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22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江**。上诉人王新明因与被上诉人董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3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新明及被上诉人董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新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的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董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提供了潞州区劳动检查大队调解时录音证据（录制于2019年12月23日），负责分配工程款和工资款的工地老板王洪说“生病期间结清”“给他（董江**的父亲董建国）结清了”，但一审对此不予认定反而得出“原告没有提供秦路巧是受到胁迫或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字证据，该证明系合法有效的证据”的错误结论，导致上诉人和秦路巧受骗事实得不到认定；对“他们在医院有交接”一审不予认定，反而作出“关于董建国支付原告工资款的具体数额,现仅有原告自己陈述是支付过34000元,没有证据加以证明”的错误结论,导致上诉人的工资无法全部得到。而证据与事实显示:被上诉人父亲董建国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住院期间,上诉人因工资问题,多次去医院探望并与被上诉人家属恳切沟通说明，在办理有关手续方面，被上诉人及家属还查看了详情,现被上诉人想借其父之死隐满事实真相,编造谎言,以达到少支付上诉人工资的目的。王洪对欠上诉人的工资余额,含糊其辞,竭力压低,在“给他结清了”的前提下说的数目,起到了误导当事人的目的。现提供王洪调解期间双方通话短信两则和2020年9月15日8点48分双方电话录音,完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辩称”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对非法得到的“证明”认可，而对欠款协议书仅认可是其父的署名手印,不认可内容,从而不认可所欠工资数目,因而躲避债务。从2019年12月23日调解录音和临近春节前通话录音(由董江**提供)能够证明系被欺诈情形下签的字,故几方签订的“证明”应视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合同上是一个人签名时,应以签名人签名为准；当合同上是二个人签名时,应以二个人签名为准，当其中一人要变动合同时,须经另一方同意方可。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因《欠款协议书》上是上诉人一人签名，并非二人，所以“证明”无效，因为“证明”是要解决《欠款协议书》的问题，而《欠款协议书》上仅是上诉人一人签名并无秦路巧,所以签名无效。董江**辩称，关于欠钱的事我有录音，王新明开始说2万元处理清我父亲欠钱的事，究竟欠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当时四个人签的证明，王洪和王新明都在，协商好最后一共给22000元了结此事，但现在王新明又反悔了。王新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董江**支付其剩余工资款39780元、违约金5000元、误工费5000元，总计49780元；2、诉讼费由董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秦路巧系夫妻关系。二人受雇于董建国，董建国与曹书全、吉移民合伙在王洪（四川人）的工地上承揽工程。2014年4月3日，董建国为给工地购买设备，给秦路巧出具欠条，载明：今借到北寨秦路巧现金4000元。2018年8月6日，董建国就之前欠原告及秦路巧的工资及欠款的情况，与原告签订《工资欠款协议书》，载明：直至签订协议书之日，董建国欠原告工资款总计73780元，经协商今年年底结清，如违约董建国愿赔偿原告因此而造成的各项费用（误工、三年利息、管理费），并付违约金5000元，原告有权阻止董建国继续施工。2014年4月3日借到原告现金4000元，一并归还。董建国与原告签字。该4000元系借秦路巧的4000元。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该协议书中“各项费用（误工、三年利息、管理费），并付违约金5000元”被用笔划去。原告称是董建国不同意，董建国自行划去的。董建国因病于2019年7月20日去世，被告董江**系董建国的大儿子。原告称在与董建国签订《工资欠款协议书》后，董建国曾陆续支付了其34000元的工资，就剩余的工资款及借款，原告找被告索要并到工地找王洪要款，被告称不知道其父亲董建国欠原告多少钱及支付过多少钱，直到其父亲去世后，原告找其要款方才知道。曹书全在2019年因病去世。2020年4月17日，郭巧则（曹书全的妻子）、董江**、吉移民、秦路巧在王洪工地经协商后，签订证明一份，载明：董建国、曹书全、吉移民在王洪处干的2020年4月17日以前所有项目的回填土人工费还欠140000元，由于董建国、曹书全已过世，但由于董建国、曹书全还欠秦路巧人工费22000元，则此尾款，需由郭巧则、董江**、吉移民、秦路巧重新分配。分配如下：郭巧则30000元、董江**40000元、吉移民48000元、秦路巧22000元，此款分配后，由王洪直接支付至郭巧则、董江**、吉移民、秦路巧本人，此款付清后，所有人工费也相应付清。郭巧则、董江**、吉移民、秦路巧四人签字。该“证明”的原件在王洪手中。庭审中经询问，原告认可董建国共计欠原告及其妻子秦路巧工资款共计73780元，没有就二人的欠款分开计算，之后付款也是一并支付，没有分别支付过二人的欠款。原告称因其没有在该“证明”上签字，其不认可，仅能证明是付秦路巧的工资22000元，剩余19780元被告应继续支付给原告。原告称他们夫妻是在被告的误导下才签的“证明”，其本人不在场，但原告又陈述其用手机拍下了该“证明”。被告称是在各方共同协商下达成的协议，其认可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提供了其与债务人董建国签订的《工资欠款协议书》，该协议书能够证明董建国欠其及妻子秦路巧工资款73780元，在签订协议后，董建国支付过部分欠款，由于董建国于2019年7月去世，对于董建国支付原告工资款的具体数额，现仅有原告自己陈述是支付过34000元，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在2020年4月17日，几方签订的“证明”中可以印证经协商确定了欠款数额为22000元，该款由王洪直接支付给秦路巧，秦路巧签字认可。董建国对原告的债务已转移给了王洪。原告没有提供秦路巧是受到胁迫或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字证据，该“证明”系合法有效的证据。原告称其没有签字，仅能证明是给付了其妻子秦路巧的工资，不能证明是支付其本人的工资。该“证明”是因为董建国生前欠原告及秦路巧二人工资后产生的债务，原告与秦路巧的工资从没有分别计算过，董建国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时也是一并计算的，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对其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该22000元系欠原告夫妻二人的工资款，由王洪直接支付给与原告22000元，原告可向王洪索要该款。几方当事人签订的“证明”中仅就欠付工资款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就董建国生前的借款达成一致意见，故被告作为董建国的继承人，应在其继承董建国的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4000元。在本案中经查，被告继承了董建国在王洪处应得的工程款40000元，被告应偿还原告4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与董建国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支付违约金、误工费，因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关于“各项费用（误工、三年利息、管理费），并付违约金5000元”的约定被用笔划去了，证明原告与董建国就该约定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的该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保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董江**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后偿还原告王新明借款4000元。（二）驳回原告王新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2元，由原告承担100元、由被告承担42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时当庭提交双方于2019年8月2日手机通话录音（无文字版），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一审提交的2019年12月23日调解录音及二审当庭提交的手机通话录音等能够证明系在受欺诈的情形下签订的“证明”，就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而言，上述录音证据并无其他相关证据在案佐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上诉人所主张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对上述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王新明提供了其与债务人董建国签订的《工资欠款协议书》，该协议书能够证明董建国欠其及妻子秦路巧工资款73780元，在签订协议后，董建国支付过部分欠款，由于董建国于2019年7月去世，对于董建国支付上诉人工资款的具体数额，现仅有上诉人自己陈述是支付过34000元，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在2020年4月17日，几方签订的“证明”中可以印证经协商确定了欠款数额为22000元，该款由王洪直接支付给秦路巧，秦路巧签字认可。董建国对上诉人的债务已转移给了王洪。上诉人没有提供秦路巧是受到胁迫或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字的有效证据，该“证明”系合法有效的证据。上诉人称其没有签字，仅能证明是给付了其妻子秦路巧的工资，不能证明是支付其本人的工资。该“证明”是因为董建国生前欠上诉人及秦路巧二人工资后产生的债务，上诉人与秦路巧的工资从没有分别计算过，董建国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也是一并计算的，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对其该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妥。该22000元系欠上诉人夫妻二人的工资款，由王洪直接支付给上诉人22000元，上诉人可向王洪索要该款。几方当事人签订的“证明”中仅就欠付工资款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就董建国生前的借款达成一致意见，故被上诉人董江**作为董建国的继承人，应在其继承董建国的遗产范围内偿还上诉人借款4000元。在本案中经查，被上诉人继承了董建国在王洪处应得的工程款40000元，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4000元。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与董建国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支付违约金、误工费，因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中关于“各项费用（误工、三年利息、管理费），并付违约金5000元”的约定被用笔划去了，证明上诉人与董建国就该约定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诉人的该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保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新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王新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潞攀审判员 郭庆菊审判员 李国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薛思洋书记员 丁鑫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