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83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传生，男，197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冰，山东金星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兴，山东金星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秀振，男，197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瑞峰，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现住址××。 上诉人武传生因与被上诉人孙秀振、任瑞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孙秀振于2016年5月20日诉至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6）鲁1311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武传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8）鲁13民终985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4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经重审后作出（2018）鲁1311民初5884号民事判决，武传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传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冰、周振兴，被上诉人孙秀振到庭参加诉讼。任瑞峰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传生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1311民初5884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孙秀振对武传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重审判决“不以事实为根据、不以法律为准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的基本原则。重审判决“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没有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证明力作出客观判断”，证据的采信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本案发回重审前，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开庭审理时，孙秀振的代理人在答辩和法庭调查时，均明确承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发回重审前，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7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答辩和法庭调查时，均都非常明确、肯定地认可和向法庭陈述了武传生是受孙秀振的委托代理孙秀振销售煤炭的事实，并且全部记录在案。武传生认为，孙秀振委托代理人承认的对被孙秀振不利的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孙秀振的委托代理人在(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承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二、孙秀振就本案同一标的和诉讼请求，于2015年6月15日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在《民事起诉状》中承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2015年6月15日，孙秀振就以本案同一标的和相同的诉讼请求，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孙秀振在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第2页中，明确承认了武传生是帮其销售煤炭，是逄涛购买了其76.5吨煤炭一直没有付款的事实。三、孙秀振就本案同一标的和诉讼请求，于2015年10月19日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在《民事起诉状》中承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2015年10月19日，孙秀振就以本案同一标的和相同的诉讼请求，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孙秀振在向临沭县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第2页中，明确承认了武传生是帮其销售煤炭，是逄涛购买了其76.5吨煤炭一直没有付款的事实。四、重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中，将孙秀振就同一标的、相同诉讼请求，分别两次起诉又撤诉的案件排除在“诉讼过程中”的观点于法不通。本案孙秀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同一标的和相同的诉讼请求，先起诉撤诉，又起诉又撤诉，再起诉一审判决，上诉二审发回重审，重审判决，现在武传生再次提起上诉。上述诉讼过程显然是孙秀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的诉讼过程，孙秀振撤回起诉无非是这个诉讼过程发生过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也规定了“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显然，撤诉既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律上就承认撤诉也是诉讼程序中的过程之一。重审法院还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诉讼过程中”作了“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为“应指本案诉讼过程中”。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本案发回重审前，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所作的审理及判决，在重审法院面前岂不是一纸空文。五、重审法院“偷换概念”，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限制性“再解释”，规避“书证”的证明力。孙秀振分别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递交的《民事起诉状》、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递交的《民事起诉状》，武传生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书证”递交给重审法院，有关这两份“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重审法院应当依法认真审查，而不能在“本院认为中”随意一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的“诉讼过程中”“应指本案诉讼过程中”，就推翻了两份“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六、重审法院没有权利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再进行“适用解释”，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武传生有理由相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所指的“诉讼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解释为“本案诉讼过程中”。武传生认为对于“诉讼过程中”能否限制解释为仅指重审法院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8)鲁1311民初5884号的“应指本案诉讼过程中”，重审法院没有权利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限制性再解释。武传生认为，应当如何解释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所指的“诉讼过程中”，重审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通知》第四条“在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过程中，发现有新的问题的，应当及时层报我院。”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适用”解释。七、重审法院没有通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逄涛参加诉讼。孙秀振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的(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均承认“逄涛购买了原告76.5吨煤炭”的事实。所以，逄涛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重审法院应当通知逄涛参加诉讼。八、重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2018年2月27日本案发回重审前，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庭审答辩时、法庭调查时，均承认武传生是受孙秀振委托代理销售煤炭。2015年6月15日，孙秀振就与本案同一标的和相同的诉讼请求，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2015年10月19日，孙秀振在向临沭县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承认了武传生只是帮其销售煤炭，逄涛是购买人的事实。以上三次诉讼孙秀振均委托了律师代理，孙秀振和律师不可能分不清楚买受人和代理或介绍的区别。并且武传生是按照孙秀振规定的每吨620元向任瑞峰报价销售的，武传生不管任瑞峰按多少价格销售，任瑞峰赚多少钱与武传生没有任何关系，武传生也只是后来帮助孙秀振催要煤炭款时，才知道任瑞峰是按每吨690元销售给逄涛的，任瑞峰从中赚取每吨70元的差价，但任瑞峰赚多少差价与武传生没有任何关系，逄涛给任瑞峰出具何种凭证与武传生也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武传生认为重审法院有目的地选择证据和有目的地解释，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孙秀振对武传生的诉讼请求。 孙秀振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武传生提出在临沭孙秀振撤诉，是因为我们关系很好的时候，武传生说不能光起诉武传生一个人，要都起诉，临沭法院说其他人与本案没有关系，孙秀振也不认识其他人，所以，孙秀振就撤诉了。 任瑞峰一审、二审期间，经公告传票送达未到庭、未答辩。 孙秀振于2016年5月20日以武传生为被告诉至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武传生支付孙秀振煤炭款47430元及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武传生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下旬，孙秀振将76.5吨煤炭出售给武传生，约定单价为620元每吨，孙秀振将煤炭送至武传生指定的临沭县杨楼村，武传生在收到煤炭后迟迟不支付货款，孙秀振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孙秀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重审认定的如下事实：孙秀振从事煤炭销售生意。2014年7月，孙秀振经人介绍与武传生相识，武传生与其本村村民任瑞峰联系，二人共同销售煤炭。任瑞峰与其朋友杨同光联系，杨同光告知任瑞峰其与逄涛等人共同开办的金联山化肥厂有煤炭需求，武传生、任瑞峰一起到位于临沭县××镇××楼村的金联山化肥厂查看，杨同光要求任瑞峰将煤炭送到该厂，双方约定煤炭单价每吨690元。后武传生、任瑞峰通知孙秀振将煤炭送至金联山化肥厂，武传生与孙秀振约定煤炭单价每吨620元。孙秀振共向金联山化肥厂发送煤炭76.5吨。任瑞峰与武传生曾多次要求逄涛支付煤炭款，逄涛均予以拒绝，后逄涛向任瑞峰出具收到条一份。武传生、任瑞峰因未收到煤炭款，遂拒绝支付孙秀振煤炭款，为此成诉。 一审法院另查明，孙秀振与武传生因买卖煤炭曾发生纠纷，孙秀振曾于2015年6月18日起诉至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后经法院调解，武传生同意偿付孙秀振货款24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3月7日，临沂罗庄高冠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周伯杰曾同武传生作调查笔录一份，武传生明确承认：因逄涛未支付武传生、孙秀振煤炭款，所以武传生、任瑞峰未支付孙秀振煤炭款。 一审法院还查明，孙秀振曾向临沭县公安局报案，城南派出所曾对武传生、任瑞峰分别作询问笔录一份，武传生陈述“他（注：任瑞峰）就找我要和我一块帮忙卖煤炭”、“任瑞峰给我说让我送76.5吨煤炭到前杨楼村，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孙秀振说了，我们在电话里说好了每吨煤炭620元”、“后来我和任瑞峰去金联山那个厂子去要煤炭钱”、“我与任瑞峰以每吨620元的价格买了孙秀振的煤炭，一共76.5吨”；任瑞峰陈述“我们（注：任瑞峰与杨同光）讲好了价格是每吨690元”、“我让姓逄的写一个收到条给我，一直没承诺说什么时候给我钱”、“我一共卖了76.5吨煤炭给逄涛，每吨690元”。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5年6月、10月，孙秀振曾分别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孙秀振经武传生、任瑞峰介绍，向逄涛、杨同光、杨化春出售76.5吨煤炭，后均撤回起诉。 上述事实，主要根据双方陈述、举证及庭审调查所认定。均收录在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武传生、任瑞峰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武传生在周伯杰所作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应能认定武传生、任瑞峰共同向孙秀振购买76.5吨煤炭后二次转卖的事实，武传生与孙秀振约定煤炭单价每吨620元，现孙秀振要求武传生、任瑞峰支付价款47430元，理由正当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武传生、任瑞峰逾期未付款给孙秀振造成一定损失，武传生、任瑞峰应自孙秀振起诉之日即2016年5月20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孙秀振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述“诉讼过程中”应仅指本案诉讼过程，孙秀振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临沭县人民法院起诉时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并非本案诉讼过程中的自认，其陈述的事实也未经生效裁判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武传生据此主张其系孙秀振买卖关系的介绍人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任瑞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愿放弃当庭质证和辩论的权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武传生、任瑞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孙秀振价款47430元及利息（以4743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0日始至被告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6元、保全费520元，共计1506元，由武传生、任瑞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 1，（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案。2015年6月15日，孙秀振以武传生、任瑞峰、杨同光、逄涛、杨化春为被告诉至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其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煤款47430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为：原告从事煤炭生意，2014年8月、9月份，原告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武传生，让武传生帮孙秀振销售煤炭，后，被告武传生找到其同村的被告任瑞峰，被告任瑞峰又找到被告杨同光，被告杨同光找到被告逄涛，被告逄涛购买76.5吨煤炭后一直没有付款。后经了解，被告逄涛购买76.5吨煤炭时，被告逄涛、杨同光、杨化春正处于做化肥生意的合伙期间。该案未能有效送达。2015年9月23日，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民事裁定：以原告孙秀振未提供被告的确切送达地址为由，驳回原告孙秀振的起诉。该民事裁定书已生效。 2，（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5号案。2015年6月18日，孙秀振以武传生为被告诉至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其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武传生偿还原告煤款24000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为：原告从事煤炭生意，2014年8月、9月份被告武传生购买原告煤炭。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煤款，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付。在2015年6月1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 武传生辩称，欠条是我书写的，但不是我购买的货物，是我同村任瑞峰找我联系的原告，实际是逄涛购买的，我没有见到钱。 该案于2015年8月6日开庭审理，孙秀振提供了该张欠条，武传生认可无异议。经法庭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出具了（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5号民事调解书：一、被告武传生同意一次性偿付原告孙秀振货款24000元及利息，于2015年9月7日前偿付，利息自2015年6月16日始至被告全部清偿货款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借款利率计算。二、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后收取200元，财产保全费270元，由被告武传生负担。 3－1，（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案。2015年10月19日，孙秀振以武传生、任瑞峰、杨同光、逄涛、杨化春为被告，诉至临沭县人民法院，其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煤款47430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从事煤炭生意，2014年8月、9月份，原告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武传生，让武传生帮孙秀振销售煤炭，后，被告武传生找到其同村的被告任瑞峰，被告任瑞峰又找到被告杨同光，被告杨同光找到被告逄涛，被告逄涛购买76.5吨煤炭后一直没有付款。后经了解，被告逄涛购买76.5吨煤炭时，被告逄涛、杨同光、杨化春正处于做化肥生意的合伙期间。 3－2，武传生辩称，孙秀振主张武传生是介绍人、帮其销售煤炭，孙秀振主张买方是逄涛，这属于自认，应当由买方支付价款，武传生不承担付款义务。武传生无法确定购买孙秀振煤炭的主体，应由孙秀振负举证责任。 杨化春到庭答辩称，杨化春与孙秀振不存在买卖关系，杨化春与杨同光、逄涛也不存在合伙关系。 3－3，2015年11月16日，临沭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秀振的委托代理人到庭，武传生到庭，杨化春的代理人到庭。任瑞峰、杨同光、逄涛均未到庭。 孙秀振提供了如下证据 3－3－1，孙秀振身份证复印件。 3－3－2，2015年4月22日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证明1份。 证明：2015年3月12日10时许，临沂市罗庄区付庄镇大丁庄村孙秀振报警称：其经人卖的煤炭至今没给钱，他去拉炭，对方不让拉。接警后，杜成光、吴绍文到达现场，将当事人带回派出所。经了解，得知：孙秀振经人介绍认识了武传生（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家埠办事处醋庄后村），让武传生帮其销售煤炭，后武传生找到同村的任瑞峰，任瑞峰又找到杨同光，杨同光找到前杨楼村金联山肥业的庞涛，庞涛购买了76.5吨煤炭一直未付钱。特此证明。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2015年4月22日。 证明问题：孙秀振经人介绍认识武传生，武传生找到同村的被告任瑞峰，任瑞峰找到被告杨同光，杨同光找到逄涛，逄涛购买76.5吨煤炭一直未付款的事实。 3－3－3，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孙秀振、武传生、任瑞峰分别进行的询问笔录一份。 3－3－3－1，2015年3月12日16时14分孙秀振陈述称：我报案，有人拉我的煤炭没给钱。2014年7月份下旬，我通过武传生介绍卖煤炭，我们在电话里讲好的是620元一吨，武传生说要76吨，然后我找人拉了76吨给武传生，当时是把煤炭送到杨楼村，煤炭送到以后武传生打电话给我说等到第二天再给我钱。到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武传生向他要煤炭钱，武传生说他没有钱，让我在等等，一直等到现在武传生也没给我钱，这期间我经常打电话给武传生，但是武传生一直说没有钱，后来武传生一直不给我钱，我就报警了。 ？警察问？是谁拉了你的煤炭没给你钱？ ：当时我是卖给武传生的。 ？警察问？武传生拉了你多少煤炭没给钱？ ：76吨。 ？警察问？你是以多少钱的价格卖给武传生的？ ：以每吨620元的价格。 ？警察问？当时你是把煤炭拉到哪里的？ ：武传生打电话给我说让我把煤炭送到杨楼村。 3－3－3－2，2015年3月12日16时33分武传生陈述称： ？警察问？你今天为什么来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我说下我给孙秀振介绍买煤炭的，那个买煤炭的没给钱的事。 ？警察问？事情经过？ ：2014年7月份下旬，我在罗庄的一个伙计向孙秀振介绍我，后来孙秀振又找我，让我给帮忙介绍卖煤炭的，我家后面有一个叫任瑞峰的，他知道我给别人帮忙卖煤炭的，他就找我说要和我一块帮忙卖煤炭，任瑞峰找了他一个亲戚是杨楼村的叫杨同光，任瑞峰和杨同光联系了，杨同光又介绍一个姓庞的，杨同光和姓庞的联系好了以后说让把煤炭送到前杨楼村的一个叫金联山的厂子里，当时说好了要给现钱的，任瑞峰给我说让我送76.5吨煤炭至前杨楼群村，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孙秀振说了，我们在电话里说好了每吨煤炭620元。我和任瑞峰还有杨同光一块前去前杨楼村的一个叫金联山肥业的厂子，杨同光找了那个姓庞的，我听他为那个姓庞的叫庞总，我们把煤炭卸下来以后，姓庞的过完称，当时我们也没谈钱的事，我们三个人就走了。后来我和任瑞峰去金联山那个厂子去要煤炭钱，找那个姓庞的，那个姓庞的说现在那个厂子的高老板又把煤炭卖给别人了，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要拉炭，那个厂子的人不让我们拉，我们给孙秀振说后孙秀振就报警了。 ？警察问？你和任瑞峰、杨同光还有那个姓庞的是什么关系？ ：任瑞峰是和我一个村的；杨同光是任瑞峰的亲戚，家是千阳楼村的，姓庞的男的事，杨同光找的买煤炭的，全名不知道叫什么。 ？警察问？你把孙秀振的煤炭介绍卖给谁的？ ：任瑞峰知道我给别人帮忙卖煤炭的，任瑞峰找我要和我一块卖煤炭，后来任瑞峰又找了他的一个叫杨同光的亲戚，杨同光又找了一个姓庞的老总。 ？警察问？你们拉了孙秀振多少煤炭？ ：76.5吨。 ？警察问？你们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孙秀振的煤炭？ ：以每吨620元的价格。 3－3－3－3，2015年3月13日8时34分任瑞峰陈述称： ？警察问？你今天为什么来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我来说下我卖煤炭给庞涛，他没给钱的事。 ？警察问？事情经过？ ：2014年7月份下旬，我和武传生一块帮孙秀振卖煤炭，我一个朋友叫杨同光，他知道我卖煤炭就找我，杨同光打电话给我说他一个伙计在杨楼村那里开了一个有机肥厂，需要煤炭，然后我就和武传生一块去找杨同光去那个厂子看看，去到后杨同光又找了一个姓庞的男的，是那个厂子里的人，杨同光先让我送点煤炭用用看看好不好，要是好的话就多送点，第一次我找人给送了一车，是9.41吨，杨同光说这煤炭还行，然后我又找人给送了一车煤炭，是59.4吨，后来我打电话给杨同光问他煤炭什么样，杨同光说炭有点大，然后我又送了一车煤炭给他是7.95吨，我们讲好了价格是每吨690元，当时我把煤炭送去的时候，姓庞的说现在他厂子正在试设备，没有钱给，等到试完设备后在给钱，之后我和武传生一块去了好几次，姓庞的说一直在试设备，再往后，我和武传生再去的时候，他们厂子已经不干了，后来我让姓庞的写一个收到条给我，一直没承诺说什么时候给我钱，孙秀振要不来钱也着急，他就报警了。 ？警察问？你与杨同光、姓庞的是什么关系？ ：我与杨同光系朋友关系，还牵扯一点亲戚关系，我与庞涛原来不认识，是杨同光买煤炭的。 ？警察问？你卖了多少煤炭给庞涛？ ：一共是76.5吨。 ？警察问？每吨炭多少钱 ：690元一吨。 证明事实：孙秀振把煤炭卖给武传生，价格是620元一吨，共76.5吨。武传生卖给任瑞峰，到杨同光、逄涛，最后是690元一吨，被告武传生在中间得到每吨70元的利益，被告武传生与任瑞峰、杨同光、逄涛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3－4，合作协议一份。 证明：杨化春、杨同光、逄涛的合作协议，风险共担，利润共享，要求杨化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杨大全已经过世了，没有起诉他。 杨化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3－3－1－－－4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二（3－3－2），2015年4月22日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证明1份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金联山肥业没有逄涛这个人，逄涛不是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 证据三（3－3－3）对派出所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实杨化春应当承担清偿责任。 证据四（3－3－4），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既使真实的，应举证证明该合作协议已履行了。 武传生质证意见与杨化春的质证意见一致。 即武传生认可了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孙秀振、武传生、任瑞峰分别进行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证明的问题。 3－4，2015年11月17日，孙秀振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书，其以由于派出所提供材料不齐，不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我申请撤回起诉，待证据齐全再另行起诉，望法院准允。 3－5，2015年11月17日，临沭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孙秀振撤回起诉。 4，本案原一审（2016）鲁1311民初2065号案。 4－1，2016年5月20日，孙秀振以武传生为被告诉至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武传生支付孙秀振煤炭款47430元及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武传生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下旬，孙秀振将76.5吨煤炭出售给武传生，约定单价为620元每吨，孙秀振将煤炭送至武传生指定的临沭县杨楼村，武传生在收到煤炭后迟迟不支付货款，孙秀振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孙秀振的诉讼请求。 4－2，武传生答辩称，1、孙秀振没有将煤炭卖给武传生，武传生只是孙秀振煤炭买卖的介绍人。2、孙秀振已提起两次诉讼，均承认购买煤炭的人不是武传生，有两次的起诉状为证，3、孙秀振从来没有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将煤炭的所有权转移给武传生。4、孙秀振自认对己不利的事实，孙秀振不能证明与武传生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应由逄涛支付货款。 4－3，2016年6月30日，一审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 孙秀振提供了如下证据 4－3－1，调查笔录一份。2015年3月7日，临沂罗庄高冠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周伯杰对武传生进行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一份。 ？问？你与谁一起在什么时间从孙秀振处订购多少煤炭？ ：给任瑞峰通过杨同光介绍订购76.5吨。 ？你们把孙秀振煤炭运到什么地方，有多少吨？价值多少？ ：运到临沭县杨楼村肥料厂，由庞涛收到，价值47430元。 ？你们为什么至今不偿还孙秀振煤炭款，庞涛给你们钱了吗？ ：因为庞涛至今未给我们货款，所以我们也就未给他煤款。 ？假若孙秀振煤款得不到，你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吗？ ：可以配合调查。 ？你以上说的属实吗？ ：完全属实。 ？假若与孙秀振出现煤款纠纷，你同意由罗庄区法院处理吗？ ：同意。 4－3－2，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任瑞峰分别进行的询问笔录一份。同以上3－3－3－2中的内容。 4－3－3，孙秀振给武传生书写的收款条两张。调解书内容履行完义务后，法院又将收款条还给了孙秀振。 证明问题：证据一，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二证明武传生与任瑞峰之间是合伙关系，620元变为690元，存在差额，武传生、任瑞峰将煤炭转卖给逄涛，逄涛为武传生、任瑞峰出具的收货款。证据三，证明李秀振与武传生存在煤炭买卖关系，另外一个案件调解结案，武传生已履行调解书的义务。 武传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4－3－1－－3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一（4－3－2），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笔录中明确说明是介绍。不能证明被告购买了原告的煤炭。 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有证明问题有异议。 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 4－4－1，被告武传生提供的证据一，经济开发区法院（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案的传票及起诉状。证明：起诉状中称武传生只是介绍人，购买人是逄涛、杨化春、杨同光。 证据二，临沭县人民法院（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案的传票及起诉状。证明问题：同证据一。 孙秀振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个案件均撤诉了。 4－4，2017年6月5日，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311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将案由“买卖合同”更改为“委托合同”，并按委托法律关系作出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孙秀振、武传生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根据孙秀振、武传生提供证据及武传生自认，在孙秀振出售煤炭的过程中，分别先后出现武传生、任瑞峰、杨同光、庞某、金联山煤业等。根据武传生自认其受孙秀振委托销售煤炭，但双方均未对是否支付费用提供证据，孙秀振与武传生之间应认定为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在武传生履行受托义务销售煤炭过程中，与煤炭销售环节有关人员参与到销售煤炭的过程中，均未经孙秀振同意，系武传生个人行为。由于武传生在销售过程中，煤炭流转每一个环节均未出收据，也未收到价款，致使孙秀振的煤炭在经过多次流转后，找不到实际的买受人，导致孙秀振不能实现债权。从以上孙秀振的煤炭流转来看，应系武传生在履行受托事务中未尽到职责，由于重大过失，导致孙秀振的财产受到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因委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孙秀振要求武传生赔偿煤炭款4743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孙秀振要求利息的请求，实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因孙秀振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传生支付原告孙秀振煤炭款4743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孙秀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6元，由被告武传生负担。 5，本院原二审（2018）鲁13民终985号案。 5－1，2018年2月5日，武传生不服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6）鲁1311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案号为（2018）鲁13民终985号。 5－2，武传生的上诉理由为：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孙秀振自认、且一审查明庞涛是购买方，应由庞涛承担法定合同之债，2，一审法院代孙秀振变更诉讼请求，程序违法。3，利害关系庞涛人应参加诉讼，程序违法。4、双方是居间合同关系，不是委托关系。武传生无过错。 5－3，本院原二审于2018年2月27日进行了调查，武传生、孙秀振本人均没有到庭，只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法庭调查。 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仍坚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6）鲁1311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中的认定，主张孙秀振与武传生双方是委托关系。 武传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 5－4，2018年2月28日，本院作出（2018）鲁13民终985号民事裁定，以原判决遗漏当事人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其中：1、遗漏任瑞峰为被告。2、2016年5月20日，孙秀振诉至一审法院，被告为武传生。孙秀振主张其与武传生构成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称武传生也以贩煤为业。一审法院以买卖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等诉讼程序，均以买卖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审理，而在制作法律文书时，认定双方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而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应事实，没有经过当事人主张、举证、质证、辩论等程序审理。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委托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当事人拒不变更的诉讼请求的，可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没有履行释明义务，直接认定为委托关系，而对委托关系，当事人没有主张，对委托关系的事实没有审理，即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 6，重审（2018）鲁1311民初5884号案件。 6－1，重审期间，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任瑞峰为被告，并公告送达了应诉手续。 6－2，2019年3月25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孙秀振坚持双方是买卖关系。 武传生主张双方是居间关系、或者是委托关系，但不是买卖关系。 重审期间，孙秀振提供了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孙秀振、武传生、任瑞峰分别进行的询问笔录。 武传生质证意见与之前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如下： A部分：本院对上述诉讼的过程相应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诉讼、举证、抗辩、质证意见的诉讼过程的相应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B部分：本院对一审法院重审所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 C部分： C－1，武传生主张，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对此，没有提供证据证实。 C－2，武传生主张，双方之间是中介关系，武传生收取孙秀振的中介费，对此，除孙秀振的两次［（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起诉状中表述为“原告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武传生，让武传生帮孙秀振销售煤炭”外，武传生主张双方“介绍人”关系、中介服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 C－3，武传生主张，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除原审判决是委托合同关系、原二审期间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系委托关系外，对此，武传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自认，是对于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或某种表示。依事实承认时间的不同，可分为诉讼上自认与诉讼外自认。诉讼上自认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自认也可发生在诉讼过程之外，如被告诉讼前给原告的信件中曾承认向原告借款，或被告曾向第三人承认向原告借款，或者被告在诉讼前曾同意归还欠款。尽管都是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但诉讼外承认与诉讼上承认在效力上差别很大；现行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诉讼上自认制度，没有规定诉讼外自认制度；各国的诉讼理论和实践都不承认诉讼外自认具有免除举证责任的效力。当然，对方当事人可以把这种自认作为证据材料来使用，只是影响法官心证的因素，其本身与证明责任无直接关联，通过举证证明诉讼外自认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 根据以上两部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讼上自认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诉讼上的自认必须来源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该事实必须是于己不利的事实，须为一种免除证明责任以外的事实。在内容上，诉讼上自认的对象永远是事实，是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具体事实，对于事实的法律评价及其他法律上的问题，不产生自认问题。2、诉讼上的自认必须发生于诉讼过程中。而且，自认必须发生于诉讼过程中，还包含有自认必须是在法官或法庭面前作出才为有效之意。3、必须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一致。4、诉讼上的自认的表示应当是明确的。 诉讼自认的法律效力，诉讼上的自认一般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作用，自认的事实有拘束当事人的效力，也有拘束法院的效力，法院应以自认的事实为裁判基础，不必进行审查，不得作出相反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了不适用自认（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和不予确认（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例外情形。 诉讼上的自认必须发生于诉讼过程中。诉讼上的自认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的审判员、陪审员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事实（尤其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作出自认的时间，可以在开庭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如被告在提交的答辩状中作出自认，或者是在回答审判人员庭审前的询问进表示自认，也可以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作出，如在法庭调查的陈述中或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出。而且，自认必须发生于诉讼过程中，还包含有自认必须是在法官或法庭面前作出才为有效之意。 自认也完全可能发生在诉讼过程之外。如被告诉讼前给原告信件中曾承认向原告借款，或者被告曾向第三人承认向原告借款。尽管都是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但诉讼外自认与诉讼上自认差别甚大，各国的诉讼理论和实践都不承认诉讼外自认具有免除举证责任的效力。当然，对方当事人可以把这种诉讼外自认为作证据来使用，通过举证证明诉讼外自认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 由于本案的事实，需要本案的法官进行确认，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认，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也需要本案的法官作出认定，而不是他案的法官作出认定，或者他案的法官根据自认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认定一个自认的事实，用于本案的事实的认定或确认。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八条、第七十四条规定中的“诉讼过程中”仅指本案的“诉讼过程中”，仅指对案件事实的明确自认，也仅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且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还可以反悔。非本案诉讼过程中的自认，法院一般不予确认。孙秀振在之前案件中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需经之前案件法官进行给予确认，并经生效判决确认。因为没有在本案中作出诉讼中的自认，无法在本案中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而对方可以在本案中把这种诉讼外自认为作证据来使用，通过举证证明诉讼外自认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将上述“诉讼过程中”解读为仅指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并无不当。武传生所提交的孙秀振就本案同一标的和诉讼请求，于2015年6月15日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及孙秀振就本案同一标的和诉讼请求，于2015年10月19日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不能在本案中产生“诉讼过程中”的自认，不能免除武传生的举证责任。其仍需要举证证明诉讼外自认的事实。即诉讼外自认的他人购买本案煤炭、其不是购买人的事实。 孙秀振就本案同一标的和诉讼请求，于2015年6月15日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及孙秀振于2015年10月19日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是一致的，用辞完全一致，孙秀振只是称经人介绍认识了武传生，并没有认可武传生是其煤炭生意的介绍人，只是称“让武传生帮孙秀振销售煤炭”并没有界定这个帮助的过程中武传生的身份；诉状中陈述了业务联系的过程、经过的人手。在(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一案中，因案件未能有效送达，未能开庭审理即驳回起诉；在(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一案中，经过开庭审理，且孙秀振提供了第二份第三份证据明确陈述是武传生以每吨620元的价格购买其煤炭，然后其与任瑞峰最终以每吨690元的价格，转卖给逄涛。直接指任武传生是其煤炭的购买人，并未自认武传生是介绍人，也未自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只是陈述其将煤炭出售给武传生，价格为每吨620元，武传生通过他人再将煤炭最终出售给逄涛，价格为每吨690元，中间存在差价，逄涛是最终购买者。诉讼上的自认的表示应当是明确的。通过(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一案庭审，孙秀振根本没有自认武传生是介绍人，也未自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本案原一审（2016）鲁1311民初2065号案的诉讼，孙秀振只列武传生为被告，直接称武传生购买了其煤炭，欠其煤炭款，武传生就是本案所涉煤炭买卖关系的购买者。根本不存在武传生所主张的“本案发回重审前，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开庭审理时，孙秀振的代理人在答辩和法庭调查时，均明确承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孙秀振就本案同一标的和诉讼请求，于2015年6月15日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及孙秀振于2015年10月19日向临沭县人民法院提起(2015)沭商初字第114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让武传生帮孙秀振销售煤炭”，一方面，不构成本案的自认，另一方面，“让武传生帮孙秀振销售煤炭”，不能推导出自认武传生是介绍人、不是购买人的事实，且，在后案的开庭审理过程中，明确武传生就是本案所涉煤炭买卖关系的购买者，不存在自认武传生不是购买者之说。基于以上理由，武传生第二个、第三个上诉理由两份民事起诉状构成孙秀振自认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原二审期间，孙秀振未出庭接受本院调查，只有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武传生也只有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武传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双方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双方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不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诉讼上自认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3、必须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一致……,即构成自认，需自认方自认的事实与对方当事人主张陈述的事实一致，因武传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是居间合同关系，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双方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双方陈述不一致，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八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诉讼中自认。武传生第一个上诉理由“孙秀振的委托代理人在(2018)鲁13民终985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承认武传生不是购买人”构成自认、无需其再举证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我国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制度，也规定了诉讼“中止”、“终止”制度，但没有规定诉讼“中断”制度，武传生将案件起诉后撤诉、撤诉后再起诉，视为一个诉讼，不视为两个诉讼，视为一个完整的诉讼、中间“中断”了一次或一下，武传生的该主张，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武传生的第四个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法官有权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在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对法律、司法解释的理解、解读。理解、解读法律恰系法官的份内之事；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将上述“诉讼过程中”解读为仅指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并无不当。武传生第五个、第六个上诉理由均不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基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孙秀振主张其与武传生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期间，孙秀振提供了本院查明的第二个案件－－2－－（2015）临经开商初字第375号案。此案中，与本案发生的时间相同，同一时期，均是2014年8月、9月份，该案中武传生认可也系经过其同村任瑞峰联系、销售给逄涛，而由武传生立下欠条，明确承认系其购买后、又经任瑞峰联系出售贩卖逄涛，与本案的出售经过完全一致，武传生认可其就是该笔煤炭的第一手购买人，为孙秀振立下欠条，诉讼后达成调解协议，基层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武传生履行了该份调解书所确认的买卖合同货款给付义务。该案确认武传生是煤炭的购买者，而不是煤炭买卖业务的介绍人，帮忙人、居间人。 孙秀振还提供了2014年9月发生业务、2015年3月7日货款未能收回、其委托临沂罗庄高冠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周伯杰对武传生进行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一份。武传生在该调查笔录中明确认可其与任瑞峰一起向孙秀振订购了76.5吨煤炭，又出售给庞涛，因为庞涛至今未付给武传生、任瑞峰货款，才导致至今未偿还孙秀振煤炭款，并同意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同意其若与孙秀振出现煤款纠纷，同意由罗庄区法院处理。 孙秀振还提供了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孙秀振、武传生、任瑞峰分别进行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该三份询问笔录的背景是2014年7月份下旬送煤炭，当时约定给现款，没有给现款，且多次要款，厂方又称将煤炭出售给了他人，武传生、任瑞峰想拉回煤炭，未果，且与厂方人员发生争议，在此情况下，孙秀振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请求拉回煤炭或者请求公安机关给予救济，追回煤炭款。因系逄涛未能给付武传生、任瑞峰货款，才导致武传生、任瑞峰未能向孙秀振给付货款，武传生、任瑞峰过错不大，孙秀振与武传生、任瑞峰请求救济的事项目的是一致的，只要实事求是的陈述，无需说假话，就可请求公安机关给予救助。所以，孙秀振报警到公安机关陈述，武传生、任瑞峰主动到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在寻求公权利机关救助情况下的陈述，应系真实情况的陈述，本院对该陈述的真实性，给予采信。三份询问笔录系合法机关当时制作的，与本案也存在关联性，即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应系有效证据。武传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认可上述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在该三份笔录中，孙秀振明确称“当时我是（将煤炭）卖给武传生的”，“以每吨620元的价格卖给武传生的”；武传生明确认可“任瑞峰知道我给别人帮忙卖煤炭的，任瑞峰找我要和我一块卖煤炭”，即认可其与任瑞峰两人合伙贩买煤炭，武传生明确认可“我就打电话给孙秀振说了，我们在电话里说好了每吨煤炭620元……后来我和任瑞峰去金联山那个厂子去要煤炭钱，找那个姓庞的，那个姓庞的说现在那个厂子的高老板又把煤炭卖给别人了，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要拉炭，那个厂子的人不让我们拉，我们给孙秀振说后孙秀振就报警了”。任瑞峰明确认可：“……然后我就和武传生一块去找杨同光去那个厂子看看，去到后杨同光又找了一个姓庞的男的，是那个厂子里的人，杨同光先让我送点煤炭用用看看好不好，要是好的话就多送点，第一次我找人给送了一车，是9.41吨，杨同光说这煤炭还行，然后我又找人给送了一车煤炭，是59.4吨，后来我打电话给杨同光问他煤炭什么样，杨同光说炭有点大，然后我又送了一车煤炭给他是7.95吨，我们讲好了价格是每吨690元，当时我把煤炭送去的时候，姓庞的说现成他厂子正在试设备，没有钱给，等到试完设备后在给钱，之后我和武传生一块去了好几次，姓庞的说一直在试设备，再往后，我和武传生再去的时候，他们厂子已经不干了，后来我让姓庞的写一个收到条给我”，任瑞峰还认可出售给庞涛煤炭76.5吨、每吨690元。孙秀振、武传生、任瑞峰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基本是一致的，且相互对应。武传生、任瑞峰向孙秀振以每吨620元购煤、出售给他人是每吨690元是认可的，武传生在笔录中两次认可任瑞峰找到他两人一块卖煤炭的两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武传生主张其出售给任瑞峰的煤炭是每吨620元，中间没有差价，他是给孙秀振帮忙销售煤炭，对此，他所主张的出售给任瑞峰的煤炭是每吨620元，没有任何证据证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第一款的规定，因孙秀振对其主张的其与武传生、任瑞峰存在本案煤炭款所涉及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其提供的证据需使法官确信该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武传生称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居间、委托、介绍关系系对孙秀振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反驳，武传生对其他法律关系的证明在案件中属于反证，根据上述第二款的规定，并不需要证明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需要证明至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即可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该事实不存在。孙秀振提供了第2个案例中武传生煤炭购买人的身份、提供了临沂罗庄高冠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周伯杰对武传生进行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一份、孙秀振还提供了临沭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对孙秀振、武传生、任瑞峰分别进行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以上证据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相反，武传生主张，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除原审判决是委托合同关系、原二审期间孙秀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系委托关系外，对此，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系居间关系、委托关系、介绍人关系，而使买卖关系的事实真伪不明。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武传生、任瑞峰共同向孙秀振购买76.5吨煤炭后二次转卖的事实，武传生与孙秀振约定煤炭单价每吨620元，现孙秀振要求武传生、任瑞峰支付价款47430元，理由正当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武传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6元，由武传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法宝 审 判 员 田开玉 审 判 员 姚玉蕊 法官助理 葛志龙 法官助理 朱萱萱 法官助理 王靖斌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季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