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容，女，1975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成，湖北善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琦，女，1962年12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可汗，湖北锋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容因与被上诉人周小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2民初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周小琦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由周小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重要事实。周小琦向刘容或屈永凤或广州华军合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军公司）购买“省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含糊其词，此事实是最终确定谁承担责任的重要基础，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认定的前提下判决刘容承担责任明显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其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被告。刘容已举证证明将周小琦转账的10万元转给了屈永凤，刘容只是中间人受周小琦委托向屈永凤购买“省代理”。刘容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书要求追加屈永凤为被告，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致使重要事实未查清。其二，一审法院未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本案的审理。华军公司推出的“省代理”本质是进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工具，没有任何价值，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本案是该刑事案件中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周小琦应通过刑事程序来处理。在刑事案件没有对本案事实作出定性之前，一审法院应中止本案审理。三、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错误。华军公司推出的“省代理”并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类似享受分红的投资模式。刘容对“省代理”无所有权，也无法转移所有权。刘容在交易行为中，只是一个代理人，与周小琦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刘容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周小琦辩称，一、刘容提出已将10万元转账给屈永凤，该转账只能表明刘容与屈永凤之间的资金关系。周小琦转给刘容的10万元没有特定化，该款项转入刘容的账户后，周小琦就对款项失去了控制。二、屈永凤不是本案当事人，刘容与屈永凤之间的资金关系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三、本案不属于先刑后民的案件。刘容不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周小琦与涉华军公司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没有任何资金往来，也不属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四、周小琦与刘容之间存在以“省代理”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五、本案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5民终53号案件是类案，应参照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容的上诉请求。周小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容返还周小琦10万元并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75%计算承担占有资金损失（从2017年11月27日入账之日，暂算至2020年3月26日为11215.28元）；2.由刘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小琦为购买华军公司推出的“省代理”项目，于2017年11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容转账10万元。庭审中，刘容提出其系代周小琦向屈永凤购买的“省代理”，已将款项10万元转给了屈永凤，屈永凤收款后，通过雷达钱包已给周小琦分别配币分配了“水源链”、“易枷链”、“依贝”，周小琦则陈述系向刘容购买的“省代理”，购买“省代理”后仅配币分配了“水源链”。另查明，华军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渝及相关管理人员均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或移送审查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周小琦为购买“省代理”，向刘容支付了款项10万元，结合庭审中刘容关于“省代理”项目通过雷达钱包分别给周小琦分配了“水源链”、“易枷链”、“依贝”，及周小琦称其购买“省代理”后配币分配了“水源链”的陈述，应认定周小琦与刘容间构成以“省代理”“水源链”为交易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刘容辩称诉讼主体错误不应列其为被告，其系代周小琦在屈永凤处购买的“省代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二、关于涉案合同是否有效问题。本案中，刘容陈述的华军公司推出的“省代理”项目通过虚拟平台配币的交易流程，明显违反了国家金融政策，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且华军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渝及相关管理人员均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或移送审查起诉，周小琦与刘容就购买“省代理”的交易行为目的、标的物不具有合法性，故案涉合同应属无效。三、关于刘容是否应当返还10万元款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刘容收取的款项10万元，应当返还给周小琦。周小琦请求资金占用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华军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渝及相关管理人员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容抗辩应当“先刑后民”，本案周小琦与刘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不必然依据上述刑事案件的处理，该抗辩不予支持。综上，周小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刘容返还周小琦人民币10万元；2.驳回周小琦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2元由刘容负担。本案在二审期间，刘容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6民初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1.刘容与章永华共同出资50万元在华军公司获得的“省代理”购买活动已结束，刘容手中没有“省代理”可供出售；2.该案中周春梅接受章永华购买5万元的“省代理”后，将5万元又转给刘容，法院判决周春梅不承担返还责任，由刘容承担返还责任；3.该案与本案案情相似，本案中刘容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另外，刘容向本院申请证人秦某（系刘容前同事）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2017年11月26日，秦某与刘容在公司办公室，周小琦请刘容弄一份“省代理”，刘容手中名额已用完，找秦某要一份名额，秦某手中也没有名额了，刘容又找屈永凤要名额，屈永凤手中有名额。当时，刘容让周小琦直接将钱转给屈永凤，周小琦称其与屈永凤不熟，周小琦让刘容帮忙将钱转交给屈永凤。经证据交换，周小琦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6民初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两案事实不一样，该案中章永华的转款已经特定化，周春梅向刘容转款已经备注“章永琴姐弟入股省代理”，该判决不能达到应支持刘容上诉请求的证明目的。2.证人秦某的证言没有证明力，秦某没有直接参与之后的转账行为；证人证言系言词证据，具有易变的特点，秦某与刘容均是华军公司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刘容提交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的事实认定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证人秦某的证言，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有效证据综合认定案件相关事实。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周小琦在购买“省代理”中与刘容之间形成何种民事法律关系。周小琦认为，刘容是其购买“省代理”的直接交易方，两人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刘容认为，其是受周小琦委托向屈永凤购买“省代理”，两人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从双方的合意来看，周小琦提出向刘容购买“省代理”的请求，刘容予以接受，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意已经形成。从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来看，周小琦将10万元款项转入刘容账户，刘容将“水源链”等虚拟货币分配到周小琦的雷达钱包，符合买卖合同互履义务的基本法律特征。至于刘容是否通过屈永凤给周小琦的雷达钱包分配虚拟货币，并不影响周小琦与刘容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虽然刘容称周小琦所转款项10万元已转给屈永凤，但该转账无法判断即是周小琦转给刘容购买“省代理”的款项。现有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周小琦与屈永凤之间存在购买“省代理”的合意，也不足以证明刘容是受周小琦委托向屈永凤购买“省代理”的事实。综上所述，周小琦与刘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刘容关于其不是买卖合同的交易方而是受托人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刘容提出本案应追加屈永凤为被告以及应按照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的问题。本院意见与一审法院意见一致，在此不再赘述。综上，刘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波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陶霄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邹松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