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3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英，男，195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一机局工程机械工业公司退休，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炜，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竹，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冬梅，女，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炜，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竹，天津正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强，男，1962年2月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杰，天津朗通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英、付冬梅因与被上诉人李国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3民初4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英、付冬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采信（2017）津0113民初7814号案件中的鉴定结论没有法律依据，在该案中鉴定结论没有经过庭审质证，故没有产生证据效力。二、本案中二上诉人提交了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虽非双方均认可的鉴定机构，但法律没有限制单方当事人进行鉴定，为此，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纳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中，二上诉人为了查明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对《和解协议书》中的被上诉人签名进行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不同意为由，拒绝了二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就此一审法院未释明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决定不再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李国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国英、付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和解协议书》中第二条第三项约定的义务办理“天津敦恒出租有限公司”股份返还的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被告履行《和解协议书》中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义务给付二原告公司分红款1,35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5日，李国英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了被告履行双方2013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内容第六条“将原告所拥有的百分之伍拾股份在营业执照内注明”等诉讼请求。李国强于2015年10月9日在该案中提出对李国英提交的2013年7月9日的《协议》中“李国强”的签字与手印进行鉴定。2015年11月6日，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载明“2013年7月9日《协议》落款协议人签字处李国强签名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2013年7月9日《协议》落款协议人签字处李国强签名字迹上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做出确定性意见”。2015年11月16日，本院作出（2015）辰民初字第466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撤回对李国强的起诉。2015年11月17日，李国英、付冬梅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了确认《转股协议书》无效等诉讼请求。2017年3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辰民初字第589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李国英、付冬梅的诉讼请求。另，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就相应股东会决议与《转股协议书》鉴定事宜载明了“本院于2016年2月26日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7月26日，该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退案函，载明：‘接受委托后至五月中旬调档结束，此案初步具备鉴定条件，就目前双方认可的比对样本，我中心鉴定人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工作，并且多次请北京的文检专家共同研究，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此种情况，我中心经研究决定，予以退案处理。’后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继续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11月10日向一审法院发函：‘根据现有样本材料，无法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此鉴定予以退回’。经过双方同意后，一审法院选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最终鉴定机构，2017年2月23日，该所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1、鉴于缺少付冬梅签名，其笔迹鉴定无法开展。2、经与李国英签名进行检验发现，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在笔迹特征方面既存在符合又有一定的差异，无法评价特征价值的高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得出明确性意见，故将此案退回”等内容。李国英、付冬梅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后以其与李国强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2017年6月2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民终446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上诉。嗣后，李国英、付冬梅另就该案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其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该案中相应股东会决议与《转股协议书》进行了鉴定，结果是“上述检材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与样本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有新证据足以推翻该案判决，故提出了相应的再审申请。2019年12月1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申18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李国英、付冬梅的再审申请。2017年11月22日，李国英、付冬梅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了判令李国英享有天津敦恒出租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付冬梅享有天津敦恒出租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李国强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诉讼请求。李国强主张李国英提交的《和解协议书》中签字并非其本人，遂于2017年12月15日提起鉴定申请书。2018年8月10日，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第二页中‘李国强’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嗣后，李国英、付冬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撤回了该案中对李国强的起诉。2018年9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津0113民初7814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对李国强的起诉。2018年11月15日，李国英、付冬梅将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将李国强列为第三人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后其于2018年11月26日申请撤诉，2018年11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津0113民初911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起诉。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原告表示该案撤诉原因系证据还不充分，需要继续搜集证据。现原告李国英、付冬梅主张其对2017年5月21日的《和解协议书》经自行委托鉴定机构，由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为“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上‘李国强’签名笔迹，与样本中李国强签名笔（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的”，故据此再次呈诉至一审法院。被告李国强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当庭表示不同意在本案中再行启动相应的司法鉴定程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和解协议书》是否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确定原告主张的《和解协议书》是否为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的关键在于该《和解协议书》尾部“李国强”签字是否为其本人书写。对此情况，一审法院在（2017）津0113民初7814号案件中已经启动了相应的司法鉴定程序并得出了“检材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第二页中‘李国强’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鉴定结论。该鉴定程序中鉴定人员具有资质，鉴定程序亦无违法之处，且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并非双方均认可的鉴定机构，被告亦不同意于本案中重新启动相应的鉴定程序，故不宜在本案中再行启动相应的鉴定程序。因此，一审法院据以确认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内容并无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国英、付冬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75元，由原告李国英、付冬梅负担。”各方当事人于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二上诉人依据《和解协议书》要求被上诉人李国强履行《和解协议书》项下的义务，被上诉人李国强主张李国英提交的《和解协议书》中签字并非其本人，因此，《和解协议书》真实性的确认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双方之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被上诉人李国强因不认可《和解协议书》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遂于该案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起鉴定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2018年8月10日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就《和解协议书》上的李国强签字是否是系其本人所签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2017年5月21日《和解协议书》第二页中‘李国强’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中李国强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该鉴定报告采用的样本均为李国强于双方历次诉讼中在《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某笔录、调查笔录等诉讼文件上的本人签名，以及鉴定单位现场采集的李国强的签名，二上诉人亦在鉴定机构采集的李国强签名样本上签字确认。该鉴定程序中鉴定人员具有资质，鉴定程序中采集鉴定样本等行为亦无违法之处，其鉴定结论的出具符合法律规定。而二上诉人自行委托鉴定所采用的样本未经被上诉人李国强确认系其本人所签，故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不足以否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在《和解协议书》系双方依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情况下，二上诉人以此为据要求被上诉人李国强履行《和解协议书》项下的义务，显然依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二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在另案中对《和解协议书》委托的鉴定存在上述法定可以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对二上诉人在本案中申请重新鉴定的口头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上诉人李国英、付冬梅分别负担84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包颖审判员 兰     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张  宇  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