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和平，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广东奥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琴，广东奥大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勇，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龙，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和平因与被上诉人万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杰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和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陈秀琴，被上诉人万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和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万勇向朱和平偿还借款本金12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万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朱和平向万勇支付的案涉款项120000元不可能是货款及入股金。1.一审法院认定朱和平未曾催促万勇偿还借款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万勇逾期未归还借款后，朱和平曾多次电话联系万勇，但无法打通万勇电话；通过致电万勇配偶，也无法得知其下落。以上情况实为万勇故意避开催款所致，而非朱和平不曾催促其偿还借款。2.朱和平于2019年7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汇款120000元到万勇××银行账户而非深圳市意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付通公司）的公司账户，款项实为其个人进账。至于借款进账后，由万勇账户转至案外人陈如梅账户，属于万勇个人行为。万勇实际上将案涉款项作为生意投资金额或其个人生活所用，朱和平无从得知也无法左右。同时，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示记录，朱和平自始至终不是意付通公司股东。因此，万勇所称案涉款项120000元为货款及入股金不符合事实，也根本不符合常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万勇在一审过程中未尽举证义务，无法证明其抗辩主张，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不应发生转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中万勇提供的转账记录、劳动合同、企业信息等证据不足以完全推翻朱和平的主张，不能证明朱和平与万勇之间存在投资关系。且万勇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无法相互印证，陈述存在不合理之处，无法证明其抗辩主张，不能达到抗辩的标准。万勇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万勇应当继续就案涉款项为货款及入股金的主张举证，或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万勇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万勇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和平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朱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万勇向朱和平偿还借款本金1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万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8日，朱和平通过交通银行账号向万勇尾号为3697的招商银行账号转账120000元。2019年7月19日，万勇通过尾号为3697的招商银行账号向案外人陈如梅转账49849.8元；2019年7月20日，万勇通过尾号为3697的招商银行账号向陈如梅转账49989.94元。深圳市意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27日，系一间从事通信系统设备、通信终端设备的销售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钟亮。2020年8月4日，该公司的投资人由“周崇飞15万元，万勇285万元”变更为“钟亮300万元”。关于涉案款项，朱和平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朱和平、万勇为多年朋友关系，万勇当时说经营困难，金额不大，朱和平就出借了，未出具借条，未约定利息，双方约定过年就还，但过年后联系不上万勇；涉案款项不是入股，是借款；朱和平曾委托万勇开发两个软件，但货款已结清，不包含在本案的120000元中；需庭后核实朱和平能否提供朱和平、万勇间的微信记录。庭后，朱和平本人经一审法院传唤到庭陈述：因怕公安部门查其手机，其已于2020年8月9日删除所有微信聊天记录，不能提供朱和平、万勇双方的微信记录；2019年7月份，万勇多次提出借款请求，其于2019年7月18日转账120000元给朱和平，双方为七八年的朋友，未打借条，也未约定利息，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期限，万勇说过年还，但后来打不通万勇电话，其曾打过电话问万勇配偶万勇的去向，但未提及还钱事宜，其也未通过微信、短信等与万勇沟通借款或还款事宜，双方铺面很近，都是当面交流；知道万勇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不清楚名称，曾陪万勇去为公司买家具，但未提到要入股，确认万勇为证明周转困难曾通过微信向其发送过一次公司财务报表；其大概于2019年7月份介绍了两个开发软件的业务给万勇，总价大概为8万元，已现金向万勇支付完毕。朱和平对关于借款的主张，仅提供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予以证明。关于涉案款项，万勇陈述：朱和平、万勇都是做游戏机开发生意，双方既是朋友，也有合作，朱和平常向其购入游戏配件；其于2019年5月开了深圳市意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是该公司股东之一；2019年4月份起，朱和平提出入股该公司，双方就入股事宜开始沟通；2019年5月，双方一起去看了深圳公司现场，朱和平陪其一起购买公司家具，双方就入股事宜口头达成一致意见，由朱和平入股10万元，未签订书面合同；2019年6月，朱和平找其为客户做两个软件开发，商定费用共为9万元，朱和平一共支付了7万元现金，尚欠2万元货款；2019年7月18日下午，朱和平打电话说已收到货款及银行贷款，要将欠的2万元货款及入股的10万元一起转账给其，再由其转账给公司财务，当天朱和平当面向其转账120000元，因当天时间较晚，且当时招商银行转账限额为5万元，故其于7月19日、20日分两笔转账给公司财务陈如梅49849.8元、49989.94元，朱和平入股公司没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其曾通过微信向朱和平发送两次公司财务报表，双方曾就入股事宜进行过微信沟通，但其旧手机已损坏，无法提供聊天记录；涉案款项不是借款，其开发了上述两款软件已有钱，不需要再向朱和平借款。万勇对其主张，主要提供了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深圳市意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陈如梅的劳动合同、会计从业资格证、入职审批表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朱和平起诉要求万勇归还借款120000元，万勇抗辩称该款项非借款。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和平、万勇之间是否成立借款法律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朱和平应当就借款法律关系的成立、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生效应具备两个条件：一、双方之间有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二、出借人实际提供款项。本案中，朱和平提供的银行转账仅可证明朱和平、万勇之间有共计120000元的款项流动，在万勇对其单方陈述予以否认的情形下，朱和平还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行举证。但朱和平未能就与万勇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提供借据、借条等借款凭证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万勇提供的转账记录、劳动合同、企业信息等证据虽不足以完全推翻朱和平的主张，但其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足以打破涉案款项流动系万勇向朱和平借款的唯一指向。朱和平主张的借贷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案涉款项往来存在其他款项往来的可能，且朱和平也未举证证明起诉前存在相关催促偿还借款的证据，不合常理，在此情形下，应由朱和平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万勇存在借贷合意，而朱和平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万勇存在借贷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朱和平要求万勇偿还借款本金1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朱和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50元（朱和平已预交），由朱和平负担。二审中，朱和平提交通话记录，拟证明朱和平曾多次致电万勇，但万勇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万勇对该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确认。该证据显示双方是有接通过电话，2019年12月14日下午、2019年12月19日下午以及2020年4月13日，都是有接通过，不存在万勇故意不接听的情况。而且该证据也不能否定涉案款项并非是借款的事实。万勇提交通话记录，拟证明万勇也曾多次致电朱和平，不存在万勇故意躲避的情况，而且本案款项性质不是借款。朱和平对该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通话记录显示2020年4月13日万勇有拨打朱和平的电话，但可能因为拨打时间比较短，没有拨通，双方没有通话，而且那时已经委托律师进行起诉了，5月份已向番禺法院申请立案。对于上述通话记录，因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认可其真实性，但通话记录仅显示双方曾进行通话或拨打对方电话，不能证明通话的内容及通话的目的，即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朱和平与万勇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朱和平仅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规定，在朱和平未能提供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万勇对其抗辩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并未要求其举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否则，则无需规定出借人的继续举证义务。本案中，万勇主张朱和平支付的120000元包括朱和平入股深圳市意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100000元投资款和朱和平尚欠的20000元软件开发货款。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深圳市意付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19年5月27日，朱和平向万勇支付120000元的时间是2019年7月18日，万勇收到款项后于7月19日、20日分两笔转账给公司财务陈如梅49849.8元、49989.94元，朱和平也确认万勇曾通过微信向其发送过一次公司财务报表。另外按双方陈述，朱和平曾于2019年6、7月份委托万勇进行软件开发。而且，朱和平也未能举证包括短信、微信等能够证实其就借款进行催讨的证据。综合上述情况可见，万勇的举证已达到使人产生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合理怀疑。在此情况下，朱和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由于朱和平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一审对其关于双方成立借贷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和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朱和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曾正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