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6民初6577号 原告:蒲宏伟,197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霞，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龙桥社区宗申·赛纳维54幢1单元1层2号。 法定代表人：郭庆鑫，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成都市武侯区建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桦委，成都市双流区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大道**新金晖汽车城**。 法定代表人：宋屹，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成都市武侯区建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桦委，成都市双流区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北路**div> 法定代表人：陈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营业场所：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段45号。 负责人：周国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懿飙，系公司员工。 原告蒲宏伟与被告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车驰成都分公司”）、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车驰公司”）、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恒成公司”）、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武侯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宏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霞、被告车驰公司及车驰成都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桦委、被告昱恒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懿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蒲宏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共同退还原告44,200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132,6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3日，经车驰成都分公司销售总监刘欢、销售顾问万鹏飞介绍，原告向车驰成都分公司订购了一台飞球牌商务车，双方约定裸车价928,000元，在购车过程中车驰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推荐原告选择银行贷款方式购车，承诺贷款服务费包干5,000元，之后除了银行利息和正常缴纳税费、保险费外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因车驰成都分公司表示贷款服务费5,000元不能开具发票或者收据，经协商双方同意将该费用体现在车价中，以购车款的行驶出具发票。鉴于此，原告与车驰成都分公司签订了《成都车驰汽车订购协议》，约定原告订购一台飞球牌商务车，裸车价933,000元（实际包含5,000元贷款服务费），并约定必须贷款，贷款7成，首付3成，原告于当日向车驰成都分公司支付定金50,000元。随后，车驰成都分公司安排昱恒成公司工作人员“漆漆”与原告联系办理银行贷款，原告按照车驰成都分公司及昱恒成公司的指示于2019年3月14日向车驰成都分公司账户转账307,200元。事后原告发现其向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贷款本金650,000元支付购车款，向车驰成都分公司支付327,200元（含5,000元服务费），比购车总价933,000元多出了44,200元，经交涉，车驰成都分公司、昱恒成公司称该款系提前收取的银行利息，拒绝退还给原告。2019年8月7日，原告从昱恒成公司处拿到与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签订的《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合同》后才知晓，银行仅分期收取三年手续费共计71,500元，并无其他手续费、前置利息。车驰成都分公司、昱恒成公司故意以仅收取5,000元贷款服务费为由，诱使原告选择银行贷款方式购车，后又故意以提前收取银行利息、银行手续费为名，欺骗原告多向其支付44,200元，车驰成都分公司、昱恒成公司已经构成欺诈，应三倍赔偿原告损失，望判如所请。 被告车驰公司、车驰成都分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有买卖合同，双方严格履行义务，不存在欺诈问题，二被告是给原告介绍了担保公司，原告和担保公司也签订了担保合同，原告向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费和二被告没有关系。 被告昱恒成公司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一，2019年3月5日原告与我方签订担保协议，约定原告委托我方提供有偿担保，合同明确约定贷款金额650,000元，担保手续费6.8%，即44,200元。3月5日我方与原告也明确确认了借款金额650,000，手续费6.8%，还款分期36期，每月还20,042元，原告也向我方确认了首付款金额，原告与我方签订的贷款汽车协议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明确确认购车开票金额是933,000，首付款及其他费用包括担保手续费和旅游保证金共计357,200.因此我方收取担保费是根据双方约定，不存在欺诈和退还。 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述称：原告和车行的事情其不知情，原告只有75,100元的手续费，是合理收取。也可以叫利息，原告签署的都是其本人和他配偶签署的。发放的贷款是650,000，原告确实是通过昱恒成公司找到第三人，昱恒成公司是第三人的一个合作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车驰成都分公司签订《成都车驰汽车订购协议》（以下简称：《购车协议》），车驰成都分公司为甲方（销售方），蒲宏伟为乙方（购车方），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飞球牌商务车一辆，价格933,000元，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50,000元，乙方交款之日定金转为车款，余款883,000元于提车前付清，双方特别约定：车架号为WD3YE4A61JP568078，此车客户必须贷款，贷款7成，首付3成…… 2019年3月4日，原告与昱恒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昱恒成公司系甲方，蒲宏伟系乙方，双方约定：乙方蒲宏伟以银行汽车消费信贷方式购买甲方提供的奔驰斯宾特商务车一辆，车价为933,000元，按揭成数7成，年限3年，贷款金额为650,000元。同日，蒲宏伟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出具《无卡交易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蒲宏伟办理了36期金额为650,000元的中银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业务，手续费为71,500元，蒲宏伟全权委托受托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代办无卡交易款项划转，将蒲宏伟的650,000元刷卡划转到昱恒成公司指定账户，同时全权委托受托人扣划汽车分期业务手续费71,500元到中国银行武侯支行指定账户。 原告蒲宏伟还与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汽车专向分期付款合同》（以下简称：《分期付款合同》），蒲宏伟系甲方，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系乙方，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授予分期付款于特约商户昱恒成公司购买奔驰牌斯宾特型号汽车的中国银行信用卡额度，汽车专向分期付款额度为650,000元，分期期限为36个月，一期一个月，自甲方每次使用额度的实际交易日起算，甲方需支付乙方11%的手续费合计71,500元，手续费扣账方式为分期扣账，甲方以车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120日内与乙方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蒲宏伟及案外人熊娜均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9年3月5日，甲方昱恒成公司与乙方蒲宏伟签订《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个人汽车按揭担保协议书》（以下简称：《担保协议》），双方约定：乙方蒲宏伟因分期购车需要，申请甲方昱恒成公司为乙方个人汽车按揭提供担保，乙方向中国银行申请个人汽车按揭贷款，请求甲方提供不可撤销担保，乙方所购买汽车为奔驰斯宾特汽车，车架号WD3YE4A61JP568078，发动机号272979H1011823，甲方依据乙方申请，为乙方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提供650,000元不可撤销担保及乙方因违反贷款合同约定承担相关费用的不可撤销担保，担保手续费为6.8%。蒲宏伟及案外人熊娜均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9年3月5日，蒲宏伟、案外人熊娜共同与昱恒成公司签订《昱恒成客户还款信息确认单》，约定：蒲宏伟办理了奔驰斯宾特车辆专向分期贷款650,000元，分期36期，手续费为6.8%，每月还款20,042元（以银行短信为准）。 2019年3月14日，甲方昱恒成公司与乙方蒲宏伟、丙方车驰成都分公司签订《垫款提车协议》，三方约定：乙方签订本协议时需向甲方或者丙方交付购车款首付和办理银行贷款的各项手续费，按贷款主办银行规定购买的足额车辆保险，同时缴纳上户保证金30,000元，甲方所垫款项只能用于乙方在丙方购买车辆的车款，提车当日乙方付清费用办理完投保后在分期提车贷款确认书上签字，甲方通过转账或者刷卡的方式直接将按揭车款转入丙方提供的账户后丙方将车辆交付乙方，该协议还约定，甲方为乙方垫付车款650,000元，用于购买奔驰斯宾特汽车一辆，车辆成交价933,000元，开票金额不能低于933,000元，借款人首付款及贷款其他手续费357,200元。 另查明，2019年3月3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车驰公司销售顾问万鹏飞转账50,000元。2019年3月14日案外人汤宏通过成都银行向车驰成都分公司转账307,200元，2019年8月8日汤宏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2019年3月14日转款307,200元系代蒲宏伟支付的购车款。庭审中，被告车驰公司、车驰成都分公司认可其收到了上述50,000元及307,200元。庭审中，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陈述“如果看到合同当事方是车驰公司和原告就不会放贷，其没和车驰进行合作”。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的身份信息、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购车协议》《分期付款合同》《购车合同》《委托书》《担保协议》《昱恒成客户还款信息确认单》《垫款提车协议》、原、被告、第三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车驰成都分公司签订有《购车协议》、与昱恒成公司也签订有《购车合同》，但根据原告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垫款提车协议》中“甲方所垫款项只能用于乙方在丙方购买车辆的车款”的约定、原告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原告与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签订的《委托书》和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庭审中关于“如果看到合同相对方是车驰公司和原告就不会放贷，我们没和车驰进行合作”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与昱恒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实际是为了方便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贷款而签订的，原告与昱恒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车驰成都分公司签订《购车协议》具有原告签字及合同相对方的盖章，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购车协议》，双方约定原告向车驰成都分公司购买飞球牌汽车（以下简称“案涉车辆”），总价933,000元，原告虽主张购车时双方约定有5,000元手续费包含在了合同中购车款933,000元中，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原告与昱恒成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及《昱恒成客户还款信息确认单》，上述两份文件中均对手续费为6.8%进行了约定，故可以认定原告对支付6.8%（44,200元）的手续费系知情的，昱恒成公司收取上述44,20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原告要求退还该款项没有相应依据，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述证据也可证明昱恒成公司、车驰成都分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原告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向原告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故昱恒成公司、车驰成都分公司不构成欺诈，对原告要求被告车驰成都分公司、车驰公司、昱恒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三倍赔偿款132,6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蒲宏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8元，由原告蒲宏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易 炜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马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