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4659号 原告：潘正海，男，196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原告：王圣达，男，196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原告：程方林，男，196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金龙，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鉴，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袁野，男，198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沈丽斐，女，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告：张璐（曾用名：张璐璐），女，198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吴勇军（曾用名：吴长江），男，198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修水县。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留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与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金龙、陈子鉴，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留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对（2019）浙0109民初968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应由杭州野露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张亚斌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为管理培训费55986.3元、保证金10000元、违约金11197.26元及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罚息债务，合计77183.56元）；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自愿撤回诉讼请求中对罚息部分的主张。事实和理由：原告和杭州野露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露子公司”）、张亚斌债权债务关系已由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968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判决野露子公司及张亚斌返还管理培训费55986.3元、保证金10000元，支付违约金11197.26元。经法院强制执行，确认无财产可供执行，也无法联系到张亚斌，因此作出（2019）浙0109执283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执行终结，执行标的全部未履行。经原告了解，张亚斌享有的野露子公司100%股权系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于2019年3月31日以0对价形式转让，四被告亦无法提供张亚斌的任何个人信息和资产情况。股权转让完成后，张亚斌、野露子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野露子公司注销登记。原告同时了解到野露子公司经营期间所收款项包括原告管理费用皆未进入公司账户，经法院执行野露子公司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原告认为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作为原野露子公司发起人、股东，在认缴出资未届期限的情况下降股权以0对价的方式转让给无偿债能力的张亚斌，且在转让股权一个月内即申请公司注销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恶意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违背《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之公平原则，应当对野露子公司不能偿还债务在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互负连带责任。故原告潘正海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答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纠纷在萧山法院已经经过了审理，认定被告无责任，本次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2.被告系合法转让股权，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转让的主要原因是各股东之间存在经营管理和理念上的矛盾，加之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冬季为奶茶淡季，公司经营成本较高，业绩下滑、入不敷出，经协商同意转让，和现股东协商转让之前，公司除了业绩下滑、入不敷出外并无其他问题，更不存在本案原告提出解除加盟，要求退款等因素。3.门店歇业系原告主动行为，投资失败系因奶茶行业大环境不佳，竞争激烈，原告自身经营不善等原因综合导致，被告对此表示遗憾。4.原告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主张被告的责任，系法律理解错误，本条是关于公司股东行使权利限制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被告转让股权是完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在行使权利，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行为，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本案根本不适用该法条规定的情形。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2020）浙0109执2833号执行裁定书、银行对账单、支付宝转账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提交的证据。 1．（2019）浙0109民初9680号民事判决书1份，以证明：（1）野露子公司应返还原告管理培训费55986.3元、保证金10000元以及支付违约金11197.26元，张亚斌负连带清偿责任；（2）野露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1000万元，股东为张亚斌一人，未出资到位；（3）野露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被告袁野认缴30%，被告沈丽斐认缴25%，被告张璐25%，被告吴勇军认缴20%，但在股权转让之前四位股东均未实缴；（4）张亚斌享有的野露子公司100%股权系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于2019年3月31日以0对价形式转让的事实。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质证后，对真实性、证明目的（1）（2）无异议，对证明目的（3）（4）有异议，认为四被告实际上每人均实缴30-40万元，只是没有到工商备案，当时公司设立后需要租用办公场地，雇佣员工，采购设备和办公用品等成本，只是形式上0元对价转让，实际上张亚斌受让公司股权后四被告要求新股东对好几家加盟商进行完备的加盟服务义务。本院审核认为，该证据系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结合工商登记情况，四被告均未实缴注册资金，且转让对价为0元，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2.合同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各1份，公司章程2份，以证明：（1）原告与野露子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时野露子公司股东为本案四被告；（2）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为野露子公司发起人，认缴注册资金1000万元；（3）张亚斌享有的野露子公司100%股权系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于2019年3月31日以0对价形式转让的事实。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3）有异议，认为四被告转让股权本质上是有一定对价的。本院审核认为，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四被告转让股权对价为0元，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3.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1份，以证明野露子公司及股东于2019年4月30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营业注销的事实。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四被告和现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2019年3月底，但2月底已经在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叶景芬交接，据被告了解公司4月30日申请注销是因为原告到公司闹事，公司以为注销就没事了，想换壳经营。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4.收款收据1份，以证明野露子公司经营期间所收款项包括原告管理费用均未进入公司账户，原告费用款项相对的收款方为秦皇岛市君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或公司有恶意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是财务做账不规范，由其他人代收公司加盟费，秦皇岛公司收取85%的营销费用，其他的费用已返给公司，不能认为是公司转移资产。本院审核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二、被告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提交的证据。 1.民事判决书8份，以证明案涉同类纠纷共计8个案件已经萧山区法院和拱墅区法院审理，均认定四被告无法律上的责任，本案原告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起诉的事实。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根据判决书内容，原告认为野露子公司注销登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要求公司发起人承担赔偿责任，萧山法院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故驳回诉请，本案起诉是因为经过判决执行，公司不能偿还债务，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四被告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出现了新情况，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吴勇军与潘正海聊天记录（2018年11月），吴勇军与琚超聊天记录（2018年11月），江干店歇业照片（2018年底），上城店歇业照片（2019年3月），吴勇军与祝海红聊天记录（2019年4月28日）各1份，以证明各原告系因市场不景气及自身原因主动关门歇业的事实。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明目的和本案没有关联。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众明星宣传视频，袁野本人站台宣传照片，袁野微博宣传截图，袁野微信朋友圈宣传截图，淘宝直播宣传，电视台采访照片，共同证明袁野作为公众人物，通过其自身影响力在现场、微博、朋友圈、淘宝直播平台、电视采访，并通过其他众多明星包括歌手、演员、主持人（如杨迪、张玮、王滔、沈涛、伊一、高虎、金志文、东来东往）等录制宣传视频在各个原告店内循环播放等方式为野露子做宣传，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构成野露子服务费中的重要一部分。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加盟公司也是基于对袁野公众人物的信任，该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审核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公司搬迁公告照片、南京浦口店新开业照片，以证明：（1）野露子公司在2019年5月搬迁新址时张贴了公告，告知搬到其他办公地点；（2）野露子公司在2019年7月尚在正常运营当中，并非不能提供品牌服务的事实。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质证后，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野露子公司在2019年4月30日已申请营业注销，还继续开店与事实不符。本院审核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5.四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由于四被告经营管理和理念等存在分歧，早在2018年底内部协商将股权转让给吴勇军或者其他第三方，而非为了逃避本案债务恶意转让，因为在当时尚未发生本案原告和其他当事人要求解除加盟情况的情形。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审核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6.袁野和叶景芬聊天记录，沈丽斐和叶景芬聊天记录，四被告对接群聊天记录，以证明四被告的股权转让是真实的转让，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之前受让方已经在和四被告交接的事实。原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不认识叶景芬，实际上股份是转让给张亚斌的，张亚斌的身份原告也不清楚。本院审核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野露子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袁野占30%、沈丽斐占25%、张璐占25%、吴勇军占20%，注册资金采用认缴制，均于2040年1月1日前到位。 2018年7月7日，三原告（甲方）与野露子公司（乙方）签订《服务合同书》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餐饮项目的运营管理指导和咨询服务，并由甲方作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城区区域的代理，双方共同在该区域发展其他授权店，由双方按约定享受利益，有效期为一年，自2018年7月7日至2019年7月6日，甲方支付乙方运营指导服务费315000元，该费用包括管理培训费305000元和保证金10000元。由于该项费用包括了餐饮服务项目的理论与实际操作培训、前期运营的指导、后期运营的咨询等服务内容，因此一旦自甲方领取培训资料或参加授课培训后，即表明乙方为此履行了相应的培训服务，甲方已获得乙方的核心机密，无论任何情形出现导致合同的解除、终止，管理培训费均不予退还，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按合同总额的20%计算）等内容。同日，三原告将合作费用305000元和保证金10000元支付给野露子公司。 2019年3月31日，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分别与张亚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野露子公司的股权出让给张亚斌，出让方实际到位0万元股权（注册资金），转让的价款为0万元，未到位的股权（注册资金）由受让方张亚斌于2040年1月1日前到位。2019年4月3日，野露子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张亚斌是公司唯一股东。 2019年4月30日，张亚斌、野露子公司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野露子公司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算清算费用，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后野露子公司注销未成，至今存续，公司的注册资金至今未到位。 2019年6月19日，三原告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野露子公司返还三原告品牌合作费用305000元、保证金10000元，支付违约金63000元；2.张亚斌对第1项付款义务负连带清偿责任；3.袁野对野露子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在其认缴出资额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沈丽斐对野露子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在其认缴出资额250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5.张璐对野露子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在其认缴出资额250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6.吴勇军对野露子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在其认缴出资额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7.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对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互负连带责任。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浙0109民初96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杭州野露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合作费用55986.3元及保证金10000元；二、杭州野露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违约金11197.26元；三、张亚斌对上述一至二项付款义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潘正海的其余诉讼请求。该案生效后，潘正海于2020年4月7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浙0109执28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20）浙0109执2833号案本次执行程序。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四被告转让股权后，就野露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否仍负有出资义务。 对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上述条款系法律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其例外的规定。具体到本案中，三原告认为前案经过判决执行，公司不能偿还债务，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四被告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出现了新情况，三原告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及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本院认为，（2019）浙0109民初968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经法院执行，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发生了新的事实。故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四被告的相应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焦点二，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注意到，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最早记载于2011年2月1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中，此后经修正变更为第十八条，但内容未变。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施行日期为2014年。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对股东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就转让股权时由谁承担出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因为此时的未缴纳出资为合法而不是非法，所以不能当然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司法解释条款适用的前提应是转让股权时，股东应负的出资义务已达履行条件而未履行。具体到本案中，四被告转让股权时，其未缴纳的出资尚未达到出资期限，故其未出资部分尚未达到履行出资义务的条件，此时转让股权不能认定系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的转让，不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其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有关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的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迟股东出资期限的。”第一，本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但四被告已转让股权并非野露子公司的股东；第二，野露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虽经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但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野露子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故本案不应使用九民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最后，并无证据证明四被告向张亚斌转让股权存在法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因此，四被告在股权转让后，其原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一并概括转让给了张亚斌，张亚斌亦因此成为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应建立在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的相应登记内容的基础之上。综上，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现要求原股东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承担出资义务，进而在此基础上要求袁野、沈丽斐、张璐、吴勇军对野露子公司及张亚斌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730元，减半收取865元，由潘正海、王圣达、程方林负担。 潘正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骆苏群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邵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