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2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萍，女，1970年7月24日生，汉族，系出租车司机，现住辽阳市太子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丰，男，1981年10月21日生，汉族，现住辽阳市白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法定代表人：郭世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鹏，男，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大**。上诉人王丽萍因与被上诉人韩丰、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1011民初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丽萍，被上诉人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韩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丽萍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1011民初59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由被上诉人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偿上诉人因交通事故修车期间的车辆停运损失5440元；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原告王丽萍辽Ｋ××**×T7589小型汽车从辽阳县正大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租赁的，并每日向其支付170元租赁费用。但是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原告提交的租车协议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2日，双方签字均为打印。第二次庭审的时候原告重新提交了一份租车协议和收据。该租车协议内容和第一次庭审时候原告提交的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只是落款日期改为2019年6月1日，双方签字均为打印字体，两份协议日期相矛盾，无法认定真实性”是错误的。第一次庭审时，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租车协议是因为上诉人想要去法院立案“正大公司”才从电脑中为上诉人打印出来的。我们所有出租车司机与“正大公司”都是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当时一审法官看见上诉人提供的协议后立即告诉上诉人：“你这份协议是为打官司现签的协议吗？”上诉人回答：“是公司给打印的，我们以为是哪天往法院送材料就写哪天的日期呢。”法官说：“你回去再换一张！”第二次庭审时，上诉人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日的租车协议，那是因为“正大公司”觉得上诉人是在2019年6月1日将车租赁下来，那么租车协议的签定时间应该为2019年6月1日。所以，“正大公司”才将日期重新变更。一审法院就以此认定两份协议日期相矛盾，毫无道理。上诉人确实从“正大辽Ｋ××**×T7589小型汽车，日期的改动并不能否认上诉人租车的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以“原告提交的修车证明，该份证明材料仅有公司公章，没有单位负责人以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完全错误。上诉人因此交通事故车辆受损是不争事实，辽阳昕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出具辽Ｋ××**×T7589新桑塔纳出租车因事故维修，于2020年4月26日到本公司维修，于2020年5月27日维修结束。客户取车离店证明虽然仅加盖公司公章，但公司公章己经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因事故维修车辆的事实。然而，一审法庭却以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无端挑剔，显然是鸡蛋里挑骨头。试问一审法院：如果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就不能证明我的车已经经过辽阳市昕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理过吗？在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根据客观事实依法改判。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毫无道理，请求二审法院根据客观实际重新改判。韩丰未出庭，未提交答辩意见。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请求维持原判。王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修车期间造成的停运损失32天，共计544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20年4月26日12:00，被告韩丰辽Ｋ××**×EG082号辽阳市太子河区子河区蔡四线与王丽萍驾辽Ｋ××**×T7589小型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此事故经辽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警保联动综合服务中心认定被告韩丰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原告王丽萍无责任。以上事实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王丽萍辽Ｋ××**×T7589小型汽车系从辽阳县正大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租赁的，并每日向其支付170元租赁费用。但是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原告提交的租车协议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2日，双方签字均为打印，第二次庭审时候原告重新提交了一份租车协议和收据，该租车协议内容与第一次庭审时候原告提交的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只是落款日期改为2019年6月1日，双方签字仍为打印字体，两份协议日期相矛盾，无法认定真实性。原告提交的修车证明，该份证明材料仅有公司公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停运损失544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丽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丽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修车发票两张、维修站出门证一张、汽车服务公司证明一张、正大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张，证明车辆维修时间自2020年4月26日至2020年5月27日维修结束。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可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另查，王丽萍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车辆送至保险公司同意的定损维修单位辽阳昕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32天，造成租车损失5440元。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丽萍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车辆为辽Ｋ×××**，其在一审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该车辆所有人为辽阳县正大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租车协议的出租方和收据出具人均为辽阳县正大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上述证据可相互印证上诉人王丽萍驾驶车辆为出租营运车辆。其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辽阳昕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车辆维修发票、出门证可以证明维修时间为32天，且该汽车服务公司为保险公司同意的定损维修单位。上诉人提供的辽阳县正大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出具的租金收据和证明，可以证明每日租金170元，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王丽萍的营运损失为54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上诉人王丽萍主张的营运损失属于法律规定的从事经营性活动车辆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应由其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辽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警保联动综合服务中心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韩丰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韩丰系本案侵权人，根据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约定，间接损失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保险人不予赔偿情形之一，故该损失应由侵权人韩丰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丽萍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1011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二、韩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丽萍车辆停运损失费54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韩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胡 玲审判员 徐莲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郝丽鑫书记员孔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