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308行初929号 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江边社区创业三路江边工业区轻污染厂房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2147692K。 法定代表人姚佛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邵卫国，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思航，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二路**环保楼 法定代表人赵胜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曾盼，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崔俪鹏，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3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邵卫国、被告委托代理人曾盼、崔俪鹏到庭参加诉讼。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10月26日，被告作出深宝环水罚字[2018]7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752号处罚决定），以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之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和《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以下简称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之规定，对原告处以罚款300000元人民币。原告认为，原告排污许可证上所载明的日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是允许的日最大排放量并不是原告实际的日排放量。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所称的“废水日排放量”，是指根据证据材料能核实废水实际日排放量的，按照废水实际日排放量处罚；若无法核实废水实际日排放量的，按照排污许可证上规定的废水日排放量限值处罚。本案中，被告在作出处罚前，没有对原告的废水日排放量进行核实，不存在无法核实的情况，就以原告排污许可证上所载明的日最大排放量认定原告的违法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据此作出处罚，不符合行政处罚的公平原则。另外，被告的采样人员在采样过程中，所适用的标准、有关采样前的准备、样品的现场处理、样品的保存及交接等方面，均存在不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关的技术规范，所采的样品不具有合法性。被告依据不合法的样品所得出的原告总磷超标的监测结果，亦不具有合法性。程序方面，被告2018年6月8日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原告有超标排污违法行为，直到2018年11月2日才向原告送达7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超出了法定的办案期限，程序严重违法。庭审中原告补充事实理由如下：被告认定原告排放的污染物超标，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人员没有取得上岗合格证，无采样资格，采样过程不符合国家的规范，采样的数量不符合规范的要求，检测报告不具有合法性。被告先决定处罚再告知，没有经过负责人的集体审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原告诉请：1、撤销被告作出的752号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1）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8年6月8日，被告对原告单位进行检查发现，原告正在生产，污水处理设施在运转。被告执法人员会同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作人员对原告的污水设施总排口、一类排口的排放废水进行了采样。原告于2017年12月26日取得的《排污许可证》允许其总磷排放浓度限值为1毫克/升。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作出的监测报告显示，原告总排放口的废水中总磷浓度为1.58毫克/升，超标0.58倍，己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标准。另查，原告于2010年3月31日取得的《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委员会关于〈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的批复》（深环批函[2010]017号，以下简称17号批复)上载明原告的日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日。原告的行为涉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监测报告》（WSS2018/0439号）《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17号批复以及现场采样视频等材料予以佐证。（2）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18年6月8日，被告的两名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当场表明了身份并出示了执法证件，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陈述及申请回避等各项权利，原告的经理孙岩配合被告进行了现场勘查。当日，环境监测人员对原告的污水设施总排口、一类排口的排放废水进行了采样，执法人员对采样过程进行了全程拍摄。2018年6月16日，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作出《监测报告》（WSS2018/0439号）。2018年7月6日，被告再次到场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并针对原告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宝环水责[2018]SG097号），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被告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三十七条之规定。2018年7月10日，被告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2018年9月29日，被告经集体审议后认为原告的违法行为应予以处罚。当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深宝环水听告字[2018]第0607号），并于2018年10月10日依法向原告送达，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以及其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和陈述申辩意见。2018年10月26日，被告综合本案案情，依法向原告作出752号处罚决定。2018年11月2日，被告向原告直接送达了该处罚决定。被告的上述行为有《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环保水务违法行为立案审批表》《案件集体讨论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材料予以佐证，被告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3）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总排放口的废水中总磷浓度为1.58毫克/升，超标0.58倍，己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标准。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之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根据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被告根据前述规定及深圳市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超过规定标准3倍以下、B类水污染物、废水日（均）排放量100吨以上200吨以下”之相关规定，对原告作出300000元的罚款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2.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撤销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1）被告以原告的环保批复为依据，认定原告的废水排放量，属于认定事实清楚，并无错误。首先，原告取得的环评批复明确其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日。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中指出：“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废水实际日排放量少于排污许可证或环评批复上规定的日排放量的，按照废水实际日排放量处罚。”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实际日排放量进行了调查，原告提供了4月12日-5月13日的水费单据，但该材料仅是当月用水量的说明，并不能当然说明其实际日排放量少于环评批复规定的日排放量。因此，被告是在事先调查的基础上对原告的排水量作出的认定，而非直接进行认定。其次，目前我国对电镀行业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计算，对废水的日均排放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而且，倘若需准确计算出原告实际日均排放量，则应当考虑原告违法排污时段的实际总排放量（正常排放时段的排放量无须计算），但其违法排污的行为可能是持续的，也可能是间断的，在没有废水排放监测设施进行长期监测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判定违法排污时段的时间长度，而且被告也无法在本案单次的、即时的调查当中确定原告违法排污时段，从可行性角度而言，被告也不可能将原告违法排污时段的实际日均排放量进行核算清楚。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排放量，而被告也无法计算清楚的情况下，被告以环评批复的内容作为认定其废水排放量的依据，认定事实清楚，量罚适当。（2）被告在本案中的采样过程合法，且符合国家标准，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负责现场采样及检测工作，该站是取得CMA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的国家事业单位，依法可以开展环境监测活动，现场采样人员均具有监测上岗资格。在本案的采样过程中，所适用的监测方法均是国家现行合法有效的标准，采样过程也均按照环境监测法规方面的具体要求开展，整个监测过程合法合规。原告主张被告的采样过程违法，采样样品和监测不具有合法性，但未指出被告采样过程中具体的违法情节，其主张缺少合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主张被告超出法定办案期限，程序严重违法,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环境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本案中，被告立案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扣除办理过程中原告所享有的申请听证、陈述和申辩时间以及文书送达时间，被告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6日，被告的办案时限并未超过3个月法定要求。退一步而言，环境处罚办法关于办案期限的规定旨在督促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时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本案中被告己经积极履行了法定职责，办案过程也并未侵害到原告的任何合法权益。另外，考虑到宝安区每年环保处罚案件量近千宗这一实际情况，即便可能存在程序稍有拖延，也不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原告主张执法程序严重违法并无明确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量罚适当，原告的主张缺少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8日深圳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笔录，笔录载明，原告正在部分生产，污水处理设施在运行，现场对总排口、一类排口（总镍、总铬及六价铬）的排放废水采样，采样过程原告负责人孙岩在场，整个采样过程全程录像。经深圳市环境监察支队委托，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于2018年6月16日对上述采样作出编号为WSS2018/0439号监测报告。2018年7月6日，被告向原告员工孙岩进行调查询问，孙岩提交了水费通知单，陈述称2018年6月8日深圳市监察支队和环境监测采样人员在原告工作人员全程见证下载原告废水处理设施总排放口采集了水质样品一套，原告公司已收到上述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前述水质样品中总磷值浓度为1.58mg/L，超过了原告取得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规定，原告对前述采样程序和分析结果无异议；原告环保批文允许排水量不超过154吨/日，以原告提供的5月份自来水费单为准，5月份工业用水量为2780吨，实际工业用水量约93吨/日，原告取得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规定原告废水排放执行GB21900-2008标准。2018年7月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并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2018年7月10日，被告经审批对原告不按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予以立案。经集体讨论，被告拟对原告前述行为予以处罚，于2018年9月29日对原告作出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2018年10月10日送达至原告，告知原告拟认定的事实、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和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2018年10月26日，被告作出752号处罚决定，认定原告2018年6月8日存在超过水污染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总排放口的废水中总磷超标0.58倍，同时原告取得的17号批复载明原告日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日。原告上述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之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参照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的规定，原告位于茅洲河流域特别控制区B类污染物超标3倍以下，废水日（均）排放量100吨以上200吨以下,被告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00元的处罚决定。原告于2018年11月2日收到上述处罚决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 再查明,被告提交了采样人员曾润志、李祥的《深圳市环境监测协会人员培训考核合格证》、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资质认定证书、紫外可见分光广度计uv-2600《检定证书》、编写人员张小英及核发人员王志杰、检测人员罗美的《广东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合格证》、签发人员肖健的授权证明文件，以证明鉴定报告合法有效。其中曾润志、李祥的《深圳市环境监测协会人员培训考核合格证》显示该两名人员工作单位为深圳市华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保公司）、发证单位为深圳市环境监测协会，发证日期分别为2017年6月2日、2018年8月15日。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及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2015190091U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载明华保公司在2015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19日取得了CMA认证。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12月2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该许可证副本载明，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为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其中污染物中总磷许可排放浓度限值为1.0。原告于2010年3月31日取得的17号批复载明该项目产生生产废水量不超过220吨/日，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日。原告的经营地点在茅洲河流域。 本院认为，原告因对被告作出的752号处罚决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各方的诉辩及庭审意见，本案应围绕如下争议焦点进行审查：1.被告认定原告于2018年6月8日存在超过水污染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依据是否充分；2.被告作出752号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深圳环境监测中心作出的监测报告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监测报告应当具备的形式要件、符合《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规定。而根据涉案监测报告载明内容，结合原告取得的17号批复及排污许可证，原告在2018年5月14日所排污水的总磷浓度超出排污许可证执行的《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载明的排放标准限值。被告认定原告存在超标排污行为，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原告的异议主要集中在认为采样人员无采样资格、监测报告的采样不符合HJ493-2009《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等方面。对于采样人员资格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采样系华保公司工作人员曾润志、李祥所作。根据2015年2月5日施行的环发[2015]20号《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号指导意见）“三、开放环境监测服务市场”中第（五）点关于可以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和工商总局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总体要求，将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能够承担，又不影响公平公正原则的相关业务，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地向社会环境监测机构有序放开之规定，涉案采样实际是深圳市环境监察支队委托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所作。而对于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采样人员的资质问题，因其机构属性不属于《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第二条所规定的环境保护系统环境监测中心（站）和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并不适用该制度对于环境监测机构监测人员考核、合格证管理的规定。而结合被告提交的华保公司的CMA资质证书、以及《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中关于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对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过程中将检验检测机构对其技术人员的培训、相关资格、能力确认、监督等纳入评审条件的规定，可以认定涉案采样人员具有采样资格。对于采样的合法性问题，原告主张的HJ493-2009《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的内容系对水质样品保存和管理的规定，并不涉及到水质采样方法，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采样存在违反HJ494-200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规定之处，故原告前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处罚决定系对原告即时性排污行为而作，被告综合原告取得的17号批复中关于日排废水量限值、所排超标污染物属于B类污染物以及生产经营地点位于茅洲河流域特别控制区等因素，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参照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的规定，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被告收到深圳环境监测中心作出的监测报告后，虽履行了相应的调查、立案、处罚前告知、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及送达等程序义务，但其在2018年7月10日立案后至2018年10月26日方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即便扣除送达等时间，仍超出《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三个月期限。但考虑该超期行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属于程序轻微违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违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的深宝环水罚字[2018]7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超出法定办案期限违法。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负担，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迳付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琨 人民陪审员 孟  广  顺 人民陪审员 严    格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周妍君（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