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男，199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丽，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法定代表人：许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灵，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光明路综合市场首层**铺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高寒，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褚若羽，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炜，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某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坎普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足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9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卢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丽、严平，被上诉人诺坎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灵，原审第三人恒大足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褚若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诺坎普公司的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诺坎普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诺坎普公司完成了经纪服务义务系事实认定不清。1.诺坎普公司并未促成卢某转会。早在2016年2月28日卢某即与恒大足球公司签订了工作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2018年1月4日，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重新签订工作合同。诺坎普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没有为卢某提供任何转会服务，而根据《经纪合同》约定，诺坎普公司需促成卢某转会后才有权利收取转会相关收入的10%作为服务费。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由于诺坎普公司没有促成转会，故卢某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给诺坎普公司。2.《经纪合同》约定转会成功后按收入比例支付经纪服务费，并非签订任何工作合同均需按收入比例支付经纪服务费。“转会”特指球员从自己效力的原俱乐部转到新俱乐部。卢某一直效力于恒大足球公司，诺坎普公司并未促成卢某转会。3.诺坎普公司承诺卢某可进入恒大足球公司的预备队，如未进入预备队，则保证卢某到国外集训。诺坎普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亦未尽到经纪合同中约定的提供国内外青少年培训机会和平台，对足球运动的职业生涯提出规划方案与咨询业务等义务。22岁-26岁左右是足球运动员的黄金时段，超过27岁体力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此，都希望自己早日进入国家队。诺坎普公司疏于履行合同义务，已经给卢某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二）即便把卢某从恒大足球公司取得的年薪收入视为《经纪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转会收入，卢某每月向诺坎普公司指定的“许可”的账户转账11000元作为经纪服务费。但卢某2018年年薪为840000元，每月5日收到当月收入69257.86元，如按10%计算，应为6925.786元，而非11000元。由此可见，双方并非按卢某收入的10%支付经纪服务费，而是在合约期内，每月支付11000元，合约期满后不再支付。另外，根据卢某监护人卢伟良的陈述，《经纪合同》系诺坎普公司提供，每月支付的费用是诺坎普公司单方面要求支付用于进入恒大预备队、国外集训及转会事宜的活动经费，卢某按其要求转账，而诺坎普公司并未履行约定的义务，卢某将另行起诉要求返还上述已支付的费用。（三）如前所述，诺坎普公司没有促成卢某成功转会，每月要求卢某支付的费用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签订的《工作合同》和卢某与诺坎普公司签订的《经纪合同》没有必然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经纪合同》到期终止，《工作合同》尚未终止，卢某仍应按月取得收入的10%支付经纪费”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经纪合同》已经到期终止，卢某无需向诺坎普公司支付经纪服务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卢某的上诉请求。诺坎普公司辩称，卢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诺坎普公司未促成卢某转会的问题。1.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虽在2016年2月28日签订了《工作合同》，但该合同约定卢某的年薪仅为6万元。在诺坎普公司的努力下，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重新签订了《工作合同》，约定2017年年薪为60万元（税后），2018年为84万元（税后），2019年为96万元（税后）。2.《经纪合同》第四条约定诺坎普公司的职责总共含有十五项，其中第一项是为卢某商讨及争取最理想收益与条件。转会最终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提高自身福利待遇。而在诺坎普公司的努力下，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重新签订《工作合同》，年薪有着十倍不止的提升。诺坎普公司已为卢某争取最大的利益。此外，转会需要考虑球员本身意愿以及球员自身能力。卢某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曾表达过转会意愿或者其他俱乐部有意接收卢某。因此，卢某无权以转会为由，拒绝支付经纪费用。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只要在合同期内，由经纪人促成合同成立，委托人就应按约支付报酬。更何况，在诺坎普公司在努力下，卢某的工作薪酬待遇有着十倍地提升。（二）关于诺坎普公司未履行提供国内外青少年培训机会和平台，对足球运动的职业生涯提出规划方案与自行业务等合同义务的问题。卢某在恒大足球公司的薪酬待遇巨大提升，也体现出恒大足球公司对其重视程度的加大。重视程度加大，对卢某的培训力度及卢某的出赛机会也会比原来多很多。但卢某的球技以及卢某与队友、教练的相处方式存在诸多问题，诺坎普公司多次苦口婆心教导。卢某因自身原因，一直未能达到相关硬性标准，多次在出国培训遴选时落选。卢某一直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一味怪责诺坎普公司。（三）关于经纪费用支付时间、支付标准的问题。1.在诺坎普公司的努力下，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有了上述两份《工作合同》，卢某在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薪酬待遇是明确的。因此，诺坎普公司当然有权要求卢某按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合同约定总收入的10%支付经纪服务费。2.证据反映，2018年3月前的经纪费，卢某已在2018年2月一次性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经纪费，卢某是按月分期支付。从卢某已支付经纪费的事实来看，卢某已确认诺坎普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经纪行为。3.诺坎普公司根据《经纪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仅按最低标准要求卢某按10%比例支付经纪费用，完全符合合同约定。4.虽然《经纪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经纪费用的支付时间。但也并未约定卢某可以分期支付，因此，应当理解为一次性支付。当初完全是卢某单方面以资金不足为由，非得要分期支付。诺坎普公司担心卢某恶意拖欠款项，才不得不被动接受。对于一审判决结果，诺坎普公司实际是有异议的，但为了息事宁人，才没有提出上诉。对于2020年7月到2021年12月期间的经纪费用，如卢某不按时支付，诺坎普公司将另行起诉。恒大足球公司述称，（一）卢某与诺坎普公司之间的经纪合同争议结果不会对恒大足球公司产生义务。（二）恒大足球公司与卢某之间的工作合同不存在违规情形。（三）卢某与诺坎普公司之间对于争议合同属性、合同效力问题，需要进一步查明。诺坎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卢某向诺坎普公司支付经纪服务费27200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卢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9日，诺坎普公司（甲方）与卢某（乙方）签订《经纪合同》，对诺坎普公司作为卢某的足球运动事务独家经纪人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包括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纪服务费、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等。其中第四条约定：“在合约期内，甲方的权利及义务：一、代表乙方商讨及争取足球运动工作事务有关的最理想收益与条件；二、独家代理乙方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足球运动相关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接洽、安排、协商、同意、确认乙方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培训及工作合同；三、代表乙方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足球俱乐部商谈并确认国际、国内转会事宜；四、向乙方提供国内外青少年培训机会和平台，对其足球运动的职业生涯提出规划方案与咨询业务；五、在乙方结束足球运动员工作后，可以提供足球教练员或相关其他工作的培训与推荐服务；六、就乙方的公众形象、公共关系、足球运动才能的发挥与发展等向乙方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六、就乙方的公众形象、公共关系、足球运动才能的发挥与发展等向乙方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七、代表乙方接洽、商谈、确认商业赞助合同事宜，安排乙方进行商务活动；八、为乙方提供体能、营养咨询专项服务，提供个人身体专项强化训练服务；九、为乙方提供医疗咨询与康复训练服务；十、为乙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安排专职律师；十一、塑造乙方正面的个人形象，安排乙方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媒体关系服务；十二、为乙方提供个人税务与投资咨询服务；十三、甲方为更好地履行本合同之约定，可以视情况另行委托第三方代理甲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部分义务；十四、甲方有权免费使用乙方之姓名，简历及有关资料的录像等。但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隐私权及其他相关人身权利；十五、甲方在与乙方工作过程中如有必要向其透露甲方公司或第三方的商业秘密，应当明确告知乙方负有保密的义务，并向其表明违约的后果。”第六条约定：“经纪服务费。一、合约期内，就甲方为乙方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与此相关的合同签署服务，乙方同意支付给甲方与此相关的收入的至少10%（最多30%），如涉及签字费，经纪服务费按签字费的20%计算（具体比例及金额在此基础上仍可根据具体项目内容双方协商制作）作为甲方的经纪服务费。二、合约期内，因甲方为乙方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合同签署服务以外的商业事务等服务，乙方同意支付给甲方其在此项商业收入的35%作为甲方的经纪服务费。三、此项费用应在相关工作及商务合同签署后进行支付，在保证乙方个人收益的前提下，甲方有权对相关的支付方式及形式做出安排。四、上述经纪服务费已包含佣金以及服务过程中所需的各项成本。”第八条约定：“合同有效期。本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9日止（双方协商同意后，本合同可延至2021年2月19日）。”第十六条约定：“适用的法律。一、本合同的定义、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二、同时参照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因签订该合同时卢某未满18岁，卢某父亲作为监护人与卢某一起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诺坎普公司为卢某提供经纪服务，促成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于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15日签订《工作合同》2份，两份合同主要约定卢某成为恒大足球公司的球员。第一份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三年年薪分别为税后60万元、84万元、96万元；第二份合同约定有效期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年薪为税后96万元。每月5日发放上个月的薪资，每月发放标准为年薪的十二分之一。诺坎普公司与卢某签订的《经纪合同》于2019年2月19日期满后，双方没有续签该合同，卢某向诺坎普公司支付了《经纪合同》合约期内的经纪费，此后没有再支付经纪费。合约期内经纪费的具体支付方式是：2018年3月前的经纪费，诺坎普公司于2018年2月一次性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经纪费，卢某均是按月分期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经纪合同》到期终止后至《工作合同》终止前，卢某是否应当继续向诺坎普公司支付经纪服务费，该项争议涉及双方《经纪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的解释问题。涉案《经纪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合约期内，就甲方为乙方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与此相关的合同签署服务，乙方同意支付给甲方与此相关的收入的至少10%（最多30%）。”对于上述约定中“合约期内”所限定的对象，诺坎普公司与卢某双方有不同理解。诺坎普公司主张，“合约期内”限定的是，其提供合同签署服务的时间，即只要其在合约期内提供了合同签署服务，卢某就负有至少向其支付与此相关收入的10%的义务。卢某则主张，“合约期内”限定的是，其支付服务费的期间，即其只需在合约期内根据所得收入向诺坎普公司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据此，对上述约定的解释，可结合合同其他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根据《经纪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对合同的解释，可参照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上述双方关于合同约定内容的争议，可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进行解释。《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第三十条规定，“代理人和球员应在代理协议中约定代理费付款方式。如果球员及代理人决定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代理费，并且该代理人为球员所签订的工作合同期限长于球员与代理人之间所签的代理协议，那么代理人有权在与球员的代理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继续从该球员处获得代理费直到该球员与俱乐部的工作合同终止或解除。”本案中，双方前期存在分期支付服务费用的交易惯例，在诺坎普公司为卢某所签订的工作合同期限长于双方的《经纪合同》期限的情况下，诺坎普公司要求卢某在《经纪合同》到期终止后继续支付服务费，符合上述《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精神，具有职业足球领域的交易习惯基础。故诺坎普公司关于涉案《经纪合同》第六条解释的主张，更为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涉案《经纪合同》终止后，《工作合同》尚未终止，卢某仍可按月取得收入，诺坎普公司诉求卢某按工作报酬的10%（即每月8000元）支付2019年3月至2021年12月的经纪费，符合双方约定。然而，诺坎普公司要求卢某一次性全部支付经纪费，不符合双方实际分期履行的习惯，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有失公平。对此，一审法院调整为，对卢某已实际取得的工作收入（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的工作收入），由卢某一次性支付经纪费128000元；对于尚未实际取得的工作收入（2020年7月开始的工作收入），卢某可待取得实际收入后自觉支付相应的经纪服务费用。如卢某事后怠于履行，诺坎普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关于卢某抗辩诺坎普公司并未尽到《经纪合同》所约定的其他诸多职责事项一节。就《经纪合同》第六条关于经纪服务费支付条件的约定而言，并未涉及其他支付条件。诺坎普公司完成为卢某签订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的经纪服务，根据该条约定已取得要求卢某支付经纪服务费的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该项抗辩不予采纳。至于卢某关于涉案《工作合同》因中国足球协会对球员限薪而不应作为诺坎普公司主张经纪服务费依据的抗辩，该项抗辩并不能证实卢某根据涉案《工作合同》所取得收入的实际状况，故不足以对抗诺坎普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卢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诺坎普公司支付经纪费128000元；二、驳回诺坎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诺坎普公司负担2849元，由卢某负担2531元。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卢某向本院提交了其与恒大足球公司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28日的工作合同，该合同的有效期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合同期内第一年年薪为60000元，拟证明卢某在与诺坎普公司签订经纪合同之前，已经与恒大足球公司签约，不存在转会，诺坎普公司未提供任何转会相关的服务。诺坎普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转会只是诺坎普公司的义务之一，转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收入。该合同可以反映出诺坎普公司的努力。恒大足球公司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为：因各方对该合同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卢某是否需要向诺坎普公司支付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经纪服务费。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涉案《经纪合同》签订于2017年2月19日，当时卢某尚未满十八周岁，故其监护人亦在合同上签名确认。合同签订之后，根据双方陈述，卢某向诺坎普公司支付费用至2019年2月。此时卢某已年满十八周岁，但对《经纪合同》未提出任何异议，而是确认合同效力，并继续履行合同。经审查，该《经纪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违背公序良俗，应属合法有效。诺坎普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的款项属于经纪服务费。《经纪合同》第四条约定了诺坎普公司的职责，第六条约定了经纪服务费的计算方式。根据行业的交易习惯对合同进行整体解释，该经纪服务费应是诺坎普公司整体合同义务的对价，而不仅仅是转会服务的对价。如若不然，则卢某对诺坎普公司提供的除转会之外的其他经纪服务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同时，如诺坎普公司所述，转会成功与否，除受诺坎普公司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卢某自身条件以及俱乐部意愿等因素的影响，《经纪合同》第六条也并未约定只有转会成功才支付经纪服务费。事实上，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卢某已按月分期向诺坎普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证明其认可诺坎普公司的履约行为，在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卢某现又辩称诺坎普公司未履行转会、提供培训机会等合同义务，该主张明显与之前的付款行为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卢某在与诺坎普公司签订《经纪合同》后，卢某与恒大足球公司又重新签订了工作合同，卢某的年薪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应视为其已从诺坎普公司的经纪服务中享受了收益，卢某理应支付经纪服务费。虽然工作合同的期限长于《经纪合同》，《经纪合同》届满后卢某尚未取得全部薪水，但工作合同是在《经纪合同》有效期内签订的，且根据工作合同的约定，卢某可以从恒大足球公司取得的薪水是具体和确定的，一审判决参照行业习惯认定卢某在《经纪合同》届满后应当按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经纪服务费，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卢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上诉人卢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