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海涛，男，197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超华，男，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褚玉飞，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耿海涛因与被上诉人秦超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初1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海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海乡贤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贤驿公司）与乐播影业（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播公司）签订《联合出品协议》为由认定双方非民间借贷关系，系明显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联合出品协议》系乡贤驿公司与乐播公司所签订，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所签订。《联合出品协议》的第二条与第六条的内容约定主要为乡贤驿公司帮助乐播公司联络《生于1949之新中国接班人》的项目扶持资金，乡贤驿公司帮助乐播公司进行融资，所获得的融资收益双方按5:5分成。故乡贤驿公司在联合出品协议中的主要作用为帮助乐播公司进行融资而非作为出品方进行出资。其次，被上诉人在后续拍摄《1949纪录片》中以需启动资金为由向上诉人个人借款并由其为剧组的各项费用开支进行垫付出借费用，故上诉人所支付的费用应为向被上诉人个人出借的用于《1949》项目的借款费用。其后，上诉人通过发送表格方式要求被上诉人确认累计出借金额，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仅依据《联合出品协议》认定双方非民间借贷关系系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案件审理阶段并未向我方进行明确释明该案是何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未明确释明前提下即驳回诉请系明显程序违法。一审法官并未就该案系何种法律关系向我方解释明白，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曾多次询问一审法官该案是什么法律关系，我方应如何变更诉请。但一审法官给上诉人的答复是“合同关系”，导致上诉人根本无法知悉本案究竟是什么法律关系，究竟是否应该变更诉请及如何变更，因为民间借贷也属于合同关系。现一审法院在未明确界定该案究竟是什么法律关系，仅凭其主观认为非民间借贷关系且也不明确释明的情况下就驳回诉请，系明显程序违法。秦超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耿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秦超华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853.5元，并支付自2020年1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依法判令秦超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海涛与秦超华通过朋友介绍认识。2018年12月28日，耿海涛和秦超华、秦恒星成立乡贤驿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0%、40%、20%，耿海涛担任法定代表人。秦超华同时还是乐播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19日，为拍摄符合院线播放标准的纪录片《1949》，秦超华代表乐播公司（甲方），耿海涛代表乡贤驿公司（乙方），双方签订《联合出品协议》，合同约定甲、乙方商定为《1949》纪录片联合出品摄制单位，甲方为第一出品方，乙方为第二出品方。影片计划投资人民币150万元（已与广电局达成扶持意向，若扶持资金无到位或有拖延、导致影片进度等现象，影片摄制资金将由所有联合出品方共同努力解决）。前期由甲方努力获得的政府或广电局的扶持资金归甲方拥有。乙方在当地政府所申报的政府扶持资金按甲方50%、乙方50%进行分成。乙方在运作中努力获得的企业、政府等赞助资金均按照5:5分成。版权收益：因本片实属江苏省广播电视剧全权扶持项目，国内媒体播放版权暂属江苏省广播电视局。海外版权放映与发行均属所有联合出品公司拥有，甲方拥有30%，其余70%将平均分配给所有联合出品公司，具体分配额度另行计算……。合同签订后，乡贤驿公司持股比例在2019年2月1日发生变化，耿海涛持股51%，秦恒星持股49%，秦超华不再持股。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耿海涛个人垫付了资金用于《1949》剧组前期的运作和活动支出。2019年4月11日，耿海涛代表乡贤驿公司（甲方）和孙杰代表常州澜骐文华传媒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联合出品摄制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联合摄制单位，为甲方出品的《1949》纪录片招商引资。2019年4月14日，经耿海涛、秦超华双方协商，乐播公司出具《授权书》给乡贤驿公司，授权乡贤驿公司全权办理完成纪录片《1949》的技审与发行工作（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乐播公司无关）。乐播公司在必要情况下有义务协助办理该影片的技审和发行工作。后耿海涛与秦超华产生纠纷，耿海涛要求秦超华承担其个人垫付的《1949》剧组费用支出，秦超华在微信中回复了“《1949》所有账目，你给我归纳一份给我，我全部承接下来”、“《1949》项目所有的账务我来担”等内容。在案件审理中，虽经法院进行释明，耿海涛仍坚持在本案中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耿海涛与秦超华之间另外发生个人借贷关系，耿海涛已另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及本案法律关系是否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耿海涛提起本案诉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根据耿海涛提供的证据，反映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起诉属于本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院具有管辖权。因此本案诉讼主体适格，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二、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对方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进行释明，由其变更诉讼请求；如当事人经释明后仍坚持原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就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裁判。耿海涛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秦超华拍摄的《1949》缺少启动、运营资金，向耿海涛借款用于项目前期的运作和支出。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耿海涛为乡贤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根据乡贤驿公司和乐播公司签订的《联合出品协议》，乡贤驿公司和乐播公司为《1949》的联合出品方，若扶持资金无到位或有拖延影响影片进度等现象，影片摄制资金将由所有联合出品方共同解决。虽然耿海涛与秦超华之间还另外存在个人借贷关系，但耿海涛微信中发送给秦超华的账目区分为《1949剧组资金流水》和《华子私人借款总账》，耿海涛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声称《1949》是3个人的事情，有什么决定，都要3个人决定，因此《1949》项目的运营并非秦超华的个人事务。虽然耿海涛个人垫付了《1949》项目前期运营支出，但耿海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资金支出是秦超华个人向耿海涛的借款，也非秦超华用于《1949》项目运营应由自己出资的部分，故本案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而是双方在履行《联合出品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处理纠纷。至于秦超华在微信中的回复内容，并不能证明双方涉及本案的争议为民间借贷纠纷，因此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后，耿海涛仍坚持在本案中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由于耿海涛在本案中的请求权基础系基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提出，在依法否认该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下，耿海涛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耿海涛可根据双方实际发生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秦超华认为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抗辩意见，法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耿海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2元，减半收取411元，由耿海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4页、2019年4月10日聊天记录中“888-生于1949剧组资金流水”excel表打印件一份，上诉人陈述，2019年3月19日被上诉人要求我对一个总账，4月10日我将上述总账发给他，他表示确认。在这张表格中第一行备注“耿海涛借款1万元整给剧组账户”以及下方附的转账截图备注“转账用途生于1949纪录片预借启动资金”结合起来说明对方认可是借款。在5月27日和29日的微信聊天中进一步确认。2、中通快递单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将公章、授权书、聘书都退还被上诉人，双方不是投资关系。其中两份授权书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给法院，取消授权上诉人没找到，聘书二审上诉人提交给法院。3、《生于1949之新中国接班人》**筹备的工作周期表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只是一个参与者不是投资者。被上诉人质证称，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关于微信记录，当时为了合作被上诉人个人的银行卡交给上诉人使用，在一审有微信记录截屏上载明了这个卡是上诉人掌管，当时各方是用被上诉人个人的卡作为项目资金使用，所以打到这个卡上并不表明是被上诉人个人使用。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截屏显示的账目明细的内容不管是否正确，但其明显区别了个人借款和剧组资金用款。本案无论上诉人主张的金额是否正确，但不属于个人借款。2、关于项目合作的问题，一审中提交了双方的联合出品协议，在合作期间上诉人要求自己单独制作，结果自己没做出来，最终上诉人就不愿意做，这个在一审提交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得很清楚。这个作品因为许可证是以乐播公司名义办理的，所以在合作运营中必须由乐播公司授权给合作方即上诉人。因此上诉人本次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耿海涛个人垫付了资金用于《1949》剧组前期的运作和活动支出”提出异议，认为其不是垫付是借款；对一审查明的“乐播公司出具《授权书》给乡贤驿公司，授权乡贤驿公司全权办理完成纪录片《1949》的技审与发行工作（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乐播公司无关）”提出异议，认为上诉人的乡贤驿公司只是出面办理，不是授权全权办理。被上诉人认为，授权书上授权给上诉人就是给上诉人处理，不存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区别。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案涉款项系用于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乡贤驿公司和被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乐播公司合作拍摄《1949》影片期间的相关开支。上诉人通过微信发送给被上诉人的账目中也区分了《1949剧组资金流水》和《华子私人借款总账》，且上诉人已另案主张被上诉人个人借款部分。故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认可剧组的开支系其个人借款，双方也未达成明确的债权债务协议。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并无不当。对此一审法院已向上诉人释明，上诉人坚持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当。上诉人可根据双方实际发生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2元，由上诉人耿海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俊审 判 员 李银芬审 判 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戴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