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81民初12338号 原告:樊惠良，男，196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被告：程友田，男，197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元，常熟市琴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常熟市金大大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董浜镇华烨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MA1N2P5195。 法定代表人：徐科，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元，常熟市琴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樊惠良与被告程友田、常熟市金大大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大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惠良、被告程友田及金大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樊惠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7年6月至9月的工资2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6月至9月福利金16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在2017年6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和合作协议书各1份，有效期限至2018年2月15日，其中协议书约定原告工资为年薪120000元，每月发10000元，在发第一个月工资当天，被告同原告商量先发5000元，余额年底一起发放，原告同意上述方案。但在2017年10月3日，被告无理由终止协议和合同。被告程友田与徐科是夫妻关系，原告在公司工作期间都由被告程友田安排工作，公司资金安排发放等财务方面都由被告徐科负责，后来知道徐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要求被告付清欠原告工资余额4个月×5000元，计20000元。由于被告单方面违反协议和合同，原告要求赔偿10000元违约金。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动合同书中第六条社会保险福利条款中公司缴纳部分400元/月×4个月=1600元，实际4个月之间没有支付福利金。上述金额合计31600元。 被告程友田辩称，其是被告金大大公司的员工，原告在金大大公司工作期间，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的诉请应当由金大大公司承担责任，与程友田无关，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程友田的起诉。 被告金大大公司辩称，原告于2017年6月1日来与被告金大大公司商榷劳动合同事宜，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资形式是遵守本地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且按月足额支付乙方的工资，实际上金大大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原告5000元，当月工资次月10日左右发清，并不欠原告工资。原告在金大大公司工作期间，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和双方的约定，将公司的货运款转入原告自己的公司常熟市天苏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苏公司）的账上。目前，原告的公司天苏公司还结欠金大大公司的货运款项。当金大大公司知道此事后，就告诉原告，原告于2017年9月底与金大大公司结账，结清了工资以及原告所拿去的备用金和其他费用，之后就离开了金大大公司，金大大公司没有要求原告承担因原告的违规违纪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所以原告是自动离职的，不存在支付赔偿金的事实。劳动合同第六条第一项双方约定甲方负责乙方社保，甲方交纳部分，甲方理应缴纳，以工资形式付给对方，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确表示，除2017年6月支付工资5000元以外，其他月份都是5500元，其中500元就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原告的社保单位交纳部分，因此不存在结欠原告社保费的问题。原告的诉讼违背了当时原告离开金大大公司时的承诺，当时双方关于劳动争议方面没有纠纷，隔了三年以后，原告提出该争议，已经超过时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科系金大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友田系金大大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 2017年6月1日，金大大公司作为甲方、天苏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甲方合并乙方，乙方所有原先和今后的业务、财务、税务及公司管理等全权由甲方负责处理。二、甲方不承担乙方(含个人)原来所有的债权、债务和固定资产。三、乙方原先的营业执照、开户行及账号保持不变。四、双方同意，合并后的公司聘任程友田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樊惠良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五、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主要职能参照(附件二)《金大大公司董事长工作职责》和(附件三)《金大大公司主要部门岗位职责》执行。六、双方协商，总经理年薪为：人民币12万元整且享受公司其它应有的福利待遇。但双方约定：根据总经理的全年业务销售能力及创造的利润价值，甲方有权对总经理的年薪和相关福利待遇予以合理调高或调低。七、协议未尽内容或需修改，甲乙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程友田在甲方签字处签字并书写日期，樊惠良在乙方签字处签字并书写日期。 2017年6月1日，金大大公司作为甲方、樊惠良作为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总经理岗位，合同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2月15日，试用期1个月为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甲方执行国家有关工资支付的规定，遵守本地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甲方按月足额支付乙方工资，工资发放日为每月10日；甲方负责乙方社会保险费的甲方缴纳部分，甲方理应承担的缴纳部分以工资的形式一起支付给了乙方……。金大大公司在甲方签字处盖章，樊惠良在乙方签字处签字并书写日期。 根据樊惠良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7月10日徐科账户转存5000元，备注备用金；2017年8月10日徐科账户转存5500元，备注7月工资；2017年9月11日徐科账户转存5500元，备注8月工资；在该期间，另有徐科账户转入的数笔金额不等的备用金。 樊惠良工作至2017年9月30日，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樊惠良与金大大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 2020年1月20日，樊惠良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金大大公司支付工资、赔偿金等。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当日作出常劳人仲不字2020第03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已超过仲裁时效，决定不予受理。樊惠良不服，起诉至本院。 在审理中，原告樊惠良主张，其工资约定年薪120000元，即每月10000元，因程友田说公司困难，先发放5000元，剩下的一半年底发，故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每月工资各欠5000元，合计欠20000元；2017年10月3日林峰、程友田约原告一起喝茶，说生意不好，工资不发了，意思就是让原告离开，原告就离开了，因劳动合同期限尚未到期，金大大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金大大公司承诺要缴纳社保，但实际上没有缴纳，原告自己交的社保，故金大大公司应当补偿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的社保金额。原告主张系基于与金大大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要求金大大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程友田系代表公司出面，不要求程友田个人承担责任。 被告金大大公司主张，被告已经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原告5000元工资，不欠原告工资；原告自行离职，无需支付赔偿金；被告除2017年6月支付工资5000元以外，2017年7月至9月支付工资都是5500元，其中500元就是工资形式支付给原告的社保缴纳部分，存在结欠原告社保费用的问题；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时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针对原告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支付工资等，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故应自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而原告樊惠良至2020年1月20日才申请仲裁，原告亦未提供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情形的证据，故原告樊惠良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部分工资的主张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并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原告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已经自行缴纳的社保费用，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本院不予理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樊惠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樊惠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 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赵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