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22民初3280号 原告：龙某，女，198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住营山县。 原告：罗东兰，女，195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住营山县。 原告：邓某1，女，200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住营山县。 法定代理人：龙某（原告）。 原告：邓某2，女，2011年1月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住营山县。 法定代理人：龙某（原告）。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君，四川山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俊，四川山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营山县人民医院，住所地：营山县朗池镇大南街**。 法定代表人：余飞，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仁，四川品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艳，四川品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龙某、罗东兰、邓某1、邓某2与被告营山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初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某及原告龙某、罗东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何佳俊，被告县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仁、薛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龙某、罗东兰、邓某1、邓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四原告赔偿损失共计人民币1182131.0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20年9月7日凌晨4点27分，邓勇君因重度抑郁症发作，用锐器割伤自己，出血不止。原告发现后立即将其送入县医院接受治疗。县医院对邓勇君进行初步诊断时，原告反复提醒医院，邓勇君患有重度抑郁症且有自伤自杀倾向，曾于2020年8月在南充市二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且南充市二医院采取的是“给予内科一级护理，防自伤自杀”的诊疗措施。由县医院提供的邓勇君入院记录也清晰显示医生知悉其既往史为“撞头等自残行为、重度抑郁症”。 首次病程记录载明，邓勇君入院后，县医院给予的诊疗计划为“予以肢体保护性约束，防止再次出现自残行为”，首次治疗后医生的后续诊疗措施为“考虑病员复合型损伤，伴重度抑郁精神疾病，故术后送ICU继续治疗”。但县医院提供给原告的ICU探视“须知”显示每天仅能于16:00-16:30进行探视，其余时间皆不能进入ICU病房。原告提出将邓勇君转入一般病房治疗，由家属进行陪护，但县医院并未同意。因此，原告无法进行陪护，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而防范邓勇君自伤或自杀的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显然就需要由县医院来承担。 然而，在邓勇君入院当日早晨8点12分左右，由于医护人员未采取肢体保护性约束措施或未将保护性约束措施实施到位，也未采取有效的针对自伤自杀倾向病人的特殊诊疗护理措施，而且还将危险器具剪刀带到邓勇君所在的ICU病房，这些不作为的行为和极不规范的诊疗行为最终导致邓勇君用剪刀将原腹部伤口剪开，腹腔脏器破裂，出现失血性休克症状，后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原告认为，县医院在此次的医疗损害事故中具有全部过错，简述部分过错行为如下： 1.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县医院明知邓勇君有重度抑郁症并有自伤自杀倾向，却仍未采取约束、单独隔离、陪护等保护性措施，也未消除危险物品（剪刀）、未加强护理巡查、未减少视线死角、未采用仪器监护等措施预防邓勇君自伤、自残。 2.县医院在诊疗过程中采取的诊疗护理措施实施不到位、不规范：护理记录也显示需“使用保护性约束”等保护措施，但县医院并未采取。 3.县医院关于邓勇君的病历记录也极不规范： （1）将邓勇君的性别部分地方记录为“女”，年龄记录“40”，还将其他病人病历放入邓勇君的病历中。 （2）病程记录前后矛盾，在病程记录第3页描述为“挥舞”“逼退”“反锁病房门”，但在护理记录单中并未有反锁病房门的描述。而且前述表述与常理不符，因为：在风险评估表中邓勇君被评估为“卧床不起”、护理评估单中生活自理能力“Barthel指标评分0分，完全依赖”，且其未进食、失血过多。 综上所述，因原告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基于与县医院的医疗服务合同，原告认为县医院对邓勇君具有法律上的监护职责，且有相应的诊疗义务。现因县医院诊疗过程中，诸多过错导致邓勇君死亡，应由县医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因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此次医疗损害的全部责任，从而起到良好的社会警示效果，警醒广大的医护人员对有自伤自杀倾向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给予更多的关爱和保护、警示医院应采取更多的预防性措施，保护不同类型的病人，从而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被告县医院辩称，1.原告的亲属邓勇君与县医院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而邓勇君的死亡是自残行为所致，并非医院的医疗行为过错造成死亡。医院不存在过错，本案应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2.原告诉称被告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被告持不同意见。患者邓勇君在精神症状发作前无任何征兆，且短时间内突发，医院的医护人员尽全力阻拦患者自残行为是合理的，在短时间内处理突发事件已经尽力了。患者不幸事件已发生，但不能因为有后果的发生，医院就存在过错。3.原告诉称，医院对邓勇君具有法律上的监护职责等，患者入住重症医学科ICU室是对患者更好地进行治疗，不让外界人员自由出入病房。ICU室探视须知：患者亲属每天16:00-16:30进行探视，原告认为监护患者的监护职责就在医院，目前尚无法律规定患者进入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就将患者的监护权转嫁给医院，同时《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业务相应的规定。4.患者邓勇君的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鉴定意见明确，邓勇君符合颈部、左腕部、腹部且创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系自残行为所致，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5.原告诉称，医院对邓勇君的病历记录极不规范，病程记录前后矛盾等与事实不符，病程记录了客观事实，病历记录也符合病历书写规范。6.邓勇君在家自残后失血量大，经“120”送至医院医治、抢救，整个医疗过程措施恰当，不存在过错，因患者漠视生命，再度自残而导致悲剧，医院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责任。7.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清单不符合法律规定，涉及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龙某系邓勇君妻子，原告罗东兰系邓勇君母亲，原告邓某1、邓某2系邓勇君与龙某的女儿。邓勇君因患重度抑郁症曾于今年8月10日至8月31日在南充市二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后，回到家中口服药物治疗。2020年9月7日凌晨以后，邓勇君在家中因重度抑郁症发作，用菜刀砍伤自己，伤及颈项部、左侧手腕部、下腹正中部，出血不止。经原告呼叫“120”后于2:55送入县医院抢救治疗，经诊断为：腹壁穿通伤、失血性休克，当即送手术室行清创缝合术，术后由手术室于4:27送入重症医学科ＩＣＵ室8床继续治疗。县医院的诊疗计划为：1.重症医学科护理常规，重症护理；2.告病危；3.予以肢体保护性约束，防止再次出现自残行为；4.予以抗感染、止血、补液等综合治疗；5.完善血液学相关检查，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结合患者邓勇君的伤情状况，医院对邓勇君使用了约束带将其双上肢予以约束。依据护理记录单记载显示，对邓勇君行清创缝合术后到ＩＣＵ病室已约束双上肢，从4:27分至8:00期间，患者邓勇君持续氧气吸入通畅，无呕吐及抽搐，呼吸道通畅，伤口敷料干燥固定，无渗血渗液，持续静脉泵入通畅，各护理管道均通畅，约束部位完好，肢端温暖，末梢血供好。 当日8:12分时，医院护理人员在ＩＣＵ病室背向8床患者邓勇君对5床患者进行护理处置时，不知患者邓勇君已挣脱约束带并突然抢夺护士手中的剪刀，邓勇君极度狂躁，用夺来的剪刀再度自残。在场护士要去把剪刀拿回来，邓勇君将剪刀对着护士，护士未敢去抢夺剪刀。恰逢室外护士与邓勇君妻子龙某去病室，发现邓勇君正在自残就立即呼救，其余医护人员赶到时，邓勇君已经再度自残。 按护理记录单记载：患者于08:12突发极度狂躁，挣脱约束带下床抢夺护理人员正在5床操作时所用剪刀，威胁逼退医护人员，并快速刺伤自己腹部，医护人员迅速制服患者，予以敷料包扎按压伤口。经专家急会诊后于08:17紧急送手术室抢救，并通知相关科室。 患者于8:31在全麻下行空肠部分切除术＋肠吻合术＋横结肠吻合术＋腹腔止血术。术毕于16:15由手术室在呼吸气囊辅助呼吸下，平车推入病房。经医护人员持续对病情观察、采取措施，邓勇君于17:01出现心跳骤停，机控呼吸12次／分。经持续抢救后，邓勇君仍无自主呼吸心跳，大动脉搏动消失，瞳孔散大且固定，心电图示等电线位，于18:06进入临床死亡，尸体料理。 2020年9月11日，经龙某委托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邓勇君进行尸体解剖、法医病理学组织学诊断、死亡原因等鉴定，鉴定意见结论为：邓勇君符合颈部、左腕部、腹部切创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还查明，邓勇君住院手术治疗及抢救期间，原告龙某共支付医疗费用28646.57元；同时支付了尸检费11000元。 邓勇君与妻子龙某生育有两个女儿，其中长女邓某1，生于2006年11月30日；次女邓某2，生于2011年1月3日，两个女儿均在营山县城北实验学校读书。邓勇君母亲罗东兰，生于1952年5月15日，为聋哑残疾人并丧失劳动能力。邓勇君共有两姊妹，姐姐名叫邓琼英。邓勇君与龙某夫妇购买有县城圣桦名城4栋1903号住房一套，于2018年11月以后一直居住生活在此。 龙某等亲属认为，县医院医护人员未尽到医护责任，才导致邓勇君在病房内用剪刀自杀，医院应当承担责任。而县医院认为其诊疗没有过错，且属于患者抢夺剪刀自杀，后果应由患者自负责任。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裁决。诉讼中，原告变更请求，主张由被告县医院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但因双方意见分歧太大，未能调解达成一致意见。 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病历资料（入院记录、首次病程记录、长期医嘱单、护理记录单等）及尸检报告、户口本、社区证明、不动产权证书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勇君因重度抑郁症发作而自残，经送往县医院手术治疗后入住ＩＣＵ病室，邓勇君在ＩＣＵ病室抢夺医护人员剪刀再度自残，经抢救无效死亡。县医院应否承担责任？承担多大责任？按原、被告均提供的病历资料来看，从邓勇君被急诊送往县医院手术治疗后入住ＩＣＵ病室，县医院有相关的较为详尽的入院记录、首次病程记录、长期医嘱单、护理记录单等证明，县医院的诊疗行为规范，且原告龙某等也未对县医院诊疗行为有何不当提出异议。所以，依据现有证据，县医院对邓勇君入院后的诊疗行为恰当。 邓勇君为重度抑郁症患者且已有自残发生，县医院在行清创缝合术后送入重症医学科ICU病室继续观察治疗。为防止患者再次出现自残行为，按医嘱及护理记录，已对邓勇君上了双上肢保护性约束带，且护理记录显示约束部位完好。但当日8:12分时，邓勇君挣脱约束带并抢夺了医护人员正在使用的剪刀，再次自残原伤口。虽然当事护士欲夺回剪刀或阻止邓勇君再度自残，而患者邓勇君情绪狂躁、不容易阻止，才造成患者邓勇君再次自残原伤口的事实。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县医院医护人员应知晓患者邓勇君患重度抑郁症、情绪低落并有自残行为发生，患者邓勇君在ICU病室8床治疗期间，何时已挣脱约束带对双上肢的约束，医护人员不知情，导致邓勇君才有抢夺护士剪刀的机会。所以，患者邓勇君在ICU病室期间，护理记录约束带约束部位完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对此，县医院在对患者的护理安全注意义务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对邓勇君再度自残并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损害，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邓勇君再度自残经抢救无效死亡，系其自身故意行为所致，县医院的过错责任相对较轻，本院酌定由县医院对邓勇君死亡引发的损害赔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而对于邓勇君死亡的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本院依法确认如下：1.住院医疗费28646.57元，应予确认；2.死亡赔偿金按照2019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040167.50元，予以确认；3.丧葬费34633.50元（69267÷2）予以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按50000元计算，予以确认；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酌定为1500元、交通住宿费酌定为1000元，予以确认；6.尸检费11000元，应予确认。上列6项共计损失1166948元，由县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给原告116695元。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营山县人民医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龙某、罗东兰、邓某1、邓某2因邓勇君自残死亡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116695元； 二、驳回原告龙某、罗东兰、邓某1、邓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营山县人民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445元，由原告龙某、罗东兰、邓某1、邓某2负担4128元，被告营山县人民医院负担13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钟晓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冯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