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广益路与庆丰路交叉口联创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张莉慧，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康，浙江匠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婷，浙江匠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苕溪东街**/div> 法定代表人：施华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江苏米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德清金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与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阿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金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判决缺乏基础证据，应当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中双方事先没有签订过合同，事后也没有签订过对账单。现金虹公司主张双方存在41笔货物交易并主张货款1224323.80元，故金虹公司应当提供该41笔货物交易的买卖合意、以及交付价值1224323.80元货物的证据。但金虹公司仅提供了13份送货单，且该13份送货单不仅没有阿福公司一方签字，连货物单价及金额也未注明。一审法院在缺乏基本证据的情况下判决阿福公司支付货款1186452元是错误的，未对案件基本事实予以查明。二、一审法院现仅凭阿福公司前员工阮加权与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就判决阿福公司根据金虹公司主张的货物数量、单价及金额进行支付，属于事实查明不清，判决依据不足。阿福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阮加权本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完整版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也认可阿福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才是完整真实的。根据该询问笔录阮加权在离职前是阿福公司的统计员，而统计的基础和来源是跟单业务员提供的送货单。纵观阮加权和施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对于施华强提供的统计清单，阮加权并未答复予以确认，或者回复已经对账完毕。相反阮加权本人在询问笔录当中明确其与施华强之间并未完成对账或达成过对账确认。其次施华强在2019年9月28日、2019年10月29日微信聊天中分别提供了一份统计表格（阿福公司在起诉时也将其作为主张1224323.80元的主要证据）。2019年11月1日阮加权在微信中表示“施老板，9月打圈的和10月没有打钩的我这边都没有单子”(共计16笔)。此后根据阮加权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施华强事后仅是把这些缺失的送货单复印件拿过去给过阮加权，但送货单上的数量双方并没有再进行过确认，最后没有完成过对账。事实上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没有反映阮加权对施华强后续提供的送货单复印件数量进行确认的内容，这和阮加权询问笔录陈述是相互印证的。因此金虹公司应当提供阮加权在微信统计表格中明确表示异议的16笔交易的送货单据及阿福公司一方签收确认的证据。但一审中金虹公司未完成上述举证，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对该16笔存在异议的货物交易及货款金额进行了认定，属于判决缺乏依据，事实查明不清。再次，通过阮加权和施华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以及阮加权的询问笔录，双方之间统计对账工作是根据送货单进行的，而统计的对象仅是送货数量，并不包括货物单价及金额，因为无论是阮加权的陈述，还是金虹公司一审提供的13份送货单，上述都没有记载单价及金额。故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阮加权与施华强根据送货单所进行的统计对账仅涉及货物数量，并不涉及单价和金额。金虹公司在一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41笔货物交易的单价及金额，在一审中也未申请法院对货物单价进行评估鉴定，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做查明情况下，直接根据金虹公司单方主张的单价及金额来进行判决，属于事实查明不清，判决缺乏依据。三、通过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存在退货以及金虹公司在没有接到指令情况下擅自送货情况，该部分退货及擅自送货数量应当在货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但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做查明，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一方面以阮加权和施华强微信聊天记录中统计表格作为判决依据，一方面对于统计表格中阮加权明确注明“退”字样的退货事实却不予查明，反而直接认定在货款总额中，属于判决自相矛盾，事实查明不清。阮加权在2019年11月1日微信聊天回发给施华强的统计表格中，有其中8笔交易用红字标识了“退”，证明上述货物存在退还情况。但一审法院对此却视而不见，也未对上述退货事实进行查明和判决。其次在阮加权和施华强，以及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和施华强的聊天记录中都反映客观存在退货情况以及金虹公司擅自送货而被通知要求拉回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此均未作查明，简单以金虹公司自己制作的统计表格作为真实货物交易数量、单价及金额，并作出一审判决，属于事实查明不清，判决缺乏基本证据。鉴于上述情况，阿福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判决缺乏基本证据，是一份错误判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故阿福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以后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金虹公司辩称：一、阿福公司认为41笔交易无合意，事后未有对账，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阿福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补强证据中阮加权与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的微信中有2019年9月28日施华强发给阮加权的对账单；2019年11月1日阮加权的微信聊天记录“施老板，9月打圈的和10月没有打钩的我这边都没有单子”“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拿过来，或者拍给我”；2019年11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施华强发了《阿福对账单》；2019年11月7日阮加权向施华强发了微信聊天记录“施老板，9月19日，黑色的3*2-60T这张单子和10月15号3*3-180的31833的单子那天复印好像没有”“你找找”。从以上的聊天内容来看，在2019年11月1日阮加权要求金虹公司提交的9月打圈和10月没有打钩的单子正是依据金虹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提交的对账单（41笔交易的一部分），在其核实后认为少的对账单要求金虹公司补齐。在2019年11月7日阮加权核对后仅有9月19日黑色的3*2-60T这张单子和10月15号3*3-180的31833的单子没有。这些聊天内容均可以证明41笔货物的送货单据及货物均已送达至阿福公司处。且无论是2019年9月28日的对账单还是2019年11月7日的对账单均有单价及金额。阿福公司认为事后没有签定过对账单、没有买卖合意等均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本案中阿福公司处员工阮加权与金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过2019年9月28日和2019年11月7日的两次对账，对送货的数量及金额已经达成了一致。阿福公司称单子阮加权没有确认、其仅为作统计，该陈述非客观事实。2019年4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开头）阮加权有说：“我是阿福会计”因此阮加权并非统计。2019年9月28日施华强（金虹公司处法定代表人）向该微信号有说：“你好，请问对账单发你吗”，阮加权回复说：“嗯，是的”。从上述对话来看，阮加权并不仅仅是核对货物的数量，也应核对货款金额，这是对账的应有之义。且买卖合同中的单价是合同中约定的比较重要的部分，虽然双方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有口头对单价的明确约定，否则如此大量的贸易，说没谈妥单价，与逻辑不符，而且金虹公司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发送给阿福公司的对账单上每笔货物都有明确的单价，有合同总价，因此双方已经完成了对账。三、金虹公司均是根据阿福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的指示，送货至阿福公司指定的第三方，阿福公司认为金虹公司擅自送货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且金虹公司未因质量问题而退货，阿福公司也无事实依据。阿福公司认为2019年11月1日回复施华强的图片中注明“退”字是要退货的意思，金虹公司不认可。因为一个“退”字表明的可能性会有很多，并非就一定是退货。而且阮加权给金虹公司发的图片目的是要金虹公司提供其还未收到的送货单据，这个上面的“退”字的意思金虹公司并不清楚，阿福公司及阮加权也未就该图片上标明“退”字的货物要求金虹公司退过货，在微信聊天记录上阮加权仅是要求金虹公司提供还未提供的送货单，没有任何要求退货的意思表示。金虹公司认为阿福公司标明的“退”字应是阿福公司内部的事务，与金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可能是要求金虹公司退货的意思表示。金虹公司的货物没有质量问题，事实上也没有退货，阿福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货物有质量问题，退一步讲，假使有过退货，那也是在对账之前的退货，与后来的对账没有任何关系。阿福公司列举的通知金虹公司要求拉回涉案货物的所谓事实，仅是阿福公司不想支付货款的不诚信的一种借口。金虹公司根据阿福公司的指示送货，对于其是否要求第三方加工，加工多少，都与金虹公司无关，因市场行为致其无法销售的部分无法推出系金虹公司擅自送货的结论，更无法达到其证明的目的。因此本案一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金虹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阿福公司支付金虹公司货款计1199323.8元及利息（以1199323.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价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阿福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阿福公司多次向金虹公司购买坯布。在买卖过程中，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而是由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方式联系金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以口头方式下订单，再由阿福公司指定送货地点，由金虹公司派车辆负责将坯布送至阿福公司指定印染厂进行再加工。现金虹公司认为阿福公司尚欠其货款1199323.8元未支付，而阿福公司认为双方共计发生的货款总额为143705.90元，已支付25000元，仅剩余货款118705.90元未支付，故纠纷成讼。 原审法院认为，金虹公司与阿福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但双方对交易的货款总额存在较大争议，是引起本案讼争的主要原因。对于该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一、从微信聊天记录分析。结合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微信聊天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双方均确认了与金虹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强微信聊天的人是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和公司前员工阮加权。其中，从施华强与张莉慧的聊天内容中可以看出，是由张莉慧联系施华强送货，也是由张莉慧指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的会计去对账。第一次对账的时间是2019年9月28日，由施华强发微信给阮加权，询问阮加权：“你好，请问对账单发给你吗”，阮加权回答“嗯，是的”，后施华强将对账单发给阮加权，当时对账单显示供货期间为2019年4月23日至9月25日，货款总额为696710.20元。阮加权表示先对账，同日17:04分，阮加权又将阿福公司开发票的资料通过微信发给了施华强。后续聊天记录中，阮加权提出有些单子没有，希望施华强有空的时候拿过去或者拍照给他。施华强表示同意。第二次对账时间是2019年11月7日上午10时20分，施华强将对账单在微信上发给阮加权，对账单显示供货期间为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0月15日，货款总额为1220677.3元，扣除2018年12月7日阿福公司支付的25000元，余款1195677.3元未支付。同日，施华强询问阮加权对账是否对好，如果有需要退货的可以直接扣掉。阮加权回复：“嗯”。同日下午13时33分，阮加权提出9月19日的单子和10月15日的单子没有，施华强回复9月19日的单子是染厂过去的，肯定会有的，后又将10月15日的单子拍照发给阮加权，阮加权回复：“嗯”。二、从送货单分析。金虹公司共提供12份送货单原件和1份送货单复印件，其中的复印件与2019年11月7日施华强与阮加权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送货单内容一致。通过对比该13份送货单与前述对账单，2019年9月2日、9月9日、9月15日、9月18日、9月25日、9月29日、10月5日、10月8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2日、10月15日的送货单与对账单在数量上均显示一致。另，前述聊天记录中，有两次对账的内容，根据常理，对账应以最后一次的对账数额为准。其中第一次对账后，在2019年11月1日，阮加权提出9月打圈的和10月没有打钩的单子没有，2019年11月7日第二次对账时，阮加权提出有两份单子没有，其中10月15日的送货单施华强通过微信将送货单照片发给阮加权，阮加权也收到了。但时间是9月19日，型号为黑色的3*2-60，数量为4011，匹数为21匹，货款为9225.3元的送货单，是阮加权在两次对账时均提出没有单子的。后续聊天过程中，施华强也并未将此送货单发送给阮加权，金虹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原件中也并未有该份送货单。故该份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需要在总金额中予以扣除。其余未有送货单原件的货款，阮加权在两次对账过程中，未提出异议，故对其余货款总额视为其在对账后认为无异议，双方发生交易的货款总额应是1211452元，扣除阿福公司已经支付的25000元，阿福公司尚欠金虹公司货款1186452元。综上所述，金虹公司要求阿福公司支付货款1199323.8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计算有误，予以调整。阿福公司认为双方在2019年9月18日以后取消了今后所有的订单，金虹公司存在延迟供货、货物质量问题，但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阿福公司支付金虹公司货款1186452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本金1186452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8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金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94减半交纳779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797元，金虹公司负担137元，阿福公司负担12660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之间对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争议，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阿福公司结欠金虹公司货款金额是多少。金虹公司为证明阿福公司结欠其货款，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施华强与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慧及阿福公司前员工阮加权的聊天记录。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阮加权在2019年4月1日添加施华强为好友时备注的信息是“我是阿福会计”，2019年9月28日，施华强向阮加权发送信息“你好，请问对账单发你吗”，阮加权回复“嗯，是的”，施华强发送对账单以后，阮加权表示“我先对”。2019年11月28日，张莉慧发送信息询问施华强“你那个给我们会计账对好没有……”，由以上信息可以看出，阮加权是以公司会计身份与金虹公司进行对账，对账行为是阮加权的职务行为。双方第一次对账发生在2019年9月28日，金虹公司提交对账单以后阮加权表示部分单子没有，希望金虹公司有空拿过去或者拍照给他。第二次对账发生在2019年11月7日，金虹公司提交对账单之后阮加权表示9月19日的单子和10月15日的单子没有。结合阿福公司向阮加权作的询问笔录，阮加权表示2019年9月28日对账后缺失的单据金虹公司已经提交，10月15日的单子后来也拍给了阮加权，据此，双方对账后缺失的单据仅有9月19日黑色的3*2-60T的单子。阮加权依职权与金虹公司进行对账，除9月19日黑色的3*2-60T的单子未能核实以外，对阿福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其余货物的数量以及单价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阿福公司对金虹公司供货数量及价格的认可，原审在扣除掉未能核实的单据所涉价款以后，对其余货物数量及价款予以认可并无不当，阿福公司主张货物单价未能确定及金虹公司擅自送货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阿福公司主张的退货，阮加权在其询问笔录中表示：“打圈对账单里面我写‘退’字的是有质量问题要求退，而跟单业务员给我的退货单子都是已经完成退货的单子，两个是不一样的”，根据上述陈述，阮加权写“退”字仅是要求退货，而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金虹公司就上述货物的退货事宜予以认可，也无证据证明退货事实已经发生，故阿福公司要求扣减上述货款金额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阿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4元，由上诉人嘉兴市阿福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新 审判员  周晓 审判员  郑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