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5民终16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4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系杨某1妹妹），196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彬，辽宁维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某（系王某1丈夫），196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培浩，辽宁湘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收养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本溪市南芬区人民法院（2020）辽0505民初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杨某1与王某1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王某1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证据的真实性缺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王某2（后改名为王某1）就是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的“王洪枚”是错误的。其登记的出生日期1963年12月1日，也不是王某1真实的出生日期。本案中的王某1是1958年出生的，从出生直至1981年8月开始冒名王某1之前，其真实姓名为王某2。王某1提交的《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登记表》中自书的个人简历一栏中：“63--71年、南芬镇南山委”与王某1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的：“籍贯为辽宁省辽阳县甜水公社”并不一致。可见这份《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登记表》中的内容是不真实的。王某2为了取得杨某1所在单位的招工机会，冒名顶替其妹妹的收养身份，编造了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和个人简历等信息，制作了虚假的用工申请表。这样的虚假材料一审法院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显然对证据的真实性缺乏审查。户口簿内容经过涂改，申请对户口簿笔迹形成时间及户口簿中周和全签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姐妹俩的人事档案。申请追加真正的王某1参加诉讼。另外，一审判决书表述的：“另查，王某于2019年死亡”。但是，王某真实的死亡日期是2020年1月7日，可见一审法院对本案客观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把王某1寄养在杨某1家三年的事实，错误的认定为是“事实收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正如一审判决所述，收养行为是一种设立和变更民事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其既要具备收养的实质要件，又要具备收养的形式要件。（1）关于收养行为的形式要件：197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的十三收养问题规定：“收养子女，必须经过生父母或监护人和养父母同意，子女有识别能力的，须取得子女同意，再经有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进行户籍登记。”可见，在1980年当时收养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经有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进行户籍登记。”的形式要件。（2）关于收养行为的实质要件中的被收养人的年龄条件：199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中的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以比照收养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第四条规定：被收养人的年龄条件为“下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可见被收养人首先必须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依据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规定的，成年人应为年满十八周岁，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因此，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七条规定了：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但是也没有规定可以将被收养人的年龄扩大到已满十八岁的成年人。以上可见，一审法院已经超越了审判职权，扩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被收养人的年龄上限，系适用法律不当。3、所谓的“事实收养关系”是指在199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前，符合收养与被收养的实质要件的当事人，未办理收养公证或户籍登记手续的形式要件，便公开以养父母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行为，并且能够得到有关亲友和群众的公认。结合本案事实，1981年王某1到杨某1家寄养时已经年满22周岁，按照当时的政策已经办理不了收养公证、户籍登记手续。王某1为了获得招工机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冒名顶替其妹妹的被收养身份，达到利用职工子女身份才具备安排工作的条件，从而获取招工名额的目的。本案中的王某1身为22岁的成年人来到杨某1家居住三年，杨某1在生活上对其进行了无偿帮扶，并且给王某1安排了工作，但是这不同于收养关系中的收养人对未成年的被收养人的抚养。至于王某1所述在杨某1丈夫住院期间的护理行为，从道义上讲也是应该做的。况且杨某1夫妇每次都给王某1相当的报酬。杨某1的所有亲属均不认同王某1对杨某1夫妇尽到了赡养义务，否则杨某1夫妇不会到养老院生活。一审法院仅凭王某1提供的与其存在特殊关系的个别证人的证言，就认定王某1对杨某1尽到了赡养义务，是不客观的。综上所述，双方之间既不具备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也不具备收养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王某1本身就不是被收养对象，其不具备本案被告主体资格。 王某1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依法确认杨某1与王某1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2、诉讼费用由王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1的生父王某某与杨某1的丈夫王某为兄弟关系，王某夫妻一直未生育子女。1981年8月，王某1到杨某1家生活，双方开始以父母、女儿相称、相待。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王洪枚”（出生日期1963年12月1日；籍贯为辽宁省辽阳县甜水公社；1981年8月10日由辽阳迁入），登记为王某的长女。王某1在杨某1家生活三年时间，婚后搬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登记表》显示，王某1的家庭成员登记为父亲王某、母亲杨某1。另查，王某于2019年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收养行为是一种设立和变更民事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目的在于使没有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们之间产生拟制的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981年8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实施之前，王某1到杨某1家时将满18周岁，以长女身份在杨某1家生活是否与杨某1夫妻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关于年龄，1981年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收养关系中的收养人、送养人以及被收养人三方主体具备的条件，以及履行何种程序进行规范。即使1992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第七条、以及1998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七条：“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本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五条第三项、第九条和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的规定也能够看出，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对于年龄的规定较为宽泛。从家庭生活关系上看，杨某1、王某1以父母子女相称，亲友、群众亦认为双方为父母子女关系，王某1在杨某1家居住三年，期间及婚后均能够尽到赡养义务等方面，能够认定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对于杨某1主张王某1顶替妹妹之名的问题，无论杨某1夫妇的初衷是收养姐姐还是妹妹，其已自认在王井昌家中时喜欢王某1，将其以女儿身份落户，并形成了王某1到杨某1家中生活的事实，并非王某1故意隐瞒，致杨某1分辨不清姐妹二人，因此冒名顶替身份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对杨某1要求依法确认其与王某1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0元，由杨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除王某于2019年死亡的事实外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街道办事处甩湾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该社区走访**居民，邻居说杨某1本人说有个养女，到家来时也就14岁左右。再查明，王某于2020年1月7日死亡。 本院认为：王某1于1981年8月随杨某1夫妻共同生活，户口也迁至杨某1家中，并以父母子女相称。结合社区证明，虽然双方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该行为符合公序良俗，且该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前，因此，王某1与杨某1、王某存在事实上的养子女与养父母关系。故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某1提出户口簿的涂改内容及周和全签章与王某1落户事实无涉，申请律师调查令及追加当事人的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艳玲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刘 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刘 淼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