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2行终184号（2020）粤02行赔终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吉龙，男，1989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委托代理人胡长明，广东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泽华，广东鹏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源县坝仔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翁源县坝仔*******路。法定代表人何志勇，镇长。出庭负责人王路军，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张利平，翁源县坝仔镇司法所所长。委托代理人何新立，广东达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吉龙因与被上诉人翁源县坝仔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坝仔镇政府）镇政府行政命令、行政赔偿两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444号、（2019）粤0203行赔初1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2日，坝仔镇政府向毛吉龙作出《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载明：“根据《翁源县畜禽养殖特别管控区划定方案》和《坝仔镇畜禽养殖专项清理工作方案》有关要求，经核查，你养殖场（户）位于岗背，属于清理对象，请你于2019年11月1日前自行清理处置所有畜禽并拆除有关养殖设施设备，逾期，本府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条及第四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强制拆除，清理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你户承担。”基于上述情况，毛吉龙称其分别于2019年7月19日、8月9日、8月29日、8月30日、9月16日将其养殖的母猪出售，共123头。毛吉龙认为坝仔镇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违法，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坝仔镇政府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违法，并赔偿其损失4794459.91元，具体包括：1、重新养殖123头二元母猪的成本895712元和利息8442.09元；2、因时间产生的增值损失3765305.82元；3、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出售母猪、提起本案诉讼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卖猪居间费共125000元。毛吉龙为证明其于2019年7月12日之后陆续出售了123头母猪的主张，向一审法院申请其朋友王艺华、兄弟毛海峰出庭作证以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5张《翁源县动物产地检疫申报单》以及王艺华、叶永辉、包洋成、张登雄的证言。王艺华称其分别于2019年8月29日、8月30日帮毛吉龙赶了20头、60头猪上车，这80头猪目测均为怀孕的大肚子母猪。毛海峰称毛吉龙出售的123头猪均是母猪，且大多数是怀孕的母猪。叶永辉出具证言称其于2019年8月30日向毛吉龙购买60头母猪。包洋成出具证言称其于2019年7月19日、8月9日、9月16日三次购买毛吉龙后备母猪43头。张登雄出具证言称其向毛吉龙支付47047元是购买毛吉龙母猪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向翁源县坝仔镇畜牧兽医水产站（以下简称坝仔镇兽医水产站）、翁源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对涉案猪进行屠宰的屠宰场广州市从化食品企业有限公司肉类联合加工厂（以下简称从化肉联厂）、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锦丰肉联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锦丰肉联公司）、证人洪新创等进行调查并调取毛吉龙在2019年7月19日至2019年9月16日期间出售的123头猪的《翁源县动物产地检疫申报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资料。经一审法院调查，涉案出售给包洋成、罗武求并在翁源县辖区范围内的屠宰场进行屠宰的43头猪，均需到坝仔镇兽医水产站进行申报并现场检疫。坝仔镇兽医水产站称如果申报单中载明“申报检疫动物”是“猪”，则是肉猪，如果出售是母猪，则会在申报单中载明是“母猪”，其对上述43头猪进行现场检疫时，这43头猪是肉猪，并不是母猪。此外，坝仔镇兽医水产站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毛吉龙于2019年6月13日填写的申报单，该申报单中“申报检疫动物”载明是“母猪”。涉案销售至佛山市南海区（检疫证中载明买主为洪新创）并运往南海锦丰肉联公司进行屠宰的60头猪，需到坝仔镇兽医水产站进行申报并经翁源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检疫，该申报单中“申报检疫动物”载明是“猪”，翁源县畜牧兽医水产局称其均未对2019年检疫的猪进行分类登记，检疫证中均登记为“猪”，其无法区分涉案经其检疫的猪是母猪还是肉猪。随后，一审法院前往南海锦丰肉联公司进行调查，南海锦丰肉联公司称其屠宰场分生猪和母猪两条屠宰线，这60头猪是登记在生猪屠宰这条线，因此这60头猪是生猪，不是母猪。此外，一审法院向检疫证中记载的货主洪新创进行调查询问，其称其未采购、屠宰过60头母猪。涉案销售至广州市从化区（检疫证中载明买主为王洪涛）并运往从化肉联厂屠宰的20头猪，需到坝仔镇兽医水产站进行申报并经翁源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检疫，申报单中载明是“猪”，同样，翁源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未对检疫的猪进行分类登记。一审法院前往从化肉联厂进行调查时，其称未对屠宰的猪进行分类登记，所以记不清楚这20头猪是母猪还是肉猪。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9月30日，翁源县人民政府印发《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翁源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对翁源县辖区范围内的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进行了划分。坝子镇政府认可毛吉龙的养猪场在限养区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坝仔镇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向毛吉龙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是否合法；毛吉龙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获得支持。一、坝仔镇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向毛吉龙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不合法。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畜禽养殖和屠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对畜禽粪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防止污染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生活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养区域。”《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上述规定明确了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如违反该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本案中，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30日印发《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翁源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对翁源县辖区范围内的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进行了划分。根据该方案的划分，坝子镇政府承认毛吉龙的养猪场位于限养区，并不是禁养区，因此，坝仔镇政府责令毛吉龙清理处置其养猪场的畜禽并拆除有关养殖设施设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除此之外，根据上述规定，即便毛吉龙所在的养猪场在禁养区，也应由县一级人民政府作出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行政命令，现无证据证明坝仔镇政府有权对涉案的养猪场作出拆除或关闭的行政命令。因此，坝仔镇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不合法。二、毛吉龙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依法不应获得支持。理由如下：毛吉龙认为，由于坝仔镇政府责令其清理养猪场的猪，导致其只能低价出售其养殖的二元母猪，而二元母猪是用来繁殖后代的，且其出售的二元母猪均是优质的母猪，因此出售这123头母猪导致其重大损失。为证明其主张，毛吉龙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翁源县动物产地检疫申报单》、王艺华、毛海峰、叶永辉、包洋成的证言以及相关的交易情况，以证明其在2019年7月19日至2019年9月16日期间出售的123头猪是怀孕的优质二元母猪。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毛吉龙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无法证明涉案的猪为一胎或二胎的优质二元母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毛吉龙未就其主张完成举证责任。其次，从一审法院调查的情况看，坝仔镇兽医水产站称其对涉案43头猪进行申报及检疫时，这43头猪均为肉猪，对涉案经翁源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检疫的60头猪进行屠宰的屠宰场南海锦丰肉联公司称该60头猪均是肉猪，不是母猪，且该60头猪检疫证中记载的货主洪新创亦称其未采购、屠宰过60头母猪。对于涉案销售至广州市从化区（检疫证中载明买主为王洪涛）的20头猪，虽然无法从屠宰场和买主中获知猪的种类，但该申报单中载明是“猪”，坝仔镇兽医水产站称只要申报单载明是“猪”，即是肉猪，而毛吉龙仅提供其朋友王艺华的证言称该20头猪目测为怀孕的母猪以及张登雄的证言称其向毛吉龙支付母猪款。由于毛吉龙提交的证人证言所陈述的情况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况存在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毛吉龙提出的涉案出售的123头猪为母猪的主张不足以采信。综上，毛吉龙提出的坝仔镇政府赔偿其重新恢复养殖123头二元母猪的成本895712元和利息8442.09元以及因时间产生的增值损失3765305.82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毛吉龙提出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出售母猪、提起本案诉讼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卖猪居间费共125000元的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行政机关侵犯公民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毛吉龙主张的上述费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因坝仔镇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违法导致其财产的直接损失，因此，不予支持。对于毛吉龙于2020年5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政府部门向其发放补贴及奖励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毛吉龙所申请调取的该证据与本案认定的事实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坝仔镇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向毛吉龙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违法；二、驳回毛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毛吉龙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一审判决在判定坝仔镇政府行政行为违法的基础上，驳回毛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即赔偿损失的诉求。其主要理由就是毛吉龙养猪场依据坝仔镇政府要求限期处理的猪是“肉猪”，不是“母猪”。在行政行为违法的基础上，赔偿问题焦点争议有二：一是该违法行政行为是否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二是造成损失有多少，损失多少的关键是“肉猪”与“母猪”的区别。该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了毛吉龙损失。在坝仔镇政府要求处理的限期内，毛吉龙先后分5批次把123头猪贱卖，至少也损失284825.7元，理应判赔偿。一审法院把“母猪”认定为“肉猪”，违背事实。毛吉龙是村里的母猪养殖专业户（唯一的母猪养殖场，村里其他几家养殖场是肉猪场），规模可达到数百余头。养母猪主要靠母猪生仔卖小猪仔赚钱。毛吉龙养殖母猪，每年大量销售小猪仔这一事实，不仅仅是坝仔镇政府明知，周围的邻居和村民周知无不知晓，尤其是负责为当地防疫检查的人员最为知情。一审法院如果对此存疑，理应向这些知情人员调查了解，轻而易举就能查明。但原审法院却向有利害关系、存在不规范行为的畜牧站和屠宰场进行取证。原审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毛吉龙的“猪”是“肉猪”。毛吉龙已经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母猪的情况下，无需法院积极地尤其是秘密地调查取证。其取证过程不透明，难以让人信服。法院取到证言笔录后，有足够的时间给毛吉龙提前准备，但是法院不提前给毛吉龙送达证据，却让毛吉龙当庭质证，使毛吉龙措手不及。法院偏不安排证人到庭。法院秘密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毛吉龙的“猪”是“肉猪”。证人不敢出庭作证。毛吉龙已经提供确凿充分证据（不限于证人证言），足以证明贱卖的123头猪是“母猪”不是“肉猪”。关于养殖场的照片和视频。证明该养殖场是专门是养母猪的而不是蓄养肉猪的。母猪养殖场和肉猪养殖场的硬件要求完全不一样，母猪养殖场的栏位较小（因为需要限制母猪的活动），需要配备专门的产床区域，后备母猪活动区域，小猪死亡的无害化化尸池等。关于小猪仔无害化处置设施照片、多年来一直申领政府补助的银行流水单。证明毛吉龙的小猪死亡后经过无害化处理，受到政府肯定。如果养肉猪，就不会有小猪仔无害化处理的事。6月13日《检疫申报单》直接证明毛吉龙的养殖场是专门养母猪的，不是养肉猪的。毛吉龙贱卖的123头猪是母猪，证据确凿充分。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多处程序违规。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本案2019年12月11日立案，依法应当在2020年5月11日审结。而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8日第二次开庭后，于第二天就出具《延长审理通知书》将审限延长至2020年12月2日。明显超出《行政诉讼法》审限规定，且如果申报高院批准，时间上也不可能如此神速。一审法院发出传票期限违规。一审法院不按照指定送达地址送达文书给毛吉龙。一审法院不按时送达有关诉讼材料。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粵0203行初444号、（2019)粤0203行赔初118号行政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毛吉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坝仔镇政府承担。被上诉人坝仔镇政府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毛吉龙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应予维持。毛吉龙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毛吉龙要求坝仔镇政府赔偿其重新恢复养殖123头二元母猪的成本895712元和利息8442.09元以及因时间产生的增值损失3765305.82元请求，没有事实和证据，不能成立，也与坝仔镇政府无关，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本案中，毛吉龙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出售的123头猪是母猪，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所谓的损失与坝仔镇政府存在因果关系，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毛吉龙虽然养殖有母猪，但也不排除同时养有肉猪。因此，毛吉龙销售肉猪也是常事，并不是销售的就一定是母猪。而且坝仔镇兽医水产站也证明，对涉案43头猪进行申报及检疫时，这43头猪是肉猪。另外对涉案经翁源县畜牧水产局检疫的60头猪进行屠宰的屠宰场南海锦丰肉联公司也证明，该60头猪均为肉猪，不是母猪。而且该60头母猪检疫证中记载的货主洪新创也说其未采购、屠宰过60头母猪。另对于涉案销售至广州市从化区的20头猪，虽然申报单中载明“猪”，但根据坝仔镇兽医水产站证明，只要申报单载明是“猪”的，即为肉猪。如果是“母猪”的，会载明是“母猪”。毛吉龙提交的一份2019年6月13日填写的申报单，是母猪的就会载明母猪。因此，从以上事实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毛吉龙出售的涉案123头猪是“肉猪”，而非“母猪”，是完全有事实和证据的，是正确的。而毛吉龙将出售的“肉猪”说成是“母猪”，是没有事实和证据的。需要说明的是，坝仔镇兽医水产站并不是坝仔镇政府的下属单位，该单位负责人如实向法院反映情况，并没有受坝仔镇政府施压影响。退一万步，即使毛吉龙销售的是母猪，那么毛吉龙主张赔偿其所谓的重新恢复养殖123头二元母猪的成本895712元和利息8442.09元以及因时间产生的增值损失3765305.82元的主张，也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且与坝仔镇政府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毛吉龙要求赔偿其重新恢复养殖母猪的成本和利息，以及因时间产生的增值损失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二，毛吉龙要求坝仔镇政府赔偿其交通费、住宿费，居间费、律师费及卖猪居间费125000元的请求，既无事实和证据证明，也无法律依据，与坝仔镇政府无关。毛吉龙主张的该项赔偿要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而且毛吉龙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从毛吉龙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并没有养殖场的相关审批手续、相关证照和环保证件。毛吉龙的养殖场是否合法？如违法养殖则不受法律保护，更无权要求赔偿。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坝仔镇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向毛吉龙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违法。首先，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30日印发《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翁源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县畜禽养殖区划定方案》），对翁源县辖区范围内的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进行了划分。在畜禽养殖区域未划分前，2019年7月12日，坝仔镇政府就将毛吉龙的养猪场列为禁养区并发出《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责令毛吉龙清理处置其养猪场的畜禽并拆除有关养殖设施设备，因此，坝仔镇政府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次，根据《县畜禽养殖区划定方案》的规定，即便毛吉龙所在的养猪场在禁养区，也应由县一级人民政府作出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行政命令。因此，坝仔镇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清理通知书》违法。关于毛吉龙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问题。首先，毛吉龙主张已经出售的123头猪为母猪，但一审法院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的情况表明，毛吉龙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其次，毛吉龙认为出售的都是优质二元母猪。但其既没有提供123头猪是二元母猪证据，也没有提供优质母猪的证据。因此，对毛吉龙认为已经出售的123头猪为二元优质母猪的主张，不予支持。第三，毛吉龙认为一审法院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取证的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一审法院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的证据主要是查明有关毛吉龙出售猪的类型的情况，并没有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收集证据。因此，毛吉龙认为一审法院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违法，这些证据不应采信的主张，无理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毛吉龙提出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出售母猪、提起本案诉讼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卖猪居间费共125000元的赔偿请求，因为这些费用都不是直接损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毛吉龙还提到一审法院存在延长审限、发出传票、送达诉讼材料等程序问题的情况，经查不符合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毛吉龙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毛吉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靖审 判 员  陈理广审 判 员  邹征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罗 艳书 记 员  罗智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