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3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鞠晓庆，男，呼和浩特中蒙医院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东，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那布其，女，内蒙古博信科技公司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东，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法定代表人:刘国春，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娟娟，女，回族，1991年7月5日出生，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员工，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哈拉合少乡春空村**。委托诉讼代理人：边谊红，女，蒙古族，1968年3月30日出生，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员工，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可镇西官井巷联社家属**楼**401。。被上诉人:于洪，男，退休，，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上诉人鞠晓庆、那布其因与被上诉人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联社）、于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川县人民法院（2020）内0125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鞠晓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暨那布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东，被上诉人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娟娟、边谊红，被上诉人于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晓庆、那布其上诉请求：撤销武川县人民法院(2020)内0125民初443号民事判决，改判鞠晓庆、那布其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因当初签约时客观情况已发生变化，所以信用联社与于洪、鞠晓庆、那布其于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富贷通领用合约》及对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鞠晓庆、那布其已不具有约束力。2017年8月16日，于洪与信用联社签订《富贷通领用合约》，属于有期限的信用贷款合同,额度是30万元。该合同项下于洪存在多笔贷款，在第一笔贷款发放后，信用社发现于洪提供了虚假的贷款材料,并于2017年11月30日向鞠晓庆发出《催收通知书》告知了该情况。此后，于洪向信用联社归还了当期贷款并补充了贷款资料，信用联社又继续向于洪发放贷款。故此，签订贷款及保证合同当时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鞠晓庆、那布其在收到信用联社的催收通知书时，已明确表示不再为于洪提供连带保证。但信用联社对此不予回应，仍继续向于洪发放贷款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客观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原合同对鞠晓庆、那布其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所以三方应就是否继续承保及如何保证重新进行协商，信用联社未与鞠晓庆、那布其重新订立保证合同，故对后续信用联社于2018年8月12日、13日、25日发放给于洪的贷款，鞠晓庆、那布其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信用联社工作人员有违法甚至犯罪嫌疑，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1.如前所述,在信用联社向于洪发出的通知书中已明确提示:“因贷后检查您贷款资料提供虚假信息，涉嫌伪造贷款资料诈骗贷款资金”。说明信用联社已经发现了违法犯罪的线索，但不予报案或者向银监会举报，显得极不正常。提起本诉时，信用联社更是隐瞒了上述事实及证据。对此鞠晓庆、那布其认为，并不能排除信用联社内部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可能性。2.信用社职工杨泽鹏非法收取鞠晓庆费用3万元，已涉嫌徇私舞弊罪或者违法发放贷款罪。2017年8月15日,信用联社职工杨泽鹏以办理贷款为由，向鞠晓庆、那布其收取人民币3万元整，但没有给鞠晓庆、那布其开具收据或发票。经事后核实,该收费并无任何依据，因此属于违法甚至犯罪所得。其违法行为直接导致鞠晓庆、那布其的担保风险无限放大,无故为于洪这种本无还款能力的借款人担保，损害了鞠晓庆、那布其的合法权益。综合以上，应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之原则，查明上述《催款通知书》所称违法甚至犯罪线索，以便公正审理本案。但由于职责分工不同，人民法院对于违法线索的调查取证权有限，所以应当中止诉讼交由公安机关予以核查。之所以应当查明违法犯罪之有无，是因为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之规定，如果确有信用社内部人员与本案借款人同谋骗取鞠晓庆、那布其担保的情形,那么鞠晓庆、那布其就无需对涉案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查清本案的违法犯罪线索是非常重要的，为此请求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查处。三、信用联社提供的《富贷通领用合约》及对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抬头部分载明的当事人与落款处当事人不一致，在合同形式上存在瑕疵。根据《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保证合同须保证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而本案鞠晓庆、那布其未与信用社签订单独的保证合同,双方未形成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故鞠晓庆、那布其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信用联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于洪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信用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于洪归还信用联社借款本金299957.4元，截止2020年1月8日所欠利息21992.34元，本息合计321949.74元，并承担归还前的应付利息（从2020年1月9日起承担利息的本金299957.74元，合同约定利率9‰，逾期加收罚息50％，实际执行13.5‰，到还清为止）；2．请求判令保证人鞠晓庆、那布其承担连带保证还款责任；3．于洪、鞠晓庆、那布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4日于洪向信用联社提出贷款申请，于洪、鞠晓庆和那布其与信用联社签订《富贷通领用合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授信金额为30万元，授信期限为2年，贷款到期日为2019年8月13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9‰，按月结息，并约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在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50%(即13.5‰)。鞠晓庆、那布其为该授信贷款的保证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根据本合同发放借款中以最后还款期限的借款所约定的借款人履行债务届满之日起两年。2017年8月16日于洪向信用联社借款20万元，在2018年8月13日借款到期前,于洪已将该笔借款本息归还。2018年8月12日于洪向信用联社借款9.9万元，2019年8月12日到期，期间于洪归还本金42.60元并支付利息10187.15元，在2019年8月12日至2020年1月8日支付利息100.20元。现该笔借款结欠本金98957.40元,利息7188.24元。2018年8月13日于洪向信用联社借款15万元，2019年8月12日到期，期间于洪未归还本金，仅支付利息15389.66元。现该笔借款结欠本金15万元,利息11047.84元。2018年8月25日向信用联社借款5.1万元，2019年8月12日到期，期间于洪未归还本金，仅支付利息5048.89元。现该笔借款结欠本金5.1万，利息3756.26元。信用联社在上述三笔借款到期后通过电话向于洪发出贷款催收通知。一审法院认为，于洪与信用联社签订的《富贷通领用合约》中双方对借款授信金额、期限、用途、利率和还款方式进行约定并由双方签名捺印，该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故该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于洪自2018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在信用联社的借款授信金额范围内共借款三笔，每笔借款均明确约定了各笔借款的具体还款期限，而于洪未能按照各笔还款期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构成违约，故于洪应当承担归还信用联社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2017年8月14日信用联社与鞠晓庆、那布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鞠晓庆、那布其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处签名捺印，表明其自愿为于洪授信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内，信用联社向保证人鞠晓庆、那布其主张了权利，故鞠晓庆、那布其应依照约定对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信用联社提出的鞠晓庆、那布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如上文所述，鞠晓庆、那布其自愿为于洪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鞠晓庆、那布其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后，可依据前述规定向于洪进行追偿。鞠晓庆与那布其均提出信用联社隐瞒于洪骗贷事实，应当中止诉讼，交由公安机关核查违法事实；还提出保证人根据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就本案查明的事实，2017年11月30日信用联社向于洪和保证人鞠晓庆发出书面催收通知书，虽然提到了贷款材料有虚假信息，但是该笔借款（20万元）在借款到期前于洪已经归还，并向信用联社补充了贷款材料，以证明没有骗贷，该事实有于洪庭审中的笔录为证。另，鞠晓庆出示的录像资料却印证了信用联社在发现于洪提供贷款材料有虚假时及时履行了告知义务，该证据不能证明信用联社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让鞠晓庆与那布其签订保证合同，且《最高额保证合同》在2017年8月14日已经签订，因此，本案不存在骗贷事实，该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于洪应归还借款本金299957.4元以及利息21992.34元。鞠晓庆、那布其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洪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归还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结欠本金299957.4元，归还结欠利息21992.34元（截止2020年1月8日），本息合计321949.74元，并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承担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鞠晓庆与.那布其共同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5元，由于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质证。鞠晓庆、那布其举证情况：支付宝账单截屏，拟证明信用联社员工杨泽鹏以办理贷款为名，向鞠晓庆收取3万元，但没有出具相关收据。收取3万元无合理的依据和理由,杨泽鹏涉嫌违法犯罪活动，而且鞠晓庆本人因为支付宝绑定的账号银行卡是兴业银行，前往兴业银行了解情况，得到答复账号是杨泽鹏。信用联社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只能证明鞠晓庆向杨泽鹏转款3万元，资金不明，这个证据与本案无关，且鞠晓庆是本案的保证人，鞠晓庆通过行贿成为于洪的保证人，逻辑不符。于洪质证意见：不清楚。信用联社举证情况：还款计划书、签订还款计划书的影像资料，拟证明鞠晓庆、那布其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鞠晓庆质证意见：是本人签字没有意见,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信用联社主张连带保证人是鞠晓庆和那布其，而这个还款计划书本身只有鞠晓庆本人签字，没有那布其的签字。当时与信用联社签署的所谓计划书等文件不仅包括本计划，还有其他文件，在其他文件上鞠晓庆对保证责任做出过质疑，所以该证据缺乏关联性、合法性，不能证明其所证明的问题。于洪质证意见：认可这个证据，字是本人签的。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2017年8月14日于洪与信用联社签订《富贷通领用合约》，自2018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在信用联社的借款授信金额范围内共借款三笔，每笔借款均明确约定了具体还款期限，但于洪未能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构成违约，故于洪应当承担归还信用联社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2017年8月14日鞠晓庆、那布其与信用联社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为于洪与信用联社的授信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根据本合同发放借款中以最后还款期限的借款所约定的借款人履行债务届满之日起两年。于洪的三笔借款的到期日均为2019年8月13日，故鞠晓庆、那布其尚在保证期间内。于洪未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信用联社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鞠晓庆、那布其主张了权利，鞠晓庆、那布其应依照约定对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罚息承担连带责任。关于2017年11月30日信用联社向于洪和保证人鞠晓庆发出书面催收通知书的问题，鞠晓庆、那布其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处签名捺印，其二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其签署该合同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其二人自愿为于洪授信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鞠晓庆、那布其虽以催收通知书中提到了贷款材料有虚假信息的抗辩，但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信用联社于2017年8月14日作为债权人即对其采取了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合同。故此，本院对鞠晓庆、那布其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合以上，鞠晓庆、那布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29.25元，由鞠晓庆、那布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美春审判员 辛宗寿审判员 宋晓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李元日书记员 白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