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2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星钊，男，1962年2月1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兵，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海明，男，1967年3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立柱，江苏云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星钊因与被上诉人付海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2020）苏0723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星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出资款600000元及溢价30967.74元，共计630947.7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2月18日，10万元是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案外人张某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委托案外人张某代为向某海乡政府购买厂房土地，张某向上诉人出具收条，收条上显示收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支付了该款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共同的委托人，委托张某代为购买厂房用地。该收条为案外人张某出具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向法庭举证，该证据能够证明是由上诉人预付张某10万元购地款。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张某之间的银行转账10万元与该10万元转账对应，与事实不符，因该收条并未注明该10万元支付方式为转账。张某是一名执业律师，上诉人同时向法院提供的2011年3月4日的张某出具的收条，因该笔款项是银行转账，就在收条上予以明确注明，如果2011年2月18日10万元是银行转账，张某不可能不在收条上注明。二、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向案外人张某转账30万元购买土地款，并于2011年3月4日由张某向上诉人出具相应的收条，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为合伙购地支付购地款3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最终认定上述款项为威迪公司对张某的付款，上诉人无权主张该款项，认定事实错误。在元帝公司与威迪公司（2017)苏0706民初2924号、（2018)苏07民终3693号案件中，因元帝公司是上诉人家庭成员作为股东所设立，故元帝公司在上述案件中的主张是为了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伙款项并入元帝公司与威迪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威迪公司对元帝公司的主张以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在诉讼中都予以否认了，且上述两份判决对于本案中涉及合伙购买土地的该30万元并没有判决认定以及处理，要求上诉人另案诉讼。三、2011年3月4日，上诉人向某海乡财政所银行现金缴款20万元，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张某所称该款为张某交付给上诉人20万元，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就错误支持该主张，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错误判决。被上诉人付海明辩称，1.上诉人称2011年2月18日10万元是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案外人张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2011年2月17日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作为甲方与一方张某签订委托合同，2011年2月18日被上诉人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向张某转账支付购买厂房厂区预付款10万元，该10万元款项根本不是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一审法院对该10万元款项为被上诉人支付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2.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转账张某30万元购买土地款，因元帝公司与威迪公司（2017）苏0706民初2924号、（2018）苏07民终3693号案件中就该款笔项已经处理即威迪公司打给孙星钊的145万元和元帝打给威迪115万元及已打30万冲平。元帝公司在海州区法院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涂改的已打30万元冲平，冲平中的30万元是指2011年2月25日由元帝公司转帐给张某的30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30万元最终应为威迪公司对张某的付款。元帝公司和上诉人已无权主张该30万元，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3.关于上诉人现金缴款20万元的款项来源，上诉人在一审中对20万元现金的款项来源的当庭陈述与当庭举证不一致，上诉人一审陈述该20万元现金来源于2011年2月23日现金取款75万元中的20万元，被上诉人一审当庭举证2011年2月23日上诉人以现金70万元的增资的验资报告，证明上诉人一审所举75万元的现金取款是用于元帝公司增资，而不是缴付的土地款20万元，上诉人现金缴款20万元的款项来源事实是张某提现后交付上诉人缴存宁海乡财政局账户，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孙星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付海明返还出资款600000元及溢价30967.74元，共计630967.7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孙星钊与付海明订立口头合伙协议，意欲购买土地厂房扩大生产，2011年2月17日，孙星钊、付海明作为共同的甲方，与乙方张某签订委托合同书，合同约定：因甲方欲购买海州区宁海乡人民政府所辖的土地，特授权乙方全权代理甲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及原土地买受人洽谈、签订购买合同一事，购买土地的范围为东邻宏源钢构公司、西邻尔晶电子公司、北邻迎宾大道、南邻农田。甲方授权乙方协调、动员宁海乡人民政府从原土地买受人处回购上述土地，回购完毕后，由乙方代理甲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洽谈、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甲方授权乙方洽谈上述土地的买受价格不超过290万元，若甲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之间实际成交价低于290万元，则低于部分作为乙方佣金归乙方所有，若成交价为290万元，则乙方没有佣金。在签订本合同的次日，甲方向乙方交纳订金10万元，如甲方不能购得上述土地，则乙方必须返还上述10万元订金。甲方授权范围为授权乙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等当事人洽谈、代签合同、代为向出让方给付价款。本合同自甲方向乙方交纳订金后生效。2011年2月18日，付海明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张某转账10万元。同日，张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暂收到孙星钊、付海明购买海宁工贸园区内土地、厂房预付款拾万元正（￥100000.-元）张某2011.2.18”。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张某汇款300000元。2011年3月4日，宁海乡人民政府作为出让方与孙星钊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海州区宁海乡海宁工贸园内厂房、土地整体出让给孙星钊，合同标的物包括：（1）东邻宏源钢构公司、西邻尔晶电子公司、北邻迎宾大道、南邻农田的土地约15亩及其围墙，以现有围墙为准；（2）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3）水、电户头及其现有的供应设施；（4）变压器一台。标的价款为278万元。受让方在合同签订的次日给付订金20万元，在合同生效的5日内给付总价款的50%，在水、电过户及现场交接完毕后当日内付清50%余款。协议书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海州区宁海乡财政所向孙星钊出具现金缴款单一张，载明孙星钊向其银行账户存入20万元，款项来源为“购厂房土地款”。2011年3月4日，张某向孙星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孙星钊转账来的购买厂房土地款（宁海工贸园内）叁拾万元正张某2011.3.4”。2011年3月10日，付海明向某海乡人民政府银行汇款120万元；2011年4月4日，付海明向某海乡人民政府银行汇款130万元。2011年4月12日，海州区宁海乡财政所向张某出具现金缴款单一张，载明张某向其银行账户存入8万元，款项来源为“购买工贸园区土地厂房款”，备注为“代付海明、孙星钊付款”。2011年5月7日，付海明作为出让方与韦某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将2011年3月4日宁海乡人民政府与孙星钊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合同标的全部转让给韦某，标的价款为326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时交付20万元订金，5月11日支付106万元，余款五月底一次性付清。协议书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韦某于2011年5月6日向付海明转账20万元，2011年5月11日向付海明转账两次，分别为38万元、68万元，合计106万元。2011年7月8日，孙星钊、付海明作为出让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由宁海乡人民政府以278万元的价格将2011年3月4日出让的土地、厂房等购回。协议书签订后，宁海乡人民政府向孙星钊银行汇款200万元，孙星钊又将该200万元中的199万元银行汇款给付海明。同日，宁海乡人民政府又作为出让方与韦某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由宁海乡人民政府将上述土地、厂房等出售给韦某。之后，宁海乡人民政府又三次向孙星钊汇款合计78万元，其中，2011年8月18日28万元、2011年8月26日28万元、2011年9月2日22万元。孙星钊又将上述78万元中的76万元银行转账给韦某。2017年1月7日，威迪公司与元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需要对账，双方形成2008年1月-2012年12月底对账明细，后元帝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星钊对该对账明细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涂改。其中，对账明细中的第8项为“截止2017.1.17日对账，以以上明细为准，之后找出任何凭证作废，以此为准。威迪打给孙星钊的145万和元帝打给威迪115万及未打30万冲平。”孙星钊将“未打30万冲平”中的“未”涂改为“已”。2017年4月12日，威迪公司向海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元帝公司及孙星钊，要求确认威迪公司与元帝公司2008年1月-2012年12月底对账明细中涂改部分的效力，并要求元帝公司及孙星钊支付相应货款，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7）苏0706民初2924号民事判决，认定对账明细中被孙星钊涂改添加的内容无效，并对货款部分进行了判决。后元帝公司不服，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苏07民终3693号民事判决，对原审判决内容进行修正，认为对账明细中的涂改行为系双方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添加行为则是元帝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同时，在海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期间，元帝公司明确表示其涂改的“已打30万元冲平”的中30万元是指2011年2月25日由元帝公司转账给张某的30万元。另查明，元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星钊，威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卞某，付海明是威迪公司的股东，卞某与付海明于1992年4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9月30日登记离婚。2019年8月2日，元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威迪公司和付海明，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并返还出资款和投资溢价，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苏0723民初5094号裁定书，认定元帝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驳回其对威迪公司和付海明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孙星钊与付海明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对达成口头合伙协议、意图买地建厂的事实均予认可，通过双方共同委托张某代为购买土地厂房、共同与宁海乡人民政府签订购地协议书等事实，同时结合张某也认可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的情况，可以认定孙星钊与付海明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关于合伙出资数额，由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并未对具体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作出明确约定，合伙事务开展期间也未设立会计账簿等相关凭证，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购买涉案土地时共出资6笔，分别为：1.2011年2月18日支付张某10万元；2.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银行转账给张某30万元；3.2011年3月4日孙星钊现金缴存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20万元；4.2011年3月10日付海明银行转账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120万元；5.2011年4月4日付海明银行转账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130万元；6.2011年4月14日张某现金缴存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8万元。其中第3、4、5、6笔合计金额为278万元，即为向土地出让方宁海乡人民政府履行2011年3月4日所签协议书的购地价款。而本案孙星钊诉争的60万元出资款则指向第1、2、3笔款项，由于付海明对该三笔款项均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三笔款项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1笔2011年2月18日的10万元，孙星钊称其在当天向张某支付了10万元现金而后张某向其出具收条，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于2011年2月1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暂收到孙星钊、付海明……”，并未特别注明系孙星钊支付了该10万元，也未注明系现金交付，而根据张某提供的银行存折可以看出同日付海明向张某银行转账10万元，该笔款项是该存折中的第一笔款项，孙星钊所主张的第2笔款项即元帝公司于2011年2月25日向张某汇付的30万元对应该存折的第二笔款项，同时孙星钊举证的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银行结算申请书中收款人账号也填写的是张某的上述存折号码，而存折中的后两笔款项也与委托购地事宜有关，据此可以看出张某的上述存折是为履行双方共同委托的购地事宜专门设立的存折，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张某于2011年2月18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所对应的款项是付海明向其银行账户转账的10万元，孙星钊对该1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笔2011年2月25日的30万元，由于元帝公司在与威迪公司的（2017）苏0706民初2924号一审、（2018）苏07民终3693号二审案件中就该30万元已经处理，即威迪公司打给孙星钊的145万和元帝公司打给威迪公司的115万及元帝公司打给张某的30万冲平，据此，该30万元最终应视为威迪公司对张某的付款，元帝公司或孙星钊已无权主张该30万元，故对孙星钊该3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3笔2011年3月4日的20万元，孙星钊、付海明及张某均认可该20万元系履行2011年3月4日双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签订的购地协议书中的订金，但对该20万元的款项来源，双方说法不一，孙星钊在庭审中多次称系银行汇款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而张某及付海明则称系张某交给孙星钊20万元现金让其向某海乡人民政府交纳，结合孙星钊举证的2011年3月4日现金缴款单中“银行打印”一栏明确记载“资金来源：现金”的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孙星钊举证该20万元现金的款项来源，孙星钊举证2011年2月23日的75万元的银行取款记录，付海明不认可并称该75万元中的70万元用于同日元帝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孙星钊作为元帝公司股东以货币形式新增注册资本70万元，并举证连云港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予以证明，该验资报告出具于2011年2月23日，与孙星钊举证的银行取款记录是同一天，且验资报告已写明是“实收资本”、“以货币出资”，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孙星钊在庭审中就该20万元的出资情况出现己方陈述与己方举证不一致的情形，其之后举证的20万元的款项来源的证据，证明力也较为有限，使得该20万元的出资情况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而该待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在孙星钊，故孙星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合伙协议的解除，双方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均不持异议，且涉案土地现已出卖给他人，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双方合伙关系的基础已经丧失，故对孙星钊要求解除与付海明之间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合伙事务的清算，由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并未约定损益分配规则，则应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如前所述，孙星钊尚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有效出资，故合伙期间因合伙事务产生的损益应由付海明承担、享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孙星钊与付海明于2011年订立的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合伙关系终止；二、驳回孙星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10元，由孙星钊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的争议在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返还1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三笔出资款。第一，关于10万元出资款。在一审法院与张某的谈话笔录中，张某称孙星钊交付给其10万元转账回执，款项支付是通过转账支付。张某出具的收条也并未注明该10万元系现金支付，上诉人孙星钊其该10万元是其现金支付的出资款缺乏证据予以证明。第二，关于30万元出资款。二审期间，本院调阅了（2017）苏0706民初2924号和（2018）苏07民终3693号民事案件卷宗，在（2017）苏0706民初2924号案件庭审中，元帝公司及孙星钊举证收条及汇款清单，证明2011年2月25日，孙星钊、付海明为购买土地向张某支付30万元。孙星钊在该案庭审中称，30万元为对账协议冲平威迪公司打到元帝公司的145万元。一审法院并未支持元帝公司和孙星钊的抗辩意见，元帝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本院（2018）苏07民终3693号案件中，本院认定该30万元和元帝公司打给威迪公司的115万元与威迪公司打给元帝公司的145万元冲平。因此该30万元已经在生效判决中处理，上诉人孙星钊再起诉要求退还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关于20万元出资款。一审法院与张某的谈话笔录中，张某称2011年2月25日收到转账的30万元后提现，并扣除2万元居间费用，将20万元现金交给孙星钊，由孙星钊到宁海乡政府交定金，剩余的8万元由张某直接汇入宁海乡政府财政所账户。一审法院再结合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该20万元不属于孙星钊的出资款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孙星钊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0110元，由上诉人孙星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井鑫审 判 员 黄 宇审 判 员 张 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夏五一书 记 员 孙海荣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