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03民初9767号原告（反诉被告）：张庆祥，男，汉族，1973年12月10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告（反诉被告）：刘建顺，男，汉族，1973年4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甫、李明杰，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钟令红，男，汉族，1979年4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瑞、邓政权，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张庆祥、刘建顺与被告钟令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庆祥、刘建顺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合作费用人民币280万元；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合作损失人民币3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30日，原告张庆祥与被告签订《场地回填平整绿化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将官渡区大板桥镇园艺场三大队大门对面山地复土回填平整与绿化项目与原告进行合作，由原告进行弃土回填。约定合作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因自然原因导致雨水不能进土，时间延后至2018年11月30日，约定原告需向被告支付280万元的弃土总费用。2018年9月12日，原告张庆祥、刘建顺又与被告签订《场地回填平整绿化合作补充协议》，约定丙方刘建顺履行乙方的权利义务，并需向被告缴纳10万元的保证金。2018年11月1日，昆明市森林公安局官渡分局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为由，明确叫停了原告方在上述场地的弃土作业，并查封了相关设备。因此，弃土回填合作事宜全面终止。2019年4月，被告承诺可以重启弃土合作事宜，以弥补原告方的损失，后不了了之。原告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已经由办案机关处理完毕，为挽回自身损失，诉至贵院。被告（反诉原告）钟令红答辩称：原被告是租赁合同关系，并非合伙；2、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原告已经超期使用土地，按照约定顺延到2018年11月30日，没有违约，不应退还保证金、合作费以及支付损失，请法庭全部驳回；3、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在涉案地块上倾倒弃土、标高严重超过约定范围，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反诉原告）提出以下法诉请求：1、判令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781294.8元；2、判令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30日，钟令红与张庆祥签订《场地回填平整绿化合作协议》，约定钟令红将其使用的云南省官渡区对面防风林内山地提供给张庆祥进行黄土回填平整，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若因雨水原因不能进土，该黄土回填平整期间延期至2018年11月30日，乙方张庆祥回填标高和范围内，不得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及有毒有害废弃物，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8年张庆祥与刘建顺又与钟令红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刘建顺作为丙方，加入张庆祥与钟令红的合作协议，共同履行回填平整黄土的约定，丙方需要向钟令红缴纳10万元，作为甲方协调从加油站至三大队路段道路维护、监督乙方、丙方不得在场地上倾建筑生活垃圾等的保证金。约定乙丙两方于2018年9月30日前共同向甲方支付剩余的100万元回填黄土的费用等。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反诉被告在涉案场地上倾倒回填弃土至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2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以张庆祥等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叫停了弃土回填，反诉原告对该地块进行了种植绿化。2019年4月至5月，两反诉被告继续在场地上倾倒弃土，并严重违反约定在场地上倾倒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而且严重超过约定标高，导致反诉原告种植的植被大量死亡，2019年3月至5月，反诉原告又购买了红土、树苗、租赁机械和聘请人工对上述地块降底标高、平整及种植绿化。两反诉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原告（反诉被告）张庆祥、刘建顺答辩称：反诉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应当依法驳回反诉全部诉讼请求：1、张庆祥回填弃土受钟令红安排，钟令红在明知张庆祥回填土的性质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对该弃土性质提出异议，相反继续签订补充协议，因此张庆祥等人不存在回填渣土的违约行为；2、张庆祥回填弃土超出标高并无事实依据，该证据应该由钟令红举证；3、反诉称钟令红在2019年3月至5月间降低标高、平整土地、植被死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张庆祥等人的原因造成。综上请求驳回反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交换证据和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合同的效力。2018年5月30日，张庆祥与钟令红签订的《场地回填平整绿化合作协议》，其内容显示：“云南金马集团光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云南省官渡区大门对面防风林内山地，因坡度较大，常年受雨水侵蚀，地块上植被逐年减少，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可能对下游马料河造成淤堵等，已与甲方签订《合作协议》，明确由甲方对该地块进行复土回填平整和绿化。因乙方有黄土须寻消纳场所弃土，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在甲方地块弃土回填”“乙方不得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及有毒有害废弃物等”，2018年9月12日，张庆祥、刘建顺又与钟令红签订了《场地平整绿化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刘建顺加入上一个协议的履行，并就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对于上述两份协议，钟令红坚称，约定是黄土，实际上张庆祥、刘建顺违反约定，在约定的地块上倾倒建筑垃圾。而张庆祥、刘建顺则称当初谈的就是建筑垃圾，是在观察了很多天那块地确实可以倒建筑垃圾，才与钟令红签的协议，而且钟令红说保证可以倒，但是后来才知道钟令红根本没有这块地倒渣土的许可证，森林公安就把我、钟令红抓起来，后来才放出来。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也显示，涉案双方反复就倾倒渣土进行沟通，被森林公安叫停侦办此事之后，钟令红又允许张、刘二人倒了一段时间渣土。同时，钟令红提交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4月4日，空港新区城管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因是违规接纳建筑垃圾，时间在本案当事双方签订协议之前，说明钟令红并非第一次接受建筑垃圾，也很清楚倾倒建筑垃圾需要渣土场的许可手续，但是刚刚被处罚后，钟令红又与张庆祥、刘建顺签协议，接收二人倒渣土。因为涉嫌占用农用地罪，2018年11月1日被森林公安叫停，侦查完毕之后，交由官渡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官检审查认定，2018年5月至2018年7月间，钟令红安排渣土车在该地块上倾倒建筑垃圾，最后官检作出不起诉决定，原因是该地块性质不明。但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能认定，与钟令红没有该地块渣土倾倒手续是两回事。另外，钟令红提交了证据欲证明建筑垃圾倾倒在涉案地块上，导致植被死亡，自己又花钱购买黄土（或者红土）以便铺在倒了建筑垃圾的地方，才能种树。可见，本案中张庆祥、刘建顺反而像钟令红缴纳费用不合逻辑，如果双方是一方需要黄土，另一方有黄土出售的话，应该是钟令红向张庆祥、刘建顺支付土款才对，张、刘二人也不可能白白送给钟令红若干黄土。基于以上分析，涉案两份协议中提到的弃土指的是城管局认定的建筑垃圾，也就是森林公安方面认定的渣土。涉案双方合意的事项就是倾倒建筑垃圾。本来，倾倒渣土的地点是渣土场，设立渣土场需要对应特定的地方，同时需要办理相应的许可手续，而钟令红接收渣土的地方是监校场所，又位于机场高速旁。如果随意倾倒渣土，不仅影响土地的成分、改变土地肥力，从而对地表植被生长造成影响，改变地块面貌，对环境造成破坏型影响，而且破坏城市面貌，影响城市发展，最终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涉案两个合同均无效。二、涉案相关事实。2018年3月21日，云南金马集团光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高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涉案地块以30万元价格租赁给钟令红。后，钟令红与张、刘二人签订合作协议，以280万元价格另加10万元保证金，接收张、刘的建筑垃圾，时间从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考虑天气影响，延期到2018年11月。2018年11月1日，森林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叫停该倾倒行为，随即展开侦查。此前尽管被叫停，张、刘在钟令红的允许下又到了数日。2018年11月22日张等被刑事拘留，2018年12月13日取保候审。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官检因涉案地块性质不清，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2019年3月25日，金马集团光明实业收回该地块交安宁监狱。交回地块之前，钟令红为实现对金马集团光明实业的合同内容，购买黄土（或红土）、树苗，对涉案地块进行种植土回填，重新种植树木，进行管养。并对渣土车压坏的道路实施修复。以上两部分产生的费用，钟令红提交了《种植土采购合同》、银行转账记录、收据、树苗绿植采购合同、营业执照复印件、2019年度植树结算付款凭证、《商品销售明细单》、收条、及付款凭证若干、工资表、电费收据等，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认可其真实性。三、案由的确定。原告（反诉被告）认为本案系合伙，直接理由是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伙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经营模式，显然本案原被告三人之间并无合伙的特征，本案法律关系并非合伙；被告（反诉原告）认为是租赁。租赁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情形。按照租赁的说法，租赁物是地块而租期只有四个月；该地块上前一个租赁租期一年租金30万元，本案四个月租期“租金”280万元，显著背离市场行情；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对承租人使用租赁物是没有管理监督服务义务的，但是本案中钟令红与张、刘二人的约定实质上不是使用地块，而是接纳倾倒弃土，关于保证道路通畅等约定与租赁场地完全无关，而是如何保障接纳弃土的顺利。因此，本案也不是租赁合同纠纷，定合同纠纷较为妥当。本院认为，张庆祥、刘建顺与钟令红签订两份协议，在不属于渣土场的监校场所用地上同时不具备相应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倾倒建筑垃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两份协议均系无效。本诉部分，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合作费用280万元、保证金1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是，涉案地块被倾倒渣土后，植被、土质势必遭到破坏，钟令红对涉案地块的修复弥补在所难免，也一定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而张庆祥、刘建顺在倾倒渣土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本院酌定钟令红向张庆祥、刘建顺返还一半的合作费用较为妥当。钟令红因合同取得的建筑垃圾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不适用返还。原告主张的损失，因原告在本案中也有过错，在知道钟令红没有渣土倾倒许可，仍然倾倒渣土，甚至被叫停之后，还继续倾倒数日，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反诉部分：原告钟令红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81294.8元。钟令红重新回填、种植树苗、养护苗木，系因渣土使之前种植的树木死亡，因此才购买黄土或者红土和树苗补种，产生了损失。其所称该部分损失，一方面由于钟令红之前已经在该地块上接纳渣土，并不能证明是张、刘二人倾倒的渣土使树木死亡；二来双方约定的就是倾倒渣土，树木的生长受到影响是合同履行的必然结果，何来损失；钟令红对压坏道路进行修复，其称产生的费用是张、刘应该承担的损失。由于该路段通行渣土车早于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并不能认定路面损坏是张、刘的渣土车通行所致，因此，反诉原告主张的损失部分不能认定。即便损失存在，钟令红对损失的产生存在过错，亦不应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钟令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张庆祥、刘建顺返还合作费人民币140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钟令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张庆祥、刘建顺返还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张庆祥、刘建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400元由原告张庆祥、刘建顺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6.48元由被告钟令红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胡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彭华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