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丘颖茹，女，199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玲，女，195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花，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富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环路**1街****。法定代表人：何绍光。原审被告：广东阳光富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新市场友联新苑****商铺div>法定代表人：陈明，总经理。上诉人丘颖茹因与被上诉人袁玲、原审被告广州市富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刚公司）、广东阳光富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0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丘颖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丘颖茹向袁玲支付86739.46元及利息（利息以86739.46元为基数计算）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袁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清部分事实，没有查明案涉房屋实际交易金额。一审判决中认定丘颖茹需根据承诺书向袁玲支付255000元用于偿还借款，但事实上255000元是根据房产中介对房产的估价再减去归还房屋贷款后剩余的数额，实际上出售房产后减去归还房屋贷款等费用后只剩余170841.78元。2018年2月5日签订承诺书时，丘颖茹没有与袁玲见过面，一直都是由袁玲的丈夫张永新与丘颖茹交涉，张永新未曾告知其与袁玲是夫妻关系，只是称袁玲是职业放贷的。签订承诺书时，丘颖茹还让张永新跟袁玲沟通修改金额的事宜，但张永新不但没有跟袁玲沟通，还哄骗丘颖茹，称如果房屋出售后剩余的金额不够255000元的话，张永新会帮丘颖茹一起偿还。在签完承诺书后几天后，房产中介找到房屋买家，丘颖茹于2018年2月8日与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房屋总售价为748000元，但此价格并非实际交易价格，是当时为了能让买家在银行申请更多的贷款而提高价格，实际上房产最终交易金额为695000元。签订上述合同的过程中，房屋的产权证书一直都在张永新的手里，所以张永新对实际交易金额是知情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丘颖茹于2018年2月9日收到房屋买家支付的定金45000元，于2018年7月9日收到买家支付5000元，于2018年9月30日收到房屋首付款45000元，于2018年10月9日收到买家支付的购房尾款600000元，以上共计695000元。在房屋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因房屋已抵押给银行，丘颖茹的资金不足无法偿还剩余的银行贷款，遂于2018年2月8日与房产中介签订了《转按揭协议》，约定由中介公司负责还清剩余按揭款，丘颖茹于2018年10月10日向中介公司支付38000元的垫资费用（其中35000元已在房款中扣除，3000元由丘颖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8年2月9日向中介公司支付房产中介费15000元。因丘颖茹当时长期居住在梅州，而房产位于韶关，2018年3月1日，丘颖茹委托中介公司代为处理房屋买卖过户相关事宜，委托公证花费430元。2018年3月27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花费4500元。2018年10月10日，丘颖茹在收到房屋买家支付的尾款后向中介公司返还466228.22元的房屋按揭款；以上共计支付524158.22元，丘颖茹实际到手金额为170841.78元。一审法院不查明具体金额，仅以承诺书便认定丘颖茹需向袁玲支付255000元，属于事实不清。丘颖茹虽然是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但实际上是因为富刚公司的总经理何绍光当时没有身份证才会将房产登记在丘颖茹名下。一开始每月的按揭款都是由富刚公司总经理何绍光按时偿还，但从2014年开始何绍光无力偿还债务，丘颖茹被迫开始每月承担着高昂的按揭款，至今已累计垫付84102.32元。袁玲与富刚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丘颖茹不应偿还富刚公司的债务，所以在剩余金额170841.78元扣除丘颖茹垫付的84102.32元，剩余金额才是应当偿还给袁玲的借款。二、一审判决没有分清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相应份额。一审判决中认定富刚公司和丘颖茹需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并支付利息，此判决没有明确各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请求二审法院明确各连带责任人的应承担的相应份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以改判，支持丘颖茹的上诉请求。袁玲辩称，不同意丘颖茹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丘颖茹在一审及上诉中均称2018年2月5日签署的承诺书是在张永新的哄骗之下完成的，与事实不符。二、在2015年5月30日签署《投资协议书》时丘颖茹用其房产提供担保抵押，丘颖茹并没有告知袁玲该房产已经抵押给银行贷款，当时丘颖茹把房产证原件交给袁玲保管。后来丘颖茹为了偷偷卖房私下补办了房产证进行房屋交易。丘颖茹在2019年2月至9月间多次往返梅州、韶关，补办房产证后又立即出售房产。丘颖茹是背着袁玲补办了房产证私下进行交易。该涉案房屋的出售价格是否如丘颖茹提交的买卖合同一致，有待查明。即使确实是按照该价格出售，由于丘颖茹未通知袁玲偷偷出卖房产，存在恶意，不排除其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故意压低房价的可能性。三、根据该承诺书，丘颖茹承担255000元的付款责任的条件是该房产出售后，现该房产已经出售，故不论其将房产出售多少钱，均应该按照承诺偿付借款。丘颖茹自己为该房产支付的任何费用与本案无关，也与该承诺书无关。丘颖茹声称涉案房产是富刚公司的财产，丘颖茹在未经富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该房产出售并且占有售房款至今，若其陈述的内容属实，不仅不能免除丘颖茹的还款责任，反而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四、一审法院判定富刚公司和丘颖茹需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正确无误，但二审法院判令富刚公司和丘颖茹连带偿还袁玲255000元本金及利息更为恰当。根据原来一审判决的判项，容易产生富刚公司与丘颖茹合计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510000元的歧义。富刚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丘颖茹的上诉意见。富源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富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袁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丘颖茹、富刚公司、富源公司连带偿还袁玲255000元及自2018年2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丘颖茹、富刚公司、富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30日，甲方富刚公司、富源公司与乙方袁玲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乙方向甲方投资1600000元用作公司经营流动资金，为期两个月；甲方在乙方投资期满后（2015年7月30日）的投资分红如下：甲方将连本金及红利共计1760000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此次投入的担保抵押为甲方两家公司的股权及丘颖茹在韶关购置的房产（粤房地权证韶字第**）。袁玲提交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主张委托其丈夫张永新分别于2015年5月23日、同年5月30日向丘颖茹转账50000元、550000元、1000000元用于交付上述《投资协议书》载明的1600000元款项。2018年2月5日，丘颖茹出具承诺书一份，确认富刚公司在2016年5月30日借袁玲1650000元至今未还，其承诺出售名下韶关南天豪庭14座1102房（粤房房地权证韶字第**）偿还银行未还贷款475000元后，剩余255000元偿还给袁玲用于抵扣部分借款。现袁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丘颖茹、富刚公司、富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并支付利息。其陈述就《投资协议书》约定的1600000元的款项中的1345000元另案提起诉讼，本案无需处理。丘颖茹提交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门诊病历，辩称其在出具承诺书时患有抑郁症，承诺书并非出自其真实意思表示。另外，丘颖茹辩称承诺书中所涉及的房产是富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绍光以其名义购买。为此，其提交何绍光出具的借款购房承诺书，当中何绍光确认由丘颖茹在韶关市浈江区南天豪庭楼盘购置一套复式洋房，并在韶关市工商银行抵押贷款570000元，此款项贷款完全用于公司开支，丘颖茹不负任何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富刚公司、富源公司与袁玲于2015年5月3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约定了投资期限及固定收益，袁玲无需承担投资风险，故各方当事人虽名为投资关系，实为借贷关系。《投资协议书》约定富刚公司、富源公司支付本金及红利的期限为2015年7月30日即为还款期限。袁玲直至2019年8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其中要求富源公司对该笔借款中的255000元承担还款责任，其并未举证证实双方存在对借款进行展期的情形，亦未举证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故富源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富源公司就涉案款项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富刚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进行抗辩，其仍应按照《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向袁玲履行还款义务。而丘颖茹于2018年2月5日向袁玲出具承诺书，承诺出售房产后向袁玲支付255000元用于偿还涉案借款，袁玲于2019年8月21日起诉要求丘颖茹还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丘颖茹应按承诺书的约定向袁玲履行还款义务。综上，现袁玲要求富刚公司、丘颖茹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丘颖茹辩称签订承诺书时患有抑郁症，但并不等于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或丧失，其亦主张是在袁玲的配偶张永新哄骗而出具涉案承诺书，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丘颖茹辩称承诺书中所涉及的房产是富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绍光以其名义购买，富刚公司向其承诺债务无需其承担，但其所主张的该项约定属于其与富刚公司、何绍光之间的约定，该项约定不能对抗袁玲依据其作出的还款承诺书而行使的债权请求权，丘颖茹以此抗辩不予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袁玲主张富刚公司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2月5日起支付利息，未超过双方约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袁玲与丘颖茹之间并未约定利息标准，袁玲仅可主张丘颖茹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现袁玲主张丘颖茹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未超过法定上限，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但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袁玲主张利息自2018年2月5日起计算不当，一审法院调整为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13日起计算。另外，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自2019年8月20日起调整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标准应调整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丘颖茹、富刚公司应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富刚公司需支付以255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1月12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并需与丘颖茹共同支付以255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1月1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富刚公司、富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富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5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2月5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丘颖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55000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13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袁玲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7420元（受理费5500元，保全费1920元），由富刚公司、丘颖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丘颖茹提交以下证据：1.《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复印件，拟证明丘颖茹出售案涉房产的情况；2.《转按揭协议》的复印件，拟证明丘颖茹与房屋中介办理转按揭的情况；3.《收款收据》、微信收款记录，拟证明丘颖茹收到售房款合计695000元；4.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付款记录、收据，拟证明丘颖茹因出售房产支付费用共计524158.22元；5.垫付按揭款统计表及银行还款记录，拟证明丘颖茹垫付按揭款共计84102.32元；6.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记录，拟证明袁玲丈夫欺骗丘颖茹并知晓房产交易的情况。袁玲质证称，对证据1至证据6均不予确认；即使《房地产买卖合同》有原件，不排除丘颖茹恶意压低房价，也不排除丘颖茹隐瞒其他收款的情况，丘颖茹出售房屋的价格与本案无关；证据6录音材料是在丘颖茹出具了承诺书之后录制的，不能证实其在签署承诺书时受到了所谓的欺诈，也不能证实袁玲的丈夫张永新欺骗丘颖茹签署了承诺书。富刚公司质证称，同意袁玲的质证意见。富刚公司向袁玲借款，用涉案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丘颖茹并非案涉房产的实际产权人。袁玲提交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原件，拟证明2015年5月30日签订《投资协议书》时富刚公司、丘颖茹将涉案房产证抵押给袁玲，丘颖茹私自补办房产证之后再对外出售。丘颖茹质证称，对房产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已补办了房产证。富刚公司质证称，对房产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当时房产证交给袁玲作为抵押，不清楚丘颖茹补办房产证的情况。富源公司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富刚公司、富源公司在二审均无提交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丘颖茹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转按揭协议》均为复印件，无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载明：出售物业位于韶关市浈××区××南大道北××座××房；成交价格为748000元等。丘颖茹提交的《收款收据》、微信收款记录、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付款记录、收据等，与本案借贷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在二审庭询中，丘颖茹陈述其在2018年2月5日出具承诺书后自行补办了房产证，售房款还清银行贷款后剩余款项目前仍在丘颖茹处。袁玲、富刚公司表示不清楚丘颖茹补办房产证及出售房产的相关事宜。另查明，丘颖茹于2018年2月5日出具承诺书一份，其中载明：因富刚公司在2015年5月30日借袁玲1650000元至今未还，当时签订相关借款文件时用了丘颖茹的房产作抵押，因丘颖茹的房产在2013年已抵押给银行，借了银行贷款共计570000元；丘颖茹不能继续还款给银行，现丘颖茹提出出售该房产用来还清银行贷款和还袁玲的部分借款，因此丘颖茹郑重承诺：1.经评估，房产现值730000元是真实的；2.房产出售后，还给工商银行韶关风采支行未还贷款共计475000元，其余共计255000元还给袁玲抵扣部分借款；3.房产出售期为90天，以承诺书生效日起，如在90天未能出售房产，丘颖茹应将房产证还给袁玲，并停止出售该房产，继续履行抵押责任；如丘颖茹在借出房证期间，不慎丢失（系指该房产交易不成功情况下）应无条件到相关部门补回，并在30天内办结后还给袁玲；……5.丘颖茹在出售房产后收到售房款后，二天内应将250000元转账给袁玲，如丘颖茹不履行承诺，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全部经济损失等。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丘颖茹是否应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及相应利息；二、丘颖茹与富刚公司是否应向袁玲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丘颖茹是否应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根据丘颖茹于2018年2月5日出具的承诺书，丘颖茹确认案涉房产经评估价值730000元，承诺在房产出售后将475000元偿还银行贷款，将255000元还给袁玲抵扣部分借款；房产出售期为90天，90天内未出售后应返还房产证给袁玲，并承诺在收到售房款二天内将款项转账给袁玲。丘颖茹未举证证明其在出具该份承诺书时受到欺诈的事实，该份承诺书系丘颖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丘颖茹应恪守履行。首先，丘颖茹在该承诺书中确认了涉案房产的评估价格为730000元，亦明确了须将售房款中的255000元还给袁玲。丘颖茹明知其并非案涉房产的实际产权人，亦清楚知悉该房产的房产证交给袁玲作为借款的抵押，丘颖茹自行补办房产证并在未征得产权人富刚公司及袁玲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对外出售房产。富刚公司及袁玲并未参与案涉房产的售出过程，案涉房产的出售价格由丘颖茹单方决定，现丘颖茹以售房款不足承诺书载明的730000元为由，主张以实际售房款减去还银行贷款之后的部分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缺乏合理依据。其次，丘颖茹在承诺书中承诺了在收到售房款后二天内将250000元转账给袁玲。丘颖茹在2018年出售涉案房产收取售房款后，至今仍未向袁玲偿还255000元，违背了其在承诺书中关于付款时间的承诺。最后，关于丘颖茹代富刚公司垫付涉案房产银行贷款的问题，案涉承诺书未涉及售房款应优先抵扣丘颖茹垫付的银行贷款，丘颖茹与富刚公司之间关于垫付银行贷款的争议与袁玲无关。丘颖茹上诉主张在售房款中扣除垫付的银行贷款，有悖于承诺书中的承诺。综合以上分析，丘颖茹未能履行承诺书中的还款承诺，在自行出售案涉房产后主张仅同意向袁玲偿还86739.46元，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丘颖茹应向袁玲偿还借款255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之处。关于争议焦点二，丘颖茹与富刚公司是否应向袁玲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富刚公司、富源公司与袁玲于2015年5月30日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富刚公司、富源公司应在2015年7月30日前将借款本金及利息1760000元支付给袁玲。丘颖茹在2018年2月5日向袁玲出具承诺书，因富刚公司未能返还2015年5月30日的借款，丘颖茹承诺出售案涉房产还清银行贷款后，将售房款中的255000元偿还给袁玲。丘颖茹向袁玲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出售房产后偿还部分借款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袁玲作为债权人有权请求丘颖茹在其承诺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富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丘颖茹与富刚公司应向袁玲连带偿还255000元及相应的利息。丘颖茹上诉请求明确各连带债务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袁玲作为原审原告在本案中请求富刚公司、富源公司、丘颖茹连带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富刚公司、丘颖茹应连带向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但判决富刚公司、丘颖茹分别向袁玲偿还借款255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内容与判决结果前后矛盾，且超越了袁玲的诉请范围。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丘颖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06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06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审被告广州市富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上诉人丘颖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袁玲偿还借款本金25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55000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13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原审被告广州市富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袁玲支付利息（以255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5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2019年11月12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被上诉人袁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财产保全费1920元，合计7420元，由广州市富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丘颖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丘颖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