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7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博生，男，198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波，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驭成，男，1990年10月27日出生，回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琪利，上海市海华永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某，女，198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森，男，195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爱峰，女，1956年8月25日出生，壮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舒晴，女，2012年10月20日出生，壮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定代理人：殷某（系杨舒晴之母，基本情况同前）。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博生、宋驭成因与被上诉人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博生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侯博生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某的死因目前尚不明确，不应简单认定为系侯博生原因导致的结果。《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的内容仅为推断，不能直接证明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想证明的内容。2、侯博生对杨某的死亡并无过错。第一，杨某体内血液酒精含量为79mg/100ml，酒精含量并不高，且杨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酒精含量并不高的情况下，侯博生的行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因此侯博生无过错。第二，侯博生在吃饭和唱歌过程中，不存在极力劝酒和恶意劝酒等情形。第三，杨某主动要求在车里住宿，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喝酒后在车里睡觉的风险，因此侯博生无过错。3、侯博生与杨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杨某明知自己已经喝酒的情况下，坚持要去发廊。酒后的剧烈运动极大增加了猝死风险，中断了先前喝酒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侯博生也无先前行为导致的义务。因此，侯博生与杨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宋驭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侯博生给付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167279.7元，宋驭成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侯博生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死者杨某与侯博生、宋驭成共有三种前后连续发生的行为，分别为：1、酒馆、KTV三人喝酒；2、酒后宋驭成离开，杨某高雄路发廊淫秽活动，侯博生在门外等候；3、杨某在侯博生车上留宿窒息死亡。在第一类三人饮酒行为中因宋驭成、侯博生没有过度劝酒和灌酒行为也没有发生损害结果，故此饮酒行为不存在侵权；在第二类杨某从事淫秽活动中，一审基于上诉人疏忽未及时劝阻来判决其承担6%的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此类侵权行为要发生损害后果为前提，而杨某在从事淫秽活动中没发生伤害及意外，故宋驭成不存在侵权行为，不用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第三类杨某留宿侯博生车里窒息死亡行为中，宋驭成早己归家没有参与此类行为，因为杨某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载明杨某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引起直接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窒息，况且杨某家属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窒息与饮酒直接相关，根据基本常识车内睡觉容易导致呼吸困难窒息，故宋驭成也不承担此后续行为的侵权责任，更谈不上共同侵权，即一审判决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过错责任），第8条（共同侵权）来定责是错误的，宋驭成应该是无责的。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辩称，侯博生、宋驭成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三人共同饮酒，侯博生、宋驭成没有对死者杨某尽到照顾的义务。杨某发生事故是在侯博生的车中，造成了死亡的严重后果。三人吃饭喝完酒后，在唱歌时宋驭成又给杨某加了酒。一审认定杨某承担主要责任，剩下20%的责任由侯博生、宋驭成承认，我方也接受了。宋驭成承担6%、侯博生承担14%的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如果侯博生、宋驭成没有责任，我方是不认可的，他们违背了法定的注意义务。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侯博生、宋驭成赔偿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866,398.5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7,018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侯博生、宋驭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殷某系死者杨某之妻，二人于2008年4月18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2年10月20日生育一女杨舒晴。杨建森、谭爱峰系死者杨某的父母。2019年4月12日，杨某、侯博生和宋驭成三人相约一起吃饭喝酒。当日下午17时许，侯博生、杨某从杨某家中离开去侯博生家里等宋驭成。当晚20时左右三人到武汉市惠济路会议中心对面小区一条巷子里的私房菜馆吃饭喝酒，三人共喝了1斤劲酒和6瓶啤酒，据侯博生和宋驭成称杨某共喝了2瓶啤酒和一杯大概2两多劲酒。三人于22时左右吃完饭离开饭店，直接到二七公馆KTV继续唱歌至4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三人一起打车离开，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开明路公交站天桥附近下车，杨某提出在外面找小姐玩一下，三人就一起走到了高雄路，杨某走进路边发廊，侯博生在发廊外等候杨某。宋驭成于13日3时4分先行离开，大概半小时后，杨某和侯博生一起往侯博生家里走去，大概凌晨4时左右，到侯博生家楼下，杨某要求在侯博生车上住宿，侯博生便把钥匙给了杨某。直至2019年4月13日8点37分，侯博生睡醒发短信给杨某，杨某未回复。同日上午9时50分，侯博生又给杨某打电话，杨某也没有回复。后侯博生去车中查看，发现杨某躺在车子后座脸色发紫，便通知老婆拨打了120。同日上午10时左右，杨某被送往长江航运总医院进行急救。经抢救无效，杨某于2019年4月13日13时50分死亡。据公安机关法医检验，杨某尸体表面无外伤，体内血液酒精含量为79mg/100ml，基本排除了他杀可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直接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引起心源性猝死的疾病及情况为窒息，另外酒精中毒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无关的其他重要情况。一审另查明，杨某此前在芬兰居住，于2019年1月2日回国探亲。一审审理中，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杨某生前所从事的具体行业及相应的工资收入水平。杨某死亡时登记的户籍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新三村******。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关于死者杨某的责任问题。杨某在同时饮用白酒和啤酒后又放纵自己出入发廊，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酒量大小应有一定的认识和控制能力，应该认识到过量饮酒及酒后剧烈运动产生的后果，应对自身生命健康安全承担最大限度的注意义务，但依然大量饮酒且放纵自己的行为，因此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且杨某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杨某的直接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引起直接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窒息。杨某死后，其家属并未对其死因进行鉴定，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也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饮酒是杨某死亡的唯一诱因，故除饮酒外，无法排除杨某还有其他死亡原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死者杨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80%的责任。关于侯博生、宋驭成的责任问题。共同饮酒行为作为一种增进情谊的行为。各方一般没有追求产生某种法律后果的主观意愿。因此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如果在共同饮酒者中，喝酒的人对同饮者进行过度劝酒、敬酒、赌酒、罚酒等行为，则可能构成侵权，这时法律将介入对此种行为进行规范与调整。本案中，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侯博生、宋驭成对杨某进行过度劝酒和灌酒行为。但三人在吃饭、KTV唱歌时均有饮酒，且唱歌结束时巳时至次日凌晨3时，此时杨某提出要去发廊从事淫秽活动，侯博生、宋驭成明知杨某事前已经饮用白酒及啤酒，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危险后果，侯博生选择在门外等候、宋驭成则先行离去，都未对杨某及时劝阻，加以引导，存在一定的过失。在杨某从发廊出来后，侯博生并未将杨某送回家中，交其亲属照料，而是欲将杨某带至自己家中，这时，侯博生就应该承担起照顾杨某的责任与义务。尽管杨某表示不愿去侯博生家中休息，要求在侯博生车中休息，但侯博生明知三人已经熬至通宵，且杨某饮用了白酒和啤酒，应当预见留其一人于车中无人照料，会发生危险，但依然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故一审法院认定侯博生对杨某的死亡后果承担14%的责任，宋驭成对杨某的死亡后果承担6%的责任。本案中，死者杨某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故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2019年当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标准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本院核定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2、丧葬费30,280.5元（60,561元/年÷12个月×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138,343.6元{[（23,996元/年÷360天×191天+23,996元/年×11年）]÷2}，上述共计857,724.1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杨某对此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提出的侯博生、宋驭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因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17,018元未超过应当赔偿数额的上限，故一审法院根据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7,018元，以上共计836,398.5元作为责任划分的基数。结合前述分析，由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承担669,118.8元、侯博生承担117,095.8元、宋驭成承担50,183.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侯博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117,095.8元；二、宋驭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50,183.9元；三、驳回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64元由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承担9,973元，侯博生承担1,744元，宋驭成承担747元。因案件受理费已由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预交，故侯博生、宋驭成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应将各自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一并支付给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侯博生与宋驭成是否应对杨某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殷某、杨建森、谭爱峰、杨舒晴主张侯博生、宋驭成承担杨某死亡后果的损害赔偿责任，并提交了杨某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账单详情截图、通话记录截图、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予以佐证。现侯博生、宋驭成主张自己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侯博生、宋驭成对于事发当晚三人共同饮酒、继而在KTV唱歌至凌晨三点、之后杨某出入发廊并最终在侯博生车上死亡的事实均表示承认。虽然侯博生、宋驭成在三人共同饮酒过程中并未有劝酒行为，但侯博生、宋驭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杨某在连续饮酒、熬夜唱歌导致体力透支的情况下继续出入淫秽场所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但两人却并未阻拦，具有一定的过失。在宋驭成离开后，侯博生并未直接将杨某送回家或带回自己家照看，而是径行将杨某留在车内过夜。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将他人留在车内过夜已是不妥，更何况杨某彼时身体状况明显透支、精神状态欠佳且意识模糊，无法对所处环境进行理智的判断。侯博生在该种情况下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放任杨某在车内独处过夜，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一审据此认定侯博生、宋驭成二人各承担14%和6%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其二人上诉称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侯博生、宋驭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97元，由侯博生负担2642元，宋驭成负担10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捷审判员  申斌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