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20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维（又名陈震），男，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勇，男，199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棋宇，男，199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诗峻，男，1991年7月12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忠来，男，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以上五上诉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婷，系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112227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老鹰山街道陆家坝居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1MA6H6J9D1D。法定代表人：张永，系该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然，系贵州盈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1499666。原审第三人：许国礼，男，1984年12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上诉人聂维、余勇、王棋宇、周诗峻、何忠来因与被上诉人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维、余勇、王棋宇、周诗峻、何忠来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l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一审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一审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9月，五上诉人共同与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四人出资设立的永益发商贸公司口头协商，由永益发商贸公司向五上诉人供应配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五上诉人均未与被上诉人达成任何买卖合意，而是与原审第三人许国礼达成的买卖合意，即使与陈发祥、施后远、张永有交易，也是在第三人许国礼的介绍下，应许国礼的要求与陈发祥、施后远、张永发生了部分交易。即使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买卖关系与陈发祥、施后远、张永有关，也仅是五上诉人与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形成的个人合伙的非法人组织达成的买卖煤炭的合意，此非法人组织不能等同于被上诉人，也并不能当然代表此非法人组织的权利能由被上诉人行使权利。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意的关键证据为上诉人之一聂维向被上诉人出示的30万元的欠条，但是，该欠条是聂维个人出具，其他四上诉人均未认可，不能当然约束五上诉人；且从另一上诉人余勇于2019年3月2口出具的《借条》和《车辆买卖协议》分析，《借条》是向许国礼、陈发祥出具《车辆买卖协议》是向许国礼、陈发祥、施后远出具，并未向被上诉人出具，综合前后证据来看，明显是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形成的个人合伙的非法人组织在与五上诉人进行煤炭交易，只因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之间对利润分配的内部合意，要求聂维和余勇分别向不同的主体出具了《借条》。再次，被上诉人是一人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合伙协议》，表明由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作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共同合伙经营被上诉人公司事务，但该合伙协议未得到第三人许国礼的认可，其真实性与客观性都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在四个合伙人未有明确合意的基础上，直接以公司名义作为主体对外主张债权，既与事实不符，也伤害了第三人许国礼的合法权益。如果本案中认定了案涉交易发生在被上诉人与五上诉人之间，则被上诉人就可向第三人许国礼收取的煤款进行追偿，而在第三人许国礼未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予以确认了交易的主体，会增加本案相关案件的其他司法纠纷，未能很好的彰显司法定争止纷的功能。最后，从五上诉人提供的交易记录可以清晰看到，第三人许国礼在案涉买卖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五上诉人支付的本案煤款共有50笔，而向第三人许国礼支付的笔数就有39笔，明显与五上诉人仅与第三人许国礼达成了买卖合意的陈述相互印证。同时，根据一般社会交易规则，与企业法人进行交易时，即使不向企业法人的公账转账，也应向企业法人对外公示的法人代表或股东付款，但本案中，案涉煤款仅在交易最初的一笔交易是第三人要求向被上诉人法人代表和唯一股东张永转账外，剩余款项都与张永无关，这明显与法人交易的社会一般交易规则相悖，但却符合煤炭贸易层层转卖的现实状况，也即五上诉人向第三人许国礼购买煤炭用以与电厂交易，许国礼又向张永购买煤炭用以和五上诉人交易。因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也尚待查清，导致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裁定驳回一审被上诉人的起诉。二、即使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讼主体适格，但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己认可，五上诉人拉走的煤炭价值为1504528元，而根据五上诉人的转账记录可以表明五上诉人已支付了1，509500元的煤款，不应再承担任何煤款支付义务。首先，通过被上诉人诉状和庭审中的陈述，均能证实，原、上诉人对案涉煤炭价值的认定即为l504528元，这就表明，案涉两份《借条》和一份《车辆买卖协议》的出具当时，双方并未对账，不符合双方对煤款结算的合意。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既已认可案涉煤炭价值1504528元，只要五上诉人提供了1504528元的支付记录，就能说明案涉《借条》《车辆买卖协议》并非双方最终的结算金额，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欠付煤款的依据。其次，因本案开庭时，我国仍处于疫情防控阶段，部分上诉人的银行卡不在本地，未能很好的查询交易记录，导致一审开庭时未能提供案涉交易的全部记录，且由于大部分交易是与第三人许国礼发生，在许国礼未到庭认可的情况下，导致本案事实并未完全查清。而根据五上诉人查询并内部对账后发现，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己超过被上诉人认定的1504528元，为l509500元，不存在任何欠付情况。因此，若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也请求二审法院以案件基本事实为依据，认定上诉人已支付完毕全部煤款，不承担任何付款义务，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许国礼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五上诉人应该支付被上诉人32万元而不是27万元。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中扣减了2019年5月8日余勇向许国礼支付的5万元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一审中的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答辩人诉讼主体适格。三、被答辩人陈述向原告支付了1509500元的陈述不属实，我方仅仅收到被答辩人货款1200391元，被答辩人下欠304137元货款未支付。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五被告连带支付欠付原告的货款320000元，资金占用利息38672元，以上共计358672元（2018年12月13日计算至2019年2月3日期间共计52天，按照500元/日予以计算，500元/日×52天=26000元；2019年3月1日计算至2020年2月1日期间共计11个月，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4.35%予以计算，320000元×4.35%/12个月×11个月=12672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2020年2月1日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按照4.35%年利率予以计算至被告履行完支付义务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日，陈发祥（甲方）、许国礼（乙方）、施后远（丙方）与张永（丁方）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由甲乙丙丁四人经共同自愿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合伙经营项目，各方共同经营的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水城县，经营范围以营业执照为准，法定代表人为张永。二、合伙期限，合伙期限以本协议签订时开始，到各合伙人均同意终止时终止。三、出资额、出资方式，……各合伙人均以现金的方式出资，甲乙丙丁四人共同投资设立的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陈发祥占40%股份，许国礼占20%股份，施后远占20%股份，张永占20%股份。……”2018年9月，五被告共同与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四人出资设立的永益发商贸公司口头协商，由永益发商贸公司向五被告供应配煤，单价为200元至245元／吨。从2018年9月21日起，原告开始为被告供煤。陈震、余勇等人共计拉走永益发公司价值1504528元的配煤，期间，陈震、余勇等人共计支付了1200391元煤款。至2018年12月8日，经双方结算，五被告共计欠付原告煤款30万元，陈震即聂维代表其余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今欠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煤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定于12月13日之前还清所欠煤款。如未还清按每日500元资金占用费收取。贵Ｂ×××**作为部分煤款抵押，抵押款为（贰拾万元整）。”后原告继续向被告供煤，直至2018年12月25日结束时，原告向被告供煤价款共计1504528元。至2019年2月3日，经双方最终结算，被告尚欠原告煤款32万元，并由余勇（甲方）于2019年2月3日与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乙方）以签订《车辆买卖协议》“1、甲方自愿将一辆宝马车出售给乙方，车牌号贵Ｂ×××**，车架号：ＷＢＡ8Ｘ3103ＨＧ836528，发动机号Ｆ6711746Ｂ48Ｂ20Ａ。2、成交价共计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整。乙方预付甲方定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整。如乙方违约，甲方不退还定金。……3、此车在2019年2月13日23时以前产生的交通违章及债权债务等一切事宜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此车在甲方将该车交付乙方以后，所产生的交通违章及债权债务等一切事宜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另注：乙方钱款已付清，甲方于2019.02.15日把车交付给乙方。办理过户手续时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此协议签字之日生效。”的方式，将其名下的贵Ｂ×××**宝马车抵押15万元，并于同日向陈发祥、许国礼出具17万元的借条，定于2019年2月28日前归还该17万元。2019年5月8日，被告余勇通过转账向许国礼支付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没有书面供煤协议，且五被告也仅认可与原告公司股东许国礼发生案涉的配煤供应交易而非与被告公司发生交易，但从煤款支付来看，五被告除了向许国礼支付以外，还分别向原告其他股东陈发祥、张永等支付过煤款，而且在2018年12月8日，陈震（聂维）代表其余被告出具的结欠30万元煤款的欠条，是向“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出具，而非向许国礼出具，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的配煤供应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关于本案之交易价款问题，原告主张并提供证据证明为1504528元，五被告虽对此价额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反驳，且其也自认为150万余元，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1504528元予以确认。关于是否欠付煤款问题，五被告虽主张总煤款为“150万元不到151万元，且偿还了151万元”，并提供了转账记录18页证明已支付了151万元，但从五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来看，其分别向许国礼、陈发祥、陈发祥侄子陈雷支付案涉煤款包括余勇于2019年5月8日向许国礼支付的50000元，共计仅有736000元而非151万元（其中，2019年2月2日的两份账户明细重复，转账单号为1000050201201810201400303924819的两份微信转账记录重复），而且被告提供的这些转账记录，除了余勇于2019年5月8日向许国礼支付的50000元转账记录以外，其余均产生于2019年2月3日被告出具借条及签署《车辆买卖协议》确认的32万元欠付煤款之前，故至2019年2月3日，五被告欠付原告煤款应为32万元，而在此后的2019年5月8日被告余勇向许国礼支付的50000元，因原告本身不能证明该50000元系许国礼与余勇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而且从本案事实来看，各被告分别向原告公司支付的煤款，多数也是直接支付给许国礼，故余勇支付给许国礼的该50000元应系支付给原告的煤款，应从欠款中予以扣除，即对最后被告欠付原告的煤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为270000元，五被告应予继续支付。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虽2018年12月8日的欠条约定2018年12月13日之前未偿还的，按每日500元收取资金占用费，但后来的2019年2月3日出具的170000元的借条（定于2019年2月28日归还）及《车辆买卖协议》，应为对此前的2018年12月8日欠条的变更，资金占用费宜从2019年3月1日起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聂维、余勇、王棋宇、周诗峻、何忠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煤款人民币270000元。二、被告聂维、余勇、王棋宇、周诗峻、何忠来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的资金占用费人民币10766元；2020年2月1日后的资金占用费，由被告聂维、余勇、王棋宇、周诗峻、何忠来以欠付煤款2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向原告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承担支付，直至欠付煤款支付完毕时止。三、驳回原告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340元，由原告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725元，被告聂维、余勇、王棋宇、周诗峻、何忠来负担2615元（原告已预交，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上诉人向许国礼、陈发祥、陈雷、张永付款的记录及转款凭据，共计52笔转账，共计1509500元，拟证明：上诉人已经支付了1509500元煤款。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与我方民事答辩状中相同的部分予以认可，对其余部分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我方供应的总货款仅为1504528元，而上诉人陈述向我方超额支付了货款1509500元，这不符合逻辑。本次交易中运费是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其多转给许国礼的部分，超过1200391元的部分应该部分是运费或者与许国礼有其它经济往来。我方仅收到货款1200391元，具体构成详见上诉答辩状，如果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余勇便不可能再与原告方股东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并向原告方股东出具17万元借条。原审第三人质证意见：对该证据转入其他人的数额我不清楚，我认可转账986700元给我，其中包含与我的其他经济往来。本院证据的分析认定：上诉人的付款情况有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转款凭据予以证实，收款人与被上诉人认可的1200391元的收款人一致，且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并未否认收到上述款项，故可以证实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付款150950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日，陈发祥（甲方）、许国礼（乙方）、施后远（丙方）与张永（丁方）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由甲乙丙丁四人经共同自愿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合伙经营项目，各方共同经营的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水城县，经营范围以营业执照为准，法定代表人为张永。二、合伙期限，合伙期限以本协议签订时开始，到各合伙人均同意终止时终止。三、出资额、出资方式，……各合伙人均以现金的方式出资，甲乙丙丁四人共同投资设立的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陈发祥占40%股份，许国礼占20%股份，施后远占20%股份，张永占20%股份。……”2018年9月，五上诉人共同与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张永四人口头协商，由永益发商贸公司向五上诉人供应配煤，单价为200元至245元／吨。从2018年9月21日起，原告开始为被告供煤。2018年12月8日，陈震即聂维向原告出具欠条：“今欠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煤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定于12月13日之前还清所欠煤款。如未还清按每日500元资金占用费收取。贵Ｂ×××**作为部分煤款抵押，抵押款为（贰拾万元整）。”后原告继续向被告供煤，直至2018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供煤价款共计1504528元。2019年2月3日，余勇（甲方）与陈发祥、许国礼、施后远（乙方）以签订《车辆买卖协议》：“1、甲方自愿将一辆宝马车出售给乙方，车牌号贵Ｂ×××**，车架号：ＷＢＡ8Ｘ3103ＨＧ836528，发动机号Ｆ6711746Ｂ48Ｂ20Ａ。2、成交价共计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整。乙方预付甲方定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整。如乙方违约，甲方不退还定金。……3、此车在2019年2月13日23时以前产生的交通违章及债权债务等一切事宜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此车在甲方将该车交付乙方以后，所产生的交通违章及债权债务等一切事宜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另注：乙方钱款已付清，甲方于2019.02.15日把车交付给乙方。办理过户手续时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此协议签字之日生效。”同日，余勇向陈发祥、许国礼出具17万元的借条，定于2019年2月28日前归还该17万元。另查明，2018年9月23日至2019年6月12日期间，五上诉人共计向被上诉人付款15095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五上诉人是否还差欠被上诉人煤款，若差欠，差欠数额是多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认可案涉煤款为1504528元。对于已付煤款，被上诉人自认许国礼、陈发祥、陈雷、张永共计收到上诉人1200391元，但上诉人举证证实已向许国礼、陈发祥、陈雷、张永付款1509500元，该款项收款人与被上诉人认可已收款项1200391元的收款人一致，均是许国礼、陈发祥、陈雷、张永，故应认定五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购煤款1509500元。由于上诉人已将案涉煤款支付完毕，被上诉人主张五上诉人差欠其购煤款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忠来、聂维、王棋宇、余勇、周诗峻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案二审出现新证据，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40元，共计8851元，由被上诉人水城县永益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景强审判员  敖 江审判员  邓少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潘妍书记员黄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