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泡桐护林岗。法定代表人：鞠祥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湖北敦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湖北宽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诚喜，男，195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波，武汉市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诚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1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志伟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原告按回款额4.7%提取业务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主观臆断，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没有过任何关于业务费的约定，被上诉人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业务费以及计算标准，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便判决支持其按回款额4.7%提取业务费，没有任何依据，所谓的4.7%的标准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二、原审认定“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中除志伟公司向原告支付即便工资外还有支付业务费的相关记录，可以认定被告志伟公司确向原告支付过业务提成，被告志伟公司对此并不否认”，该认定与志伟公司答辩不符，原审作出此种认定系有意偏向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系上诉人支付的工资及相关奖金福利，上诉人从未认可该款项为所谓的业务费。况且该流水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按所谓回款额的4.7%的标准支付业务费没有任何关联，原审以此推断双方存在业务费，没有任何依据。三、原审认定“且志伟公司对原告主张按回款额4.7%提取业务费并未提出异议和反驳证据。故对原告主张的业务费，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该认定与上诉人庭审抗辩不符，更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认定严重错误。第一、上诉人在原审的答辩及辩论环节已经明确表示被上诉人关于业务费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非未提出异议。第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所谓“按回款额的4.7%提取业务费”的诉求主张，在被上诉人未完成基本举证责任的情况，上诉人对不存在的事实没有举证义务，原审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反驳证据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第三、被上诉人提出了多笔关于业务费的主张，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为支持其诉求选择性的认定其中一笔，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认定严重不公。胡诚喜辩称，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中第一项和第二项中将本案发回重审的部分。业务费不是一年的事情，胡诚喜2010年9月至2019年2月一直在志伟公司处工作，工作期间除了基本工资后，还有相应的业务提成，一审法院没有审理清楚，仅确认最后一笔回款的业务提成费用。胡诚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志伟公司支付拖欠劳务费42000元；2、判令志伟公司向胡诚喜支付业务费149280.70元；3、判令志伟公司向胡诚喜支付社保费432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志伟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胡诚喜变更诉讼请求，将支付拖欠工资从42000元变更为24000元。将支付业务费从149280.70元变更为160560元，放弃第3项诉请即要求志伟公司支付社保费43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诚喜原系志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公司改制后被其他企业收购。胡诚喜仍受聘在志伟公司担任销售副总，主要从事对武钢集团带式运输整机及零配件生产、加工业务承揽及托管品货款结算回收。胡诚喜在志伟公司工作期间，先后代表志伟公司与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多份采购合同、备品备件邮售托管合同。其间，胡诚喜从武钢集团处收回部分货款，志伟公司也向胡诚喜支付了部分业务提成款。2019年1月9日胡诚喜受志伟公司的委托与武刚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对未结算的合同决算后确认，武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志伟公司实付价款1230702.88元（含16%的税金）。2019年1月10日志伟公司向武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张，金额分别为627546.63元、603156.25元。胡诚喜分别于2019年7月18日和2019年8月3日将上述2张增值税发票交给武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后由于金额变更志伟公司于2020年8月8日重新开具611316.96元和587557.38元的增值税发票2张。交给武钢集团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其实际从武钢集团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收回的货款为1198874.34元。2014年12月30日胡诚喜代表志伟公司与武汉科技大学拓江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机电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金额266000元。后武汉科技大学拓江高科技有限公司欠志伟公司货款19万元，此款后申请法院执行予以收回。胡诚喜在志伟公司工作期间的基本工资为每月3000元，工资发放至2018年12月。2019年2月1日志伟公司以胡诚喜工作严重失职等等，给予胡诚喜开除公职处分。一审法院认为，胡诚喜为志伟公司提供劳务后，志伟公司应当在胡诚喜提供劳务期间支付劳动报酬。根据胡诚喜提交的银行流水，其工资发放至2018年12月，而胡诚喜被志伟公司除名的时间为2019年2月1日。其应向胡诚喜支付2019年1月份的基本工资3000元。故对胡诚喜要求志伟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部分支持。对胡诚喜主张的业务费。经审查，1、武科大学拓江公司货款19万元。胡诚喜仅提交一份《机电产品购销合同》，不能证明合同所涉及货款由其收回，故其主张该19万元的业务费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2、关于胡诚喜主张志伟公司挂账的16000元和68150元业务费。胡诚喜未向法庭提交志伟公司欠付其业务费16000元的证据，且志伟公司对该业务费也不认可。故对其该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胡诚喜提交一份由原志伟公司财务人员祝存建签名的七月份已完成工作计划暨8月份工作计划，上面虽然记载有：胡总业务费79900元、2018年8月31日回款20万元、2018年9月30日回款10万元、2018年10月31日回款10万元。按4.7%计算计9400元、4700元、4700元、合计68150元。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4日。由此可以看出2018年9、10月份的回款数属计划安排，并未实际发生。且仅以一份工作计划中记载胡总业务费79900元，而主张志伟公司欠付其业务费68150元，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故对胡诚喜的该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3、关于胡诚喜主张武钢业务总款1437671.94元的业务提成费。胡诚喜提交的证据2任意三栏账中记载2019年度累计回款1198874.35元，结合2019年1月9日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与志伟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确认的价款总额和2019年8月8日志伟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金额。志伟公司的回款金额应认定为1198874.34元，与胡诚喜证据证明的数额一致；胡诚喜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中除志伟公司向胡诚喜支付基本工资外还有支付业务费的相关记录，可以认定志伟公司确向胡诚喜支付过业务提成，志伟公司对此也并不否认。且志伟公司对胡诚喜主张按回款额4.7%提取业务费并未提出异议和反驳证据。故对胡诚喜主张的业务费，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提成业务费为56347元（1198874.34元×4.7%），对于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胡诚喜撤回要求志伟公司支付社保费43200元，系其对自身权利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抗辩中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已部分不予采纳。志伟公司的其他抗辩意见不符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胡诚喜劳动报酬3000元；二、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胡诚喜业务费56347元；三、驳回胡诚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是4817元，减半收取2408元，由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志伟公司在一审庭审辩论时称“双方没有关于业务费的任何约定”；关于胡诚喜提交的用于证明志伟公司实际向其发放业务提成的银行流水之证据，志伟公司在一审质证意见为“银行流水，没有显示任何被告公司的信息”；在一审答辩时，志伟公司称“除了每月发放劳务报酬外，公司还根据原告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现，业务能力，公司的绩效等综合情况，向原告发放了一定的奖金福利”。胡诚喜提供其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8月24日期间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对私账户对账单，无交易对手信息，在摘要内容为“小额支付”、交易渠道为“二代大小”三笔款项后手工备注有“业务费”字样。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志伟公司是否应向胡诚喜支付业务提成费。胡诚喜主张志伟公司应向其支付业务提成费，但双方就业务提成的范围以及业务提成的比例，并无书面约定，志伟公司亦明确不予认可。胡诚喜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胡诚喜应证明完成志伟公司的业务可以获得提成、可获提成业务的范围、业务提成的比例以及该提成是否支付。一审中，胡诚喜提交任意三栏账、部分业务合同、产品清单及税务发票作为其应获得业务提成费的计算依据，但任意三栏账上无任何机构印章；业务合同多为2013年或2015年签订，即使胡诚喜作为志伟公司的代表签订了这些合同，也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业务提成费是基于这些合同和账目产生；税务发票虽由胡诚喜持有，也不能说明发票项下的业务均由胡诚喜完成，不能推定胡诚喜的业务提成应以发票金额来计算。胡诚喜亦提交2018年的银行流水，款项并没有交易对手信息，即使是志伟公司向胡诚喜支付相应款项，该款项性质也无证据指向业务提成费。退一步说，就算志伟公司曾向胡诚喜支付了业务提成费，现在胡诚喜所主张计算业务提成费的业务范围中，也无法厘清哪些提成已经得到支付，哪些未支付。双方既往存在的业务提成历史以及业务提成的范围和比例，志伟公司在一审并非未提出异议，而是未认可以上事实，胡诚喜仍负举证责任，但其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即其主张的事实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胡诚喜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志伟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应向胡诚喜支付业务提成费系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意见，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志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10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104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胡诚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17元，减半收取2408元，由胡诚喜负担2369元，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17元，由胡诚喜负担4739元，武汉市志伟运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杨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