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4民终3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传如，男，197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夏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金国，夏津第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英，女，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夏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冰，山东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传如因与被上诉人张红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7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传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7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红英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红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张红英一审诉讼请求是“1.解除合伙关系；2.责令赵传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审理时应围绕这两项请求进行法庭调查，而一审法院为了使张红英能够达到其诉讼目的，把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成解除《新盛店镇东马庄农业园区产权部分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并最终判决解除了该协议。这显然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赵传如与张红英的合伙关系早在2020年4月15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就已经解除，这是不争的事实。2.《转让协议》签订后张红英分得了6个大棚及相关设施，后来双方发生矛盾是因张红英拒绝承担合伙债务造成的，与《转让协议》无关，一审时张红英声称因赵传如阻碍其摘瓜，曾于6月6日和6月8日两次报警，纯属无中生有。赵传如从未阻挠过张红英摘瓜，更不存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赵传如“两次阻拦”、赵传如“实际掌控全部园区经营管理”、赵传如“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张红英“无法行使合同约定其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并没有证据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当赵传如发现张红英弃棚不管也无心还账时，于2020年6月10日下午16时57分赵传如通过微信通知其抓紧摘瓜和还账，同日下午17时51分张红英在微信上回复。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完全可以证明：（1）6月10日瓜已开始成熟；（2）张红英管理自己分得的6个大棚没有任何障碍；（3）张红英承认自己已分得6个大棚并能管理好这6个棚；（4）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纠纷。足以证明张红英分得大棚后已退伙，并自己要管理大棚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赵传如也从未收到过张红英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其主张解除合同显然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决错误。3.一审时赵传如提交的由张红英书写的五月份的《费用支出明细表》显示截至5月31日合伙资金用完后，赵传如已垫资242514.9元，这足以证明合伙债务的数额，同时也证明张红英虽已于4月15日分棚后退伙，但由于对合伙债务还没有清算，因此其仍然享受着合伙人的待遇，包括打药、施肥、除草、浇地、雇工等，张红英自己没投入一分钱。一审时赵传如并没有提起反诉，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赵传如虽主张张红英应按合伙关系承担2020年5月份之后相应的债务，但该债务发生于解除合伙关系之后，既不符合本案分割瓜棚产权的法律关系，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具体损失数额，本院不予支持。”企图阻断赵传如今后向张红英主张讨回合伙债务的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等规定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返还张红英投资款100000元等，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若张红英要求解除《转让协议》的话，那么应该是双方又回到了合伙状态，而不应判决让赵传如返还张红英的投资款100000元。因为合伙期间债务没有清算，初步计算，赵传如应承担债务是69000元左右的合伙债务。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五、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张红英应继续履行合同。 张红英辩称，一、赵传如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一审中当事人双方均提交了证据《转让协议》，但是双方对于该协议的性质和证明主张不同，张红英认为该协议能证明双方具有合伙关系，据此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并要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赵传如主张该协议证明双方已于2020年4月15日解除了合伙关系。总而言之双方各自的主张能够证明双方是具有合伙关系的。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各自的主张总结了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赵传如两次阻碍张红英收获甜瓜引发冲突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张红英主张赵传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是否于法有据。一审判决的第一项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也没有超出一审诉讼请求，更不存在擅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第二，赵传如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不成立。第一点，关于赵传如阻碍张红英收获甜瓜，张红英报警处理的事实，有夏津县公安局新盛店派出所出具的两次出警证明证实，一审中双方各自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但是赵传如只是截取了对己有利的只言片语。张红英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涵盖有赵传如所提交部分，能够全面反映双方纠纷发生，是由于赵传如确实存在两次阻拦张红英售卖甜瓜，导致双方发生争执后张红英才报警的事实。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赵传如阻碍行为构成违约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第二点，至于赵传如根据5月份费用支出明细表主张242514.9元的所谓债务发生在《转让协议》之后，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所以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正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是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要遵守诚信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是关于个人合伙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也是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是关于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第六十条是关于全面履行与附随义务，第九十四条是关于合同的法定解除，第九十七条是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适用的每一个法律条文均是认定本案事实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正确。四、因为双方最初合伙起始时间是在2020年一月底二月初，合伙到2020年4月6日时，几个合伙人已经协商解除合伙关系转让合伙的股权。有赵传如给张红英亲笔书写的协议书为证。该协议书在一审的时候已经提交。2020年4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因为赵传如不按期向张红英支付转让的投资款100000元，又要求与张红英签订产权转让协议，但是在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又因为赵传如违约不让张红英收获甜瓜从而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才引起的本案发生。如果就像赵传如所说，解除《转让协议》应当又回到合伙状态，这个陈述是错误的。因为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双方的合伙关系早已经于2020年的4月6日解除，根本不存在又回到合伙状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合伙关系；2.责令赵传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3.本案诉讼费由赵传如承担。诉讼过程中，张红英明确上述第一项诉请为：解除《转让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31日，赵传如与夏津县新盛店镇东马庄村委会签订东马农业园区产权转让协议。2020年2月，本案双方与案外人杜海霞口头约定每人出资100000元合伙经营东马农业园区，由张红英负责记账会计，赵传如负责现金会计和全面工作，杜海霞负责技术生产管理。当月25日至27日，张红英分7次向赵传如账户转账合计100000元。2020年3月2日，赵传如向张红英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新盛店镇东马庄村25个大棚张红英投资款100000元（壹拾万元整）收款人：赵传如2020年3月2日”。后三方如约合伙经营东马农业园区并种植甜瓜。2020年4月6日，张红英、杜海霞与赵传如因协议投资经营园区产生争议，张红英与杜海霞决定退伙，两人与赵传如约定均把合伙股份各作价100000元转让给赵传如。达成协议后，赵传如向张红英手写“协议”一份载明：“今有东马庄大棚园区股权转让事宜如下：1.张红英股权100000元转让给赵传如，付清时间4月12日前一次付清。2.张红英在参于期所有经手的业务及管理事项积极配合赵传如完成。赵传如（摁手印）2020年4月6日”。约定交付期满后，张红英向赵传如索要100000元股权转让款，赵传如答复无法给付、只能按投资股金分棚。2020年4月15日，双方对园区费用支出及分棚事项进行对账，并制作《2020年4月份民益博股份有限公司费用支出明细表》一份经双方签字后载明：“截止2020年4月15日法人赵传如、股东张红英签订分棚协议汇总帐二、三、四（月）共支出费用562504，二、三、四（月）共收入￥12176元，实际支出562504-12176=550328元赵传如张红英2020年4.15”。2020年4月17日下午，张红英通过手机与赵传如联系要求分棚、分开工人、结算工资，赵传如表示同意并要求张红英先行拟定协议。张红英拟定协议并于当日找到赵传如，经赵传如审查后签字确认《新盛店镇东马农业园区产权部分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甲方：赵传如乙方：张红英一、园区基本情况和财产情况，该园区位于，323省道北侧，六清河北岸，紧邻世界重要农业遗产地黄河古道森林公园，园区占地133.35亩（以实际面积为准），园区包括冬暖式蔬菜大棚25个及附属设备，闲置空地约30亩，等一系列灌溉设备、供电系统、办公室及仓库用房共8间，该园区于2019年12月31日由甲方和新盛店镇东马庄村委会签订园区产权转让协议书。二、2020年2月23日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经营此园区，截止2020年4月15日乙方共投资127566元，占投资总费用的23.18%，因园区经营需要，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棚区23.18%的股权经营归乙方所有（包括园区东1-6号6个冬暖式蔬菜大棚，闲置空地7亩，房间2间）。三、本协议约定部分园区（东1-6号共6个冬暖式蔬菜大棚，闲置空地7亩，房屋2间）经营使用期共110个月，自2020年4月17日至2029年6月17日。四、双方权利与义务：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交接完毕，部分园区（东1-6号共6个冬暖式蔬菜大棚，闲置空地7亩，房屋2间）经营使用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必须合法经营，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经营行为。乙方承诺，股权23.18%的园区使用权自2020合同期内土地使用费执行甲方总租赁费的23.18%，缴纳方式为半年缴费，每半年缴纳使用费12364元，2020年1月-2020年6月30日乙方23.18%棚区产权经营使用费用已包含在投资127566元中，甲方每半年租赁费53340元。详见新盛店东马园区产权转让协议，乙方使用期间每年7月1日前、12月31日前支付甲方下半年费用。五、其他：棚区所有资源共享，乙方按照棚区23.18%的股权缴纳水电费，前期所购置财物等固定设施按所持股权分配。六、本协议签字生效具有法律效益，双方必须认真执行，如产生纠纷，可由当地法律部门处理。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甲方签字：赵传如（摁手印）乙方签字：张红英（摁手印）”。签订协议后，原2020年4月6日“协议”被赵传如收回。此后双方仍实际共同管理园区直至2020年6月初甜瓜届于成熟，张红英亦曾销售甜瓜并将甜瓜款交付赵传如。2020年6月6日、8日，张红英两次赴园区摘取甜瓜，均被赵传如及家人阻拦，双方发生冲突，张红英均予报警，公安机关处警后，要求双方通过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并警告不得发生肢体冲突。自此，赵传如实际掌控全部园区经营管理。此后，双方虽通过微信联系，但仍相互争执，未对交付瓜棚、后续管理、相关损失达成一致，张红英遂于2020年7月6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赵传如称案外人张春立亦曾参与合伙投资但不负责经营管理；张红英称张春立系赵传如口头所称合伙人，但从未见过本人。本案中，张红英放弃园区瓜棚、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等相关产权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赵传如两次阻碍张红英收获甜瓜引发冲突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张红英主张赵传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是否于法有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赵传如两次阻碍张红英收获甜瓜引发冲突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020年2月，双方与案外人杜海霞口头协商约定每人出资100000元合伙经营东马农业园区，三方形成个人合伙。2020年4月6日，张红英、杜海霞与赵传如因协议投资经营园区产生争议，张红英与杜海霞决定退伙，两人与赵传如约定均把合伙股份各作价100000元转让给赵传如，赵传如亦向张红英手写“协议”承诺赵传如于2020年4月12日前一次付清张红英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三方合伙因协议而解散。然而，后续赵传如未予给付张红英股权转让款100000元。经张红英催要，赵传如答复无法给付、只能按投资股金分棚，双方遂于2020年4月17日重新签订《新盛店镇东马农业园区产权部分转让协议》，经审查，该协议明确约定园区1-6号大棚产权经营及附属房屋设施归属张红英，同时对于经营期限、即时交接、双方给付赵传如土地租金数额、支付方式、相关资源共享等进行了约定，但对于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事项并未约定，因此，上述协议性质并非合伙协议，而系双方对于分割园区瓜棚产权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赵传如虽主张系自己醉酒状态下签字、摁手印，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亦不影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知和判断，故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赵传如理应依照约定向张红英即时交付6个瓜棚的产权及经营事项。后续双方仍实际共同管理园区直至2020年6月初甜瓜届于成熟之际，期间张红英亦曾销售甜瓜并将甜瓜款交付赵传如，但均不妨碍张红英依照合同约定所享有的6个瓜棚的产权经营及后续收获出售甜瓜的权利。2020年6月6日、8日，张红英赴园区摘取甜瓜，均被赵传如及家人阻拦，双方发生冲突，上述赵传如两次无故阻拦于法无据，亦不符合合同约定，明显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且赵传如两次阻拦过程中，张红英均已作报警处理，足证双方产生冲突的严重性，后赵传如实际掌控全部园区经营管理，张红英再行进入园区收获售卖甜瓜显属不能，故赵传如阻拦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张红英无法行使合同约定其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故张红英主张解除《转让协议》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赵传如虽主张曾通过微信善意通知张红英履行管理自己6个大棚及张红英自行放弃管理，但经审查，赵传如提交的微信截图仅为四条内容，内容较为片面，并未真实反映双方整体协商过程，赵传如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于交付瓜棚、分别经营、赔偿损失达成一致，故对于赵传如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红英主张赵传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是否于法有据。2020年2月，双方与案外人杜海霞口头协商约定每人出资100000元合伙经营东马农业园区，后续张红英向赵传如账户转账100000元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2020年4月6日，三方因协议投资经营园区产生争议，张红英与杜海霞退伙，上述三方合伙关系经协议已经解除，张红英与赵传如约定由赵传如于2020年4月12日前向张红英一次性付清100000元股权转让款，赵传如并未履约。经双方协商按投资股金分棚且又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虽载明：“截止2020年4月15日乙方（张红英）共投资127566元，占投资总费用的23.18%”，但该项条款系基于双方对于后续分别经营、明细瓜棚产权所作的约定，此后赵传如违约导致协议已经无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张红英虽主张按投资127566元返还，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实际投资金额，结合张红英前期实际投入出资为100000元，并综合考量产权部分转让协议实际履行时间较短、双方争议期间影响园区经营利润等实际情况，故对于张红英关于赵传如返还投资款127566元的主张不予支持，酌定恢复产权部分转让协议履行前的原状，即由赵传如向张红英返还投资款100000元。赵传如虽主张张红英应按合伙关系承担2020年5月份之后相应的债务，但该债务发生于解除合伙关系之后，既不符合本案分割瓜棚产权合同的法律关系，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具体损失数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张红英与赵传如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二、赵传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红英返还投资款100000元；三、驳回张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1元，减半收取计1426元，由赵传如负担1150元，由张红英负担27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赵传如称案外人张春立系合伙人之一，只参与投资不参与经营，但赵传如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张春立的明确身份信息，也未提交张春立投资的相关证据，张红英不认可张春立的合伙人身份和投资情况，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涉案大棚园区由四人合伙经营的事实。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张红英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在张红英诉请不明的情况下将《转让协议》的性质、效力及合伙关系是否存在等问题列为焦点问题并无不当，张红英在庭审过程中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解除合伙关系为解除《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赵传如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转让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赵传如、张红英及另案当事人杜海霞三人系合伙关系，2020年4月6日，三人就投资经营园区达成一致意见，赵传如分别为张红英、杜海霞出具协议，承诺于2020年4月12日前向张红英一次性付清1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二审中，张红英认可合伙关系自2020年4月6日解除，赵传如主张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但协议履行不能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且协议载明赵传如支付张红英款项的数额及时间，系合伙人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清算后的结果，故一审法院认定三人合伙以该协议而解散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赵传如、张红英均认可大棚园区于2020年3月25日注册为夏津县新盛店镇民盛农场，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赵传如。三人解散合伙关系后，大棚园区的经营与登记注册情况相符，为赵传如个人经营。2020年4月17日，因赵传如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赵传如、张红英签订《转让协议》。赵传如主张系醉酒状态下签订该协议，但未能举证证明。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交接完毕，对大棚、闲置空地、房屋进行了分配，明确了张红英经营使用权的范围、经营期限，约定前期购置财物等固定设施的分配比例及租赁费、水电费的缴纳比例，同时明确赵传如不得干涉张红英的经营行为。从上述内容来看，双方并未达成合伙经营的合意，不具备合伙协议的形式要件，而是就在同一大棚园区内各自独立经营达成合意，故张红英关于双方就《转让协议》形成新的合伙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转让协议》约定张红英的经营使用费是赵传如总租赁费的23.18%，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30日张红英的经营使用费用已经包含在投资款中，从该约定来看，合同签订同时已经开始计算各自的费用，故合同签订后双方就经营使用权即时交接，大棚的经营使用权已经发生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根据该规定，《转让协议》关于大棚经营使用权的权利义务部分已经履行完毕，张红英此部分的合同目的自2020年4月15日起已经实现。后，张红英主张的赵传如出售其大棚甜瓜、阻碍其出售大棚甜瓜的行为构成对张红英经营使用权的侵害，属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张红英的诉请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本院对张红英的诉请不予支持。另，关于2020年4月6日张红英退伙后双方之间就大棚经营管理产生的费用争议，赵传如一审未提出反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赵传如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五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7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红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上诉人张红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芳 审判员 高红梅 审判员 宋珊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王一琪 书记员陈世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