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3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益莹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平固店镇新市场**。法定代表人：王园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玉焱，河北十力（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天晴服饰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新海通大厦综合楼201-203、205div>法定代表人：张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从华，如皋市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邯郸市益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天晴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晴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1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合同的真伪(包括纸张、墨迹等)予以鉴定，一审法院不置可否，并在判决书中认定“没有鉴定的必要”，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认定了丁某、聂某、张某的证言，属事实认定错误。1、上述三位证人证言同上诉人提交的书证相互矛盾，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书证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对书证不予认定而认定证人证言明显错误。2、张某在证言中称益莹公司从范县易胜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胜公司）拉走了790件服装，其称“结算没有结算我不知道”，可以证实上诉人委托张某公司加工6131款、8177款服装。一审法院明知该事实同被上诉人所诉不一致，却认定对上诉人不利的证言，属事实认定错误。3、聂某到庭的证言同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客观事实不一致。一审法院对证明效力强的书证不予认定，而认定证人证言，属事实认定错误。4、丁某的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丁某系被上诉人的业务员，系利害关系人。一审法院认定没有时间、日期的手机载体合同的真实性违背了电子证据的认定规则。该证言同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也不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证明力强的书证不予认定而认定证人证言，明显错误。其次，上诉人同被上诉人方张明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在被上诉人对聊天记录所载明的事实不持异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明显违背客观事实。1、2019年6月9日上午10点15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发出了出货明细表，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13日上午8点29分回复“南通市港闸区××路××一××亚联柒整陈东138××××****，以及后理辅料一起发回……”，该内容足以证实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生产的6131、8177款已在2019年5月25日生产完毕。一审法院置该客观事实于不顾，认定上诉人没有生产过上述产品错误。2、被上诉人收到上述产品后，将加工费汇给上诉人，双方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明称，“明天8点送到，水洗厂马上作后道，后道数据一出，再把款打给你，拿6135款，放心吧兄弟，不会差半点”，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加工的包括6131、8177款在内的服装无任何争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加工6131、8177款明显错误。3、2019年7月1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的清单及此后的汇款，以及被上诉人的承诺、上诉人按被上诉人要求开具发票等，进一步证实上诉人的生产、加工情况。三、一审法院认定6131、8177款服装加工费以及依照合同约定所应承担的后道整理、封箱材料费、运输费应由上诉人返还，明显违法。天晴公司辩称：对上诉人上诉状中所陈述的相关内容，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2页均作为焦点进行了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益莹公司返还服装加工费120623.6元；诉讼费由益莹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1日，益莹公司工作人员陈付全与天晴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明签订载明加工品名、数量、内容、单价等的明细两页，内容为：“文化衫.数量20000件.价格4.20元.从裁-缝-大烫-整检-挂吊牌-送检含运费单程含线/含票/含单运费送检南通8177款衬衫.风帽1500件-1600件4.15.6.15出.含线/含票/含水洗/包装结束/送仓.价格19元6127款.数量1000条.交期6.15/16元6131款.数量2500条.交期5.15/15元6129、6128、6135款12000条.交期5.15/12元.含线/含票/含水洗/包装结束、含单运费.运仓库.客人到验货.27初报价”。2019年5月18日，益莹公司与易胜公司签订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易胜公司为益莹公司加工8177、6131款号服装。2019年5月20日，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益莹公司为天晴公司加工6130款号工装裤。同日，天晴公司与易胜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易胜公司为天晴公司加工6131、8177款号服装。2019年6月17日，益莹公司从易胜公司领走8177款茄克350件，2019年6月19日，益莹公司从易胜公司领走上衣440件。2019年7月7日，益莹公司方人员陈付全与天晴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微信联系，要求天晴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前提走6135、6129、6127款号服装，如不回复则益莹公司有权将加工服装当作工资或变现后发放给工人。次日，天晴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明回复提出协商处理，要求益莹公司加工产品必须完整。后益莹公司方人员陈付全通过微信向天晴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明发送费用组成明细表一份，内容为：“6135款裤子：（2727x18元=49086元）6129款裤子：（1887x16元=30192元）6127款裤子（897x19元=17043元）6131款裤子：（2226件x6元=13356元）8177款上衣：（1767x6元=10602元）印花费用6741元+13个税点=7618元，合计127897”。2019年7月10日，天晴公司委托江苏泰伦服饰有限公司向益莹公司转账支付50000元；2019年7月19日，天晴公司委托江苏泰伦服饰有限公司向益莹公司转账支付40000元、36103元；2019年8月2日，天晴公司委托江苏泰伦服饰有限公司向益莹公司转账支付33500元。后益莹公司将加工服装发送至天晴公司指定的水洗工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8177、6131款服装加工方为益莹公司还是易胜公司？2、案涉8177、6131款服装的辅料是否系益莹公司提供，即益莹公司收取辅料费用有无事实依据？3、益莹公司是否完成合同约定的加工义务，即天晴公司收取货物后所产生的后套整理费、水洗加工费及包装费、运输费应否从加工费中进行扣减？关于争议焦点一，应认定案涉8177、6131款服装加工方为易胜公司，理由如下：一、2019年3月11日，益莹公司的工作人员陈付全手写的明细两页表明，天晴公司、益莹公司就加工服装的款式及价格进行过协商，益莹公司初步进行了报价，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2019年5月20日，天晴公司、益莹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双方约定将6130、6135、6129、6127款服装交由益莹公司进行加工，虽然益莹公司对6135、6129、6127款合同第一页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并要求进行鉴定，但上述两份合同的形成过程有第三方证人丁某的证言可以证实，且丁某当庭提供其手机APP中原始起草的合同底稿，同时案涉交易的中间人聂某及易胜公司的张某均到庭证实天晴公司、益莹公司协商确定由益莹公司加工部分款号，6131、8177款改由易胜公司加工并直接由天晴公司与易胜公司另行签订加工合同，益莹公司对此明知且不持异议的事实，上述证据及证人之间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虽然益莹公司递交了其与证人聂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聂某要求益莹公司解除与易胜公司的合同，但该要求系益莹公司主张案涉服装全部由其承接加工，其再行与易胜公司签订转加工合同，天晴公司将上述情形告知聂某、张某陈述加工费用由益莹公司收取的情形下所提出，亦是为进一步证明益莹公司同意由天晴公司直接与易胜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聂某的上述行为与其证言之间并不矛盾。益莹公司要求对6135、6129、6127款合同第一页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本案的处理无实质影响，且会导致案件审理周期冗长，法院依法不予准许；二、益莹公司收取的涉及6131、8177款服装的费用时未提及加工费，仅是主张上述服装的辅料系其提供，故要求支付相应的费用，如益莹公司系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方，其行为显然不符合情理，反而进一步印证了上述两款服装加工方为易胜公司的事实。综上分析，益莹公司主张其为案涉8177、6131款服装加工方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益莹公司主张案涉8177、6131款服装的辅料系其提供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一、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易胜公司的加工合同均表明，加工服装的辅料系由天晴公司提供，上述事实证人丁某、张某的证言也予以证实；二、天晴公司在合同签订前期即将服装主辅料运送至益莹公司处，后益莹公司仅加工其中部分款号服装。虽然益莹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易胜公司向益莹公司催要辅料等的内容，但无论是6131、8177款服装改由易胜公司加工还是由益莹公司转委托易胜公司加工，上述款号服装的辅料均会从益莹公司处转运至易胜公司，该行为亦不能直接证明加工服装的辅料系由益莹公司购买提供的事实；三、益莹公司虽主张6131、8177款服装辅料系其提供，但从益莹公司陈付全2019年3月11日手写的报价内容及双方的书面合同约定内容分析，均不能得出加工服装辅料由益莹公司提供的结论，且益莹公司亦未能在庭审中提供其购买相关辅料的合同、送货单、购买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综上分析，益莹公司主张其提供8177、6131款服装辅料的事实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益莹公司未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其工作人员陈付全的手写报价内容表明益莹公司的报价内容包括包装结束，即后整包装，此项内容在天晴公司微信聊天记录当中亦有反映，即天晴公司将外包装箱的具体要求提供给益莹公司，从后期天晴公司、益莹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有该内容，但益莹公司运送给天晴公司的服装未作后期整理包装，对此事实益莹公司亦予确认，仅是抗辩称天晴公司收到加工服装未持异议，应视为对加工物现状的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益莹公司负有后期整理、包装的合同义务，对其未履行部分的费用应当从收取的加工费用中予以扣减，案涉服装天晴公司后期另行委托通州区兴仁镇东峰服装后道加工厂进行后道整理加工，双方签署了书面的后道加工协议，天晴公司亦提供了后道整理费的结算清单及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足以证明上述服装因后道整理共发生加工费用为44964元，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另因益莹公司未按约完成服装的包装封箱，天晴公司提供了购买服装封箱所需的胶带、封箱带、拷贝纸、中包袋等合计2080元的收据，以及购买包装纸箱7820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天晴公司因服装封箱包装服装发生费用9900元，上述封箱材料费未见明显不合理，法院依法一并予以确认；关于服装加工水洗费，因天晴公司对其与益莹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而书面合同对于水洗加工费未作约定，且益莹公司对于水洗加工费不予认可，故天晴公司关于水洗费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运输费用，无论是从益莹公司方陈付全手写的报价内容还是从书面的合同内容分析，益莹公司发货给天晴公司所产生的运费均应由益莹公司负担，上述费用7000元（系邯郸至南通的两笔运输费，分别为王圆圆寄件韵准达面单上载明的到付运费3000元+天晴公司向曹学义二维码付款单金额4000元，天晴公司自愿扣减航空运输费用不再主张）依法应由益莹公司支付，天晴公司已实际垫付，益莹公司依法负有返还义务。综上分析，天晴公司、益莹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益莹公司未能依约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却要求天晴公司支付全部的合同费用及额外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益莹公司对于多收取的6131、8177款服装加工费用以及依照合同约定所应承担的服装后道整理费、封箱材料费、运输费，依法均负有返还义务（应返还款项的组成：6131款服装加工费13356元+8177款服装加工费10602元+后套整理费44964元+封箱材料费9900元+运输费7000元，以上合计85822元），天晴公司要求益莹公司返还部分加工费用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部分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益莹公司收取的部分费用及未依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该行为既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亦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天晴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明确对益莹公司交付的加工服装数量短少不再提出异议，且对益莹公司单方提高加工单价所收取的加工费及两次通过航空运输所产生的的费用不再主张，该行为系天晴公司自愿放弃部分权利的行为，法院照准。据此判决：一、益莹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天晴公司85822元；二、驳回天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5月20日，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共签订两份委托加工合同，其中一份合同约定益莹公司为天晴公司加工6130款号工装裤，另一份合同约定益莹公司为天晴公司加工6135、6129、6127款号工装裤。两份合同对产品数量、单价、交货期均作了约定，其中对单价约定含裁剪、缝制、后整包装、线、包装材料（胶带、纸箱），并约定天晴公司提供合同所需面辅料、纸样、样板等；面辅料由天晴公司负责送至益莹公司工厂，成衣由益莹公司负责送货至天晴公司仓库或其指定地点，运输费用各自承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相对于天晴公司而言，6131、8177款号服装的加工方是谁；益莹公司是否应返还服装后道整理费、封箱材料费、运输费；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本院认为，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之间虽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加工产品中并不包含6131、8177款服装，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合同关系发生在天晴公司与案外人易胜公司之间，益莹公司无权从天晴公司处取得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费；其余款号服装加工费中包含了后道整理费、封箱材料费用及成衣运送至天晴公司的运输费，益莹公司未进行后期整理、包装及成衣的运送，其无权取得相关费用，已经取得的，应予返还。关于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方问题。一、二审已经查明，6131、8177款服装实际由易胜公司加工完成，但易胜公司系与天晴公司还是益莹公司之间直接发生加工关系，各方说法不一。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所举证据及证人证言，应认定该两款服装系天晴公司委托易胜公司加工完成，益莹公司称其接受天晴公司委托后，再转委托易胜公司加工与事实不符。1、虽然在2019年3月11日，天晴公司曾与益莹公司员工陈付全就包括6131、8177款在内的数款服装的加工问题进行过协商，陈付全也进行了初步的报价，但当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交付益莹公司加工的服装款号并未最终确定，直至2019年5月20日，双方才就6130款及6127、6129、6135款的服装加工签订了两份合同，约定由益莹公司加工6130款及6127、6129、6135款服装。由此表明，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仅有6130款及6127、6129、6135款。而在同日，天晴公司与易胜公司签订了6131、8177款的委托加工合同，即6131、8177款的加工合同关系存在于天晴公司与易胜公司之间。因此，即使益莹公司在与天晴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之前的2019年5月18日已与易胜公司签订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合同，也不能认定其系天晴公司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方。2、一审中，益莹公司虽对天晴公司提交的针对6130款及6127、6129、6135款的两份合同第一页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鉴定，但其对加盖有其公司印章及有陈付全签名的合同第二页并无异议，表明双方之间确实签订有两份合同，则其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按常理应持有一份合同，如其对合同第一页有异议，应提交其持有的一份合同，但其否认持有相应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3、二审中，益莹公司称6131、8177款的单价分别为18元、21元，其给易胜公司的价格是12元、15元，中间的差额6元为其应该收取的辅料费。对此，本院认为，既然益莹公司主张其为6131、8177款服装的加工方，则其应向天晴公司主张6131、8177款的全部加工费，而非仅主张辅料费。况且，其称辅料是其提供给易胜公司，但从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签订的两份加工合同内容看，均约定由天晴公司提供所需面辅料，且陈付全最初出具的报价单中也不包括辅料费，益莹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购买了相关辅料用于6131、8177款服装，故其该主张不能成立。4、一审中证人丁某、聂某、张某均到庭作证，其中丁某系向天晴公司下单的江苏泰伦服饰有限公司的跟单员，聂某系案涉加工业务的介绍人，张某系易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位证人均参与了案涉合同履行中的部分或全部过程，其证言与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能相互印证，证实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经过协商，确定由益莹公司加工部分款号服装，6131、8177款改由易胜公司加工，并由天晴公司与易胜公司另行签订加工合同。丁某亦证明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的两份合同由其起草，其还当庭提供了手机中两份合同的起草底稿。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所签订两份加工合同的真实性以及益莹公司并非6131、8177款服装加工方的事实。在两份加工合同的真实性已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益莹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一审程序亦无违法悖规之处。既然益莹公司并非6131款、8177款服装的加工方，则其无权从天晴公司收取6131、8177款服装每件6元的费用合计23958元（13356元+10602元）。关于服装后道整理费、封箱材料费、运输费问题。天晴公司与益莹公司签订的两份加工合同均约定，单价含裁剪、缝制、后整包装、线、包装材料（胶带、纸箱），而益莹公司未能完成后道整理及包装，其无权按合同约定单价收取全部费用。鉴于天晴公司委托他方完成了服装的后道整理，一审判令益莹公司返还后道整理费44964元及天晴公司自行购买封箱包装材料费9900元，并无不当。此外，合同还约定，成衣由益莹公司负责送货至天晴公司仓库或其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益莹公司承担。则天晴公司主张益莹公司承担益莹公司将成衣发货至天晴公司的两笔运费合计7000元，符合合同约定。综上所述，益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12元，由上诉人邯郸市益莹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锦明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