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10民终29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红财，男，汉族，1962年7月10日出生，住翼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海，男，汉族，1955年10月24日出生，现住翼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贤，女，回族，1963年4月11日出生，住翼城县。原审被告翼城县亚东宾馆，住所地翼城县红旗街中段。负责人王玉贤。上诉人闫红财、王玉贤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翼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1022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红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海，上诉人王玉贤，原审被告翼城县亚东宾馆负责人王玉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王玉贤曾是侯马青岛啤酒公司翼城总代理。2016年6月份，市场啤酒积压过多，侯马公司要求将市场上的临期和过期啤酒收回，存入王玉贤的库房，其中包括经销商闫红财的啤酒。2017年6月20日、6月22日王玉贤分别给闫红财出具欠条两张，其中6月22日的欠条是“今欠到500大听壹佰贰拾肆件，330经典贰拾玖件。时间：2017年6月22号，签名：王玉贤，并加盖有翼城县亚东宾馆的发票专用章”；6月20日的欠条是“今欠到玖仟肆佰柒拾伍元。签名：王玉贤，时间：2017年6月20日”。关于6月22日的欠条，王玉贤称闫红财已将啤酒拉走，拉酒时闫红财称欠条丢了，故也未给王玉贤欠条；关于6月20日的欠条，王玉贤于2018年12月24日，在欠条上注明“并经典给专卖店”，后又称侯马公司将啤酒调入垣曲县和侯马市区。原审认为，关于2017年6月22日的欠条是王玉贤出具，加盖有翼城县亚东宾馆的章，但欠条上只有啤酒数量，并未有欠款具体数额，闫红财只提供证人证明啤酒的价格缺乏证明力度，证据不足，所称欠款7995元令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关于2017年6月20日的欠条9475元，是王玉贤出具，其于2018年12月24日在欠条上写明“并经典给专卖店”，后又称啤酒被调入垣曲县和候马市区，至今未有明确结果，故该欠条所涉及的款项依法应由出具条据之人即王玉贤承担；因欠条是债权债务的凭据，王玉贤所称给闫红财出具欠条就是证明货在库房存放着，不合常理，没有说服力，无法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玉贤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闫红财9475元；二、驳回原告闫红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元，由原告闫红财负担109元，被告王玉贤负担128元。闫红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由王玉贤支付闫红财啤酒款7995元或者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玉贤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至2017年间，王玉贤为经销青岛啤酒侯马公司翼城总代理，是青岛啤酒批发供货商。闫红财在王玉贤处进啤酒搞销售，双方之间存在啤酒经销业务关系。闫红财每次在王玉贤处购买啤酒都是先付款后拉货，现款交易。2016年夏季，侯马公司要求对市场临期和过期啤酒照价收回调整，王玉贤在闫红财处收回青岛啤酒经典大听500毫升124件，青岛啤酒经典小听330毫升29件，经过对账后没有货也没有付款，仅出具了一张欠条，时间为2017年6月22日，大听500毫升啤酒每件46元，小听330毫升每件79元，这是当时王玉贤的批发价格，翼城所有经销青岛啤酒的客户众所周知，本案在一审审理中时，啤酒经销商马某出庭作证，已充分证实青岛啤酒的价格，客观真实，事实清楚。庭审时王玉贤对啤酒价格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一审判决认为证人证明啤酒的价格缺乏证明力度，以证据不足以为由对啤酒价格不予认定，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有误。即使价格不明确，欠条上的啤酒件数是王玉贤清点后认可的，法庭应当确认其真实性，王玉贤所收回的啤酒是闫红财出现款购买，不可能无偿收回，王玉贤对啤酒价格心知肚明，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按照规定执行。综上，一审判决对王玉贤欠闫红财啤酒款7995元的事实不予认定有误，应予撤销，并依法改判。王玉贤、原审被告翼城县亚东宾馆答辩称，2016年6月份以后，翼城县市场啤酒积压过多，侯马青岛啤酒公司张经理，让经销商马某、闫红财和其把各自服务区快过期啤酒和过期啤酒收回放入王玉贤库房（其中有330冰纯、500大听、330经典、瓶经典、金质8度）。2016年12月份，王玉贤不做青岛啤酒经销商了，马某、闫红财两人还继续干青岛啤酒经销商，当时王玉贤带货、带库房一起转让给了下一任经销商王晓涛，但王玉贤库房过期酒和快过期啤酒，王晓涛不接受，经几方协商，王晓涛同意把货暂时放在他库房，后来在2017年6月20日、2017年6月22日，王玉贤才给闫红财写了欠条，证明货在王晓涛库房存着。2017年后半年，侯马青岛公司派业务员把王晓涛库房过期啤酒点了数，青岛业务员要求马某、闫红财及王玉贤几个经销商把各自啤酒拉走倒掉，当天给王晓涛清库。当闫红财拉啤酒时，王玉贤给闫红财要2017年6月22日打的欠条，闫红财称车门被人撬了，条子丢了，王玉贤想反正青岛公司点了数，都是过期酒，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王玉贤也不干青岛啤酒了，所以就让闫红财把他的听装啤酒全部拉走了，侯马青岛公司把听装啤酒全给经销商报了。王玉贤给闫红财打的2017年2月20日欠条也是快过期啤酒瓶经典，当时侯马青岛公司把酒调入垣曲县和侯马市区了。2017年12月底，青岛公司从省、市、县的经理，全部都换了，前任领导答应给王玉贤、闫红财等经销商报销瓶经典啤酒，但后上任的领导根本就不管，还说前任领导违规市场操作。后来，王玉贤、闫红财等经销商多次一起去找后任领导，但还是没有解决，给各经销商等造成了很大损失。王玉贤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闫红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20日王玉贤给闫红财出具欠条9475元，该笔款项是王玉贤当时作为青岛啤酒侯马公司翼城总代理之时，在青岛啤酒侯马公司与翼城县下级代理商协调处理快过期啤酒事宜的情况下写下的欠条。按照青岛啤酒侯马公司以往惯例，青岛啤酒侯马公司通知闫红财以及案外人马某将二人从各自服务区市场上回收的快过期瓶经典暂存放在王玉贤租赁的库房内，侯马公司派业务员到现场核实数量后，报侯马公司负责人签字并报销，报销款统一交给王玉贤，再由王玉贤分发给各个下级代理商。因此在闫红财将经销的快过期啤酒交付给王玉贤时，王玉贤按照侯马公司给予报销快过期酒的惯例，根据当时瓶经典啤酒的公司新酒价格给闫红财出具了欠条一份，实际是待侯马公司将该批过期啤酒给予报销后，再将此笔报销款转交给闫红财。在该批快过期啤酒报销过程中出现了意外，2017年年底，青岛啤酒公司自山西省、市、县的负责人全部更换，以前的负责人答应给代理商报销的瓶经典啤酒，现任负责人不予认可，为此王玉贤与其他代理商多次去青岛啤酒侯马公司协调、沟通报销事宜，均未果。该批快过期的瓶经典啤酒王玉贤及其他几家代理商一瓶都未报销，在此情况下，才导致王玉贤不能按照以前的惯例给付闫红财的快过期啤酒的报销费用。而一审法院却对此事实不顾，做出错误的判决。综上，王玉贤作为当时青岛啤酒侯马公司翼城总代理，在报销各项费用过程中处于接受双重委托的角色，只是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而非真正的债权债务人。该批快过期啤酒虽然由王玉贤出具欠条一份，但并不能说明该笔报销款项在侯马公司报销不了的情况下由王玉贤负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闫红财答辩称，闫红财从王玉贤处拉啤酒销往小卖店，快过期啤酒收回是王玉贤的责任，总公司怎么承诺，怎么报销闫红财不清楚。2016年底王玉贤不干了，但经济账目都没有算清。公司对总经销王玉贤的承诺与闫红财没有关系，但王玉贤从闫红财处拉的啤酒，没有付款，打的是欠条，其应当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玉贤应否偿还上诉人闫红财款项以及偿还的数额是多少。上诉人闫红财认为，2017年6月22日欠条中500大听啤酒124件，单价46元/件；330经典啤酒29件，单价79元/件，共计7995元，原审法院对于该笔款项未予认定有误，但判令王玉贤偿还其9475元正确。上诉人王玉贤则认为，其给闫红财出具的欠条仅证明收回的快过期的啤酒在王晓涛库房存在着，不能证明其欠闫红财钱款的事实。本院认为，王玉贤对其分别于2017年6月20日、2017年6月22日出具的两份欠条予以认可。2017年6月20日向闫红财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到9475元，王玉贤，2017.6.20”。该欠条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对该笔债务王玉贤应予偿还。在2017年6月22日王玉贤向闫红财出具的欠条中仅载明“500大听124件，330经典29件”，但并未载明该两种啤酒的单价，该欠条并非债权凭证，因证人马某、冯某并非案涉欠条的当事人或者在场的见证人，该二人的陈述亦不足以客观、真实地证明该欠条中所载啤酒的单价，故原审法院对闫红财所称王玉贤欠其7995元的诉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闫红财、王玉贤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87元，由上诉人王玉贤负担237元，由上诉人闫红财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祥伟审判员  梁 荣审判员  靳红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