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4735号 原告：郑楷军，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原告：蒋洪，女，197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华兵，男，198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被告：雷彩红，女，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才，四川中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楷军、蒋洪与被告邓华兵、雷彩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19年6月12日，郑楷军、蒋洪申请对被告邓华兵、雷彩红名下价值1031334元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了财产线索，本院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2019年9月4日，因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仍不能向被告邓华兵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采用公告方式向被告邓华兵送达了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2019年11月22日，本案由审判员黄金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俊祥、蔡雯玉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郑楷军、蒋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雷彩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华兵经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楷军、蒋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邓华兵、雷彩红支付货款103133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华兵、雷彩红承担。事实和理由：郑楷军、蒋洪系夫妻，主要从事布匹、服装批发销售生意。邓华兵、雷彩红亦系夫妻，也在从事服装生意。自2017年4月起，邓华兵、雷彩红开始从郑楷军、蒋洪处购买布匹、服装。每次需要时，邓华兵就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与郑楷军、蒋洪联系。郑楷军、蒋洪按照其所需的种类、数量进行备货并向其指定地点发货，货物收件人也都是依照邓华兵的指示填写好。交易过程中，一般是先发货、再付款。2018年5月14日，邓华兵出具了一张欠条，载明尚欠货款434687元。因大家平时都称呼邓华兵为“邓伟”，郑楷军对欠条上签名为“邓伟”当时也没有在意，后来才知道其书名为邓华兵。之后，双方又新增了货物交易往来，至2018年底邓华兵新增欠款606647元。据此，邓华兵、雷彩红累计欠付货款达1041334元。经多次催促，邓华兵仅支付货款10000元，尚欠1031334元。再后来，因电话、微信被拉黑，郑楷军、蒋洪再无法联系到邓华兵，遂起诉。雷彩红与邓华兵系共同经营服装生意，经营所得收入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包括房产及车辆，故二人应当承担连带支付剩余货款。案件审理过程中，邓华兵、雷彩红变更诉请货款金额，变更后为951334元。 雷彩红辩称：1.本案中，郑楷军、蒋洪所主张的邓华兵欠货款存在诸多疑点，比如欠条上仅载明“邓伟”，不能证明是邓华兵本人所写，没有人称呼邓华兵为“邓伟”。郑楷军、蒋洪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邓华兵或雷彩红发过货物或者二人收到过货物。2.邓华兵与雷彩红已于2019年6月26日在安岳县民政局协议离婚。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雷彩红对邓华兵与郑楷军、蒋洪有无经济往来不清楚，并不知道邓华兵服装生意具体情况，双方都不参与对方事情，邓华兵收入没有用于家庭生活。雷彩红在新疆开过服装店，有收入来源，并足以购车、购房。3.邓华兵曾经用过雷彩红身份证去银行开户，郑楷军、蒋洪所称2018年8月27日转款20000元是邓华兵操作，雷彩红对此事不知情。 邓华兵未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邓华兵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综合认定如下： 一、关于郑楷军、蒋洪所称“邓伟”与邓华兵是否系同一人。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郑楷军、蒋洪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昵称为“创华建筑，砌墙抹灰，二次结构”的微信号为“ｄｈｂ152××××0192”，该微信号中字母ｄｈｂ与邓华兵三个字的汉字拼音缩写即首字母一致，微信号中数字152××××0192与郑楷军、蒋洪所提供的且经雷彩红确认的邓华兵联系电话一致。该微信号在2018年11月27日添加蒋洪微信为好友，并在打招呼中自称“邓伟”。另结合证人许衡江关于托运部工作人员告知其邓华兵预留号码与“邓伟”电话号码一致的证言以及邓华兵分别于2018年2月6日、2018年3月22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16日、2019年2月2日通过其4772或尾号0677银行账户向郑楷军尾号4570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10000元、30000元、20000元、10000元、10000元等事实。郑楷军、蒋洪所称“邓伟”与本案邓华兵系同一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认定“邓伟”就是邓华兵。 二、郑楷军、蒋洪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2年7月15日登记结婚。邓华兵与雷彩红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3月24日登记结婚，另于2019年6月26日登记离婚。郑楷军、蒋洪与邓华兵都在从事服装生意，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期间，邓华兵一直以邓伟名义在郑楷军、蒋洪处采购服装。2018年5月14日，经双方对账，邓华兵在郑楷军、蒋洪要求出具了欠条。该欠条载明，“2017年4月至2018年的货款434687元，邓伟下欠郑楷军货款434687元，邓伟，2018年5月14日”。 三、关于郑楷军、蒋洪主张邓华兵在出具欠条后即2018年5月14日后新增十笔供货。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郑楷军、蒋洪主张新增十笔供货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院对其该事实主张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2018年7月31日新增供货154098元、2018年9月9日新增供货156555元之主张。郑楷军、蒋洪称该两批货都是从乌鲁木齐发到邓华兵在乌鲁木齐“119货号”（乌鲁木齐发莫斯科）。为证明该事实存在，二人向本院提交了郑楷军与邓华兵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郑楷军手写留存的供货清单。经审查，本院认为，尽管邓华兵在聊天记录中指定了收货地点和收货人张伟，但该组证据没有提货人签收凭证，不能证明该批货物的具体价款，也无法证这两批货物确已交付到指定地点和指定收货人，即无法证明确已完成标的物交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主张不予采信。 （二）关于2018年9月11日新增供货19980元、2018年11月21日新增供货53856元、2018年11月26日新增供货62337元、2018年12月31日新增供货56826元、2019年2月26日新增供货25971元之主张。郑楷军、蒋洪主张该五批货物都是从成都发出，并按照邓华兵要求托运发送给广州马德文处，为证明该事实存在，二人向本院提交了郑楷军、蒋洪、许衡江与邓华兵微信聊天记录、出库单5张、托运单5张。经审查，本院认为，尽管邓华兵指定了送货地点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道白云湖仓储园D27-35仓、收货人马德文，但该组证据没有提货人签收凭证，不能证明这五批货物价款数额，也无法证明这五批货物确已交付到该指定地点和指定收货人，即无法证明确已完成标的物交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主张不予采信。 （三）关于2018年10月24日新增供货25536元和2018年10月25日新增供货24608元之主张。为证明该事实存在，郑楷军、蒋洪向本院提交了出库单2张、托运单2张。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没有提货人签收凭证，不能证明这两批货物的价款数额，也无法证明邓华兵确已收到这两批货物，即无法证明确已完成标的物交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主张不予采信。 （四）关于2019年1月11日新增供货26880元之主张。郑楷军、蒋洪主张该批货物也是从成都发出，并按照邓华兵要求发送给广州刘继鑫处，为证明该事实存在，二人向本院提交了郑楷军、蒋洪、许衡江与邓华兵微信聊天记录、出库单1张、托运单1张。经审查，本院认为，尽管邓华兵指定了送货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新大道南131号833号库房和收货人刘继鑫，但该组证据没有提货人签收凭证，不能证明这批货物价款数额，也无法证明邓华兵确已收到这批货物，即无法证明确已完成标的物交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对郑楷军、蒋洪主张邓华兵在出具欠条后即2018年5月14日后新增的十笔供货之事实均不予采信。 四、邓华兵尾号4772或0677银行账户分别于2018年2月6日、2018年3月22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16日、2019年2月2日向郑楷军尾号4570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10000元、30000元、20000元、10000元、10000元。雷彩红尾号1816银行账户于2018年8月27日向郑楷军尾号4570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郑楷军与邓华兵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结合邓华兵在2018年5月14日向郑楷军、蒋洪出具欠条并在出具欠条前后多次向郑楷军转款等事实，足以确定邓华兵和郑楷军之间形成了服装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故合法有效。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时间支付价款。本案中，郑楷军、蒋洪所提供的欠条能够证明截止2018年5月14日邓华兵尚欠货款434687元，虽然欠条并没有载明具体付款日期，但考虑到邓华兵在欠条出具后仅付款90000元且至今下落不明，可以认定邓华兵构成违约，邓华兵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报酬”规定，蒋洪系郑楷军配偶，二人据此以共同债权人身份诉请邓华兵支付其剩余货款344687元（即434687元-90000元=344687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邓华兵上述所负债务是否属于与雷彩红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邓华兵欠付债务虽发生在其与雷彩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雷彩红尾号1816银行账户于2018年8月27日确有向郑楷军尾号4570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但不足以说明该转款行为是雷彩红所为，同时债权人郑楷军、蒋洪所提供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涉债务系因邓华兵、雷彩红家庭生活需要所负或基于二人共同意思表示或用于了二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不宜认定案涉债务属于邓华兵、雷彩红夫妻共同债务，故对郑楷军、蒋洪诉请雷彩红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对郑楷军、蒋洪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邓华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郑楷军、蒋洪支付剩余货款344687元； 二、驳回郑楷军、蒋洪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0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由邓华兵负担9013元、郑楷军、蒋洪负担103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金 人民陪审员  蔡雯玉 人民陪审员  张俊祥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