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39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雄，男，1954年5月4日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凯慕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通江街道兴昌北路**综合交通枢纽B2地块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周致中，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萍，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枫，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国雄因与上诉人江苏凯慕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慕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3民初8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国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1.由凯慕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元；2.由凯慕公司赔偿其交通费且并不限于3693元；3.由凯慕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4.将凯慕公司及责任人谢君涉嫌敲诈勒索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凯慕公司返还其145910元与15565元是正确的。但一审以下认定不当：1.其并非受胁迫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故不支持其的系受胁迫签订该协议的主张；2.凯慕公司恶意扣押其145910元与15565元期间，一审只判决凯慕公司支付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由其承担一审诉讼费中1611元：4.其请求凯慕公司应向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及赔偿车费，缺乏依据。一、2018年4月25日谢君代表凯慕公司与其签订了《租赁合同》，将位于无锡市火车站北广场自动售票厅一区域内商铺出租给其做餐饮。同日，其向凯慕公司支付了租金、保证金、物业费等共计161475元。按租赁合同约定，凯慕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前向其交付商铺，如最迟于2018年6月15日前仍不能交房，则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2018年5月24日，谢君以微信方式给其通知函，请其选择:1.单方面解除合同，凯慕公司返还收取的所有费用（含租金、保证金、物业费等）；2.同意延迟交付（直到完善工程条件可以交付）。其于2018年5月26日以微信回复谢君：选择退费，解除合同。2018年6月起，其不断找凯慕公司告知其已按约解除租赁合同，要求退款，而谢君与凯慕公司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虚构其违约，恶意虚构其给凯慕公司造成损失，以扣押其161475元为要挟，不断胁迫其交出违约金100000元、50000元，胁迫其继续承担原签租的商铺租金，胁迫其赔偿50000元，各种变着花样的勒索其钱财的威胁连续历时五十天。最终，因其资金极度紧张，为了支付租金而透支信用卡；为了追回恶意扣押的资金不断在西安无锡来回奔波，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当凯慕公司把勒索的金额从100000元降低到50000元再降低到15000元时，其权衡利弊，被迫与凯慕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被迫向凯慕公司交付赔偿金15000元。否则，凯慕公司继续坚持勒索要100000元、50000元，其就会被拖垮拖死。这就是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的那几分钟时间里没有暴力胁迫的原因。二、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凯慕公司未按合同的约定，向其退还所有费用，并勒索其15565元，已构成根本违约，应向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其居住西安，因凯慕公司恶意违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扣押其161475元，致其为索回161475元，为索回被敲诈的15565元，至今不得不多次在西安和无锡之间来回奔波，不得不付出人力物力，自2018年6月至今无法停顿，既不断损失车费，又不断被误工误事。为此，其请求法院判令凯慕公司支付100000元违约金及赔偿其车费等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由凯慕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三、凯慕公司与谢君指使经办人陈功兰于2018年7月26日在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时，收走了其持有的《租赁合同》文本，蓄意毁灭涉嫌敲诈勒索犯罪证据。当时其要留下《租赁合同》文本，陈功兰受指示明确表示，如其不交出《租赁合同》文本，退款程序不会继续下去，签字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也交不上去，只能留在这里（即只能滞留在陈功兰手里，而被恶意扣押的其所有款项也会继续被无限制地扣押下去）。凯慕公司及谢君胁迫其交出15000元，并于2018年8月1日再次勒索其565元。凯慕公司与谢君虚构的“乙方已经违约”、“给甲方造成了损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亦没有法律依据。凯慕公司与谢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其违约，虚构其给凯慕公司造成损失，以扣压161475元为要挟，自2018年6月起至2018年7月25日，历时近五十天，不断地变着花样胁迫其付违约金，胁迫其继续承担原签租商铺租金，胁迫其赔偿并交出赔偿款15565元，在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客观上积极实施了要挟、胁迫被害人交出15565元的具体行为，并得逞，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凯慕公司辩称：1.关于沈国雄的第一项诉请，沈国雄与其的租赁关系，已在2018年7月26日协商解除且签订了《租赁合同解除协议》并已经履行。该解除协议是双方协商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签订的，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该解除协议的内容看，违约方是沈国雄，因沈国雄的个人原因无法继续经营，延误了商铺的正常开业。其并未有违约行为，不应支付100000元违约金。2.关于沈国雄的第二项诉请，与本案无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3.关于沈国雄的第四项诉请，敲诈勒索罪是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恐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沈国雄的该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4.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均应由沈国雄承担。请求驳回沈国雄的上诉请求。凯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沈国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告知函文本由凯慕公司作出，应作有利于承租人的解释”是错误的。案涉《通知函》仅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并非合同，更不是格式条款，不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文本一方的解释。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该通知函告沈国雄可选择解除租赁合同，并未附加上述条件……该通知函到达沈国雄，沈国雄即可据此选择解除租赁合同”系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错误。2018年4月25日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方能够单方解除租赁合同的条件是，2018年6月15日其仍无法按约定条件交付该房屋，该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而2018年5月24日其发给沈国雄的通知函明确援引了上述约定，同时告知沈国雄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合同，并非是对承租方的单方解除权作出新的约定。根据其上文表达的意思，沈国雄行使该权利的前提条件是2018年6月15日其仍无法按约定条件交付房屋。沈国雄在上述条件成就之前无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而一审法院认定通知函告知的解除权没有附加条件，实际上是断章取义、片段化地理解了通知函的意思，没有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更由此得出了“双方对解除租赁合同达成一致，至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即已解除”的错误结论。3.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双方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过程中，其并未实施胁迫行为，不予撤销该协议第3条、第4条，一方面又不按《租赁合同解除协议》内容来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其与沈国雄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书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不存在实施胁迫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合法有效。其按协议第3条、第4条扣除沈国雄应付的赔偿款后，已将相关款项退还沈国雄，双方就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其不应当对沈国雄承担额外的付款义务。4.一审法院判决其返还沈国雄15565元并支付利息，超出了沈国雄的诉请求范围。沈国雄在一审中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撤销2018年7月26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第3、4项，凯慕公司返还15565元”，并未要求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判决其支付利息，超出了沈国雄的诉讼请求范围。沈国雄辩称：1.2018年4月25日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方能够单方解除租赁合同的条件是，2018年6月15日凯慕公司仍无法按约定条件交付房屋，该约定合法有效。但到2018年6月17日不要说交商铺了，两年改造的动工都没有动。凯慕公司上诉理由本身就自相矛盾，也就说到2018年6月15日根本就没有商铺，其有理由、有法律依据，单方面解除合同，凯慕公司应该退还其交付的一切费用，凯慕公司不仅没有返还，还以扣押其的钱作为要挟，说一天不交所谓的赔偿金，就一天不还款。2.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过程中并未实施胁迫行为的问题。胁迫行为是个延续问题，敲诈勒索本身就是延续问题。凯慕公司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扣押其的钱。经过协商，中介让其给付15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其是被迫签的协议。3.返还15565元超出了诉请范围问题。其的起诉要求凯慕公司承担追还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车旅费及诉讼费用、误工费用。4.凯慕公司说没有违约。凯慕公司本来就已经违约，反而变本加厉扣压其的钱，还要求其付几万块钱赔偿费。其要求慕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不为过。请求驳回凯慕公司的上诉请求。沈国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2018年7月26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第3、4项，凯慕公司返还15565元；2.判令凯慕公司赔偿交通费3693元；3.判令凯慕公司支付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1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5日，谢君作为凯慕公司代表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将位于兴昌北路8号综合楼1层108G、H商铺出租给其做餐饮营业铺位，其向凯慕公司支付租金、保证金、物业费共计161475元。当时还需要在原旧厅内改造隔出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凯慕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前交付商铺，如凯慕公司在2018年6月15日前不能交付商铺，则其有权解除合同。2018年5月24日，谢君以微信向其发出通知函，告知：如在2018年6月15日之前，甲方（凯慕公司）仍不能交房，则乙方（沈国雄）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应返还已收取的乙方所有费用。其于2018年5月26日，以微信回复谢君告知：在这种情况下，乙方选择退费，解除合同。2018年6月15日过后，因凯慕公司无商铺可交付其，其即要求谢君按约解除《租赁合同》，并予退费，谢君未同意，并威胁称其违约，强迫其继续履行租赁协议，否则若该商铺未租出要继续承担租金，并恶意扣押其所交费用要挟其。2018年7月下旬，在凯慕公司仍无商铺可交付的情况下，谢君多次威胁、虚构其违约，威胁其要承担违约金、租金，迫使其2018年7月26日，在凯慕公司单方事先拟定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签字，实际非法占有其15565元。凯慕公司一审辩称：双方租赁关系于2018年7月26日协商解除，解除协议是在双方协商同意基础上签订的，并已履行，沈国雄要求撤销该协议部分内容无法律依据，属沈国雄方原因无法继续经营，其不存在违约行为。请求驳回沈国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5日，凯慕公司与沈国雄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凯慕公司将兴昌北路8号综合楼1层108G、H号（建筑面积约为36平方米）租赁给沈国雄，用作经营粥类餐饮，租赁期间3年，自2018年5月15日至2021年5月14日止，租金为第1租赁年度180290元、第2租赁年度194714元、第3租赁年度210290元；租赁保证金5000元；免租装修期为30天；租赁物交付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如凯慕公司最迟于2018年6月15日仍无法交付该房屋或该房屋仍未符合合同约定的工程条件，沈国雄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凯慕公司有延迟交付房屋达90天以上或交付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且严重影响沈国雄使用的等情形，沈国雄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凯慕公司应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合同签订当日，沈国雄支付凯慕公司161475元。2018年5月25日，凯慕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谢君以微信方式向沈国雄发送通知函一份，载明：由于我司108-G、H铺相关配套工程尚不具备交付条件导致交铺时间延迟，根据贵方与我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物交付日为2018年5月15日。若因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该房屋或届时该房屋不具备本合同附件四约定的工程条件，则甲方应提前5天告知乙方，乙方租赁期限及开业日相应顺延。如甲方最迟于2018年6月15日仍无法交付该房屋或该房屋仍未符合本合同附件四约定的工程条件，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甲方应返还已收取的乙方的所有费用”。现我司本着友好沟通、长期合作的原则，为保障双方合同权益，特发函通知贵方，贵方可选择：1、单方面解除合同，甲方应返还已收取的乙方所有费用；2、同意延迟交付时间（直到我司完善工程条件可以交付），请贵方于2018年6月1日前回复我司，逾期未回复视为同意延迟交付（直到我司完善工程为止）。届时，我司也将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完善工程条件，确保商户尽快装修开业经营。2018年5月26日，沈国雄通过微信告知谢君：小谢你好，这个情况我就选择退费吧。2018年7月26日，凯慕公司与沈国雄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载明：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就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达成以下条款：1、双方同意解除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乙方提供缴纳相关费用的收据用于甲方退还相关费用。3、由于乙方（沈国雄）个人原因无法继续经营“粥类餐饮”，延误甲方（凯慕公司）商铺正常开业，给甲方造成损失，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乙方赔偿甲方15000元。4、甲方在本协议签署7个工作日内需退还乙方缴纳的租金、保证金、装修协调费共计161475元，扣除乙方给予甲方的赔偿金15000元，最终退还乙方共计146475元。2018年8月1日，凯慕公司扣除赔偿金15000元、信用卡刷卡手续费565元后，退还沈国雄145910元。双方均陈述，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时，未发生暴力或暴力威胁等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过程中，凯慕公司并未实施胁迫行为，沈国雄并非在受胁迫陷于恐惧状态而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故对于沈国雄主张该协议系受胁迫签订的主张不予支持。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陈述，2018年5月25日，凯慕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谢君通过微信方式向沈国雄发出通知函，该通知函表明因凯慕公司交铺时间延迟，沈国雄可单方选择解除合同。虽然通知函援引双方租赁合同约定为凯慕公司2018年6月15日仍无法按约定条件交付该房屋，沈国雄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但该通知函告知沈国雄可选择解除租赁合同，并未附加上述条件，虽然诉讼中，凯慕公司主张其延迟交房并未达到租赁合同约定的对方可据此解除合同的条件，但上述告知函文本由凯慕公司作出，应作有利于承租人的解释。故法院认为，该通知函到达沈国雄后，沈国雄即可据此选择解除租赁合同。因凯慕公司工作人员谢君于2018年5月25日以微信方式向沈国雄发出告知函，沈国雄收到告知函后，次日亦以微信方式答复谢君选择退费，应属双方对解除租赁合同达成一致，至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即已解除，凯慕公司依据约定应在合同解除后一周内，最迟于2018年6月1日将沈国雄交付的租金保证金等费用全部予以无息返还。关于信用卡刷卡产生费用问题，凯慕公司使用该方式收取款项，双方并未作出特别约定，依据通常惯例该费用应由凯慕公司自行承担。关于沈国雄提出的赔偿其交通费、支付违约金100000元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但凯慕公司迟延返还款项，应按照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已归还的145910元，应支付利息1061元（149510×4.35%×61/365）。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凯慕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沈国雄15565元，并支付利息（已返还145910元应支付利息1061元；尚未返还的15565元，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沈国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11元，由沈国雄负担1611元，凯慕公司1000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沈国雄向本院提供照片打印件三张，位置图打印件一张，证明凯慕公司在2018年6月15日无法交付商铺。凯慕公司质证认为，首先，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是沈国雄自行打印的，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次，沈国雄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再次，从证据内容看，不能证明沈国雄主张的证明目的。其在2018年6月15日之前就已具备交付条件，并且从沈国雄在一审中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谢君于2018年6月1日前，就通知沈国雄来办理进场进行装修，不存在其无法交付房屋的情形。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凯慕公司是否应向沈国雄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二、凯慕公司是否应赔偿沈国雄交通费且并不限于3693元；三、凯慕公司是否应返还沈国雄15565元并支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根据2018年5月25日，凯慕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谢君通过微信方式向沈国雄发出通知函：可选择解除合同其返还已收取的所有费用或继续履行合同；2018年5月26日，沈国雄通过微信告方式知谢君选择退费，可以认定双方对解除租赁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在双方协商解除租赁合同的具体事宜期间，直至双方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并于2018年8月1日凯慕公司退还沈国雄145910元前，沈国雄都未向凯慕公司主张应支付违约金，且《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也未约定违约金的承担，因此，沈国雄主张凯慕公司应支付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沈国雄上诉称在受胁迫情形下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此外，因2018年5月26日双方对解除租赁合同已达成一致意见，故沈国雄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已无证明意义，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沈国雄主张的交通费，双方在《租赁合同》《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中及协商解除租赁合同过程中，并未作出特别约定，由凯慕公司赔偿沈国雄为解除租赁合同所产生的交通费。故沈国雄的该项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沈国雄收到告知函后，次日亦以微信方式答复谢君选择退费，应属双方对解除租赁合同达成一致，至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即已解除，凯慕公司依据约定应在合同解除后一周内，最迟于2018年6月1日将沈国雄交付的租金保证金等费用全部予以返还，但凯慕公司并未按约将沈国雄交纳的租金、保证金、装修协调费共计161475元予以退还，本院有理由相信，凯慕公司利用沈国雄处于危困状态下，与沈国雄签订租赁合同解除协议，约定由沈国雄赔偿凯慕公司15000元，故该约定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一审法院认定由凯慕公司返还沈国雄15000元并无不当。关于返还款利息问题，沈国雄在本案中主张凯慕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因凯慕公司迟延返还款项，凯慕公司应赔偿沈国雄该款项的利息损失，故一审判决凯慕公司承担迟延返还款项的利息，并未超出沈国雄的诉请范围。关于信用卡刷卡产生费用的问题，一审法院对判决理由已进行了详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因此，上诉人凯慕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沈国雄主张将凯慕公司及责任人谢君涉嫌敲诈勒索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如沈国雄认为凯慕公司及责任人谢君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综上所述，沈国雄、凯慕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3元，由沈国雄负担2374元，由凯慕公司负担1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徐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