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1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懿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家伍，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航，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谦，男，1971年2月2日生，回族，系公司执行董事。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杞玉会，女，1975年4月10日生，彝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朝仙，云南兴彝（元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祁绍祥，男，1982年8月26日生，彝族。原审被告：元谋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法定代表人：白玉石，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枚，云南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刘宗国，男，1976年9月16日生，汉族。原审第三人：刘曦涵，男，2014年7月20日生，彝族。法定代理人：刘宗国，系刘曦涵的父亲。上诉人云南懿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懿文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杞玉会、祁绍祥，原审被告元谋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住房管理中心），原审第三人刘宗国、刘曦涵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20）云2328民初1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懿文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航、何谦，被上诉人杞玉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朝仙，原审被告住房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枚，原审第三人刘宗国、原审第三人刘曦涵的法定代理人刘宗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祁绍祥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懿文物业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尽管该小区23幢房屋1单元8楼和9楼的楼梯转角处的窗台距离楼梯转角的地面及窗台的安装符合建筑规范，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该窗台存在安全隐患”，既然“距离和安装符合建筑规范”，安全隐患从何而来？一审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就无法自圆其说，更何况事发地阳光花园小区已经经过建设方、验收方、消防单位的验收合格，不存在安全隐患。在此情况下，若要求物业公司做到所谓的“完全排除安全隐患”，则等于要求物业公司对已经验收合格的建筑物进行改造或者要求他人改造，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按照常规，高层建筑住宅的楼梯间的左右推拉窗在无特殊情况下应是紧闭扣死状态”，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反而是违反相关文件的规定和精神的：首先，没有任何规定、约定或者所谓的“常规”，要求高层建筑住宅楼梯间的左右推拉窗应是紧闭扣死状态。其次，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无特殊情况下应是紧闭扣死状态”，那么，在本案发生时，全国范围内都在经历着“新冠病毒”疫情抗击的特殊时期，这就是典型的“特殊情况”，元谋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于2020年2月2日发布的《疫情防控工作通知》第2条要求“做好供水设施设备、电梯轿厢、楼道、公共卫生间等重点部位和公共区域的通风”；元马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23日发布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第12条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公安监管场所通风、环境卫生等工作”；元马镇委员会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第12条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公安监管场所通风、环境卫生等工作”；元马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23日发布的《肺炎防治方案的通知》第12条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公安监管场所通风、环境卫生等工作”；元谋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0年1月25日发布的《防控倡议书的通知》第4条第2款要求“...随时开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元谋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于2020年2月6日发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关通知》第2条要求“...公共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和通风，云南省委省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于2020年1月28日发布的《云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条措施》第17条要求“…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元谋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于2020年2月4日发布的《落实州委州政府全面开展“大清扫、大消毒”爱国卫生运动的通告》第4条要求“...勤开窗通风，定时消毒”。在这样全国范围内共力抗击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保证“通风”是自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各级政府对于抗击疫情、防范疫情扩散的要求。结合本案而言，作为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楼道窗，不但不应该“紧闭扣死”，反而应该保持打开状态，以保证作为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的良好通风。一审法院却以违背各级“应对新冠病毒”文件要求和精神的“应是紧闭扣死状态”作为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的事实依据，属明显的事实上认定错误。再次，对于楼道窗开启，不但是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更是消防安全的要求，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6.3.1条、第8.2.2条的规定“楼梯间应能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并宜靠外墙设置”、“靠外墙的防烟楼梯间每五层内可开启外窗总面积之和不应小于2.00时”。据此，事发楼道的楼道间外窗按照消防方面的规定，不但不应“紧闭扣死”，反而应当保持开启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当出现火情时，建筑物能够顺利排烟，并有利于消防队员的救火及建筑物内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后，再从建筑学角度出发，高层建筑都面临一个物理学层面的风险，因空气流动而导致高层建筑物内外气压不平衡，进而导致空气流动强烈时建筑物因内外气压不平衡而产生摇晃，增加倒塌风险。这就要求高层建筑物必须满足良好的通风条件，让高层建筑物内外的气压一致，避免负压产生。据此，若不打开事发房屋楼道窗，就难以做到有效平衡建筑物内外气压，从而提升建筑物倾倒风险，降低建筑物使用寿命。故此，一审法院认定“高层建筑住宅的楼梯间的左右推拉窗在无特殊情况下应是紧闭扣死状态”这一观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按照相关规定和“抗疫情特殊情况”的相关文件要求，事发房屋的楼道窗反而应当处于开启状态。二、一审法院认定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证据明显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的案由为“生命权侵权纠纷”，这在《侵权责任法》的定义上是一个普通侵权纠纷，就举证责任而言，应由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即本案被上诉人）举证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同时具备，即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侵权结果。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仅有“调解协议”、“照片”、“公租房合同、收据”、“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提取痕迹物证、视频截图、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文书、询问笔录）”无论是上述部分或者全部证据，均不能证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这三个必备构成要件。然而，一审法院却在这样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错误地认定上诉人侵权责任成立，这是明显违背《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案件证据规定》对于认定侵权责任在证据方面的定案要求的。(二）鉴于本案系一起认定过错的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依法先行在认定过错归责原则确定的证据要件进行审查，而不能直接避开归责原则，错误地直接适用侵权责任的承担范围条款的规定进行判处。另外，一审法院不应错误地“推断”案发时的客观情况，应当按照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来判断事发时的客观情况。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赔偿标准。（一）死者杞洋的死亡赔偿金，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是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人口年平均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和依据。而受诉法院所在地元谋县2019年度的农村人口年平均收入为11902元。(二）鉴于上诉人对于杞洋的死亡结果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精神抚慰金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懿文物业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元谋县2012保障性住房（阳光花园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承包合同》及《物业服务管理条例》中的义务，对于被上诉人杞玉会、祁绍祥之子杞洋坠楼死亡结果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赔偿计算标准等方面的错误，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杞玉会、祁绍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以保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杞玉会、祁绍祥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是特殊侵权行为，不是一般侵权行为。二者的归责原则不同。本案在没有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对具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楼道设施疏于管理，明显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对由此造成杞洋死亡的严重后果上诉人应承担直接责任。二、一审认定赔偿标准符合审判实践标准的要求，杞洋自2016年出生后就一直随母亲在元谋县元马镇公租房居住，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母亲在元马镇能禹蔬菜批发市场打工收入为主，故杞洋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应该按照2019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住房管理中心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刘宗国、刘曦涵述称，被上诉人杞玉会、祁绍祥儿子身亡的损失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责任，一审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责任，事实清楚，判处得当。理由如下：1.在本案中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对被上诉人的儿子杞洋实施过任何侵权行为，仅仅只是在事发当天曾经在一起玩耍过。2.答辩人家对被上诉人的儿子杞洋没有任何监护义务或监护责任，双方更没有建立任何的临时监护责任，《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所以本案中作为死者杞洋的监护人应是死者杞洋的父母即本案二被上诉人，而不是答辩人。临时监护是指通过委托监护合同而设立的监护。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而在本案中杞洋的父母或其成年家属，在事发之前没有任何人将死者杞洋的临时监护权通过书面或口头委托给答辩人家，二被上诉人或其成年家属在事发之前与答辩人家成年家属根本不认识，故答辩人家没有临时监护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杞玉会、祁绍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住房管理中心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总额778017元的40％，赔偿金额为311206.80元；2.判令第三人刘宗国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总额778017元的10％，赔偿金额为77801.70元；3.由住房管理中心和第三人刘宗国共同向其赔偿精神抚慰金60000元，合计为449008.50元。在诉讼中，杞玉会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由住房管理中心、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懿文物业公司共同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311206.8元；第三项变更为由住房管理中心、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懿文物业公司和刘宗国共同赔偿其精神抚慰金60000元。一审认定的事实：2012年6月6日，元谋县人民政府与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合作建设协议》。双方约定，元谋县人民政府（甲方）委托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作为元谋县2012年城镇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实施主体；乙方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以上建设内容、目标任务和质量标准要求完成该项目建设，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建设和运营期限最长不超过15年；偿还乙方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为公租房的租金收入、配套商业设施的租售收入；甲方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租住人员资格审核公示、租售方案和价格的审定等合同内容。该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2020年1月9日，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委托方、懿文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住房管理中心作为物业监督单位，三方签订了《元谋县2012年保障性住房（阳光花园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承包合同》，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阳光花园小区的物业管理承包给懿文物业公司管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期限三年，2020年1月10日0:00至2023年1月9日24时止；物业服务内容：负责区域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的维修、养护和管理，承担楼盖、屋顶、墙面、楼梯间、走廊通道等以上维修养护的相关费用，须由乙方负责；开展日常巡查，加强房屋安全监管；安全责任：乙方应积极排查小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若属于相关部门责任的，应书面告知相关部门处理。杞玉会和刘宗国是办理了租赁手续并居住在该阳光花园小区的住户，该房屋出租方为住房管理中心，杞玉会租住在该小区21幢1单元7层704号房屋，刘宗国租住在该小区23幢1单元9层904号房屋。2020年5月22日下午4时许，杞玉会的母亲在该小区楼下领着年满三周岁杞玉会的儿子杞洋玩耍，期间，杞玉会的母亲忙于去收集垃圾，杞洋一人与年满五周岁刘宗国的儿子刘曦涵一起玩耍，后杞洋又与刘曦涵到刘曦涵住在该小区23幢1单元9层904号房屋的家里玩耍，约五分钟后，刘曦涵乘电梯从家里将杞洋送下一楼，刘曦涵就自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刘曦涵在自己家的楼梯间又看见杞洋来到23幢1单元8楼和9楼的楼梯转角处，杞洋站在8楼和9楼的楼梯转角处的窗户下用手推开窗户的玻璃并爬上窗台，杞洋不慎从窗台摔下距离一楼地面23.18米的23幢房屋1单元门口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懿文物业公司在该楼梯的窗户玻璃上张贴了安全警示。另查明，23幢房屋1单元8楼和9楼的楼梯转角处的窗台距离楼梯地面98.5厘米，在窗台的右下墙角摆放着一个高34厘米，宽19.5厘米，顶部是斜面的红色灭火器箱子，在该灭火器表面东边15厘米，距离南侧边沿5.5厘米处，有一个直径10.5厘米的椭圆形踩踏痕迹。窗子为黑色铝合金左右推拉窗，两扇窗子完好，向中间推开。杞洋的尸体长度为104厘米。杞洋系祁绍祥和杞玉会的非婚生儿子，杞洋从出生后六个月至死亡时与杞玉会个人共同生活，并由杞玉会抚养。刘曦涵系刘宗国与文定芳的婚生儿子。杞玉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在元谋县城附近打工。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建的阳光花园小区的房屋经验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规范。杞玉会的经济损失，确认为：杞洋的死亡赔偿金724760元（20年×36238元/年）、丧葬费53257元（106514元/年÷12个月×6个月），合计778017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阳光花园小区的产权人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承包给了懿文物业公司管理，该小区的物业管理责任人应是懿文物业公司。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物业管理的范围包括排查小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尽管该小区23幢房屋1单元8楼和9楼的楼梯转角处的窗台距离楼梯转角的地面以及窗台的安装防护符合建筑规范，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该窗台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按照常规，高层住宅建筑的楼梯间窗台的左右推拉窗在无特殊情况下应是紧闭扣死状态，如无外力，推拉窗不可能拉开，杞洋作为一个只有三周岁的幼童，如果左右两扇玻璃推拉窗是从中间扣死的，凭借杞洋的能力是不可能推得开窗户玻璃的，但杞洋确实是从该窗台摔下一楼地面致死，故可推断，在事故发生时，该窗台的左右两扇推拉窗并没有扣死，导致杞洋将推拉窗推开不慎摔下一楼地面致死的后果。懿文物业公司作为该物业的管理人对该窗台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管理防范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杞洋从窗台摔下致死存在因果关系，故由于杞洋的死亡给杞玉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照懿文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杞玉会、祁绍祥作为杞洋的父母亲在事发当天没有对还是无民事能力人的杞洋未尽到监护义务，故对杞洋的死亡应承担80%的责任。因杞洋生前主要与其母亲杞玉会共同生活并由其抚养，杞洋的丧事也是由杞玉会负责办理，故杞洋死亡后应得的经济损失，杞玉会应该多分即80%，反之，祁绍祥应少分即20%。因住房管理中心不是阳光花园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其在该小区行使的管理职责与杞洋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刘曦涵在杞洋死亡前与杞洋在一起玩耍过而且还看见杞洋从窗台上摔下地面，但经本案查明的事实，杞洋从窗台上摔下地面与刘曦涵无任何关系，故刘曦涵不承担赔偿责任。刘宗国在杞洋发生该事故时不在现场，故其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因造成杞洋的死亡，杞玉会、祁绍祥应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故对杞玉会、祁绍祥提出的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因杞玉会在县城居住生活，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和消费并非在农村，故对杞洋因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规定，判决：一、由懿文物业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给杞玉会因杞洋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124482元，赔偿给祁绍祥经济损失31121元；二、驳回杞玉会和祁绍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5元，减半收取1172.5元，由杞玉会负担762.50元（已付），由懿文物业公司负担410元，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二审中，上诉人懿文物业公司提交新证据：证据一、懿文物业公司的工作台账，欲以证明懿文物业公司已尽到了约定及法定的物业管理义务；证据二、关于疫情防控的政府文件，欲以证明鉴于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情况，各级政府均发文要求加强开窗通风，进一步说明楼道开窗系疫情防控的要求。被上诉人杞玉会提交新证据：三张照片，欲以证明事故发生当天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事故发生后懿文物业公司进行了整改，现窗台上已经加固了螺丝，灭火器柜也移动了位置。本院认为，上诉人懿文物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一、二与懿文物业公司对杞洋坠楼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之间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杞玉会提交的新证据仅能证明事故发生地点的现状，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当时事故现场的状况，不能证明杞玉会主张的待证事实，故依法不予采信。原审被告住房管理中心及原审第三人刘宗国、刘曦涵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与一审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懿文物业公司对杞洋坠楼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确定的杞洋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是否正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二十七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本案系因监护人疏于管理，导致年仅三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杞洋脱离监护人的看管后发生坠楼身亡事故，监护人依法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认可按照案涉房屋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方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要求，案涉房屋楼层间的窗户开合不能大于20公分，且安装有限位螺丝，但根据元谋县公安局现场照片及现场勘验笔录，杞洋坠落位置的窗户开合已明显大于20公分，且根据刘曦涵在元谋县公安局所做的询问笔录，杞洋系自己打开窗户后玩耍中坠落，杞洋作为一个只有三周岁的幼童，凭借其自身力量不可能推开安装了有效限位螺丝的窗户，故事故发生时限位螺丝已丧失实际效用的可能性较大；另，根据元谋县公安局现场照片及现场勘验笔录，杞洋坠落的位置位于23幢房屋1单元8楼和9楼的楼梯转角处的窗台，窗台距离楼梯地面98.5厘米，在窗台的右下墙角摆放着一个高34厘米，宽19.5厘米的灭火器柜，在该灭火器表面东边15厘米，距离南侧边沿5.5厘米处，有一个直径10.5厘米的椭圆形踩踏痕迹，本案杞洋仅为三岁幼儿，高度为104厘米，而窗台距离地面98.5厘米，故杞洋系踩踏灭火器柜而爬上窗台的可能性较大。综上，根据本案在案证据，能够认定懿文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其疏于管理的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杞玉会提交的《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书》及交纳租金收据，能够证明杞玉会自2016年10与5日起至今租赁元谋县元马镇福锦街2号阳光花园小区21幢1单元704室居住的客观事实，杞洋自出生后一直随母亲杞玉会居住生活，故一审对杞洋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正确。一审对杞玉会、祁绍祥经济损失的认定及责任比例的划分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人懿文物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8元，由上诉人云南懿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已交，上诉人云南懿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2345元，应退还14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纪艳茜审判员  杨培松审判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