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青28民终6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胜唐，男，1957年4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璞，宁夏天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江，宁夏天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信得，男，198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杏花，女，198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都兰县。（系马信得胞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男，198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宁夏固原市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蓉，青海阿克敦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万洪，男，196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永召，男，1973年5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朋军，宁夏平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胜唐因与被上诉人马信得、李忠、李万洪、蔡永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2019）青282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胜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璞、陈福江，被上诉人马信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杏花、李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蓉、李万洪、蔡永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胜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4月被告李胜唐经李万洪介绍向蔡永召购买宁杞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出售给马信得,2016年4月6日双方签订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枸杞苗木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如果达不到,每株按5-10元赔偿，粗细达到0.4cm以上，八月份底见效,李胜唐、李忠代表出售方在协议上签字。”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基于核心证据,认定买卖关系的主体、交易的时间等基本事实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核心证据是：2016年4月6日在巴隆乡司法所主持下由马信得与李胜唐、李忠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基于该份协议的签字主体及内容认定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为李胜唐从蔡永召处购买20万株枸杞苗然后又转售给马信得并于2016年4月6日与马信得签订了《协议》。但该份《协议》的签订并不是确立和证明上诉人与马信得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当初签订该份协议的目的是承诺苗木的质量，不能将该份《协议》中签字的主体，简单等同为买卖苗木交易的主体，也不能将该《协议》签订的时间等同于马信得与李胜唐交易苗木的时间，应当将该份《协议》置于整个买卖关系中综合考量。本案只存在一个买卖苗木的法律关系,不能认定存在两个买卖苗木的法律关系。因为在该《协议》签订时买卖行为已经履行完成,20万株枸杞苗已经由马信得从蔡永召处拉回,并且由马信得在蔡永召处将四十多万元苗木款直接转账给了蔡永召,扣留1万元未付是马信得后来为了让蔡永召签署保证苗木质量的协议。基于此,在将苗木拉回巴隆后，由李胜唐、马信得及蔡永召的委托代理人李忠签署了上述《协议》。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未约定买卖价款,未约定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欠缺买卖合同基本的内容,达不到促成或证明买卖关系的目的。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保证达到85%以上的好苗,如达不到85%以上,每株伍至十元赔偿”,即其核心意思是对苗木质量的承诺,是在买卖交易完成后对买卖标的物质量的保证。其次，一审判决未将案件的基本事实审理清楚。一审判决书在摘录马信得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时载明“2016年4月6日原告与被告李胜唐、李忠、李万洪经协商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出售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如果达不到,每株按5-10元赔偿,粗细达到0.4cm以上,八月底见效,双方订立书面协议,李胜唐、李忠代表出售方在协议上签字。”原审判决依据原告的上述事实结合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认定了马信得的事实及理由成立。但是,同一起案件马信得在原一审起诉时的事实及理由是“2015年,被告李胜唐在都兰县如田公司从事技术员期间与原告相识,通过其介绍,原告2016年4月1日从被告蔡永召处购买枸杞苗木，当时有原告马信得,被告蔡永召、李胜唐、李万洪和证人王某在场,枸杞苗款项除10000元外已全部付清,原告将枸杞苗运至都兰县巴隆乡后,要求与蔡永召签订书面协议。”马信得两次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不同,且两次起诉的法律关系也不同,一是李胜唐与马信得之间系居间介绍关系，二是李胜唐与马信得系直接的买卖关系。根据庭审时李胜唐的当庭陈述及马信得的陈述可以确定案件的基本事实是马信得希望通过李胜唐作为介绍人提供信息,帮助其购买到宁夏的枸杞苗,马信得与李胜唐之间并未就购买枸杞苗的价格、型号、如何付款、如何运输等进行协商约定,仅仅是希望通过李胜唐购买到宁夏的枸杞苗，而事实上李胜唐也只是通过李万洪获取到蔡永召有枸杞苗并先到蔡永召处看苗确定数量和价格后,电话通知马信得来购买苗木,马信得接到李胜唐的电话后自己到蔡永召处将苗木拉回，并在苗木装车后立即将款项直接支付给蔡永召，因此李胜唐与马信得之间真正的法律关系是居间关系,李胜唐寻找货源并协助马信得购买枸杞苗,李胜唐从中以赚取差价的方式获取居间费用。再次，根据（2019）青282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中童某证言及蔡永召的质证意见可以证实，马信得与蔡永召自认其二人系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及出卖人，故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为马信得与蔡永召，李胜唐并非该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最后，一审判决对李忠与蔡永召之间的授权委托关系认定存在错误。既然认定了该《协议》系买卖合同且李忠获得了蔡永召的授权,那么李忠的签字当然是对买卖合同的允诺,是合同的一方主体,其结果当然归于蔡永召承受。在该《协议》中李胜唐、李忠共同为卖方,在该协议成立买卖关系的前提下,李胜唐和李忠为一个共同体，将一个买卖合同割裂为李胜唐与马信得之间的买卖合同而与李忠无涉,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隐含的逻辑关系是:蔡永召对李忠有授权,但却没有授权李忠与马信得签署买卖合同。根据李忠多次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李忠从诺木洪农场返回途中接到蔡永召电话称“有10000元货款需要签字代收”,所以李忠签了自己的名字。没有证据证实蔡永召明确告知李忠不与马信得签署合同。在没有证据证实蔡永召只授权李忠收取货款却不能签署买卖合同的情况下,结合李忠在明确知道该《协议》所表达的意思而依然签字的行为,应当认定在李忠看来蔡永召对其有授权。一审判决在没有明确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反向认定蔡永召没有授权李忠签订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不但与李忠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况不符，更与一般人的朴素认知相悖。退一步讲,可以认定蔡永召对李忠授权不明,但绝不可以认定蔡永召没有授权李忠与马信得签订合同。那么在授权不明的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在授权不明的情况下,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无论如何不应当出现一审判决认定的李忠只能代理蔡永召收款,却不能代理蔡永召签买卖合同的认定。二、一审判决遗漏重要证据。一审判决载明李胜唐提交的2016年10月10日的《协议》、10月12日的《协议》及与河东村村民签订的《协议》，上述证据中遗漏了李胜唐当庭提交的另外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协议出售给青水河乡宁杞1-2枸杞苗捌万株由马信得处理好,于李胜唐无事。”上述被遗漏的证据连同判决书认定的另外三份《协议》能够证实,在发现苗子质量不好时,马信得与李胜唐协商处理,总共20万株苗子中李胜唐负责处理12万株,马信得负责处理本案涉诉的8万株，且李胜唐已经将该12万株处理妥当。本案涉诉的8万株苗子的赔偿事宜由马信得负责。之所以会出现该份证据,是因为在苗子出现质量问题时马信得、李胜唐共同找蔡永召要求赔偿时,蔡永召放任不管,种植苗子的村民抓住马信得不放,马信得基于李胜唐介绍其购买了假苗子并在保证苗子质量的《协议》上签了字,而要求李胜唐承担保证苗子质量的责任,经协商由李胜唐承担12万株苗木的赔偿,马信得承担8万株苗木的赔偿,随后共同向蔡永召主张20万株苗木的赔偿。因此，该份被遗漏的证据可以印证,在巴隆乡司法所签订的《协议》并非李胜唐与马信得之间的买卖关系,而是李胜唐处于居间介绍关系对苗木质量的承诺,否则马信得只会让李胜唐全部处理,20万株苗子的赔付问题,而不是只同意李胜唐处理12万株苗子的赔付问题。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马信得赔偿680000元明显过高。一审人民法院在查明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后,依据2016年4月6日签订《协议》中约定的如果苗木质量达不到85%以上,每株赔偿5至10元的标准,经过自由裁量,以总计8万株苗木的数量,按照每株8.5元的赔偿标准,判令上诉人李胜唐向被上诉人马信得赔偿68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80000株枸杞苗木经鉴定,纯度只有49%，达不到《协议》中约定的85%以上,那么85%与49%之间相差36%。涉案枸杞苗木的单株价格为2.85元,总价款为228000元,一审判决赔付的金额系苗木总价款的3倍，基于买卖合同的违约而判决赔偿金额为合同本金的3倍实属罕见,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金额明显不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单株按照8.5元的赔偿金额符合双方的约定,按照纯度差额对应赔偿金额应当为244800元（计算方式:80000株*36%*8.5元），而不能笼统的按照涉案苗木总数量8万株，乘以单株8.5元赔偿金额简单计算。根据苗木生长的自然规律,对于不合格的苗木在生长过程中,凭目测和经验完全可以辨别,从而移除不合格的苗木并进行补种,保留剩余49%的合格苗木,并非全部80000株苗木均需移除。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马信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万洪辩称，案涉枸杞苗木是谁出售的的并不清楚，我与本案无关。 蔡永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信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胜唐、李忠、李万洪、蔡永召共同赔偿原告损失6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被告李胜唐经李万洪介绍向蔡永召购买宁杞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出售给原告马信得，2016年4月6日双方签订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枸杞苗木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如果达不到，每株按5-10元赔偿，粗细达到0.4cm以上，八月份底见效，李胜唐、李忠代表出售方在协议上签字。原告将20万苗木中的12万转售给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部分村民，8万株转售给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山根西村村民童某。由于涉案苗木的生长情况有别于正常的枸杞苗木，2017年6月，马信得、童某、李胜唐协商由本院委托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涉案枸杞苗木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原告购买的宁杞1-2号枸杞苗木纯度为49%，没有生产和种植价值，建议挖除后进行补植。对转售给都兰县巴隆乡部分村民的枸杞苗木已达成赔偿协议，由被告李胜唐进行赔偿；对转售给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山根西村村民童某的8万株苗木，由于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童某于2017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调解原告马信得赔偿童某664400.26元。原告马信得认为被告出售的枸杞苗木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以致于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被告应按双方协议约定向原告赔偿680000元（每株按8.5元赔偿），故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李忠与蔡永召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如何确定；原告马信得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关于被告李忠与蔡永召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委托代理法律行为系代理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其效果直接或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承担，直接或间接约束被代理人的法律行为，系一种归属规范。（一）本案中被告李忠与蔡永召在庭审时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或书面委托协议，因此在李忠与蔡永召之间并不成立委托合同；（二）由于委托代理权的授予具有单方性、独立性及无因性，所以授权行为系单方法律行为，即无委托合同也不影响委托代理权的授予。委托合同的订立系为双方确定相应权利义务，在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便于追究其违约责任而已，因此是否订立委托合同并不影响委托代理权的授予。本案中，由于被告李忠与蔡永召进行过合作育苗，所以李忠在都兰县巴隆乡时接到蔡永召电话委托授权，让李忠代为收取剩余苗木款10000元，并签订《协议》。该事实虽无其他书证等证据证明，但该通话过程被告李胜唐与原告马信得均在场见证，并且结合证人童某证言及蔡永召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蔡永召表示同意以苗木对原告进行赔偿，而未对是否全额收到苗木款等事项提出抗辩意见，由此表明剩余10000元苗木款其已收到。因此，该院认为被告蔡永召对李忠进行了委托授权，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中买方为马信得这一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关于买卖合同的卖方如何确定问题，该院分述如下：（一）结合上述李忠与蔡永召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之论述，该院认定李忠非买卖合同的出售方，不属于《协议》的责任承担者；（二）李万洪在本案中虽被列为被告，但经过庭审核实，其仅在被告李胜唐与蔡永召之间发挥了居间介绍作用，并未参与到本案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中来，不属于买卖合同的主体；（三）本案中，原告马信得向被告李胜唐表达了购买宁杞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向其支付了200000元苗木购买款，李胜唐允诺可向原告提供宁杞1-2号苗木，并接受了200000元苗木款，该过程已符合邀约与承诺的合同成立要件。此外，结合李胜唐同李万洪、证人王某等人前往宁夏固原蔡永召处收购宁杞1-2号苗木，收购完成后运回都兰县交与原告马信得之行为，该院认为双方已进行了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行为。所以综上所述，该院认定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为该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同时被告李胜唐与蔡永召之间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两合同虽标的物相同，但所确定的单价不同，合同的相对方不同，因此应独立行使请求权，李忠代蔡永召在《协议》乙方（出售方）处签字的行为不能直接在原告马信得与被告蔡永召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原告马信得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2017年8月23日原告马信得与案外人童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马信得赔偿童某664400.26元。本案中马信得主张各被告应赔偿其损失680000元（每株按8.5元赔偿），该损失原告并未依据上述调解书主张，而是以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作为其维权之依据。该院审查认为，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是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约定“出售给青海省××县民的枸杞苗贰拾万株，枸杞苗品种宁杞1-2号，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好苗，如果达不到85%以上，每株伍至十元赔偿，粗达到0.4cm以上。八月份底见效。”，该协议旨在敦促和确保买卖双方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忠实履行合同义务，防止出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的行为，有效保障买方的合法权益，属意思自治原则下的真意表达。虽该协议中约定范围为出售给青海省××县民的枸杞苗20万株，但出售给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村民的××县民童某的苗木属同一批购买，且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未对该计算依据提出异议，故该院认为对8万株苗木的赔偿问题可继续沿用该《协议》予以计算。由于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质量达不到85%以上，每株按5至10元赔偿，所以通过对该《协议》的文义解释，在涉案苗木纯度只有49%的情况下，原告主张每株按8.5元赔偿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原告以该协议作为被告赔偿其损失，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即被告李胜唐应赔偿原告马信得680000元（80000株×8.5元/株）。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胜唐赔偿原告马信得6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马信得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李胜唐与被上诉人马信得之间履行的合同是居间合同还是买卖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的活动只是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合同关系，不负责合同的具体价款等主要内容。本案中，上诉人李胜唐从被上诉人蔡永召处分别以每株2.2元、2.6元的价格购得品种1-2号枸杞苗20万株后又以每株2.8元的价格转售给被上诉人马信得，赚取差价，其行为显然系买卖行为，而非居间行为。故，上诉人李胜唐与被上诉人马信得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居间合同关系，上诉人李胜唐应当承担买卖合同中的违约责任。 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李胜唐向被上诉人马信得赔偿680000元是否过高的问题。2016年4月6日，李胜唐、李忠与马信得签订《协议》，约定“出售给青海省××县民枸杞苗贰拾万株，枸杞苗品种1-2号，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好苗，如达不到85%以上，每株伍至十元赔偿………”,上诉人李胜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被上诉人马信得签订该《协议》，且《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违反公序良俗，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本案中，涉案宁杞1-2号苗木经鉴定纯度为49%，远远低于双方约定的枸杞苗木的质量，对此作为出售方的李胜唐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买受人马信得赔偿经济损失、赔偿数额，一审法院依据《协议》，每株8.5元计算，符合《协议》约定范围并无不当，上诉人李胜唐主张赔偿数额过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李胜唐与被上诉人蔡永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就自己遭受的经济损失，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胜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连明 审 判 员 吴培青 审 判 员 邢 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田雪梅 书 记 员 马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