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3民初6666号原告：武汉吉盛达一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碧水大道以**厂房**第****(12)。法定代表人：黄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莉群，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春玲，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药康德乐（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招银大厦**法定代表人：郑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利，湖北卓创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北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南城新区湾洲大道中段**v id='2'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原告武汉吉盛达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吉盛达一公司）与被告上药康德乐（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康德乐公司）、第三人湖北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仙桃第一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莉群、蔡春玲，被告康德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康德乐公司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支付货款315865.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315865.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6月18日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判决被告康德乐公司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康德乐公司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日，原告吉盛达一公司与被告康德乐公司签订《2018年度采购协议（药品和医疗器械）》，约定委任被告康德乐公司作为原告吉盛达一公司药品/医疗器械的经销商，在指定区域内销售指定产品，协议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等内容。之后，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康德乐公司收到产品后未就产品提出异议，但自2018年4月开始停止付款。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康德乐公司辩称：双方2016年、2017年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2018年被告康德乐公司未收到原告方货物，原告吉盛达一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康德乐公司收到了货物，被告康德乐公司没有违约，不应承担律师费用。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未到庭应诉，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仙桃第一人民医院查阅了相关合同和财务凭证，与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无业务往来，与被告康德乐公司签订的合同已于2018年7月31日终止，相关合同价款已全部结清。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年度采购协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清单、律师函、快递单及妥投信息、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康德乐公司开具的发票及清单、电子邮件截图等证据，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提交了医用耗材购销协议、送货单、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作为证据，被告康德乐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6年至2017年，原告吉盛达一公司与被告康德乐公司连续两年签订《年度采购协议（药品和医疗器械）》，2017年双方采取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直接供货至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处，被告康德乐公司与医院结算后再与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结算的模式。双方2016年至2017年的货款已结清。2018年1月1日，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甲方）与被告康德乐公司（乙方）再次签订《2018年度采购协议（药品和医疗器械）》（以下简称“2018年度采购协议”），约定了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委任被告康德乐公司作为药品/医疗器械经销商，在协议规定的经销地区即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指定产品的销售；被告康德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发出指定产品采购订单，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确认订单后7个工作日内到货；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应按双方约定的运输方式、期限和交货地点交付产品，产品到达被告康德乐公司仓库或者收货地点交付之前的风险由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承担，到达目的地经验收之后的风险由被告康德乐公司承担；每次订货所产生的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接受的最终订单或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如有）均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应在发货后的7日内将发票邮寄给被告康德乐公司，在收到发票的情况下，被告康德乐公司在医院上账之日起60日后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的指定账户付款，如遇尾款，出于财务风险把控，被告康德乐公司有权待医院回款后再安排付款；被告康德乐公司毛利为7%；产品详见采购订单等内容。2018年2月6日、3月26日、4月17日，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向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发送货物共计5单，《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单）》单据编号为06—10，货款金额分别为60321.66元、9453.45元、76546.44元、97389.6元、72154.05元，共计315865.2元。2018年2月24日、3月28日、4月2日、4月18日，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向被告康德乐公司开具了金额分别为60321.66元、86422.11元、85999.89元、83121.54元、共计315865.2元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列明货物名称、单价、数量、金额及税额。2018年12月3日，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委托，向被告康德乐公司邮寄《律师函》，载明被告康德乐公司拖欠货款金额为315865.2元，要求被告康德乐公司在收到律师函的5日内付清货款等内容，被告康德乐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签收该函。原告吉盛达一公司主张被告康德乐公司仍未向其支付上述货款，故诉至本院。另查明，2018年1月15日、1月17日，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向被告康德乐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106284.12元、41381.28元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康德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支付了147665.4元。还查明，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与被告康德乐公司签订有《医用耗材购销协议》。2018年1月22日、2018年2月24日、3月27日、4月25日，被告康德乐公司向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开具了金额分别为158780元、64862元、92575元、182305元、共计498522元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并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列明货物名称、单价、数量、金额及税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是否依照2018年度采购协议履行了送货义务？被告康德乐公司辩称2018年从未收到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的货物，故双方不存在未结清的货款。庭审中，原告吉盛达一公司陈述其2017年根据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的需求直接发送货物至第三人处，被告康德乐公司作为销售方与购货方即第三人结算后，再根据与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签订的采购协议进行结算，被告康德乐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并主张2016年及2017年的货款已结清。对于2018年度供货情况，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出具了《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单）》及附有《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单）》的金额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一致，被告康德乐公司亦认可已收到上述发票并已抵扣完毕。对比被告康德乐公司2018年度向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开具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上述两份清单明细相同，被告康德乐公司出具的清单货物金额均高出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清单货物金额7.5%左右，出票日期系同日或推后数日，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发货后的7日内邮寄发票”、“毛利为7%”等内容相互印证；同时，双方协议明确约定了经销地区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也在2017年实行过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直接向仙桃第一人民医院供货，被告康德乐公司与医院结算后再与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结算的合作模式，被告康德乐公司还曾于2018年3月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支付一笔货款，故而本案中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的供货行为并非不符合商业习惯或常理。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提交的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其已根据2018年度采购协议向被告康德乐公司的经销地仙桃第一人民医院供应了货物。反观被告康德乐公司的行为，其在与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签订2018年度采购协议后，于2018年1月至4月陆续收到原告吉盛达一公司邮寄的数份附有详细货品清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康德乐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完成抵扣，在收到对方催款律师函后亦未作出反应；诉讼中，也未就2018年度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与其结算的货物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本院认为，在被告康德乐公司未提供充足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据优势，对其所主张的依照2018年度采购协议向被告康德乐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的事实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二、本案货款金额、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如何计算？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被告康德乐公司未足额支付货款，显属违约，被告康德乐公司的应以未支付的发票金额为准当向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支付剩余货款315865.2元。因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度采购协议中未就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予以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原告要求被告以315865.2元为基数计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损失的起算时间，2018年度采购协议约定付款时间为“医院上账之日起60日”，但各方当事人均未就该日期予以说明或提供证据证明，根据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的书面陈述，其于2018年7月31日终止了与被告康德乐公司的合同并已结清全部货款，被告康德乐公司对此事实无异议，故在原告吉盛达一公司向被告康德乐公司邮寄《律师函》之前，应视为第三人仙桃第一人民医院已就案涉货物上账。原告在《律师函》中给予了被告康德乐公司收悉之日（2018年12月4日）起5日的付款宽限期，本院就原告吉盛达一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调整，其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自2018年12月9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及之后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原告吉盛达一公司所已付律师费用是否应由被告康德乐公司承担？双方签订的2018年度采购协议中未明确就律师费用的承担予以约定，原告吉盛达一公司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药康德乐（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吉盛达一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5865.2元；二、被告上药康德乐（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吉盛达一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具体支付方式：以315865.2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9日起支付至欠款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及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武汉吉盛达一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减半后收取案件受理费3137元由原告武汉吉盛达一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 馨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