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1民初4911号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市锐达永昌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欧洲花园**。法定代表人：张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熊家斌，男，197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户籍地：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松，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系公民代理。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市锐达永昌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锐达永昌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家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成婧文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锐达永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郭锋，被告（反诉原告）熊家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锐达永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班费制管理）；2.判令被告将鄂Ａ×××**出租车及附属设备和营运证照交还给原告；3.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班费25545元，并按照每日定额151.15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从2020年7月1日起直至被告将鄂Ａ×××**出租车及附属设备和营运证照交还给原告之日止的班费；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一份《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班费制管理）。原告按约提供车型东风雪铁龙，车牌号为鄂Ａ×××**，发动机号为4218614，车架号为LDC6432TXK3007834的黄白色出租车给被告营运，合同期限为2019年3月14日至2024年3月13日。被告在近期经营中，未按照上述合同第五条约定及时足额缴纳班费（每月3930元），截止到2020年6月30日，被告实际拖欠2019年9月至12月共计4个月的班费15720元，并拖欠2020年4月50%班费1965元，2020年5月和6月班费7860元，共计25545元。此外，被告还应按照上述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支付滞纳金。因被告拒不缴纳班费的行为已构成重大违约，根据上述合同第十二条、十三条的约定，原告可以依法解除合同，收回营运车辆和证照、附属设备。原告为维护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友好协商的原则，曾多次通知被告缴纳费用，并利用主管部门搭建的信访平台与被告进行协商，但被告仍置之不理。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出租车营运秩序，特诉至人民法院。被告熊家斌辩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约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并非有意拖欠班费，从2019年9月至12月，是经双方协商后重新签订了协议，确定了还款期限，相当于欠款条，证明该法律关系已变更，此期间不应认定合同纠纷，且该费用已于2020年7月2日返还，也是可以认定为是一种补救措施，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原告的主张达不到合同解除的条件。至于2020年4月至6月的班费未缴纳，根据被告的举证，可以证明并非被告不愿意缴纳该期间的班费。因疫情，政府对出租车行业有财政补贴，且补贴的费用不详，所以原告当时拒绝被告缴费，视为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因疫情至今未结束，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也是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原告明知政府有补贴，还要按合同约定的金额主张全额月班费，违反法律规定。据实际情况，根据合同法，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可认定为原告是通过诉讼的目的获取非法利益，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属于恶意诉讼，应依法承担责任。被告的行为未违反合同法所规定的情形，因此合同达不到解除的条件，原告将诉争出租车收回，违反了合同约定，应依法予以退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三条，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因果关系，不能归责于被告，原告的“收车”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依法承担返还车辆期间的损失费（损失费参照行业营运收入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第三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在疫情期间已履行愿意缴费的告知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存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得到政府部门补贴资助、税费减免或者他人资助、债务减免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认定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等案件事实的参考因素”的规定，以及武客管政[2020]8号文的规定，且被告未拒绝履行缴费义务的事实，原告主张合同解除，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反诉原告熊家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将车号鄂Ａ×××**出租车及附属设施返还给反诉原告继续经营；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营运损失26700元（从2019年8月至9月，2020年7月暂计至同年8月，每月8900元，计算至实际还车之日）；3.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诉争出租车应按照合同第十五条约定，通过协商或者通过诉讼才可以收回。在本案中，反诉被告以盗窃的手段开走诉争车，显然违反合同约定，应依法返还。双方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了一份《出租汽车经济合同（班费制管理）》（编号19K08213095）。反诉原告因家庭困难，于2019年5月与公司协商缓交班费，并于2019年11月18日与公司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了还款协议。期间，公司以欠费为由，拒绝给出租车计价器刷表，导致出租车不能营运，其行为违反合同第八条第三款“及时办理相关营运手续、车辆营运证照的年审，提供营运所需的发票”。合同中未约定承包人不缴费，公司就可以采取不刷表的约定进行反制。因该车是反诉原告全家唯一的生活和收入来源的劳动工具，应参照行业相关规定给予赔偿。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反诉。反诉被告锐达永昌公司辩称：我方坚持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不愿意再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的条款是明确的。反诉原告拖欠班费的事实清楚，对方虽然称欠费是因为疫情影响，但其所欠班费是2019年的，与疫情无关。还款协议中其承诺2020年的班费按月缴纳，但其也未按承诺履行。双方的纠纷已于2019年底、2020年6月10日、7月2日经过公安机关、客管处协调，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营运损失无证据证明，其提交的证据八载明的只是单车日均收入，收入与损失是不同的概念。我方主张解除案涉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应当予以驳回。反诉原告称我方以盗窃方式取回案涉车辆与事实不符，车辆所有权在我方，我方收回车辆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方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视频资料，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于2020年7月2日收回案涉车辆时，车辆及车上设施、物品的相关情况。被告（反诉原告）对该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反诉被告）盗走案涉车辆，视频拍摄地点非收车的第一现场。本院经审查认为，视频中的车辆无车牌号，且视频仅对车辆内部进行了拍摄，未展示收车的全过程及周围环境等，本院无法核实该视频拍摄的时间、地点等。、地点等反诉被告）提交的视频资料，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拟证明其于2020年7月2日向被告（反诉原告）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被告（反诉原告）否认收到过上述通知书，原告（反诉被告）除上述通知书外未提交向被告（反诉原告）送达该通知的证据，仅凭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的解除合同通知确已送达到对方。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信访处理意见书，拟证明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两次组织了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被告（反诉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并称该信访处理意见涉及的并非案涉车辆的纠纷。本院经审查发现，信访处理意见书系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出具，意见书陈述的内容清楚，涉及了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还款协议、拖欠承包费等问题，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本院予以采信。4、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拒绝为案涉车辆计价器解锁，拒绝被告（反诉原告）缴纳班费。原告（反诉被告）对录音资料的合法性有异议，且认为达不到被告（反诉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三段录音对话的双方身份不明确，录音内容亦不足以达到被告（反诉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上述录音资料，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班费制管理）》一份，约定：甲方（原告）提供一辆由其全额出资购买并具有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整的出租汽车给乙方（被告）经营。车型东风雪铁龙，车号鄂Ａ×××**，发动机号4218614，车架号LDC6432TXK3007834。车辆登记日期2019年3月14日。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24年3月13日止。甲方一次性收取安全（服务）保证金20000元。本合同终止后，除乙方违反合同约定需要扣款或造成甲方损失需要赔偿弥补外，甲方应将安全（服务）保证金退还给乙方（不计利息）。班费每日定额标准为151.15元，每月上缴定额日数为26日，月交纳班费定额总额为3930元。班费定额按先交费后营运的原则执行，乙方应在每月01日至05日期间向甲方一次性交清当月班费定额总额。乙方逾期30天未交纳日班费定额的，甲方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该合同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合同变更、合同解除、合同终止、违约责任等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将案涉鄂Ａ×××**出租汽车交给被告（反诉原告）营运，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了20000元保证金及相应班费。2019年11月18日，因被告（反诉原告）未支付2019年10月至12月的班费而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还款协议》一份，承诺2019年9月至12月班费15720元于2020年3月28日前一次性补齐，2020年班费按月缴纳。此后，被告（反诉原告）并未按《还款协议》的承诺支付班费，而是在2020年7月2日补交了2019年9月至12月的班费，另尚欠2020年4月至6月两个半月的班费未缴纳。2020年7月2日，双方当事人因协商班费支付、车辆营运等相关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反诉被告）在未与被告（反诉原告）履行交接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将案涉车辆收回。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班费制管理）》、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案涉车辆行驶证复印件、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还款协议、缴费收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质证笔录在案证实。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班费制管理）》（以下简称案涉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依约将案涉车辆交付给被告营运，被告应当按约定支付班费，而被告至今仍有2020年4月至6月两个半月的班费未支付，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虽然被告辩称未支付上述期间的班费是因为政府在疫情期间有补贴但金额未明确，故原告拒绝收取，但是被告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系原告不收取上述期间的班费，且即使政府有补贴，也不是被告不交纳班费的理由。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要求解除案涉合同，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案涉车辆由反诉原告继续经营，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将案涉车辆及附属设备和营运证照交还，因案涉车辆已由原告收回，且原告在收回时未与被告交接，营运证照是否在被告手中无法确定，相应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可自行补办营运证照。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2019年9月至12月、2020年4月至6月班费25545元，但被告已支付15720元，剩余9825元被告支付的保证金足以抵扣。故对原告的上述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已确认原告于2020年7月2日收回了案涉车辆，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7月1日至被告还车之日止的班费，2020年7月1日的班费以被告支付的保证金抵扣，剩余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2019年8、9月，2020年7月至还车之日止的营运损失26700元，但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2019年8、9月的损失，其所称2020年7月至还车之日止的营运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反诉原告的上述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武汉市锐达永昌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熊家斌于2019年3月13日签订的《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班费制管理）》；二、驳回原告武汉市锐达永昌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熊家斌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4元，由原告武汉市锐达永昌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9元，由反诉原告熊家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成婧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刘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