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锡恩，男，195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罗坑社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1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雁，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军，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伟明，男，197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13。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焕明，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云，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锡恩因与被上诉人黄伟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1民初4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锡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黄伟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黄伟明实际砍伐面积未予查明，仅根据(2020)粤078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黄伟明滥伐林木的面积计算黄伟明应当支付的林木款，漏查必须查明的事实，损害了林锡恩的合法权益。林锡恩与黄伟明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合同当日即将第一个《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号：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交付给黄伟明，黄伟明签署合同并收到采伐许可证后随即开展砍伐工作。黄伟明开始是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范围砍伐林木，2019年11月28日，林锡恩发现黄伟明在采伐许可证范围以外砍伐林木，而且选择树龄较长，树茎较粗的优质林木进行砍伐，林锡恩立即报警处理。报警后，由当地林业分局、公安局森林分局、林业站和林锡恩等五组人上山查证滥伐林木的范围，并以无人机航拍查证滥伐范围和面积。(2020)粤078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书仅仅是对黄伟明滥伐林木的面积进行的调查取证，按照黄伟明滥伐林木的面积追究其刑事责任，该刑事判决书对黄伟明在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砍伐林木的面积并没有查明，而一审判决仅依据该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以黄伟明滥伐林木的面积认定为总砍伐面积，没有查明黄伟明在第一个采伐许可证范围内实际砍伐林木的面积，明显是事实查明不清，漏查必须查明的事实。事实上，黄伟明在对第一个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林木全部砍伐后才超范围滥伐，为此，对于第一个采伐许可证砍伐范围419.4亩的林木款也应当由黄伟明承担支付林木款的责任。二、根据林锡恩和黄伟明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黄伟明实际可以砍伐的林木面积应当减除生态林的面积。一审法院对林权证为2016亩林木中的生态林面积没有查明，导致折算每亩交易价格有误，要准确折算每亩交易价格必须查明生态林的具体面积，一审法院漏查明了必须查明的事实。三、黄伟明因为超出第一个采伐许可证面积滥伐林木被追究刑事责任，黄伟明滥伐的林木均是整片林地中树龄最长，最优质的林木，其选取了整片林地最好、最优质、价格最高的林木滥伐，留下的树龄较短、质量一般甚至是质量差的林木。一审法院对黄伟明滥伐林木应当支付的林木价款按照平均价格的方式折算为每亩交易价格计算价款，对林锡恩不公平，严重损害了林锡恩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并查明，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查明林地中各等级的树木数量，并按林木等级区分每亩林木的交易价格，由黄伟明按照其实际砍伐林木的等级确定其应当支付的林木款。四、黄伟明先行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林锡恩的经济损失。林锡恩在签订《协议书》当天即将第一个采伐林木证交付给黄伟明进行采伐，但黄伟明违反合同约定，按第一个采伐林木证确定的范围采伐完毕后，在林锡恩不知情的情况下故意挑选树龄长的优质林木进行滥伐，既违反合同约定也违反法律规定，黄伟明因此需承担刑事责任。黄伟明在合同履行期间内没有依照约定和法律规定采伐林木，而且拒绝收取林锡恩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办理的三个林木采伐证，先行违约，并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林锡恩未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林锡恩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黄伟明的违约行为造成林锡恩无法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收取林木款166万元，应当赔偿林锡恩该项损失，对于其已经支付的90万元无权要求退还，对于第二期款项70万元，黄伟明还应当支付给林锡恩以赔偿林锡恩的经济损失，林锡恩保留追索权。林锡恩在二审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对以下事实未予查明或查明错误。1、黄伟明对第一个采伐证419.4亩桉树林木已经采伐完毕，一审判决未予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只按照黄卫民滥伐林木刑事判决认定其共计采伐489.75亩错误，其遗漏计算黄伟明已经采伐完毕的第一个采伐证面积419.4亩，以及林锡恩对2016亩林地内易采伐价值大的桉树全部滥伐一遍涉及的面积，且黄伟明已将相关桉树全部销售获利。二、黄伟明构成犯罪的滥伐履行合同严重违约，一审判决未对此认定并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错误。黄伟明采伐第一个采伐证面积内的桉树后的滥伐行为，导致双方桉树买卖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构成严重违约。因为滥伐，起诉前黄伟明对林锡恩办理采伐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和催促。三、一审判决混淆2016亩林地与采伐证的面积区别含义错误。在签订合同前，黄伟明多次到现场进行勘察，知晓双方签订合同所约定的是2016亩林地上的桉树杂树，而不是黄伟明后来所称的2016亩桉树杂树。因其中2016亩林地山包括道路、溪水、山谷无桉树杂树的地方。本案是采用包干价确定销售价格，而不是以实际看法的面积和出材量作为交易价格，也可以理解为以166万元整片购买林锡恩的桉树等树木，并非以亩数购买，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四、办理采伐证涉及广东省采伐年度指标，林锡恩对未办理2016亩林地上全部桉树的采伐证不存在过错和违约。合同签订后，林锡恩将第一个林权证范围内的桉树现状如数交付给黄伟明，并到台山市林业局继续办理林业采伐审批手续，共计获批采伐面积622.35亩。按照桉树行业交易习惯，砍伐证的面积小于林权证面积，并且采伐证办理受广东省年度指标限制，林锡恩履约行为符合行业惯例，没有证据证明林锡恩存在欺诈行为，不构成违约。黄伟明完全可以按照办理的采伐证面积采伐，其余采伐证继续办理，或者按照采伐林木价值先据实结算。五、一审判决对黄伟明砍伐桉树的价值认定错误。由于本案是买卖合同，标的物是桉树木，案涉山林的桉树的生长受山场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桉树的长势不同，桉树林疏密不同，影响树林林地的蓄积量、可采伐林地的蓄积量及可采伐面积的林木量，从而影响其价值。故一审判决以166万元除以2016桉树林折算每亩价格，继而再结算黄伟明采伐桉树价值明显错误。合同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应进行采伐林木量及价格鉴定，以计算实际采伐的林木价值。六、台山市林业局《关于司法协助调查函的复函》错误。该复函不符合客观事实，与台山市赤溪镇林木站采伐证经办人员的询问笔录相矛盾。七、滥伐林木罪刑事判决查明的滥伐比实际少得多，其中认定第一个采伐证未采伐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应以开庭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判，而不是完全机械照抄刑事判决，导致错上加错。同时，林锡恩不是刑事判决的当事人，未参加刑事诉讼，也不能直接对该判决提出异议。八、关于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黄伟明滥伐被追究刑事责任，且已将有价值可采伐的按树木基本采伐完，对合同的履行存在严重过错，因此对黄伟明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黄伟明请求林锡恩返还桉树款的问题。尽管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完全履行，只是部分履行，但是黄伟明已将2016亩林地上有价值可采伐的桉树林木基本采伐完，所以应继续履行合同，向林锡恩支付合同余款。九、一审判决还存在以下错误：1、一审判决确定的争议焦点偏袒黄伟明，有失公正，导致一审认定偏颇和判决错误。2、砍伐期限不是合同期满的期限。3、因实际已经滥伐，接受采伐证已经无实际意义，故黄伟明违约拒绝接受第二、三、四个采伐证，反称林锡恩违约，一审判决对此未查明。4、法院应向相关机关调取本案有关的证据。黄伟明滥伐林木罪全部卷宗，相关部门借助无人飞机对整个采伐点进行拍摄分析及照片，都是本案必不可少的证据，只有法院才能调取。十、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案情相对疑难复杂，涉及采伐证、滥伐犯罪、有价值的桉树全部采伐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现场勘查十分必要。林锡恩代理人去案涉2016亩林地现场查看，发现凡是容易采伐的地方和价值高的、桉树集中的地方都已经被黄伟明采伐完。一审判决认定的采伐面积与实际采伐面积大相径庭，明显错误。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本案应对黄伟明所砍伐和销售的桉树林木的价值、未砍伐的桉树林木价值、生态林的面积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鉴定，也未向当事人释明申请鉴定，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十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必然适用法律错误。十二、林锡恩二审提交的公证处照片等新证据足以说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黄伟明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伟明实际采伐林木面积已经生效的(2020)粤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489.75亩。在林锡恩的误导下，黄伟明在采伐林木过程中出现了错误采伐，导致触犯了刑法。(2020)粤刑初157号生效刑事判决查明，黄伟明收到林锡恩提交的案涉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27.96公顷）后，于2019年3月至7月期间，砍伐上述采伐许可证范围以外的32.65公顷（489.75亩）林木，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27.96公顷的林木未被砍伐。林锡恩上诉称黄伟明已经采伐了上述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林木没有事实依据，且明显与刑事判决确认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计算依据及方法正确。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包干形式的合同，约定2016亩山林采伐价格为1660000元，故折算每亩交易价格为823.41元公平合理。（一）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了承包山林的亩数及总价，在折算时不应再扣除生态林。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已经明确了承包山林数为2016亩，且明确除生态林以外均可供黄伟明采伐。若双方按协议书完全履行的，黄伟明所采伐的实际面积是没有2016亩的，因为需要扣除生态林。若在本案中折算每亩单价时又扣除生态林面积的，则对黄伟明极其不公平。（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包干合同，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了采伐总面积、采伐树种及合同总价，但没有对林木的种类、树龄进行分类分级核算，故折算每亩交易价格应以约定2016亩山林及采伐总价格为1660000元为准。三、林锡恩未按协议书约定按期交付采伐许可证，经黄伟明多次催告后仍没有按约履行，已经产生违约行为，且因林锡恩的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不但需要向黄伟明退回多收款项，还应承担违约责任。（一）林锡恩未按约在黄伟明支付第一期款项前交付两个采伐许可证。根据黄伟明与林锡恩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办理好砍伐许可证手续（先后办理四个证），先办理两证，批准砍伐后分两期付款……”。在签订协议的当天，林锡恩只将440***********001《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为27.96公顷（折合419.4亩），采伐树种为桉树的采伐许可证交给黄伟明，未按约定交付两证。（二）林锡恩未按约在黄伟明采伐四个月后办理足额亩数和约定树种的采伐许可证，未履行先履行合同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黄伟明与林锡恩签订的协议，约定由林锡恩将黄茅田山所有的桉树包括杂树除生态林以外出卖给黄伟明采伐销售，面积为2016亩。且在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乙方砍伐四个月后甲方办理余下两证，批准后，支付第二期款76万元给甲方。”黄伟明在2019年3月初开始采伐，因第一个证许可采伐面积为419.4亩，2019年7月，在林锡恩一直没有提供其余采伐许可证，且黄伟明已经采伐了约400亩左右的林木，黄伟明就停止采伐工作。黄伟明不断向林锡恩催要余下采伐许可证，但直至2019年10月中旬，林锡恩交付了三证合共202.95亩的采伐许可证复印件。因双方约定采伐面积为2016亩，而林锡恩可以出示的四证合共只有622.35亩，与约定相差甚远。根据台山市林业局的复函，采伐其他树种的林木需要另行申办采伐许可证，但案涉采伐许可证准许采伐的树种仅为桉树，未包含杂树，故林锡恩没有按合同约定办理可以采伐杂树的许可证。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林锡恩的行为已属违约。（三）在2019年内，林锡恩就案涉山林只向林业部门提出了两次桉树（不舍杂树）采伐申请，合共桉树622.35亩（不合杂树），林锡恩没有按照协议严格如实履行合同义务，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已属违约。根据台山林业局的复函，林锡恩在2019年内，就黄茅田山一带只向林业部门申请了两次林木采伐，分别为：第一次于2018年10月22日，申请采伐数量为桉树27.96公顷（折合419.4亩）；第二次于2019年9月16日，申请采伐数量为桉树13.53公顷（折合202.95亩）。就黄伟明的申请，台山林业局分别发出了两批采伐许可证，分别为：2019年2月14日，440***********001《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为桉树27.96公顷（折合419.4亩）；2019年10月11日，440********01100*、440781********002、440781********003，采伐树种及面积分别为桉树7.52公顷（折合112.8亩）、桉树1.32公顷（折合19.8亩）、桉树4.69公顷（折合70.35亩），合共13.53公顷（折合202.95亩），上述四证总批准采伐桉树41.49公顷（折合622.35亩）。也就是说，在合同期内，林锡恩向林业部门作出的采伐申请只有桉树没有杂树，采伐面积也只有622.35亩，与协议书约定的2016亩相差甚远。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林锡恩没有按照协议严格如实履行合同义务，导致不能实现合同日的，已属违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锡恩应向黄伟明退还林木款496734.95元及支付相应利息。黄伟明在二审过程中补充如下答辩意见：1、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黄伟明只砍伐了489.75亩，且不在采伐证的范围内，林锡恩所提出的理由和观点都是其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黄伟明起诉之初，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误砍伐，均出于对林锡恩的信任，但在起诉后，林锡恩威胁黄伟明告知其错误砍伐，已经触犯了刑法，要求黄伟明立刻撤诉且支付剩余的合同金额，否则将进行报案。但黄伟明清楚知道自己只是砍伐了林锡恩提供的第一个采伐证相应的亩数，并没有过多的采伐，因此，黄伟明根本没有理会林锡恩的威胁，后林锡恩采取了报警处理，揭发了黄伟明错误砍伐已经触犯了滥伐林木罪。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根据公安机关及林业部门的调查走访，已经明确黄伟明实际采伐的面积就是489.75亩，而林锡恩所办理的4个采伐证均没有被砍伐，因此林锡恩所说黄伟明已经采伐了第一个采伐证的说法是完全与事实不符。2、本案均因林锡恩的违约和故意误导，导致黄伟明被刑事处罚，且在合同纠纷中，林锡恩明知道自己无法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供足额的采伐证，而在黄伟明提起民事诉讼时进行了威胁，其目的昭然若揭。黄伟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黄伟明与林锡恩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2、林锡恩退还多收交易款554661.85元及利息（利息以554661.8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1月30日利息为20427.51元）。林锡恩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黄伟明支付第二期交易款7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6万元为基数，自反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1月30日利息为20427.51元）；2、黄伟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0日，以林锡恩为“甲方”与黄伟明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林锡恩将位于台山市************黄茅田山所有的桉树包括杂树除生态林以外出卖给黄伟明砍伐销售，面积为2016亩【台林证字（2012）第11050027号林权证登记面积2016亩】，交易价格为166万元，砍伐期限为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付款方式为：由林锡恩负责办理砍伐许可证手续（先后办理四个证），先办理两证，批准砍伐后分两期付款。第一期付款90万元，黄伟明分两期支付林木款，林锡恩先办理两个证砍伐许可证后，黄伟明支付第一期款90万元，黄伟明砍伐四个月后林锡恩办理余下两证，批准后，黄伟明支付第二期款76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林锡恩向黄伟明交付案涉第一个《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号：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许可证的采伐面积为27.96公顷，采伐树种为桉树，采伐期限从2019年2月14至9月30日。同时，黄伟明也在当日委托案外人伍广良通过银行转账向林锡恩支付第一期林木款90万元。合同履行期间，林锡恩再向黄伟明提交《林木采伐许可证》三个，证号分别为：台山市采字[2019]1011001号、台山市采字[2019]1011002号及台山市采字[2019]1011003号（以上三证采伐面积分别为7.52公顷、1.32公顷和4.69公顷，采伐树种为桉树，采伐期限：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3月30日）。上述四个采伐许可证的采伐面积合共41.49公顷（27.96＋7.52＋1.32＋4.69＝41.49公顷，1公顷＝15亩，即622.35亩）。另查明，2020年4月3日因黄伟明涉嫌犯滥伐林木罪被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台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的已生效（2020）粤078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黄伟明收到林锡恩提交的案涉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27.96公顷）后，于2019年3月至7月期间，雇请工人砍伐上述采伐许可证范围以外的32.65公顷（489.75亩）的林木，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27.96公顷的林木未被砍伐。经鉴定，被滥伐林木的树种为桉树和软阔叶树，被砍伐的林木均在黄伟明购买的2016亩林木范围内。另，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台山市林业局发出《司法协助调查函》，请求协助调查案涉林权证所涉林木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及许可证登记树种为桉树是否已包含杂树。2020年5月6日台山市林业局向一审法院作出《关于司法协助调查函的复函》，确认林锡恩于2019年仅向台山市林业局申请办理证号为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2019]1011001号、[2019]1011002号、[2019]1011003号的采伐许可证，认为以上许可证批注的采伐树种、面积以发证信息为准，如采伐其他树种需另行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并履行约定的义务。根据本诉黄伟明和反诉林锡恩的诉请，以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林锡恩有无按协议书约定的林木采伐面积提交采伐许可证给黄伟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应否解除或继续履行；2、黄伟明已支付的林木款应如何返还。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采伐林木《协议书》应否解除或继续履行的问题。根据协议书约定，林锡恩先履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黄伟明依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范围、面积和采伐树种进行采伐。本案中，案涉协议签订后黄伟明已依约向林锡恩支付第一期林木款90万元，但根据林锡恩提供的四个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采伐的林木面积合计为622.35亩，不足协议约定的2016亩。对此，林锡恩辩称因黄伟明滥伐林木致使后期办理的采伐许可证面积仅有202.95亩（7.52＋1.32＋4.69＝13.53公顷，即202.95亩），黄伟明已基本完成采伐，应视为林锡恩已履行协议约定交付足够面积的林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台山市林业局的复函，林锡恩于2019年仅向台山市林业局申领案涉四个林木采伐许可证。同时，根据一审法院（2020）粤078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黄伟明超出案涉采伐许可证范围外砍伐林木489.75亩。退一步说，即使把滥伐林木的面积纳入到林锡恩已办理的采伐许可证的林木面积中计算，即滥伐林木面积加上四个采伐许可证的林木面积，总林木面积仅为1112.1亩（27.96＋32.65＋7.52＋1.32＋4.69＝74.14公顷，即1112.1亩），仍远远不足协议约定的林木面积2016亩。林锡恩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已足够面积交付林木采伐，也未能就其交付林木面积不足的理由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仅凭林权证上登记的林木面积数抗辩其已履行约定的交付义务，缺乏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案涉协议约定交付的林木应为桉树，也包含杂树采伐在内，根据台山市林业局的复函，采伐其他树种的林木需要另行申办采伐许可证，但案涉采伐许可证准许采伐的树种仅为桉树，未包含杂树，故林锡恩亦未按约定办理许可采伐林木的树种，至协议书约定的砍伐期限2019年12月31日止，林锡恩仍未办理相应的采伐许可证给黄伟明，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黄伟明签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诉请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但双方约定砍伐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止，也即本案审理期间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已期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应认定双方于2019年2月20日签定的《协议书》于合同期满后终止，故黄伟明在本案中无需再主张解除合同。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黄伟明诉请林锡恩返还多支付的林木款，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理由，林锡恩在本案中提起反诉，请求黄伟明继续履行合同，支付第二期林木款的义务，其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二、关于黄伟明已支付的林木款应如何返还的问题。林锡恩因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交付义务构成违约，故对于黄伟明诉请返还多收的林木款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主张，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返还林木款的数额问题，因黄伟明超出案涉采伐许可证滥伐的林木（面积：489.75亩）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滥伐林木面积均在协议书约定的2016亩林木范围内，但从民事法律行为分析，应视为黄伟明对协议书的部分履行。根据协议约定，采伐林木面积为2016亩，交易价格为166万元，故折算每亩交易价格为823.41元（1660000÷2016），黄伟明已支付林木款90万元，总砍伐面积为489.75亩，相应林木价款为403265.05元（489.75×823.41），扣减已砍伐林木的价款后，林锡恩应予返还林木款为496734.95元（900000－403265.05）。至于黄伟明诉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计算，因双方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条款，黄伟明的利息损失应从其主张民事权利即2019年11月26日起诉之日算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林锡恩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伟明退还林木款496734.95元及利息（利息以496734.95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黄伟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林锡恩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9740元（已由黄伟明预交），由黄伟明负担2061.58元，林锡恩负担17678.42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850元，保全费4320元，合计7170元（已由林锡恩预交），由林锡恩负担；林锡恩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7678.42元，黄伟明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7678.42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中，黄伟明没有提交新证据，林锡恩提交了如下证据：1、公证书及光盘，证明江门市公证处公证员刘锦良、公证员助理周旭到台山市************黄茅田山权属林锡恩的2016亩林地进行保全证据。公证书附件包括了对黄伟明砍伐林木后的树根的直径量度照片和对现场剩余尚未砍伐林木周长的量度照片。根据照片上反映的直径长度和周长长度可以证明，已被黄伟明砍伐的林木的树茎比尚未砍伐林木的树茎粗，从树茎的尺寸也可以证明，黄伟明砍伐的林木树龄比尚未砍伐林木的树龄长，价值高。从现场尚未砍伐的林木或已被砍伐但被黄伟明丢弃的林木的外观可以证明，尚未砍伐的林木或被丢弃的林木都是质量差、比较劣质的。2、现场照片，该组照片是林锡恩发现黄伟明在采伐许可证范围以外砍伐林木报警后，当地林业分局、公安局森林分局、林业站和林锡恩等五组人上山查证滥伐林木的范围时由林锡恩拍摄的，证明林地的现场情况。黄伟明针对林锡恩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首先，林锡恩在二审中提交的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被采纳。2、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公证书所表明的走访地点无法证明本案纠纷所涉及的采伐地点。公证书第4段明确表明了据林锡恩称该地点为黄茅田山，因此该公证书所作的证据保全的地点都是根据林锡恩自称的，故该证据保全前提已不相符，其后面所保全的照片证据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性。证据2无法证明该照片的来源，也无法证明该照片所指的地点就是涉案地点。3、若以林锡恩的逻辑，其经过走访观察现场足可以证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和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是采伐的面积只有480多亩，而林锡恩至今还称黄伟明除了刑事案件中认定的采伐面积外，已经将其第一个采伐证419.4亩进行全面采伐，那么其可以看到的面积事实上应该只是400多亩，若其认为已经采伐了第一个采伐证，那么看到的采伐面积应该是刑事案件中认定的一倍，因此，也可以证明林锡恩所作的本次证据保全出现了虚假的认定。本院审查后认为，林锡恩二审提交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以确认，但不足以支持其有关一审判决对于已经砍伐林木部分的价款计算方式不合理的主张，具体理由详见本判决书论理部分。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台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曾于2020年3月26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在2019年12月3日，台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的办案民警会同林业局林政股工作人员在踏查黄伟明涉嫌滥伐林木案的现场时（位于台山市******委会黄茅田山一带），发现在林木采伐许可证（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批准砍伐范围内的林木没有砍伐”。二、台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曾于2020年4月13日就黄伟明涉嫌滥伐林木犯罪一案，向台山市赤溪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杨跃辉询问相关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杨跃辉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反映林锡恩是在2019年5月份开始申请办理第二批砍伐证，期间因申请材料不符合标准，曾两次取回修改，并在2019年10月份获批。林锡恩办理了第二批砍伐证后继续口头向林业站申请继续办理砍伐手续，经林业站咨询台山市林业局，台山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告知林业站台山市当年的林木采伐许可的指标没有了，故林锡恩就没能办理其他林木采伐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双方二审的争议焦点并分析如下：一、关于林锡恩出售给黄伟明的林木中是否包含生态林的认定问题。林锡恩据《协议书》第一条“甲方将位于台山市************，黄茅田山所有的桉树包括杂树除生态林以外出卖给乙方砍伐销售”约定，上诉主张2016亩林权证中生态林的面积不应当计算在合同约定的砍伐面积范围内，一审法院无查明生态林的具体面积，属认定事实不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八十三条的规定，森林分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能源林五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6424-2010《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基数规程》中第5.2.1条对于生态公益林的定义表述为：“以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存物种资源、科学实验、森林旅游、国土保安等需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森林、林木、林地，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从案件事实出发，由台山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台林证字第（2012）第11050027号林权证中明确载明案涉2016亩林地上的森林或林木的林种为“用材林”而非“防护林”或者“特种用途林”。由此可见，本案林锡恩出售给黄伟明的林木中并不存在国家根据生态保护需要而进行经营管理的公益林（生态林）。因此，林锡恩有关本案应当查明生态林面积并在合同约定的砍伐面积内扣除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对于黄伟明实际砍伐面积的认定是否正确、一审法院未对案涉林地进行现场勘验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黄伟明犯滥伐林木罪一案，已由一审法院作出生效的（2020）粤078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中人民法院已经依法认定了公诉机关指控的“黄伟明收到林锡恩提交的案涉台山市采字[2019]0214001号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27.96公顷）后，于2019年3月至7月期间，雇请工人砍伐上述采伐许可证范围以外的32.65公顷（489.75亩）的林木，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内的27.96公顷的林木未被砍伐”的事实。在林锡恩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反驳前述经由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本案亦应当认定刑事案件已经查明的事实。林锡恩有关黄伟明除对第一个砍伐证中27.96公顷（419.4亩）中的林木进行砍伐以及对刑事判决书认定的32.65公顷(489.75亩)中的林木进行滥伐外，还对案涉协议书中2016亩林地内的其他容易采伐、价值较大的桉树进行了滥伐的上诉，仅系其单方陈述，并无足够证据支持，亦与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林锡恩还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对案涉林地进行现场勘验，属程序违法。但在公诉机关指控黄伟明犯滥伐林木罪一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相关事实是建立在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侦查、进行现场勘查的基础之上所作出的事实结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案民事诉讼中并无需要再次进行现场勘验的必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未组织对案涉林地进行现场勘验，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林锡恩有关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林锡恩、黄伟明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以及《协议书》应否继续履行，林锡恩是否有权要求黄伟明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第二期款项的问题。1、如前第一点所述，由于林锡恩出售给黄伟明的林木中并不存在生态林，应当认为本案林锡恩系将2016亩林地范围内所有的桉树、杂树出让给黄伟明。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林锡恩应当先行就2016亩林地范围内所有的桉树、杂树办理砍伐手续，再由黄伟明根据砍伐证的规定进行砍伐。在协议签订后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林锡恩仅针对2016亩林地中27.96公顷（419.4亩）面积内的桉树办理了砍伐手续，而截止2019年10月11日才针对2016亩林地中另外的13.53公顷（202.95亩）面积内的桉树办理完毕砍伐手续，此时距双方约定的砍伐期限仅剩不到两个月。而且，林锡恩也没有针对2016亩林地中其他地块（2016亩-419.4亩-202.95亩=1393.65亩）上的桉树、杂树以及前述419.4亩与202.95亩地块中的杂树办理砍伐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系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黄伟明有权中止履行己方合同义务，其拒绝向林锡恩支付第二期款项76万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违约。林锡恩有关黄伟明拒付第二期款构成违约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林锡恩还上诉称黄伟明除对第一个砍伐证中27.96公顷（419.4亩）中的林木进行砍伐以及对刑事判决书认定的32.65公顷(489.75亩)中的林木进行滥伐外，还对案涉协议书中2016亩林地内的其他容易采伐、价值较大的桉树进行了滥伐的上诉，最终导致双方桉树买卖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构成违约。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前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所述，林锡恩就该项上诉提出的事实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且与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悖，不应采信。其次，虽然黄伟明对2016亩林地中32.65公顷(489.75亩)中的林木进行了滥伐，但是即便剔除滥伐面积和已经办理了砍伐证的面积，林锡恩仍然是没有针对2016亩范围内的其余面积（2016亩-419.4亩-202.95亩-489.75亩=903.9亩）内所种植的桉树以及2016亩林地中种植的杂树办理砍伐手续。林锡恩并没有举证证明前述903.9亩中的砍伐手续未能办理的结果，与黄伟明的滥伐行为有直接关系。相反，根据台山市赤溪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杨跃辉在台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在侦查黄伟明涉嫌滥伐林木犯罪一案中所反映的情况，林锡恩在办理了涉案的两批砍伐证后，未能针对其他林木继续办理砍伐手续的原因更加有可能是由于台山市当年的林木采伐许可指标使用完毕所致。故林锡恩的该项上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黄伟明滥伐林木是事实，其也因其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本案并无证据证实黄伟明滥伐林木的行为是林锡恩未能针对2016亩林地上所有桉树、杂树完全办理砍伐手续的阻却因素，林锡恩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林锡恩未能履行其办证义务且无合理免责事由，构成违约，导致黄伟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加之，案涉《协议书》约定的砍伐期限在一审审理期间中已经届满，诉讼中林锡恩并无履行继续办理砍伐手续的意愿，黄伟明也无接受林锡恩履行的意愿，双方的合同关系事实上已经终止，故本案应当认定《协议书》未能完全履行的责任在于林锡恩。由于双方的合同关系事实上已经终止，故黄伟明起诉要求解除《协议书》并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认定黄伟明在本案最终无需解除合同，并无不当。林锡恩在未能适当履行己方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上诉主张其黄伟明无权要求退回已付款，并同时主张其仍有权利要求黄伟明继续履行合同支付第二期款项76万元，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一审判决对于已经砍伐林木部分的价款计算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本案中，林锡恩与黄伟明均认可本次交易的总价格166万元系根据林地的情况作出的整个估价。但是《协议书》中对于合同未完全履行情况下的已砍伐林木部分的价款计算办法并无作出约定。由于林锡恩出售给黄伟明的林木中并不存在生态林，应当认为本案林锡恩系将2016亩林地上所有的桉树、杂树出让给黄伟明。考虑到林锡恩作为所有权人对于2016亩林地上林木的覆盖、密度、大小状况等应当清楚，黄伟明作为买受人对前述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这也是双方交易时应该自行考虑的因素。而在案涉《协议书》签订前后，双方并没有对林地可供采伐的桉树、杂树的林木量或者等级进行估测，而是采取整体估测的方式进行估价，据此，应该理解为：林木树龄、质量、等级、密度等因素的差异这是双方可以预见和应该承受的合理商业风险。故在合同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相关的结算方式也应当尊重双方在缔约时作出的对交易物的风险双方各自担责的选择，更何况本案《协议书》未能完全履行的责任在于林锡恩。因此，一审法院以《协议书》总价款166万元除以2016亩得出的单价乘以已经砍伐的面积确定价款的计价方式，具有合理性。林锡恩上诉提出的应当根据已经砍伐部分的实际林木量作为付款依据或者根据林木的树龄、质量划分等级，并根据不同等级区分每亩林木的交易价款，并由黄伟明按照已砍伐林木的等级确定应当支付的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林锡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51.02元，由上诉人林锡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