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刑终832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明，男，1993年5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市，汉族，初中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副总，住湖北省汉川市。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6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勇，男，1994年1月11日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汉族，中专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客服经理，户籍地湖北省通城县，住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朱志奎、谢菡，湖北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毛林，男，1984年7月6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客服经理，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8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小平，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市，汉族，小学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后勤主管，住湖北省汉川市。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8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吴参、余龙，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蓉蓉，女，1990年3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市，汉族，初中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营销经理，住湖北省潜江市。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诚，女，1988年4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专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营销经理，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颖，女，1992年3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专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营销经理，户籍地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住武汉市武昌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曾慧娟、冯颖琼，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魏红英，女，1988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欢乐汇音乐会所营销经理，住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7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魏红英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20年9月1日作出（2020）鄂0112刑初7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李小平、张蓉蓉、高诚、周颖、魏红英及高强、杨传发、郭军军、张操、梅晓伟、胡杨坤、涂思满、胡双、熊彩霞、徐琎、陈凤（均另案处理）等人分别采取出资入股的方式进入本市硚口区利济北路财源大厦二楼“欢乐汇音乐会所”担任管理人员。该会所系杨某2、杨某3创办的“武汉回忆科技有限公司（原吉祥如意KTV）”的分店。欢乐汇音乐会所按照总部规定和要求，担任管理人员必须按照职位缴纳相应数额钱款入股，按股分红；在会所消费的客人当天消费达到一定金额，便可在会所内选定营销员带走发生性关系，客人也可以不消费在缴纳一定金额后直接选定营销员带走发生性关系。这类卖淫收入在该店收银台以特殊商品“皇冠100”和“皇冠500”的形式打单记账，并以40-50%左右的比例分配给营销员，以15%左右的比例分配给营销经理，剩余的卖淫收入系店内收入，进行统一分配。该音乐会所内设营销部、人事部、财务部、后勤部、保安部、迎宾部等部门。营销部下分设八个区域，每个区域均有若干营销员。各个部门各行其职，组织或协助组织营销员进行卖淫活动。2016年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欢乐汇音乐会所采取招聘、熟人推荐等方式雇佣数百名营销员，统一安排在财源大厦四楼食宿，由营销经理分组对其进行日常管理。期间，高某担任欢乐汇音乐会所的店长，总管全店事务；杨某1担任营销主管，分管全店营销工作；被告人李明及郭某、张操、梅某、胡杨坤、聂某等人（均另案处理）担任区域副总，负责管理本区域内的营销、服务等日常事务以及营销经理、客服经理等区域内所有人员；被告人黄勇、毛林及王某、马某、陈某2、黄勇、何某（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客服经理（又称区域经理），负责区域内的服务、买单等工作，包括带客人去收银台缴纳营销员卖淫收入，以及协助副总管理区域内营销员；胡某（另案处理）先后被任命为人事主管、店长助理，负责管理店内工作人员考勤、面试等事务，后协助店长高某管理财务工作；被告人李小平系后勤主管，负责管理店内的后勤事宜；被告人张蓉蓉、高诚等人担任营销经理，负责营销员日常生活、为营销员卖淫提供服务。2018年5月，被告人魏红英担任V6区的营销经理，负责营销员日常生活、为营销员卖淫提供服务，2018年9月，被告人魏红英辞职。上述被告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相互配合协作，组织或协助组织店内营销员卖淫，从中获取利益。2018年11月14日，公安机关对该音乐会所进行了检查，查获了该音乐会所卖淫女冉某（化名李雯）等6人及嫖客陈斐等5人，搜查出现金834,198元及保险柜、电脑主机、账本等物。经司法审计，自2018年1月26日至2018年11月13日，欢乐汇音乐会所通过营销员出台卖淫的方式非法获利人民币2,775,500元（其中，2018年10月10日至11月13日非法获利2,517,100元）。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魏红英系自动投案。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照片、户籍证明、欢乐汇店股东人员名单、营销人员名单、营销经理工资表、楼面工资表以及提成人员名单、分红领取记录表、花名册、行政处罚决定书、搜查笔录及扣押笔录、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视频录像、检验报告书、审计报告、证人冉某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微信转账记录、房屋租赁合同、房产证、同案犯高某、杨某1等人的供述、被告人李明、毛林等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伙同他人共同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受店长高某的领导和安排从事组织卖淫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明、毛林、黄勇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明、毛林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被告人李明、黄勇、毛林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入职时间、入股分红等均不相同，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区分。被告人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魏红英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活动，而为组织卖淫的人提供后勤服务、管理卖淫人员并参与分红、提成，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其中被告人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情节严重。被告人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魏红英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减轻或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小平、高诚、周颖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魏红英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周颖、魏红英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被告人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魏红英在协助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入职时间、参与程度不同，应在量刑时考虑加以区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李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黄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被告人毛林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被告人李小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张蓉蓉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被告人高诚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被告人周颖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被告人魏红英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上诉人李明的上诉理由：1.原审认定违法所得2775500元，不能排除合理怀疑；2.本案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3.原审量刑及罚金超过其占股比例，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上诉人黄勇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黄勇的指定辩护人提出：1.黄勇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2.黄勇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3.主观恶性小，系初犯、偶犯，并自愿认罪认罚。上诉人毛林的上诉理由：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主观上没有组织卖淫的故意，客观上没有相关行为。上诉人李小平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李小平的指定辩护人提出：1.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主观恶性小，应从轻处罚；2.系初犯，因故未能及时投案，家庭负担重，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张蓉蓉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高诚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罚金过高。上诉人周颖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上诉人周颖的指定辩护人提出：1.周颖与其他经营区域、其他营销组的人员不构成共同犯罪，不应对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2.原判认定其对全部的卖淫金额承担责任、情节严重错误；3.原判量刑过重。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审查核实，二审审理过程中亦无新的事实、证据。经依法全面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李明提出原审认定非法获利2775500元不属实的上诉理由。经查，审计机构根据欢乐汇音乐会所财务的报表、原始消费单据等原始资料作出的审计结论，即2018年1月26日至2018年1月29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10月10日至11月13日销售金额“皇冠500”、“皇冠100”商品金额为2775500元，而这两类商品系该营销员卖淫收入有证据证实，该审计结论符合证据规则，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黄勇、毛林提出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上诉理由及黄勇指定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欢乐汇音乐会所”是一个组织结构严密、管理层人数较多、卖淫人员众多、卖淫收入巨大的组织卖淫场所，管理层有明确的分工和特定的职责，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共同为该店卖淫活动的运行发挥着不同角色的作用，都应该为其犯罪行为引起的后果共同承担责任。上诉人李明履行其副总的职责，对区域内服务、买单、营销员出台等事项进行管理，同时对区域经理进行管理；上诉人黄勇、毛林系区域经理，在副总不在岗时履行副总的管理职责，均对营销员卖淫实施了管理和控制，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至于上诉人工作时间长短、占有股份多少，作用大小、地位高低，均不影响其对营销员的控制和管理行为的认定，但可以在量刑时予以区分。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周颖的指定辩护人提出周颖不应对全部罪行、全部卖淫金额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系共同犯罪，原审已经考虑到周颖在协助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入职时间及参与程度，在量刑时予以区分。该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各上诉人及指定辩护人提出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本案非法获利达人民币2775500元，除原审被告人魏红英外，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原审已充分考虑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各自具有的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结合各自的犯罪事实、情节、地位作用以及认罪悔罪表现，分别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各上诉人及指定辩护人提出原审罚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应当依法判处犯罪所得2倍以上的罚金。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犯罪所得的2倍以上”，原审根据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各自的职务、入职时间、入股金额，结合犯罪事实、情节、地位作用及认罪、悔罪表现，对其判处罚金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明、黄勇、毛林伙同他人共同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原审被告人魏红英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活动，而为组织卖淫的人提供后勤服务、管理卖淫人员并参与分红、提成，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除原审被告人魏红英外，其他人还具有情节严重的情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已充分考虑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各自具有的认罪认罚、自首等量刑情节，结合各自的犯罪事实、情节、地位作用以及认罪、悔罪表现，在法定刑幅度内分别判处刑罚并无不当。上诉人李明、黄勇、毛林、李小平、高诚、张蓉蓉、周颖诉称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指定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许婷婷审判员  刘永祥审判员  张 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伍晨晖书记员程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