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11民初3858号 原告：李宏珍，女，汉族，1980年11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乐薇，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卫龙，男，汉族，1982年6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歙县。 被告:张爱珍，女，汉族，1954年7月24日出生，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敏，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瑾，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宏珍诉被告余卫龙、张爱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宏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张爱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卫龙经本院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宏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83250元及利息156023.5元（计算方式洋见利息计算明细表，2019年2月26日后的利息按月息1.5%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合计739273.5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李宏珍与两被告系朋友关系，自2017年起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原告借款，并约定了借款利息。原告多次以现金、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委托朋友支付等方式向被告支付借款本金共计583250元，被告共向原告出具借条11张，且在借条中约定了月息1%、1.5%不等的利息。借款后，被告一直未能支付借款利息，也未能归还本金，原告曾多次向两被告催要借款，均未果。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归还本息，被告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向贵院起诉，请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张爱珍辩称：我虽然在原告提供的九张借条及一张欠条上签了名，但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发生借贷关系，因被告余卫龙没有出庭，原告所持有的借条和欠条是不是由余卫龙真实出具，因我不在现场，所述的所有款项也与我无任何资金上的关系，所以对借条和欠条的真实性，我无法确认，之所以我在借条和欠条上签字，是因为原告得知两被告之间是母子关系，因余卫龙联系不上，原告多次来到我的窗帘店进行骚扰，用威胁哄骗的手段让我在借条上签字。我不堪其扰，被迫在借条上签了字，原告也表示只要我在借条上签字，即便余卫龙不归还欠款，也不会让我偿还，要求我签字只是为了让余卫龙尽快出现来还款，我年纪很大，因不堪其扰加上自身文化很低，就按照原告的要求在借条上签字；我的签字是一次性后补上去，字迹非常凌乱，可知是在非常不得以的情况下签的，关于借款上利息的书写，也是我在原告的要求下，也是一次后补上去的，借款上关于利息的约定均不是出现在借条正文中，而是我写在空白处，利息约定包括1分、1.5分，还出现凌乱文字，这种利息的约定明显是法律规定的自然人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法定情形，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本案原告和被告余卫龙之间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而是恋爱关系，两人一起做生意，并且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借条均发生在双方恋爱期间，故即便双方存在资金往来，是否属于借贷关系，无法确定；原告提供了银行走账，支付宝记录，只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往来，资金发生的时间和金额与借条中记载的借款金额和借条出具的时间并不能相互吻合，因双方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原告如果不能合理说明资金往来，是通过何种方式支付给余卫龙，而仅仅以借条作为民间借贷的证据，是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的；房租的欠条，对这张欠条我方认为不属于民间借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种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进行处理。 被告余卫龙未作答辩及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案件事实如下：案件审理期间，原告申请撤回诉请金额67800元（2017年3月13日借条20000元、2017年5月5日借条30000元、2017年7月13日借条12000元、2017年9月15日欠条5800元），经审查后，本院予以准许。 庭审中，原告李宏珍提交《借条》原件七张，分别载明：1、“今借到李宏珍人民币伍万元整。借款人：余卫龙，2017.3.5”；2、“今借李宏珍人民币拾万元整，归还时间为壹年。借款人：余卫龙，2017年4月5日”；3、“今借李宏珍人民币拾万元整，归还时间为壹年。借款人：余卫龙，2017年4月22日”；4、“今借到李宏珍人民币拾壹万元整。借款人：余卫龙，2017.8.1-8.19日”；5、“今借到李宏珍人民币叁万玖仟元整。借款人：余卫龙，2017.9.1-9.3日”；6、“今借到李宏珍叁万伍仟元整。借款人：余卫龙，2017.9.6”；7、“今借到李宏珍人民币捌万壹仟肆佰伍拾元整。借款人：余卫龙，2017.10.26日”。上述七张借条中，被告张爱珍均于借条出具后在“借款人：余卫龙”之后添加了自己的名字；除了2017年9月1日借条以外，张爱珍均于借条出具后在借条空白处添加“利息一分伍”。原告庭审中对于张爱珍借条出具后在借条中添加名字及利息字样的事实，予以认可。 原告提交了案外人王雪雪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3月5日，王雪雪通过支付宝向被告余卫龙转款50000元。原告陈述，王雪雪系接受其委托向余卫龙转款50000元；庭审后，本院依法通知王雪雪到庭，向其了解情况；王雪雪陈述，其受李宏珍的委托向余卫龙转款50000元。 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合肥滨湖支行的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4月2日，原告通过银行向余卫龙转款20000元；2017年4月3日，原告通过银行向余卫龙转款50000元；2017年4月5日，原告取现20000元；2017年4月6日，原告取现10000元。原告陈述，其取现的30000元均现金交付余卫龙，余卫龙于2017年4月5日出具10万元借条。 原告提交了其名下肥西农村商业银行滨湖支行的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4月22日，原告通过银行向余卫龙转款100000元。 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合肥滨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合肥滨湖支行的账户明细及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8月1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3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共计20000元；2017年8月4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5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共计20000元；2017年8月6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7000元；2017年8月10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农业银行）向余卫龙转账7000元；2017年8月12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农业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元；2017年8月17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4000元；2017年8月1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19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农业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元。原告陈述，其于2017年8月5日通过微信（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9日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6000元、2017年8月16日通过微信（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4000元；上述11万元转账系2017年8.1-8.19日借条中载明借款数额。 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合肥滨湖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滨湖支行的账户明细及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8月19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4000元；2017年8月31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2017年9月1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工商银行）向余卫龙转账2000元；2017年9月1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共计8000元。原告陈述，其于2017年9月3日通过微信（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7000元，上述31000元转账另加现金8000元系2017年9.1-9.3日借条中载明借款数额。 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合肥滨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合肥滨湖支行的账户明细及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9月6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农业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2017年9月6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共计15000元；2017年9月6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原告陈述，上述3.5万元转账系2017年9月6日借条中载明借款数额。 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合肥滨湖支行的账户明细及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7月20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3500元；2017年7月25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5000元；2017年8月10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共计6000元；2017年8月12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元；2017年8月1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5000元；2017年9月10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共计2000元；2017年9月10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3000元；2017年9月1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余额）向余卫龙转账3000元；2017年9月14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4000元；2017年9月15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500元；2017年9月17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700元；2017年10月7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500元；2017年10月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向余卫龙转账5700元；2017年10月26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建设银行）向余卫龙转账10000元。原告陈述，其通过微信（零钱）于2017年5月3日向余卫龙转账5000元、2017年5月22日向余卫龙转账1800元；其通过微信（建设银行）于2017年7月1日向余卫龙转账1300元、2017年7月13日向余卫龙转账3000元、2017年9月5日向余卫龙转账2000元、2017年9月9日向余卫龙转账1000元、2017年9月15日向余卫龙转账1000元、2017年9月18日向余卫龙转账2000元；上述8万元转账另加部分现金系2017.10.26日借条中载明借款数额。 另查明：被告张爱珍当庭提交报警记录一份，出警情况载明：“2018年1月25日，报警人余金山报称其母亲张爱珍与李宏珍、杨萍有经济纠纷，李宏珍和杨萍到枫丹园1栋3103室要钱双方发生纠纷”。 以上事实，除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外，还有原告李宏珍提供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记录，被告张爱珍提交的警情详情等证据在卷作证，证据符合法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求，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条及转账记录，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余卫龙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张爱珍在案涉七张借条中借款人余卫龙后签字，虽是事后添加，但其签字行为应视为债务的加入，即对余卫龙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关于借款本金，结合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经核算为458900元。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不能显示收款方与被告余卫龙之间的关系，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陈述的现金交付，无取现记录的陈述金额，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利息。借条中的利息均为后期张爱珍添加，但未能注明添加时间或起算时间，结合张爱珍提交的警情详情及其当庭陈述，可以看出双方对于利息的支付约定不明，故本院认为，借款期限内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原告起诉之日应视为借款到期。被告应自逾期之日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原告逾期借款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卫龙、张爱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李宏珍借款本金4589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589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3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李宏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194元，由原告李宏珍负担4245元，被告余卫龙、张爱珍共同负担6949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余卫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亮 人民陪审员  许华友 人民陪审员  吕 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强博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