠缴纳社保费用至今。文盛公司认为，即使夏剑忠为增城经贸公司员工，并不妨碍其成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的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条规定，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那夏剑忠属于增城经贸公司的员工，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作为增城经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存在密切联系，故夏剑忠任命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成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庭审中，双方确认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的《关于明确滚动排查新增国有“僵尸企业”名单和推进出清工作的通知》，其中增城区被纳入2018年广州市国有特困企业滚动排查库名单包含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上述通知指出：“特困企业脱困标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认定为实现脱困。1.通过资产重组、资本运营等方式明显提升企业价值。……2.通过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等方式获得企业可持续发展动力。……3.通过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实现国有股东退出。……4.通过降本增效等综合措施恢复企业正常经营。……。”此外，增城经贸公司承认在清算过程中未通知文盛公司申报债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已有生效法律文书判决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已注销）应就债务人增城市对外经济事业发展总公司对农行增城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合法受让债权的文盛公司持有债权凭证向一审法院主张债权，其主体适格。其次，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对于与农行增城支行的债权债务，以及文盛公司为新债权人是明知且予以确认的，故文盛公司是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已知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款：“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成立后及公司注销前并未通知包括文盛公司在内的债权人申报债权，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成员应对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成员增城经贸公司在《清算报告》中承诺“今后如有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投资人承担”，而增城经贸公司作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主管部门、清算义务人应当依照上述《清算报告》承诺履行。综上所述，文盛公司诉请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增城经贸公司对其未获清偿的债权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增城经贸公司辩称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委托广州市红日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5月22日出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未显示涉案债权，故在2019年10月清算时未通知债权人，该审计报告是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自行委托制作，且时间间隔久远，不足以推翻文盛公司作为债权人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然而，夏剑忠为增城经贸公司员工，其并非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非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其在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股东决定书中作为清算组负责人签字应为履行增城经贸公司的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增城经贸公司承担。故此，文盛公司诉请夏剑忠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于2020年7月30日判决如下：一、增城经贸企业集团公司对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在（2003）增法民二初字第00631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债务向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14元，由增城经贸企业集团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增城经贸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2020）粤0118执异567号《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拟证实文盛公司就本案债权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我方为被执行人，就同一权利重复申请保护。文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其表示已撤回将增城经贸公司追加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并提交了《撤回申请书》。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增城经贸公司对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进行清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对文盛公司受让的未受清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上述争议，文盛公司主张其系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增城经贸公司作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在对公司进行清算时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对其作出任何通知，且该恶意注销公司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因此要求增城经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增城经贸公司则认为在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注销前，其对于文盛公司享有涉案债权并不知情，文盛公司不是已知债权人。本院经审查认为，文盛公司主张的债权经由（2003）增法民二初字第00631号民事判决确定，该债权原由农行增城支行享有，之后经过多次债权转让，直至2018年5月22日由文盛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从上一手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受让获得，且双方就上述债权转让事宜于2018年10月12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向债务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履行了法定的通知义务。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作为债务人、增城经贸公司作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持股100%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对于上述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与农行增城支行之间的债权债务，以及文盛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等事项理当知晓，一审据此认定文盛公司系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并无不当。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在成立后及公司注销前未能通知文盛公司申报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增城经贸公司作为清算组成员，应对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务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增城经贸公司还在《清算报告》中对未完结的债权债务作出了相应安排，承诺“今后如有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投资人承担”，其作为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的主管部门、清算义务人，亦应遵循上述承诺履行。综合前述，广州对外经济发展增城公司清算组未履行清算职责，未通知已知债权人文盛公司申报债权，致使文盛公司的债权未能得到清偿，增城经贸公司作为清算义务人，应对文盛公司未受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增城经贸公司以文盛公司非已知债务人为由拒绝承担本案责任，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增城经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28元，由上诉人增城经贸企业集团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何冠莲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