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1，女，197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泽，北京首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50年7月5日出生，回族，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现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某2，男，197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73年3月9日出生，汉族，职工，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某3，女，199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职员，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某4，男，200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学生，户籍地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5，女，194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6，女，195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理人：安某7，女，196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8，女，195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得义（安某8之夫），195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7，女，196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安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被上诉人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1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分家析产这一事实在59号院拆迁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拆迁文件时，以书面形式对拆迁补偿（包括货币和回迁房）进行了约定，并已经实际履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拆迁文件时，也是经过拆迁办认定、认可的，更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等、自愿协商达成的一致分配意见，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审判决违法了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即“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更是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1.被拆迁的59号院房产，在上诉人的父亲安兆瑞去世时（1999年3月）就形成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共有的状态。在2015年6月，59号院被拆迁时，对于得到的拆迁补偿也应当属于共同共有。2.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拆迁补偿（共同共有）的具体份额分配问题上，在签订拆迁文件时，被上诉人对于自己按照法定继承的份额结合拆迁政策所得的拆迁补偿进行了放弃和赠与，这一事实行为在拆迁档案中均予以体现。上诉人依据拆迁政策认定的被拆迁人身份、继承人身份，59号院共有人身份以及拆补偿财产共有人身份结合被上诉人自愿放弃和赠与的行为及意思表示，上诉人与拆迁单位签订房屋安置及货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二、关于上诉人的被拆迁人身份认定问题，拆迁单位将上诉人作为59号院的被拆迁人，并非是基于被上诉人的同意，而是基于上诉人基于继承取得了59号院的房产权利份额，以及按照拆迁政策，年满18周岁的直系血亲可以作为被拆迁人予以分院。三、经村、镇两级确认，59号院的产权人为张某1，按照拆迁政策，成年的直系血亲应为安某1、安某2、和安某3，加上产权人张某1，也就形成了拆迁部门认定的被拆迁人的范围。张某2、安某4二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向张某2、安某4返还拆迁补偿款错误。四、原审法院虽然对各方当事人继承财产的份额做出了计算，纵使本次拆迁按照各继承人的财产份额享有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但是在拆迁文件及安置房合同签署过程中，被上诉人同意了上诉人获得两套房屋及100万元补偿款，也应视为被上诉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五、在拆迁款全部支付到安某2的账户后，安某2支付给了上诉人100万元作为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款。后上诉人因做资金周转需要，从安某2处借款80万元（已经偿还），双方仅有100万元的争议事实。该100万元，安某2在一审中所称系借款，既然是借款，就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审理。如属于安某2支付给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款，就能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拆迁财产（包括回迁房和补偿款）的分割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并已经完成了对拆迁补偿财产的分割与处分，本案也就不具备审理的条件。可是一审法院关于该100万元却没有进行性质认定，对本案的关键事实没有查清，争议焦点出现遗漏。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安某1的上诉请求。双方对拆迁利益并没有达成一致，安某1存在欺骗行为，安某1选择安置房是强行选择的。180万元是安某1整体借的，还款时安某1称100万是拆迁款中自己应得的拆迁利益。安某5、安某6、安某7、安某8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我们都有继承权，拆迁款没有分给我们，但我们没有能力上诉。是先卖的老宅，后建的59号院。我们和安兆瑞的份额应该是一样的。说安某1欺骗与事实不符，当时盖房都是安某1盖的。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对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庄街59号院（以下简称59号院）的拆迁利益析产分割，确认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安某1各自的份额；2.要求安某1将房号为榆108-5-1-501号的回迁安置房腾退并返还给张某1，在具备条件时，安某1协助张某1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安某1返还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拆迁款8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安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怀德（1923年8月27日出生）与姜秀明（1928年11月21日出生）夫妇育有一子四女，即长子安兆瑞（1947年4月28日出生）、长女安某5、次女安某6、三女安某8、四女安某7。安兆瑞与张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长子安某2、长女安某1。安某2与张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长女安某3、长子安某4。安兆瑞于1999年3月死亡，安怀德于2002年6月11日死亡，姜秀明于2006年11月23日死亡。安怀德、姜秀明及子女均系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礼贤二村村民，安怀德、姜秀明夫妇在礼贤二村原有一处老宅院。1989年，安兆瑞、张某1夫妇在南庄村申请取得了一处宅基地并建造了北房6间、西厢房3间，该处院落即诉争的59号院，该院东至李茂花、西至非宅、南至街道、北至刘伯杰。59号院房屋建成后，安兆瑞携家人迁至南庄村居住生活。安兆瑞及安怀德夫妇将礼贤的老房以10000元的价格卖与他人。2010年，59号院内北房南侧新建两排房屋，中间一排为4间（东数第一间为门道），最南侧一排为6间南房（东数第一间为门道）；上述两排房屋的建房款来自于安某1陆续给付安某2夫妇的现金20万元。2015年6月至8月，南庄村因北京新机场项目建设而征地拆迁，59号院被拆除。拆迁时，经村镇两级确权，59号院确认产权人为张某1，该院宅基地面积702.6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405.92平方米，其中北房和西厢房面积为195.53平方米。根据《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拆迁补偿方案》）第二十条分院原则的规定，59号院分为4户进行拆迁，张某1、安某2、安某3、安某1等4人（以下简称张某1等4人）签署《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4）、安某1三户均各自享有宅基地面积175.66平方米及房屋101.48平方米，安某3一户享有宅基地面积175.66平方米及房屋101.49平方米。2015年7月22日，拆迁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首都机场公司）与被拆迁人张某1、安某2、安某1、安某3分别签订《住宅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张某1享有选房指标为131.75平方米，并获得区位补偿价53664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99490元、房屋装修及其它附属物定额补偿96406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220218元（包括未建房奖励7269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29672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5270元、设备迁移费2580元、其他10000元），共计952755元；安某2享有选房指标131.75平方米，并获得区位补偿价53664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87796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96406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208838元（包括未建房奖励7269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29672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5270元、设备迁移补助费1200元），共计929681元；安某1享有选房指标131.75平方米，并获得区位补偿价53664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86813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96406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208838元（包括未建房奖励7269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29672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5270元、设备迁移补助费1200），共计928698元；安某3享有选房指标131.75平方米，并获得区位补偿价53664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84285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96416元、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208825元（包括未建房奖励72687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29668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5270元、设备迁移补助费1200元），共计926167元。按照《拆迁补偿方案》第十六条定向安置房选房原则之规定，张某1等4人按照确权面积选房，共享有定向安置房指标527平方米。2015年7月23日，首都机场公司（甲方）与张某1等4人（乙方）共同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张某1等4人共选购期房6套，建筑面积为523.13平方米、弃楼面积3.87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2309426元，购房款自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其中张某1、安某2、安某1分别与出卖人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城公司）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其中张某1选购了房号为榆108-5-1-103的安置房，面积为111.52平方米、单价4340元/平方米，总价为483997元；安某2选购了房号为榆213-2-3-803（面积为90.04平方米、单价4480元/平方米、总价403379元）、榆213-2-3-603（面积为90.04平方米、单价4440元/平方米、总价399778元）、榆211-3-1-202（面积54.53平方米、单价4360元/平方米、总价237751元）的三套定向安置房；安某1选购了房号为榆211-3-2-702（面积54.53平方米、单价4460元/平方米、总价243204元）和榆108-5-1-501（面积122.47平方米、单价4420元/平方米、总价541317元）的2套定向安置房；上述定向安置房的房屋和《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的合同编号一致。另按照选房建筑面积，张某1、安某2、安某1、安某34户享有42个月周转费549287元、弃楼款11610元。张某1、安某2、安某1、安某34人签订《合并选房申请》，由张某1、安某2、安某1、安某34户合并使用补偿款、安置房指标、选房和弃楼面积、剩余款一并结算，4户共计享有拆迁补偿款4298198元，扣除购房款，剩余拆迁补偿款1988772元。根据《支付证明》，张某1、安某1、安某3的剩余补偿款支付给安某2。2015年9月，安某2分三次给付安某1共计1800000元。之后，安某1又返还安某2800000元。2018年9月20日，张某1、安某2、安某1办理回迁安置房入住结算手续，安某2作为家庭代表在《北京新机场回迁安置房入住结算清单》中被拆迁人处签名。按照该清单，张某1选购的房号为榆108-5-1-103的安置房实测面积为112.11平方米，需补交购房款2560元，即总房价486557元，另其多获得周转费619.5元、周转费补差（2018年周转费标准提高到40元/平方米）20179.8元、厨卫补贴10710元，扣掉公共维修基金1121.1元和房屋登记费80元，可得27748.2元；安某2选购的房号为榆213-2-3-803的安置房实测面积89.7平方米，实际购房款401856元，其可获得出卖人退回购房款1523元，其需退回拆迁人周转费357元，获得周转费补差16146元、厨卫补贴9200元，扣掉公共维修基金897元、房屋登记费80元，安某2可获得25535元；安某2选购的房号为榆213-2-3-603的安置房实测面积89.7平方米，实际购房款398268元，其可获得出卖人退回购房款1510元，其需要退回拆迁人周转费357元，获得周转费补差16146元、厨卫补贴9200元，扣掉公共维修基金897元、房屋登记费80元，安某2可获得25522元；安某2选购的房号为榆211-3-1-202的安置房实测面积54.83平方米，实际购房款239059元，安某2需补交购房款1308元，其可获得周转费结算款315元、周转费补差9869.4元、厨卫补贴9710元，扣掉公共维修基金548.3元、房屋登记费80元，安某2可获得17958.1元；安某1选购的房号为榆211-3-2-702的安置房实测面积54.83平方米，实际购房款244542元，安某1需补交购房款1338元，其可获得周转费结算款315元、周转费补差9869.4元、厨卫补贴9710元，扣掉公共维修基金548.3元、房屋登记费80元，安某1可获得17928.1元；安某1选购的房号为榆108-5-1-501的安置房实测面积122.97平方米，实际购房款543527元，安某1需补交购房款2210元，其可获得周转费结算款525元、周转费补差22134.6元、厨卫补贴13160元，扣掉公共维修基金1229.7元、房屋登记费80元，实际可获得32299.9元。上述5套回迁安置房总面积为524.14元，实际弃楼面积2.86平方米，故张某1、安某2、安某1需退回弃楼补贴3030元。张某1等4人在入住结算后，又获得补偿款143961.3元，该款由安某2领取。至此，59号院拆迁后，扣除5套安置房的购房款2313809元，剩余拆迁补偿款共计2132733.3元，安某1占有1000000元，其余补偿款由安某2占有。现上述5套回迁安置房已经交付，张某1、安某2、安某1各自占有以自己名义选购的安置房。一审审理过程中，安某5、安某8、安某7以59号院中存在安怀德夫妇的遗产份额为由要求参加本案诉讼并继承遗产，本院依法追加安某6作为本案当事人。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以下简称安某5等4人）主张安兆瑞为了建造59号院曾向二人借款、借物，且礼贤老房的卖房款用于建造59号院的房屋；张某1对此不予认可，称礼贤的老房是其丈夫安兆瑞在安怀德夫妇同意下变卖的，59号院系其与丈夫安兆瑞共同建造，与安兆瑞的父母无关，变卖礼贤的老房发生于**院建房之后。对此，安某5等4人认可先建造59号院的房屋，后变卖礼贤的老房。至于礼贤老房的情况，安某5等4人称原有3间老房、东厢房1间，1970年左右安兆瑞拆掉北房和东厢房，翻建成北房5间、东厢房2间（翻建用了老材料），后安兆瑞又在上述房屋南侧建造了2间北房，变卖的房屋就是9间房；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对此予以认可。至于家庭成员的户籍情况。安怀德、姜秀明夫妇户籍一直在礼贤二村。安某2的户籍于1989年7月26日从礼贤二村迁至榆垡镇南各庄南庄村。安某1的户籍于1994年5月13日由礼贤二村迁至黄村镇念坛村。59号院户籍在册人员有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和安某4。另查，《拆迁补偿方案》第十条货币补偿计算公式房屋拆迁补偿价=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宅基地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3055元/平方米。第十二条宅基地区位补偿价补偿标准被拆迁人宅基地面积小于等于0.4亩的，按宅基地区位补偿价100%进行补偿。被拆迁人宅基地面积大于0.4亩的：0.4亩以内部分按宅基地区位补偿价100%进行补偿；0.4至0.6亩的部分（含0.6亩）按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的50%进行补偿；0.6亩以上的部分不予补偿。第十五条房屋及其它地上物补偿计算标准被拆迁人宅基地内的房屋及其它地上物按下列标准予以补偿：宅基地面积在0.4亩以内且建筑面积在75%以内的所有房屋，给予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和房屋装修及其它所有附属物定额补偿（含地上、地下所有设施，下同），房屋装修及其它所有附属物定额补偿标准为950元/平方米。宅基地面积在0.4亩以内且建筑面积在75%以外的所有房屋，只给予房屋综合定额补偿，标准为1000元/平方米。宅基地面积在0.4亩以上且建筑面积在0.4亩以上的部分，只给予房屋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分别为0.4至0.6亩部分900元/平方米，0.6亩以上部分500元/平方米。第十九条安置对象的认定（一）被拆迁院落内户口在册的产权人及其直系血亲（含配偶）；（二）因服兵役、上学、服刑等原因导致户口迁出的，经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三）因结婚、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等原因应办理户口迁入而尚未办理的，经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第二十条：分院原则（一）被拆迁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二）本项目范围内同一块宅基地内已享受分院政策的人员，不得重复享受分院政策，且不属于安置对象的人员不作为选择定向安置房的人口基数；（三）分院政策仅限于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执行。第二十一条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按照“绿色低碳环保”的拆迁理念，为避免被拆迁人抢建房屋，造成资源浪费及其他影响环境的情形发生。对被拆迁人宅基地内未建房的空地部分，给予一定的奖励，具体奖励标准为：（一）宅基地面积0.4亩以内（含0.4亩）的空地部分，给予980元/平方米未建房奖励及400元/平方米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二）宅基地面积0.4亩至0.6亩（含0.6亩）的空地部分，给予880元/平方米未建房奖励及400元/平方米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三）宅基地面积0.6亩以上的空地部分，给予480元/平方米未建房奖励及400元/平方米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经询问，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均表示不具体分割五人的相应利益，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亦表示不具体分割四人的相应利益。至于安置房每平米的价值，双方均认可按照18000元计算。另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要求安某1将房号为榆108-5-1-501的房屋腾退并返还给张某1，房号为榆211-3-2-702的安置房利益与安某1应取得的拆迁利益及20万元款项折抵后，安某1返还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80万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宅基地使用证、拆迁档案、派出所证明信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分家析产是指对于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在共有关系终止后由家庭成员所进行的分配。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照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59号院内老房（北房和西厢房）的权属，该房屋中是否存在安怀德夫妇的遗产份额，若存在，如何继承分割；二、安某1于2010年给付安某2夫妇20万元的性质，其是否可据此享有59号院新建房屋的所有权；三、安某1及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可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的范围。一、59号院内老房的权属问题。59号院始建于1989年，最初建有北房6间和西厢房3间。双方对59号院是安兆瑞夫妇经审批取得宅基地并建造上述老房的事实并无异议。安某5等4人辩称上述房屋是安兆瑞将礼贤二村的老房出卖后用卖房款建造的，因礼贤的老房是安怀德夫妇的财产，故59号院的上述老房应由安怀德夫妇的份额。在认定59号院老房的权属时，关键在于礼贤老房的卖房款能否作为安怀德夫妇的出资并据此认定安怀德夫妇享有上述房屋所有权。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59号院建房在先，礼贤老房变卖在后，安怀德夫妇与安兆瑞夫妇并未达成用老房变卖款建造59号院房屋的合意；其次，结合安怀德夫妇和安兆瑞夫妇的居住生活情况来看，安兆瑞系安怀德夫妇之独子，在礼贤二村生活时，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于礼贤老房，安兆瑞在建造了59号院后，安怀德夫妇亦同意变卖老房，不管变卖款是否用于偿还59号院建房的欠款，礼贤老房即使全部系安怀德夫妇的财产，其同意由安兆瑞变卖处理，变卖款亦应视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而不能据此认定安怀德夫妇享有59号院老房的权属。再次，安某5等4人陈述安兆瑞于1970年左右拆掉礼贤二村院落内的北房和东厢房，并翻建了北房5间、东厢房2间，后安兆瑞与父母在院落南侧建造了2间房屋，故礼贤二村的房屋并非全部属于安怀德夫妇的财产。综上，59号院老房应属于安兆瑞、张某1夫妻共同财产，在安兆瑞死亡后，其享有的份额应由安怀德、姜秀明、张某1、安某2、安某1继承。二、2010年59号院新建房屋时，安某1给付安某2夫妇20万元的性质2010年，59号院内新建房屋两排，其中北边一排为4间（含门道）、南边一排为南房6间（含门道）。在建造上述房屋时，安某1前后共给付安某2夫妇20万元。安某1称20万元系其建房的出资，其应享有上述两排房屋的所有权。对此，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反驳称建房时是安某2夫妇向安某1借款，并非安某1出资建房，且房屋是安某2夫妇找人建造。首先，在建造上述房屋时，安某1与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并无书面约定给付20万元钱款的性质，亦未明确房屋建成之后如何分割。在房屋建成后，安某1也未实际在上述房屋内居住生活。其次，农村房屋建造应当符合我国的土地规划及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只有本农户的成员才有权出资建房。安某1的户籍于1994年5月13日由礼贤二村迁至黄村镇念坛村，其系非农业户籍，并非南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无权在59号院建房并取得房屋所有权。安某1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资建房，并享有房屋权益的情况下，其给付20万元不应作为建房出资并据此享有房屋所有权，其可向安某2夫妇主张债权。三、安某1及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可享有的拆迁利益的范围关于遗产继承份额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一审法院对59号院内北房和西厢房的权属认定，上述老房应系安兆瑞、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安兆瑞和张某1各享有上述房屋1/2份额。安兆瑞死亡后，安兆瑞未留有遗嘱，亦未签订过遗赠抚养协议，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安怀德、姜秀明、张某1、安某2、安某1各享有安兆瑞遗产的1/5，即每人均继承北房和西厢房的1/10；虽然安怀德、姜秀明的死亡时间不同，但除其二人外，其他继承人均相同，故二人遗产（北房和西厢房的1/5）可作为整体予以继承分割，二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为安某5、安某6、安某8和安某7，另安兆瑞先于二人死亡，故安兆瑞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安兆瑞可继承的份额，安某2、安某1可代位继承安怀德夫妇遗产的1/5（安某1享有北房和西厢房的1/50），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各继承安怀德夫妇遗产的1/5（即北房和西厢房的1/25）。同时，上述安兆瑞及安怀德夫妇的遗产存在于59号院中的北房和西厢房中，上述遗产因拆迁而灭失，相应的财产权益转化为房屋的补偿，即房屋重置成新价和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根据拆迁档案，59号院内房屋建筑面积共计405.92平方米，北房和西厢房面积为195.53平方米（占总房屋面积的比例为48%）；59号院所有房屋的重置成新价为358384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为385634元，故北房和西厢房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72024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185104元。至于安某1可取得的拆迁利益范围，应从其可以继承的北房和西厢房的拆迁份额以及其参与拆迁可享有的利益两方面予以考量。1.在继承遗产方面，安某1在继承安兆瑞的遗产上享有北房和西厢房的1/10份额，在代为继承安怀德夫妇遗产上享有北房和西厢房的1/50份额，共计享有3/25的份额；安某1可享有上述北房和西厢房的房屋重置成新价20643元、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22212元。2.在59号院拆迁时，根据拆迁政策，张某1及安某2、安某3同意安某1参与分院，安某1作为1户进行了拆迁，其应享有的拆迁利益的范围，应由一审法院根据《拆迁补偿方案》，结合59号院户籍在册的人员以及该院拆迁的实际情况，酌情予以确定。首先，除继承的北房和西厢房的份额外，安某1无权享有其他房屋权益，不能取得基于除北房和西厢房之外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和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等拆迁补偿。其次，从安某1的户籍及居住生活情况看，安某1于1994年5月13日将户口由礼贤二村迁至黄村镇念坛村，后来一直在黄村工作生活，在59号院拆迁时，安某1系城镇居民户籍，并非南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其仅是基于拆迁分院原则获得参与分院并进行拆迁的资格，故其不应享有相应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再次，根据拆迁档案，安某1参与了59号院的拆迁，对于整个院落的拆迁利益的取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应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但该利益的具体范围应结合《拆迁补偿方案》，比较59号院按张某1、安某2、安某33户拆迁可获得的利益予以确定。根据分院原则，安某1基于其与张某1、安某2的亲属关系而参与59号分院，59号院实际按4户进行了拆迁，与张某1、安某2、安某33户进行拆迁相比，4户拆迁所多获得的利益来源于双方的共同配合，该部分利益由张某1、安某2、安某3、安某14户平均分配更符合双方参与分院的本意，亦更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经核算，若59号院按照张某1、安某2、安某33户进行拆迁，每户各享有宅基地面积234.21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35.31平方米，张某1、安某2和安某33户共享有527平方米的安置房指标、拆迁补偿款仅比按照4户拆迁少了100000元的工程配合奖。该100000元拆迁款系张某1、安某2、安某3同意安某1参与分院所得，故应由4户平均分配，安某11户可享有的25000元。综上，安某1可享有其继承取得的42855元和参与分院可获得的25000元，共计67855元。至于安置房利益，其不属于59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亦不享有参与分院可获得的安置房指标，故其本无权享有安置房利益，现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认可安某1享有房号为榆211-3-2-702号（实际面积为54.83平方米）的安置房利益，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另安某1现取得100万元的拆迁款，其本应享有67855元，加上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主张的抵扣安某1给付的20万元，以及考虑到榆211-3-2-702号房屋之利益，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现要求安某1返还80万元，一审法院亦不持异议。至于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可享有的拆迁利益。四人均可继承安怀德夫妇的遗产份额的1/5，即每人享有北房和西厢房的1/25份额，故每人可取得北房和西厢房的重置成新价6880.96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7404.16元。因四人不要求具体分割，故安某5等4人共享有上述补偿款57140元。因安某5等4人均非59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故不享有区位补偿价、未建房奖励、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等拆迁补偿，亦不享有安置房利益。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安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某1、张某2、安某2、安某3、安某4基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庄街59号院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款800000元；二、安某1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榆108-5-1-5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108地块5号楼1单元501室房屋权利由张某1享有，安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该房屋腾退并返还给张某1，在具备条件时，安某1有义务协助张某1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三、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安某5、安某6、安某8、安某7拆迁补偿款57140元；四、驳回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确定的安某1所取得的拆迁利益范围是否适当。安某1上诉称拆迁单位依据拆迁政策将其列为被拆迁人，其应当按照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安置及货币补偿协议取得拆迁利益。59号院拆迁时，被拆迁家庭采取了以部分并非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家庭成员名义签订补偿协议并选购定向安置房的方式。59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张某1，在册农业人口为张某1、安某2、张某2、安某3、安某4，安某1系城镇居民户籍，并非南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照拆迁补偿方案，安某1参与59号院拆迁的行为属于以被拆迁人身份参与拆迁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分院情形。虽然安某1以被拆迁人名义签订了相关拆迁补偿协议以及安置房买卖合同等，但此并非其享有自己所签拆迁补偿协议项下所有拆迁利益的充分依据，亦并非其享有自己所签安置房买卖合同项下房屋权利的充分依据。因各方未就安某1参与拆迁多产生的拆迁利益事先约定，现一审法院确定安某1参与分院拆迁相比安某1不参与分院拆迁所多获得的拆迁利益由4户平均分配，符合公平原则。安某1上诉称其基于继承取得59号院房产份额，故与张某1等共同所有59号院房产。基于继承取得房产份额仅是对基于亲缘关系的宅基地上房屋流转的特殊认可。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其设定是为了给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活保障，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安某1作为非集体组织成员，主张取得其继承的59号院房屋的相应宅基地使用权，于法无据。安某1上诉称张某2、安某4不属于被拆迁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因本案属于拆迁之后的分家析产纠纷，张某2、安某4作为家庭共同成员，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安某1上诉称在拆迁文件及安置房合同签署过程中，张某1等人同意了安某1获得两套房屋及100万元补偿款，应视为张某1等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因拆迁系针对整个院落的拆迁，拆迁中存在分院情形，家庭内部并未对拆迁利益的分割形成合意，一审法院在拆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分项补偿款项的来源及定向安置房的选购方式等实际情况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而不应单纯依据拆迁协议及安置房买卖合同等确定。安某1上诉称100万元系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安某1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安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琴审判员 李汉一审判员 卫 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王 彪书记员 沈佳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