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11民初10169号原告：林右素，男，汉族，1977年1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闽侯县。委托代理人：王兴、孙运涵，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韦浩，男，汉族，1967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代理人：赵倩，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林右素诉被告韦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受理后，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右素（以下简称“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运涵，被告韦浩（以下简称“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赵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三、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6.68%股权比例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的手续；四、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以上总金额暂合计为：40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7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以500万元的价款收购原告在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2.31%的股权，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为2019年1月31日前支付200万元，第二期为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300万元，但被告在履行完第一期付款义务后，未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履行第二期300万元的付款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如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除继续履行本协议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原被告之间已经达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但至今被告未配合原告办理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认为，被告逾期付款已经构成违约，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和支付违约金的义务，亦应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答辩称：一、林右素至今未取得拟转让的目标股权，股权转让的目的显然不能实现，在林右素依法取得2.3%股权之前，被告有权中止支付股权转让款。2017年11月18日，林右素与韦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以1500万元的价格受让被告所持有的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顿公司”）7.5%的股权；虽然股权转让价款尚未支付，被告提前配合原告于2018年1月1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配合宝顿公司将原告认缴出资额登记为375万元人民币。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股权资格后，2018年2月1日，原告等签署《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原告以500万元的价格认缴新增资本125万元，对应宝顿公司2.31160425%（以下仅保留1位小数）的股权；协议还约定，完成增资后原告名下的认缴资本应为500万元。其后，2018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被告未能为原告寻得受让方，则被告以500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新增125万元注册资本所对应2.3%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已支付了第一笔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是在发现原告并没有取得125万元新增资本对应的2.3%的股权之后，被告停止向原告付款，以此保障自身的财产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综上，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取得目标股权的所有权，且直到本案开庭之日仍未能取得目标股权，在此情况下被告不仅有权中止履行协议，还有权保留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此外，原告与被告转让新增的股权并没有得到其他股东及《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其他各方的同意，已有其他股东向被告提出异议，因此，原告向被告转让2.3%的股权的行为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应当先弥补后再进行交易。二、10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且被告无需支付任何违约金。首先，如上所述，被告为避免自身权益遭受损害而暂停付款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其次，就算被告存在违约，10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逾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因被告未付股权转让款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此外，按照常理推断，本案所争议的未付股权转让款为300万元，该款付款期限为2019年6月30日，即便原告遭受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也仅区区数月时间，必然达不到100万元之多。三、6.68%的股权与本案无关，应该变更到被告名下，但是至今未办理变更的过错在于原告。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针对本案，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平安银行电子回单、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欲证明2017年10月27日，原告增资500万元入股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宝顿公司），2018年2月1日，宝顿公司股东及增资人签署增资协议确认原告增资数额的500万元，所增资股份占宝顿公司股份的2.3116043%；2、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1月18日），欲证明2017年11月18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以1500万元购买被告在宝顿公司7.5%的股权；3、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欲证明2018年1月19日，原、被告将原告收购被告在宝顿公司7.5%股权的价款修改为500万元；4、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续议，欲证明2018年1月22日，原、被告将原告收购被告在宝顿公司7.5%股权的付款时间延长至2018年5月23日；5、电子回单，欲证明2018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3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6、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欲证明2018年7月1日，原、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续议》，并承诺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确认原告已经支付给被告的部分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被告分两次偿还，付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8月31日前返还200万元，2018年12月1日前返还100万元；7、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7月1日），欲证明2018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负责帮助原告寻找合适受让方受让原告所增资的2.3116043%宝顿公司股权，如果被告未及时找到合适的受让方，则被告对原告的股权进行回购，回购款分两次支付，2019年1月31日前支付200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300万元，原告收到全款后办理宝顿公司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及相关股权质押的解除手续，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除应当继续履行本协议外，还应当支付守约方100万元违约金；8、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原告在宝顿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比例是6.68%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合法持有2.3116043%的股权；对证据2-6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7、8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针对本案，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截止2019年12月17日，原告的出资份额为375万元，原告名下375万元的出资额系2017年11月18日受让被告的股权而来，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经过数次股权变更的登记，原告的股权份额始终未发生变化。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并确认以下法律事实：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顿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10日，2018年1月19日，宝顿公司出资人的工商登记由韦浩（出资4500万人民币）、张发群（出资500万人民币）变更为韦浩（出资4125万人民币）、张发群（出资500万人民币）、林右素（出资375万人民币），2018年9月25日，宝顿公司出资人的工商登记由韦浩、张发群、林右素变更为韦浩、张发群、林右素、陶然，2018年9月25日，宝顿公司注册资本的工商登记由5000万元变更为5100万元，2018年9月29日，宝顿公司出资人的工商登记由韦浩、张发群、林右素、陶然变更为韦浩、张发群、林右素、陶然、张雯羽，2018年11月6日，宝顿公司出资人的工商登记由韦浩、张发群、林右素、陶然、张雯羽变更为韦浩、张发群、林右素、陶然、张雯羽、凌岩、王晓莉，注册资本也于当天工商变更登记为5610万元。2017年11月18日，被告作为转让方，原告作为受让方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受让被告在宝顿公司的7.5%的股权。2018年2月1日，原告、被告、张发群作为公司现股东，晋银涛、吴嘉栋、高翔、杨国生、梅林华、沈方作为新股东共同签订《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显名股东林右素增资前股权比例为7.5%，出资额度375万，增资比例2.31160425%，增资额度500万元，显名股东韦浩所占股权比例为82.5%，出资额度4125万元，并对晋银涛、吴嘉栋、高翔、杨国生、梅林华、沈方的增资比例及增资额度进行了约定。2018年7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于2018年2月1日通过与甲方及其他相关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宝顿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因乙方拟转让其持有的500万元（按《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对应宝顿公司的股权，甲方积极帮助乙方寻找适合的受让方或最终受让方乙方该部分股权，乙方的500万元对应的股权即为宝顿公司增资后的2.31160425%，受让价款为500万元，甲方积极为乙方寻找适合的受让方，同时为乙方和受让方办理相关手续，如果甲方未及时找到合适的受让方，则由甲方对乙方的股权进行回购，甲方应于2019年1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200万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300万元，因双方在签订编号为20180701-1号（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后办理了9.24641701%股权质押登记，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在收到全额款项后15日内将转让宝顿公司2.31160425%的股权至甲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如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除继续履行本协议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只支付了转让款200万元，剩余300万元未支付。故原告诉至本院。本院归纳本案的焦点为：1、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2、被告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本院认为，针对焦点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的规定，2018年1月19日，原告登记成为宝顿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股份，2018年2月1日，公司现股东原告、被告、张发群，晋银涛、吴嘉栋、高翔、杨国生、梅林华、沈方作为新股东签订了《云南宝顿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了原告的增资比例为2.31160425%，据此，原告在股东内部取得2.31160425%的新增股份，2018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就原告所持有的新增的2.31160425%的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系股东之间对股权的自由处分权，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进行履行，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对于剩余的300万元应当予以支付；针对焦点2，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虽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过高，且原告已经取得了部分股权转让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逾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本院进行酌情调整至30万元；对于原告主张的配合办理宝顿公司6.68%股权比例的股权的工商登记至被告名下，因该6.68%的股权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韦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林右素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二、由被告韦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林右素支付违约金30万元；三、驳回原告林右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原告林右素承担8800元，由被告韦浩承担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的申请执行期限为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审 判 长  付宜禾人民陪审员  李 红人民陪审员  韩梦妮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杨玉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