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5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马鼎昌（ALEXTINGCHEUNGMA）。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凝，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崇辉，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负责人：汪一洋。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国才，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俊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鼎昌（ALEXTINGCHEUNGMA）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下简称省文旅厅）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鼎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马鼎昌的全部诉讼请求；2.省文旅厅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省文旅厅受让涉案房屋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交易行为。无效行为并不因当时法律的不完备及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有效。1.涉案房屋在没有办理任何继承手续的情形下，能够办理并成功办理交易手续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是无效的交易行为。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记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州市就成立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也就设立了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自设立之初，就规定了房地产的交易规矩，其中对属于遗产的房屋交易，规定必须办理了法律继承手续之后才能进行交易。涉案房屋的档案资料显示：1978年9月15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市委办公厅出具《关于×××街14号房屋的处理情况报告》（房革发[78]字第212号）载明：涉案房屋是马师曾的产业，不能由王梅梦一人处理，要办理继承手续后才能办交易手续；当涉案房屋当时拟出售给省委办公厅时，房管局领导陈啓雄等在1979年4月14日黄炳新的《签报》上作出批示：“同意办理交易手续，由省委购买，办交易时需王梅梦和马鼎昌到场共同签名盖章”。即使当时的法律再不完备，但根据法律精神、公平原则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意见，都是认为不能由王梅梦一人单独处理，要求王梅梦和马鼎昌到现场共同签名盖章才能办理交易手续。一审法院以“法律规定尚未完备，王梅梦作为马师曾的妻子代为管理并处分涉案房屋并无不当”为由，以判决的形式认可了该违法交易错误，涉案房屋的转让在当时就是违法的，本质上是违法无效的行为。2.涉案房屋是马师曾的遗产，王梅梦个人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侵犯该房屋其他继承人权益，依法属于无效的转让行为。根据涉案房屋档案资料记载，该房屋是马师曾独资兴建，在马师曾去世后，作为马师曾的遗产，应该由其四名子女及王梅梦共同继承。马师曾是名人，其亲属子女关系单位、公众和省文旅厅都是知晓的。马鼎昌、马鼎盛、马淑逑、马淑明、王梅梦五人是涉案房屋的共同共有人。王梅梦在马师曾去世后虽然继续在涉案房屋居住，但对该房屋也应只有代管而无处分的权利。再者，房屋档案资料证明马鼎昌早于1977年就已经向原省文化厅（省文旅厅前身，以下统称省文旅厅）和广州市房管局主张权利，房管局当时的意见是“到法院办理继承手续后才能办交易手续”，且省文旅厅也认为马鼎昌与王梅梦共同作为卖方出让房产的。但在房管局办理转移登记时，只有省文旅厅的代理人和王梅梦到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处分共有物的，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为此，王梅梦无权单独处置涉案房屋，省文旅厅与王梅梦私自处分马师曾遗产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省文旅厅不能因此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3.一审法院认定马鼎昌“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情况是清楚且没有异议”错误。省文旅厅在明确知悉马师曾的继承人应办理继承手续才能办理交易手续的情况下，为了霸占涉案房屋，与王梅梦串通私下交易，且房屋交易价格低于房屋建造价格，是欺诈、隐瞒的恶意侵占。一审法院认为马鼎昌对转让房屋一事清晰知晓与马鼎昌同意转让房屋是两回事。马鼎昌知道省文旅厅想购买涉案房屋，也曾参与协商转让房屋的相关事宜，并不能代表马鼎昌最终确定同意转让房屋。无论马鼎昌对协商转让房屋一事参与程度如何，在房管局办理转移登记时，马鼎昌没有到场，也没有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转让房屋手续的事宜，即能够证实马鼎昌对与省文旅厅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是有异议的。1955年马师曾从香港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其一直在广东省文化局直接领导之下从事与粤剧艺术有关的实际工作。马师曾和其前妻红线女及王梅梦均在广东省文化局下属单位工作，文化局清楚掌握马师曾的全部人事档案资料，当然清楚地知道1964年马师曾去世的时候的遗属除其妻子外还有四名子女。如上所述，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还特意对东山路×××街14号房屋转让事宜发函明确要办理继承手续后才能办交易手续。基于上述事实，省文旅厅主观上不存在善意，而是私相授受。马鼎昌承认曾经参与过涉案房屋的转让谈判。涉案房屋当时原来准备转让给省委办公厅，根据房屋档案中的信函记载，当时是省委推翻之前与马鼎昌和王梅梦达成的谅解协议，不给两业权人安排住房，并要两业权人安排文化局非法派驻进来的两名干部，所以后来才转而考虑卖给省文旅厅的。由与省委协商的条件可反映，交易的对价并不只限于货币补偿，还应包括住房补偿。马鼎昌既然不同意与省委交易，在同等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同意与省文旅厅交易。而且当年马师曾建造该房屋的造价是42193.04元（本案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下同），省文旅厅主张的所谓转让价格是35691.24元，转让价格低于建造价格，明显不符合常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转让涉案房屋时，省文旅厅附加了其他条件。这与马鼎昌在庭审时说当时省文旅厅承诺除支付房屋转让款外，还承诺提供两个住宅单位作为购买涉案房屋现金之外的补偿物的陈述是相吻合的。所以，一审法院以马鼎昌承认曾经参与协商就推定其知悉并同意将房屋转让给省文旅厅的推断是没有依据的。4.省文旅厅提交的用以证明马鼎昌、王梅梦收取款项的《收据》及相关字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不能据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省文旅厅提供的用以证明马鼎昌收取其房款的证据都是复印件，省文旅厅称该证据来源于文化厅的档案，但两次开庭均拒绝提供原件，明显是刻意隐瞒了当时与之关联的交易情况。据《收据》复印件显示，该《收据》与另外一份文件是粘连的，省文旅厅没有完整提供，只是将其中部分复印件作为证据，所以《收据》形式不合法，内容不连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省文旅厅在完全有能力、有可能的情况下拒绝提供证据原件的行为，就足以证明省文旅厅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马鼎昌强烈要求二审法院责斥省文旅厅提供完整的证据原件以还原当时事实。若省文旅厅仍然拒绝提供完整的证据原件或只提供不完整的证据原件，则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5.马鼎昌从1977年起至今都一直有向省文旅厅主张权利，而非是在四十年后才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马鼎昌从1977年起就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在其得知房屋被省文旅厅拆除后，一直有向文化厅及各主管部门，甚至向党中央领导主张反映，主张其权利。在本案中都有马鼎昌的各种申诉材料，但省文旅厅一直用各种方法拖延不予答复，直至2005年还发函给马鼎昌说成立调查组调研后函告，但至今没有结果。马鼎昌基于与省文旅厅的关系，一直信任省文旅厅能够拨乱反正、才一直等待省文旅厅的答复，实在等不到结果的情况下才提起诉讼。马鼎昌主张权利的时间与合同的有效性无直接关联，一审以涉案交易距今时间长为由驳回马鼎昌的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二、即使涉案的房屋被拆除，也不影响涉案房屋是马师曾遗产的事实。涉案房屋是马师曾的遗产，是客观事实，是省文旅厅认可、相关部门也认可的事实。一审判决的认定与其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查册表载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来历是：马师曾于1963年委托华侨新村房建委代建上盖，省文化局1979年6月向马师曾购买。马师曾于1964年在北京病逝，省文旅厅购买涉案房屋是不可能与马师曾本人交易的，当年关于转让涉案房屋一事省文旅厅是与作为马师曾遗属的马鼎昌和王梅梦协商的，如果省文旅厅不认为涉案房屋是马师曾的产业，为何与马师曾的继承人协商转让房屋事宜？再者，在省文旅厅与王梅梦的书信中，也认可了涉案房屋是马师曾的物业。就连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也发函认可了涉案房屋是马师曾的产业，要求办理继承手续再办理交易手续。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房屋档案资料（《房地产买卖申请书及产权转移登记表》《广州市房地产产权情况表》）也能够证明涉案房产是马师曾的遗产。一审法院漠视上述证据，认为确认涉案房产为马师曾的遗产缺乏事实依据，是认定事实错误。而且一审法院也认为王梅梦是作为马师曾的妻子代为管理并处分涉案房屋，如果涉案房屋不是马师曾的遗产，王梅梦代理管理并处分房屋的权利来源又是什么？一审法院的表述前后矛盾。涉案房屋的物权包括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和其占用土地的使用权。房屋被拆除并不必然导致上述权利的全部消灭，该权利只是换一种方式的存在。房屋被拆除牵涉到的只是遗产的价值如何体现问题，不能因为拆除就认为不是马师曾的遗产。一审的认定是本末倒置的。综上所述，虽然本案历时久远，但一百多页的房屋档案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马鼎昌几十年都一直在申诉、抗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与法律适用的问题上既认可王梅梦擅自处分共同财产，又直接认可省文旅厅提供的复印件的证明效力，前后矛盾，判决明显偏袒省文旅厅，显失公平。据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马鼎昌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省文旅厅辩称，一、马鼎昌是以其“对于涉案房屋转让行为不知情”为由提起本次诉讼并要求判决涉案房屋转让行为无效，然而马鼎昌在一审庭审中己自认涉案房屋是由马鼎昌与继母王梅梦进行协商后，共同作为卖方出让给省文旅厅，并且马鼎昌自认“收到出让涉案房屋所得的部分款项”，因此并不存在马鼎昌在起诉状中所称的“对涉案房屋转让行为并不知情”，一审判决已认定“马鼎昌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情况是清楚且无异议”，可见省文旅厅受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有效，马鼎昌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关于涉案房屋转让事宜。马鼎昌在2019年3月27日的庭审中已自认“是由马鼎昌与继母王梅梦进行协商后，共同作为卖方出让给文旅厅。”1979年6月13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代为评估涉案房屋的价格，房屋评估价为35691.24元。1979年6月16日，卖方与省文旅厅办理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其中《房地产买卖申请书及产权移转登记表》上加盖了王梅梦、马鼎昌的个人私章，马鼎昌已在2019年3月27日的庭审中自认该个人私章为其本人私章，之后省文旅厅已取得《房地产所有证》。1979年6月20日，马鼎昌、王梅梦出具《收据》，内容为：“兹收到广东省文化局交来购买先人马师曾名下的房屋壹间（座落×××街十四号）款项，计叁万伍仟陆佰玖拾壹元贰角肆分。”该《收据》由马鼎昌、王梅梦签名并加盖个人私章，马鼎昌在2019年3月27日的庭审中自认该个人私章为其本人私章。同日，马鼎昌出具字据，内容为：“先父马师曾名下房屋一间，座落东山×××街十四号，卖给广东省文化局……由我与继母王梅梦协商，我现收到卖房子所得的款项计壹万壹仟柒佰叁拾陆元整。”该字据由马鼎昌签名并加盖个人私章，马鼎昌在2019年3月27日的庭审中自认该字据由其本人出具。2005年6月9日，马鼎昌向省文旅厅发来邮件，再次确认其1979年6月20日出具的字据具有真实性，并确认本次转让是“合法的房地产买卖”。二、省文旅厅的受让行为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省文旅厅已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马鼎昌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属于王梅梦无权处分行为，一方面，如上所述，马鼎昌对于涉案房屋的转让是知情的，另一方面，即使按马鼎昌逻辑涉案房屋转让属于无权处分，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省文旅厅的受让行为已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1.涉案房屋当时是由王梅梦长期居住，且由当年已31岁的马鼎昌作为马师曾的儿子协同继母王梅梦进行协商后共同向省文旅厅转让涉案房屋，符合当时一般家庭处理日常事务的生活情理，可见省文旅厅受让涉案房屋时是善意的。2.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对涉案房屋评估的价格为35691.24元，省文旅厅已按照该评估价购买涉案房屋，应当认定涉案房屋以合理价格转让。3.涉案房屋已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省文旅厅已取得《房地产所有证》，可见省文旅厅已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三、马鼎昌对于涉案房屋的转让是知情的，并收到出让涉案房屋所得的部分款项，现马鼎昌要求判令发生于1979年6月的涉案房屋转让行为无效，已超过诉讼时效。1.如上所述，如果马鼎昌认为当时的转让行为无效，应该在当时就起诉，而不应在40年后才起诉。同时，马鼎昌在2005年6月9日的邮件中再一次确认早已知悉涉案房屋转让的事实，并在邮件中确认本次转让是“合法的房地产买卖”，然而马鼎昌一直没有提出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可见马鼎昌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2.省文旅厅于1979年6月受让涉案房屋后，涉案房屋已于1981年被拆除，省文旅厅之后在原址兴建一栋6层宿舍楼，因此涉案房屋已不存在，即使按照马鼎昌的逻辑，如涉案房屋的转让行为无效，也不存在返还的可能。即使讨论是否应当折价补偿，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四、马鼎昌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屋为遗产”，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省文旅厅也并非该诉讼请求所对应的适格被告，同时涉案房屋已因拆除而消灭，因此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马鼎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省文旅厅受让东山路×××街14号房屋的行为无效；2.确认上述房屋为马师曾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座落在本市××路×××街××号的房屋是由马师曾在1963年委托华侨新村房建委代建上盖并取得房屋所有权，叠合建筑面积316.302平方米。该房屋于1979年6月由省文旅厅购买，1980年12月该房屋所在地段由省文旅厅征用并注销了契证。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的处字7144号档案资料记载显示：1979年6月13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交易办公室向马师曾的继承人出具《广州市国家建设征用房屋代估价结果答复书》，称关于你屋出卖申请我局代为评估东山路×××街14号房屋价格，经派员实地查勘估算，现将房产（残值）35691.24元函复你单位。同年6月16日，卖方与文化厅（原广东省文化局）办理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其中《房地产买卖申请书及产权移转登记表》，其中写明“本人王梅梦愿将自置座落本市东山区×××街14号，订明产价35691.24元等”，该登记表上加盖有王梅梦以及马鼎昌的个人私章。同日，涉案房屋移转登记至省文旅厅名下。1979年6月20日，马鼎昌、王梅梦出具《收据》，内容为：“兹收到广东省文化局交来购买先人马师曾名下的房屋壹间（座落×××街十四号）款项，计叁万伍仟陆佰玖拾壹元贰角肆分。”该《收据》由马鼎昌及王梅梦签名并加盖个人私章。同日，马鼎昌出具字据，内容为：“先父马师曾名下房屋一间，座落东山×××街十四号，卖给广东省文化局……由我与继母王梅梦协商，我现收到卖房子所得的款项计壹万壹仟柒佰叁拾陆元整。其余款项则由王梅梦收用。”该字据由马鼎昌签名并加盖个人私章。另查明：据广东粤剧院于2018年11月14日出具的《证明》记载：马师曾于1964年4月病故，其生前育有女儿马淑逑、马淑明，儿子马鼎昌、马鼎盛。王梅梦于2017年11月6日在香港死亡。庭审中，马鼎昌称当时在办理房屋买卖时，马鼎昌并未表示反对，而是要求王梅梦与省文旅厅协商、沟通，三方（马鼎昌、王梅梦及省文旅厅的工作人员赖启）曾签订三方协议。对此，省文旅厅称没有看到马鼎昌所述的三方协议，且涉案的房屋在1981年已拆除，原址用于建设职工宿舍。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原由马师曾生前建造并取得房屋产权。马师曾死亡后，无证据显示该房屋曾办理继承或产权移转登记手续。据档案资料显示，该房屋于1979年由马师曾的妻子王梅梦出售予省文旅厅所有，省文旅厅依评估价格支付对价并取得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关法律规定尚未完备。王梅梦作为马师曾的妻子代为管理并处分涉案房屋并无不当。事实上，马鼎昌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情况是清楚且没有异议。虽然马鼎昌述称《房地产买卖申请书及产权移转登记表》中的私章非其本人所盖，但马鼎昌对于与省文旅厅协商买卖涉案房屋以及收取王梅梦分配给他的购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因而，马鼎昌对于涉案房屋在1979年售予省文旅厅的事实是清晰知晓的。马鼎昌在长达四十年后以涉案房屋买卖时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马鼎昌诉请要求确认的涉案的×××街14号房屋为马师曾的遗产的问题，因该房屋早在1980年即由省文旅厅征用并注销了原契证。换言之，涉案房屋的物权已因拆除消灭。马鼎昌现诉请要求确认该房屋为马师曾的遗产，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马鼎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马鼎昌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另，二审开庭过程中，马鼎昌陈述称王梅梦大约在1958-1959年左右从香港回到广州，于1961年与马师曾结婚。本院询问马鼎昌对于涉案《产权转移登记表》及《收据》上所盖私章是否为其所持有的私章加盖、《收据》上的字迹及签名是否为其所写，马鼎昌均回答称看不清楚，不能确认；本院再次询问马鼎昌是否有写过收款收据、在1979年是否收到一笔11736元的款项，马鼎昌均回答不记得或记不清；本院询问马鼎昌其所主张的三方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马鼎昌回答称省文旅厅同意按当时马鼎昌与广东省委办事厅的条件购买涉案房屋，条件是给马鼎昌与王梅梦一人一套大概80平方米、100平方米的房屋，一套办到马鼎昌名下，一套办到王梅梦名下，还没有确定具体位置。至今，马鼎昌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存在上述三方协议，省文旅厅亦否认其持有上述三方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因马鼎昌是加拿大公民，故本案属于涉外不动产纠纷。涉案不动产位于我国境内，一审法院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省文旅厅受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无效；二、马鼎昌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属于马师曾的遗产的主张是否成立。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省文旅厅受让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1.马鼎昌主张其对涉案房屋的转让事宜不知情，属于王梅梦单方私自转让的行为。一审庭审时，马鼎昌对涉案《产权转移登记表》所盖的私章属于其所有及《收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亦确认收到部分售房款。二审期间，马鼎昌仅以看不清、记不清为由而推翻其在一审的上述陈述，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二审主张或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禁止反言”的基本法律原则，本院对马鼎昌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另，马鼎昌主张涉案《收据》在存档的资料里系与另外一份文件粘连，且为复印件，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但从该《收据》的形式、内容及结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来看，即使该《收据》因存档问题粘连在另一份文件上且仅为复印件，但并不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其内容所反映的案件事实的客观关联性，故马鼎昌该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推定马鼎昌事实上对于案涉房屋的交易事实是知悉的，且从其实际收取售房款的行为可推定其对该交易亦是认可的。现马鼎昌以其对涉案房屋交易不知情、未参与办理过户手续为由，主张是王梅梦与省文旅厅恶意串通转让涉案房屋，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马鼎昌主张王梅梦与省文旅厅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国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等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恶意串通须以行为人与相对人主观上存在通谋为构成要件。但本案中，马鼎昌并未举证证明王梅梦与省文旅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反而从现查明的事实可知，省文旅厅是与王梅梦、马鼎昌协商涉案房屋转让事宜，并按当时房管部门的评估价格足额向王梅梦、马鼎昌支付全部对价。现马鼎昌亦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省文旅厅存在恶意串通之动机或省文旅厅有通过恶意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故马鼎昌主张王梅梦与省文旅厅恶意串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3.马鼎昌主张王梅梦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无权处分涉案房屋，该处分行为无效。其一、本案中王梅梦向省文旅厅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负担行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可知，即使涉案王梅梦的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但并不当然影响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如因无权处分导致标的物不能转移的，买受人仍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及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且正如上述，马鼎昌对于涉案转让的事实也是知悉及认可的，其作为实际出售的一方，现其又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二、退一步说，即使现有证据仅显示涉案房屋买卖只有王梅梦、马鼎昌参与，而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但是省文旅厅的受让行为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二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涉案房屋转让是买卖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且省文旅厅已按房管部门的评估价格足额支付了交易对价，涉案房屋亦已实际交付并转移登记至省文旅厅名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近四十年。据此，省文旅厅的受让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省文旅厅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至于其他原共有人认为其权利受损的，其可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二、关于马鼎昌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属于马师曾的遗产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1.马鼎昌主张认定涉案房屋是否属于马师曾的遗产，应以马师曾的去世时间作为认定该权利归属的时间节点，该事实不因时间的经过而发生变化，故其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在马师曾去世时属于其遗产。由此可见，马鼎昌的上述主张实际上是属于对过去某一事实的确认。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具备诉的利益。所谓诉，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请求法院就特定的法律主张或权利主张进行裁判的行为。从诉的类型来看，一般可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其中确认之诉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其客体是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因此，马鼎昌要求对过去某一客观事实进行确认，不属于诉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2.马鼎昌要求确认涉案房屋至今仍属于马师曾的遗产。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房屋早于1980年被省文旅厅征用并拆除，注销了原契证，房屋已经实际灭失，现马鼎昌起诉要求确认已经灭失的房屋的物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鼎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马鼎昌（ALEXTINGCHEUNGMA）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张 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晓君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