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民终6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秉晨，男，196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德拉，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琴，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少华，男，194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文明，男，197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德猛，男，196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原审第三人：阿拉善盟华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文明，该公司执行董事。以上三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林，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秉晨因与被上诉人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及原审第三人阿拉善盟华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贺秉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德拉、代琴，被上诉人任文明及其与被上诉人任少华、唐德猛、原审第三人华晨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秉晨上诉请求:1.撤销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支持贺秉晨一审全部诉请。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审理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没有将38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作为争议焦点，也没有对此进行调查，当事人没有进行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不应得出诉讼时效已过的结论。本案中，确认贺秉晨股东身份的诉讼为给付3800万元股权转让款诉讼的必要前提，是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客观事实。此外，贺秉晨与任少华签订《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后，贺秉晨一直在案外第三人见证下或到被上诉人经营场所向任少华家族催要股权转让款。二、一审法院对《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性质和内容的认定正确，但对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违约行为事实认定不清。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任少华家族应当向贺秉晨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贺秉晨作为隐名股东并没有将股权转移登记给任少华家族名下的义务，只要不参与矿山的经营管理即可。但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违反合同的法律责任，而贺秉晨己经按照协议将华晨公司股权转让给了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不再参与华晨公司矿山的经营管理，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的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贺秉晨在2004年10月11日与任少华签订《合伙协议》时就己经成为华晨公司的隐名股东，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谓的“现已成为华晨公司的股东”，如此，一审法院将原本为履行《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的债权纠纷，错误地认定为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予以解决的股权转让纠纷，并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错误。《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是华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根本不需要一审法院认定的“华晨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受让”的问题。贺秉晨与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贺秉晨是依据《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该协议约定的38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义务。《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二人均具有约束力。按照《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方为贺秉晨，受让方为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转让价款为3800万元。在此，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华晨公司其他股东均不同意受让贺秉晨股权”的问题，亦不存在“贺秉晨亦不能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公司股权现值”的情形。本案中，转受让双方经协商后共同确认股权转让款为3800万元，贺秉晨并没有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公司股权现值的必要，股权受让方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按照《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向贺秉晨支付股权转让款即可，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应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予以解决的情形。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及华晨公司辩称，一、贺秉晨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并未履行该协议”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协议，其标的指向为股东权利与受让股权之债权；贺秉晨的股东权利之前已经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三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而转让债权分文未收取，不能认定转让协议正在履行。对于“未履行协议”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内商终字第60号生效判决也给予了认定。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审理程序合法。一审归纳争议焦点与答辩意见均将贺秉晨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作为焦点之一。一审贺秉晨除提供已生效的确认50%股权的法律文书之外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佐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是贺秉晨与任少华签订的，该协议未经华晨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未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未加盖公司印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协议内容侵害了华晨公司与其他股东权益，任少华行为属无权处分。在已生效的股权确认判决中，认定任少华代表家族接受贺秉晨投资是因为投资在前，华晨公司继受了贺秉晨的投资和形成的资产，华晨公司其他股东受益，因此，贺秉晨主张股权可予以支持。但在公司成立三年后，任少华个人受让股权的意愿并不能当然代表其他股东。一审法院以股权转让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予以解决认定完全正确。四、一审贺秉晨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贺秉晨主张的确认股权之诉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能成立。任少华与贺秉晨的《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于2008年5月29日签订，协议约定三日内将3800万元一次性付清，即2008年6月1日前履行完付款义务，贺秉晨的诉讼时效请求权截至2010年5月31日，而其主张确认股权的诉讼系2011年1月11日提起，已过诉讼时效。贺秉晨股权确认诉讼的提起，不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不能引起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生效的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贺秉晨在第三人公司的股权为50%，并确认贺秉晨在2017年执行前均享有公司成立之后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该诉讼与本案诉讼关系是并列的。五、贺秉晨于2017年提出履行所谓的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请求，与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无误的股权确认判决相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在客观上否定了转让协议的效力。前后两个案件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均指向股权，贺秉晨的一审诉求属于典型的“一事不再理”范畴，其请求不能支持。贺秉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共同连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8000000元，支付利息损失2127128元（利息按银行同期利率计，从2008年6月1日计算到2017年5月31日），两项共计59271281元，同时追索利息至3800万元实际付清之日，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在共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8000000元及利息后，贺秉晨将所持有第三人50%股权协助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及华晨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0月11日，贺秉晨与任少华为新建选矿厂、设立新公司合伙经营签订一份《合伙协议》，双方约定公司名称为阿盟左旗华晨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矿山名称为阿盟左旗华晨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哈拉陶勒盖铁矿、劳布其铁矿，另外还对出资额、股权比例、利润分配均按照各占50%处理进行了约定。2005年7月，任文明、唐德猛各自出资500000元在阿拉善盟左旗注册成立了第三人华晨公司。2006年至2008年期间，华晨公司由贺秉晨与任少华经营管理，各按照50%分配利润。2008年5月29日，贺秉晨与任少华签订《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约定矿山由任少华接管，任少华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贺秉晨38000000元，公司现有账目结算清楚。若有债权债务任少华承担，该协议由磨世英、唐德猛在场见证并签字，因任少华未履行该转让协议，2011年1月11日贺秉晨对华晨公司、任少华、唐德猛、任文明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华晨公司、任文明、唐德猛将华晨公司50%股权登记至贺秉晨名下，并要求华晨公司、任文明、唐德猛、任少华赔偿贺秉晨的直接经济损失及未取得的可分配利润损失3325740元（发回重审后贺秉晨撤回该项诉请），该案经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乌中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内商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确认，贺秉晨为本案第三人华晨公司股东并享有50%的股权，上述两份判决书确认以下事实：“从设立华晨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关于对哈拉陶勒盖等三个铁矿的勘探相关资料的审查备案中反映出，拥有哈拉陶勒盖等三个铁矿的勘探权出资份额的人应为华晨公司的股东，磨磊是哈拉陶勒盖等三个铁矿的合作勘探权人，其将此权利转让给贺秉晨，故贺秉晨是哈拉陶勒盖等三个铁矿的勘探权出资权利人之一。贺秉晨与任少华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华晨公司并对哈拉陶勒盖等三个铁矿进行选矿、开采，并基于此形成了华晨公司财产。贺秉晨和任少华对该公司实际控制、经营中根据公司财务情况对利润予以分配，可见华晨公司的实际出资及经营管理人是以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和贺秉晨。公司出现僵局时，贺秉晨和任少华还就贺秉晨退出公司矿山经营事宜形成了补偿协议，该协议虽未履行，但表明以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认可了贺秉晨为华晨公司出资人及享有的权益，确认贺秉晨为华晨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该公司50%的股权。”，华晨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至相关部门将股权变更在贺秉晨名下。2017年1月13日，经法院强制执行将以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占50%的股权变更至贺秉晨名下。2003年7月18日，磨磊出具证明，称其以700000元将劳布其、克林哈达、哈拉陶勒盖磁铁三个矿点的勘查权的50%转让给贺秉晨。2007年4月30日，华晨公司作为探矿权人取得了劳布其、克林哈达、哈拉陶勒盖磁铁矿点的《探矿许可证》（证号为1500000740457），2007年8月，华晨公司取得哈拉陶勒盖磁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150XXXX****），2008年10月9日，华晨公司取得劳布其铁矿《采矿权许可证》（证号为150000080498）；2010年12月21日，华晨公司作为采矿权人取得哈拉陶勒盖磁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1500002010082110073383），以上勘查权、探矿权、采矿权变动均在华晨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备案。华晨公司在2010年5月20日将注册资本增加至11000000元。上述事实的认定有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5月29日，贺秉晨与任少华签订《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约定华晨公司矿山由任少华接管，任少华一次性在三日内付清贺秉晨38000000元，该协议虽名为矿山转让协议，但协议内容实质为贺秉晨将其所持有的股权以38000000元对价转让于任少华，转让后贺秉晨不再对华晨公司的矿山进行管理，故该协议应属股权转让协议。《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由贺秉晨与任少华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对二人均具有约束力，但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贺秉晨亦未在法定诉讼时效内向任少华提出诉讼主张，现贺秉晨以该协议载明对价款为基础，向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主张共同连带支付38000000元以及支付从2008年6月1日起算的利息损失，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以该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该抗辩理由该院予以支持。另外，贺秉晨现已成为华晨公司享有50%股权的股东，其请求公司其他股东或隐名股东支付股权对价款、利息，并在支付后将其所持有华晨公司50%股权协助进行变更登记，而华晨公司其他股东均不同意受让贺秉晨股权，贺秉晨亦不能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公司股权现值，故双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予以解决，贺秉晨本案中请求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共同连带支付3800万元及利息损失，并在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共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利息后，将其所持有第三人50%股权协助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及华晨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贺秉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贺秉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8156元，保全费5000元，由贺秉晨负担。二审中，贺秉晨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证人磨世英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磨世英为双方矛盾进行过调解，双方商谈转让费为3800万元，还签了协议。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及华晨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双方后来出现矛盾，协议未达成，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一个意向，而没有实际达成，也不存在一审贺秉晨向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主张权利这一事实。二审中，贺秉晨申请证人刘某、王某、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08年5月29日贺秉晨与任少华签订《华晨公司矿产转让协议》后，任少华并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贺秉晨在2009-2010年期间多次找任少华追要过转让款。三被上诉人与华晨公司对该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三证人证言未明确贺秉晨向任文明或唐德猛其他人主张过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无法证明该事实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本院对上述证据认为：因刘栓虎、王某、杨某与双方当事人并不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应属客观事实反映，当属有效，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另查明，贺秉晨于2009年至2010年曾找任少华追要过转让款。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贺秉晨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应否共同向贺秉晨支付股权转让款38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08年6月1日以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对案涉《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认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应否共同向贺秉晨支付股权转让款380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该问题涉及到任少华与贺秉晨签订的《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对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是否具有约束力。根据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乌中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华晨公司登记设立时，任文明、唐德猛出资50万元，贺秉晨对华晨公司投入资金，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按照50%比例分取利润，任文明、唐德猛对此事实知道或应当知道。本院（2013）内商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认定华晨公司的实际出资及经营管理是以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和贺秉晨在公司出现僵局时，贺秉晨和任少华就贺秉晨的退出事宜形成了补偿协议，该协议虽未履行，但表明以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认可了贺秉晨为华晨公司的出资及享有的权益。根据上述认定，可以证明任文明、唐德猛虽未在《合伙协议》中签字，但依据华晨公司的出资，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认可了贺秉晨在华晨公司的出资及享有的权益，任少华的签字对任文明、唐德猛应具有约束力。同理，案涉《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亦是由任少华与贺秉晨签订，任少华代表的是其家族受让贺秉晨50%的股份，而非其个人，该协议应当对任文明、唐德猛具有约束力，因任少华为代表的家族不认可贺秉晨的股东身份，转让协议未能履行，现贺秉晨在华晨公司的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依法得到确认，《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亦不存在无效之法定情形，对贺秉晨及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均应具有约束力。贺秉晨依据该协议向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主张股权转让款，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应当共同向贺秉晨支付股权转让款3800万元。二、关于贺秉晨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二审庭审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贺秉晨在2008年5月29日与任少华签订《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之后的2009年至2010年期间，曾多次向任少华主张权利，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贺秉承于2011年1月11日作为原告，将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作为被告，华晨公司作为第三人提起另案诉讼，贺秉晨在该案诉状中亦表述是因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对其投入资金及股东身份不予认可，拒绝支付转让款，才提起另案诉讼。该案生效判决最终确认贺秉晨在华晨公司持有50%的股份。贺秉晨主张股东身份的目的系向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索要股权转让款，在其股东身份依法得到确认并于2017年1月1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其于2017年6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因贺秉晨在协议签订后一直积极主张权利，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依据，应予纠正。对于贺秉晨主张的利息损失，《华晨公司矿山转让协议》并未作出约定，且由于贺秉承作为华晨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在公司注册成立时未能及时行使自身权利，登记为公司股东，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故其请求从2008年6月1日以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以其提起本案诉讼时间即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贺秉晨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二、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贺秉晨股权转让款38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贺秉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8156元，由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负担236709.2元，贺秉晨负担101446.8元，保全费5000元，由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负担。二审案件费338156元,由任少华、任文明、唐德猛负担236709.2元，贺秉晨负担10144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彦凯审判员 张志宏审判员 张 静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闫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