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4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仁元，男，196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军，湖北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常福工业园花园湾一街**。法定代表人：姜发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宁，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仁元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能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4民初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仁元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7年至2019年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共计7,586.2元（5,500元／月÷21.75×15天×200%）；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48,511.72元（5,500元/月÷21.75天/月×96天×200%）；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期间工资3,034.49元（5,500元/月÷21.75天/月×12天）；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7,750元（5,500元/月×10.5月）；科能公司赔偿刘仁元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共计31,237.5元（1,750元/月×85%×21月）。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关于本案证据规则适用问题。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科能公司单方伪造的考勤刷卡记录表、考勤明细、加班明细、工资表不具有刘仁元签字确认，也未得到刘仁元事后追认，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故科能公司单方伪造并提交的2017年、2018年、2019年工资表既无刘仁元的签字确认，也未得到刘仁元的认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其真实性。基于上述错误认定的证据，导致查明事实部分亦存在重大矛盾之处。节选“加班明细”部分载明2018年“3月”为53.2小时、“4月”为7.6小时、“5月”为51.2小时、“6月”为29.9小时、“7月”为50.6小时、“8月”为44.3小时、“9月”为37.8小时、“10月”为28.7小时、“11月”为42.2小时、“12月”为50.6小时（“考勤明细”为27.5小时）；2019年“3月”为14.9小时、“4月”为23.25小时、“5月”为35小时、“6月”为14.5小时。对照科能公司一审庭审单方提交的“2018年、2019年工资表”，而与之对应的“加班费”为1,065元、1,052元、1,473元、599元、2,363元、1,789元、2,107元、1,475元、2,645元、2,351元、2,396元、2,280元、1,415元、580元。上述“加班时间”不仅与“加班费”毫无逻辑关系，更存在加班时间长的加班费用少、加班时间短的加班费用多的情形，完全不符合常理。二、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问题。一审查明科能公司未依法为刘仁元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及刘仁元被迫离职的事实，却以“科能公司陈述，双方口头约定刘仁元不参加社会保险，由科能公司给与补贴”为由主张被迫离职不成立，实则混淆是非。其一，刘仁元在一审庭审中已经陈述“2018年社保补贴核对单”系被欺骗、胁迫情形下签字，并未实际履行。如科能公司以社保补贴代替社保缴纳义务则与社会保险法相违背，自始无效。其二，从“2018年社保补贴核对单”文义上来看，系对2018年7月之前“社保补贴”领取情况的描述，而非对社会保险缴纳的处分行为及承诺。同时，“2018年社保补贴核对单”的内容仅针对2018年7月之前社保补贴，并不能证明刘仁元领取了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的“社保补贴”及放弃该期间的社会保险缴纳权利。科能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责任。科能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仁元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依法确认刘仁元与科能公司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共计60,500元（5,500元/月×11月）；三、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7年至2019年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共计7,586.2元（5,500元/月÷21.75天/月×15天×200%）；四、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48,511.72元（5,500元/月÷21.75天/月×96天×200%）；五、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期间工资3,034.49元（5,500元/月÷21.75天/月×12天）；六、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7,750元（5,500元/月×10.5月）；七、科能公司赔偿刘仁元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共计31,237.5元（1,750元/月×85%×21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3日，刘仁元入职科能公司，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约定刘仁元“从事车间生产工作”，期限分别为2009年9月30日至2014年9月29日、2014年9月28日至2020年9月28日。科能公司未为刘仁元缴纳社会保险费，每月发放上月工资，工资的项目为基本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费补贴、岗位补贴、绩效。2019年11月，因调整工作岗位，刘仁元与科能公司发生争执，同月10日开始，刘仁元未到科能公司上班。同月19日，科能公司收到刘仁元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该通知载明的理由为科能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无理由调动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同年12月17日，科能公司向刘仁元支付11月工资2,763元，包含社会保险费补贴970元。扣除社会保险费补贴，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月应发工资平均为4,736.42元。刘仁元自认在户籍地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刘仁元2019年11月20日向武汉市蔡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了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的仲裁请求，该仲裁委员会裁决，2009年9月23日至2019年11月18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未休年休假工资5,831.09元、2019年11月工资差额730.04元，驳回刘仁元其他仲裁请求。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1日向刘仁元邮寄送达裁决书。刘仁元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为：一、刘仁元与科能公司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科能公司提交的员工登记表载明，刘仁元入职时间为2009年9月23日，刘仁元不持异议。2019年11月19日，科能公司收到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故认定刘仁元与科能公司2009年9月23日至2019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科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仁元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刘仁元2009年9月23日入职科能公司，双方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分别为2009年9月30日至2014年9月29日、2014年9月28日至2020年9月28日，虽然合同未写明签订时间，但从上述期限可以推断第一份合同至迟于2009年9月30日签订，在刘仁元入职一个月以内，第二份合同至迟于2014年9月28日签订，在第一份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前。刘仁元在第二份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科能公司不存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工之情形，刘仁元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科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仁元2017年至2019年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单位可以跨1个年度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刘仁元在科能公司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可享受年休假5天，科能公司提交的考勤明细证实，已安排刘仁元2018年休年休假7天、2019年休年休假8天，刘仁元2018年、2019年春节期间未上班时间为15天，故科能公司关于2018年、2019年已安排年休假之抗辩意见成立，科能公司陈述每年安排休上一年度年休假，系自认，故科能公司应当支付刘仁元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4,736.42÷21.75×（322÷365×5）〕×200%＝1,921.12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四、科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仁元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科能公司提交了关于刘仁元2018年和2019年度每月加班时间、加班费金额的证据，刘仁元予以否认，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且刘仁元未提交证实其2017年11、12月加班的证据，应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刘仁元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科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期间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科能公司应当向刘仁元支付2019年11月工资及社会保险费补贴差额4,736.42÷21.75×9－2,763＋970＝166.9元，刘仁元超出此数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六、科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2019年11月19日，刘仁元以科能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无理由调动工作岗位、工资待遇为由，解除与科能公司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约定刘仁元从事车间生产，科能公司调整刘仁元工作岗位，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且调动劳动者工作岗位并非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刘仁元未提交证实科能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的证据，应当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即不能认定科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刘仁元承认除2019年11月工资没有足额发放、没有发放加班费外，科能公司不拖欠其劳动报酬，刘仁元未提交证实科能公司未及时足额发放加班费的证据，不能认定科能公司拖欠加班费，科能公司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刘仁元2019年11月解除与科能公司的劳动关系，该月的工资于12月发放，其差额166.9元不能成为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理由，故在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时，科能公司未拖欠其劳动报酬；刘仁元陈述在户籍地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科能公司陈述，双方口头约定刘仁元不参加社会保险，由科能公司给予补贴，虽然刘仁元辩解受胁迫在社保补贴核对单上签名，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且科能公司实际按月随工资发放社会统筹保险金补贴，故科能公司代理人之陈述，予以采信，上述口头约定系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之结果，科能公司并未实施胁迫行为，刘仁元现又以科能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七、科能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刘仁元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１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上述规定表明，单位和劳动者未缴纳失业保险费，并不意味着单位一定要赔偿劳动者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只有在劳动者客观上有失业损失，中断就业非因个人意愿，已办理失业登记且有求职要求的情况下，单位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刘仁元主张科能公司赔偿失业保险待遇损失，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失业，应当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且刘仁元因个人意愿而中断就业，故其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判决：一、刘仁元与科能公司2009年9月23日至2019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工资及社会保险费补贴差额166.9元；三、科能公司支付刘仁元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921.12元；四、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五、驳回刘仁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刘仁元负担，予以免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刘仁元对其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通过原始载体予以当庭播放，认为可以证明科能公司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从炼胶工变为硫化车间，上班时间从白天的8个小时变为晚8点到早8点，双方协商不一致，刘仁元因未缴社保提起诉讼。科能公司意见为对一审已提交的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存储在手机里的时间可以予以更改，谈话中也没有显示具体时间地点和谈话人姓名职位，刘仁元只是车间生产岗位变动并不涉及劳动合同变动。上述证据一审已提交，不作为新证据，刘仁元主张应采信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科能公司未针对蔡劳人仲裁字（2020）第19号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2.双方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第一条第2点均约定：“根据工作需要，甲方聘用乙方从事车间生产工作，乙方应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本院认为，关于科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仁元2017年至2019年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工作年限享受相应的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该权利由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劳动者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有必要时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即上一年度年休假可在下一年度安排或至迟到下一年度12月底前支付上一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具体到本案，刘仁元在科能公司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可享受每年年休假5天，鉴于科能公司自述每年安排休上一年度年休假，则根据其提交的考勤明细证实，2018年已安排刘仁元补休2017年年休假7天、2019年已安排刘仁元补休2018年年休假8天，刘仁元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实质性反驳证据，科能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度、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但应按刘仁元2019年度实际工作时间向其支付该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关于核算基数即离职前月平均工资的问题，刘仁元上诉主张“2018年社保补贴核对单”系被欺骗、胁迫情形下签字，并未实际履行，且无法反映刘仁元领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的“社保补贴”及放弃该期间的社会保险缴纳权利。对此，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可知，科能公司确实未为刘仁元缴纳社保，但科能公司提供的证据可印证按月向刘仁元支付社保补贴，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刘仁元自行在户籍地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就缴纳社保问题向科能公司主张权利，亦未对其受胁迫签订“社保补贴核对单”提供相应证据，从证据证明力大小和盖然性分析本院采信科能公司的主张，双方实则对以发放社保补贴替代缴纳社保达成共识，基于该种方式违反法律规定，故社保补贴的具体数据不能计入工资总额。一审据此核算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以及对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但鉴于科能公司未针对蔡劳人仲裁字（2020）第19号仲裁裁决中已裁令该公司向刘仁元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5,831.09元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视为对仲裁裁决的认可和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故科能公司应向刘仁元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5,831.09元。关于科能公司应否支付刘仁元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可知，劳动者主张加班费，应对该加班费请求权产生的要件事实即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非采纳举证责任倒置，且认定是否满足加班的时间条件，并非只是单纯的时间经过，而需要以特定的工作作为内容支撑，即该时间内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的工作以及该工作的进行是否为用人单位分配额外指派工作任务所致。本案中，刘仁元主张休息日加班96天，但并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科能公司对此提交2018年和2019年度加班时间以及给付加班费金额的证据，刘仁元对考勤明细载明的打卡时间数据无异议，但对备注中注明的加班时长和加班天数存在异议，认为科能公司遗漏休息日加班天数和错误计算加班时长。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知，刘仁元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并非属于典型的标准工时制（每周休息2天），其自述每周至少工作6天，科能公司采取该种工时制度，未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的规定，刘仁元在周六、周日即使存在打卡记录，并不代表当日必然属于加班性质，且工作时间已超过法定工时。在科能公司已提供考勤和加班费构成并对加班费的计付方式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刘仁元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实质性反驳证据。对于刘仁元认为科能公司对加班时长统计错误，如前所述，加班时间并非简单的时间经过，还存在进餐、中途休息等时间上的区分，故刘仁元对自身加班时长未提供相应证据，亦未对科能公司提供的证据提供实质性反驳证据。另，因工资薪酬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刘仁元在职期间，理应知晓自身工资的发放模式、工资标准，其未举证证明通过相应的渠道和途径曾向科能公司主张加班工资并对加班工资的给付标准提出异议，对科能公司主张已发放加班工资的证据亦未提交对抗性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刘仁元对其该项上诉请求和理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科能公司应否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期间工资差额的问题。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前所述，本院已认定每月发放的工资中含有社保补贴，但基于该种操作方式违反法律规定，社保补贴不应纳入工资总额。本案中，科能公司2019年12月向刘仁元支付2,763元，扣除970元社保补贴，实际可认定为工资的金额为1,793元,一审据此核算差额为166.9元事实认定正确。同理，鉴于科能公司未针对蔡劳人仲裁字（2020）第19号仲裁裁决中已裁令其向刘仁元支付2019年11月份的工资差额730.04元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视为对仲裁裁决的认可和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故科能公司应向刘仁元支付2019年11月份的工资差额730.04元。对刘仁元该项上诉请求与理由，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科能公司应否支付刘仁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劳动合同约定刘仁元从事车间生产，科能公司调整刘仁元工作岗位，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刘仁元也未充分举证证明调动岗位对其具有针对性、惩罚性和侮辱性，故此为企业经营自主权和用工自主权的体现，且调动劳动者工作岗位并非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刘仁元未提交证据证明科能公司未提供劳动保护和欠发加班工资，科能公司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刘仁元2019年11月解除与科能公司的劳动关系，该月的工资于12月发放，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的情形，故刘仁元以上述理由要求科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刘仁元陈述在户籍地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科能公司陈述，双方口头约定刘仁元不参加社会保险，由科能公司给予补贴，虽然刘仁元辩解受胁迫在“社保补贴核对单”上签名，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且科能公司实际按月随工资发放社会统筹保险金补贴，刘仁元认为“社保补贴核对单”上并未反映后期给付社保补贴，也未反映刘仁元放弃由科能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权利，但从现有证据和事实可分析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以社保补贴代替社保缴纳的操作方式已形成惯例，刘仁元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实质性反驳证据。双方采取的该种方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刘仁元再以科能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且系受胁迫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科能公司应否赔偿刘仁元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问题。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１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是否符合条件由社保部门审核确定。刘仁元主张科能公司赔偿失业保险待遇损失，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应当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且刘仁元因个人意愿而中断就业，故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仁元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4民初8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刘仁元与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2009年9月23日至2019年1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4民初88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即“二、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工资及社会保险费补贴差额166.9元；三、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支付刘仁元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921.12元；四、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五、驳回刘仁元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刘仁元2019年11月工资730.04元；四、武汉科能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刘仁元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5,831.09元；五、驳回刘仁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仁元负担，予以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仁元负担，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陶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