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10132号原告：王金才，男，汉族，1974年10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继光，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于蓝，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林静，男，汉族，1964年2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清，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幼菊，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金才诉被告林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金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继光、徐于蓝与被告林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清、肖幼菊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金才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人民币3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以人民币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自2015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具体利息数额暂计至2019年8月30日为423万元，扣除被告已付利息150万元，未付金额为273万元）；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人民币5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人民币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自2015年10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开采石方协议书》和《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其中《开采石方协议书》是原被告双方约定关于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山村第三看守所工程和网山七星村牛仔王山石方开采合作的有关事宜，协议书约定原被告双方的合作方式为：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50万用于上列工地工程石方开采，被告每开采石方壹立方米应支付给原告壹元整，作为原告的投资收益，被告保证支付给原告的石方收益不少于300万立方；《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是原被告双方约定关于位于斗门雷蛛片区玉柴发动机厂侧面临时码头合作的有关事宜，合作方式为：原告投资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双方各占50%的表决权和收益分配权，码头所取得收益首先应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偿还双方的投资本金，还本后，收益中的50%由双方平均分配，其余付给合作方。2015年2月5日，被告出具一张其本人签名的《投资确认书》，确认原告为履行《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已实际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该款项已经根据被告要求全部支付到被告指定的账户，且经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协议，原告增加投资人民币50万元。2015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两笔款项共计人民币200万元，第一笔款项为《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增加投资款，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第二笔款项为《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款，金额为人民币150万元。2015年8月30日，原被告双方就履行《开采石方协议书》、《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投资确认书》的有关事项，签订了《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根据《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和《投资确认书》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150万元及原告根据《开采石方协议书》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150万元。被告同意向原告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并支付补偿款50万元，支付时间为：在2015年9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投资款人民币300万元，如逾期支付须承担人民币100万元违约金及未偿还本金3%月息的利息，直至付清全部投资款；在2015年10月30日前支付补偿款人民币50万元，如逾期支付须承担人民币30万元违约金及未偿还补偿金3%月息的利息，直至付清全部投资款。该协议还约定在被告未付清原告全部投资款、补偿款、违约金之前，《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和《开采石方协议书》依然有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根据上述合同书和协议书约定向原告分配应得的全部收益。在双方签订《协议书》后，被告并未按照约定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及支付补偿款。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一再借故拖延，截止2018年9月11日，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违约金及利息共计1865980元。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及《开采石方协议书》而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理应履行各自义务。但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告返还投资款、支付补偿款及相应利息，导致原告巨额款项无法收回，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开采石方协议书；2.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3.投资确认书；4.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5.协议书；6.收款统计表。被告林静辩称，1.双方2015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被告认为显失公平，因为原被告是涉案项目的投资方，而作为投资人，应当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不是只享有利益，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该协议书的条款内容却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不但要求返还全部投资款，还有所谓的补偿金、违约金、利息损失；2.被告认为，该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利息的计算方式明显过高，远远超过原告的实际资金损失；3.原被告2017年1月13日已就还款事宜达成了新的约定，即被告仅需向原告返还剩余的投资款本金210万元，就了结双方的债权债务，而实际上，被告已经偿还了3369330元，按照2017年1月13日协议约定的仅需还210万元计算，被告已经多偿还了79330元。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的180多万元，截止至2018年9月11日的还款情况，但在此时间之后，被告也有陆续还款，但原告并未如实陈述、扣减。被告向原告归还的款项，根据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优先予以抵充投资款本金，而原告将该款项予以抵扣利息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部分诉求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林静为支持其辩称，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收款凭据12张；2.2017年1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3.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林静尾号0525）；4.银行流水（林雁尾号3622）；5.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林雁尾号7368）；6.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邵永珑尾号5019）；7.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林涧尾号3529）；8.银行流水（林月明尾号8109）；9.还款凭证；10.银行流水（林月明尾号7974）；11.授权委托书；12.情况说明；13.委托付款确认书（林月明）；14.委托付款确认书（林雁）；15.委托付款确认书（林涧）；16.委托付款确认书（邵永珑）；17.证人傅某、吴某出具的证人证言。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10月16日，原告王金才（乙方）与被告林静（甲方）签订《开采石方协议书》，约定：原告借款150万元给被告用于工地工程石方开采；被告自取得借款之日起3个月后开始还款，每月还款金额不少于30万元，5个月内全部还清；被告每开采一立方米石方支付原告一元作为投资收益，每月30日前向原告结算；被告未取得、丧失或有第三人主张该工地工程石方开采权的，被告应退还原告全部借款，逾期7天不还款，则应支付原告借款金额30%的违约金；被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的、支付违约金和投资收益的，被告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支付利息。同日，原告王金才（乙方）与被告林静（甲方）签订《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原告投资100万元与被告共同经营码头，双方各占50%表决权和收益分配权；码头主要用于被告开采的土石方提供装船使用，每装卸1立方米土石方应支付码头合作双方码头使用费4元，码头使用费采取预付方式，当月1日被告预付每月码头使用费，每月30日结算，多退少补；码头所取得收益先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偿还双方投资本金，还本后收益中的50%由双方平均分配，收益按月结算，每月30日结清；若被告并未取得、之后丧失或第三人主张码头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被告应退还原告全部投资款，逾期不还款应支付借款金额30%的违约金；被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的、支付违约金和投资收益的，被告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支付利息。2015年2月5日，双方签订《投资确认书》，确认被告已收到原告《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投资款100万元，并协商原告增加投资50万元，汇入被告指定账户（户名：林月明，开户银行：农业银行吉大支行，账号：×××79）。2015年2月10日，原告分两次向被告指定的尾号079账号汇款50万元、15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附言部分注明“码头续投资款”、“双耳山牛仔资源费”，原告称该150万元系《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款。2015年8月30日，原告王金才（乙方）与被告林静（甲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确认被告已收到原告《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确认书》、《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的投资额共计300万元，协议还约定：被告在2015年9月30日前向原告返还投资款300万元，逾期支付投资款须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2015年10月30日前支付原告补偿款50万元，逾期支付补偿款则须承担3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被告未付清全部投资款、补偿款、违约金之前，《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和《开采石方协议书》依然有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根据上述合同和协议分配应得的全部收益。被告的女儿林月明于2015年1月4日向原告王金才汇款2笔，每笔130000元，后又于2015年6月25日向原告王金才汇款30000元。在2015年10月30日前，被告仅通过其女儿林月明向原告汇款两笔，每笔各50000元。2015年8月30日签订《协议书》后至一审辩论终结前，被告林静举证证明其通过自己及其女儿林雁、女儿林月明、妹妹林涧的银行账户向原告王金才汇款共计2125780元，另外原告于2017年4月24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告款项8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告款项50000元，合计2255780元。被告认可在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共向原告还款为915000元。另外，被告林静辩称，其还通过自己及其女儿林雁、女儿林月明、妹妹林涧及员工邵永珑向原告指定的账户刘瑞生汇款支付了90多万元。原告王金才当庭认可，自签订2015年8月30日《协议书》之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期间，已经收到被告林静的还款共计2265980元；在2017年1月13日之前已经收到被告还款共计945000元。原告还主张2015年6月25日的30000元汇款与本案无关。同时，原告对刘瑞生名下账户收取的款项不予确认。被告林静辩称，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1月13日已就还款事宜达成了新的约定，即被告仅需向原告返还剩余的投资款本金210万元以了结双方的债权债务。为此，被告林静提交一份落款处为“还款人：林静，日期：2017年1月13日”的《协议书》复印件，其载明：“林静欠王金才人民币210万元，2017年1月13日双方协商达成还款协议”。协议还约定在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8月8日前分七次各还款人民币30万元整，共计人民币210万元”。同时，上述《协议书》最后一行书写为“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被告林静并未出示上述《协议书》原件，原告王金才对其不予确认。原告王金才于2016年12月10日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因林静欠我个人人民币4500000元到期欠款不还，造成我个人生活苦难。现委托廖某、李某等人负责向林静追讨欠款的工作，委托人提供相关欠款依据，协助我收回欠款。特此委托。本委托书有效期为2017年9月30日。”后在上述《委托书》的委托期限下一行空白处手写添加了以下内容“有效期至延长到收款完为止”。除原告王金才在落款处签名外，其余添加内容部分均无签名。被告林静申请了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述称，王金才委托其及廖某帮忙向林静追讨210万元，同时承诺给予20%的佣金；后帮忙追回了100万多元，而王金才中途不让他们帮忙追讨了，他们所要佣金，王金才让找林静要佣金；因刘瑞生是和他们一起追债的，所以林静把40万元的佣金汇给了他。《委托书》中委托期限下一行空白处手写添加的“有效期至延长到收款完为止”系王金才在到期当天所写。被告林静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陈述称:林静所提交的2017年1月13日的《协议书》系其本人书写，王金才在当天带了8、9个人找林静，后来以资金周转不来为由要求退款。当时，王金才言辞恶劣，但并未殴打林静，王金才说他以后收款不方便，要求林静以后将款项交给一个姓郭的、一个姓李的人。王金才还要求林静做一个还款计划，包括林静在内的我们便做了一个还款计划，林静便让证人帮忙写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最后一行“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的意思为“林静如果没有按期还款，林静有条件的话就还多点，没有就还少点，还款的时间没有特定，不加任何利息。因为有些还款逾期的话是要利息，这句话就是想说不加利息。”被告林静申请证人傅某出庭作证，证人傅某陈述称:其经被告林静介绍认识原告王金才，王金才几次找被告，证人都某。2017年1月13日，王金才带了十几个人向林静追债，证人当时也在场。当时，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被告大概以两三百万，另外再加上一辆车折抵掉全部债务。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后，因林静害怕写不了字，双方的朋友吴某遂代表林静书写一份协议书。林静在王金才出具的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后交给王金才留存。本院认为，在签订《开采石方协议书》、《投资确认书》、《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后，原、被告双方又于2015年8月3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退还投资款300万元，此后被告也一直以实际行为向原告王金才退还投资款，可见，解除合作关系及退还投资款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关于“被告未付清全部投资款、补偿款、违约金之前，《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和《开采石方协议书》依然有效，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根据上述合同和协议分配应得的全部收益”的约定与前面的约定相冲突，也显失公平，该约定对合同双方不应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本院认为，双方在2015年8月30日签订《协议书》达成的解除合作合同及还款协议系双方的合意，依然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照履行。证人李某述称“被告林静汇给刘瑞生的40万元系其与廖某代原告王金才追债的佣金”，对此，本院认为，一、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王金才与证人李某、廖某之间有佣金20%及同意支付40万元佣金的约定。二、即使有佣金20%的约定，而《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债务总额为450万元，并非210万元，其20%应为90多万元，并非40万元。且证人述称其仅帮忙追回100来万元，如佣金20%，也达不到40万元。三、《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原告王金才仅委托证人李某、廖某两人帮忙追债，证人李某述称刘瑞生与其一起向被告林静追债，这与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人不符，也不符合原告的本意。四、证人李某、廖某作为受托人需要收取佣金，也应当是向委托人即原告王金才索要，并非向债务人林静索要。即使是向债务人索要，而收款人也应当是委托人李某或者廖某，而不是刘瑞生。五、证人吴某述称在2017年1月13日草拟协议书时，王金才也仅是要求将款项交给一个姓郭的、一个姓李的。可见，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与吴某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综上，李某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合理性，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纳。据此，被告林静辩称被告及家属等人汇款给刘瑞生是偿还原告涉案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7年1月13日双方是否达成协议以210万元了结全部债务问题。原、被告在2015年8月30日已经签订书面《协议书》，被告林静辩称双方在2017年1月13日协商同意以210万元了结，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来，从被告出示的2017年1月13日协议书来看，没有证据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当天的协议书真实存在，当天也仅是被告一人签字，原告并未在该协议书中签名，并不能认定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二来，证人吴某作为草拟涉案《协议书》的人是接受被告的委托，其述称《协议书》最后一行“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的意思为“林静如果没有按期还款，林静有条件的话就还多点，没有就还少点，还款的时间没有特定，不加任何利息。因为有些还款逾期的话是要利息，这句话就是想说不加利息”，这是证人的单方陈述，且该陈述与证人傅某的“再加上一辆车折抵掉全部债务”互相冲突，也与文字的字面意思明显不符。三来，在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被告林静已经偿还原告915000元，而2017年1月13日草拟的协议书却还列明了210万元的还款计划，同时该草拟的协议中最后还载明“剩余款项待林静条件允许后再付”，可见，无论从还款情况，还是从该草拟协议书内容来看，均不能表明双方就全部款项达成协议以210万元了结的意思表示。综上，被告林静辩称“2017年1月13日双方已达成协议以210万元了结全部债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双方2015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在2015年9月30日前返还投资款300万元，逾期支付投资款须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2015年10月30日前支付补偿款50万元，逾期支付补偿款则须承担30万元违约金及月息3%的利息”，可见，在原、被告双方解除合作关系之后，被告负有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及补偿款50万元的义务，同时协议约定了逾期返还，不但需支付违约金合计高达130万元，还约定了高达月息3%的高额利息，而违约金及利息均是对逾期付款违约行为的一种惩罚，显然已经重复约定。而被告仅在2015年10月30日前偿还原告10万元，可见，无论投资款还是补偿款，被告均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形，根据合同约定及合同法规定，被告均应支付违约金。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总共向被告支付投资款金额仅为300万元，被告逾期返还，原告损失的仅为资金被占用损失，可见，上述协议约定既约定高额违约金，又同时约定高额利息，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在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原告再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3%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偿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从偿还的款项中先抵扣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抵扣后有余再扣除主债务”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偿还的款项2265980元中应当先扣除违约金130万元（100+30），剩余款项965980元中的50万元用于偿还补偿款，最后偿还投资款465980元。据此，被告还应返还原告投资款2534020元（3000000-465980）。对于超出部分的请求金额，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再请求被告支付补偿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林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王金才返还合作投资款人民币2534020元；二、驳回原告王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240元，由原告王金才负担人民币28040元，由被告林静负担人民币32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伟莲人民陪审员  郭锦华人民陪审员  梁永汉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 记 员  廖晓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