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63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伟国，男，198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龙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珍，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苏龙，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诗怡，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勇涛，男，198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馨，女，199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男，198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吴伟国因与被上诉人李苏龙、曾勇涛、李馨及原审第三人卢灿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1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伟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判决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李苏龙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846516元及利息；3.上诉人无需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的行为涉嫌“套路贷”犯罪行为。因借贷需要，上诉人吴伟国、被上诉人曾勇涛、被上诉人李馨及案外人李某某经案外人介绍认识了本案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经过沟通，原审第三人卢灿炜需要借款人提供房产做评估以决定其各自的借贷金额。经原审第三人卢灿炜评估借款人的房产价值后同意出借700万元，其中上诉人吴伟国借款金额为225万元、被上诉人曾勇涛借款金额为220万元、被上诉人李馨借款金额为165万元、案外人李某某借款金额为90万元，利息为5分每月。2017年10月13日，按照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的指示，上诉人吴伟国、被上诉人曾勇涛、被上诉人李馨及案外人李某某前往深圳市福田区上田大厦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办理借款事宜。上诉人吴伟国按照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的要求先单独进入一间办公室，在多份空白借款合同、借据及收据上签名后离开×××公司。随后被上诉人曾勇涛、被上诉人李馨分开单独进入该办公室，原审第三人卢灿炜要求每人单独签了几份空白合同后，又要求二人在上诉人吴伟国签字的几份空白合同的签名处后签名，并表示这样操作是为了方便一起把借款转给被上诉人曾勇涛账户。以上空白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审第三人卢灿炜及被上诉人李苏龙并未将借款合同的原件交给上诉人吴伟国，也没有告知上诉人吴伟国三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几份相同的空白合同上共同签名的情况。2017年11月13日，上诉人吴伟国按照原审第三人卢灿炜及被上诉人李苏龙的要求，向其指定收款人李某旺账户通过P0S机刷卡方式还款人民币2362500元，其中本金人民币225万元，利息112500元（225万元×5%)。在上诉人吴伟国强烈要求下，李某旺才向上诉人吴伟国出具了《结清证明》，证明上诉人吴伟国已经偿还了全部的借款本息。但是，直到2018年7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通知上诉人吴伟国应诉，上诉人吴伟国方知原审第三人卢灿炜、被上诉人李苏龙通过仿造证据、虚假诉讼的形式向上诉人吴伟国要求“偿还借款”525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本案中，上诉人吴伟国个人借贷的金额为人民币225万元，且按照借款前口头约定月息五分，还款金额为225万加上利息约112500万，即还款本息共计人民币2362500万元。上诉人吴伟国已于2017年11月13日全部偿还了借款本息，被上诉人李苏龙指定的收款人李某旺出具了《结清证明》，足以证明上诉人吴伟国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上诉人吴伟国已经还清其向被上诉人李苏龙的全部借款，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恶意起诉上诉人吴伟国的行为系“通过虚增债权债务”的虚假诉讼行为恶意增加上诉人吴伟国的债务，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吴伟国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针对上诉人吴伟国恶意起诉的行为符合“套路贷”的违法犯罪行为，请法院依法严肃处理。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利用上诉人吴伟国已经签字的空白合同，仿造证据；利用同一笔借款，制作多份借款合同，进行虚假诉讼。1.上诉人吴伟国、被上诉人曾勇涛、被上诉人李馨、案外人李某某均系分别借款，没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卢灿炜要求上诉人吴伟国先单独进入一间办公室，在多份空白借款合同、借据及收据上签名后离开，上诉人吴伟国一直认为该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仅为其本人。随后被上诉人曾勇涛、被上诉人李馨分别前后进入该办公室，原审第三人卢灿炜要求每人单独签了几份空白合同后，又要求二人在上诉人吴伟国签字的几份空白合同的签名处后面签名，并表示这样操作是为了方便一起把借款转给曾勇涛账户。以上空白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审第三人卢灿炜及被上诉人李苏龙并未将借款合同的原件交给上诉人吴伟国，也没有告知上诉人吴伟国三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几份相同的空白合同上签名的事实。2.上诉人吴伟国已经偿还了全部的借款本息，其中借款本金225万元，利息112500元。2017年11月13日，上诉人吴伟国按照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的要求，向其指定收款人李某旺账户通过P0S机刷卡方式还款人民币2362500元，其中本金人民币225万元，利息112500元（225万元×5%)。后，在上诉人吴伟国强烈要求下，李某旺向上诉人吴伟国出具了《结清证明》，证明上诉人吴伟国已经偿还了全部的借款本息。3.公安机构调查的情况说明借款人系分别借款。一审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该局预审大队于2019年6月4日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反馈了调查事实及相关结果，一审法院只注意到最后核查结果，但是并未注意到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预审大队调查的还款情况。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预审大队在调查线索核查情况还款情况明确写到:“合同到期日2017年11月11日，卢灿炜在11月12日发微信给曾勇涛、吴伟国、李某某进行催款，吴伟国、李某某分别按照自己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手续费进行了还款，另吴伟国让卢灿炜出具了借款结清证明，曾勇涛、李馨夫妻因为另外一个股东李某1的撤资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4.编号为GTS20171013010号的借款合同显系伪造。依正常交易借贷习惯，如果是共同借款那么只需要签到一份合同即可，为何被上诉人李苏龙所主张的共同借贷会出现两份借款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两份合同的金额金额，与放款金额、收据（借据）显示的金额完全不一致，其中缘由值得深究；此外，被上诉人主张的编号为GTS201710310002的借款合同，借款本金和还款本息居然一致（没有主张利息,真实情况是借款本金225万元，还款本息11250元）。以上证据显然系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卢灿炜事后为了虚假诉讼伪造的证据。(二）关于本案所中被上诉人曾勇涛名下的香山花园4栋3单元14B房产的实际交易价格应该是人民币450万元。因被上诉人曾勇涛的房产系由原审第三人卢灿炜找人带被上诉人曾勇涛去做了公证，且被上诉人曾勇涛的银行卡被原审第三人卢灿炜扣押并进行操作，根据《中国光大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显示：2018年1月30日，买方林某某向被上诉人曾勇涛转账105万元。2018年4月2日，林某某向银行申请的贷款315万也转入被上诉人曾勇涛账号，加上林某某支付的首期款30万元，被上诉人曾勇涛的银行账户共收到购房款450万元，足以认定该房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50万元。(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售卖房屋后应偿还房屋查封权利人文某某790239.13元。上诉人未能证明其向文某某支付790239.13元经过被上诉人曾勇涛同意，属于肆意侵害被上诉人曾勇涛合法财务的行为。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文某某确有起诉被上诉人曾勇涛，但是未经生效判决确认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曾勇涛对文某某负有债务的事实。另外《君子协定》系文某某与案外人曾某某签订、款项由邓某某向文某某支付。上诉人曾勇涛不认识以上款项支付人、不确认支付金额，且其支付用途无法证明是替上诉人曾勇涛偿还债务。因此，一审法院就此认定涉案交易房屋需要偿还文某某790239.13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三、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的行为显系“职业放贷人”，该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吴伟国、被上诉人曾勇涛、被上诉人李馨、案外人李某某本意是向卢灿炜借款，而卢灿炜系×××公司股东，其将借款人带到该公司，签订一系列空白合同、收据和借据，借款合同的出借人是借款人等素未谋面的被上诉人李苏龙，借贷还款账户又是指定的案外人李某旺，查询可知原审第三人卢灿炜和收款人李某旺均是×××公司员工。且根据查询可知被上诉人李苏龙有多起民间借贷案，分析这些案件可以看出，本案出借人存在多个不同借款主体，即出借对象是不特定的。根据搜索深圳市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查询，被上诉人李诉龙涉及21条民间借贷案件信息。在借款合同签订当天被上诉人李苏龙未出面且本案一审程序中法院组织三次开庭，被上诉人李苏龙均未出庭。参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规定：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3.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4.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案件数达到第1、2项规定一半以上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2)被告抗辩原告并非实际出借人或者原告要求将本金、利息支付给原审第三人的；(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4)交付本金时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约定的利息的；（5)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完全支持上述观点，因此被上诉人李苏龙的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其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总之，被上诉人李苏龙向法院提交的两份借款合同、收据、借据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是在收到上诉人吴伟国偿还全部本息2362500元后，得知上诉人吴伟国具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恶意起诉上诉人吴伟国而虚增债权债务关系，才将上诉人吴伟国等借款人之前签订的空白借款合同刻意填写仿造证据。对于该两份借款合同上诉人吴伟国会向法院申请做笔迹鉴定，以便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李苏龙辩称，一、我方与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曾勇涛、李馨之间依法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不涉及“套路贷”情形。二、上诉人、被上诉人曾勇涛、李馨的债务尚未清偿完毕，应当继续向我方履行偿还义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曾勇涛、李馨辩称，当时分别去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用于周转，后面因为曾勇涛、李馨资金问题无法偿还款项，吴伟国独自把自己的款项还清，当时是分开写和分开签合同的。原审第三人卢灿炜述称，他们是共同借款人，资金用途是去银行做冻结，申请银行贷款，按照冻结本金的金额两倍申请贷款出来，所以他们要求金额分开，但是是共同借款人，贷款后可以认清自己的贷款金额，所以才会要求金额分开，但是他们是共同借款人。李苏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4042500元及违约金1212750元（暂计至2018年4月3日），合计共525525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被告曾勇涛与李馨系夫妻关系，被告曾勇涛与吴伟国同为深圳市优锐斯公司股东，三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通过第三人卢灿炜向原告借款。2017年10月13日，三被告与原告签订编号为ＧＴＳ20171013010号的《借款合同》，约定：三被告为借款人（甲方），原告为出借人（乙方），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042500元，借款期限30天，从2017年10月13日至2017年11月11日，借款利息按月息2%计算，借款期限届满，甲方一次性归还乙方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甲方指定将合同约定的借款直接划至曾勇涛平安银行账户内（账号为62×××88）,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为李某旺名下中信银行账户（账号为62×××31）0合同还约定，若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限期纠正违约事项，同时承担借款总额30%的违约金。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足额归还借款，按每天2%×逾期借款总额×逾期天数计算违约金超过借款总额30%的，则按本公式计算违约金。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乙方或其代理人因催收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及有关费用或以任何合法方式处分担保物而发生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同日，三被告与原告还签订另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三被告向原告借款的金额为2362500元，其他借款事项与ＧＴＳ20171013010号《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一致。原告主张本案借款仅针对ＧＴＳ20171013010号《借款合同》中所涉的4042500元借款，并不包括另一《借款合同》中的借款2362500元，该2362500元款项已由被告吴伟国清偿。被告吴伟国提交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单显示，2017年11月13日，被告吴伟国分两次向原告指定的收款人李某旺转款人民币2362500元。同日，李某旺向被告吴伟国出具《结清证明》，确认其于2017年10月13日签订的编号为ＧＴＳ201710310002的《借款合同》中所借的2362500元借款已结清。三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确认曾勇涛夫妻及吴伟国三人共同向卢灿炜借款，但在第二次及第三次庭审中否认系三人共同借款，主张三被告分别向原告借款，借款金额分别为：被告曾国涛借款220万元，吴伟国借款225万元，李馨借款165万元。原告提交的中信银行银商转账客户回单显示：2017年10月13日，原告李苏龙分三次向被告曾勇涛平安银行账户（账号为62×××88）内转账1000000元、3405000元、2000000元，共计人民币6405000元。原告主张该6405000元系包括编号为ＧＴＳ20171013010号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4042500元及编号为ＧＴＳ201710310002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2362500元。三被告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上述借款6405000元。被告曾勇涛提交的其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0月13日，被告曾勇涛通过网银转账向案外人张某某转账两次，一笔为17500元，一笔为350000。原告、第三人及被告曾勇涛均在庭审中确认，在被告曾勇涛向张某某进行上述两笔转账前，第三人先找人向被告曾勇涛支付了350000元，三被告实际支付的“砍头息”金额为17500元。2017年12月5日，被告曾勇涛出具两份《委托书》，委托人均为曾勇涛，受托人均为陈某某、刘某某、赖某某、肖某某、蔡某某，第一份《委托书》具体委托事宜系对被告曾勇涛名下的龙岗区房产办理如下事项：1.办理房产提前还贷等相关手续；2.办理上述房产的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及领取、保管房地产证、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事宜；3.办理上述房产信息变更登记等手续；4.办理查询和打印产权状态单，领取或复印相关材料，查询和打印个人信用报告。第二份《委托书》载明，曾勇涛名下的龙岗区房产已出售给林某某，曾勇涛委托各受托人办理如下事项：1.全权办理将该房产过户给林某某的相关手续，包括代签二手房买卖合同等。2.到税务部门打印《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到税务部门申请办理减免税（费）手续和领取免税证明文件，申请办理上述房产核实价格计征税费或减免税费手续，领取及签署相关文件。3.全权办理上述房产管理处、水电、煤气、天然气、电话、网络、有限（数字）电视的开户、过户和销户等一切相关手续。被告曾勇涛及第三人均确认，因被告曾勇涛为了卖房偿还借款，由第三人找人带被告曾勇涛去做了上述公证，第三人以为方便房屋买卖为由，将被告曾勇涛的银行卡扣押并交由其进行操作，案涉龙岗区房产已经出售给案外人林某某。但双方对房屋交易价格存在争议，三被告主张房产交易价格为450万元，依据为其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2018年1月30日，买方林某某向被告曾勇涛转账105万元。2018年4月2日，林某某向银行申请的贷款315万元也转入被告曾勇涛账户。加上林某某支付的首付款30万元，被告曾勇涛收到房款共计450万元。而原告及第三人主张房产实际交易价格为350万元。买方林某某出具的书面说明中陈述，因该房产在出售时系被法院查封的状态，故稍低于市场价格进行出售。350万元的交易价格经过被告曾勇涛同意，并与其本人签订了书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林某某以450万元作为交易价格向银行申请贷款是为了让银行以450万元的交易价格进行评估，从而可以向银行申请更高的贷款。原告提交的2017年12月5日被告曾勇涛与林某某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双方约定房产转让的成交价为350万元。当日，被告曾勇涛、李馨及第三人还签订一份《还款计划书》，载明：一、费用项目包括：李馨29B房产税20万；曾勇涛房产税7万；330万赎楼20天费用6.6万；20171213截止利息费用121500元。(原价202500元）;35万强制解封保证金费用1.75万；曾勇涛约117.5万欠款。二、流程包括：曾勇涛、李馨收齐资料，签合同，打定金做公证；配合国土局与银行出曾勇涛的房产证复印件；配合李馨在律师指导下存35万做办证金做强制解押手续;配合买方到银行做按揭贷款、赎楼、过户手续，等待交易过户完成；配合曾勇涛到银行贷款130万贷款。三、资金清算情况：700万（两套房产交易金额）-20万（李馨29B房产税）-7万（曾勇涛房产税）-6.6万（330万赎楼20天费用）-330万(赎楼）-12.15万(20171213截止利息费用）-1.75万（35万强制解封保证金费用）-35万（强制解封保证金）-405万（欠本金）=117.5万。被告曾勇涛确认上述两份证据中的签名与指纹的真实性，但对证据中载明的内容不予确认。原告及第三人主张，卖房所得的350万元作如下处分：替被告曾勇涛偿还案涉房产的房屋贷款1362230.81元，偿还案涉房产的装修贷款466233.33元，支付房屋转让产生的契税53445.74元，偿还房屋首封权利人文某某790239.13元,剩余827850.99元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用于偿还原告的借款。被告曾勇涛确认其名下的14B房产在被出售时尚有房贷1362230.81元房贷在售楼款中予以扣除，被告曾勇涛确认有装修贷466233.33元未结清，但主张其并未要求原告代其进行进行偿还，原告代其偿还的装修贷不应予以扣减。被告曾勇涛确认其对案外人文某某负有债务而被文某某起诉，且案涉14B房产在出售前被文某某申请查封，但主张其并未委托原告代其向文某某还款，该部分款项不应在售楼款中予以扣除。被告李馨名下深圳市龙岗区29B房产处于被查封状态，第三人与被告李馨协商签订了一份空白租赁合同，同意以房租折抵债务。但双方对租金的具体金额及起算时间存在争议。原告及第三人主张双方约定从2018年9月1日起以每月3800元的价格出售，截至2019年6月30日，共计10个月，租金共计38000元。被告李馨主张第三人实际占有29B房产的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租金应从该日期起算，对月租金金额3800不予确认，主张应按照小区同等户型实际出租价格计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三被告主张本案涉及“套路贷”，要求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一审法院依法将案件移送至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该局预审大队于2019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反馈了调查的相关事实及结果：“经过调查，借款方曾勇涛、李馨、吴伟国、李某某自愿向卢灿炜一方借款，借款的用途按照自己意愿使用，曾勇涛、李馨因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无法按时还清借款和本金，卢灿炜一方出资人李苏龙向法院起诉曾勇涛、李馨、吴伟国一事属于民事纠纷，纠纷过程中暂未发现相关证据证实有犯罪发生，也未发现黑恶势力参与，建议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6405000元借款是三被告的共同借款还是三被告分别单独向原告的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第一次庭审时三被告确认了“曾国涛夫妻及吴国伟三人共同向灿仔借款”的事实，虽然在其后的两次庭审中三被告主张该表述错误，应系三人分别借款，但三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承认为共同借款的陈述系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规则，三被告第一次庭审时确认三人为共同借款的陈述应予以采信。其次，借款合同为三被告共同签订，明确约定为三人共同向原告借款。虽然三被告主张系被告吴伟国先签名，再由被告曾勇涛、李馨在吴伟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借款合同上进行签名，但对此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三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再次，原告提供给三名被告的所有借款均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转账到被告曾勇涛一人的账户内，如若为三被告分别借款，按照常理借款会分别支付到各借款人的账户内。最后，被告曾勇涛与李馨为夫妻关系，按照被告的陈述，两人分开向原告进行借款亦有违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为三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三被告对该借款负有共同偿还的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曾勇涛名下的龙岗区房产的交易价格是350万元还是4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曾勇涛确认其与林某某签订的交易金额为350万元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以及《还款计划书》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且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两份文件系在其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故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釆信。原告提交的被告曾勇涛与林某某签订的金额为350万元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被告曾勇涛、李馨及第三人签订的《还款计划书》、第三人与被告曾勇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买方林某某的多份书面说明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房屋的实际交易价格为350万元，且对该价格被告曾勇涛亦是知情且同意的，林某某为了获得更高的银行贷款，故向银行提交了金额为450万元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且根据一审法院在房地产交易网上查询到的该房产同一小区内相同面积房产的交易价格大致在340万元至360万元之间，350万元的交易价格并没有明显偏低。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曾勇涛名下的龙岗区房产的实际交易价格是350万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曾勇涛名下的龙岗区房产出售后所得350万元售楼款中可用于抵扣原告借款的具体金额。首先，对偿还该房产出售前尚欠房贷1362230.81元应在售楼款中予以扣除，双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装修贷款466233.33元以及代为偿还案外人文某某借款790239.13元。被告曾勇涛主张虽然上述债务确实存在,但其并未要求原告代其进行偿还，故该两笔款项不应在售楼款中予以扣除，应用于抵扣原告的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绑定有装修贷款，须将房贷与装修贷款一并清偿后才能办理房产过户，原告代被告曾勇涛偿还装修贷款466233.33元是卖房的需要。且该房产因被告曾勇涛欠文某某的借款导致房产被查封，需要解封后才能交易，出售房产后向债权人文某某偿还借款亦是卖房的需要。且偿还上述两笔贷款及借款并未损害被告曾勇涛的利益，该款项实际也是用于被告曾勇涛本人偿还其个人债务，理应在售楼款中予以扣除，不应用于抵扣原告的借款本息。被告曾勇涛主张的上述款项不应在本案中抵扣，应由原告以不当得利另行起诉的主张，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再次，关于房屋转让产生的契税53445.74元。系房产买卖中原告方垫付的卖房的必要费用，理应予以扣除，不能用于抵扣原告借款本息。综上，售楼款350万元中可用于抵扣原告借款本息的具体金额为827850.99元(3500000-1362230.81-466233.33-790239.13-53445.74)。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被告李馨名下的龙岗区29B房产的租金价格及可用于抵扣原告借款本息的金额。原告及第三人主张租金价格为3800元每月，租金从2018年9月1日开始计算。三被告认为该租金价格明显偏低，应按照5000至5800元的市场价格计算，且租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5月30日（将房屋入户密码告知第三人的时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租金说明》系原告自行书写，没有《租赁合同》佐证的情况下，仅有林某1向罗某某的29000元转账记录不能证实双方的身份，亦不能证明该转账的性质。故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房产的月租金为3800元。且根据一审法院在房地产交易网上查询到的该房产同一小区内相同面积房产的租金价格大约在4500之间到5500元之间，因双方均没有有效证据证明租金的实际金额，故一审法院参考市场价格酌定租金为每月5000元，起算时间从被告李馨将房屋入户密码告知第三人之日即2018年5月30日起开始计算。截至2019年6月30日，可用于抵扣借款本息的租金为65000元（5000×13)。根据前述事实，本案借款的支付与还款情况为：2017年10月13日，原告向三被告支付的借款本金为4042500元，三被告预先支付的砍头息17500元，应在本金中予以扣除，故实际借款本金为4025000元。售楼款中可用于抵扣借款本息的金额为827850.99元，该款项抵扣时间以银行放款时间即2018年4月2日为准，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进行抵扣。用于抵扣借款本息的租金按照从2018年5月开始，每月30日抵扣5000元的标准，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进行抵扣。关于利息，因原告与三被告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经核算，截至2019年5月30日，三被告尚欠原告本金3846516元，利息1019717元，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详见附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曾勇涛、李馨、吴伟国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苏龙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846516元及利息（截至2019年5月30日，利息为人民币1019717元,之后的利息以人民币384651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苏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586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三被告负担49619元，原告负担3967元。原告已预交的49619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三被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49619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中卢灿炜、李苏龙分别提交了案外人林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记载“曾勇涛也将我多支付的100万元退还至我指定账户，该差价100万元并不归属于曾勇涛”“本人购买曾勇涛房屋时，双方明确约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50万元。”经本院通知，被上诉人李苏龙、原审第三人卢灿炜本人二审均到庭应诉。二审中，李苏龙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包括本案一共只有四起，除本案的三个案件已经结案，并进入执行阶段，其他在深圳法院诉讼平台上能够查到有李苏龙名称的案件系与本案的李苏龙同名同姓，法院可以进行核查，其他案件与本案李苏龙无关”“其他三个案件分别是40740元、49550元、212948元，第四起案件就是本案了”。经本院查询，除了本案纠纷，李苏龙作为当事人的借贷纠纷共有四起，诉讼标的逾30万。本院认为，一、二审期间，吴伟国均主张本案涉及“套路贷”，要求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一审法院依法将案件移送至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该公安机关经查证，认定不存在“套路贷”的违法犯罪行为，建议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故原审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处理正确。吴伟国主张李苏龙、卢灿炜通过虚增债权债务的虚假诉讼行为恶意增加其债务，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吴伟国还主张李苏龙、卢灿炜作为”职业放贷人”长期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故本案借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第一，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曾勇涛、李馨、吴伟国与李苏龙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对各方合同主体均具有约束力。第二，从李苏龙、卢灿炜涉诉信息来看，案外借款人数量不能达到”社会不特定对象”要求，吴伟国称李苏龙涉及21宗民间借贷纠纷并无证据证明，其亦未能提交相关有权机关对李苏龙、卢灿炜“职业放贷人”身份认定的证据。第三，李苏龙、卢灿炜二审期间到庭应诉，并对案件事实进行解释和陈述。综合以上三点，不能在本案中作出李苏龙、卢灿炜行为属于”职业放贷人”的必然认定，吴伟国对于其该项主张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该项理由不能成立。鉴于各方当事人对本案借款过程、曾勇涛涉案房产交易价格的不同表述，原审在认定民间借贷事实过程中，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各方陈述内容，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加以判断（对此原审已经详细阐述，二审不再赘述），进而认定本案借款是曾勇涛、李馨、吴伟国共同向李苏龙借款，曾勇涛涉案房产实际交易价格为350万元，其中部分价款用于偿还查封在先的债权人文某某的借款，并无不当。吴伟国否认李苏龙所主张的借贷关系，质疑一审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但二审期间并未提出新事实或新证据予以佐证，可以认定其未完成举证义务，对其相应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572元，由上诉人吴伟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