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9行终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彪，男，198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代理人吴昌恒，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法定代表人谢超杰，局长。委托代理人谢旺盛，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负责人龙国军，党组书记。委托代理人张弘，广东鸿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金生，广东鸿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法定代表人曾靖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学俊，北京德鸿（临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尚武，男，196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现是化州市青鸟学校的校长。上诉人杨彪、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化州市场监管局）、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茂名市场监管局）因工商登记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化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黄国桢作为该局的负责人参加本案的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育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29日，注册资本是1亿元，企业类型是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杨彪，登记机关为化州市场监管局。2019年8月8日，汇育公司委托案外人余奕骏向化州市场监管局申请办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成员变更的备案登记，其中申请变更登记的事项为：法定代表人杨彪变更为李尚武，股东杨彪变更为李尚武；备案的变动事项为：章程及董事会成员，其中董事会成员中由杨彪任执行董事、经理变更为由李尚武任执行董事、经理。汇育公司同时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汇育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新章程、2019年8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任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表、汇育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等申请材料。化州市场监管局于同日受理后，经审查后认为汇育公司提交的上述申请材料符合规定，遂于当日作出涉案的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变更登记的事项如下：法定代表人杨彪核准变更为李尚武，股东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杨彪核准变更为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李尚武；核准的备案事项如下：对章程及董事会成员的变更予以备案，其中备案前的董事会成员为：杨彪，执行董事、经理；梁智强，监事；备案后的董事会成员为：李尚武，执行董事、经理；梁智强，监事。杨彪不服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的上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认为李尚武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供了虚假材料导致化州市场监管局对汇育公司作出《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缺乏事实依据，不具备合法性，侵害了杨彪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8月20日向茂名市场监管局申请行政复议。茂名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通知化州市场监管局进行答复、告知李尚武和汇育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期间，杨彪分别于2019年8月26日和9月16日向茂名市场监管局申请对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的真实性（含签名及指模）进行司法鉴定，并同意承担鉴定费用。因茂名市场监管局对杨彪提出的相关司法鉴定申请不作处理，杨彪于2019年9月19日自行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化州市场监管局在复议阶段提交的涉案《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有化州市场监管局的“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再复印无效”的章）第2页全体股东（签名或签章）处“杨彪”签名上的黑色指印和《股权转让合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有化州市场监管局的“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再复印无效”的章）第2页上甲方（签名）处“杨彪”签名上的黑色指印与杨彪提供的十指指印是否为出自同一人进行司法鉴定，以及对化州市场监管局在复议阶段提交的涉案《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有化州市场监管局的“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再复印无效”的章）第3页上法定代表人处“杨彪”签字笔迹、《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有化州市场监管局的“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再复印无效”的章）第2页上全体股东（签名或签章）处“杨彪”签名笔迹和《股权转让合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有化州市场监管局的“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再复印无效”的章）第2页上甲方（签名）处“杨彪”签名笔迹与杨彪提供的样本笔迹是否出自同一人笔迹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9月20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其中编号为穗司鉴194********94000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2页上全体股东（签名或盖章）处“杨彪”签名上的黑色指印及《股权转让合同》第2页甲方（签名）处“杨彪”签名上的黑色指印均与杨彪提供的十指指印不是出自同一人；编号为穗司鉴194********94003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第3页上法定代表人签字处“杨彪”签字笔迹、《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2页上全体股东（签名或盖章）处“杨彪”签名笔迹及《股权转让合同》第2页上甲方（签名）处“杨彪”签名笔迹均与杨彪提供的杨彪样本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2019年9月27日，杨彪向茂名市场监管局提交了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未向茂名市场监管局或原审法院提交其缴交上述司法鉴定所需费用的凭证。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汇育公司确认因该公司提交的原《股权转让合同》形式与办理的格式不符，其委托代理人余奕骏在原《股权转让合同》、《收据》等真实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自己根据原《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重新打印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提交化州市场监管局，其中关于杨彪、李尚武的签名均为余奕骏仿照原《股权转让合同》里面的杨彪、李尚武笔迹代签。2019年10月12日，茂名市场监管局对杨彪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涉案的茂市监工复决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汇育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营业执照及相关材料上盖有公章，化州市场监管局在办理该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尽到了必要的审查、审核义务，相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或可撤销事项，且无相关裁判机构认定本次变更涉及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法律文件无效，杨彪于2019年9月27日向该局提交了2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由于行政复议的审理范围之局限性，不可能对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是否做出了真实意思表示做出准确判断，如杨彪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获取救济，建议杨彪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化州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8月8日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决定（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0月14日向杨彪送达，于2019年10月15日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李尚武、汇育公司送达。杨彪认为李尚武等人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供了虚假材料，未能履行审慎审查义务，没有对材料真实性进行必要的核实，导致化州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8月8日对汇育公司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决定有实质性错误，属于缺乏事实依据、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而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维持化州市场监管局核准变更登记的复议决定亦属于缺乏事实依据、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10月16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撤销化州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8月8日对汇育公司作出的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包括：（1）股东变更登记（将合法的原股东杨彪变更为非法的股东李尚武）；（2）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将合法的原法定代表人杨彪变更为非法的法定代表人李尚武）；（3）执行董事变更登记（将合法的原执行董事杨彪变更为非法的执行董事李尚武）；（4）公司章程备案变更登记（将非法的公司章程予以备案变更登记）。2、撤销茂名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的茂市监工复决字[2019]31号《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3、与本诉讼有关的所有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等）由化州市场监管局及茂名市场监管局共同承担。原审法院另查明，汇育公司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供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加盖有汇育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签有杨彪名字；提供的《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包括了同意李尚武为该公司新加入股东、同意杨彪转让公司1％股权给李尚武、同意免去杨彪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同意选举李尚武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同意任命梁智强继续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同意就上述决议事项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同意委派余奕骏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等事项；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甲方（签名）处签有杨彪名字，乙方（签名）处签有李尚武名字，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8日，合同转让方为杨彪、受让方为李尚武，合同约定杨彪将其持有的汇育公司1%的股权共100万元认缴出资额以1元转给李尚武，李尚武同意按1元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汇育公司向原审法院另行提供了2019年7月9日签订的转让方为杨彪、受让方为李尚武的《股权转让合同》复印件，合同甲方（签名）处签有杨彪名字，乙方（签名）处签有李尚武名字，合同约定杨彪将其持有的汇育公司1%的股权共100万元出资额以1元转给李尚武，李尚武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并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收款人为杨彪的2019年7月10日收据复印件一张，收据内容为：现收到李尚武先生转来股权转让款（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1元整。对上述2019年7月9日《股权转让合同》和收据，杨彪认为均为伪造，称其本人没有在该两份材料上面签名，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主张。原审法院再查明，李尚武于2019年8月19日将其受让杨彪的汇育公司的1％股权转让给汇育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曾靖媛。同日，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9832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变更登记的事项如下：法定代表人李尚武变更为曾靖媛，股东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李尚武变更为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曾靖媛，核准的备案事项为章程和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备案前为：李尚武，执行董事、经理；梁智强，监事；备案后为：曾靖媛，执行董事、经理；梁智强，监事）。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杨彪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二是两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于杨彪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在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核准涉案变更登记事项之前，汇育公司的原股东之一暨法定代表人是杨彪，而在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核准涉案变更登记事项之后，杨彪的股东身份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均已发生变更。据此，化州市场监管局涉案核准变更登记行为有可能侵害到杨彪的合法权益，且杨彪作为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的申请人，依法也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故化州市场监管局、茂名市场监管局认为杨彪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两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一）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文件、材料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分别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一）对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根据上述规定，针对申请人提出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申请人负有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的义务，登记机关仅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在符合规定条件时，当场即应当予以登记。本案中，汇育公司向化州市场监管局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的事项包括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变更、章程变更备案、董事会成员变更备案等四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有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汇育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新章程、2019年8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任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表、汇育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等。根据上述规定，汇育公司提交的以上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材料符合法律规定。化州市场监管局对汇育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必要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于当日作出涉案的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已尽到必要审查职责。但根据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及汇育公司关于其委托代理人余奕骏在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代杨彪及李尚武签名的确认，能够证明汇育公司向化州市场监管局申请涉案工商变更登记时所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化州市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2019年8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的“杨彪”的签名不是杨彪本人所签，及上述《化州市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上“杨彪”签名处的指印也不是杨彪本人所捺。据此，汇育公司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供了部分虚假材料办理涉案的工商事项变更登记及备案登记，化州市场监管局涉案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所依据的部分登记材料存在不真实的情况，其核准的汇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和新章程备案登记及董事会成员变更备案登记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亦无证据证明杨彪对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修改后的章程及董事会成员变更备案登记知情或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被诉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行为作出之后，汇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于2019年8月19日又另行进行了变更登记及章程、董事会成员变更另行进行了备案登记，故对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涉案《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中核准的汇育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新章程及董事会成员变更的备案登记，依法应确认违法。关于杨彪诉请撤销涉案的股东变更登记问题，因被诉股东变更登记行为涉及到基础性民事法律关系，且汇育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另行提供了2019年7月9日转让方为杨彪与受让方为李尚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收款人为杨彪的收取李尚武转来化州汇育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收据，故在公司内部民事纠纷未先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情况下，仅依据鉴定意见尚不具备撤销股东变更登记的条件，对杨彪针对涉案股东变更登记行为的诉撤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两被告认为杨彪提交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存在原告单方委托，鉴定的检材为复印件不是原件，对鉴定结论合法性不予认可问题。经查实，杨彪提交鉴定的检材虽是复印件不是原件，但该鉴定检材是来源于化州市场监管局在复议阶段提交茂名市场监管局的证据，鉴定检材上加盖有化州市场监管局的“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再复印无效”的章，且杨彪在复议阶段两次向茂名市场监管局申请涉案相关材料的笔迹和指模鉴定，但茂名市场监管局不作答复处理，两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同意提交涉案鉴定检材原件给鉴定机构作司法鉴定及无证据证明鉴定检材上的相关杨彪签名和指模是杨彪本人所写和所捺，而汇育公司也确认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杨彪的签名为其委托代理人余奕骏代签，故对两被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茂名市场监管局在汇育公司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供了部分虚假材料办理涉案的相关工商事项变更登记及备案登记情况下，对化州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8月8日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决定（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全部予以维持，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其作出的茂市监工复决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应予撤销。至于杨彪主张的汇育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曾靖媛不是诉争股权的善意受让方，属于李尚武的恶意串通人，涉案行政行为不仅应确认违法而且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及杨彪也未提供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曾靖媛与李尚武串通骗取了汇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故对杨彪该主张不予采纳。对杨彪请求的司法鉴定费由化州市场监管局和茂名市场监管局共同承担问题。杨彪在行政复议阶段分别于2019年8月26日和9月16日向茂名市场监管局申请对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司法鉴定，并同意自行承担司法鉴定费用，因茂名市场监管局不对杨彪提出的鉴定申请作出答复处理，杨彪自行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相关材料进行司法鉴定后，也未向行政复议机关或原审法院提交其交纳相关司法鉴定费用的凭证，故对杨彪该项诉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化州市场监管局2019年8月8日作出的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中核准汇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杨彪变更为李尚武的登记行为违法及对汇育公司的新章程和董事会成员变更的备案行为违法。二、撤销茂名市场监管局2019年10月12日作出的茂市监工复决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驳回杨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化州市场监管局和茂名市场监管局共同负担。上诉人杨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现有充分证据表明曾靖媛与李尚武是恶意串谋，不是讼争股权的善意受让方。从合同对价、登记公示、交易时间等方面来看，曾靖媛的股权受让行为都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要件。原审法院无视这些交易异常情况，认定曾靖媛属于善意第三人，原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1、曾靖媛与李尚武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仅为1元人民币，明显不合理，远低于汇育公司当时的股权价值，严重背离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不符合“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这一构成要件。首先，汇育公司是广东省重点项目和茂名市重点民生工程“化州青鸟实验学校”的备案项目公司，曾靖媛与李尚武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对价却低至1元，唯一的解释就是曾靖媛是恶意的受让人，其与李尚武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为了非法侵占杨彪的合法股权，配合李尚武逃避杨彪追回股权。其次，综合考虑资产、投入、社会影响和立项难度等因素，汇育公司的股权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汇育公司除了拥有超过300亩的土地使用权外，已经收到实缴注册资本金4560万元，其1%的股权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1元人民币。再次，杨彪是否实缴了注册资本金并不影响其持有的股权价值。股权价值与出资认缴没有直接关系，股东的实际出资只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缴纳即可，不影响其享有股东权益，更不影响其股权的市场价格评估。判断股权转让价格是否符合善意取得中“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构成要件，应综合整个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实缴、名下资产状况、政府立项带来的企业商誉和重要商事机会等各种因素来评判。汇育公司1%的股权估值远远超过100万元，1元人民币不可能是合理的转让价格。2、公司股权变动遵循公示公信原则，该原则要求将股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在我国现行工商登记实践中，唯一官方权威的公示方法是公布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股权变动登记，只有公示于该系统，才是完整有效的，否则登记行为并未完成。股权转让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之善意时点是“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登记”完毕之时。杨彪于2019年8月20日向茂名市场监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李尚武仍是汇育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由此可见，在上诉人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时，曾靖媛与李尚武的股权转让登记尚未最终完成，不符合善意取得中“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的构成要件。3、李尚武造假取得股权后在极短时间内就转让给曾靖媛，交易情形极其不合常理，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曾靖媛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李尚武于2019年8月8日通过造假非法取得股权，直到8月12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才能查询到这一变动。到2019年8月19日，曾靖媛与李尚武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变更登记申请。在短短一周不到的时间内，曾靖媛要完成对汇育公司的财务、法务、税务、经营状况等众多事项的尽职调查，进行资产清点，完成交易细节的谈判与合同条款的拟定，是十分困难的。曾靖媛与李尚武如此草率地对待这次股权转让，只能说明这是一次虚假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就是为了将李尚武非法取得的股权迅速转移，以达到逃避杨彪追回股权的目的。综上，曾靖媛与李尚武的转让行为是非法的恶意串谋，其性质是转移违法行为所得，不构成善意取得。原审法院认定曾靖媛和李尚武并非恶意串通，明显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行政诉讼审理范围的理解有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属于真实性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径直认定，既然原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为虚假材料，就应当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至于不在涉案行政行为事实依据(汇育公司递交的虚假材料)范围之内的其他材料，则属于非真实性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原审法院仅以存疑的非真实性基础民事关系为由，回避了依据虚假材料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这一关键性问题，遗漏行政诉讼的法定审理事项，直接否定了上诉人在先的合法股权，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1、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工商登记行为合法性的事实依据只能是申请人提交的全部申请文件、材料，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形式的文件或材料均与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无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登记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作出登记行为。因此，审查登记行为合法性的事实依据，就是看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其他任何主体提交的任何形式的文件或材料，都不能作为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证据，也没有补正登记行为合法性的效力。本案中，涉案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汇育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提交的变更申请材料，鉴于汇育公司已经承认且原审法院也认定该材料是虚假的，那么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2、原审法院混淆了行政诉讼中的真实性争议和非真实性争议。在已确认申请材料为虚假的情况下，无论杨彪与李尚武之间的基础民事关系如何，都不能否认涉案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确立了一项清晰的裁判规则，即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审查应区分真实性争议和非真实性争议：真实性问题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应当在行政诉讼中予以解决；非真实性问题则由当事人循民事诉讼另案解决。本案中，在两份《鉴定意见书》支持和汇育公司自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汇育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为虚假。这直接说明了涉案行政行为缺乏合法的事实依据，显然属于上述条款中所说的真实性问题，原审法院应据此对涉案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进行审查，确认该登记行为违法并撤销。至于汇育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另行提供的2019年7月9日《股权转让合同》，即使不考虑其真实性问题，其在法律上的性质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该文件不在汇育公司提交的变更申请材料范围之内，不属于涉案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不具有补正涉案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律效力；第二，该合同是否应被履行以及如何履行，是与涉案登记行为合法性毫无关联的基础性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涉及真实性以外的民事争议，不应在本次行政诉讼中予以认定，同时也不应影响到对真实性问题的认定；第三，该合同在没有股东会决议、股东变更名册等合法文件的支持下，仅是杨彪与李尚武之间的债权关系，不影响上诉人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3、原审法院只确认《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中法定代表人、董事、章程三项变更备案登记违法，但没有确认股东变更登记违法，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存在重大谬误。在所有申请文件均为虚假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同时确认这四项变更登记违法。不确认股东变更登记违法，认定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章程变更登记违法就没有正当理由；反过来，确认了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章程变更登记违法，可以说明上述三项变更所依据的文件是违法的，而这些文件正是股东变更登记的依据，从而也证明了股东变更登记是违法的。因此，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章程这四项变更依据的是同一事实，其法律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应同时确认违法。4、原审法院错误地将作为股权公示手段的公司登记等同于股权实体权属，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尚存争议的非关联性文件来否定在先的合法公司登记，损害公司登记的权威性。一方面，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的公司登记是公司股权最权威的对外公示手段。2019年8月8日前，杨彪一直是汇育公司工商登记中合法的股东，原合法工商登记是杨彪作为汇育公司股东的重要权利表征。在申请材料虚假的情况下，确认错误登记违法并恢复至原有的登记状态，是维护公司登记严肃性的必要手段。在行政诉讼中撤销基于虚假材料作出的股东变更登记，是在股权公示层面保持公司变更的连贯性与合法性，不涉及对股权权属的终局性裁判。当事人的基础性民事法律关系，李尚武完全可以通过另案民事诉讼解决。公司股权登记与股权实体纠纷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用尚未获得终局性民事裁判的实体纠纷来否定原有合法的公司登记。另一方面，原审判决还确认，虚假申请材料中的杨彪、李尚武的签名均为案外人余奕骏仿照笔迹代签而得，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余奕骏并未获得杨彪同意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的授权或意思表示，否则余奕骏根本无须伪造签字和法律文件。而且，先不论汇育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9日《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真实，仅从该合同的文字来看，上面并未有转让方授权受让方办理变更登记申请的字眼。相反，根据该合同第三条、第四条约定，还需召开股东会并经转让方签署相关文件申请变更登记，才视为同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仅凭这份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不足以认定杨彪有同意办理变更登记申请的授权或意思表示。综上，不能用尚未获得终局性裁判的债权性文件，就直接否认既存的合法财产权，也不能用尚存争议的债权性文件，就直接否认原合法工商登记的权利表征。杨彪的股权是在先的合法财产权，如果李尚武对此有疑问，应当先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终局性裁判。但原审法院却错误地将李尚武视为在先的权利人，要求上诉人先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原审法院仅以汇育公司提供一份存疑的非关联性股权转让协议，就拒绝确认股东错误变更登记违法，是对基本法理、法律逻辑的曲解和漠视。5、原审法院在确认申请材料为虚假的情况下，仍坚持认为确认涉案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必须先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这一说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现行司法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也从未将民事诉讼作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前提。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和第七十四条分别规定了撤销行政行为和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各种情形，没有任何一种情形是在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撤销或不确认违法的。而穷尽整部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找不到任何支持不确认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律依据。本案完全符合第七十条判决撤销的情形。其次，从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地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来看，围绕工商登记错误进行的行政诉讼从未将基础性民事法律关系诉讼作为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可以径直对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实质性错误进行审查及认定，无须以民事诉讼判决结果为前提。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错误，就应当在行政诉讼中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无须以提起民事诉讼为先决条件。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都存在重大错误，涉案行政行为依据的是虚假申请材料，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涉案行政行为应予以全部撤销。为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化州核变通内字[2019]第1900115445号)及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茂市监工复决字[2019]31号)，将汇育公司的工商登记恢复至2019年8月8日前的原有状态，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司法鉴定费等)由化州市场监管局、茂名市场监管局承担。上诉人化州市场监管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杨彪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事实错误，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杨彪已经于2019年7月9日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了李尚武，并且其已经收取股权转让对价款。由此可知，杨彪自2019年7月9日起已经不是汇育公司的股东，其已经不享有股东权利。本案涉案的变更登记行为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杨彪依法不能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审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汇育公司提交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材料符合法律规定，我局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必要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于当日作出涉案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已尽到必要的审查职责。被诉行政行为是合法的，而原审判决最终确认我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2、我局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该行为作出时已经形成的证据进行评判，而不应以行政行为作出后形成的证据进行评判。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后形成的证据无论是否真实合法，均不影响我局当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三、茂名市场监管局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审查的对象是我局当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我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我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原审判决撤销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确认我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以及撤销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错误的，依法应当改判。为此，上诉人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彪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彪承担。上诉人茂名市场监管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杨彪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有误。“无利益则无诉权”是行政诉讼法的重要理念。起诉人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否则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只要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无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救济时，就应该考虑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本案中，杨彪已于2019年7月9日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予李尚武，并在同日收取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故从即日起，其原持有的股权及其项下全部权益已经转让至李尚武的名下，杨彪已经不再享有汇育公司的任何利益，无论化州市场监管局对汇育公司作出何种变更登记行为，均不影响杨彪的实际利益，不会对杨彪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故杨彪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二、原审判决认为我局的复议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有误。1、汇育公司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供的材料并非“虚假材料”。是否“虚假材料”，应以是否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标准而不应以是否本人签字的标准甄别。庭审已经查明杨彪在2019年7月9日收取了李尚武的股权转让款项之后，通过电话、微信等委托李尚武办理汇育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委托李尚武代理其本人签字。故虽申请材料中“杨彪”的签字非杨彪本人所签，但办理本案被诉的工商登记变更实际上确实是当时杨彪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原审判决以被诉行政行为作出3个月后，本案庭审时才得以查明的“杨彪”签字指模的事实，认定上诉人3个月前作出行政行为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有误。依《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法律仅授权我局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复议审查范围限于原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杨彪对签字真实性不持异议。而复议期间杨彪虽对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一方面其所提异议不属于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变更登记具体行为的依据；另一方面签字的真实性属于法律授权予我局的形式审查的范围之外，即使签名指模非其本人所为，亦不能排除申请工商登记变更为杨彪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事后反悔，故我局作出维持决定时，对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无权也无法查清。而原审判决认定的“虚假材料”的签字指模的真实性，则是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开庭才得以查明，但并非我局及原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为的事实依据。因此，原审判决以审理案件中查明的事实评价我局作出具体行为的事实依据有误。3、我局在复议期间对杨彪提交的《鉴定意见书》处理正确。(1)复议期间杨彪提出的笔迹鉴定，属于实质性审查的范围，我局依“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原则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否则涉嫌滥用职权。(2)杨彪在复议期间提交《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我局有必要结合其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进行认证。由于该证据为杨彪单方面提取检材、单方委托且未提供鉴定机构的发票，又未获汇育公司等人的认可，不能排除人为的原因导致鉴定结果存在重大误差。且仅以复印件作为检材进行鉴定缺乏科学性依据，准确率存疑。故《鉴定意见书》并不能单独证明“杨彪”的签名指模并非本人所为。(3)即使申请材料中“杨彪”的签名指模并非本人所为，亦不能排除其授权他人代理，而事后因其他纠纷反悔提起复议。三、原审判决破坏工商行政登记机关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杨彪于2019年7月9日与李尚武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汇育公司全部1%股权转让给李尚武，并在同日收取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其后，杨彪多次在电话、微信中以路途遥远为由，委托李尚武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代其签名按指模。2019年8月8日李尚武依杨彪授权申请变更登记，化州市场监管局依法作出了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为。其后，因杨彪与李尚武发生纠纷，杨彪一怒之下以申请材料非其本人签名盖指模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可见，化州市场监管局所作变更登记确为杨彪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彪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皆因工商登记变更已经完成后，与李尚武发生了纠纷。原审判决在此情况下仍以不是杨彪亲自签名盖指模为由，确认化州市场监管局的登记行为违法并撤销我局的维持决定，无疑将登记机关置于当事人为了解决个人纠纷而随意利用的工具，毫无严肃性和公信力可言。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撤销我局的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上级法院予以纠正，判决撤销(2019)粤0902行初322号行政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维持茂名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的茂市监工复决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杨彪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杨彪承担。原审第三人汇育公司陈述称：一、根据国发[2014]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之三／（三）、《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四条、第六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因本案全部申请文件材料形式审查合法,故被诉行政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理应维持。二、本次诉讼所争议的股权受让人李尚武已经于2019年8月19日将其所受让的股权出让给了曾靖媛，基于行政行为的可信赖性原则，曾靖媛系现股东，作为善意取得第三人，其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论本次变更登记是否合法，都不能予以撤销。如果杨彪对此行政行为不服，也只能对李尚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维权，而不能撤销此次的变更登记决定。因为此次变更登记撤销意味着李尚武将股权转让给曾靖媛的变更登记决定也要一并撤销，而这无疑侵犯了善意第三人曾靖媛的合法权益，违反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号裁判要旨。三、针对杨彪认为从合同对价、登记公示、交易时间等各方面来看,曾靖媛的股权受让行为都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要件的观点，反驳如下：1、从合同对价来看，2019年4月12日，杨彪从深圳前海育邦教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手中以1元价格受让1%的股权；2019年8月8日，李尚武从杨彪手中同样以1元价格受让1%的股权；2019年8月19日，曾靖媛从李尚武手中还是以1元价格受让1%的股权。（以上以1元价格受让公司1%股权的股东均没有缴纳注册资金100万元，因此受让各方才均以1元价格成交。）所以上述几次股权受让行为的合同对价完全合情合理。2、从登记公示的时间来看，行政行为的变更效力应当以汇育公司2019年8月19日收到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之日起计算，不存在所谓公示查不到而没有效力之说。3、至于交易间隔时间太短，则更是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四、杨彪隐瞒重要事实。1、杨彪在起诉时隐瞒了自己与李尚武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的重要事实。本次诉讼所要解决的实质审查的核心问题是审查杨彪与李尚武于2019年7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如果有效就应当维持核准变更登记决定，反之就应当撤销。该争议标的是公司股权，属于民事纠纷性质。根据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三／（三）规定，杨彪应通过另案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争议。而本案中杨彪通过行政诉讼让法院直接解决民事纠纷的做法和思路，不符合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的规定。至于杨彪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的用词是“可以”而不是“必须”，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考虑节约司法成本，减少各方当事人诉累，行政法庭对本案的民事争议一并进行实质审理，就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不能偏听偏信杨彪的一家之言。杨彪与李尚武于2019年7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杨彪有义务配合汇育公司、李尚武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代办公司员工余奕骏在代办过程中的代签行为代表了杨彪、李尚武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核准变更登记决定予以维持才是正确的,这样才能保护《股权转让合同》中各方的合法权益。如果仅以代签行为存在被代签人杨彪不认可的瑕疵，进而撤销变更登记决定，那么李尚武在撤销后重新根据2019年7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依此《股权转让合同》作出变更判决，李尚武再凭判决到化州市场监管局提出变更申请，化州市场监管局重新作出变更登记决定，结果完全一样，增加了当事人各方的诉累，浪费了司法资源。2、杨彪所谓的一票否决权也是采取恶意欺骗手段得来的。从我司二审提供的证据——2019年4月12日核准变更登记材料可以看出，2019年4月11日《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将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中的“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变更为“必须经代表百分之一百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决议，此项是杨彪的学生刘森林利用职务之便偷偷修改的，属于无效条款。五、本案中代办公司员工余奕骏在代办过程中的代签行为，与采取恶意的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789号裁定所涉的案情完全不能等同的原因。程序上，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上，杨彪有配合我司办理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代办公司员工在代办过程中的代签行为是杨彪、李尚武配合办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上级法院应当改判驳回杨彪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化州市场监管局核准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及茂名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审第三人李尚武没有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汇育公司在一审时已提交了杨彪与李尚武于2019年7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杨彪同意在股东会上投票同意由乙方李尚武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同时，汇育公司还提交了杨彪与李尚武之间于2019年7月8日至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里，记载了杨彪在草拟相关股权转让文件后要求李尚武签名，并表示同意将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和股权一并转让给李尚武，同时还要求李尚武准备好化州工商局的股东、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变更的整套资料等内容。在二审庭审时，本院询问杨彪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及2019年7月10日杨彪收到李尚武给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后出具的《收据》中“杨彪”的签名是否属其本人所签时，杨彪表示无法确认，没有直接否认该签名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文件、材料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2016年实施）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部门是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第六条规定：“申请商事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依据上述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实行的是形式审查，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有效性作实质审查。在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本案中，汇育公司申请涉案变更登记时向化州市场监管局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汇育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新章程、2019年8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任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表、汇育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等申请材料，所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要求。化州市场监管局对汇育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审查后，认为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当场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已尽到法定的审查职责。虽然汇育公司提交的部分申请材料中有关“杨彪”的签名事后被确认不是其本人亲笔所签，但从杨彪于2019年7月9日与李尚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双方之间于2019年7月8日至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杨彪向李尚武转让汇育公司1%股权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且其也应当知道其与李尚武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发生后，汇育公司将会就公司的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项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故可以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及申请股东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均是杨彪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变更登记行为并没有违反杨彪的真实意愿，也未侵害杨彪的合法权益。杨彪请求撤销被诉变更登记行为依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茂名市场监管局根据化州市场监管局作出涉案变更登记行为时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本院应当予以支持。原审法院未对本案所附的全部证据进行综合评判认定，仅依据申请材料中“杨彪”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就判决确认涉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变更登记违法，并判决撤销茂名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化州市场监管局为曾靖媛办理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资格变更登记行为，属另一行政行为，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曾靖媛是否善意取得汇育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资格问题，已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评判。关于化州市场监管局与茂名市场监管局上诉主张，杨彪已于2019年7月9日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予李尚武，不再享有汇育公司的任何权利，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因涉案变更登记行为是将杨彪在汇育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资格变更登记在李尚武的名下，涉及杨彪的股东身份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变更问题，对杨彪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且杨彪又是涉案变更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故杨彪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化州市场监管局与茂名市场监管局主张杨彪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理据不充分，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上诉人杨彪请求撤销被诉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及行政复议决定，理据不充分，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2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杨彪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上诉人杨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 滢审 判 员  张国平审 判 员  欧卫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邹君萍书 记 员  车嘉贤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二十七条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五十一条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一）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文件、材料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二）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但公司登记机关认为申请文件、材料需要核实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同时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核实的事项、理由以及时间。（三）申请文件、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予以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经确认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四）申请文件、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时，应当将申请文件、材料退回申请人；属于5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文件、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文件、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五）不属于公司登记范畴或者不属于本机关登记管辖范围的事项，应当即时决定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公司登记机关对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的，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第五十三条公司登记机关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分别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一）对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二）对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交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三）通过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请的，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提交与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内容一致并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文件、材料原件；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文件、材料原件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交申请文件、材料原件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四）公司登记机关自发出《受理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未收到申请文件、材料原件，或者申请文件、材料原件与公司登记机关所受理的申请文件、材料不一致的，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公司登记机关需要对申请文件、材料核实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2016年施行)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部门是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第六条申请商事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