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0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男，1974年7月24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男，195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1944年9月21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男，195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男，1974年7月26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男，1974年3月28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2，女，1970年12月19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原告于恒昌诉被告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豪时公司）、第三人朱某、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吉林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于恒昌提出上诉。经本院终审判决，于恒昌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过程中，于恒昌撤回对平安保险吉林分公司的起诉，追加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吉林中心支公司）为第三人，同时撤回对新豪时公司的起诉。本院再审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中，于恒昌将第三人朱某、平安保险吉林中心支公司变更为被告。诉讼中，于恒昌死亡，其继承人于某、徐某作为原告继续参加诉讼，后撤回了对平安保险吉林中心支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19）吉0202民初758号民事判决。于某、徐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某1返还1.2万股股权的套现款和股息红利（暂定82万元）；2.判令何某2承担侵权连带责任。二审中，于某、徐某再次确认不要求朱某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2000年，何某1所在公司有认购股权任务，每股1.76元，股权利益全部归实际出资人所有。当时何某1没有钱投资，找朱某帮忙，朱某也没有钱，朱某就找到于恒昌等人。于恒昌当时知道是以何某1名义购买股权，并于2000年9月24日将24,640元交给朱某，朱某又转交给何某1。何某1知道该款是朱某筹集而来，并同意以其名义购买股权14,000股（后给朱某2000股）。公司派发红利后，何某1把红利交给朱某，朱某又转给于恒昌。于恒昌为挣钱冒着风险投资，也是帮何某1完成工作业绩和认购任务。六年后，何某1见股票升值有巨大经济利益，就以何某2和朱某离婚为由，未经于恒昌同意，把股权利益都霸占了。于恒昌多次找朱某了解股权情况，朱某向于恒昌披露，何某1和何某2恶意串通，以离婚为由不给股权利益，故何某1、何某2构成侵权。2010年于恒昌和赵传德以合同纠纷起诉，法院认为于恒昌等人与何某1夫妻没有合同关系。在赵传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而于恒昌于2016年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又否定了何某1的侵权行为。何某1作为持有证据的一方，故意隐瞒事实，于恒昌提供了案涉股权分红、套现款走向价位的证据，应予认定。二、朱某给何某210万元是为保全股权而支付。由于何某2不是股票实际持有人，无权保全股票，后朱某找何某2要求返还10万元时，何某2只返还了79,200元。何某1、何某2主张该款是退还的股本金，没有证据证明且疑点重重，不是事实。从常理来看，返股本金对朱某没有利益，对何某1、何某2有利益，所以朱某不可能同意返还股本金。现在投资风险已过，股票升值产生了巨大经济利益，何某1、何某2想办法将于恒昌的投资利益占为己有，存在欺诈和恶意串通，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了于恒昌的合法利益。三、何某1知道并同意朱某筹集第三人的投资款购买股权。于恒昌是实际出资人，何某1是名义股东，何某1将款项交给公司购买股权后，转买股权的合同终止，当事人之间互相都再没有委托关系，朱某和何某1有义务向于恒昌报告委托事务结果，之后形成于恒昌作为买受人和公司作为出卖人的股权投资关系。于恒昌的股权利益由何某1代转，并不在朱某处，故与朱某没有关系。何某1明知股本金是朱某筹集他人出资款而来，其可以找朱某了解实际出资人情况后，直接把股权利益转给于恒昌，这也是何某1的工作职责。何某2与朱某之间的争议和离婚，与本案无关，不能因此损害于恒昌的权益。四、解除合同和强行购买是两回事。何某1明知案涉股权出资款系朱某向第三人筹集而来，股权利益实际归属于出资人，却未经出资人同意，强行霸占，构成侵权。股权套现是公司委托何某1把股权利益转给实际出资人，何某1要解除转股权利益关系，应去找公司，而不能把于恒昌的股权利益直接占为己有，强行退还股本金。何某2知道是于恒昌投资购买案涉股权，对其弟何某1的侵权行为不仅不制止，反而替何某1辩解，妨碍司法公正。朱某披露了何某1的侵权事实，故于恒昌可以行使朱某对何某1的权利。于恒昌和赵传德一同投资，赵传德案的二审认为可向被告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故于恒昌起诉何某1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予支持。何某1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何某2、朱某未答辩。于某、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某1返还14,000股股权的套现款921,340元及该股权自2005年至2015年的分红款49,980元；2.判令何某2承担侵权连带责任；3.判令朱某承担没有履行好受托人义务的责任（后表示不追究朱某的责任）；4.诉讼费等一切损失由何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某2为何某1之姐，朱某与何某2曾为夫妻关系，于恒昌是朱某的姨父。2000年9月24日，朱某收到于恒昌现金24,640元，用途为通过何某1代购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每股1.76元，共计14,000股（本案所谓的股票即“平安员工投资集合”，也被称为“平安职工合股基金”，何某1时任平安保险公司经理，当时只有平安保险公司的高管、经理等有权认购）。朱某向于恒昌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于恒昌现金24,640元，通过何某1代购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每股1.76元），共计14,000股，并约定朱某于春节前偿还于恒昌欠款2520元后，其中2000股归朱某所有。朱某于2001年春节前向于恒昌偿还了欠款2520元，于恒昌将其中2000股转给朱某。2000年9月25日，朱某交给何某133,440元（包括于恒昌的资金24,640元，其余为他人资金），由何某1代购平安保险公司的原始股票，每股1.76元，于恒昌有14,000股，其他人有5000股，共19,000股。何某1于2000年9月25日向朱某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现金33,440元，用途为代购平安保险公司19,000股的原始股，股权全归朱某所有。朱某已向于恒昌告知，股票系从何某1处购买。朱某称，给何某1钱时，向其说明是其亲属购买的，未说明具体是谁。何某1、何某2均称，朱某给他钱时说股票是给其父母买的。于恒昌与何某1当时就购买股票问题没有直接接触。2001年5月29日，新豪时公司向何某1发放股份编号为0000022237号的股份成员证一张。2001年至2004年何某1将新豪时公司派发的红利通过朱某转给于恒昌，分红情况为：2001年1080元、2002年1440元、2003年1920元、2004年2160元。2005年4月4日，何某2与朱某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朱某承诺在2006年12月30日前给何某210万元，如没有履行承诺，何某2可以在2006年12月30日后自由支配朱某在平安保险公司的所有股票，共45,000股原始股（每股1.76元，股票价值79,200元）。2005年起何某1表示，其与朱某不再是亲属关系，不想再冒风险，要将股权本金向朱某返还，朱某表示拒绝，后何某1将股权本金79,200元（该款为45,000股的股票本金，除包含于恒昌的资金外，另有其他人的资金）交给何某2，何某2多次向朱某返还该款，均被拒绝，2008年10月30日，朱某将该款取回。平安保险公司设立员工收益所有权计划，由参与员工认缴员工投资集合资金并获得单位权益，而该投资集合分别通过新豪时公司及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投资于平安保险公司。新豪时公司由原深圳平安综合服务公司（平安职工合股基金）改制而来，该公司从平安保险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职能机构的员工处认购合股基金，并对员工股进行集中托管和入股资金投资运作。本案中的股票即为此合股基金，又被称为“平安员工投资集合”。平安保险公司的员工股管理办法，适用于新豪时公司。新豪时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因决议解散而注销。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2日作出（2019）吉0202民初758号民事裁定，责令何某1限期提供00000022237号新豪时公司股份成员证项下历年红利、套现款派发详细流水账。何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称年代久远，无法调取当初的证据，相关银行卡已经注销，超出银行可调取记录的年限，明确表示不能提交裁定书中要求提交的材料。案涉股权收益分减持套现和发放股息红利两部分。1.减持套现情况：2010年12月31日减持16.4409％，每股75.1453元；2011年6月14日减持1.3075％，每股64.1626元；2012年5月14日减持49.3509％，每股57.7393元；2012年5月25日减持32.9007％，每股58.2952元。至此全部减持完毕。2.派发红利情况：2010年中期每股派发红利0.135元、2010年度每股派发红利0.36元、2011年中期每股派发红利0.135元、2011年度每股派发红利0.225元。2012年1月9日于恒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何某1向其返还案涉股权12,000股自2005年至2009年股权红利款22,800元，朱某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2010）昌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驳回于恒昌的诉讼请求。于恒昌不服，提起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2日作出（2013）吉中民三终字第3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恒昌仍不服，申请再审，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2014）吉中民申字第72号民事裁定，驳回于恒昌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重复起诉问题。2012年1月9日，于恒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某1向其返还案涉股权12,000股自2005年至2009年的股息红利，朱某承担连带责任。本次起诉要求何某1向其返还案涉股权14,000股的股份套现款和股息红利，何某2承担侵权连带责任。本次诉讼中12,000股股权红利部分与2012年于恒昌所起诉的案件，诉讼请求基本相同，只是计算数额有所差异，当事人基本相同，均是请求判令何某1承担给付股权红利，虽然2012年的诉讼是要求朱某承担连带责任，本次诉讼是要求何某2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为何某1是否承担给付责任，两诉本质仍属同一诉讼，故于某、徐某要求何某1给付12,000股股权红利部分的诉讼请求，属重复起诉，应予驳回。本次诉讼虽比之前诉讼多要了2000股的红利，但2001年时于恒昌已将其中2000股转给了朱某，该部分收益与于恒昌无关，于某、徐某无权向何某1主张返还该部分股权收益。二、关于何某1是否将股权款退回给朱某的分析：何某1提供返还股票款的证据为一份由朱某出具、日期为2008年10月30日的收条，内容：“今收到何某2返还人民币柒万玖仟贰佰元整。”其他佐证为何某2的陈述。于恒昌亦陈述，听何某2说股权本金返给了朱某。对此朱某予以否认，称：“何某1未把股票本金向其返还，79,200元是其借给何某2的钱，还了一部分，与购买股票数额一致的原因是与何某2私下签订了一个协议，该协议是非法的，因何某2系何某1姐姐，为保全股权，当时其给了何某210万元，但何某2不是股票的合法持有人，无法保全股权，所以何某2还了一部分钱，给一部分的原因是何某2没有足够的钱。”何某2对朱某的说法予以否认，承认收到10万元，但称：“是离婚分割财产的钱，朱某打收条的钱是何某1退还的股票本金。”2005年4月4日，朱某与何某2签订离婚协议，协议载明：“朱某与何某2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朱某除拥有电视机、电脑、现住房外其余一切物品由何某2随意支配。双方离婚后，何某2需在最短时间内搬出现住房。朱某承诺在2006年12月30日前给何某210万元，如朱某没有履行承诺，何某2可以在2006年12月30日后自由支配在平安保险公司的所有股票（共45,000股原始股）。在2006年12月30日前平安股票（45,000股）的所有权和其所产生的所有效益等仍归朱某所有。如兑现了在2006年12月30日前给何某210万元，平安保险的所有股票的所有权以后仍归朱某所有。”对上述证据分析如下：何某2称是分割财产的钱，离婚协议中朱某拥有电视机、电脑、住房，朱某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何某210万元，逾期不给何某2可支配其股票，可以认定朱某在离婚时分割给何某2的财产是10万元。何某2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处置股票的内容，明显具有保证的性质。而朱某陈述给何某210万元是为了保全股票，10万元是给何某2的好处费，后发现何某2不能保全股票，返给其79,200元。朱某的说法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且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在（2012）昌民二初字第38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审判人员问朱某：“10万元与79,200元是否有包含关系，是否是两笔钱？”朱某回答：“这是两笔钱。”依通常语义理解，朱某给何某2的10万元与何某2返给朱某的79,200元不具有包含关系。此外，依一般人的处事方式，朱某拿着于恒昌等人的钱直接到何某1处购买股票，且知道所购的是何某1名下的员工内部股，为保住股票完全可以直接找何某1解决，没必要把钱交给已经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何某2，让其保全股权。且朱某先说是借给何某2的钱，后又说给钱希望何某2保住股票，又称79,200元为何某2偿还10万元中的一部分，何某2当时只有这么多，前后自相矛盾。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当认定何某1已将45,000股的本金79,200元通过何某2返还给了朱某。三、关于于恒昌与朱某、何某1的法律关系问题：朱某收到于恒昌用于购买案涉股权的本金，并将该款交给何某1，何某1虽否认认识于恒昌，但却知晓朱某所付钱款为其他人的投资，在股权产生红利后，其将红利交给朱某，由朱某再转给于恒昌，其与于恒昌形成事实上的转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内容为何某1代持案涉股权，于恒昌取得该股权的相关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何某1作为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2008年10月30日，何某1将股票本金返给朱某，委托关系即解除。四、关于何某1、何某2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2008年10月30日，于恒昌与何某1的转委托合同关系解除，此后案涉股权产生的收益与于恒昌无关。该股权收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股权套现款，套现开始于2010年，于恒昌对该部分收益不享有所有权，何某1取得该部分收益，不构成侵权。第二部分为股息红利，2005年至2009年的红利，如前所述，属重复起诉，不予支持；2009年之后的红利，于恒昌不享有所有权，何某1取得该部分收益，亦不构成侵权。故对于某、徐某以侵权为由，要求何某1向其返还案涉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何某2只是将何某1退还的股票本金转交给朱某，没有侵权行为，于某、徐某要求其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于某、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于恒昌将24,640元交予朱某后，朱某以自己的名义将款项交付何某1，委托何某1代购代持案涉股权，故何某1与朱某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何某1作为受托人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故自其将79,200元股本金（包含于恒昌的出资部分）通过何某2退还给朱某时，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解除，不再继续履行。虽然于恒昌知晓何某1代购代持股权的事实，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某1亦知晓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于恒昌。在何某1向朱某退还股本金，解除委托之前，于恒昌亦未直接向何某1主张过权利，故何某1向朱某行使合同解除权，退还股本金并无不当，该行为对于恒昌不构成侵权。因缺乏侵权基础事实，于某、徐某向何某2主张连带赔偿责任，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其他诉求，一审法院已阐述详尽，在此不再赘述。鉴于朱某已经实际收回案涉股本金，而于某、徐某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朱某承担责任，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于某、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于某、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建萍审判员  廖 卉审判员  赵翠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王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