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再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崔江凯，男，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项目经理，住陕西省吴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宏，陕西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成文，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职工，住陕西省吴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涛，男，198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吴起县居民，住陕西省吴起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住所地：吴起县XX街。法定代表人：刘廷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万旗，陕西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男，1974年1月3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工，住陕西省吴起县。再审申请人崔江凯因与被申请人高成文、一审被告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陕06民终635号民事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陕民申154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崔江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宏，被申请人高成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涛，一审被告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万旗、王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江凯再审请求：撤销本院 (2017)陕06民终635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申请人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与理由：1、二审判决确认了高成文为建筑总公司的股东，没有认可高成文将股份退回建筑总公司，并由建筑总公司将该股份转让给崔江凯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建筑总公司前董事长李国飞、监事长蔺彦斗作为高成文将股份退回建筑总公司并由建筑总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崔江凯一事的经手人和知情人，一审法院向该二人调取的证言直接证明了该事实。二审判决结果完全无视上述证人证言，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2、崔江凯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崔江凯发现了建筑总公司出具给崔江凯的股款缴纳收款收据。该收据原为建筑总公司向高成文出具，高成文退股后交回收据，崔江凯受让该股份并缴纳股款后，建筑总公司在收据上批注了“高成文已退股，现转给崔江凯”的文字，将该收款收据出具给崔江凯。该收款收据直接证明了高成文将股份退回公司并由建筑总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崔江凯的事实。高成文辩称，其属原始股东无需证明，但从未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对于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崔江凯的事一无所知，对崔江凯提交的证据提出强烈质疑，理由如下：1、收款收据上的批注是否真实尚有存疑，一个简单的批准从证据法证明力角度讲并不能直接证明股权的转让；2、对方一直说高成文将股权转让给了崔江凯，到二审又说是公司转让给了崔江凯，说法相互矛盾的背景下就出现了有批注的收款收据这个新证据，不免让人想入非非；3、对方提供新证据的批注是其会计所为，而会计与公司存在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属于利益共同体，若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明力可以忽略不计；4、对方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明高成文的股权转让给了崔江凯，时任董事长说转让了，而时任监事长却说不知情，两人陈述完全不一致、相互矛盾，难以服众，且两人又系公司主要领导人，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与崔江凯都属工程建筑老板，关系密切，因此该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5、对方说高成文的股权转让给了崔江凯，其转让程序也不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如将股权转让给崔江凯，高成文应该有放弃股权的声明书或承诺书，公司应召开股东会商讨转让事宜，留有必要的会议记录或者备忘录，但对方没有提供这些材料；6、对方提出的股权转让给崔江凯的证据并不充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责任在对方，既然举证不利，因此应认定高成文享有股东资格，享受股东权利；7、对方提交的新证据系建筑总公司出具，其在原一、二审中均未出示，不排除公司作假证据的嫌疑。因建筑总公司在原一、二审中均是被告，再审时也是当事人，和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工作人员在收据上做的批注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建筑总公司辩称，同意再审申请人崔江凯的意见。高成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认购书合法有效。2、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缴纳原告作为股东从1999年到2016年所应缴纳养老金（具体以养老统筹办出具的票据为准）。3、请求判令原告依法享受在被告处一切股东权益（每月付600元生活费）。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成文在1993年成为吴起县建筑公司职工，1998年吴起县建筑工程公司改制为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公司职工享有两股股权、每股3000元。经与被告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原董事长李国飞、监事长蔺彦斗调查证实，原告高成文当时缴纳股金3000元，又向会计出具了3000元欠据，吴起县建筑工程公司向原告高成文出具了收到股金6000元的收款收据。之后高成文向时任董事长的李国飞提出要求退回3000元股金，退出股东资格。由第三人崔江凯向被告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缴纳了6000元股金，公司将高成文缴纳的股金3000元退还给高成文，原告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崔江凯。崔江凯取得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的股东资格后，在该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享受股东待遇。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高成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成文负担。高成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吴起县人民法院（2016）陕0626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高成文于1993年成为吴起县建筑公司职工，1998年，吴起县建筑工程公司改制为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公司职工享有两股股权、每股3000元。上诉人高成文缴纳股金6000元后，吴起县建筑工程公司向高成文出具了收到股金6000元的收款收据，并将高成文名字列入股东名单。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高成文是否为吴起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股东；第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一，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1日依职权调取的收款收据及股东名单，可以认定高成文在1998年企业改制时依约履行完6000元股金认缴义务，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将高成文名字列入股东名单。据此，足以确认高成文为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股东。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一审时辩称高成文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崔江凯，其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但未提供确切证据予以证实股权转让的事实，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股东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高成文既为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股东，则应享有在该公司处的一切股东权益。关于争议二，本案系高成文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之诉，其性质并非债权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成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16）陕0626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高成文为被上诉人吴起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的股东，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和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权利；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吴起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负担。再审中，崔江凯提交了加了批注的高成文收款收据原件及股权证原件，用以证明高成文已经退股，将股权转让给了崔江凯，崔江凯取得了建筑总公司股东资格。高成文质证称，股权证上发证单位缺少个“总”字，故对该股权证真实性有异议；对收据上的批注真实性有异议，省高院时会计陈述是2010年批注，收款收据上的落款时间是2001年，相互矛盾，虽该两份证据与案件有关联性，但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建筑总公司质证称，对崔江凯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崔江凯提交的两份证据系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实高成文已经退股，并将股权转让给了崔江凯，崔江凯取得了建筑总公司股东资格。经审理查明：原一审判决查明的情况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确认股东资格纠纷。通过在卷证据可以证实吴起县建筑工程公司在改制为吴起县建筑工程股份合作总公司的过程中，高成文缴纳了认股款6000元并被列入原始股东名册。但是之后高成文将其缴纳入股款收据第二联通过建筑总公司交给了崔江凯，崔江凯将股权转让款通过建筑总公司支付给高成文，会计申某某在该收据上批注“高成文已退股，现转让给崔江凯”，落款日期为2001年7月24日，由此崔江凯取代高成文获得了建筑总公司的股权证书，成为建筑总公司的股东。综上所述，崔江凯的再审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陕06民终审63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16）陕0626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申请人高成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刘彩虹审判员郭丹审判员王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高颖书记员李斌  20200637916106262237207422017066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