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育芬，男，197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小珊，女，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一鸣，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锋，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映彤，女，199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华，女，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苑锋，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羽佳，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淑惠，女，199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罗育芬、袁小珊因与被上诉人李映彤、崔建华、原审被告苏淑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4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育芬及其与袁小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一鸣、杜剑锋，被上诉人李映彤、崔建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羽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苏淑惠经公告送达庭询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育芬、袁小珊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映彤、崔建华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映彤、崔建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映彤、崔建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袁小珊、罗育芬存在欺诈行为，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映彤、崔建华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在全国企业信用网上对目标公司进行过查询，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罗育芬、袁小珊已向李映彤、崔建华公开目标公司《章程》，证明李映彤、崔建华已清楚知悉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情况，故对《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错误认识而签订。章程中清楚记载目标公司的股权缴纳方式为认缴出资，各股东认缴的出资金额、出资时间等信息，若罗育芬、袁小珊存在欺诈故意，根本没有必要向李映彤、崔建华公开目标公司章程。罗育芬、袁小珊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其作出“实收资本1000万、实缴股本40万元”的表述只是混淆法律上认缴出资、实缴出资的含义。（二）袁小珊是否存在被执行信息与本案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袁小珊并非由于“欺诈”而被列入被执行信息，其没有故意隐瞒，不存在告知李映彤、崔建华其被列入被执行信息的法定义务，一审以此为由认定袁小珊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属于主观臆测，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粤0104执65号执行案与本案袁小珊是否构成欺诈不具有任何关联性，袁小珊不负有告知他人存在被执行信息的法定义务，更没有故意隐瞒该事实。罗育芬补充上诉理由：（一）罗育芬在本案中无欺诈行为。一审判决罗育芬与袁小珊共同负有合同责任适用法律不当。罗育芬不是合同当事人，仅是股权代持人的身份是双方承认并告知法庭的，受袁小珊委托与李映彤进行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对李映彤表明罗育芬是代持人身份，本案合同当事人应为袁小珊和李映彤，罗育芬不应对合同负责。（二）一审认定罗育芬参与合同欺诈与事实不符。罗育芬与袁小珊为朋友关系，与李映彤、崔建华在签订合同之前并不认识，所有关于合同的沟通、协商、谈判等均发生在袁小珊与崔建华之间，罗育芬并未与李映彤、崔建华沟通过，也并未在股权转让中获益，不可能存在欺诈行为。李映彤、崔建华共同辩称，不同意罗育芬、袁小珊的上诉请求，一审事实查明清楚，判决公平合理，同意一审判决。苏淑惠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陈述。李映彤、崔建华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判决罗育芬、袁小珊共同向李映彤、崔建华返还40万元及利息暂计10000元（其中5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7月20日起到2019年8月19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另35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8月13日起到2019年8月19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罗育芬、袁小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至8月期间，崔建华与袁小珊通过微信聊天以及见面商谈的形式协商江苏踏歌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踏歌行公司）增加股东的问题。袁小珊在2018年7月1日通过微信向崔建华提供：“踏歌行”增加股东意向书：经双方协商，从2018年7月1日起，----成为“踏歌行”的股东，占股10%，股价五十万元人民币。从确定意向日起首付股价的20%（即十万元人民币）。7月10日前签署股权确认书，三日内付清股价的尾款（即四十万人民币）。经过双方多次商谈，2018年7月19日，袁小珊在微信里通知崔建华将转股权定金五万元转到其女儿苏淑惠的工行账户上。苏淑惠的账户于次日收到崔建华账户转账支付的五万元，并注明：“支付踏歌行股金”。袁小珊在微信里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表示“合作愉快”。同日，袁小珊向崔建华的微信发出“踏歌行”广州股东筹备合作说明：“广州股东（暂定4人）以40万元参股江苏踏歌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0%的股权，于2018年7月19日收到五万的股价定金，并全面开展工作，预计7月底前往南京总部考察并正式签订股权协议，签订股权协议3天完尾款，8月1日正式启动华南地区运营中心。”2018年7月24日，袁小珊在微信里对崔建华表示：“我昨天让总部准备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手续的完善，……，你这边尽快把股权合同签约人个人资料报给我。”2018年8月9日，李映彤（乙方、受让方）与罗育芬（甲方、转让方）签订一份目标公司为踏歌行公司的《（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该合同其中约定：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0%的股权（认缴股本100万元，实缴股本4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受让前述股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4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拾万元整）；乙方应于2018年8月10日之前将转让款人民币40万元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甲方陈述与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目标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且具有完全的处分权；……；目标公司和甲方均没有未向乙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债务、诉讼、索赔和责任；也不存在可能发生诉讼或仲裁的法律事实及威胁；乙方承认目标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甲方保证签订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其在任何协议或法律文件之下的义务与责任；在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发生由于甲方违反陈述与保证条款情况之一时，致使股权无法过户或其它实质上导致乙方的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甲乙双方应于甲方收到全部转让款后90个工作日内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转让股权的过户手续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等。2018年8月13日，崔建华根据袁小珊的指示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35万元支付至苏淑惠的上述工行账户内，并注明“踏歌行股权投资款。”在崔建华在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后，李映彤与罗育芬至今没有去办理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庭审中，李映彤、崔建华自认李映彤与崔建华是姨甥关系，当时是李映彤、崔建华共同参与购买上述股份，但只是用了李映彤的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李映彤、崔建华表示是崔建华代李映彤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但同意由李映彤主张本案的权利。另外，李映彤称其之所以购买上述股权，是因为最初袁小珊代表目标公司向其推销一款德国产品，其与客户用过后都反映都不错。且袁小珊称目标公司正在洽谈，很快能取得该产品的销售代理权，故其基于信任才与罗育芬签订了上述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之所以向罗育芬购买股权，是因为袁小珊称其股权由罗育芬代持。在其签订上述协议后，就入职目标公司担任了职员，因一直未能看到上述产品的销售代理资格，且目标公司在经营销售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合规的情形，包括钱款不是打到目标公司账户而是个人账户，故其在2018年10月就辞职离开了公司，不同意再去办理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并要求终止协议，但对方一直推搪。同时，李映彤、崔建华称其在签订协议前在全国企业信用网上有对目标公司进行过查询，但当时仅了解到的是有无该公司及相应的股东。庭审中，袁小珊与罗育芬确认罗育芬是代袁小珊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同时，袁小珊否认其曾有向李映彤、崔建华推销德国的产品，仅是在吃饭聊天时谈到其正准备代理该款德国产品，李映彤、崔建华认为有利可图就主动要求其转让部分股权一起经营。2018年12月1日，崔建华曾通过微信向袁小珊提出：“那你看看尽快定个时间吧，退股的事情我已经提了一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尽快处理对彼此都好。”袁小珊则表示“退股的事情暂时我也解决不了，很抱歉。”双方就上述退股问题协商不成，李映彤、崔建华于2019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踏歌行公司是2018年5月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营业期限自2018年5月3日起，登记状态为存续，经营范围：商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销售；……；保健食品、药品销售等。股东登记为罗育芬、于某、徐某，其中罗育芬持股比例为75%，认缴出资750万元，实缴资本为0。诉讼过程中，袁小珊、罗育芬称踏歌行公司自2019年1月起因李映彤、崔建华带人捣乱已经没有再经营。再查明，庭审中，李映彤、崔建华称袁小珊除骗取其40万元外，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还发现袁小珊还骗取他人欠款金额大约300万元，涉及的案号为（2016）粤0104执65号。袁小珊则称该案是涉及民间借贷，并非诈骗也非刑事案件。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袁小珊、罗育芬明知踏歌行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属于认缴，但却作出实收资本1000万元的陈述；同时罗育芬的认缴股份为750万元，没有实缴股本，但却在协议中作出认缴股本100万元，实缴股本40万元的不实陈述。另外，正如李映彤、崔建华所述其之所以购买罗育芬、袁小珊的股份，主要系基于袁小珊陈述目标公司正在洽谈，很快就能取得案述德国产品的销售代理权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却一直未能取得。袁小珊虽然对此予以否认，称是李映彤、崔建华认为有利可图主动要求其转让股权。对此，根据崔建华与袁小珊之间频繁往来的微信内容显示，并不存在李映彤、崔建华主动要求罗育芬、袁小珊转让股权的情形，反而是袁小珊对崔建华称“踏歌行”有意增加股东引致。如果不是存在李映彤、崔建华所述的袁小珊表示目标公司很快能取得德国产品的销售代理权，且李映彤、崔建华与其他客户在使用过该产品后都认为不错的情况下，仅从“踏歌行”当时成立不足两月的时间且到2019年1月就不再经营的事实来看，何以吸引李映彤、崔建华主动要求罗育芬、袁小珊转让其股权？故对李映彤、崔建华的该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另外，袁小珊与罗育芬自认罗育芬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是代袁小珊持有。而从庭审双方的陈述看，袁小珊在此期间因拖欠他人巨额款项而上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但袁小珊、罗育芬显然对此并无有告知李映彤、崔建华，有违合同约定。综上，在罗育芬在与李映彤签订《（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时，袁小珊、罗育芬对崔建华、李映彤存在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导致崔建华、李映彤未能依据真实的事实而依其真实意思签订上述协议。据此，现崔建华、李映彤主张要求撤销《（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袁小珊、罗育芬返还股权转让款和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崔建华、李映彤同意现仅由李映彤主张本案上述权利可行，一审法院予以照准。但崔建华、李映彤要求苏淑惠与其他罗育芬、袁小珊一并返还上述股权转让款并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判决：一、撤销李映彤与罗育芬于2018年8月9日签订的《（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二、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罗育芬、袁小珊向李映彤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00元；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罗育芬、袁小珊向李映彤支付上述欠款的利息（自2018年7月20日起到2019年8月19日止，以5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8年8月13日起到2019年8月19日止，以35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付之日止，以4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李映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罗育芬、袁小珊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罗育芬、袁小珊向本院提交（2013）穗仲案字第1515号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4）穗中法执字第342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2014）穗越法执字第3889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袁小珊拥有的债权远远超过其被执行的债务，不存在欺诈动机。李映彤、崔建华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已过举证期，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恰恰可以说明袁小珊处于失信状态，执行裁定书也说明了该债权是实现不了的。二审另查明：一审时李映彤、崔建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29日袁小珊向崔建华发送名称为“公司章程”的文档，崔建华未就此作出回应。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1.罗育芬、袁小珊是否存在欺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撤销？2.罗育芬、袁小珊是否应向李映彤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虽袁小珊向崔建华发送“公司章程”的文档，但未进一步举证章程的具体内容，而发送公司章程，以及李映彤、崔建华在全国企业信用网查询目标公司，并不能免除罗育芬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如实陈述公司资本状况的责任。第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鉴于”部分明确记载“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0%的股权（认缴股本100万元，实缴股本40万元）转让给乙方”，此处的目标公司实收资本1000万元以及认缴股本100万元，实缴股本40万元，与踏歌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也违反转让方陈述与保证条款。罗育芬、袁小珊解释只是混淆法律上认缴出资、实缴出资的含义，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该解释显然不成立。第三，公司是否实收资本，股东是否实缴资本，对股权转让价格影响重大，是受让人是否受让股权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在罗育芬在与李映彤签订《（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时，袁小珊、罗育芬对崔建华、李映彤存在隐瞒事实，导致崔建华、李映彤未能依据真实的事实而依其真实意思签订上述协议，罗育芬、袁小珊存在欺诈。崔建华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后，李映彤与罗育芬至今未办理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再结合李映彤、崔建华陈述的袁小珊表示目标公司很快能取得德国产品的销售代理权的合理性，以及李映彤入职踏歌行公司两个月便离职要求退股，踏歌行公司自2019年1月起未再经营等情形，现崔建华、李映彤主张要求撤销《（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袁小珊、罗育芬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至于袁小珊因拖欠他人巨额款项而上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虽然袁小珊对此不负有告知义务，但该事实并不影响本案罗育芬、袁小珊欺诈事实的认定。关于罗育芬是否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问题，其虽代袁小珊持股，但其作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约人，作为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一审判决其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罗育芬、袁小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罗育芬、袁小珊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