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4民初5192号原告：郑幼喜，男，196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雄刚，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聂动，男，196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克非，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炜琛，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郑幼喜与被告聂动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珂独任审理。原告郑幼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雄刚、张明，被告聂动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克非、韩炜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幼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贵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函》于2020年6月9日解除；2.请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1000000元款项及利息（从2016年12月8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至款项付清时止）；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案外人傅伟林与被告的债务纠纷，就执行事宜原告为案外人傅伟林提供了担保，并于2016年12月1日双方形成了《承诺函》，约定：1、原告于2017年5月15日前向被告支付款项700万元；2、达成承诺后原告每月15日前向被告支付100万元；3、原告每向被告支付100万元款项后，被告解除其申请查封的案外人傅伟林的资产一处。双方同时在该《承诺函》上签字进行了确认。原告依据该《承诺函》的约定于2016年12月8日向被告支付了款项100万元，但此后对于解除案外人傅伟林被查封的资产事宜，被告却以各种理由予以拖延，原告认为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函》的目的无法实现，该《承诺函》应依法予以解除，原告与被告协商无果后，故诉至本院，诉请如前。被告聂动辩称：1.原被告和案外人博伟林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原告就该协议承担担保责任，原告及案外人应该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2.承诺函是原告的单方承诺，且在出具该函时，被告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该函内容，应该按照执行和解协议支付剩余600万元。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承诺函》，此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就原告为案外人偿还债务的事实重新达成了协议，被告聂动不认可《承诺函》真实性与证明目的，认为其不能表明被告认可原告郑幼喜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庭审中被告聂动认可原告向其出具过《承诺函》，且经其本人签字确认，《承诺函》原件经双方质证后，被告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该证据缺乏真实性，《承诺函》由原被告签字确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故本院依法确认《承诺函》的真实性。二、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三手机短信、EMS快递及快递单据，证明原告分别于2020年6月5日及2020年6月9日向被告发送了解除《承诺函》的通知。被告聂动不认可证据三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为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相关信息都是原告单方的，没有证据佐证被告收到了，EMS上拒收不知道是谁签的，被告没有收到过该文件。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原告确有通知解除《承诺函》的行为，至于该解除行为是否有效，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二、三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2017年1月17日下午1:20分电话录音、录音内容文字版、收条，证明被告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了义务，原告并未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原告不认可证据一、二的证明目的，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函》对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作出了变更，应当以《承诺函》的内容为准；对证据三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承诺函》出具于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之后，对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更改，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故双方就案涉权利义务关系，本院认定以《承诺函》内容为准；对于证据三，借条上载明的武汉市富域达商贸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因案外人傅伟林与被告聂动存在债务纠纷，原告就执行事宜为案外人傅伟林提供了担保，双方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1.被告聂动应于该协议签订15日内将法院查封以外的案外人傅伟林房产归还，同时该协议生效；2.原告郑幼喜应于该协议生效后7日内将人民币7000000元汇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中，被告聂动即向法院申请解除对案外人傅伟林财产的保全措施；3.若原告郑幼喜与案外人傅伟林未按该协议支付款项，则该协议自动解除，若被告聂动未按协议办理解除保全措施，则应赔偿案外人傅伟林因未及时解除保全措施造成的损失。2016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被告聂动返还湘商大厦股权时间延长至2016年12月15日，2016年12月1日，双方就权利义务关系再次明确并签订承诺函，确认被告聂动已履行了“湘商大厦三楼百分之百股权及常码头广空石材市场全权委托抵押合同无条件归还给案外人傅伟林”的义务，重新约定2017年5月15日前原告郑幼喜将执行和解协议中的7000000元以每月1000000元分七次转入被告内动账户，每支付1000000元，被告聂动解封一处房产。2016年12月8日，原告郑幼喜向被告聂动分两次共转账1000000元，后被告聂动未根据《承诺函》的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告郑幼喜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原被告于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之后重新签订《承诺函》，对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更改，重新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故本院依法认定《承诺函》有效。关于原告诉请确认该《承诺函》于2020年6月9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中：１.《委托函》并未约定附条件解除，不属于前述第四十五条的情形；２.双方合同约定“原告郑幼喜将执行和解协议中的7000000元以每月1000000元分七次转入被告内动账户，每支付1000000元，被告聂动解封一处房产。”该协议为双务合同，不仅约定了被告的义务，亦约定了原告的义务，且没有对被告解封房产这一义务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３.原告在支付第一期1000000元之后，并未支付后续款项，也没有依约履行合同义务；４.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过合理催告，而是在合同签订42个月之后径行通知解除。因此，本案所涉《承诺函》并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原告以此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幼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原告郑幼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路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珂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瞿佳书记员乔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