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9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廖国祥，男，1954年7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京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红艺，男，1968年1月2日出生。社区推荐。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开芳，女，1972年1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杜文静，女，1979年12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晋，重庆索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国祥、何开芳因与被上诉人杜文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6民初14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国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杜文静对廖国祥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廖国祥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廖国祥是受胁迫与杜文静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因为杜文静声称案涉花瓶是赝品，且调解地点为派出所内。廖国祥作为不具备甄别文物真假及判断文物价值的普通人，对花瓶的真假产生了错误认识，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调解协议不是廖国祥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即使案涉协议书不具备可撤销情形，廖国祥也不存在违约。双方签订协议书后，杜文静表示若花瓶系真品，其愿意要花瓶，廖国祥也表示若花瓶系赝品愿意承担法律后果。该意思表示应视为双方对协议书的变更，廖国祥提供了北京权威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证明案涉花瓶是真品，故应按照原买卖合同履行。被上诉人提交的调解书系复印件，尽管加盖公章，但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名和经办人签名,且调解书没有经过人民法院核对，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另该协议书复印件与廖国祥提交的复印件不一致。当事人双方只签订过一份原始的协议书，由调委会保存，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原件，因此应当视为调解不成功，协议书没有生效。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有明确规定必须签名盖章双方持有。协议书的成立不等于协议书生效，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三、本案当事人没有订立车辆转让的条款，车辆转让也不存在默认的交易习惯，法律也没有对车辆转让作出可以默认的规定，廖国祥也没有何开芳的委托书，一审适用默认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应予以改判。何开芳答辩称，同意廖国祥的请求。杜文静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关于调解协议，该协议是廖国祥、杜文静、何开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共同在派出所人民调解员组织下达成的调解，之所以当时只签订一份以及当时没有盖章，是因为人民委员会的章当时在调解委员会主任手中，没有办法加盖。当时对方复印了一份拿走了，我们当时没有复印，后发生纠纷后再从调解委员会复印出来。二、何开芳当时共同参与调解，最后签字之前何开芳出去开车没有签字，车是其本人开过来的。签订协议后，何开芳收拾车子里自己的东西后交付了车辆给杜文静。何开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杜文静对何开芳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案涉车辆系何开芳的合法财产，何开芳全额支付了对价购买，并于2019年4月25日登记在何开芳名下，他人无权处分何开芳的合法财产。2019年10月15日，杜文静与廖国祥在天宫殿派出所的调解并未达成结果，且何开芳并未在场，对协商过程和结果均不知情。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非何开芳本人签名，该调解对何开芳不产生效力。廖国祥对案涉车辆没有处分权，杜文静将车辆开走时，何开芳以为其只是临时借用，后多次找杜文静要求返还其都未予返还，何开芳并未同意将该车交付杜文静。廖国祥答辩称，同意何开芳的意见。杜文静答辩称，两位上诉人是男女朋友关系，反诉状中显示两人是居住同一处房屋，整个事情两人是全部参与的。动产是以交付为准，并非产权登记为准。派出所签订调解后何开芳交付了车辆，并且将车上个人物品拿走，后也没有要求返还车辆，也从来没有报过警。一审庭审中何开芳开始答辩称廖国祥因欠款用车抵账，后又称是买卖，前后的陈述矛盾。综上，何开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杜文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廖国祥、何开芳共同退还杜文静110000元，并支付杜文静资金占用损失（以11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2．廖国祥、何开芳共同赔偿杜文静损失即支付500000元；3．何开芳协助将渝A5xx**车辆过户至杜文静名下；4．诉讼费用由廖国祥、何开芳承担。廖国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杜文静与廖国祥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诉讼费用由杜文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5日，杜文静与廖国祥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杜文静购买廖国祥的一个明代瓷洲窑花瓶，价格600000元。杜文静还购买了其他两件古玩。2018年9月6日，杜文静将奥迪牌车辆渝A6xx**过户给廖国祥，作为支付部分买卖合同货款。2019年4月25日，上述车辆过户给何开芳，车牌号变更为渝A5xx**。2019年10月15日，杜文静邀约廖国祥到重庆两江新区天宫殿派出所附近商谈退还花瓶事宜，何开芳在场参与协商。后杜文静与廖国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编号为两江天宫殿警调（2019）103号，首部载明申请人杜文静、被申请人廖国祥的身份信息，协议内容如下：“1.杜文静将会同买卖文物退还廖国祥。2.廖国祥退还文物金给杜文静。共计人民币610000元（陆拾壹万元整）。于2019年10月16日，地占江津。支付给杜文静现金30000元（叁万元整）。于2019年10月23日，支付给杜文静80000元（捌万元整）。于2020年10月16日止，剩下500000（伍拾万元整）分12期支付给杜文静。3.于2019年10月16日，廖国祥将发动机号：04xxxx的奥迪车过户给杜文静。4.此事为一次性解决，当事人双方自行，自愿协商的结果。若到期未履行协议，建议司法程序。5.双方不再为此事发生任何纠纷。不再追究双方经济，法律责任”。该协议书有人民调解员签字，并加盖重庆市渝北区天宫殿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在当事人签名处“何开芳”的签名和捺印系廖国祥所为。协议签订后，廖国祥收到杜文静交付的花瓶2个、七彩瓶1个，并出具收条。廖国祥将奥迪车渝A5xx**交给杜文静，交付时何开芳在场。之后，杜文静与廖国祥多次通过微信聊天沟通，内容主要涉及退还文物金、鉴定结论等，2019年10月27日双方曾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派出所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杜文静与廖国祥在买卖古玩后产生纠纷，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且已部分履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廖国祥称系胁迫和重大误解签订，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胁迫和重大误解的事实，故廖国祥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廖国祥未按照协议书内容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应退还的文物金11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对于余下的500000元，因廖国祥未按期支付，且以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方式表示不愿履行，故廖国祥构成预期违约，应当支付500000元。因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的约定没有载明何开芳的义务，故其不应承担退还文物金的责任。杜文静要求何开芳履行协助过户义务的问题，虽然何开芳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其参与调解，了解调解结果，且在杜文静开走车辆时未加制止，表明其认可廖国祥将车辆退还给杜文静，据此，何开芳应当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廖国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杜文静文物金11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1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3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二、廖国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杜文静文物金500000元；三、何开芳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将渝A5xx**车辆过户至杜文静名下；四、驳回杜文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廖国祥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9900元，减半收取4950元，反诉受理费9900元，减半收取4950元，共计9900元，由杜文静负担500元，廖国祥负担9400元。杜文静已预交4950元，廖国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付杜文静44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中查明，杜文静一审举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鲜章的复印件，且复印件本身有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廖国祥一审举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未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前述两份《人民调解协议书》除了盖章情况不同以外，其余内容均一致。杜文静陈述，调解当天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不在，因此未能盖章，双方签字后廖国祥复印了一份协议后就离开了，杜文静在本案起诉前去人民调解委员会复印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了鲜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如果不应撤销，廖国祥是否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二、何开芳是否应协助履行车辆过户义务。一、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及廖国祥是否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问题。首先，廖国祥称系受胁迫和重大误解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但其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存在胁迫和重大误解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廖国祥称《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复印件，不应采信。经审查，杜文静一审举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确系复印件，但是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鲜章，且协议内容与廖国祥举示的协议内容一致，廖国祥亦对其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该份协议予以采信。第三，廖国祥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未生效，因为不具备双方签字盖章且各自持有的生效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本案所涉调解协议书经廖国祥和杜文静签字、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因此该协议成立并生效。廖国祥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廖国祥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二、关于何开芳是否应履行协助车辆过户义务问题。何开芳诉称案涉车辆系其合法财产，他人无权处分，其对杜文静和廖国祥的调解并不知情，并未同意将该车交付给杜文静。本院认为，何开芳一审中陈述交车时其本人在场，廖国祥与杜文静在派出所的调解也是其开车送廖国祥前往。在廖国祥将案涉车辆交付给杜文静时，何开芳亦并未提出异议，也无证据证明其在之后向杜文静主张要求返还车辆。另，杜文静系基于其与廖国祥的调解协议受让案涉车辆，并将此前从廖国祥处购买的文物退还给廖国祥作为受让车辆的对价。廖国祥在签订调解协议后，在车辆所有人何开芳在场的情况下向杜文静交付了案涉车辆，因此杜文静受让案涉车辆构成善意取得，何开芳应协助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综上，杜文静与廖国祥在买卖古玩后产生纠纷，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因而廖国祥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义务。廖国祥为履行调解协议，在何开芳在场的情况下将何开芳所有的车辆交付给杜文静，杜文静在受让车辆时基于善意且支付了对价，因此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应为杜文静，何开芳应当将案涉车辆过户至杜文静名下。另外，廖国祥作为反诉原告，在二审中以本诉的抗辩理由与上诉理由相矛盾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反诉，该请求并未征得其他当事人的同意，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廖国祥、何开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何开芳负担50元，由廖国祥负担98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瑾审 判 员  柳光洪审 判 员  黄 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明霞书 记 员  赵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