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14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国光，男，196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盘锦市兴隆台区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超，盘锦市兴隆台区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云，女，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井岩（与刘凤云系夫妻关系），男，196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上诉人赵国光因与被上诉人刘凤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9）辽1103民初3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国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孙超，被上诉人刘凤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井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国光向本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盘锦市兴隆台区2019辽11**民初字3657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193000元货款。三、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经营、销售、结算三种形式。上诉人是水产品批发的经营者，被上诉人是水产品经营的个体销售者。被上诉人自2012年开始至2017年12月末止向上诉人处批发水产品。他们水产品经营、销售、结算方式是：(一)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所需要的水产品送至被上诉人处，经过工作人员的验收、检斤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两张小票，双方各执一份。(二)双方结算视被上诉人资金情况不定期结款以小票为准。举例说明：如果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结款五万元，上诉人只须在小票中找出N张能够凑足五万元的小票交给被上诉人即可。这些小票不受时间，数额的限制。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结算的小票有可能发生在2012年，也可能发生在2013年14年。或者是2015年16年的没结算，却把2017年的结算了，理由是已经结算小票的数额与给付的货款数额能够相符即可。那么上诉人手中的剩余小票，仍可与被上诉人随时结算。(三)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欠条，欠条作为催款的凭证。二、双方供货结款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结算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2016年2月1日，2月6日被上诉人分别向上诉人还款一万元，两万元，2016年4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五万元。之后，双方进行结算尚欠四万元，故被上诉人刘凤云打欠条四万元，时间为2016年9月16日。第二个时间段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6年9月16日，双方结算时，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16日上诉人赵国光送货小票应在手中，(因刘凤云无钱结款)至2017年12月31日止小票全在赵国光手中，双方也没对账。刘凤云本意是想支付给赵国光2015年之前欠款的四万元，于2017年5月7日至14日，刘凤云给赵国光五万元货款，并在微信中说(你把那条拿过来，我这里再找出一万元，完了咱俩对账)。赵国光认为，欠条是经过双方对账出的欠据，法律效力远比收货小票效力大，故把2016年1至6月收货小票合计50800元，交与刘凤云以抵五万元货款，并自愿免除800元零钱，到2017年12月末，赵国光手中持有四万元欠条和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12月份只有3日、4日、28日、29日四天送货小票)323张收货小票，合计人民币185279元。2017年12月中上旬被上诉人刘凤云同意给结算，上诉人便将小票交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既没结算也没打条于2018年6月将送货小票退给上诉人。第三个阶段是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由于兴隆大厦欠刘凤云1**余万货款，因资金周转困难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份在外环富态冷库水产河蟹批发市场成立了“云朵水产品经销处”。由于被上诉人不给上诉人兑账和结款，上诉人便停止供货。在被上诉人一再要求下，并答应从2018年1月起直至双方终止销售，被上诉人刘凤云对上诉人赵国光供货开始即时结清货款。由此可以说明2018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电话索要欠条催款与2018年经营结算无关。三、一审判决三个错误原因。一是一审法院违背证据规则的规定，认定案件事实。上诉人所持有的被上诉人2016年9月19日给上诉人打的四万元欠条，和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货小票323张总计145279元。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这是直接的、真实的、原始书证，其证明效力远远大于其他证据。尽管上诉人在原一审诉讼时对事实做出了错误的叙述，但在重审时做出了纠正，并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就应该依法确认上诉人所述事实。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将已经结算完的还款金额计算在应还货款数额上，和抓住上诉人原一审错误叙述事实，而认定案件事实，其判决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判决。二是原审原告起诉时，依照欠条，2016年9月19日时间，作为欠四万元为节点，是赵国光对案件事实错误的叙述，经过赵国光认真回忆，四万元是2015年之前的欠款，在2016年9月19日结算后确认欠四万元是双方购销水产品实际情况。按照法律规定，赵国光依法享有增加、变更、撤销诉讼请求权利、向法院如实陈述的权利，该判决不考虑案件的事实，完全以上诉人错误的叙述起诉，认定法律事实是错误的。三是判决不以本案双方实际交易方式，被上诉人资金情况认定案件事实，而以日常逻辑及生活经验认定事实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判决结果。比如：2016年2月1日，2月6日还款一万元、两万元；2016年4月18日银行转款5万元；日常逻辑及生活经验应该是2016年2月1日，2月6日还一万元，两万元应该说明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的欠款，以及多少张小票为准，假如说有时间、有鱼的品种、有欠海鲜货的斤数和欠款金额，也不可能是正好三万元货款，所以上诉人前面述说的结款方式是根据被上诉人资金情况，啥时有，啥时给钱，多有多给，少有少给，无法按照日常逻辑和生活经验进行及时结算。四、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欠款193000元。因为上诉人赵国光将售货小票交与刘凤云后，手中只有四万元欠条，其他无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凤云尚欠上诉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海鲜货证据，故上诉人多次电话催促刘凤云及其丈夫黄井岩二人，要求二人一兑账，二要求打欠条，第三或者把小票退回，故产生了三次电话录音。(一)2018年1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凤云录音证明欠款一个是9.3万元，一个是6.6万元；(二)2018年4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凤云录音，刘凤云承认欠15万多元；(三)2018年5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丈夫，本案诉讼代理人，刘凤云销售海鲜经营直接参与者黄井岩电话录音。上诉人赵国光向黄井岩声明欠款153000元，要求补欠条，黄同意补条，对欠款金额没提出异议，(指的是2016年、2017年售货小票)，并一再声明，打个欠条或把拿去的小票退给我。由于三个录音资料证明以下三个问题:一、赵国光2015年以前货款已经结算，2016年至2017年未销售小票均在被上诉人刘凤云手里，退回的小票钱数只能少不能多，是经过被上诉人认可的；二、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小票合计金额153000元；三、赵国光三次录音，刘凤云、黄井岩根本没提出索要4万元欠条之事，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用2016年1月1日至6月末的50800元收款小票，作为收被上诉人给付五万元货款相抵，被上诉人是认可的事实，不存在被上诉人还款5万元，上诉人没把4万元欠条退给被上诉人问题。二审中，上诉人变更了上诉状中的部分内容，变更的内容与原上诉状内容及一审中陈述的事实均不一致。因此，本院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上诉状内容为准。 刘凤云书面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状很多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基本逻辑，是为达到非法占用他人财物而进行的虚假陈述。1、从2012年起到2016年9月19日止至少几十次结款，每次结款都是先凭小票对账，确实货款额，结清截止到一定时间的货款，有钱给钱，没钱打欠条，从未像上诉人的上诉状中称的“如果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结款5万元，上诉人只须在小票中找出N张能够凑足5万元的小票交给被上诉人即可”。2、上诉人所说的小票是双方送货、接货、退货、核对送货斤数对账的凭证。双方必须凭小票定期对账，扣除错误的、退货的、价格不实的等最后确定货款额。另外，服务员收货时小票只是写斤数和单价，金额是不计算的，金额是对账时计算和后填上的。3、上诉人在一审的起诉状中写明：“至2016年9月19日止，经双方结算后给一部分现金，尚欠4万元并出一张欠条”。发回重审后，上诉人虽自相矛盾的更改了自述的事实，但仍称：至2015年末双方结清了大部分货款，尚欠原告4万元。显然上诉人的前两次的民事起诉状都明确的说明：结清了截止到一定日期的货款的事实。然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却说不定期随时拿小票结款。明显的虚假陈述，前后矛盾。4、双方定期对账，定期结算，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也是上诉人一审陈述的事实，上诉人之所以虚假陈述无非是想为自己用过期小票重复索要辩解。二、上诉人自相矛盾的歪曲事实，违背民事诉讼证据禁反言规则。截止2016年9月19日前的货款是否全部结清这是本案最关键点。2016年9月19日结清货款这一上诉人自述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上诉人出尔反尔。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上诉人想凭无理、无据、违背逻辑的自相矛盾的虚假陈述，否定这一关键事实是违反了民事诉讼规则的禁反言原则。三、2017年7月被上诉人微信转给上诉人5万元的问题。大量的证据和事实及上诉人的陈述都证明：被上诉人结清了2016年9月19日前的全部欠款。而上诉人却说：把2016年1月至6月的收货小票合计50800元交于刘凤云以抵顶2017年7月微信付给上诉人的5万元货款。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上诉人称将2016年1月至6月的收货小票给我方的服务员张玉红了，张一审出庭时否认了。被上诉人在微信说的非常明确“给你5万元，你把欠条拿回来，再找出一万元，完了咱俩对账”。上诉人默认还表示感谢。四、上诉人所谓的新证据不能证明什么问题。1、上诉人说三次通话，一是要求对账，二是要求找欠条，三是要小票。也就是说三次通话前还没对账，打电话也不是对账，电话的金额就没有意义。2、双方结款从来都是凭送货小票对账，对清楚后确定数额结款。从来不用电话对账。五、作废小票重复索要。2016年9月19日以前的货款全部结清是上诉人自述的，各种证据证明的事实，那么2016年9月19日前的送货小票就作废了，上诉人拿出2016年9月19日之前和2015年的送货小票再通过法庭重复索要就是犯罪。六、上诉人的上诉动机。上诉状说“三次录音，刘凤云、黄井岩根本没提出索要4万元欠条之事，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用2016年1月至6月的50800元的小票，作为收被上诉人给付五万元货款相抵，是被上诉人认可的事实”根本不是事实。三次录音被上诉人没提索要4万元欠条，一是因为没必要，二是不便。首先，微信转账清清楚楚，被上诉人在微信也说得明明白白，到时候对这部分账，结这部分账时，有凭有据的说不迟。电话不是对账、结款，没必要说。其次，电话受场合、环境时间等情况制约也不便说。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希望二审维持原判。 赵国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凤云支付赵国光货款185279元；2、涉诉费用由刘凤云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赵国光系海鲜销售个体户，向刘凤云在兴隆大厦经营的摊位上提供海鲜。在赵国光向刘凤云提供海鲜的过程中，由刘凤云或刘凤云雇佣的人员在赵国光提供海鲜的供货小票上进行签字确认，供货小票各持一份，提供一段时间海鲜后由双方对供货小票进行核实结算，再由刘凤云对货款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给付。刘凤云分别于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6日分别向赵国光还款1万元、2万元，并于2016年4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赵国光支付5万元。双方经核实结算后，至2016年9月19日刘凤云尚欠赵国光4万元整，并向赵国光出具了欠条。2016年9月19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赵国光继续向刘凤云提供海鲜，此期间的海鲜货款共计107278元。刘凤云于2017年7月5日至7月14日通过微信转账共转给赵国光5万元，并在7月14日转账完后明确告知赵国光“一共给你打过去5万块钱，完了你把那个欠条给我拿回来，我这里再找出1万块钱，完了咱两再对账，听没听见”。刘凤云支付完最后一笔5万元货款后，剩余货款刘凤云未再向赵国光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包括：一、赵国光与刘凤云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凤云在庭审中辩称其与赵国光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仅为达洋水产公司的代理人，对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理由在于：赵国光自始至终都是在向刘凤云个人提供海鲜，与刘凤云个人进行结算，由刘凤云个人向赵国光支付货款，赵国光根本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达洋公司的存在，且赵国光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均陈述其受雇于刘凤云，刘凤云辩称的其与达洋公司以及达洋公司与兴隆百货集团公司间的关系为其三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与赵国光无关，故刘凤云辩称的其与赵国光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意见不予支持，即与赵国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即为刘凤云。二、刘凤云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欠条中的4万元是截至2015年年末的欠款数额还是截至2016年9月19日的欠款数额。赵国光主张该4万元是截至2015年年末的欠款数额，刘凤云辩称该4万元为截至2016年9月19日的欠款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刘凤云的抗辩意见成立，理由在于：1、赵国光在诉讼中存在否认其自己主张的情形，该案为发回重审案件，在原一审中赵国光在其向法院提供的起诉状中陈述，该4万元为截至2016年9月19日的欠款数额，在原一审判决后，刘凤云提起上诉的程序中赵国光否认了自己陈述的事实，将该4万元欠款的截至时间提前至2015年年末，不仅存在前后不一的表述，也同样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禁反言原则，当事人对其自认的事实在不存在法定情形时是不可随意撤销的；2、赵国光主张该4万元为截至2015年年末的观点不符合日常逻辑及生活经验。赵国光认为刘凤云在2017年7月5日至7月14日间通过微信转账的5万元是刘凤云偿还201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的货款，那么按照赵国光的逻辑或者说是计算方法，至2016年9月19日刘凤云向赵国光出具欠条时刘凤云至少欠赵国光9万元，那么为何仅向赵国光出具了4万元的欠条，这为明显不符合日常逻辑情形之一，另，刘凤云向赵国光通过微信转账5万元，如按赵国光所言的欠条中的4万元为截至2015年年末的欠款数额，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或者习惯刘凤云也应是先偿还2015年年末的4万元，而非掐头去尾后偿还201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的货款，此为不符合逻辑的情形之二；3、从证据规则的角度看，刘凤云在向赵国光出具的欠条中明确写明“欠赵国光现金4万元整”，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该欠条中并不存在该4万元为截至2015年年末的字样，从该证据本身而言，该4万元即为截至2016年9月19日的欠款数额，另，刘凤云在通过微信转账5万元后明确表明赵国光需将2016年9月19日的欠条返还，并抵销2016年9月19日之后的货款1万元，对此赵国光并未提出不同意见。三、赵国光提供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19日的送货小票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如二所述，刘凤云于2016年9月19日经与赵国光进行对账后向赵国光出具了4万元的欠条，意即至2016年9月19日共欠赵国光4万元，故赵国光提供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19日的送货小票不能作为刘凤云另欠货款的凭证，赵国光不能依据该送货小票向刘凤云另行主张权利。四、刘凤云尚欠赵国光货款的数额。至2016年9月19日刘凤云欠赵国光货款4万元，2016年9月19日后赵国光继续向刘凤云送货，至2017年12月31日止，赵国光另行向刘凤云供货107278元，那么刘凤云共计欠赵国光的货款为147278元，刘凤云于2017年7月向赵国光通过微信转账偿还5万元，刘凤云尚欠赵国光货款的数额为97278元。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凤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国光货款97278元；二、驳回赵国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6元，由赵国光承担1774元，由刘凤云负担2232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刘凤云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赵国光与刘凤云及其爱人黄井言三次电话录音资料。证明内容：2015年年末前被上诉人欠上诉人4万元。2016年全年和2017年6月到11月份欠上诉人153000元，被上诉人共欠上诉人193000元。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三段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上诉人认为三份录音证明不了上诉人要证明的内容。1、三次打电话不是对账、不是结款、是要小票、要对账、要求打欠条。2、如果电话录音能证明结款金额，录音和小票是完全矛盾的。双方对账从来都是凭送货小票对账，对清楚后确定数额结款，从来不用电话对账；3、上诉人说2018年1月13日通话录音证明欠款一个是9.3万，一个是6.6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了往来欠款是从2016年9月19日到2017年底的，这段时间没有对过账，也没有算过账，又怎么能出来9.3万和6.6万？显然涉及到的钱不是2016年9月到2017年底的，只能是2018年；4、上诉人说2018年4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录音，被上诉人承认欠15万元，从录音看被上诉人并没有承认，是上诉人一再引诱逼迫被上诉人承认，但是被上诉人也并没有承认。后来的15万包含微信转账的15万。扣除微信转账是10万元。5、本代理人从不参加被上诉人的任何账目结算事宜，双方往来欠款额我一点不知。上诉人赵国光向我声明欠多少钱我只能听一听，我当然不能承认与否认。6、对账借款有票必须凭小票，不能凭通话，三段录音中提到的欠款额都是上诉人引诱强逼，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承认。经审查，上诉人通过录音想要证明：“2015年年末前被上诉人欠上诉人4万元。2016年全年和2017年6月到11月份欠上诉人153000元，被上诉人共欠上诉人193000元”。而上诉人在原一审的起诉状中称4万元欠条为截至2016年9月19日的欠款数额，后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又将该4万元欠款的截至时间提前至2015年年末；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之前均陈述2017年7月微信收到的5万元抵扣的是2016年1月至6月的货款。而在本案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又变更上诉状内容，称5万元抵扣的是2017年1月至5月的货款。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仅凭录音内容证明不了上诉人要证明的上述内容，也推翻不了上诉人之前在一审、二审中的陈述。综上，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赵国光与刘凤云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欠付货款的数额问题。1、关于4万元欠条是截止到哪个时间点的欠款。赵国光上诉称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4万元欠条是截止到2015年年底的欠款。刘凤云方称该欠条是截止到2016年9月19日的欠款。经审查，欠条上落款时间是2016年9月19日。赵国光在原一审起诉状及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举证中，均称4万元欠条是截止到2016年9月19日。故一审根据欠条内容及赵国光的自认，采信刘凤云方的说法，认定4万元欠条是双方对2016年9月19日之前货款进行对账后得出的欠款额并出具欠条，并无不当。2、关于2017年7月期间通过微信支付的5万元应抵扣哪段时间的货款。赵国光在二审庭审前一直称5万元抵扣的是2016年1月至6月的货款50800元，后赵国光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又推翻了之前的说法，称上述5万元抵扣的是2017年1月至5月的货款50800元。刘凤云方称5万元抵扣的是4万元欠条及2016年9月19日之后的欠款1万元，并在一审中提供了刘凤云与赵国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说法。本院认为，“禁反言”原则系诉讼法中诚信原则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出现前后相互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破坏民事诉讼的整体进展。本案中，上诉人反复出现推翻自认、陈述事实前后矛盾的情况，同时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自认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未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变更后的说法成立，故一审法院采信刘凤云方的说法抵扣货款，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国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6元，由上诉人赵国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 旭 审判员 孙继晨 审判员 温 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宋 扬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