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凤歧，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女，上诉人张凤岐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蕴华，辽宁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婷，女，196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渤，辽宁律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金玉星海2-6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210000696005298Q。负责人：刘岭，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男，该律所工作人员。上诉人张凤岐因与被上诉人李婷、原审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社和所”）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3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凤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凤岐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存在多处错误。(一)对第三人社和所向一审提交的意见书,因其未到庭，上诉人无法对意见书进行质证，但一审则认为对意见书进行了质证是错误的。(二)一审采信了“意见书”中的反悔主张或反悔陈述是十分错误的。(三)一审根本就没有组织三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四)一审查明的“乙方处打印字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无盖章错误”，因社和所已在代理合同的骑缝上加盖了公章,在骑缝上加盖公章也是行为人对其代理合同内容的一种认可方式,也是一种盖章方式,其效力也等同于在落款处盖章的效力。(五)一审同时予以采信的债权转让合同、明细表与社和所出具的“意见书”内容互相矛盾。二、一审程序多处明显违法。(一)社和所在上诉人诉北京杰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创安公共安全有限公司的两个案件中出具的意见书(下称另案两份意见书)中的自认,应当在本案中直接当作证据使用,但一审未将另案两份意见书予以采信程序违法。(二)一审采信社和所未出庭接受质证并且陈述前后互相矛盾的意见书程序违法。(三)一审漏查、漏审了为什么社和所将多份具有债权凭证属性的代理合同转交给上诉人的事实,程序违法。(四)一审漏查、漏审了意见书与此前社和所出具的另案两份意见书、债权转让合同、明细表和其转交给上诉人多份代理合同的行为互相矛盾的情况。(五)一审未责令社和所对其在一审出具的意见书与此前另案两份意见书、债权转让合同、明细表和其转交给张多份代理合同的行为自相矛盾的情况说明,其审判程序更是明显违法。(六)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明显违反审判程序。上诉人出示债权转让合同、明细表、代理合同后,应依法视为初步完成了与社和所存在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当社和所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出示的这些证据不能用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有效证据，在社和所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予以有效否定的情况下,一审竟然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审判程序明显违法。(七)一审未根据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认定本案,其程序更是明显违法。(八)一审对被上诉人在代理合同甲方签名处的签名,是否是被上诉人真实签名的问题,依法应行使释明权,但一审并未行使释明权,程序明显违法。三、社和所已于2018年7月25日通过与上诉人共同签订《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债权债务明细表和把具有债权属性的《委托律师合同》，将其对被上诉人李婷享有的代理合同项下的160000元律师费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四、一审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一)社和所向一审提交的意见书是一种对此前多种自认行为的反悔。一是对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反悔；二是对案涉明细表的反悔；三是对转交给上诉人多份具有债权凭证属性的代理合同行为的反悔；四是对另案两份意见书的反悔。(二)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9条规定，社和所提供本案的意见书,是一种对此前其多个证据、多个行为、另案两份意见书的反悔行为。只要社和所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此前的自认,该反悔是不可能被采信的。五、律师法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仅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律师费可以转让给非律师身份的自然人。六、债权受让人可通过直接起诉方式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七、社和所被处罚和上诉人是否是律师与本案的被上诉人是否应付律师费无关。李婷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社和所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凤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尚欠律师费16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9年11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5日，第三人社和所（甲方）与张凤歧（乙方）签订《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其内容为：甲、乙双方合作多年，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前双方曾于2015年6月15日签定《合作协议书》、于2016年签定《继续合作补充协议书》、于2017年1月10日签定《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等，现除《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以外，其他两份协议书履行期限均已届满。2018年，因司法局和大连市律协原因，甲、乙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下去，合作只能终止。此前，经甲、乙双方共同整理已形成《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收取案件明细表》，确认了本协议签订前乙方2015-2018年所有的案件收取和承办情况。有鉴于上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终止合作以及后续工作安排一事达成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照执行。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签定本协议时，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二、甲、乙双方应对《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进行签字确认。三、后续工作安排：1.《明细表》中应由乙方和乙方授薪律师代理的未审结或未完结的工作，由乙方继续聘请律师按《委托代理合同》直至代理完毕。2.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如需甲方开具发票，则扣除15%税点后归乙方所有。3.应该退费的，也应由乙方承担退费责任并进行退费。4.乙方应保证乙方所有收取的案件不再出现投诉甲方的情况。四、乙方自2018年5月22日期，不得再以甲方的任何名义收取新的案件。五、甲方可帮助乙方进行后续代理工作的完成，具体为乙方可聘请甲方的律师继续完成乙方所收取案件的后续代理工作，费用由乙方缴纳。六、乙方尚欠的管理费、律师费等由乙方与甲方财务人员结清。七、今后如双方协商后，可继续探讨可能的合作(如个案进行合作)。八、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第三人社和所在落款甲方处盖章并由刘岭签字，原告张凤歧在落款乙方处签字并按手印。原告张凤歧在第三人社和所工作期间，双方曾共同确认一份“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7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该表格记载内容包括：3.9、李婷、原告、借贷、8000，另160000未交、2017年8月已归档。原告张凤歧提供《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合同》，该合同内容共四页三十七条均为打印页，书写字迹为：“借贷”、“160000”、“当日未收”，其他内容为打印条文。该合同落款甲方处签有“李婷”，乙方处打印字“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无签盖。被告李婷当庭表示对该合同不予认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第三人社和所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意见书》，其内容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有关张凤岐诉李婷一案意见如下：1、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与张凤歧之间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是我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签定的，约束的是张凤歧和我律所，案涉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2、我律所并不欠张凤歧个人任何费用，相反，自签定《后续安排协议》以来，我律所已为张凤歧个人垫付近50万元，用于返还给张凤歧所签合同的当事人。3、张凤歧起诉任何人，是他个人权利的行使，我律所无权干涉。请法院依法判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当庭认可：1、原告是基于债权转让关系向被告主张律师费16万元；2、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书面的合同、协议或有其他书面凭证；3、本案案涉的代理行为所涉及的案件是一审法院（2017）辽0204民初1799号案件；在该案中，本案原告不是李婷的代理人；4、原告不是执业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原、被告没有亲属关系；原告没有为被告代理过诉讼、仲裁或其他调解案件；5、原告曾在第三人处工作，职务是市场开发部部长。另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5日受理李婷与曲云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辽0204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记载：原告李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该案判决：一、曲云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李婷借款本金11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12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又查，原告张凤歧曾于2020年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李婷给付尚欠律师费80500元。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张凤歧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辽0204民初957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张凤歧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本案案由，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给付律师费及利息，但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当庭明确提出本案诉讼系基于债权转让关系，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张凤歧基于债权转让关系向被告主张律师费及利息，被告李婷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当庭明确案涉债权系由第三人社和所转让，原告主张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但第三人社和所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意见书明确载明：案涉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原告张凤岐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社和所对被告李婷具有有效的债权且已将债权转让给原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如有证据，可另行诉讼。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凤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一审已经质证的证据，本院二审补充查明：张凤岐在就本案纠纷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的（2020）辽0204民初957号案件中的起诉状中称“被告（李婷）委托时口头约定律师费160000元，因未签订书面合同，所以原告（张凤岐）要按律师所公示的收费标准收费。又因被告已交8000元，实际上被告应负88500元，扣除8000元，尚欠80500元”。另，“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7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关于李婷部分的记载内容中8000被记载在“收费金额”一栏中，另160000未交被记载在“合同相关约定备注”一栏中，2017年8月已归档被记载在“归档及退费信息”一栏中。本院认为，各方对上诉人与社和所签订过《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确认了《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该《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是否具有债权转让的属性。对此，本院认为，从该协议中关于“甲（社和所）、乙（张凤岐）双方应对《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进行签字确认”、“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的约定内容上看，社和所将归属于社和所的委托人拖欠的律师费交由张凤岐进行追讨并归张凤岐所有，具有将权利转让给张凤岐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因此，案涉《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具有债权转让的法律属性，一审法院仅以社和所陈述“《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即否定案涉《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具有债权转让的法律属性显然不妥。尽管社和所确实代理被上诉人李婷参加了李婷与曲云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社和所与李婷之间形成了委托律师代理关系，上诉人也因受让债权而取得社和所与李婷之间的《委托律师合同》中受托人的合同权利，可以受托人身份向被上诉人主张律师费，但由于上诉人提交的社和所与李婷之间签订的《委托律师合同》中“160000”、“当日未收”系在社和所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打印、填充式文本上手写内容，而被上诉人李婷又对该部分内容不予认可并称其已向社和所支付了代理费8000元并不欠付律师费，且《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关于李婷部分的记载内容中8000被记载在“收费金额”一栏中，与被上诉人李婷陈述相一致，相反，从上诉人提交的《委托律师合同》的内容上看，律师费仅为160000元，被上诉人已付8000元，这与《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上已经记载“另160000未交”相矛盾，更何况，上诉人在《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上已经记载“另160000未交”的情况下却在另案中主张李婷拖欠律师费80500元，也与上诉人提交的《委托律师合同》中载明的“160000”、“当日未收”相矛盾，因此，上诉人提交的《委托律师合同》虽有“160000”、“当日未收”字样，但不能证明系被上诉人与社和所之间的合意，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拖欠社和所律师费160000元，且上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尚欠社和所律师费，因此，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张凤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张凤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上诉人张凤岐已预交），由上诉人张凤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