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行赔终3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德，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防城港市港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传林，男，197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防城港市港口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褚中喜，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冯力，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渔洲坪建政路。 法定代表人朱靓，区长。 委托代理人阮洪涛，防城港市港口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荣健，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张建德、黄传林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06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建德、黄传林的委托代理人褚中喜、冯力，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港口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阮洪涛、陈荣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0日，张建德、黄传林与吴世海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吴世海为甲方，张建德、黄传林为乙方，甲方将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大江虾××大坝至××公路，旧公路至南，两边排水沟内所有塘及排水沟外西北方向岭坳内的一个约10亩的塘（及附属房屋、设备、设施）共计面积383.9亩出租给张建德、黄传林，租期为9年，从2009年3月10日起至2018年3月9日止。第1、2、3年租金530元／亩.年，3年租金为610401元。第4、5、6年租金930元／亩.年，3年租金为1071081元。第7、8、9年租金1530元／亩.年，3年租金为1762101元。合同签订日起一次性交纳首期3年租金，于2012年3月份内付清余第4、5、6（年）全部租金1071081元，于2015年3月份内付清第7、8、9年租金1762101元，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在签订合同后，张建德、黄传林按约定向吴世海支付了租金。在租赁期限内，张建德、黄传林分两次将其中257.9亩（租期为2013年10月5日起至2015年10月4日止）和113亩（租期为2014年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转租给李福亮，作为养殖生产用。李福亮分两次支付承包费给张建 -3- 德、黄传林。2014年1月6日，港口区政府在李福亮的养殖场张贴《公告》，称“任何单位不得单方改变大江围利用现状，暂停一切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2月1日，李福亮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5月10日，该院作出（2016)桂06行初8号行政判决，以港口区政府作出的案涉《公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行政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公告》。判决后，当事人双方均没有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6月16日生效)。 2017年6月21日，李福亮向该院提起相关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港口区政府赔偿承租期间经济损失580万元。2017年8月30日，该院作出(2017)桂06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以港口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6日作出《公告》，责令“暂停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李福亮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投资而不得收益的经济损失为由，判决港口区政府赔偿李福亮在涉案租期间内的经济损失192.93万及利息。李福亮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年12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行赔终19号行政赔偿终审判决，维持该院作出(2017)桂06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 2018年5月7日，张建德、黄传林通过邮寄向港口区政府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请求港口区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298.8万元。港口区政府未作出书面答复。2018年8月17日，张建德、黄传林向该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以港口区政府因作出案涉《公告》已造成其合法权益受损，应参照该院 -4- (2017)桂06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的标准承担其租金损失为由，请求判令港口区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298.8万元。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关于赔偿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或者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等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月6日在李福亮正在经营的养殖场处张贴《公告》，要求“暂停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虽不是行政处罚，但对张建德、黄传林在李福亮承租期届满后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了实际影响，并被该院生效的行政判决以其作出涉案《公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行政程序违法为由，判决予以撤销。港口区政府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侵犯财产权的情形，故张建德、黄传林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二、关于损害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张建德、黄传林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即其主张的经济损失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关于租金损失费。张建德、黄传林与吴世海签订租赁合同后，又先后两次与李福亮签订租赁合同，将大江围两处养殖塘转租给李福亮。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月6日在李福亮正在经营的养殖场处张贴《公 -5- 告》，责令“暂停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确实影响张建德、黄传林的正常生产经营(从李福亮承包期届满后)，港口区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张建德、黄传林因之无法正常经营造成投资而不得收益的经济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故此，港口区政府应赔偿张建德、黄传林的损失。但张建德、黄传林的损失是其与吴世海承租养殖塘的租金损失，而张建德、黄传林主张按该院(2017)桂06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标准赔偿损失，因涉及到张建德、黄传林的经营风险，盈亏无法确定等问题，故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外，港口区政府在养殖塘处张贴《公告》，影响张建德、黄传林的正常生产经营是从张建德、黄传林与李福亮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期限期届满至该院(2016)桂06行初8号行政判决生效止，因在该院上述行政判决撤销港口区政府的《公告》后，张建德、黄传林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港口区政府的《公告》已被撤销，张建德、黄传林在港口区政府的《公告》已被撤销之后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生产经营，不存在任何损失，所以，张建德、黄传林请求赔偿损失计算至2018年3月9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赔偿数额。张建德、黄传林分别两次将其中257.9亩（租期为2013年10月5日起至2015年10月4日止）和113亩（租期为2014年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养殖塘转租给李福亮，257.9亩养殖塘的损失从2015年10月5日计算至2016年6月16日止［该院(2016)桂06行初8号行政判决生效时间］，共计8个月12天。113亩养殖塘的损失从2016年1月1日计 -6- 算至2016年6月16日止(2016)桂06行初8号行政判决生效时间)，共计5个月15天，按张建德、黄传林与吴世海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每亩养殖塘的年租金1530元计算，张建德、黄传林的经济损失共计355638.23元。另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赔终16号行政裁定认为本案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法定时效和起诉期限，因此，港口区政府主张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的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建德、黄传林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没有事实、证据支撑或于法无据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港口区政府主张不予赔偿张建德、黄传林的经济损失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政府向原告张建德、黄传林赔偿损失355638.2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个月付清；二、驳回原告张建德、黄传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张建德、黄传林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20）桂06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2.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一、原审将赔偿损失计算至2016年6月16日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涉案公告于2016年6月16日被依法撤销，但被上诉人并未遵循比例原则，履行法定程序进行对外公示，所涉相对人也均不知撤销事实，导致该违法行政行 -7- 为仍具有持续性，由此造成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原审以每亩1530元标准计算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除包括约定租金损失外，还应当包括造成的增值受益租金损失等。主要理由是：第一，将该项增值受益权益归入赔偿范围，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如果没有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介入，上诉人通过转租等行为获得相应利益将不低于李福亮案中的租金标准。第二，将上诉人必然可得的权益排除在行政赔偿之外，明显有失公正。三、上诉人在原审中的主张你院应予以支持。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侵害土地租赁期限是指：257.9亩，从2015年10月5日起至2018年3月9日止，计886天，29.5个月；113亩，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3月9日止，计798天，26.6个月。参照19号判决确定的租金，257.9亩土地的损失为5.373万/月×29.5月=158.5万；113亩的损失为5.2733万元/月×26.6月=140.3万元；合计为298.8万元。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港口区政府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张建德、黄传林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向本院提交陈济发、李福亮等5人签名的证明材料，拟证明2016年6月16日涉案的公告被撤销之后，被上诉人没有进行公告，导致违法行政行为仍具有持续性，由此造成必要限度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没有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 -8- 证人身份的文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经一审庭审质证并经双方予以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各项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被上诉人港口区政府在涉案养殖场张贴的《公告》因违法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且张贴的《公告》造成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四）项的规定，港口区政府应赔偿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侵害所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规定可知，侵犯公民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已灭失或无法恢复原状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即国家赔偿以赔偿直接损失为原则。关于直接损失的认定，虽然现行法律并未作统一规定，但通常认为直接损失是指当事人因遭受不法侵害而使现有财产利益或必然可得财产利益减少或消灭的损失。本案中，张建德、黄传林作为承租方与出租方吴世海签订了租赁合同，吴世海将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所属范围的大江虾场出租给上诉人，合同明确规定了出租期限为9年，从2009年3月10日起至2018年3月9日止，第七、八、九年租 -9- 金为1530元/亩.年，即租赁期间2015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9日的租金为1530元/亩.年。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应为其与吴世海签订租赁合同的租金损失，上诉人通过转租获得的利益实为其预期利益，不属于上诉人的现有利益或必然可得利益，并非直接损失，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上诉人主张按李福亮案中的租金标准赔偿其损失，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期间计算的问题。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公告》已被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6行初8号行政判决撤销，因该案件的原告李福亮与本案的上诉人张建德、黄传林有直接利害关系，并对上诉人张建德、黄传林的出租及承租行为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张建德、黄传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港口区政府的《公告》已被撤销。港口区政府的《公告》被撤销后，上诉人生产经营活动已不受影响，原审法院对赔偿损失期间计算至撤销《公告》的判决生效时间（2016年6月16日），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赔偿损失期间计算至2018年3月9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张建德、黄传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10-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麦济艰 审 判 员 古华强 审 判 员 陈 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曾 露 书 记 员 韦泉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