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1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源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靖安镇三江口码头东侧。法定代表人：曹山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炳，江苏荣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燕翔，江苏荣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星帝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九纬路北侧。法定代表人：陈德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洛，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星帝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九纬路北侧。法定代表人：魏红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洛，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红喜，男，汉族，1963年8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丹阳市新民中路**。负责人：毛莉霞，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忠，该支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华龙，江苏甘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润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白马村法定代表人：蒋蔼其，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奥丹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里庄镇北路法定代表人：王锁方，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蔼其，男，汉族，1952年7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丹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培仙，女，汉族，1953年8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丹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鹏宇，男，汉族，1979年9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丹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丽娟，女，汉族，1983年2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金坛市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锁方，男，汉族，1963年3月23日出生，住江苏省丹阳市。上诉人江苏星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帝置业公司）、江苏星帝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南京源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丹阳支行）、江苏润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公司）、江苏奥丹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丹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王锁方信用证开证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镇商外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源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炳、蒋燕翔，上诉人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傅洛，上诉人魏红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被上诉人中行丹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忠、蒋华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润阳公司、奥丹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王锁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不承担责任；诉讼费用由中行丹阳支行、润阳公司、奥丹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王锁方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实际上是蒋蔼其等人以非法融资为目的，通过其控制的润阳公司、江苏润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友公司）等关联公司进行虚假的、没有真实交易的“自买自卖”，并以提交表面相符的虚假单据套取信用证款项方式，实施信用证欺诈，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不应承担责任。原审判决错误的选择性适用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单证相符原则，而未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制度的规定，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2015年5月8日蒋蔼其询问笔录，润阳公司向中行丹阳支行贷款3000万元，该3000万元也是润阳公司使用，证明蒋蔼其等人真实意思是贷款。根据2015年6月10日蒋蔼其询问笔录，3000万元贷款分为2000万元、1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的原担保人是姜培林，其企业不具有担保条件了，中行丹阳支行要求追加新的担保人。上述3000万元贷款数额与魏爱英控制的星帝置业公司担保2000万元、星帝燃料公司担保1000万元，合计3000万元担保数额一致，证明蒋蔼其等人的真实意思是贷款。根据2015年6月10日施丽娟询问笔录，施丽娟是润阳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蔼其的儿媳妇，其担任润阳公司会计职务，润阳公司的银行业务均由施丽娟办理。润阳公司3000万元贷款是蒋蔼其与中行丹阳支行联系好后，银行的沈仲恺来公司要相关资料，与《进口或国内买方类融资业务联系函》中发起机构联系人是沈仲恺相印证，也与金书定关于沈仲恺知道信用证没有真实基础交易的陈述相印证，一审判决关于沈仲恺是信贷员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润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蒋蔼其，股东是蒋蔼其和蒋鹏宇，监事是汤培仙。润友公司于2009年8月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润阳公司和蒋蔼其各持50%股份，蒋蔼其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5月，润友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施丽娟变更为汤哲宇。2013年11月18日，润阳公司将其持有的润友公司的50%的股权转让给朱惠贤。蒋蔼其与汤培仙是夫妻，蒋蔼其与蒋鹏宇是父子，蒋鹏宇与施丽娟是夫妻，汤哲宇是汤培仙的侄儿，本案所涉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润阳公司、受益人润友公司都是蒋蔼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原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实际由一人控制或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金书定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属实、具体明确，且有蒋蔼其、施丽娟、工商资料、购销合同等相佐证，应予认定。4、原审判决关于“银行账户明细虽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涉案信用证贴现后的资金流向”、“资金流向”“不属于信用证业务的环节”、“即使存在问题，也不能直接证明涉案信用证基础交易是虚假的”的论证自相矛盾，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信用证基础交易虚假已经形成证据链。5、资金流向表明润友公司收到信用证款项后当日或次日就转入其他公司账户，最终将款项又转到润阳公司，有的甚至没有进过其他公司账户的环节，当日直接转入润阳公司。单据中只有出库单，未见《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运输单据，也未见检验合格证明或入库单。据了解到的开具发票情况，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互相对开了1亿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互相对冲，目的是避税。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申请一审法院调查上述证据，但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二、原审判决认定中行丹阳支行在开立涉案信用证和审单过程中均已履行了合理审慎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中国银行并非善意。1、《进口或国内买方类融资业务联系函》表明，润阳公司在中行丹阳支行办理结算业务的时间长达9年，中行丹阳支行对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应当知道，但其在与交易对手关系中标注的是“非关联企业”。润友公司开户资料显示其通讯地址与案涉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润阳公司地址、蒋蔼其地址均是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里庄镇。一审法院以《变更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载明润友公司通讯地址为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里庄镇，而润阳公司的注册地址为“丹阳市导墅镇白马村”为由认定两者并不相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润友公司是江阴的公司，信用证议付行不选择无锡地区银行，而选择在镇江的中国银行，不符合常理，违反规定；180天延期议付信用证，短期内就支付完毕；资金通过信用证从镇江中国银行付出，经过润友公司账户或其他公司账户，当日或次日内回到镇江中国银行润阳公司账户，再返还润阳公司欠镇江中国银行的授信，该信用证交易完全是中国银行控制下的交易。中国银行作为专业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信用证是国际、国内贸易的支付手段，而蒋蔼其的目的是贷款，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又是关联公司，在短期内开出9份信用证且数额巨大。据此，中国银行应该知道该信用证是没有真实基础交易的业务。根据金书定2015年8月26日询问笔录，中国银行沈仲恺对于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是关联公司、开立信用证没有真实基础交易是知晓的。三、一审程序违法。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全部调取公安机关的证据、未向税务部门调取证据、也未要求中行丹阳支行提交相关4500万元还款的证据。源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中行丹阳支行对源港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中行丹阳支行、润阳公司、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奥丹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王锁方、魏红喜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本案案由认定错误，本案应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非信用证开证纠纷，一审法院未按法定程序变更案由导致对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未能查明。本案中，中行丹阳支行与债务人签订的是《授信额度协议》，信用证仅是该协议下的一个借款的手段，实质仍为金融借款。本案如果认定为信用证开证纠纷，即认定本案信用证独立于《授信额度协议》，则不能按照《授信额度协议》进行诉讼，而应按单个信用证独立诉讼，本案中行丹阳支行所主张的垫付款项系由12份信用证项下的欠款分别组成，应分案进行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未就案由变更向当事人进行释明，而是直接在原审判决中对案由进行变更，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程序违法。1、蒋蔼其等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丹阳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现上述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中止原因并未消除，一审法院仅凭向公安机关相关人员了解的情况即裁定恢复诉讼，无事实依据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2、本案中源港公司已经提出中行丹阳支行存在与借款人恶意串通的主张，且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也能明显反映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相互串通，利用虚假信用证借新还旧，源港公司与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在原审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应依法对基础关系也进行一并审理，但一审法院仅认为信用证开证具有独立性，基础交易真实与案涉信用证无关，故未予准许，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对中行丹阳支行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星帝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八、源港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九等均认定错误。四、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存在恶意串通、利用虚开信用证借新还旧的情形。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之间一直存在借款往来，润阳公司在中行丹阳支行的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在开具信用证之前，润阳公司已经占用了4500万元授信额度，故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完全具有开具假信用证以新还旧的动机。一审中，源港公司多次要求中行丹阳支行及润阳公司回答对于已占用的4500万元授信额度的归还情况，中行丹阳支行及润阳公司均拒绝回答。润阳公司财务人员金书定在公安机关陈述了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相互串通开具信用证过程。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材料显示润阳公司出具的信用证在润友公司贴现后，资金通过江苏台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阳公司）等关联公司倒账的方式流回了润阳公司，该资金流水情况足以证明信用证是虚开的，其目的是开立虚假信用证以新还旧，骗取源港公司为其担保。一审法院未对资金流向及中行丹阳支行、润阳公司的行为进行综合认定，仅凭表面为信用证纠纷就对上述疑点未予审查认定，不符合实际事实。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签订的信用证开证业务对保证人无效，因为根据2013年3月7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江苏省分行）128号文，中行丹阳支行没有开证的权限，其委托中行江苏省分行开案涉信用证，不符合该文件的规定，文件规定该权限不允许机构转授权，并且载明了机构转授权是中行镇江分行向下级分支机构及主要负责人进行转授权，本案是中行丹阳支行作为镇江分行的下属机构，委托镇江分行开信用证违反此规则，属于无权操作，且也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因此保证人对该信用证不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及上诉人源港公司对各自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无异议。就上诉人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源港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中行丹阳支行辨称，一审法院审理、判决的案由、程序均合法。1、本案的案由信用证开证纠纷是源港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间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管辖权裁定中予以确认，因此本案确定为信用证开证纠纷并适用信用证相关规范性文件来审理正确。本案在立案之后一审法院曾经因丹阳市公安局接受了星帝置业公司的报案而中止审理，此后丹阳市公安局多次向中行丹阳支行以及一审法院表示其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并不涉及到中行丹阳支行的有关业务，因此本案是可以继续审理的。在案件恢复审理后，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的申请，已经多次前往公安机关调取有关材料且经过质证。2、信用证开证核心是要求单证的审核，而非对基础交易的审查，中行丹阳支行在办理信用证业务中已经在开证及其他过程中审核了相关的合同、单据、发票，整个过程是符合规范的。在开证之后中行为了进一步审慎处理相关业务，对所开的发票又进行了事后核查，证明了相关增值税发票并没有像上诉人所说进行了作废处理，也就是说这些发票和单据均是真实的，上诉人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情形在本案中不存在。润友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在办理本案的授信业务之前其与润阳公司在股权结构或管理人员上并没有关联关系，因此在具体业务中自然也是必然要将其归为非关联企业。就发生在润友公司和润阳公司之间的有关业务，中行丹阳支行已经根据规范性文件完成了单证的审核，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中行与润阳公司或润友公司之间相互串通的情形。3、在公安机关对蒋蔼其以及星帝置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魏爱英等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星帝置业公司和润阳公司存在长期互相担保的合作关系，润阳公司寄给法院的答辩状中也载明了他们之间互相担保的具体状况，因此各上诉人为润阳公司的有关授信业务进行担保本身就是他们之间担保合作关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4、润阳公司在本案之前确实在中行丹阳支行是有业务关系的，有信用证开证业务，这是客观事实。而且在前一笔信用证业务中也是由本案的各被告作为保证人担保的，唯一变化的是新增了星帝电力燃料公司，本案的授信金额没有超过前一笔各上诉人所担保的授信金额。在本案所涉及的信用证开证的同时，润阳公司确实还有之前信用证业务项下的款项没有到期，到期之后逐步归还，受益人有润友公司、常州强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泰公司）等。5、信用证开证申请以及信用证材料中所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是中国人民银行《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并不是上诉人所称银监会的有关文件，只要中行丹阳支行依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有关要求进行开证，就是符合双方的约定及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合规的行为，就中行丹阳支行的开证权限，中行江苏省分行是有明确的文件要求的，即应由中行镇江分行开证，本案信用证也是由中行镇江分行开立，中行丹阳支行是作为业务发起行，发起业务，并且按照中行江苏省分行的文件要求由中行镇江分行进行开证，由中行丹阳支行实际垫款，因此整个开证垫款的行为不违反中行江苏省分行的文件要求。6、就上诉人所提到的受益人贴现之后的资金走向，在一审中上诉人认为这是由中行丹阳支行控制的封闭性交易，资金用途或者目的是为了偿还未还款的信用证，上诉人这一观点错误，根据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有关银行交易凭证，受益人对信用证贴现之后资金均流向了中行丹阳支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流向了润友公司之外的其他第三人，完全脱离了中行丹阳支行的掌控，这些资金并不是中行丹阳支行所控制的封闭性交易。综上，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就上诉人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源港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润阳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一审法院已就本案事实进行了查明。润阳公司借款与各担保人提供担保的事实并无问题。一审法院在收到星帝置业公司因蒋蔼其涉嫌合同诈骗的中止诉讼申请后，向公安及检察机关进行了核查，并在原审判决中就本案与刑事部分尚无关系进行阐述，认定本案为经济纠纷继续审理的程序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润阳公司因经营不善致使贷款无法偿还，润阳公司仍在通过努力改善经营，希望早日归还银行贷款。2、源港公司、星帝置业公司因与润阳公司存在互保情况，其提供担保自愿合法。星帝置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魏爱英创业初期就一直为润阳公司提供煤炭，双方长期存在交易往来，虽然其煤炭价格及质量都不及其他厂家，但润阳公司考虑都是本地企业需要互相支持，故润阳公司在其创业初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魏爱英在腾冲经营房地产不善，润阳公司股东及其亲属均为其房产贷款融资近5000万元，同时借助大力神平台融资5000万元，润阳公司也为其提供了担保，至今仍未解套，仍在被执行中。魏爱英尚欠润阳公司600万元借款未还，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其愿意为润阳公司提供担保。因此润阳公司找到其要求提供担保，魏爱英用其公司提供担保是自愿的。润阳公司在交通银行为源港公司提供了4000万元的担保，故源港公司为润阳公司提供担保也是基于互保的意愿。综上，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中行丹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润阳公司立即偿还垫款人民币43964121.85元及从垫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并按月支付复利（该利息截止到2015年3月17日为1623189.86元，此后的利息、复利根据合同约定计算）；2、判令润阳公司以抵押财产在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判令各保证人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源港公司、星帝燃料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在各自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王锁方对奥丹公司的保证责任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魏红喜对星帝燃料公司的保证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中行丹阳支行与各被告签订涉案合同的相关事实2014年4月17日，润阳公司与中行丹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二份（编号分别为150142052B14041601、150142052B14041602），均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抵押权人即中行丹阳支行与债务人润阳公司之间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17年4月16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为2013年11月18日至2017年4月16日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抵押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包括：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其中编号150142052B140416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358万元，编号150142052B140416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274万元）；2、在前述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被告润阳公司分别以其所有的位于丹阳市.2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丹国用（2009）第00837号、评估价值512.45万元、权利价值358万元】，以及面积分别为1208.43平方米、1283.64平方米、1221.4平方米的房产【丹房权证导士字第××、10××58、10××59号，评估价值分别为82.22万元、92.09万元、100.40万元，权利价值分别为82万元、92万元、100万元】作为抵押财产。上述抵押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润阳公司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丹他项（2014）第574号土地他项权证（证书载明的抵押贷款金额为358万元人民币）、丹房他证云阳字第××号（三套房产同时办理抵押登记，证书载明的债权数额为274万元）。2014年5月9日，润阳公司（甲方）和中行丹阳支行（乙方）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编号150142052E14041601）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5500万元的授信额度，包括可提用额度5000万元及风险预留额度500万元。具体种类及金额为：贸易融资额度5000万元，其中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为协议生效之日至2015年4月10日。在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甲方可以在不超过协议约定的单项授信业务的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相应额度，具体包括的额度种类为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整（敞口）。对于依据协议和单项协议发生的甲方对乙方的债务，双方同意由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源港公司、星帝燃料公司、蒋蔼其和汤培仙夫妇、蒋鹏宇和被告施丽娟夫妇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由甲方提供最高额抵押和最高额质押，并分别签订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在叙作单项授信业务时，就该业务协议分别签订相应担保合同。若出现甲方未按本协议、单项协议的约定履行对乙方的支付或清偿业务、未将获得的资金用于约定用途等违约情形，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并行使担保物权等。第十五条第2项约定：“若乙方因业务需要须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履行本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权利及义务，甲方对此表示认可；乙方授权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有权行使本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全部权利，有权就本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的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或提交仲裁机构裁决。”关于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双方约定本协议和单项协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协议附件7《用于开立国内信用证业务》对国内信用证的开立与修改、付款、补充承诺等作了约定，对于单据中存在不符点的，双方约定如甲方认为单据存在不符点的，应一次性列明，乙方有权决定相应不符点是否成立或是否属于非实质不符点而不足以构成拒付理由，并据此决定是否付款或承诺付款；如甲方存入的备付款项不足致使乙方垫付应付款项，甲方应清偿上述款项，以及叙作本附件项下业务的其他具体事宜，按照《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国内信用证修改申请书》的约定处理等。2014年5月9日，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签订《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编号150142052E14041601-05）一份，约定：为担保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签署的涉案《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即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润阳公司愿意向中行丹阳支行提供保证金质押，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包括本金（含信用证条款所允许溢装部分的金额）、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润阳公司违约而给中行丹阳支行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润阳公司在中行丹阳支行处开立保证金账户，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金额等向该账户逐笔交付保证金，每笔保证金所担保的具体主合同及主债权、保证金金额及其交付方式等具体事项由双方在办理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业务时在《保证金质押确认书》或相应的业务申请书、合同中明确约定，以使特定保证金与其所对应担保的具体主合同和主债权特定化。如润阳公司未按约定向中行丹阳支行清偿，中行丹阳支行有权行使质权。担保责任发生后，中行丹阳支行有权以保证金优先清偿主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清偿主债权，也可以将保证金直接用于对外支付。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中行丹阳支行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中行丹阳支行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润阳公司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同日，中行丹阳支行分别与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源港公司、星帝燃料公司、蒋蔼其和汤培仙、蒋鹏宇和施丽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150142052E14041601-01、150142052E14041601-02、150142052E14041601-03、150142052E14041601-04、150142052E14041601-06、150142052E14041601-07）。上述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除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等不同外，其他约定事项均相同，主要约定如下：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即中行丹阳支行与债务人润阳公司签署的涉案《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为涉案《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包括：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其中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均为2000万元，源港公司为1500万元，星帝燃料公司为1000万元，蒋蔼其和汤培仙为5000万元、蒋鹏宇和施丽娟为5000万元）；2、在前述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其具体金额在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人承诺放弃要求先行处置抵押物的抗辩权。在签订上述保证合同时，上述还分别出具了《确认书》，确认中行丹阳支行已向其明确提示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存在保证人主动放弃要求先行处置抵押物抗辩权的条款，其对该条款已经充分理解并接受。汤培仙、施丽娟还另行出具了《同意函》，确认其分别系蒋蔼其、蒋鹏宇的配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二、涉案信用证开立及中行丹阳支行垫款的相关事实2013年3月7日,中国江苏省分行印发《关于发送省辖分支行2013年度机构权限的通知》（苏中银发[2013]128号），明确镇江分行在“公司金融——国际结算”项下“国内信用证开证业务（不含融资）开办权”的权限内容为“办理国内信用证开证及其项下承付、付款等业务，允许镇江分行办理单笔金额1000万元（含）以内国内信用证开证业务”，并明确该权限不允许机构转授权，允许岗位转授权。后中行江苏省分行在2014年9月16日印发的《关于发送省辖分支行2014年度机构基本权限的通知》（苏中银发[2014]388号）中将中行镇江分行的前述权限额度调整为2000万元，并明确相关授权自2014年9月17日起生效，至下一年度基本授权书生效之日失效。上述文件同时还载明“机构转授权”是指向下级分支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的转授权，“岗位转授权”是指向分行本级其他岗位（如副行长、部门总经理等）进行的转授权。2014年5月-11月，根据双方签订的涉案《授信额度协议》及其“附件7：用于开立国内信用证业务”，润阳公司陆续向中行丹阳支行提交《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受理回单）》各12份，申请书载明：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按照涉案《授信额度协议》及其附件和申请书的约定办理，国内信用证内容见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受理回单），润阳公司须在信用证约定的付款日或中行丹阳支行要求的其他日期（以日期较前者为准）前1个银行工作日内将备付款项足额存入其在中行丹阳支行处开立的账户，用于信用证项下对外付款，中行丹阳支行有权主动借记润阳公司在中行丹阳支行处的外币或人民币账户作为备付款对外付款；从垫款之日起，以日息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并按月计收复利；申请书系润阳公司与中行丹阳支行签署的涉案《保证金质押总协议》项下的主合同，由该协议提供保证金质押，不再提交《保证金质押确认书》而直接在申请书中确认相应保证金的金额和币种，并授权中行丹阳支行从润阳公司在其处开立的人民币账户中将保证金划入保证金账户。受理回单载明开证方式为信开，并列明了信用证有效期及有效地点、申请人和受益人的名称、、地址和账号通知行名称及地址、议付行名称及地址、开证金额等信用证具体内容。因中行丹阳支行不具备办理国内信用证开证业务的权限，其在收到润阳公司的上述开证申请后，陆续向中行镇江分行发出《进口或国内买方类融资业务联系函》共12份，申请中行镇江分行为润阳公司办理国内开证业务，联系函上载明了润阳公司的行业分类和信用评级、融资项下资金用途、贸易合同号及金额、货物名称、资金落实情况包括保证金金额、账号、存期和到期日等，并注明交易对手为非关联企业。据此，中行镇江分行依次为润阳公司开立信用证12份，信用证编号及开证日期、开证金额分别为：编号KZ0722014000063，开证日期2014年5月16日，开证金额6459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68，开证日期2014年5月22日，开证金额10203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72，开证日期2014年5月29日，开证金额2169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76，开证日期2014年6月4日，开证金额2499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79，开证日期2014年6月12日，开证金额1269955元；编号KZ0722014000083，开证日期2014年7月7日，开证金额9090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85，开证日期2014年7月14日，开证金额4091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87，开证日期2014年7月24日，开证金额2006000元；编号KZ0722014000093，开证日期2014年8月12日，开证金额6008800元；编号KZ0722014000094，开证日期2014年8月21日，开证金额6029800元；编号KZ0722014000104，开证日期2014年9月18日，开证金额4066500元；编号KZ0722014000128，开证日期2014年11月21日，开证金额10598000元。上述信用证开证金额共计64490055元，其中编号为KZ0722014000072、KZ0722014000076、KZ0722014000079的3份信用证受益人为强泰公司，其余9份信用证受益人为润友公司。12份信用证均注明为不可撤销、不可转让信用证，货物描述均为丁二烯、苯乙烯等化工原料，付款方式为可议付延期付款。关于受益人应提交的单据，12份信用证均约定：1、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监制的原始正本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发票联及抵扣联），注明信用证号码和合同号码；2、正本出库单，显示收货人为开证申请人。同时还约定了“单据必须自出库单据签发日起15天内提交（不能晚于信用证有效期）”、“交单时随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出库单复印件各一份作为开证行留存”等信用证其他条款。在涉案信用证开证前后，润阳公司保证金账户逐笔存入或扣划的保证金金额分别为2034585元、3213945元、683235元、787185元、430000元、2863350元、1288665元、631890元、1892772元、1899387元、1280947.5元、3338370元，上述12笔保证金共计20344331.5元。在涉案信用证有效期内，中行镇江分行收到受益人交付的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出库单在内的相关单据后，均及时向润阳公司发出《国内信用证来单通知书》，告知润阳公司其对相关单据的审核情况。其中针对编号为KZ0722014000128的信用证，中行镇江分行通知润阳公司单据中含不符点，并指明不符点为发票上注明的合同号、信用证号与开证不符。针对其他11份信用证，中行镇江分行在来单通知书中均告知润阳公司单证相符，其将在收到上述单据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收款行支付或向委托收款行/议付行发出到期付款确认书，并从或于到期日从润阳公司账户中扣划全额货款及银行费用。润阳公司收到上述来单通知及开证行交付的单据后，均回复接受单据并要求开证行办理确认付款手续，在到期日从其公司账户扣收款项及费用。因润阳公司未能按约将备付款项存入其在中行丹阳支行处开立的账户用于支付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导致中行丹阳支行在扣除润阳公司因开立信用证提供的质押保证金本息及其公司其他账户资金共计20520437.43元后，实际垫款43969617.7元。另查明，编号为KZ0722014000128的信用证上载明的合同号为BH20141119-12，而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栏载明：“信用证号：KZ07220140000128合同号：BH201411119-12”。2018年11月5日，中行丹阳支行出具明确其诉讼请求的说明一份，声明如下：1、其于2014年11月26日从润阳公司结算账户扣款5495.72元，扣款后截止2015年4月7日中行丹阳支行在涉案信用证项下垫款本金余额共计43964121.84元，该金额与起诉时主张的金额一致；2、本案立案至今共发生了4笔扣款，金额共计11402.79元，其中2015年12月1日、21日分别从润阳公司结算账户扣款1730.55元、1.12元，2017年1月26日从保证人账户扣款9670.56元（其中蒋蔼其912.23元、汤培仙4765.76元、施丽娟2038.43元、星帝燃料公司1954.14元），2017年9月27日从润阳公司保证金账户扣款0.56元，扣款后截止2018年11月5日，中行丹阳支行在涉案信用证项下垫款本金余额共计为43952719.06元。三、蒋蔼其所涉刑事案件的相关事实2015年8月27日，丹阳市公安局因星帝燃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宋敏的报案，决定对蒋蔼其、于国平等人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因侦查过程中牵涉到本案润阳公司与中行丹阳支行的授信及信用证业务，根据星帝置业公司、源港公司的申请，该院多次从丹阳市公安局调取了上述刑事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包括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润阳公司、润友公司、强泰公司及其它相关企业或个人的银行往来明细等。上述证据材料显示：1、报案人宋敏在2015年5月5日、6月12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2014年3、4月份左右，蒋蔼其要求其为润阳公司在中行丹阳支行处的贷款提供担保，但担保合同是制式合同，内容是空白的，出于对蒋蔼其的信任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劝说，最终由其婆婆魏爱英分别以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的名义签订了涉案担保合同。编号为150142052E14041601-0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星帝燃料公司和其个人印章都是真实的，但是其不管公司的事情，章都在公司财务处，故不清楚担保情况。2、魏爱英在2015年6月12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编号为150142052E14041601-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星帝置业公司和其个人印章以及编号为150142052E14041601-0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星帝燃料公司和宋敏的印章都是真实的。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其没有看过合同的内容，是其打电话让财务直接在合同上盖公司和个人印章的，故不知道合同是否空白。3、蒋蔼其在2015年5月8日、6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其与魏爱英认识几十年了，有长期互相担保的行为，目前魏爱英一共为其担保了4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其中包括中国银行的3000万元贷款。当时签合同的具体情况及银行提供的合同是否是空白的其不太清楚，但魏爱英签字就代表其认可了，正常人不可能在没有担保金额的空白合同上签字。4、施丽娟在2015年6月1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其是润阳公司的会计，公司在银行的业务都是由其负责，润阳公司从中国银行贷款3000万的事都是蒋蔼其事先联系好后由银行的信贷员到公司来要材料，后续担保合同签字都是蒋蔼其电话联系，银行信贷员去办理，其没有参与，但润阳公司与魏爱英的公司之间都有相互担保的行为。5、金书定在2015年8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其在润阳公司做财务会计很多年了，主要负责到银行办理贷款、转贷手续，基本上公司所有的贷款或转贷手续都是由其办理的，2015年3月被公司裁员。除其之外，润阳公司还有现金会计周红兰、主办会计欧阳、负责残疾人福利的会计何方军、负责进出账的会计汤瑞华，施丽娟是财务负责人。公司贷款需要的财务报表由会计欧阳准备，产品购销合同由蒋蔼其或施丽娟、汤瑞华准备。与润阳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有强泰公司、上海丹泓化工有限公司及南京、江阴的一些化工公司。润友公司是2009年在江阴注册成立，当时法定代表人是蒋蔼其，但因银行贷款手续要求越来越严，所以在2010年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蒋蔼其的儿媳施丽娟，2013年又变更为蒋蔼其妻子汤培仙的侄子汤哲宇，但润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蒋蔼其，汤哲宇只是挂名。其认为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皇塘支行的工作人员沈仲凯应该知道润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蒋蔼其。因与润友公司签订的9份购销合同是汤瑞华按照蒋蔼其或施丽娟的要求按开证的金额在电脑上制作的，而润友公司实际也是蒋蔼其控制，故其认为应该没有按合同内容购买原材料，贷款打到润友公司账户后怎么处理的其也不清楚。而与强泰公司的3份购销合同是强泰公司做好后传真给润阳公司的，故其不清楚贷款下来后是否购买原材料。12笔业务都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发票是否作废其不清楚，发票的具体情况其也不清楚。润阳公司与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有经济往来，主要是借资金还贷款。6、润阳公司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向案外人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借款15笔，借款金额共计7280万元，借款天数2天至9天不等，相关还款凭证显示，其中有5笔共计2003万元的借款系润阳公司偿还，8笔共计3877万元的借款由润友公司偿还，另有2笔共计1400万的借款分别由案外人王振华、江苏合力科技有限公司偿还。涉案12笔信用证贴现后，资金分别流向了台阳公司、强泰公司、上海丹泓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合力科技有限公司、润友公司、润阳公司、南京共禧化工有限公司、江苏汉阳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账户，并进一步流向润友公司、强泰公司、润阳公司的其他银行账户，以及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云华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其他公司的账户。四、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润阳公司成立于1990年1月2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丙烯酸酯胶乳系列、羧基丁苯胶乳系列粘合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制造销售，帐篷、床上用品制造、销售，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定代表人为蒋蔼其。润友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3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的批发、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及其它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建材、金属材料的销售，法定代表人为汤哲宇。2013年10月11日，润友公司向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皇塘支行提交《变更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及相应开户资料，经批准在该行开立了一般账户用于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兑付。强泰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12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产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百货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定代表人为邓亚菊，股东为邓亚菊和薛小奇。星帝置业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20日，系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小五金和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销售。星帝燃料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8日，设立时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魏爱英，2013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宋敏，股东变更为魏爱英和高铭，2015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变更为魏红喜，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重油、焦炭、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钢材、小五金、化工原料的销售。奥丹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15日,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农业机械配件、液压件、小型电机、电器配件、五金件、汽车配件制造、加工、塑钢门窗制造、橡筋线织造，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为王锁方。源港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26日，系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5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危险化学品的批发、化工产品的仓储、润滑油、沥青、燃料油、煤炭、有色金属的批发。一审争议焦点：1、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即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中行丹阳支行或开证行在办理涉案信用证业务过程中是否善意，是否与润阳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利益；2、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源港公司、星帝燃料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王锁方、魏红喜是否应当分别对奥丹公司、星帝燃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信用证开证纠纷，属于国内法调整的范畴，应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600号》（UCP600）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处理。一、信用证是银行依照申请人的申请开立的、对相符交单予以付款的承诺。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和单证相符原则是信用证制度的两大基石，就独立性原则而言，信用证虽是依据买卖双方的基础合同开立，但其一经开出即独立于买卖合同，并在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契约；就单证相符原则而言，单据是银行决定是否付款的唯一依据，只要银行善意、谨慎的审核单据并确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就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本案中，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签订的涉案《授信额度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协议第十五条约定，润阳公司认可中行丹阳支行因业务需要而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履行该协议和单项协议项下权利及义务，且该被授权的机构有权行使该协议和其他协议项下全部权利。润阳公司依据该协议向中行丹阳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因中行丹阳支行不具备国内信用证业务的开办权，其在收到润阳公司的开证申请后向中行镇江分行出具联系函，委托中行镇江分行开立涉案信用证并行使《授信额度协议》及其它相关协议项下的权利，符合《授信额度协议》的约定及银行操作规程，且实际上也是中行丹阳支行对涉案信用证项下款项进行了垫付，因此，即使涉案信用证是中行镇江分行开立，也应视为对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所签订涉案《授信额度协议》的履行。中行镇江分行作为开证行接受中行丹阳支行的委托并根据润阳公司的开证申请书、产品购销合同等开立共计12份信用证，在收到受益人交付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单等涉案信用证项下单据共12套后，对其中11套单证相符的信用证发出了付款承诺，对存在“不符点”的1套单据也及时征询了润阳公司的意见，在润阳公司主动放弃不符点并同意付款后，开证行对该笔信用证亦承诺付款。更何况，按照双方约定，对单据中是否存在“不符点”及是否接受“不符点”，开证行有权独立决定，且编号为KZ0722014000128的信用证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栏载明的信用证号“KZ07220140000128”和合同号“BH201411119-12”与该信用证实际编号及其所载合同号相比，分别多了一个“0”和一个“1”，这一差异不会对信用证和单据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不应认定为不符点。因此，开证行的行为符合双方约定及国际惯例，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开证行在审单时违反了信用证条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开证行在开立涉案信用证和审单过程中均已履行了合理审慎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关于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魏红喜提出的涉案信用证项下部分产品购销合同系润阳公司与其关联公司润友公司签订，并无真实的基础交易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诺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不予支持，除非存在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等情形之一的。本案中，首先，根据中行丹阳支行提供的证据，润阳公司在申请开立涉案信用证时提交的材料齐全，受益人在兑付过程中提交的单据亦符合信用证条款，银行只需对相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任何单据的形式、充分性、准确性、内容真实性，对单据中规定或添加的一般或特殊条件，对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服务或其他履约行为的描述等均不负责，因此，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并不在银行的审查范围内；其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实际由一人控制，或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使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关联公司之间买卖行为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故不能仅以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由推定其买卖行为是虚假的或存在其他非法目的；再者，关于润阳公司原财务会计金书定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力，从内容而言，金书定关于涉案12份信用证项下产品购销合同是否按照合同内容购买原材料的陈述是不确定或带有主观推测的，如其认为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的9份购销合同应该不是按合同内容购买原材料的，贷款打到润友公司账户后怎么处理其不知情，其余3份与强泰公司的购销合同在贷款下来后是否购买原材料其不知情，12份购销合同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对发票的具体情况及是否作废等也不知情等；从形式而言，金书定的相关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在其未出庭作证，且其所陈述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后，该院从丹阳市公安局调取的受益人、润阳公司及其它相关企业的银行账户明细虽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涉案信用证贴现后的资金流向，但信用证贴现后的资金流向实际上并不属于信用证业务的环节，且即使资金流向存在问题，也不能直接证明涉案基础交易是虚假的。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即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且即使存在信用证欺诈，如果开证行已对涉案信用证项下单据履行了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并善意作出承兑的情况下，其合法权利仍应受到保护。关于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提出的润阳公司与中行丹阳支行恶意串通虚构交易事实骗开涉案信用证，损害担保人利益，故本案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继续中止审理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可见，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明显高于一般民事证据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在该院从丹阳市公安局调取的宋敏、魏爱英、蒋蔼其等人的询问笔录中，相关人员均未明确陈述其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合同内容是空白的，或者是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其在空白的担保合同上签字等；金书定也仅陈述其认为中行丹阳支行的工作人员应该知道润友公司和润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同，该陈述系其主观推测，没有证据证实，且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与信用证基础交易是否真实、中行丹阳支行或开证行是否善意均无必然联系；涉案信用证贴现后的资金流向是否异常也不能直接证明中行丹阳支行或开证行在开证或兑付时对此明知并仍与开证申请人或受益人恶意串通；上述三提出涉案部分信用证从申请开证到贴现的周期较短，明显不符合常理，鉴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惯例均未规定上述周期的最短时限，故不能依据信用证从开证到贴现周期短就推定中行丹阳支行与开证申请人或受益人恶意串通。综上，上述三的相关证据和异议均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中行丹阳支行或开证行在涉案信用证的开立、审单及兑付等环节存在过错或者恶意串通行为，故其在该节上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本案不存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函告该院有任何当事人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形，该院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本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故本案属于经济纠纷，依法应由该院继续审理。二、本案所涉《授信额度协议》、二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六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行丹阳支行依约委托中行镇江分行开立涉案信用证，并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后，润阳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中行丹阳支行足额交存信用证项下款项，导致中行丹阳支行对外垫资，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中行丹阳支行有权依据双方约定要求润阳公司立即归还信用证项下垫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关于垫款本金余额，中行丹阳支行起诉时主张43964121.85元，但此后又出具书面说明确认其在该院立案后对润阳公司及相关担保人的账户进行了扣款，故截止2018年11月5日润阳公司在涉案信用证项下所欠垫款本金余额共计43952719.06元，因中行丹阳支行该项主张未加重的负担，该院予以确认。关于应付利息，中行丹阳支行起诉时主张截止到2015年3月17日的利息、复利共计1623189.86元，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魏红喜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其余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任何书面意见，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该院依法对中行丹阳支行主张的上述利息予以确认。因润阳公司在《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中承诺“从垫款之日起，以日息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并按月计收复利”，该利息标准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中行丹阳支行据此主张涉案欠款从2015年3月1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日息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利息并按月计收复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抵押财产的占有，而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对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本案中，润阳公司早在2014年4月17日就以其自有的土地使用权和三套房产为其与中行丹阳支行在2013年11月18日至2017年4月16日期间所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所担保的最高额分别为358万元、274万元，而涉案《授信额度协议》、《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均在此时间段内签订，涉案信用证亦在此时间段内开立，故中行丹阳支行有权就润阳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予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奥丹公司、蒋蔼其和汤培仙、蒋鹏宇和施丽娟分别与中行丹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中行丹阳支行有权依照上述合同的约定，要求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各在2000万元范围内，源港公司在1500万元范围内、星帝燃料公司在1000万元范围内，蒋蔼其和汤培仙、蒋鹏宇和施丽娟各在5000万元的范围内对涉案债权本金余额及基于该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由此可见，被担保债权在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同时存在时，当事人对清偿次序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本案中，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奥丹公司、蒋蔼其和汤培仙、蒋鹏宇和施丽娟均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承诺放弃要求先行处置抵押物的抗辩权，该承诺为上述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故中行丹阳支行既可以选择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上述保证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承担保证责任，亦可在其未实现的债权范围内同时主张。综上，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奥丹公司、蒋蔼其和汤培仙、蒋鹏宇和施丽娟应在各自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中行丹阳支行的涉案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润阳公司追偿。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星帝燃料公司和奥丹公司均系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分别为魏红喜、王锁方，在两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情况下，应当各自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600号》（UCP600）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行丹阳支行在涉案信用证项下垫付款本金43952719.06元及利息、复利（其中从涉案信用证垫款之日至2015年3月17日的利息、复利共计1623189.86元；从2015年3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以本金43952719.06元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并按月计收复利）；二、星帝置业公司在2000万元范围内、奥丹公司在2000万元范围内、源港公司在1500万元范围内、星帝燃料公司在1000万元范围内、蒋蔼其和汤培仙在5000万元范围内、蒋鹏宇和施丽娟在50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润阳公司追偿；三、魏红喜对星帝燃料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王锁方对源港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中行丹阳支行有权对润阳公司名下坐落于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白马村的权证号为丹国用（2009）第0083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14990.2平方米）及权证号分别为丹房权证导士字第××、10××58、10××59号的三套房产（面积分别为：1208.43平方米、1283.64平方米、1221.4平方米）以折价、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但中行丹阳支行对编号为150142052B14041601、150142052B140416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担保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等）的优先受偿总额分别以358万元、274万元为限。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973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74737元，由润阳公司、星帝置业公司、奥丹公司、源港公司、星帝燃料公司、蒋蔼其、汤培仙、蒋鹏宇、施丽娟、魏红喜、王锁方共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源港公司、中行丹阳支行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源港公司向本院提交说明称该公司未能查询到其与主债务人润阳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关系的资料、未能查询到本案所涉担保纠纷之前其为润阳公司提供过其他任何担保的资料。后中行丹阳支行向本院提交其与润阳公司在2013年5月签订的编号为150142052E13041801的授信额度协议及其分别与源港公司、星帝置业公司签订的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复印件。对此，源港公司质证认为，该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润阳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开立信用证，构成欺诈，应认定无效，相应的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是完全独立于本案之外的另一民事法律关系的证据，并非新证据。本案润阳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开立信用证，构成欺诈，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星帝置业公司、源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就其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二审期间，就本案所涉润友公司向润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本院委托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进行了调查，调取了润友公司自2014年1月6日至2014年12月20日向润阳公司、强泰公司自2014年5月29日至2014年6月12日向润阳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明细。中行丹阳支行质证认为，就该证据的真实性及来源合法性，请法院依法核实。从该证据本身来看，与本案信用证开证有关的发票均处于正常状态，无一作废。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佐证了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强泰公司之间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的事实。上述证据未能真实反映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对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事实。就润友公司开具的约1.7亿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润阳公司仅有约6000万元货款通过信用证支付，而1亿多元货款却没有银行流水记录，润友公司反而向润阳公司支付3000多万元，证明两者之间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润阳公司通过润友公司进货多增加约2600万元增值税，不符合常理。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相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用税款抵扣避免损失。润阳公司与强泰公司无真实交易。源港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佐证了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强泰公司之间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的事实。润阳公司财务人员金书定明确信用证开具是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协商一致，互相串通虚构交易，依据开具信用证的条件制造虚假合同并依据虚假合同开具与之相关的增值税发票，故该证据不真实、不合法，未能真实反映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的实际业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就润友公司开具的约1.7亿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润阳公司仅有约6000万元货款通过信用证支付，而1亿多元货款却没有银行流水记录，润友公司反而向润阳公司支付3000多万元，证明两者之间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故增值税专用发票统计表无法反映真实的交易情况，不应简单从证明表面作出认定。本院认为，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系本院委托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调取，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就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本案应否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案由是信用证开证纠纷的认定是否合法正确。3、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应否对润阳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魏红喜是否应当对星帝燃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一、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星帝燃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宋敏的报案，丹阳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27日决定对蒋蔼其、于国平等人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一审法院多次向丹阳市公安局调取相关材料并了解情况，公安机关并未告知一审法院本案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且根据上述从公安机关调查的材料，也不能据以作出上诉人所称润阳公司、润友公司、强泰公司等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的事实认定，据此，上诉人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案由是信用证开证纠纷的认定合法正确。中行丹阳支行与润阳公司签订案涉《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具体包括的额度种类为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整（敞口）。2014年5月15日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润阳公司先后向中行丹阳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中行丹阳支行收到开证申请后，向中行镇江分行发出《进口或国内买方类融资业务联系函》，申请中行镇江分行为润阳公司办理国内开证业务，中行镇江分行依次为润阳公司开立信用证12份，金额合计64490055元。上述信用证到期后，润阳公司未能将备付款项按约存入其在中行丹阳支行处开立的账户用于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导致中行丹阳支行在扣除质押保证金后，实际垫款43952719.06元。由此，中行丹阳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润阳公司偿还垫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等。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信用证开证纠纷合法正确。上诉人关于本案应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源港公司应对润阳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正确。一方面，虽经星帝燃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宋敏报案，公安机关决定对蒋蔼其、于国平等人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但刑事侦查案件并未发现、公安机关亦未向一审法院告知本案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信用证诈骗犯罪情形，根据上诉人上诉所称的相关公安机关笔录所涉内容亦无从据以认定存在其所称的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另一方面，根据原审卷宗所示证据材料及本院二审期间委托一审法院向税务机关进行调查的结果，润友公司、强泰公司向润阳公司开具的案涉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存在作废的情况，故上诉人关于润阳公司、润友公司、强泰公司等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的上诉主张并无证据加以证实。上诉人上诉所称其他理由，如润阳公司与润友公司实际存在关联关系、案涉资金流转情况等，与其前述主张的事实认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且中行丹阳支行向法院提交了银行相关核查、贷后现场检查的证据材料，中行丹阳支行、中行镇江分行在案涉信用证开立、审单及兑付等环节不存在与润阳公司等恶意串通的情形，上诉人关于中行丹阳支行知晓润阳公司、润友公司、强泰公司等虚构交易进行信用证欺诈、其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四、星帝燃料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魏红喜作为星帝燃料公司股东，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综上所述，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魏红喜、源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800元，由源港公司负担88933元、星帝置业公司负担118578元、星帝燃料公司和魏红喜共同负担59289元。源港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69737元中剩余的180804元由本院退还给源港公司。星帝置业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中剩余的23222元，由本院退还给星帝置业公司。星帝燃料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中剩余的22511元，由本院退还给星帝燃料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道丽审判员  陈 军审判员  郭 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崔齐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