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983行初66号原告王某某，男，195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宜春市人，住宜春市袁州区。原告王某，女，198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宜春市人，住宜春市袁州区。原告廖某，女，199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宜春市人，住宜春市袁州区。委托代理人翟兵，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委托代理人周洪平，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樟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宜春市樟树市杏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882593788111C。法定代表人徐国斌，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邹瑞清，江西章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廖某红，女，1968年3月5日出生，汉族，樟树市人，住樟树市。第三人廖某玲，女，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樟树市人，住樟树市。第三人廖某鹿，女，196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昆山市人，住江苏省昆山市。第三人廖某江，男，195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樟树市人，住樟树市。委托代理人邹江平，江西新青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肖娟，江西新青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王某某、王某、廖某(下称原告)诉被告樟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称被告）、第三人廖某红、廖某玲、廖某鹿、廖某江（下称第三人）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7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同年7月14日向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6日和11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廖某及委托代理人周洪平、被告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局党委委员黄胜及委托代理人邹瑞清、第三人廖某江及委托代理人邹江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樟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第三人廖某红等人于2019年8月1日签订的关于樟树市马洲上60号房屋《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无效，并判令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日，被告樟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第三人廖某红等人于2019年8月1日签订的关于樟树市马洲上60号房屋《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约定对马洲上60号房屋以产权调换方式予以征收，并给予樟树市边街市背街安置小区323.79平米予以补偿。另给予包括搬迁费、附属物及构建物补偿金、装修设施补偿（助）金、空地补偿等在内共计80029元。现已查明，因淦阳街道马洲上60号房屋拆迁补偿所得的位于边街市背街安置小区323.79平米安置房屋尚未具体落实，相关补偿费用80029元已由第三人领取。该协议中被征收房屋系案外人王某珍生前居住、使用，1985年王某珍去世后，经包括第三人廖某江以及第三人廖某红等人父亲廖启皓等协商并签署一份《关于母亲遗产处理意见记录》，约定将樟树市马洲上60号房屋由廖某萍继承、管理、居住。廖某萍系原告王某某妻子，原告王某、廖某的母亲，廖某萍于2017年7月3日去世后，原告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原告亲属与第三人或第三人亲属签订的关于遗产处理意见，原告亲属廖某萍对该拆迁房屋享有权益，原告依据继承法亦对该房屋享有权益。鉴于相关证据显示被告下属拆迁负责人称是基于第三人廖某红于1991年办理了建设用地许可证而给予补偿，而建设用地许可证仅是行政许可的一种，有效期固定为一直两年，故该房屋拆迁协商过程中不排除存在非法情形，无论第三人是给予合法事由还是非法事由获得拆迁补偿，均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以及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樟树市政府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证明原告、被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证明1、被告与第三人廖某红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2、该征收补偿协议损害了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证据三、《关于母亲遗产处理意见记录》、廖某金烈士证明书存根、王某珍殡葬管理所收据、廖某萍死亡证明，证明1、1985年12月4日，廖某萍母亲王某珍去世后，经亲属一致决定樟树市马洲上60号房屋由廖某萍继承、管理、居住；2、涉案被拆迁房屋系政府按照政策分配给廖某金、王某珍及亲属居住。证据四、宜春中院（2020）赣09民终107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被告提供的樟树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2民初3103号民事判决已被依法撤销；2、生效裁定书认定诉争房屋属于公房性质；3、依法认定原告亲属廖某萍对涉案房屋享有管理、居住权，未排除原告对被拆迁房屋基于继承享有居住、使用权及原告对房屋征收之外的房屋搬迁补助费、过度性安置费等享有权利。证据五、本案涉案房屋的室内装饰装修评估价值表，证明涉案房屋在拆迁的时候经确认建成年代为解放前，房屋性质是公房，因此被告存在将本案涉案房屋为公房违法补偿给第三人，仅房屋的涉案价值就高达1596261元，其他的房屋附属设施的补偿原告的近亲属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被告述称，一、答辩人的行政行为没有侵犯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三原告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答辩人征收的樟树市马洲上60号房屋，原是解放后政府安排给老革命廖某金、王某珍夫妇居住的公房，尽管三原告是廖某金、王某珍夫妇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但对此公房没有继承权。所以，答辩人的行政征收行为没有侵犯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三原告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无权主张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无效。二、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是完全正确的。廖某金、王某珍夫妇去世后，马洲上60号房屋一直由第三人廖某红及父亲廖某浩居住和管理。1991年4月23日第三人廖某红向樟树市人民政府申请改建马洲上60号房屋，递交了《居民建房用地申报表》、取得了《建筑许可通知单》和《江西省建设用地许可证》，至此，马洲上60号的公房性质已不复存在，该土地上的房屋已经是廖某红的私人房屋。因此，现存的涉案房屋系廖某红个人所有。所以，答辩人征收的涉案房屋是廖某红的私有房屋。故答辩人与廖某红等第三人签订《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是完全正确的。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一、清江县（现樟树市）房地产公司租户分户明细，证明王某珍原居住的马洲上60号房屋是租住的公房，没有所有权，只有居住权，后变更登记给廖某红的父亲廖某浩租住。证据二、廖某红改建马洲上60号房屋的《居民建房用地申报表》、《建筑许可通知单》和《江西省建设用地许可证》，证明廖某红是现被征收的马洲上60号房屋的改建权人，三原告对此房屋没有任何权利。证据三、樟树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2民初3103号《民事判决书》和宜春中院的民事裁定书（2020）赣09民终1073号，证明原马洲上60号的房屋是公房，原告没有继承权，被告与廖某红等人签订涉案征收协议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是基于廖某红取得了原马洲上60号公房的改建权。第三人辩称，1、《关于母亲遗产的处理意见记录》的问题。该意见记录一文中提到，经讨论一致同意“有”廖某萍继承管理，居住，而不是“由”，并且在继承管理之间没有逗号分隔，而原告方却把“有”字擅自改成“由”字，并且人为的在诉讼材料里的“继承”与“管理”间加了一个逗号，以此来误导法庭，请求法庭认真审阅《关于母亲遗产的处理意见记录》原件。按照以往的传统风俗，家产是传子不传女的，当年之所以会写这份《关于母亲遗产的处理意见记录》是有原因的：廖某萍系被告廖某江、案外人廖启浩(被告廖某红的父亲)同母异父的妹妹，她的身世我们在一审法院、二审中院审理过程中都有过详细的叙述，在我们提供给贵院的材料中也有记载，在此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因为廖某萍、王某某夫妇知道自已的身世，她们夫妇二人担心在母亲去世后其它子妹会找理由让(他)她们搬出马州上60号老房子，所以在母亲病故善后处理记录便条上强烈要求加上这么一条，意思是虽然母亲不在世了，她依然可以住在这里，我们不能赶她出去。这份处理意见本是我们做哥哥、姐姐的对廖某萍的一种宽容、爱护，是为了宽慰她，让她在没有自已的住房前可以放心的住在这里才应她的要求写下的(虽然她的出生是我们廖家的耻辱，但我们认为：这是我母亲的过错，她无关，她是无辜的)，没想到我们当年的善意在多年后会被她的丈夫女儿们作为一种证据来与我们对簿公堂，令人不齿且心寒。实际上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廖某萍就主动搬离了马洲上住到了单位上分的房子里。在1990年上半年，廖某萍夫妇工作调动，全家离开了樟树在宜春市袁州区安家落户。自从1986年离开后，廖某萍再也没在马洲上60号老房子住过一天。2、关于马洲上60号产权的问题。红军老干部廖某金（系被告廖某江、案外人廖某浩的父亲）于1958年退休后经政府安排全家落户在马洲上60号。父亲廖某金在世时享受政府照顾不用缴纳房租，196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王某珍带着子女们继续居住在这里，每月缴纳租金2元（有档案记载，已递交给法庭）。在母亲王某珍去世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7年5月份，应当时的清江县房管所要求，马洲上60号租户户主变更为王某珍大儿子廖某浩（案外人，已故），并由廖某浩继续缴纳租金。后因房子年久失修，房屋破旧，家里人多，不够住，1991年4月23日，廖某红报请樟树市人民政府对马洲上60号进行改扩建，于同年5月13日获得《江西省建设用地许可证》及《建筑许可通知单》。这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廖某江与廖某浩两兄弟及家人居住在马洲上60号，直至2019年8月政府拆迁。此次政府拆迁补偿实际上对廖某红的私产进行的补偿，与原告无任何关联。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一、清江县房地产公司租户分户明细，证明王某珍在马洲上60好的房屋是公房，后变更登记给廖某浩，是基于租赁关系享有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证据二、南桥社区棚户区改造宣传手册，证明南桥社区棚户区改造合法合规，对直管房和单位公房的安置原则上不予补偿。证据三、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证明马洲上60号的征收人为廖某红、廖某江、廖某鹿、廖某玲四人，王某珍不是被征收人。证据四、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江西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筑许可通知单，证明廖某红是被征收的马洲上60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证据确定涉案的房屋是公房性质，其次是案外人廖某浩隐瞒了原告的亲属廖某萍进行了公房租赁变更登记，也侵害了廖某萍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房屋在廖某红办理居民建房用地申报表的时候该房屋仍然是属于公房且根据本案相关人员签订的协议，廖某萍对该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然后廖某红隐瞒该房屋由原告近亲属由廖某萍居住管理的真相，向相关部门以宅基地房的性质骗取建房用地申报表，实际该房屋为划拨土地的公房；其次被告作为土地房屋管理的行政部门，明明知道建设用地许可证、建筑许可通知单是具有许可期限的，其中建设用地申报表的有效限期为两年，建筑许可的期限均有明确的规定，同时被告也明知建筑许可和建设用地许可并不具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的法律效应，并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代理人提出了法律上并不存在的改建权，并由此违法确认第三人对涉案房屋的产权，由此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生效的判决确认了本案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公房，虽然认定原告的近亲属廖某萍不能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但认为廖某萍在租期内享有居住使用权，同时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认定不明确，那么原告基于继承对涉案的房屋享有相关的权利，依法提起诉讼；2、根据该2份判决书已经查明廖某红在1991年4月23日隐瞒房屋为划拨土地公房的这个事情，以宅基地的土地性质骗取居民建房用地申报表，但第三人一直到2003年还在缴纳租金，樟树市人民法院对被告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查明本案第三人根本上就没有对涉案的房屋进行重建，这与本案第三人刚才在法庭上陈述已经建了一层是完全不符的，第三人在法庭上进行了虚假的陈述。综上本案的涉案房屋是公房且第三人从未对房屋进行重建。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请法庭注意，这个证据是樟树市房地产管理局档案室拍过来的，王某珍居住的房屋是公房是确认无疑的。对证据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廖某红获得建筑许可通知单时房子已经做了一层，并不是只有建设用地申请书、建设用地许可证及建筑许可通知单，廖某红的行为是依法依规透明的，没有对任何组织或个人采用欺骗的手段。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这两个案子是基于原告方的确认马洲上60号房屋归其所有，一审判决是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是驳回其起诉，两份法律文书均认定原告主张的马洲上60号房屋是公房，原告没有继承权，本案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基于廖某红申请建设的房屋，两个概念不能混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原告不是协议书的合同一方，不管案涉房屋是公房还是私房都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所以原告就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对证据三中的遗产处理意见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为这套房子当时是公房，所以不能由个人继承，而且这套房屋当时是仅仅分给廖某金、王某珍夫妇居住的，而不是分给其亲属居住的，对其他材料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四、证据五被告方没有这份评估表的原件，希望原告提供原件，假设这份评估表是真实的，那么与拆迁协议上的内容是矛盾的，因为评估表显示的是货币补偿，而拆迁协议约定的是产权调换，所以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违法案值达1596261元，另外评估表是显示出装修费用，由于原告已经有30多年没有在该房屋居住，那么装修费用原告不能享有。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对证据二中协议的性质是属于行政协议，基于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签订的协议，依据的法律文件除了国务院制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条例之外，还有樟树市人民政府为本次征收制定的樟府办发（2019）21号规范性文件，原告不是行政协议的相对方，该行政协议不能证明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原告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因此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对证据三中后面三个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母亲遗产处理意见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记录上所谈的房屋是公房，租住人只有使用权，没有处分权，该房屋在1987年5月30号之前承租人登记在王某珍名下，之后登记在廖某浩名下。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评估时间是2019年8月11号，第三人签订产权调换时间是2019年8月1号，所以与本案无关。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一与对被告举证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相关政策，本案的房屋不予补偿，因此存在第三人与其他人串通，骗取国家补偿的情况。对证据四与刚才被告举证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一点，被告在履行拆迁工作中对涉案的房屋到底谁享有权利是分不清楚的，从分租的证据来看，廖某江、廖某浩都交过租金，建设用地许可又是廖某红，征收协议又是本案的四个第三人，按照这样说法，原告也在房屋居住，王某某、王某都曾在该房屋居住，因此足以证明被告对该房屋的产权性质和用益物权未履行调查和核实的职责。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一坚持我方举证这个材料的意见。对证据二没有异议。对证据四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三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因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认证；对证据三中《关于母亲遗产的处理意见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其他材料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四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五，因评估表的时间在被诉的房屋征收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之后，且协议书中也有装修设施补偿金额等，故对其“三性”，本院不予确认。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三的认证意见同上；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已故老革命廖某金（1962年10月逝世）与退休干部王某珍（1985年12月去世）系夫妻关系，解放后政府根据相关政策安排其居住在原樟树市淦阳街道马洲上60号房屋（原清江县房地产公司公房）。廖某金、王某珍夫妇育有子女廖某萍（原告王某某之妻）、第三人廖某江、廖兰萍及廖某浩。其中，廖某萍育有子女原告王某、廖某，廖某浩育有子女第三人廖某红、廖某玲、廖某鹿。1985年王某珍因病去世后，廖某萍与廖某江、廖兰萍、廖某浩以及其他亲属就遗产签订了一份《关于母亲遗产处理意见记录》，对部分生活物品进行分配，同时就涉案房屋问题同意有廖某萍继承、管理居住。1991年4月23日，廖某红以案涉土地为宅基地为由向政府申请改建马洲上60号房屋，樟树市人民政府于同年5月13日批准了其建房申请，并下发了《江西省建设用地许可证》，该许可证有效日期为两年。原樟树市城乡建设局随之下发了《建筑许可通知单》。因案涉房屋有其他人租住清不了场等原因，廖某红一家没有对案涉房屋进行改建，该房屋一直由廖某浩、廖某红居住和管理。因案涉房屋需被政府征收，2019年8月1日，被告樟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四位第三人签订了《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约定，第三人领取了房屋拆迁补偿等款共计80029元，并可产权置换3套安置房（尚未交付钥匙）。2019年9月，原告向樟树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323.79平方米的安置房屋归原告所有，并要求第三人返还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76029元给原告。樟树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宜春中院于2020年7月20日对民事案件作出二审裁定，撤销了樟树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本院认为，通过庭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2个，即1、王某某、王某、廖某是否享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2、被诉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的签订是否合法。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9民终1073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确认，案涉房屋的遗产处理意见记录应当认定为仅对该房屋的管理、居住权作出分配，即廖某萍虽没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但有居住、管理和使用权，且通过庭审查明，廖某萍在1986年以前在该房屋实际居住了二十多年，廖某萍去世后，王某某、王某、廖某作为其配偶和子女享有上述用益物权，王某某、王某、廖某与被诉的房屋征收协议书具有利害关系，享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再者，结合本案案情和各方当事人情况，如果王某某、王某、廖某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那么被诉的房屋征收协议书难以启动审查程序及是否可撤销或确认无效性，因此应赋予上述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本案中，通过庭审查明和庭后核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原清江县房地产公司，现为樟树市房地产公司公房，并不是四位第三人的私房，第三人廖某红1991年以案涉土地为宅基地为由向政府申请改建案涉房屋，这与案涉房屋属公房的事实不符，随后取得的《江西省建设用地许可证》也失去了合法的前提条件，且已过有效期限。因此，四位第三人不是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对象，被告与四位第三人签订被诉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予以撤销。原告诉请确认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无效，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在与第三人签订协议过程中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不符，故被诉的征收协议书不能确认无效，而应依法予以撤销。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因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樟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第三人廖某红、廖某玲、廖某鹿、廖某江于2019年8月1日签订的《樟树市淦阳街道国有土地上南桥社区棚改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二、驳回原告王某某、王某、廖某其他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 刚人民陪审员 刘 争人民陪审员 张丽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徐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