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5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某，女，1993年5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坤，女，1965年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男，1983年11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晶，女，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焰，女，1965年4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赵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张玉坤、王旭、李焰隐私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2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依据不足。1.张玉坤、王旭、李焰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系个人行为。在张玉坤等人提交的多个清华大学的文件中并无要求心理中心必须设立督导会议这样一种集体督导模式的内容，即清华大学并未授权或明确要求心理中心成立督导会，故张玉坤等人通过举办集体会议的方式肆意窥探、侵犯他人隐私是一种个人行为，不是履行正当的工作职责。2.张玉坤等人事实上存在侵权行为。无论是基于双方签署的心理咨询协议对咨询师的要求，还是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本案中无需通过赵某某同意即通过会议方式进行集体督导披露他人隐私的行为显然都具有明显的侵权违法性，这在我方提交的录音证据和伦理组回复我方的邮件均有多处体现。3.本案存在侵权损害后果。事发时赵某某尚属在校学生，涉案隐私内容在学校这种集体生活的环境中必然属于绝对的个人隐私。事发后赵某某长达数月无法生活工作，心理上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打击，这对本就存在心里问题的赵某某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种伤害后果是无形的，却也是真实存在的。张玉坤、王旭、李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赵某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赵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玉坤、王旭、李焰口头及书面赔礼道歉，同时在校内刊物上登载道歉；2.判令张玉坤、王旭、李焰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3.判令张玉坤、王旭、李焰支付律师费2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玉坤、王旭、李焰系清华大学学生处职工，其中王旭为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心理中心）咨询师，张玉坤为心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焰为心理中心主任。2017年，赵某某系清华大学在校学生，当年3月8日签订《心理咨询协议》，咨询原则：本中心尊重来访者的个人隐私，任何个人信息都不会被泄露，除非有你本人的授权。但在你的信息暗示你将危及自己或他人或社会安全时，咨询师有权和有关方面联系。随后，赵某某开始在心理中心进行心理咨询，咨询师为王旭，陆续咨询20余次。赵某某于2018年通过王旭无意得知其个人情况在心理中心督导会上进行讨论，双方遂产生争议。双方争议事实如下：一、李焰、张玉坤、王旭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赵某某称其个人隐私为未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督导会上进行了讨论，在咨询师之间进行了传播，李焰、张玉坤作为心理中心的领导，制定了侵犯隐私权的督导制度，导致王旭基于内部规定，不得不进行传播，李焰、张玉坤、王旭均存在泄露其隐私的故意，并对其造成了伤害，三人的行为应属于个人侵权行为。李焰、张玉坤、王旭对此均不认可，称王旭为赵某某提供心理咨询及参加督导会的行为时履行工作职责，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专业的咨询，属职务行为。李焰、张玉坤制定督导制度是根据《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标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清华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的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上级规章而设立，是为了保证咨询师的专业性而定期举办的督导会，赵某某心理咨询中出现了咨询师难以解释的行为，所以对其情况在督导会上进行了讨论，但督导会上不会披露来访者姓名，只会说来访者存在的状况。赵某某对上述文件均不认可，称上述文件均非法律法规，且没有规定咨询机构必须成立督导会议，即使存在督导制度，也不能证明在实施督导制度过程中合法合规。二、李焰、张玉坤、王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赵某某称李焰、张玉坤、王旭没有经其本人同意将其个人信息在督导会上披露，存在泄露其隐私的故意，使其隐私面临向外泄露的风险，并对其心理造成严重伤害，构成侵权。为此，赵某某提交证据如下：1、《心理咨询协议》，赵某某称该协议中明确写明“任何个人信息都不会被泄露，除非有本人授权”，但王旭未经其同意将其隐私提交督导会上讨论，使其隐私被泄露。李焰、张玉坤、王旭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该协议中也写明“如果学生的信息暗示会出现危机时，咨询师有权和有关方面联系”，与院校及家长沟通。保密是指不向公众泄露，但督导活动并不涉及个人信息，不会出现咨询者姓名，只会说来访者的情况，不存在隐私泄露的情况。法院确认该心理咨询协议的真实性，证明效力另行论述。2、赵某某向伦理组进行投诉及伦理组答复邮件，邮件中可见伦理组在对心理中心进行约谈后，心理中心回复内容：“1、同意伦理组的意见，进一步理解伦理处理的原则是要保护当事人；2、重新反思尊重个案的隐私权的伦理原则；3、中心的个案研讨会和正常的督导活动，将明确专业人员参加的界限……”。赵某某称通过伦理组的答复可以看出心理中心认可存在侵犯其隐私权的行为。李焰、张玉坤、王旭对邮件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三人均不存在侵权行为，邮件回复内容不能证明是对侵权行为的认可。李焰、张玉坤、王旭认可伦理组邮件中心理中心回复的内容是真实的，法院确认该邮件的真实性，但证明效力另行论述。3、赵某某与李焰的录音，赵某某称李焰在录音中认可存在信息被泄露的事实，比如录音内容整理材料第四页中，赵某某：“因为王旭老师是我的咨询师，我可以让他……但是现在被你们一群人知道了，在每周一次的督导会上，是的。”李焰：“嗯……抱歉天琪，就是我听到了是，你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就是信息被公开之后，你感觉到伤害了，是这样的对吗？”赵：“是的，是的，我们这不是一咨询，我就是想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因为我听说那个督导连前台都参与。张某老师还有另一位老师也参与，她们两个是没有什么专业的心理学资质的吧，我觉得，嗯……我听说张某老师原来还是勤工助学办的。”李焰：“嗯，啊。”赵：“就……让她知道全校学生的隐私，就每一次，我的隐私，我告诉他我什么小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每次我前台见到张某老师的时候，她都想这个人……这个人小时候做了什么事……这个很讨厌，这感觉。”李焰：“额……嗯……你可……或许哈，也许你在心里面扩大化了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工作例会全体参加，我们的督导只有专业人员参加。”李焰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录音的合法性，该录音未经其允许，属于偷录。虽然录音系在未经李焰同意的情况下偷录，但并非通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式取得，故法院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其证明目的另行论述。赵某某称其隐私已在集体督导会上被泄露，连前台都知道其隐私，并面临着对外泄露的风险，李焰、张玉坤、王旭对此不认可，称集体督导会属于个案研讨会，由专业咨询师参加，前台并不参加，对于比较困难的案件由资深的咨询师进行集体讨论，督导的原则是来访者的个人信息不会在督导会上公布，仅是对案情进行讨论。赵某某称其通过王旭得知督导制度的存在及其个人情况在督导会上进行了讨论且听说前台也参与督导会。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关于李焰、张玉坤、王旭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法院认为三人均属于清华大学的职工，在清华大学心理中心从事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王旭为赵某某提供心理咨询，在咨询遇到困难时将赵某某的案例提交督导会讨论，李焰、张玉坤参与督导会讨论，上述行为均发生于三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未超越职权范围，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此外，李焰、张玉坤作为心理中心主任，根据行业规范及清华大学内部管理规定建立督导制度，亦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故李焰、张玉坤、王旭的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关于李焰、张玉坤、王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法院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权利。判断是否构成侵害隐私权，应当根据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行为人行为违法、受害人确有隐私权被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来认定。赵某某认为其隐私权被侵害，其应当对侵权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归于本案，从行为人主观来看，李焰、张玉坤、王旭为赵某某进行心理咨询或参与督导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给赵某某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帮助，而并非为了泄露赵某某的个人隐私，三人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从行为的违法性看，首先，李焰、张玉坤作为心理中心主任建立督导制度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根据李焰提交的文件可以看出，督导制度是为了保证咨询师的专业性，根据心理咨询领域的行业规范而设立的，并不违法；其次，根据心理咨询协议约定，来访者咨询过程中出现危机时，咨询师有权和有关方面联系，王旭在为赵某某进行心理咨询过程中遇到困难提请督导会讨论的行为不违反协议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再次，赵某某提交的邮件和录音不足以认定李焰、张玉坤、王旭在集体督导会上实施了泄露、传播其隐私的行为，关于心理中心的答复，法院认为该答复是心理中心向伦理组就内部管理和制度完善提交的整改意见，并非对心理中心存在侵权行为的认可。关于录音，虽然赵某某认为李焰在录音中默认存在侵权行为，但结合录音的上下文不能以录音中李焰采取的“对、嗯、哦”等答复方式表示其认可或默认存在侵权行为。从损害后果来看，赵某某主张其个人隐私在督导会上被泄露并传播，并面临着向外泄露的风险，但其并未就此提供相关证据，录音中其自述“听说前台也参与督导会”，且自认为前台知道其隐私，均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赵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害后果已经发生。综上，法院认为李焰、张玉坤、王旭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综上，李焰、张玉坤、王旭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且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没有侵犯赵某某的隐私权，故赵某某要求李焰、张玉坤、王旭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诉请，所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张玉坤、王旭、李焰未提交新证据。赵某某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赵某某和田某的聊天记录，赵某某称田某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在心理中心工作过，证明心理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并非都有专业资质。二、赵某某制作分发的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咨询的需求和问卷调查（以下简称问卷调查），证明心理中心存在侵犯隐私的现象，同学反馈不信任心理中心、担心被通知院系或熟人。三、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处方笺（以下简称处方笺），证明赵某某受到了很大的精神伤害，临床诊断为失眠、焦虑、还开了药。张玉坤、王旭、李焰对赵某某和田某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与本案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关。对问卷调查的真实性不认可，不知道是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无法证明与本案的侵权行为有关系。对赵某某处方笺原件真实性认可，可以证明赵某某有精神的损害，但无法证明是谁造成的，无法证明心理中心是否加重了赵某某的精神损害。本院经审查认为，赵某某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除处方笺外，在一审期间即可提交却未予提交，其二审提交已属逾期。本案中，张玉坤、王旭、李焰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在给赵某某提供心理咨询的这个个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给赵某某造成了隐私泄露的损害后果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上述证据材料是否应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要看其与上述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关于赵某某和田某的聊天记录以及问卷调查，田某身份和调查对象身份的真实性赵某某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并且，聊天记录的内容和问卷调查的内容也无法反映出在赵某某这个个案中，张玉坤、王旭、李焰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关于处方笺，张玉坤、王旭、李焰虽认可其真实性，但双方产生纠纷的时间是在2018年，处方笺的开具时间是在2020年11月17日，因此，时隔两年左右开具的处方笺，无法证明上面载明的诊断是心理中心亦或是赵某某主张的张玉坤、王旭、李焰的个人行为造成或加重的。综上，赵某某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不能改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故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问题，现分述如下：第一，张玉坤、王旭、李焰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是界分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标准。本案中，张玉坤、王旭、李焰均为清华大学心理中心的职工，王旭为赵某某提供心理咨询，张玉坤、王旭、李焰参与督导会讨论。而按照《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清华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实施办法》以及赵某某签字同意的《心理咨询协议》的内容，学校定期开展案例督导和个案研讨、加强危机干预以及在咨询信息存在协议约定的某些情形时咨询师有权和有关方面联系是有依据的，因此，张玉坤、王旭、李焰的上述行为均属于其正常的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应当界定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赵某某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张玉坤、王旭、李焰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隐私权侵权责任是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本案中，张玉坤、王旭、李焰参与督导会讨论赵某某个案的行为，如前所述，不违反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协议约定。其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玉坤、王旭、李焰存在侵犯赵某某隐私的主观过错。因此，就本案而言，张玉坤、王旭、李焰属职务行为且该行为不符合隐私权侵权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赵某某主张张玉坤、王旭、李焰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赵某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龙审 判 员 张永钢审 判 员 丁少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唐兴华法官助理 詹 浩书 记 员 郭孟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