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2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5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女，200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3，女，200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4，男，201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法定代理人：李某（系高某4母亲），女，197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勇，江苏指明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泰州市姜堰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8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宏英，河北天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某某碳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3MA09******，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临漳镇。法定代表人：武某，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某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7888******，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兴泰镇。法定代表人：叶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江苏清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晨伟，江苏清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男，194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上诉人高某1、张某、李某、高某2、高某3、高某4（以下简称高某1一方）、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邯郸某某碳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某某碳素公司）、江苏某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某公司）、魏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4民初6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一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某1、张某2、邯郸某某碳素公司、江苏某某公司、魏某共同赔偿高某1一方各项损失合计359851.83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违反民事诉讼程序，承办法官私自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1.江苏某某公司共委托诉讼代理人四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2.在2020年5月6日开庭结束后，江苏某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斌因否认高庆峰上车帮忙，与李某发生言语冲突并扬言威胁李某及代理人不允许出江苏省。在此情况下，只能求助报警解决。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虽对赵斌进行批评教育，但其并未认识到错误，也未进行赔礼道歉。在派出所尚未解决完毕的情况下，承办法官带赵斌和另一位代理人乘坐警车一同驶离法院，只留下李某和派出所人员在院内迟迟无法解决。案件承办人掩护对方代理律师乘坐法院公车离开法院，违反了承办人不得私自接见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3.赵斌对高庆峰上车帮忙卸货的事实予以否认，系虚假陈述，而是否上车帮忙卸货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事实，请法院依法对赵斌作出处罚。二、案件超出审理期限，虚假调解。本案超出普通程序6个月审限的规定。法院要求高某1一方在5月6日开庭后填写调解期限申请，但事实上根本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也未制作调解笔录，魏某自始至终未到庭，何来调解一说。三、违反关于合议庭独立审理案件的规定。案件宣判后，在高某1一方与承办法官沟通过程中，承办法官多次强调该案件是法官会议讨论的结果。请求上级法院对原审法官会议的法官组成情况、会议记录情况、案件汇报及讨论情况、合议庭合意采纳与否的记录等予以审查，坚决避免法官会议代替合议庭负责制这一根本民诉法原则。四、案件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并非张某1与江苏某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邯郸某某碳素公司、江苏某某公司、张某2、魏某、张某1之间存在买卖、二次转卖合同关系、中介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对邯郸某某碳素公司、张某2、魏某在该笔货物买卖中所处的地位和事实均未予以查明。另外，法院应审查帮工关系确定被帮工人，以合同相对方认定被帮工人属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未查明邯郸某某碳素公司、张某2、魏某是否属于被帮工人。2.李某与江苏某某公司签订的1.5万元协议未得到高某1、张某等授权和事后追认。即便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但并不影响高某1一方在该协议赔偿的数额基础之上依法主张赔偿的权利，可在认定江苏某某公司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对1.5万元予以核减。原审法院认定张某1、江苏某某公司都是被帮工人的情况下，认定张某1补偿4.5万元，却对润泰公司赔偿1.5万元以外不再认定承担任何责任。五、案件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原审法院却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处理本案。六、本案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认定错误。义务帮工受害责任是一种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本案已认定义务帮工的基本事实，那么处理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就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原审法院以张某1、江苏某某公司不存在过错为由，将原本属于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人改为承担补偿责任，属于对侵权法律关系认定、责任构成和承担责任方式存在最基本的认知错误。张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张某1不承担补偿款，驳回高某1一方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某1一方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书第10页最后一行“故卸货义务由双方承担”，与事实不符。虽然买卖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约定了卸货的义务方，但根据行业惯例和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卸货是由买方负责，张某1作为卖方不负责卸货。买方的法定代表人叶某也在笔录中说到“厂里面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卸货”。这是第一次向江苏某某公司供货，张某1碰巧和司机一块过来，如果张某1不过来，不参与卸货，买方照样会卸货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卸货义务由双方承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高庆峰的死亡和张某1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不应据此让张某1承担补偿责任。3.一审法院判决显失公平。一方面根据查明的事实，不应让张某1承担责任，另一方面退一步讲出于同情，江苏某某公司补偿了高某1一方15000元一次性了结纠纷，该份协议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却判决张某1补偿45000元，相比之下显失公平。张某2辩称：张某2不是受益人、被帮工人，他和张某1是朋友关系，仅是协助该笔买卖，没有分得相应款项，卸货应是买方负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苏某某公司辩称：1.卸货是双方的义务，双方共同负责。2.原审没有违反民事诉讼程序。庭审程序公开透明，全程录音录像，不存在承办法官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情况，我公司已经提交了变更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书，得到了法院的批准。3.我公司与高庆峰之间互不相识，没有要求高庆峰帮工，不存在义务帮工关系。事故发生时，高庆峰没有从事需要特种设备操作资质的工作，其不是从车辆上摔下来的，而是其自身原因导致死亡，我公司没有过错，没有要求其帮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代表其家属与我公司签订了调解协议，约定我公司给付1.5万元后了结此纠纷。4.李某签订协议时，我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应有效，案涉协议应合法有效，我公司已经给付了1.5万元，高某1一方要求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邯郸某某碳素公司辩称：我公司只是帮助张某1加工，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某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高某1一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张某2、邯郸某某碳素公司、江苏某某公司、张某1、魏某共同赔偿359851.83元（医疗费1007.9元、丧葬费43295元、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6000元合计1199506.1元中的30%）；2.张某2、邯郸某某碳素公司、江苏某某公司、张某1、魏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9年7月，张某1通过张某2、魏某与江苏某某公司之间发生电极买卖业务，该批货物价款96000元左右。张某1通过货物的加工单位邯郸某某碳素公司的员工与安运物流服务站联系货物的运输，后安运物流服务站将运输业务介绍给高庆峰。同年7月22日，高庆峰驾驶货车将该批货物运送至江苏某某公司，并将货车停在该公司车间内，江苏某某公司用行车等进行卸货，该公司员工孙佑东以及高庆峰等帮助卸货，部分货物卸完后，高庆峰从车上下来，走至车间门口，后又走回去，不久又从车间内踉踉跄跄走出来，突然摔倒在地，其爬起来，后又倒在该车间隔壁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门前。后在场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张某1、张某2以及在场其他人根据接诊医生的要求将高庆峰抬入上述办公室内，等待120急救车，后被送至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等。2.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的120急救登记表、120院前急救病历记载，载明：初步诊断为胸闷。该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Ⅰ（a）直接死亡原因：猝死，（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恶性心律失常？，（c）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急性心肌梗塞？主动脉夹层？，（d）引起的（c）的疾病或情况：高血压病等。另查明：1.高庆峰出生于1976年1月21日，高某1、张某系高庆峰父母；李某系高庆峰之妻，生两女高某2、高某3、一子高某4。2.2019年7月26日，李某与江苏某某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高某1、张某、李某、高某2、高某3、高某4，乙方为江苏某某公司，“2019年07月22日9时许，高庆峰配货从河北邯郸运送到泰州市江苏润泰电力有限公司，货车到达厂区后，在货物卸货过程中，高庆峰突然倒地，经溱潼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目前经法医初步鉴定排除他杀的可能。死者家属（甲方）知悉情况后认为卸货厂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与乙方（厂方）发生纠纷，现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乙方出于同情给予甲方人民币15000元补偿一次性了结此纠纷。2.甲方办理死者丧事后凭相关手续领取补偿款。3.由于死者父母子女距离太远等原因，甲方由李某一人代表其余亲属签字，如其余近亲属反悔，由李某一人承担责任。4.协议签订后，甲方及其亲属朋友不得再因任何原因影响乙方的生产生活，否则退还15000元补偿及相关费用，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江苏某某公司按约支付了补偿款15000元。以上事实，有医疗费发票、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户口注销证明、暂住证、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的120急救登记表、120院前急救病历记载、死亡调查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询问笔录、监控视频、协议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一审争议焦点：1.高庆峰是否在义务帮工过程中受伤抢救无效后死亡；2.关于高某1一方主张的损失如何承担。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高庆峰驾驶货车将案涉货物运送至江苏某某公司，后在车上帮助卸货，部分货物卸完后，高庆峰从车上下来，走至车间门口，后又走回去，不久又从车间内踉踉跄跄走出来，突然摔倒在地，其爬起来，后又倒在该车间隔壁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门前，后被送至泰州市姜堰区溱潼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该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高庆峰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为直接死亡原因是猝死。高某1一方主张高庆峰的死亡是因为在义务帮工过程中受伤后所致，对方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是高庆峰自身疾病引起死亡，在审理中一审法院向高某1一方释明是否申请对高庆峰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其未提出鉴定申请，综上，高某1一方对其主张的事实未能提交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案涉货物买卖关系发生于张某1与江苏某某公司之间，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约定了卸货的义务方，事故发生当日双方亦均参与了卸货，故卸货义务由双方承担。高庆峰帮助卸货，张某1、江苏某某公司均是受益人，其对高庆峰死亡虽没有过错，但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张某1补偿45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高庆峰摔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某代表高某1一方与江苏某某公司签订了协议，协议书一方为高某1一方，另一方为江苏某某公司。李某系高某3、高某4的法定代理人，其有权代理高某3、高某4签订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李某系高某1、张某的媳妇、系高某2的母亲；协议签订时间是在高庆峰去世的几天后；根据庭审中李某陈述，协议是在原姜堰区公安局兴泰派出所经协商后签订，并有李某的哥哥、高庆峰的妹妹等亲戚在场；高某1、张某、高某2对高庆峰死亡均清楚；因距离太远，高某1、张某、高某2不能到现场在协议上签字，由李某代理，李某亦表示若被代理人反悔，由其承担责任等。综上，李某代理高某1、张某、高某2签订协议，江苏某某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应为有效。上述协议书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江苏某某公司补偿对方15000元后，双方的纠纷全部了结，后江苏某某公司按约给付了补偿款15000元，故高某1一方要求江苏某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某1一方要求张某2、邯郸某某碳素公司、魏某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三方不是案涉电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卸货义务，对高庆峰的死亡没有过错，故高某1一方要求该三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某1、张某、李某、高某2、高某3、高某4支付补偿款45000元；二、驳回高某1、张某、李某、高某2、高某3、高某4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高某1一方负担1925元，张某1负担275元(张某1负担的案件受理费，高某1一方已预缴，由张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除对张某2在案涉买卖纠纷中的地位、高庆峰有无参与卸货存在争议外，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张某2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只是帮着接引”，魏某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昨天晚上邯郸方的张某2跟我会面时……货物运输后，我是和张某2联系的”，江苏某某公司的负责人叶某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货是河北的，之前我和厂家的老板联系过，老板叫张某1”，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某1通过张某2、魏某与江苏某某公司之间发生电极买卖业务，并无不当。2.江苏某某公司的员工孙勤峰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车子后厢上面一共有三个人在上面帮忙，后来出事的那个人也在上面……在车子后厢帮忙的人只需要帮忙用绳子兜住货箱就行了”，魏某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车子卸货时，司机就把车子旁边的挡板卸了下来，还帮着找了一下铁绳，之后司机就在车子上面帮着挂绳子之类的活”，张某2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卸货时，厂里的行车来卸货的，刚开始驾驶员也在他的车上帮忙的”，江苏某某公司负责库房管理的孙佑东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在卸货的时候，那个货车司机就在车子上帮着挂行车的钩子”，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认定高庆峰帮助卸货，并无不当。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某1与江苏某某公司均认可系双方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对于买卖合同中谁是卸货义务人，并无强制性法律规定，双方对此也未作约定，卸货时张某1在现场，其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看到卸货，并且货是我们公司的，所以我们肯定会跟着搭把手”，案涉货物需用行车、叉车等卸货，魏某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卸货是买方负责，江苏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某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厂里面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卸货，故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本院认定案涉卸货义务由张某1和江苏某某公司共同承担，并共担卸货的风险，高庆峰帮助卸货，其与江苏某某公司、张某1之间构成帮工关系，高某1一方上诉主张张某2、魏某、邯郸某某碳素公司均是被帮工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前述主体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高庆峰的直接死亡原因是猝死，高某1一方主张高庆峰的死亡是因为在义务帮工过程中受伤后所致，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未就此申请鉴定，亦未提交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庆峰系因帮工而死亡，高某1一方主张由被帮工人进行赔偿，本院不予支持。但张某1和江苏某某公司因高庆峰的帮工行为受益，可给予适当补偿，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酌定张某1补偿45000元，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案涉协议书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派出所签订，并有李某的哥哥、高庆峰的妹妹等亲戚在场，而高某1、张某、高某2对高庆峰的死亡均清楚，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认定李某代高某1、张某、高某2、高某3、高某4签字的行为合法有效，于法有据。案涉协议书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约定江苏某某公司补偿15000元后，双方的纠纷全部了结，后江苏某某公司按约给付了补偿款15000元，故高某1一方再行起诉要求江苏某某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高某1一方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经核，该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高某1一方、张某1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上诉人高某1、张某、李某、高某2、高某3、高某4和张某1各半负担（均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军生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缪翠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郑本香书 记 员 李星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