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民申62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丰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南园社区南园路**佳兆业中心**501。法定代表人：罗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雪明，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喆，北京市百瑞（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枫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振兴路**法定代表人：曹阳，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福建天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div>主要负责人：刘六奇。一审被告：福建天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同安路**天鹭大厦**6Civ>法定代表人：陈建国，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南京富丽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春风大厦****iv>法定代表人：陈伟卿。再审申请人丰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南京枫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嘉公司），一审被告福建天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福建天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南京富丽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终3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丰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下列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有关“丰隆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与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为同一笔债务”的认定，与事实不符。2.二审判决关于丰隆公司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及其关于“案涉债权人均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丰隆公司主张权利”的认定，与事实不符。3.二审判决将2002年1月27目的《债务催收公告》认定为“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严重背离事实真相。（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问题。连带保证人不是连带债务人，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市栖霞农行（以下简称栖霞农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南京办事处）于2000年4月28日向主债务人发出《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仅构成对主债权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对连带保证人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2.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的适用问题。涉案2002年1月27日的《长城公司南京办事处债务催收公告》在内容和性质上均不属于“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不应适用该答复。（三）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关条款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四）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1.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首先以邮寄送达方式向丰隆公司送达诉讼文书等材料，但寄送邮件上第一联右部竟残缺了最关键的楼字号，致使该邮件被邮政部门退回。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随即以公告方式送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有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的规定；一审法院无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选择丰隆公司难以获取信息的《江苏法制报》刊登送达公告。2.二审法院无视一审在送达问题上刻意制造的严重错误和其故意剥夺丰隆公司一审辩论权利的情形，未作纠正。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丰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理由：（一）根据丰隆公司于1998年2月27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和《董事会决议》，丰隆公司系受富丽添公司的要求，为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上海路分理处（以下简称农行上海路分理处）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同年3月、4月，农行上海路分理处以与借款人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保证人富丽添公司分别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的方式，实际发放了上述两笔信用证贷款。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未能按期支付贷款，丰隆公司作为保证人在1998年9月26日的《承诺书》、1999年2月27日的《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故丰隆公司为案涉债务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其对于案涉信用证开立所产生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故本案中对于债务人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和保证人丰隆公司的诉讼时效是否超过的审查应当是区分考虑。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结合本案事实，1998年9月26日，富丽添公司向栖霞农行出具《承诺书》，称对于其在该行开具的信用证扣除保证金约510万美元已由该行垫付，富丽添公司承诺在1998年10月25日前偿还2000万元，在1998年12月25日前偿还所有余款。丰隆公司在该《承诺书》上作为担保单位盖章。1999年2月27日，农行上海路分理处向富丽添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要求偿还本金518.79万美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富丽添公司在借款人处盖章，丰隆公司亦在该通知书上盖章。1999年12月10日，农行上海路分理处向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要求其和担保单位偿还申请开立信用证的欠款本金518.79万美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保证人富丽添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盖章，故连带保证人富丽添公司的盖章行为构成时效中断且效力及于保证人丰隆公司。2000年3月18日，栖霞农行与长城公司南京办事处签订《剥离收购不良资产协议书》。2000年4月28日，栖霞农行、长城公司南京办事处共同向债务人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担保人富丽添公司出具《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在《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回执》上盖章确认。2002年1月27日，长城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首次通过《新华日报》报纸公告催收涉案债权。因本案系不良金融债权转让引发的纠纷，故应当适用与此有关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系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出的特别规定，其中明确：“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以上报纸上发布的具有催收公告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的债权之日。”依照此规定，2002年1月27日长城公司南京办事处首次进行报纸公告，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溯及至江苏省农业银行转让债权给长城资产公司之日即2001年3月18日，从1999年12月10日《催收通知书》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可以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另，长城资产公司南京办事处于2002年1月27日首次通过《新华日报》报纸公告是针对债务人天诚公司南京分公司和保证人富丽添公司、丰隆公司一并公告，其中明确具有催收内容。故丰隆公司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次登报不属于催收内容公告的再审理由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后，通过法院专递向丰隆公司进行送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尽管在向丰隆公司邮寄诉讼文书的邮件详情单复写联上，电脑打印的丰隆公司地址与丰隆公司住所地相比，存在地址上个别数字不完整和缺失的情形，但从地址中的一个数字仅有左侧一半的情形来看，邮件详情单第一联上打印的应当是完整的经营地址，应系因个别数字部分或全部超出复写区域而没有显示在复写联上。且该邮件被退回的原因系“原址查无此人”，而并非“地址不详”，一审法院此后在全国发行的《江苏法制报》上刊登公告，向丰隆公司公告送达诉讼文书，程序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丰隆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管 波审 判 员  许俊梅审 判 员  赵 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高 尚书 记 员  闻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