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3行终1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立兴，男，196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户籍所在地湘潭市雨湖区，现住湘潭市。委托代理人刘永茂，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原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建成路**。法定代表人王律，主任。委托代理人唐溪婕。委托代理人张子顺，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立兴因与被上诉人湘潭市雨湖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行初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刘立兴于2016年3月30日与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签订《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签订协议之日即为原告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因此，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知道签订协议行政行为，应在2016年3月31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当事人不知道起诉期限的情况下，按“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计算，应当在2017年3月31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便从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适用作出行政行为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亦应当在2018年3月31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未在前述时间内起诉，且无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客观事由，系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形，应当驳回起诉，原审法院已向原告释明。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裁定驳回原告刘立兴的起诉。原告刘立兴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0元，原审法院予以退还。刘立兴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未开庭的情况下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剥夺了上诉人的陈述案件事实与理由的权利，导致上诉人合法权益受损。二、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房屋征收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刘碧芝、刘湘纯委托受托人刘立兴代签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委托时间是2014年12月22日，而刘立兴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协议时间是2016年3月30日，相距之前委托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这期间受托人的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作为协议相对方的被上诉人有义务查明签署协议时受托人与委托人的现实情况，提醒刘立兴、刘碧芝、刘湘纯并落实委托效力。出于谨慎注意义务以及协议效力考虑，被上诉人应当要求刘碧芝、刘湘纯、刘立兴重新签署委托书后，再由上诉人刘立兴来代为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而被上诉人仅凭一年前效力待定的授权委托书，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侵犯了刘碧芝、刘湘纯的合法权益，该委托书应当认定为无效。三、上诉人不服征收补偿协议，一直通过行政复议和信访的形式向各级部门反馈，而相关部门并没有作出相应答复和处理，上诉人诉求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因而，上诉人一直通过多种方式维权，并未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房屋拆迁征收补偿纠纷引起的行政纠纷，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求；2.确认被上诉人的拆迁行为违法；3.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湘潭市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答辩称，一、一审法院采用书面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诉争行政行为发生于2016年3月30日，上诉人当天就已知晓上述行为，至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在准确认定上述事实的基础上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的问题。二、上诉人委托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权代理情形，效力应予维持。就委托行为效力而言，《房屋征收授权委托书》约定委托期限为“完成以上委托事宜为止”，其中明确包括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因此并不存在所谓效力待定的问题，上诉人此时主张自己无权代理，既有悖诚信原则，也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刘立兴之父刘桂林（已故）在湘潭市雨湖区××街道××号××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潭政房字第0×**，房屋七间，砖木结构，面积为109.5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潭国用（1995）字第104-0397号，用地面积为17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9平方米，用途为私房住宅。2014年5月30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发布潭雨政征字［2014］3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对湘潭火车站以南，一环东路以北，临站前广场东、西两块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刘桂林的涉案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2015年8月20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作出潭雨政征补字［2015］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上诉人刘立兴不服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向湘潭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湘潭市人民政府作出潭复决字［2015］第42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湘潭市雨湖区××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责令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在收到该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重新处理。该复议决定另查明刘桂林去世后，继承人为刘桂林之子刘立兴、之女刘碧芝、刘湘纯，刘碧芝、刘湘纯于2014年12月22日出具《证明》，证明根据其父亲刘桂林生前口头遗嘱，其名下房产由刘立兴单独继承，云塘街道调塘社区居委会在该证明上加盖印章，证明情况属实。2016年3月30日，上诉人刘立兴与原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签订《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约定征收涉案房屋总补偿金额为1088000元。原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于2016年4月11在上述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公章。上诉人刘立兴认为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违法，损害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2.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8.2.8日施行）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提起行政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但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不能怠于行使诉权，使行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未告知起诉期限的行政行为，2018年2月8日之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但2018年2月8日施行的司法解释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年。故对于2018年2月8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在2018年2月8日之后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起算，在2019年2月8日之前两年期满的，计算至两年到期之日止；在2019年2月8日之后两年期满的，只计算至2019年2月8日。本案中，上诉人刘立兴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3月30日，此时即已知道了该协议的内容，由于协议未告知上诉人刘立兴起诉期限，故上诉人刘立兴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在2018年3月30日之前，其直至2020年7月才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刘立兴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刘立兴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秦泽湘审 判 员  何 翔审 判 员  田 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陈书经代理书记员  邹玉蓉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