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兴富邦门业加工厂，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弁山路东侧。 投资人：杨富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堂，长兴县金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雉城街道解放西路****。 负责人：颜煜，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红丰路**div> 法定代表人：宋炳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钧钧，公司职员。 上诉人长兴富邦门业加工厂（以下简称富邦加工厂）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分公司）、浙江湖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21日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堂、被上诉人长兴分公司的负责人颜煜、被上诉人建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钧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邦加工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浙0522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富邦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即建工集团、长兴分公司支付租金35053.39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建工集团、长兴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以富邦加工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是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至还清所租材料，付清所有发生的费用止。”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款清货清失效”。双方合同的履行期限至承租方还清所租材料，付清所有发生的费用时结束，在合同履行期内，出租方可随时主张权利，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2.在本案诉讼时效届满之前，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沈柏良催讨。3.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欠款在结算对账之后，是2012年6月24日至2018年2月14日分三次向上诉人支付48000元。4.根据双方之间的租金计算清单，双方对所欠租金进行了结算，明确了欠款金额，但双方未约定欠款支付时间。综上所述，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和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73条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长兴分公司辩称：按照合同第一款的规定，必须经过长兴分公司对公账户打过去了才认可。合同的第三条约定“第一笔租金需乙方公司汇款或支票支付给甲方”，水口中学教学楼的架子班组这块是由沈柏良包工包料的。沈柏良签合同时告诉长兴分公司必须由单位出面，沈柏良让负责人颜煜盖章，长兴分公司把工程交由沈柏良，沈柏良是包工包料，且沈柏良承诺盖章后也不会向长兴分公司讨钱。 建工集团辩称：1.沈柏良是长兴分公司的实际承包人。沈柏良是代表富邦加工厂的，因为是其跟富邦加工厂付款合作，富邦加工厂从来没跟我们要过钱，所以这个合同对建工集团是无效的。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7、8年了，之前一直没有催讨，过了这么多年才起诉催讨，时效肯定过了。对于欠款总金额，建工集团也不清楚。 富邦加工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建工集团、长兴分公司立即支付钢管租赁租金35053.39元；2.本案诉讼费由建工集团、长兴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25日，富邦加工厂与长兴分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钢管、移动架）》，双方约定，由富邦加工厂向长兴分公司提供约100吨钢管、扣件等租赁。租金支付方式为长兴分公司于每月月底三日内送到富邦加工厂付清。2012年12月21日，案外人沈柏良在《富邦租赁租金计算清单》上签字确认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4日产生的租金83053.39元。此后，长兴分公司支付了48000元，剩余35053.39元并未支付。现因富邦加工厂多次催讨余款未果，双方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长兴分公司及建工集团是否应当支付租金。富邦加工厂与长兴分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有效，所约定的内容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富邦加工厂将钢管交付给长兴分公司，长兴分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长兴分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长兴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故建工集团也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二）富邦加工厂主张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富邦加工厂与长兴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付款方式为每月月底三日内付清租金,租金计算清单载明结算日期截止至2012年12月4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长兴分公司支付租金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2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本案依法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于2014年12月31日届满。富邦加工厂现起诉要求长兴分公司支付租金,但其2019年向该院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再之，富邦加工厂在本次诉讼中，其主张向案外人沈柏良催讨过租金，而长兴分公司则认为不清楚，其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对于富邦加工厂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富邦加工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8元，由富邦加工厂承担。 二审期间，富邦加工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存款明细查询、转账凭证，证明沈柏良分别于2014年8月20日、2018年2月14日转给富邦加工厂26000元、9990元；证据2，情况说明，证明沈柏良作为长兴分公司的委托人分别于2012年6月24日支付租金12000元，于2014年8月20日支付26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支付9999元。长兴分公司与建工集团质证认为，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是富邦加工厂自己罗列，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富邦加工厂申请证人沈柏良出庭作证，其陈述称：长兴分公司徐姓项目经理找到富邦加工厂租赁钢管用于水口中学教学楼，由沈柏良受长兴分公司的委托出面和富邦加工厂签订租赁合同，租金由长兴分公司付给沈柏良后再由其转交给富邦加工厂，一共支付了4.8万，一笔现金，最后一次是2018年通过支付宝转账。长兴分公司还欠3.5万元没付，富邦加工厂找不到长兴分公司和建工集团的联系人，一直向沈柏良催讨。2018年以后长兴分公司没有向沈柏良支付过租金，2018年2月14日支付的10000元是沈柏良垫付。沈柏良还有其他工地向富邦加工厂租赁钢管，租赁协议加盖了其他项目公司的章。长兴分公司与建工集团质证对沈柏良的证言质证认为：长兴分公司与沈柏良并非委托关系，是由沈柏良对钢管包工包料，长兴分公司与建工集团都没有与富邦加工厂联系，也未收到过富邦加工厂的催讨，其他陈述基本属实。 长兴分公司与建工集团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与一审中富邦加工厂投资人杨富林的陈述存在出入，也与证据1不能完全对应，本院不予采信。对沈柏良的部分证言予以采信。 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结合二审证据和证人证言，另查明如下事实：沈柏良与富邦加工厂素有业务往来，沈柏良承包项目工地后以项目公司代理人身份与富邦加工厂签订租赁合同，并加盖项目公司公章，租金由沈柏良支付给富邦加工厂。2014年8月20日、2018年2月14日，沈柏良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支付富邦加工厂租金26000元、999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的租赁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未超过诉讼时效，还未支付的租赁款应当如何确定？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支付方式为每月月底三日内付清,租金计算清单载明结算日期截止至2012年12月4日,故一审认定诉讼时效从当月底即2012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并无不当。富邦加工厂主张一直向沈柏良催讨，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富邦加工厂二审提交了沈柏良的付款凭证，由于沈柏良与富邦加工厂之间并不止发生本案一笔租赁业务；富邦加工厂投资人杨富林一审称沈柏良支付的三笔款项均为现金交付，时间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在付款时间、付款金额及付款方式上与沈柏良的陈述和打款凭证不能完全对应；且沈柏良称长兴分公司支付给其后其再给富邦加工厂，其在2018年2月14日为长兴分公司垫付10000元不合常理。故综合分析，沈柏良在2018年2月14日转账的款项难以认定为支付本案租金，一审认定案涉租金罹于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双方租赁合同关于“租赁至还清所租材料，付清所有发生的费用止”、“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款清货清失效”的约定并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和届满。 综上，上诉人富邦加工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6元，由长兴富邦门业加工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丽琴 审 判 员 郑 扬 审 判 员 顾月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席 爽 书 记 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