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1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春江，住址：辽宁省法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治君，住址：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朝然，系上海汉盛（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哲，系上海汉盛（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聂春江因与被上诉人段治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法库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4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李妍、审判员林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春江上诉请求：撤销(2020)辽0124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事实是:2017年3月10日，经本村王某介绍，被告以辽宁省本溪县段氏羊场名义与原告签订了《绒山羊联合育种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提供纯种绒山羊母羊15只公羊1只交由原告饲养培育繁殖，被告负责提供技术、市场等服务，被告负责回收繁殖的绒山羊及绒毛等，原告缴纳被告押金1万元;2017年饲养培育过程中，由于被告提供的公羊不合格导致当年没有繁育，2017年11月，被告为原告调换一只公羊。2018年1月1日，被告又将李祥堡村张久华的退养的羊交给原告饲养。三方约定由原告承担张久华的1万元押金;此后，由于被告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技术服务，导致原告饲养的羊繁殖率低、且多只死亡，双方发生争执。2018年7月25日，经介绍人王某调解见证，原、被告协商解除合同，被告将现有的羊拉回44只，被告承诺2万元押金(包括承担张久华押金1万元)于2018年8月10日前退还。然而被告将44只拉回后，到2018年8月10日前，被告未将押金退还。为此，原告向法库县公安局四家子蒙古族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告知原告不构成刑事案件，应按民事案件向法院起诉，故原告诉至法院。由于时间长久的原因，原告记错了被告拉回44只羊的时间是2019年8月5日或7月30日，导致一审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而实际上被告拉回44只羊的时间是2018年7月25日。为此，原告向你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详查事实，并撤销(2020)辽0124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段治君辩称，1.被告并没有与原告达成返还20000元押金的协议。原告提出被告在2018年7月25日与其约定了返还20000押金的协议。事实上是，被告2018年7月25日，并没有前去原告所在地拉羊，有转账记录为证。原告承认持有被告的44只羊，但其并没有及时予以返还，并且没有积极与被告协商返还绒山羊事宜，是被告不予返还押金的主要原因。而且，按照合同预期收益规定，聂春江应当每年返还16只羊，共三年，总应还羊数为30+1+15+16×3=94只。但上诉人从来没有履行过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的违约责任不予追究，但上诉人还在无理的主张自己所谓的权益2.原告主张被告未提供技术服务，被告不予认可，被告义务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中第二款第3条，被告第义务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并非是被告对绒山羊予以技术服务。从原告的诉状中将所有责任全部加于被告是不合理的。并且，原告并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绒山羊在出现问题时，被告不及时提供信息咨询，请法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3.被告提供给原告的种羊与母羊符合合同规定。从原告提供的证言中，张久华所养殖的羊后转交给王某、聂春江养殖，且王某与聂春江也同意接纳这批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可以证明被告的羊质量符合合同约定，否则原告也不会接纳这批羊，而是明确的予以拒绝。因此，原告主张养殖羊出现的不产羊崽问题，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不予承认。4.原告所声称的被告已经将44只羊拉走的事实也不存在。没有任何证明被告拉走此44只羊。5.关于拉羊时间根本不存在，是上诉人任意编造的。一审中，上诉人提交证人王某的证言一份，上面清楚的写明了是2019年8月5日，上诉人当下又改为2018日7月25日，且一审法庭庭审还曾经改为2019年7月30日。明显是上诉人在虚构事实，串通第三人使被上诉人遭受损失，请法院依法追究上诉人的法律责任。聂春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退还押金2万元、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率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计算，时间从2019年8月11日起至还清时止，截止起诉时利息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聂春江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绒山羊联合育种协议书》、认证张久华证言、证人王某证言、微信转账记录、宣传单等证据，被告提交了证人的证言2份、证人在2019年8月5日在杭州的消费记录打印件1份、被告妻子在2019年8月5日在朋友圈发布的被告与其朋友吃饭的视频与朋友圈截图、视频中吃饭场所的照片等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聂春江起诉时称“2019年8月5日，经王某调解见证，解除合同，被告将现有的44只羊拉回，并承诺8月10日前退还押金2万元”，而庭审中又将时间改为7月30日左右，其提供证人王某仍证实为8月5日，而被告证据证明其8月5日在杭州。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案中，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20000.00押金并给付利息，且原告主张返还押金的依据是其与被告在2019年8月5日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将44只羊拉走。但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2019年8月5日被告本人确实在杭州，不可能于当日跟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并拉走44只羊，且原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在原告不能证明羊已返还给被告的前提下，其主张被告返还押金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春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减半收取150.00元，由原告聂春江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聂春江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段治君于何时由何人运输已将案涉44只羊取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权利义务为段治君提供绒山羊，由聂春江交付押金后饲养，并保证每年返还约定数量的羊，此情节符合养殖回收合同的特征。本案案由宜确定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聂春江现以段治君已将全部羊回收为由，要求对方返还20000元押金，提起本案诉讼。双方争议焦点为段治君是否将案涉44只羊回收。对此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聂春江主张段治君收回44只羊，应当就其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但综合一、二审举证，段治君到底取回与否尚不明确，虽然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但该说明复述了聂春江报案陈述的内容，而未说明本案双方间收回羊的事实存在与否；至于聂春江提交的案外人王辉协助拉回羊一节，王辉并未出庭作证，反而在法庭组织的视频对话中，否认有受雇佣从聂春江处拉走羊的事实，于此，实难认定段治君是否实际拉回了案涉44只羊，此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聂春江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聂春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聂春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