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10民终19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盛国，男，194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辽阳市弓长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前，辽宁海之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绍军，男，195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阳市弓长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海（张绍军之子），198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弓长岭区。上诉人汪盛国因与被上诉人张绍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5民初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盛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前、被上诉人张绍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盛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5民初33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土地征用所得的地上物补偿款246,600.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这是严重的错误判决。一、上诉人作为用益物权人，有权获得动迁补偿。1、上诉人是合法的案涉争议土地的用益物权人。1998年，因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钱款，上诉人向弓长岭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作出（1998）弓民初字第117号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钱款。后因被上诉人未履行，上诉人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双方于2003年12月29日达成执行和解书，尚欠的89,038.00元用被上诉人位于辽阳市弓长岭区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偿，抵偿年限为26年，自2004年1月1日始至2029年12月止。抵偿土地使用权面积：西山墙至路边、南北长55米、东西长100米（包括小三间瓦房，45平方米），双方还约定上诉人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经计算，涉案土地的面积为5亩。《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本案中，经弓长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法律文书，被上诉人自愿用其合法使用的土地及小房屋抵偿拖欠上诉人的钱款，抵偿年限为26年，得到了司法机关的确认，这就表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上诉人正是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人。2、上诉人作为用益物权人有权获得动迁补偿。《物权法》第121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迀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2019年2月19日，弓长岭区人民政府下发辽弓政发【2019】2号文件，对弓长岭区汤河新城核心区3号地制定征收方案，其中集体耕地地上物补偿方案是，被征收地上物补偿金额不足45,000.00元/亩的奖励到45,000.00/亩，地上物补偿金额超过45,000.00元/亩的按实有计算，包括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共有16.897亩耕地在此次征收范围内。基于上述：首先，上诉人作为涉案土地的用益物权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有权获得动迁补偿。《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对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这是给被上诉人专有的，上诉人不主张这两项的补偿，对于地上附着物、青苗的补偿这是应当归上诉人所有的。上诉人的用益物权的时间持续至2029年，动迁时处在合法使用期间。其次，弓长岭区政府规定，被征收地上物补偿金额不足45,000.00元/亩的奖励到45,000.00元/亩，地上物补偿金额超过45,000.00元/亩的按实有计算。政府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是通过地上物补偿这块规定一个最基本的数，让被征收人受益，用不着抢栽抢种，最低给一亩45,000.00元的地上物补偿款，什么都不种都可以得到此补偿，防止抢栽抢种；二是对于真的栽种了贵重的稀有作物，每亩真的超过45,000.00元的，政府也人性化，按实际确定的价值补偿。本案中，被上诉人与政府签订的地上物补偿协议发生在2019年2月，这个月份耕地上，并且查看《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核量表》中，被上诉人什么植物也没有登记，不仅上诉人这块5亩地上没有，被上诉人余下的11亩土地也什么也没有栽种，但政府仍然给了16亩、每亩45，000.00元的地上物补偿这部分。因此，原审法院称上诉人在此地上没有种植青苗，就不能得到补偿，这完全违背拆迁补偿政策规定。作为司法机关，看到政府的文件作的上述规定，怎么可能作出没种就没有补偿的认知呢？被上诉人在动迁核量时也什么没有种，为什么不作这样的认知？本案不需要上诉人对种植了什么植物进行举证，因此，原审法院认识存在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称如果判决给付地上物补偿款是不公平的，原审法院这是严重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写到：“从执行和解内容上看，原被告约定26年土地使用权抵偿89，038.00元，而且在原告未实际种植青苗情况下，如本院确认地上物补偿款属于原告，相当于支持15年（2004-2019年）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补偿款246,600.00元之和抵偿89,038.00元，此情况有违公平原则。”这帐算是真是错误。首先，2004年时发生的抵偿。2004年时，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89,038.00元，2004年89,038.00元的购买力在弓长岭区能买两户不错的楼房，如果被上诉人当时及时履行，上诉人在弓长岭区本地购买两户楼房(都不用去一线城市），现在价值达6、70万元，差距多大？被上诉人用一块5亩的土地抵偿，这5亩地是开荒地，位于汤河边，在整治汤河时在沙石河床上覆盖一层土，这样的地不仅临河时时常遭灾，而且产量很低，不及成熟的大地。一个小破房才45平方米，租也没有人要，自己住条件又十分不好，可见上诉人从这个劣房劣地上受着什么益了？有一年院内着火了，消防车都进不去。可见条件多么的恶劣。其次，上诉人为什么被迫同意用这个劣地劣房抵偿？就是因为当年调解书生效后，传言被上诉人得了重病，有人告诉上诉人再不弄点地什么的，你将什么也得不到了，上诉人无奈才同意的。再次，《物权法》第121条在有这样清晰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大谈不公平，将用益物权人的受补偿权法律规定束之高阁，本末倒置，适用法律有严重错误。2、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并未约定地上物补偿款归原告所有”。民事领域，有约定按约定，遵守意思自治，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然按法定。三、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并不是土地补偿款，不属于被上诉人专有。原审时，被上诉人答辩称该笔款项应理解为“安置补助费”，并称案涉土地补偿费己归村集体所有，且地上再无其他附着物(也没有青苗等），故每亩的4.5万元补偿款应属于安置补助费，归原告即失地农民家庭所有。这是错误的观点。涉案的土地不是登记在册的耕地，而是开荒地，被上诉人在土地登记台册上根本没有此权益。被上诉人一共16亩土地，合法登记在册有只有3.38亩，其余都是扩边展沿、开荒形成，只有利用权，没有登记在册的合法使用权。在本次动迁补偿中，政府对于其利用的这16亩土地的地上物，均给每亩45,000.00元的补偿，也算是国家的照顾。但对于征占这些土地而发生的土地补偿费、土地安置补偿费，现在政府统一叫区块地价，一次性按宗地发放给村委会，由村委会按村民登记台册的面积发放。根据了解，本次动迀的区块地价为每亩6.5万元，村委会扣除10%，其余的发放给土地的合法承包者。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册土地只有3.38亩是其合法的承包地，其余12多亩土地是非在册土地，不享受区块地价的补偿，即不享有土地补偿费、土地安置补助费。对于这3.38亩的在册登记的耕地区块地价补偿，被上诉人已经从村民领取了202,800.00元，上诉人对此也不染指。涉案的这5亩地就是被上诉人没有手续的，不是登记在册的土地，拿这个劣地抵偿给上诉人不说，还想将地上物补偿款理解为土地安置补助费，变相多得，从而损害上诉人作为合法用益物权人的权益，这样的动机不应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是法律规定的合法的用益物权人，动迁受益权必须得到保护。不用审查本案地上种了什么，即使没有种任何植物，政府都给补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张绍军辩称：一、上诉人对案涉土地及土地上的小三间瓦房是因为执行和解书而获得的使用权，并不具备《物权法》所规定的完整物权。因此，上诉人要求取得动迁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并非案涉土地及房屋的用益物权人，其主体资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的相关规定。故此，上诉人没有领取补偿金的权利。本案中的每亩45,000.00元补偿不属于地上物补偿款。三、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执行和解书》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人用以前的物价与现在的物价做对比，其本身就没有可比性。而且安置补偿费的发放是基于答辩人的农民身份，是国家为了使失地农民能够自食其力而给付的扶持款。因此，上诉人并无此身份，故无权领取安置补偿款。四、从本案程序上，上诉人属程序违法，理应驳回。一审时答辩人已经向法庭主张过上诉人的诉讼原因，应当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问题。由于案涉的土地和房屋被征占，用以抵债的房屋和土地的使用权随之消灭，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执行和解书》无法继续履行，依法应终止，而后恢复到执行程序中，解决双方剩余的债权、债务问题。上诉人一审提起诉讼即为显然的程序错误，如今依然就此事提起上诉更是错上加错。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汪盛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绍军返还汪盛国土地被征用所得的地上物补偿款246,6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张绍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因张绍军拖欠汪盛国钱款，汪盛国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受理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一审法院遂作出（1998）弓民初字第117号调解书。后汪盛国申请强制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双方于2003年12月29日达成执行和解书，约定执行总标的（额）为94,038.00元，扣除已还款5,000.00元后，尚欠的89,038.00元用张绍军位于辽阳市弓长岭区土地使用权进行抵偿，抵偿期限26年，自2004年1月1日始至2029年12月止。抵偿土地面积：西山墙至路边、南北长50米、东西长100米（包括小三间瓦房，45㎡），双方还约定汪盛国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2019年2月19日，弓长岭区人民政府下发辽弓政发[2019]2号文件，对弓长岭区汤河新城核心区3号地制定征收方案，其中集体耕地地上物补偿方案是，被征收地上物补偿金额不足45,000.00元/亩的奖励到45,000.00元/亩，地上物补偿金额超过45,000.00元/亩的按实有计算。包括涉案土地，张绍军共计有16.897亩耕地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9年2月25日，张绍军与弓长岭区征收指挥部签订汤河新城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载明耕地面积16.897亩，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760,36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汪盛国通过执行和解方式从张绍军处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如汪盛国确实在土地上种植青苗，其理应分得地上物补偿款，但汪盛国就此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张绍军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应认定汪盛国未在土地上种植青苗，其不应获得地上物补偿款。此其一；其二，从执行和解内容上看，汪盛国、张绍军约定26年土地使用权抵偿89，038.00元，但并未约定地上物补偿款归汪盛国所有；而且在汪盛国未实际种植青苗情况下，如一审法院确认地上物补偿款属于汪盛国，相当于支持15年（2004年-2019年）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补偿款246,600.00元之和抵偿89,038.00元（部分），此情况有违公平原则及双方约定，故汪盛国不应获得地上物补偿款。综上所述，汪盛国提出张绍军返还地上物补偿款246,6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汪盛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9.50元，由汪盛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汪盛国提交证据一份，即《汤河新城核心地区3号地集体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书》，拟证明：1、根据该协议，证明被上诉人耕地总面积是16.897亩，每亩补偿地上物补偿款4.5万元，合计被上诉人地上物补偿款760，365元；2、被上诉人没有温室、大棚、院墙等补偿。3、被上诉人的16.897亩土地上没有地上物，证明政府给补偿的地上物每亩4.5万元不是按照种植作物的有无而作的补偿，而是政府所定的统一补偿。被上诉人张绍军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绍军是依据《汤河新城核心区3号地集体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的案涉财产，上诉人汪盛国如对案涉财产主张权利，应先对上述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据此，汪盛国的起诉现阶段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5民初3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汪盛国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499.50元，退还汪盛国；上诉人汪盛国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999.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辉审判员 都 伟审判员 徐莲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郝丽鑫书记员秦海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