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2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宝山，男，194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巍巍，辽宁旺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丽丽，女，197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洋，男，197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冬梅，女，1979年4月25日出生，满族，住义县。上诉人孙宝山因与被上诉人崔丽丽、刘洋、李冬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北票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辽1381民初1645号民事判决。孙宝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辽13民终3047号民事裁定，撤销北票市人民法院（2019）辽1381民初164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北票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2020）辽1381民初495号民事判决。孙宝山仍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宝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巍巍，被上诉人崔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宝山上诉请求：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北票市人民法院（2020）辽1381民初495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结合第一次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根据二审法院裁定书的要求，在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再次提供了诉讼期间上诉人一直偿还房屋贷款的证据，提供了滕琼、孙洪升、孙洪昌系上诉人晚辈亲属的大量证据，说明了因上诉人年纪较大，且是公司领导的原因，将还款一事交由在自己公司上班的晚辈亲属办理这一客观事实。上诉人与刘洋无亲无故，没有理由为其代偿房贷；2、2004年9月，上诉人为保证自己的孙子在锦州求学能够有稳定住所，出资购买了争议房屋，并将争议房屋登记在了孙子母亲谭某的名下。谭某在2009年赌气将房屋出售给赵某。出售完的第二天上诉人就让儿子带着司机刘洋和孙子找到赵建要求回购。一审庭审中，谭某、赵建出庭对这些事实作证认可。刘洋与崔丽丽的借贷关系发生在房屋回购之后，从时间点看，上诉人是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刘洋会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而预先做出准备的；3、上诉人提供了谭某与孙子一直在争议房屋居住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并非出自权威的审查部门。上诉人认为电费、水费等生活费用的收取及票据的出示均是国家专门依法设立的审查部门，虽然现实中确实可能存在着房屋所有权人和交款人不一致的情况，但现实中也不太可能存在着房产证上登记的权利人十多年不到自己所在房屋居住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真实权利人购买完房屋后一次都不去查看房屋的情况。这些证据虽然是间接证据，但联系在一起，在正常人的逻辑思维下，是可以侧面印证刘洋并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权人。上诉人认为，房屋产权证只能是作为一个证据证实房屋的权利人，但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可以依法对权利人确认物权。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争议房屋系上诉人出资购买给孙子，但登记在谭某名下的事实，能够证实谭某将房屋出售给赵建，又从赵建手里回购的事实，能够证实回购以后上诉人让晚辈亲属还款的事实等等，这些证据完全能够证明真实的权利人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崔丽丽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被上诉人刘洋、李冬梅未作答辩。孙宝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对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楼房的查封，并确认该户楼房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原审查明：孙宝山与孙中海系父子、与孙波系祖孙关系。孙中海与谭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02年解除婚姻关系。刘洋、李冬梅系夫妻关系。2009年4月27日，刘洋作为借款人，建行锦州分行作为贷款人，双方签订《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约定：刘洋在建行锦州分行借款310,000元用于购买赵建、史丹丹所有的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房屋，借款期限自2009年4月24日起至2024年4月24日止。首付款190000元。还款账户的户名为刘洋，账号43×××46。同日，该房屋抵押给建行锦州分行，抵押财产价值464,450元。2009年4月29日，刘洋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书（房权证锦房权01字第**）。2009年4月30日，刘洋、李冬梅申请对其与建行锦州分行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公证，锦州市公证处公证内容：自前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09年4月15日，孙宝山与刘洋、李冬梅签订协议书约定孙宝山将坐落于锦州市古塔区楼房授权刘洋及李冬梅名下，并于2009年4月24日在建行锦州分行办理了房屋贷款手续，此房屋所有权证于2009年4月29日写在刘洋、李冬梅名下，房贷由孙宝山承担还款责任。2017年2月16日，该院在审理崔丽丽诉刘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根据崔丽丽的申请，对刘洋名下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房屋进行查封。该案判决生效后，刘洋未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崔丽丽向该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查封了本案涉案房屋，查封期限自2019年2月25日至2022年2月25日。孙宝山作为案外人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2019年4月9日，被该院裁定驳回异议。后孙宝山因与崔丽丽、刘洋李冬梅发生执行异议纠纷，于2019年4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解除对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楼房的查封，并确认该户楼房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原审认为，首先，关于刘洋、李冬梅的诉讼地位问题，因二人不反对案外人孙宝山的异议，应列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外人孙宝山对执行标的物（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孙宝山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孙宝山主张其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应达到高度可能性。刘洋已经被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相关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物权人是确认物权归属的重要依据，孙宝山应举证否定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力。结合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1、房屋产权证由孙宝山保管。房屋产权证由谁保管，可作为判断权利人的初步证据；2、房屋的付款方式为按揭贷款，依据《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借款人为刘洋，孙宝山述称贷款由其委托孙洪昌、孙洪升、滕琼通过转账或现金存款的方式将欠款转入或存入刘洋的还款账户，根据刘洋用于偿还贷款尾号246的银行卡明细，自2009年6月2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每月约有2500元通过现金转入或由滕琼、孙洪昌、孙洪升转入刘洋用于还款的账户，刘洋与上述三人的关系，在现有证据下无法查清，孙宝山是否为争议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亦无法查清；燃气、物业费、水费、电费等生活费一直由谭某缴纳，物业出具的证实材料能够证明谭某与孙波长期使用该房屋，谭某也并非本案主张权利人，孙宝山主张其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其陈述于2009年购买该房屋并交由谭某、孙波居住，但谭某与孙中海已于2002年离婚；3、根据房屋出让人赵建证言，房屋买卖过程中由孙中海和刘洋、孙波与其完成交易，其并未见过孙宝山本人及孙宝山相关书面委托材料。争议房屋十余年在刘洋名下未变更至孙宝山名下，认定该房屋为孙宝山所有，有违常理。结合上述证据，应认定孙宝山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要求确认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楼房归原告所有的诉请，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宝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孙宝山负担。一审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重审另查明：崔丽丽诉刘洋民间借贷一案（2019辽13**民初1645号）执行过程中，该院查封了诉争房屋，查封期限自2019年2月25日至2022年2月25日。本案争议焦点是登记在刘洋、李冬梅名下位于锦州市古塔区（产权证号锦房权01字00356087号）的诉争房屋是否为孙宝山所有。孙宝山称，诉争房屋由其前儿媳谭某和孙子孙波居住，此前也为孙宝山购买；2009年4月，谭某将此房出卖给赵某。发现出卖后，孙中海就与刘洋及孙波找到赵某进行回购，当时交的全款，是孙中海代表孙宝山支付的，其后办理的房屋过户和贷款；由于孙中海当时是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怕有影响，故房屋登记在当时为孙中海私人司机即刘洋的名下。孙宝山为证明诉争房屋归其所有，提供了以下证据：1、登记在刘洋、李冬梅名下的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贷款合同一直在孙宝山处保管并由孙宝山向法院提交；2、锦州市天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张，证明诉争房屋一直由孙宝山前儿媳谭某和孙子孙波居住，刘洋和李冬梅一直没有居住；3、诉争房屋2007-2017年部分燃气发票、2004-2017年部分物业缴费发票、2007-2016年部分水费发票、2009-2015年部分电费发票，证明诉争房屋都是实际居住人谭某缴纳；4、提交2017年3月至2020年4月间分别按还款期限存入到刘洋贷款回收账户中的银行存款明细表14张，称还款是由孙洪升、孙宏昌、滕琼存入的。重审中，孙宝山又提交了义县宏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一份，执照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宝山；宏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孙洪升、孙宏昌、滕琼系公司员工；提交了义县七里河镇杨户台村民委员会证明：孙洪升、孙宏昌系孙宝山的妻侄；滕琼系孙宝山的外甥女。孙洪升、孙宏昌、滕琼均已出庭作证。以上证据证明诉争房屋贷款一直由孙宝山委托其员工即也是亲属孙洪升、孙宏昌、滕琼偿还；5、证人谭某出庭作证：同孙宝山儿子孙中海于1994年结婚，2002年4月离婚。最初房屋登记在我名下，2009年4月我将此房屋出售给赵某，大约53万左右，后孙宝山出资又买回来给我住，让我照顾孩子孙波；6、证人赵某出庭作证：2009年我在谭某手中购买，花了五十几万，具体记不清了。过完户第二天，孙中海和司机刘洋、孙波找到我说孙宝山想把房子买回去，我同意了。我不知道谁是孙宝山，也没签协议；7、2009年4月15日，孙宝山为甲方与刘洋、李冬梅为乙方存在一份《协议书》，协议书内容：甲方因一些客观因素将应属于甲方独立产权，坐落于锦州市古塔区楼房的产权，授权于刘洋及其妻子李冬梅名下，并于2009年4月24日在建行锦州分行办理了房屋贷款手续，因此房屋所有权证于2009年4月29日写在乙方名下。虽如此，但乙方对此房无任何处置权利，并且此房屋的所有房贷由甲方承担还款责任，直至还完此楼房全部贷款。协议书底部有甲方孙宝山签字按印，乙方刘洋、李冬梅签字按印，签约时间2009年4月15日。以上1-6项证据，崔丽丽质证意见：孙宝山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什么不自己还贷款，而且孙宝山与证人都是亲属关系，这些东西太好造假了；银行存款明细只能证明贷款还了，但不能证明体现是孙宝山还的。崔丽丽认为孙宝山与刘洋是串通躲避债务。第7项证据即2009年4月15日孙宝山为甲方与刘洋、李冬梅为乙方存在一份《协议书》，被告崔丽丽在重审时提出，对此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辨别真伪。但孙宝山称协议书原件已找不到，未能提供。刘洋对孙宝山的主张和证据无异议。2019年6月25日答辩意见体现：2017年3月谭某与我联系上说要将贷款还清并过户，才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因此没有办理上过户。根据孙宝山、崔丽丽、刘洋的陈述意见，对孙宝山提供的证据分述如下：一、孙宝山提供的1-6项证据均为间接证据。1、刘洋的房产权证和贷款合同在孙宝山处保存，谭某和孙波长期在诉争房屋居住，均不能直接证明诉争房屋属孙宝山所有；2、诉争房屋燃气、水费、电费、物业票据，出据票据的部门不是权威的审查部门，现实中存在房屋所有权人与交款人不一致的现象，且在刘洋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照之前可能是谭某已具名缴纳，出现后期没有更改的情形也不能排除，即使是谭某缴纳，其用以证明房屋产权为孙宝山所有，也缺少关联性；3、孙宝山提供自2017年3月由孙洪升、孙宏昌、滕琼偿还诉争房屋贷款的明细表14张，即使孙宝山与孙洪升、孙宏昌、滕琼存在亲属和雇佣关系，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不能完全证明三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是孙宝山支付的。2017年2月16日，崔丽丽诉刘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辽13**民初1645号）中对诉争房屋进行了保全查封，而孙宝山提供的还款明细表开始于2017年3月，是在查封房屋后发生的。如果三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确实是孙宝山支出的，那么其支出的目的存疑；4、证人谭某对其出卖给赵某的诉争房屋价格都不能准确说清，且其是诉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证人赵某对购买诉争房屋的价格也不能说清，且其称不认识孙宝山，没有签订协议。证人证言证明诉争房屋为孙宝山所有的证明力较弱。二、孙宝山提供的第7项证据即孙宝山与刘洋、李冬梅于2009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应该是最有力的直接证据。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09年4月15日，但在协议书中对办理贷款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时间（分别是4月24日和4月29日）应该是预测的，但相当准确，有悖常理。在崔丽丽要求鉴定其形成时间，以便甄别其真伪时，孙宝山又不能提供协议书原件。为此，孙宝山丧失了充分证明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的机会。特别是孙宝山所述，在赵某处回购诉争房屋时其是支付的全款，是孙中海代表孙宝山支付的，但孙宝山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合以上从孙宝山提供的单项证据以及这些证据综合在一起来看，均不能证明诉争房屋为孙宝山所有。一审法院重审认为，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孙宝山提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诉争房屋归原告孙宝山所有，其不能对执行标的物（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房屋，房房权证锦房权01字第**）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原告孙宝山主张诉争房屋归其所有，请求解除对位于锦州市古塔区楼房查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宝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孙宝山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孙宝山提供公安机关于2016年4月22日签发的户主为孙中海、妻谭某、子孙波的户口簿及孙中海与谭某的结婚证一份，用于证明2016年4月21日之前，谭某和孙波一直在案涉房屋居住，孙中海与谭某复婚后才迁出户口，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崔丽丽质证意见：他们与上诉人是亲戚关系，只能证明在那里居住。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户口簿中虽然登记谭某、孙波在案涉房屋居住，但不能佐证孙宝山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宝山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本案，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权利人系刘洋、李冬梅，孙宝山虽然在与刘洋、李冬梅签订的协议中约定授权刘洋、李冬梅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二人名下，但不能提供协议书原件，且崔丽丽对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及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能认定孙宝山与刘洋、李冬梅之间协议所约定的事实存在。因此，孙宝山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谭某、孙波在该房屋居住与否，均不能佐证刘洋、李冬梅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的事实。故应认定孙宝山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宝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孙宝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树立审判员  李尚霖审判员  郭敬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张 吉（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