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407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运玲，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韦素子，女，1968年2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上诉人（一审原告）:俞某2，女，199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上诉人（一审原告）:俞某1，女，2017年11月10日出生，苗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俞某2，身份信息同上。系俞某1的母亲。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朝忠，柳州市金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榕江县城东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陈家钦，系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君元，贵州泽丰（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贻明，男，198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尤溪县。现住榕江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玉德，男，1988年7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军乐，男，1986年3月18日出生，壮族，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耀堂，男，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华，男，1988年9月11日出生，壮族，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蒙进相，男，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崇振，男，1989年10月23日出生，壮族，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常妥，男，1990年12月25日出生，壮族，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产正，男，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剑琳，男，1988年1月15日出生，壮族，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根台，男，壮族，1988年8月7日出生，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向广，男，广西融水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上诉人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贻明、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2民初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上诉请求：判令13个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上诉人因韦振锋受伤导致死亡的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35897.5元、误工费3000元、住宿费3750元、交通费2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3132元、被赡养人生活费20348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鉴定费1600元，总计1114459.5元。扣减己付丧葬费费用150000元，合计964459.5元。事实和理由：1.本案应当由13个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由受害人韦振锋承担65%的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韦振锋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华宏公司未对雇员进行安全培训，没有执行安全作业措施保护雇员人身安全。本案是雇佣关系，法律明确了雇主应按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受害人只有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减轻雇主的责任，韦振锋是否存在过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韦振锋存在过错。2.一审判决对榕安监呈【2018】35号《“9.10”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不予采纳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判决30000元精神抚慰金赔偿给受害人家属，赔偿金额过低，上诉人要求100000元精神抚慰金属于合理范围，应当给予支持。华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上诉人对本案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但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是定作人，定作人应是被上诉人陈贻明。即使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定作人，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死者韦振锋30%的赔偿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与被上诉人韦玉德签订合同的人是被上诉人陈贻明，并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陈贻明不存在职务关系，而是上诉人已经把涉案厂房租赁给了被上诉人陈贻明，故被上诉人陈贻明才是本案的定作人。韦振锋忽视安全生产规定，作业过程中在钢筋棚横樑上行走，导致其跌落地上死亡。因此，韦振锋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不是意外事故。上诉人不是合同的主体，对韦振锋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定作人的责任。2.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本案的赔偿数额，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的事故发生在2018年，当时城乡未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故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本案的赔偿数额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仅应赔偿韦振锋339942元。被上诉人陈贻明、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未作答辩。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华宏公司、陈贻明、韦玉德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35897.50元、误工费（3人5天、200元／天）3000元、住宿费（3人5天、250元／天）3750元、交通费2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3132元、被赡养人生活费183132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等各项费用，总计：942511.50元（已扣减已付丧葬费费用150000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四原告将被赡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变更为203480元，同时增加了鉴定费1600元，其他诉请项目不变，合计为1114459.50元，扣减已支付的150000元，四原告诉请的赔偿款为964459.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0日，陈贻明代表华宏公司（甲方）与韦玉德（乙方代表）签订《非标钢架厂房加工制造合同书》。合同约定由韦玉德承包华宏公司钢架厂房的搭建，并对工程单价、付款方式、工程质量等做了明确约定。同时，还约定韦玉德必须认真贯彻关于安全施工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施工中如发生伤亡事故，由韦玉德负责。合同签订后，韦玉德即召集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韦振锋等人进场施工，搭建华宏公司的一、二号钢架厂房。2018年9月l0日下午l8时许，在施工过程中，韦振锋不慎从6米高空失足坠落地面，经医院抢救无效，于19时许死亡。原告与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不下，于2019年1月7日遂诉至一审法院。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与被告华宏公司、陈贻明、韦玉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立案受理，遂立案号为（2019）黔2632民初45号，该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对被告华宏公司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场地上的厂房（两栋）进行查封，并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单担保。2019年1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2632民初45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华宏公司享有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场地上的厂房（两栋）进行查封。因四原告请求查封的标的物不明，无法查封。2019年1月24日，四原告再次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对被告华宏公司享有的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场地上的非标钢架厂房（约6000平方米，不包括土地及设备）进行查封。2019年1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2632民初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对被告华宏公司享有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场地上的非标钢架厂房（约6000平方米，不包括土地及设备）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为两年）。同时查明，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及死者韦振锋均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钢架厂房建设项目施工前，未对韦振锋等工人进行安全培训教育。施工过程中，韦振锋等人未按法律规定配备安全网等安全设备，亦未采取系安全绳索、佩戴安全帽等高空作业安全防护措施。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及韦振锋等人承接的案涉非标钢架厂房的承揽费用在扣除必要的伙食费、车辆燃油费等开支后，剩余资金根据韦玉德、韦振锋等十二人按所提供劳动时间（劳动量）的多少进行分配。另查明，原告黄运玲、韦素子（出生于1968年2月20日）系韦振锋的父亲和母亲，黄运玲、韦素子共生育一子韦振锋。原告俞某1系韦振锋与原告俞某2的女儿，俞某1出生于2017年11月10日。案涉事故发生后，陈贻明已垫付韦振锋丧葬费150000元。再查明，2019年7月23日，韦素子自行委托广西柳州市明桂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进行鉴定，经鉴定韦素子脊柱侧弯畸形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为八级。韦素子先行垫付鉴定费用16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2.本案的赔偿责任如何划分及承担？2.原告的索赔项目是否合理？对原告的诉请应当如何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的问题。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及受害人韦振锋十二人按照被告华宏公司的要求修建案涉的非标钢架厂房，由被告华宏公司提供所需的建筑材料,被告华宏公司向韦玉德及受害人韦振锋等十二人支付报酬。韦玉德、韦振锋等在书面协议达成后自行安排、控制建筑时间,使用自己携带的工具独立完成安装工作,不受被告华宏公司的控制、支配、指挥,具有人身独立性。可见韦玉德、韦振锋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不是劳务,而是将被告华宏公司提供的钢材等建筑材料搭建成一定标准的钢架厂房这一劳动成果。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死者韦振锋与被告华宏公司、陈贻明、韦玉德等之间系劳务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的纠纷属于承揽合同纠纷,而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立案案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变更为承揽合同纠纷。关于案涉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既然本案是承揽合同纠纷,本案应依据承揽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华宏公司明提出，华宏公司与陈贻明系场地租赁关系，华宏公司仅以2018年10月8日签订的《租赁协议》来证明2018年9月10日之前双方已经形成租赁关系，不符合证据的时间逻辑，亦违反生活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华宏公司提出《非标钢架厂房加工制造合同书》系陈贻明与韦玉德签订的，与华宏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虽然未盖有华宏公司公章，但载明发包方为华宏公司，因陈贻明长期在华宏公司就职任职，且案涉的钢架厂房搭建在华宏公司厂区内，韦玉德领取的施工费用亦由华宏公司的财务处给付，故陈贻明在合同甲方处的签名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所约定以及因履行该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及义务，由华宏公司承接。华宏公司提出，《非标钢架厂房加工制造合同书》系加工承揽合同，应由加工方韦玉德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但，华宏公司将钢架厂房搭建项目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韦玉德、韦振锋等十二人承建，华宏公司作为定作人在选任承揽人上存在过错，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由华宏公司承担30%的责任。韦玉德提出，与韦振锋不存在雇佣关系，系合伙关系。韦玉德找到搭建钢架厂房项目后，伙同韦振锋等人一起工作，并由韦玉德作为代表对外签订合同。根据《非标钢架厂房加工制造合同书》及韦玉德提供的被告向广、韦华、韦常妥、蒙进相、韦军乐、刘崇振、韦产正、韦耀堂等八名被告的陈述，韦玉德作为韦振锋等十二名施工人的代表与华宏公司签订《非标钢架厂房加工制造合同书》，施工人员自行携带工具，所得的报酬扣除伙食费、车辆燃油费等成本后，由参与施工的十二人按所提供的工作量进行分配，韦玉德未有多领取报酬。韦玉德与韦振锋的关系不具备雇佣关系的特征，韦玉德、韦耀堂及死者韦振锋等十二人是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而组织的临时性的农民工合伙组织，其内部关系是松散型合伙关系。原告及被告华宏公司对韦玉德提供的被告向广、韦华、韦常妥、蒙进相、韦军乐、刘崇振、韦产正、韦耀堂八人的陈述均无异议，故对韦玉德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韦振锋在为了实现十二名施工人员的共同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受到损害，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十一人应当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一审法院酌定由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共同承担5%的责任。死者韦振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搭建钢架厂房相应的资质，仍违规为他人搭建钢架厂房。且在从事高空作业的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自己，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对其从高空坠地身亡具有重大的过错责任，其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由韦振锋自负65%的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如何支持的问题。对四原告因本案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一审法院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581600元。按照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404元／年，计算二十年，计款为34404元／年×20年=688080元，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为58160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35897.50元。按照2018年贵州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即78316元／年÷12个月×6个月=39158元，原告主张丧葬费为35897.5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误工费30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为处理善后事宜，长途奔波，确有误工。原告主张误工费3000元，不超出合理范畴，酌情予以支持；4.交通费2000元。原告虽未能提供车票佐证，但为了处理善后事宜，原告确需乘车往返于住处与事故发生地。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不超出合理范畴，酌情予以支持；5.被扶养人生活费311544元。被扶养人俞某1于2017年11月10日出生，从韦振锋死亡当日计算，距年满18周岁尚有206个月，按照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402元／年，俞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款为（21402元／年÷12个月×206个月÷2人）＝183700.50元，原告主张俞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3132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韦素子出生于1968年2月20日，参照明桂司鉴中心［2019］残鉴字第2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扶养人韦素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款为（21402元／年÷12个月×240个月×30%）＝128412元，原告主张韦素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348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理部分128412元。据此，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应为311544元；6.鉴定费1600元，原告提供了正式票据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精神抚慰金30000元。本次事故造成韦振锋死亡的严重后果，使得原告黄运玲、韦素子老年丧子，原告俞某2青年丧夫，原告俞某1幼年丧父，且韦振锋系原告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顶梁柱，韦振锋的死亡给四原告精神上造成巨大的损害，结合被告及受害人韦振锋的过错程度及本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酌情支持30000元；对四原告主张的住宿费，原告方未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项损失，一审法院对四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为965641.50元（不含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即581600元＋35897.50元＋3000元＋2000元＋311544元＋1600元＋30000元＝965641.50元。由原告按其责任自行承担65%（不含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即935641.50元×65%＝608167元；被告华宏公司按其过错程度承担30%的责任（不含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同时根据华宏公司在本案中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由其承担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故华宏公司应赔偿四原告的金额为310692.45元，即935641.50元×30%＋30000元＝310692.45元；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十一人共同承担5%的经济补偿责任，故该十一名被告应赔偿四原告的金额为935641.50元×5%＝46782.08元。原告主张应得的赔偿金额中扣减被告陈贻明先行垫付的150000元，案涉的损害事故发生后陈贻明以其个人名义先行垫付死者韦振锋的丧葬费150000元，然，陈贻明在本案中未有承担法律责任，陈贻明以其个人名义先行垫付的150000元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各项损失310692.4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由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赔偿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各项损失46782.0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三、驳回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45元，由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负担8462元，被告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负担4331元，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共同负担65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负担3150元，被告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610元，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共同负担240元。保全担保费1814元，由原告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负担1143元，被告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负担584元，被告韦玉德、韦军乐、韦耀堂、韦华、蒙进相、刘崇振、韦常妥、韦产正、黄剑琳、韦根台、向广共同负担8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对华宏公司和韦振锋的责任划分是否恰当；三、一审法院对榕安监呈［2018］35号《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新建工业钢架棚“9.10”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不予采纳是否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华宏公司赔偿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过低；五、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的各项损失，是否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被上诉人陈贻明曾长期在华宏公司担任生产部经理，其以华宏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韦玉德签订《非标钢架厂房加工制造合同书》，工程地点位于华宏公司厂区内，韦玉德的工程款由华宏公司支付，韦玉德有理由相信陈贻明有代理权，陈贻明构成表见代理，其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义务，应由华宏公司承担，陈贻明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韦玉德、韦军乐等十一人与死者韦振锋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组成临时性的农民工合伙组织，其内部关系是松散型合伙关系，因韦玉德、韦军乐等十一人对韦振锋之死没有过错，故这十一人亦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之规定，韦玉德、韦振锋等12人自带工具，按照华宏公司的要求修建非标钢架厂房，华宏公司向韦玉德、韦振锋等12人支付报酬，在施工过程中，上下班时间由韦玉德、韦振锋等12人自己决定，不受华宏公司控制、支配，韦玉德、韦振锋等12人与华宏公司不存在人生依附关系，故华宏公司与韦玉德、韦振锋等12人构成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华宏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韦玉德、韦振锋等12人，其对选任承揽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韦振锋作为承揽人，明知自己不具有施工资质，仍然违规为华宏公司搭建钢架厂房，而且在从事高空作业的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其对自己从高空坠落身亡具有重大过失。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华宏公司和韦振锋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华宏公司承担30%的责任、韦振锋自负65%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榕安监呈[2018]35号《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新建工业钢架棚“9.10”事故调查报告》是对安全生产事故确定行政责任，并不是给相关责任人划分民事责任，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该调查报告对本案的责任划分仅具有参考价值，一审法院在对当事人划分责任时，在参考该调查报告关于对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的认定的基础上，依据民事法律规定，确定各方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本起事故造成受害人韦振锋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其亲属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的遭遇值得同情，由于受害人韦振锋在事故中存在重大过失，一审结合被告及受害人韦振锋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酌情支持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五，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法明传［2019］521号）的规定，黔东南州两级法院已从2019年12月1日起对所有一审和二审尚未审结的案件均不再区分城乡标准，统一按城镇标准计算各项赔偿项目。故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的各项损失符合试点政策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与上诉人华宏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45元，由黄运玲、韦素子、俞某2、俞某1负担7485元，贵州华宏木业有限公司负担59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冉定飞审判员  王山地审判员  罗安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章杰书记员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