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5行终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厚良，男，汉族，1968年8月28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系信阳市河区厚良茶场的经营者。委托代理人刘艳，女，汉族，1992年2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吴金贵，女，汉族，1970年6月11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原行政机关）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5000060673371。法定代表人孙云宏，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仲琪，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春晓，河南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复议机关）信阳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信阳市新五大道**/div>法定代表人尚朝阳，市长。委托代理人李巧云，该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刘厚良、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阳市人民政府因刘厚良诉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争议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行初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厚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艳、吴金贵，上诉人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徐仲琪、王春晓，上诉人信阳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巧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9年10月2日，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对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茶叶市场的卖茶叶商户进行专项检查，信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依法对原告销售的25kg四川茶叶现场抽样了500克，原告的妻子吴金贵在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和现场笔录上签名。2019年4月19日，该所出具XYSP20190275号食品检验报告书。经检验，所检项目铅不符合标准GB2762-2017规定。4月30日信阳市场监管局将上述检验报告送达给原告，同日，该局对原告涉嫌销售重金属严重超标茶叶进行立案查处。经调查，原告自认2019年3月28日从四川雅安购回25kg峨眉山春芽，进价200元／500g，售价220元／500g，物流费100元。被告信阳市场局据此认定原告该批不合格茶叶货值金额是11,000元，违法所得900元。2019年7月26日，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以原告销售茶叶“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重金属”，涉嫌构成犯罪为由，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后因原告销售的茶叶铅含量构不上严重超标，2019年8月12日案件被公安机关退回。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7月29日和8月28日两次对该案进行延期，2019年10月10日，该局形成了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笔录，2019年10月29日，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及听证告知。2019年12月4日，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对原告作出没收违法所得900元，并处罚11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信阳市政府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信政复决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起诉要求撤销上述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原审认为：本案系因销售铅含量超标茶叶引发的行政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材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据此，茶叶属于食品范畴，对其监管应遵照该法规定。该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本轮行政机构改革后，被告信阳市场局是本市范围内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机关。因此，该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在法律授权的行政职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信阳市场监管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针对原告销售茶叶中铅超标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围绕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行政处罚时是否遵守了正当程序，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时是否考虑原告违法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问题，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一、关于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问题。本案中，关于原告违法事实主要表现在递进存在的两个方面。一是原告销售的峨眉山春茶茶叶铅含量问题。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和受委托的检验机构随机抽样送检，经检验，所检项目铅不符合国家标准GB2762-2017的规定。信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的XYSP20190275号检验报告书送达给原告，原告表示不要求复检。因此，被告认定原告销售的峨眉山春芽茶叶铅含量（13.1mg／kg）超过标准指标（5.0mg／kg），为不合格食品证据充分。对于原告在诉讼中称被告在本次检验过程中，存在送检样品不确定，送达检验报告书超期等理由，既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相符，更与《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的规定相违背。同时，检验机构对被抽检的茶叶进行检验，是独立于本案行政处罚程序外的技术鉴定程序，《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已明确规定，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复检。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复检，视为原告对复检权的放弃和对检验结论的认同。二是原告销售峨眉山春芽茶叶的数量和价格问题。被告对原告销售茶叶的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认定，完全依据原告方自认的茶叶数量、进价和销售价，进而得出处罚所依据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被告既没有调查向原告供应茶叶的供货人，也没有调查向原告购买茶叶的消费者，更没有调查原告的茶叶购销支收情况，是不准确不客观的，违背了行政处罚时调查收集证据必须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因此，被告信阳市场局对原告作出110,000元罚款证据不充分。二、关于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第一，被告办案期限严重超出法定期限。《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程序暂行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本案中，被告虽然有两次延长办案期限的行为，但第二次继续延期的会议纪要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没有该局负责人参加人员的名单和签名，没有参会人员的讨论发言，更没有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对于这种严重超期办案的情况，被告也未提供办案过程中有中止、公告、鉴定等不计入办理期限的证据。第二，被告对该案件作出处罚时集体讨论不合法。该案经过被告两次延期办理，并作出110,000元的罚款，说明该案是重大复杂案件，依法应当进行集体讨论。被告虽有集体讨论笔录，但笔录显示被告的负责人仅有局长孙云宏参加，参加人员没有分别发表意见，使集体讨论流于形式，不能保证重大复杂行政案件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第三，被告在对原告进行处罚时，案件审核人员没有法律职业资格，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中，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审核人员周晞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应视为此次行政处罚的审核程序不合法。第四，被告在此案调查终结后，办案机构没有撰写调查终结报告，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的应当为而未为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被告在诉讼中提交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由于改动明显，办案人员落款时间是2020年6月19日，应属于诉讼后形成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视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三、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经审查，并无不当。处罚时充分考虑原告主动配合调查等情节，在量罚时取法律规定的（处以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起点罚款的倍数十倍作出罚款，体现了量罚时当原则。综上，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部分违法事实不清，未全部履行正当程序等问题，依法应予以撤销。但鉴于原告有销售铅超标茶叶的违法行为，该种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依法应予严厉打击，被告信阳市场监管局在行政处罚被撤销后，应当继续调查收集证据，完善相关处罚程序，对原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以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信阳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信市监工商处字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被告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信政复决字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责令被告信阳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对原告刘厚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三、驳回原告刘厚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信阳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上诉人刘厚良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检验报告书中的茶叶不是上诉人家中茶叶。一审认为“检验报告书由市监局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表示不要求复检，因此，市监局认定上诉人茶叶为不合格的证据是充分的；并认为，检验机构对被抽检的茶叶进行检验，是独立于行政处罚程序外的技术鉴定程序，上诉人明确表示不要求复检，视为上诉人对复检权的放弃和对检验结论的认同”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一审对上诉人再三强调的事实充耳不闻、不予审查，径行认定上诉人“明确表示不要求复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一审阶段数次明确陈述，市监局某人员2019年4月30日上门送检验报告书，上诉人当其面第一时间就对被检茶叶提出强烈质疑。报告书所检茶叶不是上诉人家中茶叶。而且，市监局在送达检验报告时从未告知上诉人有申请复检的法定权利、及应当在什么期限内、以怎样的方式申请复检、及不复检有什么后果，从未就是否申请复检征询过上诉人任何意见（见市监局4月30日的《现场检查笔录》）。而关于2019年5月10日的《询问笔录》，该笔录是市监局通过哄骗手段诱导上诉人先在大部空白笔录上签字而后补充的，笔录中所谓关于是否复检的问答，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达。且该笔录在复议阶段再次被补充取证后其内容又被添加篡改，笔录本身不具合法性。且时至5月10日，上诉人可申请复检的法定期限早已经过。市监局未尽告知义务及伪造笔录的行为严重违法。一审认为不复检即视为对检验结论的认同，这完全是谬论，法院没有任何法律及逻辑依据可认为或认定“不复检=认可”。即便检验机构的检验程序是独立的技术鉴定程序，这也不代表法院可以此作为借口不作为——不予审查检验程序的合法性、不予审查检验报告的完整性、不予审查认定检验报告作为委托方即市监局提交的诉讼证据的“三性”等法律问题。检验报告作为诉讼中一份普通的书面证据，依法必须经过上诉人充分质证。上诉人一审明确表达不认可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却罔顾检验程序的重大违法、检验报告的不完整、检验报告不能证明与上诉人家中的茶叶有任何关联性这些明显的事实，采信了依法不应当作为定案证据采信的检验报告书，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不复检=认可”的荒谬逻辑根源就是先做“有罪推定”。一审根据“不复检=认可”的谬论，加之罔顾上诉人意见，执意错误采信检验报告，据此进一步认定上诉人“有销售铅超标茶叶的违法行为”，该认定当然不成立。《检验报告书》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证据采纳。市监局茶叶检验程序至少有五处严重违法。检验所系受托抽检，受托人违法行为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茶叶检验程序严重违法，市监局不应当采用严重违反法定检验程序作出的检验报告，如果市监局执意在处罚时采用了该报告，法院审查时，也不得采信该检验报告作为认定市监局行为合法的定案证据。首先，2019年4月2日，信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执行抽样时，根本就没有两人以上的抽样人员在场。上诉人自始至终从未见过《抽样单》上的［方永凯］是何人。并且，抽样的当天，也没有任何人向上诉人出示过所谓《监督抽检通知书》《委托书》。该两项违法行为属于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明文规定。其次，2019年4月2日，检验所所谓现场抽取的样品系全部用的是透明自封塑料袋分装，而非密封袋分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拆封措施。并且，根本没有经过上诉人签名确认。该两项违法行为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明确规定。此外，市监局通知不合格检验结果明显超期，违反法律对此的时效规定。2019年4月19日出报告，应于4月23日告知结果，实际直至4月30日才告知不合格结果，该项违法行为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明文规定。《检验报告书》的内容缺少检验所涉关键信息，内容极其不完整。根据最高院就行政诉讼中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意见性证据的认定规则，行政争议案件中的检验及鉴定程序，只要检验、鉴定单位具备三项情形中的任何一项（或不具备资质；或程序严重违法；或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检验及鉴定结论，人民法院依法均不得采纳。《检验报告书》作为一份形式上的静态报告呈现，报告书本身的内容缺少检验关键信息。纸面上的信息仅有单薄的数字检验结论、没有任何关于检验过程事实的记录，根本不足以证明检验行为实际发生——检验报告书中既没有关于实际检验日期的记载。也没有关于检验部门、检验地点或实验室名称的记载。更没有关于主要检验器材设备、试剂名称的记载。此外，也没有任何关于检验方法（科学技术手段）的记载。而关于《检验报告书》对应的动态检验过程，市监局从未向上诉人或法院出示任何可证明检验日的拆样过程、检验器材设备的合格／达标情况、检验设备器材在检验日的清洁消毒情况、检验试剂的有效及其提取情况、上检过程情况以及检验最后出现物理、化学或肉眼可见的不合格结果的客观事实的证据资料。最简单易得的影像资料都没有。《检验报告书》流于形式，内容极其不完整。该报告依法不应作为定案证据采信。被检茶叶和4月2日从上诉人家中抽取的样品茶并无关联性。首先，市监局没有提供《检验报告书》所对应的被检样品或其备份样品的物证。亦未提供关于样品茶物证的照片、录像资料。4月2日从上诉人家中秤走的样品茶未经密封、未采取任何防拆封措施。样品茶的塑料包装袋是可供人反复拆装、可供无限循环利用的自封口透明塑料袋。塑料袋上也压根没有任何由上诉人签名认可的标记。其次，即便实际发生了检验行为、检验数据结果科学可信，《检验报告书》也仅能体现出检验所检验出了一份不合格样茶，不能证明该报告中被检的不合格样品来源于上诉人。现场秤走袋装样品后，如何标记、其后如何传递、样品被从现场转移后如何存储、检验日是何人及如何取样等事实，市监局不出示对应证据，该等事实情况均不可知。再次，依行政机关此类案件内部办案规范，实际检验日所检验样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必须经过××即上诉人的亲自确认。就市监局出示的证据所能够指向的事实，《检第2页共4页验报告书》中的被检样品与4月2日从上诉人家中抽走的样品之间没有关联性可言。《检验报告书》的编号和市监局复议阶段提交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的报告书编号不一致。编号XYSP20190275的《检验报告书》不具真实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复议阶段，市监局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诉讼阶段，市监局人员伪造证据，向法院提交了另外一份不同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鉴于市监局在诉讼阶段滥用职权伪造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办案人员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属于诉讼后形成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认定是准确的。但是，一审法院却未予审查市监局在诉讼之前形成的提交复议机关的那份《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所体现的关键事实，其中的检验报告同市监局送达给上诉人的报告书并非同一报告书。市监局出示此等自相矛盾的证据，上诉人无法认可其处罚所依据《检验报告书》的真实性。对于真实性严重存疑的证据，法院亦不应以此定案、据此认定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事实及合法依据执意去采信市监局该等程序严重违法情况下作出的、内容极其不完整的、不具关联性且不具基本事实证明力的《检验报告书》。三、一审法院避重就轻，审理及判决时回避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裁剪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取证申请，枉法采信市监局提交的两份不具合法性的笔录，错误认定事实。一审判决并未就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所体现的事实进行审查认定。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一共四项，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举证，用一组证据共同证明：直至上诉人的代理人到复议科阅卷之前，市监局处罚所依据的关键证据——《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始终由市监局单方持有，上诉人申请复议的当日，曾同步书面申请市监局公开三份笔录，市监局违法不作为始终不予公开；市监局明确自认已仔细阅读复议申请书的内容，称赞复议申请书有很高的法学造诣和水平，并称正在“积极应对”；市监局在复议阶段后补提供了其处罚上诉人时没有的证据，该等证据正好处处对应上诉人提出的复议理由；三份笔录中，凭普通人肉眼可见的、笔录内容中明显系市监局单方篡改补填的内容至少就有三处。然而，一审判决仅挑出录音证据，认定上诉人录音不合法，认定家庭微信群里的私人聊天记录不具证明力，罔顾市监局2019年12月补充调查取证在先（上诉人证据2-4的聊天记录客观反映当天情况，真实可信）、上诉人2020年1月看到篡改后的《询问笔录》在后（普通人肉眼可见的被篡改内容，刚好对应此前12月18日补充调查取证的内容），且法院对市监局不及时提供处罚依据的违法事实在判决书中未作审查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特别是证据3-3共同证明，取样程序严重违法。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该组证据证明的事实未作审查、不予审查认定市监局违法取样封样送达报告等基本事实问题（详见本《行政上诉状》上述之第二大项第1小项所述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时，裁剪上诉人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等文书申请鉴定的事实，审理及判决过程中，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未作任何审查认定。上诉人曾委托具有办案经验的公安系统工作人员再次前往复议科阅卷，凭普通人肉眼及专业人员的办案经验，三份笔录中，至少有两份笔录存在非常明显的被篡改痕迹，加之市监局滥用职权伪造《案件调查终结报告》的事实确认属实，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针对合法性严重存疑的《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申请笔迹鉴定，并在其后提交一审法院的《证据保全申请书》中再次恳请法院尽快启动鉴定程序，一审法院仅就证据保全申请作出回应，未就鉴定申请事宜作出审查答复，判决书中也裁剪了这一部分事实。其中，市监局4月2日《现场笔录》第2页“现场情况”一栏的记载内容“第3页共4页该批所检茶叶已售6公斤”，与客观实际不符，该处是市监局为了应对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质疑，事后滥用职权公然篡改了证据内容，杜撰添加、捏造的莫须有的事实。手书篡改的文字明目张胆直接压在防止篡改线（竖向波浪纹）之上。鉴于市监局提交的《现场笔录》和《询问笔录》这两份笔录中的内容不是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形成的取证内容，唯一的证据原件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已被篡改，该证据文件已不具真实性，更不具有合法性，依法当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罔顾上诉人申请，无视上诉人意见，片面执意采信被篡改的笔录，避重就轻，错误认定。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作出决定，对上诉人提交的复议申请枉法作出错误认定。上诉人于庭审之前2020年7月2日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然而，直至9月2日庭审结束，法院未就上诉人的申请作出任何答复；庭后，上诉人了解到，一审法院已自行向市监局调取证据，但调取的不是上诉人要求调取的证据，而是市监局提供的对市监局有利的证据；法院未将调取的证据送达给上诉人，未就相关证据安排举证、质证：于是，上诉人再次递交《要求法院依法公开所调取证据的申请书》，其后，一审法院作出不予准许的决定书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复议申请，一审法院却枉法认定：以上诉人的复议申请超期为由，对复议申请不作回应。申请人又为此提交了《关于请求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申请书》，然而，就在上诉人交邮该申请书之后、一审法院收到该申请书之前（物流从北京到信阳），一审法院已交邮寄出判决书。一审法院对市监局全程仅派遣一名执法办案人员、所有出现“黎卫亚”的签名全系徐仲琪代签的事实视而不见，判决中回避审查认定市监局该等明显的程序违法事实。四、在市监局诸多基本事实调查不清、处罚依据的证据不足、检验及处罚程序合计多达十几处违法、并涉及滥用职权伪造证据、严重超期违法实施处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意挑选其中的部分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剪裁及回避认定市监局其他诸多违法事实，判决撤销市监局违法处罚决定及市政府违法复议决定的同时，又枉法判令市监局继续调查、重作出处罚决定，实有俗称之“和稀泥”“两边不得罪”“踢皮球”“转移矛盾”之嫌，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意味着需补充计量秤重、重审定价、调查进销上下游、再就备样茶的真实性及有效性进行确认、再次检验等，依眼下实际，这些都是无法再操作的。况且，在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也无同时判决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的先例。请求依法全面审查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作为原告提出的诉求、事实和理由、证据资料、质证意见、各种申请文书以及代理人提交的代理意见等一审的案卷资料，请求贵院就一审未予审查认定的市监局的违法事实进行认定，纠正一审的错误认定，依法判决撤销平桥区法院“（2020）豫1503行初68号”《行政判决书》判项的第二项内容“责令被告信阳市场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对原告刘厚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阳市人民政府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市监局对被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9年4月2日，上诉人市监局的执法人员在专项行动监督检查时，依法对被上诉人经销的四川茶进行了抽样检验。经检验，被上诉人经销的该批四川茶属于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不合格茶叶。2019年4月30日，执法人员在向被上诉人送达检验报告书并预再次对该批茶叶进行检查时，发现该批茶叶已售罄。后经调查询问，被上诉人自认，其于2019年3月28日从四川雅安购进该批散装茶共25公斤，进价200元每斤，后以220元每斤的价格全部售出，物流100元，该批茶叶获利900元，没有供销台账。上诉人收集的证据有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检查笔录、对被上诉人的询问笔录等。因被上诉人生产经营的该批茶叶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依照第一百二十四条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完全依据被上诉人自认的茶叶数量、进价和销售价，进而得出处罚所依据的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上诉人既没有调查向被上诉人供应茶叶的供货人，也没有调查向被上诉人购买茶叶的消费者，更没有调查被上诉人的茶叶购销收支情况为由，认定上诉人调查搜集的证据不准确不客观，进而认定上诉人的处罚证据不充分，事实认定错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电子数据；（五）证人证言；（六）××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可见，被上诉人（××）陈述，为法定证据种类。相关证据是被上诉人不提供，未保存台账，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己承担。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陈述中所自认的事实予以定案，证据充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市监局办案期限的问题。涉案处罚决定因涉及检验、同时共有十家类似情况予以查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等因素，案情复杂。上诉人经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后延期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一审判决称上诉人申请延期的会议纪要不符合要求，没有参会人员签名及讨论发言。会议纪要是记载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时使用的法定公文。根据会议的性质、规模、议题等不同，大致有集中概述法、分项叙述法、发言提要法等写法。该次会议因参会人员系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人员，为小型会议且会议讨论事项单一、参会人员意见比较统一，会议纪要采用集中概述法，将参会人员及形成的统一意见以加盖单位公章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固定，并无不当。案件延期未规定期限未对被上诉人权益产生实际影响。2．关于案件审核人员资格问题。《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本案中处罚决定的审核人员，自其参加工作、参与处罚决定的审核至本案处罚决定作出，其已参与审核多年，故不受本条款之约束，涉案处罚决定作出的审核程序合法。3．关于案件集体讨论及调查终结报告。集体讨论记载有参加讨论人员意见及结论性意见并有出席人员签名，形式合法。调查终结报告，上诉人市监局在行政复议中所出具的报告为案件执法过程中所制作形成的报告，客观、真实，具有证明效力，后因客观原因，在诉讼举证期限内，上诉人不能及时提交该终结报告，故上诉人将原调查终结报告的电子版本重新打印并让当时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进行再次签字确认，而因两名工作人员笔误，将报告时间签为2020年，导致本案复议中的调查报告与诉讼中报告，落款时间的年限不一致。不可否认，上诉人市监局在本案执法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上诉人所作涉案处罚决定，或因程序轻微违法而被确认违法，但一审法院却以上述程序瑕疵直接判令撤销上诉人所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市人民政府，在对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受理后，通知上诉人市监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经审查，在市监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的基础上，作出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刘厚良销售的峨眉山春茶茶叶铅含量超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信阳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上诉人刘厚良妻子吴金贵签字确认的送检茶叶，委托检验机构检验，经检验所检项目铅不符合国家标准GB2762-2017的规定。检验报告书送达给刘厚良后，刘厚良表示不要求复检，可视为刘厚良对其销售茶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认可。上诉人刘厚良认为2019年5月10日的《询问笔录》，其受哄骗、诱导而在大部分空白的笔录上签字后信阳市市场监管局补充了部分内容，笔录中所谓关于是否复检的问答，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达，因刘厚良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哄骗或诱导，应视为该询问笔录中的回答有效。刘厚良关于其销售的茶叶并没有超标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刘厚良销售峨眉山春芽茶叶的数量和价格问题。信阳市市场监管局对刘厚良销售茶叶的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认定，完全依据刘厚良及其妻子吴金贵自认的茶叶数量、进价和销售价，进而得出处罚所依据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其既没有调查供应茶叶的供货人，也没有调查购买茶叶的消费者，更没有调查该批茶叶购销收支情况，违背了行政处罚时调查收集证据必须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而据此对刘厚良作出110,000元罚款，属主要证据不充分。被诉处罚决定依法应予撤销，维持该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应予以撤销。上诉人信阳市场监管局、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被诉处罚证据充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考虑到上诉人刘厚良有销售铅超标茶叶的违法行为，该种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依法应予严厉打击，判决责令上诉人信阳市场监管局在行政处罚被撤销后，继续调查收集证据，完善相关处罚程序，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以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锋审判员 李洪宇审判员 阮晓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樊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