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9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曾用名李小英），女，195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璇，四川晓明维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跃红，女，195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映江，四川明炬（攀枝花）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维勋，男，194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舟，男，198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鹃，四川明炬（攀枝花）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 上诉人李英、李跃红因与被上诉人石维勋、李小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2民初4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英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跃红、石维勋、李小舟共同向李英一次性返还2800932.15元，并以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8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时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上利息计算标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二、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由李跃红、石维勋、李小舟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李跃红的不当得利用于其与石维勋、李小舟的家庭共同利益，石维勋、李小舟应向李英承担共同返还责任；2.民间借贷案件对李英归还本金的计算方式有误，导致对李跃红不当得利金额的认定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李跃红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英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李跃红多次通过现金方式向李英出借大额款项，该事实李跃红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且李英与李跃红对之前借款、利息进行结算后于2017年12月3日出具的《借条》也证明李跃红向李英出借款项的金额远不止346.02万元，民间借贷案件中对李英借款的本金数额认定有误；2.本案关联案件是李跃红起诉李英的民间借贷案，佳舟公司、李小舟向李英的转款共计207308.06元均是李跃红向李英的出借款项，该金额应在本案中扣减；3.李英主张和结算不当得利是按其向李跃红还款的时间点来计算的，其诉讼时效即应及时计算，其诉讼时效从其2019年4月3日起诉之日倒退3年，从2016年4月3日起算，以《借条》载明的380万元为基数，李英尚未向李跃红支付完本息；4.李英主张自不当得利之日起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即使要计算利息，也应自不当得利数额确定后，即自生效判决作出之日起计算。 被上诉人石维勋辩称意见与李跃红上诉理由一致。 被上诉人李小舟辩称意见与李跃红上诉理由一致。 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一次性连带将已经取得的不当得利2800932.15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2800932.15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该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连带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跃红与李英系朋友关系。李跃红与石维勋系夫妻关系，李小舟系李跃红之子。李英与赵勇系夫妻关系，赵婷婷系李英与赵勇的婚生女。2007年下半年，李跃红与李英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自此开始，李英陆续向李跃红借款，同时李英自2009年6月17日开始陆续向李跃红支付款项。2017年12月3日，李英向李跃红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李跃红叁佰捌拾万元正（3800000元）本人承诺2018.12月低全部还清。（2700000元）每月付95900元（15日），（1100000元）每月付33000元（5日），按时付利息”。 围绕双方的诉辩主张，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的李跃红与李英之间资金往来的相关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李跃红提交了个人业务凭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转款明细表等证据拟证明其在2007年12月28日至2017年3月28日期间共计向李英支付3610197元。对双方无争议的资金往来，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2008年1月15日，李小舟通过中国银行向李英转款200000元；2008年4月2日，石维勋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李英转款250000元；2008年11月10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赵婷婷转款212000元；2009年4月17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赵婷婷转款500000元；2009年10月28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400000元；2010年4月22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296500元；2010年5月13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400000元；2010年11月5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300000元；2010年11月16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110100元；2012年10月24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300000元；2012年12月24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117000元；2014年11月5日，李小舟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50000元；2014年12月19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24600元；2017年3月17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100000元；2017年3月28日，李跃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李英转款10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3360200元。双方争议的以下资金往来，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双方对2007年12月28日李跃红向赵婷婷支付了1000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李英主张该款项系其向李跃红所借款项且已经归还，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已经归还，因此一审法院对李跃红主张该笔借款属案涉借款本金予以采信。李跃红主张成都佳舟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2014年11月6日、2014年11月7日各向李英转款49999元，共计149997元，为其向李英出借款项，仅凭转款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未得李英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李跃红在2007年12月28日至2017年3月28日期间共计向李英出借34602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李英提交了银行转账交易明细、存款凭条、转款明细表等证据拟证明其在2009年6月1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共计向李跃红转款13222622元。李跃红虽认可2013年1月6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的30859元以及2018年3月7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44363元，但认为与案涉借款无关，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款项，其余转款不持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资金往来，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2009年6月17日、2009年7月16日，赵婷婷向李跃红各转款53900元；2009年8月15日、2009年9月17日、2009年10月19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53900元；2009年11月18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59900元；2009年12月19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65700元；2009年12月25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0000元；2010年1月16日、2010年2月20日、2010年3月19日、2017年9月5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65900元；2010年6月17日、2010年7月16日、2010年8月19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89900元；2010年9月21日、2010年10月20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89000元；2010年12月5日、2011年1月4日、2011年2月5日、2011年3月5日、2011年5月5日、2011年6月5日、2011年7月5日、2011年8月5日、2011年9月4日、2011年11月5日、2011年12月5日、2012年1月5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3月4日、2012年4月3日、2012年6月4日、2012年7月3日、2012年8月5日、2012年9月6日、2012年10月4日，李英向李小舟各转款9000元；2011年10月4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9000元；2010年12月2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95000元；2011年1月25日、2011年2月16日、2011年3月18日、2011年4月20日、2011年5月20日、2011年6月27日、2011年7月25日、2011年8月23日、2011年9月22日、2011年10月28日、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19日、2018年3月19日、2018年5月16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7月16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9月15日、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1月21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95900元；2012年4月27日、2012年8月30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383600元；2012年11月5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12000元；2012年12月4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18000元；2013年2月5日、2013年3月5日、2013年4月4日、2013年5月6日、2013年6月5日、2013年7月5日、2016年3月8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8月6日、2016年9月7日、2016年11月9日、2016年12月7日、2017年1月7日、2017年2月7日、2017年3月7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5月9日、2017年6月8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8月6日、2017年9月6日、2017年10月8日、2017年11月6日、2017年12月6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3月6日、2018年4月14日、2018年5月7日，李英向李小舟各转款33000元；2013年6月21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375400元；2013年8月5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43000元；2013年9月5日、2013年10月6日、2013年11月5日、2013年12月5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2月3日、2014年3月5日、2014年4月7日、2014年5月6日、2014年6月5日、2014年7月5日、2014年9月5日、2014年10月5日、2014年11月4日，李英向李小舟各转款39000元；2014年1月6日、2014年2月27日、2014年7月5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200000元；2014年3月31日、2015年7月15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175400元；2014年6月3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300000元；2014年7月3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75400元；2014年12月5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45000元；2015年1月5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57000元；2015年2月5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4月7日、2015年5月7日、2015年6月6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8月6日、2015年9月7日、2015年10月4日、2015年11月5日、2015年12月5日、2016年1月5日，李英向李小舟各转款63000元；2015年7月1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400000元；2016年1月2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200000元；2016年1月25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375400元；2016年7月15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500000元；2016年8月4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75400元；2017年2月24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200000元；2017年2月28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90000元；2017年2月28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00000元；2017年3月6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08400元；2017年8月23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400000元；2017年9月4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50000元；2017年11月1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45500元；2017年11月3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02000元；2018年1月7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45600元；2018年1月31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470000元；2018年3月1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170000元；2018年7月5日、2018年8月7日、2018年9月8日、2018年10月8日、2018年11月5日、2018年12月6日，李英向李跃红各转款33000元；2018年4月18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70000元；2018年4月20日，李英向李跃红转款25900元；2018年6月6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20000元；2018年6月7日，李英向李小舟转款13000元。上述款项合计13147400元。双方争议的以下资金往来，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8年3月7日的44363元系李英向李跃红转款，李跃红辩解并非李英归还的案涉借款，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2013年1月6日的30859元系李英向李小舟转款，由于该笔款项的收款人系李小舟，并非李跃红，虽然李跃红与李小舟系母子关系，但李跃红否认该款系李小舟代其收取的款项，李英亦未举证证明李跃红委托李小舟收取该笔款项，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综上，对于李英在2009年6月1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共计向李跃红支付13191763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从李跃红与李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出李跃红多次向李英要求支付利息及本金的事实。 本案审理过程中，李英、李跃红均陈述除双方争议的转款记录外，通过李跃红、石维勋、李小舟的银行账户向李英、赵婷婷的转款以及通过李英、赵婷婷的银行账户向李跃红、李小舟的转款均是基于李跃红与李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经李英申请并提供担保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产生保全费5000元。 同时查明，李跃红与李英、赵勇、赵婷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川0402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李跃红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10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4民终102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该案审理过程中，李跃红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映江于2019年12月24日提交代理词中载明“李跃红出借款项明细中最后三笔款项，包括2017年12月20日的12600元，2018年3月14日的36697.26元，2018年12月11日8013.8元，应当是李英方与李跃红方个别生意往来的款项”。经审理，一审法院对李跃红在2007年12月28日至2017年3月28日期间共计出借款项为3460200元，李英在2009年6月1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共计归还款项为13191763元，予以确认；同时认定截止2017年12月3日，李英尚欠831857.3元借款本金未归还，由于李英在2017年12月3日出具《借条》后仍然陆续归还1989063元，按照相关利息计算方式，至2018年3月19日，李英已全部还清案涉借款。一审法院据此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2019）川0402民初439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李跃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李跃红、李英均不服该判决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李跃红陈述其与李英除案涉借款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李英对此予以认可。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川04民终42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李英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成都佳舟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至11月7日期间向李英支付的三笔款项共计149997元、2017年12月20日李小舟账户转给李英的12600元、2018年3月14日李小舟账户转给李英的36697.26元、2018年12月11日李小舟账户转给李英的8013.8元，共计207308.06元，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三、案涉借款利息的核算方式及李英主张的不当得利金额能否得到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查明事实，李跃红在案涉借款期间系陆续履行出借义务，李英亦是在该期间履行陆续还款义务，且双方在案涉借款发生后的近十一年间并未对案涉借款进行结算，李英向李跃红支付最后一笔款项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故起诉期限应从2018年12月6日起算，至其起诉日，未超过诉讼时效。基于此，对李跃红、石维勋、李小舟提出李英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成都佳舟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至11月7日期间向李英支付的三笔款项共计149997元，其转款人并非李跃红，而是成都佳舟科技有限公司，李跃红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述转款的公司行为等同于其个人转款，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是受李跃红的委托转款给李英，故不能证实该三笔转款与案涉借款和本案的关联，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对于2017年12月20日通过李小舟账户转给李英的12600元、2018年3月14日通过李小舟账户转给李英的36697.26元、2018年12月11日通过李小舟账户转给李英的8013.8元，李跃红在其与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已经明确表示该三笔款项系其与李英其他生意往来的款项，与案涉借款缺乏关联性，亦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 关于争议焦点三，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李跃红所述双方之间长期借款利息为月息3%的主张予以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还款系归还借款本金还是支付利息未作约定的，归还款项应当先予支付利息，同时应当按照借贷双方约定以及实际履行的利息支付方式确定超额利息抵扣本金的方式。本案中，李跃红系陆续履行出借义务，借款利息应从其实际履行出借义务后开始计算，李英在借款期间亦陆续支付相关款项，因此李英每次支付的款项超过按照年利率36%计算该期间利息的部分应当抵扣借款本金。在抵扣借款本金后，计算下个期间的借款利息时，应当按照前期已抵扣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计算，以此类推。一审法院据此计算，截止2017年12月3日，李英尚欠831857.3元借款本金未归还，由于李英在2017年12月3日出具《借条》后仍然陆续归还1989063元，按照上述利息计算方式，至2018年3月19日，李英已全部还清案涉借款，至2018年12月6日李英最后一次向李跃红支付款项时止，李英超额向李跃红支付1099955元，因此，对李英主张的不当得利1099955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李英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应从其全部还清案涉借款且存在超付行为时计算利息损失较为合理，计算标准在2018年3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时止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 关于李英主张石维勋、李小舟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因李英、李跃红均陈述通过李跃红、石维勋、李小舟的银行账户向李英、赵婷婷的转款以及通过李英、赵婷婷的银行账户向李跃红、李小舟的转款均是基于李跃红与李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仅凭石维勋、李小舟名下银行账户的转款行为不足以证明石维勋、李小舟有参与民间借贷行为，李英提交的房屋信息查询记录及车辆登记信息等证据，也仅能证明石维勋、李小舟名下的财产情况，不足以证明该财产系石维勋、李小舟分享了李跃红向李英提供案涉借款所带来的利益后购买。基于此，李英要求石维勋、李小舟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跃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返还李英1099955元，并以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时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上利息计算标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二、驳回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0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4207元，由李英负担20774元，李跃红负担13433元（于该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李英向本院提交《中止案件审理申请书》，称李跃红诉李英、赵勇、赵婷婷民间借贷一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再审过程中，本案的审理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申请中止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该条款中的“另一案”是指尚在审理过程中、未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案件，我国的审级制度是两审终审制，李跃红与李英的民间借贷纠纷本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双方均应按照该判决执行，李英提出的中止审理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李英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李跃红不当得利的金额及其应支付不当得利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时间。 关于李英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的由来是李跃红与李英的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案件中查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长达十余年，且李英在还款的同时不断借款，具有持续性，双方之间的借款、还款关系直至2018年12月6日，故从该时间起算并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规定，李跃红称李英提出的不当得利主张仅应从2016年4月3日起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李跃红不当得利的金额及其应支付该金额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时间的问题。由于李跃红不当得利的数额即其与李英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已认定的李英多还款的数额，而该数额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川04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李跃红与李英在本案中对此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李英起诉主张不当得利的利息从2017年8月24日起算，根据李英还款的明细，其至2018年3月19日方将向李跃红的借款本息支付完毕，其之后向李跃红支付的款项方为不当得利，一审对该利息的起诉时间的认定并无不当，李跃红与李英对此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9元由李英负担10054.50元，李跃红负担10054.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鲜 林 审 判 员  冯明钢 审 判 员  刘 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许 那 书 记 员  倪林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