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7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书田，男，1969年4月12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爱存，女，1977年8月31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锡峰，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书田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7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书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被上诉人姜爱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锡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书田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董书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姜爱存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董书田是否是受到胁迫而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的动机和评判基础问题。综合本案相关证据，评判董书田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否受到胁迫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董书田并非是法律专业人士，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对其只能以普通自然人对刑事法律敬畏的一般认知作为评判基础来评判其在本案中的法律认知水平和意思表示能力。对董书田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两份文件在2018年12月6日、7日录音全程的评价均应以董书田为了获取姜爱存出具的《谅解书》和诈骗罪刑事撤案作为评判董书田是否能够意思自治及是否受到胁迫的前提。确立了此评判基础，就不难理解董书田为何在姜爱存于2018年12月6日的谈话录音中得知姜爱存已经立案追究董书田诈骗罪并能够以此判董书田10-20年刑的威胁后，在第二天按照姜爱存和姜广吉等人的要求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两份文件来保全自己人身自由的思想状态。(二)关于董书田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否有足够的平等及自愿问题。1、对于签署《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时董书田和姜爱存的地位是否平等的问题。董书田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签署《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之前其虽然对其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不了解，但是在事先不知道要签《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前基于以上即将被追究诈骗罪刑事责任的基础上是无法与姜爱存在平等协商的。2、对于签署《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否出于董书田自愿的问题。通观录音中董书田的回答，简单而含糊，提出自己意见后未做坚持即行放弃；对于姜爱存提前打印好的《款项往来确认》虽有异议但也多次无奈放弃，各方当事人在录音中的语气及谈话环境和地点，谈话人群在亲情和处事上的向背等整体氛围均对董书田明显不利显然不能证明董书田签署《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出于董书田的自愿。(三)姜爱存在《款项往来确认》中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理由如下：1、姜爱存对于《款项往来确认》的起草时间、起草人、打印人、打印前是否和董书田协商过，2018年12月7日现场是否有律师参与等基本事实存在虚假陈述。2、姜爱存对于《款项往来确认》中涉及的10万元存折究竟属于董书田还是姜爱存的事实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3、姜爱存对于《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内容与其曾经和董书田合伙经营的“阳光花丛宾馆”无关的陈述也同样是虚假的。4、姜爱存在2020年7月23日的开庭笔录第11页中称“后来董书田说要用钱，我又让我哥(姜广吉)给他打了10万”也纯属虚假陈述。(四)董书田在签署《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后直接产生了姜爱存的哥哥姜广吉同意给董书田出具谅解书并要求公安机关对董书田撤案的结果。综上所述，董书田签署《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的情形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对于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的构成要件。(五)一审判决书第15页最后一段认为“本案系形成权纠纷，董书田和姜爱存双方债权债务的具体数额应当通过给付之诉解决，并非本案形成权之诉的处理事项范围”，明显系为了回避姜爱存存在的虚假陈述和提供伪证问题而推卸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姜爱存存在明显虚假陈述和提供伪证的情况下，公然置之不理，既不予查明《款项往来确认》和《承诺函》内容的真实性，也不予查明董书田对于违背事实的《款项往来确认》和《承诺函》予以签字背后的真实原因，实属查明事实不清。故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款项往来确认》和《承诺函》所涉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董书田在签订《款项往来确认》和《承诺函》时未遭受姜爱存胁迫的认定显然也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理由如下：根据本案被上诉人姜爱存于2018年12月7日录制的签订以上两份文件的现场录音，姜爱存的哥哥姜广吉也参与了，在现场以姜爱存已经到公安机关报案董书田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并欲追究董书田的刑事责任，后又在董书田同意签字后以向公安机关的“王大队”申请撤销案件为由共同对董书田进行胁迫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在一审过程中请求追加姜广吉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并未准许。被上诉人姜爱存辩称：一、上诉人所称“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系受胁迫，不是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等等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一方面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到了胁迫或威胁,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报案等系法定救济方式并非是威胁或胁迫。二、“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中说涉及的投资款数额、收益数额、借款数额等均有事实依据，客观、真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上诉人董书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董书田和被告姜爱存签订于2018年12月7日的《款项往来确认》和《承诺函》，涉及金额合计1726680元，以及其中1376680元按年利率24%自2018年12月7日计算至原告董书田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30403.3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6日)，共计2057083.3元(暂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姜爱存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6日，原被告双方及原告女儿董文凭及张立芳在麦当劳餐厅见面，双方主要商谈要对原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算账，期间被告对该过程进行了录音。2018年12月7日，在被告哥哥姜广吉的办公室，在场人有原被告双方、姜广吉、姜爱敏、张立芳、律师王丽（音），双方对于原被告之间经济往来及投资二环西路项目的投资比例和收益，以及双方资金往来进行了算账，并形成了款项往来明细及承诺函，双方在该款项往来确认上签字，款项往来确认载明：一、35万投资款支付明细把房子抵押，周双喜，从中行，工行，一次12万，一次13万，共25万打入董书田卡6230520450023647576农行，2015年12月底，现金两次每次5万，第一次借王聪136××××****，现金3万给董书田，我给2万，第二次，我的门面收租3万给董书田，小门面的租房人，电话158××******，我给董书田2万，共10万！合计35万。二、91万借款（一）银行转账银行卡转账48万。2017年9月11-12-13日，打卡4.9万（另1000元现金），4.9万（另1000元现金），2.3万，加上扣除利息2.7万，计15万，由姜爱存，卡62×××70打入董书田卡，6230520450023647576，这钱是姜爱存借李豆的，2017年11月13日，姜爱存让其妹，姜爱敏，打卡给董书田3万，由姜爱敏卡，6228480453357517714卡，打入董书田卡，6230520450023647576，姜爱存房产二次抵押给牛犇，15万，打给董书田卡，6230520450023647576农行，2017年9月23日，由姜爱存卡62×××70打董书田卡，6230520450023647576，15万，共计48万。（二）现金。现金部分：2016年底董书田让姜爱存借其友梁月霞150××××****现金3万，打卡给张梅（项目股东），2016年7-8月份，董书田买车借5万现金，董书田给姐姐学校装修借6万现金，2015年7-8份姜爱存儿子退学费3万给董书田，铜山宾馆大门面2016年12月份收4万房租给董书田，承租人小蔡：130××××****,2017年10月23-24分8次取款，卡号62×××70给董书田，每次5000，共计4万，2017年9月13日取现金4次每次5000元，计2万给董书田，从姜爱存卡62×××70卡取出，2017年6月15，董书田让我给其女儿董文平147××××****农行支付宝转2次5000元共一万，2017年2月份，铜山宾馆小门面收入租金2.5万，押金0.5万，计3万，给董书田，承租人，152××××****，手机，2017年9月28-29取现金2万给董书田，共计33万现金！（三）直接用其他存折中的钱10万元（姜爱存将10万元的存折交董书田）。原被告双方在确认书上签字捺印。当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致：姜爱存鉴于在本承诺函出具前，本人（董书田，身份证号码：)与贵方（姜爱存，身份证号码：)及张梅、王理光合作运作徐州市二环西路36号大院（以下简称“老纺织厂项目”），其中本人投资90万元（含姜爱存投入的35万元），占总投资份额的40%。在本人与姜爱存、张梅、王理光合作运作老纺织厂前，姜爱存将合作款35万元交付给本人。在合作运作老纺织厂项目过程中产生了收益（其中2016年本人取得分红收益40万元、2017年本人取得分红收益40万元、截至2018年I2月1日前本人取得分红收益40万元），但本人未向贵方支付（根据姜爱存持有的份额，截至2018年12月1日应得分红收益46.668万元）。除此外，本人向姜爱存借款91万元，具体明细详见本人与姜爱存签字确认文件。为此，本人就偿还所拖欠贵方的借款及支付收益问题，承诺如下：一、本人确认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共向贵方借款91万元，即欠贵方91万元；二、本人确认老纺织厂项目贵方应得收益46.668万元，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未向贵方支付；三、上述款项共计137.668万元，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同意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在偿还完毕本息前本人授权姜爱存代本人领取老纺织厂项目分红收益。四、本人在持有老纺织厂项目投资份额期间，本人对投资份额的任何处分均需取得姜爱存的同意，本人的所有债务均与姜爱存持有的老纺织厂项目投资份额无关。特此承诺，本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被告对2018年12月7日的算账过程进行了录音。2018年12月26日，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偿还计款及收益款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苏0311民初795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董书田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苏03民终3046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苏0311民初795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本院重审。另查明，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经济侦查大队在2018年12月3日对王理光进行了询问，王理光陈述与原告共同投资了二环西路纺织技校改造，原告投了90万元，在2017年就还给了原告，原告获得收益有几十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可撤销可变更合同，该条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董书田于2018年12月13日通过电话的方式报警，称打欠条时受到了合作伙伴的恐吓，故电话报警求助，此时原告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故其在2019年12月7日来院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年期限。通过双方的诉争与抗辩，本院确定本案的审理焦点为原告要求撤销其在2018年12月7日向被告出具款项往来确认和承诺函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受到了胁迫，并应当予以撤销。结合该争议焦点，并结合各方的举证，本院认为，原告所诉称的胁迫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所谓胁迫,是指合同一方不法地向相对人表示施加压力,使之恐惧,并且基于此种恐惧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行为，遭受胁迫的一方所为的意思表示违反了意思自由和自主的原则，故法律赋予其申请撤销或者变更的权利。本案中，原告认为在2018年12月7日，被告姜爱存纠集多人和律师在姜广吉的办公室内，以在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已立案追究原告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为由，胁迫原告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两份文件，故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现诉请撤销该两份文件，但该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为：首先，在2018年12月6日，在原被告双方见面商谈时，在场人还有张立芳和原告的女儿董文凭，双方选择的是麦当劳餐厅这一公共场所，从录音反映的过程来看，被告已经提出因找不到原告算账要款，遂电话报警，被告自己判断原告的行为符合诈骗情节，最低要判十年，但是整个交谈中，包括张立芳在内都在劝告原告因不懂法，让原告算账解决问题，原告也陈述账该咋算咋算，张立芳陈述不参与双方算账的过程，故在原告知道被告报案后，选择算账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系自主选择的结果，并非遭受被告的胁迫，被告所说原告符合诈骗情节，要判十年以上，系被告的朴素判断，而非法律意见，原被告同样系非法律人士，被告对原告隐瞒事实和逃避行为判断的表述，并不足以让原告心里产生恐惧；其次，在2018年12月7日，双方在姜广吉的办公室算账时，在场人有张立芳、姜爱敏、姜广吉、律师张丽（音），双方首先围绕二环西路项目的投资开始时间，双方所占份额及收取投资收益的情况展开商谈，原告对被告投资二环西路项目35万元是认可的，此后双方对于收益进行了核对确认，并打印了书面的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原告在该书面文件上签字，整个协商过程，原告充分反馈了取得收益款的情况，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证据证实原告将收益获得的情况向被告进行了反馈，并按照投资比例向被告支付，故上述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真实地反映了原告的意思，不存在胁迫。再次，通过本院调取公安机关对王理光的询问笔录可知，在原告与张梅、王理光夫妇合伙经营二环西路项目时，王理光向原告返还过投资收益，该情况与原告在2018年12月7日的录音中陈述获得收益的描述一致。最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了算账中所涉与原告资金往来的交易明细，如被告向王磊、李豆的借款借据，王磊、梁月侠、姜爱敏及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明细，能够印证双方算账中所涉的款项真实，并不存在虚构。需要说明的是，原被告之间的的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否涉及到铜山阳光花丛宾馆投资的合伙期间资金往来及清理和结算，应系本院（2018）苏0311民初7956号民事发回重审后另案查明的问题。本案系形成权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在出具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否遭受被告胁迫，双方债权债务的具体数额应当通过给付之诉解决，并非本案形成权之诉的处理事项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董书田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董书田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20）苏0311民初248号案件开庭笔录打印件一份；证据二，2020年3月3日工行电子回单打印件一份；证据三，（2019）苏0311民初770号案件卷宗材料，证明款项往来确认中所记录的姜爱存房产二次抵押给牛犇15万元打给董书田卡是不属实的。被上诉人姜爱存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是否具备予以撤销的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董书田主张被上诉人姜爱存以在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已立案追究上诉人董书田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为由，胁迫其签下《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违背了其真实意思。本案中，被上诉人姜爱存所说的上诉人董书田的行为符合诈骗情形会被判刑追究责任，是基于被上诉人姜爱存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对于被上诉人姜爱存的该认知和判断，上诉人董书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予以甄别，显然，上诉人董书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的形成是在给其造成恐惧的情况下作出的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上诉人董书田要求撤销涉案《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涉案《款项往来确认》及《承诺函》的形成不具备予以撤销的事由，但并不影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基础法律关系及真实权利义务事实的认定。至于上诉人董书田提出的一审未追加案外人姜广吉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董书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57元，由上诉人董书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政审判员 宋正喜审判员 费 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吉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