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1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人民路**楼房十二101。法定代表人：李迪初，董事长。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住，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产业园兴运东路****厂房**/div>负责人：聂卫。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凯，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祥，男，汉族，1972年8月23日出生，住，住址：湖南省涟源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聪，广东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新祥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诉请法院判决:1、请求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所作的(2020)粤1302民初7934号判决。2、请求依法判决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618.64元。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所作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并未在庭审中说确认工资支付至2020年2月19日，上诉人代理人只是说在2月19日后是否支付工资，上诉人代理人并不知情。一审法院直接在判决书中称“双方一致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至2020年2月19日”的说法，系歪曲上诉人的意见，明显具有主观偏向性。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案件审理时仅仅只是在开庭时提交了一份所谓的致电派出所、人社局的截图复印件，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竟然称“被告刘新祥为证明原告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放行条》等证据予以证明”这显然是荒唐的。并且，所谓的《微信聊天记录》《放行条》等证据也并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其《微信聊天记录》只能显示对其“不算考勤停止考勤”而不是注销其身份关系，这是有明显区别的，上诉人对其进行停止考勤的处理并不能代表是要和其解除劳动关系，聊天记录也并未显示上诉人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更无法显示上诉人实施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行为。而一审法院仅凭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此认定“原告系在未经协商一致的情形下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则更是显得荒唐。另外，其《放行条》及视频本身没有提供过原件也看不清楚，而且内容也只是显示被上诉人离职放行，其不能证明“离职”等内容是谁写的，也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在2020年2月19日这个时间点写的，同时也并不能显示“被告不同意签名并询问签名原因”等内容，一审法院在未核对原件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强行将其与所谓的《微信聊天记录》联系在一起并据此认定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显然十分荒唐。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严重不公。疫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在争取复工复产支援抗疫一线的同时守好疫情防控的安全底线，响应政府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号召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这不仅仅是公司应当履行的责任，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应当遵守的法律义务。被上诉人在疫情中违反国家防疫强制规定，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强行聚众且无安全距离，理由仅是领导要求安排发放口罩，在其主管疫情安全的上级领导向其做事方式提出质疑时，问其“不能有其他方法吗，疫情期间聚众是违法的”，竟直接在防控疫情管理群中公然对抗领导意见给疫情管理造成极坏的影响。在被领导批评停卡处理后，甚至主动提出要求公司开除，无理至极。更无理的是在惠州公司经营困难连年亏损濒临倒闭的情况下竟联合其他员工聚众闹事，颠倒是非介绍律师聚集起诉公司将个人矛盾转移为公司与劳动大众的矛盾，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公司关惠州工厂之前离职同时获取高额赔偿金，被上诉人为了得到赔偿金又故意在微信聊天当中单方论述其所谓的辞退等言辞，全篇重复强调“辞退报告”，欲引导仲裁委做出错误判断，并申请书中编造所谓的“说话口气不好，不尊重上司，所以将其辞退”的荒诞理由。而一审法院对这些因素不加考量，显然对上诉人严重不公。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所作的(2020)粤1302民初7934号判决，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严重偏袒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严重不公。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此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新祥未在法定期限内发表答辩意见。原审原告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38618.64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新祥于2016年4月2日进入原告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处（以下简称“深圳康铭盛公司”）工作。2017年6月1日，被告刘新祥被借调至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康铭盛惠州分公司”）担任电工主管一职。被告刘新祥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827.33元。2020年3月2日，被告向惠州仲恺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请求被申请人一、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618.64元。该会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惠仲劳人仲案字〔2020〕2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申请人二（即本案被告深圳康铭盛公司）应当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618.64元。2020年5月26日，原告以不服仲裁裁决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被告深圳康铭盛公司向被告刘新祥支付工资至2020年2月19日。另查，被告刘新祥为证明原告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放行条》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秀珍”向被告发送了内容为“刘师傅，你的考勤截止今天哈，明天不给算了哈”的微信；被告回复“为什么，谁说的，有辞退报告给我不，有我马上交厂牌”；“秀珍”则回复“我现在通知你了，你有异议找公司沟通，明天你就不算考勤了”；另，被告向“KITI廖总”发送了内容为“廖总，我下午打下班卡显示卡无效怎么回事？辞退报告也没有见到，什么手续也没有，就这样的吗？”的微信；“KITI廖总”回复“明天李总监过来给你谈的。刘师傅这件事情的处理请你理解我，我们俩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意见的…….”;原告称“秀珍”名为覃秀珍，系公司人事；“KITI廖总”名为廖聪奇，系公司负责人。被告庭审中确认该二人为其公司员工，但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放行条》则显示：放行理由为“离职”，日期为2020年2月19日。原告对该证据亦不认可，并在庭审中明确其不知被告的离职情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双方对被告于2016年4月2日入职原告深圳康铭盛公司处工作及工资标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称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主张不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告辩称原告深圳康铭盛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放行条等证据予以佐证。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深圳康铭盛公司系在未经协商一致的情形下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放行条》则显示：放行理由为“离职”，日期为2020年2月19日。被告工资截止发放时间亦为2020年2月19日。上述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与被告的说法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系由原告深圳康铭盛公司单方予以解除。虽，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证，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原告主张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深圳康铭盛公司应向被告刘新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618.64元（4827.33元×4个月×2倍）。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新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618.64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秀珍”（名为覃秀珍，公司人事）和“KITI廖总”（名为廖聪奇，系公司负责人）话语中均表明公司欲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实施包括收回厂牌、强制无需打卡等措施；《放行条》则显示：放行理由为“离职”，日期为2020年2月19日。被上诉人工资截止发放时间亦为2020年2月19日。上诉人上诉主张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的证据真实性，但并未提交证据反驳；又主张一审认定“双方一致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至2020年2月19日”的说法系歪曲上诉人的意见，但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20年2月19日后仍有继续支付工资；且上诉人主张系因被上诉人主动要求公司解除，即其认可确属公司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愿。综上足以证明上诉人系在未经协商一致的情形下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聚众闹事的行为，本院认为，即使存在该情况，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对于作为员工的被上诉人在工作中存在的过错等问题，应根据规章制度进行公示公告后，通过教育、直至解除劳动合同等合规措施进行处理，但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依法依规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度。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解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依据及证据不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同情形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被上诉人经济赔偿金38618.64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二审免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晓鹏审 判 员 钟震强审 判 员 严丽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陈佳汝书 记 员 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