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日珍，女，197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舒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春，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万斯，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蔡成文，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舒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日珍因与被上诉人刘洪春、原审被告蔡成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7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日珍和原审被告蔡成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舒淇，被上诉人刘洪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日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刘洪春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刘洪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刘洪春并没有将其股份转让给戴日珍。一审认定“双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矛盾，经协商原告退出佛山市鹰鸿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鸿公司）的经营，将股份转让给戴日珍”属认定事实的错误。刘洪春自认以3l万元欠款入股，其中25万元是戴目珍先前所欠股权转让款（1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尾款部分），25万元直接转化为刘洪春在鹰鸿公司的股份，其本人并没有实际支付25万元，是由戴日珍以所欠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至公司运营。且刘洪春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10％，由案外人曾瑞发代持，曾瑞发于2019年3月11日将1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戴进，刘洪春由此退出鹰鸿公司。因此，一审认定该10％股份转让给戴日珍，认定事实错误。（二）刘洪春加入鹰鸿公司的入股款，已经转化为鹰鸿公司财产，戴日珍也并非是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其无权要求戴日珍向其返还股款。戴日珍出于错误认识，以为自身仍应当承担上一手股权转让合同所欠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责任，方才向刘洪春出具了《借据》，此为戴日珍的重大误解。自刘洪春入股鹰鸿公司时起，25万元已转化为公司财产，至于3l万元中其余的6万元，刘洪春也未举证证明确有该借款，即使有，也是其入股鹰鸿公司后为使公司运营而支出的款项，其股东付款支持公司运营的个人行为不应当由戴日珍承担返还责任。现戴日珍也未有受让刘洪春股权的合意，刘洪春退出时主张结算，其应当走相应的法律程序，而不能要求戴曰珍向其支付退出时的款项。况且事实上刘洪春所持隐名股份已经通过案外人曾瑞发转让给第三方，而不是由戴日珍受让，戴日珍不应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三）刘洪春要求戴日珍返还的4万元，也包含17381号案《借据》的款项当中，其再另案主张为欠款并无依据。且戴日珍已经支付完毕，故不欠刘洪春款项。刘洪春辩称，一审对本案的事实已经查清，所作出的认定也是正确的，戴日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并维持原判。刘洪春提供的相应证据足以证明戴日珍所写的借据是大部分来源于股权转让。且戴日珍也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该借条是其本人所写，包括刘洪春在诉前向戴日珍追款过程中的录音光盘，戴日珍也是承认所欠刘洪春的款项，其中有借据的31万元，还有一份是载明其签名确认的所欠的工人工资，追款也是认可的。蔡成文述称，同意戴日珍的上诉请求。刘洪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日珍、蔡成文立即偿还欠款4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8月1日起诉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戴日珍、蔡成文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给刘洪春；2.由戴日珍、蔡成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5日，刘洪春（甲方）与戴日珍（乙方）签订《鹰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刘洪春将鹰鸿公司100%的股权以1600000元转让给戴日珍。同日，刘洪春（甲方）与戴日珍（乙方）签订《鹰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其中内容：1、乙方同意在2018年3月20日向甲方支付一期货款200000元，二期货款171113元，于2018年4月29日前付清；2、工厂转让后，乙方同意在2018年3月12日向甲方支付工厂转让费尾款300000元，余款100000元，于甲方办理完废气排放口牌，乙方确认后一周内支付。协议签订后，戴日珍按协议支付了股权转款1600000元给刘洪春。在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在签订上述转让协议后，刘洪春又入股该公司2×××0元，占该公司10%的股份。双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矛盾，经协商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经营，将股份转让给戴日珍。2019年3月5日，戴日珍向刘洪春出具《借据》，主要内容：本人戴日珍向刘洪春借到款310000元，约定于2019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刘洪春在付款人一栏上签名，戴日珍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名。同日，戴日珍向刘洪春出具字据，主要内容：1、产品余款80618元、工资44400元，合计125018元，按五个月分期，4月份开始支付，戴日珍（按有指模），2019年3月5日；2、60000元，卡：14523元、11751元、31570元、188元。招工300元、微信：×××元，合计63062元。3062元、6000元、13000元，现付22062元，3月份付清。戴日珍签名（按有指模），2019年3月5日。刘洪春依据上述字据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刘洪春确认戴日珍在2019年3月5日后，支付了98739.2元，并已经在本案中扣减，尚欠48370.8元，同意只主张40000元。经一审法院释明，刘洪春同意如法院认定本案的性质与刘洪春主张的不一致时，同意以法院认定的案件性质为依据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性质问题。刘洪春凭戴日珍出具的“字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双方主要是因为刘洪春退出鹰鸿公司的经营，经双方结算，戴日珍支付上述“字据”中的欠款给刘洪春而引起的，因此从“字据”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分析，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关于本案所涉“字据”的款项是否包含在（2020）粤0105民初17381号案中的310000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戴日珍向刘洪春出具“字据”所包含的内容有具体明确的项目、金额、归还时间，并由戴日珍本人签名捺印，落款的日期为2019年3月5日。因为日常生活中双方结算的草稿通常是没有签名和落款时间的，更加不会捺印，所以上述“字据”并不符合日常生活中结算草稿的特征。而（2020）粤0105民初17381号案中的310000元所涉及的“借据”上有刘洪春与戴日珍共同签名，出具的时间也是2019年3月5日，若该“借据”已包含本案“字据”中所涉款项，应当在“借据”中有所体现，或由戴日珍收回本案中的“字据”。但事实上戴日珍并没有收回该“字据”。综上，戴日珍辩称本案中所涉的款项已包在（2020）粤0105民初17381号案中，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戴日珍是否应支付40000元给刘洪春问题。经结算，戴日珍出具“字据”同意在5个月内支付147080元给刘洪春，有戴日珍出具的“字据”为证证实，对此，戴日珍应当履行承诺支付该款给刘洪春。支付期限过后，戴日珍尚有48370.8元未支付给刘洪春，刘洪春现只要求戴日珍支付40000元，并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被告辩称刘洪春没有履行协助办理环保牌照义务，导致公司被罚款140000元，要求在本案中折抵，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被告可另循途径解决。蔡成文并非上述合同的当事人，刘洪春要求蔡成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1日判决：一、戴日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40000元给刘洪春，并以所欠款项为本金自2019年8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刘洪春，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洪春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831元由戴日珍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关于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情况，双方均确认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60万元，戴日珍已经支付135万元，尚欠25万元未支付。2.双方对于未继续支付25万元，此后又达成新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存在争议：（1）戴日珍在上诉状中表示，刘洪春重新入股，受让了戴日珍的10%股份，但是以案外人曾瑞发的名义代持，此后于2019年3月11日又转让给案外人戴进。戴日珍代理人当庭表示，根据当天所查询的企业公示信息，鹰鸿公司的股东为戴日珍、曾瑞发、戴进。故主张刘洪春至今仍以曾瑞发的名义持有该公司10%股权。对此，其代理人解释为：由于上诉状该部分内容是另一个代理人所写，而根据当天查询的信息，作出新的陈述。（2）刘洪春则表示基于戴日珍经营需要，要求刘洪春留下来为公司经营，答应保留10%的份额进行公司分红，双方此时的关系实质为合伙关系，在退伙时，再将刘洪春10%的股权份额转给戴日珍。其称在一审时已提交鹰鸿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此时的公司共有五个股东，分别为：戴日珍、曾瑞发、戴进、刘洪春以及。3.关于《借据》中的31万元的构成，双方均确认包含前述未付清的股权转让款25万元。至于另外的6万元，刘洪春表示为戴日珍向其所借款项用于经营公司。戴日珍代理人当庭表示，其不清楚，需要庭后再向法庭提交书面答复。4.双方均确认戴日珍字条中的款项包括三部分，戴日珍接手的货物款项80618元、刘洪春应收取的工资44400元、刘洪春为公司经营代垫费用63062元，累计金额为18808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洪春入股鹰鸿公司10%的股权是否转让给戴日珍？2.一审17382号判令4万元是否包含17381号的还款金额中？对此，本院逐一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戴日珍指出刘洪春的股权仍由案外人曾瑞华持有并没有转让给戴日珍，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戴日珍的陈述前后不一，其在上诉状中表示刘洪春的股权由案外人曾瑞发持有并已经转让给案外人戴进，但在庭审中又表示仍然由曾瑞发代持，对此作出的解释不具有合理性。其次，其主张刘洪春股权由曾瑞发代持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称刘洪春在一审庭审中予以确认，但刘洪春否认其在一审中有作出该自认，而经本院核实，一审庭审笔录中也未有显示刘洪春确有该自认，因此，戴日珍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错误，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戴日珍提出本案的4万元款项已经包含在刘洪春另案（17381号）主张的还款金额中，首先，其对于自己的主张的事实成立理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证实，且对于17381号案件中的31万元还款金额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刘洪春举证的《借据》和字条来看，形式不同，且戴日珍均有签名，而字条中载明的款项包括三部分，即货款80618元、工资44400元、代垫费63062元，累计金额为188080元，戴日珍称字条中的款项包含在借据中，但金额明显不一致，其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又未有充分证据证实《借据》中的31万元包含其在《字条》中的款项金额，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刘洪春依据戴日珍立下的字条主张戴日珍偿还剩余未付款项4万元，戴日珍未有证据证实其实际偿还该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戴日珍清偿4万元及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认可。综上所述，戴日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戴日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成宇珑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