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7行终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承福，男，1976年8月9日生，汉族，住寻乌县。委托代理人：荣海波，北京新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地址：寻乌县长宁镇长安大道**。负责人：谢小菁，局长。出庭机关负责人：赖平湖，系该局副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地址：寻乌县江东庙路**负责人：谢金城，乡长。出庭机关负责人：刘维兵，系该乡副乡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明斌，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明，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承福因要求撤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龙南市人民法院（2020）赣0727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刘翠云系原告黄承福妻子。2018年7月6日，寻乌县人民政府发布《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征收范围为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的集体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具体范围以征收红线图为准；寻乌县国土资源局为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征收部门委托文峰乡政府为征收实施单位，承担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的具体工作等。原告黄承福位于文峰乡长举村的案涉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8年8月30日，原告黄承福妻子刘翠云与寻乌县国土资源局、被告文峰乡政府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征收被征收人黄承福坐落在寻乌县文峰乡长举村的案涉房屋，其中视为合法主房建筑面积264㎡，违法建筑面积34.03㎡，附属房面积10.26㎡，院坪、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宅基地面积97.7㎡；补偿、奖励、补助合计1,325,279.8元；承诺2018年9月26日完成搬迁等。并于当天签署《弃房声明》，承诺在2018年9月26日前将房屋内需要搬迁的物品及设施搬迁完毕，2018年9月26日后可以组织人员拆除房屋，且有权处置房屋内未搬迁的物品、设施及地上附着物。之后，案涉房屋被拆除。原告认为被告使用欺诈、胁迫等方式逼迫刘翠云签订案涉征收补偿协议，且征收补偿标准明显过低，显失公平，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原告黄承福于2019年4月3日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从被告寻乌县自然资源局获取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及附件等。原告黄承福就本案已于2019年8月26日向寻乌县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起诉状及附件。寻乌县将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的规划职责等整合，组建县自然资源局，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不再保留县国土资源局。原审法院认为，寻乌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已划归被告寻乌县自然资源局，被告文峰乡政府是受征收部门原寻乌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参与案涉征收工作的，案涉房屋为原告黄承福及其妻子刘翠云共有，故黄承福、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和文峰乡政府为本案适格的原、被告。关于被告主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以及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原告黄承福于2019年4月3日知道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内容，案涉房屋为原告黄承福夫妻共有，并于2019年8月26日向寻乌县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起诉状及附件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所以，对于被告的该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使用欺诈、胁迫等手段逼迫刘翠云签订案涉征收补偿协议，且征收补偿标准明显过低，存在显示公平等可撤销情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首先，案涉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案涉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偿金额也是依据《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计算而来，不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其次，案涉征收补偿协议系被告征收人员多次与原告及其妻子协商确定的，被告征收人员多次与原告及其妻子做工作，或者晚上做工作，并不能就此认定被告征收人员使用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刘翠云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故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签订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或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承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承福承担。上诉人黄承福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1.撤销龙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27行初13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2.撤销涉案《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涉案协议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系上诉人妻子受到胁迫所签名；涉案协议系被上诉人及其工作组成员何春生等反复威胁、逼迫上诉人妻子刘翠云签名；并趁上诉人不在家的情况下使用威胁等非法手段逼迫上诉人妻子直到凌晨2点多钟，上诉人妻子被逼无奈签订不平等涉案协议。我国已经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被上诉人所采用的手段极其卑劣，将被上诉人之妻子至于孤立无援之境长达十几个小时，且处于人极度困倦的状态，不允许其休息。很明显，被上诉人的妻子是在遭受极度痛苦的状态下，意思不自由时签订的涉案协议。龙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27行初13号行政判决书所称与上诉人及上诉人妻子刘翠云多次协商，没有任何证据支撑，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与上诉人及上诉人妻子进行过协商的证据。一审法院庭审中明显故意偏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供恐吓威胁等证据，却不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没有威胁逼迫与上诉人正常协商签订协议的证据。被上诉人一审当庭答辩称2018年8月30日已签约，上诉人要求其提供的具体的时间，被上诉人却无法提供。事实上是被上诉人在凌晨两点钟左右的非正常工作时间，利用恐吓威胁方式逼迫上诉人妻子签名的（有录音证明）。早在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就明确提出，对采取“株连式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2011年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在《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明确提及，重点查处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中包括“株连”。被上诉人依然我行我素，以上诉人亲属的工作岗位、人身安全、财产自由等相要挟，甚至以莫须有的涉案危险物品为由，将上诉人带到公安机关，上诉人的妻子带到被上诉人的办公场所等具体手段相恫吓，迫使上诉人签订协议，其行为明显违法。2.涉案协议显失公正；被上诉人当庭承认涉案协议内的数据计算依据就是测绘成果中所显示的信息，但是当庭提供的测绘成果既没有数据支撑，也没有符合法定资格的人员签字，甚至连公章都是涂改过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据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规的要求，所谓的测绘人员也没有进行过实地测绘，书写的内容更是不知所云，与房屋实际状况有较大出入，因此计算出的房屋补偿内容与实际出入更大，显失公正。上诉人等房屋已经建设有年份，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证明此事，被上诉人却人为地区分“合法”、“视为合法”等补偿等级，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的区分严重贬损了上诉人房屋的价值。3.涉案协议签名为刘翠云（上诉人妻子），而涉案协议乙方是上诉人，可以看出涉案协议并不是上诉人及其上诉人妻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涉案协议违法行为只字不提。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受困逼迫上诉人妻子签名显失公平协议，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第54条、《民法总则》第150、151条等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寻乌县文峰乡人民政府二审提交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照片1张，证明寻乌县政法委副书记陈志鹏和何春生在2018年8月31日凌晨一点五十多分在上诉人家；2.视频1个，陈志鹏在2018年8月31日凌晨一点五十多分拿着上诉人妻子的手机录的何春生在上诉人家的视频；3.提交录音1，证明文峰乡党委书记谢东林说8月30日是签约的最后一天，难道最后一天就可以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逼迫签约吗？提交录音2，证明上诉人问陈志鹏为什么在2018年8月31日凌晨一点五十多分强逼我妻子刘翠云签字，陈志鹏说这是他的工作，我说政府工作时间竟然是在凌晨一点多。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新提交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根据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七条、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在一审程序中不提交证据，在二审程序中提交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其次，录音属于视听资料，根据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声音资料也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载，而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录音资料不符合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证据形式。另外，录音资料通话双方身份不明，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更无法知晓其通话内容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也无法反映协议签订时的真实情况，更无法核实录音的形成时间。对照片，这几张照片同样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照片只截取片段，不具有完整性，而且也无法确定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同时也无法核实照片的形成时间，照片也与协议签订时不具有相应的关联性，即便照片所载时间真实，照片形成时间也早于一审开庭审理的时间，却在二审时向法庭提供，违反证据若干问题规定及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而且照片也不能反映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协议时上诉人存在使用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的情形，不能达到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协调笔录在卷可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行政协议引起的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关于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是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妻子刘翠云是在被上诉人反复威胁、恐吓、逼迫下签字，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足以证实。刘翠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在协议上签字这一行为有明确的认知，知道签字的法律后果。并且，刘翠云不仅在协议上签字，还在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及其他附属物计算汇总清单、征收补偿计算清单、征收补偿支付凭证上均签了字。在无其他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刘翠云在协议上签字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根据户口簿记载，上诉人黄承福为其所在家庭户主，刘翠云为家庭成员。因签订协议期间上诉人不在家中,被上诉人征收人员多次与上诉人妻子刘翠云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并签订协议。在上诉人其他成年亲属在场的情形下，上诉人妻子签订了协议。虽然签协议当天工作人员在上诉人家协商到深夜，工作方式存在一定不当之处，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得出被上诉存在使用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的结论。上诉人认为案涉协议不是上诉人户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征收补偿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被上诉人在签订征收协议之前，委托第三方测绘公司对其房屋面积进行了测绘，并出具了书面的测绘结果，具有客观性。并且，刘翠云在签订案涉协议后，被上诉人还将征收补偿协议、生产生活设施及其他附属物计算汇总清单、征收补偿计算清单进行了公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刘翠云及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根据测绘结果核定房屋面积，具有事实依据，没有减损上诉人户应当获得的征收补偿权益。上诉人提出测绘数据与实际有较大出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关于征收补偿标准问题。寻乌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集体土地征收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均进行了明确规定。上诉人如认为征收补偿标准过低，应当另行主张权利，该方案中确定的征收补偿标准是否合理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上述方案在未被有权机关撤销的情形下，可以作为案涉项目征收补偿的依据。纳入了该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被征收户，被上诉人均依据《寻乌县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文峰乡长举村西面片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进行征收补偿，对上诉人户亦如此，采用的是统一的征收补偿标准。上诉人主张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显失公平，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期间，上诉人以国务院已受理对征地批复的裁决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纠纷，案涉征地批复是否进行裁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对其中止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承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