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敬辉，男，199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波，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揭小明，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恒，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丽媛，女，199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上诉人林敬辉因与被上诉人黄恒、原审第三人邓丽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敬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①判令黄恒立即向林敬辉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8月10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黄恒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②判令黄恒立即向林敬辉支付林敬辉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律师费14.4万元；③判令黄恒立即向林敬辉支付林敬辉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诉讼保全担保费16845元；④判令林敬辉对黄恒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房【产权证书号：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2209280】享有抵押权，并对其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黄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林敬辉并没有参与到邓丽媛以及案外人的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活动。1.一审判决后，林敬辉、方耀东拿着一审判决书以及相关材料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公安分局报案，了解到黄恒在庭审中所述的“中介”因涉嫌诈骗在2019年10月至11月期间全部落网，林敬辉以及方耀东已经把本案的资料全部提交给了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冼村派出所，而且派出所民警也对方耀东做了笔录。本案借贷的差额部分并非林敬辉、方耀东所拿，而是被黄恒找的中介叶家欣所骗取。2.根据黄恒所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已经确认借款的差额部分是受叶家欣的指示转到了邓丽媛的账户，而且黄恒也承认借款时是知道向林敬辉借款300万元的。叶家欣、张绍文、梁炽辉等人因涉嫌诈骗已经全部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3.林敬辉是通过方耀东出借款项的，方耀东是通过其同学郭凤鸣出借款项的，林敬辉和方耀东并不认识叶家欣、张绍文、梁炽辉、邓丽媛，一审法院以利息是从邓丽媛处取得而由此认定林敬辉、方耀东参与其中，与事实不符。4.一审判决并没有查明邓丽媛以及案外人是否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活动，即认定林敬辉参与到邓丽媛以及案外人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活动与事实不符。二、林敬辉没有收取高额“砍头息”，收取的24.9万元是郭凤鸣支付给方耀东的“保证金”，是要退还的。1.一审时，方耀东出庭确认不认识邓丽媛，收到的24.9万元是郭凤鸣支付的“保证金”，保证出借人顺利回收款项，如果顺利回收款项，该24.9万元需要退还，如果没有顺利收回款项导致出借人损失，损失部分可以在保证金中予以扣除。2.该款项的性质应属于方耀东与郭凤鸣之间对林敬辉与黄恒之间借款的履约保证金，合同的相对方是方耀东与郭凤鸣，并非林敬辉与黄恒，根据方耀东与郭凤鸣的约定，此款可以算作林敬辉的利息损失赔偿。3.关于方耀东收款时的账号为何是邓丽媛转汇过来，方耀东已经说明其并不认识邓丽媛，收到转账后也没有留意是由谁转汇的，之后打印银行回单才知晓是由邓丽媛转账汇款过来的。三、黄恒受叶家欣指示转入邓丽媛账户的110万元，不能视为已经归还给林敬辉。1.黄恒在微信中明确其房产借款的金额是300万元，其收到借款后受叶家欣的指示将其中的110万元转入邓丽媛的账户，10万元是叶家欣收取的“头息”，另外100万元是受叶家欣指示转入的，而非受林敬辉或者方耀东的指示转入邓丽媛的账户。2.退一步讲，林敬辉将借款实际出借给黄恒后，款项的实际支配权归属于黄恒，黄恒可以随意地支配和使用，黄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受案外人的指示将其所借的款项汇入邓丽媛的账户，属于其处置自身财产权益的行为，与林敬辉无关，所造成的损失应由黄恒自己承担，而不应强加给林敬辉，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四、林敬辉与黄恒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和抵押担保关系合法有效。黄恒逾期不向林敬辉归还借款本息，已构成根本违约，林敬辉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本案是在2018年5月初，黄恒通过朋友找到方耀东的同学郭凤鸣，向方耀东借款，方耀东找到林敬辉，2018年5月9日，林敬辉根据方耀东的安排前往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才第一次见到黄恒。2.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在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是需要在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面前签订，并且要摄像，登记中心办事的人员也很多，因此案涉合同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3.根据《借款合同》的内容，双方是互相知道对方账号的，借款合同中林敬辉的账户是手写的，黄恒还手写签名确认了林敬辉的账户，黄恒在明知林敬辉账户的情况下，将利息转入邓丽媛账户，然后再由邓丽媛转入林敬辉的账户，明显动机不纯。4.虽然邓丽媛以及案外人涉嫌刑事犯罪，但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五、本案林敬辉、方耀东不属于高利贷也非套路贷，黄恒应当切实履行对林敬辉的还款义务。1.本案并非高利贷。林敬辉已经足额向黄恒出借了300万元，并按照法律允许的月息2.5％向黄恒收取借款利息。2.本案也非套路贷。黄恒向林敬辉借款之后，将借款转汇给邓丽媛，邓丽媛也是本案的当事人，而且每一笔转账都清清楚楚，通过庭审证据，可以得知黄恒的转款是有银行记录的，并不符合《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套路贷”的实质特征。3.退一步讲，假使黄恒将110万元转汇给了邓丽媛的账户，也是由于黄恒自身的过错所导致的，不管是指示人还是邓丽媛均已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采取强制措施，现林敬辉告知黄恒可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申请刑事退赔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案起诉。4.一审法院现在将黄恒转入邓丽媛账户中的钱强加给林敬辉，不符合公平原则，从法律上来说，林敬辉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将借款支付给黄恒，黄恒就已经取得了该笔借款的所有权、支配权等权益，黄恒将自身的财产转移给邓丽媛，是处分自身财产权益的行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也应由黄恒自行承担。另补充：在2020年5月份，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已经向黄恒出具告知书，将案涉争议的款项告知黄恒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黄恒辩称，第一，关于林敬辉所讲没有向特定的对象出借资金活动，但据林敬辉本人在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的一些参考资料里面，明显记载林敬辉本人以及方耀东等人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而且从林敬辉、方耀东以及邓丽媛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关系。林敬辉、方耀东等人以放款为由，通过其他中介人员，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架构，有出借人、有中介，然后通过层层转账的形式，掩盖实际想占有借款人钱财的目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林敬辉不直接参与这个活动，但是其行为直接或间接的放任结果的发生，是存在着严重过错的。第二，关于林敬辉没有收取高额砍头息的问题。林敬辉的放贷行为及转账方式明显与日常的民间借贷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林敬辉出借款项，却由方耀东去收款，而方耀东在放贷的当天就可以收到24.9万元的保证金，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以及善良风俗的原则。第三，关于黄恒受叶家欣指示转入邓丽媛账户110万的情况。本案当中，林敬辉、方耀东等人让借款人在遭受了重大的误解以及欺诈的情况下作出转账行为，而且转账的金额也通过层层的转账方式，其中一部分转给方耀东，而方耀东是林敬辉指定的收款人，通过邓丽媛转账给方耀东的转账记录，也可以看出款项与林敬辉之间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林敬辉没有涉及诈骗案件，但是其本身实际为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因此林敬辉以及方耀东等人的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四，关于林敬辉所述，民间借贷关系以及抵押担保关系是合法有效这点明显是错误的。如果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公平、平等、合法的，转账信息、借款情况应当符合日常常理，但通过层层表象或者实质来说，黄恒是在遭受了重大误解或者欺诈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表示，何况本案本身就有套路性质，或者违背黄恒本人的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签订，签订过程以及签订借款合同的背景，都是与日常的民间借贷是相违背的，也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因此林敬辉与黄恒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再者林敬辉通过房屋抵押形式来确认非法目的的达成，从而放任其他中介人员或者其他转账人员，包括郭凤鸣的胡作非为。而对于林敬辉怀疑黄恒与邓丽媛或者叶家欣等事先沟通好这一点，没有任何事实跟法律依据。第五，关于林敬辉称不属于高利贷，也非套路贷，退一步来讲，即使林敬辉、方耀东没客观行为上没有去直接跟套路贷或者高利贷进行商量或者共谋，但是其二人的行为客观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出借的款项，更何况林敬辉、方耀东等人主观上是明知他人用套路贷的形式去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林敬辉实际上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反过来却要求黄恒采取法律途径向邓丽媛等人主张诉讼请求110万这一部分。第六，关于一审法院按照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认定本合同林敬辉跟黄恒的借款合同无效，法院没有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对于林敬辉来而言，希望林敬辉能够改过自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林敬辉的所有上诉请求。林敬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黄恒偿还林敬辉借款300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8月10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黄恒支付林敬辉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14.4万元；三、黄恒支付林敬辉诉讼保全担保费16840元；四、林敬辉对黄恒抵押的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房产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黄恒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9日，林敬辉（甲方、出借方）与黄恒（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借款300万元用于周转，借款期限三个月；乙方按月息2.5％向甲方支付利息；甲方委托出款账户为林敬辉民生银行账户；乙方提供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房产抵押给甲方，作为乙方履行合同债务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律师费、实现抵押权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在一审案件中，黄恒认为“月息2.5％”系林敬辉填写，林敬辉并将出款账户由方耀东民生银行账户修改为其账户。2018年5月9日，林敬辉向黄恒银行转账了50万元和250万元，合计300万元。黄恒出具《收据》给林敬辉，表示收到林敬辉借款300万元。在一审案件中，黄恒提供其银行账户明细证明涉案借款实际仅为200万元，并且被扣取了“砍头息”，实际取得借款仅为190万元。在该账户明细中，显示林敬辉于2018年5月9日转账存入50万元后，即转账支取50万元至邓丽媛账户，接着林敬辉再转账存入250万元，旋即又向邓丽媛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和10万元各一笔。2018年5月12日，黄恒涉案抵押担保的房产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权利人为林敬辉，义务人为黄恒。在一审案件中，黄恒提供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涉案房产抵押登记档案材料，当中包括林敬辉与黄恒签订的借款金额400万元的《借款合同》、涉案房产的《抵押合同》、委托林敬辉领证的《委托书》。对于该等材料，林敬辉与黄恒均认可于2018年5月9日共同在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签订，黄恒认可其答辩所述的另一份借款金额400万元《借款合同》即为该份《借款合同》，而且该份《借款合同》与涉案借款300万元《借款合同》属同一笔借款。黄恒分别于2018年6月8日、同年7月7日、同年8月9日及同年9月7日向邓丽媛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利息各2万元。在一审案件中，黄恒提供与叶家欣微信聊天的内容，显示叶家欣在2018年5月9日向黄恒提供邓丽媛工商银行账户时，称“总费用10万元包头息，转回100万元流水”，以及叶家欣于2018年6月8日提供邓丽媛工商银行账户给黄恒，要求黄恒支付利息至该账户。黄恒确认除了从其账户被转回去的110万元和其上述支付的4笔利息外，其对涉案借款本息未有其他清偿。林敬辉表示借期内的利息系按月息2.5％标准计算且已收取，利息系由方耀东从邓丽媛处收到后再向其转付，其按此方式收取利息，是因为第三方（中介方）要从中收取部分利息款项。林敬辉承认方耀东代其收到黄恒支付的利息有三笔，分别是2018年5月9日，由邓丽媛向刘浩华（案外人）银行账户转账的24.9万元；2018年6月8日，由张绍文（案外人）向刘浩华银行账户转账的5.4万元；2018年7月10日，由张绍文向刘浩华银行账户转账的5.4万元。一审案件审理期间，方耀东接受法庭询问并做出书面陈述：“方耀东系东莞市陶然轩食品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经营地址在东莞市××街××社区南环路××楼。刘浩华（微信名称“刘小财”），系方耀东的朋友和东莞市陶然轩食品有限公司员工，主要从事经营业务和送货（司机）的工作。郭凤鸣（案外人），女，系方耀东的初中同学（南方中英文学校）。张绍文，系郭凤鸣的朋友，以前与方耀东不认识，因和郭凤鸣一起到过方耀东的商行而认识，但不是很熟悉。2018年初，郭凤鸣问方耀东有没有多余的资金，想不想赚点钱，说（可以）把钱借出去赚点利息，利息为每月2.5％，而且比较有保障，借款人可以将自己的房子作抵押，而且是一手抵押。方耀东本身因经营商行有点资金，就一共出借有5笔。林敬辉、王杰敏（案外人）、陆应文（案外人）系陶然轩商行的客户，经常在商行拿烟酒等商品，与方耀东、刘浩华的关系比较好。方耀东觉得出借人真的把房子做抵押，利息也比较可观，就介绍林敬辉、王杰敏、陆应文分别借钱出去（出借）。林敬辉出借给了3个人，其中借给黄恒是300万元。在当时，郭凤鸣说（由）她帮忙向借款人催收利息就可以了，要求我们向其提供一个账号以防搞乱，所以所有的利息都是打入了刘浩华的账户。具体收款明细，详见《刘浩华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银行转账明细表（分类）》”。方耀东提供了该银行对账单和银行转账明细表。经审查，该银行对账单记载的日期与数额与林敬辉承认方耀东代其收到的利息数额相一致。另查明，林敬辉一审案件申请财产保全，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保函提供担保。林敬辉为此支付了担保费（保险费）2695元。2018年11月10日，林敬辉与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代理委托合同》，约定林敬辉委托该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一审案件诉讼活动。在一审案件中，林敬辉提供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12日开具的律师费11.4万元《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方耀东接受法庭询问，陈述了案涉借款发生的经过和收取利息的过程。林敬辉亦认可方耀东代其收取利息，知道部分利息从邓丽媛处取得。显然，林敬辉经方耀东介绍参与到邓丽媛以及案外人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活动，并且由方耀东从中替其代为收取利息。另外，案涉出借交付当日，黄恒在收到林敬辉转账50万元和250万元后，立即又被分别向邓丽媛转账了50万元、50万元和10万元，而林敬辉在同日即收回利息24.9万元。显然，林敬辉清楚知道案涉借款存在收取高额“砍头息”的情形。上述事实证明，案涉借贷合同关系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案涉借贷合同关系虽无效，但黄恒取得林敬辉的资金应当予以返还，并应当支付占用林敬辉资金期间的利息。根据一审案件查明，黄恒实际取得借款为190万元（300万元－50万元－50万元－10万元），而黄恒借款后向邓丽媛转账支付了4期（次）利息各2万元。因此，黄恒该已支付的利息在抵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占用资金期间利息后，余额应予抵充借款本金，并以剩余借款作为下期计息的基数。按此计算，截至2018年9月8日，借款余额为1847264.11元。综上辨析，黄恒应当返还林敬辉借款1847264.11元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该利息自2018年9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林敬辉主张借款本息超过该标准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敬辉交付的出借款部分回转至邓丽媛，以及由邓丽媛与案外人向林敬辉支付的所谓利息，不属于一审案件审理范畴，林敬辉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案涉借贷合同关系无效，则《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关系即抵押合同关系亦应当无效。由于林敬辉对主合同无效具有过错，而黄恒并无过错，因此黄恒不应承担该民事责任。林敬辉主张抵押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敬辉主张黄恒承担律师费，但与上同理，林敬辉对主合同无效具有过错且未提供支付律师费的付款凭证，故一审法院对林敬辉此项诉请亦不予支持。林敬辉对可能因黄恒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一审案件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而依法申请财产保全支出的担保费用，属于合理开支。黄恒应当承担林敬辉该开支2695元。林敬辉主张担保费超过该数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丽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案件的审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黄恒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林敬辉借款1847264.11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1847264.11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黄恒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林敬辉担保费2695元；三、驳回林敬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440元，由林敬辉负担14600元，由黄恒负担188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黄恒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林敬辉与黄恒于2018年5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黄恒提供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房抵押给林敬辉，作为黄恒向林敬辉履行本合同债务的担保；因黄恒违约，林敬辉通过司法程序主张权利的，林敬辉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诉讼费、交通费、律师费、律师费按诉讼标的的30%计算）由黄恒承担。林敬辉与黄恒就黄恒名下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广州市国土规划委员会于2018年5月12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证明》【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2203328号】中，记录抵押权权利人为林敬辉，抵押物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房。林敬辉在一审中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2日的情况说明，写明：2018年5月9日邓丽媛转入款项24.9万元，是黄恒向林敬辉支付的利息。林敬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载明林敬辉于2018年11月12日向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转账14.4万元，附言为“黄恒律师费”。二审中，林敬辉在庭询中述称其同意按每月0.7%的费率支付费用给郭凤鸣，郭凤鸣为之提供的服务包括介绍借款人、收取利息、代为催款以及办理抵押。林敬辉确认其除了本案借款外，另向案外人李锋、黄科扬出借款项。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2.黄恒应承担的还款付息责任如何确定？3.林敬辉是否就案涉债务享有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号房产的抵押权？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案涉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林敬辉与黄恒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借款合同》签订后，林敬辉依约定交付了借款，因此《借款合同》成立有效。林敬辉将其自有款项向黄恒等人出借，按照目前查明情况，含本案共出借三笔款项，无法据此认定其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本案是否涉及经济犯罪问题，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当事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而黄恒亦陈述公安没有对其报案予以立案，故无法认定本案存在涉嫌经济犯罪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及经济犯罪而导致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另，黄恒认为其因重大误解或者欺诈而签订案涉《借款合同》，该合同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对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在合同签订后，亦没有通过行使撤销权等方法救济自身权利，故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黄恒应向林敬辉还款的金额。黄恒在收到借款后，向邓丽媛的账户偿还部分款项，对该部分款项是否应认定为向林敬辉的还款，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借款合同中约定了林敬辉出借款项的账户，但并没有约定还款账户。第二，林敬辉没有举证证明其向黄恒指定了还款账户。第三，黄恒向邓丽媛转账还款，邓丽媛随后将部分款项支付给林敬辉或林敬辉指定的案外人账户，对此，林敬辉确认收到款项，并确认款项是用于支付借款利息。第四，林敬辉确认其按每月0.7%的费率支付费用给郭凤鸣，郭凤鸣为之提供的服务包括介绍借款人、收取利息和代为催款。可见，林敬辉虽然主张没有委托邓丽媛代为收取款项，但确认是中介人员为其收取利息和代为催款，且其实际接受款项的行为亦表示对由邓丽媛代为收取并转交利息等行为没有异议。因此，黄恒向邓丽媛账户的还款，应认定为向林敬辉的还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黄恒实际取得借款190万元和支付利息4期（次）利息各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林敬辉主张其收到的24.9万元是郭凤鸣支付的保证金，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其在一审中也确认该款为黄恒支付的利息，其主张前后矛盾，同时借款双方已经就借款办理了不动产抵押，另行由中介方提供保证金不甚合理，且在民间借贷中收取保证金的做法亦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相符，本院对其关于保证金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利息计算的问题。案涉《借款合同》依法有效，则黄恒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付息的义务。首先，黄恒主张其已经支付利息8万元，林敬辉亦确认已经收到两个月的利息，对该已付利息，以借款本金190万元为基数计算所得的利息标准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无悖，本院予以确认。现黄恒拖欠自2018年8月10日起的利息，林敬辉主张其清偿利息，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林敬辉主张利息计算标准为2%，低于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亦不超过前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本院也予以确认。因此，黄恒应以19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0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向林敬辉计付利息。一审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林敬辉与黄恒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黄恒确认双方签订的借款金额4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与涉案借款300万元《借款合同》属同一笔借款，故双方就本案借款的抵押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黄恒不履行案涉借款还款义务时，林敬辉对黄恒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房产折价、变卖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另，关于律师费，林敬辉与黄恒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黄恒的违约责任包括应承担相关的律师费，林敬辉提交了律师委托合同、发票以及转账凭证，均印证了其委托律师及支付律师费用的事实，故对林敬辉要求黄恒承担律师费的请求应予支持。但由于本案只支持了林敬辉的部分诉讼请求，故本院按确认出借的本金金额与林敬辉请求的本金金额折算确认黄恒应向林敬辉支付律师费91200元。关于担保费，林敬辉与黄恒在《借款合同》中虽然未约定黄恒应承担本案诉讼保全担保费，但黄恒对一审判决其承担担保费2695元并无异议，没有提起上诉，故本院予以确认；对林敬辉所请求的担保费中超过该金额的部分，其主张的担保合同相对人是重庆融真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并非本案诉讼保全中提供担保的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该费用与本案缺乏关联，且其关于担保费请求也缺乏合同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敬辉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第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8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87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8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黄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林敬辉返还借款19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9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四、被上诉人黄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林敬辉支付律师费91200元；五、被上诉人黄恒不履行上述判决第三、四项时，上诉人林敬辉有权对被上诉人黄恒名下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南二路32号1608号房产折价、变卖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六、驳回上诉人林敬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440元，由上诉人林敬辉负担11421.3元，由被上诉人黄恒负担22018.7元；一审案件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黄恒负担；二审受理费14600元，由上诉人林敬辉负担11421.3元，由被上诉人黄恒负担317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