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13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1955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高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高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某，男，1982年7月28日生，汉族，住高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山西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某因与被上诉人尚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581民初2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均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购房款257400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无法认定委托关系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是因认识被上诉人母亲王海英，王海英称其儿子（尚某）能从政府内部拿到经济适用房指标，于是通过王海英认识了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识后，要求被上诉人为其购买经济适用房，被上诉人承诺为其购买经济适用房，该行为符合《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之规定，双方之合同已成立。后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指示，分四次准备了房款，并将房款交于被上诉人，该行为系履行合同义务。王真出具收款收据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在收款收据上签名，被上诉人在收款收据收款人与收款单位处签了名字，所以，被上诉人该行为系自愿成为共同收款人，依自愿原则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其次，依据《合同法》第36条规定，上诉人交纳购房款，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包括被上诉人接受房款，双方合同已成立。另外，短信记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一次次对上诉人的承诺，让上诉人放心，事情是真的等等，进一步证实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不断的向上诉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以及在受托事项未完成，上诉人产生怀疑时，被上诉人三番五次对上诉人的安慰与承诺。所以一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第三、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姓名确定，标的和数量均确定，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成立。2、上诉人将房款交于被上诉人指定收款人，被上诉人也在收款收据收款单位与收款人处加签自己的名字，该行为表明，其自己承认系上诉人所交房款的共同收款人。因被上诉人收款后未为上诉人购买到经济适用房，其当然应将上诉人的购房款257400元退还上诉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的内容因是购买经济适用房，而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有资格与条件的限制，并非任何人均可购买，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合同因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对于因合同无效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所以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257400元房款的共同收款人，其有义务将该款退还上诉人。3、尽管上诉人所交257400元房款，刑事裁判文书判令张建平、王红波共同退赔，但至今该二人分文未退，所以在上诉人损失未得到弥补的前提下，其完全可以向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它民事主体被上诉人要求赔偿。对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作出了明文规定。被上诉人并非仅是同上诉人一起去交房款而已，而是在收款收据收款单位与收款人处签了自己的名字，自愿成为共同收款人，与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了合同民事法律关系，成为该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所以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不是履行民事责任的主体，上诉人无权以其在刑事案件中未获退赔而向与其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的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认定事实错误。4、被上诉人在收据上签名系上诉人要求，但上诉人并未要求其在收款单位或收款人处签名，在该处签名系被上诉人自愿所为。本案被上诉人在收款收据收款单位与收款人处签名，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其是房款共同收款人，那么收款未办事自然要退款，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或应知收款未办事的法律后果，但其却自愿选择在收款人与收款单位处签名，该行为是被上诉人明确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是一种债务加入。一审认为被上诉人不构成债务加入，认定事实不清。5、本案中上诉人一审中提交证据除四支收据外，还有与被上诉人之短信记录，相互印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已形成了合同关系。然而对短信记录这一证据，一审判决未依上述规定进行认证与阐述以及是否采纳及理由，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尚某辩称，刑事案件已经查明郭某等受害人的房款均通过王真交给了王红波，王红波扣除好处费后，交给了张建平。上诉人在刑事案件询问中也认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交给了尚某是虚假陈述。上诉人在诉状中称“要求被上诉人为其购买经济适用房，被上诉人承诺为其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陈述不属实。上诉人是通过被上诉人母亲王海英找到被上诉人打听房屋的，上诉人既没有委托尚某购买房屋的意思，也不是向尚某购买房屋，那么双方之间就不存不存在委托关系，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主张返还购房款也没有依据。本案收款收据仅是收款凭证，并不能证明何种法律行为及法律关系，而经过刑事案件庭审查明真正的债务人是张建平、王红波，尚某并没有替张建平、王红波归还债务的任何意思表示和行为，在收款收据签字不代表债务加入。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2574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19000元（自交款之日至起诉之日计3年，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份，原告认识了被告的母亲王海英，王海英称其儿子（尚某）能从政府内部拿到经济适用房指标，于是原告通过王海英认识了被告尚某，通过被告又认识了王红波。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原告和被告先后四次在王红波住处交给王红波257400元，王红波妻子王真为原告出具了四支收据。后原告让被告在自己持有的客户收据联收款单位处签了“尚磊”名字。2018年底，张建平、王红波诈骗案发，高平市人民法院（2019）晋0581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6年10月份至2017年12月份，被告人张建平为筹措赌资，编造自己可通过关系购买到高平市迎宾小区的经济适用房的谎言，通过王红波为其介绍购房者、代收购房款，并承诺给其好处费，先后多次骗取郭某等十八人购房款共计5217180元。被告人王红波明知张建平实施诈骗，仍为张建平介绍购房者、代收购房款，……。被告人张建平按照事先承诺，由王红波扣除好处费168220元，从王红波出取得5048960元全用于赌博。判决被告人张建平、王红波犯诈骗罪，责令二人共同退赔受害人郭某257400元。判后，王红波提起上诉，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5刑终18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现已移送执行。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既没有书面委托合同，也没有明确的口头约定，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无法认定为委托关系。结合本案的有效证据，原告受骗的房款，每次都是和被告一起交给了王红波，王红波在扣除好处费后将剩余款项交付张建平，被告尚某并非实际收款人。原告以其将房款交付被告尚某为由，要求其退还购房款，与事实不符。对原告已交付的257400元购房款，刑事裁判文书判令张建平、王红波共同退赔原告，且已进入执行程序。现行法律虽未排斥被害人针对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应是负有民事责任的主体，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有成立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才有可能成为履行民事责任的主体。本案中，被告尚某只是同原告一起向王红波交付购房款，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被告尚某不是履行民事责任的主体，原告无权以其在刑事案件中未获退赔而向与其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的被告尚某主张权利。另，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承担方式。本案中，虽然被告事后应原告要求在收据“收款单位”处签名，但其并未向原告作出承担债务的承诺，不构成债务加入。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23元，由原告郭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郭某重新提交两份询问笔录：1、2018年10月9日高平市公安局对郭某所作的第2次询问笔录。笔录中郭某称其朝的是尚某。2、2018年7月18日高平市公安局对尚某所作第1次询问笔录。笔录中尚某称“我介绍了十五个人向王红波买房子。”“王红波说给点好处费，也没有具体说给多少。但是由于房子没弄好，我也没有收钱。”“一开始是我先带这些人到迎宾小区王红波家，让王红波了解这些人的情况，然后是王红波介绍房子的情况，如果这些人想要房子的话，王红波先跟这些人要2万元定金……过几天王红波让我联系这些人先按照70平米的面积预交房款……再过一段时间王红波再让我联系这些人，说房子下来了……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王红波联系我，说这些人买的房子的不动产证下来了，让我联系他们过来签字……”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尚某基于上诉人郭某的委托，在上诉人购买房屋过程中参与了很多事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为购买经济适用房，该合同应为无效，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完成委托事项，故被上诉人应该退还上诉人房款。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1为上诉人的陈述，事实上房款由王红波收取。对证据2无异议，被上诉人尚某没有收取过好处费，也不成立债务加入。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即便成立，被上诉人也应在委托合同关系下承担责任，例如退回委托费或者违约责任，而不是退回房款。本院对二审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为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需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系被上诉人的陈述，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尚某认可其在上诉人等人购房过程中有介绍、通知、联系的行为，王红波承诺向其支付好处费。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上诉人郭某在张建平、王红波诈骗案中陈述：上诉人通过尚磊（即被上诉人）知道王红波认识政府领导，可以买到经济适用房，并向王红波支付257400元房款，王红波的配偶王真开具收据。其后，上诉人经常向尚磊、王红波催促房子事宜。上诉人在王红波家中见到房子的代码证以及不动产权证书并签字，也看到政府的通知说20天能把事情办完，且王红波让上诉人看过所购买房屋的钥匙。被上诉人尚某在张建平、王红波诈骗案中的陈述以及一审的短信记录表明，被上诉人在本案购房过程中有介绍、通知、联系的行为，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支付报酬，而是案外人王红波承诺对尚某的介绍行为支付好处费，但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取。本院认为，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受托人与委托代理人类似，直接介入委托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可以在委托权限范围内独立进行意思表示。本案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尚某并未直接介入上诉人与王红波等人的交易之中，其介绍、通知、联系的行为只是如实传达双方的意思。上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向案外人王红波介绍购房人，为其提供订约机会，案外人王红波承诺向被上诉人尚某支付好处费，由此被上诉人尚某在本案中介绍、通知、联系等中间服务的行为即便基于委托，也系与案外人建立了居间合同关系，案外人为居间行为的委托人。上诉人虽因被上诉人的介绍、联系、通知等居间行为在购房过程中与被上诉人来往，但双方并未成立相应的合同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成立合同关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也并未收取上诉人支付的房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房款257400元于法无据。上诉人另主张，被上诉人尚某在案外人王真为其出具的收据上签字，应视为债务加入。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房屋买卖中仅为中间服务人身份，在不具有收款事实和法定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若自愿以其个人财产对王红波等人的债务承担责任，应当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从收据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尚某并未明确承诺对收据中的房款承担还款责任，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债务加入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61元（郭某已预交），由上诉人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