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531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祝殿臣，男，195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金茹，女，195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育(系上诉人王金茹儿媳),女,197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上诉人（一审被告）:祝殿军，男，1959年8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上诉人（一审被告）:祝亚芬，女,197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香坊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耀清，男，1944年3月6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道外区国家税务局退休职工,现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彬，男，194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黑龙江林业科学院研究员，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梁燕,女，194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黑龙江林业科学院研究员，住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审被告:祝亚玲，女，197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一审被告:祝刚，男，197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基督教协会职员，住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诉人祝殿臣、王金茹、祝殿军、祝亚芬因与被上诉人林耀青、梁燕、周彬，一审被告、祝亚玲、祝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9）黑0110民初3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祝殿臣，上诉人王金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育，被上诉人周彬、林耀清、梁燕，一审被告祝刚到庭参加诉讼。祝亚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本案诉讼。上诉人祝殿军、祝亚芬在庭审后到庭接受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茹、祝殿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祝殿臣、王金茹不承担给付义务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程序违法。王金茹在地上物补偿协议签字并领取了补偿款255840元，也可以间接证实王金茹与祝殿臣的财产已经分割完毕。而一审判决，不审查上述事实一判了之，请二审法院据实判决。二、林耀清、周彬、梁燕主体不适合。林耀清、周彬、梁燕是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取得本案的原告资格。但是，《转让协议》不具有法定效力。1.《转让协议书》仅为复印件，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2.转让债权的前提是出让者是债权人。从本案的证据看，黑龙江神豪生态林木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特种苗木基地(以下简称神豪公司苗木基地)营业执照已于2014年12月11日注销。作为黑龙江神豪生态林木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豪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权利义务应在清算后由神豪公司承继。在没有提供任何清算证据的情况下,神豪公司作为法人对基地负有清算义务。在没有依法定程序履行清算义务之前，并不是当然的债权人。3.《合同》的权利义务不可转让。从《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合同》的性质是联营合同，即双方在共同出资、经营，按比例分配收益。这种基于互相信任订立的双务合同，是权利义务紧密关联不可转让的合同。一旦转让合同难以履行并将损害合同相对方的权益。4.在双务合同中，神豪公司只转让债权的做法与合同性质矛盾，必陷入履行不能。5.债权转让的通知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且有虚假诉讼的嫌疑。祝殿臣、王金茹住地与共同经营苗木的土地不过数百米,在没有证据证明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在影响不大的报纸上刊登通知，有悖常理。《转让协议》没有经过正常协商,只是为胜诉制造的虚假文书。6.《转让协议》的时间不合常理。神豪公司在2014年基地注销之时，即使不能及时清算也会对这个分支机构的财产做出安排。在三年之后神豪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再签订《转让协议》，这个时间点不合乎常理。7.按照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于”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转让协议》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之前，不能认定其合法有效。鉴于以上种种理由，林耀清等人主体不适合。三、关于基地弃管种植的树木和林耀清等人自行补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开庭时，祝殿臣、王金茹向法院提交了该地块上树木的现状照片，村委会关于基地弃管的证明,用工证明(证人、证言)四项证据及2015年9月6日被强制拆迁时,祝殿臣、王金茹等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市长热线林耀清等人事发前后均未出现。被强拆后经历了约一年半之久的上访,林耀清等人也未出现足以证明林耀清等人弃管事实。特别是照片所显示的树木粗细大小可以证明涉案土地上的树木种植时间相差五年以上。林耀清等人没有提交任证据证明也没有陈述管理补种树木的事实。按强势证据原则,祝殿臣、王金茹的证据可信度强应予采信。管理树木是基地的合同义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未依法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林耀清等人，违反了最高法院的相关法律规定。四、判决祝殿臣、王金茹给付林耀清等三人杨树补偿款170560元性质数量均有错误。杨树补偿款是基于物权关系的补偿，王金茹作为土地承包人土地被征收时享有领取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权利。一审判决将征用补偿款直接认定为树苗销售款，导致认定数量错误。祝殿军、祝亚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祝殿军、祝亚芬不承担给付义务，或驳回林耀清、周彬、梁燕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林耀清、周彬、梁燕不是本案适格原告；2.祝殿军、祝亚芬不是本案适格被告；3.林耀清、周彬、梁燕未履行《培育幼树营销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一审判决按照《培育幼树营销合同》判令祝殿军、祝亚芬承担给付责任不公平。林耀青、周彬、梁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祝殿臣、王金茹、祝殿军、祝亚芬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祝刚述称，祝刚和祝亚玲不在林耀清补偿的范围之内，我们只是有土地的份额，没有与林耀清等人签订过合同，也没有领取补偿款，没有参与经营，本案纠纷与祝刚、祝亚玲无关。土地是政府给农民的一份工作，祝刚和祝亚玲只是拥有土地，并不享有经营权，祝刚和祝亚玲的土地均由王金茹来经营，征地后祝刚和祝亚玲没有得到补偿款。林耀清、周彬、梁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林耀清与祝殿臣签署的《培育幼树营销合同》有效；2．请求按《培育幼树营销合同》确认的销售份额分配2：1的比例分配原则执行。根据营销合同分配比例林耀清等人应获282536元，祝殿臣等五人获141268元；3.祝殿臣、王金茹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9月28日，神豪公司苗木基地与祝殿臣签订《培育幼树营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神豪公司苗木基地租用祝殿臣土地位于香坊区××前张家屯，土地面积6亩，租期到不再租用，地面上种植的杨树由土地主人和苗木基地共同所有、联合经营，由苗木基地负责管理，树木的销售额分配按2：1（苗木基地2份，土地主人1份），销售的款项全部由苗木基地统一结算，期限为杨树全部售出为止。2014年12月11日，神豪公司苗木基地在工商行政机关办理了注销登记，该基地作为神豪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神豪公司承担。2017年3月24日神豪公司将2005年9月28日林耀清作为苗木基地负责人与祝殿臣签订的《培育幼树营销合同》所涉及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林耀青、周彬、梁燕（林耀清系苗木基地负责人，周彬、梁燕系苗木基地技术人员）。2017年3月30日在哈尔滨生活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向祝殿臣进行债权转让通知。2016年12月15日香坊区幸福镇幸福村与王金茹签订了《对俄贸易项目征收农民土地及地上物补偿协议》征用王金茹名下承包土地2200平方米计3．3亩，并向王金茹支付征地总费用775499元，其中土地补偿490600元,地上物杨树评估补偿255840元。2016年12月15日，祝殿军与香坊区幸福镇幸福村《对俄贸易项目征收农民土地及地上物补偿协议》，幸福村受香坊区政府委托承办征用祝殿军名下承包土地1466．7平方米（2．2亩），并向祝殿军支付征地总费用524083元，其中土地补偿327074元，地上物杨树评估补偿167964元。祝殿臣与王金茹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与2012年6月9日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祝殿臣与祝殿军系兄弟关系，自祝殿军分得2．2亩土地后便交由祝殿臣耕种及管理。王金茹与祝殿军承包地的杨树均系林耀清、周彬、梁燕种植。诉讼中，林耀清、周彬、梁燕自愿放弃对被告祝超的诉请。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一）关于林耀清、周彬、梁燕主体资格问题。神豪公司苗木基地于2005年9月28日与祝殿臣签订《培育幼树营销合同》约定地面上的杨树由土地主人和苗木基地共同所有，联合经营。2014年苗木基地办理了注销登记，该基地作为神豪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神豪公司承担，后神豪公司将本案争议的涉及的债权全部转让本案林耀清、周彬、梁燕，并以合法的方式通知了祝殿臣等人，因此本案林耀清、周彬、梁燕依法取得了争议的债权，林耀清、周彬、梁燕主体适格。（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祝殿臣辩称签订合同后林耀清、周彬、梁燕对种植的树木弃管，树木丢失后其自行补种无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信。（三）关于祝殿军提出的与林耀清、周彬、梁燕无合同关系问题，祝殿军承包土地后交由祝殿臣耕种及管理，自2005年至耕地被征用十余年时间其应当知道其土地被出租种植树木的事实，期间其未提出异议，辩称在征地2个月前才知道，其辩解不符合常理，法院不予采信。其应按祝殿臣与林耀清、周彬、梁燕签订的合同征地树木的补偿分配方案进行履行。综上所述，林耀清、周彬、梁燕诉讼请求的事实理由成立，于法不悖，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祝殿臣、王金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林耀清、周彬、梁燕杨树补偿款170560元（255840元×2／3）；2.祝殿军、祝亚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林耀清、周彬、梁燕杨树补偿款111976元（167964元×2／3）。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3元（林耀清、周彬、梁燕已预交），林耀清、周彬、梁燕负担565元，祝殿臣、王金茹、祝殿军、祝亚芬负担553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林耀清、周彬、梁燕。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金茹举示的证人证言无法准确陈述林耀清等人弃管树苗之事实，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本院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祝殿臣应否是适格主体问题。本院认为，祖殿臣耕种和管理祝殿军承包地期间，代表祝殿军及王金茹等人与神豪公司苗木基地签订《培育幼树苗营销合同》，将合同履行至土地被征收，即祝殿臣是案涉合同的履行一方，因此祝殿臣提出的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关于祝殿臣早于征地之前与王金茹离婚，且补偿款均由王金茹领取，其不应承担给付责任之上诉请求问题。本院认为，王金茹与祝殿臣虽然于2012年离婚，但双方离婚时对《培育幼树苗营销合同》问题没有进行约定，属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因此虽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均由王金茹领取，但一审法院判令双方共同承担给付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林耀清、周彬、梁燕是否是适格原告及祝殿军主张的其与林耀清、周彬、梁燕之间无合同关系的上诉请求问题，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关于《培育幼树营销合同》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另案多份生效判决，已确认多份《培育幼树营销合同》合法有效，故本案的《培育幼树营销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对祝殿臣、王金茹、祝殿军、祝亚芬等人针对合同效力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本案并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基础事实是涉案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已被政府依法征收，祝殿臣、王金茹、祝殿军、祝亚芬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将被征收土地附着物补偿款依约给付林耀清、梁燕、周彬。祝殿臣、王金茹、祝殿军、祝亚芬等人主张土地上的树木存在丢失或有其个人种植的树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且政府征收补偿款是以征收时实际勘察的结果给付补偿款，故涉案土地上的树木征收前是否存在丢失问题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王金茹、祝亚芬、祝殿臣、祝殿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51元，由祝殿臣、王金茹负担3711元，祝殿军、祝亚芬负担25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辛吉雁审判员  马立娜审判员  吴浩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姜珊书记员李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