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26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德玉，男，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振新，男，196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湖北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作涛，男，196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枝江市涛江船舶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695141933M。住所地：枝江市马家店街办沿江大道**。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公司经理。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刘成，北京盈科（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均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潘德玉、易振新、李作涛、枝江市涛江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江船舶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3民初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德玉、易振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潘德玉、易振新要求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返还15万元的投资回报。2、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真实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而不是合伙关系。对《入股协议书》，潘德玉、易振新按照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但是李作涛未按协议向潘德玉、易振新履行约定的其他内容，该协议系李作涛向他人吸纳资金时提供的格式化协议，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1、潘德玉、易振新从未参与船舶运输业务经营和管理，也从未享有包括参与决策权、知情权、选择管理者等在内的基本权利。李作涛也从未召开所谓的合伙人会议，从未告知潘德玉、易振新船舶经营收入支出财务状况。2、《入股协议书》中虽有“与甲方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乙方享受按出资比例分红的权益”的内容表述，但潘德玉、易振新从未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潘德玉、易振新只是按双方口头约定收取固定资金收益。3、从出资人的出资和退资情况来看。潘德玉、易振新并不知晓其他合伙人的情况，这不符合合伙的实际。4、《入股协议书》中无出资总额，无各合伙人的名单和出资比例，没有分红的约定，没有合伙事项的处理决定程序等基本内容，缺乏合伙协议的基本要素。5、李作涛因购置船舶缺少资金，先后采用先接收借款后补签入股协议的方式向包括潘德玉、易振新在内的多人融资借款，双方之间名为投资入股，实为民间借贷，李作涛应依约定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二、一审判决未支持潘德玉、易振新要求李作涛支付出资回报即资金利息的请求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自2013年开始，潘德玉、易振新之间约定了由李作涛向其支付固定投资利息回报，即每年向潘德玉、易振新各支付3.75万元的投资回报，连同另一艘吸沙船投资的10万元共40万元，每年共支付5万元投资回报，30万元根据投资占比收益是3.75万元。且双方在2018年前也一直这样履行，双方在该约定上并未产生争议。而这个固定利息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经营收入无任何关联，实质上是资金出借的利息回报。该利息标准也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支持潘德玉、易振新要求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支付出资回报即利息的请求。针对潘德玉、易振新的上诉请求，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答辩称：一、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与潘德玉、易振新是合伙关系。不是借贷关系：1、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因经营船舶的需要，于2011年要求潘德玉、易振新入股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潘德玉、易振新在向李作涛转账时，也明知是入股，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了合伙的合意，且符合双方的内心意思表示。2013年，双方签订了入股协议书，进一步确认了是合伙关系。用书面形式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履行合同过程中，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也是按照潘德玉、易振新的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潘德玉、易振新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处获得分红款197213.49元，足以说明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后因经营不善，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无法向潘德玉、易振新支付分红款导致诉讼，但即使没有支付相应分红款，也不能改变合伙的性质，双方之间仍然是合伙关系。3、合伙关系的本质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潘德玉、易振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投资及签订入股协议书的行为都有明确的认识及判断能力。因此，合伙产生的民事行为应该由其自行承担。另外潘德玉、易振新是小股东，二人是否亲自参与管理、决策及其他程序性事项，均不影响合伙关系的认定。更何况这些事项都曾口头通知过潘德玉、易振新，二人也都知晓。4、潘德玉、易振新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均陈述了拿钱入股的事实，这一事实构成自认。5、从潘德玉、易振新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中，不难看出潘德玉、易振新也是基于合伙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主张的。如果是按照民间借贷关系主张，那么潘德玉、易振新的本金分别是30万元，不应当是27万元。6、本案系个人合伙，个人合伙方式灵活，形式上具有不规范性，不能以潘德玉、易振新不参与合伙事务经营管理来否认合伙关系。7、《入股协议书》作为书证相对潘德玉、易振新的当事人陈述更具有证明力，在无证据证明《入股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情形时，本案应按合伙处理。8、《入股协议书》第四条中的“若因特殊原因”指的是潘德玉、易振新出现重大特殊情况，而不是经营事项出现变故，本案解除合伙的条件尚未成就。且第四条属于保底条款，应属无效。若案件发回重审，双方可依法处理退伙事宜。9、潘德玉、易振新诉称的本案系属明股实债与本案签订协议的事实和借贷常理不符。10、一审判决按照合伙关系处理正确，但是未处理退伙事宜存在不当。二、潘德玉、易振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于法无据。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潘德玉、易振新要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解除合伙关系就应当对合伙期间的财产、债务等事宜进行清算，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关系，但在未清算的前提下支持潘德玉、易振新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属错误裁判。在潘德玉、易振新未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解除合伙关系的前提下，其主张返还投资款和投资回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潘德玉、易振新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不承担返还投资款54万元及利息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本案为合伙纠纷，并且双方在《入股协议书》中也明确各合伙人之间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且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红。即使双方在合伙协议中约定了退伙时的保底条款（在特殊情况下，可按入股资金的90%退还给潘德玉、易振新），但各合伙人在合伙期间存在的亏损，各合伙人也应当共同承担，本案所涉的“涛江1098号”在2018年下半年出现收益下滑，自此就未进行正常船舶经营，截止到诉讼之日，共计亏损60余万元，潘德玉、易振新作为合伙人应当对船舶的亏损承担填补责任。而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事实查明，按照合伙人的退伙协议判令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返还投资款属于遗漏相关事实，应当依法发回重审。二、《入股协议书》中的保底条款约定应属无效。本案系个人合伙纠纷，《入股协议书》中关于“入股资金的90%退还给乙方”的条款属于在合伙协议中支付一方“固定利润”的内容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风险共担的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保底条款”。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四：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一）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息的……”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的约定为无效。其次是个人合伙与合伙型联营。其协议中保底条款违背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协议双方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损害了各合伙债权人利益，也不利于规范市场风险。所以个人合伙协议中不论盈亏，支付一方“固定返利”的内容约定违反了合伙风险共担的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保底条款。三、潘德玉、易振新主张的退伙和《入股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情形不符，应以合伙中实际所有的资产扣除亏损后再予支付。针对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的上诉请求，潘德玉、易振新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关系为合伙关系系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主要理由如下：1、对于船舶的经营状况，潘德玉、易振新从不知晓。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也从未向我方告知过。潘德玉、易振新只是收取出资的固定收益，从未收取船舶经营收入的分红。本案应该名为投资实为借贷。2、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应认定《入股协议书》中关于入股资金按90%退还是无效的保底条款，这一主张与法律规定相悖。因为本案不是法律规定的联营合同纠纷，联营合同是两个以上的经济组织为了达到共同的经营目的约定共同出资联合从事一定的生产经营，本案中双方没有开展联合经营，潘德玉、易振新也不具备《最高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的联营主体资格。该解答指出，联营合同的主体是指实行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农村经营户及个人合伙。潘德玉、易振新是跟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签订的合同，对该解答不适用。3、潘德玉、易振新的主张是退回90%的资金及利息，不是要求退伙，所以本案不适用退伙的规定。潘德玉、易振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分别向潘德玉、易振新各返还出资款27万元，合计54万元，支付投资回报款项1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李作涛等人开始着手经营船舶生意，2011年6月9日、2011年9月15日潘德玉、易振新通过潘德玉的银行账户向李作涛汇款6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为船舶生意投资款。2012年底，李作涛打造的船舶正式开始运营，2013年2月份，易振新与李作涛就投资的60万元签订两份《入股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内容一样，入股协议书正下方均注明“涛江1098号”，一份为易振新（乙方）与李作涛（甲方）签订、一份为易振新代替潘德玉与李作涛签订，该协议书约定：双方本着自愿、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签订协议，一、甲方从事船舶运输业，现因发展需要，诚恳邀请乙方入股；二、乙方自愿以现金方式出资30万元，与甲方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即：乙方享受按出资比例分红的权益，并履行相关义务，参与甲方授权的相关管理；三、乙方可派一员在船上工作，其薪酬按所从事的工种，由甲方按月支付；四、若因特殊原因，乙方急需资金，甲方应配合将其入股资金按90%退还给乙方；五、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六、本协议一式两份。涛江船舶公司在《入股协议书》的甲方处盖章。上述《入股协议书》签订以后，李作涛开始经营船舶生意，不定期向潘德玉、易振新支付投资回报，潘德玉、易振新未参与船舶经营和管理。2018年下半年，因“涛江1098号”经营收益下滑，李作涛未再向潘德玉、易振新支付投资回报，双方发生争议，潘德玉、易振新要求按照《入股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返还90%的投资款，并按口头约定支付投资回报，李作涛不予认可，遂形成本诉。同时查明，涛江船舶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7日，经营范围为长江中下游干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等，公司性质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240万元，负责人为李作涛，投资人为李作涛（出资比例95.8333%）、周琴（出资比例2.08333%）、张红芹（出资比例2.08333%），高级管理人员为张红芹、李作涛；2019年1月18日，涛江船舶公司对公司信息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400万元，负责人为李军，投资人为李军、李作涛（出资比例57.5%）、周琴（出资比例1.25%）、张红芹（出资比例1.25%），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李军、张红芹。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定性问题，即潘德玉、易振新各自向李作涛支付的30万元到底是合伙投资款还是借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等法律规定，合伙关系的核心特征为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潘德玉、易振新与李作涛订立了书面的《入股协议书》，载明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在之后的合伙经营过程中，李作涛不定期向潘德玉、易振新支付投资回报，符合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同时，《入股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特殊情况下，可按入股资金90%退还给潘德玉、易振新，符合个人合伙关于退伙的约定形式，故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属合伙协议；潘德玉、易振新诉称李作涛按固定收益支付投资回报，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定性，没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作为合伙协议的甲方，在潘德玉、易振新提出按约定退伙时，应共同承担退款义务。潘德玉、易振新要求按口头约定支付投资回报，因双方无书面约定，且潘德玉、易振新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固定投资回报的数额，故对此要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潘德玉、易振新可依照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还款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涛江船舶公司、李作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德玉、易振新各自返还投资款270000元，合计540000元，并自2020年7月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利息至投资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潘德玉、易振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00元，减半收取5350元，由涛江船舶公司、李作涛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潘德玉、易振新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关系；二是本案《入股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效力问题。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潘德玉、易振新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潘德玉、易振新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潘德玉、易振新自愿以现金方式出资30万元，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且享受按出资比例分红的权益，并履行相关义务，参与甲方授权的相关管理。第四条则以返还90%入股资金对退伙方式进行了约定；在实际操作中，潘德玉、易振新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李作涛不定期向潘德玉、易振新支付了投资回报。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基本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对潘德玉、易振新关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应视为合伙，应为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的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本案中，潘德玉、易振新虽未参与经营管理，但是参与了盈余分配，故可以视为合伙人。同时，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保证本金的回收。但本案潘德玉、易振新与李作涛在《入股协议书》中约定“若因特殊原因，乙方急需资金，甲方应配合将其入股资金按90%退还给乙方”，该约定不符合民间借贷“保本”的基本特征，一是明确退还给乙方的是“入股资金”，不是“本金”，二是明确已还的金额为90%，不是“本金”全额。因此，对二人关于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系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入股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效力问题。潘德玉、易振新与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若因特殊原因，乙方急需资金，甲方应配合将其入股资金按90%退还给乙方；”对于该条款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约定系契约双方自主处分其自身财产权利的合法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具有恶意串通以及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潘德玉、易振新依据《入股协议书》主张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按照入股资金的90%退还出资款27万元的主张，应予支持。对潘德玉、易振新要求按口头约定支付投资回报的诉讼请求，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潘德玉、易振新、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由上诉人潘德玉、易振新负担3300元，上诉人李作涛、涛江船舶公司负担9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鸣审判员  杨楠审判员  陈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叶方莲书记员朱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