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3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61年8月19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吉林齐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吉林市船营区正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56年5月10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4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李某，被上诉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王某1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中要求张某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万为本金，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未认定20万元借款本金实际交付给张某纯属错误。1.一审中王某1提供了来源于同一日2015年12月9日的两份证据：其一，该日王某1在吉林银行提取现金17万元的流水凭证；其二，该日张某从头到尾亲自书写的《借条》。该两份证据同时证明，借款发生当日的2015年12月9日，张某实际收到王某1现金20万元，并因此为王某1出具借条。即张某实际收到借款。2.王某1能将20万元出借给张某系基于中间人钱某、沙某1的介绍，因此借条中注明“如到期还不上由钱某、沙某1负责”的内容完全符合民间借贷案件的特征。一审中钱某、沙某1均已出庭证实案涉款项出借给张某的客观事实。该二人是王某1与张某借款中的介绍人并直接参与借款整个过程，该二人并非是一审法院所称的“利害关系人”。3.一审王某1与张某2020年7月28日的原载体录音中，张某陈述“我现在就争取把那24个抓紧……”的录音内容，张某虽狡辩并非为完整录音，但该录音却是双方本次谈话的最后内容（王某1并非为由始至终的刻意录音），此内容足以证实截至2020年7月28日，张某依旧在推迟偿还2015年向王某1借款24万元（本金20万元及10个月利息4万元）的情况。双方另一份录音内容发生在2020年4月14日，该录音中张某明确告知王某1把“所有借条拿来”，并表示要先给王某1拿个五万六万的。结合一审张某表述双方只有一次借款及借款只有2万元（已被一审法院判决偿还），再无其他借款的事实，足以推定双方并非是仅有2万元的借款，本案的20万元借款就是另一笔借款。4.从张某借款后多次为王某1、曹玉梅、张丽贤出具保证书及张某自述王某1多次同前述二人一同向其催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二人之间的借款数额不可能只有2万元。其次，一审判决遗漏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2016年12月30日，基于张某未按20万元借款约定的期限2015年12月9日偿还本息24万，当王某1催款后，双方依据原借款本息及张某承诺还款日期重新将本息进行核算后，约定张某在2016年12月30日还款时一次性偿还30万元，为此张某本人亲自重新为王某1出具《借条》，明确表明：张某向王某1借款30万元，并自愿用房屋做抵押……此份《借条》是原借款本息24万元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该证据完全能够证明案涉2015年12月9日借款本金20万元的客观事实。但一审法院为偏袒、保护虚假陈述的司法干警张某，竟然对该份重要证据刻意进行回避，对该份证据没有进行任何评判，或者是一审法院根本不敢对该证据进行评判、论证。再次，张某是国家司法干警，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其自称2015年为王某1出具《借条》时是受钱某指使完全不符合常理。最后，依据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一）项“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视为合同成立之规定，能够看出以现金支付也是借款合同成立的情况之一，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借款必须以卡卡转账为合同成立的法定条件。本案王某1借款当日有借款现金来源凭证，有证人证明王某1将现金款项实际支付给张某，张某当日及后期两次出具《借条》及双方录音均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王某1实际支付给张某的客观事实，而一审法院却在上述种种有效证据的前提下受其他因素干扰，判决王某1未将钱款交付张某，造成本案判决结果严重错误。张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王某1在上诉状中所述不属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王某1是否将所谓的借款交付给张某，是否履行了先行履行的义务。张某根本没有收到王某1的借款。一审时，张某提交了与王某1的通话录音，而且在一审庭审时法官当庭询问，王某1承认是其本人说的话，也就是说王某1承认将钱款全部交付给案外人（一审证人钱某），通过该录音足以证明王某1并未将24万元借款交付给张某，张某没有偿还的义务。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2.诉讼费用由张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与钱某系朋友关系，王某1通过钱某与张某相识，2015年12月9日张某为王某1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王某1现金贰拾肆万元整（￥240000.00），还期2016年10月9日之前。到期还不上由线（注：钱）伟、沙春（注：存）富负责。借款人张某2015年12月9日”。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借条》中“线伟”实为“钱某”；2016年5月26日张某为王某1出具《欠条》一份，向王某1借款人民币2万元。当日，王某1履行了2万元借款交付义务。此后，王某1催要借款，张某未如约还款。2017年6月16日张某向包括王某1在内的三名债权人出具还款保证书一份，承诺欠款于2017年7月末偿还，逾期未予履行。2018年7月再次保证仍未履行，借款2万元拖欠至今。2020年8月4日王某1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某立即偿还欠款22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另查明：王某1于2015年12月9日9时23分在吉林银行吉林北极街支行办理个人活期开户，现金存入人民币170,000元。当日10时15分现金取款人民币1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王某1诉称，张某于2015年12月9日向其借款20万元，虽提供借条、吉林银行交易记录及证人钱某、沙某2到庭证实，但张某否认借款已实际向其交付，王某1不能提供借款交付凭证，证人钱某、沙某1系利害关系人，现有证据均不能举证证明借款20万元交付，王某1对自己的该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王某12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关于2016年5月26日2万元借款，有《欠条》及张某自认，故对王某1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张某欠王某1借款人民币2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二、驳回王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某1负担2150元，张某负担150元。王某1已预交，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负担部分向一审法院交纳。本院二审期间，王某1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吉林银行个人人民币整存整取银行凭证二份，证明2015年12月9日9时23分，王某1存入的17万元是从以上定期存单支取的，然后凑足17万元存入新的账号，用以证明王某1向张某支付借款来源属实；证据二、四份通话录音，第一份是钱某与田海通话录音（时间是2020年9月9日），第二份是钱某与张某的通话录音（2018年11月1日），第三份是钱某与张某通话录音（2019年5月4日），第四份是钱某与曹玉梅的通话录音（2020年9月27日），前三份在一审都提供了，但是一审没有让我们作为证据提供，也没放出来，第四份形成时间是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之后形成的，证明在2015年12月9日存在王某1将借款交付张某的行为，张某向王某1借款不止一笔，张某在一审的抗辩具有以虚假陈述掩盖真实事实的目的。张某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是真实的，但是写的是24万元借条，款项仅有17万元，不属实，也没有收条，没有转账凭证。证据二中第一个录音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符合真实性，也没有关联性，不合法，应予以驳回；第二个录音，更与本案无关，根本没体现出张某收到24万元，都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个录音更与本案无关；第四个录音，张某不不认识曹玉梅，当时张某欠钱某钱，钱某找他邻居曹玉梅借给张某9万元现金，张某给出的10万元借条，然后钱某把张某欠他的5万元拿走了，曹玉梅起诉张某案件已经调解，张某和曹玉梅通电话时提到了曹玉梅借给张某的钱让钱某拿走了一部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证据一与王某1在一审提供的吉林银行存取款明细证明问题基本相同，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中前三份录音在一审时已经提供，经在二审中播放录音内容并不完整，且无法证明王某1的主张，故对证据证明问题不予采信；第四份录音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张某于2015年12月9日出具的为借条，并非收条，借条内容约定了出借人、借款人、借款数额、还款时间等内容，具有借款合同的要件，王某1作为主张权利方有举证证明该借款合同已经生效的义务，即其需举证证明已向张某交付借款。王某1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记录仅能证明其于2015年12月9日当天存取款17万元，并不能证明其将现金20万元直接交付给张某。而张某提供的与王某1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王某1称将20万元交给钱某，还收到钱某给付的5000元感谢费，并称“这些钱全部在钱某那”。结合王某1在二审庭审中称当时不认识张某，想把钱交给钱某的陈述，且王某1对与张某的通话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可以认定王某1并未将20万元借款直接交付给张某或张某授权收款人，2015年12月9日的24万元借款合同并未生效。王某1提供的通话录音并无张某认可收到20万元借款的内容，2016年12月30日张某出具30万元的借条内容为“今由张某向王某1个人借款叁拾万元”，并无对2015年12月9日借款20万元本息予以结算重新确认的内容，张某对出具该借条的目的予以说明为2016年田海向王某1借款30万元，张某担保，因系王某1向其姐姐借款30万元出借给田海，由张某出具借条应付王某1姐姐。王某1亦认可于2016年向其姐姐借款30万元出借给田海，结合王某1与张某的通话录音，张某确实曾与王某1协商田海欠王某1借款，故该30万元借条亦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王某1于2015年12月9日向张某交付借款20万元。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卢佳欢审判员 任宝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马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