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33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台柳路**-200。法定代表人：李典向，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求华，男，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典向，男，195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古平，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娟，山东古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会峰，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男，198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系被上诉人宋会峰之子。原审被告：王义珍，女，195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上诉人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李求华、李典向因与被上诉人宋会峰及原审被告王义珍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402民初4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李求华、李典向上诉请求：1.撤销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402民初4608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二、三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易通兴公司和华能德州电厂发生的四笔业务，只有一笔业务和宋会峰有关。第2笔：2011年6月，供货商为大名县顺源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宋会峰)2011年8月30日，宋会峰出具证明一份：宋会峰和李求华之间的业务；宋会峰和青岛易通兴之间的业务；德州顺通商贸公司与李求华之间的业务；德州顺通商贸公司和青岛易通兴之间的业务全部结清。该证明内容不仅涉及到了相关的公司之间还包括了公司代理人或工作人员之间结清，所以该结清证明是全面结清，是彻底结清。2011年8月30日后发生的第三笔、第四笔业务与宋会峰无关。易通兴公司和华能德州电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出借资质的行为。易通兴公司和华能德州电厂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实际发生业务时，李求华是易通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对外代表易通兴公司。煤炭结算完毕后，李求华通过个人账户直接支付宋会峰的行为系履行的职务行为，易通兴公司和华能德州电厂签订的合同以及2011年8月30日的结清证明也明确了李求华是易通兴公司的代理人。2、一审法院认定“宋会峰提交的收到条、《煤场出库单》、《过磅单》、《车辆过磅登记表》所记载内容与华能德州电厂的《来煤结算明细表》上所记载的进煤时间、车数、吨数(部分稍有吨差)完全一致”，与事实不符。宋会峰提交的该相关供煤证据与《来煤结算明细表》中数据完全一致，存在倒推伪造的可能。宋会峰在(2015)德城民初字第3822号案件与（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对华能德州电厂和青岛易通兴公司、李求华结算情况陈述前后不一致，明显存在虚假陈述。由此分析，宋会峰在知晓《来煤结算明细表》的情况下，有可能对进煤时间、车数、吨数上进行倒推计算并单方制作《煤场出库单》、《过磅单》、《车辆过磅登记表》，这样才可能与《来煤结算明细表》中的结算数值完全一致。一审法院对宋会峰提交的《收到条》、《煤场出库单》、《过磅单》、《车辆过磅登记表》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是错误的。易通兴公司对《煤场出库单》、《过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和易通兴公司有关联性；《车辆过磅登记表》是宋会峰单方制作的，存在后期倒推伪造可能；收到条(陈华健2011年10月21日出具的关于运煤222车过磅单共计7968.2吨数记载的收到条和崔宝印出具的关于运煤100车合计3348.32吨收到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陈华健和崔宝印均非易通兴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华健签字的收到条有明显改动，且宋会峰提交的补充协议证明中陈华健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出现的，在1182号案件中也是以证人身份出现，这进一步证明陈华健不是易通兴公司的员工；崔宝印出具收到条原因是2010年9月16日易通兴公司与广平县东顺商贸有限公司(代理人崔宝印)就华能德州电厂煤炭业务签订合作协议，崔宝印也不是易通兴公司员工。易通兴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十三至证据二十一可以证明：2011年8月30日后，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发生了两笔供货业务，实际供货商是德州市泽润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和大同市新荣区金旺矿产品有限公司、山西飞龙京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鲁强经贸有限公司、山东黑马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正宏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12月)，供货公司送货数额和易通兴公司与供货公司的结算数额，与华能德州电厂收货数额、结算数额基本一致，以上足以证明宋会峰主张的2011年8月30日以后给易通兴公司送货的事实并不存在。3、一审法院认定“关于易通兴公司向华能德州电厂供货来源，(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买卖合同关系仅提交购货合同以及发票的情况下，还应提交送货、收货凭证或进货付款凭证等相应证据，被告一直未提交，在本案举证期间，被告仍未提交”(详见判决书第8页)与事实不符。一审举证期间，易通兴公司等上诉人提交相关证据。易通兴公司提交了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二、证据十六、证据二十相关的进货付款凭证，上述证据也已开庭质证，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易通兴公司与供货公司进行结算并支付货款的事实。庭后，为了进一步证明易通兴公司的主张，在易通兴公司举证义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2020年4月22日，易通兴公司申请法院向华能德州电厂调取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发生业务期间的结算流程，以证明易通兴公司将过磅单已经交回华能德州电厂的事实。流程为：易通兴公司向华能德州电厂运送煤炭后，华能德州电厂向易通兴公司出具一联磅单，华能德州电厂对煤炭进行化验后会根据磅单中的重量和煤炭质量化验单给易通兴公司开出结算单，易通兴公司根据结算单开具煤炭发票，并将发票和电厂磅单一并交给华能德州电厂进行结算。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是合作协议纠纷，应是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合同相对性判决驳回宋会峰的诉讼请求。宋会峰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该案中应由宋会峰首先对2011年8月30号后与易通兴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宋会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向李求华主张过权利。证人证言明显存在虚假。宋会峰2015年德城民初字第3822号的起诉就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该案同样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宋会峰起诉主张权利不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对争宋会峰2011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不予采纳错误。宋会峰手中持有电厂磅单不能证明该货款未结算。易通兴公司向华能德州电厂运送煤炭后，华能德州电厂出具一式三联磅单，华能德州电厂留存一联，易通兴公司留存一联，运煤司机一联磅单用于结算运费，如果确实属于宋会峰送货，那么运货司机会将磅单交付给宋会峰结算运费。华能德州电厂出具的磅单只是证明送货的数量，不是分为记账联或收货联等，也不单独作为结算货款的依据。易通兴公司在结算煤款前会把持有的电厂磅单和煤炭发票一并交给华能德州电厂用于结算。应认定宋会峰出具的结清证明的法律效力并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明》，从内容上是彻底结清，全面结清，内容不仅涉及到了公司之间还包括了公司代理人或工作人员之间结清，所以该结清证明是2011年8月份之前的煤款全面结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73条和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期实施)第152条，人民法院应认定结算证明属于宋会峰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且该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法定的证明力，应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在一审庭审中，易通兴公司在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2011年8月30日前，宋会峰和易通兴公司之间所有的经济往来已经结清。4、一审法院针对争议焦点四，法院认为“李典向全部出资280万元出资不实，依法应在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事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易通兴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中的验资报告足以证明，李典向出资增资符合法律规定，李典向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公司成立后，资金进账和出账均属公司意志的行为，法院判决李典向承担给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宋会峰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已经陈述过了，且一审中所有证据均已提交并进行了质证，答辩意见同一审意见。宋会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易通兴公司、李求华给付原告煤款500万元及利息（最终煤款数额以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结算为准，利息自2012年1月份开始计算，以5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依法判令李典向在抽逃出资额范围300万元内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3.依法判令王义珍与李典向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数额为5,535,201.8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间,原告宋会峰与被告李求华之间,曾就向华能德州电厂供应煤炭发生过合作关系。实际发生业务时,由宋会峰组织运送煤炭，然后李求华以易通兴公司名义，向华能德州电厂供应煤炭，并通过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进行结算。在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结算完毕之后，再由李求华通过个人或李梦晨银行账户直接支付给宋会峰。二、2010年11月12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就煤炭供应共计结算总吨数为37193.67吨,结算煤款总计14796776.8元(不含税),含税为（14796776.8元+14796776.8元×17%=）17312230.53元。三、关于向华能德州电厂所供应煤炭37193.67吨的来源,原告主张开始的26549.2吨煤炭货源,由原告组织、提供。被告易通兴公司主张案涉期间，易通兴公司共计和华能德州电厂发生过4笔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分别通过崔保印、宋会峰、尚云澎联系供货商，然后和供货商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组织货源送货。其中第一笔是崔宝印联系的广平县东顺商贸有限公司；第二笔是宋会峰联系的大名县顺源商贸有限公司；第三笔是尚云澎联系的德州市泽润商贸有限公司；第四笔是尚云澎联系的大同市新荣区金旺矿产品有限公司、山西飞龙京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鲁强经贸有限公司、山东黑马集团有限公司。双方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告提交了：证据(1)李求华、易通兴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证据(2)崔保印、陈华建出具的三张《收到条》和证据(3)崔宝印、陈华建证言，证据(4)《华德电力实业总公司检斤单》,证据(5)《车辆过磅登记表》,证据(6)德州经济开发区供销社《煤场出库单》、祥和煤场《过磅单》,证据(7)华能德州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其中,证据(7)由华能德州电厂出具,系华能德州电厂与易通兴公司之间结算煤款的依据（包括时间、车数、吨数等）,也是判断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的煤炭由谁组织、提供的基本依据。华能德州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载明：1、2010年10月7日运煤100车,发货3348.32吨;与原告证据(2)中崔保印出具的收条中关于运煤100车合计3348.32吨、证据(4)、(5)中2010年10月7日关于运煤100车合计3338.6吨实际3348.32吨（涨9.72吨）、证据(6)德州经济开发区供销社2010年10月7日的《煤场出库单》关于出煤100车合计3338.6吨的记载,除在煤场出煤、电厂进煤吨数稍有吨差之外,在运煤时间、车数、吨数上完全一致；2、2010年10月20日运煤31车,发货1596.32吨;与原告证据(5)中2010年10月20日运煤31车合计1605.47吨实际1596.32吨（亏9.08吨）、证据(6)德州经济开发区供销社2010年10月20日的《煤场出库单》运煤31车合计1605.47吨的记载,除在煤场出煤、电厂进煤吨数有吨差之外,在运煤时间、车数、吨数上完全一致；3、2010年12月29日运煤8车,发货225.52吨;与原告证据(5)中2010年12月29日关于运煤8车合计225.18吨实际225.52吨（涨0.34吨）的记载,在运煤时间、车数、吨数上完全一致；4、2011年4月29日218车,发货6858.54吨;与原告证据(5)中2011年4月29日关于运煤车数218（52+166）车、发货6859.16吨数的记载,除发货吨数有吨差之外,在运煤时间、车数上完全一致；5、2011年6月23日65车、发货1699.7吨,7月5日25车、发货1082.2吨,7月6日28车、发货806.3吨,7月7日39（13+26）车,发货（362.8+742.76）吨,总计运煤157车、发货4693.76吨;与原告证据(2)中陈华建出具的收条中关于运煤157车、过磅单计4694.06吨的记载,在运煤时间、车数上完全一致,发货吨数稍有吨差；6、2011年10月17日222车（100+122）,发货7967.75吨(4378.68+3589.07);与原告证据(2)中陈华建2011年10月21日出具的收条中关于运煤222车(过磅单)共计7968.2吨数的记载、证据(6)祥和煤场2011年10月17日《过磅单》关于运煤222车、共计7969.14吨的记载,在运煤时间、车数上完全一致,发货吨数稍有吨差；7、2011年11月16日发货51车（2+28+19+2）,1803.24吨(75.8+987.66+672.64+67.14);与原告证据(5)中2011年11月15日-16日关于运煤51车共计1803.24吨、证据(6)祥和煤场2011年11月15日-16日的《过磅单》关于运煤51车共计1807.26吨实收1803.24吨（亏4.02吨）的记载,在运煤时间、车数、吨数上完全一致。被告易通兴公司提交了证据(1)、(4)、(13)、(17)，分别为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签订的四份《煤炭买卖合同》；证据(被告李求华与崔宝印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据(3)、(5)、(6)、(7)、(8)、(15)、(19)，易通兴公司分别与广平县东顺商贸有限公司、德州顺通经贸有限公司、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大名县顺源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市润泽商贸有限公司、大同市新荣区金旺矿产品有限公司、山西飞龙京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鲁强经贸有限公司、山东黑马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正宏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证据(9)《委托书》、证据(10)《收到条》、证据(11)《证明》、证据(12)原告2011年8月30日出具的原、被告双方之间业务已全部结清的证明，欲证明宋会峰系大名县顺源商贸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且易通兴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煤炭业务已全部结清。证据(14)、(16)、(18)、(19)、(20)、(21)分别为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的结算凭证以及易通兴公司支付给供货商货款的记账、转账凭证发票和证明等；关于易通兴公司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煤来源，（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法庭曾明示被告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买卖合同关系仅提交购货合同以及发票的情况下，还应提交送货、收货凭证或进货付款凭证等相应证据，被告一直未提交，在本案举证期间，被告仍未提交。四、原告与被告李求华合作期间,被告李求华于2011年7月22日,通过李梦晨账户向宋会峰转账48万元,另给付2万元现金。同日,原告向李求华出具收到50万元煤款的《收到条》;2011年8月30日,李求华通过其个人账户分两笔向原告转账200万元、130万元。另被告提交了原告宋会峰2011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李求华于当日向宋会峰指定的李长祥名下转款110万元；该《证明》载明：替宋会峰收到易通兴公司煤款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元），特此证明，款打在李长祥名下；宋会峰在证明人一栏签名，并由案外人魏勇新签名确认，宋会峰对该款项不予认可。五、（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吴磊、王兴状、朱海龙作为证人出庭证实:原告于2012年夏天、2013年天冷的时候、2014年春节前曾向被告李求华索要过涉案煤款,宋会峰并于2015年12月4日和2017年4月11日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本院。六、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由刘炳义、谢英、李静、王近华、李玉梅出资,于2009年2月11日设立,2014年10月15日注销;（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上述股东出具证明,证明宋会峰从来没有以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名义与易通兴公司、李求华发生过业务关系,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也未授权宋会峰与易通兴公司、李求华签订协议,宋会峰与易通兴公司、李求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无关。七、易通兴公司由李典向、李琳出资,于2004年1月1日核准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2003年1月14日,被告李典向向被告易通兴公司账户交纳出资款30万元,2003年1月24日完成验资。李典向30万元出资款,于2003年1月14日由农村信用社贷款获得,验资后于2003年1月24日偿还农村信用社本息300630元。2005年6月2日,易通兴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增资至200万元,李典向出资180万元，李琳出资20万。李典向该增资150万元虽经青岛中材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于2005年6月23日存入华夏银行青岛南路支行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账号81×××44,根据（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本院向该行查询的结果显示：该账户自2005年6月22日开户至2005年10月11日销户,无业务发生。2010年11月6日,易通兴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增资至300万元,李典向出资280万元，李琳出资20万元。李典向该增资100万元虽经北京红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所验资,确认于2010年11月16日公司已经收到该增资款100万元,根据（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本院向中信银行青岛延安三路支行查询，该款系2010年11月16日由被告易通兴公司向王召亭借用,2010年11月17日又还回王召亭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本案有无超诉讼时效；三、李求华、易通兴公司应否承担向原告给付煤款的义务；四、李典向对案涉煤款是否应承担补充责任以及李义珍应否与李典向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合作协议纠纷。原告虽主张与被告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原告证据①《补充协议证明》，可以确定以下基本事实：1.李求华以被告易通兴公司名义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的煤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宋会峰组织、提供，否则，不会有“李求华愿以鲁N.N81**号宝马车抵押给宋会峰，作为2011年4月15日华能德州电厂合同款的70%”，也不会有“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结款到账后三个工作日内”，再由李求华“支付给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或宋会峰”。2.在部分煤炭由宋会峰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煤款结算方式是：先由易通兴公司与华能德州电厂之间结算，然后再由李求华支付给宋会峰。3.双方之间事先存在约定，约定宋会峰应支付李求华、易通兴公司“劳务费”。否则，不会有支付给宋会峰的煤款是“扣除已付煤款和劳务费后的70%”。由宋会峰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的煤炭，经易通兴公司结算后，应扣除一定比例的“劳务费”而不是实际发生的费用给合作的相对方，因此，两者之间应为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定性为合作协议纠纷，则必然存在合作双方之间利润的分配。本案中原告未就双方之间的利润分配提出主张，但原告在（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件中曾主张每吨应支付李求华劳务费20元，在被告从根本上否认买卖和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应以原告最初主张为准确定双方的分成。原告虽曾经以原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代理人名义进行过涉案业务运作，但根据（2017）鲁1402民初1182号案号中原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出具的证明：“宋会峰与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李求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无关”，故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其所供煤炭主张权利，本案原告主体适格。针对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曾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向李求华主张过权利，依法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原告现起诉主张权利不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针对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虽被定性为合作协议纠纷，但合作双方就涉案标的物煤炭究竟由谁交付发生争议时，同样适应上述法律规定，原、被告均负有依上述法律规定举证证明涉案标的物由己方交付的举证责任。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了证据（2）崔保印、陈华建《收到条》、证据（4）《检斤单》、证据（5）《车辆过磅登记表》、证据（6）《煤场出库单份、过磅单》、证据（7）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证明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中2011年11月16日之前供给的煤炭，由原告提供。其中，对2010年10月6日1车发货39.28吨、2011年6月3日1车发货16.5吨，原告未提出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原告上述证据中，2010年10月7日运煤100车，发货3348.32吨；2010年10月20日运煤31车，发货1596.32吨；2010年12月29日运煤8车，发货225.52吨；2011年4月29日218车，发货6858.54吨；2011年6月23日65车，发货1699.7吨；7月5日25车、发货1082.2吨，7月6日28车、发货806.3吨，7月7日39（13+26）车、发货（362.8+742.76）吨，总计运煤157车、发货4693.76吨；2011年10月17日222车（100+122），发货7967.75吨（4378.68+3589.07）；2011年11月16日51车2+28+19+2）发货1803.24吨（75.8+987.66+672.64+67.14）；原告至少有《收到条》或《车辆过磅登记表》与华能德州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相印证。原告证据（5）《车辆过磅登记表》虽系原告单方制作，但该证据系向华能德州电厂送煤时原始形成，不仅记载了送煤的具体时间、车牌号码、运煤车数，还详细记载了每辆运煤车的皮重、毛重、净重及华能德州电厂入库的吨差，与华能德州电厂的《来煤结算明细表》上所记载的进煤时间、车数、吨数（部分稍有吨差）完全一致，该证据不可能后期伪造，故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证据（2）崔保印、陈华建出具的《收到条》，首先，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定；《收到条》虽只记载了运煤车数、吨数，但与华能德州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所记载的一定时间段内的来煤车数、吨数的累计完全一致。其次，根据卖方送货、买方向卖方出具收货单，卖方持收货单向买方结算这一买卖合同履行的常规程序，分析该三份《收到条》的形成原因，可以反证以下事实：1.《收到条》所涉煤炭并非由李求华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而是由《收到条》持有者宋会峰供给；如果所涉煤炭由李求华提供，则所涉煤炭过磅单应由李求华持有，则既不会有该《收到条》，《收到条》也不会由宋会峰持有。2.《收到条》的出具者崔保印、陈华建，或是受李求华委托或是李求华的工作人员；只有当煤炭由原告供给、过磅单由原告持有、而结算由李求华通过被告易通兴公司进行时，才会由李求华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人向原告出具《收到条》，被告再凭《收到条》涉及的过磅单向华能德州电厂结算。3.被告易通行公司虽然提交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但未提交向煤炭购进方的付款凭证、向煤炭买进方的送货凭证相印证，故对被告提交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反驳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上述原告提交的《车辆过磅登记表》和《收到条》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上述《车辆过磅登记表》和《收到条》所涉煤炭，应认定由原告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原告供煤共计（26549.23-39.28-16.5）=26493.45吨，应结算吨数共计（26424.91-35.99-16.5）=26372.42吨，计款2010年11月12日结算款（4859.6-35.99）×355.12=1,712,963.93元，2011年8月1日结算款（11568.8-16.5）=6,145,245.99元，2011年8月1日结算款225.52×595.63=134,326.48元，2011年11月17日结算款7967.75×350.38=2,791,740.24元，2012年3月1日结算款1803.24×51.55=92,957.03元，以上原告供货合计煤款10,877,233.67元。庭审中被告提交证据（11）2011年7月25日宋会峰出具的《证明》，根据其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是宋会峰在确认收到了110万元款项后才向李求华出具的，并且特别注明：款项打在李长祥名下，因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依法予以认定。李求华合计向原告支付煤款为110万+380万=490万元。被告提交的证据（12）原告2011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宋会峰与李求华、易通兴公司之间，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与李求华、易通兴公司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首先，因相关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合作业务，而该证明并未注明结清的是什么时间的那一笔煤款；其次，即便该证明注明结清的煤款是特指该出具日期之前的煤款，在原告不掌握煤款具体结算数额、不认可被告主张，被告又无其他付款凭证印证已结清的情况下，亦不能据此确定原、被告之间的煤款已全部结清，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李求华尚欠原告总煤款10,877,233.67元，扣除已支付的490万元，再扣除原告应支付被告的劳务费26372.42吨×20元=527,448.4元，李求华尚有5,449,785.27元煤款未付。李求华组织煤炭，并以被告易通兴公司名义向华能德州电厂供给煤炭，依法应就原告所提供的煤炭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被告易通兴公司违法出借资质，依法应就李求华欠付原告煤炭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焦点四，李典向全部出资280万元出资不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李典向依法应在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王义珍系李典向之妻，与涉案合同及被告易通兴公司无关，依法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求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宋会峰剩余煤款5,449,785.27元及利息（以5,449,785.27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承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李典向在出资不实280万元本息范围内，向原告宋会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对被告王义珍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46元,减半收取25273元，由李求华、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李典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案由认定为合作协议纠纷是否正确？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是谁？宋会峰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李求华是否已结清煤款？原审认定的李求华未支付的煤款数额是否正确？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四、原审认定李典向在出资不实280万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宋会峰与易通兴公司、李求华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中显示，李求华以宝马车抵押给宋会峰，作为2011年4月15日华能德州电厂合同款的70%，李求华在该补充协议证明中注明是“扣除已付煤款和劳务费的70%”。因此，本案合作双方之间存在利润分配，原审认定宋会峰与李求华、易通兴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本案案由为合作协议纠纷并无不当。上述《补充协议证明》中宋会峰代表的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已被注销，其四名股东出具证明，称从来没有以德州顺通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易通兴公司、李求华发生过业务关系，也未对宋会峰授权，宋会峰与易通兴公司、李求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其无关。因此，与李求华和易通兴公司发生业务的是宋会峰，宋会峰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合作双方均主张，涉案煤炭的货源系其组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标的物系由己方交付均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宋会峰的《车辆过磅登记表》虽系宋会峰单方制作，但其上记载的送煤的具体时间、车牌号码、运煤车数，以及每辆运煤车的皮重、毛重、净重及华能德州电厂入库的吨差，与华能德州电厂的《来煤结算明细表》上所记载的进煤时间、车数、吨数，能够一一对应相互印证。崔保印、陈华建出具的《收到条》，其上记载的运煤车数、吨数，能够与华能德州电厂《来煤结算明细表》所记载的一定时间段内的来煤车数、吨数的累计相一致。而易通兴公司作为与华能德州电厂结算的单位，应最终持有相应的过磅单，但易通兴公司既不能提供过磅单也不能提供煤炭的货源及已实际付款的凭证，因此易通兴公司主张其与华能德州电厂结算的煤款是由其组织他人提供的，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此，涉案煤炭系由宋会峰组织运送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原审认定涉案煤炭系由宋会峰以易通兴公司的名义向华能德州电厂提供并无不当。上述《车辆过磅登记表》和《收到条》所涉煤炭的数量应为宋会峰组织送货的数量，对比宋会峰提供的《车辆过磅单登记表》、《收到条》与华能德州电厂的《结算明细表》，一审计算得出的应结算煤炭吨数结合华能德州电厂的结算表中单价，计算得出宋会峰供货合计煤款10877233.67元。扣除已支付的490万元，再扣除宋会峰应支付上诉人的劳务费527448.4元，原审认定李求华尚有5449785.27元煤款未付正确。对于宋会峰2011年8月30日出具的载有货款全部结清的《证明》，该《证明》中未注明结清的是什么时间的哪一笔煤款，结清的金额是多少，在相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合作业务，及宋会峰不掌握华能德州电厂与易通兴公司之间的结算金额及上诉人无其他付款凭证相印证的情况下，》该《证明》不能证明双方煤款已经结清。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宋会峰曾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向李求华主张过权利，依法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宋会峰现提起的本案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针对第四个焦点问题，经一审查明，李典向全部出资280万元出资不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李典向依法应在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李求华、李典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949元，由上诉人青岛易通兴商贸有限公司、李求华、李典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振平审判员  魏 涛审判员  赵立英二〇二〇年××月××日法官助理李悦书记员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