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瑞青，男，197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世伟，河北世纪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彦惠，女，197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世伟，河北世纪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辉，男，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正定县。 上诉人曹瑞青、杨彦惠因与被上诉人李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3民初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瑞青、杨彦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3民初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李辉出具向上诉人出借款项的银行流水来认定出借本金金额，一审法院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首先，被上诉人李辉庭审时明确提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全部是银行转账，但根据上诉人统计被上诉人提供的流水显示的出借金额为160万元左右，与被上诉人起诉325万元相差较为悬殊，应由被上诉人提供全部流水以查明事实。另外，上诉人在庭审时没有以证据形式出示《2013年-2015年借李辉款项》清单，该清单是上诉人凭印象所写并称最终以银行转账记录为准。从现有证据看，无论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清单均存在错误，故一审法院不应仅依据双方凭印象记录的清单认定借款事实和金额。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应由被上诉人提供全部出借银行转账记录认定出借本金及出借时间。其次，就目前提供流水显示，双方各自提供的借款清单均有误。被上诉人明确出借款项均有转账流水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本案不应依据凭印象的清单确认出借金额。第三，现有流水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相互拆借情况。2015年5月29日，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16.5万元系被上诉人偿还之前借用上诉人的款项，在被上诉人提交的中信银行流水中明确备注为还款，一审法院认定为被上诉人出借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四，一审认定的35万元证据不足，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起诉状中称，“2015年3月12日出借20万元，2015年8月18日出借15万元，2016年6月24日出借290万元。”上诉人明确在上述时间没有收到被上诉人出借款项，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流水时，被上诉人又改称2016年6月24日借条是之前出借款项的汇总。在不考虑290万元金额是否属实情况下，根据其所述2015年两笔共计35万元应包含在2016年6月24日借条之内。被上诉人称出借款项均为转账情况下，一审法院既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出借流水，也没有询问资金来源和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取款凭证等证据，仅依据借条认定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出借3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五，法院认定上诉人偿还款项金额中，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曾强行开走上诉人价值6.5万元面包车一辆，庭审时被上诉人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仅提供一份“王世禄”书面证言，称其曾5000元收购被上诉人一辆奇瑞面包车，在该证人未出庭质证，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支付购车款记录情况下，法院直接认定面包车价值5000元，过于草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最后，上诉人所打290万借条和利息条是被逼迫下所写。上诉人已报警，并将该事也告知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以暴力催收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没有考虑。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能从侧面反映上诉人出具290万元借条和利息欠条，存在可能是胁迫所写的情形，且从290万元《借条》内容看，均显示支付方式为现金。被上诉人庭审所述是2013至2014年期间借款汇总，从形式看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汇总应写明对账情况及是否有约定利息，已偿还情况和何时还款。由此可知无论借条、收条和利息条均存在胁迫可能，法院应考虑并审查。二、被上诉人所提交所有借条中均没有利息的约定，但法院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偿还157.6万元的利息不是偿还本金，认定错误。第一，在不考虑实际出借金额情况下借条没有约定利息，被上诉人仅口头陈述当时约定月息2分。在没有证据证明出借时约定利息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不应认定出借时存在利息。第二，本案出借金额不是一笔，而是多笔时间跨度近2年，如法院推定有利息也应有足够证据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例如根据上诉人实际收到金额及时间，按被上诉人所述利息得出利息金额是否与上诉人每笔偿还金额相对应。但原审法院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出借转账流水，也没有对偿还金额进行比对，直接推定出借约定利息，且偿还款项均为利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根据上诉人通过其他案件调取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与被上诉人提交出借银行转账流水显示，上诉人已偿还完毕借款。第一，由于上诉人银行卡销户无法自行调取流水，上诉人曾在举证时间向原审法院递交调取证据申请书，并告知曾有其他案件在正定××北贾村法庭已调取过。上诉人提供了曾经在正定××被贾村法庭复印的上诉人银行卡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一审法院称向北贾村法庭核实，由于时间较早法院留存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原件未找到。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及金额较大，为查明事实，应向银行重新调取上诉人银行卡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而不应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流水确定偿还金额。第二，本案应依据被上诉人提供银行流水转账给上诉人的金额认定实际借款金额。经上诉人梳理被上诉人提交银行流水与上诉人提交通过正定××北贾村法庭调取《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对比显示上诉人偿还金额能完全覆盖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应提供全部出借银行流水证明事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应依法改判。 李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被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银行流水、借条等借款凭证，证据充分确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借款325万元，一部分是35万元有两份借条，另一部分是290万元有银行流水、借条，以及上诉人自认部分数额相互吻合，现上诉人用自己反悔之意想说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诚信缺失。银行流水显示与提供的借款清单无误，那是借款数额再扣除利息之后汇款的数额，上诉人很清楚这一事实，而故意找词称数额不对。一审认定借35万元，理由证据充分。面包车抵顶5000元，有证据证实。上诉人称290万元借条和利息是逼迫所写，不是事实，尽管上诉人报了警，亦无定论，上诉人又未提交任何证据，同时印证借35万元是正确的。二、上诉人借款有利息约定，这一事实由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欠利息条为证。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所打借条在后，又约定了利息，依法认定还的利息是正确的。三、上诉人通过其他案件调取的证据，不能证实偿还清借款，且还款在先打条在后，有借条、银行流水手续为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5万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290万元及利息812000元（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6月10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增加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35万元从借款之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给付290万元从2017年6月1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合计325万元及利息。为证明借款事实，原告向该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5年3月12日，被告曹瑞青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向原告书写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李辉现金200000元（贰拾万元整）借款人：曹瑞青20**.3.12”。2015年8月18日，被告曹瑞青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向原告书写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李辉现金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借款人：曹瑞青20**.8月18号”。该两笔借款，原告称系被告曹瑞青为给“小三”买房子及装修，特意要求现金给付。 2、2016年6月24日，被告曹瑞青、杨彦惠在曹瑞青身份证复印件上向原告书写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有曹瑞青1301231972××××××××借李辉1301231972××××××××人民币现金2900000元（贰佰玖拾万元整）借款人：曹瑞青杨彦惠2016年6月24号”，曹瑞青按捺并书写“与原件相符”。同日，被告曹瑞青、杨彦惠向原告出具《收到条》，载明：“今收到李辉以现金形式借给曹瑞青29000**元（贰佰玖拾万元整）已经收到现金特此证明收款人：曹瑞青（并手印）杨彦惠（并手印）2016年6月24日”。 3、原告提交的一份被告杨彦惠身份证复印件中，被告杨彦惠分别于2014年1月14日签字按捺、2016年6月24日书写按捺“与原件相符杨彦惠”。 4、2016年12月10日，被告曹瑞青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李辉利息2016年6月10日—2016年12月10日406000元（肆拾万零陆仟元整）”。 5、2017年6月10日，被告曹瑞青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李辉利息2016.12.10—2017.6.10号406000元（肆拾万零陆仟元整）”。 6、原告中信银行尾号为1861、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的银行流水、中信银行尾号为0851号、2014年11月至2016年12月的银行流水（该尾号0851的银行卡系自尾号3790的银行卡补办的卡号）及原告妻子刘玉敏建设银行尾号为9553、2014年6月至2015年3月的银行流水。 7、原告提供《被告借原告款清单》，载明原告共向被告曹瑞青转款2931000元，即2013年11月3日借20万、2013年11月7日借10万、2014年1月17日借10万、2014年3月12日借30万、2014年8月7日借8万元、2014年8月11日借50万元、2015年1月14日借40万元、2015年3月18日借19万元、2015年4月15日借335000元、2015年5月29日借165000元、2015年7月18日借5万元、2015年7月18日借5万元、2015年7月18日借41000元、2015年10月24日借10万元、2015年12月26日借1万元、2015年2月25日借1万元。 8、2020年5月28日，王世禄证明一份，证明其以5000元价格买了一辆奇瑞面包车。 二被告则称，2014年左右确实借过原告钱，但已经偿还完毕，原告仅凭借条要求被告还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原告对二被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为证实其述，向该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3年-2015年借例会款明细》，载明：2013年11月3日借20万、2013年11月7日借10万、2014年1月17日借10万、2014年3月12日借30万、2014年8月11日借50万、2015年1月14日借40万、2015年6月18日借30万、2015年10月24日借10万，被告向原告借款共计200万。 2、2019年9月24日原告书写金额为1万元的收条一份、2019年8月15日原告书写金额为1万元的收条一份。 3、《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已调取银行流水》及建设银行尾号为7281的银行流水四张，被告称该表系在另案中申请法院调取，该表记载了被告向原告夫妻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的事实，通过摘抄该表中的转款记录，形成《已调取银行流水》，加上给付的现金和微信转账等，被告共偿还原告共计31701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主张的35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中，原告提供了被告曹瑞青于2015年3月12日、2015年8月18日向原告书写出具的借款现金20万元、15万元的借条作为债权凭证，参考原告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原告具有出借现金的能力，且在此后原、被告双方还有多笔款项来往，可证实双方关系良好，虽被告表示该两笔借款没有收到上述款项，但在后期双方多次经济往来中并未向原告要求撤回上述借条，综上，该院认定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债务人曹瑞青应予偿还。关于利息。因两笔借款的借条中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被告曹瑞青应自2020年1月7日起（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该笔债务虽发生于被告曹瑞青与被告杨彦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上述两张借条并无杨彦惠签字确认，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债务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该笔债务由杨彦惠共同偿还的诉求，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29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该院认为，1、被告方提供的《被告借原告款清单》中载明被告向原告借款共计200万元，并详细表述了借钱的时间和金额，根据《最高人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该院认为被告列明的上述借款属于自认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原告方无需再举证证明，故该院对该200万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综合原告提供的《被告借原告款清单》及银行流水，可以认定原告在2013年11月至2016年2月共向被告曹瑞青转款2859000元。 2、被告方辩称其已偿还清原告，但首先，综合被告方提供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已调取银行流水》和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认定2016年6月24日前，被告方仅向原告方通过银行转账共计1576000元，并未达到被告方所述的2807000元；其次，被告所述其余通过微信转账及现金形式给付原告的419600元，因被告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实，且原告予以否认，故被告所述已还清原告借款该院不予认可。原告向该院提交的2016年12月10日、2017年6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两张欠付利息的《欠条》足以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根据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还款顺序并无约定，故被告在2016年6月24日前向原告的转款应属于偿还的借款利息。 3、原告提供的2016年6月24日二被告签字捺印的《借条》与《收到条》，应系双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首先，在现实生活中，二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不存在借款事实的前提下随意向他人出具债权凭证，亦不会在未收到原告借款的前提下向原告出具《收到条》而将自身置于风险之地；其次，被告曹瑞青在2016年12月10日、2017年6月10日又向原告出具两张欠付利息的《欠条》，若按被告方所述其未收到上述款项或已偿还完毕，被告方则不应向原告再次出具利息欠条，且直到2019年9月被告仍再向原告还款，综上所述，以上事实可证实二被告欠原告2859000元借款本金的事实。另，上述两张欠付利息的《欠条》中，载明的利息金额均为“406000元”，载明的给付利息期间为“2016.6.10—2016.12.10”、“2016.12.10-2017.6.10”，结合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本金290万元，可证实存在原告主张的双方存在月息2分的约定的事实。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诉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于2016年6月25日给付原告10000元、2016年8月1日给付原告13000元、2019年8月15日给付原告10000元、2019年9月24日给付原告10000元及2017年面包车抵顶的5000元，以上共计48000元应自上述款项中扣除。 关于被告称原告存在逼迫被告在不实收条或欠条上签字的问题，因被告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实其述，故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所述原告暴利催收的问题，因暴力催收与民间借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予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曹瑞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辉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1月7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曹瑞青、杨彦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李辉借款本金2859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6月10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扣除4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296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李辉提交了上诉人曹瑞青的公司从2013年11月3日至2015年2月的借款明细表，拟证明上诉人曹瑞青每笔借款都有底账，借款明细上面注明了每笔借款都有利息。二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从借款内容上看并没有体现出上诉人曹瑞青或其公司的名称，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被上诉人李辉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李辉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相性依法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争议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认定。 第一，关于涉案的35万元借款。上诉人称该35万元借款，按照被上诉人李辉起诉时所称是2015年3月12日出借20万元、2015年8月18日出借15万元，2016年6月24日的290万元的借条是之前出借款项的汇总，认为被上诉人李辉诉求的35万元借款，包含在被上诉人李辉主张的290万元借款中。经审查，被上诉人李辉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起诉状明确载明，“…2015年3月12日借原告20万元、2015年8月18日借原告15万元、2016年6月24日借原告290万元…”；一审庭审笔录中，也没有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李辉认可35万元借款包含在290万元借条内的相关内容记载。故上诉人称35万元借款包含在290万元借款中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上诉人曹瑞青在2015年3月12日、8月18日，分别向被上诉人李辉出具了20万元、15万元的两张借条，被上诉人李辉称该两笔共35万元的借款是自己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给上诉人曹瑞青的，现上诉人曹瑞青称该两张借条所涉及的35万元借款自己没有收到。但该两张借条的原件现在为被上诉人李辉所持有，出具的时间存在先后顺序，并且，上诉人曹瑞青在之后还向被上诉人李辉出具了290万元的借条。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对该35万元借款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涉案的290万元借款。本案一审时，上诉人曹瑞青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3年-2015年借李辉款项清单》。庭审时，被上诉人李辉称，“因为被告向法院提供了一份借款明细，对于被告自认的借款我方就不再提供银行流水，我方交的银行流水是其他借款转账。”上诉人曹瑞青称，“清单确实是被告曹提供的，…但其清单上所列时间是2013.11开始-2016.2止，而该借条出具时间为2016.6.24，因此不能作为直接定案依据，应当以银行转账为准。”当事人对该清单进行了庭审质证。本案二审庭审中，就涉案借款的出借时间、出借方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逐笔核对。上诉人曹瑞青称其与被上诉人李辉之间存在相互拆借的情况，但被上诉人李辉称自己从2013年至2016年从来没有向上诉人曹瑞青借过钱，并要求上诉人曹瑞青出示16.5万元的银行流水。上诉人曹瑞青没有提交其所主张的被上诉人李辉向其借款16.5万元的银行流水，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称290万元的借条是被逼迫情况下所写，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信。故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曹瑞青提交的上述清单、被上诉人李辉提交的借条、银行流水等涉案证据分析，认定290万元借款数额为2859000元，并无不妥。 第三，关于借款利息。上诉人称涉案借条中没有利息约定，被上诉人仅是口头陈述当时约定的利息为2分。但2016年12月10日、2017年6月10日，上诉人曹瑞青先后向被上诉人李辉出具了两张欠付利息40.6万元的欠条，故一审法院结合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数额290万元，并结合载明的利息数额和时间，认定双方就该借款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分，依法有据。 第四，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还款。上诉人称通过其他案件调取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与被上诉人李辉提交的出借银行转款流水对比，可以证明自己已经还清被上诉人李辉所主张的借款。但根据一审法院2020年8月11日对上诉人方的询问笔录中所载的内容，一审法院并未查询到上诉人方所称的其他案件，也无法核实其提交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的真实性。且在一审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李辉因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没有加盖银行印章，而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上诉人称其面包车价值6.5万元，被上诉人以5000元收购一事，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故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对上诉人主张的还款数额以及性质予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曹瑞青、杨彦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296元，由上诉人曹瑞青、杨彦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永奇 审判员  任 磊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谈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