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1474号原告：邵强，男，1979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页，男，198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理人：刘瑶，女，199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朱湖镇庄塘村****，系刘页之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彩霞，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男。原告邵强与被告刘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3日、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被告刘页及其法定代理人刘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彩霞、刘原到庭参加诉讼。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到期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37.90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以37.90万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4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违约金。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原告与被告达成协议，双方合作经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082号的“十全美食”项目，并以被告名义申请注册个体工商户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拾荃餐饮店(以下简称拾荃餐饮店)。2018年3月23日，因被告欲单独经营该餐饮项目，双方签订了《解除合作协议》。协议对本项目已发生的成本、双方投入的资金、转让的标的物、价款及价款支付期限、协议签订后的权利义务等做了明确约定。其中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为该项目投入37.90万元，乙方为该项目投入30万元”；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甲方将其在本项目中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补偿甲方3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给甲方。乙方未在该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该款项的，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补偿额为37.90万元，且每延迟一日，按37.90万元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协议签订后，被告单独经营该餐饮店。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补偿款。根据协议第三条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37.90万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刘页辩称，被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明知被告为一名智力低于常人的非正常人，还以被告名义进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并要求其进行投资合作。后被告在原告的哄骗、威胁下分别于2017年3月29日、2017年8月25日向原告转款共计30万元。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对被告的前述行为完全不知情，直至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方才知悉前述转账行为。被告作为一名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进行投资的行为能力，被告的法定代理人不同意也不认可被告的前述行为。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多次要求原告退还前述款项，但原告迟迟不予回应，还将被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谓的投资补偿款。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认为，上述协议均是无效的。故被告欲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退还30万元并赔偿该款的利息损失。诉讼中，被告表示，上述30万元系原告向被告借款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借款本金，并非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合伙投资款，故被告就该30万元款项另案主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邵强提供了以下证据：1.拾荃餐饮店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2.解除合作协议1份；3.徐某关于签约经过的书面说明1份；4.证人徐某关于解除合作协议签订过程的证言1份。被告刘页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9)沪0112民特193号民事判决书1份；2.汇款凭证2份。原告的证据1、2及被告证据，真实性可以确认，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证据3、4系证人证言，其真实性本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3日，邵强作为甲方、刘页作为乙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1份，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原于2017年4月达成协议，双方共同合作经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082号的“十全美食”项目，并以乙方名义申请注册个体工商户“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拾荃餐饮店”作为经营主体。(以下称“本项目”)该项目自2017年10月开始进行装修，至本协议签订当日基本装修完毕，尚未正式开始营业。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并订立本协议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一、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本项目已发生以下成本：1.2017年10月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期间已发生场地租金成本，计为44万元；2.装修费用、家具、办理证照、电力改造、水、煤气、环评等各项开支20.60万元；3.人员工资计3.30万元。以上合计67.90万元，双方确认上述数据真实，无需提供凭证。二、甲方为该项目投入37.90万元，乙方为该项目投入30万元。三、双方同意，甲方将其在本项目中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补偿甲主3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给甲方。乙方未在该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该款项的，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补偿额为37.90元，且每迟延一日，按37.90万元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四、双方解除合作后，乙方自行运营本项目，项目盈亏由乙方自负，与甲方无关。乙方同意本项目目前存在的全部对外应付各项款项由乙方承担支付义务。项目已经对外签署的合同由乙方负责履行，其中项目客户张瑞玲已向甲方支付的2万元归乙方所有，乙方同意将该2万元转作向甲方支付的补偿款首期款，甲方无需支付给乙方。五、甲方同意安排房屋现承租主体与乙方另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用于运营本项目。六、双方就本项目再无其他任何争议。2019年4月2日，本院受理刘瑶申请认定刘页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案(案号：(2019)沪0112民特193号)。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3日，刘页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情绪不稳型人格障碍”。审理中，经刘瑶申请，本院委托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对刘页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2019年5月10日，该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意见：1.鉴定诊断：被鉴定人刘页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度)；2.民事行为能力的评定：被鉴定人刘页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9年5月28日，本院判决：刘页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刘瑶为刘页的监护人。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出具的该鉴定意见书关于鉴定诊断记载：所提供之材料反映，被鉴定人适龄上学，在校成绩差，初中曾留级，勉强初中毕业。进单位后工作差，目前无业。平时生活能自理，但头脑简单，易发怒、冲动，常为小事而撞墙，稍有事要与人争吵。其妻称他整天看动画片，漫画，说话脑残，行事作风似未成年人。本次鉴定检查中，被鉴定人刘页意识清晰，注意力集中，能正确回答一般问题。被鉴定人不懂什么叫“法人”，且对公司法、投资等基本的法律知识一概不懂，从其签订合同、投资，事先既没征得家人同意，亦不咨询相关专业人员，仅凭他人游说即拍板签订，且投钱后从未想过要索取发票作为相关证据。显然，被鉴定人员思维简单，且做事盲目冲动，缺乏相应的自我保护及维权意识。本次鉴定中，除了情感幼稚，生活常识、抽象概括思维及计算均逊于常人等，未发现任何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精神症状，自知力无。综上所述，结合其智商测定结果(即2018年11月13日浦东精神卫生中心所做WAIS=67)，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精神与行为障碍》第10版(ICD-10)，被鉴定人刘页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度)。诉讼中，邵强的证人徐某到庭作证表示：涉案解除合作协议系在徐某参与协调下，由邵强和刘页于2018年3月23日晚间至24日凌晨当面协商一致，由徐某起草后，当场签订。同时，徐某还为刘页和亿洋船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起草了《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签订上述两份合同时，刘页的配偶刘瑶全程在场并支持刘页签订合同。之后，刘页即接手经营，并支付了房屋租金。后因刘页未向邵强支付解除合作协议的款项，徐某多次应邀与双方见面，帮助协调双方矛盾。另查明，刘页的岳父刘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亿洋船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刘页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向该院提交控告书中，对于《解除合作协议》的签订过程，刘原表示：“据女儿告诉我，她要拿回来和我研究一下，邵强威胁说不行，必须现在签，(在场的还有董科、徐律师和小贾)。”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对该争议焦点，双方分歧在于以下几项：一、在《解除合作协议》签订之时，刘页是否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刘页主张，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已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由法院予以认定；邵强则认为，鉴定只能表现刘页目前是限制行为能力，不能判断刘页签订《解除合作协议》时是限制行为能力。本院认为，在刘瑶申请认定刘页限制行为能力一案中，本院委托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对刘页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鉴定诊断刘页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度)，并评定刘页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该鉴定虽非特别针对刘页签订《解除合作协议》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做出的判断，但鉴定诊断的刘页所患精神发育迟滞，也称智力落后、精神发育不全，是小儿常见的一种发育障碍，智力低下是诊断的根据。故智力低下是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自未成年时期至被确诊患病之时的持续症状。虽然成年人在精神发育成熟后，会因为大脑损伤或老年以后大脑萎缩等原因造成智力缺损，但此情况不属于精神发育迟滞。本案中，鉴定报告记载，刘页于2018年11月1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为所做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试结果为67。而刘页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为2018年3月23日。据邵强及证人刘荣所称，签订协议后，刘页即开始着手经营，且邵强与刘页多次见面沟通协议履行事宜，并无迹象显示在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刘页遭遇了足以使其智力从正常退化为低下的大脑损伤。故本院认为，可以认定刘页智力低下的症状在2018年3月23日签订《解除合作协议》时已经存在，刘页在签订《解除合作协议》时亦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刘页签订《解除合作协议》时刘瑶是否在场？若在场，刘瑶的行为对《解除合作协议》效力的影响。首先，对于刘瑶是否在签约现场，刘页及刘瑶虽予以否认，但证人徐某作证表示刘瑶在签约现场，该陈述与刘瑶父亲提交给法院的控告书中所作“据女儿告诉我，她要拿回来和我研究一下，邵强威胁说不行，必须现在签，(在场的还有董科、徐律师和小贾)”陈述一致，两者印证，可以认定刘瑶在签约现场。其次，对于刘瑶在场的行为对协议效力的影响，本院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除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因刘页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度)，系限制行为能力，而签订《解除合作协议》系与他人合伙经营餐饮、结算合伙债权债务并转让合伙份额等一系列复杂的民商事法律行为，不具备相应合伙法律和经济知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可能无法充分认知和判断，遑论智力低下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本院认为，签订《解除合作协议》的行为超出了刘页的民事行为能力范围，该行为需由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能生效。至于刘瑶在签约现场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刘页的签约行为得到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本院认为，同意或追认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法定代理人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的行为。意思表示之成立应具备效果意思、表示意思的主观要件和表示行为的客观要件。效果意思是指表意者内心意欲发生法律上效果的意思，表示意思是指有将该效果意思向外部公开的意识；表示行为是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将意思外部化的行为。本案中，从主观要件看，刘页已系成年人，平时生活能力自理，邵强和证人徐某均表示在与刘页共事期间未发现刘页缺乏民事行为能力。在刘页签订协议时，刘页因智力低下而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并不为刘瑶所掌握，刘瑶也没有作为刘页法定代理人的主观认知。故刘瑶即使在签约现场，也只能表明其具有尊重刘页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权利而对其签约行为不予反对的主观意思，而非具有作为刘页的法定代理人意欲通过自己的同意行为而使刘页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生效的主观意思；从客观要件来看，《解除合作协议》中并无刘瑶签字，也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刘瑶在现场时做出了同意刘页签订《解除合作协议》的行为。故本院认为，刘瑶在签约现场的行为并非其作为刘页法定代理人作出的同意刘页签约行为的意思表示，不能产生使刘页的签约行为生效的法律后果。三、《解除合作协议》是否因邵强不知刘页系限制行为能力而有效？本院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除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之无效，并不受相对人主观是否善意为条件，只要行为之前或之时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后也未获得法定代理人追认，该行为即为无效。故邵强不知刘页系限制行为能力并不能产生刘页签约行为有效的法律后果。基于上述，本院认为，因刘页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签订《解除合作协议》的行为超出其行为能力范围，该行为事先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事后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故本院确认刘页与邵强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无效。因该协议无效，邵强要求刘页按《解除合作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邵强表示，对于上述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邵强将待本判决生效后另行主张，刘页表示，其支付给邵强的30万元款项并非《解除合作协议》所载的合伙投资款，而系借款，其将另案主张，故本院对《解除合作协议》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不予处理，由双方另案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619.33元，由原告邵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苏琳琳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施佳艳书 记 员 施佳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