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士江，男，196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法定代理人：孙秀竹（系孙士江之女），女，199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奎峰，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修岚，女，198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贞文，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士江因与被上诉人修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4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士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修岚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修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修岚与案外人朱传法关系复杂，双方存在多个项目合作，而修岚与朱传法关系密切，且介入了与孙士江的合作及资金往来，修岚称2016年8月29日替朱传法还款明显与事实不符，修岚在（2019）鲁0102民初7473号案中作证时称“房产抵押完之后，我们有别的合作”，该款项不能排除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往来款项。一审法院依据（2017）鲁0102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书而查明的“孙士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济南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房产为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的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上述事实不准确，孙士江提供担保的是《融资额度协议》，该《融资额度协议》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对应。二、一审法院仅凭修岚单方陈述认定涉案款项为不当得利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涉案款项为不当得利，其依据为（2020）鲁01民终1200号案确认朱传法欠孙士江款项，而修岚自认用于案外人朱传法偿还向孙士江的借款60万元之事实，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否定，现修岚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该认定与已经生效的（2020）鲁01民终12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修岚与朱传法对本案款项陈述也相互矛盾，不能确定该款为不当得利。本案中修岚自称替朱传法还债，但朱传法在（2020）鲁01民终1200号案中却称，其向孙士江借款是替修岚借款，修岚亦知晓此事，并对孙士江表示感谢，而修岚却称是朱传法借款，其替朱传法偿还，两人之间陈述明显矛盾。修岚在转账发生三年多后，主张涉案款项为不当得利，不符合常理，且除转账记录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修岚在（2019）鲁0102民初7473号案中，出庭作证时称在2016年8月29日前一天或前两天才认识的孙士江，刚认识一两天就能将如此大额款项给一个刚刚认识的人而且还不让对方出具任何手续，且时隔三年有余，不理不睬，而在孙士江丧失行为能力2年多，再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明显与常理相悖。三、一审法院对孙士江提交的证据未予质证，程序错误。一审开庭时，修岚当庭提交了的转账记录，其中该转账记录中记载，涉案款项来源于案外人刘尚玉，庭后，孙士江的法定代理人针对该证据收集到了多份转账记录，能够证实在刘尚玉向修岚转账后，孙士江向刘尚玉还款的事实，基于本案中孙士江丧失行为能力，孙士江认为该证据对该案的事实认定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审法院对此未组织质证，也未予以采信，属程序违法。孙士江认为应追加朱传法、刘尚玉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明事实真相。修岚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本案中，孙士江已经认可其于2016年8月29日收到修岚向其转款的125万元，通过孙士江认可其于当日结清建设银行35万元贷款和曹阳的90万元借款两笔债务的证据材料可知，修岚向孙士江转款的主要用途就是为了帮助孙士江偿还其他债务。因当时修岚向其转款125万元用意是其中60万元代朱传法偿还之前同等数额的借款，另外65万元是向孙士江出借的借款，在孙士江不认可修岚向其转款60万元是代朱传法偿还债务且孙士江未偿还该笔款项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孙士江收到修岚60万元的转款没有合法根据并取得了不当利益。孙士江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其向修岚偿还了所转款项60万元，或与修岚之间存在合作及其他债务的可能性，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孙士江一直以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说清案件事实为由声称与修岚存在其他合作关系，但又无法做出合理说明或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修岚为还原案件事实，明确孙士江与修岚、朱传法及刘尚玉之间发生的交易活动关系，制作图表一份。根据该表格可知：修岚向孙士江转款125万元前，与孙士江并不相识，没有发生其他业务往来；修岚于2016年8月29日向孙士江转款125万元后，孙士江于当日偿还了其125万（35万元+90万元）的两笔债务，并于2016年8月29日为曹阳价值为90万元的房屋抵押办理注销手续、于2016年8月30日为建设银行价值为35万元的房屋抵押办理注销手续，后孙士江用其解押的房屋三箭如意苑为修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贷款350万元（该贷款发放后，修岚又帮助孙士江融资100多万元）；修岚与刘尚玉之间的125万元借款与孙士江和刘尚玉（侯文玉）之间的借款为两笔单独借款，借款和还款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重合和混同。孙士江提供其向刘尚玉偿还54万元的凭证，认为该笔还款与修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关系，但修岚认为，孙士江与刘尚玉之间的还款和孙士江与侯文玉之间的借款实为一笔债务，与修岚之间毫无任何瓜葛。刘尚玉为济南海易盟特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易盟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和经理，侯文玉为海易盟特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和经理，且侯文玉一直担任该公司的联络员，二人身份上同为公司的代表人；孙士江庭审中提交的偿还刘尚玉借款的期限自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10月28日，而侯文玉与孙士江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9月29日至2017年9月28日；借款日期和还款日期基本一致；孙士江庭审中提交的偿还刘尚玉借款本息金额共计54万元（该金额以4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3分计算一年的本息数额基本吻合），而侯文玉与孙士江借款合同中借款及抵押金额为60万元；抵押金额60万元在考虑利息和其他费用的情况下，与实际借款金额40万元基本一致；孙士江女儿孙秀竹向刘尚玉偿还最后一笔借款6万元，应当知晓还款的目的及借款的过程。基于上述因素，应当认定孙士江向刘尚玉偿还的借款实为孙士江向侯文玉所借的款项。综合以上几点并结合图表反映的事实说明，刘尚玉向修岚出借125万元款项与刘尚玉向孙士江出借款项为两笔单独的借款。三、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并无违法情况。庭审后，孙士江提交了孙士江、孙秀竹向刘尚玉还款的相关凭证，一审法院向修岚出示了该宗证据，修岚已经通过书面质证方式发表了质证意见，孙士江提交的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修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孙士江向修岚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孙士江向修岚返还不当得利孳息暂定2万元(具体金额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诉讼费用由孙士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9日10时许，修岚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62258853********)向孙士江中国建设银行账户(62270023423********)转账35万元。几分钟后修岚又向孙士江中国银行账户(62178560000********)转账90万元。修岚在庭审中述称案外人朱传法欠孙士江60万元，朱传法要求修岚代其向孙士江还款60万元，孙士江又向修岚借款65万元，共计125万元，该两笔款项根据孙士江的指示直接打入了孙士江提供的两个账号；上述125万元是孙士江两笔欠款的总额，债权人分别为建行(35万元)和曹阳(90万元)，孙士江用该两笔款项偿还了自己的债务；其与孙士江口头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在孙士江提供的孙士江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中显示“转账存入35万元(后注明修岚)、现金存入900元、收回贷款本息”。修岚称另一笔转账90万元孙士江用于偿还案外人曹阳的债务，并解除孙士江为此笔债务设立的不动产抵押。但孙士江庭审后未提交孙士江中国银行账户(62178560000********)交易明细，称未发现孙士江与曹阳之间存在90万元的转账记录。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鲁0102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0102民初7473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民终120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相关事实如下：1.2016年8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修岚的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济南分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2016年8月31日，修岚与浦发银行济南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日，孙士江与浦发银行济南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房产为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的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房产证号为济房权证中字第151389号。上述贷款金额为350万元。2.2016年7月22日，孙士江通过中国银行向朱传法转账60万元。朱传法认可收到了孙士江交付的60万元，但抗辩称其已委托修岚于2016年8月29日将涉案借款全部偿还孙士江，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账户转款共计125万元，其中60万元是偿还上述借款，剩余65万元是孙士江向修岚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账户转款共计125万元的行为不足以证明是替朱传法偿还的涉案借款60万元，并判决朱传法偿还孙士江借款本金60万元及逾期利息。朱传法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朱传法主张涉案借款已偿还证据不足，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7年12月29日，孙士江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其监护人为孙秀竹。另，针对案涉款项125万元，修岚于2020年1月17日向一审法院对孙士江提起了标的为65万元的民间借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修岚转给孙士江的两笔款项125万元，在修岚起诉的另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已认定其中35万元用于孙士江偿还贷款本息，另一笔90万元用于孙士江偿还曹阳的90万元债权以解押房产，即均已用于孙士江偿还其个人债务，并认定其中的65万元在修岚及孙士江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剩余60万元修岚自认用于案外人朱传法偿还向孙士江的借款60万元之事实，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否定，现修岚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孙士江不予认可，认为不能排除该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合作款项，或是修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传法与孙士江之间的合作款项等情形，孙士江为此提交了(2017)鲁0102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0102民初7473号民事判决书、(2020)鲁01民终1200号民事判决书及录音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孙士江的上述观点，故一审法院对孙士江的抗辩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修岚主张该6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并要求孙士江返还，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士江提交证据：银行转账凭条四张、银行交易明细三张、收条照片一张。证明案外人刘尚玉给修岚转账涉案款项后，一直由孙士江向刘尚玉还款，修岚对孙士江的转账没有载明系偿还朱传法借款，而且也没有向孙士江要回借条，而且案外人刘尚玉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关系，请求追加其为第三人查清本案事实。修岚质证称，上述证据系孙士江一审庭审后提交的，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修岚提交证据一、孙士江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于2005年11月25日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抵押物面积及抵押物价值确认书》各一份，证明孙士江向建设银行贷款58万元，孙士江将其个人所有房产抵押给建设银行的事实；证据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房屋抵押权注销证明》各一份，证明孙士江收到修岚的汇款后当日向建设银行偿还剩余贷款35万元，结清上述贷款，将孙士江的上述房产解押的事实；证据三、孙士江与曹阳于2016年7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物面积及抵押物价值确认书》、《抵押物清单》、《抵押合同》各一份，证明孙士江向曹阳借款90万元，孙士江将其个人所有房产抵押给曹阳的事实；证据四、《中国银行跨行人民币汇款凭证》、《借款结清证明》各一份，证明孙士江收到修岚汇款后当日向曹阳汇款90万元，结清上述借款后，孙士江上述房产解押的事实。以上四组证据共同证明，孙士江于2016年8月29日向建设银行偿还的35万元贷款和向曹阳偿还90万元借款的款项均来自于修岚当日的125万元的转款，即修岚向孙士江转款的主要用途就是为了帮助孙士江偿还其他债务；因当时修岚向其转款125万元用意是其中60万元代朱传法偿还之前同等数额的借款，另外65万元是向孙士江出借的借款，在孙士江不认可修岚向其转款60万元是代朱传法偿还债务且孙士江未偿还该笔款项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孙士江收到修岚60万元的转款没有合法根据并取得了不当利益。证据五、孙士江与侯文玉于2016年9月29日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价值确认书》、侯文玉出具的《证明》、2018年7月5日《借款结清证明》各一份，证明孙士江向侯文玉借款60万元并将其个人房产抵押给侯文玉；该笔借款金额与孙士江于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10月28日期间向刘尚玉汇款金额、期限基本一致。证据六、济南海易盟特经贸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一份，证明刘尚玉为济南海易盟特经贸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侯文玉为现法定代表人，且侯文玉一直为该公司的联络员。证据五和证据六共同证明，孙士江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10月28日向刘尚玉的汇款，与其同时期内向侯文玉的借款金额、还款金额基本一致，考虑到刘尚玉与侯文玉前后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侯文玉一直为公司联络员的身份问题，可以推断出孙士江与刘尚玉之间的还款和孙士江向侯文玉之间的借款应为同一笔债务，与本案无关。孙士江针对上述证据质证称，修岚提交证据超过法定举证期限，该证据不应采信。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孙士江向案外人借款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修岚转给孙士江125万元款项的流向，另外，孙士江提交的银行明细及凭证可以证明孙士江系向刘尚玉偿还款项，并非向修岚主张的侯文玉偿还款项，侯文玉与本案无关。结合修岚提交的图表可以证明刘尚玉、朱传法与本案关系密切，请求追加二人为本案第三人查清事实。本院认为，对上述案件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孙士江提交证据不能证实涉案款项与孙士江向刘尚玉还款之间的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修岚提交的上述证据亦不能证实与涉案款项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关联性亦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款项由修岚向孙士江转款，孙士江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正确。在孙士江向朱传法主张60万元借款案件中，朱传法主张修岚向孙士江转款即为还款，但该案已经判决朱传法向孙士江还款，孙士江获得涉案款项失去合法依据，形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孙士江向修岚返还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孙士江主张涉案款项与朱传法、刘尚玉等人合作具有关联性，但不能证实与修岚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该主张不能对抗修岚的诉讼请求。孙士江二审中提出的追加刘尚玉、朱传法为本案第三人的意见，因孙士江未在一审审理中提出该请求，对孙士江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孙士江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万元，由孙士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逢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