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0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8年9月23日出生，无职业，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系张某1女儿），住山西省晋中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女，1962年6月13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吉林领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马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4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被上诉人马某（于2020年11月26日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马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张某1认为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属程序违法。本案为撤销权诉讼与民间借贷诉讼并列的两个案由，不能合并审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管辖权应当在张某1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请求为偿还借款7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其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而马某于2019年12月18日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双方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其法律关系为撤销权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三、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之规定，本案应为并列的两个案由，不能合并审理。张某1分别向一审法院和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均被裁定驳回，但张某1认为，本案应确定为撤销权之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马某增加的诉讼请求“撤销2015年8月1日的《还款合同》”应当由张某1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显然没有管辖权，故本案为撤销权诉讼与民间借贷诉讼并列的两个案由，不能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在没有管辖权，事实没有进行论证的情况下，就主观认定马某增加的诉讼请求“撤销双方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予以撤销，实属无稽之谈，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马某起诉所提供的1200万元的借据是将借款期限一年私自涂改成五年，是无效证据。一审法院对其认定为有诉讼时效，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马某于2019年7月将2013年3月27日的1200万元的借条，至今已有7年的无效证据又拿来起诉，在此之前2015年就伪造了400万元的借条进行了虚假诉讼被相关法院撤销，而且马某的陈述和之前虚假诉讼在一审法院调解时所述，相互矛盾，混淆事实，难以自圆其说，现在马某又将1200万元的借条私自涂改，将借款期限一年改为五年，太不符合常理，违反了诚实信用的相关法律规定。在一审庭审时马某也认可是自己私自涂改，且没有张某1的认可和按捺手印。改动处明显用的不是同一个笔，笔的粗细很明显属事后涂改，如果借条被改动，若是涉及借款合同约定的实质性问题，那么应该在改动处加盖印章后按捺手印，以证明改动有效，否则，改动的借条视为无效。在随意修改借条信息的情况下，所持的所谓借条没有法律效力。借条并不是因为书写错误进行修改的，属于捏造事实，还要进行处罚。多种事实及证据证明，马某又在捏造事实，而一审法院又被马某再次蒙蔽，又因马某曾是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故有情分所在和明显故意偏袒，张某1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公正根据法律规定审理，而是主观臆断的人情案。三、一审法院认定“1200万元的借据有诉讼时效”没有证据支撑，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是“2015年8月1日的借条被撤销后，2013年3月27日的借条就生效了，所以就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的此认定无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张某1认为，2015年8月1日的《还款协议》的事实本身就不存在，已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现马某又拿上无效的《还款协议》作为证据要求撤销，纯属藐视滥用法律，视法律于儿戏。四、一审法院认定撤销2015年8月1日的《还款协议》，其认定的依据本身无效，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2015年8月1日400万元的《还款协议》，马某只提供了复印件，没有原件。是马某在本案增加的诉讼请求，其法律关系为撤销权之诉，本案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也不能于本案共同审理，而且此400万元的《还款协议》没有事实存在，此事实已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再1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虚假诉讼被撤销，是无效的借条，而马某又再次欺骗法院，将已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的事实与虚假的借条在本案件为证据使用，并要求撤销该400万元的《还款协议》，利用自己是法官的便利，玩弄于法律，进而侵害张某1的权益。因为在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虚假诉讼的撤销案中，马某既是虚假诉讼的制造者，也是虚假诉讼的受益者，马某通过虚假诉讼将张某1及前妻苏海仙的共有财产被法院拍卖，至今拍卖款项也未交回法院，而马某将无效的借条再次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如果不能和原件核对，就不能认定为证据。故一审法院在以上事实的情况下撤销了2015年8月1日的400万元《还款协议》，进而采信了1200万元被马某私自涂改的借条，认定为有诉讼时效，着实让人无法理解，明显故意偏袒马某，有失公平，损害了张某1的权益。五、一审法院在调取证人证言时也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传唤当事人到场，并且有导向性的向证人进行提问，证人也没有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所谓的证人都是马某的会计、法定代表人等，是和马某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而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实属故意偏袒，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综上所述，马某在本案起诉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如果双方之间还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5年8月12日马某和张某1调解时就直接拿此1200万元的借条起诉就可以，为何编造个400万元的还款协议，张某1只借马某300万元，已经还清借马某的款项。至于马某说借给张某1500万元，只是马某自认，至于承包煤矿销售协议所预付的500万元，其用途是煤款，并非张某1个人借款，也没有将500万元的借款支付给张某1的证据或凭证作支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故根据马某的诉讼请求中所提供的两个重要证据，第一，400万元《还款协议》无原件，无事实存在。第二，1200万元的借条被涂改。至于其他证据仅仅是曾经过往，而且全部失效，没有证明力。马某的目的和用意请二审法院斟酌，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维护张某1的合法权益。马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张某1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张某1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无管辖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是民间借贷案件，吉林市船营区是马某的住所地，无论是按民事诉讼法，还是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具有合法的管辖权。虽然马某提出撤销是恢复到原来的借条状态，真正的诉争法律关系还是民间借货诉讼，而不是撤销权之诉。且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已经吉林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终审。一审的案由正确。因此张某1就管辖问题上诉是恶意缠诉行为，张某1的此点理由不成立。二、张某1认为1200万元借条有涂改而无效的法律依据错误。2013年3月27日借条的1200万元内容真实，有往来流水为凭，且数额经过双方确认，双方均在借据上签字、按手印。张某1所谓的“涂改把一年改为五年”。这个内容不影响借据的实质内容和借条的法律效力。且上述关于时间的涂改也不能认定是马某“私自涂改，或有恶意涂改”，借据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不存在捏造借款事实的问题。且马某于2015年就向张某1主张权利，并在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张某1偿还借款。后来双方一直因欠款、还款之事在诉讼中，直到2019年7月2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这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时效。2019年7月24日又重新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除外”的规定。马某原来起诉金额是400万元，但从来没有表示放弃剩余的300万元，现起诉7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判决正确。张某1在向一审法院举出的第一份证据也是2013年3月27日的欠据，内容也是张某1欠马某1200万元的内容，就算按张某1的这个欠据，本案也不超过诉讼时效，欠据金额也是1200万元，本着举轻明重的原则，本案的债务金额和内容是合法有效的。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虽然认为2015年8月1日的借条是为了还债，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但是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否认本案张某1与马某之间借贷关系存在，且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还指出双方的债权债务马某可以另行起诉。因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说2015年8月1日借条内容不真实，但是判决书主文并没有直接否认其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撤销该协议的事实是：该协议的形成是在张某1隐瞒其承包的窑头煤矿被东山煤矿高价近7000万元收购的事实，欺骗马某无钱偿还借款的情况下签订的。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予以撤销。据此，一审判决正确。四、本案是从2007年马某因向张某1承包的投资煤矿款500万元后，因各种原因不能合作，双方经过协商张某1同意由其本人对马某的投资承担还款责任。双方于2008年以后张某1又多次向马某借款，后来张某1与马某一致同意把债务一并结算，并最终形成了有偿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2008年开始张某1就向马某出具各种借据或借款协议等，一直持续到2015年。其间，张某1还款大约500万元，最终剩余债务约700万元，因张某1一直拒不偿还，故而起诉。对于上述事实马某在一审期间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完全能够证明本案民间借贷发生的全部过程，尤其是打款到张某1的时间、金额，张某1还款的数额，双方对利息计算的方法，以及最终得出1200万元的依据等。相反，张某1承认欠款事实，只不过提出“款项数额不对，且已经偿还的抗辩”。但是却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五、关于张某1对一审法院调取未出庭证人的询问笔录，并以证人未出庭、未到场为由认为没有按法律规定办理，认为不应采信该证人证言。一审法院根据马某的申请依法调取了三个证人笔录。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并非不出庭就一律不合法，民事诉讼法有例外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有正当理由，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不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法官询问证人后，因证人远在山东青岛，路途遥远，允许其不出庭作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一审判决采信该证人证言是合法的。综上，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张某1的所有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马某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彰显司法公正，维护马某的合法权益。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马某与张某1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还款合同》；2.判令张某1偿还借款人民币700万元，利息按10%年息计算，自2013年3月27日开始至全部付清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某通过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经理王磊介绍与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经理张某1相识。2007年1月21日，张某1与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赵伟华签订《承包煤矿销售权协议》，协议约定：张某1同意由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承包上述煤矿销售权，期限为一年；承包预付费用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分两期付清。赵伟华为担保人。协议上有张某1、王磊及赵伟华的签名，和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太原市万柏林区华运仓储站的印章。2007年1月30日，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以汇票方式转付给仓储站。随后，仓储站经理赵伟华又将该款支付给张某1。由于张某1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煤矿销售权协议。经马某、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经理王磊、张某1协议，将500万元变更为张某1和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个人借款。2008年1月30日，马某与张某1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马某借给张某1800万元，张某1同意将105万元原借款立即返还。原所有借款协议立即失效。2008年11月27日，马某与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签订借款协议，担保人为张某1，协议约定：马某借给张某11115万元借款（本金905万元），并约定利息及煤矿经营方式。2009年12月，张某1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借款1280万元。2010年12月13日，张某1偿还利息100万元。2013年3月27日，马某与张某1重新签订借据，载明：张某1向马某借1200万元整，原借款合同立即失效。2013年8月6日，张某1还款500万元，其中205万元为借款本金，295万元为利息。张某1尚欠马某本金700万元至今。又查明：2013年12月1日，马某与张某1签订400万元借条一份，载明：张某1用自有三处房屋作为抵押。2015年8月1日，马某与张某1签订还款合同。2015年8月3日，马某出具说明一份，载明：马某与张某1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借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张某1所有房屋不被第三方扣押。2015年8月12日，马某持2015年8月1日双方签订的借条到一审法院起诉张某1。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3日主持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张某1欠原告马某借款人民币400万元，于2015年8月31日前给付；二、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原告马某负担。2018年2月6日，张某1前妻苏海仙起诉马某、张某1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吉0204民撤1号民事判决：驳回苏海仙的诉讼请求。苏海仙不服上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吉02民终160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海仙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吉民再143号民事判决：撤销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2民终1606号民事判决、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8）吉0204民撤1号民事判决及（2015）船民一初字第1360号民事调解书。马某于2019年7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8月22日，张某1提出管辖异议。2019年9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张某1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张某1对此裁定不服，上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30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2民辖终71号民事裁定书，维持原裁定。2019年12月30日，因马某变更诉讼请求，张某1再次提出管辖异议。2020年1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张某1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张某1对此不服，再次上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3月27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02民辖终19号民事裁定书，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立案后，马某申请法院调取张某1的煤矿征收合同。2019年12月7日，法院调取该合同显示，张某1于2009年11月15日与东山煤矿签订兼并重组协议，东山煤矿以6326万元收购了窑头煤矿。由此，马某得知张某1此前一直隐瞒转让煤矿，取得巨额转让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一、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马某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本案中，虽然马某、张某1双方于2013年3月27日所签的借据中约定借期一年，但在诉讼时效期间内，2015年8月1日，马某、张某1双方就借款中的400万元签署了借据，约定了还款时间。并且马某于2015年8月12日，已经对该部分400万元债权起诉了张某1，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马某的起诉致使400万元债权自2015年8月12日起诉讼时效中断，同时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300万元债权。该案于2015年8月13日调解结案后，一直在法院申请执行中。2018年2月6日，苏海仙起诉马某、张某1第三人撤销之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再审判决之日止，马某没有放弃该债权。因此，2019年7月24日马某再次起诉张某1时，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张某1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马某、张某1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还款合同》应予撤销。2015年8月1日，马某在张某1表示没有其他财产，只有两套房产可以还债的情况下，与张某1签订的400万元《还款合同》。2019年7月24日，马某再次起诉张某1后，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张某1的煤矿征收合同后马某才发现，张某1早在2009年11月15日，就与东山煤矿签订兼并重组协议，东山煤矿以6326万元收购了张某1的窑头煤矿。张某1已经获得巨额转让款，而并非没有资产还债。马某于2015年8月1日与其签订的400万元《还款合同》是在被张某1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使马某遭受巨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马某有权主张撤销《还款合同》，马某的主张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马某、张某1于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借据》真实、合法有效，张某1应当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张某1于2006年拍卖取得窑头煤矿的整体产权和生产经营权后，与马某参股的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煤矿销售权协议》，承包预付费用800万元，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实际履行500万元（该款由马某出借），后马某又出借给张某1405万元，因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注销，其投资款转由马某清收。2013年3月27日，张某1给马某出具借据。马某有出借能力，且提供了付款凭证。马某陈述的借款形成经过，符合逻辑和常理，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张某1虽然只承认借款300万元，但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协议、借据相矛盾，其提交的借款合同、协议、借据与马某提交的相一致。该证据证明张某1向马某借款的事实存在，已经构成张某1的自认；马某与张某1于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借据》虽然将借款利息计入本金，但并不违法，也不存在借款金额虚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因2015年8月1日所签还款合同被撤销，应当恢复2013年3月27日的借据效力。该借据中借款本息合计1200万元，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2013年8月6日偿还的500万元，余款70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按10%年息计算，故马某请求给付借款700万元及自2013年3月27日开始至全部付清为止利息损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张某1举证借款合同、协议、借据与马某所举借款证据相一致，张某1主张借款已经结清，但没有提供《借据》中借款1200万元全部还清的证据，仅有偿还500万元的证据（马某提供的）；张某1主张马某只履行300万元出借义务，但未提交充分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应由张某1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对张某1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某1主张已经偿还马某欠款500万元，全部偿还完毕，与事实明显不符，根据马某所举证据，张某1实际偿还马某600万元，且如果全部偿还完毕，张某1不可能又数次与马某签订《还款合同》等，张某1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其主张不欠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张某1偿还马某的600万元，是先偿还的借款利息395万元，余款205万元偿还的借款本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案中张某1偿还马某600万元时，均欠付马某借款利息和本金，据此马某主张张某1所还600万元应当抵付借款利息395万元，余款205万元抵付借款本金，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马某诉张某1民间借贷案，其举证的证据与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马某合理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作出判决：一、撤销马某与张某1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还款合同》；二、张某1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马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700万元为基数，利息自2013年3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0%计算）。案件受理费60,8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3,300元，由张某1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张某1向本院提供了执行异议书（调取于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8吉02**执异45号卷宗）一份，证明马某最晚在2018年7月30日就知晓张某1在太原市东山煤矿尚有几千万元债权，不存在欺诈，并且撤销权之诉的一年时效已过。马某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代理人的审查，这是执行异议书，在执行异议当中对令狐代勋的执行情况提出的异议，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明知张某1一方具有几千万元债权，也没有举出证据，所以这仅仅是就马某自己保护自身的债权而作出的一种猜测。马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留存于中国银行李沧振华路支行的银行汇票及凭证7张，证明：2007年1月29日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汇给太原市万柏林区华运仓储站500万元，也就是马某履行了当年煤炭承包合同的内容向张某1一方支付了500万元煤炭承包款；证据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专邮3页，证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再143号案件张某1一方是在2019年7月12日收到的判决，马某一方是2019年7月10日收到的判决，马某是在2019年7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证据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一份，证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再14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张某1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全部是复印件都看不清楚，而且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与太原市万柏林区华运仓储站之间经济往来与张某1本身并无瓜葛，这是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这份证据无法证明对张某1尽到了所谓出借义务；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对张某1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马某提供的证据一来源于中国银行李沧振华路支行，加盖了该行印章，结合一审中马某提供的张某1签署姓名的500万元收款收据复印件（二审中提供原件进行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三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出具入账时间为2007年1月30日并加盖该矿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收据内容为：交款单位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收款方式为汇票、金额500万元、用途等。财会主管处签署有张某1姓名。2007年8月10日，马某在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一营业网点提取现金100万元，将该100万元交给张某1；2007年8月15日，马某在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一营业网点提取现金101万元，将该101万元连同家里存放的4万元现金，马某当日共交付给张某1105万元现金；2007年8月20日，马某在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一营业网点提取现金200万元，将该200万元交给张某1。上述405万元中有300万元为履行2007年1月21日签订的承包煤矿销售权协议而交付的款项，另105万元为张某1借款。针对上述交付的本金共计905万元，马某与张某1于2008年1月30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偿还款时间及利息标准，其中800万元按年利率25%计算利息，立即返还的105万元如延期按年利率30%计算利息。2013年3月27日借据中1200万元，马某称1200万元包含本金905万元及利息295万元，295万元利息为借款本金905万元自借款发生之日起至2013年3月27日止，低于年利率5%标准计算后放弃部分数额保留的整数。而张某1称该1200万元为前期借款300万元及其答应给马某的分红和补偿，每年加上利息累计起来换的（注：借）条。马某认可2013年8月6日张某1还款500万元中有前述1200万元借条中的利息295万元，余款205万元为偿还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及自2013年3月27日起算的利息。张某1称该500万元为双方协商将所有账目清账而支付的还款，还清借款后张某1向马某要借据，马某一直推迟，也就不了了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再143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7月10日签收该判决。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管辖问题已经由一、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审理并作出民事裁定书确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为履行与张某1（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太原市万柏林区华运仓储站承包煤矿销售权协议，于2007年1月30日支付500万元事实清楚，马某在二审中提供了在中国银行李沧振华路支行留存的银行汇票、转账支票等往来凭证，还补强提交了张某1（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出具的收据原件（一审时马某提交复印件），张某1在二审庭审中否认收据上其姓名为其本人书写，并认为公章不清楚而口头申请鉴定，本院当庭限期提供书面的鉴定申请，但其在限期内未提交书面正式的鉴定申请，应视为其放弃申请鉴定的权利，本院对该500万元款项交付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马某向本院详细说明了此后向张某1交付405万元现金的经过，并提供了取款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马某与张某1于2008年1月30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8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至山西省政府下发同意张某1增加30万吨产量批文之日止及利息标准，另有105万元立即偿还。该借款协议确认了履行承包煤矿销售权协议的款项已转化为张某1向马某的借款本金905万元。张某1本人虽只认可该协议中款项仅收到300万元，但对于300万元交付的详细经过以时间久远其记不清了为由拒绝向本院说明，而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又称借款协议中800万元为履行承包煤矿销售权协议的500万元款项加上300万元。2008年11月27日，马某与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担保人张某1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数额1115万元及利息标准，马某说明了款项构成，张某1称出于对马某的感激，每年要换借条，其作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的负责人签字盖章。该借款协议系双方对借款数额的确认。2009年12月张某1又向马某出具收到借款1280万元的收条，马某亦说明了该收条中款项的构成，而张某1称收条是马某书写，其本人签字，到期一年一换的（注：借或收）条，故通过该收条可以认定张某1对其向马某借款再次予以确认，并将借款人重新确认为张某1。2010年12月13日，张某1还款100万元，但未明确约定是偿还本金还是利息，张某1虽称为偿还其与马某的糊涂账借款300万元的本金，但其于2013年3月27日与马某又签署借据，确认借款1200万元，并注明为原太原东山煤矿投资款。马某说明了借据中数额的形成包含本金905万元及利息295万元，而张某1对借据中数额构成未予明确说明，只是称为借款300万元和其答应给马某的分红及补偿，马某每年加上利息累计起来每年换的条。通过该借据数额的说明，双方均未提出扣减已偿还100万元借款本金，故应认定偿还100万元为偿还利息。马某称其经张某1同意将借期一年更改为五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而张某1持有的借据中未更改，故一审判决认定借据约定的借期为一年并无不当之处。2013年8月6日张某1还款500万元，其称与马某协商以还款500万元全部清账，而马某予以否认，张某1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支付500万元后与马某间债权债务即终止，故对张某1的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还款500万元后尚欠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及相应利息。马某与张某1均认可双方于2015年8月1日签署的400万元还款合同与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日的400万元借条用途相同，以借条为主要证据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已经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再143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该判决亦认定为保全张某1的房屋，从而间接保护马某的债权而签订该虚假借条，调解书侵害了苏海仙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共有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该生效判决的确认上述借条与还款合同均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该判决并未明确确认张某1与马某间不存在真实的超过借条数额（4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经本案审理能够确认张某1尚欠马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相应利息，马某于2019年7月10日收到上述民事判决，知晓其主张400万元债权诉讼形成的民事调解书因侵害案外人权益已被撤销，而提起本案诉讼，结合张某1认可马某每年均要求其将本金与利息累计换条的事实，马某以400万元借条及还款合同保护其债权的目的已丧失，故马某在本案中主张撤销2015年8月1日签署的400万元还款合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内容并不矛盾。马某一直在积极主张本案相关债权，相关联诉讼于2015年8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起，直至2019年7月才有最终结果，民事调解书被撤销，马某于2019年7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马某主张张某1偿还款项中已偿还的借款利息及马某起诉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保护上限。因青岛锡微物资有限公司已注销，一审法院以向原公司法定代表人询问的方式调查核实该公司对张某1（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窑头煤矿）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马某的真实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等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800元，由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卢佳欢审判员 任宝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马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