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2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秀红，女，197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成，男，197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世明，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钰，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爱玉，女，196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强，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学，男，196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琳，男，196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浦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长兴县小浦镇郎山工业集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3052274581982X7。 法定代表人：乔树洪，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为与被上诉人汪爱玉、黄永学、陆琳、浙江浦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能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长兴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2民初8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世明、梅钰，被上诉人汪爱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强，被上诉人黄永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陆琳、浦能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期间，因双方申请调解，本院依法办理了审限延长手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永成、余秀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询问笔录的形式、收集程序和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不被采纳。首先，黄永成在黄永学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中，接受长兴县公安局的询问，制作了五份询问证人笔录，仅有黄永成的签名，均没有黄永成签署“以上笔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的字样，且没有证据证明长兴县公安局对黄永成的询问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无法保证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其次，据黄永成反映，在长兴县公安局询问过程中存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黄永成询问笔录的收集方式明显违法，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二、询问笔录在证据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一审判决仅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就作出判决，明显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黄永成的询问笔录属于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其次，黄永成的询问笔录并没有成为黄永学定罪的依据，说明经过司法部门调查后，认定案涉财产与黄永学无关。三、余秀红和黄永学均明确否认涉案财产属于黄永学，一审判决仅依据黄永成单方面的陈述就认定黄永成和余秀红两人共同书面确认案涉财产属于黄永学所有,于法无据。黄永成和余秀红于2000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至今仍为夫妻。2009年10月30日，黄永成与长兴龙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签署合同后，黄永成和余秀红依约缴纳了全部购房款项和契税，并于2009年11月4日申领了房产证。从长兴县不动产登记查档证明可以看出，上述商铺登记在两人名下，登记时间为2009年11月5日。鉴于黄永成文化程度很低，常年在建筑工地打工，赚来的钱全部交给妻子余秀红，投资的事情全部交给其哥哥黄永学操办，故其对具体的买卖过程不清楚是很正常的，即使黄永成在最后一份笔录中承认了财产是属于黄永学所有，但其作出如此陈述的原因是希望哥哥黄永学能够放出来，不代表真实情况就是如此。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商铺购房款项是由黄永学出资，因此该商铺属于黄永成、余秀红夫妻共同共有。2015年6月29日，黄永成将上述商铺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兴支行，抵押期间从2015年6月29日至2026年6月29日，抵押后房产证原件由银行暂为保管。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由黄永成和余秀红两人签名，黄永成和余秀红支付过款项，房产证一直由黄永学保管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对案涉财产进行查封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余秀红一再确认商铺属于夫妻共同共有、不属于黄永学所有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仅依据黄永成单方面的陈述就认定黄永成和余秀红夫妻两人共同书面确认了案涉财产属于黄永学所有，于法无据。四、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或者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黄永成和余秀红购买案涉商铺的时间是2009年11月5日，而汪爱玉与黄永学之间的借款时间发生于2012年4月1日，案涉商铺的购买时间远在借款发生之前，因此黄永学不存在与上诉人通过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或者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上诉人取得案涉财产并未损害到汪爱玉的合法权益，汪爱玉在执行过程中无权要求人民法院查封属于上诉人名下的财产。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财产的实际权利人为黄永学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登记权利人应推定为所有权人，公司股东资格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内容为准，因此黄永成的询问笔录不能视为对案涉财产权属改变的确认。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错误，应当立即解除对上诉人财产的查封措施行为。综上，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案涉财产不享有权益，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汪爱玉辩称，1.上诉人关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收集程序、形式、来源不合法，不应采纳”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如像上诉人所说，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办案时，涉嫌滥用职权进行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黄永成应当第一时间向领导反映，或向上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进行举报或投诉，来维持自身合法权益，请求对该案承办人员进行处罚。但是，黄永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进行过维权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过，其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黄永成作为一名公民，具有向国家机关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其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是直接明确的承认，如果黄永成没有公安机关违法乱纪的证据来推翻其自认行为，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黄永成没有证据证明其赚来的钱交给黄永学投资，其在公安机关陈述称有关案涉财产虽然登记在两上诉人名下，但都不是他们出资、管理、收益，都是黄永学享有，这是黄永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均有其签名认可。两上诉人根本没有经济实力购买商铺，且只听从黄永学安排，就连商铺购买时间、支付多少房款、门牌号、具体位置都不清楚，出租给谁、多少租金也不知道。试想属自己的财产连自己都情况不明，且所有银行贷款都是黄永学在操作，黄永成只是提供身份证及签名，不知道投入多少，不知道收益，不知道银行卡号，只管挣钱给黄永学，更何况上诉人的收入来源无法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两上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黄永学所有是正确的。4.两上诉人系夫妻，余秀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连自己在长兴买几套房产都不知道，投资多少也说不清楚，是否按揭都不知道，且黄永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充分表明是黄永学叫他们到场签字，并非是他们共同出资，余秀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出资、收益和管理，所有财产在黄永学掌控之下，黄永成现对其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予以否认，严重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建议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综上认为，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黄永学辩称，一审法院查封黄永成的房产和股权是错误的，因为黄永成的财产与黄永学无关，且房产购买和股权转让的时间发生在黄永学借贷债务之前，与黄永学的借贷债务无关。 被上诉人陆琳、浦能公司未作答辩。 余秀红、黄永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对黄永成所持有的长兴县志亿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亿公司）15%的股权，以及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的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湖长煤商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判令黄永学归还汪爱玉于2012年4月1日出借给黄永学的借款本金2952000元及利息，陆琳、浦能公司对该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4月27日，一审法院立案执行汪爱玉与黄永学、陆琳、浦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湖长执民字第1582号。2018年7月23日，一审法院查封了登记在黄永成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份及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的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后余秀红、黄永成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上述财产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了（2018）浙0522执异18号民事裁定，驳回余秀红、黄永成的执行异议。另查明，余秀红与黄永成系夫妻关系。黄永学系黄永成的哥哥，2018年6月19日因拒不履行裁判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黄永成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份系其于2013年9月23日从原股东黄永学处受让所得，公司股东分别为王文华、周志铨和黄永成。再查明，长兴县公安局于2016年12月6日至2018年1月9日因黄永学涉嫌拒不履行裁判罪向黄永成做询问笔录五份，内容如下：1.黄永学系黄永成的哥哥，黄永学因浦能公司经营不好，成了银行黑名单，而黄永成无外债，所以黄永成名下的银行卡均是黄永学委托其出面办理后，交由黄永学保管和使用，卡里的钱不是黄永成所有，黄永成的身份证大部分时间交由黄永学保管，需要时向黄永学拿；2.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是黄永学置办，手续办好后由黄永成和余秀红签名，具体购买时间以及支付了多少款项都不清楚，黄永成和余秀红未支付过款项，不知道门牌号和具体位置，房产证一直由黄永学保管，房屋出租和租金均由黄永学打理；3.黄永成对志亿公司15%股份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是黄永学转让给其，手续是黄永学办理，其只是签了个姓名，至于价值多少，如何变更均表示不清楚，没有拿过分红，分红的事也是黄永学办理的，具体是否分过红表示不清楚，只知道公司股东是王文华（法定代表人）和黄永成两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焦点在于黄永成和余秀红是否享有对黄永成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权以及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的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黄永成因其兄黄永学涉嫌拒不履行裁判罪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虽未作为黄永学定罪的依据，但其作为一名公民，具有向国家机关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其陈述的内容中有关案涉财产虽登记在黄永成和余秀红名下，但均非其出资，管理由黄永学出面，收益均由黄永学享有。该内容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应当认定系其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黄永学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对案涉财产进行查封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余秀红、黄永成不能据此排除强制执行，其起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黄永成、余秀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黄永成、余秀红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结婚证、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复印件），以证明余秀红与黄永成于2000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系其在夫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房产证于2009年11月5日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第二组证据，工商登记信息、2013年8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3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以证明志亿公司15%的股权由黄永成经股东会决议合法受让，属于黄永成所有，且经过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黄永成于2013年9月13日受让股份之后，于2015年3月10日参与公司其他事项的股东会决议并签字。经质证，被上诉人汪爱玉认为，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黄永成在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已经承认房产和股份不是其出资的，其只是签个字而已；被上诉人黄永学对上述两组证据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汪爱玉提交了一份长兴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2民初3852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新的证据，以证明余秀红、黄永成经济困难，根本没有能力投资购房，连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借款7万余元也没有能力归还，还在法院强制执行。经质证，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认为其购买商铺和股权是2009年、2013年，而汪爱玉提交的证据是发生于2019年生效的判决书，与2009年、2013年余秀红、黄永成是否有经济能力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汪爱玉想要证明的目的；被上诉人黄永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汪爱玉想要证明的目的，不能证明余秀红、黄永成没有经济能力，余秀红名下有轿车、乡下有房屋，只是因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去归还之前的贷款。 被上诉人黄永学、陆琳、浦能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提交的二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所涉商铺购买以及股权转让的经过，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汪爱玉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缺乏必要关联，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商铺权属认定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余秀红与黄永成于2000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的权属，于2009年11月5日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2013年8月28日，黄永学与黄永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永学将其持有的志亿公司15%股权以75万元转让给黄永成；同日，志亿公司召开股东会表决通过；2013年9月23日，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外人余秀红、黄永成对执行标的即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的坐落于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以及登记在黄永成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于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的坐落于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问题。不动产登记证书是法律规定的权属证明文件，本案所涉坐落于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系余秀红、黄永成共同购买，权属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现无证据证明该商铺系黄永学出资购买，且购买商铺的时间发生在2009年，而债权人汪爱玉基于民间借贷对黄永学所享有的金钱债权发生在2012年，在没有证据证明黄永学当时存在到期债务不还、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即便黄永学对商铺存在出资，只能认定黄永学与余秀红、黄永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商铺权属的认定，案涉商铺依法应当认定为余秀红、黄永成所有。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余秀红、黄永成共同书面确认该商铺为黄永学所有，一审判决认定商铺的实际权利人为黄永学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案外人余秀红、黄永成对该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成立。 关于登记在黄永成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权问题。股权是否属于权利人所有，一般是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来判断，但是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还是需要根据当事人的权利来源、权利性质以及权利对债权实现的影响等因素来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虽然黄永学与黄永成签有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股东会决议之后，黄永学将其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权变更登记在黄永成名下，但是，从黄永成的陈述看，其在黄永学涉嫌拒不履行裁判罪一案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股权转让时其并未出资，管理由黄永学出面，收益均由黄永学享有；从股权转让的时间看，黄永学与黄永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均要晚于债权人汪爱玉基于民间借贷对黄永学所享有的金钱债权的时间；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看，在案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黄永成受让股权时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款。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债务人黄永学在明知尚有欠债未予偿还的情况下，将其持有志亿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黄永成以逃避债务，且在法院判决黄永学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强制执行后仍一直未能履行，并因拒不履行裁判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其行为已严重影响到黄永学的责任财产，对汪爱玉的债权实现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显然已构成对债权人汪爱玉的损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债务人黄永学系登记在黄永成名下的志亿公司15%股权的实际权利义务人并无不当，案外人余秀红、黄永成对涉案志亿公司15%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至于本案案件受理费的收取标准问题。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依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按非财产案件收取案件受理费不当，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余秀红、黄永成共同书面确认案涉商铺的权属归黄永学所有的依据不足，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余秀红、黄永成上诉的部分理由成立，对其该部分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兴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2民初8699号民事判决； 二、停止对登记在余秀红、黄永成名下的坐落于长兴县××市场××层××号商铺的执行； 三、驳回余秀红、黄永成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346元，由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负担6750元，被上诉人汪爱玉负担155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346元，由上诉人余秀红、黄永成负担6750元，被上诉人汪爱玉负担155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龙 审判员 林型茂 审判员 杨 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徐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