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男，1972年10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高传机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济开发区飞天大道**（江宁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廖恩荣，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李明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高传机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传发展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1民初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高传发展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442431.45元，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内容不持异议。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明与高传发展公司约定了年终奖为81420元，如无其他说明，奖金沿用上年度标准发放。高传发展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对奖金的发放标准及金额、发放周期承担举证责任。二、在计算李明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及相关解释，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因此奖金是计入工资总额的，应以应发工资总额计算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2.高传发展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实行年薪制，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对此有明确规定，李明属于中层以上干部，没有加班费，没有出差补助，平时发放年薪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到年底补发平时发放年薪不足的差额部分，年薪为口头约定，如无新的约定，即参考上一年标准，对此，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中也予以了认可。年薪是年度固定工资，不与企业业绩挂钩，李明的年收入应为平时税前工资加上年底公司对于年薪的补足部分。法院应以此为年薪及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标准的计算方法。李明工资一部分由高传发展公司经宁波银行发放，一部分由高传机电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经招商银行发放，年薪不足部分同样如此发放。综上，请求支持李明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高传发展公司辩称，高传发展公司员工工资组成为四部分，即基本工资（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工龄工资（每年增加300元）+考核工资（根据工作经验、工作表现和业务进行考核）+绩效奖。绩效奖即年终奖，根据公司效益情况进行调整和发放，公司效益好就给员工发，效益不好就不发。上述工资发放办法系高传发展公司的工资发放政策，李明属于公司中层干部，考核工资和绩效工资比一般员工高。考核工资每月随工资一起发放，绩效工资正常时于年底发放，2018年、2019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效益不好，没有发绩效工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李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补发2019年6月至10月工资共计60489.65元（12097.93×5=60489.65)；2.支付2018年欠付的年薪81420元、2019年1月至10月20日欠付的年薪67850元；3.支付2017、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3373.6元(12097.93÷21.75×30×2=33373.6)；4.支付22.5个月经济补偿金442431.45元（（18945.86+717.76)×22.5=442431.45）；5.支付2019年防暑降温费1200元；6.支付报销款4471.0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明于1997年8月与案外人南京高速齿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于2000年7月与案外人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又于2010年7月起与案外人南京高传机电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传机电控制设备公司）订立劳动合同，2012年4月起又与案外人南京飓能电控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自2015年12月起再次与高传机电控制设备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自2018年2月1日起与高传发展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上述公司皆系关联企业，李明与上述关联企业连续订立劳动合同，且未在变更合同主体时，收到上述企业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李明与高传发展公司最后一次劳动合同签订于2019年6月14日，合同期限自2019年6月11日至2022年6月10日。该份劳动合同书中还载明李明“在本单位工作起始时间”为1997年8月，合同约定工资发放方式为月薪制，每月为1890元。合同签订后，李明在高传发展公司任研发中心产品测试中心主任，其一直按约提供劳动，但高传发展公司在2019年7月17日后再未向李明支付过工资款。2019年7月，高传发展公司做出关于2019年夏季防暑降温费发放的通知，对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在册在岗的员工、退休聘用人员和劳务工，发放防暑降温费，标准为高温1200元，常温800元，高温是指员工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但高传发展公司并未向李明实际发放上述防暑降温费。2019年10月19日，李明以高传发展公司从2019年6月1日起未发放薪酬、未缴纳公积金等为由，向高传发展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时该通知书中提出要求高传发展公司支付欠付的工资、出差报销款、经济补偿金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高传发展公司并未对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作出回应，李明自行与高传发展公司进行交接后离职。另外，李明在职期间，已按公司规定申请了出差交通费等报销款共计4471.02元，但高传发展公司并未向李明支付上述款项。一审另查明，高传发展公司后为李明缴纳了2019年6月至10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其中李明个人承担的部分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为1721.5元/月，2019年7月至10月为1585元/月。高传发展公司为李明缴纳住房公积金至2019年7月，其中李明个人汇缴金额为1956元/月。另外李明的个人所得税交纳至2019年7月，2019年1月至7月李明月均缴税63.64元。一审审理中，关于离职时间，李明陈述其在2019年11月初才自公司离职，但因为公司对其没有考勤要求，故没有相应的考勤记录证明。关于李明主张的年薪薪酬，李明提交薪酬福利管理制度，证明高传发展公司对于中层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度。其在公司从事产品测试岗位，属于中层管理。但李明与高传发展公司并未签订关于年薪薪酬的书面协议。关于李明每月的工资收入，其陈述高传发展公司通过向其宁波银行及招商银行两张银行卡汇款发放每月工资。根据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李明的宁波银行账户收到高传发展公司转账的工资款为79640.95元，其中包含2018年11月30日发放的款项45210元，李明陈述该款项为2017年的年薪；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李明的招商银行账户收到高传发展公司转账的工资款为105950.73元，其中包含2018年12月29日发放的款项36210元，李明陈述该款项亦为2017年的年薪。另外，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李明的宁波银行账户收到高传发展公司转账的工资款为23549.76元（不包含2018年11月30日发放的款项45210元）；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李明的招商银行账户收到高传发展公司转账的工资款为38718.26元（不包含2018年12月29日发放的款项36210元）。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间，李明的宁波银行账户收到的工资款为32355.42元（不包含2018年11月30日发放的款项45210元）；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间，李明的招商银行账户收到的工资款为61650.65元（不包含2018年12月29日发放的款项36210元）。同时，李明还陈述2019年7月17日高传发展公司向其发放的5533.33元系2019年5月的工资。根据李明的宁波银行和招商银行工资收入记录来看，2019年4月高传发展公司未向李明发放工资。李明宁波银行及招商银行于2019年5月10日分别收到工资款4742.32元及5542.33元，该款项李明陈述系2019年4月份的工资，2019年5月31日李明的上述两个银行账户又分别收到工资款734.85元及5542.33元。关于李明主张的未休年休假的差额工资，其陈述高传发展公司未安排其2017年及2018年休假，其工作年限已超过20年，依法应享受每年15天的公休假，故其在本案主张的系2017年及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差额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李明与高传发展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成立并有效。高传发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李明的工作时间，故对李明关于其工作至2019年11月初的陈述予以采信。高传发展公司欠付李明的工资应予以补发。根据李明此前每月的工资构成及收入数额，一审法院认定李明2019年6月至10月应收到的工资标准为9142.08元/月。故高传发展公司欠付李明2019年6月至10月的工资45710.42元（9142.08元/月×5个月）。李明主张高传发展公司支付2018年及2019年的年薪工资，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年薪工资的发放方式及数额，故对该部分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高传发展公司未依法向李明支付工资，李明有权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李明在高传发展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连续工作达22年3个月，其也未收到其他关联企业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故其有权主张经济补偿年限为22.5年。李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为13154.95元/月（157859.45元÷12个月），故经济补偿金为295986.47元（13154.95元/月×22.5个月）。关于李明主张的2017年及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差额工资，高传发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李明已休年休假的天数，故对于李明陈述其2017年及2018年未在高传发展公司休年休假予以采信。但李明于2018年2月1日才与高传发展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关系，故其仅能向高传发展公司主张2018年2月1日之后未休年休假的差额工资，根据李明的工作年限，其可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天数为13天，2018年2月至12月李明的工资收入为94006.07元，因此高传发展公司依法应当向李明支付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差额工资10215.92元（94006.07元÷12个月÷21.75天×13天×2）。故对李明主张高传发展公司支付2017及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差额工资33373.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根据高传发展公司2019年夏季防暑降温费发放的通知，其还应向李明发放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防暑降温费，根据天气规律和李明的工作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高传发展公司应向李明支付2019年夏季防暑降温费1200元。故对李明要求高传发展公司支付2019年防暑降温费1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李明在工作期间通过正常报销审批程序申请报销款项共计4471.02元，但高传发展公司并未支付该报销款，故对李明要求高传发展公司支付报销款4471.0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高传发展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李明支付2019年6月至10月欠付的工资45710.42元，经济补偿金295986.47元，未休年休假差额工资10215.92元、2019年防暑降温费1200元及报销款4471.02元，合计357583.83元；二、驳回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李明与高传发展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李明在一审中提供的公司薪酬福利管理制度系南京中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薪酬福利管理制度。南京中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高传机电控制设备公司的子公司。该薪酬福利管理制度第3部分“其他薪酬结构”中规定“3.1年薪制：年薪制的试用范围为中层以上管理者，具体规定另行规定。”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防暑降温费发放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公积金缴费记录、个人所得税缴纳记录、银行流水、报销申请单、南京中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薪酬福利管理制度、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宁宁劳人仲案字（2019）第5638号仲裁决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高传发展公司应向李明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是否应包含年终奖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本案中，李明主张在计算高传发展公司应向其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时，应以其离职前一年内的总收入作为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其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未将其应得的年终奖计入工资总额。经审查，李明与高传发展公司并未在双方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实行年薪制，李明虽在一审中提供了南京中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制度，但并未举证证明该薪酬福利管理制度适用于高传发展公司，且该薪酬福利管理制度中也未明确年薪制的具体规定。依据李明的年终奖发放情况来看，其于年底收到的年终奖并非固定发放，而系高传发展公司根据企业效益情况来决定是否发放及发放数额的多少，具有不确定性，其性质上属于双方约定工资之外的奖励性收入，而非固定发放的劳动报酬。故李明主张高传发展公司应将其上一年度应得的年终奖计入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并以此来计算其经济补偿金的数额，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将李明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实收工资与2019年6月至10月期间应得的欠付工资以及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期间李明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公积金、个税合计，计算出李明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并以此计算李明应得的经济补偿金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李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明负担，本院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蔡晓文审 判 员  吴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武艳艳书 记 员  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