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姮，女，199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武汉市汉阳区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星，武汉市汉阳区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英，女，196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刚，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姮为与被上诉人张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吴明星，被上诉人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姮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核心证据是罗姮之母张晶的所谓“遗嘱”。首先，该“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罗姮在原审时就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应原审法院要求罗姮也愿意配合并申请人民法院对“遗嘱”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因为鉴定机构无法鉴定而未能出具鉴定意见。依据新版证据规则第九十二条“私文书证的真实性，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规定，该“遗嘱”的真实与否应当由张英承担举证责任。现张英无法证明该“遗嘱”是真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即便该“遗嘱”是罗姮之母张晶所写，也因为欠缺“日期”而没有法律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规定，遗嘱必备的生效要件之一是“日期”，但该“遗嘱”恰恰就没有“日期”。该“遗嘱”明显不能生效。最后，根据原审承办法官询问张英，张英自称该“遗嘱”形成时间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之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规定，即便所谓“遗嘱”是真实的，也被《房屋买卖合同》所替代，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由继承与被继承变更为买方与卖方。因此，张英根本未举出任何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罗姮之母张晶有将案涉房屋赠与给张英的意思。二、原审判决认定“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辅助事实依据是《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罗姮之母张晶未向张英主张过交付房款。但房屋过户时间为2016年8月22日，而罗姮之母张晶在2016年10月9日就去世了，中间相隔不到二个月，罗姮之母张晶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在医院住院，怎么向张英主张要求支付房款?而且如果罗姮之母张晶真的有意将房屋赠与给张英，按张英的主张，当时罗姮之母张晶已经写了“遗嘱”，难道张英两个多月都等不了，非要在罗姮之母张晶在世时以买卖的形式过户?这只能说明，罗姮之母张晶并未愿意将房屋无偿赠与给张英，而是出售给张英。三、原审判决认定罗姮对其母张晶不好，这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英提供的所谓微信截屏，根本不能证明罗姮有虐待其母的行为，反而可以证明罗姮当时受张英威胁而不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四、罗姮是张晶的亲生女儿，张英是张晶的妹妹，按照中国传统伦理，张晶断没有将两套房屋都给妹妹，一套都不留给亲生女儿的道理。事实上，罗姮一直都有赡养其母张晶，并不是张英所称不管不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罗姮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英承担。张英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罗姮之母张晶与张英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武房字[05]第16768421号）；2.判令张英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车站街54门301号房屋（建筑面积104.99平方米）所有权过户给罗姮，并将上述房屋交付给罗姮；3.判令张英支付罗姮违约金173233.5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张英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罗姮之母张晶与张英系姐妹关系。张晶于2016年10月9日去世。罗姮父亲罗纪良于2015年7月9日去世，张晶的父母亦先于张晶去世。张晶原系武汉市青山区车站街54门**房屋的所有权人（单独所有）。2016年8月1日，张晶（卖方、甲方）与张英（买方、乙方）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武房字[05]第16768421号），约定甲方将位于武汉市青山区车站街54门301号房屋，面积104.99平方米，出售给乙方，价格为577445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付10万元，余款待过户后支付。合同签订后，案涉房屋于2016年8月22日过户登记至张英名下。一审庭审中，张英称案涉房屋“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并未支付房款。对此张英提交如下证据，1、张晶于2016年1月9日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因本人腿脚不便，体弱多病，特委托亲妹妹张英女士全权追索、清理、管理本人名下的全部债权，财务。女儿罗姮少不更事，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干扰参与本人名下全部事务。必要时，请张英女士，代为管教罗姮”；2、张晶出具的《遗嘱》，载明：“因本人年迈体弱，病入膏肓，为防意外，特对身后事，作如下安排：一、继子罗彬，从不赡养关心本人生活，女儿罗姮好逸恶劳，打我骂我，故本人名下的房屋财产与他们一概无关。二、因妹妹张英一直悉心照料本人生活，故本人名下财产全部赠给她……”；3、张晶病危期间的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罗姮在张晶病危期间未尽赡养义务，罗姮在2016年9月24日曾发短信“放过我好吧，我什么都不要，我已经不在武汉了，什么都给你们，随便你们怎么找，反正找不到我的，我直接去外地投奔我朋友了，神马都不要，钱、房子、我妈都给你们了，再见罗姮”。一审审理过程中，罗姮申请对上述《委托书》、《遗嘱》的全文及张晶的签名进行鉴定。经法院释明，罗姮坚持要求对《委托书》、《遗嘱》的全文进行鉴定。法院委托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于2019年12月30日被退案，理由为对遗嘱全文鉴定无足够样本，无法进行有效对比。后法院委托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再次鉴定，又于2020年5月21日被退案，理由同样为提供的比对样本不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晶与张英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罗姮主张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张英未支付房款，要求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张英辩称案涉房屋系“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便于房屋产权过户。对此法院认为，1、案涉房屋过户前，张英未按约定支付首付款，房屋过户后未支付余款，且事后张晶未向张英主张权利；2、张晶生前出具的委托书及遗嘱均有将财产赠与张英的意思表示；3、根据张英提供的微信、短信记录可以看出，罗姮在张晶病危期间未尽到赡养义务。综上，法院采信张英的相关辩称意见，认定张晶与张英是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办理过户手续，双方之间实际为赠与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案涉房屋已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赠与合同已履行完毕，已发生法律效力。故罗姮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姮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53元，由罗姮负担。二审期间，罗姮向本院提交十张照片，拟证明罗姮与其母关系较好。张英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罗姮的证明目的。本院对罗姮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从案涉“遗嘱”记载的内容看，系张晶对其名下财产的处分。而且案涉的《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过户的办理均系张晶生前就已经办理完成。故案涉“遗嘱”在性质上实际应为赠与协议，且该赠与行为已履行完毕。《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及房屋的过户均应视为履行赠与的形式要件。罗姮虽对案涉“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确无相反的证据推翻。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罗姮已获得了张晶购买保险的保险利益，罗姮亦用该款项购置了房屋，该事实亦能与案涉“遗嘱”第三条载明的内容相印证。案涉“遗嘱”的真实性已达到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应予以采信。诉争的赠与已完成，赠与标的物已过户至张英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张英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故罗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罗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6元，由罗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叶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陈喜兰书记员陈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