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曲长梅，女，1970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斌，男，1971年4月1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梅，吴斌妻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金森，男，1946年8月1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波、刘妍俏，辽宁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翠红，女，1959年5月2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波、刘妍俏，辽宁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长梅、吴斌与上诉人孙金森、冯翠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长梅、吴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孙金森、冯翠红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曲长梅、吴斌合同转让款1,751,800元。2、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孙金森、冯翠红从2016年2月3日起向曲长梅、吴斌支付合同转让款利息直至本金全部返还完毕为止。（利息以1,751,8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8月21日至本金全部返还完毕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孙金森、冯翠红承担。3、利息暂计算至上诉之日为367,100元。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孙金森、冯翠红应全额返还二上诉人已经支付的转让款1,751,8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应支付20万元占有使用费没有法律依据。1、《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之间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孙金森与冯翠红应全额返还转让款。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改变了案涉土地性质，改变土地性质的行为发生于合同签订之前，过错应在孙金森与冯翠红一方，原审法院要求二上诉人承担土地占有使用费2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2、即使要扣除占有使用费，20万元金额也明显过高。《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转让标的为土地和地上附属建筑，转让日期为2016年2月3日，因之前孙金森与冯翠红已经将案涉土地及房屋租赁给案外人，租期为2016年至2017年12月31日，所以曲长梅与曲斌自2018年1月1日起才实际取得土地及附属建筑物的使用权。但土地上的临建房屋于2016年3月23日被相关执法部门拆除。所以，即使法院认为应承担相应的占有使用费，也应考虑到违章建筑被依法拆除的实际情况。在案外人租期届满后，曲长梅与吴斌依法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时，上面已经没有建筑，即使应承担占有使用费，此时也只应只有土地使用费这一项。而土地使用费的年标准为2256元，而且在原审判决作出之前，已经支付了两年的土地使用费。故，原审法院在应返还款项中扣除20万元的占有使用费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没有支持曲长梅与吴斌的利息请求，明显错误。《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之间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孙金森与冯翠红应全额返还转让款。而且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改变了案涉土地性质，改变土地性质的行为发生于合同签订之前，过错应在孙金森与冯翠红一方，其不但应全额返还1,751,800元转让款，还应支付利息。即使法院认为双方互负过错，基于公平原则，在认定曲长梅与吴斌应承担占有使用费负担孙金森与冯翠红损失的同时，也应判决承担曲长梅与吴斌的损失，支持其相应的利息请求。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支付曲长梅与吴斌的诉请，依法改判。孙金森、冯翠红辩称，不同意曲长梅与吴斌的上诉请求，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和原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1、关于占有使用费的问题。曲长梅与吴斌自2016年2月起占有、使用案涉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直到2019年3月被全部拆除，时间超过三年，从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如果合同效力无效的话，当然应当支付占有使用费，同时根据双方都认可的租赁合同的约定，年租金是13万元，他占用了三年，那么租金超过39万元，原审只判了20万，仅是房屋租金的一半的价值。所以房屋占有使用费是金额少了。2、针对利息的问题，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已经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出对方是知道土地和房屋的具体的性质的，而且明确注明了以后发生任何问题都与我方无关。而且与我方无关的文字就是吴斌本人亲自书写的，所以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及双方的订立和履行合同的情况，没有判决利息是合理的。另外补充一点，据我方了解，在2019年3月地上的建筑物被拆除之后，对方多次以土地的承包人和地上建筑物使用人的身份到有关部门去反映情况，交涉补偿问题，并且已经实际签署了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对方是完全认可双方合同的效力及其中的内容现在又主张无效，要求返还是自相矛盾的。孙金森、冯翠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该二项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即合同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原审法院对于该核心争议问题存在审判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且审判观点自相矛盾。一、关于审判程序的问题。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正式受理本案，直至2020年8月3日作出一审判决书，历时16个月，已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49条。二、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即案由的问题。1、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笼统的表述为“合同纠纷”，由于案由并不具体明确，法律关系也无法明确，自然就不可能正确适用法律，进而作出正确判决。2、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详见立案登记手续）、原审法院二次开庭（详见开庭传票中的案由一栏），均将案由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在原审判决中并未将本案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在其“本院认为”部分中表述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而原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并未对此依法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询问当事人是否变更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也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之规定，在庭审中对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3、不论原审法院如何确定本案的具体案由，都存在没有依法通知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程序性错误。案由不论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亦或其他合同纠纷，都涉及到案涉的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在原审法院已明确知悉案涉土地的权利人为大连天华企业集团农牧公司(即该宗土地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就应当通知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4、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债权债务的概括性转移合同关系，即上诉人将与天华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有偿取得就案涉土地对于天华公司的承包权，进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使用权。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1、依据《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原审法院援引的《土地管理法》第4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均不是效力性条款，没有“不得”或“违反本条款的合同无效”等字样。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合同无效显系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以“双方签署协议目的并非是进行农业生产”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理由，也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当事人是否利用该宗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进行农业生产或农业项目，原审法院从未进行过调查或审理。其次，假设承包人将承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其法律责任并非是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无效，而是发包方有权要求承包方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而事实上，自孙金森与冯翠红取得该宗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的承包使用权直至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交接给曲长梅与吴斌，均未改变过其现状和用途，对此天华公司没有任何异议。再次、是否改变土地用途、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是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承包合同的内容。承包方违反约定的，应当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原审法院以是否违反承包合同的约定，来认定双方之间协议的法律效力，显系张冠李戴，混淆了不同民事主体之间不同的合同关系。四、关于本案事实问题。曲长梅与吴斌主动找到孙金森与冯翠红要求签订协议，在此之前已充分了解该宗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的性质和用途，平等、自愿的签订了协议，办理了手续，交接了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曲长梅与吴斌没有任何欺诈、违约的过错。曲长梅与吴斌辩称，不同意孙金森、冯翠红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判决扣除占地费用使用费是20万元。对方是根据出租房屋性质所算的费用。根据现在土地上的建筑物，2016年3月23日相关部门依法拆除了，没有建筑物，何谈占有。从对方出租的情况来看，我方在没有买到此宗土地前，对方已经把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全部出租出去了，同时土地房屋出租使用费用已经被孙金森和冯翠红于2015年收取，何谈我们还要用占地使用费。（2018）辽02民终6746号判决书第四页上面明确写2015年12月31日承租人张立新、张文平与孙金森、冯翠红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而且收取相应的押金和年租金。我们购买此宗土地是2016年2月3日购买，此项说明我们购买此土地时，此宗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已经用于非农业，用途用在出租上。首先，孙金森、冯翠红隐瞒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的事实而签订租赁合同，改变了土地的用途。我们2016年2月3日才购买，我们买的时候就告诉房子都是合法的，而且买卖不破租赁。基于我们买房是通过报纸刊登的广告得到的信息，孙金森与冯翠红说都是合法的而且它用于出租经营的时候，因为是带租经营，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改变了指定土地的用途，明知这是违法建筑还故意隐瞒转卖。所以说孙金森、冯翠红故意违反了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采取欺诈等方法，使吴斌、曲长梅签订了购买协议，过错应该在孙金森和冯翠红。我们2016年2月3日签署了这个协议，但2016年3月23日就全给拆除了，没有房屋了，无法出租，占有使用费不应该这么高，我们目前所用的土地使用费的标准只有一年2256元。曲长梅与吴斌一审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变更后）：1、判决《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无效；2、二被告赔偿返还协议书中转让款1,751,800元，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从2016年2月3日至2019年4月30日为269,286.12元），共计2,021,279.12元；3、诉讼费、保全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1月16日，原告吴斌、曲长梅与被告孙金森、冯翠红签订《买卖房屋协议》，约定：二被告将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博士园C区15整体及房屋内设施卖给二原告，房屋总金额为1,888,800元，二原告应于2016年1月16日前交付定金100,000元，余款于2016年2月16日前付清，二被告负责给二原告办理过户手续，将房屋过户到二原告名下。协议签订后，原告曲长梅向被告孙金森账户（账号：43×××87）汇款100,000元。2016年2月3日，二原告（甲方、受让方）与二被告（乙方、出让方）签订《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经村委同意，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就土地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地块概况：该地块为大连博士园农业科技园，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项目占地面积为726亩，东至张前路边、南至旅顺北路道边、西至交警楼边、北至大连东方油品调和场道边。转让该地块（大连博士园农业科技园）中编号为C15的地块及地块上所有建筑物、所有设备、设施、物品以及食杂店。二、转让方式：1、甲方把该地块转让给乙方，土地转让总价为人民币1,888,800元整。乙方于2016年月日交付定金人民币万元给甲方。双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甲方负责将C15过户给乙方，在办理过户手续两个银行工作日内，乙方将房屋转让余款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收款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87，户名孙金森，发卡银行地址中国建设银行西安路五四广场支行。2、甲方确保该宗土地转让前无任何纠纷，该土地转让后，双方均确认无争议事情发生，并保证不发生任何事端。3、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就所转让的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及与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其他权利、权益及收益等均归乙方所享有；日后如有征用等的，土地征用、赔偿款、青苗补偿等与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全部权益均归乙方享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4、本合同签订后，该地块（大连博士农业科技园C15）上所有的建筑物，所有设备、设施、物品以及食杂店所有权及其权益、收益等均归乙方享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5、如因甲方原因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甲方应退还所有购买土地的转让款，并且赔偿乙方按转让款的总额千分之五/每日计算。甲方积极帮助乙方解决有关土地手续办理事宜，该宗土地转让后产权由乙方所有。补充条款：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执行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贰年（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本合同从生效之日起，无论出现任何问题与甲方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抵顶被告应当向原告转交的已收房屋租金，原告曲长梅向被告孙金森账户汇款支付1,651,800元。同日，被告孙金森以收签人身份向二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转让大连博士农业科技园C15的转让款共计壹佰捌拾捌万捌仟捌百元人民币（￥1,888,800元整）。寄款人吴斌、曲长梅。”2016年2月2日，原、被告到大连天华企业集团农牧公司签署《补充条款》，写明C15地块承包经营权由二被告转让给二原告。另案判决查明事实：涉C区15整体房屋为小产权房。2016年3月23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大连市城市规划执法监察支队、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办事处、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在案涉房屋院内搭建的临建房屋强行拆除。再查，2018年7月17日，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办事处下发《关于清理排查设施农业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的通告》，通告内容为：“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设施农业违法违规用地问题清理排查工作的通知》（辽国土资办发{2018}85号）的文件精神，辛寨子街道将对辖区内设施农业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进行清理排查，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此次清查工作针对各类以设施农业为名，擅自进行非农业建设，逃避土地审批监管的行为以及超标准建设设施农业看护房等生产设施、附属设施、配套设施的行为，重点清查私人资本和城市居民到农村以设施农业为名非法占用土地开发建设“私家庄园”行为和占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主要类型有：一、“大棚房”外表以农业大棚为掩护，大棚内部进行住宅、餐饮、娱乐、商业等非农业建设，自行经营或对外出租、出售的；二、原来确为设施农业项目，但目前已全部或部分改变设施农业用地用途，改为住宅或用于工业、仓储等非农业生产经营的；三、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为名取得设施农业手续，但实际上未进行设施农业建设，而是直接全部或大部分用于非农建设的；四、在设施农业项目基础上，从事观光休闲农业经营，对其中的餐饮、娱乐、住宿、商业等非农业建设用地部分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五、实际用途确属设施农业，但将看护房、管理用房等附属配套设施擅自改扩建增加生活设施、加工设施，面积超出国家规定用地标准的。街道、各村将对存在上述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的项目整理报送，待省国土资源厅汇总情况后制定下一步整改方案。特此告知。”2019年3月，案涉C15土地上的剩余建筑被全部拆除。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土地流转的性质；二、双方签订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经村委同意”、“甲方就所转让得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及与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其他权利、权益及收益等均归乙方所享有。”、“如因甲方原因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甲方应退还所有购买土地的转让款，并且赔偿乙方按转让款的总额千分之五/每日计算”从上述约定以及双方到大连天华企业集团农牧公司签署《补充条款》的行为可以看出，案涉土地流转的目的是承包经营权的让渡，意在将受让方变更为承包合同的主体，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故案涉土地流转性质的实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关于争议焦点二，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案涉土地为农业用地，虽然双方之间关于土地流转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但双方签订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中并未约定流转期限、流转土地的用途，签署协议书时土地上的部分房屋已经出租，以及双方前期签订的《买卖房屋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签署协议目的并非是进行农业生产，而是为了转让土地上的建筑物及设施，而案涉土地上的建筑因属于私搭乱建以及设施农业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被拆除，可见案涉土地实际已改变原有农业用途。因此，改变土地用途所签订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二被告应将已收取的转让款返还给二原告，但应扣除自涉案土地及建筑物实际占有使用期间的占有使用费，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占有使用费为200,000元。故，二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合同转让款1,551,800元（100000元+1651800元-200000元）。关于二原告主张二被告支付转让款占用期间的利息一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一、原告曲长梅、吴斌与被告孙金森、冯翠红签订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无效；二、被告孙金森、冯翠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曲长梅、吴斌合同转让款1,551,800元；三、驳回原告曲长梅、吴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9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970元（二原告已预付），由二原告负担5,335元，由二被告负担17,635元。二被告负担的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审期间，孙金森与冯翠红通过申请本院的律师调查令，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新寨子村民委员会调取了吴斌、曲长梅与该村委会签订的针对案涉土地和房屋的补偿协议及领取款项的凭据。这份证据形成时间是2020年9月15日，于一审法院判决之后，欲证明曲长梅与吴斌在明知道一审判决结果的情况下，仍然以土地承包人和地上建筑物使用人的身份签订补偿协议并领取相应的补偿款项，说明其认可双方之间合同的效力，进而依据该合同取得相应的补偿款。曲长梅、吴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领取并同意将425,400元补偿款支付给孙金森与冯翠红，但辩称，一、因为有其在协议上签字，所以村里电话通知曲长梅与吴斌要收回土地，如果不去签字，村里将不再受理相应的赔偿事宜。二、一审法院已经做出判决，曲长梅与吴斌担心孙金森、冯翠红不能履行相应的判决，领取相应的土地回收款后进行相应的转移，所以先领取该补偿款项再支付给孙金森与冯翠红。三、曲长梅与吴斌签署的回收土地协议只是个约定，与本案没有关系，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是法律规定的。本院采信曲长梅与吴斌的质证意见，采信《收回土地协议》及收据。经二审审查，原判认定事实属实。二审又查，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村民委员会与吴斌、曲长梅在2020年9月15日签订《收回土地协议书》，约定村委会对案涉土地和房屋进行收回及给予补偿款425,400元等内容。曲长梅与吴斌于同日领取了425,400元补偿款。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土地及其所属物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案涉转让协议书虽然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但案涉土地的性质属于集体所有权性质的土地，为农业用地，从双方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书以及双方前期签订的《买卖房屋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签署协议目的并非是进行农业生产，而是为了转让土地上的建筑物及设施；签署协议书时案涉土地上的部分房屋已经出租，而案涉土地上的建筑因属于私搭乱建以及农业设施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被拆除，可见案涉土地实际已改变原有农业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通过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得知，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案涉土地上所属物的合法权属证书，故案涉转让协议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当属无效。关于曲长梅、吴斌与案外人大连天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农牧业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签订的《补充条款》的性质及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书的关系一节，因为《补充条款》约定了曲长梅与吴斌在案涉土地上必须经营农业项目，不准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及案涉土地使用费、电费的承担等内容。根据此约定内容，可认定天华公司是作为案涉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与曲长梅、吴斌约定对案涉土地及地上所属物进行监督及管理。《补充条款》内容并不涉及案涉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两个合同签订的主体不同，调整的法律关系亦不同，因此《补充条款》与案涉转让协议书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合同，并无关联性。案涉转让协议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约定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转让合同只在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故本院对上诉人孙金森、冯翠红主张与曲长梅、吴斌之间系债权债务的概括性转移合同关系，其与天华公司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曲长梅、吴斌，曲长梅、吴斌有偿取得就案涉土地对天华公司的承包权，进而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所属物的使用权及应追加天华公司为本案诉讼参加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案涉土地流转性质的实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孙金森与冯翠红应将已收取的转让款返还给曲长梅，但应扣除自涉案土地及建筑物实际占有使用期间的占有使用费，原判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占有使用费为2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一审判决作出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辛寨子村民委员会与吴斌、曲长梅签订收回土地协议书，吴斌与曲长梅据此领取了案涉土地及看护房、大棚等地上物的补偿款425,400元，并明确表示该笔补偿款应给付孙金森、冯翠红，曲长梅与吴斌的该处分行为因符合不能因无效合同而获利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原审判决未支持曲长梅与吴斌关于转让款占用期间的利息诉求并无不当。综上，孙金森、冯翠红应返还曲长梅、吴斌合同转让款1,126,400元（100,000元+1,651,800元-200,000元-425,400元）。综上所述，曲长梅、吴斌与冯翠红、孙金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正确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孙金森、冯翠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曲长梅、吴斌合同转让款1,126,400元；四、驳回曲长梅、吴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及孙金森、冯翠红的上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9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970元（曲长梅、吴斌已预付），由曲长梅与吴斌共同承担12,306元，孙金森与冯翠红共同承担15,6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28,237.20元（其中上诉人曲长梅、吴斌已预付9,471元，上诉人孙金森、冯翠红已预交18,766.20元），由曲长梅与吴斌共同承担15,813元，孙金森与冯翠红共同承担12,424.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王迎春审判员 陈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