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民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建国，男，1960年8月21日生，汉族，住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铁芳，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玉虎，男，195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践，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海，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常运城，男，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盐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刘继增，男，194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盐湖区。 以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海涛，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晶，山西宁丰（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原审被告）：夏梅芳，女，196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盐湖区，系原审被告高建国妻子。 再审申请人高建国因与被申请人刘玉虎、常运城、刘继增及原审被告夏梅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晋民申119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高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铁芳、王栋，被申请人刘玉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践、温海，被申请人常运城、刘继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廉海涛、温晶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夏梅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建国申请再审称，其再审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刘玉虎向申请人主张2015年1月1日刘继增300万元借款，常运城220万借款、刘玉虎125万元借款共计645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①2013年4月24日申请人向刘玉虎借款100万元；②2015年1月1日申请人向常运城借款220万元；③2015年1月1日申请人向刘继增借款300万元；④2015年1月1日申请人向刘玉虎借款125万元；⑤2015年3月28日申请人向常某借款100万元；⑥2015年4月24日申请人向董志某借款30万元；⑦2015年4月27日申请人向马春某借款30万元；⑧2015年9月22日申请人向刘玉虎借款55万元；上列八笔债权，除刘玉虎（原审原告）之外的债权人（与刘玉虎之间均存在亲属关系）均将债权全部转让予刘玉虎，刘玉虎以上述共计960万元本金及利息提起诉讼，一审支持，二审维持。2、申请人现有新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向常运城借的220万（上述序号②）、向刘继增借的300万（上述序号③），共计520万元借款根本就未曾发生。刘继增、常运城分别在原一、二审情况说明中自述2008年左右其通过刘玉虎向申请人发放借款300万、220万。申请人现向贵院递交新证据，即：刘玉虎2010年11月17日向申请人手写的结算记录记载：2007年3月20日申请人共欠其200000元及利息28200元、2009年元月15日申请人共欠其600000元及利息104100元、2010年7月20日申请人共欠其200000元及利息16200元，三项合计本金1000000元，利息148500元。从结算记录的内容看，该记录对刘玉虎与申请人2007年至2010年间的欠本付息情况进行了盘点和综合，记录中对刘继增、常运城所称的2008年左右发放的300万及220万只字未提，加之刘继增、常运城不能提供转账凭证，也不能提供现金交付的合理说明及相关证据，足以说明该两笔借款未真实发生。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申请人认为：原判决认定的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因缺乏支付凭证支撑而不能成立，部分借条不生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刘玉虎及其他第三人可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共316万元（其中刘玉虎200万、马春某30万、常某80万、董志某6万，合计316万），960万元中的其余644万元均无支付凭证予以支撑，而644万中刘继增的300万及常运城的220万都自辩为“现金给付申请人”，但刘继增、常运城对现金来源、给付地点、支付细节、其与申请人之间的熟识程度等均不能做出合理说明。2008年300万及220万均属于巨大额资金，现金交付的说法疑点及矛盾重重，这两笔款的资金交付事实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的规定，应认定借条不生效。2、庭审中，刘玉虎对其主张的960万元本金仅能提供316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而申请人做出已偿还抗辩，并提供向刘玉虎转账582.15万元的银行记录，一、二审判决推定582.15万元中243万元还的都是利息，对582.15万元中剩余的339.15万元没有作出认定和处理，判决结果全额支持刘玉虎960万元的本金诉求，该结果明显缺乏证据支持，也完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需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玉虎之间真实的借贷关系进行还原审理，如不还原并认为2015年期间的八份借条均真实存在，本案刘玉虎的行为则属于职业放贷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借条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53条：“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如：浙江高院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第二条：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3.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一审、二审判决查明：刘继增、常运城、常某、马春某、董志某分别为刘玉虎的舅舅、姐夫、外甥、妻子、同事。说明刘玉虎利用其法律专业技能从事职业放贷业务，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该无效事由实质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导致的无效”，是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范畴，应当主动适用，查明案件事实。 刘玉虎再审答辩称：一、省高院指令再审本案的裁定完全错误。答辩人从本案一审起，已经对520万元借款事实的历史形成过程及来龙去脉阐述的非常清晰（详见一、二审卷中答辩意见）；但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审法院未查清事实，完全错误。况且，根据高建国在2015年1月1日出具的2份借据上专门标注“此借据为新换借据并予以特作说明”，以及其又在这2份借据上亲笔加注的“2014年利息已结清、本批款项用期壹或贰年正”等等内容，可以说仅凭高建国给第三人出具的该2笔经结算后的借据本身就足以认定借款本金为520万元的事实（还不包括其它相关证据进行补充印证），根本不存在所谓利滚利而产生520万元的情形。二、历次庭审高建国出尔反尔。（一）高建国在本案一审答辩状中称“8笔借据虽由他出具，但并未向他支付分文借款，借贷关系不成立，8笔借款中除常某和马春某的2笔130万元借款属实外，其余6笔830万元借款均不属实”。且常某和马春某2笔借款（130万元）也早已还清，他不欠答辩人任何分文（祥见高建国一审答辩状及庭审笔录）。（二）高建国在本案二审上诉状中对8笔借款中除刘继增、常运城的2笔借款外，对剩余的6笔在狡辩无奈的情况下，均采用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方法且笼统又模糊的既没有明确的认可，又没有明确的否定（详见高建国二审上诉状第2页及庭审笔录）。（三）高建国在再审申请书的前半部分中除了否认刘继增、常运城的2笔借款（520万元）和答辩人的125万元借款外，对其他的5笔借款又予以认可；同时，又在再审申请书的后半部分，又将答辩人非法定义为“职业放贷人”，等于又变相地全盘认可了8笔960万元的借款事实。另外，高建国对出具8笔960万元借款借据在历次庭审中存在三种滑稽说法和三种可笑做法。针对本案6笔830万元中的哪一笔借款至今都没有给个对号入座的明确说法。就借款事实而言，高建国的种种说法，不但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询问过程中互相矛盾，而且在再审申请书中也是自相矛盾。三、关于刘继增和常运城520万元借款本金的问题。（一）520万元借款本金的形成过程。从2006年初始，被申请人与高建国开始经济往来。根据高建国的要求，被申请人为其引荐并担保或经手向曹江联、刘惠峰、董岩、刘继增、常运城等众多亲朋好友陆续借款。2013年年底经结算，高建国直接或间接通过被申请人陆续向刘继增、常运城借款合计520万元，为方便结算，便将实为本案第三人的多笔借款化零为整，2014年1月1日高建国向被申请人出具了520万元的借据一张，并约定利率为月息2分。后因高建国多次坑赖他人钱财被起诉，再加之其之前的坑骗他人的斑斑劣迹，为防范高建国耍赖，2015年1月1日，被申请人在与高建国对先前的借款利息核对结算后，高建国将该笔520万元借款本金又分别出具给了原实际债权人刘继增和常运城，也即本案的两位第三人。（详见二审答辩状）（二）520万元借款本金均以现金交付。刘继增和常运城均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做了几十年生意。1994年4月，刘继增就成立了山西运城东宝磷化有限公司（该公司至今仍在正常生产经营中），之前已从事几辆货车运输十余年，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2003年，常运城就承包了运城第一家盐化桑拿洗浴中心，持续经营至2010年，也拥有较强经济实力。二人至今都没有办理银行卡，再加之二人经营行业的特殊性，经营收入基本均为现金，因此二人完全具备现金出借的能力和条件。同时，该520万元的借款本金并非一次性出借，而是不同时间、不同金额多笔的借贷关系，是经汇总后所形成的。（见原审两位第三人的答辩意见）2015年1月1日，高建国向刘继增和常运城分别出具的300万元和220万元的借据中清楚的注明：“该笔借款始借于2009年；截止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该笔借款利息已按约定支付清，现本金仍为300万元整（220万元整）。”高建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现仍为运城德高科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给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因此，高建国借刘继增300万元本金、借常运城220万元本金已是铁定的事实。现高建国主张这2笔共计520万元的借款是“利滚利”产生的，完全是一派胡言。（三）被申请人承担经手人角色。本案两位第三人基于被申请人担任高建国公司法律顾问的信任（包括原其他债权人），才答应借钱给高建国，被申请人一直负责经手办理借贷双方的本金出借和利息结算支付的事宜。2014年1月1日高建国向被申请人出具了520万元汇总的借据，约定利率为月息2分，但这2笔520万元的实际债权人为刘继增和常运城，高建国并不否认这一点。正因为这样，2015年1月1日高建国才会向实际债权人分别出具300万元本金和220万元本金的借据。（四）高建国以种种说法意图赖债。1、高建国在2015年1月1日分别为刘继增和常运城出具了2份共计520万元的借据之前，也就是2014年1月1日，高建国曾向答辩人出具了这520万元的结算借据。为此，高建国在2015年1月1日出具的2份借据上专门标注“此借据为新换借据并予以特作说明”。2、高建国在2015年1月1日出具的2份借据上还亲笔加注了“2014年利息已结清、本批款项用期壹或贰年正”。高建国为什么还要向刘继增和常运城支付2014年的利息?为什么还要将该2笔520万元的借款使用期限再延长至2016年和2017年呢?3、高建国为什么在回复答辩人的多条短信中称“1、咱俩2006年开始往来账，有据可查，几十年了，共渡难关，全力处理好就行了；2、多年关系，眼下困难，但不会长久，已在努力，会解决的，放心；3、息已付了快二十年了，协商一下少付点息吧，尽快先归还本金吧，你还不行，那用东西顶账，你也不行，朋友一场你给指条路。刘兄，困难是暂时的，你总得给点时间办吧，这件事你放心，会给你满意结局的。”4、高建国曾在答辩人起诉前向答辩人出具了8笔960万元借款的还款计划，而且还特别亲笔标注了“以上款项在2018年12月30日全部归还，息按壹分计算，分批付本归息，另计16年壹佰壹拾万息款付本后一次结清，本人原条作废，以本条为准，其他无效。”所以说，以上的事实和证据不仅可以互相印证这2笔520万元借款全部是原始本金，还可以印证原始债权人分别为刘继增和常运城。现高建国声称该520万元又是“利滚利”产生的，完全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更与常理相违背，其不仅实际收到该2笔借款，而且至今本金与利息尚未归还和支付。四、关于答辩人125万元借款本金的问题。2014年底，高建国无力支付2014年刘继增和常运城520万元1年借款利息1248000元。根据高建国的要求，让答辩人代其筹借并直接代其向二位第三人支付了上述利息。高建国在2015年1月1日亲笔向答辩人出具了1248000元的借据，后答辩人又向高建国支付了2000元凑整，高建国将1248000元的借据更换成了本案中125万元现金支付的借据（并在借据上亲笔增写了壹佰贰拾伍万元整大写）。也正是在此情况下，高建国才能得以在刘继增和常运城的借据上亲笔特注“2014年利息已结清”。就高建国与刘继增、常运城之间的借贷关系而言，1248000元确属利息；但就高建国与答辩人而言，1248000元再加上答辩人借给高建国的2000元，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答辩人成为125万元的债权人，并依据答辩人与高建国的利率约定（月利率2%）计收利息，并无不当。可笑的是，省高级人民法院却故意在混淆原本简单清晰的法律关系，将高建国与他人借款产生的利息主观臆断认定为高建国与被申请人借款产生的利息，并认为125万元依据法律规定不应再次计息，严重损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五、关于520万元计算公式（高建国称为会计记账凭证）的问题。一审中，鉴于高建国在其的书面答辩状中否认该520万元借款的无耻说法，所以答辩人才向法庭出具了这份520万元的计算公式，是作为补强证据来进一步印证存在52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高建国在一审中已经完全否认出自其手的证据，而在省高院再审询问过程中，不但又认可了该份证据，而且是用来支持其再审新说法的新主张，这样的可笑之举不但不应予以支持，而且应依据相关的规定对其予以处罚。六、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高建国无赖缠诉再审请求。本案涉及的8笔借款中除高建国不持异议的常某和马春某的借据外，其余6笔均为被申请人与高建国在多年、频繁的经济往来的基础上经结算后，高建国出具的“结算借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该6笔“结算借据”及高建国在借据上亲笔批注的内容、付息情况、短信记录、银行流水明细及还款计划等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一、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当事人之间关系、经济往来时间、交易习惯、交付凭证、支付能力、借贷金额大小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经过等因素综合考量，客观认定了本案事实，并依法作出了一、二审判决。同时，依据《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349）中“民间借贷双方经结算后重新出具的结算借据，应视为是双方对之前借款还款情况的结算凭据”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也应当驳回高建国的再审请求。 被申请人刘继增、常运城辩称，为了否认520万元借款的事实，再审申请人高建国在本案各诉讼阶段的答辩、陈述前后不一，内容矛盾，省高院根据高建国的不实陈述，从而轻率地作出指令再审的裁定是错误的。为了否认520万元借款的事实，高建国在一审、二审中曾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常运城和刘继增二人，也完全否认其向二人借款的事实，更不认可其出具有关520万元形成的计算公式。而在再审中，高建国对与自己和常运城及刘继增是否认识以及是否向二人借过款，又只字不提，不但当庭又认可了其出具的520万元形成的计算公式，而且还认可了该520万元的2笔借款，只是辩称该520万元中，只有250余万元的本金，520万元是利滚利产生的。对于高建国的该所谓的观点，答辩人认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高建国给二答辩人出具的520万元的借据（220万元、300万元），就是认定借款本金为520万元的铁的事实。该借据对借款时间、款项来源及借款数额均作了明确的说明，并且在高建国亲笔签名的该借据上注明的第2点明确记载“现本金仍为220万元整”、“现本金仍为300万元整”，怎么能说明这520万元里包含利息？该借据是从2006年1月份刘玉虎与高建国发生经济往来到2013年底这八年期间，是对高建国本人亲自向二答辩人借款，以及高建国数次通过刘玉虎向二答辩人借款之后，经双方结算确认后形成的最终结算借据。该结算借据就是双方对之前的债权债务的最终确认，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现在高建国否认其亲笔签字确认的借据中的借款本金数额，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其次，高建国在原一审、二审过程中曾直接否认520万元借款的事实，称其之所以出具520万元借条是让刘玉虎唬弄向其要账的人，对于其向刘玉虎出具的520万元的计算公式则声称与本案毫无关系，是涉及到北京的一笔款项。但在再审时其又认可了该520万元的计算公式，又称该520万元中大约有250余万元的本金，其他款项是利滚利形成的。对于高建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说明其在一、二审过程是故意虚假陈述，完全是一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对该行为所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而省高院在明知高建国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的情况下，还决定指令再审，对这种行为无疑采取的是放纵态度，不仅严重的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也助长了以后不诚信诉讼行为的泛滥。对于其他诚信诉讼活动的当事人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鉴于此，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或者维持原判决。再次，对于高建国认为520万元中是否包含利息的问题，其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义务。既然高建国在2014年1月1日与刘玉虎进行结算后向刘玉虎出具了520万元的借据，这就说明刘玉虎将之前高建国出具的相应原始借据已交还给了高建国（包括高建国本人向两个答辩人出具的2笔110万元借据，也包括刘玉虎向答辩人出具的注明有高建国用款的剩余410万元的借据）。现高建国让其会计根据原始记账凭证借条计算了520万元的形成过程，这又恰恰说明刘玉虎交给高建国的全部原始借据，高建国一直保存和持有。比如，高建国在二审时提供了“2006元月10日曹江联的借据”、“2010年11月17日三笔100万元借款本息草结单”（2007年、2009年、2010年三笔）以及在省高院再审审查时其又提供的2010年和2011年“2笔90万元借款的本息草结单”。显然，在高建国保存和持有原始借据的情况下，完全能够说明其出具的520万元结算借据中该520万元的形成过程，因此高建国有条件、有能力举证，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义务。不能仅仅凭借一张所谓的计算公式就证明520万元是利滚利的结果，必须提供当时的原始借条进行合理说明。最后，从本案中大量的客观事实和证据上也能完全印证520万元借款均为借款本金的事实。比如，高建国曾给刘玉虎发过短信意思是少付点息，尽快先归还本金；以及2017年高建国7月份出具的还款计划，等等均能从不同方面印证520万元是借款本金，且至今本息未归还的事实。综上，答辩人认为高建国为答辩人出具的520万元结算借据是双方在对之前债权债务进行逐笔核对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原一、二审判决正是基于大量的证据并结合高建国的庭审答辩作出的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 本院再审认为，再审申请人高建国对原审判决中认定的其借被申请人刘玉虎960万元的借款中3笔提出了异议，认为这3笔结算借款中已经包含了月息2%的利息。对于这3笔借款中其中的2笔即2015年1月1日高建国向常运城出具的220万元借据及向刘继增出具的300万元借据，被申请人称均为现金交付，无银行转账凭证。该2笔借据内容均是打印好后由高建国签名。故对于520万元借款的来源、借款的过程及借款方式的证据审查应更加严谨。该2笔520万元借款是否包含利息，会计赵云某在书写演算单时刘玉虎是否在场，该演算单形成的原因、过程、时间，以及是否与常运城、刘继增的520万元借据形成有关联，原审法院并未予以查明。另对于2015年1月1日高建国向刘玉虎出具的125万元借据是刘玉虎代高建国筹借，并直接代高建国向常运城与刘继增支付的利息，后二人又将该125万元债权转让给了刘玉虎。该125万元是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还是本质上仍为利息，一审判决亦未进行查明及认定。综上，对于以上3笔借款是否包括利息应予以查明及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晋08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及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盐湖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孙亚民 审判员  程亚丽 审判员  刘乙龙 二Ｏ二Ｏ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贾月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