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35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定代表人：汪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敏，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倩茹，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鲁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苏文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斌，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定代表人：郭先念，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青岛科润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定代表人：郭先念，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王孺国，男，197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原审被告：于晓辉，男，196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上诉人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省鲁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鲁信典当）、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置业）及原审被告青岛科润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商业）、王孺国、于晓辉典当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7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河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科润置业、鲁信典当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三河公司未出具《声明函》，对“应收账款质押”并不知情。三河公司直至本案诉讼时才得知存在三河公司与鲁信典当、科润置业所谓“应收账款质押”的事实以及《声明函》这一文件。经三河公司核查，三河公司没有出具过《声明函》，公司内部也没有相应的用章记录和审批签署记录，并且法定代表人称对此事也不知情，未在《声明函》上签字。（二）三河公司与科润置业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事实上，三河公司与科润置业之间关于编号为DG-BT2010001号《BT投资建设协议书》及相应招投标文件项下的工程款均已结算完毕，三河公司已全额支付工程款。鲁信典当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缺乏相应债权基础，也未征得三河公司同意，对三河公司无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维护三河公司的合法权益。鲁信典当辩称，（一）三河公司所称的未出具过案涉《声明函》与事实不符。1、案涉《声明函》有时任三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进升本人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刘进升以三河公司的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应由三河公司承受，同时这也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应当认定案涉《声明函》是合法有效的。2、三河公司作为工程发包和施工企业，存在多套公章的情况非常普遍。根据三河公司工商公示信息显示，三河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建设，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建设等。三河公司作为工程发包及施工企业，在实际运营工程项目过程中普遍存在使用多套公章的情况，《声明函》中加盖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能说明该公章系伪造，该公章极有可能是2016年7月18日前后由三河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二）三河公司所称与科润置业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三河公司在上诉状中自认，《BT投资建设协议书》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案涉《声明函》的签订也符合逻辑和客观情况，鲁信典当也就该笔应收账款质押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三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进升在签订案涉《声明函》时担任三河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应该对三河公司应付科润置业的工程款情况了解并熟知，其对《声明函》中5000万元未付工程款的支付方式和进度具有掌控权，因此刘进升在案涉《声明函》上的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行为足以说明三河公司对《声明函》的认可。综上，刘进升在《声明函》中签字加盖公章的行为足以证明《声明函》是合法有效的。三河公司对《声明函》不知情和否认质押应收账款存在的上诉理由无法成立，恳请贵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科润置业、科润商业、王孺国、于晓辉未到庭陈述意见。鲁信典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科润置业偿还鲁信典当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自逾期之日2016年12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019年7月10日止的利息为6336666.67元），本息合计16336666.67元；2.判令科润商业、于晓辉、王孺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鲁信典当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鲁信典当对质押物50000000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三河公司在应收账款承诺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6.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科润置业、科润商业、于晓辉、王孺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0日，鲁信典当（贷款人）与科润置业（借款人）签订了（2016）年鲁信典当额字第001号《典当借款额度协议》，鲁信典当向科润置业提供最高额度为10000000元的典当借款，额度期限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止。科润置业将其所有的位于胶州市兰州西路60号科润城格外小区5号楼商业301房产（房产证编号为胶房地权市字第2015777号）抵押给鲁信典当并取得当金。2016年1月20日，鲁信典当（抵押权人）与科润置业（抵押人）签订了（2016）年鲁信典当抵字第001号《最高额典当抵押合同》，科润置业以其所有的位于胶州市兰州西路60号科润城格外小区5号楼商业301房产（房地产权证号：胶房地权市字第**）为（2016）年鲁信典当额字第001号《典当借款额度协议》设定抵押担保，担保债权金额为10000000元。双方办理了抵押权登记，鲁信典当取得不动产他项权证。2016年1月20日，鲁信典当与科润商业（保证人）、于晓辉、王孺国分别签订了（2016）年鲁信典当保字第001-1号、001-2号、001-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科润商业、于晓辉、王孺国为（2016）年鲁信典当额字第001号《典当借款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被担保的主债权决算期（主合同约定的额度有效期届满日或依据法律规定主债权数额能够确定的其他日期，以两者较早者为准）起两年。2016年6月8日，鲁信典当与科润置业签订了（2016）鲁信典当借字第001-4号《典当借款合同》，科润置业向鲁信典当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8日起至2016年9月5日止，月综合费率为当金的1.5%。鲁信典当依约向科润置业指定银行账户转账5000000元，双方签署当票。2016年8月3日，鲁信典当与科润置业签订了（2016）鲁信典当借字第001-5号《典当借款合同》，科润置业向鲁信典当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6年11月1日止，月综合费率为当金的1.5%。鲁信典当依约向科润置业指定银行账户转账5000000元，双方签署当票。2016年7月18日，鲁信典当（质押权人）与科润置业（质押人）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科润置业以其对三河公司的50000000元应收账款向鲁信典当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同日，鲁信典当、科润置业、三河公司签署《声明函》，共同确认50000000元应收账款和质押的事实。当事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登记信息记载最高债权额为10000000元。因科润置业到期未还款，2016年12月20日，鲁信典当与科润置业、于晓辉、科润商业签订了两份《续当协议书》，各方同意对（2016）年鲁信典当借字第001-4号、第001-5号《典当借款合同》续当，约定续当期间的综合费率整体年化费率不超过15%。其中001-4号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为：2017年1月25日偿还1000000元，2017年4月15日偿还2,000,000元，2017年9月15日偿还1000000元，2017年11月15日偿还1000000元；001-5号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为：2017年4月15日偿还1000000元，2017年6月15日偿还2000000元，2017年9月15日偿还1000000元，2017年11月15日偿还1000000元。于晓辉、科润商业同意继续承担相应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鲁信典当与科润置业签订的《典当借款额度协议》、《典当借款合同》、《续当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鲁信典当向科润置业提供10000000元当金，双方签署当票并办理了房产抵押及应收账款质押，依法成立典当关系。一、关于当金及利息的问题。科润置业未在当期届满后归还当金，鲁信典当诉请科润置业偿还10000000元当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在《典当借款合同》中约定如科润置业逾期还款，应支付逾期期间的综合费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罚息、欠款总额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约定标准过高。鲁信典当在本案中按照年利率24%主张逾期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担保责任的问题。科润商业、于晓辉、王孺国分别与鲁信典当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涉案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因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额度有效期届满之日（2017年1月20日）起两年，至鲁信典当起诉时（2019年7月15日）已超过两年的担保期间，但科润商业、于晓辉在2016年12月20日与鲁信典当签订的《续当协议书》中同意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续当协议约定的续当期限至2017年11月15日，故科润商业、于晓辉应当对科润置业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抵押权的问题。鲁信典当（抵押权人）与科润置业（抵押人）签订的《最高额典当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鲁信典当取得不动产他项权证，其对抵押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关于质押权的问题。鲁信典当（质押权人）与科润置业（质押人）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鲁信典当对应收账款在10000000范围内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五、关于三河公司应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鲁信典当、科润置业、三河公司签订的《声明函》是就科润公司对三河公司享有50000000元应收账款的事实以及对应收账款进行质押的三方确认，并未约定三河公司并对科润置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虽然合同第7条约定：“如三河公司或出质人违反本函之约定，则需对本函所涉及的主合同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本案没有证据证实三河公司存在违反该确认函义务的情形。鲁信典当要求三河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科润置业、科润商业、于晓辉、王孺国、三河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对答辩及举证质证权利的放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科润置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鲁信典当偿还当金10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若科润置业未按期偿还上述债务，则鲁信典当有权就科润置业所有的位于胶州市兰州西路60号科润城格外小区5号楼商业301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额1000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三、鲁信典当对科润置业质押的其对三河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在100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科润商业、于晓辉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鲁信典当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9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科润置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河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证明》一份，拟证明三河公司关于编号为DG-BT2010001号《BT投资建设协议书》中包含的所有工程款项已全部拨付到位、结算完毕，三河公司与科润置业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科润置业以对三河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设置质押担保缺乏相应的债权基础，因此鲁信典当主张的应收账款质押权应自始无效；证据二，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1号）一份，拟证明三河公司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关于三河公司与被鲁信典当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鲁01**民初3713号）中已经就涉案《声明函》中的三河公司公章以及原法定代表人刘进升签字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根据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涉案《声明函》（文2020-1371-JC2）中的三河公司印章与公安备案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而三河公司自成立以来仅有一枚公章，除备案公章外并未使用过其他公章，因此，《声明函》中的三河公司印章明显为假，该《声明函》并非三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声明函》中关于设立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及要求三河公司就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等约定应为无效。鲁信典当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出具该证明的科润置业作为本案当事人未能出庭，因此无法确认该证明的真实性，而且该证明出具的时间为2020年6月3日，科润置业将该应收账款质押给鲁信典当的时间是2016年，因此单凭该证明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鉴定结论仅仅可以说明证明函上的公章与三河公司的公安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能代表该公章为假公章。鲁信典当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编号为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拟证明三河公司法定代表人本人在案涉《声明函》上签字，也说明该案涉《声明函》三河公司的印章由三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加盖并且已经得到法定代表人的认可，因此《声明函》是合法有效的。虽然加盖的三河公司公章与公安局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但是并不能否定《声明函》的法律效力；证据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的三河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1.2015年3月9日至2020年4月13日，刘进升为三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案涉《声明函》签订于2016年7月18日，当时刘进升对本案中质押的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应当是知悉和了解的，并且其对欠付工程款的支付进度和付款方式拥有控制权，在此基础上其在案涉《声明函》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2．三河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建设、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建设等施工类项目，该类企业在实际运营工程项目过程中普遍存在使用多套公章的情况，根据鉴定结论，案涉《声明函》中加盖的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公章仅仅是不一致并不能说明该公章系伪造。三河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从该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声明函上加盖的三河公司公章并非三河公司的真实公章，系伪造印鉴，如果鲁信典当认为三河公司曾使用该枚印章应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声明函载明三河公司以其对科润置业应付账款抵押给鲁信典当，其本质上处于三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退一步讲，无论三河公司的印鉴是否为真实的，法定代表人对外提供担保均需要履行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三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根据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7、18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履行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程序，否则应当认定债权人对担保行为并非善意，其担保行为因此无效，因此声明函中关于三河公司以应付账款提供质押担保的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事项，虽然刘进升当时为三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对声明函中所涉及的应收账款质押并非刘进升能单独决定的，而鲁信典当作为专业的典当公司，理应知晓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相比较其他公司应负有谨慎的审查义务，而涉案声明函签署时并没有审查该担保事项是否经过了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也没有要求提供相关决议，足以证明鲁信典当并非善意，因此声明函中涉及的应收账款质押相关内容属于无效。经审理本院认定：2020年9月30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分别出具编号为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0号、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2016年7月10日、2016年7月18日《声明函》中三河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进升的签名字迹及三河公司公章进行鉴定。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津天鼎［2020］文书鉴字第13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检材印文一、二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三河公司上诉主张其从未出具《声明函》，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并不知情，其与科润置业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鲁信典当对科润置业质押的其对三河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在100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与事实不符，应予撤销。本案中，经在另案由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对案涉《声明函》中三河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进升的签字与其本人当场书写样本对比鉴定意见为同一人所书写，虽然三河公司因案涉《声明函》中加盖公章与其该公司现使用公章比对不一致，但三河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进升在案涉《声明函》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该公司确认科润置业对三河公司享有50000000元应收账款的事实，知晓并同意科润置业以上述应收账款质押为债务人对鲁信典当所负债务进行担保，上述同意担保事项就该笔应收账款质押而言，系就科润置业向鲁信典当质押该笔应收账款的担保行为，并非三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故三河公司在鉴定意见作出后抗辩仅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不能决定其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担保行为无效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鲁信典当与科润置业就案涉应收账款质押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并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登记信息记载最高债权额为10000000元），合法有效，三河公司上诉主张其与科润置业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其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与案涉《声明函》载明的事实不符，且仅提交无法核实真实性的《证明》为据，并不能证实三河公司的上述主张。综上所述，三河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20元，由上诉人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柳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