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1行终7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女，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代理人李顺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某某，男，197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系上诉人张某某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法定代表人张庆红，主任。委托代理人陈海洋，男。委托代理人周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土地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95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4月1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2017）政国土字第608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长沙县黄花镇华湘村41.6076公顷土地，作为长沙县（经开区）2016年度报国土资源部批准城市建设用地（三）（使用长沙市2016年报部计划指标）项目用地。张某某户房屋在征地红线范围内。2017年4月27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发布〔2017〕第24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7年11月24日和2018年10月10日，原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分别发布长县国土资征〔2017〕220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长县国土资实〔2018〕225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安置事务所进行调查后，于2020年8月6日对张某某户作出《拆迁、腾地通知书》，告知张某某户家庭成员1人，房屋建筑面积为304平方米，司法会审认定合法面积271.32平方米，补偿和补助金额为428420元，房屋拆迁期限为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拆，同时告知付款办法等事项。张某某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张某某请求撤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征地拆迁安置事务所对其所作的《拆迁、腾地通知书》，该通知书系对张某某户家庭成员信息、房屋面积、补偿和补助金额、房屋拆迁期限、付款办法等事项的事务性告知，属于征收拆迁过程中的一项程序性行政行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张某某没有约束力。张某某如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实施的征收拆迁行为不服，可以通过起诉后续的限期腾地决定寻求救济，张某某现起诉请求撤销《拆迁、腾地通知书》，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综上，张某某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张某某的起诉。张某某不服该裁定，上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赋予了上诉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关于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是否具有可诉性，不应当仅仅从其名称去判断，而是应当从其是否明确或者确定了上诉人的补偿安置利益、是否赋予上诉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去判断。第一，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虽然名称带有“通知书”的字眼，但是，其内容明确了上诉人户所获得的房屋补偿费、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搬迁补助费、室外设施包干补偿费、生产用房补偿费等补偿内容，因上诉人房屋系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登记申请书》，被上诉人提交的《长沙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均可以证实），却被按照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标准对上诉人进行补偿，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确定的补偿标准明显严重偏低。同时，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对上诉人家庭成员人数、房屋面积认定错误，未考虑上诉人房屋系临街房屋且可以用于经营的价值，遗漏了安置补助费用、院落空地的补偿费用等，这无疑影响到上诉人的补偿安置利益、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如果仅仅是事务性告知行为，以保障上诉人的知情权，那么，被上诉人也应当在告知上诉人补偿安置内容的基础上，同时告知上诉人提出异议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然而，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却没有告知上诉人这一权利。事实上，其确定的补偿费用是不允许上诉人提出任何异议并进行陈述、申辩的。因此，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并非仅仅系程序性、事务性告知行为，其确定的补偿费用影响到上诉人本应当获得的补偿安置利益，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中明确规定“自本通知送达之日7日内，必须将房屋拆除”，其中的“必须”二字明确赋予了上诉人必须将其房屋拆除的义务，也就是赋予了上诉人必须履行的义务，这无疑将影响到上诉人房屋能否继续正常居住或者生产经营使用，属于典型的可诉行政行为。因此，被诉《拆迁、腾地通知书》从本质上就是一份强制交出土地决定书、限期腾地决定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上诉人具有一定约束力，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湘8601行初954号行政裁定，指令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答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六十九条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拆迁、腾地通知书》告知被答辩人户家庭成员信息、拆迁房屋面积、拆迁补偿和补助金额、拆迁期限和付款办法等事项，该通知书的送达仅为告知行为，系限期腾地决定书送达之前的中间性、过程性行为，并不对被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一审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裁定。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作出《拆迁、腾地通知书》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经二审询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陈述在被上诉人作出涉案《拆迁、腾地通知书》后，该项目征收部门已对上诉人户作出限期腾地决定。涉案通知书实际系在作出限期腾地决定前对上诉人户家庭成员信息、房屋面积、补偿和补助金额、房屋拆迁期限、付款办法等事项的事务性告知，属于征收拆迁过程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张某某如对征收拆迁补偿行为不服，可以通过起诉限期腾地决定主张权利。综上，被上诉人作出涉案通知书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廖国娟审判员  刘 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杨 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