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再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长伟，男，1980年11月15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河北文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达峰涛，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侠，女，1980年4月13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河北文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猛，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奥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丽，女，1979年1月9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奥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锐，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住廊坊市广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奥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海英，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奥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男，1965年6月13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系王兴民亲属），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大龙，男，1985年4月3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玲，女，1985年12月26日出生，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因与上诉人王兴民、被上诉人何大龙、杨艳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向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向本院报请提级审查。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冀08民申153号民事裁定，指定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冀0802民再4号民事判决。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王兴民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长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达峰涛，上诉人刘爱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上诉人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及四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上诉人王兴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许大卫，被上诉人何大龙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袁宏伟、上诉人王兴民、被上诉人杨艳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上诉请求：1、撤销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9)冀0802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内容，判令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及的《还款计划》、《还款协议书》等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协议文书均属无效，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1、被上诉人王兴民放款对象众多，包括本案在内在宽城法院一审中共有七个案件，均为民间借贷，该七个案件从表面上看均是被上诉人王兴民借款给上诉人袁长伟，袁长伟再放贷给他人，被上诉人王兴民放贷具有放贷对象多、反复性、经常性、有偿性，以放贷为常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其行为已经超出了民间借贷的偶发性、互助性特点，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目的及原则，已经超出了民间借贷的范畴。2、合同无效后，应将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涉及的金额另行处理。二、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案金额450万元，包括2013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400万中的250万元，另外，2013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400万中的150万元在(2019)冀0802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中，两案证据一致，上诉意见相同。1、关于王兴民车辆置换款20万元及收回车辆款33万元。虽然王丽红与袁长伟双方签订两份车辆转让协议，但实际却未履行，双方之间也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实际上只是互换驾驶，所有权并未转移，因王丽红车辆费油，袁长伟又将车辆换回，由此产生53万元费用实际并不存在，并且按协议内容袁长伟车辆卖出30万元，6个月后收回33万元，不合常理。宋某与王兴民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宋某曾向王兴民借款850万元，其证言不客观，应提交袁长伟认可的车辆买卖协议。同时，该车辆买卖协议主体为王丽红，王兴民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2、关于预扣姚某车款10万元不存在。姚某与王兴民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和袁长伟无关，姚某将车款40万元现金交给袁长伟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对于接受40万元现金，不能提供收条，仅凭证人证言就确定袁长伟收到40万元过于轻率。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袁长伟扣留10万元车款。3、2013年8月24日，大连购表款133875元。原审法院将该款项定为王兴民垫付没有依据。被上诉人方只是提供了购表发票及付款凭证，并没有提供袁长伟或者刘爱侠的借条，无法证实存在拖欠表款的事实。而且当时双方关系融洽，当时买表时明确是给刘爱侠买的，属于赠与性质，至本案诉讼发生已经过去4年，现在索要表款，于法无据。4、2013年10月21日，11月7日各借款10万元，2013年1月25日借款4.3万元并未实际给付。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借条，但该款项并未实际支付，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转账凭证。对于普通家庭来讲，20万元不是小数。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证据不足。5、2013年10月12日奥迪车款819000元。被上诉人方只提供有袁长伟签字的消费单据，就证明袁长伟欠王兴民该款项明显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并未查明该奥迪车辆的产权情况，没有证据显示该车辆归袁长伟所有，实际上该车辆最终由王兴民处置，卖到北京。6、关于华峰公司80万购房款。涉案房产为华峰公司以房产抵顶王兴民借款80万元，王兴民口头将该房卖给袁长伟，袁长伟未付房款，与王兴民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条80万元。签合同后10多天，王兴民又将该房屋卖给许俊卿（许家瑞父亲），许俊卿将房款付给王兴民，但袁长伟一直未把借款合同和借条收回。原审法院仅依据借条和华峰公司证明即判断袁长伟欠付房款缺乏依据，华峰公司证明叙述经王兴民和袁长伟指示转让给许家瑞无任何依据，并且该证明也未明确说明卖方到底是谁，收款人是谁。基于以上理由，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兴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为“职业放贷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l、程序上，2019年《九民会议纪要》不适用再审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三项中，明确规定：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本案最初在宽城法院出具调解书时是2017年，时隔2年之后，袁长伟等人因为想要拖延执行而用各种途径将本案启动再审。现在更是依仗一个“职业放贷人”的概念意图逃避还款责任。“职业放贷人”这一概念首次在《九民会议纪要》中提出。但会议纪要自身也明确，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即便是根据纪要规定来进行说理，也仅仅限于适用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而本案是一个再审案件。所以说，程序上，纪要自身已经规定了，它只对尚未审结的一、二审案件具有说理意义，对本案不具有适用效力。2、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首先，上诉人大篇幅引用了四部委《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要求的未经批准不得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但是四部委这一通知在性质上属于规章。而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并不包括规章。其次，四部委通知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规定的是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设立金融机构或从事金融机构业务。而王兴民既没有设立金融机构也没有从事金融机构业务。王兴民此前从事矿产开采经营活动，矿产经营是其主要生活来源，其个人名下资产丰厚，且财产来源合法正当。上诉状中陈述王兴民“以放贷为常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不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说是污蔑也不夸张。王兴民的确向朋友出借过钱，那是因为这些人有实际需要，而王兴民也的确有出借的能力。不能说一个有钱人向朋友出借了几笔钱，他就是在从事金融机构业务。王兴民所借出去这几笔钱，基本发生在宽城县当地，上诉状中表述“王兴民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敢问袁长伟等人是否能够举证，证明王兴民出借的这几笔钱扰乱了宽城县的金融业秩序乃至承德市、河北省的金融秩序。再次，针对王兴民出借的这些钱是否真实合法，袁长伟等人曾向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宽城县检察院分别反映过同样的问题，经过上述机关一年的查证，均认为其反映的事实不属实，均已结案。相关部门的查证结果也足以证明王兴民根本不存在非法放贷行为。因此，王兴民不存在违反我国相关银行业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行为。上诉人所表述的王兴民从事贷款业务、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都是无稽之谈。3、袁长伟等人欠王兴民的钱不只包括借款，还有很多买卖欠款，买卖欠款与借款无关。4、袁长伟在王兴民处借钱后又高利放贷给多人，袁长伟利用王兴民的钱赚取利润，袁长伟才是职业放贷人。5、王兴民与案外人其他人的欠款，已经有法院的生效文书证实借款真实有效，不存在职业放贷的情形。6、本案借款及担保关系真实。本案最初是调解结案，调解时，王兴民提交的是经过结算后综合的借款合同、借据及还款协议，袁长伟等人对欠款均予以认可。后在双桥法院审理期间，除了借款合同、借据及还款协议，王兴民针对每一笔细节性的欠款又分别提交了详细的证据。当庭询问时，欠款人及担保人都确认，每一个案件中的借款合同及还款协议，欠款人及担保人的签字及手印都是真实的。所以，很明显的，王兴民提交的全部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的是真实的欠款关系以及担保关系，与职业放贷或者与金融业务都没有任何关系。本案就是单纯的欠款及担保关系。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1、关于王兴民车辆置换款35万元及收回车辆款33万元。2012年7月30日，王兴民将丰田越野车一辆冀Ｈ×××××（登记于王兴民女儿王丽红名下）转让给袁长伟。同时，袁长伟将其自有的一辆汉兰达冀Ｈ×××××转让给王兴民。虽然在两份车辆转让协议当中体现的差价款是20万元，但双方实际约定袁长伟向王兴民支付差价35万元。这笔35万元的车款在双方结算而出具还款协议时，被答辩人对于35万元的借款金额以及王兴民这一债权人主体资格是认可的。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将2012年7月30日转让给王兴民的汉兰达（冀Ｈ×××××）收回，承诺向王兴民支付车辆款33万，为此，袁长伟当日为王兴民出具借条一份，约定自王兴民处借款33万元用于购车，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详见（2019）冀0802民再4号判决书第19页第二段查明事实部分）后袁长伟将丰田越野车冀Ｈ×××××转让给了宋某，宋某和王兴民只是认识，宋某作为和袁长伟直接发生车辆转让关系的当事人，其所作的证言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上述事实有2012年7月30日车辆转让协议、2013年1月25日借条、还款协议以及宋某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因此，关于王兴民车辆置换款35万元及收回车辆款33万元的这两笔借款是真实存在的，被答辩人应当向王兴民履行还款义务。2、关于预扣姚某车款10万元，这10万元为袁长伟向王兴民的借款。该10万元产生过程为：2012年6月18日，姚某与王兴民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姚某以50万元的价款自王兴民处受让丰田CAXXXXXX普通客车一辆。2012年10月10日，姚某按照王兴民的指示将50万元车款交付袁长伟，袁长伟当日存入自己银行卡内，并于次日向王兴民转账40万元，留存10万元转为向王兴民的借款。（详见(2019)冀0802民再4号判决书第19页第三段查明事实部分）。上述事实有2012年6月18日车辆转让协议、袁长伟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以及姚某的证言予以证实。因此，关于预扣姚某车款10万元，这10万元为袁长伟向王兴民的借款，袁长伟负有还款义务。3、关于2013年8月24日大连购表款133875元。2013年8月24日，王兴民在大连锦华钟表珠宝有限公司份两次支付465375.00元，购买手表三块，其中为刘爱侠购买手表支付金额为133875.00元。(详见(2019)冀0802民再4号判决书第19页第五段查明事实部分）上述事实有王兴民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及发票能够证实，刘爱侠购买手表的133875元，费用由王兴民垫付，王兴民从没有过赠与的意思表示，对于该笔欠款作为原2064和2066中600万元中的一部分，被答辩人在其签订的2015年9月7日还款协议书、2016年1月4日还款计划以及2016年1月5日还款协议书中已经多次予以了认可。现被答辩人以赠与为由推脱偿还欠款，于法无据。因此，133875元的大连购表款作为王兴民为被答辩人垫付的欠款，被答辩人应当予以偿还。4、关于2013年10月21日、11月7日各借款10万元，2013年1月25日借款4.3万元。2013年10月21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万元的借条，同日，王兴民银行卡内有取现10万元的取款记录。2013年11月7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万元的借条，同日，王兴民银行卡内有取现10万元的取款记录。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向王兴民出具借款4.3万元的借条一张，用途为家庭开支，并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上述事实详见(2019)冀0802民再4号判决书第19页第六段，第20页第二段、第三段查明事实部分。并且对于上述三笔借款，被答辩人认为除了借条必须提交转账凭证没有依据。其中两笔10万元借款除了借条已经有当日的取款凭证，4.3万元支付现金并出具借条也符合常理。被答辩人的理由不能否认上述借款事实的存在，袁长伟应当予以偿还。5、关于2013年10月12日奥迪车款819000元。2013年10月12日，王兴民银行卡在承德庞大奥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出819000.00元，购买奥迪A8汽车一辆，该车以袁长伟名义购买，在王兴民银行卡刷卡消费单据上签名人为袁长伟。(详见(2019)冀0802民再4号判决书第19页最后一段查明事实部分）承德庞大奥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收据、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银行卡变更证明能够证明，袁长伟用王兴民的农行卡（尾号8113，后该卡号变更，新卡号尾号为6061）在承德庞大奥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POS机刷卡消费购买了一辆价款81.9万元的奥迪A8车，该车辆登记在了袁长伟名下，后被袁长伟卖给了他人。由此可知，袁长伟购买奥迪A8车的车款819000元是借王兴民的钱，刷的王兴民的卡，对于该笔借款，袁长伟应当予以偿还。6、关于华峰公司80万购房款。2013年宽城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丰泽园小区商业楼7-003号房屋抵顶其所欠王兴民的80万元欠款，王兴民将该房屋以80万元卖予袁长伟、刘爱侠。2013年9月30日，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签订借款8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向王兴民出具借条。(详见(2019)冀0802民再4号判决书第20页第一段查明事实部分）被答辩人称王兴民将房屋卖给许俊青，该说法与事实不符。该房屋在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抵顶给王兴民后，王兴民就将房屋以8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袁长伟和刘爱侠，由于二人缺乏资金，所以二人同王兴民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出具了借条。后该房屋被袁长伟和刘爱侠卖给了许俊青。2013年12月份，许俊青的孩子要在宽城丰泽园小区一带租房子做生意，看好房子后，与房东见面时，得知房东是袁长伟。在袁长伟家里和许俊青签租赁合同过程中，得知袁长伟和王兴民是朋友。因为许俊青的孩子做生意，这个房子非常适合，所以许俊青便与王兴民说明想购买该底商。经过王兴民中间的撮合，许俊青以人民币110万元的价格从袁长伟手里购买了该房屋。袁长伟和刘爱侠至今也没有偿还该笔欠款。该事实有华峰公司出具的证言予以证实。本案当中的欠款是袁长伟与王兴民相处过程中，一些琐碎的房款、车款、手表款、小额借款，除了每笔欠款发生当时保留了相关凭证以外，双方在2013年11月11日进行了综合的对账，对账之后出具了借款合同以及借条，后被答辩人又在2015年9月7日、2016年1月4对出具过还款协议书、还款计划，2016年1月5日担保人参与并出具还款协议书。现在被答辩人只是口头不认可，却不能提供证据推翻答辩人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其所否认的这些理由完全是在恶意逃避债务。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所陈述的所有上诉理由，很明显都是判决以后反悔不想还钱，而通过上诉在恶意拖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王兴民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802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偿还上诉人王兴民450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借款实际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但本案的共计450万元，是在2013年11月11日以前，双方在朋友相处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欠付的房款、车款、借款、烟酒钱、表钱等。双方于2013年11月11日针对多年来这些琐碎的欠款进行对账，本息共计491.69万元，扣除被上诉人偿还的175.5万，剩余315.7万。结算第二天，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转款84.3万，这样凑为400万元的整数。双方于2013年11月11日签订了共为400万元的借款合同，出具了400万元的借条。2014年1月14日，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借款200万。这样，双方之间欠款总额600万。被上诉人一直没有还款，2015年9月7日，被上诉人出具了两份还款协议，承诺于2015年9月15日以前先偿还150万，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剩余的偿还450万。被上诉人依然没有还款，2016年1月4日，被上诉人再次按照450万与150万的方式出具还款计划及还款协议书。被上诉人还是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按照还款协议书提起诉讼，分两个案件分别主张450万以及150万的欠款。本案欠款总额为450万。二、一审法院主要对下列欠款未予支持，但欠款关系真实存在，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1、楼款120万元。2011年6月1日，郭冰将宽城镇鑫都花园小区4号楼1-1-202号楼、4号楼14号楼房、4号楼1单元201室号楼房转让给王兴民。后来，王兴民将以上楼房及4号楼l单元302号房及车库以总房款290万元转让给袁长伟。2013年3月24日，袁长伟支付房款定金20万（4套房屋，每套定金5万）。2013年6月21日支付房款100万，2013年6月22日，支付房款50万，袁长伟共计支付170万元，尚欠120万元。以上交易的过程，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袁长伟支付楼款的转账凭证。现在该房屋在袁长伟名下，一审中刘爱侠也承认房屋是以290万元买来的。所以，综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能够证明袁长伟、刘爱侠以290万购买王兴民楼房的事实。对于欠付的120万元楼款，应该予以支持。2、车款35万元。2012年7月30日，王兴民将丰田越野车一辆冀Ｈ×××××（登记于王兴民女儿王丽红名下）转让给袁长伟。同时，袁长伟将其自有的一辆汉兰达（冀Ｈ×××××）转让给王兴民。虽然在两份车辆转让协议当中体现的差价款是20万元，但双方实际约定袁长伟向王兴民支付差价35万元。这笔35万元的车款在双方2013年9月15日结算而出具还款协议时，被上诉人是认可的。所以应该按照实际差价35万元，支持王兴民的诉讼请求。3、借款10万元。2013年8月15日，袁长伟向王兴民借款10万元，王兴民通过农行取款10万元交付给袁长伟。虽然是现金支付给袁长伟的，但是王兴民提供了取款凭证，以及会计王丽萍的记账凭证，王丽萍出庭作证证明记账凭证中记录的就是袁长伟借的10万元。该笔10万元的借款应该得到支持。4、手表价款126000元。2013年8月24日，袁长伟与王兴民去大连，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计购买3块手表，其中王兴民自己购买一块205500元（发票为证）。袁长伟与刘爱侠各购买一块（133875元＋126000元），费用由王兴民垫付，共259875元。王兴民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3年8月24日第一笔ＰＯＳ交易339375元，该笔费用为王兴民一块205500元（发票为证），刘爱侠一块133875元（339375-205500，发票为证）。第二笔ＰＯＳ交易126000元是袁长伟购买的一块手表价值126000元。袁长伟手表的费用126000元应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扣除双方结算认可的利息，没有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11日经过结算，总欠款本息491.69万元，其中所有利息为48.08万元。双方协议免除利息0.49万元，扣除已偿还175.5万元，还剩余欠款共计315.7万元。首先，袁长伟欠王兴民欠款未能及时偿还，双方结算时袁长伟认可支付相应的利息，且利率符合法律规定，这在对账单以及还款计划中有所体现。其次，在结算时，扣除袁长伟偿还的175.5万元。这175.5万远远高于双方计算的利息总额。 即意味着之前约定的利息在结算时已经扣除，已经清偿完毕，剩下未偿还的315.7万元以及杨淑艳又向袁长伟转账84.3万元之后共计的400万元全部是本金。所以，当事双方扣除175.5万元是在本息总额491.69万元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审法院对双方结算时的利息未予支持，对几笔欠款本金未予支持（烟酒钱、手表钱等），扣除175.5万元是在其认可的本金约361万元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也就导致上诉人的债权在结算时没有得到利息补偿，最重要的是还直接损失本金。四、本案借款合同、借条以及还款计划、还款协议可以与每笔借款的证据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以证实欠款的真实性。针对本案450万元欠款的由来，除了几万块钱的烟酒钱及现金借款，上诉人针对每一笔欠款都提交了证据。在双方对账之后，第二天上诉人又向袁长伟转账84.3万元。第二天的这个转账行为是将双方欠款总数凑为400万的整数。这个转账行为就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对账后欠款总数为315.7万的真实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当中都明确欠款总数为400万元。在不还款的情况下，袁长伟先后两次出具了还款协议，都认可这一欠款总数。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数次认可不存在的欠款。他出具借款合同和借条当天虽然并未实际发生数额为400万元的借款，但借款合同、借条本身是对欠款的结算。借款合同、借条以及还款计划、还款协议可以与每笔借款的证据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作为支持债权人请求的证据。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袁长伟、刘爱侠辩称，1、关于楼款120万元，答辩人认为楼款一共是170万元已经付清，不存在欠款120万元。2、关于车款，法院认定差价款是20万元，不存在35万元。3、关于借款10万元，证据不足。4、关于手表价款12.6万元，上诉人证据不足，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给袁长伟的。对于双方结算利息的事，认为本案涉及到利息的款项没有实际金钱往来，是双方对之前借款的一个结算。 何大龙辩称，当时外边有人跟我们借钱，我们找王兴民借钱，借完钱做的担保合同。 王兴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金4500000.00元，利息315000.00元；并按照借款本金4500000.00元为基数、月息2%为标准给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2、判令七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借款本息的给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调解，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达成以下协议：一、被告袁长伟、刘爱侠给付原告王兴民借款本金4500000.00元及利息（2015年12月31日以前的利息为315000.00元，2016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分期偿还即2017年9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2017年10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2017年11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0元，剩余借款本息于2017年12月15日前付清；二、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如九被告未按上述约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原告有权执行剩余全部款项，同时原告有权主张九被告从逾期之日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2、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2年7月30日，袁长伟与王丽红签订两份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王丽红将其丰田CAXXXXXX越野车转让给袁长伟，价款为500000.00元；袁长伟将其丰田GXXXXXXX越野车转让给王丽红，价款为300000.00元；后袁长伟将其自王丽红处受让的车转卖予宋某。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条，自王兴民处借款330000.00元用于购车，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按月息5%支付利息。2012年6月18日，姚某与王兴民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姚莉以500000.00元的价款自王兴民处受让丰田CAXXXXXX普通客车一辆。2012年10月10日，姚某按照王兴民的指示将500000.00元车款交付袁长伟，袁长伟当日存入自己银行卡内，并于次日向王兴民转账400000.00元，留存100000.00元转为向王兴民的借款。2013年6月27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50000.00元的借条，约定于7月4日前还款。当日，王兴民通过转账方式向袁长伟支付150000.00元。2013年8月24日，王兴民在大连锦华钟表珠宝有限公司分两次支付465375.00元，购买手表三块，其中为刘爱侠购买手表支付金额为133875.00元。2013年10月21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0000.00元的借条，同日，王兴民银行卡内有取现100000.00元的取款记录。2013年10月12日，王兴民银行卡在承德庞大奥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出819000.00元，购买奥迪A8汽车一辆，该车以袁长伟名义购买，在王兴民银行卡刷卡消费单据上签名人为袁长伟。2013年宽城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丰泽园小区商业楼7-003号房屋抵顶其所欠王兴民的800000.00元欠款，王兴民将该房屋以800000.00元卖予袁长伟、刘爱侠。2013年9月30日，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签订借款8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并向王兴民出具借条。2013年11月7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0000.00元的借条，同日，王兴民银行卡内有取现100000.00元的取款记录。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向王兴民出具借款43000.00元的借条一张，用途为家庭开支，并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按月息5%支付利息。2013年11月12日，杨淑艳向刘爱侠转账843000.00元。2013年11月11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就上述所有借款4000000.00元，分别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其中一份约定借款25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月息为1.8%，利息于每月11日之前给付。另一份约定借款15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月息为1.8%，利息于每月11日之前给付。对上述两份借款合同，袁长伟、刘爱侠均出具了借条。2014年1月14日，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杨艳玲共同与王兴民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自王兴民处借款20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7月14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出借人、借款人均在合同中签字。同日，上述四借款人为原告出具借条；当日，王兴民向袁长伟转账支付1960000.00元。2015年9月7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签订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二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肆佰伍拾万元（合计二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出借人现无力清偿借款本息、违约金，在二担保人提供担保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前提下，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达成如下协议，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00元）（该款含2013年11月11日2500000.00元、2014年7月14日2000000.00元），并结清上述借款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315000.00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书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借款人、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签字、捺印。2016年1月5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签订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二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合计4500000.00元（合计二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借款人现暂时不能清偿借款本金、利息合计4815000.00元，在七担保人提供担保并经各方一致同意前提下（该借款属于应还未还款延期形成，各担保人对此明知并同意提供担保），现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事宜，经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并签订本协议书，以供各方共同遵守，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00元）（该款含2013年11月11日2500000.00元、2014年7月14日2000000.00元）。二、二借款人同意结清上述借款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3150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按借款月利率2%标准给付至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利随本清。三、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无论该借款是否有其他担保与否，担保人均不以此为抗辩，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四、……。借款人及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落款部分签字、捺印，并在该协议书抬头位置每人姓名处捺印。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3年11月11日，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签订借款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两份借款合同，该日双方之间并无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金钱往来，该合同系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故具体借款数额应以实际发生为准。经本院核实王兴民所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对被申请人王兴民所主张的车辆置换款200000.00元、收回车辆款330000.00元、预扣姚某购车款100000.00元、2013年6月27日借款150000.00元、2013年8月24日购表款133875.00元、2013年10月21日100000.00元、2013年10月12日购买奥迪车款819000.00元、2013年9月30日房款800000.00元、2013年11月7日借款100000.00元、2013年1月25日借款43000.00元、2013年11月12日843000.00元，合计3618875.00元予以支持。该款项再扣除王兴民自认袁长伟已经偿还的1000000.00元、奥迪车款755000.00元、免除的利息4900.00元后，剩余金额为1858975.00元。故2013年11月11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所签两份分别借款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合同中，涉及本案的实际借款数额应为358975.00元（另一1500000.00元借款合同不再扣减）。2014年1月14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杨艳玲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实际转账金额为1960000.00元，应以该数额作为借款本金，即本案实际借款本金应为2318975.00元。综合双方在上述借款中关于利息的约定，其中330000.00元应自2013年1月25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1960000.00元应自2014年1月15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其余款项对利息约定不明，本院不予支持计算利息。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2015年9月7日，在王兴民及袁长伟、刘爱侠等人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又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进行了重新约定，该行为系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但同时出借人、借款人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利息的计算不应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标准，在该协议中，双方计算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315000.00元，已低于上述借款中一笔1960000.00元的借款利息，系双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在2015年9月7日，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5日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再次进行变更，该变更情形与前次变更一致，均为有效变更，双方应按变更后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逾期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在该协议中，袁长伟、刘爱侠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但至今未偿还，属于违反协议约定情形，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王兴民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协议中，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借款本金为4500000.00元，但经本院核实，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人的本金金额为2318975.00元，本院对该本金金额予以确认，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同时，自2016年1月1日计算的利息，亦应以2318975.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对其与王兴民之间存在的借贷和欠款关系予以否认，但其与王兴民之间的转账记录、借条以及还款协议却实际存在。在其辩称已经偿还相应借款时，王兴民亦能举证其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在双方对还款事宜进行重新约定时，袁长伟、刘爱侠在还款协议上再次签名捺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的借据和还款协议上签名捺印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信袁长伟、刘爱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在借条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该是明知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袁长伟、刘爱侠所作辩解意见多与常理不符，本院难以采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月5日，在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保证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均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应按照该协议中对担保人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在其未履约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对担保事宜无异议，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自称对担保债务不清楚，不知道是为袁长伟和刘爱侠的借款提供担保，但对本人在还款协议落款处的签名和所按指纹均无异议。庭审中所出示的还款协议原件的文字内容不小于小二号字体，而且通篇为清晰的打印件，担保人对协议内容视而不见，令人费解。作为正常的自然人，对在还款协议上担保人项下的签名捺印没有考虑过后果，甚至以“不知情”作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合理的抗辩事由。因此，本院对上述保证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认定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条内容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其中对非法人的自然人界定了“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标准，从本案来看，王兴民虽然与袁长伟之间发生过多笔借贷，袁长伟也与他人之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但如果将其二人认定为以民间借贷为业，尚需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衡量标准，对“以民间借贷为业”不宜做随意性自由裁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项下，明确要求“《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鉴于本案系再审案件，按照通知要求不在该《会议纪要》适用范围。综上，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民事专业法官会议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二、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借款及欠款2318975.00元、利息315000.00元，并以2318975.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三、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本息负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4532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27871.00元、由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负担17449.00元，案件保全费500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袁长伟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判例和真实出具人确认书、收付冲抵本息确认书、王兴民的询问笔录，2、关于法律适用提交类案检索报告，检索生效的判决有20余件，这26份生效判决均认定借款协议无效。拟证明确认王兴民存在反复性、经常性的非法放贷。被上诉人王兴民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案例和检索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予质证。1、上诉人提到的职业放贷人，这5个字只出现在九民会议纪要，本案是再审，不适用九民会议纪要。2、合同是否无效违反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以任何的行为和形式违反。3、并不是单纯的借贷关系，借款仅仅是一部分，还包括了矿石款、房款、车款等900余万元。刘爱侠、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质证意见：没有异议，认可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上诉人袁长伟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案涉债务系上诉人王兴民与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之间因车辆和房屋买卖以及购物消费所形成的欠款和借款，有车辆转让协议、房屋买卖协议、转账凭证、借条等证据佐证。后王兴民又与袁长伟、刘爱侠及田猛等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进行变更，债务人及担保人应按上述变更协议履行义务。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及田猛等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书后，袁长伟与刘爱侠又多次向王兴民签署保证书，保证案涉欠款可以按时还清。现袁长伟、刘爱侠作为借款人，田猛等上诉人作为担保人未依约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上诉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认定王兴民为职业放贷人，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已明确了《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即明确《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该会议纪要于2019年9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原则通过，而本案一审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8月31日送达生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裁定指定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鉴于上述《会议纪要》发布前本案已审结，故该《会议纪要》不适用本案。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320.00元，由上诉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负担22660.00元、由上诉人王兴民负担2266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彦兵 审判员  王丽丽 审判员  燕金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伊彤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