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14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英，女，198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静，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鋆，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红，男，198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杨香，女，195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青容，女，198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上诉人何英因与被上诉人刘小红、张杨香、刘青容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因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何英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小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何英与刘小红在购买案涉房屋时系恋爱关系，在购房不久后结婚，双方购买该房屋用于婚后居住使用，且由何英向房屋出售人张文忠支付了10.8万元购房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共同购买的合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认定购房款是由刘小红支付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刘小红称其父刘学云通过银行取现的方式，分批将10.8万元购房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何英，但事实上刘学云并不会使用取款和转账，即使会用，也应凑齐房款一次性转账给何英，而没有必要陆续取现交付，且刘小红、刘青容、张杨香均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是由刘学云给何英的。其次，刘学云持有的副卡在2017年6月25日至2017年7月1日间出现数笔取款，共计7万元，此取款时间、金额与刘小红自认的装修时间和金额基本吻合。刘学云、张杨香在购房之前并无稳定工作，且刘学云存在心脏病复发情况，并不具备购房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承受8万元的装修款。故购房款加装修款共计18.8万元，而刘小红提供的证据只有7万元，无法证明购房款10.8万元是由其支付的。 刘小红答辩称，案涉房屋是我在婚前购买的，购房款是由我的父亲在购房期间取现金来交给何英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张杨香答辩称，案涉房屋是刘小红部队的钱加上我们帮着出了一部分钱给刘小红买的，10.8万元是我们家共同出的，装修也是我们家出的钱，何英对该房子没有出过钱。房子是刘小红的，不是刘学云和我的。 刘青容答辩称，我没有参与过房子交易的经过，不是很清楚具体情况。案涉房子是刘小红的，而不是我父亲刘学云的遗产，我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权利。 何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何英、刘小红共同购买的位于××镇××路××号××幢××号房屋［川（2017）峨眉山市不动产权第0××8号］；2.本案诉讼费由刘小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英与刘小红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6年10月经人介绍相识，2017年初建立恋爱关系，两人于2018年2月23日登记结婚，2020年7月29日，刘小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2020年8月18日两人达成调解离婚协议。刘小红与刘青容系姐弟关系，张杨香系刘小红、刘青容母亲，案外人刘学云系刘小红、刘青容父亲，已过世。 2017年6月19日，案外人张忠文与案外人刘学云在峨眉山市××房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的居间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忠文将其所有的位于峨眉山市××镇××路××号房屋（房产证号：权0××3）出售给刘学云，转让价格为128000元，其中定金20000元。当日，张忠文收取刘学云支付的定金20000元，并手书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刘学云购房定金人民币2万元整。 2017年7月4日，案外人张忠文、夏淑娥（委托人）与案外人刘学云（受托人）签订《委托书》，内容如下：委托人有夫妻共有的绥山镇金顶北路中段123号1幢1单元202号住房一套，建筑面积116.9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峨眉山市房权证峨房字第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峨眉国用（2010）第3××8号，该房现已出卖给刘小红，身份证号码：511181198312××××，因委托人要外出，无法亲自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签字等相关事宜，现委托刘学云为代理人，全权代理办理下列事项：一、代为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及相关事宜；二、代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字；三、代缴上述房屋的相关税、费；四、代为办理上述房屋的水、电、气、光纤户头等相关事宜；五、代为办理上述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该《委托书》经四川省峨眉山市公证处于2017年7月4日公证。 2017年7月4日，何英通过自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眉白龙北路支行的账户：×××90向张忠文银行账户6214××××4338转账108000元。同日，张忠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峨眉山市××房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何英代刘学云支付绥山镇金顶北路中段123号1幢1单元202号房款人民币108000元，该房总房款人民币128000元金额收齐。 2017年7月26日，刘小红（买方）与案外人张忠文、夏淑娥（卖方）在峨眉山市××房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居间下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卖方将自己所有的位于峨眉山市××镇××路××号××幢××单元××楼××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004××××）以116900元的成交价格出卖给刘小红。该合同由案外人刘学云作为卖方张忠文、夏淑娥的代理人代理签字并办理相关手续。当日，刘小红缴纳案涉房屋的契税3504.72元。 2017年8月3日，刘小红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川（2017）峨眉山市不动产权第0××8号］,权证载明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另查明，刘小红陈述，购买案涉房屋后，自己及父母对该房屋投入约8万元进行了装修，至今由自己与亲属居住使用。何英陈述，自己与刘小红当时已谈婚论嫁，故也投入精力来装修案涉房屋，只是装修款是刘小红出的。 关于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情况：何英陈述，定金20000元系刘学云支付，其余108000元系自己出资的；刘小红陈述，全部购房款系自己出资，由于当时自己还在部队服役，不方便亲自办理购房手续，故由其父亲刘学云代为办理，先是父亲刘学云代自己支付20000元定金，后来，刘学云陆续从刘小红银行卡中取现金支付余款，由于何英系峨眉山市××房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一手操办房屋的买卖手续，故由何英支付给张忠文也是代替刘学云转账支付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是否由何英与刘小红、张杨香、刘青容共有。根据双方陈述及在案证据，该院对该争议认定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对于不动产物权的确认,其基本原则是,在发生权属争议的情况下,首先推定该不动产为登记名义人所有,除非其他人举出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否则应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确认权属。本案中，何英主张自己与刘小红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因避税等原因仅登记在刘小红名下，若何英要证明自己系案涉房屋的共有人，则需举证证明两点：1.房款由何英出资；2.何英与刘小红之间有共同购房的合意。就案涉房屋出资而言，何英向法庭出示银行转账记录证实108000元购房款系自己转账给售房人张忠文，以此证实该笔购房款系自己出资，而刘小红主张何英当时系峨眉山市××房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一手操办案涉房屋的买卖事宜，故该笔款项应是刘小红父亲刘学云通过多次从刘小红账户取现后支付给何英，而由何英代为转账支付给张忠文的，且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上述款项购方应支付至乐居公司支付给售方，购房所支付房款支付至乐居公司指定购房，即视为售方收讫”，故该笔购房款通过何英的银行账户支付给售房者张忠文是有理由的；关于共同购房的合意，何英主张当时与刘小红已谈婚论嫁，故有共同购房的意愿，但何英所举证据并未有效证明双方有共同购房的合意。 综上，何英主张的诉讼请求因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对何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何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0元，依法减半收取计1,430元，由何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何英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及微信转款记录，证明何英为刘小红的父母租赁了一套房屋并于2017年4月20日垫付了6,800元的租金，从而印证刘小红于2017年6月19日微信转给何英的10,000元是用于偿还该笔垫付款,而非支付的购房款。2.何英与刘小红在2017年7月4日前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刘小红并未支付过购房款给何英。3.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证明何英从事房产中介行业,有较为固定且较高的收入来源。4.何英在邮政银行的账户流水，证明何英具备购买案涉房屋的经济能力。5.照片一组，证明刘小红的父母所从事的瓦窑生产非常小是与人合伙且早已关闭，其并不具有出资购房的经济能力。6.何英在建设银行的账户流水，证明108,000元购房款是由何英支付的。7.钻戒票据及证书，证明刘小红在2017年8月为何英购买婚戒，从而印证双方是以结婚为目的共同购买案涉房屋。 刘小红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刘青容和邹健的银行流水，证明刘学云在2017年6月19日支付的20,000元房款是由刘青容夫妇出借的。2.刘学云在2017年的存取款记录，证明刘学云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取款进行了案涉房屋的装修，从而印证刘学云从刘小红的卡中所取的款项均用于支付108,000元的购房款。3.装修明细，证明房屋装修全是由刘学云经手付款，共计花费68,040元。4.刘小红的军人保险卡存取款记录,证明刘小红在支付了部分装修款项。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小红对何英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7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和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何英对刘小红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何英提交的7组证据以及刘小红提交的证据1、证据2和证据4，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具体证明力的问题在下文说理部分予以论述。刘小红提交的证据3（装修明细），因无原始票据予以核实，无法确认是由谁书写以及书写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除认定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何英系峨眉山市××房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5年4月9日成立，于2018年8月注销登记。 刘小红于2017年2月18日在中国工商银行乐山峨眉山支行的开立账户×××30，并于当天通过其在部队的工资卡62005817050××××××××向上述尾号为8755的工行卡中转入60000元;2017年3月3日，刘小红通过其尾号为8406的工资卡向其尾号为3830的工行账户中转入9000元，并随即将该款转入其尾号为8755的账户;2017年4月3日，刘小红通过其尾号为8406的工资卡向其尾号为8755的账户中转入10000元；2017年6月20日，案外人刘某军通过6200581705＊＊＊＊＊7481的账号向刘小红转账3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109000元。经查,刘某军尾号为7481的银行卡与刘小红尾号为8406的工资卡均属于工商银行借记卡，开卡地均在河南省洛阳市，即刘小红服役的地区。 刘小红尾号为8755的工行账户在2017年6月19日前分多笔在ATM机上取款19,000元，于2017年6月19日分四笔在ATM机上取款共计20,000元，于2017年6月25日分五笔在ATM机上取款18,000元，于2017年6月26日分四笔在ATM机上取款20,000元，于2017年6月27日分四笔在ATM机上取款20,000元，于2017年7月1日分三笔在ATM机上取款12,000元，共计取款109,000元。 何英的建行账户×××90在2017年6月19日前无固定的大额存款记录，截至2017年6月18日该账户余额为2506.46元，在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该账户有多笔大额存款记录。其中，2017年6月19日微信提现存入9996.36元，2017年6月21日通过ＡＴＭ机存款三笔共计20000元，2017年6月25日通过ＡＴＭ机存款五笔共计34000元，2017年6月26日通过ＡＴＭ机存款三笔共计25000元，2017年6月28日通过ＡＴＭ机存款两笔共计20000元，2017年7月1日通过ＡＴＭ机存款存款三笔共计12000元，共计存款120996元。 何英于2017年5月14日通过其尾号为8490的建行账户向刘小红尾号为3830的工行账户转款500元，于2017年5月18日转款1,500元，于2017年6月12日转款1,000元，于2017年转款1,500元，共计4,500元。同时，何英自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通过微信向刘小红转款七笔共计4,700元；刘小红在该期间通过微信向何英转款十四笔共计12,462.8元，其中2017年6月19日转款10,000元。2017年8月11日，刘小红为何英购买了一枚钻戒,购置金额为9,276元。 刘学云于2017年9月2日通过峨眉农商银行的ATM机取款2,000元，于2017年9月21日从该行取款5,000元，于2017年9月24日从该行取款10,000元，于2017年10月3日从该行取款13,600元，于2017年10月30日从该行取款500元，共计取款31,100元,剩余存款10,195元。 何英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6217××××0162账户中有多笔“定转活”和“活转定”记录及存取款记录，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6月19日前有8万余元的存款，在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其通过建行账户×××90向该账号转入三笔金额分别为5000元、3000元、5200元的款项，也通过该账户向建行账户×××90的账户转出三笔金额为2000元、700元、200元的款项，无其余大额的取现记录。 以上事实，有银行账户流水、票据、照片、银行短信记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案涉房屋是否为何英与刘小红共同购买，何英能否对案涉房屋进行分割。 何英主张其与刘小红在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并由其于2017年7月4日向房屋出卖方转账108,000元，故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为此，何英提交了108,000元转账凭据、钻戒购买票据、尾号为8490的建行账户流水、尾号为0162邮储银行账户、其经办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刘小红主张双方并无共同购房的协议，全部购房款及装修款均由其与家人出资，具体是由其父亲刘学云从刘小红尾号为8755的工行账户中取出现金，交给中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英代为支付给房屋出卖方。为此，刘小红提交了尾号为8755的工行账户流水、尾号为3830的工行账户流水、尾号为8406的工资卡账户支取清单、刘学云在峨眉农商银行的取款记录以及《房屋买卖合同》、房款《收据》两份、《完税证明》《不动产产权证》。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案涉房屋是由刘小红出资购买，何英并非案涉房屋共有人，理由如下： 首先，刘小红与何英于2017年2月初确定恋爱关系，至2017年6月购房时，双方仅以恋人身份交往4个月且只见面两次，由于二人均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且各自有一个子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即谈婚论嫁并不符合双方的实际情况，即使刘小红在2017年8月为何英购买了戒指，但双方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是在该房屋装修入住后的2018年2月，故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在2017年6月就以结婚为目的协议共同购买房屋。再结合何英当时名下已有一套房屋用于居住，以及房屋装修完毕后实际由刘小红的父母装修并居住的事实，可以认定何英当时并无出资购买案涉房屋的动机和必要。 其次，作为房产经纪人以及房产中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英较普通人对房产交易的流程更为专业，对房屋交易的风险以及房屋产权登记为“单独所有”的法律后果更为清楚，在其与刘小红办理结婚登记前，投入大额的款项用于刘小红买房且不要求在产权证上列上其名字的做法并不符合常理。且案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两笔购房款《收条》、房屋产权证书及契税票据原件也均由刘小红持有和保管。 再次，刘小红尾号为8755的账户和尾号为3830的账户均为刘小红于2017年2月18日在工商银行开的户，开户当天即通过其尾号为8406的工资卡转入60,000元，并在2017年3月3日和2017年4月3日通过工资卡继续转入9,000元和10,000元。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次日，即2017年6月20日，案外人刘某军通过6200581705*****7481的账号向8755账户转账30,000元，该账户与刘小红6200581705××××××的工资卡（军人保障卡）均为工商银行借记卡，开卡地在刘小红服役的河南省洛阳市，由此能够印证刘小红向其战友刘某军借钱支付案涉房款的事实。由于买房期间刘小红在部队服役，无法亲自参与房屋交易，刘小红的父亲刘学云全程参与了案涉房屋的签约、首付款的支付、委托公证和房屋装修等重要流程，结合以上账户的款项往来记录，以及存取款时间和金额，能够证明刘小红尾号为8755的工行账户系其为购买房屋而开户，并交由刘学云实际保管并使用的事实，进而能够进一步解释8755的账户为何在购房期间存在多笔ATM机取款记录，符合老年人对银行卡的使用习惯。与此同时，何英用于支付108,000元的尾号为8490的建行账户，在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共有十六笔ATM机存款记录，每笔金额和取款时间与刘小红8755的工行账户的ATM机取款金额基本吻合，该存款方式和金额与何英该卡在此前及此后的存取款记录有明显不同，何英提交的通过其居间达成的三份《房屋买卖合同》时间为2016年7月和2018年9月，并非案涉房屋购买期间，不能证明该十六笔共计十余万元的款项来源。 最后，根据2017年6月19日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第3项约定“购售双方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剩余房款人民币壹拾万零捌仟元整，于2017年7月3日支付于售方。上述款项购方应支付至乐居公司支付给售方，购房所支付房款支付至乐居公司指定购房，即视为售方收讫”刘学云将剩余房款支付给中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英，由何英代为支付给出卖人张忠文，符合合同约定。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何英所举的证据并不能达到民事诉讼中本证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何英向张忠文转入的108,000元的房款是由刘小红的父亲刘学云通过多次从刘小红8755的工行账户取现后支付给何英，并由何英代为支付给张忠文并无不当。何英主张其为该房屋的共同购买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何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何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文勤 审 判 员 周 全 审 判 员 刘一铭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吴 君 书 记 员 王文婷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