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2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卫，男，195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平，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孟艾荣，女，195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平，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立，男，196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盼，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智勇，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涛，男，197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曹庄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6MD地块。法定代表人：黄世华。上诉人刘红卫、孟艾荣、郑立因与被上诉人邓智勇、刘涛、武汉曹庄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191民初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卫、孟艾荣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刘红卫、孟艾荣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郑立、邓智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囿于表面证据，回避关键事实，人为割裂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错误推导出《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主因在刘红卫、孟艾荣，作出相互矛盾、悖于常理的认定。1．郑立、邓智勇没有见到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明，以为刘涛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以此推定刘涛有权处分涉案房屋而要求其作为出卖人即甲方代表签字，存在过错。2．郑立、邓智勇认为涉案房屋为刘涛及其父母（刘红卫、孟艾荣）、配偶（案外人陈某）共有，刘涛有处分涉案房屋的主导权，这与事实相悖，郑立、邓智勇存在过错。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从整体上讲是郑立、邓智勇与刘涛达成的协议，而不是与刘涛、刘红卫、孟艾荣、案外人陈某共同达成的协议，刘红卫、孟艾荣、案外人陈某的签字按印是协议要求的内容之一而不是协议主体。真实权利人即刘红卫、孟艾荣没有收到一文钱，郑立、邓智勇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3．作为购房人的乙方代表郑立仅是名义购房人，只出了名但没有出钱，其中存在蹊跷。如果是郑立、邓智勇合伙购买，那么房屋转让协议中两人就都应该是购买人乙方，邓智勇没有必要作为丙方“证明此事的真实性，对甲乙双方的真实交易行为负责”。可见，邓智勇是借郑立之名购房，以合伙购房之名与郑立分取利益。4．邓智勇一手操控《房屋转让合同》的订立、履行之表是为掩盖刘涛被逼以房抵债、高利还贷之实，本案房屋交易不真实。系邓智勇强行要求刘涛以房抵债，强行要求添加刘红卫、孟艾荣、案外人陈某签字按印。刘红卫、孟艾荣根本不存在卖房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授权刘涛卖房的意思表示。5．刘涛因吸毒四处举债并一步步受制于他人包括邓智勇。邓智勇借款与刘涛吸毒有极大关联。6．刘红卫、孟艾荣基于邓智勇一伙的恐吓被迫签字按印、腾退房屋，绝非自愿。7．房屋被逼搬离后刘红卫、孟艾荣至始至终没有认可涉案房屋的买卖是自愿交易行为，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并向对方表达异议。二、一审判决对多处事实定性推断没有证据支撑，逻辑上不能自洽，滥用自由裁量权。1．本案是邓智勇为达催债目的，借郑立之名以房抵债，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可推断《房屋转让合同》虽以郑立的名义签订，但实际上是郑立和邓智勇合伙共同购买涉案房屋”。一审判决将邓智勇、刘涛之间的高利借贷事实与郑立、刘红卫、孟艾荣之间的房屋交易事实完全割裂，否认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系认定错误。郑立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涉案房屋的整个交易过程，也没有跟刘涛、刘红卫、孟艾荣联系过或到涉案房屋处了解房屋现状。郑立单独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即使郑立、邓智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购买也是内部转卖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涛和刘红卫、孟艾荣只能认郑立一人，而不是郑立、邓智勇两人，更何况郑立、邓智勇内部之间的所谓合伙，彼此之间到底有无账务往来也无据可查。2．本案胁迫事实明显，一审判决不予认可，于理不通。3．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刘红卫、孟艾荣被逼搬离涉案房屋后一直异议不断，从房屋搬离到本案起诉两年时间里，刘红卫、孟艾荣多次打市长热线、到公安机关报案、到村委会反映，也不断向郑立、邓智勇理论。刘红卫、孟艾荣提出的核心异议是郑立、邓智勇借违法的《房屋转让合同》之名无故侵占他人合法财产，而不仅仅是未收到购房款，且郑立、邓智勇让非权利人刘涛打收条，而不是让真实权利人打收条。一审没有调查合同签订的过程、购房款的支付等问题，仅凭刘涛是刘红卫、孟艾荣的儿子这一家庭关系，就推定刘涛收款系“家事代理行为”，该认定有误。4．一审判决认定224414.5元属于拆迁权益中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而不予分割，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系主观臆断。郑立辩称：一、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刘红卫、孟艾荣称因胁迫签署合同但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是在房屋拆迁时诉讼，明显在拆迁利益驱使下进行虚假诉讼。二、合同签署后刘红卫、孟艾荣就将房屋交付郑立使用，郑立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房屋从住宅性质变更为经营用途，对房屋进行的经营性补偿理应由郑立所有不应分割，一审处理并无不当。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刘红卫、孟艾荣在一审对土地性质的相应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无法证明合同签署时土地性质为农村集体用地，且村集体在2007年底就完成改制，且在2008年该村村民户口都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所以双方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未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综上，双方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该合同，合同中对拆迁还建补偿收益有明确约定，该收益应归郑立所有。请求驳回刘红卫、孟艾荣的诉讼请求。邓智勇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判决依据不足。一审依据刘红卫、孟艾荣的房子在农村宅基地上的情况进行判决。根据相应政府批复文件，村里的户口都转为了非农户口，不再是农民身份，土地性质也不是宅基地性质，一审认定合同无效依据不足。刘涛述称：同意刘红卫、孟艾荣的意见。郑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驳回刘红卫、孟艾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红卫、孟艾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裁判的依据和争议焦点在于《房屋转让合同》中涉及的房屋所占用土地性质是否是为农村集体土地，但一审中无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该用地为农村集体土地。1．刘红卫、孟艾荣在一审中只提供了个人临时用地许可证复印件，且该证件为1990年10月8日颁发，对于当时签署此合同时间的土地性质无任何证据证实。2．案涉《房屋转让合同》中房屋所在区域早在九十年代成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武汉市蔡甸区划归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时，沌口全区域纳入城市规划，土地已经纳入整体征收计划并进入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全村户口已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农田完成了整体征收，并于2007年完成改制，取消了农村建制的村部及村委会，改成立城市集体建制的股份制企业工贸公司，并为当事人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因此房屋出售人已并非农村集体经济成员。3．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及《国土资源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涉案土地至今没有确定为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并且依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批复书》武开土批准书（2012）15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2015年度第8批次农用地征收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批复》鄂政土批（2019）584号文及《武汉经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批准书》武开土批准书(2019）008号，该案土地己明确确定为国有建设用地。综上，在双方签署《房屋转让合同》时，房屋出售人已非农村集体经济成员，且上述房屋土地性质也不明确，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八条，案涉合同合法有效，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二、《房屋转让合同》双方已经履行完毕，郑立已经支付合同约定的对价，刘红卫、孟艾荣也已经将房屋交付郑立使用。签署买卖合同时各方均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在争议的房屋已经灭失，刘红卫、孟艾荣起诉要求返还相应的拆迁补偿应属于债权请求权，且双方在合同第二条第五项对于拆迁补偿、还建所得的收益明确约定归郑立所有，对于此债权归属未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三、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沪高法民【2004】4号)，“第二，对于将房屋出售给本乡(镇)以外的人员的，如果取得有关组织和部门批准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第四，对于将房屋出售给本乡(镇)以外的人员，未经有关组织和部门批准，如果合同己实际履行完毕，且购房人己实际居住使用该房屋的，对合同效力暂不表态，实际处理中应本着尊重现状、维持稳定的原则，承认购房人对房屋的现状以及继续占有、居住和使用该房屋的权利。”在本案中，双方的《房屋转让合同》在签署后也在当地的部门进行备案。刘红卫、孟艾荣受房屋拆迁影响主张合同无效，损害市场秩序和交易稳定，亦严重违反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刘红卫、孟艾荣共同辩称：一、关于案涉房屋的土地性质。郑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土地集体性质已经变为国有土地性质。一审在查明该事实时到村里进行走访调查，确定案涉房屋土地性质为农村集体土地。工贸公司拆迁政策是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进行的，进一步确认案涉房屋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因此，郑立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郑立从合同拟定、签订到合同履行整个过程中都未跟刘红卫、孟艾荣和刘涛有过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取款、转账记录，仅仅是邓智勇利用在当地的势力和名义进行的以父母之房抵儿子之债的套路贷行为，郑立没有任何理由获取案涉房屋的拆迁利益。邓智勇辩称：同意郑立的意见。刘涛辩称：同意刘红卫、孟艾荣的意见。工贸公司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其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工贸公司不清楚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房屋买卖的事实，工贸公司依据该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与之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按照协议履行了义务，对于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请法院依法判决。刘红卫、孟艾荣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确认沌口街曹庄村左家堤6号房屋或其拆迁补偿权益为刘红卫、孟艾荣所有；3．判令郑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确认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郑立、邓智勇返还刘红卫、孟艾荣沌口街曹庄村左家堤6号房屋或其全部拆迁补偿权益；3．判令郑立、邓智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红卫、孟艾荣系夫妻关系，刘涛系刘红卫、孟艾荣之子。刘红卫、孟艾荣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曹庄村村民，在该村集中分配的宅基地上自建房屋一套，即沌口街曹庄村左家堤6号房屋。2016年9月10日，刘红卫（甲方代表）、郑立（乙方代表）、邓智勇（丙方代表）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经甲方和乙方充分协商，现甲方同意将位于6号的一栋两层房屋转让给乙方，因历史原因，此房屋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明，相关具体问题现约定如下：“一、甲方房屋所在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庄左家堤6号，面积：四百平米左右。二、转让权限：此整栋房屋的所有权，（主房两间三层砖混结构及搭建附属房屋）、土地使用权、拆迁补偿及因房屋还建的收益权利。乙方有向其他人转让的权利。……五、房屋出租、转让及政策性收益、拆迁补偿、还建所得的收益均为乙方所得，甲方、乙方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七、特别约定：此房目前定价柒拾万元整，甲方及甲方家庭成员签字，按手印后即视为合同生效。八、丙方证明此事的真实性，对甲乙双方的真实交易行为负责。……十、凡因此房屋产生的纠纷，甲乙双方均可协商解决，无法协商的，各方有权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裁决。”协议尾部有甲方代表刘涛、甲方权益人刘红卫、孟艾荣、刘涛的配偶陈某以及乙方郑立、丙方邓智勇共同签字并捺手印。该合同签订当日，刘涛向郑立出具收条两份，一份为：今收到郑立购买本人刘涛曹庄村左家堤6号私房预付款叁拾柒万捌仟元整（￥378000），现金支付。收款人：刘涛。另一份为：今收到郑立购房款贰万贰仟元整（￥22000）用于给父母租房。现已收到肆拾万元整，余叁拾万元未收款。收款人：刘涛。2016年9月19日，刘涛又向郑立出具收条一份：今收到本人刘涛现累计收到出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庄左家堤6号的私房房款柒拾万元整（￥700000），郑立已付清全部房款。收款人：刘涛。2016年9月10日，郑立（甲方）和邓智勇（乙方）签订合伙购房协议一份：经甲乙双方协商，现合伙购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庄左家堤6刘涛的私房一套（未办理产权证）房地合价位人民币柒拾万元，甲乙双方各占比50%，分别出资35万元，因此房屋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均按50%，平均分配（含将来征地拆迁、补偿还建及出租所产生的一切收益）。特此约定。协议尾部有甲方郑立和乙方邓智勇签字捺印。随后，郑立和邓智勇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至该房屋拆迁。因本辖区沌口街“三旧”改造拆迁，2018年9月9日，邓智勇与工贸公司签订了《“三旧”改造拆迁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双方对沌口街曹庄路204号房屋（即涉案的沌口街曹庄村左家堤6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达成了协议，该房屋于2019年1月被拆迁。根据安置协议，邓智勇选择按照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补偿，住宅房屋面积小于300㎡的货币补偿额2917110元，住宅房屋面积超出300㎡的货币补偿额0元，小计2917110元，给予20%补助后3500532元。此外，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还应向邓智勇支付住改非经营性补偿、附属房屋及附属物补偿、住宅房屋装修补偿、房屋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附属设施迁移补偿、按期签约搬迁奖励等费用共计224414.5元。现刘红卫、孟艾荣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过出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当初是受胁迫才签订合同，也未收到任何房款，且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系集体土地，郑立、邓智勇均不是本村村民，无资格购买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应无效，故郑立、邓智勇应返还刘红卫、孟艾荣涉案房屋或其全部拆迁补偿权益。各方对此协商无果，故刘红卫、孟艾荣诉至法院，请求依诉予判。一审另查明，2016年9月10日，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时郑立和邓智勇均非本辖区曹庄村村民。工贸公司系由原曹庄村村民委员会改制形成。拆迁安置协议中本辖区沌口街曹庄路204号房屋即为本案争议的沌口街曹庄村左家堤6号房屋。截止2018年年底拆迁时，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涉案房屋所在土地未有证据显示其已转为国有土地。2018年8月4日，郑立向邓智勇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邓智勇领取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曹庄左家堤6号房屋拆迁补偿款。委托书尾部有委托人郑立和受委托人邓智勇签名捺印，日期为2018年8月4日。郑立和邓智勇均认可涉案房屋的拆迁款3500532元以及住改非经营性补偿等费用224414.5元均由邓智勇领取，邓智勇将其一半分给郑立。刘红卫、孟艾荣均认可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总金额为3724946.5元（3500532+224414.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的《房屋转让合同》是否有效？2.如合同无效，其无效的法律后果如何？合同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焦点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刘红卫、孟艾荣和郑立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将本辖区沌口街曹庄村左家堤6号房屋卖给郑立，其合同标的物不仅是房屋，还包含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涉案房屋所在土地性质系集体土地，签订合同时郑立亦非本村村民，双方买卖行为违反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应属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刘红卫、孟艾荣要求确认其与郑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合同无效法律后果处理的一般原则，郑立应将其购买的涉案房屋返还给刘红卫、孟艾荣，因目前涉案房屋已被拆迁，不具备返还条件，刘红卫、孟艾荣主张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请不予支持，但基于该房屋的拆迁权益仍存在，故郑立应将相应拆迁权益返还给刘红卫、孟艾荣，刘红卫、孟艾荣应将购房款返还给郑立。双方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故应按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刘红卫、孟艾荣在出卖时即知其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禁止流转范围，出卖后又违反诚信原则以违法出售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其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应对郑立的信赖利益损失予以赔偿。同时，郑立在购买涉案房屋时亦知其并非曹庄村村民，无资格购买仍坚持购买，郑立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次要责任。郑立和邓智勇在《房屋转让合同》签订的同日即签订《合伙购房协议》，且《房屋转让合同》上亦有邓智勇作为丙方代表签名。此外，郑立还委托邓智勇领取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综合以上事实，可推断《房屋转让合同》虽以郑立的名义签订，但实际上是郑立和邓智勇合伙共同购买涉案房屋。因目前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已由郑立和邓智勇共同获得，故其应将涉案房屋相应的拆迁补偿款返还给刘红卫、孟艾荣。一审法院以实际损失和双方过错程度为基础，兼顾公平原则以及拆迁权益返还、信赖利益的赔偿、郑立、邓智勇使用房屋的年限、购房款返还和物价涨幅等综合因素，且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扣除购房款700000元后酌情按比例确定郑立和邓智勇向刘红卫、孟艾荣支付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700133元。关于拆迁安置协议中工贸公司向邓智勇支付的住改非经营性补偿、附属房屋及附属物补偿、住宅房屋装修补偿、房屋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附属设施迁移补偿、按期签约搬迁奖励等费用共计224414.5元，属于拆迁权益中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刘红卫、孟艾荣要求分割该部分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红卫、孟艾荣和刘涛陈述签订合同系受胁迫，但对此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亦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对其认为自己受胁迫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红卫、孟艾荣认为未收到购房款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房屋此类大宗家庭财产被他人占有、使用几年的时间，刘红卫、孟艾荣未提异议，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可推断，刘红卫、孟艾荣应知晓刘涛收取购房款的事实。综合考虑刘红卫、孟艾荣和刘涛的家庭成员关系、合同签订过程、购房款的支付等情况，可推定刘涛收取购房款的行为是得到其他家庭成员认可的家事代理行为。刘红卫、孟艾荣认为自己没有收到购房款，但其在签订合同后随即向郑立交付了房屋，且在签订合同后长达几年时间未向相关义务人主张购房款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结合郑立提交的收条，刘涛亦未作出为何出具收条的合理说明，因此刘红卫、孟艾荣认为自己没有收到购房款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确认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二、郑立、邓智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红卫、孟艾荣支付700133元；三、驳回刘红卫、孟艾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600元，由刘红卫、孟艾荣负担25799元，由郑立、邓智勇负担108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红卫、孟艾荣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从网上打印的武汉智融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信息资料，该公司是邓智勇开办的，拟证明邓智勇在网上以公司名义大量发布贷款信息进行贷款经营业务；证据二、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经开诉保字第00088号民事裁定书、2016年某执行裁定书、（2018）鄂0191执77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拟证明邓智勇以公司名义广泛发布贷款业务，但实际都是以邓智勇个人名义写借条，他人不还款邓智勇就以个人名义起诉他人。经质证，郑立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邓智勇认为邓智勇确实成立武汉智融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但在2018年左右该公司就注销了，在经营过程中公司无违规经营，一审邓智勇也提交了相应证据。公安局也出示了邓智勇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两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刘涛认可刘红卫、孟艾荣的证据。本院认为，刘红卫、孟艾荣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郑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沌口街曹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方案，拟证明沌口街曹庄村集体在2017年年底已经完成了集体经济改制方案；证据二、刘红卫、孟艾荣户籍信息，拟证明刘红卫、孟艾荣的户籍在2008年1月21日从农业户籍变更为非农户籍，合同签署时刘红卫、孟艾荣非农村农民；证据三、国务院关于设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复，拟证明诉争土地在1993年即划分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对该位置土地的性质一审未查明。经质证，刘红卫、孟艾荣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案涉房屋的土地性质已经转变为国有城市土地，即使刘红卫、孟艾荣的户籍性质改变依然无法改变其村民属性，曹庄村经过多年改制一直不彻底，从拆迁的操作政策看就是把刘红卫、孟艾荣当做世居村民，且土地性质的改变要经过多层审批和限制的，不是简单程序就能完成的，三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邓智勇认可郑立的证据。刘涛同意刘红卫、孟艾荣的意见。本院认为，郑立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邓智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件（鄂政土批[2014]862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2014年度城中村第2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拟证明案涉地块在2014年已经审批转为建设用地。经质证，刘红卫、孟艾荣对邓智勇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根据该批复第五条，在2018年征地时已经满两年，该批复已经失效。郑立认可邓智勇的证据。刘涛同意刘红卫、孟艾荣的意见。本院认为，邓智勇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刘红卫、孟艾荣二审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陈某出庭称“合同上有我的签字，是非要我签的，不是我自愿签字的。”经质询，刘红卫、孟艾荣认为陈某当时是案涉协议的在场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其证明力可靠可信，陈某明确证实刘涛是在受邓智勇暴力逼债的控制下失去人身自由与意志自由的情形下签订案涉协议，且邓智勇以控制迫害刘涛为要挟手段迫使刘涛父母签字，已经离婚的与本案无关的陈某也被要求签字，企图做得天衣无缝。案涉协议的签订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为了完善郑立、邓智勇所企图的形式合法性。郑立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陈某是刘涛前妻，与刘红卫、孟艾荣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与刘红卫、孟艾荣上诉状陈述一致，认为合同签署非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合同签署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而是在房屋拆迁时向多方政府部门污蔑郑立属于涉黑，但根据刑事调查结果并未立案。邓智勇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陈某和刘涛当时刚离婚不久，邓智勇担心刘涛和陈某离婚时房屋有纠纷，就要告知陈某，这是合理合法的，当时签字的时候没有逼迫，他们家里人都是自愿签字，签字后房子交给郑立做仓库用了好多年。刘涛同意刘红卫、孟艾荣的意见。本院认为，证人陈某的证言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红卫、孟艾荣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证据支撑，错误认定《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主因在刘红卫、孟艾荣。郑立、邓智勇将不是涉案房屋权利人的刘涛列为权利人、认为刘涛有处分主导权存在过错；邓智勇是借郑立之名购房，以合伙购房之名与郑立分取利益；本案房屋交易不真实，是邓智勇为达催债目的，借郑立之名行以房抵债、高利还贷之实；邓智勇借款与刘涛吸毒有极大关联；本案胁迫事实明显，刘红卫、孟艾荣是被迫签字按印、腾退房屋，不是自愿，且被逼搬离涉案房屋后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并向对方表达异议；一审判决认定224414.5元属于拆迁权益中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而不予分割，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的《房屋转让合同》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基于刘红卫、孟艾荣在出卖时即知道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禁止流转范围，出卖后又违反诚信原则以违法出售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故认定其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基于刘红卫、孟艾荣和刘涛的家庭成员关系、合同签订过程、购房款的支付等情况，一审推定刘涛收取购房款的行为是得到其他家庭成员认可的家事代理行为，且双方均实际履行了合同，即刘红卫、孟艾荣向郑立交付了房屋，郑立提交了刘涛收款的收条，在签订合同后长达几年时间刘红卫、孟艾荣未向相关义务人主张购房款，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签订合同系受胁迫，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一审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因郑立和邓智勇在《房屋转让合同》签订的同日即签订《合伙购房协议》，合同上亦有邓智勇作为丙方代表签名，郑立还委托邓智勇领取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故一审综合以上事实认定《房屋转让合同》虽以郑立的名义签订，但实际上是郑立和邓智勇合伙共同购买涉案房屋，是正确的；按照邓智勇与工贸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工贸公司还应向邓智勇支付住改非经营性补偿、附属房屋及附属物补偿、住宅房屋装修补偿、房屋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附属设施迁移补偿、按期签约搬迁奖励等费用共计224414.5元，因该费用属于拆迁权益中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故一审对刘红卫、孟艾荣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对刘红卫、孟艾荣的相应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郑立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无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该用地为农村集体土地；《房屋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履行完毕，刘红卫、孟艾荣起诉属于债权请求权；《房屋转让合同》在签署后已在当地的部门进行备案。本案中，一审法院已到相关部门调查取证，现有证据表明涉案房屋所在土地性质系集体土地，签订合同时郑立亦非沌口街曹庄村村民，故一审认定双方买卖行为违反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并无不当；对于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考虑涉案房屋已被拆迁的现状，认定郑立应将相应拆迁权益返还给刘红卫、孟艾荣，刘红卫、孟艾荣应将购房款返还给郑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故对郑立的相应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红卫、孟艾荣与郑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02元，由刘红卫、孟艾荣负担10801元，由郑立负担108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方 红审判员 陈继红审判员 刘鑫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杜文书记员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