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豪，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惠思，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政，男，198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广林，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余，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玉娥，女，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康，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系沈玉娥之夫。上诉人蔡豪因与被上诉人施政、施广林，原审第三人沈玉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豪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混淆事实，断章取义，将借据和转账凭证的佐证关系强行割裂，仅凭主观臆测，认为其中某个细节与常理不符，便否认整个以书面证据、视频证据且已在聊天记录中确认的借贷事实，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民间借贷纠纷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合意、借贷金额以及款项的交付承担证明责任，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以及款项的交付；3、被上诉人一直声称暴力催收，却无任何证据证明，反而是上诉人举证视频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是在平和的氛围下正常沟通还款事宜，上诉人是在合理合法的维护自己作为出借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施政、施广林答辩称：蔡豪曾经多次教唆黑社会成员到施广林位于张家港市家里进行暴力讨债，在一审中蔡豪也承认多次派人上门暴力讨债的行为。蔡豪在当地是有名的放水人员，和黑社会人员有重大联系，最近施广林也到过乐余镇派出所与派出所相关警方进行沟通。施政、施广林和蔡豪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蔡豪让第三人沈玉娥转账50万元给施政时，就有预谋将施政之前的无效借条作为后来的借款证据，实际是蔡豪为达到虚假诉讼目的而故意制造的假象。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沈玉娥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没有意见，具体蔡豪和施政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蔡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施政、施广林归还借款本金28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止；以2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判令施政、施广林承担律师费损失2.2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施政、施广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31日，施政向蔡豪出具《借据》1份，载明：本人施政因家庭财务紧张特向蔡豪借用资金50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并承担该款自借款之日起按每月2%计算的利息，逾期归还的借款人应承担自到期日始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每月2%计算的利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实际支出费用。以上内容以及“时间：2016年1月31日”均为打印文本。施政在“具款人”处签名，并在下方写明身份证号码。蔡豪在该《借据》下方空白处书写“2018.2.6日已还借款3万元正（30000元）蔡豪2018.2.6”和“2018年2月13日已还借款玖万元正（90000元）蔡豪2018.2.13”。2018年3月5日，施广林在前述《借据》下方空白处书写“截止2018年3月5日余借款共计叁拾捌万元整（380000），现还款计划如下：2018年8月还款壹拾万元（100000），2019年1月还款壹拾万元（100000），2019年6月还款壹拾捌万元（180000）”。2018年3月5日，蔡豪、施广林共同在前述《借据》下方空白处签名确认“2019年2月2日还款共计100000（壹拾万元）”。2017年3月14日，蔡豪名下尾号为8410的银行卡转给沈玉娥名下尾号为8818的银行卡30万元，蔡豪的该银行卡余额为30860.46元，沈玉娥的该银行卡的余额为54.2万元。同日，沈玉娥名下尾号为8818的银行卡“转定期”50万元，再“取定期”50万元。同日，沈玉娥名下尾号为8818的银行卡转给施政名下尾号为7273的银行卡50万元。2018年2月11日，蔡豪的父亲蔡志平向施广林出具《收条》1份，主要内容为：收到施广林现金2万元，从50万元的借条扣除，原50万元的借条在蔡豪处，是施政的借条，现由施广林、蔡志平接手代办。根据蔡豪尾号为8410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9月16日至2018年8月15日间，施政共转给蔡豪16笔款项共计43.65万元，蔡豪共转给施政4笔共计29.85万元。蔡豪在一审庭审中对借款的经过陈述如下：我和施政是校友，后来成了朋友；当时施政作为借款人，我作为担保人，共同向吴国荣借了50万元，吴国荣直接找到我，我就让施政把钱还掉，但施政没钱还，我就出了个主意，让施政先向刘永康借钱，借了50万元以后就还给吴国荣了；2017年3月份，施政准备向我借50万元，我当时只有30万元，所以我就把这30万元先转给沈玉娥，再让沈玉娥转给施政50万元，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条我就把剩下的20万元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还给沈玉娥了；2016年1月31日的《借据》，实际上是施政在2017年4月份写给我的，因为《借据》是我让会计给我的样本，当时没注意《借据》上的落款时间，是刘永康把施政50万元的借条给我以后让施政签的《借据》。施政在一审庭审中对事情的经过陈述如下：我和蔡豪是高中时候的校友，大概是在2003至2005年间认识的；《借据》应该是在2016年1月31日写的，当时是蔡豪打的，不是他的会计打的；当时我写给沈玉娥借条时给了刘永康2万元现金。刘永康在一审庭审中对案涉款项的经过陈述如下：当时转给施政50万元是沈玉娥操作的；转给施政50万元后，施政写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给沈玉娥；施政当时有没有给2万元现金我想不起来了，我肯定没有收到这个钱，如果收到的话也是和蔡豪有关系，具体我都忘记了；因为涉及商业秘密，不愿意提供沈玉娥的银行交易流水。以上事实，有《借据》、银行交易流水及一审当事人陈述、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典型的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金额以及款项的交付承担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蔡豪主张其与施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对此，蔡豪提供了施政签名的《借据》，说明蔡豪与施政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借贷合意。蔡豪为证明其向施政交付了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50万元，提供了第三人沈玉娥转给施政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施政抗辩称其未收到《借据》项下的借款，沈玉娥转账的50万元系其与第三人沈玉娥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蔡豪欲向施政出借50万元，先转给沈玉娥30万元，再由沈玉娥转给施政50万元，这与常理不符；案涉《借据》中除施政的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码是手写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蔡豪称《借据》是其会计给的样本当时没有注意落款日期，该解释同样不符合常理；蔡豪和沈玉娥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施政在收到沈玉娥转账的50万元后向沈玉娥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故沈玉娥转给施政的50万元系施政与沈玉娥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案涉《借据》没有关联，据此蔡豪主张其向施政交付了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50万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另外，对于蔡豪在《借据》中备注的还款信息，系蔡豪的单方记载，且因为蔡豪与施政之间互相存在资金往来，根据蔡豪在《借据》中单方记载的还款信息无法认定施政结欠其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施广林代施政向蔡豪归还借款的行为以及分期还款的承诺，系施广林个人的行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得到了施政的授权或认可，故无法据此推断施政结欠蔡豪50万元的借款。综上，蔡豪要求施政、施广林归还借款28万元及利息、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蔡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44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6514元，由蔡豪负担。二审中，蔡豪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视频对话文字记录，证明2018年3月5日-2019年2月2日，施广林签订还款承诺的经过，多次提到其儿子施政的钱会还，可以证实施政欠款的事实。2、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借款的原因和还款经过。3、银行流水，证明施广林签订还款承诺后，施政和施广林还款共计10万元。施政和施广林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质证，这是蔡豪教唆黑社会人员多次上门，暴力讨债后，施广林逼不得以到蔡豪门上去求情，从录像的录制行为来看，蔡豪是有准备性的，足以说明蔡豪为了掩盖虚假诉讼行为的合法性而故意录制的。2、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但是需要说明，2016年2月份期间的微信记录没有看到，因为2016年2月份施政在微信中多次向蔡豪讨要本案的借条，而蔡豪在提供本案微信聊天记录的当中把2016年10月18号之前全部删除掉，应该是故意行为。3、蔡豪就沈玉娥借款50万元的事，一直以沈玉娥向其讨要为向施政讨要，施政于2018年转给蔡豪的3万元就是归还沈玉娥25万元的钱，另一部分是田松向蔡豪借款时施政担保的。施政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是田松向蔡豪借款的担保数额，蔡豪至今也不肯提供田松的借款中有施政的担保事项。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两个要素为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本案中，蔡豪以施政向其出具的一张50万元《借据》要求施政还款，施政则辩称未收到借款，故蔡豪仍应就借款的交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审查，一是蔡豪并未将案涉款项直接交付给施政，而是由其于2017年3月14日先转给沈玉娥30万元，同日再由沈玉娥转给施政50万元，蔡豪对此解释为其出借资金不够才让沈玉娥帮忙的，明显有违常理；二是蔡豪转给沈玉娥30万元与沈玉娥转给施政50万元，中间有20万元的差额，对此蔡豪解释称其在第二天即2017年3月15日就将剩余20万元以承兑的形式交付给了沈玉娥，对此蔡豪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三是《借据》载明的借款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早于蔡豪所称的转账时间长达1年多，对此蔡豪解释称系其会计没有注意导致，也与常理不符，且《借据》日期上还有施政的捺印；四是施政在收到沈玉娥转账的50万元时，就向沈玉娥出具了借条，沈玉娥对此亦予以认可，但沈玉娥又称借条给了蔡豪而无法出示。据此，根据现有证据及各方陈述，仅能证明沈玉娥转给施政的50万元系施政与沈玉娥之间的借贷往来，并不能证明与案涉蔡豪所称的《借据》有关联，故蔡豪主张其向施政交付了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5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定。综上所述，蔡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88元，由上诉人蔡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柏宏忠审判员  朱婉清审判员  丁 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石寒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