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1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请追加人）：朱惠芬，女，汉族，1983年7月18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萍萍，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烨，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黄桂华，男，汉族，1963年9月22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冯芳，女，汉族，1963年5月20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开发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新，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杰，男，汉族，1966年2月16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原审第三人：徐素霞，女，汉族，1963年3月29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原审第三人：江苏森茂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6029921-5，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大豫镇九龙村**村部。法定代表人：洪祖峰，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淮安春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注册号320800000072995，，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东大街北侧银都商城**楼****负责人：嵇荣飞。原审第三人：淮安盛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注册号320800000072987，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东大街北侧银都商城**楼****iv>负责人：洪彬。原审第三人：范浩忠，男，汉族，1970年12月12日生，住江苏省苏州市。原审第三人：嵇荣飞，男，汉族，1975年12月8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原审第三人：洪彬，男，汉族，1986年8月5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原审第三人：崔明华，男，汉族，1967年7月15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上诉人朱惠芬因与被上诉人黄桂华、冯芳，原审第三人杨杰、徐素霞、江苏森茂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森茂公司）、淮安春宏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淮安春宏）、淮安盛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淮安盛裕）、范浩忠、嵇荣飞、洪彬、崔明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2017）苏06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惠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确认不应追加上诉人为（2014）通中民初字第0008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停止对朱惠芬财产的执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逻辑错误。朱惠芬与杨杰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债权关系，而非股权转让，该事实已经得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7269号民事调解书的确认。朱惠芬与杨杰通过转让标的物所有权来担保债权实现的方式属于非典型担保的让与担保。追加被执行人应限定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者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朱惠芬并非适格的被追加主体。2、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为工商登记的公司股东，原审判决未考虑公司增资的具体情形，增加股东投资风险，与立法精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03）执他字第33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股东按照其承诺履行出资或增资的义务是相对于社会的一种法定的资本充实义务，股东出资或增资的责任应与公司债权人基于公司的注册资金对其责任能力产生的判断相对应。黄桂华、冯芳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的借贷纠纷发生在2012年，朱惠芬的增资发生在2014年，黄桂华等人对于江苏森茂公司责任能力的判断应以2012年公司的注册资金为依据，江苏森茂公司能否偿还黄桂华等人的债务与此后增加注册资金是否到位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朱惠芬的增资瑕疵行为仅对增资注册之后的公司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增资前的公司债权人不能要求此后增资行为瑕疵的朱惠芬承担责任。3、上诉人客观上并不知晓黄桂华、冯芳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之间该笔债务的存在。上诉人在签订股权协议的过程中，以获得债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初衷，并未客观了解调查江苏森茂公司的相关债务。《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六条均明确江苏森茂公司已经完整披露了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等相关信息，朱惠芬并未获得任何关于本案所涉债务的披露信息。根据南通中院（2014）通中民初字第00088号民事判决显示，本案所涉借贷关系中涉及到江苏森茂公司的责任问题，而江苏森茂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得到全体股东的认可，也未提供江苏森茂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材料证实，对于增资入股的股东来说，无法客观全面了解该笔债务的存在。本院经审理查明：黄桂华、冯芳与杨杰、徐素霞、江苏森茂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南通中院（2014）通中民初字第0008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该生效文书：一、杨杰、徐素霞、江苏森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黄桂华、冯芳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300万元借款本金作为计算基数，自2012年12月27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杨杰、徐素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黄桂华、冯芳借款本金3340万元及利息损失（其中以2000万元借款本金作为计算基数，自2012年8月17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40万元借款本金作为计算基数，自2012年8月14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00万元借款本金作为计算基数，自2012年8月17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上述利息计算均按年利率24%计算）。三、江苏森茂公司对杨杰、徐素霞的上述第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各被执行人均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黄桂华、冯芳向南通中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5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南通中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调查，因被执行人名下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亦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申请执行人黄桂华、冯芳申请追加该公司的股东、出资人淮安春宏、淮安盛裕、朱惠芬、崔明华及范浩忠、嵇荣飞、洪彬为被执行人。南通中院于2017年1月21日作出（2017）苏06执异8号裁定，一、追加淮安春宏、淮安盛裕、朱惠芬、崔明华及范浩忠、嵇荣飞、洪彬为本案被执行人；二、被执行人淮安春宏在认缴的出资4302.1243万元、被执行人淮安盛裕在认缴的出资2458.3568万元、被执行人朱惠芬在认缴的出资1229.1784万元、被执行人崔明华在认缴的出资254.5053万元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三、被执行人范浩忠以其认缴的出资49.5万元对淮安春宏债务承担责任，被执行人嵇荣飞对淮安春宏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四、被执行人嵇荣飞以其认缴的出资49.5万元对淮安盛裕债务承担责任，被执行人洪彬对淮安盛裕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朱惠芬不服该裁定，向南通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朱惠芬一审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朱惠芬不是（2014）通中民初第0008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停止对朱惠芬财产的执行。二、要求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朱惠芬并非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其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之间属于明股实债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通过变更股权登记的形式担保债权的实现。（2017）苏06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以工商登记材料为准，认定朱惠芬未履行出资义务并追加朱惠芬为被执行人是错误的。2、退一步讲，即便从形式上看，朱惠芬虽登记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其也不应对增资行为之前产生的公司债务承担相关责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桂华、冯芳辩称：1、江苏森茂公司在2014年确实进行了增资，原告朱惠芬因增资成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而原告支付给杨杰的股权转让款不能替代对江苏森茂公司的出资义务，因此其并未对江苏森茂公司履行出资义务。2、原告称被告对江苏森茂公司的债权在其增资成为股东前，其对增资之前的债务不承担责任不能成立。原告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2013年的答复文件本身并不是司法解释，仅仅是一个工作部门对个案的处理意见，该答复本身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执行中追加原告朱惠芬作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0月31日，原告朱惠芬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在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朱惠芬作为甲方与乙方杨杰约定“双方同意，甲方以总额1350万元的价款受让乙方所持的部分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在江苏森茂科技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为3%，对应的注册资本为121.429万元人民币）。转让价款如涉及税费的，由乙方承担”。在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中，三方约定“甲方以总额1800万元的价款受让乙方所持的部分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在江苏森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为4%，对应的注册资本为161.905万元人民币）。转让价款如涉及税费的，由乙方承担”。上述两份合同均有朱惠芬、杨杰签名及江苏森茂公司、嵇荣飞盖章。2013年11月1日至11月13日期间，朱惠芬向杨杰的农业银行账户汇款共计3150万元。2014年10月6日，朱惠芬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方约定“甲方（朱惠芬）通过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方式成为丙方（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如本次与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最终未能成功，则甲方可根据情况选择继续持有丙方的股权或由乙方回购甲方所持股权……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矛盾，以本补充协议为准。”上述协议有朱惠芬、杨杰签名及江苏森茂公司盖章。2015年6月10日，朱惠芬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协议书》，三方约定“甲方受让乙方所持有的丙方部分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持股比例为7%，股权转让款3150万元中有675万元系甲方代王建华投入，占股比例为1.5%，转让款中的300万元系甲方代肖渭光投入，占股比例为0.67%，扣除后甲方投入转让款共计为2175万元，持股比例为4.83%……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甲方投入2175万元转化为甲方对乙方的借款，借款期为一年……丙方自愿为乙方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协议有朱惠芬、杨杰签名及江苏森茂公司盖章。另查明，江苏森茂公司设立于2010年8月18日，原注册资本为4047.619万元，原股东为南通金麒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嘉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素霞、崔明华、杨杰。2014年3月6日，江苏森茂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淮安春宏、淮安盛裕、朱惠芬为公司股东；将公司注册资本从4047.619万元增至12291.7838万元，此次增资额由淮安春宏认缴4302.1243万元、淮安盛裕认缴2458.3568万元、朱惠芬认缴1229.1784万元、崔明华认缴254.5053万元。但江苏森茂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实收资本仍为4047.619万元，此次增资各股东认缴的资本金并未实际缴纳。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朱惠芬是否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有没有真实出资。2、原告朱惠芬是否应当对增资前的债务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的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为由申请追加当事人而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追加变更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朱惠芬是否符合上述情形，作以下分述：一、关于本案原告朱惠芬是否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及是否履行出资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现有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表明，本案原告朱惠芬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江苏森茂公司于2014年3月6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朱惠芬为公司股东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将朱惠芬登记在股东名册之内，故朱惠芬既满足股东资格认定的实体条件又满足股东名册登记的形式条件，应当认定其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至于原告称其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的非典型担保借款协议的主张，首先，原告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的四份协议中均未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设立借款让与担保，其所谓让与担保的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次，即使其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在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将投入的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并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确认，但其提供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仅对该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相反，经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公示效力，原告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的协议不能否定其股东身份，其效力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对原告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纳。作为江苏森茂的股东，缴纳出资是原告朱惠芬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而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原告与杨杰、江苏森茂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虽然其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杨杰，之后三者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通过增资形式履行，但江苏森茂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实收资本仍为4047.619万元，原告支付款项的行为仅仅是其向杨杰个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其向江苏森茂公司履行增资义务的行为，故通过受让股权和增资成为股东的朱惠芬，对增加认缴的资本并未实际缴纳。二、关于本案原告朱惠芬是否应当对江苏森茂公司增资前产生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原告朱惠芬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成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应当依法在其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江苏森茂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可见，作为公司股东，不管是增资还是设立出资，都负有足额缴纳出资的法定义务，并且都适用《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应当在其认缴的范围内对公司依法承担责任。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界限划分，不在于增资前后的时间点，而在于其认缴的出资额度范围。对此，《执行追加变更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并未对股东是否对公司增资前后承担责任进行划分，而仅设立“未出资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适用门槛亦是与《公司法》及相关解释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原告在受让股权时对被执行人存在债务应当预期，故本案应当适用《执行追加变更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裁判规则。据此，原告主张其对江苏森茂公司增资前发生的债务不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朱惠芬请求确认其不是（2014）通中民初第0008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停止对朱惠芬财产的执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惠芬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瑕疵增资股东对于公司增资之前的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股东的增资瑕疵行为仅对其增资注册之后的债权人承担责任，对于增资前公司交易行为所产生的债务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黄桂华、冯芳对江苏森茂公司的债权形成于江苏森茂公司增资注册之前，其对江苏森茂公司责任能力的判断应以该公司当时的注册资金以及当时的股东出资情况为依据。上诉人朱惠芬于2014年3月6日才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成为江苏森茂公司的股东，不应对其增资入股之前的公司债务承担瑕疵增资的法律责任。综上，上诉人朱惠芬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二、不得追加朱惠芬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初字第0008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一审案件受理费955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551元，均由被上诉人黄桂华、冯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志容审判员  李 晶审判员  赵建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