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3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玲，女，195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鑫，江苏禾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根喜，江苏禾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婧，女，198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系谢婧丈夫），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芬萍，江苏苏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浩，男，196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上诉人姜玲、谢婧因与被上诉人袁浩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5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玲、谢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袁浩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袁浩应承担80%的责任，谢绕齐承担20%的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袁浩在一审中提交的与案涉交通事故事实认定及责任划分相关的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袁浩提交的证据：1.公安监控录像截图打印件1张;2.事故现场图照片打印件1张；3.鉴定意见书复印件1份；4.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笔录复印件；5.合肥市工商局第三季度流通领域电动车抽检结果打印件1份；6.电动车行驶证复印件；7.医疗费发票、救护车费、苏Ａ×××**号修理费发票；8.上海枫林鉴定意见书1份；9.道路事故现场图；10.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1份；11.东南司法鉴定书1份；12.苏Ａ×××**号车位置照片；13.民事裁定书1份；14.铃木之星电动车厂网页截图；15.电动车检验报告1份；16.（2019）苏民申368号案件询问笔录1份；17.公证费发票。上诉人查阅了与案涉交通事故相关的案件材料，发现除（2019）苏民申368号案件的询问笔录外，上述证据皆在生效裁判中予以理涉，且被上诉人提交该询问笔录的目的是证明（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为枉法裁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直接否定了该证据证明力。因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一审判决所述根据新证据对于案涉交通事故事实与责任重新进行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谢绕齐驾驶的南京Ｒ×××**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一审判决认定其系机动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该电动车具有南京市公安局核发的《南京市电动自行车行驶证》，该证系行政管理部门依职权对该电动自行车进行审核后下发的，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将其认定为机动车很明显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能力范围，且在谢绕齐仅享有电动自行车行驶权利的同时，将其认定为机动车，要求谢绕齐承担机动车行驶时应尽的义务，很明显加重了谢绕齐的法律义务，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其次，一审判决依据当年适用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号：ＧＢ／Ｔ24158-2009）认定南京Ｒ×××**电动自行车属于摩托车性质。经查，该标准系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依据推荐性标准认定该电动车属摩托车性质，认定错误。并且ＧＢ752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实施时间为2018年1月1日，晚于事故发生时间2017年3月24日，一审判决依据前述错误认定结果适用尚未实施的国家标准，认定该电动车属机动车，显然认定错误。最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书中己经对南京Ｒ×××**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的事实予以了确认，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南京Ｒ×××**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三、一审判决重新认定交通事故经过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将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纠正”为：“2017年3月23日9时5分许，袁浩驾驶苏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沿花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雨花公安分局门口向左转弯至花神大道西侧非机动车道边缘时，遇谢绕齐驾驶已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南京Ｒ×××**号电动车以33-35公里／小时速度在机动车道内由南向北超速行驶至此，电动自行车变更行驶路线至非机动车道内抢越小型越野客车未果，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与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右前侧发生碰撞，造成谢绕齐受伤及两车车损的交通事故。”通过阅读（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案件卷宗发现，一审判决对于案涉交通事故经过的事实认定有以下不符合事实之处：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南京Ｒ×××**号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谢绕齐驾驶车辆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并变更行驶路线至非机动车道内抢越小型越野车与事实不符。相应视频截图并不能直接证明驾驶非机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为谢绕齐本人，无法直接认定谢绕齐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并变道，交警部门在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谢绕齐是在非机动车道内直行，生效裁判也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即使认为视频截图中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为谢绕齐本人，通过视频及截图可以看出，谢绕齐是在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占用的情况下无法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此时谢绕齐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谢绕齐在驶过被占用路段驶回非机动车道这一变更行驶车道的行为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两车发生碰撞地点的监控从09时02分41秒开始就被公交车辆阻挡，难以得出谢绕齐有抢越的结论，相反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谢绕齐的头部以相对不变的姿势从视频中公交车的上部经过，直到发生碰撞。若谢绕齐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则在能看到于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谢绕齐本人的头部时，更应该能看到非机动车道，但很明显是只能看到谢绕齐的头部，难以看到非机动车道，甚至连非机动车道最右侧的路牙都看不到，更进一步证明了谢绕齐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及时驶回非机动车道这一事实。因此，谢绕齐应当是在非机动车道被占用的情况下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行驶，并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及时驶回非机动车道，并在机动车道内直行的过程中发生事故，与事故认定书及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是一致的。第三，通过观看袁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上诉人发现袁浩在转弯后驶往中兴公司的过程中有加速行驶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的规定。并且袁浩所驾驶的机动车要左转后进入中兴公司，需要经过由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构成的路口，并且在经过该路口时机动车都属于在转弯过程中，同时在通过该路口时其应当减速慢行并谨慎观察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内的行人和车辆，但显然袁浩仅是在避让了直行的机动车后便加速驶往该路口，结合事故发生时与谢绕齐同向的非机动车道内没有其他非机动车的事实，同时根据袁浩在庭审中陈述的根本没有看到非机动车道内有非机动车，更近一步证明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生效裁判确认的袁浩驾驶机动车过交叉路口时疏于观察，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的事实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纠正”案涉交通事故经过所认定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据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对案涉交通事故的经过予以认定。四、一审判决重新认定的事故责任失当。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所确认事实的情况下改变相应事实认定显然失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据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故经过及责任划分对案件事实及相应事故责任予以认定，以谢绕齐承担20%的事故责任、袁浩承担80%的事故责任为宜。袁浩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关于上诉人陈述一审证据是否为新证据问题，上诉人称查阅了相关事故材料，发现除了询问笔录外，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在生效裁判中予以理涉，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此外，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第五条中明确主张“本次庭审属于一审，不存在新旧证据之分”，也就是说上诉人主张所有的证据不分新旧都是有效的，现在上诉人企图否认自己的主张，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二、谢绕齐驾驶的南京Ｒ×××**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上诉人称电动自行车的行驶证具有相应的权威性，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电动车为机动车，加重了谢绕齐的法律义务，但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谢绕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驾驶人，应当知道自己所驾驶车辆的属性，也应当知道驾驶该车辆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正是因为上诉人知道该车辆的属性，为了转嫁和逃避事故责任，才将案涉电动车销毁和隐藏了。上诉人认为电动自行车就是非机动车，未能厘清电动自行车与非机动车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含义，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观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只有当其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等三项指标同时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时候，才是非机动车。如果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国家标准，则该电动车就不是非机动车。根据案涉司法鉴定意见认定谢绕齐在事故发生前的车速为33-35公里／小时，不符合当时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公里／小时的规定。根据厂商提供的案涉电动车型号的检验报告，案涉型号的电动车，在不含电池时的重量为51.5公斤，不符合国家标准，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公斤的规定。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7）衡鉴字第43号鉴定意见、勘验图片显示，案涉电动车无脚踏，不具有人力骑行功能，不符合上述国家标准，不是非机动车。相反案涉电动车是以动力装置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的轮式车辆，符合机动车的定义，所以是机动车。根据事发时机动车强制性国家标准，也能证明案涉机动车是机动车。在事故发生当年的机动车强制性国家标准ＧＢ7258—2012，机动车运行技术安全条件第3.5节规定的摩托车定义，是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两个或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但不包括电驱动的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20公里／小时，具有人力骑行功能，且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电动机额定功率等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两轮车辆。对照机动车国家标准和案涉机动车技术指标，在案涉交通事故中，谢绕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认定的摩托车，而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至于上诉人所说的ＧＢ7258-2017的实施时间晚于事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一个笔误，将“2”字写成了“7”字，但这并不影响案涉电动车是机动车的本质和结论。上诉人称（2019）民申368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案涉电动车是非机动车，但上诉人未能指出该裁定书在确认非机动车时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在没有证据，并且明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裁定案涉电动车为非机动车是枉法裁判。综上，案涉电动车是机动车。三、一审判决对事故事实的重新认定和对事故发生经过及事故形成原因的纠正，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上诉人称无法证明视频截图中在机动车道内驾驶电动车的人就是谢绕齐本人，在前案诉讼中并未发现视频截图的关键证据，生效判决在缺乏关键证据和信息的情况下，支持了交警的错误认定。但现在根据视频截图这个新证据，可以证明机动车道内驾驶电动车的人就是谢绕齐，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个人驾驶电动车，而交警在早已掌握了谢绕齐从机动车道变道进入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下，认定其是直行，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违法行为。正是因为一审法院经过慎重审理，确认了交警的问题，才对其错误进行了纠正，并对事故责任进行了重新判定。上诉人称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谢绕齐的头部以相对不变的姿势，从视频中公交车的上部经过，直到发生碰撞，因为当时只有谢绕齐一个人驾驶电动车，而且只有谢绕齐发生碰撞，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谢绕齐。上诉人称已经能确认了是谢绕齐，上诉人又称在视频截图中无法证明电动车驾驶人就是谢绕齐，自相矛盾。此外，电动车驾驶人就是谢绕齐的事实，在（2017）苏01民终10043号案件审理中予以了确认，并在第二次庭审笔录第7到8页中记录了下来。上诉人称谢绕齐借用机动车道，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过程，只是辩词，其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根据案涉电动车是机动车的基本事实，谢绕齐一直保持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根据视频截图、事故现场图照片以及庭审笔录证明了谢绕齐在事故发生前四秒之内，突然从机动车道跨越白实线变道冲入了非机动车道，造成了在非机动车道内的交通事故。从事故现场图照片可以看到，电动车撞上小型越野车后，电动车的部分车身已经越过了非机动车道的边缘，而倒在了人行道上，这说明在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已经驶过非机动车道中线后，在车头前方已经无法通过车辆的情况下，谢绕齐仍然以超过小型越野客车两倍多的车速，强行抢越小型越野客车车头未果，造成了本案交通事故。谢绕齐在白实线突然超速、强行变道，抢越小型越野客车车头的行为，不仅是放任危险的产生，还违反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的规定，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机动车在进出非机动车道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的规定。上诉人称如果谢绕齐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则能看到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谢绕齐本人的头部时，更应能看到非机动车道，并以此为据，编造谢绕齐“借道”的事实，上诉人显然没有弄懂一个物理现象，就是摄像头能不能看见非机动车道或最右侧的马路牙子，并不取决于谢绕齐是否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而是取决于公交大巴车靠近摄像头的距离，以及摄像头设置的高度。上诉人称谢绕齐在转弯后驶往中兴公司的过程中，有加速行驶的行为，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何时何处有加速行驶行为，由于加速度与交通事故之间不产生直接因果关系，交通法规中对加速度并没有限制性规定，只对速度进行了规定。根据鉴定意见，当时被上诉人的车速是每小时12-14公里之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过错。此外，上诉人错误地将案涉交通路口描述为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交通标线的路口，事实上，在谢绕齐行进方向上有黄色闪烁信号灯、有人行横道线，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都有停止线，正是谢绕齐置这些交通信号的指示于不顾，超速行驶，突然变道，抢越小型越野客车车头，才造成了本次事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通过交通路口时疏于观察，但并未提供具体证据予以证明，交警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也未提及根据什么证据认定被上诉人疏于观察，该认定并无事实根据。事实上被上诉人在安全通过机动车道后，进入非机动车道前，再次进行了认真观察，确认了非机动车道内没有任何车辆后才继续向前行驶。四、谢绕齐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监控视频截图（系新证据），当时谢绕齐并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而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已驶过机动车道的被上诉人是无法观测到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根据相关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已完成左转弯，并且左转弯超过90度后，谢绕齐从右侧后方逼近，并撞上了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前侧。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看到谢绕齐从后方突然来车，所以称被上诉人疏于观察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一审判决让无过错的被上诉人承担30%的事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更正。五、上诉人应当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偿并支付被上诉人的损失。一审已经判决谢绕齐承担70%的责任，但却未让上诉人支付一分钱，而是让被上诉人的保险公司承担了其错误行为的赔偿金，也应该予以纠正。袁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姜玲、谢婧共同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袁浩不承担侵权责任；2.判令姜玲、谢婧共同承担袁浩的车辆维修费、垫付的入院检查费等共计7066.55元；3.判令姜玲、谢婧承担此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3日9时5分许，袁浩驾驶苏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沿花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雨花公安分局门口向左转弯，遇谢绕齐驾驶南京Ｒ×××**号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此，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右前侧与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发生碰撞，造成谢绕齐受伤及两车车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八大队认定，袁浩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谢绕齐被送往南京市医院抢救，后于2017年4月12日转入南京紫金医院进一步治疗，直至2017年9月14日出院。在谢绕齐就医期间，袁浩垫付了医疗费1620.55元、救护车费用186元，后又支付给姜玲、谢婧10万元。2017年4月25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苏Ａ×××**号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右前侧部位与南京Ｒ×××**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碰撞可以形成其上痕迹。2017年9月1日，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出具司法鉴定意见，悬挂车牌为“南京Ｒ×××**”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前的行驶速度为33-35公里／小时之间;车牌为“苏Ａ×××**”小型越野客车发生事故前的行驶速度为12-14公里／小时之间。2017年11月25日，袁浩前往南京中升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苏Ａ×××**小型越野客车，维修费为3160元。另查明，2017年10月10日，就谢绕齐诉袁浩、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第三人紫金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认定袁浩承担主要责任（即80%的事故责任），谢绕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即20%的事故责任），判决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赔付谢绕齐各项损失109782.72元，并返还第三人紫金保险公司34073.42元，返还袁浩垫付的10万元，合计243856.14元。判决后，谢绕齐及袁浩均不服，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2017）苏01民终100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袁浩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要求认定案涉事故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并由谢绕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019年4月2日，经（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袁浩的再审申请。又查明，2019年4月10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袁浩申请，就袁浩垫付的医疗费、救护车费及车辆维修费理赔给袁浩3828.72元。2019年6月2日，谢绕齐因脑外伤致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姜玲、谢婧为其法定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袁浩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姜玲、谢婧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损失，依法应当就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及过错四个因素进行审查。案涉交通事故经过（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民事一审、（2017）苏01民终10043号民事二审及（2019）苏民申368号申诉程序审查，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该事故造成袁浩车损、谢绕齐受伤直至最终因脑外伤致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损害事实、交通事故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袁浩与谢绕齐对事故的发生均有不同程度过错四个方面均予以了确认，依法予以认定。袁浩虽经两审判决加再审裁定，但对相关处理结果均有异议，反复成讼的核心是案涉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未得到彻底、清晰的判定，相应责任比例的确定也未显示出规范依据与透明。根据本案双方上述争议焦点，针对袁浩在申诉阶段和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的新证据，对案涉交通事故中的相关事实做如下梳理及认定：首先，案涉交通事故事实的认定。本案在审理中，袁浩主张其驾驶的苏Ａ×××**小型越野客车左转弯经过路口时已基本完成90度转弯动作，该事实通过袁浩新提交的监控视频、事故发生时袁浩与谢绕齐发生相撞位置在斑马线处的现场照片，以及在两审中已经提交的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碰撞痕迹的鉴定意见三个证据中可以得到证实。同时，根据袁浩本次诉讼提交的视频截图、以及两审中已经提交的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两份证据可以证明谢绕齐在事故发生前驾车行驶在机动车道、发现袁浩车辆后在四秒内由机动车道变道至非机动车道这两个事实。根据上述三个基本事实，可以认定事发当时袁浩已经基本完成左转弯、谢绕齐超速驾车从机动车道至非机动车道试图绕过或者抢过袁浩车头、袁浩车辆遇谢绕齐电动车时未能及时刹住的事故经过。正因为该事故经过，最终导致苏Ａ×××**号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右前侧部位与南京Ｒ×××**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发生碰撞，从而酿成车祸。其次，谢绕齐驾驶的南京Ｒ×××**电动自行车的定性。根据当年适用的ＧＢ／Ｔ24158-2009国家标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最高设计车速大于20ｋｍ／ｈ且不大于50ｋｍ／ｈ或整车整备质量大于40ｋｇ且最高设计时速不大于50ｋｍ／ｈ的两轮电动车，被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在前面已经发生的两审及申诉审查中，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认为谢绕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前的行驶速度为33-35公里／小时。对照上述国家标准，在案涉交通事故中，谢绕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国标认定的摩托车性质，因此谢绕齐驾驶的车辆在事故当年、以及在事故认定书下达的年份依法应当认定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范畴。而国家标准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因此，2017年5月8日交警八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谢绕齐驾驶的为“非机动车”，属于性质认定错误，依法予以纠正。根据对上述事故经过、车辆性质的梳理与认定，案涉交通事故应依法判定属于发生在两机动车性质的车辆之间的交通事故，依法适用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定责规则。第三，事故责任的判定及其比例。通过相关新证据对本案交通事故事实的进一步澄清，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应纠正为：2017年3月23日9时5分许，袁浩驾驶苏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沿花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雨花公安分局门口向左转弯至花神大道西侧非机动车道边缘时，遇谢绕齐驾驶已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南京Ｒ×××**号电动自行车以33-35公里／小时速度在机动车道内由北向南超速行驶至此，电动自行车变更行驶路线至非机动车道内抢越小型越野客车未果，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与小型越野客车车头右前侧发生碰撞，造成谢绕齐受伤及两车车损的交通事故。谢绕齐虽经住院治疗，但于2019年6月2日因脑外伤致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相应的“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应为：袁浩驾驶机动车左转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虽已基本完成左转弯进入非机动车道斑马线上，但面对侧面变道抢越的电动自行车未能及时刹住，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谢绕齐超速驾驶属于机动车性质的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行驶，面对明显已经转弯到斑马线即将进入中兴通讯入口的小型越野客车未采取刹车、减速、避让措施，而是心存侥幸强行变道至非机动车道试图抢越过小型越野客车车头，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驾驶人应能预见但却放任危险的产生，其过失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综合袁浩在事故发生当时所处位置、速度、对右后方突然来车的预见能力以及未能采取紧急制动的各因素，其应负事故次要责任；综合谢绕齐超速驾驶属于机动车性质的电动自行车，面临前车转弯后变道抢越前车行为具有的重大过失，其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结合双方过错的大小，认为谢绕齐承担70%的责任、袁浩承担30%的责任为宜。袁浩请求判令其不承担事故责任，不符合本案对事故事实的认定，依法不予支持。第四，袁浩主张的损害结果。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袁浩在谢绕齐就医期间垫付了医疗费1620.55元、救护车费用186元，后又支付给姜玲、谢婧10万元；后又支出其小型越野客车维修费3160元。但2017年10月10日，在谢绕齐诉袁浩、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第三人紫金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已经判决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返还袁浩垫付的10万元；2019年4月10日，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就袁浩垫付的医疗费、救护车费及车辆维修费理赔给袁浩3828.72元。去除其垫付并已得到返还的10万元外，在袁浩实际支出的医疗费、救护车费及车辆维修费4966.55元中，袁浩已经理赔得到了77%，其自身承担的损失不超过23%，按照上文认定的事故责任，袁浩已没有任何超出其责任范围之外的损失即损害结果，故袁浩主张事故的全部责任由谢绕齐承担、其垫付的费用由姜玲、谢婧全额承担的诉请，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袁浩主张的公证费用2000元，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袁浩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姜玲、谢婧提交了（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以及（2020）苏01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1.案涉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2.依据生效判决和裁定，本起事故责任认定为袁浩承担80%，谢绕齐承担20%；3.本案所涉及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已经在前述判决中经过了质证和审理。袁浩质证认为，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认为案涉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在庭审笔录里是没有的，裁定书里也没有。（2020）苏01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只是驳回了对厂家和销售者的起诉，没有认定案涉电动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袁浩承担80%的责任，是前案判决的，前案因为缺乏新证据、关键证据的情况下，采用了交警的责任认定书，这是不对的。本案又提交了新证据，所以把前案责任认定给翻过来。上诉人主张袁浩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答辩时已经反驳了。二审经审理查明，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并非“2017年3月23日”。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不包括一审法院认为中重新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袁浩陈述，其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监控视频截图、厂商提供的检验报告、事故发生时机动车的位置照片等证据，与前案生效判决中提交的证据不同。经查阅一审卷宗，案涉宁公交八认字[2017]第02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该事故通过对现场照片、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当事人陈述、监控视频等方面证据分析：袁浩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疏于观察，左转弯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时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案涉事故电动车性质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案涉事故电动车为合法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生产，且具有南京市公安局核发的《南京市电动自行车行驶证》，故袁浩主张事故电动车不符合国家标准、应认定为机动车，应对此举证证明。袁浩在申请再审中提供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2017年第二阶段流通领域交通工具及配件商品质量抽检结果》、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电动自行车质量抽查检验情况通报》和无锡铃木之星电动车厂官网产品展示用以证明其主张。法院认为，首先，该两份抽检报告的结论均来自于抽检，并不能证明涉事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包括本案事故电动车均具有同样的质量问题，涉事企业官网的产品展示则更不能证明本案事故电动车是否具有相应质量问题。其次，该两份抽检报告的结论中载明涉事企业生产的同类、不同批次产品的不合格项目并不完全相同，进一步说明并非该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包括本案事故电动车均具有同样的不合格项目。再次，即使本案事故电动自行车存在部分技术指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形，在本案事发时国家尚无明文规定、相关国家标准主要为推荐性而非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仅凭电动自行车部分技术指标不符合国家标准即将其认定为机动车的主张也缺乏法律依据，亦基于此，袁浩主张谢绕齐擅自处置本案事故电动车应承担不利后果并直接认定车辆属于机动车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袁浩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故电动车为非机动车并适用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并无不当。关于袁浩和谢绕齐各自应当承担的事故责任比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袁浩驾驶机动车由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雨花公安分局门口向西左转弯靠近中兴通讯公司门口的花神大道道路边缘时，疏于观察，左转弯时没有避让由北向南驾驶电动自行车直行的谢绕齐，具有明显过错，而谢绕齐在通过案涉路口时，未能尽谨慎驾驶的义务，其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为33-35公里/小时，严重超速，也有一定过错。一、二审判决综合考虑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回避风险的能力等因素，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机动车一方的部分责任，酌定由袁浩承担80%责任，谢绕齐承担20%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袁浩主张由谢绕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上述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报告、驾驶证、行驶证、收据、发票、（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2017）苏01民终10043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书、现场照片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认定是否适当。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2017年3月24日9时5分许，袁浩驾驶苏Ａ×××**号小型越野客车沿花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雨花公安分局门口向左转弯，遇谢绕齐驾驶南京Ｒ×××**号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此，发生碰撞，造成谢绕齐受伤及两车车损的交通事故。交管部门认定，袁浩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谢绕齐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2017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对谢绕齐就医疗费损失提起的诉讼作出（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认为袁浩驾驶机动车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应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根据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谢绕齐在发生事故前的行驶速度为33-35公里／小时之间，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15公里／小时,认为谢绕齐行车速度过快，在路口未减速，亦未经瞭望确认安全后通过，该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及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并据此认定袁浩承担主要责任，即80%的事故责任，谢绕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即20%的事故责任。谢绕齐及袁浩对该判决认定的责任比例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2017）苏01民终100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二审判决后，袁浩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要求认定案涉事故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并由谢绕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驳回袁浩的再审申请。本案一审中，袁浩就其车辆维修费、垫付的医疗费以及案涉交通事故责任，提起诉讼。关于袁浩提出的车辆维修费以及垫付的医疗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袁浩诉请的医疗费、救护车费及车辆维修费4966.55元中，已经理赔得到了77%，其自身承担的损失不超过23%，袁浩已没有任何超出其责任范围之外的损失，故对袁浩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案涉事故发生经过，一审法院在监控视频画面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几秒被公交车遮挡，无法全面完整显示交通事故实际发生过程的情况下，即否定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发生经过，依据不足。关于案涉电动车的性质问题，（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已作出认定。一审法院于本案中径自认定谢绕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摩托车性质，依据不足。关于案涉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已经被（2017）苏011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2017）苏01民终10043号民事判决以及（2019）苏民申368号民事裁定作为争议事实加以明确裁判，上述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基本事实和责任比例，具有相应的既判力。在袁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情况下，一审法院重新认定案涉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和责任比例，没有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姜玲、谢婧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裁判结果虽然驳回了袁浩的诉讼请求，但实际上部分支持了袁浩关于事故责任比例的诉讼请求，该处理结果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56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袁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袁浩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袁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庆东审判员  钱发洪审判员  冯婧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储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