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98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淑君，女，198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384。委托代理人：崔路燕，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见欢，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祖贻，男，199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359。委托代理人：周娟，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玉芳，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淑君与上诉人李祖贻民间借贷纠纷，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20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淑君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祖贻立即向邓淑君偿还借款本金179204.25元及借款利息（利息以179204.2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6月3日起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5日为11230.13元）；2.李祖贻立即向邓淑君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79204.2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9月5日起计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2986.74元）；3.李祖贻赔偿邓淑君律师费3000元；4.案件诉讼费由李祖贻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李祖贻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邓淑君返还借款本金138623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利息以1386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9年6月11日起计至2019年11月25日止，此后利息及违约金合并计算，按年利率24%自2019年11月26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邓淑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8元（邓淑君已预交），由邓淑君负担1011元，由李祖贻负担3217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20171号民事判决。李祖贻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972民初2017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淑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邓淑君仅是代其丈夫蔡加成转账给李祖贻，李祖贻与邓淑君之间并未形成借贷的意思表示，故邓淑君不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不具有债权人资格，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一）根据原审已审理查明的事实（详见一审判决书第5页和第6页），双方不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原审时蔡加成也承认李祖贻是向其借款，不是找邓淑君借款，只是蔡加成称当时其没有钱，故让邓淑君转账给李祖贻。由此可知，邓淑君只是代蔡加成转账给李祖贻，没有向李祖贻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另外，李祖贻也仅是向蔡加成借款，没有向邓淑君借款的意思。（二）即使在李祖贻出具《借据》时知道支付借款的人是邓淑君，也不当然可以认定出借人就是邓淑君。李祖贻是与蔡加成协商借款事宜，邓淑君转账给李祖贻是受蔡加成所托，蔡加成通过委托他人付款的方式支付借款给李祖贻，这是支付借款方式的问题，不能据此认定出借人就是转账人，也不能认定李祖贻认可向邓淑君借款。《借据》的出借人信息虽然是空白的，但该《借据》是由蔡加成制作并提供给李祖贻签名，李祖贻作为一般的群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向蔡加成出具《借据》，没有必要对此提出异议，不能因为李祖贻没有提出异议就认为其认可向邓淑君借款。（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的规定，邓淑君与李祖贻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不成立，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此，邓淑君不是案涉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不具备债权人的贫裕，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李祖贻对邓淑君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邓淑君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法院应裁定驳回邓淑君的起诉。二、原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将本案发回重审。在本案中李祖贻提交了赌博的相关证据，也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相关资料以查明相关事实，但原审法院均未进行处理及认定，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本案应依法发回重审。三、案涉借据为无效合同，李祖贻不应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本案的借贷背景是蔡秋杰引诱李租贻赌博，输钱后蔡秋杰让李祖贻前往蔡加成处借款，蔡加成与在原审法院审理的李祖贻其他民间借贷纠纷几个案件中的债权人均为职业放贷人，以赚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且明知李祖贻借款的目的是为了赌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故李祖贻不应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四、假设李祖贻与邓淑君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李祖贻向邓淑君返还的借款本金应为138460元及应以13846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及违约金。邓淑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1972民初2017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李祖贻向邓淑君返还借款本金145970.75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利息以人民币145970.7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6月11日起计至2019年11月25日止，此后利息及违约金合并计算，按年利率24%自2019年11月26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李祖贻赔偿邓淑君律师费3000元；3.一、二审的诉讼费全部由李祖贻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对于李祖贻的还款，应按年利率36%扣减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己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约定月利率为3%,该约定合法有效，因此，对于李祖贻的还款，应按3%扣减利息，剩余部分才扣减本金。二、李祖贻应赔偿邓淑君律师费。邓淑君与李祖贻之间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李祖贻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责任致使甲方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以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等）均由李祖贻承担。现因李祖贻未履行还款义务，导致邓淑君产生了律师费，李祖贻应向邓淑君赔偿。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李祖贻、邓淑君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一、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二、违约金、利息应如何计算；三、邓淑君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第一，关于合同有效性问题。李祖贻主张本案的借贷背景是蔡秋杰引诱李祖贻赌博，输钱后蔡秋杰让李祖贻向蔡加成借款，而蔡加成明知李祖贻借款用于赌博，仍然向李祖贻出借款项，该借款合同因借款人明知李祖贻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归于无效。但在本案中，李祖贻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祖贻与蔡秋杰之间存在赌博的引诱行为，亦没有证据证明李祖贻借款时曾向邓淑君或蔡加成告知其借款用于赌博，且李祖贻在借款后曾多次向邓淑君或邓淑君指定的账户归还部分借款，李祖贻的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违约金及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原审法院对自2019年11月26日起的利息及违约金总计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利息以1386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9年6月11日起计至2019年11月25日止，此后，利息及违约金合并计算，按年利率24%自2019年11月26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合法有据，并无不当之处。第三，关于律师费的计算。虽然《借据》约定违约方承担律师费，但邓淑君主张其已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是本案律师费及另案（2019）粤1972民初20169号案的律师费，按照两案的诉讼标的额比例区分两案的律师费，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不符，亦不足以证明邓淑君在本案中实际支付的律师费金额，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淑君、李祖贻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31元，李祖贻已预交3072元，邓淑君已预交59元，由李祖贻负担3072元，邓淑君负担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冬虹审判员  王九龙审判员  李达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吴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