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4民初34584号原告（被告）：曾艳艳，女，汉族，1984年10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52************826。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雅妮，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93R。法定代表人：蔡某1。被告（原告）：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F。法定代表人：蔡某1。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康，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子豪，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曾艳艳与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升公司）、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锋公司）互为原被告劳动争议案，本院分别于2019年11月5日、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事实认定及裁判理由以下双方无争议的事项，本院予以确认：1、劳动仲裁请求。曾艳艳于2019年9月2日向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新升公司、新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7239元；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7日工资6764.37元；应付未付佣金418026.24元；加班工资518307元；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56729.64元。2、劳动仲裁结果。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佛禅劳人仲案非终字[2019]17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新升公司、新锋公司向曾艳艳支付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7日工资6764.37元；应付未付佣金376223.62元；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5158.62元；驳回曾艳艳其他仲裁请求。3、诉讼请求。曾艳艳、新升公司、新锋公司收到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佛禅劳人仲案非终字[2019]1745号仲裁裁决书后，均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曾艳艳请求判令新升公司、新锋公司向曾艳艳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7239元；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7日工资6764.37元；应付未付佣金418026.24元；加班工资516201元；应休未休年假工资报酬56729.64元。诉讼中，曾艳艳变更应付未付佣金数额为420419.27元。新升公司、新锋公司请求判令：两公司无需向曾艳艳支付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7日工资6764.37元、劳动关系合法解除后未到节点的佣金376223.62元、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5158.62元；曾艳艳向公司返还已支付涉嫌违规佣金42160元。4、入职情况：2016年1月入职新升公司从事置业顾问工作。5、离职情况：2019年5月7日，新锋公司向曾艳艳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载：“鉴于您在本单位从业期间存在飞单等违规行为，该行为已严重损害本单位的合法权益，并违反您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廉洁责任书》、《员工手册》等相关约定及本单位制定并已下发的相关制度。现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本单位决定于2019年5月7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并扣除您基于本单位利益基础上的违规（法）所得，相关应发未发的薪酬计算截止于2019年5月7日…”。6、劳动合同签订情况：2016年1月11日，曾艳艳（乙方）与新升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期限：2016年1月11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作岗位：置业顾问，工作时间：标准工时制即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月基本工资1800元。2017年6月17日，曾艳艳（乙方）与新锋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期限：2017年6月17日至2020年9月30日，工作岗位：置业顾问，工作时间：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月基本工资3300元。上述合同第七条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规定：乙方有违反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行为的，甲方可以根据劳动法和规章制度的规定，予以处罚；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予以解除，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7、社保缴纳情况：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由新升公司为曾艳艳缴纳社保；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由新锋公司为曾艳艳缴纳社保。8、个税代缴情况：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由新升公司为曾艳艳代缴个人所得税；2017年6月，由佛山市新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晋公司）为曾艳艳代缴个人所得税；2017年7月开始由新锋公司为曾艳艳代缴个人所得税。9、其他情况：（1）新升、新锋、新晋公司为关联公司，均系广州合景泰富集团的子公司。（2）2016年12月8日，合景泰富地产集团发布《2017年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载明：春节放假日期：1月26日—2月7日（共12天）；调休上班日期：1月22日（注：全体员工统一休5天年假，5天年假为1月26日、2月3、4、6、7日）。2017年12月25日，合景泰富地产集团发布《2018年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载明：春节放假日期：2月14日—2月26日（共13天）；调休上班日期：2月11日（注：全体员工统一休5天年假，5天年假为2月14、22、23、24、26日）。2018年12月15日，合景泰富地产集团发布《2019年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载明：春节放假日期：2月4日—2月17日（共14天）；调休上班日期：2月2、3日（注：全体员工统一休5天年假：2月11、12、13、14、15日）。（3）2019年4月15日谈话笔录（第1次）中记录曾艳艳陈述“我承认我存在有“飞单”行为，其中客户谢庆星/顾慧慧、陈婉仪/陈六妹、李怡是我“飞单”的”、“中介公司承诺，合景公司结算佣金后，给我1万元/套”；2019年4月15日谈话笔录（第2次）中记录曾艳艳陈述“客户谢庆星/顾慧慧、陈婉仪/陈六妹、李怡是我以前成交的老业主介绍过来找我的，我会提前与来访客户说，来到案场直接说进来找我就可以了。等客户来找售楼部找我看房有意向购买后，我这个时候会提供客户信息给中介公司人员让他进行报备，然后我就带着客户继续聊，等到可以客户报备可以进行到访确客时，就带客户去做到访确客并同时刷卡下定金，这样就形成了整条中介带客报备成交信息流的合规假象”。曾艳艳均在上述笔录中签名确认记录的内容。2019年6月4日，公司与谢庆星的谈话笔录中记录谢庆星陈述“我是通过我朋友泷景花园老业主推荐，将置业顾问曾艳艳微信名片、联系方式给我，我们自己过来楼盘看盘，到达售楼部之后就直接进去售楼部的，不需要在前台做登记，联系好曾艳艳就对接上了，曾艳艳给我介绍2座楼盘信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老业主推荐，自己过来的，没有中介陪同，没有中介带看”。（4）仲裁庭审中，曾艳艳陈述2017年6月被总公司安排到新锋公司。两被告对其均无异议，新锋公司陈述：2017年6月调动属实，曾艳艳是服务统一项目，但不同地块属于不同公司，曾艳艳工作的地点无变化。诉讼中，曾艳艳举证如下：1、《劳动合同》、曾艳艳女士个人所得税查询截屏（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曾艳艳女士工牌和名片。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曾艳艳女士网上OA明源工作系统显示截屏、曾艳艳女士与公司人力资源部领导短信沟通截图。3、曾艳艳与同事在2019年4月15日的微信截屏、邵嘉凤的姐夫吴卓宏在2019年4月15日23:29的电话报警记录、吴卓宏的身份证、与邵嘉雯结婚证、邵嘉凤与邵嘉雯的户口簿。4、申请人与客户谢庆星的微信沟通记录截屏。5、中介潘伟亮与客户周继镰的儿子周杰臻的微信沟通记录截屏。6、佛山市观云轩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7、泷景五期九座2501单位业主袁捷出具的《情况说明》。8、曾艳艳女士从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个税纳税清单、个人所得税查询截屏（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国税完税证明。9、《佣金计算表》、以往发放佣金的签批件、2016年度营销奖励考核办法、2017年度营销奖励考核办法、2018年度营销奖励考核办法、关于调整置业顾问营销佣金计发方式的通知、2019年度营销奖励考核办法。10、曾艳艳女士与客户及被告管理人员的微信截屏记录。11、“泷景签约合同群”微信截图。12、《考勤管理制度》版本A2、《休假管理制度》版本A2、泷景营销部考勤记录表。新升、新锋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员工声明、廉洁责任书。2、员工手册。3、客户谈话笔录。4、2019年4月15日申请人谈话笔录。5、佣金表。6、违规佣金表。7、2017、2018年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8、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佛禅劳人仲案非终字（2019）1745号。9、合景泰富营销案场接待及展示检查制度、销售及服务流程、营销人员节点任务细则。10、2019年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11、加班申请表。12、工资明细（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13、OA系统截图。14、2017年4、6、7月佣金计发表。15、佣金明细表4页。本院依职权向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了佛禅劳人仲案字（2019）1745号仲裁庭审笔录。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项，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新锋、新升公司的关系问题新升公司、新锋公司的名称及注册地址相似、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相同、部分高管重合，且两公司均确认为广州合景泰富集团的子公司，据此可认定新升公司、新锋公司为关联公司。且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曾艳艳先后入职新升公司、新锋公司系由总公司安排，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没有变化，可见两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诉讼中，两公司对于曾艳艳提出的要求两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亦不存在异议。据此，本院认为新升公司、新锋公司为关联公司且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故对曾艳艳提出的要求两公司在本案中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9年4月至5月7日工资的问题曾艳艳主张其每月固定工资为实发基本工资3300元加其他工资2200元合计5500元，公司应按照上述标准向其支付2019年4月份应发而未发放的工资5500元、2019年5月份应发而未发放的工资1264.37元。公司认为，曾艳艳于2019年4月中下旬开始主动离职未上班，也未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上述期间工资。本院认为，公司主张曾艳艳从2019年4月中旬未出勤，但未能举证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如公司陈述属实，曾艳艳从4月中下旬至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前一直未出勤，公司对此未作任何处理且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亦未提及曾艳艳旷工一事，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此，本院对公司提出的曾艳艳2019年4月中下旬开始未出勤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曾艳艳于上述期间正常出勤。至于，曾艳艳主张的工资计算标准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司举证的工资明细表中显示，2019年4月曾艳艳的实发基本工资为3300元、其他工资为2200元，可见公司对其应向曾艳艳支付2019年4月工资5500元不持异议，故对曾艳艳主张的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4月应发而未发放的工资5500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19年5月工资，根据公司提交的上述工资明细表可知，曾艳艳工资构成为“实发基本工资3300元+其他工资2200元+销售佣金+其他奖金”，故对曾艳艳提出的其月固定工资为55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结合曾艳艳的离职时间，本院确认公司应向曾艳艳支付的2019年5月应发而未发放的工资为1264.37元（5500元/月÷21.75×5天）。关于加班费的问题对于曾艳艳主张的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从曾艳艳主张的加班事实来分析。曾艳艳主张据统计其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共计10天、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加班共计1502个小时，故要求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曾艳艳为证实其加班事实举证了泷景营销部的考勤记录表以证实其主张。公司对曾艳艳主张的加班事实不予确认且认为公司实际未对销售人员进行考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曾艳艳所举的打印版考勤表无公司盖章或员工签名，且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至于曾艳艳举证的手写部分2018年11月、2019年1月、2019年3月手写部分考勤记录表，该表虽有案外人詹山燕、陈露容的签名，但上述人员亦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佣金等问题与公司另案诉讼，与公司存在纠纷，故此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亦不予采信。且从庭审中，曾艳艳的陈述来看，曾艳艳的工资构成为“固定工资+销售佣金”，其确认固定工资不受出勤情况的影响，而销售佣金显然也与出勤情况不存在直接关联，据此公司亦无对曾艳艳进行考勤的必要。综上，曾艳艳即无充足的证据证实公司掌握了其加班事实的证据，也无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加班事实，其主张的加班费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从曾艳艳的实际收取的工资来分析。从曾艳艳的工资明细表可知，其拥有较高的固定工资和销售佣金，可见用人单位在核算工资标准时已经充分考虑销售人员工作时间因素，工资构成中应含有加班费等补助。再者，从曾艳艳的工作岗位来分析。曾艳艳从事置业顾问岗位，其在入职前应明知该项工作的特点性质及岗位职责的特殊性。且销售人员工作时间灵活机动、自由度较大等工作性质、工作岗位特点，依据标准工时制衡量加班工作、计算加班费明显不合理。综上，本院对曾艳艳主张的加班费，不予支持。关于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曾艳艳主张其入职至今公司未安排其休年休假，公司则主张公司每年春节放假期间已安排员工休假。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曾艳艳入职新升、新锋公司至今可享受的年休假天数的问题。《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第五条规定“职工新进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当年度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本案中，曾艳艳于2016年1月11日入职新升公司，于2019年5月7日离职，根据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其2013年7月至2016年1月期间为个人参保、参加工作年限为已满1年不满10年。根据上述情况，同时结合上述规定，曾艳艳因2016年度未达到“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条件故其该年度不享受带薪年休假，此后2017年、2018年每年可享有5天带薪年休假,而2019年则应根据其在职天数折算其可享有的带薪年休假天数为1天（127天÷365×5天）。本案中，公司已举证2017年至2019年度《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可证实公司每年春节放假12天以上且公司在春节放假期间全体员工统一休5天年假。曾艳艳对公司举证的《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不予确认，且认为每份通知“工程部、营销策划部、财务部、客户服务部、物业管理公司：可以根据各城市公司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工作情况另做适当放假安排”，曾艳艳所在的营销策划部未按照上述通知放假。本院认为，曾艳艳对公司举证的《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不予确认，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其主张曾艳艳所在的营销策划部未按照上述通知放假，除了另案员工的陈述外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对曾艳艳主张公司未安排其休年假的事实不予采信。另《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据此，公司集中安排员工在春节期间休年假并无不妥。根据公司举证的2017年-2019年《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可知公司在上述年度已安排全部员工休年假合计15天，结合上文认定的曾艳艳入职至今可休的年休假合计11天（5天+5天+1天），本院认为公司无需另行向曾艳艳支付年休假工资，对曾艳艳提出的相关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的问题曾艳艳主张新锋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新升、新锋公司则主张曾艳艳在工作期间存在“飞单”行为即将自然来访等渠道的客户通过不登记、换登记手机等方法，将其转为二手中介渠道客户，获取中介机构的高额“介绍费”、损害公司利益，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且无需支付赔偿金。新锋公司为证实其主张举证了2019年4月15日曾艳艳的谈话笔录两份、客户谢庆星的谈话笔录等证据。而曾艳艳则认为曾艳艳的谈话笔录中承认将谢庆星、陈婉仪、李怡介绍给中介，完全是为尽快摆脱用人单位的非法拘禁而虚构的，是被迫签署，并举证了与客户谢庆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予以证实。对曾艳艳是否存在“飞单”行为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对公司举证的曾艳艳的谈话笔录，该笔录有曾艳艳本人的签名，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虽曾艳艳认为上述笔录系被迫签署，但并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况且此后公司对曾艳艳的客户谢庆星所作的谈话笔录中谢庆星的陈述也进一步佐证了曾艳艳自行陈述的飞单行为的真实性。至于曾艳艳举证的与谢庆星的微信聊天，首先仅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无法证实与曾艳艳对话的相对人的身份情况。其次，从曾艳艳举证的微信对话时间上来看，曾艳艳与对方初始对话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而中介公司推荐的时间为2018年11月3日，可见谢庆星首次接触的并非中介公司而是作为新锋公司员工的曾艳艳。再者，从微信对话内容来看，2018年10月15日下午10:52分，对方发送信息“朋友介绍的没别的折打了吗”，也可以印证谢庆星非初始由二手中介渠道发展的客户。综上，本院对公司主张的曾艳艳工作期间存在“飞单”行为的事实予以确认。曾艳艳作为公司员工对将客户转为中介渠道客户的行为，给公司权益可能造成的损害应该有充分认知，不论其最终有无收到中介公司支付的“介绍费”其行为都违反了其作为一个劳动者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劳动纪律、有违职业道德。新锋公司据此解除其与曾艳艳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三十九条的规定，故本院认定新锋公司解除与曾艳艳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综上所述，曾艳艳要求新升、新锋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嫌违规佣金的问题首先，关于公司提出的返还涉嫌违规佣金的诉请，应否予以受理的问题。曾艳艳主张公司提出的该项诉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应驳回该项诉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基于上述司法解释可知，该条针对的诉讼请求系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请求，而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劳动争议是否具有不可分性是法院能否直接审理的关键。本案中增加的有关返还佣金的请求与仲裁的审查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事项是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相互之间具有依附性，故应视为增加的诉求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可对公司增加的诉求一并审理。关于应否返还佣金的问题。公司主张曾艳艳违规操作房屋共29套，经其核算涉及房屋佣金84435.03元，其中公司已支付给曾艳艳的佣金为42160元，该部分佣金曾艳艳应予返还。本院认为，公司主张曾艳艳存在违规操作房屋共29套，其中曾艳艳自认存在飞单行为的房屋仅有3套、签名确认存在先刷卡再录客的行为为26套。对于其中曾艳艳签名确认存在先刷卡再录客行为的26套房屋，本院认为上述房产的相关销售工作确系由曾艳艳本人跟进完成，并无证据证实曾艳艳的该行为对公司存在实际损害，故公司要求曾艳艳返还上述26套房屋的销售佣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曾艳艳自认存在飞单行为的3套房屋，根据公司的列表及陈述可知其中只有2套支付了销售佣金。至于上述2套已支付部分佣金的房屋，相关销售工作确系由曾艳艳本人跟进完成即曾艳艳已实际付出了劳动，而公司支付给曾艳艳的佣金点数也未超过其余无违规操作房屋的佣金点数，且公司亦未举证上述两套房屋给公司造成了实际的损失，故公司要求曾艳艳返还上述2套曾艳艳自认存在飞单行为的房屋的销售佣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曾艳艳销售佣金的问题曾艳艳主张其销售房产共452套、涉及未结佣金共计420419.27元。经双方核算其中有421套房产的未付佣金金额与用人单位统计的佣金金额一致，涉及未付佣金405273.26元。另外31套房产，其中曾艳艳提交的佣金情况汇总表中序号为183-187的房产，因营销人员都不知道自己个人的销售目标且曾艳艳所在的团队每年都是超额完成销售任务应按照完成率100%对应的计佣比例计佣，故计算出佣金差额为1693.14元；佣金情况汇总表中序号为232-254的房产23套，根据公司政策不应打折，公司返还之前扣发的部分佣金及未到节点也应该发放的佣金合计13452.86元；佣金情况汇总表中序号449-451的房产是曾艳艳被解聘之前已跟进的客户，离职前客户已签署认购书，首期售楼款也已于曾艳艳离职之前到账，只是因为用人单位的原因（开发商还没有取得预售证就销售），导致草签时间在员工离职之后，曾艳艳已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她在被解聘后依然跟进该3套房屋的签约，虽然支付佣金节点未到，但员工被迫离职之后，未付的佣金均应该一次性支付给员工该3套房屋的销售佣金为9906.75元。公司则认为经统计曾艳艳销售房产涉及未达服务节点的佣金金额为405273.26元，因未达节点，曾艳艳也没提供任何服务不应支付给曾艳艳，而应到达相关节点后支付给曾艳艳离职后负责跟进工作的员工。对于曾艳艳提交的佣金情况汇总表中序号为183-187的房产，公司已提交2017年4、6、7月的佣金计发表证明该五套房产的计佣点数曾艳艳统一以顶格的点数计算佣金与事实不符，因此该差额1693.14元并不存在，不应计算。曾艳艳佣金情况汇总表中序号为232-254的23套房产佣金折扣问题。公司确认2018年5月1日之前草签的房产不存在打折，公司在实际计算发放佣金的过程中也是按照没有打折去操作，但是原始的佣金发放记录已经因人员的流动而遗失，仅存相应的房屋销售情况表及佣金计发表（原被告提交的有签章的表格）。佣金计发表仅能反映员工当月的销售总额及佣金比例，房屋销售情况表仅能反映房屋销售套数及合同总价，故原被告制作的佣金总表均是后期制作，而被告的制作人员依照2019年的计佣情况，计算之前的数据存在错误。但是后期制作的表格的错误，不能反过来指出当初计算的数据错误，公司计算佣金是有固定公式，从公式即可反映出被告计佣的情况。曾艳艳佣金情况汇总表中序号449-451的房产，草签时间均发生在曾艳艳离职后，上述房产的所有佣金与其无关，因此该差额9906.75元并不存在，不应计算。针对双方计算金额存在争议的曾艳艳佣金情况统计表中序号为183-187、232-254、449-451的房产未付佣金或未达服务节点佣金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序号为183-187房产佣金的问题。根据曾艳艳提交的合景泰富地产公司历年的营销奖励考核办法可知置业顾问的计提点数需要结合置业顾问当月签约目标达成率对应档位的提佣比例来确定。公司计算给曾艳艳的上述房产佣金的计提点数系在营销奖励考核办法规定的合理范围内。且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根据上述考核办法来确定员工的佣金计提点数，属于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公司计算该部分佣金的计提点数并无不当。曾艳艳主张其所在的团队每年均超额完成任务，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此曾艳艳以完成率100%对应的计佣比例计算出佣金差额1693.14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序号为232-254房产佣金的问题。上述房产的认购、草签时间均在2018年5月1日前，庭审中公司确认2018年5月1日之前草签的房产不存在打折。但在公司此前提交的佣金计算表中显示存在佣金按八折发放的情形。虽然公司主张在实际计算发放佣金的过程中也是按照没有打折去操作，但公司提出原始的佣金发放记录已经因人员的流动而遗失，故未能提交原始发放记录，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以佐证其实际支付佣金的情况。故本院采信曾艳艳主张，对曾艳艳提出要求公司返还上述房产扣发部分佣金13452.86元予以支持。第三，关于序号449-451房产佣金的问题。曾艳艳举证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上述房产的销售工作由其跟进。本院认为，曾艳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实微信对话的相对方的身份情况，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曾艳艳所主张的事实。且双方均确认上述房产的草签即购房合同的签署工作系在曾艳艳离职之后签署，曾艳艳虽主张系因公司原因导致草签时间在员工离职之后，但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据此，曾艳艳提出的关于序号449-451房产佣金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支持。综上，根据上文论述及双方经核算确认的曾艳艳销售房产涉及未发放或未达服务节点的佣金金额合计418726.12元（405273.26元+13452.86元）。至于上述佣金应否予以支付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通常认知可知，客户与房地产公司签署购房合同，作为房屋销售人员的房屋销售的最重要及最主要的工作即已经完成。销售人员完成了最主要的销售工作而不能获得与此相应的奖金，有违公平原则。其次，本案中，曾艳艳的离职原因是公司提出解除，从而导致曾艳艳客观上无法跟进后续工作。再者，《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奖金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不能仅以未达支付节点和行业惯例为由拒付销售佣金。据此，同时结合曾艳艳销售房产仍有后续工作需要他人跟进、付出劳动，本院酌情确定公司需向曾艳艳支付佣金337671元。裁判结果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三十九条，《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原告）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被告）曾艳艳支付2019年4月至2019年5月7日工资6764.37元；被告（原告）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被告）曾艳艳支付佣金337671元；驳回原告（被告）曾艳艳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原告）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原告）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元，由被告（原告）佛山市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佛山市新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汤丽娟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