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法定代表人：杜奎樑，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辽宁名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鑫，男，1967年5月31日出生，满族，农民，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春灵（付鑫之妻），1966年8月11日出生，蒙古族，农民，住锦州市古塔区。原审第三人：太玉书，女，195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古塔区。原审第三人：程辉，女，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审第三人：陆红，女，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辉（陆红之妹），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审第三人：程龙，男，1986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辉（程龙之姐），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付鑫、原审第三人太玉书、程辉、陆红、程龙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0702民初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杜奎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被上诉人付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春灵、原审第三人太玉书、程辉（暨原审第三人陆红、程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裁定驳回被上诉人付鑫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理解法律原则，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理和调整范围。付鑫以村委会拒付占地补偿款为由，诉请给付该款，看似是简单的给付之诉，但实质问题是付鑫对本村的村民代表大会经民主议事程序做出的占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不予认可而发生的纠纷。2018年，国家高铁占用了本村部分土地，本村得到相应的占地补偿款，为了更好地保障和维护村民自治原则，恪守民主议事的法律规定，我村于2018年3月23日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依照民主程序，经充分讨论研究一致通过了“朝凌客专高铁”占地土地补偿分配方案。按照该方案的规定，对“转包、互换土地被征占的，原则是补偿给原承包人”，而本案中所指的土地原承包人即为第三人，现被占土地应为第三人的承包地。该会议的召开及方案的制定，是我村严格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作出、是有法律依据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中就包括第7项“征地补偿款的使用、分配方案”。同时该条第2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前款规定的事项。也就是说，按上述法律规定，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的方案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律规定的民主议事程序对该会议决议作出变更或撤销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对其进行干预或调整。一审法院无视村民会议决议，回避该方案的法律效力，仅以承包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为案由判令支持付鑫的诉求，显然超出司法干预范畴，严重违背村民意思自治的法定原则。另外，该补偿分配方案是由本村的村民代表大会依民主程序作出的，本村村委会只是会议的召集人和该方案的执行者，并非决策者。《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显然，原告起诉村委会是告诉主体错误，而针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为不可诉。即使按照《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纵观相关条款，也充分体现了尊重、维护村民会议决议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司法原则。其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姐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这就充分说明对征地补偿款分配应严格按照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方案实施，征地补偿方案不仅规定分配数额，计算方法等内容，同时也规定了应补偿分配对象，如果仅仅从补偿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角度来考量是否有请求支付权，那就彻底否定了经法定民主程序制定征地补偿方案的意义和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引用该条款判令村委会给付付鑫补偿款，显然是对该司法解释条款的曲解适用。二、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1999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按政策土地应按人均分配，以当时分地时间结点的人口数计算人均分配应得的土地亩数为准，但由于我村历史上对土地承包管理和合同管理不规范，加之村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将自家的承包地写在他人承包合同名下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并非放弃土地承包，本案即属于该种情形。为此，2018年3月2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经研究决定对此情形进行土地确权，即规定如有个别地块记载在自己家庭承包合同（即本合同）之外的情况，当事人有权获得已记载在他人合同上的具体地块人均分配面积补偿费。“征地补偿”终其实质是“失地补偿”，本案中表现形式上是付鑫承包合同项下的地块被征占，但其实质上本案第三人才是真正的失地人。综上所述，原一审裁定驳回付鑫起诉，合情、合理、更是合法，而发回后的一审判决有悖法律原则，曲解适用法律，应予撤销。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定驳回付鑫的起诉。付鑫辩称，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都在我手里，所以我要维护我的合同，我是承包人，所以这份补偿款应该由我所得。我请求维持原判。太玉书、程辉、陆红、程龙述称，当初我家地让付鑫种的时候，是因为我家土地多，当时还有农业税，种地不挣钱，所以把地让给了付鑫他们种了，之所以地写了付鑫的名字，因为付鑫交了农业税，但是这些年我们也始终都没有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在一审二审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现在我们主张权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我们要求土地赔偿款应该给我们，虽然地的名字写的是付鑫，但是土地实质上是我们的，我们仅只是让付鑫种。付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征地补偿款45,856元。2.由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或者太玉书、程辉、陆红、程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鑫系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程玉刚（已故）亦是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程玉刚（已故）于2018年9月4日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妻子太玉书、女儿陆红、程辉、儿子程龙。1989年，程玉刚（已故）经村集体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取得0.9亩大帅坟地段的家庭承包地。付鑫于当年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了程玉刚在帽山村大帅坟地段0.9亩地。1999年付鑫和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该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国家高铁占地，在付鑫承包土地范围内占地面积为0.2866亩，该部分即为程玉刚（已故）转让的部分地段。按照相关规定每亩占地补偿款为20万元，村委会提留4万元，承包户每亩16万元。本案涉讼占地面积应分配补偿款45,856元。土地补偿费用已经支付给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付鑫向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多次催要补偿款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付鑫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付鑫取得程玉刚（已故）转让的土地后，与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承包土地被征用，土地补偿费用已经支付给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付鑫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享有并主张相应的土地补偿款。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现无证据证明，其作出的土地补偿方案系属于依据“已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情形。故对付鑫要求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给付占地补偿款的诉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付鑫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45,856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6元，由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已经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上诉人支付其征地补偿款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于1989年即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了程玉刚（已故）位于帽山村大帅坟地段0.9亩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并于1999年与上诉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该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且在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高铁占地补偿分配方案的会议记录中记载，……3.分配土地补偿款依据辽政办发（2008）95号文，以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签订二轮承包合同内人均分配部分分土地所占地亩数来分配占多少补多少……，因此，被上诉人作为二轮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权人，在土地被征收的情况下，享有相应的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上诉人以“我村历史上对土地承包管理和合同管理不规范，加之村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将自家的承包地写在他人承包合同名下的情况较为普遍，原承包人并未放弃土地”为由，主张土地补偿款应支付给原承包人，于法无据。故原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得的征收补偿费用支付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6元，由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帽山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鸣审判员 韩晓武审判员 安剑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范宇文书记员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