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再2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刘新建，男，197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少锋，广东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升，广东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刘鹏，女，197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再审申请人刘新建因与被申请人刘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7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7月7日作出（2020）粤01民申10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新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少锋、李杰升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刘鹏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刘新建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缺席判决，剥夺了刘新建应诉、答辩的权利。刘鹏起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供刘新建的联系电话存在错误，导致无法联系刘新建而造成缺席审理。二、刘鹏没有证据确认刘新建借款事实的存在，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双方并不存在借款事实。刘鹏在转账“备注”时仅注明为“转账”，并不能证明是借款。刘鹏是在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认识刘新建，从二人认识至70万元转账才两个月时间。刘鹏不了解刘新建的财产状况、诚信程度，在未签订借款合同的情形下，转账时不注明为“借款”，毫不合理。作为员工的刘鹏不可能出借70万给作为老板的刘新建，而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甚至不要求出具借条，完全不合乎交易习惯。三、刘鹏转账给刘新建的资金实际是来源于广东助行投资有限公司，该转账是单位内部资金往来，不是借款关系。刘鹏转账时担任广东助行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其负责助行公司与刘鹏的账号进行资金往来，然后通过刘鹏的账号收取客户的款项以及向客户支付利息。而涉案70万元正是刘鹏代助行公司收回的客户款，并非出借款项。涉案刘新建的账号也是用于助行公司运作之用，刘鹏作为业务经理，对此是明知的。根据刘新建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刘鹏与刘新建间经常有资金往来，刘鹏在2016年11月25日存入1万元给刘新建，特别是在12月23日刘鹏存入70万元给刘新建的账户后，助行公司当日通过该账号转回1万元工资给刘鹏，同日还通过该账号发放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可以证明该70万元根本不是刘鹏所称的借款。刘鹏刻意隐瞒案涉款项的真实来源，请求再审法院责令刘鹏提供其转账前两个月的银行流水，以证明刘鹏实际上是收到助行公司客户的款项后，故意转到刘飞的账户，再由刘飞转回款项给刘鹏，故意制造款项来源于刘飞的事实。刘鹏收取案外人刘飞70万元的账号与其转账给刘新建的账户并非同一账户，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刘鹏向刘新建所转的案涉款项就是来源于刘飞。为何刘鹏收到刘飞款项后不是非常便捷地使用同一个账号转款给刘新建，而是非常麻烦地使用另一个账号转款，这令人十分怀疑其款项的来源。四、刘鹏对上述违背常理的情形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由此令人怀疑其真实性，足以证明刘鹏与刘新建的所谓转账记录，与借款关系完全无关。现实生活中对于70万元如此巨额的借款交割，出借方一般都会谨慎而为之，包括转账前与借款方协商核对、款项转出后立即由借款方亲自确认等。而刘鹏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刘新建真的向刘鹏借款，从2016年12月23日转账到起诉的两年多时间里，刘鹏竟然从未就该笔款项要求刘新建出具《借条》或签名，明显违反常理。刘鹏起诉时主张刘新建借款的月利率高达8％，开庭中又陈述借款月利率是20％，互相矛盾，且违背正常的民间借款利率水平，刘新建根本无需如此高利率借款，完全可以通过低利率借款。对如此不符合常理的借款利率，刘鹏却没有在刘新建收款后立即要求其出具借条以确认高额利息，明显违反常理。特别是刘鹏在2017年11月离职后，曾经对广东助行投资有限公司提起劳动仲裁案件（案号：穗海劳仲案字【2019】1976号），当时的仲裁请求十多万元，最后双方达成仲裁和解，刘鹏只要求4000元就全部了结。如果存在本案借款，刘鹏不可能不向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新建主张归还，这完全与常理不符。五、如上所述，由于该账号实际是由助行公司进行使用，实际用款的主体也是助行公司，并不是刘新建，故刘新建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刘鹏清楚知道助行公司使用该款项，如果刘鹏认为是刘新建个人借款，应特别要求刘新建个人在收款后立即出具借据。因为这种注意义务的履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和不存在客观障碍的。否则，应当视为刘鹏与助行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刘新建无关。六、原审法院仅凭转账凭证及短信聊天记录截图的孤证，就认为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既与案件事实不符，同时也有违法律规定。刘鹏为日后诬告刘新建，故意编造短信内容，而刘新建对于未能接听来电的电话，设置了固定的自动回复“抱歉，我正在开会”的短信功能。但由于刘新建从未曾向刘鹏借款70万元，对此并不放在心上，一直置之不理。但无论如何，仅凭该短信内容，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刘新建向刘鹏借款的唯一结论，而且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不答复就表示承认事实。七、刘鹏在起诉状中称70万资金是自己购房款，在一审笔录中，又陈述借款来源于姐姐刘飞的借款，对利息陈述也是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综上，请依法再审，并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刘鹏未到庭，亦未就本案再审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鹏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新建立即向刘鹏偿还借款700000元；2.刘新建立即偿还逾期借款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刘新建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鹏称其与刘新建曾为上下级同事，2016年11月时均在广州助行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刘新建时任该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刘鹏为该司普通员工。2016年12月，刘新建以个人名义向刘鹏借款7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并口头承诺只借2个月，每月给付利息56000元。刘鹏于2016年12月23日向其家人刘飞借到700000元后，同日即通过名下卡号尾号为6995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刘新建名下账号尾号为6975的银行账户转账700000元。借款到期后，刘新建没有归还本金，也未支付任何利息。2017年11月刘鹏离职。刘鹏于2018年9月12日、9月26日、10月1日发短信问刘新建“我那七十万几时还本息”，刘新建以“抱歉，我正在开会”为由回避刘鹏，亦拒接电话。刘鹏催讨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刘鹏陈述、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截图、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刘鹏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向刘新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同时提交了短信聊天记录截图佐证转账款项为借款。因刘新建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未提供反驳证据抗辩该转账非借款，而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视为自行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刘鹏的主张具有证据优势，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刘新建经刘鹏催讨，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刘鹏起诉要求刘新建归还全部借款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借款期限及借期内利率作出口头约定，视为双方未作约定，刘鹏可随时催告刘新建返还借款。根据刘鹏提供的短信记录，刘鹏最早在2018年9月12日发出催讨短信并得到回复，故刘鹏主张的利息损失可自该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刘新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鹏归还借款7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9月12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刘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800元，由刘新建负担。再审期间，刘新建提交的证据有：1.送达基本信息，拟证明刘鹏原审中提供错误电话号码，导致刘新建无法收到原审法院传票；2.协议书，拟证明刘新建在2016年10月8日通过股权转让进入助行公司工作，刘鹏与刘新建关系尚不熟络，转账时不注明为“借款”，毫不合理；3.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拟证明刘鹏与广东助行公司劳动仲裁纠纷一案中，没有涉及到有一个70万元的借贷案件；4.缴费历史明细表，拟证明刘鹏担任公司业务经理一职；5.收据，拟证明刘鹏在2017年11月离职后，对广东助行公司提出劳动仲裁，其仲裁请求为十几万元，双方达成仲裁和解，刘鹏只要求四千元了结，并未提及本案借款问题，与常理不符；6.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刘鹏在另案答辩中明确陈述，其在广东助行公司期间，自2015年3月16日起为公司做债权人代表公司签约并提供银行账户供公司使用，此职务行为应由广东助行公司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印证涉案款项是刘鹏代助行公司收回的客户款，根本不是借款；7.刘新建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刘新建的银行账户作为公司账户使用，给公司员工发工资以及其他用途，即使为刘鹏的借款，涉案诉讼人也应该是助行公司，而非刘新建；8.刘鹏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刘鹏和公司有大额资金往来，刘鹏收取案外人刘飞70万元的账户与向刘新建转账的账户并非同一账户，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款项来源于刘飞，为何在收到刘飞款项后不是第一时间转入刘新建账户，而是频繁交易，由此可知资金来源不明。刘鹏未发表质证意见。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再审期间，刘鹏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于本市海珠区看守所，本院依法通过经办该刑事案件的海珠区法院向其送达本案再审传票及证据，刘鹏称无法联系律师代理诉讼，未对前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根据刘新建再审中提交的证据，刘新建在2016年10月8日与广东助行公司原股东签订《协议书》，以1元价格受让广东助行公司，并成为广东助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刘鹏自2014年9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在广东助行公司任职业务员。刘新建因客观原因未参加原审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再审，保障其诉讼权利。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再审争议焦点为：刘鹏主张刘新建归还70万元借款的理据能否成立。刘鹏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审中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和手机短信及通话记录等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刘新建确认收到70万元的事实，否认涉案款项为借款，主张为公司内部账务往来。但刘新建再审期间提交的八项证据，证据1为本案程序问题；证据6证明刘鹏在另案中陈述其账户曾为公司所用，但所述案件事实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且该案判决和执行裁定均未采纳其辩解；其余6项证据证明内容均是刘新建为说明涉案款项作为借款不合常理而提出的种种怀疑，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公司内部账务往来。若涉案70万元系刘鹏收取的公司客户款项，刘新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理应知情并能够完成举证责任，但刘新建对于刘鹏因何人何事收取哪个客户款项，一概不知，理由是刚到公司不久，对公司运营不熟，明显不合常理。刘新建还称该客户是助行公司以前的客户，属于公司受让之前债权，根据公司转让协议书约定，刘新建以1元价格受让公司，没有提供债权债务清单的情况下，为何能够主张进公司之前的70万元债权，缺乏合理解释，本院再审对刘新建的前述意见不予采信。当然，涉案70万元作为借款确实存在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比如刘新建和刘鹏并不是要好朋友，70万元借款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一年多时间没有要求归还本息、在刘鹏离职后与刘新建的劳资纠纷案中也未提及等等。但刘鹏原审中提交的向刘新建转款及向刘新建主张还款的两份证据，为客观证据。刘新建确认收到涉案款项，这是客观事实，其仅对刘鹏催款信息和电话的回复解释为自动设置，但并未提供如何设置自动回复的证据，如果刘新建不确认为借款，看到刘鹏追款信息，自然会予以适当回应，其对刘鹏多次电话和信息置之不理，缺乏合理解释。故相比较二人提交的证据证明效力，刘鹏的证据更为客观可信，且能够相互印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刘鹏为自己的主张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前述有关法律规定，刘新建主张涉案款项不是借款，应当提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刘新建再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属于其它性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刘新建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728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再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均由刘新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国庆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刘 立李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