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8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法定代表人：陈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鑫，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慧，辽宁华轩（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科恩特泵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前革村法定代表人：赵正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承志，男，系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法定代表人：易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杰，女，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化集团”）与被上诉人大连科恩特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特公司”）、原审第三人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化股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3民初2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化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不得执行存放于大化集团瑞霖有限公司仓储区内250吨工业碳酸钠；依法确认存放于大化集团瑞霖有限公司仓储区内250吨工业碳酸钠属于上诉人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认为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委托加工协议》未成立，是错误的，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很明确，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而本案中，《委托加工协议》的当事双方即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对于合同的成立无争议，即使被上诉人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对该节事实进行了相反的认定，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在双方盖章之时已经成立，原审法院认为未成立，认定事实错误。3.《委托加工协议》约定：“每个由委托方出具的订单和由加工方出具的对应订单确认函构成一个有效订单”，这个约定是属于合同履行程序，没有按约定出具订单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的瑕疵，但并不能以此认为委托加工协议未成立，更不能以此否认协议的效力。虽然没有具体出具订单、确认函等，但上诉人提交的发票、付款等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实际履行了委托加工协议的内容，双方之间委托关系成立。4.上诉人提供的付款证据中记载是“往来款”，这是会计一般通常的记账方式，结合原审第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能证明上诉人支付的就是加工费。5.包装袋上标注“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字样，只是使用了原审第三人的包装袋，不能以外包装来认定货物所有权人。二、查封的产品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上诉人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财产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财产是否系权利人的判断标准，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2019年度委托加工协议》和付款单据、增值税发票，足以证明案涉被查封物品是上诉人委托原审第三人加工的，财产权属于上诉人。法院对上诉人财产进行查封，查封错误，故应当解除对案涉物品的查封措施。科恩特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一、案涉《委托加工协议》依法未生效。大化集团在上诉状中确认没有给化工公司订单，化工公司也没有出具订单确认函，足以认定案涉《委托加工协议》未生效。二、至庭审时，大化集团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按《委托加工协议》规定提供了主要加工原料给化工公司，所以其提供的所谓增值税发票、银行业务（收付款）回单、电子承兑汇票、出门证等等，均没有《委托加工协议》规定的订单及订单确认函进行比对，与案涉纯碱不具有关联性。纯碱生产需要生产资质，大化集团没有生产纯碱的资质，是不能制作纯碱制造商为大化集团的产品包装袋。化工公司所属行业定性为基础化学制造，具有纯碱的生产与销售资质，大化集团也没有提供案涉纯碱系为大化集团来料加工产品的证据。大化股份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大化集团起诉请求：1.不得执行存放于大化集团瑞霖有限公司仓储区内250吨工业碳酸钠；2.确认存放于大化集团瑞霖有限公司仓储区内250吨工业碳酸钠属于大化集团所有（货物价值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科恩特公司与被告大化股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辽0213民初486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如下：一、被告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大连科恩特泵业有限公司货款2,885,986.07元（其中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60万元，2018年1月30日前支付60万元，2018年3月份起每月支付18万元，连续支付9个月，余款65,986.07元于2018年12月30日前付清）；二、如被告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未支付，应以未付款数额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大连科恩特泵业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三、诉讼费25,29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大连科恩特泵业有限公司负担12,647.5元，被告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647.5元。因被告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执行立案后，申请执行人科恩特公司向本院提出查封被执行人大化股份所有的存放于瑞霖仓储区的工业碳酸钠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辽0213执257号执行裁定，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大化股份所有的存放于瑞霖仓储区的工业碳酸钠250吨。案外人大化集团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本院所查封的工业碳酸钠为其所有要求本院解除查封。本院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20）辽0213执异14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案外人大化集团的异议请求。大化集团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庭审过程中，原告大化集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委托加工协议》一份，委托方为大化集团、加工方为大化股份。主要内容有：“3.1每次委托方需要委托加工产品时，其应向加工方发出附录一所述的订单。3.2订单应被视为委托方向加工方发出的要约。……3.5加工方如果接受订单的，应当向委托方出具订单确认函，确认3.2条的要约。3.6每个由委托方出具的订单和由加工方出具的对应订单确认函构成一个有效订单。”作为合同附件的附录一“订单”所涉的“产品范围”中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均为空白；“生产原料”中的原料名称、型号规格、数量亦均为空白。附录二“订单确认函”中所涉的订单编号、委托方、加工方、下单日、产品详细信息、要求交货日期、交货地点、生产原料信息、生产原料交付日期、其他说明或特殊指示均为空白。另，上述“订单”及“订单确认函”中均载明“本订单、订单确认函适用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订立的《委托加工协议》条款。”再查，大化集团为证实委托加工协议已实际履行，向法庭提供了其向大化股份的付款证据及大化股份为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其中付款证据为工商银行甘井子支行的业务回单。业务回单的“摘要”处载明“往来”“用途”处为空白；后附支票存根五张，时间均在2019年12月30日之后，用途处四张标注“劳务费”，一张标注“往来”；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和2019年12月31日。又查，一审法院查封时，案涉标的物工业碳酸钠堆放于大化股份厂区内的瑞霖仓储区，成袋包装。包装袋标注“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字样。原告大化集团是第三人化工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告大化集团对本院查封的工业碳酸钠是否享有所有权，进而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原告认为其对工业碳酸钠享有所有权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加工协议。原告主张其向第三人大化股份提供原料，委托第三人为其加工工业碳酸钠，第三人加工完毕后，其已向第三人付款，故其享有工业碳酸钠的所有权。而被告科恩特公司则以原告大化集团与第三人大化股份之间并非平等主体、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科恩特公司利益，委托加工协议无效为由进行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是否成立属事实判断，而合同效力则属法律价值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只有在合同依法成立的前提下，才涉及合同的效力判断，否则，合同效力判断便无从谈起。《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表明，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是合同必备条件。本案中，原告大化集团与第三人大化股份约定“每个由委托方出具的订单和由加工方出具的对应订单确认函构成一个有效订单”且“适用双方订立的《委托加工协议》条款”。表明订单及订单确认函系委托加工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订单及订单确认函中应予确认的原料名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下单日、产品详细信息、要求交货日期、交货地点、生产原料信息、生产原料交付日期中包含了合同的必备条款。而本案基于“有效订单”所应具备的产品名称、原料名称、型号规格、数量、下单日、交货日期、交货地点等信息双方均未约定，致使委托加工协议因缺少合同必备的标的和数量条款而未成立。原告不能依据未成立的合同而取得案涉标的物的所有权。另，原告提供的付款证据中体现的是“往来”款，用途处为空白，支票存根用途处载明“劳务费”和“往来”亦不能证明其所付的是加工费。再者，从权利外观上看，包装袋上标注的“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字样亦不能证明原告系工业碳酸钠的所有者。综上，原告认为其为本院查封的工业碳酸钠的所有权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作为案外人的上诉人大化集团应举证证明其对案涉250吨工业碳酸钠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所有权。大化集团虽提交了《委托加工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回单（付款）、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转账支票存根、《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暨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查封的250吨工业碳酸钠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所有权。理由如下：首先，《委托加工协议》系大化集团与大化股份达成的框架协议，其内容中并不包含委托加工产品的种类、数量、规格、加工价格、交货时间、付款方式等具体内容，该《委托加工协议》亦约定：每次委托方需要委托加工产品时，委托方应提供附录一所示订单，由加工方出具附录二所示的订单确认函进行确认，故在大化集团未能提交订单及订单确认函的情况下，仅凭该《委托加工协议》不足以认定大化集团与大化股份形成了案涉工业碳酸钠的委托加工关系；其次，业务回单（付款）、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转账支票存根等支付凭证记载的款项摘要为“往来款”或“劳务费”，不足以认定是支付案涉工业碳酸钠的加工费；再次，大化股份开具给大化集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的名称为劳务、委托加工，但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及2019年12月31日，即法院采取查封措施之后，鉴于大化集团与大化股份的关联关系，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效力不足；最后，案涉工业碳酸钠在大化股份厂区内被查封，属大化股份占有控制之下，产品外包装袋亦标注“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综上，大化集团所举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工业碳酸钠系大化股份受其委托加工生产、其对案涉产品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对此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大化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上诉人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大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红审判员  吴义军审判员  梁 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