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1民辖终9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国华，女，1963年3月3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思思，女，1988年3月9日生，回族，住南京市玄武区。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福，江苏刘万福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亚君。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邦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致远大厦**。法定代表人：周国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媛媛，江苏观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相程，江苏观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黄飞，男，1962年5月18日生，回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史国华、黄思思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邦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信小贷公司）、原审被告黄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4民初4655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史国华、黄思思上诉称，一、本案涉案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明确约定管辖地在江宁区，而非雨花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第25条、《综合授信合同》第15条明确约定，合同双方的诉讼管辖地为乙方所在地，合同第一页写明乙方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而该地址的管辖法院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合同第一页另约定，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1号江苏科技金融大厦三楼为文件送达地址。《合同法》第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两份合同中约定争端解决地在江宁区，该约定不违反合同法52条的合同无效条款，也不违反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本案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处理。二、一审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1、协议管辖效力高于法定管辖，协议管辖条款明确、合法、有效。一审民事裁定书上的驳回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该规定为法定管辖，适用于合同双方未约定管辖时，人民法院可以使用该条款判断管辖地。本案中，双方已经约定管辖地，且管辖地非常明确，且只有一个地址在江宁区。根据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应当遵循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应当强行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可见约定管辖不明的情况下，法院才选择法定管辖，约定管辖的效力高于法定管辖。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第六十四条规定，“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民法要求经营者尽量保持注册地址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一致性，避免法人随意变更办公地址。如果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不一致时，又未依法向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则公司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告知相对人，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原告邦信小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为南京市江宁区。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如需将主要办事机构变更为雨花区，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未经变更登记，公司不得擅自改变登记事项”的规定，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邦信小贷公司未进行变更登记，则不得对抗善意上诉人。2、邦信小贷公司举证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雨花台区，理由并不充分，法院不能仅凭租房合同，草率认定其住所地。邦信小贷公司住所地变更未通知上诉人，故并不能对抗善意的上诉人。该裁定书另一条驳回理由为案涉合同中载明收件送达地址为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1号江苏科技金融大厦。该地址仅为收件送达地址，即使按邦信小贷公司向雨花台区法院提交《房屋租赁合同》证明该地址为其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不能反驳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关于管辖地位为邦信小贷公司住所地江宁区的真实意思表示。邦信小贷公司提供的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证明材料，只有《房屋租赁合同》，该举证并不充分，还应包括租金交纳凭证或者物业公司开具的办公证明、公司高管和财务、人事主管人员在当地缴纳社保的证明等。必要的情况下，法院还要进行实地调查，核实该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是否存放于该地址，该公司人事、财务、办公室等机构或核心业务机构是否在此地址办公等。如果上述核心部门均在此地址，则该地址可以认定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一审法院未经核实，只凭借《房屋租赁合同》，认定邦信小贷公司住所地在雨花台区，过于草率。即使经一审法院核实之后，如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确实在雨花台区，与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不一致，邦信小贷公司也未依法向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又未以明示的方式告知上诉人，故也不得对抗善意上诉人。上诉人仍有理由相信，公司的住所地仍未变更，仍在江宁区。三、邦信小贷公司涉嫌职业放贷，应加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对于疑似职业放贷人或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查，向南京中院和江苏高院汇总，抄送检察院、公安机关，并将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1、邦信小贷公司涉嫌职业放贷，应加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单。2019年5月21日，江苏省高院印发《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第一条：“职业放贷人是指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贷款资质，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营业性、经常性特点的单位，以及以放贷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并赚取高额利息的个人。”《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同一出借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作为原告一年内在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的，该出借人应当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邦信小贷公司并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自然人贷款资质，但向不特定对象出借高额资金，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营业性。上诉人在查询裁判文书网时，发现从2019年年初至2019年8月底，邦信小贷公司在一审法院作为原告至少涉诉产生有效判决书达23件，还不算撤诉的案件。从江苏省高院2019年5月21日印发《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至2019年8月底，一审法院判决邦信小贷公司的案件也已经达9起，这一数字远远超于省高院要求的5起，上诉人还未统计2019年9月至今一年多该公司在一审法院涉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上诉人查阅这些案件时注意到，邦信小贷公司所有起诉的案件同属一个糢式：签订格式的《借款合同》、《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合同《借款合同》的利息约定均超过10%，逾期利率基础上浮均为50%，最终法院支持的利率均超过20%。邦信小贷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被告均为3人或3人以上，该公司向不特定多数自然人发放贷款，案涉被告地涉及全省甚至省外，因此，现有证据充分说明，邦信小贷公司向不特定多数自然人出借资金，为职业放贷人。2、一审法院在对邦信小贷公司的处理问题上明显偏袒对方，令人不可思议。江苏省高院印发《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第五条：“对于疑似职业放贷人或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查：1.原告是否确系职业放贷人或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2.案涉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与合法性；3.是否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江苏省高院印发《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第七条：经审查，放贷人的放贷行为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追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及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江苏省高院印发《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第十条：各基层人民法院确定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后，应经中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至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抄送当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金融监管部门。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中有公职人员的，应当抄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和当事人所在单位。针对上述所列规定，一审法院未进行有效审查，导致邦信小贷公司在一审法院2018年涉诉90起，2019年涉诉69起，2020年涉诉62起，发生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裁判文书117篇，如此明显的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审法院至今仍坚持受理、审理，涉嫌违法。上诉人从裁判文书网上得知，2018之后，受理邦信小贷公司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的法院均为一审法院，且无一例外该院均支持其诉讼请求。受理案件中，80%的案件均为简易程序，且缺席判决。上诉人从裁判文书网上得知，自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邦信小贷公司在江宁区法院涉诉10起，这10起案件被告均没有代理律师。有7起案件为简易程序审理，在被告缺席出庭的情况下进行了缺席判决。本案2020年10月9日立案，上诉人一直未收到起诉状副本。上诉人询问为何收不到起诉材料时，一审法院称上诉人的手机号码137××××****通知不到，投递三次均被退回，而上诉人号码一直处于正常状态，可见法院并未经过有效送达。经上诉人委托律师后，11月9日，上诉人才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和证据材料，而法院开庭时间定于11月12日。如上诉人未委托律师则法院又将如同其他案件一样，进行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企图故技重施，涉嫌故意不送达，庇护和纵容原告。3、邦信小贷公司借贷过程中性质恶劣，刻意隐瞒真相，无合同约定强行收取担保费。邦信小贷公司在向上诉人提供贷款时，口头约定利率为7%，而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合同写明利率14%，上诉人因本着诚实信用的态度信任该公司，并未仔细阅读借款合同条款，从而钻入邦信小贷公司设置的陷阱，邦信小贷公司存在刻意隐瞒真相的行为。合同双方2018年9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后，邦信小贷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汇款至上诉人账户，同日，邦信小贷公司逼迫上诉人汇款至其名下担保公司22000元。该笔款项无任何合同约定，存在敲诈性质。综上所述，合同双方协议管辖条款高于法定管辖条款，合同中明确管辖地为乙方住所地江宁区即江宁区人民法院，合同并未约定文件送达地为乙方住所地。故一审法院并无案件管辖权。上诉人针对该管辖权提出异议于法有据。上诉人现合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请公正的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在对邦信小贷公司的处理问题上存在故意偏袒，涉嫌对违法甚至犯罪人的庇护和纵容。请求撤销一审裁定。邦信小贷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管辖权异议，事实理由充分，于法有据。1、案涉宁邦贷字20181196号《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综合授信合同》）及宁邦贷字20181196号借1《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均约定，双方有关上述合同的一切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采用诉讼方式解决，由答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均载明，答辩人“住所地”为南京市江宁区，但实际送达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1号江苏科技金融大厦三楼。被答辩人签订上述合同时，应已知晓答辩人实际办公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1号江苏科技金融大厦三楼。3、2017年6月8日，答辩人与江苏金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006号《江苏科技金融大厦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答辩人承租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1号江苏科技金融大厦2号楼第3层办公区域，租期为2017／6／8-2020／8／7。自此，答辩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迁至江苏科技金融大厦2号楼三楼。本案所涉合同签订时间皆为2018年9月29日，借款实际发放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均发生在上述租赁合同租期内，因此，答辩人并未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变更办公地址，也就无需通知被答辩人。4、有另案裁定可供参考，根据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115民初1724号移送管辖的民事裁定书，经该院审查，答辩人自2017年8与14日，实际办公地点已经搬迁至南京市雨花台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答辩人住所地应当认定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江苏科技金融大厦**”，本案裁定由一审法院管辖并无不当。二、被答辩人上诉状提出答辩人涉嫌职业放贷，违背事实，法院应不予采纳。答辩人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并出具编号为苏金融办复［2012］45号批复，同意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答辩人发放贷款行为合法合规，并非被答辩人所称的未经批准、非法发放贷款的职业放贷人。三、被答辩人上诉状提出的其余问题，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程序应审查的内容，故答辩人对此不予答辩。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仅系案件管辖权的程序审查，对于当事人有关实体方面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应在案件的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案涉。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均约定，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乙方（邦信小贷公司）住））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中载明乙方住所地为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致远大厦**约定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因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118号致远大厦三楼属江宁区辖区，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本案应由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以邦信小贷公司在起诉时向该院提交其租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以此确定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4民初4655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李 伟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