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8民终405号上诉人：杨某，现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原五原县亨通肉联厂经营者。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蒙羊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某，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蒙羊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民法院（2019）内0821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邓某，被上诉人蒙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武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五原县人民法院(2019)内0821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侵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发回重审。（一）本案一审主审法官违反回避制度，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一审主审法官闫富荣与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赵建平关系亲密，在一审庭审后上诉人杨某提交案件材料时曾亲耳听到赵建平称呼闫富荣法官为“姐夫”，不论是否为姻亲关系，至少体现二人关系极其亲密，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第45条第3项应当回避的情形，但闫富荣法官并未主动回避，显然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本案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人数及身份均不符合法律规定。1、本案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赵建平以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代理人参与庭审，首先因其与闫富荣法官的亲密关系，导致闫富荣法官应回避而未回避；其次赵建平的员工身份仅由被上诉人单方出具的《职工身份证明》来证实，该证明不具备公信力，应当再辅以其他证据相佐证；最后，在一审庭审笔录、判决、授权委托书中，赵建平的职位均为行政部员工，但在《职工身份证明》中却“赋予”赵建平副总经理的身份，对于赵建平的职工身份矛盾重重。结合赵建平与闫富荣法官的关系，无法不质疑被上诉人授权赵建平为代理人的真实目的。2、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除了赵建平为公民代理之外，还另外委托了两名律师作为代理人，该情况在一审的庭审笔录及判决中均体现。被上诉人委托三名代理人显然是违反《民事诉讼法》第58条关于当事人最多只能委托两名代理人的相关规定。如此明显且不应出现的低级错误都能在庭审中堂而皇之的出现，可见一审庭审的粗糙及不公。综上，本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应当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被上诉人试图以其提交的《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饲草料销售合同》、《饲草料（销售）签收确认单》等主张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但该合同等是与《羔羊销售合同》相关联，买卖关系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间应为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于合同性质并未查清，便按买卖纠纷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的涉案合同与羔羊案件中的合同属于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法律行为，虽然被上诉人分开起诉，企图混淆视听，但是从本案及羔羊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均可看到“育肥羊”字样，并且在《到期付款通知书》中被上诉人也是将两者一概而论，那么结合两案材料，便可还原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仅是合同标题，并非合同本质。具体来说，被上诉人提交的《羔羊销售合同》中第九条第9.2款明确约定“甲方无偿为乙方提供种育肥羊的养殖技术指导；乙方积极配合甲方经营管理之需，及时向己方告知育肥羊的存栏数量、饲养、生长情况，若乙方不履行及时告知义务，甲方可随时单方解除合同（即不再供羊）”，由此可以清晰看到被上诉人不仅向上诉人供羊，并且养殖技术、监管都是由被上诉人负责，且被上诉人完全知晓羊的具体生长情况并做了相关记录。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不难看出，蒙羊公司与上诉人的合作模式为公司+农牧民的“羊联体养殖合作模式”，即按照公司向农牧户承诺的“六个统一”标准（公司统一提供种羊、饲料、兽药、提供饲喂体系、防疫体系），羊育肥出栏后再由被上诉人保价回收产品并支付养殖费用的“养殖回收”的合作经营模式。在此合作中，上诉人仅负责提供羊舍场地、羊只的饲喂等。2011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2011）第112条明确了“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的案由。养殖回收合同是一方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提供种羊、提供养殖饲料、提供防疫体系等、保证羊饲养为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提供饲养场地和喂养，成品由提供技术和种畜方保价回收的合同。由上可见，该合同的名称与实质内容不符。2、根据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饲草料（销售）签收确认单》可显示“育肥羊”字样，一审羔羊案件中提交的《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对账单》这一证据中，亦明显可以看到“合作育肥销售数据”“合作育肥屠宰数据”“合作育肥还款数据”的字样，如果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又何来后续屠宰，更何谈“合作育肥”？该对账单明目与合同中权利义务约定的内容相一致，再一次印证了双方为养殖回收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本案被上诉人既是负责提供羊、又提供饲料，羊出栏屠宰后又归其所有等），被上诉人自行提交的对账单、合同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养殖回收合同的特征，显然可以看出合同实质，本案也应定性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饲草料销售合同》《饲草料（销售）确认单》并非真实的，不应作为账款凭据，被上诉人亦不能因此主张上诉人的违约责任。1、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其与上诉人于2015年在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蒙羊大厦签订《饲草料销售合同》，这一陈述并不属实。被上诉人本案一审举证的全部合同中并没有一份签订于2015年。2、《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为蒙羊牧业股份公司为了包装上市，使得财务数据看起来好看，要求上诉人配合签订的，主体也并非蒙羊公司，且该份《对账单》并没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述的有对应的《2015年饲料销售合同》，也没有任何签收单等，该对账单为了夸大被上诉人业务以及应收账款而编造的漏洞十分明显，如玉米价格来说竟高达每斤1.2元以上，这并不是当时市场价，可见该对账单为被上诉人自行编撰。原告虽持有《对账单》，但对交易的方式不明确，未提交履行交付饲草料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3、被上诉人提供的七份《饲草料销售合同》及《饲草料（销售）确认单》为蒙羊牧业股份公司为了包装上市，使得财务数据看起来好看，要求上诉人签的。该七份合同上诉人签署的是空白合同，仅在合同最后一页签署盖章，上诉人并不知晓合同的具体内容。且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合同每次都是签订于呼和浩特市蒙羊大厦，而当天饲草料就运抵上诉人处，上诉人接受并且签字，这意味着每次运饲料上诉人至少得先去呼市再随同当天车辆返回五原，货车拉上货物还需要走约400公里，显然不现实。4、被上诉人提供的剩余《饲草料（销售）确认单》并未有相对应的销售合同，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故，被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能作为账款凭据，被上诉人更不能凭借该证据材料向上诉人主张欠款及违约金，一审法院亦不应以此为审判依据，属于事实不清。（三）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羔羊无检疫合格证明，其后大量羔羊死亡，导致了上诉人的严重损失，也导致被上诉人自身的损失，被上诉人不应因此将损失以饲料款的明目转嫁至上诉人，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应当依法保质保量向上诉人提供健康种羊、饲料、药品和防疫、饲喂体系等技术支持；就上诉人而言，提供养殖场所，按照被上诉人驻厂技术人员指导要求安排饲喂羔羊，管理羔羊确保不丢失即为履行合同义务。众所周知，巴彦淖尔在2014-2015年发生过“一类动物小反刍疫情”，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然向上诉人提供没有检疫合格证的羔羊，运送至上诉人处，其后羔羊开始因各类原因大量死亡，导致上诉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该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专门对动物交易调运防疫作出详细的强制性规定，动物调运必须向当地动物检疫部门申报检疫并要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才可离开产地。被上诉人作为羔羊的提供方，是在明知羔羊没有检疫合格证明的情况下依然不予办理相关证明，并直接非法调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羔羊给上诉人，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羔羊死亡的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羔羊成本及饲料成本，并赔偿上诉人的养殖损失。（四）一审法院遗漏关键证据未予以核实，导致其认定的基本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未调取由被上诉人控制的上诉人杨某的中国建设银行尾号6687的银行账户，导致认定事实与真实情况严重不符。因被上诉人曾要求上诉人杨某也就是原五原县亨通肉联厂的经营者办理了一张建设银行借记卡，开户行在建行呼和浩特西蒙奈伦支行，卡号为×××。这张银行卡自办下来之后一直由被上诉人持有、使用，银行流水记录属于本案重要证据。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上诉人庭前己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申请五原县人民法院给予调查、收集相关证据。主审法官开庭前并未调取，但承诺开完庭之后调取，然而现实情况是，直到判决下达也没有履行职责，且不说明任何理由，上诉人认为这是遗漏关键证据。（五）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事实上属于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养殖户现在都没有获得应当属于自己的利益，却成为一审被告，被上诉人不应当将自身过错产生的损失变相转嫁给上诉人。2015年，蒙羊公司人员来到五原开拓业务，介绍蒙羊公司加农户的“羊联体”运营模式，也就是说由蒙羊公司提供羔羊和饲料，由农户提供场地和劳动力，有蒙羊公司提供驻场人员（该人员食宿由养殖户承担）负责羊场的日常管理，羊群的疫病防疫，育肥羊的屠宰等一切事项。等到羊能够出栏时，由蒙羊公司按照每23.5元的价格回收，或者高于市场价两到三元，扣除羔羊成本、饲料成本后给予养殖户一定收益。实际上，本案为被上诉人用自己的饲料喂养自己的羊，从交易习惯来讲，假如真的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饲料，又如何在上诉人持续欠被上诉人款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旧和上诉人发生买卖饲料交易？被上诉人提供的饲料销售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超10日被上诉人便可以解除合同了，又如何持续逾期3年被上诉人都不向上诉人追要款项，这完全不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故，这是被上诉人在给自己的羊供应饲料，上诉人只是负责将这些饲料喂给羊而已，明明没有发生交易，被上诉人利用农户缺乏文化知识和交易经验诱使他们签订所谓“买卖合同”进而利用这些虚假的交易意图欺骗投资者，更为恶劣的是以此为证据向这些无辜农户提起了大额诉讼，这对于每个农户来讲都是灭顶之灾。综上，一审中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事项，且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利，并且给当地农户及畜牧业正常发展带来极坏影响，故请求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一审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蒙羊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称一审诉讼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主审法官违反回避制度，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一审审判过程中，法庭也提示原被告双方是否申请回避，上诉人、被上诉人均表示不申请。2、上诉人主张一审代理人人数及身份不符合法律规定，赵建平作为蒙羊公司临时聘请的员工，专门负责处理内蒙古西部地区范围内的羊源客户清收业务，属于劳动法允许的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主的用工方式，另外一审原告代理人人数问题并未剥夺上诉人的诉讼程序、实体权利，对上诉人没有任何影响，不属于法定的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的理由。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蒙羊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饲草料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约定了饲料名称、数量、价格、质量、交付方式、风险转移、违约责任等条款，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上诉人杨某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双方合作过程中，签署的任何协议、合同，属于双方自愿行为。《饲草料销售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且蒙羊公司已经完成交付义务，上诉人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属于上诉人违约，蒙羊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三、上诉人提出《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饲草料销售合同》、《饲草料（销售）确认单》并非真实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饲草料销售合同》、《饲草料（销售）确认单》均有内蒙古五原县亨通肉联厂的盖章，杨某签字，证明上诉人对购买饲料以及所欠饲料款的认可。蒙羊公司将饲草料交付上诉人后双方在《饲草料（销售）确认单》上签字，证明上诉人已收到饲料，此确认单已完全能够证明双方产生了交易。《饲草料销售合同》根据双方真实的交易行为后补，系上诉人对已收到饲料的进一步认可。四、羔羊检疫合格证明与双方的饲料买卖合同并无任何关联。上诉人主张蒙羊公司掌握其银行结算卡，没有事实依据。蒙羊公司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银行卡，而且上诉人要求法院调取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储户查阅自己的银行交易明细，是储户的权利，上诉人凭借自己的身份证件完全可以自行去银行调取查阅，要求法院调取，属于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一审法院的做法没有任何不妥。五、上诉人所说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杨某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商多年，社会经验丰富，有充分的认知能力，在双方合作过程中，签署的任何协议、合同、对账单，都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双方自愿行为，所有合同、对账单均系上诉人自己盖章、签署，蒙羊公司没有任何欺骗行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蒙羊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向蒙羊公司支付饲料款2585406元。2、请求判令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向蒙羊公司支付违约金258540.6元。3、诉讼费由五原县亨通肉联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蒙羊公司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之间存在买卖饲草料合同关系。从2015年开始合作，2016年3月31日，亨通肉联厂与蒙羊公司签订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一份。对账单中载明：“对账时间：2015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累计销售饲草料584吨，金额1325106元，客户（盖章）：杨某，五原县亨通肉联厂”。2016年9月-2017年10月蒙羊公司再次向五原县亨通肉联厂销售饲草料，双方并签订饲草料销售合同7份，累计销售金额1084300元。共计欠款2409406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蒙羊公司已经向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交付饲草料，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已签收。2016年3月31日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与蒙羊公司签订了对账单，且五原县亨通肉联厂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故蒙羊公司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之间买卖关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五原县亨通肉联厂至今未履行给付义务，因此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应支付饲料款2409406元。关于蒙羊公司主张五原县亨通肉联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蒙羊公司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双方在饲草料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逾期付款，每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1%违约金，故对蒙羊公司请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违约金计算为240940元。由于蒙羊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票号为3608、3616、4596、4600的票据（4张票据金额为176000元）未提供原件，对此不予认定，对蒙羊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原县亨通肉联厂辩称蒙羊公司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事实上属于委托育肥肉羊的关系，因五原县亨通肉联厂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对蒙羊公司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蒙羊肉业有限公司饲料款2409406元、违约金240940元，合计265034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蒙羊肉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552元，由五原县亨通肉联厂负担。上诉人杨某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以下证据：一号证据：网页新闻一份，欲证明双方当事人为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二号证据：牲畜死亡证明一份；三号证据：动检所信息单一份；四号证据：死亡羊只照片，上述二、三、四证据欲证明蒙羊公司提供羔羊没有检疫合格证，由于蒙羊公司提供不合格的羔羊，导致羊大量死亡。五号证据：银行流水一份，欲证明双方存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银行账户由蒙羊公司控制，所有羊屠宰后归蒙羊公司，屠宰款也转回给蒙羊公司，该银行流水与蒙羊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相对应，并非真实情况。上诉人除了为蒙羊公司代养羊之外，蒙羊公司还从上诉人处购买白条羊，但白条羊的付款却由杨某账户支付给亨通肉联厂。蒙羊公司要求杨某贷款50万元后以支付饲料款的名义直接将钱转给了蒙羊公司。六号证据：短信记录四份、淘宝记录四份、支付宝记录两份，欲证明蒙羊公司让上诉人从银行贷款后，款项被蒙羊公司以支付羊款名义转给蒙羊公司。七号证据：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一份，欲证明蒙羊公司养殖户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蒙羊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一号证据：首先，新闻有夸大情节且内容不真实，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二、三、四号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本案的合同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羔羊死亡属于杨某的责任，被上诉人已完成交付所有权及灭失的风险由杨某承担，且杨某在合理期限内未对羊只的质量提出异议，视为我方交付的羊只质量合格。五号证据：并不能证明杨某的银行卡由被上诉人控制。六号证据：杨某贷款后资金支付给被上诉人，是因为杨某欠被上诉人货款，是正常的支付货款行为。七号证据：司法裁判文书不得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中国实行的不是判例法，另外，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是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已经有生效的一审判决，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杨某提交上述证据同时申请证人贾某、刘某出庭作证。证人贾某证实，我为杨某证明，我从2014年4月入职惠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蒙羊牧业子公司，是活羊的采购部门，2014年年底转到蒙羊羊业公司，也是蒙羊牧业旗下子公司，我从2015年在五原地区为蒙羊的合作户采购活羊，我带一个出纳人员进行活羊羊款的支付，我清点羊数量，我证明杨某和蒙羊公司是属于代养的一种合作关系，公司出钱派我和出纳为给杨某买羊，杨某的羊场我见过，存在死羊现象。证人刘某证实,当时我与蒙羊签合同是代养模式，我和杨某是一样的合作模式。上诉人杨某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贾某曾经为蒙羊公司员工，其完全能证明蒙羊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是养殖回收关系，且蒙羊公司给杨某的羊并无检疫合格证，虽然证人贾某已于2017年之前离职，但是上诉人杨某与蒙羊公司的合作被上诉人所述为2015年即开始，该合作为连续性具有承接性的长期合作，其证言充分证明从蒙羊公司与杨某一开始合作即是养殖回收关系，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刘某与杨某同为养殖户，结合鄂尔多斯的案子中的养殖户，所有养殖户与蒙羊公司的合作模式均一致，且刘某的证词结合本案法官所调取的鄂尔多斯中院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明确看出上诉人的银行卡是由蒙羊公司所持有的，上诉人养殖场也存在死羊情况，死羊责任应当蒙羊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蒙羊公司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贾某并不能证明双方为养殖回收关系，蒙羊公司与上诉人为买卖合同关系，有双方签订的羔羊销售合同，以及签收单作为证据，杨某仅负责一部分业务，其并不能证明双方的关系。刘某的证人证言，刘某本身识字且是政协委员，但是在宣誓证人誓词时却谎称自己不识字，因此刘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有疑问，且刘某与蒙羊公司正在纠纷诉讼过程中，对蒙羊公司有很大敌视意愿，证人证言的偏向性较强，证人证言证明力存疑。刘某的证言说蒙羊的收购价高于市场价，但是杨某在上诉状中说蒙羊收购价低于市场价，与刘某的证人证言相矛盾。且刘某及上诉人说蒙羊是收购，如果按照杨某的说法是代养的关系，何来的收购。上诉人杨某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6民终1014号案件中“公安机关对武某、曹习文的询问笔录”及育羊数据。经本院调取后，庭审中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1、蒙羊公司与农牧民形成的是养殖回收的关系。2、蒙羊公司提供的羊没有检疫合格证，羊死亡的责任应由蒙羊公司承担。3、羊的收购和死亡数量等由蒙羊公司派驻的驻场人员负责监管报告给蒙羊公司。4、证明养殖户的银行账户由蒙羊公司控制。5、蒙羊公司统一形成格式化的对账单，亦证明蒙羊公司与养殖户存在养殖回收法律关系。6、蒙羊公司与农牧民该种养殖回收的合作方式由来已久，并且合作面积不仅涉及五原县，更涉及鄂尔多斯等多地，其合作方式中包含控制养殖户的银行账户已形成固定模式。被上诉人蒙羊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该份笔录是在杭锦旗发生的吉牧斯案件所做调查笔录，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该份调查笔录并不能证明双方合作是养殖回收关系。二审查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营业执照载明，类型：个体户；经营者：杨某；组成形式：个人经营。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于2020年5月28日注销，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蒙羊公司向五原县亨通肉联厂销售饲草料，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3月31日签署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中明确：“对账时间：2015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累计销售饲草料584吨，金额1325106元。客户（盖章）：杨某，五原县亨通肉联厂”。此后，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期间，蒙羊公司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签订饲草料销售合同7份，饲草料合款1084300元。依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据实认定蒙羊公司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是养殖回收法律关系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已查明上述“对账单”及饲草料销售合同均有蒙羊公司盖章及杨某本人签字，可以认定蒙羊公司向五原县亨通肉联厂销售饲草料的事实存在，饲草料核款24094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蒙羊公司向五原县亨通肉联厂销售饲草料核款2409400元，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应向蒙羊公司及时支付货款，拒不支付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鉴于五原县亨通肉联厂在二审诉讼期间注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五原县亨通肉联厂虽然注销，但其对蒙羊公司的债务应由其经营者杨某承担。上诉人杨某提出，一审主审法官与蒙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平关系亲密的情况下，法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对案件进行审理属程序违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在上诉人杨某未能提供证明一审审理案件的法官与对方当事人关系亲密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不存在程序违法情节，对上诉人杨某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杨某提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除了赵建平为公民代理之外，还另外委托了两名律师作为代理人的问题。经审查，一审诉讼期间蒙羊公司委托了三名诉讼代理人，但出庭参加诉讼的仅两名诉讼代理人，判决书中出现三名诉讼代理人名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规定，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五原县人民法院（2019）内0821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即：“驳回蒙羊肉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五原县人民法院（2019）内0821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即“五原县亨通肉联厂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蒙羊肉业有限公司饲料款2409406元、违约金240940元，合计2650346元”为“杨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蒙羊肉业有限公司饲料款2409406元、违约金240940元，合计265034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9552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淑珍审判员 李智平审判员 李建刚二○二○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王亚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