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551344883。负责人：夏学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旺，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生，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华情，男，197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沙洋县人，住沙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华，湖北希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武汉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华情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2020）鄂082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8日对双方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财保武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旺，被上诉人陈华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华到庭参加询问。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财保武汉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华情起诉或者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事故发生时的车辆所有权人系沙洋县华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情公司），而非陈华情个人，因此陈华情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二、华情公司非因合并注销，其注销后无承继者，其权利义务归于消灭，陈华情主张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陈华情提出其系华情公司唯一股东，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因而有权请求赔偿，该主张与公司法明显相违背。公司法上法人人格混同的法律后果系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非公司的债权归股东享有。四、伴随案涉事故的发生，保险之债即已产生且归华情公司所有，后案涉车辆虽变更登记至陈华情名下，但已产生的债权并不当然随之发生变更。本案中陈华情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华情公司已向其转让案涉债权，因此其非债权人。五、陈华情提出事故后其支付了修车费等费用，因此有权请求赔偿不能成立。陈华情提交的四份证明其支付相应款项的证据均不能成立，即便确实由其个人支付，也不能主张赔偿。1、金额为51326.5元的修理费发票名称为华情公司而非陈华情，且发票载明出票时间在华情公司注销前。同时在无司法鉴定或保险公司定损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修理费金额不能直接等同于本起事故车辆的损失。2、金额为4620元的修理费发票名称为“鄂Ｈ×××**”，陈华情未提交相应转账记录，无法核实付款方为陈华情。同样在无司法鉴定或保险公司定损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第三者车修理费金额不能直接等同于本起事故中第三者车的修理费损失。3、转货费收条写明收到款项来自车主“王京贵”，该收条系白条，且收款人“蒋师傅”的名字不详，该项支出的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无法得到证明。4、陈华情未就施救费提交正规发票，且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收据加盖的印章完全无法辨认，对其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定。同时也无法证明该施救费已经发生且支付完毕，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合理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疑问。5、即便陈华情确曾垫付相关款项，因陈华情系华情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系职务行为。其次，陈华情的行为至多只能被理解为代理行为，其因此也无权取代华情公司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六、一审法院以所谓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认定陈华情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且依法取得债权请求权，适用法律不当。七、华情公司注销时的清算材料《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中“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项已被勾选，且《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记载公司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陈华情在承诺书上签字且加盖华情公司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原经济庭于2000年7月11日庭务会“关于企业歇业、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主体的法律责任问题”的讨论意见，清算主体关于“企业的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的承诺具有对公承诺的性质，对公允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法院可以根据该允诺进行裁判。八、我国公司法规定清算主体非正常清算的法律后果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系因清算主体的过错产生的对外责任，并非将注销的公司与清算主体视为等同，从清算主体因过错产生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得出清算主体可以直接获得被清算法人相应债权的结论，一审法院推论缺乏法律依据。陈华情答辩称，其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股东对于公司经营成果享有收益权，公司解散后则负有清算责任。公司注销后尚未处理的债权，公司股东根据民法权利继承原则，股东可成为权利主体。虽然公司注销后，法人人格已经消灭，但公司的债权不因主体的消灭而消灭。陈华情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可以债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华情向一审法律起诉请求：一、判令财保武汉分公司赔付陈华情经济损失67796.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财保武汉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6月28日，蔡绍兵驾驶鄂Ｈ×××**号“陕汽”牌重型自卸货车，从荆门市往监利县新沟镇方向行驶，12时30分许，行驶至234国道（原荆新线）1865Km+100m潜江市熊口镇庆丰村2组路段时，撞在前方同向曾德富因故障停于道路上的鄂Ｎ×××**号“北京”牌自卸低速货车尾部，致使位于该车前部的曾德富当场死亡，蔡绍兵所驾车辆继续向左前方行驶时与王京贵驾驶的鄂Ｈ×××**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右侧前部发生刮擦，导致三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同年7月5日，此事故经潜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蔡绍兵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曾德富、王京贵不承担责任。同时查明，沙洋凯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为鄂Ｈ×××**号车在财保武汉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强险、不计免赔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均自2018年3月25日0时起至2019年3月24日24时止）。事故发生时，鄂Ｈ×××**号重型自卸货车所有人为华情公司，2018年11月20日，该车所有人变更为陈华情，号牌号码变更为鄂Ｈ×××**。华情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华情，该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在沙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登记。陈华情的经济损失为：支付鄂Ｈ×××**号车维修费49995元、施救费5400元，支付鄂Ｈ×××**号车维修费4617.50元、施救费150元。合计60162.50元。一审法院认为，财保武汉分公司作为鄂Ｈ×××**号重型自卸货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的承保主体，理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陈华情因交通事故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对陈华情要求财保武汉分公司给付赔偿款67796.5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60162.50元。即由财保武汉分公司在其为鄂Ｈ×××**号重型自卸货车承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向陈华情支付赔偿款60162.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其为鄂Ｈ×××**号重型自卸货车承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赔偿陈华情60162.50元；二、驳回陈华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8元，由陈华情负担4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负担700元。二审中，财保武汉分公司对一审认定陈华情支付鄂Ｈ×××**号车的维修费49995元及施救费5400元有异议，其认为陈华情提交的车辆修理费票据记载的购买人为华情公司，并非陈华情，开票时间为2018年12月在华情公司注销之前，且销售方为凯达公司并非修理厂，发票内容是销货并非修理费。施救费则只有收据，没有正式发票。针对上述异议，陈华情解释称，1、凯达公司比较大，下设有修理厂；2、施救公司是交警指定的，陈华情付款后施救公司出具了两份加盖公章的收据，上面记载有数额及事由，陈华情认为已经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就没有索要发票。对该两项费用，经审查，1、对于维修费，陈华情提交了发票和修车费用明细结算单，发票记载总费用为51326.50元，明细结算单的金额与之相符，一审法院自该金额中去除自费项目，认定维修费金额为49995元。因发票和结算单并非付款的直接证据，因此该两项证据可证明维修费的金额，但不能证明由陈华情付款。至于发票记载销售方为凯达公司，一审时陈华情已作出解释，二审财保武汉分公司虽再次提出异议，但其仍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华情所述不属实，考虑到财保武汉分公司对产生维修费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认定维修费为49995元，并无错误。2、对于施救费，陈华情对没有发票的原因作出了解释，且一审法院已对该情形作出考虑并因此仅对陈华情主张的施救费的50%予以支持，在财保武汉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施救费金额低于5400元的情形下，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施救费金额可予以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鄂Ｈ×××**号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支付维修费49995元、施救费5400元并无不当，但将该费用的支出直接作为陈华情的损失予以认定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陈华情是否可作为案涉保险的债权人主张赔偿。鄂Ｈ×××**号车在财保武汉分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后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时的车辆所有权人系华情公司，由此，华情公司有权就其损失向财保武汉分公司请求赔偿。然而在行使赔偿请求权之前，华情公司即已注销。财保武汉分公司因此提出，华情公司享有的权利因其注销而归于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因此，法人注销时消灭的是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非已经产生的权利。又因，华情公司对财保武汉分公司享有的保险金赔偿请求权，相对于财保武汉分公司而言系一项债务。对于债的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据该条规定，法人注销也并非债的消灭原因。据上，华情公司虽因注销而终止，但其注销前享有的权利并不因此而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依据该款，股东对于公司的剩余财产享有分配权。案涉保险金请求权属华情公司所有的债权，且在公司注销后仍然存在，应系公司剩余财产。依据上述规定，陈华情作为华情公司唯一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享有分配权，其因此可向财保武汉分公司主张保险金的赔付。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俊审判员 马晶晶审判员 王小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孙亚芬书记员刘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