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辽07民辖终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霞，女，1974年5月1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郝艳桥，男，1981年8月6日生，满族，住辽宁省。 上诉人王艳霞因与被上诉人郝艳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20）辽0782民初1215号之三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艳霞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存在约定管辖情形，一审法院并非约定管辖的法院，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将此案移送约定管辖的法院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约定的法院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对约定管辖认定为无效条款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关于被上诉人诉求的借条真实性在此不加以评价，在本案实体审理时予以阐明。关于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关键是双方是否有约定，根据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借条”中记载“本人同意如发生诉送（讼），起诉地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案已经约定管辖，既然约定管辖就应当由北京市顺义人民法院进行管辖，一审法院应依法对此案进行移送。关于约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由此可见关于约定管辖无效的情形仅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违反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对受案法院是否有管辖权进行形式审查，一看是否有管辖协议，再看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而本案诉讼标的为47.4万元，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约定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管辖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且自2009年至今上诉人一直在北京市顺义区工作和居住，在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居住证明、已生效法律文书16078号民事判决书，（2015)顺民（商)初字第8283、8284、8285、8286、（2017)京0113民初5580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4126号等民事判决书均已经认定上诉人于2011年11月25日至2015年3月10日一直在北京市顺义区工作和居住。假若被上诉人诉求依据的借条真实存在，约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管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书亦能证明上诉人曾就职的斯迈尔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使用上诉人个人账户进行办公经营事实，现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就认定管辖协议无效，有失法律公允。二、一审法院否认约定管辖条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裁定书认为：“综合本案证据情况，并不能认定北京市顺义区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该管辖协议应认定无效”。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约定管辖既是上诉人经常居住地和工作地，也是被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和工作地。一审法院并未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三性进行论述，且法律明确规定依法生效的法律文书无需当事人举证，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直接臆断约定管辖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由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是有条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此条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前提是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显示约定了管辖法院。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很明确能够确定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无视约定管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错。三、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反法院居中裁判规则，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被上诉人立案材料中有“借条”，该借条约定“本人同意如发生诉送（讼），起诉地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由于存在约定管辖，对被上诉人否认约定管辖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而非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推翻该管辖约定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然而，从始至终上诉人没有看到被上诉人推翻该管辖约定的任何证据材料。综观一审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将此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了，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上诉人已经通过提交证据的形式认定存在约定管辖，被上诉人诉上诉人的依据仍是具有约定管辖的原协议，且被上诉人也未主张其协议中关于约定管辖内容是无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自认，一审法院应依法对此案进行移送。被上诉人未主张约定管辖无效，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关于管辖权异议申请属于违背了法院居中裁判规则。被上诉人通过自己提交的证据已经认可关于管辖权的约定，而法院无视被上诉人这种自认产生的法律后果，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四、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依据是债权转让协议，关于协议管辖约定属于诉权的规定，其一并转让给被上诉人，那么原协议应当对被上诉人有约束力，应当按照约定管辖法院受理此案，一审法院依法将此案移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管辖是有法律依据的。且最高法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指出，“管辖法院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就是确定的，稳定了当事人的预期，更主要是能杜绝当事人通过改变住所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管辖法院的现象发生。举重以明轻，通过单方面转让合同的方式变更管辖法院的行为，自也不应被支持。五、上诉人关于管辖权的一些情况说明。上诉人从没签署过被上诉人立案材料中的“借条”，借条中“本人同意如发生诉送（讼），起诉地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该约定管辖指向三个关联地，即张某住所地、上诉人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三者都能成立，因为张**时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斯迈尔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某的姐夫，斯迈尔公司当时因经营困难四处借钱，后又进行新三板上市融资，斯迈尔公司实际控制人杜某在2014年找其姐夫张某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仅是当时借用上诉人的个人账户用于办公经营，上诉人并不认识张某本人。斯迈尔公司曾因官司被天津法院查封，用上诉人个人账户过账。张某转给上诉人的两个10万元，已悉数转入斯迈尔公司账户。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管辖权异议时，还提供了（2015)顺民初字第16078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证明上诉人自2011年8月起即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斯迈尔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上班，2015年3月从该公司离职。2014年全年在该公司上班，上诉人同期借住在北京市顺义区。显然，无论是张某住所地、上诉人住所地还是借款合同履行地，约定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管辖都是成立的。以上，呈请二审法院据实依法、公正裁判。 被上诉人郝艳桥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案外人张某将其对上诉人王艳霞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郝艳桥，被上诉人郝艳桥依据2014年载有上诉人王艳霞签字的借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案涉借条中明确载明“本人同意如发生诉送（讼），起诉地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且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初字第**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王艳霞于2011年8月至2015年2月入职住所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斯迈尔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结合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西赵各庄村村民委员会给上诉人王艳霞出具的居住证明，能够证明2014年案涉借条形成时上诉人王艳霞的工作及居住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借条约定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起诉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管辖协议应合法有效，对债权受让人即被上诉人郝艳桥具有法律约束力，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而原审法院认为管辖协议无效并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不当，本院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20）辽0782民初1215号之三民事裁定； 二、本案移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处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 锐 审判员 吕会杰 审判员 方结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魏圆芳 书记员王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