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女，196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宾，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乐，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女，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何某2之夫），男，195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宾，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3，女，195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洁，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1、何某2因与被上诉人何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3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1、何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某1、何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10年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对车子营胡同4号拆迁时，该房屋上登记有两个户口本，何宗辉、薛俊儒、何某2、朱旭（何某2儿子）4个人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何某1、王全声夫妻和其儿子王冬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按当时的拆迁政策一个家庭签订一个独立的《广安联合储备开发项目一期地块拆迁工程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被继承人何宗辉、薛俊儒夫妇签订一个补偿协议，安置一套房屋，何某2、朱旭（何某2儿子）签订一个补偿协议，安置一套房屋，何某1、王金声夫妻和其儿子王冬签订一个补偿协议，安置一套房屋及补偿款459498元。由此可以看出《协议》中约定的属于两何某1、何某2所有的房屋是国家安置给何某1、何某2的，并不是被继承人的财产。一审法院把何某1、何某2的个人财产和遗产故意混在一起论述是完全错误的。2.2010年初拆迁时，因为何某2母女的户口和何某1一家三口的户口在拆迁房屋内，两何某1、何某2的家庭各安置一套房屋，何某3的户口没有在拆迁房屋内，因此何某3没有被安置房屋（按北京的住房政策，没有享受安置过的居民还可以享受政策性住房）。何某3见到何某1、何某2有房子，自己没有房子，就不断地找父母的麻烦，当时2010年时父母已经90岁高龄，父母毕竟是两何某1、何某2的亲生父母，何某1、何某2为了让父母有一个相对幸福的晚年，不想让何某3折腾自己的父母，在何某3的要求下，就同意给何某3签了一个协议。这一点从《协议》的倒数第二行：“让他们过一个祥和幸福儿孙满堂快乐的晚年生活”也可以看出签订协议的目的。事实上母亲高寿99岁，父亲高寿95岁，如果不签订这个协议，被继承人经常找父母的麻烦，父母可能活不到这个年龄。双方签订这个协议，父母是绝对不知道的，如果知道也不可能让何某1、何某2签，毕竟他们的财产就这套房子，何某1、何某2也是他们的亲生女儿，都给何某3他们也不会同意的。何某3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在生前知道这份协议的存在。可见，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在生前对协议没有提出异议，推定被继承人对《协议》的约定并无否定意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3.一审法院认为《协议》对三套房屋、补偿款及家庭事务的整体安排，太过牵强。前已所述，何某1、何某2各自名下安置的房屋，是何某1、何某2的个人财产，涉案房屋是被继承人的财产，何某1、何某2与何某3无权安排被继承人的财产，何某3也无权安排何某1、何某2的财产。4.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否定《协议》的效力，势必引发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诉争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发生新的纠纷，不利于家庭和谐”，一审法院如此认为，何某1、何某2确实不敢苟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何某1、何某2的房屋是安置给何某1、何某2的，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还有其他财产是遗产，应一并处理，不需要遮遮掩掩，不能以势必引发新的纠纷为标准来判断《协议》的效力。换句话说，认定《协议》有效，将遗产全部判给何某3，就有利于家庭和谐了吗？认定《协议》无效，遗产由三人平均继承家庭就不和谐了吗？何某1、何某2认为判断《协议》是否有效，应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司法解释来判断。5.一审法院还认为：“被继承人去世前，《协议》还涉及其它权利义务的安排，如何某1、何某2继续享有继承权，将导致显失公平，故应继续维持《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的这一观点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协议》权利义务的安排，不外乎就是三套房和剩余的188063元拆迁款，三套房子中有一套是遗产，188063元拆迁款是被继承人夫妻和两何某1、何某2三家购买房屋后剩的款，《协议》中虽然约定该款给何某2，但事实上其中2万元给了安置房屋帮忙的中间人杨先生，剩余的168063元给了何某1，因为何某1长期与被继承人生活在一起，照顾被继承人，该款在被继承人健在期间，全部用于被继承人的生活支出。188063元拆迁款也不全是被继承人的拆迁款，是三户的拆迁款，每户也应有三分之一。事实上，被继承人的遗产也就一套涉案房屋，何某1、何某2将父亲照顾到95岁去世、母亲99岁去世，特别是何某1、何某2何某1从小就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结婚后也没有离开家，其丈夫是上门女婿。在父母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何某1和父母谁在一间卧室，父亲睡一个小床，何某1和母亲睡一张大床，直到母亲去世。何某1、何某2对亲生父母的房产一点都没有继承才是显失公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签订的《协议》最多视为何某1、何某2对遗产的放弃，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49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和第51条“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之规定，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作出的时间应当是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前。也就是说，放弃继承最早的时间即是始于继承开始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因为，在被继承人生前，继承尚未开始，继承人也尚未取得继承权，其自然无法去放弃尚未取得的权益。因此，在被继承人死亡前作出的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无效。2.本案是继承纠纷，而一审法院只对《协议》的效力进行论述，只字不提《协议》里涉及放弃遗产继承的效力，如果按一审法院的逻辑，继承纠纷案由不适合本案，应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仅以牵强的“显失公平”和“势必发生新的纠纷”作为理由认定协议的效力，不足以对抗我国《继承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有关明确规定。何某3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某1、何某2的上诉请求。何某1、何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中路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的全部份额由何某1、何某2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薛俊儒与何宗辉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三子女，何某1、何某2与何建国。何宗辉于2015年5月6日去世，薛俊儒于2019年1月5日去世，何建国于1983年12月25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去世时无配偶及子女。何某3称其亲生母亲系薛俊儒的同胞妹妹，何某3于1954年出生时身体不好，其生母便与薛俊儒达成一致，何某3由薛俊儒夫妻抚养，所以何某3自出生便由薛俊儒夫妻收养，此后也一直共同生活，以父母子女相称，系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养父母子女关系，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其收养关系于收养法出台之前形成，应当视为薛俊儒、何宗辉与其形成了收养关系。何某1、何某2称何某3确实是与何某1、何某2一起生活长大的，也确实一直与薛俊儒、何宗辉以父母子女相称，但只是寄养在薛俊儒、何宗辉家里，并非其二人收养的子女，也没有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何某1、何某2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广内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记载薛俊儒于1982年至1990年的户籍登记情况，其中有“之女何某3”。何某1、何某2称1982年之前何某3系薛俊儒、何宗辉的外甥女，1982年之后才变更为父母子女关系。2010年，何宗辉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栅栏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何宗辉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车子营胡同4号（以下简称车子营胡同4号）房屋被拆迁，在册人口为薛俊儒、何宗辉、何某2、朱旭。2010年4月26日，何宗辉作为买受人与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限价商品住房）》，约定何宗辉购买诉争房屋。2012年3月31日，诉争房屋登记在何宗辉名下。经询，何某1、何某2、何某3均认可诉争房屋系何宗辉、薛俊儒的共同财产。诉讼中，朱旭出具书面意见，表示认可诉争房屋属于何宗辉、薛俊儒的遗产，其不对该房屋主张权利，同意由何宗辉、薛俊儒的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经查，2010年3月1日，何某1、何某2及其配偶与何某3及其配偶签署《协议》，约定：何宗辉住址车子营胡同4号，承租自住房南北各一间，因政府用地同意拆迁获得政府拆迁补偿款两房共计1740498元，用于购买政府拆迁安置房3套，分别是诉争房屋（二居），面积87.77平方米，购房款504239元；北京市朝阳区1405号（二居，以下简称1405号房屋），面积87.77平方米，购房款505116元；北京市大兴区901号（三居，以下简称901号房屋），面积87.18平方米，购房款523080元。拆迁款1740498元减去购房款1532435元，余款208063元付拆迁办2万元后，余款188063元。何宗辉有三个女儿，何某1、何某2、何某3经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三套住房及余款进行分配。诉争房屋所有权归何某3所有；1405号房屋所有权归何某1所有；901号房屋所有权归何某1所有。购房后剩余拆迁补偿款188063元归何某2所有。上述分配完成后，父母亲随何某1一同生活，但子女们一致表示今后还要一如既往的关心和赡养两位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常能来看望和陪伴两位老人。何某1、何某2称诉争房屋系何宗辉的财产，何某1、何某2、何某3签署的上述《协议》系无权处分，效力待定，何宗辉生前并未对该《协议》予以认可，故该《协议》无效。何某1、何某2称何某1对二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何某3称则认为根据各方签署的《协议》，何某1、何某2已经放弃了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期待权，无权要求继承诉争房屋。何某1、何某2同意诉争房屋归何某3所有，何某3按照房屋的市值支付何某1、何某2三分之二的补偿款。何某3表示如法院认定何某1、何某2具有继承权，其要求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适当支付何某1、何某2补偿，但何某1、何某2主张的三分之二过高。经询，各方均认可诉争房屋目前的市值为350万元。何某3称如法院认定何某1、何某2对于诉争房屋享有继承权，其认为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的购房款也系用拆迁补偿款所支付，也应属于遗产，且购买三套房屋后剩余的拆迁补偿款也应一并分割。且诉争房屋的税费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2870.46元系何某3所支出，应属二被继承人的债务。何某3称发放的拆迁补偿款1740498元中，购买1405号房屋支出505116元，该房屋已由何某1、何某2出售并将售房款进行分割，购买901号房屋支出523080元，剩余188063元给了何某2。何某1、何某2称发放的拆迁补偿款金额不清楚，从何宗辉银行账户的流水可以看出，2010年2月23日发放补偿款1040318元，当日支出504239元购买诉争房屋，2010.2.25支出505116元购买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的房款也是由该拆迁补偿款支出，具体金额不清楚，剩余的拆迁补偿款何某2并未拿走，用于支付上述三套房屋的税费等，已经花完。何某3表示车子营胡同4号房屋被拆迁共安置3套房屋，何某1作为单独一户，安置了901号房屋，何宗辉作为被拆迁人安置了2套房屋，即诉争房屋及1405号房屋。何某1、何某2表示何宗辉作为被拆迁人安置了诉争房屋和1405号房屋，由于何宗辉、薛俊儒、何某2及何某2之子朱旭均为在册人口，故诉争房屋归被继承人所有，1405号房屋归何某2、朱旭所有，至于901号房屋，系何某1签署的协议，具体情况不清楚。何某3称各方签署《协议》后，如约履行了该《协议》，诉争房屋自交房就一直由何某3居住至今，房屋的税费及差价款等均为何某3支付，剩余的拆迁补偿款也由何某2拿走了。何某1、何某2表示该《协议》如何履行的不清楚，剩余拆迁补偿款已经花完了。经询，各方均表示二被继承人生前与何某1在一起居住。何某3表示其于2010年3月17日取款2万元用于2010年7月19日支付诉争房屋差价款849元，2010年8月6日支付房屋契税4337.46元，2011年4月17日取款1万元、2011年4月12日取款5000元、2011年5月31日取款2000元，用于2011年7月19日支付专项维修基金17604元，2012年3月19日支付房本费80元，就此提交相应票据及其银行帐户交易明细为证。何某1、何某2称无法看出其支出款项与交纳房屋费用是相对应的，不能证明房屋税费及专项维修基金是何某3支付的，相关票据之所以由何某3持有，是因为其在诉争房屋内居住，交纳物业费、水电费等会用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何某3称其与何宗辉、薛俊儒之间形成了养父母子女关系，何某1、何某2则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虽未办理收养手续，但据各方陈述，何某3自1954年出生便与何宗辉、薛俊儒共同生活，且以父母子女相称，公安机关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中亦记载何某3系何宗辉、薛俊儒之女，故此，何宗辉、薛俊儒与何某3之间应按收养关系对待。何某3作为何宗辉、薛俊儒的养女，系第一顺序继承人。何某1、何某2与何某3签署的《协议》包括了对诉争房屋、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及拆迁补偿款的家庭财产分配及家庭事务的整体性安排，虽然无何宗辉、薛俊儒签字确认，但该《协议》于2010年签署，至何宗辉、薛俊儒死亡前，没有证据显示何宗辉、薛俊儒对该《协议》提出任何异议；其次，何某3称何某1、何某2、何某3均履行了《协议》的约定，且诉争房屋自交房也一直由何某3居住使用，何某1、何某2作为家庭成员，《协议》的参与者，竟称不知晓《协议》的履行情况，实为有悖常理，一审法院采信何某3所述。故此，各方签署《协议》后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二被继承人去世前，也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可推断其二人对此《协议》的约定并无否定意见。虽然何某1、何某2放弃诉争房屋的相关权利系在二被继承人去世前，但该《协议》还涉及其他权利义务安排，如何某1、何某2继续享有继承权，将导致显失公平，故应继续维持《协议》的效力。同时，《协议》对诉争房屋、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及剩余拆迁补偿款均进行了分配，如果否定《协议》的效力，势必将引发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诉争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发生新的纠纷，不利于家庭和谐。故此，何某1、何某2要求继承诉争房屋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诉争房屋应由何某3继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中路房屋由何某3继承；二、驳回何某1、何某2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何某1、何某2向本院提交了1.何宗辉2010年4月26日与保利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证明何宗辉独自购买了1305号房屋；2.何某22010年4月26日与保利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证明何某2独自购买了1405号房屋；3.何某1与诚通圣邦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证明何某1独自购买了大兴区901号房屋；4.何宗辉与大栅栏公司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证明被安置人在一个户口本上，按当时政策一个家庭安置一套房屋；5.薛俊儒户口本，证明薛俊儒、何宗辉、何某2、户口在一个户口本上；6.何某1户口本，证明何某1与其丈夫王全声、其子王东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7.何某1与大栅栏公司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证明何某1一家三口因为独立户口本按当时拆迁政策应安置**房屋；8.何某1与被继承人薛俊儒共同生活、照顾老人的照片11页，证明薛俊儒晚年都是何某1照顾。何某3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除证据1外，在一审均未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何某3向本院提交了照片八张，证明何某3经常看望老人，也尽到了赡养义务。何某1、何某2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某1、何某2上诉主张《协议》无效，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何某1、何某2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何某1、何某2上诉主张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系由其独自购买，属于其个人财产，而非二被继承人的遗产。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诉争房屋、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均是因车子营胡同4号房屋被拆迁而取得；其次，根据《协议》，诉争房屋、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的购房款均是通过车子营胡同4号房屋的拆迁款予以支付；再次，何某1、何某2提交的购房合同、货币补偿协议、户口本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房屋、901号房屋系分配给其个人的财产而与二被继承人无关。故对何某1、何某2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诉争《协议》包括了对诉争房屋、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及拆迁补偿款的家庭财产分配及家庭事务的整体性安排，虽然无何宗辉、薛俊儒签字确认，但该《协议》于2010年签署，至何宗辉、薛俊儒死亡前，没有证据显示何宗辉、薛俊儒对该《协议》提出任何异议；其次，何某3称何某1、何某2、何某3均履行了《协议》的约定，且诉争房屋自交房也一直由何某3居住使用，何某1、何某2作为家庭成员，《协议》的参与者，在一审中竟称不知晓《协议》的履行情况，有悖常理。各方签署《协议》后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二被继承人去世前，也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可推断其二人对此《协议》的约定并无否定意见。虽然何某1、何某2放弃诉争房屋的相关权利系在二被继承人去世前，但该《协议》还涉及其他权利义务安排，如何某1、何某2继续享有继承权，将导致显失公平，故应继续维持《协议》的效力。同时，《协议》对诉争房屋、1405号房屋、901号房屋及剩余拆迁补偿款均进行了分配，如果否定《协议》的效力，势必将引发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诉争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发生新的纠纷，不利于家庭和谐。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驳回何某1、何某2要求继承诉争房屋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某1、何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何某1、何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蒙 瑞审 判 员  金妍熙审 判 员  龚勇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书 记 员  刘 鸽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