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7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军华，男，196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星雄，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波，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华，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仰韬，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慈惠墩**（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0754646350。法定代表人：胡兰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白，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工业区第****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34994445。法定代表人：李洪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白，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余睿，女，199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祥（系余睿之父），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审原告：余文祥，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康军华因与被上诉人李洪波、湖北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精实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精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实公司），原审原告余睿、余文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军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李洪波、湖北精实公司连带向康军华支付投资收益7922696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792269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李洪波、湖北精实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针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举出充分的证据，完成了举证义务；案涉土地使用权在原始购买时的价款为1065万元（未包含围外墙、道路、变压器的价值），在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股权时进行的评估中土地使用权价款为1144.37万元，这里的评估价并不体现增值变化。根据常识，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为工业用地，即使再次评估，其依然只能按国家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所在地工业用地的土地的排价进行评估，其价值也只能在1100万元左右。因为国家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所在地工业用地的土地的排价并未发生变化。实际情况是，在案涉土地使用权所在地，土地交易的二级市场即按股权变更方式转让土地的方式，其工业用地的价值已达到每亩100-120万元。因此，本案中，案涉土地的评估既无必要，也无意义。二、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事实。湖北精实公司是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资产即为案涉土地使用权。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为1144.37万元。华自公司收购时最后采用的收益法，即在所有者权益5662.79万元基础上按5.7294倍增后计算出所有者权益为38106.93万元。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能够反映案涉土地使用权价值变化过程及和其他资产混合增值转让的事实。三、李洪波的行为不符合常情。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值在深圳精实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中得到了体现的收益，在李洪波隐瞒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股权的真实的交易价值的情况下，其收益被李洪波占有了。李洪波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上诉人等披露了或告知了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股权的真实的交易价值。四、一审判决以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及增值无法量化为由而驳回康军华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常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是包含在深圳精实公司所有者权益数额之内的。深圳精实公司所有者权益数额并未区分土地、技术、商誉等各自的增值数额，而是综合起来以增值率为572.94%的标准来确定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价值与其他公司资产一起按5.7294倍增值共计38106.93万元转让给了华自公司是事实，评估结论是在包含土地使用权在内才有38106.93万元的最后成交价，所有净资产按5.7294倍增值，土地使用权包含其中，增值倍数当然适用于土地使用权。李洪波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适当合法。二、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案评估的过程是先采取收益法确定收购的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再确定增值率，不是上诉人上诉主张的先确定好增值率再计算股东全部权益即收购对价。（上诉状第三页中间的计算等式是错误的，计算结果也是错误的，应该是38107.18万元）。三、涉案土地对收购价值贡献很小，被上诉人没有刻意隐瞒行为，给上诉人一倍的收益已经仁至义尽。华自公司收购深圳精实公司的原因是看中其盈利能力而不是资产的现时价值，这也是评估中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原因。四、上诉人认为以增值率572.94%的标准转让深圳精实公司全部股权权益即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一并放大增值的理由明显不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湖北精实公司辩称，一、湖北精实公司和上诉人无合同关系，签署协议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李洪波，一审遗漏的事实是，李洪波一审提供了证据，“康总土地款及费用结算单”，已经表明双方就土地的清算款和费用进行了了结。本案的三位个人是同学关系才会有这样一倍收益的结算。二、涉案土地从购买到被并购有溢价，正常来讲，购买时间很短，不可能有上诉人主张的572.94%倍这么高的增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深圳精实公司述称，我方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上诉人也未要求深圳精实公司承担责任，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睿、余文祥述称，当初拿到地的时候，李洪波找到我们，我们出面将所有的手续完善并将生地做成了熟地，我和康军华帮李洪波把所有的手续完备后准备做厂房的，李洪波说公司要借壳上市，以一倍的价格收购土地，我们当时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涨一倍低于当时市场的溢价。余睿、余文祥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同意康军华的上诉观点。康军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洪波和湖北精实公司连带向康军华支付投资收益7922696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792269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截至2019年5月20日，李洪波和湖北精实公司逾期付款利息共计525828.2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本息合计8448524.25元；2、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11万元）由李洪波和湖北精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湖北精实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8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原法定代表人李洪波，经营范围为新能源测试自动化装备、数控自动化装备、电源、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原股东为李洪波（占股60%）和其子李畅（占股40%），2017年4月28日经股东会决议，李洪波（占股60%）和其子李畅（占股40%）的全部股权均转移给深圳精实公司，湖北精实公司成为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精实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9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自2014年12月17日起李洪波一直为公司主要股东。2017年10月27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华自公司100%控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洪波，经营范围为机电设备、精密五金件的销售；机电设备的设计与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等。康军华、余文祥和李洪波三人均系同学关系，余睿系余文祥之女。2016年元月，康军华、余文祥与李洪波共同协商合伙在本市东西湖区购置土地用于经营。2016年上半年，康军华、余文祥、李洪波共同筹集资金1065万元。其中，康军华出资1681635元、余文祥以其女余睿名义出资3363270元、李洪波出资5605095元。三方共同以李洪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精实公司名义购置位于本市东西湖区慈惠大道以南，高桥南五路以西的25340.32平米共计38亩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其中，余睿享有土地数量12亩，康军华享有土地数量6亩，李洪波享有土地数量20亩。该土地使用权最终实际登记在当时由李洪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精实公司名下。2017年5月26日，华自公司基于收购股权之意向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精实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主要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其最终作出《开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被评估单位深圳精实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包括湖北精实公司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为38106.93万元，较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32845.24万元，增值率624.23%；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32444.14万元，增值率572.94%。2017年9月28日，华自公司以收购深圳精实公司全部股东股权的方式间接获取了湖北精实公司100%的股权权益，收购时以溢出深圳精实公司原资产价值5.7294倍的增值收益作为评估的收购价，最终的收购对价为3.8亿元成交（其中现金1.444亿元、股权2.356亿市值的股权）。2017年12月27日，李洪波以湖北精实公司名义通过银行向康军华付款3393698.49元，其中，包含土地分摊款1681635元及1倍的增值收益1681635元和其他零星费用借垫款30428.49元。2018年1月18日，李洪波以湖北精实公司名义通过银行向余睿支付2863126.46元，其中亦包含土地分摊款2459214.74元及1倍的增值收益2459214.74，费用结算款727196.98元，在扣除其借款2650000元及借款利息132500元后，形成付款2863126.46元。2019年5月21日，康军华在得知湖北精实公司的全资控股母公司深圳精实公司的全部股权权益被以溢出其原资产价值5.7294倍的增值出卖给华自公司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如诉称。康军华在发生本案诉讼争议过程中为与李洪波的诉讼聘请了律师，并向其聘请的律师支出了11万元的律师费。一审审理中，康军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向作出上述《开元资产评估报告》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调查其与李洪波等争议的湖北精实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只对其所评估的对象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值为38106.93万元再次作出说明，但并未回应康军华所欲获取的本案争议土地的市场价值的确切估算方法和实际增值贡献。经一审法院释明，针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值，康军华拒绝提出评估鉴定的申请，也不能提供证明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明确当事人诉请为，康军华在本案不对李洪波处置三方合伙购买的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向李洪波及湖北精实公司、深圳精实公司主张应当按照增值率为572.94%的标准，补足其就湖北精实公司溢价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应得的其余收益。余睿、余文祥在本案对李洪波处置三方合伙购买的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同时，也不在本案就合伙纠纷向李洪波提出相关给付诉请。湖北精实公司和深圳精实公司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时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康军华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三方共同出资购买土地的行为是合伙行为还是土地登记的权属主体湖北精实公司的公司行为；二、李洪波通过出卖深圳精实公司股权的方式将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精实公司的股权转移给他人的行为获利的估值是否就是合伙人的土地收益；三、康军华能否按照李洪波控股公司出售的价值增值比例从李洪波处获取比1倍收益更多的收益；四、湖北精实公司和深圳精实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对康军华承担责任。一、康军华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三方共同出资购买土地的行为是合伙行为还是土地登记的权属主体湖北精实公司的公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康军华、余文祥、余睿和李洪波三方共同筹集资金合伙出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虽然无合伙协议证实，亦未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或两个无利害关系人佐证，但是，共同出资和实际购买工业用地的行为均为康军华、李洪波和余睿、余文祥三方直接参与，并有三方签字认可的相关出资、退款与返利的记账证明予以佐证，该共同购地的合意行为虽然没有形式上的书面合伙协议，但依据三方的共同行为可以认定三方的实际合伙的事实成立。据此，可以确认三方合伙进行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的购买关系和相应的权益分配事实。虽然，康军华、李洪波和余睿、余文祥经协商，以当时李洪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精实公司的名义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以湖北精实公司为所有权人的土地权属登记。但是，康军华、余文祥、余睿和李洪波共同出资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属合伙行为，土地使用权名义上虽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但实际发生的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利益和权益并不属于湖北精实公司，因此，该行为并不完全属于湖北精实公司的公司行为，相关土地使用权的购买及相对应份额的权益，三方应在均无法提供合伙协议的情况下，按出资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二、李洪波通过出卖深圳精实公司全部股权权益的方式将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精实公司的股权权益转移给他人所获取的增值收益是否就是合伙人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的土地收益。一审法院认为，李洪波作为深圳精实公司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深圳精实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华自公司。其中包含了作为深圳精实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湖北精实公司的全部企业财产，也实际包括了康军华、李洪波及余睿、余文祥参与购买并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其转让交易中既对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合伙购买土地使用权进行了相应评估，也实际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对该地块进行了财产移转。由于康军华及余睿、余文祥均对李洪波转让包含三方共同出资获取的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股权利益并无争议，且形式上亦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如果李洪波就此获取了湖北精实公司名下三方共同出资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之股权利益，且仍有尚未公平分配的部分，就应当进行合理的合伙分配或者再分配。但就本案而言，康军华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证据仅为上市企业华自公司在收购深圳精实公司股权时委托第三方所作的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该报告主要是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与华自公司之间包含着相对性协议条款和业绩补偿等合同利益安排和风险约定的相对性交易，其中所涉本案争议的土地价值的评估依据资产基础法仅为1144.37万元，与本案合伙人三方获取出让土地的分摊款1065万元及相关交易费用、契税、印花税等并无明显差额。且依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精实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湖北精实公司等）所作出的《开元资产评估报告》，其选择以收益法评估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深圳精实公司的技术、商誉、品牌、市场、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企业整体价值，并未明确列举康军华所诉涉及湖北精实公司及其争议土地使用权为增值的评估因素或者有其相关增值贡献的明确提示。同时，由于双方所聘请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对象主要为深圳精实公司，其使用的评估方式和对评估背景所作的选择与判断均主要针对的是深圳精实公司的公司背景和经营状况。在康军华、李洪波和余睿、余文祥合伙购买土地使用权后，实际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的该地块作为生产要素，也并未进行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故李洪波等人在与华自公司就深圳精实公司所进行的全部股权交易中所进行的涉及本案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鉴定并不能客观和精准地反映该地块的市场交易价值及可能存在的增值收益。故康军华认为李洪波等以增值率为572.94%的标准转让深圳精实公司的全部股权权益即证明湖北精实公司的争议土地使用权亦一并放大增值的诉称依据明显不足。三、康军华能否按照李洪波控股公司出售的价值增值比例从李洪波处获取比1倍收益更多的收益。一审法院认为，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精实公司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中所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的增值率为572.94%属实。但该评估价值是在华自公司与深圳精实公司的股权收购过程中所进行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其中虽包含了深圳精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精实公司涉及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股东权益的价值，但其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则是深圳精实公司，且相关收购有深圳精实公司的股东李洪波等人与华自公司相对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作保证。故这一相对性行为并不能直接反映湖北精实公司的股权乃至财产（包含本案争议的土地使用权）的直接价值。康军华与李洪波争议的合伙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在上述评估中，依据资产基础法并无明显的收益增值，且在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进行股权评估时亦未明确包含涉案土地的价值增值因素。而且，该合伙投入资金所购买的土地虽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却并未实际投入经营和运作，故除该争议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存在市场化变化或者客观增值而未被合理估算外，三方合伙所购置的土地并未产生生产性的价值增值，康军华要求追加分配湖北精实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超过已获取1倍收益外的增值收益的诉请依据不足。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本案而言，康军华对其所主张的诉请有义务承担举证的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康军华既提供不出充足的直接与量化的证据，又拒绝对其参与合伙购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及其增值情况提出评估鉴定的申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康军华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据此，康军华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又不愿提出鉴定申请，就应当对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诉讼主张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康军华的给付投资收益与承担利息的诉请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康军华虽就本案委托律师实际支出了相关的诉讼代理费用，但由于其诉请的主要事实和诉讼请求均不能得到支持，没有要求李洪波、湖北精实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相应的随附性的费用支付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四、湖北精实公司和深圳精实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对康军华承担责任。对于康军华同时主张湖北精实公司对李洪波的合伙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主张深圳精实公司作为湖北精实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其收益的利息承担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康军华起诉的是合伙纠纷，其诉争的对象主要是合伙人李洪波，相关争议的土地使用权被实际登记在湖北精实公司名下后，只要湖北精实公司借助此名义实际占有和使用了该土地并事实上获取了利益，就应当对实际经营用地获取的合伙人承担相应利益分配的责任，同理，对于深圳精实公司亦应当如此。但是，康军华诉称并未提供出相应的事实和量化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其此部分诉请亦依法不予支持。湖北精实公司和深圳精实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不影响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可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康军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710元，由康军华负担。二审中，康军华表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李洪波在一审中提交的“康总土地款及费用结算单”载明，“康总”前期投入土地清算款1681635元，结算倍率2倍，实际应支付康总款项3363270元；前期投入费用结算款30428.49元，结算倍率1倍，实际应支付康总款项30428.49元；前期投入合计1712063.49元，实际应支付康总款项合计3393698.49元。康军华在该结算单下方收款人处签名并按手印。2017年12月27日，李洪波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康军华付款3393698.49元。2018年1月18日，李洪波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余睿支付2863126.46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开元资产评估报告》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各方对此均无异议。但《开元资产评估报告》亦在第37页至第38页明确对本案所争议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认为“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而是主要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因此，上诉人要求按照收益法确定案涉土地价值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经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明确不申请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评估，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实际情况为工业用地的价值已达到每亩100万元-120万元”，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康总土地款及费用结算单”已明确载明土地清算款的结算倍率及金额，康军华在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李洪波也实际按照该“结算单”支付了相应款项。故对于上诉人要求按照572.94%的标准计算土地使用权增值收益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康军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710元，由康军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捷审判员  申斌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陈成书记员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