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10684号 原告：张艳萍，女，197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赢赢，男，199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夏茂盛，男，199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欣磊，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桐城市新锦江劳保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朝阳路。 法定代表人：徐桂江。 原告张艳萍与被告朱赢赢、夏茂盛、桐城市新锦江劳保用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新锦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疑难、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艳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被告朱赢赢以及被告夏茂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欣磊均参加了两次庭审。原告张艳萍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艳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三被告的合同；2.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货款58495元。事实与理由：被告朱赢赢系原告儿子的同学，2020年4月份疫情期间，因原告生意需要，原告让被告朱赢赢帮其采购口罩并出口。4月12日晚，被告朱赢赢告知原告口罩单价11.70元，可定2650个，原告同意并于次日一早将31000元（优惠5元）通过微信支付朱赢赢，后朱赢赢将被告新锦江公司的检测报告、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发送给原告，同时将被告夏茂盛电话推荐给原告，要求原告将剩余2350个口罩货款27495元支付夏茂盛。原告付款后，将截图发送朱赢赢，后被告新锦江公司发货给原告。然经海关检测发现5000个口罩全部与检测报告不符，故被退回并一直存放于原告处。原告多次与三被告协商，无果。原告曾于5月下旬向被告新锦江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新锦江公司退还原告货款58500元，并派人检验、提货，一次解决纠纷，但三被告至今无任何表示。 被告朱赢赢辩称，1.原告未提供海关退关文件，请求驳回对答辩人的起诉；2.原告尚拖欠答辩人及其朋友4月24日至5月4日期间的差旅费和利润。 被告夏茂盛辩称，1.2020年4月12日，被告朱赢赢与答辩人达成了单价11.30元、数量5000个的口罩采购协议，并于次日即4月13日分两次到答辩人处自提货物，一次为2650个，一次为2350个；朱赢赢要求答辩人对价格保密，答辩人事后方才得知朱赢赢以单价11.70元将口罩转卖给原告，故原告与朱赢赢、朱赢赢与答辩人间系不同的买卖关系，原告与答辩人间并无买卖关系，无合同关系可予解除，原告要求答辩人返还货款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主张口罩被海关退回，但未提供任何报关或者海关查验的相关凭证，故原告主张被海关查验退回的说法不足采信；3.事情发生后，答辩人希望原告出示海关退回的材料，以便与厂家沟通能否换货，但原告拒绝，此后答辩人提出可以帮助原告寻找买家收购该批货物，亦遭原告拒绝。 被告新锦江公司未作答辩，亦未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反驳证据。 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与被告朱赢赢的微信转帐凭证和聊天记录；2.原告与被告夏茂盛的支付宝转账凭证和聊天记录；3.检验报告；4.口罩照片；5.原告妹妹与申洋国际物流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6.被告朱赢赢出具的申明一份；7.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8.原告与申洋国际物流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经质证，被告朱赢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最初交付的2650个口罩符合GB2626-2006的标准，其交付货物时，原告也看过货物的。被告夏茂盛对证据材料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出卖给朱赢赢的口罩有2650个是符合GB2626-2006的标准，其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证据材料1可证实原告对案涉口罩进行验货，并认为结合检测报告，案涉口罩是完全可以出口；对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仅凭照片无法确定是何时拍摄、何地拍摄，无法证实口罩是被海关退回的事实；对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材料6，即使真实，亦应由声明人朱赢赢承担责任，与夏茂盛无关；证据材料7，夏茂盛并未收到，原告庭审陈述收到口罩第二天即2020年4月13日即通过快递公司准备出口，但通知书中却陈述5月3日报关，怀疑案涉口罩是否被海关退回；证据材料8，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其中有合格证为2006的口罩，并非原告所述均不符合GB2626-2006的标准。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材料9.朱赢赢与夏茂盛、申洋国际物流工作人员、原告妹妹以及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要求原告提供海关退回凭证，原告拒绝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被告夏茂盛无法提供与其出售的口罩相符的GB2626-2019的检测报告。被告夏茂盛对其与朱赢赢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组证据材料无法证实案涉口罩被海关退回的事实。 被告夏茂盛为支持其辩述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0.夏茂盛与朱赢赢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附有文字整理材料）、夏茂盛支付940元给朱赢赢的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其与朱赢赢系独立买卖关系，与原告并不成立买卖关系、以及原告开箱验后认可口罩的事实。 11.夏茂盛与案外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4月份标有GB2626-2019的案涉口罩可以出口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材料10系两被告之间的内部关系，证据材料11与本案无关。被告朱赢赢没有异议。 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出示、质证，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夏茂盛交付的口罩2650个老款符合GB2626-2006执行标准，另2350个新款无对应GB2626-2019执行标准的，亦可以证实案涉口罩因证罩不符无法出口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20年4月份，原告张艳萍经其儿子推荐，与其儿子的同学被告朱赢赢取得联系，让被告朱赢赢帮其采购口罩用于出口。4月12日，被告朱赢赢与被告夏茂盛取得联系，商定以11.3元/只的价格向其购买“新锦江”牌KN95口罩5000只。同日，朱赢赢将口罩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征求其意见，原告表示可以。4月13日6:06分，原告给被告朱赢赢发微信称“11.7可以接受”，并当即转款1000元给被告朱赢赢，作为报酬。8:42分，被告朱赢赢从被告夏茂盛处拍摄2650个（老款）口罩照片并发送原告，原告当即分10000元、11000元、5000元、5000元四笔将31000元（11.7元/只×2650=31005元，5元零头扣除）转账给被告朱赢赢。9:59分，被告朱赢赢将“19检测报告KN95.doc”，口罩图片以及“新锦江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1）.doc”发送原告，并于11:06分将被告夏茂盛联系电话告知原告。11:19分，朱赢赢询问原告“检测报告没问题吧、”，原告回复“EN”。此后，原告将剩余2350个口罩的货款27495元，分20000元和7495元两笔直接支付被告夏茂盛。被告夏茂盛在收到该27495元后将超出其与朱赢赢约定货款的940元支付给朱赢赢。4月13日下午，被告朱赢赢从被告夏茂盛处领取剩余2350个口罩（新款），并交付原告张艳萍。2020年4月14日，原告委托“申洋国际”快递公司办理海关出口手续。4月28日，“申洋国际”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因案涉口罩实物上记载的“GB2626-2019”标准，与检测报告执行标准“GB2626-2006”不一致，罩证不符，无法出口而被海关退回。此后，被告夏茂盛与被告朱赢赢曾协商另行提供其他型号口罩，但遭到原告张艳萍拒绝。 另查明，朱赢赢领取口罩后，在原告张艳萍办公室交付原告，原告与被告朱赢赢一起验货，并让朱赢赢拍摄了视频。除案涉口罩外，被告朱赢赢曾为原告张艳萍另外促成了广州1号店以及武冈市协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两笔口罩交易，被告朱赢赢尚有部分利润被原告扣留。 又查明，直至第一次开庭前，原告张艳萍误以为被告夏茂盛系被告新锦江公司的员工，故其曾以购买人名义向被告新锦江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口罩购买合同，退还5000个口罩的货款58500元，并赔偿原告相应损失。被告夏茂盛于2020年7月1日收到本院通过短信发送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和开庭传票。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原告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首先，原告与被告朱赢赢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系买卖关系，被告朱赢赢则辩称仅系“找货源”的关系。本院认为，两者之间成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由被告朱赢赢帮其采购口罩出口；2.原告与被告朱赢赢之间存在促成交易，原告支付报酬的同类操作；3.原告以购买人身份向被告新锦江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的事实，亦表明其自认系案涉口罩买卖合同的购买人，而非被告朱赢赢。其次，原告与被告夏茂盛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系买卖关系，被告夏茂盛则辩称与其建立买卖关系的是被告朱赢赢，原告与其无任何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夏茂盛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委托人和受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并不影响合同关系的成立，经受托人披露后，委托人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本案中，在交易过程中，被告朱赢赢已将被告夏茂盛的联系方式告知原告，剩余2350个口罩的款项亦系由原告直接支付给被告夏茂盛，可认定朱赢赢向原告履行了披露义务，且原告张艳萍与被告夏茂盛均无证据证实若明知交易相对方为对方便不会达成交易，故认定原告与被告夏茂盛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2.被告夏茂盛与被告朱赢赢达成的交易单价为11.3元/只，该交易价格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应认定原告与被告夏茂盛以11.3元/只的价格，成立了5000只口罩的买卖合同关系。再次，被告新锦江公司仅为案涉口罩的生产商，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被告新锦江公司为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对原告诉称被告新锦江公司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为，案涉5000只口罩出关不成的责任应归责于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交付与实物相符的检测报告是出卖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正是因为被告夏茂盛无法提交与2350个新款口罩相符的GB2626-2019执行标准的检测报告，导致无法出口，致使原告无法实现出口获利的合同目的，对该该2350个新款口罩的买卖关系依法可予解除，被告夏茂盛应返还原告张艳萍货款26555元，原告张艳萍应将该2350个新款口罩退还被告夏茂盛。被告朱赢赢接受原告张艳萍的委托，其理应如实向原告张艳萍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但其却采用“低购高报”的手段赚取中间差价谋取私利，其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且其明知原告所购口罩用于出口，却未认真履行受托职责，核实新款口罩有无相应执行标准的检测报告，导致实物与标准相一致的2650个口罩亦无法出口，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被告朱赢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以及原告与被告朱赢赢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虽委托被告朱赢赢办理口罩采购事务，但却未明确告知其采购口罩的型号、面料材质、包装、证罩一致以及海关出口标准等，其委托事项要求不明，导致被告朱赢赢处理委托事务时缺乏针对性，而且原告在收到被告交付的口罩后亦未认真验货，查验罩证是否一致，原告自身对该损失的造成亦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且其无权要求解除2650个老款口罩的买卖合同。故，本院酌定被告朱赢赢应将从中谋取的差价2000元【（11.7元/只-11.3元/只）×5000只】返还原告张艳萍，并赔偿2650只口罩不能出口的损失13000元，被告朱赢赢合计赔偿原告损失1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张艳萍与被告夏茂盛之间关于2350个新锦江牌口罩（标印GB2626-2019）的买卖合同于2020年7月1日解除； 二、被告夏茂盛应返还原告张艳萍2350个口罩的货款26555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三、原告张艳萍应于被告夏茂盛履行完毕上述第二项确定的义务后五日内返还被告夏茂盛新锦江牌口罩2350个（标印GB2626-2019）； 四、被告朱赢赢应赔偿原告张艳萍损失15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五、驳回原告张艳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62元，由原告张艳萍负担366元，被告朱赢赢负担323元，被告夏茂盛负担5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国平 人民陪审员  孙宝良 人民陪审员  卢晓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冯韩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