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2行终6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朝阳街**。法定代表人苏宝，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法定代表人刘东立，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光，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强制行为违法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1行初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22日,原告与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签订《关于建立和管理大连市犬类留检所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建立和管理犬类留检所，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先期投资8万元，原告先期投资40-50万元，原告负责留检所建设用地、办公用房、犬舍及附属设施的投资建设及日常维护。2018年4月，陈维浩以大连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西岗区××街××（××白云山庄北侧、仲夏路西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违法。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行初99号《行政裁定书》中查明：2011年3月23日，西岗区华泰街94号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被清理拆除。涉及该建设项目的用地单位为大连市人民政府民族文化研究室。该裁定书认定：案涉清理拆除行为发生于2011年3月23日，该行为发生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期间，当时的规定对原告更为有利，故适用最长2年的起诉期限，而陈维浩于2018年4月24日至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超过最长二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故裁定驳回陈维浩起诉。陈维浩对此裁定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行终1318号《行政裁定书》中认定：陈维浩所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在2011年3月23日，但其直至2018年才提起诉讼。陈维浩虽已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时知道了该行为，但否认其知道该行为的实施主体，并称其直至2018年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知道了大连市人民政府民族文化研究室系实际用地单位和拆迁人，其主张不符合生活常理，亦不能证明其在2018年之前并不知道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更不能成为其于2018年才对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的理由，其关于一直通过信访途径寻求救济的主张亦不能成为起诉期限扣除的理由。陈维浩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了上述法定起诉期限，且没有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限期，依法应驳回起诉。故裁定驳回陈维浩上诉，维持原（2018）辽02行初99号行政裁定。2019年7月，陈维浩以在前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才得知案涉房屋真正拆除实施主体是大连市规划局为由，至本院对规划局的职能承继机关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强制拆除其位于西岗区××街××（××白云山庄北侧、仲夏路西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行为违法。本院（2019）辽0291行初106号《行政裁定书》中查明：大连华宝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1日出具《说明》，主要内容为：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合作建设留检所所有房屋和附属设施，因建设留检所用资金全部由原告陈维浩出资，故于2004年9月将留检所的所有房屋和附属设施全部转让给原告；因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已注销，所以本《说明》由大连华宝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盖章确认。该裁定书认定：犬类留检所由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与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于2003年合作建设，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负责留检所建设用地、办公用房、犬舍及附属设施的投资建设及日常维护。基于此，有权主张留检所相关权利的主体并不包括原告陈维浩。作为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大连华宝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无权主张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出资建设的房屋及设施的归属，因此本院亦不能依据大连华宝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而认定原告陈维浩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综上所述，原告陈维浩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对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故裁定驳回陈维浩的起诉。该裁定书生效后，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于2020年3月至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另查，原告企业机读档案显示，原告于2004年9月9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未注销登记。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陈维浩诉讼主体资格被否定后的衍生案件，案件基本事实及诉讼请求均与前述案件相同，原告与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关于建立和管理大连市犬类留检所协议书》中指向的犬类留检所的相关建筑物被强制拆除后，由该拆除行为引起的相关权利一直由实际投资人陈维浩主张，即以陈维浩名义作出的行为的效力同样适用于原告。陈维浩在前述案件中称2011年3月发生的强制拆除行为之所以在2018年才提起诉讼原因是在2018年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知道了实际用地单位和拆迁人，但辽宁省高院（2018）辽行终1318号《行政裁定书》中明确载明：“陈维浩虽已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时知道了该行为，但否认其知道该行为的实施主体，并称其直至2018年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知道了实际用地单位和拆迁人。陈维浩的该主张不符合生活常理，亦不能证明其在2018年之前并不知道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更不能成为其于2018年才对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的理由。“基于此，无论是陈维浩还是原告，在2018年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了起诉期限，现原告提出通过辽宁省高院审理（2018）辽行终1318号案庭审才知道强制拆除行为的真正实施主体并以此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该项主张不能对抗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亦不属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故依法应驳回其起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的起诉。上诉人大连华宝空调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起诉期限是错误的。l、强拆案虽然发生在2011年3月23日,但根据目前两次诉讼调查的结果为具体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为西岗区行政执法局。强拆当日,并未有任何机构向上诉人出具工作证,也未张贴、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只见200余名身穿迷彩服、部队服装及便装组成的人群和近百名警察共300余人,手持砍刀、铁棍、电棍等器械,强行暴力拆除了上诉人的犬类留检所。被上诉人作为西岗区行政执法局的委托人,从未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或限期拆除的通知。上诉人一直以来以为是部队强拆。在(2018)辽02行初99号案件中,也证实了大连市公安局内保支队也参与了强拆。作为上诉人看到的有部队人员、警察人员、迷彩服人员、便装人员,从衣着上看,无法确定这些人员的具体身份。虽然2011年3月23日房屋是强拆的时间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了侵害,但并不知道侵害的主体是何机构。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行政行为包含了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即行政机关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实施的行政机关名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以及法律的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应当出作出行政决定,以及对该决定不服的法律救济途径。但本案上诉人的实际投资人陈维浩委托律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起诉后,经过法院的审理查明,才最终确定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即便是这样,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还矢口否认,不承认参与强拆,把责任全部推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公文,必定有发文单位落款处盖有的公章,所以行政行为必定包含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主体。行政强拆系事实行为,行政机关很少制作并送达文书,也不愿采取有效方式让相对人知道强拆内容,上诉人虽然认知强拆事件发生,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强拆行为的作出主体,认定相对人知道强拆内容直接涉及其能否起诉维权和计算起诉期限的始点。其次,知道强拆行为的主体至关重要,相对人不知道强拆的行为主体,要求其提起诉讼就难免强人所难,既不可能为之,也不具备诉讼的可实现性。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应当包括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只有知道行政主体,才能明确该行为的性质和被告,才可以自主行使诉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被上诉人认为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强拆行为的主体,法院应当认定或推定相对人不知道强拆内容,因相对人不知道强拆主体,法院不能因行政机关的规避或不告知强拆内容,作出不利于相对人而利于行政主体的认定或推定。在之前原审陈维浩诉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强制拆除房屋一案中,贵院只是以陈维浩作为主体不适格为由驳田起诉,并未提及起诉期限的问题,上诉人就依照原审法院的裁定来起诉,但原审法院又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由此看来,原审法院如此裁定是错误的,且陈维浩起诉的案件原审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而本次连庭都没开,直接作出裁定,通过开庭是查明案件事是的重要程序,而原审法院没有开庭系程序错误。从2018年4月陈维浩提起涉案诉讼,才查清具体实施拆迁的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的委托机关。综上,针对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关于建立和管理大连市犬类留检所协议书》中指向的犬类留检所的相关建筑物被强制拆除后，基于建设留检所资金由陈维浩出资，因此，由该拆除行为引起的相关权利一直由实际投资人陈维浩行使，对此，上诉人予以认可。继而陈维浩针对被诉行政行为所提起诉讼行为的效力亦应适用于上诉人。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在陈维浩提起诉讼的案件[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行终1318号《行政裁定书》]中确认了陈维浩提起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该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主张未超过起诉期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少琨审判员  车兆东审判员  刘 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周 丹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