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11792号原告：曹轲，男，汉族，身份证地址。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浩，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灵，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奕晴，男，汉族，住。被告：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庙路向南瑞峰**405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306108U。法定代表人：刘伟诚。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宏，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达华，男，汉族，住。原告曹轲与被告傅奕晴、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享公司）、薛达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浩、陈强灵、被告融享公司、傅奕晴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薛达华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其迟于庭审开始时间35分钟到达法庭，因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其仅于旁听席旁听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经在庭审中明确为：一、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薛达华、傅奕晴签订的《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协议》；二、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融享公司签订的《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三、请求判决三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自2018年6月8日起，以尚未归还的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35%(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9%上浮50%)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直至全部资金支付完毕之日止；四、请求判决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5万元；五、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从事汽车融资租赁行业，经朋友介绍，与被告傅奕晴、薛达华相识。被告傅奕晴、薛达华得知原告正在投资汽车融资租赁项目，便邀请原告投资被告融享公司，并承诺被告融享公司正在开展汽车融资租赁项目且项目即将落地，原告信以为真，便于2018年5月25日与傅奕晴、薛达华签订的《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融享公司支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三被告却迟迟不推动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导致原告无法实现签订协议的预期目的。据此，原告多次催促三被告尽快兑现承诺，三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拖延，同时又一再承诺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即将落地，原告本着双方互商互量的原则，选择再次相信三被告，便于2018年11月26日与被告三签订《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期待三被告具有契约精神，能够继续推动汽车融资租赁项目落地。但是，三被告一再违反协议约定，完全无契约精神，原告至今才发现三被告根本就没有开展汽车融资租赁项目的资金实力和技术条件，从始至终三被告都是在忽悠原告，三被告自始至终就没有履行协议的诚意，更没有履行协议的能力，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本无法继续被履行，依法应当被解除。涉案增资协议与补充协议，是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应当一并解除。因原告有权解除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而三被告又系两份协议的签订主体，且案涉款项也实际支付到被告融享公司的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当然有权要求三被告退还其已支付的款项，且该款项应当是200万元。因三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涉案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被解除，无论是根据合同的约定，还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三被告均应当向原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支付利息并赔偿原告合理支出的律师费损失。被告傅奕晴、融享公司辩称：涉案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因原告未能按照增资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足额履行增资义务，因此，原告与接受增资的主体被告融享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原告方要求撤回增资的条件和时间节点。补充协议有效成立，并对增资协议相关约定做了变更和调整，增资协议已经没有实际履行和解除的必要。而补充协议的履行未能完成，是因原告违约在先造成的，因此原告没有解除补充协议的权利。被告融享公司愿意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同时要求原告接受融享公司的履行。涉案补充协议约定，根据被告融享公司的项目是否达成目标，原告有权在2019年2月28日前或2019年4月30日后提出撤回增资，融享公司应当在原告提出退股后一个月内将增资款130万元退还给原告。根据原告与被告傅奕晴、薛达华的聊天记录，原告于2019年2月24日提出退还增资款的要求，于2019年3月6日经与他方协商后又同意继续履行补充协议到2019年4月30日。2019年4月30日之后，原告确实向融享公司提出退股要求，对此，融享公司是予以同意的。根据被告傅奕晴与原告的微信交流记录，2019年5月31日，即补充协议约定的退款期限内，傅奕晴请原告于当日下午到公司办理退款事宜，但原告拒不接受退款。因此，导致本案纠纷产生，并不是被告的责任，而是原告违约拒绝被告履行造成的。因此，原告违反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偿还200万元的增资款及利息与事实不符。被告融享公司愿意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原告退还130万元增资款，但不应承担任何利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增资行为应当得到接受增资的法人主体的股东的同意，因此，增资协议有原告与被告傅奕晴、薛达华签署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傅奕晴在增资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并未有任何违反约定或法律规定的行为。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原告可以取得融享公司33.5%的股权是因其增资行为，并非是向被告傅奕晴受让股权而取得，根据原告提供的增资款200万元的支付凭证显示，该增资款系支付到融享公司，并非支付给傅奕晴。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在原告提出退股要求后，履行退款义务的是被告融享公司，被告傅奕晴并非补充协议的签署方或当事人。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薛达华未按时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融享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6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的股东为被告薛达华、傅奕晴，各持股50%。2018年5月25日，原告（丙方）与被告薛达华（甲方）、傅奕晴（乙方）签订《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协议》，其中载明甲、乙方为融享公司股东，各持股50%。其中第三条约定：“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的具体事项：丙方将人民币500万元以现金方式分二次投入：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三日内投入250万元，公司正式开展网约车融资租赁业务之日起三日内投入250万。”第四条约定：“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后注册资本与股本设置：在完成上述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后，融享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万元。甲方持有50.25%股权，乙方持有16.25%股权，丙方持有33.5%股权。”第五条约定：“为保证融享公司正常经营，投资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履行后，投资各方即向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按政府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第六条“声明、保证和承诺”中，甲、乙方就其系融享公司合法股东，同意丙方入股；不存在影响丙方入股障碍；甲、乙方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约定的义务合法有效等做出了承诺。第七条2（1）约定:如甲方、乙方任何一方违约，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丙方有权在通知甲方、乙方后终止本协议，并收回此次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的投资。第九条“免责补偿及违约赔偿”第l款约定：“由于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声明、保证和承诺或不履行本协议中的其他义务，导致对本协议他方或其董事、职员、代理人的起诉、索赔或权利请求，过错方同意向受到损失的协议他方或其董事、职员、代理人就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提供合理补偿，但是由于本协议他方自己方的故意或过失而引起之责任或造成的损失除外。”其后，原告于2018年5月29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陆续向被告融享公司转账支付了8笔投资款，合计200万元。2018年11月26日，被告融享公司（甲方，委派代表：薛达华）与原告（乙方）签订《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其中约定：“一、项目承诺：1.甲方承诺乙方于2019年1月31日之前完成融享公司或其子公司开展汽车金融业务的资金渠道对接（以与相关资金方签订书面合同为准）并开展猎豹授权4s店的车贷业务。2.甲方未完成上述承诺，乙方有权在2019年2月28日前退出持有融享公司的全部股权，甲方以及融享公司须在乙方退出股权后的一个月内支付乙方股权退出款130万元人民币，支付完成后原合同终止。3.甲方完成上述承诺：乙方有权于2019年4月30日后退出持有融享公司的全部股权，甲方以及融享公司须在乙方退出股权后出一个月内支付乙方股权退出款130万元人民币，支付完成后原合同终止。”第二条“免责补偿及违约赔偿”约定内容与前述2018年5月25日的协议第九条内容一致。双方均确认融享公司未能完成上述补充协议约定的项目承诺。双方均向本院提供了群名为“融悦租赁合伙人”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双方均确认该群内人员为原告、原告合作伙伴易振兴、被告傅奕晴、薛达华。该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各方就融享公司相关业务开展在群内进行讨论。2019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薛达华提出退款，并指定了收款账号。后原告于2019年3月6日在群内称同意按被告薛达华所说的履行至4月30日。另，原告与被告傅奕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傅奕晴于2019年5月31日通知原告取回130万元，但原告指责对方从一开始即未想过履行合同，要求对方与其律师协商。2019年4月3日，原告与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该所律师代理本案，律师费5万元。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律师费发票显示，原告于2019年4月2日向该所支付了5万元，该所于2019年4月11日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工商登记信息、各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但从涉案协议内容看来，涉案协议中虽使用了“股份转让”字样，其内容并不涉及公司原股东所持股权的转让，协议各方系基于融享公司增资而成立相应的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公司增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有权解除涉案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投资款的退还问题；三、利息及律师费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关于增资协议的解除问题。首先，涉案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合法有效。涉案增资协议并未约定融享公司开展具体业务的内容及时间。该协议的主体为原告及被告傅奕晴、薛达华。原告在该协议中的主要权利义务为依约向融享公司增资，并在增资完成后成为融享公司股东；而被告薛达华、傅奕晴的主要权利义务为确保原告通过向融享公司增资成为公司股东，并在增资完成后按约定比例享有各自股权。其次，涉案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为虽为融享公司及原告，但融享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傅奕晴、薛达华两人，薛达华作为融享公司代表参与补充协议上签订，傅奕晴在本案诉讼中亦对履行该补充协议无异议，可见薛达华、傅奕晴两人作为公司股东，均认可该补充协议内容。涉案增资协议确定的基础法律关为股东与公司间的“股”之关系，故从补充协议第一条内容看来，各方对于“退股”的约定实质上属于各方对解除原增资协议及解除后果的约定，即，无论融享公司是否完成相关项目，原告均有权解除原增资协议，只是其行使解除权的时间条件根据项目承诺完成情况而不同。原告于2019年2月24日提出退款请求，该行为实质上属于行使补充协议约定的对增资协议的解除权，该请求已通过微信群到达三被告，即使考虑原告在其后又同意继续履行至2019年4月30日，该日期现也已届满，故本院确认涉案增资协议已经解除。第二，关于补充协议的解除问题。如前所述，根据涉案增资协议约定，被告薛达华、傅奕晴的主要义务在于确保原告通过向融享公司增资成为公司股东，原告自身的付款义务尚未履行完毕，被告薛达华、傅奕晴并不存在阻碍原告通过增资成为股东的违约行为。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原告应在2018年5月25日前支付第一笔投资款250万元，原告至2018年5月31日仅支付了200万元，其未按时足额支付，本身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增资协议，并非基于其因被告薛达华、傅奕晴违约而享有的法定解除权，而是基于其因补充协议约定而享有的约定解除权。补充协议本身即属于各方对解除增资协议期限及解除后果的约定，其中融享公司关于项目承诺的内容属于各方对解除增资协议期限确定方式的约定，而非三被告在增资协议中的承诺，原告已据此解除了增资协议，其请求解除补充协议，缺乏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虽原告基于增资协议约定向被告融享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为200万元，但各方已在补充协议中对增资协议的解除后果协商一致，即由融享公司返还130万元，该约定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虽原告向被告融享公司支付了部分投资款，但约定的全部增资款尚未支付完毕，融享公司尚未完成法定增资程序并进行相应登记，原告已支付的投资款尚未对融享公司资本外观造成影响，融享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亦明确表示同意向原告退还130万元，故该约定亦具有可履行性。在各方对解除后果已有约定且该约定可以履行的情形下，应遵从当事人意思自治处理解除后果。原告请求三被告向其返还200万元，与各方关于解除后果的约定相悖，不应支持。根据前述约定，本院仅支持被告融享公司向原告退还13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关于利息。如前所述，对于解除涉案增资协议的后果，应遵循各方在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处理。补充协议仅约定“退股”可退130万元投资款本金，并未约定投资期间利息。且原告虽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其支付投资款后，已实际通过微信群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已享受了基于该投资款而产生的股东权利，其主张自其付清最后一笔投资款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但是，融享公司未完成相关项目，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其本应在原告提出退股要求后一个月内（即2019年3月24日前）向原告退还投资款130万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同意将退款时间宽限至2019年4月30日，故被告融享公司至迟应于该日向原告退还130万元。虽被告傅奕晴、融享公司辩称其曾主动要求向原告退款而原告拒绝，但原告曾通过其账户向融享公司支付投资款，并曾在微信群中制定过收款账号，故即使原告不同意到融享公司现场办理，融享公司也可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退款。该退款约定并非实际上不能履行。因此，融享公司未按上述时间退款，应自逾期之日起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自2019年4月30日起向原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并参考原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及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院酌定该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4.2%的标准计算。关于律师费。原告于2019年4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前述的付款宽限期并未届满。且聘请律师并非民事诉讼中的必然程序，律师费并非诉讼必要费用，涉案补充协议第二条仅约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相关维权费用的合理补偿，并未明确就律师费的负担作出约定。故原告请求三被告承担律师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曹轲与被告薛达华、傅奕晴于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股份转让协议》解除；二、被告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曹轲退还投资款1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2%的标准，自2019年4月30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曹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8200元，由原告曹轲负担14100元，被告融享(深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4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 艺人民陪审员  徐步安人民陪审员  刘 红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 记 员  庄美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