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8民终7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思红，女，汉族，1967年8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慈利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汇军，男，汉族，1964年10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石门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溢，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景升，男，汉族，1944年7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慈利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思旦，男，土家族，1977年5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慈利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平，湖南溇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思霞，女，汉族，1969年10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慈利县。 原审第三人：李思锋，女，汉族，1975年2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慈利县。 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与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及原审第三人李思霞、李思锋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20）湘0821民初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12月2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易溢，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平，原审第三人李思霞、李思锋到庭参加诉讼。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的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20）湘0821民初86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与李景升、李思旦之间不是赠与合同，应改判为无名合同，参照有名合同执行，合同合法有效；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李思旦、李景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与李景升、李思旦之间签订的《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协议，是为了明确过渡期间的铁矿经营管理权、利润分配、费用承担等问题、防止纠纷矛盾产生而签订的，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已生效。自李丹铁矿厂筹办开始，上诉人李思红负责管理生产、矿厂开支、员工做工、发矿、拉材料，上诉人唐汇军负责监工。2005年3月14日，李丹铁矿厂变更企业法人后经营权并没有立即交给李思旦。协议缺乏赠予的意思表示，并非赠予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及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根据合同的三要素，结合涉案协议内容，均可认定涉案协议非赠予合同。如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约定的内容均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赠予协议。协议既涉及李丹铁矿厂的经营管理权、采矿权移交，又有关于李丹铁矿厂的分红，根据合同法的分类，该协议应属无名合同，不属于我国合同法分则列出的15种有名合同的其中之一。协议虽属无名合同，但协议内容不违背国家立法精神，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上诉人与李景升、李思旦之间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协议有效，在发生纠纷时，可参照与该合同最为类似或基本类似的有名合同规定处理。二、《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问题》是基于第一份协议而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李景升为了照顾两原审第三人的利益而签订的，此协议一式四份，四份协议的内容略有区别的原因系被上诉人李景升在协议签订过程中根据协议签订人的不同身份做的相应调整。《李丹铁矿分红情况》是一份由慈利县李丹铁矿厂出具的分红文件，本案当事人均在该份文件上签字，不能改变该文件的性质，更不能将该份文件认定为赠予协议。三、涉案协议不存在协议无效、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李景升、李思旦并未提供合同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且合同签订后，各方均已按照合同内容履行了涉案协议。涉案合同不存在协议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李景升、李思旦的撤销行为无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已生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起诉确认的协议属于无名合同并非赠予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已生效，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辩称，1.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无权确认协议效力问题，因为对方当事人不是合同主体；2.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与上诉人李景升之间没有合伙关系，李思红、唐汇军没有获得该财产的法律依据，系上诉人李景升无偿赠与给李思红、唐汇军，况且在另案中上诉人李景升当庭给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送达了撤销赠与通知，撤销了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合同因上诉人李景升的撤销行为而无效。综上，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李思霞述称，协议内容属于利润分配，不是赠与，其同意李思红和唐汇军的说法。 原审第三人李思锋述称：协议内容属于家庭财产利润分配，不是赠与，其同意李思红和唐汇军的说法。 上诉人李思旦、李景升的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如下》、《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李丹铁矿分布情况》无效，驳回李思红、唐汇军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李思红、唐汇军不是《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及《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两份协议签订的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思红、唐汇军无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李思红、唐汇军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007年的协议内容实际上没有执行，移交法人的协议只有上诉人唐汇军作为受益人签字，其他人没有在上面签字。二、李丹铁矿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本案赠与的财产系该企业的财产，故应将该企业作为诉讼主体，一审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三、李景升、李思旦签订《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及《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的原因是原审第三人为了不让上诉人李景升之妻袁玉兰得到上诉人李景升的财产，逼迫所为，并非李景升、李思旦的真实意思，故李思红、唐汇军与李思霞、李思锋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四、《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协议内容涉及到其它内容，属复合合同且与李思红、唐汇军与李思霞、李思锋无关，故其无权请求法院确认其效力。五、李思红、唐汇军曾依据以上协议以合伙纠纷为由主张债权，被人民法院驳回。在该案的审理中，李景升、李思旦已经向李思红、唐汇军与李思霞、李思锋送达了撤销赠与通知，撤销了以上所有协议中关于赠与的内容，在本案询问之前，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又给，李思红、唐汇军送达了撤销赠与的通知则以上协议中关于赠与的内容因被撤销而致合同效力终止，故李思红、唐汇军请求确认的合同已经失去效力，一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错误，故请求二审支持李景升、李思旦的诉请。 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辩称，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已经实际履行。李景升、李思旦双方根据合同约定变更了法人关系，合同一开始就有效，没有欺诈行为，不属于合同无效。这份合同缺乏赠与表示，三份协议没有任何一份标题或者内容表示是赠与，缺乏赠与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撤销。李思红、唐汇军参与了铁矿厂的经营管理，李思红、唐汇军在铁矿上班期间是固定工资，属于分红，其中有一份协议盖了铁矿厂的章。 原审第三人李思霞述称，大家是一起经营管理铁矿厂的，李思霞老公自2005年12月份开始上班，直到14年铁矿开挖完毕，在厂里管理了八年。李思霞、李思红、唐汇军也一直管理到2014年底，直到铁矿未经营才没有进行管理，铁矿是大家的，不属于赠与，是家庭分红利息。 原审第三人李思锋述称，铁矿厂经营期间李思锋出了劳动工具，只是给李思锋补点油钱，铁矿并不属于李思旦，是属于大家的，李思旦并没有投入多少钱，是李景升投入的，大家一起经营的。 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及利益分配补充协议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景升系李思红、李思旦、李思霞、李思锋之父，李思红与唐汇军系夫妻关系。2005年6月28日，李景升与李思旦签订《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协议，协议约定：“一、二〇〇五年二月一日，原法人代表李景升及采矿权全部移交给儿子李思旦；二、经双方商定原法人代表李景升开采三年，从二〇〇五年二月一日至二〇〇八年二月一日止，在开采期间，如发生不可抗力的因素，按停产的实际时间延伸，在这三年里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由原法人李景升承担，三年后由现法人李思旦承担。三、二〇〇五年二月一日前所欠债务和移办安全证及二〇〇五年的年检费，全部由现任法人代表承付。四、二〇〇五年二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五个月），每月付给儿子李思旦2500元，共计12500元，同时付给唐汇军、李思红两人工资每月2000元，共计10000元，合计22500元都由父亲李景升承付；五、从二〇〇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二〇〇八年二月一日止，所开采的矿石（粉矿不计算）应由父亲李景升承付工资，无经济价值不算分成。1﹟每吨壹拾叁元，其中李思旦拾元，李思红、唐汇军叁元；2﹟每吨捌元，其中李思旦伍元，李思红、唐汇军叁元……六、原法人代表李景升开采期止，唐汇军、李思红继续按1﹟叁元、2﹟叁元计算，（粉矿不计算）矿开完为止，并不承担一切责任。但父亲在有生之年按每吨肆元每月享受分成，（无经济价值不计算分成）。铁矿出让时唐汇军、李思红享受20%，但父亲李景升在有生之年同样享受20%……七、责任及义务。法人代表（李思旦）必须主动与各主管部门联系及换证，保证正常开采销售，费用由父亲李景升承担，资源补偿费、国土使用费、资源权价款、工商、税务、电力、公安、林业、交通、安全、当地土地补偿等费用，在叁年里按实际由父亲李景升承担，叁年后由现法人李思旦承担。八、……儿子李思旦、女儿李思红每个月按工资报表吨位数结算……”受益人唐汇军、袁玉兰，见证人袁某、卓某等在该协议上签字。后李景升为照顾其他两个女儿即李思霞、李思锋的利益，2007年2月20日，又签订了《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问题》，约定了李思霞、李思锋、李思红对李丹铁矿厂的分成比例，及李思霞、李思锋承担风险损失总数的百分之五，李景升在该协议签字并声明“本协议款项全属父亲财产，移交给李思旦执行，如果不按协议执行，实行不法手段，本协议废除无效”。同日，李思旦也在该协议上签字声明“同意父亲李景升遗留的财产来给姐姐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协议来分成”。该份协议一式四份，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均手存一份。由于铁矿价格上涨，2010年2月25日，李景升、李思旦、唐汇军、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又签订了《李丹铁矿分红情况》，对李思红、唐汇军、李思霞、李思锋分红情况进行了调整，李景升、李思旦、唐汇军、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均签字认可。按照2005年6月28日李景升与李思旦等人签订的协议，李景升实际经营李丹铁矿至2008年10月止。2008年10月以后，李丹铁矿的经营、管理完全由李思旦接管，李思旦亦按照前述签订的各项协议约定给李思红及李思霞、李思锋分成至2013年，李思霞、李思锋实际并未承担风险。2014年，李丹铁矿被依法强制关闭。其中，李思红与李思旦在结算2008年至2009年底分红款时，由于李思旦没有及时支付，2010年10月24日，由李思旦给李思红、唐汇军立下欠据，载明李思旦欠李思红人民币58万元。立下欠据后，李思旦于2014年3月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给李思红支付了20万元，余下38万元未付。2019年7月9日，李思红以与李思旦之间存在合伙协议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思旦偿还欠款38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应计利息。2019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以李思红与李思旦之间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为由，驳回了李思红的诉讼请求。2020年3月10日，本院维持一审判决。另查明，慈利县李丹铁矿厂注册成立于2004年8月13日，系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于2005年3月14日由李景升变更为李思旦，投资人登记为李思旦。2014年10月24日因决议解散注销登记。慈利县李旦矿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4年5月5日，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为李思旦。2001年10月12日颁发的4308000110048号《采矿许可证》载明慈利县李丹铁矿采矿权人为李景升；2005年2月1日颁发的4300000524108号《采矿许可证》载明慈利县李丹铁矿采矿权人为李思旦；2006年6月20日颁发的4300000624111号《采矿许可证》载明慈利县李丹铁矿采矿权人为李思旦；2014年9月25日颁发的Ｃ4300002010122120098022号《采矿许可证》载明的慈利县李丹铁矿采矿权人为慈利县李旦矿业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案涉《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李丹铁矿分红情况》属何种性质的合同？从《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约定内容及慈利县李丹铁矿厂工商登记信息、《采矿许可证》变更情况来看，李景升自愿将慈利县李丹铁矿厂投资人身份及李丹铁矿采矿权转让给李思旦，规定了责任义务的承担，并已办理完毕公示登记，属企业投资人权益及采矿权转让合同。另唐汇军在《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上以受益人名义签字，还约定除给李思红、唐汇军计付工资外，另将矿石以每吨不等价格分成给李思红、唐汇军，且不承担一切责任，综合《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李丹铁矿分红情况》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能够认定李思红、唐汇军、李思霞、李思锋从慈利县李丹铁矿厂获得的“分红”，实质上是李景升、李思旦从慈利县李丹铁矿厂所产生的利润中按比例对李思红、唐汇军、李思霞、李思锋的无偿赠与。理由一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否定李思红与李思旦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李思红、唐汇军、李思霞、李思锋在慈利县李丹铁矿厂经营期间既没有投入资金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不存在利润分配的问题；二为当事人之间系父子、父女关系，基于家庭亲密关系，李景升作为父亲将其所有的铁矿厂转让给儿子李思旦，考虑到对其他女儿的照顾，将利润按比例无偿分成给三个女儿，符合中华民族传统家庭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接受赠与的合同”，可以认定李景升、李思旦与唐汇军、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之间成立了赠与合同。李景升、李思旦辩称对赠与合同行使了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效力确认纠纷，李景升、李思旦对按合同未履行部分行使任意撤销，该撤销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属于任意撤销的限制情形，均不宜在本案中作出评判，一审法院仅对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予以确认，故对李景升、李思旦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景升与李思旦在《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中成立了企业投资人权益及采矿权转让合同，李景升、李思旦与李思红、唐汇军、李思霞、李思锋在《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李丹铁矿分红情况》中成立了赠与合同，上述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各方当事人均按合同履行了大部分义务，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李思红、唐汇军、李景升、李思旦、李思霞、李思锋达成的《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2005年6月28日）、《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2007年2月20日）以及《李丹铁矿分红情况》（2010年2月25日）合法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景升、李思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一份证据：慈利县公证处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的（2020）湘张慈证字第1370号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在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起诉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给付款项的案件中，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当庭向李思红、唐汇军送达了撤销赠与通知，现就之前的撤销赠与合同再次送达。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的质证意见为：没有签收的记录等证据证明已向李思红、唐汇军送达，只能证明李景升、李思旦书写了这份文件。原审第三人李思霞、李思锋的质证意见均为：没有收到该份公证书。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提交的公证书真实合法，但与本案审理的确认之诉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一、案涉三份协议是否系赠与合同；二、案涉三份协议是否是有效合同。 一、案涉三份协议是否系赠与合同。2019年7月9日，李思红以合伙协议纠纷诉李思旦偿还欠款38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应计利息，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后作出驳回李思红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后李思红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20）湘08民终70号民事判决，认定李思红与李思旦之间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驳回了李思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在裁判理由中认定李思红在慈利县李丹铁矿厂经营期间没有投入资金，亦不承担经营风险。该判决现已生效。另，《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约定除给李思红、唐汇军计付工资外，另将矿石（粉矿不计算）以每吨不等价格分成给李思红和唐汇军，且李思红和唐汇军不承担一切责任，同时唐汇军在《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上签字的名义为受益人。在《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中也约定李思红从2008年2月每吨伍元分成，在《李丹铁矿分红情况》中也约定了李思红、唐汇军的分红标准。本院认为，因在（2020）湘08民终70号一案中，已确认李思红没有向慈利县李丹铁矿厂投入资金，则李思红、唐汇军除劳动所得的工资之外没有获取慈利县李丹铁矿厂分红的依据，慈利县李丹铁矿厂的收益应当按其企业规定进行分配。同时李景升认可是为了照顾其他两个女儿即原审第三人李思霞、李思锋的利益才签订的《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利润分配问题》。综上，结合本案当事人之间系父子、父女等特殊亲密关系，案涉三份协议中拟定了相关的赠与条款，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李景升、李思旦与李思红、唐汇军之间存在赠与法律关系。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故李思红、唐汇军在慈利县李丹铁矿厂工作与赠与法律关系的成立并不冲突。 二、案涉三份协议是否是有效合同。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即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协议商定于下》及利润分配补充协议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符合上述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时，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李景升、李思旦主张其签订《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及《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的原因是原审第三人为了不让上诉人李景升之妻袁玉兰得到上诉人李景升的财产，逼迫所为，并非李景升、李思旦的真实意思。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现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主张因受逼迫签订协议，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逼迫行为以及损害了国家利益等事实。故当事人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三份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中的情形之一。综上，案涉三份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各方当事人均按合同履行了大部分义务，该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各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 关于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主张李思红、唐汇军不是《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及《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两份协议签订的主体，故李思红、唐汇军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同时《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中存在与李思霞、李思锋无关的其它内容，李思红、唐汇军无权请求法院确认其效力。本院认为，唐汇军在《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中作为受益人签字，《移交法人代表及采矿权归属商定于下》及《李丹铁矿经营期间与李思红、李思霞、李思锋》两份协议中均约定了李景升、李思旦需要向李思红或者唐汇军履行的义务，且唐汇军、李思红在本案审理中认可协议约定的内容，同时李思红与唐汇军系夫妻关系，故李思红与唐汇军对因本案确认合同有效之诉确定的相关权益享有相应的权利，故其系适格主体。关于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主张慈利县李丹铁矿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本案赠与的财产系该企业的财产，故应将该企业作为诉讼主体，一审漏列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赠与的财产在本案中可追索的来源系慈利县李丹铁矿厂的收益，但根据协议中各方的意思表示，赠与的财产实际系李景升与李思旦自慈利县李丹铁矿厂的收益中应所获利润，并非直接从慈利县李丹铁矿厂的收益中进行赠与。 另，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主张其已作出撤销赠与通知，并已送达，协议中关于赠与的内容因被撤销而效力终止。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效力确认纠纷，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对赠与的撤销权的行使不是本案审理范畴。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与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思红、唐汇军共同负担40元，由上诉人李景升、李思旦共同负担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燕 审判员 钟以祥 审判员 黄勇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田慧 书记员覃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