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44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服林，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怀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欣，女，198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怀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帅，男，198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怀远县。上述三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龙洋，安徽善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昕，安徽善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良梅，女，197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怀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永彬，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怀远县。上述两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峰，安徽君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纵迅，安徽君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赵服林、赵欣、赵帅因与被上诉人褚良梅、赵永彬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2020）皖0321民初5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服林、赵欣、赵帅上诉请求：1、撤销（2020）皖0321民初534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914763.79元（其中包含死亡赔偿金750800元、抢救费20445.29元、丧葬费39518.5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交通费4000元、误工费20000元）；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一审时被告的答辩意见，其称只是折了上诉人家树的一根细枝，但实际上现场是一片狼藉，树叶和树枝散落一地。按照被上诉人所说的意思，陶娟说被上诉人家的花树伸到陶娟家，于是被上诉人非常和气地说“好好好，对不起，我下去把俺家的花树刨掉”，被上诉人既没有与陶娟争吵辱骂，也没有以自杀相威胁，于是在一番“和和睦睦”的交流中陶娟就喝药自杀了。这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所作“现场未发现有辱骂或打架情况”的认定不知据何作出。如果是依据褚集派出所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该登记表是在陶娟已经喝完农药倒地后，民警接警出警到达现场后所作的记录，此时的陶娟当然不具有争吵的可能性，现场如何会发生“辱骂”“打架”的情形？出警现场的状况完全不能作为判定陶娟在出门买农药之前双方的争吵情况的依据。另外，该登记表中所记录“后陶娟在自家中喝了农药”，此处的“自家中”如何被精准地判定为自家房屋内而不包括自家院落？关于此细节的描述亦只有被上诉人两人口述，其作为该案的利害当事人，在无他人对质的情况下当然只会作对己方有利的表述。如果一切真如被上诉人所说，未发生任何争吵或过激言语，陶娟就选择自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陶娟家中当时并没有现成的农药，其是特意赶去药店买了药，回来之后再服下，说明其当时一定是遭受了特别严重的刺激才会下定必死的决心，绝对不可能如被上诉人所说二人平平常常的对话之下，甚至是被上诉人“认错、让步”的情况下，陶娟就选择以死面对。事实情况是，当天双方确实经过了激烈的言语争吵，并且是被上诉人褚良梅先以跳楼威胁，导致陶娟感觉受到挑衅和刺激，说出“你跳楼我就喝药”的话，这些过程和言论最直接的当事人是陶娟和两位被上诉人，现陶娟已无法开口辩驳，只有两被上诉人认为死无对证而矢口否认一切。如一审法院所想表达的观点，几名上诉人不是现场的第一目击者，所提交的证据均是其他村民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明效力明显不够，但为何本案几名上诉人仍然坚持要提起诉讼、想讨个说法？就是因为在事发当天，两被上诉人在医院，给上诉人赵服林下跪、忏悔、道歉，哭着亲口承认都是自己的错，请求其原谅，还表达早知陶娟真会喝药就不会说那些话刺激她了，并且还多番找人到上诉人家进行调处，表达愿意进行一些弥补，甚至在陶娟丧事落定之前，两被上诉人都外出躲避数日不敢在家居住。因当时上诉人一家沉浸在悲痛中，无暇顾及被上诉人的请求，且考虑到都是邻里关系，所以上诉人一家并没有当场找被上诉人的麻烦或采取过激行为，甚至都没有上门，更没有刻意想着收集证据去走司法途径。然而，一切在陶娟入土为安之后就发生了巨大反转。被上诉人双双矢口否认和陶娟的死亡有任何关系，对上诉人一家不理不睬。上诉人一家在四处走访邻居之后，得知当天争吵确实是因被上诉人挑衅刺激才导致陶娟决定喝农药，且被上诉人二人曾到当时的目击者家中去“打过招呼”叮嘱他们不要乱说。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对一切事实均予以否认，甚至称其在医院给上诉人的下跪行为系在“祈祷”。另外，通过褚集派出所收集的证人笔录，亦能看出其矛盾之处，完全可以印证证人未将实情向公安机关陈述。如，证人陶某说，“他们双方各自在门口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话，两个人没有吵架”，“我没听到，不知道，我当时在我家门口剥蚕豆，因为他们没骂也没打我也就没朝他们跟前去”。赵玉民说，“我看见他们两人在争嘴，没有吵架”，“至于二孩家属嘴里说着什么我不知道，听不见（我耳朵有点聋）”。几乎所有证人都表示，看到陶娟和褚良梅争吵了，具体内容不知道，但是没有辱骂打架。既然都没听到具体内容，怎么能很确定地说没有辱骂？另外证人李某说，“我就听见二孩家属说：‘你家花树都伸到我门口了’”。而根据被上诉人褚良梅的表述，其与陶娟是在自家院子里发生争吵后，陶娟说的褚良梅家的花树伸到陶娟家门口的话，但当时褚良梅已经第一时间和陶娟道歉，说“行行行我去把我家树起掉”，随后二人转移至北门口，证人看到被上诉人时已经在砍树了，那么陶娟又为什么要再次说出“你家花树都伸到我门口了”这样的话？所有的证人因惧怕惹上麻烦，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面对被上诉人的“招呼”而选择了避重就轻保护自己，或是按照被上诉人的描述作陈述，被上诉人更是完全掩盖真相。一审法院不该只依照两被上诉人极力否认的言论就轻易判定其没有过错。2、一审判决认定因果关系错误。即使上诉人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具体用了什么样的言语刺激到陶娟使得其喝药自杀，但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明确的，即陶娟确实是与被上诉人褚良梅发生了争吵，也正是因为这场争吵陶娟才会去买药最终喝了药而不治身亡。即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陶娟本人，对其自身行为负有一定责任，但也排除不了两被上诉人行为对其致死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参与性。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相关证据均不能证明陶娟的死亡与两被告有因果关系，存在明显的认定错误。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褚良梅、赵永彬辩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作出的现场未发现有侮辱或打架情况的认定不知据何作出，一审是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证据材料而作出；上诉状又称该登记表所记录“后陶娟在自家中喝了农药”，此处的自家中如何被精准判定为自家房屋内而不包括自家院落，事实上陶娟就是在自己家前排房子的屋内，该点公安机关已经调查清楚；上诉人还称的事实并不是事实，其中陈述一审表达的观点，因为陶娟已死亡无法辩驳为由，家里人坚持要起诉，想讨个说法，就认为被上诉人有责任和过错，显然是推测不是事实。褚良梅并没有亲口承认都是自己的错，请求上诉人原谅，更没有多番找人去上诉人家中进行调处，也没有愿意给予补偿的承诺。上诉人称两被上诉人外出数日不敢在家居住，是因为上诉人放出话要把尸体抬到被上诉人家中，而被上诉人是无奈之举，被迫离家。该点与上诉人上面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如果被上诉人主动找上诉人和解，又同意赔钱，为何不敢在家中居住呢？很显然，以上说辞根本不存在。另外，两被上诉人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根据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无可厚非。赵服林、赵欣、赵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褚良梅、赵永彬立即支付赵服林、赵欣、赵帅各项经济损失914761.7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褚良梅、赵永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14日，被告褚良梅因拽邻居陶娟家的树枝（伸在褚良梅家楼顶部的树枝）打扫柳棉而和陶娟发生争吵，现场未发现有辱骂或打架情况。后陶娟在自家中喝了农药，褚良梅找车将陶娟送到赵集医院救治。陶娟于2020年5月16日6时因农药中毒、多脏器衰竭在怀远县赵集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生前有配偶赵服林、婚生女赵欣、婚生子赵帅。一审法院认为，陶娟于2020年5月16日6时因农药中毒、多脏器衰竭在怀远县赵集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现三原告主张要求两被告承担各项损失为914761.79元，三原告应当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陶娟的死亡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过法庭调查以及三原告提供的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卷宗材料、录音材料等证据，均不能证明陶娟的死亡与两被告有因果关系，且根据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被告褚良梅在陶娟喝药后找车将陶娟送到赵集医院救治，尽到了救助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三原告要求两被告自己支付三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为914761.7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原告赵服林、赵欣、赵帅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赵服林、赵欣、赵帅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现场未发现有辱骂或打架情况”有异议，认为是有辱骂和争吵的情况，没有打架的情况，对其他事实无异议。褚良梅、赵永彬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服林、赵欣、赵帅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赵集医院死亡证明及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褚良梅破坏陶娟家树枝，与陶娟发生争吵，继而陶娟喝农药自杀的情况；提交了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卷宗材料，用以证明当时陶娟除与褚良梅、赵永彬发生争吵外，并未与其他人发生争吵或不愉快，陶娟的死亡与褚良梅、赵永彬有直接因果关系；提交了录音一份，用以证明有多名村民证明当时陶娟与褚良梅发生争吵，褚良梅威胁、刺激、引诱陶娟产生喝药的想法，且褚良梅、赵永彬明知陶娟去买农药但并未加以阻止，最后陶娟在褚良梅、赵永彬不断刺激下喝药自杀，褚良梅未跳楼自杀的事实。经审查，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中处/出警记录一栏载明“系褚集镇洄西村村民褚良梅因拽邻居陶娟家的树枝（伸在褚良梅家楼顶部的树枝）打扫柳棉而和陶娟发生争吵，现场未发现有辱骂或打架情况。后陶娟在自家中喝了农药，目前陶娟在赵集医院救治”（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卷宗材料中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中还载明“褚良梅找车将陶娟送赵集医院救治”）。怀远县赵集医院内科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陶娟“因农药中毒、多脏器衰竭，在我院抢救无效死亡”。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卷宗材料表明，褚良梅在该派出所陈述其在楼顶上拽树枝时和陶娟没有辱骂的情况，在自家门口挖花树时其与陶娟争吵了几句后陶娟就走了；赵永彬在该派出所陈述褚良梅与“二孩家属”（指陶娟）没有发生辱骂或打架情况；陶某在该派出所陈述“我看到二彬两口子（指褚良梅、赵永彬）在家门口砍花树，二孩家属（指陶娟）就在她自家门口，她们双方各自在门口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话，两个人没有吵架”，陶娟与褚良梅在说什么“我没听到，不知道，我当时在我家门口剥蚕豆。因为她们没骂也没打，我也就没朝她们跟前去”，“我看二孩家属和二彬家属说了几句话后就从家里骑三轮电瓶车走了”；李某在该派出所陈述“今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到赵玉民家串门，我就看见赵玉民家对面的二孩家属和二彬家属在相互吵着话，当时二彬两口在门口砍着花树，二孩家属就站在她自家门口和二彬家属吵，我就听见二孩家属说：‘你家花树都伸到我家门口了’，二孩家属和二彬家属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后来二孩家属就骑电瓶车走了”，“二彬家属和二孩家属两人就是在她们各自家门口吵了几句，没往一块去，也没有打架”，“没有辱骂情况”；赵玉民在该派出所陈述“当时我和家属陶某、李某三人在我家门口剥蚕豆……二孩家属就和二彬家属在各自门口争了几句，后来二孩家属就骑着三轮电瓶车往东走了”，“她们两人就是相互争吵了几句，都各自在自家门口，也没朝一块去”；陶司娟在该派出所陈述“我是赵服林的侄媳妇（赵建军），我和赵永彬没有关系”，陶娟和褚良梅“没有”发生辱骂或打架，“她俩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吵着”；赵萍萍在该派出所陈述“2020年5月14日早晨七八点钟我在我家楼上听到外面有吵架的声音，因为我们都在一块生活多年，我听声音能听出来是陶娟和褚良梅两人吵，我就下楼看，我看见褚良梅和她丈夫两口子在门口砍花树，我没看见陶娟，也就没人吵了”，“没有”听到辱骂或看到打架的情况；该卷宗材料中怀远县公安局勘验/检查笔录载明“经现场检查，村民褚良梅因拽断邻居陶娟家杨树枝（用于扫房顶柳棉）而与陶娟发生争吵，现场未发生有辱骂或打架情况”。可见，该卷宗材料不能反映褚良梅对陶娟有辱骂的情况，亦不能证明陶娟的死亡与褚良梅、赵永彬有直接因果关系。赵服林、赵欣、赵帅提交的录音中的村民并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三原告应当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陶娟的死亡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过法庭调查以及三原告提供的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卷宗材料、录音材料等证据，均不能证明陶娟的死亡与两被告有因果关系，且根据怀远县公安局褚集派出所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被告褚良梅在陶娟喝药后找车将陶娟送到赵集医院救治，尽到了救助义务，故本院对三原告要求两被告自己支付三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为914761.7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赵服林、赵欣、赵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74元，由赵服林、赵欣、赵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润洲审判员  熊爱军审判员  杭军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房鑫书记员周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