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2民终14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道强，男，1975年5月6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荣，新疆威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车建新，男，1964年12月2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平，新疆典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绿友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乌苏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乌鲁木齐北路**（原供销社**）。 负责人：车建新，新疆绿友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乌苏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平，新疆典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道强与上诉人车建新、新疆绿友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乌苏分公司（以下简称绿友乌苏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新4202民初15号民事判决，孙道强、车建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新42民终91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新4202民初1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新4202民初768号民事判决，孙道强、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道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荣，上诉人车建新及其与上诉人绿友乌苏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道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是经双方对账后签订，该事实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说得很清楚，双方依据小票对账后，被上诉人将小票收回双方签订协议。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支付了200多万元欠款，剩余70多万元未支付。绿友乌苏分公司称协议中确定的劳务费不是绿友乌苏分公司的，上诉人也认可当时是车建新找上诉人干活的，协议也是车建新出具，既然如此车建新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不合适，一审只判绿友乌苏分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 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辩称，1．上诉人孙道强与绿友乌苏分公司的职员郜志刚涉嫌诈骗罪，我们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接受，涉案金额462多万元。2．一审中关键证据协议书系上诉人强迫车建新进行书写，一审法院遗漏了报案说明关键证据。3．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协议书中的工程是否真的存在，没有依职权调查，也没有核实真实情况。且在车建新多次提出报警说明的情况之下一审法院没有向公安机关核实，所以协议书不足以证明其载明的内容真实，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孙道强的诉讼请求。 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道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依据孙道强胁迫车建新签署的协议书认定了不存在的事实，不深入查明工程款的具体项目由来和组成。一审中上诉人出示了受胁迫签署协议书后的报警记录，一审未置评价。 孙道强辩称，1．协议书系车建新本人起草，在原一审15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已经查实，当时车建新提交的一个清单的背面有手写的草稿协议书，车建新认可其本人书写的，这个草稿跟我们提交的协议书内容一致，就是没有签字。车建新在15号案件中陈述该协议书是他对账完以后核实再签字，整个过程说明没有胁迫行为。2.从2017年到现在车建新一直说是胁迫，没有提交过任何胁迫的证据，且在签订协议后1年内，未撤销也未向任何机关报案，时至今日也没有举出胁迫的证据，所以说胁迫不存在。3．协议签订以后车建新还向孙道强支付过30多万元，如果有胁迫怎么可能再支付价款。4．车建新在一审中提供正升公司的会计出庭作证。会计与孙道强对账将小票收回，由会计给孙道强出具对账凭证，最终这些对账凭证全部交付车建新进行算账，所有小票收回以后，车建新出具该协议。综上，上诉人说的胁迫不存在。 孙道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劳务费736,412元，逾期利息77,544元（736,412元×5.85‰/月×18个月，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索款交通费500元，合计810,14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至2013年间，原告孙道强为被告绿友乌苏分公司提供拉运土方等劳务。2016年4月1日，被告车建新作为甲方，原告孙道强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协议载明：“经双方就2012年至2013年在乌苏市拉运土方等事宜进行合算，根据乙方提供的单据、车数、回单，分为三项：一、挂靠绿友乌苏分公司金额为952,980元；二、2012年春季至2012年秋季拉运土方、机械费等，根据开具的单据、车数，金额为1,944,952元；三、2013年春季拉黄土金额为551,450元；以上三项合计3,449,382元；四、甲乙双方对账时出现价格争议，为此双方共同让步，在乙方提出的总计量上减去300,000元，即双方确定的欠款金额为3,149,382元。后又注明总价再扣30,000元税金于5月份付清。”另查明，1．被告车建新称《协议书》是原告打印好直接让其签字，内容是原告事先写好的，但在被告车建新提供的拉运土方统计表的背面，有被告车建新手写的协议书的底稿；2．被告车建新未提供《协议书》系原告胁迫其签订的相关证据；3．被告车建新与被告绿友乌苏分公司未提供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劳务费的证据，也未提供已支付的劳务费的数额的相关证据；4．原告未提供主张交通费的相关证据，在庭审过程中，自愿放弃对交通费的主张；5．被告绿友乌苏分公司自认在2013年后未在乌苏市承揽过工程；6．原告孙道强认可协议书第一项确定的952,980元劳务费，被告绿友乌苏分公司已支付完毕；7．原告孙道强认可被告车建新已向其支付劳务费2,382,970元；8．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4.35%。9．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绿友乌苏分公司负责人车建新在2012年4月16日之前系新疆正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市分公司的负责人，新疆正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市分公司2012年4月16日之后的负责人系李保银。10．庭审中，证人陈霞出庭证实，陈霞曾任正升乌苏分公司出纳，当时绿友乌苏分公司与正升乌苏分公司财务室使用同一间办公室，受李保银安排，陈霞帮绿友乌苏分公司整理孙道强的运输票据并根据票据制作表格，孙道强所提交的运输票据属绿友乌苏分公司。车建新于4月2日书写一份批条，内容载明“请李保银、郜志刚核实工程量，必须收回每车运距，清单（小票）给予确认运输地点、时间、发票人、收票人、单位，假一扣四，且无出具假票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道强与被告车建新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在《协议书》中确定被告车建新欠原告劳务费3,149,382元，扣减30,000元税金，剩余3,119,382元。被告车建新称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劳务费，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已经支付的数额，被告车建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孙道强认可被告车建新已向其支付劳务费2,382,970元，依法予以确认，即被告车建新尚欠原告劳务费736,412元（3,119,382元-2,382,970元）未付，对于原告主张由二被告支付劳务费736,412元的诉讼请求，因车建新系绿友乌苏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字属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被告车建新辩称“孙道强提供的运输部分属于正升公司”，因证人陈霞的证言以及车建新在4月2日出具的关于委托正升公司负责人李保银核实孙道强的运输发票的批条，能够证实孙道强提供的运输属绿友公司，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讼争欠款应由绿友乌苏分公司承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6年5月，现被告未按约定时间付款，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资金占用的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但原告计算有误，应为19个月。关于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一年期贷款的利率4.35%/年计算较为妥当，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50,720元（736,412元×4.35%/年÷12个月×19个月，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被告车建新未提供《协议书》系原告胁迫其签订的相关证据，且被告车建新称《协议书》是原告打印好直接让其签字的，内容是原告事先写好的，但在被告车建新提供的拉运土方统计表的背面，有被告车建新手写的《协议书》的底稿，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车建新与被告绿友乌苏分公司未提供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劳务费的证据，也未提供已支付的劳务费的数额的相关证据，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绿友乌苏分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道强支付劳务费736,412元，利息50,720元，合计787,132元；二、驳回原告孙道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提供证据：1．绿友乌苏分公司出具的证明；2．杜氏园林项目负责人闫超出具的证明；3．新疆禾嘉汇生态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4．乌苏市公安局委托审计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5．绿友乌苏分公司的报案材料；6．乌苏市发改委（2015）66号文件。用以证明：协议中所涉及的项目并非绿友乌苏分公司承接，2010年至今没有对外挂靠行为。孙道强质证称，对第一份证明不认可，绿友乌苏分公司就是本案的被告，证明的落款处没有出具人的签章，从形式要件上也不合法，在（2018）新4202民初1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当中，绿友乌苏分公司明确表示劳务费已支付完毕，说的就是协议书当中的第一项，这一点上诉人也是认可的。第二份证明因闫超本人没有出庭，无法核实真实性，所以不认可。第三份证明不认可，因为无相应的招投标文件或者合同来证实，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报告当中没有委托书，公安局立案以后才能委托，没有立案通知书，没有说明谁提交的材料，鉴定的移交笔录也没有，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对文件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进一步证实车建新个人与孙道强之间签订协议的可能性。对报案材料，我们到派出所核实过没有报警记录，110没有接警记录，对报案材料不认可。 绿友乌苏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属当事人陈述，孙道强不认可，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未提供证据佐证，所以本院对该证明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闫超及新疆禾嘉汇生态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证据，出具人员未出庭作证，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亦未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据印证，故本院对该二份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绿友乌苏分公司的报案材料中载明证据线索详见审计报告，未提供乌苏市公安局立案及委托审计的证据，故本院对报案材料及审计报告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争议焦点：1.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2．车建新应否向孙道强承担给付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孙道强提供与上诉人车建新签订的协议，协议载明双方确定应向孙道强支付的款项及扣减款项。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称协议系受胁迫签订，对此，提供的证据报警说明无出具人签名，亦未提供公安机关接警出警记录等证据佐证，且车建新于一审庭审中认可协议由其先签字，认可手写的协议底稿是其书写，同时结合协议签订后向孙道强支付款项的事实，一审认定协议为债权债务凭证正确，车建新、绿友乌苏分公司称受胁迫签订协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车建新系上诉人绿友乌苏分公司的负责人，车建新与绿友乌苏分公司称孙道强自认收到的款项2,382,970元，均为绿友乌苏分公司转账支付，孙道强对此未能举证反驳，亦未举证所涉项目为车建新个人承揽，因此一审认定车建新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关债权债务由绿友乌苏分公司承担正确，孙道强主张车建新与绿友乌苏分公司共同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根据协议确定的应付款3,119,382元-已付款2,382,970元=736,412元，判决绿友乌苏分公司向孙道强给付剩余劳务费736,412元及对应利息50,720元正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72.60元，由孙道强负担470.60元，车建新、新疆绿友园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乌苏分公司负担11,9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印 新 红 审判员  刘  琳 审判员  古丽格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孙  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