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42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斌，男，197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天琳，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静，男，196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天津敬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天津港保税区泽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海滨三路**综合楼第**。法定代表人：吴婉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天琳，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艳斌因与被上诉人闫静、原审被告天津港保税区泽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正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6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艳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闫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闫静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嗣后丧失给付目的的不当得利错误；4．一审法院对双方的评价标准不一致；5．一审法院支持利息错误。本案不应返还本金，当然谈不到支付利息。闫静辩称，不同意李艳斌的上诉请求，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泽正公司述称，同意李艳斌的上诉请求。闫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艳斌、泽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共计370,000元；2．依法判令李艳斌、泽正公司支付闫静以370,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自实际支付之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李艳斌、泽正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静诉请不当得利的两笔款项分别为闫静于2015年12月3日向李连杰账户转账的230,000元，和闫静于2016年4月18日向李连杰账户转账的140,000元，合计370,000元，两次转账均未载明转账用途。本案双方之间涉及争议众多，除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和多份民事判决书外，双方又衍生出本案诉讼。针对本案事实环节，须对多起争议分述如下：一、商事仲裁涉及的企业间借贷。2015年8月15日，泽正公司与坤氏达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坤氏达公司向泽正公司借款1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8月25日至2015年10月15日，如坤氏达公司违反约定日期还款，则应向泽正公司承担借款总额30%的违约责任。该合同中李艳斌在泽正公司公章处签字、闫静作为借款人担保人签字，该借款协议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也没有约定逾期还款利息。2016年5月23日泽正公司作为申请人以坤氏达公司、王宝华、闫静为被申请人向天津仲裁委员会申请商事仲裁，闫静时任坤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该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提交了多份电子回单，旨在证明2015年8月25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3日、2015年12月3日、2016年4月18日，闫静向李艳斌指定的李连杰账户分别还款1,000,000元、500,000元、273,745元、230,000元和140,000元。申请人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个人之间的往来，主体不对。仲裁庭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本案借款款项，对被申请人的证明事项不予采信。被申请人还提交了双方负责人闫静与李艳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旨在证明2016年1月8日双方达成合意，被申请人以双方合作的期货账户中的款项还款，其中盈利部分共还款1,360,000元。仲裁庭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合意以双方合作的期货账户中的款项还款。仲裁庭对该证据亦没有采信。最终，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已于2015年12月31日向申请人偿还借款2,500,000元，应向申请人偿还剩余借款本金7,500,000元。对于申请人主张的30%违约金，仲裁裁决认为，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因此，仲裁庭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裁决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854,600元。该仲裁裁决双方已经履行完毕。二、（2017）津0116民初80066号及（2018）津02民终5686号民事诉讼。闫静作为原告以李艳斌，吴婉华和李连杰作为三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返还合伙款共计2,143,745元及利息；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自2015年8月25日起闫静分五次累计向被告转账2,143,745元用于与被告李艳斌的期货合作款。期货合作结束后被告李艳斌、吴婉华没有返还相应款项，原告与被告协商，用上述款项偿还泽正公司与坤氏达公司之间的借款。天津仲裁委员会认定前述五笔合计2,143,745元汇款系个人之间的私人业务往来与仲裁案件无关。综上，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合伙投资款”。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闫静与被告李艳斌均认可长期合伙投资期货，但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约定，对于合伙期间、出资比例、亏损如何承担、盈利如何分配，不仅双方各执一词，且前后陈述亦不一致。关于合伙期间问题，原告陈述双方自2015年8月开始合作，2016年1月8日结束合作，结束合作的证据系当天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李艳斌向闫静称：‘闫总，仓单清完了，首先祝贺合作成功，合作的很好，愿以后有机会多多加强合作，这一次合作减去你已转走的100万，这两天应该是又赚了72万多点零头，一家一半，零头不算应分你36万，那1000万的利息（到1月5号以前的应付20万）从这个里面扣除，那我这就应该还有你16万。好朋友勤算账，这个账算的对吗？这样也便于记账’。闫静该微信后回复OK的微信表情表示认可。被告更换代理人前陈述自2015年8月开始合作，自2016年5月14日结束。更换代理人后陈述未变更双方合作开始日期，但认为结束日期应自2015年10月23日结束。关于双方出资问题，原告陈述其出资2,500,000元，被告李艳斌出资5,000,000元。有亏损原告就补足本金，保持出资本金一直是2,500,000元，后续期货账户由被告李艳斌掌握决定随时买入卖出。原告陈述其共计先后支付投资款3,143,745元，其中原告2015年8月5日打入吴春华账户投资款1,000,000元【在（2017）津0116民初83081号及（2018）津02民终5695号案件中审理】，2015年8月25日打入李连杰账户1,000,000元，2015年9月30日原告打入李连杰账户500,000元、2015年10月23日支付李连杰账户273,745元、2015年12月3日支付李连杰账户230,000元、2016年4月18日支付李连杰账户140,000元。本案涉及投资款2,143,745元，原告对支付至上述账户的款项系投资款均未提供证据。后原告自认2016年4月18日支付李连杰账户140,000元系公司间还款，与双方期货合作无关。被告李艳斌起先陈述，投资期货的出资均由李艳斌负担，但原告掌握内部消息，操作者是原告，盈利平分，亏损全部由原告承担。后李艳斌在更换代理人后陈述：原告共投入投资款1,600,000元，认可原告2015年8月5日打入吴春华账户投资款1,000,000元、2015年8月25日打入李连杰账户1,000,000元、2015年9月30日原告打入李连杰账户500,000元系投资款，但2015年9月23日李艳斌通过阴志敏账户给原告闫静退回900,000元，即截止2015年9月30日原告共计投入投资款1,600,000元。原告对于阴志敏打入其账户的900,000元系归还李艳斌投资款予以认可。关于原告2015年12月3日支付的230,000元及2016年4月18日支付的140,000元，被告不认可系投资款，认为系仲裁案件企业间借款的利息。关于盈亏情况及盈亏的分配方式，原告认为双方最终系盈利，证据为2016年1月8日的聊天记录，同时认为盈利和亏损均应按照出资比例承担。但其不主张盈利，只要求本金。被告陈述双方投资亏损，理由系双方之间于2015年10月13日的聊天记录。根据该记录显示李艳斌向闫静称：‘好的，等你的招呼，再进，时间还早，另外永安的钱打回来了，亏损了1,873,745元，总算账你再给我这打回来一个273,745，你安排一下给打回来，这样我俩都好记账，可否？’，闫静回复：‘行，这几天等钱了，我抓紧时间’。关于双方合作期货的账户，原告称双方通过多个账户炒期货，包括山金期货吴春华的账户，但具体在哪几个账户原告不清楚，因为期货账户均由被告掌握。被告认为系在永安期货（户名泽正公司）及山金期货（户名吴春华）合作炒期货。2015年9月7日，原告及永安资本签订期现套保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泽正公司转给永安资本3,800,000元，交割30,000吨煤炭。因交割的煤炭不适宜在当地转卖或转运至其他地区销售，因此由煤炭厂库回购，造成亏损1,873,745元。2015年10月9日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该亏损数额予以确认。2015年10月23日，原告打入被告李连杰账户273,745元。另查明，以吴春华名义在永安资本开户的账户开户时间为2015年8月4日，该账户于2015年8月5日入金11,000,000元，于2015年8月10日至2015年8月26日共计出金11,355,972.93元，总盈亏为367,650元，出入金为355,871.93元。再查明，2015年8月15日泽正公司与坤氏达公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坤氏达公司向泽正公司借款10,000,000元，被告李艳斌系泽正公司的监事，被告吴婉华系泽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被告李艳斌系夫妻关系，原告系坤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23日，泽正公司就其与坤氏达公司的借贷争议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坤氏达公司偿还相应欠款及违约金，天津仲裁委员会认定本案涉诉2,143,745元，系个人之间的期货还款结算，与仲裁案件无关”。法院认为：“原告立案时主张为不当得利返还之诉，后原告认为涉诉系原告与被告李艳斌合伙投资期货的收益，变更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告主张其在本案中投资的2,143,745元系其投资款，其主张因双方期货合作最终盈利，故被告应返还其投资本金，故向三被告主张偿还期货投资本金2,143,745元。原告与被告李艳斌之间不存在书面的期货合作协议，对于双方进行期货合作的期间、投入本金的数额、最终盈亏、盈亏的分配方式及双方进行期货合作的账户不能达成一致。同时，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期货合作关系且最终系盈利，向被告主张返还投资本金，故应由原告就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其对于双方进行期货合作的账户不了解，但认为除被告认可的山金期货吴春华的账户外还有其他账户。原告主张双方合作盈利的证据仅有2016年1月8日的微信记录，原告认为该日期为双方期货交易的截止日期。但根据双方微信记录显示，在2016年1月8日之后仍有双方对于期货合作进行交流的内容，以该日期作为双方期货合作截止日期显然与聊天记录的内容不符。同时，根据双方2015年10月8日及2015年10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于永安资本的账户的费用结算进行过交流及确认，故双方进行期货合作的账户显然应包括永安资本，该账户的合作结果系亏损，且原告又根据2015年10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确认的内容给被告打款，说明原告对于本案涉及的永安资本的款项系亏损而不存在盈利亦进行了确认，双方对于该笔期货交易的盈亏已经结算完毕。原告与被告进行期货合作系一个动态、阶段性的合作过程，且根据现有证据的记载，在不同阶段双方合作有盈有亏，且根据双方谈及期货合作的最终日期的聊天记录，双方对于期货合作并没有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结算文件。原告未就双方进行期货合作的最终盈亏状态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亦未能明确双方期货合作的具体账户，对于双方合作的账户无法进行查明核实以确定其最终盈亏情况，综上，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李艳斌返还期货合作款项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无法支持”。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三、关于闫静支付至吴春华的1,000,000元，经（2017）津0116民初83081号及（2018）津02民终5695号案件审理，判决书认定结论与上述（2017）津0116民初80066号及（2018）津02民终5686号案件一致。四、（2017）津0116民初80067号及（2017）津02民终4023号民事诉讼。闫静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艳斌、吴婉华返还200,000元；2．判令被告李艳斌、吴婉华支付闫静200,000元自应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李艳斌、吴婉华负担”。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5日，泽正公司与坤氏达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坤氏达公司向泽正公司借款10,000,000元，李艳斌系泽正公司的监事，吴婉华系泽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李艳斌系夫妻关系，闫静系坤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闫静与李艳斌长期合伙投资期货，合伙投资期货行为发生在李艳斌与吴婉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6年1月8日，李艳斌通过微信与闫静聊天，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有：这两天赚了720,000元多点零头，一家一半，零头不算应分你360,000元，那10,000,000元的利息（到1月5号以前的应付200,000元）从这里边扣除，我这还有你160,000元。2016年5月23日，泽正公司就双方的借贷争议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坤氏达公司偿还相应欠款及违约金，天津仲裁委员会认定2016年1月8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包括本案涉诉200,000元的1,360,000元系个人之间的期货还款结算，与案件无关”。法院认为：“关于双方诉争，闫静立案时主张为不当得利返还之诉，结合审理中查明的情况，认为涉诉200,000元系闫静与李艳斌合伙投资期货的收益，故将本案定为合伙协议纠纷。结合双方的证据，确认涉诉200,000元系闫静与李艳斌合伙投资期货盈利，李艳斌亦认可了扣除闫静200,000元期货收益的事实，但抗辩系扣除闫静向案外人借款10,000,000元的利息，但对此李艳斌并未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李艳斌应返还闫静200,000元投资收益。关于利息损失，因涉诉200,000元本就是投资收益，并且闫静亦未能举证证实其与李艳斌就上述收益的利息有相应约定，故对此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吴婉华应承担的责任，闫静与李艳斌之间的合伙投资期货行为发生在李艳斌与吴婉华婚姻存续期间，二人并未举证证明其有对抗闫静的夫妻债务约定，故应认定此笔债务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吴婉华应当对李艳斌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判决：“被告李艳斌返还原告闫静投资收益200,000元。二、被告吴婉华对被告李艳斌的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经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五、根据（2017）津0116民初80066、83081号案件在2018年2月1日的庭审笔录，两案所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同时也是本案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在庭审中陈述“我再具体说一下，总共是3,143,745元，亏损是1,873,745元，剩下钱是127万，之前通过阴志敏的账户转给原告90万，还剩下37万，这37万有一个是23万，一个是14万。这两笔钱全部发生在2015年10月23日之后，这两笔钱也是打到李连杰账上的。23万中有3万是期现套保合同的仓储费，剩下20万是1000万仲裁借款中的利息，确实我账上还剩下37万没有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闫静所诉款项是否为重复诉讼；二、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三、李艳斌、泽正公司之间责任形式；四、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一、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尽管案涉两笔款项自仲裁案件以及后续的多次民事诉讼过程中，闫静一方均提出案涉两笔款项作为证据。但仲裁案由为民间借贷、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涉及到该笔款项的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均与本案案由不同。且无论是仲裁结论还是生效的民事判决，均未对案涉两笔款项做出认定。故闫静所述不属于重复诉讼。二、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闫静在仲裁案件中主张包括本案案涉两笔款项在内的闫静向个人转账的5笔款项合计2,143,745元（包括2015年8月25日打入李连杰账户1,000,000元、2015年9月30日闫静打入李连杰账户500,000元、2015年10月23日支付李连杰账户273,745元、2015年12月3日支付李连杰账户230,000元、2016年4月18日支付李连杰账户140,000元），系偿还10,000,000元企业间借款，而泽正公司抗辩该证据是个人之间的往来，主体不对。仲裁庭认定该证据不能证明坤氏达公司向泽正公司偿还该案借款款项，亦认定借款逾期利息加违约金应以24%为限，裁决坤氏达公司及保证人闫静等连带偿还泽正公司借款本金及违约金。但双方争议进入诉讼程序后，李艳斌一方针对包括案涉两笔款项在内的上述5笔款项中仅认可前三笔为投资款，对于后两笔中的200,000元和140,000元辩称为仲裁案件中10,000,000元的借款利息，还称仲裁裁决未提及利息问题，闫静方支付的利息属于其已经接受的大于24%小于36%部分的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仲裁裁决书将案涉转账行为明确排除在偿还借款款项之外，其“借款款项”表意包括本金和利息，泽正公司将该表述限缩解释为本金以此排除利息的适用，缺乏依据，且其在仲裁所持意见为本案案涉款项是个人往来、主体不对，此表述的文意射程也自然应将案涉款项排除在仲裁涉及的企业间借贷范畴之外。故泽正公司的抗辩前后矛盾，又缺乏证据，对泽正公司所提闫静支付的是仓储费和10,000,000元借款利息的抗辩不予采信。至于闫静支付两笔款项的性质，经过生效判决确认2015年10月23日闫静向李连杰账户支付273,745元。该款支付以后双方的再打款记录即本案所涉两笔款项应认定与该合伙协议纠纷无关。至此，对于自其账户转出的案涉款项性质，闫静主观认识与生效裁决认定内容，均不相同。在本案的不当得利诉讼中，闫静作为给付方经历了给付目的认知偏差，给付行为，以及给付目的消失这一过程，属于嗣后无给付目的型不当得利。闫静在行为的最初设定有合理的给付目的并基于此目的而导致财产转移，但在财产转移后，给付目的因为生效裁判文书而消失，受益人收益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应有以下几个要件：一是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既包括积极的增加，也包括消极的增加。二是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三是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李艳斌占有闫静转账的370,000元；闫静损失已经实际发生；而闫静受到损失与李艳斌获益存在因果关系；李艳斌自闫静处取得不当利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李艳斌对闫静主张的37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依法予以返还。此外，根据相关规定，返还不当利益，应当包括返还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现闫静主张相应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三、李艳斌、泽正公司之间的责任形式。庭审过程中李艳斌开始抗辩与泽正公司无关，后又改称收款人为泽正公司，李艳斌为经手人，李艳斌再一次发生前后陈述不一且自相矛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李艳斌曾通过吴春华、李连杰账户收取过投资款，闫静与李艳斌之间形成的合伙投资关系也与泽正公司无关，闫静要求泽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对于闫静要求泽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四、是否经过诉讼时效。虽然闫静实际转账案涉两笔款项的时间发生在2015至2016年间，但是闫静对于该两笔款项的诉求，是自仲裁到关联案件的诉讼中始终坚持的，故李艳斌所提时效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李艳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闫静返还37万元；二、被告李艳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闫静支付利息：1、以2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2、以2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三、被告李艳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闫静支付利息：1、以1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2、以14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李艳斌是否应返还闫静370,000元及相应利息。本案双方企业借贷纠纷、合伙纠纷、不当得利纠纷等均已经生效裁决及判决处理完毕，但本案诉争的370,000元均未被上述生效裁决、判决予以认定，现李艳斌占有该370,000元没有依据，理应予以返还。李艳斌主张该370,000元系仓储费及10,000,000元企业借款的利息，但其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况且在10,000,000元的企业借贷案件中，李艳斌主张本案370,000元系个人之间的往来，与其本案主张矛盾，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李艳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上诉人李艳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 真审判员 解 童审判员 武耀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倪 凯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