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39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宁桐，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55。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金良，广东自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堪连，男，汉族，1958年9月7日出生，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59。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浪，徐闻县法律援助处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令，男，汉族，1988年7月15日出生，广东省徐闻县人，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857，与李堪连系父子关系。原审第三人：徐闻县******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徐闻县曲界镇。法定代表人：苏光务，社长。原审第三人：史天陆，男，195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57。原审第三人：史光发，男，194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90。与第三人史宁桐系父子关系。原审第三人：苏仕良，男，195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54。原审第三人：李堪吉，男，195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718。原审第三人：王恩存，男，194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59。原审第三人：黎明玉，女，193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68。原审第三人：史宁常，男，195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74。原审第三人：洪定创，男，195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70。与洪贵系父子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月兰，女，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020号，公民身份号码：440************462，与第三人洪定创是夫妻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国汇，男，汉族，1994年3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637，与第三人洪定创是父子关系。原审第三人：刘美珍，女，194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60，与洪贵系夫妻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月兰，女，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020号，公民身份号码：440************462，与第三人刘美珍是婆媳关系。上诉人史宁桐因与被上诉人李堪连、原审第三人徐闻县******经济合作社、史天陆、史光发、苏仕良、李堪吉、王恩存、黎明玉、史宁常、洪定创、刘美珍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2019）粤0825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宁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金良，被上诉人李堪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浪、李令良、原审第三人史天陆、王恩存、洪定创、刘美珍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宁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曲五队二组1998年对涉案的“瑞光园”16.33亩土地调整方案无效，显然是错误。涉案的“瑞光园”16.33亩土地是属于曲西村经济合作社曲五队二组集体土地，曲五队**有**村民。“瑞光园”土地在1981年曲五队二组就对该土地进行了分配，分配方案是以户为单位划分位置，每人3.3米，当时全组八户37人参与分配，被上诉人与其胞兄李堪吉作为一户(户主是其父亲李庆全)，1982年被上诉人结婚后，以其家庭人口增多为由，强行占用其他村民的土地，后来，“瑞光园”土地被被上诉人李堪连及洪贵、王恩存三人占用。1998年为解决人多地少及土地被占用的状况，曲五队二组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在1981年划分分配的基础上再次对“瑞光园”16.33亩土地进行调整分配，分配方案仍是以户为单位以拾球方式确定分配土地的位置，当时有八户41人参与分配，每人分得2.2米，1998年被上诉人胞兄李堪吉同样也参与了分配。之后，曲五队二组村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均按分配方案使用各自所分得的土地，当时被上诉没有对分配方案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提及其与曲西村经济合作签有《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2005年，徐闻县曲界镇人民政府修建曲界镇新城大道征用曲五队二组“瑞光园”部分土地，曲五队二组八户村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均分别与曲界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青苗补偿协议书》和领取各自应得的被征用土地青苗补偿款，当时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提及其与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有《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鉴于本案事实，涉案的“瑞光园”16.33亩土地，早在1981年就由曲五队二组进行分配给包括上诉人家庭在内的每户家庭(当是上诉人父亲史光发是户主)，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家庭取得“瑞光园”共13.2米土地是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1998年曲五队二组对“瑞光园”16.33亩土地的调整方案是合法有效的：第一，“瑞光园”16.33亩土地是属于曲五队二组集体土地，1998年的调整方案是在原1981年划分分配的基础上经过曲五队二组大部村民讨论同意后决定的，符合我国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原则；第二，被上诉人从1998年曲五队二组调整土地到2005则；年曲界镇政府征用土地，被上诉人均没有提及其与曲西村济合作社签有《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直到近两年纠纷时才称其持有《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上诉人包括曲五队二组村民都不知道被上诉人持有位于“瑞光园”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更不清楚在没有经过曲五队二组确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是如何取得《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退一步来说，就算被上诉人持有1990年与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在承包期内不能调整承包土地，而且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内容明确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的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代表的同意……。”从当时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来看，是允许农村集体对个别承包者的土地进行调整，“瑞光园”16.33亩土地是被上诉人及洪贵、王恩存三人通过占用集体土地取得，而且其三户人当时所耕种的土地明显比其村民要多，为了解决人多地少及土地被个别村民占用的状况，经村民会议讨论，才决定对“瑞光园”16.33亩进行调整，土地调整时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调整后直至2005年曲界镇政府征用“瑞光园”部分土地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三，1998年对“瑞光园”16.33亩土地进行调整，是曲五队二组集体每个村民都分得2.2米土地，被上诉人在当时及事后均没有提出异议，直至现在也只是对上诉人提起诉讼，对其他村民没有提起诉讼，这也说明被上诉人对1998年的调整方案没有意见。其实，被上诉人只对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因为当年上诉人最先提出要求调整涉案土地，现因涉案土地靠近新城大道，不断升值，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怀恨在心，心存报复之念。综上几点，上诉人认为1998年土地调整方案是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且不违反当时法律规定，事后从1998年至2015年前长达17年时间被上诉人对土地调整均无异议。故此，1998年曲五队二组对“瑞光园”1633.亩土地的调整方案是有效的。二、被上诉人于1990年与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所涉及的“瑞光园”8.33亩土地承包的部分内容无效。“瑞光园”16.33亩土地在1981年经曲五队二组分配，每个村民只有3.3米土地，被上人与其胞兄两家庭共6人，以此计算，被上诉人与其胞兄两家庭合在一起也只分得19.8米(约2亩多)，现在被上诉人一个家庭就得8.33亩?所以，1990年被上诉人与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有关被上诉人承包“瑞光园”8.33亩土地的内容不符合事实，而且没有经过曲五队二组确认。故此，被上诉人持有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中有关“瑞光园”8.33亩土地承包部分内容应属无效。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曲五队二组对涉案土地的调整方案时间是1998年，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才颁布实施，根据《立法法》第84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之规定，1998年曲五队二组对涉案土地的调整方案不受2002年颁发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一审判决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土地……”相关规定，认定曲五队二组1998年对“瑞光园”16.33亩土地调整方案无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最长20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上诉人是1996年开始占用其土地，但其于2018年8月31日才向法院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最长20年诉讼时效。李堪连口头答辩认为：1、一审法院认定1998年土地调整方案无效是正确的，当时被上诉人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还未到期，曲五队二组没有经过被上诉人的同意就几个人擅自解除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另外搞了调整，明显违法无效，一审认定无效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被上诉人1990年和曲西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经过双方签名，有镇见证，是实际履行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合同部分无效没有依据；3、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物权法规定，物权保护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不存在超过法定最长诉讼时效，根据以上三点，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王恩存、洪定创、刘美珍等未发表答辩意见。李堪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史宁桐立即返还强行占用李堪连的2亩承包地；2.判令史宁桐赔偿占用费1028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史宁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属于徐闻县***************集体经济组织。曲西村经济合作社分为曲五队和曲六队，曲五队又分为曲五队一组和曲五队二组，本案的原告李堪连、第三人史天陆、苏仕良、李堪吉、王恩存、黎明玉、史宁常、史光发及洪贵（已故，其法定继承人为第三人洪定创、刘美珍）均是曲五队二组的成员，其中原告李堪连与第三人李堪吉是兄弟关系，被告史宁桐系第三人史光发的儿子。现原告李堪连与被告史宁桐双方争议的“瑞光园”坡地共计14.33亩，属曲西村曲五队二组集体所有。此外曲西村曲五队二组集体土地还在“下田园”、“公路尾园”、“春林园”、“趁市路园”、“赶牛路园”、“下寮园”有坡地若干块，“松前坑”、“下寮坑”有水田两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1980年后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曲五队二组也实行了以李堪连、史天陆、苏仕良、李堪吉、王恩存、黎明玉、洪贵、史宁常、史光发9户人家为单位，按家庭人口承包上述集体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集体土地后，第三人史光发份额转给儿子被告史宁桐。1990年1月1日原告李堪连，第三人史天陆、苏仕良、李堪吉、王恩存、黎明玉、史宁常、史光发及洪贵分别与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取得了各自相应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权，其中被告李堪连与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编号（90）007-14号、鉴证编号（90）00396号《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截明了原告李堪连在“瑞光园”承包集体土地8.33亩，承包期限自1989年12月3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另洪贵在“瑞光园”承包集体土地4亩，第三人王恩存在“瑞光园”承包集体土地2亩，第三人史天陆、苏仕良、李堪吉、黎明玉、史宁常、史光发6户人家没有在“瑞光园”承包到土地。1998年，根据被告史宁桐、第三人史天陆的申请，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在徐闻县曲界镇人民政府及徐闻县******民委员会派驻干部的指导下，同意对曲五队二组的相关土地进行调整。根据在案证据，曲五队二组没有制定过具体的调整分配方案，当时只是对“瑞光园”土地进行调整，按人口划分自西向东进行划分，每人2.2米宽。根据被告史宁桐的主张，史光发家庭当时人口六人应分得“瑞光园”土地13.2米。在调整划分土地时，曲五队二组一共有原告李堪连，第三人史天陆、苏仕良、李堪吉、王恩存、黎明玉、史宁常、史光发及洪贵9户人家，根据在卷证据和庭审笔录，第三人史天陆（史天陆兄弟史天赖）、苏仕良、李堪吉、黎明玉、史宁常（史宁常妻子李琴华）、史光发6户人家同意按每人2.2米划分的方案对“瑞光园”的土地进行调整。对于调整后的土地，各户人家没有与第三人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也没有报徐闻县曲界镇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2004年，徐闻县曲界镇人民政府建设徐闻县*******征用了曲西村经济合作社曲五队二组“瑞光园”的部分土地，与相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签订了《曲界镇新城大道西段征地与青苗补偿协议书》。其中原告李堪连被征用1.36亩，并按《曲界镇新城大道西段征地与青苗补偿协议书》约定领取了土地补偿费34000元和取得相应的安置地；第三人史光发被征用1.1亩，并按《曲界镇新城大道西段征地与青苗补偿协议书》约定领取了土地补偿费27500元和取得相应的安置地；第三人史天陆被征用两块，一块0.19亩，一块1.3亩，合计1.49亩。并按《曲界镇新城大道西段征地与青苗补偿协议书》约定领取了土地补偿费29800元和取得相应的安置地。此外，曲西村经济合作社曲五队二组其余各家庭也被徐闻县曲界镇人民政府征用所承包“瑞光园”的部分土地，并领取了相应征地补偿费和取得了相应的安置地。现被告史宁桐在“瑞光园”使用土地的土地面积约2亩，四至为：东至史天陆用地，西至王恩存用地，南至路，北至路。而后，李堪连认为史宁桐于1996年强行占用了自己在“瑞光园”承包土地8.33亩中3亩，卖掉其中1亩，还占2亩，从此引起双方纠纷。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史宁桐主张在1998年对“瑞光园”土地进行调整时，经过组织曲五队二组的全体成员会议，制作了《大家同意协议书》，由各户代表进行了签名和盖指印确认（不确认李堪连、李堪吉、王恩存是否签名）。并向本院提交了《大家同意协议书》复印件。第三人洪定创主张《大家同意协议书》中的“洪定创”签名和指印是第三人史天陆在2018年才给其本人签名和按捺的，原告李堪连对《大家同意协议书》的打印时间是否为1998年和《大家同意协议书》上的“洪定创”签名与指印是否为1998年所签和按捺的申请鉴定。经本院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以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受理形成鉴定时间为由，不予受理本院的该项委托。本院指定期限由被告史宁桐提交《大家同意协议书》原件，但被告史宁桐以该原件已丢失为由拒绝提交。在本案重审过程中，原告李堪连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将政府征用的1.1亩土地相关补偿给被告史宁桐，所造成其损失50000元的诉讼请求撤回，再另行诉讼。对其主张被告人占用土地的占用费按每年每亩800元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李堪连基于其与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取得了“瑞光园”相应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史宁桐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了侵害，请求返还侵占的土地并赔偿相应的土地占用费，故本案应定性为物权保护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1990年1月1日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的效力及1998年对“瑞光园”土地进行调整是否有效？二、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及原告李堪连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一、关于1990年1月1日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的效力及1998年对“瑞光园”土地进行调整是否有效问题。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土地所有人与作为其农村集体成员的原告李堪连于1990年1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二）承包土地的名称、座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承包土地的用途；（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六）违约责任”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故应对1990年1月1日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的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李堪连依法取得了“瑞光园”8.3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原告李堪连与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其家庭联产承包期限自1989年12月31日至1999年12月31日。虽经第三人曲西村经济合作社同意，曲五队二组在1998年对“瑞光园”的土地进行调整，但该调整在原告李堪连承包期限尚未届满时进行，且没有报镇人民政府审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故曲五队二组于1998年对“瑞光园”的土地调整无效。尽管在1999年12月31日原告李堪连家庭联产承包合同期限已届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限届满后在延长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的规定，原告李堪连依然继续依法享有在“瑞光园”8.3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及原告李堪连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原告李堪连基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被告史宁桐侵占而请求被告史宁桐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范畴，基于物权保护提起诉讼，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由于曲五队二组于1998年对“瑞光园”的土地调整无效，被告史宁桐在“瑞光园”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李堪连依然继续依法享有位于“瑞光园”8.3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史宁桐继续占用原告李堪连依法享有位于“瑞光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显属无理。原告李堪连请求被告史宁桐其返还占用的位于“瑞光园”的土地2亩，理由充分，本院依法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被告史宁桐应依法赔偿给原告李堪连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原告李堪连在本案中放弃对徐闻县曲界镇人民政府征用了的1.1亩土地的相关补偿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原告李堪连主张被告史宁桐现占用2亩土地的占用费按每年每亩800元计付，并不高于当地土地租赁的价格，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原告李堪连主张占用费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三年，原告李堪连于2018年8月31日起向本院提起诉讼，故原告李堪连的土地占用费应从2015年8月31日起计至返还之日止，原告李堪连主张超出计付占用费的期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史宁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将位于“瑞光园”的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至为：东至史天陆用地，西至王恩存用地，南至路，北至路）返还给原告李堪连；二、限被告史宁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赔偿给原告李堪连从2015年8月31日起至返还之日以2亩为基数按每年每亩800元计付的土地占用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6元，由被告史宁桐负担（原告已垫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5与案件相关，予以采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与案件无关，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史宁桐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在1998年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由查明事实可知，李堪连在1990年代曾在本案争议的瑞光园承包经营，并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自1989年12月3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上诉人史宁桐主张其在1998年经村集体组织同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而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2年8月29日公布，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对于本案1998年的农村土地调整问题，显然不应适用该法律进行评判，但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中规定：“……二、……（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在坚持上述第二条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四是绝对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根据上述规定，即使在1998年进行土地承包调整，也应履行相应的程序。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没有提交1998年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进行调整土地承包的方案，也没有提交曾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在1998年已经合法取得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情况下其继续使用涉案地块，显然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准确，予以纠正。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此已有论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史宁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6元由上诉人史宁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纯京审判员  林 竹审判员  吴有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梁春雨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