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候鹏飞，男，1950年2月25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上海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翔骏，上海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责人：丁蕾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洁，上海凯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红琴，女，1976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君战(系被上诉人唐红琴丈夫)，男，1974年5月1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原审第三人：潘卫东，男，1954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存东，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候鹏飞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被上诉人唐红琴、原审第三人潘卫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6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候鹏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中信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除遵守法律规定外，还应遵守法规的规定，而一审法院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来认定中信银行为善意取得。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及《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银行应在放贷前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抵押物权属及实现抵押权的可行性等进行严格审查，对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在放贷后应对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贷款调查应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采取现场核实等途径和方式。但一审法院并未对中信银行是否尽到上述审慎义务进行审理，仅以《物权法》规定的合理对价、抵押登记认定中信银行为善意取得。2.(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2016)沪01民终10371号民事判决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唐红琴与原审第三人潘卫东在涉案房地产交易过程中存在恶意，候鹏飞亦于2005年9月18日入住涉案房地产至今，但中信银行未按照银监会的要求进行实地调查，应认定欠缺善意要件。一审法院在中信银行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行为合理合规合法的情况下，错误将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归于候鹏飞。3.段君战与唐红琴系夫妻，离婚又复婚，而段君战自2011年起涉及多笔高额民间借贷。鉴于中信银行未提供任何证明其进行审查的证据，无法得知其审批贷款时是否审查借款人的家庭成员收入、经营情况，不排除唐红琴的借款资金存在与段君战民间借贷资金混同的可能性。4.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目标客户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否充足作为发放贷款的基本前提条件，抵押物只是第二还款来源。然而中信银行既未严格审查唐红琴的借款用途、还款能力，又未现场核查抵押物的状态权属，在唐红琴不履行偿还义务时，意图损害候鹏飞的权益对涉案房地产申请执行。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辩称：其在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虽未派出本行员工实地调查，但已委托律师对涉案房地产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相应意见，律师经过实地调查并未发现不利于抵押权实现的情况；中信银行也委托了评估公司进行实地调查，并出具估价报告，该报告载明房屋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从这两份报告，可以看出，涉案房地产是由被上诉人唐红琴自行使用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中信银行在放贷前还调查了唐红琴的个人信用报告，并与她本人谈话，对各方面情况都作过详细了解，符合放贷条件。一审判决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唐红琴辩称：1.当时购买涉案房地产是一次性付款，抵押就是为了归还之前向朋友的借款。唐红琴是产权人，有权做抵押贷款。其根据被上诉人中信银行的要求提交了相应资料，中信银行审核后放款。2.不服(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2016)沪01民终10371号民事判决，坚持认为唐红琴是产权人。目前尚未执行该判决，因为原审第三人潘卫东没有退还购房款192万元，唐红琴也无法归还中信银行的款项。原审第三人潘卫东发表意见称：上诉人候鹏飞并非涉案房地产权利人。涉案房地产原产权人是潘卫东，后来过户给唐红琴。之后经过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决，又将房屋判回给了潘卫东，与候鹏飞无关，所以候鹏飞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候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中信银行与唐红琴签订的编号为银抵字第XXXXXXXXXXXX号《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2.判令中信银行对系争房屋抵押权予以注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候鹏飞于2013年12月3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要求：1.确认潘卫东、唐红琴、程伟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唐红琴、程伟将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所有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3.潘卫东在重新取得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所有权之日起的10日内协助候鹏飞将上述房屋过户登记至候鹏飞名下。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3)闵民五(民)初字第24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候鹏飞的诉讼请求。候鹏飞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6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重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中信银行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了诉讼，该案审理中，候鹏飞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潘卫东、唐红琴、程伟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唐红琴、程伟涤除系争房屋的抵押权登记后，将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该院审理后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潘卫东与程伟、唐红琴于2013年5月28日就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无效；二、潘卫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唐红琴192万元；三、唐红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中信银行的借款本息等费用(具体金额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出具的结算清单为准)、清偿第三人倪上春的借款30万元；四、中信银行、倪上春于唐红琴清偿了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十日内分别办理注销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五、唐红琴于中信银行、第三人倪上春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后十日内，协助潘卫东办理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的恢复登记手续，将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该判决作出后，潘卫东、唐红琴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候鹏飞的全部诉讼请求。中信银行在二审中述称，其不清楚潘卫东、唐红琴与候鹏飞之间的纠纷，但唐红琴与中信银行之间的借款真实有效，故同意一审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判决已生效。(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判决认定，潘卫东将系争房屋以17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候鹏飞，并且已实际交付房屋。候鹏飞与潘卫东就系争房屋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潘卫东在已将涉案房地产出售给候鹏飞的情况下，又将此房转让给程伟、唐红琴，潘卫东此举系一房二卖，明显属恶意之举。潘卫东、唐红琴、程伟在涉案房地产交易过程中，均存在恶意，损害了候鹏飞的利益，故潘卫东、唐红琴、程伟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因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由于目前涉案房地产登记于唐红琴一人名下，故唐红琴应当办理恢复涉案房地产产权登记的相关手续，将产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潘卫东应将已收取的192万元退还给唐红琴。由于唐红琴将涉案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向中信银行、倪上春借款，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故在办理产权恢复登记前，唐红琴应清偿抵押担保所对应的债务后涤除抵押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2月16日，唐红琴与中信银行签订银抵字第XXXXXXXXXXXX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唐红琴以其所有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作为抵押物担保双方签署的银综字第XXXXXXXXXXXX号《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唐红琴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而形成的债务。同年12月22日，唐红琴与中信银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中信银行办理了系争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向唐红琴发放贷款205万元。现该笔贷款尚未结清。一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唐红琴、潘卫东均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中信银行与唐红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中信银行设定于系争房屋上的抵押权是否有效。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若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善意并以合理价格转让，且不动产转让已经登记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也应予以参照。具体至本案，并无证据表明中信银行在与唐红琴签订系争抵押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亦无证据证明中信银行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过程中明知唐红琴无权就系争房屋设定抵押，或未尽审慎的核查义务，或有其他重大过失。现中信银行已依法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并向唐红琴发放了贷款，故依照法律规定，中信银行善意取得了系争抵押权。候鹏飞要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涤除中信银行就系争房屋设定的抵押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难以支持。中信银行、唐红琴及潘卫东主张候鹏飞并非本案所涉房屋权利人，故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该主张并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候鹏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280元，由候鹏飞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提交了以下证据：1.《确认函》，以证明中信银行委托律师进行尽职调查；2.《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以证明中信银行委托估价公司进行调查；3.《未出租申明及承诺书》，以证明唐红琴承诺在涉案房地产抵押前未予出租；4.《谈话笔录》，以证明中信银行在放贷前对唐红琴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了解；5.《个人信用报告》，以证明中信银行在放贷前审查了唐红琴的信用情况，符合放贷条件。经核对原件，上诉人候鹏飞认可原件和复印件一致，但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可，因为其并未参与，无法核实，也不认可中信银行证明目的，因为没有实地调查，未尽到审核义务。被上诉人唐红琴、原审第三人潘卫东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综合各方举证、质证意见，中信银行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予确认，故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在下文中予以评析。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上述证据，本院另查明，2014年12月25日，案外人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载明房地产估价师于2014年11月25日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了实地查勘，涉案房地产抵押价值等同于房地产市场价值，总价为3,185,000元。2014年12月29日，案外人北京道信(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确认函》，载明：“本所经调查后确认……(2)对于抵押房产，本所已向相应的房地产登记部门进行了适时的调查，本所确认，截止到目前抵押房产未设置任何第三人的抵押、留置、查封、限制转让等权利……(5)我所律师已亲自办理了抵押人将前述房产之以贵行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并亲自领取了该房产之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抵押权登记)。(6)在本次抵押登记事宜中我所经办律师未发现其他不利于贵行实现抵押权的情形。”2014年11月28日，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唐红琴谈话，内容包括申请贷款金额、申请贷款时间、婚姻状况、涉案房地产状况等，并制作了谈话笔录。2015年1月4日，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查询被上诉人唐红琴的个人信用报告。同日，唐红琴向中信银行出具《未出租申明及承诺书》，申明涉案房地产未出租，并承诺贷款期间不对外出租。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地产抵押权。从在案证据看，中信银行系因办理贷款业务与被上诉人唐红琴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签订时，唐红琴系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涉案房地产所有权人，中信银行在缔约过程中审查了唐红琴的征信情况、婚姻状况，并向唐红琴了解房屋状况，要求其出具《未出租申明及承诺书》；同时，还委托了律师进行尽职调查，并审查了房地产估价师经实地查勘后作出的估价报告。综合前述情况，中信银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并无证据显示中信银行与唐红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中信银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权登记时系善意相对人，其取得的抵押权合法有效。上诉人候鹏飞还主张，不排除唐红琴借款资金与段君战民间借贷资金混同的可能性，但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该项主张与本案亦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候鹏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280元，由上诉人候鹏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峻雪审判员  范德鸿审判员  孙 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