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一，男，194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之8。公民身份号码：440************011。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二，男，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X。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合意，广东信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景欣，广东信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三，女，197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26。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诗豪，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荣，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余某二、余某一因与被上诉人余某三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1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某二、余某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余某一、余某二、余某三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分别占有2/3、1/6、1/6份额，余某一、余某二、余某三以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分割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所得价款由余某一、余某二、余某三分别占有2/3、1/6、1/6份额，拍卖或变卖费用分别负担2/3、1/6、1/6；3.余某三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1.深源里**房屋是在1993年余某一和苏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成的。第一、根据双方一审庭审陈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深源里**房屋是在1993年余某一和苏某夫妻存续期间建成的。根据房地产权证记载“房屋权属来源”一栏记载为“1993年新建”，“附记”一栏记载“竣工时间：1993”，而余某三提供的报建资料无法证明房屋是在1993年11月19日报建审批之后建成的，众所周知，房屋可以在建成之后才补办报建手续，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离婚之前苏某和余某一已经分居，以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重建的可行性极少”，而结合双方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并无法证明离婚之前苏某和余某一已经分居，而(1993)新民初字第529号《民事调解书》中内容“原告曾先后三次返回娘家与被告分居分吃”是苏某诉称的事实，并非法院查明和余某一承认的事实，事实上，苏某和余某一并无分居，余某一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单位居住，或者因为苏某闹脾气偶尔不回家，这不能认为是分居。婚姻存续期间，余某一将自己的收入大部分是交给苏某管理，余某一因为胃病、腿疾、心脏病等疾病叫苏某拿钱治疗，但是苏某拒绝，这才是导致余某一和苏某离婚的原因。第二、一审判决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照顾弱者原则。余某一是年满74周岁的独居老人，每月都要支付房屋租金，还因为年老多病，常常要支付医药费，属于弱势群体，而从庭审中余某三的陈述可知，余某三作为女儿并无承担赡养义务。扶老携幼、照顾弱者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我国家事立法一贯以照顾弱者为基本原则，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在分家析产当中，仍然应当以照顾弱者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贯彻。如对于房产分割当中的无房屋且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应当予以适当照顾。2.一审判决第6页“经过庭审调查和证据质证，余某三在苏某生前进到较多的扶养义务”是查明事实错误。第一、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和证据质证，并无法证明余某三在苏某生前尽到较多的扶养义务，一审法院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余某三在苏某生前进到较多的扶养义务”，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依据和理由。根据余某三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承担了较多的扶养义务，其中①根据病历材料，并无法证明医疗费是余某三支付的和余某三负责苏某住院、出院的日常照料，事实上，苏某的医药费都是自己支付，苏某有医保，而且有积蓄，有部分积蓄是深源里**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因此并不需要子女为其承担医疗费，而且苏某生前一直与余某二一起居住，并无跟余某三一起居住，因此余某二更多时间要照顾苏某。②根据丧葬资料，并无法证明苏某的后事、丧葬费是余某三负责的，事实上，苏某有医保，而且有积蓄，死亡之后社保基金有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等费用支付给家属，苏某死亡之后除了医疗费、丧葬事宜的支出，还有盈余，但都被余某三扣留。③根据聊天记录，无法证明余某三承担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余某二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承认或者默认余某三有尽到较多的赡养义务，一审法院推断不当。第二、根据双方一审庭审陈述和证据显示，余某三并没有承担较多的扶养义务。余某三出嫁之后都是随丈夫居住，余某三在苏某死亡前一年左右与丈夫离婚，离婚之后，苏某问余某二是否愿意让余某三回来居住，余某二表示同意，苏某死亡之后一年左右(2013年左右)，余某三才回来振兴二路房屋居住。余某二在2006年左右刑满释放之后一直与苏某一起居住，即苏某生前一直与余某二一起居住，并无跟余某三一起居住，余某二跟苏某一起居住的时间比余某三长得多，因此会更多地照顾到苏某直至其去世。另外，苏某有退休金，并不需要余某三支付生活费，反而，余某三的前夫有赌博的恶习，余某三经常都是没有工作，余某三两夫妻因债务缠身，苏某还要帮余某三两夫妻偿还债务。余某三不但要苏某偿还自己债务，根据余某三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知，余某三还要苏某为自己免费带小孩，而一审判决还判令余某三占有房屋60%的份额，实在是不公平，难以让人信服。二、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余某一、余某二在一审时提出“向江门市新会区******民委员会调查核实新会县会城泗丫深源里**房屋是在1993年前、余某一和苏某离婚前建成”的调查取证申请，该证据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但是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调取，一审法院对于应该调取的证据没有依法调取，是程序不合法，因而导致查明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导致错误地判决不准许分割涉案房屋。1.从法理上来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九十九条并不冲突，理由是：首先，若A只是请求出卖房屋，那么未经占房屋份额三分之二以上按份共有人同意，其请求当然得不到支持。若A请求分割房屋，由于房屋在实物上不能分割，便只能采取折价、拍卖或变卖的方式进行分割，若此时其他共有人拒绝折价，则房屋则会因为分割请求被拍卖或者变卖。再者，因按份共有人分割共有物的请求，在特定情况下即其他按份共有人拒绝折价购买请求人的份额时，将导致即使未经过占共有物三分之二份额以上按份共有人之同意，共有物也会被处分，即拍卖或者变卖，所以相当于特定情形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多数决的规定被架空。次之，在按份共有且未就物的分割有所约定的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进行分割，这是维护当事人自主决定以及提高物的利用效率之必然选择。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多数决之规定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总要选择一种方式来决定如何利用共有物，对物的利用来说，最有效率的莫过于一票决，能最大限度降低决定成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在通过赋予共有人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减少按份共有人的数量来实现一票决的目标，以实现物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共有财产权先天有效率的问题。从经济的合理性角度，则是单独所有恒优于普通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定分止争、物尽其用”作为立法宗旨，所谓“物尽其用”，即物权关系的设立、变更、消灭都要以发挥物的最大效用与最大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共有财产的分割也应以效益最大化作为价值目标，通过高效的分割程序、有效的分割方法，使分割后的共有财产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本案经查明各方对房屋的继承份额之后则变为按份共有，根据上述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份额，而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不可分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规定了三种分割方式，即折价或者拍卖、变卖。2.从客观实际上来分析。离婚夫妻双方一般都是对夫妻共同财产各占50%的份额，若按照一审法院的意见，则夫妻共同财产都是不适宜分割。又比如两朋友或者两亲戚共同买物权，普遍都是没有约定份额，若一人不同意分割，则房屋永远都不可能分割。房屋一直搁置，或者共有人一起居住引起矛盾激发，若是出租则会因为租金再次涉诉等。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而且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物权的合理利用的原则。3.从双方意愿来分析。余某三在一审庭审调解阶段中，余某三表示同意以出售房屋的方式分割，但前提是要法院确定房屋份额(有法院视频监控为证)，并非如一审判决认定的“余某三不同意变卖共有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的规定，本案涉案房屋的共有人无法协商确定分割方式，双方都无经济能力折价补偿给对方，余某三和余某一一起生活居住已经矛盾重重，余某三一审庭审时也承认两家人住在一起曾因为矛盾导致报警由公安协调处理，因此应当通过拍卖或者变卖涉案房屋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的规定，请二审法院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余某三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从（1993）新民初字第529号民事调解书中可以看出，调解书中案由之后的一整段均是法院查明的事实陈述，结合上下文可知，从1979年10月开始余某一已与苏某开始分居直至1993年11月2日法院调解离婚。所以，苏某的母亲陈某在1989年7月17日立下《赠与书》将该房屋赠与给苏某个人所有也合乎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的规定，上述房屋依法是属于苏某的个人房产。且从《广东省乡（镇）村建筑许可证》可知，其房屋加建也是属于离婚后加建，与余某一没有任何关系。余某一、余某二应就其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因房屋是苏某的个人财产，其继承人就只有余某二和余某三，余某一根本没有继承权，没有违背公序良俗和照顾弱者原则。本案是苏某个人财产的继承权纠纷，焦点应在余某二和余某三谁对苏某尽到了更多的赡养义务，余某一所称余某三没有尽到对余某一的赡养义务，与能否继承苏某财产毫无关系。二、余某三提交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了履行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一审判决比例正确，应驳回余某二的上诉。余某三提交了苏某生前的医疗病历、医疗费单据、丧葬费原件证实了余某三对苏某的赡养义务，余某二称其尽到了赡养义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余某三持有这些证据原件便可知，余某二诉称尽到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其应举证证明。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余某二的意思是，以苏某养大余某三为由将其赡养苏某的义务全部推给余某三承担，余某二如此不负责任，余某三认为其甚至不应有继承份额。余某二、余某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某一、余某二、余某三以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分割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所得价款由余某一、余某二、余某三分别占有2/3、1/6、1/6份额,拍卖或变卖费用分别负担2/3、1/6、1/6。2.确认余某一、余某二、余某三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屋分别占有2/3、1/6、1/6；3.余某三协助余某一、余某二办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屋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手续；4.余某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深源里**房屋是苏某的母亲陈某于1985年所建，陈某于1989年7月17日立下《赠与书》将该房屋赠与给苏某，同年8月20日经房屋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在苏某名下。1993年11月期间，苏某申请了广东省乡（镇）村建筑许可证，重建该房屋，房屋管理部门于1996年6月24日核发房产证，登记权属人为苏某。1996年8月20日苏某与新会市新昇置业发展公司签订《拆迁补偿房屋合同》，新建房屋地址为江门市新会区************（以下简称涉案房屋），1999年11月1日核发新的房产证，登记权属人为苏某。一审法院另查明，苏某与余某一于1977年11月27日登记结婚，于1993年11月18日经新会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1993）新民初字第529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双方“先后生育女儿余某三和儿子余某二。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双方因家庭经济问题和生活琐事，以及被告怀疑原告有第三者等事常发生纠纷，双方又互不谅解，原告曾先后三次返回娘家与被告分居分吃，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苏某与被告余某一双方自愿离婚。二、婚生女儿余某三和儿子余某二由原告抚养”。离婚后，余某三和余某二跟随苏某生活。苏某于2012年6月22日因病去世，对涉案房屋未留有遗嘱。余某三和余某二现居住在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共有物分割纠纷，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应属于法定继承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苏某的个人遗产？2.涉案房屋的继承人是谁，如何确定继承份额？3.涉案房屋应当如何分割？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苏某的个人遗产问题。涉案房屋最早是由苏某的母亲陈某赠与给苏某个人的，其后于1993年11月期间由苏某申请重建，再于1996年拆迁补偿所得。余某一、余某二认为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主要依据是该房屋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重建，但经过庭审调查和（1993）新民初字第529号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案件事实可知，1.离婚的时间和申请重建房屋的时间均发生在同一个月，按照先申请后建设的正常顺序，重建房屋应发生在离婚之后；2.离婚之前苏某和余某一已经分居，以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重建的可能性极少。因此，该房屋应是苏某独自重建，属于苏某的个人遗产，不属于苏某和余某一的夫妻共同财产。二、关于继承的问题。根据（1993）新民初字第529号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亲属关系，以及江门市新会区*****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苏某去世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女儿余某三和儿子余某二。因此，余某三和余某二享有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余某一和苏某已经离婚，余某一不是苏某遗产的继承人。经过庭审调查和证据质证，余某三在苏某生前尽到较多的扶养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余某三继承涉案房屋60%的份额，余某二继承涉案房屋40%的份额。关于余某一、余某二诉求余某三协助办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屋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手续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余某二和余某三可待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无需协助。三、关于涉案房屋如何分割的问题。余某二作为按份共有人可以申请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割，分割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实物分割，一种是折价补偿，还有一种是变卖或拍卖共有物所得价款按比例分配。虽然按份共有人原则上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但也有一定限制。对于第三种变卖或拍卖共有物的方法，同时又属于对共有物的处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变卖或拍卖共有物属于处分行为，应经过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按份共有人的同意。在本案中，余某三基于对母亲的感情，不同意变卖共有房屋，因此尚未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按份共有人的同意，本案不适宜用变卖或拍卖的方法分割涉案房屋。其实，在一方共有人希望保留共有物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用折价补偿的方法进行处理。希望余某三和余某二能珍惜姐弟情谊，协商好补偿的价款，妥善处理好涉案房屋问题。综上，余某二请求以变卖或拍卖的方式分割涉案房屋，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屋的产权由余某二占有40%，由余某三占有60%。二、驳回余某一、余某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25元（已由余某一、余某二预交），由余某一、余某二负担。二审中，余某三没有提交新证据。余某一、余某二提交了以下证据：1.病历资料一套，用以证明余某一年老多病，多次住院治疗疾病，常常要支付医药费，属于弱势群体，应当适当予以保护。2.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余某一因为生活困难只能租住在廉价出租房。经质证，余某三对余某一、余某二提交的前述证据认为：1.对第一组出院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但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余某一不是本案的继承人，没有继承份额，出院记录也不能证明余某一现在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2.对第二组证据收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也不予认可，廉租房是给予余某一的福利，而并不是如余某一、余某二的陈述因为生活困难而居住在廉租房，而且余某一、余某二提到要关照弱势群体的前提是要对财产有继承权才关照。经审查，余某一、余某二提交的前述证据对本案的实体处理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余某二、余某一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苏某的个人遗产；2.涉案房屋的继承分割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余某二、余某一上诉认为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深源里**房屋是余某一与苏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重建的，为夫妻共同财产。经审查，余某一与苏某于1993年11月18日经新会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苏某于1993年11月19日取得了前述房屋的《广东省乡（镇）村建筑许可证》，房屋重建后，于1996年6月24日登记在苏某一人名下。即深源里**房屋获准重建的时间在余某一与苏某离婚后，而余某一、余某二主张该房屋的报建手续是后补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余某一、余某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按照先报建后施工的正常建设顺序，深源里**重建房屋应发生在余某一与苏某离婚后，且余某三在本案中抗辩认为余某一的该主张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规定，余某一现提出该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样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余某二、余某一上诉认为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深源里**房屋是余某一与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苏某的个人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继承人范围的认定。根据（1993）新民初字第529号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亲属关系，以及江门市新会区*******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苏某去世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女儿余某三与儿子余某二，而余某一与苏某已经离婚，故余某一不是苏某遗产的继承人。因此，享有涉案房屋继承权的是余某三和余某二。其次，关于涉案房屋继承份额的认定。余某二上诉认为根据在案证据，余某三并没有对苏某承担较多的扶养义务，涉案房屋应均等继承。余某三在诉讼中提交了苏某病历资料、医疗费票据、余某三与余某二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余某三承担了苏某的全部赡养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单凭余某三持有苏某的病历资料、医疗费票据等，不足以证明余某三承担了苏某的全部赡养义务。且医疗费票据所涉金额不大，余某三与与余某二在诉讼中均确认2008年起余某二一直与苏某居住在涉案房屋，余某三于2011年后搬回涉案房屋与苏某、余某二一起生活，故根据余某三与余某二在诉讼中的陈述、在案证据以及余某二与余某三的具体居住情况，不足以认定余某三在苏某生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因此，对于涉案房屋，余某三与余某二应均等继承分配，各继承涉案房屋50%的份额。再次，关于涉案房屋的分割问题。余某二主张以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分割涉案房屋。而余某三则主张涉案房屋具有纪念意义，不同意拍卖或变卖涉案房屋。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房屋为商品房住宅，余某二在诉讼中主张其与余某三已经矛盾重重，两人还因吵架而报警处理，两人无法长期一起居住。为了避免双方当事人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较为适宜，而双方在诉讼中对于涉案房屋的分割方式未能协商一致，余某三虽同意折价补偿给余某二，但其明确表示目前没有支付能力，进而涉案房屋的分割方式只能是分割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综上所述，余某二、余某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应予支持；无理部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183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产由余某二、余某三各占50%份额；三、余某二和余某三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协商一致共同拍卖或变卖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产（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所得价款扣除拍卖、变卖的费用及其他必要费用后由余某二与余某三各分得50%；四、余某二和余某三未能在上述90日期限内协商一致共同拍卖或变卖上述房产，则余某二或余某三均可在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拍卖、变卖上述房产，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拍卖变卖的费用及其他必要费用后由余某二和余某三各分得50%；五、驳回余某二、余某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25元（已由余某一、余某二预交），由余某一、余某二负担1854元，余某三负担371元。余某一、余某二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371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余某三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3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已由余某一、余某二预交4450元），由余某一、余某二负担2583元，余某三负担517元。余某一、余某二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67元，由本院予以退回；余某三应向本院补缴二审案件受理费5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永强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