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80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连新，男，195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丽，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传军，男，197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徐连新因与被上诉人孙传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1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连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丽、被上诉人孙传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连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7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一审判决错误，直接否定了双方均认可的民间借贷关键性证据《借条》，上诉人提交了由被上诉人本人签名按手印的《借条》，且该《借条》内容由孙传军本人亲自书写。孙传军在庭审中对《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本案的借款本金仅为17000元，属于小额借贷，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且本金17000元在出具《借条》时已经完成交付。2.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借条》载明本金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借贷发生后的事实来推定借贷未真实发生，不符合事实认定逻辑。首先，借款的原因是被上诉人的儿子孙道威因帮助上诉人的儿子徐美坤被拘捕(徐美坤2018年12月6日被拘捕，孙道威2018年12月7日被拘捕)，上诉人基于愧疚借款给被上诉人17000元用于找律师，借款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5日。其次，《借条》载明“法厅判完后一次还清”，是指这个案子法院判完之后还清。至于是孙道威的案子还是徐美坤的案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在借贷发生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知道孙道威因不满18周岁，会与徐美坤分开进行审判，也不知道孙道威会指定辩护律师。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徐美坤和孙道威是因为相同的犯罪事实被拘捕，等他们的案子法庭判完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并不存在上诉人陈述不清的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徐美坤和孙道威的案子法庭均已判决完毕，故被上诉人的还款条件已经成就。再者，《借条》只是陈述了借款的事实，并没有与徐美坤和孙道威刑事案件的进展以及结果挂钩关联，且徐美坤与孙道威的刑事案件与借贷事实本身也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徐美坤和孙道威刑事案件的相关内容与本案无关。3.本案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17000元民间借贷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认可《借条》真实性，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偿还本金，上诉人提供了《借条》，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孙传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我来说不存在民间借贷，上诉人没给我一分钱。我的孩子被抓的时候刚满16岁，因为两起事件上诉人的儿子都是主犯，上诉人就说他能办，要帮我们一起办，因为要去找人，所以让我们给他打借条。两三个月以后，上诉人告诉我们办不了，我们就说让他把借条给我们，上诉人说不行，让我们最起码要拿一些钱，我没想到上诉人会起诉。六个孩子中三个孩子是未成年人，我们三个孩子家长就都给上诉人打了借条，上诉人没有给我们办理谅解手续，我们自己拿了13000元与受害人达成了谅解手续。徐连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儿子徐美坤、被告儿子孙道威均因涉嫌非法拘禁罪于2018年10月30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徐美坤于同年12月6日被逮捕，孙道威于同年12月7日被逮捕。2018年11月15日，被告孙传军为原告徐连新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孙传军于2018年11月15日借徐连新人民币17000元，法厅判完一次还清”。2019年3月27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判决徐美坤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19年5月15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3日判决孙道威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原告本人陈述在儿子犯罪前便认识被告，又陈述系儿子犯罪后认识被告及案外人袁秀凤。原告本人自述各自儿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双方家长未协商，原告本人对于借条中“法厅判完一次还清”的具体含义不知道。原告陈述借款用于为孙道威聘请律师。孙道威的辩护律师系指定辩护人，无须给付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借贷关系一般发生于熟人之间，原告陈述之前便认识被告，但又陈述之后才认识被告，原告的言辞不稳定，结合双方儿子的犯罪事实可知，在被刑事强制措施后，双方家长曾协商处理此事，“借条”的形成也与犯罪事实的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其次，本案“借条”中明确载明“法厅判完一次还清”，因此，借贷事实必然与相关的案件相关。对此，原告应作出合理解释，但原告却自述不知道此句话的含义，则原告当时出借款项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被告对此的解释是委托原告为刑事犯罪一案办事，尽快将儿子取保，但又不想实际出钱，所以为其出具“借条”。该解释具有合理性，但实际上，原、被告各自儿子均未能取保候审，且被判处实刑。被告冀望原告办事的希望落空，原告亦有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法院。综上，本案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连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元，由原告徐连新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主张和其儿子徐美坤共同犯罪的还有五人，其中三人的家长给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包括被上诉人、案外人袁秀凤和另外一名家长，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是17000元，出借给袁秀凤的款项是16000元，均是现金交付，另外一名家长借款已经偿还，故上诉人分别起诉了被上诉人和案外人袁秀凤。被上诉人陈述三个未成年人的家长均给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让三位家长先出具借条，事成后付款，三位家长一共支付不到5万元，商量后被上诉人同意付17000元。本院确认以上事实，有二审审理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出借17000元给被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被上诉人抗辩借款事实未发生，借条系上诉人要给上诉人儿子和被上诉人儿子的刑事案件找人办事，要求被上诉人和其他两个被告人家长先出具借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家长，在刑事案件案发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熟悉，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与常理不符。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借款用途是为被上诉人儿子聘请律师，而被上诉人儿子在刑事案件中的辩护人系指定辩护人，不需支付律师费用，该事实与上诉人陈述的借款用途不符。再次，借贷双方在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正常情况下应是类似“几个月”或“几年”等固定时间段的还款期限，或者是确认一个具体的还款日期，而案涉借条中记载的还款期限是“法厅判完一次还清”，与正常的借款期限约定方式不符，而该付款条件与被上诉人陈述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先出具借条，待事成后再付款给上诉人更为相符。最后，上诉人没有提供交付款项的证据，亦未提供款项来源证据，本院无法确认借款已实际交付。综上所述，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了真实的民间借贷事实，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元，由上诉人徐连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司玉峰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