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3民初11268号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祥泰广场**楼1204。法定代表人：赵笑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轩，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住，住所地山东省禹城市行政街**/div>法定代表人：高长东，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国，男，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发祥，山东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住所地，住所地禹城市迎宾路北首路西心院内）。法定代表人：王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发祥，山东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笑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王轩，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法定代表人高长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国、魏发祥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原告依法申请追加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为共同被告，本院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笑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王轩，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法定代表人高长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国、魏发祥及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法定代表人王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发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向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1100382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向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暂计1036740.5元（暂计算至2020年8月7日），之后的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赔偿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暂计2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6年5月4日、2016年11月7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8月21日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货品，被告按时向原告支付货款，逾期按未付货款日千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现合同已实际履行，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货品，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期间原告于2018年10月23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索要货款，并约定逾期支付货款被告将承担原告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损失，被告认可上述事实，并于2020年1月15日出具《对账函》确认欠付原告货款共计1100382元，由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陈立国签字确认。但被告至今仍未履行付款义务。经原告催要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辩称，本案原告起诉我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不应承担本案的任何民事责任。1、本案诉讼主体错误。首先，从《产品销售合同》看，合同当事人为本案原告与本案第二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及使用方三方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原告只能起诉合同的相对方，本案原告起诉我方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其次，从合同履行过程看，原告收到的款项均不是我方支付的，与我方无关。第三，对账函是由第二被告盖章，与我方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也没有关系，陈立国虽然是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的副书记，但从工作关系上讲，陈立国分管本案第二被告并主持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的全面工作，其在对账函上面的签字代表的是第二被告，并不代表我方。2、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3、不同意对方计算违约金的方式，计算的结果过高。4、被告认为计算的起始点应在双方2020年1月15日对账时。5、违约金约定过高，应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计算的违约金的基数中包含了5%的质保金69918元（为总额1398360元的5%），应予以扣除。总之，本案原告起诉我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不应承担本案的任何民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对我方诉讼请求，以切实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辩称，原告诉请违约金过高，诉请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及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陈述了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依法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26日，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作为卖方）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买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60426001的《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出售一批设备，如恒流泵、旋转蒸发器等设备，合同总金额为1324070元。该合同末尾加盖原告方合同专用章并加盖被告方公章。合同第三条“交货时间地点”约定：“合同签订后进口仪器60天内、国产仪器20天内交由买方所在地。”合同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合同签订后七日内买方付合同总金额百分之四十（即529628元）至卖方账户，货到验收合格后七日内付合同总金额55%（即728238.5元），余款5%（即66203.5元）作为质保金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后七日内支付至卖方账户”。2016年4月29日原告收到第一笔付款529628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货品。原告提供的2016年6月29日的销售发货单据上有“陈立国”签名确认（总价款显示为1363360元，客户名称显示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2016年5月4日，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作为卖方）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作为买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60504-0289的《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将前述合同总金额追加至1398360元。双方在庭审中认可此合同为前述合同的补充合同。该合同末尾买方处载明是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仅加盖了原告方合同专用章，未加盖被告方公章。合同第二条约定质保期为一年。合同第三条交货时间地点约定：“日前交由买方所在地”。合同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为：“预付40%，货到验收合格付55%，质保金为5%。”合同第七条约定：“如买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付款，每延迟一天须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货品。原告提供的2016年7月14日的出库单据上有“陈立国”签名确认（总价款显示为35000元，客户名称显示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2016年11月7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8月21日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与“买方：禹城市科技局”分别签订编号为20161107、20170302-0109、20170821-0629的三份“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的标的额分别为62000元、165450元、4200元。该三份合同与前述两份合同的文本均一致，买方处和前两份合同一致，均打印标明“买方：禹城市科技局”。该三份合同亦是合同末尾买方处载明是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仅加盖了原告方合同专用章，未加盖被告方公章，但买方处有“陈立国”签名确认。该三份合同均约定如买方未货到付款，每延迟一天须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其中2016年11月7日的合同中约定货到一周内付清全款；2017年3月2日的合同约定100%款到发货；2017年8月21日的合同约定货到付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货品。原告提供的2016年11月7日的出库单据上有“陈立国”签名确认（总价款显示为62000元，客户名称显示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原告提供的2017年4月13日的出库单据上有“陈立国”签名确认（总价款显示为166450元，客户名称显示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原告提供的2017年8月21日的出库单据上有“陈立国”签名确认（总价款显示为4200元，客户名称显示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被告支付编号为20160504-0289合同的货款529628元后未再向原告支付货款。2018年原告向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发（对账函上方写有致：禹城市科技局字样)的对账函，载明截止至2018年4月30日原告应收账款为1100382元。2018年7月10日，陈立国在该对账函上签名确认。2020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出具《对账函》（对账函上方写有致：禹城市科技局字样），载明其应收账款为1100382元。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在该对账函上盖章。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是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法人，其成立于2016年9月2日，举办单位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原告因本案先行支付律师费2万元。原告称：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在对账函上盖章是因为它是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的下属单位，因为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其付款均通过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因此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在对账函上加盖公章。陈立国称其在合同及对账函上签名是代表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其称：“我代表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第一份合同签订时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还没有批复成立，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于2016年9月2日成立，合同签订是2016年上半年，所以用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的名义签订。后来发生的对账行为、合同签订均由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负责，我签字是因为我是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的分管负责人。我是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党组副书记，分管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当时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的法人王振刚被提拔，业务不熟悉，日常工作由我来主持。2017年12月调整为党组副书记，之前是副局长。2016年4月29日第一笔付款529628元是由禹城市众益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实际付款人不是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根据合同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是被告方，实际中我们是协调帮助方，使用方为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引进的相关企业，资产拥有方即付款方为禹城市众益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庭审中被告方认可已逾期付款。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称：诉讼请求第一项总标的额为1398360元加62000元加165450元加4200元，已付款529628元，尚欠1100382元；诉讼请求第二项违约金是以1398360元的合同中未付款868732元为基数，自合同载明的付款日期2016年7月14日计算至起诉之日2020年8月7日止；以62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7日计算至2020年8月7日止；以16545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3日计算至2020年8月7日止；以4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1日计算至2020年8月7日止；以上均按照年利率24%计算，合计为1036740.5元；按上述计算方式计算2020年8月7日之后的违约金，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此被告称不同意对方计算违约金的方式，计算的起始点应在双方2020年1月15日对账时；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应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计算的违约金的基数中包含了5%的质保金69918元（为总额1398360元的5%），应予以扣除。本院认为，2016年4月26日及2016年5月4日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分别签订的两份《产品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2016年5月4日合同末尾没有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所盖公章，但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认可是第一份合同的补充，且对该两份合同的销售发货单据（出库单据）上均有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陈立国的签名确认，因此该合同认定为是原告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之间的合同。2016年11月7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8月21日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与“买方：禹城市科技局”分别签订的三份“产品销售合同”，虽然该三份合同仅加盖原告方合同专用章，未加盖被告方公章，但合同末尾买方处有“陈立国”签名确认，三份合同的文本与前述两份合同均一致，合同首部的买方处均打印标明“买方：禹城市科技局”；该三份合同的末尾“买方处”亦打印标明“买方：禹城市科技局”，该三份合同的出库单据（或者说是合同的履行）也是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副书记）陈立国签名确认。因此该三份合同也应认定为是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公司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签订。本案中原告出具过两份对账函，2018年的对账函载明是出具给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的，并由该局副局长陈立国签名确认；原告提供的2020年的对账函也是出具给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的，也由该局副局长陈立国签名确认，虽然该函上有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盖章，但仅凭该章不足以推定是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与原告签订的该三份合同。买卖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原告济南市卓远科技公司依约履行了向被告供应货品的义务，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亦应依约履行按时付款合同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支付欠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在合同中并无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在对账函上盖章，并且认可其承担责任，因此应与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共同承担责任。关于违约金，本案中五份合同均约定“如买方未货到付款，每延迟一天须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日千分之三即月利率为9%，明显偏高，应予调整，本院认为对于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违约金应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1.95倍支持，对于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95倍支持。双方于2016年5月4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中对付款期限做了变更，即“预付40%，货到验收合格付55%，质保金为5%”，因此第一、二份合同中未付款项中的798814元（1398360元×95%-529628元=798814元），自2016年7月14日（原告自愿要求自第一、二份合同的第二批货物送到日期即自2016年7月14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其中69918元（1398360元×5%=69918元，质保金）自2017年7月7日（货到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后七日内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计算违约金。对其余合同的违约金起算应按合同约定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欠付货款1100382元；二、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以798814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以69918元（质保金）为基数，自2017年7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以62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11月1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以16545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以4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三、驳回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17元，减半收取12108.5元，由原告济南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808.5元，由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负担9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禹城市科学技术局、禹城市创新创业园管理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亓 蕾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修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