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再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少军，男，1979年4月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陶建良，男，1969年6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太仓宏豪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新联村。法定代表人：陶建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骆为勤，男，1968年5月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伟，上海利歌（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沈少军因与被申请人陶建良、太仓宏豪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宏豪公司）以及骆为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3)太沙民初0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依法作出（2018）苏05民申68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沈少军、被上诉人骆为勤之委托代理人牛伟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陶建良、太仓宏豪化纤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沈少军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3)太沙民初字第06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一审中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一、申请人在本案一审判决后，取得了汪凤英出具的证明以及宏豪公司的收据等证据，上述证据属于新证据，并且在太仓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5民初2522号案件中对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故依据《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本案发现足以推翻原判决事实认定的证据，应对该案提起再审；二、骆为勤应当为沈少军出借给陶建良及宏豪公司285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非2012年11月7日交付的借款不属于担保范围，实属荒谬；三、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二审上诉期间，因听从二审主审法官的指引，而在二审中撤诉，就原审判决中未支持的15万元另行提起了诉讼。申请人在该案被二审法院以一事二诉为由被驳回起诉后。向省高院对该案进行申诉。省院将此案移送苏州中院审查，苏州中院于2018年3月16日出具释明函，告知申请人申诉理由不充分，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途径。故申请人就(2013)太沙民初字第0690号民事判决，请求提起再审其申请。被申请人骆为勤答辩认为，一、本案中沈少军提供的证据并非新证据，形成时间均在2013年之前，如果上述证据均真实，沈少军在(2013)太沙民初字第0690号案件中就应予提交，其逾期提交上述证据，并无合理的理由；二、即使上述证据属于(2013)太沙民初字第0690号案件新证据，沈少军现在才提起再审也超过了再审期限；三、沈少军提供的借款合同书，未实际履行。因该借款合同明确的是沈少军于2013年11月7日借款给陶建良30万元，款项为现金交付，骆为勤提供担保。该借款及担保合同并非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借款的担保；四、沈少军举证的30万元借款资金组成，沈少军对现金部分的陈述与其第一次庭审中其证人的陈述不一致。对于2013年11月6日通过汪凤英银行卡转至骆为勤银行卡上的10万元，骆为勤在收到后即按沈少军的要求转给了与其有业务关系的黄伯红，沈少军也单独为该款起诉过骆为勤，上述10万元与陶建良的借款无关。被申请人陶建良以及太仓宏豪化纤有限公司均未作答辩。沈少军一审诉讼请求：（1）被告陶建良和宏豪公司归还原告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8万元；（2）被告骆为勤与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为：2012年11月7日，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向原告借款3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被告骆为勤为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担保。合同成立后，原告分批支付借款，但借款到期后被告均未归还。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均未作答辩。被告骆为勤辩称：（1）原告沈少军与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既然借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自然也无效。（2）即使借款合同有效，但原告沈少军未按约给付被告陶建良和宏豪公司借款30万元，故应驳回原告沈少军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6日，原告沈少军从汪凤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3转款10万元至被告骆为勤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6。被告陶建良在被告宏豪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系被告宏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1月7日，原告沈少军与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沈少军于2012年11月7日贷给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现金30万元，月利率是2.5%，借款期限是6个月。同日，被告骆为勤向原告沈少军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承诺为被告陶建良和宏豪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担保期限截至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还款之日。2012年11月15日，菏泽波斯达毛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斯达公司）将10万元从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16×××96汇至被告宏豪公司的中国建行银行账户32×××13，汇款摘要为货款。同日，被告宏豪公司向原告沈少军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宏豪公司、陶建良于2012年11月15日收到沈少军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此款是波斯达公司电汇到宏豪公司账户的壹拾万元。2013年12月27日，波斯达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波斯达公司曾于2012年11月15日电汇人民币壹拾万元到宏豪公司，电汇手续系由沈少军委托波斯达公司办理，该款归沈少军个人所有。2012年11月15日，黄伯红从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7转款35000元至被告陶建良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8。2014年5月2日，黄伯红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其于2012年11月15日转给陶建良35000元系由原告沈少军委托办理，该款归沈少军所有；其转款之前，沈少军已将35020元汇至其银行账户，其中20元为手续费。另查明：2012年11月6日，被告宏豪公司向波斯达公司开具金额为100015.6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3200122170、编码02859322）一份。同年11月30日，该发票在山东省曹县国家税务局通过网上认证。上述事实，由借款合同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收款收据、转账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查询结果告知书以及一审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告沈少军出借给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的款项数额；（2）被告骆为勤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原告沈少军出借给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的款项数额。原告沈少军主张分四批支付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借款285000元，具体是：（1）根据被告陶建良的要求，其于2012年11月6日通过汪凤英的银行账户转给被告骆为勤10万元；（2）借款合同签订之日，其给付被告陶建良现金5万元；（3）2012年11月15日，其委托波斯达公司电汇10万元给被告宏豪公司；（4）2012年11月15日，其委托黄伯红转给被告陶建良35000元。被告骆为勤则辩称，原告沈少军并未给付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借款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沈少军出借给被告宏豪公司的款项是10万元，出借给被告陶建良的款项是35000元。理由是：（1）原告沈少军未举证证明汪凤英账户内的10万元系其个人款项，更未举证证明被告陶建良和宏豪公司委托被告骆为勤代收借款，故不予认定汪凤英银行账户转入被告骆为勤银行账户的10万元系被告陶建良或者被告宏豪公司的借款。（2）借款合同仅能证明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并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原告沈少军主张借款合同签订之日给付被告陶建良现金5万元，但未提供被告陶建良出具的收条等交付凭证，故不予认定原告沈少军于借款合同签订之日交付被告陶建良现金5万元。（3）波斯达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电汇10万元给被告宏豪公司，被告宏豪公司确认该款系原告沈少军出借的款项，故应认定波斯达公司电汇的10万元系原告沈少军出借给被告宏豪公司的款项。（4）原告沈少军委托黄伯红转账35000元给被告陶建良，但被告陶建良未证明该款系其他往来款，故应认定该款系原告沈少军出借给被告陶建良的款项。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被告骆为勤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借款合同书及担保书的内容，可确认被告骆为勤所担保的主债权是借款合同书约定的借款，即原告沈少军须于2012年11月7日交付被告陶建良和宏豪公司现金30万元。无论是款项交付时间抑或款项交付方式，波斯达公司转账的10万元及黄伯红转账的35000元均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故应认定原告沈少军与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均未实际履行2012年11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此，原告沈少军要求被告骆为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向原告沈少军借款后拖欠不还，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被告陶建良应归还原告沈少军借款35000元，被告宏豪公司应归还原告沈少军借款10万元。由于原告沈少军与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发生借款时未约定支付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但被告陶建良、宏豪公司未及时还款，原告沈少军有权主张起诉之日后的逾期利息。因此，一审法院确定被告陶建良应支付原告沈少军逾期利息1169元（以35000元为基数，按照贷款年利率6%自2013年12月11日计算至2014年6月30日），被告宏豪公司应支付原告沈少军逾期利息3340元（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贷款年利率6%自2013年12月11日计算至2014年6月30日）。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被告陶建良与宏豪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抗辩权，其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陶建良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沈少军借款3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169元，合计36169元；二、被告太仓宏豪化纤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沈少军借款1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3340元，合计103340元；三、驳回原告沈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8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640元，由原告沈少军负担4835元，被告陶建良负担727元，被告宏豪公司负担2078元。一审判决后沈少军提出上诉，后撤诉。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与事实认定如下：再审中查明，再审申请人沈少军向本院提交了宏豪公司向其出具的两份收据及汪凤英（沈少军母亲）出具的证明一份。两份收据载明“今收到沈少军壹拾万元正（此款11月6日已转入骆为勤农行卡上），宏豪公司，2012年11月7日”、“今收到沈少军五万元正（现金），宏豪公司，2012年11月7日”，汪凤英于2014年7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本人汪凤英与沈少军是母子关系，本人名下一张农行卡62×××13归我儿子沈少军使用，发生的转账业务实际均是沈少军的资金，所有的资金转账往来都归沈少军个人所有。沈少军称宏豪公司出具的上述收条落款时间虽为2012年11月7日，但该收条实际系后补的，形成时间在一审判决之后，二审上诉期间。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原件保存于太仓法院(2016)苏0585民初字第2522号案卷中，且本院（2014）苏中民终字第04273号案件中本院调查笔录对上述证据予以了质证。再审中，骆为勤方对汪凤英系沈少军之母，汪凤英的银行卡实际由沈少军操作之事实，表示无异议。再审中，骆为勤向本院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806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1、沈少军与黄伯红在2012年年底至2013年期间存在借贷关系，2、证明上述案件中法院认定原告胡某,4有违诚信，而沈少军在上述庭审中存在配合原告诉讼的情形，结合沈少军在本案一审中也曾作过虚假陈述的情节，故法院不应采信沈少军的陈述。沈少军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806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作虚假陈述。上述事实，由本院再审开庭笔录予以证实。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再审申请人沈少军所提交的证据是否构成逾期提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2014年11月25日的《调查笔录》反映出，沈少军在(2013)太沙民初字第0690号民事判决后，即提出上诉，并向本院提交了宏豪公司向其出具的两份收据及汪凤英（沈少军母亲）出具的证明一份。即再审审查中其所提交的证据。再审申请人在在本案二审程序中已将上述证据原件提交法院综上，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不能构成逾期提交证据。二、沈少军实际向陶建良、宏豪公司出借金额？沈少军主张其于2012年11月6日、2012年11月7日、2012年11月15日分别向陶建良、宏豪公司出借10万元、5万元、10万元及3.5万元,共计28.5万元。关于再审申请人沈少军的主张，本院对下列四笔款项分析认定如下：1、2012年11月15日从波斯达公司转入宏豪公司的10万元。上述款项单就转款人角度看，似与沈少军无关，该款项并非由沈少军转给宏豪公司，而是从波斯达公司转入宏豪公司。但鉴于原审中沈少军既提供了波斯达公司出具的其于2012年11月15日支付至宏豪公司账户10万元系沈少军委托转款的《证明》，同时又提供了宏豪公司出具的其于2012年11月15日收到沈少军借款10万元，该款项系波斯达公司汇至宏豪公司账户的《收据》，故上述波斯达公司电汇给宏豪公司的10万元，应认定为沈少军向宏豪公司出借的款项。2、2012年11月15日由黄伯红银行账户转入陶建良银行账户中的3.5万元。本院认为，上述款项虽非沈少军直接向陶建良支付，而是由黄伯红的银行账户转入陶建良的银行账户。但鉴于黄伯红出具了《证明》以及其2012年11月9日至23日的银行卡明细对账单，证明其支付陶建良的3.5万元，系代沈少军转款，且沈少军已事先将款项转给黄伯红。且原审中，陶建良未参加原审诉讼，视作其放弃对沈少军的举证提出异议的权利。故上述由黄伯红银行账户转入陶建良银行账户中的3.5万元，应认定为沈少军向陶建良出借的款项。3、沈少军主张的其于2012年11月7日向陶建良交付的5万元现金。本院认为，沈少军虽主张2012年11月7日向陶建良交付的5万元现金，但由于沈少军对于出借现金的金额（其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称2012年11月7日向陶建良交付现金10万元，上述10万元资金来源于向案外人胡某,4借款9万元，以及1万元自有资金，并请证人胡某,4到庭作证。原审第二次庭审中，沈少军又改口称2012年11月7日实际向陶建良交付的现金仅为5万元，）先后所述不一，疑点较大，且原审中证人胡某,4的证言与沈少军对所借金额交付时间和现金交付方式等诸方面，存在多处不一致，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不高。故在沈少军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所交付现金的来源、交付的细节等主要事实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对于上述5万元现金的，不应予以认定。4、2012年11月6日从汪凤英农行卡转入骆为勤银行卡的10万元。沈少军再审中认为，其母汪凤英的银行卡实际由其使用。其与陶建良认识系骆为勤介绍，且陶建良也欠骆为勤的钱，故其口头约定出借给陶建良和宏豪公司的钱，先转给骆为勤。现宏豪公司确认已收到上述款项，该款项应作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履行。为此沈少军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7日（沈少军称，上述收条实际出具时间为本案二审期间补写）、盖有宏豪公司印章的收据一份，该收据的内容为：“收到沈少军10万元（此款11月6日已转入骆为勤银行卡上）。骆为勤虽认可2012年11月6日从沈少军之母汪凤英银行卡转入的10万元，系沈少军所支付。但其认为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即按沈少军的要求转给了黄伯红，故骆为勤认为上述10万元，与陶建良、宏豪公司无关，与涉案借款合同无关。本院认为，该笔10万元款项发生于2012年11月6日即在案涉《借款合同书》签订之前。无论是支付时间、支付金额，还是支付方式均与案涉《借款合同书》约定不一致，且若该款项属于《借款合同书》所约定的出借金额，出借人完全有条件在《借款合同书》中予以明确，但借款合同书中并未将该笔款项列明属于借款合同书约定3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故本院认为，上述款项不能视作涉案2012年11月7日《借款合同书》的履行。从上述10万元的资金走向看，该款由沈少军之母汪凤英账户转入骆为勤账户随即转入黄伯红账户，并未进入陶建良或宏豪公司账户。但鉴于宏豪公司事后补写了收据，确认该笔转入骆为勤账户的10万元为其与沈少军之间的收款，故本院认为，上述10万元，与沈少军与宏豪公司、陶建良2012年11月15日两笔借款性质基本一致，沈少军认为该款项属于借款，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且再审申请人沈少军已就上述10万元另行进行了诉讼，并已被驳回。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上述2012年11月6日从汪凤英农行卡转入骆为勤银行卡的10万元，认定为沈少军与宏豪公司出借的款项为宜。综上，沈少军实际向陶建良、宏豪公司出借金额为23.5万元。三、2012年11月7日订立的《借款合同》有否履行？骆为勤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以及应在何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述沈少军主张的四笔款项，除5万元现金的交付依据不足之外，其余三笔款项无论是支付时间、支付金额，还是支付方式均与案涉《借款合同书》约定不一致，故上述10万元不应视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履行。本院认为,骆为勤在沈少军与陶建良及宏豪公司于2012年11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下端签署《担保承诺书》，根据《担保承诺书》所载内容，骆为勤应承担的担保范围是《借款合同书》项下陶建良及宏豪公向沈少军借款本金及利息。因《借款合同书》未实际履行，故骆为勤无需承担但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因沈少军对其主张的借款现金部分的资金来源、交付金额及交付细节，存在重大瑕疵。在沈少军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现金部分的款项来源及具体交付细节的情况下，本院对沈少军主张的5万元现金的出借事实，不予认可。根据再审申请人沈少军提交的新证据，2012年11月6日从沈少军之母汪凤英账户通过骆为勤账户转账支付至黄伯红账户的10万元，可与原审认定的2012年11月15日的两笔分别为10万元、3.5万元的转款,认定为沈少军出借给宏豪公司、陶建良的借款，原审法院对该笔款项认定事实有误，本院应予纠正。因沈少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上述三笔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对沈少军要求按年息24%的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沈少军与陶建良、宏豪公司的《借款合同书》未实际履行，故原审法院未支持骆为勤为陶建良、宏豪公司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在沈少军对此未能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其要求骆为勤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申请人陶建良、宏豪公司经本院合法送达开庭传票，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放弃抗辩权，其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3)太沙民初069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二、撤销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3)太沙民初069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三、太仓宏豪化纤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沈少军借款10万元，并按照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贷款年利率6%，支付自2013年12月11日起计算至归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再审公告费560元，由陶建良负担、宏豪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军审判员  孟进审判员  钱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冯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