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308行初900号 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江边社区创业三路江边工业区轻污染厂房第11、12、13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2147692K。 法定代表人姚佛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邵卫国，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思航，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二路96号环保楼。 法定代表人赵胜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曾盼，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弢，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3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邵卫国、被告委托代理人曾盼、张弢到庭参加诉讼。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9月7日，被告深宝环水罚字[2018]575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575号处罚决定），以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特区环保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特区环保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并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以下简称深圳环保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第十章§10裁量标准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1、处以罚款1000000元人民币；2、吊销《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0300552147692K001P）原告收到处罚决定书后，于2018年9月20日缴纳了罚款。2018年12月21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通知原告，注销了原告的排污许可证。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211号处罚决定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方面均存在问题：1.事实认定方面：(1)采样过程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表现在：一是没有按HJ493-2009《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规定清洗容器，而都是用拟采样的污水清洗容器，不符合对容器洗涤的规定，这种不规范的做法会导致样品被污染，影响监测结果。二是样品没有按HJ493-2009《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规定的不同的保存方法和保存剂用量方法保存。三是采样所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所引用的标准中，GB12998-91已经被HJ494-2009所代替；200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公告（2009年第47号）中，上述两个被替代的标准被废止。被告采样使用已经废止的标准，所采样品不具有合法性。另外，HJ/T91-200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为推荐性标准，在国家颁发了采样技术及样品保存和管理强制性标准后，应当使用强制性标准而不是推荐性标准。(2)本案在听证中，被告没有出示下列人员及相关检测仪器的资格证书和检定证书，无法确认采样及监测报告具有合法性。1、采样人员；2、监测报告的编制人、审核人、签发人；3、相关的检测设备和仪器。总之，采样人员没有采样资格，监测报告中的签字人员没有得到授权，采样前的准备及过程不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检测设备或仪器没有经过检定等，都会导致监测报告的结果不客观、不真实、不合法。在此基础上，认定原告排放的污染物超标，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2.法律适用方面，适用法律错误。(1)不应当适用特区环保条例进行处罚。理由是：《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以下简称环境处罚办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两个以上环境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条款，应当适用效力等级较高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效力等级相同的，可以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行为是污染物超标。对于污染物超标这一违法行为，水污染防治法和特区环保条例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罚规定。依据环境处罚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只能适用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而不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进行处罚。（2）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排污许可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是，作为下位法的经济特区环保条例中，却对涉及排污许可证的有关问题作出规定，特别是吊销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明显是扩大了行政主体的职权和处罚的种类，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不能适用。（3）本案被告同时适用水污染防治法和特区环保条例，分别对原告作出罚款和吊销排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是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的重复评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3.程序方面，超期立案和处罚。环境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本案中，监测报告的签发日期为2018年5月16日，立案审批表上，环保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立案的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超过了7个工作日。不但如此，被告从立案之日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超出了规定的3个月时限。庭审中原告补充事实理由如下：1.被告并非排污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其做出的吊销排污许可证的处罚属超越职权；2.被告没有按规定采样，监测报告不具有合法性，被告认定原告污染物超标的证据不足，退一步讲，即便是被告监测到原告污染物超标，原告没有生产没有排污行为，不能认定原告有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3.法律适用上，被告同时适用不同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且处罚违反过罚相当的原则，处罚明显不当，即使原告排放的污染物真的超标，本案也只能适用水污染防治法，而不能适用特区环保条例。4.在程序方面，被告的处罚违反了查处分离和负责人集体审议的原则，程序严重违法。原告诉请：1.撤销575号处罚决定；2.退回原告已经缴纳的罚款1000000元，恢复原告的排污许可证。庭审过程中，原告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1.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1）原告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江边工业区创业三路14号，主要从事五金电镀产品加工。主要工艺有清洗、除油、电泳漆、镀镍、锌、铜、金、银等工序。2018年5月14日,被告对原告单位进行检查，发现车间暂未进行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被告执法人员会同宝安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原告废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和含镍车间排放口的废水进行了采样。经查，原告于2017年12月26日取得的《广东省污染排放许可证》（以下简称排污许可证）规定其废水排放标准执行《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宝安区环境监测站（以下简称宝安监测站）作出的监测报告（WSD201800746)显示，原告含镍车间排放口外排的废水中，总镍浓度为6.28毫克/升(标准为0.5毫克/升，超标11.56倍），监测报告(报告编号:WSD201800755)显示，原告总排口外排的废水中，PH值9.36(标准6-9)，总磷浓度为3.39毫克/升(标准为1毫克/升，超标2.39倍）。另查，原告于2010年3月31日取得的《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关于〈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的批复》（深环批函[2010]017号,以下简称17号批复)上载明原告项目产生生产废水量不超过220吨/日，要求项目工业用水循环使用率必须达到60%，其中末端回用必须达到30%以上，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日。原告的行为涉嫌不按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监测报告》(WSD201800755)、《监测报告》（WSD201800746)、排污许可证、17号批复以及现场采样视频等材料予以佐证。(2）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18年5月14日，被告的两名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当场表明了身份并出示了执法证件，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陈述及申请回避等各项权利，原告的员工宁增喜配合被告进行了现场勘查。当日，环境监测人员对原告废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和含镍车间排放口的废水进行了采样，执法人员对采样过程进行了摄像取证。2018年5月16日，宝安监测站作出《监测报告》（WSD201800755、WSD201800746)。2018年5月22日，被告的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调查询问，原告的环保主任孙岩配合进行了调查，被告对原告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告知其采样监测结果。当日，针对原告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宝环水责[2018]045号），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被告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三十七条之规定。2018年5月29日，被告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被告的行为符合环境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2018年6月13日，被告经集体审议后认为原告的违法行为应予以处罚。2018年6月19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深宝环水听告字[2018]第0280号），并于2018年6月22日依法向原告送达，告知拟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以及其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原告在次日向被告提出了听证申请。2018年6月2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深宝环水听通字[2018]第0032号），告知其听证时间、地点、听证人员等信息。2018年7月6日，被告组织原告进行了听证会，充分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意见，并按规定制作了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被告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等相关规定。2018年7月23日，被告综合案情进行集体审议，在2018年9月7日依法向原告作出575号处罚决定书。2018年9月18日，被告向原告直接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被告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3）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包括：罚款1000000元人民币以及吊销排污许可证。原告的行为既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之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根据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结合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裁量标准：“A类污染物，超标10倍以上”，被告对原告处以1000000元的罚款，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原告的行为也违反了特区环保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排污许可证为排放各类污染物的综合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应当按规定载明持证人基本信息、许可事项、环境管理要求等信息。排污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并遵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该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保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排污者未遵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吊销排污许可证”。结合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十章§10裁量标准，“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当事人近一年内因超标受到2次以上行政处罚”，被告对原告作出吊销排污许可证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2.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撤销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1）被告在本案中的采样过程合法，检验要求符合国家标准，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第一，宝安监测站的釆样容器使用清洗剂清洗是在实验室内完成的，并不需要现场清洗，现场使用池内废水润洗采样瓶完全符合技术规范。第二，同上一点理由，监测站对样品的保存方法和保存剂用量完全根据现行技术规范进行，样品保存是否需要现场加固定剂需根据监测项目来决定，并非所有的检测项目都需要加固定剂。第三，《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现行有效的监测技术规范，也是环境保护行业的行业标准，但该规范本身并未废止，而且是目前环保监测机构中普遍适用的基础性规范。第四，监测站负责现场采样及检测工作，该站是取得CMA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的国家事业单位，依法可以开展环境监测活动，现场采样人员均具有上岗资格，采样分析、报告编制、审核签发人员都具有国家颁发的资质证书。最后，在本案的采样过程中，监测站所适用的监测方法均是国家现行合法有效的标准，采样过程也均按照环境监测法规方面的具体要求开展，整个监测过程合法合规。原告主张被告的采样过程违法，采样样品和监测不具有合法性，属于原告的单方主观臆测，原告并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佐证。（2）被告在本案中适用法律准确并无不当，原告的主张是对涉案法规的错误理解。首先，本案并不属于一事二罚的情形，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规定并不禁止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两种以上不同类别的处罚。被告对原告的同一违法行为分别作出罚款和吊销排污许可证的处罚决定，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原告的主张是其对环境处罚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错误理解。其次，特区环保条例属于特区法规，而不是地方性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经济特区法规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因此，特区环保条例中对超标排放且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制定吊销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并未超出行政主体的职权和处罚种类。(3）原告主张被告超出法定办案期限，程序违法，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监测报告的签发时间并不是以立案日期为起算时间，被告在取得监测报告后，于5月22日对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在基本确定了原告的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后，于当天提交立案审批申请，并在5月29日由主管负责人签批。显然，被告的立案日期并未超过7日的期限。第二，环境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本案中，被告立案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扣除办理过程中原告所享有的申请听证、陈述和申辩时间以及文书送达时间，被告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的时间为2018年9月7日，被告的办案时限并未超过3个月法定要求。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量罚适当，原告的主张缺少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4日，被告至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笔录载明，现场检查时，原告车间暂未生产，废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转，宝安监测站在原告公司废水站总排口及含镍车间排放口（含镍一类污染物排放口）采集水样一套；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发现原告公司废水站含铬车间排放口（含铬一类污染物排放口）附近发现一根自来水管与含铬废水输送管道相连通，现场对含铬车间排放口采集水样三套，一是沉淀池泵机打开运行，自来水管的阀门闭合，含铬一类污染物排放口有废水排放，采集水样一套；第二段试验是沉淀池泵机不运行，自来水管的阀门闭合，含铬一类污染物排放口没有废水排放，在含铬一类污染物排放池采集水样一套；第三段试验是破铬池泵机不运行，自来水管的阀门打开，含铬一类污染物排放口有废水排放，采集水样一套，被告对上述采样过程予以拍照摄像取证，原告现场负责人对现场检查笔录予以签字确认并加盖原告公章。宝安监测站对上述采样予以记录，并于2018年5月16日出具了编号分别为WSD201800755、WSD201800746的监测报告。其中WSD201800755监测报告载明，对原告总排放口采集的水样分析结果中，PH值9.36，参考排放标准6-9，总磷3.39，参考排放标准1.0；WSD201800746监测报告载明，对原告含镍车间排放口采集的水样分析结果为PH值9.78，参考排放标准6-9，总镍6.28，参考排放标准0.5，氨氮33.1，参考排放标准15，总磷44.2，参考排放标准1.0。2018年5月22日，被告对原告工作人员孙岩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孙岩陈述称，其系原告环保主管，了解原告环保工作，原告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2015年8月5日至2020年8月5日；对2018年5月14日宝安监测站在原告废水处理设施总排放口和含镍车间排放口（含镍一类污染物排放口）采样检测发现超标，其中总排口总磷、PH超标，总镍排放口（含镍一类污染物排放口）总镍、氨氮、总磷、PH超标予以确认，当日11时采样时原告暂未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有在运行，总排放口及一类污染物排放口有废水排放，11时03分、11时32分废水排放原告工作人员宁增喜参与，主管人员及当日负责人员为孙岩；前述水样分析结果，原告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了宝安监测站作出的监测报告，监测结果中含镍车间排放口的污染因子PH值、总镍含量、氨氮含量、总磷含量及总排放口总磷含量、PH值均超过原告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标准，原告对2018年5月14日11时采样程序和分析结果存在异议，理由为现场检查时原告车间没有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有运转，总排口跟一类排放口本来是没有排水的，因为现场有环保领导现场执法，废水站操作工比较紧张，废水处理过程有些仓促，导致废水超标。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2018年5月29日，经审批，被告就前述检查中发现的原告涉嫌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予以立案。2018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作出《整改报告》，称经其召开整改会议追查原因，发现废水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因碱加药泵有堵塞现象，致使药量加不到位，后已通过整改解决。2018年6月11日，被告到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笔录，载明现场检查时原告公司车间正在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针对2018年5月14日检查发现的原告废水处理设施一类排放口与总排放口的废水水质异常问题进行复查，执法人员与深圳市环境监测站人员在废水处理设施一类排放口和总排放口各采样一套。经集体讨论，被告拟对原告前述行为进行处罚，并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听证告知，告知原告拟认定的事实、依据、拟处罚内容及原告相应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经原告2018年6月23日申请，被告于2018年7月6日举行听证。 经集体讨论，被告于2018年9月7日作出575号处罚决定，认定原告2018年5月14日存在不按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排污。原告上述行为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特区环保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特区环保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并参照深圳环境处罚裁量标准第六章§6.4.1、第十章§10裁量标准规定，原告位于茅洲河流域特别控制区，A类污染物超标3倍以上，近一年内因超标受到2次以上行政处罚，被告责令原告立即纠正不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1.处以罚款1000000元人民币；2.吊销排污许可证。原告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上述处罚决定后，对该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 另查明，原告于2010年3月31日取得的17号批复载明原告生产项目设置有清洗、除油、电泳漆、钝化、镀镍、锌、铜、金、银工艺，有16条电镀线，要求原告严格落实的环保措施包括，该项目产生生产废水量不超过220吨/日，废水排放量不超过154吨/日，排放废水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的表2标准。原告于2017年12月2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20年12月25日，原告生产经营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江边社区创业三路轻污染区厂房第11、12、13栋，属于茅洲河流域特别控制区。 再查明，被告曾先后于2017年5月22日、2018年3月9日对原告2017年3月21日、2017年11月14日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排污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处罚。被告在案件审理过程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确认其认定原告2018年5月14日的违法行为属于特区环保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本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自主处分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因对575号处罚决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各方诉辩意见及庭审陈述，本案应围绕如下争议焦点进行审查：1.被告认定原告2018年5月14日存在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排污违法行为，依据是否充分；2.被告基于前述认定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原告在2018年5月14日有无排污行为的认定问题，被告提交的经原告工作人员宁增喜确认的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现场检查笔录与原告工作人员孙岩在接受被告调查询问过程的陈述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在当日暂未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有在运行，总排放口及一类污染物排放口有废水排放，原告主张工厂当日未生产故污染处理设施当然不会运行，且视频显示水面静止，故原告并无排污行为。本院认为，无论是总排放口采样视频还是一类排放口的采样视频均显示有废水排放，原告上述主张与查明事实相悖，并无事实依据；且从庭审各方陈述可知，工厂生产与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及废水排放在时间点上并不当然一一对应，故原告前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是否存在超标排污的认定问题，双方争议主要为涉案监测报告是否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就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而非监测机关，被告将监测报告作为其作出处罚的事实依据，其举证责任及范围应限于证明监测报告符合形式合法要件。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宝安监测站作出的监测报告符合环境处罚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监测报告应当具备的形式要件、符合《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规定。而根据涉案监测报告载明内容，结合原告取得的17号批复及排污许可证，原告在2018年5月14日所排污水的PH值及总镍、总磷浓度均超出排污许可证执行的《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载明的排放标准限值。被告认定原告存在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超标排污行为，有相应的事实依据。通观原告对监测报告的异议，主要集中在认为该监测报告的采样、检测不符合HJ493-2009《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采样及监测人员不具备资质等方面，但HJ493-2009《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的内容系对水质样品保存和管理规定，并不涉及到水质采样方法。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监测报告存在违反HJ494-200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规定之处，被告亦在庭审中提交了环境监测人员上岗合格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计量器具检定证书说明采样及监测人员符合资质，故原告上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宝安监测站作出的涉案监测报告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时生效的2017年版特区环保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排污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并遵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该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违反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排污者未遵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的，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吊销排污许可证。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行为系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排污，而超标指的是超出排污许可证执行的《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载明的排放标准限值，结合水污染防治法第三章水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的规定及其中第二十一条关于排污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的规定可知，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与超标排污同为违反环保主管部门限制水污染排放总量的行政管理体系的行为，且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污系超标排污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故本案原告违法行为唯一。 本案中，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罚决定内容为罚款1000000元、吊销排污许可证，而从上述法律法规内容可知，罚款1000000元系水污染防治法关于超过水污染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一般情节的处罚措施，吊销排污许可证系特区环保条例关于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污染物情节严重的处罚措施，故被诉处罚决定实际系对原告同一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同时做出了既属于一般情节又属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此外，原告主张处罚程序存在立案超期、作出处罚超期、未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等程序违法情形，本院认为，被告于2018年5月22日通过向原告工作人员送达监测报告并进行调查询问后，根据监测报告及调查询问结果判断原告违法行为是否符合环境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予以立案的情形，其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并未超出前述规定的立案期限。环保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本案扣除听证、送达所需的时间，被告作出决定时间为2018年9月7日，并未超出三个月的作出决定期限。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深宝环水会纪办[2018]26号会议纪要与其提交的案件集体讨论笔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处罚前被告机关负责人进行集体讨论，故原告前述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虽认定原告存在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污、超标排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程序合法，但其对于原告前述违法行为的情节认定存在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鉴于本案原告在2018年5月14日超标排污的超标情况、该次超标排污前近一年内存在两次以上因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排污被予以处罚，生产经营地点位于茅洲河流域特别控制区等情形，属于情节严重，且被告亦明确其认定原告2018年5月14日违法行为属于特区环保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综合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之规定，以及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确立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以及诉讼经济原则，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依法变更被告作出的575号处罚决定中罚款1000000元为200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深宝环水罚字[2018]575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罚款人民币1000000元为200000元。 二、驳回原告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负担，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永艺发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迳付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琨 人民陪审员  孟广顺 人民陪审员  严 格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周妍君（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七条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