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2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楠，住址：沈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海博，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利、吴赛男，辽宁馨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楠因与被上诉人周海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7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主审）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妍、审判员林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楠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为由依法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2民初741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应等待刑事案件的结果再对民事案件进行处理。本案中加油卡的卖家周海星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上诉人并不是加油卡的卖家，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订购加油卡、什么时间出卡、取卡等都是由周海星安排的，上诉人全部如实转告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只是居间人的身份，只是代替被上诉人向周海星订购加油卡。所有款项上诉人全部如实汇款给周海星，上诉人并没有截留一分钱该笔款项，且上诉人在报案时，警方已要求将被上诉人共同列为被害人，并按警方要求将被上诉人信息一并提供给了警方。被上诉人在案发之初，就跟周海星案的另一直接被害人吕某一同去了派出所报案，当时上诉人对案子还毫不知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身份都是周海星涉嫌诈骗一案的被害人。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返还加油卡的责任明显是错误的，周海星才是本案负有返款义务的责任人。二、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为买卖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身份只是居间人的身份。由于上诉人认识周海星，知晓周海星称其能够购买到优惠加油卡的信息，上诉人只是向被上诉人提供优惠订购的信息，上诉人本身并不是加油卡的卖家。被上诉人订购加油卡后，都是由卖家周海星出卡。加油卡的来源是周海星而非是上诉人。2.被上诉人购买加油卡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在上诉人已经告知被上诉人，周海星无法出卡但能够以高价回购加油卡后，被上诉人仍继续向周海星定卡，其行为性质就是风险投资的性质，而非是正常的买卖关系。三、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请二审予以纠正。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由于本案涉及周海星的刑事案件，并且周海星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的笔录中对涉案的加油卡的情况有所陈述，故上诉人申请法庭调取相关的刑事卷宗材料。但一审法院既没有为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出具调查令，也没有自行调取相关卷宗材料。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草率下判，明显属于程序违法。2.基于周海星的卖家身份，上诉人在一审中将书面申请提交给了法庭，希望将周海星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以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并没有书面通知上诉人，以何种法定理由没有将周海星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导致事实无法查清，亦属程序违法。综上，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已经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立案侦查，本应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对本案中止审理，但一审法院在没有真正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草率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且该程序违法会直接影响到本案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基础上，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周海博辩称：一、案外人周海星涉及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本案基本事实是上诉人从案外人周海星处购买加油卡，再将加油卡转售给被上诉人，这是两个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案外人周海星涉嫌刑事犯罪与被上诉人无关，不影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效力，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二、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售加油卡，实际上是一种倒卖行为，上诉人从中获取利润。至于上诉人加油卡的来源与被上诉人无关，同时被上诉人购买加油卡的用途也不影响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三、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正当。案外人周海星的相关刑事案卷材料与本民事案件并无关联，未调取刑事材料及未追加周海星为第三人均不影响查清本案买卖合同的基础法律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上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海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268,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中石油加油卡。原告于2020年3月22日通过手机银行转款给被告268,500元，但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交付加油卡，故原告诉讼来院。加油卡系被告姜楠在案外人周海星处购买，被告加价后，出售给原告，原告与案外人周海星不相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从被告处订购加油卡，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履行付款义务后，被告不能如约向原告交付加油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268,5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原被告之间系委托关系的抗辩意见，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被告从案外人处购买加油卡，加油卡的价格由被告与案外人商定，而后被告将加油卡加价出售给原告，被告与案外人的交易，并不是按照原告的指示而进行交易，并未体现原告的意思表示，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是委托关系，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出案外人周海星涉嫌犯罪，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意见，本案被告向案外人购买加油卡，由于案外人并未向被告交付加油卡，被告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本案的原告系向被告购买加油卡，至于案外人是否涉嫌犯罪，与本案原告无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姜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返还原告周海博货款268,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28元，诉讼保全费1,863元，由被告姜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沈阳公安局浑南分局的立案决定书一份，证明本案所发生的定油卡事件已经被公安局立案侦查，所以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不应由民事来审理。证据二、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两份，案号分别为：（2020）辽0103民初8094号、（2020）辽0103民初8104号。用以证明与本案同类法律关系的案件，在沈河区人民法院以涉及刑事案件犯罪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并已经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证据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8民初60850号、（2018）京0108民初60849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2民终11524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5808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与本案同类法律关系的案件，在北京地区法院的处理结果也是以涉及刑事案件犯罪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并已经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证据四、证人杜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周海星已经被警方控制，立案了，之前找我们作的笔录，所有人都列为被害人，包括我以及上诉人还有底下那些从我处买加油卡的人。证据五、证人吕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周海星这个案子被立案侦查，包括通过我们这些帮着定卡得人都被列为被害人了。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因上诉人持有该决定书的原件，说明上诉人作为受害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上诉人的该行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证据二、关于沈河区法院两份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份裁定书送达时间分别为2020年11月19日和11月24日，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案外人周海星涉嫌刑事犯罪的事由与被上诉人无关，该刑事犯罪案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基于买卖合同所提的诉讼请求。并且上诉人已作为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权利应当向公安机关寻求法律帮助。其维权行为不能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证据三关于北京的四份裁定书，均系2018年案件，依据九民纪要，涉及刑事案件但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法院应当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证据四、因杜某与上诉人处理加油卡事项的方式不同，且二人均是被他人以买卖合同为案由起诉的被告。故该二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五、吕某陈述与事实不符，吕某未向购卡人加价是假，吕某所述被上诉人要求吕某带着去找周海星是假的，事实是吕某为推脱责任，宣称是他的上家，没有给他卡。我们并没有去派出所报案，只是上诉人告诉我在这个地方能找到周海星，上诉人要找周海星，让我们开车带着他。当时有一些人想报案，警察建议按民事案件起诉。经审查，本院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证据四、五，鉴于被上诉人提出异议，本院将结合案件其它事实对上述两组证据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上诉人工商银行转账明细显示，2020年2月2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268,500元，当日，上诉人向案外人周海星转款两笔，共计279,000元。2.上诉人在2019年2月22日“幸福8号楼业主大家庭”群中发布“帮朋友转售，中石油的不记名油卡有要的吗1000元面值的，850出售，3月末能取卡，全国通用”内容，被上诉人自认也是通过该微信聊天记录得知并开始从上诉人出购卡。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2019年5月9日开始就购油卡事宜进行沟通，上诉人都是自行与被上诉人进行讨价还价及沟通油卡其它相关事宜，期间从未出现委托买卡及“周海星”字样。直至2020年4月3日，上诉人在微信中提到“上家以后不出卡了，你如果想继续做，就从我上家出”字样，在2020年4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提到“周海星料口子已经给抓起来了”，上诉人回复“他们自己去的”等内容。3.2020年4月25日，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通知到全运路派出所协助调查，但并未以被害人身份要求立案。4.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包含以下内容“因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先打我不压那么多钱”、“大家都是赚点小钱，出啥问题不值得”、“我要是有那么多钱就都卖现卡，大家都不用担心了，不过你们挣得也少了”、“不能再低了，一张涨了20，我挣不了多少了”等内容。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在本案中,结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可知双方对于加油卡的数量、交付时间、金额等内容进行商议,并具有实际履行行为,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加油卡,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相应价款。双方的交易方式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此外,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委托关系，且提出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其并未收取被上诉人任何款项,但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款明细显示：首先，2020年2月2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268,500元，当日，上诉人向案外人周海星转款279,000元的情况表明，上诉人向案外人转款并非均系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其次，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在此次交易中是能够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综合前述情况,上诉人虽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存在与其所提交证据内容相矛盾的陈述,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本案法律关系应为委托代理关系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上诉人所述,其系从案外人周海星处购买加油卡,周海星涉嫌的犯罪系案外人杜某作为受害人报案。而在本案所处理的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及刑事犯罪的事项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上诉人主张本案应已送公安机关及追加周海星为案件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28元，由姜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