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628民初1298号 原告：左旭海，男，1978年10月23日出生，彝族，党员，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现住富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方天秀，女，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现住文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正华，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左旭海与被告方天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旭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被告方天秀及其代理人熊正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左旭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方天秀立即向左旭海返还不当得利3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方天秀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3日，方天秀以可以帮助左旭海购买古董等理财产品为由，向左旭海索要36000元，左旭海于当日转账给方天秀，方天秀拿到这笔汇款后未按约定购买任何理财产品，也没有将该笔钱退还给左旭海，这笔钱一直被方天秀无偿占有挪用，至今以各种理由推脱尚未归还左旭海。为此，左旭海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方天秀辩称，第一，左旭海要求方天秀返还36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因为左旭海的追求，双方自2012年就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处至2017年分手，在此期间双方还曾共同生活在一起，左旭海转账给方天秀的36000元，是用于双方以男女朋友关系交往生活期间的开支，并不存在左旭海诉称的购买古董一事。左旭海在双方分开后又主张要求方天秀返还36000元，没有事实依据。2.左旭海要求方天秀返还36000元的前提是方天秀收取36000元构成不当得利。但是，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义务。根据上述第1点的陈述，可以看出方天秀收取36000元的依据是基于双方之间是男女朋友关系，并不符合不当得利之债的成立要件，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左旭海要求返还36000元，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左旭海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36000元的打款时间是2014年9月3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按左旭海的主张，则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4年9月3日至2016年9月2日截止，而《民法总则》规定三年的诉讼时效2017年10月1日才施行。故左旭海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左旭海以不当得利要求方天秀返还36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该笔费用系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故请求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左旭海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左旭海与方天秀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左旭海提交的书面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复印件，用以证明2014年9月3日左旭海转账给方天秀36000元用于购买古董等理财产品的事实。经质证，方天秀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转账凭证没有任何地方显示转账是用于购买古董。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2014年9月3日左旭海转账给方天秀36000元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该笔转账的用途系购买理财，故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予以部分采信。2.《微信聊天记录截屏》3页和《短信记录》2页，用以证明左旭海一直在追款，到2017年12月3日，方天秀仍然承诺还款，2020年4月13日后，方天秀就将左旭海拉黑，方天秀一直以种种理由拒绝还款，甚至删除拉黑左旭海电话和微信拒绝沟通的事实。经质证，方天秀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因为聊天内容双方从未说过方天秀帮左旭海投资购买古董，所说的还钱也并非指左旭海诉请的36000元，而是方天秀在文山购买房子时向左旭海借款，且于2016年已经还清。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证明2017年11月左旭海要求方天秀还款的事实，但是不能证实方天秀将左旭海设置为黑名单，故对该组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予以部分采信。同时，该证据中确未提及左旭海主张的购买古董理财一事，但方天秀辩称其聊天中所指的还款系购买房屋时向左旭海的借款，证据中并未体现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方天秀质证意见，予以部分采纳。3.《微信群信息截屏》1张，用以证明为了取得左旭海的信任，方天秀将左旭海拉入中炎临时群，以让左旭海相信其投资古董理财的事实，在该群里左旭海微信号是“深情是蛊”。经质证，方天秀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没有任何聊天内容，也不能显示方天秀帮左旭海投资购买古董。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是仅是一张微信群的信息截屏，无任何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方天秀要帮左旭海购买古董投资理财的待证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方天秀提交的书面证据：《短信聊天记录》复印件2页、《照片》2张、肖国勇与沈某之间的现场对话录音，用以证明左旭海与方天秀曾是恋人关系，在此期间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在分手后，左旭海从未就36000元提出任何异议和要求。经质证，左旭海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存在异议，首先聊天记录的确是左旭海与方天秀之间的，但是方天秀所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其次，所摄照片来源不明，该照片不能直接证明双方系恋人关系，本案已经纪委监委核查双方并无恋爱关系，如该照片真实存在，只能说明双方在合伙过程中所拍摄，以证实其存在合伙关系；第三，录音资料取得程序不合法，该录音资料的提供不合法，因为法庭已经核实，该录音是在沈某的手机里面，由证人代替方天秀提交证据是不合法的，请法院依法查明。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短信聊天记录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仅能证明聊天过程中左旭海并未提及案涉36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他待证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部分采信。照片无法显示拍摄时间，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不予采信。肖国勇与沈某之间的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该录音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肖国勇并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该录音内容不予采信。 三、方天秀申请的证人：1.方天秀申请证人李某（与方天秀系朋友关系）出庭作证，李某证实其认识方天秀已经有六年了，方天秀和左旭海是男女朋友关系，像夫妻的感觉，证人有一次与方天秀一同去昆明时，方天秀与左旭海同住一个房间，2014年证人到北海方天秀购买的房屋内与方天秀、左旭海及方天秀的儿子一起住过，当时左旭海与方天秀也住一间房，证人除了在昆明和北海以外，还见过很多次左旭海和方天秀在一起，双方甚至一起去买家具，左旭海每个星期都去北海与方天秀一起生活。经质证，方天秀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左旭海与方天秀系情侣关系，甚至是夫妻，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左旭海认为，李某系利害关系人，理由是：（1）左旭海知道证人和方天秀等人在一起做古董生意；（2）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证人对所作的证言并非亲自所见，并且没有具体时间、地点相互印证，特别是证人所述的左旭海与方天秀2014年在方天秀购买的房子内居住，是其对双方关系不了解的表现，因为左旭海与方天秀双方购买的房屋是2015年购买的，证人对本案事实并不知晓；（3）从证人作证情况来看，所作的证言没有客观事实相互印证，并且证言涉及左旭海的私人隐私，恳请法庭依法查实。2.方天秀申请证人方某（与方天秀系朋友关系）出庭作证，方某证实通过方天秀带左旭海到证人家中，证人才知道他们的关系不一般，等证人知道的时候方天秀与左旭海两人的关系已经很暧昧，时间大概6、7年前，当时见过左旭海与方天秀好几次，证人也知道左旭海有家室，方天秀当时没有成家。最近5、6年没见过左旭海。方天秀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左旭海与方天秀系情侣关系。左旭海认为证人是利害关系人，证人实际上是方天秀所认的干妈；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证人对于左旭海与方天秀之间是恋爱关系的说法是6、7年前，但并没有具体的事实依据，其证言也只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同时，证人关于左旭海与方天秀是恋爱关系的说法与证人本身行为相矛盾，因为左旭海本人了解到证人曾经为方天秀介绍过其他男朋友，因此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且对本案事实没有说清楚。3.方天秀申请证人沈某（系方天秀前夫，于2020年7月8日离婚）出庭作证，沈某证实2020年期间第一次听到左旭海和方天秀之间的通话，证人听到方天秀说“你把我老公当傻瓜，你以为他不知道我们之前的特殊关系，还来恐吓、威胁我”；后来证人第二次接到左旭海打给方天秀的电话，电话里左旭海威胁、恐吓方天秀索要钱财，当时的通话内容证人都某得。方天秀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结合前面两个证人证言得知左旭海与方天秀2014年至2017年期间系情侣关系。左旭海认为证人系利害关系人；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要求，因为证人对于本案事实不能说明清楚，最基本的时间、地点也弄不明白，因此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本院认为，李某、方某、沈某三位证人的证言均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左旭海与方天秀之间的关系及左旭海在电话内威胁、恐吓方天秀，故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左旭海与方天秀系朋友关系，双方于2006年认识。2014年9月3日，左旭海向方天秀账户转账36000元。多年来，左旭海与方天秀之间素有资金往来。2017年11月左旭海向方天秀主张债权。左旭海认为，方天秀以帮其购买古董投资理财为由，于2014年9月3日向左旭海索要36000元，收到款项后并未实际购买理财产品，方天秀多年来无偿占有该笔资金已构成不当得利，故左旭海诉至法院要求方天秀返还不当得利36000元。 另外，经本院向左旭海询问，左旭海陈述其自2015年起得知方天秀收款36000元后未帮其购买古董理财一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方天秀收取左旭海的36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予以返还？ 首先，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方天秀辩称左旭海提起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以及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之规定，本案中，左旭海主张其2015年得知方天秀收款36000元后未帮其购买古董理财，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但因左旭海2017年11月已明确向方天秀主张债权，故诉讼时效此时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且本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6月15日，故左旭海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方天秀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方天秀收取左旭海的36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予以返还的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取得利益;2.另一方受有损失；3.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没有法律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给付欠缺目的）。本案中，左旭海与方天秀系朋友关系,双方之间有资金往来，左旭海对其转账给方天秀的36000元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即左旭海作为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对上述要件中“无法律上的原因:给付欠缺目的”承担举证责任。左旭海自述其转账给方天秀的36000元系方天秀向其索要并用作帮其购买古董理财产品，但该笔款项转账至今已长达六年之久，且在双方的聊天中均未提及购买理财产品一事，故左旭海向方天秀转账的目的存在多种可能性，左旭海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方天秀，但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涉36000元转账构成不当得利，其未尽到前述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左旭海要求方天秀返还不当得利36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左旭海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左旭海认为案涉款项36000元系方天秀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左旭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计350元，由左旭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陆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