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68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子贤，曾用名：刘建伦，男，196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法定代表人：胡显勇。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娟，女，199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杰，男，197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一审被告：郑少兰，女，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一审被告：朱鉴湖，男，196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一审被告：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中心路金达城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刘子贤。一审被告：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旧开发区321国道边莲花信用合作社旁、廖亚松房屋）。法定代表人：刘子贤。以上四名一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平，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子贤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一审被告郑少兰、朱鉴湖、广东德信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恒公司）、广东固美建筑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子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对刘子贤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多处程序违法。1.刘子贤在一审中提出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未作出裁定。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如不同意追加，应依法作出裁定，但一审法院只裁定驳回刘子贤的反诉，并未对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作出裁定。刘子贤为节约司法资源，申请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被告的申请和提起反诉的是单独书面申请，一并送达给一审法院，本来若一审法院裁定不同意追加，刘子贤可以在本案中单独就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提起反诉，但一审法院未对追加被告作出处理，反而以反诉当事人与本诉当事人不一致为由，对刘子贤的反诉请求不予受理，明显违法。2.一审法院未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在一审法院对刘子贤的反诉不予受理后，刘子贤只得另案起诉。刘子贤另案起诉的一项重要请求是要求确认刘子贤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虽然本案与另案的处理均涉及到借款合同效力，但相对于确定合同效力之外其他诉求，合同是否有效更具有根本性，即处理其他诉求，均是以合同是否有效为前提。一审法院在关乎合同效力的案件未了结前，认定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进而未中止审理本案，显然有误。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存在深度关联关系，且二者在处理转让债权抵押物上均存在过错，因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过错造成抵押物不足以偿还债务时，其应承担返还不能的责任。无论是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还是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均清楚知道所谓借款是用于支付转让债权的对价，为此，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均要求刘子贤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以确保拍卖债权抵押物时，自己可实现受偿。但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未认真核实抵押物情况，在抵押物存在豪华装修的情况下，将抵押物以毛坯房拍卖。刘子贤不同意拍卖抵押物，以及要求变更执行申请人，均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不同意而无法实现，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是同一负责人，在处理抵押物过程中未尽到基本的合同义务，且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放贷过程来看，均是与债权抵押物深度关联，即债权抵押物的处理与借贷关系密不可分，现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和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私自处分抵押物，且未征得刘子贤同意的情况下，就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支付款项，在给刘子贤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仍坚持主张借款本息，于法无据。三、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开发区之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1.刘子贤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借款关系，事实清楚，且相互关联。从双方签署的文书，足以证明关联性。即刘子贤的债权实现与委托关系、借款关系之间存在较大关联，这也是银监局认定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存在多处违法违规的基础。2.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深度关联。二者是同一负责人，同一经营地址，收、划款使用同一关联金融机构。3.按常理，借新还旧的新旧，一般发生在同一金融机构，而刘子贤为配合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从债权转让、委托关系、借款关系之间的交叉关系中解放出来，应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要求，与刘子贤形成借款关系,刘子贤从未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动申请借新还旧，完全是应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安排进行的。4.无论是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还是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都要将借款与转让债权抵押物关联，虽然刘子贤应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要求，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委托合同是可以随时解除的，而且刘子贤出具给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授权委托已经过了委托期限，但上述两支行仍不经刘子贤同意，私自处分抵押物，和拍卖抵押物所得款项。5.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通过与刘子贤签署一系列文件的目的是为了规避银监管理机构的监管。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将债权转让给刘子贤，以借款的方式支付债权转让款本身就存在多处违法违规行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完全具备借新还旧的条件下，将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牵扯进来，根本目的是规避监管。四、刘子贤从未实际占有过借款资金，也从未实际控制过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转让给刘子贤的债权，只因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存在过几份文书，就让刘子贤长期支付利息、复利、罚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朱鉴湖无须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是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朱鉴湖对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保证合同》约定的借款业务种类为生产经营性贷款，所以朱鉴湖不知晓刘子贤的案涉贷款是用于借新还旧，从而判决朱鉴湖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是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朱鉴湖同时是新贷和旧贷的保证人。2016年12月27日，案外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刘子贤发放经营性贷款818万元时，朱鉴湖是保证人之一；2018年3月，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刘子贤发放借新还旧贷款时，朱鉴湖仍为保证人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中，朱鉴湖同时是新贷和旧贷的保证人，即使朱鉴湖在2018年签订《保证合同》时不知道贷款用途，也不适用该规定。一审判决在保证人未抗辩、也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判决朱鉴湖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二）该《保证合同》已载明是为编号为1830003201800025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刘子贤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而该份《个人借款合同》已载明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朱鉴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署如此大额的《保证合同》时，不可能不查看该《个人借款合同》，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朱鉴湖不知晓案涉贷款用于借新还旧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关于其他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刘子贤发放贷款时，刘子贤知道贷款用途是借新还旧，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未制造任何假象使刘子贤陷入错误认识，损害其权利。且刘子贤在2019年8月（其受让债权抵押物拍卖清偿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部分债权后）仍出具还款承诺书，刘子贤通过多次明确的意思表示，确认其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借款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抵押物拍卖价款不足以清偿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债权并非其过错造成，也与本案无关，刘子贤仍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案外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转让给刘子贤的债权中的抵押物是刘子贤作为偿还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债权的担保之一，该抵押物拍卖款不足以偿还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贷款，是因为该房屋流拍，该房屋流拍后以8001626.88元成交，是市场对该房屋价值的评估，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无关，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只是根据刘子贤的授权、承诺，要求案外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将房屋拍卖款划给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用于偿还贷款。现贷款未完全清偿，刘子贤仍应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三）刘子贤已实际使用了贷款。案外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根据刘子贤的指示向其账户发放贷款后，刘子贤再支付给第三人，是刘子贤真实意思表示，系其对该笔款项的使用行为，若刘子贤将该笔贷款挪用于购买案外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不良债权，也是刘子贤的使用行为，刘子贤将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发放的贷款用于归还案外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贷款又是另一种使用行为。相关贷款都是在刘子贤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进行流转，刘子贤实际控制该贷款走向，其诉称未实际占有或控制贷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关于朱鉴湖无须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驳回刘子贤的其余上诉请求。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述称：同意刘子贤的上诉意见。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子贤、郑少兰立即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偿还借款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和复利528259.56元（暂计至2020年3月16日，要求计至还清之日止）；2.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刘子贤、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8日，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穗仲字第688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朱观环向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偿还借款本金8185351.71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和复利；（二）朱观环补偿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财产保全费5000元；（三）朱观环迳付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仲裁费84838元；（四）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登记编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穗字第××号）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五）广州市金龙苑餐饮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三）项裁决确定由朱观环应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2月26日，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甲方/转让方）和刘子贤（乙方/受让方）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编号：穗农开债转[2016]002号），约定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刘子贤转让上述裁决书确定的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享有的贷款债权及相关从权利共计8487483.97元，其中贷款本金8185351.71元，利息302132.26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5日，实际本息额以甲方扣收债权转让价款当日银行系统显示为准）。合同第二条约定转让对价为8487483.9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5日，实际本息额以甲方扣收债权转让价款当日银行系统显示为准）。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应将全部转让价款（以略高于签订本协议当日银行系统显示的数额）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于付款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进行扣收处理。乙方应于甲方扣收债权转让价款当日一并支付仲裁费84838元和保全费5000元。第9.3条乙方确认：甲方已将转让标的的有关情况向其作出了充分说明和解释，并在确定转让价款时，充分考虑了转让标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影响债权行使或实现的法律和现实风险，乙方对此予以认可；为签订本协议，乙方已经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全面的调查和必要的了解，清晰的知道该转让债权存在的瑕疵，对于转让标的中存在的瑕疵及由此造成的任何风险，乙方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与甲方无关，乙方同意不得向甲方主张其他权利，不得要求甲方退还转让款项。同日，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甲方）和刘子贤（乙方）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出让的债权后，不可撤销的委托甲方代为行使债权诉权及实现抵押权等权利，并代替乙方收取法院拍卖债权所从属的不动产抵押物后的拍卖价款，乙方不得另行向法院主张权利。针对该条约定，双方另签订有《委托清收协议》，委托期间为2016年12月26日至案涉贷款清收完毕之日。第二条约定甲方收到的抵押物拍卖执行款后，将全部用于清偿乙方在甲方的借款本息，如甲方所收到的拍卖价款在结清乙方在甲方的借款本息和相关的代垫执行、拍卖、公告等费用后仍有剩余，甲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剩余部分全额支付给乙方。第四条约定乙方不得以所受让债权和相关抵押物未执行、拍卖或对实际执行拍卖金额有异议等为由拒绝或拖延清偿甲方贷款本息。同日，刘子贤（甲方/借款人）和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乙方/贷款人）签订一份《最高额借款合同》（编号1031008201600038），约定乙方同意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在最高借款本金余额8180000元内，根据甲方需要，分次向甲方发放借款；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担保方式为保证；借款借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为8180000元，月利率4.7125‰，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日为2016年12月27日，到期日为2017年12月26日。郑少兰、广州市萝岗区豪舜杰建材经营部、固美公司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笔债权在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本金818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范围内向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6年12月27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大道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向刘子贤名下银行账户放款8180000元。同日，刘子贤向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转账8630000元，刘子贤主张该款项系用于支付编号穗农开债转[2016]002号《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对价。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表示收到该款项后，依照《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扣收了债权转让价款本息8534853.62元、仲裁费84838元、保全费5000元，并将剩余5308.38元退回刘子贤账户。2018年3月20日，刘子贤（甲方/借款人）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乙方/贷款人）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编号：1830003201800025），约定刘子贤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借款8000000元，借款仅限用于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7个月即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8日，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合同第25条约定借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借款实际发放后，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本合同借款利率不变；按月结息，每月19日为结息日，20日为付息日；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的，乙方有权对逾期未还的本息按逾期天数计收逾期罚息，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罚息计算期间从逾期之日起至应付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乙方有权在借款到期后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在该合同落款处，刘子贤、郑少兰均在甲方处签字。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表示郑少兰并非作为借款人签字，由于郑少兰与刘子贤是夫妻关系，故其要求郑少兰在借款合同签字，确认其知悉该笔债务，该笔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日，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均为甲方/保证人）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乙方/债权人）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编号：1830073201800056），约定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为编号1830003201800025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刘子贤的债务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第1条约定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债务人在乙方办理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种类为生产经营性贷款，本金数额为8000000元，期限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8日止。第2条约定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和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第3条约定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第4条约定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3月23日，刘子贤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表示委托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办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物业过户至其名下的相关手续，并在完成过户后向房管部门申请将该物业抵押给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若该物业拍卖成功，则委托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直接扣收所得款项，用于归还刘子贤在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办理的800万元贷款，委托期间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刘子贤还于2018年3月26日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成功办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物业过户手续的1个月内提供该物业作为其在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800万元贷款的抵押物，若上述物业拍卖成功，则于1个月内将所得款项用于归还其在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800万元贷款。2018年3月27日，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向刘子贤名下银行账户放款8000000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为8000000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月利率为4.7125‰，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日为2018年3月27日，还款日为2018年9月28日。同日，刘子贤向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归还一笔8000000元，一笔229143.92元（包括本金59385.23元及罚息169758.69元），客户回单显示，交易名称为贷款特殊归还，用于偿还编号1031008201600038《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表示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是其下辖网点，共用一个办公地点，其业务可以由农商行开创大道支行办理。2019年8月1日，刘子贤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载明刘子贤确认截至2019年6月11日，尚欠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本金75781.12元，利息530334.44元，具体金额以实际扣款日为准，承诺于2019年9月30日前偿还75781.12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偿还20万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偿还剩余贷款全部欠息。朱鉴湖也在落款处签名。刘子贤于庭后书面表示不记得是否签署过该份《还款承诺书》，朱鉴湖则表示未曾签署过该份《还款承诺书》。因朱观环未履行（2016）穗仲字第6880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2018）粤0118执恢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朱观环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绿野山庄口和三街20号（登记编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穗字第××号）的房产。该房产被拍卖前，刘子贤向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受让债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暂停拍卖，被裁定驳回，之后刘子贤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该房产被拍卖，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实际分配得7924218.88元。2019年5月27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该次执行程序。之后刘子贤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变更其为（2018）粤0118执恢111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粤0118执异8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刘子贤的变更申请。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表示，因刘子贤欠付贷款本息，于是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2019年6月3日收到房屋拍卖款7924218.88元后，根据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及刘子贤的指令在2019年6月5日将款项用于归还了刘子贤在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欠款。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提交了贷款信息查询清单及贷款余额表，显示截至2020年3月16日，刘子贤尚欠贷款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528259.56元（包含复利51920.63元）。2019年10月18日，刘子贤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信访反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违法放贷、违法转让金融债权的相关事项，并要求广州农商行返还已收取的本息共计1571370.47元。该局于2019年10月31日受理并核查后，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粤银保监信[2019]A0650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经核查，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发放的818万元贷款并未真正用于借款时所约定的借款用途，实际用于支付朱观环不良债权转让价款，存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不良资产非洁净转让等问题，下一步将对该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关于刘子贤反映广州农商行骗取委托和贷款本息，要求返还贷款本息的事项，经核查，借款合同、相关协议、借款借据均有刘子贤签名和指模确认，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广州农商行存在骗取委托和贷款本息的情况，鉴于刘子贤提出退还已交贷款本息款项的事项涉及借款合同和相关协议有效性的判定，超出该局核查范畴，建议刘子贤循司法途径解决。另查明，刘子贤和郑少兰原为夫妻关系，于2018年1月2日登记离婚。德信恒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子贤，股东为刘子贤和郑少兰。固美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子贤，股东有罗玉华和刘子贤。固美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再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子贤于2019年12月26日申请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并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刘子贤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无效，以及要求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返还1421370.47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并无借款合同关系，与本案处理结果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子贤要求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的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刘子贤提起反诉，请求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共同承担责任，超出本诉当事人范围，依法不应受理，故裁定对刘子贤的反诉不予受理。刘子贤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20）粤01民终824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刘子贤的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5月29日，刘子贤向一审法院起诉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并将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列为第三人，案号为(2020)粤0112民初6245号，刘子贤在该案的诉求为，确认其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无效，并要求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退还188861.62元。2020年6月1日，刘子贤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主张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在本案中的诉求均以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有效为前提，而刘子贤之后提起了(2020)粤0112民初6245号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在该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本案应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属于案件需中止诉讼的情形。本案中，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诉请是基于与刘子贤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则一审法院必须对该《个人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进行审查认定，虽然刘子贤也针对该《个人借款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但一则本案诉讼在先而刘子贤提起的另案诉讼在后，二则一审法院可以在两案中对《个人借款合同》的效力进行统一认定而无须先后处理，即本案并非必须以(2020)粤0112民初6245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不存在依法应中止诉讼的情形，故刘子贤的中止审理申请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二是若《个人借款合同》被认定合法有效，则刘子贤应如何承担还款责任；三是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判定。一、本案证据所反映的基本事实是，刘子贤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处受让了（2016）穗仲字第6880号裁决书确定的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享有的债权，刘子贤以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贷款支付了债权转让款并委托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代为申请执行以及收取执行款项，之后刘子贤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贷款用于偿还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欠款，并同意将执行款项用于归还其在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欠款。与上述行为相关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个人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承诺函》等一系列文件均有刘子贤的签字和指模确认，未有证据显示刘子贤在签字捺印时受欺诈或胁迫，故上述文件均为刘子贤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子贤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签字捺印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本案中，刘子贤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贷款，以及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刘子贤提供贷款，分别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刘子贤认为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和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首先，刘子贤未能举证证实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存在何种非法目的。其次，虽然两笔贷款的出借方均为广州农商行下辖支行，但未有证据显示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在向刘子贤发放案涉贷款的过程中存在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恶意串通的情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信访答复认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刘子贤发放818万贷款用于支付朱观环不良债权转让价款的行为存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不良资产非洁净转让等情况，均属于金融监管问题，并未对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在《个人借款合同》中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再次，刘子贤的利益受损主要是由于朱观环的房屋拍卖款不够偿还案涉借款，但这并非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所造成，并未有证据显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或黄埔支行在与刘子贤签订相关合同时有对该房屋的价值作出约定或者承诺、保证，刘子贤作为一名成年人，且担任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对商事交易行为的可行性具备相当的判断能力并自担风险。三、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刘子贤发放案涉贷款用于偿还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债务，刘子贤对此亦清楚知晓，法律对此种“借新还旧”的行为并未明确禁止，案涉《个人借款合同》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四、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其中规定，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上述《个人借款合同》既约定对逾期未还的本息按逾期天数计收罚息，还约定在借款到期后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实际是对逾期未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两次复利，属于双重违约处罚，该约定与上述规定相悖，也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是无任何依据的，故案涉合同关于计收两次复利的约定应认定为无效，如果罚息数额已包含复利，则不应再对逾期应付利息计收复利，如果对逾期应付利息计收复利，则罚息应以逾期应付本金为基数计算。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刘子贤关于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无法成立，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和刘子贤之间的《个人借款合同》（编号：1830003201800025）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计收两次复利的约定无效外，合同的其他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依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8000000元，刘子贤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即使刘子贤否认签署了2019年8月1日的《还款承诺书》，那么案涉贷款也已于2018年9月28日到期，刘子贤逾期支付贷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依据《授权委托书》及《承诺函》以朱观环的房屋拍卖款7924218.88元抵扣了相应贷款本金，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抵扣后刘子贤尚欠的贷款本金应为75781.12元。根据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有权对刘子贤逾期未还的本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逾期罚息，逾期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借款利率为月利率4.7125‰，即罚息利率为月利率7.06875‰，并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张截至2020年3月16日刘子贤尚欠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528259.56元（包含复利51920.63元），刘子贤未能举证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数额予以采信。但按合同约定计收的罚息已包括了对逾期应付本金计收的罚息及对逾期应付利息计收的复利，故一审法院支持本金75781.12元、利息43760.31元、罚息528259.56元，且认定该罚息数额中已经包含了按合同约定计算的逾期应付利息的复利，之后的罚息则应以逾期应付本金为基数计算，复利以逾期应付利息为基数计算。另外，虽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取消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并要求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第25.5条的约定，借款利率不作调整。因此，自2020年3月17日起，刘子贤应以本金75781.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罚息；以利息43760.3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复利；罚息不计复利。对刘子贤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分别回应如下：第一，关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以房屋拍卖款7924218.88元抵扣贷款本金的行为，刘子贤认为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子贤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承诺函》，其同意直接以房屋拍卖款归还其在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贷款，该意思表示真实，亦系其自由处分权，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最终以房屋拍卖款归还贷款的时间超出了《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期间，但这是由于该房屋拍卖涉及执行流程，并非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过错导致，且刘子贤在《承诺函》中承诺在该房屋拍卖成功后一个月内以拍卖所得款归还欠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贷款，故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收到拍卖款的3日内即将款项划入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内部资金专户，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当天即用于抵扣了刘子贤的欠款，其行为并无不当。第二，刘子贤认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要求朱观环承担债权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又在本案中主张利息、罚息及复利，即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对同一笔贷款收取两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两笔贷款的主体、数额、贷款事由均不相同，并不能视为同一笔贷款，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依法有权依照案涉借款合同向刘子贤计收利息、罚息及复利。第三，刘子贤认为在其已经还清贷款的情况下，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擅自处分抵押物，且以毛坯价格拍卖抵押物，导致房屋拍卖款低于抵押物实际价值，该意见属于另案执行程序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第一，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张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是其与郑少兰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经查刘子贤与郑少兰已于2018年1月2日登记离婚，即案涉贷款并非发生在刘子贤与郑少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主张案涉贷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郑少兰在《保证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均有签字，应为保证人，且《个人借款合同》明确载明贷款用于借新还旧，郑少兰在《个人借款合同》签字，应对该借新还旧的约定清楚知晓，故郑少兰应当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少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子贤追偿。第二，朱鉴湖虽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但是该合同约定借款业务种类为生产经营性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并未进一步举证朱鉴湖对刘子贤的案涉贷款是借新还旧的事实清楚知晓，其诉请朱鉴湖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债权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应对公司有权机关的相关决议进行审查。本案中，虽然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未举证对德信恒公司的相关决议进行审查，但是考虑到德信恒公司仅有刘子贤和郑少兰两名股东，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刘子贤和郑少兰在《个人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上均有签字，应当视为德信恒公司同意为刘子贤的案涉债务进行担保以及知晓案涉贷款是借新还旧的事实，故德信恒公司应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德信恒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子贤追偿。第四，固美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刘子贤的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且在《保证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均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诉请固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固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子贤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子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偿还贷款本金75781.12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20年3月16日的利息为43760.31元，罚息为528259.56元；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罚息以本金75781.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复利以利息43760.3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06875‰计付；罚息不计复利）；二、郑少兰、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对刘子贤的上述第一判项确定的债务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少兰、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刘子贤追偿；三、驳回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79元，财产保全费3659元，均由刘子贤、郑少兰、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共同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本院提交2016年12月26日的《最高额借款合同》，该行称其一审提交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未有保证人朱鉴湖的签名，一审判决之后其自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处取得一份有保证人朱鉴湖签名的合同，故认为朱鉴湖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子贤认为该《最高额借款合同》不属于新证据，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逾期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未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被告且未中止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导致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三、朱鉴湖是否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本案未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被告且未中止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刘子贤因受让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朱观环的债权于2016年12月26日向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借款8180000元的事实，2018年3月20日为归还上述借款又向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借款8000000元，本案争议的是刘子贤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被告，不影响案涉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另，本案系对案涉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审查，对于该借款合同的效力审查是本案的应有之义，虽然刘子贤就案涉借款合同效力另行提起诉讼，但两案均关涉到合同效力的认定，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中规定的“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况且一审法院在两案中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同样认定，不存在裁判不统一的情形，刘子贤据此主张本案须中止审理，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导致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刘子贤分别与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签订金融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亦确认两笔借款存在借新还旧的情形。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均是广州农商行的下辖支行，但均为独立的商事主体，该两支行与刘子贤之间分别发生借贷关系从而形成借新还旧的方式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刘子贤亦未能举证该两银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由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答复意见中认为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因向刘子贤发放8180000元贷款存在违反金融监管相关规定的情形，亦属另一法律关系，并不足以认定广州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争议焦点之三：朱鉴湖是否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针对2018年3月20日的《个人借款合同》，同日郑少兰、朱鉴湖、德信恒公司、固美公司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朱鉴湖在该《保证合同》上签名确认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判决未判令朱鉴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未对本案提起上诉，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的认定，其在上述答辩意见中要求朱鉴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的规定，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子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9元，由上诉人刘子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