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民终11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法定代表人：黄建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建易，男，1970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建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4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国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认为程建易与湖北恒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仍在延续错误。2011年12月21日上诉人与恒昌公司签订《合并协议》后，被上诉人承包的鄂Ａ×××**号出租车的所有权人就从恒昌公司变更登记为上诉人；该出租车营运所使用的经营权证也是政府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承包营运所必需的服务监督卡等证件均是上诉人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登记的是上诉人公司的名称；该出租车的车身标识、顶灯以及出租车发票均显示的是上诉人公司名称；恒昌公司对该出租车已不具有行政许可的经营权，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注销。并且，在2013年更新车辆时，上诉人公司出资置换购买了新的出租车（车牌号鄂Ａ×××**,即上诉人起诉要求返还的出租车），新的出租车的所有权人登记为上诉人公司，经营权及相关证件、手续等均为上诉人公司。基于以上事实，上诉人认为，2011年12月21日的《合并协议》签订后，车辆所有权、行政许可的出租车经营权及车辆营运的相关证件、标识等均为上诉人公司，只有上诉人才有权依法对外发包车辆，因此也只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只是未形成书面形式；而恒昌公司此时对所涉出租车不具有行政许可的经营权，并注销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合并协议》签订履行后，恒昌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实际上依法已经终止。另外，2011年12月21日上诉人与恒昌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是上诉人与恒昌公司之间内部的利益分配，只规范签订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能以此认定出租车经营合同的主体仍为被上诉人和恒昌公司，否则，既不符合现有事实，也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律规定。因此，一审裁定认为被上诉人与恒昌公司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仍在延续、合同主体并未变更为上诉人公司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2018年6月8日及同月26日，上诉人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先后签订的《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关于上诉人公司收购恒昌公司股权及资产的约定，并不涉及到与被上诉人之间出租车经营合同的认定，也不涉及到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因为，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早在2011年的《合并协议》签订后，恒昌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出租出经营合同关系就己实际终止，被上诉人与国兴公司建立了新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国兴公司受让恒昌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况且，在一审中恒昌公司已向法庭书面表示认可国兴公司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忽略既有事实，对行政许可的出租车经营权及资质认识不足，错误的认定不具有出租车经营权及资质的恒昌公司与被上诉人仍存在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而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事实上及法律上早己形成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关系却视而不见，从而作出了上诉人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驳回起诉的错误结论。为此，上诉人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上诉。程建易辩称，我方与国兴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和经济往来，仅仅因为合并协议我们借用了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与国兴公司无关，我们交费也是向恒昌公司交费，没有向国兴交费，我们与恒昌有关，恒昌与国兴有关，不能认定我们与国兴有关，我们与国兴没有任何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国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国兴公司与程建易关于车牌号为鄂Ａ×××**出租车的承包关系已终止，判令程建易立即向国兴公司返还车辆（东风雪铁龙牌轿车，车牌为鄂Ａ×××**）及相关证件、设施设备；2、判令程建易向国兴公司支付拖欠的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共计87528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程建易赔偿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车辆之日止占用车辆给国兴公司造成的承包费损失（按照每月1550元计算）；4、判令程建易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国兴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令程建易向国兴公司支付拖欠的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共计127203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20日，恒昌公司与程建易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2011年12月21日，恒昌公司与国兴公司签订《合并协议》，将恒昌公司经营的32台出租汽车以挂籍形式合并到国兴公司，并按市政府相关规定更换车辆，根据该《合并协议》的约定，该32台出租车的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及全部经营收益仍归恒昌公司所有。2015年5月7日，恒昌公司向程建易收取2015年1-6月份管理费6624元。2018年6月8日及同月26日，国兴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先后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受让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持有的恒昌公司的100%股权，成为恒昌公司的股东，上述合同和协议约定恒昌公司对外所享有的债权债务及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国新公司享有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0月20日，恒昌公司与程建易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双方间的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因此成立，至2015年5月7日，恒昌公司仍向程建易收取2015年1-6月份管理费6624元，表明恒昌公司与程建易间的上述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仍在延续。在此期间，国兴公司虽与恒昌公司签订《合并协议》，将恒昌公司经营的32台出租汽车以挂籍形式合并到国兴公司，并按市政府相关规定更换车辆，但根据该《合并协议》的约定，该32台出租车的经营权、车辆所有权及全部经营收益仍归恒昌公司所有，且恒昌公司在签订《合并协议》后仍为独立法人，因此，上述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的主体并未因此由恒昌公司变更为国兴公司。2018年6月8日及同月26日，国兴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先后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受让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持有的恒昌公司的100%股权，成为恒昌公司的股东，上述合同和协议约定恒昌公司对外所享有的债权债务及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国新公司享有和承担，仅是恒昌公司的新、旧股东之间因转让股权所作的约定，效力并不及于第三人，并不等同于恒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将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国兴公司。因此，国兴公司受让恒昌公司的股权后，并不能成为本案所涉出租车经营合同关系的主体。综上所述，国兴公司作为恒昌公司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在恒昌公司未拒绝或怠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国兴公司无权就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国兴公司的起诉应于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国兴公司基于案涉《合并协议》、《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依法已实际享有恒昌公司对外的债权债务及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且恒昌公司已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表示国兴公司依约享有恒昌公司的所有债权，包括承包司机程建易拖欠恒昌公司的承包费，国兴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因此，一审以国兴公司无权就本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定驳回国兴公司的起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43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 焰审判员 蹇鹏飞审判员 裴 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游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