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14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砚，男，1991年9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福，重庆海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小容，女，1974年8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碧，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昌坪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07116440058。法定代表人：马培福，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男，1971年12月30日出生，土家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普泽，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砚因与被上诉人朱小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枫木镇政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0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5日立案后，于2020年11月2日对上诉人刘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福，被上诉人朱小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碧，被上诉人枫木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马普泽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朱小容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遗漏了重要客观事实。2018年9月25日，上诉人于8:10分到驻村所在地枫木镇石鱼村村民委员会上班报道出勤打卡后，再自驾车搭载同事朱小容、陈涛到枫木镇政府准备开会。也就是说，上诉人是从其工作场所按照枫木镇政府通知自驾车到枫木镇政府开会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对此重要客观事实，原判没有认定。二、上诉人从其工作场所按照枫木镇政府通知自驾车到枫木镇政府开会的行为，系“私车公用”行为，应当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正如原判认为那样，上诉人到枫木镇政府开会的行为本身属于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事实上，上诉人无论开谁所有的车都是在为枫木镇政府服务，开车本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本案中，上诉人开自己所有的车是经枫木镇政府领导同意了的，因此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一部分。即使枫木镇政府不知上诉人的交通方式，甚至明确反对上诉人开自己的车办公事都不影响其作为职务行为的性质，因为问题的核心是上诉人的行为从目的上而言是职务授权范围内的行为，而不是与职务无关的行为。相反，如果上诉人使用单位的车辆却是为了办私事，就不属于职务行为。驾私车出公差涉及一个法律问题即该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职务行为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职务行为，是指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广义职务行为，还包括员工执行单位委托之事务时的行为，即指从事单位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判断是否是职务行为的标准主要有:是否以用人单位的名义;是否该行为在外观上足以被认为是外观行为;是否依社会共同经验足以认为与用人单位职务有相当关联；是否该行为所得利益由该用人单位享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雇主对其雇员的职务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采取确认的态度。从本案来看，单位通知上诉人从驻村所在地到枫木镇政府开会，上诉人驾驶自有车辆，该行为符合单位的批准指示。上诉人虽是车辆所有权人，但是其此次驾车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完成单位指派的工作任务，而非出于个人目的。因此，从其行为特点考察，完全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所以，上诉人“私车公用”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三、被上诉人朱小容获得工伤赔偿后再提起侵权责任赔偿，缺乏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伤系工伤且已经获得了工伤赔偿，虽然被上诉人是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但其所受伤是到枫木镇政府开会途中受伤，也就是说是上班期间在履行职务过错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由于上诉人系履行职务行为致使被上诉人朱小容受伤，那么被上诉人朱小容所受损失依法应该由上诉人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工伤赔偿和枫木镇政府承担的侵权责任赔偿均带有国家赔偿性质，在本案中，因朱小容已经获得了工伤赔偿，那么再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即是获得双份国家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即使朱小容依法应当获得人身损害赔偿，也应该由被上诉人枫木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原判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上诉人私车公用带同事的行为仍然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因为上诉人及同事是基于共同的公事，为了枫木镇政府的利益，在上班期间共同履行职务所致，本来同一个车到枫木镇政府开会是枫木镇政府领导的指示，即使不是枫木镇政府的指示行为，但枫木镇政府也没有明文禁止，而是允许的，特别是在山区偏远地区，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枫木镇政府是允许私车公用的，枫木镇政府每月支付500元的交通补助也证明了是允许私车公用的。因此，上诉人搭载被上诉人朱小容的行为完全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对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朱小容在一审诉讼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上诉人搭载被上诉人朱小容的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这也不影响上诉人私车公用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只要上诉人私车公用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那么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不论是致使同车同事、或者同车其他人受伤，还是致车外第三者受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伤者的损失均应由上诉人所在单位即被上诉人枫木镇政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原判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朱小容辩称，上诉人关于要求驳回被上诉人朱小容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搭载被上诉人朱小容导致朱小容受伤的事实双方无争议。因此，上诉人理应对朱小容的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至于上诉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应由枫木镇政府替代其承担责任，赞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由二审法院依法裁判；2.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朱小容获得工伤赔偿后不再获得侵权赔偿的理由不成立，因为不管是工伤赔偿还是枫木镇政府给予侵权赔偿均不属于国家赔偿的性质，枫木镇政府的赔偿也是属于民事赔偿，而且工伤职工受到侵权后应否获得双倍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应否获得侵权赔偿问题作了明确答复，被侵权人当然可以获得双份赔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有类似规定。因此，朱小容获得工伤赔偿和侵权赔偿的法律依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枫木镇政府辩称，朱小容系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扶贫办派遣到枫木镇的驻村队员，上诉人系枫木镇驻村扶贫队员，对扶贫驻村交通费用实行定额包干，即交通方式的解决由驻村队员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解决。朱小容拼车搭乘上诉人刘砚车辆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法庭作了陈述，朱小容的搭乘行为系上诉人刘砚的个人行为，属于好意搭乘，与履行扶贫职务工作无关，不属于私车公用。上诉人刘砚应谨慎驾驶，本次的交通事故应由其自行承担侵权责任，故刘砚搭载朱小容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对枫木镇政府的上诉请求。朱小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枫木镇政府和刘砚共同赔偿朱小容因刘砚履行职务行为给朱小容造成的损失共计350823.60元，并由枫木镇政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小容系重庆恒宏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职工，刘砚系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人民政府职工，朱小容、刘砚均系各自单位派驻枫木镇石鱼村驻村扶贫干部。因在同一村上开展工作，朱小容等驻村干部时有搭乘刘砚私车前往工作地点开展工作。2018年9月24日下午18:00左右，枫木镇政府发出通知：“请全体干部职工、驻乡工作队队员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于明天（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上午9:10，在四楼会议室参加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例会）。大家相互通知，务必按时参会。”2018年9月25日8时20分，刘砚驾驶车牌号为渝XXXX**的小型轿车从枫冷旅游路至枫木镇路段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小地名茶耳岩路段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车辆碰撞冲出公路，造成车辆受损，朱小容、案外人陈涛受伤及案外人杨明成所种黄连受损的交通事故。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第50024020180925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砚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朱小容及案外人陈涛、杨明成无责任。2018年9月25日11时25分，朱小容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办理住院，9月28日出院，住院3天。出院当天，朱小容按照医嘱转院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月2日出院，住院35天。出院当日，转回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康复治疗至2018年12月21日，住院49天。同年12月24日再次转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颅骨修补手术，住院治疗至2019年1月23日，住院30天。2019年3月1日－3月7日，转回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神经科继续治疗，住院6天。2019年3月10日－3月20日，转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肩袖修补术、肩关节滑膜切除术，住院治疗10天。2019年7月24日－8月8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15天。2019年9月26日－10月9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13天。2019年11月7日－11月14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天。共计住院治疗168天。2019年11月7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司法鉴定所对朱小容的伤残程度、护理期等作出鉴定意见：1.朱小容左上肢损伤的伤残程度为八级；朱小容颅脑损伤的伤残程度为九级；2.朱小容受伤后到2019年8月8日最后一次住院出院期间需要1人护理，最后一次住院出院后需要1人护理75-80日；3.朱小容的误工期为受伤后到最后一次住院出院后的105日；4.朱小容的营养期为120日；5.朱小容约需后续医疗费8000－10000元左右。刘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朱小容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护理期限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经朱小容、刘砚、枫木镇政府选定委托重庆市南岸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7月1日，重庆市南岸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朱小容右侧脑挫裂伤坏死脑组织清除术后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其轻度智力障碍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其左侧肩关节活动功能丧失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2.被鉴定人朱小容后续医疗费用约需人民币壹万元；3.被鉴定人朱小容伤后的护理期限为受伤后到伤残评定前一日。重庆市南岸司法鉴定所收取鉴定费3500元，由刘砚垫付。另查明，石扶领办﹝2018﹞14号文件《石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驻村工作队补助经费的通知》中第三条关于交通补助经费的规定，县级部门（单位）派驻的驻村工作队队员按1000元/人/月定额包干，县财政按500元/人/月的标准纳入预算，其余部分由各派出单位自行承担，乡镇（街道）派驻的驻村工作队队员按500元/人/月的标准包干。刘砚在庭审过程中自述朱小容与案外人搭乘其车辆，曾通过微信方式支付过200元，用于分摊车辆油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前光村村民委员会2020年7月27日出具证明，载明“我村村民朱太凡和谭英若夫妻二人共生育有六个子女，该二人均系农村居民，均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险，其生活来源全靠各子女供给”。2018年10月24日，重庆恒宏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朱小容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11月20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石人社伤险认字[2018]1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朱小容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砚搭载朱小容到枫木镇政府开会是否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行为，即本案朱小容损失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二、本案是否系好意同乘，应否减轻被搭乘人的责任，如应减轻，减轻比例应如何确定；三、朱小容损失的具体费用标准如何确定。下面评析如下：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只有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对他人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才承担侵权责任，即刘砚搭载朱小容的行为是否系执行工作任务是决定用人单位即枫木镇政府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该院认为，刘砚搭载朱小容到枫木镇政府开会行为不属执行工作任务行为，其理由如下：首先，刘砚属于枫木镇政府驻村扶贫工作队干部，工作任务是驻村扶贫，其工作任务范围并不包括接送同队干部回单位开会这一内容。2018年9月24日，朱小容和刘砚都接到“2019年9月25日在枫木镇政府开会”的通知，但枫木镇政府并未安排刘砚搭载朱小容到政府开会，也即刘砚搭载朱小容的行为，并不在刘砚工作职责范围内。尽管刘砚到枫木镇政府开会本身属于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但刘砚搭载朱小容的行为并非单位授意实施的行为，也并非系以用人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故该搭载行为不能认定为执行工作任务。其次，石扶领办﹝2018﹞14号文件中明确对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实行交通补助经费定额包干，即是驻村工作队队员自行解决交通问题。枫木镇政府仅提前通知到政府开会，并未安排如何乘车，朱小容、刘砚到枫木镇政府参会的途径由朱小容、刘砚自行决定，刘砚搭载朱小容一同到参会地点，系朱小容、刘砚之间的合意，不能证明该搭乘行为系执行枫木镇政府的工作任务的行为。刘砚在庭审过程中自认，刘砚在驻村工作上、下班途中，经常会搭载驻村的其他队员，朱小容及案外人也曾分别支付刘砚200元作为“拼油钱”，也说明刘砚搭载朱小容上、下班以及参加会议并非其职责范围，而是朱小容以乘坐顺风车的形式给刘砚分摊一定费用，刘砚搭载朱小容等行为仅是其私人的善意行为。故刘砚搭载朱小容导致朱小容受伤的责任应由刘砚个人承担，朱小容主张枫木镇政府承担责任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刘砚搭载朱小容应当认定为好意同乘，其理由如下：首先，刘砚的车辆是私家车，并无运营资格，刘砚也并非意图驾驶该车辆赚取运营费用，其搭载朱小容也非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其基于系驻同村的队友关系，基于善意为队友提供友情帮助，以及工作地点顺路好意搭载朱小容；其次，刘砚虽自认朱小容此前因搭乘行为曾支付过200元的“拼油钱”，但刘砚搭载朱小容并无营利目的，不是为追求报酬，旨在互帮互助，朱小容的给付行为与其享有的权益相比，不具有对价意义，且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本次搭乘，朱小容支付了相应费用。故刘砚搭载朱小容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好意同乘。结合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刘砚系为朱小容工作提供便利、朱小容已认定工伤等综合因素考量，酌情认定刘砚承担70%的责任。关于焦点三，朱小容的合理损失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确定。1.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结合司法鉴定意见，朱小容的残疾赔偿金计算应为：37939元×20年×22%=166931.6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朱小容因涉案交通事故受伤多次住院，共计住院168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60元/天，支持朱小容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元/天×168天=10080元。3.护理费，朱小容主张护理费按120元/天计算，从朱小容受伤之日2018年9月25日计算到伤残评定前一日即2020年6月30日止为73200元。重庆市南岸司法鉴定所对朱小容的护理期限鉴定意见为受伤后到伤残评定前一日，该伤残鉴定意见作为采信的证据并据此作为朱小容残疾赔偿金的评定标准，故该伤残鉴定意见作出之日为伤残评定之日，即朱小容的护理期限为2018年9月25日事故发生之日至重庆市南岸司法鉴定所对朱小容伤残评定前一日即2020年6月30日共计644天，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120元/天计算，即120元/天×168天=20160元，朱小容、刘砚均同意出院时间按部分护理依赖计算，即60元/天×（644天-168天）=28560元，朱小容护理费共计48720元。4.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结合朱小容受伤多次入院情况，结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加强营养”的出院医嘱，酌定营养费为1000元。5.被扶养费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朱小容的被扶养人朱太凡（事故发生时年满75岁）、谭英若（事故发生时年满73岁），生育6个子女，有所在村委会出具“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明，朱小容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789×5年×22%×2人÷6=9456元，故朱小容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9454元，予以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系好意搭乘，结合事故发生原因、刘砚无主观故意，刘砚自认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支持朱小容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综上，朱小容的损失共计240185.6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刘砚承担70%的责任，即165329.92元+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9329.9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刘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朱小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69329.92元；二、驳回朱小容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刘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67.66元（朱小容已预付），由朱小容负担867.66元，刘砚负担1200元；鉴定费3500元（刘砚已预付），由朱小容负担1050元，刘砚负担245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9月25日8时左右，刘砚驾驶自己所有渝XXXX**小型轿车搭载朱小容、陈涛到达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石鱼村村民委员会签到后，前往枫木镇政府开会，于当日8时20分行使至小地名茶耳岩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朱小容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可否向侵权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2.刘砚造成朱小容受伤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否由枫木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现作如下评述。一、朱小容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可否向侵权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确立了以下原则：1.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不能直接对用人单位提起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2.即使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建立工伤保险关系，只要该单位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也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予以赔偿。3.如果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对工伤保险赔偿有异议，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属于普通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4.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伤害，可以直接对第三人请求民事损害赔偿，属于普通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从而肯定了赔偿权利人对于侵权第三人有独立的赔偿请求权，朱小容得到工伤赔偿后，仍有权向侵权第三人提起民事侵权赔偿。故上诉人主张朱小容获得工伤赔偿后，不能提起民事侵权赔偿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刘砚造成朱小容受伤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否由枫木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其中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刘砚搭载朱小容等人，到扶贫所在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石鱼村村民委员会签到后，前往枫木镇政府开会，其行为应当视为上班后，再按照枫木镇政府的通知，前往枫木镇政府参加会议，不属于上班途中的行为，其驾驶自己的车辆前去开会的行为属于私车公用行为，可以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但刘砚搭载他人的行为则不构成职务行为。一是刘砚、朱小容系扶贫工作人员，其交通费用单位采取补助的方式，交通工具由其自行选择，并无证据证明枫木镇政府授意刘砚搭载朱小容前往枫木镇政府开会。刘砚搭载朱小容的行为，属于刘砚、朱小容自由合意行为。二是刘砚与其他扶贫工作人员达成协议，其他工作人员向刘砚支付200元“拼油钱”，由刘砚搭载其他扶贫人员上下班等，系双方的自愿行为，不属于刘砚工作职责范围，枫木镇政府对刘砚的行为并不知晓，更无同意的证据。三是刘砚前往枫木镇政府开会不属于枫木镇政府必须公务派车的情形。公务派车，是指党政机关配备的用于定向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包括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党政机关公车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党政机关应当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公务车，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务车。”本案中，刘砚、朱小容等扶贫工作人员均领取了交通补助，不属于公车用车的派送范围。四是刘砚对本次交通事故承担的是全部责任，其过错完全在于刘砚。综上分析，刘砚搭载他人的行为，属于实施与其职务无关的行为，对朱小容的损害应由刘砚承担。综上所述，刘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65元，由上诉人刘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