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5年12月9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吉林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吉林寒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1985年12月4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吉林丁凤礼（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2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于2020年12月2日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被上诉人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某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王某与吴某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吴某主张的赠与和共同消费关系。（一）双方不可能是赠与法律关系。根据双方的转款记录来看，王某给吴某的转款数额较大，例如有一笔转款为3.8万元，还有如1万元、几千元不等，试想王某当时是联通公司的普通职工，每月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怎会无故赠与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赠与3.8万元已超过王某一年的工资，这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常理。另外，如果是赠与的话，那么吴某为何还要转款给王某呢？既然是赠与就不需要偿还，就没有吴某给王某转款的必要，特别是双方分手后吴某给王某的几笔转款更加难以让人理解，双方都已经分手了为什么吴某还要给王某转款呢？如果说赠与是基于双方的感情，那么分手以后双方已没有了感情，吴某再赠与给王某财产根本解释不通。（二）双方不可能是共同消费关系。按照生活常识二人在处朋友期间如果是共同消费应该转款给商家，如购物转款给商场，如吃饭转款给饭店，他们之间相互转款所用于共同消费，岂不违反生活常理？（三）如上所述吴某原审主张的赠与法律关系、共同消费法律关系根本是不成立的，王某与吴某之间不存在其他的交易行为，既然不是赠与或者共同消费，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否则不会出现王某无缘无故给吴某钱款，吴某又无缘无故偿还钱款的事情。二、在认定事实方面，一审判决认定的也不够全面。一审时虽然吴某举证了多笔吴某给王某的转款，庭审后王某对转款进行了核实，其中大部分是吴某转给王某的业务款项，王某已将钱款转给了联通公司，不属于还款。还有几笔是吴某转给王某的业务款，因业务不成王某当即退还给吴某，有退还凭证，这些问题王某将在二审阶段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说明。综上，王某认为，王某和吴某之间除借贷法律关系之外，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吴某拖欠的借款必须予以偿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保护王某的合法权益。吴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王某的上诉请求。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吴某立即偿还借款84,271元及利息（以84,271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8年9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吴某曾为同事和恋人关系。王某于2015年7月到2017年2月期间给吴某转款36笔，共计139,251.18元。吴某自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分40余笔给王某转款共计1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王某主张与吴某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对借款合同关系存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微信账单详情截图、光大银行和建设银行流水单、支付宝收支明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吴某没有异议，但认为双方存在多笔互相转账记录，是馈赠和共同消费，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吴某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23份、支付宝转账记录26份，用以证明双方系赠与关系。王某对吴某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12笔，共计10,840元为双方工作时的客户宽带费用。王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向吴某多次转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王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作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3元，由王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某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2016年2月3日，王某向吴某转款1万元的微信截图。证明：该1万元也是吴某向王某的借款，因该笔借款吴某于当日归还王某，故在一审借款明细中未提及该笔款项。吴某发表质证意见为：确实收到了2016年2月3日的这笔转款1万元，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借款，是共同生活期间没有钱了相互转款的行为。吴某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吉林市船营区独立路通讯器材商店个体户信息、经营者信息一份；证据二，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一份。这两份证据共同证明2015年5月26日王某以殷凤云的名义注册的吉林市船营区独立路通讯器材商店，通讯器材商店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签订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代理“销售、开户入网、业务代办、代收费”等电信业务。在工商登记上的联系电话和代理协议上留的联系电话均是王某的电话号。证据三，个体户注销情况、经营者信息一份；证据四，渠道建档信息一份。证据三、四共同证明王某将经营的电信业务转兑给了崔晨雨，崔晨雨于2017年6月28日在原来的经营场所，注册了吉林市船营区晨雨手机配件商店，继续经营开户、入网业务代办、代收费等电信业务。证据五、殷凤云家庭成员情况证明。证明殷凤云是王某的母亲。以上证据共同证明王某与吴某在恋爱、共同生活期间共同经营“营业厅等电信业务”，部分时间是财产混同，不存在借贷关系，为了经营出现部分资金往来。王某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王某和殷凤云之间确系母女关系，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王某与吴某之间存在合伙经营行为，更不能证明王某主张的借款是二人之间的合伙经营往来。通过吴某举证的个体户信息可以看出该个体户核准日期是2016年5月31日，营业期限是2015年5月26日，核准之后才可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王某主张的36笔转款其中有25笔发生在该个体工商户核准日期之前，进一步说明了双方转款与该个体工商户无任何关系，其中在代理协议第14页业绩承诺协议书，承诺时间是2015年12月，即使按照该时间也有13笔转款发生在该承诺时间之前，进一步佐证了王某的转款与其母亲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无任何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王某提供的微信截图真实性应予以确认，但依据该证据并不能排他性地确认该款项为借款，且王某在一审时未及时提供该份证据，应承担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故对证明问题不予采信。吴某提供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5月26日，王某的母亲殷凤云为经营者注册成立吉林市船营区独立路通讯器材商店（个体工商户），该通讯器材商店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签订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代理“销售、开户入网、业务代办、代收费”等电信业务。在注册登记信息上留存的联系电话和代理协议上留存的联系电话均是王某使用的电话号码。王某与吴某均认可双方往来款项中有部分为吉林市船营区独立路通讯器材商店办理宽带交费等业务的款项。本院认为，王某向吴某账户有多笔转款事实存在，但吴某账户向王某账户也有多笔转款，而王某并未能提供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的相关证据。结合王某与吴某间曾是恋人关系，吴某对双方款项往来用途作出了解释，并提供了个体户信息等相应证据，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王某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并不能认定王某和吴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0元，由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卢佳欢审判员 任宝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马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