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74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延君，男，1979年9月30日生，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山东衡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贵晨，男，1979年10月14日生，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萍，女，1983年12月7日生，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涛，男，1988年8月10日生，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娜，山东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延君因与被上诉人赵贵晨、张萍、张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5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延君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赵贵晨、张萍、张涛立即返还不得得利12388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本案的一切费用均由赵贵晨、张萍、张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在上诉人雇佣被上诉人进厂工作之前是一名开药店的，并且从未接触过家具生产行业，没有任何的技术，也没有任何的资金。当时上诉人只是处于双方是发小，有心拉他一把，于是就让其到上诉人的厂内帮忙，在工作过程中也没有约定按月发工资。如果什么时候需要钱就可以提前支取，年底结账。从高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可以看出，上诉人已经完全支付了被上诉人工资，不存在任何的欠款。所以上诉人本案所主张的被上诉人预支工资款没有合法所得依据，理应属于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二、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第775号仲裁决定书已经确认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工资，也没有所谓的合伙及拖欠提成。同时也认定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录音资料属于无效的证据。一审判决推翻已经生效的仲裁决定书没有任何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赵贵晨提交的录音资料是有效证据并以此而认定上诉人欠其提成是完全错误的。该录音资料是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所录。从录音资料中上诉人的状态中可以完全的听出来当时上诉人处于不清醒状态。被上诉人赵贵晨提供的录音资料中双方是在争执状态，上诉人并没有答复任何的条件。并且录音资料的最后已经明确说明如果属实需要签署书面协议，但是之后上诉人查账及落实了具体情况后发现被上诉人陈述的并不属实，所以并未形成书面协议，也就是说上诉人并未认可录音资料中的任何情况。 孙延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赵贵晨、张萍、张涛立即偿还预支工资款123880元及逾期还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赵贵晨、张萍、张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贵晨、张萍系夫妻，张涛系张萍之弟。孙延君与赵贵晨系小学、初中的同学，2017年3月之前赵贵晨自己经营药店，后来孙延君因为建厂需要找人帮忙就联系了赵贵晨。自2017年3月开始赵贵晨在孙延君所开办的高密市延君家具展销中心工作，2019年6月30日之后赵贵晨离职。2019年1月7日、1月8日、1月9日孙延君通过支付宝分别将10000元、63280元、600元转至高密隆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该三笔转账合计73880元。孙延君主张该三笔转账系赵贵晨预支的工资款，用途是赵贵晨给其妻子张萍购买车辆。赵贵晨、张萍辩称该三笔转账系孙延君应支付赵贵晨的工资及利润分红。2019年5月17日孙延君通过农业银行转账至张涛账户50000元。孙延君主张该款系赵贵晨预支的工资款。赵贵晨、张萍、张涛辩称对转账真实性无异议，张涛是赵贵晨的舅子，他要买房子，向赵贵晨借钱，当时该款系赵贵晨向孙延君要的上班期间的工资和利润分红。 又查明，庭审中赵贵晨提供了二份录音证据，在2019年5月28日的录音中，孙延君与赵贵晨确认：（1）关于双方的关系，自赵贵晨入职家具展销中心开始，孙延君投资，赵贵晨管理，孙延君除了给赵贵晨发放工资之外，赵贵晨还有利润分红，分红比例为纯利润的百分之二十；（2）家具展销中心在2019年5月19日盘点完毕后，总资产为254万元，总投资为127万元，总利润为127万元；（3）孙延君已经全部付清赵贵晨的四月份工资及车贷；（4）关于赵贵晨的工资收入及利润分红，经当日双方的盘点对账之后，孙延君向赵贵晨承诺：“从五月一号开始扎帐，我们在公司里的除了我自己的投资，还有你10万块钱，中不中”，赵贵晨回答：“中”，孙延君又说：“十万，我给你打个条，算你入股中不中”，赵贵晨：“我借给你的，我不要利息，中不中”，孙延君：“中”；关于2019年5月1日之后的赵贵晨的工资与分红，二人口头协商的结果为自2019年5月之后的工资为7000元，分红为利润的百分之十；（5）关于赵贵晨的收入，孙延君对赵贵晨及其妻子张萍陈述：“从去年的秋天搬了厂之后，他就脱产了，你自己算算成不成正比，一年挣19.8万成不成正比？半年挣了10万成不成正比？连工资半年挣了14成不成正比，对不对”、“年前给你7.8万，过了年给你5万，去年的账清没请？差不多了是不是？过了年我又给你，你说有十万了是不是，连工资呢，有没有十四”，赵贵晨回答：“12，连工资12”。在2019年7月3日录音中，孙延君承认尚欠赵贵晨2019年6月的工资7000元。 再查明，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申请人赵贵晨与被申请人高密市延君家具展销中心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申请人赵贵晨向被申请人索要双倍工资并要求补缴社会保险。2019年10月16日仲裁委员会作出高劳人仲案字（2019）第775号仲裁裁775号仲裁裁决书，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该裁决书中对于申请人赵贵晨提交的录音证据以“该证据的取得未经对方同意，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为由不予采信。关于双方对利润分红是否有过约定，在该裁决书中并未体现。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一是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二是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三是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指他方的损失是因一方获得利益造成的；四是没有法律根据。没有法律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要件，造成他人损失自己取得不当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如果一方取得利益和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法律根据，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不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孙延君于2019年1月7日至1月9日三次通过支付宝支付赵贵晨购车款73880元，2019年5月17日孙延君通过农业银行转账至张涛账户50000元，以上合计123880元均为孙延君根据赵贵晨的要求支付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赵贵晨提供的2019年5月28日录音、2019年7月3日录音证据效力；其二，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2019）第775号仲裁裁决书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其三，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担。 关于焦点一，孙延君主张：2019年5月28日录音系在孙延君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该证据已经被高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为无效；当时孙延君处于醉酒、不清醒状态；从该录音的内容来看,当时在场的四人争议非常大,但最终也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也未形成确定的书面协议。赵贵晨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其一，从录音中孙延君陈述的语气、内容分析，尤其是其对有关账目中的关键数字均陈述的非常清楚，充分说明当时孙延君虽有酒意，但意识仍然比较清醒；其二，从（2019）第775号仲裁裁决书内容来看，该录音未被采信的原因系“该证据的取得未经对方同意，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本案中赵贵晨已经提供了其他证据。另外，我国法律对于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已经进行了重新设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的录音尽管未取得孙延君的同意，但并不属于该条规定情形。综上，该录音证据应为有效证据；关于2019年7月3日录音证据，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亦确认为有效证据。 关于焦点二，孙延君主张（2019）第775号仲裁裁决书已经生效，孙延君与赵贵晨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劳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虽然仲裁委员会已经驳回了申请人赵贵晨的仲裁请求，但本案中赵贵晨已经提出了包括2019年7月3日录音证据、孙延军为赵贵晨偿还的车贷账单等其他证据，从而使该仲裁裁决书确认的部分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该仲裁裁决书在本案中并不具备当然的证据效力；相反，仔细分析2019年5月28日录音内容，结合其他证据可以确定如下基本事实：孙延君与赵贵晨口头协商确定的赵贵晨应得收入分成二部分即工资和利润分红，关于工资，2019年5月1日之前双方约定为每月5000元，之后为7000元；关于利润分红为利润的20%，2019年5月28日双方经盘点对账之后，双方口头商定孙延君尚欠赵贵晨分红10万元；通过2019年7月3日录音可以证明孙延君尚欠赵贵晨2019年6月的工资7000元。 关于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本案中孙延君孙延君主张的不当得利的逻辑基础在于：首先，（2019）第775号仲裁裁决书已经生效，按照该裁决确认的事实，赵贵晨的月工资为5000元，孙延君已经付清工资款；其次，孙延君支付给赵贵晨的款项，除去工资之外，都属于不当得利。但正如前文所述，仲裁委员会对于赵贵晨提交的2019年5月28日的录音证据并未采信，且对于孙延君与赵贵晨之间是否存在利润分红的约定、孙延君尚欠赵贵晨利润分红的具体数额并未查明，故该裁决书在本案中并不具备证据效力，孙延君的这种简单化的推定就属于前提错误；而赵贵晨提供了系列证据可以证明涉案的转账实际系工资或利润分红，在2019年5月28日的录音中双方已经确认孙延君尚欠赵贵晨利润分红10万元，无论该利润分红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而约定的对员工赵贵晨的奖励，还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而约定的利润分配，该利润分红的口头约定均合法有效，故赵贵晨的该抗辩意见已经与孙延君的主张形成对抗，致使孙延君的举证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此时孙延君主张的事实陷入真伪不明，孙延君需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但孙延君并未能举证加以证明，故孙延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孙延君虽主张涉案款项系不当得利、赵贵晨应当返还，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然赵贵晨受领该款系另一法律关系，与孙延君诉称不符，故不予支持。同时，对孙延君关于张萍、张涛承担返还责任的主张，虽张萍、张涛实际收取转账款项，但张萍、张涛与本案孙延君没有直接法律上的关联，其权利应由孙延君向赵贵晨主张。故孙延君主张的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延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7元，减半收取1388.5元，财产保全费1220元，合计2608.5元，由孙延君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孙延君主张赵贵晨、张萍、张涛从孙延君处取得的123880元系不当得利，孙延君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一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看，赵贵晨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从孙延君处取得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利润分红两部分，而孙延君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向赵贵晨支付劳动报酬外，又提前向赵贵晨支付了工资，故孙延君主张赵贵晨、张萍、张涛存在不当得利的证据不足，一审驳回孙延君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一审判决与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第775号仲裁决定书是否冲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生效的仲裁决定书并不具备当然的证据效力，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仲裁决定书时，可以采信当事人的举证。本案中，与孙延君提交的证据相比，赵贵晨提交的综合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审高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第775号仲裁决定书仅认定孙延君未拖欠赵贵晨2019年度工资，但对双方是否存在利润分红的问题并没有认定，故本案认定的事实与仲裁裁决书裁决的内容并不冲突，孙延君的上诉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孙延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77元，由上诉人孙延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奉纲 审判员  冯海玲 审判员  高 波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田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