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5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泓，女，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卫国，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豪，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曾用名王维），女，196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宏昌，河南方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芳，河南方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王国敏，女，195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审被告：王国均，男，195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区。原审被告：王国运，男，196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上诉人王泓、杨卫国因与被上诉人王伟、王国豪及原审被告王国敏、王国均、王国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7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卫国及其与王泓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被上诉人王伟、王国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宏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国敏，王国运，王国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泓、杨卫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3民初1754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伟、王国豪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伟、王国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中，王伟、王国豪称王喜梅、王文祥将其房屋以两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们二人，并于1998年6月24日出具了《收据》，经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1998年6月24日出具的《收据》中落款处“王喜梅”的签名进行鉴定，确定该《收据》系二人所写，但《收据》中仅载明了“购房款两万元”，而其“购房款”却未能明确指明该房款用于购买王喜梅与王文祥的房产即郑州市交通路148号院1单元房屋，即使王喜梅与王文祥仅有一套房产，一审就直接推定收据中提到的房产一定是涉案郑州市交通路148号院1单元的房屋，于法无据。1.王泓、杨卫国对1998年6月24日收据的鉴定结论存疑。第一次庭审时王国豪、王伟没有提供该1998年6月24日的收据，而在王泓和杨卫国要求鉴定1998年6月25日收据上王喜梅签名时，王伟、王国豪又向法庭出示了1998年6月24日的收据，两张收据签名时间仅隔一天，将6月25日收据与6月24日收据进行对比发现，两张收据王喜梅的签名大不相同，两张收据疑似模仿造假。结果一审法院在没有经王泓、杨卫国质证的情况下直接对6月24日的收据进行鉴定，奇怪的是鉴定单位对6月25日的收据竟然认定不具备鉴定条件。所以王泓、杨卫国对1998年6月24日收据的鉴定结论存疑。2.一审法院仅凭一张“购房款”收据就推定双方签订了特定房屋的买卖合同，于法无据。因为双方无买卖合同、无总价款、无其它证据支持，仅凭一张收据认定双方房屋买卖成立并物权转移过于草率。该房屋是家庭的最大财产，王喜梅和王文祥生前已经办理好产权证，如果买卖该房屋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王喜梅和王文祥生前双方应该完成过户手续，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王伟、王国豪只字不提，偏偏在二位老人去世后起诉到法院，显然居心叵测。另外王喜梅在遗嘱和1998年11月23日书写的后事安排中根本没有提及该房产，一审法院推定双方房屋买卖成立属于主观臆断，强制剥夺了王泓、杨卫国的继承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两万元的购房收据（小写20000元）不能排除王伟、王国豪委托王喜梅与王文祥二人购置其它房产或其他情形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购买本案争议房屋不是唯一结论，因此一审推理做出的判决属于事实不清、于法于理不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是在合同生效后的补充协议，本案争议房屋的合同并没有生效，并且也没有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也没有按照当年的市场价，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2．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但本案王伟、王国豪的有效证据仅为一张标的不明确的“收据”，且没有有效的补充证据，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仅根据2万元大于房屋原始购买价即推定2万元是总房价过于武断，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2万元的收据属债权，理当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一审审理程序适用不当。本案涉及多名且有缺席当事人，证据复杂，争议事实分歧大、权利义务不明确、争议标的数额巨大，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程序不公很难保证实体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王伟、王国豪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结合庭审中陈述的事实，不能完全排除存在其它情形的可能性，且一审法院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其作出的判决应依法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驳回王伟、王国豪的诉讼请求。王国豪、王伟辩称，王泓、杨卫国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王国豪、王伟提交的1998年6月24日《收据》真实有效，王泓、杨卫国所提异议不能成立。1、一审时对1998年6月24日《收据》进行鉴定，经过双方质证，所比对的检材样本有王喜梅亲笔书写的遗书、王喜梅1997年的工资发放表，王泓、杨卫国对检材样本的真实性都是明确认可的。其上诉称未经过质证直接进行鉴定与事实不符。2、1998年6月24日王文祥、王喜梅向王国豪、王伟出具了购房款2万元的收据，当时因王国豪、王伟认为该收据未明确涉案房屋的房号，王文祥、王喜梅就又将该收据收了回去，第二天王文祥、王喜梅又向王国豪、王伟出具了载明房号的收据。因王泓、杨卫国在一审时对1998年6月25日收据上王喜梅的签名不予认可，庭后王国豪、王伟翻看王文祥遗物，才找到了当年收回的1998年6月24日收据。3、王文祥、王喜梅在1997年6月2日支付12381.01元购买涉案房产，1998年6月24日以2万元价格卖给王国豪、王伟，完全符合常理，《收据》上买卖双方及价格约定的非常清楚，且该房屋为王文祥、王喜梅唯一住房，可以认定房屋买卖关系成立。王泓、杨卫国上诉称2万元的购房收据不排除王国豪、王伟委托王喜梅、王文祥购置其他房产的可能性，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没有证据支持。二、王国豪、王伟购买王文祥、王喜梅的房屋没完成过户的原因在于，涉案房屋房产证虽是2001年8月16日颁发的，但当时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还没有办下来，所以没法过户，等土地使用证办下来后，王喜梅已经去世了，所以房屋一直没法过户。2017年王文祥在世时，王国豪、王伟就已经提起了诉讼，当时列的被告只有王文祥和王泓、杨卫国，在诉讼中王文祥去世了，一审就驳回了王国豪、王伟的起诉。三、本案王国豪、王伟主张的是变更房产登记系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四、本案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作为定案依据的《收据》也经过了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充分保障了各方的诉讼权利，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王国敏、王国运、王国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王国豪、王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泓、杨卫国、王国敏、王国运、王国均协助王伟、王国豪将房屋产权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王伟、王国豪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伟、王国豪系夫妻关系。王国豪、王国敏、王国均、王国运均为王文祥的子女，王泓、杨卫国系王喜梅的子女，王文祥与王喜梅于1992年9月12日登记结婚。1997年6月2日，王文祥与郑州市塑料公司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郑州市塑料公司将坐落在二七区交通路138号一号楼一单元附5号的房屋出售给王文祥，在控制面积内按标准价或成本价购买，房款总金额为12381.01元。2001年8月，王文祥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证号01××78。1998年6月24日，王文祥、王喜梅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王维、王国豪交来购房款20000元，此据为证。”后王喜梅于2002年去世，王文祥于2017年去世。在王文祥去世前，王伟、王国豪曾以王文祥、王红、杨卫国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王文祥、王红、杨卫国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作出（2017）豫0103民初121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国豪、王伟的起诉。后双方因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产生纠纷，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王伟、王国豪另提交有1998年6月25日《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王维、王国豪购交通路148号1－5房款贰万元整，特此出据此收据。王文祥、王喜梅”。王泓申请对该《收据》上王喜梅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王伟、王国豪申请对1998年6月24日王文祥、王喜梅出具的《收据》中王喜梅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1、1998年6月24日《收据》落款处“王喜梅”的签名字迹与样本2－7上的“王喜梅”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无法判断1998年6月25日《收据》落款处的“王喜梅”的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的“王喜梅”签名字迹是否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又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1998年6月25日《收据》落款处的“王喜梅”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该中心以签名字迹比对样本不充足，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终止了鉴定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王伟、王国豪主张与王文祥、王喜梅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王文祥、王喜梅出具的两份《收据》，因杨卫国、王泓对1998年6月25日《收据》落款处“王喜梅”的签名有异议并提出司法鉴定，经鉴定不能判断该签名是否为王喜梅本人所签，故该《收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而王伟、王国豪提供的1998年6月24日《收据》经鉴定能够证明系王文祥、王喜梅出具，在该《收据》中，王文祥、王喜梅明确表示收到王伟、王国豪交来的“购房款”，虽未表明所购房屋的具体位置，但王伟、王国豪主张所购房屋为王文祥、王喜梅共同所有的位于二七区交通路138号1号楼1单元5号（产证号01××78），而王泓、杨卫国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文祥、王喜梅还另有其他共有房屋，其在答辩时也认可上述房屋为王文祥、王喜梅的唯一住房，故可以确定双方买卖房屋的当事人姓名、标的及数量等合同主要内容，应当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王伟、王国豪已支付了购房款，因王文祥、王喜梅均已去世，王泓、杨卫国、王国敏、王国运、王国均系二人的法定继承人，王伟、王国豪要求王泓、杨卫国、王国敏、王国运、王国均协助其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庭审时，王泓、杨卫国提出王伟、王国豪的购房款过低，不合常理，以及王伟、王国豪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等意见。经查，王文祥、王喜梅购买涉案房屋支付房款12381.01元，少于王伟、王国豪支付的购房款20000元，而王伟、王国豪主张变更房屋产权登记系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以上意见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王泓、杨卫国、王国敏、王国均、王国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王伟、王国豪将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交通路138号1号楼1单元5号（产权证号01××**）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王伟、王国豪名下。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王泓、杨卫国、王国敏、王国均、王国运负担；鉴定费3000元，由王伟、王国豪负担。余款50元退回王伟、王国豪。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王国豪、王伟与王喜梅、王文祥之间是否存在涉案房屋买卖关系的问题。王国豪、王伟与王喜梅、王文祥之间虽未直接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但根据王喜梅、王文祥在1998年6月24日《收据》中所写“收到王伟、王国豪交来购房款20000元”的内容，以及《收据》出具时王喜梅、王文祥名下仅有一套房屋的事实，可以认定王伟、王国豪与王喜梅、王文祥之间就该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卫国、王泓上诉称不排除是购买其他房屋的可能性，但对此主张其并未举证加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杨卫国、王泓称1998年6月24日的《收据》未经其质证，其对该收据鉴定意见存疑的问题。根据一审笔录显示涉案鉴定是在双方对相关证据材料已质证及共同确认鉴定检材情况下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做出的，并不违反鉴定程序，故杨卫国、王泓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其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王国豪、王伟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王国豪、王伟与王喜梅、王文祥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王伟、王国豪已支付对价，并在王文祥、王喜梅去世后掌管了房屋钥匙。故王伟、王国豪要求王文祥、王喜梅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理，应予支持。因该项诉讼请求具有物权属性，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杨卫国、王泓上诉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不当。但王泓、杨卫国在一审开庭时并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提出异议，并在开庭时进行了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活动，其诉讼权利已得到充分保障，故一审并无程序不当之处，杨卫国、王泓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卫国、王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卫国、王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曾小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