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世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陶干路****。法定代表人：范文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男，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众铃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高路******/div>法定代表人：曾雪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欢，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娜，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怡，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世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众铃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铃商公司）、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0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世辉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范文龙及上诉人世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被上诉人众铃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欢，被上诉人京东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娜、陈静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世辉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中争议合同《京东云服务协议》、《京东云服务订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未尽审查职责。世辉公司庭审中强调该协议为电子签章，且世辉公司从未进行过电子公章。电子合同的申请及相应操作是众铃商公司冒用世辉公司信息申领，并进行电子合同的确认。京东公司为证明该合同为世辉公司申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平台实名认证流程及电子合同的申请流程，称申请流程包括法人签名、人脸识别等法人认证和验证码验证。众铃商公司多次以编辑后台为由向世辉公司索要验证码，根据京东公司提供的后台登录数据可以看出电子合同生成期间均为众铃商公司员工登录操作。世辉公司已经在招商会上向京东公司支付了款项，不可能在线上再次支付款项。由此可以推断，众铃商公司登陆了世辉公司账户，并在世辉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线上缴费，并申请了电子合同并制作了电子公章。众铃商公司在庭审中承认该合同系由其公司代为签署。一审法院依据加盖世辉公司电子公章，认定涉案合同是世辉公司签订的，而事实上，世辉公司确认的是此前签章的京东云Elite脉可商圈产品销售服务协议，不包含涉案合同。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京东云服务协议》的合法不能抹去涉案招商会的虚假宣传，被上诉人方在合同邀约阶段存在欺诈行为。京东公司授权代表南京大班公司向世辉公司虚假宣传合伙人收益，又以做后台为由跳过世辉公司与京东公司签署电子协议，违背了世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合同承诺阶段也存在欺诈。3.世辉公司是受众铃商公司邀请参加上海市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招商会，招商会上众铃商公司向世辉公司宣讲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的市场前景并邀请世辉公司成为上海市宝山区域城市合伙人，并在众铃商公司的引导下先行支付2年合作费59600元。后世辉公司看到《京东云脉客商圈产品销售服务协议》没有招商会中的区域授权、商家入驻费、线上线下利润分成、红包分红、京东白条推广费用等收益内容，但众铃商公司让世辉公司无需担心，称招商会所讲内容会在未来兑现，故世辉公司签订了《京东云脉客商圈产品销售服务协议》并交纳了合伙人费用。众铃商公司隐瞒了事实，即世辉公司的合伙人授权是中新赛宝（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授权，而非京东公司的直接授权，项目亦是由中新赛宝公司实际运营。众铃商并非京东公司代理商，却在宣传推介中自称京东公司代理商。众铃商公司未经世辉公司授权，索取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照片等，在世辉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京东公司签订《京东云服务协议》、《京东云服务订单》，应属无效。众铃商公司和京东公司违反《电子签名法》《合同法》相关规定，未对申请人身份进行查验，并夸大宣传，造成购买人重大误解。众铃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上诉请求。世辉公司所称招商会内容无法兑现不存在根据。世辉公司如根据协议使用京东的软件开展工作,就可以收到收益，但是若没有开展工作则没有收益。世辉公司是与京东公司签订协议，涉案款项亦是打给京东公司，并不涉及众铃商公司。众铃商公司并未与世辉公司签订任何协议，未收取任何款项。众铃商公司并未欺骗世辉公司，亦未误导世辉公司。世辉公司通过填写申请信息确认表、盖了公章进行了授权的，并非众铃商公司自己拿的对方公章。京东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世辉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世辉公司与京东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双方签署的合同为准，双方签署的只是技术支持服务协议，并不涉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涉案APP是案外人中新赛宝（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的，不是京东运营的。根据京东公司后台管理查询，登记的手机号就是范文龙尾号为5598的手机号，验证码系发送至该号码，世辉公司选购产品、阅读协议并同意后，生成电子服务协议订单草稿，同意后生成正式的合同，而后才能加盖公章。京东公司提交的天威数字证书能证明签章的合法性。世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世辉公司与京东公司签订的《京东云服务协议》；2.判令众铃商公司、京东公司退还596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众铃商公司、京东公司承担差旅费用；4.诉讼费用等由众铃商公司、京东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4日，世辉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文龙受邀参加主题为“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区域＋行业原始合伙人招募计划”的招商会。现场宣传文案载明：“京东赋予Elite脉客商圈合伙人的特权：和京东直接签约并颁发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区域行业合作伙伴授权；招商支持；区域保护；招商指导：合伙人可收取商家2800元的商家入驻费用，后期商城上线可以提供其他商城增值服务收费；京东红包：每拓展一个线下门店开通京东红包码奖励10元，另外合伙人还可获得每笔0.005-0.1元奖励；商圈流水分润：合伙人可获取所发展的商家每笔线下扫码手续费分润，线上商品销售佣金分成3%，线下扫码支付费率分成0.1%左右。”等等。世辉公司向京东公司支付59600元。2019年4月29日，京东公司开具发票，金额59600元，内容为信息技术服务费。世辉公司在《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电子合同申请信息确认表》上盖章。申请表载明：本信息确认表为终端客户购买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产品/服务后申请电子合同和发票的依据。2019年5月18日，众铃商公司黄志欢向世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将登陆地址、账号和密码告诉对方。2019年5月18日，世辉公司、范文龙分别在《合同确收表》《发票确收表》盖章、签字，分别载明“今收到并领取京东公司邮寄的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产品销售（服务）协议。”和“今收到并领取京东公司邮寄的关于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产品销售（服务）的发票。”另外，由世辉公司、范文龙分别盖章、签字的《脉客商圈系统功能培训交付确认表》全部勾选“非常满意”。上述三份表中均显示世辉公司负责上海市宝山区生活服务板块。加盖有世辉公司、京东公司电子章的《京东云服务协议》约定，甲方为世辉公司，乙方为京东公司，合同内容是关于世辉公司使用京东云服务的相关事宜。根据该合同约定，京东云仅向客户提供各类云系统服务，是网络服务及技术支持服务提供者。京东云服务的服务费以京东云官网公布的价格为准，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本协议自客户在京东云平台确认生效后生效，有效期自客户确认生效当天起至客户购买的服务期限届满之日止。加盖有世辉公司、京东公司电子章的《京东云服务订单》载明，世辉公司订购京东云如下产品/服务：服务名称Elite精选公有云SaaS共享服务，产品详情商品名称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渠道行业版，版本渠道行业版2年，周期两年，服务费用金额59600元。世辉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范文龙与众铃商公司黄志欢）显示，2019年11月14日范文龙说：“培训的事情怎么说？”“你可以安排别的人啊。你们不能加盟费收好了就不管了啊。”黄志欢回复：“这个我们都不确定回上海的时间，我们现在业务重心转移到外地了。”“可以线上培训。”2019年11月30日，范文龙再次询问培训的事情。等等。此外，世辉公司提交京东支付聚和码，用以证明2019年6月开始就不能使用，而京东公司也没有处理。另查明，京东公司提交公证书，证明脉客商圈APP平台的权利人为中新赛宝（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东公司仅负责产品后台管理。一审法院认为，《京东云服务协议》《京东云服务订单》上加盖了世辉公司和京东公司的电子章，而在此前，世辉公司在《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电子合同申请信息确认表》上盖章，故《京东云服务协议》《京东云服务订单》对世辉公司和京东公司具有法律效力。《京东云服务协议》约定，京东云仅向客户提供各类云系统服务，是网络服务及技术支持服务提供者。关于世辉公司所称虚假宣传和欺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法律对民事欺诈提高了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结合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京东公司构成欺诈。综上，世辉公司要求撤销《京东云服务协议》并由众铃商公司、京东公司退还59600元、支付利息以及承担差旅费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驳回上海世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世辉公司以众铃商公司、京东公司存在欺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世辉公司与京东公司签订的《京东云服务协议》，判令众铃商公司、京东公司退还59600元款项并支付利息等。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世辉公司在《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电子合同申请信息确认表》上进行盖章，本案所涉《京东云服务协议》《京东云服务订单》上加盖有世辉公司和京东公司的电子章。据此，应当认定上述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世辉公司和京东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现世辉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范文龙受邀参加的上海市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招商会承诺的合伙人收益无法兑现，构成欺诈，但世辉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招商会系京东公司主办，亦未能证明京东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等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法院不足以认定京东公司构成欺诈。一审法院对于世辉公司请求京东公司退还款项并支付利息、承担差旅费用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处理正确。关于众铃商公司，世辉公司上诉称《京东云服务协议》系众铃商公司冒用世辉公司信息签署，并非世辉公司真实意思，但在世辉公司已经在《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电子合同申请信息确认表》盖章的情况下，世辉公司未能就其上述主张充分举证。本院结合案件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不足以认定涉案合同系众铃商公司冒用世辉公司信息签订。另外，世辉公司上诉称世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受众铃商公司邀请参加涉案招商会，众铃商公司在招商会夸大宣传且隐瞒了相关事实，使用欺诈手段误导世辉公司签署《京东云服务协议》，但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众铃商公司在合同订立阶段存在欺诈行为。另，根据查明事实，涉案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为世辉公司与京东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合同承担权利义务的应为世辉公司与京东公司，众铃商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签订主体，不享有合同相关权利，亦不应承担相关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于世辉公司要求众铃商公司承担退还服务费用并支付利息、差旅费等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世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元，由上海世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印审 判 员  许 英审 判 员  施 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李雅迪书 记 员  韩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