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8民再28号 抗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程洪印，男，196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静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和静镇阿尔夏特北路。 负责人：周光辉，系电信和静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兰，系电信和静分公司财务主管。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平，系新疆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程洪印因与被申请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静分公司（简称电信和静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新28民终536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新检民（行）监[2018]65000000092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新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谷涛出庭，再审申请人程洪印，被申请人电信和静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兰、孙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终审判决未认定程洪印先行垫付的话费195,292.49元，没有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本案中，程洪印与电信和静分公司签订了《话费代办协议》和《代收老欠费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根据业务关系，电信和静分公司向程洪印提供欠费用户名单及欠费金额，并授权程洪印打票，程洪印先行垫付相应话费，而后再向欠费用户收取话费并获取提成。自2009年5月程洪印未继续收取话费，双方均未提出异议。2013年11月13日，双方确认的《关于对程洪印话费票据进行清算情况的说明》中载明：票据共有2957张，票面金额为195,292.49元，票面金额及发票张数双方已签字确认。庭审中，电信和静分公司称程洪印在履行合同期间存在盗打票据的行为，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由此，对于程洪印已经垫付的话费，电信和静分公司应当偿还。二、二审期间，程洪印提供了2007年12月17日的车辆交接清单，证实电信和静分公司将催要话费交通工具收回，由此产生交通费用。事实上，双方合同履行至2009年5月，根据双方《话费代办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乙方在收费过程中，甲方保证提供催欠时的交通工具，由此，对程洪印要求支持交通费的主张应予支持。综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28民终53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程洪印称，一、请求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28民终536号民事判决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新2827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返还垫付话费195,292.49元及支付交通费11,000元，合计206,292.49元。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经过以上三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认定，本案事实清楚。2013年11月13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字确认的《关于对程洪印话费票据进行清算情况的说明》载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现有票据，已于2013年11月11日-12日两天进行盘账，票据共有2957张，票面金额是195,292.49元。票据金额及发票张数双方已签字确认。申请人提供的2007年12月17日的车辆交接单产生交通费11,000元。基于以上事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2016）新2827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28民终53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且以上两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6条、398条规定申请人做为受托人为处理完成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结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话费代办协议》《代收老欠费协议》、《关于对程洪印话费票据进行清算情况的说明》被申请人作为委托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垫付的委托费用195,292.49元及交通费11,000元。而原一、二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一般性条款判定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特别条款应当予以纠正。申请人在原二审时出示的证据车辆交接清单，与案件基本法律事实相关，二审法院没有采纳，也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事实与理由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新检民（行）监[2018]65000000092号民事（行政）抗诉书予以认定。 电信和静分公司辩称，程洪印关于请求法院改判答辩人立即支付申请人返还垫付话费195,292.49元，交通费11,000元的申请不能成立。1.2007年4月25日双方订立的《话费代办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约定，完全可以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属于欠费电话债权转让关系，债权人电信和静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了程洪印，由程洪印向用户收取转让的欠费话费债权。中国电信和静县内所有终端及附属设备收入的2.6%以及欠费用户每月的滞纳金归乙方。程洪印以垫付的方式买断欠费话费债权，电信和静分公司收到程洪印支付的欠费电话费后由程洪印持打印的欠费用户的两联单向欠费用户收取欠费和滞纳金，程洪印收取的欠费用户的电话费和滞纳金归程洪印所有。因部分欠费用户的欠费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收回，所以双方合同期限为十年。2.按照2007年4月25日双方签订的《话费代办协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的履行期限至本案二审上诉时尚未到期，还在履行过程中，答辩人从未以任何方式单方解除合同。3.在履行《话费代办协议》过程中，双方在对阶段性工作进行清算时，就2010年1月11日之前的协议内容进行清算双方的账目已经对清，两不相欠。自此程洪印再没有垫付任何话费，再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其义务。4.在该协议履行中，答辩人始终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但程洪印自2009年6月起再也找不到人，其雇佣的收费人员崔玉桂也被程洪印解散，而且程洪印也不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根据协议程洪印应当继续拿着合法的票据收取客户的话费直至收回为止。如果程洪印手中没有合法票据、或者票据不全只能说明程洪印已经收回了客户的话费。所以程洪印依据该协议第八条的内容要求答辩人支付未收回话费等额现金是不能成立的。5.答辩人已经履行了给程洪印提供车辆的协议内容，车辆使用协议自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8月16日，三个月协议期答辩人有权收回车辆。因此程洪印要求的11,000元的交通费不成立。 程洪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垫付和静县电话费200,241.26元；支付老欠费提成248,855元；承担催欠车票11,000元。事实与理由：2007年4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话费代办协议》，并且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07年5月9日，双方签订了《代收老欠费协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09年5月，被告单方终止协议，不再向原告提供交费发票，经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未果，现依据《话费代办协议》第八条规定，协议在履行期内，甲方无理由终止协议，乙方有权将所有未收回话费发票退还给甲方，甲方同时支付乙方未收回话费发票的等额现金200,241.26元。依据《代收老欠费协议》第三条规定，原告已经帮被告催回497,710元话费，按五五分成，应支付原告248,855元。依据话费代办协议第三条规定，甲方保证催欠话费的交通工具，还要承担车票款11,000元。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已垫付电话费200,241.26元、支付老欠费提成248,855元、承担催欠车票费用11,000元，合计460,096.2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4月25日，原告程洪印（乙方）与被告电信和静分公司（甲方）签订《话费代办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甲乙双方本着相互协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就话费代办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条款：1.乙方负责和静县城固定电话、县城、城郊450D用户、县城、城郊小灵通用户、数据业务使用费等（包括水泥厂5340号段、巩哈拉5316号段）用户产生的话费垫付上划及催缴工作，甲方当月26日前向乙方提供欠费用户当月的欠费清单（不包括协议前形成的欠费、计费差错、包月月租费、未及时停机产生的费用及用户有争议的部分）。2.甲方给付乙方代办费的标准为分公司县城内所有终端及附属设备全额收入的2.6%（其中包括银行、邮政、分公司营业厅及各代办网点的收入），欠费用户每月的滞纳金归乙方收入，合同期内代办费第一年2.6%、第二年2.8%、第三年3%，如遇政策调整，双方另行约定。3.乙方在收费过程中，甲方向乙方无偿提供办公室一间，公免电话两部带超级无绳，催欠人员住所一套、电脑打印机等必要办公设施，保证提供催欠时的交通工具，如果打单还需无偿在营业厅提供收费场所，费用由甲方承担。4.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催缴欠费：做到停开机及时，及时向乙方提供欠费用户的相关资料及用户的确切的装机地址，对乙方提供的拆机用户资料（死亡、用户资料虚假无效、无能力履行义务），经甲方核实后应及时做拆机处理，否则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承担乙方起诉欠费用户所产生的打印费、复印费、翻译费等。5.乙方每月28日前与甲方核对欠费，并将用户欠费进行垫付，乙方开具代办费发票后，甲方应当日支付给乙方全额代办费，欠费用户所形成的话费滞纳金归乙方所有。6.因计费差错、用户争议当月甲方能处理的当月处理，当月不能处理的，次月必须处理，如未处理，由甲方承担。7.协议在约定到期后，乙方如续签有优先权，如甲、乙方不续签，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催缴所遗留的话费。8.违约责任，协议在履行期内，甲方无理由终止协议，乙方有权将所有未收回话费发票退还给甲方，甲方同时支付乙方未收回话费发票的等额现金。9.协议期间甲乙双方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试行协议期2007年4月至2007年6月，试行协议期到期后，合同履行期限为2007年4月至2017年4月，共120个月。 2007年5月9日，原告程洪印（乙方）与被告电信和静分公司（甲方）签订《代收老欠款协议》，约定因老欠费催缴量大，工作复杂，故就催欠2007年2月之前老欠费达成共识：1.甲方将2005年9月至2007年2月间县城内固话终端产生的费用全部交由乙方催缴，不包括计费差错、无档、虚假身份、预付费及有争议用户，但分成需算入乙方催回代办费内。2.利益分成由乙方催缴回欠费总额的30%，甲乙双方四六分成，乙方催缴回总额的80%，双方五五分成，欠费总额的滞纳金部分归乙方所有，诉讼费用由甲方承担。3.违约责任，乙方代收量达到后，甲方需当日将分成余额给付乙方结清，违约则每日加收欠费总额3%的违约金，乙方催缴额度未到量时，每催缴回一笔甲方则先按15%支付给乙方代办费，到最后一次付清余额。 2008年11月应被告的要求，原告向被告缴纳买断话费押金20,000元。自2009年5月，原告未继续收取话费，双方也并未提出异议。2013年11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字确认《关于对程洪印话费票据进行清算情况的说明》载明，和静电信公司对程洪印现有票据，已于2013年11月11日至12日两天进行盘账，票据共有2957张，票面金额是195,292.49元，票面金额及发票张数双方已签字确认等。2010年1月11日，原告将交给被告的买断话费的押金20,000元进行了领取。 一审法院判决：原告程洪印与被告电信和静分公司签订了《话费代办协议》和《代收老欠费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话费代办协议》第五条对代办费的支付有明确的约定，且在合同履行期间，原告按月从被告处领取了代办费。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第八条约定：协议在履行期间内，被告无理由终止协议，原告有权将所有未收回话费发票退还给被告，被告同时支付原告未收回电话费发票的等额现金；现双方签订《话费代办协议》履行期限未届满，被告并未要求原告终止履行合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在履行过程中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垫付电话费200,241.2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老欠费提成248,855元，从其提供电信营业日报单显示，日报单仅有电信和静分公司出纳姜永兰和案外人崔玉桂的签字，而没有程洪印的签字，且日报单内容均涉及2003至2005年老欠费事宜，而原、被告双方关于《代收老欠费协议》约定系收取2005年9月至2007年2月期间的老欠费，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收老欠费协议》时间不符，且原告因收取老欠费的提成，按照双方的约定已领取。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承担催欠车票11,000元，因双方在话费代办协议中约定，被告保证催欠时的交通工具，并未约定被告承担催欠话费时的交通费，如果被告没有提供交通工具，原告应当在早期履行合同时就应及时提出，且原告提供交通费票据中有很多系县城外票据。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程洪印的诉讼请求。 程洪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已垫付电话费200,241.26元、支付老欠费提成248,855元、承担催欠车票费用11,000元，合计460,096.26元。事实与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007年4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话费代办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催缴欠费：做到停开机及时，及时向乙方提供欠费用户的相关资料及用户的确切的装机地址，对乙方提供的拆机用户资料（死亡、用户资料虚假无效、无能力履行义务），经甲方核实后应及时做拆机处理，否则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一审二审中甲方均表示无法提供欠费用户的入网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2007年5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代收老欠款协议》，第二条约定，甲乙双方五五分成，上诉人工作人员崔玉桂已为被上诉人催回497,710元应支付上诉人248,855元。上诉人有催回欠款时间的工资表为证，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称日报单只有崔玉桂和姜永兰签字，而崔玉桂领着上诉人的工资从事催欠事务这是职业范围，鉴于被上诉人弄虚作假竟然在法庭上作伪证称账目已清两不相欠，上诉人未提供交通工具，承担车票款11,000元理所应当。根据《话费代办协议》第八条规定，协议在履行期内，甲方无理由终止协议，乙方有权将所有未收回话费发票退还给甲方，甲方同时支付乙方未收回话费发票的等额现金。被上诉人已于2009年6月不再向上诉人提供欠费票据。事实上已经终止了协议，致使上诉人丧失了向欠费用户收费的主体资格，所以应当返还上诉人已垫付话费发票款195,292.49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电信和静分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话费代办协议》和《代收老欠费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必须严格信守，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2007年5月单方终止协议，不再提供欠费发票，但一、二审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单方面终止协议，被上诉人对此也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之规定，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老欠费提成248,855元，双方所签订的《代收老欠费协议》约定系代收2005年9月至2007年2月期间的老欠费，与上诉人所提供的日报单中涉及2003至2005年老欠费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催欠交通费用11,000元，双方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的义务系提供交通工具，并非报销交通费用，且上诉人已依约提供了交通工具，故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一审法院以举证责任不到位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2元，由上诉人程洪印负担。 再审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话费代办协议》双方履行至2009年5月份因被申请人更改协议内容，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同未继续履行，《话费代办协议》也未解除。被申请人已按《话费代办协议》约定向申请人支付195,292.49元代收话费的佣金，双方对佣金无异议。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电信和静分公司是否向申请人支付垫付费用195,292.49元及交通费11,000元。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话费代办协议》和《代收老欠费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必须严格信守，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2009年3月，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协商变更协议内容，因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变更协议内容，也未解除协议，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内容继续履行各自义务，但申请人履行合同至2009年5月。庭审中查明，双方履行合同的操作流程为，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交付欠费用户欠费金额两联（发票联、存根联）发票后申请人垫付相应的款项购买该发票，被申请人按相应款项的2.6%给申请人支付佣金。如申请人不能收回相应款项将两联发票（发票联、存根联）退还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收到未收回欠款发票后冲账处理并按发票载明的款项退还给申请人。如申请人收回话费后被申请人按照申请人的申请开通欠费用户的电话线路。申请人现要求返还其垫付款项的依据是协议第八条违约条款，要求被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话费代办协议》第八条规定，协议在履行期内，甲方无理由终止协议，乙方有权将所有未收回话费发票退还给甲方，甲方同时支付未收取话费发票的等额现金。2013年11月13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字确认的《关于对程洪印话费票据进行清算情况的说明》载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现有票据，已于2013年11月11日-12日两天进行盘账，票据共有2957张，票面金额是195,292.49元，该2957张票据均是一联发票（发票联）。按照双方履行合同的惯例，申请人如未能催收欠费款项应当向被申请人退还两联发票后冲账处理，但本案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退回的是单联发票（发票联）并非是两联发票，且申请人没提供被申请人擅自开通欠费用户的电话线路导致其未履行催收欠费义务的证据，故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申请人未收回欠费款项的事实。依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因更改《话费代办协议》内容导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是申请人退还催收发票在先，据此无法认定被申请人存有违约行为。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其垫付的195,292.49元无事实依据。申请人提出因申请人做为受托人为处理完成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交通费11,000元是否应当由被申请人支付的问题；根据双方《话费代办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乙方在收费过程中，甲方保证提供催欠时的交通工具。合同履行期间，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了交通工具直至2007年12月17日收回交通工具。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认可合同履行至2009年5月，被申请人从收回交通工具起到2009年5月止应向申请人提供交通工具，如不能提供交通工具应承担相应交通费。《话费代办协议》约定，申请人催收话费的范围为和静县城内固话终端产生的费用，但申请人提供的交通费票据有和静县至和硕县、和静县至焉耆县、和静县至库尔勒市、和静县至尉犁县、和静县至阿克苏、和静县至郑州等地来回的交通费票据，且时间跨度至2009年9月15日。申请人提供的交通费票据载明的地点已超过双方约定的催收话费范围，也超过合同履行时间，其也未说明合理的理由。因此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交通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新28民终53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敖登高娃 审判员 蒋  耀 审判员 王 俊 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