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民终48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解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某2，系解某1之兄，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袁某，住内蒙古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某，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解某1因与被上诉人袁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2民初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解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解某2，被上诉人袁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沙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解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某支付解某141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7387186.54元，总计11487168.54元，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袁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中解某1提交了证据证实了近10年来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多种形式向袁某、蒋子亮讨要股权转让款，并为此付出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如2011年提起诉讼，向袁某发出《催要股权出让金函》，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石民初字第53号准许撤诉裁定，解某2受托向袁某索要股权转让款的谈话录音，手机截屏，执行异议书、执行终结协议书以及2018年10月24日解某1再次向袁某发函催要股权转让金，但一审判决机械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认为2014年2月1日即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无视解某1提交的证据。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问题。一审判决认定解某1与袁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但又认定关于股权对价款410万元的约定并不是双方对盛港公司41%股权价值的真实反映，仅是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既然《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股权对价就应当支付。但一审判决却做出了事实认定与判决结果完全相反的错误判决，前后矛盾。3.一审法院超抗辩范围，代替袁某寻找有利理由作出对袁某有利的判决结果。《补充协议（二）》及2013年8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这两份协议是各自独立的协议，协议内容约定各不相同。《补充协议（二）》对《投资框架协议》的补充，而非对2010年7月28日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2013年8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解某1将其对盛港公司剩余30%股份进行转让的协议，与2010年7月28日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一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用两个各自独立的协议而否定2010年7月28日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价值，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袁某的委托代理人庭审中也未提及《补充协议（二）》及2013年8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对2010年7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价值的否定，仅辩称是为了便于投资，是一次临时变更，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4.袁某答辩2010年7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工商变更登记的辩解不能成立。袁某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标注“本协议只为办理变更登记，不作为股权转让真实目的”的内容，也没有提交能够证明2010年7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工商变更登记的证据，仅是用《投资框架协议》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根本不成立。一审判决理由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袁某辩称：1.解某1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5月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石嘴山盛港煤焦化有限公司原有产能属于关停项目，为此盛港公司启动二期工程。因解某1资金困难经与袁某等协商达成投资协议。袁某及蒋子亮出资建设二期项目。双方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为保证投资人的权利也为了便于投资，经协商对盛港公司股权进行第一次变更并确定了暂时的持股比例为此签署了《补充协议二》明确了对盛港公司股权进行第一次变更，二期项目完成建设投产后按实际投入确定各自在盛港公司的投资比例，并进行第二次变更登记，作为最终股权持有。同时投资人一致同意股权暂时按袁某占41%、解某1占30%、蒋子亮占29%进行第一次变更。2011年9月基本完成投资建设，2012年2月9日各股东签署《股权结构情况》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了各自的持股比例，但因解某1负债问题无法准确确定解某1的持股比例。2012年5月27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盛港公司一届七次股东会决议》，最终确定了各自的持股比例，袁某投入20880万元占69.36%、蒋子亮投入6220万元占20.664%、解某1投入3000万元占9.967%。至此各出资人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了最终的持股比例，但因解某1负债股权被连云港法院冻结，无法完成二次变更登记。2013年8月8日盛港公司与解某1及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书》，由盛港公司代付3000万元执行款，由连云港法院解除对解某1股权查封。2013年8月9日，盛港公司与解某1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解某1转让其在盛港公司全部股权，总转让价为5500万元，解某1退出盛港公司。协议签署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解某1退出。2015年4月8日，盛港公司偿还了解某1全部执行款，盛港公司与解某1（石嘴山市森州煤炭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了《执行终结协议书》，结清了与解某1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2.解某1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袁某取得的41%股权是依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对盛港公司股权进行第一次变更，上诉人解某1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为了完成《补充协议（二）》约定的第一次股权变更事项。仅是办理变更登记所用，因此不需支付对价款。袁某不可能出资410万元购买一个暂时的股权。根据《补充协议（二）》约定的第一次股权变更，事实上解某1转给蒋子亮的27%及王丽转给蒋子亮的2%均未支付对价款。3.解某1的诉讼行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2010年7月，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具体支付时间，上诉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2011年上诉人就股权转让对价款向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解某1已主张了权利，说明解某1知道自己的权利受损，后解某1撤诉，2012年2月2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石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解某1应当在2012年2月2日起两年内再次起诉，而解某1于2019年3月9日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解某1通过快递方式邮寄催收函，但该催收函是在2018年10月26日寄出，寄出时已过诉讼时效。袁某没有针对催收函做出任何承诺，因此催收函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解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袁某支付解某141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7387186.54元（以石嘴山市盛港煤焦化有限公司2013年未分配利润18017484.25元为基准×41%），以上总计11487168.54元。2.依法判令袁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9日解某1、袁某、蒋子亮签订《补充协议（二）》中的第三条约定“关于石嘴山市盛港煤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港公司）股权变更（暂时变更）问题：A、投资人一致同意对盛港公司股权进行第一次变更，二期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投产后按实际投入确定各自在盛港公司的持股比例，并进行第二次工商变更登记，作为最终股权持有；B、投资人一致同意股权暂时按袁某占41%、解某1占30%、蒋子亮占29%进行第一次变更”。2010年7月26日盛港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解某1将盛港公司股权转让给袁某。2010年7月28日，解某1与袁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解某1以人民币410万元的对价将其持有的盛港公司41%的股权转让给袁某，袁某出资购买后成为盛港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转让协议同时约定，协议签订后解某1协助袁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8月10日，解某1协助袁某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盛港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袁某持股41%，解某1持股30%，蒋子亮持股29%。解某1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袁某未支付解某141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解某1起诉主张该部分股权转让款，解某1于2012年2月2日向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2年2月2日作出（2011）石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同意解某1撤回起诉。2013年8月9日解某1与盛港公司、宁夏通福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福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解某1从盛港公司、通福公司退出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现解某1以其向袁某多次催要2010年7月28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袁某未支付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解某1与袁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关于解某1所主张的2010年7月28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41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因双方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履行2010年7月9日解某1、袁某、蒋子亮签订《补充协议（二）》中的约定，暂时将三方的股权比例调整为袁某持股41%，解某1持股30%，蒋子亮持股29%，该股权转让是为了保证投资人进入盛港公司顺利进行投资扩建，关于股权对价款410万元的约定并不是双方对盛港公司41%股权价值的真实反映，仅仅是为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关于解某1在盛港公司持有股权价值及投资实际金额在2013年8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确定，解某1在该协议签订后也已经从盛港公司完全退出。如对2010年7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410万元股权对价款需要实际支付，则按照常理应当在2013年8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体现。另2010年7月9日解某1、袁某、蒋子亮签订《补充协议（二）》中的第一条“C、盛港公司二期完成后仍按原协议解某1按1200万元计盛港公司股权，蒋子亮按1300万元计盛港股权”，约定内容明确了解某1、蒋子亮在盛港公司的股权价值。故解某1主张袁某应当向其支付盛港公司41%股权转让款410万元，明显不符合《补充协议（二）》及2013年8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不予支持。关于解某1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2011年8月1日解某1通过诉讼主张案涉的股权转让款，后于2012年2月2日撤回起诉。此后解某1未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张权利，至2014年2月1日后解某1就主张本案涉及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解某1提供2016年9月18日解某2与袁某谈话录音，虽向袁某主张股权转让款，但此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袁某也未承诺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故该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断的目的。因此，本案解某1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综上，袁某不应向解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410万元，解某1所主张的因未支付410万元股权转让款造成的损失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解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72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5723元，由解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袁某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解某1提交一份证据，即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目的：在2013年石嘴山市森州煤炭有限公司、解某1与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因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解某1在盛港公司的股权，解某1提出袁某和蒋子亮欠付其7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袁某和蒋子亮为此提出执行异议，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震东为此协调过此事，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断。被上诉人袁某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属于书证，属于证人证言，但因韩震东未到庭，所以对该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也是韩震东听说，且内容与已经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执行终结协议相悖，应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查，上诉人解某1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来源和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二审审理查明，2011年8月1日解某1因与袁某股权转让纠纷，向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2年2月2日解某1申请撤诉。同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石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准予解某1撤回起诉。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导致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消灭，待该法定事由终止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稳定的市场交易秩序乃至社会秩序，鼓励和推动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的规定，解某1因与袁某股权转让纠纷于2011年8月1日向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发生中断，2012年2月2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石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准予解某1撤回起诉，此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计算，至2014年2月1日诉讼时效届满。解某1提交的2013年8月8日与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没有涉及到案涉股权转让事项，解某1以该《协议书》证明解某1向袁某主张过案涉股权转让款的证据不足。解某1提交的谈话录音、执行异议书、执行终结协议书、手机截屏以及2018年10月24日催要函等证明其向袁某主张案涉股权转让款的证据，均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袁某也未承诺支付该股权转让款，至2019年3月25日解某1提起本案诉讼，已长达5年之久，故解某1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解某1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2010年7月9日，解某1与袁某、蒋子亮签订《补充协议（二）》第3条对盛港公司股权变更（暂时变更）问题进行了约定，解某1已签名同意对盛港公司股权按袁某占41%、解某1占30%、蒋子亮占29%进行第一次变更，二期项目完成建设投产后按实际投入确定各自在盛港公司的持股比例，并进行第二次工商变更登记，作为最终股权持有。2010年7月28日解某1与袁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二）》约定内容相符。2012年5月27日盛港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盛港公司一届七次股东会决议》，记载按原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的规定，盛港公司股东仍为三人即袁某、蒋子亮、解某1；以袁某、蒋子亮、解某1的投入确定了各自占盛港公司股份的比例，解某1亦签字确认。《补充协议（二）》系解某1与袁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认为解某1与袁某案涉股权转让是为了保证投资人进入盛港公司顺利进行投资扩建，股权对价款410万元不是双方对盛港公司41%股权价值的真实反映，仅是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的，解某1主张袁某支付其股权转让款410万元以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并无不当，一审判决驳回解某1诉讼请求结果正确。综上，解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723元，由上诉人解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蔡明璇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马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