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行终19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来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LEGACYGROUPHKLIMITED），住所地香港湾仔告士打道**资本中心**全层。 法定代表人BABAKDENIRRO，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桂敏，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韬文，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海关（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住所，住所地日照市泰安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涛，关长。 委托代理人安佰爽，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海关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纪启永，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海关岚办查验二科副科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住所地,住所地青岛市中山路**iv> 法定代表人韩水山，关长。 委托代理人韩星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坤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厦门国际航运中心******iv> 法定代表人邓启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裴吉科，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来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富集团”）因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海关（以下简称“日照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关（以下简称“青岛海关”）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的(2018）鲁02行初2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出署厅发[2018]69号《海关总署关于机构改革中若干事项的通知》载明：“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做出的‘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的改革部署……明确如下：……原质检总局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正式完成转隶……自4月20日起，原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统一以海关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2017年3月30日，第三人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象屿公司）委托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向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现被告日照海关）报检一批入境进口货物。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同日受理报检。编号117000002160876《入境货物报检单》显示：报检的货物名称为“未烧结铁矿砂（粉）”，英文名为SINTERIRONOREFINES，H.S.编码为2601112000，收货人为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发货人为原告来富集团，代理报检单位为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2017年3月30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针对涉案货物作出《矿产品取样方案》，该方案显示：取样依据为“SN/T1797.1-2008”及“GB/T2007.1-1987”，取样地点为“岚山港8泊位”，取样方式为“人工取样”等。2017年3月30日23:40至3月31日21:00，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岚山港8泊位对涉案货物进行人工取样，共取得164个样份，样品总量54．3公斤。2017年4月1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制样。2017年4月5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召开党组会议，会议记录7.本周工作计划第3项部分载明，有人发短信举报称岚山港卸的货物含有国家禁止的废物原料，希望严格查验秉公执法。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接到上述举报信息后，到涉案货物堆放地进行了一次典型性取样。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分别于2017年4月5日及4月6日委托青岛检验检疫技术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青岛检疫中心）对涉案货物样品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2017年4月10日，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向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出申请，将涉案货物品名更改为“已烧结铁矿砂”，商品编码更改为“2601120000”，更改原因为“收货人提供信息错误”，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同日同意更改。2017年4月11日，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向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岚山办事处（由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代管）作出《情况说明》称“我司于2017年03月28日进口‘DATOFORTUNE’大丰轮铁矿砂……委托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报检……误将已烧结铁矿砂申报为未烧结铁矿砂……此货物应为已烧结铁矿砂，现申请更改报检单……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与贵局无关，由我司承担……”。2017年4月11日，该中心作出编号37000010173200005《固体废物鉴别报告》，该报告封面载明申报品名为“未烧结铁矿砂（粉）”。同日，该中心作出编号37000010173200006《固体废物鉴别报告》，该报告封面载明申报品名为“未烧结铁矿砂（块）”。上述两份鉴别报告的结论均为“综合样品理化特性，样品不属于天然铁矿，从其特性分析，样品可能是钢铁冶炼过程产生的含铁尘泥或尘泥与类似物质混合物，根据《固体废物鉴别导则》（试行），判定样品属于固体废物。建议执法部门对货物的来源、生产工艺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报告签发人均为岳某。2017年4月17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2017年4月26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向原日照海关作出日检化矿函[2017]35号《关于对一批进口阿联酋铁矿实施退运的函》载明“2017年3月30日，我局受理了一批由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报检的进口阿联酋已烧结铁矿砂……我局依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按照相应程序标准，抽取代表性样品，并经青岛检疫中心鉴定……判定其属于固体废物。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编号117000002160876002）告知企业。特此函告。” 2018年4月16日，原告来富集团向被告青岛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请求为：一、撤销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二、赔偿原告的损失，含滞箱费（至实际放行日实际产生的费用）、鉴定费、货物市场价值减损（评估确定）等。被告青岛海关于次日收到该申请，于2018年4月20日向原告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称其于2018年4月17日受理该申请，并告知原告该案主审人员、合议人员及原告享有提出回避及申请听证的权利。2018年4月20日，被告青岛海关向被告日照海关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被告日照海关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18年4月25日，被告青岛海关向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要求其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2018年5月2日，原告来富集团向被告青岛海关邮寄《听证申请书》。2018年5月5日，被告日照海关向被告青岛海关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6月4日，被告青岛海关分别向原告来富集团、被告日照海关、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告知听证的时间及地点等。2018年6月6日，原告向被告青岛海关邮寄《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被告青岛海关调取原日照海关在收到其提交的《重新鉴定申请书》后，对涉案货物重新委托鉴定的检验报告。被告青岛海关依据原告申请，调取了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14进口物品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编号20170049HB）。为查明案件事实，又调取了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12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证据13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证据15日照海关鉴定结论告知书（正本、副本）。2018年6月12日，被告青岛海关组织听证并制作《行政复议听证笔录》，原告来富集团及被告日照海关参加了听证。同日，被告青岛海关分别向原告来富集团、被告日照海关、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因案情复杂，决定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至2018年7月13日。2018年6月14日，被告青岛海关对青岛检疫中心工作人员即涉案两份《固体废物鉴别报告》的签发人岳某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行政复议调查笔录》。2018年7月6日，被告青岛海关分别向原告来富集团、被告日照海关、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行政复议中止决定书》，决定中止审理。并于同日向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邮寄了其作出的青关检函[2018]240号《关于商请明确适用范围的函》，该函载明“原环保总局、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于2008年1月22日印发了《关于发布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名单及鉴别程序的通知》（环发[2008]18号，以下简称18号文）……就如下问题予以明确：18号文所附《固体废物属性鉴定程序（试行）》仅适用于该文列明的3家鉴别机构，还是也适用于3家之外的其他实验室……”。2018年10月25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向被告青岛海关作出固体函[2018]2号《关于明确适用范围的复函》载明“……经研究，复函如下：为规范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于2008年1月22日联合印发18号文，推荐3家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并发布《固体废物属性鉴定程序（试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定程序（试行）》明确‘鉴别机构’是指……为进一步解决固体废物属性鉴别难等问题，原环境保护部、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于2017年12月29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荐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的通知》（环土壤函[2017]287号），将鉴别机构从3家调整增加至20家。为此，18号文推荐的3家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自2008年1月22日至2017年12月28日应执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定程序（试行）》相关要求；《关于推荐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的通知》（环土壤函[2017]287号）推荐调整的20家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自2017年12月29日起应执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定程序（试行）》相关要求。特此复函”。2018年11月12日，被告青岛海关分别向原告来富集团、被告日照海关、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作出青岛海关复字（2018）02号《恢复行政复议审理通知书》，决定从即日起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2018年11月16日，被告青岛海关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来富集团仍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青岛检疫中心于2009年7月27日取得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许可号：国质检检许字[155]号），许可业务范围：进出口轻纺……固体废物等产品的检验、鉴定和实验室检测……，许可期限：自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6日。该中心于2015年11月13日取得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150000122806），载明“经审查，你机构已具备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现予批准，可以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特发此证。资质认定包括检验检测机构计量认证。”该证书批准该中心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包括“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中有“岳某”，批准授权签字领域为“石油及石油产品……固体废物”。该中心于2015年12月11日取得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机构认可证书》（注册号：CNASIB0324），载明“兹证明：青岛检疫中心……符合IS0/IEC17020：2012《各类检验机构运行的基本准则》（CNAS-CI01《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A类的要求，具备承担本证书附件所列检验服务的能力，予以认可。获认可的能力范围见标有相同认可注册号的证书附件，证书附件是本证书组成部分。”该证书的有效期至2018年12月23日，证书附件1认可的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中有“岳某”，授权签字领域为“货物数量、重量鉴定……货物/化学品鉴定检验项目”，证书附件2认可的检验能力范围包括“货物/化学品鉴定”领域中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再查明，2017年4月19日，原日照海关向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作出日关鉴告字[2017]1号《鉴定结论告知书》，载明“你单位于2017年4月11日向我关申报进口的一票货物……经鉴定该票货物属于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现向你单位告知并送达……如果你单位对本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在三日内向我关提出重新鉴定申请。”2017年4月19日，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委托代理人收到该告知书并在该告知书副本上书写了“我司接受并认可此结果，并积极配合海关办理退运事宜，退运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认定涉案货物为“固体废物”是否正确。二、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三、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一、关于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认定涉案货物为“固体废物”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涉案货物样品先后两次经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专家鉴定属于“固体废物”，并分析可能是“钢铁冶炼过程产生的含铁尘泥或尘泥与类似物质混合物”，同时有出庭的专家证人证言相佐证。《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4年第80号、2017年第3号附件1）第二部分“矿渣、矿灰及残渣”中，将“冶炼钢铁所产生的其他熔渣、浮渣及其他废料（包括冶炼钢铁产生的除尘灰、除尘泥、污泥等）”列为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据此认定涉案货物为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主张涉案货物不是固体废物，但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1、原告主张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涉案货物进行检验时，取样和送样未告知原告，也未向原告送达鉴别报告，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13年修订）第十一条规定：“本法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报关地的商检机构报检……”。第十二条规定：“本法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商检机构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接受商检机构对进口商品的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应当持合同、发票、装箱单、提单等必要的凭证和相关批准文件，向海关报关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海关放行后20日内，收货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检验。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未经检验的，不准销售，不准使用……”。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由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报检，原告作为涉案货物的境外发货人，并非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行政相对人，现有的法律法规也并未规定需要向进口货物的发货人告知取样、送样和送达检验报告，故原告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涉案货物进行检验时，应告知原告取样、送样并应向原告送达鉴别报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原告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未向其送达涉案鉴别报告，剥夺了其复验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进出口商品的报检人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检验结果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其上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至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复验，受理复验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应当自收到复验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验结论……”。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进出口商品的报检人”可以申请复验，而进口商品的报检人为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货物的报检人系第三人及其报检代理人具有申请复验的权利，且申请复验的对象是“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即涉案的《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而非涉案鉴别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化验报告、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化验、鉴定1次；海关经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应当重新进行化验、鉴定。”该规定适用于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本案系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行政处理，显然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综上，原告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剥夺其复验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3、原告主张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系行政处罚，作出前未听取原告陈述和申辩，也未举行听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13年修订）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必须实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是指确定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经检验，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当事人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通知单并书面告知海关，海关凭退货处理通知单办理退运手续……”。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进口商品检验的性质系“合格评定活动”，根据合格评定结果，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相应处理决定。经检验进口商品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通知单，系为了控制不合格的进口商品进入我国领域，防止对人身、财产和环境造成损害。很明显该“退货处理通知单”并不具有处罚的性质，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系行政处罚不能成立。且原告并非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行政相对人，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也无听取其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的法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13年修订）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合格评定程序包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项的组合。”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受理涉案货物报检后，依法进行了现场查验、取样、制样、委托检测机构鉴别、结果评定、作出涉案处理通知书等，故其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程序合法。 三、关于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1、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现被告日照海关）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是否超越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13年修订）第二条规定：“国务院设立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以下简称国家商检部门），主管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国家商检部门设在各地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以下简称商检机构）管理所辖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国家质检总局设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进出口商品的口岸、集散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管理所负责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第十九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经检验，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当事人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通知单并书面告知海关，海关凭退货处理通知单办理退运手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具有对涉案货物实施检验检疫的法定职权，原告对此也无异议。原告的异议点在于依照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对涉案货物作出“退运”处理属于海关的职权。原审法院认为，针对“退运”的文字表述，承继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职权的被告日照海关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系笔误，本应为“退货”写成了“退运”，属于表述用词上的瑕疵，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已于2017年4月26日履行了向原日照海关书面告知其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事实，故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确系文字表述错误，将“退货”写成了“退运”，不存在超越法定职权的问题。被告青岛海关在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该瑕疵也进行了指正，原告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超越法定职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2、原告主张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未载明明确法律依据，未告知救济途径和期限，未列明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已列明主要事实即涉案货物经检验为固体废物，并有证据予以证明，但该通知书确系未载明具体法律规定和条文，未告知第三人享有复验、复议、诉讼的权利及途径，但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青岛海关在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该瑕疵也予以指正。同时原告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及本案行政诉讼，已保障了其救济权利。但行政机关作出的相关法律文书应当规范严谨，在此予以指明。 综上，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现被告日照海关）作出的 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对被告青岛海关的行政复议程序亦无异议，经审查，确认被告青岛海关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其要求二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来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来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担。 来富集团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存在微观和宏观上两个方面的错误。微观是指鉴定意见不应采纳；宏观是指本案被诉的日照商检，与另外申请复议的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的日照海关，两个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原审法院都没有论及。1．被上诉人依据的鉴定结论不应采纳。青岛检疫中心不属于18号文明确的鉴定机构，不具有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固废属性鉴别的资质，其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货物是否为固体废物的依据。2.不同行政机关对于同一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后，将案件移送日照海关。日照海关告知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后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日照海关委托进行鉴定，最终作出的《进口物品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认定涉案货物非固体废物。根据《海关化验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日照海关为重新鉴定程序，且鉴定机构更具权威性，应以其委托鉴定的结论为准。另外，重新检验取样送检均是由原日照海关完成，保证了采样、送检程序的代表性和规范性。原日照海关认可并依据《进口物品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结论“不属于固体废物”终止了行政处罚调查程序，令厦门象屿公司缴纳关说，并对该批货物给予电子放行。本案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所认定的事实，与日照海关相悖。原审法院未考虑两案之间的关联，武断地认定青岛检疫中心的不实鉴定意见，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超越法定职权。“退货”与“退运”不单纯是文字表述错误。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退货与退运系完全不同、各自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用语，二者所对应的法律后果也不一样。退货是因进口货物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商检机构不准予收货人接收，收货人可凭商检结果向合同相对方索赔；退运是指进口货物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海关不准予报关放行，并责令收货人自行运回境外。本案商检部门代行了海关职权，明显构成越权。三、被上诉人作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程序违法。1.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并未作出检测结果。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指定青岛检疫中心对涉案货物进行固废属性鉴别，属于其对外委托检测机构承担对进出口商品的检测，受委托检测机构青岛检疫中心作出的“检测结果”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检验结果”有本质区别。2.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检疫检疫处理通知书》中直接对货物进行退运处理，上诉人才无法按照法定程序申请复验，被剥夺了申请重新鉴定及复验的权利。 被上诉人日照海关答辩称，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一、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具有对涉案货物实施检验并依据检验结果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13年修订)第二条及《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具有对涉案货物实施检验并依据检验结果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原审中，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六条、第十一条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2017年修订)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原日照局依照法定的合格评定程序、检验内容和出具证单等要求，依次开展了受理报检、现场查验、取制样、委托鉴别、结果评定和作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等工作，其依据国家技术规范的标准要求，实施检验，并制作了执法记录，程序合法合规。根据《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海关总署原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2号)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报告》，并经对涉案货物进行合格评定，按照《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原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联合公告2014年第80号、2017年第3号附件1)第二部分“矿渣、矿灰及残渣”第15项商品编号2619000090项下的“冶炼钢铁所产生的其他熔渣、浮渣及其他废料，包括冶炼钢铁产生的除尘灰、除尘泥、污泥等”，判定涉案货物为国家“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由于原审第三人报检的进口货物经检验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遂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和《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作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并对涉案货物实施退货处理，并于2017年4月26日函告日照海关，由日照海关作退运处理，适用依据准确、内容适当。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1.青岛检疫中心已取得《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具备固体废物属性鉴别资质。原审庭审中，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岳某对此也进行了举证说明并向法庭提供了有关证明文件原件，充分证明该中心具备固体废物属性鉴别资质。因此，青岛检疫中心对涉案货物的固体属性鉴别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准确，应当予以认可。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依据的鉴定结论不应采纳”的主张不成立2.上诉人认为该中心不在18号文列明的3家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中，不具备固体废物鉴别资质的主张错误。《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没有对固体废物属性鉴别资质设定行政许可。18号文件作为内部管理文件根本不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效力，其效力也低于《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不能以青岛检疫中心未在该文件列明的机构名单中就否认其固体废物属性鉴别资质。且18号文件列明的3家鉴别机构属于推荐性质，而非强制性的。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对固体废物进行法定检验是法律法规赋予原日照局的法定职责。检验检疫部门在实施检验程中对其中需要具备资质的机构出具具有证明力的数据和结果时，委托符合《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即可。另外，青岛检疫中心出具的《固体废物鉴别报告》分析论证科学、结论准确无误、编写格式规范。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对上诉人关于青岛检疫中心无对涉案货物鉴定资质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原日照局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形成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关系，而日照海关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形成进出口货物海关监管法律关系。日照海关对涉案货物的监管、事实认定等与本案无关，且发生在原日照局做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之后，不能作为证明原日照局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的证据。原日照局和日照海关对涉案货物属于“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的认定一致。上诉人关于“不同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的意见与实际不符，不应采纳。4.日照海关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固研所”)进行的鉴定，并非依据上诉人的申请进行的重新鉴定，且该报告不合法，不应当予以采信。5.上诉人关于原日照海关认可“不属于固体废物”的结论并终止行政处罚调查程序的主张与实际不符。事实上，日照海关在对涉案货物监管过程中，并未认可固研所的鉴定结论，而是采信了更具证明力的被诉《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没有对涉案货物做实货放行处理。涉案货物已于2018年11月4日由一审第三人申请退运出境。海关缉私部门对涉案货物的行政处罚案件尚在调查之中，并未终止。同时，海关缉私部门在案件调查中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显示，有关贸易关系人与上诉人在贸易磋商过程中已经怀疑涉案货物是“除尘灰”，更进一步证明了一审第三人报检的涉案货物属固体废物的事实。海关缉私部门将根据案件调查情况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本案属原日照局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所实施的法定检验行为，显然申请人所称《海关化验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本案。6.被诉《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载明的“退运”虽确应为“退货”，但属表述用词上的瑕疵，上诉人有关超越法定职权的主张错误。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载明的“退运”确应为“退货”，原日照局将“退货”写成“退运”确实存在表述用词的瑕疵。但是，退运和退货不会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理解行政决定产生误解，亦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同时，原日照局按照《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于2017年4月26日函告日照海关做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事实，由日照海关对该批货物作退运处理，原日照局并没有直接对货物执行退运处理，不存在超越法定职权的问题。对该瑕疵，青岛海关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进行了指正。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对上诉人超越法定职权的主张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7.上诉人关于日照海关“重大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上诉人对“日照商检未作出检测结果”的认识是错误的。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一款及《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进口商品检验的性质是“合格评定活动”，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委托青岛检疫中心对涉案货物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并出具鉴别报告是对涉案货物进行合格评定的程序之一，在合格评定完毕后出具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载明检验结果并作出处理决定是法定要求，无法割裂。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并未剥夺有关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及复验权利。根据《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并非提起复验的适格主体。有权依法提起复验的是报检人，即原审第三人。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不是申请复验的适格主体，而原审第三人当庭表明对原日照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和程序没有任何异议。另外，上诉人对复验对象认识错误。复验对象是“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本案中，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即为“检验结果”。青岛检疫中心对涉案货物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并出具鉴别报告(检测结果)是对涉案货物进行合格评定的程序之一，不是上诉人认为的复验对象。根据上诉人《关于对进口货物重新鉴定的申请》(上诉人证据4)显示，上诉人于2017年4月22日已经知晓检验结果，其完全可以通过原审第三人提出复验申请。但事实是，原审第三人在《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规定的复验申请期间未提出复验申请。因此，上诉人并非被诉《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直接行政相对人，原日照局没有在做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前给予其申请重新鉴定的法定义务，也无向其告知和送达《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法定义务，不存在剥夺其申请重新鉴定和“复验权利”之说。上诉人有关剥夺其申请重新鉴定和复验权利的主张于法无据。综上，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青岛海关答辩称，一、青岛海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在原审中亦对青岛海关行政复议程序无异议。因此，原审法院判决青岛海关作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具体理由同日照海关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厦门象屿公司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经原审庭审质证。经审理，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是否超越法定职权，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2017年3月30日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受理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的报检后，于2017年3月30日至3月31日针对涉案货物进行了人工取样，4月1日进行了制样，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接到短信举报后，到涉案货物堆放地进行了一次典型性取样，分别于2017年4月5日及4月6日委托青岛检疫中心对涉案货物样品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4月11日，青岛检疫中心出具2分《固体废物鉴别报告》，鉴定结论均为“固体废物”，并分析可能是“钢铁冶炼过程产生的含铁尘泥或尘泥与类似物质混合物”，同时有出庭的专家证人证言相佐证。《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4年第80号、2017年第3号附件1）第二部分“矿渣、矿灰及残渣”中，将“冶炼钢铁所产生的其他熔渣、浮渣及其他废料（包括冶炼钢铁产生的除尘灰、除尘泥、污泥等）”列为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故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据此认定涉案货物为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上诉人主张青岛检疫中心不属于18号文明确的三家鉴定机构之一，不具有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固废属性鉴别的资质，其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货物是否为固体废物的依据。本院认为，2018年7月6日，青岛海关向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邮寄了其作出的青关检函[2018]240号《关于商请明确适用范围的函》，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于2018年10月25日向青岛海关作出了固体函[2018]2号《关于明确适用范围的复函》。从复函内容看，原环境保护部、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于2017年12月29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荐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的通知》（环土壤函[2017]287号），将鉴别机构从3家调整增加至20家，且自2017年12月29日起应执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定程序（试行）》相关要求。因此，不能因青岛检疫中心不属于18号文原明确的三家鉴定机构，就否认其具有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固废属性鉴别的资质。上诉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青岛检疫中心于2009年7月27日取得了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许可号：国质检检许字[155]号），于2015年11月13日取得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150000122806），该证书批准青岛检疫中心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包括“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中有“岳某”，批准授权签字领域为“石油及石油产品……固体废物”。青岛检疫中心还于2015年12月11日取得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机构认可证书》，该证书的有效期至2018年12月23日，证书附件1认可的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中有“岳某”，授权签字领域为“货物数量、重量鉴定……货物/化学品鉴定检验项目”，证书附件2认可的检验能力范围包括“货物/化学品鉴定”领域中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因此，从上述事实看，青岛检疫中心具有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固废属性鉴别的资质，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将其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涉案货物是否为固体废物的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是否超越法定职权的问题。 上诉人主张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对涉案货物作出“退运”处理，属于超越法定职权。对此，日照海关在原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系笔误，本应为“退货”写成了“退运”，属于表述用词上的瑕疵，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已于2017年4月26日履行了向原日照海关书面告知其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确系文字表述错误，将“退货”写成了“退运”，不存在超越法定职权的问题，并无不当。且青岛海关在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对该瑕疵也进行了指正。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13年修订）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合格评定程序包括：抽样、检验和检查；评估、验证和合格保证；注册、认可和批准以及各项的组合。”《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经检验检疫，对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或者相关技术规范等强制性要求的，出具《入境货物通关单》，并备注“经初步检验检疫，未发现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控制标准要求的物质”；对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或者相关技术规范等强制性要求的，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并及时通知口岸海关和口岸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据此，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受理涉案货物报检后，依法进行了现场查验、取样、制样、委托检测机构鉴别、结果评定、作出涉案处理通知书等，故其作出涉案《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的程序合法。上诉人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并未作出检测结果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还主张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剥夺了其复验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进出口商品的报检人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检验结果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其上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至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复验，受理复验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国家质检总局应当自收到复验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验结论……”。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进出口商品的报检人”可以申请复验，而进口商品的报检人为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本案中，涉案货物的报检人系原审第三人及其报检代理人具有申请复验的权利，且申请复验的对象是“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作出的检验结果”即涉案的《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而非涉案鉴别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化验报告、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化验、鉴定1次；海关经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应当重新进行化验、鉴定。”该规定适用于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本案系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的行政处理，显然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因此，原告关于原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剥夺其复验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青岛海关的行政复议程序无异议，原审法院确认青岛海关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来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LEGACYGROUPHKLIMITED）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炎焱 审判员  孙晓峰 审判员  郝万莹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