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辉，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院**。法定代表人：肖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凤，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静怡，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辉因与被上诉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国民信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静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即王辉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国民信托律师费5万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国民信托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关于律师费的承担，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王辉支付国民信托律师费5万元错误。1．国民信托举证的《委托代理协议》由国民信托（委托人一）、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人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作为委托人共同与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国民信托不是唯一的委托人。2．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国民信托不承担律师费用。《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第2项约定，律师代理费用由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财产承担，信托财产不足以承担的，由委托人二恒丰银行承担，任何情况下，委托人一无垫付义务。根据该约定，国民信托不承担律师费，无权要求王辉承担。3．国民信托支付其代理人律师费5万元，系违反《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第2项关于律师费用承担的约定，属于垫付费用。该费用最终还是由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财产或者恒丰银行承担，国民信托最终不承担律师代理费用。综上，王辉不应当承担国民信托的律师费用。国民信托辩称，根据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的《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信托贷款合同》）第14．2条约定，王辉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国民信托为催收贷款本息所需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王辉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王辉到期没有偿还本息的事实，国民信托为催收贷款所支付的律师费由王辉承担。国民信托为催收贷款本息已与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在案件立案后支付5万元律师费，因此该笔费用应由国民信托承担。国民信托是该笔律师费的支付方，并且其已在一审中提供了包括发票、付费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已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5万元。王辉认为国民信托仅为垫付方的主张，是非常可笑的。首先，《委托代理协议》第5．2条约定律师代理费用由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财产承担，仅是约定国民信托支付律师费的财产来源，因为国民信托是信托公司，而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是国民信托设定的一个资金财产、信托产品，因此王辉通过这一条约定就认为国民信托没有支付或不承担律师费是片面的。其次，国民信托递交的到账凭证所示的付款人也是国民信托，国民信托也已经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律师费，故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合同约定上，该笔律师费均应当由王辉承担。王辉实际上存在故意拖延诉讼进程，恶意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包括一审过程中，王辉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和多次以疫情原因，王辉本人不在国内，无法核对证据为由，拖延诉讼进程。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了1．5亿元，王辉仅针对律师费的判项不服而提起上诉，也显然是在故意拖延诉讼进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国民信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辉归还贷款本金14300万元、支付贷款期限内应付利息1758304．17元；2．判令王辉支付逾期归还到期贷款所产生的罚息，以14300万元为基数，按《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11月24日（含）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王辉支付逾期归还到期贷款所产生的复利，以应付利息1758304．17元为基数，按《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11月24日（含）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王辉向国民信托支付违约金143万元；5．判令王辉向国民信托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前期律师费10万元，以及后期律师费，计算方式为王辉最终向国民信托归还欠款总额的0．3％；6．判令王辉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国民信托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7．王辉不履行上述1-6项还款义务的，请求判令国民信托有权对王辉质押的27361945股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445，以下简称中南公司）股票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在上述1-6项诉讼所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恒丰银行签订《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约定国民信托接受恒丰银行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王辉发放贷款，信托资金规模预计为14300万元，信托预计存续期为一年。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国民信托向王辉发放金额不超过14300万元的信托贷款，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发放满12个月之对应日，贷款发放满12个月之对应日为贷款到期日；贷款利率为6．81％／年；贷款用于个人生产生活；贷款利息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自然季度末月20日及贷款到期日，付息日为结息日当日，利息计算方式为：每个付息日应付利息=Σ（每日贷款本金存续金额×6．81％÷360），“Σ”的计算期间为上一结息日（含）至本次结息日（不含），最后一个计算期间为相邻的上一个结息日（含）至贷款到期日（不含）。合同第14．2条约定，王辉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国民信托为催收贷款本息所需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王辉负担。合同第16．1条是关于借款人违约事件的约定，其中第（3）项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第（6）项为“财务状况恶化，可能危及贷款安全，或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已经或可能影响或损害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权益”；第（9）项为“担保物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危及本合同项下债权安全的：ⅰ担保物价值明显减少；ⅱ担保物被查封、留置、拍卖、行政机关监管，或者权属发生争议……”。合同第16．3（2）约定，王辉出现合同16．1条除第（2）、（3）项以外的违约情形的，国民信托有权按初始贷款本金金额的1％向王辉收取违约金。合同第16．3（3）条约定，王辉未按期足额偿还信托贷款本金或利息，国民信托有权要求王辉对届时应付未付的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即贷款年利率上浮50％按日计收罚息，直至信托贷款本金归还为止；对届时应付未付的利息按照贷款利率上浮50％自逾期之日起按日计收复利，直至应付利息及对应复利全部清偿为止。2017年11月24日，国民信托将14300万元分三笔汇入王辉账户。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NT托字17-001-69-03号《股票质押合同》，王辉以其持有的20110000股中南公司股票及该股票下全部财产权利以及王辉对中南公司享有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设定质押，为王辉在《信托贷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7年11月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450000001954），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11月24日。2018年5月21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两份《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编号分别为：NT托字17-001-69-03-01号、NT托字17-001-69-03-02号），约定王辉分别追加质押中南公司限售股股票1543478股、2408467股，限售期均截至2018年3月31日。2018年6月4日，中证登公司出具了两份《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450000003961、450000003962），质押登记日均为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15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股票质押合同》（编号：NT托字17-001-69-03-03号），约定王辉以其持有的3300000股中南公司股票及该股票下全部财产权利以及王辉对上述公司享有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设定质押，为王辉在《信托贷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6月19日，中证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450000004355），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6月15日。一审诉讼期间国民信托承认王辉已经偿还了《信托贷款合同》项下部分利息，具体为：2017年12月20日偿还利息703321．67元、2018年3月27日偿还利息2434575元、2018年6月19日偿还利息2488676．67元、2018年9月21日偿还利息2488676．67元。根据国民信托所述，王辉已经结清2018年9月20日之前的利息，此后无还本付息行为。一审诉讼中国民信托还主张王辉提供质押的股票于2018年8月24日被其他法院查封。为本案诉讼，国民信托、恒丰银行共同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截至本案开庭时止，国民信托已实际支付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股票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国民信托提交的证据，其系接受恒丰银行信托指令向王辉发放贷款，而恒丰银行本身即属于具备发放贷款资质的金融机构，因此本案《信托贷款合同》属于国民信托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通道业务。鉴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29条明确规定“新老划断”原则，并将过渡期设置为截止2020年底，故一审法院对王辉提出的《信托贷款合同》具有违法性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信托贷款合同》履行期间，王辉未能足额偿还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贷款发放满12个月之对日（即2018年11月24日）为贷款到期日，但贷款到期后王辉亦未能按时归还本金。王辉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国民信托起诉要求王辉偿还欠付本金、贷款期内利息、逾期贷款罚息以及复利，均具有合同依据。王辉作为借款人，对其还本付息行为负有举证义务，现诉讼期间王辉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依据国民信托所述已还款金额核算王辉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信托贷款合同》第14．2条约定，因王辉逾期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国民信托发生的实现债权费用由王辉负担。据此，一审法院对国民信托主张的律师费原则上予以支持，但费用数额以国民信托已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尚未发生的律师费，国民信托可以在实际支付后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关于国民信托主张的保全费与诉讼保全保险费，鉴于王辉提供质押的股票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国民信托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故诉讼保全行为不具有现实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国民信托主张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国民信托主张的违约金143万元。《信托贷款合同》16．3（2）约定，王辉出现合同第16．1条除（2）、（3）项以外的违约情形的，国民信托有权按初始贷款本金金额的1％向王辉收取违约金。现国民信托主张王辉存在合同第16．1条第（6）项、第（9）项违约行为，故据此要求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注意到，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叠经证据交换及开庭两次关键节点，期间国民信托从未明确提及合同第16．1条第（6）项，其仅在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引述该项，且未提交其列举诉讼案件的相应证据。上述情形足以使一审法院相信国民信托并不看重王辉是否涉及其他诉讼。另一方面，经查合同第16．1条第（6）项为“财务状况恶化，可能危及贷款安全，或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已经或可能影响或损害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权益”，但上述约定语义模糊，并未明确定义何为“重大诉讼或仲裁”，如何判断“危及贷款安全”。一审法院认为，如果要求王辉在签订本案贷款合同之后一律不得涉及诉讼或仲裁事宜，条件明显过苛，应当归入排除合同当事人主要权利之情形。而如果以王辉未能及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作为“危及贷款安全”之标准，又与该条第（3）项情形重复，进而被排除在违约金条款适用范围之外。此外，国民信托还主张，王辉另存在该条第（9）项违约行为，就此一审法院审查发现，第（9）项是关于担保物的相关约定，其中又包括了多种情形，国民信托所述具体指向ⅰ担保物价值减少、ⅱ担保物出现其他权利负担两种情形。有意思的是，在一审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及开庭期间，国民信托同样只字未涉及ⅰ项，仅围绕ⅱ项展开陈述及举证，其却在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以质押股票价值“从2017年11月24日的7．62元跌至1．99元”为由主张王辉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为，国民信托自始至终从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质押股票市场价格的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实不知“从2017年11月24日的7．62元跌至1．99元”从何谈起。本案贷款合同于2018年11月24日到期，而此前王辉即已经出现违约行为，但国民信托迟至2019年9月才提起诉讼，在国民信托未及时行使权利期间出现的质押物价值波动风险不应完全由王辉承担。更重要的是，一审法院认为，国民信托引用的合同第16．1条第（9）项虽然约定在《信托贷款合同》中，但该部分事项均与担保物相关，并非直接指向基于借贷法律关系发生的违约事实，因此与担保法规定的从债权不得超越主债权基本原则相悖。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对国民信托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国民信托与王辉先后签订《股票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等协议，且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故国民信托主张就质押物优先受偿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王辉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国民信托借款本金14300万元、利息1758304．17元、复利（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利息实际付清之日止，以逾期利息1758304．1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215％计算，日利率按照每年360天折算）、罚息（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以逾期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0．215％计算，日利率按照每年360天折算），但同一时期复利、罚息累计以年利率24％为限；二、王辉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国民信托律师费5万元；三、国民信托在判决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有权就王辉持有的27361945股中南公司股票（中证登公司质押登记编号分别为：450000001954、450000003961、450000003962、450000004355）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按照质押登记顺序优先受偿；四、驳回国民信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信托贷款合同》第14．2条中约定，王辉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国民信托为催收贷款本息所需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王辉负担。本案律师费的产生系因王辉违约在先，是国民信托为维护和实现其债权而实际支出的费用，且该费用并没有超出相关的行业标准，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的上述约定，应由王辉承担。其次，虽然王辉上诉称，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第2项“律师代理费用由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财产承担，信托财产不足以承担的，由委托人二恒丰银行承担，任何情况下，委托人一无垫付义务”的约定，律师费由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财产承担，国民信托不是律师费承担方。但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属于国民信托设立的信托财产产品，其支付主体仍是国民信托，律师费只有在信托财产不足以承担的情况下才由恒丰银行承担。而截至目前实际发生的律师费为5万元，尚在该信托财产产品支付的范围内。同时，国民信托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也显示，该笔5万元的律师费实际付款人是国民信托。因此，国民信托有权要求王辉支付5万元律师费。王辉不承担律师费的上诉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王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宋 莹书 记 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