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01行终7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嘉兴，男，199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委托代理人邢现娟，河南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韩路路，河南威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熊儿河路**。法定代表人马林青，局长。原审第三人金庄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法定代表人罗艳丽。上诉人郭嘉兴因诉被上诉人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原审第三人金庄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撤销工商登记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1行初19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审理查明：2018年7月，原告郭嘉兴收到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11922号案件开庭传票，得知自己被登记为本案第三人金庄公司的股东、并为该案件的被告；原告本人也参加该案庭审。2019年2月2日，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05民初119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该院于2016年6月13日分别作出（2015）金民三初字第1734号、1735号、17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庄公司偿还案外人王娜借款本金215万元，并支付利息。案外人王娜据上述生效判决请求金庄公司的股东罗艳丽、李学军、郭嘉兴、罗伟光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案判决结果为：判令金庄公司的股东罗艳丽、李学军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该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郭嘉兴、罗伟光不承担责任。2019年初，原告郭嘉兴收到该案件的民事判决书。2020年8月10日，原告诉至本院。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原告郭嘉兴自2018年7月收到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开庭传票及后来本人参加该案庭审，其已得知自己被登记为金庄公司的股东，原告当时虽不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但根据金水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2月2日作出（2018）豫0105民初11922号民事判决书的时间，结合原告代理人当庭与原告本人电话沟通的情况，原告郭嘉兴也自认其与于2019年初收到该民事判决书的事实，原告最迟应当在2020年3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至2020年8月10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且没有法定的不可抗力事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郭嘉兴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原审法院免予收取。上诉人郭嘉兴不服，向本院提出以下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1行初199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为确认被上诉人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被冒名的上诉人郭嘉兴登记为金庄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的行政行为无效。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民初11922号判决书认定：“股东郭嘉兴、罗伟光对工商登记文件中的签名不予认可。被告罗艳丽庭审中陈述系代理公司代签。原告王娜亦没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文件中的签名系郭嘉兴、罗伟光签字。故被告郭嘉兴、罗伟光不承担责任”。金水法院判决系生效判决，其确认郭嘉兴、罗伟光对被冒名登记为股东不知情，且没有在工商登记文件中签名。原裁定认定：“2019年2月2日，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05民初1192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结果为：判令金庄公司的股东罗艳丽、李学军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该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郭嘉兴、罗伟光不承担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二、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原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市场监督局将被冒名的郭嘉兴登记为金庄公司股东缺乏依据，导致郭嘉兴在金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疲于应诉，对其造成重大伤害，市场监督局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该登记行为无效。本案中，市场监督局在为金庄公司进行股东工商登记时，其工作人员即便作为普通的“理性人”，在行使一般注意义务时，亦可发现代理公司冒名代签的行为，而其作为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由于在审查材料时未能做到认真、细致、审慎，在登记时出现明显瑕疵；该瑕疵导致郭嘉兴被错误登记为股东后，卷入金庄公司五起案件，对其造成重大伤害，严重影响了其家庭幸福。由上述可知，市场监督局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将郭嘉兴错误登记为金庄公司股东的行为无效。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二）无效的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2018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2号建议的答复》明确“倾向于认为提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行政相对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请求有权国家机关确认该行为无效”。无效行政行为的根本特征是自始无效，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具有合法效力，行政相对人可以随时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三、法院应当依法确认市场监督局将被冒名的郭嘉兴登记为金庄公司股东的行政行为无效。原审中，郭嘉兴请求撤销市场监督局将郭嘉兴登记为金庄公司股东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之规定。综上，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为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尊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起诉期限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了关系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状态，面临随时被变更或撤销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会导致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和社会成本的提高。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行政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否有关于起诉期限的抗辩，人民法院都应对起诉期限问题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和继续审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郭嘉兴作为（2018）豫0105民初11922号案件的被告参与庭审，自2019年2月收到上述民事判决书，此时，郭嘉兴已经明确知晓其被登记为金庄公司的股东，其至2020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然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在一审法院以起诉期限超期驳回起诉后，上诉请求改为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显系规避起诉期限。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法院不应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但是不影响行政机关在审查后，对没有事实依据的行政行为进行自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吕家祥审判员  董正方审判员  郭凤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董胜男附：本案援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