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13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82年2月14日生，汉族，户籍住址为山西省泽州，现住晋城市，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中亚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西火镇北大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王某1，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健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山西健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晋城市昱能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红星西街**凝祥源**商住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郭某，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郭某，男，1969年12月3日生，汉族，住山西省高平市。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山西中亚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发公司），原审被告晋城市昱能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能诚公司）、郭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581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被上诉人中亚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王某2，原审被告郭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昱能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中上诉人负担部分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对所欠煤款先后有两份协议，第一份是2018年2月1日的《关于昱能诚与中亚发煤炭购销的处理意见协议》（以下简称《处理意见协议》），在该协议中所欠煤款是85万元，还款单位是原审被告昱能诚公司，保证人是上诉人李某1和原审被告郭某。第二份是2018年7月10日的《关于昱能诚与中亚发第二次处理购销欠款意见》（以下简称《第二次处理意见》），在该协议中煤款数额已经变成100万元，且被上诉人中亚发公司已经不要求原审被告昱能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而是让上诉人李某1和昱能诚公司现法人郭某两个人承担煤款100万元。因上诉人不同意，未在第二份还款协议上签字。第二份还款协议已经放弃让昱能诚公司还款，还款对象变更为两个自然人，还款数额也由85万元变更为100万元，还款期限也重新进行了约定，说明第二份还款协议已经是一份全新的还款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及《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上诉人李某1未在变更后的协议上签字同意，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仍以第一份协议中担保条款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错误。2、本案煤炭欠款应由原审被告昱能诚和郭某共同偿还。本案的煤炭业务全部是由郭某主持操作的，被上诉人中亚发公司也是由郭某联系的，上诉人只是业务员，受郭某指挥办事。在签订第一次协议时，上诉人本不同意签字，但因郭某劝说，加之郭某曾给上诉人出过证明，承诺上诉人在公司期间办理业务所产生的的经济纠纷与上诉人无关。迫于压力，上诉人才在保证人处签字。第二次协议上诉人未签字，自然不应当承担责任。郭某签字承诺还款，就应当由其承担责任。原审被告昱能诚公司未答辩。原审被告郭某述称，1、我只是昱能诚公司的挂名法人，是李某1为了打发走找他要账的人，找到我将我换为了公司法人与执行董事；2、案涉两份买卖合同是我与张任锁作为中间介绍人联系的，张任锁认识王朝保，王朝保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公司要煤，于是我联系了李某1。合同不是我签的，李某1只是给了我一个昱能诚公司的账户，让我负责给被上诉人发货；3、关于两份处理欠款协议，第一份协议是在张任锁家里签的，应该是王朝保起草的，当时经过结算，欠被上诉人85万元，我与张任锁签了保证人名字，但其实我们只是中间介绍人，第一份协议之后，李某1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一直躲着不见，我们就一直找他。第二份协议是我们想办法找到李某1，把他控制到洗煤厂，他不签处理意见也不走，我们害怕犯法，不敢一直留着他，我没办法说一人写上50万欠条，能离开了那个地方。4、我不是欠款人，这个事情张任锁也认可，这100万欠款应该由李某1来还，与我没有关系，我签的字不能说明问题，我只是中间介绍人。中亚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昱能诚公司退还原告煤款10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8年3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郭某对上述退款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李某1对上述退款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0日、4月15日签订了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昱能诚公司为原告供应煤炭，原告分两次预付被告昱能诚公司煤款共计310万元，收款经手人为被告李某1。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昱能诚公司仅供给原告部分煤炭，后双方于2018年2月1日又签订了一份《处理意见协议》，协议约定经双方结算核对，被告昱能诚公司欠原告85万余元，被告昱能诚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前将款项全部退给原告；如被告昱能诚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前未退还上述款项，则按原购销合同3%补给原告，折合价款为15万元，共计还款100万元；如被告昱能诚公司于2018年3月18日前，未退还上述款项，则按总额月息3分计息，由被告昱能诚公司承担等内容，被告郭某、李某1均在上述协议保证人处签名捺印。后被告昱能诚公司未能还款，原告与被告郭某、李某1于2018年7月10日再次协商，被告郭某在第二次处理购销欠款意见书上所写的“今欠到中亚发商贸有限公司现金款伍拾万元”后的欠款人处签名，并承诺了还款期限。另查明，被告昱能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余慧芳，后在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郭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在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后达成的《处理意见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内容履行，但被告昱能诚公司未按协议确定的期限退还原告相应煤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签订的《处理意见协议》中载明被告昱能诚公司欠原告煤款实为85万元，故被告昱能诚公司应退还原告煤款85万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昱能诚公司支付补偿款15万元及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8年3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之请求，因双方协议中补偿款及利息约定均系对被告昱能诚公司未如期还款而作出的约定，实为违约条款，如按该两项约定同时支付原告受到的违约损失明显不妥，且双方以所欠煤款与补偿煤款之和另行按约定的月息3分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昱能诚公司支付补偿款15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被告郭某、被告李某1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郭某、李某1在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签订的《处理意见协议》上，均以保证人身份签名确认，但双方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故认定被告郭某、李某1对《处理意见协议》所涉款项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郭某辩称其仅系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之间买卖行为的中间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被告郭某在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两次协商处理中分别以保证人及欠款人身份签字认可，且其在双方买卖合同履行中变更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其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履行情况当庭表示清楚，其对签字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知悉，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郭某对上述欠款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李某1辩称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及其于2018年7月10日并未在《第二次处理意见》上签字，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因原告与被告昱能诚公司第二次协商时被告李某1在场，被告李某1拒绝签字的陈述亦能证实原告向被告李某1主张过权利，且第二次协商时间亦在法律规定的连带责任保证期间内，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李某1对上述欠款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被告昱能诚公司应退还原告煤款85万元并支付补偿款15万元；被告郭某、被告李某1均对上述款项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晋城市昱能诚工贸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山西中亚发商贸有限公司煤款85万元并支付补偿款15万元，共计100万元；二、被告郭某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李某1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山西中亚发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20元，由原告山西中亚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382元，由被告晋城市昱能诚工贸有限公司、被告郭某、被告李某1共同负担6038元。二审中，上诉人李某1提交了一份昱能诚公司2017年4月10日为其出具的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我公司员工李某1，身份证号：×××，在我公司工作期间办理的业务所产生的的经济纠纷及债务与李某1无关。其上有郭某本人签字，昱能诚公司加盖公章，欲证明本案煤炭欠款应由原审被告昱能诚公司和郭某共同偿还。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明时间是2017年4月10日，郭某变更为昱能诚公司法人的时间是2017年5月18日，昱能诚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为余慧芳，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该证明对被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原审被告郭某质证称，不认可该证据，字虽然是其签的，但不认可该证明内容。这个证明的形成背景是当时有其他债权人向李某1要账，为了打发走要账的人，李某1让其签了字以说明这个债是公司的，与李某1无关。该证明的出具时间是4月10日，变更法人信息在5月，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明出具时，原审被告郭某尚不是昱能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具备代表公司为上诉人李某1出具该证明的身份基础和权限，且原审被告郭某与被上诉人对该证明均不予认可。上诉人李某1既已在2018年2月1日的《处理意见协议》上作为保证人签字，则其因何种理由签字，都不能否定该担保的效力，从而免除其对于所欠被上诉人中亚发公司债务的担保责任。因此，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上诉人虽主张《第二份处理意见》实质上是债权人中亚发公司与债务人昱能诚公司协议对2018年2月1日的《处理意见协议》进行变更，在还款数额、债务人及还款期限上都发生了变化，而其作为保证人未书面同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但首先《第二份处理意见》从形式上讲，是原审被告郭某作为昱能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保证人的还款承诺，其上并没有中亚发公司与昱能诚公司的公章，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后变更原《处理意见协议》形成的新书面协议；其次，《第二次处理意见》所确定的还款数额就是《处理意见协议》所确定的还款数额100万元，债务人亦没有发生实质变更，保证人郭某个人承诺的还款期限与《处理意见协议》亦不矛盾，故不能将《第二次处理意见》视作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对主合同进行变更。《第二次处理意见》将上诉人李某1列为了还款承诺人，并承担50万元所欠煤款，李某1虽没有在该承诺上签字，但其认可当时在场，可视作被上诉人中亚发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了保证责任，2018年2月1日的《处理意见协议》仍然有效，被上诉人仍可依据该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中被上诉人仅要求上诉人在5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没有加重其责任，合法合理，应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上诉人李某1已预交，由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连关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