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辖终1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兴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济川路**。 法定代表人：倪道仁，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茹，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帅，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省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黄山公寓** 法定代表人：曹永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玲，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兴建设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116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径行作出实体审查和认定，违反管辖权异议作为管辖制度中的一个子制度，其辅助性、从属性使得其并不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的法律规定。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应属形式审查，仅对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以及管辖权相关联因素进行审理，对于案件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则应在实体审理中进行。本案一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的程序性审查阶段，在未启动法庭举证、质证、辩论等开庭审理程序的情况下，径行认定顾某在《补充协议》及《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实质是就案件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实体审查并作出认定，不仅剥夺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同时与法律有关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规定相悖。二、一审裁定认定顾某在《补充协议》上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一，顾某并不是中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经中兴公司的委托授权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第二，顾某虽然在《对账确认单》上签字，但是该《对账确认单》上同时加盖了中兴公司银盛泰星语城项目部的公章。也就是说，无论顾某是否签字，该《对账确认单》都会对中兴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即，不能据此认定顾某系能有权代表中兴公司。第三，《补充协议》未经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也未经中兴公司追认。第四，《补充协议》载明了顾某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信息，该等行为明显异于《钢材购销合同》《对账确认单》中原被告双方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本案被上诉人在《补充协议》签署之时即明确知晓顾某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因此，一审裁定认定顾某在《补充协议》上的签字系代表中兴公司的职务行为，不仅缺乏证据支持，且违反法律有关职务行为的立法本意。三、一审裁定认定《补充协议》约定管辖有效，本案由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管辖，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一，约定管辖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二，《补充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应属无效。据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与法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法定代表人住所地不能等同于法人住所地。从上可知，法定代表人住所地法院，并不在法律规定可以约定管辖的范围。因此，《补充协议》约定由法定代表人住所地法院管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条款应为无效。一审裁定认定该协议及协议管辖条款有效，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三，聊城市东昌府区与案涉争议并无实际联系。根据双方签订的《钢材供销合同》以及双方合同履行情况，本案合同履行地为山东省济宁市，合同签订地为山东省济宁市，标的物所在地为山东省济宁市。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结婚证、不动产权证等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居住在东昌府区，不能证明案涉被上诉人业务的开展地在东昌府区，即不能证明东昌府区与案涉争议有实际联系。因此，一审裁定认定案涉业务在东昌府区开展，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综上所述，《补充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住所地管辖无效，且东昌府区与涉案争议无实际联系，本案不应由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管辖。四、本案应由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钢材购销合同》明确约定“如有异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即本案协议管辖法院为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第二，根据《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及被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被上诉人所在地均为江苏省海安市。被上诉人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合同落款处明确载明被上诉人地址为“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五组”，且经公开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上诉人工商登记住所地亦为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且被上诉人工商注册地从发生过变更。第三，《钢材购销合同》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案涉《钢材购销合同》明确约定因该合同产生的纠纷由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法院为与涉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综上，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审理程序违法，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审理。 被上诉人辩称，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双方可以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人民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不仅包括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实践中还包括当事人在约定地点拥有住所、当事人在约定地从事业务活动、当事人的约定地为办事机构所在地等。本案中，答辩人与上诉人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双方发生争议由答辩人所在地法院管辖，答辩人注册地虽然为海安市，但答辩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聊城市，所有的业务均在聊城开展，答辩人管理人员曹永来夫妻长期居住在聊城，为此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房产证、曹永来的居住证、海安市公安西城派出所和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星吴分公司城市广场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以及账户明细，均能够证明聊城为答辩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以及业务开展地，根据本案的诉讼标的，本案管辖法院即为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本院经审查认为，为确定《补充协议》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问题，应对《补充协议》中顾某的签字行为进行审查。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对账确认单》中，上诉人加盖了公章，经办人均为顾某签字，原审认定顾某代表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证明一份，内容为：“经查询，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因公司管理人员长期定居山东省聊城市，自2018年10月在山东省聊城市设立办事处后，至今未在本辖区内设置办公场所。”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星吴分公司城市广场物业服务中心证明一份，内容为:“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聊城办理处。自2018年至今在本大厦办公，特此证明。”另提供办公场所照片和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永来在聊城居住的证明和在聊城的银行帐户，以上证据可以证实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故应认定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钢材购销合同》中约定：“以上条款双方需遵照执行，如有异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如有问题双方协商或由乙方法定代表人居住地法院解决。”因乙方为被上诉人海安涌来商贸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居住地亦为其公司住所地，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故无论依《钢材购销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原审人民法院均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孟凡利 审判员  陈正飞 审判员  于景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宋传宝 书记员衣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