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金萍，女，197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月、张晓燕，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宝君，男，1970年2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辽宁省辽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增光。上诉人贺金萍与被上诉人徐宝君、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7524号民事裁定。该裁定生效后，2018年12月5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沈和检民（行）违监[2018]21010200007号检察建议书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启动民事审判程序审理本案的检察建议。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辽0102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再审后，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19)辽0102民再1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贺金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金萍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102民再14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徐宝君的诉讼请求；3.由浩源公司、徐宝君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徐宝君在原审时主张的是合同约定贺金萍应返还款项，而一审判决系因为认为原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返还义务，法院审理的依据与徐宝君的主张不一致。二、即使本案合同无效，也应由浩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而非贺金萍个人。本案中合同双方是浩源公司和徐宝君，贺金萍在协议上签字仅是职务行为。合同无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浩源公司承担返还责任，而非贺金萍个人。贺金萍是浩源公司代理人，收钱是公司行为，代理后果应归公司。贺金萍已举证证明涉案款项支付给浩源公司。三、贺金萍不应承担本案公告费用。本案一审未到庭应诉的是浩源公司，贺金萍已在法院传唤后依法到庭应诉，不应承担公告费用。徐宝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贺金萍的上诉请求。浩源公司未答辩。徐宝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贺金萍与浩源公司返还人民币150000元；2.判令贺金萍与浩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必要费用。一审法院（2017）辽0102民初7524号民事裁定查明事实：2015年年底，徐宝君经人介绍与贺金萍相识。2016年10月，贺金萍承诺能为徐宝君的儿子办理工作，需要徐宝君交纳150000元。为此，2016年11月2日，徐宝君通过自己的银行卡，向贺金萍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63）内转账150000元。之后，徐宝君多次催促，贺金萍推托。此后，贺金萍不接徐宝君电话。为此徐宝君来院诉讼。另查明，贺金萍系浩源公司职员、股东。2017年3月29日，盖州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以“贺金萍涉嫌诈骗”作出营公盖（刑）立字[2017]15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贺金萍立案侦查。2017年6月17日，盖州市公安局对贺金萍予以刑事拘留。一审法院（2017）辽0102民初7524号民事裁定认为，依据徐宝君向法庭提交的银行个人活期转款明细表、光盘、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同时结合盖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营公盖（刑）立字[2017]156号《立案决定书》及该局对贺金萍的讯问笔录，可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的嫌疑，故本案不属于普通经济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依法由公安机关查处，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徐宝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退回徐宝君。徐宝君再审诉讼请求：1.判令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人民币15万元，利息从2017年起诉之日到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贺金萍、浩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原审、再审）、今后有其他发生的必要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徐宝君经朋友介绍认识贺金萍。贺金萍承诺给徐宝君儿子徐建文办理工作事宜，并提出需要交纳150000元。徐宝君出于对贺金萍的信任，于2016年11月2日向贺金萍银行卡打入150000元人民币。贺金萍未能履行约定义务，请求支持徐宝君诉讼请求。贺金萍再审辩称：贺金萍仅是代表浩源公司收款，即使需要返还款项，亦应是浩源公司的责任，非贺金萍责任。根据贺金萍提供的收条可知，贺金萍已就徐宝君支付的15万元与浩源公司、刘增光进行结账，浩源公司是具有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贺金萍只是公司员工兼股东，收款主体是公司，不是贺金萍个人，没有义务返还。浩源公司再审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徐宝君经亲属朋友介绍认识贺金萍，贺金萍为浩源公司员工，口头承诺为徐宝君儿子徐健文办理沈阳铁路局的工作。2016年11月2日，徐宝君通过银行转账向贺金萍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63）转账150000元。另查明，根据浩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记载，贺金萍为浩源公司股东。一审法院再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调取的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相关案件卷宗材料显示，公安机关对贺金萍进行了询问，并未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贺金萍陈述收到徐宝君等多人款项后，找到自称为省委党校某科室主任的李某某等人，由其找人办理工作。案发后，李某某等人将部分款项退还贺金萍。公安机关所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述，李某某仅是省委党校工勤人员，收到贺金萍款项后，找他人办理工作未果，案发后已将部分款项退还给贺金萍。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25日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逮捕，和平区检察院于同年9月29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一审法院再审中，贺金萍提供的证据有：盖有“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增光”字样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公司委托贺金萍替公司收取、支付、退还我公司办理业务款项，并支付公司日常开支，委托时间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9月8日。盖有“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刘增光”字样印章，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的“收条”一份，内容为：公司法人刘增光和公司股东贺金萍确认公司股东贺金萍替公司代收徐宝君儿子徐建文办理费用人民币15万元整，此款项公司确认已由公司股东贺金萍交给公司法人刘增光，公司已确认收到此款项。由公司法人刘增光负责安排，并支付费用12万元，剩余3万元作为利润由公司法人刘增光存入公司账户。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4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所立刑事案件中，未将贺金萍列为犯罪嫌疑人，仅将李某某列为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现对李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徐宝君与贺金萍之间的本案纠纷也无其他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予以处理，徐宝君亦明确表示按民事纠纷向贺金萍一人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当依法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贺金萍为浩源公司员工，口头承诺为徐宝君儿子徐健文办理沈阳铁路局的工作，虽然再审中提交了盖有浩源公司印章的收条，但徐宝君将150000元直接转入贺金萍的个人账户。与本案同时审理的马思宇（马思宇系徐宝君的亲属）案件，浩源公司出具了委托合同。贺金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转入刘增光和浩源公司账户的转账凭证，并且案发后李某某已将部分款项退还至贺金萍，作为委托方的徐宝君无法确认实际受托人，故应认定浩源公司和贺金萍为代徐宝君儿子徐健文办理正式工作的共同受托人。关于贺金萍抗辩的仅是代表浩源公司收款，应由浩源公司返还款项的意见，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属于贺金萍与浩源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以此抗辩徐宝君的诉请，故一审法院再审对于贺金萍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双方当事人意图采取非正常途径取得正式的工作职位，其行为因违反以上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对于徐宝君要求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15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再审予以支持。对于徐宝君要求贺金萍、浩源公司返还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7524号民事裁定书；二、贺金萍、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徐宝君150000元；三、驳回徐宝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贺金萍、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徐宝君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徐宝君预交），原审公告费400元（徐宝君预交），再审公告费560元（徐宝君预交），均由贺金萍、辽宁浩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二审期间，贺金萍提交如下证据：1.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给他人办理工作，非个人行为，不应由贺金萍个人承担；2.李某某、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三方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所有的代收代付行为均为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3.宋某某、贺金萍及浩源公司三方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所有的代收代付行为均为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4.《情况说明》，证明贺金萍已将代公司收取的150000元支付给公司，其中40000元是其在2016年10月18日取款的现金，另110000元为其在2016年7月29日收取的耿中夫的现金，全部作为徐健文的工作费用交给公司；5.建行交易明细2份，证明贺金萍于2016年10月18日取现金40000元，该款项为其支付给公司的150000元的一部分。贺金萍于2016年11月2日转账给耿中夫中间人矫丽艳110000元，那么耿中夫之前交给贺金萍的110000元就等同于贺金萍自己的款项。徐宝君质证意见：均不是真实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证据1，出证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能认定贺金萍并非刑事犯罪嫌疑人。贺金萍是否代表浩源公司给他人办理工作，因公安机关卷宗中贺金萍和李某某二人在询问笔录中均未提及此事与浩源公司有关，故对贺金萍以此情况说明主张给他人办理工作，非个人行为不予采信。对证据2、3，从形式上看，系贺金萍、浩源公司与案外人所签，未经徐宝君确认，对徐宝君无约束力。另贺金萍主张情况说明系2020年7月签订，浩源公司公章系刘增光加盖，但其上并无刘增光签名，且从徐宝君起诉至今，贺金萍提供了一系列加盖浩源公司公章的证据，浩源公司却一直未出庭应诉，贺金萍作为该公司股东，对此没有合理解释，故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4和证据5，40000元的取款时间在徐宝君支付150000元之前，110000元系从贺金萍账户转账给矫丽艳，虽有加盖浩源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对此进行解释与认可，因其解释过于牵强，且无直接向浩源公司支付款项的证据，浩源公司又不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2019)辽0102民再1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金萍应否承担返还徐宝君150000元的责任。案涉款项系转入贺金萍个人账户，贺金萍为徐宝君出具了欠条，贺金萍并未在欠条里提及此款应由浩源公司偿还。贺金萍虽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但并未主张曾向徐宝君出示过且徐宝君否认见过该授权委托书。另根据贺金萍和李某某在公安机关询问中的陈述，贺金萍系直接找李某某给他人办理工作并将钱交给李某某，事后李某某亦将钱款退还给贺金萍本人，二人均未提及浩源公司。且贺金萍原审及再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将案涉款项交给公司。故本院对贺金萍系代公司收取款项，非个人行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贺金萍通过案外人请托他人为徐宝君的儿子办理工作，此行为违背了民法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因此达成的委托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且贺金萍未按双方约定履行，徐宝君要求其返还150000元应予支持。《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一审法院再审判决公告费由贺金萍和浩源公司共同承担，符合上述规定。故对贺金萍再审上诉理由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贺金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贺金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 岩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孙晓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高聪书记员郭丹丹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