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黔执复193号复议申请人：大方县顺德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顺德街道办事处迎宾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MA6DU3HE4G。法定代表人：杨顺尧，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昊，系贵州奢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哲熠，系贵州奢香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湖北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726144396L。法定代表人：张世元，系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邬玉明，系湖北新世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贵州绅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金龙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584145501U。法定代表人：王玉红，系该公司董事长。复议申请人大方县顺德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公司）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毕节中院）（2020）黔05执异18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毕节中院在执行湖北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城乡公司）与贵州绅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绅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湖北城乡公司提出请求，追加顺德公司为（2019）黔05执恢3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湖北城乡公司称，绅达公司系湖北绅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公司设立的背景是源于湖北绅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方县城杜鹃大道后，大方财政无力支付该笔工程款，遂置换建设用地200余亩与湖北绅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房地产开发，湖北绅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资设立了绅达公司。因绅达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大方县委、县人民政府承诺认缴5亿元人民币设立顺德公司，投资托管绅达公司及建设项目，并对绅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且2018年7月18日顺德公司、湖北绅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绅达公司三方签订了《投资及委托管理协议》。本案执行过程中，湖北城乡公司先后四次与绅达公司、顺德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但绅达公司与顺德公司均未如期履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三方的执行和解约定，申请追加顺德公司为被执行人。被申请人顺德公司答辩称，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绅达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依法应当中止本案的执行程序，并由湖北城乡公司进行债权申报后，受偿不足部分才能主张顺德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第二，2017年3月13日，顺德公司（甲方）、湖北城乡公司（乙方）、绅达公司（丙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自愿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提供执行担保，同日顺德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担保函》，从该协议和担保函的内容可以体现顺德公司只是为涉案债务提供执行担保，并非代债务人绅达公司履行债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湖北城乡公司要求追加顺德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故请求驳回湖北城乡公司的异议申请。被执行人绅达公司答辩称，在2020年6月15日，大方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绅达公司的破产案，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中止本执行案件的执行，请求驳回湖北城乡公司的异议申请。湖北城乡公司向毕节中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湖北城乡公司对绅达公司的债权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经质证，绅达公司、顺德公司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为2017年3月13日顺德公司、湖北城乡公司、绅达公司三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和顺德公司同日出具的担保函。用以证明顺德公司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经质证，顺德公司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为涉案债务进行担保，但并非是顺德公司履行债务，执行担保与履行债务之间是有区别的。绅达公司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意见。第三组证据为被执行人绅达公司、顺德公司和湖北绅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协议及大方县政府出具的托管证明，用以证明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执行和解后被申请人托管了被执行人名下的全部资产，负责投资、建设、销售、债权债务的处理及相关的一切事务，绅达公司实际上已经没有相关的履行能力。经质证，绅达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顺德公司认为湖北城乡公司应当按照破产程序向绅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第四组证据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恢复执行后，顺德公司对该债务提供担保。经质证，绅达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顺德公司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为涉案债务进行担保，但并非是顺德公司履行债务，执行担保与履行债务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五组证据为毕节中院（2019）黔05执恢3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顺德公司为第三人，在执行案件中实际上对顺德公司一直都按照被执行人在执行。经质证，绅达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顺德公司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为涉案债务进行担保，但并非是顺德公司履行债务，执行担保与履行债务之间是有区别的。第六组证据为2019年9月6日的和解协议，用以证明在执行和解过程中双方已经确定了执行金额是4200万，并且确认顺德公司为共同被执行人，而不是一般担保人。经质证，绅达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顺德公司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为涉案债务进行担保，但并非是顺德公司履行债务，执行担保与履行债务之间是有区别的。绅达公司已经进行破产程序，湖北城乡公司应当依法进行债权申报。第七组证据为湖北城乡公司代理人邬玉明分别向顺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于2020年7月8日发送的短信，用以证明异议申请人已经通知上述单位，由顺德公司担保的债权2736万由顺德公司向绅达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通知结束后湖北城乡公司仅就担保债权以外的债权向绅达公司管理人进行申报。经质证，绅达公司对该证据无意见。顺德公司认为绅达公司进行破产重整依法应当中止执行案件执行，湖北城乡公司进行债权申报后，不足部分才能向顺德公司主张权利。被执行人绅达公司未提交证据。被申请人顺德公司向毕节中院提交如下证据：毕节市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和决定书，用以证明绅达公司进行破产重整依法应当中止执行案件的执行，湖北城乡公司进行债权申报后，不足部分才能向顺德公司主张权利。经质证，湖北城乡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湖北城乡公司的申请无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绅达公司对该组证据无意见。毕节中院经审查查明，关于湖北城乡公司申请执行绅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北城乡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受理了该案。2016年11月2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执59号执行裁定，终结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2月2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恢复对（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执行过程中，湖北城乡公司与绅达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顺德公司提供执行担保，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作出（2017）黔执恢22号执行裁定，终结（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案件的执行。因绅达公司未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2018年1月23日，湖北城乡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2018）黔执恢5号执行裁定，指定毕节中院执行（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该院于2018年2月28日依法受理了本案。执行过程中因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黔05执48号之四执行裁定书，终结（2018）黔05执48号案件的执行。现因被执行人未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湖北城乡公司提出恢复执行的申请。该院受理后，向被执行人绅达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绅达公司及第三人顺德公司向湖北城乡公司履行（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负担案件受理费417716元及本案执行费等费用。被执行人绅达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另查明，毕节中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黔05执恢3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了绅达公司所有的不动产权证号为黔（2018）大方县不动产权第××号土地使用权。再查明，2017年3月13日，顺德公司作为甲方，湖北城乡公司作为乙方、绅达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其中第一项约定：“甲方自愿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提供执行担保”。毕节中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第一百二十四条“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之规定，本案中，顺德公司、湖北城乡公司、绅达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该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顺德公司系主债务人绅达公司的担保人，即便绅达公司已经进入破产，但并不当然免除顺德公司的担保责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湖北城乡公司申请追加顺德公司于法有据，毕节中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之规定，裁定追加顺德公司为（2019）黔05执恢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顺德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请求本院依法撤销毕节中院（2020）黔05执异18号执行裁定，驳回湖北城乡公司的异议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2020）黔05执异18号异议裁定中,毕节中院基于复议申请人为案涉债务提供执行担保，裁定追加复议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异议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毕节中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依法驳回湖北城乡公司的异议请求。3、被执行人绅达公司现处于破产重整期间，被申请人湖北城乡公司不能提起追加被执行人等执行行为。原（2020）黔05执异18号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进行审查，并支持复议申请人的申请请求。本院复议审查对毕节中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顺德公司、湖北城乡公司、绅达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中约定顺德公司自愿为本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提供执行担保。同日，顺德公司向本院提交《担保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的规定，如符合法定情形，法院有权执行担保人的财产。毕节中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追加顺德公司为被执行人。第三人提供执行担保与“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属不同法律关系。毕节中院认定了顺德公司的执行担保行为，但将其视同第三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或者暂缓执行期间担保人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担保财产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并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规定，毕节中院在认为顺德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裁定追加顺德公司为被执行人，属适用法律错误。至于顺德公司提出被执行人绅达公司现处于破产重整期间,湖北城乡公司不能提起追加被执行人等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规定，湖北城乡公司在被执行人破产重整期间向执行担保人主张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毕节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5执异18号执行裁定;二、发回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审判长  陈永兴审判员  张永成审判员  曹景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刘飞书记员陈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