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3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洪波，男，196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维国，男，196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洪丽、邹泽宇，辽宁卫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克成，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君，女，196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安,辽宁浩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洪波、周维国因与被上诉人魏克成、代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20）辽030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洪波、周维国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代君、魏克成返还不当得利32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中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中认定2012年4月1日赵洪波与代君签订一份委托协议，又认定同一天赵洪波与代君又签署了一份委托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两份委托协议都是真实的。然而，两份委托协议内容完全不一致，又系同一天签订，赵洪波当庭并不认可第二份委托协议，且从案件事实判断，该协议违背赵洪波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完全不关注法庭辩论中的代理意见，对委托协议的真实性不予判断，在判决中也不对该事实进行说理与论述。一审期间，赵洪波对本案关键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举证的收条支付处签字系虚假的，非赵洪波本人所签，并且当庭提出笔迹鉴定，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查明，也未对笔迹作出鉴定。一审质证与法庭辩论阶段，代理人反复提出本案严重违背民法基本原则，违背公平原则，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成本与代价，签订合同当天即取得了数十万的报酬，甚至超过了当事人自己的份额，显然不符合等价有偿，违背民法的基本法律精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判决中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案经过多次审理以及向公安机关控告，自2016年3月本案第一次起诉，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又经过了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铁东区人民法院在2018年作出新的民事判决，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没有对本案中止审理，而是直接驳回起诉，而是让当事人自行控告，当事人在铁东法院驳回起诉后一直反复控告，且控告期间属于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期间，控告无果后，于2020年再次向铁东法院提起诉讼，铁东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再次驳回起诉，其裁判明显不公。在本案2017年一审阶段，被上诉人也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标明本案的权利一直没有过诉讼时效。在本案经过发回重审、重新起诉后，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没有法律依据。并且，在2018年铁东法院不应当驳回起诉而是应该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况下，当事人反复控告，诉讼时效处于中断状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魏克成、代君辩称，同意原审法院判决。赵洪波、周维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合计人民币320000元整，以及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期间利息(从2012年4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6日赵洪波与周维国签订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周维国向赵洪波位于铁东区西山坡老梨树南的1800平土地进行投资，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18万元，投资用于在此土地上建房购进砖瓦木料，及用于购进南果梨树600株、葡萄2000棵，如果本地块动迁赵洪波取得动迁补偿款以后，从动迁补偿款中赔偿周维国全部18万元投资款，如赔偿周维国后，赵洪波的动迁补偿款仍有剩余，由赵洪波、周维国双方各得一半。另查明，2012年4月1日赵洪波与代君签订一份委托协议，协议约定，赵洪波自愿将位于铁东区1800平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动迁赔偿一事，全权给代君处理，赵洪波不再参与动迁补偿事宜，该地块动迁所事情由代君负责，与赵洪波无关。该协议由手写形成，并有赵洪波、代君签名。同日，赵洪波与代君签订一份协议，协议约定，一、赵洪波自愿将位于铁东区1800平土地及地上物动迁赔偿一事全权委托给代君处理，在委托期间赵洪波不在参与动迁补偿事宜处理并积极配合代君。二、委托期限：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三、在处理动迁赔偿过程中所花费用全部由代君承担。四、动迁所得全部赔偿款，赵洪波得32万元(包括动迁对1800平土地及地上物赔偿及村上赔偿的房基地款每平约40元-46元，总计约七万多元)，该协议内容由打印形成，由赵洪波、代君签名。再查明，赵洪波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代君转交动迁补偿款280000元收款人：赵洪波”在该收条下部分书写“支付代君委托代理费320000元支付人：赵洪波”。两处“赵洪波”签名上有捺手印。赵洪波否认支付人处的“赵洪波”系其书写，二被告主张该外签名系赵洪波签署，并且系其捺手印。还查明，2016年3月2日周维国诉赵洪波、代君、魏克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该院受理，并作出(2016)辽0302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周维国的诉讼请求。周维国不服，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3民终2306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该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7)辽0302民5990号民事裁定书，以涉嫌犯罪，驳回周维国起诉。还查明，2017年9月6日营城子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载明“赵洪波属东长甸办事处居民，原在，经铁东法院判决，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支付赵洪波36万元，其中2011年1月支付老宅补偿款26万元，2011年3月支付老宅补偿款10万元，支付地点在老村委会。还查明，案涉土地在2011年开始动迁，2011年赵洪波委托办理动迁事宜，2012年4月1日在动迁办领取补偿款。还查明，魏克成与代君原系夫妻关系，2015年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魏克成、代君收取的32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是否应当返还；二是赵洪波、周维国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取得的利益,即构成不当得利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是无合法根据。在审判实践中,通常认为合法的根据,包括法律上的依据和合同上的根据。本案中,不仅赵洪波与代君签订了委托协议，并且在庭审中，赵洪波还自认，其委托魏克成办理动迁事宜，并且其陈述称“要来钱我要570000元，剩余的钱我要320000元，其余多少钱都归魏克成。”可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并且原告赵洪波也同意给付被告钱款，在此情况下,魏克成、代君取得钱款是有合同依据的，二原告所述二被告取得钱款系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故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本案中，2012年4月1日即动迁款已下发领取，并且赵洪波已收取动迁款，其对于代君、魏克成留取的部分，其应当知情，且其在（2016）辽0302民初1102号案件中也答辩称代君、魏克成拿走320000元，现赵洪波、周维国向魏克成、代君主张权利，其又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赵洪波、周维国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洪波、周维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赵洪波、周维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如下新证据：1、2012年2月13日甲方为赵洪波与乙方为魏克成协议一份；2、2012年2月25日甲方为赵洪波与乙方为魏克成协议一份；3、证明人为崔尚凯的证明一份。证据1欲证明赵洪波协议中要求魏克成拿到120－130万补偿款，真实意思表示不是60万。证据2欲证明魏克成至少在2012年2月25日就知晓周维国与赵洪波之间的合作情况，该协议保留了周维国的分配利益，而两个月后，赵洪波与魏克成签订新的协议剥夺了周维国的利益，二人应是恶意串通，2012年4月协议应为无效合同。证据3欲证明赵洪波的朋友崔尚凯2013－2015年多次陪同赵洪波向魏克成催要欠款。经庭审质证，因证据1有的字迹有涂抹痕迹，且协议就同一事实约定内容与2012年4月1日双方约定内容不一致，当事人在相同事项上的不同约定，应以签订在后的协议变更签订在前的协议为基本原则，故本院认定2012年4月1日双方协议为合法有效协议，对2012年2月13日双方协议不予认定，故对证据1，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因上诉人没有提供原件，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进行质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有如下争议焦点：1、被上诉人收取的32万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应否返还本金及利息；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项：“(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他方受到损失；(三)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取得动迁款32万元，上诉人赵洪波在其1800平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取得动迁款28万元，被上诉人获利、上诉人赵洪波受损以及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这三项要件均已得到证明。被上诉人获利是否属于“不当”,即被上诉人获利是否有合法根据这一事实应由上诉人赵洪波负举证责任。上诉人赵洪波不仅与代君签订了委托协议，赵洪波还自认，其委托魏克成办理动迁事宜，能够认定赵洪波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并且赵洪波也同意给付被上诉人钱款，在此情况下,魏克成、代君取得钱款是有合同依据的，赵洪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取得动迁款的非法的事实，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法,且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赵洪波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是赵洪波与周维国共同起诉魏克成与代君，现周维国主张赵洪波与魏克成、代君恶意串通不符合常理，周维国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赵洪波与魏克成、代君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本案关于委托办理动迁款事宜，是赵洪波与代君之间的协议，而周维国与赵洪波2008年4月16日的协议约定内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周维国若主张自己的权利，只能向赵洪波主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与魏克成、代君存在基础的法律关系，因此，周维国对于魏克成、代君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也不存在，故周维国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赵洪波的诉讼时效应为二年，本案中，2012年4月1日即动迁款已下发领取，并且赵洪波已收取动迁款，其对于代君、魏克成留取的部分，其应当知情，无论2016年周维国起诉魏克成、代君、赵洪波一案，还是本案2020年周维国与赵洪波共同起诉魏克成、代君案，都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赵洪波又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赵洪波对代君、魏克成主张权利的二年诉讼时效已过。周维国因不存在对代君、魏克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赵洪波、周维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颖审判员 程义明审判员 王 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刘景军书记员赵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