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民再2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闫刚，男，195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仇凤丽，女，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系闫刚之妻。上述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苏南，云南兰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MA6K98TB1C。住所地：昆明市高新区科高路云铜康柏尔大厦**。法定代表人：郭昊英，该公司董事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映禄，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原告（重审追加）：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683659751R。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道办事处永昌商贸园****。负责人：邱左卫，该分行行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张毅，男，198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原审被告：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568818219G。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永昌镇永昌路（新华小区）法定代表人：张自国，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云南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6787294449。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九龙小区西大沟东侧法定代表人：张毅，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陶春兰，女，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未到庭。原审被告：张艳，女，1984年11月26日出生，，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未到庭。上列被申请人张毅和原审被告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陶春兰、张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卫果，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被告：崔学海，男，196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原审被告：邵凤英，女，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系崔学海之妻。上述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懿，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述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云南金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闫刚、仇凤丽与被申请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资产公司）、张毅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云05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闫刚、仇凤丽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云民申8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再审。经本院再审审理，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云05民再3号民事判决，崔学海、邵凤英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4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云民再2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云05民再3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审本案认为，本院（2019）云05民再3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重审应对（2016）云05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进行审理；另，重审期间，原审被告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自国，向本院提交情况反映及相关证据材料认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工作人员张东无故收取其人民币63万元，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未与其结算，将本案存在争议债权转让给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效。上述需审理查明事实及案件处理结果均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存在法律关系。2020年8月25日，本院通知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闫刚、仇凤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苏南，被申请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映禄，原审原告（重审追加）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被申请人张毅、原审被告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自国、云南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陶春兰、张艳未到庭）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卫果，原审被告崔学海、邵凤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懿、马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针对重审的要求，闫刚、仇凤丽提出如下意见：一、本案经过原审、再审又到重审的复杂审判程序造成了本案法律关系的混乱。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受气”；本案的原审起始于2016年2月15日由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向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人民法院用近一年的时间于2017年1月24日以简易程序的方式，由李平法官一人主持调解后，于同年2月13日作出调解书。答辩人对调解书拒绝签收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经再审作出（2018）云民申843号民事裁定，指令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19年5月28日本院重新组成会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并于同年7月1日作出（2019）云05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本案被告人崔学海，邵凤英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2月1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于同年4月21日作出（2020）云民再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5民再3号民事判决；二、发回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本案自2016年2月至2020年4月，经两审法院经历时间长达4年零2个月的三次审理，至今还要进行重审。本案的耗时之长，反反复复的审判程序，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堪称现代审制的奇葩。回溯本案审判过程存在问题，（一）原审的问题：1、审限超过法定审限6个月的近一倍。2、诉讼标的达2250万元、主合同、从合同、借贷、担保、抵押登记的复杂法律关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3、以独任审判方式由一名法官主持调解，且承诺为当事人办理反担保手续，诱导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制作调解书。审判程序竟然作假程序由“简易程序”直接变为“普通程序”，并且由始至终没有参加本案审判活动的法官刘光好、李娇与李平组成合议庭参与本案（见调解书）。4、调解违背“不告不理”原则规定，“不告不理”原则的含义：一是原告的起诉是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先决条件，这是审判活动“被动性”的特点之一；二是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当与原告起诉的范围相一致，法院不得对原告未提出的诉讼请求事项进行审判；也无权变更或超出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内容进行审理。本案原告在起诉时对闫刚、仇风丽的担保责任的主张仅是“在抵押范围内”即98.47万元的担保责任范围内主张受偿权，而调解主持人李平法官，竟然违背当事人的主张，把闫刚、仇风丽的担保责任擅自扩展为“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的抵押范围，”实在是荒唐至极；司法业务水平之低，违背了审判原则的常识，实属鲜见。此类调解如果不撤销，不得不说是审判的悲哀。（二）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再审是为纠正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错误，依据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的重新审理活动。显然再审审理的重点是原审的调解书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处理。再审的实体部分审理答辩人在此不多作评述，但程序上是合法的。（三）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再2号民事裁定书的评述。本案的再审判决书送达后，当事人崔学海，邵凤英按上诉审程序，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本案，并作出终审判决。但令人费解的是该法院竟然以字号为（2020）云民再号裁定书决定：发回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这个裁定的存在问题为什么要把正常的二审程序，变更为审判监督程序？并且“再”字号裁定作出重审决定？且适用法律不当，《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是关于再审的适用程序。本案是再审案件，由第一审法院按一审程序作出判决，当事人上诉的案件；且该判决对原审的调解书已作出撤销的判决，故，已不存在原审的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第二审程序审理、而不应当把已撤销的调解书在二审中提出，把上诉案件当做“提审”案件，并适用再审程序作出裁定发回重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是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随意性较大的问题，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司法审判具有指导作用。该规定从严界定了发回审理的适用标准，即①二审审理发现原判决基本不清的，二审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做出判决；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二审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③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此外，该规定明确了凡有五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的可以发回重审。通过上述规定可见本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本案的理由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具有随意性。以上答辩意见，请人民法院在重审中予以充分考虑，减少和避免当事人因繁琐而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遭受痛苦的精神折磨和经济损失。二、关于原审调解程序的问题。（一）原审调解达成协议，不属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了四种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情形，本案调解属于应当制作调解书的情形。（二）本案的调解协议，有关“各方当事人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内容，并非答辩人明白和清楚处于完全自愿的情形下而为的行为，主持调解的李平法官，也没有明确告知答辩人，此调解协议，属于签字即生效的调解。（三）自愿原则是调解最基本的原则，违背当事人意志，法官在调解中对当事人采用欺诈、哄骗，加压手段，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迫调解，强迫其接受调解协议，是“压服式”调解。本案李平法官，行为失范，以口头承诺把答辩人用张自国家兰都饭店旁的房屋产权办理反担保手续为诱导，哄骗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最终，李平法官根本没有兑现办理反担保的手续的承诺，答辩人及时发现受骗上当，才坚持拒收调解书，提出申诉，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法院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云民申843号民事裁定，本案被指令再审，上级法院的指令再审绝不是贸然行为和草率的决策。（四）李平法官在调解中对答辩人采用缴纳反诉费的方式，对答辩人加压。2016年1月19日答辩人针对本诉提交反诉状，反诉请求：法院判决驳回本诉原告诉求答辩人承担《个人担保合同》的担保责任。同年1月23日李平法官开具77150.00元的诉讼费预收通知单，责令答辩人立即交费、当答辩人辩解说那么大数额的诉讼经费是按2250万元的标的额的比例计算的，按反诉请求涉及的标的额仅仅是担保物98.47万元的数字，只应当按反诉标的比例交费。李平听后极不耐烦的说：我叫你交多少，就是多少，否则，反诉我们就不管。有关调解违法，调解违背自愿的辩解意见：还有调解中应当到庭的当事人不到庭，如，借贷人之一张毅不到庭，借贷、担保过程的调查必然受到影响等等。以上答辩意见，请人民法院予以采信。三、有关本案主合同《个人借款合同》的违法问题。（一）《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令2号），是国家银行业监管局发布的规章类别的法规，其管理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即银行业从事贷款业务，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定”。该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个人自主支付的贷款限额不超过50万元。”而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借贷给张毅的个人贷款竟然超过规章规定上限的45倍之多，违反法规规定如此明目张胆《个人借款合同》是违法的产物被法院认定为有效合同实属不当。应当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92条第（五）项规定了此类合同属无效合同。（二）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相关负责人办理张毅个人借贷事务中存在违法犯罪嫌疑行为。据本案当事人之一张自国提交的检举材料和证据显示，2014年10月25日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经理张东，收受张自国手续费63万元，这个时间点是在银行把2250万元贷款打入张毅银行账户以后，2014年10月27日贷款打出云南白源进出口贸易公司期间发生的事情。出借人借贷人共同违背法律法规规定，违反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进行权钱交易，这样的《个人借款合同》难道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四、本案从合同《个人担保合同》的问题。（一）担保人闫刚、仇凤丽只为张自国提供担保，从来没有表示为张毅担保。（二）担保合同上借款人一栏原先是“空白”，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张自国双方在合同签订时玩鬼。即先叫闫刚、仇凤丽在合同封面和合同尾部签名后，再把“张毅”的姓名填上，对答辩人进行了欺骗。（三）担保合同上根本没有写明借款担保的数额是2250万元。担保人不知道借款2250万元的事情，也不了解借款合同的内容。（四）根据《全国法院民高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5条规定：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权部分的约定无效，应当把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缩减至主债权范围。本案主债权2250万元，而几名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却确定为4115.2万元，大于主债权1865.20万元，显然有失公平，故应当把大于主债权部分的担保责任缩减至主债权范围。以上情况证明本案的担保合同是对担保人隐瞒欺骗而为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再审申请人云南资产公司答辩：1.再审申请人请求撤销本案（2016）云05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是扩大自己的请求权，再审申请人只能针对涉及自己利益的调解内容行使请求权，而不能对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请求撤销；2.闫刚、仇凤丽在《个人担保合同》签字、捺印属实，其担保的意思表达真实；3.人民法院调解程序合法，调解协议是经过多方自愿协商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申请人张毅答辩：向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借款是事实，该借款用于购买钢材，建盖蓝天幼儿园房地产，因无法办理产权证，销售不正常，导致资金链断裂，不能偿还到期贷款。原审被告白地房地产公司、永昌建筑公司、陶春兰、张艳答辩：为张毅的借款提供担保是事实。我方积极与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协商，愿意以民强街23号房地产优先执行偿还借款，白地房地产公司同意以二府街的房地产提供执行担保，其他被告的抵押物暂不作处置，最大可能减少其他被告的损失。原审被告崔学海、邵凤英答辩：1.请求确认被答辩人云南省资产管理公司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2.请求依法判决确认本案《个人借款合同》《个人担保合同》无效，确认答辩人对本案借款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驳回原审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并解除抵押登记，责令原告返还房产证土地证。事实和理由：一、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结果与原告主体身份存在自相矛盾。本案原审中，原告是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而再审时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债权转让的受让人身份成为本案原告。从本案中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该公司是在本案原审《民事调解书》作出以后，才向富滇银行转让取得本案的债权，其债权凭证和转让的依据，就是《民事调解书》。只有《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才能够取代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的诉讼地位，但本案一审判决已经明确撤销了《民事调解书》，却仍然将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列为本案原告，完全是自相矛盾。本案中我方针对合同效力提出很多争议，都与合同订立的过程有直接关系，富滇银行作为合同订立的直接当事人，对此不能置身事外。云南资产管理公司替代富滇银行成为诉讼主体既无合法依据，也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二、（2016）云05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应当撤销，且再审程序的启动，证明《民事调解书》存在的撤销条件已经查明。（一）《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本案再审申请人闫刚、仇凤丽所主张的关于签订调解协议的过程属实，原审法官在调解中的确存在以承诺办理反担保的形式诱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但调解协议并未涉及反担保的内容，事后也没有办理过所谓的反担保。因此，《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同时，该《民事调解书》第五条规定，原告对被告崔学海，邵凤英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上水河5号房地产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实质上超越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使答辩人在原《担保合同》设置的抵押范围之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利。（二）《民事调解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书生效条件。案卷内的送达回证证实，闫刚、仇凤丽的调解书并未签收，答辩人崔学海、邵凤英的调解书是一般委托代理人签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书生效条件。在卷内调解协议当中，虽然载明“七、本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或者特别授权代理人签字后生效”，但本案依法不适用在调解协议签字生效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盖章后生效的情形，指的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现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而《民事诉讼法》的该项规定指的是“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而不是任何民事案件的调解。本案法律关系复杂，权利义务主体众多，调解协议内容并不能及时履行的，显然不属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因此，本案不能适用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生效的规定。而且，原审法官在调解中也未对各方是否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生效的法律规定和后果做特别提示，也是违背调解自愿原则的表现。因此，原审的《民事调解书》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该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能成立。（三）《民事调解书》存在应当撤销的情形，是再审程序的启动前提。《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从上述规定来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既然已经对本案裁定再审，说明对原审《民事调解书》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或者法律规定的情况，已经“审查属实”，应当依法撤销。撤销之后，原审所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都处于不确定状态，再审就应当对本案争议事实进行全面审理，重新作出裁判，而不是再来重复审查《民事调解书》是否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或者法律规定的情形，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三、本案《个人担保合同》的形成存在欺诈行为，应属无效合同。答辩人与本案借款人张毅素无任何生活及经济上的往来而是与张毅的岳父张自国系多年的朋友。在本诉讼之前有过张自国向答辩人借用房产证土地证抵押贷款的事实。2014年9月底，张自国再次向答辩人提出借房产证、土地证，因之前张自国均守信如期归还，所以答辩人才同意为他担保，并将房产土地证借给张自国，而且借款人张毅在贷款过程中也从未出面办理，答辩人根本不知道是为张毅作抵押，从始至终没有同意为张毅提供抵押担保。富滇银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个人借款合同》《个人担保合同》签订的时间均为2014年10月21日，但《他项权证》办理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答辩人在《个人担保合同》上签字时并未看到《个人借款合同》，也不了解其主要内容，签字后也没有拿到合同文本。事后经多次向张自国询问，张自国才给了答辩人一份缺少中间部分的《个人担保合同》复印件，该文本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10月12日。在诉讼发生后，闫刚向不动产中心调取用于登记抵押的合同文本，却又显示《个人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两份担保合同均出现在借款合同形成之前。没有主合同的前提下先出现从合同，没有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先设定抵押权，明显不符合逻辑，且存在弄虚作假的空间。这些问题，足以证实借款合同双方是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四、本案借款用途和支付方式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1.从借款用途看，《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还款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本案《个人借款共同》约定，该贷款用途为“购买钢材”，支付对象为“云南白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但从云南白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显示，该公司并无钢材销售的经营业务；并且，答辩人在2017年12月4日之前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从未知晓该公司与张毅之间存在任何钢材交易行为。由此可见，张毅在贷款时就隐瞒了贷款真实用途，富滇银行也没有尽到严格审查义务，且不排除他们双方及其他人私下串通，违规发放、骗取贷款的嫌疑。2.从支付方式看，本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根据银监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的规定，贷款人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通过贷款人受托支付或借款人自主支付的方式对贷款资金的支付进行管理与控制。规定“贷款人受托支付是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本案《个人借款支付委托书》及相关支付凭据显示，该2250万元贷款是从张毅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到白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而不是由贷款人直接支付给借款人的交易对象。事实上是“自主支付”而非“受托支付”。而根据《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33条的规定，个人贷款适用“自主支付”的范围，仅限于贷款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下的，也就是说本案如此大的贷款金额，是禁止进行自主支付的。并且，从钢材交易虚假的事实也可以看出，富滇银行从张毅的账户将该贷款转到白源公司的账户，也只是张毅利用该公司账户过一下资金，借以掩盖虚假贷款用途的手段，最后还是由张毅自主支配该贷款，事实上就是自主支付，已经严重违规，并证明借贷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3.从贷后管理的情况看，《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35条规定“个人贷款支付后，贷款人应采取有效方式对贷款资金使用、借款人的信用及担保情况变化等进行跟踪检查和监控分析，确保贷款资产安全。”但富滇银行并未采取有效方式对张毅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使担保人的抵押物面临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这也是对答辩人利益的直接损害。综合上述理由，本案的《个人借款合同》和《个人担保合同》都属于无效合同，对答辩人不具有约束力，答辩人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审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及裁判情况：原一审审理情况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张毅于2017年4月30日前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25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承担自2015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的相关利息、罚息、复利（其中利息、罚息、复利以原告业务系统上反映的数额为准）。二、被告云南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陶春兰、张艳对上述借款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三、原告对被告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地产［房产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隆国用（2012）第××号］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对被告闫刚、仇凤丽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东侧房地产［房屋证号为：保山市房房权证隆阳区字第**；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保国用（2007）第00231号］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原告对被告崔学海、邵凤英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上水河5号房地产［房产证号为：保山市房权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保国用（2000）第××号］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本案案件受理费154300元，减半征收77150元，由被告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七、本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或者特别授权代理人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已于2017年1月24日在上述协议上签字，调解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再审审理情况经再审查明：2014年10月21日，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被申请人张毅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张毅向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借款22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24日起至2015年10月12日止；借款人按月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归还贷款本金，月利率6‰，结息日为每月的第20日；担保方式，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由白地房地产公司、闫刚、崔学海以其所有或依法处分的房地产做抵押，贷款人与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并办理相应的担保手续；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由永昌建筑公司、张艳、陶春兰作为保证人，贷款人与保证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均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白地房地产公司、崔学海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均向相关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取得了他项权利证书。闫刚、仇凤丽与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签订《个人担保抵押合同》，用位于隆阳区东侧的房地产【房产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房权证隆阳区字第**、地使用权证号为保国用（2007）第**】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担保物清单载明担保物评估价值140.63万元，担保价值98.47万元，且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取得了他项权利证书。另查明：2017年10月30日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云南资产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将本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云南资产公司，云南资产公司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受让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本院认为：本案债权人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张毅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分别与永昌建筑公司、陶春兰、张艳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与白地房地产公司、崔学海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各方当事人已按照合同履行相关义务，且双方对合同内容及履行不持异议。上述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上述六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再审申请人闫刚、仇凤丽与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签订《个人担保抵押合同》，用自己的房地产为张毅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闫刚、仇凤丽对于在担保合同上签字认可，无异议。闫刚、仇凤丽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主自愿表达担保的民事行为，明知担保的民事法律后果而签订合同，其担保意思表示真实，因此，闫刚、仇凤丽与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签订的《个人担保抵押合同》有效，闫刚、仇凤丽应当承担担保的民事责任。关于闫刚、仇凤丽辩解，担保合同签订日期、主合同编号不一致的问题。因为合同日期和合同编号是合同的形式要件，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表象瑕疵既不影响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影响主合同和担保合同效力，因此，对于闫刚和仇凤丽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诉讼过程中，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云南资产公司经协商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将本案涉及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云南资产公司，云南资产公司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受让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云南资产公司据此申请参加诉讼，本院已裁定准许其参加诉讼。本案在原审中各方当事人已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已经在调解笔录上签字，除闫刚和仇凤丽外，其他当事人已签收民事调解书；闫刚和仇凤丽在民事调解书送达前反悔，拒收民事调解书，本院依法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云05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二、张毅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归还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25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的计息为方式承担自2015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的相关利息、罚息、复利；三、云南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陶春兰、张艳对上述借款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四、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地产【房产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隆房权证隆阳区字第**、使用权证号为隆国用（2012）第3035号】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崔学海、邵凤英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上水河5号房地产【房产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隆阳房权证隆阳区字第**、用权证号为保国用（2000）第0876号】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闫刚、仇凤丽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东侧的房地产【房产证号为保山市房权证隆阳区房权证隆阳区字第**、权证号为保国用（2007）第00231号】在担保价值98.47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案件受理费77150元，由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重审中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院再审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审调解是否存在违法性？二、各方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方式以及应如何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再审重审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调解是否存在违法性。首先，庭审笔录反映的内容和过程，是由原审原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分行提出调解方案，所有被告确认该方案，而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调解协议。同时，各方当事人认可的调解方案，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本案法律关系复杂，义务主体众多、责任范围差异，调解方案内容不能及时履行清结，完成债务的清偿，必须处置担保抵押财产才能实现，显然不属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在此基础上，原审才制作民事调解书。其次，原一审在通知各方当事人领取调解书过程中，闫刚、仇凤丽夫妇，崔学海、邵凤英夫妇发现，庭审调解中协商的相关履行承诺不能实现，均未签收调解书，崔学海、邵凤英夫妇的一般授权诉讼代理人马军，在案件承办人要求下，签收了调解书。综上，本案的调解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情形，在调解书未生效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原一审未及时判决，以调解书已生效方式结案，并移送执行违法。故，本案调解书应予撤销。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各方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方式以及应如何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再审重审认为，本案债权人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张毅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分别与永昌建筑公司、陶春兰、张艳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与白地房地产公司、崔学海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各方当事人已按照合同履行相关义务，且双方对合同内容及履行不持异议。上述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上述六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再审申请人闫刚、仇凤丽与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签订《个人担保抵押合同》，用自己的房地产为张毅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闫刚、仇凤丽对于在担保合同上签字认可，无异议。闫刚、仇凤丽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主自愿表达担保的民事行为，明知担保的民事法律后果而签订合同，其担保意思表示真实，因此，闫刚、仇凤丽与富滇银行保山分行签订的《个人担保抵押合同》有效，闫刚、仇凤丽应当承担担保的民事责任。关于闫刚、仇凤丽辩解，担保合同签订日期、主合同编号不一致的问题。因为合同日期和合同编号是合同的形式要件，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表象瑕疵既不影响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影响主合同和担保合同效力，因此，对于闫刚和仇凤丽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诉讼过程中，富滇银行保山分行与云南资产公司经协商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富滇银行保山分行将本案涉及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云南资产公司，云南资产公司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受让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云南资产公司据此申请参加诉讼，本院已裁定准许其参加诉讼。本案在原一审在通知各方当事人领取调解书过程中，闫刚、仇凤丽夫妇，崔学海、邵凤英夫妇发现，庭审调解中协商的相关履行承诺不能实现，均未签收调解书，崔学海、邵凤英夫妇一般授权诉讼代理人马军，在案件承办人要求下，签收了调解书，并非崔学海、邵凤英夫妇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民事调解书未生效，原一审未及时作出判决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云05民初7号民事调解书；二、张毅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归还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25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的计息为方式承担自2015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的相关利息、罚息、复利；三、云南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陶春兰、张艳对上述借款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四、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地产在本金225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的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崔学海、邵凤英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上水河5号房地产在抵押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闫刚、仇凤丽设定抵押的位于隆阳区东侧的房地产在担保价值98.47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案件受理费77150元，由云南白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邵 全审判员 王晓敏审判员 王文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杨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