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31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华，女，197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丽芳，女，197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委托代理人：陆兆文，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011306550。 原审被告：李峰，男，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丁爱平，女，195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李水根，男，194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诉人李文华因与被上诉人胡丽芳、原审被告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2019)赣0121民初2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文华、被上诉人胡丽芳委托代理人陆兆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丁爱平李水根、李峰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文华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121民初20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上诉人仅需归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497282元；二、依法撤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121民初20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被上诉人为实现债权所花费的律师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胡丽芳承担。事实与理由: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赣0121民初202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民间借贷关系合法,判决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无事实根据的本金及利息。现上诉人不服关于本金及利息数额的判决,认为原审法院判决的本金及利息数额有误,依法提起上诉，其具体理由如下：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指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转账的款项性质认定事实有误,该转款系还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应予认定。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指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李伟转账的款项性质系还款不予认可系认定事实有误。在张如凤诉胡丽芳、李文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赣01民终194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现已生效。在判决书第10页、第11页中,案外人樊莉在接受该案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我不认识李文华，也不认识胡丽芳。2017年2月9日、10日收到李文华的几笔款,但不清楚是什么款。是我小舅子李伟问我要了银行账号,说要转几笔款项到我的账户,然后让我再转给我的小舅子李伟。”另查明,2019年9月30日,李文华以不当得利为由,分别向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伟返还257750元及利息、樊莉返还304500元及利息、李洪返还685750元及利息。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判决均驳回了李文华的诉请。案外人李伟在庭审中陈述:＂我见过几次李文华,我与她没有经济往来。我们小孩在学路拳道时认识胡丽芳,自2015年至2017年与胡丽芳有经济往来。2018年,胡丽芳又向我借了两笔钱。涉案的257750元是胡丽芳指定李文华向其偿还的债务。其与樊莉为叔嫂关系。”李洪在庭审中陈述:“我不认识李文华,没有任何联系。我和胡丽芳是邻居，我们之间存在几笔账。我收到李文华转来的68万元，是代胡丽芳还的钱，多的钱转给了胡丽芳,胡丽芳转给了李伟,另外43万元当天就转给了李伟,李伟又转给了胡丽芳。”上述事实有李洪的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为证。此外,判决书第12页查明了李文华将304500元转至樊莉账户后,樊莉将钱转至李伟账户;李文华将685700元转至李洪账户后,李洪转账434625元至李伟账户的事实。基于以上证据和陈述，判决书第16页、第17页认定了2017年2月9日10时23分,上诉人收到张如凤110万元后,于当日10时39分至42分,分三笔转给案外人李洪30万元、30万元和85750元,10时46分至55分,分三笔转给被上诉人5万元、5万元和7310元,11时3分至5分，分四笔转给案外人樊莉各5万元，2月10日9时22分至24分，分三笔转给案外人樊莉5万元、5万元4500元，共计1097650元;2017年9月30日16时35分,上诉人收到张如凤的转款70万元后,于当日17时40分和55分,分2笔给被上诉人各50000元的事实,故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向樊莉和李洪转账是受到被上诉人的指示,被上诉人实际收到的金额应认定为1197560元。据此,上诉人向案外人樊莉和李洪、李伟转款（共计转款1197650元）系按被上诉人的指示，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归还本息的行为；上述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无须再另行举证证明。因此,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转款数额应在实际借款数额中扣减。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胡丽芳不能因该指示上诉人李文华向樊莉、李洪的系列转账共计1197650元的事实获利两次,上诉人既要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且生效的（2020）赣01民终1949号《民事判决书》中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又对受托支付的事实不予认可，这对上诉人而言,上诉人需对该笔借款承担两次偿还责任,于情于理于法均不通，请法院查清事实,据实改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转入被上诉人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不计入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张借款明细当中,关于“李文华借用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和还款与以上借款无关”的约定，上诉人对该事实完全不知情,该字迹并非上诉人手写，按照正常的生活惯例和交易习惯，该重要约定应采取打印或上诉人手写并按手印，否则该事实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自然也不能被认定有效。且被上诉人这种事后私自涂改证据的行为，有伪造证据的嫌疑。其次,上诉人从始至终并未使用被上诉人提供的中国银行信用卡。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使用其中国银行信用卡的行为系捏造的事实，第一,将信用卡借给非本人直系亲属的他人使用本就不合常理;第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直接证明上诉人李文华使用了其中国银行信用卡的材料,其中国银行信用卡的使用记录上也没有任何上诉人李文华的签字或签名。第三，谁主张谁举证，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请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10×××92.18元至被上诉人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行为，系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指示归还被上诉人本息的行为。据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转入被上诉人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不计入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借款10×××92.13元应在实际借款数额中扣减。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转入被上诉人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不计入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诉请要求上诉人承担其为实现债权所花费的律师代理费于法于理不符,应予纠正。2018年12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系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峰、丁爱平、李水银与被上诉人新签订的一个新的借贷关系,与2017年前后的借款系两个借贷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仅仅因为两个借贷关系的借款金额一致,认定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对原2017年前后借款行为的追认和确认缺乏依据，与事实不符。《借款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履行该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出借义务,因此,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因此,被上诉人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要求上诉人承担律师代理费于法无据,于理不符,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款关系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李伟转款1197560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至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应在实际借款数额中扣减;被上诉人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要求上诉人承担律师代理费于法无据,于理不符,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胡丽芳答辩称，一、李文华上诉称其向案外人李洪、樊莉的转款系对本案550万元借款的偿还，该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一）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并未认定李文华向案外人李洪、樊莉转账系李文华归还的本案550万元借款，且本案证据已充分表明李文华向李洪、樊莉的付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应作为认定本案还款事实的依据。李文华在庭审中提交了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就李文华起诉案外人李洪、樊莉不当得利纠纷作出的（2019）赣0103民初9918号、（2019）赣0103民初9934号判决书，上述判决书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一，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涉及到案外人胡丽芳的权利义务，西湖法院理应通知胡丽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南昌市西湖法院并未通知胡丽芳应诉或向胡丽芳核实相关事实，仅根据李洪、樊莉单方陈述就对相关事实作出了认定，明显错误。其二，根据上述判决，其中仅认定李文华转款至李洪、樊莉账户的行为系根据胡丽芳的指示而作出，但并未对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亦未认定上述款项是李文华对本案胡丽芳借款的偿还。而且，无论在本案中，还是在南昌市西湖法院审理的上述案件中，李文华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胡丽芳曾向其做出过书面或口头的指示要求其向李洪、樊莉还款。因此，上述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并非是对本案李文华还款事实的认定，不应根据上述判决即认定李文华向李洪、樊莉支付的款项即属于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其三，从本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来看，李文华所称其向李洪、樊莉的还款系偿还本案借款的主张也明显不能成立。如果李文华向李洪、樊莉偿还的990250元（向李洪支付685750元、向樊莉支付304500元）确系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对于高达百万元的还款双方理应在本金中扣减，但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在向案外人李洪、樊莉转账将近100万元款项后，于2017年3月仍然以原借款本金为基数支付利息87500元，显然违背常理”，上述事实也充分表明李文华向李洪、樊莉的付款并非对本案借款的偿还。此外，根据李文华于一审提交的个人银行流水，其中反映李文华与李伟（即樊莉的委托人）之间有数次相互转账的情况，显然，李文华与李伟之间本就存在业务往来，并非李文华当庭所述的其根本不认识李伟。其四，事实上，李文华向李洪支付的685750元系李文华对邹志江的还款（从胡丽芳提交的《借款合同》附件明细可以看出，其中载明李文华向邹志江借款70万元），李文华是按照邹志江的要求将款项支付给了李洪。对此事实，邹志江可以出庭作证，胡丽芳亦向贵院提出了申请邹志江出庭作证的请求。（二）如果认定李文华对案外人李洪、樊丽的转款系李文华对胡丽芳借款的偿还，则该认定将与贵院作出的（2020）赣01民终1949号民事判决书相矛盾。根据贵院作出的（2020）赣01民终1949号民事判决书（下称“1949号判决”），张如凤曾起诉李文华、胡丽芳要求二人共同清偿借款本金180万元，1949号判决认为，对于张如凤向李文华支付的1197560元，由于李文华在收到该款项后，将其中的685750元支付给了李洪、304500元支付给了樊莉、207310支付给了胡丽芳，并基于上述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的有关认定，认为胡丽芳是上述1197560元的受益人，并最终判决胡丽芳对1197560元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若认定李文华对案外人李洪、樊丽的转款共计990250元是李文华对胡丽芳的还款，则表明李文华才是张如凤提供的上述1197560元款项的实际受益人，而非1949号判决书所认定的受益人为胡丽芳。在此情况下，将出现同一合议庭作出的两份生效判决相互矛盾的情况。此外，如果将李文华对案外人李洪、樊丽的转款认定为对胡丽芳的还款，将导致胡丽芳就同一笔款项损失两次。一方面，胡丽芳需要根据1949号判决书向张如凤偿还1197560元，另一方面，将1197560元算作李文华在本案中对胡丽芳的还款，又将导致胡丽芳少受偿1197560元。基于上述，李文华对案外人李洪、樊丽的转款不应认定为对本案的还款，否则，不仅与1949号判决相矛盾，而且对胡丽芳也明显不公。二、李文华向李伟的转款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李文华于二审当庭提交的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103民初9879号判决书是胡丽芳起诉李伟不当得利纠纷案件，根据李文华提交的上诉状，由于李文华在本案中并未就涉及李伟的付款提出上诉，故对于李文华向李伟转款的相关情况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三、本案《借款合同》明细已明确约定李文华借用胡丽芳信用卡进行消费和还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李文华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借款合同》明细相关内容是胡丽芳单方填写，且李文华向胡丽芳支付利息的本金金额并未因偿还信用卡相应减少，故李文华关于其向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转款的金额应计入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根据《借款合同》明细，其中明确载明“以上打勾的九笔款项共计借款550万元整，另李文华借用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和还款与以上借款无关”，且李文华也在《借款合同》明细中签字确认。据此，双方已经将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相关款项排除在本案借款之外，故李文华向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还款的行为与本案借款无关，不应计入李文华对本案借款的还款。李文华称《借款合同》明细中关于信用卡的约定是胡丽芳后加上去的，对此，李文华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鉴于李文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按照《借款合同》明细约定的内容认定相关事实。其次，假设李文华所述其支付至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的款项是按照胡丽芳的要求偿还本案借款的情况属实，对于李文华所还信用卡的金额理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但是，根据李文华支付利息的情况，其向胡丽芳支付的利息仍以550万为基数，本金并未因偿还信用卡而相应减少。而且，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文华均每月按照实际消费金额偿还信用卡，若真如其所述是替胡丽芳还款，其理应能够提供胡丽芳每月要求其按照消费金额偿还信用卡的证据，而李文华并未提交相关证据。综上，李文华关于其向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转款的金额应计入本案借款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四、李文华关于《借款合同》是一个新的借贷关系、该《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的上诉理由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不能成立；《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由借款人承担，一审判决支持胡丽芳关于律师费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李文华上诉称案涉《借款合同》是一个新的借贷关系、该《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胡丽芳认为，李文华的上述主张完全不能成立：首先，案涉《借款合同》载明“借款明细附后”，根据借款明细的内容，该明细所记载的有关550万元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均与《借款合同》的约定完全一致，且账户信息也与胡丽芳向李文华提供的本案借款一致，表明《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即为明细中所记载的款项，并非李文华所称的新的借款。其次，李文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合同》是一份新的借款合同，且在李文华还未结清案涉550万元借款本息，胡丽芳多次催款后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胡丽芳还继续向李文华提供550万元的借款明显有违常理。再次，作为共同借款人的李水根、丁爱平并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表明李水根、丁爱平对于一审判决关于《借款合同》的认定不持异议。因此，《借款合同》即为本案借款所签订的合同，并非新的借贷合同。《借款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出借人作为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包括调查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由借款人承担”，且胡丽芳也提交了律师费发票及委托代理合同，一审判决据此判令李文华承担胡丽芳支付的律师费五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是正确的。基于上述，李文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恳请贵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李文华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未答辩。 原审原告胡丽芳在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550万元；2.判令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截至实际还款日的借款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2142689元）；3.判令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4.判令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财产保全保险费15420元；5.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胡丽芳与被告李文华系朋友关系。自2016年1月开始，被告李文华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2018年12月31日，原告胡丽芳作为出借人、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50万元，此款由胡丽芳中信银行账户转入借款人李文华43×××96建设银行账户，借款用于借款人经营周转。（明细附后）；借款利率为月利息375万3%，175万2%，按月付息；借款期限至2019年3月31日止，若到期未归还，则每日按0.5%收取罚息；如执行合同发生争议，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出借人作为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费用（包括调查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由借款人承担。所附明细载明：“2016年1月22日80万，2分；1月30日40万，2分，2月2日60万，2分，其中75万自2016年6月起3分；2月14日95万、2月15日5万，3分；3月70万，2分（邹志江）；3月7日20万，2分；3月14日50万，2分；2017年4月12日160万，3分；4月13日40万，3分。以上打勾的九笔款项共计借款550万元整，另李文华借用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和还款与以上借款无关”。当天，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9年3月31日之前归还本息。还款期限届满，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遂向法院起诉。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对账，确认自案涉借款发生之时（2016年1月22日）至李文华支付最后一笔借款利息之日（2017年10月31日），原告向被告李文华转账借款550万元，被告李文华直接向原告转账3299668.13元，其中10×××92.13元系转入原告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原告自愿放弃部分利息，同意均按照月利率2%计算被告已归还的利息。另查明，因李文华主张其根据原告指示向案外人黄丽、李伟、樊莉转账64万元，但原告否认转账的关联性，李文华向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不当得利诉讼，经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9）赣0103民初9879、9918、9934号民事判决，认定李文华系根据胡丽芳指示向李伟转账257750元，向樊莉共计转账304500元、向李洪共计转账685750元。上述民事判决于2020年1月10日生效。还查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为此花费律师代理费5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丁爱平、李水根之间是否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已归还原告借款本息金额为多少。原告与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自愿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50万元，其中借款375万元的月利率为3%，借款175万元的月利率为2%，并载明借款明细附后。被告李文华签字确认的借款明细表显示的借款金额、借款利息约定均与借款合同约定一致，明细表与借款合同之间具有关联性。被告丁爱平、李水根辩称该明细表与借款合同无关，借款合同中约定向原告借款550万元系一笔新的借款，但被告丁爱平、李水根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在被告李文华未还清前期550万元借款本息，原告多次催款后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又同意出借550万元借款，与常理不符，被告丁爱平、李水根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借款合同签订同时，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在2019年3月31日前归还上述借款本息，故认定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在借款合同、还款承诺书中签字的行为即对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被告李文华向原告借款的确认，以及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可。原告已于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向被告李文华转账借款共计550万元，现还款期限届满，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均未履行还款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共同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借款本金金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原告与被告李文华在借款明细中约定“2016年1月22日80万，2分；1月30日40万，2分，2月2日60万，2分，其中75万自2016年6月起3分；2月14日95万、2月15日5万，3分；3月7日20万，2分；3月14日50万，2分；2017年4月12日160万，3分；4月13日40万，3分”。原告于2016年1月22日向被告李文华转账80万元，被告李文华当日即按照月息2%将首月利息16000元转账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1月30日向被告李文华转账40万元，被告李文华当日即按照月息2%将首月利息8000元转账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2月3日向被告李文华转账60万元，被告李文华当日即按照月息2%将首月利息12000元转账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2月14、15日向被告李文华转账100万元，被告李文华当日即按照月息3%将首月利息3000元转账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3月7日、14日向被告李文华转账70万元，被告李文华于2016年3月2日按照月息2%提前将首月利息14000元转账给原告。原告虽然将借款本金足额转账给被告李文华，但被告李文华在当日或提前将首月利息返还原告，应当在本金中扣除，但2017年4月的借款200万元，未预先扣除利息，故原告实际出借本金为5420000元。按照双方利息约定，2016年2月被告应付利息24000元，3月应付利息66000元，4月、5月应付利息80000元，自2016年6月起至2017年4月应付利息87500元，2017年5月起应付利息147500元。借款后，被告李文华基本按照上述约定及时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在2016年3月-8月、10月、12月、2017年1月-4月、6月、9月均足额支付了利息。被告李文华抗辩其于2017年2月9日根据原告指示向案外人李洪、樊莉转账990250元，应计入归还原告的借款本息，但被告李文华在向案外人李洪、樊莉转账将近100万元款项后，于2017年3月仍然以原借款本金为基数支付利息87500元，显然违背常理。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虽然认定李文华根据原告指示向李伟、李洪、樊莉转账，但未认定款项的性质，原审法院无法据此认定李文华向李伟、李洪、樊莉的转账系归还该案的借款。故对被告李文华提出在借款中扣减其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李文华在借款明细中还约定“李文华借用胡丽芳中国银行信用卡进行消费和还款与以上借款无关”。因此，被告李文华转入原告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不应计入本案借款中。被告李文华主张2018年10月29日向原告转账的10000元系归还借款利息，但原告在2018年10月26日曾向被告李文华转账10000元，故本院不认定该笔款项为归还本案的借款利息。根据原告与被告李文华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以及双方核对无异的往来明细，双方同意全部借款均按照月利率2%的利息标准进行核算，被告李文华向胡丽芳共计归还借款本息2194676元，利息支付至2017年10月，尚余借款本金4675282.10元及2017年10月利息43505.60元（利息计算表附后），此后利息应当按照月利率2%继续支付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借款合同》约定出借人作为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费用（包括调查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由借款人承担。现被告未在约定还款期限内归还借款本息，为此原告委托律师提起诉讼，花费代理费50000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财产保全保险费1542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胡丽芳归还借款本金4675282.10元及2017年10月的利息43505.60元，此后利息继续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胡丽芳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三、驳回原告胡丽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757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70757元，由原告胡丽芳负担27440.60元，由被告李文华、李峰、丁爱平、李水根负担43316.40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李文华根据被上诉人胡丽芳指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转账的款项抵扣问题。本案中，上诉人李文华未能举证根据被上诉人胡丽芳指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转账系本案项下所借款项，且上诉人李文华与被上诉人胡丽芳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若在本案中抵扣，与其他案件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上诉人李文华根据被上诉人胡丽芳指示向案外人樊莉、李洪转账的款项要求在本案中抵扣，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李文华转入被上诉人胡丽芳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抵扣问题。上诉人李文华认为是还款，被上诉人胡丽芳认为是将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借给上诉人使用，由上诉人李文华自行还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李文华认为是还款，但转入被上诉人胡丽芳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后双方并未就还款进行结算形成证据；被上诉人胡丽芳认为是将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借给上诉人使用，由上诉人李文华自行还款，但其未举证如何将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交给上诉人李文华，上诉人李文华持有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起止时间。双方当事人可就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评论。上诉人李文华要求本案中就转入被上诉人胡丽芳的尾号为0347的中国银行信用卡的10×××92.13元抵扣，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代理费的问题。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约定出借人作为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费用（包括调查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由借款人承担。因上诉人李文华未在约定还款期限内归还借款本息，为此被上诉人胡丽芳委托律师提起诉讼，花费代理费50000元，原审认定由上诉人李文华承担50000元律师费并无不当，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持。另，原审被告李峰、丁爱平、李水根未上诉，且经本院合法传唤不到庭抗辩，视为对原判的服从，应由原审被告李峰、丁爱平、李水根自行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李文华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572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江川 审 判 员 姚永忠 审 判 员 张美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郭雨歌 书 记 员 汪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