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24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春宾，男，197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猇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枝江市安福寺镇鸦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420000QB4765771D。法定代表人：易刚，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才，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古春宾因与被上诉人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3民初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古春宾，被上诉人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古春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在（2017）鄂0583民初1378号案件中作出了与古春宾真实意思相违背的意思，并超出了当初签订的合同约定，并向古春宾故意隐瞒了开庭实时情况，致使古春宾在不明白的情况下输了（2017）鄂0583民初1378号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2017）鄂0583民初1378号民事案件代理过程中，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易刚完全是按照上诉人的本意进行的代理行为，完全尊重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不违反双方的约定，也并未超越代理权限。1、争议案件中有4次开庭，上诉人参加了第1、2次，第一次庭审时对方就提了反诉，上诉人对于代理权限没有提出异议，默认了反诉的代理权。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是按照代理合同的范围进行的代理行为，应当收取双方约定的代理费用。古春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退还法律服务费3000元，赔偿古春宾损失的一审诉讼费1332元、二审诉讼费用2925元、二审律师费8000元，共计15257元；2、判令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3日，古春宾与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接受古春宾委托，指派法律工作者易刚为合伙纠纷案的代理人，代理人权限为特别授权，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提起反诉、上诉、签收法律文书、代收执行（履行）款物等权限，约定代理费人民币3000元，但不包括应由古春宾支付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及司法鉴定费，代理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止（包括判决、裁定、调解、案外和解、撤诉等），补充条款约定：诉讼费由古春宾支付。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当日，古春宾向代理人易刚转账3000元。2017年8月31日，代理人易刚向枝江市人民法院安福寺法庭提交《民事诉状》，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杜心桥）公开核对2017年4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合伙经营账目；2、由杜心桥赔偿2017年8月3日起停业的损失；3、要求杜心桥承担诉讼费用。古春宾在该《民事诉状》上签字。杜心桥应诉后，于2017年9月15日提起反诉，要求古春宾承担停业损失、退还投资款14万元及利息，杜心桥退出经营。两案合并审理后，安福寺法庭于2017年9月15日、10月27日、12月5日、12月15日进行了四次开庭；9月15日与10月27日的开庭审理时，古春宾参与了庭审，12月5日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古春宾因与案外人杨明、刘萍、张伟在“桃缘时尚主题酒店”门口发生争斗，古春宾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无法出庭，由易刚代为出庭。在庭审中，审判员要求易刚对古春宾是否继续经营酒店时，易刚表示需要征求本人意见后再向法庭回复，12月15日第四次庭审中，审判员询问易刚古春宾是否继续经营酒店时，易刚答复“1.古春宾是2017年10月28日重新经营属实。2.古春宾愿意接手酒店继续经营。”2017年12月18日，枝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583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杜心桥向原告（反诉被告）古春宾支付合伙盈余1194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原告（反诉被告）古春宾赔偿被告（反诉原告）杜心桥损失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准予被告（反诉原告）杜心桥退伙，原告（反诉被告）古春宾向被告（反诉原告）杜心桥退还合伙投资款11432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古春宾、被告（反诉原告）杜心桥的其他诉讼请求。”古春宾对上述判决内容不服，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古春宾向宜昌市司法局投诉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指派法律工作者易刚代理履职问题，宜昌市司法局作出《关于古春宾投诉安福寺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工作者易刚履职问题的回复》，回复称易刚代理行为没有违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相关禁止性规定，如果古春宾认为易刚的代理行为造成了损失，可以另行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古春宾认为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指派法律工作者易刚超越代理权作出与古春宾意思相悖的决定，且事后未履行告知义务，给古春宾造成损失，遂形成此诉。上述事实，有民事诉状、民事反诉状、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转账凭证、枝江市人民法院四次开庭笔录、（2017）鄂0583民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5民终734号民事判决书、枝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律师费发票、宜昌市司法局《关于古春宾投诉安福寺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工作者易刚履职问题的回复》及原被告的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古春宾已依约向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支付了代理费，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应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在授权范围内代理委托诉讼事宜。古春宾主张在（2017）鄂0583民初1378号案件中，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指派法律工作者易刚擅自同意终止合伙，且由古春宾继续经营酒店，违背了其真实意思，但未提供证据直接证实,且古春宾在上诉后也没有向二审法院提出不再继续经营酒店的诉求,可见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在履行代理合同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对古春宾主张退还代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古春宾要求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赔偿一、二审的诉讼费和二审律师费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古春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2元，减半收取91元，由古春宾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反《委托代理合同》，超越权限并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行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写明“代理人的权限为特别授权。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提起反诉、上诉、签收法律文书、代收执行（履行）款物等全权”，之后，古春宾向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易刚亲笔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注明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在争议的枝江市人民法院(2017)鄂0583民初1378号古春宾与杜心桥合伙纠纷一案中，易刚作为古春宾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针对杜心桥的反诉请求代表古春宾进行答辩，并未超出《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且第二次庭审时（2017年10月27日）古春宾与易刚均到庭，针对杜心桥提出的反诉请求，逐一进行了举证、质证，易刚发表了答辩意见，古春宾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对易刚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现古春宾主张其并未授权易刚对反诉的代理行为，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枝江市人民法院(2017)鄂0583民初1378号古春宾与杜心桥合伙纠纷一案中，第四次开庭时枝江市安福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易刚的陈述“1.古春宾是2017年10月28日重新经营属实。2.古春宾愿意接手酒店继续经营。”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该案的判决结果，但时至今日，古春宾依然认可2017年10月28日酒店重新开业，并由其独自经营，且古春宾对该案的上诉意见中并未对其继续经营酒店提出异议。因此，古春宾现无证据证明易刚在代理过程中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给古春宾造成了损失。一审判决驳回古春宾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古春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元，由古春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小月审判员  关俊峰审判员  李 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程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