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53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峰。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铮辉，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燕华，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国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劲枫，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强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腾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铮辉、杨燕华，博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劲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腾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博强公司的起诉。腾达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之间不存在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涉案运输是由案外人刘某甲以其自己名义与博强公司磋商，并非代表腾达公司，承运船舶“苏连云某某XXXX”轮也与腾达公司无关，在运输完成后腾达公司才在涉案《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以下简称《运输合同》）上盖章，但不代表腾达公司追认刘某甲的行为，《运输合同》也不符合航次租船合同的特征，更不应对之前已经完成的运输产生追溯效力。2.博强公司从一开始就知道实际运输的船舶是“苏连云某某XXXX”轮，其仍然愿意继续承租，应承担相应风险与不利后果。《运输合同》没有约定交货时间，不存在卸货迟延的事实，且无证据表明“苏连云某某XXXX”轮收到了停止作业的行政命令，故迟延卸货是因为收货人博强公司没有安排合适的泊位导致，产生的相应费用和风险应由博强公司承担。3.无论是博强公司与刘某甲之间还是《运输合同》中，都没有对延迟交货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腾达公司无需承担延迟交货的赔偿责任，即使腾达公司需要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也只需赔偿能够预见到的损失。损失应当是因迟延卸货给博强公司额外增加的费用，比如支付给原定船舶的违约金或“货物落空”导致的亏舱费。4.博强公司提交的证据漏洞百出，特别是其与案外人南京丝路源通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船务）之间两份《水路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及付款凭证在时间和金额上不能相互对应，也未提供相应发票予以印证，一审法院采纳这些证据与法有悖。博强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腾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1.“苏连云某某XXXX”轮与腾达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刘某甲系以腾达公司名义与博强公司磋商合同，货物运抵后双方之间还补签了《运输合同》，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2.腾达公司没有为博强公司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船舶属于违约行为，其使用了套牌船舶属于违法行为，正是其违约、违法行为致使船舶被海事部门查扣而无法及时卸货，导致博强公司遭受了人民币8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实际损失，腾达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3.腾达公司未尽法定义务，对挂靠船舶失于管理，其应当能够充分预见到套牌船舶被海事部门查扣的可能性，以及导致货方损失的必然性。4.博强公司一审中提交了与丝路船务之间的运输合同、支付运费凭证，二审中还会提交丝路船务开具的发票，足以证明博强公司遭受了实际损失以及损失金额。博强公司一审诉称：博强公司于2019年8月间与腾达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约定腾达公司安排“腾峰XX”轮将博强公司的四根钢管桩自江苏射阳运至张家港。腾达公司将货物运至张家港码头后，因船舶没有合法船舶手续被海事局扣留，导致钢管桩无法卸货，无法按原定计划驳载于博强公司租用的“建扬某某”轮继续运往广东阳江。博强公司只得让“建扬某某”轮先行驶往广东阳江，待腾达公司船舶被允许卸货后，又另行花费80万元租用“大件某某”轮将钢管桩运至广东阳江。腾达公司未提供合法船舶承运博强公司货物，违反了法律规定，给博强公司造成了损失，请求判令腾达公司赔偿其损失80万元。腾达公司一审辩称：1.博强公司与腾达公司间并不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涉案航次运输是博强公司与刘某甲磋商，腾达公司系在运输完成之后应博强公司和刘某甲的要求，为了他们开票和付款需要才与博强公司签订合同，且实际从事涉案运输的船舶也并非挂靠腾达公司的“腾峰XX”轮。2.博强公司为证明其存在损失所提供的两份运输合同和付款水单的内容不能相互印证，且与正常业务操作规程不符，不足以证明博强公司存在实际损失。3.合同约定码头装卸由博强公司负责，但博强公司既未及时安排卸货又未准时支付运费，卸货迟延系由其自行造成，并非船方责任。即便因船舶存在违法行为，海事局下令不得进行卸货作业，但在涉案船舶已经抵港停靠码头的情况下，博强公司可以通过向海事局申请或向法院申请强制令等方式先行卸货，博强公司所称的损失系因其消极被动等待所致。4.涉案合同并未就货物抵港期限及迟延交货加以约定，故不成立迟延交货，且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即便因迟延交货造成损失，承运人的赔偿额也应以运费金额为限，博强公司诉请的损失明显超出运费金额，不符合违约损失的可预见性原则。一审法院查明：博强公司原名上海博强机械制造工程有限公司，自2019年9月11日起更名为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9月份前后，博强公司工作人员陈某某与刘某甲就四根钢管桩自江苏射阳到张家港的运输事宜进行磋商沟通。随后，博强公司的四根钢管桩被装载于船体标识为“腾峰XX”的船舶上运至张家港港新码头。博强公司、腾达公司均表示，前述船舶实际为内河船“苏连云某某XXXX”轮套牌“腾峰XX”轮。2019年9月26日15时49分，刘某甲发送微信消息给陈某某，称“卸货码头请关照一下，船名腾峰XX”。当日16点50分，套牌“腾峰XX”轮的“苏连云某某XXXX”轮抵达张家港并停靠在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5#泊位。张家港港务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出具说明称，在该轮靠泊码头后，张家港港务公司接到张家港海事局指令，该轮因存在严重违章违法行为，在处理结果出来之前，不得对其进行装卸作业；同年10月15日该轮船方称其违章违法行为已经处理完毕，经与海事局联系确认后，张家港港务公司安排该轮于2019年10月16日卸货，换装于“大件某某”轮。2019年10月12日，张家港海事局向“苏连云某某XXXX”轮的所有人赵某甲发出苏海事罚字2019060601000821-1-1号《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称2019年9月26日在张家港危险品锚地检查发现该轮未将船舶识别号在船体上永久标记或者粘贴，为此对赵某甲处以3300元的行政处罚。赵某甲于同年10月13日在该通知书上签字，并表示放弃陈述申辩。在涉案船舶停泊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期间，陈某某与刘某甲多次通过微信进行沟通。2019年9月28日，陈某某发送信息给刘某甲，要求用合格的船，并询问海事部门那边手续没办好能不能走，刘某甲回复称“目前运这个管子套牌28了，目前这个船是4200吨的”，并就涉案四根钢管桩自张家港到阳江的后一航次运输向陈某某报价53万元。随后，陈某某称，海事部门打电话说船还不能走，要求刘某甲积极配合海事部门把问题解决掉。在后续二人的微信聊天中，陈某某多次催促刘某甲尽快处理船舶问题，称钢管桩不能及时转运给阳江的项目造成很大损失。同年10月15日，刘某甲通知陈某某当日下午可以卸货了，但要求其先付清运费，并发送腾达公司账号要求其将运费付至该账号。2019年10月16日，博强公司与腾达公司签署《运输合同》，约定托运人为博强公司，承运人为腾达公司，联系人为“刘某乙”，运输货物名称为钢管桩四根，航线为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射阳码头到张家港港新码头，船名为“腾峰XX”，运费包干价为27万元（含9%增值税发票）。在托运人责任中约定，托运人负责货物的码头装卸工作，安排由海事认可的安全泊位。在合同签字盖章处，分别有博强公司的盖章和陈某某的手写署名、腾达公司的盖章和刘某甲的手写署名。同日，博强公司向腾达公司转账支付运费27万元。在涉案货物运抵张家港之前，博强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与丝路船务签署《水路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租用后者的“建扬某某”轮将抱桩机及涉案四根钢管桩从张家港重装码头运至阳江风场——安全作业水域，运费为204万元，受载期为“计划2019年9月15日前后，准确时间双方提前确认”，还就免费装卸时间和滞期费标准加以约定。合同第4条约定：合同签订时，支付合同总价的20%为定金；船舶抵达装货港装货时，托运人向承运人支付单航次运费的50%；船抵卸货港卸货结束前，托运人将尾款及滞期费（如发生）一次性付清。合同第9条约定：如任何一方因违约取消合同，违约方须向另一方按合同运费的20%支付取消合同费。2019年9月17日，“建扬某某”轮抵达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丝路船务为“建扬某某”轮所载货物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后者于2019年9月18日签发保险单，记载投保人为丝路船务，被保险人为上海博强机械制造工程有限公司，保险标的为抱桩机及附属备件，总保险金额为2000万元，保险费为2万元。因涉案四根钢管桩仍装载于“苏连云某某XXXX”轮上未能卸货，“建扬某某”轮在装载抱桩机本体及其他设备后，于同年9月28日驶离张家港并于同年10月6日抵达阳江。为支付前述合同项下运费，博强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向丝路船务开具了金额为1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面到期日为2020年3月18日；博强公司又于2019年10月16日、11月8日先后向丝路船务转账90万元、20万元。2019年10月14日，博强公司为运输涉案四根钢管桩，再次与丝路船务签署《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约定丝路船务以“大件某某”轮为博强公司将四根钢管桩从张家港重装码头运输到阳江风场——安全作业水域，运费为80万元。同年10月16日，“大件某某”轮抵达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同年10月19日该轮驶离张家港，并于同年10月27日抵达阳江。同年10月18日张家港海事局开具的编号为1857386105的港口建设费专用收据显示，博强公司为“大件某某”轮缴纳港口建设费4520元，该轮装载货物名称为钢管（管材及附件），数量为1130吨。为支付前述合同项下运费，博强公司于同年10月31日、11月8日先后向丝路船务转账50万元、30万元。丝路船务于2019年12月11日出具《证明》称，博强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租用“建扬某某”轮的运费204万元及同年10月15日租用“大件某某”轮的运费80万元均已付清。另查明，“腾峰XX”轮在涉案运输期间为挂靠腾达公司名下的船舶。腾达公司与案外人方某某于2017年11月5日签署《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方某某委托腾达公司经营管理“腾峰XX”轮，方某某每年向腾达公司支付船舶管理费用36560元及安全体系管理费5万元，委托管理期限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22年11月7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一、博强公司与腾达公司是否就涉案运输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二、“苏连云某某XXXX”轮的卸货迟延是否可归咎于腾达公司的违约行为；三、如果腾达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博强公司因之遭受的损失如何认定。一、博强公司与腾达公司是否就涉案运输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虽然前期与博强公司就涉案航次运输事宜进行沟通协商的为刘某甲，且腾达公司称刘某甲并非腾达公司工作人员，刘某甲在向货主揽货后，多次租用腾达公司船舶从事运输，与腾达公司存在较多合作。但刘某甲在与博强公司沟通过程中自称“安徽腾达刘某甲”，系以腾达公司名义与博强公司磋商涉案运输事宜，且在涉案货物运抵张家港之后，腾达公司签署《运输合同》的行为，说明其认可刘某甲的行为，且表达了与博强公司就涉案运输订立航次租船合同的意愿。该合同中将刘某甲记载为腾达公司联系人，刘某甲在腾达公司盖章处代表腾达公司签字，腾达公司的盖章行为应当视为腾达公司对此前刘某甲代理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进行磋商沟通、安排运输等行为的追认。腾达公司向博强公司收取运费的行为，也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博强公司、腾达公司之间订立的航次租船合同的真实有效性。腾达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主体，在签署合同时理应知晓签约行为对其产生的法律约束力，以及相应设立变更民事权利义务的效果。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谨慎签署合同，并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腾达公司关于其签署合同仅系为收款需要、其在本案起诉之后才了解运输情况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虽然博强公司与腾达公司间的《运输合同》签署于船舶抵港之后，但事后补签合同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博强公司与腾达公司就涉案运输成立以涉案《运输合同》为证明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双方均应遵循诚信原则，严格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苏连云某某XXXX”轮的卸货迟延是否可归咎于腾达公司的违约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在2019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6日期间，“苏连云某某XXXX”轮一直停泊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未能卸货的原因是，“苏连云某某XXXX”轮是一艘内河船舶，不具备沿海航行的条件，却套牌“腾峰XX”轮从事沿海运输，将涉案货物从江苏射阳运至张家港，为此，海事局指令张家港港务公司在处理结果出来之前，不得对其进行装卸作业。因此，“苏连云某某XXXX”轮的卸货迟延，是其因套牌和超航区航行行为被海事部门处理所致。腾达公司辩称卸货迟延系因博强公司未及时安排卸货、未准时支付运费所致，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事实上，在2019年10月15日船方违法违章行为处理完毕之后，刘某甲于当日通知博强公司支付运费，博强公司在次日即付清，并不存在迟延支付运费的情况。腾达公司还辩称，博强公司本应通过向海事局申请或向法院申请强制令等方式先行卸货，但博强公司怠于采取前述行为，由此所致的损失应由博强公司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在“苏连云某某XXXX”轮因违法航行行为被查处的情况下，对博强公司而言，诉诸于公权力机关处理相关纠纷，系博强公司的权利而非义务，且腾达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博强公司如诉诸于海事部门或法院处理即必然能实现卸货的目的，对腾达公司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腾达公司作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出租人，无论其以合同约定的“腾峰XX”轮抑或其他船舶从事涉案运输，腾达公司均有义务保证实际载货船舶是一艘合法适航适货的船舶。实际载货船舶“苏连云某某XXXX”轮是一艘内河船舶，却套牌“腾峰XX”轮违法从事沿海运输，并因此被海事部门处理导致卸货迟延，这种卸货迟延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货物迟延交付，是因腾达公司作为出租人违反了提供合法适航船舶的基本合同义务所导致，腾达公司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便如腾达公司所称，其在不知晓“苏连云某某XXXX”轮套牌和超航区航行的情况下即盲目轻率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腾达公司自行承担。此外，腾达公司虽主张其收取的运费金额远低于运费市场价，足以推断出博强公司明知从事涉案运输的是内河船，但一方面腾达公司并未就其所称的运费市场价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在案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博强公司明知且同意腾达公司以内河套牌船从事涉案运输。因此，腾达公司未能依约提供合法适航的船舶承运博强公司的货物，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就由此所导致的卸货迟延承担向博强公司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三、如果腾达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博强公司因之遭受的损失如何认定博强公司在涉案四根钢管桩尚未运抵张家港之时，即已租用丝路船务的“建扬某某”轮用于将涉案四根钢管桩及抱桩机自张家港运输至最终目的地广东阳江。正常情况下，博强公司可将四根钢管桩装载于“建扬某某”轮完成转运，只需要支付“建扬某某”轮的运费。在涉案钢管桩因“苏连云某某XXXX”轮存在违法航行行为待查处而不能及时卸货的情况下，博强公司因不能确定“建扬某某”轮的后续等待时间，综合权衡考虑各方面成本，作出让“建扬某某”轮先行驶往阳江的决定，是其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适当措施。在“建扬某某”轮驶离之后，博强公司另行租用“大件某某”轮将涉案四根钢管桩转运至阳江，并为此支付的“大件某某”轮的运费是因腾达公司的违约行为所额外发生。虽然腾达公司抗辩主张因涉案钢管桩未装载于“建扬某某”轮，博强公司所支付的“建扬某某”轮运费也相应扣减，但腾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博强公司实际支付的“建扬某某”轮的运费因未装载四根钢管桩而减少，且从博强公司与丝路船务订立的合同内容来看，该合同为固定运费的航次租船合同，并不存在运费金额因载货量减少而减少的约定，腾达公司所指出的合同第9条是取消合同情况下的违约责任约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且在案证据也证明了博强公司实际向丝路船务支付的费用金额超出了合同约定的204万元。腾达公司还抗辩称因丝路船务并未就“建扬某某”轮的涉案航次向博强公司收取滞期费，可以反推该费用支付情况不真实。一审法院认为，“建扬某某”轮就该航次是否有权收取滞期费尚无定论，即便存在滞期费，丝路船务和博强公司也有权自行协商处理相关费用支付情况，腾达公司试图以此为由否定订约和费用支付的真实性，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腾达公司的前述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博强公司支付的“大件某某”轮的运费系因腾达公司未能依约提供合法适航的船舶承运货物所造成的额外损失，也系腾达公司在订约时可以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虽然腾达公司主张博强公司支付的80万元运费明显高于市场价，但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腾达公司关于参照我国海商法关于迟延交货的规定处理损失赔偿的抗辩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腾达公司应就其违约行为向博强公司赔偿运费损失80万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腾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博强公司支付赔偿款80万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腾达公司负担。腾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1.腾达公司在收到本案一审判决书后，给“苏连云某某XXXX”轮所有人赵某甲发出的“律师函”，以及向南京海事法院递交的“起诉状”，据此证明腾达公司已经向涉案纠纷的实际责任人追究责任。2.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以及腾达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账号340016842080********）于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活期存款明细账，表明腾达公司应刘某甲的要求，于2020年1月19日将从博强公司处收取的27万元运费扣除3万元（管理费和税费）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苏连云某某XXXX”轮所有人赵某甲的儿子赵某乙支付了24万元运费，据此证明腾达公司仅是涉案航次租船合同名义上的一方当事人，对运输的实际情况并不知情。博强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律师函”与“起诉状”的真实性可予确认，但与本案纠纷的解决无关，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诉讼程序的进行。2.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以及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可予确认，但腾达公司扣除了3万元管理费和税费的情况，以及腾达公司与赵某甲及其儿子之间存在多笔财务往来、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情况，恰恰可以证明“苏连云某某XXXX”轮是挂靠腾达公司进行营运的事实。且腾达公司与刘某甲也存在频繁的财务往来，表明刘某甲有权代表腾达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本院对腾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1.“律师函”与“起诉状”涉及的是腾达公司与赵某甲等人之间的纠纷，不影响本案纠纷的审理。2.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以及银行流水明细可以证明腾达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向“苏连云某某XXXX”轮所有人赵某甲的儿子赵某乙支付了24万元运费，但并不能反映是应刘某甲的要求为之。虽然腾达公司不认可与“苏连云某某XXXX”轮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在转付27万元运费的时候扣除3万元管理费和税费的行为，表明其认可“苏连云某某XXXX”轮是为腾达公司履行了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银行流水明细反映腾达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和28日两次向刘某甲发放工资共计3万元，这与腾达公司所称的刘某甲并非腾达公司员工，无权以腾达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的说法相矛盾。博强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四组证据：1.丝路船务开具给博强公司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8张，金额合计284万元，证明博强公司向丝路船务实际支付了“建扬某某”轮运费204万元，丝路船务于2019年9月23日至10月24日期间分三次开具了金额共计204万元的发票；博强公司向丝路船务实际支付了“大件某某”轮运费80万元，丝路船务于2019年11月28日开具了金额共计80万元的发票。2.拍摄于“大件某某”轮装运涉案四根钢管桩当时的两张照片，证明四根钢管桩的后续运输确实由“大件某某”轮完成，因为“大件某某”轮的甲板只有约64米，在装载涉案长81米的钢管桩（原长88米，装载前被截去7米）时有部分钢管桩露出船尾。3.博强公司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打印的其于2019年9月18日向丝路船务开具的金额为1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状态”栏内记载“票据已结清”，而其于一审中提交的当时从该系统中打印的该份票据的“票据状态”栏内记载“提示收票已签收”，表明银行已经于2020年3月18日票面到期日向收款人丝路船务（因该票据可以转让，也可能是经合法背书后的票据持有人）支付了100万元，证明博强公司向丝路船务实际支付了100万元（204万元运费中的部分）。4.博强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大渡河路支行的账户（账号10012605090********）于2019年9月9日至12月30日期间的存款对账单，以及博强公司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的账户（账号31010401600********）于2019年9月10日至12月16日期间的账户回单明细列表，据此证明博强公司实际向丝路船务支付了涉案全部运费。腾达公司对博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丝路船务开具这些发票的时间，与腾达公司支付运费的时间以及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不能对应，不能排除丝路船务系为与博强公司案外其他运输业务开具了这些发票的可能性，故这些发票不能证明博强公司的实际损失。2.第一张照片显示四根钢管桩的长度为81米，但从第二照片上看，如果甲板长度约64米，通过比例计算，露出船尾的钢管桩远小于17米，故第二张照片上的钢管桩短于81米，并非涉案钢管桩，这两张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4.对两家银行出具的博强公司账户下的流水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因为博强公司的付款时间与丝路船务开具发票的时间不能一一对应，且不能排除博强公司通过其在其他银行账户与丝路船务资金往来的可能性，故对银行流水明细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博强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1.博强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11月8日先后向丝路船务转账50万元、30万元，丝路船务于于2019年11月28日开具的金额共计80万元的8张运费发票的备注栏内均载明“船名：大件某某；货物：钢管桩；航线：江苏张家港至广东阳江”，再结合博强公司与丝路船务签订的运输合同以及丝路船务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这8张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而可以证明博强公司为“大件某某”轮的运输向丝路船务支付了80万元运费的事实；博强公司分三次支付“建扬某某”轮运费204万元（博强公司已在一审中对实际支付了210万元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丝路船务分三次开具金额共计204万元运费发票，开票与付款的时间段能对应，且20张发票的备注栏内均载明“船名：建扬某某”，再结合博强公司与丝路船务签订的运输合同以及丝路船务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这20张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而可以证明博强公司为“建扬某某”轮的运输向丝路船务支付了204万元运费的事实。2.腾达公司认为，通过比例计算，照片上“大件某某”轮装载的钢管桩短于81米，并非涉案钢管桩。但本院注意到，原本两头一样粗细的钢管桩，从照片看从船头至船尾逐渐变细，可见该照片的拍摄角度并非与船体垂直，与船头方向的夹角小于90度，故通过测量照片上显示的装载于船舶甲板部分的钢管桩长度与露出船尾部分的钢管桩长度所得出的比例，与真实的比例不一致，实际露出船尾部分的钢管桩应比照片上显示的要长。据此，可以认定这两张照片拍摄的是“大件某某”轮运输涉案四根钢管桩的场景。3.通过比对博强公司前后两次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打印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上“票据状态”栏内记载的差别，可以证明银行已经实际支付了票面金额100万元，即博强公司已经实际向丝路船务支付了100万元。4.博强公司应腾达公司要求提供了其在两家银行的两个账户该段时间内的流水明细，工商银行的流水明细中没有出现博强公司向丝路船务支付款项的业务记录，杭州银行的流水明细中有博强公司分四次向丝路船务支付共计190万元的业务记录，据此可以证明博强公司向丝路船务支付运费的实际情况。腾达公司如果认为还存在博强公司通过其他账户向丝路船务支付与本案相关款项的可能性，应当提交相应初步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1.丝路船务于2019年9月23日至10月24日期间分三次开具了“建扬某某”轮共计204万元的运费发票，于2019年11月28日开具了“大件某某”轮80万元的运费发票；博强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向丝路船务开具了金额为1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用以支付“建扬某某”轮的部分运费，银行已经于2020年3月18日票面到期日实际支付了100万元。2.腾达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向“苏连云某某XXXX”轮所有人赵某甲的儿子赵某乙支付了24万元运费，腾达公司称该款系博强公司支付的涉案27万元运费扣除3万元管理费和税费后的余款。另腾达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9年10月25日和28日两次向刘某甲发放工资共计3万元。3.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博强公司陈某某与刘某甲磋商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时，将涉案四根钢管桩运抵张家港港新码头后需转运至阳江风场，且转运船舶已经等候在港新码头的情况告知过刘某甲。但刘某甲在微信中曾告知陈某某“长风岛这边的桩都是我运的”，涉案货物的起运地即为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射阳码头。4.经核实，与博强公司陈某某联系涉案运输业务的为刘某甲，即腾达公司一审中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安徽腾达刘某甲”，涉案《运输合同》将承运人腾达公司联系人记载为“刘某乙”系笔误，二审将一审判决中的“刘某乙”统一更正为“刘某甲”。另博强公司于二审庭审后，自愿将诉请金额调整为40.80万元，即请求判令腾达公司赔偿其损失40.80万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之间是否成立航次租船运输合同法律关系；2.“苏连云某某XXXX”轮抵达目的港20天后才卸货，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3.博强公司因腾达公司违约遭受的经济损失是多少，以及腾达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额是多少。关于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之间是否成立航次租船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腾达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向刘某甲发放工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某甲系以“安徽腾达刘某甲”的身份与陈某某磋商涉案运输业务，据此可以认定刘某甲可以代表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磋商运输涉案四根钢管桩的事宜；腾达公司在承运人记载为腾达公司、联系人记载为刘某甲的《运输合同》上签章，并向博强公司开具运费发票的行为，表明其认可刘某甲有权代表自己对外开展业务；签订《运输合同》时，陈某某已经通过与刘某甲之前的微信沟通明确知悉实际运输涉案货物的并非“腾峰XX”轮，而是套牌“腾峰XX”轮的“苏连云某某XXXX”轮，故《运输合同》上运输船舶虽记载为“腾峰XX”轮，但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明知《运输合同》项下实际运输船舶为“苏连云某某XXXX”轮；虽然腾达公司否认与“苏连云某某XXXX”轮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其将博强公司支付的27万元运费扣除3万元管理费和税费后，向“苏连云某某XXXX”轮所有人赵某甲的儿子赵某乙支付24万元的行为，至少可以证明腾达公司认可“苏连云某某XXXX”轮是为其履行了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综上，本院认为，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之间成立了航次租船运输合同，腾达公司实际使用“苏连云某某XXXX”轮为博强公司将四根钢管桩从江苏射阳码头运至张家港港新码头。关于“苏连云某某XXXX”轮抵达目的港20天后才卸货，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运输合同》没有关于卸货港交付货物的时间约定，也无其他证据表明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约定了船舶抵达目的港时间以及卸货时间。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且腾达公司的运输合同义务在“苏连云某某XXXX”轮卸货结束后才履行完毕。即使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之间没有就抵港卸货时间进行约定，腾达公司也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卸货交付义务。现涉案船舶运抵目的港20天后才开始卸货，不符合通常的履行情况，超出了合理的履行期限，且陈某某与刘某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苏连云某某XXXX”轮运抵目的港后无法卸货的原因是海事部门在处理该轮且在处理结果出来之前不允许该轮进行卸货作业，而非博强公司作为托运人不能及时安排码头供卸货。故本院认为，在“苏连云某某XXXX”轮运抵目的港却不能于合理期限内履行卸货义务的责任在承运人腾达公司一方的情况下，腾达公司应当对博强公司承担迟延卸货的违约责任。关于博强公司因腾达公司违约遭受的经济损失是多少，以及腾达公司应当承担的损失赔偿额是多少的问题。博强公司提交了与丝路船务之间签订的两份运输合同以及“建扬某某”轮与“大件某某”轮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的证据、支付运费的凭证、丝路船务开具的发票以及确认收到运费的《证明》，据此可以证明因“苏连云某某XXXX”轮运抵目的港后迟延卸货导致涉案四根钢管桩无法及时驳载于“建扬某某”轮，博强公司不得不另行租用“大件某某”轮将四根钢管桩从江苏张家港运输至广东阳江，并为此额外支付了80万运费的事实。虽然博强公司因腾达公司违约遭受的经济损失为80万元，但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腾达公司应承担的赔偿额不得超过其订立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腾达公司认为，刘某甲经常运输涉案钢管桩类型的货物，应当知晓此类钢管桩系用于海上风电设备安装，不可能在内陆张家港地区使用，无需告知其也应当知道涉案货物必然转运，故可以推定腾达公司在订立航次租船合同时对若其迟延卸货，博强公司需额外租用转运船舶并可能遭受运费损失的情况应当预见到。本院认为，腾达公司使用一艘套牌的内河船舶履行涉案货物的沿海运输，违约故意明显，且对该套牌船舶在运输过程中随时可能因遭到海事部门处理而影响正常运输进程的情况应当能够预见，对托运人因此可能遭受的损失也应当有所预见，但可预见的损失应当属于通常情况下因船舶迟延卸货可能给托运人造成的损失。在托运人未告知的情况下，承运人一般不会知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是否需转运，但鉴于刘某甲经常为涉案钢管桩类型的货物安排运输的特定身份，博强公司关于无需在订约时告知，刘某甲也应当知道涉案货物运抵港新码头后需要转运的观点可以成立。因为货物发生迟延到港、迟延卸货等情况，导致托运人无法履行其与转运船舶之间航次租船合同的，托运人通常采用的补救措施是向转运船舶支付违约金，再另行签订租船合同转运卸港后的货物，即承运人能预见到的因其违约行为可能导致托运人遭受违约金损失。而像本案这种托运人与转运船舶之间的合同正常履行，运费也未因为部分货物未实际装船运输而减少，托运人再另行租用他船运输迟延卸港的货物，且另行租船的运费金额远高于与前船之间合同项下的违约金金额的情况，承运人通常无法预见。故博强公司因“苏连云某某XXXX”轮迟延卸货遭受了80万损失已经超出了腾达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损失。博强公司于二审中自愿将诉请金额调整为40.80万元。本院认为，如果博强公司因涉案货物迟延卸港而解除了与丝路船务签订的租用“建扬某某”轮的合同，因此需向丝路船务支付的违约金为40.80万元，现博强公司就其遭受的80万元损失要求腾达公司承担40.80万元赔偿额，该诉请可予支持。综上所述，腾达公司与博强公司之间就涉案运输成立了航次租船运输合同关系，腾达公司违约使用套牌内河船从事涉案沿海运输导致迟延卸货，博强公司因此遭受了80万元损失，腾达公司需向博强公司赔偿损失40.8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鉴于博强公司调整了诉请金额，判决结果应作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主文为上诉人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40.80万元。如果上诉人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0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782元，由上诉人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018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40元，由上诉人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珊审 判 员  董 敏审 判 员  胡海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胡 谦书 记 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