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吉06民终7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男，1985年6月10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庆利，吉林修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抚松县公路管理段。住所地：吉林省抚松县。   法定代表人：姜清祥，系段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来国，吉林连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松县新城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参乡路。   法定代表人：李玉良，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滔，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李成、上诉人抚松县公路管理段（以下简称公路段）因与被上诉人抚松县新城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市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19）吉0621民初2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路段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公路段与李成于2012年5月7日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解除。事实与理由：公路段解除双方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符合法律规定。2012年5月7日，公路段与李成签订《绿化植树合同书》约定：在地形、地物允许路段，路基两侧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云杉、杨树等乔木。李成在植树期间应按公路段总体规划结合公路沿线环境选择树种，且按标准株距栽植，成活率当年达95%以上；当年种植树木应及时上报抚松县公路管理段路政管理科，经路政部门验收确认后予以建档建册，明确树木权属。按合同上述约定，李成没有在合同签订后的合理时间内栽植树木，而在实际栽植过程中，是将云杉树苗栽植在路间上，且未按合同约定上报路政部门验收、建档。李成的栽植树木行为，严重影响了乡村公路建设总体规划，已构成违约，为此，公路段特依据《合同法》第94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之规定，通知李成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合同法定解除条件，应依法改判公路段与李成解除双方于2012年5月7日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   李成辩称，公路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合同未约定单方解除合同条款，也就是说该合同不能单方解除。所谓公路用地包括路面、路肩、路基、边沟及边沟外一米范围，合同约定栽植树木是在公路用地内，据前述可知，即便栽在路肩上也不违反合同约定。李成在植树完毕后及时进行了上报，至于公路段没有建档立卡，那是抚松县公路管理段内部管理行为，与李成无关。   新城市政公司辩称，没有答辩意见。   李成上诉请求：依法判决公路段工程解除合同违法，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依法判决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连带赔偿李成林木款188160元。事实与理由：李成依约在公路两侧予以植树，并经现场勘察予以确认有树木的存在。如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认为数量有问题，又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李成履行植树义务符合公路段的要求，既间距1.5米至2米。公路段也承认了该路段修设了几处会车点，也例出了毁坏米数和被毁坏树苗的数量，这足以证明毁坏树苗的事实。李成在原审中举证承包合同、现场照片及与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相关领导索赔的通话录音，证明李成确已履行合同并按合同要求进行植树，发现被毁的及时沟通索赔，已完成举证责任，通过证据予以计算，足以得出被毁数量。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认为毁坏的数量不足，其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此其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李成证据不充分，承担不利后果错误。   公路段辩称，一审法院对赔偿损失部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对判决第二项予以维持。   新城市政公司辩称，没有答辩意见。   李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公路段解除与李成签订的《乡道YO11泉阳林场至江东线农村公路11公里两侧绿化植树合同书》违法，双方继续履行2012年5月7日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2.判决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连带赔偿李成被毁坏林木款188160元（5600米÷1.5米×2侧×3.6元/株×7年=188160元）；3.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7日，公路段（甲方）与李成（乙方）签订《绿化植树合同书》载明，为了提高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质量，保护沿线环境，方便群众出行，提供舒适、安全的行车条件，根据抚松县农村公路养护改革方案，在地形、地物允许路段，路基两侧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云杉、杨树等乔木公路绿地植树，本着公路绿化地谁种植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提倡乡镇、集体、个人种树绿化公路沿线，促进和改善农村公路面貌，逐步实现“畅、洁、绿、美”的目的。经甲乙双方协商，特制定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约定甲方将YO12220621泉阳林场至江东线农村公路KO+000--K11+000计11公里乡道公路两侧绿地植树承包给乙方。承包时间2012年2月5日到2062年5月7日止50年，期满甲方收回承包植树权；乙方在植树期间应按甲方总体规划结合公路沿线环境选择树种，种植标准要求株距在1.5米一2米为宜，种植质量为优良，成活率当年在95%以上，保有率在90%以上。注意事项，乙方当年种植树木应及时报甲方路政管理科，经路政部门验收确认后予以建档建册，明确树木权属归乙方，该树木成材后需采伐更新时，由甲方路政部门负责协调公路绿化树报批等手续，便于及时更新；该绿化树采伐更新时，甲方收取采伐树木总价值的3%做为公路用地占用补偿费；遇有公路改扩建或其它部门因需要占用该段树木时，甲方出具相关证明，证明权属归乙方，确保乙方和利益不受损失等内容。甲方“抚松县公路管理段”（公章）“姜清祥”（签字），乙方“李成”（签字）乡镇人民政府“抚松县泉阳镇人民政府”（公章）。2011年4月1日，公路段与案外人于清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除了承包人、承包地点、承包时间外，其他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完全一致。2019年11月4日，公路段向李成发出《关于解除乡道YO11泉阳林场至江东农村公路11公里两侧绿化植树合同书的决定》的通知载明“李成，经公路段相关人员实地调查，你将云杉等树苗种植在公路路肩上，而不是种在路基两侧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违反了‘在路基两侧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树木’的强制性约定。并调查两村村民了解你于2017年、2018年两次在该路段路肩内种植和补植树苗，根本未通知我段路政科，路政科未验收未建档建册，且种植在不允许的路肩上，属自行种植。我段对李成的上述非法种植行为不予认可。由于你违反了上述合同规定和要求，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解除公路段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等内容。2019年8月22日，抚松县公路管理处（发包方）与新城市政公司（承包方）签订《2019年农村公路畅返不畅项目泉阳至错草村工程合同》约定，项目位于泉阳镇境内，里程4.75公里，路面宽度4.5米，公路等级为四级，设计速度为20km/h,工期365日。合同签订后，因树木是否被毁坏而发生争执，除部分路段未培路肩外，新城市政公司已基本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施工任务。2019年9月16日，李成在案涉公路上因其承包所栽树木是否被毁坏一事与施工人员发生争执。后李成多次找交通局的相关领导进行反映，但始终未得到答复。另查明，经现场勘验，选取李成承包未被施工约45m路段，发现经实测公路两侧均在路肩上栽种了云杉树苗，树苗间距为1.8m、3.5m、1.6m、1.4m、3.1m、3m、1.5m、1.4m、6.1m、14m、1.5m、1.4m、2.1m、3.2m、18m、1.6m、2.2m、2m、1.6m、5m、7m、5.5m、2m、3.1m、5.8m、12m不等；泉阳镇错草村约1公里公路两侧未栽植云杉等树木；在新城市政公司已施工完的约1.5公里公路两侧路肩以外只发现11棵云杉树苗。该路段需要加高的路面上均为在原灰色的路基的基础上铺设的一层黑绿色的安山岩后作为路基，层次分明，宽度也未超出原路基；不需要加高的个别路段路面上直接在原水泥路基础上铺设的柏油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公路段解除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是否违法，应否继续履行该合同；2.李成请求赔偿其被毁坏林木款188160元，是否予以支持。1.关于公路段解除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是否违法，应否继续履行该合同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公路段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合法有效。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民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双方并不存在协商一致条件成就时可以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李成明确表示不履行主债务，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等情形，故双方并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理由。公路段与李成于2012年5月7日签订的合同是50年，其作为管理方就应当指导李成按照合同的约定栽植树木，每年定期或不定期督导检查李成所栽植树木是否符合合同的约定，以此予以验收并建档建册。至于李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将树木栽植路肩以外等义务，公路段可以要求李成进行整改致其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但不能以此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综上，公路段解除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违法，双方应继续履行该合同。2.关于李成请求赔偿其被毁坏林木款188160元，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李成请求赔偿其被毁环林木款188160元，是以“5600米÷1.5米×2侧×3.6元/株×7年=188160元”为计算依据的，即在其承包的11公理范围内5.6公理施工路段，公路两侧按树距1.5米，人工幼苗（幼树）每株每年生3.6元计算的。只有在李成全面履行了《绿化植树合同书》约定的义务后，上述请求才合情合理，才应得到支持。但经现场勘验，只选取了李成所承包约45m路段就发现其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株距在1.5米一2米完全履行义务；在其承包范围内的泉阳镇错草村约1公里公路两侧也未履行栽树义务。又选取在新城市政公司已施工完的约1.5公里路段，新城市政公司施工路段的路基是在原灰色的路基的基础上铺设的一层黑绿色的安山岩后作为路基的，层次分明，在路基的两侧只发现了11棵云杉树苗，现场可以直观判断该路段两侧未再有其他栽植的树木。综上，在合同书签订后，李成并未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栽植树木的相关义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栽植云杉7466株，株距之间均为1.5米，每株树龄均为7年的事实，其以“5600米÷1.5米×2侧×3.6元/株×7年=188160元”为依据主张权利，请求依据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对李成请求赔偿被毁坏林木款18816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公路段、新城市政公司不同意赔偿188160元的抗辩，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抚松县公路管理段于2019年11月4日通知原告李成解除双方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违法，双方应继续履行该合同；二、驳回原告李成要求被告抚松县公路管理段、抚松县新城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其被毁坏林木款18816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64元，减半收取计2032元，由原告李成负担1016元，被告抚松县公路管理段负担1016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李成撤回第一项上诉请求，即判令公路段继续履行合同。庭审中，李成提交毁坏林木现场录像光盘一份，证明一审后公路段、新城市政公司继续进行道路施工致使李成栽植的树木进一步遭到毁坏。公路段质证为，对其录像证明问题不予认可，主张其不是建筑主体，从未发包过农村公路的建设施工，目前施工方也不是新城市政公司，是谁在施工不清楚，并且该录像内容也不能证明路肩存在树木及被损坏的情况。新城市政公司质证认为，其公司今年没有施工，对李成提交的证据有异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院对李成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李成提交的录像内容不能证明该路段存在树木及被损坏的具体情况，亦不能证明是因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进行道路施工导致其栽植树木被毁坏的数量，本院对于李成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李成未按合同约定将树木栽植在约定位置上时，公路段作为管理方应及时下达整改通知，督促和指导李成完成合同预定义务。由于公路段未提供曾向李成下达过整改通知及李成拒绝整改的证据，且李成未按约定位置栽植树木的行为不能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事由。同时，公路段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中亦未明确约定解除条款，故公路段解除与李成签订的《绿化种植合同书》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公路段解除与李成签订的《绿化植树合同书》违法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李成没有提供其所栽植的树木损毁系由公路段发包给新城市政公司所致或是由公路段造成的证据，其要求公路段和新城市政公司连带赔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李成请求赔偿其被毁坏林木款数额问题。李成未提供其栽种树木后已按合同约定向公路段申请建档建册的证据，且经现场勘查李成所栽种的树木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距离栽种，致使李成栽种树木的数量无法确定，新城市政公司施工路段是否有树木及数量亦无法确定，故李成要求赔偿林木款数额为188160元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李成与公路段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28元，由李成与抚松县公路管理段各负担40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伟   审判员 迟吉岩   审判员 兆艳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陈 静   书记员 戴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