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4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国森，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子君，北京市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保国，男，195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信阳市平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绵荣，女，195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信阳市平桥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果，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国森因与被上诉人吴保国、郭绵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4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国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子君，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被上诉人吴保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国森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亲戚,自2012年起被上诉人郭绵荣陆续向上诉人借款,至2013年上诉人之妻方清华通过信用社转账方式共向被上诉人郭绵荣出借43万元,其间又陆续借给郭绵荣7万元现金,至2013年3月共向郭绵荣出借5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2013年2月27日、3月26日及4月26日,郭绵荣均依约向上诉人支付了1万元的利息。2013年6月11日,被上诉人吴保国又向上诉人借款12万元。上诉人同吴保国、郭绵荣口头约定,利息仍按前述约定计。根据已经查询到的转账记录,截止到2014年8月,上诉人分别通过现金、信用社转账、手机银行及银行超级柜台等方式,累计出借给被上诉人244万元,其中包括上诉人向朋友刘某所借后委托刘某直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70万元。被上诉人借到款后,在2014年10月23日还款32万元、2015年1月20日还款20万元;自2013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被上诉人均能依借款额的月息2%支付利息,在24个月内共向上诉人支付利息为62.7万元,期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截至目前,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本金192万元(目前能够找到的转账凭证为189万元,现金形式无法在转账中体现),利息从2015年2月27日至2020年6月27日共计64个月没有支付。以192万元为基数,月息2%计,共应支付利息为192万元×64(月)×2%=245.76万元,本息共计:437.76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本还息的方式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被上诉人在2014年、2015年分两次向上诉人还款52万元的行为也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备借贷的合意,但囿于双方的家庭关系,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写欠条等书面凭证,但并不影响借贷关系的形成。一审法院抛开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习惯,否定被上诉人借贷的事实显然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援引2020年8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2020年《民间借贷规定》”),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上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2020年《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翔实的证据,被上诉人就上诉人的主张提出抗辩,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纵观本案一审,被上诉人均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所以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出反驳后,反而将举证责任推给上诉人,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非法剥夺上诉人的诉权,涉嫌程序违法。本案在一审唯一的一次开庭过程中,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总体上看都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系指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多笔利息转账),上诉人缺乏银行转账凭证。本案主审法官当庭宣布要求上诉人向法庭提交银行转账凭证,限定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之前。上诉人在2020年9月11日通过邮局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补充证据,即本案所涉及的上诉人目前可以找到的,能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转账的凭证,邮局信息回馈显示,一审法院在2020年9月13日签收,但一审法院收到补充证据后,不仅不组织开庭对补充证据进行质证,反而于2020年10月23日下达了判决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已经安排上诉人调取银行转账凭证,但却不予质证,在整个判决书中也没有任何对补充证据的评价,显然是利用裁判权剥夺上诉人的诉权,涉嫌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虽然否认存在借贷关系,但不能提供具体证据加以证明,理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违法剥夺上诉人的诉权也是导致上诉人上诉的重要原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确、翔实,但却不能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定,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吴保国、郭绵荣答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从未形成过任何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从未形成任何债权债务凭证。从被答辩人起诉内容来看，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借款高达200多万元，没有相应的债权债务凭证根本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一审中，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银行转账凭证予以印证，仅凭案外人以及郭绵荣的付款凭证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即便被答辩人提供了银行转账品质，也不足以证明存在借贷关系。二、被答辩人转到郭绵荣账户的资金系投资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银行存款以及付息情况来看，被答辩人转账时间正是郭绵荣在鲲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在此期间郭绵荣在公司安排下，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用于公司，并且公司前期也是按照约定标准支付利息，而吴保国作为郭绵荣的丈夫，其持有的银行卡也是由郭绵荣所掌握，用于鲲鹏公司吸收资金所用。被答辩人所称的答辩人已经支付的利息实际上也是由鲲鹏公司支付的，该事实从被答辩人提供的付息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孙某某是鲲鹏公司的出纳）。这种情况符合信阳地区非吸案件的一般操作流程。被答辩人的行为只能是一种投资行为，其投资失败的后果，不应由答辩人承担。三、原审法院程序合法。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举证期限届满后不允许再提交新的证据。一审中，被答辩人未能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在一审辩论终结后提交的证据，答辩人有理由不予质证，原审未组织双方质证不存在程序错误。原审在判决中也明确支持如有新的证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并未剥夺被答辩人的诉权，不存在程序违法。董国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1920000元及2015年2月27日至2020年6月27日间的利息2457600元，两项共计4377600元，其余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董国森提供其以及受其委托的刘某向被告吴保国、郭绵荣打款明细及2013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原、被告之间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用以证明被告尚欠其借款本金192元，并口头约定月息2分，利息从2015年2月27日至2020年6月27日共计245.76万元，被告辩称原告并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条、欠条等能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及月息2分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董国森诉请被告吴保国、郭绵荣偿还借款本金192万元及利息245.76万元，仅提供其以及受其委托的刘某向被告吴保国、郭绵荣打款明细及2013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原、被告之间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等，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应当对其所主张的1920000元借款本金是否达成借款合意及该借款实际交付是否发生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均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次诉讼，该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有新证据后，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国森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820元，减半收取20910元，由原告董国森承担。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5刑终554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郭绵荣违法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以鲲鹏地产集团公司客户经理的身份向社会吸收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判决被告人郭绵荣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被告人郭绵荣等退赔集资参与人的集资款。该案中，信阳宏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载明的鲲鹏公司客户经理郭绵荣集资客户集资余额中显示董国森的13万元本金和33800元利息（2013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16日期间，按照月息2分计算，每月2600元）已经兑付完毕。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5刑终559号生效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孙薇薇自2013年开始作为鲲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鲲鹏公司”）非法集资的出纳和专职会计，期间把自己的多张银行卡提供给鲲鹏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使用，并按照鲲鹏公司法人代表樊鹏（另案处理）的要求进行资金支配以及担任鲲鹏公司所关联的其他公司股东或法人代表，为鲲鹏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帮助。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案情和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金额是否涉及非法集资、借款是否约定有利息。关于双方资金往来数额的问题。董国森主张其共向吴保国、郭绵荣借款244万元，并提供了刘某通过农行柜台向吴保国转账40万元的转账凭证、刘某通过农业银行超级柜台(AUTO)分三笔向吴保国转账30万元的银行流水及刘某的情况说明、董国森通过农行超级柜台向吴保国分8笔转款78万、董国森通过手机银行向吴保国转账41万元的交易流水、方清华(董国森之妻)向郭绵荣转款记录，该部分232万元的转账，因有相应的流水灯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此外，董国森主张其妻子方清华在2013年2月27日之前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吴保国、郭绵荣7万元,并于2013年12月30日通过董国森的父亲董家信向吴保国转款5万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被上诉人均表示否认，因此12万元本院不予采信，转账金额应为232万元。董国森如有证据证明，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董国森提供的流水显示，2014年10月23日，郭绵荣向其转账32万元；2015年1月20日，郭绵荣向董国森转账20万元；董国森自认从2013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被上诉人按月息2%支付利息62.7万元。另查明，郭绵荣通过自己和郭巍的账户从2014年6月9日至2014年12月9日每月向董国森转账2800元，共计19600元。对该部分金额，董国森的代理人虽然不予认可，但是结合郭巍是郭绵荣的直系亲属，董国森自认的62.7万元还款中大多是通过郭巍的账户转账的，应当一并认定为还款。综上，董国森共向吴保国和郭绵荣转账232万元，吴保国和郭绵荣向董国森转账116.66万元。生效刑事判决虽判决郭绵荣等人退赔集资参与人集资款，但未列明具体退赔数额及清单，无法确定本案金额是否包含在郭绵荣的非法集资金额中，且刑事案件卷宗中的鉴定意见书仅表述涉及到董国森的非法集资本金为13万元，且利息和本金均已经兑付完毕。本案涉案金额已超百万，但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任何债权凭证不符常理，且经济往来的时间均处于生效判决书认定的郭绵荣在鲲鹏公司任客户经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期间，且董国森确实曾通过郭绵荣向鲲鹏公司投资，鲲鹏公司的出纳孙薇薇曾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向董国森支付利息。从董国森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吴保国和郭绵荣确实有通过案外人和郭绵荣按月转账的情况，但结合查明事实来看，转账并未显示明显的规律性，且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案金额包含在郭绵荣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金额中。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利息约定，被上诉人对此又予以否认，因此对利息请求，不予支持。根据目前查明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应当返还本金，一审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上诉人未在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应证据，上诉人主张原审程序违法缺乏依据。综上所述，董国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4692号民事判决；二、郭绵荣、吴保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返还董国森本金115.34万元；三、驳回董国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820元，由吴保国、郭绵荣负担15180元，由董国森负担26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820元，由吴保国、郭绵荣负担15180元，由董国森负担266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峰审判员  徐 宏审判员  邰本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李艺璇书记员许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