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30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惠玲，女，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燕琪，河南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国安，男，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金辉，又名翟辉，男，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翟国安、翟金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国仁，河南金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俊轻，男，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上诉人郭惠玲因与被上诉人翟国安、翟金辉、徐俊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惠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翟金辉和徐俊轻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虽然确定了郭惠玲为该房屋的占有权益主体，但依然确定翟金辉和徐俊轻之间的合同有效，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问题。一、一审中翟国安、翟金辉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无中生有地向法庭陈述郭惠玲与徐俊轻系同居关系，对外号称夫妻，想以此证明自己为善意第三人。一审判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置可否，是否采信也未予明确。事实是，郭惠玲工作单位为七矿，工作内容是负责一个垃圾点的垃圾清运，一天一趟。当年徐俊轻是收废品的，郭惠玲向他卖过几次废铁，后就给他说有个拉垃圾的活想包出去，垃圾池在老粮油店后，一天拉一次，每个月300元，问他愿意不愿意干。徐俊轻有机动三轮，离垃圾中转站也近，一天拉一次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可以收废品，两不耽误，他去看了看很满意，就答应了。考虑到徐俊轻天天在城乡结合部跑，郭惠玲就托他遇遇有没有合适的便宜房子，因为郭惠玲当时住的父亲家的房子也要拆迁了。后来徐俊轻给她联系了王某的房子，买的时候孙怀和郭惠玲一起去郭惠玲父亲家拿存折到银行取的钱，亲手交到了王某的手里，所以，王某打的收条才写的是郭惠玲的名字，村上开的土地占用费条据也是郭惠玲的名字。翟国安、翟金辉与郭惠玲之间的房屋离得很近，一开始就知道郭惠玲是房屋的真正权利人，翟国安还是村干部，如果想买房子，不可能不查一下房子到底是谁的。一审庭审时该证人口径一致，非说郭惠玲和徐俊轻在一起生活，恰恰证明了其恶意串通，损害郭惠玲利益的事实。因为郭惠玲买房后发现这里没有水，根本住不成，就给徐俊轻说想退房，徐俊轻说恐怕不好退，原来这里养狗，就租给他养猪吧，租金从包的活儿里扣。此后郭惠玲就到几十里外的十三矿打工，吃住在矿。后来徐俊轻不想替郭惠玲拉垃圾了，好几天没有拉，班长为此还扣了郭惠玲100元钱，如果两个人一起生活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情况郭惠玲也可以找到证人作证，但一审法院没有给郭惠玲复庭的机会就径行判决了，希望二审法院同意郭惠玲证人出庭作证，这既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也是恢复郭惠玲名誉的需要。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翟国安无关，事实上拆迁开始后郭惠玲得知房屋被卖找到徐俊轻，徐俊轻一直说是翟国安签的合同，根本就没有提过翟金辉的事，直到乡司法所调解时拍照合同原件郭惠玲才知道合同上名字是翟金辉。所以，此事实际上是翟国安一手操办，他与本案有着直接联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翟国安、翟金辉、徐俊轻的行为符合该条第二项的规定，该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了郭惠玲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中郭惠玲并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作为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人，完全有权利主张合同无效。翟国安、翟金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郭惠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翟国安、翟金辉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徐俊轻与翟金辉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翟金辉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徐俊轻，在协议签订及履行中，翟金辉明确确定徐俊轻与郭惠玲系徐俊轻所声称的夫妻关系，涉案房产转让后郭惠玲及徐俊轻仍在下牛村翟国安处居住一年的事实，足以证明郭惠玲本人对房屋转让不但知情，而且认可了相应的转让行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翟金辉明显构成善意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民法通则意见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翟金辉作为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得到保护。因此，郭惠玲的一审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二、翟国安不是涉案协议的签约当事人，郭惠玲通过自己主观臆断推想，把翟国安列为本案当事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翟国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三、翟金辉受让相关房屋及院落的行为构成善意取得。本案中，翟金辉受让房产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支付了相应对价，其签订的协议也在下牛村村委会予以备案，得到了村委会的签章认可，在涉案房产不具有法定物权的前提下，其签约和履行协议的行为构成善意取得。徐俊轻辩称，郭惠玲的上诉理由成立，同意郭惠玲的上诉意见。郭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翟国安、翟金辉与徐俊轻所签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1月10日，经杨明深、孙怀中间介绍，郭惠玲以10000元价款从王某处购买位于平顶山市××下牛村西侧北环路旁自建房一处，并订立“字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郭惠玲房钱壹万元整（10000元整），王某同意把自己的两间主房和一个院子卖给郭惠玲，……”王某出庭作证对此事实予以承认，并称：“房子最开始是我盖的，大概有30年左右了，2004年我做的养狗的生意，盖了四间房子，房子深度5.5米，房子我卖给老黄了，后来才知道老黄是徐俊轻，当时徐俊轻和郭惠玲找到我，说两人是二婚不想和孩子住一起，他们俩找的中间人孙怀去找我说的。房子卖的时候是徐俊轻给我的1万元。字据当时我问怎么写，徐俊轻说写成是郭惠玲吧。”“我不是下牛村的村民。当时管的不严，我在那儿盖的房子。”“（建房之后到卖房之前向村里）交过费用，但不是地皮费，是巡逻费和卫生费一月10元。出过（收据），但是时间长我也忘记了。”后于2011年，徐俊轻将上述房屋院落与翟金辉签订“协议”，约定以23000元出卖给翟金辉。郭惠玲及翟金辉均提供“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翟辉乙方：徐俊卿乙方自愿将坐落在北环路路北一处民宅出卖给甲方，房屋院落东西宽6.7米、南北长度为13.5米，北屋两间，东屋两间，房屋东邻文庆，西邻李某，经协商甲方一次性付完售房款贰万叁仟元（23000元）。如有违反，按总房款一倍包赔对方，按年递增。本协议一式三份，自2011年5月1日签字起生效。甲方：翟辉乙方：徐俊卿2011年5月1日。”翟金辉另提供“收条”一份，显示徐俊轻收到房款23000元。徐俊轻质证表示：“收条内容不是我写的，指印也不是我按的，名字也不是我签的。这个协议也不是我签的，名字不是我签的，指印不确定是不是我按的。”“和翟辉签过协议，但是协议内容是手写的内容有三张。我手里没有协议，协议都在翟辉那儿。”并称“（签协议）想着开发多分点赔偿款，当时我想着帮助郭惠玲多分点钱，我没说过要任何好处，我也没给郭惠玲说过”。一审法院另查明，郭惠玲提供平顶山市下牛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财务收款收据一份，显示收款日期为2008年12月28日，内容为“今收到郭会玲交来2008年地皮费人民币壹佰伍拾元整（￥150）”，并加盖下牛村委会印章。翟金辉另申请提供证人王某、李某、翟某、张某1出庭作证，均称徐俊轻和郭惠玲共同在上述房屋院落居住生活，后徐俊轻将房屋院落出卖给翟金辉，“老黄”即是徐俊轻。张某1另称：“当时老黄和翟辉找到我，让我帮忙写个卖房协议，我还问过老黄卖房子你老婆知道吗，老黄说的知道。后来我写的，写好后翟辉去打印的，然后双方签的字。协议签完之后，就给钱了。”在庭审中，郭惠玲、徐俊轻均承认不是下牛村村民，翟国安、翟金辉均承认是下牛村村民。郭惠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这几个证人想证明原告和徐俊轻是一家，都说看见二人在一起生活。这不但不是事实，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因为郭惠玲的工作是在七矿拉垃圾的，她把工作包给徐俊轻，徐俊轻租的她的房子，买完房子后郭惠玲并没有在那儿居住……我们可以向法庭找出更多的证人，证明郭惠玲上班期间是在十三矿居住，下班期间是在西市场居住，也可证明郭惠玲是单身没有和任何一个人组成家庭。”并明确诉请的依据是：“尽管房子没有房产证，但是有一定的权益，卫东区在开发的时候，对自建房有一定的政策，郭惠玲是房子的主人，徐俊轻无权处分。”徐俊轻称：“几个证人陈述的我与郭惠玲之间的关系不真实，但是说的老黄确实就是我。（与郭惠玲）我们是租房的关系。七矿的垃圾我帮她去拉垃圾，不存在同居或者夫妻关系。对外没有说过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无论当事人采取何种形式订立合同，均应按照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本案中，郭惠玲以翟金辉与徐俊轻之间签订协议买卖处分其所购房屋院落为由，诉请要求确认翟金辉与徐俊轻之间的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翟金辉与徐俊轻之间的协议仅是对涉案房屋院落的买卖处分，并不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且据所在村委会出具的收款收据及证人证言来看，村委会仅是对占有使用事实状态收取相关费用，并未确认房屋院落所占用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翟金辉与徐俊轻之间关于涉案房屋院落的买卖协议，并不存在符合上述规定应为无效的法定情形。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便徐俊轻对涉案房屋院落无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但是并不能因此即径行认定其与翟金辉之间的买卖协议无效。徐俊轻虽对书面协议及收条显示收款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对与翟金辉签订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出卖给翟金辉的事实并无异议，仅是提出为了让郭惠玲多获得补偿才签订协议且未收到相关款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对其反驳理由不予支持。因此，翟金辉与徐俊轻之间关于涉案房屋院落的买卖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至于徐俊轻是否能够向翟金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属于合同履行中的问题，如其不能履行，翟金辉可向其主张承担违约责任。而郭惠玲作为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权益主体，如该房屋院落被他人违法侵占或毁损，其可以依法行使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或赔偿损失等相关权利，但其诉请要求确认翟金辉与徐俊轻之间关于涉案房屋院落的买卖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予驳回。翟国安在本案所涉房屋院落买卖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协议当事人，或对涉案房屋院落享有权益并应承担义务，因此，郭惠玲对翟国安提出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惠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郭惠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郭惠玲提交3组证据，第1组证据是两张银行取款凭证，拟证明郭惠玲买房款项的来源；第二组证据是平顶山市卫东区北环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说明1页，拟证明翟国安是本案适格被告；第3组证据是申请证人张某2、闫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郭惠玲雇佣徐俊轻干活，二人之间没有其他关系。翟国安、翟金辉对第1组、第3组证据均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郭惠玲的证明目的；徐俊轻对该3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郭惠玲提交的第1组证据，一审判决已经认定郭惠玲以10000元价款从王某处购买涉案房屋院落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郭惠玲提交的第2组证据，该证据载明：“郭惠玲与翟国安之间因拆迁补偿纠纷一案，经调解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对方并要求走诉讼途径，致使调解中止。”翟国安系翟金辉之父，其述称系代翟金辉参与有关纠纷调解亦符合情理，故不能仅据此就认定其系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当事人。关于郭惠玲提交的第3组证据，张某2证言述称了郭惠玲系单身及有关工作、居住情况，闫某证言述称了郭惠玲有关工作、居住情况，该二人证言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郭惠玲诉请确认涉案协议无效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11年5月1日，徐俊轻与翟金辉签订协议，将郭惠玲购置的涉案房屋院落出卖给翟金辉，徐俊轻虽对翟金辉一审提交的《协议》有异议，称“这个协议也不是我签的，名字不是我签的”，但又称“指印不确定是不是我按的”，且认可与翟金辉签过协议，主要内容是买卖房子，购房款23000元，与翟金辉提交的《协议》约定内容一致，可以认定徐俊轻与翟金辉存在涉案房屋院落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郭惠玲主张该合同系翟国安、翟金辉二人与徐俊轻所签，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徐俊轻对该房屋院落无处分权，亦不能因此即径行认定其与翟金辉之间的买卖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郭惠玲主张该合同无效，应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郭惠玲的上诉状，其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对此，郭惠玲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郭惠玲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从本案有关事实看，郭惠玲自己称2004年11月10日购买涉案房屋后未在该处居住生活过，长期由徐俊轻使用。该房屋院落没有办理权属登记，未通过登记公示财产权属情况，徐俊轻长期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使翟金辉可以合理相信徐俊轻对该房屋院落享有权益，有权进行处分；且郭惠玲2004年11月10日购买该房屋院落购房款为1万元，徐俊轻与翟金辉2011年5月1日签订协议约定售房款为23000元，价款并不失衡，故难以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郭惠玲该主张不能成立。郭惠玲不能举证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不予支持郭惠玲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郭惠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郭惠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郭惠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锋审判员  彭 莉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雷东书记员王奚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