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玉萍，女，197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生玲，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凤台，男，198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仕映，贵州睿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石志林，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生玲，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玉萍因与被上诉人蒋凤台及原审被告石志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6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签订的《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转让的是深圳冠特全屋定制家具在贵阳地区的特许经营权，而非一审认定的独家销售代理权。本案中深圳冠特家具健康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特公司）和经销商签订的合同书中第一页已明确双方签订的是特许连锁授权合同，甲方的连锁加盟授权经销包括但不限于商标、商号、专利和专有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加盟商在遵守授权经销条件的基础上获得甲方的上述“一揽子服务”，因此，本案完全符合特许经营的法律特征，而完全没有销售代理的特征，相比于特许经营合同，普通的销售代理合同约束力较弱，自由度较高，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差异：1、经营活动的主体不同，在特许经营中，被特许人不能以特许人名义进行经营，被特许人自行承担风险。在销售代理活动中，代理人是以委托人名义为委托人开展经营活动，代理人不承担经营风险；2、许可内容不同，特许经营合同是将商标、商号、专利、经营诀窍等无形资产作为经营资源许可他人使用，而销售代理合同是将特定产品委托他人经营销售，许可的是特定产品。而本案中冠特公司主要是以无形资产作为经营资源许可加盟商，而非让加盟商代理销售产品；3、指导、援助方式不同，特许经营要求体系的统一性和产品、服务质量的一致性，被特许人必须按照固定且统一模式开展经营活动。而总部对销售代理的指导和约束要小得多。本案中，《经销商合同书》中第三、第四条对此做了具体的约定，要求加盟商进行经营时必须遵循合同约定的统一经营模式，必须与冠特公司保持经营体系的统一性和产品价格等的一致性。综上，冠特公司与其加盟商签订的合同性质为特许经营，而非普通的地区销售代理合同，被上诉人转让的也是特许经营权而非销售代理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冠特公司对被上诉人的转让行为进行了追认是错误的，如果是追认，就应当继续与被上诉人续签加盟合同，至于被上诉人将经营权再转让给他人，冠特公司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客观事实是冠特公司取消了被申请人的特许经营资格，并通过对申请人的考察，认为其符合条件，故而直接与申请人签订合同，并且在事后还出具《证明》，对被申请人的转让行为不予认可，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综上一审对此认定为其主观臆断，没有客观事实依据。三、如果转让协议有效，则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构成侵权，对张保忠则构成欺诈，因为被上诉人在转让的第三天就与张保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承认欠张保忠130万元，并用已转让的品牌冠特作为还款的担保。正因为被上诉人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主观上就认定该转让协议无效，只要其背着上诉人，在与冠特公司的经销权期限届满前续签合同，其还是冠特公司实质上的特许经营权人，故其与上诉人签订该转让协议存在明显的欺诈，理应无效。四、一审法院没有准确适用法律条文，合同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的特许经营并未特指是《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中的特许经营，因此，只要是违反了商事合同中约定的特许经营条款，法院就可以依据该条规定确认因行为人商事行为能力的欠缺而导致合同无效。蒋凤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是否违反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被上诉人认可一审判决的观点，同时补充三点：1、本案争议的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但上诉人引用的合同内容是冠特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特许连锁授权合同，是偷梁换柱；2、双方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已明确转让的标的是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和两个店面所有配件物品，并非上诉人陈述的包括“商标、专利和专有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一揽子服务；3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18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可以通过特许人的追认而生效，事实证明，冠特公司追认了被上诉人的转让行为。二、上诉人认为冠特公司没有对双方签订协议书进行追认是错误的：1、签订案涉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时，被上诉人还享有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该代理权要到2015年12月31日才届满；2、如果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是不会获得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的，因为被上诉人会一直享有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排他性代理权，这一点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7日与冠特公司续签合同可以得出；3、签订案涉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后，被上诉人失去了销售代理权，可证明的事实是：2016年1月7日与冠特公司续签代理权合同，之后，冠特公司发现被上诉人已经将该代理权转让给上诉人，遂告知被上诉人，由其决定代理权问题。至此，被上诉人放弃代理权，由上诉人与冠特公司续签代理权协议；4、上诉人于2016年3月31日与冠特公司签订代理权协议是被上诉人与冠特公司签订代理权的延续：首先，上诉人与冠特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载明代理期限为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按照上诉人陈述的逻辑，2015年10月到2016年3月，其是不享有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的，但该期间其一直在销售冠特家具，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2016年4月24日，被上诉人正式将红星美凯龙店面经营权、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及订单移交给上诉人，按照上诉人之前的逻辑，如果其是单独与冠特公司签订代理权协议，与被上诉人之前的代理权无关，何来有授权移交的行为；再次，上诉人经营冠特家具产品及冠名的公司地址均为被上诉人移交的红星美凯龙店面地址。以上事实均可证明上诉人获得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是建立在被上诉人享有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的基础上，是双方转让产生的，是冠特公司追认双方转让行为的最终结果。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其构成侵权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行为都是商业行为，都是为了盈利，不存在高价与低价之分，直到现在，没有出现被上诉人的任何行为侵犯、阻碍或限制了上诉人对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的行使。石志林的述称意见与刘玉萍的意见一致。蒋凤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营权转让价款150万元；2、判决被告按照月息3%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35.45万元（其中，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8日到该笔款项支付完毕止；以65万为基数从2016年2月9日到该笔款项支付完毕止；以6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1日到该笔款项支付完毕止。前述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9月11日）；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刘玉萍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被反诉人返还经营权转让费130万元；3、判决被反诉人赔偿因其不诚信经营行为导致反诉人为其垫付的各类款项共计592,718元；4、请求判决被反诉人支付违约金以123.5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2018年1月1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暂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为43,5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玉萍和石志林系夫妻关系。2014年6月17日，原告蒋凤台承租了贵阳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具生活广场内B2-8119号展厅用于经营冠特品牌专卖，协议期限自2014年5月16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止。2015年10月8日，原告蒋凤台（甲方）与被告刘玉萍（乙方）签订《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在贵阳地区冠特家具销售代理权和贵阳红星美凯龙B2-8119号和双龙的两个店面所有配套物件以2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刘玉萍，该转让款分三期支付：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150万元，2016年2月8日前支付65万元，2016年4月31日前支付65万元，从2015年10月15日起冠特在上述两个店面的所有经营业务和公司盈亏由乙方承担，乙方同时承担两个店面现有员工工资、租金、水电费等所有费用，甲方未完成的合同由乙方继续履行完成。双方在协议书第四条中约定“甲方必须取得冠特贵阳地区独家代理经营权，并获得冠特总部的批准、授权或者许可；不得欺瞒或者隐瞒乙方，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索赔。甲方应告知乙方与经营业务相关的秘密和规则，不得隐瞒或者欺骗乙方，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有权向甲方索赔”、第五条约定“因甲方具有经营家具、厨卫等方面的行业经验，乙方同意甲方继续和乙方合作，同时给予甲方40%的分红权利。甲方在工作期间不得损害乙方利益为自己谋利。否则乙方将单方面取消给甲方40%分红股的权利的承诺”、第九条第二款约定“由于乙方的原因，严重影响甲方实现订立本协议的目的（如逾期支付转让价款），乙方应每日按照欠款总价的千分之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被告石志林在合同落款“乙方担保人”处签字，案外人张佳艳（系蒋凤台妻子）在“甲方担保人”处签字。原告蒋凤台又向被告石志林、刘玉萍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蒋凤台在红星美凯龙冠特于2016年4月24日前为该品牌法人，现已通过商场照之前转让协议生效把该品牌转让给现法人：石志林、刘玉萍夫妇”，并在委托书中载明之前六单未返款单号及相应金额共计74,528.1元的款项，“全权委托现法人履行转让协议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所有款项由现法人刘玉萍、石志林夫妇全权支配”，因上述六单交易尚未发货，委托被告继续完成上述交易。同时，双方对红星美凯龙店和双龙店中所转让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并移交，交由被告刘玉萍、石志林经营。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0万元的转让费，并委托蒋凤台进行经营。2016年4月8日，被告刘玉萍在上述红星美凯龙店面注册成立贵州顶晟彬木业有限公司。因余款被告至今未付，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另查明，因原告蒋凤台获得冠特品牌权利人深圳冠特家居健康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特公司）的授权，作为该品牌在贵阳授权经销商的期限于2015年12月31日届满。2016年1月7日，原告蒋凤台又与冠特公司签订《冠特卧室经销商合同书》，合同期限为一年。其后，冠特公司得知原、被告至今的转让行为之后，告知专卖店不得转让，被告遂找到原告，原告与冠特公司解除上述合同后，被告石志林于2016年3月31日与冠特公司重新签订《冠特定制家具经销商合同书》，成为该公司在贵阳区域连锁加盟经销商，合同期限为一年（2016年3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同日向该权利人支付了1万元的品牌保证金，该保证金在合同期满且石志林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予以退还。2019年2月20日，冠特公司出具《证明》，载明：蒋凤台于2015年成为冠特家居健康系统授权加盟商，获得在红星美凯龙和双龙洁具城二个家居专卖场使用“冠特”公司专利和商标使用权的授权，没有私下转让给品牌的权利，一切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店面其均不认可，是无效的。又查明，被告蒋凤台与案外人张佳燕（艳）在经营冠特家具期间私自收取客户黎建辉13.5万元货款未发货，2017年10月19日，原告蒋凤台、张佳燕（艳）与被告刘玉萍及该客户达成协议，签署《欠条》，约定由被告刘玉萍/石志林向客户提供相应货物，蒋凤台/张佳燕必须与2017年12月31日前将13.5万元支付给刘玉萍/石志林，逾期每日按总货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工商登记查询记录、《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冠特卧室经销商合同书》、《冠特定制家具经销商合同书》、委托书、欠条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约诚信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1、原、被告双方签订《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后果的承担问题；3、一审法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认定：一、关于是否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认为该协议违反了《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未经特许人同意，被特许人不得向他人转让特许经营权”之规定，主张该合同无效。《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规定的特许经营，与独家经销（如特约店、代理店、专卖店）有所不同，特许经营是总部将商标、商号、专利、经营诀窍等的使用许可和经营之道等作为组合提供给加盟店，由此获得加盟店支付的使用费，核心内容是涉及商标、商号、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的许可使用问题。而特约店、代理店、专卖店是基于定型合同，就附有某一制造商商标的特定商品进行持续性地买入、再卖出，或者受其委托经销该产品。在特许经营中，必须要确保特许经营体系的统一性和产品、服务质量的一致性，即总部对加盟店的经营给予全面的指导、援助；在特约店、代理店、专卖店中，也有制造商对其进行指导和援助的，但仅仅是制造商附随商品的批发销售的二次行为，该行为自身通常不能请求支付使用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将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列入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从原、被告双方分别与冠特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是冠特公司授权其在贵阳市独家代理经销冠特公司的产品，系授权专卖，重点在于销售冠特公司的产品，不属于《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三条所规定的商业特许经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虽然为《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但是实质是对在贵阳市独家销售冠特公司产品的销售代理权的转让，故被告以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违反《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诉称原告在订立合同时隐瞒经营权不得转让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得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即便被告所述属实亦应当提起撤销之诉，在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未经依法撤销或变更前，该协议对双方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双方在合同第四条也对此进行了约定“甲方必须取得冠特贵阳地区独家代理经营权，并获得冠特总部的批准、授权或者许可；不得欺瞒或者隐瞒乙方，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索赔。甲方应告知乙方与经营业务相关的秘密和规则，不得隐瞒或者欺骗乙方，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有权向甲方索赔”，即便原告存在欺瞒行为，被告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向原告索赔，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签订转让协议后，被告刘玉萍、石志林在经营上述店铺的过程中，于2016年3月31日与冠特公司签订《冠特定制家具经销商合同书》，成为冠特公司的授权经销商，仅支付了1万元保证金，且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后在其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是可退的，并未因此产生其他损失。从上述过程来看，原、被告双方对独家经销冠特公司产品代理权的转让行为实质上是经过冠特公司的追认了的。三、关于原告经营店铺期间是否存在损害被告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否应当赔偿被告由此产生的损失的问题。首先被告提交的证据系现金日记账、冠特卧室汇款表蒋总收款表均系被告单方制作，未经原告确认，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其次，原告提交的案外人即消费者程昭君、张安全出具的证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其真伪无法确认，其举证的刘玉萍向曹雪汇款1万元的进账单虽然载明系退款，但退款时间2016年4月11日系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之后，不能证明该款系原告经营店铺期间给消费者的退款，2015年11月25日向张佳艳转账汇款8,217.98元的银行流水，根据被告陈述该款系张佳艳借支，不能达到证明原告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证明目的，被告举证的欧玉星退定金5,000元的微信记录及电话录音，不能证明系原告原因导致，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判决书等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再者，原告根据双方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在工作期间不得损害乙方利益为自己谋利。否则乙方将单方面取消给甲方40%分红股的权利的承诺”，若原告工作期间损害乙方利益，丧失的是分红的权利，而不是丧失要求被告支付转让价款的权利。关于被告辩称的原告在经销冠特品牌产品期间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其提交的黄玉先投诉等证据，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已经协商处理，不能证实损害品牌声誉，也不能证明本案纠纷有关以及给被告造成的具体损失。更何况，被告要求原告退还已支付的130万元转让款及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均建立在合同无效基础之上，而合同系有效的，因此被告的反诉请求亦应予以驳回。关于被告举证的由原告蒋凤台及案外人张佳燕（艳）共同签署的《欠条》，因涉及案外人张佳燕（艳）的利益，不宜在本案中直接予以处理，被告可另行主张。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系合法有效，被告刘玉萍作为受让人应当按约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石志林作为刘玉萍的配偶，又是合同乙方的担保人，在签订转让协议后，二人又是共同经营涉案店铺，故二人应当共同承担给付剩余转让款150万元的义务。关于违约金，虽然合同约定了逾期支付转让价款，应按每日欠款总价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但是根据合同约定第四条约定“甲方必须取得冠特贵阳地区独家代理经营权，并获得冠特总部的批准、授权或许可”，实际上原告转让专卖店时并未经冠特公司批准，在授权经营期限于2015年底到期后，又隐瞒上述转让事实继续与冠特公司签订《冠特卧室经销商合同书》，本身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诉请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玉萍、石志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蒋凤台支付转让费1,500，000元；二、驳回原告蒋凤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刘玉萍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18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共计19,818元，由原告蒋凤台负担9,404元，被告刘玉萍、石志林共同负担10,414元；反诉费10,912元，由反诉原告刘玉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清单1-6为第一组证据：各类资质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发明专利通知书，拟证明冠特公司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2014年之前冠特公司获得了十项专利，冠特公司自主开发完成了8项计算机软件，并获得著作权，2017年后冠特公司已获得的33项各类专利。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资质证书获得时间是在双方签订协议书之后，在一审案件受理之后取得的。资质证书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我方认为专利不是新证据，是在一审前形成，三性有异议，不是原件，协议书转让的是销售代理权，不是特许经营。对计算机软件的登记证书，三性有异议，证书显示日期是2017年，同时其与本案焦点无关，是外观设计和使用新型。国家知识产权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三性有异议。第二组证据：冠特公司简介、品牌优势、产品优势、工厂基地、公司历程、获奖经历、活动支持与培训。拟证明冠特公司是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拥有品质优良的产品及成熟的经营模式，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中特许人的条件。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对三性有异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贵州顶晟盛彬木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上诉人为取得冠特的特许经营权专门设立了该公司。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贵州顶晟盛彬木业有限公司住址现在是变更的，一审时候注册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移交的红星美凯龙二楼Ｂ119，门面是被上诉人之前经营冠特产品的地址。第四组证据：冠特设计师向金微信聊天记录、冠特石志林店面施工图、关于老店换样的执行通知。拟证明上诉人店面的施工图纸是由冠特公司的设计师按照该公司统一的形象标志设计的，样品也由冠特公司提供，但相关费用由被特许人承担。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对三性有异议。第五组证据：冠特西部三群聊天记录、冠特西部大区经销商群微信记录。拟证明冠特时常组织经销商对产品知识，如何选产品、选客户、如何定价、如何销售等进行一条龙的培训。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三性有异议，聊天记录没有源文件。第六组证据：冠特西部区域经理微信记录3份、2019年3月上诉人员工廖某去泸州参加培训在重庆转车的高铁票订单、2019年12月上诉人员工廖某去西安参加培训的高铁票订单、冠特邀请函及宣传图片、2020年6月上诉人员工廖某去成都参加培训的高铁票订单。拟证明经销商除了缴纳加盟保证金1万元外，后面还陆续缴纳各种权利金，这些经费使冠特公司能够为特许经销商提供培训、广告、研究开发和后续支持。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三性有异议。第七组证据：冠特销售管理系统。拟证明冠特公司对上诉人的经营进行管理和控制，在经营活动运作处于核心地位，上诉人的经营是根据冠特公司统一的管理模式，统一的经营模式，统一的形象标志，统一的产品或服务渠道，在一个完整的“授予—经营—消费”流通环节中开展经营的，即上诉人是按照冠特公司的统一管理模式，统一经营思路和理念，使用同样的形象或标志，通过统一的渠道最终实现对同一产品的销售，因此双方签订的《经销商合同书》应定性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而非普通的独家销售代理合同。蒋凤台、石志林经质证，三性有异议，这个系统存在，是冠特的内部管理系统，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还申请证人廖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是对各地的经销商进行管理控制，经营活动中冠特公司是核心地位，冠特公司给各地经销商提供一揽子服务，并非简单的销售代理。蒋凤台经质证认为上诉人与证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采纳，从证人与代理人的提问来看，实际上都是上诉人内部自说自话，没有第三方证实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另外，我们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本案当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特许经营权的转让。即使冠特公司授予被上诉人商标专利的使用，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即为商标专利的转让，协议书明确是销售代理权和店面物品，不能因为冠特公司享有商标专利等技术，就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了商标专利，上诉人是在偷换概念。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冠特公司与蒋凤台签订的经销合同书属于特许经营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前述证据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冠特公司与蒋凤台签订的《经销商合同书》载明连锁加盟授权经销，经销产品范围为冠特品牌产品，经销地区为贵州省贵阳市，其中销售任务量双方约定乙方全面须向甲方采购金额不少于320万元，若乙方完不成合同年度最低采购任务量，甲方视情况有权取消乙方的经销权或不续签加盟合同，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更换区域代理商，给其他人经营。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刘玉萍上诉主张冠特公司与其加盟商签订的合同性质为特许经营，蒋凤台转让的是特许经营权，未经特许人同意，《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违反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未经特许人同意，被特许人不得向他人转让特许经营权”之规定，该协议无效。对此，国务院发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从双方当事人分别与冠特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合同约定销售冠特公司的品牌产品，并约定了年最低采购量，且合同并未约定支付特许经营费。即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均是冠特公司授权其在贵阳市独家代理经销冠特公司的产品，系授权专卖，重点在于销售冠特公司的产品。该合同不具备《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所规定的商业特许经营的特征。案涉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虽为《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但实质是对在贵阳市独家销售冠特公司产品的销售代理权进行转让，故上诉人以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商业特许经营条例》第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案涉《冠特贵阳地区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甲方必须取得冠特贵阳地区独家代理经营权，并获得冠特总部的批准、授权或者许可；不得欺瞒或者隐瞒乙方，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索赔。甲方应告知乙方与经营业务相关的秘密和规则，不得隐瞒或者欺骗乙方，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有权向甲方索赔。”而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2015年10月8日），蒋凤台仍拥有冠特贵阳地区独家代理经营权（2015年12月31日届满），且在蒋凤台获得的授权期限届满时，蒋凤台又与冠特公司续签了授权合同（取得2016年一年的授权期限），此后刘玉萍、石志林在经营上述店铺的过程中，于2016年3月31日重新与冠特公司签订《冠特定制家具经销商合同书》，成为冠特公司的授权经销商（仅变更人名，经营地址未变）一直经营销售至今。从上述过程来看，刘玉萍取得贵阳地区独家经销冠特公司产品代理权的行为实质上是冠特公司对蒋凤台与刘玉萍代理权转让的追认。因此，本院对刘玉萍关于一审认定冠特公司追认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案涉协议有效，并判决刘玉萍履行支付转让费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刘玉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24元，由上诉人刘玉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曹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