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7民初4341号原告：余杰，男，199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戢狄，湖北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陶刚，男，198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新洲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应军，湖北安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杰与被告陶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戢狄，被告陶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应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陶刚支付拖欠原告工资欠款34,524元以及逾期利息（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计算，从2020年9月1日起至余款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劳务关系。2019年2月19日及6月11日，原告先后在被告安排的宜都市枝城镇湖北屹宏兴发集团工地、随州工地做事，做完工资未结算。当时被告和原告约定工资为280元一天，原告每月可预支1,500元生活费，所有的工资在年底一次性结清，被告与工头余敦武结算后再分给原告。之后，原告与工头多次找被告索要工钱。2020年6月15日，原告及其他工友在工地负责人的帮忙下，和被告进行结算后，被告给原告等人出具了一张总工资欠条，并约定于2020年9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逾期利息每月按工资欠款总额的1%计算。现原告向被告索要欠款无果，特诉诸法院请求支持其诉求。被告陶刚辩称，1.因为余敦武懂钢筋工程的技术、翻样和现场管理，所以我在承包宜都和随州碧桂园工地的钢筋工程后，指派他为工地管理人员，并委托他请工人做钢筋工程，工人按点工计酬，但我只对余敦武发放工资，并不直接对余杰发放工资；2.原告所举出的欠条主文是由余敦武的儿子余杰书写，在项目部会议室，原告等多人将我围困十二个多小时之后，我被迫在欠条上签名，而且我不欠包括余杰在内12名工人247,691元的工资；3.针对余敦武出具的工资表，从账面上来看，两处工地的人工工资是555,531元，而我以微信、银行卡转账以及现金共支付余敦武工资407,500元，实际下欠工人工资148,031元；4.两份工资表清单上的签名，也是我在随州市劳动局被迫签名，工资款、工时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19日，被告陶刚因承包宜都市枝城镇湖北屹宏兴发集团工地的钢筋工程，便指派余敦武为钢筋工程管理人员，同时口头委托其带工人务工，余敦武的劳务费按每月固定工资计算，工人劳务费由余敦武每日记工时按日工资计算，所有劳务费均由余敦武从陶刚手中领取再发放。余敦武先后带领原告余杰及柯愈茂、刘会顺等10人到该工地务工，由其每日按工时记工，并从陶刚处借支部分生活费给余杰等人，直至该工程结束，余杰等人劳务费未结算。同年6月11日，陶刚又因承包随州市碧桂园工地的钢筋工程，仍委托余敦武继续带人在该工地务工，余敦武继续带领余杰等11人到该工地务工。期间，余敦武还根据陶刚的指派，带领工人到随州市海翼工地做钢筋工程扫尾工作，余敦武每日对余杰等人工时据实登记，并将随州市海翼工地的工时登记于随州碧桂园工地记工工时表中。工程结束后，余敦武将记工工时表原件交给陶刚。2020年6月15日，余敦武对自己及余杰等人劳务费经结算后，自行书写主要内容为“拖欠员工余敦武等一共12人工资247,691元，定于2020年9月1日之前一次性归还，逾期（利）息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计算至履行清偿义务之日”的结算欠条，陶刚在该结算欠条上签署姓名、公民身份号码、联系方式及签署日期，同时在自己姓名上捺印。次日，陶刚在余敦武结算的两份工人劳务费清单中分别签署“由余敦武记工办理的结算，情况属实陶刚2020.6.16日”“以上由余敦武记工记账结算，情况属实陶刚2020.6.16日”。两份清单载明，余杰在宜都市工地、随州碧桂园工地的劳务费分别为7,533元、34,524元，其中宜都市工地劳务费已付清，陶刚实欠余杰劳务费34,524元。到期后，陶刚未按承诺履行支付劳务费义务，余杰遂诉来本院提出以上诉求。2020年10月16日，陶刚以余敦武等12名工人强迫其在24万余元的欠条上签字为由到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东城派出所报警，但公安机关目前未进行调查。本院认为，被告陶刚指派余敦武为其钢筋工程管理人员，并口头委托余敦武带领原告余杰等人在其承包的工地务工，故陶刚与余杰间已形成劳务合同关系，陶刚只向余敦武发放工资，不对余杰发放工资的答辩意见并不影响双方已实际成立的劳务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陶刚是否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在欠条及劳务费结算清单上签名及其拖欠包括余杰在内12名工人劳务费的具体数额。对此，本院综合评议如下：（一）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陶刚向法庭提交了证人李某、肖某、向某的书面证明及报警回执等证据证明。其中，证人向某书面证明的主要内容为“陶刚与余敦武等十多名工人在随州碧桂园项目部会议室，从上午十点左右等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离开”，证人李某、肖某的书面证明系将“2020年6月15日，陶刚与余敦武（等）工人在随州碧桂园会议室协调工人工资一事，谈到晚上十点左右才离开”的证明内容书写于一张纸上，由二人签字，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上述证人未出庭作证，亦未证实陶刚系受胁迫出具欠条；报警记录载明陶刚于2020年10月16日以欠条内容不是自己出具，现对方要到法院起诉，其认为对方敲诈勒索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公安机关未予核实并立案调查，不能达到证明其系受胁迫而签字的证明目的。综上，陶刚举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签名系受胁迫而为。（二）陶刚于2020年6月15日在欠条上签名捺印后，又于次日在余敦武手写的劳务费结算清单中签名，在得知工人要到法院起诉后才去公安机关就自己在欠条上签名系受敲诈勒索报警，对次日在劳务费结算清单中签名只字未提，而根据劳务费结算清单载明的内容即可得出陶刚拖欠余杰等人劳务费即欠条载明欠款总额的结论。（三）陶刚认可其拖欠余杰等人劳务费，仅对数额有异议，并当庭支付了部分工人劳务费。为排除合理怀疑，本院组织双方对记工工时表、转账记录、相关费用等进行对账核实，找出了数额争议较大的主要原因：1.陶刚认为其给付了余敦武60,000元现金，余敦武只认可领取10,000元。陶刚为此举出证人李某、梁某的书面证明证实，而该两份书面证明内容完全相同，均系陶刚在甲方项目部领款60,000元发放钢筋工人工费，余敦武在场，且均未出庭作证，不予采信；2.余敦武作为陶刚指派的工程管理人员，为陶刚支付工地部分费用符合常理，而陶刚辩称该费用系其支付后让相对方将单据交给余敦武，并举出相关转账凭证证实，经查证，陶刚举证其已支付的部分款项，余敦武并未列为其支出；3.余敦武带人到随州海翼工地扫尾的劳务费，陶刚认为余敦武等人系与海翼工地相关人员形成劳务关系，应由海翼工地支付劳务费，而余杰、余敦武等人陈述系受陶刚指派，结合余敦武已将该工时一并记录在随州碧桂园工地，并将记工工时表原件交给陶刚，且余敦武事后还将该工地扫尾的工人工时予以汇总发给陶刚的情况看，可认定余敦武等人在该工地做扫尾工作系受陶刚指派。因此，能够排除陶刚系受胁迫签名的事实。综上，陶刚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在欠条及劳务费结算清单上签名系受胁迫，依据欠条、劳务费结算清单、记工工时表、微信、银行转款记录、相关费用单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足以认定陶刚拖欠工人劳务费为247,691元，其中陶刚拖欠余杰劳务费为34,524元。余杰提供劳务后，陶刚未按约定支付余杰劳务费，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欠条中约定逾期利息按欠款总额的1%计算，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余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陶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余杰支付劳务费34,524元及逾期利息（按欠款金额的1%计算，自2020年9月1日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2元，减半收取计336元，由被告陶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春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王臻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