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17民初1024号原告：陈林霞，女，197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被告：叶建红，女，197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林霞与被告叶建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林霞、被告叶建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均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申请三个月庭外调解期限，未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林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叶建红偿还原告欠款87759元（本金）；二、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叶建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叶建红系朋友关系，相识20余年，交往密切。2014年上半年，被告多次打电话请原告到餐馆吃饭，并要求原告一起到重庆为被告帮忙做服装批发生意。两人互知根底，原告应允了，原告于同年8月2日去重庆与被告见了面。8月28日，被告急需周转，让原告转款52800元现金给她。因两人个人关系太好，当即就通过建行转给了被告。看在如此姐妹之情，原告在之后又分几次向被告出借现金共计34959元，原告也一直未叫被告打借条。后来，因多种原因，原告离开重庆回到了武汉市新洲区。被告再三向原告承诺还钱。但被告分文未还，还经常联系不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叶建红辩称：一、被告叶建红与原告陈林霞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所谓的借款是投资行为，且投资失败与被告无关，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亏损。原告在诉状上说明了，原告是去重庆与被告一起做服装生意，随后就有了2014年8月28日52800元的转账这一事实，不难看出，该52800元实则是原告出资合伙的钱。另外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中记载的“因做连锁经营69800的原因，是叶建红邀约陈林霞去重庆，现已都放弃，各自损失十多万，叶建红承诺补偿陈林霞87759元”中，此不难看出，陈林霞系自愿与叶建红投资“连锁经营69800”项目，而投资失败。众所周知，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应当为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风险。本案原告亲身前往重庆考察7天，感觉有利可图，便自愿投资做生意，原告应当为自己投资行为承担亏损的风险。被告没有任何义务为原告承担投资失败带来的风险。原告的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状中陈诉的事实与提交的证据记载的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其主张的事实真伪不辩自明。二、被告是在原告胁迫之下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内容应无效。被告是在原告等人威逼胁迫骚扰之下，违背真实意愿而作承诺。根据合同法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原、被告间共同投资，投资失败后，原告在深知损失无法追回的情况下，对此骚扰恐吓被告，要求被告承担她的损失，被告无奈之下作出明显超出原告52800元投资款的金钱补偿承诺。被告没有法定的补偿义务，不是在原告威逼之下，被告不可能甘愿作出明显于己不利的书面承诺。三、原告主张称该34959元系被告多次现金借款，没有事实依据。该金额有整有零，原告实不知该金额是如何计算，如何得来。四、原告所投资的生意是违法的，属于非法投资，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投资的“连锁经营69800”系经过中央电视台多次曝光的“1040工程”，属非法传销。（该类传销中，传销组织者会要求刚加入的成员直接购买21个“股份”，共计69800元，不仅可以直接升级为“主任”，而且立刻就获得19000元的返现。成为正式“股东”后，每发展一个成员都有返利，发展成员越多所拿返利越多。如果成功晋级为老总后，就可以分配老总奖金，老总奖金来源于每个份额的48%。其下线每发展一个成员，均可获得10500元的返利，一直领到第三代下线会员达到老总级别为止。此时第一代成员自动出局，要想再进入组织就要从头开始。就这样这个传销组织声称，一个成员从加入组织到最后出局，在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所谓的“资本运作”最高可获得1040万元的回报，这便是“1040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号复函规定，涉嫌非法传销的民间借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五、原告主张的权利，诉讼时效已过。《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期限是三年，本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为2017年1月1日，原告最迟应于2020年1月1日前向被告主张权利，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驳回。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是在原告的胁迫之下作出补偿承诺，承诺内容无效，原告所进行的投资是非法投资，属于违法行为，“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不予保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审查认定的证据和庭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陈林霞与被告叶建红认识二十多年的朋友关系，且日常交往密切，情同姐妹。2014年上半年，被告邀约原告到重庆一起做生意。同年8月2日，原告只身前往重庆，当日与被告沟通后，被告称不是做服装批发生意是做项目，并向原告介绍该项目需投资69800元，考察七天，如果原告认同该项目可投资。原告交纳69800元投资款后，在次月即可返还19000元，且会在原告名下再放一个人，如此便可返还更多资金。原告陈林霞向他人借款17000元，交给了被告叶建红的上级管理人王斌（音），当时叶建红不在场。时隔几日，原告返回武汉市新洲区，2014年8月28日，陈林霞按叶建红的要求从自己的建行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叶建红的建行卡转款52800元，至此，补齐前述的项目投资款合计69800元。叶建红称该款已上交至王斌（音）名下，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原告投资69800元后，返还了19000元。2014年10月，原告认为该项目不能继续经营，便提前返回武汉市新洲区。从原告陈林霞和叶建红间的手机短信往来反映出，2015年起，因该项目投资失败，陈林霞的弟弟也参与了投资，弟媳找其要款，陈林霞称是叶建红邀其去重庆的，就找叶建红要求退款，叶建红告知该款已打给上级管理人了，并同意和陈林霞一起去找“吴总、沈总”催要退款，陈林霞回复“不可能，打电话有么用，去重庆是你叫去的，我就找你，我等下去你家”还多次到叶建红家中，讨要说法。2015年4月29日陈林霞向叶建红发短信称“那你先想办法借一万元钱我，我打借条，后面我们再一起想办法明天去重庆”叶建红回复“每天（笔误，应为“明天”）下午联系见面”。2015年4月30日，叶建红回复“下午3点左右在中商雕琢见面，和汪哥（系叶建红的姐夫哥）借一万（元）钱，你把借条写好”，当日被告出借10000元现金给原告。以后，陈林霞多次向叶建红催要款项，2015年5月5日，叶建红向陈林霞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因做连锁经营（69800）的原因，是叶建红邀约陈林霞去重庆，现已都放弃，各自损失十多万元，叶建红承诺两年内补偿陈林霞现金87759元，承诺2017年元月1日前补偿，如未兑现本人承诺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和法律引起的经济损失。承诺书的下方备注“陈林霞在补偿的两年之内不得骚扰叶建红（字迹不清晰，疑似“包括短信”）包括到家闹，如果叶建红两年内搬家第一时间通知陈林霞”。2015年5月7日，陈林霞向叶建红发短信，内容为“我整晚整晚睡不着，就是因为你我原来蛮好的日子现在过得一团糟，你想尽千方百计骗我去重庆，害我丢了工作还有我的血汗钱……”。2017年1月16日22时许，陈林霞至叶建红家中讨要说法，将叶建红家中卫生间玻璃打破。叶建红向110报警。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邾城街邾城派出所接110报警后派两名警察，于22时22分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警情内容叶建红因介绍陈林霞到重庆做“1040阳光工程（传销）”，造成陈林霞损失69800元而引发的纠纷，已现场调解并告知陈林霞可向法院起诉。陈林霞向本院邾城法庭对叶建红提起诉讼，法庭于2019年12月26日，对该案进行了诉前调解的预立案登记，后因疫情原因耽搁。陈林霞于2020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另查明：2015年5月5日，叶建红出具承诺书中的87759元金额中，34959元是计算出来的金额，陈林霞并没有出借该34959元给叶建红；本案约定的债务履行期为2017年1月1日，在未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时间为2020年1月1日。陈林霞于2019年12月5日向本院邾城法庭起诉叶建红。原、被告之间没有存在借贷关系。另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本案中“1040阳光工程”的传销组织的魏汉斌（男，1977年7月2日出生，武汉市新洲区人，挖掘机驾驶员）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刑终407号刑事裁定书]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的刑事判决。连锁经营（69800）项目实为缴纳69800元加入“1040”传销组织。本院认为，本案为传销行为而引起的债权债务纠纷。原告陈林霞起诉陈述与被告叶建红一起做服装批发生意，却没有实质合作内容，也没有合作协议，同时也无法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请求被告偿还原告欠款87759元，结合被告的答辩，本案符合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谋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原、被告的行为为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第一条“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传销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由于其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交易上的隐蔽性、传销人员的分散性等特点，加之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不法分子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严重背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利用传销吸收党政机关干部、现役军人、全日制在校学生等参与经商，严重破坏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的规定，传销是非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对于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传销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下发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一审和二审案件，也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办理，但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各方当事人的工作，防止矛盾激化。据上规定，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且，传销系非法活动，属打击之列，因其面向社会，涉及人数多，法院个案受理难以保护所有参加传销人的利益和打击传销非法活动，故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林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994元，鉴于原告陈林霞系低收入困难家庭在立案时本院已作免于交纳处理，故不存在退还原告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志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张逸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