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25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明，男，1973年3月7日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艳，河北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德安庄村村民委员会，所在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德安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凤国，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系村委会推荐），男，1951年1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朗需彬，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世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凤明与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德安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德安庄村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8民初1520号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凤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艳，被上诉人德安庄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凤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朗需彬、杨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凤明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冀0828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超标的判决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原审诉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遵守合同第三条约定将皆伐后的林地返还原告”被上诉人明确说明按照被上诉人的理解皆伐部分为上诉人已经办理砍伐手续部分即165.5亩，但原审法院自行将本案所涉及的200亩全部判令返还。2、在被上诉人为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直接判令涉案林地使用权全部返还，实为超出被上诉人原审诉求。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违法。1、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涉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合同内容并非是单纯的林木买卖，而是林地使用权的约定。2、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林地所涉165.5亩砍伐，但却在另查明部分引用了案外人（被上诉人代理人）杨德的信访材料陈述“现刘凤明将山上林木全部采伐毕”的内容作为已查明事实，不但与原庭审双方认可的砍伐面积自相矛盾外，还严重违法。3、原审法院采信证据违法。原审中上诉人已就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人民政府作出的承围银告知邮字（2020）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为违法证据进行陈述，该证据不可作为本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履行、当时的意思表示的认定依据。三、原审法院因查明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非林木买卖合同，适用买卖合同规定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错误。本案也因没有被上诉人的解除请求，而直接认定合同具备解除条件错误。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政府严重干扰司法公证，导致本案被动引发，又出现上诉人“必然”的败诉结果，均系承围银告知邮字（2020）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左右了本案的诉讼方向。原审法院完全失去了独立审判的原则，任由政府违法文件的作出，便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法签订并完全资质的权利剥夺。 被上诉人德安庄村村委会辩称，2000年答辩人德安庄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凤祥）将集体所有的德安庄村一组前坡林木以3.3万元卖给上诉人德安庄村一组村民刘凤明，双方于2000年12月25日签订了林木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林地使用期限为60年（2001年1月1日至2059年12月31日），土地使用期满，刘凤明不能皆伐完此林木时，按实际林木占地面积每年每亩向村委会缴纳2元占地费，双方在2000年12月25日为上诉人刘凤明办理了林权过户手续，林权证号为林证个字0032819号，双方对林木买卖合同进行了公证；由于答辩人召开村民代表会，参会代表人数未过半，集体财产处理程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公证处做出（2001）围证撒字第1号决定书将林木买卖合同公证撒销。为此，上诉人刘凤明2003年2月21日将答辩人德安庄村委会诉至围场法院，请求继续履行林木买卖合同，2003年8月12日经法院调解，双方通过（2003）围民初字第1125号民事调解书解除2000年12月25日共同签署的林木买卖合同，答辩人德安庄村委会2003年9月15日前返还上诉人林木价款3.3万元，赔偿上诉人刘凤明经济损失1.7万元，总计人民币5万元。2003年8月15日答辩人再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一组前山黑松作价5万元卖给上诉人刘凤明，以此化解与上诉人之间的5万元经济补偿纠纷。2003年8月26日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焦春与上诉人签订了本案所涉的《林木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涉案合同约定林木坐落本村一组前坡，四至：东至山根；南至分水；西至梁顶分水，北至分水，面积为200亩。树龄27年，树种黑松，林地面积与四至不符时以四至为准。林地使用期满，被告尚未采伐完的林木和林地一并交付答辩人（见涉案合同第十一条）；如上诉人提前将林木皆伐，即时将林地交给答辩人（见涉案合同第三条），2009年12月份上诉人审批皆伐49.9亩，2014年3月31日上诉人审批皆伐61.2亩，2017年1月25日审批皆伐54.4亩，合计165.5亩。除岩石裸露处未采伐及四至范围内零星留下的母树外，其余林木均已采伐。已采伐林地内除自然萌生的黑松幼树外，被告在部分林地内栽植了落叶松。 上诉人诉称原审法院超标的判决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一审诉讼主张返还皆伐后林地，不但包括上诉人在合同期限内已经合计采伐的165.5亩，亦包括剩余34.5亩岩石裸露部分，既然是岩石裸露部分当然不涉及采伐的问题，答辩人主张一同返还，一审法院判决一同返还，根本就不存在超标的判决的问题。 涉案合同是以答辩人德安庄村委会坐落于本村一组前坡黑松林木作为标的的林木买卖合同，这点我们通过合同标题不难看出，如果合同涉及采伐后林地使用，那么合同名称会写成“林木买卖及林地使用合同”。 涉案合同之所以界定了一个林地使用期限，就是因为林木作为买卖合同的特殊不动产标的，要想实现买卖这样的合同目的，必须留足必要的时间以便涉案林木完成采伐。而该57年正是约束上诉人完成采伐的最长期限。 如果涉案合同为林地使用合同，那么合同内容必定会对采伐后林地使用情况做出规范约束，然而通过涉案合同我们没有看到合同对林地具体使用事宜做出任何陈述。 如果涉案合同为林地使用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作为用益物权人，当然有权利根据合同约定的期限进行林木栽植管理，合同中再约定“如乙方提前将林木皆伐，即时将此林地交给甲方”，这显然是和林地使用合同背道相驰的。 通过本案事实部分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涉案合同是继2000年12月25日的林木买卖合同依法解除后，答辩人为了化解（2003）围民初字第1125号民事调解书中赔偿刘凤明5万元经济损失的债务，通过对一组前山原有黑松作价5万元再卖给刘凤明，合同中根本没有涉及林木采伐后林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答辩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换届频繁，前任村干部对集体财产疏于管理，导致上诉人有了可乘之机，将皆伐后的林地部分栽植了落叶松，但是答辩人对涉案林地拥有法定物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该集体林地何时使用，如何使用主动权掌握在答辩人手里，这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上诉人侵权行为合法化的理由，更何况物权不存在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问题。围场作为一个林业大县，林木买卖比比皆是，根据商业惯例所有林木买卖合同都会界定一个林地使用期限，作为诚信的购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像上诉人这样的违约行为。该案作为绝无仅有的案例，这种违反商业惯例的行为在围场林大买卖市场也将会掀起轩然大波。故请求贵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无理上诉。 德安庄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遵守合同第三条约定，将皆伐后的林地返还给原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00年12月25日原告德安庄村村委会与被告刘凤明签订林木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集体所有的位于德安庄村××前坡林木以××价格××给××组村民刘凤明，林地使用期限为六十年（2001年1月1日至2059年12月31日），林地使用期满，被告刘凤明不能皆伐完此林木时，按实际林木占地面积每年每亩向村委会缴纳2元占地费。同日，双方办理了林权过户手续，德安庄村村委会集体林权证为林证集字ＮＯ002018，刘凤明个人林木所有权证为林证个字ＮＯ0032819，双方对林木买卖合同进行了公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证处作出（2000）围政经字第666号公证书，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2001年4月25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证处以德安庄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参会人数未超过全村村民代表人数过半数为由撤销了上述公证书。2003年2月21日刘凤明将德安庄村村委会起诉至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德安庄村村委会继续履行林木买卖合同，2003年8月12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出具（2003）围民初字第1125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解除2000年12月25日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德安庄村村委会于2003年9月15日前返还刘凤明林木价款33000.00元，并赔偿刘凤明经济损失17000.00元。2003年8月26日，原告德安庄村村委会（作为甲方）与被告刘凤明（作为乙方）签订林木买卖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为加强林木管理，改善生态环境，充分利用林业资源，2000年12月25日村将一组前坡卖给刘凤明，因村召开代表会未到法定人数，在2003年7月21日刘凤明将村诉至法院，双方于2003年8月12日达成协议，自愿解除林木买卖合同，赔偿刘凤明损失，因村无钱偿还刘凤明，村又召开代表会议，经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甲方将村有林木卖给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有关规定，双方签订此合同。一、甲方卖给乙方的林木坐落在本村一组前坡，东至山根、南至分水、西至梁顶分水、北至分水，面积200亩，树龄27年，树种黑松，上述林木面积与四至不符时以四至为准。二、双方协商上述林木作价50000.00元，此款自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三、林地使用期限为57年。自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〇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止。如乙方提前将林木皆伐，即时将此林地交给甲方。……十二、此合同自公证之日起生效。落款甲方德安庄村村委会加盖公章，时任村委会主任焦春签字，乙方刘凤明签字。同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法律服务所作为见证人出具见证书，对上述林木买卖合同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被告刘凤明进行林木采伐，分别于2009年12月9日审批采伐林木49.9亩、2014年3月31日审批采伐林木61.2亩、2017年1月25日审批采伐林木54.4亩，合计165.5亩。被告刘凤明在采伐的过程中保留了部分母树，同时也对部分山林栽植了落叶松。 另查明，2020年2月18日德安庄村村民杨德反映2003年原告将老一组的前山林出卖给刘凤明，现刘凤明将山上的林木全部采伐完毕，按照合同约定刘凤明应当将林地交回给原告等问题。2020年3月3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人民政府作出承围银告知邮字（2020）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处理意见如下：一、由德安庄村村委会在一个月内通过调解或诉讼处理，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将林地交付给村委会。二、诉讼终结后，对林地使用问题，按照林改政策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处理。三、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委托信访人参加诉讼，参加诉讼费用自理。2020年5月19日原告德安村村委会以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林木皆伐完毕，要求被告将林地返还为由诉至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德安庄村村委会与被告刘凤明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原、被告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对林地的使用期限为57年，即2003年8月26日至2059年8月26日，如被告提前将林木皆伐，即时将此林地交给原告。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刘凤明是否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林木皆伐，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是否已经实现。根据被告持有的林证个字NO0032819号个人林木所有证显示被告已经合计采伐165.5亩，同时被告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原、被告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四至范围内存在部分裸露的岩石，未生长树木。结合现有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林木皆伐完毕，所附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当将林地返还给原告。另外，关于被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林木买卖合同实为林地使用权的问题，林地使用权是指所有人根据林地的特征（性质）进行利用的权利，主体是国家、集体和个人。被告刘凤明持有的个人林木所有证明确记载本证所列林地属于集体所有，由持证人使用，所列林木归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着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即案涉合同内的林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被告只在合同期限内享有使用权，通观整个林木买卖合同内容，并不涉及林地使用权的问题，因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林木买卖合同，并非林地使用权问题，在被告将林木皆伐完毕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至，被告便丧失了对林地的使用权，需要将案涉林地返还给原告。庭审被告提出原告起诉是基于信访压力而非自愿并提供被告刘凤明与原告德安庄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凤国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开庭时刘凤国到庭参加诉讼但未明确表示该诉讼行为违背村集体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此抗辩主张不予认可。至于被告在林地内新栽植树木的价值及经济损失问题不是本案处理的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当事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被告刘凤明将原、被告于2003年8月26日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东至山根、南至分水、西至梁顶分水、北至分水的林地返还给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银窝沟乡德安庄村村民委员会。案件受理费80.00元，减半收取40.00元由被告刘凤明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但就双方争议的在合同范围内有一个凹坡内还剩30多亩，在裸露的岩石中有零星散落黑松树。 本院认为，德安庄村村委会与刘凤明签订的系林木买卖合同，刘凤明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已将林木采伐完毕，岩石裸露部分34.5亩中零星散落的部分黑松树，林业主管部门并未审批准许采伐，故该林木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涉案林地应予返还。 综上，一审判决依据该案的具体情况，依法判决将涉案林地返还给村委会，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凤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上诉人刘凤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岩波审判员袁宝山审判员刘树国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      艳      玲 书 记 员 邵      连      政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