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泉，男，195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银安，女，1953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漆诣，湖北筑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汝光，男，1950年9月20日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刘玉泉因与上诉人杨银安，被上诉人张汝光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民初2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泉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三判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分割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2、本案一审、二审上诉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二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第二项诉讼请求未作出明确判决，上诉人在一审中有两项诉讼请求：1、确认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为刘玉泉、杨银安、张汝光共有；2、依法分割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共有，上诉人享有61537.5元补偿安置费用，及还建房中50平米的房屋份额。但对于上诉人依法分割拆迁补偿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书中没有作出明确判决。1、如一审判决第三判项“驳回刘玉泉其他诉讼请求”中未包含驳回上诉人依法分割共有物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属于漏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二审法院可组织调解，调解不成应发回重审。2、如一审判决书第三判项“驳回刘玉泉其他诉讼请求”中包含了驳回上诉人依法分割共有物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又显得突兀和矛盾。首先，对于上诉人分割共有物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部分没有归纳为争议焦点，没有任何论述。其次，一审判决书第一、第二判项确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并确认了上诉人享有的份额，属于按份共有，上诉人主张分割共有物合理合法，该诉请被驳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书一、二判项对共有份额进行了确认，判决内容无法申请执行，判决书第三判项又封闭了上诉人另案起诉请求分割共有物的渠道，一审判决使上诉人陷入一个矛盾境地。杨银安辩称：一、《建房合同书》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刘玉泉与张汝光于2006年5月4日签署的《建房合同书》，是刘玉泉和张汝光，在杨银安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房屋实施的无权处分行为，侵犯了杨银安的房屋所有权，还包括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是“可撤销合同”而未撤销，并以此无效协议为依据进行判定，属于认定错误，而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村集体和第三人杨银安利益的情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的情形，自始无效。因此，一审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权利保障的缺失。1、杨银安在一审中要求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不顾刘玉泉和张汝光的反对，强行要求增加杨银安为被告，属于程序违法。且一审判决并没有保障杨银安及其女儿、女婿、孙子等有独立请求权的其它4人作为原村民身份的合法的房屋产权权利，该判决属于事实不清裁判错误。三、村民、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所涉及的身份权益关系。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面积，是以原有产权登记的户为单位，是一种身份属性，考虑户籍人口数量，同时参考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含违章面积）的重置成本。张汝光家的房屋安置补偿，是洪山与张汝光为代表的村民户充分协商后，本着“生活水平不下降、居住有保障，长远生计有着落”《土地法》精神，考虑到张汝光、杨银安夫妇二人离婚后各自需要一套居住要求、夫妻二人之女张玉娜已婚并有一小孩的居住需要，经过多轮协商后，补偿3套安置房屋（共200平米，两套60平米，一套80平米）安置房。安置房的补偿，是杨银安、张汝光，及其女儿女婿、孙子等五位洪山村民身份属性的用益物权体现。刘玉泉，是鄂州市华容区段点镇庄屋村刘大屋**的村民，显然不具有洪山民的身份属性，也不能享有洪山村民身份属性的用益物权。因此，刘玉泉向张汝光、杨银安主张，要求分割具有身份属性的房屋面积的安置补偿，于法无据。同样，一审判决把张汝光、杨银安及其女儿女婿、孙子等5位的具有身份属性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费和奖金等一并分割，也没有法律依据。四、刘玉泉的投资和地上附着物。刘玉泉不是洪山的村民，依法不能获得洪山村民所享有的房屋所有权，也不可能享有基于村民身份的拆迁安置房，更不用讨论其份额问题。既然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不能产生物权效力”，则张汝光与杨银安、及其女儿女婿、孙子等基于居住权、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以及村民身份享有的房屋安置补偿，具有严格的身份属性，任何第三人均无权主张分割。刘玉泉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的《建房合同书》，进行了必要的资金投入，并在大约86平方米的房屋居住了多年，其财产权益也应当得到适当的保护，但应当仅限于其居住房屋的重置成本。这86平米的房屋，是基于归张汝光、杨银安一家使用村集体土地，并依附该集体土地的房屋之上的附着物权，实质上为地上附着物，根据《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乙方剩余房屋的建筑面积”，按照当时市场价格每平米1500元进行重置成本的补偿。根据不同的权利类型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是法治进步的表现。厘清征收拆迁过程中的身份属性、（重置）成本属性，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张汝光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杨银安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汝光对刘玉泉依法承担相关责任。1、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的《建房合同书》作为裁判的根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事调解书（1999）洪街民初字第236号，杨银安与张汝光（打印成张汝先）1999年9月离婚，并约定，在校就读的女儿张玉娜〈1978年10月生）跟杨银安生活，杨银安对共同所有的房屋（共一层半，共128.11平米）的第一层（约84平米）享有所有权，张汝光对房屋的第二层（约44平米）享有所有权。二人离婚后，对房屋的共同共有就转变为按份共有，两人都是独立民事主体，其各自的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刘玉泉与张汝光于2006年5月4日签署的《建房合同书》，并约定第1-3层归张汝光使用，第4层归刘玉泉使用。这是刘玉泉和张汝光，在杨银安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房屋实施的无权处分行为，损害上诉人杨银安的合法利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论张汝光与刘玉泉之间纠纷如何解决，都不应侵害杨银安个人及其已婚女儿一家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该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应适用法律有关“可撤销合同”的规定，而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应当依法认定无效的情形，自始无效。因此，一审判决对合同效力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债权与物权的定性错误。张汝光与杨银安夫妇于1985年3月取得珞南街石牌岭116#的83.55平米的用地许可，获得共有的居民宅基地，二人于1995年4月28日获得武汉市洪山区房地产权证（石牌岭251号）。张汝光与刘玉泉之间的《建房合同书》，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所涉及的标的物不仅是侵犯了杨银安的房屋所有权，还包括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张汝光当时居住在洪山，刘玉泉至今仍然是鄂州市华容区段点镇庄屋村刘大屋**的村民，不是洪山的村民。无论当时还是现行法律规定，《建房合同书》约定的产权分配都是违法的。刘玉泉基于其身份所限，按照法律规定，无法获得洪山石牌岭251号房屋的所有权，也不可能享有基于村民的拆迁安置房，更不用讨论其份额问题。刘玉泉仅基于其与张汝光之间的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的《建房合同书》，仅对相对人张汝光享有债权。张汝光、杨银安一家取得的还建房，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城中村改造后，对原居住地村民的居住和未来生活的一种安置，并根据当时的房屋面积进行适当的市场价格补偿。刘玉泉不是本村村民，其居住权和未来生活的安置，不是洪山考虑的对象，其主张的房屋共有权，没有法律基础。刘玉泉与张汝光之间的债权关系，仅应向合同相对方张汝光主张，但不得侵犯杨银安及其成年已婚女儿一家的物权和拆迁后的生存权。既然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不能产生物权效力”，则张汝光与杨银安基于房屋及宅基地因拆迁所得补偿，刘玉泉不能享有相关权益。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杨银安在一审中要求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不顾刘玉泉和张汝光的反对，强行要求增加杨银安为被告，属于程序违法。且一审判决并没有保障杨银安及其女儿作为原村民的合法的房屋产权权利，该判决属于事实不清裁判错误，进而引发新的权利纠纷，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四、一审判决未查清争议房屋还建面积安置的基础和背景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面积，是以原有产权登记的户为单位，考虑户籍人口数量，同时参考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含违章面积）。张汝光家的房屋安置补偿，是洪山与张汝光充分协商后，考虑到张汝光、杨银安夫妇二人离婚后各自需要一套居住要求、夫妻二人之女张玉娜已婚并有一小孩的居住需要，经过多轮协商后，补偿3套安置房屋（共200平米，两套60平米，一套80平米）安置房。洪山作为拆迁人,如果刘玉泉认为自己享有房屋所有权，而洪山也认可，则刘玉泉在城中村改造的时候就应当向洪山提出其权益主张，要求洪山考虑其应有的相关合法权益。但刘玉泉在房屋拆迁的时候，就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其提起一审诉讼前，一直没有向村里的拆迁部门或者向洪山主张其权益。因此,刘玉泉向张汝光、杨银安主张房屋面积的安置补偿，无法无据。五、一审判决对房屋面积补偿金的计算错误。根据《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乙方剩余房屋的建筑面积”，按照当时市场价格每平米1500元进行补偿。如果要对刘玉的居住的86平方米进行补偿，其补偿费用可以考虑按照该标准每平米1500元进行，而一审判决却把张汝光、杨银安及其女儿一家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费和奖金也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刘玉泉辩称：1、杨银安的上诉请求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改判请求。本案案由应为共有纠纷，判决内容限于共有份额及分割，不存在责任划分。2、《建房合同书》合法有效。原坐落在洪山区××号的房屋（以下简称：原房屋）一直登记在张汝光名下。张汝光与杨银安1999年通过法院调解离婚，距2006年刘玉泉和张汝光签订合同并改建房屋，巳时隔7年，刘玉泉对张汝光及杨银安的身份关系及财产分割情况不可能知情。而刘玉泉通过公示土地房屋的登记信息完全有理由相信张汝光是原房屋的所有权人。刘玉泉承担了的改建房屋的全部费用。而改建房屋拆迁后还建了三套房屋，杨银安居住在其中一间。刘玉泉是善意的合同当事人，且杨银安的利益未受到损害，杨银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3、一审法院对共有关系及份额的确认合理合法。新建房屋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针对该房屋的拆迁补偿不受身份限制。《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还建协议书》的合同编号处均标注张汝光为外来户。根据《房屋还建协议书》第三条，张汝光也没有按照村民身份获得补偿，而是以外来户还建。根据《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补偿是对新建房屋的补偿，不含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刘玉泉的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为刘玉泉、张汝光共有；2、依法分割原登记在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61537.5元（246150元，按照1：3分割）以及分配刘玉泉一套60平方米的房屋；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汝光、杨银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汝光、杨银安于1977年结婚，1995年在洪山区××房屋××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武房地籍洪房私字第××号，证载占地面积83.55平方米总面积，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号：洪**，证载建筑面积128.11平方米。1999年9月6日，张汝光、杨银安协议离婚，民事调解书载明“坐落于洪山区××私房××楼使用权及所有权属杨银安，二楼使用权及所有权属张汝光”。2006年2月，刘玉泉与张汝光约定合作建房，由刘玉泉以现金作为出资，张汝光以洪山区××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雇请案外人岳汉林（又名岳翰林），采取包工包料的形式，将洪山区××号原有房屋拆除，并新建四层楼房。2006年5月4日，刘玉泉与张汝光签订《建房合同书》一份，约定：一、刘玉泉与张汝光在原有张汝光旧房一层半的基础上拆除，新建四层；二、共用张汝光《土地证》、《房产证》，四层楼为刘玉泉永久使用权，一、二、三层为张汝光使用权；三、张汝光一、二、三层楼，以后巿场价出卖，应卖给刘玉泉，无第三者介入，刘玉泉四楼以后巿场价出卖，应卖给张汝光，无第三者介入；四、建筑面积，张汝光258平方米，刘玉泉86平方米，合计面积344平方米，按2006年私房造价每平方米380元，不含装修；五、刘玉泉投入资金7万元，做张汝光一、二、三层，四层刘玉泉自己承建投入资金45000元，刘玉泉总共投入资金115000元，包工包料给云梦县工程队岳汉林承建，交房使用；六、房屋以后不论国家集体用地拆除房屋一、二、三、四层，面积平均价计算到各自手中的价格；七、两户共用一个楼梯间；八、建房时间2006年2月22日开工至2006年7月30日完工；九、以上条款两户有合法的经济手续，建的新房有法律效力……。该四层楼房建成后，刘玉泉支付了全部建房款，并搬至四楼居住，张汝光居住该房屋一至三层，该房屋修建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杨银安知晓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作建房的事宜。2012年7月31日，张汝光（合同乙方）与武汉巿洪山区洪山街洪山村民委员会（合同甲方）签订《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房屋还建协议书》各一份，《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主房建筑面积352.66㎡，安置乙方还建房屋面积200乙方剩余房屋面积152.66㎡，甲方补偿228990元（152.66㎡X1500元/㎡）；甲方按乙方被拆除有证房屋面积每月每平方米6元补偿30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先期支付18个月过渡费，金额为12960元（6元X120㎡X18个月）；搬家费1200元；奖金3000元，拆迁补偿安置费用总计246150元。《房屋还建协议书》约定：甲方还建乙方总面积为200其中还建户型定为60㎡的二套、80㎡的一套，交房时，实测面积大于协议约定的还建面积，由乙方按3000/㎡元补给甲方，实测面积小于协议约定的还建面积，由甲方按3000元/㎡补给乙方。杨银安参与了房屋拆迁还建的协商事宜。后张汝光根据《房屋还建协议书》取得了位于鸿城家园4栋704室，面积为60㎡的房屋一套；4栋2301室，面积为80㎡的房屋一套；8栋2001室，面积为60㎡的房屋一套。并领取了拆迁补偿安置费用24615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刘玉泉与张汝光签订的《建房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伙新建住房，应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并在建成后办理登记手续。刘玉泉与张汝光未办理上述手续，该合同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刘玉泉与张汝光也按合同约定比例对新建房屋进行了分配，该合同效力对刘玉泉与张汝光具有约束力。原面积为128.1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载明的所有权人为张汝光，并未载有杨银安的名字，刘玉泉并不知杨银安为共有人，更不知晓张汝光与杨银安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该房屋的分割情况，故刘玉泉不可能要求杨银安在《建房合同书》上签字。根据《建房合同书》，张汝光名下分得的新建房屋面积得到了大幅增加，杨银安亦从中获益，故并不存在损害杨银安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法院对张汝光的该项抗辩不予釆信。张汝光虽无权处分杨银安名下份额的房产，但杨银安知晓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伙建房的事宜，并未有反对的意思表示，也未对《建房合同书》提起撤销之诉，且还参与了后来的房屋拆迁还建事宜，杨银安的行为表明其对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伙建房的认可，故《建房合同书》同样对杨银安具有约束力。二、刘玉泉与张汝光新建房屋虽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无法进行物权的设立登记，但因该新建房屋已由征收部门进行了征收，并作出了补偿决定。根据《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征收部门并未认定新建房屋为非法建筑，而是按照拆迁政策及新建房建筑面积352.66㎡的实际情况而给出“还建200平方米房屋及补偿安置费用246150元”的补偿安置方案，故对于张汝光提出拆迁补偿仅是对原两层128.11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补偿，不是按照非法建造的四层进行的补偿的抗辩理由，不予釆信。刘玉泉、张汝光在合伙新建房屋中的权益已转化为拆迁补偿权益，故法院对刘玉泉提出的“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为刘玉泉、张汝光共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刘玉泉、张汝光在该新建房中所占有份额1:3的比例，拆迁还建房200平方米，刘玉泉应享有50平米（200㎡÷4）；补偿安置费用246150元，刘玉泉应享有61537.50元（246150元÷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杈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登记在张汝光名下位于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杈益为刘玉泉及张汝光、杨银安共有；二、刘玉泉享有上述房屋所获得的补偿安置费用61537.5元，并享有上述房屋所获得还建房中50平方米的份额；三、驳回刘玉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汝光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建房合同书》与新建房屋时是否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是两个法律关系，没有办理建房审批手续并不影响《建房合同书》的效力，经审查，该合同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属于有效合同。虽然杨银安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但对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作建房的事宜，不仅未反对或请求撤销，且参与了后来的房屋拆迁还建事宜，视为对该合同的追认，因此，刘玉泉及张汝光、杨银安之间应根据该合同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刘玉泉、张汝光、杨银安在该新建房屋中所占有份额1：3的比例进行分配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玉泉、杨银安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9元，由杨银安负担1339元，由刘玉泉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阮小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