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神田莉沙（KANDARISA），女，1962年5月19日出生，日本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庆，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立华，女，1957年1月30日出生，回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神田莉沙（KANDARISA）（曾用名：姚立文）（以下简称姚立文）因与被上诉人姚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立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庆、被上诉人姚立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立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初606号民事判决；2.改判姚立华清偿姚立文借款16万元及以此为基数，自2001年4月13日开始按照约定的年3%为标准，计算到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姚立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关系证据不足，违背客观事实，应当纠正。存折系证明权利人对存折中所载明的权利享有所有权的直接证据。存折的名字是谁，谁就应当享有存在载明的权利。从本案存折载明的信息看，案涉存折的主体系姚立文，姚立文对案涉存折的资金依法享有所有权。在姚立华承认将姚立文存折中承载的资金用于支付自己购房款的情况下，双方即已经构成代支付关系，如果不能证明代支付存在其他抵顶的法律关系，则应当认定为借款关系存在。本案中，姚立华并未提出姚立文欠姚立华债务的抗辩理由，因此法院应当确定姚立华因购房缺乏资金，向姚立文借款。姚立文直接从银行账户柜台办理向房屋出卖人存入资金的事实（从柜台按照取款、存款手续直接办理，姚立文并未接触现金）符合案件客观情况，应当得到法律支持。然而，一审判决面对前述客观事实，以证明借款关系的证据不足为由，否定借款关系存在的认定。属于歪曲事实的错误认定，应当给予纠正。二、一审判决将姚立文存折中资金来源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姚立文来承担，属于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其根据该错误举证责任推定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改判。案涉存折载明的权利人系姚立文，既然姚立华辩称案涉姚立文存折中的资金系姚立华拥有，姚立华就负有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前述存折中的资金系自己存入的举证责任，而非由存折的权利人来承担证明存折中的存款系姚立文所有的举证责任。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姚立华仅提供了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并未提供向姚立文存折中存入资金的原始证据，亦未证明向姚立文存折中存入资金来源方面的实证。因此，存折中的资金应当为姚立文所有。面对前述事实，一审法院却直接将应当由姚立华举证证明的责任分配给姚立文来完成，进而以姚立文举证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姚立文的合法请求，有失法律所要求的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守公平、公正的裁判规则。从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看，在法院调取的银行存款信息中，仅有一次2万元存单为姚立华所填写，其他均为姚立文填写。如果以存单作为原始直接证据来衡量，同样无法证明姚立文存折中的资金系姚立华所存或所有。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行为导致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三、一审判决以姚立华的说法可信程度更高为由，认定借款关系不成立，属于枉法裁判。对比姚立文与姚立华各自的理由，足以确定姚立华的说法并不符合客观事实：1.姚立文提供了日本取款的原始证据，证明姚立文有向存折存款的能力；姚立华自己购房缺乏资金，需要向他人借款并未提供实际拥有资金80000元的证据，本身没有存款能力；2.姚立文在向案涉银行存折存款时，8笔存款单据为姚立文直接填写，仅有一笔存款单据为姚立华所填写；3.姚立文一直保存原存折复印件，因为该复印件中记载姚立华书写的与借款相关的文字记录和签字，这是借款凭证；姚立华辩称存折复印件是随便写的，作为纪念用，但是，却一直未珍惜和保存该存折的原件；4.姚立文将案涉存折的资金交给姚立华，姚立华用于支付购房款，并没有提出与姚立文存在其他款项来往法律关系的事由，使用姚立文存折的款项除了借款关系外，并没有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理由；姚立华声称为了给丈夫还款的压力才在自己购房时使用了姚立文名字的银行存折作为存钱的工具，这种说法缺乏让人信服的理由。综上所述，姚立华以购房为由向姚立文借款的事实清楚，姚立文存折资金的来源明确，姚立华的说法漏洞百出且几次开庭所陈述的内容互相矛盾，完全违背常理。一审法院却偏听偏信，歪曲事实，判决姚立文与姚立华不存在借款关系，这是对姚立文权利的侵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公正认定案件事实，改判支持姚立文的诉讼请求。姚立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符合依法撤销或改判的情形，应依法维持原判。一、姚立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姚立华仅是借用了姚立文的名义开的户，而账户里的存款并不全是姚立文的，是姚立华自己以及其母亲、兄弟姐妹、朋友共同帮姚立华凑的购房款，所以姚立华才为了纪念这件事，而在存折换新折后，作为留念书写的2001年“集款凭证”，而不是当时向姚立文书写的“借款凭证”，姚立文将该集款凭证作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凭证，显然证据不足，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存折仅是个载体，不能因为是谁的名义开的户，就证明存折中的钱是谁的，即使是开户人的钱，也不能就认定别人使用该存折的钱的行为是借贷的行为。姚立文仍有义务证明姚立华是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使用的诉争款项。二、姚立文无法就其资金来源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姚立文所说，存折中的16万元是其日本丈夫的账户中取出的400万日元，由其婆婆及家人来中国旅游时将现金带入中国，再由其通过私人兑换成人民币，除取款记录外，全部都是姚立文口述，都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取款记录是在2001年3月2日，姚立华得知拆迁的消息是在2001年3月31日，存款的日期是在2001年4月5日、6日，在这段时间内，姚立文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日本取出的400万日元现金是如何带入中国、如何兑换成人民币、如何存入该账户的，没有证据证明其取出的400万日元与诉争的16万元人民币有直接的关系，不能证明诉争的16万元是出自400万日元。三、一审法院对双方的证人证言、书证及陈述经过综合的判断，并非枉法裁判。由于双方的证人均与各方有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并未完全基于各方的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而是通过双方提供的书证、证言、双方的陈述对案件事实做的综合判断。诉争的16万元是集大家之力凑的钱，包括姚立华自己的8万元、母亲给的1万元、姚大力给的2万元、姚春喜给的1万元、朋友贾林丽借的1万元、姚立文给的2万元、姚立英给的1万元，所以姚立华才写的“集款”，且有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证言，以及朋友家的台历记录。因此，姚立华提供的证据及证言更符合事实，可信度更高。相反，姚立文向姚立华借款几年后才写借条，借条写的是集款而非借款却不提出异议，十几年的时间不主张还款，诸多的事实都有违常理。最主要的是姚立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与姚立华之间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不符合撤销或改判的规定，应依法维持原判。姚立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立华偿还16万元；2.判令姚立华支付以16万元为基数，自2001年4月13日开始按照约定的年3％的标准计算借款占用期间的利息（暂计算到起诉之日为86400元）；3.诉讼费由姚立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4月5日，姚立文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德胜科技园支行）开立账户（以下简称案涉账户），户名为姚立文，账号为×××。该账户在2001年4月5日至2001年4月6日期间存入九笔款项，共计16万元，具体为：4月5日开立账户时存入3万元，当天还发生三笔存款，分别为2万元、1万元及1万元，其中开立账户时存入的3万元及其后存入的2万元、1万元发生在德胜科技园支行，最后一笔存入的1万元发生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索家坟支行（以下简称索家坟支行）；4月6日共发生五笔存款，具体为：1万元、2万元、1万元、3万元、2万元，上述五笔存款均发生在索家坟支行。姚立文及姚立华均认可仅2001年4月5日存入2万元的凭证为姚立华所写，其余八张凭证为姚立文所写。2001年4月13日，姚立华用案涉账户中159026.79元交纳房款，购房款总额为169026.79元。2007年10月20日，姚立华将案涉账户（换新存折后账号变更为02002197010********）中剩余的1037.8元取出。同日，姚立华在纸上书写如下文字：“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折已消，换新折，做为永久凭证，存存上已无存款。2007年10月20日姚立华”。关于款项来源，姚立文称案涉账户在2001年4月5日至2001年4月6日存入的16万元均来源于日本其丈夫的账户中取出的400万日元。同时，姚立文还称这400万日元是由其婆婆及家人来中国旅游时带入中国的，原本该款项用于自己购房及给孩子看病，由于姚立华拆迁急需资金交纳房款，遂借给姚立华。对此，姚立华称在2001年3月31日看到《致德外小市口地区危改居民的一封信》后，得知自家房屋拆迁，如果想回迁的话，需要交纳相应的购房款，但是自有资金不足，遂向亲戚朋友寻求支持。案涉账户中的16万元来源于母亲及兄弟姐妹的赠与、向朋友借款及自有资金，具体为：姚立文2万元、姚立英1万元、姚大力2万元、姚春喜1万元、薛淑萍（姚立华母亲）1万元、贾林丽（于国强之妻）1万元、自有资金8万元。关于开立账户及存款，姚立文称在德胜科技园支行开立账户后，存入的款项是将手中的日元通过私人兑换成人民币，将兑换后金额中的整数部分存入银行，零钱拿走，兑换一笔存入一笔。姚立华称在母亲家中姚立文将开立的存折交给姚立华，当时已经存入3万元，姚立文称其中有2万元是姚立文的，1万元是姚立英的。剩余的钱款是母亲、兄弟姐妹及朋友拿来后，分别存入银行的。姚立华的自有资金8万元是存在不同的银行，从银行支取出来之后再分别存入案涉账户中，由于时间久远取款凭证已经找不到了。姚立华还称之所以使用姚立文的存折是由于购房的款项中有家人、朋友的集款，当时其丈夫面临下岗，想给丈夫压力，让丈夫努力工作。另，姚立华称在购房后的1年多，考虑到姚立文及姚立英的孩子尚小，需要用钱，当时由于姚立文在日本定居，就分两三次将3万元全部交给姚立英。关于交纳房款，姚立文称其陪同姚立华在德外的工商银行交纳购房款，拆迁办在该银行设立了窗口，钱是从存折上直接划走的，不足的部分由姚立华用现金补足，交纳完房款后姚立文为了让姚立华还款时凑整偿还16万元，便将存折直接交给姚立华。姚立华称交纳房款是在工商银行设在拆迁办的交款点，由于其手中有1万元的现金，因此就按照需要交纳的房款总额从存折中取出剩余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姚立文系日本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因双方存取款行为的发生地及姚立文、姚立华的经常居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姚立文应当就款项来源、支付方式、借贷的意思表示及借贷行为等民间借贷行为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姚立文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姚立文作为出借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存折复印件、姚立华书写的凭证、日本的存折复印件及姚立英、姚立芹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欲证明其与姚立华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而要求姚立华偿还借款及利息。姚立华对于案涉账户存折的户名、存取款数额、用途均无异议，认可案涉账户中的款项由其购房使用，但提出抗辩认为该款项并非来源于姚立文的借款而是亲属、朋友及自有资金为其购房而进行的集款，故姚立文应就案涉账户中16万元的来源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证明款项来源，姚立文提供了日本的存折复印件证明上述款项全部来源于日本的存款，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姚立文具有提供16万元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证明案涉账户中的16万元全部来源于此。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无论是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还是其他书面证据，均无法就案涉账户中款项来源得出明确的结论，故姚立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账户中的款项全部为其所有。退一步讲，考虑到案涉账户的户名为姚立文，即使其中的款项全部为姚立文的资金，姚立文仍应就其与姚立华之间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此，姚立文提供了姚立华书写的凭证及姚立英、姚立芹的证人证言证明案涉账户中的款项为其借给姚立华使用的事实。首先，由于姚立英、姚立芹与姚立文具有利害关系，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对事实进行认定；其次，从姚立华书写凭证的形式来看，虽姚立文未能提供姚立华书写的原件，但是一审庭审中姚立华认可该份凭证中的文字为其所写，故该份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再次，从文字的内容来看，其中姚立华所写的内容为“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其中并未出现借款的意思表示，姚立文作为出借人在收到上述书面的凭证之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曾向姚立华索要过该笔借款，有悖于常理；最后，姚立华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姚大力、姚春喜、姚立芳、姚三立及于国强的证言，结合于国强家台历所记述的内容及书面凭证中“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的表述，姚立华针对本案提出的案涉账户中的款项为集款而非借款的抗辩意见，可信程度更高。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姚立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姚立华之间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在姚立华认可使用以姚立文名义开立的账户中16万元款项的情况下，姚立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对其要求姚立华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姚立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姚立文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姚立文提交的证据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姚立华所提交的反证，相比较而言，其证明的程度要求相比姚立文提出的本证要低。姚立文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证据包括：姚立文的存折复印件、姚立华于2007年10月20日书写的凭证、姚立文日本的存折复印件以及证人证言。首先，从姚立华于2007年10月20日书写的凭证内容看，并没有姚立华向姚立文借款的明确意思表示；其次，在该凭证上，姚立华所写的内容为“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单从文义理解，更符合姚立华主张的从多人处借款买房的情形；第三，对于姚立华出具的文字凭证，姚立文既未要求其明确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举证证明其在之后十余年期间向姚立华催要过借款，不符合常理。至于姚立文提交日本的存折，只能证明姚立文从该账户中提取了400万日元，姚立文并未完成其将款项借给姚立华的证明责任。姚立华则已对使用姚立文的存折以及存款凭证由姚立文书写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姚立文提交的上述证据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其主张。综上所述，姚立文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96元，由神田莉沙（KANDARISA）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容 红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夏林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龚亚东书 记 员  张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