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2民初92号原告：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200052854999B。法定代表人：韩光，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少铿，北京市高朋（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峰鸣，北京市高朋（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绥化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绥化市北四西路。法定代表人：王江，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雷，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该局所有者权益科科长，现住绥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波，黑龙江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绥化市北林区北二西路。法定代表人：付秀芳，职务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浩，黑龙江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与被告绥化市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林区政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少铿、史峰鸣，被告绥化市自然资源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雷、刘春波，第三人北林区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从2014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土地出让金实际返还之日）；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4年1月21日发布绥国土资告（2014）004号《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位于绥化市××东富工业园区，宗地编号绥储N12-5-4，面积18.71万平方米的“净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2014年2月21日挂牌活动中，原告以4585万元竞得该出让地块，当天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原告依约缴清了全部土地出让金、契税和土地规费。2014年2月26日，北林区地税局开具了科目为“契税”的《税收交款书》，金额为229.25万元。2014年3月28日北林区财政局开具了收费项目为“土地出让金”的《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金额4585万元。2014年5月12日，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开具了收费项目为“土地登记费”和“土地证费”的《黑龙江省非税收票据》，金额为1.52万元。根据《出让合同》第六条约定，被告应在2014年5月12日以“净地”条件交付该出让地块，但被告迟迟不交地。为此，原告多次去人去函催告被告，甚至向省政府、省企业投诉中心反映，要求督促被告履行合同，但被告置若罔闻，至今仍不履行交地义务，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出让合同》依法依约应予解除。因被告根本违约，导致《出让合同》解除，故被告应退还全部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及法定孳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被告承担的违约责任，《出让合同》第三十七条约定：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1‰向受让人支付违约金。原告现在该违约金标准范围内要求被告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承担《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日至土地出让金实际返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必须指出的是，原告除依约交纳土地出让金和税费、规费外，还为准备项目开发支出了大量前期费用，比如原告已支出的规划设计、策划、地勘、安评等前期费用456.25万元等。原告支出的契税、土地规费以及上述规划设计等前期费用，仅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已达1853619.79元。被告的违约不仅导致原告巨额前期投入血本无归，还造成原告错过开发时机，遭受了巨额开发收益和机会成本损失。绥化市自然资源局辩称，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无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一，根据绥国土资告（2014）0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第七条第三项内容可以证实，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在发布公告时明确说明，申请人须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自行现场踏勘挂牌土地，如有疑问可在挂牌活动开始日前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答辩人咨询。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从以上内容来看，原告在竞买前，对挂牌出让的土地现状是充分了解的，认可土地的现状才参加竞买。第二、原告以土地挂牌出让方式取得绥储N12-5-4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面积18.71万平方米，成交确认时间和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21日。2019年3月28日，原告向北林区财政局支付征地补偿款4585万元，北林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村开展征地工作，共征地18.71万平方米。供地批准时间2014年4月15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绥化市人民政府建设用地审批件已交付原告。原告于2014年5月12日向绥化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国土资源局审核后于5月13日为原告办理了绥国用（2014）第12747、12748、12751、12752号土地登记。原告于2014年5月13日取得上述四份土地使用权证书，原告已对该18.71万平方米土地享有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以上法律规定说明，不动产物权依登记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在申请土地登记后，已经对案涉的建设用地享有用益物权，且第三人北林区政府已经按其与原告投资公司的约定，将原告竞拍的土地达到了“五通一平”可以投资建设的标准，原告完全可以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原告未及时进行投资开发建设，系因原告投资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纠纷所致，与绥化市自然资源局无关。第三，虽然双方在《出让合同中》约定交付的土地是净地，但“净地”是相对于“毛地”而言的，该词语并非法律专业术语，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并未规定净地到底是什么标准，因此，原告据此称绥化市自然资源局违约不能成立。绥化市北林区政府辩称：1.因与北林区政府签订项目协议书的是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谷公司”），前期的各项审批手续均是由五谷公司申请办理的，但后来五谷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深圳市嘉洲田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辩称“财富公司”），意味着北林区政府与五谷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已经终止，而财富公司并未与北林区政府重新签订投资协议，而是仍然以五谷公司设立的原告公司的名义继续参与该项目，其对投资主体发生变更的事实未向北林区发改局进行告知并申请重新立项备案，其行为违反了《黑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以此违法行为取得了项目备案确认书并进而拍得案涉建设用地，因此原告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程序违法；2.原告无论是否取得净地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3.原告之前的投资方五谷公司未对征地发生的实际费用补偿到位，因此才导致绥化市自然资源局不能交付净地，该责任应由五谷公司或原告承担；4.因项目的原投资方五谷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财富公司，导致了项目协议自动终止，因此，五谷公司前期投入的一切费用产生的损失与北林区政府无关；5.2014年5月13日东富工业园区副主任杜某与原告公司代表宋兆华、韩光一同到绥化市自然资源局领取了四本土地使用证，并商定暂由东富工业园区保管，后由于原告控股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导致该土地使用证一直留存在东富工业园区。原告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拟证实：案涉土地是经过挂牌出让的，且出让公告载明出让的案涉土地的场地平整状态是达到净地条件，证明案涉土地是以“净地”条件挂牌。证据二，《成交确认书》，拟证实：案涉土地由原告竞拍取得，成交价款4585万元，《成交确认书》还明确约定，“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成受让地块的定金”。证据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拟证实：1.原被告之间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之间建立了土地出让合同的法律关系；2.该合同第六条约定被告应在2014年5月12日前履行交地义务，而且交付的土地的平整状态应达到“净地”条件；3.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出让价款为4585万元；4.该合同第三十七条约定，原告按约定付清土地出让金的，被告必须按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5.该合同第三十七条约定了被告迟延交付土地的违约金计算方法是每日按出让价款的1‰计算；6.该合同第四十二条约定了原被告均保证本合同填写的通讯地址、电话真实有效。证据四，《税收缴款书》，拟证实：原告已经缴纳案涉土地的税款229.25万元。证据五，《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拟证实：原告已依约交纳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证据六，《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拟证实：原告已缴纳了办理产权登记所需的相关费用1.52万元。证据七，《关于要求明确绥储N12-5-4地块证书及移交问题的函》，拟证实：原告于2015年11月20日向被告邮寄了该函并进行了公证。证据八，《关于再次要求交付绥储N12-5-4地块及其土地证的函》，拟证实：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该函并进行了公证。证据九，《关于要求明确绥储N12-5-4地块证书及移交问题的函》，拟证实：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了关于函的内容的传真并进行了公证。证据十，《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一份及《发票》34张，拟证实：原告为准备项目开发已委托了设计公司对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并约定设计费用为1005万元，原告已经实际支付301.5万元。证据十一，《项目合作协议书》及《发票》，拟证实：原告为准备项目开发已委托策划公司对项目进行了策划，并约定策划费100万元，原告已实际支付40万元。证据十二，《租用办公室协议书》及《租金收据》，拟证实：原告为准备项目开发，已租赁了办公场所，并已经实际支付租金3.5万元。证据十三，《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及《发票》，拟证实：原告为准备项目开发已委托勘查公司对项目进行了勘查，并已实际支付设计费109.6万元。证据十四，《安全评估费发票》，拟证实：原告为准备项目开发，已按规定委托安评公司对项目进行了安全评估，并已支付安全咨询费1.65万元。证据十五，案涉地块卫星照片。证据十六，2018年12月和2019年4月拍摄的案涉地块的两组照片。证据十七，对案涉地块的《测绘报告》。证据十八，2019年案涉地块现状图。证据十九，2014年1月20日案涉地块现状勘界图。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五至证据十九，拟证实：案涉出让地块的现状未达到出让合同所约定的“净地”条件。证据二十，2018年11月20日原告致被告网站中“厅长邮箱”的邮件，拟证实：原告通过多种渠道催告被告依约履行交付土地证和移交土地的义务。证据二十一，案涉土地在绥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存档材料，拟证实：原告举示的《契税》、《土地出让金》、《土地登记费》等单据的真实性。证据二十二，2018年11月23日被告回复原告的《情况说明》，拟证实：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多次催告后，只回复了这一次，且未就原告的要求作出实质性答复。证据二十三，2017年《文件处理单》，拟证实：原告就被告不履行出让合同交地交证的问题向黑龙江省领导进行了反映，而被告在经省领导和相关监管部门关注、督促其履约后仍然没有履行。证据二十四，（2019）黑12行终54号《行政裁定书》。证据二十五，岳新田的占地示意图。该两份证据拟证实：被告至今未就案涉土地的补偿安置落实到位，被告与案外人就案涉土地的法律纠纷至今未予解决，进一步证明案涉土地权属不清晰，未能达到“净地”条件。证据二十六，徐森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实：徐森之所以对原告提起诉讼，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被告不履行交地交证义务造成的。证据二十七，建设银行对账单，拟证实：原告在2013年12月3日支付了4370万元土地出让金，在2014年3月28日支付了剩余的215万元土地出让金，收款方账号是北林区财政局的专用账户。证据二十八，《徐森情况说明》的公证书一份，拟证实：徐森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二十九，《企业名称预告核准通知书》，证明原告公司在2012年8月15日设立时的股东是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不是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上述书证不具有合法性。首先，根据原告举示的《挂牌出让公告》第七条三项，明确告知了申请人须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自行现场踏勘地块，如有疑问可在挂牌活动开始日前以书面方式向被告咨询，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视为竞买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通过该条内容证实，原告作为竞买人在申请竞拍前对案涉土地的状况是充分了解的，并且该公告也是附条件的挂牌出让。其次，通过第三人的答辩可知，原告作为申请人竞拍时，其投资主体已经变更为财富公司，并非最初与第三人签订项目协议书并最终取得项目备案的投资人，因此，原告的竞拍程序是无效的，既然是无效行为，原告就无权主张土地出让金。第三，根据原告举示的缴费和缴税票据来看，原告所缴纳的相应税费均是由北林区财政局和税务局收取的，被告并未收取原告缴纳的任何款项，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返还土地出让金以及违约金的问题。第四，双方在出让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净地”，但对“净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并且第三人已经按照其与投资主体的协议，达到了“五通一平”的标准和可以进行动工开发建设的条件，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被告对证据七至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1.被告已于2014年5月13日将土地使用证交付给原告，由当时原告的董事宋兆华领取，原告称证书没有移交与事实不符；2.案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为用益物权，按照法律规定，该物权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法律效力，且建设用地属于不动产，不需要交付。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十至十四的真实性称无法确定，并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理由是：以上证据发生时间均在2014年5月13日前，原告是在2014年2月21日申请竞拍土地的，在2014年5月12日申请土地登记并于2014年5月13日领取土地证书的，原告只有在取得土地证书享有土地使用权后，才能进一步开展与利用土地的相关工作，在此之前所发生的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对证据十五至十九的真实性称无法确认，并称最初与第三人签订项目协议的是五谷公司，在项目备案书未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原告并非该项目的投资主体，原告举示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且案涉地块已经达到了五通一平标准，可以开发建设。被告对证据二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其已经完成了交地交证义务。对证据二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相关费用是向北林区财政局和北林区税务局交纳的，与其无关。对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在该份证据中显示，被告已经明确告知原告案涉土地的使用证已经被其工作人员宋兆华领取。对证据二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该意见是针对第三人的，是领导签字让第三人进行落实的，与被告无关。对证据二十四、二十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裁定是驳回岳新田诉讼请求，不能证实岳新田所主张的事实成立，也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成立。对证据二十六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其认为徐森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性质，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不出庭接受质询证言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被告对证据二十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原告举示的该对账单未体现出收款的单位及账户，另外，原告打款的时间均发生在案涉土地挂牌出让及签订出让合同之前，以此可见，原告所缴纳的该款项并非土地出让金，而应是第三人所称的征地补偿款。对证据二十八有异议，其认为，徐森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不出庭的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被告对证据二十九没有异议，但其认为，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谭英，从名称中可以看出该两个公司是关联企业。经质证，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一至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原告竞拍土地的程序违法。对证据六没有异议。对证据七至九的真实性称无法确认。对证据十至十四的真实性称无法确认，并认为与第三人签订项目协议的是五谷公司，而不是原告，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其为准备项目开发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与第三人无关。对证据十五至十九的真实性称无法确认，并认为：1.原告举示的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在当初竞拍取得案涉土地时没有达到净地条件；2.净地应是什么标准没有统一尺度；3.在其与五谷公司签订合同时约定路边林木的征地补偿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由五谷公司承担，但五谷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进行补偿，因此导致在案涉土地出让后，该宗土地上仍然存在路边林。对证据二十至二十六，第三人除对证据二十三之外，其余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致。对证据二十三其认为，其收到文件处理单之后已经向市投诉中心及省环境办发函，说明了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证据二十七、证据二十八、证据二十九的质证意见均与被告一致。被告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项目协议书》一份，拟证实：2012年4月第三人与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绥化）农林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在绥化市富工业园区内建设中国绥化农林产品交易中心，约定第三人负责园区内“五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上下水通、路平整，第三人依约履行了义务。证据二，原告企业登记档案一份，拟证实：2012年8月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在绥化注册成立原告公司，股东为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谭英，宋兆华为公司监事。2013年12月，原告公司股东变更为深圳嘉洲田财富控股有限公司，宋兆华身份变为公司董事。证据三，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共七份，拟证实：2014年至2018年12月，原告及投资方深圳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嘉洲田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之间及其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并就股权变更问题诉诸诉讼多年，原告精力主要用于诉讼活动，在竞拍的土地上未实际进行项目投资建设，进一步证明原告在竞拍的土地上未动工建设，并非原告和第三人违约行为所致，并且被告和第三人也无违约行为。证据四（一组证据）包括：1《关于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新建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项目用地的批复》一份。拟证实：绥化市人民政府同意对案涉地块以挂牌方式出让给原告作为项目建设用地。2.《建设用地申请审批表》一份，拟证实：被告对原告竞拍的土地履行了相关审批手续。3.成交公示单一份，拟证实：被告对原告竞拍的土地进行了成交公示。4.原告向被告递交的用地申请书一份。5.北林区发改局对原告报送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的项目进行备案的备案确认书一份，拟证实：原告未按项目备案确认书载明的有效期限内进行开工建设，该项目备案已经失效。6.原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及营业执照，拟证实：原告申请供地的主体。7.被告向原告发出的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通知一份。8.北林区财政局收取原告缴纳的征地补偿款4585万元的票据。拟证实：实际收款人并非被告，而是北林区财政局，进一步证实，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不当。9.《缴交国有土地出让金登记单》两份，拟证实：实际收款单位是北林区财政局而非被告。10.税收缴款书，拟证实：原告向北林区税务局缴纳了229.25万元的契税款。11.《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一份，拟证实：2014年3月28日绥化市北林区财政局为原告出具了原告缴纳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的票据，进一步证实该款并非被告收取。12.案涉地块详控图，拟证实：案涉争议地块的位置。13.《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下载网页），拟证实：2014年1月21日被告发出该公告，在该公告第七条第三项载明，竞买申请人需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自行现场踏勘挂牌地块，如有疑问可在挂牌活动开始日前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被告咨询申请，一经申请确认后，视为竞买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进一步证实原告作为竞买人对案涉地块现状无异议。14.原告的竞买申请书。15.原告的竞买报价单。16.成交确认书。证据14、15、16共同证实：原告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竞拍取得案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向北林区财政局支付征地补偿款4585万元。证据五，原告申请办理案涉土地使用证地籍档案4份，拟证实：原告于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提出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被告审核后于次日为原告办理了土地登记，进一步证实原告在竞拍土地后的三个月期间仍然认可竞拍土地的现状并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证据六，绥国用（2014）第12747、12748、12751、12752土地使用权证书，拟证实：原告于2014年5月13日取得上述四份土地使用权证书，原告对上述土地享有土地使用权，现再以债权合同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根据。证据七，被告情况说明一份、特快专递填写单一份、查询记录二份，拟证实：被告在2018年11月22日给原告的回函中明确向原告说明，被告已经向原告供地，并且原告的工作人员宋兆华已经领取了4份土地使用权证书。证据八，绥化经济开发区东富管委会于2019年6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实：2012年初深圳的谭英与第三人就建设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进行了洽谈，2012年4月11日谭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并与当年8月在绥化成立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时也是谭英，股东只有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公司。2013年12月5日，原告的股东由原来的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嘉洲田财富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谭英。2013年12月3日和2014年3月28日原告向北林区财政局支付了征地补偿款4585万元，北林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征地18.71万平方米，在征地后只是到被告单位履行了一个挂牌出让手续。2014年5月12日原告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2014年5月13日原告工作人员宋兆华将四份土地使用证取回，并要求由绥化市××东富管委会代为保管原因是原告公司的出资人以及股东之间出现了纠纷，并且在此期间第三人和东富管委会对原告的股东和出资人之间多次沟通，但未调解成功，后股东和原告之间诉讼到法院，以致原告竞拍的土地至今没有动工建设。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1.本案的纠纷性质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项目合作协议》与《出让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项目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最高院对此已经作出了该两种合同相对独立的审判指导意见。2.原告的主张是被告未按出让合同约定履行交地义务，而且案涉地块至今不符合“净地”条件，该《项目合作协议》不能证明案涉地块已达到“净地”和被告主张的五通一平条件。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1.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出让合同纠纷无关；2.该份证据显示原告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是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而不是被告所称的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3.从该证据来看，宋兆华从来不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1.原告不能建设的原因是因为被告不能依约履行交付“净地”义务；2.本案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时间是2014年5月12日，而工商登记纠纷案件是在2015年1月21日之后才发生的，所以，该纠纷不构成被告不向原告依约交付土地的理由；3.绥化中院的终审行政判决书和黑龙江省高级法院的再审审查裁定书已经认定原告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合法，该行政登记案件是他人恶意制造的虚假诉讼，并不是原告股东之间的纠纷，被告是在偷换概念。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四（一组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1.被告称原告在2014年3月28日向北林区财政局缴纳了4585万元的征地补偿款不准确，其一，该款的性质是土地出让金，并非征地补偿款，该事实根据双方举示的大量证据可以证实；其二，根据被告举示的《缴交国有土地出让金登记单》可见，是由被告和第三人共同盖章确认的，并且被告将这些登记单和收款票据装订入案涉土地档案的行为，证明被告和第三人已共同确认原告缴至北林区财政局的4585万元款项属于案涉出让合同项下出让金的事实。另按照国务院《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以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财综（2006）68号文件，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地方国库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收入的收纳业务，根据该规定，原告将土地出让金价款缴纳到地方财政是合法和必须的，被告所称的其本身未收到土地出让金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案涉土地挂牌公告，通过该公告的内容可以看出，对竞买人的主体并无任何限制条件，无论竞买人有没有与第三人签订什么协议，有没有申请立项，均只按最高价确定土地竞买人，从而更能说明被告及第三人所称的原告取得土地使用权程序违法无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3.被告提供的土地档案的内容不完整，未能按照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21条规定的市县国土部门供应土地应达到的五项要求，即“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的其他基本条件”等四方面的材料。原告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1.对地籍调查表记载的“该宗地界址清楚、无争议”和“界址标志完好”不认可，从案涉地块现场看，该地块至今界址不清，而且没有设置界址标志。2.被告为案涉土地办理了土地登记手续，不等于案涉地块已经达到了出让合同约定的“净地”条件，也不等于被告依约履行了交地义务。3.按照该组证据中的《绥化市国土资源局收件单》记载，“该项目已经审核合格，可于20个工作日后携本人身份证或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到我局交纳规费领取证书”，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提供有关人员领取案涉土地证时向被告提交的委托手续，若被告不能提供，则应认定被告未将土地使用证交付原告的事实。4.被告为案涉土地办理了所有权登记、办理土地使用证，这一系列行为说明了被告对原告已付清土地出让金的事实予以认可，否则，不会为原告办理土地登记。原告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这四份土地使用证只能证实被告在2014年5月13日制作了土地证，不能证实被告已将土地证交付给原告，事实上，该4本土地使用证被告一直没有交付给原告，加上被告对土地征收工作未完成，被告没有履行交地义务，导致原告对该土地的用益物权无法行使。原告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1.建设用地审批件没有交付给原告；2.该情况说明所称的宋兆华领取了土地使用证不属实，被告也没有提供宋兆华领取土地证的任何手续，事实上，土地证出证当天就由被告交给第三人下属的东富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3.被告的该回函回避了原告去函催促其交付土地的要求，而且案涉土地征收工作至今未完成，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对证据八不予认可，其认为：1.该《情况说明》缺少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员的签名，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2.该《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审理的是出让合同纠纷，土地是否已经交付，是否达到净地条件是本案审理的关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以上事实；3.该情况说明陈述的事实均不属实，真实的情况通过原告举示的相应证据及原告的庭审陈述可以证实。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如下：证据一，第三人与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绥化）农林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合作协议》时间是2012年4月11日。拟证实：该项目的投资主体是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投资方负责对该项目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费等费用的支付。证据二，关于园区“五通一平”的证明材料六份。拟证实：第三人与投资方签订的协议中所指的五通一平是工业园区的五通一平，而不是项目用地的五通一平。证据三（一组证据），包括：1.原告工商登记信息表、2.原告公司变更登记审批表、3.2012年5月16日的北林区发改局项目备案材料、4.2014年4月10日北林区发改局的项目备案材料、5.2019年8月16日北林区发改局出具的关于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备案的有关情况说明。拟证实：本案所涉项目的投资人是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在2013年12月5日原告公司发生了股权变更，与第三人签订项目协议的投资人谭英控股的公司已经撤出。该项目的有效期为两年，原告应在备案期内开工建设，还证实原告在变更法人和股东后，未向北林区发改局进行过备案的变更登记。证据四，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与绥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原告的五份裁判文书。拟证实：自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项目公司因内部股权纠纷和债务纠纷进行诉讼，没有投资建设的真实意愿。证据五，绥化市××东兴办事处新兴管理区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的一份《嘉洲田征地补偿款拨付情况说明》和《付款凭证》，拟证实：第三人实际拨付的征地补偿款为54582454.38元，超出了原告所交付的征地补偿款数额，根据第三人与原告投资人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约定，该项目的征地补偿款由投资人支付，但其并未支付，而是由第三人承担了，并已经实际支付完毕。证据六，第三人向绥化市企业投诉中心、省发展环境整治办的回函。拟证实：投诉主体是深圳市嘉洲田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且第三人不交付土地使用证的原因是原告公司股权发生纠纷。证据七，征地补偿安置协议98份，拟证实：北林区东兴办事处新兴管理区已经与98户农民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支付了征地补偿款。证据八，绥化市××东富工业园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杜某的出庭证言。拟证实：被告已将案涉的四本土地使用证交付给原告，是原告委托东富管委会代为保管该四本土地使用证，还证实因原告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导致该项目迟迟不能开工建设。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理由为：本案是出让合同纠纷，第三人举示的《项目合作协议》与本案的《出让合同》系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本案审理的是原被告之间的出让合同纠纷，而原被告均不是《项目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该《项目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也不会导致原被告基于土地出让合同建立的法律关系消灭或者变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认为：1.该六份证明的证据形式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形式要件，没有单位负责人和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2.该证明的出具单位中，北林区交通局、北林区税务局、北林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北林区东富管委会等都是第三人的下属单位，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而且该组《证明》内容存在大量完全一样的文字表述，显然是在制作时相互抄袭、复制的结果，没有可信度；3.通过原告提交的对案涉土地的测绘报告及现场照片，充分证明案涉地块至今不是净地，足以证实第三人提交的五通一平的证明不真实；4.该组五通一平证明与第三人政府网站所发布的信息不相符。对证据三不予认可，其认为：1.该组证据与本案出让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2.案涉项目的投资主体一直就是原告，不管股东与投资主体是否发生变更，原告的公司始终存在，不影响合同的履行。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实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理由为：1.原告为项目建设投入了数千万元的资金，包括交纳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进行项目的涉及、安评、勘探、租赁办公场所等等，已经充分证明了原告的投资建设意愿；2.第三人所称的债务纠纷发生在2014年9月，时间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日之后，是因为被告不按约定履行交地义务以及第三人非法扣押土地证所引起的原告投资人徐森采取的预防性保全措施，并非第三人所称的事实。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认为：1.该情况说明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的形式要件，未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2.该情况说明所载明的补偿费每平方米121.30元与被告在北林区法院（2019）黑1202行初13号案件中自述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90元相互矛盾；3.第三人所称的其支付的征地补偿款与原告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的数额的多少与本案无关，且根据该情况说明的记载，其征地的面积为294855平方米，而本案被告出让给原告的土地面积为18.71万平方米，因此，第三人所称的征地款大于原告缴纳的出让金一说不能成立；4.根据该情况说明的记载，案涉土地至今尚有6户农民没有签订补偿协议，另外土地上还存在大量苗木、大棚、坟地、动力电源井和路边林木等也没有补偿到位，证明征地补偿工作至今没有完成，土地仍然处于权利不清晰状态；5.从情况说明记载的资金拨付时间看，有20882454.30元是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日后才拨付的，证明被告在约定交地日没有完成征地补偿工作。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第25条规定，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第三人迟延支付征地款的行为已经违法。对证据六不予认可，该函中陈述的事实不真实，且属于第三人的单方陈述，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七因未能提供证据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第三人之前举示的证据及陈述已经证实了其对案涉地块的征地补偿工作并未完成，因此该份证据证明不了案涉地块的权利清晰无争议。对证据八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理由为：1.证人杜某系第三人的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杜某作为领取并扣押原告土地证的具体实施人，其证言不可信；3.杜某称其陪同宋兆华、韩光去领取土地证并接受委托保管，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其一，原告通过正常的招拍挂程序并缴清了全部的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并办理了土地登记，领取土地使用证并无障碍，无需他人陪同，杜某称其陪同领取土地证没有现实意义；其二，土地证系重要的物权凭证，杜某称代位保管，但称双方没有办理保管手续亦未向原告出具任何保管凭证，不合常理；其三，杜某称宋兆华以原告公司的名义要求其保管土地证，退一步讲，假设该事实存在，那么后来原告要求归还土地证的时候，第三人和东富管委会却拒绝将土地证归还给原告，也说明第三人是故意持续的侵害原告的物权，更进一步证明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另外，原告举示了一份反驳证据，即韩光出具的一份声明，原告欲通过该声明证实，杜某所称的其陪同宋兆华、韩光领取土地证的事实不真实。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依据原告的申请，本院调取了关于岳新田与被告之间部分行政案件的诉讼卷宗材料，并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原告认为，从岳新田与被告之间行政诉讼的卷宗材料来看，岳新田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包含在案涉出让地块范围之内，但岳新田仍持有承包经营权证书且并未依法办理注销登记，被告直至2019年仍未解决岳新田的征地补偿问题，进一步证明案涉出让土地的征地补偿工作并未完成。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意见一致。依据原告提交的现场勘验申请，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组织各方当事人一同对案涉争议地块现场进行了勘验，并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勘验照片，各方对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质证意见如下：原告认为，从现场勘验情况来看，案涉争议地块内至今仍存在种植庄稼、大棚、并且存在大量林木、垃圾堆、电线杆等，说明案涉地块至今权利不清晰，征收工作未完成。另外，争议地块的道路未修建完毕，东、南、北三面相邻的规划路仍未修建，案涉地块至今未能实现通路的条件，不具备动工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被告认为，对于争议地块上存在的庄稼、大棚、树木、垃圾堆等没有异议，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只是约定净地，但净地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并且根据第三人提供的五通一平的证据能够证实案涉土地不影响原告动工开发建设，而且原告在竞拍土地成功后，申请了土地使用权登记并领取了土地证，视为原告对竞拍土地现状的认可，原告主张被告违约不符合约定。第三人认为，案涉土地上存在的庄稼、大棚、垃圾堆等现状是在征地前还是征地后形成的不能确定，电线杆不在征地范围之内，如原告实际进行开工建设，第三人可以与电力部门协调将电线杆移除。本院对本案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1.关于原告举示的证据：原告举示的证据一至证据六，被告及第三人对该六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六份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对该六份证据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七至九，虽然被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据中附有公证机关的公证书，可以证实证据的真实性，且该三份证据的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应予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十至十四中，包含了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多份协议，且附有相关的正规发票，可以证实原告对案涉土地待开发的项目进行了相关投入并支付了相应费用的事实，该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及与本案无关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五至十九系关于案涉土地的现状照片，经审查，该照片所反映的土地位置确系案涉争议的土地，且照片所反映的土地状况能够与本院现场勘验的土地状况基本相吻合，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及案涉土地已经达到了约定标准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告举示的证据二十，证实了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对此份证据应予采信；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二十一至二十五，均系书证，被告及第三人对此真实性均无异议，能够证实原告所主张的缴费事实，应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相关费用是向北林区财政局和北林区税务局交纳与其无关的主张，因被告所提交的《缴交土地出让金登记表》中体现，被告和北林区财政局共同在该登记表上进行了签章，该行为应视为被告对原告向北林区财政局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认可，因此，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案涉土地使用证被原告领取，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意见不能予以采纳。根据岳新田与被告之间行政诉讼的裁判文书并结合第三人关于案涉地块尚未全部征收完毕的自认，可以认定案涉地块的土地征收工作未完成的事实，对原告的该份证据应予采信；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二十六、二十八，被告及第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徐森出具的情况说明在证据属性上应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原告提交的该情况说明虽然负有公证机关的证明，但因其未能出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言条件。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有理，应予采纳，对该两份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二十七系书证，该证据来源形式合法，且能够客观证实案涉土地出让金的交付情况，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应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虽提出该银行对账单未能体现出收款方的单位及账户信息，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了原告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由北林区财政局收取的事实，因此，对该事实应予确认。原告举示的证据二十九系一份书证，且被告及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对此依法予以采信。2.关于被告举示的证据：因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一至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举示的证据一不能证实第三人实际履行了园区内五通一平的义务，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案涉土地确未达到净地条件，故对该证据不能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二，经审查，当时宋兆华确被任命为公司董事，但后来又被撤销了董事职务，不能证实在领取案涉土地证时宋兆华依然是原告公司董事的事实，而且，被告亦未能举示其将案涉土地证交付给宋兆华的相关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已经领取土地证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三不能证实其所主张的因原告进行其他诉讼导致在案涉土地上未进行开发建设的事实，且该事实与本案无关，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四无法证实其不应承担返还案涉土地出让金以及违约责任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五不能证实原告认可案涉土地现状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六只能证实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已经制作完成，但不能证实原告已经领取了该土地使用权证书，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七不能证实其已经向原告交付案涉土地和土地证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八，该情况说明中所涉及的部分事实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且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3.关于第三人举示的证据：证据一、二、三证实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不能证实第三人主张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五、六证实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七，可以证实第三人对案涉土地征收的相关事实，且能够与第三人的自认相印证，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八的证人证言，因证人与第三人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实的内容未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并结合对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21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与绥化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14-17），约定：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将位于绥化市××东富工业园区、宗地编号绥储12-5-4、面积18.71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作为其工业开发项目用地，出让价款为4585万元，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应在2014年5月12日前将出让土地交付给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并在交付土地时场地平整应达到净地状态，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清出让价款，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应在2014年6月1日之前开工建设在2016年5月31日之前竣工。在该合同的第七章违约责任部分约定，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出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出让价款的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土地使用年期自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60日，经受让人催交后仍不能交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退还已经支付的出让价款，受让人并可请求出让人赔偿损失。双方在该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2013年12月3日和2014年3月28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分两次缴清了案涉的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并由北林区财政局为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开具了458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缴费票据，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和绥化市北林区财政局共同在《缴交国有土地出让金登记单》上盖章确认。2014年2月26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向北林区地税局缴纳了案涉土地出让金的契税2292500元，北林区地税局为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开具了税收缴款书。2014年5月12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向绥化市国土资源局交纳了土地登记费和土地证费总计1.52万元，绥化市国土资源局为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开具了缴费票据。2014年5月13日，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制作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证书，但该土地使用证并未由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领取，而是一直保存在绥化市××东富工业园区管委会。《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时间到期后，绥化市国土资源局未能依约交付案涉出让土地。2015年11月20日和2018年11月12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向绥化市国土资源局邮寄了《关于要求明确绥储N12-5-4地块证书及移交问题的函》和《关于再次要求交付绥储N12-5-4号地块及其土地证的函》，在该两份函中，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明确催告要求绥化市国土资源局向其交付案涉土地及土地证，并在后一份函中提出要求绥化市国土资源局承担违约责任。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申请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对寄交该两份函的过程作了保全证据公证。另查明：在案涉《出让合同》签订后，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为准备项目开发进行了前期费用投入，包括：委托深圳市工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工程有关项目进行设计，已经实际支付的费用301.5万元；委托北京中农富达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策划，已经实际支出的费用40万元；租用绥化市食品公司房产作为办公场所，已经实际支出的费用3.5万元；委托黑龙江省佳木斯地质工程勘察院为项目工程进行勘测，已经实际支付的费用109.6万元；委托黑龙江安龙职业安全检测评价有限公司为项目作的安全测评，已经支付的费用1.65万元，以上共计实际支付各项费用总额456.25万元。又查明：案涉土地涉及农户耕地104户，截至目前共有98户农户与政府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了征地补偿款，尚有6户农户未与政府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和领取补偿款。另外，经勘查，在案涉地块范围内，现仍种植着大量的庄稼和林木，还存在正在使用的电力设施（电线杆）以及几处垃圾堆和坟头。还查明：2012年4月11日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与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政府签订了《中国（绥化）农林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就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公司在绥化市××东富工业园区建设中国绥化农林产品交易中心项目达成协议。之后，绥化市北林区政府开始着手协助运作该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2012年8月27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股东为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由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英担任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兆华为公司监事。2013年12月4日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将其对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享有的所有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嘉洲田财富控股有限公司，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后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以绥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以深圳市嘉洲田财富控股有限公司和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提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股权转让登记。该案诉讼多年，直至2018年12月4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深圳市嘉洲田天然五谷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该案才诉讼终结。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否解除，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缴纳的4585万元土地出让金是否应予返还；2.对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诉请的违约损失应如何予以支持。关于焦点1：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该《出让合同》中双方明确了各自的合同权利义务以及合同解除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该约定并依约履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1.案涉出让土地范围内现仍有六户农民的耕地未征收完毕，意即争议土地的权属没有达到清晰状态；2.根据《出让合同》的约定，案涉土地在交付时土地平整状态应当达到“净地”条件，而实际上本案争议的土地范围内存在大量的庄稼、树木以及正在使用的电力设施和垃圾堆等附属物，说明案涉土地现状并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3.原告在2015年11月20日和2018年11月20日曾两次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交付案涉出让土地，但被告始终未履行交地义务。综合上述情况来看，被告未按《出让合同》的约定履行交地义务，其已经构成违约，而根据《出让合同》第三十七条的约定，在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出让土地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因此，原告请求解除案涉《出让合同》的请求有理，应予支持。关于绥化市国土局提出的其已经为原告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且案涉土地属于不动产，应以土地登记为准，不需要实际交付以及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抗辩意见：其一，绥化市国土局虽然称其为被告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书，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该证书向原告进行了交付；其二，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未约定以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作为交付土地的条件，相反，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土地交付时的平整状态为净地，可以说明案涉土地需要原告方实际控制、占有和使用该土地为标准，因此，对绥化市国土局提出的其不构成违约的相关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土地使用证是否影响本案合同解除的问题。从双方签订的《出让合同》来看，并没有约定是以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为交付标准，而结合合同中有关交付时间及延期交付违约责任的约定来看，双方约定的土地交付应以土地实际交于原告占有、使用和控制为标准，为原告办理土地使用证只是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的一个环节之一，虽然案涉的土地使用权现登记在原告名下，但绥化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国有资产管理机关，其可在案涉《出让合同》解除后，依职权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归国家所有，因此，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土地使用证的事实不影响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出让合同》。关于返还土地出让金的主体问题。从本案的《缴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缴款单》来看，绥化市国土局与北林区财政局共同在该缴款单上盖章确认，该行为应视为是绥化市国土局认可原告将出让金交纳给北林区财政局，而且该份缴款单是存档于绥化市国土局的土地档案材料之内的，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案涉的土地出让金应当由绥化市自然资源局承担返还责任。至于最终由谁来承担该笔款项，则属于绥化市自然资源局和北林区政府之间的内部协调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关于焦点2：原被告签订的《出让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和标准，按照《出让合同》第三十七条约定：“受让人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受让人并可以请求出让人赔偿损失”。本案中，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诉请要求绥化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年利率24%标准向其支付自《出让合同》约定交地之日至土地出让金实际返还至日止期间的违约金，但绥化市自然资源局提出该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严重超过了其实际损失，并请求予以减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根据该法律规定，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但仍以补偿性为主，以填补守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以严厉惩罚违约方为目的。因此，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调整。本案中，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诉请的按照月利率24%标准计算违约金，该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其实际发生的损失，应当予以调整。鉴于绥化市国土资源局的违约行为给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造成了前期投入损失的实际情况，对于绥化市自然资源局应当承担的违约金数额，应当以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缴纳的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50%（即基本利率再上浮50%）利率标准，自《出让合同》约定的交地时间即2014年5月13日开始计算至该土地出让金实际返还之日止。综上所述，原告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绥化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月21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二、绥化市国土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4585万元；三、绥化市国土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4585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50%为标准，自2014年5月13日起计算至该土地出让金实际返还之日止）；四、驳回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9818元，由绥化市国土资源局负担331934元；由绥化嘉洲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20788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金中审判员  于成林审判员  王 婧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李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