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2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金萍，女，197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月、张晓燕，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佳，女，198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被上诉人（再审第三人）：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增光。被上诉人（再审第三人）：刘增光，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上诉人贺金萍与被上诉人刘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8589号民事裁定。该裁定生效后，2018年12月5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沈和检民（行）违监[2018]21010200005号检察建议书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启动民事审判程序审理本案的检察建议。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辽0102民监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再审期间，贺金萍申请追加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源公司）和刘增光为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将浩源公司和刘增光列为第三人，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19)辽0102民再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贺金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金萍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102民再1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刘佳的诉讼请求；3.由浩源公司、刘增光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已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立案侦查，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驳回刘佳的诉讼请求。二、刘佳在原审时主张的是合同约定贺金萍应返还款项，而一审判决系因为认为原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返还义务，法院审理的依据与刘佳的主张不一致。三、即使本案合同无效，也应由浩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而非贺金萍个人。贺金萍是浩源公司代理人，收钱是公司行为，代理后果应归公司。四、贺金萍不应承担本案公告费用。本案一审未到庭应诉的是浩源公司，贺金萍已在法院传唤后依法到庭应诉，不应承担公告费用。刘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我与父亲没有主动去派出所报案，是警察找我们过去的。警察说实际受害人是我们，不是贺金萍，所以只能以实际受害人名义立案，不能以实际报案人名义立案。浩源公司和刘增光均未答辩。刘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贺金萍偿还刘佳款项13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起，至贺金萍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贺金萍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一审法院（2017）辽0102民初8589号民事裁定查明事实：2016年12月24日，刘佳通过案外人徐美月在招商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43）向贺金萍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东陵支行账户（账号为62×××63）内转账130000元。贺金萍向刘佳出具“承诺书”一份，其中载明“本人贺金萍于2016年12月24日收刘佳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并承诺如果在2017年2月28日前，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仍然未和刘佳签订正式劳动合同，那么本人将于次日（即2017年3月1日）把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一次性返还给刘佳。”另查明，贺金萍系浩源公司职员、股东。2017年3月29日，盖州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以“贺金萍涉嫌诈骗”作出营公盖（刑）立字[2017]15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贺金萍立案侦查。2017年6月17日，盖州市公安局对贺金萍予以刑事拘留。一审法院（2017）辽0102民初8589号民事裁定认为，依据刘佳提交的银行转款凭条、贺金萍向刘佳出具的承诺书，同时结合盖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营公盖（刑）立字[2017]156号《立案决定书》及该局对贺金萍的讯问笔录，可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的嫌疑，故本案不属于普通经济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依法由公安机关查处，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刘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904元，退回刘佳。刘佳再审诉讼请求：1.判令贺金萍偿还刘佳款项13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起，至贺金萍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贺金萍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及所有与本案相关的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贺金萍称可以为刘佳办理到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工作，需交纳13万元。刘佳于2016年12月24日向贺金萍名下账户转账13万元。贺金萍出具“承诺书”。至今，贺金萍未能按约定履行义务。贺金萍再审辩称：一、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驳回刘佳的起诉。2017年8月5日，刘佳本人接受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询问称自己被贺金萍、李某某诈骗。刘佳报案所称的被骗13万元即是刘佳本案诉求的13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应依法由公安机关查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贺金萍仅是代表浩源公司收款，即便需要返还款项，亦应是浩源公司的责任，而非是贺金萍的责任。根据贺金萍提交的《情况说明》和《收条》可知，贺金萍已经就刘佳支付的13万元与浩源公司、刘增光进行结账，浩源公司是具有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贺金萍只是浩源公司的员工兼股东，收款主体是公司，而不是贺金萍个人，贺金萍的收款行为亦是代收行为，所以贺金萍没有义务返还刘佳款项。贺金萍有与本案相同案件的案例，已提交给法庭，该案最终判由浩源公司承担责任，请予以参考。公告等费用不应由贺金萍承担。浩源公司和刘增光再审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4日，刘佳通过案外人徐美月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2×××43）向贺金萍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63）转账130000元。贺金萍向刘佳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贺金萍于2016年12月24日收刘佳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并承诺如果在2017年2月28日前，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仍然未和刘佳签订正式劳动合同，那么本人将于次日（即2017年3月1日）把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一次性返还给刘佳。”另查明，根据浩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记载，贺金萍与刘增光为浩源公司股东。一审法院再审时，依贺金萍申请调取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相关案件卷宗材料。根据卷宗材料显示，刘佳的父亲曾到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贺金萍收取钱款未予办理工作情况，公安机关对贺金萍进行了询问，并未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贺金萍陈述收到刘佳等多人款项后，找到自称为省委党校某科室主任的李某某等人，由其找人办理工作。案发后，李某某等人将部分款项退还贺金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贺金萍未提及浩源公司、刘增光与案件存在关联。公安机关所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述，李某某仅是省委党校工勤人员，收到贺金萍款项后，找他人办理工作未果，案发后已将部分款项退还给贺金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李某某未提及浩源公司、刘增光与案件存在关联。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5日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逮捕，和平区检察院于同年9月29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一审法院再审时，贺金萍另提供盖有“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增光”字样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公司委托贺金萍替公司收取、支付、退还公司办理业务款项，等等。另提供盖有“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增光”字样印章，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的“收条”一份，内容为：贺金萍替公司收取刘佳办理工作费用13万元，其中部分款项由刘增光负责，等等。贺金萍另提供落款为“贺金萍、刘增光，时间2016年8月31日”字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刘佳5.2万元归刘增光处理，从2016年9月1日起贺金萍只持有公司30%股份，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经一审法院释明，贺金萍未能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将收取的刘佳款项转入浩源公司账户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所立刑事案件中，未将贺金萍列为犯罪嫌疑人，仅将李某某列为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现对李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刘佳与贺金萍之间的本案纠纷也无其他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予以处理，刘佳亦明确表示按民事纠纷向贺金萍一人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当依法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根据双方协议内容，双方均意图通过国家公职人员通过非正常渠道办理工作，其行为因违反以上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对于刘佳要求贺金萍返还13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再审予以支持。对于给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贺金萍抗辩的，仅是代表浩源公司收款，应由浩源公司返还款项的意见，一审法院再审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收取刘佳款项的账户为贺金萍个人账户；2、“承诺书”由贺金萍个人出具，并写明由其个人返还款项；3、贺金萍在公安机关陈述收到刘佳等多人款项后，部分交李某某等人办理工作，案发后李某某等人将部分款项退还本人；4、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公安机关供述，收到贺金萍款项，案发后已将部分款项退还贺金萍；5、贺金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公安机关供述中均未提及浩源公司、刘增光与案件有关联；6、贺金萍未能提供刘佳与浩源公司、刘增光之间签订相关协议的证据；7、刘佳汇款给贺金萍的时间是2016年12月24日，而贺金萍提供的“收条”显示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情况说明”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31日，其中均提及到刘佳的款项，但是在时间先后上明显矛盾；8、贺金萍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等涉及浩源公司的相关材料，属于贺金萍与浩源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以此对抗刘佳的诉请。综合以上，一审法院对贺金萍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8589号民事裁定书；二、贺金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佳130000元；三、驳回刘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贺金萍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刘佳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0元（刘佳预交），保全费1170元（刘佳预交），原审公告费400元（刘佳预交），再审公告费560元（贺金萍预交），均由贺金萍承担。二审期间，贺金萍提交如下证据：1.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给他人办理工作，非个人行为，不应由贺金萍个人承担；2.李某某、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三方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所有的代收代付行为均为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其中李某某收取关于刘佳工作费用3万元尚未退还公司；3.宋某某、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三方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所有的代收代付行为均为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4.协议书，证明刘佳是与公司签订的协议，贺金萍没有义务返还刘佳款项，签订本协议起贺金萍于2016年12月24日签订的《承诺书》作废；5.《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在2016年8月24日交给公司52000元，为刘佳办理工作的费用，该款项为贺金萍先行为刘佳垫付。6.建行交易明细，证明贺金萍于2016年8月19日取款7000元、8月22日取款25000元，共计32000元，该款项为贺金萍给付公司的52000元的其中一部分；7.《情况说明》，证明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出具情况说明，还给贺金萍现金20000元，贺金萍又将该款项给付了公司，该款项也为贺金萍给付公司的52000元的其中一部分；8.建行交易明细，证明贺金萍于2016年9月28日给李某某转账150000元，其中包含刘佳的30000元。刘佳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已说明贺金萍不属于犯罪嫌疑人，根据公安机关卷宗，里面没有提及浩源公司公司，全是贺金萍个人行为。对证据2、3，都属于案外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协议书不是我签字，是伪造的，2017年3月贺金萍被抓了，日期不符合。对证据5、6、7、8，我转款时间是2016年12月24日，这些所有的条都是在我转款之前，与我无关。本院认为，对证据1，出证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能认定贺金萍并非刑事犯罪嫌疑人。贺金萍是否代表浩源公司给他人办理工作，因公安机关卷宗中贺金萍和李某某二人在询问笔录中均未提及此事与浩源公司有关，故对贺金萍以此情况说明主张给他人办理工作，非个人行为不予采信。对证据2、3，从形式上看，系贺金萍、浩源公司与案外人所签，未经刘佳确认，对刘佳无约束力。另贺金萍主张情况说明系2020年7月签订，浩源公司公章系刘增光加盖，但其上并无刘增光签名，且从刘佳起诉至今，贺金萍提供了一系列加盖浩源公司公章的证据，浩源公司却一直未出庭应诉，贺金萍作为该公司股东，对此没有合理解释，故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4，因系复印件，刘佳又对此否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6、7、8，因刘佳向贺金萍转款的时间是2016年12月24日，四份证据的发生时间均在2016年9月28日之前，不能支持贺金萍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金萍应否承担返还刘佳130000元的责任。经查，贺金萍承认系本人与刘佳商谈为其办理工作事宜，收取了刘佳的130000元。贺金萍并向刘佳出具了如未办成由本人返还130000元的书面承诺。但贺金萍主张系代公司收取款项，非个人行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贺金萍原审虽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但并未主张曾向刘佳出示过且刘佳否认见过该授权委托书。根据贺金萍和李某某在公安机关询问中的陈述，贺金萍系直接找李某某给他人办理工作并将钱交给李某某，事后李某某亦将钱款退还给贺金萍本人，二人均未提及与浩源公司有关，贺金萍在向刘佳出具的承诺里亦未提及浩源公司，承诺由本人还款。且贺金萍原审及再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将案涉款项交给公司。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贺金萍系通过案外人请托他人为刘佳办理工作，此行为违背了民法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因此达成的委托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且贺金萍未按双方约定履行，刘佳要求其返还130000元应予支持。现贺金萍未被列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其主张本案涉嫌犯罪，应依据先刑后民的原则驳回刘佳的起诉缺乏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一审判决公告费由贺金萍负担，符合上述规定。故对贺金萍再审上诉理由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贺金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60元，由贺金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解全晖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孙晓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高聪书记员郭丹丹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