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19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纲校，男，197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恩宽，湖南畅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远大三路**远大城。法定代表人：张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灵，男，198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朱纲校因与被上诉人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集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20）湘0121民初2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纲校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纲校的一审诉讼请求；二、由远大集团承担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认定劳动关系解除时，忽略了能够证明远大集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录音，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朱纲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及30页的录音文字版，根据与远大集团人力部副部长罗凯的录音可知，远大集团违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2、一审法院在认定工资发放情况时，对《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上日期的先后顺序只字未提。《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第一行载明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建公司）在2018年10月11日曾与朱纲校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并在同日将这份2018年10月1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变更协议上朱纲校签名的下方显示日期也是2018年10月11日。而《劳动合同》中朱纲校签名的下方，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显然该《劳动合同》是在《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签订后签订的。同时，根据远大集团在一审证据目录中的自认，也应认定为不同的两份合同。3、一审法院在认定兼职劳动报酬时，未充分考虑朱纲校提供的教学方法、办学经验等智力劳动的特殊性。朱纲校有丰富实践经验，作为智力劳动者，不需要定时定点在一个地方埋头苦干，公司有什么问题通过电话等方式就可以解决。在兼职劳动报酬的认定时，朱纲校提供了存在另一份合同的相关线索，单位作为强势一方，应负责保管好合同等资料，承担举证责任，如公司不能举证，应认定存在兼职劳动报酬。4、一审法院认为远大集团代为子公司可建公司发放员工工资系社会实际属于认定错误。事实上两家公司人格混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一旦可建公司有债务需要清偿，其母公司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远大集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朱纲校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远大集团支付朱纲校工资433333元;2、远大集团支付朱纲校经济补偿金66666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远大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8年8月23日，远大集团人力资源部以朱纲校为对象出具《聘用通知》，该通知载明：试用期职位暂定为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为税前40万元/年，每月支付2万元，工作满一年当月支付余额（中途离职则无），报到日期预定为2018年9月10日。2、2018年，朱纲校入职可建公司建爱迪生学院，担任副院长一职，从事管理工作。2018年10月22日，可建公司和朱纲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10月11日至2021年10月10日止。3、远大可建系远大集团的子公司。2018年10月，可建公司、朱纲校、远大集团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约定原劳动合同主体由朱纲校和可建公司变更为朱纲校和远大集团，朱纲校与远大集团建立劳动关系，原劳动合同中可建公司所有权利义务由远大集团承接，原劳动合同其他条款仍继续履行。另，在职期间，远大集团为朱纲校购买了社会保险。4、远大集团人力资源部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朱纲校于2018年10月11日进入我司从事学院管理工作，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9月12日终止。另，该证明上并无朱纲校的签名确认，但双方均认可朱纲校自2019年9月12日起未返回远大集团上班。5、2019年11月，朱纲校（申请人）以远大集团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向申请人支付工资433333元、经济补偿99999元等共533332元。2019年12月11日，长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长县劳人仲案字[2019]第919号仲裁裁决,裁决远大集团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纲校经济补偿16500元、工资12249.48元，共计28749.48元。之后，朱纲校和远大集团因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而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朱纲校的入职时间。朱纲校主张于2018年9月10日入职并提供劳动，并提交《聘用通知》予以佐证；远大集团认为入职时间应以《劳动合同》载明的2018年10月11日为准，并提交《离职证明》、钉钉对话记录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1）朱纲校和可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18年10月11日起，该情况与远大集团主张一致，而朱纲校提交的《聘用通知》中载明的2018年9月10日仅为“预定”报到日期，不足以证明朱纲校已在该日入职并提供劳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朱纲校对远大集团提交的朱纲校与罗凯（远大集团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钉钉对话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而该记录显示罗凯于2019年10月11日曾将《离职证明》的电子版发送给朱纲校，但朱纲校并未就该电子版中载明的“于2018年10月11日进入我司从事学院管理工作”提出异议，而是要求罗凯开具《离职证明》后邮寄给他，可见朱纲校对2018年10月11日的入职时间是认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朱纲校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2、朱纲校和远大集团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原因。朱纲校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0月14日因远大集团违法辞退而解除；远大集团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2日因原告个人辞职而解除，并提交《离职证明》、钉钉对话记录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离职时间。朱纲校对远大集团提交的朱纲校与罗凯（远大集团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钉钉对话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而该记录显示系朱纲校要求罗凯注明离职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该情况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朱纲校自2019年9月12日起未再向远大集团提供劳动相吻合，也与朱纲校提交的2019年9月12日的“朱纲校的日报”中载明的“今天不得不离职”相一致。以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2）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之规定，对于劳动关系解除原因有争议的，原则上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远大集团与朱纲校就各自主张的解除原因均未充分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结合《离职证明》，根据公平原则，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由远大集团提出解除后协商一致解除。3、远大集团是否拖欠朱纲校2018年9月10日-2019年10月14日的工资。朱纲校称可建公司发放的工资系其在可建公司兼职的劳动报酬而非远大集团发放的工资，并主张远大集团尚欠其工资433333元；远大集团主张朱纲校实际在可建公司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是为了给朱纲校在长沙缴纳社保，朱纲校的工资也实际由可建公司发放，故远大集团已足额发放工资，不存在拖欠。一审法院认为，（1）可建公司系远大集团的子公司，其代远大集团发放员工工资与社会实际相符，同时，朱纲校认可的远大集团提交的朱纲校与罗凯“钉钉对话记录”中载明“纲校：我这手续有点复杂，工作点和工资发放又在可建，合同前面签的是可建，后面为了在长沙购买社保又将合同改签到远大科技集团”，这一情况与远大集团的主张相一致，而朱纲校就其主张的“兼职劳动报酬”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远大集团的主张予以支持并认定可建公司系代远大集团向朱纲校发放工资。（2）远大集团提交了《朱纲校工资明细表》，并提供了考勤情况、考勤规定、放假通知、《关于调整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的通知》等证据予以印证，现朱纲校对该工资明细表数额无异议，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对已发放的工资数额表示异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朱纲校工资明细表》予以采信，并根据该工资明细表认定远大集团已按20000元基本工资的标准向朱纲校发放2018年10月-2019年8月的工资以及2019年9月份工资9785元。根据《聘用通知》，朱纲校的工资“为税前40万元/年，每月支付2万元，工作满一年当月支付余额（中途离职则无）”，经审理查明，朱纲校在职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9月12日，未满一年，故远大集团仅需按20000元的标准支付朱纲校在职期间的工资，现远大集团已按20000元的标准足额支付朱纲校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不需再行支付。另，根据远大集团提交的考勤规定核算，远大集团应向朱纲校支付的2019年9月工资为11954元［20000元÷21.75天×13天（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11日出勤日为13天）］，扣除远大集团已支付的9785元，现远大集团尚欠付朱纲校2019年9月份工资2169元（11954元-9785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远大集团欠付朱纲校2019年9月份工资2169元。一审法院认为：一、经审理查明，远大集团欠付朱纲校2019年9月份工资216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远大集团应当予以支付。二、朱纲校与远大集团的劳动关系系由远大集团提出解除后协商一致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远大集团应向朱纲校支付经济补偿。同时，2018年长沙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7774元（93293元÷12个月），现朱纲校的月工资20000元未超过三倍23322元（7774元×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结合朱纲校的工作年限，一审法院认定远大集团应支付朱纲校经济补偿金2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远大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纲校2019年9月份欠付工资2169元；二、限远大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纲校经济补偿金20000元；三、驳回朱纲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远大集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载明：甲（可建公司）、乙（朱纲校）、丙（远大集团）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对甲乙双方于2018年10月1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达成如下变更协议。二、远大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远大集团无须支付朱纲校经济补偿金16500元、工资12249.48元；诉讼费用由朱纲校承担。案号为（2020）湘0121民初2255号。2020年7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湘0121民初2255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中判决的理由与结果的部门内容为“本案所涉的经济补偿金、工资等已经在关联案件（2020）湘0121民初2288号案件中阐明，故不再赘述”，并判决：一、远大集团无须向朱纲校支付超过2169元限额的2019年9月份欠付工资；二、驳回远大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朱纲校不服该判决，已向本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20）湘01民终11913号，该案现在二审审理中，远大集团未上诉。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朱纲校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二、远大集团应否支付朱纲校工资433333元；三、远大集团应否支付朱纲校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关于焦点一。1.入职时间。朱纲校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依据为《聘用通知》。远大集团主张：朱纲校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依据为《劳动合同》《离职证明》、钉钉对话记录。经审查，第一、《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均载明朱纲校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第二、朱纲校对远大集团提供的钉钉对话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钉钉对话记录显示2019年10月11日上午远大集团的罗凯已将《离职证明》的内容发给朱纲校，朱纲校没有对《离职证明》上的入职时间2018年10月11日等提出异议，并要求罗凯尽快开具《离职证明》。第三、2018年8月23日出具的《聘用通知》虽载明报到日期预定为2018年9月10日，但具体报到后的入职时间需要其它证据进一步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朱纲校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2.离职时间。朱纲校主张：其离职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远大集团主张：朱纲校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依据为《离职证明》、钉钉对话记录。经审查，第一、《离职证明》载明朱纲校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第二、远大集团提供的钉钉对话记录（朱纲校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显示2019年10月11日上午远大集团的罗凯已将《离职证明》的内容发给朱纲校，朱纲校没有对《离职证明》上的离职时间2019年9月12日等提出异议，并要求罗凯尽快开具《离职证明》。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2019年9月12日起朱纲校未再去上班。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朱纲校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朱纲校主张：其同时在远大集团和可建公司工作，可建公司支付的工资系兼职工资，远大集团尚欠其工资433333元。远大集团主张：朱纲校实际在可建公司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只是为了给朱纲校在长沙缴纳社保，故朱纲校的工资由可建公司发放。经审查，远大集团提供的钉钉对话记录（朱纲校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载明：“纲校：我这手续有点复杂，工作点和工资发放又在可建，合同前面签的是可建，后面为了在长沙购买社保又将合同改签到远大科技集团”。该聊天内容与远大集团的解释相一致。本案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朱纲校同时在远大集团和可建公司工作。故远大集团无须与可建公司同时支付朱纲校在职期间的工资。根据上文分析，朱纲校的在职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9月12日，未满一年，故仅需按照20000元/月的标准向朱纲校支付在职期间的工资。可建公司已按20000元/月的标准向朱纲校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故仅需再支付朱纲校2019年9月1日至9月12日的工资。经一审法院核算，除了已支付的部分外，远大集团还需支付朱纲校2019年9月份工资2169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三。朱纲校主张：远大集团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应支付赔偿金。远大集团主张：系朱纲校自己离职。经审查，第一、远大集团及可建公司并没有向朱纲校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第二、朱纲校提供了录音，用于证明远大集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远大集团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录音通话中对方的身份本院无法核实，故该录音不足以证明远大集团违法解除与朱纲校的劳动关系。综上，朱纲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远大集团或可建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故一审判决对朱纲校要求远大集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远大集团支付朱纲校经济补偿20000元，远大集团未上诉，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纲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朱纲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刘文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曾锦书记员黄小飞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