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民终8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华，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玉丽，女，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允平，大连瓦房店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开建，男，198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大连市自来水公司抄表员，现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丙恒，男，195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大连市金州区，现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利，女，195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辽宁谦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坤，辽宁谦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振华、潘玉丽因与被上诉人孙开建、孙丙恒、陶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振华、潘玉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出具借条时，明确注明借款的用途，并承诺还款时间，借条都是被上诉人亲自书写的。借条出现了两个还款时间，是因为被上诉人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履行，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通过被上诉人其父母担保，才出现了两次还款时间。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借款时说，是还信用卡，借条上被上诉人也注明这节事实，至于被上诉人借款的真实用途上诉人不承担证明义务。三、一审法院认为，一次性出借大额现金，应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其在借款当时有履行现金交付义务。上诉人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借条、收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现行适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理应有效。四、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孙丙恒、陶利虽然后期在借条上作为保证人签名，但签名时被告孙开建并未向其父母陈述事实”。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段话完全说明了原审法院未公正审理此案。 孙开建、孙丙恒、陶利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主张借条上两个时间系被上诉人没按第一次约定的时间履行还款义务，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了第二次还款时间的事实不能成立。关于此一节事实上诉人在多次庭审中的陈述与其主张相互矛盾。上诉人无法对两次“还款时间”的问题做出合理解释，由此可以证明借条的真实性存在瑕疵，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称是因被上诉人在借款到期后不履行还款义务才找到被上诉人孙丙恒、陶利为借款提供担保，并约定了2019年5月25日的还款日期。但根据借条显示，二人提供担保的时间为1月22日，早于约定的还款时间1月28日。那么上诉人是如何认定被上诉人孙开建在借款到期之日不能履行还款义务而需要另行约定还款时间并提供担保？上诉人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由于上诉人是否明知本案案涉款项的真实用途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决定借款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故此上诉人关于出借人不需要知道借款用途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案涉借条中的“借款用途”系2019年1月22日之后添加的，根据常理判断如非出于特殊的目的，借款人在出具借条后双方一般不会对借条的内容进行更改，特别是“借款用途”这种非必备项目，而补充“借款用途”一项的作用就是为了强调借款的合法性，再结合被上诉人孙开建陈述的经常在上诉人开设的赌局中参赌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是为了以借款形式向被上诉人孙开建讨要所欠的赌债，才特意要求其添加了“借款用途”。其次，结合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账单等证据，在借款当期被上诉人没有12.5万元的信用卡欠款。根据双方的金钱交易习惯，如为偿还信用卡借款以转款方式支付更为合理，而上诉人却主张以现金交付借款，明显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涉款的来源、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借款当日上诉人的支付能力，而上诉人应当就主张的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认为借款数额较小不需提供款项来源的主张不能成立。经走访了解，同等规模的超市每日用于周转的资金最多不会超过2万元，在便捷支付的当下需要的流动资金只会更少。本案中，上诉人应当就借款当日具备给付现金的能力以及不按双方的交易习惯给付借款的原因进行举证。四、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能公正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孙开建均向保证人说的是为还信用卡的债务而借款，因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孙丙恒、陶利是为儿子因归还信用卡欠款而产生的合法债务提供担保。鉴于涉案借贷事实不合法及难以成立，所以保证人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五、由于一审的庭审中，上诉人对于案涉借条、收条，微信转账，款项来源等多项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无法互相印证。故此，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赌债依法不应被保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原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振华、潘玉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借原告12.5万元并承担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29日起至借款全部还清止，按年利率6%承担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振华、潘玉丽系夫妻。2018年5月25日，被告孙开建给原告潘玉丽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款人孙开建向出借人潘玉丽借到人民币12.5万元，2019年1月28日归还本金及利息。所借的钱是帮我还信用卡的钱，借款人孙开建身份证号码2102131984××××××××还款日期2019年5月25日借款日期2018年5月25日”。同日，被告孙开建给原告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潘玉丽人民币现金壹拾贰万五千元整（125000）借款人孙开建2018年5月25日”。孙丙恒、陶利在借条上承诺“上述是我儿孙开建欠的钱，如还不上由我们俩口负责还2019.1.22”，被告孙开建出具借条时，其父母不在场。被告孙开建的信用卡在2018年5月25日后不存在偿还125000元的事实。被告孙开建有两张银行卡抵押在原告处。被告对借条中的相关内容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收条是否是2018年5月形成申请司法鉴定，经委托鉴定，鉴定部门认为根据现有科学技术水平无法出具鉴定意见而终止鉴定。 另查，原告在金州区经营顺鑫超市，自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25日，二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孙开建10余笔3万余元，被告孙开建转给二原告10余笔4万余元。自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1月21日，被告孙开建向二原告账户转款几十笔达20万余元，二原告向被告孙开建账户转款几十笔也达到20万余元。双方每次转账数额少则几十、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元。原告否认被告在2018年5月25日之后的转账是偿还借款。 原告潘玉丽曾于2019年向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三被告偿还12.5万元借款，后撤回起诉，现就同一诉讼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结婚证、借条、收条、被告抵押在原告处的两张银行卡，有被告提供的顺鑫超市的照片、微信转账记录、原告的起诉状、金州区人民法院开庭传票，有终止鉴定告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卷为凭，经本院审查和开庭质证，可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相片拟证明12.5万元是欠赌债，经审查，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依据借据、收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陈述借条是一次性书写，但同一时间在同一份借条上出现“2019年1月28日”和“2019年5月25日”两个还款时间不符合常理；原告提供借条中标明的借款目的是“所借的钱是帮我还信用卡的钱”，但被告持有的信用卡并无偿还125000元的还款记录；而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双方交易习惯是微信转账支付，少则几十、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元，原告主张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出借大额现金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其亦并未提供银行流水等能够充分证明其在借款当日具有履行现金交付义务的证据；如果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则被告应向原告账户转款符合常理，原告不应向被告账户转款而且达到数十笔，对此原告解释称：“有时候被告向我这儿拿烟我转给被告钱，有时候被告过来送烟我给被告钱，再有时候就是被告领着别人过来刷POS机我给被告转账”，其解释既无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常理。以上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履行出借义务，不足以认定借贷事实成立，对原告请求被告孙开建承担还款责任不予支持。被告孙丙恒、陶利虽然后期在借条上作为保证人签名，但签名时被告孙开建并未向其父母陈述实情，综观本案，原告在不能证明其履行出借义务的前提下，对其请求被告孙丙恒、陶利承担保证责任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振华、潘玉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原告李振华、潘玉丽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本案上诉人凭借被上诉人孙开建出具的借条主张借款，被上诉人则抗辩称本案不是真正的借贷关系，是其所欠的赌债。通过双方提供的微信往来账单可以看出，二上诉人与孙开建之间互有20余万元的转账往来，转账金额从几十元、几百元至几千元上万元不等，双方平日的交易习惯是通过微信转账。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借款的目的是偿还信用卡，而被上诉人则辩称这是应上诉人的要求后补的内容，目的是为了掩盖赌债的真实目的。从被上诉人信用卡账单看，被上诉人同期没有大额偿还信用卡的记录。再次，上诉人主张本次借款是现金支付，一次性出借大额现金与双方平日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并且上诉人没有提供其取现等能够证明其具备履行现金支付能力的相关证据。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李振华、潘玉丽没有履行出借义务应无不当。保证责任是从属责任，在本案被上诉人孙开建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孙丙恒、陶利承担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李振华、潘玉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李振华、潘玉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艳波 审判员  高明伟 审判员  王 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于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