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思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黔0624民申5号 再审申请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杨雷，男，1997年6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思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璐，女，1989年6月14日出生，土家族，住思南县，系杨雷之同胞姐。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永，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思南县。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贵州思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思唐街道办事处（原思唐镇）城北街**。 法定代表人：徐晖，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原审被告）：杨绍家，男，1948年4月1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居民，现住思南县。 第三人（原审被告）：卢萍，女，1970年4月15日出生，土家族，贵州，居民，现住思南县。 贵州思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南农商行”）与卢萍、杨绍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黔0624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正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杨雷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黔0624执异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异议。案外人杨雷裁定不服，认为（2018）黔0624民初1975号原审生效民事判决书内容有错误，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案外人）杨雷申请再审称，请求：一、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查封执行，撤销思南县人民法院（2020）黔0624执恢18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二、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和撤销思南县人民法院（2018）黔0624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内容。事实及理由：申请人杨雷系杨绍家、卢萍之子，杨绍家、卢萍因感情破裂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离婚协议》并登记离婚。2015年4月29日，思南农商行与杨绍家、卢萍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将案涉房产进行了抵押登记。一、申请人杨雷已经通过杨绍家、卢萍的离婚协议取得了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过户请求权，且对案涉房产行使了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婚前共有房屋一幢（235.14平方米），位于思南县，归儿子杨雷所有。”《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的处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的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备案于思南县民政局，申请人杨雷因此取得了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过户请求权。且杨绍家、卢萍已经将案涉房产交付给了杨雷，申请人杨雷一直生活、学习在案涉房产，并以自己名义对外出租且已收取了租金，对案涉房产行使了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二、由于案涉房产因《离婚协议》签订前的两笔债务未清偿被设立了抵押登记和查封，而该债务根据《离婚协议》第四条约定应第三人卢萍负责清偿。所以，未能将案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系债务未清偿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的客观原因造成，该情形，属于非因杨雷自身的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的情形，杨雷无过错，也不存在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情形。思南县人民法院在（2020）黔0624执异22号裁定书中认为申请人怠于行使个人的执行异议之权，有拖延执行之意是错误的，缺乏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第一，因《离婚协议》签订时，申请人杨雷未年满17周岁，正在就学高中，于2016年6月毕业，为了让申请人杨雷好好学习、生活及健康成长，双方口头约定等申请人杨雷高中毕业后，两笔债务清偿时办理过户登记。第二，案涉房产在《离婚协议》签订前因宋云阳向第三人杨绍家、卢萍的借款于2012年9月21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期限三年。2013年11月4日宋云阳起诉杨绍家、卢萍借款纠纷一案，后经思南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生效，并在宋云阳申请强制执行过程中，思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624执36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产，查封期限为三年。但因第三人未清偿债务，直至2020年9月1日宋云阳的借款才得以清偿，并由思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2020）黔0624执1108号结案通知书。由此在未全部清偿该笔借款并办理解押的情况下，致使申请人杨雷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三、思南农商行未按规定审查杨绍家、卢萍的结婚登证原件，对其婚姻关系未尽审查义务，从而将案涉房产进行抵押登记，客观上存在重大过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抵押权非善意取得，《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四、思南农商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思南农商行在知道或者应知道杨绍家、卢萍对案涉房产无权处分，且对案涉房产进行抵押登记必然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就案涉房产进行抵押登记，这也是商业道德和善良风俗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要求。故思南农商行对案涉房产进行登记抵押损害了已经取得过户请求权的申请人杨雷的利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五、《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归属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杨雷据此享有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过户请求权，思南农商行通过《个人借款合同》享有金钱债权请求权。在此情况下，杨雷与思南农商行对杨绍家、卢萍均享有债权，均为债权人。但从两种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权利功能以及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再加上杨雷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过户请求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六、本案系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所有房屋归子女所有，子女享有该房产的过户请求权，且该约定具有生活保障功能，优于形成在后的一般金钱债权，可以阻却强制执行。与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671号属同类案件，应以该案民事裁定作为参考。综上，申请人杨雷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于情、于理、于法均应得到支持。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特提起执行异议再审申请，请求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思南农商行辩称，依照法律规定，杨雷作为原审的案外人无权申请再审，请求驳回杨雷的再审申请。 第三人杨绍家、卢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杨绍家、卢萍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将案涉其夫妻共有的坐落于思南县思唐镇城西村北枫坪组75号建筑面积235.14平方米的房屋一幢赠与给其子杨雷所有，该约定应视为杨绍家、卢萍将房产赠与其子杨雷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当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该规定，赠与关系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必须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本案中，杨绍家、卢萍仅在《离婚协议》中对赠与房产作出意思表示，协议虽然对杨雷设定了利益，但该利益是否实现取决于杨绍家、卢萍是否现实履行赠与房产的产权过户义务。《离婚协议》签订后，杨绍家、卢萍并未将赠与的房产过户至杨雷名下，而是在离婚后几天之内共同将该赠与的案涉房产作为向思南农商行借款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该借款抵押物房产的抵押权自抵押登记之时起设立。对于本案中房产赠与而言，赠与的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赠与关系并未成立，申请人杨雷对于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即便杨绍家、卢萍已将房屋产权证及房屋交付杨雷占有、使用、收益，但因《离婚协议》是杨绍家、卢萍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理的安排，并非杨绍家、卢萍与其子杨雷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也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认定赠与有效。综上，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房产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案涉房产仍登记在杨绍家、卢萍二人名下,并不影响该二人离婚后仍以房产作借款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登记在杨绍家、卢萍名下的房屋产权证对外具有公示、公信力，房产不存在无权处分，思南农商行以此房屋产权证作审核借款抵押物,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而对杨绍家、卢萍的婚姻离婚与否的审查并不实质影响借款抵押物的审查，思南农商行与杨绍家、卢萍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合法有效，杨雷再审申请称主张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且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杨雷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黔0624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第二项内容“思南农商行就杨绍家、卢萍未偿还的借款本息等，可以与杨绍家、卢萍对设立抵押权的房屋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及（2020）黔0624执恢18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并无不当。申请人杨雷再审申请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案外人）杨雷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周宗荣 审判员  谭景俊 审判员  周仕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王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