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4民终1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其利，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景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甘肃省景泰县。法定代表人：陈其利，该合作社理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青和，男，196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务贤，男，195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红，男，196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景泰县。上诉人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利剑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高青和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景泰县人民法院(2020)甘0423民初2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其利、利剑合作社上诉请求：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高青和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青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法律关系错误。陈其利是代表高青和等种植农户与曾泰签订的《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该合同的义务主体为曾泰,并不是陈其利。根据景泰县公安局对高青和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与陈其利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高青和未提交有效的证据推翻该询问笔录的内容，结合其他种植农户在景泰县公安局的陈述，能够确认陈其利受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与案外人曾泰签订《景泰水果玉米订单合同》。曾泰亦知道陈其利代表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与其签订《景泰水果玉米订单合同》。二、陈其利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陈其利受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委托,代表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与案外人曾泰签订上述订单合同,曾泰结算时直接向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结算,能够证明曾泰知道上述事实，因此,上述订单合同只约束包括高青和在内的种植农户和曾泰。高青和向陈其利主张权益，主体不适格。三、利剑合作社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追加利剑合作社为本案被告，不当。利剑合作社在案涉过磅单上盖章,其角色是代办人和收货地点的确认,其不是实际收货人,实际收货人为曾泰。曾泰同意将货物交到利剑合作社,并由利剑合作社出具过磅单,只是对数量的确认,而不能改变种植回收合同关系的主体。一审判决利剑合作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陈其利向法庭明确陈述,有关该案件所涉及的种植回收合同,白银市公安局已经对曾泰等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要求依法对该案件中止审理,但是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不当,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2.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利剑合作社为本案被告,但其没有向高青和释明,亦未征求高青和是否同意追加的意见,不当。高青和辩称：高青和没有委托陈其利签订过任何合同，陈其利不是高青和的委托代表人。陈其利与曾泰为法定代表人的甘肃农芃农业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芃公司）签订的《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与高青和无关。高青和将玉米拉至利剑合作社，由利剑合作社出具了过磅单，高青和与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之间形成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应当向高青和支付玉米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高青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1.陈其利、利剑合作社支付高青和水果玉米款15172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其利、利剑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应予以确认。陈其利庭审时承认，所有种植农户的水果玉米均由利剑合作社过磅，但仅向部分种植农户出具了过磅单，部分未出具。双方均提交的欠款单，标题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内容分为种植农户序号、姓名、金额及农户签字栏，其中农户签字栏系手写体并捺指印，其余内容均系打印。高青和拟证明，2018年末，种植农户因起诉追索玉米款，为了向各户筹集起诉费，要求陈其利确定各户欠款数额，陈其利出具了打印名单，各农户在签字栏内签名捺印，其中确定欠高青和玉米款15172元；欠款单是陈其利出具，曾泰未与高青和算过账，欠款与曾泰无关，玉米交给了陈其利，就应由陈其利付款。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认可欠款单的形成过程，拟证明欠付玉米款的主体为曾泰，2017年9月1日曾泰出具的说明是欠款单的来源。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提交的曾泰2017年9月1日出具的欠条及说明，主要载明欠南滩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高青和等42户种植农户2017年水果玉米款66万元；2017年7月22日至8月13日期间，其共收到南滩村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的水果玉米鲜穗674吨，其中一级品515.25吨，每吨1600元，应得价款824400元，其余不合格品由农户自行处理，根据其与陈其利代表签订的种植合同，扣除其投入的农资款164400元，还应付种植农户货款66万元。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拟证实，案涉种植农户的66万元玉米款，是曾泰所欠，陈其利只是种植农户代表；合同中虽约定保底价每亩2200元，但最终是以2300元结算的，其未从中收取任何利益。高青和质辩，2017年12月，陈其利在种植农户微信群中通知12月25日玉米款到账，但未能到账。欠条中列明的4人便于2018年1月份到兰州找到曾泰，曾泰按照陈其利之前写好的条子，完全抄写后出具的欠条，并将欠条落款时间写为2017年9月1日。说明也是同样形成的，而且说明是陈其利与曾泰的结算依据，与高青和无关。陈其利未否认高青和对欠条及说明形成情形的陈述，称之前就有结算单和说明，因太简单，之后又让曾泰重新书写了，但忘了具体书写时间。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提交的（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系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系案涉农户（包括陈其利）为原告，起诉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等4被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6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曾泰的行为涉及合同诈骗，裁定驳回了案涉农户的起诉。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拟证实，从该民事裁定书可推理出高青和等种植农户委托陈其利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高青和质辩，当时各种植农户是帮助陈其利一起打官司的，陈述自然有出入。上述证据，尽管当事人各自的证明目的不同，但对真实性均不存在异议，应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如下事实：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的水果玉米被收购后，未能及时付款，曾泰便向陈其利出具了简单的结算单及结算说明。因货款未付，约2018年1月份，高青和与陈其利等4人到兰州找到曾泰，曾泰重新出具了欠条及说明，载明欠南滩三组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高青和等种植农户2017年水果玉米款66万元，并对结算依据作出说明，但将时间书写为了2017年9月1日。之后，货款迟迟支付，种植农户决定提起诉讼，遂由陈其利出具了标题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的欠款单，列明了各种植农户的名单及欠款数额，并由各种植农户签名捺印。随后，42户种植农户（包括陈其利）以与曾泰签订种植合同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等4被告，请求支付水果玉米款66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曾泰涉嫌合同诈骗，以（2019）甘0423民初5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案涉农户的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景泰县公安局。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向景泰县公安局调取了曾泰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卷宗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关于一审法院移送案件的回复、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以及曾泰、陈其利、高青和、陈其红、寇明森、朱发荣的询问笔录。陈其利的询问笔录要点与其在本案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同时还载明，其与曾泰初次见面协商种植水果玉米时，商定每亩保底价2300元，曾泰不与散户签订合同，要求其作为代表签订合同。陈其利、高青和、陈其红、寇明森、朱发荣的询问笔录要点，与本案高青和的陈述基本一致，但高青和的询问笔录还载明，其认识曾泰，2017年南滩3组的农户在陈其利带领下，与曾泰签订了种植合同，将种植的水果玉米都交到了曾泰那里。曾泰的询问笔录要点为，陈其利是苗某某给其推荐的种植大户，其于2017年1月份（春节前），与陈其利签订了每亩保底2300元的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由陈其利组织土地整理和种植，其向陈其利提供了种子、农药、化肥、地膜。到7月25日至8月3日，其在园艺场冷库筛选，陈其利给其往来拉水果玉米，后因资金跟不上，其回兰州找钱。9月1日，陈其利至兰州找其要钱，其给陈其利写了1张66万元的欠条和核算清单说明。因陈其利种植水果玉米期间的水费应由其出，但其没给过陈其利钱，又因人工费和冷库租金，向陈其利借款，共欠陈其利115000元并出具了欠条，这笔钱不包含在给陈其利出具的66万元欠条中。曾泰还在询问笔录中确认2017年9月1日的欠条及说明系其书写。高青和质证认为，陈其利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其代表种植农户签订合同，曾泰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对其他人的询问笔录认可。但强调公安询问时是在帮陈其利举报，所以没说是陈其利欠款。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对上述笔录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实陈其利是代理人，曾泰涉嫌合同诈骗。对于上述笔录，一审法院审查认为，陈其利、高青和、陈其红、寇明森均是本案或者与本案合并审理的其它案件的当事人，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应作为其本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认定。曾泰、朱发荣的询问笔录中，能够与其它证据印证的部分，予以认定，不能印证的部分，不予认定。《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载明的甲方为农芃公司，乙方为陈其利。合同要点为：种植品种为国玉公司提供的国玉美国系列甜玉米；合作方式为甲方给乙方520亩种植面积，亩定产值2300元，种子由甲方免费提供，并按照每亩200、200、100元的施工进度和种植管理进度分期给乙方现金投入；玉米的质量品级分为3级，1级品由甲方回收，2、3级品由乙方自行处理或可委托甲方代销；乙方交付玉米后10天内，甲方开始循环付款，发完付完，以亩产值2300元为标准加减，再扣除甲方前期投入的500元资金；本合同一式3份，甲、乙方及村委会各1份。在签名部分，甲方仅由曾泰个人签名并注明了身份证号码，未加盖农芃公司印章，乙方由陈其利签名并注明身份证号码。高青和质证认为，合同是陈其利与曾泰签订，其与其他种植农户不知道合同具体内容，与高青和无关。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对合同无异议，认为根据合同内容，能够证明水果玉米系集体种植，也能表现出合同是陈其利代表种植农户签订，不是其个人签订。陈其利进一步说明，其在农户会上虽告知种植农户，每亩保底2200元，但在签订合同时，考虑到运输成本，最终以每亩保底2300元签订。合同签订后虽未再告知种植农户保底价，但向个别种植农户私下告知了。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此合同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内容明确、来源合法，能够以其内容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从而认定合同的相关内容属实。但经向景泰县喜泉镇南滩村民委员会了解，其村委会并未收到合同以备案。关于一审法院移送案件的回复，系景泰县公安局针对一审法院（2019）甘0423民初516号案件移送犯罪线索所作出的答复，结论为经调查了解，暂未发现曾泰涉黑涉恶，也未发现曾泰有涉嫌犯罪的行为，该线索所反映的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提交的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生产销售合作合同，系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签订。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拟证实，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是合作者，高青和种植的玉米最终受益者是国玉公司，高青和应追加该两家公司及曾泰为本案共同被告。高青和质证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审查认为，陈其利在答辩期内，已申请追加曾泰、农芃公司、国玉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但高青和不同意追加，也不向申请追加的被告主张权利，且申请追加的被告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被告，故裁定驳回了该申请。中美国玉水果玉米生产销售合作合同是国玉公司与农芃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的证据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时，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签订；二、应当由谁向高青和等种植农户支付价款。关于订单合同的签订主体。案涉的种植回收法律关系，仅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了1份订单合同，高青和与曾泰（农芃公司）或者与陈其利之间，均未签订任何协议。关于陈其利在订单合同中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还是代表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签订，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完全对立。要厘清订单合同的订立主体，就要从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履行方式等方面综合判断。一、高青和等种植农户均陈述，陈其利在农户会上通知每亩保底价为2200元，陈其利也认可这一事实。但在订单合同中，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陈其利告知的保底价与合同约定的保底价存在100元的差额。陈其利虽辩解因考虑到运输费用，订单合同签订时加价100元，但其未将这一变更情形告知种植农户。若陈其利系受种植农户委托代表种植农户签订合同，将变更情形如实告知种植农户应是其作为受托人的法定义务。且陈其利、曾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双方初次协商种植水果玉米时（即召开农户会议前），就商定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但在之后的农户会议上，陈其利却告知种植农户每亩保底价2200元。可见，陈其利在召集农户会议及组织种植农户种植水果玉米时，即存有牟利行为，其所谓因运输费加价的陈述虚假。二、水果玉米在种植过程中，种子、地膜、化肥、农药虽由曾泰（农芃公司）提供，但均提供给了陈其利，之后才由陈其利直接向高青和等种植农户提供，种植、收割等技术方面的指导也是由陈其利直接指挥种植农户操作，甚至结算也是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直接完成。高青和等种植农户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即无形式上的关联也无事实上的合作。三、水果玉米回收时，种植农户没有直接交售于曾泰（农芃公司），而是交售给了陈其利注册登记并担任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再由利剑合作社转交曾泰（农芃公司）。高青和等种植农户与曾泰（农芃公司）未直接或者间接交易。陈其利虽辩称利剑合作社是受曾泰指示代收水果玉米，却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四、订单合同由陈其利个人签名，而合同中无直接反映其代表种植农户的相关内容，也无证据证实种植农户存在由其代表的意思表示。五、订单合同是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最直接证据，而高青和等种植农户并不持有订单合同，陈其利虽持有订单合同，但从形式上判断，订单合同于其不利，陈其利对于己不利的关键证据不予举证，反证其存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意图。综合以上分析，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订单合同时的身份，应为其个人，非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的代表。案涉的种植回收事实，形成两个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一个是高青和等种植农户虽未与陈其利签订书面合同，但在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另一个是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高青和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虽陈述陈其利为种植农户代表与曾泰签订订单合同，但其陈述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矛盾，应系出于自身利益所作的不实陈述。陈其利以高青和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为据，辩解陈其利系高青和等种植农户代表的理由，不能成立。陈其利辩解虽告知种植农户的保底价为2200元，但实际是以2300元结算，却无证据或者计算依据证实，此辩解不能成立。曾泰出具的欠条及说明，虽载明欠付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高青和等农户种植玉米款66万元，但并未分解到户，应系针对陈其利出具且交由陈其利持有，注明为案涉农户玉米款仅为欠款的根源，非曾泰与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直接结算的依据。陈其利依据曾泰出具的欠条，将欠款数额分解到各种植农户并制作欠款单，虽将标题标注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但不能否定其与各种植农户形成种植回收关系的事实。六、应由谁向高青和等种植农户支付价款。前已分析，高青和等种植农户与陈其利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且受法律保护。高青和与陈其利间的事实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基于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的订单合同产生，除保底价不同外，应当参照该订单合同的约定履行。种植农户依约交售水果玉米后，陈其利即负有依约支付价款的义务。陈其利未能按期支付价款，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履行付款义务。鉴于高青和等种植农户未与陈其利签订书面合同，而水果玉米又实际交售于陈其利任职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利剑合作社成为水果玉米的实际受益者，应当对货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高青和请求由二被告支付货款，并无不当。在公安机关询问及本案诉讼中，陈其利、高青和出于自身利益而作虚假陈述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在此予以批评训诫。综上，高青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一、陈其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高青和货款15172元；二、利剑合作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90元，由陈其利、利剑合作社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陈其利与案涉农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2.利剑合作社应否承担责任向案涉农户支付玉米回收款。一、关于陈其利与案涉农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陈其利于2017年3月15日与农芃公司签订的《景泰水果玉米种植订单合同》约定，每亩保底价为2300元，其在农户会议上通知每亩保底价为2200元，存在100元的差额。陈其利主张该100元系其考虑到运输费用增加的，但其未将这一变更情形告知种植农户，亦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该100元系运费的增加，其未尽到受托人的法定义务。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案外人曾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陈其利在召集农户会议及组织种植农户种植水果玉米时，存有牟利行为，并无不当。其次，种植农户在种植水果玉米过程中，案外人曾泰（农芃公司）将种子、地膜、化肥、农药提供给陈其利，之后由陈其利直接向种植农户提供；种植、收割等技术方面的指导也是由陈其利直接指挥种植农户操作、结算也是由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直接完成。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高青和等种植户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即无形式上的关联，也无事实上的合作，并无不当。第三，水果玉米回收时，种植农户将玉米交售给了陈其利注册登记并担任理事长的利剑合作社，再由利剑合作社转交曾泰（农芃公司）。种植农户与曾泰（农芃公司）未直接或者间接交易。陈其利及利剑合作社均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利剑合作社是受曾泰指示代收水果玉米，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再，陈其利主张其受种植农户的委托，代表种植农户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案涉《景泰水果玉米订单合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审判原则，陈其利应当对其该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其利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该主张，案涉种植农户亦不予认可，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案涉农户在景泰县公安局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签订案涉《景泰水果玉米订单合同》，系其个人行为，并非案涉农户的代表，并无不当。另，案外人曾泰出具的欠条及说明，虽载明欠付陈其利、陈其红、甘守茗、高青和等种植农户玉米款66万元，但并未分解到户，应系其针对陈其利出具的，且交由陈其利持有，故该欠条不是曾泰与种植农户直接结算的依据。陈其利依据曾泰出具的欠条，将欠款数额分解到各种植农户并制作欠款单，虽将标题标注为曾泰欠2017年南滩三组水果玉米款名单，但不能否定其与各种植农户形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种植农户与陈其利形成事实上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陈其利与曾泰（农芃公司）之间形成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其可另行主张。二、关于利剑合作社应否承担责任向案涉农户支付玉米回收款的问题。陈其利回收种植农户的玉米，其应当向种植农户支付相应的价款。陈其利系利剑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理事长，种植农户将水果玉米实际交售于利剑合作社，利剑合作社向种植农户出具过磅单等行为可视为利剑合作社对回收玉米的加入。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利剑合作社对陈其利欠付种植农户的货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其利、利剑合作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元，由上诉人陈其利、景泰县利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作凤审判员  魏晓忠审判员  于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杨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