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0民终29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东锋，男，195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强新，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陈缘协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爱军，男，1960年9月9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湖南鑫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汝城县小垣镇。 法定代表人：李永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大笑，男，该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朱东锋因与被上诉人何爱军、原审被告湖南鑫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20）湘1026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东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爱军偿还朱东锋借款本金400,000元、利息228,000元（利息暂按年利率6%从2011年1月1日计算至2020年6月3日，直至本息还清为止），本息合计628,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爱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何爱军借款为职务行为并非个人借款，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朱东锋提交的借条、款项转账凭证、催款记录等均能证明何爱军向朱东锋借款400,000元的事实。何爱军对借款事实并无异议，只是强调该款系用于单位缴纳赃款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2.涉案借款发生在朱东锋与何爱军之间，债权凭证的相对性决定了涉案借款属于何爱军的个人借款，与借款用途无关。3.朱东锋与鑫矿公司之间也存在借款，但借款手续都由公司财务人员办理并计入公司账目。本案中何爱军并未提供鑫矿公司的财务凭证以证实涉案借款列入公司借款，且鑫矿公司当庭对该笔借款属于公司借款明确予以否认。4.陈某某出借的450,000元与本案存在根本差异。陈某某出借的450,000元，何爱军并未出具借条，鑫矿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5.何爱军提交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显示，何爱军及股东崔某将其持有的鑫矿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李永健时，明确其所欠债务由李永健处理。再次印证了涉案400,000元债务属于何爱军的个人债务，并非公司债务。6.根据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向出借人借款系用于单位生产经营的，单位与个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即便涉案400,000元系何爱军用于向检察机关缴纳赃款，也不因此免除其还款责任。何爱军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鑫矿公司主张权利。7.债务的转移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何爱军提供的会议纪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等证据均无朱东锋的签字，何爱军也没有证据证实朱东锋同意债务转移，故不影响朱东锋向何爱军主张权利。8.涉案借款并非转入鑫矿公司账户，而是转入何爱军嫂子姜某的个人账户，即便该款用于鑫矿公司缴纳赃款，但该款项的流向并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债务混同，由此造成了涉案借款归还主体的分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便涉案借款属于职务行为，何爱军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何爱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爱军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何爱军是代表鑫矿公司向朱东锋借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内管理公司事务，对外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实施的行为是公司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1.借款时，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朱东锋知道何爱军是为了解决包括朱东锋的分公司在内的几个分公司少交采矿权价款，基于公司的利益向他人输送利益，何爱军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2.何爱军变更强制措施出来后就一起筹钱并及时转给检察机关，足以说明何爱军在借款时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借款，借款行为是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该借款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3.债的相对性并不是唯一只存在相对人之间，撤销权、代位权、买卖不破租赁、表见代理等都是债的相对性突破。4.一审时鑫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公司授权，无资格出庭，朱东锋与其共同窜通侵害何爱军利益。5.本案借款与陈某某的借款性质一样，已生效判决可以证明2006年7月28日陈某某出借450,000元时何爱军还在被羁押，变更强制措施出来后才筹资向检察机关缴纳款项，当时公司财务及公章都已查封。6.鑫矿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已经认可了涉案借款系公司债务。7.本案不存在债务转移，债务主体非常明确，就是鑫矿公司。8.何爱军并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公司本身就是债务主体，朱东锋主张不需要鑫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系其本人放弃权利，何爱军并未损害债权人利益。 鑫矿公司述称，涉案债务是何爱军的个人债务，不是公司的债务，如果是公司的债务，应该更换成公司的借据。因此，鑫矿公司不需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 朱东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何爱军立即偿还朱东锋借款本金400,000元、利息228,000元（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1年1月1日计算至2020年6月3日，以后利息以此标准计算至本息还清日止），本息合计62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爱军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湖南鑫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为汝城县鑫矿矿业有限公司。何爱军于2006年8月8日出具借条，内容为“经借到汝人民币肆拾万元正（400,000元正）经借人：何爱军”。该借条由朱东锋持有，朱东锋在该借条上写明由矿产品加工厂账号转付。汝城县矿产品加工厂的建设银行账户于2006年8月8日向姜某的账户转账400,000元。姜某的银行账户于2006年8月8日向当时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提供的账户转账400,000元。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载明2006年8月8日扣押人民币400,000元，形式为转账，被扣押物品、文件持有人何爱军，扣押人盛某。鑫矿公司2003年1月10日的文件载明，聘任何爱军为鑫矿公司总经理，聘任朱东锋、肖某某、崔某、陈某某为鑫矿公司副总经理。汝城县公安局2006年7月26日的拘留证载明：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何爱军执行拘留，送汝城县看守所羁押。汝城县公安局2006年8月4日的释放通知书载明：何爱军因涉嫌行贿罪于2006年7月27日被执行拘留，现因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予以释放。鑫矿公司2007年1月20日的工作会议记录中体现了参会人员对朱东锋的涉案款项400,000元是否由公司偿还进行了讨论，王某某说“如果说他们再问你们要的话我来给，你们所欠的陈某某和朱东锋的钱由我代表公司还，你们看行不行”。何爱军、崔某立据，内容“因我们欠朱东锋、陈某某现金共计捌拾伍万元，公司转让后我们这笔欠款由汇昌公司负责偿还……。”何爱军、崔某与李永健于2007年1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载明何爱军、崔某将持有的鑫矿公司股份除保留20%以外，其余部分转让给李永健，何爱军、崔某在经营鑫矿公司期间所欠的债务由李永健负责处理；何爱军、崔某将鑫矿公司的法人代表资格及其他职务交由李永健担任及处置。另认定，陈某某因其向检察机关缴纳的450,000元未得到偿还向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郴民二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1月10日，鑫矿公司聘任何爱军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聘任陈某某为公司副总经理。何爱军在担任总经理期间，鑫矿公司下辖三个坑口，其中陈某某系将军寨坑口的承包人及实际生产经营人。鑫矿公司为了少交采矿权价款等方面谋取公司下辖三个坑口利益，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2006年7月26日何爱军因上述单位行贿行为被刑事拘留。2006年7月28日，陈某某安排朱号付向汝城县人民检察院缴纳现金450,000元退赃款。2006年8月4日，何爱军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释放。该判决认为，何爱军基于鑫矿公司的利益涉嫌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输送利益，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有关后果应当由鑫矿公司承担。陈某某为此而向检察机关缴纳的450,000元，其目的也是为鑫矿公司的利益所为，由此应当认定陈某某系代鑫矿公司缴款，鑫矿公司应当将该450,000元返还给陈某某。有鉴于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是鑫矿公司向陈某某借款，故案由可以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借款人应当认定为鑫矿公司，出借人应当认定为陈某某，而何爱军不是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并判决鑫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某某450,000元。（2015）郴民二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现为生效法律文书。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向朱东锋借款的主体是谁。鑫矿公司2003年1月10日的文件载明聘任何爱军为鑫矿公司总经理、聘任朱东锋等人为鑫矿公司副总经理。已生效的（2015）郴民二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查明“鑫矿公司为了少交采矿权价款等方面谋取公司下辖三个坑口利益，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2006年7月26日何爱军因上述单位行贿行为被刑事拘留”。当时何爱军为鑫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爱军于2006年8月4日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释放。何爱军出具涉案借条的同日，朱东锋通过汝城县矿产品加工厂的账户向何爱军指定的账户转账400,000元。同日，何爱军指定的账户收到该款项后转账至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指定账户。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出具了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载明2006年8月8日扣押人民币400,000元，形式为转账，被扣押物品、文件持有人何爱军，扣押人盛某。根据上述事实可证实，何爱军向朱东锋借该笔款项确已缴纳给检察院。（2015）郴民二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何爱军基于湖南鑫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利益涉嫌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输送利益，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有关后果应当由湖南鑫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朱东锋当时为鑫矿公司的副总经理，应当知晓何爱军涉嫌行贿被拘留及检察院要求缴纳款项的事实。何爱军在被变更强制措施释放后不久向朱东锋借款用于向检察院缴纳款项，其目的也是为鑫矿公司的利益所为，由此应当认定何爱军向朱东锋借款为职务行为，并非何爱军个人向朱东锋借款，向朱东锋借款的应为鑫矿公司。因此，本案借款应由鑫矿公司向朱东锋负责清偿。庭审中，朱东锋明确表示不向鑫矿公司主张权利，不要求鑫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东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80元，减半收取5040元，由朱东锋负担。保全费3660元，由朱东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朱东锋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朱东锋提交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合同书、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合同书的补充协议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朱东锋的证明目的即朱东锋并非鑫矿公司的副总经理。朱东锋提交的湖南省汝城县大坪国有林场出具的《证明》《职工停薪留职协议》，拟证明汝城县矿产品加工厂为朱东锋个人独资企业，涉案借款是朱东锋个人的。何爱军对涉案款项是由朱东锋支付并无异议。 本院审理查明，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朱东锋在2007年3月份以前系鑫矿公司大蒲分公司负责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借款主体如何确定。何爱军基于鑫矿公司的利益涉嫌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输送利益，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有关后果应当由鑫矿公司承担。鑫矿公司为了少交采矿权价款等方面谋取公司所辖区域利益，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何爱军因涉嫌行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需向检察机关缴纳退赃款，其中陈某某缴纳了450,000元。之后陈某某以何爱军夫妻为被告要求偿还450,000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生效判决认定陈某某缴纳的450,000元是为了鑫矿公司的利益所为，鑫矿公司应将450,000元返还给陈某某，借款人应认定为鑫矿公司，何爱军不是借贷法律关系主体，该款项应由鑫矿公司承担。同理，朱东锋作为时任鑫矿公司的副总经理、鑫矿公司大蒲分公司负责人应知道涉案款项系因何爱军涉嫌行贿需向检察机关缴纳退赃款，实际上涉案款项由汝城县矿产品加工厂的账户转入姜某账户后直接转入了汝城县人民检察院账户，该款项用于向检察机关缴纳退赃款。且朱东锋出借款项的目的也是为了鑫矿公司的利益所为。虽然借条的出借人是何爱军，但是并非何爱军个人向朱东锋借款，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主体为鑫矿公司并无不妥。经一审释明，朱东锋明确表示不向鑫矿公司主张权利，据此，一审判决驳回朱东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该综上所述，朱东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0元,由上诉人朱东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红兵 审 判 员 陈新德 审 判 员 孟晋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曹 晰 书 记 员 魏小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