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院**楼（SOHO尚都北塔**）**0511。负责人：周照峰，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晓云，北京斐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希夷，北京斐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保税区黄海西四路**国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5760824590。法定代表人：喻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德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宁，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斐石律师所）与上诉人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银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8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斐石律师所上诉请求，撤销（2019）辽0291民初8781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判项，改判珠江银行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3117384.1元（比一审判决增加金额935215.23元）；撤销（2019）辽0291民初8781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二判项，改判珠江银行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的逾期支付利息（以欠付的律师费为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二审诉讼费用由珠江银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斐石律师所已经按照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了约定义务，完成了代理目标，达到了律师费支付条件，珠江银行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全额支付律师费，一审判决仅按70%的比例支持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第20页第二段论述：斐石律师所依约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义务，通过斐石律师所履行合同义务行为，中储公司向珠江银行支付了款项，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条件，珠江银行依约应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款的计算标准，计算律师费为3117384.1元。但一审判决在作了上述论述之后，酌定按70%的比例支付律师费2182168.87元，此酌定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第一、《代理方案》不是律师费支付与否以及支付多少的依据。1、《代理方案》是斐石律师所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应珠江银行的要求出具的。在《代理方案》的开篇，斐石律师所就明确，是在初步研究珠江银行提供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的一个初步分析，此分析是斐石律师所基于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对相关法律的理解而对一审判决以及案件二审走向做出的一个判断，斐石律师所没有在《代理方案》中做出任何判决结果上的承诺和保证，更没有刻意对珠江银行进行误导。2、《代理方案》不是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只是斐石律师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对拟代理案件的一个法律分析，不构成承诺和保证，一审法院认为斐石律师所没有如《代理方案》所述为珠江银行争取到更高的比例，故酌定减按70%支付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3、反观《代理方案》的内容，斐石律师所经过对一审判决的分析及联系其他事实综合判断，只是认为“有机会改判”、“改判难度将会非常大”，所以提出“二审目标应首先保证中储公司承担30%责任的前提下，争取达到其承担更高的赔偿责任”。争取对客户有利的结果，是每一个执业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但争取并不是保证。且在代理方案中，斐石律师所也多次提到“如不能令到二审改判，也应提起再审”、“如仍然维持原判，我们在申请再审的同时，申请执行”，这些都证明斐石律师所并未保证会改判，且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有维持原判的结果。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客观的，将这些问题摆明给客户也是对客户认真负责任的，但上述的分析和判断不构成律师费支付的条件也不是减付律师费的原因。4、一审判决的论述前后矛盾。二审是否改判中储公司承担更高的责任比例与支付律师费无关。第二、“原告未能依约在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二审”不是减付律师费的原因。1、在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二审，虽是合同约定的代理目标之一，但合同并未约定，没有在此期限前完成二审，就会产生减付律师费的后果。2、二审开庭后珠江银行有意向与中储公司调解，但需要时间走内部审议及报发起行审批的程序，珠江银行安排斐石律师所与经办法官联系给宽限期调解。从二审判决书落款时间来看，本是可以在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二审的，就是因为珠江银行审议调解而拖延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此，双方曾电话联系过，不会因此而追究任何责任。3、正是因为前述第2点原因，珠江银行并未就此期限问题提出抗辩，2019年4月30日前未完成二审，按照代理合同，珠江银行有权解除合同，但珠江银行并未行使解除权，也就说明珠江银行对此无异议，且未在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二审对涉案债权的回收没有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不应以此理由判减支付律师费。第三、在合同对律师费的计算标准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合同，而不是擅用自由裁量权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委托代理合同》已经约定了计算方法，且律师费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当地的律师费收取标准，法官不应调减律师费。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自行酌定按70%支付律师费，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二、一审判决仅支持按同期贷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一、珠江银行主张按同期贷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法律依据。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任何一方违约或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珠江银行逾期支付律师费属违约，给斐石律师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是利息损失，珠江银行应当向斐石律师所赔偿此部分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案《委托代理合同》是有偿的法律服务合同，故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本案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没有约定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所以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03]251号）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因此，上诉人主张按同期贷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二、被上诉人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并非是因对合同的“有效执行回款”的理解有歧义，而是上诉人恶意违约，只是以此作为其违反诚实信用的借口。一审判决称考虑逾期支付律师费的部分原因是双方对于付费条件存在理解争议，“有效执行回款”的约定直接来源于《代理方案》，并考虑斐石律师所的实际损失，而没有支持上浮50%，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珠江银行很显然违反了该原则。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其实就是一份债权清收的委托代理合同，珠江银行委托上诉人代理案件的二审、再审和执行，在一定的期限内为珠江银行完成港湾谷物案件的债权回收，其合同目的也就是通过代理人的代理活动，实现债权的清收。债权是否回收、回收数额多少与律师费的有无、多少直接挂钩。所以“有效执行回款”一词根本不存在歧义。并且，正如一审判决所说，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都能判断“有效执行回款是指合同有效期内与原告履行义务有关的回款”，不会存在歧义。因此即使“有效执行回款”一词出自我们的代理方案，这并不是珠江银行违约和不诚信的借口。一审判决以此为理由不支持其承担违约金利率上浮是错误的。并且，珠江银行内心的认识并不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减轻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的法定事由。珠江银行作为银行机构以低息吸储高息放贷赚取息差为业，一审的判决会令其因违约而得利，逾期支付不用承担罚息，没有违约成本，客观上鼓励了珠江银行违约和不诚信，所以斐石律师所主张按同期贷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具有法律依据。综上，斐石律师所已经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义务，达到了律师费支付条件，珠江银行应全额支付律师费，并按同期贷款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判决按70%比例支付律师费及调低逾期付款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法律适用错误。珠江银行辩称，不同意斐石律师所的上诉请求，本案没有达到支付律师费的条件，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全面审查。关于律师事务所的第二项请求内容是迟延支付利息问题，一审判决忽略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的付款时间的约定，合同上表述是乙方开具的律师费发票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很清楚，先有律师费发票，后才会付款，现在发票没有付，如果发票付，双方付款时点没有达到，谈不上迟延付。凭发票支取律师费的约定是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受合同约束，从发票程序性条件没有具备的基础上，迟延履行违约金不成立。珠江银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斐石律师所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斐石律师所承担。事实和理由：案涉合同为风险代理合同，双方诉争焦点为风险律师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案涉合同关于风险律师费的支付约定如下：第一条“本代理合同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即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其律师费的支付按照实际执行收回债权金额的一定比例计付，没有清收效果的不支付任何费用”。第五条“代理费用”：“本合同项下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标准和方式支付”，“以4000万为基数，有效执行回款30%（含）以下的部分，按执行回款的15%支付……”；“在代理期限内，甲方有权通过债务重组、和解、转让债权或其他方式处分债权。甲方通过上述方式处分债权收回的现金或资产，无需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客观原因甲方不能或不便通过处置乙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收回债权的，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第八条“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独立办理或者另行委托第三人代理本案件，在不利用乙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情况下收回的资产，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一审判决的基础是将案涉合同中作为付款条件核心概念的“执行回款”扩大解释为“回款”，认为在斐石所代理案件后，只要取得债权回收，珠江银行就应按回款比例支付风险律师费，这显属错误。案涉合同第五条“代理费用”这一章，约定“有效执行回款30%（含）以下的部分，按执行回款的15%支付”。双方明确使用了“执行回款”这一概念。一审法院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三方面对其扩大解释的理由作了说明，但是均存在严重错误，简述如下：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首先，“执行回款”与“回款”字面看即可知，“回款”是“执行回款”的上位概念，“执行回款”是“回款”中受“执行”这个词限定的那一部分，二者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非等同关系。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不言自明。一审法院从文义角度，将合同中作为付款条件的“执行回款”扩大解释为“回款”，这不仅违背了“回款”与“执行回款”的字面含义，更违背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执行回款”一词的通常理解。其次，一审判决通过解读案涉合同第一条“律师费的支付按照实际执行收回债权金额的一定比例计付，没有清收效果的不支付任何费用”，来突破文义，得出“执行回款”等于“回款”的结论，其逻辑上的错误显而易见。一审判决认为，“律师费按照实际执行收回债权金额的一定比例计付”是关于律师费支付条件的约定；“没有清收效果的不支付任何费用”是关于不支付律师费情形的约定。这是正确的，但是其后的“无缝衔接”理论就毫无道理了。再次，案涉争议的“代理费用”条款，系根据斐石律师所在与珠江银行协商代理合同过程中，提交的“收费方案”制作的。合同中的“执行回款”一词，出自斐石律师所的收费方案。斐石律师所是明知“回款”与“执行回款”这两个概念区别的，否则其没有必要在引用原文时，刻意删改。同时，庭审中也查明，在收费方案中提出“执行回款”概念的斐石律师所，并没有在签约过程中，向珠江银行说明它所认为的“执行回款”与“回款”含义相同。其单方认为在履行合同时，却要求将“执行回款”扩大解释为“回款”，这种做法有违诚信。在本案合同纠纷的语境下，“执行”的含义是指在法院组织下所进行的实现判决内容的诉讼活动。同时，在案涉合同中，不仅在双方争议的第五条“律师费用”条款里，使用了“执行”一词，而且在前言、第一条第2、3项、第二条第3项、第五条第5项、第七条第1项等条款中，双方还16次使用“执行”这一概念。而这16次“执行”用语的含义，毫无异议的均为“执行程序”。同一合同中所使用的同一词语，除非有特别说明，其含义应该是统一的。2.本案合同中不仅“执行”这一概念含义明确，而且当其与“回款”一词组成“执行回款”这个词组时，其内涵和外延则更清晰。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根据司法文件用语，都没有将“执行回款”扩大解释为“回款”的空间。第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一审判决援引合同第七条“合同解除”章的内容，对合同第五条“代理费用”章的内容进行解释。珠江银行没有取得约定解除权，合同继续履行。但合同继续履行，不代表没有取得约定解除权的珠江银行就有付款义务。是否付款，还是要看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因斐石律师所的履行没有触达付款条件，因此合同就处于僵局，这是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根据的。即使合同处于僵局，珠江银行也没有付款义务。一审判决隐含的一个逻辑是，如果斐石律师所取得实质性进展，而珠江银行基于付款条件未成就而不付款的话，这就与合同的体系性约定和一般的社会认识相悖。但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就是以是否符合付款条件为付款依据，而不是以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付款依据。对此，斐石律师所庭审中及庭审后，都明确表示法庭不应将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判断应否付款的标准，而应以是否符合付款条件作为唯一审查焦点。第三，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一审判决基于合同为斐石所设定了代理期限，因此推断出合同的目的为“尽快收回债权”。基于此合同目的的推断，一审判决认为有必要将“执行回款”扩大解释为“回款”。但，一审判决无论是关于合同目的推断，还此合同目的下扩大解释的推理，都与合同内容相悖。本案核心焦点为，应否将“执行回款”理解为“回款”。在合同中使用的是“执行回款”概念，就意味着双方确认，其约定的付款条件范围，小于珠江银行作为诉请依据所使用的“回款”范围。案涉合同不仅是一份清收合同，更是一份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清收的合同。吸储、放贷、清收，是银行三大核心业务。案涉合同目的，并没有停留在“尽快收回债权”这个层面，而是进一步细化到，“对银行自己搞不定的那部分清收工作，才会许以高额取费，激励律师，尽快收回债权”。案涉诉讼中与中储相关的纠纷，为银行贷款清收中嵌套的“质物监管合同纠纷”。中储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而是质物的监管人；中储具有履行能力，其他债务人无财产线索；案涉诉讼处于，历经中院一审（判令中储100%赔偿责任），高院二审裁定发回，再次一审中院严格按照最高法院指导意见判决中储公司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的状态。对此各方均无异议。在此情况下，斐石所为取得签约向珠江银行，递交了七页纸的代理方案。其用了六页多的篇幅，分析论证得出结论为一审判决关于中储的责任比例是错误的、二审或再审有机会让中储承担更高比例赔偿责任；同时报价方案明确为按“执行回款”取费。为什么要这么分析和报价？因为斐石所清楚知道，面对具有超强履行能力的中储，银行办不到的是如何提高中储的责任比例，而不是担心中储履行不能。而面对主债务人和担保人，银行办不到的是，如何获取财产线索取得执行回款，而不是获得承担全责的胜诉判决。正是这样内容的法律分析和报价方案，使得斐石律师所，在包括天同所在内的众多投标律所中，脱颖而出获得签约。通过该代理方案中的法律分析和取费报价可以看出，斐石律师所清楚知道，银行此时外聘律师，就是要去追求银行通过自身努力无法实现的那部分债权。而不是只要取得清收效果，无论是谁的线索，谁的努力，都要支付律师费。其次，关于合同第五条第3项和第4项的解析。（一）合同第五条第3项约定，代理期限内，如甲方通过债务重组、和解、转让债权或其他方式处分债权，取得现金或资产的，无需向乙方付费；但有证据证明乙方对上述处置做了重要工作的，则甲方可酌情在代理费标准50%以下，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该条款的基本含义是，如甲方通过重组、和解、转让或其他方式取得清收回款的，则须根据乙方有否实质性贡献来判断是否付费。首先，该条约定与“有回款就付费”的观点不符，也与斐石律师所主张的，如果银行得到“债权回收”而无需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则与“尽快收回债权”的合同目的不符的观点相悖。其次，通过这条约定可知，如果将该条第1项中约定的按执行回款的比例支付律师费，解读为按回款的比例支付律师费的话，则第3项与第1项内容矛盾。第1项约定，甲方取得执行回款，则按比例支付律师费，未约定其他限制条件。而第3项约定，如果是甲方通过和解等方式取得回款，则须乙方做了重要工作才酌情付费。2.本案中，对于没有进入执行，且在付款条件远未达到的情况下，中储主动向珠江银行给付的款项，其更符合“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回款”的范围。（二）合同第五条第4项约定，“甲方因客观原因不能或不便通过处置乙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收回债权的，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首先该项约定至少说明，不是有回款，就应支付律师费。这与斐石所主张的“有回款，就付费”观点相悖。也与斐石所主张的，如果银行得到“债权回收”而不向斐石所支付律师费，就与合同目的不符的观点相悖。2．该项约定还至少说明，律师费的支付，与实现债权回收所使用的财产线索是否为斐石所提供有关系。有关系就意味着，肯定不是无论谁的线索，只要回款就应支付律师费。否则即与此项条款约定冲突，也没必要在合同第二条中明确银行和律所各自提供了哪些线索。综上，无论是做通常理解的文义解释，还是作系统解释、目的解释、诚信解释，都没有将合同中所约定的作为律师费支付条件核心概念的“执行回款”扩大解释为“回款”的理由。即，案涉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斐石律师所的全部一审诉请均不应得到支持。斐石律师所辩称，不同意珠江银行的上诉请求。1、珠江银行将有效执行回款解释为法院强制执行回款，违背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采纳。珠江银行在委托我所之前已经自行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只是简单提出了上诉请求，包括要求改判中储公司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之所以有这个请求是因为一审判决是判决法院对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不能清偿的部分中储银行才承担30%的赔偿责任。珠江银行在原一审阶段，发回重审后，只是追加了主债务人，没有追加保证人。在起诉八个担保人时，诉讼时效已经过了，因此珠江银行担心，因为本案只有中储公司才有履行能力，中储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是回款的关键，珠江银行与本所交流的过程中，希望斐石律师所做到中储公司承担直接的责任，因为在其他多个案件中，中外运和中储公司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对是否到了承担责任的节点均提出了异议，中储公司根本没有起诉担保人，因此会对强制执行过程中造成很大的障碍。而中储公司作为直接赔偿责任人，可以避过这个不利点。珠江银行也希望由中储公司承担直接责任，中储公司在经过我方二审阶段调解工作，其已经同意直接向珠江银行付款，这才使他们在二审判决作出后直接向珠江银行付款，也达到了最快速度回款的效果。斐石律师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珠江银行立即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117384.1元；2.判令珠江银行向斐石律师所赔偿逾期支付律师费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3.诉讼费由珠江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珠江银行作为原告诉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大连吉港粮油有限公司、大连光德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中储公司作为被告以及大连新港港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的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案涉代理案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辽02民初43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判决除中储公司以外的各被告分别偿还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50万元及利息、复利、罚息(自2014年10月21日起至2014年12月5日止按年息9.6%计收利息，并对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年息9.6%加收50%计收复利；自2014年12月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息9.6%加收50%计收罚息)，判决中储公司在人民法院对上述各被告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珠江银行案涉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珠江银行、中储公司均对该判决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8日，斐石律师所向珠江银行提交《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代理方案》(以下简称《代理方案》)。该《代理方案》载明：经斐石律师所初步研究珠江银行提供的资料，并多方查找相关案例，认为案涉代理案件一审判决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作出的，但案涉代理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所涉案件存在诸多不同点。珠江银行对该案判决及执行结果分析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上诉后有机会改判；但有在先判例如此多的情况下，改判的难度将会非常大，且中储公司已经上诉，所以二审目标应首先保证中储公司承担30%责任的前提下，争取达到其承担更高的赔偿责任；如不能令到二审改判，也应提起再审；关于执行，如二审仍然维持一审判决，斐石律师所将在申请再审的同时会同时申请执行，执行阶段也会有一定难度，因为判词方面会给对方在执行阶段提供很多理由提出异议。就担保人问题，斐石律师所认为可以跨过该障碍，因为担保人不是本案当事人，但判决也没有限定一定是在本案对担保人执行完毕后才能对中储公司执行。斐石律师所已经查询到八个担保人在其他案件中承担责任的判决，同样都是在大连法院执行，如果法院通过对其他案件的执行无法执行到八个担保人的财产，也即证明法院已经强制执行过了。另关于收费，斐石律师所拟代理二审、再审和执行工作，实行风险收费，前期无费用。如能在二审或再审阶段取得判决中储公司承担超过30%的赔偿责任，收取一定费用；有效执行回款标的30%(含)的按15%支付，有效执行回款标的30%以上至70%(含)的支付18%，有效执行回款标的70%以上的支付20%。2018年7月18日，珠江银行作为甲方、斐石律师所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珠江银行委托斐石律师所代理案涉代理案件的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本代理合同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律师费的支付按照实际执行收回债权金额的一定比例计付，没有清收效果的不支付任何费用。第二条乙方代理工作约定：1.甲方原有的抵押物、查封物或其他已掌握的财产线索包括：(1)(空白)；(2)(空白)。2.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财产线索为：(1)(空白)；(2)(空白)。3.乙方代理目标：(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如3个月内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我行可依据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通过向代理律所发函的方式单方提前解除合同)；(2)2019年4月30日之前完成二审；(3)2020年1月18日之前执行。第三条约定，乙方义务包括：勤勉尽责、保守秘密；积极协调与有关部门的关系；及时起草、修改、审查案件相关法律文书和办理法律手续；及时解答甲方案件相关法律问题；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及时向甲方提交代理工作方案等。第五条代理费用约定：1.本合同项下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标准和方式支付：(1)以4000万为基数，有效执行回款30%(含)以下的部分，按执行回款的15%支付；(2)以4000万为基数，有效执行回款30%-70%(含)的部分，按执行回款的18%支付；(3)以4000万为基数，有效执行回款70%以上的部分，按执行回款的20%支付；(4)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诉讼的项目总价款不超过708万元。2.收回现金的，甲方在收回现金到达甲方账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凭乙方开具的律师费发票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收回能够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的非现金资产的，甲方在非现金资产转移到甲方名下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凭乙方开具的律师费发票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收回虽不能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但甲方同意接受的非现金资产的，甲方在验收接管此类非现金资产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凭乙方开具的律师费发票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在代理期限内，甲方有权通过债务重组、和解、转让债权或其他方式处分债权。甲方通过上述方式处分债权收回的现金或资产，无需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但有证据证明乙方在代理期限内为促成上述债权处置做了重要工作的，甲方可酌情支付代理费，代理费的支付最高不超过本合同代理费标准的50%(可根据与律所协商情况自行修改此处的百分比，但一般不超过50%)。4.因客观原因甲方不能或不便通过处置乙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收回债权的，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5.乙方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方式收回资产后，如因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或错误执行而导致执行回转情形，致使甲方最终收回的资产减少，甲方有权按照执行回转金额对应的比例扣减代理费；如该回转涉及损害赔偿，且回转是由乙方原因所致，则乙方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6.办案费用(交通、食宿、文件制作和传递等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第七条第1款约定，代理人存在以下情况时，甲方有权单方宣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未能按本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实现代理目标或在3个月内没有实质性进展的(实质性进展是指包括但不限于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①签订代理合同时贷款尚未诉讼，经代理律师推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或者②签订代理合同时案件正在审理，经代理律师推动，案件由法院作出判决或确定即将作出判决；或者③签订代理合同时未能掌握财产线索，经代理律师努力，推动法院查封、冻结债务人有效财产；或者④签订代理合同时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经代理律师推动，对执行财产委托评估或拍卖；或者⑤签订代理合同时案件已中止执行，经代理律师推动，法院裁定恢复执行并取得一定执行成效；或者⑥经代理律师努力，促成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第八条其他约定：1.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独立办理或另行委托第三人代理案件，在不利用乙方提供的财产线索的情况下收回的资产，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如甲方独立办案或另行委托第三人代理本案并先于乙方收回贷款，对于乙方收回的超出甲方剩余债权总额的部分，乙方不得就该部分主张代理费用。第十条合同生效和终止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0年1月18日。如果乙方未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为甲方收回符合甲方要求的资产，本合同有效期限届满，双方自动终止委托代理关系，乙方的工作成果归甲方所有，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如乙方代理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不能在代理期限届满前处置资产并实际收回款项，乙方应于本合同代理期限届满前10日内向甲方提出延长代理期限申请，经甲方同意可签订补充协议延长代理期限，延长的具体期限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珠江银行于2018年7月18日和2019年向斐石律师所的执业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和《变更授权委托书》，委托斐石律师所的执业律师实施案涉代理案件的代理工作。2018年7月23日，案涉代理案件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立案。立案后，斐石律师所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该案《上诉状补充意见》、《二审答辩状》、《关于责任承担比例和责任承担形式的法律意见》、《上诉人意见概述》等相关材料，补充提交了(2015)长刑二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等二审证据材料，并委派执业律师出庭参加了该案二审庭审。案涉代理案件二审过程中，斐石律师所于2019年2月向珠江银行提交了《代理工作报告》、《大连港湾谷物项目工作报告》，于2019年3月4日向珠江银行发送了《大连港湾谷物项目开庭报告》。2019年4月，斐石律师所向珠江银行发送《关于大连港湾谷物项目调解的法律意见》，在该意见中斐石律师所陈述：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中储公司愿意承担30%责任，并认为中储公司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已基本不可能改判，且该判项难以执行，故如中储公司能按照30%直接赔偿责任进行调解对珠江银行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建议珠江银行同意调解。珠江银行接收该意见后经研究未同意与中储公司进行调解。2019年6月10日，斐石律师所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涉代理案件二审判决书即(2018)辽民终5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珠江银行和中储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21日，斐石律师所向珠江银行提交了《关于中储公司履行终审判决的意见和说明》，载明：中储公司已经收到判决书，对其他四债务人尚需公告送达，经珠江银行与中储公司沟通，中储公司为避免随时间的拖延而产生更多的利息和罚息及迟延履行的加倍利息，愿意现在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赔偿责任。珠江银行认为，根据判决内容，中储公司承担的是部分补充赔偿责任，应在对其他全部债务人执行的不能的情况下才由中储公司承担责任，现中储公司愿意即时履行该赔偿责任，对斐石律师所有利。同时，斐石律师所并向珠江银行报送了《利息计算表》。珠江银行收到《关于中储公司履行终审判决的意见和说明》后，对《利息计算表》进行核实和更正，并同意中储公司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赔偿责任。2019年6月25日，珠江银行向中储公司出具《收款帐户确认书》，确认了中储公司履行案涉代理案件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可向珠江银行提供的账户付款。中储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向珠江银行确认账户支付了********.56元。对于该款项，珠江银行亦当庭自认系中储公司通过斐石律师所联系珠江银行付款。2019年6月26日，斐石律师所执业律师雷晓云通过微信与珠江银行负责与斐石律师所联系的工作人员张寅龙沟通律师费和发票问题。雷晓云询问：关于律师费，要求我们先出发票吗?如果需要的话，及时联系我哈。张寅龙答复：好的，放心，发起行回了，马上联系您。2019年7月10日斐石律师所向珠江银行提交《大连港湾谷物项目律师代理工作报告》和《关于律师费的申请报告》。2019年8月6日斐石律师所向被告发出《关于支付律师费的敦促函》，催促珠江银行依照《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费3117384.1元。珠江银行收到《关于律师费的申请报告》和《关于支付律师费的敦促函》后未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斐石律师所亦未向珠江银行出具律师费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斐石律师所与珠江银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合法有效，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斐石律师所是否全面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达到了合同约定的珠江银行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围绕这一争议焦点，有以下几方面主要问题：一、“有效执行回款”是否应理解为仅限于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所获得的回款。《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按照实际执行收回债权金额的一定比例计付，没有清收效果的不支付任何费用。第五条第1款约定，律师代理费以4000万为基数按有效执行回款的一定比例作为标准和方式支付。从以上约定可见，《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的“实际执行收回债权”与第五条第1款约定的“有效执行回款”的内涵和外延应为一致，此为支付律师费的约定条件。关于如何理解“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双方存在实质性争议。斐石律师所认为，所有经斐石律师所工作的回款均应认定为“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珠江银行则认为，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收回的债权或款项，才能认定为“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其他任何形式的回款包括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前债务人自动履行的回款均不能认定为“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斐石律师所的理解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珠江银行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文件[法发(2008)26号]，其文件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该通知为法院内部规范性文件，并非司法解释，对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该通知也仅提及“要深入开展对执行款物管理的专项治理，执行回款应及时发还债权人，严禁挪用执行款物”，并未对何为“执行回款”进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故从文义解释看，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未作具体解释，且相关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无法根据文义直接确定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何方对“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的理解更为准确。但《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按照实际执行收回债权金额的一定比例计付，没有清收效果的不支付任何费用。该约定前句是关于支付律师费条件的约定，后句是关于不支付律师费情形的约定，两者约定应为无缝衔接。而后句“没有清收效果”的约定显然应当理解为没有任何形式的回款，不限于强制执行回款。按照斐石律师所对“实际执行收回债权”的理解，所有经斐石律师所工作的回款均为“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则该约定前句与后句之间能够实现无缝衔接。但如按照珠江银行对“实际执行收回债权”的理解，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收回的债权或款项才能认定为“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则前句与后句约定之间存在明显缝隙，即在有回款但并非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收回的债权或款项时，无法确定是否应支付律师费，显然与合同约定的严谨性相悖。故从文义解释看，斐石律师所对“实际执行收回债权”的理解更具合理性。第二，从体系解释来看，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在3个月内如斐石律师所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则珠江银行可单方解除合同。该款第⑥项约定，经代理律师努力促成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应视作斐石律师所代理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经代理律师努力促成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显然不限于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依该条以及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如经斐石律师所努力，在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前，各债务人履行了还款义务，则因斐石律师所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珠江银行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该合同对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双方仍有约束力。但如按珠江银行对“实际执行收回债权”的理解，则会因并非通过强制程序收回债权或款项，斐石律师所无法取得《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从而导致案涉《委托代理合同》陷入合同对双方有约束力、斐石律师所做出了合同认可的实质性进展的工作、但斐石律师所无法依据《委托代理合同》主张律师费的僵局，这显然与合同体系性约定以及社会一般认识相悖。第三，从目的解释看，《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第3款关于乙方代理目标的约定系体现合同目的之约定。该款具体约定为：(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取得实质性进展；(2)2019年4月30日之前完成二审；(3)2020年1月18日之前执行。该条第(3)项中的“执行”，结合《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关于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1月18日的约定，应理解为完成执行工作。上述三项约定均为时限性约定。根据上述约定，自2018年7月18日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日起至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约定完成执行工作之日止，斐石律师所的代理期限为1年6个月，结合案涉代理案件中部分当事人需公告送达的情况分析，时间极为紧张。从该款约定可以推断出，珠江银行订立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收回债权。该种合同目的，也体现在案涉代理案件二审终审判决作出后，珠江银行没有选择为了较高利息(年息9.6%利息、年息9.6%加收50%计收罚息以及迟延履行利息)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而是提前接受中储公司自动履行义务。而如根据珠江银行理解，将“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实际执行回款”理解为经过强制执行程序收回债权，则会促使斐石律师所放弃中储公司的主动履行，而选择推动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显然与尽快收回债权的合同目的相悖。综上，珠江银行关于“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实际执行回款”应理解为必须是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收回债权或款项的意见，在文义上不具合理性，在体系上与合同其他条款相冲突，在目的上与合同目的相悖，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应指合同有效期内与斐石律师所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回款，而不限于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收回的债权或款项。二、关于“有效执行回款”是否必须为通过斐石律师所提供财产线索所取得的回款的理解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不能作此理解。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第2款关于斐石律师所提供的财产线索的约定为空白，《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中亦未明确将提供财产线索作为斐石律师所的义务，特别是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和第五条约定中，均未对“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施加斐石律师所提供财产线索的限定，在合同无约定的情况下，不应对有效执行回款进行施加条件的限缩解释。第二，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4款约定，珠江银行因客观原因不能或不便通过处置乙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收回债权的，珠江银行无需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该款约定系关于珠江银行支付律师费的排除性约定，并非关于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性约定，依该款约定不能得出斐石律师所未提供财产线索取得的回款即不属于有效执行回款、珠江银行无须支付律师费的结论。三、中储公司的付款是否与斐石律师所履行合同义务有关。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斐石律师所依约实施了代理行为，代理期间向二审合议庭递交了《上诉状补充意见》、《二审答辩状》、《上诉人意见概述》、《关于责任承担比例和责任承担形式的法律意见》等材料以及相关证据，依法委派律师参加了案涉代理案件二审庭审，开展与中储公司调解工作，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又联系中储公司和珠江银行推进中储公司付款事宜。在代理过程中，斐石律师所在相关程序中及时向珠江银行提交工作报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中储公司的付款，显然是建立在前期斐石律师所代理案涉代理案件二审、推动调解、联系付款等工作基础上实施的，且珠江银行亦自认该款项并非珠江银行独立办理或另行委托他人代理案件所得，故应认定中储公司的付款系与斐石律师所履行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义务有关的回款。因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将在二审中使中储公司承担更高比例的责任约定为支付律师费条件，且中储公司的付款主观动机亦不能根本影响对斐石律师所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评价，故珠江银行关于斐石律师所并没有做出对于清收债权有实质性影响的工作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四、斐石律师所未开具律师费发票是否能够足以阻却珠江银行履行支付律师费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据此，斐石律师所依约向珠江银行开具发票，应以珠江银行承诺付款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在中储公司向珠江银行履行判决义务后，斐石律师所的执业律师通过微信向珠江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开具发票事宜，珠江银行未予以回应。且直至本案进入诉讼程序，珠江银行始终未对斐石律师所作出付款承诺，故斐石律师所自无法向珠江银行开具发票。珠江银行以斐石律师所未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支付律师费，于法无据，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五、关于斐石律师所的代理是否符合风险代理特征的问题。对于珠江银行提出的斐石律师所的代理不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没有达到约定支付律师费条件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斐石律师所的代理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第一，斐石律师所在代理案涉代理案件时不预收任何费用，完全根据清收效果和回款情况收取一定比例律师费，其代理工作存在着成本支出的风险，更存在着无法收到律师费的风险。第二，在斐石律师所代理案涉代理案件的二审过程中，中储公司亦提起了上诉，二审审判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第三，中储公司的付款并非必然，也非无风险。根据案涉代理案件的终审判决，中储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即要在人民法院对各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从珠江银行角度出发，放眼于更长期限，基于中储公司的履行能力，中储的担责是必然的。但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1年6个月的有效期内，中储公司的担责不是必然的，对斐石律师所来说是存在风险的。第四，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第(1)项约定有效执行回款30%(含)以下的部分，按执行回款的15%支付律师费，证明珠江银行在签订合同时，也认为收回30%的回款是存在风险的。故斐石律师所的代理符合风险代理特征，其按照风险代理主张律师费，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斐石律师所依约履行了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义务，中储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通过斐石律师所的履行合同义务行为，履行案涉代理案件终审判决确定的义务，向珠江银行支付款项，符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实际执行收回债权”和“有效执行回款”的标准，斐石律师所的代理工作符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条件，珠江银行应依约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的标准，计算律师费为3117384.1元。综合考虑斐石律师所在《代理方案》中对一审判决的论证意见对珠江银行委托斐石律师所代理案涉案件具有一定影响、但二审中未能争取到中储公司承担更大比例，且斐石律师所未能依约在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二审审判工作目标等情况，一审法院酌定，珠江银行按照70%比例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2182168.87元，斐石律师所诉讼请求超出上述标准部分，不予支持。根据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珠江银行应在收回现金到达珠江银行账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即珠江银行应在2019年7月25日前向斐石律师所支付上述律师费，珠江银行逾期支付构成违约，应向斐石律师所赔偿损失，故斐石律师所关于珠江银行应自2019年8月8日起向斐石律师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综合考虑珠江银行逾期支付律师费部分原因系因斐石律师所、珠江银行双方对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付费条件存在理解争议，且该《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中关于“有效执行回款”的约定系直接来源于斐石律师所提交的《代理方案》，并考虑斐石律师所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确定珠江银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标准为，以欠付律师费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斐石律师所诉讼请求在上述计算标准内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之规定，判决：一、珠江银行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2182168.87元；二、珠江银行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斐石律师所支付逾期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欠付律师费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斐石律师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15元，由珠江银行负担。二审中，斐石律师所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珠江银行当初不服重审的一审判决，自行提交法院的《民事上诉状》，拟证明珠江银行在委托斐石律师所之前，自己起草了上诉状交给法院，其上诉请求就包括要求改判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直接赔偿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因此，珠江银行显然也是希望尽快收回债权，而不希望等强制执行完债务人和担保人再执行中储公司，现经过原告的代理工作，使中储公司执行判决书的内容，主动还款，完全符合珠江银行乐观委托清收的目的，达到了清收效果，珠江银行现在反称等执行完债务人，担保人中储公司再付款其能获得更多利息、迟延履行金，与其当初在上诉状中的上诉请求也是矛盾的。证据2，五份执行异议、复议的《执行裁定书》，证明中储公司在其他案件中需要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如按案一样对强制执行债务人、担保人后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中储公司均提出了执行异议、复议，因此中储公司虽然具有履行能力，但其完全有可能提出执行异议、复议拖延执行，而斐石律师所通过此前的沟通、调解工作奠定基础，使珠江银行愿意在二审判决作出后立即还款达到了清收效果，珠江银行当然应当支付律师费。珠江银行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斐石律师所提交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依法不予采信。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在双方对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执行收回债权”、“执行回款”等词语的理解产生争议的情况下，案涉律师代理费是否应当支付及支付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珠江银行认为，“执行”即指“法院强制执行”，在中储公司主动履行给付义务、没有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成就，珠江银行不应支付律师费。斐石律师所认为，“执行”应指“履行”，并非“法院强制执行”，珠江银行在收到中储公司有效回款的情况下，即应按照回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律师费3117384.1元。本院认为，鉴于斐石律师所向珠江银行提供的《代理方案》中的论证意见，足以使珠江银行产生对斐石律师所的信赖及促成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故《代理方案》与《委托代理合同》，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依照《代理方案》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斐石律师所代理珠江银行与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大连吉港粮油有限公司、大连光德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案号为（2017）辽民初431号]的二审、再审、执行程序，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585号生效判决并未改判中储公司承担更多的还款责任，且该生效判决亦未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及再审程序，但斐石律师所毕竟在（2018）辽民终585号二审案件的代理过程中，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包括修改上诉状、出庭应诉、答辩、查找相应案例、参与调解等），出于公平原则，珠江银行应当支付斐石律师所代理（2018）辽民终585号案件二审阶段的相应律师费，并参照《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诉讼（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的规定确定律师费标准为宜。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585号二审案件并未直接明确诉讼标的金额，但因中储公司履行给付义务金额19318800.56元占全部诉讼标的额的30%，故可以确定（2018）辽民终585号二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为64396000元，按照《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诉讼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的律师费金额为437980元，故珠江银行向斐石律师所支付律师费437980元为宜。另，关于律师费发票是否影响本案律师费迟延支付的利息问题，因开具发票并非案涉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且双方对律师费金额有争议的情况下，斐石律师所未先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构成珠江银行拒付律师费的理由，珠江银行拒付律师费，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日期及给付标准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斐石律师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珠江银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8781号民事判决；二、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3798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欠付律师费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15元（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已预交），由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负担13680元，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086元，由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负担32736元，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3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红审判员  吴义军审判员  梁 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