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4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华，女，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勋，男，1950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叠旺，湖北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峰，女，1948年7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叠旺，湖北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桂华因与被上诉人杨德勋、袁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7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因案情不复杂，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桂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杨德勋、袁峰向徐桂华返还款项人民币382910.81元及利息损失（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自支付之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杨德勋、袁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实质为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以外，超额支付款项的不当得利返还。1.本案事实情况。徐桂华与杨德勋、袁峰之间借款仅有三笔195600元、45万元、50万元，合计1145600元。徐桂华返还款项，不包含现金返还部分，仅银行流水返还金额，提供证据显示就有八笔，高达1791000元。双方利息约定标准为第一笔借款1.2%，第二、三笔借款1.5%。以上三笔借款，还款均由杨德勋、袁峰催促后徐桂华进行支付，所涉及的八笔银行还款流水显示为陆续偿还，双方未对账核算区分每笔还款对应的借款本息。2018年12月22日最后一笔银行转账还款后，徐桂华核账才察觉存在重复二次还款，方知悉超额还款情形，且多次要求杨德勋、袁峰对账返还未果。徐桂华仅按银行流水显示数额，未计现金偿还的情况下，按先本后息方式，逐步扣减息、本后，核算显示超额还款金额为382910.81元。2.杨德勋、袁峰在借贷本息范围以外，超额获取的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不当得利依法应予以返还。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徐桂华“百分之百”、杨德勋、袁峰“零”举证责任。若不当得利均由受损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获益人任意编造虚构事实而无需举证，则受损人如何收集证据证明并不存在的事实？1.本案全部案涉证据均系徐桂华提供。徐桂华已提交三笔借款及八笔还款证据，亦提供录音证据证明本案利息标准。同时，在录音证据及杨德勋、袁峰当庭陈述均表明，除第一笔2011年的借款外，自第二笔借款即2014年开始，双方均通过银行转账往来。徐桂华所提供证据显然完成其举证责任，足以还原案件客观事实。2.杨德勋、袁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杨德勋、袁峰第一次调查陈述、第二次庭审陈述、袁峰本人录音陈述内容相互矛盾，一直在变化，而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徐桂华在2018年12月22日最后一笔还款后，察觉数额不对，在2019年2月28日向杨德勋、袁峰发送短信询问过，短信显示“我不会要二次”等文字描述。2019年7月2日录音显示“借了一遍钱，还了您两遍钱，打到您卡上的东西，打到卡上有流水的东西，您就不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内容含糊不清，不能辨别是否存在催要案涉借款的超额还款金额”的情形。此外，本案不当得利，应适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而起算的法律规定。而不应适用中断的法律规定，且起算时间也有误。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以当事人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本案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情形。杨德勋、袁峰共同辩称，一审认定清楚，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徐桂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杨德勋、袁峰向徐桂华返还382910.81元及利息损失（自支付之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9493.57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杨德勋、袁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德勋、袁峰系夫妻关系。徐桂华因资金周转，于2011年起多次向杨德勋、袁峰借款并多次还款。徐桂华诉至一审法院称，2019年中发现与杨德勋、袁峰在借贷过程中，还款数额超出借款本息数额，要求返还超额还款部分。徐桂华主张共有两笔借款存在超额还款，1.徐桂华于2011年1月20日向杨德勋、袁峰借款21万元，杨德勋、袁峰预扣利息后，实际提供195600元借款，为现金交付。徐桂华于2012年1月19日现金还款4万元，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还款175000元，于2015年9月29日转账还款47000元，于2016年9月27日转账还款293000元。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1.2%，支付本息后，超额还款258323.74元；2.徐桂华于2014年7月23日向杨德勋、袁峰借款45万元，为银行转账。徐桂华于2015年1月30日转账还款35万元，于2017年1月12日转账还款316500元。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1.5%，支付本息后，超额还款124587.07元。徐桂华主张上述往来款项中，除第一笔现金借款195600元及2012年1月29日的现金还款4万元外，其余均提供转款凭证。徐桂华与杨德勋、袁峰均未提供上述借款相关的借条。庭审中，徐桂华称“借款时一般出具了借条，在徐桂华还款后，杨德勋、袁峰有时将借条交还徐桂华，有时没有交还”、“在2014年7月21日偿还175000元后，杨德勋、袁峰并未将16万元借条退还给徐桂华，后徐桂华估计出具了一张21万元借条。在21万元加5万元后，徐桂华又出具一张26万元的借条。之后徐桂华再没有针对第一笔借款出具欠条。以上四张借条杨德勋、袁峰均还给徐桂华了，这些借条现在均遗失了”。杨德勋、袁峰对徐桂华主张月息1.2%有异议，认为月息均为1.5%；杨德勋、袁峰认为2011年提供借款仅为15万元，并非195600元；杨德勋、袁峰对徐桂华现金还款4万元有异议；杨德勋、袁峰对徐桂华主张的借、还款对应情况有异议，应该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对应。认为第一笔借款仅为15万元，徐桂华在2014年7月21日转账还款175000元后，该笔借款已经结清。第二笔借款为2014年7月23日的45万元，此后，徐桂华还向杨德勋、袁峰现金借款50余万元，但未保留证据。徐桂华于2015年1月30日转款35万元、2015年9月29日转款4.7万元、2016年9月27日转款29.3万元、2017年1月12日转款31.65万元均是偿还上述借款。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德勋、袁峰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徐桂华提交2019年2月28日向袁峰发送短信的截图证明时效中断，短信载明“平时爱玩把事没放在心上，这几天回忆一下又好像是在昨天，我忆得把钱转给你之后我就要条子，你说等你家杨德勋回来再给你，后来又要了几次你说小徐不会的，我不会要二次，后来我又去你那里还息钱，你说看是不是没有拾伍万的条子，我一看是没有拾伍万的条子，我想也是的反正我把拾伍还给你去了，你又不找我要第二次，要不要条子也无所谓，那知道是这样呢？只怪我太粗心，你也没再意。”同时还提交，2019年7月2日与袁峰的通话录音，徐桂华主张录音第9分钟有要求对账及返还超额还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1月26日，袁峰妹妹袁振萍向案外人肖建平（徐桂华账户合伙人）转款50万元，徐桂华于2018年1月27日向杨德勋、袁峰还款9万元、于2月19日向杨德勋、袁峰还款40.45万元、于12月20日向杨德勋、袁峰还款11.5万元，双方均认可该笔5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无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出借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要求借款人按约定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对于超出法律规定及约定范围外的部分，出借人理应返还。本案中，徐桂华作为借款人要求杨德勋、袁峰返还超额还款部分，根据双方陈述及银行流水，徐桂华于2017年1月12日向杨德勋、袁峰转款31.65万元后，双方均认为案涉借款全部结清，徐桂华于2019年年中才发现超额还款的情形。双方对是否超额还款存在争议，对徐桂华还款金额无异议。杨德勋、袁峰还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徐桂华是否超额还款；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徐桂华是否存在超额还款。第一，在徐桂华发现“超额还款”前，双方均认为债务已清偿。徐桂华发现后，要求推翻“旧债”，理应承担举证责任。案涉债务清偿时间距今已较为久远，结合杨德勋、袁峰已将借条等债务凭证均归还给徐桂华等情形，徐桂华应举证证明借款本金以及还款情况。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本案中，杨德勋、袁峰已将借条等凭证归还给徐桂华，徐桂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双方之间的借款笔数较多、周期较长，还存在现金出借的情形，且双方主张的现金出借金额相差较大，故在徐桂华持有借条而未能提供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转账金额确定借款金额。综上，案涉借款在有借条的情况下，不能仅凭银行流水确定借款本金，徐桂华因未提供借条而无法证明超额还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中断。徐桂华称2019年2月28日的短信及2019年7月2日的通话录音均可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短信及通话的内容含糊不清，不能辨别是否存在催要案涉借款的“超额还款金额”。且双方在案涉借款清偿后，还存在其他借款（2017年1月26日，袁峰妹妹袁振萍向案外人肖建平转款50万元）。对徐桂华提交的上述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不予采信。故本案诉讼时效自徐桂华最后一次向杨德勋、袁峰还款（2017年1月12日）时起算，即使徐桂华存在“超额还款”的情形，徐桂华于2020年7月7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徐桂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3968元，由徐桂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杨德勋、袁峰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徐桂华除认为不存在50万元的借款，一共只有三笔借款。徐桂华一审已经提交了徐桂华和袁峰的录音资料，录音中描述2011年前都是现金生意，往后都是转账形式，在判决文书中未体现该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认为，徐桂华上诉主张其已向杨德勋、袁峰超额还款，该主张与徐桂华在一审中的起诉意见一致。案涉债务清偿时间距今已较为久远，徐桂华在一审中也自认，杨德勋、袁峰已将借条等凭证归还给徐桂华。双方之间的借款时间长、笔数多，双方均陈述存在现金出借和还款的情形。且双方主张的现金出借金额相差较大，故徐桂华在其持有借条而未能向法院提供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转账金额确定借款金额。一审法院对徐桂华该起诉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已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论述，认定徐桂华因未提供借条而无法证明超额还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徐桂华在一审中提交的短信和通话录音，内容含糊不清，并未明确表明是否存在催要案涉借款的“超额还款金额”，且双方还存在与案外人有关的其他债权债务。故，徐桂华提交的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徐桂华于2020年7月7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徐桂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36元，由徐桂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房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