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福国，男，1974年4月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现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平，女，1976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现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胜，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烈，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明，女，1976年8月2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昭君，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福国、王立平因与被上诉人王丽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福国、王立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素不相识，双方无论是借款前还是借款后，从未针对借款事宜进行过协商。被上诉人也从未以上诉人不按期偿还借款为由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从未通过电话或者见面等方式催要款项。因为被上诉人自己清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庭审中被上诉人举示的借条都是被上诉人的老公公杨庆义之前打印好的，只需要上诉人签字即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老公公杨庆义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杨庆义向上诉人索要的利息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民间借贷法律所保护的范围，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高利贷行为。杨庆义为了规避法律红线将每个周期的借款都重新按照高利贷进行计算，再要求上诉人书写借条，将所有的高利率产生的利息算做本金，计入下一周期的借条里。事实上，上诉人为杨庆义出具过很多的借条，有的由杨庆义返还给上诉人，有的直接撕毁，有的杨庆义没有返还给上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就是杨庆义让上诉人出具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杨庆义事先书写打印好的。上诉人和本案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对借款的具体事项进行过协商。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没有借贷的合意，书写的借条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的内容及金额均不是由上诉人决定的。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交付任何款项，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任何款项。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交付任何的款项，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取款凭证，但是该凭证无法证明其已经将款项交付给了上诉人，且没有任何收条、没有任何的证人，没有任何的交付款项的影像资料。上诉人真的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款项。本案标的额是1187000元整，如此巨大的金额，为什么不通过银行转账呢？被上诉人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也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就是为了虚假诉讼，才在上诉人签署借条的日子，特意去银行取出现金的，取出来现金后也没有交付给上诉人，其将现金交付给何人，存放在何处，现在均不得而知。现在被上诉人仅有一张取款凭证，该凭证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取过款项，但是无法证明其将118万多元的现金交付给了上诉人。且上诉人自始至终明确予以拒绝，所以118万多元是实际交付给了上诉人，该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交付给了上诉人。118万元属于数额巨大的金额这么多的款项提取现金在2016年甚至是今天也不符合常理，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一审法院仅仅因为被上诉人有能力出借118万元，便认定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的118万，属于严重的错误。一审法院没有结合证据，而是仅仅依照自己的推断审理案件。综上，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118万多元。第三，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涉嫌发放高利贷，涉嫌非法经营、涉嫌诈骗罪。被上诉人和其老公公杨庆义合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诉讼或者仲裁等合法方式，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强迫上诉人书写不真实的借条，并刻意制造银行取款凭证证明交付款项，以多个虚假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诉讼。杨庆义在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中，杨庆义主张高额的利息，该利率远超法律所保护的上限，为了得到高额的非法利息，采用由上诉人向其家属出具借条的方式，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经营。被上诉人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现该主张被一审法院认定，已经达到虚假诉讼既遂的标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方之间没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支付118万多元的款项。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是虚假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丽明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上诉人提出的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是毫无依据的。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条、承诺函、银行取款记录等债权凭证已充分证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上诉时均提出原、被告素不相识，但在一审庭审中却自认其与被上诉人双方同住一个小区，车位紧挨，与被上诉人配偶、亲戚熟悉，是前后楼邻居，可见上诉人前后矛盾、说法不一，在一审立案前还与被上诉人沟通以房700万元抵债，而被上诉人就是基于双方是10多年的老邻居，双方彼此了解才出借项款。上诉人明显是为了逃避债务而做的虚假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承诺书》均由上诉人签名捺印，证明借款关系成立，上诉人已收到所有借款。在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中，上诉人明确表述“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6年2月24日向王丽明借得现金：1187000元，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双方约定按借款利息为月息2%，承诺人收到借款的同日出具了借条一份，到2018年12月24日内偿还完毕上述借款本息。……”这充分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2月24日出具借条同时已收到了借款1187000元，双方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借款已给付。倘若上诉人没有收到借款，其不可能在2016年2月24日出具借条后，在时隔2年后2018年10月24日出具承诺书，再一次确认收到借款的事实，以上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上诉人已收到全部借款。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上诉人受借款合同约束，承担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所述被胁迫签字捺印根本是不存在的，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和承诺书上签字，就代表对借款事实的认可。三、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涉嫌发放高利贷，涉嫌非法经营、涉嫌诈骗”是对被上诉人诽谤。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是从银行取出现金后就室交付给上诉人，并且银行流水交易对账单也可证明在当月当年没有虚假重复存款的情况。借款月利息2%也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并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应付利息也进行了减免10个月23万多元的利息。故上诉人上诉理由所述都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被上诉人出借款项，都是按上诉人要求以现金支付，提前沟通需要多少借款，被上诉人才提前向银行预约取款。难道被上诉人以现金支付借款就能成为债务人不偿还借款的理由吗？据被上诉人事后了解，上诉人对外债务很多，也是法院失信人员。所以其借款时要求被上诉人现金支付，以规避法院查封。而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时还想着让上诉人渡过难关等回笼资金来偿还借款。被上诉人才是受害者，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出借款项，而上诉人为了不偿还借款找来一堆莫须有的理由倒打一耙，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五、至于上诉人与案外人的借款关系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本案是因上诉人不守信用欠债不还导致的，其上诉就是为故意逃避债务，无理缠诉，故意拖欠，故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丽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187,000元；2、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利息（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全部借款偿还完毕止，按年利率24%计算，截至起诉日暂计算95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均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4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王丽明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同日，原告通过大连银行取款1,187,000元。2018年10月24日，被告曲福国出具《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6年2月24日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二分），承诺人收到借款的同日出具了借条一份，到2018年12月24日内偿还款完毕上述借款本息。若逾期按违约偿还，应从2016年12月24日至还款日期止承担利息为月息3%（三分）计算利息，直至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完毕止。”二被告另提供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曲福国向案外人杨永明、徐家蕴、徐桂兰出具的借条5张；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2份、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一份，证明被告曲福国分别于2012年10月23日、2012年10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转账500,000元、175,000元；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份，证明被告曲福国分别于2012年9月5日转存800,000元、2012年9月6日现支1,500,000元、2014年7月1日还款及利息370,000元、2014年12月1日利息300,000元；转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曲福国于2017年1月26日以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支付500,000元；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一份、活期账户历史明细2份，证明2010年11月23日案外人大连世纪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向被告曲福国付款900,000元。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和案外人杨庆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均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被告已还清杨庆义全部借款，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第二，本案原告是否已向被告实际交付借款。关于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本案中2016年2月24日《借条》中二被告均签字并按捺手印确认了向原告借款的事实，2018年10月24日《承诺书》上亦有被告曲福国签字及手印，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二被告虽辩称上述《借条》、《承诺书》系在被欺骗、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但二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其次，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借王丽明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6年2月24日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上述内容不仅反映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亦表明了被告作为借款人认可收到了《借条》载明的款项。虽然款项的给付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给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款项给付了被告，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能够证明其具有现金支付借款1,187,000元的能力。再次，二被告辩称不认识原告，但从庭审调查看，原告王丽明与另案原告杨永明是夫妻关系，与二被告住在同一个小区前后楼，且被告曲福国自认其与原告王丽明的公公、另案原告杨永明的父亲熟识，根据被告当庭提供了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曲福国向案外人杨永明、徐家蕴、徐桂兰出具的借条及银行转款凭证等，可以看出，被告曲福国与原告的丈夫杨永明之间存在过借贷关系，之间有过资金往来，因此，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显不属实。综上，结合二被告签字并按捺手印确认的《借条》、《承诺书》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本案原告是否已向被告实际交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系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庭审中，二被告虽辩称没有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1,187,000元借款，但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字并按捺手印的《借条》、《承诺书》的后果应当清楚。二被告于2016年2月2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假使如二被告所述是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的，但时隔两年被告在2018年10月24日仍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确认借款事实，是不符合常理的。二被告理应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二被告提供的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的《借条》、银行流水、转账凭证、转账单等证据，均系被告曲福国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往来，与本案原告无关，且部分证据为复印件，显示的借款时间与本案诉争的借款时间也不一致，据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其辩驳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1,187,000元的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已向二被告出借款项1,187,000元，二被告应按《借条》、《承诺书》的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被告双方虽然在《承诺书》中约定：“若逾期按违约偿还，应从2016年12月24日至还款日期止承担利息为月息3%（三分）计算利息，直至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完毕止”，但现原告主动将利息计算标准降低为年利率24%，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二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87,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曲福国、王立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王丽明借款本金1,187,000元及利息（以1,187,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48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共计16,948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曲福国、王立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对于2016年2月24日的签订的《借条》和2018年10月24日签订的《承诺书》签名和按手印均无异议。《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6年2月24日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在事隔两年后上诉人再次确认借款额为1187000元并明确“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现上诉人辩称《借条》、《承诺书》系在被欺骗、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与（2020）辽02民终6639号、（2020）辽02民终6638号案件的辩驳理由如出一辙。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借条》两年零八个月之后又签订《承诺书》，再次确认借款额为1187000元并明确“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现又以种种理由予以否认实属有违诚信和浪费司法资源之嫌。故原审结合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及双方签订的《借条》和《承诺书》等诸多因素确认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曲福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96元（上诉人已预交），由曲福国、王立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王良家审判员  李 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杜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