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湘08民申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邓国洪，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符学珍，女，196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与邓国洪系夫妻关系。 二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波，许华滢，湖南向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卓甲之，男，1990年9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施香燕，女，1967年10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系被申请人卓甲之的母亲。 二被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平，湖南溇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原审第三人）：卓勇，男，196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系被申请人卓甲之的父亲。 再审申请人邓国洪、符学珍与被申请人卓甲之、施香燕、卓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湘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案原由卓甲之、施香燕向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7）湘0811民初479号民事判决。邓国洪、符学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湘08民终6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湘081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卓甲之、施香燕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湘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国洪、符学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或者纠正原二审民事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及说理，维持原一审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及说理，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的是以物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09年10月4日，卓勇向邓国洪借款58万元，后因无力偿还债务，卓勇于2010年或2011年将诉争房屋交付给邓国洪使用至今。2.邓国洪、符学珍在原审中提交了毛某、胡某的证人证言，且两位证人出庭接受了询问，证明卓勇于2010年将诉争房屋交付给邓国洪抵偿所欠借款，该证人证言足以认定本案存在以物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邓国洪、符学珍占有诉争房屋长达七年时间，占有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发生争议。3.原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类似于担保的无名合同缺乏依据。4.原二审判决释明卓甲之、施香燕应当通过物权保护类纠纷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超越了本案当事人的诉争范围，剥夺了邓国洪、符学珍的抗辩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纠正原二审判决的错误。 卓甲之、施香燕、卓勇答辩称：1.原审根据相关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原审判决也未超出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未提交新证据，申请再审不符合法定条件。2.邓国洪、施香燕申请再审已经超过法定期限。3.邓国洪、施香燕在原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毛某、胡某为吸毒人员，且证言前后矛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卓甲之提供的证人证言更有证明力。4.邓国洪在原审中前后陈述矛盾，先陈述借条已经交给卓勇，但邓国洪在原二审中又将借条原件拿了出来，若存在以物抵债，则借贷关系结束，借条原件应当不在邓国洪手中。5.诉争房屋在卓勇与施香燕离婚时已经处理给卓甲之，邓国洪等没有向卓甲之追要过相关建房手续。6.诉争房屋当时价值在100万元以上，且在债务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更不存在以物抵债。 卓甲之、施香燕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路××村对面三间门面的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邓国洪、符学珍立即将武陵源宝峰路集美村对面三个门面腾让给卓甲之、施香燕；3.判令邓国洪、符学珍自2011年6月起至腾让房屋时止按每年9万元的标准支付卓甲之、施香燕房屋占用使用费。 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5月31日，施香燕、卓雄华（卓勇的妹妹）与原武陵源区索溪峪镇宝峰路居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取得了该居委会宝峰路集美村对面一宗土地（面积约3.5亩）的使用权。2005年6月6日，施香燕以卓雄华的名义办理了临时建房手续，后在××路××村××层框架结构的临街门面十间。2006年12月，施香燕将该十间门面出租给案外人伍春祥从事经营活动，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06年12月10日起至2014年12月10日止。2011年上半年，伍春祥因生意不好做，将其中三间门面（即本案中争议房屋）返还给施香燕。因卓勇于2009年10月4日向邓国洪借款58万元无力偿还，在邓国洪、符学珍多次催讨下，2010年10月，卓勇将本案中争议的三间门面交给邓国洪使用，双方口头约定以该三间门面抵偿卓勇所欠借款本息，但未订立任何书面凭据。后邓国洪、符学珍对该三间门面进行了装修，一直使用经营超市至今。使用期间，未办理相关房屋抵债手续及房屋过户登记。自邓国洪、符学珍使用该三间门面以来，卓勇未向邓国洪、符学珍主张权利，施香燕、卓甲之也未向邓国洪、符学珍催讨过租金，邓国洪、符学珍亦未向卓勇主张过借款债权。2017年9月8日，卓甲之诉至法院，请求邓国洪、符学珍腾让房屋，并支付占用费54万元。后因其申请撤诉，原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4日裁定准予撤诉。2017年11月7日，卓甲之、施香燕书面通知邓国洪、符学珍腾让房屋未果，于2017年12月7日再次诉至法院。另查明，施香燕与卓勇于2007年3月21日协议离婚，在武陵源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1年3月21日，施香燕与卓勇签订《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对其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重新进行了分割，将包括上述三间门面在内的十间门面赠与卓甲之，后卓甲之经手将其中七间门面卖给他人。 原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争议的三间门面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以物抵债，是指双方存在金钱债务，债务人将其非货币财产折价归债权人，用以清偿所欠债务的行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上分析，以物抵债一经生效，双方的债权债务即时抵销，是债的消灭。租赁合同一经生效，承租人即承担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双方之间成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债的产生；从两种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上分析，以物抵债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有以物抵债的合意，以及对抵债标的物折价的认可。租赁合同需要出租方和承租方就租赁的标的物，以及租赁的期限、租金的支付等达成一致合意；从两种法律关系的履行结果上分析，两种法律关系均转移了标的物的占有，不同的是，以物抵债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债权人不再对债务人拥有债权，债务人也不再对债权人背负债务。租赁合同成立后，出租人可基于所有权向承租人主张物权，也可基于租赁合同向承租人主张租金债权。现卓甲之、施香燕主张就案涉三间门面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其用部分租金清偿了卓勇所欠邓国洪、符学珍的债务。从双方租赁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来看，卓甲之、施香燕未提供证据证实卓勇与邓国洪、符学珍就案涉三间门面的租赁期限、租金数额、以部分租金抵销所欠债务的方式等达成一致合意。从双方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通过审理查明，卓勇将案涉三间门面交给邓国洪、符学珍使用后，至2017年9月8日卓甲之第一次向法院起诉，卓甲之、施香燕、卓勇未向邓国洪、符学珍催要过租金或对租金抵偿债务进行过结算，也未向邓国洪、符学珍主张过物权，故卓甲之、施香燕主张就案涉三间门面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邓国洪、符学珍提出其与卓勇之间系以物抵债，卓勇将案涉的三间门面抵给邓国洪、符学珍，清偿了所欠债务的辩解意见。经审理查明，卓勇欠邓国洪借款58万元无力偿还，在邓国洪的多次催讨下，卓勇将案涉三间门面抵给邓国洪、符学珍用于清偿债务，邓国洪、符学珍为了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也同意卓勇以物抵债，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虽无书面约定，但有证人毛某、胡某、唐某的证言证实。从实际履行来看，以物抵债后，邓国洪、符学珍占有使用该三间门面，至今未再向卓勇主张58万元借款债权。故从上述分析，邓国洪、符学珍与卓勇就案涉三间门面之间符合以物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邓国洪、符学珍的上述辩解意见，予以支持。综上，卓甲之、施香燕主张就案涉三间门面与邓国洪、符学珍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成立，其要求确认租赁合同关系无效，邓国洪、符学珍立即腾让案涉三间门面，以及按每年9万元标准支付自2011年6月至腾让房屋时占用使用费的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卓甲之、施香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卓甲之、施香燕共同负担。 卓甲之、施香燕不服原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卓甲之、施香燕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邓国洪、符学珍承担。 原二审判决查明，卓勇、施香燕、卓甲之主张交付门面的时间是在2011年，邓国洪、符学珍主张交付门面的时间是在2010年，因现在没有书面交接手续，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可以确定存在交付的事实（2010年至2011年之间），而门面具体交付时间对本案处理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对门面具体交付时间在本案中不作认定。综合全案情况，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卓勇明确作出了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故原一审在认定事实部分认为“双方口头约定以该三间门面抵偿卓勇所欠借款本息”不当，予以纠正。 原二审判决认为，首先，各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能直接证明本案为租赁合同关系或者买卖合同关系的书面依据，既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也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从生活常理来看，涉案三间门面对各当事人而言价值大，属于重大财产，涉案的58万债权债务属于重大权利义务，若当事人之间达成真实的、一致的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会以书面协议的形式明确并固定具体权利义务，但本案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并且在长达数年的时间中没有交付建房手续原件（现仍在施香燕手中），不符合常理。同理，涉案三间门面一年租金原为9万元，长期租赁涉及的利益较大，若当事人之间达成真实的、一致的租赁门面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也会以书面协议的形式明确并固定具体权利义务；且施香燕一方“租金抵利息”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因为即便按施香燕主张的29万多借款本金、3分月息，那么一年利息超过10万，在本金未清偿或部分清偿的情况下，利息高于租金，卓勇会面临债务本息越来越多的处境，卓甲之、施香燕会面临长期不能收回房屋的情况，而卓勇、施香燕、卓甲之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没有找邓国洪结算或清偿部分本金，不符合常理。民事案件应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认定事实，若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则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不能以某一方的主张不成立为由从而认定另一方的主张成立，且本案的法律关系并非必须在租赁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中“二选一”，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更不能运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卓甲之、施香燕、卓勇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本案系租赁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邓国洪、符学珍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达到证明本案系以房抵债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总之，本案中，不能认定当事人之间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或者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对本案定性不准，予以纠正。其次，卓甲之、施香燕所提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路××村对面三间门面的租赁合同无效”，因租赁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故没有确认租赁合同无效的基础，其第一项诉求不能成立；第二项诉求为“判令邓国洪、符学珍立即将武陵源宝峰路集美村对面三个门面腾让给卓甲之、施香燕”，第三项诉求为“判令邓国洪、符学珍自2011年6月起至腾让房屋时止按每年9万元的标准支付卓甲之、施香燕房屋占用使用费”，这两项诉求是卓甲之、施香燕以“租赁合同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在租赁合同关系不成立的情况下，应根据法院认定情况变更诉讼请求或另行起诉。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卓勇、卓甲之、施香燕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邓国洪、符学珍的明确意思表示，但能够认定三人有转让房屋使用权益的明确意思表示，且转让房屋使用权益是为了解决卓勇欠邓国洪、符学珍债务问题，类似于担保功能，故在债权债务结算清偿之前，邓国洪、符学珍有权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卓甲之、施香燕等人（卓勇亦可参与）可在本案判决后与邓国洪、符学珍协商债务清偿问题，若债务清偿后邓国洪一方仍不腾房，卓甲之、施香燕可以物权保护类案由起诉；若卓甲之、施香燕一方有清偿债务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但邓国洪、符学珍不愿意接受，卓甲之、施香燕也可以物权保护类案由起诉，在该案中一并解决债务清偿问题。综上所述，卓甲之、施香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说理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纠正一审事实认定和说理后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查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二审查明认定的案件事实，证据充分，可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1.因卓甲之、施香燕、卓勇主张是租赁合同关系，邓国洪、符学珍抗辩称是以房抵债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原二审判决首先对各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了分析认定。因卓甲之、施香燕、卓勇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本案系租赁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邓国洪、符学珍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达到证明本案系以房抵债的买卖合同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故原二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各自主张的法律关系均未支持。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卓甲之、施香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原二审判决维持了驳回卓甲之、施香燕诉讼请求的原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对于邓国洪、符学珍提出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系以物抵债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亦因邓国洪、符学珍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二审判决未予采纳，符合民事诉讼规定的证据规则，并无不当。但因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因民间借贷合同而对诉争房屋的相关权利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故原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亦并无不当。总之，邓国洪、符学珍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2、原一审判决对卓甲之、施香燕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卓甲之、施香燕不服原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原二审在对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说理存在的瑕疵进行纠正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并不存在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的情形。对于邓国洪、符学珍申请再审中提出的原二审判决释明当事人之间应当通过物权保护纠纷提起诉讼，超越本案当事人双方的争议范围，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抗辩权的问题，属于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何解决进行的释法和引导，不属于裁判主文，既未剥夺当事人的权利，亦未增加当事人的义务。因此，邓国洪、符学珍认为原二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邓国洪、符学珍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邓国洪、符学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 竞 审判员 尹相琼 审判员 汪云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朱琳 书记员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