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34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耀福，男，197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振举，山东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耀生，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山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凤、李胜，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耀福因与被上诉人沈耀生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6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耀福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沈耀生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50,00元；2.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沈耀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就案涉厂房，双方当事人存在着共建的合意，并因共建而形成且只能形成共有关系。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人均为周围村庄土生土长的以打工为生的本地村民，均是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亲戚。由于这些证人打工的对象并不固定，既便曾被上诉人雇用，双方亦无法形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些证人证言虽不能具体准确地反映待证事实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但却更真实可信，“上诉人有关自己出资出力参与案涉厂房建设”的主张属实。基于上述事实，已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被上诉人又否认“上诉人出资出力参与案涉厂房建设具有赠与、雇佣或借贷等性质”，只能推定“就案涉厂房，双方当事人确实存在着共建的合意，并因共建而形成共有关系”。2.作为共有人，沈耀福的利益已因沈耀生独自占有利用共有财产而受到损害，沈耀生应对沈耀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共有所需要的基础法律关系，故就案涉厂房，基于双方的合意和共建行为，只能形成按份共有。案涉厂房建成后，由被上诉人独自霸占并利用，其行为明显有悖于物权法规定的“共有人对共有物应共同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原则。被上诉人独自占有利用案涉厂房与出租完全类同，上诉人要求赔偿损失，理由当然充分。综上，“沈耀生既不顾血脉亲情，又缺失当代社会理应具有的基本诚信意识，独自霸占利用案涉厂房”，而原审法院无视沈耀福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参与案涉厂房建设，却未能获得任何适当收益的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既不公平又无法服人。沈耀生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共有的合意。上诉人主张参与了建设，并以此为由主张对于案涉房屋享有共有权明显不能成立，参与建设与共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况且上诉人主张的参与建设的事实也不存在。2.2019年10月16日，上诉人在派出所的调查笔录第三页中，明确自认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的，只是认为宅基地是兄弟二人共有，但实际该宅基地属于二人的父母所有，并由父母转让给了被上诉人。不管是房屋还是宅基地，上诉人都不享有任何权利。3.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双方的父亲同样陈述案涉房屋是由被上诉人建设与上诉人无关，进一步证实了上诉人不享有案涉房屋的任何权利。4.根据双方在本案的陈述，案涉房屋的建设费用在9万元左右，即使按照上诉人的陈述，建设费用也在4万元左右。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投入到涉案房屋的费用仅为一、二千元，与房屋的建设成本相比差距过大。上诉人主张的共建不符合常理，也与上诉人的自认相互矛盾。沈耀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亲兄弟，被告是原告的二哥。原、被告的父亲沈印祥在本村拥有祖传宅院一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山集建（93）自第012901190号，四至：东邻路、西邻张文忠、南邻沈成才、北邻空地。2014年春季，经原、被告的父亲沈印祥同意，在该涉案宅院内建造钢结构厂房一幢。对于该钢结构厂房建设出资和所有问题，原告坚称，涉案钢结构厂房系原、被告共同出资兴建，为双方共同共有；被告坚称，涉案钢结构厂房系被告单独出资，为被告单独所有。为此，原告提交了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沈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案外人卞某、张某出具的收条二份、分家证明复印件、照片一宗，并申请证人张某、王某、倪某等出庭作证，予以证实涉案钢结构厂房建设的基本情况、总造价为4万元左右、原告出资了1.5万元、分家情况及涉案钢结构厂房的现状；其中，居民委员会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居第五组居民沈耀生与其三弟沈耀福兄弟二人共同投资在原老宅基建钢结构厂房，原老宅基证上是其父亲沈印祥的名字。沈某，2020年5月7日”，案外人卞某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沈耀福人民币壹仟元￥1000元（钢管租金）现金。2020年元月9号”，案外人张某的收条载明“今收到钢结构人工费2天×8人=16工，16工×120元=1920元，车费2天×100元趟=2120元，合计1920+200元=200元，2020.1月9日”，分家证明载明：“沈印祥、刘德英家产有（由）三个儿子平分和赡养，大儿子沈耀富、二儿子沈耀生、三儿子沈耀福，沈耀生拿沈印祥的土地补偿费8.6万元，沈耀生给沈传文盖房子花16万-20万”；原告的证人张某证实，原告当时承包工程，证人张某当时跟随原告干活，证人当时参与施工的工程包括石头部落工程和涉案钢结构厂房，不知道是谁购买的涉案钢结构厂房的原料，不知道钢结构厂房是谁的，是原告联系证人干的活，钢结构厂房干了2天，证人干活的工钱是原告给付的，在2019年春节之前给付过证人两次，共计约3800元左右，其中石头部落工程的工钱占一多半；证人倪某证实，只知道是给姓沈的干的活，是原告找的人，钢结构厂房干了4天，其工钱是证人张某给付的；证人王某证实，对于涉案钢结构厂房的施工，其只干了一天，共有5、6个人干活，其工钱是由证人张某当天给付的。对于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被告认为，居民委员会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证据的内容为推测性或结论性的意见，并不是案件的事实，而且出具该证明的经办人对该份证据内容是不知情的；二份收条，应当由出具人出庭作证证明相关费用与本案有关；分家证明与涉案钢结构厂房没有任何关系，其后附的地界图是原告近期单方制作，与本案无关联；照片与证明目的无关联；证人张某是原告的雇佣人员，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所收取的费用大部分是石头部落的工钱，与钢结构厂房的建设无关联，且几位证人陈述的干活的天数不一致，人数仅5、6人，与原告所提交收条显示的两天8人，相互矛盾，而且只能证明是原告联系的他们，但对钢结构厂房是谁的，不知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告为证明涉案钢结构厂房为其单独所有，提交了宅基转让协议书、单据六张、录像光盘、声明一份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的卷宗一宗，并申请了证人沈某出庭作证；其中，宅基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沈印祥、刘德荣）、乙方（沈耀生）系父子、母子关系，现就宅基转让事项，为避免日后纠纷，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自愿达成以下条款：一、甲方将坐落在枣庄市山亭区山城办事处沈庄村宅基[建设用地使用证号山集建（93）自第012901190，东邻路、西邻张文忠、南邻沈成才、北邻空地]一处转让给乙方，并将与所转让的该宅基的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给乙方。二、双方议定上述宅基总价款为人民币300000元，即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付款方式：乙方自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陆续共交付给甲方300000元，甲方收到该笔款项后将该笔款项用于为其孙沈传文建造房屋，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所交付给甲方的款项折抵该宅基的转让费。三、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将该宅基的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交给乙方保管，该宅基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六、该宅基现在：乙方已经在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后，在该宅基上自行修建了房屋一套，该房屋归乙方所有。……九、其他事项：别人不能干涉。见证人：刘志永、沈传文、沈传武。见证机关：山东富善律师事务所。2019年1月30日”，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受让了涉案宅基地；六张单据为被告于2014年、2019年、2020年购买材料的单据，用以证明被告于2014年建设的涉案钢结构厂房，2019年底，被告在涉案钢结构厂房外续接了部分厂房；光盘内的录像及声明共同证实，关于原告提交的2020年5月7日的居民委员会证明，经办人沈某出具声明证实对涉案钢结构厂房建设和投资情况并不知情；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中，原告沈耀福在其2019年10月16日的询问笔录第三页中陈述：“2013年的时候，我哥（沈耀生）在我父亲的那个老房子的地方，用彩钢瓦建设的一个厂房，当时我哥说地面上的建筑物是他的，但地基还是属于我和我哥的，也就是地基上的附着物属于我哥”及第四页中载明：“（沈耀福）答:那个彩钢瓦厂房是我哥的……问：你父亲的老房子是谁的？（沈耀福）答：是我父亲的”，原告、被告的父亲沈印祥在其2019年10月16日的询问笔录第二页中陈述：“我二儿子在那个老房子处用彩钢瓦盖了一处厂房，那都是我二儿子出资建设的，那个房子现在属于我二儿子”，用以证实涉案房屋为被告单独所有，与原告无关；被告的证人沈某证实，原告提交的居委会证明是证人经办出具的，证人对涉案钢结构厂房是谁建的、什么时间建的、各投资多少均不清楚，证人之所以给原告出具证明，是因为与原告关系不错，然后就给出具了，并表示被告出庭作证是自愿的，被告提交的声明是证人出具的。对于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认为，宅基转让协议书是无效的，农村宅基地不能转让，该协议并未履行，30万元并没有向案外人沈印祥支付，宅基地还在案外人的名下；六张单据都是2020年的，钢结构厂房是在2014年左右建的，与本案无关；光盘录像、声明、证人证言等只能证明被告对证人进行了威胁、恐吓，也误导了证人；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查明，原告当庭陈述，涉案钢结构厂房在建设时未约定出资比例，涉案钢结构厂房系原、被告共同出资兴建，总计花了4万元左右，原告花了1.5万元，为双方共同共有；被告陈述，原告的陈述不属实，涉案钢结构厂房总体造价9万元左右，所有的出资都是被告单独支付，原告未出资，为被告单独所有；原、被告对于其对方所表述的涉案钢结构厂房的出资情况均互不认可。但原、被告均认可涉案钢结构厂房的宅基地登记其父沈印祥的名下，至今未变更登记；涉案钢结构厂房自建成至今未产生任何收益。还查明，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经济损失15000元，原告当庭表示系原告垒砌砌块的工钱和料钱，而原告代理人当庭表示该损失参照的标准和依据为涉案钢结构厂房自2014年7月起至原告起诉时止的租赁费用的三分之一；为此，原告申请对涉案钢结构厂房2015年1月-2020年7月期间的租金进行评估，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山东恒达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鉴定，该机构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鲁恒评字（2020）第0804号价格鉴定结论书，评估结论为：标的厂房2015年1月1日-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总额为37567.00元；原告支付鉴定费3000元。被告质证认为该价格鉴定结论书与被告无关，鉴定程序违法，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也未申请重新评估。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所涉及的已建钢结构厂房的所有问题，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陈述可以看出，原告述称的建房出资情况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符，且也未能提交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建造涉案钢结构厂房的总体出资情况，故原告陈述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情况。被告虽然陈述和证实了建造涉案钢结构厂房的材料购买情况，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建造涉案钢结构厂房施工费用的出资情况，也未能提交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建造涉案钢结构厂房的总体出资情况，故其陈述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情况。而原、被告均认可涉案钢结构厂房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其父沈印祥的名下，且至今未变更登记，也均认可涉案钢结构厂房自建成至今未产生任何经济收益；而且，在本案中，涉案钢结构厂房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至今仍登记在原、被告之父沈印祥的名下，原、被告又各持其理，互不认可，其双方陈述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涉案钢结构厂房的基本情况和本案的事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确认所有问题。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的诉求，原告和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赔偿的标准和依据表述不一，未能确定是基于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损失；且原、被告均认可涉案钢结构厂房自建成至今未产生任何经济收益，其所有问题尚处于难以确认的状态，而被告又不认可，故该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待收集证据后可另行主张。被告的辩称，部分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部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耀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7.5元，由原告沈耀福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申请证人卞某出庭作证，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下文予以分析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其诉讼请求基于对涉案厂房享有共有权，主张的1.5万元系参照租金计算的损失。若上述主张能够成立，上诉人应当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厂房享有共有权。涉案宅基地的登记使用权人系双方当事人的父亲沈印祥，而沈印祥、刘德荣（甲方）与沈耀生（乙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的《宅基转让协议书》载明，乙方在事先征得沈印祥的同意后，在该宅基上自行修建了房屋一套，该房屋归乙方所有，且沈印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同时，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亦陈述，彩钢瓦厂房是被上诉人的。在上述事实存在的前提下，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二份收条、分家证明复印件、照片及证人的证明力明显小于上述书面证据的证明力，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规定，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无法确认厂房的所有权，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耀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元，由上诉人沈耀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建新审判员  孙 梦审判员  单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高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