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52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艳，女，汉族，1984年5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江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当代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新地中心**。法定代表人：银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远，辽宁盛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瀛，男，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冯艳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当代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3民初2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2.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请求，即依法确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辽宁当代公司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投入资金141，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交易系统中持有(登记)和田东陵玉等货物及在保证金账户存有少量资金，但并没有认定上诉人所提出的该等事实，涉案交易因被上诉人违法违规而被行政主管部门清理整顿，涉案交易系统关闭，涉案交易模式即产品被取缔；且被上诉人至始至终没有证据表明货物的权属合法或者真实存在；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事实合同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无论涉案交易是否有效，被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构成了根本违约，上诉人可以主张服务即交易无效或解除合同并追究被上诉人的相应民事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必要的释明，无视被上诉人过错及违约必然导致上诉人的损失，而径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当事人其他诉讼解决途径，违反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程序规定。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片面、错误，没有全面认定以下方面的事实：(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或民事法律关系，综合的或复合的法律关系，包括：服务法律关系，交易法律关系以及担保法律关系。1.上诉人的交易资金支付到当代公司，上诉人的出金也是从该账户划付。具体而言，上诉人案涉资金均是通过集中式银商转账的方式进行结算的，而该方式得以进行是基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合作方与均按照被上诉人的联立合同的安排，即被上诉人与其合作方签订银商转账业务相关协议，实现被上诉人与银行间的系统连接、相关交易数据共享，同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合作方交易系统注册开户时，绑定了被上诉人合作的银行账户以实上诉人银行账户与被上诉人的集中结算账户资金的划转。2.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交易系统注册开户及进行交易。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授权的经纪会员招揽上诉人等客户，上诉人在该会员单位引导下在被上诉人的系统开户、提交资料，由被上诉人审核批准取得交易商资格及被上诉人平台的交易账户；而且，上诉人后续的每笔交易均是通过被上诉人的交易系统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名义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相应会员单位交易，这只是客户来源识别方式，实质上该会员单位只是被上诉人的“分散式柜台”或者被上诉人作为中央交易对手，案涉交易的的各要素如交易品、交易方式尤其是核心要素报价均由被上诉人确定的。3.被上诉人作为案涉交易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制定了一系列交易指南与流程及交易规则等制度在其官网予以公布，同时要求其交易参与者遵守其相关规定，如经纪会员缴纳交易保证金和经纪会员保证金、向客户提供履约担保。因此，上诉人认为，依据合同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构成要约-承诺民事法律关系。(二)案涉交易性质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并非所谓的现货交易。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以及《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或授权，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在出台文件，其中阐明期货交易一般有如下特征：(一)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所谓集中交易是指由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细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交易方式。结合本案事实，案涉交易性质可以从各方面认定：1.从机构性质来看，辽宁当代作为现货交易场所，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可以认定当代公司属于经批准设立的文化艺术品现货交易场所。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故辽宁当代作为现货交易场所，未经国务院批准或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2.从行为内容上来看，辽宁当代实质上组织了期货交易相关活动。首先，对交易对象的分析：一方面，案涉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具体表现为：艺术品或邮票的交易品种包括《黑玛瑙》、《2013年生肖蛇》等藏品，其报价单位为人民币元/枚(份)，设有申购价格，最小变价单位为0.01元，并设有单账户最大中签数量，首日涨跌幅及非首日涨跌幅，限定单笔最大委托量；交易时间也固定。由此可见，辽宁当代在交易前已经在网站上设定了交易品种、交易规则、统一制定合约等具体内容。冯艳在具体藏品交易过程中都是根据平台的合约条款内容进行的，每次交易仅可对买卖方向、价格进行选择，其他交易参数包括品种、数量、质量、报价单位、最小变动单位等均由交易系统事先设定，交易标的(如黑玛瑙)在品质形状大小均为一致即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相对固定。交易合约完成后，客户可以不实际履行提货，而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合约。特别是在设定了最小提货量的情况下，如果客户持有的藏品数量达不到最小提货量，则无法提货，只能通过反向操作卖出。前述交易规则均符合标准化合约的特征，而并非通常的商品(现货)市场的交易方式，应认定案涉交易的对象系标准化合约。另一方面，案涉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按照证监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上诉人证据13.2)规定，作为集中交易方式之一的做市商机制，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等，不断地向买卖双方提供报价，并按照自身提供的报价付出资金或商品与之成交，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获取利润而形成的交易制度。从案涉交易来看，交易价格由系统自动撮合确定；多个投资人购买同一藏品时，申购时间优先、价格优先，交易对象众多，特别提出的是，因被上诉人平台违法违规，案涉交易系统关闭，上诉人无法取得完整的交易数据即交易报表，该等信息资料均由被上诉人持有，恳请法庭责令其提交，否则，应当认定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认定案涉交易凡是为电子撮合、匿名交易或者对手为辽宁当代虚拟，实际交易在辽宁当代控制之下的一种做市商交易，即应当认定属于集中交易的方式。其次，对案涉交易的目的进行分析：本案中，冯艳向辽宁当代账户存入款项，辽宁当代收到冯艳的真实资金后，同时在其保证金账户为冯艳设立二级虚拟账户亦即为其交易注入等额虚拟资金。冯艳通过辽宁当代的交易平台系统多次进行交易，所有交易均可以双向对冲方式了结，未发生实物交收或者不必实物交收。结合对辽宁当代设定的交易规则进行分析，其允许客户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必真实交割实物。故双方交易的实质目的并非转移实物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收益。另外，辽宁当代实行的保证金制度、商品数量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双向交易制度等，都表明案涉交易脱离现货交易而存在。再次，案涉交易并不属于现货商品交易。根据商务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颁布的《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令【2013】3号)，该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对象包括：实物商品、仓单、可转让提单以及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对象等法定交易对象。本案中，被上诉人推出“现货”交易模式并没有由省级政府依法认可，该产品更不是合同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意义上的现货商品交易，因此被上诉人推出的所谓“现货”产品实际上是非法期货的载体或交易符号即标准化合约。无论是现货还还是现货延期交付也罢，从案涉交易均应当依法缴纳商品交易流转税(增值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增值税条例》从没由因商品买卖的交付方式的改变而免除其纳税义务，也就是从征税这一角度来看，案涉交易对象亦非所谓的现货商品也是一种证券期货交易。因此，若被上诉人主张其是现货交易，建议法院必要时向税务机关提出税务稽查司法建议。再从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也可以认定案涉交易并非现货，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依据被上诉人的交易规则无需交付即时完成货物(所有权)转移，显然，被上诉人将该产品当作一种证券或期货，并试图比照《证券法》所规定的登记取得物权的方式声称通过其登记即可实现物权转移，这不但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是一种欺骗上诉人等投资者的行为。认定案涉交易无效。综上，案涉交易符合期货交易活动的构成要件。辽宁当代作为现货交易场所，未经批准开展了期货交易活动，符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情形。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发行新产品、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等问题，均不能构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交易服务无效及当代公司赔偿的法律依据”这无异于枉法裁判或者有法有规定不依，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案涉交易无论是否属于期货交易，因直接违反国务院国发【2011】38号文件及相关部门配套规章，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相关规定，认定被上诉人组织事实的案涉交易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应当依法无效。分析：首先，早在2011年，针对类似被上诉人等各类交易场所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影响了社会稳定，国务院颁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决定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即T+5)；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同时规定，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即五个“不得”规定)。次年，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重审并进一步明确了38号文的“五个‘不得’规定”。结合本案，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平台的交易模式明显违反了前述文件的有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采取集中连续竞价、匿名交易、T+0交易、证券(期货)、金融产品交易方式。后续的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办公室(清整联办)发布的《关于地方交易场所涉嫌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风险提示函》(清整理联办【2016】12号)、《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前期阶段有关工作的通知》《清整联办【2017】31号》，均针对性指出被上诉人等交易平台涉嫌非法证券期货，直接违反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根据清整联办[2017]31号文附件规定，(一)分散式柜台交易：1.特征：分散式柜台交易是指交易场所以做市商的模式组织交易活动，即交易场所发展会员、会员又发展代理商和居间商，层层招揽客户，再由会员在交易场所发布的境外商品实时价格基础上加减一定点差提供买卖报价，与客户进行交易，本质上是会员与客户对赌，客户亏损即为会员盈利。此模式一般为杠杆交易，合约具有标准化特征。交易场所既不组织商品流通、又不发现商品价格，实为投机炒作平台，对实体经济没有积极作用。2.违规问题分散式柜台交易模式违反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关于不得采取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等规定。此外，其具备《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以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的期货交易特征，涉嫌非法期货交易。本案中，因多个客户集中向被上诉人辽宁当代的“分散式柜台”亦即其所属主购销商(会员单位)形式上进行买进和卖出(存在点差)，该行为实际上构成集中交易即做市商交易。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其中第21条规定“明确交易场所(违法违规)的民事责任”；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会议”)进一步重审原则规定，甚至明确了“交易场所违规违章也可能导致相关交易无效”。其中第31条【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其次，被上诉人也宣称其电子盘规模居全国前列，投资人以数十万计、日交易额达数十亿，案涉交易额累计数千亿元等等。前述国务院38号文和37号文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问题。据此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了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结果。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款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应当依法无效。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涉案交易上线产品未经批准或公示，涉案交易产品属于将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却没有对该发行及交易模式违法违规定性进行分析认定并据以定责，而直接认定该事实不构成上诉人的诉求依据。恳请上诉法院明察并依法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认定、对本案整体事实认定不清。申请人针对“涉案交易无效”的诉求，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和理由，而且反复强调：涉案交易行为的无效基于“多因一果”，然而一审法院均对本案以下方面的事实认定置之不理，包括但不限于：（一）无论涉案交易是否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而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涉案交易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现货商品交易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商务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颁布的《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令【2013】3号），该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对象包括：实物商品、仓单、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证等法定交易对象。本案中，“邮币卡”并非是合同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意义上的现货商品交易，实际上是非法证券（非法期货）的载体或交易符号，或者，从涉案交易应当依法缴纳商品交易增值税，从这一角度来看，涉案交易对象显然并非所谓的现货商品。若是现货商品，申请人委托被申请人买卖并进行保管、登记，按照税法规定应当由被申请人交纳增值税，而事实上分文未交，这不是证券期货、商品证券化，难道是现货吗？！申请人在一审中想法院调取涉案交易有关增值税缴纳情况，被一审法院违规拒绝，申请人在上诉中再次提及相关纳税情况事实认定，二审法院索性置之不理。此外，前述商务部【2013】3号令第九条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方式应当是协议交易、单向竞价交易等法定交易方式。这是从另一角度认定现货与期货或者商品证券化的区别特征，因为无论期货或商品证券化，交易内容同样也存在商品实物交割，该等交易方式与商品现货交易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无实物交割而是在于交易模式是否采取证券化方式即集中的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需要指出的是，或许被申请人平台交易模式与一般期货交易模式的确有一些差异，但其本质特征上属于证券（期货）或者商品证券化交易，具有高度的金融风险。因为国外（如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所）、国内（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以及国内不同期货交易场所的交易模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被申请人以涉案交易与通常的证券、期货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抗辩作为原审法院认定为“现货”的事实和理由在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二）涉案交易违反国务院有关文件（国发【2011】38号等），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据此应当依法无效，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理会，二审法院居然罔顾事实认为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这是何等地“睁眼说瞎话”，申请人在一审中列举了大量相关证据及相关规定，同时申请法庭调取相关直接体现涉案交易特征的交易报表，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也不在庭审中进行相关问询调查，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调取相关证据”，二审判决居然对申请人苛不公平的举证责任、甚至“倒打一耙”。首先，早在2011年，针对类似被申请人等各类交易场所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影响了社会稳定，国务院颁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决定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即T+5）；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同时规定，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即五个“不得”规定）。次年，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重审并进一步明确了38号文的“五个‘不得’规定”。结合本案，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当代公司平台的交易模式明显违反了前述文件的有关规定（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采取集中连续竞价、匿名交易、T+0交易等。后续的相关部委特别是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办公室（清整联办）发布的相关文件均指出被申请人等等“邮币卡”交易平台涉嫌非法证券期货，直接违反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如：《关于地方交易场所涉嫌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风险提示的函》（清整联办【2016】12号）、《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前期阶段工作的通知》（清整联办【2017】31号）、关于《邮币卡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的通知（清整联办【2017】49号）等。甚至，《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清整联办【2017】29号）及附件“违规交易场所黑名单”中有列示被申请人南商所，其中指出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以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客户通过对冲平仓了结交易，违法违规开展邮币卡业务等内容；2017年6月30日广西金融办发布广西经营异常交易场所名单（第一批）及附件亦将被申请人列入“黑名单”。同时，被申请人在其官网中声称“其交易会员多达数十万、交易金额名列同类交易场所前列。”其次，被申请人也宣称其邮币卡电子盘规模居全国前列，投资人以百万计、日交易额达数十亿，等等。前述国务院38号文和37号文等规定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被申请人持续违反该文件规定，由此足以认定其行为导致了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如此违法违规事实事实若不认定为算还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国务院及各部委的规定权威何在、申请人等数十万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受到损害都算不上“损害社会共同利益”，那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岂不是形同虚设。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1条指出，对地方交易场所违法违规交易行为，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类似当代公司平台即便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若该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可以依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否定其效力。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会议”）进一步重审原则规定，甚至明确了“交易场所违规违章也可能导致相关交易无效”。其中，第30条【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31条【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五、从法律适用逻辑、法理及党的政策、司法实践角度分析，被申请人组织、参与涉案交易的行为及合同应当无效。由于证券期货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被申请人组织从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企图“监管套利”创设出与一般证券（股票）、期货有“区别”的“邮币卡”业务以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1、《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从立法技术来看，该条包含了援引性条款和授权性条款。可见，证券法作为证券规范证券发行、交易及监管等法律关系的基本规范，其调整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股票、债券等品种，还包括国务院认定的其他证券，以及证券衍生品。根据本法条规定结合国务院国发【2011】38号文、国办发【2012】37号文以及清整联办【2016】12号文、清整联办【2017】31号文，涉案“邮币卡”交易也属于非法证券交易，分析如下：首先，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前述国务院文件的发布主要是针对各类交易场所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的严峻现实，依据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作出的决定。尽管该决定是以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但按照《证券法》授权国务院的权限，该文件应当具有“行政法规”的法定效力。其次，从法理和法律逻辑分析，当代公司二违反了前述国务院“38号”、“37号文”实质上是违反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从事非法证券期货交易，进一步分析：第一，“38号文”指出一些文化艺术品和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如当代公司）在交易场所的设立和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突出，试问：违反的是哪部法律？具体到本案中，当然是指违反了《证券法》或《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第二，在后续的“37号文”中，明确地指出对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如当代公司）列入清理整顿范围，并要求对“继续从事违法证券、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落实清理整顿工作安排。实际上进一步指出当代公司等交易场所从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第三，如前所述，清整联办【2016】12号文、【2017】31号文，均明确指出类似当代公司等“邮币卡”交易平台直接违反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涉嫌非法证券期货，其中：“12号文”称之为“类证券”，也就是证券法所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券衍生品；“31号文”也指出其违法违规。再次，考虑到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创新，虽然目前证券法没有给“证券”下定义，但本法授权国务院对其他证券的交易作出认定和规定，无论其他何种证券（包括商品证券化），都必须依法在国务院批准的交易场所进行发行和交易，也就是说，国务院38号文其实就是国务院在事实法律法规过程中对被申请人等交易场所从事非法证券期货的否定。因此，同样，案涉交易因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定而依法无效。2、值得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部分合同的效力）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合同的无效不只是囿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列举的五种情形规定，更不仅仅局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方得无效，以及前述因违反特定的行政规章（如证券金融类）而无效，除了此等情形外，还有一种情形即“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超越经营范围而签订的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需要指出的是该条规定中“国家规定”系指国家各职能部委（如商务部、证监会等）的规定，并非指“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那么，最高院该条规定的法律依据何在，难道是“法院（法官）创法”吗？显然不是，无论是从相关法律（如前《民法通则》等）还是法理有关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或民事权利能力的原则规定，不难理解该规定的合法、合理性。因此，前述国务院“2011年38号文”及国务院办公厅“2012年37号”文“五个不得”的规定，其实是国家对被申请人等地方金融平台有关经营范围禁止性规定或者是“负面清单”，违反之则相关行为及合同即归于无效。3、自从2017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以来，全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最高人民法院随即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包含前述第21条规定）。此后，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对地方交易场所的“现货交易”案件（包括类似被上诉人平台案件）作出了有利投资人（如本案上诉人）的判决。2019.年7月，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易会满同志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清整联办[2019]5号），该讲话中再次强调“要从政治高度认识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用3年时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今年是“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相信贵院高度重视申请人诉求。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00条相关规定，请求再审,以使本案定纷止争并发挥审判的社会功能。当代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冯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冯艳在当代公司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2.判令当代公司返还、赔偿冯艳投入资金161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至支付全部款项后止，按照银行同业拆借中心贷款中心的标准计算，利息暂计11068元）合计172068元。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8月10日，当代公司在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品交易、开展与文化艺术品交易相关的文化艺术品鉴定、评估、托管、信息咨询业务等。2012年12月14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向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出具辽政[2012]322号文件，载明，为进一步深化我省文化体制改革，扩展文化产权交易的深度和范围，提高文化产权交易综合配套服务能力，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在完成清理整顿工作并通过检查验收的基础上，现就批准设立辽宁当代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征求贵部际联席会议意见。2013年8月27日，辽宁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向沈阳市政府出具关于对当代公司和辽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予以备案的复函，载明，按照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意见，辽宁当代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当代公司，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规范，完成了所需整改事项，现对该公司予以备案，并同意其参加2012年度工商部门的企业年检。2016年6月12日，冯艳在当代公司投资类大宗商品交易系统注册开户，客户代码为139090924，后在该交易系统内进行网上交易，相关交易资金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到当代公司账户。截至2020年7月22日，冯艳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累计转入资金338600元，转出资金198600元，账户内尚持有：1、鬼吹灯之《寻龙诀》衍生品摸金符（商品代码300001）101件，订货均价446.74元；2、和田东陵玉（商品代码212102）11946件，订货均价2.29元；3、黑玛瑙（商品代码204501）8097件，订货均价6.74元；4、2013生肖蛇（商品代码810002）231件，订货均价77.93元；账户内余额277.04元。2018年6月20日，辽宁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出具辽清整函[2018]3号文件，载明，按照《辽宁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工作方案》（辽政办明电[2017]39号文印发）要求，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进行了认真论证并提出意见，已经省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当代公司（即本案当代公司）通过验收。2019年1月17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出具辽政[2019]10号文件，载明，同意关于保留当代公司（即本案当代公司）的请示，同意当代公司按清理整顿验收通过的交易品种、交易规则、交易模式等开展相关业务。另查明，2019年1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1056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本案不属于期货交易纠纷，应按照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法院等。”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冯艳主张的当代公司未将省政府批设文件对外公示、未在其页面上进行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以及发行新产品、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等问题，均不能构成冯艳、当代公司之间交易服务行为无效及当代公司对冯艳交易损失予以赔偿的法律依据。当代公司系合法成立的公司，为冯艳的交易行为提供平台交易服务，收取交易手续费。冯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当代公司开设的交易平台注册开户，并通过银行转账多次进行交易，应对该交易行为的风险性具有足够的认识，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冯艳在交易近一年后诉称交易自始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冯艳要求当代公司返还交易本金161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至支付全部款项后止，按照银行同业拆借中心贷款中心的标准计算，利息暂计11，068元）合计172，068元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代公司提供的冯艳出入金记录显示，2016年6月17日至2017年4月6日，累计转入资金338600元，累计转出资金198600元，即差额为140000元。该差额系冯艳购买鬼吹灯之《寻龙诀》衍生品摸金符等货物花费的金额，冯艳目前尚持有货物鬼吹灯之《寻龙诀》衍生品摸金符及和田东陵玉数件，冯艳诉称返还交易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1元，由原告冯艳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冯艳主张的交易行为是否无效。本案中，冯艳于2016年6月12日在当代公司投资类大宗商品交易系统注册开户，客户代码为139090924，后在该交易系统内进行网上交易，冯艳与当代公司仅形成服务合同关系。现冯艳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当代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冯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冯艳在当代公司投资类大宗商品交易系统平台上进行的交易的合同相对人并非当代公司，其诉讼当代公司请求确认与其合同相对人的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冯艳提出当代公司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问题。当代公司系合法注册的公司，经多次清理整顿后，辽宁省人民政府仍同意当代公司按清理整顿验收通过的交易品种、交易规则、交易模式等开展相关业务。当代公司开展业务符合法律规定。现冯艳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冯艳确认合同无效、要求当代公司退还其所投入资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冯艳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程序合法正当，现冯艳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冯艳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冯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1元，由上诉人冯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