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9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平，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腾福，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顺英，女，197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赤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伟成，赤壁市蒲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袁小琴，女，198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赤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艳琴，湖北开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文平因与被上诉人周顺英、原审第三人袁小琴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2019）鄂1281民初2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文平上诉请求：1.撤销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1281民初2658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重审或改判赤壁市人民法院停止查封、扣押车牌号为鄂Ｌ×××**号的小汽车；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车辆所有权仍属于袁小琴事实错误。车牌号为鄂Ｌ×××**号的小汽车原为第三人袁小琴与其前夫张忠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揭购买，贷款数额为110万元，登记车主为袁小琴。2015年1月4日，袁小琴与张忠林离婚，双方约定该车归张忠林所有，但未办理变更登记，后因张忠林无力偿还车辆贷款，张忠林便将该车交付给袁小琴，由袁小琴偿还贷款，车辆所有权归袁小琴所有。此后不久因袁小琴无力偿还贷款，便与上诉人协商：由上诉人偿还车辆贷款及担保款项共计825125.00元，该车辆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上诉人将上述两笔款项支付完毕，2016年12月13日袁小琴将该车辆交付上诉人，该不动产物权己转移变更归上诉人所有。一审认为：“孙文平所为汇款825125元之目的，在于向袁小琴提供借款抑或偿还其对袁小琴的欠款。”“对孙文平主张的其于2016年12月13日取得对诉争车辆的占有和所有权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一审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完全错误，应予发回重审或改判纠正。二、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交证据充分证明车辆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能充分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达成车辆转让协议，上诉人向第三人付清车辆转让款825125元，第三人实际向上诉人移交车辆，赤壁市人民法院在上诉人住所地查封、扣押车辆，该查封、扣押车辆为上诉人所有，应立即停止查封、扣押。三、被上诉人没有反证否认车辆所有权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周顺英一审提交的邮政快递资料一份、赤壁市人民法院裁定书三份、《车辆所有权》证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后，均不能否认上诉人与袁小琴达成车辆所有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已支付购车款825125元及已向上诉人移交车辆的事实。四、一审证据认定严重违反法定规则。(一)一审先入为主推理认定证据。作出（2019)鄂1281执1040号《执行裁定书》并查封、扣押涉案车辆的法院与审理一审案件的法院为同一法院，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一审首先先入为主推定本院裁定及查封、扣押车辆正确，再来推理认定不釆信上诉人、第三人证据，进而达到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维持本院查封、扣押车辆裁定的目的。该先入为主推理认定证据违反法定证据规则。(二)一审用“内心确信”主观推定否认合法有效证据。1.一审孙文平提交《车辆所有权》原始证据，载明：“本人有一辆保时捷小汽车，车牌鄂Ｌ×××**，这是一车辆分期付款的车，2016年12月1日车辆所有分期款由孙文平付清，现在车辆的所有权归孙文平所有，孙文平可以自行处理此车。2016年12月1日。授权人：袁小琴。”对此证据袁小琴确认无异议。周顺英对此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是在2016年12月1日后书写，并申请对书写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2019年12月23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2019)技鉴字第18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无法判断检材《车辆转所有权》是否为2016年12月1日书写形成。”该鉴定结论没有支持周顺英异议主张，依法应认定该证据合法有效。而一审法官仅凭三个“内心确信”，无正当理由直接推定认为该《车辆所有权》内容不真实，该事实不存在。该主观推定严重违反证据认定法定规则，无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2.一审中孙文平提交手机短信记录2页、《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银行交易流水、中国工商银行武汉骄口支行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结清证明》，证明上诉人己向袁小琴付清购买车辆全部价款825125元。同时，袁小琴也提交武汉市江天公证处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核实函》，印证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袁小琴向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个人汽车消费贷款110万元提供担保，并代表袁小琴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34200元。上诉人支付购车款825125元为较大金额，有汇款人、收款人、汇款凭证，以及当事人孙文平、袁小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骄口支行、武汉市江天公证处、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六方印证证实，一审对其真实性也予确认，铁证如山。而一审法官仅凭“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上诉人汇款825125元付清购车款取得车辆所有权的事实不予确认。该主观推测严重违反证据认定法定规则，无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3.一审中孙文平与袁小琴均证实，2016年12月13日袁小琴将车辆实际转移交付给上诉人，且赤壁市人民法院确在上诉人住处查封、扣押该车辆，有报警记录、查扣清单证实。同时，周顺英并未提交该车辆没有转移交付的有效证据。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为查封、扣押车辆的利害关系人，一审法院应当依据证据中立公正裁判。而一审法官完全站在周顺英的角度，仅凭“内心确信”“合理怀疑”，对上诉人2016年12月13日取得车辆占有和所有权的事实不予确认。该主观推定同样违反证据认定规则，无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五、上诉人诉讼请求具有充分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诉讼请求具有充分法律依据，依法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赤壁市人民法院停止查封、扣押车牌号鄂Ｌ×××**号的小汽车。另外，一审法院执行程序违法，依法应该中止执行。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3000元以及鉴定费3300元错误。上诉人认为执行异议之诉不应当收取诉讼费，而鉴定是被上诉人提出且没有支持其鉴定目的，鉴定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切实维护上诉人的正当合法财产权益。周顺英辩称，一、被答辩人孙文平认为案涉车辆所有权属于袁小琴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答辩人没提供其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协议，其与第三人之间所发生的转账并不能说明与购买车辆有直接关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答辩人提供了第三人袁小琴向被答辩人转账100万元的银行记录，证明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有经济往来。另外，被答辩人自称与第三人还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在本案中，孙文平成了袁小琴的老板，而在第三人申请再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第三人袁小琴将其夫妇200多万元的工程款交由孙文平处理，并称孙文平是帮其夫妇理财的，证明在该案中袁小琴又是孙文平的大客户，这充分说明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关系复杂。第三人住在被答辩人家，俨然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对被答辩人的房子进行装修，所有第三人的快递都寄往被答辩人家蒲纺的住址，而被答辩人自己却住在武汉，第三人的车也是一直自己在开，保险自己交，年审自己办，经过赤壁市人民法院二次查封，被答辩人也不曾提出异议，这不符合常理。被答辩人在第三人的车辆被扣押后才提出过异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应不予釆信。二、被答辩人认为其提供的证据能充分证明车辆所有权属于被答辩人的理由不成立。（1）身份证只能证明其身份，执行裁定书是针对第三人，不能证明被答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2）转账记录、手机短信及其它银行的交易信息，只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3）《车辆所有权声明》根本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此证据应该作为本案的主要证据提交，在起诉之初就应该作为证据附卷，也可以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而被答辩人是在一审庭审快要结束时才犹犹豫豫拿出来交给了法官，如果证据是真的，被答辩人早在起诉时便理直气壮地将它放在案卷中，作为证据优先举证，可见，这份证据不属实，纯属伪造，并且经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无法鉴定其真伪，该份证据不仅不应当釆信，还应当追究被答辩人及第三人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4）该证据不能说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只是能证实国大公司为第三人的贷款进行担保；（5）因被答辩人自己居住在武汉，将赤壁的房子交与第三人居住，第三人的小车停在该房屋不能作为交付了物权的证据。答辩人不仅多次亲眼看见第三人居住在里面，还亲眼看见她将车停在被答辩人的家（法院查封地），才向执行局报告的，执行局才扣押了该车辆。因此，被答辩人所提供的全部证据均无法证明自己已经取得了该查封车辆的任何权利。相反，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证实了他们之间有多次的经济往来，证实了他们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那么简单，种种迹象表明，被答辩人与第三人的陈述都是不可信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正确，对证据的评判客观，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公正合理，鉴定费本应该由败诉方承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小琴述称，1.涉案车辆的相关情况，本案争议的涉案车辆虽然登记在袁小琴名下，但是车辆实际在2016年12月转让并交付给了孙文平。诉争车辆是袁小琴在2014年5月份0首付购买的，车价110万元。在支付几个月车贷后因为无力还贷，所以就与孙文平协商将车子卖给孙文平。2016年12月1日孙文平就转了车款32万余元给袁小琴，之后孙文平支付了50万元给担保公司，孙文平为购买涉案车辆共计支付了82万余元。因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为了避免争议，袁小琴在2016年12月向孙文平出具了《车辆所有权》的书面材料，证明车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孙文平了，而且孙文平可以自由处分车辆。2.车辆转让的时间是发生在2016年12月，车辆查封的时间是在2017年以后，车辆查封在买卖之后。3.袁小琴是否占有车辆的问题，袁小琴是孙文平的员工，只是偶尔因为工作需要使用车辆，不是没有交付车辆。4.关于《车辆所有权》的书面材料，一审鉴定也没有确定其形成的时间，不能仅仅怀疑就否认这个材料的效力。孙文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立即停止查封、扣押车牌号为鄂Ｌ×××**的汽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袁小琴与案外人张忠林（已故）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袁小琴于2014年5月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诉争车辆，离婚时，双方协议该车归袁小琴所有。嗣后，一审法院受理周顺英诉袁小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7年7月19日依周顺英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7）鄂1281民初187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诉争车辆，查封期一年。2018年7月6日，又作出（2017）鄂1281民初18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继续查封诉争车辆，查封期一年。该案判决生效进行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鄂1281执1040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扣押诉争车辆，期限为二年。孙文平以案外人身份对该执行裁定提出异议，称：诉争车辆系袁小琴按揭贷款购买，因袁小琴无力偿还贷款，“2015年12月2日，被执行人将车交付我实际占有。2016年12月1日，被执行人与我协商，将该车抵付给我，其欠银行按揭贷款325125元和担保公司的款项50万元由我待（代）为偿还。12月13日，我向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支付50万元，并将被执行人所欠银行按揭325125元支付给袁小琴偿还其贷款。故查封被执行人车辆虽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实际占有人、所有权人是案外人。”针对孙文平提出的执行异议，一审法院（2019）鄂1281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审查认为：“案外人支付给被执行人的用于偿还其银行按揭贷款的行为，是双方的一种经济往来，不能认定双方的买卖行为，担保公司工作人员收到的50万元款项，案外人只提供支付此款的银行卡号，不能证明此款是案外人支付。双方协商查封车辆的转让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支撑，案外人从2015年2月2日实际占有查封车辆至（今）未行使诉讼权利。故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本院不予支持。”裁定“驳回案外人孙文平的执行异议”。孙文平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孙文平是否于法院2017年7月19日首次查封前，与袁小琴就诉争车辆达成转让所有权协议。针对该争议事实，一审法院审核认定，《车辆所有权》来源于第三人袁小琴，系书证，亦系证明孙文平与袁小琴达成买卖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以及达成协议时间的直接证据。虽然孙文平主张的该事实以及证明该事实的《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得到袁小琴本人认可，但基于以下相反事实、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不能对《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所证明的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其一，在该案的审理和执行期间，共对诉争车辆进行过三次查封，分别是2017年7月19日作出的（2017）鄂1281民初1879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7月6日作出的（2017）鄂1281民初18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及2019年7月1日作出的（2019）鄂1281执1040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期分别为一年、一年、二年；《车辆所有权》声明，记载有孙文平与袁小琴达成转让诉争车辆所有权合意以及形成合意的具体时间，是孙文平对诉争车辆享有足以排除执行权益的有力证据，对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车辆所有权》记载内容真实，即《车辆所有权》形成于首次查封前的2016年12月1日，孙文平最迟应于其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之时提交法院，然直至本案举证期间届满，孙文平仍未向法院提交。对此，最为合理的解释是：查封诉争车辆之时，《车辆所有权》尚未形成。其二，基于孙文平庭审中的自认，孙文平与袁小琴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和经济往来关系等利益关系，该等利益关系亦令法院难以对袁小琴所作出的有利于孙文平的陈述，形成内心确信。其三，孙文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琴的诸多诉讼行为，如：孙文平妨碍袁小琴当庭陈述、袁小琴当庭陈述时接受孙文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指导、袁小琴与孙文平于庭审开始时共同申请同一证人出庭并对证人进行诱导式发问，该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令一审法院对孙文平、袁小琴诉讼行为的诚信度产生合理怀疑，难以对二者所陈述的不利于周顺英的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鉴于不能对孙文平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亦即，孙文平对其主张的、其于本院首次查封前已与袁小琴达成转移诉争车辆所有权协议并实际取得所有权事实的证明，未能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遂就《车辆所有权》的形成时间，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12月23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883号《司法鉴定科学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车辆所有权》是否为2016年12月1日书写形成”。鉴此，对《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关于孙文平是否基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目的而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以及偿还数额和时间。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四份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核认定：其一，手机短信记录虽为复印件，但与经确认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在交易日期、交易对象、交易金额、交易后账户余额等内容上一一吻合，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能够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共同证明孙文平向袁小琴、苏红丽汇款的事实。其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系书证原件，来源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故其真实可信且具合法性，能够单独证明原告孙文平分别于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17日、2016年12月29日向第三人袁小琴汇款325125元、1000元、20470元，于2016年12月13日向苏红丽汇款500000元的事实。其三，《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虽为复印件，但其真实性得到对方当事人孙文平的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拟证明的事实，即孙文平与袁小琴之间既往存在经济往来关系，孙文平亦表示“有经济往来，我们之间也有过借贷关系”，还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记载的孙文平对袁小琴的另外两笔汇款（2016年12月17日的1000元、2016年12月29日的20470元），得到进一步印证，故对《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的关联性及待证事实，予以确认；孙文平对“被告取得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因该证据的形成及获取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更未严重损害孙文平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对《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至此，对周顺英提交的《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结合孙文平自认的事实以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印证的事实，该证据能够证明孙文平与袁小琴之间既往存在包括借贷关系在内的经济往来关系。其四，《核实函》来源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的规定，对该证据之“三性”，予以确认，但从《核实函》的内容看，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仅是就国大公司声称的事实，即“共为袁小琴代为代偿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向袁小琴求证，而非对该事实的证明或认定，换言之，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向袁小琴寄发《核实函》时，并不知晓国大公司是否为袁小琴代为代偿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因此，《核实函》仅能证明国大公司为袁小琴向工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个人汽车（保时捷）消费贷款人民币1100000元提供担保，并在该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事实，不能证明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向袁小琴寄发《核实函》时，国大公司已经为袁小琴代为偿还了银行贷款人民币34200元。对孙文平主张的基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目的而向第三人袁小琴及案外人苏红丽共计汇款825125元的事实，作出如下分析认定：第一，孙文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汇款目的在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孙文平所提交的手机短信记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均来源于银行，是银行对孙文平所为交易之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交易方式、交易后账户余额、交易对象姓名（名称）和账号等情况的记载，上述该等信息不能反映交易对象之市场主体地位和性质，比如交易对象袁小琴、苏红丽系买卖、借贷抑或其他法律关系主体，亦不能表明往来资金之性质和用途，故手机短信记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孙文平向袁小琴汇款325125元、向苏红丽汇款500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孙文平所为汇款行为之目的。第二，孙文平所为汇款行为之目的，亦不能通过其他证据得到印证：首先，如上所述，《车辆所有权》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孙、袁于法院首次查封前达成转移诉争车辆所有权协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进而基于转移车辆所有权目的而向袁小琴支付购车款的事实，自然不能成立；其次，即便孙文平、袁小琴所言属实，即国大公司为袁小琴代为偿还了银行贷款、孙文平按国大公司授意向该公司账务人员苏红丽汇款500000元，也仅能证明孙文平代袁小琴偿还了购车欠款，不能证明代偿欠款背后的意思和目的；再次，基于孙文平自认的“我们之间也有过借贷关系”，以及《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件）》证明的袁小琴于2015年2月17日向孙文平转入1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孙文平基于既往或新的借贷关系而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的可能性，合理存在；最后，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比如：孙、袁之间既往存在巨额和较频繁的经济往来和借贷关系、对排除强制执行起决定性作用的《车辆所有权》不及时提交、在面临巨额财产极有可能非因本人法律上的原因而遭到强制执行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不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在已经取得车辆所有权后车辆保险费非由孙文平本人交纳（孙文平庭审中自认）、在取得车辆所有权后仍由出让人袁小琴继续使用（孙文平庭审中自认），孙文平该等违背常理之行为，着实令法院难以相信孙文平所为汇款825125元之目的，在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相比较，一审法院更趋于相信，孙文平所为汇款825125元之目的，在于向袁小琴提供借款抑或偿还其对袁小琴的欠款。综上，对原孙文平主张的其所为825125元汇款行为之目的在于取得诉争车辆所有权的事实，不予确认。3.袁小琴是否将诉争车辆移交孙文平占有以及移交占有的时间。对于第三人袁小琴向其交付诉争车辆的具体时间，孙文平诉称：“被执行人于2016年12月13日已交付给原告”。纵观全案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袁小琴实际向孙文平交付诉争车辆的证据，仅有孙、袁二人陈述，无有其他证据佐证。经审核，孙文平诉称的车辆交付时间，与其在执行异议中“2015年12月2日，被执行人已将该车交付本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亦与第三人袁小琴庭审中“出了条子第二天（即2016年12月2日）就把车及行驶证都交给原告了”的陈述不一致。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对孙文平主张的其于2016年12月13日取得对诉争车辆的占有和所有权的事实不予确认。一则，诚如上述，孙文平诉称的诉争车辆交付时间，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其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亦与第三人袁小琴陈述的交付时间不一致；二则，依孙文平庭审陈述，袁小琴系其公司员工，孙文平在取得车辆所有权后仍将价值不菲的车辆借予袁小琴使用，其与袁小琴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甚至借贷关系，该等事实令法院对孙、袁二人之非常关系形成内心确信，而这恰恰降低了袁小琴所作出的有利于孙文平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三则，如上所述，孙文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琴的诸多诉讼行为，如：孙文平妨碍袁小琴当庭陈述、袁小琴当庭陈述时接受孙文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指导、袁小琴与孙文平于庭审开始时共同申请同一证人出庭并对证人进行诱导式发问等等，令法院对孙文平、袁小琴诉讼行为的诚信度产生合理怀疑。基于上述分析，孙文平诉请排除对诉争车辆的强制执行，应当就其于一审法院首次查封前已经取得对诉争车辆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的事实，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并达成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具体而言，其应当就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提交证据：一是其于一审法院首次查封前，已经与袁小琴就诉争车辆达成转让所有权的协议；二是其基于取得车辆所有权目的，而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825125元；三是袁小琴基于转移车辆所有权之意思，于一审法院首次查封前向孙文平交付车辆。直至本案辩论终结时，孙文平对上述待证事实的证明，均不能令法官形成内心确信，上述待证事实均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作为对上述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孙文平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诉争车辆由第三人袁小琴购买，至起诉时止仍登记在其名下；孙文平主张排除对诉争车辆的强制执行，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孙文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孙文平已交纳）、鉴定费3300元（周顺英交纳），由孙文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孙文平提交第一组证据：两张《收条》和《车辆交付确认书》，上述证据形成于2020年5月29日，即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孙文平提交第二组证据：房屋买卖协议、收据、撬门扣车现场照片、证明（王欣），拟证明一审法院强行撬开孙文平家院子门锁，将案涉车辆拖走，扣押程序及行为违法，第三组证据：110报警台接处警信息表，拟证明一审法院没有对孙文平报警异议进行核查并中止执行。该两组证据系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案涉车辆过程中形成，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文平诉请排除对案涉车辆的强制执行，应当就其于法院首次查封前已经取得对案涉车辆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的事实，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并达成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至少应提交三个方面的证据：一是在一审法院首次查封前已经与袁小琴就案涉车辆达成所有权转让协议，二是其基于取得车辆所有权目的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825125元，三是袁小琴基于转移车辆所有权之意在一审法院首次查封前向孙文平完成交付。案涉车辆价值不菲且还有按揭贷款未偿还，作为正常的二手车交易，孙文平与袁小琴双方势必要达成一个车辆所有权转让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而上诉人至今未向法院提交该类似意思的转让协议。即使上诉人孙文平代袁小琴偿还购车欠款825125元，因双方可能存在其他利害关系，亦不能证明其付款行为旨在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之目的。根据上诉人孙文平二审提交的袁小琴及其本人出具的《收条》和《车辆交付确认书》，该两份证据形成于2020年5月29日，即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又鉴于上诉人孙文平与袁小琴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甚至借贷关系，以及二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因诉争车辆由第三人袁小琴购买，至起诉时止仍登记在其名下，上诉人孙文平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在孙文平住所扣押案涉车辆的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并符合规定条件的，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如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是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则应依法提出复议申请。因一审法院在孙文平住所扣押案涉车辆的行为系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所产生，故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本院对该诉求不予审理。关于上诉人主张执行异议之诉不应收取案件受理费及不应承担鉴定费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文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孙文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泽审判员 胡应文审判员 沈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唐学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