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22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源，男，199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蕲春县，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开春，男，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蕲春县，住广东省东莞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满良，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鹏，男，198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浠水县，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保乐，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俊，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徐源、徐开春因与被上诉人王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2020）鄂1125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源、徐开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满良，被上诉人王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源、徐开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徐源无需向王鹏支付任何款项；改判徐开春应向王鹏支付股权转让款为142300元（400000元-257700元），并由王鹏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的主要内容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体现在2019年5月17日徐开春与王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当中，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一合法有效并据此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却认为符合当事人客观情况的协议二不成立，显属认定事实错误。1、当事人的行为应当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动作的统一，若认为协议一真实有效，则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完全割裂了。2、协议二已经成立、生效，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了实际履行，应当作为认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3、一审法庭违规不允许证人出庭作证，并且不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情况，而对王鹏在庭审中提交的突袭证据却在判决书中予以列举，违反证据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内提交了4份证人证言，并在一审开庭前七日向法庭邮寄了《证人视频作证申请书》，一审法庭对此视而不见。二、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实际签订并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协议二，徐源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当然无需参与其中并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支持徐源、徐开春的上诉请求。王鹏答辩称，一、上诉人所称2019年5月17日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在2019年4月到7月期间，双方一直在沟通协商退股事宜。期间上诉人陆续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退股本金，经过对公司资产一系列的对账后，双方最终在2019年7月1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双方同意以纳税后373647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并且明确该价款是不包含此前的已退股本金，同时在该协议第五条约定股权转让相关的税费由上诉人承担。二、关于是否存在胁迫等情况，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提供的询问证人笔录，相关案件事实与本案无关联。三、对方主张徐源不应对受让股权承担责任，2019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其为受让人，至于该转让股份最终由谁持有，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王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源，徐开春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323647元。2．判令徐源，徐开春立即支付滞纳金（以373647元为基数，每逾期一天按2％，从2019年7月15日计至2019年7月18日，共29891.76元。以323647元为基数，每逾期一天按2％，从2019年7月19日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王鹏当庭明示该滞纳金为违约金）；3．请求支付律师费5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徐源，徐开春承担。截止至2019年8月25日，以上暂计651037.54元。王鹏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即由徐源，徐开春承担本案的诉讼保全费2988.71元及诉讼担保服务费38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开春等人于2017年3月7日共同成立东莞市腾源钢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加工及销售钢材、铝材、五金制品。2017年9月29日，王鹏及徐源均入股该公司，王鹏股权占比25％，徐源股权占比63％，公司股权进行了相应变更登记。入股后，王鹏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同时在公司从事工人职位，徐源未参与经营。公司运营一段时间以后，王鹏拟退股，并于2018年农历12月份退出公司经营。2018年12月、2019年4月至7月，双方协商退股事宜。期间，徐开春共向王鹏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退股资金共计20.77万元。其中微信转款共计7.07万元，且在微信中标明“退股资金”字样（2019年2月3日转账2700元；3月13日转账1万元；4月3日转账2万元；4月5日转账1.8万元；6月6日转账2万元）。徐开春另于2019年7月3日通过广发银行向王鹏转账2万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款共计11．7万元（2018年12月30日转账5万元；2019年5月31日转账3.2万元；2019年6月1日转账3．5万元）。2019年5月17日，王鹏通过微信向徐开春发送了一份其未签名《股权转让协议》意向稿，其中载明王鹏以人民币40万元向徐开春转让其在腾源公司25％的股权。2019年6月28日，案外人周杨与徐开春因公司事务发生争执，徐源向东莞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桑园派出所报警。2019年7月4日，腾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公司股东变更为徐开春、徐源。二、同意股东王鹏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5％共25万元人民币的认缴出资额，以0元人民币价格转让给徐开春，同意王鹏与徐开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该决议尾部由与会股东徐开春、周杨、徐源、王鹏签名，腾源公司加盖印章。2019年7月15日，王鹏作为甲方即转让方与徐开春、徐源（共同作为乙方即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㈠，约定王鹏将其拥有的腾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徐开春、徐源。其中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约定为：1、甲方以纳税后人民币373647元（不含之前已退股本金）将其在公司25％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乙方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向甲方支付103647元；在甲乙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价款270000元。经双方协商同意剩余价款分3期于2019年10月15日前付清，乙方每月支付月息1％，乙方需每月最后一天向甲方支付本金带利息91800元。双方在第八条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每迟延一天，乙方应按迟延部分价款的2％支付滞纳金且如未按时支付股权价款而引起的诉讼，乙方需要承担一切诉讼责任及费用。双方还对股权转让、支付方式、甲乙方声明、协议的变更和解除等事项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徐源，徐开春分别在该协议的尾部受让方栏目中签名、捺印，予以确认。2019年7月18日，双方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7月19日，徐开春通过广发银行向王鹏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余款一直拖欠未付，双方因此产生争议，遂引起本次诉讼。诉讼中，申请人王鹏于2019年9月29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请求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徐开春、徐源价值493741.10元的财产，交纳申请费2988.71元，并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提供了保函作为担保。经审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粤1971民初28396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徐开春、徐源价值493741.10元的财产，并依据该裁定，采取了如下强制执行措施：1.查封徐开春在中国农业银行蕲春株林支行账户62×××79，并已冻结存款20.3元，查封期限为一年，从2019年9月30至2020年10月22日。2.查封徐源车牌号为粤Ｓ×××**的汽车，查封期限为二年，从2019年10月21日至2021年10月20日。3.冻结徐源持有的东莞市腾源钢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数额为49万元，查封期限为三年，从2019年10月18至2022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问题分别论述如下：焦点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徐开春抗辩称其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请求予以撤销。根据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见，徐开春对其抗辩“隐含字句及条款系在胁迫、欺骗之下混入协议一文本之中，不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王鹏、周杨等人利用我急于搬厂的紧急情况，通过暴力、软暴力、欺骗等手段，在协议一文本中混入隐含字句”的意见并未提交确凿证据证实。1.订立合同时，徐开春陷入错误认识的证据不足。《股权转让协议》㈠第二条第1项股权转让价格约定的内容中，“不含之前已退股本金”已用括号注明。第2项价款的支付方式的内容占据了文本共四行内容，该两项内容均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关键条款。徐开春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涉案行为是商事行为，徐开春在此情况下应尽到一个审慎义务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即理解要约的关键条款，并理解自己签名确认后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要知晓债务的履行计划，不可能不知晓第2项关于价款支付方式的约定。知晓了该项分期付款的约定，不可能不知晓订立合同后还应支付37万元的义务，故其辩称“隐含字句及条款系在胁迫、欺骗之下混入协议一文本之中，不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日常经验法则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如果胁迫行为成立，则要求王鹏与案外人周杨实施的胁迫行为导致被胁迫人徐开春、徐源因胁迫而限入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本案中，2019年6月28日，案外人周杨与徐开春因公司事务发生争执，徐源报警，与2019年7月15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已经相隔18天之久，且如徐开春、徐源认为受到王鹏欺诈、胁迫可以于事后立即报警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因受到欺诈、胁迫而行使撤销权，而非于三天后的7月18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综上所述，徐开春、徐源抗辩受王鹏欺诈、胁迫而订立转让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徐开春、徐源辩称2019年5月17日，王鹏通过微信向徐开春发送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二)，其中约定王鹏以人民币40万元向徐开春转让其在腾源公司25%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二)为王鹏向徐开春发出的要约，但未有证据证明徐开春对此要约作出了承诺，故《股权转让协议》(二)不成立。2019年7月15日，王鹏与徐开春、徐源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视为新的要约和承诺，双方当事人均在合同书上签名捺印，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法律规定的可撤销事由，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一)于2019年7月15日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焦点二、王鹏主张由支付下欠的股权转让款323647元的理由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焦点一已论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王鹏以纳税后人民币373647元（不含之前已退股本金）将其在公司25%股权转让给二人，故徐开春抗辩其已支付的退股资金20.77万元应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销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徐开春、徐源应向王鹏继续履行义务，立即支付下欠价款共计323647元。焦点三、王鹏主张支付违约金29891.76元及顺延违约金（按照每天2%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理由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王鹏主张按照每日2%的标准计算损失，超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保护的上限标准即年利率24%，故徐开春、徐源抗辩违约金过高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王鹏主张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守约方即王鹏的损失应认定为逾期贷款利息。逾期贷款利息在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因违约金可以在损失的基础上上浮30%，故违约金应认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1.3倍），即年利率8.48%（4.35%×1.95），即月利率约为7.07‰，即日利率约为万分之二。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8月20日、9月20日、10月20日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为4.25%、4.20%、4.20%。据此，一审法院核算自2019年7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为2133.39元，计算经过如下：第一笔逾期款项为53647元（103647-5万元），应于2019年7月15日支付，至2019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总计1054.06元：①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19日，共计1个月零4天，53647×7.07‰×1＋53647×日万分之二×4等于422.20元。②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1个月，53647×（4.25%÷12个月即月利率约为3.54‰）×1.95×1等于370.33元。③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0月15日，25天，53647×（4.20%÷360天即日利率约为日万分之一）×1.95×25等于261.53元。第二笔逾期款项为9万元，应于2019年8月31日前支付，至2019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总计772.20元：①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19日,19天，9万元×（4.25%÷360天即日利率约为日万分之一）×1.95×19等于333.45元。②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0月15日，25天，9万元×（4.20%÷360天即日利率约为日万分之一）×1.95×25等于438.75元。第三笔逾期款项为9万元，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至2019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总计307.13元：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5日,0.5个月，9万元×4.20%÷12即月利率3.5‰×1.95×0.5等于307.13元。第四笔逾期款项为9万元，应于2019年10月15日前支付。2019年10月16日以后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32364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95倍顺延计算。王鹏主张违约金的金额超出该标准数额的部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焦点四、王鹏主张律师费5.8万元的理由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王鹏提供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律师费根据发票金额为5万元，徐开春、徐源辩称律师费的计算标准过高，根据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涉及财产部分，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至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照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本案诉请金额为657876.54元，判决支持的金额约为33万元，按照33万元标的额计算，基础费用为3000元，代理费总额为3.8万元较为合理，超出该部分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焦点五、徐开春、徐源是否应该承担共同责任。徐开春抗辩称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股权转让份额全部转让至其名下，故徐源不是实际的受让人，不应承担共同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系统所起的作用是公示作用，主要目的是发生纠纷后用来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徐源是否应该与徐开春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由合同双方当事人来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㈠的首部载明股权受让方为徐开春、徐源，尾部二人分别在受让方栏目签名确认，故徐开春、徐源应承担共同责任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遂判决：一、徐开春、徐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王鹏支付股权转让款323647元，并支付违约金2133.39元（违约金已自2019年7月15日起分段计算至2019年10月15日止，以后的违约金以32364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95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徐开春、徐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王鹏支付其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8000元。三、驳回王鹏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10元，减半收取计5155元，诉讼保全申请费2988.71元，共计8143.71元（王鹏已预交），由徐开春、徐源共同负担4550.71元，由王鹏负担359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徐开春、徐源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回单》、《邮件查询单》。拟证明2020年4月16日，在一审开庭前7日，上诉人徐开春通过EMS快递向一审法院递交黄某、陈某、倪彩玉《证人视频作证申请书》各一份，一审法院收到但未依法办理。证据二、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拟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时，双方约定涉及公司纳税项由双方共同承担，现目标公司在双方合作期间交易补税产生税款190275.51元，该税款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份额。证据三、申请证人黄某、陈某、倪彩玉视频作证。拟证明，1、王鹏在2018年12月份已经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徐开春，双方已经口头谈好了转让对价，口头谈好的内容反映在协议二中；2、王鹏与案外人周杨是表兄弟关系，其二人在2019年6月-7月期间有到目标公司采取用车堵塞公司大门、搬走公司物品及到公司纠缠、吵闹等软暴力行为，对上诉人进行胁迫，该行为与报警回执相互印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鹏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提交，也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一审庭审结束前无法调取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应视为上诉人放弃相关举证权利，因此，被上诉人不予质证。本案审查的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人所提供的发票是公司的税务文件，该发票与本案无关联，其可另诉主张相关权利。对证据三有异议，1、上诉人申请的出庭作证的陈某、倪彩玉、黄某，其中倪彩玉是上诉人徐开春女婿的堂哥，同时又是徐开春的员工，黄某是徐开春的侄儿，陈某是徐开春的员工，证人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2、证人当庭视频所作陈述与提交的询问笔录不符，存在相矛盾的地方，三证人在询问笔录中称王鹏与周杨一同胁迫徐开春出卖废料，及阻止搬厂的相关事宜。庭审中，又称是听说来的事实；3、三证人提出的与周杨相关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与废料相关的事实并无证人亲眼看见，且也与本案无关；4、从王鹏提交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徐开春在受让王鹏股权之前以自身名义与案外人成立新公司，处置公司财物，损害股东利益。证人提出的搬厂事宜，事实上是其他股东为阻止上诉人侵占公司财物所作出的正当合法行为，且王鹏全程没有参与，相关的证据可从警方调取。本院认为，上诉人徐开春提交的证据一，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其电话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后，已明确告知其代理人已超过举证期限，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其认为一审未依法处理的拟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该税款是否应由对方承担，仅凭该税票本身无法证明，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款，证人并不清楚；对于是否搬走物品，证人都是听说来的；对于用车堵门，证人并不清楚王鹏是否参与，该组证据达不到其拟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2019年5月17日，王鹏通过微信向徐开春发送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二)，该协议(二)为王鹏向徐开春发出的要约，没有证据证明徐开春对此要约作出了承诺，故《股权转让协议》(二)并未成立。随后2019年7月15日，王鹏与徐开春、徐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该协议(一)在2019年5月17日协议(二)之后签订，且是双方经过对公司资产进行一系列清理结帐后签订，结算价款373647元有计算的依据，对之前已付的款项已予以扣减，并在协议(一)中再次对之前已付的款项予以明确不包含在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该协议(一)履行。徐开春、徐源认为应以2019年5月17日股权转让协议(二)为本案定案依据，其该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一)签订时是否存在欺诈、胁迫。2019年6月28日，案外人周杨与徐开春因公司事务发生争执，徐源报警，与2019年7月15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已经相隔18天之久，且如徐开春、徐源认为受到王鹏欺诈、胁迫，可以于事后立即报警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因受到欺诈、胁迫而行使撤销权，而非于三天后的7月18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徐开春、徐源认为受王鹏欺诈、胁迫而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徐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徐源作为共同受让方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签字，其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至于其是否成为受让股东，是其与徐开春之间的法律关系。徐开春、徐源认为徐源不是股东，不应承担偿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源、徐开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10元，由徐开春、徐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桂芳审判员  易 俊审判员  宋顺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