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2民终1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7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某，女，197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嘉鱼县，现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骆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2019）鄂1221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136184.5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实际居住在武汉市江岸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上诉人自2017年11月9日凌晨与被上诉人分居，自此便不知被上诉人的实际居住地，2019年9月上诉人起诉时无奈以被上诉人的户籍所在地起诉，近期得知被上诉人在武汉市江岸区购买房屋并长期居住。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故意隐瞒实际住所地，导致一审法院错误管辖并作出判决。二、一审判决主要事实未查清，无视上诉人的举证和说理，应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双方分居时尚有大量夫妻共同财产未分割，被上诉人存在隐匿、转移共同财产的巨大嫌疑，上诉人要求重新分割共同财产于法有据。1.根据被上诉人的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可发现，分居前不足2个月即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11月9日分居时，被上诉人名下共计625369.1元被转出，其中有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在分居后出走一直未归直至离婚，被上诉人在分居后随即提出离婚显然是为了离婚做准备，双方实际共同生活的时间截止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分居后双方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和感情帮扶，已然符合“离婚”的实质要素和状态。本案的分居时间性质基本等同于离婚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有权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2.经一审法院调查显示：被上诉人的建设银行账户在2017年9月22日尚有余额550255.2元，农业银行账户尚有余额75113.9元；后大额支出为建设银行账户在2017年9月22日向上诉人转账365000元、10月12日向上诉人支付10000元、11月1日向上诉人转账5000元、11月9日向上诉人转账50000元；建设银行账户入账为2017年10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20000元、10月2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0元。另外，购买共同房屋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647000元，通过被上诉人建设银行账户支付710000元；卖车款22.5万元，剩余70000元共同存款。故分居前，双方夫妻共同财产为272369.1元（550255.2元+75113.9元-365000元-50000元-5000元-23000元-10000元+20000元+10000元+70000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引用法条混乱。1.本案因被上诉人于分居前短时间内大量转移共同财产，系转移、隐匿行为，明显具有侵权因素，上诉人仅需证明分居前的共同财产金额以及被上诉人存在转移、隐匿行为，同时被上诉人对大笔支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即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苛以严格的证明标准，而未要求被上诉人就大笔支出作出说明，径行作出判决，系证明标准方面的使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文末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全文仅有一百条，不存在所谓的“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系被告缺席判决的规定，而非调解和判决的内容。一审判决逻辑混乱、漏洞百出。骆某辩称，2018年我起诉离婚的时候是上诉人要求调解，调解中双方自愿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了分割，且在庭审笔录中也说清楚了没有其他共同财产分割，其为了调解放弃了股权、房产等财产。因为双方都是二婚，上诉人现在主张要分割的存款都是其婚前个人财产。上诉人说银行明细中很多笔都是借款，既然有夫妻共同存款，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借款，不符合常理。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骆某支付136184.55元；2.判令骆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骆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2018年3月23日，骆某因双方感情破裂、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诉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并于2019年6月14日经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其协议内容为：坐落于硚口区××大道××号【建筑面积：97.27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鄂（20××）武汉市硚口不动产权第×××××××号】的房屋归李某，该房屋的剩余房贷由李某负责偿还；李某给付骆某经济补偿款20万元（给付方式：李某于2019年7月4日给付骆某经济补偿款3万元，剩余的经济补偿款17万元李某于2019年9月3日前一次性付给骆某）；（2018）鄂0104民初625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骆某、李某共同偿还的债务（上述债务包括56万元本金及其利息、9400元的诉讼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由李某个人负责偿还。另查明，李某与骆某签订协议书，对调解书的内容补充如下：骆某在武汉市硚口区××××培训学校蔡甸分校的股份全部归李某所有，其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李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某与骆某经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李某诉称，其通过银行流水加减得出离婚前骆某名下有夫妻共同财产27.23691万元，并称其中可能存在一定数额的婚前财产，但由于往来频繁，已混淆不清。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无证据证明骆某存款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故对其诉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计100元，由李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李某与骆某在2019年6月14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调解笔录中均确认双方无其他财产争议。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了（2018）鄂0104民初167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生效。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二审提出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由此可知，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未提出管辖异议，在案件二审或者再审时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根据管辖恒定原则,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人民法院对此不予审查。本案中，李某作为原告选择在一审法院起诉，说明其已接受了一审法院的管辖，管辖权已确定。上诉人在二审才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对此不予审查。关于骆某是否应支付李某夫妻共同财产136184.55元的问题。李某主张双方分居前骆某存在隐匿、转移大量共同财产的行为，但李某陈述的多笔大额支出和收入均系骆某和李某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分居后至离婚前双方仍时有转账往来，李某并未指出具体哪一笔或哪几笔转账系骆某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更未对此进行举证，且双方在2019年6月14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1677号案件调解笔录中均确认无其他财产争议，李某主张离婚时存在夫妻共同财产272369.1元未分割无事实依据，其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骆某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本院对李某要求骆某支付其夫妻共同财产136184.55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李某提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一审判决主文已明确适用的法律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部分内容源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而一审判决书中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系引用法条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泽审判员  沈娟审判员  张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想书记员杜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