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3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大文豪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吴陆西，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丽明，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毅华，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英慰，男，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凡，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大文豪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文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英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采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文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陆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丽明，被上诉人谭英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文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谭英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谭英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谭英慰与业主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大文豪公司与谭英慰之间系转租合同关系，谭英慰并非代理将商铺出租给大文豪公司。案件涉及三类不同的主体，存在两类租赁合同关系。(1)谭英慰与业主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向业主承租商铺，谭英慰与业主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2)谭英慰与大文豪公司签订转租合同，将商铺转租大文豪公司，大文豪公司与谭英慰之间成立“转租”的租赁合同关系。(3)大文豪公司与业主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大文豪公司提交补充证据均可反映出，谭英慰并非以业主代理人的身份与大文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而是其向业主承租商铺后，再将商铺转租给大文豪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谭英慰作为业主的代理人与大文豪公司签订合同，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税费是出租税，按照谭英慰与业主签订的合同约定，本案涉案税费应当由谭英慰承担。谭英慰主张大文豪公司返还出租税没有合同依据。业主将商铺出租给谭英慰，产生的是出租税，综合征收率为8%，纳税义务人是业主，按照谭英慰与业主签订的合同约定，由谭英慰负担。谭英慰将商铺转租给大文豪公司，产生的是转租税，综合征收率是2%。而本案所涉及的税费，是业主作为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的出租税，而不是谭英慰作为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的转租税，业主与大文豪公司之间因没有合同关系，故谭英慰要求大文豪公司代业主缴纳出租税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税费在本案中是必须查清的事实，原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查清，导致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不应扩大解释有关税费的责任承担的理解。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来看，本案涉及两类合同关系，一类是租赁合同关系，另一类是转租合同关系。从整个出租行为来看，大文豪公司与谭英慰履行的是转租合同，谭英慰与业主履行的是租赁合同。结合合同关于“租金应缴纳的税”的约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业主将商铺出租给谭英慰所产生的税费，应当由谭英慰承担。大文豪公司作为次承租人，不应当承担租赁合同关系所产生的税费。而本案税费均是业主作为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的税费，根据合同约定，应当由谭英慰承担，一审法院错误解释为“因租金收入而缴交的税”，从而判决由大文豪公司承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因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已经生效的(2015)穗荔法民三初字第46号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5594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谭英慰在业主手中承租商铺后，再进行转租给大文豪公司的事实，该观点已被法院所认可并作出相关的判决。一审法院无视以上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综合全案的证据，从大文豪公司作为承租人应否对谭英慰作为承租人应付的出租税进行支付合法合理性判断，从而改判驳回谭英慰的全部诉讼请求。谭英慰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处理，不同意大文豪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谭英慰与大文豪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结合当时的签约背景、业主授权书及三方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判定，而不能简单割裂认为属于转租关系。二、谭英慰与业主及大文豪公司签署的两份《场地租赁合同》，实质上只是落实《确认书》关于商铺档位的交接方式，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以《确认书》为准。三、谭英慰与众业主及大文豪公司只存在一层租赁关系，即谭英慰代理众业主将商铺出租给大文豪公司，不存在大文豪公司所称的“租赁”和“转租”关系。四、对于大文豪公司承租的面积份额所产生的税费，无论是何种税种，都应由大文豪公司承担。谭英慰于2020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大文豪公司向谭英慰返还谭英慰垫付应当由大文豪公司承担的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租金所产生的税金共计1628001.39元；2.大文豪公司向谭英慰返还谭英慰垫付应当由大文豪公司承担的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租金所产生的税金所产生的滞纳金共计711893.11元；3.本案诉讼费由大文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英慰（承租方、乙方）在2013年12月分别与案外人李国双、张秀如、董慧燕（均为出租方、甲方）等29人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荔湾区十三行路1号新中国大厦第三层301号（建筑面积14.89平方米）等43个商铺；甲方同意乙方将商铺统一整合为服装商铺经营管理，并有出租权、转租权等，租期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共五年；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额租金第一年每月每平方米1500元（按建筑面积计算），第二年开始在上一年的基本租金数上递增5%；乙方经营期间，按时缴纳工商费和税金、水电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等。另外，新中国大厦第三层344号（建筑面积11.98平方米）、345号（建筑面积13.19平方米）、346号（建筑面积13.19平方米）、347号（建筑面积11.98平方米）4个商铺购买人陈翰源、陈翰彬于2013年3月20日办理公证手续委托谭英慰作为代理人，代理事项包括了该4个商铺订立租约、收取租金等内容。2013年12月16日，谭英慰就上述47个商铺的使用与大文豪公司签订了47份《场地租赁合同》及《场地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中47份《场地租赁合同》总体约定：谭英慰将47个商铺出租给大文豪公司统一开发经营，期限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共五年；由于历史原因原商铺位置未能确认，谭英慰同意大文豪公司将商铺统一整合为服装商铺经营管理、自主转租及出租给不特定的服饰商户（双方2013年12月12日签订的《确认书》中确认的47间自编档位除外，详见《确认书》）；大文豪公司向谭英慰支付定额租金第一年每月每平方米1500元整(按建筑面积计算)，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在上一年的基本租金数上递增5%；以上租金为税后租金，租金应缴的税由大文豪公司代谭英慰向有关税务部门缴交，如大文豪公司不按时缴交租金所得税，造成罚款和违约金应由大文豪公司承担；大文豪公司同意在每月8日前准时将当月租金如数转入谭英慰账户上，每逾期一日，大文豪公司须向谭英慰缴纳3%的违约金，逾期至当月30日止，谭英慰还未收到租金，则视大文豪公司违约，谭英慰有权自行收回商铺，保证金不予退回；大文豪公司在签约五天内，须一次性向谭英慰缴交两个月的租金作为保证金，期满无息退还。《补充协议》另约定大文豪公司按实际承租的面积缴纳租金及保证金即按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商铺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计算缴纳租金和保证金。2013年12月12日，谭英慰与大文豪公司签署《确认书》，约定上述47个商铺建筑面积653.09平方米，谭英慰同意出租给大文豪公司面积为436.09平方米；谭英慰保留47间商场自主安排经营管理使用；税后租金每月每平方米1500元起租，每年递增5%，具体细节和其他条款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为准；谭英慰拥有上述47间档位自主经营管理使用权，大文豪公司不得有任何理由干涉谭英慰权利，涉及上述47间档位的一切费用由谭英慰负责安排处理，与大文豪公司无关，但谭英慰须向大文豪公司按实际使用面积缴交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由大文豪公司代收代付，不得增加收取任何其他费用。上述《场地租赁合同》及《场地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确认书》签订后，在2014年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大文豪公司以涉案商铺小业主的名义向税务部门缴纳了土地使用税共1066852.01元。后大文豪公司认为该笔税款应由谭英慰负担，遂到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谭英慰返还。经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03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大文豪公司要求谭英慰返还税款的诉讼请求。大文豪公司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终审判决[案号：（2018）粤01民终7704号]，维持一审结果。终审判决后，大文豪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8）粤民申12890号民事裁定，驳回大文豪公司的再审申请。自2015年12月起，大文豪公司没有就租赁的商铺缴纳土地使用税。2019年1月20日，谭英慰就涉案商铺补交了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税款1628001.39元、滞纳金711893.11元。一审庭审中，谭英慰确认其缴纳的税款对应的商铺建筑面积653.09平方米，由于仅出租了其中三分之二的面积给大文豪公司，故同意自行承担其中三分之一的税款。对于产生的滞纳金，因是大文豪公司原因延迟缴纳，故滞纳金应全部由大文豪公司负责缴纳。一审庭审中，大文豪公司认为谭英慰是向小业主承租47个商铺，然后将商铺转租给大文豪公司，为此，大文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谭英慰分别与小业主、大文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谭英慰分别与小业主、大文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租金标准、税费由谁承担的约定均是一致的。谭英慰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与小业主之间是代理关系。谭英慰与小业主签订租赁合同的背景是小业主要求向大文豪公司收回商铺自营，大文豪公司不同意交还。在政府组织的协调过程中，双方谈判的结果是大文豪公司将每个商铺的三分之一面积交还给业主管理。在此过程中，有部分业主办理了公证委托书委托谭英慰处理商铺交还的租赁事宜，但大文豪公司到公证处干预，导致公证处不予办理新中国大厦的相关委托手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谭英慰与小业主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先由业主与谭英慰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然后再由谭英慰与大文豪公司签订一份对应的租赁合同，这两份租赁合同的租期、租金及条款都是一致的。两份合同的租金没有差额，合同的主要条款是一致的，谭英慰并没有赚取租金差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商铺所涉及的土地使用税应由谁负责承担的问题，（2016）粤0103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7704号民事判决书已作出审查，判决应由大文豪公司负责承担该税款。对于本案中大文豪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从普遍的市场行为看，转租合同一般会存在租金的差价。但从大文豪公司提供的谭英慰分别与小业主、大文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看，其约定的租期、租金、税款的负担等主要条款是一致的，两份租赁合同不存在租金的差价，再结合部分小业主有公证委托谭英慰管理商铺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谭英慰是接受小业主委托与大文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由于不存在转租情形，本案就不存在出租税与转租税的区别。由于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业主收取的租金是税后租金，租金应缴的税由大文豪公司代谭英慰向有关税务部门缴交”，该约定应理解为“双方约定因取得租金收入需缴纳的税款由大文豪公司负责承担”。因此，大文豪公司不同意承担该税款与滞纳金的理由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谭英慰表示自行承担三分之一的税款，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对于滞纳金，由于是因大文豪公司没有及时缴纳商铺的税款，导致产生滞纳金，故滞纳金应全部由大文豪公司承担。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大文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主体是谭英慰，故谭英慰有权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大文豪发展有限公司向谭英慰返还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租金所产生的税金共1085334.26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大文豪发展有限公司向谭英慰返还2015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租金所产生的税金滞纳金共711893.1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2元，由广州市大文豪发展有限公司负担。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谭英慰在本案中提交的税费发票记载的税种与大文豪公司在（2016）粤0103民初3416号案中提交的税费发票记载的税种均为非住宅综合税与土地使用税。（2016）粤0103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大文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01民终7704号民事判决，认定：“《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确认书》均明确约定，租赁期内的租金为税后租金，租金应缴交的税由大文豪公司代谭英慰向税务部门缴交。因此，谭英慰实际收取的是大文豪公司支付的税后租金，谭英慰应缴的税费由大文豪公司负责向税务部门交纳，一审判决对大文豪公司要求谭英慰返还代付土地管理税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大文豪公司不服，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申1289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关于涉案税费负担问题。经查，涉案《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和《确认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由于上述合同文件均明确约定场地租金按照‘税后租金’的方式收取，且《场地租赁合同》亦特别指出‘以上租金为税后租金，租金应缴交的税由乙方代甲方向有关税务部门缴交。如乙方不按时缴交租金所得税，造成罚款和违约金应由乙方承担。’由此可见，双方已经明确约定谭英慰实际收取大文豪公司支付的税后租金，租金所得税由大文豪公司负责承担。大文豪公司要求谭英慰负担租金税费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一、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二审中，大文豪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材料作为二审证据：证据1.《和解协议》、《确认书》，拟证明谭英慰获取了转租的收益即档口经营使用权赔偿款2360万元；证据2（2020）粤0103民初4642号案卷宗材料，拟证明1.业主王小明与谭英慰之间并非代理关系，而是转租关系。2.银行流水反映出谭英慰完全按照其与业主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租金标准，按整间商铺的全部面积缴租，并非按照三分之二的面积向业主缴租。3.谭英慰在拥有承租权后自行将三分之二的面积转租给大文豪公司；证据3.《合作经营协议书》E3109、E3098、E3017、E3018、E3145号档口，拟证明谭英慰承租后再将三分之一面积再进行转租收益，业主并没有获得该部分的收益，进一步证明了谭英慰与业主是转租合同关系。谭英慰质证表示：上述材料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而且这些材料形成于一审之前，因此这些材料均不属于二审证据，依法不应采纳。1.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和解协议》与本案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发生在本案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本案的租赁合同2013年12月1日-2018年11月30日，而大文豪公司提交的协议书是发生在2019年7月11日，从客观上，《和解协议》和《确认书》与本案租赁合同是没有关系。签订《和解协议》是因为大文豪公司在本案租赁期限届满后，没有将其承租的部分返还给谭英慰和业主，而且在2019年1月份，还把谭英慰原自主经营的档口拆除，违法违规重建商场，且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将商铺出租给第三人，在此过程中造成很多经营者没有档口可以经营，大文豪公司的行为不仅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荔湾区公安部门以涉嫌诈骗向大文豪公司立案侦查，该《和解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大文豪公司的违法侵权行为导致谭英慰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大文豪公司才赔偿谭英慰部分损失。关于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案原告王小明已经撤诉，因此其相关的诉讼材料不能证明大文豪公司要证明的内容，此外，该案的业主王小明在2013年12月13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以此证实王小明与谭英慰签订的租赁合同并非租赁关系，实为代理关系。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与谭英慰没有任何关系。二审庭询后，大文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情况说明；2.大文豪公司的资质证明；3.《恢复营业申请书》、《恢复营业和解协议》、《承诺书》、《消防部门处理告知书》;4.合作经营协议书；5.银行流水账单5份；6.（2020）粤0103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书；7.和解协议书；8.场地租赁合同、收据。谭英慰质证认为：1.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大文豪公司的资质证明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的待证内容没有任何关系。3.《恢复营业申请书》、《恢复营业和解协议》、《承诺书》、《消防部门处理告知书》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该部分事实是发生在租赁合同届满后。4.对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5.对银行流水账单5份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6.对（2020）粤0103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因没有证明内容，对关联性不予质证。7.对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材料于本案无关。8.对场地租赁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涉及到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法律关系，大文豪公司故意调换合同文件的顺序。再查，大文豪公司二审庭后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广州市荔湾区政法委驻新中国大厦维稳工作小组调取其与谭英慰之间的调解笔录、合同等所有与谭英慰将商铺转租给其的证据材料，以证明谭英慰系向业主承租商铺后再转租给大文豪公司，而不是以业主代理人身份将商铺出租给大文豪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大文豪公司是否应向谭英慰返还其承租的三分之二面积商铺的税金及全部的滞纳金。大文豪公司在（2016）粤0103民初3416号案中要求谭英慰返还代垫税款的诉讼请求经一审、二审判决、再审裁定予以驳回，生效判决对大文豪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税费已作出认定。谭英慰在本案中提交的税费发票记载的税种与大文豪公司在（2016）粤0103民初3416号案中提交的税费发票记载的税种相同，一审判决大文豪公司向谭英慰返还其承租的三分之二面积商铺的税费与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原则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大文豪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相应税费，与生效判决的认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基于生效判决已经对涉案租赁合同的税费承担主体作出认定，故大文豪公司关于调查取证的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接纳。关于滞纳金问题，因滞纳金是因大文豪公司违约未按时缴纳税费导致，一审法院判决大文豪公司承担全部的滞纳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大文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大文豪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冯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