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5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男，汉族，1978年7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营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兵，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仁扣，男，汉族，1974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海波，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清，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因与被上诉人杨仁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仁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海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春上诉请求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春无需承担相关法律义务。二、杨仁扣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以不当得利作为本案案由，适用法律有误。按照债的分类，债的发生原因包括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四种。根据杨仁扣一审起诉状的表述，即“2016年2月23日，在双方磋商股权转让事宜时,被告为达到其增加谈判筹码的目的，利用其手中握有原吿位于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76）网上Ｕ盾的职务之便，私自将账号中的62万元存款转入其个人账号。”本案双方是因其他侵权纠纷引发的纠纷，而非不当的利。不当得利制度发源于罗马法诉权。属于侵权之债、合同之债之外的必要补充制度，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辅助性，只有侵权之债无法满足时方能行使。由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辅助性，因此在有其他请求权存在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构成，从而不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仅限于受损人不能依其他请求权得到完全满足时始能行使之，所以不会出现侵权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并存。深圳中级法院生效判决也明确认定，该事实情形不属不当得利。(2018)粵03民终字7667号终审生效民事判决书显示，同属本案62万元的纠纷，深圳宝光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光公司）诉王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王春基础事实相同。王春借给宝光公司20万元，王春因没有借条而主张不当得利反诉，中院认定王春主张为“借款”，一审径行认定宝光公司对该20万构成不当得利与主张相悖而撤销该项判决。二、一审在未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依据杨仁扣口头陈述王春控制了杨仁扣的个人银行卡，以及在杨仁扣个人银行卡在转给王春时备注的“还款”系王春控制备注而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王春提交的双方在股权交易前有大量的经济来往，说明双方过往一直有正常的经济来往，存在债权关系，其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三、一审法院将举证规则分配给王春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以及《民诉法解释》第91条的规定，本案应由杨仁扣举证，杨仁扣作为受损人举证也符合交易安全、时效的合理内核。由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否则，就会发生债权人需要永久保存债权债务凭证以防止债务人提起非债清偿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情况，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背离立法目的。四、本案应撤销原判，驳回杨仁扣的诉讼请求。本案事实与（2018)粵03民终字7667号案基础事实相同，该案驳回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为避免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应当撤销原判，驳回杨仁扣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杨仁扣辩称：一、涉案银行账户资金为杨仁扣个人所有，杨仁扣是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的适格主体。杨仁扣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下的资金的性质已经被生效判决书（2018）粤03民初2238号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判决以及（2018）粤03民终7667号判决书认定为杨仁扣个人所有，王春在之前的（2017）深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62万元是杨仁扣个人对其借款的还款资金，此外（2017）粤0306民初7648号判决书以及（2018）粤03民终7667号民事判决书，原审法院也认定宝光公司主张62万元的不当得利属于主体不适格，涉案银行账户资金应当为杨仁扣个人所有。二、王春对案涉银行账户的管理和控制的事实是明确的，2015年5月21日杨仁扣和王春分别从案外人获得股权，直到2016年3月24日其两人各占宝光公司50%的股份，双方均具有对宝光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在杨仁扣作为宝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王春作为该公司的业务管理人，事实上控制着该公司的业务往来和资金进出，以此达到公司管理的互相制衡的管理目的。2016年3月1日双方签订《深圳宝光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春应当在办完股权转让公证并获得2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向杨仁扣交付公司U盾和其他相关业务资料。（2018）粤03民终7667号判决书第7页，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和仲裁裁决书均可证明杨仁扣的工商银行账户实际为王春保管和控制。案涉资金62万元是王春在作为宝光公司业务主管任职期间发生的，而上述仲裁裁决书和判决书均有认定其控制该账户的事实。其具备自行转款的条件和基础，结合其多次用“还款”作为备注，但宝光公司接收货款支付两人的股权分红以及支付其个人的报销事项，以及杨仁扣的工商银行账户以及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之间的历史往来明细可以说明两个账户之间也并无其他私人业务往来，以上事实可以推知该笔62万元款项是王春个人转账行为。三、根据之前的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和王春民生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主要于宝光公司的经营事项有关，而王春确认为该等款项系杨仁扣其对之前借款的还款，也就是说王春认为该笔款项与宝光公司无关，明显与既往的交易习惯不同，不符合常理。根据一审法院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显示，王春个人民生银行账户明细往来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基本不存在大额的、私人的借款资金往来明细，而且杨仁扣在一审中也对双方之间的业务资金往来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在双方之间已经在公司经营上面发生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杨仁扣以个人名义向王春两次合计转款62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四、王春在前述一系列的仲裁案件中均坚持案涉62万元资金是杨仁扣对其之前借款的偿还资金，应当提供合理的证据予以说明。因为案涉资金金额较大，若王春曾经向杨仁扣本人出借过该笔资金，那么在证据的提供能力上王春明显优于杨仁扣。在杨仁扣已经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证明，王春在案涉资金转款期间对案涉银行账户有实际控制能力，且王春本人的现有民生银行账户流水记录已经被证实双方之间基本不存在与案涉资金相当的资金出借记录，以及杨仁扣在双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主动清空其名下62万元资金，全部转给王春，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王春应当对其所主张的62万元资金系杨仁扣个人还款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杨仁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王春返还杨仁扣现金62万元及利息（自不当得利发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王春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宝光公司原来有股东四位，分别为：丘国和（工商注册登记占30%股权）、邱材权（工商注册登记占30%股权）、杨仁扣（工商注册登记占20%股权）、王春（工商注册登记占20%股权）。四位股东于2015年5月14日签订《深圳宝光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丘国和、邱材权将他们在宝光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杨仁扣和王春，转让后杨仁扣占股50%，王春占股50%；（二）丘国和、邱材权分别得到30万元股权转让款，杨仁扣和王春应在股权转让公证当日支付丘国和、邱材权每人20万元，剩余的10万元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清。以上事实有杨仁扣提交的2015年5月14日签订的《深圳宝光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为证。二、2016年3月1日和2016年3月11日，杨仁扣与王春先后签订《深圳宝光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王春将其在宝光公司的50%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给杨仁扣，杨仁扣需要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方式先支付王春20万元，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二）王春应向杨仁扣交付公司银行U盾及其他公司相关资料。后王春认为杨仁扣没有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杨仁扣支付股权转让款。杨仁扣对王春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其已提前于2016年2月23日用个人账户将62万元支付至杨仁扣的个人账户，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该案中，杨仁扣提起仲裁反请求，要求王春交付公司银行U盾及其他公司相关资料。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裁决内容和理由如下：（一）因杨仁扣与王春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3月份，所以杨仁扣主张其于2016年2月23日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成立，故杨仁扣应向王春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二）王春向杨仁扣交付公司银行U盾及其他公司相关资料。以上事实有王春提交的（2017）深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及（2017）深仲裁字第5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为证。三、杨仁扣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7）深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民特355号裁定，驳回了其申请。以上事实有王春提交的（2017）粤03民特355号民事裁定书为证。四、王春依据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深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受理的执行案号为（2017）粤03执1999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杨仁扣账号为62×××76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以下简称“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存款。案外人宝光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的裁定不服，宝光公司认为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的存款是公司的财产，并非杨仁扣个人财产，上述账号只是借用杨仁扣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开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17）粤03执异154号执行裁定，认为执行实践中不需要对个人存款账户内的资金由来进行实质审查，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登记在杨仁扣名下，就应当作为杨仁扣的个人财产，故驳回宝光公司的执行异议。以上事实有王春提供的（2017）粤03执异154号执行裁定书为证。五、案外人宝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王春，案号为（2017）粤0306民初7648号，认为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是公司账户，王春私自将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中的62万元转入王春的个人账户，后经宝光公司多次催还，王春仅归还20万元，故宝光公司要求王春归还剩余的42万元。王春在庭审中提起反诉，认为其借给宝光公司20万元，但没有要求其写欠条，故要求宝光公司返还借款20万元。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306民初7648号判决，认为：（一）宝光公司要求王春返还的42万元，该账项是用杨仁扣个人账户向王春支付，与宝光公司不具有关联性。杨仁扣与王春之间的62万元转账纠纷，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二）宝光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王春20万元。以上事实有王春提交的（2017）粤0306民初7648号民事判决书为证。六、案外人宝光公司对（2017）粤0306民初7648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民终7667号判决，认为：（一）杨仁扣在（2017）深仲裁字第59号案件主张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是其个人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向王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62万元，但是又在（2017）粤0306民初7648号案件中主张该账户的62万元款项为宝光公司，因此杨仁扣关于该款项所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因此无法认定该62万元为宝光公司所有；（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的实际转款人为王春；（三）王春主张归还的20万元是借款关系，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故驳回王春的反诉请求。以上事实有杨仁扣提交的（2018）粤03民终7667号民事判决书为证。七、杨仁扣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王春利用其掌握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的网上“Ｕ盾”的职务之便，私自该账户中的62万元存款转入王春账号为62×××14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以下简称“王春民生银行账户”），故要求王春返还该款项62万元及利息。八、王春对杨仁扣的主张作出答辩：（一）王春双方之前有大量的经济交往。2014年11月4日王春通过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三次转账给高彩平（杨仁扣之妻）账号为62×××52的中国银行账户（以下简称“高彩平中国银行账户”）共计10.4万元；2015年5月14日王春通过王春民生银行账户分别转账5万元、4万元，共计9万元至0176账户；2016年1月12日转款给杨仁扣中国银行的账户10万元，以上共计29.4万元；（二）涉案款项62万元在转账时摘要备注为“还款”，由于王春存在大量经济来往，杨仁扣曾向王春借款共计62万元，因此杨仁扣不能向王春主张“不当得利”；3、（2017）深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2017）粤03执异154号执行裁定书、（2018）粤03民终7667号判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王春控制了杨仁扣的银行卡私自转账。王春以上主张有提交的《答辩状》、《补充答辩证据意见》、《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为证。九、杨仁扣针对王春提交的《对账单》进行质证，并提交新的证据证明其质证理由：（一）王春民生银行账户、高彩平中国银行账户的2014年11月4日的两份《对账单》显示，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于当日分三笔共计向高彩平中国银行账户转账10.4万元，高彩平中国银行账户在收到该款项后随即连同该账户余额，分别向杨仁扣和王春各转账支付89750元。对此，杨仁扣解释为王春两股东在宝光照片公司的利益分成。（二）王春民生银行账户的2015年5月14日《对账单》显示，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于当日分别转账5万元、4万元至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日期为2015年5月14日的三份《收款收据》显示，名称为袁威武、王春、杨仁扣的三笔“借款”，金额分别为5万元、4万元及3万元，收款单位处由王春签字。对此，杨仁扣解释为支付案外人丘国和、邱材权的股权转让款，王春分别筹款，并向案外人袁威武借款，上述款项筹集后，于当日随即通过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向丘国和、邱材权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计20万元。（三）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于2015年12月17日、12月28日、12月31日分别向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3元、25元、100元。该三笔款项，有事项分别为“快递23元”、“收张健货款25元”、“卖废品100元”的三种《收款收据》与之对应。对此，杨仁扣解释为，王春在收取相关费用后根据12月份的对账转账给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用于结算公司费用。（四）王春民生银行账户的2015年12月29日《对账单》显示，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822元至王春民生银行账户，摘要信息为“还款”。2015年12月19日及2015年12月29日的《费用报销单》显示，共需向王春支付电信费用、过路费、餐费、运费等报销费用共计1822元。对此，杨仁扣解释为，该1822元系宝光公司向王春支付的报销费用，转账操作由王春进行，备注是其自行添加的。（五）王春民生银行账户的2016年1月12日《对账单》显示，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于当日10:41:18收到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转来的20万元，摘要信息为“还款”，后王春民生银行账户分别于当日10:50:00随即转账10万元至杨仁扣中国银行深圳新城支行账户，于当日10:52:38随即转账10万元至王春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账户。对此，杨仁扣解释为，该款项是王春两股东在宝光照片公司的利益分成，转账操作由王春进行，备注是其自行添加的。（六）王春民生银行账户的2016年1月22日《对账单》显示，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411元至王春民生银行账户，摘要信息为“还款”。日期为2016年1月22日的《费用报销单》显示，王春报销餐费、车费、电信费用1411元。对此，杨仁扣解释为，该1411元系宝光公司向王春支付的报销费用，转账操作由王春进行，备注是其自行添加的。（七）王春民生银行账户的2016年2月23日《对账单》显示，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转账共计62万元至王春民生银行账户，摘要信息为“还款”。对此，杨仁扣解释为，因王春持有控制着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的U盾，该账户日常用于宝光公司的经营，收取小额现金货款、支付报销费用及股东分红等，但该62万元是王春在未经杨仁扣同意且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进行的，摘要信息的“还款”也是其自行添加的。综合以上账户历史信息可以证明2014年-2016年期间王春双方不存在经济往来关系，账户之间发生的均是小额现金货款、支付报销费用及股东分红等，王春转账给杨仁扣的款项也都只是借王春账户过桥支付股份转让款而已。王春别有用心，后期将各种费用备注为“还款”，甚至在杨仁扣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转款62万元。王春、杨仁扣不存在借贷关系，王春抗辩为还款也不能提供出借给杨仁扣62万元的证明借贷关系的凭证。一审法院认为，（2017）粤03执异154号执行裁定书、（2017）粤0306民初7648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7667号民事判决书都认定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为杨仁扣的个人账户。故一审法院认为杨仁扣起诉王春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主体适格。关于涉案的62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杨仁扣主张王春无合法依据取得该62万元，王春抗辩属于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以杨仁扣工商银行账户为主的杨仁扣方账户与以王春民生银行账户为主的王春方账户之间存在多笔、多次的交易往来，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杨仁扣给王春的转账多用于支付案外人宝光公司给王春的报销款或股东分红，杨仁扣转给王春的多笔实际为报销款等用途的转账被备注为“还款”，王春给杨仁扣的转账也随即用于支付给案外人丘国和、邱材权的股权转让款，故此，对本案所涉62万元不宜简单依据转账备注信息的“还款”来认定款项性质。基于已经查明的事实，既然王春抗辩为“还款”，则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该抗辩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王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仁扣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采信杨仁扣主张，认定王春对涉案的62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杨仁扣诉请王春返还不当得利款项62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王春返还杨仁扣不当得利款项62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不当得利发生之日2016年2月23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如王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68元，由王春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给付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原则上由被告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因为，首先，原告无法证明双方之间“没有法律根据”。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故被告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杨仁扣向王春支付62万元的事实是清楚的，那么，王春应当举证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进而证明相关事实构成“法律根据”，从而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王春辩称杨仁扣向其支付的62万元系还款，依据即是转账凭证摘要信息记载为“还款”。但是，根据法院查明事实，杨仁扣与王春原系合作伙伴，共同经营一家公司，双方之间有多笔资金往来。杨仁扣向王春转账支付用于公司经营的报销款项时，转账凭证摘要信息也是记载为“还款”。因此，仅凭转账凭证记载的内容，不能当然认定该62万元系杨仁扣向王春“还款”。而且，如王春所述“还款”属实，意即王春曾向杨仁扣出借过款项亦或杨仁扣对王春负有其他债务，但是，王春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王春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王春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需要说明的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在履行一审判决时，涉案利息应明确为以6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2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68元（已由上诉人王春预交），由上诉人王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陈楠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