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1民终15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寰，男，198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华，女，198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龙，河南吉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振寰因与被上诉人方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振寰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令方华退还390.3万元并赔偿损失（损失按利息年6%计算，自2018年6月14日起算）的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方华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李振寰提交的方华本人认可须退还给李振寰且“不会赖”390万元（已退10万元）并告知李振寰后续详细退钱计划的关键证据未列出。二、一审判决的分析与事实不符，与证据不符。李振寰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转账记录为李振寰从农业银行打印并有印章，并无任何添加编辑，该四笔转款的具体金额以及备注均为方华授意李振寰完成。一审认定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及业务资金往来与事实不符。李振寰从未安排也未授权方华做过捐赠以及文宣资料的印制，全是方华一手操作的。一审判决混淆“微信号谁使用”与“微信号用谁的身份证注册”两个概念，从而认定李振寰提交的方华承认债务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是与方华形成的聊天记录，与事实不符，与证据不符。李振寰与方华微信认识八年，方华捏造虚假身份、家庭背景以各种理由找李振寰借钱，李振寰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方华以各种理由向李振寰借款390.3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李振寰与方华民间借贷不成立为由驳回李振寰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三、方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精心布局冒充张凌，分别编造了高干家庭背景、清纯美少女形象、隐瞒自己已婚生子的真相，博取李振寰信任，××、父亲心梗去世等理由，先后从李振寰处骗取款项390.3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另补充李振寰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方华以各种理由向李振寰借款390.3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李振寰与方华之间民间借贷不成立为由驳回李振寰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未将李振寰提交的关键证据组织质证，程序严重违法。方华捏造、虚构各种事实，骗取李振寰款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拒不返还，涉嫌诈骗罪，李振寰于2020年11月6日向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报案，现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立案侦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卷宗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方华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李振寰是保健品经销商，李振寰向方华转账记录中标明的“结算款、收益、货款”等附言，清楚证明了转账业务往来的性质，绝非民间借贷性质。李振寰提交的所谓与方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经过公证处公证和法庭现场认证，不是方华的微信号，因此李振寰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虚假的。方华提交的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和个人出具的证人证言，清晰表明方华为李振寰的单位服务，证明方华是李振寰的业务合作者，而非李振寰所称的带有明显侮辱和诬陷性质的“网友”关系。一审中法院对所有证据均组织进行了质证，不存在李振寰称的未进行质证。李振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而方华提交的证据充分否定了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李振寰没有提供书面借贷合同，无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其虽提供了转账记录，但转账所做备注都与经营业务有关，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李振寰对转账资金用途表述前后不一，一审判决驳回李振寰诉讼请求正确。李振寰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方华保留追究李振寰刑事责任的权利。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李振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华偿还李振寰借款390.3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6月14日计234180元；2、本案诉讼费由方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振寰为保健品经销企业的实际负责人，在二七区、金水区经营多家名为“枫叶红”的保健品企业。从2015年5月27日至2018年6月20日，李振寰共向方华转账390.3万元。另查明：李振寰提供的标注为“方华”的微信号×××（最后一位为数字1），方华经过公证的其名下微信号为×××（最后一位为小写L）。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振寰、方华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李振寰向方华转账390.3万元的法律属性，分析如下：第一，李振寰在起诉状中的说法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李振寰起诉状中称390.3万元全部为民间借贷；但在庭审中，却又称2016年7月28日、9月2日合计510000元的转账，是因为方华在业务经营中帮助了李振寰而进行的转账。李振寰在起诉状中的说法，与李振寰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针对同一客观事实，李振寰却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所依据事实的真实性存疑。第二，李振寰提交给法院的转账记录中的附言，与方华提供的经过公证的转账记录中的附言不符。2017年8月10日、8月11日，以及9月27日转账中的附言（经过公证的），分别为“2017年2月3月藏域仙草活动完结”“2014年7月到2017年7月枫叶红收益”“合盛20171—20181货款”“20171—20181金博大货款”；而李振寰提交给法院的以上转账记录中的附言，却一律显示为“转支”。经过公证的李振寰曾经清晰标注的“活动完结”“收益”“货款”等转账附言，证明了李振寰、方华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而李振寰后来向法院提供的转账记录中的“转支”之附言，将业务往来性质的资金，混淆于一般用途的资金。李振寰向法院提供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而且，就同一待证事实而言，经过公证的证据具有优先的效力，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另外，根据方华提供的郑州市文化路街道办事处爱心联盟志愿者联合会（雷锋超市）出具的“方华负责枫叶红捐赠”的证明、郑州市韬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方华负责枫叶红文宣资料”的证明、货车司机高秀丽出具的“方华支付枫叶红相关物品运输费用”的证明，结合经过公证的转账记录中的转账附言，足以证明李振寰、方华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及业务资金往来。第三，李振寰提交的“方华承认债务”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是与方华形成的聊天记录。根据方华提供的、经过公证的微信号码：方华身份证名下仅有一个FU376l(最后一位为小写的“L”)的微信号。由于李振寰提供的标注为“方华”的微信号与经过公证的方华的微信号高度相似，从表面难以识别两个微信号的差异，在补充质证阶段，一审法院现场用李振寰的微信，给李振寰标注为“方华”的微信号发送“你好”，但方华的微信并未收到。因此，李振寰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聊天对象无法证明是方华，李振寰称“方华对债务表示认可”的说法，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第四，李振寰的陈述与行为违背常理，且不符合其个人习惯。首先，李振寰在起诉状中称李振寰、方华之间存在390.3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如此大额度的债务，从2015年5月到2018年6月持续3年多的时间里，连一次借贷标注、一张借条、一份借款合同都不存在，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李振寰自己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中显示，李振寰于2017年8月25日，向刘二妮转账100000（10万）元人民币，在附言中标明了“张晓飞借”的字样。金额为100000（10万）元的借贷，李振寰已清晰标注；而持续3年多时间，高达390.3万元的转账，却无任何一笔显示“借”及相关字样，这与李振寰的行为习惯不相符合，且不符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理性。综上，本案中，在李振寰没有提供书面借贷合同，且无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的情况下，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且与公证过的转账凭证不同）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方华提出该转账系业务资金的抗辩，并提供相应证据后，李振寰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李振寰未能进一步提交证据，以证明李振寰、方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资金的交付和借贷合意的达成，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李振寰虽然提供了390.3万元的转账记录，但并无证据证明李振寰、方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且，李振寰对转账资金用途的表述前后不一，行为逻辑不合常理，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较大问题。方华对借贷关系予以否认。李振寰无法证明李振寰、方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李振寰要求方华归还借款及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振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97元，由李振寰负担。本院二审经查明，李振寰称其已向公安机关控告方华诈骗390.3万元，申请本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2020年11月6日向李振寰出具受案登记表，后予以立案。本院认为，本案中李振寰起诉要求方华偿还借款390.3万元，后李振寰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方华诈骗其390.3万元，公安机关予以立案，故本案李振寰的起诉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8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振寰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9897元，退还李振寰；李振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9897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陈 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黄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