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12民申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李畅，女，197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晓玲，广东懿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唐宇全，男，196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邓海成，男，1972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再审申请人李畅因与被申请人唐宇全、原审被告邓海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粤0112民初642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畅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李畅因与被申请人唐宇全、原审被告邓海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8）粤0112民初6421号民事判决，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之规定，特提出再审申请。事实和理由：本案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符合法定再审条件。虽然唐宇全和李畅名义上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是唐宇全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晓李畅并非实际使用人，客观上李畅也从未使用过该租赁物业，且有新证据证明唐宇全承认李畅无须承担责任。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李畅与邓海成是朋友关系。2013年5月，邓海成以公司经营需要为由，请求李畅代为签订租赁合同。2013年5月27日，李畅与唐宇全签署《租赁合同》，约定李畅承租唐宇全所有的位于广州市萝岗区飞晟一街3号1102房物业（以下简称“案涉物业”）。合同签订后，唐宇全将涉案物业交付予邓海成，邓海成将案涉物业与其向唐宇全承租的1101房物业共同作为广州倍成商贸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使用。李畅没有实际使用案涉物业，唐宇全也从未就案涉物业与李畅进行任何沟通和交涉。2019年10月9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致电李畅，告知其本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要求其履行还款义务。在此之前，李畅从未接到法院关于本案的诉讼文书和通知，对本案的诉讼程序进展亦一无所知。李畅获悉涉诉情况后，于2019年10月10日与唐宇全取得联系，唐宇全在通话中承认其知晓李畅是“被冤枉的”，其在立案之初，仅打算起诉邓海成，但因两份租赁合同签约主体不一致，故才将李畅列为被告。二、申请本案再审的具体理由（一）原审缺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李畅的抗辩权利，影响案件公正判决首先，本案卷宗中没有原审法院向李畅寄送起诉状及传票的相关凭证，而且送达判决书的快递邮件上收件人电话号码并非李畅本人的电话号码，邮寄送达程序明显存在瑕疵。其次，唐宇全诉称曾多次向李畅追讨租金，其应当清楚李畅的联系方式，有故意隐瞒之嫌，而原审法院没有要求唐宇全提供正确的联系方式，也未曾尝试上门直接送达。综上，原审法院没有查询及穷尽送达手段即直接公告送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只有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根据法律规定已经穷尽了其他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前提条件。原审法院在李畅未收到任何诉讼文书和通知的情况下缺席判决，客观上导致李畅丧失应诉、抗辩直至上诉的权利，属审判程序违法。（二）唐宇全对李畅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唐宇全主张李畅拖欠2016年1月之前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即唐宇全对李畅诉请的诉讼时效截止日为2017年1月31日。但自签订案涉合同之后，唐宇全自始至终没有向李畅主张权利，邓海成向唐宇全出具的《欠条》是邓海成的意思表示，并不涉及李畅，不能对李畅产生约束力，从而构成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因此，唐宇全对李畅的诉请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三）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仅凭案涉《租赁合同》认定李畅与唐宇全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涉《租赁合同》从书面证据表现形式而言确实是由唐宇全、李畅所签，但根据庭审笔录，唐宇全确认其将案涉物业交付予邓海成与1101房一起办公使用，邓海成出具的《欠条》包括了案涉物业和1101号房的租金，该些陈述和证据能够推定出租赁关系实际发生于唐宇全与邓海成之间，否则，唐宇全不会仅向邓海成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于唐宇全捏造的“李畅与邓海成是夫妻关系”的事实也没有调查核实，即草率认定李畅需要担责，属认定事实不清。其次，根据案涉合同第三条、第六条第1款约定，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承租人）在每月11号之前缴付给甲方（出租人），乙方逾期缴付租金超过30日，甲方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唐宇全声称邓海成自2014年2月起没有再支付租金，而其到2016年2月才知道邓海成已经搬离并收回物业，该说辞明显有悖正常交易习惯。即使唐宇全对邓海成拖欠租金的主张成立，但唐宇全长达两年时间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由此致使损失继续扩大，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唐宇全延迟收回租赁物所扩大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2019年10月10日形成的李畅与唐宇全的通话录音记录证明，唐宇全自认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已经同意由邓海成替代李畅作为承租人，应当视为唐宇全以自己的意思表示，同意对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予以变更，本案涉及的债务应由邓海成自行承担。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该通话录音记录属于新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该通话录音记录属于唐宇全确认李畅陈述的事实的自认证据，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且该通话录音记录与唐宇全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裁判结果存在错误。被申请人唐宇全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方面，我与李畅签订《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我与李畅作为《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依法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对于我来说，李畅与邓海成之间的关系为二人内部关系，不能对抗我且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内，应另案解决。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审法院送达合法，审判未违反法定程序。我在原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李畅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按照其身份证上的住址在原审起诉状中写明了李畅的住址，该住址与李畅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上其住址一致，确系其法定送达地址，原审法院已按照该地址进行送达，因此，原审法院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审判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李畅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送达问题。本院经调阅卷宗后发现，因书记员在归档时失误，将本案向李畅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等材料的快递单放在了该案的关联案件（2018）粤0112民初6419号案的卷宗中，经查阅卷宗可知，收寄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邮寄送达地址为“广州市天河石牌东路239号304房”，收件人为“李畅”，电话为“139××******”，退件原因为“没人，忙音”。该地址确认系李畅户籍所在地地址，电话为唐宇全提供。故本院在公告前已经履行了送达程序，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适用的是租金的履行时效，而不是针对个人，邓海成出具欠条的行为表明了其愿意支付该租金，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邓海成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6年5月21日，承诺的还款期限为六个月，至2017年10月1日时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故该诉讼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合同问题。该《租赁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签订的，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合同签订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畅作为合同一方应该履行合同的义务即向唐宇全交付租金。李畅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签订合同的后果，其与邓海成之间是何种关系，之间有何种约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也不能对抗合同的相对方。而邓海成主动要求履行交付租金的义务应视为债的加入，不能免除李畅应承担的责任。四、关于李畅提交的录音证据。虽然该证据形成于一审之后，但从该录音的内容以及唐宇全的陈述中可知，双方不只一次有过沟通，录音中也多是李畅在主导，唐宇全并没有同意合同变更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仅凭该录音不足以推翻原审的证据。综上所述，原审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再审申请人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的证据，故再审事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李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夏 科审判员 徐桂春审判员 周荧辉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张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