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5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宏城金都**。负责人：邓红，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飘，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艳，女，198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玉，男，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柳玉，女，198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被上诉人王金玉、曾柳玉及原审被告王玉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6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飘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金玉、曾柳玉及原审被告王玉艳、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期间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王金玉、曾柳玉在王玉艳所欠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金玉、曾柳玉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不清。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玉艳于2016年11月18日签订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两份《贷款合同》。王金玉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编号为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均明确王金玉为王玉艳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在2016年11月21日到2021年11月21日及2016年11月21日到2017年11月21日期间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从合同约定看两份《贷款合同》不属于《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提供保证担保的贷款合同范围，但两份《贷款合同》及《保证担保合同》签署日期是同一天，《贷款合同》的贷款金额和《保证担保合同》担保的债务本金最高额一致，且两份《保证担保合同》特别条款第十条约定表明担保人知晓贷款资金用途为贷款重整，而两份《贷款合同》正是为重整贷款而签订的，因此根据《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目的、签订时间、合同编号等可以推断出《保证担保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金玉签订的两份《贷款合同》提供担保，《保证担保合同》系王金玉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保证期间尚未届满，故王金玉应当对王玉艳所欠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全部债务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两被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自愿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内容合法有效。虽在合同第七条“合同签约主体”项下只明确列明了合同签约主体是王金玉，但曾柳玉在合同尾部签名捺印，因此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有理由相信曾柳玉知晓、认可《保证担保合同》的内容，自愿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保证担保合同》对王金玉、曾柳玉具有约束力，王金玉、曾柳玉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能仅凭《保证担保合同》在第七条“合同签约主体”项下未将曾柳玉列为签约主体而驳回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要求曾柳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保证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王金玉、曾柳玉作为《保证担保合同》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带清偿责任。在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涉及的其他同类型案件中，同样是《保证担保合同》未将签字人员列为签约主体甲方，但在《保证担保合同》尾部签名捺印，一审法院判决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判决结果导致同案不同判。被上诉人王金玉、曾柳玉及原审被告王玉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答辩权利。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一审诉请：1.王玉艳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66,967.45元，并支付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48,445.53元（暂计至2017年12月20日止，此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继续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2.王金玉、曾柳玉在王玉艳所欠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王玉艳、王金玉、曾柳玉承担。一审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8日，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玉艳分别签订编号为SW20161118003094号《贷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为王玉艳提供200,000元贷款，贷款期限60个月，贷款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并按借款实际天数计算，贷款的金额、期限、实际贷款利率、贷款用途、支付方式、还款方式等均在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审查通过后以具体贷款业务合同、贷款出账凭证为准；第8.13条约定本笔合同年利率为16%，期限为12个月，起止日期为2016年11月21日至2021年11月21日，还款方式为利随本清。同日还签订SW20161121009833号《贷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为王玉艳提供800,000元贷款，贷款期限12个月，贷款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并按借款实际天数计算，贷款的金额、期限、实际贷款利率、贷款用途、支付方式、还款方式等均在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审查通过后以具体贷款业务合同、贷款出账凭证为准；第8.13条约定本笔合同年利率为16%，期限为12个月，起止日期为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11月21日，还款方式为利随本清。上述两份贷款合同均约定，王玉艳应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贷款到期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自该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王玉艳立即偿还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实际逾期天数，对未归还的贷款本金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息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直至王玉艳清偿全部授信本金和利息；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费、过户费）由王玉艳承担。同日，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还与王金玉签订编号为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各一份，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保证担保范围为王玉艳从2016年11月21日到2021年11月21日及2016年11月21日到2017年11月21日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以下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主合同的签订日应在上述期限内，主合同的履行期限不限于上述期间内。王金玉、曾柳玉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王玉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并分别约定被担保债务本金最高额为200,000元及800,000元。曾柳玉亦在在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尾部签名捺印，但在上述《保证担保合同》第七条“合同签约主体”项下，未将曾柳玉列为签约主体。合同签订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于2016年11月21日向王玉艳发放贷款200,000元及800,000元；其中200,000元贷款的《个人贷款出账凭证》载明贷款年利率为5%、贷款期限为60个月、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与《借据台账》所载一致，但与SW20161118003094号《贷款合同》的约定不一致。至2017年12月20日止，王玉艳仅偿还SW20161118003094号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33,032.55元及利息8,510.54元，尚欠该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166,967.45元及利息（包括罚息、复利）692.04元，并拖欠SW20161121009833号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47,753.49元，共计拖欠借款本金966,967.45元及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48,445.53元未予清偿。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因此诉至一审法院，并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玉艳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并按照SW20161118003094号《贷款合同》的约定，确认200,000元贷款的利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以《个人贷款出账凭证》为准。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依约向王玉艳发放贷款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王玉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偿还贷款的期限和方式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清偿贷款本息。现因王玉艳未按期依约偿还贷款本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有权自该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王玉艳立即偿还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实际逾期天数，对未归还的贷款本息计收罚息和复利；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对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要求王玉艳依约清偿拖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包括罚息、复利）、负担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王金玉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均明确约定王金玉为王玉艳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在2016年11月21日到2021年11月21日及2016年11月21日到2017年11月21日期间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贷款合同》签订于2016年11月18日，均不属于上述《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提供保证担保的贷款合同范围。且上述《保证担保合同》第七条“合同签约主体”项下已明确列明了合同的签约主体，曾柳玉虽在该合同尾部签名捺印，但不属于合同的签约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对曾柳玉不具有约束力。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据此要求王金玉、曾柳玉承担本案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对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请求判令被告王金玉、曾柳玉在王玉艳所欠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王玉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66,967.45元及截止2017年12月20日止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48,445.53元。二、王玉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按照编号为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贷款合同》及《个人贷款出账凭证》的约定，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支付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清偿之日期间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三、王玉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800元。四、驳回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要求王金玉、曾柳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38.72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461元，由王玉艳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仅审查：1.曾柳玉是否为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的合同主体问题；2.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所担保的范围是否及于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贷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第七条“合同签约主体”项下明确列明了甲方（保证人）王金玉，曾柳玉在该合同尾部甲方项下签名捺印。根据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结合《保证担保合同》已经明确载明“甲方（保证人）、乙方（债权人）”及曾柳玉在保证合同合同尾部甲方项下签名捺印的事实，本院依法认定曾柳玉为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的合同主体，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对曾柳玉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对曾柳玉不具有约束力，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保证合同，系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协议。保证人所担保的债务仅限于保证合同所约定的债务。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保证担保合同》均明确约定保证人为王玉艳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在2016年11月21日到2021年11月21日及2016年11月21日到2017年11月21日期间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SW20161118003094号及SW20161121009833号《贷款合同》签订于2016年11月18日，不属于上述《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提供保证担保的贷款合同范围。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上诉要求曾柳玉、王金玉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39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海波审判员  陈蔚红审判员  陈 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