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30民初577号原告：王某某，男，196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蒙自市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海，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裕蕾，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某，男，196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华，男，1970年3月6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普某东，男，196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某华，男，1970年3月6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原告：普某东，男，196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被告：李某某，男，1962年6月19日出生，哈尼族，农民，住金平县。被告：王某成，男，1969年4月2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金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值学，云南青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与被告李某某、王某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应当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并在第三次庭审中明确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王某某取消其委托的第二委托代理人孙珺的代理，另委托朱裕蕾作为其第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7月22日、2020年9月8日、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海、朱裕蕾，原告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华（即原告刘某华）、普某东（即原告普某东），被告李某某，被告王某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值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李某某与王某成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返还50%的香蕉盈利款给原告，共计338296.5（2018年度香蕉盈利款13605元、2019年度香蕉盈利款662988元，共计676593元）；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3日，王某某与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共同受让一块香蕉地共同经营，地处金平县，期限为十年，作价278000.00元一次性受让。因全体合伙人时间有限，则一致同意聘请李某某管理香蕉地，每月支付李某某3000.00元左右的工资。李某某管理香蕉地几个月后，李某某向原告提出想入伙的要求，经四个合伙人商议后，同意李某某入伙，并口头答应给李某某管理股（李某某占全部股份的五分之一）。后因各种原因，原合伙人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先后退伙。2017年以后的合伙人就剩下王某某及李某某两人。李某某在合伙经营香蕉地期间隐瞒合伙事实，直到今年年初，王某某要求李某某提供账目要求分配收益时，王某某才知道王某成的存在。两被告于2018年3月6日私自签订一份《协议书》并共同管理该片香蕉地，香蕉地所得利益也由两被告自行分配（2018年度香蕉总收入为1096127.00元，扣除总支出934062.00元、扣除以往欠款148460.00元，盈利为13605.00元；2019年度香蕉总收入为1179750.00元，扣除总支出516762.00元，盈利为662988.00元）。王某成入伙并未得到原有合伙人王某某的同意，故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效协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挽回损失，特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王某、刘某华、普某东诉称，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应当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而并非本案第三人。王某成答辩内容不是事实，李某某、王某成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的土地与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之间合伙涉及的土地系同一片土地。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向他人承租的涉案香蕉地期限至2022年。而李某某在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期限未满的情况下，其采取欺骗的手段与王某成签订《协议书》并合伙经营案涉香蕉基地，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及王某、刘某华、普某东的合法利益，已构成侵权，应当对原告及王某、刘某华、普某东进行赔偿。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未退伙，故王某、刘某华、普某东的诉讼请求与原告王某某一致，即：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李某某与王某成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返还50%的香蕉盈利款，共计338296.5（2018年度香蕉盈利款13605元、2019年度香蕉盈利款662988元，共计676593元）。被告李某某辩称，一、虽《某某村香蕉地转让合同书》与《协议书》记载的土地名称不同，但系同一片香蕉地。2012年签订合同时登记为“金平县香蕉地”，2018年签订合同时登记为“大寨乡大都××村香蕉基地”。二、自2012起，王某某及第三人任命李某某为基地场长，由李某某负责该香蕉地的基地生产、工人等日常管理工作，每月支付李某某工资（生活费）3000元。2014年4月，李某某提出入伙请求，经原告及第三人协商后，同意李某某入伙（同意李某某占一个股份），且由李某某负责香蕉地的全面管理工作，并同意每月支付李某某生活费1000元。王某某负责2013年度账务工作，王某、刘某华负责2014年起至其退伙时止的账务工作（王某管账，刘某华管钱）。王某某负责管理基地生产来往等日常工作（当时规定，王某某每年下基地不少于5次）。当时股东统一决定，香蕉基地每年的收入先用于基地日常运转支出，稳定基地的日常工作（工人工资、地租、农药、化肥生产用具等），但自合伙至今，合伙人对每年的合伙账务均未结算。三、2017年底至2018年初，王某、刘某华因各种原因先后退伙。王某、刘某华在电话中跟李某某说他们不干了，李某某及时将王某、刘某华退伙事宜向王某某汇报，王某某要求李某某将王某、刘某华退出的时间及李某某打电话给王某、刘某华的时间情况记清楚。之后，李某某在蛮耗打电话给刘某华，刘某华说他们不干了（刘某华原话：你们俩怎么处理就处理，以后我们不管了，一个都干不成就退给老百姓）。四、王某、刘某华自2017年底2018年初退伙后，不再参与基地管理。王某、刘某华两人退伙后，由王某某、李某某两人承担王某、刘某华两人合伙时遗留的账务。因他们退伙后不再管理基地，且这几年的账务均未结算，故李某某就叫王某成参与管理香蕉基地并签订《协议书》。但王某成在与李某某签订《协议书》时不知道王某某、李某某之间存在合伙的事宜，李某某也未将其与王某成签订《协议书》事宜告知王某某，王某某于2019年才知道李某某与王某成签订《协议书》事宜。在李某某与王某成签订《协议书》时提出按同等股份、共同承担费用（费用包括以前的账务数、基地建设、公路开挖费用、电线设备、秧苗的评估价等），但王某成认为这些评估费不合，其不同意承担以前的费用，只同意承担以后的费用，故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五、李某某对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无意见，李某某同意给王某某338296.50元。被告王某成辩称，王某成与李某某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两被告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对位于大寨乡大都××村香蕉基地进行合伙经营管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该合伙协议系王某成与李某某双方真实意见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合伙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告未参与签订合伙协议，也未得到两位合伙人的一致认可，故原告不能成为合伙主体。在整个合伙过程中，位于大寨乡大都××村香蕉基地一直由王某成及李某某共同投入资金，共同经营管理，最终由双方除本分利，而原告未投入资金，未参与经营管理，未承担经营风险，故原告不能参与合伙收益的分配。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请人民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一、原告所诉称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某某村香蕉地转让合同》上载明：王某某与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共同受让一块香蕉地共同经营，该地块位于金平县，受让期限为十年，自2012年12月3日起至2022年12月2日止，受让价款为278000元。而王某成与李某某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对位于大寨乡大都××村香蕉基地进行合伙经营管理，该地块属于某花村、阿某某村农户的承包田，面积约为250亩，共种有香蕉30706株，合伙期限至2021年农历4月1日止，双方共同承担投资费用，双方同等股份，除本分利，其中约定2018年度的地租费、农药等费用由王某成协调解决，化肥部分由李某某协调解决，香蕉基地现有的机器、电力设备、生产用具等属于李某某所有，双方不再合伙时归还李某某。即上述两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主体、合伙基地、合伙时间、合伙基地的面积均不同，故上述两个合伙关系系独立存在的合伙关系，彼此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二、自王某成与李某某签订合伙协议（即2018年3月）起，王某成及其妻子均住在香蕉基地管理香蕉（付地租、找工人、补苗、除草、拉肥料、施肥、套袋、管工人等等），李某某直到香蕉可以销售时才到基地里住上几天，香蕉卖完就走。协议约定由李某某负责协调解决的事情，李某某均未解决，都是由王某成解决。2018年、2019年的地租均由王某成支付，扣除地租及各种开支成本后，盈利所剩无几；2020年又投入资金近30万元，目前还没有收入。王某成不认识王某某，且自两被告合伙两年多以来，李某某也未向王某成提过王某某，直到王某成收到法院传票（即2020年7月2日）后才知道王某某的存在。众所周知，香蕉种植行业系一年一投资、一年一收成，而原告连续三年（2018年、2019年、2020年）未投入资金，也未参与付地租、找工人、补苗、除草、施工、打药、套袋等所有的管理环节，亦未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风险，故王某某与两被告的合伙关系无关联性，王某某无权参与合伙收益分配。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原告主张分配第二个合伙关系中的合伙收益，原告应当举证证实其是第二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人、合伙期间的统一账目、结算单据、盈利情况等事实（即原告应提供证据证实李某某如何成为合伙人、李某某成为合伙人的依据、普某东、王某、刘某华如何退伙、退伙时如何清算、退伙的依据、第一个合伙关系与第二个合伙关系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是否系同一块基地、原告能否成为第二个合伙关系的合伙人、原告成为合伙人的依据、原告投入资金多少、具体承担了哪些合伙责任等问题），但原告并没有证据证实上述事实，依法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若存在李某某（即李某某认可原告与第二个合伙关系有关联性，承认原告的合伙人身份，但未经被告王某成同意）和原告私下串通企图通过诉讼途径侵犯王某成合法权益的情形，也只能认定原告与李某某共同占有第二个合伙关系中50%的合伙份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某某提供的证据3《某某村香蕉地转让合同书》能证实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于2012年12月3日向案外人李某富、陈某明流转位于金平县的香蕉地经营的事实，但该《某某村香蕉地转让合同书》本身不能证实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对合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合伙经营活动管理等事项约定明确的事实。王某某提供的证据4《协议书》（即王某成提供的证据2）系李某某与王某成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效力将随后作评述。该《协议书》与王某某提供的证据5即（2018年度出售香蕉账务登记表、2019年度地租清单、2018年度背工费登记表、2018年度购买肥料登记清单、李某某支付部分统计表、2018年度王某成支出部分统计表、2018年度结算清单即李某某提供的证据3结算清单）、证据6即（2019年6月14日至2020年4月19日年度香蕉出售登记表、《2019年度结算清单》即李某某提供的证据2）相互印证，能证实涉案香蕉地自2018年3月至今，均由李某某、王某成两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债务及盈利分配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王某某提供的证据3、证据4、证据5中的《2019年度地租清单》、证据7《某某村地租支付明细表》与李某某在庭审中陈述（虽《某某村香蕉地转让合同书》与《协议书》记载的土地名称不同，但系同一片土地）相互印证，能证实“金平县香蕉地”与“大寨乡大都××村香蕉基地”系同一片土地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李某某提供的证据1即《某某乡某某基地会议记录本》系李某某单方行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庭审，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2年12月3日，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与案外人李某富、陈某明签订一份《某某村香蕉地转让合同书》，该合同载明：“经甲（即案外人李某富、陈某明）乙（即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于2012年12月3日共同协商，就甲方在金平县种植的香蕉地转让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种植的香蕉地地块属于金平县农户的承包地（以甲方与农户签订的土地租地合同书、面积、期限）为准。二、香蕉地的面积以甲方与某某村签订的租地合同面积相一致，期限为十年。三、甲方的香蕉地及五万株香蕉树作价人民币贰佰柒拾捌万元整（￥：2780000.00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之后，李某某受聘并负责对该片香蕉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2014年4月，李某某以劳务出资方式入伙，合伙人同意由李某某任香蕉地合伙管理人，负责香蕉地生产经营管理工作。2017年春节前后，该片香蕉遭受冻灾，部分香蕉死亡。之后，王某某、刘某华、普某东均未再投入资金，也未参与香蕉地生产经营管理等事宜。2018年3月6日，李某某就涉案香蕉地与王某成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原承包的香蕉地（面积250亩、共30703株、大寨乡大都××村香蕉基地）甲乙双方共同承包、管理、经营，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承包、经营、管理，共同承担费用，同等股份，出本分利。二、2018年度的地租费、农药等由乙方协调解决。化肥部分由甲方协调解决。（各种费用共同承担）。三、在各种开支及支付现金时双方共同协商同意后在单据上双方共同签字。在特殊情况零星需要开支的双方电话联系后开支。四、香蕉基地现有的机器、电力设备、生产用具等属于甲方所有，甲乙双方不再承包时退给甲方。五、在基地的管理，包括工人甲方负责，乙方协助，双方共同管理决定。六、香蕉成熟砍蕉时，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落实后进行砍蕉处理工作，双方必须通过，单方不得自己作决定。七、基地的账务要清楚，结算时甲乙双方共同清理认可后进行结算签字完成。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生效。九、未具事宜双方再作协商。十、甲乙双方承包期为2021年农历4月1日止”。自签订《协议书》后，王某成投入部分资金，并与李某某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并参与盈利分配。李某某与王某成签订《协议书》时，涉案部分香蕉地租期届满，并已退还土地所有人。本院认为，关于李某某与王某成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利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合伙经营涉案香蕉地，应当对合伙经营管理事项订立书面协议而未签订；李某某自入伙至今，合伙人一致同意由李某某担任涉案香蕉地合伙管理人，而合伙人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之间对香蕉地合伙管理人的权限未作明确规定；李某某作为其与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香蕉地合伙关系中的合伙管理人，在合伙香蕉地于2017年春节前后遭受冻灾后，合伙人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不再对该片香蕉继续投入资金，未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其就该片香蕉地以实物出资的方式与王某成签订合伙协议（即《协议书》），并与王某成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系李某某与王某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某某与王某成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综上，本院确认李某某与王某成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关于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是否是本案共同原告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案中，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应当对退伙事项订立书面协议而未签订，而王某、刘某华、普某东表示其未退伙，王某某、李某某也无证据证实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已退伙的事实，且王某、刘某华、普某东的诉讼请求与原告王某某的诉讼请求一致，故本院确认王某、刘某华、普某东作为本案中的共同诉讼人即共同原告。关于王某某以王某成入伙未经其同意而要求确认李某某与王某成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观点，李某某与王某成签订的《协议书》系李某某作为其与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香蕉地合伙关中的合伙管理人，将该合伙财产以实物出资的方式与王某成签订新的合伙协议，并非王某成入伙，故其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王某成并非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人，故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要求王某成返还盈利款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要求李某某返还盈利款的主张，在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李某某的香蕉地合伙关系中，因各合伙人对合伙占股比例、盈余分配、退伙等事项未订立书面协议，且各合伙人对王某、刘某华、普某东是否退伙陈述不致，也未进行合伙结算，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可另案向李某某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74.00元，由王某某、王某、刘某华、普某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黄美萍审判员  卢俊辉审判员  陆国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李兴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