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行终567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姜南，男，197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代理人高辰年，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姚晓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主席。委托代理人邱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秦建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上诉人姜南因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行初12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姜南的委托代理人高辰年、姚晓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邱斌、秦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6月26日，银保监会作出银保监罚决字〔2019〕10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财险）存在下列违法行为：一、车险业务虚列费用2017年1月至7月，华海财险营业总部通过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等费用报销资金后支付中介机构车险代理业务品质奖励合计559.08万元。所涉报销广告费等费用系虚列，财务数据不真实。时任华海财险营业总部总经理胡国栋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二、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华海财险拟任副总经理于晖（2015年11月6日印发分工文件，2017年6月30日免职）、拟任总经理助理唐海明（2017年6月28日印发分工文件），截至检查日均未获得银保监会的相关批复，但在实际工作中履行相关职务。时任华海财险董事长赵小鸣、时任华海财险总经理姜南、时任华海财险董事会秘书于晖、时任华海财险有关负责人唐海明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三、违规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华海康盈华海康盈产品标准全称为“附加个人生活质量保障津贴保险”，该产品的销售期间为2016年5月至12月，保费收入3.19亿元。根据条款规定及理赔规则，公司应对所有保单给予“保费+固定比例收益”全额赔付，且实务中华海财险对上述几乎所有的附加险都进行了赔付。因此，该附加险具有明显的投资属性，应认定为投资型保险产品。《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12〕40号，以下简称40号文）第三条对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投资型产品的资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华海财险不符合“公司持续经营3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最近3个会计年度盈利和亏损相抵后为净盈利”的要求，不具备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资质条件。华海财险上述行为属于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的行为。时任华海财险总经理姜南、时任华海财险意健险部负责人李瑞银、时任华海财险营销管理部负责人马超、时任华海财险客服部意外及健康险理赔处经理王强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上述事实有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相关人员调查笔录及任职文件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针对上述第二项违法行为，姜南提出申辩意见：一是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不具有高管任命和决定高管分工的职权。二是2015年3月，在其尚未担任总经理时，于晖已实际具有高管身份，未对于晖分工文件进行审批；2015年11月调整于晖分管部门，其无决策权，审批分工文件仅是工作流程上配合。三是唐海明违规任职时，其已不分管人力资源部，未审批相关文件。因此，其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针对上述第二项违法行为，于晖提出申辩及听证：一是调查程序违法，包括委托派出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未向其出示调查通知书及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未让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检查时间和检查项目超出现场检查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和范围等。二是处罚事实依据不清，其履行的是董事和董秘职责，从未履行副总经理职务和享有副总经理的福利待遇，认定其在实际工作中履行副总经理职务与事实不符。三是其非直接责任人员，对其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四是其已被免职，未造成危害后果，应当免于处罚。针对上述第三项违法行为，华海财险、姜南提出申辩及听证，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是其对华海康盈产品的销售管理存在疏漏，并非有意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二是销售的华海康盈产品已向监管部门备案并取得备案号，在检查前已主动停售和注销，且未设定专用账户运用华海康盈产品保费收入，社会危害性较小，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三是认定违法情节严重的事实不清，予以从重处罚的裁量依据不明确。关于姜南对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申辩意见，银保监会经复核认为：一是其作为时任公司总经理，对公司领导分工有较大影响，直接参与唐海明任职决策和于晖部分分工文件的审批。二是认定于晖违规任职的时间始于2015年11月，姜南称2015年3月未担任总经理和分管人事部门与其在于晖违规事实中的责任认定无关。综上，对姜南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于晖对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申辩意见，银保监会经复核认为：一是委托派出机构进行现场检查符合相关查处程序规定；对于晖进行电话调查征得其同意，向公司出具了现场检查通知书，并由公司主要负责人对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予以确认；对于证明材料，可以根据检查情况要求当事人提供；调取的相关电子证据均与原件核对无误，经公司认可并加盖公章；现场检查通知书载明检查期限为“暂定90天”，检查时间可根据检查情况适当延长；检查范围为“经营管理情况”，包含违规任命高管等问题。二是于晖在未取得副总经理任职资格核准的情况下，分管多个核心业务部门或经营单位，并以分管领导身份对相关经营管理事项进行审批，超出董事会秘书的职责范畴，实际履行了副总经理的职责；其是否享受副总经理的福利待遇不影响对其不具备相应任职资格情况下实际履职行为的认定。三是根据公司的领导分工文件，自2015年11月起，于晖违规履职时间长达20个月，事实清楚，其对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综上，对于晖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华海财险、姜南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申辩意见，银保监会经复核认为：一是从华海康盈产品的设计、理赔及固定收益看，属于投资型产品，但公司不具有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资格，属于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二是投资型保险产品需报送监管部门严格审批，公司未按规定报送审批，而以备案方式规避对审批类产品的严格监管。公司停售和注销华海康盈并未消除影响，不构成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纠正，未设立保险收入专有账户与本案违法事实无直接关系。三是涉案金额巨大，严重危害保险市场秩序，性质恶劣，姜南作为分管华海康盈产品销售工作的总经理，负有直接责任，应予从重处罚。综上，对华海财险、姜南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银保监会决定作出如下处罚：一是华海财险车险业务虚列费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八十六条，根据该法第一百七十条，对华海财险罚款50万元，同时责令停止其营业总部接受商业车险新业务3个月；根据该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胡国栋警告并罚款10万元。二是华海财险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的行为，违反保险法第八十一条，根据该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对华海财险罚款10万元；根据该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赵小鸣警告并罚款10万元，对姜南警告并罚款10万元，对于晖警告并罚款5万元，对唐海明警告并罚款2万元。三是华海财险违规销售华海康盈投资型产品的行为，违反保险法第九十五条，根据该法第一百六十条，对华海财险罚款50万元；根据该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姜南警告并罚款10万元，同时撤销其任职资格；对李瑞银警告并罚款10万元，对马超警告并罚款10万元，对王强警告并罚款10万元。姜南不服，向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9月19日，银保监会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姜南不服，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中第二项和第三项针对姜南的部分及被诉复议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对被诉处罚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8月24日，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监管局）向姜南发送现场检查通知书。2018年9月12日，银保监会向姜南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姜南的委托代理人于2018年9月17日签收后，要求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2018年10月8日，姜南委托代理人到银保监会处查阅案件证据材料。2018年11月13日，银保监会召开听证会。银保监会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7月3日向姜南的委托代理人当面送达。收到该处罚决定后，姜南不服，向银保监会提出复议申请。2019年7月31日，银保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复议申请。2019年9月19日，银保监会作出维持被诉处罚决定的被诉复议决定，并向姜南邮寄送达。姜南于2019年9月25日签收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再查明：2015年11月6日，华海〔2015〕366号文件载明，于晖协助赵小鸣工作，负责公司治理结构和海洋与互联网特色等方面的工作，分管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海洋保险事业部、创新事业部等部门。2016年2月2日，华海〔2016〕61号文件规定，于晖董事、董事会秘书（拟任副总经理）协助董事长和总经理工作，分管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财产险部、再保险部、海洋保险事业部、创新事业部、重要渠道事业部、上海办事处。姜南认可其在2015年11月到2016年11月期间，分管人力资源工作。2016年11月25日，华海〔2015〕462号《关于调整公司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载明，姜南不再分管人力资源部。于晖董事、董事会秘书、拟任副总经理分管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办公室、财产险部（海洋保险事业部）、再保险部、意外和健康险部、创新事业部、公司业务部、重要渠道部、上海办事处（国际业务部）。姜南在该任职审批文件上签字。2017年6月28日，华海﹝2017﹞337号通知载明，唐海明拟任总经理助理，协助总经理工作。该文件显示姜南的分工为协助董事长分管人力资源部。姜南在询问笔录中称，上述文件没有走OA审批流程，系其在会前和董事长商量后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的。《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规定，总经理职责为：（一）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六）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董事会秘书的职责为：（一）根据规定的程序及董事长的要求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二）制作和保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档案及其他会议资料文件，保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册和相关资料；（三）按照监管规定的要求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公告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通知及决议；（四）协助股东、董事及监事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五）负责公司对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事务；（六）协助公司董事长起草公司治理报告；（七）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报告本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八）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组织董事等相关人员参加培训等；（九）完成董事长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副总经理的职责包括分管部门的全面建设和运营情况等。华海财险推出的华海康盈产品标准全称为“附加个人生活质量保障津贴保险”。根据条款规定及理赔规则，该附加险保额为每万元350元津贴，投保第二周年起保的产品，每万元850元津贴。在开庭过程中，姜南认可上述保险到期后，华海财险几乎向所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全额返还了保费，同时还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收益。在涉案产品销售和赔付的过程中，姜南均分管营销管理部，并在相应的审批文件上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故银保监会具有对违反保险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银保监会具有对于涉案行政处罚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姜南是否属于华海财险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事项的直接责任人员？2.华海财险销售华海康盈产品是否违法？3.姜南违规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4.涉案复议程序是否合法？一、关于姜南是否属于华海财险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事项的直接责任人员的问题。保险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品行良好，熟悉与保险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力，并在任职前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该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的人员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违反本法规定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除分别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至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对该单位给予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任职资格。首先，本案中姜南、银保监会均认可，银保监会核准于晖的职务为董事会秘书，而未核准唐海明的任职资格。根据《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的规定，董事会秘书的职责主要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相关，并不涉及分管相关部门等，而这些职责属于副总经理的职责范围。而唐海明担任董事会秘书并未经过核准，故华海财险存在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七条所述的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的人员的违法情形。其次，根据《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的规定，在总经理的职责中确实未列明人事任免事项，但其可以履行其他董事会授予的职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任职文件的规定，在于晖和唐海明违法任职期间，经董事会决定后，姜南分管人力资源工作，且根据姜南的询问笔录、OA审批流程等记载，对于于晖和唐海明违法任职，姜南均有参与或发表了关键性意见。故银保监会认定姜南为华海财险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事项的直接责任人员并无不当。二、关于华海财险销售华海康盈产品是否违法的问题。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该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保险公司违反本法规定，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该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违反本法规定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除分别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至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对该单位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任职资格。40号文第一条规定，本通知所称财产保险投资型保险产品，是将保险功能与资金运用功能相结合的保险产品，是财产保险公司将投保人缴纳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投资金用于资金运作，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提保险费、承担保险责任，并将投资金及其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产品。该通知第十一条规定，投资型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总公司制定和修改，并报送保监会审批。首先，本案中，姜南、银保监会双方均认可，华海财险实际上几乎对华海康盈产品所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全额返还了保费，同时还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收益，并没有审核索赔条件。根据40号文第一条的规定，这种做法符合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提保险费、承担保险责任，并将投资金及其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产品类型。对于该条所规定的资金运作，应当做广义的理解，不能认为是必须进行投资才属于资金运作。故华海康盈属于投资型产品。其次，华海财险销售该产品并未经过银保监会审批。再次，关于经过备案是否就意味着银保监会认可该产品的合法性问题。备案仅是保险公司就相关产品按照规定向银保监会进行报备，备案的目的在于对无需经银保监会审批的保险险种的存档备查，经过备案并不意味银保监会对相关产品合法性予以确认。故姜南关于该产品经过银保监会备案即合法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银保监会认定华海财险存在违规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违法事实并无不当。三、关于姜南违规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情形的问题。姜南争议该问题的实质是认为银保监会并未对华海财险适用保险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而对姜南适用“情节严重”，是否做到了过罚相当。首先，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处罚案件具有一定裁量权，司法权对该裁量权在一定的范围内予以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在法律预留了裁量空间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有权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适用不同处罚。由于行政执法的技术性和政策性等因素，对于前述裁量权的适用，司法机关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尊重。本案中，银保监会有权对姜南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的予以认定。其次，关于本案的被诉处罚决定是否明显不当的问题。根据保险法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对保险公司适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处罚的前提是“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华海财险并不存在“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固然该情节与作为总经理的姜南有一定的关系，但该情节仅为认定姜南是否属于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的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根据银保监会业已查明的事实，华海财险违法行为的涉案金额巨大，违规销售的产品占公司全年保费收入畸高等情形。综合考虑前述因素，银保监会认定姜南属于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并无明显不当。四、关于涉案复议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本案中，银保监会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已经安排姜南进行阅卷，并未违反前述规定。故姜南关于复议程序违法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银保监会在该案调查处理过程之中，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预先告知了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姜南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依据姜南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姜南的陈述申辩意见，处罚程序合法。收到姜南提交的复议申请后，银保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一审法院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依法予以确认。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结论符合法律规定。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维持被诉处罚决定正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姜南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部分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姜南的诉讼请求。姜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其一，银保监会内设机构无权制作委托函，且在该函有效期已过的情形下，山东监管局无权进行调查，同时银保监会未充分保障姜南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阅卷权，被诉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程序违法。其二，姜南并非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其无权决定相关高管的任职，其参与相关决策、相关人员征求其意见，不代表其具有相应决定权。其三，华海财险销售华海康盈产品的保费一直存于该公司基本账户，并未进行资金托管，不存在资金运用行为，不满足40号文规定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条件。其四，银保监会认定姜南构成“情节严重”并无相应证据支持，与其对华海财险违法行为的定性及处罚幅度相互矛盾。故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银保监会答辩认为，其一，银保监会认可给山东监管局的委托调查函及后续的调查行为，被诉处罚决定作出前经过了听证程序，复议程序中也安排姜南查阅了全部卷宗，保障了其阅卷权。其二，涉案产品的理赔条件较为原则和模糊，实际理赔时也没有审查理赔条件，均支付了保费加收益，同时根据《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将资金放在银行储蓄也属于资金运行方式，故涉案产品属于投资型保险产品。其三，姜南对唐海明的任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于晖违规任职时姜南分管人力资源工作，故其属于华海财险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人员。其四，华海财险超范围违规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行为构成情节严重，故给予其顶格罚款处罚，但不符合“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的适用条件，故与对姜南的撤销任职资格的处罚之间并不矛盾。故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已移送至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正确。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陈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原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向山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委托对华海财险开展有关现场检查的函》中，记载有“请于2017年8月21日前将案件调查报告报送我部”的内容。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对银保监会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均无异议，经审查，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关于委托调查函的有效期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原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向山东监管局出具的委托调查函中并无“有效期”内容，其有关“2017年8月21日前”系对山东监管局提交调查报告的工作要求，不宜理解为委托期限。且对山东监管局在该期限后进行的调查行为，银保监会在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认可。故姜南主张山东监管局超过委托函的委托期限进行调查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行政复议程序的阅卷权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该项阅卷权旨在保证复议申请人及第三人复议程序中的知情及基于知情的防御权利。本案中，银保监会在复议程序中根据姜南的申请安排其查阅了案卷，且本案处罚程序进行了听证，据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证据、依据等在处罚程序中进行了充分的开示，姜南的防御及救济权利得到了保障。故姜南主张银保监会未保障其复议程序中的阅卷权，缺乏事实根据。二、关于第二项违法行为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虽然根据《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的规定，总经理的职责中不包括人事任免事项，但根据本案事实，于晖违规任职期间，姜南分管人力资源工作，唐海明违规任职时，姜南不仅分管人力资源部，且对唐海明的任职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姜南属于华海财险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人员担任公司高管行为的直接负责人员，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姜南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认定根据40号文的规定，投资型保险产品是将保险功能与资金运用功能相结合的保险产品，是财产保险公司将投保人缴纳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投资金用于资金运作，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提保险费、承担保险责任，并将投资金及其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产品。根据案件事实，结合涉案保险产品的理赔规则、实际赔付情况，可以认定涉案保险产品符合上述通知规定的“将投资金及其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条件。关于姜南主张的涉案保险产品不符合“资金运作”条件问题，本院认同银保监会及一审法院对“资金运作”形式的解释，虽然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华海财险存在将收取的投资金运用于投资等资金运作方式，但如银保监会主张，参考《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资金运用形式的规范，“银行存款”亦属于资金运用的一种形式。另，姜南主张的托管，系保险监管部门对投资型保险产品投资金的监管方式，并非投资性保险产品的界定标准。综上，被诉处罚决定将涉案保险产品定性为投资型保险产品，符合40号文的相关界定，本院予以支持。姜南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撤销姜南任职资格处罚的合法性根据保险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保险公司违反本法规定，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该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同时规定，保险公司违反该法规定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除分别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至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对该单位给予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任职资格。根据40号文的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应具备相应条件，并经银保监会审批。本案中，涉案产品属于投资型保险产品。华海财险既不符合40号文规定的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的主体条件，经营涉案产品前亦未经银保监会审批，属超出批准业务范围经营的情形，违反了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监管规则，扰乱了相应监管秩序。在华海财险经营涉案产品时，姜南系该公司的总经理，承担着《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规定的“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职责，且事实上分管华海财险的营销管理部，应属华海财险上述违法行为的主要直接责任人员。据此，银保监会根据华海财险上述违法行为情节的严重程度以及姜南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可归责性，作出撤销其任职资格的处罚，裁量未见明显不当。关于姜南主张的对其撤销任职资格的处罚与被诉处罚决定对华海财险的处罚相互矛盾的问题，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行为后果仅是衡量行为情节是否严重的一个、而非唯一条件，被诉处罚决定未认定华海财险“造成严重后果”，并不妨碍被诉处罚决定认为姜南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且被诉处罚决定对华海财险的处罚是否合法，亦非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姜南主张被诉处罚决定对其处罚不合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驳回姜南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姜南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姜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井玉审 判 员 哈胜男审 判 员 周凯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屈小平书 记 员 秦静羽书 记 员 杨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