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802行初161号原告：后荣华，男，汉族，1947年10月27日生，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代理人：王进，云南慧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马忠浩，云南慧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7000152227658。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茶苑路**。法定代表人：张正华，局长。委托代理人：杜平成，云南逻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召玉康，男，傣族，1963年4月11日生，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代理人：刘润霖，云南思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张海娟，云南思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022183603675。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南路**法定代表人：郭纪坤，系该供销社主任。委托代理人：邓家昌，男，汉族，1954年3月1日生。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后荣华因不服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7月8日作出的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以下简称《不动产权证书》），于2020年9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于2020年9月21日、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0月21日分别向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召玉康、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以下简称思茅区城关供销社）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后荣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进，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庭负责人李双珍（副局长），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杜平成，第三人召玉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霖，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法定代表人郭纪坤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家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7月8日作出的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的主要内容为：坐落于普洱市思茅区，不动产单元号为53080210204ＧＢ00711Ｆ00010001，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房，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宗地面积为185.86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58.17平方米，使用期限为2018年12月13日起2088年12月31日止的不动产权利人为召玉康单独所有。原告后荣华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撤销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的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证书；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思茅区三家村嘎龙居民小组**的居民，从出生就一直居住在儿子后春明家的土地及涉案的土地上（两块土地实际是一块由原告使用的自留土地）。80年代初，原告在外帮助国家修路期间，靠里侧的土地被南屏供销社建盖房屋用于经营使用，原告回到思茅后在土地外侧（目前登记在第三人召玉康名下）建盖房屋居住。因生产、销售需要，南屏供销社与原告协商，将靠路边更好用于经营的土地换给供销社使用，如果供销社不用了就交还给原告，靠里侧由供销社建盖的房屋交给原告居住、使用。双方是口头协商的，并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双方协商好后就交换土地使用，居住，居住一段时间后原告将供销社之前建盖的房屋拆除后自己重新建盖居住至今03年南屏供销社无法经营以后，房屋的后院一直由原告养鸡使用，供销社从来没有找原告说过任何关于房屋和土地的事情，直至2019年11月第三人召玉康向原告提出，房屋和土地由供销社转让给了他，并向原告出示了涉案土地和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经过思茅区人民法院向相关部门调取证据后才知道原告使用的土地已经被思茅市人民政府（现普洱市人民政府）违法通过划拨的方式登记在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名下，而2019年7月涉案的土地和房屋又被本案的被告违法登记在第三人召玉康名下。从思茅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错误，没有依法审查就违法颁证给第三人召玉康。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向思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后荣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后荣华身份证复印件》《关于供销社与后荣华就房屋纠纷的证明材料》《三家村嘎龙小组村民出具的证明》9份、《关于红旗供销社与社员后荣华家对换土地的协议》；证明：1.原告的身份信息及涉案争议土地是原告一直合法使用的土地，原告与涉案争议土地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2.由在三家村出生、成长的了解情况的健在老人证明，如今后春明家及供销社的土地均是解放后分给后荣华家的土地，后荣华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3.虽然换地协议中后荣华没有签字，不知道换地协议的存在，但换地协议中明确注明现登记在城关供销社名下的土地是后荣华的，只是双方进行了互换，可以进一步证明涉案争议土地原告具有合法的使用权，与涉案争议土地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4.换地协议没有后荣华签名的原因是原告后荣华不知道有这份协议。二、思茅区城关供销社2003年1月10日出具的《收据》；证明：1.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只是将其建盖的房屋出租给第三人召玉康使用，第三人召玉康支付的仅仅是资产占用费（即租金），并不是将房屋和土地出售给第三人召玉康；2.可以进一步证明思茅区城关供销社认为房屋为其所建，但土地不属于其所有的客观事实，且当时确实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三、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时是思茅区供销合作社100%出资的企业，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对于资产的处理须经过思茅区供销合作社批准后才能转让。四、原告于2020年9月4日通过思茅区人民法院调查令向普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营业执照》；证明：1.被告对企业主体资格审查不严，在出售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提供资料不全（仅仅只有营业执照，没有提交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的情况下违规办理登记手续；2.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时属于思茅区供销合作社100%投资的企业，对于集体资产的转让必须有同意转让的手续，但被告办理登记的材料中并没有此重要材料。五、普国土复［2018］127号《普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证明：1.普国土复［2018］127号文件是对国有划拨土地转为出让手续的批复，内容也是对于土地从划拨转出让的要求，但批复正文中写的是《关于土地过户的申请报告的批复》，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向普洱市国土资源局申请的是土地转让，但普洱市国土局却批复的是划拨地转出让地；2.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划拨土地的转让，根据规定批准权在普洱市人民政府。被告对于规划土地在没有经过普洱市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情况下公然违反法律办理不动产登记。六、《房屋买卖合同》及《备案登记表》，思茅区城关供销社2003年1月10日出具的《收据》；证明：1.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名称为云南省思茅市城关供销社，但加盖的公章和企业信用代码却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出售人名称前后不一致，主体一致性没有确定就办理不动产登记是错误的；2.买卖合同中有房权证号的记载却没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的记载，遗漏重要信息，没有合法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房屋是无法进行交易的，被告对此重要问题不进行审核就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是严重的渎职行为；3.合同约定交易价款为7万元，在签订合同当天即2019年4月3日支付，而该款项实际支付时间为2003年1月10日且有当时交款的单据，在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既没有出具交款证明又不能提供收据的情况下就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是违规行为；4.根据收据记载的内容能够证明出售人无权出售房屋，当时仅仅是将集体资产出租给第三人，并不是出售，第三人与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存在恶意欺骗被告，骗取不动产登记的行为。七、《思茅市房权证思房字第**房权证》《思国用2006第01747号土地证》；证明：两本权属证明中的主体分别为云南省思茅市城关供销社和思茅市翠云区城关供销社，权属证明中的主体明显不一致，第三人并没有提交两个主体实际为一个的合法证明，在主体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被告就将权属变更登记为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登记行为违法，依法应当撤销。八、《不动产登记涉及税收完税情况证明》，证明：对于集体所有的企业，对于集体资产的转让，应当对其价值进行评估，而不是按照低价进行转让，税务部门按照系统默认的低价进行征收税款，既导致集体资产流失，又造成国家税款流失，被告将没有进行评估作出的纳税证明作为依据，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九、《不动产坐落变更证明》；证明：由执法部门城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却没有出具证明人员的签字，该证明不具备证明材料最基本的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明的资格和证明效力，被告对审核不严的证据予以采纳是错误的，基于错误的证明材料而进行的登记也是错误的。十、普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证明：被告作为登记基础的（2006）第01747号划拨土地没有经过合法的征收手续，该地块属于违法登记土地，被告基于违法登记的土地证再将权属登记给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和召玉康是错误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十一、《证人刘某、张某、罗某、曾某、徐某证人证言》，证明：三家村嘎龙小组村民出具的《证明》是真实的，供销社建盖房屋的土地属于原告后荣华。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原告并非本案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本案中，原告请求撤销的（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证书，系被告作出颁发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所涉及事项系第三人召玉康与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共同申请，该事项的申请人并非原告，该颁证行为并非针对原告作出，故原告并非本案的行政相对人。二、原告不属于本案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并非意味着任何人都具有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虽然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承担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或者其合法权益因该行政行为受到实际影响。本案中，原告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案涉行政行为所涉及的土地享有权利，故无法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的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证书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影响。三、被告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证书于法有据，程序合法。本案中，在第三人召玉康、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向被告提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申请后，被告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9.3转移登记的有关规定，向第三人召玉康、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收取了相应材料，在依法对材料进行了审查之后，被告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于法有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且被告作出的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证书于法有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二、《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三、思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权证》，思茅市房房权证思房字第**房权证》；四、合同编号为ＨＰＥ201904031045253323522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备案号为ＲＰＥ201904030005号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不动产坐落变更证明》；五、普国土复［2018］127号《普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六、0008634340号《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土地出让金缴纳情况回执》《纳税联系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不动产登记涉及税收完税情况证明》；证明：第三人召玉康及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向被告提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申请，被告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9.3的规定，要求第三人召玉康及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并按照前述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审查，被告作出的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证书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规定，并无违法之处。第三人召玉康述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涉案房地产的合法所有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并无认定土地权属的资格，房地产权属应当以土地部门和房产登记部门的备案为准。且证明内容与1990年原告与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签订的《换地协议》内容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换地协议是在村民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并约定各自的土地证等相关手续各自办理，互不干预。供销社根据《换地协议》于2001年10月17日向思茅区政府申请办理了思茅区房权房权证思房字第**证，证上备注了土地证号为（2001）字第30**。第三人召玉康在2003年1月10日与供销社签订《房屋交易协议》时，供销社出示了《换地协议》和《房屋所有权证》，其有充分理由相信供销社是涉案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人。在签订交易协议后，召玉康也交付了合同对价，系合法受让房地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不是涉案土地和房产的所有人，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无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二、第三人召玉康在办证过程中已经依法交纳所有费用，不存在低价受让，少交纳税款的行为。第三人召玉康根据2003年1月10日与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签订《房产交易协议》的约定，在办理房权过户手续前，对涉案土地及房产进行了重置成本价评估，并将评估报告交给土地部门、税务部门、按评估价交纳了土地出让金251654元，交纳房地产税款225344.99元，是支付协议对价后取得的涉案土地，无低价受让、少缴税款的行为。三、第三人召玉康向被告申请房地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的程序合法，被告的登记行为也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第三人召玉康合法取得涉案房地产所有权，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召玉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房产交易协议》《普洱市城乡规划局》《普洱市国土资源局》《补缴土地价款收据》《不动产权证》；证明：1.2018年10月30日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对第三人召玉康之间房产交易进行了批准同意并加盖公章；2.2003年1月10日召玉康向原南屏供销社购买了其位于普洱市思茅区分销店的房屋和土地；3.2018年，普洱市城乡规划局作出普规用（小宗）字2018036号《建设用地规划意见》认为该房屋符合规划；4.普洱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普国土复［2018］127号批复文件，允许城关供销社补缴土地费用，改变上述土地性质；5.召玉康通过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向土地局补缴了251654元土地划拨费、土地增值费后，将土地性质从划拨改为出让；6.2019年7月8日召玉康取得云20**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二、《关于红旗供销社与社员后荣华家对换土地的协议》《土地宗图》；证明：1.1990年2月10日，原南屏供销社与后荣华签订换地协议书；2.现召玉康使用的土地已在当年换归原南屏供销社使用；3.三家村村公所在换地协议中特别注明同意双方协议但工程需由村建筑队承建，从中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认可第三人之间的换地事实，以及供销社建房的事实。三、《房地产估价报告》《土地估价报告》；证明：2003年1月10日第三人召玉康与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签订《房产交易协议》约定，在办理房权过户手续前，对涉案土地及房产进行重置成本价评估，并将评估报告交给土地部门、税务部门，按评估价交纳了土地出让金251654元，交纳房地产税款225344.99元，是支付协议对价后取得的涉案土地，其无低价受让，少缴税款的行为。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述称，认可第三人召玉康的述称，与第三人召玉康意见一致，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向本院提交了《思茅县南屏供销社合作社记账凭证》《固定资产明细账》《南屏供销社费用汇总表》；证明：1.在1990年建盖房屋的支出；2.涉案房屋1990年前就已经由城关供销社使用，并有土地使用权证；3.1990年前后签字都以加盖私章方式进行。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至第十组证据，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的第一组至第六组证据，第三人召玉康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除《关于红旗供销社与社员后荣华家对换土地的协议》外），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十一组证据，第三人召玉康提交的《关于红旗供销社与社员后荣华家对换土地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证。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曾用名云南省思茅市城关供销社、思茅市翠云区城关供销社。2001年10月17日，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取得思茅市房权证房权证思房字第**证》；2006年5月8日，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取得思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权证》。2003年1月10日，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与第三人召玉康签订《房屋交易协议》，约定：城关供销社将位于城北三家村分销店有偿转让给召玉康，定价7万元。普洱市城乡规划局于2018年11月12日出具普规用（小宗）字2018036号《建设用地规划意见》回复普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三家村委会旁思茅市翠云区城关供销社土土地证号为思国用（20**第××号，用地面积185.86平方米的地块规划意见征询函收悉。经研究规划意见如下：一、用地性质：居住：居住用地容积率≤2.2密度≤60%，绿地率≥25%。二、建筑高度应满足民航部门和空军部队机场净空管理要求。2018年12月13日，普洱市国土资源局向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出具普国土复［2018］127号《普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批复如下：一、同意将位于原思茅市翠云区家村委会旁的185.8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思国用（2006）第××号）划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出让单价为1354元／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70年，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计算，此批复自下达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二、缴纳完税费后，同意将该宗地由划拨转为出让并办理登记手续。2018年11月28日经云南云凌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使用的011-04-01-028宗国有划拨用地土地进行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估价结果为：协议出让价格：1354元／平方米（90.2667万元／亩），土地面积：185.86平方米（0.2788亩），土地总价款：25.1654万元。第三人召玉康通过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于2018年12月17日向普洱市财政局交纳251654元补缴土地价款。2018年12月17日经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城北派出所出具《不动产坐落变更证明》，证明：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原房屋所有权及土地证记载的坐落为思茅市翠云区三家村委会旁，现已变更为普洱市思茅区。2019年1月3日，经普洱平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思茅区住宅进行评估，评估对象市场价值为978440元。第三人召玉康通过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于2019年4月2日向普洱市思茅区税务局交纳225344.99元税款。2019年4月3日，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与第三人召玉康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将房权证号为20××94号房屋以7万元价款出售给第三人召玉康。2019年4月3日，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向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转移登记，并向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了《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思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权证》，思茅市房权证思房权证思房字第**》，合同编号为ＨＰＥ201904031045253323522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备案号为ＲＰＥ201904030005号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不动产坐落变更证明》，普国土复［2018］127号《普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普洱市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批复》，0008634340号《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土地出让金缴纳情况回执》《纳税联系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不动产登记涉及税收完税情况证明》。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7月8日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了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另查明，原告后荣华所在居民小组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及土地都没有宅基地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后荣华长期居住在涉案土地附近，以前使用过涉案土地。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后荣华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后荣华虽然就案涉土地及房屋没有权属证书，但原告申请证人证明原告后荣华所在的居民小组大多数居民的房屋及土地都没有宅基地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后荣华长期居住在涉案土地附近，以前使用过涉案土地，故原告后荣华与本案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关于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普编办[2015]17号《普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普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方案的通知》明确将土地、房屋、林地、草原登记申请、受理、审核、登薄、发证、登记资料和信息管理、查询等职责整合，统一交由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承担。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权负责辖区内不动产登记，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体适格。关于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的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因下列情形导致不动产权利转移的，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转移登记：（一）买卖、互换、赠与不动产的。”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二）买卖、互换、赠与合同；（三）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材料；（四）分割、合并协议；（五）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六）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七）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八）其他必要材料。不动产买卖合同依法应当备案的，申请人申请登记时须提交经备案的买卖合同。”本案中，被告在收到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后审查了材料，向第三人召玉康颁发了云（2019）普洱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第三人思茅区城关供销社及第三人召玉康提交的材料符合上述法规规定，被告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后荣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后荣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牟 伟审 判 员  赖 屹人民陪审员  蒋枫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蓉书记员朱彦鲒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百零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收取诉讼费用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