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思红，女，1955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亮，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好光，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女，1957年1月2曰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亮，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好光，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华，女，195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亮，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好光，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法定代表人：王协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晶晶，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思红、于文、陈建华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0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049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裁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股权回购》的文件并非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出具，该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不存在应该被撤销的情形。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股权回购》（形成于2017年8月1日）文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相反，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在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该文件。该文件合法有效，并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背离证据规则，错误认定被上诉人证据的证明力，在被上诉人没有举出充分证明予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承办人在学理上对“胁迫”的理解，替代在案证据的证明力及举证规则，即认定案涉《股权回购》文件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出具，显然背离案件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适用法律关于除斥期间及诉讼主体的规定，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错误。王协亮是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王协亮和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即使案涉《股权回购》文件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署，但根据《民法总则》关于法定代表人的有关规定及已生效的（2018）鄂0106民初15316号《民事裁定书》，王协亮之前以其个人为原告，提起撤销权诉讼，系诉讼主体错误，已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之后的2019年4月28日，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又以公司为诉讼主体，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显然已经过了除斥期间。《民法总则》及《合同法》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及审判实务中关于除斥期间的法律后果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即除斥期间经过，实体权利就已丧失。王协亮作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至迟也已在2018年7月31日聘请了专业诉讼律师，针对案涉《股权回购》文件，维护权利。其当然知道撤销权的诉讼主体及法律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但在法定期限内仍未行使权利，其实体权利当然已丧失，无权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牵强附会，错误理解、适用法律，背离法律规定，借“保护公共利益”之名，抹杀法律规定，扼杀上诉人的正当权利，刻意加大上诉人的诉讼成本，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博大公司对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除斥期间，我方积极行使，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博大公司一审请求：1、撤销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日的《股权收购》；2、判令郑思红、于文、陈建华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王协亮为博大公司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1日，王协亮在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的新荆楚宾馆607室向于文、郑思红、陈建华三人的代理人陈绍平等人出具标题为《股权收购》的文件，该文件载明：“兹有于文、郑思红、陈建华等三人共计36万股，到拆迁款到位，本公司以肆佰万元整一次性收回”，署名为“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协亮”。2、同日18时，王协亮向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黄鹤楼街派出所报案，称2017年8月1日凌晨1时许，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强行带到新荆楚宾馆607房间内，对其殴打、威胁、敲诈，写下欠条。当日，公安人员对王协亮、郑思红、于文、陈建华、陈绍平等人进行了询问。王协亮在询问笔录中称：2017年7月31日晚，我将车停在湖北省博物馆停车场内，晚11时30分左右，我去取车准备回家，将车门刚打开，不知从哪里冲出来五六个青壮年，将我双手控制住车里按，我当时就反抗并大声呼救，奋力挣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的手、脚都打流血了。后来停车场的两个师傅过来看情况，他们见有人来了就松手了。我就问这伙人这样做是为什么，其中一个人拿出一张股权证给我看，我说是我们公司发行的，有事好说。我当时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就与他们周旋，说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谈。他们就说去公司谈，将我押上我的汽车后座，我被他们押在中间坐着，由他们的人开着我的车一起回到公司。当时公司没有人，我就说到附近开一个房间谈，他们就在公司对面的新荆楚宾馆开了一间房，607，我在前台时，一个服务员见我手上流血很多，主动拿出酒精、创可贴，让我清理伤口和止血。对方三人和我进了房间以后，拿身份证登记房间的人拿出三张委托书，称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委托他们来办理博大公司发行的股票事宜，他说这三人占有公司的36万股，博大公司拆迁赔偿6个亿，应该给这三个人2,700万元的补偿。我说这个股权应该通过董事会，不是由我个人说了算，但是他们不听，说今天由不得你了，你不答应条件就不能走，为这几个钱把命搭上不划算。最终，我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快摆脱他们，跟他们假意讨价还价，以400万拆迁补偿款收回三人持有的36万股，被迫写下了他们口述的股权收购的文字，大概内容是，三人共计36万股，拆迁款到位，公司以400万元一次性收回。他们要我在承诺书上按了手印后，还要求我在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公章，我推脱说，这么晚了公司下班没有人，他们说过两天跟我联系，把公司公章加盖上去。我答应他们要求后，凌晨1点40分他们才放我离开房间。当天下午3、4点，我到医院看了急诊，医生诊断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我在看病时越想越气，为了对公司负责，对股东负责，我决定报警。郑思红、于文、陈建华在询问笔录中称：分别于1998年在博大公司买入内部股，因为博大公司现在要拆迁，找不到董事长王协亮，三人就委托江雪刚、陈绍平全权办理要求博大公司按照原始股东到现在的价值进行兑现一事，三人愿意支付相应的报酬。陈绍平在询问笔录中称：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三人委托我和江雪刚找博大公司并与博大公司法人代表王协亮商谈她们持有的博大公司股票的相关事宜。2017年7月31日晚上7时许，江雪刚开车带着我与江雪刚的朋友在湖北省博物馆附近的停车场看到王协亮的车，于是就在附近等他。到了晚上12时许，王协亮来了，准备开前门上车，于是我从王协亮车的后门先上了车，我对王协亮说，找你有点事，王协亮听到我的话后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救命，还摔倒了。这时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和一个胖子来了，我们就一起将王协亮扶起来。王协亮问我们为什么找他，我说是为了股票的事，他说知道这个事，我就说我们上车到他公司去谈，王协亮就要胖子和他一起去，于是我们五个人就一起上了王协亮的车。江雪刚的朋友开的王协亮的车，胖子坐在副驾，王协亮坐在后排中间，我坐在王协亮左边，江雪刚坐在右边。当我们到博大公司后，看到公司门关着，于是王协亮就说到对面新荆楚宾馆开个房，在开房的时候，我找服务员要碘酒和创可贴，帮王协亮清理和包扎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后我们五个人一直在房间商谈股票的事，我先拿三人的委托书给王协亮看，王协亮说买股票投资有风险，我说博大公司拆迁，政府赔了6个亿，你就要对买你股票的人负责。当时我将三人购买股票的凭证给了王协亮的朋友胖子算，胖子说当时共买了36万股，现在价值应该有290多万，王协亮说按股票的10倍赔360万，江雪刚说让王协亮赔400万，王协亮同意了。我问王协亮条子怎么写，胖子说写股票回购，以400万的价格回购36万股，王协亮就按这个意思写了一个条子，同时也说了一句到时候把原始股票证拿来办手续，钱等拆迁款到了以后就付清，我同意了。王协亮写了条子后，给了我。我要王协亮在条子上盖公司的章子，他说现在章子拿不出来，后来王协亮和他的朋友先走了。第二天中午我打电话给王协亮，要王协亮盖公司的章子，王协亮说没有时间。我们没有任何人打王协亮，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控制王协亮的自由。王协亮于当日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舌外伤、双膝关节处外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3、2018年4月，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分别向本院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分别作出诉前财产保全裁定，查封了博大公司相关的财产。2018年5月，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博大公司履行前述《股权收购》的文件。4、2018年7月31日，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以王协亮的名义向原审邮寄了“王协亮诉郑思红、于文、陈建华撤销权立案材料”。原审立案后，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鄂0106民初1531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王协亮书写的案涉《股权收购》，该民事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归属于博大公司，博大公司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王协亮本人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裁定驳回王协亮的起诉。王协亮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鄂01民终3887号裁定，认为，王协亮在签署该《股权收购》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公司回购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的股权，其签署该《股权收购》系代表公司作出的法律行为，法律后果由博大公司承担；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协亮，王协亮能够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王协亮在上诉状中认可其是以博大公司的名义作出的《股权收购》，该《股权收购》的双方当事人应为博大公司和郑思红、于文、陈建华，基于该《股权收购》产生的合同效力等纠纷，应当由博大公司作为当事人主张权利。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为此，博大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向原审法院递交起诉状，提起诉讼。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现实生活中，一些民事行为出现了因意思表示有缺陷，违背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的现象，产生了民事主体间利益的严重失衡，所以在民法上产生了“撤销权”这种强大的形成权，来保护意思表示有缺陷者的利益，重新扶正向不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人倾斜着的天平，通过撤销权的行使来达到恢复民事关系主体间利益平衡的目的。现博大公司以案涉《股权收购》系法定代表人王协亮遭受胁迫的情形下作出而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般情况下，民事交易的主体被认为在相关领域具有平等的专业知识和谈判地位，因此推定双方缔结的合同即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瑕疵，但这并不排除民事交易中的意思表示不自由的存在。通说认为，所谓胁迫，是指不法地向相对人表示施加压力，使之恐惧，并且基于此种恐惧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行为。构成胁迫的要件为胁迫人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胁迫具有非法性、相对人因胁迫而产生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据此，分析评判如下：构成胁迫的首要要件即为胁迫人实施了胁迫行为，即胁迫人使对方产生心理压力的事实确实发生。首先，胁迫人所实施的胁迫行为以“重大”为必要，例如对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威胁；其次，行为人用来胁迫的事项应当具有“将来性”以及“可能性”。“将来性”是指行为人进行威胁的内容只有在受胁迫人拒绝其要求时才会发生，“可能性”是指行为人进行威胁之内容必须是现实的，确实能够发生的。胁迫行为既包含行为威胁，也包括言语恐吓。证据显示，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委托陈绍平等人向博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协亮主张其持有的博大公司的股份回购问题，虽然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没有实施胁迫行为，但陈绍平等人作为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的代理人，并没有采取一般商事谈判应有的方式方法，而是选在深夜时刻、在户外停车场的地点，采取强力措施控制王协亮的行动，并造成王协亮身体一定的损伤。王协亮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此时此刻此地点，遇到陈绍平等人的此种行为，从常理上分析，其心理必然会产生压力，陈绍平等人的强力行为是现实存在已经发生的，结合该时间节点、多人行动、以及王协亮当天的伤情，王协亮极有可能会产生如果拒绝其要求时，生命、身体或自由将来要受到威胁的恐惧感。虽然陈绍平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否认在此期间对王协亮使用了暴力，且公安机关目前对此也没有做出相关结论，但陈绍平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所述的行动轨迹与王协亮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所述有吻合之处，因此，陈绍平等人的胁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构成胁迫的要件二是胁迫人有胁迫的故意。此要件为胁迫成立的主观要件，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并且胁迫人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的意愿一致。所谓“胁迫人需有两层之故意，即第一层须有胁迫相对人使生恐怖之念之故意，第二层须使其因恐怖而为一定的意思表示之故意。”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有胁迫的故意，但也没有证据证明陈绍平等人通过正常商事谈判的方式与王协亮就案涉股权回购进行过协商，陈绍平等人采取前述强力措施控制王协亮的行动，其胁迫故意的外在表相是明显的。虽然不能排除王协亮曾经刻意回避与陈绍平等人商谈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的股权回购事宜的合理怀疑，但这并不能成为陈绍平等人产生胁迫的故意的理由。构成胁迫的要件三是胁迫具有非法性。从我国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法条表述上并不能看出胁迫需违法，但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要挟”一词定义胁迫，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胁迫应是非法的。通说对胁迫的解释也是“以未来的不法损害……”，强调了“非法损害”的特征；审判实务上对“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也解释为仅限相对人所为的非法胁迫行为。所以胁迫要求非法要件，排除合法胁迫是适当的：首先，合法的胁迫并不能使对方产生恐惧，最多只能产生压力，但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存在交易压力是正常现象，表意人所为的表示行为仍与内心真意一致，符合意思表示的有效要件；其次，合法的胁迫采取的手段及目的都具有正当性，没有对表意人造成任何损失，不存在救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胁迫不具有违法性，则此种胁迫并不能达到迫使受胁迫人行为的程度，受胁迫人的行为只是出于法外压力，但这种压力并不在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如果允许合法的胁迫也构成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胁迫，则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太宽泛，容易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且也会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应将胁迫定义为非法的胁迫。非法胁迫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手段非法，是指威胁的手段若为法律禁止，非法性即确定的存在，不论威胁所追求的目的违法与否；二是目的非法性，目的违法时，手段即使合法也构成胁迫；三是手段与目的联系非法，此种非法性是指手段和目的就其本身来讲并不违法，但二者联系起来却违法。衡量是否违法的标准主要是有无违反公平和正义思想，追求的利益是否正当。据此分析判断所得出的结论，陈绍平等人的前述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非法性。构成胁迫的要件四是须相对人因胁迫而产生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此种因果关系的构成，只要求具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无须要求具备相当因果关系。所谓“表意人之意思表示须迎合胁迫人之意思为之，即须表意人期待其意思表示迎合胁迫人之意思，而可因此防止胁迫人对于自己所欲加祸害之发生”。对于认定恐惧心理的标准，客观说认为认定恐惧心理时应当根据通常情况下一个合理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即采用一般标准。而主观说则认为在认定恐惧心理时必须根据具体当事人的表现予以判断，即采用个别标准。据此判断，无论从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陈绍平等人的前述行为足以使一个正常的、通情达理的人害怕极大祸患的到来，亦即使王协亮产生恐惧心理，造成其强大的心理压力，王协亮在此情况下出具案涉《股权收购》的行为系其基于因胁迫而违背自身的意愿为意思表示的延续。这从嗣后王协亮拒绝在案涉《股权收购》上加盖公章，并在当日采取报警措施等行为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虽然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并没有对王协亮实施胁迫行为，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陈绍平等人的胁迫行为出自于郑思红、于文、陈建华三人的授意，但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仍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综上，案涉《股权收购》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关于郑思红、于文、陈建华辩称即使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协亮存在被胁迫的情况，但博大公司提起诉讼已过法定除斥期间，其权益已丧失，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的主张。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我国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维护的是原有的秩序，如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主张权利，其实体权利即消失，其特点有，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除斥期间属于形成权范畴，届满消灭的是权利人享有的实体民事权利本身；除斥期间规定的是权利人行使某项权利的期限，以权利人不行使该项民事实体权利为依据；除斥期间自相应的实体权利成立之时起算。案涉《股权收购》出具于2017年8月1日，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31日以王协亮的名义向原审邮寄了“王协亮诉郑思红、于文、陈建华撤销权立案材料”，原审依法立案并作出了审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对该案作出的终审裁定，认为基于该《股权收购》产生的合同效力等纠纷，应当由博大公司作为当事人主张权利。因此，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协亮虽然有过积极行使权利的表现，但真正的权利人博大公司并未在一年内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意义上的起诉，是指民事主体以自己名义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予以审判保护的诉讼行为，有瑕疵的起诉是不能引起完整诉讼法律后果的。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协亮前述就撤销案涉《股权收购》委托专业律师起诉的行为，由于起诉的主体不适格，并没有转化为一次成功的民事诉讼意义上的起诉行为，此过错不在于王协亮或权利人博大公司，权利人不应该承受此不利益。从利益关系考量上看，在必要时，可以考虑起算时当事人的主观因素，我国合同法同时以“知道或应当知道”两个标准规定了不同的除斥期间起算点，这是除斥期间制度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对权利人利益保护的平衡。从对权利人利益加以保护的目标出发，博大公司根据生效裁定，提起本案诉讼，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撤销2017年8月1日的《股权收购》文件。本案一审受理费100元由郑思红、于文、陈建华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股权收购》协议签订的背景并非属于王协亮或者博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也未有证据显示博大公司通过法定程序召开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等形式授权王协亮签订该协议，且根据签订当时的情形来看，王协亮也是出于意思被强制状态。原审依法认定《股权收购》协议属于可撤销情形并非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王协亮主张撤销的另案时间可以视为博大公司主张期间的起算点，因为，王协亮作为博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张撤销可以代表公司，另该协议并非是博大公司的意思表示，王协亮签字行为不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当然具有的权利，特别是上诉人声称系博大公司股东，其应该知道该协议是否经过公司法定会议进行表决，在公司未进行必要程序的情形下，该协议并非属于博大公司意思表示，而是王协亮被迫所签订。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协亮主张撤销权的起算时间可视为博大公司主张撤销起算点，故原审认定本案未超过除斥期间并无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郑思红、于文、陈建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郑思红、于文、陈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蹇鹏飞审判员  刘 隽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吴放书记员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