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9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磊，男，1982年6月4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涛，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梦蕾，北京市京师（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超，女，1979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北京市京师（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帅，男，1975年7月20日生，满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系上诉人许超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静，女，1982年11月4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常增，男，1977年5月1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系被上诉人赵静丈夫。 上诉人许磊、许超因与被上诉人赵静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7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磊、许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户籍并非认定亲子关系的唯一标准，认定被上诉人与赵静与死者赵付英系母女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赵付英与李国友离婚案卷材料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系死者赵付英的女儿。2、赵静既非赵付英同户人员，也未有历史户籍档案记载，唐县城关派出所无权出具家庭成员在户口登记以外的亲属关系证明，该证明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被上诉人赵静出示的证人证言，证明内容互相矛盾，证人与被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公安部等12部门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规定，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其中开具亲属关系证明，需要“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才能出具，而本案唐县城关派出所出具的赵静与赵付英亲属关系证明显然不符合出具证明的标准，赵静户籍始终未与赵付英同户，也未有历史户籍档案记载，在赵静信访公安局派出所不作为的案件中，信访局给了赵静明确答复。上诉人申请调取唐县公安局、唐县信访局对于被上诉人赵静的答复，证实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是非法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城关派出所按照与赵静有利害关系的人证以及赵静自己的身份关系的证明，显然也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被上诉人赵静出示的证人证言，证明内容相互矛盾，证人与被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赵静与赵付英之间没有母女关系。4、被上诉人赵静只是在唐县第二小学和唐县中学借读，其不是唐县的常住人口，并不能证明系赵付英的女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登记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条例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赵付英于1984年再婚，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死者赵付英的户籍显示，被上诉人并非赵付英共同居住一处的人员，更非赵付英的女儿，被上诉人提供的学校证明也仅能证明赵静在小学四年级之后在唐县上学，而四年级时赵静已经12周岁，在此之前的10余年里，赵静始终未与赵付英共同生活。因此，既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又没有亲子鉴定，既未在同一户籍登记，又没有历史户籍档案记载，一审法院仅凭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和派出所出具的非法证明认定赵静与死者赵付英系母女关系，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死者赵付英办理丧事仅花费19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上诉人办理丧葬事宜和民事赔偿案件主张权利的实际花费不予认定，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众所周知，办理丧葬事宜不可能仅花费190元，并且办理丧葬事宜过程中上诉人不可能买纸钱、买白布等都要求开具发票，那也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据，符合实际花费情况，是办理丧葬事宜和宴请吊唁亲朋实际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置我国传统习俗而不顾，机械的认为上诉人没有开具发票而不认定实际发生的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有悖法理和人情，依法应予改判。赵付英系交通事故身亡，上诉人通过委托诉讼而获得民事赔偿，上诉人提供的判决书的收费收据足以证据上述事实，一审判决亦不予认可，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不完整，对于证明被上诉人与他人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关键证据没有予以调取，上诉人申请补充调取证据不予准许，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进而做出了错误的认定。通过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与赵付英之间系继子女关系，赵付英生前户籍有明确显示；而被上诉人却始终未在唐县落户，并非赵付英户籍同户人员，没有任何证据其二人系母女关系。即便赵静与赵付英有血缘的亲子关系，其也已经因为其他人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而与生父母间的权利义务消除，其已经丧失了基于血缘关系获得赵付英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事实上，赵付英离婚后并未有亲生子女随其居住，赵静随赵继恩长大，随赵继恩姓氏，与赵继恩一家父母子女相称，已经与赵继恩形成收养关系，赵静并未与赵付英以母女相待，赵静也没有作为女儿尽孝、服侍。为证明上述事实，申请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赵静所有户籍信息以及与其同户人员户籍档案信息，一审法院调取的户籍信息仅有赵静一人信息，且与户主关系一栏模糊不清，故上诉人申请补充调取，一审法院无故予以驳回，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述信息属于关键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其他人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与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利作为近亲属获得死亡赔偿金等由直接的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调取违反法定程序，望二审法院依法调取，并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四、一审法院将赵付英交通事故赔偿款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平均分割，有违法律规定，没有扣除实际花费，亦没有考虑与死者之间的亲属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与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赵付英与上诉人许超、许磊虽不是亲生，但许磊、许超随继母赵付英长大成人，与继母有着深厚的母子情谊，赵付英一直随儿子许磊共同生活，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一直是许磊照顾其生活起居，赵付英不幸离世，上诉人悲痛不已，许久不能接受现实，上诉人姐弟为赵付英操办了隆重的丧礼，厚葬继母，上诉人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而被上诉人口口声声称赵付英是其母亲，其没有作为女儿尽过孝心，也没有作为女儿礼待赵付英，许家的一切婚丧嫁娶赵静从未参与过，赵付英去世后没有一个赵静的好友参加吊唁。因为她已经过继给了其他人，已经被赵继恩一家收养。一审法院不顾这一事实，而认定赵静与赵付英系母女关系，继而不扣除实际花费，亦不考虑亲疏远近、生活紧密程序等因素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平均分配赔偿款，有悖法律规定和情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死者赵付英系母女关系，对于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花费不予认定，认定事实错误；同时一审法院平均分配补偿款有悖法律和情理，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发回重审。 赵静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赵静与母亲赵付英系亲生母女关系，完全正确。上诉人以答辩人户籍未与母亲赵付英在一走起，就否认答辩人与赵付英的母女关系，理由不能成立。1、答辩人自出生后一直随母亲赵付英生活。1982年11月4日答辩人出生，1983年3月19日经唐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答辩人父亲李国友与母亲赵付英离婚。离婚调解书明确答辩人随母亲赵付英生活，此后答辩人一直随母亲赵付英生活，未成年期间在唐县第二小学、唐县实验中学读书，由母亲赵付英照料。以上事实由答辩人亲生父亲李国友、亲友赵继恩，以及邻居赵洪军、工作单位贾五丫、贾邦尔等证言可以证实，唐县第二小学、唐县实验中学老师和学校出具了证明事实。2、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未出现过解除母女关系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基于血缘产生的亲生父母子女关系，因子女出生的事实就已成立，除非发生收养事实，否则是不能解除的。通过一审案卷可以看出，上诉人对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母女血缘关系，并未提出异议，只是一味强调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户籍未在一起，就否认答辩人与赵付英的母女关系。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答辩人自出生后就与母亲赵付英血脉相连，即使是在母亲赵付英发生交通事故前，母亲赵付英还到答辩人家中照料刚生完孩子的答辩人，答辩人和母亲赵付英生前照片，也印证了答辩人和母亲赵付英的亲密关系。3、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户籍未在一起，不能否认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母女关系。户籍登记是国家对人口资源进行管理的一项制度，而不是确定或改变亲生子女关系的法律文件或法律事实，答辩人户籍虽登记在任丘，也是母亲赵付英作出的安排，是出于对答辩人未来就业的考虑，并未改变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亲生母女关系。上诉人纠缠答辩人的户籍问题，妄想达到独占母亲赵付英事故赔偿款的目的，对答辩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4、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证明，完全能证明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母女关系。母亲赵付英户籍生前在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本案发生后，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经过认真调查，确认了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母女关系，以国家机关的名义证实了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母女关系，客观真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的丧葬花费190元，完全正确。办理母亲赵付英的丧葬事宜，答辩人支付了丧葬费用，大部分吊唁人员都是母亲赵付英生前好友和同事，上诉人并未支付费用，还强行取走了全部份子礼金。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的花费数额完全正确。至于其所谓委托代理人费用，并无合法票据，也无委托代理合同印证，并不能证明其诉讼支出，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完全正确。三、一审法院对于答辩人的户籍调查客观真实。在上诉人未提供答辩人有被他人收养事实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接到上诉人要求调查答辩人户籍的申请后，明知户籍情况同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母女关系无关，但基于审慎的考虑，仍一次到任丘、二次到保定进行户籍调查，涉及多个派出所，取得了一手调查资料，户籍信息并不能否认答辩人与母亲赵付英的母女关系。四、上诉人不应分得答辩人母亲赵付英事故赔偿款。答辩人母亲赵付英与上诉人之父再婚后，上诉人均在农村随其祖父母生活，并未与答辩人母亲赵付英生活在一起，与答辩人母亲赵付英未产生抚养关系。上诉人成年后，也未给付过答辩人母亲赵付英赡养费用，未对答辩人母亲赵付英尽过赡养义务。相反，答辩人母亲赵付英有退休金、养老金、医保，事故前身体健康，上诉人不但未给予答辩人母亲赵付英任何照顾，上诉人许磊一家还借住在答辩人母亲赵付英自有房屋内，在事故前，答辩人母亲赵付英正在限期上诉人许磊搬出房屋，因此不应该分得答辩人母亲赵付英事故赔偿款的，恰恰是上诉人。答辩人为了息事宁人，早日罢诉，在能获得精神慰藉的情况下，也同意与上诉人平均分配母亲赵付英事故赔偿款。 赵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分割赵付英交通事故赔偿款22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赵静与死者赵付英系母女关系，赵付英与李国友于1983年3月19日经唐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原告赵静归赵付英抚养，后赵付英再婚，被告许磊、许超系赵付英继子女。2019年11月11日，赵付英因交通事故死亡，于立华赔偿死者赵付英的继承人赔偿款、丧葬费等共计130,582元，二被告以赵付英子女的身份提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2020年5月20日，法院作出（2020）冀0627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望都支公司赔偿原告许磊、许超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76,209.18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至原告许磊、许超指定账户；二、被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许磊、许超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75,209.18元（已扣除被告于立华垫付的1,000元医疗费），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至原告许磊、许超指定账户；……”，以上赔偿款共计682,000.36元，其中医疗费2,007.85元，丧葬费35,816.5元，被告许磊、许超在未通知原告赵静的情况下，支取了该682,000.36元的事故赔偿款。后原告同二被告协商分割赔偿款未果，原告故于2020年7月14日诉至唐县人民法院。另查明，原告赵静小学曾就读于唐县第二小学、中学曾就读于唐县实验中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赵付英因交通事故死亡，事故责任方及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共赔偿682,000.36元的事故赔偿款，原告赵静系赵付英的亲生女儿，被告许磊、许超作为赵付英的继子女，应就赔偿款比照遗产继承顺序、分配原则进行分割。其中医疗费2,007.85元系实际产生的花费，应予扣除。二被告主张为处理丧事花费33,674.5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证明花费了190元，故已生效的（2020）冀0627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丧葬费数额为35,816元，应扣除190元，就剩余部分进行分割，即原告与二被告应就679,802.52元进行分割，每人分得226,600.83元，现原告赵静主张225,000元，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故对原告赵静要求分割死者赵付英事故赔偿款22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被告以原告赵静与死者赵付英户籍并未在一起为由，主张原告赵静并非二被告继母赵付英的亲生女儿，但是户籍并非认定亲子关系的唯一标准，且原告赵静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死者赵付英的女儿，故对二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许磊、许超给付原告赵静死者赵付英事故赔偿款225,000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2,338元，由被告许磊、许超负担。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六组证据：证据1，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拟证实被上诉人赵静与赵继恩、赵胜英系父母子女关系。证据2、3，赵静和赵继恩身份证复印件，拟证实与赵继恩、赵胜英形成父母子女关系。证据4，1992年许增恩职工劳动保险卡片，拟证实1988年许增恩到唐县农机厂工作。证据5，1979年赵付英招工表、1992年工人调动审批表，拟证实赵付英无女儿，赵静与赵付英之间没有母女关系。证据6，赵付英去世礼单，拟证实证明赵静与赵付英没有母女关系，礼单当中没有赵静一方亲朋好友随礼。被上诉人被对证据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上诉人申请证人许某1、许某2、甄某出庭作证，拟证实赵静与赵付英不存在母女关系。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经双方质证，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出的证言，因证人与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或邻居关系，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关于证据一，虽迁移原因记载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但该迁移日期为2005年4月15日，而此时赵静己经为成年人，即使赵继恩与赵静在同一户籍，也不足以证明赵静与赵继恩形成了收养关系。关于证据二、三，亦不能证实赵静与赵继恩、赵胜英形成父母子女关系。关于证据四，该招工表记载的时间为1979年，而赵静出生的时间为1982年，上诉人以1979年的招工表证实死者赵付英没有子女，逻辑矛盾。关于证据五，1992年工人调动审批表并未显示家庭成员关系，故该表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六，系上诉人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综上，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上诉人对其上诉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一审中主张被上诉人赵静与死者赵付英并不存在母女关系，但上诉人对唐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赵付英与李国友离婚一案的调解书认可，而该调解书第2条约定：“小女孩归原告抚养，被告不出抚养费，原被告都同意。”而“原告”即为死者赵付英，故可以认定赵付英与李国友离婚时生有一女孩。上诉人作为赵付英的继子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赵付英的亲生子女系他人。赵付英与李国友离婚的时间为1983年3月19日，而赵静出生的时间记载为1982年11月4日。一审中，赵付英前夫李国友出庭证实赵静即为其与赵付英所生子女。上诉人虽然不认可赵静与李国友之间的血亲关系，以现代医学技术进行DNA鉴定足以确定两人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但上诉人并未提出该项鉴定申请，也未提交其他证据否定李国友的证言。结合赵付英与李国友婚姻存续期间、离婚时间、赵静的出生日期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赵静系赵付英与李国友的女儿，具有较大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定赵静系死者赵付英的女儿理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15条的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时成立。即使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赵静被收养时该法并未出台，但该法生效后，按照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赵付英的姐姐收养关系已经持续存在，为保证该收养关系所涉及的相关权益，被收养人与收养人之间，亦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关登记。而证明收养关系存在最直接的证据是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登记，但上诉人并未能提交相关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亦不能提交其他足以证实赵静与赵正英已经形成收养与被收养关系的证据。故上诉人主张赵静与赵继恩夫妇形成收养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死者赵付英履行了多于被上诉人赵静的抚养义务，且共同生活与履行义务并不存在直接关联，故一审法院平均分割案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丧葬费的问题，因已有生效的判决认定丧葬费为35,816.5元，且办理丧葬事宜仅花费190元亦不符合实际情况，故在赔偿数额中应对该项予以扣减。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该平均分割的数额为（682,000.36元-2,007.85元-35,816.5元）÷3人=214,725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许磊、许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7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被告许磊、许超给付原告赵静死者赵付英事故赔偿款225,000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为“上诉人许磊、许超给付被上诉人赵静死者赵付英事故赔偿款214,725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38元，由上诉人许磊、许超负担2,231元，由被上诉人赵静负担1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上诉人许磊、许超负担4,462元，由被上诉人赵静负担2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道忠 审 判 员 于纪芳 审 判 员 黄俊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占军 书 记 员 刘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