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金州宇阳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法定代表人马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华君，辽宁王善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法定代表人张全学，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祥，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孙长强，男，197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金州宇阳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甘井子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孙长强、徐某原系宇阳公司员工，任驾驶员、押运员，负责运输工作。2018年3月24日9时许，孙长强与同事徐某到盘锦某公司送液化气。徐某开车进入厂区卸货，孙长强在外等待。卸完货后，徐某接到公司通知的到他处拉货的任务，便电话通知孙长强。孙长强接到通知后，走路前去与徐某和车辆汇合，途中摔倒受伤，当即被同事徐某、李某等人送往当地大洼骨科医院急诊，之后入院治疗，并于2018年4月11日出院，出院诊断：右胫骨平台骨折，右胫骨结节撕脱性骨折。2019年2月22日，孙长强向甘井子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并提供了住院病案、甘劳人仲案字（2018）第703号仲裁裁决书、徐某出具的《证明书》、孙长强妻子与宇阳公司工作人员李红茹的谈话书面文字材料等证据。甘井子人社局于2019年3月4日受理其申请。2019年3月6日，宇阳公司派遣工作人员王美秀向甘井子人社局提供其就上述仲裁裁决进行诉讼的起诉状等材料。当日，甘井子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并送达给孙长强。2019年9月9日，孙长强向甘井子人社局提供（2019）辽0211民初728号和（2019）辽02民终7108号民事判决书，甘井子人社局决定恢复工伤认定程序。2019年9月11日，甘井子人社局向宇阳公司送达《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通知其15日内提交证据。2019年9月24日，宇阳公司提交书面意见，主要意见与本案主张基本一致，并提交宇阳槽车行车日志等证据材料。2019年10月18日、10月29日，甘井子人社局对孙长强进行询问，了解事故发生情况，核实宇阳槽车行车日志记载情况。2019年10月22日，甘井子人社局对王美秀进行询问，核实宇阳公司提交的证据情况等，王美秀认可孙长强提供的《证明书》确为徐某书写，并认可上面载明的电话号码是徐某的联系电话，但不认可《证明书》的内容，调查人询问是否能够找到张柏权，王美秀称公司已经找不到张伯权，徐某离职后也没再联系。2019年10月28日，甘井子人社局向李某、徐某电话核实情况，二人在通过中均认可孙长强主张的受伤事实。2019年11月7日，甘井子人社局作出甘人社工伤认字第0419059号工伤认定决定，主要内容如前所述，并于2019年11月8日分别送达给宇阳公司及孙长强。另查，2018年11月13日，孙长强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与宇阳公司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8）第703号仲裁裁决：孙长强与宇阳公司在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3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宇阳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井子法院”），主张与孙长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6月26日，甘井子法院作出（2019）辽0211民初728号民事判决：宇阳公司与孙长强自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3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宇阳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辽02民终710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甘井子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管辖区域内发生的伤害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的职权。本案中，关于案涉工伤认定的执法程序，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被告甘井子人社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意见及证据材料。被告依法进行调查，与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取得生效法律文书、《证明书》、就医诊断材料、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并依法送达，程序合法。关于事故发生时是否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这三点，宇阳公司提出异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属于工伤的情形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包括开展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包括职工来往于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等；“工作原因”是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本案中，孙长强作为运输车司机，其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具有不固定性，在其履行运输职责的预备性工作时应当认定为工作时间，车辆所在地及来往于车辆之间的合理区域视为工作场所，履行工作需要的行为以及满足生理基本需求的生活行为应视为工作原因，孙长强在送货期间前往运输车途中摔倒受伤，满足条件，应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自2018年3月22日至24日，与徐某同车到盘锦送货的是张柏权，而非孙长强，并提供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宇阳槽车行车日志予以证明。但徐某出具的《证明书》明确说明事发当日系与孙长强同车送货以及孙长强摔伤的事实，甘井子人社局与徐某通话对书面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亦进行了核实，且在核实中，徐某明确称案涉事故发生后，公司曾让给其重新签写行车日志，张柏权是在孙长强出事后替班与其同车。结合孙长强提供的其妻子与宇阳公司工作人员李红茹的谈话内容书面材料、孙长强的就医诊断材料，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等材料，已经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能够相互印证，原告提供的宇阳槽车行车日志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链，甘井子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事实，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工伤认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连金州宇阳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宇阳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第三人自述于2018年3月24日受伤，但是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原审第三人驾驶危险品车辆当月所有的行车日志，从3月21日开始，就没有原审第三人驾驶该车辆的记录，与证人徐某搭档驾驶该车辆的是别人，行车日志是上诉人所有在外驾车人员考勤、发放工资的唯一依据，也是与下家客户结算的主要凭证，内容是真实可靠的，效力完全大于几个自然人的电话录音证据。更重要的是，在一审中上诉人还提供了2018年3月原审第三人的考勤记录，由原审第三人的配偶在考勤表上签字以此确认领取工资，该考勤表中已明确原审第三人出勤到当月21日，这应当是原审第三人自认的事实，其再主张3月24日受伤，与上诉人单位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只采信了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录音及证人证言，却无视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从而认定工伤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认定工伤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原审第三人属于工伤，而该条例规定的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才属于工伤，而原审第三人自己及证人所说并不是在工作地点，只是在去往车的路上自己走路不慎摔倒，根本不属于工伤。被上诉人甘井子人社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孙长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徐某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证明书》，称：“…2018年3月24号上午9:00左右我与孙长强到盘锦宝来送气，因工厂规定只能一人进厂，孙长强在外面等我。我送完气出来接到宇阳公司电话通知去抚顺拉货，我便通知孙长强在田庄台等我，我快到田庄台时，孙长强给我打电话说他在路上摔倒了，腿摔骨折不能动了，因单位还有一辆车在，我们三个人一同把孙长强送到了大洼骨科医院，…”根据甘井子人社局工作人员与李某的电话录音书面整理资料记载，李某称，“俺们（指其和孙长强）不是一辆车的，但是我们那天晚上在一起卸车”；对于孙长强受伤的经过，其称，“那个地方厂里不让进两个人只能进一个人，我们就在外面住宿。第二天上午好像是七八点钟八点左右就通知我记不清了，通知我周通知我们俩走的，然后通知接到电话以后我们俩就从旅店出来了，就走刚走到那走出去也就是500米五六百米这么样，他就摔倒了，当时起不来了。”根据孙长强提交给甘井子人社局的大洼骨科医院门诊病志显示，3月24日，孙长强“主诉：右膝部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1小时；现病史：该患者于1小时前走路时不慎摔倒伤及右膝部，伤后右膝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未经任何处置，今日来诊。”另查明，根据宇阳公司提交的考勤表显示，孙长强于2018年3月3日、10日、17日的考勤记录均为“休息”；而根据宇阳公司提交的行车日志显示，孙长强于2018年3月3日、10日、17日均有相应的行车日志。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的《证明书》，门诊病志，被上诉人甘井子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李某的电话录音书面整理资料，以及上诉人宇阳公司提交的考勤表和行车日志，在卷为凭，足资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从被上诉人在行政调查程序中收集的证据看，原审第三人的就医诊断材料，证人徐某的《证明书》，证人徐某和李某的电话录音证言，以及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其妻子与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书面材料等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原审第三人是在受上诉人指派外出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前往约定的运输车辆停车地点的途中摔倒受伤。正如原审法院所述，原审第三人作为运输车司机，其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具有不固定性。在其外出工作期间，因履行运输职责而从事预备性工作或者收尾性工作的时间，均应认定为其工作时间，运输车辆所在地及来往于运输车辆所在地之间的合理区域均视为其工作场所。从现有证据看，原审第三人前往约定的运输车辆停车地点，并非是在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而是在履行工作职责。被上诉人由此认定原审第三人在事发当日工作时受伤，并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妥。上诉人虽主张其没有指派原审第三人同证人徐某搭档驾驶车辆外出工作，并为此提交了考勤记录、行车日志等证据，但从现有证据看，证人徐某在被上诉人的行政调查程序中明确表示，案涉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曾让给其重新签写行车日志，故上诉人提交的自2018年3月22日至24日的行车日志无法证明系事发时的原始日志；至于上诉人提交的考勤记录，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且其关于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3月3日、10日、17日的考勤记录，明显与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3月3日、10日、17日的行车日志相互矛盾，即便有原审第三人妻子的签字，也无法证明其真实性。由此，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前述证据链，无法证明上诉人的前述主张成立。依照前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大连金州宇阳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黄月妍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