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10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丽媛，女，1984年6月20日出生，满族，现住阜新市细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辽宁格莱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含，辽宁格莱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菲，女，198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辽宁海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杜嘉奇，男，198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阜新市细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宁，辽宁格莱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单丽媛因与被上诉人刘菲、原审被告杜嘉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单丽媛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刘含，被上诉人刘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原审被告杜嘉奇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单丽媛上诉请求：1.依法对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902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按照双方借款和还款的转账明细可以很精确地计算出，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460479元，而非600万元，一审判决明显错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未实际核算上诉人银行转账偿还借款的明细，未确定真实借贷关系和具体借款金额的情况下，仅以被上诉人提交的还款计划书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在三年时间里一百多笔的银行转账，就确认了上诉人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拒绝认定上诉人在三年间向被上诉人偿还一百多笔银行转账的还款，对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视而不见，属于严重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提交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微信交易明细等转账凭证，证明被上诉人从2017年5月3日起借给上诉人款项，其中2017年5月3日，被上诉人刘菲给上诉人单丽媛转账300，000元，5月4日给上诉人单丽媛转账450，000元，5月8日给上诉人转款800，000元。上诉人单丽媛于2017年5月15日通过中国银行偿还被上诉人借款11，000元，6月2日又偿还35，500元。以此类推，从2017年5月至2020年3月，被上诉人刘菲通过中国银行账号借给上诉人单丽媛款项108笔，共计11，235，710元，上诉人单丽媛通过相同的中国银行账号向被上诉人刘菲偿还借款185笔，共计11，113，891元。一审法院只是通过中国银行等转账认定被上诉人刘菲的转账借款，却并不审查上诉人通过相同银行账号转账给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的证据。只是在判决中认定上诉人陆续偿还给被上诉人借款本金和利息，但是并没有认定上诉人偿还的数额，上诉人偿还给被上诉人的金额远远大于被上诉人请求的600万元。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给其微信转发的核算数据：欠款本金602万元，11月1日至11月30日，利息为180600元”就推定为上诉人3年间偿还给被上诉人的11，178，751元中包含利息，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并且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的约定，法院仅凭主观想象认定案件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还款计划书等书面凭证中所记载的借款金额，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支付给上诉人，都是在双方未对账的情况下，上诉人出于对朋友的信任而出具的，根本不能反应双方之间真实的借款金额和借款事实。《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了对借款标的、数额、还款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实际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从双方的银行和微信转账中可以明确计算出：截止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被上诉人共借给上诉人460479元。双方之间的借贷金额应为460479元，并非还款计划书中所述的600万元。故还款计划书中的还款金额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被上诉人起诉之时，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有借条六张，借条记载：2017年12月1日单丽媛向刘菲借款370万元和50万元的两张借条，2018年3月29日单丽媛向刘菲借款55万元，2018年6月28日单丽媛向刘菲借款35万元，2018年11月30日单丽媛向刘菲借款60万元，2019年6月11日单丽媛向刘菲借款30万元，以上六张借条共计借款为600万元，与2020年1月6日出具的还款计划600万元的数额相一致。这也可以说明双方产生借款的过程，上诉人出具还款计划只是对六张借条的统计，而不是对偿还借款的结算。一审法院应当有该证据在卷佐证，对借款的过程应当进行审查，虽然被上诉人没有作为证据提供，但是被上诉人在立案时应当已经将该组证据电子版上传到阜新市法院立案庭保存。一审法院明知存在还款事实和借款过程，却故意放弃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应作为而不作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做出合法公正，经得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检验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明确：对于大额借贷，人民法院通常应当对借款合同、借据、银行资金往来交付证据、企业会计资料等综合审查认定。查清借贷金额本身不仅是正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借款本金的需要，也是进一步结合其他事实认定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的必要一环。在被上诉人提出的书面证据与实际借款事实不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对双方实际转账明细进行仔细核对，怠于查清借贷金额和真实的借贷关系，仅凭书面凭证就草率作出判决，实属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在双方于2020年1月16日签订了关于600万元的还款计划书之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共7笔，分别是2月7日微信转账2000元；2月10日8000元；3月3日20000元和10000元；3月4日15000元；3月27日100元和199900元，以上共计255，000元。上诉人在出具还款计划后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并没有予以认定，系事实不清。该还款应当从借款的数额中予以扣除。4、被上诉人提供的7份企业机读档案，只有4家是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经营的企业。其他3家均为其他人员成立企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3家企业系上诉人为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企业机读档案中涉及到的企业认定为由上诉人出面经营管理的家庭企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现行《公司法》早已不承认家族企业，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其法律责任应该由登记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承担，况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述7家企业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POS机刷卡记录均为购买商品产生的，与本案无关。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并未对利息有明确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所适用的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很明显的民间借贷纠纷，应当适用双方借款事实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款事实是否发生。”条文中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中，应当对借款金额、交易明细等基本的借款事实进行实质性审查认定，做出综合性判断。仅凭借据、欠条等书面凭证，无法对借贷关系和借款金额进行认定。而一审法院做出判决的依据是《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和借款数额尚未明确，何谈法律约束力和违约责任，可见以上两个条文并不适用于本案。况且上述《合同法》两条文中的规定均属于概括性规定，属于一般法律条文。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原则，本案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作出合法、合理的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严重地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欠款本金及利息全部是由上诉人自己核算并支付的，上诉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和两份还款计划，但上诉人出具上述还款计划后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且为了保证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将其名下的商业网点抵押给了被上诉人刘菲，我方认为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杜嘉奇述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答辩人不应对该笔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具体事实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行为虽然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是上诉人以其个人名义用于其个人生产经营所负之债，非夫妻共同债务。我方自己有工作单位，从不参与上诉人的企业经营事宜，其经营收入也从未用于家庭生活开销。故原审被告的企业经营收入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其所负债务也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债务，并且上诉人对上述借款事实并不知情。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没有一笔是与上诉人有关的，被上诉人提出的企业机读档案也并不是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也没有我方签字。由此可以看出，我方对借款情况并不知情。况且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还款计划书和还款计划等书面材料之前，我方已经由于夫妻感情不和与上诉人办理了离婚手续。3.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企业机读档案中涉及到的企业认定为家族企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其法律责任应该由登记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承担，如果让企业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亲属承担企业债务岂不滑稽？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哪？况且也并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述7家企业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仅仅以几份企业机读档案就认定为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经营着家族企业，将企业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在2018年1月1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早已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我方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从未参与过上诉人的企业经营，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我方不应该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关系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依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且违背了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为了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600万元及利息（自2020年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率按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二被告原系朋友关系，被告单丽媛开办经营着四家独资或个人经营的企业。2017年5月份，被告单丽媛因其企业经营需要资金，开始在原告处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包括银行卡转账和微信转账）多次借给被告款项，被告单丽媛亦用微信和银行卡转账的方式陆续偿还给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2020年1月16日，被告单丽媛为原告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书，写明截止2020年1月16日，单丽媛累计向原告未付借款共计人民币6000000元（大写：陆佰万圆整），还款期限：自2020年2月3日起至2020年8月24日前还清。具体还款计划为自2020年2月3日起至2020年8月24日前还清，共分30期，每期偿还20万元。该还款计划书还写明了单丽媛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主动偿还对原告的欠款及双方约定的利息，连续两次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还款，则视为剩余款项全部到期，原告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本息，由单丽媛承担违约责任及相应法律后果。2020年2月12日，被告单丽媛为原告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按照前述的还款计划书的内容约定于2020年3月1日开始还款，每周至少20万元。2020年3月10日，被告单丽媛签署了一份民间抵押借款合同，用其名下的本市7号12门的网点房屋作为抵押，同日，单丽媛又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写明欠原告的借款应于2020年3月15日之前还清40万元。自此之后，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便以此为由于2020年8月3日诉至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原告出具了被告单丽媛给原告用微信转发的欠款核算数据，写明截止2019年11月20日，被告核算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02万元，11月1日至11月30日，602万元的利息为180600元，以此证明双方借款有利息的约定。原告又出具了企业机读档案七份，其中有四家企业系被告单丽媛作为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另三家系二被告的亲属作为法定代表人经营的企业，以此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借款后用于家族生意及家庭生产经营。原告与被告单丽媛同时分别出具了各自调取的银行转账交易流水记录和微信转账截屏记录，以此来证明借款的真实性和欠款的数额，但双方各自调取记录的数据存有差异，对此在质证中各执己见。另经查明，被告杜嘉奇与被告单丽媛于2020年1月9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一份、民间抵押借贷合同一份、还款计划二份、微信聊天记录四页、企业机读档案七份、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清单73页、工商银行交易明细7页、微信转帐记录4页，被告单丽媛出具的单丽缓与原告之间的中国银行转帐明细33页、原告的婆婆李亚芝给被告舅舅周亚明15万元的转帐记录2页、原告与被告之间微信转帐记录43页，被告杜嘉奇出具的离婚证一份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间从事民事活动应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依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其中自2017年5月份以来的多笔转账记录足以证明了原、被告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明了被告单丽媛的欠款事实。被告单丽媛于2020年1月16日为原告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及二份还款计划，证明了被告单丽媛几年来累计至今的欠款数额，债务应当清偿，原告的偿还欠款的诉讼请求是合法的，应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索要利息的请求，双方对此虽未在借款时书面约定借款利率，但在被告单丽媛签署的还款计划书中写有给付双方约定利息的字句，又在被告单丽媛给原告用微信转发的欠款核算数据中能够计算出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3%，此利率已经超出现行法律规定的标准，故应按原告提出的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执行，给付的日期应按被告单丽媛于2020年2月12日签署的还款计划中写明的开始还款的日期即2020年3月1日起，按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又依据原告所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证据，证明了二被告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被告单丽媛出面经营管理家庭企业，产生的收入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产生的债务亦应为其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虽于2020年1月9日登记离婚，但欠下原告的债务在先，被告杜嘉奇仍应承担与被告单丽媛共同偿还的责任。关于被告单丽媛提出的欠款数额应以实际转账数额为准和被告杜嘉奇提出的此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而非共同债务且已经离婚等主张，因其均未能提出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和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单丽媛、被告杜嘉奇共同偿还原告刘菲借款人民币600万元，并自2020年3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给付利息损失。上述款项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单丽媛、被告杜嘉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单丽媛提交了阜新市公安局海洲公安分局西山派出所2020年3月27日询问刘菲笔录，用来证明刘菲与单丽媛之间是相互拆借，并非单方借贷。借贷期间未约定利息，现在只欠刘菲10万元左右。刘菲对该询问笔录有异议，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2020年3月单丽媛找到刘菲，说有人告她诈骗，请求刘菲到公安机关为她解释一下，笔录的内容都是单丽媛要求刘菲陈述的，不然单丽媛怎么知道在该刑事卷宗中有刘菲这样的陈述呢，该证据是刑事卷宗，作为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这不是单丽媛委托刘菲陈述的，她不会知道该笔录存在的。根据一审我方提供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单丽媛单方向我方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可以相互印证双方是单丽媛一直向刘菲借款，上诉人按期按照月利率3分向刘菲支付利息，明显与该笔录陈述不符，该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时能证明单丽媛违背事实真相做虚假陈述，自我方起诉以来至今，单丽媛从未到法院接受询问开庭时心虚的表现，我方请求法院认真参考我方提供过的证据，从而认定事实。”杜嘉奇对上述询问笔录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笔录虽是公安机关根据刘菲的陈述制作的，但内容与其他证据（含单丽媛一审时的陈述）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另查明，2020年2月7日-3月27日，单丽媛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付给刘菲255000元，其中2020年2月7日转2000元，2月10日转8000元，3月3日转20000元、10000元，3月4日转15000元，3月27日转100元、199900元。此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纠纷，争议的焦点是单丽媛、杜嘉奇应否偿还刘菲600万元，并自2020年3月1日起，按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给付利息。一、单丽媛、杜嘉奇是否欠刘菲600万元。从本案的证据看，刘菲与单丽媛系朋友关系，因经营需要，单丽媛多次向刘菲借款。单丽媛2017年12月1日给刘菲出具了两份借条，金额为370万元、50万元。2018年3月29日单丽媛给刘菲出具了55万元欠条，2018年6月11日给刘菲出具了30万元欠条，2018年6月28日给刘菲出具了35万元欠条，2018年11月30日给刘菲出具了60万元欠条。上述欠条总计金额为600万元。一审时，刘菲向法院提交了73页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清单、7页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4张微信转账记录（正卷一58-144页），证明其自2017年5月起，先后给单丽媛或其指定的企业转账12349510元，对上述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单丽媛没有异议，只是辩称“关于信用卡转账均是由张丛购买相关商品的款项，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无关。微信统计出的借款少于被告统计的借款，我方统计的实际比这还要多”（单丽媛认可微信转账数额为253520元，刘菲统计是107000元）。2020年1月16日，单丽媛给刘菲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自认“截止2020年1月16日，甲方（单丽媛）累计向乙方（刘菲）未付借款共计人民币6000000元”，承诺“自2020年2月3日起至2020年8月24日前还清”。2020年2月12日，单丽媛出具第二份还款计划，2020年3月10日，单丽媛承诺用阜新市7号12门的网点抵押，并出具第三份还款计划。综上，单丽媛欠款事实成立。一审时，单丽媛向法院提交了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其给刘菲转账11178751元，其中微信转账64840元。刘菲对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强调“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被告清偿原告的借款利息”。单丽媛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和微信转账记录，不能否定其欠刘菲600万元的事实。二、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单丽媛一审时否认借款时约定了利息，二审时认为“未对利息有明确的约定”，据此认为不应支持刘菲关于支付利息的主张。但单丽媛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中明确“甲方（单丽媛）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主动偿还对乙方（刘菲）的欠款及双方约定的利息”、“甲方连续两次未能按照协议约定还款，则视为剩余款项全部到期，乙方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本息”。单丽媛在2019年11月10日微信中，明确告知刘菲602万元本金11月1日-11月30日利息为180600元，此外，微信中还多次计算利息，据此可推算出双方约定的月利率是30‰。由此可见，单丽媛与刘菲虽未在欠条和还款计划上明确利率标准，但约定了利息，且从微信中可以推算出利率。单丽媛不支付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为单丽媛与刘菲借款利率的约定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按照上述规定，判决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给付利息并无不当。三、关于订完还款计划后单丽媛微信支付的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按照该解释，245000元应视为给付的利息。”本案中，2020年2月7日-3月27日，单丽媛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付给刘菲255000元，其中2020年2月7日转2000元，2月10日转8000元，其余245000元均是2020年3月1日以后支付的。一审判决自2020年3月1日起计算利息，刘菲没有上诉，说明其认可。那么2020年2月7日转2000元、2月10日转8000元，计10000元，理应折抵本金。依照上述规定，其余245000元，应从2020年3月1日以后的利息中扣除。杜嘉奇没有上诉，其在答辩中提出的请求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单丽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变更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单丽媛、原审被告杜嘉奇共同偿还被上诉人刘菲人民币599万元，并自2020年3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给付上诉人刘菲利息（已付245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690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上诉人单丽媛、原审被告杜嘉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单丽媛负担53730元，被上诉人刘菲负担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树密审判员  陈 银审判员  李祥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王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