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5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霞，女，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春，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江涛，男，197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波，男，197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刚，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海霞因与被上诉人程江涛、程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海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春，被上诉人程江涛、程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霞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李海霞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程江涛、程波负担。事实和理由：1.李海霞完全是听信于程江涛鼓吹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才委托其购买，但该公司股票仅在新三板上市交易，并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上市交易。2.一审判决认定程江涛履行了代李海霞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份的义务错误。程波一审中多次陈述，其在本案诉讼之前对代持股权毫不知情，且程波与李海霞之间也没有代持股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程波持有的星光珠宝公司的股份完全是其自己的股份，不是受程江涛的委托代李海霞持有，更不可能支付相对应的股份认购款。从转账时间上看，李海霞向程江涛转账的时间是2015年7月15日，程江涛向江兰兰（并非星光珠宝公司）转账的时间也是2015年7月15日；但程江涛提供的收据载明的时间却是2015年7月20日，该时间与前述转款支付时间不一致；星光珠宝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中载明的出资时间2015年7月23日，与前述时间又不一致。程江涛辩称2015年7月15日已将收到李海霞的款项支付给星光珠宝公司是不真实的。从金额上来看，本次诉讼涉及邴金玲、李海霞和党英支付给程江涛的理财款共计260万元，与程江涛2015年7月15日转账支出的390万元数额不一致，与2015年7月20日收据载明的522万元数额不一致，与程波持有的185万股股份对应的185万元股价款也不一致，与程江涛辩称的185万元对应740万元股价款更是不一致。不能认定程江涛将收取李海霞的款项支付给了星光珠宝公司。从资金的收取账户来看。程波持有的星光珠宝公司的股份发生在2015年7月23日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500万元增资至11500万元之时。该公司增资扩股，认购的股本金应当支付至该公司账户，但程江涛2015年7月15日转账支付的390万元却是支付给了自然人江兰兰。据此也不能认定程江涛将收取李海霞的款项支付给了星光珠宝公司。从股份的价格来看，星光珠宝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为，程波持有的星光珠宝公司的股份价格为每股1元，其仅持有185万股，对应的股价款也只是185万元，远远低于本次诉讼涉及的邴金玲、李海霞和党英支付给程江涛的理财款260万元，况且程波辩称还代案外人持有该公司的股份。从股份红利的分取来看。程江涛、程波认可星光珠宝公司曾经分配过一次股份红利18.5万元，但程江涛、程波从未向李红霞转付过红利。3.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程波持有星光珠宝公司的185万股股份中，有代李海霞持有的12.5万股，按价格每股1元，那么对应的股价款为12.5万元，程江涛和程波多收取李海霞37.5万元应当退还。程江涛、程波辩称，1.程江涛、程波履行了合同义务，李海霞无权要求程江涛、程波退款。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委托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不存在合同解释、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不可抗力。程江涛作为李海霞的代理人，按双方口头委托合同的约定，程江涛已将50万元购股款全部支付给星光珠宝公司，星光珠宝公司向李海霞出具了收据和股权证书，程江波已经履行了受托义务，李海霞的投资利益与风险与受托人无关。2.星光珠宝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4元，属于溢价发行，双方当事人对该价格亦进行了约定。3.李海霞2015年7月15日向程江涛转款，2020年3月18日才主张权利，程江涛对受托购买股票是否购买成功、所购股份数量，能否分红，李海霞在2015年底即已知晓，李海霞在长达4年多时间对委托购买股票一事不闻不问，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有悖生活常理。李海霞陈述多次索要，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综上，程江涛已履行了受托购买股票登记在程波名下的义务，李海霞请求返还股票认购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海霞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海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程江涛、程波立即共同向李海霞退还50万元和利息2万元（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5日起至退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程江涛、程波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星光珠宝公司股票拟在新三板上市，李海霞准备购买星光珠宝公司原始股票，后经与程江涛协商，双方口头约定，李海霞出资50万元购买星光珠宝公司原始股12.5万股（每股4元），股权登记在程江涛弟弟程波名下。2015年7月15日，李海霞向程江涛转账支付购买股票款40万元，同日，李海霞委托刘凯向程江涛转账支付购买股票款10万元，合计转账支付购买股票款50万元。同日程江涛将包含该50万元在内的390万元转账支付至星光珠宝公司江兰兰账户。2015年7月20日，星光珠宝公司向程波出具收据，收到程波首期股权认购款522万元，收据编号为8514250。2015年9月20日，星光珠宝公司向程波出具股权证书，股权证书载明程波股权份额185万股，出资金额740万元。2015年8月25日，程江涛向李海霞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李海霞人民币50万元用于购买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原始股（每股4元、共计12.50万股），全部记于程波名下，由程波与该公司签订购股协议，出售此12.50万股的利润全部由李海霞所有。（星光珠宝收款收据单号：8514250），收款人程江涛，2015.8.25”。一审法院另查明，星光珠宝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同意吸收程波等人出资1000万元，将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1500万元，每股金额为1元，其中程波出资185万元，并在工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后因星光珠宝公司经营不善，该公司股票被强制停牌，李海霞遂于2020年3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决。一审法院认为，程江涛与李海霞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李海霞委托程江涛代为购买星光珠宝公司的原始股，程江涛在收到李海霞的50万元购股款后，当日即将该款转账至星光珠宝公司，后星光珠宝公司向程江涛（程波）出具了收据和股权证书，程江涛已按双方口头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代李海霞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权的义务。后星光珠宝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程波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故程波与李海霞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李海霞为实际出资人，程波为名义股东。因其他原因星光珠宝公司股票被强制停牌，此属正常的商业风险，李海霞要求程江涛、程波共同返还购买股权款5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海霞称程江涛没有按委托合同的约定代其购买星光珠宝公司的股权的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李海霞与程江涛、程波因股权代持而发生的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海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0元减半收取4500元，由李海霞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海霞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程江涛在其他案件诉讼中提交的孙汉武股权证书及星光珠宝公司开具的收据复印件。拟证明程江涛除了收取李海霞的款项用于购买星光珠宝公司的股份外，还收取了其他多人的资金购买该公司的股份，而其他代持股份的股权证书记载了代持信息，与本案中程江涛提交的代持的股权证书中的内容完全不一致，本案代持股权证书没有代持信息，收据内容也不一致，结合程波在一审中对代持股份毫不知情的陈述，可以认定程波名下的股份并不是为李海霞代持，程江涛提交的股权证书和收据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经质证，程江涛、程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股权证书载明登记在周天杰名下，与程波、程江涛无关。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星光珠宝公司对江兰兰的任职证明复印件。拟证明程江涛一审中提交的转账凭证注明江兰兰为星光珠宝公司会计、一审庭审中程江涛又陈述江兰兰为星光珠宝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该证据反映江兰兰为星光珠宝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程江涛对江兰兰的身份的主张前后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程江涛在收取李海霞的款项后并未将其支付至星光珠宝公司用于代购买该公司股份。经质证，程江涛、程波认为江兰兰系星光珠宝公司的员工身份已经一审法院查明，至于李海霞提供的几个职务相互之间交叉并不矛盾。经审查，关于江兰兰的身份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评判，关于程江涛收取李海霞款项后是否用于代购星光珠宝公司股票，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程江涛、程波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三，星光珠宝证券前200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拟证明程波是星光珠宝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之一，排名17名，程江涛履行了委托合同义务。经质证，李海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内容不完整，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不具有证据的合法形式要件，该证据不能证明程江涛履行了委托合同义务。经审查，该证据仅反映程波持有星光珠宝公司股份，而对程波持有星光珠宝公司股份的事实，当事人并无争议，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程江涛是否完成受托事务，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四，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枣阳人民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载明截至2020年11月12日，程波持有的星光珠宝股票185万股，成本价每股0.35元，市值64.75万元。拟证明程江涛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将股份登记在程波名下，股票的价值是变动的，程江涛已将购股款转入星光珠宝公司。经质证，李海霞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结账单不能证明程波为李海霞代持股份的事实，也不能证明程江涛将案涉款项转入星光珠宝公司。经审查，该证据仅能反映程波持有星光珠宝股份的市值情况，但不能反映是否为代持以及案涉款项的去向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五，程江涛尾号69176的农行银行卡流水1份、徽商银行2015年8月11日记账凭证/业务通知单4份。程江涛主张该组证据反映，2015年7月15日，李海霞等人将拟购买星光股票的款项共计260万元转账到程江涛账户后，程江涛加上其自己的130万元，共将390万元款项当天转账至江兰兰账户，江兰兰连同程江涛的其他转账提现后，于2015年8月11日以现金存入的方式向星光珠宝公司尾号0450409的账户支付程波增资款。经质证，李海霞对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程江波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徽商银行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流水同时还反映程江涛与江兰兰、程江涛与星光珠宝公司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关系，程江涛所述将增资款转入案外人个人账户，又由案外人个人将款项取出以现金存入的方式支付程波增资款，与常理相悖，不能证明程江涛将案涉资金支付给星光珠宝公司的事实。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综合认定。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1.关于“2015年7月，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拟在新三板上市”的事实，当事人均有异议。李海霞认为应当是拟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而不是在新三板上市；程江涛、程波认为星光珠宝公司的股票已经上市，而不是拟上市。经审查，该事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故本院不予确认。2.关于“同日程江涛将包含该50万元在内的390万元转账支付至星光珠宝公司江兰兰账户”的事实，李海霞有异议，认为该账户为江兰兰个人账户，并非星光珠宝公司江兰兰账户。经审查，对于该账户系江兰兰个人账户，当事人均无异议，但该账户是否为星光珠宝公司使用，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如此表述，有该账户为星光珠宝公司使用的嫌疑，故本院确认为“同日程江涛将包含该50万元在内的390万元转账支付至江兰兰账户”。3.关于“2015年7月20日，星光珠宝公司向程波出具收据，收到程波首期股权认购款522万元，收据编号为8514250。2015年9月20日，星光珠宝公司向程波出具股权证书，股权证书载明程波股权份额185万股，出资金额740万元”的事实，李海霞有异议，认为该段事实不真实，星光珠宝公司未出具收据和股权证书。经审查，该段事实有2015年7月20日收据及2015年9月20日股权证书予以证实，收据和股权证书上均有星光珠宝公司印章，可以认定；李海霞对其所持异议，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关于“后因星光珠宝公司经营不善，该公司股票被强制停牌，李海霞遂于2020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解决”的事实，李海霞有异议，认为其提起诉讼的原因并非因为星光珠宝公司股票被强制停牌。经审查，该事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故本院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徽商银行2015年8月11日记账凭证/业务通知单载明；活期存入；收款人户名：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付款人户名：库存现金；摘要：程波增资款……。记账凭证/业务通知单共四份，金额合计740万元。程江涛、程波在另案中提交的股权证书载明：“×××，男，身份证号码：……。于2016年投资购买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10万股股票，每股5.4万元，总计54万元（伍拾肆万元整），此股票登记在×××名下代持。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18日”。程江涛、程波本案中提交的股权证书载明：“证书编号：0009股东名称：程波营业执照注册号（身份证号）……股份数额：壹佰捌拾伍万股出资金额：柒佰肆拾万元整公司印章：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天杰核发日期：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程波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陈述：“在诉讼之前对代持股权毫不知情。”一审法院收到李海霞起诉状的日期为2020年3月18日。程江涛收到李海霞起诉状的日期为2020年3月30日。本院认为，李海霞与程江涛约定，程江涛收到李海霞50万元用于购买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原始股，全部记于程波名下，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成立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程江涛收到李海霞50万元款项后，是否完成受托事项。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案涉证据，本院评判如下：首先，关于程江涛收取李海霞50万元款项后，是否转入星光珠宝公司购买股票。根据程江涛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程江涛收取李海霞50万元款项后，连同其他资金一并转账至江兰兰账户，该款是否经江兰兰账户进一步支付给星光珠宝公司，程江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程江涛主张其收取李海霞5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给星光珠宝公司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程波持有星光珠宝公司股份中是否包含代持李海霞股份。从程波用于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的资金看，程波提交的2015年7月20日收据载明，星光珠宝公司收到程波首期股权认购款522万元；2015年7月23日星光珠宝公司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的修正案载明，程波认购星光珠宝公司股份185万股，每股金额1元，于2015年7月23日以货币出资，但未提交验资报告；4份徽商银行记账凭证/业务通知单载明，程波增资款740万元，以户名为库存现金的账户转账支付。以上证据均不能反映程波用于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的资金与程江涛收取李海霞的50万元存在何种关联，程江涛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程波用于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的资金与程江涛收取李海霞的50万元有关。程江涛陈述其收到李海霞50万元款项后，即转账至江兰兰账户，江兰兰连同程江涛的其他转账提现后，于2015年8月11日以现金存入的方式向星光珠宝公司支付程波增资款。程江涛的该陈述与程波前述支付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增资款）的支付方式显然不符，不能认定程波购买星光珠宝公司股票的款项包含程江涛收取李海霞的50万元款项。从股权证书的内容看，根据程江涛、程波在另案和本案中提交的不同股权证书载明的内容看，显然星光珠宝公司对是否代持股份在股权证书中做出了不同的记载，本案中程波持有的星光珠宝公司股份的股权证书并未载明代持的事实，且程波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对代持股权毫不知情。故，程江涛主张程波持有的星光珠宝公司股票中包含代持李海霞股票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程江涛主张其已经完成了受托事务，但是程江涛既未提供证据证明程波持有的股份中包含替李海霞代持的部分，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曾经向李海霞支付过代持股份的分红，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程江涛向李海霞交付了受托事务的办理成果。综上，程江涛关于其已经完成受托事务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李海霞诉请程江涛返还其所支付的50万元款项，该请求包含了主张解除其与程江涛之间委托合同的请求，且李海霞依法享有解除权。因李海霞未先行通知即直接向法院起诉，李海霞递交起诉状并经由法院向程江涛送达的行为视为向程江涛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合同解除的时间为起诉状副本送达程江涛之日，即李海霞与程江涛之间委托合同已于2020年3月30日解除。故李海霞诉请程江涛返还其所支付的50万元款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程波应否承担责任问题。李海霞诉请判令程波与程江涛共同承担向李海霞退款的责任，因程波并非案涉委托合同当事人，李海霞的该诉请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海霞诉请利息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李海霞诉请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5日起至退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因程江涛收取李海霞50万元款项，系为李海霞办理受托事务，并非程江涛向李海霞的借款，李海霞诉请利息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海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二、程江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海霞退还50万元；三、驳回李海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减半收取4500元，由程江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程江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贤玉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熊秋月书记员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