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2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永恒，女，198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伟，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兰，女，195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华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辉，湖南方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湖南方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永恒与被上诉人刘玉兰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2020）湘0204民初1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12月8日询问了汪永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伟，刘玉兰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永恒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玉兰全部诉讼请求；2.刘玉兰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办理死者身后事宜不需要社保卡原件，更不需要密码，刘玉兰将社保卡交给汪永恒就是将钱给汪永恒，并要汪永恒自己领取。刘玉兰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是为了办理蔡波勇的身后事宜才将社保卡和密码交给汪永恒。2.一审判决并非用证据判断本案争议焦点，而是用不利于汪永恒的推理，将不利的举证责任加于汪永恒。一审判决认为汪永恒应当负担详细解释、披露涉及该笔保险相关内容的义务，以尽到受托人的职责，这属于强加义务给汪永恒。2019年2月19日刘玉兰委托汪永恒为其办理保险，且在委托书上签字，这说明刘玉兰知道该笔保险。汪永恒转取银行卡内的保险金后，刘玉兰用该银行卡取款多次，并非在起诉前才发现。一审判决要求汪永恒提供刘玉兰明确赠予的意思表示的证据，系对汪永恒不公。刘玉兰交付银行卡及密码便是明显的赠予行为，且在汪永恒转取了该保险金后，双方还一起办理了放弃继承公证，如汪永恒对保险金有异议，又怎会同意放弃继承。3.一审判决运用双重证据标准判断本案，最为明显的是汪永恒给刘玉兰的5000元。蔡波勇去世后，汪永恒和刘玉兰间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钱是种类物，不可能区分属于那一笔，汪永恒收取了5000元属实，为何还需要证明汪永恒告知了该笔款项的来源和用途。刘玉兰辩称，汪永恒的上诉不能成立，事实和理由也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维持原判。刘玉兰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汪永恒立即返还刘玉兰保险赔偿款115262.56元及自然灾害救济款、城乡居民养老金737.44元；2.判令汪永恒向刘玉兰支付上述款项的资金占用费8657元（暂计算至2020年6月10日，主张从2020年6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汪永恒承担。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刘玉兰系蔡波勇的母亲，汪永恒系蔡波勇的妻子，案外人蔡先锋系刘玉兰丈夫、蔡波勇父亲，案外人蔡家乐系汪永恒与蔡波勇的儿子，案外人蔡小波系刘玉兰儿子、蔡波勇弟弟。蔡波勇2019年2月因病去世，刘玉兰、蔡先锋、汪永恒、蔡家乐为蔡波勇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蔡波勇过世后，汪永恒与刘玉兰、蔡先锋、蔡小波就蔡波勇遗产分割进行商谈，除汪永恒外其余继承人均表示放弃对蔡波勇遗产的继承。2019年10月8日，刘玉兰在湖南省华容县公证处对放弃蔡波勇位于云龙示范区红旗北路168号印象花都10栋1804号住房继承权事项进行了公证。为办理蔡波勇身后相关事宜，蔡先锋将保管在自己处的刘玉兰的身份证与社保卡交给了汪永恒，并告知了汪永恒社保卡密码。2019年2月19日，刘玉兰在委托汪永恒办理蔡波勇保险理赔事宜的《委托书》上委托人处签名。委托书内容为，委托汪永恒办理蔡波勇保险理赔相关事宜。另查明，蔡波勇生前投保有以下保险：一、2007年4月27日在中国人保寿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寿险公司”）投保了精彩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430001693084008），被保险人为蔡波勇，未指定受益人；二、2007年4月28日在中国人保寿险有限公司投保了人生安康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430001701276008），被保险人为蔡波勇，未指定受益人；三、2011年在泰康人寿保险责任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投保了泰康卓越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单号：1650××××），被保险人系蔡波勇本人，身故受益人为刘玉兰，受益顺序为壹，受益比例为100%。上述保险理赔情况如下：一、尾号6008的保险合同于2018年8月9日理赔22000元；二、尾号4008的保险合同于2019年3月19日理赔40000元，该笔理赔款由汪永恒向人保寿险公司出具了一份《保险金继承协议书》，《保险金继承协议书》载明蔡波勇的所有继承人就保单保险金的受领份额等继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汪永恒的受益份额为100%，领款方式为共同转入汪永恒6212××××6281的银行账户；三、尾号5587的保险合同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理赔决定书理赔保险金115262.56元。汪永恒于2019年2月28日持刘玉兰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等证件到泰康人寿办理保险理赔事宜，填写了理赔申请书，申请人签名处系汪永恒代刘玉兰签名。后泰康人寿出具了理赔决定书，决定向尾号为6168、户名为刘＊＊银行账户支付115262.56元保险金。再查明，刘玉兰的社保卡账户为6213********，该账户2019年3月4日银联入账115262.56元，同年3月14日汪永恒从刘玉兰社保卡内转支116000元至自己尾号为3477的农业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保险理赔款及汪永恒从刘玉兰处转走的其他钱是否是刘玉兰赠予给汪永恒。结合刘玉兰、汪永恒提供的证据和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刘玉兰与汪永恒达成的系刘玉兰放弃继承蔡波勇遗产的意思表示，而非刘玉兰赠予汪永恒刘玉兰个人财产的意思表示。首先，案涉标的系刘玉兰个人财产，而非蔡波勇的财产或遗产。汪永恒自刘玉兰账户内转支的116000元包括尾号5587的保险合同的保险赔偿金115262.56元和737.44元。其中737.44元是刘玉兰先前发放的个人社保金与自然灾害救济款等，系刘玉兰个人财产。保险金115262.5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人身保险金指定了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付给受益人；未指定受益人的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刘玉兰作为蔡波勇尾号5587的保险合同的唯一受益人，在汪永恒于保险公司办理相关理赔手续后，保险公司将115262.56元保险金汇至刘玉兰社保卡账户内。因此，即使刘玉兰知晓该保险存在并同意汪永恒代为办理相关保险事宜，受益人仍为刘玉兰而非汪永恒，该笔赔偿金115262.56元系刘玉兰的个人财产，而非蔡波勇的财产或遗产。其次，汪永恒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刘玉兰系涉案保险金的受益人，即涉案保险金系刘玉兰个人财产而非蔡波勇留给刘玉兰的遗产。根据本案证据，刘玉兰系一家庭农村妇女且年老多病，其对于该笔保险内容及保险受益人等保险专门法律概念不具有清晰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汪永恒作为刘玉兰办理该笔保险理赔事项的受托人应当负有详细解释、披露涉及该笔保险相关内容的义务，以尽到受托人的职责。在该笔保险理赔款打入刘玉兰社保账户后，其办理保险理赔事项受托人的职责已经完成。除非刘玉兰有明确知晓该笔保险理赔款属于自己并将其明确赠予给汪永恒的意思表示，汪永恒将该笔保险理赔款再转入其自己的账户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刘玉兰及其丈夫交付社保卡并告知汪永恒密码的行为不等同于刘玉兰同意汪永恒任意存取社保卡内款项的意思表示。汪永恒拥有刘玉兰社保卡及知道社保卡密码，是因在汪永恒丈夫、刘玉兰儿子去世后，刘玉兰放弃了对其儿子相应遗产的继承，因此汪永恒需要刘玉兰社保卡办理相应继承后继事宜，不能由此认定刘玉兰就是将该笔保险理赔款也赠予给了汪永恒，并将社保卡内资金可任意支取。汪永恒与刘玉兰在一定公共场合的谈话，其内容不能推定刘玉兰具有明确放弃并赠予汪永恒该笔保险金的意思表示。汪永恒由此种谈话内容得出其能够合法占有该笔保险金的结论不能成立。再有，汪永恒主张其已向刘玉兰还款5000余元的主张亦不成立。一是该笔钱款给付时间汪永恒前后陈述不一致，二是汪永恒给刘玉兰夫妇该笔钱时，并未明确告知刘玉兰及其丈夫该笔款项来源及用途，不能认定该5000元为汪永恒取得该笔保险金后还给刘玉兰的。刘玉兰夫妇年老多病，在承受其老年丧子的悲痛之后，虽然其家庭并不富裕，但为了汪永恒及其孙子今后的生活，已经放弃了对其儿子遗产继承的权利。但对于该笔保险金，因其为刘玉兰儿子蔡波勇购买后指定受益人为其母亲刘玉兰，此为其生前真实的意思表示。现汪永恒将该笔保险金在没有证据显示刘玉兰明确放弃并赠予给汪永恒的前提下，而将其转入自己的账户，违背了蔡波勇生前的意愿，及购买该保险的初衷，也违背了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项时应尽的诚实信用的义务。综上涉案保险理赔款及汪永恒从刘玉兰处转走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城乡居民养老金系刘玉兰个人所有并非刘玉兰赠予给汪永恒，汪永恒私自转支的行为系侵犯了刘玉兰的财产所有权，汪永恒应当予以返还并赔偿其由此造成的相应的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汪永恒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刘玉兰保险赔偿款115262.56元及自然灾害救济款、城乡居民养老金737.44元，共计116000元；二、汪永恒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刘玉兰上述款项自2019年3月15日至2020年6月10日的资金占用费8657元，并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以未返还款项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6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2794元，减半收取1397元，保全费1155元，共计2552元，由汪永恒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采纳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汪永恒是否应当返还刘玉兰116000元及利息。对此本院评述如下：涉案的116000元是含刘玉兰的保险理赔款115262.56元和刘玉兰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城乡居民养老金737.44元。其中737.44元是属于刘玉兰的个人财产，汪永恒擅自取用该737.44元，其自应返还给刘玉兰。而保险理赔款115262.56元，是蔡波勇所购买人寿保险并指定受益人为刘玉兰，后因蔡波勇去世而由刘玉兰所享有的保险理赔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1987]民他字第52号）的规定：“（一）根据我国保险法规有关规定的精神，人身保险金能否列入被保险人人的遗产，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指定了受益人。指定了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付给受益人；未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或者赔偿。”该115262.56元保险金应属刘玉兰所有。汪永恒以刘玉兰委托其办理保险理赔以及刘玉兰将社保卡交给汪永恒并告知密码为由主张刘玉兰已将该115262.56元赠予给汪永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予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刘玉兰的社保卡是刘玉兰的丈夫蔡先锋委托汪永恒办理保险理赔款时交给汪永恒的，密码也是由蔡先锋告知汪永恒。刘玉兰和蔡先锋均未明确表示将上述保险理赔款赠予给汪永恒。刘玉兰向汪永恒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也是“委托汪永恒办理蔡波勇保险理赔相关事宜”，该授权委托书只能证实刘玉兰委托办理保险理赔，而无法证实刘玉兰有赠予的意思表示。即便结合刘玉兰将社保卡交给汪永恒并告知其密码的事实，刘玉兰上述行为也可视为刘玉兰委托汪永恒办理保险理赔款并帮忙取款或代为保管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因此视为刘玉兰将该115262.56元已赠予给汪永恒。在汪永恒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刘玉兰有将115262.56元保险款赠予给其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汪永恒关于该115262.56元归其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汪永恒应将该属于刘玉兰所有的116000元（115262.56元+737.44元）返还给刘玉兰，一审判决以此汪永恒返还刘玉兰116000元和资金占用费865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汪永恒给刘玉兰的5000元，汪永恒并未明确该5000元便是返还给刘玉兰的116000元的部分，汪永恒主张应当扣减该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永恒的上述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4元，由汪永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安旭审判员  陈 蓉审判员  梁雄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黄洪波书记员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