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370、19371号上诉人（3730号案原告、3732号案被告）：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铁塔路甘涌九横街**厂房**。法定代表人：王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师法，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3730号案被告、3732号案原告）：王世鹏，男，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经纬，广东一粤（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芮丽公司）因与上诉人王世鹏劳动争议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30、3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芮丽公司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芮丽公司无需支付王世鹏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的工资51379.31元；2.芮丽公司无需支付王世鹏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的休息日加班费4634.48元；3.芮丽公司无需支付王世鹏经济补偿金30772.41元；4.王世鹏赔偿芮丽公司经济损失259087.17元：5.王世鹏偿付芮丽公司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律师费）18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世鹏承担。王世鹏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芮丽公司向王世鹏支付工资66379.3元；2.芮丽公司支付平日加班费8921.7元、休息日加班费84309.5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4137.9元；3.芮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035.2元；4.芮丽公司承担财产保全受理费1681元；5.芮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芮丽公司（甲方）与王世鹏（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两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月1日止；甲方安排乙方就职于电气事业部职员；甲方实行每周工作五天，四十小时，每天八小时工作制，上下班时间按甲方规定执行；乙方享有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甲方确因经营需要安排加班时，经乙方同意，按照国家法律和甲方的有关规定给予乙方加班工资或相应时间的补休，但乙方未经甲方安排的自行延长工作时间，不视为加班；按甲方现行工资制度确定乙方试用期月基本工资为税后人民币15000元；绩效工资如下方式计算：包含岗位、绩效、全勤等；年终奖另计（2个月的工资）。合同还约定了劳动合同的解除、保密规定等内容。工作期间，芮丽公司会根据项目地点将王世鹏外派到其他地方工作，芮丽公司不对王世鹏进行考勤，亦没有为王世鹏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2月2日，王世鹏以邮寄方式向芮丽公司寄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芮丽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通知芮丽公司从2019年12月2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芮丽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签收该邮件。2019年12月10日，芮丽公司以邮寄方式向王世鹏寄送《关于催促王世鹏限期到岗的通知书》，载明王世鹏在2019年9月6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未履行请假义务，连续旷工达63天，并请王世鹏在2019年12月20日前到公司报到。王世鹏于2019年12月11日签收该邮件，于次日向芮丽公司寄送《关于催促王世鹏限期到岗的通知书的复函》，认为王世鹏已于2019年12月2日向芮丽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且于2019年12月5日变更和增加劳动仲裁请求，故芮丽公司单方提出要求王世鹏于2019年12月20日到公司报到，王世鹏明确拒绝，并认为芮丽公司陈述王世鹏连续旷工63天并非事实。该复函由芮丽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签收。2019年11月15日，王世鹏以芮丽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芮丽公司向王世鹏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工资136627.5元，并在“基本信息情况表”及手写“说明情况”上填写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2019年12月5日，王世鹏向仲裁委提交《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一、芮丽公司向王世鹏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的工资65689.1元，加班费101627.5元；二、芮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64922.4元。同时，王世鹏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保全芮丽公司所有的价值232239元的财产，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且交纳了财产保全申请费1681元。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粤0118财保5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芮丽公司所有的价值232239元的财产。仲裁委于2020年2月3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7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芮丽公司一次性支付王世鹏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的工资51379.31元；二、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芮丽公司一次性支付王世鹏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日的休息加班费4634.48元；三、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芮丽公司一次性支付王世鹏经济补偿金30772.41元。该裁决书于2020年2月28日分别送达王世鹏和芮丽公司。芮丽公司、王世鹏先后于2020年3月11日、2020年3月12日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联调，后调解不成转为本二案诉讼。又查明：根据王世鹏提交的银行流水，芮丽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31日、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23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2月6日向王世鹏转账支付“劳务收入”5923.4元、5851.5元、1790元、4400元、600元、7740元；芮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英亦分别于2019年3月13日、2019年5月2日向王世鹏转账15000元、30000元，芮丽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向王世鹏转账支付“劳务收入”85000元。王世鹏主张，从银行流水可知其早于2018年1月1日已入职芮丽公司，王英支付的15000元和芮丽公司支付的85000元系其2019年的工资，王英支付的30000元系2018年的年终奖。芮丽公司认为王世鹏的入职时间有《劳动合同》及其在仲裁中自行填写的入职时间予以确认，王英支付的30000元并非年终奖，均为王世鹏的工资。而芮丽公司提交自行制作的《王世鹏工资转款明细》主张其在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共向王世鹏支付34笔款项共计33648元，上述款项均为王世鹏的工资。根据《王世鹏工资转款明细》显示，芮丽公司转账的频率不固定，次数从2次/月至6次/月不等，金额从200元至4000元不等。双方确认，该34笔款项除2019年1月15日转账的1148元标注为“本月张家庄费用”外，其余33笔款项在转账时均未标注为什么性质的款项，王世鹏确认收到上述33648元，但认为均为出差补贴。再查明：创特公司（甲方）与芮丽公司（乙方）于2018年5月3日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C170913项目控制系统（以下简称设备），交货地点在湖北省××市，乙方需提供24小时售后服务，并在接到甲方需求后34-48小时内到达现场，乙方每周发送邮件（包含现场照片）给甲方项目工程师说明项目进度，项目开始调试前，甲方邮寄甲方专有工作服给乙方，乙方工程师去项目现场必须穿着甲方专有工作服，并且以甲方工程师的名义出现。后王世鹏被芮丽公司派往参与创特公司的湖北甘宁石化项目。2019年5月12日，芮丽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王世鹏在湖北甘宁石化现场调试期间务必做到每天到业主按时打卡上下班，并且请尹工签好附件中的《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双方确认“尹工”即为创特公司的工程人员尹某龙。2019年8月5日，芮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微信中向王世鹏说“所以，每一分钟的加班，你都去找王某男签字。”本案中，王世鹏向原审法院提交三份有“尹某龙”或“王某男”签名的《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拟证明其加班时间，三份表格载明了王世鹏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5月9日工作6天，到场时间是8时，离场时间是18时；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工作14天，到场时间是8时，离场时间是18时；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7月8日工作29天，到场时间是8时，离场时间是18时；2019年7月13日至2019年8月11日工作30天，到场时间是8时，离场时间是18时；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8月24日工作11天，到场时间是8时，离场时间是18时；2019年10月19日至2019年10月21日工作3天，到场时间是8时，离场时间是18时；另还有2019年7月30日加班3小时、2019年7月31日加班2小时、2019年8月2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3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4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5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6日加班4小时、2019年8月7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8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9日加班3小时、2019年8月17日加班4小时、2019年8月19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20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21日加班8小时、2019年8月22日加班6小时、2019年8月23日加班7小时（1小时+6小时）、2019年8月24日加班1小时。此外，王世鹏还提交了芮丽公司发送给山西瑞恩大方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子邮件及邮件附件《付款通知书》，拟证明其在2018年12月21日至2018年12月27日工作7天、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29日工作15天、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4月12日工作54天、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29日工作15天的事实。芮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付款通知书》是山西瑞恩大方科技有限公司要求芮丽公司补的一份材料，上面记载的工作日期与事实不符。另查明：芮丽公司在本案中诉请王世鹏赔偿经济损失和支付律师费等费用，芮丽公司主张该两项诉请其已经另行申请仲裁，该仲裁案件在本案开庭时仍在审理阶段。王世鹏予以确认，并认为芮丽公司的该两项诉讼请求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调处。庭审中，双方还对王世鹏的离职时间及离职原因有争议。芮丽公司主张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自行离职，为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以及2019年12月11日的《公证书》为证，王世鹏对芮丽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出示原始载体，而同一证人出具了不一致的书面证言且没有出庭作证；《公证书》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1日，是在王世鹏离职后的事情。王世鹏则提交2019年10月18日芮丽公司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及南通智享链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其在2019年10月还在接受芮丽公司的工作安排，其在2019年度并未入职过南通智享链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芮丽公司对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确定是王世鹏的工作时间；对南通智享链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提交的《公证书》已经足以证明王世鹏在2019年已经入职南通智享链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且为公司核心人员。此外，芮丽公司还主张其是根据王世鹏的口头要求才没有为王世鹏缴纳社会保险的，为此提交了王世鹏《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表格的照片打印件为证，该证据仅显示了王世鹏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单位名称，王世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王世鹏、芮丽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电子邮件等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为凭，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关于入、离职时间的认定。关于入职时间，王世鹏在本案中主张其实际入职时间为2017年8月1日，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系从2018年1月1日起，芮丽公司在此前虽向王世鹏转账过款项，但明确标注为“劳务收入”且金额远低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关于工资的约定，而且王世鹏在提起仲裁时已经明确知道其与芮丽公司之间的银行流水情况而仍确认其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现王世鹏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前后不一的陈述，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于2017年8月1日入职芮丽公司不予采信。关于离职时间，王世鹏于2019年12月2日向芮丽公司寄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芮丽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收到该通知书的事实，有王世鹏提交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邮件签收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芮丽公司主张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自行离职，但王世鹏已提交有创特公司工程人员签名确认的表格及芮丽公司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其于2019年10月19日至2019年10月21日仍在工作的事实；而且王世鹏亦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并无入职其他公司，故原审法院对芮丽公司的主张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离职的事实不予采信。综上，王世鹏的入职时间是2018年1月1日，离职时间是2019年12月3日。关于在职期间应发未发工资的认定。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了王世鹏的月基本工资为税后人民币15000元及2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照执行，芮丽公司主张因公司经营效益不好故无年终奖发放，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芮丽公司于2019年5月2日通过法定代表人王英的账户支付了30000元给王世鹏，数额与约定的年终奖金额相同，在次年发放上一年的年终奖亦符合一般常理，故王世鹏主张该30000元为2018年的年终奖，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其次，芮丽公司主张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共计33648元工资给王世鹏，王世鹏确认收到该33648元，但认为均为出差补贴，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结合王世鹏确被芮丽公司外派至项目地工作、芮丽公司确曾向王世鹏支付外派费用的事实，而且微信转账的频率、金额不符合发放劳动报酬的特点，故原审法院认为王世鹏主张该33648元为出差补助的事实具有较高盖然性，芮丽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及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其应对其支付款项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现芮丽公司未提供证据为证，应自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该33648元为工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根据上文认定，王世鹏于2019年12月3日离职，其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日的应得工资为166379.31元（15000元/月×11个月+15000元/月÷21.75天×2个工作日），现芮丽公司只向王世鹏支付了工资100000元，故芮丽公司仍应向王世鹏支付工资66379.31元。关于加班费。虽然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王世鹏加班应经芮丽公司同意，否则不视为加班，但王世鹏是被芮丽公司派往其他公司的项目地工作，芮丽公司亦自认没有对王世鹏进行考勤，结合芮丽公司发送电子邮件要求王世鹏每天到业主方按时打卡上下班并由“尹工”签好《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以及芮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英”告知王世鹏“每一分钟的加班，你都去找王某男签字。”的事实可知，芮丽公司同意王世鹏的考勤及加班由创特公司负责和安排。现王世鹏提交了有创特公司工程人员“尹某龙”、“王某男”签名确认的《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芮丽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王世鹏的主张，原审法院对王世鹏提交的三份《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依法予以采纳。根据三份《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统计所得：1.在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共有31个休息日及1个法定节假日王世鹏有上班，但当中共有10个工作日（3日+1日+4日+2日）王世鹏未上班，该10个工作日分别间隔较短，而且项目地点在湖北甘宁，王世鹏未举证证明该10个工作日其曾被芮丽公司派往其他项目工作，故原审法院推断该10个工作日王世鹏未提供劳动，视为对休息日加班的补休，故王世鹏在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共有21个休息日和1个法定节假日上班；2.2019年7月30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王世鹏在工作日加班共69小时，在休息日加班共17小时；3.2019年10月19日至21日期间共有2个休息日上班。另外，王世鹏提交的芮丽公司出具给山西瑞恩大方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通知书》上载明了王世鹏的工作时间，芮丽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该通知书系其根据山西瑞恩大方科技有限公司的要求补充出具的材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王世鹏提交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其工作时间及加班时间情况，芮丽公司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其所出具的《付款通知书》及王世鹏的主张，故原审法院对《付款通知书》的内容予以采信，根据《付款通知书》记载，王世鹏在2018年12月21日至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29日、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4月12日、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29日期间共有23个休息日及1个法定节假日上班。虽然上述时间段之间含有工作日，但上述时间段之间的间隔较长，与创特公司项目情况不同，芮丽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安排王世鹏补休，故原审法院对王世鹏主张的加班时间予以采信。对于加班费计算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的规定，计算加班费的标准为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仅约定王世鹏月基本工资为税后人民币15000元，但双方无法均无证据证明该15000元是如何组成的，故原审法院确定加班费的计算标准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结合上文认定，王世鹏共在工作日加班69小时、在休息日加班46天和17小时、在法定节假日加班2天，故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加班费11121.55元（2100元/月÷21.75天÷8小时×69小时×150%+2100元/月÷21.75天×46天×200%+2100元/月÷21.75天÷8小时×17小时×200%+2100元/月÷21.75天×2天×300%）。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对芮丽公司主张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自行离职的事实不予采信。芮丽公司主张王世鹏在外地缴纳了社会保险并提交王世鹏的《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表格的照片打印件为证，但芮丽公司并未提交证据原件予以核对，退一步说，即使该照片记载的情况属实，上面也仅载明了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为王世鹏缴纳个人养老保险的单位名称，与王世鹏、芮丽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无关。芮丽公司虽主张其没有为王世鹏缴纳社会保险的原因是根据王世鹏的要求，但对此亦并未提交证据为证。既然芮丽公司确实未为王世鹏缴纳社会保险，故王世鹏以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经济补偿金，芮丽公司诉请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世鹏于2018年1月1日入职芮丽公司，至2019年12月3日离职，工作年限应为1年11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的规定，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经济补偿金31853.59元[（15000元/月+11121.55÷12个月）×2个月]。关于芮丽公司诉请的经济损失及为制止王世鹏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该两项诉讼请求未经穗增劳人仲案[2019]1784号《仲裁裁决书》处理，在本案中属于新增的诉讼请求，且不属于与本案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芮丽公司应当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审法院在本案不作调处。原审法院判决：一、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世鹏支付工资66379.31元；二、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世鹏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共计11121.55元；三、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世鹏支付经济补偿金31853.59元；四、驳回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五、驳回王世鹏的其他诉讼请求。两案件受理费共20元，由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1681元，由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负担。判后，芮丽公司、王世鹏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芮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芮丽公司无需支付王世鹏工资66379.31元；3.改判芮丽公司无需支付王世鹏加班费11121.55元；4.判令王世鹏赔偿芮丽公司经济损失259087.17元（违约金20万元、20%项目尾款59087.17元）；5.判令王世鹏偿付芮丽公司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律师费）28000元；6.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王世鹏承担。主要理由：一、关于王世鹏离职时间。2019年9月5日，王世鹏在微信中向芮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英表示“我包已打好，等你给钱滚蛋回家”，意思是行李已经收拾好了，等王英发工资就回家。且王世鹏于2019年9月6日起，未正常到岗，亦未按法律规定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并未办理任何离职交接手续。至于王世鹏在2019年10月19日至21日去创特公司工作的问题，在其离职时该项目并未完成，其作为负责人，离职后协助处理相关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不能就此认为双方之间又“恢复”劳动关系。综上，王世鹏的离职日期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2019年12月3日。二、关于30000元是工资而不是年终奖的问题。2019年5月2日，王英以个人账户向王世鹏转账30000元，该笔转账是2月-3月的工资。因业绩不佳，芮丽公司陷入经营困难，2019年3月13日才发放了2019年1月份的工资，在2月-3月的工资没有发放的情况下，发放年终奖不符合常理。虽然该款金额与年终奖的金额一致，但不能仅以此认定这笔转账是年终奖，并且在次年5月份才发放上年度年终奖，也不合理。三、关于多次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工资的问题。王世鹏在一审中主张其收到的微信转账33648元为出差补贴，芮丽公司与王世鹏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没有出差补贴条款的约定，并且，微信转账伴随的聊天记录也能证明这些转账并不是补贴，大部分都是工资。四、关于加班费的问题。虽然芮丽公司没有规章制度规定加班必须向公司提交加班申请的手续，但是芮丽公司认为王世鹏2019年8月的加班时长异常，虽然芮丽公司曾表示，加班需要创特公司的员工王某男签字，但是不能仅凭该记录表就认定王世鹏加班的事实，芮丽公司要求王世鹏提供能够证实其加班的其他相关证据，比如加班的工作内容、工作记录等。五、关于王世鹏导致芮丽公司损失的问题。2019年，王世鹏未经芮丽公司授权，私自将芮丽公司的重要商业技术资料提供给创特公司的客户。为此，创特公司提出因芮丽公司私下提供资料，违反保密合同第六条，芮丽公司需支付其违约金20万元。且因王世鹏没有进行离职交接手续就擅自离职，导致芮丽公司无法按期向创特公司提供合同约定的程序，创特公司以严重影响项目验收为由，终止与芮丽公司的合作，并且扣除了剩余20%的尾款59087.17元。上述259087.17元损失，是因为王世鹏没有合约精神和职业道德，不遵守保密协议和劳动合同导致的，王世鹏的行为已违反《劳动合同》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因此芮丽公司现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王世鹏对其行为导致的芮丽公司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芮丽公司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支持芮丽公司诉请。王世鹏答辩称：1、芮丽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王世鹏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2、芮丽公司在劳动仲裁时陈述王世鹏是在2020年9月30日自动离职的，在一审以及上诉状中又陈述王世鹏又在2020年9月6日自动离职，更甚的是，王世鹏在2020年12月3日向芮丽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芮丽公司又于2020年12月10日回函要求王世鹏回岗，因此芮丽公司的主张自相矛盾。3、芮丽公司发放的30000元，符合约定的年终奖金额（2个月工资），且芮丽公司有义务按照约定支付，不能以经营效益不好为由不发放年终奖。芮丽公司认为该款项属于工资，但是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以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对于多次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工资的问题，不符合工资发放的金额和时间特点。由于王世鹏的工作是要长期外派至项目地工作的，且芮丽公司在2019年1月15日微信转给王世鹏的1148元中备注了“本月张家庄费用”，足以证明微信转账的是差旅费等费用。王世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由芮丽公司支付王世鹏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共计79439.65元，计算方法：15000÷21.75÷8×69×1.5+15000÷21.75×46×2+15000÷21.75÷8×17×2+15000÷21.75÷8×2×3；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芮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60300元，计算方法：（15000+30000÷12+79439.65÷12）×2.5；3.上诉费由芮丽公司承担。主要理由：一、原审法院确定加班费的计算标准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按照1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首先，王世鹏与芮丽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月基本工资为税后15000元；绩效工资如下方式计算：包含岗位、绩效、全勤等。年终奖另计（2个月的工资）。《劳动合同》除了约定月基本工资，还有绩效工资，说明王世鹏的工资组成至少是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其次，退一步来说，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也应当认定15000元月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再次，对于工资情况依法应当由芮丽公司举证证明，现其并无举证证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是15000元/月，且无证据推翻王世鹏的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王世鹏利用休息时间给芮丽公司提供劳动，王世鹏主张按照1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二、芮丽公司发放工资的流水及芮丽公司安排王世鹏工作的邮件均可以证明王世鹏于2017年8月1日入职。至于王世鹏在提起劳动仲裁时填写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问题，是因为王世鹏误认为“劳动合同”上写的时间才是入职时间。在劳动仲裁开庭前，王世鹏委托律师后，律师及时补充了银行流水，重新确认了入职时间。三、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应当将年终奖3万元计算入内。年终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货币性收入。芮丽公司答辩称：一、王世鹏在没有提供其加班的相关证据给芮丽公司审核前，芮丽公司不应支付所谓的加班费。其他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二、王世鹏于2018年1月1日入职。王世鹏提供的发放工资的流水、芮丽公司安排王世鹏工作的邮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且芮丽公司与王世鹏之间的银行流水中明确备注了转账为“劳务收入”，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三、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首先，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不应当把年终奖与加班工资等非常规性的项目计算在内，双方约定的年终奖属于非常规性、风险性项目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基数时应当扣除，应以正常工作时间的月工资计算。退一步讲，芮丽公司对于原审判决中对加班事实的认定不予认可。一审判决没有综合考虑王世鹏加班时长的异常，直接认定加班费，并直接将加班费计入经济补偿金的计算，芮丽公司认为该事实仍不清楚，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一、双方所签订的上述《劳动合同》还约定，发薪日期为每月最后一天发放上月工资。二、芮丽公司提交的上述《王世鹏工资转款明细》载明2019年1月15日转账1148元，之后分别于同年2月22日、28日及3月5日、11日各转账1000元；三、王世鹏提交的其与王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芮丽公司提交的上述《王世鹏工资转款明细》中记载的转给王世鹏的款项基本上是王世鹏要求房费的情况下支付的，还有小部分是打车费；四、王世鹏提交的其与王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王世鹏于2019年3月9日问其的工资什么时候发；王世鹏于2019年4月2日问发工资没有，王英回复清明先给1万；王世鹏于2019年4月5日问去年的工资什么时候结，王英回复去年的奖金及补助下月给王世鹏；王世鹏于2019年10月16日表示钱已到账，让王英订去湖北的机票；王英回复所订机票的信息为2019年10月19日从上海飞宜昌；五、芮丽公司提交的王英与王世鹏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表示“我包已打好，等你给钱滚蛋回家”，王英回复“先别滚，明天再滚，我送你”。二审再查明，王世鹏在二审提交了原审法院（2020）粤0118民初592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芮丽公司本案上诉请求的第4项及第5项被法院驳回。芮丽公司确认该判决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判决目前尚未生效。该判决查明以下几项：一、芮丽公司在仲裁时的请求为：1、确定王世鹏自2019年9月5日起，未正常到岗，亦未按照法律规定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其并未办理任何离职交接手续，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职业道德；2、裁定王世鹏自动离职，三日内完成C170913项目控制系统、重庆双时公司一体化泵站项目的控制程序等机密资料和相关工作交接；3、裁定王世鹏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三日内采取合理措施减少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损失，七日内消除对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企业信誉的不良影响，公开道歉，并赔偿商誉损失259087.17元；4、裁定王世鹏赔偿因没有按法律规定提前三十日告知离职事实而产生的经济损失62087.17元；5、裁定王世鹏赔偿因申请仲裁而产生的各种误工补贴和交通补贴3000元。二、仲裁结果：1、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王世鹏配合办理C170913项目控制系统的工作交接；2、驳回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其他仲裁请求。三、芮丽公司在该案的诉讼请求：1.请求确定王世鹏自2019年9月5日起，未正常到岗，亦未按照法律规定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其并未办理任何离职交接手续，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职业道德，王世鹏三日内完成所有工作交接；2.请求确认王世鹏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判令其赔偿芮丽公司直接经济损失259087.17元，消除因王世鹏未及时向芮丽公司交接资料而造成芮丽公司商誉受损严重的负面影响；3.请求判令王世鹏赔偿芮丽公司因其违约产生的各种误工补贴和交通补贴2500元，律师代理费18000元、公证费1600元；4.本案诉讼费用、证人出庭等相关费用由王世鹏承担。四、该案的判决结果为驳回芮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芮丽公司表示一案一判，对该判决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且目前该判决未生效。二审中，芮丽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机票购买界面截图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王世鹏于2019年5月3日开始派到湖北甘宁石化现场；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王世鹏与2019年8月23日从湖北回南京，2019年9月3日从南京到广州，于2019年9月5日擅自离职；3.邮件，拟证明创特公司员工对项目问题直接与芮丽公司沟通，没有再与王世鹏进行沟通，从侧面反映，王世鹏非芮丽公司的员工；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王世鹏2019年9月5日擅自离职后，芮丽公司找王世鹏沟通客户创特公司项目相关问题，后芮丽公司于10月16日向王世鹏转账85000元，王世鹏于2019年10月19日前往湖北项目地，解决项目问题后，双方再无联系；5.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熊文艺是创特公司的员工，王世鹏2019年10月19日前往湖北的机票是创特公司购买的；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王英于2019年10月18日通过微信向王世鹏转账一千元作为交通、住宿费；7.补正材料告知书，拟证明芮丽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已向增城区仲裁委提出对王世鹏的仲裁申请，因此不可能在12月仍存在劳动关系；8.证人证言（庭审笔录），拟证明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离职后，自己在外面承包了项目，并没有在芮丽公司及芮丽公司派驻项目地上班；9.芮丽公司其他员工劳动合同、王世鹏劳动合同，拟证明通过对比，若工作岗位确实存在补贴，芮丽公司会在劳动合同中事先约定，王世鹏劳动合同中并无约定补贴；10.微信转账明细，拟证明芮丽公司通过微信向王世鹏发放工资共33648元；1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公司因经营困难，但为了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芮丽公司法定代表人都会不定期不定额地以微信转账方式给员工发放工资。经质证，王世鹏认可证据1的三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认可，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的三性认可。但这只可以证明公司2019年10月19日派王世鹏出差；对证据5三性不认可；对证据6三性认可。更加说明王世鹏出差需由公司购买机票及支付必要的费用；对证据7关联性不认可，真实性需核对原件；对证据8关联性不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王世鹏也提交了另案的一审判决；对证据9其中一份劳动合同三性不认可，与王世鹏的劳动合同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0关联性不认可，一审也查明了2019年1月15日的转账是其出差的费用，而不是工资；对证据11三性不认可。据王世鹏了解，微信中的李某也是需要出差的。该部分的费用也是差旅费，其中的44页也注明了天津差旅费用，所以关联性不认可。另，芮丽公司与王世鹏庭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内容大致相同。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王世鹏、芮丽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关于入职时间，王世鹏在本案中主张其实际入职时间为2017年8月1日，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系从2018年1月1日起，芮丽公司在此前虽向王世鹏转账过款项，但转款时明确标注为“劳务收入”，且金额远低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关于工资标准的约定，而且王世鹏在提起仲裁时亦确认其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现王世鹏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前后不一的陈述，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于2017年8月1日已入职芮丽公司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离职时间，王世鹏于2019年12月2日向芮丽公司寄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芮丽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收到该通知书，虽芮丽公司主张王世鹏已于2019年9月5日自行离职，但芮丽公司在收到王世鹏的上述《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仍向王世鹏发出《关于催促王世鹏限期到岗的通知书》，故原审法院对芮丽公司主张王世鹏已于2019年9月5日离职的事实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王世鹏的入职时间是2018年1月1日，离职时间是2019年12月3日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在职期间应发未发工资的认定。《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了王世鹏的月基本工资为税后15000元及2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在王世鹏于2019年4月5日催要2018年的工资时，王英回复下月给去年的奖金及补助，事实上，芮丽公司于次月即5月2日就通过法定代表人王英的账户支付了30000元给王世鹏，故王世鹏主张该30000元为2018年的年终奖符合常理亦符合合同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芮丽公司通过微信转账向王世鹏支付的33648元是否是工资的问题。鉴于：1、芮丽公司在2019年3月11日前共支付了5笔款项给王世鹏，除了2019年1月15日支付的1148元载明是出差费用外，其他四笔共计4000元均无载明是何款项，但在王世鹏于2019年3月9日催要其1月的工资（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最后一天发放上月工资）时，芮丽公司于同月3日向其转账了15000元，并未在双方约定的15000元工资中扣除在此之前支付的4000元；2、从王世鹏与王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上述33648元为王世鹏出差时的房费及车费，故原审法院对王世鹏认为该33648元为出差补助的主张予以采信正确，芮丽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照上述规定，其应对其支付款项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鉴于芮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33648元为工资，故应自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工资至何时的问题。如前所述，王世鹏离职时间是2019年12月3日，在此之前，并无证据显示芮丽公司安排了王世鹏的工作而王世鹏不提供劳动，故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工资至2019年12月3日止。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芮丽公司仍应向王世鹏支付工资66379.31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加班费的问题。首先，关于加班时间的问题。王世鹏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加班时间未提出异议，芮丽公司仅对王世鹏2019年8月的加班时间持有异议，虽然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加班应经同意，否则不视为加班，但芮丽公司要求王世鹏在创特公司出差时就加班的时间都去找该公司的“王某男”签字，王世鹏提交的包括2019年8月期间的《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已由“王某男”签名确认，虽芮丽公司对该记录表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如其向创特公司发出的《付款通知书》等推翻王世鹏的主张，故原审法院对王世鹏提交的《控制系统调试人工记录表》予以采纳并认定王世鹏的加班时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但从王世鹏与王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王世鹏于2019年9月5日表示等王英给钱后离开公司，当日王英通过微信向王世鹏支付了1000元，之后芮丽公司未安排工作给王世鹏，王世鹏亦未要求芮丽公司安排工作给其，直至芮丽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支付85000元给王世鹏后,王世鹏才答应去湖北出差，根据创特公司工作人员签名确认的表格等可以确定王世鹏该次的工作时间从2019年10月19日至同月21日，之后亦无证据证实王世鹏提供了工作，即从2019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3日期间除了同年10月19日至同月21日，其他工作日王世鹏均未上班，其未上班的时间约为58天，可视为对原审法院确认的工作日加班及休息日加班的补休。故芮丽公司仅需支付王世鹏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其次，关于加班费的计算基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鉴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王世鹏月基本工资为税后15000元，芮丽公司应该以15000元作为基数计算加班费，故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加班费4137.93元（15000元/月÷21.75天×2天×300%）。原审法院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芮丽公司未为王世鹏缴纳社会保险，故王世鹏以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芮丽公司应向王世鹏支付经济补偿金30689.66元[（15000元/月+4137.93÷12个月）×2个月]。如前所述，30000元年终奖是2018年的奖金，该款项属2018年收入，故王世鹏要求将30000元作为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芮丽公司上诉请求的经济损失及为制止王世鹏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该请求与仲裁申请中的请求是基于同一劳动关系产生的，且该请求与仲裁争议具有不可分性，人民法院可一并审理。本案中，该两项请求未经穗增劳人仲案[2019]1784号《仲裁裁决书》处理，是芮丽公司在诉讼中增加的，由于芮丽公司并没有在仲裁时提出上述请求且该请求与本案具有可分性，故原审法院在本案不作调处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芮丽公司可以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30、37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30、3732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三、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30、37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世鹏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费4137.93元；四、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730、37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世鹏支付经济补偿金30689.66元；五、驳回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王世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款项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负担15元，王世鹏负担5元，财产保全费1681元，由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负担。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芮丽实业（广州）有限公司负担10元，王世鹏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姚伟华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贺紫荆书记员  郑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