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3行终1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秀英，女，192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 委托代理人郭公献，山东多博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沂源县自然资源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23MB28565589，住所地：沂源县城健康路**。 法定代表人刘峰，局长。 负责人李岩，沂源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代文学，沂源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岳增叶，女，196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 委托代理人张垒，男，198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系被上诉人岳增叶之子。 上诉人唐秀英因诉被上诉人沂源县自然资源局房管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沂源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3行初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1年9月29日，原沂源县土地管理局为原告之子张爱平的住宅颁发农村集体用地宅基地使用证一份，院落南北狭长。1993年张爱平去世，王德兰（张爱平之妻）及其女张文文，与原告唐秀英（曾用名唐兆兰，张爱平之母）及其夫张中久（张爱平之父）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1993年7月7日沂源县人民法院作出（1993）源法南民初字第56号调解书，通过对遗产折价分割，确定张爱平宅基地上的房屋归王德兰和张文文所有。后经协调王德兰将其院落南界向北缩，东界向东延（房屋东面为空闲地）。1995年东北麻村村民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村集体所有土地被收归国有。1999年4月20日，王德兰将房屋以3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岳增叶、张道贵夫妇，在当时村干部岳洪柱等人见证下，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注明“房屋东首空闲地，住户可以种菜，不可建房”。2000年10月24日，在第三人岳增叶申请、东北麻村委出具证明的情况下，原沂源县房产管理局为第三人岳增叶办理本案所诉的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颁发淄博市房权证沂源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为岳增叶。房产平面图载明的房屋东西长14.76米，院落东西长26.06米、南北宽14.16米。院落东西比房屋东西长出的11.3米部分，即当时王德兰将院落东延、在房屋买卖协议中注明“房屋东首空闲地，住户可以种菜，不可建房”的部分。庭审中被告称10-00004186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平面图上，院落东线用单实线加两个点标注，说明未确定界线。原告诉称第三人房屋东面的土地属于原告丈夫祖上留下来的宅基地。原告对10-00004186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房产平面图载明的房屋及院落范围内的土地，未提交其享有合法所有权、使用权或者已取得合法规划、用地、施工许可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10-00004186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房产平面图上注明的土地范围，既包括原张爱平宅基地使用证上的部分土地，也包括房屋东面即王德兰将院落东延的部分土地（被告称平面图东线用单实线加两个点标注，说明未确定界线）。对于原张爱平宅基地使用证上的房屋及土地，已经通过（1993）源法南民初字第56号遗产继承纠纷调解书确认权属，原告现在不享有合法权益。对于房屋东面的部分土地，原告未提供其享有合法权益的任何证据。原告关于房屋东面的土地属于原告丈夫祖上留下来的宅基地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由此，被告为第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并颁发淄博市房权证沂源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唐秀英的起诉。 上诉人唐秀英上诉称：一、上诉人在祖上遗留的宅基地上建房遭到原审第三人阻拦形成争议，上诉人以侵权为由将第三人诉至沂源县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发现双方争议的土地被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房屋占用的土地范围之内，被上诉人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对上诉人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上诉人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系本案适格原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及土地(包括本案争议土地)原属上诉人夫妻二人所有，房屋由上诉人夫妇为儿子张爱平出资建设，1991年9月29日沂源县土地管理局为上诉人之子张爱平颁发了土地使用证，证书记载土地使用人为张爱平，房屋建筑面积68.3平方米，土地证四至一栏以及地籍图均清楚的载明张爱平房屋东至张中久(上诉人丈夫)土地，土地呈南北狭长，这就是当时的权属状况。上诉人儿子张爱平去世以后，儿媳王德兰将房屋转让给了原审第三人居住至今。当上诉人在东面土地上建房时遭到原审第三人阻拦，房子建设到屋面时被迫停工，原审第三人系受让的上诉人儿子张爱平的房屋及土地，原审第三人的不动产权利应限于张爱平原有的房屋和占地范围，但被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却超出了原有的用地范围，将东面原属于上诉人的土地也登记在了原审第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中，导致土地形状由原来的南北狭长变为东西长的现状，这一变化清楚的表明了被上诉人土地登记行政行为的错误。《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只要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即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并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阻拦上诉人在自家土地上建房构成侵权，但被上诉人却将上诉人用于建房的土地登记在了原审第三人名下。我国实行的是“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房地一体制度，被上诉人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不但将直接导致上诉人丧失土地权利，还将直接影响上诉人建房的合法性以及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的侵权是否成立，这将会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被上诉人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系被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符合“具有利害关系”的要件，至于是否事实上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属于原告资格的审查范畴，而是实体审查的范畴。一审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是错误的。二、本案是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不是确权之诉，审查重点应是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原审法院却把审查重点放在上诉人对争议土地是否享有实体权利上，并以上诉人对争议土地不享有实体权利为由否定了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提交了张爱平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证书显示东面就是上诉人丈夫张中久的土地，还提交了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侵权诉讼一案的裁定书，这足以证明了上诉人与被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定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沂源县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上诉人与答辩人的颁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答辩人的颁证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如认为答辩人为原审第三人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与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才能符合起诉的条件。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和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答辩人为原审第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据此,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上诉人唐秀英的起诉,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为岳增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该房产登记由岳增叶提出申请,提供沂源县南麻镇东北麻村出具的岳增叶的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证明,经答辩人工作人员现场实地调查房屋位置、坐落、房屋状况、土地使用权情况、房屋毗连情况等基本事实,实地丈量测绘房屋土地面积,绘制房屋平面图,取得颁证基础资料,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淄博市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和当时的房屋登记管理政策之规定,依法为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据此,答辩人的颁证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岳增叶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1991年9月29日，原沂源县土地管理局为上诉人唐秀英之子张爱平的住宅颁发农村集体用地宅基地使用证一份，该证在备注中标明：该宗地超限额332㎡，以后必须服从村镇统一规划。现该证已被注销。1993年张爱平去世，王德兰（张爱平之妻）及其女张文文，与上诉人唐秀英（曾用名唐兆兰，张爱平之母）及其夫张中久（张爱平之父）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1993年7月7日沂源县人民法院作出（1993）源法南民初字第56号调解书，通过对遗产折价分割，确定王德兰与张爱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瓦房三间归王德兰和张文文所有。1995年东北麻村村民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村集体所有土地被收归国有。1999年4月20日，王德兰将房屋以3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岳增叶、张道贵夫妇，在当时村干部岳洪柱等人见证下，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加盖了村委公章，协议约定“房屋作价30000元卖给本村张道贵（岳增叶丈夫），住房东首为闲场，住户可以种菜，不可建房”。2000年10月24日，在第三人岳增叶申请、东北麻村委出具证明的情况下，原沂源县房产管理局为第三人岳增叶办理本案所诉的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颁发淄博市房权证沂源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为岳增叶。2002年11月11日，沂源县人民政府为岳增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所附宅基地宗地籍图中标明土地使用面积为东西14米，南北14米，土地使用面积为196㎡。原沂源县房产管理局为岳增叶颁发的房产证中，附图房产平面图载明的房产状况为：房屋东西长14.76米，南北宽6.43米。平面图标注的土地范围南北宽14.16米，东西长26.06米，东线用单实线加两个点标注，包括1999年4月20日王德兰与岳增叶丈夫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的住房东首的闲场土地，即比房屋东西长出的11.3×14.16米部分。该闲场土地岳增叶原是按照协议种菜，后在2008年之前上诉人唐秀英在此进行了房屋建设，因岳增叶阻拦，房屋未建设完整，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关于涉案当事人争议的“闲场土地”，一审庭审中沂源县自然资源局陈述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产平面图上，院落东线用单实线加两个点标注，说明未确定界线。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沂源县自然资源局陈述房屋所有权证书仅是对房屋权属的确认，确认的是房屋建筑面积，房产平面图上标注的土地范围不作为土地确权依据，土地权属应以土地权属证书予以确认，涉案争议的闲场土地属于村内空闲地，并没有设定土地使用权。上诉人唐秀英主张涉案当事人争议的闲场土地系其丈夫祖上留下来的宅基地，但其未提交其享有合法土地使用权或者已取得合法规划、用地、施工许可等证据。二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提交了其1991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2008年的土地地籍调查表，并不包括涉案“闲场”土地。上诉人认为沂源县自然资源局在岳增叶的房产平面图上标注了争议土地，侵犯了其权利，为此诉至法院要求予以撤销。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闲场”土地，上诉人唐秀英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或者已取得合法规划、用地、施工许可等建设手续。其主张系其丈夫祖上留下来的宅基地，于法无据。2002年11月11日，沂源县人民政府已经为岳增叶的房产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岳增叶的土地使用面积为196㎡（东西14米x南北14米），并不包括涉案“闲场”土地。沂源县自然资源局为岳增叶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仅是对房屋权属、房屋建筑面积的确认，房产平面图上标注的土地范围并不能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综合上述情况，上诉人唐秀英与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唐秀英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唐秀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唐秀英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本案当事人如对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理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孙立平 书 记 员 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