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1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尔且，男，彝族，1952年3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西昌泸山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西昌市大德青杠林。 法定代表人：邓显明，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郭尔且因与被申请人西昌泸山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34民终1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尔且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2012年3月7日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关系终止，但申请人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办理退休手续而让其继续工作，申请人劳动关系仍在延续。且一、二审期间被申请人没有举出任何2012年3月7日为申请人办理退休手续的证据，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限为1980年至2012年3月7日错误，进而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2年3月7日终止，为此作出错误判决。二、申请人起诉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工资、加班费，但工资表和上班期间的签字记录都是被申请人保管，申请人申请了一、二审法院调取工资表以证明工资没有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和2014年至2018年每天上班人员的登记表以证明每天上班只安排了2个班连续上班24小时，不是被申请人所说每天安排了3个班上班，申请人加班时间每天为16小时的证据，但一、二审法院并没有调取该主要事实证据，也没有依法判决被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2年3月7日，将双方2012年3月8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劳动关系期限错误的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作出一系列的认定和错误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首先，申请人在年满60周岁后与被申请人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应参照退休的有关规定为劳动者办理退休手续，用人单位未办理退休手续而让其继续工作的劳动关系仍在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退休”的规定看，劳动者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而退休只是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法律规定并未以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因此，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仍可作为劳动关系的主体。申请人（生于1952年3月7日）自1980年起就在被申请人处从事水工、运行工工作，自此双方就建立了劳动关系。2012年3月7日申请人年满60周岁时被申请人并未参照退休的有关规定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也没有发通知解除劳动关系，而是让其继续工作，说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仍在延续并未终止。故申请人在年满60周岁后与被申请人形成的仍是劳动关系。其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是否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的，人民法院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申请人不是办理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并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也未领取退休金，其按月领取的中央财政基础养老金补贴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社会福利的性质，保障能力较弱，不同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养老保险。故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再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118号和（2016）川民申1233号民事裁定书就对同样的情况作出清楚的认定：用人单位与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之间发生的争议仍应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因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的仍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但二审法院简单粗暴的认定申请人劳动关系终止于2012年3月7日，2012年3月8日至2018年12月底是劳务关系，申请人2019年1月提起的诉讼请求己超过诉讼时效，进而以此为由作出了对申请人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得不到支持，经济补偿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情形、加班费没有法律依据一系列错误认定，并作出了错误判决。2.二审法院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的拖欠工资和加班费己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适应法律错误。申请人从1980年5月起就在被申请人处上班，直到2018年11月1日才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2019年1月起不再安排上班的通知。这期间劳动关系一直存在并没有在2012年3月7日解除，而是在2018年12月底解除。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申请人2018年11月接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2019年1月提起诉讼的时间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审法院错误认定申请人于2012年3月7日劳动关系终止，以没有在劳动关系终止1年内提起仲裁申请已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应该支付申请人被拖欠的工资和加班费。3.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不应该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认定申请人“系达到退休年龄而导致的劳动关系终止”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不支持申请人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达到退休年龄不是终止劳动合同的当然条件，申请人1980年5月起就一直在被申请人单位上班，直到2018年11月被申请人提出从2019年1月起不再安排申请人工作时止，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上班38年零8个月，这期间申请人60岁时被申请人并没有和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延续至2018年12月底。何况被申请人又没有为申请人购买养老保险，解除劳动合同后申请人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被申请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64350元。4.二审法院针对2014年1月1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由劳动者举证证明是被迫签订的认定错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人1980年5月就在被申请人单位上班，到2014年时己经上班34年，早己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非是劳动者提出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否则“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在庭审中被申请人仅仅提交了一份与申请人签定的2014年的《劳动合同书》，并没有提交申请人要求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申请的证据。既然是被申请人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应该由被申请人提交证据证明是劳动者提出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是由劳动者提交证据。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就不需要作出“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况且被申请人答辩称“签订2014年的劳动合同是因为2014年为改善电站亏损局面，电站决定裁撤部分临时工，郭尔且等10余人为继续留在电站上班，多次到地方政府上访”，既然申请人等为了上班多次到政府上访，更能证明2014年一年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被申请人单方面决定的，不是劳动者提出来的，这不是被申请人自认的被迫是什么？对被申请人自认不是申请人自愿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事实,根据证据规则是无需劳动者举证的。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劳动者违反法律的规定，且这本身就是一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二审法院却要求劳动者提供被胁迫的证据证实，提供不出来就不支持申请人的上诉请求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于2012年3月7日终止，2012年3月8日至2018年12月底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就因为二审法院对于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期限在适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参照规章、司法文件上均确有错误，才对申请人要求的拖欠工资数额、未认定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作出了错误认定。也正因为二审法院审理该案无视被申请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偏袒被申请人，助长被申请人长期对本厂诸多职工权利侵犯的歪风邪气，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规定的初衷。完全没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体现，有法不依，有据不查，何来“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立法目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申请人支付1980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拖欠的工资106630元，被申请人支付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加班费107748元，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350元，被申请人承担诉讼费。 本院审查认为，郭尔且申请再审涉及的“2012年3月7日之后郭尔且与被申请人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郭尔且诉求被申请人支付拖欠工资和加班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郭尔且诉求经济补偿应否支持”等，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依据充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郭尔且再审所提交的案例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前述认定。郭尔且申请再审涉及的“申请调取工资表、2014年至2018年每天上班人员的登记表”，鉴于案涉劳动关系已于2012年3月7日终止，其后郭尔且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规定支付拖欠工资及加班工资缺乏法律依据，生效判决对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郭尔且申请再审涉及的“2014年1月1日《劳动合同》系被迫所签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基于案涉劳动关系已终止，生效判决认定郭尔且承担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郭尔且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尔且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永晴 审判员  冉小玲 审判员  郑 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宋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