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刑终2596号原公诉机关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坚，男，汉族。辩护人鲁某平，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文，男，汉族。辩护人颜某飞，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倪某平，男，汉族。辩护人杨某金，北京市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雄，男，汉族。辩护人周某岩，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某，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华，男，汉族。辩护人樊某娜，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斌，男，汉族。辩护人李某忠，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某，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林，男，汉族。辩护人汪某涵，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童某，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韩某军，男，蒙古族。辩护人蒋某，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某坚、倪某平、黄某雄犯敲诈勒索罪、原审被告人黄某文犯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原审被告人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犯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粤0309刑初9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黄某坚自2013年10月左右担任某村股份公司董事长以后，伙同其哥哥被告人黄某文，纠集在某村生活的被告人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林、黄某斌、韩某军等人以周边企业合法使用的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为由，多次煽动村民阻挠相关企业的施工建设，并借此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形成以黄某坚、黄某文为首，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林、黄某斌、韩某军积极参与的恶势力团伙，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扰乱某村周边企业生产经营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敲诈勒索某公司及破坏某公司生产经营的事实某公司于2007年6月30日取得A932-0721号地块的使用权，使用期限为50年。2014年8月，某公司经行政管理部门许可，准备在该地块修建厂房。时任某股份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黄某坚及其哥哥黄某文则公开向村民宣称，该地块存在争议，应阻止某公司的施工。此后某公司在施工时，由黄某文带头，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等人带领村民积极参与阻挠施工。在此期间，黄某坚、黄某文等人在某公司该地块上还修建岗亭，安排人员值守以阻止某公司的施工，其中被告人倪某平介绍了张千恒为保安员在该岗亭值守。因上述阻挠行为，致使某公司至2015年8月时，仍不能进行施工。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某公司经人介绍与被告人倪某平取得联系，并委托倪某平协调与某村的关系以尽快完成进场施工事宜。倪某平经与黄某坚、黄某文商议后，向某公司提出需支付300万元用以安抚村民。经反复协商后，某公司同意了该条件，但提出在进场施工前后分两次支付。此后黄某坚、黄某文在某村又公开表示某公司用地手续齐全，要求村民不要再阻挠某公司的施工。2015年12月8日，某公司项目的负责人员庄某在深圳市罗湖区向倪某平交付了200万元现金，倪某平当晚将该200万元交给了黄某文。2015年12月10日，某公司顺利进场施工。此后倪某平又另行向某公司提出给其个人“茶水费”的要求，某公司亦表示同意另向倪某平支付20万元。2015年12月24日，某公司的庄某在深圳市罗湖区又向倪某平支付了现金120万元。倪某平当晚将其中的100万元带至黄某坚住处，在黄某坚在场情况下，将100万元现金交给了黄某文，而黄某文又从中取出45万元给倪某平作“辛苦费”。此后倪某平将收取的65万元中的20万元交给了妻子曾美珍，又用其中的31万余元购买了一台丰田皇冠小汽车(车牌号为粤SXX**)。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合同、土地证、阻挠施工的照片、报告、委托协议、补充协议、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书证；（二）王晓萍、朱雪峰、苏光亮、黄展雄、邱有琼等证人的证言；（三）某公司负责人庄某的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倪某平、韩某军、黄某林、黄某华、黄某斌的供述与辩解；（五）现场勘查笔录、照片。二、敲诈勒索某公司及破坏某公司生产经营的事实2014年9月，某公司经政府部门审批后，准备在其享有使用权的A932－0836号地块内建设“荔港轩”公寓楼。在项目施工进行到打桩建设时，施工受到某村村民的阻挠。被告人黄某文带领村民阻拦施工机械、对施工人员进行叫骂，致使无法进行施工。某公司副总经理晏明忠遂就施工事宜与某村的负责人黄某坚协商，黄某坚、黄某文提出按每人30平方米的标准，合计补偿2100平方米住房，并支付2000万元的保证金，否则某公司的楼盖不成。某公司未能接受该条件，但公寓项目因受阻挠无法施工而最终未能继续建设。2014年12月，某公司经政府部门审批后，在其地块内搭建钢结构临时工棚。该施工再次被黄某坚、黄某文、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黄某斌等人带领村民阻止，最终亦未能继续建设。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5月15日接受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委托对某公司被破坏生产经营相关损失进行确认并统计，鉴定材料为某公司的营业执照、章程、产权证明、收据、发票、银行回单、银行对账单、合同等资料，并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粤财司（2018）会鉴字第011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认定某公司可确认的损失为4994554.44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土地权属登记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某成本明细表、深圳市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等书证；（二）颜明新、李红海、覃宇芳、魏安云、黄新文等证人的证言；（三）被害人某集团副总经理晏明忠的陈述；（四）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的供述和辩解；（五）鉴定意见。三、敲诈勒索某钢管公司及破坏某钢管公司的事实某钢管公司拥有使用权的A932－0091号地块，于2012年被纳入深圳市保障性安居房工程项目，某钢管公司需在2020年前将该地块开发完成交付给市政府。某钢管公司在2017年7月开始对该地块进行地质勘测，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多次宣称该地块属某村所有，鼓动村民阻挠某钢管公司的施工。其中黄某文、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积极参与，带领村民多次冲入施工工地，对施工人叫骂、阻拦施工机械。其间某钢管公司就阻挠施工事宜与时任某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黄某坚进行协商，黄某坚以村民不同意为借口，提出需向村里分两成干股才能让公司继续施工。后在继续协商过程中，黄某文与黄某雄也到某钢管公司办公场所，仍坚持某钢管公司分两成干股才能施工的要求。某钢管公司对黄某坚、黄某文、黄某雄的要求予以拒绝，此后黄某文、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等人在此后的2017年12月的施工中多次带领村民阻挠，该工程未能完成建设。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5月15日接受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委托对某钢管公司被破坏生产经营相关损失进行确认并统计，鉴定材料为某钢管公司的营业执照、章程、产权证明、发票、银行回单、银行对账单、合同等资料，并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粤财司（2018）会鉴字第010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认定某钢管公司可确认的损失为1747986.69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保安服务合同》、银行电子回单、经济损失的情况说明、《深圳某实力钢管有限公司关于协调解决观澜街道A932－0091宗地保障性住房项目阻扰施工问题的请示》等书证；（二）洪志填、周智慧、吴一杰、李**飞、陈志庆、黄元新、黄晓宣等证人的证言；（三）被害人某钢管公司董事长洪岳丰、副总经理王年生的陈述；（四）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黄某林、黄某华、黄某雄、黄某斌、韩某军的供述与辩解；（五）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六）鉴定意见；（七）施工现场被阻挠的光盘等视听资料。四、诈骗于某华的事实2017年6月期间，于某华以深圳市广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包了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外环高速桂月路段工程的土石方清运工作，后又将该承包项目转给刘永。在施工期间，于某华发现工地旁有一处鱼塘地块，遂向倪某平打听该地块的所有人。倪某平告知于某华该鱼塘属黄某文，于某华在2017年10月联系到了黄某文。该鱼塘所属地块原由黄某文承包，但在2007年时已被征收为国有储备用地。在于某华联系到黄某文后，黄某文仍称该鱼塘是其个人承包，可用于倾倒泥土，并向于某华出示了已作废的原承包合同。于某华信以为真，并与黄某文商量好在鱼塘地块倒土方的价格后，在倪某平家向黄某文支付了10万元现金。此后施工人员向鱼塘地块倾倒泥土。2017年10月18日，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发现在该处非法倾倒泥土的行为，并进行了制止。于某华得知后立即联系了黄某文，黄某文随后赶到施工方办公现场，仍声称自己是鱼塘地块的承包人员，该地块不是国有土地。2017年10月23日，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办发现了上述非法倾倒泥土的情况，对相关车辆进行了扣押，并要求施工方对该地块进行恢复。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黄某文承包合同的照片复印件、库坑社区工作站出具的情况说明、《深圳市宝安区城市化转地土地适当补偿协议书》、《深圳市宝安区城市化转地青苗及附着物适当补偿协议书》、说明、AGL03-011补偿款收款收据、记账凭证、银行账户交易资料、深圳市土地储备中心查处函、中铁十八局出具的《关于万景华倒土的情况说明》等书证；（二）倪某平、曾美珍、朱建娣、陈秋平、尹克思、刘永、赵龙军、杜伟鼎等证人的证言；（三）被害人于某华的陈述；（四）被告人黄某文的供述与辩解；（五）勘验检查笔录。五、案件的其他事实2018年1月6日0时许，公安民警将被告人黄某文抓获，并冻结其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存款69600.41元和中国建设银行存款26477.96元（合计96078.37元）。2018年1月18日9时许，公安民警将被告人黄某坚、倪某平抓获，并扣押倪某平黑色丰田皇冠轿车一台（车牌号为粤ST5G**），冻结倪某平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存款47414.71元和倪某平妻子曾美珍平安银行存款92.61元。2018年2月9日公安机关又扣押黄某坚、倪某平白色苹果手机各一台。2018年3月20日，黄某华、黄某雄、黄某林均为办案民警将其传唤到案。2018年3月21日，黄某斌为办案民警将其传唤到案。2018年6月15日，公安民警在丹东站候车室抓获在逃人员韩某军。原判认定本案的综合证据如下：（一）被告人身份信息、违法犯罪查询、到案经过、《关于深圳市仪表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用地情况的说明》及法律意见书、《关于仪表工业城用地协议书、收取征地费证明》、征地补偿协议书及承诺书、《深圳市仪表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十万平米征地补偿金补偿协议书》、《深圳市仪表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屋租赁协议、库坑村委付款记录、仪表世界向某股份公司付款的收据及电子回单、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深圳市仪表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仪表世界向某股份公司出具律师函、《合作开发住宅用地协议书》及《建设协议书》、《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及《房地产证》、《关于库坑某居民小组旧村房屋拆迁问题的协议书》、《补充条款》；《处理历史用地遗留问题协议书2》及《公证书》、库坑社区某居民小组民主议事记录表及公证书、处理历史用地遗留问题协议书5份、合作开发土地协议书及见证书、公证书、《拆迁补偿协议书》、《关于明确A932-0091宗地已批准为保障性住房的函》及《关于印发关于落实我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工作会议纪要》及《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深圳市及深圳市龙华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A932-0091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户型面积及建设标准的复函、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备案证、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关于请求保护龙华新区观澜库坑某村集体合法权益不收非法侵害以防止矛盾激化的函》、《关于申请暂停某村争议土地进行相关项目建设的请示》、《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观澜库坑某村与某集团征地补偿问题的复函》及库坑社区某居民小组民主会议纪要、《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暂停某村争议土地进行相关项目建设的请示的复函》、《协议书》及《结算书》、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库坑某社区土地纠纷问题的报告、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协助查询的复函及相关协议书、深圳某实力钢管有限公司提供的支付某居民小组征地补偿款明细表等书证；（二）证人黄晓宣、黄福来、潘俊强、黄碧君的证言。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本案阻挠施工的行为是由于村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村民是自发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见。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关于土地使用权益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某公司、某公司、某钢管公司在相关土地上享有合法的使用权。某村部分村民虽基于自身主观认识，就土地权益向相关部门提出过诉求，但其单方诉求的表达，并不能作为否认他人合法权利的依据。在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诉求已得到支持情况下，即以“维权”的名义，在他人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阻挠施工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的违法行为。关于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否认曾向某公司索要钱财及收到过某公司给付的300万元的意见。首先，证人黄晓宣、黄志强、黄远山均为某股份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证言，上述证人证言均证明黄某坚作为董事长在相关会议上公开表示，某公司施工的地块有争议，要阻止某公司的施工。该证言内容与被告人韩某军、黄某林、黄某斌等参与阻挠施工的人员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黄某坚多次以某公司施工地块有争议为由，向村民提出过不能让某公司施工的事实。其次，某公司方工作人员证言、被告人倪某平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有出入，但足以证实某公司因施工受阻通过倪某平交付320万元的基本事实；第三、被告人黄某坚作为某村股份公司董事长，为某村主要负责人，在倪某平与某公司就费用协商一致后，黄某坚、黄某文在对待某公司施工一事上态度明显转变，向村民公开表示某公司用地手续齐全，可以施工，要求村民不应再阻挠。而态度转变前后，某公司用地手续等方面并无变化，而黄某坚、黄某文不能合理说明该转变的合理原因；第四、被告人倪某平并非某村的村民，在某村股份公司未担任过职务，仅凭其个人并不能直接影响某村的决策，其供述受某公司委托后，找到黄某坚、黄某文协商亦符合通常情况。证人曾美珍为倪某平的妻子，其证言也印证了倪某平与黄某文经常协商某公司施工事宜，从而也印证了被告人倪某平供述的真实性。综上所述、虽然本案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否认收到相关款项，但被告人倪某平的供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及施工受阻等事实已能够相互印证，已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怀疑，应予采信。上述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伙同倪某平以村民阻挠施工相要挟，敲诈勒索某公司300万元事实。至于倪某平向某公司单独索取的20万元，因超出了与黄某坚、黄某文共同协商的范围，该部分数额应单独计入倪某平敲诈勒索的金额内。关于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否认敲诈勒索某公司、某钢管公司，被告人黄某雄否认敲诈勒索某钢管公司的意见。如前所述，黄某坚、黄某文多次公开向村民宣称相关土地有争议，应属某村所有，煽动村民阻挠某公司、某钢管公司的施工。在施工受阻的情况下，黄某坚又以村民的名义向某公司、某钢管公司提出补偿2100平方米住房和两成干股的要求，并表示若不答应，则村民仍将阻挠施工，该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至于被告人黄某坚及其辩护人认为黄某坚仅是履行作为董事长的职责表达村民的诉求的观点，首先黄某坚向某公司提出的要求并未经过村民民主决意或董事会决定。其次黄某坚是以继续阻挠施工为要挟提出该要求，该要求的具体来源已不影响对其敲诈勒索行为性质的认定。黄某坚向某公司提出要求时，黄某文在场并知道，在某公司拒绝该要求前后，黄某文均积极参与对某公司施工的阻挠，而黄某坚提出的要求就是以阻挠施工为要挟，黄某文的行为实际属于敲诈勒索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的共同犯罪。在对某钢管公司的敲诈勒索行为中，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的行为与作用与敲诈勒索某公司大体一致。黄某雄虽提出其并未向某钢管公司提出索要干股的要求，但根据被告人黄某文供述，也显示由黄某雄代表村民去跟某钢管公司的洪岳丰谈要求，同时提到黄某雄声音较大，办公室门也是开着的，门外很多人。该供述也印证了某钢管公司董事长洪岳丰的陈述和证人洪志填证言的内容。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黄某雄与黄某文一起，以村民代表的名义再次提出分两成股份的要求。为达该要求，黄某雄亦积极参加对某钢管公司施工的阻挠。因此，被告人黄某雄亦构成对某钢管公司敲诈勒索的共同犯罪。关于各被告人提出未参与阻挠施工的意见，根据现场多名证人证言及辨认、各被告人的供述，能够证实被告人黄某文、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积极参加对某公司施工的阻挠，被告人黄某文、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黄某斌积极参加对某公司施工的阻挠，被告人黄某文、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对某钢管公司施工的阻挠。对于黄某雄表示其因强制戒毒，在此期间没有参与过阻挠施工的意见。经核实，黄某雄于2013年10月4日因吸毒，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强制戒毒二年，其于2015年4月19日强制戒毒期限届满。在被强制戒毒期间，并不具备参与阻挠某公司施工的客观条件。因此公诉机关指控黄某雄参与某公司2014年12月钢结构工棚施工的事实，不能成立。上述被告人阻挠施工行为虽然没有直接造成生产设备的损坏，但该行为使生产经营单位的项目施工不能如期进行，足以造成对被害单位生产经营的破坏，属于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关于上述被告人以阻挠施工方式破坏生产经营所造成的损失，公诉机关提供了某公司制作的《损失的费用统计表》和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某公司自行制作的损失费用统计，因缺乏其他证据对其计算的损失内容、标准等予以佐证，将该统计表所显示的损失295万元作为被破坏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对于两份鉴定意见书，其中对于鉴定意见确认的某公司的直接损失，其中因“荔港轩”项目设计费、勘察、施工图纸审查、旋挖桩工程款、土方等费用，属于工程项目受阻挠而不能建设的直接损失，应予认定。本案中某公司受阻挠的建设工程发生于2014年9月和12月，因此鉴定意见结论中所包含的发生时间为2013年的挖机、拖机费用9698.5元、2017年产生的设计费178400元、管线测量费3000元和土方、挖机费用14500元与某公司受阻挠工程无关，对该部分数额不予认定。发生于2014年3月和4月的工程资质使用费200000元、2014年3月的散装水泥专项基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404455元，以及某公司支付的电费123100.44元和发生时间不明，以白条形式显示的平整场地费用10720元，也无相关证据证实与某公司受阻挠工程存在直接关联性，该部分数额也不应计算在内。扣除上述费用后，某公司因被破坏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应认定为4061400.5元（4994554.44元-9698.5元-178400元-3000元-14500元-200000元-404455元-123100.44元）。关于鉴定意见确认的某钢管公司的直接损失，根据该鉴定意见所附的《实际损失明细表》，其中的办公室租金、水电费、个税、社保费用、工资，属于经营中正常费用支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与受阻挠的工程项目存在直接关联，将该部分支出认定为被破坏生产经营造成的直接损失，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该《实际损失明细表》中的观澜项目安保费用375000元，则属于因该工程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因此某钢管因被破坏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应认定为375000元。至于辩护人提出某公司、某钢管公司的工程停止是因行政机关禁止施工的意见，并无相应的证据能够证实，且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述工程具有相应的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因此辩护人该项意见不能成立。关于被告人黄某文否认诈骗于某华的意见，首先被告人倪某平的供述、证人曾美珍的证言证明黄某文认识于某华，证人徐永林、张旺盛、刘海兵的证言证明黄某文与于某华二人一起到达工地，并返回，并在一起聊天，印证了黄某文与于某华认识，且和于某华一起处理大鱼塘地块倒土的事情，被告人黄某文述称不认识于某华，明显不能成立。其次于某华能够提供黄某文原承包大鱼塘地块的承包合同照片，该事实与证人陈秋平、尹克思、肖吾毛、刘永的证言相印证，也与于某华的证言相符，且倒土的地块也发生在黄某文原承包土地范围，上述事实与倪某平的供述又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于某华经倪某平介绍，认识黄某文而协商在大鱼塘地块倾倒泥土的事实。上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了于某华经倪某平介绍认识后，与黄某文协商在大鱼塘地块倾倒泥土，并向黄某文支付款项的事实。结合于某华从银行取款的事实及倪某平、曾美珍、于某华的证言，能够认定黄某文从于某华处收取10万元的事实。原判认为，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通过煽动村民阻挠企业施工，对某公司、某公司和某钢管公司实施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倪某平伙同黄某坚、黄某文，在敲诈勒索某公司犯罪中负责与某公司直接联系，并收取某公司款项，属于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为主犯。被告人倪某平主要负责从中联系某公司及接收款项，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和次要作用，为从犯，可从轻处罚。同时被告人倪某平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坦白，亦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某雄在敲诈勒索某钢管公司过程中，配合黄某文向某钢管公司进行勒索，并积极参与阻挠某钢管公司的施工，与黄某坚、黄某文属于敲诈勒索某钢管公司的共同犯罪，但其在该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为从犯，应从轻处罚。其中敲诈勒索某公司、某钢管公司为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另现有证据虽未认定敲诈勒索某公司、某钢管公司的具体金额，但上述被告人采用破坏生产经营手段实施敲诈勒索，给被害单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中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基于对被害单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在量刑时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积极参与破坏某公司、某公司和某钢管公司的施工，被告人黄某斌积极参与破坏某公司、某钢管公司的施工，分别给某公司、某钢管公司造成4061400.5元和375000元的损失，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中被告人黄某文、黄某雄亦参加了对相关被害单位的破坏生产经营行为，但同时黄某文、黄某雄参与了对被害单位的敲诈勒索行为，其阻挠施工行为作为实施敲诈勒索的手段，二者存在牵连关系，则按处罚较重的敲诈勒索罪进行定罪处罚。被告人黄某文在与于某华协商倾倒泥土事宜时，隐瞒其原承包的土地已转为国有，其已不是权利人的情况下，虚构其仍对相应地块享有使用权，骗取于某华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另外被告人黄某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于2010年12月26日假释期满。黄某文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本案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从重处罚。综上，以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为纠集者，被告人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林、黄某斌、韩某军等人为骨干成员的恶势力团伙，长期以某村周边企业用地的权属存在争议为借口，多次通过煽动村民，并积极参加阻挠周边企业施工为手段，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上述被告人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中被告人黄某文还单独实施了诈骗犯罪，应以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某坚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二）被告人黄某文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零五万元；（三）、被告人倪某平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四）、被告人黄某雄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五）被告人黄某华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被告人黄某斌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被告人黄某林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被告人韩某军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冻结的黄某文银行存款96078.37元、倪某平银行存款47414.71元和曾美珍银行存款92.61元，合计143585.69元，依法退还给被害单位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责令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倪某平共同向被害单位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退赔损失人民币2856414.31元；责令被告人倪某平另向被害单位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退赔损失人民币20万元；责令被告人黄某文向被害人于某华退赔损失人民币10万元；（十）扣押的被告人黄某坚的手机一部、被告人倪某平的手机一部，依法返还给被告人黄某坚和倪某平；扣押的被告人倪某平的车牌号为粤ST5G**的小汽车一辆，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某坚、黄某文、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不服，提出上诉。上诉人黄某坚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原审法院认定其属于恶势力团伙存在错误，其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恶势力团伙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黄某坚等人的行为确属事出有因，库坑某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存在多年争议悬而未决，某村与涉案公司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利益争议，黄某坚等人并不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团伙，对黄某坚等人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二）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对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上诉人黄某坚没有组织、策划、指挥其他被告人及村民实施阻挠涉案单位施工的行为，亦未通过煽动村民破坏周边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来进行敲诈勒索，获取不当利益，只是参与协调某村村民与涉案单位之间的土地争议，履行董事长职权。具体而言，包括如下：1.关于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案的事实认定错误和事实不清。第一，上诉人并未组织或者煽动村民阻挠某公司施工，村民的行为是自发的。第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敲诈勒索某公司的主要依据其在倪某平收款后，上诉人等人对于某公司前后态度的转变，态度转变没有合理原因。但实际上上诉人黄某坚等人态度转变是存在合理原因的，在村民意识到某公司有合法手续后，因此不再阻挠某公司施工。第三，本案中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上诉人向某公司主动索要或者通过倪某平索要财物，或者证明上诉人收取了财物。第四，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怀疑，认定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伙同倪某平敲诈某公司300万，显然是基于推定，该推定也存在问题。综上，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伙同黄某文、倪某平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上诉人无罪。2.关于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案、深圳某实力钢管公司（以下简称“某钢管公司”）案的事实认定错误和事实不清。现有证据证实某公司、某钢管公司的停工系自身违法而被政府部门依法叫停制止，并非某村村民阻挠。上诉人黄某坚从未组织或者煽动村民阻挠某公司、某钢管公司施工，村民是基于与仪表世界的争议才自发阻止施工。某公司、某钢管公司基于与村民之间的争议，主动找到上诉人黄某坚寻求帮助，期间上诉人黄某坚并未主动提及任何要求，相关诉求也是村民协商时提出。而在这个过程中，上诉人黄某坚没有任何威胁或者要挟的方式逼迫上述公司给与钱财，也没有煽动村民阻挠施工，只是作为公司董事长，在协调上述公司与村民争议时，村民向公司提议的补偿方案。综上，请求撤销（2019)粵0309刑初96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九项,依法改判其无罪。上诉人黄某文及其辩护人提出：（一）现有证据充分证实某村村民对涉案土地的争议并非从上诉人弟弟任董事长开始，而是历史遗留问题，村民制止违法施工的行为系自发维护其个人利益的举动，并非无理取闹，也并非受上诉人黄某文指使或授意，黄某文更非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纠集者。同时，现有政府部门的批文及某公司员工证实“荔港轩”项目的计划建设方案超出政府部门批准的许可文件范围，该超出部分的方案违法，不受法律保护，“荔港轩”项目在案发时未建成的原因确系政府部门制止某公司的该违建行为，并非村民制止施工的行为。此外，现有证据亦证实某钢管公司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国土部门、街道在2017年12月经调查了解后责令某钢管公司停止了违法施工，因此，某钢管公司理应自行承担其违法施工的一切法律后果及损失。显然，原审判决在计算所谓损失时并未依法排除违法建设及违法施工部分的非法证据，导致判决错误。（二）现有证据证明，某公司给钱给被告人倪某平并非上诉人黄某文索要及提出，而是该公司为了解决菜农搬迁及处理村民遗留问题而自愿托人办理所主动开的价码，即使其所开价码被被告人倪某平提高至人民币300万元后予以同意也是其自主意思表示。更何况，某公司从所谓事发至案发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此外，从倪某平老婆曾美珍及其哥哥倪金平的证词可见，倪某平自己从中收取了120万，结合倪某平的供述，其供述内容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些足以证实倪某平撒谎。因此，原审判决未依法查清事实，导致判决错误。（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上诉人黄某文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恶势力的认定标准。由于涉案的土地确有争议，某村村民维权事出有因，即使行为过激也不宜通过刑事手段定罪。更何况，某公司及某钢管公司的施工超出政府部门的审批范围及未取得政府部门的审批，系违法建设，不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置法律与不顾，公然保护违法行为，导致判决错误。（四）原审判决认定黄某文诈骗于某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黄某文构成诈骗罪。综上，由于上诉人黄某文确实没有实施本案指控的犯罪行为，本案也没有证据证实黄某文实施了犯罪行为，原审判决第二项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黄某文无罪。上诉人倪某平及其辩护人提出：（一）上诉人倪某平不构成黄某坚、黄某文敲诈勒索罪的共犯。倪某平主观上与黄某坚、黄某文之间不存在敲诈勒索的共同故意，客观上不存在敲诈勒索的共同行为，倪某平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二）原审判决认定倪某平是黄某坚和黄某文恶势力团伙骨干成员，没有事实依据。倪某平受邀请参与本案协调事宜不是黄某坚、黄某文纠集加入的，是受当地派出所干警吴志超的邀请，倪某平受邀请进行协调的目的不是阻挠周边企业施工，而是平息纷争，且倪某平加入后没有参与和煽动村民阻挠施工的行为。原审判决无视上述案件事实，认定倪某平为黄某坚、黄某文纠集的恶势力团伙成员，与事实不符。综上，上诉人倪某平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客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行为，倪某平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希望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倪某平无罪。另，上诉人倪某平申请本院对被害人庄某及证人吴志超进行询问。上诉人黄某雄上诉提出：（一）上诉人黄某雄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客观上，其从未对任何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任何人交出财物，亦无证据证实这一点；主观上，其曾有两段时间在外强制戒毒，对于村里事务并不清楚，在戒毒归村后，并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儿。（二）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黄某雄具有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的行为，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黄某雄案发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如实供述。综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对上诉人黄某雄从轻、减轻处罚，适用缓刑。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上诉人黄某雄不是本案主要成员，也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其出面仅仅是为村集体争取利益，并未向某钢管公司索要干股，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证据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地步。（二）因涉案土地用地手续可能并未办妥变更导致施工行为涉嫌违法，如这一前提成立，则某钢管无权施工，黄某雄等人拦阻施工的行为在客观上系正当行为，一审法院认定黄某雄采用破坏生产经营手段实施敲诈勒索不能成立。综上，根据“疑罪从无”原则，黄某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黄某华及其辩护人提出：（一）上诉人未实施任何毁坏机器设备或者造成他人受伤的行为，从未参与破坏某公司生产经营及破坏某公司生产经营，并无积极参与或配合任何人实施破坏某钢管公司生产经营，其在涉案现场，只是为了保护集体土地不备侵占。一审法院认定黄某华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证据不足，黄某华的行为不符合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的犯罪构成，其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二）本案涉案损失认定有误，涉案的A932-0091块地长期都是空地，没有任何建筑设施，也无生产设备，空地更无需安保费用，不能将安保费用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造成的直接损失；（三）本案不存在恶势力团伙，黄某华更非骨干成员。（四）即使上诉人黄某华构成犯罪，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且有自首情节，结合其自身家庭困难的现状，一审判决过重。综上，上诉人黄某华主观方面不存在破坏生产经营的故意，作为村民的集体维权行为应当区别于破坏生产经营行为，更不应该被定性为恶势力集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五项，依法改判黄某华无罪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上诉人黄某斌及其辩护人提出：（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黄某斌与本案其他被告为骨干成员的恶势力团伙，多次通过煽动村民并积极参加阻扰周边企业施工为手段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相符；（二）上诉人黄某斌主观上与其他村民一样，没有破坏生产经营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参与破坏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施工，也没有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黄某斌只到过现场二次，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三）上诉人黄某斌与本案其他被告人不属于共同犯罪，不能直接将各被告人共同造成的损失认定为黄某斌单独造成的损失；（四）上诉人黄某斌实际上亦未造成任何公共财物损失，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损失的期间存在错误，司法鉴定意见书计算损失的期间是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而黄某斌2018年3月已被刑事拘留，同时，其所依据的原始财务资料存在虚假，不能证明造成某钢管等公司有财产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黄某斌证据不足且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黄某斌无罪。上诉人黄某林及其辩护人提出：（一）本案并不存在所谓的宗族恶势力集团，上诉人是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出于维护村集体合法利益的目的实施阻挠施工的行为，并不属于相关司法解释界定的恶势力的纠集者或者其他成员，不应对其从严或者从重处罚；（二）上诉人黄某林实施的阻挠施工行为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相当性，其也不存在报复泄愤或其他个人目的的不正当动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黄某林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是证人证言、上诉人供述和现场照片，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在施工现场的维权事件中起积极作用或存在煽动行为，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上诉人构成犯罪；（四）一审法院用于认定某公司和某钢管公司经济损失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且上诉人与其他同案被告人之间并不构成共同犯罪，其阻止施工的行为与两被告人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为被害人的全部实际损失承担刑事责任。综上，本案不存在宗族恶势力集团，上诉人亦不符合恶势力团伙中的纠集者或者其他成员，其行为亦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客体要件，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黄某林无罪。上诉人韩某军及其辩护人提出：（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属于以黄某坚、黄某文为首，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林、黄某斌及上诉人韩某军积极参与的恶势力团伙的事实有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韩某军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不符合法律规定，韩某军的行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三）一审法院用于认定某公司和某钢管公司经济损失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四）即便上诉人韩某军构成犯罪，其亦是从犯，且具备坦白情节，悔罪表现良好，亦是初犯、偶犯，行为目的仅仅是维护本村的权益，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显著轻微，且身体状况糟糕，目前只能依靠透析治疗赖以生存，无再犯可能性，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过重，显示公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认定韩某军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改判上诉人韩某军无罪。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采用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经本院审理并未发生变化，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通过煽动村民阻挠涉案企业施工，对涉案企业实施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倪某平在受某公司委托协调与某村关系的过程中，明知黄某坚、黄某文通过煽动村民阻挠某公司施工实施敲诈行为，仍帮助黄某坚、黄某文从某公司收取敲诈的款项，并从中获利，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按其参与的犯罪处罚；上诉人倪某平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上诉人黄某文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还构成诈骗罪。对黄某文应数罪并罚。上诉人黄某文又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上诉人黄某雄配合黄某坚、黄某文敲诈某钢管公司，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在该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黄某雄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同时，黄某雄敲诈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上诉人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积极参与破坏某公司、某公司和某钢管公司的施工，上诉人黄某斌积极参与破坏某公司和某钢管公司的施工，分别给某公司、某钢管公司造成4061400.5元和375000元的损失，情节严重，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黄某斌的行为均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关于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现本院综合评定如下：（一）关于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不属于恶势力团伙的意见。经查，上诉人黄某坚伙同黄某文，纠集在某村生活的上诉人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林、黄某斌、韩某军等人以周边企业合法使用的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为由，多次煽动村民在某公司、某公司、某钢管公司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闹事，阻挠施工建设，并借此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上诉人倪某平虽系某公司委托协调与某村的关系，但其接受委托后，积极帮助黄某坚、黄某文实施敲诈勒索某公司的犯罪活动。各上诉人的上述行为符合恶势力团伙的犯罪特征。因此，原判认定形成以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为首，上诉人倪某平、黄某雄、黄某华、黄某林、黄某斌、韩某军积极参与的恶势力团伙并无不当。各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倪某平、黄某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上述四上诉人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具体而言：第一，目前在案的书证、证人黄小锋、黄福来、潘俊强、黄新文等人的证言等证据显示某公司、某公司、某钢管公司在相关土地上享有合法权益。某村部分村民基于其主观认识，就土地权益方面向相关部分提出过诉求，但其单方面诉求不能作为否认他人合法权利的依据，亦不能成为阻挠公司施工的正当理由。第二，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黄某雄、倪某平具备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故意。根据证人黄新文、黄晓宣、黄志强、黄远山等人的证言及上诉人黄某华、韩某军、黄某林、黄某斌、黄某雄的供述可知，上诉人黄某坚多次向村民宣称土地有争议，应属某村所有，煽动村民阻挠某公司、某公司、某钢管公司施工。第三，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黄某雄实施了具体的敲诈勒索行为。根据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上诉人倪某平的供述及其他证据可知，某公司在施工受阻时，通过上诉人倪某平与黄某文协商后，又委托倪某平向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交付钱款后即正常施工的事实；根据证人颜明新、李红海、魏安云的证言，结合被害人晏明忠的陈述可知，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以村民名义向某公司提出补偿2100平方米住房的要求，并要求在住房建好之前交付2000万保证金，以此阻挠某公司施工；根据证人洪志填、陈志庆、黄元新、黄晓宣等人的证言，结合被害人王年生、洪岳丰的陈述及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林、黄某华、黄某斌、韩某军等人的供述可知，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黄某雄以村民名义向某钢管公司索要两成股份，并表示如不同意，将阻挠某钢管公司施工，上诉人黄某雄亦多次阻挠某钢管公司施工。第四，上诉人倪某平帮助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根据上诉人倪某平自己的供述，结合被害人庄某的陈述、证人王晓萍、曾美珍等人的证言可知，上诉人倪某平明知上诉人黄某坚、黄某文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仍帮助其向某公司索要320万元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犯。综上，上述四名上诉人以阻挠公司施工为手段，索要公私财物，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上述四名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上诉人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提出的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四名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根据上诉人黄某华、黄某林、韩某军、黄某斌等供述，结合证人颜明新、覃宇芳等人的证言及现场视频等视听资料可知，上诉人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存在多次阻挠涉案公司施工的行为；同时，根据相关鉴定意见可知，因被阻挠施工，涉案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如前所述，本案中施工公司在施工土地上均享有合法权益，阻挠施工的行为本质上系一种胁迫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上诉人黄某华、黄某斌、黄某林、韩某军为牟求更多利益，以涉案土地有争议为由，阻止涉案公司在享有使用权的地块内进行施工，破坏涉案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涉案公司的巨大经济损失，其行为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且属于情节严重情形。综上，四名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上诉人倪某平申请询问被害人庄某及证人吴志超的问题，经查，侦查机关已依法对被害人庄某进行了询问，庄某的陈述与上诉人倪某平的供述相吻合，二人均证明某公司因施工受阻后通过吴志超找到上诉人倪某平，委托其协调与某村的关系。本院认为，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已确实充分，足能认定，是否询问吴志超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因此，本院不采纳上诉人倪某平要求询问证人吴志超的申请。（五）关于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他意见。经查，原审法院已予以充分注意并作出有针对性的评判，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意见，在此不再赘述。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钟   华审判员 杨 爱 云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宁欢（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