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系李莉妹妹。上诉人刘桂哲与被上诉人李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辽0281民初5917号民事裁定。李莉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2020）辽02民终75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2020）辽0281民初3437号民事判决。刘桂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桂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刘桂哲与李莉存在租赁关系错误，刘桂哲与李莉从未订立过任何租赁合同。一审在认定李莉与万雄集团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简称万雄公司）存在租赁关系的前提下，仅以刘桂哲曾写过两张欠条即认定刘桂哲与李莉存在租赁关系，并要求刘桂哲支付租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已认定刘桂哲为万雄公司员工，且万雄公司与李莉存在租赁关系的情况下，刘桂哲出具的欠付房租的欠条已可以初步认定为职务行为，不应再要求刘桂哲承担举证责任。李莉应提供证据证明刘桂哲与李莉存在租赁关系，或刘桂哲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的证明文件，否则应由李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案涉房屋是万雄公司承租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间办公，一间住宿，2009年末至2010年，万雄公司只剩两名员工，刘桂哲是业务，李双是会计。李双出具了伪造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证明刘桂哲不是公司员工，但当时没有人通知要求离开，刘桂哲仍在公司上班。万雄公司的老板是李莉的亲叔叔，当初租赁时，李莉与其叔叔都签订了租赁协议，刘桂哲作为一个外人，如果不是因为万雄公司，李莉不可能让刘桂哲还在此居住。二、李莉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讲，即使刘桂哲出具的欠条属于个人行为，自2012年11月23日起，李莉即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而根据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及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延付租金或欠付租金的诉讼时效为1年，李莉在前述诉讼时效期间内，一直未向刘桂哲主张过支付租金，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情形，李莉的诉讼请求已超过7年之久，因此，李莉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李莉辩称，不同意刘桂哲的上诉请求。李莉与万雄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0年7月20日结束，租金也只交到该日期，万雄公司于7月20日之前就搬走了。根据合同法规定，协议的形式包括书面与口头形式，双方口头约定房租为每月600元，虽然不是每个月交房租，但刘桂哲已经认可房租金额。刘桂哲向李莉出具过两次欠条，说明协议合法有效。李莉是房东，房子给谁住就找谁要房租，至于刘桂哲和万雄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李莉无关。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从刘桂哲搬走后，李莉（李双）就打电话联系要房租，2013年5月还去过刘桂哲家，刘桂哲称其马上要结婚了，需要钱，不能马上还，后来又说还不了，再后来打电话就联系不上。2014年过年后找刘桂哲，其父母和弟弟在家，称其到山东联系不到他。2014年到法院起诉，因欠条上的姓名和身份证上姓名不符，且联系不上本人，无法立案。2016年又起诉，法官称联系不上刘桂哲，联系了其弟弟，其弟弟说无法联系。因为无法联系到刘桂哲，又无法鉴定笔迹，故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辽0281民初5584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起诉前，李莉听说刘桂哲回过家在大连，故到法院起诉，法院联系上了刘桂哲，本案才正常受理。李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刘桂哲偿还18,100元。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11月20日，邵季梅与张斌签订《出租房屋协议》约定将位于瓦房店市X出租给乙方万雄大连公司，房屋月租600元，上拿租金1800元，当面付清（从2008年11月20日至2009年2月20日）在本协议结束前，应提前20天，交下个租期房租，如不租应提前20天通知，邵季梅在甲方处签字，张斌在乙方处签字。案涉房屋所有人为原告李莉，邵季梅为其母亲。被告刘桂哲系万雄集团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员工。2012年4月13日，被告刘桂哲出具“欠房租13,064元”，2012年11月23日出具欠条：欠房租壹万捌仟壹百元。一审法院认为，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支付房屋租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刘桂哲出具欠条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是否应当支付所欠房租，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刘桂哲对其出具欠条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为职务行为，其出具的欠条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房租18,1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桂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五日内向原告李莉支付租金18,1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3元，由被告刘桂哲负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李莉原审陈述，其本案所诉租金系2010年7月21日至2012年11月20日合计18,100元，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房租：2010年7月2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共21个月，合计12,600元+有线电视费348元+卫生费116元=13,064元。2.2020年4月21日至11月20日：4900元（涨房租每月700元）+卫生费112元=5012元，欠电费20多元，合计5076元。案涉两份欠条上署名均为“刘贵哲”。刘桂哲在一审法院（2019）辽0281民初5917号案件2019年11月18日庭审过程中辩称欠条不是其书写，但不申请鉴定。李莉称2012年4月13日欠条上的字全部为刘桂哲书写，2012年11月23日欠条上的名字和日期是刘桂哲书写，其他内容是李双书写。该庭审笔录还表明刘桂哲称万雄公司2010年7月以后基本没有开资。刘桂哲在一审法院（2020）辽0281民初3473号案件2020年7月28日庭审过程中陈述“……是单位提供宿舍，后来公司就剩2个人，所以我就给签了一份条。”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刘桂哲出具欠条是否构成职务行为；2.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桂哲主张其出具欠条系代表万雄公司的职务行为，应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李莉本案诉请支付租金的期间为2010年7月21日至2012年11月20日，刘桂哲对该期间内其在案涉房屋实际居住一节没有异议，并陈述2010年7月以后万雄公司基本没有发放工资。虽然刘桂哲主张万雄公司承诺包吃包住，但其对此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原一审时李莉提供了一份请示报告书（2008年9月1日），该报告表明刘桂哲曾向公司总裁请款1000元生活费，请示事项为借款，报告主要内容为“由于受上月钢材降价等多种因素影响，影响了销售，也影响了本人收入（因为本人是按销售提成）。为保证本月能正常进行销售，特向公司借生活费1000元整。”该报告上经办人签名“刘贵哲”，该报告关于“借生活费”的内容能够推翻刘桂哲关于万雄公司承诺“包吃”的主张，故刘桂哲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万雄公司承诺过包吃包住、案涉房屋系万雄公司承租并免费提供给刘桂哲使用，否则其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刘桂哲分别于2012年4月13日、2012年11月23日两次出具欠条，且欠条上明确载明“欠房租”，签名仅为个人，并没有代表万雄公司字样，故原审认定刘桂哲出具欠条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而非代表万雄公司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刘桂哲在本案原一审期间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只是辩称欠条不是其书写，其在本案指令审理期间于2020年7月28日庭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李莉提供的欠条系2012年11月23日出具，但欠条上并没有载明还款时间，李莉陈述其一直坚持向刘桂哲主张权利，并多次提起诉讼，因为欠条上签署的是“刘贵哲”，与身份证上使用的姓名不同，且未能正常联系到本人，而被裁定驳回起诉。从刘桂哲原一审庭审关于欠条是否其本人签名的陈述看，其存在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给李莉及时行使权利在客观上造成了较大障碍，且欠条上并没有载明还款时间，故刘桂哲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元，由上诉人刘桂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员  张 钱审判员  任 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