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初1293号 原告（案外人）：孙静波，男，1958年10月12日出生，住西安市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友财，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2639。 执行事务合伙人：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张路。 被告（申请执行人）：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00号一层、二层、夹层（不含一层103室）。 负责人：金玲丽。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扣新，陕西联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迪楠，陕西联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陕西长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世家星城65号楼65幢10402室。 法定代表人：曾克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谈保汉，男，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丹，女，该公司行政主管。 被告（被执行人）：曾克剑，男，196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西宁市城西区。 被告（被执行人）：曾萍，女，198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和政县。 原告孙静波诉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己合伙企业）、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洋商行）、陕西长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通公司）、曾克剑、曾萍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静波委托代理人冯友财，被告信己合伙企业、南洋商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田扣新、被告长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谈保汉、牟丹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曾克剑、曾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静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曾克剑、曾萍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为原告所有，依法排除对该股权的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孙静波与刘逢奎、余青云分别持有长通公司56%、24%、20%的股份，原告为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2005年4月，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西姜村村委会将“西姜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交由长通公司负责投资开发。2007年1月18日，长通公司与案外人陕西大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就“西姜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由大唐公司投入资金，合作开发“西姜村城中村改造项目”。2008年6月，因大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英仪突然死亡，大唐公司停止向项目投资，“西姜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因资金缺乏被迫停止。项目开发停止后，西姜村村民不断到政府上访，市、区人民政府不断催促长通公司尽快开工建设，否则就要收回项目。2010年6月2日，长通公司作为甲方、汇通国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通国基公司）作为乙方、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作为丙、丁、戊方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原股东股权及“西姜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并转让，转让价为人民币4亿元及100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和20套面积不少于130平方米的住宅；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曾克剑。2010年7月28日，曾克剑向原告出具承诺：“不管股权登记与否，如果未按约定支付全部款项，股权仍属于长通公司原股东孙静波等人所有”，上述协议签订后，曾克剑向原告等股东支付了8000余万元，剩余的款项及房屋至今未付。2019年1月，原告得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对曾克剑、曾萍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进行第二次拍卖，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要求依法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56号之一、之五《执行裁定书》，立即停止对曾克剑、曾萍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的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1执异16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提出的异议请求。原告认为：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56号系列《执行裁定书》及驳回原告异议请求的164号裁定书，认定事实及裁决结论明显错误。一、164号裁定书认定事实有误，原告股权不得执行：1、涉案股权属于原告等长通公司原股东。2、原告享有的长通公司股权属于所有权，不是担保物权，164号裁定书将其认定为担保物权是错误的。3、曾克剑、曾萍在未通知并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股权质押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二、256号裁定书严重违法，应当依法排除执行：申请执行的主体错误、执行依据错误、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无法确定。综上，256号裁定书及164号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排除对曾克剑、曾萍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 被告信己合伙企业、南洋商行共同答辩称：信己合伙企业、南洋商行与长通公司、曾克剑、曾萍签署《委托贷款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等协议之前，涉案股权已经经过工商登记变更在曾克剑、曾萍名下，曾克剑单方向孙静波出具的《承诺》系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不可对抗第三人，故孙静波等人对涉案股权无任何权利。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之规定，涉案股权己变更登记在曾克剑、曾萍名下，所有权已转移，曾克剑、曾萍将其所有的股权质押给信己合伙企业和南洋商行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异议申请人孙静波的申请事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长通公司答辩称：1、对原告所提的请求，应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不应由长通公司承担。 被告曾克剑、曾萍未出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长通公司于2002年8月15日成立，原股东为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 经长通公司2011年3月7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将其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曾克剑、刘海军。2011年3月9日，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分别与受让人曾克剑、刘海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原三股东将其持有的长通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曾克剑、刘海军。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并将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在工商部门备案，且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长通公司股东变更为曾克剑（占90%）、刘海军（占10%）。后经变更，长通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股东现为曾萍、曾克剑、信己公司。 2016年7月8日，信己公司与南洋商行、长通公司、汇通国基公司、汇通国基西安分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约定信己合伙企业委托南洋商行，将其自有资金158800万元出借给长通公司，用于长通公司西姜村城中村改造（西江月住宅小区KD_2）项目建设及偿还到期借款。后南洋商行、信己合伙企业、长通公司、汇通国基公司、汇通国基西安分公司共同向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并申请赋予上述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处于2016年10月19日出具(2016)陕证经字第00975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7年2月28日、5月5日，曾克剑、曾萍分别与信己合伙企业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后信己合伙企业、曾克剑、曾萍共同向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并申请赋予上述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处于2017年4月17日出具(2017)陕证经字第002606号、于2017年5月24日出具(2017)陕证经字第00317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因义务人汇通国基公司、汇通国基西安分公司、长通公司、曾克剑、曾萍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信己合伙企业向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提出申请，该公证处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陕证执字第362号执行证书。权利人信己合伙企业、南洋商行向本院申请执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2018)陕01执25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冻结或轮候冻结被执行人汇通国基公司在陕西旅游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98%（认缴出资额4900万元）的股权；二、冻结或轮候冻结被执行人曾克剑在陕西旅游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认缴出资额100万元）的股权；三、冻结或轮候冻结被执行人曾克剑在长通公司持有30%（认缴出资额4500万元）的股权；四、冻结或轮候冻结被执行人曾萍在长通公司持有3.33%（认缴出资额500万元）的股权；五、冻结期间，不得擅自处分被冻结的股权；六、查封期限三年。并向陕西省工商局发送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本院冻结上述股权。 2018年9月19日，本院裁定拍卖上述股权。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孙静波以执行标的即曾克剑、曾萍等人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已由曾克剑书面承诺归案外人与刘逢奎、余青云按份所有，案外人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阻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等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规定，本案中，长通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股权信息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股权信息均显示为被执行人曾克剑、曾萍在长通公司分别持有的30%（认缴出资额4500万元）、3.33%（认缴出资额500万元）的股权，且上述股权已经质押给了申请执行人宁波信己合伙企业，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根据以上事实，案外人孙静波虽主张本院冻结的被执行人曾克剑、曾萍在长通公司的股权为案外人孙静波与刘逢奎、余青云按份所有，但因申请执行人信己合伙企业对曾克剑、曾萍持有长通公司的股权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故案外人孙静波主张排除对被执行人曾克剑、曾萍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的执行的异议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作出(2019)陕01执异16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孙静波的异议请求。孙静波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原告孙静波对工商档案中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均认可属实，但称办理工商变更仅仅是为了合作协议能够履行，股权受让人并未按照约定支付股权对价，长通公司的股权仍应属于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原告向法庭提交2010年7月28日，曾克剑出具书面《承诺》：“根据2010年6月2日合作协议约定各种事项，长通公司股东将100%转让给汇通公司曾克剑。我保证按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房子和商铺。不管股权登记与否，如果未按约定支付全部款项，股权仍属于长通公司原股东孙静波等人所有”。经询，曾克剑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股权对价，但原股东并未提起相关诉讼。对于汉唐公证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原告也未申请撤销。 被告信己合伙企业、南洋商行质证对曾克剑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认为即使承诺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上述事实，有委托贷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股权出质设立通知书、（2016）陕证经字第009755号、（2017）陕证经字第002606号、第00317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7)陕证执字第362号执行证书、长通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主张曾克剑、曾萍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为原告所有，要求排除对该股权的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法院是否应当支持。 本院认为，第一、原告孙静波及刘逢奎、余青云已经将其所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他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已不是长通公司的股东；第二、根据长通公司工商档案显示，曾克剑、曾萍系长通公司现在登记的股东，曾克剑、曾萍有权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质押；第三、原告孙静波所提交的曾克剑书写的承诺书，载明的书写时间是2010年7月28日，而长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孙静波、刘逢奎、余青云出让股权、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原股东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均在该承诺书形成之后，原告孙静波从未以受让方尚未付清股权对价为由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使原告提供的承诺书是真实的，也只是原股东与受让人曾克剑之间的约定，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第五、关于原告称曾克剑、曾萍未经其同意，无权将股权质押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而原告孙静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股权受让人存在恶意。如原告认为曾克剑、曾萍无权处分，可以向曾克剑、曾萍另案主张赔偿；第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要求排除对涉案股权的强制执行，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孙静波主张对涉案股权享有所有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信己合伙企业和南洋商行对长通公司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对曾萍及曾克剑持有的长通公司股权享有合法质权，长通公司作为债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信己合伙企业和南洋商行有权依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查封拍卖股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静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1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静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鹏 审判员 岳新文 审判员 王慧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曹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