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4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食用菌经贸市场。法定代表人：史后龙，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后龙，男，196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亚铎，男，196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史后龙、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亚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暨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史后龙，被上诉人王亚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史后龙、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决事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共同偿付698333元，即扣除一审判决中的“应得分红11475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审法院错误判定上诉人偿付被上诉人应得分红114750元。一、涉案合作协议书关于“超出约定成本的，均由上诉人承担”和“被上诉人要按要求按时支付20万元，此款自支付之日起按年息10%计”的内容，明确了被上诉人收益数额确定并不承担投资风险的事实，该约定名为合作实质是借贷关系。据此，不存在再偿付应得分红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若合作协议书关于“乙方享有1%的股权”内容有效，但按1%股权分红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一审错误将上诉人即将获得的3150万元补偿款认为是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收益款”。事实上，有证据证明，仅扣除其他投资人的投资款项后(上诉人的其他成本暂不计)，3150万元的数额已根本不存在，更何况，既然其他人的投资款与被上诉人的所谓投资款均是要偿付，那么扣除投资款后，何来的3150万元的收益呢?按此基数计算分红实属错误。二、被上诉人借给钱的是第一上诉人富达公司，史后龙是法人代表，其借款是职务行为，不是史后龙个人借款，被上诉人起诉史后龙个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三、另外补充，合作过程中发生了情势变化，因为合作协议上有明确约定，是政府把土地恢复土地使用权以后，然后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是抵押贷款，然后给投资人相应分红，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存在。政府没有把土地使用权恢复，仅仅只是给了补偿款。第三，政府只给了3150万元，去掉韩世煌、曹光然还有其他很多人的投资，富达公司没剩一分钱，而且还要背负上千万的债务。富达公司后期的所有追加投入都没有摊入到成本上去，都由富达公司自行承担。因为维权活动是长达十几年，诉讼的钱款，以及聘请律师的钱款都是公开的，并没有什么利润，也更谈不上分红之说。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亚铎辩称，一、被上诉人总计投资了43万元，按照协议的合作协议应按43万元赔偿被上诉人。二、应该追加20万元的股权，按照股息1%的股权，要求追回的分红钱大约是11万元。另外3万元也被上诉人占用，这3万元要连本加息偿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王亚铎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请求判令支付合作投资及分红合计866223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亚铎和史后龙系多年同学关系。史后龙因经营需要，于2011年6月18日向王亚铎收取了10万元，并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收到王亚铎投资款10万元，待后补签正式合同。2011年10月8日，富达公司及史后龙共同作为甲方、王亚铎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主要载明：1、因甲方需要赎回原1997年抵给铜山资金管理处的原中华商城土地，资金困难，经协商，乙方愿意出资合作，与甲方等合作方共同履行与资金管理处的回赎协议。2、甲方应付铜山资金管理处530万元，应付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春英案款350万元，同时甲方回赎本协议项下土地需经费200万元，上述款项双方同意作为回赎土地D2、D3、C4土地使用权的成本。3、乙方按甲方要求按时支付20万元，此款自支付之日起按年息10%计息，利息计入土地使用权收益成本，另付给资金管理处的剩余款项乙方同意按上述利息标准一并计入土地使用权收益成本。3、超出以上约定成本的，均由甲方自行承担。4、甲乙双方共同确定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处分后所得收入，在扣除本协议约定的成本收益后，乙方享有1%的股权，收益款在收到土地收益款后7日内一次付给乙方。上述协议签订当日，王亚铎再次向史后龙支付10万元，史后龙收款后向王亚铎出具了“收到王亚铎投资款10万元”收条。2013年7月27日，王亚铎再次投资款20万元，史后龙向王亚铎出具了“收到王亚铎投资款20万元”的收据，并于当日在原合作协议上注明：另外追加20万元，按本合同比例增加股权。2017年4月5日，史后龙向王亚铎补签了“今借王亚铎现金3万元”的借据，并注明原借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3日。2019年3月起，双方频繁使用微信协商涉案争议，2019年4月13日晚，王亚铎微信回应史后龙：我的要求最低价格75万元，你考虑一下，现在钱在你手里了，不知你什么意见。王亚铎并将其工行卡微信发给史后龙，并告知钱尽快打给我。此后双方协商未成。2019年12月，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政府、铜山经济开发区预算外资金管理处和富达公司经协商签订了《铜山区人民政府与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关于中华商城地块纠纷处置协议书》，约定：富达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30工作日负责清理腾空该土地上所有附属物及设施，并办理书面移交；交接后铜山区人民政府安排相关部门将3150万元补偿款汇入富达公司指定账户；富达公司收款后不再主张原中华商城土地使用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富达公司及史后龙因赎回富达公司原中华商城土地需要，共同作为合同甲方，为解决资金困难，经协商和王亚铎签订了出资合作协议，该出资合作协议对出资数额、出资利息，成本约定、分红约定均作了具体规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条款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应作为处理计算本案王亚铎利益分配的依据。首先，合同约定了“甲方应付铜山资金管理处530万元，应付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春英案款350万元，同时甲方回赎本协议项下土地需经费200万元，上述款项双方同意作为回赎土地D2、D3、C4土地使用权的成本”，依据该条款约定，上述各项应支出费用合计为1080万元，系双方同意作为合作成本本金的数额。其次，双方合作协议约定了“乙方按甲方要求按时支付20万元，此款自支付之日起按年息10%计息，利息计入土地使用权收益成本；另付给资金管理处的剩余款项乙方同意按上述利息标准一并计入土地使用权收益成本”，依据上述条款内容，可以认定本案王亚铎投资的40万元系经史后龙认可，应从投入之日起按年息10%计息，共同作为合作收益的成本核算。由于涉案土地最终补偿款3150万元的数额系于2019年底经政府等部门和史后龙协商确定，应于该时间节点计算投资成本及收益。故王亚铎投入资金应得利息均应计算到2019年12月31日：其中2011年6月10万元，按103月计算利息为85833元；2011年10月投入10万元，按99个月计算为82500元；2013年7月投入20万元，按78个月计算利息为13万元。以上合计王亚铎应得利息为298333元。再次，合作协议还约定了“甲乙双方共同确定土地使用权处分后所得收入，在扣除本协议约定的成本收益后，乙方享有1%的股权”，至2019年12月，合作投资1080万元、共获得收入3150万元，该收入扣除王亚铎本金40万元及利息298333元，再扣除另外成本1040万元及自2011年6月（王亚铎认可的起点）至2019年底的利息8926666元后为11475001元，依据上述合作协议条款的规定和王亚铎自己举证的“收益分配计算方案”的计算方式可以确定，11475001元系双方约定的案涉土地的收益，王亚铎按上述条款中的1%股权分红，应得分红款为114750元。故本案王亚铎投资40万元，应得利息298333元，应得分红114750元，合计为813083元。该款依照双方合作合同约定系王亚铎合法所得，予以支持。王亚铎持有的史后龙出具的借条，该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是否属于投资款没有约定，史后龙庭审不予认可，王亚铎亦没有该3万元借款系投资款的其他证据，故王亚铎主张该3万元借款属于投资款，不予采信，王亚铎就该款可另行协商解决。史后龙主张其10年来投入成本是签订合作协议当时意想不到，要求增加成本计算，对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超出以上约定成本的，均由甲方自行承担”，该约定即是对“甲方”自行承担商业风险的提前约定，史后龙该主张增加成本计算，违反了合同上述规定，不予采信。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史后龙与王亚铎签订的合作协议（2011年11月）依法有效；二、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史后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王亚铎投资本金40万元、应得利息298333元、应得分红114750元，合计813083元；三、驳回王亚铎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分红问题。从富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史后龙和王亚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看，双方签定的合作协议对出资数额、出资利息，成本约定、分红约定均作了具体规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确定土地使用权处分后所得收入，在扣除本协议约定的成本收益后，乙方享有1%的股权”，上诉人关于不存在偿付王亚铎分红的主张，与双方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应否偿付王亚铎分红款问题。上诉人认为，其获得的3150万元并非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收益款，且扣除其他投资人的投资款项，以及维权活动支出的费用，并没有什么利润，3150万元已不存在，更谈不上分红之说，从而主张按1%股权分红的条件并不具备。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否偿付王亚铎分红款主要取决于双方的约定。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看，其认为不应分红的一个理由是扣除其他投资人的投资款项，以及维权活动支出的费用，并没有什么利润，但是，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超出以上约定成本的，均由甲方自行承担”，该约定是对“甲方”自行承担商业风险的提前约定，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与双方的约定不相符。同时，上诉人还认为，其获得的3150万元并非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收益款，但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确定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处分后所得收入，在扣除本协议约定的成本后，乙方享有1%的股权，收益款在收到土地收益款后7日内一次付给乙方”。据此，3150万元系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被处分后所得收入，而非成本，在扣除本协议约定的成本后，王亚铎享有按1%的股权获取相应的收益款。一审法院依据上述合作协议计算相应分红款符合双方约定。另外，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将款项出借给富达公司，史后龙仅是法人代表，其借款是职务行为。但是，双方签定的合作协议书甲方是富达公司，但是并未加盖公司公章，而是由史后龙签字确认，而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却是由富达公司签字的处置协议书并领取相应款项，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史后龙、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0元，由上诉人史后龙、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费 蜜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