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7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法定代表人：赖旭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佳霖，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诚，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陈汉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筝，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乐，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股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嘉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升达股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佳霖、李诚，被上诉人富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筝、倪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升达股份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328号民事判决；2.裁定本案发回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富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富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升达股份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江昌政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越权代表升达股份公司对外签订《保证合同（适用于法人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号：FJZL-2017-105-BZ-3，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为江昌政担任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升达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富嘉公司明知存在法定代表人逾越权限的情况，也明确认可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审查升达股份公司相关公司决议文件，富嘉公司不属于善意的担保权人。因此，案涉《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富嘉公司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判决认定，升达股份公司与升达集团公司之间存在互相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升达股份公司曾因升达集团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而获益。一审判决进一步认为，由于这一商业合作关系的存在，富嘉公司已经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有理由相信签订《保证合同》系升达股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判决《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升达股份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升达股份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无视保证人为上市公司，以及保证人、债务人均受江昌政实际控制的事实，未查清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的款项流向，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升达股份公司未就案涉对外担保作出任何公司决议，法定代表人江昌政未经授权，擅自以升达股份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一）升达集团公司系升达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案涉保证属于上市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提供的关联担保。升达股份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富嘉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保证合同》显示，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具体时间不详。据富嘉公司一审陈述，《保证合同》于2017年6月签订。2017年6月期间，债务人升达集团公司为保证人升达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江昌政为升达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昌政同时也是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一债务人广元升达公司为升达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基于《保证合同》签订时债务人与保证人的关系，本案属于上市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案涉保证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关联担保。（二）关联担保事宜未经升达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升达股份公司没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江昌政构成越权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富嘉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自认，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审查升达股份公司相关决议文件。升达股份公司事实上也未就案涉担保事宜召开股东大会。根据升达股份公司2017年半年报，2017年上半年间升达股份公司召开了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和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并不涉及本案担保事宜。本案中，在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升达股份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江昌政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人名章、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超越了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构成越权担保。二、富嘉公司并非善意的担保权人，案涉《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富嘉公司对江昌政超越权限订立《保证合同》明知，不属于善意的担保权人。（一）本案中，上市公司升达股份公司的股东情况为公开可得信息，富嘉公司对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股份公司的持股关系明知。因此，富嘉公司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不审查升达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这一消极行为足以说明富嘉公司并非善意担保权人。（二）富嘉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受担保时审查担保方的决议文件的法定要求，未超出其自身实际具有的认知水平和注意能力，立法关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属于富嘉公司的应知范畴。（三）富嘉公司不仅不属于善意的担保权人，甚至存在明知江昌政越权代表而接受违规担保、为己方不当谋利的恶意。案涉《保证合同》系富嘉公司单方提供。《保证合同》第一条第2款明确约定，“在签署和履行本合同前，保证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对保证人有约束力的合同文件约定取得所需政府部门或第三人以及公司内部权力机构的同意和批准并采取了所需的全部措施等”。富嘉公司在其自行拟定的合同中明确要求保证人提供公司内部权力机构的同意和批准，故其明确知悉案涉保证应当取得公司内部权力机构的决议，并对保证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该条款的约定也不能免除富嘉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应承担的法定注意义务。一审中，富嘉公司提出其没有审查升达股份公司相关决议文件的理由是，其认为升达股份公司是上市公司、相信其担保能力，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股份公司存在合作的担保关系。富嘉公司这一借口完全不符合常理：一方面，公司的担保能力与经办人是否有权签订保证合同无关，升达股份公司的上市公司身份和提供担保的能力不可能使得一个专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金融机构产生不需要获取公司决议的幻想，也无法免除其依法审查的法定注意义务。另一方面，富嘉公司主张，由于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股份公司存在合作的担保关系，故其没有审查公司决议，这一理由更是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富嘉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之时，曾审查过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股份公司之间存在合作的担保关系，这一理由仅仅是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称九民纪要）的出台，富嘉公司临时寻找的借口。综上所述，富嘉公司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明知涉案担保事项未经升达股份公司决议、江昌政越权代表，仍在《保证合同》上仅有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的情况下接受担保，并在本案中主张双方担保关系成立，故其不属于善意的担保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案涉《保证合同》应属无效。三、本案不属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无须公司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富嘉公司于2020年5月向法院提交两份判决书，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终1176号升达股份公司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泰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初709号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租赁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升达股份公司和升达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而援引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的规定，主张在此情况下，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一审法院不仅采纳了该两份证据和富嘉公司的这一主张，甚至还认定由于所谓的“互相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的存在，“富嘉公司已经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这一认定违反事实和逻辑。升达股份公司认为：一方面，升达股份公司和升达集团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互相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富嘉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更未基于对该等相互担保关系的合理信赖而“已经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一审判决对作为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另一方面，一审判决完全忽视了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所称的“互相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所应具有的对等性和互利性，亦未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角度考察债权人富嘉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是否“系基于对九民纪要第19条所规定的例外情形的明知与合理信赖”，而是机械、错误地解释与适用了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的规定，得出了与公司法、合同法等上位法律规范直接冲突的结论，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自解释而言，互相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应具有对等性和互利性，无法或很难在存在控制和被控制关系的关联公司之间实现。一审程序中富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升达股份公司曾经从升达集团公司提供的担保中实际获益，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亦未能充分查明，构成认定事实不清甚至错误。（二）富嘉公司未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对互相担保关系进行审查并据此产生合理信赖，一审法院认定富嘉公司已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对于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孤立、机械的理解明显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共同建立的公司对外担保规则体系直接冲突。如前所述，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规定共同建立了“除非构成表见代表，否则越权行为无效”的代表权限制规范理论，作为规制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则体系。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规定任何“在没有保证人公司机关决议的情况下、无需债权人为善意即可认定保证合同有效的情形”。升达股份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案涉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形，九民纪要第22条对该等情形作出特别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对该条规定的解释，上市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债权人不是善意相对方，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市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中根本没有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的适用空间，一审法院根据该项规定认定本案《保证合同》有效，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一，九民纪要第22条规定及理解。针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形，九民纪要第22条已作出特别规定——“债权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其编写的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中解释该条规定时，明确指出——“在上市公司的签约代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违规代表上市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并非善意，担保合同必然无效，上市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基于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原则，在上市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中，显然应适用九民纪要第22条的特别规定，不应适用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的一般规定。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的立场。于2020年11月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条规定：“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代表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相对人未审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的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等信息，其请求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第十条规定明显沿袭了九民纪要第22条规定和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的解释，进一步印证了最高人民法院在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中一以贯之的“从严要求债权人审查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告，避免上市公司被签约代表违规操纵、向恶意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导向。第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国务院于2020年10月9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第五条中，国务院也特别指出应当“依法依规认定上市公司对违规担保合同不承担担保责任”，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负责落实。本案中，升达股份公司作为A股上市公司（*ST升达，股票代码：002259A），从未就案涉担保事宜召开过股东大会，更未发布过相应公告。债权人富嘉公司亦不否认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审查本不存在的升达股份公司相关决议文件和上市公司公告。因此，按照九民纪要第22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该条规定的解释，接受担保的富嘉公司并非善意债权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本案《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升达股份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判决根据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认定本案《保证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保证合同》无效、驳回富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富嘉公司辩称，无论是从九民纪要发布前，包括九民纪要本身，以及最近刚刚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我国关于担保法尤其是公司担保，不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包括各级法院等司法机关，其意见一直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一审中，富嘉公司检索了很多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处理上市公司担保问题的案例，有很多案例认定担保有效，也有认定担保无效的，其中认定担保有效的案例中甚至包括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富嘉公司在一审代理意见以及参考证据中都有涉及。我国关于担保的规定是不断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包括升达股份公司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九条也规定了适用范围，即该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施行以后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民法典和该解释。民法典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和该解释。双方提交的证据说明自2016年升达股份公司和本案债务人升达集团公司长期存在互为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担保事项数十起。从升达股份公司和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公司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在一审和二审审理过程中，升达股份公司作为债务人从未否认其获取了该笔资金的真实性，只是希望展期返还，也从未否认款项去向是被升达集团公司占有。对于升达股份公司为获取资金，由升达集团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升达股份公司予以认可。但对于升达集团公司为获取资金，升达股份公司为升达集团公司提供担保，升达股份公司不予认可，这是恶意逃避债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也给升达股份公司一直声称的升达集团公司侵害了升达股份公司的利益指明了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富嘉公司同意一审判决。升达股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升达股份公司向富嘉公司连带支付租金105850000元；2.升达股份公司向富嘉公司连带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支付全部租金为止，利息的计算方式为：利息=到期未支付租金×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实际天数÷360×9%×150%；3.升达股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保全保险费106939.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富嘉公司作为出租人，升达集团公司作为承租人一、广元升达公司作为承租人二签订编号为【FJZL-2017-105】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该合同主要约定：升达集团公司和广元升达公司（作为承租人、出卖人）为其业务发展之需，自愿将其合法拥有所有权并有权处分的资产转让给富嘉公司（作为出租人、买受人），再由富嘉公司出租给升达集团公司及广元升达公司使用。第二条租赁物的购买。7.出租人同意在上列条件全部满足后【3】个工作日内，将上述价款一次性支付至承租人升达集团公司（两承租人共同确定，由升达集团公司负责收取和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指定账户。第五条租金、租赁保证金。1.承租人以租赁的方式使用租赁物，承租人承租租赁物须支付租金、租赁保证金及其他款项给出租人。2.租赁物自租赁附表约定的起租日起租。出租人确定实际起租日后，将书面通知承租人，实际起租日以出租人向承租人发送的《实际租金支付表》中所载日期为准，承租人对该等起租日不得提出任何异议。3.租金由租赁成本与租赁利息构成。租赁利息是以租赁成本为本金按照租赁利率计算的利息。4.本合同项下任何利息的计息方式为：以360天为年基数，按实际天数计息，每三个月结息，每三个月不能结息时计算复息。上述计息方式适用于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息、逾期利息等任何利息的计算。5.租金、租赁利率、支付次数、每期支付金额及其支付办法、账号等均在租赁附表中载明。第十条违约及救济。2.本合同期限内，有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构成本合同项下承租人根本违约：（1）承租人未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任何到期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3.若出现本合同项下的承租人违约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第1款、第2款以及本合同其他条款约定的违约情形）或者本合同约定出租人有权采取本条款约定救济措施的其他情形，出租人有权采取以下任何一项或多项措施，并且有权自行决定承租人支付各款项的清偿顺序：（1）书面通知承租人要求承租人在指定期限内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2）禁止承租人使用相应或全部租赁物，且出租人不对承租人或第三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3）要求承租人立即向出租人支付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已产生的逾期利息、到期未付租金、全部未到期租金以及其他与本合同相关的应付款项；……7.出租人采取本条约定的措施，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或保险费、执行费、差旅费、物品处置费）均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为此先行垫付或支付任何款项或费用的，应当依照本合同第二条第12款规定由承租人实际承担。出租人采取本条约定的措施，并不因之而免除本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其他义务。附件一租赁附表主要约定：一、租赁物购买价款：人民币【壹亿】元整。二、租赁期限共18月，实际的起租日以《实际租金支付表》载明的日期为准。三、租赁物见本租赁附表之附录一《租赁物清单》。……五、租赁利率采用固定利率，为9%每年。八、租金每季支付一次，共分6次支付，期末后付。本金于租赁期满一年时支付20000000元，剩余80000000元本金到期支付。附件二实际租金支付表载明，第1期租金支付日2017年10月13日，应支付租金2250000元；第2期租金支付日2018年1月13日，应支付租金2250000元；第3期租金支付日2018年4月13日，应支付租金2250000元；第4期租金支付日2018年7月13日，应支付租金22250000元，其中租赁成本20000000元；第5期租金支付日2018年10月13日，应支付租金1800000元；第6期租金支付日2019年1月12日，应支付租金81800000元，其中租赁成本80000000元。《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合同及附件一、附件二尾部均加盖有富嘉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人名章。2017年，富嘉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债权人与升达集团公司以及广元升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FJZL-2017-105】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以下称主合同）项下承租人义务得到切实履行，保证人自愿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对债权人所负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同意接受保证人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第一条保证人陈述与保证。2.在签署和履行本合同前，保证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对保证人有约束力的合同文件约定取得所需政府部门或第三人以及公司内部权力机构的同意和批准并采取了所需的全部措施等。因保证人无权签署或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保证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全额赔偿债权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第二条主债权。1.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2.主债权的范围以及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若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第三条保证方式。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保证一经做出即不可撤销，且本保证是保证人的连续性义务，不受任何争议、索赔和法律程序的影响。2.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履行、适当履行或完全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第四条保证范围。1.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利息、逾期利息、提前支付补偿金（如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包括预期收益）、其他应付款项等全部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2）债务人在主合同中作出的所有承诺和保证，以及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3）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等费用）。第五条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如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要求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同意的债务人应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主合同解除，则保证期间为因主合同解除而另行确定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第六条保证责任的承担。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行向债务人追偿：（1）无论任何原因导致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向债权人支付主合同项下任何一期利息或其他款项，或违反主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债务、义务的……2.如出现本条第1款情形时，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应在接到债权人首次书面通知（含电子邮件）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地在保证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全额支付应由债务人支付的相应款项或履行应由债务人履行的义务。如保证人未按前款规定的期限履行上述保证责任，应赔偿债权人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第十二条违约责任。1.保证人在本合同第一条中及本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作出虚假陈述与保证，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债权人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2.如保证人违反本合同约定，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保证责任，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均由保证人承担。如保证责任为金钱支付或赔偿义务的，保证人延迟支付的，还应就逾期未付金额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3.因保证人过错造成本合同被确认无效的，保证人应赔偿债权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关于《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经询，富嘉公司主张系2017年6月和《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同时签订，无法确定具体日期。升达股份公司表示其在富嘉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方知晓该合同。2017年7月4日，经富嘉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申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3973号公证书，就《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上述合同签订后，富嘉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向升达集团公司支付融资租赁项目款3290000元，于2017年7月13日向升达集团公司支付融资租赁项目款96710000元。升达集团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4月13日分别向富嘉公司支付款项每次2250000元，此后未继续支付《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款项。2018年11月20日，富嘉公司向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发送《关于宣布融资租赁合同提前到期的函》，载明：贵司应于2018年7月13日向我司支付租金44500000元，并应于2018年10月13日向我司支付租金3600000元。截至2018年11月20日，贵司仍未支付上述租金，贵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我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宣布《融资租赁合同》提前到期……我司特通知贵司于2018年11月25日前归还到期未支付租金48100000元整、逾期利息2238712.5元及全部未到期租金163600000元整（上述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0日，具体偿还数额以租金实际支付日为准，逾期利息=到期未付租金×（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实际天数）÷360×9%×150%）。2018年12月4日，经富嘉公司申请，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江昌政、江山为被执行人，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8）京长安执字第243号执行证书，审查认定2017年6月富嘉公司与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及相关附件，富嘉公司与广元升达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富嘉公司与江昌政、江山签订《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均经该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截至2018年11月26日，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尚未支付两期租金，导致申请人债权无法实现。该处出具此执行证书，被执行人为：1.债务人：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上述两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抵押人：广元升达公司；3.连带责任保证人：江昌政、江山。执行标的为：1.到期未支付租金24050000元整、逾期利息1119356.25元及全部未到期租金81800000元整（上述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0日，具体偿还数额以租金实际支付日为准。逾期利息=到期未支付租金×（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实际天数）÷360×9%×150%）；2.公证费4万元；3.实现债权的费用。富嘉公司持上述公证文书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107009356.25元。该院于2020年2月11日作出（2019）川01执11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载明执行中，该院轮候冻结的股票等资产均由他案执行处置，该案现无资产可供执行处置，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案暂无执行条件，据此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2019年，富嘉公司作为甲方、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杨筝律师及其团队为甲方与升达林业保证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人，甲方应于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十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0元，执行回款到达甲方或甲方指定账户且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10日内，甲方按照执行款到账实际数额的1.5%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在支付风险部分律师费时，扣除固定部分律师费。2019年6月10日，富嘉公司向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00000元。一审诉讼中，富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担保金额为106969356.25元的担保书提供担保。富嘉公司为此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保险服务费用213938.72元。一审法院依据富嘉公司的申请及担保，作出（2019）京03民初328号民事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16.7%股权（对应出资额2505万元）；二、冻结被申请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出资额5000万元）；三、冻结被申请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眉山市彭山中海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出资额1000万元）；四、以上冻结财产限额为106969356.25元。”一审法院经询，富嘉公司表示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审查升达股份公司的《章程》及相关决议文件，认为升达股份公司是上市公司、相信其担保能力，升达集团公司和升达股份公司存在合作的担保关系。另查一，2016年4月8日，案外人称民生租赁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设备类），合同约定设备购买价款即融资租赁本金为100000000元，同时约定租期为36个月，租金总额为109908939.36元，还租方式为每季度支付一次（后付），每期支付租金为9159078.28元；若升达股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到期应付租前息、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或未能按期偿付民生租赁公司代升达股份公司支付的任何费用时，升达股份公司应就逾期未付款项按日万分之五向民生租赁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付清之日止。同日，民生租赁公司与升达集团公司签订《法人保证合同》，约定为担保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的顺利履行，升达集团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所负的全部债务，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成立之日起至承租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民生租赁公司将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及其他保证人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升达股份公司立即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到期租金及违约金，升达集团公司及其他保证人对升达股份公司所欠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该案中，升达股份公司认可融资租赁及担保的事实，但认为己方未违反合同约定，不承担违约责任。升达集团公司认为由于升达股份公司未违反《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故不承担担保责任。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津02民初709号民事判决，认为民生租赁公司的诉请有合同依据，判令升达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民生租赁公司支付租金33636313.12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7月16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升达集团公司对上述给付事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承担给付责任后，有权向升达股份公司追偿。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二，2016年7月29日，案外人合泰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合泰公司出资购买升达股份公司自有的价值5000万元的设备资产，再以售后回租的方式租赁给升达股份公司使用，升达股份公司按照《租金偿还计划表》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标准向合泰公司支付租金。合泰公司因升达股份公司逾期支付租金主张权利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等费用均由升达股份公司承担。同日，合泰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与升达股份公司、江昌政签订《保证合同》，上述两份合同约定升达集团公司、江昌政对升达股份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等所有债务向合泰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升达股份公司逾期支付租金，合泰公司将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江昌政诉至法院。该案一审法院认为合泰公司依据《保证合同》主张升达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判决升达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合泰公司支付租金21798167元以及违约金（自2018年7月31日起，以2179816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升达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合泰公司支付律师费7万元和诉讼保全担保费用2.5万元，升达集团公司、江昌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升达股份公司追偿。升达股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6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民终11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富嘉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升达股份公司是否应当向富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富嘉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升达股份公司为债务人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与富嘉公司《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该《保证合同》的签订并未经升达股份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升达股份公司主张该合同违反法定程序和升达股份公司《章程》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且其从未发表对外公告披露涉案担保事宜，富嘉公司作为具有相关从业经验的公司理应尽到审查义务，其对涉案担保未经升达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是明知的、非善意的，故《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富嘉公司认为，升达股份公司与升达集团公司构成相互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保证合同》应属有效。一审法院认为，相对人在接受担保的时候，依法应当负有甄别法定代表人或公司代理人实施的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但在我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的现实状况是管理并不规范，如果司法仅因公司没有作出决议就认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不仅会扰乱已安定的公司交易秩序，也容易滋长公司恶意逃避担保责任的道德风险。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本案中，根据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本案升达股份公司为升达集团公司与富嘉公司《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债务提供担保之前，升达集团公司曾为升达股份公司对外债务提供担保，各方在诉讼中对担保关系均未提出异议，法院亦判令升达集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上述事实可以表明，升达集团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升达股份公司曾因升达集团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而获益。关于升达股份公司提出富嘉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保证合同》上加盖有升达股份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公章，同时升达集团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存在相互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故富嘉公司已经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有理由相信《保证合同》系升达股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升达股份公司主张其在《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中亦表明涉案《保证合同》及上述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债务系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公司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违规为升达集团公司提供担保，但该文件系升达股份公司单方制作，是其内部治理行为，不足以否定涉案《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性。如升达集团公司确有滥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升达股份公司利益行为，升达股份公司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保证合同》应认定是富嘉公司、升达股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升达股份公司应按照《保证合同》约定，对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与富嘉公司《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利息、逾期利息、提前支付补偿金（如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包括预期收益）、其他应付款项等全部款项，保证期间为两年。因此，富嘉公司诉讼主张升达股份公司连带支付租金105850000元及逾期利息，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关于富嘉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保全保险费106939.36元，并非针对主债务人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的诉讼而产生，因此不应包含在主债务范围之内，故对于富嘉公司该两项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升达股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富嘉公司租金105850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为：利息=到期未支付租金×（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实际天数）÷360×9%×150%，其中22250000元自2018年7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1800000元自2018年10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81800000元自2019年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升达股份公司履行判决第1项确定的债务后，有权向升达集团公司、广元升达公司追偿；3.驳回富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升达股份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3号），证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升达股份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江昌政涉嫌利用其控制升达股份公司的职务便利，多次操纵升达股份公司为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公司提供违规担保，将以升达股份公司名义借入的资金（由升达集团公司提供担保）直接转移给升达集团公司。证据2.中共成都市青白江区委组织部于2020年8月27日发布的《关于党员涉嫌违纪违法信息的通报》（〔2020〕4号），证明江昌政已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而被刑事立案侦查。本案所涉担保亦极有可能是江昌政实施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犯罪行为，而非升达股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5469、7124、4499、4500、4501号案应诉通知书、（2020）川01民初3033号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证明江昌政和升达集团公司违规操纵升达股份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为升达集团公司的多笔债务提供违规担保，其中就包括本案一审中富嘉公司为证明“相互担保关系”而提交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终1176号民事判决书所涉及的、债权人为合泰公司的违规担保。证据4.广元升达公司的动产抵押查询结果，证明广元升达公司作为承租人，从未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的租赁物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作为一家专业的融资公司，富嘉公司未要求承租人广元升达公司就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办理抵押登记、以确保自身债权的实现，足见其并非善意。证据5.升达股份公司2017年4月-8月股东大会相关公告查询结果、升达股份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升达股份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升达股份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证明本案《保证合同》签订前后，升达股份公司从未就提供本案所涉担保事宜召开过股东大会，更未作出过授权本案担保的股东大会决议或发布过公告。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富嘉公司对升达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因证据2系扫描件，故富嘉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升达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2系打印件，无有权机关加盖印章，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升达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升达股份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升达股份公司2016年度报告载明：升达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升达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25.34%。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依据升达股份公司的《章程》，对股东提供的担保，亦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升达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是对外公开的，升达股份公司对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既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升达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明文规定的。本案中，富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升达股份公司为升达集团公司担保经过升达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富嘉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审查升达股份公司的《章程》和相关文件，不构成善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升达股份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富嘉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上市公司为股东提供关联担保，涉及上市公司以及广大股民的利益，关系到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相对人应当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具体到本案中，无论升达集团公司与升达股份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担保的商业合作关系，均不能作为没有机关决议的例外。故，富嘉公司依据《保证合同》主张升达股份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升达股份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66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76647元，由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龚亚东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闫 妍书 记 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