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7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日珍，女，197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舒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春，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万斯，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蔡成文，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舒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日珍因与被上诉人刘洪春、原审被告蔡成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7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日珍与原审被告蔡成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舒淇，被上诉人刘洪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日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驳回刘洪春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刘洪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刘洪春并没有将其股份转让给戴日珍。一审认定“双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矛盾，经协商原告退出佛山市鹰鸿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鸿公司）的经营，将股份转让给戴日珍”属认定事实错误。刘洪春自认以3l万元欠款入股，其中25万元是戴目珍先前所欠股权转让款（1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尾款部分），25万元直接转化为刘洪春在鹰鸿公司的股份，其本人并没有实际支付25万元，是由戴日珍以所欠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至公司运营。且刘洪春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10％，由案外人曾瑞发代持，曾瑞发于2019年3月11日将1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戴进，刘洪春由此退出鹰鸿公司。因此，一审认定该10％股份转让给戴日珍，认定事实错误。（二）刘洪春加入鹰鸿公司的入股款，已经转化为鹰鸿公司财产，戴日珍也并非是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其无权要求戴日珍向其返还股款。戴日珍出于错误认识，以为自身仍应当承担上一手股权转让合同所欠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责任，方才向刘洪春出具了《借据》，此为戴日珍的重大误解。自刘洪春以戴日珍所欠25万元入股鹰鸿公司时起，25万元已转化为公司财产。至于3l万元中其余的6万元，刘洪春也未举证证明确有该借款，即使有，也是其入股鹰鸿公司后为公司运营而支出的款项，其股东付款支持公司运营的个人行为不应当由戴日珍承担返还责任。现戴日珍未有受让刘洪春股权的意愿，刘洪春退出公司时主张结算，应当循相关法律程序，而不是要求戴日珍支付款项。事实上，刘洪春所持隐名股份已经通过案外人曾瑞发转让给第三方，而不是由戴日珍受让，戴日珍不应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刘洪春辩称，一审对本案的事实已经查清，所作出的认定也是正确的，戴日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并维持原判。刘洪春提供的相应证据足以证明戴日珍所写的借据是大部分来源于股权转让。且戴日珍也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该借条是其本人所写，包括刘洪春在诉前向戴日珍追款过程中的录音光盘，戴日珍也是承认所欠刘洪春的款项，其中有借据的31万元，还有一份是载明其签名确认的所欠的工人工资，追款也是认可的。蔡成文述称，同意戴日珍的上诉请求。刘洪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日珍、蔡成文立即偿还借款31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1月1日起诉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戴日珍、蔡成文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给刘洪春；2.由戴日珍、蔡成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5日，刘洪春（甲方）与戴日珍（乙方）签订《佛山市鹰鸿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刘洪春将鹰鸿公司100%的股权以1600000元转让给戴日珍。同日，刘洪春（甲方）与戴日珍（乙方）签订《佛山市鹰鸿家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其中内容：1、乙方同意在2018年3月20日向甲方支付一期货款200000元，二期货款171113元，于2018年4月29日前付清；2、工厂转让后，乙方同意在2018年3月12日向甲方支付工厂转让费尾款300000元，余款100000元，于甲方办理完废气排放口牌，乙方确认后一周内支付。协议签订后，戴日珍按协议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600000元给刘洪春。在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在签订上述转让协议后，刘洪春又入股该公司2×××0元，占该公司10%的股份。双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矛盾，经协商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经营，将股份转让给戴日珍。2019年3月5日，戴日珍向刘洪春出具《借据》，主要内容：本人戴日珍向刘洪春借到款310000元，约定于2019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刘洪春在付款人一栏上签名，戴日珍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名。同日，戴日珍向刘洪春出具字据，主要内容：1、产品余款80618元、工资44400元，合计125018元，按五个月分期，4月份开始支付，戴日珍（按有指模），2019年3月5日；2、60000元，卡：14523元、11751元、31570元、188元。招工300元、微信：×××元，合计63062元。3062元、6000元、13000元，现付22062元，3月份付清，戴日珍签名（按有指模），2019年3月5日。刘洪春依据上述字据向一审法院提起了（2020）粤0105民初17382号的诉讼。经一审法院释明，刘洪春同意如法院认定本案的性质与刘洪春主张的不一致时，同意以法院认定的案件性质为依据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性质问题。虽然刘洪春凭戴日珍出具的《借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双方主要是因为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经营，戴日珍支付给刘洪春的补偿款而引起的，因此从借据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分析，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关于戴日珍应否支付刘洪春310000元问题。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经营后，戴日珍同意于2019年10月31日前支付310000元给刘洪春，有戴日珍出具的《借据》为证证实，对此，戴日珍应当履行承诺支付该款给刘洪春。支付期限过后，刘洪春要求戴日珍支付该款，并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戴日珍、蔡成文辩称本案不属借贷关系，实际已归部分款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戴日珍、蔡成文辩称刘洪春没有履行协助办理环保牌照义务，导致公司被罚款140000元，要求在本案中折抵，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戴日珍、蔡成文可另循途径解决。蔡成文并非上述合同的当事人，刘洪春要求蔡成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1日判决：一、戴日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310000元给刘洪春，并以所欠款项为本金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刘洪春，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洪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45元，由戴日珍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均确认约定股权转让款为160万元，戴日珍实际支付135万元，尚欠25万元未支付。2.双方称此后又达成新的意思表示，故同意暂停支付25万元，但对新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和法律关系双方各执一词：（1）戴日珍认为，双方同意刘洪春重新入股公司，此后再次退股。但对于退股情况，戴日珍前后陈述不一：在上诉状中表示，刘洪春重新入股，受让了戴日珍的10%股份，但是以案外人曾瑞发的名义代持，此后于2019年3月11日又转让给案外人戴进。当庭又表示，根据当天所查询的企业公示信息，鹰鸿公司的股东为戴日珍、曾瑞发、戴进。故认为刘洪春至今仍以曾瑞发的名义持有该公司10%股权，并未退股。对此，其代理人解释为：由于上诉状该部分内容是另一个代理人所写，而本代理人未与当事人核实，但根据当天查询的信息，才作出不一样的陈述。（2）刘洪春陈述，当初基于戴日珍受让公司时的经营需要，其提出请刘洪春留下来帮忙打理公司，并保留10%的份额作为刘洪春的公司分红，在刘洪春退伙时将该10%的股权份额转给戴日珍。此期间，双方实质上为合伙关系。根据一审时提交的鹰鸿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显示，此时公司的五个股东登记为：戴日珍、曾瑞发、戴进、刘洪春、张祥龙，亦可以证实其所述主张。此后刘洪春退出公司，股权已经转给了戴日珍，鹰鸿公司的登记股东已经没有包括刘洪春。3.关于《借据》中的31万元的构成，双方均确认包含前述未付清的股权转让款25万元。至于另外的6万元，刘洪春表示为戴日珍刷原告信用卡购买原材料用于公司经营。戴日珍代理人当庭表示，其不清楚，需要庭后再向法庭提交书面答复，但未见回复。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戴日珍是否应支付刘洪春的款项？双方所签订的《借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至于戴日珍认为其基于错误认识，同意了本该由公司承担的债务，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构成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情形，故对此，本院不予采纳。刘洪春依据《借据》主张戴日珍还款31万元，戴日珍作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并未举证证实其已经偿还该款项，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判令戴日珍向刘洪春返还31万元以及支付利息并无不当。至于戴日珍提出一审查明“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经营，将股份转让给戴日珍”错误问题，首先，该疑义并不能否定上述借据的效力，故其抗辩并不能达到否认戴日珍清偿款项的义务；其次，戴日珍的陈述前后不一，其在上诉状中表示刘洪春的股权由案外人曾瑞发持有并已经转让给案外人戴进，但在庭审中又表示仍然由曾瑞发代持，对此作出的解释不具有合理性。另外，戴日珍又称刘洪春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该事实，但刘洪春对此予以否认，而经本院核实，一审庭审笔录中也未有显示刘洪春确有自认上述内容，戴日珍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上诉提出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错误，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戴日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5元,由上诉人戴日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成宇珑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