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0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230855XK。 法定代表人：刘巽全，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婷婷，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联合利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人民政府大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MA2TC1KR3Y。 法定代表人:张建飞,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余纪洋,男,1985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上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联合利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利建公司）、原审被告余纪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2民初4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五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合肥利建公司对上海五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合肥利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海五建公司和合肥利建公司之间缺少合同成立要件意思表示要素,双方不成立合同关系。合肥利建公司原审提交的书面财产租赁合同,系他人用犯罪手段伪造上海五建公司印章签订的,且签字的徐明、余纪洋,以及合同中约定的授权代表王开文、窦财仁、窦贤松非上海五建公司员工也无上海五建公司授权委托,均不能代表上海五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法院不允许上海五建公司提起的印章鉴定申请,属于程序违法剥夺了上海五建公司诉讼权利。三、签订《财产租赁合同》的人员既非上海五建公司员工也没有获得上海五建公司的明确授权，其作为代理人签字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在上海五建公司明确不予追认的情形下，对上海五建公司自始至终不发生效力。余纪洋与徐明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人民法院应审查签约人在签约时有无代理权。具体到本案，涉案《财产租赁合同》签订到本案纠纷诉讼前，合肥利建公司始终未与上海五建公司就租赁物的接收和返还结算、请求款项等事宜有过任何沟通，合肥利建公司也未提供送货单等合同实际履行的关键证据。而结算单签字和欠条的出具，10万元租赁费的支付，均是由余纪洋、王开文操作，与上海五建公司无关。合肥利建公司在签约时未要求余纪洋、徐明提供授权委托书，合同上加盖的是上海五建公司的公章，作为一家大型国企，由非公司员工在项目部持有并使用公章明显不符合常理。王开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承租人，所以在结算租赁费时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明确载明欠款人是王开文，以及余纪洋在一审中陈述“是依照王开文的要求支付了10万元租赁费”，足以证明涉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余纪洋、王开文。一审法庭未查明欠条出具后的抵扣事实，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审中上海五建公司提交的王开文持有的存货单，可以证明合肥利建公司暂扣王开文钢管33830.2米，应以单价15元每米充抵王开文的欠款。 合肥利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海五建公司的全部诉请。一、上海五建公司认为其与合肥利建公司之间未形成合同关系明显与事实、证据不符。1.合肥利建公司一审期间提供了上海五建公司盖章的《财产租赁合同》，该合同上不仅有上海五建公司盖章，且有余纪洋的签名，虽然一审将其认定为委托代理人，但其可以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2.《财产租赁合同》上的授权代表不管是余纪洋、徐明，还是王开文、窦财仁、窦贤松，从合肥利建公司提供的现场拍照的项目部墙上的项目通讯录里均可以证实，余纪洋是项目负责人、徐明是总工（技术负责人）、王开文是架业班长、窦贤松是架业带班，均是上海五建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上海五建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述人员无关。3.案涉工程项目系上海五建公司承建，而案涉的《财产租赁合同》系在上海五建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现场签订的，对此合肥利建公司提供了现场拍摄的签字盖章照片、项目部墙上的项目部通讯录均可以证实。故上海五建公司仅以印章系伪造、签字的授权代表均非其员工口头抗辩为由否定书面合同的效力，显然不能成立。二、合肥利建公司一审期间以及开庭期间并未接到上海五建公司向法庭提出口头或书面的鉴定申请，一审程序没有任何的违法或不当之处。三、退一万步来说，即使鉴定的公章非上海五建公司的备案公章或法定公章，并不一定必然可以否认本案合同公章的效力。1.合肥利建公司一审期间提供的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2020）皖1202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上海五建公司在阜阳所承接的啤酒小镇工程项目办理施工相关事项过程中使用多枚公章，充分证实上海五建公司并非一枚公章，而本案项目也是发生在阜阳，也是啤酒生产线项目，故无法排除本案合同公章系虚假的说法。2.从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合肥利建公司系在上海五建公司项目部与相关人员签订的，上海五建公司相关人员不仅签字，而且当场盖章，并且合同约定的授权代表均为上海五建公司的项目人员，对此合肥利建公司提供了当时签约的照片为证，从事后的履行过程来看，合肥利建公司的钢管等租赁物均系送到上海五建公司工地，故从合肥利建公司角度出发，合肥利建公司已经尽到充分的审慎和注意义务，上海五建公司相关人员的行为明显构成表见代理。3.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四、虽然欠条上备注：同意在王开文暂存钢管以柒元每米单价折算欠款支付。但欠条出具后王开文并没有拿相应钢款来充抵费用，双方未实际履行上述约定。上海五建公司二审中提供的存货单中所对应的钢管不是王开文暂存在我公司的钢管，而是我公司暂存于上海五建公司工地的钢管。当时我公司提供的部分钢管尺寸不符合上海五建公司现场施工的要求，但是由于运输原因或其他工地暂时没有需求，为了节省成本未及时运回，导致部分不符合租赁要求的钢管暂时寄放在上海五建公司工地，才与上海五建公司的工地授权代表王开文办理的暂存手续。不同意将上述钢管折抵上海五建公司的欠费。 余纪洋二审未陈述意见。 合肥利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合肥利建公司的租赁费、运费、人工工资共计1233333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69999元;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7日，合肥利建公司（出租方、甲方）与上海五建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一份财产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因承建阜阳市卡登堡啤酒厂生产线（一期）工程施工需要租用钢管、扣件等材料，租赁期限自2019年元月6日至2019年6月2日。合同同时还约定了租用品种、租用量、单价、、地点租用方式、授权委托、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双方约定乙方租用钢管、扣件由甲方送至乙方工地,运费由甲方承付,返还时由乙方送到甲方公司,运费由乙方承付；乙方法定代表授权委托王开文、窦财仁、窦贤松同志与甲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和签字的发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均可全权代表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欠款违约和所有经济往来等均由乙方承担；租赁期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甲方，乙方享有使用权，乙方不得转租、变卖、抵押租赁物，否则甲方有权收回租赁物并解除合同，若乙方违反该规定，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乙方应按租赁物价值总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出现连续两个月不付租金,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全部租赁物,并承担相应租金30%的违约责任。此外，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肥利建公司在合同的甲方签章确认，上海五建公司在合同的乙方处加盖公章，并有余纪洋签名确认。 合同签订后，合肥利建公司按约向上海五建公司出租钢管、扣件等。2019年12月13日，合肥利建公司与上海五建公司的授权代表王开文结算，上海五建公司共欠合肥利建公司租金1155500元，并有王开文出具欠条，欠条载明：“欠条，今欠到联合利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金壹佰壹拾伍万伍仟伍佰元整（￥1155500元），王开文，2019、12、13”。同日，王开文又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欠条，王开文今欠到合肥联合利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人工工资和车运费合计为人民币壹拾柒万柒仟捌佰叁拾叁元（￥177833元），欠款人;王开文，2019、12、13”。在此期间，余纪洋支付租金100000元，余款经合肥利建公司多次催要，一直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合肥利建公司与上海五建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租赁合同上有合肥利建公司、上海五建公司签章确认，故租赁合同的主体是合肥利建公司与上海五建公司。上海五建公司辩称从未与合肥利建公司签订任何财产租赁合同，但没有提供足以推翻上述合同的证据，余纪洋在庭审中也确认了合同的真实性，故对上海五建公司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余纪洋是在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栏签字的，没有证据证明其签名捺印系自己与合肥利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故余纪洋不是合同主体的抗辩理由成立。租赁合同签订后，合肥利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上海五建公司提供了租赁物，上海五建公司使用租赁物后未按约足额支付租金，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合肥利建公司诉请上海五建公司支付下欠租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余纪洋替上海五建公司支付租金10万元，应当予以扣除。财产租赁合同中的王开文是上海五建公司授权代表，依据合同的约定，王开文可全权代表上海五建公司对租赁费进行结算，故王开文于2019年12月13日向合肥利建公司出具的两份欠条，应当认定为上海五建公司的欠款；上海五建公司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主张脚手架等已经分包给其他公司，但该分包合同中并没有确定脚手架等租赁业务的分包，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合肥利建公司主张的要求上海五建公司按欠付款数额的30%承担违约金，标准过高，法院酌定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五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合肥利建公司租赁费1055500元，运费、人工费177833元，合计1233333元，并自2020年6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款清息止；二、驳回合肥利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230元，减半收取为961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4615元，由合肥利建公司负担3615元，由上海五建公司负担11000元。 本案二审过程中，上海五建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控告状和受案回执，证明：1.涉案项目所使用的公章系余纪洋伪造，该案已由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三十铺派出所正式受理。2.合肥利建公司所举证的安徽众祺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五建公司的一审判决书并非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也是错误的，该枚印章是由另一犯罪嫌疑人尚志杰伪造的，上海五建公司的公章仅有一枚，并不存在上海五建公司所说的多枚印章。证据二、啤酒厂存货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页面，证明：1.王开文有大量钢管被合肥利建公司暂扣，且与欠条中合肥利建公司备注的以王开文暂存钢管抵扣租费的事实相印证。2.在存货单上代表合肥利建公司签字的均为合肥利建公司管理人员。我方主张参照涉案租赁合同中的每米15元的价格折抵，不应当按照结算单上的每米7元价格的标准进行折抵。证据三、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证明：合肥利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飞于2019年7月1日收到王开文财务黄开勇支付的钢管扣件租金20000元。合肥利建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上海五建公司就涉案公章是否虚假或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行为进行报案，但根据受案回执单显示，上海五建公司仅向项目所在地的派出所进行报案，该机构无权受理该刑事案件，且无法证明案涉公章是伪造或者虚假，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公章系伪造或虚假，也无法排除上海五建公司在本案的民事责任。对证据二，存货单中有张建飞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对其他存货单三性均不予认可。当时由于我公司提供的部分钢管尺寸不符合上海五建公司现场施工的要求，但是由于运输原因或其他工地暂时没有需求，为了节省成本未及时运回，导致部分不符合租赁要求的钢管暂时寄放在上海五建公司工地，才与上海五建公司的工地授权代表王开文办理的暂存手续。如果是我公司多收王开文的钢管，应当存货人是王开文，收货人是我公司，存放地点也应是我公司。但存货单内容显示出租一方是我公司代表签字，租用一方是上海五建公司授权代表签字，存放地点是阜阳啤酒厂。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笔费用系上海五建公司委托黄开勇支付由合肥利建公司代为支付的运输费，即使是王开文安排，也是代表上海五建公司。另从时间上来看，该笔费用发生在2019年7月1日，发生在双方最终结算之前。本院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新律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二审另查明：一审判决之后，上海五建公司向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三十里铺派出所报案，要求对犯罪嫌疑人尚志杰、余纪洋涉嫌伪造印章罪的行为予以刑事立案，追究刑事责任。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三十里铺派出所当日对该案予以受理。控告状显示：上海五建公司称因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承建“啤酒小镇一期”、“温莎新天地”、“年产30万KL啤酒生产线项目”需将部分专业项目分包，以及需要购买钢材等建筑材料。尚志杰伪造其公章与安徽众祺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两份虚假的《钢材购销补充协议》，余纪洋伪造其公章以上海五建公司名义对外签订《财产租赁合同书》。相关刑事案件尚未立案。 上海五建公司二审中提供阜阳啤酒厂存货单16张，存货单上显示出租方经办人是合肥利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租用方经办人是王开文或其他人员。上海五建公司认为该16张存货单反映的是合肥利建公司暂扣王开文的钢管数量，应按照《财产租赁合同书》丢失钢管赔偿的价格15元每米与欠款进行抵扣。合肥利建公司认为该16张存货单反映的是合肥利建公司暂存在上海五建公司工地处的非租赁钢管，并非王开文存放在合肥利建公司处的钢管。欠条上备注的抵款价格是7元每米，但王开文并无钢管存放在合肥利建公司处。本院认为，上述16张存货单的内容不明确，不能直接证明该存货单上的钢管是王开文存放在合肥利建公司处的，上海五建公司对欠条上备注的折款价格也有异议，由于双方对该抵扣事项有争议，故本院对相应钢管的抵扣事项在本案中不予认定，相关当事人可以另案解决。 上海五建公司二审提供微信转账凭证两份，可以证明2019年7月1日黄开勇转给合肥利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飞2万元。但由于该转账发生在双方最后结算日2019年12月13日之前，上海五建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12月13日欠条上载明的欠款未扣除该2万元已付款。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支付的是合肥利建公司主张的欠款，本院对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海五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允许其提起印章鉴定申请,故一审法院审理并无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能否认定合肥利建公司与上海五建公司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财产租赁合同书》加盖有上海五建公司公章，如果该公章属实，上海五建公司作为承租人，理应支付租赁合同相关款项。由于上海五建公司向公安机关的控告并未刑事立案，其控告所述事实目前并未得到有权机关的认定。上海五建公司以此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依据不足。即使上海五建公司控告属实，该公章系余纪洋伪造，在此情况下，《财产租赁合同书》能否约束上海五建公司？对此，本院认为仍对上海五建公司有约束力，理由如下：在合同签订时，1.案涉工程项目系上海五建公司承建，上海五建公司称将相关工程劳务分包给第三人，但施工现场未做任何标识。2.合肥利建公司已提供手机像片等证据，结合代表上海五建公司签约的余纪洋在一审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合同签订地点是在上海五建公司项目部，并且是在项目部当场加盖公章。3.从合肥利建公司提供并经余纪洋一审认可的手机拍摄的项目部中张贴的通讯录来看，徐玮是项目经理（徐玮的身份已经上海五建公司认可），案涉合同的签订人余纪洋、徐明分别是项目负责人、总工（技术负责人），案涉合同约定的上海五建公司授权委托的王开文、窦贤松分别是项目部架业班长、架业带班。在合同履行时，合肥利建公司租赁的钢管也送至上海五建公司项目部施工工地，且与合同中约定的授权委托人王开文进行结算。合肥利建公司作为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依据上述事实，在签订合同时、履行时，均无法知晓实际承租人不是上海五建公司，而是有合理理由相信盖章之人有代理权。上海五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合肥利建公司为恶意相对人。故即使上海五建公司公章被余纪洋伪造，余纪洋为无权代理，依据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上海五建公司仍应承担《财产租赁合同书》产生的付款义务。上海五建公司与余纪洋、王开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合肥利建公司无关。因此，无论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真假，上海五建公司均应承担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上海五建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30元，由上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苗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温占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周 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