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03民初1307号   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624223660735D。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该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刚，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永利，汉族，陕西省安塞区人，住安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树玲，女，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银行）与被告蔡永利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刚与被告蔡永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树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被告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21日解除;二、判决原告不予支付被告从2018年9月21日至今的工资报酬216798元;三、判决原告不予支付被告从2018年9月21日至今的带薪年休假9426元;四、判决原告不予支付被告从2018年9月21日至今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五、判决原告不予支付被告工资差额103927元。   事实与理由：延安市安塞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塞劳仲案字（2020）085号裁决书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非裁决书所提出的责任贷款问题，责任贷款只是停岗或待岗处理，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因是被告旷工。关于被告旷工问题，原告提供的短信截图、电话谈话记录、会议记录、通知、微信截图等证据，证明从2018年4月12日，原告通知被告7日内回单位，直至2018年9月2日被告已形成旷工167天以上的事实。依据《陕西省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人事劳资管理办法》（2009）53号第三十六条第五项和《安塞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劳动纪律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项之规定，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仲裁却以短信、微信截图无法提供原始载体，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这些证据都保留在手机上，由于手机更换导致资料原始载体丢失，但这些证据都保留在原告单位电脑上，纸质版可以充分证明事情经过，裁决书单以没有原始载体为由不予认可是错误的。关于电话记录和会议记录未加盖公章问题，原告提供的都是原始证据，在原始证据上不可能出现单位公章，如果非要以公章的形式证明真实性，原告可以随时加盖。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经过，2017年2月20日，因被告母亲与他人借款纠纷，被告作为担保人，因此多名债权人到原告营业场所讨要债务，双方言辞激烈，严重干扰了原告的工作秩序，且这样的行为已发生多次，影响极为恶劣。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保证营业场所正常经营秩序，原告和被告进行谈话，要求妥善处理个人债务纠纷，并保证外来讨债人员不来机构干扰网点正常经营。但被告并未采取积极措施，引发债权人到原告营业场所讨要债权的事由并未消除，被告本人的工资账户也被法院冻结。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在行业内部利用职务之便产生责任营销贷款15笔，金额313万元。15笔贷款中被告自用6笔，金额为164万元，1笔28万元已形成不良;近亲属贷款6笔金额为69.5万元，其他责任贷款3笔金额为79.5万元。被告承诺2017年3月底前将全部责任贷款清息，处理形成的不良贷款，并保证外来讨债人员不来干扰网点正常营业，但是截止7月底，被告在谈话后并无变化，综合以上因素，2017年8月9日，原告作出了塞农银发（2017）89号《关于对蔡永利异常行为的处理决定》，决定对蔡永利进行待岗处理：1、待岗期间只发生活费; 2、待岗期至将所有家用贷款还清，其他责任贷款按时清息为准; 3、待岗期间对形成的不良贷款进行清收; 4、保证其他外来人员不来营业机构闹事;5、本决定从2017年8月1日起执行。从2017年8月1日待岗开始一直到2018年9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期间，被告一直没有任何消息，没有收回任何一笔责任贷款。原告提供的《蔡永利责任营销贷款花名册》及《贷款责任管理卡》均可以证明除相关贷款的所在机构工作人员部分收回外，被告在待岗期间并未收回任何贷款，对其责任内的事情基本处于置之不理的状态。根据原告单位《贷款营销管理实施细则》规定，贷款责任人为该笔贷款的直接负责人，并对贷款承担100%的风险责任，贷款责任人不是贷款的调查人、审批人，但是承担贷款到期后完全收回和形成不良风险损失时的直接责任人。鉴于被告消极对待追回责任贷款的问题，2018年3月18日，监察室张某某电话通知时任一道街支行负责人李某某，通知蔡永利回单位到监察室进行见面谈话，并处理本人责任不良贷款事宜，蔡永利在接到通知后，于3月19日短信回复张某某，内容：“张主任你好，我是蔡永利，我的情况你也知道，现在根本没办法回去，只要我回去能为单位或我个人解决什么问题，我会回去尽力解决的，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情况，领导之前找我回去已经谈过，事情也说清楚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个情况说明，还请领导多多理解，现在不方便、下班我给你打电话”。张某某再次通过短信告知蔡永利下班后回电话，蔡永利回复“好”，但3月19日蔡永利并未回复电话。3月20日，原告行领导刘志强再次要求监察室张某某通过电话联系被告，电话接通后，刘志强向被告表达了要求其回单位的意思，并说明问题的后果，被告表示明白事情的后果，但是目前自己的处境也不好，依靠为别人揽工为生，而对这些贷款的处理一时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由于被告严重不配合，贷款清收工作也没有任何进展， 2018年4月11日，经党委行政联席会研究，立即给蔡永利发通知，要求15日内回单位处理相关事宜，如果不来予以开除，蔡永利名下和担保的15笔贷款全部起诉并通知到本人。2018年4月12日，原告向蔡永利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从2018年4月12日起7个工作内(2018年4月19日前)到总行进行谈话，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由于被告在外地并且电话也无法联系，监察室将总行党委会议研究情况以书面通知形式，用微信拍图发给原一道街支行负责人李某某，要求转发蔡永利本人，蔡永利在微信中回复：“收到”;同时，监察室张某某通过短信向蔡永利本人也进行了通知，短信内容:“蔡永利，昨天总行党委对你的事情进行了研究，结果比较严重，我让李某某发你微信了，限期你必须回来一趟”。蔡永利回复“知道”。再次接到通知后蔡永利仍然未到过单位。依据《陕西省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人事劳资管理办法》陕农信联社发（2009）53号、《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行为的处理办法》、《安塞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劳动纪律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项规定，2018年8月30日，原告将被告违规违纪情况向工会做出反馈，并出具书面《征求意见函》，拟对被告作出开除处理决定。2018年8月31日，工会做出书面答复意见，同意原告意见，并要求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执行。2018年9月3日，经党委会研究，做出对蔡永利开除处分的决定。2018年9月21日，原告做出塞农银发（2018）179号《关于对一道街支行蔡永利同志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决定对被告做出开除处理；解除本人劳动合同关系。从发文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理离职手续。作出处理决定后，由于被告电话无人接听，监察室张某某将处理决定发给一道街支行行长李某某，要求李某某通过微信向被告送达。2018年9月28日，监察室张某某将开除处理决定拍图微信发给一道街支行负责人李某某，要求转发蔡永利本人知晓，当日，李某某将开除处理决定转发蔡永利后，截图微信上传了张某某。因此，原告依法履行了送达义务，被告也收到解除通知。通过以往的微信截图可以充分证明微信中的“单某某”就是被告本人。     综上，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事实某某，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并无任何违反法律规定之处，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21日已经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蔡永利辩称，原告诉状中所称与事实不符。被告自2013年11月进入原告公司从事柜员一职，工作期间兢兢业业按照原告安排完成本职工作。原告所述的责任贷款形成不良贷款，并非被告的原因，且部分责任贷款发生在被告入职前，仅因原告了解到系被告的亲戚、朋友，就强加被告为第一责任人。被告负责的责任贷款是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且该职务行为完全符合原告的规章制度。被告办理的每笔贷款仅是引荐给原告，由原告的信贷员调查评估，达到原告银行的贷款发放范围才由信贷员上报，后由原告银行的领导审批后发放，并非被告能私自发放。因此被告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无严重失职行为或严重过错，更无违规违法行为。   被告并未旷工，是原告对其作出停岗处理，被告在停岗期间按照原告的指示联系收回责任贷款。原告在2017年8月3日对被告作出停岗处理，要求被告收回责任贷款，其作出的停岗处理本就违法。其在诉状中称2018年4月12日回到原告单位，被告根据其指示在上述期间回到银行还见了主管领导，仲裁委也就该问题与被告核实。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旷工行为，也未出具有效证明或者文件向被告送达，要求被告回岗工作或者其他安排，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8年9月21日原告通过塞农银发(2018)179号文件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未向被告送达，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仅提供一份无原始载体，且无被告认可回复的微信截图，且微信名为“单某某”的微信被告在2018年9月21日已经更换停用，原告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多种送达方式向被告送达上述文件，却在未收到被告回复的情况下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被告不存在旷工行为，原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文件并未向被告送达，原告的解除行为、程序严重违法，请求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请。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认证，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11月，被告入职原告单位在建华支行担任柜员，2014年7月起在一道街支行担任柜员，从事存、取款及开户、挂失等业务。2017年8月9日，原告以被告多笔责任贷款未收回，按照《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办法》的规定，作出塞农银发（2017） 89号《关于对蔡永利异常行为的处理决定》，决定：“对一道街支行员工蔡永利进行待岗处理。1、待岗期间只发生活费;2、待岗期至将所有家用贷款还清，其他责任贷款按时清息为准; 3、待岗期间对形成的不良贷款进行清收; 4、保证其他外来人员不来营业机构闹事;5、本决定从2017年8月1日起执行。”被告蔡永利被待岗后，对责任贷款收回没有进展。2018年3月18日，原告监察室通知被告蔡永利见面谈话，2018年3月19日，蔡永利回复原告监察室张某某，内容：“张主任你好，我是蔡永利，我的情况你也知道，现在根本没办法回去，只要我回去能为单位或我个人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会回去尽力解决的，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情况，领导之前找我回去已经谈过，事情也说清楚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个情况说明，还请领导多多理解，现在不方便、下班我给你打电话”。2018年3月20日，原告单位刘志强、张某某电话联系到被告，刘志强向被告表达了要求其回单位的意思，并说明问题的严重后果。因被告未回单位见面谈话，2018年4月12日，原告纪检监察室向蔡永利发出书面通知，通知要求：“蔡永利在7个工作内(2018年4月19日前)到总行纪检监察室进行谈话，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原告监察室张某某拍图微信发给原一道街支行负责人李某某，要求转发蔡永利本人，蔡永利在微信（昵称“单某某”）中回复“收到”;同时，原告监察室张某某通过短信向蔡永利本人也进行了通知，短信内容:“蔡永利，昨天总行党委对你的事情进行了研究，结果比较严重，我让李某某发你微信了，限期你必须回来一趟”。蔡永利回复“知道”。   2018年8月30日，原告将被告违规违纪情况向工会做出反馈，并出具书面《征求意见函》，拟对被告作出开除处理决定。2018年8月31日，工会做出书面回函，同意对蔡永利作出开除处理的决定，并要求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执行。2018年9月21日，原告作出塞农银发（2018）179号《关于对一道街支行蔡永利同志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决定：“对蔡永利做出开除处理，并解除本人劳动合同关系。从发文之日起，限蔡永利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离职手续。”2018年9月28日，原告监察室张某某将开除处理决定拍图微信发给一道街支行负责人李某某，要求转发蔡永利本人，当日，李某某将开除决定转发给被告蔡永利，又将转发截图微信上传张某某。   另查明，2020年10月12日，延安市安塞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塞劳仲案字（2020）085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21日至2020年8月21日的工资194097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差额工资14908.9元；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申请请求。   被告蔡永利待岗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9050.85元，待岗后的月平均工资为717.36元。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17年8月9日，原告以被告多笔责任贷款未收回，作出对蔡永利进行待岗的处理。待岗后，因被告对责任贷款收回没有进展，2018年4月12日，原告纪检监察室向蔡永利发出书面通知，通知要求：“蔡永利在7个工作内(2018年4月19日前)到总行纪检监察室进行谈话，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并通过微信、短信向蔡永利本人进行了通知，蔡永利分别回复“收到”、“知道”。但截止2018年9月2日，原告党委会研究开除被告决定前，被告一直未回单位履行有关职责。上述事实，有原告单位的书面通知，原告单位工作人员的微信、短信、证人证言及被告的回复信息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辩解其按照原告的指示在上述期间回到单位还见了主管领导，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待岗后按照原告要求回单位履行有关职责，对被告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作出塞农银发（2018）179号《关于对一道街支行蔡永利同志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后，原告监察室张某某于2018年9月28日将开除处理决定拍图微信发给一道街支行负责人李某某，当日，李某某将开除决定转发给被告蔡永利（微信昵称“单某某”），又将转发截图微信上传给张某某。庭审中，被告诉讼代理人认可微信昵称“单某某”是蔡永利使用，但蔡永利同时还使用另外一个微信名；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其不再使用昵称“单某某”的微信，故应当视为原告的开除处理决定已送达给被告蔡永利本人。   综上所述，被告有违反原告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且被告的多笔责任贷款未收回，给原告单位造成重大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对原告的第二、三、四项主张，本院也予以支持。对原告不予支付被告待岗期间工资差额的主张，因被告辩解其并未消极待岗，其系在履行原告安排的催收责任贷款的工作，虽催收责任贷款没有进展，但不能证明被告未履行催收工作，原告在被告待岗期间只发生活费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依法确认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蔡永利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21日解除;   二、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支付被告蔡永利自2018年9月21日至今的工资报酬216798元；   三、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支付被告蔡永利自2018年9月21日至今的带薪年休假9426元；   四、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支付被告蔡永利自2018年9月21日至今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五、原告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被告蔡永利待岗期间的工资差额113891.03元。   上述第五项给付内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蔡永利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振龙     二0二0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高毛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