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6民终60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常青，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鸣，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荣，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胡春花，女，196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鸣，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荣，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郑红英，女，196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青、胡春花因与被上诉人郑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602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青上诉请求：1、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在该项判决的基础上减少人民币29501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借款本金、还款金额、超付借款利息抵扣借款本金等方面均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借款本金认定错误。3000元作为利息预先扣除，应抵扣借款本金。2013年6月20日，被上诉人并未支付30万元借款给上诉人，而是仅转账297000元，其中3000元被作为借款利息已经预先扣除，该3000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抵扣。2万元并未实际入账，该笔款项不应纳入借款本金。2014年1月29日，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反映与被上诉人有两笔资金往来，第一笔是2万元，第二笔是204500元。第一笔款项显示转入之前，上诉人账户余额是20672.68元，在第一笔款项显示转入之后，上诉人的账户余额是20142.41元，并未增加2万元。因此，第一笔款项2万元实际并未入上诉人的账，该款不能作为借款本金。因此，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实际是80万元，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824500元。（二）还款金额认定错误，存在漏算。1、2013年7月25日的2005元、2013年9月14日的15010元，应认定为还款，该两笔款项的收款方账户名显示为“江西省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而未直接显示“郑红英”的户名。但是，根据上诉人的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9月4日被上诉人出借30万元的汇款账户的户名，2014年1月29日被上诉人出借204500元以及未入账的2万元的汇款账户的户名均是“江西省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等，两相印证，因此，该两笔款项可以认定为系对被上诉人的还款。2、2014年3月1日，由沈依平代转的18000元，应认定为上诉人的还款金额。3、2015年5月22日，由陈华平代转的2万元，2015年6月19日，由陈华平妻子代转的5000元，均应认定为上诉人的还款金额。根据双方交易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郑红英出售的二手车辆的总价款仅为56000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75000元。因此，上述25000元应认定为上诉人的还款金额。4、上诉人在刷被上诉人的信用卡时，并未在65000元之外，另外拿了5000元现金，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作为偿还前述款项的2015年2月11日的5万元、2015年2月15日的2万元（共计7万元）中，有5000元应认定为上诉人的还款金额。5、2015年六七月份，上诉人在鹰潭杏园菜场、五洲路美味故事饭店分别给了被上诉人4万元、3万元现金；2018年1月15日，在万福商城楼下，上诉人给了被上诉人现金9000元，上述现金均应纳入还款金额。6、2018年五六月被上诉人装修房子，上诉人垫付了装修费用15000元，该款亦应纳入还款金额。7、弋阳玫瑰园的股东退股款7.5万元应计入上诉人的还款金额，一审判决另行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该退股款才会作为还款进入被上诉人账户；上诉人的大量还款被一审判决列入了与本案无关的购车款、刷信用卡、代偿款等，可见，一审判决是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作为一揽子解决的，不能差异对待。（三）超付利息应抵扣本金，一审判决未抵扣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统一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6年1月1日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总额，然后再与上诉人在该期间的总还款金额对比，以此判断是否超出了月息3分，该计算方式是错误的，应按照上诉人的每一笔还款，分段计算，对相应阶段应偿还的利息与实际偿还的利息对比，以此判断是否超出了月息3分。 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上诉人的借款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身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案涉借款实际用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婚外同居生活，并未用于上诉人与配偶的夫妻共同生活。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1月1日，上诉人与沈依平共同向郑红英借款60万元”，该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结合被上诉人的自述，上诉人借款的理由是因家有急事以及被上诉人的转账时间为2013年6月20日、2013年9月4日，因此，也不存在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上诉人配偶也从未对案涉借款进行追认。因此，案涉借款与上诉人的配偶无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存在错误，依法应改判或发回重审，方为公允。 胡春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一审判决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案涉借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1、在上诉人与配偶常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常青以个人名义向郑红英多次借款，借款金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借款均打入常青个人银行账户，常青亦以个人名义还了部分款项。2、上诉人并未在本案所涉借条上签字，或以任何形式对案涉借款进行事后追认。3、上诉人系万福房地产公司的职工，有固定工作及稳定收入来源，常青在借款期间未向上诉人转过款，常青所借款项也从未用于上诉人夫妻之间购置房产、购置车辆、装修等日常大额支出。4、据被上诉人自述涉案借款用途约定为“因家有急事”，常青并未投入生产经营，实际上被用于常青与郑红英之间的婚外同居生活。另外，常青所经营的项目，上诉人并未参与生产经营。因此，案涉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5、2013年11月1日，沈依平通过银行转款20000元至上诉人的账户，不能认定为上诉人享受常青借款的工程报酬。沈依平转账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日，而被上诉人主张常青与沈依平因山西岚县工地向郑红英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4年1月1日，因此，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沈依平在借款期间向胡春花转款20000元的情况。上诉人胡春花代常青向被上诉人唯一一次转款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6月23日，与2013年11月1日时隔近3年。不能用3年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断3年前的事情。6、2016年6月2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15000元不能推定为上诉人胡春花对常青向郑红英借款明知，更加不能推定为系上诉人对案涉借款的事后追认。上诉人胡春花与常青系配偶关系，上诉人在配偶的请求下，向某个特定对象转款，符合常理，不能推定为就因此知道常青向某人借款，更加不能推定为事后对借款的追认。因此，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一审判决在借款本金、还款金额、超付借款利息抵扣借款本金等方面均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郑红英该部分上诉的主要理由与上诉人常青的上诉理由一致。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存在错误，依法应改判或发回重审，方为公允。 郑红英对上诉人常青、胡春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并答辩称：一、关于两上诉人称借款本金认定错误的问题。2013年6月20日，被上诉人支付30万元借款给上诉人，转账29.7万元，因当时转出卡上只有29.7万元，被上诉人另外支付了3000元现金，共30万元，其出具的借条上也是30万元。如果支付的是利息，按照当时约定的三分利息也应该是9000元，将这3000元说成是支付利息不符合情理。第三次借款在2014年1月29日，共分两笔转账，有转账凭证为证，第一笔是204500元，第二笔是2万元，2万元是在ATM机上转入上诉人常青的账户，当时银行ATM机上转账需要24小时才入对方账户，所以常青账上当时未体现这2万元的账目，但是我方有转账凭据为证。因此，借给常青的借款本金实际为824500元。 二、关于两上诉人称还款金额认定错误，存在漏算的问题。1、如果上诉人所说的两笔户名显示“江西省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的款项是转给被上诉人郑红英的，那应该显示收款人的名字，且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对应的时间里(2013年7月25日和2013年9月14日)并没有收到这两笔款。上诉人必须提供收款人为被上诉人名字的转账凭证，不能凭空想象。2、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常青当庭证实沈依平是其山西工地合伙人，且此人在工地上管理财务账目，所以沈依平转给被上诉人的1.8万元是支付60万元的利息。在2013年一年内沈依平多次转账1.8万元给被上诉人，所以这笔1.8万元认定是还款金额，并没有依据。3、二手车辆的发票不是我方开具的，当时被上诉人的一辆九成新才跑2万公里不到的东风日产尼桑车卖给上诉人，约定到手价是7.5万元，期间先付现金5万元，过户后再由上诉人山西工地的工人陈华平及其老婆分两次转2.5万元给被上诉人，有转账凭证为据。4、上诉人因急需现金7万元，借被上诉人信用卡刷6.5万元(有银行流水为证)，另给5000元现金，因是短期借用，故未要求支付利息。一审时，上诉人常青也已经亲口证实了此事的存在。5、上诉人所称给的这些现金，纯属凭空捏造，被上诉人从未收到一分钱。6、2018年被上诉人有一间公寓的厕所需要改造一扇门，常青帮忙介绍一个工人，当时谈好材料和工钱共计5000元，至今我方还未与工人结算。上诉人称付1.5万元，按其所说，我方是不是应该找工人拿回1万元，并且这件事与本案无关。7、弋阳玫瑰园的7.5万元，上诉人和我方之间有“协议”约定是投资关系，拿回的只是弋阳玫瑰园的投资款，且和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借款期间，还发生借款以外的账目往来，如购买二手车、借信用卡、给上诉人儿子短期周转三笔款，这些都在对应的时间内归还，上诉人不能混淆为是支付824500元的借款利息。 三、关于两上诉人称超付利息应抵扣本金，一审判决未抵扣是错误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朋友关系，既有利息借款又有短期无息借款，所有的计算利息都在三分之内，并未超出三分。上诉人把归还短期借款的钱全部归为还利息是没有道理的，不能一分当两分用。 四、关于两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常青的借款乃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问题。上诉人纯属诽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清白的朋友关系，被上诉人保留追究上诉人诽谤的权利。借款有凭证为据。若不是共同借款的话，上诉人的妻子胡春花怎么会转利息1.5万元给一个陌生的女人，这足以证明胡春花是知晓该笔借款的，并且合伙人沈依平从山西工地上也转过投资回报款给胡春花，所以胡春花也是山西工地收益的受益者，并且对山西工地是知情的，故要承担偿还这笔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 郑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常青、胡春花立即归还原告郑红英借款80万元；2、判令被告常青、胡春花承担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暂计算至2020年5月1日的利息为157.2万元，扣除已支付的64.6万元，还应支付92.6万元）；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常青、胡春花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常青、胡春花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8月29日登记结婚。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被告常青因急需资金，向原告郑红英借款，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原告郑红英分别于2013年6月20日转账297000元，现金支付3000元，于2013年9月4日转账30万元，于2014年1月29日分两笔转账204500元和2万元给被告常青，共计支付借款本金824500元。2016年7月22日，被告常青出具借条说明，写明：“于2013年6月-2014年1月分期借郑红英人民币总计85万元（捌拾伍万），定于2016年山西工程款结账后全部一次性支付完，双方达成的共同利息：2013年-2015年按月息3%计算，2016年按月息2%计算，其中在2013年-2016年有双方共产生的金额费用在结账之日一次性算清，多退少补的宗旨。双方各拿银行明细账本对账清楚后支付完成（其中支付总计伍万元，分两次支付郑红英），其他按银行明细清算。”2016年7月24日，被告常青向原告郑红英出具借条，写明：“于2013年6月借到郑红英人民币60万元（大写陆拾万），于2014年1月借到郑红英25万元正（大写贰拾伍万整），共计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850000），2013年-2015年按3分月息计算支付，2016年按2分月息计算支付，定于2016年9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庭审中，原、被告双方认可2014年6月的借款本金25万元中包含了对2013年所借款项60万元结算后的利息25500元。被告常青获得上述借款后，陆续向原告郑红英支付了部分本金及利息，支付明细如下：1.2013年7月31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9000元；2.2013年9月30日，被告常青通过案外人沈依平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8000元；3.2013年11月1日，被告常青通过沈依平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8000元；4.2013年11月30日，被告常青通过沈依平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8000元；5.2013年12月7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3000元；6.2013年12月29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8000元；7.2014年5月26日，被告常青通过沈依平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50000元；8.2014年6月6日，被告常青通过沈依平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6000元；9.2014年6月24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5000元；10.2014年8月2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5000元；11.2014年9月6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5000元；12.2014年10月1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6000元；13.2014年11月1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6000元；14.2014年12月31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34000元；15.2015年2月16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30000元；16.2015年4月29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2000元；17.2015年5月23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9900元；18.2015年5月31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000元；19.2015年6月7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30000元；20.2015年7月8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6200元；21.2015年8月2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5000元；22.2015年11月20日，被告常青通过黄小红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60000元；23.2016年1月28日，被告常青通过案外人李文蛟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20000元；24.2016年4月6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50000元；25.2016年4月7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30000元；26.2016年6月23日，被告胡春花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5000元；27.2017年8月29日，被告常青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0000元；28.2017年10月13日，被告常青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0000元；29.2018年8月1日，被告常青通过转账偿还原告郑红英借款本金50000元；30.2018年8月16日，被告常青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000元；31.2018年8月30日，被告常青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10000元；32.2020年3月19日，被告常青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原告郑红英借款利息50000元。综上，被告常青共偿还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692100元（2016年1月1日之前支付利息496100元，2016年1月1日之后支付利息196000元）。被告常青于2018年8月1日偿还本金50000元后在2016年7月24日的借条中注明：“2018年8月1日还郑红英本金5万元（￥50000）人民币，还剩本金捌拾万元正。”之后，因被告常青未偿还剩余本金及利息，原告郑红英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3年4月6日，被告常青与王业农、沈依平、赵文贵签订《内部协议》，就山西岚县步行街3#、4#工地相关事宜进行协商，约定：本工地共分10股，8股实股每股投入30万（其中2个干股为常青，黄庆辉、沈依平均分）；常青20万，利息6000元/月，沈依平18万，利息9000元/月，利息集体承担，不算股，不分红等。2014年1月1日，因山西岚县工地需要资金，被告常青与沈依平共同向原告郑红英借款60万元，并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郑红英人民币现金60万元整，小写：600000，期限10个月，即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止，月息3%，按月付息，逾期违约金按月6%计算。本人保证该借款用于经营周转使用。如挪作它用，一切后果本人自负，与出借人无关。如该款逾期十五天以上，出借人有权在鹰潭市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承担（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通信费等）。”被告常青于2014年1月29日在该借条上手写：“另加上2014年1月29日给常青叁拾万元，总计借常青、沈依平共计玖拾万元。”之后，因被告常青收购了沈依平在山西岚县工地的股份，故原告郑红英、被告常青与沈依平口头协商由被告常青一人偿还上述借款，被告常青遂于2016年7月24日重新出具借条给原告郑红英。 另查明，2013年11月1日，沈依平通过银行转款20000元至被告胡春花的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常青向原告郑红英借款，应当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根据借条及转账凭证，原告郑红英实际向被告常青支付借款的日期和金额分别为2013年6月20日支付30万元，2013年9月4日支付30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224500元，共计824500元。借条约定2013年-2015年期间按月利率3%计算，2016年按月利率2%计算，但被告常青未在借款到期日之前偿还借款本息，故逾期借款利息仍可按照借款期间的利率计算，即年利率2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按年利率24%计算，截至2016年1月1日，被告常青应偿还原告郑红英借款本金824500元、利息452070元；按年利率36%计算，截至2016年1月1日，被告常青应偿还原告郑红英借款本金824500元、利息678105元，被告常青已偿还利息496100元，超过了年利率24%的利息，但未超过双方约定的年利率36%的利息，故被告常青支付的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不折抵本金，截至2016年1月1日，被告常青尚欠原告郑红英借款本金8245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常青应偿还借款本金824500元，利息836480元，被告常青仅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196000元，尚欠借款本金774500元，利息640480元。原告郑红英要求2020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述借款是否为被告常青、胡春花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首先，借款期间，被告胡春花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郑红英支付过利息15000元，其次，结合原告郑红英提交的2014年1月1日借条及被告胡春花的银行账户往来交易明细，2013年至2014年期间，沈依平与被告常青合伙做工程，其作为被告常青的合伙人，曾与被告常青共同向原告郑红英借款用于山西岚县工地，并在借款期间向被告胡春花转过一笔20000元的款项，综合以上两点，可以推定被告胡春花对被告常青与沈依平合伙做工程和被告常青向原告郑红英借款一事知晓，且收取了部分工程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能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该借款应当由被告常青、胡春花共同偿还。原告郑红英称，被告常青刷过原告郑红英的信用卡65000元，另外拿了原告郑红英的现金5000元，故2015年6月7日被告常青转账的30000元中有20000元系还原告郑红英信用卡的钱，根据原告郑红英提交的银行流水，被告常青已于2015年2月11日偿还50000元，于2015年2月15日偿还20000元，上述款项已还清原告郑红英所称刷信用卡的钱及现金，故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郑红英称，2015年8月2日被告常青转账的25000元中2000元是还保险费，8000元是还工地的钱，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常青辩称，2013年7月25日转账2005元给原告郑红英，2013年9月14日转账15010元给原告郑红英，但其提供的转账记录没有显示原告郑红英的户名，无法核实该款项是否转入原告郑红英的账户，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常青辩称，2014年2月10日转账49000元给原告郑红英，2015年1月9日转账25000元给原告郑红英，2015年2月18日转账50000元给原告郑红英，2016年7月31日转账12000元给原告郑红英，2019年转账9000元给原告郑红英，但未提交转账凭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常青辩称，2014年10月9日转账50000元给原告郑红英，经本院核实，该款项系被告常青代其儿子常浩偿还的借款，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常青辩称，2014年11月30日通过程毛毛现金支付50000元给原告郑红英，2015年5月22日通过陈华平转账20000元给原告郑红英，2015年6月19日通过他人转账支付5000元给原告郑红英，经本院核实，该款项系购买原告郑红英的购车款，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常青辩称，2018年2月12日原告郑红英领取的弋阳玫瑰园股东退股钱15万元中有75000元应归被告常青，该款项可抵扣借款，本院认为，该款项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可另行主张权利，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常青、胡春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郑红英借款本金774500元、利息640480元，合计141498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郑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34元（原告郑红英已预交），减半收取计1016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167元，由原告郑红英负担2733元，被告常青、胡春花共同负担12434元。 上诉人常青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郑红英转账给常青的转账凭证一份以及常青转账给郑红英2005元以及15010元，证明郑红英转账给常青的银行账户为江西省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因此该账户属于郑红英的账户，故常青转账的上述两笔款项也应作为还款。 二、沈依平代常青还款的凭证：1、2014年3月1日代还款18000元；2、2014年1月29日代还款5000元；3、2014年5月26日代还款50000元；4、2014年6月6日代还款26000元。三、陈华平代常青还款的凭证一份，两笔金额合计25000元，分别为2015年5月22日2万元，2015年6月19日5000元。四、黄亿的证言一份。五、常青20**年1月29日转账5000元。证据二、三、四、五证明上述款项均应作为对郑红英的还款。 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证明郑红英转让车辆的交易价格是56000元，不是75000元，中间的差额应作为常青的还款。 被上诉人郑红英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两笔钱未进入郑红英账户，郑红英未收到该两笔款项，和本案借款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4年3月1日代还款18000元我方收到的是利息款，该转账记录一审我方已提交，只是法院未统计上去，应作为抵扣利息款项；2014年1月29日代还款5000元没有显示是转给郑红英的钱，和本案无关；2014年5月26日代还款50000元及6月6日代还款26000元一审判决书中已计算为支付我方利息的款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两笔钱是一审我方提供的证据，和本案借款无关，是支付购车的尾款25000元，不是还款。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并且没有提交原件，证人要当庭接受质证。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工行流水尾号2258转账邮政尾号2483的卡号均是郑红英的账号，与上诉人无关，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的交易价格是75000元，56000元的价格与真实交易不符，购车是2015年1月7日过户，最后的尾款是由陈华平和他老婆在2015年5月22日和2015年6月19日分别转账20000元和5000元，根本没有6000元的转账记录。 被上诉人郑红英向本院提交了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2张，证明郑红英名下赣Ｌ×××××号骐达牌汽车于2015年1月7日转移登记给上诉人常青，车辆过户后车牌为赣Ｌ×××××。 上诉人常青、胡春花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我们举证的发票是56000元。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上诉人郑红英对上诉人常青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未收到该两笔款项；经审查，该两笔款项显示的交易机构名称为江西省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收款人账号未显示，常青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将该两笔款项转给了郑红英，故郑红英提出关联性异议的质证理由成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且该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常青提交的证据二为四笔转账款项记录，经审查，该账户交易明细为郑红英的卡号尾号为2483的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郑红英对其中2014年3月1日的18000元、5月26日的5万元、6月6日的26000元三笔款项予以认可，但认为3月1日的18000元也应作为归还利息的款项，且5月26日的5万元及6月6日的26000元一审判决已经确定为常青的还款，因而本院对上述三笔款项予以确认；2014年1月29日的5000元，对方转出账户未显示，交易机构名称显示为江西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郑红英对此提出异议，常青并未举证系其转入的该款项，故对该笔款项本院不予确认。郑红英对常青提交的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两笔款项合计25000元系其一审提交的证据，是常青支付购车的尾款，与本案借款无关；经审查，该账户交易明细为郑红英的卡号尾号为2483的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且该证据在一审已经进行认定，本院不再认定。常青提交的证据四系证人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接受质询，郑红英对该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且该证明系复印件，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郑红英对常青提交的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工行账户流水尾号为2258的卡号转账邮政银行尾号2483的卡号均是郑红英的账号，与上诉人无关，与本案无关；经审查，该证据为银行卡号尾号为2258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该账户为郑红英工行账户，系郑红英出借本案借款的工行账户，该2014年1月29日5000元转账的收款人账号及付款人账号均为郑红英本人的银行卡账号，故郑红英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对常青举证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常青提交的证据六为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郑红英对该发票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真实的交易价格是75000元，56000元的价格与真实交易不符，因该证据系复印件，常青未提供原件进行核对，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上诉人常青、胡春花对被上诉人郑红英提交的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待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日，常青通过沈依平的账户转账给郑红英还款18000元。 另查明，一审庭审时，常青称买郑红英的车花了7.5万元；郑红英称2015年1月3日常青借了其信用卡6.5万元。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情况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郑红英实际向上诉人常青支付了多少借款本金？2、上诉人常青已经偿还了被上诉人郑红英多少借款本息？3、上诉人常青还欠被上诉人郑红英多少借款本息？4、上诉人胡春花是否需要承担与上诉人常青共同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 一、关于被上诉人郑红英实际向上诉人常青支付了多少借款本金的问题。郑红英一审提交了其工行卡号尾号为2258的账户于2013年6月20日转账297000元、9月4日转账30万元、2014年1月29日转账204500元的三份工行个人业务凭证，该三笔款项均是转账到常青的卡号尾号为5311的银行账户，郑红英还提交了卡号尾号2258的工行账户的银行流水，该银行账户流水除记载了上述三笔转账给常青的款项外，还记载了2014年1月29日通过银行自助终端跨行转账2万元到常青的卡号尾号5311的银行账户，且该银行流水显示郑红英的银行账户实际发生了上述款项的转账业务，因而，常青上诉称上述2万元未实际收到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常青、沈依平于2014年1月1日共同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郑红英60万元，常青于2016年7月24日重新出具的借条亦载明于2013年6月借到郑红英60万元，结合上述郑红英于2013年6月20日向常青转账29.7万元、9月4日转账30万元的情况，且常青诉称扣减的3000元为预先扣除的利息金额与按借款约定的利率应计收的利息金额也不符，据此，郑红英辩称2013年转账29.7万元后另行支付了3000元现金的理由可以成立，应予采信。故常青、胡春花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应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郑红英实际出借给常青的款项为824500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因而，郑红英实际向常青支付的借款本金为824500元。 二、关于上诉人常青已经偿还了被上诉人郑红英多少借款本息的问题。郑红英转账给常青的出借款项提供了详细的证据予以证实，不但有郑红英转出账户的账号，还有常青收款人的银行账号。常青提交的其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其中显示为汇兑的两笔款项，即常青诉称的2013年7月25日的2005元、9月14日的15010元，并未显示收款人的账户，只是显示交易机构名称为江西省邮政储汇局会计清算，一审判决对该两笔款项不予认定为常青的还款并无不妥；常青、胡春花亦无证据证实郑红英收到了该两笔款项，故常青、胡春花诉称该两笔款项可以认定为本案还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郑红英对2014年3月1日常青通过沈依平银行账户转账的18000元予以认可，一审判决未计算到该笔款项，故两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还款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常青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购买郑红英的车的交易价格为75000元，故两上诉人诉称购买郑红英的车交易价格为56000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而一审判决将陈华平及其妻子代转的两笔金额合计25000元认定为购车款并无不妥，两上诉人认为该两笔款项应作为还款的理由不成立，应不予采信。郑红英在一审庭审中称2015年1月3日常青借了其信用卡6.5万元，故一审判决认定常青除此之外还拿了郑红英5000元现金不当，郑红英亦无证据证实。据此，两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常青还郑红英信用卡的2015年2月11日的5万元、2月15日的2万元合计7万元款项中有5000元应作为还款金额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常青、胡春花称上诉人常青于2015年六七月份在鹰潭杏园菜场及五洲路美味故事饭店给了郑红英两笔合计7万元现金、2018年1月15日在万福商城楼下给了郑红英9000元现金以及五六月份替郑红英垫付了装修费用的事实，郑红英对此均予以否认，两上诉人又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弋阳玫瑰园的股东退股款反映的是常青与郑红英之间存在的合伙投资关系，与本案借款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借款纠纷无关，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由常青另行主张并无不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常青的还款金额漏计算2014年3月1日通过沈依平银行账户转账偿还的18000元款项，以及多认定还信用卡款的5000元，该两笔款项合计23000元应计入常青的还款金额，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还款金额情况正确。故常青的还款情况为，2018年8月1日偿还本金5万元，共支付利息715100元，其中2016年1月1日之前支付利息519100元，2016年1月1日之后支付利息196000元。 三、关于上诉人常青还欠被上诉人郑红英多少借款本息的问题。截至2016年1月1日，本案借款按年利率36%计算，常青应偿还郑红英借款本金824500元、利息678105元，常青实际已偿还利息519100元，且未出现偿还利息超过按双方约定的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情况，故常青支付利息的情况不存在应折抵本金的情况，郑红英辩称收到的上述2014年3月1日的18000元是利息款的理由成立。同理，另外多认定为还信用卡的5000元亦应当为偿还借款的利息，且仍然属于支付2016年1月1日之前约定的三分的利息。据此，两上诉人称本案借款存在超付利息应抵扣借款本金的情况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常青向郑红英的本案借款至2016年1月1日，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为678105元，截止2016年1月1日常青实际支付利息519100元，尚欠159005元利息未付。因而，常青20**年1月1日之后偿还的利息款项196000元，应首先抵扣之前尚欠的利息159005元，剩余36995元才能用于偿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的利息。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应偿还的利息为836480元，扣除偿还的利息36995元，故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1日尚欠利息为799485元。一审判决未在常青20**年1月1日之后支付的利息196000元内首先扣减之前尚欠未付的三分利息159005元不妥，处理不当，应予首先扣减，因郑红英对此未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四、关于上诉人胡春花是否需要承担与上诉人常青共同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的问题。常青向郑红英的本案借款使用于其在山西岚县的工程经营中，工程经营属于生产经营，常青在山西岚县经营工程系在其与胡春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而常青向郑红英的本案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需要，故本案借款应属于其与胡春花的夫妻共同债务，且常青在山西岚县工程的合伙人沈依平与常青开始系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常青并通过沈依平向胡春花转过款。据此，本案借款应认定为常青与胡春花的夫妻共同债务，胡春花应当承担与常青共同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常青、胡春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处理不当，确定常青、胡春花应偿还的利息金额少于实际应偿还的利息金额，因郑红英对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59元，由上诉人常青负担5725元，上诉人胡春花负担203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福庚 审判员  陈华秀 审判员  张文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姜茗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