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7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嘉欣，女，199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琪，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燕，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凯迪，男，199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黄嘉欣因与被上诉人吴凯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嘉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琪、被上诉人吴凯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嘉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凯迪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吴凯迪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吴凯迪、黄嘉欣之间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黄嘉欣从未向吴凯迪发出过借款意思表示，吴凯迪作为债权人，应依法对双方达成借贷合意进行举证。吴凯迪在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仅依据与黄嘉欣之间的往来转账凭证无法证实涉案款项性质系借款，吴凯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吴凯迪主张转出的全部款项是借款，黄嘉欣转回的全部款项是还款，差额部分应偿还，该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双方曾是情侣关系，恋爱期间因日常消费、旅游、购物、社交活动发生频繁的转账往来，多数费用由黄嘉欣对外支出。双方除涉案转账期间外，在其他时间段也发生过频繁转账往来，款项性质应为双方对彼此的赠与。故吴凯迪以某一时间段的转账总额作为诉求的借款本金总额，无事实依据。一审庭审中，吴凯迪承认“本案与黄嘉欣相互转账中部分为刷银行流水”，且黄嘉欣曾代吴凯迪向案外人转账。据此，双方往来转账的原因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引起，转账款项的性质也非借款，吴凯迪主张差额部分的款项性质为借款，无事实依据。综上，吴凯迪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既不符合形式要件也不符合实质要件。若仅以吴凯迪转账的金额高于黄嘉欣转回的金额就推定黄嘉欣欠付吴凯迪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黄嘉欣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上述期间黄嘉欣每月转账给吴凯迪的3000元为黄嘉欣的还款”系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前后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涉案款项性质系其他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作证的情况下，不应仅通过逻辑推理片面地认定案件事实。同时，黄嘉欣曾代吴凯迪向案外人还款，在转款时备注“代吴凯迪转账还款”，吴凯迪一审庭审时对该事实进行确认。由此可见，双方曾因为不同事由进行转账往来，一审法院应结合双方的关系、历史往来、经济情况、负债情况、转账习惯等综合判断，而不应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进行主观臆断。一审法院由此推断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实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黄嘉欣在收取吴凯迪转账，并承诺还款后无按约还款，显属违约”系认定事实错误。黄嘉欣未作出过任何借款意思表示，更未作出过还款承诺，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及基础事实的情况下片面作出事实认定实属无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更不存在其他的借款及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始终应由吴凯迪承担。（二）双方共同确认恋爱关系、旅游及消费的事实，恋爱期间的消费转账均属相互赠与行为，吴凯迪作为理性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赠与行为作出理性的判断及选择，如黄嘉欣不同意吴凯迪处分受赠的财产，则不应作出赠与行为。且吴凯迪是否同意黄嘉欣将其转账用于共同消费不是本案的审理焦点，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吴凯迪辩称，一审判决已经是非常符合法律的事实。吴凯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嘉欣向吴凯迪归还尚欠本金353011.52元；2.黄嘉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0日，吴凯迪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通过网上银行收到800000元，该账户此时余额为800000.88元；当天，吴凯迪分两笔合共将50000元转账至黄嘉欣尾号为4530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中；2017年12月21日，吴凯迪上述银行卡又分别转账10018元及12626元至黄嘉欣上述尾号为4530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及尾号为483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同日，黄嘉欣名下上述尾号为483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023元、尾号为4530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0106.43元至吴凯迪上述中国工商银行卡中；此后，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2018年4月18日止，吴凯迪、黄嘉欣双方该三账户之间均频繁发生上述类似的一天（次日或隔日）之内多笔、金额不固定（多带零头）的相互转账，累计至2018年4月28日，吴凯迪上述银行卡转账至黄嘉欣名下上述两账户及其他账户的金额为合共为1614935.41元；黄嘉欣从其名下上述两账户及其他账户转账至吴凯迪上述银行卡的金额合共为1199706.84元，上述相互转账之间金额的差额为415228.57元。2018年12月1日，黄嘉欣通过微信向吴凯迪发送征询其是否报名入职中国人寿云助理平台从事打卡工作的短信；2019年3月1日，吴凯迪通过微信向黄嘉欣发送“老板，你上个月没出粮比我啊”“老板，等你发工资比我啊”的短信。2019年1月28日，黄嘉欣尾号为9475的账户转账3000元至吴凯迪尾号为3110的账户中；2019年3月1日，黄嘉欣尾号为3886的账户转账3000元至吴凯迪上述尾号为4916的银行卡中，在该次转账中黄嘉欣备注为“2月还款”；2019年3月31日，黄嘉欣通过支付宝账户向吴凯迪支付宝账户转账3000元，在该次转账中黄嘉欣备注为“3月期”；2019年3月31日，黄嘉欣通过支付宝账户向吴凯迪支付宝账户转账1800元，在该次转账中黄嘉欣备注为“4月期”；2019年5月31日，黄嘉欣通过支付宝账户向吴凯迪支付宝账户转账3000元，在该次转账中黄嘉欣备注为“5月”。吴凯迪经黄嘉欣介绍于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在中国人寿云助理平台工作，吴凯迪名下尾号为2173的广发银行账户分别于2019年2月26日、3月25日、4月26日收到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通过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工资，该三次转账摘要均写为“入金”。吴凯迪、黄嘉欣于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4月为情侣关系，两人未共同生活。又查明，一审庭审中吴凯迪陈述，上述黄嘉欣于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5月31日通过银行账户、支付宝向吴凯迪支付的款项为黄嘉欣按承诺向吴凯迪支付的每月还款3000元，吴凯迪于2019年3月1日通过微信向黄嘉欣发送的短信“老板，等你发工资比我啊”，系催促黄嘉欣按承诺还款，并非催要工资；黄嘉欣则陈述，上述转账为黄嘉欣介绍吴凯迪入职中国人寿云助理平台从事打卡工作，其获得增员奖，基于吴凯迪的请求其向吴凯迪发放的款项。另查明，一审庭审后吴凯迪提交《情况说明》表示，一审庭审明确的诉讼请求要求黄嘉欣偿还借款353011.52元，系其一审庭审前根据自行抄录的吴凯迪、黄嘉欣之间相互转账的数额计算出的差额，因抄录存在遗漏的情况故计算结果比实际差额少，其确认愿按照庭审明确的数额向黄嘉欣主张本案的权利；吴凯迪另确认黄嘉欣已按照承诺将2019年1月至5月的每月还款3000元支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1.黄嘉欣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每月向吴凯迪支付的3000元是还款，抑或是黄嘉欣主张的为向吴凯迪发放的增员奖？一审庭审中，吴凯迪提供银行转账的摘要及支付宝转账的备注主张上述期间黄嘉欣每月向吴凯迪支付的3000元是还款，而黄嘉欣则提供吴凯迪于2019年3月1日向其发送的短信，主张该每月支付的3000元为向吴凯迪发放增员奖。一审法院认为，从该期间黄嘉欣向吴凯迪转账时连续自行备注“2月还款”“3月期”“4月期”……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双方按约定还款时备注的交易习惯；如确如黄嘉欣主张的为向吴凯迪发放增员奖，则按常理黄嘉欣应备注为“X月增员奖”，而非还款等；至于黄嘉欣在一审庭审中抗辩解释备注“还款”的意思是让吴凯迪去还款，而非黄嘉欣还款给吴凯迪，该抗辩解释明显亦与常理不符，且与前述抗辩主张存在不一致之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法采纳吴凯迪的主张，上述期间黄嘉欣每月转账给吴凯迪的3000元为黄嘉欣的还款。2.吴凯迪、黄嘉欣之间是否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吴凯迪提交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与黄嘉欣账户相互转账之间的差额及与黄嘉欣在支付宝聊天的截图，主张黄嘉欣欠其借款353011.52元尚未偿还；黄嘉欣抗辩认为吴凯迪提交的相互转账记录，存在相互转账间隔时间短，多为次日或隔日即回转，且金额存在零散、不固定的情况，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黄嘉欣与吴凯迪之间不构成借贷关系；黄嘉欣另提交其名下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旅行团团友群的聊天记录、酒店订单详情等证实与吴凯迪的转账往来为用于两人为情侣期间共同出游，提交与黄嘉欣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群聊天记录，证实黄嘉欣要求其代刷银行流水、及与吴凯迪共同接受培训、合作投资购买产品销售赢利；黄嘉欣又提交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及民生银行账户的电子银行回单，证实在吴凯迪提交的本案相互转账之前，吴凯迪、黄嘉欣之间已有相互转账，本案的相互转账并非黄嘉欣向吴凯迪的借款，黄嘉欣与吴凯迪的转账中有代吴凯迪向第三人支付的情况。吴凯迪在一审庭审质证中承认本案与吴凯迪的相互转账中部分为刷银行流水，但认为不应有30多万元的差额。一审法院审查黄嘉欣提交的证据，有明确证据证明黄嘉欣为与吴凯迪两人出境消费支出的数额为10504.02元，其余的消费支出有的未显示与吴凯迪有关、有的支出发生于本案吴凯迪主张的涉案款项往来之前；对于黄嘉欣主张与吴凯迪合作投资购买产品销售赢利，因除黄嘉欣提供的建群时的几句聊天（吴凯迪在其中并无实质的发言）外，并无实质证据证明两人合作投资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对黄嘉欣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黄嘉欣抗辩主张收到吴凯迪的转账为代吴凯迪向第三人支付，审查黄嘉欣提交的证据，除于2018年2月21日向案外人蔡衡转账4240元时备注了为代吴凯迪转账还款外，其余转账多发生于本案吴凯迪主张的涉案往来之前，黄嘉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些转账与本案吴凯迪所主张款项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对黄嘉欣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鉴于黄嘉欣并未能举证证明其用于两人境外消费的支出及代吴凯迪还款为吴凯迪同意其从收到吴凯迪的转账款中支付，又鉴于即使减除上述黄嘉欣主张用于两人消费的支出及代吴凯迪转账还款的数额（10504.02+4240=14744.02元），吴凯迪、黄嘉欣之间相互转账的差额与黄嘉欣支出相抵后的剩余差额400484.55元（415228.57-14744.02元=400484.55）与吴凯迪本案主张为借款的353011.52元之间尚有47473.03元的差距，结合上述对黄嘉欣最近转账备注为“还款”的分析认定，一审法院依法采纳吴凯迪的主张，确认吴凯迪起诉要求黄嘉欣偿还的353011.52元为黄嘉欣尚欠吴凯迪的借款。根据以上对吴凯迪、黄嘉欣双方争议的事实及证据的分析认定，可确认本案吴凯迪、黄嘉欣之间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本案吴凯迪主张的欠款数额比吴凯迪、黄嘉欣双方相互转账的差额少，黄嘉欣在收取吴凯迪转账，并承诺还款后无按约还款，显属违约，一审法院对吴凯迪要求黄嘉欣偿还借款353011.52元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黄嘉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借款353011.52元给吴凯迪。如黄嘉欣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98元，由黄嘉欣负担3298元（案件受理费吴凯迪已预交，同意一审法院不予退回，由黄嘉欣在判决法律生效之日迳付给吴凯迪）。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嘉欣提交一份署名为李桂娇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案外人李桂娇是吴凯迪与黄嘉欣的共同好友，李桂娇在吴凯迪与黄嘉欣恋爱及合作期间，共同前往香港及日本出游，过程中黄嘉欣对外承担了双方共同的花费，证实黄嘉欣的消费支出，其中包括与吴凯迪共同的花费产生的转账记录。吴凯迪质证称，李桂娇没有到庭，没有办法核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可能是一份伪造的证明文件。本院认为，黄嘉欣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该《证人证言》，且黄嘉欣在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李桂娇不能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审时，黄嘉欣称，对吴凯迪本案起诉给黄嘉欣的款项是共同花费或者赠与的消费，双方从未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吴凯迪从未向黄嘉欣发出借款的要约。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黄嘉欣是否在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向吴凯迪借款353011.52元未偿还。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吴凯迪提供的证据证实从2017年12月20日起至2018年4月28日其向黄嘉欣转账共计1614935.41元，黄嘉欣向其转账共计1199706.84元，相互之间转账差额为415228.57元。其次，黄嘉欣主张上述1614935.41元均是其为吴凯迪刷银行流水，但黄嘉欣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将双方转账差额全部支付给吴凯迪。黄嘉欣主张上述1614935.41元包含双方合作投资的盈利，但未提供双方合作投资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再次，黄嘉欣主张上述1614935.41元是共同花费或者赠与的消费、以及其在2017年12月20日之后有代吴凯迪向案外人支付款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共同花费、赠与及代支付的款项超出上述415228.57元与本案诉讼标的353011.52元的差额。最后，黄嘉欣在2019年1月至5月期间，每月向吴凯迪支付3000元，其中在2019年3月1日转账3000元时备注“2月还款”。黄嘉欣主张上述每月3000元转账款是向吴凯迪发放的增员奖，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吴凯迪对此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2月26日、3月25日、4月26日已收到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通过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的工资，故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每月3000元是黄嘉欣向吴凯迪的还款并无不当。综上，黄嘉欣对其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即使减除黄嘉欣主张用于两人消费的支出及代吴凯迪转账还款的数额，吴凯迪、黄嘉欣之间相互转账的差额与黄嘉欣支出相抵后的剩余差额与吴凯迪本案主张为借款的353011.52元之间尚有差距，并认定吴凯迪起诉要求黄嘉欣偿还的353011.52元为黄嘉欣尚欠吴凯迪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黄嘉欣主张其在2017年12月20日之前代吴凯迪支付的款项，黄嘉欣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涉案借款有关，一审判决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黄嘉欣对该部分款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黄嘉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95元，由黄嘉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