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5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云帆，男，汉族，1966年4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合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世杰，男，汉族，1969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向东，男，汉族，1977年11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武胜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清华，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淘秭宇，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勤，男，汉族，1971年8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婧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买晓荣，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建安路香缤广场**部分。法定代表人：马桂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慧，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处荣，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因与被上诉人舒勤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尚音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306民初15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1.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舒勤退还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股权转让款170万元，及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垫付的时尚音乐公司经营、装修款82万元，共计252万元；2.舒勤向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赔偿利息损失，自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股权转让款及经营、装修款实际转款至舒勤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计至舒勤清偿为止；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舒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经营、装修款与本案案由不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该认定属于在事实认定及实用法律均错误。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支付经营、装修款是应舒勤的要求，向舒勤和舒勤指定的人员支付了82万元，并非支付给时尚音乐公司，虽然此后时尚音乐公司出具了收据，但该82万元却完全是由舒勤自行支配，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既然要求撤销双方的口头股权转让合同，对该款项当然有权与股权转让款一起要求舒勤退还。二、一审判决在“本案相关事实”中査清了本案中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支付款项的基本事实后，认定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舒勤存在欺诈没有证据支持。1.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诉状中详细讲述了，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是在2014年4月24日与案外人李静见面后，才知道被欺诈的事实，并出示了舒勤虚构的官仁江代理何云帆与李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证据，在本案原一审（发回重审前的一审）开庭时，舒勤当时否认有虚构官仁江代理何云帆与李静签署协议的事实，有当时的一审笔录为证；2.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本次一审提交的舒勤在【（2016）粤0303民初17145号、（2017）粤03民终6745号】两个案件的生效判决书、庭审笔录等相关材料的证据中，显示舒勤在该两个案件中的起诉书、代理词及庭审笔录中，均自己承认虚构了官仁江代理何云帆与李静签署协议且目的是为了欺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吃股权转让款差价的事实。舒勤在本案一审中，对这些证据也没有异议。3.一审判决认定舒勤不存在欺诈的理由逻辑有误，没有证据支持。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提交的【（2016）粤0303民初17145号、（2017）粤03民终6745号】两个案件的判决书、庭审笔录等相关材料证据，现完全可以证实舒勤从一开始就存心欺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事实，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舒勤自己已承认有欺诈行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垫付经营、装修款的时间是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而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知道舒勤的欺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事实，是在2014年4月24日与李静见面后才知，并从此后再未投入任何一分钱，还多次要求舒勤见面以确认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出资金额,故才有2014年5月14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开会的事实，根据该会议记录，舒勤承诺在5月15日在相关部门做股权变更协议，但事实是舒勤再次欺骗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并没有去做股权变更（因其当时还没有100%股权，不可能变更）。一审判决认定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参与日常经营及“甚至还参加了股东会”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舒勤所出示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参与了日常经营、管理，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行使了股东权利，参与了股东会。从时尚公司停业（公司原租用房屋已被业主收回，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合作经营KTV的目的已无法实现）至时尚公司的股权转让（舒勤将股权转让给马桂凤）等《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权利的事项，被上诉从未通知过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舒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行使了股东权利。4.一审判决认定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请求撤销口头转让协议时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1年除斥期间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撤销权消灭是指：（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中，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知道被欺诈的事实是在2014年4月24日与李静见面后，到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2013年10月17日起诉时，并未过除斥期。且在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知道后，并没有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但是，一审判决却以“2013年10月11日股东变更为舒勤出资100万元持股50%后，双方的股权转让就转变为可以履行的行为”为由，认定撤销权的起算时点应为2013年10月11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属性，有限公司除了资合性外，还必须有人合性，且本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都承认的及所签署的公司章程中，均表示双方在以后的时尚公司里，舒勤占50%的股权，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三人占50%。在2013年10月11日时，舒勤仅占时尚公司50%的股权，若此时其就成就了转让股权的条件，双方的约定不相符。三、一审判决对是否显失公平的认定也完全错误。如前所述，有限责任公司除了资合外，还有人合性，在2014年6月4日以前，舒勤仅持有时尚公司50%的股权，而其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口头约定及所签署的公司章程中，均约定舒勤占50%的股权，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三人占50%,故为了能实现和达到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之间的目的，应当认定在2014年6月4日舒勤拥有100%的股权时，口头协议才生效，而此时的时尚公司与2013年6月18日时的时尚公司的经营、财务相比已发生重大改变。四、在本案的诉讼中，有一个重要的“12张经营、装修款票据”鉴定的诉讼程序性问题。2017年10月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后，舒勤要求对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提交的垫付经营、装修款的82万元的12张票据进行鉴定，在2018年1月23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双方在一审法官助理办公室做了鉴定笔录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方向法院递交了鉴定原件，但不知何种原因，大约到2018年5月法院才通知舒勤去交鉴定费，但是，舒勤此后又明确表示不交鉴定费，本案才又定于2018年7月开庭；开庭时舒勤表示该费用与本案无关，但一审判决认定了“经营、装修款”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并无依据。被上诉人舒勤答辩称：一、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与舒勤口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无欺诈行为使之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1.舒勤在订立口头协议之时已经将自己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尚未办理100%股权的登记手续，这一事实情况告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虽然，在转让时工商登记上的股东并非舒勤，但舒勤从骆劲松、骆红宇早已获得了50%的股权，而李静所持的50%股权也在当时同意转让给舒勤，舒勤已经是公司实际的控制人和隐名股东。2.公司的工商登记系公开的可轻松查询到，舒勤根本无法进行欺骗、隐瞒。3.舒勤已经提交《消防验收意见》证实公司已经通过二次装修工程消防验收。4.舒勤所提交的2013年9月22日给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发送的邮件可以证实，舒勤一直都在积极沟通处理股权登记事宜。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所主张的舒勤虚构的无法尽快办理股权登记的理由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提交的与李静的通话记录也只是两方单方面的说法，李静作为可能影响股权转让进度的利害关系人，其所陈述的情况证明力较弱，其有可能为了将股权转让不及时的责任推给舒勤而故意为之。5.“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的股权转让关系”和“舒勤与李静的股权转让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舒勤在与李静的股权转让关系中是否有欺瞒情况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无关。而且，在原股东将50%的股权转让登记给了舒勤后，舒勤便具有了对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履约能力，李静是否能够顺利将另外50%股权转让给舒勤，舒勤以谁的名义向李静购买股权，均不影响舒勤对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义务的履行。二、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于2013年6月知道即舒勤是隐名股东，需在受让李静50%股权后再配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其最迟应于2014年6月行使撤销权撤销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但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按股东共同作出的经营决定，陆续增加投资用于公司经营中的资金周转及费用支出，陈世杰及其妻子段燕也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中。舒勤和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还在2014年5月14日的《会议记录》确定于5月15日在相关部门做股东股权变更协议。可见，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以其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已放弃行使撤销权。三、即使舒勤非登记股东，无权处分涉案公司的股权，双方合同也是在订立时生效。虽然由于原股东转让时未办理变更登记，李静所转让的股份也在履行过程中，导致公司100%的股份在涉案合同订立时登记为舒勤所有，导致舒勤的处分权存在瑕疵。但是无权处分合同是效力待定合同，事后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或被追认，合同仍然认定为有效，而且是自始有效。而且涉案合同订立和生效时间均是2013年6月，当时公司并未发生亏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即使舒勤从他人处低价受让，但在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交易过程中，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根据其对公司价值的判断自愿同意高价接收，也是十分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本案中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之时公司的价值是远远低于交易价格的。四、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涉及是舒勤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股权交易中的法律问题，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所主张的其成为股东后对公司后续经营投入并不在股权转让关系中调整。五、一审中，舒勤提供了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签字确定的涉案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舒勤向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商量公司事务的《邮件》、证人古某的《情况说明书》、陈世杰和其妻子段燕签字的《工程结算单》、涉案公司人事经理的续安洋出具的《证明》、涉案公司对外告知陈世杰妻子段燕不再担任出纳的对外《公告》。以上证据均足以证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公司的财务大权还掌握在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手中。原审第三人时尚音乐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舒勤退还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股权转让款170万元，及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垫付的时尚音乐公司经营、装修款82万元，共计252万元；2.舒勤向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赔偿利息损失153975元，自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股权转让金及装修款实际转款至舒勤之日起暂计至2014年8月底，以当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最终计算直至付清之日为止；3.由舒勤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时尚音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5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骆劲松出资180万元持股90%，骆红宇出资20万元持股10%。2013年10月11日，股东变更为李静出资100万元持股50%，舒勤出资100万元持股50%。2014年6月4日，股东变更为舒勤出资200万元持股100%。2013年6月18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签订了《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一份。章程第七条约定公司股东共4位，具体如下：舒勤所占股份为50%，陈世杰所占股份为25%，周向东所占股份为15%，何云帆所占股份为10%。章程第十二条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同日，何云帆、陈世杰与舒勤签署《股份出资证明书》各一份。亦在同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共同签署一份没有标题的文件，主要记载了如下内容：时尚音乐公司总投资400万元，四股东名称、所占股份及出资额、身份证号码、住所等信息。2013年6月19日至2013年6月23日期间，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通过转账和现金方式向舒勤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计170万元，其中陈世杰支付100万元，何云帆支付10万元，周向东支付了60万元。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又应舒勤要求，向舒勤和舒勤指定的人员支付共计82万元，其中陈世杰支付36万元，何云帆支付18万元，周向东支付28万元。2014年5月14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签署一份《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议记录》，会议内容为“1、公司股东陈世杰、周向东、何云帆股权确认，并于5月15日在相关部门做股东股权变更协议；2、公司会计必须在5月30日之前清理公司从2013年7月至2014年5月30的所有账务；3、各股东截止2014年5月15日投入公司资金情况：何云帆投入：贰拾捌万元整（280000.00），周向东投入：捌拾捌万元整（880000.00），陈世杰投入：壹佰叁拾陆万圆整（1360000.00），何云帆余款于7月30日前付清；4、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另查，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于2014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再查，舒勤作为原告曾以不当得利的案由将李静（被告）、何云帆（第三人）、官仁江（第三人）诉至罗湖区法院，要求被告将已收取的88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让标的为时尚音乐公司20%股份）返还。罗湖区法院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2016）粤0303民初171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李静返还舒勤不当得利款17万元及利息，驳回舒勤的其他诉讼请求。舒勤和李静对该一审判决不服，均提起上诉。2017年7月1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民终67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罗湖区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3民初1714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舒勤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各方的起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个：一是本案的审理范围问题；二是舒勤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能否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三是双方成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显失公平。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本案的审理范围问题。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诉求中涉及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款项：股权转让款和经营、装修款。对于股权转让款，属于本案案由涉及的审理范围；对于经营、装修款，与本案案由不符，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可另行提起诉讼予以解决，本案不予审理。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舒勤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能否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称，2013年6月份，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与舒勤达成了口头转让协议，由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以200万元的价格向舒勤购买时尚音乐公司50%的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为舒勤和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称达成口头转让协议时舒勤告知其时尚音乐公司全部股份都是舒勤的。舒勤辩称时尚音乐公司100%股权于2013年之前就全部转至李静实际持有。2013年6月之前舒勤已经合法拥有该公司50%的股份，并于2013年10月1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对于剩余的50%股份，已与案外人李静达成转让的一致意见。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舒勤存在欺诈行为，对此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首先，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转让合同，加之双方对口头转让协议的内容表述不同，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此不能认定舒勤存在欺诈行为。其次，双方交易的标的是时尚音乐公司的股权，由于该公司早已设立，且工商登记资料属于对外公开的信息，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可以通过合理的途径查询到该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自双方于2013年6月18日签订《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并签署《股份出资证明书》至双方发生争议，历时超过1年，其间时尚音乐公司的股权发生两次变更，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除了交纳股权转让款之外，亦垫付了数额较大的经营、装修款，甚至还参加了股东会，即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公司的日常活动，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称舒勤对其进行了欺诈，明显与常理不符。再者，即使按照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的舒勤转让股份给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从工商登记来看，舒勤在未登记为股东之前为无权处分行为，在2013年10月11日股东变更为舒勤出资100万元持股50%后，双方的股权转让就转变为可以履行的行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于2014年10月17日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口头转让协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除斥期间，依法不能获得支持。最后，即使按照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说法舒勤存在部分未如实陈述事实的行为，但是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得知舒勤“欺诈”自己之后，曾要求舒勤落实股权转让事宜，且继续向舒勤支付经营和装修款，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愿意履行合同放弃撤销权。因此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不能再依据舒勤的上述“欺诈行为”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第三个争议焦点是双方成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显失公平。首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转让价格显失公平，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提交的证据看，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此项主张。其次，判定转让价格是否显失公平，应以订立合同时的价格为参考时点，对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所称的显失公平，参考的是达成口头协议后一年多的时点。后期时尚音乐公司的经营状况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出现亏损。再者，根据（2016）粤0303民初17145号和（2017）粤03民终6745号两份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舒勤从李静获得时尚音乐公司50%股权的对价是256万元（168万元+88万元），与本案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诉称的合计50%股权的对价200万元相比，相差并不算太大。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192元、保全费5000元，由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承担。二审过程中，上诉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提交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2017）粤03民终9184号判决书、（2015）深宝法民二初1167号判决书。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的舒勤欺诈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能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合同可撤销的根本原因是意思表示不真实，即该合同的订立有违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不应为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或超出自己真意范围的意思表示承担责任。因此，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欺诈情形下订立的合同，既要看合同一方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也要看另一方是否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并基于该错误判断做出了违背自己真意的意思表示。故在本案中，判断案涉合同是否构成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必须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一是舒勤是否对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实施了欺诈行为；二是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是否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违背其真意的意思表示。首先，判断是否告知了虚假情况或隐瞒了真实情况应当以合同签订之时的已知事实和当时可以合理预知的情况为标准。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口头协议交易的目标是时尚音乐公司50%股权，交易方式是由舒勤先受让该股权，再从舒勤转让给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因股权权属需要登记的特殊性，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在2013年6月18日签订《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之时对于舒勤并不持有股权转让合同之标的即时尚音乐公司股权这一事实应为明知，但仍与其订立口头协议，可以推定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同意舒勤实际持有股权之后再向其受让，故对于合同标的这一要素舒勤并不存在欺诈的空间。同时，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依常理亦应对舒勤不能实际持有股权的风险作出合理的预知。而在合同订立之后，舒勤在长达一年时间仍未持有股权，实则为合同的履行行为，该过程中即使存在欺骗行为，亦无法导致订立合同时的错误判断。其次，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的2014年4月24日与李静见面后才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李静向舒勤转让股权的价格，属于李静与舒勤之间合同关系，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使存在假借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也是另一法律关系中针对李静的行为，而不是针对本案的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实施的欺诈行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并非直接从李静处受让股权，本案的股权转让对价应是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基于与舒勤之间协商并加以商业判断的结果，舒勤亦无义务向交易对手披露其获得股权的实际价格。故舒勤的行为虽然有违诚信原则，不应提倡，但亦符合一般商业逻辑，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主张的2014年4月24日才知道舒勤“低买高卖”的事实不能成立欺诈。最后，各方于2014年5月14日签署的《深圳市时尚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议记录》显示，在得知李静股权转让价之后，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仍然要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且未对之前股权转让价格提出异议，可知直至此时，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以及转让价格的合同条款仍与之前一致，故其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192元，由何云帆、陈世杰、周向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罗仪婷（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