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民终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敬路，男，198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琦琦，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负责人：张丽妍，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红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支行（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双龙大道**南方花园瑞阳居****。负责人：汤成明，该支行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奭。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伟。上诉人陶敬路因与被上诉人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天翼公司）、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岔路口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撤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陶敬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琦琦，天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红艳、陈晓村，建行岔路口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奭、成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敬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天翼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令天翼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本案持卡人陶敬路在银行办理储蓄卡，与银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和天翼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天翼公司承认陶敬路与建行岔路口支行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其无关，案件处理结果也与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天翼公司并非储蓄合同纠纷案的适格主体，无权提起撤销之诉。2.与本案相关联的另案诉讼中，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于2018年9月20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越秀支行）发出调查令，该支行出具的相关材料表明天翼公司知晓相关诉讼。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7）苏1111民初3009号判决书载明第三人天翼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据此，天翼公司明知陶敬路与建行岔路口支行借记卡纠纷进入诉讼程序，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时间跨度近一年，其未申请参与诉讼，属于“因自己的原因而没有参加诉讼，不能提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认定其有权提起撤销之诉错误。3.陶敬路将款项存入建行岔路口支行，与银行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建行越秀支行与天翼公司签订《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陶敬路银行账户内的存款被天翼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扣划，但陶敬路在办理涉案银行卡时，建行岔路口支行并未明确告知上述风险，陶敬路从未和银行签订过任何委托代收代付协议、未授权银行扣划资金，银行将对储户授权的审核权委托给天翼公司，违反了合同义务，作出了无权处分储户账户内资金的行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也表明仅需受害人提供个人身份、开户行、账号、存款数额等信息，无需受害人授权或向其提供银行账户密码信息，故天翼公司向银行发送扣划陶敬路银行账户内款项的信息时，未得到陶敬路的有效授权。陶敬路银行账户内资金被扣划并非其亲自授权操作，系银行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滥用跨行代扣接口造成，代扣接口一般用于水、电、煤气、电话费等小额定期支出，不能用于大额划账。银行将代扣接口开放给外部平台，扣款用途也超出限制，被犯罪分子利用办理网上银行业务、资金归集业务、通过第三方平台扣划客户资金。本案中，陶敬路没有恶意串通作案，没有泄露密码信息，案外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储户的银行卡号，造成陶敬路卡内资金损失，系发卡银行违法违规，未履行安全保障及谨慎审查的合同义务，不应视为陶敬路本人行为，也不应视为建行岔路口支行按合同约定向陶敬路履行了支付存款的义务，原一、二审法院判决建行岔路口支行应当支付陶敬路的存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4.本案系陶敬路以与建行岔路口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为由要求银行给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该案虽与诈骗案存在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且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无需以刑事案件审理为前提。在借记卡和密码尚由陶敬路持有的情况下，案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非直接侵害陶敬路的财产所有权，而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银行与陶敬路建立的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案先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天翼公司答辩称：一、陶敬路等人起诉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的处理结果与天翼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天翼公司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一）建行岔路口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直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行宫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福建路支行（以下统称建设银行）、天翼公司、持卡人、刑事被告人即曾祖士及其控制的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公司）等共同构成持卡人向实际用款人交付/扣划款项过程中的一环，建设银行提供的代收付系统、天翼公司的代收付行为、持卡人的资金处分（投资/借款）行为、实际用款人的集资吸存行为共同导致了案涉资金款项的流动，而持卡人与曾祖士及其控制的好得公司之间的投资借款交易，才是款项发生扣划的基础原因。前案对相关各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定性、对建设银行责任的认定等直接影响建设银行是否会向天翼公司追偿及金额的多少。前案判决中对建设银行划款行为的否定和责任认定，等于否定了天翼公司在该划款过程中的相关行为，在天翼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产生了预决效力，客观上使天翼公司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为防止第三人权益在未获得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受到前案判决既判力扩张的影响，前案错误判决剥夺了天翼公司参与审理案涉关键事实问题的程序权利。（三）天翼公司在另案中陈述“原、被告间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第三人无关”不属于本案诉讼中的自认，且天翼公司的上述陈述是由于当时对相关刑事案件资料信息了解不充分所致，其相关法律后果也只能限于该案，不能扩张到其他案件。（四）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已明确肯定，天翼公司这类可能在后诉中被进一步追偿的主体，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只需存在损害的客观危险性即可，不以已经造成相关主体实际损失为必要条件。二、天翼公司在获知被建设银行起诉前，对本案涉及的前案并不知情，无从得知前案的存在，属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满足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要件。三、相关前案一、二审判决对案涉法律关系和关键事实的认定有误，进而作出要求建设银行承担相关持卡人全部“损失”和相应利息的判决，天翼公司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定实体要件。（一）前案判决忽视了案涉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仅审理了建设银行与持卡人之间表面上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对持卡人主动参与相关交易、故意隐瞒的同意和放任其名下存款被扣划用于理财或与他人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等事实未能查明，也未能查明持卡人已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款的事实，导致将本应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的投资风险，判决全部由建设银行承担。本案持卡人的所有交易信息来源并非建设银行，持卡人明知交易对象并非建设银行，而是通过中间人与曾祖士谈好借款金额、用款期限、借款利率后，按照曾祖士及（或）中间人的要求专门在建设银行开设新卡后，从其他银行卡转入约定好的巨额款项到该新卡，以活期形式存放，再向后者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和身份信息、同意并协助后者扣划其名下存款，且为掩盖真实交易情况，还同步向后者提供其他银行账户用于收取高息，在约定用款期届满后先向中间人及曾祖士追索失败后，再隐瞒事实起诉建设银行。这一系列明显有异于一般存款的反常行为表明，案涉持卡人并非是无端去建设银行存款，亦非是毫不知情而被他人盗刷存款的一般储户，而是为获取高息，以“存款”之名、采用同样交易模式主动出借款项参与投资交易，持卡人的投资“损失”应自行承担；即便有损失，也应首先通过刑事追赃途径解决，建设银行不应承担向持卡人赔付其所主张全部损失的责任。（二）退言之，前案判决建设银行承担的责任过重，有违公平原则，增大了天翼公司的偿付风险，一审判决撤销相关前案判决，合法有据。持卡人主动参与案涉交易、明知自身交易对象并非建设银行还主动提供开户名、银行卡号、存款金额等特定专用信息、放任或配合曾祖士扣划其款项，足以证明本案持卡人未尽到审慎义务和存在诸多明显过错，对于曾祖士扣划其银行资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配合作用。仅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来考量，持卡人至少存在违反对其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保密的合同附随义务。根据合同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有关“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持卡人依法亦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三）本案持卡人参与投资出借款项的事实与刑事被告人曾祖士涉嫌集资或诈骗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民事案件的审理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前案判决有违“先刑后民”原则。四、陶敬路将资金存入银行特定的活期存款账户，刑事被告人划扣的也是其特定账户里的资金，刑事被告人直接侵害的是持卡人的合法权益。陶敬路对存款被扣划持同意或放任态度，其关于刑事被告人的行为并非直接侵害其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财产所有权的说法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建行岔路口支行提交意见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陶敬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天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400号民事判决和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2.判令陶敬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敬路于2016年6月28日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赔偿损失15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3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6年3月2日，陶敬路在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开设一张银联途牛龙卡借记卡，卡号为62×××65，设置了取款密码并汇入150万元，该存款为活期存款。当日，该150万元以每笔5万元，分30次被扣划至天翼公司银行划扣资金过渡户，银行交易摘要为代收。2016年6月21日，案涉借记卡收到案外人陈万泽卡号为62×××35账号汇入的5万元，陶敬路于2016年6月21取出2万元，6月22日取出2万元，6月23日取出1万元。庭审中，陶敬路称该5万元其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款项，当时其已经报警，以为系退还被扣划的款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陶敬路存款145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145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自2016年3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5万元的利息为230.81元）；二、驳回陶敬路的其他诉讼请求。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对该判决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苏01民终4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另查明：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按照上述生效判决履行义务后，依据建行广州越秀支行与天翼公司签订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与建行广州越秀支行共同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天翼公司承担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赔偿责任。天翼公司据此认为该案判决损害了其权益，向本案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还查明：2015年‍‌‍‌‌‌‍‌‍‌‌‌‍‌‍‍‌‍‌‍‌‍‌‌‍‌‍‍‌‍‌‍‌‍‌‌10月1日，天翼公司与建行广州越秀支行签订了《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约定天翼公司运用建行广州越秀支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其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服务。2015年‍‌‍‌‌‌‍‌‍‌‌‌‍‌‍‍‌‍‌‍‌‍‌‌‍‌‍‍‌‍‌‍‌‍‌‌11月18日，天翼公司与好得公司签订了《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对好得公司‍‌‍‌‌‌‍‌‍‍‌‍‌‍‌‍‌‌使用天翼公司的资金归集业务合作事宜作了约定，好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曾祖士。2016年3月2日，陶敬路在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开设一张银联途牛龙卡借记卡，卡号为62×××65，设置了取款密码并汇入150万元，该存款为活期存款。当日，该150万元以每笔5万元，分30次被扣划至天翼广东分公司银行划扣资金过渡户，银行交易摘要为代收。2016年6月21日，案涉借记卡收到案外人陈万泽卡号为62×××35账号汇入的5万元，陶敬路于2016年6月21日取出2万元，6月22日取出2万元，6月23日取出1万元。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京岔路口分理处借记卡纠纷案庭审中，陶敬路称该5万元其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款项，当时其已经报警，以为系退还被扣划的款项。2016年3月2日、4月15日，陶敬路卡号为62×××98的招商银行卡收到案外人陈龙卡号为62×××29的两笔4.5万元汇款，合计9万元；2016年6月3日又收到案外人于海萍卡号为62×××47账号转账汇款5万元。陶敬路在本案审理中陈述不认识陈龙、于海萍，但对于陈龙、于海萍如何知道其招商银行尾号8898的银行卡,以及陈龙、于海萍为什么将合计14万元汇至其招商银行尾号8898银行卡的问题未作出合理说明。好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祖士因涉嫌诈骗罪于2017年‍‌‍‌‌‌‍‌‍‍‌‍‌‍‌‍‌‌1月13日被逮捕,该案正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根据曾祖士供述及陈一星、陈龙的证言，曾祖士以存款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陈一星等中间人为其发展客户。曾祖士按照陈一星等人提供的包括陶敬路在内的存款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开户行信息、银行卡账号、存款金额等五项信息，以虚构交易并收取货款的方式按每笔5万元的标准划走陶敬路等存款人的银行存款，不需要存款人授权或者密码。曾祖士会在陶敬路存款当天将高额利息通过中间人转给陶敬路指定的其他银行账户。上述五项关键信息系陶敬路主动向中间人提供并由中间人告知曾祖士，且陶敬路明知其银行卡上的钱款会被他人扣划使用，借此可获取高额利息。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穗检公二刑诉〔2017〕197号起诉书指控，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曾祖士与他人合谋，以存款付高息为诱饵，诱骗被害人将资金存入相关银行，再由曾祖士伪造《委托划扣授权书》等手段，通过包括天翼公司在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被害人存款划走，造成被害人上亿元人民币损失，陶敬路是该起诉书认定的被害人之一。一审法院又查明：陶敬路于2018年‍‌‍‌‌‌‍‌‍‍‌‍‌‍‌‍‌‌4月16日收到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赔偿款1477105.06元，双方已按照一、二审生效判决履行完毕。2018年‍‌‍‌‌‌‍‌‍‍‌‍‌‍‌‍‌‌7月11日，建行广州越秀支行和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共同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翼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陶敬路在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开设银行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款项，即与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保障存款人的存款安全。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未经存款人授权，直接依据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签订的代收代付协议，按照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扣划指令，将存款人的存款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划出，造成存款人的存款损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其行为具有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陶敬路作为存款人，应当知道对自己的存款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且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提供的客户须知中也提示了泄漏本人资料的后果，但其为了获取高额存款利息，明知存款可能会被他人扣划使用，仍然将个人存款信息资料提供给他人，造成个人存款损失，陶敬路对损失的发生具有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天翼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了获取商业利益，未经存款所有人明确授权，将存款人的存款通过自己的平台扣划进入诈骗人控制的账户，最终造成存款人存款损失，天翼公司未经授权扣划存款人银行存款的行为具有过错，对由此造成存款人的损失，亦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本案存款人陶敬路的存款被非法扣划造成存款损失的后果，系由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陶敬路、天翼公司共同的过错造成，该损失应由建行南京岔路口分理处、陶敬路、天翼公司三方根据各自过错责任承担。因曾祖士涉嫌犯诈骗罪案件已进入刑事审判程序，陶敬路为该刑事案件受害人，其被诈骗损失数额需经刑事判决认定后，先行通过刑事追赃解决，刑事追赃未能追回部分，作为其实际损失，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按照三方过错责任承担。现刑事审判及刑事追赃程序尚未结束，尚不能确定陶敬路是否存在实际损失及实际损失的数额，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在刑事审判及刑事追赃程序结束前，陶敬路不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原一、二审对陶敬路的起诉作出实体处理不当，应予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撤销后，陶敬路可在刑事审判及刑事追赃程序结束并最终确定实际损失后，另行主张民事权利。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该院判决：撤销该院（2018）苏01民终400号民事判决和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6359号民事判决。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陶敬路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天翼公司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陶敬路招商银行卡（尾号8898）交易流水信息和案外人陈龙付款账户交易流水信息，拟证明：除前案生效判决已扣除的5万元外，陶敬路至少还收取了曾祖士通过中间人陈龙、于海萍向其支付的共计14万元高息，说明陶敬路并非毫不知情、银行卡被他人盗刷的一般储户，其主动出借款项参与投资交易，其投资风险应自行承担；且前案生效判决仅扣除5万元款项，未扣除陶敬路收到的14万元高息亦明显错误。第二组证据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陶敬路特意开办新卡、主动通过中间人提供账户、身份、存款金额等特定专有信息和专门收取高息的账户信息、按刑事被告人（借款人）要求出具承诺书、收取高息至少19万元等一系列明显有异于一般存款的“反常行为”。刑事被告人虽有涉嫌隐瞒真实情况、虚构交易信息等欺骗持卡人的犯罪行为，但陶敬路同意出借和配合扣款也是事实，其主观上同意或放任其名下存款被扣划用于向刑事被告人提供投资借款，客观上协助刑事被告人完成了划款行为，其以“存款”之名主动参与投资借款交易，只是借款到期款项无法收回并向刑事被告人追索失败后，才隐瞒事实向法院起诉。因此，陶敬路的投资损失应自行负担，即便有损失，也应首先通过刑事追赃途径解决。前案判决既违背了“先刑后民”的原则，在实体处理上也明显有失公正，依法应被撤销。陶敬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银行流水不能证明系陶敬路主动出借款项参与投资，也不能证明陶敬路故意隐瞒事实且应自行承担风险；而该刑事案件正在二审期间，上述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也不能达到天翼公司的证明目的。建行岔路口支行对天翼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人曾祖士以其实际控制的好得公司、上海意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铁公司）、福建博顺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顺达公司），先后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天翼公司、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投科信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代划代扣协议，由第三方支付公司运用电子支付平台-企业账户支付功能，为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等服务。……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手段，实施多头诈骗。对于存款人，曾祖士、王微沂通过中间人，以高息利诱，虚构银行拉存款、投资理财产品、百强企业融资借款、融资平台运作等理由隐瞒款项存在银行会被划扣的事实，令存款人错误地认为相关款项存放于银行账户，在存款人不知情或没有直接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划扣账户内的款项；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等机构，曾祖士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签订代扣代付业务，虚构交易、消费、投资等，隐瞒了对存款人存在欺诈、伪造存款人授权扣款等事实，导致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进行代扣代付，后因存款人投诉、起诉要求银行返还存款，从而造成第三方支付平台因垫付遭受经济损失，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同样是本案的被害人。……二人获取资金后，转入个人控制的账户，大部分用于偿还其他欠款和支付利息，部分用于个人开支，明显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以后债还前债”，二人没有任何营利项目或自身资产能力能够支撑还款及高额利息，不足以长期维持，导致资金窟窿将越来越大，造成存款人、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多方利益损失越来越多。综上，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高息引诱他人在银行存款，然后通过第三方平台划扣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存款人本金利息，偿还个人债务，最终造成存款人以及承担了垫付责任的第三方平台经济损失，该行为依法构成诈骗罪。……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曾祖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二、被告人王微沂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三、追缴被告人曾祖士的违法所得发还全案41名被害人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名单、金额见附表1）；追缴被告人王微沂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王宇萌、邵世明、戎海星、杨倩、李越、杨莘、闫纪军、李富月、吴海川、李继东及被害单位天翼公司（金额见附表1）。不足弥补部分，责令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退赔。该判决书附表1载明：被害人陶敬路，划扣平台天翼公司，划扣金额150万元，收回金额19万元，应赔偿金额131万元。截至本案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该案尚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本院认为：陶敬路起诉其在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存款损失所涉案件事实与曾祖士涉嫌诈骗罪一案所涉案件事实系同一事实。在曾祖士涉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天翼公司是被害单位、陶敬路是被害人。故陶敬路起诉的案件与天翼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在陶敬路起诉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一案中，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并未通知天翼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且陶敬路作为前述刑事案件被害人，其实际损失金额需经刑事判决认定、刑事追赃程序结束后才能确定。据此，原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合法有据。待刑事审判及刑事追赃程序结束，陶敬路的实际损失确定后，陶敬路可依法另行起诉。综上，陶敬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陶敬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道丽审判员  成荣海审判员  徐 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章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