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02民初1332号原告：王桂宝，女，汉族，1972年4月8日出生，住址：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承和，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慧君，女，汉族，1976年1月2日出生，住址：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祖华，江西景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干县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干县玉亭镇城西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70564306750。法定代表人：王图海，该公司董事长。原告王桂宝诉被告刘慧君、余干县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都商贸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桂宝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承和，被告刘慧君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祖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红都商贸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桂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余干县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余干县红都家居商贸城B-19-10-1-23号的商品房与余干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7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余干县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有限公司应向原告王桂宝交付的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第A10-1-18号房为同一套商品房；2、判决解除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对余干县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B-19-10-1-23号商品房的查封；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王桂宝于2017年1月24日，与被告余干县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都商贸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王桂宝购买红都商贸公司开发的位于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以下简称红都商贸城）第A10-1-18号店面房，面积116.9平方米，总价款559001元，王桂宝一次性支付购房款，红都商贸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前交房。合同签订后，原告王桂宝通过抵账方式付清了全部房款，但未在房管部门备案，至合同约定交房日，红都商贸公司未能交房。2018年元月，原告王桂宝向余干县人民法院起诉，诉请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交房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018年4月28日，余干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1127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向原告王桂宝交付红都商贸城A10-1-18号房屋并承担违约责任。该判决于2018年5月20日生效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未按判决书交房，原告王桂宝向余干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余干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发现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刘慧君借款100万元。在出具的借条上还写了一份承诺书，其承诺用五间店面房抵押给被告刘慧君，在2017年1月9日不能还款，则5间店面按100万元处理给刘慧君。同日，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与刘慧君签订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将位于红都商贸城的A2幢B-19-2-1-2号店面房（面积116.94平方米）、A2B-19-2-1-1号店面房（面积117.09平方米）、A4幢B-19-4-1-1号店面房（面积117.09平方米）、A10幢B-19-10-1-23号店面房（面积116.9平方米）等四间店面房出卖给刘慧君，并到余干县房产管理局对上述4间商品房备案到刘慧君名下。借期届满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被告刘慧君于2018年5月向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偿付借款本息。昌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赣0202民初10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偿付刘慧君借款100万元。刘慧君及红都商贸公司均提出上诉，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赣02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偿付刘慧君借款885484元及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款清日，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在对昌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间，于2019年2月向余干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判决确认其与被告刘慧君签订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余干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6日作出（2019）赣1127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与被告刘慧君签订的四份商品买卖合同无效。该判决生效后余干县房管局根据被告红都商贸公司的申请，依照生效判决，注销了原案涉的四间房屋记名在刘慧君名下的备案。被告刘慧君得知其对红都商贸城4间房屋的备案被注销后，在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2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下达后，立即向昌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履行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2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同时申请昌江区人民法院查封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所有的原备案在刘慧君名下的四间房屋（查封前已注销了备案），昌江区人民法院根据刘慧君的申请作出（2019）赣0202执5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所有的位于红都商贸城的4间房屋，其中就包括B-19-10-1-23号房。余干县人民法院在执行由原告王桂宝申请强制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履行余干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7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向原告王桂宝交付位于红都商贸城A10-1-18号房的过程中，到余干县房管局查询A10-1-18号去向，余干县房管局向余干县人民法院出具证明书，证明原备案在刘慧君名下的B-19-10-1-23号房，即现被昌江区人民法院查封的红都商贸城B-19-10-1-23号房的原房号为A10-1-18号房，2016年11月9日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将该号房的房号变更为B-19-10-1-23号，并备案到刘慧君名下，据此足以证明原备案在刘慧君名下即现被昌江区人民法院查封的红都商贸城B-19-10-1-23号房与A10-1-18号房为同一套房屋。原于2016年11月9日的备案到刘慧君名下的红都商贸城B-19-10-1-23号房即A10-1-18号房，已因刘慧君与红都公司签订的购买该房买卖合同被判决确认无效，而被余干县房管局注销备案，那么根据余干县人民法院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赣1127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就应将A10-1-18号房即B-19-10-1-23号房屋交付给原告王桂宝。昌江区人民法院根据被告刘慧君的申请于2019年底作出（2019）赣0202执5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红都商贸公司4间房屋，其中包括红都商贸城B-19-10-1-23号房也即A10-1-18号房，就影响到原告王桂宝的权利实现。原告王桂宝于2020年6月19日依据《民诉法》第227条规定，向昌江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B-19-10-1-23号，也即A10-1-18号房的查封。昌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赣0202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王桂宝的执行异议，于法相悖，再说依生效判决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对被告刘慧君仅负有偿付借款本金885484元及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款清日，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的义务，总债务最多只有120余万元。可是刘慧君就申请查封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价值300万元的房产，昌江区人民法院也依其申请，裁定查封价值逾300万的房产，被告刘慧君的申请及法院作出的裁定明显违反《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作出的“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对昌江人民法院执行查封红都商贸城B-19-10-1-23号即A10-1-18号房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请求中止对B-19-10-1-23号即A10-1-18号房的查封，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成立。昌江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王桂宝的异议于法相悖。原告现依据《民诉法》第二百ニ十七条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判如所请。被告刘慧君辩称，1、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请中的商铺与A10-1-18号是同一套商铺；2、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解除查封，原告没有事实与法律根据，原告到现在为止没获得房屋的所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答辩。原告举证如下：1、身份证，拟证明原告具有民事主体资格；2、编号为6042518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原告与红都商贸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约定：买受人王桂宝购买的商品房（以下简称商品房，其房屋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一，房号以附件一上表示为准）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第A10［幢］［座］［单元］［层］18号房。建筑面积共116.9㎡，其中套内建筑面积114.66㎡，公摊面积2.24㎡；3、余干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7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余干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赣1127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王桂宝交付红都家居建材商贸城第A10-1-18号房；4、编号为6041110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被告刘慧君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于2017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条约定：买受人刘慧君购买的商品房（以下简称商品房，其房屋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一，房号以附件一上表示为准）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第A10［幢］［座］［单元］［层］18号房，建筑面积共116.9㎡，其中套内建筑面积114.66㎡，公摊面积2.24㎡。附件一显示该房房号为A10-1-18．该约定与原告王桂宝与红都商贸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完全一致；5、余干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7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余干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赣1127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被告刘慧君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共签订四套商品房，第四套商品房A10幢B-19-10-1-23的购房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房号及合同附件一上标注的房号与原告王桂宝与红都商贸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一的约定完全一致；6、证明，拟证明余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红都商贸公司与被告刘慧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备案系统为B-19-10-1-23的房号由红都商贸公司由A10-18房号（合同13页{即附件一标注}为A10-1-18房号）变更为B-19-10-1-23房号给刘慧君的购房合同备案；7、执行异议书，拟证明原告对昌江人民法院根据执行申请人刘慧君的申请于2019年12月15日作出（2019）赣0202执5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红都商贸公司A10幢B-19-10-1-23号房（实际为A10-1-18号房）提出执行异议；8、昌江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2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昌江区人民法院就原告对该院查封红都商贸公司A10幢B-19-10-1-23号房（即A10-1-18号房）提出执行异议，作出（2020）赣0202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原告认为红都商贸公司的A10幢B-19-10-1-23号房与A10-1-18号房为同一套房，须经司法鉴定。原告据此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被告刘慧君质证意见如下：1、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2、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合同不是真实的，红都不欠原告的钱，如果开发商只是欠广告公司的钱，不欠原告的钱，他要抵债也是抵给广告公司，原告在广告公司购买了这套房，原告逃避税收直接和开发商签订合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和被告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房屋不是同一套房屋，原告购买的是商铺，购买的A10-1-18号房，商铺是两层楼房，B-19-10-1-23，这套房是三楼；3、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法院认定是广告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用债权去抵款，与事实不符，判决认定了开发商开了一张收据给王桂宝，收据上注明了收购房款是广告公司的刘冬梅，原告是在广告公司买房，不是在开发商那里买的；4、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与第二组质证意见一致，我们的是三层楼的房屋；5、对第五组证据，判决我们不知道，后面听说有。真实性合法性我们不知道，关联性有异议，这份判决无法确认原告购买的A10-1-18号与B-19-10-1-23是同一套房；6、第六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应当有法人代表的签字，经办人的签字，现原告提供的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明内容合法性有异议，内容不合法，每个开发商在购买房屋都会有备案的，不能随意改动的，关联性也有异议，不能证明A10-1-18号与B-19-10-1-23是同一套房；7、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判决书没有认定是同一套房屋，未经过司法鉴定。被告刘慧君、红都商贸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桂宝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红都商贸公司购买其开发的A10幢18号房屋，该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一房屋平面图将该房记载为A10-1-18，该房屋买卖合同经余干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2018）赣1127民初40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并判令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交房。另查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刘慧君借款100万元并以涉案房屋（A10幢B-19-10-1-23）在内的五套房屋抵押并以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备案，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还款，被告刘慧君提起诉讼，经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赣02民终608号生效判决确认，由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偿还被告刘慧君借款885484元。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在上述借贷案件的上诉期间向余干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被告刘慧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余干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赣1127民初1922号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在内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在上述判决生效后注销被告刘慧君对涉案房屋的备案。被告刘慧君在（2019）赣02民终608号生效判决确认的履行期限过后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院于2019年12月5日对涉案房屋（A10幢B-19-10-1-23）进行查封。原告在（2018）赣1127民初403号判决书生效后向余干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告红都商贸公司交付A10-1-18号房屋，余干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余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并无A10-1-18号房屋的登记信息，后余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证明确认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在对其与被告刘慧君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备案时，合同备案系统为B-19-10-1-23号房，是由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提供由房号A10-1-18变更为B-19-10-1-23。我院在进行查封时涉案房屋以B-19-10-1-23的房号登记在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名下。后原告以A10-1-18号房屋与B-19-10-1-23号房屋系同一套房屋为由向我院提起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B-19-10-1-23号房屋的查封，我院作出（2020）赣0202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关于A10-1-18号房屋与涉案B-19-10-1-23号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需要进行司法确认，原告故向我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A10-1-18号房屋与涉案B-19-10-1-23号房屋为同一套房屋并要求解除查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1、A10-1-18号房屋与涉案B-19-10-1-23号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的问题；2、原告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认定如下：1、A10-1-18号房屋与涉案B-19-10-1-23号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的问题。首先，根据余干县法院作出的（2018）赣1127民初403号和（2019）赣1127民初1922号两份生效判决书可知，被告刘慧君购买B-19-10-1-23号房屋并备案的时间为2016年11月份，而原告购买A10-1-18号房屋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1月24日，原告购买A10-1-18号房屋时其主张为同一套房屋的B-19-10-1-23号已经备案在他人名下，其再次购买与常理不符；其次，根据原告王桂宝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和被告刘慧君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第三条可以看出，原告购买的为A10幢18号房即A10-1-18号房屋，商品房用途为商铺建筑，层数为地上二层；被告刘慧君购买的为B-19-10-1-23号房屋，并在备案系统中备案，该房屋用途也为商铺，层高三层。两份合同记载的房屋层高不一致，虽两份买卖合同的房屋平面图附件中显示红都商贸公司出售的房屋均为A10-1-18号房屋，但是被告刘慧君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备案时的房号为B-19-10-1-23号房屋；最后，根据余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也可以看出其备案系统中并没有A10-1-18号房屋的登记信息，即在备案系统中A10-1-18号房屋不存在，故原告仅凭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和余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要求确认A10-1-18号房屋与B-19-10-1-23号房屋为同一套房屋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原告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首先，我院查封的房屋为B-19-10-1-23号房屋，根据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A10-1-18号房屋与B-19-10-1-23号房屋为同一套房屋，故在原告购买的房屋为A10-1-18号的情况下我院对B-19-10-1-23号房屋的查封对其没有利害关系，故原告不享有对涉案B-19-10-1-23号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其次，即使A10-1-18号房屋与B-19-10-1-23号房屋为同一套房屋，但是原告与被告红都商贸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经余干县法院作出（2018）赣1127民初40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向原告交付A10-1-18号房屋，本院认为，该判决书所支持的是原告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买卖合同，判令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向原告交付标的物，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告的债权请求权不足以排除对标的物即涉案房屋的执行；再次，本案涉案房屋使用性质为商铺，原告对登记在被告红都商贸公司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所购的涉案房屋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故不足以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最后，根据余干法院的判决书可知，被告红都商贸公司未向原告交付涉案房屋，即原告王桂宝在法院查封之前并没有占有涉案房屋，其作为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故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桂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90元，由原告王桂宝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爱武人民陪审员  朱爱云人民陪审员  方 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席千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