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82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北京红石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佛寺村。负责人：徐晋，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祖，河北君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钱爱芹，女，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李幸灵，男，199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钱灵，女，199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爵云，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峰，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红石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以下简称红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钱爱芹、李幸灵、钱灵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祖，被上诉人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爵云、陈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红石公司不承担支付丧葬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缺乏公正及合理性。1.李某作为参保人员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条件，红石公司并非法定赔付责任主体。2.红石公司不存在拒绝履行办理职工社保增员法定义务的行为，且已尽到作为用人单位的合理审查及注意义务，不应当由红石公司支付相关费用。3.《垫付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内容，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李某家属主张的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李某家属应向相关部门申报工伤保险理赔。钱爱芹、李幸灵、钱灵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红石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垫付协议》签字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当时红石公司并未给李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故该协议应为无效。红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红石公司不予支付钱爱芹、李幸灵及钱灵丧葬补助金5080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685020元。钱爱芹、李幸灵、钱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红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丧葬补助金63552元。一审法院证据认定情况如下：一审中，红石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承诺书，证明（1）2019年5月5日，李某在入职酒店时，已经承诺其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无任何权利义务纠纷。但是，实际上李某截至2019年5月21日的工伤保险均在原单位缴纳。因此，李某在入职时并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且仍与原单位存在权利义务纠纷，故其已经构成欺诈行为，其与酒店的劳动关系应属无效。（2）李某在入职时承诺，如有隐瞒及虚报，引发的一切责任与酒店无关，责任由其自负。因此，基于李某隐瞒及虚报的事实，应当由李某及其家属自行承担，而非由酒店承担相关责任。2.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证明（1）2019年5月5日李某入职时，酒店就要求李某填写该登记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则说明酒店已经尽到了告知、催促义务。（2）李某在2019年5月5日确认，其属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参保对象，但是直到2019年5月18日事故发生时，李某仍为在保状态，并不符合申请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形，即酒店无法为其缴纳社保，因此，酒店已经尽到告知、登记、催促义务，因李某隐瞒其已缴纳社保的事实，致使发生损失或其他费用的，应当由其家属承担，而不是过度要求酒店承担因他人过错和欺诈行为造成的后果。3.求职申请书，证明李某在2019年4月28日到酒店面试，在工作经历中写明离职原单位的原因为“因为老家有事”，也就是说李某入职时向酒店表述为“2019年4月28日离职”，但是直到2019年5月18日李某仍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4.截屏（社保增员），证明酒店在2019年5月18日，给李某进行社保增员，但因其参保状态正常，故不能进行转入人员增加。因其欺诈行为致使酒店不能与其成立劳动关系、缴纳社会保险。5.截屏（2019年5月18日）、6.截屏（2019年11月7日）、7.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以上均证明李某在发生事故至今均属于已参保人员，故其家属主张的各项费用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需要说明一点，根据《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四条，北京市的社会保险的缴纳均是覆盖全月的，且缴纳方式为下月缴纳上月保费，因此，李某无论是在2019年5月还是6月均正常缴纳工伤保险，故即使其构成工伤，也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各项费用。8.《垫付协议》，证明（1）2019年5月22日，酒店与李某妻子达成一致协议；（2）协议的“鉴于部分”第三条，双方均认可李某家属所主张的各项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故李某家属应当向工伤保险申报部门申报理赔，而不是违反协议及法律规定要求酒店支付；（3）协议第1条约定，酒店对李某家属的先行垫付均是出于对其的体恤，并非酒店负有支付义务；（4）协议第4条约定，李某家属有义务积极配合酒店进行李某的相关工伤保险等的申领程序，但是李某家属至今仍未配合酒店申报工伤理赔，故酒店要求李某家属立即配合酒店申报工伤理赔；（5）协议第5条约定，李某家属确认，本协议第2条款项（即全部补助包括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是对李某家属全部及任何权利的全面和最终的清偿，其中已包括了其有权获得的任何及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补助金、赔偿金、抚恤金等各项费用。也就是说，李某家属自始至终均认可其因李某去世所获得的费用仅为丧葬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协议第6条约定，因李某家属原因导致未能领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款项的，酒店与其家属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由于李某家属不配合酒店申报理赔，才导致不能申领费用，故李某家属不应要求酒店承担任何责任。9.收据，证明酒店在2019年5月20日，向李某家属支付了10000元费用，现李某家属仍违反《垫付协议》约定，其家属应当返还该10000元。10.支付凭证，证明酒店已经向李某家属垫付100000元费用，现李某家属违约，其应当返还该100000元费用。钱爱芹、李幸灵、钱灵对红石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承诺书，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某于2019年4月22日就已经与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不存在欺诈行为；2.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红石公司应为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这是用工单位的一项义务，并不是李某本人的义务，社会保险都是代收代缴的；3.求职申请书，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也无法证明李某于2019年4月18日离职，与原单位仍然存在劳动关系；4.截屏（社保增员），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截屏的时间是在2019年5月18日12时13分，从时间上能看出李某发病的时间是在2019年5月18日上午9时左右，死亡时间是在2019年5月18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从截屏时间也能看出红石公司未给李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5.截屏（2019年5月18日），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直到2019年5月23日才给李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其主张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没有法律依据，红石公司是在李某死亡之后补缴的各项费用，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处申请工亡金；6.截屏（2019年11月7日），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红石公司是在2019年5月23日给李某缴纳社会保险，无法从工伤保险处申请各项保险费用；7.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某发生工亡后，钱灵和红石公司指派人员多次去工伤保险相关机构咨询相关理赔事宜，因为工伤发生在前，补缴保险在后，所以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相关费用；8.《垫付协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垫付协议》签字时间是在2019年5月22日，红石公司当时并没有给李某缴纳各项保险，就签订了《垫付协议》，李某亲属误认为红石公司给李某缴纳了各项保险，所以才签订了此协议，红石公司是一种欺诈行为，应属无效；9.收据，不是工伤的赔偿，属于红石公司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属于工亡赔偿的范围，也不能抵扣；10.支付凭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是红石公司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应抵扣。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红石公司提交的证据7、10，钱爱芹、李幸灵、钱灵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3，三份证据上均有李某签字确认，钱爱芹、李幸灵、钱灵虽不认可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但经一审法院释明不申请对笔迹真实性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以上三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6，不能达到其欲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据8、9均有本人签字捺印，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亦认可收到上述款项，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为证明其主张，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工伤证、工伤认定书，证明李某属于工亡；2.证明，证明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与李某之间的亲属关系，李某父母都已经去世；3.劳动合同书，证明李某与红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书约定绩效工资1350元，劳动合同书签订的日期为2019年5月5日；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病案记录，证明李某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5.户口簿，证明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与李某之间是亲属关系；6.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过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7.证明一份，证明李某于2019年4月22日提出辞职，并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8.王某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0721元；9.证明，证明钱爱芹、李幸灵、钱灵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李某没有其他的继承人。红石公司对钱爱芹、李幸灵、钱灵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工伤证、工伤认定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村委会并不是亲属关系的证明机构；3.劳动合同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绩效工资并非工资；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病案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5.户口簿，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人员死亡之后户口就应当予以注销；6.仲裁裁决书，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7.证明一份，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反而能够证明违反法律规定超期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李某及原单位都存在过错。根据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截止到5月18日已经超出时间；8.王某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该证据不是法定证据形式，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由人社局出具的统一数据为准；9.证明，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钱爱芹提交的证据1、3、6、9，红石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虽有村委会盖章，但村委会并非亲属关系的证明机构，故一审法院对其不予采信。证据4，该死亡证明及病案上均加盖有北京市延庆区医院公章，红石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红石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该证明有公司盖章，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该判决系生效判决，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另，红石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社会保险经办部门调取李某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一审法院向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到了李某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及截屏，红石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足以证明李某为参保人员，应当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因为李某及原单位存在超期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过错行为，红石公司作为合法履行责任单位，不应当为违反规定的单位及个人承担责任，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也违背了国家建立社会保险机制的初衷。红石公司多次向李某提示和告知，尽到了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钱爱芹、李幸灵、钱灵对其真实性认可，认为可以证明红石公司给李某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是2019年5月23日，李某工亡时间为2019年5月18日，李某死亡在前，缴纳社会保险在后，经向社保机构了解，此情况是不给予工亡保险待遇的，红石公司存在骗保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钱爱芹系李某之妻，李幸灵、钱灵系李某之子女。李某于2019年5月5日入职红石公司，岗位是综合维修工。同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5月5日至2022年5月4日。红石公司为李某缴纳了2019年5月及之后的社会保险，并全额支付了工作期间的工资。2019年5月18日，李某在红石公司机房晕倒后被送至北京市延庆区医院抢救，同日，李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北京市延庆区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为猝死。2019年5月20日，红石公司给付钱灵10000元慰问金。2019年5月22日，红石公司与钱爱芹签订《垫付协议》，约定红石公司在工伤保险基金进行支付前，向钱爱芹先行垫付100000元，待从工伤保险基金实际领取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时，钱爱芹应偿还红石公司上述垫付费用。2019年8月5日，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京延人社工伤认（2290T038519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李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李某在入职红石公司前与北京兴教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后李某于2019年4月22日辞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兴教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为李某办理社保减员，2019年5月23日，红石公司为李某办理社保增员。另查，2019年10月18日，钱爱芹、李幸灵、钱灵将红石公司申请至延庆仲裁委，要求红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丧葬费50802元、供养亲属抚恤金（钱爱芹每月1800元、钱灵每月1350元、李幸灵每月1350元）。2019年12月13日，延庆仲裁委作出京延劳人仲字[2019]第674号裁决书，裁决红石公司一次性向钱爱芹、李幸灵、钱灵支付丧葬补助金5080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685020元，同时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红石公司主张因兴教公司未及时给李某做社保减员，导致其公司不能及时给李某做社保增员，该原因确应属红石公司为李某缴纳社保障碍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红石公司无法控制与李某建立劳动关系并在未缴纳社保的情形下即开始履行劳动合同的期间。换言之，尽管从李某入职红石公司至其去世未超过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时间，但并不能作为李某在该期间内发生工亡，红石公司因而主张免责的事由。红石公司虽主张李某存在隐瞒、欺诈等情形，在入职红石公司时并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导致红石公司不能为其办理社保增员，但红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不可否认的是李某与红石公司于2019年5月5日已建立劳动关系，李某原单位为其作社保减员并非其所能控制范围，故法院对红石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红石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给李某缴纳工伤保险，应当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红石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主张的丧葬补助金6355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经核算，均不高于法定赔偿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红石公司于2019年5月向钱爱芹支付的100000元，应从上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中予以扣除，故红石公司应支付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丧葬补助金6355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68502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北京红石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丧葬补助金63552元；二、北京红石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钱爱芹、李幸灵、钱灵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685020元；三、驳回北京红石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钱爱芹、李幸灵、钱灵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自李某入职红石公司至其死亡期间，红石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及时给李某缴纳工伤保险，应当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红石公司主张因兴教公司没有及时给李某做社保减员，导致红石公司不能及时给李某做社保增员，并主张红石公司为李某缴纳工伤保险的时间未超过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时间，但在钱爱芹、李幸灵、钱灵未能从相关部门申领工亡待遇的情况下，红石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足以对抗钱爱芹、李幸灵、钱灵要求红石公司支付工亡待遇的主张。经核算，一审法院根据钱爱芹、李幸灵、钱灵的诉求主张以及红石公司已支付情况，认定钱爱芹、李幸灵、钱灵可得丧葬补助金6355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差额685020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红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红石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悦审 判 员  刘 芳审 判 员  姚 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高天琪书 记 员  卢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