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晓鹏，男，198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玉珍，女，195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国，男，195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谟伟，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伟，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赵建民，男，195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上诉人陈晓鹏、陈晓鹏因与因与被上诉人李玉珍、赵建国及原审第三人赵建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晓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陈晓鹏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金额24,476,098.69元）；2.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玉珍、赵建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中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一、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进而认定合同有效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1.场外配资合同的本质的确为借款合同，但并非借款合同就一定是有效合同。一审判决错以为场外配资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法律关系，进而在认为双方交易模式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时就简单认定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为有效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合同并不一定就是有效合同，例如套路贷、职业放贷人等均会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场外配资中，“配资”一词本身即代表配资方向用资方出借资金；而“场外”则是区别于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所开展融资业务，指的是未经行政许可向证券投资者出借资金的行为。与一般的民间借贷不同，在场外配资业务中，配资方出借资金的对象仅限于证券投资者，资金用途仅限于买卖股票，借款到期清算前并不允许用资方将款项转出。正是基于配资方所选择的特定的出资方向，将导致证券市场实际杠杆率远超监管机构所要求的1：1杠杆上限，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因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86条已经明确此类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为无效。2.本案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是非常典型的场外配资合同。（1）一审判决狭隘地将场外配资业务缩限为“P2P公司或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一种，排除了自然人之间的场外配资类型，是对场外配资业务以及其对证券市场危害性的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且一审判决所援引的九民会议纪要第86条的后半句亦明确载明“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为无效合同”。《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关于场外配资部分的引言明确提及“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配资业务”（449页），即已认定了存在自然人从事场外配资业务的情形。其第二部分“关于股票信用交易、股票配资和场外配资的概念解析”中再次提及：“场外配资的类型比较复杂，既包括接受银监会监管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开展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包括以金融创新为名发展出来的各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网上配资平台（即一审法院认定的类型），还包括没有任何监管的民间配资公司和个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等（即本案类型）”（451页）。《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关于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背景介绍中（449页）提及，造成2015年严重股灾的核心风险因素即为巨量融入的杠杆资金。因此在2015年后，对于国家对于证券市场杠杆资金采取愈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亦开始打击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场外配资行为。鉴于证券交易各类纠纷多发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2015年11月深圳中院率先作出了《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其第一条对场外配资业务的特征做了详尽的描述：即配资方出借资金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融资方交纳保证金并将保证金和股票让与给配资方作为担保，融资方收取固定利息，设置警戒线和平仓线等，上述特征与涉案两份《投资理财协议》完全一致。因此，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虽然具备借款合同的特征，但实际上属于借款合同中更为特殊的场外配资合同，此类合同实为无效合同。3.李玉珍、赵建国系专业从事此类场外配资业务的人员，对其不应以普通的自然人身份看待。一审庭审中，李玉珍、赵建国的代理人及赵建民均认可李玉珍、赵建国并没有其他工作。而仅在本案中，就涉及到与陈晓鹏的两份《投资理财协议》、其反诉提及的与邱文武的《借款协议（证券资产管理）》、陈晓鹏庭审提交的（2019）鲁01民终9392号民事判决书中李玉珍与王永签订的《借贷投资合同》，以及经查询，在（2019）鲁01民终7744号案中李玉珍与杨丽娜签订的《委托出借资金协议（股票）》，以上五份合同约定的交易模式完全一致，均为李玉珍向用资人提供资金，用资人提供一定保证金，李玉珍收取固定利息，约定使用李玉珍提供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同时约定警戒线、平仓线等，均与深圳中院裁判指引中表述的场外配资合同特征完全一致。可以看出，李玉珍、赵建国实际上是专业从事此类场外配资业务的人员，与陈晓鹏签订的场外配资合同并非偶然为之。因此，不应将李玉珍、赵建国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中的自然人。二、因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为有效合同，导致对双方应返还的资金及应承担的责任认定错误。1.《投资理财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双方因涉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均应相互返还。本案中，基于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李玉珍、赵建国实际出资4000万元，陈晓鹏亦实际出资4000万元，合同无效后均应相互返还。涉案《投资理财协议》签订后，陈晓鹏陆续支付利息及其他费用合计6212333元，应当予以返还。两个证券账户最终清仓金额为63603901.31元，以上资金扣除被上诉人投入的4000万元及已经返还给上诉人的1000万元后，至少还应返还13603901.31元。以上合计为19816234.31元。2.对于案涉两个证券账户的亏损，应当由李玉珍、赵建国承担责任。（1）基于《投资理财协议》无效，协议中陈晓鹏承诺承担全部亏损的条款及相应《补充协议》均应认定无效，则案涉证券账户清仓后的亏损，双方均应承担，并应根据过错程度划分承担比例。基于一审已查清的事实，双方合计投入8000万元，实际清仓所得63603901.31元，即案涉两个证券账户合计亏损16396098.69元，双方应当根据过错比例承担，而非由陈晓鹏自行承担。（2）一审过程中，陈晓鹏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李玉珍、赵建国存在违约抛售造成涉案股票市值大幅缩水的行为，基于李玉珍、赵建国的违约过错行为，应当由李玉珍、赵建国承担涉案证券账户的全部亏损。一审中，陈晓鹏提交了2018年5月至12月森源电气的K线图，可以看出在6月27日前森源电气股价一直非常稳定，而6月27日突然出现了异常的大幅度下跌，直至2018年年底才逐渐恢复。与之相对应的，李玉珍证券账户中，6月27日亦出现了完全不合常理的多笔低价抛售大单，相应IP地址均在李玉珍、赵建国所在的济南，森源电气当日龙虎榜亦显示，在济南国泰君安济南胜利大街营业部，森源电气发生了巨额的异常低价交易。而就在森源电气在李玉珍、赵建国所在地出现了一系列巨额异常交易的次日，即6月28日，陈晓鹏向李玉珍、赵建国转账500万元，并签订了《补充协议》，并在协议中强调“不得擅自修改密码”。此后，森源电气再未出现过类似6月27日的巨额、低价的砸盘性抛售情形。并且，基于李玉珍、赵建国的要求，《补充协议》中约定了陈晓鹏不能再进行买入，只能卖出。因此，在6月28日之后事实上双方的合作已经进入清算阶段，陈晓鹏无法通过自己的买卖操作获得盈利，只能逐步卖出以尽量止损。综上，一审中陈晓鹏就此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李玉珍、赵建国存在严重过错，应当就涉案证券账户的亏损承担全部责任。3.退一万步讲，无论最终认定李玉珍、赵建国是否存在违约抛售的行为，李玉珍、赵建国均应就涉案证券账户的亏损承担责任。《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中“关于配资方的过错与责任承担问题”一节中（458页）明确指出：场外配资的配资方在没有股票配资资质且不可能获得资质的情况下，从事配资业务，与用资人签订配资合同，实际上从事的是非法活动，是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方。也就是说，李玉珍、赵建国与陈晓鹏所签订《投资理财协议》本身就是非法活动，无论其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其都存在过错。这种情况下，仍要求陈晓鹏承担全部亏损既没有约定或法定依据，也不符合打击场外配资活动的司法精神。三、一审法院认定的应付利息金额及陈晓鹏实际支付金额存在严重错误，应予纠正。1.前文已述，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为无效合同，无权要求按合同约定的利率主张利息，更无权主张逾期罚息，且其已收取的利息应当予以返还。2.陈晓鹏向李玉珍、赵建民账户支付的合计6212333元均系履行本案《投资理财协议》。除本案《投资理财协议》外，双方再无其他经济往来。李玉珍、赵建国主张陈晓鹏向其支付的部分款项系针对其反诉主张的邱文武借款合同，但其所述的时间、账户、金额均无法对应一致，且陈晓鹏支付的大部分利息均发生于《补充协议》签订之前。而6月28日转账的500万元，结合李玉珍、赵建国6月27日的违约行为、6月28日陈晓鹏为挽回损失不得不与李玉珍签订《补充协议》的过程，显然可以看出该500万元系针对本案所涉两个证券账户。一审庭审过程中，李玉珍、赵建国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并非基于本案《投资理财协议》的履行而支付，其所称的“系上诉人为接手邱文武亏损账户，而特意向被上诉人展示实力而支付”既不符合基本逻辑，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且，所谓邱文武亏损账户正是李玉珍、赵建国反诉的基础，李玉珍、赵建国已经就其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了举证并经双方质证，然而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500万元系陈晓鹏针对该账户所支付。因此，一审法院以双方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为由不认可该500万系支付涉案《投资理财协议》的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四、本案债务系李玉珍、赵建国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经营所产生，依法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认定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请二审予以纠正。首先，李玉珍为陈晓鹏操盘炒股提供4000万元资金和证券账户，由此赚取利息收益，其性质属于投资经营行为。李玉珍与赵建国为夫妻关系，双方未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财产分别所有制的情况下，如此大额财产及投资收益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19条）；其次，通过法院调取的赵建民账户信息发现，李玉珍与赵建国的大额资金流转多通过赵建民的账户实现，仅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9日期间转款金额就高达6000多万元。案涉两个证券账户清仓后所得款项6000多万中的近5000万最终也转到赵建国账户，据此可显示夫妻双方存有资金周转及共同对外投资获益的行为，赵建国辩称对此不知情、未参与明显不符合事实和常理。双方欲通过间接转款掩盖夫妻共同投资事实以转嫁风险，主观恶意明显；再次，通过赵建国与陈晓鹏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建国不但知晓投资炒股事宜，更是实际参与和操控者。结合赵建民的法庭陈述（账户借给李玉珍和赵建国炒股）及李玉珍涉诉的多起配资纠纷案件（2019鲁01民终9392号、2019鲁01民终7744号）能够进一步说明李玉珍、赵建国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炒股非偶然性，而是其主要的经营性活动，也是双方主要的经济来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典1064条）的规定，本案配资炒股属于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由此产生的债务依法应认定为李玉珍、赵建国夫妻共同债务符合事实和公平原则。五、一审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计算的利息及返还数额错误。陈晓鹏虽不认可一审判决对本案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但仍觉有必要指出一审按民间借贷关系对利息及返还金额的计算存在错误的事实，该错误主要发生在赵建民账户上。李玉珍与陈晓鹏于2018年5月31日签订的《投资理财协议》中约定：利息起算日应于甲方股票账户开设完毕并取得交易资格，且甲方资金全额到账的当日开始计息（第三条）。李玉珍2000万元款项全部到账日期为2018年6月4日，因此合同约定的首次付息时间（6月1日）因甲方资金未全部到位而无法适用，且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提前付息的行为俗称“砍头息”，应在借款本金中相应扣减。且赵建民账户自2018年7月31日开始陆续清仓，至2018年8月3日，所得款项已经全部覆盖本息。经计算赵建民账户实际产生利息为706655元，最终导致一审判决第一项的应返款数额严重偏差。 李玉珍辩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陈晓鹏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所确定的李玉珍与陈晓鹏之间的合同关系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典型的场外配资合同，案涉《投资理财协议》属有效合同。首先，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及构成要件。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出借资金的数额，并且约定了固定利息，且资金款项也实际支付到了双方指定的证券账户，而该账户是由陈晓鹏实际控制、管理和使用的。其次，在协议实际履行中，李玉珍除享有借款本金及约定的固定利息收益外，不参与证券账户的操作，也不参与出借资金的支配和使用，更不参与股票投资盈余的分配，不承担股票交易风险，而是由陈晓鹏承担交易的全部风险，享受投资收益。因此，双方之间签订《投资理财协议》的最初真实目的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李玉珍出借款项就是为了能够赚取固定利息，至于借款人借款后如何支配款项、如何投资或投资收益如何，李玉珍并不关心。双方之间的该合同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后，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也并非典型的场外配资合同，不符合其法律特征，同时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6条对场外配资业务进行了明确界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9月28日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3354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再次对场外配资业务作出解释，即“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由此可见，场外配资合同主要是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和用资人之间签订的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进行证券等配资的合同，其特征一是超出了证券监管体系；二是同时串联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和券商营业部；三是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的方式出借资金。其二，在判断某一合同是否为场外配资合同时，李玉珍认为该合同或者合同所确定的法律关系需满足上述三个特征，这也是场外配资合同核心特征。因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6条虽然在最后明确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需要强调的是，该认定无效的前提是已签订有场外配资合同，而认定无效所适用的范围是针对场外配资合同。故此，该类合同有效与否，与该合同是单位还是个人参与签订无关，也不是指个人之间的借钱投资或用于炒股的行为就属于场外配资合同，某一合同或者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场外配资合同，还是应回归场外配资合同的本质和特征，只有满足其本质和特征的合同才应认定为场外配资合同，继而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对于本案案涉《投资理财协议》，显然其约定的内容及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符合上述场外配资合同的本质和特征。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对于自然人之间借钱炒股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事由的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合同。二、陈晓鹏要求返还基于民间借贷所已支付的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投资理财协议》签订后的实际履行中，系陈晓鹏出现违约，不按照协议支付约定利息，其自行违规操作导致其控制、使用的证券账户产生巨大亏损后，反过来要求并无过错的李玉珍返还已支付利息并承担亏损责任，完全不符合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另外，陈晓鹏曾支付的500万款项，系其履行双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本案本诉外其他证券账户的补偿金，并非支付的利息。对此，李玉珍在一审反诉中曾涉及并举证，现一审判决认定该笔资金及李玉珍反诉中所涉其他诉求需另案处理，在此，李玉珍也声明保留另案起诉的诉讼权利。综上，对于陈晓鹏的上述请求和基于的相关理由，李玉珍认为均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赵建国辩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陈晓鹏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本案案涉所有协议均是李玉珍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赵建国并未参与，李玉珍对外借款属其个人行为，赵建国也并未授意和追认。对此，陈晓鹏在上诉状中也提到了（2019）鲁01民终9392号民事判决及（2019）鲁01民终7744号案件，可以看出该两案中赵建国并非被告，也非第三人，更未参与诉讼。因此，通过上述两案件也可以印证，即使李玉珍与本案外第三人也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赵建国始终未同李玉珍共同参与对外借款。二、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产生的相关债务额过大，完全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也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已作出明确规定。故，一审判决关于涉案债务不足以被证实属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事实相符，且适用法律正确。三、其他答辩意见同意李玉珍答辩意见。 陈晓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玉珍、赵建国共同返还本金15,818,763.34元；2.判令李玉珍、赵建国共同返还利息及相关费用6,212,333元；3.依法判令李玉珍、赵建国共同赔偿损失14,181,236.66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等均由李玉珍、赵建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8日，出款人（甲方）李玉珍与借款人（乙方）陈晓鹏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一份，协议第一条“总则”约定：李玉珍以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向陈晓鹏提供借款，陈晓鹏以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存入李玉珍指定的账户作为向李玉珍借款的保证，质押给李玉珍，并支付约定的利息及费用；第二条“质押物及质押账户”约定：李玉珍提供以其个人名义开户的国泰君安济南胜利大街的证券账户（账号：×××26）作为质押账户，供陈晓鹏使用。协议执行期间，陈晓鹏向李玉珍借款总计2000万元，并以自有资金2000万元作为该借款的保证金存入李玉珍指定银行账户内，李玉珍需将此保证金连同己方本金共计4000万元转入质押证券账户，另陈晓鹏从证券公司的融出资金4000万元，合计8000万元供其使用；第三条“借款利率、利息支付”约定：按借款金额的年利率10%计算利息。利息起算日于李玉珍股票账户开设完毕并取得交易资格，且李玉珍资金全额到账的当日开始计息，每月付息一次；合同生效之日起，首次付息日期：2018年5月21日，合计为50万元，每月两融利息由李玉珍偿还。借款期限：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11月20日，若因陈晓鹏原因使合同不能延续（包含陈晓鹏低于平仓线被甲方强平且5个工作日不能补足保证金的），则按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记息三个月作为利息支付给李玉珍；第四条“质押物保管”约定：质押账户的相关证件由李玉珍保管，由陈晓鹏全权负责该账户股票买卖交易的操作，李玉珍不得进行任何买卖操作；第五条“协议终止和到期后的清算”约定：借款期满，李玉珍收回账户内借款本金及应得利息后，剩余的资产归陈晓鹏所有；第六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李玉珍在协议期内不进行任何提取、划转账户内的资金操作，不得修改密码、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第七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陈晓鹏承担本金（即借款额）交易损失的责任，如若李玉珍卖出质押账户内的所有股票后，还没有达到本金，陈晓鹏必须在清盘后三日内将差额补足给李玉珍。合同结束时陈晓鹏须保证李玉珍本金安全，不亏损；第八条“警戒线与平仓线”约定：当借款账户内的总市值低于7000万元（此为警戒线）时，乙方应禁止继续买入股票，且无条件补足保证金至总市值7000万元以上。陈晓鹏承诺对因此带来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当借款账户内的市值低于6800万元（此为平仓线）时，李玉珍可以立即卖出质押账户内的股票，陈晓鹏被平仓后，须将保证金加至账户总市值达到7000万元以上时，方可重新操作；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按双方约定，陈晓鹏逾期还款，除应向李玉珍归还本金及利息外，还应支付逾期违约费，按天计算，每天按借款金额的0.1%计算，李玉珍逾期划款，应支付逾期违约费，按天计算，每天按归属金额的0.1%计算。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宜。2018年5月31日，出款人（甲方）李玉珍与借款人陈晓鹏签订另一份《投资理财协议》，除约定的李玉珍提供的证券质押账户为以赵建民名义开立的华福证券（账号：2501××××0280），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7%，借款期限为6个月，首次付息日为2018年6月1日，付息金额为25万元外，其他内容与双方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投资理财协议》的内容一致。2018年5月18日，陈晓鹏向李玉珍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2000万元，与李玉珍银行账户自有资金共计4000万元于2018年5月21日转入李玉珍名下国泰君安证券账户（账号：×××26）用于股票交易。自此，李玉珍告知陈晓鹏证券账户密码，由陈晓鹏使用该证券账户操作股票交易。2018年6月28日起，该证券账户内的股票陆续售出。2018年7月9日，该证券账户出售部分股票后，自证券账户转入李玉珍银行账户×××31.96元；2018年7月17日，该证券账户内股票清仓完毕，2018年7月18日自该证券账户转入李玉珍银行账户×××57.35元，以上两次合计转出30992289.31元。同时，李玉珍该银行账户转入陈晓鹏银行账户1000万元。关于协议履行期间，陈晓鹏向李玉珍的款项支付情况：陈晓鹏于2018年7月2日向李玉珍转账支付28.3万元，于2018年6月28日向李玉珍转账支付500万元。2018年6月1日，李玉珍向赵建民银行账户转入1500万元，陈晓鹏向赵建民银行账户转入2000万元，6月4日，李玉珍向赵建民银行账户转入50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4000万元自赵建民银行账户转入其名下的华福证券账户（账号：2501××××0280）用于股票交易。李玉珍告知陈晓鹏该证券账户密码后，由陈晓鹏使用该账户操作股票交易。自2018年7月31日起，该证券账户陆续减仓，至2018年10月22日该账户清仓，在此期间累计转入赵建民银行账户32611612元。关于协议履行期间，陈晓鹏向李玉珍的款项支付情况：陈晓鹏于2018年6月5日向赵建民转账支付25万元，于6月22日分别转账支付37.8万元、1.8万元、28.3333万元。陈晓鹏主张2018年6月27日、6月28日，因李玉珍频繁修改证券账户密码，擅自操作股票交易，低价抛售森源电气股票，造成森源电气股价大幅下跌，进而造成证券账户股票的市值损失。对此，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两证券账户的密码修改记录，李玉珍证券账户自2018年5月20日重置资金密码后，未显示有密码修改记录；赵建民证券账户显示自2018年5月21日至10月19日多次进行过密码修改。陈晓鹏一方自述两账户密码于2018年6月28日修改后，李玉珍均提供给了陈晓鹏，后期账户内的股票交易双方均有操作；李玉珍对此不予认可，述称李玉珍未修改过密码，亦未进行过股票操作，所有股票交易均由陈晓鹏操作。2018年6月29日陈晓鹏与李玉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陈晓鹏承诺，保证全额补偿开源证券公司李玉珍账户********和中信建投蒋晓燕账户********两个账户资金的全部亏损和应支付的利息。2.国泰君安李玉珍信用账户归还两融绕标资金2000万元。3.将国泰君安李玉珍信用账户和华福证券赵建民信用账户合计1500万元做Ｔ＋0回转交易（即当天买入必须当天卖出，不能高买低卖）。4.双方不能随便更改交易密码（违反协议规定操作及突发事件时除外）。5.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李玉珍信用账户×××26和华福证券赵建民信用账户2501××××0280的所有亏损由陈晓鹏承担，与账户持有人无关。6.以上所有账户约定的利息金额和支付方式继续执行。李玉珍主张上述《补充协议》除涉及案涉双方签订的《投资理财协议》外，同时约定对蒋小燕中信建投证券账户、李玉珍开源证券账户中产生的损失全部由陈晓鹏承担，该约定源于2017年12月5日李玉珍与案外人邱文武签订的《借款协议》，协议约定邱文武向李玉珍借款3200万元，以自有资金640万元作为保证金，共计3840万元转入双方指定的蒋小燕中信建投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按月息1.2分的标准向李玉珍按月支付利息，同时设置警戒线与平仓线。后李玉珍追加多笔投资，2018年6月29日陈晓鹏自愿接手邱文武操作的两证券账户的股票交易，并自愿承担两证券账户内的所有亏损，并于2018年6月28日向李玉珍支付了500万元以表现其履行能力。两证券账户清仓后，合计亏损15638605.7元，应由陈晓鹏负责赔偿损失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一、李玉珍与陈晓鹏签订的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陈晓鹏是否应向李玉珍支付利息、逾期利息或违约金，其要求李玉珍返还本金、利息并赔偿损失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李玉珍要求陈晓鹏赔偿其开源证券账户及蒋小燕证券账户亏损是否应予支持；四、赵建国是否应就李玉珍的涉案债务承担责任。 关于焦点一，场外配资业务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场外配资公司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为无效合同。而本案中，李玉珍与陈晓鹏签订的两份《投资理财协议》虽名为投资理财，但合同性质应仍按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要内容及履行状况进行认定。李玉珍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出借给陈晓鹏使用，向陈晓鹏收取固定利息，借款期满后，借款本金予以收回，剩余款项归陈晓鹏所有，不存在与陈晓鹏共享利益，风险共担的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李玉珍向陈晓鹏出借款项的行为并非只有证券公司才能开展的融资活动，双方约定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玉珍与陈晓鹏签订的两份《投资理财协议》名为投资理财协议，实为借贷合同。 关于焦点二，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为有效协议，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李玉珍国泰君安证券账户、赵建民华福证券公司证券账户均由陈晓鹏操作股票交易，陈晓鹏分别按年利率10%的标准及年利率17%的标准支付利息，到期后返还借款本金。陈晓鹏主张李玉珍于2018年6月27日、6月28日擅自操作股票交易并修改证券账户密码导致账户内股票市值下跌，导致后续的股票交易出现严重亏损，对此，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陈晓鹏主张的李玉珍擅自修改证券账户密码的意见，李玉珍对此不予认可，且陈晓鹏提交的证据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李玉珍存在擅自修改账户密码的行为，亦无证据证实两证券账户自2018年6月28日起森源电气股价大幅下跌系因两证券账户内的股票交易造成的。另，双方在2018年6月29日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国泰君安李玉珍证券账户、华福证券赵建民证券账户的所有亏损由陈晓鹏承担，与账户持有人无关，陈晓鹏自愿承担亏损的约定与其诉称的因李玉珍的违约行为导致账户亏损的事实相互矛盾。对于两证券账户之后的股票交易，均为陆续售出，并无证券买入，陈晓鹏自认其进行了交易操作，其主张的李玉珍进行股票交易的事实无证据证实。综上，陈晓鹏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合同签订后，李玉珍对两证券账户进行了股票交易操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上述两证券账户中的股票交易操作均由陈晓鹏完成，陈晓鹏主张李玉珍存在擅自操作股票交易的违约行为，应对账户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陈晓鹏应按协议约定向李玉珍支付借款利息。 关于应付利息数额，2018年5月18日《投资理财协议》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0%，首次付息日期为2018年5月21日，金额为50万元（包含两融利息），借款期限自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11月20日，因陈晓鹏原因使合同不能延续，则按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记息三个月作为利息支付给李玉珍。但因李玉珍名下国泰君安证券账户于2018年7月17日即清仓完毕，未满三个月，根据协议约定按三个月记息数额为50万元。因陈晓鹏于2018年7月2日才向李玉珍账户转款28.3万元，构成逾期付息，根据协议约定，除应偿还本金及利息外，还应按每日借款金额的0.1%计算逾期利息；同时约定借款期限未到期提前终止协议的，应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赔偿1个月利息作为违约金。上述利息、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的约定超出了民间借贷利率规定的法定上限24%，对于超出24%的部分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支持以借款本金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三个月的利息及逾期利息共计120万元，陈晓鹏已付利息28.3万元，尚欠利息91.7万元。关于陈晓鹏于2018年6月28日向李玉珍支付的500万元，该付款不符合上述协议约定的利息付款节点及利息支付数额，结合双方于2018年6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陈晓鹏承诺，保证全额补偿开源证券公司李玉珍账户********和中信建投蒋晓燕账户********两个账户资金的全部亏损和应支付的利息”，及李玉珍提交的其本人及蒋小燕证券账户、银行流水、与邱文武的借款合同等证据，能够证实陈晓鹏与李玉珍除涉案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涉及的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该500万元款项不宜认定为系支付的涉案两份《投资理财协议》中约定的利息。 2018年5月31日《投资理财协议》协议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7%，首次付息日期为2018年6月1日，金额25万元，每月两融利息由陈晓鹏偿还，借款期限6个月，每月付息一次。因赵建民名下华福证券公司证券账户于2018年10月22日清仓完毕，借款期限未满提前终止协议，根据协议第九条第2项约定，陈晓鹏应提前1个月通知李玉珍，否则应赔偿1个月利息作为违约金；另陈晓鹏实际向赵建民账户转账支付25万元利息的时间为2018年6月5日，属逾期付款，根据协议第九条第1项约定，除归还本金及利息外，陈晓鹏还应按每日0.1%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上述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的约定超出了民间借贷年利率为24%的法定利率上限，对于超出部分不应支持。双方关于该份协议的实际履行期限为4个月21天，以借款本金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陈晓鹏应付利息及逾期利息数额为188万元，已付利息数额为92.9333万元，欠付利息及逾期利息950,667元。两份协议欠付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总额为917,000元+950,667元=1,867,667元。 上述两证券账户清仓后，李玉珍共计转出款项30,992,289.31元+32,611,612元=63603901.31，扣除陈晓鹏应向李玉珍偿还的借款本金4000万元，欠付的利息及逾期利息1,867,667元，李玉珍应向陈晓鹏返还款项21,736,234.31元，已返还款项1000万元，尚欠款项11,736,234.31元。 关于焦点三，根据李玉珍提交的与陈晓鹏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涉及的蒋小燕中信建投证券账户交易明细、蒋小燕名下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李玉珍开源证券公司证券账户、其名下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其与邱文武签订的《借款协议》，能够证实李玉珍与陈晓鹏除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涉及的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于前述证据材料证实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因上述证据材料涉及事实与案外人蒋小燕及邱文武有利害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李玉珍就上述事实向陈晓鹏要求赔偿损失15,638,605.7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可另行处理解决。 关于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投资理财协议》均由李玉珍签订，款项由李玉珍支付，款项数额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陈晓鹏未提交证据证实赵建国参与了《投资理财协议》的履行或知情并认可涉案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仅凭赵建民陈述的将证券账户提供给李玉珍、赵建国使用不足以证实涉案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故对陈晓鹏要求赵建国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陈晓鹏要求李玉珍返还款项的请求部分成立，其要求赵建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其要求李玉珍赔偿损失的请求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玉珍要求陈晓鹏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请求部分成立，其要求陈晓鹏赔偿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玉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晓鹏返还款项11,736,234.31元；二、驳回陈晓鹏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玉珍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22,862元、保全保险费20,000元、保全费5000，共计247,862元，由陈晓鹏负担167,555元，由负担80,30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6,323元，由陈晓鹏负担6137元，由李玉珍负担90,18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晓鹏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号关联的手机号185××××8678。证明事项：1.聊天记录记载：2018年9月27日，陈晓鹏主张赵建民账户清出来了，要求将钱转给他，赵建国10月10日上传合同部分截图并回复资金一并解决；2018年10月19日，因赵建国更改赵建民账户密码，陈晓鹏与其沟通交涉，要求将密码更改回来，该时间点与法院调取的该账户密码修改记录完全一致，充分说明李玉珍、赵建国有更改密码的行为。用以证明：对于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项下的配资炒股事宜，赵建国不但明知，而且全程参与操作。结合其他证据，说明李玉珍、赵建国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炒股非偶然性，而是其主要的经营性活动，也是双方主要的经济来源。李玉珍、赵建国主张该微信号为李玉珍所有，始终由李玉珍个人使用，赵建国不知情，李玉珍对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也提出异议。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开始时间是在2018年7月23日至2018年12月31日，案涉李玉珍证券账户清仓完毕时间为2018年7月18日，赵建民账户清仓完毕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赵建国对于案涉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根据聊天微信内容，对该笔借款始终没有追认和认可。本院认为，对于陈晓鹏提供的该份微信聊天记录，李玉珍、赵建国不认可该微信是赵建国使用，目前无法核实，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案涉交易系李玉珍、赵建国的共同经营行为。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有效是否适当；2.一审法院判决李玉珍支付陈晓鹏款项数额是否正确；3.案涉债务是否属于李玉珍、赵建国的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名为投资理财，但属于李玉珍向陈晓鹏出借资金，收取固定利息到期收回借款本金的合同，合同性质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陈晓鹏主张的案涉资金融通行为属于场外配资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根据案涉两份《投资理财协议》的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李玉珍向陈晓鹏出借资金4000万元，收取固定利息，双方各出资金，股票账户由陈晓鹏操作。本案中，李玉珍与陈晓鹏的出资数额相等，约定利率分别为年利率10%和17%，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利率上限，属于双方共同出资进行股票交易一方收取固定收益的资金融通行为，不同于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的操作模式，未发现存在高于投资者支付保证金数倍比例出借资金等场外配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在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前，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资金融通行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符合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原则，应予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陈晓鹏上诉提出李玉珍分担股票交易造成的损失、合同无效不应支付利息等主张，根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2018年6月28日后，案涉账户上的股票陆续售出。2018年6月29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载明：5.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李玉珍信用账户×××26和华福证券赵建民信用账户2501××××0280的所有亏损由陈晓鹏承担，与账户持有人无关。6.以上所有账户约定的利息金额和支付方式继续执行。表明在合同履行的后期，陈晓鹏仍认可案涉《投资理财协议》约定的利息金额和支付方式。基于本案第一个焦点问题的分析，案涉《投资理财协议》不存在被认定无效的法定事由，一审判决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认定利息及损失负担，具有合同依据。即使按照陈晓鹏所主张的案涉资金融通行为构成场外配资而无效，其所举证据也不能证明属于李玉珍应负投资损失赔偿责任的情形，故对于其该项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对于陈晓鹏所提出的预扣利息问题，因其未举证证明资金到账时间与应扣除具体数额的关联性，仅以全部资金到账时间是2018年6月4日而非6月1日为由，主张支付的部分利息为砍头息，缺乏明确具体的请求和法律及事实依据。对于陈晓鹏支付的500万元，尽管无证据证明属于李玉珍应当收取本息的范围，但因该款项还可能涉及双方其他纠纷，一审判决采取由当事人另案主张的方式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投资理财协议》涉及的款项数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陈晓鹏在二审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李玉珍和赵建国不认可该微信系赵建国使用，在本案二审中无法进行核实认定，微信内容显示的时间也相对较晚，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达到认定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高度可能性，陈晓鹏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陈晓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862元，由上诉人陈晓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东强 审 判 员 张 磊 审 判 员 陈 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小玉 书 记 员 马抒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