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臧奉行，男，197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贾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折名，徐州市贾汪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彤，臧奉行、余玲之子，汉族，1994年8月22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玲，女，196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折名，徐州市贾汪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彤，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锐，男，197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臧奉行、余玲因与被上诉人余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5民初4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臧奉行、余玲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转给案外人王永、陈琳、王峰、张成龙、石动合计92.5万元系余锐借款，上述款项是余锐指定的收款账户。2019年1月6日庭审中，余锐陈述上述案外人直接偿还余锐52.5万元，还有王峰30万元和石动10万元没给，该二人尚欠余锐10万元，其他人已经偿还完毕。从上述陈述可知，余锐收到52.5万元还款，加上王峰30万元和石动10万元，正好是92.5万元，能够证明92.5万元是余锐借款。二、2020年4月28日庭审中，余锐陈述2019年的结算单包括臧奉行未被羁押之前的款项，还有从余玲处的借款。余锐还陈述本来想独自承担欠款，但现在没有还款能力了。上述陈述亦可以证明是余锐借款。三、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录音中，余锐也认可借上诉人钱对外放贷，借款包含利息。余锐辩称：一审已经查明系余玲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涉案款项均不构成借贷关系，结算单只是余玲单独向余锐进行结算，涉及的是所有款项的结算，没有具体区分余锐应当承担的金额，不能证明余锐应当对涉案款项承担责任。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余锐对外放贷或者约定了借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臧奉行、余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锐偿还借款146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余锐承担。事实和理由：臧奉行、余玲系夫妻关系，余锐是余玲的弟弟。余锐自2010年起至2015后陆续向臧奉行、余玲借款146万元，因系近亲，故没有书写借条，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因余锐欠钱不还，臧奉行、余玲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臧奉行、余玲原系夫妻关系，余玲与余锐系姐弟关系。2010年11月7日至2015年1月30日，臧奉行通过其本人或案外人周美芹账户分别向余锐及案外人陈琳、王峰、张成龙、石动出借款项15笔，金额146万元，其中转入余锐银行账户8笔53.5万元，转入案外人银行账户7笔92.5万元；对于上述款项，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亦无相关借条、收条。臧奉行、余玲以转给案外人的款项也是按照余锐的要求及指定的账户转入的，涉案所有款项均是余锐所借为由，要求余锐偿还借款146万元及利息，余锐则主张其只是臧奉行、余玲出借款项的介绍人，双方没有借款合同关系，转入余锐账户的款项也非其所借，涉案款项与其无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月至2018年2月，余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陆续向臧奉行、余玲支付19.2万元，2019年6月，余锐用金项链一条向余玲抵付5万元，合计24.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臧奉行、余玲仅提供了相关转账记录，但未提供任何债权凭证，尤其是转给案外人的92.5万元，臧奉行、余玲主张系按余锐要求所转，但未能提相关证据；转给案外人的92.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不能认定该款是余锐所借；至于转入余锐账户的53.5万元，余锐虽然辩称其不是借款人，而只是介绍人，但其在庭审中又自认上述款项是借款，并承诺由其偿还，故该53.5万元应认定为余锐借款。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余锐已偿还24.2万元，对下欠的29.3万元仍应偿还，由于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故应认定为偿还本金。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余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臧奉行、余玲偿还借款29.3万元；二、驳回臧奉行、余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940元，由臧奉行、余玲承担18340元，余锐承担4600元。二审期间臧奉行、余玲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余锐与余玲的短信记录，内容为让余玲将款项转给案外人石动，拟证明是余锐指定账户让余玲转款；二、臧彤与案外人石动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石动已将借款偿还给余锐。余锐经质证，对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只是作为介绍人告知余玲借款人的银行账户，不能证明是余锐指令余玲转款；对通话录音真实性无法判断，通话相对方并未表明身份，只是在不停谩骂，通话内容与涉案款项无关。本院认为，短信记录只能证明余锐将案外人的账户信息发给余玲，不能证明是余锐指令余玲转款；通话录音的相对方身份不明，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余锐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余锐一审中提交其与余玲2019年6月16日形成的结算单一张，该结算单载明主要内容为：2019年2月4日还姐5000元，支付宝中国银行；已还了103000元，还剩697000元。2019年6月16日还钱7000元，还剩690000元未还。余玲在上述内容下方签字确认，并注明日期为2019年6月16日。同时，在上述内容的下方，还载明如下内容：余锐的黄金项链（119.42克）以5万元整抵给余玲。余玲在上述内容下方书写“余玲同意”另查明，就该结算单的形成过程，余锐陈述因为借款人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其就和余玲把款项全部对了一下，形成了涉案结算单。涉案款项中的大部分已经偿还过了，剩余款项就是结算单中确认的64万元，包含王峰的30万元、石动的10万元、余大青的15万元、范云长的5万元。余玲则陈述都是余锐计算的，他算出来多少就是多少。本院认为：虽然余锐主张臧奉行、余玲转给案外人的92.5万元并非其本人借款，而是案外人的借款，但余锐、余玲在2019年6月16日的结算单中已将包括上述款项在内的双方所有往来进行结算，余锐认可截至当日，尚欠余玲690000元，余玲签字确认；同时，在上述结算内容下方，余玲还签字认可余锐另用黄金项链抵偿5万元。因此，在现有证据不能推翻该结算单效力的情况下，出具该单据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单据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本院依法认定截至2019年6月16日，余锐尚欠臧奉行、余玲64万元。另外，因结算单中并未约定利息，故应视为双方结算后不再计息，臧奉行、余玲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率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但余锐至今不偿还确认欠付的64万元款项必然给臧奉行、余玲造成资金被占用的损失，结合一审受理案件的日期，参照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依法认定余锐应支付臧奉行、余玲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以6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即2019年12月4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对欠款金额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5民初49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臧奉行、余玲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5民初49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余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臧奉行、余玲偿还借款29.3万元”为“余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臧奉行、余玲偿还借款64万元及利息（以6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臧奉行、余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9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940元，由臧奉行、余玲负担13764元，由余锐负担91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臧奉行、余玲负担10764元，由余锐负担71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峰审判员 谢立华审判员 孟文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