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9001民初2295号 原告：代羊安，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和布赛尔蒙古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达飞，新疆天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河子康田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住所地:石河子市石莫公路**。 法定代表人：李明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恒军，新疆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渭南市黑马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良田办大寨村div> 法定代表人：马兴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建民，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代羊安与被告石河子康田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公司）、第三人渭南市黑马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马肥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依职权追加黑马肥业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代羊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达飞、被告康田公司法定代理人李明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恒军，第三人黑马肥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代羊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577.44元（打“益封顶”的费用5440元，无人机打“缩节胺”的费用4800元，人工打顶劳务费8000元，棉花减产损失78280.3元，鉴定费4057.14元）；2.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底7月初，原告经人介绍从被告处购买用于棉花打顶用的“益封顶”，使用后发现效果不佳，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原告又在棉花地打了“缩节胺”，仍然不能达到封顶的效果，双方就赔偿未达成协议，原告就损失诉至法院。 被告康田公司辩称，1、原告陈述事实不属实，原告从来没有从被告处买过农资产品，被告不清楚原告有无打过“益封顶”或者“缩节胺”。2017年7月25日，丁XX以技术指导服务为名，要求被告到了查和特乡后，被原告等人围堵，胁迫被告签订了协议。原告自行委托鉴定未通知被告到场，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不认可；2、原告把被告列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合，被告将农资出售给了丁XX而不是原告，应当把丁XX列为被告。3、原、被告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受到了胁迫，内容显失公平，应予撤销。4、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作的《技术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理由如下：（1）、鉴定单位不属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鉴定单位，该文件不属于司法鉴定结论。（2）、原告未经人民法院允许，单方委托鉴定不合法；（3）、鉴定程序不合法；（4）、被鉴定的棉花地址不明；（5）、鉴定时机错误；（6）、对鉴定意见书中关于基本案情的表述不认可；（7）、被鉴定棉花地及对照地间调查统计表中不认可。5、原告的棉花如有减产是其耽误了农时造成，人工打顶应在7月1日前完成。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事实不成立，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应予撤销，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及财产损失事实不成立，原告使用本案产品后，产量高于本地其他人的人工打顶后的棉花产量，损失不存在，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黑马肥业公司辩称，原告方在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是虚构的，本案应该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019年6月底7月初，原告称是经人介绍到被告处购买了“益封顶”，但是原告又在法庭举证证明委托了丁XX购买，法庭查明被告从未到过原告处，所以我们认为其理由是虚假，事实不真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是本案原告，被委托人是方凌云、丁XX，并申请证人丁XX出庭陈述，证实2019年初，原告委托这两人到被告处购买农药及匹配的肥料；2.原告提交发货付款单两份，一份是用于购买“益封顶”，总金额67200元，实际支付被告62200元，另外一张是购买“孕花蕾铃多”肥料，金额是120000元，证实原告委托丁XX在被告处购买了农药及肥料。证实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发货付款单第三人也作为证据提交。3.原告提交被告康田公司的宣传单，证明本案买卖的标的物就是宣传单上的物品。上述三组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被告将产品卖给184团农乐农业发展公司的丁XX，不是卖给原告。对授权委托书的证据三性不认可，本案实际销售“益封顶”的时间是7月份，委托书是10月6日出具的，显然和当时的情况没有关联。对宣传单真实性认可，只是介绍产品起到宣传作用，不能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就“益封顶”农资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对发货付款单真实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和184团农业发展公司建立了销售“益封顶”、“孕花蕾铃多”的买卖合同关系。对丁XX的证言不认可。经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据1.委托书是明显虚假的，委托人从康田公司购买的农药，委托人是原告，委托人使用后发现无作用，由于棉花技术指导人员是被委托人，是有偿服务，我们认为，这个委托书真正的委托人购买的农药发生的时间是7月6日，是事后的委托书，是原告与案外人丁XX人为设置的连接点。证据2.原告方证明原告与被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本案合同中甲方是康田，乙方是184团农业发展公司，丁XX只是一个经办人，并且这份证据的数量是96件，这个数据是一个杜撰的数据，后面鉴定书中都是116件，数额不吻合，发货单中有一个注意事项，这个产品需要按照说明书等正确使用，本公司已经完成了告知义务。以上两个证明无法证实原告与康田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证据3.康田公司的宣传彩页是一个邀约邀请，和我公司没有必然联系，也无法证明原告确实是用了该产品，无法证明我们的产品与原告存在关联。以上三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对丁XX的证言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合丁XX的当庭陈述，对三案原告委托丁XX购买农药的事实及三案原告棉花地使用上述农药的事实予以认可。 4.原告提交协议书及达成协议时拍摄的照片，被告法定代表人亲自书写并按的手印，证明这个“益封顶”效果不理想，后期用无人机继续打药，保证不控水，如控水进行赔偿，证实被告出售给原告的农药及肥料使用后，起不到打顶的效果，双方因此达成了这个协议，表明被告认可销售的农药和肥料是不合格的，而且由此引起的一些损失同意自愿赔偿。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该协议书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受胁迫所签，认为应当撤销，不存在的事实被强行写上，这个协议书只能证明原告方所说的所用的产品是陕西渭南黑马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不能证明是被告给原告销售的。第三人经质证认为，该协议书由李明志书写，后面备注了第三人的公司名称，无法证明与我公司存在关联，也无法证明是使用我公司的产品。这个协议是双方的合同，是一个附条件的合同，这个和我们公司产品的使用和说明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使用的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无法证明的，这上面李明志备注的，只能证明他是我们公司在石河子的一个经销商。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协议中描述原告使用被告出售的上述农药后效果不理想，需要进行补救的事实予以确认。 5.原告提交《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和其叔叔代谢财从徐立国处承包的500亩地，其中160亩是原告经营。证明原告所种的地亩数是160亩；6.原告提交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冠达公司）做出的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耕种161.9亩地，每亩地减产68.1公斤，按照每公斤棉花7.1元计算，损失78280.3元。鉴定意见书第三人也作为证据提交。被告经质证认为，土地承包合同是复印件不认可，地也，地也不是原告本人承包的定意见不认可，没有通知我们到现场。本案原告鉴定地的单株成铃数平均是6.06已经超过了赵东玉的，说明打了我们的肥料产量高，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减产。第三人经质证认为，之前的证据都充分说明了所有都指向了丁XX，这三份证据是有意为之，三性均不认可。土地承包合同中一方是徐立国，一方是代谢财，后续有徐立国在丁XX处购买农产品的事，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鉴定结论书证明的问题不认可，鉴定书从前到后都是丁XX向鉴定机构一个虚假陈述，是残缺不全的报告。鉴定单位成立于2018年，鉴定日期与出报告的日期长达2个月，按照司法鉴定是不符合程序的，是违法证据，只是单位出具的一个文书而已，如果我们理由证明充分，法院是不能采信的，这是一个无法采信的，是丁XX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鉴定意见，曾经他还说过给2000元可以摆平这个鉴定书。鉴定书是违反科学公正的，隐藏了原告增产效果好的事实，其他原告也是略微减产但是被鉴定出来就明显的差距很大。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实际耕种土地予以确认。关于臻冠达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经计算该鉴定中参照地块亩产294.82公斤，原告地块亩产226.69公斤，鉴定意见为每亩地减产68.1公斤，根据原告庭审陈述，其当年平均亩产360公斤，故原告实际未产生减产损失，对臻冠达公司做出减产损失78280.3元的意见不予采纳。 7.原告提交“益封顶”，“孕花雷铃多”做的检验报告两份。委托沈阳药物质量监督站，做的质量检测及含的成分，结论是没有检验出任何药物成分。石河子市农村食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氨基酸水溶肥料进行的检验报告，结论是没有有效的营养成分。并提交鉴定的费用票据。因为在新疆没有这种鉴定机构，所以我们才去的外地鉴定。被告经质证认为，对检验报告证据三性均不认可，鉴定报告含氨基酸水溶肥料，检验的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鉴定公章模糊，而且现在的公章都有编号，这个显然不是正规单位加盖的公章，从关联性来说，应该先说“益封顶”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作用中含有哪些成分，对是否具有棉花化学打顶的作用做一个结论，这个检验结论没有对“益封顶”是否适用于棉花打顶做结论。对鉴定费票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和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因为开发票的单位是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但是鉴定单位不是这个公司，所以说收费和出具报告不是一个单位。如果是检验报告，提取检验的材料应当经过双方认可。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原告所述的基本是虚假的，用手机APP可以查到所有的有权利的鉴定机构，尤其是我们新疆农大有权威的司法机构。对沈阳的检验报告意见：鉴定主体资格问题无法考证，真实性不认可，报告中的送检产品是丁XX送的“益封顶”，无法证明所检验的农药是我公司的产品，没有必然关联性。送样人是丁XX不是原告方，假设该报告存在真实性，这个检测的“益封顶”，无法证明我们公司的产品存在缺陷，而产品的缺陷包括设计缺陷等不符合行业标准，我们认为该报告是虚假的。对石河子的检验报告意见：委托单位是丁XX，假设该送样样品与我公司有关联，只是提供数据，不做结论，所以我们认为，该份报告的三性均不认可。经本院审查认为，对两份报告所检验的样品是否本案涉及的农药无法查实，对两份检验报告不予采纳。 8.原告提交赏胜辉出具的收条，机车打“益封顶”棉花打顶剂共800元（160亩地，每亩地5元）。提交王光辉出具的无人机打药费用收条，共计4800元（160亩地，每亩地30元），并申请证人王光辉出庭陈述。提交赵勇强出具的收条人工打顶费用共计8000元（160亩地，每亩地50元），并申请证人赵勇强出庭陈述。原告同时主张购买“益封顶”的款4640元。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赏胜辉收条三性均不认可，因为即便有打药，存在个别问题也不需要全部重新打顶。对缩节胺无人机打药费三性不认可，实际打药无人机一亩是6元，当时原告自己提出来是打一遍。每亩的成本原告写的是差不多，实际药的成本是三块，人工打顶我不知道多少钱。“益封顶”机械费4元至5元一亩。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王光辉证言说的价格有异议，关于他是否和本案原告打过缩节胺，真实性无法确认，他和案件在人员关系上有利益关系，丁XX是他的岳父，证言真实性不认可，他说7月26日打了第一遍，7月29日打了第二遍，这个缩节胺还没有发挥药效就打第二遍不符合常理。对赵勇强的证言不认可，人工打顶是个别需要的，不需要全部重新打顶。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证言没有证明力，这些证人都与丁XX有利害关系，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上述证据综合认定原告在使用被告出售的“益封顶”等农药后出现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明志协商进行补救，同时原告通过重新喷洒农药及人工打顶进行补救，花费喷洒“益封顶”的机械（含人工）800元，无人机打“缩节胺”的费用4800元，人工打顶费用8000元，共计产生补救费用13600元。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有买卖合同，花钱购买农药是现在原告请求赔偿的基础，对原告主张购买“益封顶”的款4640元不予支持。 9.被告申请证人杨富党、周平安出庭陈述，证实本地区的农户使用了原告使用的产品，使用后效果好。原告经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也不真实，而且也没有可比性，具证人所说，和被告有买卖关系，但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事实无法证实，证人说只打了一次就效果很好，完全不符合科学事实，应该是打两遍，既然证人说2019年用的好，为什么2020年又不用了。证人并不知道是从被告处购买的货物，和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不知道，不能证实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第三人经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性可信，与本案的有效性，关联性都存在。证词当中说明只打了一遍就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原告方是利害关系人，描述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证人反应是客观真实的。证明该产品在使用中不存在缺陷，亩产正常或正常以上，作为产品责任，他并不是原告代理人指向说明的需要合同关系，不需要证明在谁那里买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所证实内容与本案关联性无法认定。 10.第三人申请证人朱国丽出庭陈述，证人朱国丽提供与丁XX的聊天记录打印件，丁XX账本的照片。原告经质证认为是不是丁XX的账目不清楚，这是不是丁XX记账本不清楚，无法质证，里面没有提到“益封顶”，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和丁XX之间的对话，也许是对市场宣传一事，无法证明第三人所说的。被告经质证认为，“益封顶”和“孕花蕾铃多”当时卖给丁XX是捆绑销售，丁XX卖给原告等人也是套餐。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 11.第三人提交肥料正式登记证，证实其产品是有农肥登记证的，产品是没有问题。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第三人举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说明这是虚假的，而且是复印件，关于臻冠达的证据不成立，人家有营业执照，有经营范围，对证明问题不认可，只看到肥料登记证书，没有看到生产许可证，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是违法的。被告经质证同意第三人的证据及证明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肥料正式登记证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丁XX系一八四团和丰县下特盖乡农贸合作社技术服务员，2019年原告等人委托丁XX购买“益封顶”棉花打顶剂，喷洒该打顶剂可抑制棉花生长，无需进行人工打顶。“益封顶”棉花打顶剂由被告公司销售（该产品仅在2019年在市场中销售，其他年份未见销售），该产品标签写明产品特点：“省工省时，……使用能够达到人工打顶的目的，……提高产量。”2019年7月5日和7月12日，丁XX以一八四团农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孕花蕾铃多”50件，购买“益封顶”96件。后原告将“益封顶”使用在自己的160亩棉花地中，效果不佳。2019年7月25日晚，原告及杨彦忠、赵东玉共同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明志签订协议书一份，写明：“今有李明志与一八四农户，因打顶剂效果不理想，达成协议，于七月二十六日用无人机每亩打25-30克缩节胺，保证八月三十日之前不返青。该协议未签署时间，下方由李明志备注：不控水肥，如果返青赔偿一定经济损失。”7月26日，原告等三人开始打“缩节胺”进行补救，并进行人工打顶，花费喷洒““益封顶””的机械（含人工）800元，无人机打“缩节胺”的费用4800元，人工打顶费用8000元，共计产生补救费用13600元。因丁XX代理购买的农药出现问题，2019年10月6日原告给丁XX补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三案原告及丁XX认可购买农药后给原告等人使用，未从中获利。后丁XX认为本案涉及“孕花蕾铃多”和“益封顶”质量不合格向第八师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诉，2019年11月20日第八师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产品质量争议终止调解书，康田公司不认可申请金额，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终止。 另查，2019年8月8日，原告三人认为使用“益封顶”效果不好，向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申请鉴定，10月8日该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被鉴定地样点内平均成铃533.4个（换算为每亩地产量226.69公斤），同等栽培条件下的相邻对照地样点内平均有成铃693.7个（换算为每亩地产量294.82公斤），平均产量每亩相比减少68.1公斤，原告损失78280.3元（161.9亩68.1公斤/亩7.1元/公斤）。庭审中原告自述2019年实际出售棉花每公斤4.5元，政府补贴价每公斤0.96元，每亩地平均产量360公斤。原告实际无损失。 本院认为：原告以臻冠达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被鉴定地样点内平均成铃533.4个（换算为每亩地产量226.69公斤），同等栽培条件下的相邻对照地样点内平均有成铃693.7个（换算为每亩地产量294.82公斤），平均产量每亩相比减少68.1公斤，原告损失78280.3元（161.9亩68.1公斤/亩7.1元/公斤），主张其耕种的棉花因为使用被告公司出售的产品造成损失，但原告在庭审中自述2019年其耕种的棉花平均亩产360公斤，故其实际收入的亩产远高于臻冠达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参照地亩产及被鉴定地亩产，故能够认定原告未产生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原告提交的臻冠达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未能支持其棉花减产的主张，对原告主张棉花减产的损失数额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对原告主张鉴定费用及购买“益封顶”、“孕花蕾铃多”的费用不予支持。 因使用被告公司出售的农药效果不理想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且原告进行实际补救，故对原告补救产生的费用，喷洒“益封顶”的机械（含人工）800元，无人机打“缩节胺”的费用4800元，人工打顶费用8000元，共计13600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石河子康田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代羊安各项损失合计13600元； 二、第三人渭南市黑马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三、驳回原告代羊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1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代羊安负担1999.37元，被告石河子康田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负担312.63元，与前款同期给付原告。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瑛 审 判 员  田梦秋 人民陪审员  李红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薛晶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