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2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震，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胜兰、吴艳霞，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道办事处银潭路**（12）。诉讼代表人：熊春来，该公司监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卉清，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震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瑞法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震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思瑞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思瑞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一）思瑞法公司由熊震和刘嘉于2014年9月25日注册设立，熊震占股70%，刘嘉占股30%。公司设立之初，股东刘嘉未实缴注册资本金，所有开办费用（包括人员工资，装修及办公费用等）均是由熊震个人承担，熊震以垫付费用及借款形式对思瑞法公司形成债权，理当应当由思瑞法公司承担。因熊震已证实思瑞法公司向其还款1800000元前，对思瑞法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该金额，其证据包括招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10月1日开始至2015年8月30日止的对账单（银行流水）、思瑞法公司2015年1月31日记账凭证（记字第16号）、外籍员工孙博林的劳动合同书及外国专家证、护照和工资对账单。上述证据与思瑞法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度审计报告相互印证，数据基本吻合。故，思瑞法公司财务人员以注册资本金偿还所欠股东的欠款属于合法行为，一审推论该交易不合法错误。（二）思瑞法公司自设立起，先后多次引进新的投资人并转让股权。每次股权变更前，投资人均对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充分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且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多次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根据财务审计报告均证明了熊震的出资情况，熊震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且经全体股东签名盖章确认2017年12月12日思瑞法公司《章程》后，实质表明熊震的资本金已全额缴足。（三）刘嘉作为名义股东未实际出资，且将代持股权以零对价方式分批转让，一审认定刘嘉出资540000元并被熊震占有，与生效法律文书相矛盾，也与事实不符。（2018）鄂0112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和（2019）鄂01民终3489号民事判决及刘嘉的陈述可证实，刘嘉将其代持的股权以零对价的方式出让，说明刘嘉没有实缴出资。二、一审审理程序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因熊震已被思瑞法公司的其他股东剥夺经营权，在其未掌握公司财务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未准许熊震的调查取证申请，调取思瑞法公司所有往来账目、凭证及审计单位关于注册资本审计底稿，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并在确认相关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后，对该部分报告的结论不予认可，且不重新委托鉴定，仅依据推论及部分财务凭证就认定熊震抽逃出资，导致本案事实查明不清。由于思瑞法公司的诉讼请求与该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相悖，若思瑞法公司掌握证据而坚持不举证，一审也应委托第三方审计单位对熊震与思瑞法公司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全面整体审计，并依据审计结论作出判决。故，本案在未重新委托审计，且思瑞法公司也未提交完整财务报表之下，一审推定熊震出资不实错误。思瑞法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案事实是熊震利用其妻子作为思瑞法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掌公司网上银行U盾，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占为已有。因本公司资本金变更及经营状况和人事任免等情况，均与案件事实无关，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思瑞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震向思瑞法公司返还其抽逃的资本金1260000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8月3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21300元，此后顺延计算）；2、判令熊震向思瑞法公司返还其侵占的公司资金540000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8月3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37700元，此后顺延计算），以上一、二项诉讼标的合计2259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熊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思瑞法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其中熊震认缴7000000元，刘嘉认缴3000000元，均承诺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2015年7月14日，思瑞法公司自然人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构成情况为：熊震出资7900000元，刘嘉出资1400000元，谢礼光出资400000元，赵海波出资300000元，均承诺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2015年8月31日，熊震、刘嘉分别于16时15分、16时16分向思瑞法公司在招行武汉金银湖支行账号为12×××01的账户汇入1260000元、540000元，银行流水交易摘要均载明为“投资款”。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2015年8月31日）注明为“股东投入资本金”，其中“实收资本-熊震”为1260000元，“实收资本-刘佳（嘉）”为540000元。当日16时18分，思瑞法公司从前述账户向熊震在招行积玉桥支行的账户转账1800000元，交易摘要为“还款”。2015年9月30日，思瑞法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载明，上述1800000元转账的科目分别为“其他应付款-熊震”1200000元、“其他应付款-刘佳（嘉）”600000元，摘要均注明为“退款股东开办费借款”。2017年12月12日，思瑞法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第八条载明股东熊震认缴出资6100000元，占注册资本比例38.89%，于2016年8月13日已缴足5956700元，于2017年5月8日缴足200000元，于2017年10月23日转让股本800000，于2017年12月1日缴足300000元，于2017年12月11日缴足443300元。全体股东在章程签名（盖章）页签名、盖章。一审另查明，湖北天勤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思瑞法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后分别作出鄂天勤审字（2017）G-272号、鄂天勤审字（2017）G-273号《审计报告》，两份报告的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分别载明该公司2014年度“其他应付款”达1298000元、“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达1298000元；2015年度“其他应付款年初数”为1298000元、期末数为358704元，“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为18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熊震、刘嘉于2015年8月31日向思瑞法公司转入的共计1800000元是否属于股东出资款；思瑞法公司随后向熊震个人账户转款1800000元是否构成熊震抽逃出资、侵占公司资产。关于案涉1800000元是否属于熊震、刘嘉的股东出资款的问题。熊震、刘嘉均系思瑞法公司股东，熊震、刘嘉于2015年8月31日分别向思瑞法公司的银行账户汇入1260000元、540000元，汇款回单上注明用途为“投资款”，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载明前述款项为“股东投入资本金”，熊震举证的思瑞法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也载明2015年公司实收资本期末余额为1800000元，与案涉款项金额和出资时间相同，因此，案涉1800000元应认定为熊震、刘嘉的出资款。熊震辩称根据思瑞法公司章程规定，熊震应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7000000元出资，因此不存在于2015年8月31日提前出资到位又抽逃的情况，另外，刘嘉于2015年7月转让了部分思瑞法公司的股份，没有理由于2015年8月31日提前缴纳出资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出应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出资额，熊震、刘嘉于2015年8月31日缴纳出资款，系熊震、刘嘉自身放弃期限利益，不影响出资款性质的认定，况且刘嘉虽于2015年7月转让了部分股权，但仍然是思瑞法公司的股东，向公司缴纳出资款是其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故，对熊震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思瑞法公司向熊震汇款1800000元是否构成熊震抽逃出资、侵占公司资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熊震的上述行为是否损害了思瑞法公司的权益是判定其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及侵占公司资产的关键，对此应结合本案证据判断熊震转出1800000元的行为是否基于真实、正当的交易关系以及熊震能否证明其已缴足出资两方面来审查认定。首先，关于转出的案涉1800000元是否基于真实、正当交易关系的问题。思瑞法公司主张，熊震利用职务之便将其1260000元出资款转出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将股东刘嘉的540000元出资款转出的行为构成侵占公司资产，均应返还。对此，熊震辩称，前述1800000元均由熊震向他人借款筹集，分别以熊震及刘嘉名义转入思瑞法公司是为了帮思瑞法公司融资而补做的财务凭证，因思瑞法公司尚欠熊震垫付的开办费用，该笔费用远超1800000元，因此1800000元全部转入熊震个人银行账户。为证明思瑞法公司尚欠熊震垫付的开办费用，熊震提供了思瑞法公司及其个人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显示熊震向思瑞法公司汇入多笔款项，交易类型注明为“收款”，同时思瑞法公司也向熊震个人账户转入多笔资金，交易类型多备注为“备用金”，鉴于双方之间交易往来频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熊震的主张。庭审中，熊震提供了思瑞法公司2014年、2015年审计报告，拟证明其对思瑞法公司享有债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审计报告虽显示思瑞法公司有应付款，但未直接表明应付款为思瑞法公司欠熊震的借款，亦无法证明熊震对思瑞法公司有1800000元的债权。故熊震作为思瑞法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理应就公司资本金转入其个人账户是基于合法、正当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但综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思瑞法公司1800000元资本金在缴纳2分钟后随即被熊震转出，并非基于真实、正当的交易关系。其次，关于熊震是否已足额缴纳出资的问题。熊震提供了思瑞法公司于2017年12月修订的公司章程，认为章程第八条证明全体股东确认熊震已履行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熊震未提供将全部出资款存入验资账户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并不足以证明熊震已履行全部出资义务。综上，熊震在缺乏真实、正当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非经法定程序将其本人及其他股东出资转出，此后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经营过程中，将转出的注册资本予以补足，其行为损害了思瑞法公司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思瑞法公司有权要求熊震返还1800000元出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补足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熊震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思瑞法公司返还出资款1800000元及利息（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872元由熊震负担。二审期间，熊震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思瑞法公司自2014年-2017年的公司章程、2016年度思瑞法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拟证明熊震已实缴出资；2、2019年6月14日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通知及流程、2019年6月17日的董事会决议、2019年6月25日董事会及股东会议通知及流程、2019年6月29日的董事会决议、2019年7月1日交接清单、2019年7月2日人事任命通知，拟证明熊震已不再实际掌控思瑞法公司；3、2014年9月17日-2017年12月17日间熊震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熊震出资情况。思瑞法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4年11月14日至2019年7月16日间思瑞法公司交易流水银行查询单，用于证明熊震与思瑞法公司间资金往来情况；2、2017年5月25日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及2017年5月9、10日银行凭证，用于证明熊震所称2017年5月9日汇付的50万元并非出资款。经质证，思瑞法公司认可2016年度思瑞法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及2014年-2017年间熊震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的真实性，并请法院核查思瑞法公司历届章程的真实，且认为2019年6月之后思瑞法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及公司人事任命通知均与本案无关。熊震对2014年9月17日-2017年12月17日间银行流水查询单及2017年5月9、10日银行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且经其核对银行流水查询单的原件后，以思瑞法公司所示2014年至2019年间银行流水查询单原件中存有2019年7月17日之后交易流水记录为由，认为思瑞法公司提供的该部分查询单不完整，并在核对2017年5月25日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后，以不清楚为由，对该份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同时，熊震表明，通过银行流水查询单所备注的资金用途可知，其于2014年至2019年间系思瑞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管理，与公司存在资金往来符合常理。且其现已无法掌控目标公司，故应由思瑞法公司出示会计账簿和记账凭证，并据此申请二审法院调取思瑞法公司自设立至今的所有财务账及记账凭证。针对当事双方的举证及质证情况，本院认证意见为，1、对思瑞法公司历届章程，经本院核实后，就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对2016年度思瑞法公司财务审计报告，虽当事双方就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该报告系根据思瑞法公司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财务现状而作出的，仅能反映目标公司资产情况及资金往来状况，与熊震是否存有抽逃出资行为，以及熊震与目标公司间是否存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不具有针对性，无法证实熊震已缴足出资的事实。故，对该份报告，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3、对思瑞法公司2019年6-7月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公司人事任命通知，系目标公司于2019年6月之后免去熊震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决策，并不表明在该时段前，作为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的熊震未实际掌控思瑞法公司的事实，也不代表思瑞法公司至此之后就熊震的股东权利予以了限制。故，就其于二审中自称从2017年之后对思瑞法公司无控制权的单方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并对思瑞法公司于2019年6月份免去熊震总经理职务的事实予以采纳。4、对当事各方分别举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交易流水银行查询单、2017年5月9、10日银行凭证，系客观真实且经质证相对方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因2019年7月17日之后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就熊震以思瑞法公司未提交该部分银行流水为由而质疑证据不完整性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5、对2017年5月25日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经核实证据原件并结合该部分账目所对应的银行流水清单及支付凭证后，基于熊震无反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同时，因熊震于2017年5月9日向思瑞法公司所付的50万元未注明资金用途，且思瑞法公司在会计账簿中也未确认该笔款项为其出资款，并于次日将该笔款项转付给了熊震。故，基于转款当下当事双方均未确认该笔资金性质为出资款之情形，熊震不能仅凭资金流转的方式以事后单方确认的行为来自利性界定该笔款项系其出资。据此，就熊震自认2017年5月9日所付50万元为出资款的表述，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当事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思瑞法公司自2014年设立时至2016年7月前的公司章程均载明，股东应当按照章程规定按时缴付出资，不得虚假出资、抽逃资金。公司登记注册后，股东不得抽回其出资。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利机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并行使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职权。公司设一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负有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汇报工作、执行股东会决议等职责。执行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不得侵占公司财产，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以个人名义或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不得向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其中，2014年公司章程所载股东熊震、刘嘉的持股比例为70%、30%；2015年公司章程所载股东熊震、刘嘉、谢礼光、赵海波的持股比例分别为79%、14%、4%、3%；2016年公司章程所载股东熊震、刘嘉、查燕云、郑红讯、杜晓峰、武汉金通利创业中心（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分别为75%、4%、5%、3%、2%、15.5%。另，思瑞法公司自2016年7月之后的章程中删除了公司高管人员履行忠实勤勉义务的相关内容。2019年6月，思瑞法公司通过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免去熊震总经理职务，但未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免去熊震的董事长职务。依熊震及思瑞法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反映，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5月，思瑞法公司与熊震及其配偶杨菁（时任思瑞法公司财务出纳）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该部分明细单所备注的资金用途中除投资款外，熊震就其余转入公司款项的用途未予列明，而思瑞法公司转至熊震或杨菁个人银行账户的款项所注明的资金用途为报销款、货款、往来款、借支、备用金、工资、费用等。二审中，思瑞法公司表示其未与熊震签订过借款合同，也未就聘请外籍员工及公司开办、装修费用的承担召开过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熊震认可其与思瑞法公司未签订过借款合同，且承认思瑞法公司设立时，两位发起人之间未对公司开办、装修的费用进行约定，并表明因刘嘉未实际出资，在所有资金均为熊震支出的情况下，就公司的经营决策未经过股东会决议。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二审主要针对熊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进行审理，故二审争议焦点为熊震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本金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思瑞法公司通过提供银行资金流水及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5年8月31日该公司收到熊震、刘嘉分别缴纳的资本金126万元和54万元后当即以“还款”名义向熊震个人银行账户转款180万元。因熊震在该笔资金转移时是思瑞法公司的控股股东，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其对公司经济资源的管理、把握和处分上具有决定权，故思瑞法公司根据该部分证据有理由怀疑熊震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又抽逃出资。据此，在思瑞法公司已完成其举证责任的情形下，熊震理应对该转款行为不属于抽逃出资负有举证义务，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之规定，就该次转款行为系思瑞法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或其与思瑞法公司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或该转款行为经过法定程序或通过公司内部决议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从熊震的陈述可知，其与思瑞法公司没有签订过借款合同，且自认为在刘嘉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基于所有资金均系其支出之情形，就公司的经营决策未经过股东会决议。但因公司是企业法人的特殊形式之一，公司能力是法律对团体能力的拟制。公司的设立和存续，不仅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财产或者资产要素外，更有赖于股东等公司成员的意思联盟，并形成和表达公司决策信息的传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理、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因此，公司章程是公司投资人的自我约束文件，主要体现公司股东的意思和利益。就公司重大事务的决定，其以绝大多数人共同决定机制，通过拟定的公司章程，约束利益各方之权责，并用来矫正滥用多数决议规则、大股东控制权及公司信息不对称而在具体场合下给公司或股东造成的损害。故，即便刘嘉未实际出资，但非经法定除权程序，刘嘉基于目标公司以章程所载的股东身份及其依股东资格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并不能被他人随意侵犯。同时，根据转款行为发生时间2015年8月31日，结合思瑞法公司当时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及高管人员除经股东会同意，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因此，在未经股东会决议之下，即使控股股东或高管人员与公司间存在交易，该部分交易也不属于思瑞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为熊震对目标公司具有合法债权的依据。再者退一步而言，纵然2016年7月后，思瑞法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删除了该部分内容，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作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熊震仍应依法履行忠实勤勉义务，而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背离公司决议制度而造成对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损害。据此，在思瑞法公司否认其与熊震间存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之下，基于熊震未能举示实质证据合理说明转移案涉资金的合法依据，未能证实该部分资金的转移是其与目标公司建立了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或双方间的交易行为经过思瑞法公司股东会决议或予以了嗣后追认。故，熊震在实际掌控思瑞法公司期间的转款行为仅能体现熊震的意愿，而不能代表思瑞法公司。因此，一审认定熊震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并无不当。至于熊震以本案未经司法审计为由，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观点，以及其在二审中要求调取思瑞法公司财务账簿及记账凭证的申请，因财务审计仅是思瑞法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来源与流向的证明，并不是判定案涉资金合理、合法及正常支出的标准，故，就其该部分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熊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72元，由熊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林慧娟书记员彭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