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再1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进军，男，196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向阳，男，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吕新，湖南君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进军因与被申请人李向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湘06民终2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20）湘06民申7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陈进军、被申请人李向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吕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进军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提供的2017年8月18日的《协议》是复印件，协议书签署时间不合常理，主要条款内容语焉不详，逻辑思维混乱，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伪造的特征非常明显，并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二）再审申请人对案争款项82300元的取得，有合法依据，并不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收取。其中2017年8月8日的转款5万元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早在2018年3月之前就已经结算完毕；2018年6月2日的微信转付29300元，有2300元是代被申请人支付的案件受理费，3000元是偿还申请人的借款，剩余的24000元也是偿还在岳阳办事时的现金借款，2018年6月6日微信支付的3000元也是偿还借款，以上款项均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是不当得利，原审认定为收取的代理费判决返还没有依据；（三）再审申请人对2018年6月10日的33000元的取得有合法依据，该微信转款是受被申请人委托收取的代理费，后双方解除了该委托代理行为，再审申请人已经返还了被申请人24000元，该事实有李向阳签订的承诺书予以证明；（四）双方于2018年9月9日签订的“承诺书”并不存在重大误解，该“承诺书”是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订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撤销不当。综上所述，案涉款项其中的82300元并不是代理劳务费，另外33000元劳务费在双方解除代理关系后已经通过调解的方式返还，二审在未查明款项性质的情况下，认定以上款项均为劳务费且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申请人承担诉讼费用。李向阳辩称，1、双方签订的协议并不是伪造的，且签订协议的当天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了5万元代理费，法院判决书也列明了再审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再审申请人称支付的款项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没有依据，也有违常理；3、承诺书明确的退款仅仅是退代理劳动争议的案件，并未涉及委托代理保险理赔纠纷支付的费用，如果都包含了，收了11万多的代理费仅仅退还2.4万，明显不公平。因此，一、二审判决是正确的，应当维持。李向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陈进军返还不当得利86520元；2.由陈进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向阳在为案外人雷成志代班期间，于2016年12月6日驾驶登记在岳阳君时达货运有限公司名下的湘Ｆ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拖挂湘Ｆ21**）行驶至平江县板江乡时，因操作不当车辆发生侧翻，造成李向阳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李向阳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向阳曾于2016年9月3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投保了“安行救援卡”保险，在保险理赔中与保险人发生争议，于2017年8月15日向法院提起保险合同纠纷之诉。2017年8月18日，李向阳与陈进军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1.甲方（李向阳）全权委托乙方办理赔事宜，并全力配合乙方完成委托事务；2.费用承担：本案诉讼费（2300元）、邮寄费、资料费由甲方承担，诉讼费待判决生效后，由保险公司支付给甲方；3.代理劳务费用：若甲方不承担任何诉讼风险，则甲方从判决赔偿中纯得30000元的赔偿数；若甲方先向乙方支付50000元劳务费用，则甲方从判决赔偿中得50%的赔偿款，待判决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的50000元费用由乙方一次性向甲方返回。本理赔过程中，甲方可随时要求乙方返回50000元费用，但该款返回甲方后，甲方只从判决赔偿款中将得300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李向阳即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陈进军汇款50000元，陈进军则作为李向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诉讼。2018年1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7）湘0602民初4687号民事判决，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支付李向阳保险金1000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2300元。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了（2018）湘06民终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向阳陈述，该案执行后，陈进军向其收取了办案费用29300元，并提交了2018年6月2日的微信支付凭证。2017年10月30日，李向阳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岳阳君时达货运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岳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仲裁裁决书，确认了双方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岳阳群时达货运有限公司不服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李向阳仍请陈进军作为其代理人参加诉讼，并分别于2018年6月6日和6月10日以微信支付方式向陈进军付款33000元。2018年7月11日，李向阳与陈进军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委托陈进军为李向阳的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代理费及交纳方法的具体内容为：1.甲方（李向阳）需向乙方（陈进军）支付劳动争议仲裁期间的办事费用6000元；2.甲方的基础诉求标的为24万元，在该诉求范围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基础办案费用24000元；风险代理费：甲方按本案结束后取得既得利益（除去基础诉求24万元后）的50%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3.乙方在收取基础办事费用后不再另收其他任何费用（除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资料费、执行费外）。2018年6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8）湘0602民初1769号民事判决，确认李向阳与岳阳君时达货运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李向阳不服，提起了上诉。在此期间，李向阳与陈进军发生纠纷，陈进军于2018年9月9日出具了一份书面承诺书，具体内容为：“本人陈进军同意在一周内退还李向阳委托办事的劳务费（自以后，两方再无任何经济纠纷），也决不复议。任何一方违背此承诺，则由违约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金额为贰万肆仟元整24000元）。”李向阳在该承诺书上左侧签署“本人李向阳认可”。见证人方某1、李某也在承诺书上签名。9月16日，陈进军向李向阳支付了24000元，李向阳出具了收条。诉讼中，李向阳认为上述承诺书系陈进军的单方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主张撤销。另查明，陈进军在诉讼中陈述，其与李向阳之间有经济往来，其于2018年2月2日委托其女陈苏通过支付宝向李向阳支付了10000元；代偿李向阳欠彭建来债务10000元；2018年9月17日通过微信支付李向阳4000元等。李向阳对上述两笔10000元的往来予以认可，但其陈述上述款项是在此之前就存在陈进军手里的，只是要陈进军转付而已；2018年9月17日通过微信所支付的4000元，包括在陈进军应付的24000元之内。此外，李向阳还认可陈进军支付其现金3000元、应退其垫付的诉讼费23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个人代理应当保持无偿性、非职业性，防止职业公民代理人为牟取经济利益而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应不予支持，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交通、通讯、打字复印等合理的费用，可给予支持。本案中，陈进军以公民个人身份与李向阳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所收取的服务费用属于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予返还。结合李向阳所提交的支付凭证，一审法院认定陈进军收取的费用金额为112300元。陈进军已支付给李向阳的费用金额为49300元。鉴于陈进军在代理李向阳进行保险合同诉讼以及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过程中确有部分合理费用开支，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其合理开支费用10000元，应由李向阳承担。上述费用相抵后，陈进军还应返还李向阳53000元。关于陈进军于2018年9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能否证明其与李向阳之间的纠纷已经了结一事，一审法院认为，李向阳委托事项先后有两件，即保险合同和劳动争议的诉讼和仲裁，而承诺书上并未予以明确为哪一件，因此，李向阳存在误解的可能性；其次，陈进军所收取的服务费用金额较大，如按承诺书认定双方之间的纠纷以陈进军仅返还24000元了结，则会造成李向阳较大的损失，明显有失公平；第三，李向阳提出撤销请求，并未超过合同法规定的除斥期间。故一审法院对李向阳的撤销主张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由被告陈进军返还原告李向阳53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2元，由李向阳负担329元，陈进军负担653元。陈进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向阳的诉讼请求，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二审认为，陈进军与李向阳原系姻亲关系，其妻与李向阳系亲堂姐弟关系。在李向阳发生交通事故进行诉讼过程中，陈进军利用所学法律知识进行公民个人代理，符合社会善良风俗，但其违反相关规定，违规收费牟取经济利益，构成不当得利，陈进军上诉提出不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陈进军上诉还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定案，经查，《协议》只是证明陈进军接受了李向阳的委托进行了诉讼，根据陈进军的自认以及双方提供的法院诉讼文书均证实陈进军进行了代理，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陈进军上诉还提出收取的李向阳费用中有大部分是平时的经济往来，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李向阳不予认可，其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陈进军上诉还提出原判撤销2018年9月9日双方签订的承诺书明显错误，经查，承诺书是双方为退费发生纠纷后，陈进军单方作出的退费24000元的前提和条件，并不是双方的和解协议，且李向阳不予认可，同时，无论李向阳同意与否都不能改变陈进军违规收费不合法的事实，原判予以撤销并无不妥，其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5元，由上诉人陈进军负担。本院再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对2018年9月9日双方签订“承诺书”时的见证人方某2进行了调查，陈进军对方某2在调查中的陈述没有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其只收取了李向阳代理费3万元的事实，李向阳认为方某2在调查中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其同意陈进军退还2.4万元就结清所有代理费的事实。本院认为，方某2在调查笔录中并未直接陈述“承诺书”的内容包括双方之间的所有往来，且再审期间，陈进军与李向阳对“承诺书”所涉及的事项仅仅为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事实已经没有争议，因此该证据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1、陈进军以公民身份代理了李向阳两个诉讼案件，一个为李向阳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的保险纠纷，该案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陈进军代理了该案一审、二审及执行，另一个为李向阳诉岳阳君时达货运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陈进军代理了该案的劳动仲裁及一审。2、2018年6月6日李向阳向陈进军支付3000元，2018年6月10日李向阳分三次向陈进军微信转账3万元，双方均认可该3.3万元是陈进军为李向阳代理劳动争议纠纷所收取的代理费。3、2018年9月9日，在方某2和李某的见证下，双方在派出所达成调解，陈进军出具“承诺书”，明确退还李向阳办事劳务费2.4万元，李向阳在“承诺书”上签名，双方均认可“承诺书”明确的退款2.4万元是针对劳动争议案件所收取代理费的处理。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李向阳给付陈进军的款项性质如何认定？2、李向阳以不当得利主张陈进军返还所付款项应否支持？关于焦点1，本案中，双方对一、二审认定的李向阳共给付陈进军款项112300元（其中2017年8月18日5万元，2018年6月2日29300元，2018年6月6日3000元，2018年6月10日3万元）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向阳主张112300元全部都是陈进军收取的代理费，陈进军则称其仅在代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收取代理费33000元，其余的系其他经济往来。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2017年8月18日李向阳向陈进军银行转账的5万元。李向阳主张系陈进军代理保险纠纷案件收取的代理费，并提供了其与陈进军于2017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李向阳委托陈进军代理其与保险公司进行保险理赔事宜，并对代理劳务费用进行了约定，虽然陈进军主张该“协议”系伪造的，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陈进军在一审庭审中还对该“协议”予以承认，因此本院对陈进军主张“协议”系伪造的事实不予认可。李向阳于2017年8月18日给付陈进军5万元，支付时间与“协议”签订在同一天，具体金额也与“协议”约定的代理劳务费用相一致，且陈进军作为李向阳的代理人实际参与了该保险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及执行，结合以上事实，一、二审认定该5万元系陈进军为李向阳代理保险纠纷案件收取的代理费符合实际，陈进军称系双方经济往来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2018年6月2日李向阳分三次向陈进军微信转账的29300元。该款项李向阳主张也是陈进军收取的代理费，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该笔款项发生在保险纠纷案件终审判决之后，且按照双方所签订“协议”中有关代理劳务费用的约定，李向阳并不需要就保险纠纷案件再向陈进军支付代理费用，因此，李向阳主张该款项系代理费的事实还缺乏证据支撑。同时，李向阳对陈进军委托其女儿向其支付10000元以及陈进军代其偿还10000元债务的事实没有异议，也认可该款项中还有2300元是偿还陈进军为其代缴的诉讼费，3000元是归还陈进军欠款，以上事实能够说明李向阳与陈进军之间具有其他经济往来，在李向阳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该款项认定为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符合实际。（三）2018年6月6日李向阳向陈进军支付的3000元和2018年6月10日李向阳分三次向陈进军微信转账的30000元。以上33000元双方均认可系陈进军为李向阳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收取的代理费，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焦点2，（一）如前所述，2018年6月2日李向阳给付陈进军的29300元系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李向阳主张按不当得利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陈进军代理劳动争议纠纷收取李向阳的代理费33000元，就该笔款项，双方于2018年9月9日达成了调解，陈进军出具“承诺书”，并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实际履行了退还2.4万元给李向阳的义务，再审期间，双方也均认可“承诺书”明确的退款2.4万元是针对劳动争议案件所收取代理费的处理，并不是包括两人之间的所有经济纠纷，因此李向阳签订“承诺书”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劳动争议纠纷陈进军共收取代理费33000元，其作为李向阳代理人实际参与了该案劳动仲裁及一审程序，考虑到陈进军在提供代理服务过程中确有实际费用发生的事实，解除委托后双方协商返还24000元给李向阳也并非明显不公，原审以“承诺书”签订时李向阳存在误解及对其显示公平为由将“承诺书”予以撤销依据不足。综上，在双方就劳动争议纠纷代理费已经按照“承诺书”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形下，李向阳再主张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保险纠纷案件中陈进军收取的5万元，因有违公民个人代理应无偿性的规定，应当予以退还，但对提供代理服务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可给予支持。本案中，陈进军作为李向阳保险纠纷案件的代理人参与了该案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完成了代理事务，确有费用开支，本院酌情认定其合理开支费用15000元，其余35000元应当退还李向阳。综上所述，陈进军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湘06民终2327号民事判决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8）湘0602民初7127号民事判决；二、由陈进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向阳35000元；三、驳回李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2元，由李向阳负担400元，陈进军负担5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5元，由李向阳负担500元，陈进军负担6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霁审判员 吴建新审判员 乔宝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刘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