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21民初516号 原告：卢桂玉，女，1965年3月27日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南丹县。 原告：石国寿，男，1964年2月10日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南丹县。 原告：石魏萍，女，1988年10月9日生，壮族，农民，住南丹县。 原告：石某，男，2003年4月29日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南丹县。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兴，广西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琳琳，广西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宝魁，男，1958年3月27日生，壮族，农民，原住南丹县九队**，现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腾宽，南丹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石爱英，女，1963年5月16日生，壮族，农民，原，原住南丹县九队**住。 原告卢桂玉、石国寿、石魏萍、石某诉被告卢宝魁、第三人石爱英共有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5月5日立案后，发现遗漏当事人，故于2020年5月24日依法追加石爱英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5月27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卢桂玉、石国寿、石魏萍及其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兴、石琳琳，被告卢宝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腾宽、第三人石爱英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6月12日，原告方向本院申请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因案情复杂，2020年月6月16日，本院裁定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7月27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桂玉、石国寿、石魏萍、石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兴、被告卢宝魁及其诉讼代理人陆腾宽、第三人石爱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方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333111.8元；2.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为兄妹关系，原告石国寿与原告卢桂玉系夫妻，原告石魏萍与石某系石国寿与卢桂玉的婚生子女。1980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被告卢宝魁作为家庭户主代表卢桂玉、其父亲卢永能、母亲梁美容及其兄弟卢宝安5人承包土地经营，1984年至1985年初期间母亲梁美容及兄弟卢宝安相继去世，1986年初因被告突身患疾病，其父亲卢永能为减少卢宝魁的压力，增加家庭劳动力，便招原告石国寿作为上 门女婿与原告卢桂玉结婚，1994年7月原告石国寿将户口迁入以卢宝魁作为户主的家庭户中。1990年初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的父亲卢永能去世后，1996年以被告卢宝魁为户主的家庭户开始分家，原告石国寿独立户口，以原告石国寿作为户主，卢桂玉及石魏萍作为家庭成员，2000年全国农村进行土地延保时，上述原告与被告所在生产队将该户的基本农田调整分配，石国寿户与卢宝魁户就原承包的基本农田进行分配，但没有对荒山、林地、及旱地进行分配，即除基本农田外，上述四原告的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以卢宝魁为户主作为代表进行承包经营（石国寿户与卢宝魁户共有除基本农田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4年南丹县人民政府征用被告卢宝魁户下的3.780亩旱地作为农产品交易市场拟建设用地，共获得征地补偿款282188.35元，2019年12月20日南丹县人民政府进行南丹至天峨下老高速路土地征收时，将卢宝魁户的水田、用材林、经济林、旱地共计20.094亩，共获得补偿款及征地奖励共计1738921.83元，除水田外共获得1384201.40元。上述两次征地补偿除水田外共获得1666389.75元。被告领取该款项后并未按照承包户家庭的成员分配给四原告，四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协商处理此事，且经生产队对进行多次调解，被告仍拒绝将补偿款分配给四原告。四原告认为，原告石国寿虽于1994年才将户口迁入该户，但在2000年全国进行农村土地延包时，其原籍所在地（都安县已经将其土地调整出去，因此，石国寿户的全部家庭成员除基本农田外的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与卢宝魁户共有，享有上述土地征收补偿款的1666389.75元的分配份额，即被告与四原告共同分配1666389.75元，每人获得333277.95元，四原告应共获得1333111.80元。因被告拒绝分割给原告方，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 被告卢宝魁辩称，四原告不适合本案分配资格，被告不同意分配征地补偿款。 原告石国寿、石魏萍、石某不适合分配该款，他们不是拉所九队的集体成员，不具有诉讼主体适格。原告卢桂玉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卢桂玉在1980年分土地时是本队队员是事实，但卢桂玉与石国寿结婚后就和被告进行了分家，土地也进行了分配，从分家开始，被告就分得被征用的土地，并且被告已经在荒地经营30多年，期间原告方从未提出过异议。2014年原告要求分配2014年的征地补偿款时，被告已明确拒绝，原告现在又要求分割2014年征地补偿款282188.35元已超过诉讼时效，据此，原告方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石爱英辩称，第三人与被告卢宝魁系夫妻关系，第三人的辩称意见与被告卢宝魁一致。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1.四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原告方是适格主体；2.原告方户口本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家庭成员有四人的事实；3.派出所户籍证明，证明被告卢宝魁家庭成员只有其一人的事实；4.第三次人口普查表1份，证明1980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卢永能为户主，家庭成员有卢桂玉、卢宝魁等5人的事实；5.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1组，证明被询问人李荣顺、杨玉奎、陆金桂的身份信息，证明1980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被告卢宝魁作为户主与家庭成员卢桂玉、卢永能、梁美容及卢宝安5人共同承包经营的事实，证明原告石国寿与卢桂玉于1986年结婚，并于1994年7月将户口迁入卢宝魁户下的事实，证明2000年进行土地延包时，卢桂玉户与卢宝魁户就承包的基本农田进行调整分配，未对荒山、林地及旱地进行分配的事实，证明卢桂玉于2014年曾多次与卢宝魁就2014年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282188.35元进行调解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的事实；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1份，证明2000年进行土地延包时，卢桂玉户与卢宝魁户就承包的基本农田进 行调整分配，未对荒山、林地及旱地进行分配的事实；7.征地协议书、征地面积及补偿公告、征地拆迁补偿费发放分配表、征地协议书、建设征地拆迁补偿费发放分配表复印件1组，证明被告共2014年起共获得1666389.75元征地补偿费的事实；8.原告卢桂玉与石国寿结婚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于1986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的事实；9.常住人口登记表及户口迁移证存根复印件**，证明原告石国寿于1994年7月11日将户口从都安县下坳乡板旺屯拉坡队迁至原告卢桂户口所在的城关镇拉所村的事实；10.调查询问笔录和证明1组，证明原告石国寿与卢桂玉结婚后，石国寿原所在都安县下坳乡板旺屯拉坡队已将原告土地调出，石国寿在原户籍地已没有土地；11.关于调查专用证明的答复原件1份，证明石国寿未分得土地，其与被告卢宝魁共有卢宝魁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2.报告、处理意见、情况报告、签约报告及快递单回执复印件1组，证明原告石国寿自1996年独立分户后，没有分得土地以及因被告没有分配土地给原告家庭户导致原告一直就该事向有关部分提出异议的事实；13.李荣顺证人证言1份；14.杨玉奎证人证言1份；以上证人证言均证明卢宝魁户没有对荒山进行过分配的事实。 被告卢宝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土地使用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卢宝魁对被征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2.苏某证人证言1份；3.谭某证人证言1份；4.韦某证人证言1份。以上证人证言均证明分家时，原告方已放弃被征地，不能再分割征地补偿款的事实。 第三人石爱英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 经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6、7，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方及第三人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认为，原告石国寿、卢桂玉、石魏萍、石某身份证登记的住址均为南丹县，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石国寿户的户口本登记的人口有卢桂玉、石魏萍、石某共四人，该四人均为南丹县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经本院核实，被告卢宝魁于2001年1月12日已与第三人石爱英在南丹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2017年11月17日，第三人石爱英从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镇江仰村小平队1号迁入被告卢宝魁户，现为南丹县人，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4，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人口登记错误，当时人口应该为6人，本院认为，被告提出异议但是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故本院对1982年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家中有5人的事实予以确认，该5人为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的父母亲卢永能、梁美荣、哥哥卢宝安、原告卢桂玉、被告卢宝魁；对证据5，被告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询问笔录中除李荣顺、杨玉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外，陆金桂未出庭，故本院对陆金桂的询问笔录不予确认；因李荣顺、杨玉奎已出庭作证，重新制作了证人证言笔录，故对该询问笔录亦不予确认；对证据8，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原告卢桂玉与石国寿已于1986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9，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石国寿与卢桂玉结婚后，将户口迁入了南丹县，本院对石国寿系南丹县集体成员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10，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询问人石通康未出庭，故对石通康的询问笔录不予确认；对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板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来看，原告石国寿确实早已迁出该村并落户南丹县，并且在该村已获得土地承包资格，其不再享有原 户籍地土地是客观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明予以确认；对证据11，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答复仅证明原告卢桂玉与石国寿没有承包有林地，故本院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12，被告及第三人均不认可，本院认为，2001年2月26日，原告石国寿曾向南丹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申请落实土地承包政策，享有对南丹县集体土地的承包权，经城关镇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已分配了相关田土给原告石国寿承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其他以原告卢桂玉名义所写的报告，因缺乏有相关部门的答复处理意见，故本院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3、14，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中关于原、被告已分家，并各自耕种自己的土地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人证言中对分家一事的陈述与原、被告均认可的分家事实相符，故本院对原、被告早已分家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2、3、4，对证人苏某的证言，原告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人谭某、韦某的证言，原告方不认可，本院认为，证人证言中关于本案被征土地“浪坡怀”一直系被告卢宝魁耕种管理与原、被告方自述均相一致，故本院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为兄妹关系，原告石国寿与原告卢桂玉系夫妻，原告石魏萍与石某系石国寿与卢桂玉的婚生子女。1980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被告卢宝魁作为家庭户主代表卢桂玉、其父亲卢永能、母亲梁美容及其兄弟卢宝安5人承包土地经营，1984年南丹县人民政府发放了《土地使用证》给被告卢宝魁家庭户，《土地使用证》登记承包户主为卢宝魁，人口6，劳力3，住址，，住址地：田4.9亩，地2亩，山林2.6亩，荒坡5亩，鱼塘（空白）亩。承 包年限十六年。1985年起至2000年止。该《土地使用证》中登记的“浪坡怀”即为2019年12月南丹县人民政府征用的本案诉争地。1984年至1985年初，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母亲梁美容及兄弟卢宝安相继去世。1986年10月27日,原告卢桂玉与石国寿登记结婚,1990年初原告卢桂玉与被告卢宝魁的父亲卢永能去世，1994年7月原告石国寿将户口从广西都安县下坳乡板旺屯拉坡队迁入以被告卢宝魁作为户主的家庭户中。1996年以被告卢宝魁为户主的家庭户开始分家，被告卢宝魁为一户，原告石国寿与妻子卢桂玉、女儿石魏萍为一户，2003年4月29日，原告石国寿与卢桂玉生育儿子石某，现石某户口与原告石国寿、卢桂玉、石魏萍为一户，原告石国寿石为户主。2000年南丹县开展第二轮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俗说的“土地延包”，上述原告与被告所在拉所村将该户的基本农田进行了调整分配，2018年10月20日，南丹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石国寿家庭户已领取该证，土地承包证号为：桂（2018）南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00087号，合同代码：4512100005090003Ｊ，承包期限2001年01月0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承包方家庭成员有：石国寿、卢桂玉、石魏萍、石某四人。被告卢宝魁没有领取该证。2014年南丹县人民政府征用被告卢宝魁户下的3.780亩旱地作为农产品交易市场拟建设用地，共获得征地补偿款282188.35元，该款由被告卢宝魁签字领取；2016年，南丹县人民政府第二次征用南丹县土地，原告方获得征地补偿款19000元；2019年12月20日，南丹县人民政府进行南丹至天峨下老高速路土地征收时，将被告卢宝魁家庭户的水田、用材林、经济林、旱地共计20.094亩进行征用，共获得补偿款及征地奖励共计1738921.83元，除水田外共获得1384201.40元，该征地补偿款由被告卢宝魁签字领取。现原告认为被征用的土地中包含了原告方的 承包份额，原告方对南丹县人民政府补偿给被征地农户的土地补偿款亦应享有份额，但被告卢宝魁却独自占有不予分割，遂诉至本院而引发本案。 另查明，2001年1月12日，被告卢宝魁与第三人石爱英在南丹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2017年11月17日，第三人石爱英把其户口从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镇江仰村小平队**迁入被告卢宝魁户，现为南丹县人。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起诉理由及被告各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当事人在诉讼中争议焦点为：1、原告石国寿、石魏萍、石某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2、原告方主张的2014年的征地补偿款28188.35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方对本案讼争的被征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4、征地补偿款是被告所有还是原、被共有？如是共有，应如何分割？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方认为被征地应为其与被告卢宝魁户的原始家庭承包地，被征地所产生的征地补偿款应由原告方四人与被告卢宝魁共同享有，原告家庭户成员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被告认为原告方石国寿、石魏萍、石某不是被告卢宝魁户家庭成员，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原告石国寿家庭户口本中登记的人口有石国寿、卢桂玉、石魏萍、石某四人，该四人均为南丹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8年10月20日，南丹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石国寿家庭户已领取该证，土地承包证号为：桂（2018）南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00087号，合同代码：4512100005090003Ｊ，承包期限2001年01月0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承包方家庭成员有：石国寿、卢桂玉、石魏萍、石某四人。本案讼争土地是2014年至2019年被征收并获得补偿款 ，当时原告石国寿、卢桂玉、石魏萍、石某四人均为原告石国寿户家庭成员，故石国寿、石魏萍、石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卢桂玉认为2014年征地时，原告已多次和村委反映，要求调解，但是一直未能调解成功，原告方与被告卢宝魁的纠纷一直延续至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庭审时，原、被告均认可2014年被征地是一个叫“拉达”的地块，当时获得的补偿费是282188.35元，已由被告签字领取，原告主张其向征地办和村委均反映过其应分得部分补偿款，但是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土地被征用时，原告一直都是知情的，庭审时，原告亦自述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并且请求村委予以调解，也就是说早在2014年征地初始，原告就知道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从本案事实看，未有证据表明原告方曾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原告方只是出具了其在2015年4月11日以及2016年4月26日写给“南丹县征地拆迁办”的《关于卢宝魁承包户之承包土地征收补偿问题协商签约的报告》和《关于要求公开卢宝魁承包户获取征地补偿情况的报告》，但未有原告方签名及捺印，也未有相关部门的受理通知予以佐证，原告方的行为不能视为“主张权利”，且“主张权利”应当发生在“知道”权利被侵害之后，也就是说在“诉讼时效进行当中”才会发生“诉讼时效中断” 的问题，原告方仅是提出“公开卢宝魁承包户获取征地补偿情况”，并未明确地提出权利主张，不符合法律上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但从原告方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起算，超过二年的时间里，原告却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或向相关部门提出确权申请，现原告就2014年被征土地所得补偿的282188.35元再主张权利的行为，已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方认为1980年第一次开展家庭承包制时，其具有南丹县承包资格，从1985年至今，南丹县也未有对山地林权进行过调整，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故其仍应对原山地林权具有承包资格，而该山地被征用后，所得的补偿款也应按份分割给原告方，本院认为，从南丹县人民政府发放给被告卢宝魁户的《土地使用证》来看，南丹县第一次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从1985年开始，承包期为16年，到2000年底已结束。庭审中，原告方与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1996年以前原告家庭户已经从被告家庭户分家，两户分开生活，水田亦进行了分配，各自耕种各家的水田。原告方认为南丹县未有对山地林权进行过调整，原告方所承包的山地林权亦未进行调整，本院认为，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是由谁承包经营土地的问题，承包经营权是物权的一种，是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一种，是当事人可以处分的民事权利。从1985年开始，原告卢桂玉作为被告卢宝魁家庭户成员，享有对《土地使用证》登记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1996年开始分家后，原告方认为只对双方承包的水田进行协议分割，但没有对旱地荒山进行分割，但是从农村土地承包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来看，土地作为农村家庭户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是每一个农民的生存保障，一般农村家庭分家后，对土地进行分割必定是最重要环节，从本案事实来看，从分家开始，原告方亦自认未耕种过本案诉争的被征土地，虽然原告方辩称是被告不允许，但是如果原告方对被征地享有权利，那么被告不允许其耕种即是侵犯 了其权利，原告方可以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结束，2001年第二轮土地延包开始时，向所属的当地人民政府申请确权，但从本案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方一直未向政府申请确权，亦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默许了被告卢宝魁对该被征地的耕种和管护，默认了被告卢宝魁对被征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意思的层面看，本院认为，原告方与被告实际已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处分，并各自经营管理相应部分，这个做法符合当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初衷。对承包地分割经营的协议实质上是对原家庭户名下的物权进行分割，这个分割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损害发包方或者其他村民的利益，是当事人自愿处分其民事权益的行为，属于合法协议。既然协议合法，当事人应受协议约束，原、被告各自对自己经营管理的土地享有经营的权利，对他人经营管理的土地不再享有经营的权利。且在2014年南丹县人民政府进行第一次土地征收时，原告方亦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确权申请和诉讼；2016年第二次征收时，原告方也领取了应得的补偿款19000元。现原告请求分割2019年12月20日南丹县人民政府进行南丹至天峨下老高速路土地征收时补偿给被告卢宝魁户的除水田外的征地补偿款1384201.40元，却未能提供其享有对被征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证明予以佐证，其是否享有该地承包经营权亦未有确认，故原告方主张缺乏证据佐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承包方享有的权利包含了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原告方对其是否享有对被征地的承包经营权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 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卢桂玉、石国寿、石魏萍、石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798元，由原告卢桂玉、石国寿、石魏萍、石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古贵永 审 判 员 韦素珍 审 判 员 卢文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龙蓉蓉 书 记 员 韦家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