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91民初6052号原告：董光杰，男，196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江苏颂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庆国，江苏颂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綦又利，男，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浠水县。被告：李新福，女，198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丰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燕，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光杰诉被告綦又利、李新福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新雄与人民陪审员王勤、吕剑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光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被告綦又利、李新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光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綦又利向原告支付20044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李新福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董光杰及其他股东于2017年2月17日将玲珑湾好汇来生鲜店转让给綦又利经营，约定店面产生的费用全部由被告綦又利承担。但是被告綦又利接手店面后，并未按期缴纳店面租金，导致原告被房东追偿，造成原告相应损失。原告认为,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被告綦又利未能如约承担债务，造成原告损失，原告有权向被告綦又利追偿。被告李新福作为被告綦又利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讼来院。被告綦又利、李新福答辩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全部驳回。具体理由为：第一，在原告提供的2017年2月17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其中的“綦有利”并非是本案被告綦又利，该綦有利是另一案外人；第二，2017年2月13日，也就是2017年2月17日这份协议签署前四天，所有合伙人就合伙体的解散事宜，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内容是合伙体解散，由合伙人之一的张前山来承接，并承担合伙期间的债务。此外，接手人张前山还需向另四位合伙人支付转让对价款2.5万元。该协议书上有全体合伙股东签名。协议生效以后，张前山反悔，合伙人随即又协商将合伙体转让给合伙以外的“綦有利”，遭到了被告綦又利的反对，也没获得受让人綦有利的同意，所以该转让并未完成，合伙体也没有实际解散。因此，2017年2月17日的转让协议属于对外转让的意向性协议，没有成立也没有生效；第三，根据（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判决书，截止2017年的8月16日，原告依旧代表合伙体就合伙商铺与出租人协商并签署解除租赁协议书，由此说明合伙体直至该日也并未解散。如果根据原告提交协议，合伙体于2017年2月17日解散，则合伙体的经营期限、停业时间以及退出商铺等事项均应该由被告来决定，而非原告决定；第四，根据（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判决书认定的相关事实，本案所涉债务金额并非200440元而是105440元，再考虑应当支付给被告的退伙款5万元，结合各合伙人的合伙比例，被告不仅不用支付相应款项，而且还可以获得退款18912元。综上，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2018年1月，案外人孙元荣以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綦又利、樊庆为被告提起了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以（2018）苏0591民初240号案件立案受理，经审理于2018年3月9日作出了判决，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包括：“2016年11月15日，林毅立（出租方、甲方）与被告董光杰（承租方、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苏州工业园区新未来花园64幢101室后半部分门面出租给乙方经营，面积约90平方米，租期为2016年11月15日至2020年10月14日止，从2016年11月15日开始，第一年租金300000元，第二年租金315000元，第三年租金330750元，第四年租金318347元（第四年租期为11个月）。押金2万元，不记利息，合同期满后归还，房租半年一付等。2017年1月14日，被告董光杰出具《欠条》一份，载明：‘2016年11月15日六人合资开好汇来生鲜超市，2017年1月8日孙元荣、陆某,4两人退出资金，大股东孙元荣玖万陆仟玖佰伍拾叁元整（注96953元），陆某,4小股东退股资金伍万捌仟壹佰柒拾叁元整（注58173元），合计金额拾伍万伍仟壹佰贰拾陆元整（注155126元），定于2017年2月11日退还股份资金一半柒万柒仟伍佰陆叁元整（77563元），余下资金柒万柒仟伍佰陆拾叁元整（77563元）2017年12月3日还清。’2017年1月15日，被告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綦又利、樊庆签订《股份合同书》一份，约定：共同投资成立的好汇来生鲜超市，股东各方为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綦又利、樊庆。投资总额为387818元，原初合同各方出资金额为，孙元荣96953元，陆某,4、李贵荣及綦又利、董光杰、樊庆各58173元，孙元荣按25%分红，陆某,4、李贵荣及綦又利、董光杰、樊庆各按15%分红。所有股东一年之内（从2017年1月15日开始）退股不退投资资金，可以自行转让股份，必须经过其他股东同意才可以操作，股份人获有优先权等。合同备注一：原初合伙投资三人退股，大股东孙元荣退股金额96953元，陆某,4、李贵荣退股金额各58173元。因六位股东合作未签订合同，经过六位股东商议的同时也通过新进两位股东张前三和郭允超认可的情况下在2017年2月11日之前退还50%的投资金额给退股人，余下的退股金到2017年12月31日之前退还给退股人。经五位新股东和同意备注一由董光杰代表五位新股东和退股打欠条，如出现问题同时担责。合同备注二：2017年1月15日董光杰、綦又利、樊庆、郭允超、张前山五位新合资没有大股东和小股东之分，每人分红都按照利润的20%，遇到问题必须五人商议，不得私自决定，商议无果，就采取选举方式，四人同意就是通过。2017年2月17日，被告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樊庆与被告綦又利的妻子李新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今股东全部同意将玲珑湾好汇来店全部转让给綦有利，所有原股东全部撤股，店面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綦有利承担。’2017年12月底左右，被告郭允超、张前山、樊庆在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下方内容为‘此复印件属实仅此壹份在李新福手。以上属实’的备注文字下方签名。后原告孙元荣亦在此处签名。审理中，被告张前山、樊庆提交《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时陈述，《股份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自2017年2月17日起好汇来生鲜超市的债权债务由被告綦又利承担，当时原告在场。原告陈述，原告并未明确表态退股资金只向被告綦又利一人主张，原告事后在复印件上签字是应被告董光杰要求，原告不认可本案债务均由被告綦又利承担。被告董光杰、郭允超陈述，签协议时，各方一致认可原告撤股资金由被告綦又利承担，且李新福事实上归还了原告5万元，原告在场也认可由被告綦又利夫妻归还退股资金，当时预交的房租及押金尚有10万元，加上流动资金接近20万元。被告綦又利陈述，协议书是意向性的，既无转让价款也无资产交割时间约定，且是约定由股东各方将自己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现有股东以外的綦有利。被告董光杰补充陈述，原告在协议复印件上签字时，未明确表示被告欠原告的债务，原告自己会向被告綦又利夫妻主张，原告当时称虽然是被告綦又利签协议承继了欠原告的债务，但原告签字时明确说明如被告綦又利不还，原告只能起诉五被告共同还款。原告对此表示认可。关于被告董光杰、郭允超所述李新福归还了原告5万元，原告说明，李新福给原告5万元是让原告还给陆某,4的，被告欠陆某,4的金额是5万余元，所以该款不是还原告的。证人陆某,4到庭说明，其退伙应由五被告付其5万余元，其仅收到原告给其的3万元，另有2万余元未领到。原告表示其将另付陆某,42万元，陆某,4同意并表示该2万元不再向五被告主张，被告董光杰、綦又利认可，被告郭允超、张前山、樊庆亦无异议。五被告据此一致确认，原告尚未领取任何退伙应得款项。审理中，被告张前山、樊庆提交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赵某,4于2017年8月出具的说明、原告于2018年2月23日出具的证明、转让财务及债务清单、营业员收款和转账记录等，以证明原、被告履行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董光杰、郭允超认可。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其中原告出具的证明仅表明该店铺转让情况，不涉及原告实体权利。被告綦又利认为，证据中的录音是节选片段，不完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根据被告张前山、樊庆的申请，证人赵某,4到庭陈述：其在好汇来生鲜超市做收银员，2017年2月份到4月份期间，其工资是由李新福发放，超市老板是李新福，营业款通过现金、微信、支付宝方式交给李新福，2017年4月份之后其离职到邻里中心13号柜台，即被告董光杰的柜台工作了。原、被告对证言均予认可。被告綦又利提交如下证据：1.綦有利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綦有利另有其人，而非本案被告，綦有利实际为被告綦又利堂弟。2.《股份转让协议》照片打印件，反映系五被告于2017年2月13日签订，内容为：‘今股东全部同意将玲珑湾好汇来店全部转让给张前山，张前山兑付每位股东现金贰萬伍仟元正（25000）。原股东全部撤股，所有债务全部由张前山承担。’据以证明被告之间股份转让有对价，且在2017年2月13日由被告张前山接手了店面，协议上其签名‘綦又利’，说明各被告能分清股东系綦又利而非綦有利，进一步证明2017年2月17日协议仅为意向协议。原告质证意见：证据1原告并不了解，应属笔误。证据2与本案无关。被告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樊庆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即使属实也应是各方在签2017年2月17日协议时存在笔误，2017年2月17日协议有被告綦又利妻子签名。证据2，该合同未实际履行，协议真实，但仅过四天就另签协议，两个协议形式上比较，2017年2月17日协议中包含了债务，未再向被告綦又利夫妇主张转让款符合逻辑。”该判决书认为：“被告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綦又利、樊庆基于合伙人更迭情况，签订《股份合同书》，系五被告当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董光杰代表五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符合《股份合同书》约定，相关法律行为原告不持异议，应为有效，五被告应按约支付原告退伙应得款项。履行期限已过，五被告未能如期向原告付款，已构成违约。原告诉请五被告支付约定的退伙款项96953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2017年2月17日《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发生于原告退伙之后，协议相关内容五被告内部多有争议，但鉴于协议仅为各方内部约定，不影响原告债权，亦无足够证据表明原告自愿受协议约束仅得向部分被告主张债权，故该协议的签订、原告的在场及事后对协议签订事实的证明均不足以免除任何被告对原告所负共同债务。《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及具体内容的争议非本案必须审理解决的事项。至于部分被告清偿原告债务后是否享有对其余被告的追偿权，应视清偿情况依法另行解决，亦与本案无涉。”该案最终判决：被告董光杰、郭允超、张前山、綦又利、樊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元荣96953元。上述判决书已生效。此外，2017年12月，案外人林毅立以董光杰为被告提起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以（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案件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了判决。该判决书认为：“原告经出租人同意将部分商铺转租给被告经营使用，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辩称实际经营另有其人，被告不承担合同责任，本院认为合同由被告本人签订，原告向被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与案外人合伙经营的纠纷可另行处理。合同履行中，被告单方面提出解约，双方在2017年8月16日达成协议，确认合同内费用计算至2017年7月15日，应认定双方已协商解除合同，解除日为2017年7月15日，协议中双方认可违约损失按合同由被告自负，并无不妥，应予支持，被告应当按合同约定承担提前解约的违约金，按2个月租金计算为5万元。审理中，原、被告已经确认被告实际2018年5月25日搬离涉案房屋，将房屋交还原告。合同解除后，被告未及时腾退房屋，应按照原租金标准承担房屋实际使用费。原告主张2017年5月14日至实际搬离之日按原合同租金标准计算的房屋占用费，本院认为双方解除合同时已经约定费用计算至2017年7月15日，故房屋未付租金应当认定为5万元（2017年5月14日至7月15日）；已付合同押金2万元，应在结算中一并结算。被告在合同解除后未能配合及时搬离设备，腾退房屋，造成原告实际无法出租，属造成原告损失性质，应予进行赔偿。原告在合同解除后亦有及时减少损失之义务，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即采取收回房屋的措施，原告现主张的房屋占用期间费用计算至2018年5月25日，明显过长，应予调整，综合考虑上述已支持违约金5万元等因素，故可酌情参照三个月租金标准予以赔偿75000元（即25000元×3个月）。原告自行对房屋内设施进行了恢复原状处理，费用支出21500元。被告认为该项支出明显过高，不予认可。经本院向专门技术人员咨询意见后认为该项支出基本属合理范围，酌情确定18000元。关于水电费、垃圾清运费、物业服务费等拖欠费用，因被告承租的是部分商铺，原告主张的水电费数额不能认定被告应当分担的部分，被告亦未对拖欠费用予以确认，故原告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垃圾清运费、物业服务费两项被告认可按面积均摊，可按20%费用予以计算，应按物业费7元/平方米/月、垃圾清运费300元/月予以计算8个月分别为5040元、2400元，原告主张被告曾缴纳的1万元按支付部分水电等费用已经扣除，属实际已经支付费用，本院不再理涉。”该案判决结果为：“一、被告董光杰支付原告林毅立租金5万元；二、被告董光杰支付原告林毅立解约违约金5万元；三、被告董光杰支付原告林毅立房屋占用使用费75000元、物业费5040元、垃圾清运费2400元；四、被告董光杰支付原告林毅立恢复原状费用18000元；五、原告林毅立返还被告董光杰合同押金2万元；上述第一至五项折抵后，被告董光杰应支付原告林毅立1804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完毕；六、驳回原告林毅立其它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书已生效。另外，上述（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判决书生效后，林毅立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苏0591执1543号。该案的《结案通知书》中记载：申请执行人林毅立与被执行人董光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标的共计人民币187492元。经本院立案受理，现已执行到位177341元，剩余款项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已将该款转付给申请执行人。至此，林毅立向本院申请执行的（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民事判决书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另查明：对于（2018）苏0591民初240号所提及《股份转让协议》，被告綦又利在庭审中陈述：签订该协议时，綦又利本人也在现场，但綦又利对于与张前山签订的那份股份转让协议予以解除的决定并不满意，其坚持要履行2017年2月13日由张前山来接替店铺的协议。因此，对于本案所涉协议，綦又利虽在场，但拒绝签字。而李新福实际上是五个合伙人共同委托日常管理店铺的人员，她在协议上签字，是代表同意将店铺进行对外转让，但其认为该协议是大家一致同意停止合伙经营，并且对外转让的意向性协议。该协议与2017年2月13日与张前山签订的协议内容完全不同。不同点在于2017年2月13日的转让协议是有对价的，而该协议并无对价，因此，该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结案通知书》、《股份转让协议》等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附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落款时间2017年2月17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对被告綦又利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认为该协议系涉案合伙人与綦又利一方（由其配偶李新福代签）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綦又利应据此承担相应责任。被告綦又利则辩称，其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其也不认同该协议内容，且该协议上的被转让人为“綦有利”而非“綦又利”，故该协议对其并无约束力。本院认为，首先，从该协议签订的过程上看，綦又利在庭审中称协议签订时，其也在现场，虽然其本人并未直接签字，但李新福作为綦又利的配偶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而李新福还负责该合伙商铺的日常经营，因此其余合伙人对于李新福能代表綦又利签字具有合理的信赖；其次，关于“綦又利”与“綦有利”的名字误差，虽然被告綦又利认为当时协议中的意思是将合伙整体转让给案外人綦有利，但是因綦又利与綦有利在读音上基本相同，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外人綦有利曾有接手涉案合伙商铺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加之綦又利本身即为合伙人，故而对于原告所称“綦有利”在协议中系笔误，实际为“綦又利”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最后，从相关人员的陈述中亦可见涉案的商铺在上述协议签订后进行了实际的转让，其中（2018）苏0591民初240号案件中查明，“张前山、樊庆提交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赵某,4于2017年8月出具的说明、原告于2018年2月23日出具的证明、转让财务及债务清单、营业员收款和转账记录等，以证明原告（孙元荣）、被告履行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且该案中证人赵某,4陈述“其在好汇来生鲜超市做收银员，2017年2月份到4月份期间，其工资是由李新福发放，超市老板是李新福，营业款通过现金、微信、支付宝方式交给李新福，2017年4月份之后其离职到邻里中心13号柜台，即被告董光杰的柜台工作了。”综上，本院认为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实际系綦又利一方与合伙其他各方达成了股份转让的一致合意，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该协议履行各自权利义务。上述2017年2月17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涉案店面产生的费用全部由綦又利承担，而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费用，根据（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其相关费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应期间为2017年5月14日至7月15日的租金50000元；第二，因承租方未能在合同解除后（双方在2017年8月16日达成解约协议）及时搬离设备、腾退房屋而导致的出租人损失，该判决酌情认定该费用按三个月租金标准计算为75000元；第三，承租人提前解约而产生的违约金50000元（按两个月租金标准计算）；第四，垃圾清运费、物业服务费，判决书确定按物业费7元/平方米/月、垃圾清运费300元/月予以计算8个月，分别为5040元、2400元；第五，涉案房屋恢复原状的费用18000元；第六，诉讼费承租人负担金额为3526元；第七，以上费用最后结算时扣除了原在出租人处的押金20000元。因此，结合《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及上述（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判决书所确认的各项费用情况，本院认为上述费用中的欠付租金50000元系发生在《股份转让协议》之后，出租人空租损失75000元（三个月）的发生原因也是商铺实际使用人未及时缴纳租金和腾退房屋导致，因此该两部分费用应由已受让涉案店铺的被告綦又利一方承担。至于判决书中确定的50000元提前解约导致的违约金，虽然该违约金系因承租人一方提出提前解约而发生，但在提出解约时承租人一方已结欠多月房租，该提前解约本身并未增加承租人一方需承担的违约责任且金额不违反相关规定，故该50000元违约金亦应由受让一方綦又利负担。至于判决书中所确定的恢复原状的费用18000元，因涉案房屋的装修在被告綦又利受让之前即已装修，且店铺之前由合伙体共同经营使用，故该部分费用本院认为被告綦又利酌情应承担的部分为3000元。至于物业费和垃圾清运费，因上述判决书中并未明确具体对应期限，但其确定是按8个月期间收取，结合被告綦又利受让涉案店铺的时间，本院酌情认为对于该部分费用被告綦又利承担其中的50%即3720元为宜。至于诉讼费，因上述纠纷系因承租涉案房屋而引发，相应责任亦主要在于商铺的受让方綦又利，结合上述各项费用綦又利应承担情况，对于该诉讼费綦又利应负担其中的3000元。根据上述认定，对于（2017）苏0591民初10369号判决书所认定的各项费用，本院认为被告綦又利应负担的金额为184720元（50000+75000+50000+3000+3720+3000），另同样折抵押金20000元后，还应承担的金额为164720元。而根据（2019）苏0591执1543号《结案通知书》，该执行案件的执行申请标的为187492元，结案标的为177341元，其余部分申请执行让人自愿放弃。结合上述比例，被告綦又利对于上述164720元实际应承担金额为155802元（177341/187492*164720=155802）。关于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的逾期支付利息，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上述款项已由原告先行垫付，被告綦又利一方应及时予以返还，原告现要求被告綦又利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予以认可。结合被告应付款项的金额、时间，原告所主张的计算标准及当前金融业相关利率计算方式等，本院确认，被告綦又利应向原告支付的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第一部分，以15580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第二部分，以15580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关于被告李新福是否应对綦又利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共同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负责偿还。本案中，就涉案的店铺转让及店铺经营，李新福不仅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而且根据证人及綦又利的陈述，其在涉案的店铺中也负责日常经营，因此该店铺实际系由綦又利与李新福夫妻双方共同经营，故该店铺转让、经营而产生的债务，李新福亦应承担共同责任，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予以认可。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綦又利、李新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光杰人民币155802元及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第一部分，以15580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第二部分，以15580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董光杰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6元，由被告綦又利、李新福负担4000元，由原告董光杰负担306元。此款项已由原告董光杰预交，被告綦又利、李新福负担部分（4000元）本院予以退还，被告綦又利、李新福负担部分（400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陈新雄人民陪审员  王 勤人民陪审员  吕 剑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宋迎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风险提示如下：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进行信用惩戒。1.限制高消费行为，包括限制乘坐火车、飞机、住宿星级酒店、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任职资格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3.其他信用惩戒，包括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限制招投标等。二、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等。三、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将予以拘留、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