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12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1972年3月1日生，汉族，现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朱云立，系阜新市细河区方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利峰，男，汉族，1955年8月16日生，现住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委托代理人：付士杰，辽宁红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成平，男，汉族，1955年4月26日生，现住辽宁省黑山县。委托代理人：张绍文，辽宁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高利峰因与被上诉人赵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92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上诉请求及理由：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阜蒙县人民法院(2020)辽092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4年10月24日，因本案原审被告高利峰经营煤炭销售，需要资金，上诉人帮助高利峰向被上诉人赵成平借款十五万元，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出具了十八万元的借据，2015年2月2日，此借款的实际使用人高利峰重新给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据一份，并且在借款人处签名，原审法庭调查时，原审被告对重新出具的借据无异议，在高利峰给被上诉人重新出具的借据上，上诉人在证明人处签字，对于高利峰给被上诉人重新出具了借据，说明此借款高利峰是实际的借款使用人，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高利峰作为债务人，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经出具的借据已明确，上诉人只是证明人。2014年10月24日上诉人签名的借据，经过被上诉人与高利峰协商合意认可，并于2015年2月2日重新出具借据，允许上诉人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名，应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利峰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己不是借款人。2014年10月24日的借据因三方认可的重新出具的借据，2014年原始借据应属于作废的借据，已无法律效力。原审判决不宜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二、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9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存入被上诉人银行卡(帐户名62×××19赵成平)三万元，是上诉人偿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此汇款发生在2014年10月24日借款之后，虽然被上诉人否认，但有三万元汇款的事实存在，被上诉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不是还款，原审判决应认定三万元是还款。3、被上诉人以2014年10月24日的借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借款经2015年2月2日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高利峰协商合意后，重新出具了借据，明确了债务关系，并允许上诉人作为证明人签名，可以说明此借款已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应向高利峰单独主张权利。2015年2月2日后，被上诉人从未找过上诉人，被上诉人与高利峰2016年1月9日又重新出具的委托书及借款承诺书，上诉人不知情不在场，被上诉人原审法庭调查时举证的2015年重新出据的借据，2016年的委托书、承诺书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年至2016年间向高利峰催要过借款，未找过上诉人，被上诉人以2014年10月24日的借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无法律依据，也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调查时，被上诉人也未有任何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出现过中止情形，原审判决以高利峰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和“超杰电厂小票”，现仍在原告处，就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持有对己有利的证据材料和积极行动主张权利是不同的概念，原审仅己被上诉人持有相关证据，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高利峰辩称，1.2014年10月24日刘伟从赵成平处借款，二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高利峰与赵成平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上高利峰名字是刘伟写的，对高利峰不产生效力。2.赵成平已经一次转给刘伟借款15万元，事后刘伟经农行已还给赵成平借款3万元，证明赵成平与刘伟已经互为履行借款还款义务。3.刘伟说借款高利峰使用了，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借条上没有写高利峰需要资金及利息事项。4.2015年2月2日，高利峰给赵成平出具欠条是帮忙还债或者是帮忙拖延还债行为，不是保证债务转让行为，因为赵成平作为债权人在第一审起诉时并没有列高利峰为被告，是后来刘伟申请追加的，同时，刘伟在2015年2月2日欠条上把自己写为证明人是为了逃避还款责任，不然赵成平起诉时为何仍告刘伟而不告高利峰，综上，高利峰与赵成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及连带还款责任。赵成平辩称，一审法院调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高利峰上诉请求及理由：一、撤销阜蒙县法院(2020)辽092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依法审理改判；二、判决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原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伟)共同承担给付15万元欠款责任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现向上级法院陈述事实理由如下：一、2014年10月24日是刘伟向赵成平借款，上诉人根本不认识赵成平，所以当时借条上上诉人的名字是刘伟给写上去的，据此上诉人与赵成平不存在借贷关系；二、上诉人后来给赵成平出具委托书等手续本意是帮助刘伟还借款，是帮忙关系，而不是保证还款关系，所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给付欠款责任属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2014年10月24日借条上上诉人名字不是本人所签写，由此上诉人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故不应承担借款合同还款义务，假如认定上诉人有责任，那么刘伟已还借款3万元应在15万当中扣除。刘伟辩称，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高利峰，上诉人帮助高利峰向赵成平借款，用于煤炭经营，原审法庭调查时高利峰也承认向赵成平的借款用于购买煤炭，2015年2月2日，高利峰作为借款的实际使用人重新给赵成平出具了借据，明确了高利峰与赵成平的借贷关系，刘伟是证明人，2016年1月9日高利峰又赵成平出具了委托书等也说明高利峰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高利峰应承担还款责任，刘伟于2014年11月29日存入赵成平帐户的3万元应认为是还款。赵成平辩称，一审法院调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赵成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8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2014年10月24日共同向原告借款15万元，该借款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以转支的方式转给刘伟，被告刘伟给原告打了一张18万元的借条，借条上载明“在11月末还清”，借款人项下刘伟署上刘伟、高利峰两人的名字。2014年11月29日，刘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存入原告银行卡（账号户名62×××19赵成平）3万元。针对案涉借款，2015年2月2日，高利峰又给原告出具一份18万元欠条。2016年1月9日，高利峰书面承诺，“欠赵成平壹拾捌万在1月20日付拾万，如还不上委托书升校（生效）”，高利峰书面承诺中提到的委托书是指其“委托赵成平去超杰电厂拿小票结账五十万”的委托书。后高利峰将“超杰电厂小票”交付原告，该小票现仍在原告处，原告未能在超杰电厂结款。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欠条上，分别有二被告本人签字，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被告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因涉案借款实际借款额为15万元，借贷双方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确，本院仅支持二被告共同还款15万元，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18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2014年11月29日刘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存入原告银行卡（账号户名62×××19赵成平）3万元，且二被告主张已经偿还原告借款，但原告否认2014年11月29日刘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存入原告银行卡（账号户名62×××19赵成平）3万元与偿还案涉借款有关联，且2014年11月29日之后高利峰给原告出具的欠条、承诺书仍载明欠原告18万元，说明2014年11月29日刘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存入原告银行卡（账号户名62×××19赵成平）3万元与偿还案涉借款无关，二被告曾偿还原告案涉借款不能成立，对于二被告的已经偿还原告借款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高利峰给原告的“委托赵成平去超杰电厂拿小票结账五十万”的委托书和“超杰电厂小票”现仍在原告处，说明原告一直追索案涉借款，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二被告刘伟、高利峰偿还原告赵成平借款1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负担650元，二被告共同负担325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二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分别出具的借条和欠条上都有两人的签字，二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借条和欠条签字确认，应当视为对该笔欠款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均称已经偿还3万元欠款，但在上诉人刘伟将3万元存入被上诉人银行卡后，上诉人高利峰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仍载明是18万元，因此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用于偿还欠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上诉人刘伟和高利峰各负担3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晓东审判员  乔丹青审判员  于 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马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