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89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伯发，男，199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伟，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俊永，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费乐乐，男，198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坚兴，广东正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黄毓琦，男，198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伟，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俊永，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伯发因与被上诉人费乐乐、一审被告黄毓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7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伯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费乐乐的起诉；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费乐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和“先刑后民”的法律规定，本案应驳回费乐乐的起诉。（一）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费乐乐就本案的第一次起诉时间是2018年6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民事裁定，以本案涉及经济犯罪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驳回起诉。费乐乐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内没有上诉，该裁定已生效。其后，费乐乐于2019年9月6日以相同的被告、诉请和证据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之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费乐乐已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理应告知费乐乐申请再审，不应审理后作出判决。因此，一审法院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费乐乐的起诉。（二）关于违反“先刑后民”原则的内容。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在2018年4月4日受理了费乐乐被诈骗一案，费乐乐认为杨伯发、黄毓琦伙同王余良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质押担保关系，使费乐乐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因此，就杨伯发的刑事侦查程序一直在进行中，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侦查程序已终结。而王余良涉嫌诈骗案在一审法院处于审理阶段，还没有最终判决。与本案密切相关的刑事程序仍未最终定性，一审法院认定王余良欺诈了费乐乐，并以此作为本案判决的前提条件，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在费乐乐未提交新证据的情况下，本案应与（2018）粤0105民初7510号同案同判，驳回费乐乐的起诉。二、本案的实体处理上，费乐乐提起本案之诉时已经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消灭。一审判决撤销费乐乐与杨伯发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系法律适用错误。2017年12月9日，涉案车辆被案外人取走并且去向不明，费乐乐随即报警并了解到涉案车辆的交易存在诈骗的情况。此时，费乐乐已经明确知道了涉案协议的撤销事由，应当于2018年12月9日前行使撤销权。费乐乐于2019年9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已经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消灭，费乐乐不得再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因此，费乐乐的撤销权已经于2018年12月9日消灭，不因法定阻碍事由的出现而发生中止、中断等情形。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费乐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事实，错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进而判决撤销《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创设未经查证的法律事实，直接以王余良存在欺诈这一不确定的事实作为本案判决的基石，再将责任归责于杨伯发，明显违反了民诉法查明事实的基础原则。三、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不存在欺诈行为，即使一审判决撤销《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也应判决双方返还财产。一审判决杨伯发退还484200元，而未判决费乐乐返还车辆，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杨伯发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仅规定受欺诈人的合同相对方非属善意时，受欺诈人才能行使撤销权。一审判决不应随意扩大解释，为费乐乐创设权利，即为保护善意相对人，仅赋予相对方知情时受欺诈人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费乐乐与杨伯发等人是被欺诈的受损一方，但针对王余良的撤销权提起对象应该是与之对应的合同相对人杨伯发，而非费乐乐。而杨伯发与费乐乐签署协议时为善意，并不存在欺诈的情况，费乐乐并无权利撤销双方之间的协议。且王余良的刑事案件还处于审理阶段，杨伯发与王余良订立的合同性质尚有待商榷，更不应将杨伯发和费乐乐跟王余良之间的利益以及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捆绑在一起。因本案签署的协议系双务合同，双方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此时，合同被判决撤销后，双方都享有请求对方根据合同约定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的权利和义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不能返还的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四、一审判决并未查明杨伯发因交易所产生的相应成本费用，也未作相应抵扣，遗漏查明部分事实，导致杨伯发的合法权益受损。杨伯发前往山东青岛和王余良交易涉案车辆所花费的机票、食宿以及开车回程所产生的路桥费、油费等履约的必要费用均不获支持。作为本案重要事实，一审判决并未查明，也没有在判决书中说明，明显属于遗漏查明部分事实，导致杨伯发的合法权益受损。另外，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总金额498000元，杨伯发合计收款504200元，差额6200元系费乐乐提车前要求安装的GPS花费的1200元以及增加车辆内饰的5000元，费乐乐谎称为车辆运费列入债权转让的标的额而获支持，明显与事实及合同约定不一致，严重损害了杨伯发的合法利益。费乐乐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一、关于先刑后民的问题。费乐乐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杨伯发、黄毓琦涉嫌合同诈骗，但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变更为王余良，两案当事人不同，故本案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二、关于重复起诉的问题。（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案驳回费乐乐的起诉，未经实体审判，不存在民事诉讼法中后诉否定前诉的情形，一审法院也未否定费乐乐的主张或起诉权利，所以未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三、关于撤销权的问题。费乐乐在2017年12月9日得知车辆由来后于2018年6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合同，费乐乐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撤销权并未消灭。四、关于要求费乐乐返还车辆的问题。杨伯发由始至终未接触过刘松，未以审慎的态度审查车辆来源，现车辆被合法权利人取回，杨伯发只需向王余良主张权利便可，杨伯发要求费乐乐返还案涉车辆缺乏事实依据。五、关于杨伯发主张成本费用的问题。上述费用系案涉车辆转让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双方并未约定由费乐乐支付，且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该费用实际产生，该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黄毓琦述称：同意杨伯发的上诉意见。费乐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费乐乐与杨伯发、黄毓琦之间的NO：0005972《质押债权转让协议》；2.杨伯发、黄毓琦共同向费乐乐返还协议转让款共计504200元以及自费乐乐转账之日（2017年12月6日起，本金504200元为计算基数）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费乐乐支付转让款占用利息；3.杨伯发、黄毓琦承担费乐乐支付的律师费12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伯发、黄毓琦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下旬，费乐乐从粤鸿车库微信朋友圈中获知有保时捷卡宴汽车出售，并在2017年11月27日从“粤鸿￥街坊福利会”微信群中，与微信昵称为“A［粤鸿车库］-×大唛Mik”及微信昵称为［粤鸿车库］黄生的人员进行车况了解，且与上述人员基本达成购车共识。费乐乐分别于2017年11月27日、11月28日通过微信向微信昵称为“A［粤鸿车库］-×大唛Mik”人员转款1000元及19000元作为定金（从银行流水记录反映出该收款人为蔡家浩）。蔡家浩于2017年11月28日将上述2万元款项后转给粤鸿车库人员黄勇。2017年11月29日，杨伯发、黄毓琦与黄勇等人飞至山东。2017年11月30日，黄毓琦与黄勇联系到当时持有涉案保时捷卡宴汽车（车牌号为川Ｒ×××**）的债权人王余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为刘松），并由黄毓琦向王余良支付42万元购车款从王余良处购得涉案保时捷卡宴汽车，同时取得一份载有“刘松”签署的《车辆抵押借款合同》及《收条》和一份载有王余良签署的《车辆转押协议》。而后黄毓琦等人将涉案车辆于2017年12月3日运至广州。2017年12月4日，费乐乐为了购买涉案车辆再向蔡家浩转款5万元，蔡家浩在收到上述5万元款项后又将款项转付给黄毓琦。次日，费乐乐到粤鸿车库处交接购车事宜。在粤鸿车库处，杨伯发（甲方、转让人）与费乐乐（乙方、受让人）签订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005972），其载明：一、甲方因对身份证号为杨伯发享有质押债权，现甲方将该质押债项下所有权、使用权、质押债权主、转押权以49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受让该债权，并不得反悔。二、甲方一并将现质押债权的质押物车牌照为川Ｒ×××**的车辆连同质押权及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具体车辆信息如下:车辆品牌:凯宴，型号:A231WP1AG292，发动机号:GJT304526，车架号:WPIAG2925JKA21575，颜色:白色。三、甲方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受转押权利，享有质押债权项下的所有权及使用权转让时甲方向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以及相关手续。四、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所质押的，甲方保证该债权的真实性，并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走私、套牌车辆。五、该车辆质押债权转让后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发生的任何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六、如原车主需要赎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赎回车辆，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原车主承担。七、乙方在使用过程中，如盗抢、交通违法、行车安全或国家车辆管理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导致质押车辆灭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八、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可协商助乙方办理年审委托、保险、处理违章等手续,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等。上述协议签订后，费乐乐于同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黄毓琦的账户转账434200元并取得涉案车辆。2017年12月9日，费乐乐在惠州市××区使用涉案车辆时发现被取走并去向不明，而在报警后了解到涉案车辆的权利人刘松并非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杨伯发、黄毓琦，而是出租给福建三明市大田县宏德汽车租赁店用于转租经营使用。此后，广州市海珠区分局民警以调查费乐乐被诈骗一案为由分别向费乐乐、蔡家浩、黄毓琦与黄勇进行询问调查。在上述调查笔录中，上述四人均确认费乐乐支付的购车费总共为504200元；黄毓琦在笔录中确认蔡家浩是粤鸿车库工作人员，黄勇在笔录中称其在粤鸿车库工作且蔡家浩是其同事，蔡家浩则在笔录中称其并非粤鸿车库员工，只是粤鸿车库股东黄毓琦的朋友，且其与费乐乐是大学同学；黄毓琦与黄勇在上述笔录均确认既是粤鸿车库的人员，也是广州粤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新民四街**海边仓库107）的人员。此外，在调查笔录中亦反映出王余良涉嫌利用川Ｒ×××**保时捷卡宴车辆向黄毓琦等人进行诈骗的内容。另查，费乐乐以杨伯发、黄毓琦未返还购车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涉案合同及主张杨伯发、黄毓琦返还4842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案件涉及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为由驳回费乐乐的起诉，且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中，杨伯发提交一份由其于2017年12月出具的《委托转账证明》载明：本人杨伯发委托黄毓琦于2017年11月30日转账人民币42万元给王余良，作为保时捷卡宴（川Ｒ×××**）车辆转押款以及2017年12月13日转款给费乐乐2万元协助解决卡宴节分款项，就上述转款事宜，本人证明如下：1.上述转款事宜是完全遵照杨伯发的指示进行；2.本人确认，上述转账款项的权益全部属于杨伯发所有，由杨伯发自行负责处理。庭审中，费乐乐确认收到黄毓琦给付的2万元。杨伯发、黄毓琦对上述涉案车行的情况先在庭审笔录中表示：两人是合伙人，属于合作关系，即谁签合同谁负责并享有权益，本案所涉及合同由杨伯发自行负责，黄毓琦是负责财务、杨伯发负责运营。其后，杨伯发、黄毓琦提交的书面回复中陈述：涉案车行是指广州粤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所谓的粤鸿车库是由杨伯发、黄毓琦、黄勇、蔡家浩、莫大华、张亚东等人在对外从事业务时所用的团队名称，并无实质的经营主体。杨伯发、黄毓琦、黄勇、蔡家浩是上述粤鸿车库的团队成员。本案中，杨伯发是对外的合同签约方，也是最终受益者；黄勇收到卖家车辆信息后转发至粤鸿车库成员群，再经过群员转发谋求买家，以成交易，主要负责跟卖家沟通；蔡家浩转发涉案车辆后，费乐乐获知该涉案车辆信息并达成成交意向，负责跟费乐乐所有沟通；黄毓琦负责案中经杨伯发确认后对各方的转账，是一名财务。本案的最终差价收益由杨伯发享有，其他协助人员黄毓琦、黄勇、蔡家浩、张亚东（前往青岛验收车辆）的报酬由杨伯发分配，因此本案中的最终决定权，也就是诉称的老板是杨伯发而并非黄毓琦，黄毓琦仅是负责在杨伯发的指示下进行相关的转账。费乐乐对上述情况则认为：费乐乐接洽的一直是杨伯发、黄毓琦，黄毓琦作为实际经营者，负责涉案交易的付款（向上一手支付车款）和收款（接收费乐乐支付的车辆转让款），杨伯发则是黄毓琦的雇员，负责业务上的接洽，杨伯发、黄毓琦均是本次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广州粤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成立，，地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新民四街**海边仓库107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汽车销售、二手车销售等。该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将其法定代表人黄毓琦变更为张亚东，将住所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711变更为现地址。2019年6月24日，该公司将将其法定代表人张亚东变更为黄勇，股东由莫大华、张亚东变更为莫大华、黄勇。一审法院认为：费乐乐依据《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主张撤销该协议并要求杨伯发、黄毓琦返还车款，虽然杨伯发、黄毓琦抗辩称费乐乐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却确认《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双方基于《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形成合同关系。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陈述内容，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而属于重复起诉，是否也应遵循先刑后民而驳回费乐乐本次起诉；2.费乐乐主张的撤销权是否因过期而消灭。关于焦点一的问题，首先，由庭审内容可知，针对本案涉案车辆交易引发的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所对应的被告人为王余良，并非费乐乐与杨伯发、黄毓琦，由此可知，该案件与本案虽然有部分事实存在相同之处，但是两案所涉及纠纷争议所立足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并不相同，不存在先后问题，是可以各自进行审理与处理的案件。因此，杨伯发、黄毓琦辩称先刑后民而驳回费乐乐诉请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其次，虽然费乐乐就本案争议曾于2018年6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被一审法院以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是费乐乐在提起本案诉讼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的刑事侦查阶段已结束并依程序提起公诉，故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阶段已不存在前案所包含的阻碍，其系在“被解除阻碍”的新情形下进行诉讼。此外，前案对费乐乐驳回起诉并没有否定费乐乐主张或剥夺其诉权，费乐乐仍是享有再行起诉的权利。因此，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并非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对杨伯发、黄毓琦该项抗辩意见也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据此，费乐乐在2017年12月9日起知晓涉案车辆的由来后，已于2018年6月提起诉讼并要求撤销涉案合同，这已表明费乐乐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起诉讼并行使其撤销权，只是该案被驳回起诉以致其在该案所主张撤销涉案合同拟行使撤销权的事由却未被解决，以致衍生出本案诉讼。如前所述，费乐乐以撤销涉案合同的同一缘由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前案的阻碍已清除所产生新形势而促使的，本案诉讼仍为前案的延续，并非超过撤销权除斥期间后所提起的诉讼。同时，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也仍在法律规定的五年期限之内。因此，杨伯发、黄毓琦对于撤销权消灭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费乐乐主张撤销涉案合同的诉请。第一，需要明确的是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的问题。由涉案合同内容可知，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分别为费乐乐与杨伯发，黄毓琦并没有涉及其中。其次，杨伯发的答辩及陈述均表达出其才是涉案合同履约主体，并非黄毓琦，现亦无其他切实有效的证据证实黄毓琦属于合同履约主体一方。再者，黄毓琦虽然有付款收款的行为，但杨伯发对上述行为自认是由其指示黄毓琦所为并自愿承责，现亦无相反证据推翻杨伯发的陈述或证实黄毓琦是合同履约主体一方。最后，对于费乐乐所称杨伯发、黄毓琦所经营的车行转让涉案车辆的问题，费乐乐的举证不充分，不足以证明杨伯发、黄毓琦共同经营车行并以车行名义转让涉案车辆这一事实，现有证据亦未反映出这一内容；此外，杨伯发、黄毓琦均确认本次转让涉案车辆纯为杨伯发的业务事宜，费乐乐对此没能举证反驳，现有其他证据予以推翻其陈述。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分别费乐乐与杨伯发，黄毓琦并非合同权利行使者或义务承担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据此，由庭审内容可知，自从王余良将涉案车辆转让给黄毓琦等人起便是一个“骗局”，系王余良利用欺诈手段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杨伯发等人后，杨伯发等人再转手给费乐乐，以致费乐乐误以为是杨伯发、黄毓琦实施欺诈。实际上，费乐乐与杨伯发等人均应是“被欺诈”的受损一方。现费乐乐在得知前述欺诈行为（第三人王余良利用涉案车辆实施欺诈）的情况下，提出撤销其与杨伯发之间的涉案合同，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涉案合同被撤销后，杨伯发理应返还取得转让车辆款项504200元，至今杨伯发除了由黄毓琦代其向费乐乐支付的2万元之外再无返还任何款给费乐乐，故费乐乐主张杨伯发返还剩余款项4842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而费乐乐主张超过该金额部分不予支持。此外，基于涉案车辆另属他人，并非费乐乐与杨伯发、黄毓琦所有，杨伯发履行前述返款义务后费乐乐无需亦无法将涉案车辆返还给杨伯发，故杨伯发在履行义务之后可依法向上一手转让人（王余良）主张权利。再者，如前所述，黄毓琦并非合同履约一方，现费乐乐要求黄毓琦承担返还款项的诉请缺乏依据，在无相反证据推翻杨伯发、黄毓琦陈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费乐乐主张的利息与律师费的诉请，如前所述，对王余良实施欺诈行为对费乐乐造成的损失，杨伯发、黄毓琦并非知情或故意为之，故费乐乐现就要求杨伯发、黄毓琦给付上述利息与费用，并不合理。同时，费乐乐与杨伯发、黄毓琦就涉案合同是否撤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故涉案合同何时被撤销应以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起为宜。因此，利息损失及产生的律师费应在确定属于涉案合同被撤销所产生的实际损失再予以主张，这样较为合理。现费乐乐主张该利息和律师费缺乏依据，也不适当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撤销费乐乐与杨伯发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005972）；二、杨伯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费乐乐退还484200元；三、驳回费乐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962元，由杨伯发负担受理费8406元，由费乐乐负担受理费556元。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19）粤0105刑初1488号刑事判决：被告王余良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王余良与案外同案人通过租赁方式向机动车租赁机构租赁案涉车辆川Ｒ×××**机动车，之后再以隐瞒车辆来源、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谎称车辆系债务质押物，骗取买家信任的方式，将骗取的机动车进行销赃。该判决书中载明“23.证人费某的证言，证实其自愿与粤鸿国库工作人员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其知道自己购买的是川Ｒ×××**号车辆的使用权，车辆不能过户。……24.证人蔡某的证言，其是粤鸿车库股东黄某琦的朋友，与费某是大学同学。费某看到粤鸿车库所发的朋友圈，看中了一辆白色保时捷凯宴SUV越野车，车牌为川Ｒ×××**，于是委托其向黄某琦询问该车辆情况。黄某琦和黄某都告诉其该车辆债权清晰，是债务抵押车辆，只有使用权，不能过户。其转告费某相关情况后，费某同意购买该车辆，并通过其支付人民币20000元作为定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存在先刑后民或一事不再理的情形；二、费乐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出了法定期限；三、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撤销；四、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应的成本费用。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本案是否存在先刑后民及一事不再理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费乐乐曾以杨伯发、黄毓琦未返还购车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涉案合同及主张杨伯发、黄毓琦返还4842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民事裁定，以案件涉及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为由驳回费乐乐的起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费乐乐再次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合法有据。“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的是对已在诉讼过程中的或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另行起诉的情形，对于前诉未作出实体裁判的情形，当事人有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另，经查实，因王余良合同诈骗罪一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的（2019）粤0105刑初1488号刑事判决，该刑事案件处理的是王余良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形，并不涉及案涉合同效力的定性，杨伯发以“先刑后民”要求驳回本案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本案争议焦点之二：费乐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出了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费乐乐于2017年12月9日知晓案涉川Ｒ×××**保时捷卡宴车辆的由来后，于2018年6月提起诉讼并要求撤销案涉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该案被驳回起诉并不影响费乐乐在法定期限内已通过诉讼行使撤销权的认定，且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亦仍在法律规定的最长保护期限五年之内，故杨伯发主张费乐乐超出法定期限行使撤销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三：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王余良将租得的川Ｒ×××**号车辆谎称为他人借款抵押车辆对外出售，已有一审法院（2019）粤0105刑初1488号生效刑事判决作出认定。费乐乐与杨伯发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由费乐乐享有川Ｒ×××**号车辆的质押债权，因王余良故意隐瞒车辆权属的欺诈行为而不能实现，杨伯发、黄毓琦作为粤鸿车库工作人员未尽谨慎及注意义务，在二手车交易中未审查案涉车辆车主权属情况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值进行交易，其二人对案涉车辆的交易存在过错，费乐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撤销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四：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应的成本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费乐乐支付的购车费为504200元，故案涉《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撤销后，杨伯发应向费乐乐返还上述504200元，经扣除黄毓琦代杨伯发向费乐乐支付的2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杨伯发应向费乐乐返还款项4842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案涉川Ｒ×××**保时捷卡宴车辆已由所有权人刘松取走而非由费乐乐占有，杨伯发主张费乐乐应返还车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杨伯发在案涉车辆交易过程中对车辆来源合法性未尽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存在主观过错，其主张的交通费、食宿费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杨伯发关于费乐乐应承担其于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伯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06元，由上诉人杨伯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