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46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农场百川路**。法定代表人：周以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平，天津兆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天津兆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久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郎元村法定代表人：王文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倩，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前，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久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1民初5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不认可一审判决中要求春合公司支付久利公司货款1727563.1元及利息损失，包括自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估算为72226元，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9月2日利息估算为76387元，共计1876176.1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久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春合公司与久利公司之间的交易，并非原审判决中认定的“春合公司签署送货单后，久利公司开具相应金额增值税发票交付春合公司，春合公司见票付款”，事实上，久利公司开具的发票与送货单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正因如此，春合公司在抵扣发票时也无法与送货单进行核对，而只是就久利公司送来的发票进行抵扣，付款也并非是根据发票的金额进行付款。关于久利公司提供的送货单问题。久利公司称有122400元货物的送货单丢失，但有对应发票可以作证，春合公司对此不认可。首先，春合公司无法就该部分送货单真实性进行核对；其次，久利公司所说的这部分送货单的时间点在2008年9月，但在其提供的2008年的送货单明细中送货单号均为连号，久利公司所称的丢失的这部分送货单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再次，如前所述，久利公司提供的发票与送货单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原审法院仅用发票认定丢失单据的存在系错误的。关于货值为95990元6张送货单没有签收人的问题。首先，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的交易习惯，久利公司根据春合公司指示送货，春合公司收货并签署送货单，因此，对于未签署的送货单，春合公司有异议。因为在实际交易中，发票和送货单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正因如此，春合公司在抵扣发票时也无法与送货单进行核对，而只是就久利公司送来的发票进行抵扣，且久利公司也存在有送货单未开票及开票没有送货单的情形。原审法院根据收到发票的情况反推春合公司已经收到货物是不能成立的。3、关于有8张显示买方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即春合校园）的送货单，春合公司认为该部分货物是送给春合校园公司的，春合校园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应当向春合校园公司主张权利。其中，2006年12月8日的送货单号为1000的送货单上久利公司已经注明票已开款已付字样：2007年1月8日的送货单号为1002的送货单上久利公司已经注明已付款。2007年1月20日的送货单号为1005的送货单上签收人为谢瑞敏，其为春合校园的法定代表人，而2007年3月31日送货单及2007年5月的两张送货单上明确标注是送货给春合校园的。久利公司的送货单与发票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故原审法院仅根据发票抵扣情况就认定这部分送货单是送给春合公司的，系错误的。关于13张送货单并非春合公司员工签字，但原审法院根据发票抵扣情况认定春合公司已经实际收到货物，春合公司认为系错误的。首先，这些送货单上的签收人与春合公司单位负责仓库管理的人员不一致。其次，春合公司除对签收人有异议外，该部分送货单还存在其他问题，如送货单无单价，数量不一致，未开票等情形。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发票抵扣情况就认定春合公司已经收到货物有失公允。关于春合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关于春合公司在2006年向久利公司支付的三笔货款。首先，9月12日和10月17日的两笔虽然支票存根上没有写明收款人，但是有久利公司人员的签字，确认是久利公司将该两张支票领走。其次，另一张显示收款人为“双诚”，但签字是久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春合公司与久利公司合作至今，也仅是与久利公司进行合作，双方无其他交易往来。春合公司确实是向久利公司支付货款。再次，如果春合公司与久利公司在2006年合作初期就存在大额的款项拖欠未付，久利公司是否还能继续与春合公司友好的合作下去。因此，原审法院就该部分的认定存在错误。关于春和公司在2009年4月向久利公司支付的558600元。首先，如前所述，久利公司提出对账的时间是自2006年双方开始合作一直到2018年，在这十几年的合作过程中，久利公司供货、开票、与春合公司付款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其次，在久利公司此次诉讼的过程中，其在庭上以及庭下双方的一次对账中也表示，是以送货单为主，来进行账务的核对。在庭审过程中，春合公司也一直要求久利公司提供针对该笔货款所对应的所有送货单，但久利公司一直以该笔有发票和未将该笔计算在总金额为由，拒绝提供该送货单。如果该笔业务真实存在，久利公司应当将所对应的送货单拿出来进行核对。关于发票签收的问题。春合公司不认可久利公司提供的发票签收单的真实性，春合公司并未收到签收单上的这几张发票。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要求春合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节。春合公司认为，首先，对于利息的支付双方并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且春合公司与久利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故不应支付所谓的利息。其次，春合公司与久利公司之间对于支付货款的时间、、地点方式等都没有明确的约定；双方买卖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久利公司在合作期间对于现有的合作模式也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原审法院支持久利公司要求春合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久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久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春合公司立即向久利公司支付拖欠货款人民币1727603.1元，以及自2018年9月7日（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日）至法院判决生效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春合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久利公司的名称发生过五次变更分别是：2005年8月2日，天津市金锚玻璃钢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天津市方诚玻璃钢有限公司；2008年3月19日，天津市方诚玻璃钢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天津市方诚金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2011年2月21日，天津市方诚金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再次变更名称为天津市方诚金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3月13日，天津市方诚金利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天津久利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2019年9月4日，天津久利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天津久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2006年9月起，久利公司与原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厂建立体育用品买卖长期合作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久利公司根据该公司的指示送货到指定地点，该公司派人收货并签署送货单，后久利公司开具相应金额增值税发票交付春合公司，该公司见票付款。2016年11月11日，春合公司向久利公司发送《企业营业执照及法人变更公告》一份，载明：原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厂变更法人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法人为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强，原天津市春和体育用品厂之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及其他事宜由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承担。庭审中，久利公司向法庭提供341张送货单及19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证明2006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久利公司根据春合公司的指示，连续为春合公司供应乒乓球桌面、室外篮球板等体育用品，货物金额共计人民币10346873.1元，其中有122400元货物的送货单丢失，但有对应的发票（票号为00944451和00944452）可以作证。久利公司为其开具了总的发票金额为10111546.3元，已供货未开具发票金额为235326.8元。春合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认为久利公司提供的341张送货单体现的总的供货数额应为10224473.1元，因为久利公司自认有价值122400元货物的送货单已经丢失，不应将该部分货值计算到总的供货数额中；二、春合公司仅认可其中价值9680797元的送货单，对总货值为543676.1元的送货单春合公司有异议：首先，合计金额为95990元的送货单号为0000541、0002793、0002803、0009403、0001771、0009423号的六张送货单上没有春合公司公司人员签字，无法确认春合公司已经收到货物；其次，合计金额为210950.4元的送货单号为998、1000、1002、1005、931、9608、9627、953、954的九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天津春合校园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天津市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独立的法人单位，该部分货物不应由春合公司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再次，合计金额为236735.7元的送货单号为946、944、943、942、940、939、947、948、949、952、951、178、9647的十三张送货单的签收人并非春合公司仓库管理人员，因此春合公司不认可收到上述送货单上显示的货物；三、关于发票的问题，经春合公司核实，久利公司总共为春合公司开具发票金额为10191638.3元，其中久利公司提供的发票号为02651620的发票金额应为710元；另有总计金额为478468元的发票春合公司未实际收到，也未进行抵扣；除久利公司提供的198张发票外，春合公司还收到久利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开具的金额为558600元的五张发票；实际供货过程中，久利公司提供的发票与送货单并非一一对应，发票的总金额与送货单的总金额不一致，且春合公司在付款时也不是按照送货单金额或开票金额进行付款。久利公司自认其提供的发票票号为02651620的发票金额应为710元，而非750元，故认可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中减少40元，即主张春合公司实际尚欠久利公司货款金额为1727563.1元。庭审中，久利公司还向法庭提供83套付款凭证，用于证明春合公司实际付款总金额为8619270元。春合公司对此没有异议，但认为除上述付款金额外，还向久利公司付款698600元，并向法庭提供了支票存根4张予以证明。久利公司对此春合公司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其主张春合公司主张的付款698600元中，有140000元的付款对应的发票并不在久利公司所提供的198张发票中；另针对558600元的付款，久利公司提供了2019年4月13日开具的五张发票、进账单和收据用于反证是久利公司应春合公司要求送货后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是2019年4月13日开具五张发票），春合公司根据对应发票金额向久利公司付款的情况，且这部分货款久利公司也未计算在本案主张的欠款数额中。庭审中，春合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工商信息查询表，用于证明送货单上的“春合校园公司”自2007年成立以来，即为独立的法人单位，与春合公司无关。久利公司对此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主张与“春合校园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其一直是与春合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且付款也均为春合公司，久利公司亦向春合公司开具发票；另外，“春合校园公司”是在2007年4月4日成立的，2007年7月取得一般纳税人资质，春合公司认为由该公司收取货物的送货单均是2007年7月前送的货，而当时该公司还不具备开票资质，最终均由久利公司向春合公司开具发票并由春合公司付款；送货单号为9627的送货单上表明的是“春合校园”，该张送货单久利公司表示并未计算在本次欠款的数额之中。此外，春合公司还提供了2007年、2008年、2010年、2012年的春合公司的社保缴费明细用于证明送货单上签收人孙式桥、杜育然、张玉环、王玉龄、杨永生、杨立峰、谢瑞敏都不是春合公司的员工。久利公司对该证据中2007年的缴费名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为复印件，且没有社保机构的盖章确认；对2008年、2010年、2012年的缴费名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要求春合公司提供相关年度全体职工的工资发放情况用于证明上述送货单上签收人员非其公司员工，但春合公司未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另，久利公司向法庭提供了由春合公司工作人员金强、姜洁签字确认的四张发票签收单，证明春合公司实际已经收到其主张未收到的总金额为478468元的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春合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未收到签收单上的这几张发票，认为该签收单上也没有显示签收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久利公司、春合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春合公司是否尚欠久利公司货款1727563.1元；2．春合公司是否应向久利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关于焦点一，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久利公司系按照春合公司的要求，将货物送至春合公司指定地点，春合公司派人收货并签署送货单，后久利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春合公司进行付款。庭审中，久利公司表示其诉讼请求中除122400元没有对应的送货单外，其余诉讼请求有其提供的341张送货单及198张发票予以证明其实际向春合公司供应货物总金额为10346833.1元，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0111506.3元，其中17张送货单久利公司自认所对应的货物久利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235326.8元，另324张送货单均有开具其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久利公司的上述证据，春合公司提出多项异议：一是主张其中货值为95990元6张送货单没有签收人，不认可收到上述货物。为此久利公司指出有该6张送货单所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上述发票上均备注有对应的送货单号，另庭审中春合公司亦表示已经收到上述发票并进行了相应的抵扣。因此根据双方收货后开票付款的交易习惯，春合公司如没有收到货物是不可能收到久利公司的上述发票并进行申报抵扣的，故对于春合公司对该6张送货单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二是主张其中有8张送货单上显示买方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并非久利公司给春合公司的供货。但从春合公司提供证据显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07年4月4日，2007年7月才取得纳税资格，实际具备对外开票经营的资质。而上述八张送货单中除送货单号为0009608号的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时间在2012年2月4日外，其余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时间均在2007年7月前。对于送货单号为0009608号的送货单显示的签收人为“杨永生”，春合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的员工。另，上述8张送货单中有4张送货单久利公司已向春合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且庭审中春合公司亦承认已经收到上述发票并进行了申报抵扣，进而可以证明春合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上述货物。对于另4张送货单，或送货日期在“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成立之前，或春合公司无法证明签收人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的员工，故均应认定为春合公司已作为买方实际收货；三是主张其中有13张送货单并非春合公司工作人员签字，故不认可该部分供货的数额。然庭审中，春合公司已承认收到上述13张送货单所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了抵扣，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应认定春合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上述货物。四是主张丢失送货单的122400元不应计算在春合公司拖欠久利公司的货款数额中，对此久利公司不予认可。从久利公司提供的对应增值税发票（票号为00944451、00944452）显示该部分丢失送货单的货物金额相对应，而该部分增值税发票春合公司已经进行了申报抵扣，从其抵扣行为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亦可以认可该部分货物春合公司已经收到。综合上述分析，法院认定久利公司已实际向春合公司供货金额为总金额为10346833.1元。庭审中，除久利公司认可的春合公司已实际支付了8619270元外，春合公司表示还向久利公司分别支付了140000元及558600元的两笔货款。但从春合公司提供的关于付款140000元的三张支票显示，其中两张支票上的收款人处为空白，且没有久利公司签署收到的相关证据，另一张上显示的收款人处为“双诚”，并非久利公司，亦没有相关收据，故不能认定该140000元的付款为向久利公司的付款。此外，关于558600元的付款，久利公司认可其收到该笔货款，但根据久利公司提供的对应发票显示该笔付款并非属于本案涉及的欠款范围，而是双方在此之外的其他交易，且该交易已经实际完成，久利公司并未将该笔款项计算至本次诉讼涉及的交易中。综合上述分析，对于案涉货物，春合公司已实际付款金额为8619270元。另，关于收到增值税发票的数额问题，春合公司表示仅收到9633038.3元的增值税发票，不认可收到478468元的6张增值税发票。但根据久利公司提供的发票签收单显示，上述6张发票已经由春合公司工作人员金强、姜洁签收，且春合公司对于该6张发票所对应的送货单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对于春合公司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法院认为应从久利公司实际供货的金额10346833.1元中减除春合公司实际付款金额8619270元，故春合公司实际尚欠久利公司的货款金额1727563.1元。关于焦点二，结合焦点一的分析，春合公司实际尚欠久利公司货款1727563.1元。本案中，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实际交易过程，双方之间系连续供货滚动付款，存在多个付款节点。因此，久利公司主张春合公司支付从最后一次供货后久利公司为春合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2018年9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1727563.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9月7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1727563.1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系其自行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且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判决：“被告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津久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货款1727563.1元及利息损失（以1727563.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9月7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1727563.1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96元，由被告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此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交付本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期间查明，久利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久利公司、春合公司之间的业务流程具体是久利公司根据春合公司的指示送货，双方留有送货单，后久利公司根据送货单上的送货金额和最开始商定的有关单价的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交给春合公司，春合公司见票后付款。对此，春合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上述双方的业务交往过程属实。久利公司提交558600元对应的5张增值税发票，证明该5张发票未包含在198张发票内；提货140000元对应的春合公司给天津双诚玻璃钢有限公司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和三张进账单及天津双诚玻璃钢有限公司开给春合公司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和三张进账单，证明该笔交易与本案无关，系春合公司与天津双诚玻璃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春合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未收到6张增值税发票涉及金额478468元，虽然金强、姜洁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字，但金强、姜洁之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不是了，无法核实。对此，久利公司陈述，春合公司实际收到了，是其内部管理不当未作抵扣丢失了。春合公司陈述单号为0000931的送货单实际金额为9446.7元，一审错误认定为11116.5元；单号为0000933的送货单实际金额为14906元，一审错误认定为16061元。对此，久利公司陈述0000931的送货单上的货物对应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1116.5元，9446.7元系其公司会计错误计算，单方手写在送货单上的，0000933的送货单上的货物对应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6061元，14906元系其公司会计错误计算，单方手写在送货单上的，应以双方协商一致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春合公司尚欠货款的数额及春合公司是否应支付尚欠货款的利息损失，现分述如下：关于除久利公司认可的春合公司已实际支付了8619270元外，春合公司关于还向久利公司分别支付了140000元及558600元的两笔货款的主张，第一，关于140000元货款，久利公司提供的天津双诚玻璃钢有限公司开给春合公司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和三张进账单，足以证明该笔交易系天津双诚玻璃钢有限公司与春合公司之间发生的，140000元货款与本案无关；第二，关于558600元货款，春合公司提供的5张增值税发票未包含在198张增值税发票内，据此春合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春合公司在本案中已实际付款金额为8619270元。春合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久利公司系按照春合公司的要求，将货物送至春合公司指定地点，春合公司派人收货并签署送货单，后久利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春合公司进行付款”，故春合公司在二审期间对上述交易习惯不予认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春合公司关于没有送货单涉及金额122400元的增值税发票、没有签收人或模糊不清涉及金额95120元的6张送货单、涉及金额236735.7元有的只签姓，有的不是春合公司工作人员的13张送货单均不应计算在拖欠的货款数额中的主张，根据，久利公司、春合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一致认可的双方交易习惯：“久利公司系按照春合公司的要求，将货物送至春合公司指定地点，春合公司派人收货并签署送货单，后久利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春合公司进行付款”，上述金额分别为122400元、95120元236735.7元的货物，均已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且春合公司已经进行了申报抵扣，故，本院确认春合公司已收到上述货物，春合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春合公司关于其未收到涉及金额478468元的6张增值税发票的主张，因春合公司的工作人员金强、姜洁已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字，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春合公司关于显示买方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涉及金额129834.9元的8张送货单，并非久利公司给春合公司的供货的主张，第一，天津市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4日，2007年7月才取得纳税资格，实际具备对外开票经营的资质，而上述八张送货单中除送货单号为0009608号的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时间在2012年2月4日外，其余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时间均在2007年7月前，对于送货单号为0009608号的送货单显示的签收人为“杨永生”，春合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天津市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的员工；第二，上述8张送货单中有4张送货单久利公司已向春合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且春合公司已申报抵扣，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春合公司应已收到上述货物；第三，春合公司对显示买方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8张送货单中的四张开具增值税发票，足以证明春合公司对显示买方为“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的送货单货物，认可是其向久利公司购买的，结合8张送货单中的7张送货单的时间在2007年7月春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才取得纳税资格之前的事实，本院认为另4张送货单亦为春合公司作为买方实际收货，据此，春合公司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春合公司关于单号为0000931的送货单实际金额为9446.7元，一审错误认定为11116.5元，关于单号为0000933的送货单实际金额为14906元，一审错误认定为16061元的主张，上述送货单上的金额9446.7元、14906元系久利公司单方手写，上述送货单对应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分别为11116.5元及16061元，根据“久利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春合公司进行付款”的双方交易惯例，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为双方协商一致的数额，故，应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金额为准，春合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问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系连续供货滚动付款，存在多个付款节点，一审根据久利公司的主张，从最后一次供货后计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春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86元，由上诉人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赵永华审判员 刘 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单体玉书记员冯靖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