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2民终7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艳春，女，198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系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哈密中心公司职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筱红，新疆众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立英，女，197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娇凤，新疆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艳春因与被上诉人高立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2020）新2201民初1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艳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筱红，被上诉人高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娇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艳春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立英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高立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将刘明转账给我的所有款项性质均定性为赠与是错误的。刘明给我转款的性质是还款。1.2018年12月13日刘明转账给我50,000元并非赠与，而是刘明归还2017年5月27日借我5万元的还款。该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和证人丁爱香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2．刘明去世前给我微信转账系归还的借款。一审法院未将2019年4月我通过张嘎借给刘明的60,000元予以认定，未从刘明转账总额中扣减系事实认定错误。该事实有张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我的银行取款记录和我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借款事实。3．一审法院未认定2019年我取款47,000元，借给刘明45,000元用于购买铲车的事实，未将该款从刘明给我转账总额中扣除系错误认定。该借款事实有丁爱香陈述、我的银行取款记录和我的陈述相互印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认定该款为借款。4．一审法院将刘明微信转账给“执着”（微信名）的款项认定为转账给我系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刘明在世时，我的微信名为“丛容”，刘明去世后，我才变更微信名为“执着”。故刘明在世时，其微信转账给名为“执着”的人并非转给我的，转给该“执着”的款项应当从刘明给我的转账总额中扣除。综上，我与刘明之间的相互转账系正常借款与还款关系，并不存在无偿赠与，一审法院不应判决由我向高立英返还。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高立英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13日刘明转账给梁艳春的50,000元系赠与的事实正确，梁艳春主张50,000元系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一，梁艳春与刘明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梁艳春对2018年12月13日转账的事实没有提供欠条和收据，无其他证据证实，不能单独以证人证言来证明其为借款，且证人与梁艳春是好友，有明显的倾向性。其二，梁艳春从自助取款机取款，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借给刘明使用。而从刘明的银行流水上看到，刘明是直接向梁艳春转账，故不能认可梁艳春的上诉。梁艳春没有提供新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梁艳春没有提供证据证实60,000元系刘明的借款。梁艳春称2019年4月26日和30日从自动取款机提取60,000元金后交给张嘎，是用于刘明和张嘎的生意，但缺少刘明的借条予以证明该笔款项是借款。且梁艳春为何不直接转账给刘明或张嘎，也没有让刘明或张嘎书写借条追认该借贷事实？因此梁艳春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常理。且从公安案卷中的笔录可以看出，张嘎只是承认梁艳春送来60,000元，至于该笔钱是谁的，在笔录中没有体现。梁艳春未提供事实依据证明该笔款项为借款。三、梁艳春主张45,000元是借给刘明购买铲车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梁艳春没有提供铲车购买协议，证人是其好友，证言存有倾向性，不能直接认定。梁艳春借给刘明的款项均是从取款机提取的，而不是直接转账。实际生活中考虑环境及便捷等因素，一台铲车的交易转账应该比支付现金更安全和便捷。梁艳春借款应当表明性质，或者写欠条，但梁艳春均没有这类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借款，因此梁艳春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四、对于梁艳春称在刘明在世时其微信名为“丛容”，刘明去世之后改为“执着”与事实不符。我方在一审中提供了梁艳春的微信名片截图，证明梁艳春的微信名原为“执着”，后改为“丛容”，且梁艳春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对证据的真实性都予以认可，故梁艳春的该上诉理由是无效的。综上，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刘明非法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梁艳春是无效的。高立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艳春返还高立英146,629元及利息，并赔礼道歉；2．由梁艳春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0月8日，高立英与案外人刘明登记结婚，双方系合法夫妻关系。在高立英和刘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梁艳春在明知刘明有配偶的情形下与刘明于2017年至2019年期间存在3年的非法同居关系。2016年8月4日至2016年12月17日，刘明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梁艳春6次给付款项人民币1,086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13日，刘明通过尾号为“5692”的建行卡和微信转账方式向梁艳春6次给付款项人民币68,166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9日，刘明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梁艳春6次给付款项人民币77,377元。现高立英以刘明未经其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梁艳春的行为严重侵害了高立英的合法权益，遂向梁艳春主张返还146,629元及利息，引起本案诉讼。梁艳春于2019年2月16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刘明给付款项人民币7,700元。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梁艳春通过微信向刘明转账6次款项人民币1,73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高立英主张梁艳春返还的146,629元及利息是否合理的问题。高立英与刘明系合法夫妻关系，双方对共同共有的家庭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双方除日常生活需要外，对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的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中，刘明在高立英不知情的情形下，基于与梁艳春的不正当关系陆续通过银行卡或者微信转账等方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梁艳春，该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和公平的原则，亦侵害了高立英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应属无权处分，事后也未得到高立英的追认，故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赠与无效后，高立英可要求梁艳春返还刘明赠与的全部款项及相应的合法孳息，梁艳春取得该款项并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关于返还的金额，案外人刘明于2016年通过支付宝分5次给梁艳春转账共计1,086元，该转账行为发生时，梁艳春与刘明不存在不正当关系并未非法同居，刘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合理的处分权，且每笔转账金额并不大，不属于做重要处理决定需夫妻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范畴。庭审中，高立英认可梁艳春将7,700元退回给刘明，梁艳春抗辩称，2018年12月13日刘明向其转账的款项50,000元系还款，虽要求证人出庭进行证实，但庭审中梁艳春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是否存在此笔借款的事实，上述转款系还款的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梁艳春称2019年2月25日其取款47,000元，借给刘明45,000元用于购买铲车，同样庭审中，梁艳春也未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借款的存在和购买铲车的事实，故对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梁艳春抗辩称其向案外人张嘎给付现金60,000元，系刘明与张嘎合伙做生意，刘明向其借款的事实，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也不予采信。梁艳春提供微信转账账单，证实其向刘明转账6次款项合计人民币1,736元，因每笔转账金额并不大，属于梁艳春对其财产行使处分的权利，不应作为已返还赠与的款项进行扣减。高立英提供收款收据用于证明其与刘明租住的房屋系刘明承租，租金系梁艳春交纳，高立英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不认可，该租金系梁艳春与刘明非法同居期间必然产生的费用，且梁艳春亦居住于此，租金系其自愿支付，故与刘明未经高立英同意赠与其款项并不能折抵。综上，对梁艳春的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高立英要求梁艳春返还的金额原审法院确认为137,843元（146,629元－1,086元－7,700元﹦137,843元）。关于高立英主张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应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高立英请求梁艳春进行赔礼道歉的诉求，因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并非侵权案件，故对该项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如下：一、被告梁艳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高立英137,843元；二、被告梁艳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高立英137,843元的利息（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高立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33元，由被告梁艳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艳春提交了1．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刘明生前向梁艳春通过微信转账50,834元，梁艳春向刘明转账是12,471元。2．妮妮饰品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授权书》《证明》，证明领先商场妮妮饰品店挂名经营者是刘明，实际由梁艳春经营；3．《领先购物广场集收返款明细》，证明领先商场将妮妮饰品店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收入情况，款项打入刘明银行卡内。高立英提交了微信截图，证明梁艳春的另一微信名“执着”，微信末尾号AD22、G422都是梁艳春。经质证，对梁艳春提交3组证据，高立英对证据1、证据2中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对证据2中的《授权书》、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授权书》并非刘明本人书写，名字也非梁艳春。证据3中“部门名称”并非妮妮饰品店，银行卡号也不能证明是刘明所有，并且梁艳春提交的《授权书》中显示，刘明委托梁艳春负责妮妮饰品店的一切结算事宜，刘明并没有结算任何营业款。对高立英提交的微信截图，梁艳春不认可，辩解其个人仅有一个微信号。本院对梁艳春提交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高立英一审提交的刘明微信转账名，刘明2019年4月至10月向“执着”转款情况：2019年10月5日转款5,000元，2019年6月10日20：43转款950元，2019年6月3日转款1,000元，2019年5月7日转款3,000元，2019年4月26日16：53转款14,600元，2019年4月17日转款5,000元。根据梁艳春二审提交的微信转账明细，“执着”向“丛容”部分转款情况：2019年10月7日转款4,500元，2019年6月10日20：44转款950元，2019年6月3日转款800元，2019年4月26日16：56转款14,600元，2019年4月21日转款3,000元。另查明，梁艳春通过微信向刘明2018年转款6笔，合计4,571元，2019年转款3笔8,136元（含退还给刘明的7,700元）。本院认为，梁艳春与高立英的丈夫刘明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存在婚外非法同居关系，刘明通过银行、微信转账方式多次向梁艳春转款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刘明向梁艳春转款的性质及金额如何认定问题。梁艳春上诉称刘明通过建行转账50,000元、去世前微信转账的45,000元均系刘明向其偿还的借款，除其个人陈述外，针对50,000元的借款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再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对于其上诉称通过张嘎向刘明出借6,000元，2019年取款47,000元，借给刘明45,000元用于购买铲车的事实，其提供的个人取款记录、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实借款事实的存在。关于刘明向梁艳春通过微信转款的情况，梁艳春上诉称其微信名为“丛容”，刘明去世后改为“执着”，刘明去世之前向“执着”的转款并非转给了梁艳春。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梁艳春在一审中未以此为由提出抗辩；其次，刘明向“执着”的转款情况，及“执着”向“丛容”的转款情况，根据转款时间先后、转款金额，可以反映出刘明转给“执着”的款项，“执着”又转给了“丛容”。结合高立英二审中当庭使用刘明手机操作向“执着”转账大额款项，系统自动显示＊＊春，并提示补全收款方姓名首字，输入首字“梁”后，系统提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认定“执着”就是梁艳春，故本院对梁艳春认为刘明转账给“执着”的款项不是转给梁艳春，应当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梁艳春主张其向刘明的转账应予以抵销，经核对2018年、2019年期间梁艳春向刘明微信转账8笔12,534元，扣除向刘明退还的1笔7,700元，转款金额实际为4,834元，本院在总金额中予以扣除，137843-4834=133,009元。关于梁艳春主张由其经营登记在刘明名下的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妮妮饰品店，经营收入领先购物广场打入刘明银行卡内。但其提交的《领先购物广场集收返款明细》中并未显示“妮妮饰品店”，亦不能证明经营收入打入了刘明的银行卡。并且，明细表中显示款项金额为39万余元，远远超出高立英一审主张金额。梁艳春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反诉，如确有证据，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梁艳春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2020）新2201民初1501号民事判决；二、梁艳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立英133,009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高立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33元，由梁艳春负担2,932元，高立英负担3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57元，由梁艳春负担2,950元，高立英负担1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丽    敏审 判 员   古丽合尼木  尼牙孜审  判  员   阿不都如苏力 达尔古西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书  记  员   马怡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