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9行终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亚振，男，196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化州市。委托代理人李新昌，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炳汶，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化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化州市北岸沿江北路**。法定代表人冯孔浪，局长。委托代理人彭文龙，化州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陈康勇，男，198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化州市。上诉人陈亚振因诉被上诉人化州市自然资源局行政许可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20）粤0902行初5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查明，本案涉案土地位于化州市*************，面积120平方米，四至为：北至陈土武屋2.5米，南至空地，西至陈亚九围墙1.85米，东至空地、陈亚旺屋。2011年11月19日，第三人陈康勇经其所在的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村民小组和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同意，向原化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位于化州市**************面积120平方米土地作建房用地。经化州市杨梅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原化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原化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6月6日向第三人陈康勇核发了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原告陈亚振认为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陈康勇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第三人陈康勇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另查明，第三人陈康勇与陈亚水经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经济合作社、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共同组织调解，于2017年8月9日达成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陈亚水持有的化杨集用（2012）第X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与陈康勇持有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对应的是同一块宅基地，经调解，陈亚水同意放弃上述宅基地的使用权，并将在20天内向化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注销所持有的化杨集用（2012）第X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同意由旺什村民代表讨论作出的保留陈康勇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又查明，原告陈亚振于2018年9月3日取得化州市杨梅镇人民政府核发的化[杨]乡字第（2018）X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许可建设位置杨梅镇北亨村委会旺什村，四至为东至陈亚旺屋2.4米，南至空地，西至村路1.0米、7.0米，北至陈亚胜围墙4.0米。原告陈亚振庭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供《村民证明》一份，该证明主要内容为：自约1981年分单干以来，旺什村生产队通过分人口取得各自的土地使用权，各个生产队都是这样操作，早已成村规民约。案涉土地及周围的土地全部由二队村民占用并使用至今，二队村民在各自的地上年年栽种树木，通过栽种树木占有土地使用权长达三四十年，得到各村民的认可。其中陈少清系我村二队村民，陈少清（陈亚振母亲）的地东至陈亚旺、陈亚成地，西至陈亚胜地，北至陈亚流地（已故）、李尚有地（陈亚流配偶），南至村路。多年以来，各个土地使用人早已建围墙为界限并实际占用，各方所建围墙有村中干部见证及丈量。再查明，因机构改革，化州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由化州市自然资源局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该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本案中，首先，原告陈亚振向本院提供其于2018年9月3日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村民证明》以证实该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第三人陈康勇于2012年6月6日就已经取得涉案的化杨集用（2012）第X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而原告陈亚振直至2018年9月3日才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第三人陈康勇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在前，原告陈亚振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后，原告陈亚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已对涉案土地进行使用、收益，因此如果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是第三人陈康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次，原告在起诉状中述称其于2014年建造了围墙，其建造围墙的时间同样晚于第三人陈康勇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时间，同时也未能提供建造围墙的合法审批手续，因此，也不能证明其在自己的土地上合法建造了围墙。再次，原告提供的《村民证明》亦仅能证明部分村民认可东至陈亚旺、陈亚成地，西至陈亚胜地，北至陈亚流地、李尚有地，南至村路的土地由陈少清使用，土地使用权人也不是原告，且该证据也不是权属证明。最后，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经济合作社、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对陈康勇与陈亚水宅基地纠纷进行调解时，旺什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均亦未对陈康勇使用涉案土地提出异议。综上，原告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案涉发证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原告不能证明其具有可保护的法益。因此，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形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陈亚振的起诉。上诉人陈亚振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20）粤0902行初56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的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土地权属范围非法占用了上诉人所有的土地权属范围（详见化[杨]乡字第（2018）X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已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依法系本案的适格原告。1、上诉人的土地权属情况：（1）上诉人自1981年以来，已使用化[杨]乡字第（2018）X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上的土地长达40年，系该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上诉人于2013年初在四至权属人及村干部的见证下，建造了围墙，上诉人由始至终为该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从未有过争议，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经济合作社、本村60多名村民出具《村民证明》予以证实。而涉案芝麻园的土地全是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经济合作社二队村民在使用，不存在其他生产队的村民在用地。（2）上诉人建设围墙前后，包括第三人在内的任何村民、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经济合作社及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从未向上诉人提过异议。北向原权属人陈亚流于2015年去世后，第三人于2016年在涉案土地上建设围墙，此时上诉人才知道第三人在使用陈亚流的土地。但自第三人于2016年建设围墙至2019年10月期间，第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上诉人有占用其土地的情况，双方围墙界限由始至终都是清晰可见的。因此，上诉人使用自己的土地长达40年，没有任何人提过异议，系由始至终的土地使用人，未侵犯任何人的权益。2.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的涉案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土地范围含括了上诉人所有的土地权属范围。首先，2019年10月7日，上诉人的围墙被第三人家人毁坏，且第三人在涉案土地上的建设规划明显越过上诉人所有的土地界限内，第三人的事实行为已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上诉人围墙被毁坏至一审阶段，因被上诉人声称已颁发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故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以便上诉人核查该《建设用地批准书》具体土地四至范围等。然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始终不能出示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给上诉人核查，被上诉人甚至声称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没有留底存根、没有复印件等，因此无法提供。一审法院没有审查证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被上诉人是否实质向第三人核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存疑的。其次，若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涉案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给上诉人核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视为被上诉人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最终作出了该发证的行政行为。最后本案审查的关键，要先查清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界定的土地范围，是否与上诉人合法持有化[杨]乡字第（2018）X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界定的土地范围是否重合，若双方拥有的土地范围重合，则审查被上诉人颁发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否具备合法性。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争议案件时，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下列证据材料：（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收、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现因上诉人已提供土地的相应权属凭证予以核对，但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始终不愿出具《建设用地批准书》。故被上诉人应在二审中提交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宗地图，以便查明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土地是否重合的事实。若最终认定双方土地没有重合，上诉人无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必要，针对围墙被毁，上诉人另通过民事诉讼解决。3、第三人对上诉人所有的土地实施了非法拆除等侵害行为，并经化州市公安局杨梅派出所进行依法处置和定损。本案中，关于第三人违法拆除上诉人的围墙，上诉人亲属已到化州市公安局杨梅派出所，以故意毁坏财物报案。经该派出所指派物价局到现场勘察后，向上诉人出具了茂化公（杨）行鉴告字[2019]第0022号《化州市公安局鉴定意见告知书》，鉴定意见是根据化州市价格认定中心化价认[2019]722号结论，上诉人宅基地被损毁的围墙价值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250.9元。因此，从该鉴定意见可知，上诉人为围墙的合法建设者，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已得到化州市公安局的依法保护。第三人违法拆除上诉人的围墙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三人想要建房的界址已越过上诉人所有土地的范围。故第三人违法拆除围墙行为已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基于被上诉人的错误行政行为提起本次诉讼。综上，上诉人请求贵院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宗地图资料予以核查，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而上诉人的土地来源清楚，且持有化[杨]乡字第（2018）X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资料，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系本案适格原告。二、第三人获取涉案土地权属时向被上诉人及相关组织提供了伪造材料和冒名签名等虚假材料，从而骗取了涉案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第三人及相关责任人明显存在涉嫌违法犯罪情形，二审法院依法应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的涉案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将本涉案嫌违法犯罪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和相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1、第三人申请《建设用地批准书》时向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使用协议书》以及《化州市农（居）民申请建房用地呈批表》的村民代表签名均属伪造签名。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2011年11月19日，本案第三人与北亨村委会旺什村民小组签订《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因第三人住房困难，需要申请新选地址用地建房。甲方经村民会议讨论，一致同意将本村民小组位于芝麻园的土地120平方米安排给第三人建房使用，具体四至：东至空地，南至空地，西至陈亚九围墙，北至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集体对于分配涉案宅基地给办理：第三人使用时，应召开村民会议。然而，实际上，第三人的申请用地方案根本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表决，更没有将分配的结果向村民公示，所有在旺什村村民小组层面的办证资料均为伪造。本案《土地使用协议书》以及《化州市农（居）民申请建房用地呈批表》上的村民代表“亚留、陈耀培、土军、亚英、亚华”的字迹均高度相似，明显出自同一人手笔，且经上诉人实名调査，上述村民代表均确认并非本人所签。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各村民代表的书面意见，同时亦申请法院进行笔迹鉴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文件是虚假伪造。但是，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直接以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驳回起诉，有违违法必究原则。因此，上诉人在二审中将再次申请笔迹鉴定及文件生成时间鉴定，望贵院准允。2、第三人在申请涉案土地时并非旺什村村民，其第二个户口信息纯粹是为骗取涉案土地而凭空伪造的户籍信息，第三人根本不享有涉案土地的用地资格。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第三人陈康勇因“2011年11月15日所内移居广东省化州市********”取得旺什村户籍，并于2011年11月19日以陈康勇的身份证及户口本申请涉案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经上诉人向化州市公安局杨梅派出所调查，针对第三人的双重户口问题，化州市公安局杨梅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户口注销证明》，证明载明：本案第三人陈康勇的户口属双重户口，已于2015年5月8日予以注销。现户口为：陈超勇，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再经上诉人向化州市公安局杨梅派出所查询现户口陈超勇户籍信息，信息显示：陈超勇，居民证号：************；原家庭住址：广东省化州市******（并非旺什村地址）；于2006年7月6日迁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沙湾派出所。此外，经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核查，陈超勇自2006年8月6日迁入西丽派出所，此后至今一直居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期间没有任何户口迁移记录。第三人陈康勇在2011年11月15日伪造新户口，伪造资料办理“所内移居”将户籍移居至广东省化州市********，开始持有双重户籍。更为诡异的是，第三人办理旺什村户籍4天后，立即以“住房困难”为由与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协议书并提交被上诉人申请办证。“效率”如此之高也是极为罕见，可谓细思恐极。然而，如上文所述，上诉人已向村民代表求证，《土地使用协议书》以及《化州市农（居）民申请建房用地呈批表》上的签名均是冒签，故第三人是通过造假而取得上述土地，贵院应严格审查其来源合法性。若审查发现存在假办户口侵占旺什村集体用地的违法犯罪行为，应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同时，因第三人陈康勇拥有双重户口，杨梅镇派出所于2015年5月8日注销其原在化州市********的户籍，故第三人已不具有使用旺什村集体土地的资格，被上诉人批准其使用的土地应交还给旺什村集体，由旺什村安排其他本村村民使用。此外，根据第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调解协议》显示，该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9日，此时的第三人陈康勇在旺什村的户口已于2015年5月8日注销，陈康勇的户籍信息已不存在。即使村干部、旺什经济合作社及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的签章行为让陈康勇使用本村的集体用地，因本案第三人签调解协议时并非本村村民，外地居民无权使用旺什村宅基地建房，调解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本村宅基地只能由本村村民使用的原则而自始对各方没有法律约束力。综上，基于第三人及相关责任存在上述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将相关的犯罪线索移交给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和相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上诉人也将积极配合向司法机关提供与违法犯罪相关的证据。三、被上诉人所颁发的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存在土地来源不真实，所批准使用土地面积、四至不清，违法多批用地面积等违法情形。1、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的土地来源不真实。除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涉案土地来源情况之外（即来源于与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使用协议书》），第三人在2019年10月8日化州市杨梅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的调解会议上陈述了另外一种土地来源：在调解会议上，第三人的父亲陈亚保（即陈振群）自述：“这块地当时是我与当时地主陈亚留（即陈亚流）对调的，他于2010年调给了我，后来我从2011年开始办证，于2012年办好国土使用证。”关于上述土地来源的说法，据上诉人实地调查以及其他本村村民确认，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使用的土地，原使用权人为陈亚流、李尚有夫妇，一直由陈亚流夫妇使用至2015年。即不存在2011年村集体即分配给第三人使用，更不存在2012年第三人即完成办证的可能。第三人自称其通过向陈亚流购买所得或对调，但其至今也无法提供相应的转让协议、转让凭证或对调协议等。而且，原使用权人李尚有（已故陈亚流配偶）也明确表示，其原土地使用权面积也仅约80平方米左右，实际面积并无120平方米，也并非四四正正的土地形状。2、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的使用土地面积、四至不清。化州市农（居）民申请建房用地呈批表附图的四至范围、面积与土地现场不一致，化州市农（居）民申请建房用地呈批表附图的四至范围与《土地使用协议书》的四至范围也不一致。同时，若贵院到现场实地核查，就会发现现场情况与呈批表附图上的四至范围相差甚远，根本无法确定第三人申请办证的土地范围，故被上诉人若实质核发了该批准书，明显没有到现场实地勘察，被上诉人的颁证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3、被上诉人违反“一户一宅”的用地规定，违法向第三人多批用地面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以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新批准宅基地的面积案如下标准执行：平原地区和城市郊区八十平方米以下；丘陵地区一百二十平方米以下；山区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下。”等有关规定，第三人不符合用地120平方米的条件，理由如下；（1）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第三人所在的村属于平原地区，所批准的面积不应超过80平方米，但被上诉人却为户籍仅有2人的第三人批准120平方米，远远超过《广东省实施办法》规定的面积，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第三人在化州市********已拥有占地面积为58平方米的原有宅基地，且其户籍下只有2人，该住宅已足够第三人居住使用。同时，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旺什村从来没有旧地换新地建房的政策，因此该《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不可能是真实并获得村民同意的，杨梅国土资源所根本没有进行实质的审查。因此，第三人在申请涉案土地使用权时，被上诉人在没有审查第三人取得土地的来源真实性、合法性的情况下，就向第三人颁发本案所诉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导致第三人陈康勇同时具有两处宅基地使用权，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应予撤销。四、被上诉人存在违规重复发证的情形，依法应对其错误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调解协议书》可以知悉，本案第三人与案外人陈亚水均持有由被上诉人颁发的《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分别为化杨集字[2012]第X号和化杨集字[2012]第X2号，两人对应的是同一块宅基地。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时，没有实质审查用地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没有核实土地产权归属，没有进行地籍调查，更没有通知相邻土地的使用权人参与现场指界，在实体和程序上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依法应对被上诉人的错误行政行为予以撤销。五、本案第三人的户籍已被公安注销，即本案第三人陈康勇在一审诉讼时诉讼主体已不存在，一审法院以陈康勇作为第三人已不符合行政诉讼主体适格，故贵院应撤销一审裁定。根据上文所述，本案的第三人“陈康勇”，在旺什村的户籍已于2015年5月8日被杨梅镇派出所注销，即陈康勇的户籍信息已不复存在，陈康勇已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参加人。然而，一审法院在明知陈康勇户籍被注销的情况下，仍继续以“陈康勇”作为本案第三人，明显违反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诉讼参加人的法律规定，认定事实不清，故上诉人恳请贵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审查诉讼参加人主体资格。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在实体和程序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对该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恳请贵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化州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原告的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事实清楚，裁定正确。第三人陈康勇于2012年6月6日已取得涉案的化杨集用（2012）第X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而上诉人陈亚振在2018年9月3日才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第三人陈康勇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在前，上诉人陈亚振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后，上诉人陈亚振在一审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拥有涉案土地使用权。上诉人以《乡村规划许可证》，请求撤销第三人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诉称其于2014年建造了围墙，可见，其建造围墙的时间在第三人陈康勇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之后，上诉人未能提供建造围墙的合法手续。上诉人与第三人所在的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旺什经济合作社、化州市杨梅镇北亨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对陈康勇与陈亚水宅基地纠纷进行调解时，旺什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均亦未对陈康勇使用涉案土地提出异议。综上，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发证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原审原告起诉，事实清楚，裁定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2020）粤0902行初56号裁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二、核发给第三人陈康勇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来源清楚，程序合法。2011年11月19日第三人陈康勇向所在的杨梅镇北亨旺什村民小组申请村内的基地120平方米建房，经村集体同意后，在第三人填好的《化州市农（居）民申请建房用地呈批表》中“村民小组（队）意见”栏加有：“经本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通过同意，安排给本村村民陈康勇使用本村集体位于村内的空地120平方米建房”的意见，并盖上公章、村民代表签名，第三人与上诉人所在的北亨村民委员会经核实也在呈批表中加上“同意在基地建房。”的意见，北亨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签名，并盖上公章；杨梅国土资源所受理第三人建房用地的申请后，经核实确认第三人申请建房土地符界址、权属清楚无争议，符合申请用地条件。同年3月12日送杨梅镇政府审核后作出：“符合村镇建设规划，同意报。”的意见，再经我局用地股、规保股、地、地籍股等五个业务股室会审012年6月6日经审核、审批核发出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核发给第三人《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来源清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核发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给第三人陈康勇，土地来源清楚，程序合法，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原审第三人陈康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查明，原审裁定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陈亚振与原化州市国土资源局向陈康勇核发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即是否系本案的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述规定，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行政相对人，二是利害关系人。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在行政行为作出时，客观上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所产生直接的、现实的影响。具体到本案，首先，案涉被诉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的被许可对象是原审第三人陈康勇，而非本案上诉人陈亚振，即陈亚振不具有行政相对人身份。其次，判断陈亚振是否与涉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关键在于审查陈亚振在原化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涉案被诉行政行为之时，对涉案土地是否享有合法权益。纵观本案证据，陈亚振以其持有的2018年9月3日取得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来主张涉案土地的合法权益。但陈康勇于2012年6月6日便已取得涉案被诉的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陈亚振以其后取得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无法对抗陈康勇先于其取得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更无法证实其于涉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对涉案土地存在合法使用、收益的事实。陈亚振于2018年9月3日取得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对于2012年6月6日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并非已经存在的、客观的、现实的合法权益，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对上诉人陈亚振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不可能产生实际影响，即陈亚振与涉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另，陈亚振提供《村民证明》及未经批准占地建造围墙一事据以主张涉案土地权属，但上述证据均非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且均后于涉案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无法证实涉案被诉行政行为在作出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故对其上述主张及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陈亚振与原化州市国土资源局向陈康勇核发化杨集用（2012）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陈亚振依法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因此，其在二审申请鉴定第三人申请建房用地审批表、《土地使用协议书》、《公示回执》等材料中的村民签名真实性，由于该申请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实体审查范畴，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陈亚振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陈亚振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叶 滢审 判 员  欧卫慧审 判 员  张国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吴嘉怡书 记 员  古博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