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鲁03行赔终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翠波，女，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博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佩峰，男，196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博山区,系上诉人孙翠波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40042188407。住所地：博山区西过境路北首。 法定代表人崔建涛，镇长。 委托代理人陈玺，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家栋，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翠波、梁佩峰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行赔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孙翠波、梁佩峰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85年7月15日登记结婚，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原告梁佩峰现持有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为其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博集建（1991）字第44454号、填发机关为淄博市博山区土地管理局、填发时间为1991年12月10日，该证中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梁佩峰、地址为淄博市博山区蕉庄镇董家村（现为域城镇董家村）、用地面积为142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为7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在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范围内，建设有相关房屋及附属物。2019年4月20日，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范围内所建设的相关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了强制拆除。原告孙翠波对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2019年7月22日，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经审查，作出博政复[2019]第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8月20日，原告孙翠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相关财产损失明细表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材料，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各项损失1002993元。但被告未在两个月内就是否应当赔偿作出决定。2019年10月24日，原告孙翠波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向其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各项损失1002993元。诉讼中，原告孙翠波向本院申请追加其丈夫梁佩峰为本案共同原告，本院经审查后，追加梁佩峰为本案共同原告。诉讼中，两原告又主张发现了新的财产损失，追加索赔数额7463800元，加之起诉时主张的索赔数额1002993元，共计向被告索赔8466793元。庭审中，两原告最终确定提出以下行政赔偿请求：第一，请求被告赔偿被拆除房屋（北屋三间）及附属物（北屋后挡土墙、院落硬化的地面、东橱房、西屋及地下室、南屋及地下室、地窖、大门楼、院墙）的相应损失。对该项赔偿请求，在被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一审法院已委托山东国晟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财产损失价值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定，故对两原告主张的该项具体损失数额，不再逐一列明。关于上述北屋装饰装修的木质墙围和天花板、地面砖以及上述房屋和附属物所含门窗的损失，一审法院在委托鉴定时已经列明，由鉴定机构在评估房屋价值时综合考虑。上述鉴定的委托材料主要是两原告庭审中陈述的上述房屋及附属物的建设时间、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设高度等描述，结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被告提供的视频光盘中所反映的房屋被拆除时的部分现状情况。第二，请求被告赔偿以下室内物品损失共计42240元，具体明细如下：电视组合柜一套总价2600元；角橱柜总价300元；桌子两张，单价300元，总价600元；大床一张总价4600元；厨具（电热锅、茶具等）一套1300元；铁炉、暖气片等总价4800元；卫星小锅一套360元；空调一台33**元；大吊扇两台，每台2**元，总价400元；单人沙发两个，单价300元，总价600元；大衣柜一组总价3000元；大方桌椅一组总价2600元；摇椅一把总价360元；钢铁床一张总价500元；大陶瓷缸三个，单价150元，总价450元；簸箕、簸箩、篮子等总价400元；面板、擀面杖一套总价400元；电暖气一个总价160元；小陶瓷缸一个总价60元；梧桐树木板二方，单价1500元，总价3000元；毛某头像纪念章一百个（有瓷的、铝的、塑料的），单价50元，总价5000元；棉花九十斤，单价15元，总价1350元；块煤三吨，单价1500元，总价4500元；农具一组总价1600元。三、请求被告赔偿水磨一套的损失，总价2000元。四、请求被告赔偿家庭4口人的搬迁过渡费共计6400元（1600元/人乘以4口人）。五、请求被告赔偿树木损失共计13000元，具体明细如下：梧桐树20年树龄2棵，每棵500元，总价1000元；石榴树20年树龄2棵，每棵1500元，总价3000元；巨峰葡萄树14年树龄1棵，总价1000元；桃树10年树龄1棵，总价1000元；槐树20年树龄4棵，每棵500元，总价2000元；金某树20年树龄3棵，每棵600元，总价1800元；樱桃树13年树龄3棵，每棵500元，总价1500元；香椿树15年树龄17棵，每棵100元，总价1700元。两原告主张樱桃树、梧桐树、石榴树、桂花树（共计10棵树）种植在院落内，其余树木种植在院落外。六、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孙翠波的误工损失费共计23000元（约260元/天乘以90天，自2019年4月20日起算）。原告孙翠波主张被告2019年4月20日实施强制拆除时将其抬出的过程中致其腿部受伤，故请求被告赔偿上述误工损失。七、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孙翠波的精神补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原告孙翠波主张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其造成人身伤害及精神打击，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八、请求被告赔偿142平方米宅基地的补偿费约320000元。两原告主张一律师（非本案的代理律师）向其提供了宅基地补偿费的计算公式，即10×（宅基地面积142平方米÷100）×（区位系数1＋规划系数1）＋建筑面积73平方米×0.05≈32，两原告认为补偿费的单位应为万元，故要求被告赔偿该项费用约为32万元。以上各项赔偿请求中，除院落地面面积及院落硬化地面相应的损失总额、石榴树的数量及相应的损失总额等损失情况，两原告当庭进行调整外，其他各项赔偿请求与原告孙翠波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和本案立案及证据交换时主张的赔偿请求基本一致。在本案诉讼中，两原告追加以下赔偿请求：第一，请求被告赔偿古董损失7437000元，具体明细如下：1、大明万年制清花瓷响缸1个，总价580万元；2、齐某画虾挂件1个，总价60万元；3、唐李某诗画挂件1个，60万元；4、彩画珠宝箱1个，16万元；5、鲁传统工艺马氏长寿砂壶2件，单价10万元，总价20万元；6、酒盅1个，3万元；7、紫砂壶1个，1.3万元；8、紫砂茶碗1个，1万元；9、古油灯0.9万元；10、青花瓷茶碗5个，单价3000元，总价1.5万元。第二，请求被告赔偿其他物品损失共计6000元，具体明细如下：1、床上用品棉花被褥2床，单价1500元，总价3000元；2、电线、开关、灯具合计3000元。第三，请求被告赔偿材料复印费800元。第四，请求被告增加赔偿精神补偿费20000元。两原告主张其之前并不知道家中有古董，是原告孙翠波在2020年4月29日中午10点左右到被拆除房屋附近摘槐花时，在被拆除房屋的废墟中发现一个袋子，拆开袋子后发现里面有古董。同时两原告主张因被告对被拆除房屋的赔偿问题一直未处理完毕，加之又新发现了古董，所以追加赔偿精神补偿费20000元。2020年9月1日，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该报告对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含北屋、院子地面、东橱房、西屋、西屋地下室、南屋、南屋地下室、地窖、大门楼、院墙、北屋后挡土墙）在价值时点2019年4月20日（即现场拆除日）的评估总值为98473.50元。其中，房屋（三间北屋）的评估单价为800元/平方米，总价58400元；院子地面、东橱房、西屋、西屋地下室、南屋、南屋地下室、地窖、大门楼、院墙、北屋后挡土墙等每项附属物的单价有所不同，各项附属物总价为40073.50元。另查明，2017年10月3日、2019年7月19日，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与崔某、魏某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确定的房屋单价均为1460元/平方米，附属物及附属设施总价分别为10777.20元和6764.34元。还查明，除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外，两原告在本村他处尚有宅基地并建设了房屋居住。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两原告孙翠波、梁佩峰要求被告赔偿其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中，根据两原告提供的结婚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和附属物为两原告共同所有，上述房屋和附属物系两原告的合法财产。而被告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业经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确认为违法行为，故被告应当对其强制拆除案涉房屋和附属物所给两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关于被告提出的两原告早已获批新的宅基地，并在新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案涉房屋所占土地应由董某委会收回，两原告拒不交回土地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属非法占用土地，该宅基地及房屋不受法律保护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对两原告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相应损失申请鉴定。被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并缴纳鉴定费用，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经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法评估，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在价值时点2019年4月20日（即现场拆除日）的评估总值为98473.50元。但是鉴于同一时期、同一村内，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民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的房屋单价为1460元/平方米，高于《房地产评估报告》中的房屋单价800元/平方米，基于被告系违法强制拆除两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所以被告对两原告房屋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的价格，故对案涉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即73平方米的三间北屋，被告应按照146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赔偿，赔偿总价为106580元（即73平方米×1460元/平方米）。而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对所涉附属物及附属设施系整体作价补偿，没有单价可供参考，但该两份协议中的附属物及附属设施作价仅为10777.20元和6764.34元，而本案《房地产评估报告》对两原告各项附属物的评估总价为40073.50元，故对案涉被强制拆除的附属物，应按照有利于两原告的原则，由被告以《房地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总价进行赔偿。综上，对于两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被告应当向两原告赔偿146653.50元（房屋总价106580元+附属物总价40073.50元），同时应赔偿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4665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此外，两原告就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的损失，要求以货币形式进行赔偿，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不妥。两原告在本案最后陈述中将要求被告对其货币赔偿的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恢复原状，缺乏正当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之规定，依法不予准许。二、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中，被告虽主张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被拆除房屋内外没有两原告主张的任何物品，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反映拆除时基本情况的部分录像片段，虽能反映案涉房屋内外的部分现状，但不足以全面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的内外财物存在情况，无法证明案涉房屋内外确无任何物品。此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巨额损失是否存在时，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具体到本案而言，两原告主张的上述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高达750万余元，其应当对该项巨额损失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关于两原告主张的古董损失。两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高达740余万元，但其在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提起本案诉讼及本案证据交换中从未提起过，其当庭陈述的之前不知道家中有古董，其系在案涉房屋被拆除一年多之后才偶然从废墟中发现家中有古董亦不符合常理。况且即使其陈述发现主张的古董的经过属实，鉴于其主张的古董价值巨大，其应当对主张的古董的真实性和价值提供证据，而两原告提供的古董照片、有关拍卖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和文件照片、与有关人员的微信聊天截屏照片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古董及残片确系古董，更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古董价值达740余万元。原审法院认为鉴于两原告主张的古董及残片仍由两原告持有，所以两原告主张的古董的真实性和价值可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定，但庭审中本院询问两原告是否就其主张的古董申请司法鉴定时，两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故两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古董损失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对两原告主张的古董损失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两原告主张的树木损失。本案中两原告主张的院落内外树木损失多达33棵，庭审中两原告陈述除去房屋、附属物等占地面积，其院子占地面积仅为27.58平方米，但两原告却主张院子内有20年树龄梧桐树2棵、石榴树2棵、金某树3棵、13年树龄樱桃树3棵，共计10棵树，显然不符合常理。两原告提供的树木损毁照片虽然能够反映相关树木被损毁的情况，但无法证明被损毁树木的数量等情况，鉴于两原告主张的树木损失中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原审法院将对两原告的该项损失依法合理酌情确定。关于两原告主张的室内物品、室外水磨及诉讼中增加的被褥、电线、开关、灯具等物品损失。对该部分损失，两原告提供家具售货单照片、相关家具照片及部分物品损失照片证明其主张，但是：第一，被告的拆除行为发生于2019年4月20日，而两原告提供的家具售货单的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该售货单不能证明被告实施拆除行为时两原告已购置了售货单载明的家具，也就无法证实被告实施拆除行为时毁坏了上述家具；第二，庭审中两原告陈述称上述部分物品照片系被告实施拆除行为之后其拍摄的，但上述照片中相关橱柜、桌椅等家具及铁炉、暖气片、擀面杖等物品未见有损坏情况。此外，根据被告提供的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基本情况的部分录像片段，能够看出录像所拍摄的房屋现状中，未见有两原告主张的相关物品，虽然该部分录像片段不足以全面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的基本情况，但是两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多达数十件，其中还有很多大件物品，却在视频片段中未有任何显示，亦不符合常理。但因被告提供的视频录像未能全面反映两原告房屋及附属物内外的基本情况，故不能排除两原告房屋内外尚有相关财物的可能性。综上，对两原告的该项损失应依法合理酌情确定。综合上述分析，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被告赔偿两原告室内外财物损失20000元，同时应赔偿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三、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家庭人口（4人）搬迁过渡费的赔偿请求。2019年8月26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在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时，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该规定虽系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新增条款，但是倘若两原告的房屋被依法征收，两原告本可能获得相应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现因被告违法拆除案涉房屋，致使两原告已无法获得相应补偿费用，对此被告应当向两原告赔偿相关费用。经全面检索相关规定，并咨询辖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未能确定上述条款中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的补偿标准，在此情况下，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相关补偿标准。据此，参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淄政办字[2019]95号）及附件《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和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的规定，对被告违法拆除两原告住宅的行为，被告应赔偿两原告搬迁补偿费1168元（73平方米×16元/建筑平方米·次）、临时安置补偿费4279.26元（73平方米×9.77元建筑平方米·月×6个月）、一次性搬迁补助费7696元，合计13143.26元，同时应赔偿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3143.2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四、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孙翠波误工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中，两原告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将原告孙翠波抬出过程中致其腿部受伤的事实，故两原告主张孙翠波误工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不予支持。五、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补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规定针对的均是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即只有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下，才存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本案中，两原告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侵犯其人身权，故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六、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宅基地补偿费的赔偿请求。本案中，两原告主张的宅基地补偿费及所谓的计算公式于法无据，对其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七、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复印费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两原告主张的复印费，不属于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故对两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翠波、梁佩峰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和室内外财物损失共计166653.50元（即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146653.50元+室内外财物损失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6665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翠波、梁佩峰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共计13143.2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3143.2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孙翠波、梁佩峰的其他赔偿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孙翠波、梁佩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责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审判决中对案涉房屋以2016年发布该区域棚户区改造通知时的价格1460元每平方米为参考依据作出相同的定价,上诉人认为该价格偏低。距离案涉地块被征收,已经过去了三四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房地产价格也在动态上涨中,已经不再是2016、2017年时的价格。结合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即刘某与淄博冠通混泥土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可以看出博山区同地段的房屋转让单价在每平方米2100元左右,上诉人的房屋价值应当比照类似房地产价值。在一审判决中法院以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判定原审原告室内外财产损失为20000元,上诉人认为两万元不足以弥补强拆造成的财物损失,应当充分考虑强拆后所有的财物均达不到强拆前的使用价值的关键因素。案涉房屋被强拆前没有任何的通知,强拆时被上诉人也没有登记应搬离的物品,致使上诉人所有的财物均埋入废墟之下。物品包括但不限于电视柜、大床、空调、铁炉、暖气片、块煤、棉花、沙发、摇椅、瓷缸、农具等,还有樱桃树、桂花树、巨峰葡萄树、石榴树、香椿树、梧桐树、桃树、槐树等数十棵树木的损失。上诉人在强拆之前,经常将自家产的农作物拿去上街售卖,剩余的还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上诉人来说,强拆造成了其生活的不便,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判决两万元的财物损失结果严重偏离实际,上诉人认为应当充分考虑现实生活因素,重新评定室内外财物损失。另外,本案所审理的是博集建(1991)字第4445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持有者为梁佩峰)上的房屋被强拆后的行政赔偿问题,一审判决中第19页最后一行和第20页第一行,写明上诉人另有宅基地并建设了房屋居住,上诉人认为这与本案无关,不应当列入一审判决中。退一万步讲,即便一审认为有关联,那么也应当将事实写清楚,所称的另一处宅基地是向村委会购买所得,并非村委会另划的宅基地。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行政赔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判决合情合理合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根本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驳回。理由是: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涉案房屋价值判决认定的房屋价值过低没有法律依据,是对法律适用的误解。本案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认定时已经采取有利于上诉人的认定标准,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已对当事人的权益做出了充分保障的判决,而上诉人所陈述的上诉理由认为一审判决涉案房屋价值过低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价值依法进行了鉴定,房屋价值鉴定报告对房屋价值鉴定依据、适用标准都有很明确的认定,按照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中涉案房屋的评估单价应为800元/平方米,该鉴定评估报告已将涉案房屋在鉴定时价值时点的客观真实价值予以体现。而该鉴定评估报告作出上诉人收到后,上诉人对该鉴定评估报告并没有提出申请复议或再申请鉴定,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对该鉴定评估报告是认可的,并无异议。本案一审法院本应当以该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价格为依据作出判决,可是,一审法院却采纳了上诉人提供的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与崔某、魏某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单价1460元/平方米为依据进行认定判决,判决做出了有利于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涉案房屋内物品财产价值,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赔付20000元已经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做出了合理合法的判决。事实上,涉案房屋内的物品上诉人早已经将有价值的自行搬出,因为涉案房屋进行拆迁拆除,早已通知,被上诉人提供拆除时的录像可以看出涉案房屋拆除前,上诉人已经将房屋内有价值的物品早已搬走,房屋内仅剩的物品可以明显看出系废弃的物品,涉案房屋的院落面积也远远容纳不下上诉人所述自己栽种的几十颗树木,可见上诉人有意夸大物品和财产损失,脱离事实索要赔偿,有失公理,不应当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财产损失的判决不存在偏离实际的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作为主张赔偿损失的一方对其合理的损失被上诉人愿意赔偿,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驳回上诉人不合理且不合法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孙翠波、梁佩峰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案外人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买卖合同》各一份以及收据两份，拟证明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高于1460元/平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据此，本院对两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依法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的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孙翠波、梁佩峰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被拆除房屋和附属物为两上诉人共同所有的合法财产，而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2019年4月20日强制拆除案涉房屋及附属物的行为，已经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博政复[2019]第09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违法，故被上诉人应当对违法强拆行为给两上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所占土地应由董某委会收回以及两上诉人属非法占用土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因被上诉人违法强拆案涉房屋和附属物导致上诉人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负有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申请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根据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案涉被拆除房屋在价值时点2019年4月20日（即现场拆除日）的房屋单价为800元/平方米，但是同一时期、同一村内，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民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确定的房屋单价为1460元/平方米，高于《房地产评估报告》中的房屋单价，鉴于被上诉人违法强拆导致两上诉人失去按照安置补偿协议标准获得补偿的机会，故对案涉被强制拆除的房屋即73平方米的三间北屋，被上诉人应按照146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赔偿，赔偿总价为106580.00元（即73平方米×1460元/平方米）。博山区域城镇董家村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民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对附属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偿没有单价可供参考，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对案涉被拆除附属物的评估总价为40073.50元，该评估结果具有事实根据，符合常理，具有合理性。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两上诉人房屋及附属物损失146653.50元（房屋损失106580.00元+附属物损失40073.50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填平补齐原则和不低于行政补偿原则。但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方式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如下：应以14665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赔偿款付清之日止。 （二）关于室内外相关财物损失的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两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违法强拆而无法对室内外物品损失提供有效证据，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要求被上诉人对否定性事实，即要求其对违法强拆没有造成上诉人物品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前提是上诉人能够初步证明房屋被拆除时其主张受损的物品存在，即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不能免除上诉人对被拆除房屋内相应物品是否存在的初步证明责任。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录像片段，能够反映案涉房屋内外的部分现状，但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内外确无任何物品。两上诉人主张其在案涉房屋被拆除一年多之后偶然从废墟中发现家中有古董在强拆时被损坏，该主张有悖常理。此外，两上诉人要求赔偿古董损失740余万元，但其未对所谓“古董”的真实性和价值提供有效证据，且在持有所谓“古董”的情况下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两上诉人关于古董损失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 两上诉人提供的树木损毁照片能够反映其有树木被损毁，但无法证明被损毁树木的数量、规格等情况。两上诉人主张其院内、外损失的树木多达33棵，其中，主张院内损失树木包括20年树龄梧桐树2棵、石榴树2棵、金某树3棵，13年树龄樱桃树3棵，共计10棵树木，但根据两上诉人的庭审陈述，除去房屋、附属物等占地面积，其空地院落面积仅为27.58平方米，因此两上诉人主张的院内树木数量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关于两上诉人主张的室内日常用品、室外水磨及被褥、电线、开关、灯具等物品损失，因其提交的家具售货单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而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日期为2019年4月20日，因此该售货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施拆除行为时毁坏了该单据上的家具。此外，庭审中两上诉人陈述称其提交的被损坏物品照片系案涉房屋被强拆之后拍摄的，但从照片看，两上诉人主张的橱柜、桌椅等家具及铁炉、暖气片、擀面杖等物品并未有明显损坏，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强拆时造成了照片中的物品损失。综上，鉴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录像片段不能全面反映案涉房屋被拆除时的现场情况，无法证明案涉房屋被拆除时室内外已无相关财物，而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有树木被损害，且两上诉人主张的部分室内外物品损失符合生活常理，原审法院结合各方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被上诉人赔偿两上诉人室内外财物损失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并无不当。但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方式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如下：应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赔偿款付清之日止。 （三）关于搬迁、临时安置等补偿费用的赔偿问题。2019年8月26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在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时，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虽然该条规定系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但因被上诉人违法拆除案涉房屋，导致两上诉人失去了基于合法征收获得相应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的机会，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两上诉人上述费用。原审法院参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淄政办字[2019]95号）及附件《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和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应赔偿两上诉人搬迁补偿费1168元（73平方米×16元/建筑平方米?次）、临时安置补偿费4279.26元（73平方米×9.77元建筑平方米?月×6个月）、一次性搬迁补助费7696元，合计13143.26元，同时认定被上诉人应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3143.2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事实清楚，符合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并无不当。 （四）关于误工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费以及宅基地补偿费的赔偿问题。本案中，两上诉人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实施强制拆除的过程中将上诉人孙翠波抬出时致其腿部受伤，故两上诉人主张赔偿孙翠波误工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规定均系针对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即只有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下，才存在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本案中，两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有侵犯其人身权的违法行为，故其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两上诉人主张的复印费，不属于被上诉人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其该项赔偿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两上诉人主张的宅基地补偿费及计算公式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关于案涉房屋及附属物损失、室内外财物损失两项赔偿费用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但对该两项赔偿费用的利息计算方式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关于其它赔偿项目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行赔初8号行政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内容，即：二、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孙翠波、梁佩峰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共计13143.26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3143.2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孙翠波、梁佩峰的其他赔偿请求； 二、变更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行赔初8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为：一、被上诉人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孙翠波、梁佩峰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和室内外财物损失共计166653.50元（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损失146653.50元+室内外财物损失2000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6665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赔偿款付清之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荣明潇 审 判 员 陈 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