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46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泰安市岱岳区迎胜路王府花园社区临街商业楼。 负责人：肖晶元，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媛，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长城路**圣地大厦。 法定代表人：闫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秀，山东望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栋，男，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肥城市海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肥城市龙山路路北阳光舜花园**楼沿街楼****楼。 法定代表人：郭庆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振，山东民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刚，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路财保泰安公司）与被上诉人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银行）、原审第三人肥城市海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商贸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0）鲁0911民初3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路财保泰安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按照保单特别约定单次事故赔偿50万；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第三人在特别约定处加盖公章的事实，足以证实其充分知晓并认可该约定，应对其发生效力。1.一审仅以特别约定处字体小就认定上诉人未对第三人进行提示和说明，属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一般社会经验，特别约定处的空格空间受限，在约定条目较多时，则会根据字数调整字体大小，以适应边框。且特别约定并不是格式文本的组成部分，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一致的结果。2.一审忽略了第三人在特别约定处盖章的事实。本案最关键的一点是，第三人在特别约定处加盖了公章，根据一般生活常识和交易习惯，任何人在使用公章时，会对加盖内容做充分了解，尤其是从公章管理的角度出发，任何公司或个人不会擅自将公章交由他人保管或使用，均会谨慎保管并控制风险。涉案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部分，第三人加盖了清晰的公章，也就是说，其在盖章前已对该约定充分了解并认可，继而加盖了公章。3.特别约定的形成，系第三人与上诉人双方合意生成，并非由上诉人单方提供。在保险市场中，保单、保险合同虽由保险人提供，但特别约定，均是与投保人就具体投保标的、事项等做出的相应协商。4.第三人投保的金额与其实际库存情况相差至少三倍，其投保金额明显低于实际库存。特别约定中“单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并不违背其投保本意，若其想在发生事故时得到足额赔偿，按照常理，应对其库存金额进行投保。也就是说，第三人在投保时选择该金额，是其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特别约定也是其与上诉人协商一致后的结果。“特别约定”中不仅约定了单次事故赔偿限额为50万元，还约定了其他赔偿计算方式，尤其是记载了最终受益人为被上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第三人对最终受益人为被上诉人均予以认可，一审并未对此进行查明。二、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共收到两次开庭传票，传票上均记载为诉前调解案号，本案未经正式立案、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上诉人与第三人的特别约定对双方生效。即使不适用单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的约定，也应适用双方约定的赔偿计算方式。 泰安银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投保人未尽到相应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属于认定事实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及立法目的，对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的认定应从以下方面掌握：（1）提示的载体。提示的载体包括投保单、保险单等所有保险凭证，只要该保险凭证上存在需要提示的内容。也就是说，任何保险凭证只要包含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就应当在该凭证上进行提示。（2）提示的方法。提示的方法包括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识，例如采取较大字号、特殊字体、黑体加粗、加框印制、特殊颜色等办法，使得被保险人能够轻松识别应当注意的条款。（3）提示的程度。提示必须达到足以使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并不是投保人只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的要求，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文字、字体、符号等方式作出特别标识即认为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义务。保险人的提示义务是主动义务，而不是应投保人要求才产生的被动义务。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采取特殊标识后，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到该条款的存在，否则投保人难以知悉该条款的存在。2.结合本案，1.该投保单及保险单均是上诉人为重复使用提前拟定而成的格式文本，看不出该投保单是与原审第三人合意协商一致的结果。2.从保险法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的义务的要求来看，无论从提示载体、提示的方法、提示的程度来看，均无法认定上诉人对投保人即原审第三人关于投保单中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原审第三人虽在特别约定部分加盖公章，但无法定代表人或者经办人的签字确认，且在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投保单上关于保险人提示一栏中，明确要求对免责条款，要听取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上诉人在庭审中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就免责条款向原审第三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协商过程。3.原审第三人在投保时是依照保险金额150万元进行投保并交纳相应的保险费，且本次保险事故是基于火灾造成电器全部烧毁，该保险标的无法二次利用及销售，就该笔保险标的而言也无可能发生二次保险事故，上诉人一直强调用特别约定中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条款来免除保险公司自身的赔偿责任，加重投保人责任，显然违背了投保人的投保目的，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法院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在上诉人提交的上诉状中，上诉请求中第一项明显与本案一审案件无关，故上诉人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正当、合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无论采取哪种赔偿计算方式，上诉人均应在150万元保险限额内对被上诉人进行赔付，故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海德商贸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中路保险的上诉请求。中路保险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就免责部分尽到了提示和告知义务；保险公司特别约定中的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以及绝对免赔率、免赔额根据保险法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免责条款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说明义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由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等事项充分解释说明，使保险合同真正建立在相互了解各方权利义务、根据平等互利原则进行公平协商的基础之上，在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条款如涉及保险人的责任免除内容，亦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确定保险人应履行的说明义务。但是从本案中中路保险提供的免责条款来看，其不但没有加粗、加黑、加大反而比其他非免责条款的字体还要小，这明显属于未尽到明确提示义务。另外“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内容实质构成对保险人责任的减轻，保险公司对此应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次，而保险单中关于“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以及绝对免赔率、免赔额的特别约定内容不但没有加粗、加黑、加大反而比其他字体还要小，不能充分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保险公司除此之外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就该约定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其次，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实其尽到说明义务。从证据形式上看，虽然中路保险提供了加盖第三人公章的文字材料，但该证据显示的保险期间与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并非同一时间，该证据显示的时间的保险免责事项对本案的时间事故不具有约束力，其所主张的尽到说明和告知更无从证明；另外从证据本身看，并没有骑缝章，无法证明公章所约束的和指向的投保人和投保期间与本案是否一致，无法体现其公章加盖所对应的说明对象的指向，从而也就无法就免责条款所针对的免责条款的内容做出明确说明。另外对于条款中约定的赔偿数额以及赔偿的标准问题，上诉人也提供了两种不同数额多大的计算方式和认定标准，这也说明了对于条款的解释和认定上诉人也是自相矛盾更别说对投保人来进行理解和告知了；综上，保险公司就“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绝对免赔额、免赔率的特别约定未向第三人履行相应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就该免责事项向第三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2、根据合同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的特别约定即与投保双方权利义务不相对等，也与第三人当时的投保目的和真实意思不相符。第三人是按照2%的高费率投保150万元保额保险，并据此缴纳了保险费，而保险人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和投保人缴纳保费所对应的保额和风险不一致，特别约定部分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与保险费不能对应，不能体现投保人与保险人权利义务的合理分担，减轻了保险人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不能体现民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第三人之所以投保150万元保额的保险，是基于投保人货物发生毁损以后，从原告贷款160万元能获得相应赔偿，以减轻第三人的风险。但是投保人按照150万元保额缴纳保费后，却最终获得50万元，这与投保人减低风险投保的目的不相符合，也丧失了保险具有抵御风险提供保障的功能；3、一审法院审理中不存在严重违法法定程序情形。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向中路保险告知了开庭时间，并且为了保证其举证的权利也给其留出足够时间补充其相关证据，庭审中也依照庭审的程序保证了其充分的辩论和举证的权利，对于其的主张的抗辩事由也让其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举证，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泰安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中路财保泰安公司在150万元保险限额内对泰安银行承担赔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中路财保泰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3日，第三人海德商贸公司与原告泰安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第三人向原告借款160万元，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期限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10月22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8.7%，按月结息等。同日，双方签订动产质押合同一份，约定第三人以其位于肥城市工业园仓库内的家电为上述借款提供动产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质物保管费用以及质权人实现债权和质权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并且经双方同意，质权人委托山东龙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对质押物进行监管。同日，原告泰安银行作为甲方（质权人），第三人海德商贸公司作为乙方（出质人），山东龙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监管人）签订泰安银行质押物监管协议书一份，约定丙方应按旬制作新的《质押物清单》报甲方。2019年3月6日，第三人海德商贸公司作为投保人为上述动产质押物家电向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保险金额为1500000元，支付保费3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3月7日0时0分0秒至2020年3月6日23时59分59秒。本保险第一受益人为原告泰安银行。2019年6月6日0时30分许，孙庄工业园仓库因电气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导致第三人仓库内存放的质押物电器被全部烧毁。2019年7月17日，肥城市消防救援大队出具肥消火认字（2019）第0004号火灾事故认定书。2019年5月31日，监管方山东龙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为原告泰安银行出具监管情况报告，监管质押动产名称：海尔系列电器，质量：优，价值：4035580元。截止2020年4月1日，第三人海德商贸公司欠原告泰安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共1751213.61元未归还。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动产质押合同、欠息表、监管协议、财产综合保险单、火灾事故认定书、监管报告、质押物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海德商贸公司与被告中路财保泰安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一是中路财保泰安公司承保的案涉保险标的物在火灾事故中的损失价值；二是案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部分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对投保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保险标的物为电器类产品，根据原告泰安银行提交的火灾事故发生前一天即2019年6月5日保险标的物库存明细表及被告中路财保泰安公司提交的2019年5月31日动产质押监管方出具的监管报告及质押明细，可以认定，保险标的物在火灾发生前的价格在400万元以上。结合肥城市消防救援大队出具肥消火认字（2019）第0004号火灾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火灾烧损了海德商贸公司库存各类家用电器。众所周知，国家对于家电商品安全要求非常严格，电器类产品经过大火燃烧后已丧失了使用和销售的价值，不能再进行上市流通和销售，即使有残值，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也已超出保险金额15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其一，中路财保泰安公司就“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的特别约定是否向海德商贸公司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甚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的特别约定实质构成对保险人责任的减轻，中路财保泰安公司对此应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特别约定内容未采用加黑字体印刷，反而比投保单中其他内容的字体要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中路财保泰安公司就“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的特别约定未向海德商贸公司履行相应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二，“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的特别约定与海德商贸公司的投保目的及真实意思不符，结合海德商贸公司所投保的保险金额及实际存货情况，该特别约定亦有违海德商贸公司的真实本意。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投保单中特别约定部分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条款对投保人海德商贸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告泰安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主张保险理赔权，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赔款15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50元，由被告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保险合同投保单特别约定部分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对投保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的特别约定实质构成对保险人责任的减轻，中路财保泰安公司对此应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从投保单可以看出，该特别约定内容未采用加黑字体印刷，反而比投保单中其他内容的字体要小，中路财保泰安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保险合同投保单特别约定部分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井 慧 审判员 邢友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