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15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斌，男，197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老屋，公民身份号码441************913。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玉标，男，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老屋，公民身份号码441************939。上诉人（原审原告）：严荣财，男，195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937。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东棣，男，195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上屋，公民身份号码441************913。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东泉，男，196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老屋，公民身份号码441************917。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玉田，男，196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上屋，公民身份号码441************915。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玉珊，男，196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914。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玉坤，男，197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礤，公民身份号码441************914。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玉辉，男，197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914。上诉人（原审原告）：严麟春，男，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畲坑尾，公民身份号码441************930。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东淞，男，196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912。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健飞，男，195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919。上诉人（原审原告）：严玉淼，男，196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礤，公民身份号码441************913。上列十三位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书，广东东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浩才，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平远县******磷新，公民身份号码441************916。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航，广东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斌、严玉标、严荣财、严东棣、严东泉、严玉田、严玉珊、严玉坤、严玉辉、严麟春、严东淞、严健飞、严玉淼因与被上诉人严浩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6民初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严斌、严玉标、严荣财、严东棣、严东泉、严玉田、严玉珊、严玉坤、严玉辉、严麟春、严东淞、严健飞、严玉淼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6民初765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混淆诉讼主体和诉讼代表人的法律概念，遗漏主体。本案最初是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负责人严玉标起诉，被一审确认争议标的是严氏家族理事会基金款，而非个人财产而驳回起诉，接着又以严氏家族理事会起诉。被告知组织未登记，应以理事会成员起诉，该告知与前诉的诉讼主体性质一样，只不过人数不同。既然一审不认可严氏家族理事会的主体资格，而讼争标的是严氏男丁募集及热心宗亲捐赠的公共财产，那么，严氏所有男丁均是原告诉讼主体，理事会成员仅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但一审将诉讼主体与诉讼代表人混淆，遗漏绝大部分主体。2.一审偏袒被上诉人，颠倒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是严氏家族理事会成员中选举的出纳，直至诉前的多年，在结算中签名确认基金余额，但未注明未掌管保管现金，按证据规定应推定被上诉人掌管基金，上诉人无须举证，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未掌管基金，但一审却颠倒举证责任，未要求被上诉人举证。其次，一审判决歪曲事实。1.一审判决称“原、被告均是严氏家族宗亲，严氏宗族成立基金理事会……造纷争”，违背事实：①严氏家族基金是严氏家族宗亲按男丁募集及热心宗亲捐赠而成，是严氏家族的公共财产，一审予以遗漏；②被上诉人是严氏家族理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并现场交接，自接手出纳后一直负责现金收支，每年结账确认了现金余额，均未备注没有掌管基金，一审却予规避；③出纳是保管单位现金及收支的财务人员，一审避而不谈；④被上诉人已自认是严氏家族理事会的出纳，一审予遗漏。再次，一审判决错误。根据会计及相关财务法律规定，出纳是保管单位现金及收支的财务人员，接任出纳即接管现金及财务收支，被上诉人已自认是出纳，且经手了财务收支及收取借贷利息，接手出纳后多年的结余现金已签名确认，从未提出异议，也未在结账单上注明没有接管现金。一审竟然以严浩才在诉讼中否认为之开脱，明显违背财经制度，违背事实和法律，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向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返还全部资金由上诉人接管。严浩才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足于证明已将涉案款项移交严浩才并由严浩才掌管，更无证据证明本案同时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要件：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有损失、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因此上诉人诉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首先，上诉人仅仅举证的几份结算单，虽有严浩才的签字，但该证据绝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已交付给严浩才并由其掌管，该证据也不能认定为严浩才确认已接收涉案款项，更不能证明严浩才获得利益。其次，《严氏家族理事会会议记录》（2015年2月28日）是虚假的，反而证明上诉人非常清楚严浩才从未接手涉案款项。原出纳系2015年10月去世，而会议记录显示日期为2015年2月28日，自相矛盾。在严浩才一审当庭提出原出纳去世时间后，上诉人又当庭改口是2015年10月份，并解释原始会议记录不见了，是事后补充的，该说法根本不成立。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何时将款项交付给严浩才时，当庭脱口而出是严浩才不在场，则何来“当场”交付给严浩才。对上诉人一审庭后补交的会议记录的事实证明书的三性不予认可，毫无证明力。从内容来看，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将原出纳去世改成“患重病”，但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当庭陈述严浩才于2015年10月份接手出纳，与补充证据内容中2015年2月28日当场将现金交付给严浩才自相矛盾。《严氏家族理事会会议记录》及上诉人补交的事实证明书显示，2015年2月28日当场将48985元交付给严浩才，但上诉人提交证据“2016年冬结算单”显示，2015年结余49985元（含远才1000元），则2015年2月28日当场移交48985元给严浩才完全不符合常理、逻辑。按照上诉人陈述，每年都有4800元利息，原出纳不可能于2015年2月前先予收取2015年的利息4800元。当时借出去的本金都还没收回（严浩才录音证明显示：严玉伟借款三年才还清本息，即借款期限不一定一年），何来2015年2月28日将48985元当场交给严浩才。若48985元不包括2015年利息4800元，则2015年年底结余款就不止49985元（含远才1000元），因此也是不符合常理、逻辑的。即使是按上诉人开庭时主张2015年10月将涉案款项移交严浩才，借款人不可能期限未到归还借款本金，更不可能提前支付足额利息。实则，自始至终未将涉案款项交付严浩才。上诉人补交的事实证明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1日”，上诉人却未在另案中【（2020）粤1426民初16号】提交，或本案中事先提交，实则是严浩才一审庭审提出质疑后再一次虚构了这份材料，且“严栋才”签名涂改。再次，对于严浩才提交的录音证据应予采信，该录音能够证明涉案款项一直未交付给严浩才，严浩才从未经手涉案款项。考虑到严玉伟基于人际关系等因素极大可能不会出庭作证情况下，严浩才出于无奈和保护自己角度，选择录音方式。该录音是在严玉伟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因此呈现的通话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且严浩才在通话中也表示代收取了2016年、2017年的利息，进一步印证该录音内容是客观、真实的。事实上，严浩才的确仅仅是名义上的出纳，严浩才自始至终均未经手涉案款项，更未实际掌握。最后，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充分证明涉案款项已交付给严浩才且由严浩才保管，并证明严浩才获得利益，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利益受损，且该受损与严浩才获利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即使严浩才代收取严玉伟利息也不能证明严浩才已接手涉案款项，不代表严浩才确认已接收到、经手涉案款项，上诉人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严浩才的确从未经手涉案款项，其仅仅是按照原会长严东浩委托，于2016年、2017年代收取了严玉伟借款10000元的利息1200元，合计2400元。因此才知道严玉伟借了涉案款项，才取证与严玉伟的通话录音，其他一概不清楚。而在原会长严东浩去世后，严荣财来电要求严浩才拿钱出来使用，严浩才明确表示从未经手款项，仅有代收取严玉伟的利息2400元。由于严浩才当时在广州且没有严荣财的微信，方才将1500元微信转账给严玉伟，并由严玉伟给严荣财（严浩才一审已当庭出示微信转账记录）。严浩才按原会长委托代收取严玉伟2016年、2017年的利息，且严玉伟通话中证实其是向原会长严东浩借款，并还款给严东浩，进一步证明涉案款项从不在严浩才处。但即使严浩才代收取严玉伟利息也不能证明严浩才已接手涉案款项，不代表严浩才确认已接收到、经手涉案款项。三、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提起本案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已作出认定，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混淆了诉讼主体和诉讼代表的主张完全是无稽之谈，上诉人才是混淆视听。四、在原会长去世后，上诉人特别是诉讼代表基于个人原因等，“利用”严浩才的善良，“精心”设计圈套，在2019年结算单落款增加“出纳”字眼要求严浩才和往常一样签名，虚构严浩才经手涉案款项的假象。但严浩才自始至终均没有确认已接收到涉案款项，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将涉案款项移交给严浩才，也没有证据证明严浩才与被上诉人双方构成不当得利。严斌、严玉标、严荣财、严东棣、严东泉、严玉田、严玉珊、严玉坤、严玉辉、严麟春、严东淞、严健飞、严玉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所侵吞理事会基金款52540元人民币；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2019年度的利息款48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支付本案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是严氏家族宗亲，严氏家族成立基金理事会，该基金理事会未经法定程序登记成立。原告以其是基金理事会成员，认为被告在时任出纳期间未将经结算后的结余款52540元及2019年度的利息款4800元交出检查，并认为被告不再适合担任该理事会出纳工作，限期一个月要将上述款项交出。被告则以其从未接手收到基金理事会移交的款项进行实际掌管，原告提起诉讼是捏造事实、恶意中伤，制造纷争。另查明，2020年1月2日，严玉标以原告为诉讼主体将被告严浩才起诉至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严玉标以其严氏家族理事会负责人的身份单独提起本案的诉讼于法无据，平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1426民初1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严玉标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称，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的主体资格问题；2、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关于原告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的主体资格问题。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的财产由其宗亲以捐献、募集等方式积累取得，对其财产的管理收益也用于家族祭祖等活动及开支。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虽未经法定程序登记成立，但原告严斌等13人作为严氏家族的宗亲，也是各村民小村确认及经平远县******民委员会证实是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全体成员，客观上代表全体宗亲在管理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事务，涉案讼争的基金款在一定程度上对原告的利益存在影响，与本案所诉亦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告严斌等13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返还理事会基金款及2019年度的利息款，首先需要证明涉案款项已交由给被告掌握管理，但原告既未提供原、被告之间有交付款项的手续或清单，也未提供管理基金制度、会计账目、会议决议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从原告提供的2017年2月21日、2018年3月15日、2019年3月29日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结算单来看，2017年、2018年的结算单中，被告仅是三位结算人当中的一人，2019年3月29日的结算单虽被告是以出纳的名义签名，但根据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三份结算单的内容均为会计即本案的原告严玉标执笔书写，其内容也无法确认被告身为出纳是否掌握管理了涉案款项或原告有将结算余额款项交由被告掌握管理的事实。庭审中，被告虽认可2016、2017年由其经手收取了严玉伟的利息款合计2400元，但也无充分证据表明该款是经过被告手出借。另据被告提供的2015年2月28日严氏家族理事会会议记录，是原告拟证明严东浩已将涉案款项交付给被告手中，但该会议记录首先是无移交人严东浩、接收人严浩才签名。其次是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会议时间为10月，被告也是10月选任的出纳，但该会议记录的时间为2月，在2月被告还未被选任为出纳时就当场接收基金款与常理也不相符。再次是与原告在庭后提供的事实证明书中“2015年2月28日严氏家族理事会会议记录”的内容、版本亦不相一致，而且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该会议记录是13位原告为了证明款项当场交付给被告而补充的，13位原告与被告在本案的讼争中存在利害关系，由13位原告来证明涉案款项已交付，其证明力亦不足。据此，原告仅以2017年2月21日、2018年3月15日、2019年3月29日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结算单主张其诉讼请求事项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严斌、严玉标、严荣财、严东棣、严东泉、严玉田、严玉珊、严玉坤、严玉辉、严麟春、严东淞、严健飞、严玉淼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33.5元，依法减半收取616.7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严斌、严玉标、严荣财、严东棣、严东泉、严玉田、严玉珊、严玉坤、严玉辉、严麟春、严东淞、严健飞、严玉淼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现金支出凭单》，拟证明严浩才在其中的“出纳”栏签名确认，足以证明由其掌管资金和现金支出。经出示质证，严浩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现金支出凭单》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将涉案款项移交给严浩才掌管，严浩才签名仅作为见证人的性质。严浩才在二审中申请证人严廉才出庭作证，其是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成员之一，也是严浩才的堂兄弟。严廉才陈述每次理事会开会其都不会缺席，没有见过将基金款交给严浩才，其认为基金款一直由原会长严东浩掌管。上诉人对严廉才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是虚假陈述。严浩才对严廉才的证言无异议。本院二审另查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现金支出凭单》中“财会”栏有上诉人严玉标签名，严玉标表示该《现金支出凭单》的内容由原会长严东浩填写。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主体；2.上诉人主张严浩才应返还理事会基金款52540元及2019年的利息款4800元依据是否充分。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作为一审原告的上诉人上诉认为一审遗漏严氏所有男丁（五百多人）为本案诉讼主体。上诉人诉请严浩才返还的是严氏家族理事会的基金款，上诉人均为该理事会的理事，可以代表管理严氏家族理事会事务。上诉人认为严氏五百多名男丁均应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依据不充分。关于上诉人主张严浩才应返还理事会基金款52540元及2019年的利息款4800元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严浩才否认其曾接收掌管基金款，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三张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结算单、事后补写的《严氏家族理事会会议记录》、《现金支出凭单》等证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为证实严浩才接任出纳时已接管基金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严氏家族理事会会议记录》，该记录写明的会议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严浩才接任理事会出纳的时间是2015年10月，开会时间也是2015年10月。上诉人解释该会议记录是在2019年7月1日补写的，可见该会议记录并非是开会时的现场记录，且会议记录中所写的会议时间与真实的开会时间不符，补写的会议记录亦无严浩才的签名确认，故难以采信多年后补写的会议记录能反映当时会议的真实情况。其次，上诉人认为基金款借给他人以此获取利息收入，上诉人严荣财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在选任严浩才为出纳并将基金款交由其接管的会议上，出借的基金款4万多元还没有收回。上诉人主张在会议上当场将48985元现金交至严浩才手中明显与上诉人严荣财的上述陈述相矛盾，上诉人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第三，上诉人提交的三张严氏家族基金理事会结算单中，严浩才虽作为其中一个结算人或者出纳签名，但该三张结算单均未记载基金款交由严浩才掌管。至于上诉人提交的《现金支出凭单》，严浩才也只是在“出纳”栏处签名，并不能证实钱款由其掌管。且作为财务的上诉人严玉标陈述，该《现金支出凭单》的内容为原会长同时也是该次现金的领取人严东浩填写，该行为也明显不符合正常的财经制度，也可看出该理事会的财务制度并不规范。综合以上几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多处矛盾，不合常理，也无确凿的证据证实严氏家族理事会已经将基金款交给严浩才管理，同时也无证据证实严浩才收取了2019年的利息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主张严浩才应返还理事会基金款52540元及2019年的利息款4800元依据不充分，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3.5元，由上诉人严斌、严玉标、严荣财、严东棣、严东泉、严玉田、严玉珊、严玉坤、严玉辉、严麟春、严东淞、严健飞、严玉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孟棋审判员  黄莉芬审判员  罗锡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朱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