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黑10刑终110号 原公诉机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一审被告人）刘成明，男，汉族，1966年5月3日出生，大专文化，无固定职业，住牡丹江市西安区，户籍所在地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2019年7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9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牡丹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陈俊博，黑龙江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人刘相林，男，汉族，1963年8月14日出生，初中文化,四川省某公司退休职工，住牡丹江市阳明区。2019年7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9年8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牡丹江市看守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相林、刘成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黑1004刑初49号刑事判决，一审被告人刘成明不服，提出上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查阅一审卷宗，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0月，被告人刘相林加入“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牡丹江的分支组织参与传销活动，并积极发展以寝室为单元的传销网络，由低到高设置业务员、组长、主任、科长、经理级别，并制定由业务员、组长、主任到科长再到经理的晋升制度。以本人及下线投资购买虚拟的“康复德牌增益胶囊产品”数量确定级别，限定每人最多投资15套。下线每购买一套“产品”，除本人外，其他相关人员分别得数额不等的直销奖、大差额奖、小差额奖和育成奖，以此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该组织使用1040管理软件进行统计，2018年5月前，规定每套“产品”投资金额为2900元，2018年5月后，改为每套“产品”投资金额3900元。刘相林于2017年9月升任经理级别。2019年4月4日，被告人刘成明所在“中绿”原传销组织经理周某某（另案处理）与刘相林合作后，刘相林继续任经理，对合作后的传销组织进行策划、操纵，刘成明为总扶持科长，受刘相林直接领导，协助其进行管理、协调。 另查，被告人刘相林于2014年10月在牡丹江市加入该传销组织，2017年9月升任该传销组织经理。对其所在分支进行组织、领导。刘相林通过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行为获利8万余元；被告人刘成明于2016年在牡丹江市加入该传销组织，2019年4月任刘相林传销分支总扶持，协助刘相林对该传销网络分支进行组织、领导和管理，至2019年7月期间刘相林每月给其300元补助，刘成明通过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行为获利900元。抓获刘相林时在其处扣押黄金首饰、手表及现金。经牡丹江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无品牌足金项链1条、无品牌足金饰品3个、无品牌足金戒指1枚、无品牌足金挂坠1个、银戒指1枚，以上物品价值共计103306元，EXPOOL手表1块不具备认定条件，不予认定价值。以上物品及现金49110元已移送至一审法院，对于以上财物刘相林自认系其使用非法获利及个人财产购买，可用于其非法获利的追缴和罚金的缴纳。 经侦查，被告人刘相林、刘成明于2019年7月8日被公安机关在牡丹江市抓获。 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物证扣押物品及照片；有书证被告人刘相林户籍证明、刘成明全国人口信息网人员电子档案、抓获经过、破案经过、刘相林抓捕视频、受案登记表、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扣押清单、随案移送清单、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度、点名簿、会员考试题、笔记、业务员申请表、房屋租赁合同、人员关系图、微信截图、刘相林住处扣押U盘内文件截图及软件内提取的业务员名单截图、消费明细、刘相林业绩单、张敏业绩单、人员结构层级图、移送清单、情况说明3份、养老保险申请表、刘相林名下银行卡信息、牡丹江市价格认定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证人朱某某、姚某某、吴某某、张某某、范某某、何某某、刘某某、夏某某、汪某某、邹某某、姚某某1、黄某、张某某1、张某某2、王某某、任某某、周某某、庞某某、魏某某、杨某某、伍某某、胡某某、汪某某1、张某、郭某某、孟某某、顾某某、周某某的证言；被告人刘相林、刘成明的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相林、刘成明以“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模式为依托，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以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参与传销的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层以上，刘相林系在传销活动中起操纵、管理作用的人员，刘成明系在传销活动中起管理、协调职责的人员，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刘成明关于其主观上没有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的犯罪故意，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其所在的传销组织人数不到30人，其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解，根据刘成明的供述其于2016年加入中绿传销组织，2018年当上寝室长，2019年被推选为总扶持，从其在组织中的发展来看，其主观上明知此组织的模式并逐步“晋升”至领导职位，并对参加传销的人员进行管理，故其此点辩解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其所在的传销组织人数不到30人的辩解，根据证据显示在本案抓获被告人时到案的传销分支中人员共28人，并有参加传销人员的证人笔录能够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传销组织内部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以及对组织者、领导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故加上二被告人刘相林、刘成明共计30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现根据书证申请表，公安机关调取的其中部分人员出行轨迹，能够证实在2019年4月刘成明当上总扶持之后，何某某、班某、张某等人加入过此传销组织，且刘成明亦供述在2019年4月时该组织人数在30人以上，综上，刘相林、刘成明所领导的传销组织人数达到30人以上，故其此点辩解不成立，不予采纳。刘成明担任总扶持的时间及其发展下线及获利情况，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对其从轻处罚；关于刘成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本案系共同犯罪，刘相林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罪行处罚。刘成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对其从轻处罚。刘相林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可对其从宽处罚。刘相林积极返赃，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为保护公民的财产所有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相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被告人刘成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三、被告人刘相林违法所得8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四、被告人刘成明违法所得9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刘成明上诉称，一是上诉人未发展一名下线、未骗取任何人财物，不应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二是上诉人没有与刘相林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三是将每个月补助300元，共计900元的电话费认定为违法获利不认可。 辩护人以上诉人刘成明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加入该组织后未有过实质性犯罪行为，主观恶性较小为由请求法院对上诉人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均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均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予以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 本院认为，一审被告人刘相林、上诉人刘成明以“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模式为依托，积极发展传销网络，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以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参与传销的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层以上，刘相林系在传销活动中起操纵、管理作用的人员，刘成明系在传销活动中起管理、协调职责的人员，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依法惩处。关于上诉人称未发展下线、未骗取财物，不应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没有与刘相林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辩解意见。根据刘成明的供述其加入传销组织，到当上寝室长、总扶持的经过，可以证实其主观上明知该组织的模式并积极参与，并对参加传销的人员进行管理的过程。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刘相林、刘成明所领导的传销组织人数达到30人以上，故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以上诉人认罪态度较好，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加入该组织后未有过实质性犯罪行为，主观恶性小为由请求法院对上诉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因上诉人辩解其没有犯罪故意，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认罪悔罪表现，故相关辩护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孙为群 审 判 员 杨柏苓 审 判 员 王友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明海 书 记 员 张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