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明先，女，1927年11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学，男，1967年9月3日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系徐明先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男，1974年2月17日生，彝族，贵州省黄平县居民，住，系徐明先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兴玲，女，1973年3月2日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现住黄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桃，贵州省黄平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明先因与被上诉人袁兴玲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2民初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明先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2民初65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徐明先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袁兴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徐明先担心女儿刘明秀吃亏，赶到纠纷现场帮忙，在帮忙过程中认为自身受到伤害并于纠纷当日到黄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这一认定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徐明先”“赶到纠纷现场帮忙”。这其中的“帮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帮忙”吵架，还是“帮忙”打架？一审判决没有阐述清楚。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在帮忙过程中认为自身受到伤害”是错误的：无论是从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还是从视频显示：当时上诉人徐明先与被上诉人袁兴玲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上诉人徐明先受伤，这一事实是完全能够认定且不能排除的。也就是说，上诉人徐明先受伤的结果是由于被上诉人袁兴玲的行为造成的，这是铁的事实。而并非“在帮忙过程中认为自身受到伤害”。第三，从现场情况来看，并不能得出现场有公安民警在场，就不会发生肢体冲突或者打架斗殴，这种推断是非常武断的。2、一审判决有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询问笔录非原件，也无出具单位盖章，缺少页数，合法性和真实性无从考证，原告又未依法申请法院向该证据的持有部门调取”要求过于严苛：首先，尽管原告出示的询问笔录非原件，也无出具单位盖章，缺少页数。但是，它能客观的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袁兴玲也承认其得伤害上诉人徐明先的事实，结合被上诉人袁兴玲在本案中答辩，完全能够认定二人发生肢体冲突并导致上诉人徐明先受伤的事实。其次，证据非原件、不完整是由于上诉人徐明先不知道应该如何收集证据所造成的，但是，并不能否定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上诉人徐明先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人民法院对于存在瑕疵的证据，应当经过举证、质证，同时应向当事人释明是否申请人民法院向该证据的持有部门调取。只有在当事人明确拒绝不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所出示相关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无从考证”的结论。3、一审判决认定“受伤后住院又无住院病历资料，无法确定因何受伤，受伤部位，治疗情况”是错误的：上诉人徐明先在一审时没有向法院提供住院病历是出于疏忽，但是，上诉人认为，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己经足以证明上诉人徐明先因何受伤，受伤部位，治疗情况，而并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非要住院病历才能证明“因何受伤，受伤部位，治疗情况”。一审判决这样认定，明显是在偏袒被上诉人。4、本案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贵州省黄平县公安局黄公刑诉字[2016]39号起诉意见书）：在争吵中，徐明先用手上的竹拐杖打何凤珍，没有打着，之后徐明先又用竹拐杖朝袁兴玲打去，打在袁兴玲的腿上，袁兴玲被打后即转身用双手惩徐明先肩膀导致徐明先倒地，造成徐明先右股骨粗隆间及粗隆下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袁兴玲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案件虽经黄平县人民检察院及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并不排除袁兴玲的行为导致徐明行受伤的事实。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也认为：袁兴玲具有故意伤害申诉人徐明先主观故意的证据仍不确实、不充分，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据标准。虽然被上诉人袁兴玲的行为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然而，民事责任却是完全应当承担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完全罔顾事实，不适用实体法正确处理本案，而是适用程序法，认为上诉人徐明先没能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而驳回上诉人徐明先的诉讼请求，实属适用法律错误。袁兴玲二审时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时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答辩人将其推压倒地，致使其右股骨粉碎性骨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首先，所提交的照片和视频资料没有答辩人推压上诉人的内容；其次，所提交的询问笔录不完整、不能证明与原件无异、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况且，其内容也不能证明答辩人推压了上诉人；第三，所提交的黄平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和黔东南自治州检察院《申诉复查决定书》只是转述了黄平县公安局在移送申查起诉中认定的袁兴玲被打后即转身用双手惩徐明先肩膀导致徐明先倒地，造成徐明先受伤住院治疗，经鉴定徐明先右股骨粗隆下粉碎性骨折”，均没有对该事实做出认定，况且，即使作出认定也不属于民事诉讼规则所规定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情形；第四，所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仅能够证明上诉人的伤残等级以及休息期、护理期和营养期，受伤的原因根本就不是鉴定的内容，又何以得知于鉴定意见，况且该鉴定是属于上诉人个人委托，鉴定的时间又离争议事实的发生长达四年之久，又何以认定为答辩人所为。二、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赶到纠纷现场帮忙，是板据日常生活经验所做出的推定，至于如何帮忙，并不是本案所要查明的重点，在不能认定答辩人将上诉人推压倒地的情形下，阐述如何帮忙就显得有些多余。其次，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发生了“肢体冲突”，并导致上诉人受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帮忙过程中认为自身受到伤害”并无文义上和逻缉上的错误。第三，一审判决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殴打，且又有“公安民警在现场，按照常理，发生打架斗殴的可能性更小”，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现场有公安民警在场，就不会发生肢体冲突或者打架斗殴”。上诉人为了反对一审判决不惜篡改其内容。第四，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应当是原件或者能够证明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应当是合法取得的，这是法律、司法解释和证据法学理论的明文规定和基本要求，上诉人竟然无视这些明文规定和基本要求，只谈证据的内容，这显然是对法律的无知，况且证据的内容也证明不了其所要证明的问题。上诉人所称的“不知道应该如何收集证据”显然不是其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答辩人也从未陈述过与上诉人之间发生过“肢体冲突”。第五，一审法院在向上诉人送达的《举证通知书》利在庭审时均告知了其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包括依法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利，是否申请是当事人的自由。上诉人诉称的“人民法院对于存在瑕疵的证据，应当经过举证，质证，同时应向当事人释明是否申请人民法院向该证据的持有部门调取，只有在当事人明确拒绝不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所出示相关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无从考证的结论”不知来自于哪部法律的哪条规定。第六，病历是证明受伤人员受伤情况的最基本证明材料，上诉人称“徐明先在一审时没有向法院提供住院病历是出于疏忽”并不能免除其举证责任；上诉人所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没有对上诉人的受伤原因作出鉴定意见，上诉人却称“《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己经足以证明上诉人徐明先因何受伤、受伤部位、治疗情况”，纯属个人主观臆断。第七，上诉人称“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贵州省黄平县公安局黄公刑诉字[2016]39号起诉意见书）：……，案件虽经黄平县人民检察院及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并不排除袁兴玲的行为导致徐明先受伤的事实。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也认为，袁兴玲具有故意伤害申诉人徐明先主观故意的证据仍不确实、不充夂、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据标准，但并不排除袁兴玲的行为导致徐明先受伤的事实”。首先，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作为保密资料的《起诉意见书》是如何被上诉人得到的，其次，“并不排除袁兴玲的行为导致徐明先受伤的事实”的证据根本证明不了其所主张事实。第八，上诉人称“一审判决完全罔顾事实，不适用实体法正确处理本案，而是适用程序法，认为上诉人徐明先没能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而驳回上诉人徐明先的诉讼请求，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观点实在是让人觉得可笑，如果法院不适用程序法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又如何适用实体法保护其合法权益，难道让法院直接根据其主张的事实适用实体法支持其上诉请求才属于适用法律正确？由此可见，不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而是上诉人不懂得如何适用法律才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徐明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兴玲赔偿徐明先因伤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179367.66元；2.案件受理费用由袁兴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8日下午，被告袁兴玲、李正荣等人到上塘镇大坪村竹林组收割玉米，案外人刘明秀认为被告收割的玉米是自家的并阻止被告等人收割产生纠纷。原告徐明先担心女儿刘明秀吃亏，赶到纠纷现场帮忙，在帮忙过程中认为自身受到伤害并于纠纷当日到黄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直至2016年1月16日出院，住院151天，花费医疗费76473.66元。2019年8月1日，原告徐明先申请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和休息期、营养期、护理期鉴定，花费鉴定费1300.00元。2019年9月9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4067号），鉴定意见为：1.徐明先因右股骨粗隆间及粗隆下粉碎性骨折行右侧人工双股骨头置换术属九级伤残；2.徐明先因右股骨粗隆间及粗隆下粉碎性骨折行手术治疗，其休息期评定为180～270日，护理期限评定为180日，营养期限评定为180日。另查明，刘明秀系李正权妻子，刘明秀结婚后，并未与徐明先共同居住生活。李正权与李正兵、李正平、李正荣因案涉土产生争议，申请黄平县上塘镇人民政府进行行政确权，上塘镇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上塘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上府处[2017]3号），决定争议地即原大坪村竹林坡门口的原大坪小学用地的使用权归属李正权。李正兵、李正平、李正荣和黄平县上塘镇团坡村二组不服《上塘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上府处[2017]3号），依法申请黄平县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2018年5月18日，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黄府复决字[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6行初19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黄平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11月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决定维护《上塘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上府处[2017]3号）。再查明，2016年10月26日，黄平县人民检察院以黄检公诉刑不诉[2016]20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袁兴玲存疑不起诉，原告徐明先申诉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该院以黔东南检察申刑申复决[2017]1号《刑事申请复查决定书》决定维持黄平县人民检察院黄检公诉刑不诉[2016]20号不起诉决定。徐明先申诉至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该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黔检申诉刑申审通[2017]219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以申诉人所提供司法机关不作为及隐匿证据的申诉理由没有证据证实，不予以支持，不符合立案复查的条件予以审查结案，并于2019年4月3日16时30分邮寄送达到徐明先儿子刘明学手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原告诉讼主张遭受被告的殴打受伤住院，并构成九级伤残，但其提交至法庭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照片和视频资料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殴打，询问笔录非原件，也无出具单位盖章，缺少页数，合法性和真实性无从考证，原告又未依法申请法院向该证据的持有部门调取。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纠纷当场有公安民警在现场，按照常理，发生打架斗殴的可能性更小，故原告称遭受被告的殴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徐明先在事发时，已是87岁零9个多月的老人，还不顾自身安危往纠纷现场去，明显不符合常理，受伤后住院又无住院病历资料，无法确定因何受伤，受伤部位，治疗情况。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明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6.00元，减半收取598.00元，原告徐明先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明先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徐明先住院病历，复印件，拟证明受害人因何受伤、受伤部位和治疗情况；第二组证据为：1、黄平县公安局2015年9月2日、2016年7月18日对袁兴玲的询问笔录；2、黄平县公安局2016年7月22日对李正荣的询问笔录；3、黄平县公安局2016年9月22日对黄金菊的询问笔录；4、黄平县公安局黄公刑诉字第[2016]39号起诉意见书，复印件，拟证明受害人徐明先受伤是因袁兴玲行为所致，与袁兴玲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二审期间袁兴玲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徐明先主张袁兴玲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应先证明徐明先受伤是因袁兴玲行为所致，与袁兴玲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袁兴玲不认可徐明先受伤是因其行为所致。徐明先所提交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不能证明袁兴玲对徐明先实施了殴打。徐明先二审期间虽提交了公安机关对袁兴玲、李正荣、黄金菊等人的询问笔录，但上述人员在公安部门询问时，对事情发生经过陈述并不一致，徐明先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徐明先主张的上述事实。在证据不足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徐明先上诉理由不成立，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6元，免于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邦华审判员  林 青审判员  谢文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