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3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宏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旭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桂林，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彩君，内蒙古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宏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宏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桂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4民初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浙江宏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旭东，被上诉人方桂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彩君，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宏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方桂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退出”与《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约定的由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意隆公司）原控股股东杨某1回购股权的退出机制是一个整体，前者包含后者。战略投资者退出被投资项目要符合监管要求，特别是对已上市企业的退出有明确的限制与规定。从退出方式看，一般有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交易、控股(大)股东回购交易、标的公司回购等多种方式。第二，《增资扩股协议》2011年6月18日签订，《增资扩股补充协议》2011年6月26日签订，《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7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二》2015年7月16日签订，但回购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对《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完善。因此，方桂林对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退出投资包含由杨某1回购股权的方式退出投资，是清楚的。第三，即使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退出投资与由杨某1回购股权的方式退出投资，属于约定不一致。根据《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方桂林投资的股权是委托浙江宏城公司代持，并委托浙江宏城公司管理。设置、制订投资退出机制，属于浙江宏城公司管理代持股权的职责范围。由杨某1回购股权的方式的退出机制，回购款为投资款加从投资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该退出机制并没有损害方桂林的合法权益，相反减少了其投资风险。第四，浙江宏城公司在代持股权、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一直与方桂林保持联系，实施由杨某1回购股权的方式退出投资的原因，系华意隆公司虽在新三板上市，但经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公司股价远远低于投资时的股价，新控股股东要求增发股份的动议失败，新控股股东对本案所涉股份没有回购的义务。浙江宏城公司以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的身份，无奈之下才选择由杨某1回购股权，且浙江宏城公司在实施回购前已告知方桂林。退出投资后，未能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处置杨某1持有的华意隆公司股权收回方桂林的投资款，并非浙江宏城公司的原因和过错造成的。综上，浙江宏城公司没有未履行或未按《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一审判决以《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与《增资扩股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对投资退出约定不一致为由，认定浙江宏城公司未按《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因认定事实错误而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浙江宏城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浙江宏城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对合同已无法履行应予解除,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有异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双方对代持股份已通过由杨某1回购方式退出的事实是没有异议的，故认为代持股份实际已无法履行，但并不认为整个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已无法履行。《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不仅包括股权代持，还包括股权转让，代方桂林实施和管理投资项目。虽案涉股权已由杨正文回收，但投资款并没有收回，还需要继续执行，对该权利义务并不属于实际无法履行的情形。因此，不能以合同已无法履行为由将合同予以解除。方桂林辩称，首先，方桂林对《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并不知情，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签订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退出，与《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约定的由华意隆公司原控股股东杨某1回购股权的退出机制不是一个整体，前者并不包含后者。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签订《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7月12日，而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华意隆公司老股东及拟认购增资新股东签订《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6月18日，《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6月26日，即《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浙江宏城公司未向方桂林告之《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内容，方桂林对上述两份增资扩股协议并不知情，虽然《补充协议二》签订的时间是2015年7月16日，但该协议是对上述两份增资扩股协议的补充，方桂林对该补充协议内容亦不知情。《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上确实约定了退出机制，但协议明确约定方桂林出资是为了获得华意隆公司上市增值收益，据此可知，方桂林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退出的前提是华意隆公司上市增值。而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等人签订的《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约定由华意隆原控股股东杨某1回购股权，无论华意隆公司是否上市，是否取得上市增值收益，因此，《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与《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并无关系，《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只是对《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补充。其次，浙江宏城公司隐瞒事实，未按约定处理委托事务，致使方桂林既不可能获得华意隆公司的股权，也不能实现获得投资收益的合同目的。浙江宏城公司在明知其取得华意隆公司股权后一定时期内不能转让的情况下，隐瞒事实，将所持股权中的一部分转让给方桂林，使得方桂林不可能实现获得股权的合同目的，侵害了方桂林的权益。在方桂林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浙江宏城公司作为受托人，违反约定，按在向方桂林转让股权前就形成的方桂林不知情的《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将代持的股权转让给没有支付能力的华意隆公司原控股股东杨某1，浙江宏城公司擅自处分委托事务的违约行为，导致方桂林不能实现获得投资收益的合同目的。综上，浙江宏城公司隐瞒事实，违约处理委托事务，导致方桂林不能实现获得股权和收益的合同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浙江宏城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方桂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江宏城公司向其给付股权投资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从2011年7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浙江宏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18日，浙江宏城公司与案外人杨某1、杨某2等签订《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华意隆公司（原注册资本6600万元）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7200万元，引进浙江宏城公司及安徽瑞泓盈方创业投资基金、安徽华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华意隆公司新股东，其中浙江宏城公司以现金认购普通股股票200万股，每股面值1元，认购价格每股7元，合计认购款项1400万元。该协议第五条约定了保密责任。第九条第二项约定：自本增资扩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公司实现上市止，未经老股东以书面形式同意，投资方不得转让或者出售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份。2011年6月26日，浙江宏城公司与杨某1签订了《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对杨某1回购浙江宏城公司股份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了保密责任。后浙江宏城公司于2011年7月12日将协议约定款项支付至华意隆公司账户。2011年7月12日，方桂林（乙方）与浙江宏城公司（甲方）签订关于投资深圳华意隆公司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已投资深圳华意隆公司股权，股份数200万股，占比新增注册资本的2.7778%；甲方出资以期获得深圳华意隆公司上市增值收益，并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逐步退出。甲方同意将所认购股权份额中的15万股作价款120万元人民币内部转让给乙方；二、乙方的认购出资须以甲方的名义对外投资，乙方在出资额范围内按比例承担风险，享受收益。乙方自愿放弃参加该投资项目的董事会、股东会的表决权利，并委托甲方指定人员或者第三方代为实施与管理投资企业；三、乙方投资收益分配时间根据投资企业的上市时间及甲方的投资收益退出方案设定时间，待全部投资收益到账后，甲方在10天内实施内部分配方案…”。方桂林在2011年7月6日将转让款汇入浙江宏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铭银行账户。2015年7月16日，浙江宏城公司与杨某1签订《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二》，协议第一条约定：浙江宏城公司有权要求杨某1返还浙江宏城公司在标的方所投股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自投资款到账之日起，每年利息为10%，不计复利）。协议第三条约定了乙方（浙江宏城公司）的保密义务。后浙江宏城公司多次要求杨某1支付股权投资本金未果，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6）浙0681民初14283号民事判决，判令杨某1支付浙江宏城公司投资款1400万元及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杨某1不服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按杨某1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3月12日浙江宏城公司向诸暨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6月20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81执2851号执行裁定，因杨某1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法院认为，经法庭归纳双方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浙江宏城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条件是否成就。对此分析如下：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签订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对合同已无法履行应予解除，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浙江宏城公司认为，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及股东之间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浙江宏城公司投资的退出方案，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之间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是以《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基础，双方之间必须受《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束。根据《增资扩股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浙江宏城公司投资的退出方案是由杨某1进行回购，而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之间《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按照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逐步退出，二者的约定显然不一致。因此，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之间是否应受《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束，应该由浙江宏城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浙江宏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方桂林对《增资扩股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知晓且认可。根据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及股东之间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和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来分析，四份协议均约定了保密义务，同时《增资扩股协议》第九条第二项还约定了未经老股东以书面形式同意，投资方不得转让或者出售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份。因此，从上述几份合同的内容来分析，方桂林不知《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常理，知晓反而是例外。故，浙江宏城公司抗辩方桂林对《增资扩股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知晓且应该受其约束，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浙江宏城公司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既然方桂林不受《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束，双方在解除合同后，浙江宏城公司抗辩返还投资款的条件尚未成就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浙江宏城公司未按双方签订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义务，应该承担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方桂林比照浙江宏城公司应得利益主张按照年利率10%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浙江宏城公司提出的管辖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浙江宏城公司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案件也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在庭审中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浙江宏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方桂林投资款12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从2011年7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040元，由浙江宏城公司负担。二审中，浙江宏城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一组证据。浙江宏城公司补充提交的该组证据为《2015年6月23日华意隆电气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2015年6月30日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15年6月华意隆的股票发行价格为1.37元每股的事实；《2016年3月30日华意隆电气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2016年5月11日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16年5月华意隆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为2.50元每股的事实；《2015年8月30日华意隆电气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2016年9月27日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16年9月华意隆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为3元每股的事实；《2016年4月14日华意隆电气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16年4月1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某1变更为卢钦龙，由此证明杨某1已失去公司实际控股人控股地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听证通知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案外人已向法院申请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的事实；该组证据综合证明，华意隆公司虽在新三板上市，但经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控股股东杨某1失去公司控股地位，方桂林受让华意隆公司股权后，华意隆公司股票发行认购价均远远低于方桂林投资时的股价，鉴于上述事实，浙江宏城公司按照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通过杨某1回购股权方式退出投资，退出时，杨某1在华意隆公司持有16425800股，杨某1名下还有其他财产，以杨某1回购方式退出投资更有利于保护方桂林利益，足以说明浙江宏城公司的行为已尽勉履行了受托管理方桂林股权的义务，浙江宏城公司没有违反《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方桂林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浙江宏城公司不能因华意隆公司股票发行价格低于方桂林购买价格，就依据方桂林不知情的先于《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的《增资扩股协议》等协议向杨某1转让股权，事实上，浙江宏城公司的转让行为非但没有保护方桂林的权益，而是损害了方桂林的权益。因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浙江宏城公司向方桂林返还投资款12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是否正确。本案中，在浙江宏城公司与方桂林签订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方桂林该协议须同时遵循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或杨某1、杨某2之间的《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浙江宏城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方桂林知悉上述协议的内容。同时，浙江宏城公司与方桂林在《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方桂林认购15万股浙江宏城公司所投资的华意隆公司股权，以浙江宏城公司名义获得华意隆公司上市增值收益，并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逐步退出。因浙江宏城公司的起诉，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681民初14283号民事判决，判令杨某1支付浙江宏城公司投资款1400万元及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至此，浙江宏城公司所认购的200万股华意隆公司股权已由杨某1回购。因此，方桂林与浙江宏城公司签订《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方桂林据此主张浙江宏城公司向其返还投资款1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浙江宏城公司上诉称其与方桂林签订的《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包含其与华意隆公司、杨某1、杨海文签订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与杨某1签订的《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二》的上诉理由，虽然浙江宏城公司与方桂林在《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转让的标的为浙江宏城公司已经取得的部分华意隆公司的股权，但是浙江宏城公司与方桂林在《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杨某1、杨海文签订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与杨某1签订的《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二》的内容，对于浙江宏城公司或方桂林退出华意隆公司机制的约定亦不一致，故浙江宏城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浙江宏城公司上诉称方桂林知悉浙江宏城公司与华意隆公司、杨某1、杨海文签订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与杨某1签订的《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二》内容的上诉理由，浙江宏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方桂林知悉上述协议的事实，故浙江宏城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浙江宏城公司上诉称由杨某1回购华意隆公司股权的退出机制不损害方桂林利益、符合其与方桂林的协议约定的上诉理由，浙江宏城公司与方桂林在《投资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由杨某1回购浙江宏城公司取得的华意隆公司股权，且该协议约定浙江宏城公司按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要求逐步退出华意隆公司，故浙江宏城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浙江宏城公司上诉称其在实施回购前已告知方桂林，故未能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处置杨某1持有的华意隆公司股权收回方桂林的投资款，非浙江宏城公司的过错所致的上诉理由，浙江宏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施回购行为已告知方桂林并获得方桂林同意的事实，故浙江宏城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浙江宏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浙江宏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伏 春审判员 靳宝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徐佳妮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