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03行初391号 原告唐黄媛，女，1982年3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灌阳县，现住所地广西叠彩区。 委托代理人黄里瑞，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鑫凯，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147路。 法定代表人朱鹃屏，区长。 委托代理人严建忠，叠彩区人民政府叠彩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苏劲松，广西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习焰，男，1942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第三人唐洁，女，1955年5月8日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诸葛灵，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桂英，女，1955年10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灌阳县，住所地广西叠彩区。 原告唐黄媛诉被告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履行支付补偿款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1月7日，2019年11月11日进行询问，于2020年1月3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唐黄媛及其委托代理人黄里瑞、廖鑫凯，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严建忠、苏劲松，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及共同委托代理人诸葛灵，第三人唐桂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黄媛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唐桂英为母女关系，第三人李习焰是原告的姨夫，第三人唐洁是原告的姨妈。第三人唐桂英、第三人唐洁是唐玉林（已故）之女，第三人李习焰是唐玉林女儿徐素芬（已故）的丈夫。唐玉林生前一直在桂林市叠彩区伏龙洲居住和生活。2017年8月4日，被告为建设叠彩区伏龙洲、蚂蟥洲生态公园项目，与原告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征收了原告位于伏龙洲的房产及土地。协议达成后，被告于2017年8月31日将部分补偿款支付给了原告。但对于此后，依法还应补偿给原告的土地补偿款，被告却以原告与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未能达成协议为由，既不向原告公开具体的补偿标准和款项金额，也拒绝向原告支付其余的补偿款。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均是被告所征收房屋和土地的补偿对象，被告在已经部分履行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却以原告与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不能达成协议为由，不向原告公开补偿的标准并依法进行补偿，被告的这一行政行为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还明显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应补偿在唐玉林名下的土地补偿款，因唐玉林已故，并有包括第三人唐桂英在内的三个女儿。原告又作为第三人唐桂英的女儿，在第三人同唐桂英明确其应有的权利由原告享有的情况下，被告依法应将在唐玉林名下的三分之一土地补偿款补偿给原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的义务。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60万元（暂计，最终以被告依法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按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与原告各占三分之一计），原告于开庭时将此项请求变更为：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唐黄媛本人提出本案诉讼的理由是其母亲唐桂英是唐玉林的女儿，唐玉林的土地补偿款唐桂英应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而唐桂英明确表示其权利由原告享有。答辩人认为原告该主张与法律相悖，原告并无直接继承唐玉林遗产的权利，不具有提出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原告如果有证据证实唐桂英是唐玉林的女儿，那么，对唐玉林的遗产由继承权的人是唐桂英，以及唐玉林的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仅是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本案原告唐黄媛的母亲唐桂英仍然在世，原告唐黄媛并无代位继承权，且唐玉林的其他继承人也未表示放弃继承，故原告唐黄媛不具有继承唐玉林遗产的权利。本案原告诉请将唐玉林的遗产（假设唐玉林有遗产的前提下）分配给原告，无法律依据，不具有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二、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桂林市人民政府因伏龙洲生态修复项目，依法收回伏龙洲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伏龙洲居民进行补偿，为此答辩人作为该项目征收的实施单位，与伏龙洲居民签订了《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依法给予伏龙洲居民补偿。答辩人并未拒绝补偿。该协议签订后，由伏龙洲居民内部自行协商分配方案。现原告认为在以李习焰、唐洁为代表的6号唐家（李家）应得的份额中，其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为此原告与李习焰、唐洁产生争议。答辩人认为该纠纷属民事纠纷中的继承纠纷，依法原告应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其享有的继承权及财产份额。本案并非答辩人未依法补偿所引起的行政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原告既无诉讼主体资格，且本案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的范围，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李习焰、唐洁述称，叠彩区政府不向原告唐黄媛支付土地补偿款是正确的，原告要求叠彩区政府向其履行支付补偿款523288.3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起诉书称第三人唐桂英是唐玉林（已故）之女，不是事实。唐桂英是唐玉林的妻子陆秀英（1956年去世）与其前夫之女，没有与唐玉林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秀峰区人民法院认定书认定，唐玉林的法定继承人只有答辩人唐洁和李习焰的妻子徐素芬。原告及第三人唐桂英均非唐玉林的法定继承人，也未持有遗嘱，均无权继承唐玉林的遗产。原告主张叠彩区政府向其支付补偿给唐玉林名下的土地补偿款项数额，按两答辩人与原告各占三分之一计，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持。叠彩区政府在答辩状中认为，原告属唐玉林第二顺序继承人，第三人唐桂英是唐玉林的第一序列继承人，这个认识是错误的。2.原告不是本次伏龙洲收回国有土地85亩（已征收房屋占地外）补偿的对象。3.原告得到补偿的房屋是第三人李习焰所建。4.请叠彩区政府尽快向两答辩人发放唐玉林名下的补偿款。综上，原告要求领取或者分配案涉土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无主体资格。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桂林市发改委发布《关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伏龙洲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2016年11月桂林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对伏龙洲岛上所有房屋进行调查，查明原告唐黄媛所搭建的房屋的面积为110.93平方米，原告唐黄媛的外祖父唐玉林已于1988年5月去世，其外祖父名下已无房屋土地，并制作了《桂林漓江叠彩区段沿岸洲岛餐馆专项整治（伏龙洲）项目房屋调查综合统计表》。2017年4月12日，桂林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公告》，2017年6月17日，桂林市政府发布《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桂林市伏龙洲91.0732亩土地权属确权有关事宜的批复》，确认伏龙洲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被告桂林市叠彩区政府作为征收的实施单位，对原告房屋进行评估后与原告协商一致，双方于2017年8月4日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叠彩区政府向唐黄媛给付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共122181元。桂林市叠彩区伏龙洲蚂蟥洲项目指挥部于2017年8月4日与唐黄媛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叠彩区伏龙洲蚂蟥洲项目指挥部给付唐黄媛324688元，该协议第四条规定“此次房屋及土地回收后，乙方一家2口人（唐黄媛、唐桂英）已无任何土地用于生产生活，为此除唐桂英外，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唐黄媛30000元就业学习费。”第六条规定“被征收人收款后，双方征收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已履行完毕，乙方不得再提出任何异议、要求和诉讼主张。”原告唐黄媛已经领取上述两个协议中的全部款项共计446869元，叠彩区政府又支付了原告唐黄媛5万元困难补助，唐黄媛实际已经收到496869元补偿款。被告叠彩区政府于2018年与以李习焰等人为代表的叠彩区伏龙洲居民签订《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对伏龙洲居民予以补偿，该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确认，除去已征收房屋下国有土地6.0732亩已支付补偿款外，本次按剩余的85亩土地进行计算补偿款。”2019年9月6日，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唐桂英签订《伏龙洲6号土地分配书》，约定分配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原告唐黄媛的户籍及其母亲唐桂英的户籍均在灌阳文市。唐玉林（1988年去世）和妻子陆秀英（1956年去世）结婚之前，陆秀英与其前夫生育两个女儿，即唐桂英、徐素芬（2010年去世）；唐玉林和妻子陆秀英结婚后，生育一女，名叫唐洁。原告唐黄媛系第三人唐桂英之女。第三人李习焰系徐素芬丈夫。第三人李习焰与唐洁均为叠彩区伏龙洲居民。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原告唐黄媛诉请被告叠彩区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第1，原告唐黄媛的诉讼请求是：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的义务。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60万元（暂计，最终以被告依法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按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与原告各占三分之一计），原告于开庭时将此项请求变更为：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从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可知，本案系履行给付义务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原告提起履行给付义务诉讼之前，应当先向被告提出申请，否则，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本案中，原告唐黄媛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申请支付上述补偿款。因此，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驳回其起诉。 第2，原告起诉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规定的起诉条件。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唐黄媛提起履行给付义务之诉，应当有请求权基础，即有“事实根据”。经过阅卷、询问及开庭，查明原告唐黄媛请求被告叠彩区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523288.33元，其所称的请求权基础：其一是2017年8月4日原告唐黄媛与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同日原告唐黄媛与叠彩区伏龙洲蚂蝗洲项目指挥部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二是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按第三人李习焰、第三人唐洁与原告各占三分之一计，即原告与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共有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首先，关于第一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已经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确定的补偿费足额支付给原告唐黄媛，对此，原告亦承认。且《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此次房屋及土地回收后，乙方一家2口人（唐黄媛、唐桂英）已无任何土地用于生产生活，为此除唐桂英外，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唐黄媛30000元就业学习费。”第六条规定“被征收人收款后，双方征收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已履行完毕，乙方不得再提出任何异议、要求和诉讼主张。”据此，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已经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之后，原告唐黄媛已无任何土地，亦不得再提出任何诉讼主张，但其仍以上述协议作为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的请求权基础，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其次，关于第二个请求权基础的问题。原告唐黄媛所称的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即原告与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共有1549865元土地补偿款，来源于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甲方）与叠彩区伏龙洲居民（乙方）签订的《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中“经甲乙双方确认，除去已征收房屋下国有土地6.0732亩已支付补偿款外，本次按剩余的85亩土地进行计算补偿款。”而原告唐黄媛的户籍在灌阳县，其不属于叠彩区伏龙洲居民，又根据上述《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其已无任何土地在《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中的“剩余的85亩土地”内，亦未提供涉案土地权属凭证，故其明显不属于该协议的补偿对象。此外，唐玉林无“剩余的85亩土地”的权属凭证，且其于1988年去世，也不是《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协议书》的补偿对象，故显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被告叠彩区人民政府应当补偿给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即便存在该土地款项，原告唐黄媛的母亲唐桂英（唐玉林之女）还在，也不存在代位继承的事实，故原告唐黄媛以其系唐玉林的外孙女，主张取得唐玉林（已故）名下的土地款项数额，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因此，原告唐黄媛以根本不存在的第二个请求权基础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至于原告唐黄媛起诉之后，第三人李习焰、唐洁、唐桂英于2019年9月6日签订《伏龙洲6号土地分配书》产生了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原告唐黄媛也不是该分配书的当事人，故该分配书不能作为原告提起本案履行给付义务之诉的请求权基础。综上所述，原告唐黄媛的起诉，明显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其起诉。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唐黄媛的起诉。 本案诉讼费50元（原告已预交），退还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明军 审 判 员 刘新农 审 判 员 莫仕航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 查献群 书 记 员 唐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