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02民初3059号原告：杨玲，女，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被告：吴晖，女，196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赟敏，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玲与被告吴晖民间借贷纠纷（结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玲、被告吴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赟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6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以投资为由于2019年2月20日陆续向原告借款，月息10％计算，原告分别于2019年2月20日、2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7月4日、7月15日、7月16日通过支付宝分别转账9300元、2200元、9800元，共计21300元，计借款20000元;另被告使用原告信用卡于7月3日、8月1日分别刷卡10068.45元、10058.77元;以上借款共计60000元。被告于7月2日归还利息5000元，未归还本金。被告于7月4日再借款10000元，原告通过支付宝借款给被告10000元。此后，被告未再归还任何本息。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拒不归还欠款的行为构成违约。为此，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吴晖辩称：（一）被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1、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借贷的合意，其也从未向原告出具过借据等债务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2、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转账流水，并非被告向其借款，而是原告通过被告借给黄群的款项。通过被告整理的分别与原告、黄群之间的往来可知，被告均是在第一时间将原告出借的资金转给黄群，因此，被告只是资金的中转人，黄群才是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3、案外人黄群于2019年9月5日出具了一份借条，其内容符合借条的基本法律特征，从而可以进一步明确黄群系涉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借款人。该借条明确了以下事实:（1）原告在知晓被告借款给黄群并获取了相应的利息;（2）原告自愿将款项转给吴晖，再统一借款给黄群获利，也就是说，被告与原告的地位、权利义务是一致的，即同为资金的出借人;（3）案外人黄群明确了七个出借人的借款本金、利息计算、还款日期、违约责任，符合借条的基本法律特征；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被告提供了案外人黄群的借条、与原告和黄群之间的转账凭证以及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如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可知，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款事实，其要求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被告不存在高息引诱之说；2、被告从中未获取任何利益；3、被告现有30多万元尚在黄群处未归还，本身也是受害人；4、原告从黄群处已收取了部分利息；（三）案外人黄群在2019年8月前向原告支付的利息为10％/月，即年利率为1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如原告多收取的利息进行扣减的话，其实际出借本金还需重新确定。综上所述，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如需进一步查明事实，应追加案外人黄群为本案被告；原告无证据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主张由被告承担责任，更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两人均在株洲市芦淞区中国城乐玛施服装店工作，一起上下班。2019年1月，被告告知原告等人：“有朋友在投资公司上班，定期有单，月利息10%，按月付息，如有闲钱可以投资。”2019年2月，原告见被告借款给案外人黄群后每月能获得高额利息，便委托被告提供借款给案外人黄群，并将被告微信号推荐给了原告女儿。2019年2月20日，原、被告微信聊天时，原告提出：“一起，一起，一起。”被告回复：“今天有单百分之十。”原告分别于2019年2月20日、2月28日向被告微信转款10000元、10000元，被告收到原告转款后当天就分别向案外人黄群微信转款10000元、23000元（含原告10000元、刘梅花13000元），并告知原告：“收到一万，百分之十，3月20日到期；收到两万，3月28日到期，百分之十。”之后，被告分别于2019年3月20日、3月28日、4月20日收到案外人黄群微信转付的利息1010元、2000元、15000元（含原告等人），被告收到案外人黄群转款后分别于2019年3月20日、3月28日、4月20日、4月28日、4月29日向原告微信转付利息1000元、2000元、1000元、2000元、1000元。原、被告于2019年4月26日微信聊天时，被告告知原告：“3月28＋2万＋10个点；哦，忘记告诉你，有单你投不。”原告回复被告：“可以。”被告回复原告：“今天两万到期正好有单直接给你入了，水钱给我还差三千。”原、被告于2019年5月20日微信聊天时，被告告知原告：“7月2号到期＋10＋3万；你不欠我哒，我们清了下次你就有钱进。”原告回复被告：“好，谢谢老板。”2019年5月，被告在家里介绍原告认识案外人黄群，并谈了投资事宜。原、被告于2019年7月3日微信聊天时，被告告知原告：“7月3日＋3＋10。”原、被告于2019年7月19日微信聊天时，被告告知原告：“7月18号＋1万＋10。”原告分别于7月4日、7月15日、7月16日向被告微信转款9300元、2220元、9800元，被告收到原告转款后分别于7月4日、7月17日向案外人黄群微信转款10000元、6000元和刷卡4000元，且被告分别于6月20日、7月2日、7月21日收到案外人黄群微信转付的利息16500元（含原告等人）、25400元（含原告等人）、22500元（含原告等人），被告分别于2019年6月20日、7月2日、7月21日向原告微信转付利息2000元、3000元、2000元。自2019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原告通过被告将其信用卡交给案外人黄群用于借款，案外人黄群刷卡后分别于2019年4月13日、5月11日、5月28日、6月11日、7月2日、7月13日、8月1日、8月3日转款10000元给被告，再由被告分别于2019年4月13日、5月11日、5月28日、6月12日、7月2日、7月13日、8月1日、8月3日转款10000元给原告，用于偿还案外人黄群所欠原告的借款。2019年8月，因案外人黄群没有按月向被告支付利息，被告也就没有按月向原告等人转付利息了，被告将案外人黄群没有转款的事宜告知原告，原、被告一起去找案外人黄群，但没有找到。2019年9月5日，原、被告找到案外人黄群，案外人黄群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条内容为：“本人黄群（身份证号码：43020219********），由于本人黄群于2018年底告知朋友吴晖（身份证号码:43020219********）可以通过民间借贷方式赚取利息，且比银行定期存款利息高，年利率可达10%。随后，吴晖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借款给本人黄群并获取了相应利息。后来吴晖同事刘梅花、刘升花、杨玲、谭晓容、罗燕、郭燕双一起六个人知道了可以通过借款获取利息，此六人也希望通过将款项自愿转给吴晖，由吴晖等七人统一借款给本人黄群获利。2019年2月至8月止，六人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给吴晖，再由吴晖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给本人黄群。本人黄群每个月按不同时间将所有款项百分之十利息转给吴晖，再由吴晖把利息百分之十分别转账给她同事刘梅花等六个人。2019年8月3日由于本人资金出现周转问题，2019年8月止，本人黄群共向吴晖及其同事刘梅花等六个人借款本金89万元尚未归还，该欠款的利息为年利率1%，利息计算至欠款归还之日止。本人黄群承诺上述欠款（包括本金及利息）于2020年3月20日以前全部还清。若到期不归还，吴晖及其同事刘梅花等六个人享有终身追讨权和向法院诉讼追讨的权利，同时产生的律师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由借款人黄群承担，口说无凭立字为证。”逾期，案外人黄群至今没有偿还分文。为此，双方酿成纠纷。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没说向其借款，原告没有向被告说明偿还本金的时间。”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款记录、录音光盘等，被告提供的案外人黄群于2019年9月5日出具的借条、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流水凭证、汇款电子回单、录音光盘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合同的形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以委托人是否向受托人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报酬为标准，委托合同可以分为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受托人只有在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或超越权限的情形下造成委托人损失，才需向委托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款记录，仅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转款关系，无法证明款项的性质，且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书面或者口头约定，不足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汇款电子回单、案外人黄群出具的借条以及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被告没说向原告借款，只是告知原告向案外人黄群投资可获得月利息10%及按月付息的事实，且被告收到案外人黄群支付的利息后直接转付给原告，足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提供借款给案外人黄群，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委托投资关系。原、被告之间虽没有明确的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委托关系。故本案应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吴晖具有本案适格被告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原、被告系朋友兼同事关系，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将钱出借给案外人黄群进行投资，且被告并没有从中获利，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无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在处理原告委托其向案外人黄群进行出借投资的事务时，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或超越权限的情形，原、被告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应当知晓投资存在风险，应当承担投资亏损的后果。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玲要求被告吴晖支付欠款6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原告杨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状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现金交纳的，直接向华融湘江银行株洲金汇支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交纳；汇款或转账的，户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81。逾期未交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判员  文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舒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