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法定代表人：刘力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磊、徐意恒，均系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四川万康企业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法定代表人：唐荣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夏扬，均系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海南康达企业公司，住所地海口市*****海房产住宅区1121室。法定代表人：王志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延涛，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成都无缝钢管厂，住所地成都锦江区牛市口。法定代表人：陈晓棠，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磊、徐意恒，均系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成都华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万康企业公司(下简称四川万康公司)、被上诉人海南康达企业公司(下简称海南康达公司)、原审第三人成都无缝钢管厂(下简称成都钢管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2016)粤1391民初9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13民终153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粤1391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成都钢管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磊，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延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1391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针对“惠川大厦”签署的交易文件，包括1992年8月26日签署的《协议书》、1993年9月26日签署的《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1995年12月1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书》（合称“交易文件”）；3、改判确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全部权益，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协助上诉人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至上诉人名下；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一、上诉人诉请解除案涉合同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起诉解约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思路；甚至一审法院自己审理的上诉人其他类似案件中，也对上诉人诉请解约的主张予以了支持。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法院不能依职权解除合同”，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反双方合作安排，构成违约，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以“……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相关合同具有法定的解除事由，应当通知对解除合同，其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没有法依据……”为由下判。对此上诉人认为，首先，合同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基于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现行法律并不禁止合同主体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因此解除权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行使，亦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第4辑《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中《以起诉方式解除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一文中关于“解除权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使解除权，法院确认合同解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自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发生解除效力”的认定，亦印证了“解除权人可通过起诉的方式行使解除权”这一观点。同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047号案、（2016）最高法民终715号案”、（2016）最高法民申1231号案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2778号案中的审判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对通过诉讼解除合同的方式明确予以认可。其次，在一审法院审理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另一案件中，上诉人以同样的理由、同样的交易文件（仅案涉标的有区别，本案是房产、彼案是土地）、同样的争议内容起诉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合同内容已无法继续履行，双方的合同目的也已无法得到实现，故以上合同应当予以解除……”为由，支持了上诉人的解约主张。再次，本案案涉争议属于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海南康达公司均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多年。对上诉人而言，除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三方历史问题外，根本没有送达所谓《解约通知》的办法和路径。一审法院不考虑本案的案情特点，忽略案件实体内容，对上诉人粗暴课以解约的“诉前通知义务”，于情于理于法均不成立。总之，一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了《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以“合同解除权不属于法院的职权，上诉人通过起诉方式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背司法常理，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二、本案案涉交易文件由多份协议组成，欲准确查明本案事实有赖于人民法院对案涉交易文件作全面审查，但一审判决将案涉合同错误“限缩”到其中的一份《补充协议书》身上，以该补充协议“.……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依法受到法律保护……”为由匆匆下判，人为割裂了双方争议的全部事实，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经阐明，上诉人参与案涉合作的基本背景是上诉人看重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在惠州市当地房屋交易市*上的渠道、资源优势的前提下，委托其对案涉房产进行后续运作、对外转让获利。双方的主要合同依据，就是1992年8月26日签署的《协议书》。事实上，一审判决第八页最后一段也载明：“《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与被告二回到1992年8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关系上……”这表明，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书》以《协议书》为合同基础”这个逻辑也是认可的。鉴此，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包括《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在内的案涉交易文件，人民法院就应重点审查《协议书》的履约状态，进而判断本案相关交易文件是否应当解除。虽然《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将房产产权办理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两方名下，但该约定系上诉人基于案涉《协议书》继续履行的前提下委托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处理房屋转让相关事宜的阶段性举措，《补充协议书》的继续履行需依赖于《协议书》下合同目的的实现。如果《协议书》被解除，则《补充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亦无法实现。本案中，由于《协议书》签订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始终怠于履行对房产运作及对外销售的合同义务，导致案涉物业长期闲置；而在该公司发生“被吊销营业执照”这一影响合同履行的重大事件前后，其亦从未通知过上诉人。因此，这些违约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根本无意履行合同义务，案涉交易文件（以《协议书》为主要合同基础）事实上均已不可能继续履行。基于上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的行为和主体存续状态已经导致本案案涉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四）款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情形。案涉交易文件依法全部应当予以解除，应无疑义。三、从本案案涉合同的解除后果看，上诉人作为案涉房产的唯一物权人，理应取回案涉房产；人民法院基于案涉合同解约的状态，亦应当确认上诉人为案涉房产的唯一产权人。被上诉人一方在应诉过程中所提到的相关抗辩，均不构成上诉人恢复产权人身份的障碍。上诉人认为，本案案涉合同若获得解除，此后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确的，即：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全部权益，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应配合上诉人将案涉房屋所有变更回上诉人名下。相关理由如下：首先，在业已生效的（2016）粤1391民初30号案件中，本案当事人基于同样的案由、文件、争议过程产生诉讼，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准确认定“上诉人才是案涉争议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权利人，上诉人请求确认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权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本案参照该生效判决作出同样的认定，判令上诉人享有案涉房产的产权，恰当合理。其次，上诉人是支付案涉房产全部购房成本的唯一主体，这一事实有相关转账凭证为证，被上诉人一方亦未表示反对。因此，从权利义务对等性上看，上诉人享有案涉房产的唯一权利人身份，公平合理；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一方基于案涉合作关系，才在合作关系中代上诉人持有案涉房产并对外销售，鉴于本案案涉合作已无继续之必要，被上诉人退还房产属应有之义。再次，被上诉人一方关于“诉讼时效”、“同时履行抗辩权”等等抗辩理由，在本案此前原审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过程中已经多次辩论，上诉人认为其主张均不成立，相关理由有原审一审《代理词》等材料详述；加之另案生效判决中被上诉人也曾引用这些理由但未获支持，因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继续罗列这些理由阻碍上诉人行权，属于缠讼策略。上诉人恳请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审理合同解除、权属确认等问题时，不受其干扰。综上全文，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改判。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于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1、两被上诉人的授权手续的相关印章与合同上的不一致，请法院查实，我方不认为本案在被上诉人的授权手续存在的情况下，之前的判决予以推翻；2、两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无履行义务的能力和必要，涉案合同应当解除。上诉人于庭前提交了书面鉴定申请，要求对四川万康公司和海南康达公司的委托手续中的印章与合同中印章进行同一性鉴定。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无权解除相关合作文件上诉人诉请解除合作文件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且解除权除斥期间已过。（一）《协议书》、《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补充协议书》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且不具有解除性。1、根据1995年12月1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已经被废除，即各方早已约定解除该文件，不存在再次解除的前提条件。2、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8月4日出具（1994）惠中湾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四川万康与惠阳县惠川实业发展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后，本案原被告三方于1995年12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对于因四川万康被人民法院判决购买房屋不合法，上诉人与海南康达公司之间的合作协应如何履行及上诉人与海南康达公司、四川万康之间的房屋登记如何回转等一系列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约定和安排，即：（1）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向四川万康退还300万元购房款；（2）房屋产权办理到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名下。并且海南康达公司并非不履行合同义务，海南康达公司履行了《协议书》中的买房（房源选择）、联络买方（寻找到买方即四川万康），且从《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向惠川公司提起诉讼，追回迟交房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可知，在合作关系中海南康达公司和上诉人均负有合同义务，而并非海南康达公司单方义务。故合作文件既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相反，各方应按照合作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义务。3、对于答辩人而言，《补充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上诉人和海南康达公司需向四川万康返还300万元购房款，与此同时四川万康协助将房产过户至上诉人和海南康达公司名下，这是根据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买卖合同无效之后的相互返还行为，即使不做约定，也应当依法予以返还，而《补充协议书》是对依法返还义务的确定，不是该协议解除就可以不再履行返还义务，因此该协议根本不具有解除性。（二）合作文件解除权除斥期间已经经过。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根据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对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对方没有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时，应根据合理期限确定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天津市海贸大世界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天益工贸有限公司王锡锋财产权属纠纷案》[（2012）民再申字第310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94缉《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案》等指导案例都明确表明，当事人在无催告情形下，其解除权行使期限应按照合理期限确定。本案中，上述合作文件的签署时间早在1992年，至今已经经过了20多年。上诉人到现在才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显然早已超过合理期限。即使如上诉人陈述的海南康达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也并非现在才发生，上诉人所认为的解除权理由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知道，而上诉人对此一直置之不理，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想要解除相关协议，明显已超过合理的解除权行使期限，应当认定其解除权行使期限的除斥期间早已经过。法律赋予守约方解除权是为了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防止违约方利用违约获取“不当得利”，系公平正义要求的体现，但如果允许解除权人在过长的期限内解除合同，动辄废止既有的合同关系，则破坏现存的法律秩序，与立法目的不符。因此，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为了不使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认定上诉人丧失解除权才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原则。二、即使合作文件解除，上诉人也无权享有涉案房屋全部权益，也无权单方要求将产权登记至上诉人名下：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由海南康达公司与开发商签署，海南康达公司是买受人，若上诉人与海南康达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解除，相应的法律后果是：（1）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涉案房屋权属应办理在海南康达公司名下：（2）涉案房屋权属办理到海南康达公司名下后，上诉人与海南康达公司之间仅为内部债权债务关系。故即使合同文件解除，该房屋权益不应由上诉人全部享有。2、从诉权角度来讲，既然涉案房屋权益和产权并不归上诉人全部享有，则上诉人仅为房屋共有人之一，其无权单方要求四川万康公司履行该房屋的过户登记义务，其相关诉请本应驳回。三、海南康达公司及上诉人负有向四川万康公司退还300万元购房款的义务，四川万康公司未配合过户登记系依法行使合同同时履行抗辩权《补充协议》中明确载明“四川万康公司支付了头期购房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并办理了房产证”，第三条约定“甲、乙两方欠丙方300万元购房款，在未还款期间，利息率按甲方投资该项目款的利息率进行计算，计算时间从300万元划款之日起计”，而该协议系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四川万康公司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时隔20余年，上诉人未主张合同无效或撤销，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或撤销的情形，故协议各方应遵照本协议上确认的事实履行义务。《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结合本案，《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涉案房屋应共同办理到上诉人及海南康达公司名下，第三条约定上诉人及海南康达应归还四川万康公司购房款300万元及利息，即互负债务并没有约定先后履行顺序，故根据合同法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四川万康公司在收到购房款本金及利息前，有权利拒绝配合涉案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海南康达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2、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应当为海南康达公司；3、1992年的协议距今已有27年，1995年的协议书已距今24年，成都华益公司已经过了合理期限；4、成都华益公司在一审民事诉状和上诉状中未陈述其1992年和1995年的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海南康达公司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成都华益公司不享有解除上述两份合同的解除权，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成都钢管厂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上诉人一致。成都华益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成都华益公司与被告二海南康达公司间针对“惠川大厦”签署的合作文件，包括1992年8月26日签署的《协议书》、1993年9月26日签署的《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原告成都华益公司与被告一四川万康公司、被告二海南康达公司于1995年12月1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书》；2、确认原告成都华益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权益；3、被告一四川万康公司协助原告成都华益公司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至原告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8月26日第三人成都钢管厂与被告二海南康达公司协商一致签署《协议书》，就联合购买经营综合商住楼一幢达成协议，所购买的房屋为惠川实业公司开发的惠川大厦，位于惠阳县淡水淡澳大道，住宅面积为4205.9平方米，单价1300元/平方米，总价5467670元，营业大厅面积为2810.57平方米，单价3500元/平方米，总价9836998元。两项合计总价为15304668元。协议约定，被告二负责审核该大厦的证件资质及来源合法性，办理转让该大厦的全部手续，第三人提供购房资金，双方约定了利润分配原则，分配方式为：利润总额的20%作为综合费用留给被告二，余下利润的80%，被告二分30%，第三人分70%。根据原告成都华益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证明，协议签订后，第三人于1992年8月27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向惠川实业公司付款612万元，于1993年2月27日向惠川实业公司付款150万元，共计762万元；1993年3月2日、1992年11月26日，第三人分别支付被告二100万元和200万元，被告二分别向第三人出具了收据。1993年1月18日，第三人、原告和被告二签订了《备忘录》，约定1992年8月26日第三人与被告二签订的《协议书》中买卖惠川大厦的资金由原告支付，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均由原告全部承担。1993年9月26日，被告二与原告签订《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确认购买惠川大厦原告出资9837400元，资金利息991417元，出售惠川大厦后，盈利2810570元，扣除资金利息991417元和销售税金306352元，仍有可分配利润1512801元。原告可分配847168.56元，确认原告应收款总额11675985.56元，被告二应分四次付清，并从1993年9月26日起按月息15%分期计付利息，最后一次付款时连同所计利息一并结清，其中1993年10月26日付300万元，1994年3月3日付500万元，1994年6月3日付200万元，1994年9月3日付清余款和全部利息。1995年12月1日，原告和被告一、被告二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告、被告二将惠川大厦销售给被告一，被告一支付了头期购房款300万元，并办理了房产证。由于惠川实业公司迟迟未交房，被告一对惠川实业公司提起诉讼。法院认定被告一与惠川实业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所办的房产证无效。因此，惠川大厦仍然回到原告和被告二的名下。经三方协议约定：1、废除《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原告和被告二回到1992年8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合作关系上。2、原告和被告二共同向惠川实业公司提起诉讼，追回迟交房造成的经济损失，诉讼费由被告二先垫付，房产证办理到双方共同名下。3、原告和被告二欠被告一的300万元购房款，在未还款期间，利息率按原告投资该项目款的利息计算，计算时间从300万元划款之日起计等内容。原告以被告二未按合作文件履行义务，导致原告投入购房资金十年无法产生收益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根据原告提交的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被告一的工商查询信息、《协议书》、《备忘录》、购房转款凭证、《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房屋产权证、《补充协议书》，被告四川万康公司提交的两份中国人民银行电汇凭证，被告海南康达公司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1992年8月15日海南康达公司与惠阳县惠川实业发展公司签署）、《补充协议》（1992年8月31日海南康达公司与惠川实业公司签署）、《关于“惠川大厦”商品房买卖结算协议》（1993年7月8日海南康达公司与与惠川实业公司签署）、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惠中湾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法院能否依职权解除合同问题，二是原告是否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问题。一、法院能否依职权解除合同问题。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的法律行为。合同解除权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不属于法院的职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协议解除合同条件成就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者依法定事由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相关合同具有法定的解除事由，应当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其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此外，原告和被告一、被告二于1995年12月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明确废除《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因此该确认书，不存在解除问题。二、原告是否单独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问题。1995年12月1日，原告和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依法受到法律保护。该协议明确约定废除《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后，原告与被告二回到1992年8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合作关系上，双方共同起诉惠川实业公司，追回迟交房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房产证办理到原告和被告二双方名下。因此，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原告对涉案惠川大厦享有全部权益，并要求判令被告一协助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至原告名下，违反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成都华益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公告费900元，合计82700元，由原告成都华益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于二审中提出，对二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手续中的印章与原合同中加盖印章进行同一性鉴定的申请是否支持；2、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能否支持及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问题。本院对此作如下评判：一、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二审中提出，对二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手续中的印章与原合同中印章进行同一性鉴定的申请是否支持问题。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已于庭后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唐荣光签署并经过公证的公证书，证实四川万康公司授权委托手续的真实性，故对该公司印章同一性的鉴定不具有必要性。因二被上诉人的公司均成立于二十年前，当时对于公司登记及印章备案的管理并不规范，其中：海南康达公司成立于1988年、四川万康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7年海南康达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后四川万康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根据本案原审卷宗的证据材料证实，海南康达公司在1992年至1995年间已经使用了两枚不同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故上诉人仅要求以二被上诉人被吊销营业执照二十年后的授权委托手续中的印章与《补充协议书》中的印章进行真伪鉴定，尚不足以否认二被上诉人的公司印章真实性和授权委托手续的真实性。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上诉人应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鉴定申请。但上诉人在本案的第一次一审、二审以及重审一审时，均未对二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手续中的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和鉴定申请，现其于二审中方提出对二被上诉人授权委托手续中的印章同一性的鉴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如上诉人确有证据证实二被上诉人（相关诉讼代理人）存在伪造印章或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形，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二、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上诉提出解除合同能否支持及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问题。本案所涉合同均签订于1992年至1995年期间，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当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所涉三份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的法律行为。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情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川万康公司、海南康达公司于1995年12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废除《惠川大厦营业用房销售及分配方案确认书》（下简称分配方案确认书），故分配方案确认书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在所涉的另二份合同（即《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均未明确约定解除本合同的条款，该二份合同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情形。故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是否具备法定解除权的问题，成为本案争议所在。由于双方系依据1995年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确定双方回到1992年《协议书》的合作关系上，故应当先行判断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对《补充协议书》是否具备法定解除权。依据1993年9月2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允许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一、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二、由于不可抗力致使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三、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属于前款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的情况的，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因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时，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分别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之规定，法律赋予守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否则，因违约方在合同签订并拒绝履行的二十余年后，仍然允许违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则势必造成守约方的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违反公平原则。因本案《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废除分配方案确认书，成都华益公司和海南康达公司回到1992年8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关系上；2、成都华益公司与海南康达公司共同起诉惠川实业公司追回迟交房屋的经济损失，将房产证办理到双方共同名下；3、成都华益公司与海南康达公司欠四川万康公司300万元购房款，在未还款期间计付利息等。依据现有证据证实，上述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在长达20余年时间内，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与海南康达公司既未共同起诉惠川实业公司追索经济损失，也未向四川万康公司返还300万元购房款项和利息，应当认定成都华益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中属于违约方而非守约方，其依法不享有法定解除权。依据上述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四川万康公司享有收回购房款和利息的权利而并无明确违约行为，其作为守约方在本案中亦主张上诉人是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故对上诉人成都华益公司上诉提出解除《补充协议书》的请求，因距合同签订已超过二十余年期限明显不在合理期限内，且缺乏法律依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因《补充协议书》有效且不予解除，则补充协议书关于成都华益公司与海南康达公司回到1992年的协议书的合作关系上的约定亦有效，故对上诉人主张解除1992年《协议书》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二被上诉人虽已吊销营业执照，但其依法仍然享有诉讼主体资格，且不影响其依据合同约定应当获得的利润分配与合法权益，故对上诉人主张因二被上诉人吊销营业执照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当解除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是否具有涉案房屋全部产权问题。在涉案三份合同（协议）中均未明确约定成都华益公司单独享有房屋全部产权，而仅约定上诉人作为合作方的合作出资义务与利润分配方式；并且，如前所述，因《补充协议书》有效，依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涉案房产产权证应办理到成都华益公司及海南康达公司共同名下，故对成都华益公司提出享有房屋全部产权及请求过户至其名下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虽适用法律欠当应予纠正，但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93年修正）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严丽芳审 判 员  丁晓鹏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钟 鸣书 记 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