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3民初7657号原告：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西小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997040R。法定代表人：张百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财生，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金龙，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蔡金生，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玉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贤，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斌，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惠敏，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港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30075234374。负责人：傅铭深。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士莲，女，番禺区石楼镇司法所所长。委托诉讼的代理人：刘赟，女，番禺区石楼镇司法所副所长。原告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恒公司）与被告蔡金生、崔斌、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楼镇政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厦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财生、林金龙、被告蔡金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贤、被告崔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惠敏、第三人石楼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士莲、刘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厦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蔡金生、被告崔斌向原告连带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2.请求判令被告蔡金生、被告崔斌自2010年11月2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764133.67元（暂计至2018年11月25日，要求计算至清偿日止，计算公式为：1632764.25×5.2%×9年=764133.67元）；3.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蔡金生与被告崔斌为合伙人关系，两被告共同挂靠本案原告华厦恒公司承包石楼镇潮田工业聚集区黄河路（二期）道路工程，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5年9月18日，被告蔡金生就石楼镇潮田工业聚集区黄河路（二期）道路工程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案号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诉讼，要求石楼镇政府及华厦恒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诉讼中，本案第三人石楼镇政府向法庭举证证明其分别于2010年2月5日向原告华厦恒公司支付了3265528.50元，2010年8月26日支付了2177019元，2010年11月25日支付了1632764.25元，2011年1月24日支付了500000元，2011年3月7日支付了1132764.25元，2013年2月7日支付了800000元，2014年1月24日支付了832764.25元共计10340840.25元。作为该案的原告，蔡金生并未向法庭提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从华厦恒公司领取了多少款项，只是凭其一面之词口述为807万元。实际上原告并未如数收到第三人石楼镇政府支付的上述款项，根据被告崔斌在另案中亲笔书写的“证人证言”显示，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的上述款项中的第三笔即2010年11月25日所支付1632764.25元，属于两被告私自向第三人领取，并在原告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领取并使用。对于该笔款项，在（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诉讼中，被告蔡金生并未做任何举证。被告蔡金生在履行合同及诉讼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在诉讼中拒绝承认并同意在工程结算款中扣除其私自领取的工程款1632764.25元，又不履行举证责任证明其实际从原告处领取了多少工程款，导致番禺区人民法院所作（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判决对此笔工程进度款未作处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5775号判决书对此问题同样未作处理。在上述判决书判决本案原告按照合同总额向被告蔡金生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后，此笔工程款1632764.25元的所有权应当属于本案原告所有，被告蔡金生、被告崔斌应当予以返还。（2018）粤01民终5775号判决书生效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蔡金生、被告崔斌催要上述被私自领取的本属于原告的款项，被告蔡金生及被告崔斌均不予理睬，因此，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并判如所请。被告蔡金生辩称，1、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与生效判决直接冲突，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关于1632764.25元工程款的主张，早已经在被告蔡金生于2015年9月18日对原告及第三人提起的案号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二审案号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诉讼中提出并被法院处理，5775号二审生效判决已经明确认定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中，包括本案涉及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在内的事实，因此并非如原告在起诉状中所陈述的该笔工程款未做处理，且生效判决判定原告应向被告蔡金生履行包括本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的支付义务。如果原告对该笔工程款的支付事实有异议的话，应对5775号二审案申请再审，而不能针对同一事实再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歪曲事实，藐视生效判决，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在本案中的起诉。2、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被告蔡金生存在私自收取第三人支付的涉案1632764.25元的行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付款义务方应举证证明其付款事实，即原告作为付款义务方应举证证明其向被告蔡金生支付了多少工程款的事实，而并非作为收款人的被告蔡金生自证其收取了原告多少工程款的事实，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蔡金生应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从原告处领取了多少款项，以及有没有领取涉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属于逻辑错误，其颠倒了举证责任的主体，该举证责任在于原告，而非被告蔡金生，而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蔡金生私自向第三人领取并使用了涉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其提供的证据1、2早已经在5775号案二审中出示过，生效判决并未采纳该证据，本案也不应采纳。此外，关于原告认为被告蔡金生私自向第三人领取并使用了涉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理：1、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原告与第三人直接结算工程款，而被告蔡金生与原告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约定原告收取第三人工程款后，再将款项支付给被告蔡金生，因此涉案工程的全部工程款一直是原告与第三人进行对接，第三人不可能向被告蔡金生个人支付工程款；2、第三人在5775号案中确认涉案1632764.25元金额的工程款只支付过一笔，且是以支票形式支付，支票上面载明的收款人为原告，因此款项只能入账原告的账户内，任何个人拿了支票也无法使用，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被告蔡金生自行使用该笔款项的可能；3、根据原告在5775号案中提供的证据，支付记录发票中所记载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开具发票时间为2010年11月15日，实际付款日为2010年11月25日等内容，可知原告清楚该笔工程款的存在并确认实际收到该笔款项，这与原告在本案中所陈述的毫不知情，显然前后矛盾；4、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票据法相关规定，关于该笔工程款支票的付款问题，原告应向付款方或出票人追偿，而并非向被告蔡金生要求承担责任。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蔡金生未经过原告私自从第三人领取1632764.25元工程款与事实不符，与生效判决冲突，应依法驳回原告本案诉讼请求。根据民法总则第92条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的前提是，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且获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但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蔡金生取得不当得利的利益，而被告蔡金生根据生效判决应获得原告支付1632764.25元工程款在内的合同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因此被告蔡金生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另补充：1、原告无法证明被告蔡金生存在私自收取第三人多支付的涉案工程款的行为，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原告与被告崔斌均无法证明被告崔斌与被告蔡金生之间属于合伙或者雇佣关系，被告崔斌领取或使用涉案支票的行为与被告蔡金生无关，被告蔡金生在本案中没有获得不当财产利益，原告要求被告蔡金生与被告崔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崔斌辩称，一、答辩人没有取得不当利益，其也并非《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的合同当事人，原告认为答辩人存有不当得利没有依据。原告与石楼镇政府就涉案工程签订了《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潮田工业集聚区黄河路工程（二期）施工合同》，随后原告（合同为发包方）又与蔡金生（合同为承包方）签订了《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约定原告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蔡金生，蔡金生负责涉案工程的施工，同时约定由原告委托蔡金生负责涉案工程的财务工作。另外，到石楼镇政府领取工程款支票需凭原告开具的对应工程款发票才能领取，发票由作为《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的合同当事人及工程财务负责人的蔡金生到原告处领到后，蔡金生再把发票交由崔斌并安排崔斌到石楼镇政府领取工程款支票，涉案工程的所有工程款支票均以此方式由崔斌代领，崔斌领取支票后交给工程财务负责人蔡金生支配。根据蔡金生与崔斌内部的费用支出明细清单，也可以证明蔡金生作为财务负责人已取到该笔工程款项并已实际支出于涉案工程项目中。综上，答辩人既没有收取涉案工程款项，也不是《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的合同相对人，原告要求答辩人对返还本案不当得利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在涉案工程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虽然在涉案工程中蔡金生聘请答辩人作为该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并口头承诺给予答辩人16%的技术干股作为工资报酬，但蔡金生以涉案工程项目亏损为由明确告知答辩人无可分配的利润，因此至今未支付给答辩人任何关于本案工程的收益及工资报酬，答辩人仅是涉案工程的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及技术人员，不负责也无权干涉工程内部的财务管理。答辩人的工作也是直接听从蔡金生的管理和指挥，故每次领取支票后答辩人都会把支票转交给蔡金生处理，由答辩人领取支票之后交蔡金生处理已经形成惯例，结合答辩人多次在石楼镇政府处签名领取工程款支票的事实以及内部费用支出核算清单，足以认定本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已由蔡金生领取及支配。综上，答辩人与蔡金生是雇佣关系，答辩人并未从原告以及蔡金生处取得任何不当利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不当利益取得者不是答辩人，故答辩人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诉请答辩人对返还不当得利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没有取得1632764.25元的不当利益，恳请贵院驳回原告要求答辩人连带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以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答辩人也无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第三人石楼镇政府辩称，1、我方已经支付了原告诉求的款项，我方已经履行了承包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该工程是第三人发包给原告的，我方工程款也是支付给原告，我方都是凭原告开具的发票支付的，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情况，以及我方提交的证据都可以证明我方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对原告主张的本案款项，到底是谁使用的，我方不清楚。我方发包工程给原告，我方的合同相对人是原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及我方支付的款项的实际分配等内容，我方不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8日，蔡金生就石楼镇潮田工业聚集区黄河路（二期）道路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向本院提起案号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诉讼，要求石楼镇政府及华厦恒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本院于2017年9月16日作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判决后，蔡金生、华厦恒公司分别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项：一、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签订《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实际上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自行施工，该转包行为无效。二、石楼镇政府已支付的工程款为10340840.25元。石楼镇政府举证证明2010年2月5日支付了3265528.5元，2010年8月26日支付了2177019.00元，2010年11月25日支付了1632764.25元，2010年1月24日支付了500000元，2011年3月7日支付了1132764.25元，2013年支付了800000元，2014年1月24日支付了832764.25元。三、判决华厦恒公司向蔡金生支付工程进度款1944287.4元及利息；石楼镇政府在欠付的工程款544244.75元内对蔡金生承担连带责任。华厦恒公司提供的存款对账单显示，2010年2月5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3265528.5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财政结算中心，摘要为黄河路二期工程款；2010年8月31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2177019元，对方户名为石楼镇财政结算中心；2011年1月25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500000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财政结算中心，摘要为工程款；2011年3月8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1132764.25元，对方户名为同城票据交换差额户；2013年2月8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800000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摘要为工程款；2014年1月24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832764.25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摘要为工程款。华厦恒共计收到石楼镇政府支付的工程款8708076元。本案争议款项1632764.25元，石楼镇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出具该金额支票，收款人为华厦恒公司，该支票由崔斌签收。该支票背书给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背书私章为林文华。华厦恒提供出票日期2010年11月25日、2010年12月7日的支票显示，华厦恒公司的私章为张百合。崔斌提供款项明细表，第一点载明工程款总额：162万元，后有红色笔补充“（1632764.25元）”。第二点载明已开支款项：155.26万元，并分6项列明各项开支，其中第2、3项后载明“未有单”，第6项后载明“斌手用8千未入数”。第三点载明余款：（一）-（二）=162-155.26=6.74万元，后有红色笔补充“1632764.25-1552600=80164.25-3万元余50164.25元崔斌手”，后有黑色笔补充“余款在崔斌手3.8万元（叁万捌仟元）”。庭审中，关于该款项明细表如何形成，崔斌陈述，该表是其与蔡金生列出来的该支票款项的流向明细；蔡金生陈述，不清楚该表是如何形成的，没有其签名；之后蔡金生又陈述，可以确认该表上的“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有可能是其书写，但记不清楚为何书写“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蔡金生是否就涉案工程收到并使用争议款项1632764.25元。第一、根据石楼镇政府支付每笔工程款的情况，结合华厦恒公司对应每笔工程款的入账情况，款项均能够逐一对应，唯独争议款项1632764.25元未见入账情况，该特殊情况与其他工程款交付的交易习惯不符。第二、争议款项1632764.25元的支票存在背书情形，但该支票背书私章显示的林文华与华厦恒公司同时期其他支票显示的私章张百合不相符，争议款项1632764.25元支票的背书存疑。第三、关于款项明细表，该表列明工程款的各项开支情况，崔斌陈述，该表是其与蔡金生列出来的该支票款项的流向明细；蔡金生先陈述不清楚该表是如何形成；之后蔡金生又陈述，可以确认该表上的“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有可能是其书写，但记不清楚为何书写该内容。蔡金生对于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真实性存疑。综上分析，华厦恒主张就涉案工程未收到争议款项1632764.25元，而是由蔡金生收取并已用于涉案工程，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华厦恒主张的上述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依法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由于蔡金生就涉案工程收到并使用争议款项1632764.25元，而该争议款项理应支付给华厦恒公司，蔡金生取得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华厦恒公司有权请求蔡金生返还不当利益，华厦恒公司主张蔡金生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由于蔡金生与华厦恒公司、石楼镇政府就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存在纠纷且争议较大，蔡金生另案提起（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诉讼，后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华厦恒公司又提起本案诉讼。结合本案相关事实，本院酌情确定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13日计至清偿之日。原告主张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由于该标准在2019年8月20日取消，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改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华厦恒公司主张利息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崔斌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项包括：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签订《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实际上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自行施工，该转包行为无效。判决华厦恒公司向蔡金生支付工程进度款1944287.4元及利息；石楼镇政府在欠付的工程款544244.75元内对蔡金生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就涉案工程而言，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之间存在转包行为，华厦恒公司及石楼镇政府对蔡金生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华厦恒公司主张蔡金生与崔斌存在合伙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华厦恒公司主张崔斌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蔡金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及利息（利息以1632764.25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063元，被告蔡金生负担229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成臻人民陪审员  杨彩萍人民陪审员  黄家杰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钟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