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4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金菊，女，196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明青，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瀚龙，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有菊，女，196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明，北京中伦文德（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佳宾，男，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明，北京中伦文德（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金菊与上诉人吴有菊、叶佳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民初2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金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民初239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第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改判，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2015年2月23日借条（本金10万元）不予采信，并据以不支持该部分债权，显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八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一审判决书第5页，“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2015年2月23日的借条，没有被告签名，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前述事实认定存在严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婆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我方起诉时，对于诉请主张的2015年2月23日借条（本金10万元）对应的债权部分，提交了借条原件、借款组成明细、银行流水等证据，根据规定对于该部分诉请主张我方已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其中，该10万元借款本金中有8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供，借款事实具有客观真实性，该借条的产生与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借条均是根据借款双方交易习惯（即由我方先提供借款，以取现交付或转账方式交付资金，事后被上诉人不定期与上诉人进行本金、利息计算并出具借条），即事后产生的借条，该借条的笔迹、批注与其他借条具有一致性。尽管该借条上被上诉人吴有菊没有签名，但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自认该借条为被上诉人吴有菊书写（详见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并且向上诉人出具了该借条，而其反驳意见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及前述已查明事实，应认定该笔借款具有客观真实性。据此，一审法院在该笔借款客观事实确实充分前提下，仅仅以借条没有被告签名即不予采信，罔顾案件事实和证据规则，导致上诉人的相应合法本金及利息无法保障，显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8日期间借条对应的借款本金30万元和2015年12月28日借条对应的借款本金62万元为独立不包含的两部分债权，一审法院将30万元本金作为62万元本金的组成部分，显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关于2015年12月28日德借款620000元是否包含2007年8月至2008年4月8日的300000元问题。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第9页本院认为部分论述:“本案中，对于原告提交的2015年12月28日620000元的借条，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该620000元的组成为2014年12月28日400000元、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截止到2015年12月的利息120000元，其中本金500000元均系向案外人所借，而原告提交的该620000元的组成明细表取现时间自2008年延续至2015年，时间跨度长达7年之久，取现数额零散，其中载明发生在2014年12月28日前的数额不足500000元，发生在2014年12月28日之后的数额超过120000元，且原告所述向案外人借款500000元，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述组成明细与原告的陈述不符，亦与常理相悖，结合原告的职业，本院对该620000元借条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被告的自认，本院对该620000元的组成确定为：2014年12月28日的借条400000元（包括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借款300000元及该300000元截止2014年12月28日利息100000元）、同日借款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借条截止2015年12月28日利息120000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前述事实认定存在严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无论是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8日期间借条对应的借款本金30万元和2015年12月28日借条对应的借款本金62万元，一审法院已认定3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而上诉人起诉时均提供了对应的银行流水进行证明，其中：借款本金30万元部分，时间跨度是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8日；借款本金62万元部分，时间跨度是2008年6月至2015年12月，从借款关系发生和资金实际提供时间上不具有重合性，结合借贷双方交易习惯以及一审法院对全案其他现金交付借款的认定规则，应认定上诉人提交的62万元借款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同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通常都是上诉人提供资金在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资金和出具借条在后，只有少部分借款是在借条出具后提供的资金，本案62万元借款组成中，我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该620000元的组成为2014年12月28日400000元、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截止到2015年12月的利息120000元与我方提供的资金流水并不矛盾。事实上，自2008年6月4日至2014年12月16日交付的资金达到了478500元，而结合双方之间庭审陈述可知，在出具62万元借条前，双方之间存在多次更换过借条及计算利息的交易习惯，2014年12月28日出具40万和10万的借条是计算利息后为方便结算而凑整出具。同时，关于资金来源问题，2014年12月28日400000元、100000元借条对应的资金，虽系上诉人向案外人所借，但向案外人借款以及向被上诉人提供借款均系此期间持续性长期的过程，上诉人出借资金给被上诉人并非由案外人直接向被上诉人交付，而是由上诉人根据长期的交易习惯，先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内，再不定期根据被上诉人的资金需求取零付整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的举证证明责任是能够证明资金来源的客观真实性，即确实有如上资金可以出借，而非仅以所谓证人未出庭作证而不予采信相关证据。即便证人出庭，也仅能证明其向上诉人吴金菊提供过资金而不能证明该资金用途，证人出庭作证与待证事实缺少关联性。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作为对上诉人该部分诉请的反驳，被上诉人自认62万本金部分包含了30万元借款本金，且仅作该单方陈述，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进行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据此，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事实，在综合全案事实可以明确借款双方交易习惯、资金流向、借条出具等事实情况下，未综合全案证据对该部分争议事实进行认定，而是仅凭被上诉人的单方反驳陈述即否认上诉人的该部分诉请主张，显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三、根据规定，在前述借款本金应得到支持的同时，相应借款利息亦依法得到支持。吴有菊、叶佳宾辩称：1、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10万元不予采信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予支持；2、一审法院将30万元本金作为62万元本金的组成部分，已在一审庭审中予以查明，应予支持；3、关于借款利息，在我方的上诉理由中已详细阐述。吴有菊、叶佳宾上诉请求：判令撤销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民初239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具体如下。一、关于借款利息的适用标准问题。判决书中，借款利息的适用标准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叶佳宾在出具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借款300,000元的借条中没有注明利息，但在后期结算时，吴有菊就该笔借款截止2014年12月28日计息100,000元，截止2015年12月28日按月息两分计息。吴有菊在2014年12月28日出具的100,000元借条中同样没有注明利息，截止2015年12月28日仍按月息2分计息。吴有菊在2016年9月26日出具的50,000元借条中注明“利息壹分”，后在转换而成的2018年10月26日出具的借条100,000元中认可计息标准为月息2分。另吴有菊在2018年10月7日、2019年3月26日、3月28日、4月1日出具的四份借条中均注明了利息标准为月息2分。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间借款为计息借款，利息约定标准为月息2分，结合双方之间借款存在借款次数较多、借款数额较大、借款时间较长的情形，该院对双方之间的借款利息标准确定为月利息2分。法院的这一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第一款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凭证对是否支付利息有明确的书面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都在借条中有明确约定，没有明确书面约定的不支付利息。对利息支付标准的变更或重新约定均有明确的书面约定，表明当事人之间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双方存在明确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法院以部分借款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利息或虽无书面约定但转换后的借条约定支付利息（应属重新约定）为依据，推定所有未明确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均应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法院对620,000元借款组成的认定表明，出借方以本息合计重新出具的借款凭证表明，出借方已经获取了借款本金的合理利息。重新出具的本息合计的借款凭证是否计息，应以重新出具的凭证为准。3、出借方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成本并非一致，是否计息，应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双方当事人系同胞姊妹，当初借款包含亲属间的互助是人之常情，出借方出借资金并非以盈利为唯一目的，是无息借款存在的合理理由；出借方并非职业放贷人或以经营资金为业者，亦是无息借款存在的理由。关于新旧利息适用标准问题：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最高人民法院对原规定的修正，旨在统一降低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前款规定虽非强制性规定，但从修正的司法解释本意考虑，应予优先适用。二、关于我方应偿还的借款数额。判决书中第一段关于我方已偿还的200,000元+130,000元两笔还款应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債务，即优先抵充2015年5月26日的170,000元的借款，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先息后本，但该笔170,000元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法院认定应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前述。同理，第二段关于620,000元和第三段关于2018年2月8日的100,000元及2018年2月14日的70,000元并未约定利息，均不应支付利息。法院根据其认定的应支付利息借款（含先息后本部分）而作出的判决主文之第一判项中的借款本金及附表中的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及第九栏（620,000元）均不应支付利息，是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作出的错误判项。吴金菊辩称：1、一审判决关于借款利息的使用标准问题，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维持；2、本案借贷双方之间为有息借款，借款利息标准为月息2分，一审判决除存在答辩人上诉主张的部分本金认定错误外，对于被答辩人的还款按照先息后本抵充被答辩人债务并无不当。吴金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有菊、叶佳宾向吴金菊偿还借款本金1,860,000元、利息1,240,833.34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1,86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逾期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为602,460.02元）；2、判令吴有菊、叶佳宾承担吴金菊为实现权利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案诉讼费（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一审法院查明，吴金菊与吴有菊系亲姐妹，吴有菊与叶佳宾（又名叶长彬）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办理了离婚登记。吴有菊、叶佳宾因生意经营需要资金，向吴金菊多次借款，具体借款如下：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吴有菊、叶佳宾共计九次找吴金菊借款，借款本金合计300,000元，借款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07年8月8日10,000元、8月22日70,000元、9月18日10,000元、11月11日10,000元、2008年3月10日40,000元、3月12日20,000元、3月28日70,000元、4月6日20,000元、4月28日50,000元。因原始借条破损，叶佳宾按原借条内容在同一张纸上抄写了原九张借条内容，落款为“叶长彬”。2014年12月28日，吴有菊向吴金菊出具两张借条，分别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肆拾万元正（￥400,000元）”、“借到吴金菊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元）”。2015年12月28日，吴有菊向吴金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陆拾贰万元正（￥620,000元）。2014年5月26日和2015年5月26日、吴有菊向吴金菊分别借款30,000元和1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叁万元正（￥30,000元）”、“借到吴金菊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元”。2015年6月2日，吴有菊再次向吴金菊借款并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吴金菊利息合计叁万玖仟元正（￥39,000元），不计息中秋节付。后期经结算，吴有菊将上述三张借条合并重新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拾柒万元正（￥170,000元）。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2018年2月8日和同年2月14日，吴有菊分两次借款100,000元和70,000元，并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元）”、“借到吴金菊人民币柒万元正（￥70,000元）”。2017年10月7日，吴有菊向吴金菊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伍万元正（￥50,000元）。经结算，2018年10月7日，吴有菊向吴金菊重新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伍万元正（￥50,000元）（注利息贰分每年结一次息）。2016年9月26日，吴有菊向吴金菊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伍万元正（注利息壹分）（￥50,000元）。2018年9月24日，吴有菊再次向吴金菊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伍万元正（￥50,000元）。2018年10月26日，经结算，吴有菊向吴金菊重新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吴金菊人民币拾万元正（￥100,000元）（注利息贰分每年结一次息）。2019年3月26日、3月28日、4月1日，吴有菊分别向吴金菊借款50,000元、250,000元、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三份，分别载明“今借到吴金菊人民币伍万元正（￥50,000元）（注利息贰分一年结息）”、“今借到吴金菊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250,000元）（注利息贰分一年结息）”、“今借到吴金菊人民币伍万元正（￥50,000元）（注利息贰分一年结息）”。2019年10月28日，吴有菊向吴金菊还款200,000元，吴金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吴有菊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还吴有菊借款。2020年元月7日，吴有菊再次向吴金菊还款130,000元，吴金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吴有菊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还吴有菊借款。此后，吴金菊多次找吴有菊、叶佳宾催要借款及利息无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吴金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吴金菊在庭审中的陈述，2015年12月28日的借款620,000元的组成为2014年12月28日400,000元、同日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截止到2015年12月的利息120,000元，其中本金500,000元均系向案外人所借。吴有菊陈述2015年12月28日借款620,000元的组成为2014年12月28日的借条400,000元和100,000元及该500,000元截止到2015年12月28日的利息120,000元，其中2014年12月28日的借条400,000元组成为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九合一”借条的300,000元及该300,000元经结算后的利息100,000元。叶佳宾和吴有菊均表示愿意共同承担其认可借款的还款责任。另查明，吴金菊在上述借款出具期间在吴有菊家里从事家政服务，其因本案申请诉讼保全，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诉讼保全保费7,406.59元。一审法院认为，一、2015年12月28日的借款620,000元是否包含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8日期间的300,000元。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不仅应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还应以实际交付借款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对于吴金菊提交的2015年12月28日620,000元的借条，根据吴金菊在庭审中的陈述，该620,000元的组成为2014年12月28日400,000元、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截止到2015年12月的利息120,000元，其中本金500,000元均系向案外人所借，而吴金菊提交的该620,000元的组成明细表取现时间自2008年延续至2015年，时间跨度长达7年之久，取现数额零散，其中载明发生在2014年12月28日前的数额不足500,000元，发生在2014年12月28日之后的数额超过120,000元，且吴金菊所述向案外人借款500,000元，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述组成明细与吴金菊的陈述不符，亦与常理相悖，结合吴金菊的职业，该院对该620,000元借条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吴有菊、叶佳宾的自认，该院对该620,000元的组成确定为：2014年12月28日的借条400,000元（包括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借款300,000元及该300,000元截止2014年12月28日利息100,000元）、同日借款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借条截止2015年12月28日利息120,000元。吴有菊、叶佳宾辩称其未收到该“九合一”借条中300,000元，与其当庭陈述的2015年12月28日的借条620,000元包含前述300,000元的意见相矛盾，本院对吴有菊、叶佳宾该辩论意见不予支持。二、借款利息的适用标准问题。本案中，叶佳宾在出具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借款300,000元的借条中没有注明利息，但在后期结算时，吴有菊就该笔借款截止2014年12月28日计息100,000元，截止2015年12月28日按月息两分计息。吴有菊在2014年12月28日出具的100,000元借条中同样没有注明利息，截止2015年12月28日仍按月息2分计息。吴有菊在2016年9月26日出具的50,000元借条中注明“利息壹分”，后在转换而成的2018年10月26日出具的借条100,000元中认可计息标准为月息2分。另被告吴有菊在2018年10月7日、2019年3月26日、3月28日、4月1日出具的四份借条中均注明了利息标准为月息2分。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间借款为计息借款，利息约定标准为月息2分，结合双方当事人间借款存在借款次数较多、借款数额较大、借款时间较长的情形，该院对双方当事人间的借款利息标准确定为月利息2分。本案的受理日期为2020年7月17日，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颁布之前，该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对吴有菊、叶佳宾辩称的应适用吴金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确定利息受保护的上限的意见，该院不予支持。三、吴有菊、叶佳宾应偿还的借款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第二十一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期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还款顺序，吴有菊于2019年10月28日偿还吴金菊借款200,000元，于2020年1月7日偿还借款130,000元，该两笔还款应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即优先抵充2015年5月26日的170,000元借款，经核算，该借款自2015年5月26日至2019年10月28日经抵充，仍差欠借款本金150,637.81元［170,000元－（200,000元－170,000元×24%÷365天×1616天）］，自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1月7日经抵充，仍差欠借款27,571.28元［150,637.81元－（130,000元－150,637.81元×24%÷365天×70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但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吴有菊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的借条620,000元的组成为：2014年12月28日的借条400,000元（包括2007年8月8日至2008年4月28日期间借款300,000元及该300,000元截止2014年12月28日利息100,000元）、同日借条100,000元、及前述500,000元借条截止2015年12月28日利息120,000元。该借条已对前期借款的本息进行了结算，因此，吴有菊应偿还的该笔借款的数额为：620,000元及利息（以620,000元为计算基数，以月息2%为计算标准，自2015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但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吴有菊的其他借款，分别为2018年2月8日100,000元、2月14日70,000元、10月7日50,000元、10月26日100,000元、2019年3月26日50,000元、3月28日250,000元、4月1日50,000元，均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以借款本金为计算基数，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自实际出借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叶佳宾和吴有菊均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上述借款及利息由吴有菊、叶佳宾共同承担。双方当事人未对诉讼保全保险费进行约定，吴金菊要求吴有菊、叶佳宾承担诉讼保全保险费7,406.59元的请求，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吴有菊、叶佳宾共同偿还吴金菊借款本金1317571.28元及利息（计算基数、利息标准、计息起止日期见下表）；            计算基数              利息标准              计息起止日                  27,571.28元              月利率2%              2020年1月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10,0000元              月利率2%              2018年2月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70,000元              月利率2%              2018年2月1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50,000元              月利率2%              2018年10月7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100,000元              月利率2%              2018年10月26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50,000元              月利率2%              2019年3月26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50,000元              月利率2%              2019年3月2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50,000元              月利率2%              2019年4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620,000元              月利率2%              2015年12月29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      二、驳回吴金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6426元，减半收取18213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金菊负担5000元，由吴有菊、叶佳宾共同负担18213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本金数额；二、借款利息计算标准。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借贷双方为自然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必须要有实际的交付行为。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结合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等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后确定涉案借款本金数额并无不当，吴金菊关于借款本金数额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借贷双方虽存在部分借条有利息约定，部分借条无利息约定的情况，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确定利息约定标准为月利率2%并无不当，该利率标准也未违反我国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一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发布之前立案，不适用该新修订的规定。吴有菊、叶佳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吴金菊、吴有菊、叶佳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084元，由吴金菊负担36426元，吴有菊、叶佳宾负担166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吴倩书记员夏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