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81民初4131号原告：李某，男，197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成凤，云南天之泰（腾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丽萍，云南天之泰（腾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住所地云南省腾冲市腾越镇上绮罗社区双坡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2064285113K。负责人：顾坚，系公司经理。第三人：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客运站，住，住所地云南省腾冲市腾越镇满邑社区元吉小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29189987163。负责人：胡安萍，系公司经理。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李某与被告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以下简称腾冲旅游站）、第三人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客运站（以下简称腾冲客运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成凤、汤丽萍、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飞、李建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所欠票款共计641038元，其中云Ｍ×××**，210877元；云Ｍ×××**，210877元；云Ｍ×××**，219284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48583.96元（详情见附表）；3、判令被告支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年利率4.3%，本金为641038元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口头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购买两辆融资车牌号云Ｍ×××**（2012年3月）；云Ｍ×××**（2012年3月）。云Ｍ×××**（2011年8月签订书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口头协议与书面合同约定全部车辆原告出资49%，第三人出资51%。原告承包腾冲至昆明往返班次，第三人向被告负担车辆承包费云Ｍ×××**每月13760元；云Ｍ×××**每月13760元；云Ｍ×××**每月13174元。原告向第三人缴纳综合管理费，每辆每月9980元。车辆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费用成本均由原告负责承担。第三人负责对车辆进行管理运营，在运营过程中，第三人按每辆车售票总额10%收取提成，并扣除原告每辆车承包费和综合管理费其余售票款以运费按期及时支付给原告。后经原告与被告双方协商自2019年2月起承包费与综合管理费每辆每月为12680元。自2013年起，第三人将其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并将车辆所有权变更为被告，且票款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自订立口头协议与合同以来，切实履行约定义务，但被告未能全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拖欠原告2018年7月至11月票款及2019年4月至6月票款共计641038元，原告多次催告被告结算票款无果。被告逾期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其拖欠票款及利息，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秉公判决！被告及第三人辩称，一、（一）原告无权基于原、被告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1、如果法院经审查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有效，那么经营权所有权没有变化，依然由被告享有，双方签订合同内容的实质是经营主体资格的转让。既然双方是经营主体资格的转让，需要明确的是原、被告谁才是真正对“经营成果”享有权利的主体，“承包经营”顾名思议承包方作为经营主体，享有经营成果，承担经营风险，不管承包方承包期间是盈利或亏损，发包方享有的权利是收取承包管理费，这也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第三条第1款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告向被告所主张的“欠票款”并非是被告所欠票款，该部分票款属于昆明西部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客运）站售票款（原告提交证据即可证明），结合合同第4条的约定“在外站点发车的按实际应提数提取”，西部客运站即该条中所约定的“外站点”，这也表明欠款主体为西部客运站，而并非被告。被告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因西部客运站未按时将票款向原告结算并兑付，原告却向被告主张付款，显然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基于原、被告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只能在原告的经营收入被截留的情况下，被告才有权向原告进行主张。而原告因其所承包的运营路线决定了只会在腾冲旅游客运站及西部客运站产生经营收入（票款），如原告在腾冲旅游客运站所产生的经营收入，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原告才有权向被告主张。但在西部客运站产生的票款，在西部客运站未支付前尚未形成原告的经营收入，原告当然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由于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原告对外无法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但这并不妨害原告作为真正的权利人以被告的名义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更不意味着原告在西部客运站的经营收入应该由被告进行支付。2、如认定双方之间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实为《客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原告更无权向被告主张欠票款。挂靠行为违背“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在合同无效这一前提下，原告向被告主张“票款”的权利基础丧失，自然无权向被告主张。（二）西部客运站欠付原告票款，被告无任何过错。原告向被告承包经营时即明知其所承包经营的客运线路为“腾冲旅游客运站—西部客运站”；云南省（市际）客运线路班次经营是需要经省道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行政许可后方能展开，许可内容包括发车班次、起点客运站、终点客运站、车辆数量，获得许可后不得擅自变更起始客运站，即原告所承包经营线路必须由腾冲旅游客运站、西部客运站作为起点及终点，由其进行售票，不因原、被告的意志而转移。因此，被告在原告承包经营中无任何过错，不应对西部客运站所欠被告票款承担偿还责任。（三）本案原告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其经营收入票款的具体数额。如上所述，原告所主张的票款为其在西部客运站所产生的经营收入，但该经营收入具体为多少，应由原告与西部客运站进行核对确认，如不能核对确定，原告应通过法律诉讼向西部客运站进行司法主张。原告所提交证据未经西部客运站予以确认，被告当然无从得知其所主张“欠票款”数额是否真实，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原告应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二、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为签订书面的合同，该合同为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但原告起诉时却将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列为被告，将合同相对方列为第三人，在事实与理由中又陈述“原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3月订立口头协议...自2013年第三人又将其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所依据是书面合同，还是口头合同？第三人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转让的又是哪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均没有陈述清楚，要求被告支付欠票款的依据不清。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于2011年8月1日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二、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一份3页，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出资购买的云Ｍ×××**号、云Ｍ×××**号、云Ｍ×××**号大型普通客车，车辆所有权已转移至被告，由原告承包运营；三、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明细表一份（来源于被告方），证明被告欠原告2018年7月至11月及2019年4月至6月票款金额共计641038元；四、2018年7月至11月腾冲旅游客运站昆明线兑现表、2018年7月至11月昆明驾驶员收入兑现表各一份，证明2018年7月至11月原告向被告履行线路承包费与综合管理费；五、2019年4月旅游站驾驶员收入兑现表、2019年5月、6月参营捆绑经营收入、成本、结算表一份，证明2019年4月至6月原告向被告履行线路承包费与综合管理费；六、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转移至被告，由被告向原告履行支付票款义务；七、昆明中级法院（2018）云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证明本案被告与西部客运站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原告没有关系，涉案车票款部分已经做了处理。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机动车行驶证不能证明车辆的权属状态，对车辆的权属状态，双方合同里已有明确约定，该组证据同时证明了原告认可与被告之间系承包合同关系；证据三、四、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三组证据无任何人员或被告签章认可，该三组证据来源不清，真实性无法核对。第三组证据证明了是西部客运站欠票款，在法律上构成自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借记卡账户的明细清单属原告的账户流水，与本案无关，该账户明细无法证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已转移至被告，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票款义务；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票款属于保山交通运输集团与西部客运站是基于合同关系所产生，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所述运输车辆进入西部客运站是道路运输许可必须进入，而非基于进站服务合同，进站服务合同是客运站运营客车项目收费标准的确定，不改变原告、被告、第三人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为承包合同关系，原告是真正的经营主体。判决书进一步证明欠原告款项的主体是西部客运站，而非被告，同时西部客运站也欠了被告票款。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交证据。原告收到被告答辩状后，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明细表不予认可，2020年10月26日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涉案车辆自2018年7-11月及2019年4-6月的经营台账及西部客运站欠昆明线票款明细表。该申请实则是请求法院向被告复核原告所提交证据三、四、五的真实性，庭审中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四、五，庭后经本院向被告复核，被告对证据四、五即昆明线2018年7、8、9、10、11月兑现表15页、驾驶员收入兑现表6页及结算表2页盖章予以确认，对证据三不予确认，同时出具情况说明，认为原告提交的明细表上西部客运站欠款单车核算数是依据西部客运站售票清单核算的，最终确定时还要扣减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单车核算数据可能会小于原告提交的明细表中的数据，在未收到西部客运站欠款前，被告公司无法对各单车核算数进行确定。本院将复核情况给原告阅后，原告于2020年11月13日提交了西部客运站证明一份，说明本案车辆2018年7-11及2019年4-6月间未欠西部客运站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相关费用。经质证，原告认为情况说明中的数据应该扣减的数据不真实，明细表中的数据已经扣减了应扣费用，西部客运站出具的证明案涉车辆不再欠西部客运站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费用，明细表能证明原告诉讼请求的实际欠票款数额。被告认为情况说明中的意见就是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后来提交的西部客运站证明是其自己调来的，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定，请法庭酌情认定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质证，对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不予认可，客观上该表非原告自行制作，从被告所写的情况说明可以确认是被告出具的，其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原告提交的西部客运站证明中关于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问题相互矛盾，但西部客运站的证明与被告确认的驾驶员收入兑现表相佐证，本院对西部客运站的证明予以采信；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被告确认的驾驶员收入兑现表矛盾，对被告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尚要扣减原告在西部客运站的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问题，本院不予确认。对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观点，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分析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8月1日，第三人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签订《腾冲客运站融资车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共同购置本案的云Ｍ×××**号宇通卧铺车，第三人出资51%，原告出资49%，由原告承包经营，自负盈亏；融资车每月上缴乙方承包费22874元，合同有效期三年，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4年8月18日止，车辆运营中的各种成本均由原告负担，甲方按进站站级规定提取售票提成，在外站点发车的按实际应提数提取；乙方承包经营腾冲-昆明-腾冲班线，班期由甲方按计划安排；约定甲方按期结算给乙方运费；合同还对运营中安全责任、调度、甲方的管理职责、车辆残值处理等问题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之后原告与第三人协商又购置了云Ｍ×××**号、云Ｍ×××**号，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按之前双方所签合同约定履行。被告腾冲旅游站成立后，本案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以被告名义从事腾冲至昆明班线往返的旅客运输，并实际掌控车辆，同时服从被告调度及管理；三年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仍按原合同实际履行，至本案三车辆停运时，本案车辆在腾冲旅游站处的售票款兑现问题与原告之间无争议。多年来，本案车辆在西部客运站处的售票款除2018年7、8、9、10、11月及2019年4、5、6月外，其余的均是经被告确认后兑给原告，上述8个月的售票款因西部客运站拖欠至今，被告也就无从兑付给原告，为此原告诉讼来院。另查明，被告及第三人同隶属于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山交通集团公司），被告成立时将第三人的部分业务剥离在被告名下，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腾冲客运站融资车经营合同》所涉及的业务剥离在被告名下。原、被告认可原告主张的欠票款西部客运站至今未付给被告，为西部客运站欠票款问题，保山交通集团公司向昆明中级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月21日昆明中级法院作出（2018）云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判决由西部客运站支付给保山交通集团公司2018年6、7、8、9月的运费计20053974.24元，该款包含本案原告主张的2018年7-9月欠票款，判决生效后保山运输公司已申请执行，但案款尚未执行到位。本案车辆原告名下2018年7-11月及2019年4-6月欠票款合计641038元，涉案车辆2018年7-11月及2019年4-6月未欠西部客运站停车费、卫生费、进站费等相关费用。与本案同时起诉的案件有17件，涉及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合资车辆20辆，合计欠票款4357489元，现仍在营运的还有7辆；西部客运站欠票款中有公车3辆，合计金额658991元。在相同时期西部客运站不仅拖欠保山交通集团公司票款，还存在不同程度拖欠滇西其他州市客运站票款的情形。原、被告争议的问题是原告主张的欠票款在西部客运站拖欠的情况下，被告是否有义务支付该款给原告？本院认为，一、关于第三人是否适格问题。被告及第三人同隶属保山交通集团公司，被告成立时将第三人的部分业务剥离在被告名下，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所涉及的业务剥离在被告名下，该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义务由被告承继，本案的处理结果与腾冲客运站无利害关系，故腾冲客运站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原告起诉时将其列为第三人，本院予以驳回。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欠票款问题。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腾冲客运站融资车经营合同》并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结合我国运输行业的实情及双方之间的权益冲突，该合同属有效合同；涉案客运车辆双方按合同约定比例出资购置，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运营中的各种成本均由原告承担，原告以被告名义从事客运，双方之间的关系名为承包经营，实质上仍是挂靠关系，双方之间的争议属内部争议，在合同三年期满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据原合同及实际履行惯例确定。本案原告主张的售票款确系西部客运站拖欠所致，并非被告收到未兑给原告，因合同未约定该情形下如何处理，当然签订合同时双方都未预料到西部客运站会拖欠票款，现该风险出现，就本案而言，直接的承受者却只是原告，有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精神。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案全部欠票款，因合同中无明确约定，且与双方实际履行的惯例不符，扩大合同中“按期结算给乙方运费”及“当月兑现必须及时”的解释，对被告是不公平的；相反，原告是以被告名义从事客运，承担所有运营成本及本案票款兑现无希望的全部风险，却又不能直接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对原告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而，依据利益共享对西部客运站拖欠票款导致的风险，原、被告作为因合同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应各承担二分之一，即现原告主张的欠票款641038元，在西部客运站拖欠的情形下被告应支付给原告二分之一为320519元；同理，在西部客运站欠票款追偿到账后，原、被告按实际到账数额各享有二分之一，实际到账后若被告不自觉履行，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同时，因与西部客运站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的总公司，被告应提请总公司及时、主动、积极的向西部客运站主张权利。原告的诉请及被告的答辩部分有理，有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无理部分本院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票款320519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00元，减半收取计535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2797元，被告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旅游汽车客运站负担25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杜 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李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