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0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生，男，1954年6月14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慧彬，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忠民，男，1968年11月2日生，汉族，住溧阳市。上诉人袁建生因与被上诉人濮忠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8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建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能对案件事实全面认定，就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驳回了袁建生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濮忠民辩称，已陈述完事实，并完成举证义务。袁建生应举证证明合伙情况。袁建生应在二审中将一审没干的活补上，濮忠民暂时不必到庭。袁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濮忠民返还经济补偿款15万元；2、诉讼费用由濮忠民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建材厂于2004年4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建材厂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某1，经营范围为石灰制作、销售。2009年12月10日，建材厂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未停止营业。2004年8月，王某1和濮忠民、袁建生签订一份委托协议书，载明：“建材厂法定代表人王某1从2004年8月25日起委托濮忠民、袁建生两人办理法定代表人事务，特立此委托书，同时订立如下协议：1、不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营业执照；2、建材厂的应收款、应付款都与王某1无关（除毛献波煤款14万元归王某1所还）；3、从委托法代人即日起以后发生的任何债务、政治纠纷都与王某1无关。2004年8月25日订。”该委托协议书上该协议由王某1、濮忠民、袁建生签名。另外，王某2、黄耀华在公正栏签名。2012年7月2日，濮忠民与上兴镇政府签订了一份《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该协议的甲方为上兴镇政府，乙方为建材厂，内容为：“根据环保和民生的要求，乙方决定自行停止生产经营，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同意于2012年12月31日前自行停止生产经营并拆除相关生产设施设备；二、乙方同意于2013年1月5日前将现有石灰窑窑管1只无障碍交付甲方，由甲方负责统一拆除；三、乙方自愿放弃领取一次性补偿;四、鉴于乙方自愿放弃领取一次性补偿，甲方同意乙方以每只窑管每年领取固定红利15万元，期限10年，即甲方自2013年1月起每年12月底前向乙方支付固定红利合计人民币15万元；五、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甲方主张除本协议确定的固定红利之外的一切经济权利；六、乙方所属的土地使用权、房屋等资产由乙方自行处置，乙方保证自行处理好企业职工安置补偿和债务清偿等工作；七、若乙方不能按期关停或向甲方交付窑管，则乙方同意无条件接受甲方处置，包括甲方有权取消对乙方的固定红利。”该协议未加盖建材厂的印章，乙方法定代表人处由濮忠民签字。后上兴镇政府向濮忠民支付了两期补偿款共计30万元，其余补偿款暂存上兴镇政府账户。现石灰窑已拆除。2014年11月，案外人王某1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向王某1支付赔偿款【即（2014）溧行初字第82号】。在该案件的庭审中，濮忠民陈述：2009年9月5日，袁建生即退出了合伙经营，濮忠民将退伙款105000元交给袁建生。濮忠民还申请证人王某2（即2004年8月25日王某1、濮忠民、王某1三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的公证人之一）到庭作证。王某2当庭所作的证词证明：2004年8月王某1与濮忠民、袁建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从签订协议之日起以后发生的债权债务均与王某1没有关系，王某1退出石灰窑的合伙经营，由濮忠民和袁建生经营。之后，袁建生也退出了石灰窑的经营，濮忠民已将退伙款退给了袁建生，该退伙款是王某2帮濮忠民去弄的。在该案的庭审中，王某1提出：濮忠民讲的105000元退伙款是濮忠民将石灰窑承包给别人做，每年有承包款，这105000元是濮忠民付给袁建生当年将石灰窑承包给别人的承包款。在该案中，王某1对自己的这一主张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2015年2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溧行初字第82号行政判决，判决：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曰内对王某1履行拆除溧阳市上沛鑫诚建材厂石灰窑的补偿义务。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和濮忠民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建材厂原系工商管理机关核准的由王某1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2012年7月建材厂就自愿拆除石灰窑的问题由其实际经营人濮忠民与上兴镇政府签订了《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该协议对建材厂石灰窑拆除的补偿数额等作出了约定，体现了建材厂与上兴镇政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二审中，王某1表示对建材厂与上兴镇政府签订的《石灰窑关停拆除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补偿数额等协商结果不持异议，仅对补偿款的归属存在争议。进而，王某1与濮忠民、上兴镇政府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对补偿款的归属争议另行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据此，本院作出（2015）常行终字第78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了溧阳市人民法院（2014）溧行初字第8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王某1的起诉。袁建生为此于2019年11月12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濮忠民返还经济补偿款15万元，理由是：濮忠民已从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领取补偿款30万元。因建材厂由袁建生、濮忠民合伙经营，故该补偿款应由袁建生、濮忠民共同享有。袁建生在一审庭审中还提出：“从目前来说合伙关系已经实际上不存在了，但袁建生否认自己退出合伙。濮忠民向袁建生支付了105000元，这是濮忠民在经营过程中将石灰窑承包给其他人所获得的收益，将收益中的一部分支付给了袁建生，并非袁建生退伙所得到的分配款。”袁建生对自己这一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庭审中，袁建生提供书证一：2004年8月25日，王某1、濮忠民、袁建生三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书证二：（2015）常行终字第78号行政裁定书一份。对此，濮忠民质证认为：书证一是复印件,不认可证明内容；对书证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将该行政裁定书作为濮忠民的书证。濮忠民还提出：1、拆迁补偿源于拆迁，本案是基于拆迁并非基于分红。2、分红红利并不能否认物权。3、经营权不能替代物权。目前的现实是所有权关系没有得到解决。袁建生向濮忠民追诉要求分红，已经排除常州中院裁定书另一相对人王某1的权利。法院如果支持了袁建生，将形成侵权判决。另外，涉案红利基于拆迁补偿，并非基于经营性利益。如果袁建生认为红利表述基于营业性产生的利益，那么案涉的补偿协议针对案涉石灰窑的固定资产部分并未补偿。根据上兴镇政府和濮忠民签订的补偿协议来看，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实质补偿内容均溯源于资产拆迁，指向固定资产，所以应驳回袁建生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庭审中，袁建生对濮忠民提供的常州中院的行政裁定书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一审庭审中，袁建生、濮忠民对一审法院调取的（2014）溧行初字第82号一案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书证，袁建生要求判令濮忠民返还经济补偿款1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主张证据不足，难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相关民事法律政策之规定，判决：驳回袁建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袁建生负担。二审中，针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袁建生认为：对濮忠民与王某1间的事实情况无法确认。各方当事人对原审确认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袁建生陈述：袁建生是王某1的姐夫。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袁建生主张涉案建材厂系袁建生、濮忠民的合伙组织，而濮忠民并不认可，袁建生对自己的该主张应负举证义务。从现有工商登记信息看，涉案建材厂与袁建生间并无任何联系。袁建生提供的2004年8月25日委托协议书，只约定王某1从2004年8月25日起委托濮忠民、袁建生两人办理法定代表人事务，并未涉及涉案建材厂的归属问题。袁建生还提供了（2015）常行终字第78号行政裁定书，但该行政裁定也未明确濮忠民、袁建生间存在合伙关系。袁建生显然未能完成自己的举证义务，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建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袁建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飞审判员 刘晓琴审判员 刘 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刘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