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21民再4号监督机关：海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案外人）：南通华平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海安镇海光村3组。法定代表人:陆爱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凤，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海安县东升针织厂,住所地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角斜镇）来南村22组。执行事务合伙人：蔡卫星。委托诉讼代理人：冒爱红，江苏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南通海林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城北工业集中区（海安农场海林中路65号）。法定代表人：曹**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申诉人南通华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平公司）因被申诉人海安县东升针织厂（以下简称东升针织厂）与南通海林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的（2017）苏0621民初4912号民事调解书，向海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海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海检民（行）监（2018）32062100001号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苏0621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华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凤、被申诉人东升针织厂执行事务合伙人蔡卫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冒爱红、海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称，东升针织厂所提供的借条、转账凭证、记账附件等不能证明其与海林公司存在所诉称的100万元的借款事实。华平公司、海林公司、东升针织厂之间因经济纠纷已陷入纠缠的过程时，东升针织厂与海林公司却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达成调解协议，不仅侵害了案外人华平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华平公司称，案涉借款100万元曾经于2015年10月30日由曹**根、吴荣秀共同向债权人出具了借条，该借款应为个人借款。（2017）苏0621民初4912号民事调解书的主要证据是曹**根以海林公司名义出具的借条，该借条借款期限六个月，与代位权诉讼中东升针织厂提交的曹**根、吴荣秀2015年10月30日的借条不符，海林公司印章为变造，借条也并非形成于2015年10月30日。东升针织厂与海林公司恶意串通达成调解协议，意在损害华平公司的利益，要求法院再审本案，驳回其诉讼请求。东升针织厂辩称，东升针织厂与海林公司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金额远超100万元，东升针织厂没有理由与海林公司恶意串通。2015年10月30日形成的借条约定100万元转入吴荣华账户，当时还有100万元的承兑并未交付。东升针织厂后来又转账100万元给海林公司，双方未更改借条。2017年双方就该200万元中的100万元承兑补写了借条，该借款事实是存在的。海林公司辩称，公司因银行收贷资金紧张向东升针织厂借款，借款打到个人账户上是因为公司账户被冻结，所借资金均用于公司。因公章不在，就拿合同专用章盖了章，我签了字，日期写的是汇款日期。东升针织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海林公司归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制发（2017）苏0621民初4912号调解书，海林公司分期归还东升针织厂借款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10月10日，华平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海林公司、东升针织厂给付货款412207.8元及利息。2015年11月5日本院作出（2015）安商初字第007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海林公司给付华平公司货款412207.8元及利息，海林公司上诉后，南通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平公司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向东升针织厂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东升针织厂将50万元的应付款交付华平公司，东升针织厂未履行。2017年4月27日，华平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要求东升针织厂代海林公司支付货款507556.01元。庭审中，东升针织厂提交2015年10月30日200万元借条一份，所附交付凭证是当日吴晓芳汇款给吴荣秀的100万元。2017年7月24日，东升针织厂以海林公司为被告提起100万元的民间借贷诉讼，2017年8月25日，本院作出（2017）苏0621民初4912号民事调解书，对借贷事实作出确认。2017年12月21日，本院作出（2017）苏0621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华平公司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的诉讼请求。华平公司不服上诉，上诉期间，东升针织厂为证明100万元的组成向南通中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说明100万元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借款75万元、担保费7.9万元、利息17.1万元。2019年3月华平公司撤回上诉。2018年9月26日，东升针织厂持调解书向本院申请执行，2019年1月31日本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1月，华平公司向海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检察院分别对东升针织厂执行事务合伙人蔡卫星、海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根、代理人张升飞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并对东升针织厂诉讼时出具的借条进行司法鉴定。关于借条的形成，曹**根陈述：2015年我借银行200万贷款到期，自筹了100万，蔡卫星借我100万，是蔡卫星老婆吴晓芳把100万打到我老婆吴荣秀卡上的，打款后我立即写了借条给他。蔡卫星陈述：2015年10月海林公司还银行贷款向我借200万，我分两笔借给他，100万是承兑，100万是银行转帐，银行转帐是吴晓芳打到吴荣华的卡上的，海林公司写了两张借条给我，每张100万，借条是打款当时形成的。其中一张就是东升针织厂起诉海林公司提交的借条。关于借条的司法鉴定意见为：“2015年10月30日”的《借条》上手写文字与标注日期“2017年8月24日”的《海安县角斜法律服务所函》上手写文字的形成时间较为接近。借条加盖的印章系用“南通海林染整有限公司合同专章”遮隐“合同专用章”内容后盖印形成。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原告所提供的借条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款项是否交付难以认定。一是借条形成时间并非借条上记载的2015年10月30日，而是与其诉讼时提供的委托代理函上的时间较为接近，该借条明显系2017年8月诉讼前补写。二是借条上所加盖的印章系南通海林染整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遮盖部分内容后所形成，变造明显。三是案涉100万元的转帐凭证，包含在两份不同借款所涉款项中，在本起民间借贷纠纷及华平公司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中，东升针织厂均作为证据使用，且针对100万元的交付，前后数次陈述均不一致。四是关于100万元的组成，东升针织厂在不同时期陈述亦不一致，代位权诉讼一审时陈述该100万元是承兑汇票已经交付，代位权诉讼二审时又提交了100万元由三部分组成的书面说明，检察院询问时陈述100万元是打到吴荣华卡上的，再审时又陈述是2015年10月原200万元借条中有100万元承兑当时未交付，后来重新交付的100万元，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五是东升针织厂提起诉讼时间异常，2015年10月30日的借款，期限六个月，到期后一直未诉讼，直至华平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后，东升针织厂用变造的借条起诉并达成调解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中“借条”系海林公司变造，转帐凭证已被东升针织厂自行否认。东升针织厂所提供的借条、转帐凭证并不能证明其与海林公司之间存在诉称的100万元借款事实。东升针织厂以变造的借条为主要证据向法院起诉，东升针织厂执行事务合伙人蔡卫星、海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根在诉讼过程中均作出虚假陈述，妨碍了民事诉讼活动。原审据此调解海林公司归还东升针织厂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2017）苏0621民初4912号民事调解书确实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苏0621民初4912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海安县东升针织厂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46×××65）。审判长  毛中海审判员  殷程鹏审判员  杨云霞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月如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