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3民终5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韦桂鹏，男，1959年3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傲傲，江苏法德东恒（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徐州福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经济开发区园中路西、崔庄南路北。 法定代表人：张明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鹏，江苏苏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该公司执行经理。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徐州华天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银山路、闽江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尹淑华，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徐州凯莫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银山路、闽江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杨东海，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徐州合众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银山路、闽江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韦桂鹏，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韦桂鹏因与被上诉人徐州福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德公司）、原审第三人徐州华天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公司）、徐州凯莫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莫尔公司）、徐州合众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苏0312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韦桂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付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称其系合众公司的名义股东，是为了证明名义股东和公司不可能发生人格混同，并且名义股东不应当为实际股东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只论述名义股东应当为实际股东承担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是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职工，接受该公司委派，代持合众公司股权和担任合众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都是职务行为，相关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合众公司财务制度、财务账册、审计报告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合众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原审法院认为不足以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系认定事实不清。（四）被上诉人对合众公司享有的债权形成于上诉人代持股之前，即使需要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也应当是众合公司的原股东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存在损害被上诉人债权利益的可能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福瑞德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华天公司、凯莫尔公司、合众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1日，原审法院对福瑞德公司诉华天公司、凯莫尔公司、合众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苏031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一）华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福瑞德公司借款90万元、利息（利息计算至2014年8月31日为79800元；2014年9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以9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12%计算）及律师费67288元；（二）合众公司、凯莫尔公司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福瑞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根据福瑞德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7）苏0312执2111号。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福瑞德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韦桂鹏为本案被执行人。其主要理由为，合众公司为一人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7年11月1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苏0312执2111号之二号执行裁定，追加韦桂鹏为案件的被执行人，同时告知韦桂鹏可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提出执行异议。韦桂鹏提出异议后，2018年6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苏0312执异37号执行裁定：驳回韦桂鹏的异议请求，同时告知其可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8月2日，韦桂鹏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8）苏0312民初7301号。在该案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分别作出（2018）苏0312执监2号、3号执行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7）苏0312执2111号之二号、（2018）苏0312执异37号执行裁定。同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苏0312民初7301号民事裁定，以原审法院告知韦桂鹏权利救济有误且原审法院已将（2017）苏0312执2111号之二号、（2018）苏0312执异37号执行裁定撤销为由，裁定驳回韦桂鹏的起诉。2019年4月15日，针对福瑞德公司的追加申请，原审法院再次作出（2019）苏0312执异42号执行裁定，追加韦桂鹏为被执行人。2019年5月15日，原审法院向韦桂鹏及合众公司均邮寄送达上述裁定书，合众公司显示为次日门卫签收，韦桂鹏的信件于5月27日退回妥投。2019年10月29日，原审法院向韦桂鹏直接送达上述裁定书。 韦桂鹏不服该裁定，于2019年11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称，（一）韦桂鹏仅系合众公司的名义股东，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可能发生财产混同。1、韦桂鹏仅系合众公司名义股东，实际股东系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菱集团）。2013年12月20日，合众公司作为凯莫尔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与凯莫尔公司一并纳入正菱集团的收购范围，此后，正菱集团成为合众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韦桂鹏系正菱集团的职工，因处理凯莫尔及其关联企业债权债务需要，2015年9月17日，正菱集团全权委派韦桂鹏赴任徐州。后因合众公司的原名义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吕玲玲、蒋丽莉（二人均系合众公司员工）不愿意继续受指派担任合众公司的名义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并辞去上述职务，正菱集团指示韦桂鹏挂名登记为合众公司的股东，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因此，韦桂鹏仅系合众公司名义股东，实际股东系正菱集团。2、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可能发生财产混同，实际股东也不允许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发生财产混同。何为名义股东？名义股东系出借自己的名称、挂名持股的股东，名义股东对公司的资产不享有处置权和所有权，不承担公司盈亏责任。如上所述，韦桂鹏作为合众公司名义股东，其职务如何以及如何行为均受实际股东正菱集团的委任和指示，其对公司资产不享有任何的处置权。因此韦桂鹏个人不可能与公司之间的财产产生混同问题。同时，正菱集团作为合众公司的实际股东，派员担任合众公司的主管会计，其时刻监管着合众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不可能允许自己公司的财产进入名义股东的个人腰包。因此，韦桂鹏也不存在与合众公司产生财产混同的可能空间。3、立法本意在于追加一人公司实际股东，而非名义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规定》系为民事执行而作出的专门规定，其立法目的系为解决执行难问题，该规定第二十条所指的一人公司的股东应系实际股东，因为只有实际股东才会存在与一人公司之间发生财产混同的可能，也只有实际股东具备偿还公司债务的能力和责任。在名义股东已经披露并证实实际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只有追加实际股东为被执行人才符合立法本意。二、福瑞德公司对合众公司享有的债权形成于韦桂鹏挂名持股之前，对此债权不适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是基于一人公司的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债权人在与一人公司发生经济往来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债权在进入一人公司财产范围之后与股东之间产生混同，故而要求一人公司股东对此承担责任。但，如果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公司性质并非一人公司或现股东并非原一人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则债权人的债权财产不可能与股东之间产生混同，更不可能与变更后的一人公司股东之间产生混同。具体到本案，合众公司并非福瑞德公司所持债权的主债务人，而仅是担保人，因此其债权财产并未进入到合众公司，也就不可能存在与合众公司股东产生财产混同的可能。并且，福瑞德公司对合众公司的担保债权形成时间是2014年6月21日，此时合众公司并非一人公司，且韦桂鹏此时远在广西柳州，并非合众公司股东，不存在合众公司与韦桂鹏之间发生财产混同的可能。综上，福瑞德公司债权形成时的合众公司并非一人公司、韦桂鹏当时尚未挂名登记为合众公司股东，就福瑞德公司主张的涉案债权而言，对合众公司和韦桂鹏不适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三、公司财务凭证显示韦桂鹏与公司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1、合众公司依据会计法的规定和正菱集团的要求建立有完整的财务凭证账册和财务报表制度。从众合公司的财务凭证账册和财务报表中已完全能够证实韦桂鹏与合众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财产混同问题。2、根据合众公司的财务报表，结合正菱集团委派韦桂鹏来徐州的目的以及合众公司诉讼案件多发的现状，均足以证实合众公司在韦桂鹏挂名持股之前就已经负债累累，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在韦桂鹏挂名持股之后，合众公司更是经营困难至无法维系正常运转的地步，完全没有财产可供与股东个人财产发生混同。四、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形式需要，不存在韦桂鹏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2015年10月19日，为挂名持股和股东变更登记需要，按工商登记要求，在工商部门提供的范本中与原挂名股东吕玲玲、蒋丽莉二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此股权转让协议仅仅系工商登记的形式需要，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实际履行，更不存在韦桂鹏实际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究其原因，即是韦桂鹏仅以挂名股东身份履行登记手续而已。五、未经审判不能直接追加韦桂鹏为涉案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规定》作出了可以直接追加一人公司股东的规定，但该规定对本案并不能完全适用。福瑞德公司所持债权的主债务人并非合众公司，且韦桂鹏仅系合众公司的名义股东，没有参与涉案债权的形成及履行，韦桂鹏也未向福瑞德公司发出个人承担债务的要求。在以上种种情况下，福瑞德公司在诉讼时没有将韦桂鹏在原诉讼中列为福瑞德公司，而直接在执行过程中要求追加为被执行人，致使韦桂鹏无法针对债务的实际履行情况、诉讼时效、责任承担等有效地行使诉辩，严重损害了韦桂鹏的合法诉讼权利。综上所述，将韦桂鹏追加为被执行人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无益于案件执行，损害了韦桂鹏的合法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请求：1、判决不得追加韦桂鹏为（2019）苏0312执异4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由福瑞德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原审法院庭审中，韦桂鹏提供了2015年11月3日与案外人正菱集团签订《公司股权委托代持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担任的协议书》一份，约定柳州正菱公司委托韦桂鹏代持合众公司股权及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约定代持期间的股东连带责任由柳州正菱公司承担，担任公司法人的直接和连带责任由柳州正菱公司承担。2015年10月23日，合众公司股东及法人变更为韦桂鹏。庭审中，韦桂鹏为证明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独立，其提供了财务记账凭证，但其中仅有6本装订成册，其余均未成册，其还提供了财务报表复印件，但无原件证实且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原审法院认为，韦桂鹏主张不应当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由主要如下：其为名义出资人、涉案债务形成于其担任股东之前、其与合众公司资产不存在混同。原审法院认为其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名义出资人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根据韦桂鹏提供的协议书，并无协议无效的情形，因此应当认定该协议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韦桂鹏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所称第三人并不限于与显明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因此韦桂鹏主张其名义出资人的身份不能成为排除执行追加的理由。 二、关于韦桂鹏主张的涉案债务形成时间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执行依据所涉及债务确实形成于韦桂鹏成为合众公司股东之前，根据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为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一人公司股东在担任股东各个环节均有可能存在上述行为，而上述行为的发生对公司债权人均产生实质影响，并不因债权形成时间先后有所不同。韦桂鹏虽然在涉案债权形成之后成为合众公司股东，但如其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仍会损害福瑞德公司债权，故福瑞德公司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条追加被执行人，韦桂鹏主张的该理由亦不能成立。 三、关于韦桂鹏主张的资产并未混同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义务，实现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定。庭审中韦桂鹏仅提供了会计凭证，且仅有部分装订成册，部分处于零散状态，完全不符合制作规范要求。韦桂鹏庭审中还提供了财务报表复印件，但无原件证实，其未提供财务会计报告，更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形成年度报告，违反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强制性义务，韦桂鹏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由韦桂鹏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故合众公司申请追加韦桂鹏为被执行人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韦桂鹏还主张其未经过审判程序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因追加被执行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规定》中赋予申请人的法定权利，虽然诉讼中韦桂鹏并非案件当事人，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规定》已经赋予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救济权利，韦桂鹏完全可以通过本次诉讼提出自己意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韦桂鹏的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韦桂鹏在二审中提交自行委托的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徐众合经审字（2020）第206号审计报告，证明其与合众公司未发生财产混同。福瑞德公司质证认为，该审计报告为单方制作，且不是该公司原始的年度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待证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独立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韦桂鹏在一审程序中仅提供了会计凭证，且仅有部分装订成册，部分处于零散状态，不符合制作规范要求；未提供原始财务会计报告，更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形成年度报告，违反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强制性义务，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韦桂鹏不足以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合众公司的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认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韦桂鹏虽在二审中提供审计报告以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合众公司财产，但该证据为单方委托，在申请执行人不予认可，无原始年度审计报告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此无法采信。另该认定即是韦桂鹏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合众公司财产的评判，韦桂鹏认为原审判决对此未进行评述，与事实不符。 关于韦桂鹏提出上诉认为本案债务形成于其成为合众公司股东之前，其不应该被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的主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其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因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容易发生混同，且混同后会造成公司偿债能力降低。法律规定可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目的在于增加公司的偿债能力，不因公司债务形成时间先后有所不同。原审法院对此已作出充分的评判，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韦桂鹏又称其作为合众公司名义股东，是履行正菱公司的职务行为，相关责任应由正菱公司承担的主张。本案中，合众公司的登记股东是韦桂鹏，并不是正菱公司，韦桂鹏所述不符合职务行为相关法律特征。即使韦桂鹏与正菱公司构成股权待持关系，正菱公司可以依据股权代持关系享有权东权利，但合众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地位和股东资格在未变更登记之前仍然是韦桂鹏，原审法院追加韦桂鹏为被执行人是基于其股东地位和股东资格而作出的并不是基于该股东权利而作出的，韦桂鹏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韦桂鹏认为其所述的股权代持关系影响到期合法利益，可另案另行解决。 综上，韦桂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韦桂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黎华 审判员  宋宏伟 审判员  孙 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王 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