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1民终143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旭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2门。法定代表人：张万洁，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广利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2门法定代表人：陈静珠，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艳文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2门/div>法定代表人：张兆坤，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万洁，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静珠，女，196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兆坤，男，198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以上六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竟竹，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六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刚，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沈阳市铁**兴华南街**div>法定代表人：乔丽，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乔彬，女，195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乔丽，女，195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毓，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绍鹏，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朋志，男，197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曙伟，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璐，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沈阳市大**大北关街**iv>法定代表人：赵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军，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宁，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阳市铠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2门。法定代表人：陈静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竟竹，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刚，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辽宁双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沈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2门v>法定代表人：史振策，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宋浡，女，195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原审被告：张君，女，195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第三人：蔡传勇，男，197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沈阳市旭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龙公司）、沈阳广利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利河公司）、辽宁艳文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文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沈阳市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出租公司）、乔彬、乔丽、田朋志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旭丰公司）、原审被告沈阳市铠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铠龙公司）、辽宁双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龙公司）、宋浡、张君及原审第三人蔡传勇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104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法律法规对委托代理人代为执行和解情形具有特别规定，区别于普通民事行为，不应当适用表见代理。执行和解协议虽然是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但在委托代理人代为执行和解的情形中，有别于普通的民事代理行为。2018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委托代理人代为执行和解，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执行和解并不适用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适用表见代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并对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二、在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执行完毕之后，执行和解协议必然失效，本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旭丰公司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一是回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是通过诉讼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后，执行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本案原生效法律文书已经执行完毕，现被上诉人再次对和解协议部分申请确认有效并臆想再次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院更没有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恢复执行后，对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旭丰公司与被上诉人蔡传勇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和解协议后，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案件执行的申请，导致2018年2月拍卖标书、2018年6月拍卖房产等一系列强制执行程序的履行，直至2019年3月20日，旭丰公司主动向人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明确表示生效法律文书已履行完毕，其已经无权就和解协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对本案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最高法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1452号裁定书同样持此种观点。综合上述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华晨出租公司、乔彬、乔丽、田朋志、铠龙公司辩称，同意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的上诉意见。旭丰公司辩称，一、执行和解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适用表见代理制度。上诉人认为代为执行和解协议，区别于普通民事行为，不应当适用表见代理。旭丰公司认为，作为代理权的授予，无论是一般授权，还是特别授权，都没有超出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也都是适用民事代理的各项制度，当然也包括表见代理制度。所以，该上诉理由是对民事代理制度的错误理解，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二、旭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蔡传勇律师有代理权。在长达二年的执行活动中，上诉人作为被执行人，一直是由蔡传勇律师来代理，负责与旭丰公司谈判及和解，接受送达各种法律文书，是他与执行法院接触，与旭丰公司的代理律师接触。上诉人经历漫长的执行活动，面对繁琐复杂的执行措施，这都是蔡律师行使代理权，本人不可能不知道。1、蔡律师在原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就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同日，蔡律师代表上诉人陈静珠、张万洁、旭龙公司、双龙公司、凯龙公司向旭丰公司出具《说明》，承诺继续按照每月2.5%向旭丰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蔡律师到执行法院递交委托手续。这不可能是该律师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来办理案件，而只能是得到了各上诉人通知的结果；3、2016年11月执行刚开始，蔡律师与法院执行人员，和当事人陈静珠、张万洁、乔彬，一同来到旭丰公司公司，在执行人员组织下开碰头会，上诉人也表示由蔡律师代理执行；4、执行卷宗中有蔡律师签收的26份送达回证，也向法院递交过法律文书。证明上诉人参与执行活动（通知、申报、查封、扣押、扣划、限高、拍卖等）都是通过蔡律师实施的。如果没有委托人的授权，这都是不可相像的；5、蔡律师在执行法院所作笔录及本案中陈述，完全可以印证上述事实；6、到2018年12月17日，各上诉人另行委托律师，并向执行法院递交授权委托书；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实施的诉讼行为是由蔡律师代理上诉人实施的，旭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必然是得到了当事人的特别授权。三、《执行调解协议》是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因为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终结而失去效力。上诉人先是否认蔡律师的代理权，在代理权无法否认的情况下，又主张《民事调解书》执行完毕后，执行和解协议必然失效，对此，旭丰公司认为：1、上诉人不应当从自身的违法行为中获得额外利益。本案是由于上诉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引起的，对此，旭丰公司有权选择另行起诉。该和解协议约定了新的，不同于原《民事调解书》的权利、义务。如果因为《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终结导致和解协议失效，就等于免除了上诉人支付利息的义务，就会损害旭丰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利。2、执行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原审《民事调解书》的执行，不影响双方另外达成和解协议。执行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它是在上诉人财产被查封、冻结，为急于解除执行强制措施，以便可以正常缴税、正常经营，双方才达成的调解协议。按照该协议，为不损害旭丰公司的利益，上诉人要支付2016年10月7日之后的利息，直到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而旭丰公司向法院执行庭申请解除相关强制措施。3、《执行调解协议》不同于原审的《民事调解书》，而是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两份法律文书支付借款利息，所指向的期间是不同的。原审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中的借款利息只计算到2016年2月6日—2016年10月6日。而本案中的调解协议借款利息起止时间为2016年10月7日至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另外该调解协议第二条又约定，其他应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4、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旭丰公司才提出本案的诉讼。所以，旭丰公司没有义务中止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程序，原《民事调解书》履行完毕并结案，并不影响《执行调解协议》的履行，也没有违反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的约定。由于调解协议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旭丰公司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要求上诉人履行，完全于法有据。四、上诉人否认蔡律师的代理权，否认和解协议的效力，是缺乏诚信的表现。1、如果被执行人发现他人冒充自己的代理人，完全可以书面告知法院，并可以变更、解除代理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从事实上，从执行案件的卷宗中可以看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法院执行庭的主持下，双方也多次接触，洽谈，代表各自的当事人，参与漫长的执行活动，作为蔡律师的当事人，在面对执行法院的各种执行措施时，在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都没有向法院或向旭丰公司提出过异议。2、蔡律师行使代理权的后果，对上诉人有利的就接受，不利的就否认。在上诉人递交还款承诺书的前提下，旭丰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随即向法院递交了解除查封、冻结申请书，也递交了解除限高申请书。双方的行为，是背后双方的和解才导致的，双方的代理律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情况下才会出现的。而还款承诺书与本案争议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一致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局限于执行卷宗中的书面委托手续上的瑕疵，而着眼于长达两年多的执行活动，着眼于蔡传勇律师实际从事的大量代理工作，着眼于执行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认定旭丰公司有理由相信蔡律师是有代理权的，旭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均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未尽内容与其他答辩意见相同。华晨出租公司、乔彬、乔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执行调解协议》对上诉人无效，上诉人无需履行；2.确认（2016）辽0104执3627号、（2016）辽0104执3629号、（2016）辽0104执3631号、（2016）辽0104执3633号案件已执行终结，上诉人已完全履行了给付义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蔡传勇是上诉人在诉讼阶段的委托代理人”与实际情况不符，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蔡传勇在（2016）辽0104民初1762号、（2016）辽0104民初1765号、（2016）辽0104民初1763号、（2016）辽0104民初1764号案件中是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双龙公司、沈阳市凯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鹏志、宋浡、张君（以下简称“其余十一原审被告）、华晨出租公司、乔彬、乔丽在诉讼阶段的委托代理人。然实际情况是，蔡传勇仅为除上诉人外其余十一原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在上述四案件中的委托代理人均为辽宁沈川律师事务所付莹莹律师，此事实在相关调解书中有明确记载，原审法院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四件执行案件均由蔡传勇代理各被告执行活动”与实际情况不符，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蔡传勇在（2016）辽0104执3627号、（2016）辽0104执3629号、（2016）辽0104执3631号、（2016）辽0104执3633号执行案件中为上诉人及其余十一原审被告的代理人。认定蔡传勇为上诉人执行阶段的代理人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经上诉人调阅相关卷宗发现：1.（2016）辽0104执3627号卷宗中，上诉人华晨出租公司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上诉人乔彬的授权委托书中无日期、无执行字样、上诉人乔丽的授权委托书经司法鉴定非其本人所签；2.（2016）辽0104执3629号卷宗中，上诉人华晨出租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为复印件且无日期，上诉人乔彬的授权委托书中无日期、无执行字样、上诉人乔丽的授权委托书经司法鉴定非其本人所签；3.（2016）辽0104执3631号卷宗中，无三位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4.（2016）辽0104执3633号卷宗中，无三位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综合考虑伪造签名的行为性质、复印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效力、上诉人在执行阶段突然更换代理人且不予出具授权委托手续的可能性可知，原审法院认定“蔡传勇有权代理上诉人执行活动”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蔡传勇代上诉人签订《执行调解协议》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表见代理的构成、理解与适用作出了细化规定，结合相关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可知，“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构成表见代理的两个核心要件。1.原审法院仅凭“本案各被告在诉讼阶段就委托第三人蔡传勇代理其诉讼活动…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仍然由第三人蔡传勇代理各被告即被执行人参与执行活动”就认定“原告有理由相信蔡传勇有权代理各被告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是对表见代理“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要件的重大误读。（1）如本诉状第一点所述，上诉人在诉讼阶段的代理人为辽宁沈川律师事务所的付莹莹律师，蔡传勇的无权代理行为不可能据此形成对上诉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2）如本诉状第二点所述，上诉人在执行阶段未委托蔡传勇为代理人，且卷宗中大量出现伪造签名、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无日期、无执行字样等事实，故蔡传勇的无权代理行为不可能据此形成对上诉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2.原审法院对蔡传勇的无权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是对表见代理“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要件及最高法《指导意见》的漠视。（1）被上诉人明知蔡传勇并非上诉人在诉讼阶段的代理律师，却在执行阶段与其签署执行调解协议，明显不合常理。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被上诉人与蔡传勇于2018年1月31日当日共签署了八份执行调解协议，其中四份蔡传勇是以上诉人及其余十一原审被告共同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署，另四份蔡传勇是单独以上诉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署，前四份与后四份的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后四份协议被原审法院以“重复签订”为由认定为无效）。据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在明知蔡传勇系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与蔡传勇签订，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相对人需主观善意的要件。（2）被上诉人若与他人的代理人签署法律文书，则其有义务审慎审查代理人的委托授权手续。如前所述，蔡传勇在上诉人四件执行案件中的委托授权手续存在重大瑕疵，被上诉人若真能凭此相信蔡传勇有代理权，则其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明显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相对人需主观无过失的要件。（3）《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综合考虑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显然，在表见代理的认定问题上，被上诉人未能就“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也未能就合同缔结过程中诸如代理名义、是否签章、签章真伪等各要素进行综合判断。故，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蔡传勇代上诉人签订《执行调解协议》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四、原审法院未对《结案申请》的效力予以认定，仍判令上诉人履行《执行调解协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曾于2019年3月20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结案申请》，《结案申请中》写明“申请人旭丰公司与被申请人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沈阳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鹏志、宋浡、张君、乔彬、乔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调解书已生效，申请人已申请执行。在执行期间，贵院执行局陆续向申请人返款，共向申请人返还执行款人民币12,917,319元，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履行了调解书中的全部给付义务，现申请人向贵院申请结案，望予准许。”该份申请已充分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执行案件已执结，调解书中的全部给付义务均已履行，无所谓的《执行调解协议》存在的必要，更谈不上履行。原审法院未对《结案申请》的效力予以认定，仍判令上诉人履行《执行调解协议》，严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五、原审判决存在多处程序性瑕疵首先，原审案件系由五名审判人员组成的合议庭，而判决书显示的仅为三人合议庭，此处为原审判决存在的第一处程序性瑕疵；其次，本案存在对于鉴定费承担存在漏判，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乔丽曾申请了笔迹鉴定，经过人民法院允许，2019年11月29日由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证实了上诉人乔丽的主张，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处“乔丽”签字并非是乔丽本人书写，为此产生了鉴定费为2440元，该笔费用人民法院并未确定鉴定费承担义务人，属于漏判，此为第二处程序性瑕疵；最后，原审判决对于诉讼费、保全费的承担并未写明当事人各方应当负担的数额，也没有说明是按份承担还是共同承担，该判决必然会导致各方无法实际履行，最终又会造成新的诉讼，此为第三处程序性瑕疵。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铠龙公司辩称，同意华晨出租公司、乔彬、乔丽的上诉意见。旭丰公司辩称，一、旭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蔡传勇律师有代理权。在长达二年的执行活动中，上诉人作为被执行人，一直是由蔡传勇律师来代理，负责与旭丰公司谈判及和解，接受送达各种法律文书，是他与执行法院接触，与旭丰公司的代理律师接触。上诉人经历漫长的执行活动，面对繁琐复杂的执行措施，这都是蔡律师行使代理权，本人不可能不知道。1、蔡律师到执行法院递交委托手续。这不可能是该律师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来办理案件，而只能是得到了各上诉人通知的结果；2、2016年11月执行刚开始，蔡律师与法院执行人员，和当事人陈静珠、张万洁、乔彬，一同来到旭丰公司公司，在执行人员组织下开碰头会，上诉人也表示由蔡律师代理执行；3、执行卷宗中有蔡律师签收的26份送达回证，也向法院递交过法律文书。证明上诉人参与执行活动（通知、申报、查封、扣押、扣划、限高、拍卖等）都是通过蔡律师实施的。如果没有委托人的授权，这都是不可相像的；4、乔彬、被告华晨公司提交《还款承诺书》（2017年2月），旭丰公司接受了该承诺书，该承诺书与本案的《执行调解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利率降为2%；5、《执行调解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同一天，对于华晨公司解除冻结裁定书也下达，该公司账户上280万元被解除冻结。之后，旭丰公司递交了《解除失信限高申请》（2018，4，17）。可以看出达成此协议的背景是双方达成了谅解，上诉人也因财产被解除冻结、解除失信限高而受益；6、蔡律师在执行法院所作笔录及本案中陈述，完全可以印证上述事实；7、到2018年12月17日，各上诉人另行委托律师，并向执行法院递交授权委托书。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在执行阶段双方多次和解，而且也是由蔡律师代理上诉人实施的，旭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必然是得到了当事人的特别授权。二、旭丰公司相信蔡律师是有代理权，是善意且无过失。上诉人不仅仅否定签订《执行调解协议》的代理权，也在否定蔡律师在整个执行活动中代理行为的效力。代理权的授予，无论是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都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是可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式达成的，当然也适用于表见代理制度，这一点，一审法院的论述其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按照执行程序，执行法院在接到申请执行案件后，首先通知的应当是被执行人本人，但是蔡律师来到了法院执行庭，递交了委托手续。无论委托手续是否齐全，但是没有当事人本人的书面或口头委托，蔡律师不会自动地、免费地到法院来代理执行案件的。在执行阶段作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双方均是向法院执行庭递交委托手续，没有必要向对方递交委托手续，法院执行庭对双方的代理手续有接收和审查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并递交法院，这只是执行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双方均无义务去审查对方的代理权，这是对代理人律师身份的信任，也是对法院诉讼活动的信任。三、《执行调解协议》是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因为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终结而失去效力。上诉人先是否认蔡律师的代理权，在代理权无法否认的情况下，又主张《民事调解书》执行完毕后，执行和解协议必然失效，对此，旭丰公司认为：1、上诉人不应当从自身的违法行为中获得额外利益。本案是由于上诉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引起的，对此，旭丰公司有权选择另行起诉。该和解协议约定了新的，不同于原《民事调解书》的权利、义务。如果因为《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终结导致和解协议失效，就等于免除了上诉人支付利息的义务，就会损害旭丰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利。2、执行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原审《民事调解书》的执行，不影响双方另外达成和解协议。执行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它是在上诉人财产被查封、冻结，为急于解除执行强制措施，以便可以正常缴税、正常经营，双方才达成的调解协议。按照该协议，为不损害旭丰公司的利益，上诉人要支付2016年10月7日之后的利息，直到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而旭丰公司向法院执行庭申请解除相关强制措施。3、《执行调解协议》不同于原审的《民事调解书》，而是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两份法律文书支付借款利息，所指向的期间是不同的。原审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中的借款利息只计算到2016年2月6日—2016年10月6日。而本案中的调解协议借款利息起止时间为2016年10月7日至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另外该调解协议第二条又约定，其他应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4、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旭丰公司才提出本案的诉讼。所以，旭丰公司没有义务中止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程序，原《民事调解书》履行完毕并结案，并不影响《执行调解协议》的履行，也没有违反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的约定。由于调解协议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旭丰公司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要求上诉人履行，完全于法有据。四、上诉人否认蔡律师的代理权，否认和解协议的效力，是缺乏诚信的表现。1、如果被执行人发现他人冒充自己的代理人，完全可以书面告知法院，并可以变更、解除代理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从事实上，从执行案件的卷宗中可以看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法院执行庭的主持下，双方也多次接触，洽谈，代表各自的当事人，参与漫长的执行活动，作为蔡律师的当事人，在面对执行法院的各种执行措施时，在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都没有向法院或向旭丰公司提出过异议。2、蔡律师行使代理权的后果，对上诉人有利的就接受，不利的就否认。在上诉人递交还款承诺书的前提下，旭丰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随即向法院递交了解除查封、冻结申请书，也递交了解除限高申请书。双方的行为，是背后双方的和解才导致的，双方的代理律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情况下才会出现的。而还款承诺书与本案争议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一致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局限于执行卷宗中的书面委托手续上的瑕疵，而着眼于长达两年多的执行活动，着眼于蔡传勇律师实际从事的大量代理工作，着眼于执行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认定旭丰公司有理由相信蔡律师是有代理权的，旭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均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田朋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执行调解协议》对上诉人无效，上诉人已完全履行了给付义务，无需履行上述《执行调解协议》；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在执行阶段，蔡传勇向本院提交了各被告的授权委托书”，“四件执行案件均由蔡传勇代理各被告执行活动”与实际情况不符，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阐述“田朋志没有委托书原件”，第三人蔡传勇也没有表述过其向法院提交了田朋志的授权委托书，更为重要的是，该授权委托书无法确认是上诉人田朋志的授权委托书。上诉人田朋志在一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其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也从未授权蔡传勇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且蔡传勇在庭审中也明确承认其“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我确实没有向其他被执行人沟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蔡传勇有权代理上诉人执行活动”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蔡传勇在（2016）辽0104执3627号、（2016）辽0104执3629号、（2016）辽0104执3631号、（2016）辽0104执3633号执行案件中为上诉人的代理人，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蔡传勇代上诉人签订《执行调解协议》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表见代理的构成、理解与适用作出了细化规定，“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构成表见代理的两个核心要件。但在本案中，并不具备以上两个核心要件，蔡传勇并不构成田朋志的表见代理：第一、本案中，蔡传勇的行为并没有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正如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案卷中上诉人田朋志的授权委托书为复印件，不是原件，且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授权形式，而且，被上诉人在执行程序中委托了专业的律师来处理案件，应当熟知执行程序和委托代理的必备条件，在所谓的田朋志的授权委托书都不是原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合理范围内就应该知道此授权是存在瑕疵的，无法认定蔡传勇是田朋志的代理人。第二、原审法院仅凭“本案各被告在诉讼阶段就委托第三人蔡传勇代理其诉讼活动…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仍然由第三人蔡传勇代理各被告即被执行人参与执行活动”就认定“原告有理由相信蔡传勇有权代理各被告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是对表见代理“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要件的重大误读。诉讼阶段享有代理权，不等于执行阶段就具有代理权，否则，就不需要在各个阶段都提供授权委托书。并且，蔡传勇在全部执行阶段，并没有代理上诉人田朋志进行执行活动，一审法院认定蔡传勇在代理田朋志进行执行活动，这是错误的。上诉人在执行阶段从未委托蔡传勇为代理人，故蔡传勇的无权代理行为不可能据此形成对上诉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第三、上诉人田朋志虽然是沈阳同道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沈阳同道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向法院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但该还款承诺书并不能就此证明田朋志知道，蔡传勇代理自己签署了本案的《执行调解协议》，被上诉人从未告知田朋志自己是《执行调解协议》的主体，事实上，田朋志在本案之前从来就不知道有此《执行调解协议》存在。第四、原审法院对蔡传勇的无权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是并不符合“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要件及最高法《指导意见》的规定。被上诉人若与他人的代理人签署法律文书，则其有义务审慎审查代理人的委托授权手续。如前所述，蔡传勇在上诉人四件执行案件中的委托授权手续根本不是原件，是存在重大瑕疵，被上诉人若真能凭此相信蔡传勇有代理权，则其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明显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相对人需主观无过失的要件。进一步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综合考虑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综上，在表见代理的认定问题上，被上诉人未能就“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也未能就合同缔结过程中诸如代理名义、是否签章、签章真伪等各要素进行综合判断。故，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蔡传勇代上诉人签订《执行调解协议》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法院未对《结案申请》的效力予以认定，仍判令上诉人履行《执行调解协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曾于2019年3月20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结案申请》，《结案申请中》写明“申请人旭丰公司与被申请人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沈阳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乔彬、乔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调解书已生效，申请人已申请执行。在执行期间，贵院执行局陆续向申请人返款，共向申请人返还执行款人民币12,917,319元，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履行了调解书中的全部给付义务，现申请人向贵院申请结案，望予准许。”该份申请已充分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执行案件已执结，调解书中的全部给付义务均已履行，无所谓的《执行调解协议》存在的必要，更谈不上履行。原审法院未对《结案申请》的效力予以认定，仍判令上诉人履行《执行调解协议》，严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四、原审判决存在多处程序性瑕疵，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首先，原审案件系由五名审判人员组成的合议庭，而判决书显示的仅为三人合议庭，此处为原审判决存在的第一处程序性瑕疵；其次，原审判决对于诉讼费、保全费的承担并未写明当事人各方应当负担的数额，也没有说明是按份承担还是共同承担，该判决必然会导致各方无法实际履行，最终又会造成新的诉讼。其次，本案中的四份《执行调解协议书》是不同的意思表示，并且分属于不同的执行案件，各个《执行调解协议书》中的履行情况不同，不应当作为一个案件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将四份《执行调解协议书》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处理，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存在多处错误，田朋志本人并不需要签订《执行调解协议书》，也从来没有授权蔡传勇签署《执行调解协议书》，本案中田朋志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此种存在严重瑕疵的情况下，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是极其错误的。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铠龙公司、华晨出租公司、乔彬、乔丽辩称，同意田朋志的上诉意见。旭丰公司辩称，一、田朋志认为蔡传勇律师在执行阶段没有代理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旭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蔡传勇律师有代理权。在执行过程中，田朋志作为被执行人，接受和送达法律文书，接受强制执行，账户被封，资金及财产被扣划等，执行人员主要和双方代理律师接触，整个执行活动也主要是双方代理律师在操作，被执行人本人不可能不知道。1、蔡律师在原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就是田朋志的代理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制作了《民事调解书》；2、蔡律师到执行法院递交委托手续。这不可能是该律师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来办理案件，而只能是得到了各田朋志通知的结果；3、田朋志田朋志是同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不仅履行了原《民事调解书》的全部义务，而且也完全履行了本案中《执行调解协议》中的全部义务，一审判决说四份执行和解协议其中有一份已经履行完毕，指的是就是这个；4、田朋志完全知道《执行调解协议》的存在；2018年3月22日，同道公司向法院递交了《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详细说明了原《民事调解书》和本案中的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落款处有田朋志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字。由此可看出，田朋志事前完全知道《执行调解协议》的存在，而且未对该和解协议提出任何异议；5、执行卷宗中有蔡律师签收的26份送达回证，也向法院递交过法律文书。证明田朋志参与执行活动（通知、申报、查封、扣押、扣划、限高、拍卖等）都是通过蔡律师实施的。如果没有委托人的授权，这都是不可相像的；6、蔡律师在执行法院所作笔录及本案中陈述，完全可以印证上述事实；从以上列举的事实，也可以看出，在执行阶段的诉讼行为，是通过蔡律师来完成的，蔡律师可以参与和解过程，旭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必然是得到了当事人的特别授权。二、旭丰公司相信蔡律师是有代理权，是善意且无过失。田朋志不仅仅否定签订《执行调解协议》的代理权，也在否定蔡律师在整个执行活动中代理行为的效力。代理权的授予，无论是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都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是可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式达成的，当然也适用于表见代理制度，这一点，一审法院的论述其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按照执行程序，执行法院在接到申请执行案件后，首先通知的应当是被执行人本人，但是蔡律师来到了法院执行庭，递交了委托手续。无论委托手续是否齐全，但是没有当事人本人的书面或口头委托，蔡律师不会自动地、免费地到法院来代理执行案件的。在执行阶段作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双方均是向法院执行庭递交委托手续，没有必要向对方递交委托手续，法院执行庭对双方的代理手续有接收和审查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并递交法院，这只是执行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双方均无义务去审查对方的代理权，这是对代理人律师身份的信任，也是对法院诉讼活动的信任。三、《执行调解协议》是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因为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终结而失去效力。田朋志先是否认蔡律师的代理权，在代理权无法否认的情况下，又主张《民事调解书》执行完毕后，执行和解协议必然失效，对此，旭丰公司认为：1、田朋志不应当从自身的违法行为中获得额外利益。本案是由于田朋志不履行和解协议引起的，对此，旭丰公司有权选择另行起诉。该和解协议约定了新的，不同于原《民事调解书》的权利、义务。如果因为《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终结导致和解协议失效，就等于免除了田朋志支付利息的义务，就会损害旭丰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利。2、执行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原审《民事调解书》的执行，不影响双方另外达成和解协议。执行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它是在田朋志财产被查封、冻结，为急于解除执行强制措施，以便可以正常缴税、正常经营，双方才达成的调解协议。按照该协议，为不损害旭丰公司的利益，田朋志要支付2016年10月7日之后的利息，直到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而旭丰公司向法院执行庭申请解除相关强制措施。3、《执行调解协议》不同于原审的《民事调解书》，而是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两份法律文书支付借款利息，所指向的期间是不同的。原审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中的借款利息只计算到2016年2月6日—2016年10月6日。而本案中的调解协议借款利息起止时间为2016年10月7日至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另外该调解协议第二条又约定，其他应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4、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旭丰公司才提出本案的诉讼。所以，旭丰公司没有义务中止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程序，原《民事调解书》履行完毕并结案，并不影响《执行调解协议》的履行，也没有违反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的约定。由于调解协议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旭丰公司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要求田朋志履行，完全于法有据。四、田朋志否认蔡律师的代理权，否认和解协议的效力，是缺乏诚信的表现。1、如果被执行人发现他人冒充自己的代理人，完全可以书面告知法院，并可以变更、解除代理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从事实上，从执行案件的卷宗中可以看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法院执行庭的主持下，双方也多次接触，洽谈，代表各自的当事人，参与漫长的执行活动，作为蔡律师的当事人，在面对执行法院的各种执行措施时，在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都没有向法院或向旭丰公司提出过异议。2、蔡律师行使代理权的后果，对田朋志有利的就接受，不利的就否认。在田朋志递交还款承诺书的前提下，旭丰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随即向法院递交了解除查封、冻结申请书，也递交了解除限高申请书。双方的行为，是背后双方的和解才导致的，双方的代理律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情况下才会出现的。而还款承诺书与本案争议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是一致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局限于执行卷宗中的书面委托手续上的瑕疵，而着眼于长达两年多的执行活动，着眼于蔡传勇律师实际从事的大量代理工作，着眼于执行调解协议签订的背景，认定旭丰公司有理由相信蔡律师是有代理权的，旭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均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未尽内容与其他答辩意见相同。双龙公司、宋浡、张君、蔡传勇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供书面答辩。一审法院查明：张万洁系旭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静珠系广利河公司、铠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兆坤系艳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乔丽系华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万洁与陈静珠系夫妻关系。张兆坤系张万洁与陈静珠的儿子。乔彬与乔丽系姐妹关系。旭丰公司与广利河公司、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华晨出租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乔彬、乔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辽0104民初176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主文为：一、广利河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于2016年10月6日前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二、广利河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给付旭丰公司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6日起至2016年10月6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三、各方当事人自愿放弃其它诉讼请求。同日，旭丰公司起诉旭龙公司及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要求各被告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分别作出（2016）辽0104民初1764民事调解书，旭龙公司于2016年10月6日前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6日起至2016年10月6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同日，旭丰公司起诉艳文公司及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要求各被告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分别作出（2016）辽0104民初1773号民事调解书，艳文公司于2016年10月6日前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6日起至2016年10月6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沈阳市旭龙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同日，旭丰公司起诉被告沈阳同道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及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要求各被告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辽0104民初1762号民事调解书，被告沈阳同道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及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偿还旭丰公司于2016年10月6日前偿还旭丰公司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6日起至2016年10月6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因上述被告未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旭丰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分别为（2016）辽0104执3627、3629、3631、3633号。上述四件执行案件均由蔡传勇代理各被告执行活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与蔡传勇于2018年1月31日自行签订《执行调解协议》一份，该调解协议约定：一、被申请人广利河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同意向申请人给付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7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被申请人其他应给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同日，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与蔡传勇于2018年1月31日自行签订《执行调解协议》一份，该调解协议约定：一、被申请人艳文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同意向申请人给付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7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被申请人其他应给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同日，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与蔡传勇于2018年1月31日自行签订《执行调解协议》一份，该调解协议约定：一、被申请人旭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同意向申请人给付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7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被申请人其他应给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同日，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与蔡传勇于2018年1月31日自行签订《执行调解协议》一份，该调解协议约定：一、被申请人沈阳同道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双龙公司、铠龙公司、旭龙公司、乔彬、乔丽、华晨出租公司同意向申请人给付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7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全部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被申请人其他应给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同日，申请执行人旭丰公司与蔡传勇自行签订执行调解协议四份，该调解协议约定：一、被申请人乔彬、乔丽同意向申请人给付借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7日起计算至本金250万元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二、本案其他全部被申请人应给付款项按照《民事调解书》内容继续执行上述协议蔡传勇表示系陈静珠通知其去签协议，但陈静珠在庭审中予以否认。上述协议系在旭丰公司公司签订，在场人有旭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峰、旭丰公司代理人白宁、蔡传勇。协议签订后，旭丰公司代理人白宁、蔡传勇一起将协议书交到一审法院执行庭。第三人蔡传勇系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双龙公司、铠龙公司、华晨出租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乔彬、乔丽在诉讼阶段的委托代理人，在执行阶段，蔡传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各被告的授权委托书，其中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双龙公司、铠龙公司的一份委托书为原件，有单位公章，委托权限为诉讼的委托权限。其余三份委托书为复印件，委托权限为诉讼的委托权限。华晨出租公司没有委托书原件。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没有委托书原件。乔彬的委托书为原件，系本人签字，委托权限为诉讼的委托权限。乔丽的委托书为原件，委托权限有执行和解的权限，经鉴定签字非乔丽本人签字。庭审中，第三人蔡传勇表示：旭龙公司、广利河公司、艳文公司、双龙公司、铠龙公司、华晨出租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系蔡传勇到单位盖章。陈静珠、张万洁、张兆坤的授权委托书系由张万洁的姐姐张红与陈静珠、张万洁电话联系后，张红代陈静珠、张万洁签字。因张兆坤在外地，联系不上，故张红代张兆坤签字。张君系张红的妹妹，张红与其电话沟通后，由张红代张君签字。宋浡的授权委托书系蔡传勇与其通电话后确定由其代理。乔彬、乔丽的委托书系陈静珠交给蔡传勇的。庭审中各被告对蔡传勇的说法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属性问题。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地点和方式等内容有多种，本案为各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后签署好执行和解协议后，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从执行和解协议的概念及表现形式上看，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非诉讼活动。法院执行机构只需审查执行和解协议内容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可。民事法律行为是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本案各被告在诉讼阶段就委托第三人蔡传勇代理其诉讼活动，包括参加庭审以及达成调解协议结案、领取法律文书。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仍然由第三人蔡传勇代理各被告即执行案件被被执行人参与执行活动。2018年1月31日由旭丰公司代理律师与各被告代理蔡律师在旭丰公司处自行协商，达成该和解协议。虽然后来发现第三人蔡传勇代理手续不完备，属于无权代理，但是旭丰公司在与第三人蔡传勇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当时，仍然有理由相信在蔡传勇全程参与诉讼执行活动的情况下，其有权代理各被告与旭丰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另外蔡传勇作为国家颁发律师执照的专门法律工作者，其参与的民事法律行为，旭丰公司更有理由坚信其有代理权限。另外，从签署这四份执行和解协议之后的履行情况来看，蔡传勇同时签署的四份执行和解协议其中有一份执行和解协议已经由被告方履行完毕，说明被告对该执行和解协议是知晓的、认可的并且予以履行了的，现被告对其它三份执行和解协议予以否认，显然是缺乏诚信的表现。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旭丰公司代理律师与第三人蔡律师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系一般民事法律行为，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且该执行和解协议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人的合法利益，故一审法院对该执行和解协议效力予以确认。应认定旭丰公司与各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四份《执行调解协议》有效，应继续履行。至于旭丰公司与被告乔彬、乔丽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四份《执行调解协议》，因该协议内容与上述协议内容一致，系重复签订，故应认定该四份协议无效。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沈阳市旭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广利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辽宁艳文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辽宁双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市铠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市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乔彬、乔丽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四份《执行调解协议》有效，应继续履行；二、原告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乔彬、乔丽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四份《执行调解协议》无效；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沈阳市旭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广利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辽宁艳文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辽宁双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市铠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市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田朋志、宋浡、张君、乔彬、乔丽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2019年3月20日，旭丰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请求对案涉3份调解书执行的案件结案（对案涉另外份调解书执行的案件已经结案），理由为被申请人已经向申请人履行了调解书中的全部给付义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旭丰公司于2016年申请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被执行人为本案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在执行过程中，2018年1月旭丰公司与上诉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上诉人不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2019年3月20日，旭丰公司以执行完毕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为由申请执行结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表示不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后，案涉执行案件恢复执行，至2019年3月20日旭丰公司以已经执行完毕全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为由申请执行结案。故，旭丰公司再行就执行期间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应裁定驳回旭丰公司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保全费5000元由沈阳市大东区旭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上诉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分别退还沈阳市旭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沈阳广利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辽宁艳文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张万洁、陈静珠、张兆坤、沈阳市华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乔彬、乔丽、田朋志各100元。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