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51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加军，男，197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兰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相全勇，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善凤（宋加军之妻），女，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兰陵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广志，男，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兰陵县。上诉人宋加军因与被上诉人胡广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4民初2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加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广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本案事实是：胡广志负责提供鸭苗、饲料、养鸭技术。我提供劳务，按出栏肉鸭只数挣取劳务费。鸭苗价格、饲料价格以及肉鸭出售价格均由胡广志确定，与我无关。2018年9月至10月，我提供劳务过程中，因胡广志提供的鸭苗有问题，所以导致鸭子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生病、死亡率高，导致出售时鸭子利润很低，胡广志就主张系我过错导致的，所以要求我“赔偿损失”，后又起诉我要求支付货款25463元，引起本诉。2.一审法院认定我与胡广志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不符合交易逻辑。首先，我签字的凭证中没有饲料单价，如何计算“赊购”饲料款？其次，胡广志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鸭苗、药品数量及单价，如何计算“赊购”鸭苗款、药物款?再次，所谓的结算凭证是胡广志自行书写，是胡广志告诉我其是如何“赔了的”的计算说明。我不认可其结算凭证。最后，在出售鸭子的时候，均是由胡广志进行出售，对出售价格及所得货款，均是由胡广志确定及所得。不存在我委托胡广志出售鸭子的事实。正常买卖合同中最重要的出售价格及所得货款，我均无法“做主”，显然不符合买卖逻辑。综上所述，胡广志主张我与其存在买卖合同是错误的。3.2018年10月胡广志出售肉鸭后，胡广志一直主张是我过错导致鸭子有损失，我已经被索要了“鸭苗款、饲料款、药品款的欠款”。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秉公审理，维护我的合法权利。本院二审期间，宋加军补充如下上诉理由：我于2019年1月被胡广志索要所谓的损失款20000元，我已经将20000元款项转账给胡广志的媳妇晁美丽。胡广志辩称，我起诉他是18000多元，他不可能给我20000元。他这20000元是还借我的钱，他一共借了我26000元，他还欠我借款6000多元。因为环保问题，政府部门把鸭棚给拆了，他们夫妻俩想出国劳务找我借钱，借了10000元，后来修鸭棚又借了10000元，修第二个鸭棚又借了5000元，中间又转了1800元红包给他。我问他要的时候他只给了我20000元。这棚鸭子当时赔了18000多元，他这棚鸭子的损失不在这20000元之内。胡广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宋加军偿还给我欠款25463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我系鸭苗、饲料及药物等供货商，宋加军系鸭苗养殖户，我是宋加军的供货商。2018年9月9日开始截至到2018年10月19日，宋加军从我处多次赊购鸭苗、饲料、药物等。宋加军出具欠条一宗，后经结算，宋加军尚欠我货款25463元。后我多次向宋加军催促偿还欠款，但宋加军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我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广志经营养殖合作社，并向宋加军赊销饲料、鸭苗、兽药，在鸭苗养成后为宋加军提供销售服务，最后以销售所得的鸭款抵消赊欠的货款，并将剩余款项作为利润返还给宋加军。自2016年始至2018年，双方曾按照上述模式多次发生交易往来。2018年9月至10月，双方再次按照上述模式交易期间，宋加军赊购了胡广志的饲料、药和鸭苗、共欠货款96939元。肉鸭养成后，经胡广志销售得款共计78501元，并存入胡广志账户。抵消宋加军所欠的96939元货款后，宋加军尚欠18438元款项未支付，胡广志故提起诉讼。庭审中，宋加军认可其向胡广志赊购饲料、鸭苗、兽药，在鸭苗养成后由胡广志提供销售服务，最后以所得卖鸭款偿还赊欠货款，并将剩余卖鸭款作为利润返还给宋加军的事实，后其又主张，其与胡广志系雇佣、合作关系，其提供鸭棚，负责喂养胡广志的鸭子，胡广志给其开工钱，挣得多就多给，挣得少就少给，不挣钱也给开工钱，多少都行；胡广志给屠宰场订合同和屠宰场联系，屠宰场到其鸭棚拉胡广志的鸭子，鸭款打到胡广志的账户；在其饲养过程中，胡广志掌握主动权，胡广志给其打的钱系其雇佣费。但宋加军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胡广志提交的证据及宋加军在庭审中的陈述，足以证实胡广志向宋加军提供赊销饲料、鸭苗、兽药，并在鸭苗养成后为宋加军提供销售服务，最后以销售所得的鸭款偿还赊欠的货款，并将剩余款项作为利润返还给宋加军的事实。胡广志向宋加军赊销饲料、鸭苗、兽药，并在鸭苗养成后为宋加军提供销售服务，最后以销售所得的鸭款偿还赊欠的货款，并将剩余款项作为利润返还给宋加军，系双方自愿以赊购形式签订的买卖合同和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宋加军主张的胡广志给屠宰场签订合同和屠宰场联系，屠宰场到其鸭棚拉胡广志的鸭子，鸭款打到胡广志的账户等事实，与其认可的其向胡广志赊购饲料、鸭苗、兽药，在鸭苗养成后由胡广志提供销售服务，最后以所得卖鸭款偿还赊欠货款，并将剩余卖鸭款作为利润返还给宋加军的事实并不矛盾。但其主张的其与胡广志系雇佣、合作关系，其为胡广志提供鸭棚养鸭，胡广志给其开工钱等内容，与其认可的上述事实相互矛盾，且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部分主张，也没有证据推翻其认可的上述事实。因此，对其该部分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双方认可的结算单，宋加军尚欠胡广志货款18438元未支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宋加军应当依约履行偿还欠款的义务。胡广志请求宋加军支付货款18438元，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胡广志以赊销方式卖给宋加军货物，未约定偿还货款的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胡广志可以随时要求宋加军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但应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但胡广志没有证据证实其与宋加军约定了支付欠款的利息或逾期利息等其他违约责任，故对胡广志请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胡广志超出1843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胡广志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亦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宋加军偿还胡广志欠款1843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胡广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7元，减半收取219元，由宋加军负担130元，由胡广志负担89元。本院认为，本院二审期间，宋加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一份、电话交费电子账单一张、户籍信息三份，用以证明在宋加军与胡广志因为养殖鸭苗产生损失后，胡广志主张宋加军需支付20000元用于偿还饲料商、鸭苗商、药品商的原料款后，胡广志才与宋加军结算工资，2019年1月12日宋加军向胡广志的媳妇转账20000元。胡广志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胡广志的质证意见为：这个转账我承认，但是这个转账是还我借款，并不是我跟他要的鸭苗损失款和我的饲料款。本院对宋加军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宋加军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宋加军于2019年1月12日向晁美丽(胡广志之妻)转账20000元，但不能证实该款的用途未，且在一审期间，宋加军认可借用过胡广志的20000元，但没给过胡广志饲料款，因此该20000元转款不能认定为宋加军向胡广志偿还的原料款。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五、承办人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宋加军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胡广志作为供货商向宋加军提供饲料、鸭苗、兽药，并在鸭苗养成后为宋加军提供销售服务，最后以销售所得鸭款偿还赊欠的货款，并将剩余款项作为利润返还给宋加军的事实经一审庭审中宋加军认可，宋加军主张其与胡广志系雇佣关系，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一审中胡广志提交的结算单和银行明细能够佐证胡广志与宋加军系买卖合同关系，故宋加军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宋加军认可其向胡广志提供饲料、鸭苗、兽药的事实，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其与胡广志之间存在大量的交易记录，宋加军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不能证实其已不欠胡广志的货款，宋加军关于其不欠胡广志货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宋加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7元，由上诉人宋加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