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22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振杰，男，198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枣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立江，枣强县大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勇，男，197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枣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磊，河北晨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娟，女，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枣强县。 上诉人周振杰因与被上诉人王娟、李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1民初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振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冀立江、被上诉人李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娟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振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振杰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驳回周振杰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2015年4月11日，周振杰向李勇借款15万元，当时李勇告知周振杰还款时汇入王娟的账户。之后，周振杰陆续向王娟转款176900元（因起诉时周振杰未找到给王娟转款的全部记录，故一审起诉时主张164600元），2016年2月19日通过李勇的POSS机向李勇还款46000元（李勇承认45700元，法院认定44000元）。2017年10月30日，周涵支取周振杰的执行款偿还李勇52202元。周振杰已向李勇还275102元。2019年11月11日，李勇起诉周振杰要求其偿还借款106000元。周振杰给李勇打电话，询问给王娟转账的情况，李勇称：“不认识王娟，你记错了，真不认识，你记混淆了，我这里没这个人。”当时李勇也不承认收到了周涵的转款。无奈之下，周振杰与李勇达成调解协议，进而起诉王娟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未采信周振杰提供的录音证据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错误。周振杰通过P0SS机向李勇转款46000元（李勇认可45700元），周振杰也不欠李勇106000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王娟称其银行卡一直由李勇使用，但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却认定“被告的该银行卡一直由第三人使用。”2、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 李勇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娟未提交答辩状。 周振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164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1日，原告向第三人借款150000元，该借款由第三人之妻张春梅的银行账户转入原告银行账户，且原告为第三人出具了借条，后原告通过POS机向第三人偿还借款44000元，2018年原告又重新为第三人出具了106000元的借条，因原告未如期偿还借款，第三人于2019年11月1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本案原告偿还剩余借款106000元，后经本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分期偿还借款的调解协议，且本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因原告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第三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另查明，原告从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共向被告银行卡账户转款计164600元。被告的该银行卡一直由第三人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从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其向被告银行卡账户转款的164600元，与第三人起诉本案原告借款的106000元，系因同一笔借款发生的资金往来，第三人就一笔借款获得两次还款，第三人构成不当得利，但第三人起诉本案原告偿还借款106000元，依据的是2018年原告向第三人出具的借条，出具该借条的时间发生在原告向被告银行卡账户转款164600元之后，因第三人一直使用被告的银行卡，按常理，如果第三人起诉本案原告借款的106000元与原告向被告银行卡账户转款的164600元，系因同一笔借款发生的资金往来，那么，原告也不可能在明知已通过被告银行卡向第三人还清借款之后，又重新为第三人出具106000元的借条，并且第三人以该借条向本院起诉时，原告自愿与第三人达成还款协议，本院也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足以说明原告对该借款是认可的，本案庭审中，原告又主张该借条是第三人逼迫其出具的，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显然系自相矛盾。另，第三人主张其与原告并非仅存在2015年4月11日的一笔借款，而是其通过他人银行卡向原告多次借款，原告向被告银行卡账户转款的164600元，是原告向第三人偿还其他多笔借款中本金及利息的一部分，第三人提供的通过他人银行卡向原告账户的多笔转款记录，原告虽称系当时原告和证人周某二人因办理信用卡，周某用其亲戚翟龙、周涵、王娟、薛宝恒、张春梅的银行卡给原告走的流水，而非借贷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原告仅认可转给被告的164600元系向第三人的借款往来，而不认可上述转账之前其与被告的其他转账往来，不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从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其通过被告银行卡账户向第三人转款的164600元属于第三人取得的不当利益，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所辩称的其银行卡一直由第三人使用，其不应承担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不持异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的诉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振杰要求被告王娟、第三人李勇返还不当得利款1646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6元，由原告周振杰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李勇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取款业务回单凭证两张，用于证明其用翟龙的银行卡于２０１４年3月１０日向周振杰转款１０万元。经质证，周振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为：周振杰虽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但其承认从未向翟龙借过款，亦对上述证据显示收款人姓名及银行卡号均为其本人并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周振杰亦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页，证据二、银行交易明细二页，均用于证明2014年10月24日其将7.7万元转给了王玉峰，王玉峰又于当日将上述款项转到了李勇持有的翟龙的银行卡中。证据三、还款明细两页，用于证实2014年2月19日至2017年10月30日，若按李勇陈述的三分息计算，周振杰还多给了李勇9万元。经质证，李勇对证据一、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提出了异议，并称证据一中只有王玉峰的名字，未显示收款方账号、姓名，证据三未显示2013年12月份的资金往来情况，内容不完整。本院认证意见为：因李勇对证据一、三提出的异议成立，证据二中未加盖银行公章，不能证实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经二审审理，因周振杰、李勇均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周振杰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款164600元应否支持的问题。虽然周振杰在起诉状中要求王娟返还上述款项，但在一审审理中，王娟和李勇均认可诉争的王娟的银行卡由李勇使用，周振杰亦称上述款项应由李勇返还。周振杰在上诉状中虽又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被告的该银行卡一直由第三人使用”提出了异议，但在二审庭审中，其又称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故一审认定诉争的银行卡由李勇使用，与王娟无关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周振杰与李勇长时间内发生了多笔资金往来，其中周振杰为偿还李勇的借款，于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期间向诉争的王娟的银行卡转款164600元。周振杰称上述款项为不当得利，应由李勇返还。但周振杰于2018年8月26日向李勇出具了10.6万元的借条一张，后李勇凭该借条于2019年11月15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周振杰偿还10.6万元，经一审法院调解，周振杰与李勇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周振杰同意于2020年6月30日前偿还李勇10.6万元。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26日，李勇不欠周振杰的款项，而周振杰欠李勇10.6万元是符合常理的，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周振杰在二审中，对翟龙于2013年12月24日转给周峰的2万元，王娟于2014年11月2日转给李光前的3万元均为李勇借款给周振杰提出了异议，但其在一审质证时，并未提出相关异议，故周振杰上述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周振杰又称，其于2018年8月26日出具10.6万元的借条是在李勇胁迫下书写的，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却在2019年11月15日李勇起诉其偿还10.6万元后，在法院主持下，与李勇达成了和解协议。故周振杰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予采纳是合法的。周振杰再称，在李勇起诉其偿还10.6万元后，因李勇始终不承认周振杰汇入王娟银行卡中的164600元，才与李勇签订了调解协议。一审中，周振杰提交了其与李勇的电话录音，李勇称不认识王娟，从而用于证实当时李勇否认周振杰汇入王娟银行卡的款项是偿还其借款。但因王娟与李勇并非亲属关系，周振杰在电话中也未提示李勇让其还款之事，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振杰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周振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92元，由上诉人周振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树峰 审判员  吕国仲 审判员  刘万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杨文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