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4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竞男，女，1985年2月9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户籍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管委会办公楼307。法定代表人王大民，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丽，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庭行政负责人王旭，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原审第三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住，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西路**/div>法定代表人朱泓，董事长。上诉人孙竞男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金普新区社保局）、原审第三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行初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行初63号行政判决查明事实：孙群林生前系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雇员，担任门卫一职，住单位宿舍，工作时间为8时至次日8时，工作24小时休24小时。原告是孙群林的女儿。2016年11月20日7时50分许，孙群林与同事交班后下班。次日上午，孙群林被同事发现在宿舍内死亡。经法医现场勘查分析，判定孙群林系因突发疾病猝死。2017年4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认定孙群林为工亡。当日，被告要求原告补正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和销户证明，并告知补正后可以再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9月19日，原告再次就孙群林的死亡向被告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当日，被告予以受理。同日，被告向第三人送达了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要求第三人于接到通知后十日内进行举证。2017年9月29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供了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2017年11月27日，被告作出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7年11月20日7时50分许孙群林与同事交班后下班回宿舍休息，21日上午被同事发现在宿舍内死亡，经法医现场勘查分析，判定为孙群林系因突发疾病猝死。”决定不认定孙群林为视同工亡。当日及次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12月15日，被告认为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孙群林的工作岗位及被发现死亡的时间有误，决定撤销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12月18日，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具体内容详见上文）。2018年1月3日，被告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撤销通知书。2018年1月4日，被告向第三人送达了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1月19日，被告一并向原告公告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撤销通知书和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对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诉至本院，提出了前述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被告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职工所受事故伤害，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第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凿充分。⒈被告提供的第三人身份证明、孙群林的身份证明和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能够证明工伤职工、工伤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各自的身份。各方身份明确。⒉被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能证明孙群林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⒊被告提供的考勤管理办法、考勤表和宿舍管理员工作记录，能证明孙群林于2016年11月19日正常上班及2016年11月21日没有上班。⒋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录音及田叶胜对事实的记录，能证明孙群林是第三人的宿舍管理员，工作时间为8时至次日8时，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孙群林于2016年11月20日7时50分许与同事交班后下班，并于次日上午被同事发现在宿舍内死亡；5.被告提供的孙群林非正常死亡工作情况报告，能证明孙群林是突发疾病猝死。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是确凿充分的。关于原告主张孙群林于2016年11月20日下班前就已经发病一节，原告提供两份询问笔录予以佐证，但是这两份询问笔录的内容是针对孙群林被发现死亡的具体情节，并不涉及孙群林突发疾病的具体时间及地点问题。另，被告提供的录音中提到孙群林在交班时有不舒服的说法，但这也不足以证明孙群林就是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导致死亡的。因此，原告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不应采纳。第三，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㈠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孙群林不是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死亡，也不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不予认定视同工亡，符合上述规定，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孙群林的发病应当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但仅凭这一点，对最后的认定无实际意义，更何况连这一点也没有充足的证据。原告的主张不应采纳。第四，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被告经过了申请、受理、调查核实后，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并向各方送达了决定书，这一程序基本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规定的程序。但是，被告没有在法定60日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这构成程序轻微违法。但因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不产生影响，应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自行负担。上诉人孙竞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行初63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父亲孙群林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视同工伤的情形。根据赵金霞2016年11月28日在大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哈尔滨路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供的与付丽霞、田叶胜的录音，均能证明孙群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已经突发疾病的事实，而原审法院没有采信该部分证据，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被上诉人抛弃在公安部门已有的证言笔录不用，为了达到证明其所谓的“合法”的不予认定工伤的目的，重新、重复地调取证人笔录，该份证言笔录系同一个人作出的相互矛盾的不同内容，且后一份笔录是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发生纠纷后形成的，该份证据的效力低于在纠纷前由公安机关调取的证言笔录的效力。在该笔录中有意回避孙群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突发疾病的事实不问或者是被上诉人有意引导证人作出不同的笔录。原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此种情况的前摄下，采信了该部分证据，属于明显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孙群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突发疾病，用人单位在明知其员工在工作岗位发病，在员工回到住宿处也不派人过问，不采取有效措施，放任死亡的出现，用人单位怠于履行职责，使孙群林没有得到及时的就医抢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孙群林的猝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视同工伤的情形，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所依据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上诉人请求撤销金普新区人社局作出的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由：一、被上诉人在调查笔录中有意回避孙群林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突发疾病的事实，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是属于违法滥用职权的行为。我父亲孙群林2016年11月20日早上7点30分交接班时向同事赵金霞提及他当时身体不舒服，并且赵金霞还让我父亲多休息，次日晚点接班。次日上午，我父亲孙群被同事发现林在宿舍内死亡。孙群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突发疾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践的观点应认定我父亲孙群林为工伤。（一）、本案中，我父亲孙群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突发疾病，用人单位怠于履行职责，使其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用人单位应承担全部责任。（二）、我父亲平时身体健康、没有发过病。与同事赵金霞交接班时，我父亲向赵金霞明确表示身体不适，对一个已年满58岁的成年人来说称身体不适，证明当时发病的征兆已相当明显。（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九章—几类特殊行政案件审理中的观点：职工在工作期间、工作岗位上发生疾病并在48小时内死亡，即使未经医院抢救亦可视为工伤，因为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生疾病未经医院抢救是有其合理的理由，（1）是要求员工一有病就去医院不符合我国国情；（2）是员工缺乏医学知识，对病情的严重性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未选择及时医疗；（3）是因为个人的素质不同，疾病表现的严重程度也不同，要求一律直接送医院救治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回家休息或坚持下班，在下班后死亡，死亡时间距离单位不足48小时的可视同工伤。没有送医院就医的只要两人及以上共同劳动的职工能证明该劳动者在工作时间时突发病症，并因此在48小时之内死亡的，就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项的规定认定视同工伤，不苛求职工突发疾病后立即送到医院救治。综上所述，我父亲孙群林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疾病，用人单位怠于履行职责使其没有及时得到送医救治，在发病24小时内死亡（经法医鉴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将其认定为工伤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工作人员存在枉法裁判的行为，因此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金普新区人社局答辩意见，一、上诉人主张的其父亲孙群林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以及对田叶胜的录音，但该笔录中赵金霞是有三次叙述，原话是我和孙群林头天即2016年11月20日交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不舒服，第二次陈述是就是在20日我接他班时他说身体不太舒服，第三次亦是孙群林表示是我有点不舒服。该不舒服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被上诉人在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时并非片面采用调查笔录，在原审判决中被上诉人已经将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以及公安机关对赵金霞的询问笔录作为事实证据予以提交。二、孙群林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其死亡时间是在其下班后休息时间，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项的规定。原审第三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正确以及在此基础上被诉行政行为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孙群林生前系原审第三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宿舍管理员，住单位宿舍，工作时间为8时至次日8时，工作24小时休24小时。2016年11月20日7时50分许，孙群林与同事交班后下班。次日上午，孙群林被同事发现在宿舍内死亡。经法医现场勘查分析，判定孙群林系因突发疾病猝死。可以确认，孙群林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上诉人认为孙群林工作交接班时“身体不舒服”，应视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并以此主张孙群林的死亡应视同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据此规定，上述视同工伤情形应当同时具备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及突发疾病死亡三项条件或者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三项条件的情形；孙群林突发疾病死亡时并非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上诉人有关孙群林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的事实主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被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有关孙群林死亡时并未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事实认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同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或者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疗机构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的；……”基于孙群林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作出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有关原审法院、被上诉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所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观点就类似孙群林涉案情形均认定视同工伤一节，因该“司法观点”，从法理角度考量，仅为学理解释，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依据，况且该“司法观点”列举的案例是以“身体不舒服与死亡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为事实基础，而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孙群林“身体不舒服”同死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遑论适用该“司法观点”，故，上诉人此节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作出的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7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没有在法定60日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违反法定程序；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竞男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张 丹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