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11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树彩，男，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鹏飞，男，198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建峰，男，197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津、姚佳燕，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富岭村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31100MA28J0WK9D。 法定代表人：程勇清。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勇清，男，197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因与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原审第三人程勇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2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只与第三人有业务往来，与被上诉人不发生合作关系，而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协议也因表决程序问题不能对被上诉人发生效力。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该认定系认定事实有误，采信证据偏颇和表面，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虽然从表面上看上诉人的款项系支付给第三人，合作协议也是跟第三人签订的，但是一审法院忽视了第三人本身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系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自然人，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法人必须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第三人作为合作社的法人，对外向三上诉人收取合作款项，并代表合作社进行合作比例的确认，系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确认。而被上诉人以其他成员不知情或者认为该协议未经过法定程序，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首先，合作协议的定性在法律上并未明确要求其一定需要通过成员大会的表决，其次如果需要表决的，其也是合作社内部议事程序，对外因为第三人本身系被告对外的法定代理人，其成员也明确认可第三人对外实际管理鸭场，并结合现有证据来看，第三人签订的该合作协议应该作为代表被上诉人签订的确认双方对于鸭场投资份额的协议，而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三上诉人只是跟第三人发生投资关系。其次，从本案的在案证据以及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给被上诉人的其他合作社成员所做的笔录可以认定上诉人的款项系被上诉人用于涉案鸭场的修建和运行，其实际的款项用途并非用于第三人个人。第三人及被上诉人的种种行为意思表示包括第三人直接使用被上诉人的账户向上诉人发放工资、支付鸭场日常费用的行为，被上诉人是明知且认可的，故无论从第三人本身的身份还是从证据反映出来的，第三人签订的该协议系代表被上诉人并确认了与三上诉人之间的份额，故协议显然有效且被上诉人就应该按照确认的份额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鸭场补偿款。二、本案中的案涉鸭场的拆迁款项系三上诉人投资形成的财产，无论本案中的投资关系如何，三上诉人应获得投资形成财产被征迁后所形成的财产份额。本案中，案件的实质系三上诉人将投资款项投入涉案已经被征迁的鸭场，涉案鸭场在2020年3月时因老竹镇污水处理厂项目需要被征收，共获得搬迁安置补助费用2784295元。该安置补助费用2784295元系三上诉人投资形成的财产的货币化，人民法院只要能够查清三上诉人投资的事实，那么三上诉人就应该能够获得该补助总费用按照三上诉人投资比例而计算所得的款项。而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时，过分拘泥于本案的所谓合伙关系，对于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关系过于纠结，未能看清案件本质。本案的实质就是三上诉人的投入是否已经实际使用至鸭场的日常经营以及修建，如果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什么关系，是否能够形成合伙，都不是本案关键。本案的关键就是三上诉人通过第三人投资的款项是否实际形成了鸭场这个财产，如果是，则无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或其他股东是什么关系，其均系内部关系，与三上诉人获得该财产没有任何阻碍。但一审法院并未将审理重点放在该处，显然是没有看到案件的本质，造成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即推定涉案的鸭场为被上诉人投资形成的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认为上诉人应该提供证据来反驳鸭场并非是被上诉人投资形成财产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的鸭场是以被上诉人名义批建的，是因为当时批建鸭场需要资质和审批，并且这也是被上诉人获得鸭场补贴的途径，但其中实际参与经营的系第三人和三上诉人。而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对于鸭场的实际投入以及投资的事实，而被上诉人此时应该证明的是其对鸭场有相应的投资、投入，鸭场系被上诉人的财产。但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应该由上诉人来证明鸭场不是被上诉人的财产，这个逻辑显然错误。本案中几方确认的事实是，鸭场只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来批建的，在整个鸭场的实际经营中被上诉人除了第三人并没有其他人进行参与，故被上诉人应该提供证据证实其对鸭场有实际的投入。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应该由上诉人来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对鸭场没有实际投入，这显然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且从证据举证的便利性来讲，也应该由被上诉人来提供其对鸭场实际投入的证据最为合理和便捷，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仅存在案件审理反向错误，更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问题，从而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综上，原判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依法裁判方面均有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辩称：一、被答辩人称其与答辩人系合作关系，答辩人是其投资形成的，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事实。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转账记录均显示款项直接转到第三人账户，而不是转到答辩人的账户。对此，被答辩人也是认可原先款项是借给第三人，后来才转为投资款这一事实的。由此，可以说明所谓的转为投资款是被答辩人的意思，并未得到过答辩人的承认。而且，从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来看，双方之间互有借款，第三人向被答辩人转账的款项数额甚至多于被答辩人转出的款项。所以，被答辩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并不能证实答辩人是被答辩人投资形成的，只能说明被答辩人与第三人存在着经济往来。另外，即使被答辩人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都认定为是投资款，从实际情况看其数额也仅有40万元左右，而案涉鸭场总投资有260多万元，这还不包含其他的一些投入。故被答辩人的所谓40万元投资也是不可能占到总投资的40%的。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合作协议系其与第三人程勇清个人签订，并没有加盖答辩人的印章，也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字。故，该协议并不能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更无法证明案涉鸭场是被答辩人投资形成的。同时，从协议内容来看，在该协议中提到的都是股东、股份等字眼，而不涉及答辩人。故答辩人认为该协议是第三人处置其自己的股份，与答辩人并没有任何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使当时第三人签字是代表答辩人而为，该协议也仅是关于股权的约定，与案涉鸭场是谁投资形成并没有任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人在一审时明确陈述，签署前述协议，系受被答辩人胁迫所致，故该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存疑。至于被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人证言，答辩人认为该证人均为被答辩人的亲戚、朋友，证言的证明力明显较低，而且证人陈述的也是从被答辩人处了解到的情况，并不能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案涉鸭场由谁投资形成的事实。因此，原判基于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案涉鸭场是由其投资形成这一基本事实，而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请正确。二、答辩人认为案涉鸭场拆迁款，属于答辩人全体社员的共同收益。该款项应当在扣除答辩人对外的负债之后，才能在全体社员之间进行分配。至于被答辩人是借款还是投资给第三人，被答辩人均应另案去解决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直接起诉分割答辩人所有的拆迁款。因为，案涉鸭场是答辩人的财产，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该财产不是答辩人所有的情况下，由于该财产被拆迁所得的收益就应当归答辩人所有。退一步讲，就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也只有在答辩人存在可分配盈余的情况下，才能对答辩人的盈余进行相应的分配。所以，就是连答辩人的社员都不能直接要求分割该拆迁款，更何况和答辩人毫无关系的被答辩人。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程勇清述称：同意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因丽水市联城街道瑶畈村徐坑口自然村鸭场征收所得的搬迁补助款中的40%即1113718元归三原告所有并立即支付给原告，同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款清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12月19日，原有成员52人，章程约定出资总额为500万元。该合作社原经营地点位于富岭，后2016年搬到丽水市莲都区××街道××村，并新建了蛋鸭养殖场开始经营。2018年1月8日，该合作社召开成员大会，将成员变更为王红春、汤伟君、李金标、梅雪亮、程勇清五人，并通过了章程修正案，约定每人出资100万元，各占出资总额的20%。原告宁建峰、王鹏飞、唐树彩曾多次通过银行向第三人程勇清的账号中汇入款项。2019年5月12日，原告宁建峰、王鹏飞、唐树彩与第三人程勇清在联城街道办事处签订了《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户合作社协议》，约定合作社第一股东为程勇清，持股60%，第二股东宁建峰、第三股东唐树彩、第四股东王鹏飞共持股40%（三人平均分摊40%的投股股金），社长由程勇清担任，合作社位于××街道××村××村，经营范围为蛋鸭养殖。2020年3月31日，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莲都区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莲都区人民政府联城街道办事处、丽水市××康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涉及瑶畈村养鸭场的搬迁补助协议，各项补偿款共计2784295元。 另，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另外四名成员王红春、汤伟君、李金标、梅雪亮均否认三原告具有被告成员的身份，也不认可合作社与三原告存在合伙关系。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据三原告的申请于2020年4月13日冻结了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在丽水市××康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拆迁款，保全价值为1280000元。 开庭之后，法院曾组织原告、被告及第三人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为此，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因其所有的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街道××村××部门征收所得的补偿款2784295元应当归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所有。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四条规定，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三原告以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投资、原告占被告养殖场的股份为由诉请要求确认该补偿款中的40%即1113718元归原告所有，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未存在合伙投资的关系，原告支付的款项仅仅与第三人有业务往来，第三人辩称三原告仅仅与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仅有第三人程勇清的签字，且事后未得到被告合作社大会决议以及合作社其他成员的确认，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对被告不发生效力，故原告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三原告系被告合作社成员、三原告与被告合作社存在着合伙关系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三原告诉称涉政府搬迁的坐落于联城街道瑶畈村的养殖场系三原告与第三人程勇清共同投资的，占有其中40%的份额，但未提供确实的证据反驳该养殖场系被告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资产的事实，对三原告该观点，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823元，减半收取7411.5元，由原告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情况说明一页，待证：当地村委会及街道就其了解的上诉人投资案涉鸭场的事实情况进行了说明，从而说明上诉人一审起诉及陈述的客观真实性；二、宁建峰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十一页，待证：上诉人不仅投资了案涉鸭场，还作为鸭场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参与了鸭场的日常经营活动；三、案外人雷剑、杨某的银行收款记录三页，待证：案外人因建造案涉鸭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费用，该费用支付的时间和款项均与被上诉人提交的鸭场账目不符，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所谓账目系虚假账目。同时，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还申请了证人杨某到庭作证。证人杨某到庭作证称：我是经别人介绍去帮程勇清干活的，与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其他关系；2018年3月到2019年6月期间，我在鸭场哪里干活；我刚去的时候，鸭场只有3个鸭棚，1000多只鸭子；后来，唐树彩他们投资90万元进来后，搭了4个大棚，鸭子有20000只左右，是唐树彩他们投资进来后再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我和程勇清是吃住在一起的，唐树彩他们投资的事情是听程勇清说的；宁建峰天天都到鸭场来管理的，宁建峰也发放过鸭场的工资；宁建峰他们与程勇清有没有签过协议，不清楚。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质证认为，证据一，没有经办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说明所涉内容不应当是村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所能知晓的内容，更何况是当事人之间都无法核实清楚的上诉人是否投资了80余万元款项这一事实。需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该情况说明里提到的黄礼义是上诉人方一审申请出庭的证人，该证人在一审中自己也陈述案涉协议的协商经过其是未参与的，其只是参与起草了协议文本，而对协议约定的到底是股权还是投资他是不清楚的。由此，我方认为该说明是对方当事人拟好再去加盖了相应的印章的，并非是说明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宁建峰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也参与了鸭场的经营活动。但该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投资鸭场及投资占比的事实。证据三，合作社没有正规的财务人员，即使存在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数额对不上的问题，也是正常的，并不能以此就说明我方在一审时提交的账目是虚假的账目。杨某的证人证言，实际上与一审中上诉人申请的其他证人证言，在性质上都是一致的，均为证人听其他人说的，而非证人自己亲历的事实，故其证言与事实会存在偏差。另外，证人说到其清楚上诉人投资90万元并占总投资的40%，但其又陈述并不清楚案涉协议的具体内容。故在当事人之间并没有进行过结算，而仅有案涉协议的情况下，证人又是如何知道40%的投资比例的。因此，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不应当采信。原审第三人程勇清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质证意见一致。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该证人从2018年3月到2019年6月，全天都是在案涉鸭场工作，对于鸭场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我方投资后案涉鸭场从原有的3个老棚、1000多只鸭子，发展到了4个大棚、20000余只鸭子，也证明了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宁建峰等人基于投资行为，参与了案涉鸭场的管理、发放工资等。另外，证人证言还证明了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双方当事人矛盾发生前，程勇清是认可我方的投资款和投资比例的。由此，结合情况说明等其他证据，可佐证我方诉称的是客观事实。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提供的前述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的证据资格及证明力问题，本院将结合现已查明的事实，在本院认为当中一并予以阐述。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经查，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系经依法登记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且其系案涉鸭场的申办人及鸭场征收的被补偿人，事实清楚。故在现有证据下，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系案涉鸭场被征收后补偿款的权利人。 在本案中，上诉人唐树彩等人虽主张因投资案涉鸭场而享有对该鸭场的相应权利份额，但从其与原审第三人程勇清签订的“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约定的是“合作社股东股份”。而前述合作社协议并未征得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其他成员的同意或事后追认，故原判据此认定该合作社协议对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不发生法律效力，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从上诉人唐树彩等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等材料来看，其所主张的鸭场投资款系来源于原审第三人程勇清欠付的借款。在此情形下，原审第三人程勇清虽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因个人负债而与他人签订协议，擅自处分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被上诉人丽水市勇清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财产，亦显然于法无据。综上，原判认定上诉人唐树彩等人主张其享有案涉鸭场相应权利份额的理由不能成立，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基于前述理由，上诉人唐树彩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树彩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23元，由上诉人唐树彩、王鹏飞、宁建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翁王婷 审 判 员 程允平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李 倩 代书记员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