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5966号原告：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保税区广保大道****，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116618481272A。法定代表人：TOKUICHIROYOSHIMURA,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潇，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毅，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永宁街凤凰北横路****〔**〕统一信用代码：91440101708227462X。法定代表人：柴伟，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平，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东莞市新铭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樟木头镇，住所地东莞市樟木头镇百果洞社区塑胶原料市场******1441900MA52HM3187。法定代表人：郑再儿。第三人：东莞市樟木头新铭鸿塑胶原料经营部，住所地东莞市樟木头镇塑胶，住所地东莞市樟木头镇塑胶原料市场******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经营者：郑再儿，男，1969年3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两名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璇，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名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波，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藤忠）与被告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北化）、第三人东莞市新铭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铭鸿公司）、东莞市樟木头新铭鸿塑胶原料经营部（以下简称新铭鸿经营部，两名第三人合称新铭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5月3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9月4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伊藤忠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潇和苏毅、被告广州北化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平和李钊、第三人新铭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新铭鸿经营部经营者郑再儿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伊藤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GZBHJ-20181213YTZ号、GZBHJ-20181218YTZ-A号及GZBHJ-20181218YTZ-B号《个别买卖合同》；2.判令广州北化向伊藤忠返还货款合计人民币18,127,500元；3.判令广州北化向伊藤忠赔偿因其违约导致的伊藤忠损失，以未返还货款金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逾期交货之日，即2019年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全部货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为226,842.07元）；4.判令广州北化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自2013年起，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建立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伊藤忠自上游供应商广州北化处采购树脂类化工产品后向下游买方转售。下游买方多为零售商或者靠近零售端，伊藤忠作为批发商提供大批量采购、规模化仓储等服务。通常情况下，下游买方向伊藤忠乃至直接向广州北化发出包括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地点等细项的需求，再由伊藤忠与广州北化签约、购货、付款、收货，然后下游买方再根据其与伊藤忠之间的买卖合同收货。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具体交易流程包括：（1）确定需求、草拟合同。由于交易同质化、频繁发生，所以采用原、被告双方事先商定的标准合同版本，仅供货需求存在差异。（2）合同签署、电邮交换。原、被告双方分别在拟定的合同上签章，再通过电邮互换签署版合同的扫描件。伊藤忠在合同上盖章后直接将扫描件通过电邮发送给广州北化的工作人员。（3）付款及开票。伊藤忠根据合同约定付款。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所载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等均与合同约定一致。（4）交货。方式均为卖方送货，即由广州北化负责将货物从生产地点运送至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大部分是伊藤忠仓库（汕头仓或黄埔港）。（5）标的物检验。伊藤忠收货后，对货物进行数量、外观、质量等的检验。2015年就曾发生因广州北化供货存在质量瑕疵，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就此进行沟通。自2013年至今，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每笔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总额达人民币1.5亿元左右。最近两年中，2017年发生了15笔，2018年发生了17笔（包括案涉3笔交易）。除了案涉3笔交易外，所有交易都正常签约、付款、开票及收货。在此过程中，广州北化先后指定工作人员马宁、刘宇等负责与伊藤忠的交易和对接。马宁是广州北化石化部的副部长。同时，马宁以及刘宇也分别在伊藤忠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以“收款人”出现。根据业务分工安排，伊藤忠会有不同营业担当或营业助理负责与广州北化对接。原、被告双方就签约、收发货等事宜直接联络。2018年12月13日及18日，原、被告双方签署GZBHJ-20181213YTZ号、GZBHJ-20181218YTZ-A号及GZBHJ-20181218YTZ-B号《个别买卖合同》（以下分别简称为1213合同、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采购价值18,127,500元的货物，交货地点是伊藤忠仓库（汕头仓库或黄埔港），交货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前。合同签署后，伊藤忠即依约足额付款，广州北化亦向伊藤忠开具等额发票。但是，合同签署后，广州北化始终未履行发货义务。伊藤忠委托律师向广州北化送达《律师函》，要求广州北化履约并承担违约责任。广州北化回函称从未签署过案涉合同，但对双方多年持续交易的情况、伊藤忠将盖章后的案涉合同通过电邮直接发送给广州北化工作人员马宁、以及广州北化自身就案涉交易已经足额收款、开具发票等事实避而不谈。截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广州北化仍未履行交货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合同项下约定的迟延交货违约金为货款的千分之一，伊藤忠自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主张违约损害赔偿。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伊藤忠特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判如所请。广州北化答辩称：一、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只签订过一笔买卖合同，伊藤忠所主张的其与广州北化自2013年起建立货物买卖关系的事实不成立。伊藤忠在起诉状中称“自2013年至今，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每笔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总额达人民币1.5亿元左右”，这一说法是虚假的。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只在2017年7月13日发生过唯一的一笔买卖合同，双方当日签订了《个别买卖合同》，伊藤忠向广州北化采购10吨ABS产品，货值14.8万元。关于该笔交易，2017年7月13日伊藤忠已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伊藤忠也已经于2017年7月16日提走货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除该份合同之外，广州北化从来没有与伊藤忠签订过买卖合同，也从来没有授权过任何人与伊藤忠签订过买卖合同。除了伊藤忠确曾向广州北化付过款，广州北化确曾向伊藤忠开具过发票之外，伊藤忠在起诉状中所主张的其他事实，全部都是虚假的。伊藤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本案民事诉讼，是完全的虚假诉讼。二、伊藤忠在起诉状中称其与广州北化的40多笔合同，每笔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这一事实是虚假的。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唯一的一次买卖合同，即2017年7月13日买卖合同，该份合同从协商、签订、履行，真实的展现了贸易的流程。这份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既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没有发生过买卖合同，也能够证明如果双方之间确实要发生货物买卖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流程和要素。现对双方邮件往来所反映的案件事实陈述如下：1.关于签订合同之前的磋商：2017年7月12日，伊藤忠的工作人员陈某给广州北化的工作人员刘宇发邮件：“刘先生：初次联系，请多关照。添付我司营业资料和开票资料，请参考。”由此可见，双方一直到2017年7月12日才初次联系，才第一次向广州北化提供营业执照和开票资料，在此之前，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并没有签订或者履行过买卖合同，伊藤忠也从来没有跟广州北化联系过买卖合同有关的事项。更为重要的是，给广州北化工作人员刘宇发送该邮件的伊藤忠工作人员陈某，正是早在2013年12月23日就已经与第三人新铭鸿经营部共同伪造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假合同的当事人。也就是说，伊藤忠是明知其与广州北化之间自2013年以来是没有发生过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明知双方之间所谓的买卖合同，只是为了公司代付款的需要伪造的假合同。2.关于合同签订的经过：广州北化工作人员收到伊藤忠的邮件后，2017年7月12日15：30，刘宇向陈某回复邮件：“陈小姐您好！合同和付款信息请查收附件。谢谢！”邮件附件有广州北化《购销合同》模板和广州北化的付款账号。因陈某提出要使用伊藤忠的合同模板，于是2017年7月13日10：19，陈某又给刘宇发邮件：“刘先生：您好！添付我司合同模板，请查收，谢谢！”附件内容为伊藤忠版本的《个别买卖合同》。当天11：12，刘宇回复陈某：“陈小姐，合同也确认，贵司确认后回我，谢谢！”该份邮件的附件内容是广州北化加盖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红章的合同扫描件。2017年7月13日下午16：01，陈某回复刘宇：“刘先生：您好！添附合同回签，请查收，谢谢！”附件为加盖了伊藤忠红章的《个别买卖合同》。由此可见，正因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贸易关系，正因为广州北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伊藤忠的合同模板，所以双方2017年7月12日初次接触连签订合同需要使用哪方的合同模板都要反复沟通。这也再次印证伊藤忠在起诉状中所称“自2013年起，原告与被告建立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这一陈述的虚假性。而且，广州北化发给伊藤忠的合同是盖了广州北化红章的扫描件，而伊藤忠提起本案诉讼的三份假合同上面的广州北化印章都是黑章，从表面上一看都是假合同。3.关于合同内容：合同第4条约定：“交货地点：广州开发区国储830仓库；交货方式：买方自提自运。”广州北化仅有的与伊藤忠之间的该笔货物买卖的交付恰恰是伊藤忠自提，而除此之外，广州北化从来没有向伊藤忠交付过任何货物，伊藤忠在起诉状中所称的“交货方式均为卖方送货，即由广州北化负责将货物从生产地点运送至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大部分是伊藤忠的仓库（汕头仓或黄埔港）”这一事实子虚乌有。4.关于付款和交货的经过：2017年7月13日下午14：14，陈某给刘宇发邮件：“刘先生：您好！将安排下午付款。请问是否可以明日提货？是否邮件通知提货司机信息给您即可？”刘宇当天下午14：43回邮件：“到账就能提货，请把提货车信息给到了”。7月14日上午10：33，伊藤忠给刘宇发邮件：“合同号GZBHJ-2017071201的付款昨天已经安排汇出……另外，提货司机的资料预计今天下午5点前可以提供给贵司，请知悉，谢谢。”刘宇于当天上午10：41回邮件：“款已经到账……今天周五提货车信息请早点提供，我方便通知仓库。谢谢！”当天上午伊藤忠又发邮件：“……关于提货的问题，由于车子已经排满了，安排不了今天提货，请问这周日7月16日可以去贵司提货吗？另外，可以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吗？”当日中午11：04，刘宇给陈某回邮件：“周末可以提货，但今天要把提货车信息确认了，把提单给开好。非工作日开不了提单。提货车信息包括：车牌号、司机姓名、联系电话。”当日下午15：31，伊藤忠又给刘宇发邮件：“烦请查收附件提货委托书。以下是司机资料FYI：车号：……司机姓名……提货日期：2017-7-16本周日”并添加了《提货委托书》及司机个人照片。刘宇当天下午15：53回复：“收到，周日让这车直接去提货就行”伊藤忠16：26回复刘宇：“收悉，谢谢！”通过上述邮件往来可以看出，双方货物买卖关系的业务往来中，关于合同签订和履行，都需要大量电子邮件的沟通，特别是付款和提货等具体事宜，需要多次、反复的沟通协调，往来的邮件多达23份，附件7份，合计30份，而这仅仅是区区10吨货物、货值区区14.8万元的货物的买卖。伊藤忠作为上市公司，对外的几乎所有的沟通，都通过电子邮件，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唯一的这次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的大量电子邮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假设如伊藤忠所说，“自2013年至今……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总额达人民币1.5亿元左右”，则必然有大量的电子邮件的沟通。如果伊藤忠要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其必须要提供与2017年7月13日该次贸易操作流程相似的其他“40多笔交易”的所有邮件往来信息，但是伊藤忠显然不能提供，因为伊藤忠所主张的事实根本没有发生过。所以其在起诉状中所陈述的“每笔均有独立的……物流单据等”，是显而易见的虚假陈述，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根本不可能提供证据。其在起诉状中所称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具体交易流程包括：（1）确定需求、草拟合同。……（2）合同签署、电邮交换……”也是显而易见的虚假陈述，其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电子邮件的证据。三、伊藤忠在起诉状中和证据中，只字不提、故意回避其与第三人新铭鸿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伊藤忠的经济损失，实为基于其与新铭鸿之间的业务关系产生，不应由广州北化承担。伊藤忠刻意回避其与新铭鸿之间的关系，在提交的证据中，故意隐去了其与新铭鸿之间海量的电子数据信息证据。不但在起诉状中，而且在证据资料中，将新铭鸿的信息彻底、全面的屏蔽，故意隐瞒、回避、故意遗漏与新铭鸿的邮件往来，撇清与新铭鸿之间的关系。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有多年的货物买卖关系，从2012年6月至2019年1月共计发生三百六十多笔，贸易额在5亿元以上，都由广州北化向新铭鸿交付货物，双方之间的物流环节清晰，双方已经钱货两清。其中，约有1.5亿元（包括伊藤忠提起本案诉讼的该18,127,500元）由新铭鸿委托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广州北化接受新铭鸿的指令，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因此，伊藤忠仅仅是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买卖合同的代付款方之一。在本案案发后，据新铭鸿向广州北化及伊藤忠陈述的事实，伊藤忠代新铭鸿付款的条件，便是让新铭鸿承担资金的本金和高额的利息。据新铭鸿陈述的事实，大概是2013年12月份的时候，新铭鸿为了委托伊藤忠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与伊藤忠之间达成协议，伊藤忠按照每吨固定加价50元-100元、并收取4.6-6个点左右的利息、新铭鸿承担仓储费和短途运输费、并预付百分之十保证金、对新铭鸿从广州北化购进的货物进行质押监管作为合作条件。但因伊藤忠是上市公司，对资金管控较严，为了通过伊藤忠的审核，需要制造出跟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贸易关系的假象，于是伊藤忠就指导新铭鸿伪造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买卖合同，新铭鸿和伊藤忠一起伪造的合同有四十多份，其中就包括伊藤忠提起诉讼的该三份《个别买卖合同》，这一行为是违法行为。而且显而易见，伊藤忠只提供资金，并按照资金占用的时间向新铭鸿收取固定回报，与新铭鸿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也是违法行为。据新铭鸿陈述，因伊藤忠对外的几乎所有的沟通，都通过电子邮件，因此，新铭鸿与伊藤忠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证据，有海量的电子数据信息证据能够证明。正因为伊藤忠伪造合同的违法行为，以及与新铭鸿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一系列操作，最终因合作伙伴新铭鸿的违约而造成了自己的损失，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的角度，伊藤忠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归责于原告，由伊藤忠自行承担，也是伊藤忠违反法律、违背市场诚实信用原则和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本案的1,800万元，也是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基于业务往来关系所产生的应收款债权，与广州北化没有任何关系。伊藤忠在与新铭鸿业务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应收账款损失，不应由广州北化承担，应由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自行解决。据广州北化得知，新铭鸿已经与伊藤忠之间达成了还款协议，并已经向伊藤忠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四、伊藤忠通过屈指可数、断章取义的与广州北化之间的电子邮件、短信等证据，试图达到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发生了40多笔交易”这一虚假事实的目的。并通过掩盖其与新铭鸿之间真实的借贷关系的事实，妄图在新铭鸿不能向其如期还款的情况下转嫁风险给广州北化，从而骗取国有资产。1.伊藤忠提供2017年7月13日该份唯一的真合同，意在通过该份真合同，推定所有的“40多笔交易”都是真合同，这在逻辑上是根本错误的。合同的成立与否，必须要有合同签订和履行的行为来证明，而不能通过推定来证明。而伊藤忠除了提交了2017年7月13日该份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的证据之外，并无证据证明其余40多份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2.伊藤忠提供的证据，不但数量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孤立的、片面的证据，伊藤忠故意隐藏事件的来龙去脉，割裂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试图通过这些抽离了因果关系的证据片段，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40多笔买卖关系的事实这一“整体”，伊藤忠的这一想法不能得到支持。伊藤忠提供了2015年10月23日广州北化工作人员马宁发送给伊藤忠的邮件，该份邮件是关于货物质量问题的沟通，伊藤忠以此证明其与“被告之间的交易流程包括……原告收货后，对货物进行数量、外观、质量等的检验。2015年就曾发生因被告供货存在质量瑕疵，原告与被告就此进行沟通”的事实。而事实情况是，2015年7-9月，广州北化销往新铭鸿的货物出现了质量问题，新铭鸿来函反映情况后，广州北化立即向供应商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锦集团）反映了情况，华锦集团答复了处理意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新铭鸿向广州北化反映，其委托的代付款方伊藤忠需要广州北化就此质量问题做个解释，于是广州北化的工作人员马宁就按照新铭鸿的要求，于2015年10月23日向伊藤忠发了一份邮件“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这一过程说明，广州北化销往新铭鸿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是新铭鸿首先向广州北化提出异议，而如果是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话，为什么不是伊藤忠首先向广州北化提出异议或者索赔？为什么双方之间沟通的信息如此之简单？产品质量问题是严格责任，广州北化应新铭鸿的下游客户、关联方的要求就质量问题进行解释，是非常正常的。不能基于此就推定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伊藤忠还提供了双方之间关于发票问题的沟通的几份邮件，意在证明“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原被告就……开票问题、营业资料等直接沟通”，这也是逻辑错误。在开具发票的过程中，开票方财务工作人员出现多开、少开、票面记载事项有差错等情况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伊藤忠找广州北化沟通，这也很正常。不能因双方沟通了几次开票信息，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40多笔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实际上，大量的关于发票问题的沟通，都是通过广州北化的买方新铭鸿沟通的，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沟通，只有伊藤忠证据中提供的区区几次。伊藤忠还提供了2017年12月18日伊藤忠工作人员发送给广州北化工作人员马宁一张图片，以及马宁回给伊藤忠的邮件，而这两份邮件中传递的图片，正好是新铭鸿与伊藤忠共同伪造的虚假的《个别买卖合同》，伊藤忠意在证明“原告与被告员工马宁通过电邮交换分别签署的购货合同”。而实际情况是，2017年12月18日下午5点20分，马宁收到一份来自伊藤忠的邮件，马宁询问新铭鸿怎么回事，新铭鸿回复马宁说这只是为了付款需要的一个手续资料，让马宁转发给新铭鸿，新铭鸿随后又回邮件给马宁，让马宁将此邮件转发给伊藤忠，当日下午5点41分，马宁将收到的新铭鸿的邮件通过手机QQ转发给了伊藤忠的邮箱。马宁只是按照新铭鸿的指令为了付款的需要而转发了一份邮件而已，并无与伊藤忠签订或者履行邮件中的该份虚假《个别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广州北化已经多次强调，广州北化除了2017年7月16日曾依据2017年7月13日的合同向伊藤忠交付过10吨货之外，再从来没有向伊藤忠交付过一吨货。伊藤忠通过这份断章取义的邮件，显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40多笔买卖关系。伊藤忠还提供了2019年3月5日马宁对伊藤忠向马宁询问发货情况的短信回复，意在证明“原告就案涉合同签署及发货事宜与被告员工马宁联系”。首先，该份公证并不完整，实际情况是，当天，马宁突然收到一个自称是伊藤忠刘开的人的三条短信，在此之前马宁不认识这个人，马宁考虑到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的钱货已经结清，所以觉得很奇怪，就问新铭鸿短信是怎么回事？新铭鸿回复称这是新铭鸿和伊藤忠之间的事情，跟广州北化没有关系，新铭鸿向广州北化的滚动订货陆陆续续还有货到。新铭鸿让马宁回复短信称货物陆陆续续会到。于是马宁就在当日下午（15:44）给刘开短信回复：“货陆陆续续会到”。3月6日下午（16:02）刘开又发短信给马宁称：“郑总说已经有800吨货安排发货了，请问剩余1000吨的什么时候可以安排？”马宁回复刘开：“你问他，我出差了”。事发后广州北化才知道，是伊藤忠的数名工作人员在当日上午去了新铭鸿追货，发现新铭鸿有违约风险，于是想转嫁风险给广州北化，故意给广州北化布设陷阱，制造出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假象。而从证明的角度，与上述的答辩理由一致，单凭马宁的该回复，也不能证明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已经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既然伊藤忠认为是跟广州北化之间的买卖关系，为何在假合同约定的交货期满后，不直接来找广州北化，而先去找新铭鸿？伊藤忠的证据公证件是截取的部分内容进行公证，故意遗漏“郑总”这一新铭鸿的角色，意在撇清与新铭鸿之间的关系。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2017年7月13日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初次建立了正常的买卖关系，但是伊藤忠却在此之后便嘎然而止，没有再往下走，在此之后，伊藤忠再也没有跟广州北化签订过买卖合同，而是继续像之前一样，与新铭鸿共同伪造其与广州北化之间的假合同，并继续为新铭鸿向广州北化采购货物代付货款。但是，与之前稍有不同的是，伊藤忠在2017年7月13日之后，会将伪造的假合同偶尔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广州北化的工作人员马宁，制造出马宁“知情”假合同的假象，想弄假成真，马宁被伊藤忠和新铭鸿当成了实现他们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伊藤忠的这一做法，显然是既要保证与新铭鸿之间进行资金借贷生意收取固定利息回报，又担心新铭鸿违约所以要转嫁风险给广州北化这个国有企业。伊藤忠通过精心策划的发邮件给马宁、发短信给马宁等隐蔽手段，欺骗、蒙蔽马宁，妄图嫁祸于广州北化。在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只发生过2017年7月13日唯一的一笔买卖合同关系且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再无建立过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北化再无向伊藤忠交付过一吨货。不管伊藤忠有没有向答辩人的工作人员马宁发送过邮件，也不管马宁有没有向伊藤忠回复过邮件，都不影响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马宁只是伊藤忠妄图加害于广州北化的一个手段和工具而已。4.从2013年年底一直到本案案发，除了2017年7月13日的一笔买卖合同之外，伊藤忠作为新铭鸿的代付款方，代付的货款约1.5亿元，但是广州北化从来没有向伊藤忠发过货，伊藤忠也从来没有向广州北化要过货，也从来没有以自己没有收到货为由让广州北化还钱，双方之间从来没有争议。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最后的三笔代付款与之前的代付款相比，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伊藤忠却突然对最后的三笔代付款又是要求发货，又是要求还款，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逻辑错乱。5.广州北化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国有企业，集团公司的审计监察都非常严格，广州北化成立近三十年来一直守法合规经营，在与新铭鸿之间多年的贸易中，已经依约交付了全部货值5亿元以上的货物，与新铭鸿之间钱货两清，广州北化不可能再依据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伪造的假合同，再重复向伊藤忠交付货物。伊藤忠在与新铭鸿之间借贷关系出现新铭鸿违约的风险后，故意罔顾真相，编造事实，意图将该风险转嫁给广州北化，便凭借着断章取义的片段证据，试图证明与广州北化之间的所谓的“40多笔交易”的买卖关系，妄图骗取国有资产。伊藤忠与新铭鸿合谋伪造假合同妄图骗取广州北化财产，以及通过恶意的虚假诉讼给广州北化生产经营造成滋扰，对于伊藤忠的这些行为，广州北化保留追究伊藤忠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伊藤忠通过屈指可数的上述片段的证据，意图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40多笔交易”，是不能成立的。伊藤忠《民事起诉状》里陈述的基本事实纯属故意捏造的虚假事实。本案伊藤忠与新铭鸿伪造涉及广州北化的假合同的行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是对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的极大破坏。伊藤忠对广州北化的起诉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伊藤忠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新铭鸿公司和新铭鸿经营部共同发表诉讼意见称：一、新铭鸿与广州北化之间的货物贸易情况。自2012年6月至2019年1月，新铭鸿与广州北化存在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关系，贸易额在5亿元以上，双方之间物流清晰且已钱货两清。新铭鸿与广州北化沟通好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地点（通常为黄埔港或汕头港）等具体要求后签订《购销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双方义务。伊藤忠在起诉书中声称“自2013年至今，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真实情况为，2013年伊藤忠业务主管符某与新铭鸿沟通是否需要资金支持，新铭鸿表示自己与广州北化常年有树脂类化工产品贸易往来，需要资金周转。符某声称可以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打款，新铭鸿按本金支付相应比例的利息，双方初步达成一致。2013年12月，新铭鸿告知广州北化其委托伊藤忠代为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待新铭鸿收到货后便会向伊藤忠返还借贷的货款，并亲手书写《情况说明》以证明该事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符某告知新铭鸿伊藤忠内部有其相应的审核流程，需要新铭鸿配合。2013年12月23日，新铭鸿便按照符某的指示，在新铭鸿与广州北化真实的《购销合同》基础上修改为符合伊藤忠要求的《个别买卖合同》，同时通过电脑技术手段把广州北化的印章复制粘贴上去。新铭鸿在伊藤忠指导下伪造虚假的《个别买卖合同》（主体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后，伊藤忠便在《个别买卖合同》的基础上草拟《合同》（主体为伊藤忠与新铭鸿），该《合同》在《个别买卖合同》的基础上单价增加50-100元。该两套相同品类、相同数量、单价差价为50-100元的买卖合同均为虚假的意思表示，其目的为明确伊藤忠代为向广州北化付款及其金额，同时确定伊藤忠与新铭鸿间的本金利息。自此，便形成了如下交易模式：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伊藤忠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新铭鸿收到广州北化交付的货物并将货物卖给下游企业之后，由下游企业将计算利息的借贷货款返还给伊藤忠。二、新铭鸿与伊藤忠之间的借贷关系。三方之间的具体交易流程包括：（1）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确定需求、签署合同、电邮传真往来。（2）新铭鸿与伊藤忠共同伪造《个别买卖合同》（合同主体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与《合同》（合同主体为伊藤忠与新铭鸿）。《个别买卖合同》确定新铭鸿指示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的金额，因此合同的数量、产品类型、产品单价、交货地点均为虚假，其中广州北化的签章是由电脑制作上去的。《合同》与《个别买卖合同》除了单价加了50-100元不等外，其余均一致，其目的是为了确认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借贷的本息。（3）根据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约定，新铭鸿通过自己账户或指定下游企业账户向伊藤忠支付代付款金额的10%作为订金。（4）伊藤忠收到订金后，根据新铭鸿指示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金额，广州北化在收到伊藤忠代为支付的货款后，便根据新铭鸿开出的《制票依据》制作发票。（5）广州北化将货物运送至《购销合同》约定的交付地点，通常为黄埔港或汕头港，然后通知新铭鸿取货。根据口头约定的动产质押，新铭鸿会将部分货物（由伊藤忠代付款金额对应的货物）运送至伊藤忠的仓库（仓库租金由第三人支付）。（6）新铭鸿联系已建立常年贸易关系的下游买家，协商确定货物数量和单价后便由下游买家将货款支付给伊藤忠（代第三人还款），新铭鸿指示伊藤忠放货给下游买家。三、案发经过及欠款处理。涉案的三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2018年12月13日及18日，新铭鸿与伊藤忠共同伪造了1213合同、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借贷金额为18,127,500.00元。2018年12月19日，新铭鸿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伊藤忠转账690,000.00元；2018年12月18日，新铭鸿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伊藤忠转账1,140,000.00元。新铭鸿合计向伊藤忠支付10%订金1,830,000.00元。待广州北化收到该笔货款后，便陆陆续续发货，新铭鸿于2018年12月底已收货完毕。伊藤忠在起诉状中所提的“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均是通过以上交易程序完成，该40多份合同也均由新铭鸿与伊藤忠共同伪造并通过伊藤忠与第三人的电子邮箱交换。案涉的3笔交易流程与以往所有的交易不同的是，伊藤忠在与新铭鸿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曾屡次要求新铭鸿限期以低于市场价清仓导致新铭鸿亏损严重，同时伊藤忠突然停止3,000万授信额度资金周转的合作模式，导致新铭鸿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及时将收到的案涉货物交由伊藤忠质押，也无法及时还款。但是新铭鸿并未试图逃脱债务，一直在与伊藤忠积极沟通还款事宜。2019年3月5日，新铭鸿与伊藤忠业务部负责人刘松协商是否可以按照之前的合作模式在3,000万的授信额度内周转以尽快偿还借款，但新铭鸿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后新铭鸿于2019年3月28日在伊藤忠商谈还款事项，由伊藤忠业务负责人赵总草拟了《应付账款确认书》（其中措辞是与伪造的《个别买卖合同》与《合同》一致，但真实目的是确认还款金额）。《应付账款确认书》确认新铭鸿应还款16,289,500.00元（该款项系案涉金额18,217,500.00元扣除新铭鸿已支付10%订金合计1,830,000元及2019年3月26日还款金额78,000.00元及2019年3月28日还款金额20,000.00元），剩余还需还款共计16,289,500.00元。新铭鸿一直在积极筹措款项还款，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3月28日、3月29日、4月1日、4月8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款合计238,000元，剩余应还款项为16,149,500.00元。四、新铭鸿对伊藤忠提起的本案诉讼意见。后新铭鸿得知，伊藤忠根据伪造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向广州北化要求返还货款，新铭鸿才知道按照伊藤忠要求配合通过公司内部财务流程制作的虚假买卖合同的另一目的是将借款风险转移给广州北化，因此新铭鸿为了澄清事实特申请加入诉讼。首先，在树脂类化工产品行业中，因为货物金额数额较大，买方常因资金周转问题请第三方代打款，卖方在收到第三方支付的货款后视为买方交付义务完成，卖方履行发货义务，已成为该行业的交易习惯。其次，整个系列交易履行过程为：新铭鸿向广州北化订货、伊藤忠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打款、广州北化根据新铭鸿指示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广州北化向新铭鸿供货、新铭鸿收货并质押给伊藤忠、新铭鸿向下游客户销售货物、下游企业代新铭鸿还款、新铭鸿再订货、查询余款、不足再行委托伊藤忠补款等循环往复、连续实施的交易过程，新铭鸿与伊藤忠定期对账，长达5年的履行已经形成了交易习惯。案涉伊藤忠主张的18,217,500.00元货款实为新铭鸿与伊藤忠借贷关系的本金，与以上的系列交易一致，且剩余还款金额已经通过伊藤忠与新铭鸿书面确认。因此伊藤忠不应向广州北化主张该货款，该笔款项真实性质为伊藤忠出借给新铭鸿的借款。为配合伊藤忠内部的财务审核流程，新铭鸿与伊藤忠共同伪造的《个别买卖合同》与《合同》均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按照法律规定该系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借贷关系。新铭鸿认为，伊藤忠不应以一系列虚假的无效意思表示向广州北化主张权利，而应该与新铭鸿继续确认该笔债权的还款计划。双方当事人、第三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三方的陈述、证据和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案涉合同（一）伊藤忠向本院提交诉争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均没有原件（伊藤忠证据1），合同的卖方均为广州北化，买方均为伊藤忠。合同内容如下：1.1213合同约定：1.买卖商品的名称、规格、单价、数量和总价款如下：品名：高密度聚乙烯树脂；规格：HD5502S优级品；数量：675；单价（含增值税）9,8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含增值税）：6,648,750.00元。品名：聚丙烯树脂；规格：HJ9060优级品；数量：475；单价（含增值税）9,7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含增值税）4,631,250.00元。总价款合计：11,280,000.00元。4.交货：（1）期限：【2019年02月15日前】；（2）地点：【买方指定汕头仓库）地点港】；（3）方式：卖方按下列第②项规定将本商品交付给买方或者买方指定人员。（①买方自提自运；②卖方送货；③卖方代运，由买方承担费用及责任。）5.检验：卖方在完成本合同第4条约定的交货以后，应当立即接受买方或者买方指定人员就本商品的数量、包装、批号、品名等外观进行的检验。检验合格以后，买方或者买方指定人员应当立即向卖方出具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通知卖方。7.付款：买方应在卖方发货前将货款支付至卖方下述银行账户。卖方应当在交货当月开出增值税发票交付给买方，如货款在25日（含25日）后支付，增值税发票将顺延至交货次月开出。开户行：……8.违约金：卖方如发生迟延交货或者不能交货的情况时，卖方应当立即将情况通知买方，且应当按应交未交的本商品金额的1‰向买方支付迟延交货违约金。买方如发生迟延付款，买方应当按应付未付金额的1‰向卖方支付迟延支付违约金。12.本合同于2018年12月13日在广州市天河区签署。合同卖方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买方有伊藤忠公司公章。2.1218A合同约定买卖的商品是：聚丙烯树脂，规格RP344R/K优级品，数量450，单价（含增值税）10,7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4,837,500.00元；聚乙烯树脂，规格HD5070优级品，数量25，单价（含增值税）9,100.00元（挂牌价），总价款227,500.00；高密度聚乙烯树脂，规格HD5502S优级品，数量25，单价（含增值税）9,8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246,250.00元；合同总价款5,311,250.00元。该合同于2018年12月18日签署，合同其他约定与1213合同一样。3.1218B合同约定买卖的商品是：聚丙烯树脂，规格T30S优级品，数量75，单价（含增值税）9,300.00（挂牌价），总价款697,500.00元；聚丙烯树脂，规格RP344S/K优级品，数量50，单价（含增值税）10,7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537,500.00元；ABS树脂，规格275优级品，数量25，单价12,0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301,250.00元；合同总价款1,536,250.00元。该合同于2018年12月18日签署，合同其他约定与1213合同一样。（二）伊藤忠称上述三份合同是通过电子邮件交换的方式签订，通过新铭鸿员工李宇权在原被告事先商定的合同标准模板上填写相关的货物数量、单价、种类等信息后，发送给伊藤忠，伊藤忠盖章后电邮发送给广州北化员工马宁。伊藤忠同时向本院提交其员工张仕琪向广州北化员工马宁发送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8），邮件显示2018年12月17日16时42分，张仕琪向马宁发邮件：“马先生：你好，附件合同请查收，谢谢。”邮件附件为1213合同，合同双方均已盖章。2018年12月19日15时08分，张仕琪向马宁发送邮件：“马先生：你好，附件采购合同回签请查收，谢谢。”邮件附件为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合同双方均已盖章。（三）广州北化确认马宁是其员工，但对上述三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称上述合同均是伊藤忠与新铭鸿共同伪造，目的是为了应付伊藤忠的内控审查。新铭鸿确认上述合同是其应伊藤忠的要求伪造，广州北化的印章是其通过电脑复制上去。广州北化向本院提交有新铭鸿公司盖章和郑再儿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广州北化证据14），内容为：“2018年12月13日，我打电话给伊藤忠公司的符某说要拿盘锦的产品，符某说还是老规矩，你还是跟北化订货，你把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合同做好，发给陈某。我就叫小李做好通过邮件发给了伊藤忠公司。伊藤忠公司按照以往的惯例一样，每吨加价50元，拟订好与我新铭鸿公司的合同，通过邮件将盖好合同章的合同发到我公司邮箱，我公司收到之后，盖完章回传给伊藤忠公司。”（四）另外，广州北化和新铭鸿均补充提交了新铭鸿员工李宇权与伊藤忠员工陈某、张仕琪在2018年12月13日、12月18日和19日的其他邮件（广州北化证据14、新铭鸿证据4、5），伊藤忠对邮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邮件的具体内容为：1．2018年12月13日16时42分，李宇权向陈某、张仕琪发邮件，邮件内容空白，附件为1213合同，合同显示卖方盖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2．2018年12月18日15时05分，李宇权向陈某、张仕琪发邮件，邮件内容空白，附件为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两份合同均是卖方盖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3．2018年12月19日11时22分，张仕琪向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Bh181213客户改成新铭鸿，合同以此份为准，请尽快回签，谢谢。”邮件附件为《合同》一份，《合同》右上角有合同编号：bh181213，签订时间：2018/12/13，卖方伊藤忠，买方新铭鸿公司。《合同》约定买卖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与1213合同相同，但单价均每吨增加50元，具体如下：高密度聚乙烯树脂HD5502S，数量675吨，单价9,900元/吨，总价6,682,500元；聚丙烯HJ9060，数量475吨，单价9,800元/吨，总价4,655,000元；总值：11,337,500元。买方自提，买方需在合同签订后1天内预付本合同总价的10%，剩余货款需在商品交货之日前，收到卖方通知后预付至卖方指定账户。上述合同有卖方伊藤忠盖章。4．2018年12月19日15时07分，张仕琪向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你好，附件合同请回签，谢谢。”邮件附件为两份《合同》，买卖双方均为伊藤忠和新铭鸿公司，合同编号为bh181218a和bh181218b,买卖商品分别对应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的商品，单价均每吨增加50元，两份合同均有卖方伊藤忠盖章。二、关于案涉货款和发票（一）2018年12月14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转账1,128万元。12月19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转账684.75万元。12月25日，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总额1,812.7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伊藤忠提交了相应的转账记录和发票为证（伊藤忠证据2、3）。（二）广州北化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开具相应的发票，但认为伊藤忠是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广州北化接受新铭鸿的指令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广州北化提交新铭鸿经营部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广州北化证据7），内容为：“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兹有我方向贵司购买华锦乙稀产原料委托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付款一事，说明如下：我方与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系多年生意合作伙伴，具有良好信用，因我方资金问题，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意为我方代货款，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每吨加收50元，我方预付百分之十保证金给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全款付给贵司。特此说明。”该份《情况说明》为手写并盖有新铭鸿经营部印章，没有落款日期。（三）广州北化还提交新铭鸿员工李宇权与伊藤忠员工张仕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广州北化证据18）。其中2018年12月13日下午16时55分，张仕琪向李宇权发信息：“北华合同收到”、“要明天付款吗”、“一定要吗”。17时21分，李宇权回复：“明天付款”，接着张仕琪回复：“好吧”、“可以晚几天吗”、“下周一付可以吗，我们每天要损失1500多利息”、“金额太大了”、“1125万”。18时21分，李宇权回复：“领导说明天付款”。伊藤忠确认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四）新铭鸿确认上述《情况说明》为其负责人郑再儿于2013年12月亲手写给广州北化。同时新铭鸿向本院提交两份银行转账回单（新铭鸿证据6、7），一份为2018年12月18日，由新铭鸿公司向伊藤忠转账114万元，另一份为2018年12月19日，由新铭鸿公司向伊藤忠转账69万元。新铭鸿称该两笔款项是按照其与伊藤忠关于借款的约定，分别对应1213合同和1218A、1218B合同，先付10%的保证金，然后伊藤忠全款付给广州北化。（五）新铭鸿还向本院提交其员工李宇权与广州北化员工马宁之间的QQ聊天记录（新铭鸿证据11），该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0日，李宇权向马宁发送《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制票依据》表格，表格列明伊藤忠全称、税号、地址、开户行、电话、账号，以及所要开具发票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广州北化开具给伊藤忠发票的货物种类、数量、金额等与上述表格一致。伊藤忠对上述《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制票依据》不予认可，认为广州北化开具发票的依据是案涉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并非上述《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制票依据》。三、关于案涉货物（一）伊藤忠主张广州北化没有向其交付案涉合同货物，向本院提交其员工刘开向广州北化员工马宁发送的手机短信（伊藤忠证据9），手机短信显示2019年3月5日13时38分，刘开发短信：“马经理，您好，我是刚刚和您沟通的广州伊藤忠商事的刘开，还请您多多支持。”接着刘开将一份有合同号、品名、牌号、待交货数量的表格发给马宁，并说：“以上是我们当前待发货的合同及具体牌号和数量，刚才我也和郑总解释了，由于发货期已经迟过合同规定日期以及我们公司内部的管理期限，已经出现了内部违规的情况，所以还请帮忙安排尽快发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15时44分马宁回复：“货陆陆续续会到。”2019年4月24日，伊藤忠委托律师向广州北化发出律师函（伊藤忠证据4），要求广州北化在律师函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交付案涉合同货物，并支付违约金。广州北化于2019年5月9日向伊藤忠代理律师回函称从未签署过案涉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要求伊藤忠代理人撤回律师函（广州北化证据5）。（二）广州北化称与伊藤忠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与新铭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将货物全部交付新铭鸿，与新铭鸿钱货两清，不欠任何货物。广州北化向本院提交有新铭鸿经营部、新铭鸿公司盖章和郑再儿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两份《情况说明》（广州北化证据13）。1．其中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2018年广州伊藤忠公司同我合作，授信额度由1000万元增到3000万元，业务滚动发生。2019年2月-3月广州伊藤忠公司人员多次找我追问2018年底签订合同的货物何时到货，因我司业务继续需要资金周转，所以我公司多次要求广州伊藤忠公司继续授信付款，但广州伊藤忠公司一直未明确答复……2019年3月5日上午11点左右，广州伊藤忠公司的刘松和刘开到樟木头我公司当面协商，刘松问我，这1800万的货到现在都没到是什么情况？我就编了个理由同他讲，由于牌号转产原因，导致发货推迟，现在在途陆陆续续有800吨发出来了，其他的1000吨等生产正常再发出来。……”2．另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2019年3月5日下午，北化马宁打电话问我，说一个叫伊藤忠公司刘开的人发了一张货物的明细表，马宁说截止2018年12月31日，我跟你是货和款已清，这个短信是怎么回事？我跟马宁说今天上午伊藤忠公司的人来过我公司，我跟他们已经讲清楚了，这是我和伊藤忠公司之间的事，跟你北化没关系，你就回他一句，货陆陆续续会到就可以了。”（三）新铭鸿确认其与广州北化已钱货两清。新铭鸿向本院提交《应付账款确认书》一份（新铭鸿证据17），内容为：“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司向贵司采购ABS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塑料原料，双方之间签订了《合同》（合同编号：bh181213、bh181218a、bh181218b,以下统称“原合同”）。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我司购买货物合计1800吨，我司应以预付款方式向贵司支付货款总额18,217,500元人民币。截至本确认书日我司支付贵司合计1,928,000元。我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已经收到全部货物1800吨（贵司供应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发货），确认货物的质量后已经全部转卖。我司应在2018年12月31日（应付款日）之前支付全额货款，但截至本确认书日，我司尚欠贵司货款，共计人民币16,289,500.00元。我司承认对贵司的应付账款以及相应责任，保证支付。保证人对我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9年3月28日。债务人：东莞市新铭鸿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再儿；保证人：郑再儿。”郑再儿在《应付账款确认书》正文下方手写“与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无任何责任。”同时在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保证人处签名。（四）新铭鸿称上述《应付账款确认书》是2019年3月28日，新铭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新铭鸿经营部负责人郑再儿与伊藤忠企划事业部副总经理赵旭明就案涉货款沟通所形成，由赵旭明所写，郑再儿签名、盖章，新铭鸿同时还提交了当天的录音为证。伊藤忠确认上述《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为根据《应收账款确认书》的表述，其与新铭鸿、广州北化之间均为买卖合同关系，其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货款清偿保障，要求新铭鸿公司出具上述确认书。四、关于交易模式（一）伊藤忠陈述自2013年至今，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每笔交易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伊藤忠为证明其与广州北化的首次交易，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12月25日14时22分伊藤忠陈某向新铭鸿李宇权发送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25），内容为：“李先生：您好！请参阅附件回签给北方化工的464吨的合同。请把北方化工的传真和联系人邮箱也发给我吧。”邮件附件为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ZBHJ-20131223A，卖方广州北化，买方伊藤忠，交易货物为464吨聚丙烯，总金额5,674,720元。《购销合同》卖方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3）”的印章，买方有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华南合成树脂部合同专用章和授权人签字。同日14时27分，李宇权回复陈某广州北化员工邱忠的联系方式。2．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汇款的凭证（伊藤忠证据26），该份中国银行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显示，2013年12月24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汇款5,674,720元，汇款附言：货款。3．2013年12月25日由广州北化开具的购货单位为伊藤忠、金额合计为5,674,7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伊藤忠证据26）。4．2013年12月26日12时05分，陈某向劳树生（伊藤忠称是其仓储服务提供方广州亿通物流有限公司人员）发送的邮件（伊藤忠证据26），陈某通知劳先生将406吨的聚丙烯入库汕头利发货仓。（二）伊藤忠为证明其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交易模式，还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8份《购销合同》及相应的付款记录（伊藤忠证据27），《购销合同》的卖方均为广州北化，买方均为伊藤忠，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金额与《购销合同》一致。伊藤忠称广州北化对该8笔交易未提出异议。2．2018年1月30日14时28分由李宇权向陈某发送的邮件（伊藤忠证据39），邮件正文无内容，附件是编号为GZBHJ-20180130YTZ的《个别买卖合同》，签订日期2018年1月30日，合同卖方盖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同年1月31日17时25分，张仕琪给广州北化马宁发邮件，内容为“马先生：你好，请签收附件我司盖章版本的新合同，谢谢。”邮件附件为编号为GZBHJ-20180130YTZ的《个别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均盖章。同年2月2日18时16分，马宁回复“谢谢”。伊藤忠称广州北化对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买卖合同知情且认可。3．合同号为GZBHJ-20180130YTZ、GZBHJ-20180201YTZ、GZBHJ-20181207YTZ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以及相应的付款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胜货运）的签收单、广州中物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货运）的进仓收货单、广州亿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通物流）的入库通知书、汕头市金平区陇头利发货仓（以下简称利发仓）的入库单（伊藤忠证据28），拟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从签约、付款、开票、收货、入仓等全流程交易环节。其中鸿胜货运的签收单显示收货地址是广州黄埔开发区宏达路36号宏盛仓，货名5502、RP344R-K，发货单位伊藤忠。中物储货运的进仓收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伊藤忠，货物名称高密度聚乙烯，型号HD5502S，仓库名称广州市爱地储运有限公司。利发仓的入库单显示寄货单位是亿通物流、东莞市中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塑物流）。4．伊藤忠与亿通物流、中塑物流、中物储货运等签订的仓储合同，及伊藤忠员工与上述公司人员联系货物入库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29-32）。其中伊藤忠（存货人）与亿通物流（保管人）签订的《仓储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约定亿通物流的保管场所包括广州市开发区东区宏达路36号亿通物流宏盛仓库、汕头市金平区陇头利发仓库。伊藤忠与中塑物流的合同约定保管场所为东莞市樟木头镇石新社区笔架山路珠江桥旁和利发仓。伊藤忠与中物储货运约定的保管场所包括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姬堂1号仓（广州市爱地储运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信华路68号（广州市国营汽车集装箱运输公司）等。5．亿通物流、中塑物流、中物储货运向伊藤忠出具的《库存明细表》《盘点报告》《说明函》等（伊藤忠证据41），证明物流公司定期对仓库内属于伊藤忠的货物进行盘点。6．伊藤忠员工陈某与鸿胜车队李庚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伊藤忠证据33、42），拟证明广州北化委托的承运人鸿胜货运与伊藤忠联系送货事项，就具体送达的仓库接受伊藤忠的指令，伊藤忠强调货权归属。同时，截至2019年3月20日，伊藤忠仍在询问案涉货物是否运到，鸿胜货运确认未收到到货通知。7．伊藤忠还提交广州北化马宁于2015年12月23日向伊藤忠陈某发送的电子邮件一份（伊藤忠证据10），邮件内容为：“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伊藤忠称广州北化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伊藤忠直接沟通货物质量问题，反证伊藤忠不仅系代付款方，是真实买方。8．伊藤忠还提交两份询证函（伊藤忠证据36、37），拟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中一份询证函为2015年3月16日由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发出的《企业询证函》，显示截止2014年12月31日，广州北化欠伊藤忠7,887,536.00元，备注为预收账款。伊藤忠于同日回复“截止14年12月31日我司账面余额为预付款12,838,996元，差异金额4,951,460.00元……”另一份为伊藤忠委托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向广州北化发送的《审计询证函-函证余额》，该函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伊藤忠公司预付广州北化19,612,500.00元。广州北化于2019年2月在该函中回复“截止2018年12月30日，贵公司预付余额为738.75元。贵公司有19,611,761.25元我公司已开票，贵公司未入账。”9．另外，伊藤忠申请了两名证人符某和陈某出庭作证。其中证人符某于2009年2月11日至2019年4月19日在伊藤忠工作，先后在合成树脂部担任课长代行、课长职务。符某称新铭鸿与广州北化做了很多年生意，双方有着很深的渊源，是郑再儿将广州北化介绍给伊藤忠。符某没有听说过伊藤忠伪造合同，案涉合同是伊藤忠公司的版本，将新铭鸿要采购的货物单价、型号、数量记录下来，由新铭鸿发过去给广州北化核查、盖章后再由新铭鸿发给伊藤忠，伊藤忠盖章后再发给新铭鸿员工李宇权和马宁。2019年3月份伊藤忠发现没有货到，便开始核查。2019年3月14日符某去了新铭鸿公司，郑再儿回复会陆陆续续到货。2019年3月15日，郑再儿承认把货拿走了。符某对案涉三份合同伊藤忠有无跟广州北化沟通过品名、数量、单价等问题表示不清楚，称由其他同事负责的。除案涉三份合同之外的40多份合同的数量、单价等信息，符某表示“之前的合同单价、数量、付款时间等郑再儿都会打电话给我们他要买的货物数量、单价，再向广州北化购买。我们买后就会做一个合同给下游企业。我没有跟广州北化沟通过数量、单价等信息。”“因为郑总告诉我们不用联系北化，这之间的关系由郑总搞定。”符某称伊藤忠是做“背对背生意”，“我们不需要验货，只有出现质量问题才会来投诉，我会引导他们去找广州北化。”10．另一名证人陈某于2005年入职伊藤忠，一直工作至今，任华南合成树脂部业务助理课长。陈某称案涉三份合同是新铭鸿发给伊藤忠的，合同中的单价、数量等信息是根据采购合同“背靠背”提供的，陈某解释“背靠背”是指采购和销售同时进行，买进多少货物就销售多少货物。对广州北化代理人问：“包括案涉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在内的40多份合同你有没有跟北化沟通过？”陈某答：“这些合同不是我经手的，我不清楚状况。我跟的话肯定是会跟北化沟通的。”对广州北化代理人问：“2017年12月18日，您与李宇权说‘跟北化说一下，和供应商的邮件我们内控要定期抽查，所以让他们对应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陈某答：“北化经常和第三人公司联系，绕开我们，我觉得不合适，想让北化公司直接跟我联系。”陈某确认会与新铭鸿定期核对利息，利息对账表的止息日期为收到其他下游企业客户付款的日期。陈某确认从码头到仓库这一段的运费伊藤忠没有支付过，仓储费用由客户承担。（三）广州北化为证明其与新铭鸿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反驳伊藤忠陈述的交易模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经营部签订的《购销合同》357份（广州北化证据6），合同约定新铭鸿经营部向广州北化购买华锦集团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等化工产品，合同卖方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3）”的印章，买方有新铭鸿经营部盖章。伊藤忠质疑该357份合同中广州北化的印章旋转角度均一致，不符合常理，认为该357份合同是伪造合同。广州北化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解释该公司从2013年开始无纸化办公，合同上的印章是电子印章，所以每份合同的印章都一样。2．广州北化还提交其与辽宁美商联物流公司（以下简称美商联）的《客户委托运输合同》、美商联出具的《情况说明》、《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美商联出具的2014年至2018年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的货运明细、美商联与鸿胜货运的《目的港集装箱运输协议书》、鸿胜货运出具的《货物运输流程说明》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8），用以证明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多年的贸易往来，广州北化委托美商联直接将货物运给新铭鸿。其中集装箱货运单显示卸货港包括汕头、南沙、东莞、黄埔，收货人为新铭鸿经营部，美商联委托鸿胜货运承运从目的港码头到各门点的集装箱运输业务。美商联出具《情况说明》表示从未承运过伊藤忠的任何业务，也从未交付过任何产品。鸿胜货运出具的《货物运输流程说明》说明鸿胜货运接到厂家指令后联系货主（第一收货人），按货主的指令配送。如货主（第一收货人）要转货权给另一家公司（第二收货人），该公司就按货主的给的新的联系方式联系客户，等待客户安排。2018年2月5日，该公司接到厂家指令放7个柜（4柜5502，3柜344R）给新铭鸿（货主），该公司按指令联系新铭鸿，等待新铭鸿的配送指令。2018年2月6日，该公司接到新铭鸿指令转2个5502和2个244R给伊藤忠，该公司按货主给的新的联系电话联系客户。3．广州北化还提交2017年7月12至14日，伊藤忠陈某等人与广州北化员工刘宇之间的往来邮件23封，及邮件附件中的《买卖合同》《个别买卖合同》、伊藤忠营业执照、开票资料变更通知、委托提货证明书、司机照片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11），广州北化称该笔交易是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唯一真实的交易，该笔交易从协商、签订、履行，真实的展现了贸易的流程。其中2017年7月12日15时19分，伊藤忠陈某给广州北化刘宇发邮件：“刘先生：初次联系，请多关照。添付我司营业资料和开票资料，请参考。”邮件附件为伊藤忠营业执照和开票信息。同日15时30分，刘宇向陈某回复邮件：“陈小姐您好！合同和付款信息请查收附件。谢谢！”邮件附件为广州北化的《购销合同》模板和广州北化的付款账号。7月13日10时19分，陈某又给刘宇发邮件：“刘先生：您好！添付我司合同模板，请查收，谢谢！”附件内容为伊藤忠版本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编号GZBHJ-2017071201，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购买10吨ABS，交货方式是买方自提。同日11时12分，刘宇回复陈某：“陈小姐，合同也确认，贵司确认后回我，谢谢！”邮件的附件为广州北化盖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红章的合同扫描件。同日14时14分，陈某给刘宇发邮件：“刘先生：您好！将安排下午付款。请问是否可以明日提货？是否邮件通知提货司机信息给您即可？”刘宇14时43分回复：“到账就能提货，请把提货车信息给到了”。同日16时01分，陈某回复刘宇：“刘先生：您好！添附合同回签，请查收，谢谢！”附件为加盖了伊藤忠红章的《个别买卖合同》。7月14日10时33分，伊藤忠给刘宇发邮件：“合同号GZBHJ-2017071201的付款昨天已经安排汇出……另外，提货司机的资料预计今天下午5点前可以提供给贵司，请知悉，谢谢。”刘宇于当天10时41分回复：“款已经到账……今天周五提货车信息请早点提供，我方便通知仓库。谢谢！”当天上午伊藤忠又发邮件：“……关于提货的问题，由于车子已经排满了，安排不了今天提货，请问这周日7月16日可以去贵司提货吗？另外，可以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吗？”当日中午11时04分，刘宇回复：“周末可以提货，但今天要把提货车信息确认了，把提单给开好。非工作日开不了提单。提货车信息包括：车牌号、司机姓名、联系电话。”当日15时31分，伊藤忠又给刘宇发邮件：“烦请查收附件提货委托书。以下是司机资料FYI：车号：……司机姓名……提货日期：2017-7-16本周日”并添加了《提货委托书》及司机个人照片。刘宇15时53分回复：“收到，周日让这车直接去提货就行”。伊藤忠16时26分回复刘宇：“收悉，谢谢！”4．针对伊藤忠所称的广州北化主动联系其沟通货物质量的问题（伊藤忠证据10），广州北化提交了新铭鸿经营部2015年9月15日和9月17日出具的两份《关于货物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广州北化证据10），函件显示从2015年4月下旬新铭鸿经营部采购的华锦聚烯烃产品分批出现质量问题，要求广州北化给予降价处理或退货处理。同时广州北化提交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出具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理赔请求反馈意见》，对上述函件反映的质量问题作出回复。2015年10月14日，广州北化又向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发出《关于产品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要求厂家给部分产品作降价处理。广州北化同时提交新铭鸿经营部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广州北化马宁于2015年10月23日向陈某发送的电子邮件，新铭鸿在《情况说明》中解释因质量问题原因，新铭鸿的下游客户无法及时向伊藤忠回款，伊藤忠向新铭鸿追问回款的事情，新铭鸿告知伊藤忠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正在解决，伊藤忠要求新铭鸿上游卖方发邮件对质量问题作解释，新铭鸿于是通知广州北化马宁向陈某发邮件对质量问题作解释，说：“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5．针对伊藤忠所说的收货流程，广州北化提交了伊藤忠委托的仓储方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广州北化证据21）。亿通物流和中塑物流在《情况说明》中均表示新铭鸿在汕头利发仓入库盘锦产品的程序是：新铭鸿从码头提货送到利发仓，卸货后由新铭鸿下指令给仓库转给伊藤忠，该司收到利发仓的入库通知单后再通知伊藤忠。该司未收到过伊藤忠的仓储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全部费用由新铭鸿支付。利发仓在《情况说明》中称2013年至2019年2月份止，盘锦产品到港后，由新铭鸿通知车队将货物送到该仓库。6．另外，广州北化还补充提交了2017年12月18日李宇权与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相应的《个别买卖合同》、电子邮件等（广州北化证据17），用以证明伊藤忠与新铭鸿共同伪造合同。其中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8日17时12分，李宇权给陈某发信息：“陈小姐，2吨RP344S/K你做一下北方的合同，按10675元/吨，然后合同发给我就行了。”陈某同日18时06分回复：“和北化说一下，和供应商的邮件我们内控要定期抽查，所以让他们对应一下。”《个别买卖合同》显示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买卖商品为聚丙烯树脂RP344S/K，数量2吨，单价10675元，金额21350元。交货地址聚赛龙公司。合同有广州北化和伊藤忠印章。该份合同李宇权于同日17时37分发给广州北化马宁。伊藤忠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称伊藤忠内部具有严格的合同管理流程，相关合同发送给广州北化马宁，马宁未提出异议。(四)新铭鸿针对伊藤忠陈述的交易模式，提交以下反驳证据：1．关于伊藤忠主张的与广州北化的首次交易，新铭鸿补充提交李宇权与陈某于2013年12月23日至25日的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24）。其中2013年12月23日15时46分，李宇权向陈某发邮件：“陈小姐：以这个为准。”附件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购销合同》，卖方有广州北化的业务专用章（3），买方伊藤忠未盖章。陈某同日15时50分回复：“这个暂时签不了。”12月24日10时07分，李宇权又发一份《购销合同》发给陈某，该合同与23日的合同相比较，修改了结算方式和违约责任。10时54分，李宇权将广州北化的地税、国税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副本发给陈某。14时28分，李宇权将广州北化的银行账号信息发给陈某。17时01分，陈某给李宇权发邮件：“北方的款付了！！”12月25日14时22分，陈某给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您好！请参阅附件回签给北方化工的464吨的合同。请把北方化工的传真和联系人邮箱也发给我吧。”2．新铭鸿还提交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其员工李宇权与伊藤忠员工陈某、魏瑞青之间的电子邮件约72封（新铭鸿证据10、18），新铭鸿称双方共同伪造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虚假买卖合同，为通过伊藤忠内部的财务审核流程。如2015年7月10日，李宇权向陈某发邮件：“陈小姐，这个合同麻烦你走一下流程，星期一付款。”附件为编号GZBHJ-2015071012的《购销合同》，卖方广州北化（已盖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2017年1月10日，陈某给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2个合同请回签，谢谢！”合同附件之一为编号为GZBHJ-20170109YTZ的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个别买卖合同》，双方均未盖章。2017年1月12日，陈某向广州北化马宁发邮件：“马先生：您好！添附回签合同，敬请参阅。”附件为编号GZBHJ-20170109YTZ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显示双方已盖章。2017年10月13日13时10分，魏瑞青给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下午好。烦请查看并回签附件合同，谢谢。”附件为编号BH-20171013的《个别买卖合同》，买卖双方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合同未盖章。同日13时51分，李宇权回复魏瑞青，邮件正文空白，附件为编号BH-20171013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显示卖方盖有广州北化合同专用章。同日16时43分，魏瑞青回复李宇权：“李先生，您好！附件双签合同BH-20171013。”附件BH-20171013《个别买卖合同》显示双方已盖章。伊藤忠确认邮件的真实性，称伊藤忠及新铭鸿曾多次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合同发给广州北化员工马宁，广州北化均未提出异议。伊藤忠认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款项收付、发票出具均按照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具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3．另外，新铭鸿还提交了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10日期间魏瑞青、陈某、张仕琪等人与李宇权的电子邮件记录（新铭鸿沟证据19），邮件内容均是伊藤忠员工要求李宇权回签邮件附件中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买卖双方同样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但交货地点为聚赛龙公司、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公司）。新铭鸿称伊藤忠与聚赛龙公司、沃特公司的交易，真实情况仍为伊藤忠与新铭鸿共同伪造合同，与以往通过伊藤忠代付款的情况一致。伊藤忠确认邮件的真实性，但称就下游买方聚赛龙公司、沃特公司的相关货物交易，伊藤忠仍自广州北化处采购、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广州北化按照与伊藤忠的合同出具发票及交付货物。4．针对伊藤忠的收货证据（伊藤忠证据28、32、33），新铭鸿提交美商联出具的《2018新铭鸿明细》、鸿胜货运、新铭鸿以及伊藤忠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广州北化的《提货委托书》、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新铭鸿证据28），证明伊藤忠举证的仅为入仓过程，不能证明完整的收货流程。新铭鸿主张真实的物流环节为广州北化先转货权给新铭鸿，再由新铭鸿转给伊藤忠。其中2014年1月20日，李宇权给陈某发邮件：“陈小姐，麻烦你，东莞的4个T30S麻烦你通知一下入中塑仓库，谢谢。”《提货委托书》为广州北化于2018年3月29日出具，内容为：“北方华锦公司：我公司黄埔仓库有辽宁华锦通达公司聚烯烃5502产品200吨（8000包），转货权：东莞市樟木头新铭鸿塑胶原料经营部。”伊藤忠对《2018新铭鸿明细》与广州北化的《提货委托书》不予认可。5．新铭鸿还提供数十份银行转账回单（新铭鸿证据25、26），证明伊藤忠所称的“四十多笔正常交易”的短途运费全部由新铭鸿支付，货物的仓库费用亦由新铭鸿支付。伊藤忠认为上述费用与案涉三份合同项下的争议无关，并称因采用“背对背”交易模式，新铭鸿寻找下游买方的时间不能确定，将显著增加伊藤忠的仓储成本，故仓储费用由新铭鸿承担。6．针对货物质量问题，新铭鸿除确认广州北化提交的证据外，还提交伊藤忠员工张仕琪、魏瑞青向李宇权发送的邮件记录（新铭鸿证据23）。其中2017年9月13日，魏瑞青给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2911优级品于9月11-12日陆续入库亿通宏盛仓库，其中9月12日入库的2911中，有4包湿水……”2017年9月19日，魏瑞青向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您好！附件是HDPEHD5502S入库6车的签收单以及入库破包照片，6车入库共有2包破包约少2KG……”2018年1月30日13时19分，张仕琪向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附件是鸿盛仓的入库单……来货有4包破包（其中一包破包严重），请告知可否请北化补发，或是另行处理？”新铭鸿称货物出现瑕疵和数量短缺时伊藤忠并未向广州北化反映，而是向新铭鸿反映，伊藤忠从未向广州北化履行过货物验收义务，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并无真实的买卖关系。伊藤忠则称因案涉贸易采用“背对背”的交易模式，伊藤忠自广州北化处采购的货物最终将售予新铭鸿确定的下游买方，因此，如新铭鸿同意接受瑕疵货物的，则伊藤忠将无必要向广州北化主张退换货，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7．为证明新铭鸿与伊藤忠之间的借款关系，新铭鸿提交李宇权与陈某之间2014年至2018年期间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16），邮件内有众多利息对账表，新铭鸿称双方存在长期的借贷关系，并且按期结算利息与本金。其中2014年11月4日，陈某给李宇权发邮件：“李先生：您好！580吨的到期日调回10月6日后利息合计为：150,882.59，比之前计算减少了13,110.59……”2017年10月16日，陈某向李宇权发邮件：“……2.关于利息。免息期为和我司给供应商预付款起3天内，第4天起计算，计算截止日为收到贵司客户的预付款，年息率含税5.5%；贵司所有客户的利息由贵司统一负担，在最后一批出货时结算，也就是说最后一笔出货前贵司需付清所有利息及货款才能提货。……”2019年1月4日，陈某向李宇权发邮件：“由于18年4月起部长要求利率提高为含税6%了，所以利息数据修改如下……”伊藤忠确认邮件的真实性，但认为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邮件从未涉及借款事宜，邮件中的“利息”实为违约金。8．同时，新铭鸿还提交伊藤忠与汕头市新元亨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川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塘厦富源五金塑胶制品厂、深圳市瑞鸿祥贸易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同、出库单，以及李宇权通知陈某上述公司打款的信息、李宇权通知陈某放货的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27），用以证明新铭鸿并非伊藤忠的转售方，而是借款方，并且由新铭鸿下游企业加算利息后回款。伊藤忠确认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伊藤忠作为货物的出卖方及发货方，享有对货物的占有、收益及处分的权利。本院认为：伊藤忠在本案中主张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广州北化退还货款，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广州北化与新铭鸿均抗辩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与新铭鸿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那么本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经综合审查分析各方的证据和陈述，本院认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伊藤忠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签订案涉合同的过程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伊藤忠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要约、承诺的签约过程。第一，伊藤忠陈述的合同签订过程与证据相矛盾。伊藤忠提交的案涉合同没有原件，伊藤忠在诉中陈述合同是通过电邮方式签订，由新铭鸿员工李宇权在事先商定的合同标准模板上填写相关的货物数量、单价、种类等信息后，发送给伊藤忠，伊藤忠盖章后电邮发送给广州北化员工马宁。但伊藤忠向本院提交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8）显示，其员工张仕琪向马宁发送邮件时，案涉的三份合同均已盖上了广州北化的章，与伊藤忠所称的伊藤忠先盖章，然后发给广州北化再盖章的流程相矛盾。本案中，伊藤忠没有双方对案涉合同内容进行协商的证据，也没有关于广州北化的印章何时盖在合同上的证据。而广州北化和新铭鸿提交的李宇权与陈某的邮件记录（广州北化证据14、新铭鸿证据4、5）则清楚显示案涉的三份合同是李宇权先发给陈某，并且在李宇权发给陈某时已盖有广州北化的印章，与新铭鸿所称的由李宇权做好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合同后再发给伊藤忠的陈述相印证。第二，伊藤忠没有提交马宁有权签订或认可合同的证据。伊藤忠称其曾将案涉的合同发给广州北化员工马宁，马宁没有反对，表示广州北化对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的合同知情并认可。本院对该意见不予认同，理由如下：首先，伊藤忠没有证据证明广州北化授权马宁代表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签订合同或同意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的合同。其次，邮件记录显示，伊藤忠是事后将已有双方盖章的合同发给马宁，但伊藤忠没有双方员工在合同签订前就合同买卖的商品名称、数量、单价等细节进行沟通的证据，如何能确定马宁一定会同意双方之间的合同？最后，伊藤忠的两名证人符某和陈某在出庭作证时均表示对伊藤忠与广州北化的40多份合同（包括2013年12月首次交易的合同）都没有跟广州北化沟通过，那么伊藤忠凭什么一开始就确定马宁是有权决定同意和事后追认合同的人？伊藤忠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及提交相关证据。而根据新铭鸿向广州北化出具的《情况说明》（广州北化证据7），新铭鸿已告知广州北化其委托伊藤忠代为付款，故马宁对作为付款手续的合同不提出反对意见符合常理，不能以此认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伊藤忠也没有李宇权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合同的证据。从伊藤忠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无论是案涉的三份合同还是其称的2013年12月的首次与广州北化交易的合同、或者是其他合同（除广州北化唯一确认是真实交易的2017年7月12日的合同外，该份合同恰恰是由伊藤忠陈某与广州北化员工刘宇直接签订），均由伊藤忠陈某与新铭鸿李宇权签订，但伊藤忠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铭鸿员工李宇权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该等合同。并且伊藤忠在诉中确认李宇权是其下游买家新铭鸿公司的员工，但从各方提交的邮件显示，伊藤忠签订与广州北化之间的合同均通过李宇权签订，包括伊藤忠与其他下游买家聚赛龙公司、沃特公司之间的交易（该等交易与新铭鸿无关），伊藤忠的员工亦要求李宇权回签合同，行为表现上将李宇权当作广州北化的代理人，与其陈述相互矛盾并且不符合常理。二、伊藤忠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存在固定的交易模式伊藤忠陈述自2013年至今，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每笔交易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即其所称的合同流、资金流、票据流及货物流“四流合一”，但经综合分析各方的证据，本院认为该“四流合一”经不起推敲。首先，伊藤忠所提交的合同均没有原件，其称均通过电子邮件签订。如前所述，伊藤忠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的签约过程，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宇权、马宁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合同或者追认合同，因此合同流并不能成立。其次，伊藤忠提交的物流单据均是其委托的仓储公司的入仓记录，仅证明仓库有货物进入，是物流环节的最后一环，但伊藤忠没有任何货运单、提单、货权转移凭证等证据证明货物从哪里运来，货权从何而来。而广州北化提交其与美商联的《客户委托运输合同》《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8）能显示货物的运输过程，并且美商联出具《情况说明》表示从未承运过伊藤忠的任何业务，也从未交付过任何产品。而伊藤忠委托的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物流、仓储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实货物到达码头后，由新铭鸿接收货物，并由新铭鸿支付运费运输到伊藤忠公司指定的仓库，仓储费用全部由新铭鸿支付。陈某在庭上亦称伊藤忠未付过运费和仓储费，与上述《情况说明》相佐证。因此，伊藤忠所谓的货物流亦不能成立。最后，伊藤忠与广州北化确定存在资金流和票据流，即伊藤忠确实向广州北化付过款，广州北化亦确实向伊藤忠开具了发票。但广州北化和新铭鸿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伊藤忠是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广州北化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如伊藤忠所称的与广州北化最早的一次交易，合同显示是2013年12月25日签订，但伊藤忠证据26汇款凭证显示12月24日伊藤忠已向广州北化汇款5,674,720元，即伊藤忠在还未与广州北化沟通联系、还未与广州北化签订首份合同前就已向广州北化全额付款，不符合常理。而新铭鸿证据24则清楚反映了新铭鸿与伊藤忠双方制作合同的过程，并且在12月24日17时01分，陈某向李宇权发邮件报告：“北方的款付了！！”如新铭鸿是伊藤忠所称的下游买方，伊藤忠没有必要向新铭鸿报告向上游付款的情况，只需通知新铭鸿什么时候付款提货情况即可。只有在代付款的情况下，伊藤忠才有必要通知新铭鸿相关的货款已支付。再如2015年7月10日，李宇权向陈某发邮件：“陈小姐，这个合同麻烦你走一下流程，星期一付款。”新铭鸿明确要求伊藤忠何时付款。在广州北化证据18李宇权与张仕琪的微信聊天记录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伊藤忠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付款。2018年12月13日下午16时55分，张仕琪向李宇权发信息：“要明天付款吗”、“一定要吗”。17时21分，李宇权回复：“明天付款”，接着张仕琪回复：“好吧”、“可以晚几天吗”、“下周一付可以吗，我们每天要损失1500多利息”、“金额太大了”、“1125万”。18时21分，李宇权回复：“领导说明天付款”。2018年12月14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转账1128万元。从上述聊天记录可看出，李宇权用不容协商甚至近似命令的语气明确要求伊藤忠“明天付款”，而伊藤忠也不顾“每天损失1500多利息”按新铭鸿要求的时间付了款。如果新铭鸿是伊藤忠的下游买家，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而新铭鸿向本院提交的其员工李宇权与广州北化马宁之间的QQ聊天记录（新铭鸿证据11）则印证了广州北化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开具发票给伊藤忠。该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0日，在广州北化开具发票前，李宇权向马宁发送《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制票依据》表格，表格列明伊藤忠全称、税号、地址、开户行、电话、账号，以及所要开具发票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广州北化其后开具给伊藤忠发票的货物种类、数量、金额等与上述表格内容一致。另外，在广州北化唯一确认是真实交易的2017年7月12日的合同中，从合同签订前双方协商合同的版本、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提交营业执照和开票资料、到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以及之后双方反复沟通付款和提货时间等，均与伊藤忠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所展示的交易方式不同，反证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在此前并不存在固定的交易模式。三、伊藤忠的多种行为不符合正常的买卖合同交易习惯第一，关于“背靠背”交易行为。伊藤忠及其两名证人在诉中均提到伊藤忠是做“背靠背”生意。“背靠背”是交易方式的一种惯常说法，并非法律概念。在多种贸易中都有“背靠背”的交易方式，在买卖合同交易中，通常意义上的“背靠背”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象上的“背靠背”，即中间商分别与上下游签订合同，上下游互不知晓、互不接触，以避免上下游撇开中间商直接交易；二是时间上的“背靠背”，即两个交易接连发生，中间商从上游买入货物后，紧接着甚至同时将货物转卖给下游。“背靠背”交易有可能是对象和时间都“背靠背”，也有可能是对象或者时间其中之一的“背靠背”。本案中，符某在庭上称新铭鸿与广州北化做了很多年生意，双方有着很深的渊源；其没有跟广州北化沟通过数量、单价等信息，因为郑再儿告诉他不用联系广州北化。而陈某在庭上解释“背靠背”是指采购和销售同时进行，买进多少货物就销售多少货物。也即伊藤忠在本案中所称的“背靠背”不包括对象上的“背靠背”，而是时间上的“背靠背”。但陈某在解释2017年12月18日其与李宇权说“跟北化说一下，和供应商的邮件我们内控要定期抽查，所以让他们对应一下”是什么意思时，陈某称：“北化经常和第三人公司联系，绕开我们，我觉得不合适，想让北化公司直接跟我联系。”该解释明显与符某的证言相矛盾。既然符某、陈某从未与广州北化沟通过，并且知道广州北化与新铭鸿早已做了很多年生意，为何突然要广州北化直接与其联系？既然伊藤忠仅是做时间上“背靠背”的生意，并且知道广州北化与新铭鸿有很深厚的渊源，即使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绕开伊藤忠直接联系对其生意也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为何仍要广州北化直接与其联系？陈某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陈某所谓的要广州北化与其联系，目的在于应付伊藤忠内控抽查“和供应商的邮件”，这与新铭鸿关于伊藤忠内部有相应的审核流程，需要新铭鸿配合的陈述相印证，也解释了为何陈某与李宇权制作合同后，在没有任何事前沟通的情况下，会将个别合同发给广州北化马宁。第二，关于验货行为。伊藤忠提交广州北化马宁于2015年12月23日向伊藤忠陈某发送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10）“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拟证明广州北化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伊藤忠直接沟通货物质量问题，反证伊藤忠是真实买方。但其证人符某在庭上称“我们不需要验货，只有出现质量问题才会来投诉，我会引导他们去找广州北化。”既然伊藤忠不需要验货，并且出现问题会引导下游买方直接找广州北化解决，那么广州北化直接与伊藤忠下游买方沟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专门向伊藤忠发邮件解释，伊藤忠提交的该份邮件并未能反映事情的前因后果。而广州北化提交的新铭鸿经营部2015年9月15日和9月17日出具的两份《关于货物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出具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理赔请求反馈意见》、广州北化向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发出《关于产品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新铭鸿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10），则清楚反映了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以及新铭鸿的下游客户无法及时向伊藤忠回款，伊藤忠向新铭鸿追问回款，以及伊藤忠要求新铭鸿上游卖方发邮件对质量问题作解释的过程，并不是伊藤忠所称的广州北化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其直接沟通货物质量问题。新铭鸿提交的伊藤忠员工张仕琪、魏瑞青向新铭鸿李宇权发送的邮件记录（新铭鸿证据23）显示，伊藤忠员工向李宇权反映入库货物湿水、破包等情况，伊藤忠解释称自广州北化处采购的货物最终将售予新铭鸿确定的下游买方，因此，如新铭鸿同意接受瑕疵货物的，则伊藤忠将无必要向广州北化主张退换货，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如果伊藤忠是从广州北化采购货物，当货物出现瑕疵和数量短缺时，正常情况下伊藤忠应向广州北化反映，而不是向其下游买方新铭鸿反映。二，如果伊藤忠是要问新铭鸿是否同意接受瑕疵货物，应在邮件中明确询问新铭鸿是否同意接受瑕疵货物，并且对货物价款作出一定让步（毕竟伊藤忠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每吨增加50-100元）。但伊藤忠的邮件中并没有出现任何询问新铭鸿是否愿意接受瑕疵货物的意思表示，而是询问“可否请北化补发，或是另行处理？”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正常情况下，接收货物的人当发现货物出现瑕疵或者数量短少时，会向货主或者交付货物的人反映。因此，根据上述邮件内容，以及结合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伊藤忠仓库内的货物是由新铭鸿所交付，当伊藤忠员工发现货物出现瑕疵或者数量短少时，通知新铭鸿补充货物，或者将瑕疵货物另行处理掉，这也说明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并无真实的买卖关系。第三，关于伊藤忠的追款行为。根据各方证据显示，伊藤忠在2019年3月份未收到货物后，是先向新铭鸿追讨货物和欠款，并要求新铭鸿签署《应付账款确认书》。伊藤忠解释是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货款清偿保障，要求新铭鸿公司出具上述确认书。本院认为伊藤忠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如果伊藤忠是与广州北化发生买卖关系，当广州北化没有交付案涉货物时，伊藤忠理应先向广州北化追讨货物，而不是向下游买方新铭鸿追讨货物和货款。并且在《应付账款确认书》中明确载明：“我司（新铭鸿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已经收到全部货物1800吨（贵司供应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发货），确认货物的质量后已经全部转卖。”虽说该确认书是新铭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再儿签字，但确认书的内容是由伊藤忠的具体负责人所写，表明伊藤忠已确认新铭鸿已收到货物并且全部转卖，而且伊藤忠实际上也接受了新铭鸿的还款，现又以广州北化未交货为由要求退货款，明显前后矛盾。第四，关于利息对账行为。新铭鸿提交其员工李宇权与伊藤忠陈某之间2014年至2018年期间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16），邮件内有众多利息对账表，用以证明双方存在长期的借贷关系，并且按期结算利息与本金。伊藤忠解释上述利息实质是违约金，本院对该解释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陈某给李宇权的邮件中使用了“利息”、“到期日”、“免息期”、“利率”等与借贷关系密切相关的字眼。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伊藤忠并不关心向广州北化购买商品的品名、数量、规格、单价等信息，伊藤忠并不与广州北化沟通上述信息，而是由新铭鸿直接填写在合同上，也不关心广州北化交付货物的质量，因为他们不需要验货，但却定期与新铭鸿对账回款的本金及利息，不符合正常的买卖合同交易习惯。最后，伊藤忠主张的利息可以随时调整，甚至其“部长”可以单方面要求而无需征得新铭鸿的同意就可以将“利率提高为含税6%”，与正常的买卖合同违约金由双方协商确定相悖。而新铭鸿的证据能证明伊藤忠与其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从2017年10月16日陈某向李宇权发邮件的内容：“贵司所有客户的利息由贵司统一负担，在最后一批出货时结算，也就是说最后一笔出货前贵司需付清所有利息及货款才能提货。”结合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新铭鸿提交的伊藤忠与汕头市新元亨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川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塘厦富源五金塑胶制品厂、深圳市瑞鸿祥贸易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同、出库单，以及李宇权通知陈某上述公司打款的信息、李宇权通知陈某放货的电子邮件等（新铭鸿证据27）可以看出，伊藤忠替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后，相应的货物交由伊藤忠保管，在新铭鸿将货物转卖并由下游买方回款给伊藤忠后，伊藤忠才放货给新铭鸿，这与新铭鸿所称的将货物质押给伊藤忠的陈述相一致。另外，伊藤忠提到双方的两份询证函（伊藤忠证据36、37）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询证函主要用于公司内部记账和审计，表明函证双方可能存在款项往来，但函证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不能仅以询证函来断定，尚须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本案结合其他证据不能认定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伊藤忠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伊藤忠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在庭审中已向伊藤忠释明如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与本院认定的不一致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伊藤忠明确不变更诉讼请求，故本院对伊藤忠本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关系，由伊藤忠另循途径解决。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926元，由原告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鹏有人民陪审员  王丽红人民陪审员  李少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郑梦晴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