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668号原告：冯玲，女，197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南省上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璐，内蒙古文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恒电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法定代表人：吴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帅，北京沐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恒电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div>法定代表人：吴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帅，北京沐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玲诉被告北京恒电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电电源公司）、被告北京恒电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电迪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晓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璐，被告恒电电源公司与被告恒电迪泰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恒电电源公司与我于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恒电迪泰公司与我于2007年9月1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恒电电源公司支付我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超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3917.41元，恒电迪泰公司支付我2007年9月1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超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0480.31元；3.恒电电源公司支付我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90976.74元，恒电迪泰公司支付我2007年9月1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104623.26元；4.恒电电源公司、恒电迪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于2004年4月1日入职恒电电源公司，工作至2007年8月31日，2007年9月1日开始应恒电电源领导安排，到恒电迪泰公司工作，正常工作至2017年1月21日。此后，恒电迪泰公司未安排工作，让回家待岗。恒电电源公司辩称，我公司未查询到冯玲入职公司的情况，即使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讼请求也超过了仲裁时效。恒电迪泰公司辩称，冯玲曾入职我公司，具体时间不清，通过冯玲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应该是在2008年12月份或在2009年1月份入职我公司的。冯玲在仲裁申请书中，写明2017年1月21日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我公司也认可解除时间，根据相关规定，冯玲的申请请求已经超过时效。无论是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还是其他请求均已超过仲裁时效。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结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冯玲就本案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在仲裁申请书中冯玲自己写明“本人于2004年4月1日入职第一家单位，没有签过劳动合同，2007年9月1日转入第二家单位工作，于2017年1月21日离职”，冯玲曾为恒电迪泰公司的员工。冯玲主张其与恒电电源公司于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恒电迪泰公司于2007年9月1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冯玲提交了储蓄存折明细（显示2007年11月12日开始有“工资”存入，但未显示支付主体）、北京农商行交易明细（显示恒电迪泰公司从2009年1月12日开始向冯玲支付工资，最后一笔工资支付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工资条（显示工资明细，但未显示任何公司信息，手写月份最早时间为2011年9月）、社保缴费明细（显示恒电迪泰公司从2012年8月至2017年1月为冯玲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出入证（打印有恒电电源公司的名字，但是没有公司盖章）、冯玲的暂住证（有效期限为2007年4月2日至2008年4月1日的暂住证显示服务处所为“恒电公司”；有效期限为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4月1日的暂住证显示服务处所“恒电有限公司”；有效期限为2009年3月20日至2010年3月20日的暂住证显示服务处所“恒电有限公司”；有效期限为2010年3月22日至2011年3月22日的暂住证显示服务处所“恒电公司”）、杨某的证人证言（杨某陈述其为恒电电源公司的员工，其在2004年入职时，冯玲已经在恒电电源公司上班，2018年8月曾见冯玲去公司要过加班费，杨某表示其也与恒电电源公司在本院也有在审案件）予以佐证。恒电电源公司、恒电迪泰公司对北京农商行交易明细、社保缴费明细、暂住证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恒电电源公司主张其公司与冯玲不存在劳动关系，恒电迪泰公司认可与冯玲存在劳动关系，但主张无法查清冯玲的入职时间。冯玲主张恒电迪泰公司没有向其作出书面的解除决定，其在2017年1月21日停止工作，之后放了春节假，其在2017年2月时，恒电迪泰公司领导告知其如果其要去上班就发最低工资，让其待定，其之后去了几次，领导说其无理取闹，直到2019年其才去申请仲裁。恒电迪泰公司则主张冯玲在2017年1月21日口头向公司领导提出离职，其公司同意解除，其公司为冯玲缴纳社会保险至2017年1月。冯玲主张其在职期间存在超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也存在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恒电电源公司、恒电迪泰公司应支付其加班工资及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恒电电源公司主张双方没有劳动关系，且冯玲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不同意支付。恒电迪泰公司主张冯玲的上述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不同意支付。冯玲以要求确认与恒电电源公司、恒电迪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及要求恒电电源公司、恒电迪泰公司支付加班费、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冯玲的全部仲裁请求。冯玲不服此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冯玲与恒电电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首先，冯玲提交的出入证并无恒电电源公司的盖章，在恒电电源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其次，冯玲提交的有效期限为2007年4月2日至2008年4月1日的暂住证与有效期限为2010年3月22日至2011年3月22日的暂住证显示的服务处所均为“恒电公司”，并未显示为恒电电源公司相关，且无法证明其2004年4月开始的情况；再次，冯玲提供了杨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其与恒电电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证人杨某亦与恒电电源公司存在民事诉讼，杨某与恒电电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杨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综上，冯玲未就其主张与恒电电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要求确认与恒电电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其要求恒电电源公司支付加班费、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关于冯玲与恒电迪泰公司的劳动关系一节，恒电迪泰公司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举证，而恒电迪泰公司却主张不清楚冯玲的入职时间，故其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进而本院采信冯玲所持的其于2007年9月1日入职恒电迪泰公司的主张。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冯玲在仲裁期间陈述其于2017年1月21日离职，在诉讼阶段其未提交证据推翻其在仲裁期间的陈述，故本院以其在仲裁期间的陈述为准。另外，恒电迪泰公司亦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月21日解除，且恒电迪泰公司为冯玲缴纳社会保险至2017年1月，由此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月21日解除。综上，本院确认冯玲与恒信迪泰公司之间于2007年9月1日至2017年1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鉴于冯玲与恒电迪泰公司于2017年1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冯玲亦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仲裁时效期限内向恒电迪泰公司主张过相应权利，故本院对冯玲要求恒电迪泰公司支付加班费、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冯玲与北京恒电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于二〇〇七年九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冯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恒电迪泰电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刘 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梁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