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33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兴军（曾用名曹成兴），男，196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台儿庄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宜环，男，195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台儿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枣庄台儿庄涧头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夫中，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台儿庄区。上诉人曹兴军与被上诉人李宜环、褚夫中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5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兴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2019）0405民初1997号判决；2.依法对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2019）0405民初1997号判决改判驳回李宜环的诉求或发回重审；3.上诉费有李宜环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李宜环称购买上诉人甘薯苗与事实不属，上诉人只是出卖光碳核肥，代为引进甘薯苗，协助销售生产的甘薯。台儿庄区农业局到被上诉人李宜环地里进行的现场勘验，只是对实有44.3平方甘薯进行测产，其它7亩土地均不见有甘薯及秧苗存在，也没有对甘薯苗确认系什么品种，另被上诉人不诚实守信，心怀鬼胎，欲用诉讼来赚取自己技术管理上的失误损失，被上诉人李宜环在原审庭中陈述，根据要求标准种植，那么多出来的一亩地及多出来的3000棵甘薯苗是哪里来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调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宜环不诚实守信，隐瞒其它事实真相，起诉目的不纯，无理取闹，望二审法院明察秋毫，驳回被上诉人李宜环的诉求，制止歪风邪气的蔓延，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褚夫中对曹兴军的上诉没意见，认为测产也有问题，产量问题也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李宜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庭审已经核实了李宜环购买褚夫中和曹兴军假冒的西瓜红地瓜苗及农业局专家现场测产的事实，曹兴军的上诉系无中生有；地瓜收获后，曹兴军以种种借口不予回收，李宜环无奈之下老两口开着三轮车赶集卖并一笔一笔记下，并在一审中如实陈述，一审判决也予以扣除。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宜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红薯减产损失19,200元（计算方式：按照每亩减产3000斤，每斤单价1元，种植6.4亩）；2.判决二被告将原告所种现产红薯予以包销并支付购买款19,200元（计算方式：按照每亩减产3000斤，每斤单价1元，种植6.4亩，具体数额以实际收获产量为准）；3.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以上赔偿损失费及红薯包销款暂定为38,4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原告在褚夫中门市店门口分两批购买了由曹兴军从外地进来的红薯秧苗，原告共购买二被告薯苗20000株，每株单价为0.2元，一共支出4000元，当时将4000元交给褚夫中，原被告双方未对薯苗品种（西瓜红）产量等签订书面合同，二被告的薯苗没有产地、品质等标识。二被告未能提供销售的薯苗产地品种及品质等标识证明。原告称“购买红薯苗时二被告承诺所售薯苗的品种均为西瓜红，亩产六千斤左右，红薯长成后，二被告按照每斤单价1元的标准予以包销”。二被告对此不认可，且原告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购买薯苗后便投入种植，合计种植面积为6.4亩。后原告发现所种薯苗的品种除1500株系西瓜红外，其他薯苗不是西瓜红品种。2019年冬天原告为了避免损失扩大，分多次刨收红薯销售，共出售红薯7260元，以每斤0.8元到1元不等销售。一审法院酌定0.9元，原告共计销售红薯8066.7斤，原告剩余44.3平方米的地瓜没有收获外，其余地块地瓜均已收获。2019年12月30日枣庄市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对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庄村李宜环多个种植地瓜产地的测产报告认定；测产地块位于米处地瓜地，实测面积44.3平方米（22.15m×2m），地瓜行距1米，株距28.95厘米，现场刨瓜测鲜重，实测商品地瓜产量37.65斤，非商品地瓜25.15斤，两项合计折亩产地瓜945.07斤，其中商品地瓜产量亩产566.59斤，非商品地瓜产量亩产378.48斤，另其对红薯的品种质量因无标识等无法鉴定。另查，一、2019年台儿庄区统计局统计全区薯类单产496.09亩/公斤【干重折鲜薯2480.45公斤（鲜薯5公斤折1公斤粮食）】，原告种植红薯6.4亩，参照以上标准原告合计产量应为31749.76斤。二、原告未提供种植红薯的用药、田间管理等生产记录情况。二被告也未提供褚夫中系代卖的委托协议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李宜环与褚夫中、曹兴军系产品责任纠纷，李宜环作为红薯种植户购买二被告薯苗2万棵，用于种植6.4亩承包地。本案审理重点是二被告销售的薯苗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及与原告地瓜产量减产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薯苗属于种子的一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二被告销售薯苗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并附有标签及使用说明，并对其质量负责。本案二被告销售薯苗，虽双方对薯苗（西瓜红）的品种未签订合同，但二被告作为销售者应销售标注产地品质等符合规定的薯苗，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薯苗有标注符合标注品质标准等。二、原告对预留的44.3平方米地瓜种植地块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人员测产，实测地瓜产量37.65斤，折合商品地瓜产量亩产566.59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参照台儿庄区薯类粮食单产496.09公斤/亩（折鲜薯2480.45公斤/亩），能够认定李宜环所种植的6.4亩承包地地瓜明显减产实际存在。二被告无证据证明其销售的薯苗符合质量标准，不能排除其销售行为与原告实际减产损害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在此情况下，综合案件事实，能够认定二被告销售的没有标注产地、品质等的薯苗与原告减产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二被告销售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赔偿原告因此受到损失的主要责任。另原告未提供种植薯苗的田间管理等记录及尽到管理职责的证据，应对此减产负有次要责任40%。原告自认分期销售红薯8066.7斤，在委托测产减产范围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酌定二被告承担原告减产损失（60%）（2480.45x2x6.4-8066.7-37.65）x0.9x60%=12,768.52元。原告另要求被告承担回收购买红薯款，一审法院已对减产损失予以处理，故其要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曹兴军对2019年11月5日的证明是否为褚夫中所签，申请鉴定。因褚夫中本人已承认是其本人签名、捺印，故对被告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被告辩称，褚夫中是代理行为等不应承担责任，因其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褚夫中、曹兴军（曾用名曹成兴）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宜环红薯减产损失12,768.52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元，由褚夫中、曹兴军负担120元，李宜环负担6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曹兴军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证人是和李宜环同时领取的甘薯苗的产量极高。李某称其与李宜环一前一后领取的秧苗，按照曹兴军的指导进行施肥，收获后一元一斤销售给了曹兴军，李某购买的是烟农二五和西瓜红两个品种，管理没啥区别，收获的时候产量差距不大。褚夫中对证人证言质证无异议；李宜环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该证人所做陈述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于上诉人的关系尚有待确认，且该证人所作证词为孤证，不能证实上诉人让该证人到庭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李某的陈述具有真实性，但其与李宜环一前一后购买涉案秧苗的事实，不能排除李宜环所领取秧苗存在质量问题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李宜环种植甘薯减产的事实。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曹兴军的证明目的。2.李宜环提交台儿庄林业局进行现场测产的照片七张，曹兴军和李宜环都在场。证明上诉人所出售的地瓜苗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根本达不到其所声称的产量，个别地块的产量相当低，本案属于典型的坑农害民的行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一审、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一审认定李宜环在褚夫中门市店购买由曹兴军从外地进来的红薯秧苗后种植出现减产的事实正确。一审法院组织枣庄市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专家进行了现场测产，李宜环及曹兴军均到场并签字，曹兴军当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上诉对甘薯种植亩数提出质疑显然缺乏证据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没有不当。一审对李宜环疏于管理的事实予以认定，李宜环对减产问题也应当承担一定笔录的过错责任，一审酌定其自负40%的责任也无不可。综上所述，曹兴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元，由上诉人曹兴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光明审判员  张洪光审判员  朱运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邸梦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