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24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威聪，男，198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定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友敏，海南以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竹筠，海南以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满洋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兴达公寓**。 法定代表人：彭满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秀，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正洲，男，197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秀，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满洋，男，196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恋军，男，198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展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岸华庭****iv> 法定代表人：李锦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茜茜，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威聪因与上诉人海口满洋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满洋公司）、吴正洲及被上诉人彭满洋、彭恋军、海南展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20）琼9021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威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朱威聪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8226元由满洋公司、吴正洲、彭满洋、彭恋军、展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在实际供货数量比合同约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仅被告吴正洲、彭满洋对实际供货数量及欠货款数额、欠付利息予以确认，被告彭恋军对此并未签字确认，故彭恋军不对欠付的1749116元货款及利息承担给付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11月28日，彭恋军、彭满洋、吴正洲与上诉人签订《物资购销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彭恋军、彭满洋、吴正洲指定收料人员为吴正洲与彭满洋；第四条约定，具体数量由指定收料人员签字确认并作为货款结算凭证；第十条约定，彭恋军、彭满洋、吴正洲的合同经办人为彭恋军与吴正洲。一审中朱威聪提交的所有《送货单》上，均有彭恋军指定的收料人员吴正洲与彭满洋签名，《供货方和需货方对账明细表》、《确认书》上也有彭恋军指定的合同经办人吴正洲的签名，因此，彭恋军对于其指定的收料人员及合同经办人员的收货及结算行为所产生的欠付1749116元货款及利息应承担责任。一审认定彭恋军不对欠付的1749116元货款及利息承担给付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认定彭满洋在买卖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系代表满洋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彭满洋不应对欠付货款及利息承担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彭满洋在与朱威聪签订《物资购销合同》时，并没有向朱威聪说明其是代表满洋公司，彭满洋和满洋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一审时，也从未主张过彭满洋系代表满洋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彭满洋是以其本人名义与朱威聪订立合同的，其已与朱威聪达成了买卖货物的意思表示，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其次，一审中朱威聪提交证据《转账明细》，证明内容为“满洋公司向朱威聪支付材料款，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履行主体，应与彭满洋、彭恋军、吴正洲共同承担本案债务”，彭满洋及满洋公司质证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由此可见，彭满洋及满洋公司已认可彭满洋及满洋公司双方均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履行主体，应对本案债务共同承担责任。因此一审认定彭满洋不应对本案欠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认定展鹏公司不应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朱威聪所提供的材料实际用于海口市海榆中线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一期工程，展鹏公司是该工程的合法承包人，应对涉案工程项下的合同义务承担责任。且展鹏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受益人，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理应对该买卖合同所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认定展鹏公司不应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四、朱威聪为本案支出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共计8226元，一审认定朱威聪支出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仅为4058元错误。一审中朱威聪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支出保费4058元、4168元，共计8226元，朱威聪在一审时已提供该支出保费的发票，一审认定朱威聪支出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仅为4058元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朱威聪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满洋公司、吴正洲辩称，朱威聪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满洋公司与吴正洲就涉案项目签订了分包合同，彭满洋在购销合同上签名的行为是代表满洋公司的职务行为。2.吴正洲和朱威聪之间为货物买卖关系。3.一审判决对货款数额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判令由满洋公司承担责任，满洋公司不服。4.朱威聪作为案件发起人，明知定安县法院没有管辖权，仍在定安县提起诉讼不合法。 彭满洋辩称，朱威聪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涉案劳务工程已经转让给吴正洲，90多万元的货物后来是由吴正洲签收，实际发生200多万元的买卖与彭满洋无关，不应由其承担责任。彭满洋已将工程款500多万元支付给了吴正洲。 彭恋军书面答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2018年11月28日，因海口市榆中城的展兴汇景名城一期项目建设需要，吴正洲、彭恋军、彭满洋与朱威聪签订《物资购销合同》。虽然合同甲方为吴正洲、彭恋军、彭满洋，但是本案事实及朱威聪所提交证据，都表明彭恋军没有在该合同之外的任何材料上签名，货物购销的实际受益人是吴正洲、彭满洋和朱威聪三人，彭恋军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只是一个知情人而已，合同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三人也是把彭恋军当成可有可无的合同知情人。《物资购销合同》没有约定货款结算等事项不需要彭恋军签名。从朱威聪开始供货到他们三人结算最终货款、协商解决、签订《确认书》等等，彭恋军都没有参与，朱威聪也从来没有打电话或者短信、微信通知过彭恋军，证明朱威聪根本没有把彭恋军当成《物资购销合同》的甲方。综上，为维护彭恋军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据事实维持原判。 展鹏公司辩称，1.展鹏公司与朱威聪没有合同关系和法律关系。2.本案其他当事人是否欠付朱威聪合同款与展鹏公司无关，有证据证明展鹏公司已经付清满洋公司全部工程款。3.突破合同相对性应当有合同明确约定或法律规定，本案没有任何合同约定。在已付清全部工程款前提下，本案不适用最高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展鹏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4.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朱威聪的上诉请求。 满洋公司、吴正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移送至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审理；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威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导致判决不公。1.一审庭审中，满洋公司、吴正洲依法举证了朱威聪的经办人王献拉回了其送到工程工地但未使用的全新方木、模板等的收款收据，这一证据系《物资购销合同》所约定的货物，该货物由朱威聪主动拉回，故拉回货物所对应的款项应从2019年8月17日《确认书》中扣减。2.《物资购销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①旧材料回收意向，方木2.6元/米（1.7-2.2米、2.3米-2.7米、2.8米-3.2米）②模板4个月内大板20元/张，小板宽30厘米以上，长1.7米以上每平方10元/平方”以及“三、货款没有付清之前，乙供甲材料归乙方所用”，朱威聪首先是不能超额供给货物，其次是必须将没有付清款的货物归其所有，由其拉回，同时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朱威聪应将旧材料回收，可是朱威聪只将未使用的全新方木和模板拉回，其他旧方木和模板却未回收。朱威聪即便拉回，也不将已拉回方木和模板所对应的价款减去，此做法有违诚信，也违反合同约定，应予纠正。所以，王献作为朱威聪一审提交证据四所载明的供货方经手人，再结合朱威聪确实拉走了方木和模板之事实，应减去其拉回的方木和模板所对应的货物价款。3.《确认书》虽然载明2019年8月17日货款利息为17.5万元，但该利息是由朱威聪按照月利率2.5%的标准计算的。满洋公司、吴正洲当时不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未对17.5万元的利息约定作全面审查，就予以采信，显然错误。4.《确认书》不是双方对2018年11月28日《物资购销合同》真实履行的结果。《物资购销合同》约定的金额是978000元，而《确认书》的金额达《物资购销合同》约定金额的二倍，如何计算缺乏证据，应予纠正。二、《物资购销合同》签订于海南省海口市，按《物资购销合同》第九条“由当地人民法院仲裁”的约定可知，本案管辖法院应是海口市对应的法院，结合具体情况，本案应由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无视该约定，径直管辖并作出判决，且满洋公司、吴正洲在一审时明确提出该条，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继续管辖，导致本案管辖错误。一审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三、本案法律适用错误。依前所述，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在《确认书》确认的金额基础上减去朱威聪拉回的方木和模板所对应的价款，同时减去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将朱威聪应回收的方木和模板所对应的价款，这才是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所做的真实、全面履行。 朱威聪辩称，一、朱威聪从涉案工程工地拉回的材料均是回收的旧材料，并非新材料。首先，朱威聪从涉案工程工地拉回的4车材料均是旧材料，根据第一车2019年10月20日《回收旧材料》的单据就可证实。二审中朱威聪也提交了拉回旧木材的照片，该照片与其一审提交的证据3送货照片对比，根据木材的颜色、形态，就可分辨出拉回的是旧木材。其次，朱威聪提交的《送货单》显示，上诉人不是一次性要求送货，而是根据其工程建设需要从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5日间陆续要求送货，按照常理，上诉人不可能在工程不需要的情况下，还购买4卡车数量的新材料在工地堆放。再次，根据展鹏公司一审提交的《2019年11月份彭满洋木工组工程量报表》显示，2019年11月，9号楼、6号楼已建至14层，工地上不可能存在大量全新、未使用的木材。最后，朱威聪向上诉人供货的时间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5日，其拉回旧材料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0日、2020年4月26日、2020年5月2日、2020年5月3日，相隔已长达一年多之久，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的日常损耗，拉回的材料也不可能为全新的材料。综上四点，上诉人称朱威聪拉回的4车材料是全新材料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二、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上诉人向朱威聪购买材料而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朱威聪向上诉人回收旧材料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上诉人一审未提出反诉的情况下，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一审未在货款中扣减朱威聪回收的旧材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三、是否回收材料是朱威聪的权利，并非义务，上诉人无权强制要求其回收材料。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旧材料回收意向”可知，回收旧材料仅是朱威聪的一个意向，双方并没有对回收旧材料的数量达成一致意见，朱威聪也从未承诺过要将所有旧材料回收。《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内容是货款没有付清之前，乙供甲材料归乙方“所用”，而不是“所有”，该约定并不符合法律上所有权保留的规定。退一步说，即便认定该约定属于所有权保留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朱威聪仍可以选择要求上诉人继续支付货款，所有权保留条款仅是其中一种选择权，而非义务，上诉人无权强制要求其回收材料。四、一审认定至2019年8月17日，货款利息为175000元正确。《物资购销合同》第五条约定货款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确认书》中载明的至2019年8月17日货款利息为175000元已经过彭满洋和吴正洲的签字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认定至2019年8月17日货款利息为175000元是正确的。五、《确认书》中载明的尚欠货款本金有《送货单》、《供货方和需货方对账明细表》证实，且彭满洋、吴正洲已签字确认。虽然《物资购销合同》中暂定的货物金额为978000元，但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了“具体数量由指定收料人员签字确认并作为货款结算凭证”，根据朱威聪一审提供的证据显示，供货价值共计2129116元的13张《送货单》、《供货方和需货方对账明细表》中均有合同指定收料人员彭满洋、吴正洲的签名，《确认书》载明的尚欠货款本金的数额是有证据且已经吴正洲、彭满洋签字确认，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于朱威聪主张的供货金额共计2129116元及尚欠货款1749000元均无异议。六、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物资购销合同》中约定“由当地人民法院仲裁”，并未明确“当地”是指“合同履行地”还是“合同签订地”，或是“合同主体住所地”，因此，该约定属于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朱威聪的诉请为支付货款及利息等费用，所以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即朱威聪所在地定安县，故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管辖权异议和应诉管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未在一审答辩期届满前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已应诉答辩，视为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综上，满洋公司、吴正洲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彭满洋述称，请求法院支持满洋公司、吴正洲的上诉请求。 彭恋军书面述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展鹏公司述称，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朱威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正洲、彭满洋、彭恋军、满洋公司支付货款1749000元及利息（经确认截至2019年8月17日尚欠利息175000元；从2019年8月18日起，利息以1749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9年8月18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1日为159742元，以上两项利息暂合计334742元），以上货款及利息暂合计2083742元；2.判令被告展鹏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58元由吴正洲、彭满洋、彭恋军、满洋公司、展鹏公司承担。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朱威聪将第三项诉请变更为：本案的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8226元由吴正洲、彭满洋、彭恋军、满洋公司、展鹏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日，展鹏公司与满洋公司签订《模板制作、安装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展鹏公司将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一期基础、地下室、主体、地下室次结构的模板制作、安装工程发包给满洋公司，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2018年10月17日，彭满洋与吴正洲签订《展兴汇景名城项目模板制作、安装施工合同》，彭满洋将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一期模板制作、安装工程转包给吴正洲，转包方式为按图纸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人民币125元。2018年11月28日，朱威聪与彭满洋、彭恋军、吴正洲签订《物资购销合同》，彭满洋等因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一期施工需要采购模板和方木，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为978000元，合同约定的付货款期限为：货到甲方工地7天内付货款20%，余款每月付总货款的20%，并且支付月利息2.5%，4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朱威聪从2019年3月1日开始供货至2019年4月25日，货款合计2129116元；2019年3月12日、2019年3月26日，彭满洋各向朱威聪支付货款100000元；2019年4月30日，满洋公司向朱威聪转账材料款80000元；2019年5月17日，满洋公司向朱威聪转账材料款100000元；2019年8月16日，吴正洲、彭满洋在《供货方和需货方对账明细表》上签名，确认尚欠货款1749116元；同日，吴正洲、彭满洋与朱威聪签订一份《确认书》，确认至2019年8月17日，吴正洲、彭满洋同意支付给朱威聪货款利息175000元，如货款未及时支付，则按本金1749000元以2.5%月利息支付。另查明，2020年4月30日，展鹏公司与满洋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2日签订的《模板制作、安装承包合同》，确认满洋公司完成工程额6180864.9元已结清。2019年11月22日，朱威聪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交纳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58元。2020年1月6日，朱威聪向法院交纳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彭恋军、吴正洲、彭满洋、满洋公司是否应共同支付货款1749116元及利息；2.被告展鹏公司是否应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朱威聪与被告彭满洋、彭恋军、吴正洲签订的《物资购销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应依约履行。原告朱威聪依约提供合同项下的货物，经被告吴正洲、彭满洋确认尚欠1749116元货款未付。对于欠付货款由谁支付的问题，被告彭恋军辩称其虽在《物资购销合同》上签名，但并非货物的实际购买方，且未在《确认书》上签名确认，不应对欠付货款承担责任。经审查，《物资购销合同》约定的购货金额为978000元，同时约定增加货物的数量需另议，可行后按所供货物的数量结算。在实际供货数量比合同约定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仅被告吴正洲、彭满洋对实际供货数量及欠货款数额、欠付利息予以确认，被告彭恋军对此并未签字确认，故原告诉请被告彭恋军对欠付的1749116元货款及利息共同承担给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彭满洋、满洋公司如何承担责任问题，关键在于彭满洋在《物资购销合同》、《供货方和需货方对账明细表》、《确认书》上签名是代表个人还是满洋公司。被告彭满洋辩称，本案所涉物资购销与满洋公司无关，《展兴汇景名城项目模板制作、安装施工合同》已由彭满洋转包给吴正洲，应由吴正洲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经审查，承包展兴汇景名城项目一期基础、地下室、主体、地下室次结构的模板制作、安装工程的是满洋公司，而非彭满洋个人，其个人并无项目可转包，在与吴正洲签订的转包合同中，虽然只有彭满洋个人签名，应认定为彭满洋是作为满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转包合同上签名，是其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结合《物资购销合同》所购材料用于承包的展兴汇景名城项目及满洋公司向原告支付材料款的行为，应认定彭满洋在《物资购销合同》、《供货方和需货方对账明细表》、《确认书》上签名的行为系代表满洋公司从事民事活动，满洋公司应对欠付的货款承担责任，故原告朱威聪诉请满洋公司对欠付货款承担责任，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展鹏公司是否应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经审查，展鹏公司非《物资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由合同相对方对合同的权利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原告突破合同相对性诉请展鹏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吴正洲、满洋公司系《物资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涉案材料的实际买受人，应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1749116元及利息；被告吴正洲、满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满洋确认至2019年8月17日货款利息为175000元，并承诺未及时付款则按本金1749000元以月利率2.5%支付利息，故原告诉请支付至2019年8月17日的利息175000元及2019年8月18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本金1749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58元如何负担的问题，朱威聪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朱威聪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朱威聪的损失部分，朱威聪诉请由被告方承担，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朱威聪诉请被告吴正洲、满洋公司支付货款1749000元及利息，依法予以支持；诉请被告彭满洋、彭恋军向其支付货款1749000元及利息，并由展鹏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诉请被告吴正洲、满洋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58元，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正洲、海口满洋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威聪支付货款1749000元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8月17日的利息为175000元，2019年8月18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1749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二、被告吴正洲、海口满洋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威聪支付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58元；三、驳回原告朱威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69.9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8469.94元，由被告吴正洲、海口满洋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交；原告朱威聪预缴的案件受理费23469.94元、保全费10000元，合计33469.94元，法院予以退还。 二审期间，朱威聪向本院提交一组照片，拟证明朱威聪分别于2019年10月20日、2020年4月26日、2020年5月2日、2020年5月3日拉回的材料是旧材料，而非新材料。满洋公司、吴正洲向本院提交一份《收条》，拟证明满洋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已经向吴正洲支付了5374309元。彭满洋提交一张《回收旧材料》和编号为3544196、3544199的2张《收款收据》，拟证明朱威聪分别于2019年10月20日、2020年6月7日拉回部分材料。 经质证，彭满洋、满洋公司、吴正洲对朱威聪所提交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这是朱威聪回收的材料，但是主张已拉回的材料中有旧材料、有新材料，新材料是指只用过一次相对较新的材料，不能按照《补充协议》上的回收旧材料价格计算。满洋公司、吴正洲对彭满洋所提交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朱威聪对满洋公司、吴正洲所提交《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中款项已实际支付。朱威聪认可《回收旧材料》和3544199号《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承认分别于2019年10月20日、2020年6月7日拉回该两张单据所载的相应材料，但是主张3544196号单据没有原件核对，而且其述称3544196号《收款收据》是3544199号《收款收据》的草稿，2020年6月7日所回收材料具体数量应以3544199号《收款收据》为准，朱威聪认为回收材料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意抵扣货款。展鹏公司认为前述证据均与其无关，由法院作出认定。彭恋军未到庭质证。 经审查相关事实及核对原件，本院对朱威聪所提交照片、彭满洋所提交《回收旧材料》和3544199号《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内容予以确认。对满洋公司、吴正洲所提交《收条》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内容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彭满洋所提交的3544196号《收款收据》，其没有原件核对，彭满洋、吴正洲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对于3544196号单据所对应的回收材料均不能作出明确、具体的说明，现朱威聪主张3544196号单据是3544199号单据的草稿，吴正洲作为经手人员未作明确解释，从单据形式上看，3544196号单据不像3544199号单据那样客户名称、填票人、收款人、日期、项目名称等事项均填写完整，3544196号单据上亦未明确每类材料数量，只是罗列计和公式，而3544199号单据所有事项完整、明确，且所载材料类别及各自数量与3544196号单据上计算得出的数量完全一致，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彭满洋不能充分举证、合理说明其证明事项，对其3544196号《收款收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一、二审证据材料，二审另查明，2018年11月28日，彭满洋与朱威聪签订《补充协议》，朱威聪承诺：“一、旧材料回收意向：①方木2.6元/米（1.7-2.2米、2.3米-2.7米、2.8米-3.2米）；②模板：4个月内大板20元/张，小板宽30厘米以上，长1.7米以上每平方10元/平方。”2019年10月20日，朱威聪回收旧材料：3米方木2944支，2.5米方木636支，2米方木3893支；2020年4月26日，朱威聪收到材料：3米方木4200支，2.5米方木2400支，2米方木4200支；2020年5月2日，朱威聪收到材料：3米方木2832支，2.5米方木2265支，2米方木5400支；2020年5月3日，朱威聪收到材料：3米方木756支，2.5米方木1020支，2米方木3000支，大板102张，规格板1.1×60×1.83×14捆=1690平方；2020年6月7日，朱威聪拉回材料：1.5米方木300支，3米方木1080支，2.5米方木2040支，2米方木1080支，规格板500平方。 还查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朱威聪两次申请诉讼保全，就其第二次冻结满洋公司、展鹏公司银行存款2083742元的诉讼保全申请，朱威聪于2020年4月21日向华瀚诉讼保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诉讼保全担保费4168元，与第一次申请诉讼保全时支付的保险费4058元，合计为8226元。朱威聪于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明确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本案的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8226元由吴正洲、彭满洋、彭恋军、满洋公司、展鹏公司承担”。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围绕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彭满洋、满洋公司、彭恋军、展鹏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付款责任；2.已回收材料的相应价款应否从欠付货款中予以扣除；3.满洋公司、吴正洲提出的管辖异议能否得到支持；4.175000元的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朱威聪主张的8226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是否有事实依据。 一、关于彭满洋、满洋公司、彭恋军、展鹏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付款责任的问题。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涉案《物资购销合同》明确载明需方为彭满洋、彭恋军、吴正洲三个自然人，从该合同的签订、送货签收、结算确认过程看，彭满洋、吴正洲系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彭恋军虽然在合同上签名，但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涉案项目、材料使用存在何种关联，其也没有参与收货、结算等合同履行的任何环节，即彭恋军并未实际履行《物资购销合同》，一审认定彭恋军对该合同项下货款的支付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彭满洋的签名代表其个人还是代表满洋公司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彭满洋系满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从事涉案《物资购销合同》的签订、履行等系列民事活动时，均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现没有证据证明其以满洋公司的名义从事了涉案物资材料的买卖。虽然涉案材料所供项目系满洋公司从展鹏公司处承包而来，但是并不能直接由此推定彭满洋系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以满洋公司名义从事的物资材料买卖。因此，一审认定满洋公司为合同主体之一，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从涉案合同载明内容及其他证据看，彭满洋个人为涉案《物资购销合同》的买受方之一，其应承担货款及其利息的付款责任。至于展鹏公司，其非《物资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朱威聪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已回收材料的价款应否予以扣除的问题。双方在签订《物资购销合同》的同时即对材料回收作出了明确约定，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相应回收行为亦已完成，朱威聪尚未向彭满洋、吴正洲支付回收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彭满洋、吴正洲主张在欠付货款中抵扣已回收材料的价款，符合法律规定，也避免累诉，节省诉讼资源，本院予以准许。《补充协议》中对回收材料的单价作出了明确约定，2019年10月20日《回收旧材料》单据及2020年4、5、6月份的四张《收款收据》均详细载明了回收材料的明细、数量，由此可计算得知朱威聪已回收的5批材料价值多少。彭满洋、吴正洲主张《回收旧材料》中的材料属于旧材料，可以按《补充协议》计价，而2020年4、5月份三张《收款收据》中拉回的材料并未载明“旧材料”，这是用过一次相对较新的材料，不能按《补充协议》中的单价计算，但是其未能明确这批材料应以何种单价计算，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于所谓相对较新的材料有其他回收计价约定，对彭满洋、吴正洲的该项主张，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经计算，朱威聪分别于2019年10月20日回收材料47340.8元，于2020年4月26日回收材料70200元，于2020年5月2日回收材料64892.1元，于2020年5月3日回收材料47066.8元，于2020年6月7日回收材料33470元，合计262969.7元，应在欠付货款中予以抵扣。 三、关于满洋公司、吴正洲提出的管辖异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满洋公司、吴正洲及其他原审被告在一审答辩期内均未提出管辖异议，也已应诉答辩，当事人亦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情形，故，对满洋公司、吴正洲二审提出的管辖异议，本院不予处理。 四、关于175000元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涉案《确认书》载明截至2019年8月17日的货款利息为175000元，吴正洲主张该笔利息系按照月利率2.5%计算所得，超出年利率24%的法定保护范围，其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大概估算利息后提交具体说明，可初步印证该主张。朱威聪表示175000元利息系按照月利率2%计算所得，但是其提交的计算明细是从每批货物送货当日起算利息，明显不符合合同中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故，本院对朱威聪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因月利率2.5%超出参照民间借贷案件确定的法定利率保护范围，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该按月利率2.5%计算的175000元利息调整为年利率24%（即月利率2%）最高限后，应为175000元÷2.5%×2%=140000元。 五、关于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问题。朱威聪为申请冻结满洋公司、展鹏公司2083742元银行存款进行财产保全，支出了4168元保险责任费，如前所述，因本院未支持其对满洋公司、展鹏公司提出的诉讼主张，该笔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对朱威聪关于该4168元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威聪、吴正洲、满洋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20）琼9021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20）琼9021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吴正洲、彭满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威聪支付货款1486030.3元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8月17日的利息为140000元；自2019年8月18日起以1749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2019年10月20日；自2019年10月21日起以1701659.2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2020年4月26日；自2020年4月27日起以1631459.2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2020年5月2日；2020年5月3日利息以1566567.1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自2020年5月4日起以1519500.3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2020年6月7日；自2020年6月8日起以1486030.3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三、变更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20）琼9021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吴正洲、彭满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威聪支付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4058元； 四、驳回朱威聪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吴正洲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469.9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8469.94元，由吴正洲、彭满洋负担24241.6元，由朱威聪负担4228.34元，朱威聪已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23469.94元、保全费10000元，应退还29241.6元给朱威聪。二审案件受理费23469.94元，由吴正洲、彭满洋负担19984.2元，由朱威聪负担3485.7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玉琳 审 判 员 杨 洁 审 判 员 林 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谢婷婷 书 记 员 蔡汝明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 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