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0民再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伊宁市张兰英塔吊配件店，经营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汉宾乡巴什库勒克村**（西环路**）。 经营者：张兰英，女，197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立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校园路**。 法定代表人：闫长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业合，男，汉族，该公司副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兵，男，197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 再审申请人伊宁市张兰英塔吊配件店（以下简称张兰英配件店）因与被申请人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江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兵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新40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20）新民申12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受理本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兰英配件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文，被申请人渝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业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兰英配件店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渝江公司承担支付租赁费的责任。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0日，刘兵携带渝江公司公章，以渝江公司名义租赁建筑设备，并签订租赁合同。依照合同规定，张兰英配件店把塔吊交给了刘兵。2017年8月10日，双方进行结算，确定刘兵张兰英配件店租金124，066元。张兰英配件店与刘兵签订租赁合同，认可的不是刘兵，而是渝江公司，刘兵仅是代理人。司法鉴定只是鉴定渝江公司在工商局的备用公章，并不能证明渝江公司仅有一枚公章。渝江公司霍尔果斯口岸使用的公章不仅一枚，且使用公章的也不是同一个人，多个人在使用该公司的公章。渝江公司提出经鉴定涉案公章与公司备用章不一致，向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没有受理。渝江公司对所出现的多枚公章未登报声明，不追究使用者的债权责任，损害多家经营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渝江公司辩称，刘兵不是渝江公司员工，与公司无任何关系，案涉工程并非渝江公司承接。刘兵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内部承包协议及设备租赁合同，均是伪造渝江公司印章，委托书上的公章是从内部承包协议彩印复制而来。案涉工程是刘兵与五家设备租赁公司签订的合同，五份合同上都是用的案涉虚假印章。张兰英配件店称该公司使用多枚印章无任何事实和证据。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刘兵述称，当时渝江公司投资经营者的陈传富持有渝江公司的整套公章，签订案涉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用于双方内部结算，并出具委托书用于对外代表公司渝江公司办理案涉工程的一切事务。之后其与张兰英配件店签订了租赁合同，并进行结算。结算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其不应承担责任。 张兰英配件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渝江公司、刘兵支付塔吊租赁费124，066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渝江公司、刘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0日，渝江公司代表陈传富委托刘兵全权代理渝江公司霍尔果斯自由贸易区阿拉伯美食街工程的一切事务，并派遣贾江利进行工程现场管理，刘兵向渝江公司交纳管理费。同年7月26日，程洪文（张兰英丈夫）与刘兵、韩锐（刘兵指派的工作人员）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约定承租张兰英配件店塔机，租金8,000元／月。2017年8月10日，双方进行结算，确定塔吊租金124，066元。张兰英配件店向渝江公司、刘兵催讨租金未果。2016年9月，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渝江公司自行委托衡诚中心对加盖在有关案涉工程合同上的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渝江公司备案印章与有关案涉合同上的印章印文不一致，伊犁州相关部门暂时取消对渝江公司建设领域“黑名单”惩戒。渝江公司在自治区涉案的多起建筑领域合同纠纷均申请了印章鉴定，鉴定意见均为对外印章印文与该公司备案印章印文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渝江公司的辩解理由。渝江公司辩称，其未签订过案涉合同，也未委托过刘兵，塔机租赁合同和委托书上的印章系伪造，张兰英配件店诉请的事实与其无关。公章有效性与合同效力密切相关，在商事实践中，有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存在有多枚印章的情况。对于使用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在当事人已经充分证明公司对外使用多枚印章及渝江公司对外印章不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渝江公司不得以对外使用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为由主张签订合同对其没有约束力。只要公司知晓对外公章的存在、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则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对公司同样具有约束力。对于同一公章，公司不能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分别选择有效或无效，只要在曾经承认其效力的，不论该公章是否与备案公章一致，又或是伪造的，在另一交易中的使用均应有效。虽然有多份鉴定意见的结论备案公章与对外公章不一致，但渝江公司对案涉多起公章不一致的合同纠纷，均提出相同抗辩，显然知晓对外公章的存在、使用，刘兵当庭陈述渝江公司使用过的公章不止一枚，合同当事人难以有效识别合同书上加盖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章是否为渝江公司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或备案登记的印章。本案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规定的情形。而渝江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并非只有备案的一枚，故在公司的公章不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即使通过鉴定证明使用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甚至属于伪造的，仅以此为由难以否认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由于渝江公司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罔顾交易安全，其应对加盖备案公章不一致或者伪造的公章的合同承担责任。因此，案涉合同对渝江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渝江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其关于案涉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印文不真实、案涉合同与其无关的抗辩不能成立。另，渝江公司申请对本案塔机租赁合同公章进行鉴定、否认向非渝江公司的人员出具委托的辩解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亦不影响渝江公司承担合同义务，该申请和辩解理由，均不予采纳。二、刘兵与渝江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还是挂靠关系。所谓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的重要特征是委托人才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者，受托人除可享有委托合同约定的费用外不享有其他任何权利，也不必履行其他任何委托合同以外的义务。所谓挂靠，是指没有资质的施工人或资质低的施工人（即挂靠人）借用有资质或资质高的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揽工程并向其交纳管理费的行为。即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施工。挂靠施工的重要特征是挂靠人在施工中自负盈亏并需向被挂靠人支付管理费。本案中，渝江公司以施工单位的名义与张兰英配件店签订塔机租赁合同，刘兵非渝江公司工作人员，其作为实际施工人，案涉合同义务事实上都由刘兵代为履行，渝江公司收取管理费，只是在名义上派员督管，并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组织工人施工、材料设备采购租赁、相关款项的领付、与合作对象的对账清算等各方面都是由刘兵负责。从上述事实可知，虽然渝江公司给刘兵出具了委托书，但实质是刘兵通过借用渝江公司的建筑资质承接工程，渝江公司则出借其建筑资质收取管理费用，刘兵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自负盈亏、自主分配。刘兵与渝江公司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承包关系，也不是代理关系，而是借用渝江公司建筑资质的挂靠与被挂靠关系。故刘兵辩称其是渝江公司的代理人，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三、关于刘兵与渝江公司各自承担何种责任。案涉合同的租赁设备均用于建设阿拉伯美食街工程，本案纠纷系阿拉伯美食街工程的一部分。刘兵作为该工程的实际经营者与塔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对张兰英配件店主张的设备租赁费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刘兵通过借用渝江公司的建筑资质顺利承接到案涉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出借资质行为是国家法律严格禁止的行为。渝江公司违法出借资质，具有明显过错。而且，渝江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出借资质收取管理费、取得利益的同时，应当清楚并承担其出借资质以被挂靠者的名义对外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利法律后果，加强对借用人及其承建工程的监督和管理，减少各项风险和纠纷的发生。本案中，渝江公司出借资质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一定的利益，其在取得利益的同时就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时其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违法出借资质及管理上的过失，对本案纠纷的发生有一定责任。渝江公司未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放任借用人个人大量承租合作对象建筑设备而不支付租金，渝江公司存在过错，其应当在挂靠人刘兵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渝江公司、刘兵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刘兵是案涉塔机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与张兰英配件店形成的结算凭证真实可信，予以确认，故对张兰英配件店主张的设备租赁费124，066元予以支持。同时，渝江公司明知多枚印章存在并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罔顾交易安全，作为被挂靠方出借建筑资质，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张兰英配件店租金未得到清偿存在因果关系，渝江公司应当在刘兵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刘兵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兰英配件店塔吊租赁费124，066元，渝江公司在刘兵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刘兵负担。 渝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兰英配件店对渝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张兰英配件店认可塔机租赁合同加盖的渝江公司印章与霍尔果斯市共创建筑设备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共创租赁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加盖的渝江公司印章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016年9月，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渝江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自行委托衡诚中心，在霍尔果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调取检材即2016年7月8日盖印有“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的《劳务内部承包协议书》原件与样本2016年10月14日盖印有“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渝江公司工商档案中调取2012、2013、2015、2016年度，盖印“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的样本材料5张原件。经鉴定鉴定意见为2016年7月8日《劳务内部承包协议书》上盖印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盖印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2018年5月17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新0104民初6760号生效民事判决，查实1.2016年6月13日的《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第1页上方留有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与备案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2．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20日的《委托书》上落款处留有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与备案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2018年1月3日，一审法院委托衡诚中心，对2016年7月1日与共创租赁部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乙方落款处盖印有“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文与渝江公司备案印文是否为同一印章印文进行鉴定。2018年1月29日，衡诚中心作出新衡诚文鉴字［2018］第0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盖印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备案印文不是同一印文。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渝江公司是否是案涉塔机租赁合同相对方，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首先，张兰英配件店主张渝江公司是案涉塔机租赁合同相对方，并据此要求渝江公司承担责任，其提供了加盖有“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的塔机租赁合同。但经审理查明，塔机租赁合同中加盖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共创租赁部提供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中盖有的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而共创租赁部提供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盖印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渝江公司备案印文不是同一印文。由此可知，案涉塔机租赁合同中加盖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渝江公司备案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同时，张兰英配件店也再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渝江公司在外使用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渝江公司非塔机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其次，张兰英以渝江公司出具给刘兵的《委托书》，主张刘兵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系代理渝江公司的行为，渝江公司应承担责任。因《委托书》盖印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文已被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4民初6760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与渝江公司备案印文不是同一印文，刘兵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的行为并不代表渝江公司。鉴于以上两点，刘兵在没有取得渝江公司代理权的情况下与张兰英配件店签订塔机租赁合同，该塔机租赁合同对渝江公司不发生效力，应由行为人刘兵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渝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二审判决：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2018）新4004民初365号民事判决；二、刘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伊宁市张兰英塔吊配件店塔吊租赁费124，066元；三、驳回伊宁市张兰英塔吊配件店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81元，合计4,431元，由刘兵负担。 再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对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渝江公司应否承担清偿责任。关于刘兵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职务行为与企业职工的身份有关，当行为人与被代表人或被代理人具有职务关系（劳动关系），在其职权范围内，以被代表人或被代理人名义所为之行为，为职务行为；而在双方关系平等（非职务行为）、虽有职务行为但仅为一般工作人员或非依职权行为的情况下，满足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为表见代理。刘兵与渝江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并非渝江公司工作人员，刘兵承包案涉工程及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均系个人行为，在外观上不足以被社会公众认为是执行职务，因此，刘兵签订并履行租赁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 关于刘兵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首先，刘兵提交的《工程内部承包协议》留有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鉴印文，经鉴定与渝江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委托书中加盖的“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鉴系彩色复印产生，刘兵向张兰英配件店出具的委托书、内部承包协议（复印件），并非渝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是以案外人“陈传富”的名义签字，刘兵未提交证据证明“陈传富”与渝江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次，根据2017年5月31日霍尔果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同年6月2日伊犁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关于解除对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惩戒的证明》及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撤销新疆渝江**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严重不良行为记录的通知》，可以证实案涉工程于2016年7月施工，同年9月因建设方失联，未支付农民工工资已停工，渝江公司于2017年5月举证案涉工程相关施工合同伪造公章的事实。刘兵与张兰英配件店于2017年8月10日出具结算单，结算单载明2017年3月至7月刘兵仍在使用租赁设备并计算租金，在工程已停工，渝江公司已证实印章不真实，且因农民工工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张兰英配件店仍与刘兵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并进行结算有悖常理。第三，根据查明事实，渝江公司未参与案涉工程承包及履行，未向刘兵支付过工程款。刘兵施工过程中，将工程保证金支付给“陈传富”个人，亦未向渝江公司主张过工程款。张兰英配件店将租赁设备交付给刘兵指定人员，而非渝江公司工作人员。至本案诉讼前，张兰英配件店亦未向渝江公司主张过租赁费，且刘兵持有与张兰英配件店签订合同产生的期待利益，归属与刘兵个人。因此，结合上述缔约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张兰英配件店作为相对人，虽然提交了委托书、内部承包协议等表象形式要素，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刘兵具有代理权。张兰英配件店对刘兵具有代理权的合理信赖与渝江公司的行为之间不具有牵连性，其合理信赖的形成与渝江公司毫无关系。故刘兵以公司名义对外租赁合同的行为，即不能构成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渝江公司不承担表见代理的后果。 综上所述，张兰英配件店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新40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琳 审 判 员  阿丽拉 审 判 员  马雯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努巴克 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