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安 市 碑 林 区 人 民 法 院 西 安 市 碑 林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03民初779号 原告：郭某某，男，1939年1月5日出生，汉族。原告：刘某某，女，193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原告：宋某，女，197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原告：郭某甲，女，200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欢，陕西泽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市红会医院。法定代表人：闫某某，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女，198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该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原告郭某某、刘某某、宋某、郭某甲与被告西安市红会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某及原告郭某某、刘某某、宋某、郭某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欢、被告西安市红会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某、刘某某、宋某、郭某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337134.33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6900元、营养费28450元、伤残赔偿金568800元、护理费143100元、交通费8000 元、误工费108081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6214元，合计2339413.33元，被告在其30%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701824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30000元；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7日，郭某以“颈痛并持物、行走不稳2年余，加重半年余”之主诉到被告脊柱外科微创病区住院治疗。被告初步诊断：1.脊髓型颈椎病；2.2型糖尿病；3.体位性低血压。入院查体记录示：四肢肌力正常，四肢浅感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双侧霍氏征、巴氏征阳性。入院后，3月8日行颈椎核磁共振检查示：颈椎骨质增生、颈2-3、颈4-5、颈5-6、颈6-7椎间盘变性、突出，相应水平硬膜囊受压，颈4-5、颈5-6椎间盘水平脊髓受压。2016年3月11日在全麻下行脊髓型颈椎病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原告出现感染征象，但被告疏于处理，致使原告感染症状加重，损害扩大。原告于万般无奈之下于2016年3月26日转至唐都医院治疗。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的术后管理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原告术后感染并引起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被告对郭某的诊疗过程中有过错，且与原告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构成医疗侵权，应当赔偿原告损失。西安市红会医院辩称，其对郭某的诊断及治疗都是正确的，后唐都医院对郭某不论是入院诊断、出院诊断和最终死亡原因，均未确诊属颈椎术后中枢神经感染，最后郭某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运动神经元病？因此原告称郭某颈椎术后感染没有依据。患者郭某出现发烧后，其医院对郭某进行了血、尿等培养，均没有发现细菌感染，并没延误病人治疗。 郭某由于既往有明确的体位性低血压病症和在外院（北京协和医院）多系统萎缩的疑诊，考虑是由于郭某自身原发病所致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导致的中枢性发热可能性较大。其医院在对郭某的诊疗过程中是规范的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6年3月7日，郭某以颈痛并持物、行走不稳两年余，加重半年余为主诉在被告脊柱外科微创病区住院治疗，入院后被告对郭某病程记录为：“（郭某）步入病房，跛行步态，自主体位，颈部活动受限。颈椎各间隙压痛、叩击痛阴性。四肢浅感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肌力：三角肌左/右=V/V级，肱二头肌左/右=V/V级，肱三头肌左/右=V/V级，腕伸屈肌左/右=V/V级，指伸屈肌左/右=V/V级，手内在肌左/右=V/V级；髂腰肌左/右=V/V级，股四头肌左/右=V/V级，胫前肌左/右=V/V级，小腿三头肌左/右=V/V级，趾伸肌左/右=V/V级，肌张力稍高。双侧Hofman征阳性，双侧膝腱反射亢进，双侧巴氏征阳性。颈椎CT示：颈3.4-颈5.6椎间盘突出，硬膜囊受压，椎管前后径变窄。颈椎MR示：颈2.3-颈6.7椎间盘变性突出，硬膜囊明显受压，颈4.5-颈5.6椎间盘水平脊髓受压”。被告对郭某的诊断结论为：1.脊髓型颈椎病；2.2型糖尿病；3.体位性低血压。2016年3月10日被告向郭某及原告宋某告知根据郭某的病症拟进行“后路减压椎管扩大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并告知术中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术后重要脏器功能衰竭、术后中枢性高热、顽固性低钠血症”等可能存在的风险，原告宋某及郭某均签字表明“了解风险，同意手术”。2016年3月11日被告为郭某进行了“后路减压椎管扩大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2016年3月11日至3月15日郭某病情平稳，无特殊不适。2016年3月15日郭某拨出引流管后出现发热、尿潴留、低钠、低氯症状，被告对郭某服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营养神经治疗，并进行了血常规、血沉检查、进行了血培养、尿培养、痰培养，伤口穿刺液的培养，进行胸部CT，腹部超声、泌尿、心脏超声检查，并请该院药学科主任、脊柱腰椎科主任、神经内科主任、心内科主任、呼吸内科主任、神经外科主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教授会诊，寻找发热原因。2016年3月26日郭某从被告处出院，同日转往唐都医院住院治疗，直至2017年9月27日去世。2016年3月28日唐都医院脑外科对郭某的诊断为：颈椎减压内固定术后。2016年4月8日唐都医院内分泌科对郭某的诊断为：1.四肢瘫痪；2.运动神经元病？3.多系统萎缩？4.颈椎减压内固定术后；5.低钠血症；6.低氯血症；7.2型糖尿病。2017年9月27日唐都医院神经内科对郭某的死亡诊断为：1.四肢瘫痪；2.运动神经元病？；3.多系统萎缩？；4.颈椎减压内固定术后；5.低钠血症；6.低氯血症；7.2型糖尿病；8.气管切开术后。死亡根本原因：运动神经元病？郭某的死亡报告记载郭某：“曾在外院诊断‘多系统萎缩’并服用‘盐酸米多君’”。郭某与原告宋某系夫妻关系，原告郭某某、刘某某系郭某父母，原告郭某甲系郭某女儿。郭某于2017年1月13日提起本次诉讼，诉讼中郭某死亡，郭某的法定继承人郭胜厚、刘某某、宋某、郭某甲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形成本案。诉讼中，郭某于2017年2月23日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西安市红会医院对患者郭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如果西安市红会医院对申请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申请人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其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7月8日陕西西安中恒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西安市红会医院在对郭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一定的过错。2、该过错与郭某所受损害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为30%。3、被鉴定人郭某此次损伤致四肢瘫、四肢肌力0级属一级伤残。4、被鉴定人郭某的后期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5、被鉴定人郭某的护理期建议为长期护理。”司法鉴定人为：乔绍峰、王章亚。庭审中，司法鉴定人乔绍峰、王章亚出庭作证，在法庭询问中，鉴定人王章亚表示2017年7月8日陕西西安中恒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被鉴定人郭某的鉴定意见书中司法鉴定人“王章亚”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其对郭某的鉴定过程不是完全清楚，其没有参加郭某案件的专家听证会，没有参加郭某案件的鉴定，其事先不知道乔绍峰会让其作为郭某案件的鉴定人，乔绍峰作出鉴定意见后在电话里将拟定的鉴定意见念给其听，其听完后表示其个人的意见与专家听证会上专家意见一致，其从事普通内科的，郭某的病情很复杂，其没有能力再提出其他的建议。乔绍峰让其签名，其在北京“我说我回不来，后来呢他问咋办，我说你若觉得我可以，你就替我把名字签了”。2018年1月25日被告提出重新司法鉴定申请，申请鉴定其对郭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诊疗行为与郭某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2018年6月21日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不予受理函》，称“经专家初步审查，现病历、文证材料无法确定相关问题，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之规定，经审查后，我中心决定不予受理“。后被告就上述申请事项继续申请鉴定，2019年3月20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不予受理函》，函中称“经我所鉴定人文证审查，结合专家会诊初步意见，认为：患者郭某具体死因不明，致使医方医疗过错与上述不良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判断。即依据现有材料，难以就贵院委托事项得出明确鉴定意见。鉴于此，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经我所研究决定，本案不予受理。”2019年5月29日原告再次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鉴定：1、西安市红会医院对患者郭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西安市红会医院对患者郭某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西安市红会医院是否尽到了说明义务、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书面同意的义务。2019年11月8日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书称“我中心法医司法鉴定人对送检材料详细审核后发现：被鉴定人郭某具体死因不明确，以我中心的技术条件无法受理此案。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之相关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是过错原则，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当中原告应当证明被告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在诉讼中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申请被告对患者郭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与郭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等进行鉴定，2017年7月8日陕西西安中恒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王章亚没有参与郭某案件的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中的签名非其本人签署，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采信。后原、被告均申请司法鉴定，各鉴定中心均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本案中，郭某无明显诱因出现行走不稳，患有体位性低血压病，曾在他院诊断“多系统萎缩”。2016年3月7日，郭某以颈痛并持物、行走不稳两年余，加重半年余为主诉在被告处住院治疗，被告诊断郭某患：1.脊髓型颈椎病；2.2型糖尿病；3.体位性低血压。2016年3月11日被告为郭某进行了 “后路减压椎管扩大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并告知术中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术后重要脏器功能衰竭、术后中枢性高热、顽固性低钠血症”等可能存在的风险，原告宋某及郭某均签字表明“了解风险，同意手术”。术后2016年3月11日至3月15日郭某病情平稳，无特殊不适。2016年3月15日郭某拨出引流管后出现发热、尿潴留、低钠、低氯症状，被告对郭某服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营养神经治疗，并进行了血常规、血沉检查，进行了血培养、尿培养、痰培养，伤口穿刺液的培养，进行胸部CT，腹部超声、泌尿、心脏超声检查，并请该院药学科主任、脊柱腰椎科主任、神经内科主任、心内科主任、呼吸内科主任、神经外科主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会诊，寻找发热原因。根据上述庭审查明事实被告在对郭某的诊疗活动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不能推定被告有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对郭某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某某、刘某某、宋某、郭某甲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10元，鉴定费11400元，由郭某某、刘某某、宋某、郭某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艳琴人民陪审员    唐金琳人民陪审员    王海燕  二0二0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申丽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