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苏09民终4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登洋，男，1966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登军，江苏一枝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全朋，男，1969年11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文玉，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高登洋因与被上诉人毛全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5民初20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登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主观臆断，论断缺乏事实根据。原审法院认为“本院在审理高登洋与毛全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本院对高登洋的起诉予以驳回”，没有任何依据。1.按照原审法院裁定的内容，我们不难理解，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事实，认为上诉人就是虚假诉讼，所以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上诉人如果不上诉，就意味着上诉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不知原审法院论断的依据是什么，哪怕是可能涉嫌虚假诉讼，上诉人考虑不会上诉。因为建湖法院每年移送公安案件多达数百起，几乎都没有构成虚假诉讼而被公安退回法院，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个别法官审理案件草率极端不负责，为了追求结案率所导致。2.上诉人之所以提出上诉不是因为害怕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是因为建湖县人民法院未审先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就凭被上诉人陈述就认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势必太过草率。原审法院又是如何评价证据效力的，难道书证就不如证人证言吗？3.上诉人的代理人系上诉人的亲弟弟，从业有20年，对当前的虚假诉讼打击力度比一般常人更加清楚明了。避开代理人是人大代表的身份，上诉人和代理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况且家里条件在当地属于中上游生活水平，犯不着为了区区7万元触犯国家法律。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庭后补交证据视而不见，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庭审当中陈述2016年2月7日组织农民工上访，经有关部门协调，案外人戴某、朱某均同意到工程会计高某处领取20万元，其中7万元给被上诉人劳务费。为了推翻被上诉人虚构事实，上诉人庭后补强证据，通过微信向法官孙标提交2015年5月15日由朱某向戴某出具的付款条据，戴某同意给付上诉人款项的债务转移凭据，根本不存在戴某差欠上诉人材料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故意捏造事实，原审法院明知上诉人提交有力证据却视而不见，属于草率裁判。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的起诉”，适用法律显然不当。根据该条规定，“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故该条驳回起诉的案件系在原告向法院起诉没有依据应当由其他机关先行处理的案件，比如土地争议应当先由土地行政部门处理，该条规定与移送公安没有任何关联性。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客观公正审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定。 毛全朋辩称：一、上诉人完全涉嫌虚假诉讼，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两名证人嵇某、夏某，证明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一起到工程会计高某处领取20万元款项，其中给上诉人13万元木材款，给被上诉人7万元劳务费，当时是上诉人向工程会计出具了20万元的收款字据，后被上诉人以借条形式收取上诉人7万元的过程。二、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有一定的严格规定，对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也有规定。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借款，答辩不是借款，而是上诉人代为转交工程款，对涉案款项的性质有异议，且提供证人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本案明显有涉嫌虚假诉讼的可能。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7万元借条不是借款，上诉人属于虚假诉讼行为，本案完全有必要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高登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毛全朋偿还高登洋借款7万元及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至债务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毛全朋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一审法院对高登洋的起诉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高登洋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550元，一审法院依法退还给高登洋。 二审审理过程中，高登洋提交一份付条，同时申请证人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高登洋付到戴某20万元款项的依据，与毛全朋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5月15日付条内容如下：“今付到水韵绿城1#、3#木工工程款捌拾万元整，今付人：朱某。下方载明：此款支付高登洋木材款，加入朱某往来。戴某”。戴某陈述：“我跟高登洋交往不是很多，熟悉有头十年，跟毛全朋2014年熟悉的。我跟毛全朋没有业务往来，跟高登洋有工程款往来。2014年我挂靠业达公司开发湖水韵绿城商品房，当时木工包给朱某，朱某差欠高登洋钱，就把我应付工程款中转了20万元给高登洋，高登洋到工地上面去会计高某那边领的钱，然后打了付条给我。毛全朋与朱某之间是否有往来我不清楚，朱某是否把其他工包给别人我也不清楚。2016年的时候知道有农民工上访，但是不知道是谁去上访。我当时把钱给高登洋后，上访的事情就解决了，钱就是工人工资。后来信访办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人信访，我就派手底下的人曹某去看看什么情况，曹某去信访办时候说钱已经付了，怎么会有人上访的，我不差朱某的钱，也不差毛学朋的钱，后来听曹某说毛全朋跟高登洋打借条借了七万。” 毛全朋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于付条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根据该付条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朱某、戴某之间有利害关系，存在恶意串通可能，朱某本人未到庭，无法确定付条是否朱某出具以及该付条形成时间。2.对戴某的证言，与被上诉人一审以及今天庭审陈述的事实基本吻合，最明显就是说钱是从高某处拿的，并不是上诉人所说在曹某处拿，还有印证被上诉人上访以及安排曹某处理信访过程，从证人证言已明显看出上诉人领取20万元有一部分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所以我们认为证人证言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高登洋对于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对于证人付的20万元是债务转让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20万元与被上诉人主张7万元工人工资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出借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隐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正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属于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本案中，高登洋依据案涉借条向毛全朋主张还款责任，毛全朋对于出具案涉条据后收到70000元无异议，但认为该条据名为借条实为收条，该70000元系毛全朋应得的工人工资而非借款，并提供证人证言对此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本案可能涉嫌犯罪并无明显不当。二审审理期间，高登洋虽提供了2015年5月15日付条、戴某的证言拟证明本案不涉嫌犯罪，但是戴某对于给付的高登洋的20万元到底是材料款还是与工人工资有关陈述不稳定，故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完全排除本案不涉嫌犯罪，本案先行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更为妥当，但如经公安机关侦查本案不涉嫌犯罪，高登洋可再行提起民事诉讼。 另，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作为裁判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上诉人据此主张撤销一审裁定的抗辩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高登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不当，但裁定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唐艳玲 审判员  张海静 审判员  荀玉先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吴珺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