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10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昌启，男，198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盛蓉，女，196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胡昌启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司法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 法定代表人关太兵，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周阳，武汉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选海，湖北智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司法厅，住，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洪山侧路**/div> 法定代表人龚举文，厅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该厅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诚，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昌启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被上诉人湖北省司法厅（以下简称省司法厅）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行初1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合议庭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胡昌启于2019年9月29日向被告市司法局提交一份《投诉书》，投诉事项为：被投诉人赵小红、张玲莉系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被投诉人在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5月31日作出的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YL0019号鉴定意见中存在不负责任，严重损害投诉人的权益，故意做虚假鉴定的行为。投诉请求为：请市司法局对被投诉人赵小红、张玲莉在鉴定中不负责任，严重损害投诉人的权益，故意做虚假鉴定的行为进行查处，并提交了有关证据材料。被告市司法局收到其投诉材料后，经审查，认为原告胡昌启的投诉超过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规定的投诉期限，于2019年10月12日向原告胡昌启作出武司鉴投决字（2019）第58号《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对原告胡昌启的投诉事项决定不予以受理。同年10月14日，被告市司法局向原告胡昌启邮寄送达该决定书。因对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不服，原告胡昌启于2019年10月25日向被告省司法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因认为原告胡昌启申请材料不齐全，同年10月30日，被告省司法厅向原告胡昌启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其在接到通知书后10日内补正申请人胡昌启、委托代理人胡盛蓉身份证明；以及申请人给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同年11月2日，原告胡昌启向被告省司法厅补充提交了前述资料。2019年11月3日，被告省司法厅受理了原告胡昌启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11月4日，被告省司法厅向原告胡昌启作出并于同年11月6日向原告胡昌启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告知其案件受理的时间；向被告市司法局作出并于同年11月8日向被告市司法局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告知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年11月18日，被告市司法局向被告省司法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因认为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省司法厅于2020年1月2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向原告胡昌启及被告市司法局予以告知。经审查相关材料后，被告省司法厅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鄂司复决字[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武司鉴投决字[2019]第58号）。同年1月15日，被告省司法厅将前述复议决定书向双方当事人予以邮寄送达。因对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及被告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原告胡昌启诉至法院。 另查明，因与武汉亚心医院发生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胡昌启于2015年9月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江汉法院委托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医疗行为是否有医疗过错、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伤残程度、后续治疗费、误工时间、护理时间等进行法医学鉴定。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了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YL0019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亚心医院对胡昌启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其术后心律失常的损害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20%-30%（供参考）；胡昌启不构成伤残，后期医疗费建议给予5万元，误工时间90日，护理时间30日。原告胡昌启因不满上述鉴定意见，于2016年7月22日曾向江汉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后于2016年8月1日向江汉法院撤回起诉。原告胡昌启于2018年1月再次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江汉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再次对案件所涉医疗行为是否有医疗过错、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伤残程度、后续治疗费、误工时间、护理时间申请重新鉴定。因原告胡昌启未对（2016）法医临床YL0019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中的医疗过错、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部分提出相关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书存在严重违反鉴定程序或有足以推翻鉴定的事实和理由，江汉法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伤残程度、后期治疗费、误工时间、护理时间部分，因评定伤残的相关标准发生变化，江汉法院准许对该部分重新进行鉴定。经委托中诚法医鉴定所进行相关鉴定，该所于2018年6月2日作出武中诚法（2018）临鉴字第5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原告胡昌启与武汉亚心医院之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江汉法院已作出（2018）鄂0103初52号民事判决书，经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亦作出了（2019）鄂01民终256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市司法局具有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司法鉴定活动、司法鉴定人及其执业活动依法进行指导、管理、监督、检查及对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违法违纪的执业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 经过案件的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胡昌启向被告市司法局投诉的时间是否超过了法定的投诉期限。《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第四条规定，投诉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投诉人鉴定活动侵犯其合法权益之日起三年内，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经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胡昌启曾于2015年9月就其与武汉亚心医院之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向江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江汉法院委托，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了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YL0019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因对鉴定意见不满，原告胡昌启曾于2016年7月22日向江汉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表明其对鉴定意见中武汉亚心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鉴定结果予以接受，对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伤残程度、后期治疗费、误工时间、护理时间的鉴定结果不予接受，并提出了相应的理由。后于2016年8月1日撤诉。原告胡昌启于2018年1月向江汉法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后，再次向江汉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提出了自己对鉴定意见不满的主张及理由。现原告胡昌启于2019年9月29日向被告市司法局提交《投诉书》，主张被投诉人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赵小红、张玲莉在鉴定中不负责任、严重损害投诉人的权益、故意做虚假鉴定的行为。从其《投诉书》的投诉理由看，其主张的有关认为被投诉人在鉴定中不负责任、遗漏了对亚心医院明显存在的过错进行鉴定的理由，以及主张的鉴定人有故意做虚假鉴定行为的理由与其在关联民事诉讼中要求做重新鉴定的理由基本一致，并未提出任何新的事实和理由。故在2016年7月22日原告胡昌启在向江汉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时，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被告市司法局认为原告胡昌启于2019年9月29日向其提交《投诉书》。超过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第四条规定的投诉期限，对其不予受理，符合前述规定。 原告胡昌启主张其于2016年9月5日已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提交过《投诉书》，故其本次投诉未超过投诉期限。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胡昌启提交的证据1只能证明其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邮寄过相应的《投诉书》，不能证明该协会已收悉并进行过相应的处理。另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第八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监督司法鉴定协会实施行业惩戒；司法鉴定协会协助和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开展投诉处理工作。故司法鉴定协会可实施行业惩戒行为，不能替代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行为。故原告胡昌启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省司法厅作为被告市司法局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省司法厅于2019年10月25日收到原告胡昌启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因认为材料不齐全，及时告知原告胡昌启补正。在原告胡昌启补正相关资料后，及时立案受理，并及时告知被告市司法局作出书面答复。因认为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省司法厅及时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向双方当事人予以告知。经审查相关材料后，被告省司法厅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鄂司复决字（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武司鉴投决字[2019]第58号）。并依法向双方当事人邮寄送达。被告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原告胡昌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胡昌启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胡昌启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投诉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既然已经确认上诉人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邮寄过相应的《投诉书》，应认定支持上诉人向有关部门进行了相应的投诉。至于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是否收悉并进行过处理与本案无关。2、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上诉人向司法鉴定协会进行投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司法鉴定协会不能替代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行为为由而否定投诉的有效性完全错误。3、市司法局“投诉书”样本，在其投诉请求栏内，要求投诉人注明是向武汉市司法局或武汉市司法鉴定协会投诉，并没有告知投诉人两者有不同的法律后果，投诉人完全可理解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鉴定协会有相同的职能。另外，上诉人之所以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投诉，是上诉人代理人在2016年8月就司法鉴定问题向武汉市人大信访时，接待人员给予的建议。二、原审法院两个争议焦点没有审理。1、关于时效中断，上诉人在2016年9月5日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进行过投诉，虽然不是向被上诉人投诉，但是向有关组织主张了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产生时效中断。2、关于“应当知道”封堵器型号错误。一审法院并未就上诉人在2018年8月15日庭审后才知道《手术记录》中封堵器型号错误的事由进行审理，上诉人对此提交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支持两被上诉人称一拿到《同济鉴定书》就应知道封堵器型号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采用双重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行初123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省司法厅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对鉴定人赵小红、张玲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市司法局辩称：上诉人胡昌启投诉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违法鉴定，超过三年期限。其向北京市司法鉴定协会投诉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其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程序中均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可证明其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省司法厅辩称：其作出的鄂司复决字[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市司法局作为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受理司法鉴定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投诉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投诉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投诉人鉴定活动侵犯其合法权益之日起三年内，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胡昌启曾在其与武汉亚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因对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YL0019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中涉及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伤残程度、后期治疗费、误工时间、护理时间等鉴定结果不满，于2016年7月22日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后于2016年8月1日撤诉。其于2019年9月29日向被上诉人市司法局提交的《投诉书》中所主张的鉴定人不负责任，严重损害其权益，故意做虚假鉴定的事实和理由与其在上述关联民事诉讼中要求重新鉴定的事实与理由基本一致，并未提出任何新的事实和理由。故应认定其在2016年7月22日在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时，就应当知道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其于2019年9月29日才向市司法局提出投诉申请超过了《投诉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三年期限。其虽主张曾向北京司法鉴定协会邮寄过相应投诉书，但根据《投诉处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可知，司法鉴定协会仅协助和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并不能代替司法行政机关开展投诉处理工作。故胡昌启向北京司法鉴定协会进行投诉的行为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市司法局作出的武司鉴投决字[2019]第58号《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省司法厅作为市司法局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胡昌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小萍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刘 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火晶 书记员彭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