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洁，女，汉族，1982年11月16日出生，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艳，女，汉族，1976年6月24日出生，户籍地郑州市金水区，经常居住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虹，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珂，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唐立勇，男，汉族，1981年11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原审第三人：郑迪豪，男，汉族，1995年5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坚，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洁因与被上诉人韩艳、原审被告唐立勇以及原审第三人郑迪豪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13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洁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韩艳在一审中的诉请请求孙洁、唐立勇共同返还涉案款项，唐立勇在一审中认可韩艳的陈述，而一审法院仅判决孙洁单独承担返还责任，系有意偏袒韩艳及唐立勇。本案在一审答辩期间，上诉人孙洁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称第一被告唐立勇的法律地位应为原告，系为了管辖权而将唐立勇列为被告，法院民事裁定书中认为会在实体审理中再查明唐立勇的主体地位以及是否承担本案涉及的款项，而本案目前经过了实体审理表明，韩艳的行为确为不当争取管辖权，唐立勇在一审中认可韩艳的陈述，其诉讼目的与韩艳相一致，同意其诉请，显然，其本质上的主体地位不是被告，也印证了韩艳将唐立勇作为被告系为了争夺管辖权。结合本案的事实，既然法院在民事裁定书中驳回了上诉人孙洁的管辖异议请求，那么就认可唐立勇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为被告，而被上诉人韩艳在一审中的诉请系要求唐立勇及上诉人孙洁共同返还涉案金额，唐立勇也认可韩艳的陈述，已构成自认，其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孙洁单独承担返还责任，免去唐立勇在庭审中自认的事实及责任，可见一审法院并没有对本案进行实体查明审理而草率判决，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二、本案系争133.3万元款项的法律性质不应认定为韩艳与唐立勇的家庭收益，其不符合法律关于夫妻收益的认定。上诉人孙洁收到第三人郑迪豪的133.3万元，其款项也是中通智慧、保通公司等转入郑迪豪，再由郑迪豪转入孙洁133.3万元，133.3万元不是以唐立勇个人账户转入郑迪豪，再转给孙洁。唐立勇声称是其做工程结算款，但没有提供上海霆峰公司与中通智慧公司的工程协议、唐立勇挂靠霆峰公司的协议，也没有出具上海霆峰公司的证明，故该133.3万元不能证明系唐立勇的夫妻共同财产，仅工程业务中的流转款项。三、本案一审未给予上诉人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就草率判案，一审法院属程序违法。上诉人孙洁于2020年8月31日才收到二审管辖异议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的开庭时间为2020年9月7日，而上诉人孙洁收到该传票的时间为9月3日，为此，上诉人孙洁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开庭及调取新证据，而一审法院仅在一审庭审后告知给予上诉人孙洁补正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42号)》的规定:“三、关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问题。当事人在一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而一审法院未给予上述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举证期间就安排开庭，剥夺了上诉人孙洁的相关诉讼权利。四、一审法院曾主动为韩艳调查本案相关证据，而上诉人孙洁向法院申请要求调取相关证据以证明本案涉及的工程款项系唐立勇要求孙洁帮忙公司运作而转款并不是被上诉人韩艳所述的单方赠与行为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不予理睬，未予查清事实就判决，属司法不公。在庭审中，一审法院出示于2020年8月20日主动向长沙中院调查的部分卷宗笔录，系唐立勇刑事案件的卷宗调取的，在一审判决中根据该等证据认定“唐立勇与孙洁之间系情人关系，唐立勇基于此向孙洁支付或赠与钱款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由此判决上诉人孙洁向被上诉人韩艳返款钱款。而事实情况是由于唐立勇被纳入失信人不能开公司，唐立勇让孙洁以孙洁的名义成立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做红酒生意，孙洁并没有用于个人开支，而是用于公司的运作，接受唐立勇的委托办事，并不是单方赠与行为。为了证明以上事实，上诉人孙洁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唐立勇在刑事案件中被扣押未返还的手机，以便查明其是否有与孙洁微信的聊天记录中有无双方合作运作公司、代收代支情况，而因为孙洁的手机有过格式化，之前的聊天记录已无法全部恢复，部分恢复的聊天记录唐立勇又否认有该微信号，唐立勇有过好几个微信号的情况，故其手机中完全可查证本案的该节重要事实以证明上诉人孙洁陈述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不予理睬，未予查清事实就判决，属司法不公。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在程序上也违法，二审法院应查清事实，做出公正判决，以求保障上诉人应得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韩艳辩称：1、答辩人在一审中将唐立勇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不当争取管辖权”。本案中，唐立勇未经原配韩艳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违反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而夫妻共有财产赠予给了“小三”，唐立勇和孙洁作为赠予方和受赠方即构成了共同侵权，理应将该二人均列为被告。而且，参考其他类案【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33744号、(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433号以及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15361号、(2020)湘01民终4387号】，也均将丈夫和“小三”列做了被告，这并无不妥。因此，被答辩人在一审中将唐立勇和孙洁均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不当争取管辖权”。2.本案诉争的133.3万元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王文祺的询问笔录以及其公司向唐立勇转账520万元的事实，再结合唐立勇在一审中的当庭陈述，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生产经营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该520万元即为唐立勇和韩艳的夫妻共同财产。另结合郑迪豪的证词和银行流水可知，系唐立勇向孙洁转账了133.3万元，唐立勇与韩艳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转账金额即夫妻共同财产。3.孙洁完全可对其所称“唐立勇要求孙洁帮忙运作公司而转款”的主张自行取证。孙洁主张“唐立勇要求孙洁帮忙运作公司而转款”，孙洁完全可以提供客观存在的财务台账、流水等予以证实，而不是向法院申请调取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且孙洁主张调取的证据系自身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事实上也不属于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而且，本案于2019年9月份立案，期间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孙洁户籍所在地均被拒绝签收，孙洁此举系故意拖延诉讼。而其现所称的“手机格式化”也仅仅是其一面之词，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因此，不排除孙洁以此为由再次拖延诉讼。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且法律依据充分，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迪豪述称，第一点，全面支持被上诉人意见。第二点，唐立勇被孙洁利用。本案涉案金额将近200万，后来一审法院是支持的130多万，全都在孙洁的手上，占有人为孙洁，孙洁不承担偿还责任，谁承担责任？因此孙洁的上诉理由，与事实是不太相符的。也就是说承担偿还义务的人只有孙洁。关于唐立勇的钱的所有权是没有争议的。那么根据婚姻法或者婚姻法司法解释，这个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调查取证的问题，不是一审法院没有去找，去了两次，找不到。如果找到了，通过手机转给孙洁的钱最少还有30多万。关于涉案款项的去向，涉案红酒公司是登记在孙洁和他父亲的名下，买房登记的是孙洁的父母，车是登记在红酒公司的名下，孙洁陈述用于合伙开公司不能自圆其说。我作为第三人，作为知情人，全面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韩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孙洁、唐立勇返还贰佰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唐立勇、孙洁承担。唐立勇未发表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韩艳与唐立勇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2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郑迪豪原系唐立勇聘请的司机。韩艳与唐立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韩艳不知情的情况下，唐立勇通过郑迪豪账号为6217********的银行账户多次向孙洁账户转款。具体金额和时间为：2016年12月23日转账20000元；2017年1月11日转账20000元；2017年1月19日转账20000元；2017年1月25日转账50万元；2017年2月4日转账10000元；2017年2月11日转账5000元；2017年2月27日转账30万元；2017年3月17日转账20000元；2017年4月1日转账20000元；2017年4月12日转账15000元；2017年4月19日转账20万元；2017年4月20日转账30000元；2017年4月26日转账8000元；2017年4月28日转账15000元；2017年5月26日转账50000元；2017年7月3日转账10万元，上述转账金额合计1333000元。唐立勇当庭陈述其与孙洁系情人关系，其转给孙洁的款项用于孙洁名下房产还贷、给孙洁购车以及上牌、购买股票等。郑迪豪陈述其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系唐立勇的司机，唐立勇与孙洁住在一起，两人系情人关系。孙洁当庭陈述，唐立勇支付的款项系用于做红酒生意，并按照唐立勇指示成立了上海骏飚酒业公司。另查明：1、因唐立勇涉嫌犯罪，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孙洁、郑迪豪进行询问。孙洁在2018年4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问：我们民警上次在上海抓捕唐立勇时，他住在上海市普陀区，那套房产是唐立勇的还是你的？答：那是我名下的房产，他那天正好住在我那里”。郑迪豪在2018年5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孙洁是唐立勇的情人……”。2、2017年6月9日，孙洁向唐立勇父亲唐同福转账10000元，唐立勇当庭予以认可。3、上海骏飚酒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洁，该公司股东为孙洁和孙冬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韩艳主张孙洁和唐立勇返还200万元的诉请是否应予支持。针对该焦点，韩艳主张唐立勇无偿付给其情人孙洁的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唐立勇无权单方擅自处分，应予返还。孙洁主张唐立勇支付的款项不是赠与而是用于按唐立勇指示成立的公司。该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外，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任意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任何一方无权非因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在与韩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唐立勇在较短时间内陆续向孙洁支付钱款133.3万元，该款项数额已超出夫妻日常生活开支的合理范围。唐立勇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与韩艳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未经韩艳同意，严重损害了韩艳的财产权益，该处分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另，结合唐立勇和郑迪豪的当庭陈述，以及孙洁的询问笔录记载的唐立勇在被公安机关逮捕时在孙洁家中居住的事实，可以认定唐立勇和孙洁之间系情人关系，唐立勇基于此向孙洁支付或赠与钱款亦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综上，孙洁应向韩艳返还唐立勇向其转账的款项。孙洁辩称“唐立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能开公司，所以唐立勇转账给孙洁，让孙洁以她的名义开设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因孙洁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孙洁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孙洁另辩称“唐立勇在外负有大量债务，唐立勇收到的工程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双方直接的家庭收益”，本案中，唐立勇支付的款项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且孙洁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对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另因孙洁于2017年6月9日向唐立勇的父亲唐同福转账了10000元，唐立勇对此亦予以认可，故该款项应从孙洁应返还的款项中扣除。综上，孙洁应向韩艳返还1323000元，对韩艳的诉请，该院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洁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韩艳返还1323000元；二、驳回韩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韩艳负担7718元，孙洁负担15082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的133.3万元是否应当由孙洁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孙洁主张涉案的133万元并非赠与，而是用于唐立勇委托其开红酒公司。但该公司登记在孙洁名下，孙洁既未提供其与唐立勇的合伙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有关协议、经营期间的收支情况，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孙洁受唐立勇的委托办事，孙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孙洁还主张上述款项不应认定为韩艳与唐立勇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唐立勇获得该款项是在与韩艳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没有证据显示唐立勇获得该款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系唐立勇、韩艳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由孙洁予以返还，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孙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