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1583号 原告：李国均，男，汉族，1976年12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四川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舒鸿琪，男，汉族，1955年3月21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喻萍，女，汉族，1972年6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刘量，男，汉族，1972年2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 被告：石奇志，男，汉族，1968年9月27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张家全，男，汉族，1955年11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罗成宁，男，汉族，1969年4月22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罗成艳，女，汉族，1972年10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何冬梅，女，汉族，1975年12月15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刘仁俊，男，汉族，1973年11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王光武，男，羌族，1965年12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汶川县。 被告：裴小彬，男，汉族，1966年8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新津县。 被告：肖锦屏，女，汉族，1970年11月13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 被告：文国君，女，汉族，1953年1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张玉川，男，回族，1965年9月17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谢德俊，男，汉族，1946年1月27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伍华为，男，汉族，1972年10月19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刘丽珍，女，汉族，1976年12月9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俞吉宜，男，汉族，1950年9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蒋佩森，女，汉族，1957年8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张莉，女，汉族，1958年1月14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吴水金，男，汉族，1973年6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告：袁英，女，汉族，1972年9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王茵，女，汉族，1976年12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被告：胡安森，男，汉族，1978年8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告：卿伟，男，汉族，1972年3月24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邬泽琼，女，汉族，1967年12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罗世碧，女，汉族，1953年2月17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张义伟，男，汉族，1963年5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任莉，女，汉族，1969年2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梁蓉蓉，女，汉族，1954年4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李焕成，女，汉族，1944年4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韩黎，女，汉族，1954年1月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白江区。 被告：韩仪，男，汉族，1983年10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告：郭晓静，女，汉族，1974年7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徐漫媚，女，汉族，1974年7月12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李冠方，男，汉族，1955年6月14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林益廷，男，汉族，1940年9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李捷，女，汉族，1975年9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许林，男，汉族，1970年6月1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陈川，男，汉族，1978年2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向艳，女，汉族，1975年7月29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施尚辉，男，汉族，1966年11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孙川，男，汉族，1984年10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邛崃市。 被告：邓韵忠，男，汉族，1944年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州区。 被告：唐富容，女，汉族，1954年4月21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魏东，女，汉族，1967年4月24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林文莉，女，汉族，1964年6月1日出生，住成都市温江区。 47位被告共同诉讼代表人：舒鸿琪，男，汉族，1955年3月21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47位被告共同诉讼代表人：刘量，男，汉族，1972年2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 47位被告共同诉讼代表人：喻萍，女，汉族，1972年6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47位被告共同诉讼代表人：石奇志，男，汉族，1968年9月27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告李国均与被告舒鸿琪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追加喻萍等67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判决后李国均不服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2090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以及舒鸿琪在一审中提交的诉讼代表人委托书没有委托人签名确认的原件，一审法院确认刘量、喻萍、石奇志、舒鸿琪为68名被告的诉讼代表人依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一审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经完善申请参加本案诉讼和推荐诉讼代表人手续，审查后本院同意其中46人（在原一审基础上新增唐富容、魏东、林文莉3人）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对于原一审判决所列未亲自来院完善上述手续的胡玲等24人，视为缺乏本人自愿申请参加本案诉讼依据，作退出本案诉讼程序处理；于2019年12月3日、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国均和代理人徐琴，47位被告共同诉讼代表人舒鸿琪、喻萍、石奇志（仅参加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国均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舒鸿琪向原告赔偿因其虚假诉讼行为给原告首查封的种子造成的价值贬损；2、请求被告舒鸿琪向原告赔偿因其虚假诉讼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0万元；3、请求被告舒鸿琪支付因其虚假诉讼行为导致原告另行申请执行异议、应诉而支付的差旅费共2万元；4、本案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李国均对上述请求作出说明称，仅要求舒鸿琪作为侵权行为的实施人承担赔偿责任，不要求追加的其他46位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本案原一审审理时案涉种子尚未处理，故上述第1项请求未明确价值贬损金额，现明确为2,291,955元，上述第2项请求中的10万元亦为案涉种子的价值贬损损失，在本案中原告不要求处理舒鸿琪除10万元外的其他损失赔偿责任，但要求保留除10万元外其他损失进行追溯赔偿的权利，并撤回上述第3项请求，对上述第4项请求的鉴定费等不再主张。 事实与理由：李国均与刘光基、李胜秀、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都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羊法院）分别作出（2015）青羊民初字第8344号、第8175号、第8176号民事调解书，李国均依据上述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月27日青羊法院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550、2596、2597-1号执行裁定书，根据财产线索查封了种都公司存放于四川国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资中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储公司）的种子，总价值498.1325万元。舒鸿琪于2016年9月向青羊法院提交：1、2016年2月舒鸿琪、种都公司、刘光基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证明种都公司就合同所列货物向舒鸿琪提供质押，舒鸿琪委托国储公司监管质物；2、2016年2月4日种都公司与舒鸿琪签订的《种子出库监管书》，约定种子的出库手续；意图以上述证据证明青羊法院已查封的种都公司货物中的409969kg水稻已经出质给舒鸿琪，进而申请解封并要求归还质押物。青羊法院驳回了舒鸿琪的异议申请，并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466、2467、2468、2550、2596、2597号《执行分配方案》，载明在第二次变卖流标后，李国均申请“就种都公司存放于国储公司的除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的种子之外的其他货物按照第二次变卖的保留价321.784125万元接受以物抵债”。之后舒鸿琪向青羊法院主张对上述财产享有质押权，要求在质押权2288.1815万元及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青羊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但是准予了李国均的以物抵债申请。舒鸿琪对此不服，向青羊法院提起执行分配异议之诉，致使青羊法院要求李国均提供同价值的财产担保，李国均为维护首查封权益由此消耗大量精力处理相关事宜。原告认为：1、2016年2月22日国储公司出具给青羊法院的反馈函和2016年李国均与舒鸿琪的通话录音，足以证明舒鸿琪提交的质押合同系伪造；2、舒鸿琪在青羊法院询问笔录中亦承认质押合同的时间系伪造，是2016年8月中旬倒签为2016年2月1日；3、李国均与刘光基于2016年3月11日签订的备忘录，证明至少在2016年3月11日时该批货物未有质权；4、相关视频资料中舒鸿琪亦认可质押合同系倒签；5、舒鸿琪未经授权无权代理其他人签订质押合同；6、2016年2月23日舒鸿琪、韩科、李国均一起谈话，韩科出具证明函证明舒鸿琪截止该谈话时没有与种都公司签订过任何形式的质押合同，只办理了出库监管书。据此认为舒鸿琪为谋取不当利益，以捏造事实提起执行异议、参与分配财产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严重拖延了原告实现首查封权益的时间，致使种子腐烂贬值，应予赔偿。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舒鸿琪等47人共同辩称，1、高新法院关于刘光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判决已查明83位受害人是种都公司2000多万元债务的债权人，舒鸿琪经授权代表该83位受害人签订动产质押合同和种子出库监管书等，不是舒鸿琪的个人行为，故本案被告应为83位受害人。2、83位受害人在2015年12月始与种都公司洽谈案涉种子的质押事宜，种都公司律师于2016年1月19日向受害人维权组发送动产质押与监督协议，于2016年2月2日发送加盖种都公司公章的质押监管协议扫描件，舒鸿琪代表83位受害人于2016年2月4日与种都公司共同向国储公司出具种子出库监控书，足以证明舒鸿琪于2016年8月按实际情况将时间补签为2016年2月1日，只是对上述动产质押合同的手续完善，并不影响前述质押行为和出库监控书的效力。3、由于上述质押行为和出库监控书先于青羊法院的查封，舒鸿琪代表83位受害人为维护权益提出执行异议合法有据；青羊法院最终将种子抵偿给原告，相关民事判决亦未支持和认可原告所谓被告为虚假或恶意诉讼的说法。4、基于种子的特殊性，执行异议期间83位受害人也数次向青羊法院要求尽快变卖提现，为此还提交有书面紧急情况说明，期间出现种子变卖流拍与83位受害人维权无关，不存在被告因维权应承担所谓种子的贬值损失。5、原告明知国储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和2016年11月11日向青羊法院分别出具更正函和回复函，已明确否定原告诉状提交的回复函，仍有意误导法院。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原告李国均就案外人刘光基、李胜秀、种都公司的债权向青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涉借款本金425万元及利息等。青羊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2月9日向国储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查封种都公司存放在该公司的所有货物。2016年2月22日，国储公司向青羊法院出具《关于对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库存货物采取查封措施的协助执行情况反馈函》称，复核确认种都公司存放在我公司的种子货物数量共计415.6135吨（其中水稻种子409.969吨，蔬菜种子5.6445吨），该批货物目前没有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和担保，贵院是该批货物的首先查封法院，在贵院查封完毕之后，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再次对该批货物进行了轮候查封。2016年4月26日，成都宏涛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意见书，对委托评估的种都公司库存种子估价4,981,325元。 2016年9月，被告舒鸿琪向青羊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对上述货物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要求终止执行种都公司存放在国储公司的货物，并解封后归还给质押权人。为此舒鸿琪提交了2016年2月1日与种都公司、刘光基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和质押清单（货物为409.969吨水稻），以及2016年2月4日与种都公司签订的《种子出库监管书》，该监管书载明：种都公司的以下种子（质押清单为409.969吨水稻）已质押给舒鸿琪等人，从2016年2月4日起，种子的出库必须同时凭种都公司公章及委托书、舒鸿琪身份证原件及当事人签字后方可出库，所产生的仓储费、装卸费等仍由种都公司与国储公司结算；国储公司以委托管理方名义在该监管书上盖章。2016年9月22日，青羊法院作出（2016）川0105执异100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之规定，认为舒鸿琪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 在2016年10月12日前，青羊法院两次委托变卖种都公司存放于国储公司的种子，但均流标。第二次流标后，经李国均申请，青羊法院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466、2467、2468、2550、2596、2597-1号执行裁定书，将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的种子（共2.8吨、56件）作价2.002万元抵偿给李国均。同时李国均申请除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之外的其他货物按第二次变卖的保留价321.784125万元接受以物抵债，舒鸿琪亦申请对上述种子在质押债权2288.1815万元及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2016年12月16日，青羊法院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466、2467、2468、2550、2596、2597号执行分配方案，认为质押担保合同必须依附于主债权债务合同而存在，但舒鸿琪未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种都公司之间存在金额为2288.1815万元及利息的主债权债务合同，故对舒鸿琪主张的质押优先受偿权未予支持；由此作出分配方案，将除品种及编号为小籽种都100的种子之外的其他货物抵偿给李国均。 舒鸿琪不服上述分配方案，于2017年2月22日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该案审理中，舒鸿琪主张质押优先受偿权，提交证据：1．喻萍等69人出具给舒鸿琪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一致同意推选舒鸿琪为出借人代表，特别授权，代表委托人与种都公司、国储公司签署质押合同、种子监管协议等法律文书，代为办理相关质押、监管手续；2．舒鸿琪（甲方代表）、种都公司（乙方）、刘光基（丙方）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甲方（共83位债权人，详见《债权明细》）与乙方签署了《借款合同》，由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同意将《质押清单》所载明的货物409969kg水稻质押给甲方，双方与仓储方签订质物监管协议之日起即视为质物已移交甲方占有，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并不影响质物已移交给甲方占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协议各方签署，且自甲方、乙方与仓储方签订质物监管协议之日起生效；3．《2014年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3月10日-14日收九合投资人款》（打印件）、《全体九合债权人资金明细表》（打印件）；4．债权人借款合同78份及支付凭证（其中舒鸿琪、刘亮的借款合同为原件，其余为复印件，该78份合同涉及借款总金额为2,540万元）；5.2016年10月12日，国储公司向青羊法院出具的《关于2016年2月22日“反馈函”的更正函》，载明2016年2月22日，国储公司出具的《关于对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库存货物采取查封措施的协助执行情况的反馈函》，由于国储公司工作疏忽并未掌握该批种子的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作出错误表述，其中第2条“该批货物目前没有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和担保”与事实不符，为此致函对该条予以更正。李国均认为《动产质押合同》存在时间倒签，提交证据：李国均与舒鸿琪的谈话录音、舒鸿琪视频资料、李国均与刘光基签订的《备忘录》。舒鸿琪认为李国均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并陈述称，《动产质押合同》的形成时间为2016年2月4日前，只是签合同时未填写落款日期，故在2016年8月完善手续补签落款时间，并非伪造证据。由此青羊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7）川0105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舒鸿琪提交的《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的“附件一《债权明细》”，未见向本院提交；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借款合同及支付凭证等所显示的主债权人、借款金额也与《动产质押合同》载明的债权人数及借款金额不一致；提交的《2014年四川种都公司有限公司3月10日-14日收九合投资人款》、《全体九合债权人资金明细表》均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由于质押担保合同必须依附于主债权合同而存在，舒鸿琪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种都公司之间存在借款本金为2288.185万元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据此驳回舒鸿琪的全部异议请求。 本案庭审中，李国均依据自称来源于彭州市人民法院查扣刘光基手机导出的短信内容、通讯录和通信记录截图、彭州市人民法院相关案件中查阅的刘光基与九合债权人代表张家全的通话录音、李国均与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几位律师的通话录音以及2016年10月16日与舒鸿琪的录音等证据，主张在2016年7月底种子销售旺季时，刘光基急于解封种子，撺掇九合债权人对抗青羊法院的执行，经恶意串通，共同谋划由刘光基聘请律师和提供材料，舒鸿琪提起执行异议，张家全组织各债权人向法院讨说法施压，共同伪造动产质押合同，在律师操作下设置障碍，干扰青羊法院的执行。对此被告质证认为，无法辨识涉刘光基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与刘光基是不同利益主体，被告向刘光基主张种都公司的债权，甚至到青羊法院反映情况维权天经地义，因借款合同约定种都公司违约应承担律师费等，故由刘光基承担被告所聘律师的费用并无不妥，至于相关律师同期在不同法院不同案件中分别代理83位债权人与刘光基是否涉嫌违法，应由法院认定或处理，李国均所谓串通伪造证据、恶意设置障碍均系其毫无根据的个人揣测和臆断。另舒鸿琪主张，其对申请执行异议等情况并不清楚，聘请律师等均系维权组人员办理，其仅有20万元债权，以其名义申请执行异议仅系配合维权组的工作。 本案庭审中，李国均依据案涉种子销售和检测方面的证据，主张经执行异议、执行分配异议之诉，造成执行分配方案履行被严重拖延，案涉种子因此发芽率不达标，不能再作为种子销售，只能作为粮食出售，导致抵债321.784125万元的种子最终售价745886.9元，产生2,471,955元贬值损失。被告质证认为，其已申请青羊法院尽快处置种子，该批种子两次变卖流标，与被告维权无关。 本案庭审中，47位被告依据所举证据保全公证书、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刑初246号刑事判决书，主张经成都市公证处对被告之一刘丽珍的ＱＱ邮件进行证据保全，显示“2016／01／19”被告诉讼代表人喻萍138××××＊＊＊＊转发质押协议，邮件内容“这是种都发的动产质押协议，你们先看一下”；页面中有“博简质押监管协议，收件箱2016／02／02”等字样链接，进入有“刘律师您好，这是种都那边发我的他们已盖章协议扫描件，我转发你们”。公证机关在该ＱＱ邮件中打开质押监管协议、动产质押合同，并进行了截图打印；所举刑事判决书中记载检察机关在对刘光基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时陈述，“以种都公司需要‘收购良种’为由，许诺月利率1.5%，向赵金星、郑本良以及邱建华等逾80名不特定的社会群众‘借款’累计达2700万元……向上述集资群众支付利息、返还本金累计782万余元，目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逾2000万元”，刘光基因此受到刑事处罚，足以证明83位受害人对种都公司拥有真实合法的债权，但因各种客观原因，大多数受害人无法提供与种都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原件，造成在青羊法院的维权案件中败诉，但青羊法院并未认定舒鸿琪存在伪造证据和虚假诉讼的行为。李国均质证认为，种都公司在2016年2月2日向被告方人员发送质押合同仅系要约，被告作出承诺应在该时间之后，故舒鸿琪在2016年8月倒签时间为2016年2月1日，即属于伪造证据，舒鸿琪依据该伪造证据，采用虚假诉讼对抗法院执行，即属于违法的侵权行为。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原告李国均举出的短信截图、通讯截图、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照片、判决书、申请书、裁定书、通知书、反馈函、评估报告、未成交报告、销售合同及成交价格记录单、检测合同及结果、检测报告，47位被告共同举出的动产质押合同、出库监管书、授权委托书、更正函、回复函、公证书、判决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和询问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李国均针对被告舒鸿琪个人提起的侵权责任赔偿纠纷，认为舒鸿琪通过伪造证据和捏造事实提起执行异议、参与分配财产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损害到原告合法权益并造成严重损失。对此分歧有三：一是舒鸿琪于2016年8月在《动产质押合同》落款处签署日期2016年2月1日是否属伪造证据，二是舒鸿琪依据该证据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是否为恶意或虚假诉讼，三是舒鸿琪应否承担案涉种子抵债额与实售价差额部分的赔偿责任。上述三项分歧环环相扣，逐层递进，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首先，舒鸿琪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分配异议之诉虽均败诉，但青羊法院并未认定舒鸿琪提交的出库监管书、动产质押合同等证据系伪造的虚假证据，也未否定舒鸿琪等83位受害人是种都公司的债权人。舒鸿琪申请执行异议败诉，系因不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相关提起执行分配异议之诉败诉，系因未提交质押合同所依附的主债权合同原件被认定为证据不足；如因败诉即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所适用的必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如此规定，依照普通侵权处理规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需要证明舒鸿琪存在侵害李国均权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其次，执行异议、执行分配异议之诉纠纷的利益争执主体，均应当为被执行人的债权人，由于债权人之间彼此并不清楚对方对被执行人的债权情况，有必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各方债权针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受偿位序问题，这即是民事诉讼法设置执行异议诉讼程序的立法意旨。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决能力各不相同，通常达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因此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故不能以法院裁判结果来判断起诉人提起诉讼是否为恶意，也不能对起诉人苛责以高标准的证据注意义务。本案中，李国均与舒鸿琪代表的83位受害人均是种都公司的合法债权人，当向种都公司主张债权存在履行不能风险时，针对种都公司的有限财产引发执行异议和执行分配异议之诉纠纷，应当理解为维护各自债权利益，法院根据举证判定一方债权人有权主张执行标的物权益，不能反推另一方债权人即为针对胜诉方的恶意侵权损害。 再次，李国均主张舒鸿琪与刘光基串通伪造动产质押合同，捏造虚假的质押事实，利用执行异议程序恶意阻碍执行，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分析李国均所举证据，其中刘光基鼓动九合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债权而对抗李国均债权在青羊法院的执行，即便九合债权人采纳刘光基的部分意见如聘请律师申请执行异议，亦不能反证该债权人就是刘光基利益的代言人，更不能反推其主张自身债权就是针对李国均债权的侵权行为。且在青羊法院诉讼中，舒鸿琪亦认可动产质押合同落款处日期系在2016年8月补签，并举出保全公证书、出库监管书佐证在2016年2月4日前已与种都公司协商达成质押合意，现并无证据证明该公证书保全的证据及出库监管书均系伪造，故本院认为李国均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侵权事实，所称相关侵权意见，均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李国均主张舒鸿琪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对于所诉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国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原告李国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晏 莉 人民陪审员  左都元 人民陪审员  张林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严 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