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4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云涛，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沈州路**太和大厦**402。负责人：王珩，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远，辽宁盛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云涛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3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云涛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3民初字第357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审核和认定合伙人身份，并依法合理补偿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理由有三：一、确认书不能够否认、不能剥夺是上诉人是合伙人的身份实际情况是乙方吴云涛在2000年1月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前已经投入股金1万元，成为实际合伙人。就应该享受合伙人的待遇与分红。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确实，有一定的困难，租房、出纳前台的费用都要甲方承担，所以上诉人没有提出分红一事。上诉人在2005年去云南发展，帮助当地少数民族扶贫工作，2013年回到沈阳。在这期间也多次催要，被上诉人以种种理由推脱，上诉人也多次让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上社保，上诉人去年才给上。期间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上诉人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访问一个月。需要一个收入证明，办理签证,这个事情比较着急。被上诉人负责人王珩拿出一份确认书让上诉人签字，和我说其他合伙人都是名义上的，让他们看看，不涉及你的利益。你还是实际合伙人。不在司法局文件上变更。为了尽快去美国签证，并且不影响上诉人实际合伙人身份，通过以上的考虑上诉人不得已的情况下签字。上诉人认为不能单单以确认书否认上诉人实际合伙人的身份。举例：上诉人拿到了房证，被上诉人手里有一张房子是你的单据，并且不给房钱，及不过户就是你的吗？并且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房子就是你的吗？确认书是格式合同，赵艳红、张某和上诉人签署都是一样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格式合同有利于上诉人解释。确认书被上诉人公开作假，当时只有我和王珩在场，没有见证人在场。上诉人作为实际合伙人出资人，确认书上没有否认上诉人实际出资，确认书没有否认上诉人合伙人身份。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做出的错误决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官没有以事实为依据，妄下论断，人为的剥夺吴云涛的股东权利，这是不公平的！一审法院判决的同时不对吴云涛实际合伙人认定和判决，是非常明显的错误，人为的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该以律师法，合伙人一系列规定，而不光用合同法来审理。不能单以确认书就剥夺了上诉人合伙人身份这是违反法律的。国家合伙人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中没有实际合伙人、名义合伙人之分，这是一审法官与被上诉人创造的新名词。就是想剥夺上诉人股东的合法身份。合伙人的退出有一定法律规定与流程，不能够虚假的不被认可的确认书剥夺上诉人合伙人身份，真正投入1万元占有合伙股份就应该享受合伙人的待遇。2.1按照律师法的规定：第十五条，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有三名以上合伙人，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四)、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问题。46、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便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47、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序相应的多承担责任。52、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2.3虚假证人也能作为定案证据2020年8月17日庭审，上诉人吴云涛质问证人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对重要证人的质证判决书对证人采纳2020年8月17日庭审，上诉人吴云涛对证人张某质问，证人提供虚假陈述，法官还是予以认可，所涉及问题已经认可，证据如下：（1）上诉人问张某：当时投入律师事务所时你有没有在该所你是怎么知道王珩一个人投入律师事务所全部资金？张某回答：我没有到这个所之前，我要了解出资等情况，我先了解的他们说钱是王珩本人投入的。（2）上诉人问张某：你问的谁？我问时三位合伙人都在场。（3）上诉人问张某：你有证据吗？没有，我必须要问清楚这个情况，才能加入该所。证人张某做的伪证，加入一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还全部到场，跟你谈合伙人投入的情况，这是违反常识与逻辑的，并且没有证据支持他的传来证据，证人张某按照正常情况下不应该采纳，法官予以采纳，法官的意图就是想判上诉人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没有其他解释。三、法官不作为让上诉人调查取证困难重重。需要调查一些证据材料上诉人申请律师调查令与申请法官调查取证，申请书调查令到判决书下来也没有拿到，法官也没有去调查。申请律师调查令上诉人去司法局律管处调取成立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相关成立于上诉人合伙人实际投入的一些证据材料。申请法官调查取证，20年合伙人收益情况。以上法官都没有去做，整个审理过程中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丧失了作为公正性的形象，应该去有关部门投诉并启动错案追究程序。四、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判决犯有证据不认、对重要证据的质证存在疏漏的重大错误。在法院判决前上诉人在沈阳市司法局律管处支持下律调取了合伙人协议申办、合伙律师事务所申请书、保证书、招商银行证明书，并且加盖了律管处的公章与骑缝章。法官按照被上诉人设计的路线，双方互相勾结，法官不予质证，让上诉人承担败诉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为上诉人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极其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还法律以公正、公平，还上诉人以公道。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辩称，一、确认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能够证明上诉人不是合伙人。1、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投资1万元上诉人并没有向答辩人实际缴纳出资，在一审中上诉人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缴纳了1万元出资。后期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又多次增资，但上诉人也都没有实际出资。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至今，上诉人也未承担任何费用及多年的亏损，不参与经营，不参加合伙人会议，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任何经营情况均不知情。上诉人称因为成立之初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困难就没有提出分红并不属实。上诉人只是名义合伙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困难与否与上诉人从来不发生关系。作为合伙人其不仅享有分红的权利，还有承担亏损的义务，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自成立以来，上诉人也从未承担任何经营费用及亏损。2、《确认书》系上诉人自愿签署，内容清晰明确《确认书》是在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财务负责人的见证下，由吴云涛本人亲自签署。《确认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确认书》内容明确无争议，能够证明上诉人是名义合伙人，没有出资也未参与经营。上诉人所述是因去美国签证才签署《确认书》的事实也不存在，因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也签署了这份《确认书》，大家都是自愿签署，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根据律师执业特点也不存在胁迫的可能性。《确认书》不属于格式合同，因为只有少数几个当事人签订。就其内容而言，清晰明了，不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确认书》也并没有限制任何一方的权利，相反，明确了名义合伙人并不承担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任何债务。二、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审理本案是正确的。1、上诉人主张适用《律师法》、《民通意见》的规定审理本案是对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律师法》对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进行了规定，《民通意见》对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调整进了规定。但两部法律适用的前提是作为合伙人要有真实的合伙意思表示，签订合伙协议并实际缴纳出资。而上诉人作为名义合伙人，其并没有成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意思表示及相关行为，相反，上诉人本人没有签署合伙协议，也未出资，不能成为《律师法》、《民通意见》规定的合伙人，也就不能适用这两部法律对合伙人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书》作为定案证据，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是正确的。2、一审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合法，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一审证人严某按《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出证，证人能够正确表达意思，证言内容客观公正，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综上，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并不成立，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云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支付吴云涛作为合伙人至今（20年）的工资及分红收益1000万元，利息300万元，共计13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1月，吴云涛与案外人张维琳、王珩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三人共同投资成立沈阳光大、天创、汇城律师事务所。协议第二条约定，本所注册资金13万元，出资比例为张维琳7万元、王珩5万元、吴云涛1万元，合伙人出资于本所核准登记后五日内缴清。第三条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合伙人的权利为参加合伙人会议行使表决权，本所主任任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请修改合伙协议、章程和规章制度，监督本所的财务及合伙人会议决议的招待情况，依合伙协议对本所的财产拥有所有权、收益分配权，依合伙协议的规定退出合伙；合伙人的义务为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决议，遵守本所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对本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律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不为可能使本所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第六条约定，本所吸收新合伙人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同时报登记机关备案。第九条约定，各合伙人可以在每月27日（如遇节假日顺延），按其上月创收额的55%提取工资，剩余的45%用于支付房租、行政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用；本所在利润分配时，应首先按合伙人会议的决定提交下一年度的发展基金。第十条利润分配比例约定，利润的50%按当年度各合伙人创收比例分配，利润的50%按合伙人投资比例分配，如本年度中合伙人因故没有创收，仍可按利润的30%分配。第十一条亏损的承担约定，本所合伙人按投资比例分担本的亏损的50%，余50%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亏损年度的发展如合理支出，下年度必须首先补足，以保证发展基金的完整。落款处，由吴云涛、张维琳、王珩共同签字。2000年1月11日，吴云涛、张维琳、王珩共同向沈阳市司法局提交《申办合伙律师事务所申请书》，申请成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名称为沈阳光大、天创、汇城律师事务所。2000年6月5日，辽宁省司法厅向沈阳市司法局下发辽司【2000】50号《关于同意成立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的批复》，决定批准成立“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该所为合伙形式的律师事务所。2015年8月10日，吴云涛（乙方）与案外人王珩（甲方）签署《确认书》一份，内容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0年，全部资产均由甲方投入，考虑到司法局管理及律师事务所发展的需要，经甲方、乙方及其他合伙人同意，将乙方登记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双方确认：乙方并未向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实际出资，也未参与经营，仅是名义上的合伙人，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资产及债权不享有任何权利，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亦不承担任何责任。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由甲方全权负责管理，甲方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资产及债权享有所有权，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债务独自承担责任。乙方承诺对上述事项予以保密，并同意以合伙人的身份配合甲方对外签署有关文件。如乙方因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债务问题遭受损失，甲方负责解决和赔偿”。落款处，由甲方王珩、见证人刘某签字，吴云涛签字并捺印。2020年2月19日，吴云涛在微信朋友里发出《告知律师同仁的一封信》，其中内容写到“在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于2001年10月10日成立之初，该所成立时注册资本10万元，王珩、我与另一位合伙人三人共同投资成立该所，其中，我实缴注册资金1万元……”。另查明，本案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名称为沈阳盛恒律师事务所，于2001年4月更名为现在的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从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成立至今，吴云涛一直是其登记合伙人之一，且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注册资金从成立时的13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000万元，一直未进行过分红。现吴云涛、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因合伙协议发生纠纷，吴云涛于2020年4月1日起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庭审过程中，吴云涛自认《合伙协议》系其本人同意由他人代签字；《确认书》系本人亲笔签字，但主张是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云涛于2015年签署的《确认书》明确写明了吴云涛仅是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名义上的合伙人，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资产、债权及债务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虽然吴云涛主张该《确认书》是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但吴云涛未能够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事实，且吴云涛作为执业律师，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认识到在该《确认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因此，吴云涛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具有真实的合伙人身份，故对吴云涛要求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支付至今（20年）的工资及分红收益1000万元、利息3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且缺乏相关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云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原告吴云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吴云涛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1份证据，合伙协议、保证书、申请书、账户余额证明书，用于证明：吴云涛系被上诉人的合伙人，出资一万元。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认定如下：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账户余额证明书并不能证明吴云涛实际向合伙出资10000元。鉴于吴云涛签署了《确认书》，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合伙人。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吴云涛是否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合伙人。本案中，吴云涛主张其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合伙人，提供了合伙协议、保证书、申请书、账户余额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上述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其向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实际出资的事实。且，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为否认吴云涛的主张，提供了由吴云涛签字确认的《确认书》，《确认书》明确载明吴云涛仅是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名义上的合伙人，对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资产、债权及债务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吴云涛虽主张《确认书》系受胁迫作出的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吴云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实际出资，不足以否认《确认书》载明的事实，故吴云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吴云涛并非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合伙人，故吴云涛请求对合伙盈利进行分红，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云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上诉人吴云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