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05民初3843号 原告：林声扬，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康，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瑞，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芳宗，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海，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涛，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十建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埭头天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687534833N。 法定代表人：涂育梁，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组织机构代码：79127586-X。 法定代表人：吕芳宗。 原告林声扬与被告吕芳宗、被告福建十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建公司)、第三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远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564号民事判决书后，吕芳宗和十建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厦民终字第23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又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1499号民事判决书。林声扬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9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2民终1851号民事裁定书再次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重新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2018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声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康、被告吕芳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海、被告十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升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声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吕芳宗代表第三人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吕芳宗、十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林声扬与吕芳宗于2006年10月共同创办升远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下同），双方各出资300万元，各占50%股权。同年10月25日，升远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从2008年6月24日起，吕芳宗担任升远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升远公司在厦门市海沧区。2010年4月，吕芳宗在林声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升远公司所有的一、二号厂房出租给十建公司。林声扬认为，吕芳宗未经林声扬同意，擅自做主，以升远公司名义与十建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并虚构所谓的工程款折抵部分租金，且租金价格远低于市场，明显系其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升远公司和吕芳宗的合法权益。林声扬曾经发函给升远公司，要求其起诉，升远公司未予答复或起诉。综上，吕芳宗身为第三人升远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违背其职责，严重侵犯公司的利益，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极不公平的《厂房租赁合同》，违反了《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林声扬作为公司股东，在依法通知公司起诉却在法定期限内未得到答复，林声扬有权代位提起诉讼。 吕芳宗辩称，一、林声扬在本案中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程序不合法。首先，林声扬未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无权提出股东代表诉讼。根据《公司法》的立法原则，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提必须是股东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后才能提出。根据林声扬提供的2012年7月10日《关于要求起诉占用公司厂房的函》中，暂不论各方是否有收到，仅从内容来看，林声扬以股东的身份要求升远公司对占用一、二号厂房的两家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升远公司的公章一直由林声扬保管，林声扬身为升远公司的监事，其完全有能力以升远公司的名义提起其要求的侵占之诉，林声扬的股东权利完全可以得到救济。并且，根据《公司法》及升远公司的章程规定，林声扬也可以召开股东会解决公司事务，林声扬完全可以通过公司内部救济手段维护其权利。在林声扬未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的情况下，林声扬无权肆意地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干预公司的正常经营。事实上，本案中，林声扬并没有对函件中的两家所谓的侵占公司提起诉讼，因此，林声扬的诉讼没有依据，应予驳回。其次，林声扬未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起诉不合法。林声扬提供的2012年7月10日《关于要求起诉占用公司厂房的函》中，林声扬要求升远公司对厦门和膳餐饮有限公司和厦门祺力特照明有限公司占用一、二号厂房提起诉讼，即林声扬发函要求提出的是侵占之诉。而在本案中，林声扬提出的是对吕芳宗及十建公司的合同无效之诉，无论是起诉的案由、还是起诉的对象都与函件的内容完全不同。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必须履行前置程序，本案中林声扬提出对吕芳宗及十建公司的合同无效之诉并没有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前置程序，林声扬无权提起该诉讼。二、本案不属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范围。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及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基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侵犯公司的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股东代表诉讼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该诉讼必须是侵权之诉；其二，公司高管等侵占公司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林声扬向贵院起诉请求的是确认《厂房租赁合同》无效，而贵院也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属于确认之诉并非侵权之诉。并且，林声扬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吕芳宗有侵占公司利益，其也未在起诉状中主张赔偿损失。因而，林声扬的起诉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构成要件，林声扬无权就本案提出股东代表诉讼，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三、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由林声扬加盖升远公司公章，林声扬明确知晓该合同，合同真实有效。首先，林声扬提供2007年10月27日升远公司股东会纪要中明确“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厂房基建的一切手续由林声扬保管，”此时，林声扬、吕芳宗以书面形式将林声扬保管升远公司公章的事实固定下来。关于升远公司需要盖章的一切事宜均是由林声扬亲自加盖公章确认。本案讼争的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的《厂房租赁合同》是在2010年签订，该合同是在林声扬保管升远公司公章期间签订的，合同也由林声扬加盖了升远公司的公章，林声扬完全知晓该合同。其次，2013年11月12日，林声扬分别在升远公司2012年度及2013年度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奖励金申报表及相关材料上亲自加盖升远公司公章，而2012年度和2013年度房产税计算基数中包含了升远公司四栋厂房地面、地、地下等工程的费用即包括本案讼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一、二号厂房650万元的工程款。林声扬对于升远公司2012和2013年度的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盖章确认的行为，也证明了林声扬明确知晓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工程款抵租金的方式进行出租的事实。第三，本案讼争合同及工程承包合同经过司法鉴定结论都是先打文字后加盖公章，结合庭审查明的公章由林声扬保管的事实，以及林声扬自认从2007年11月27日之后保管公章的事实，应认定本案讼争合同上第三人公司的印章是由林声扬加盖的，加盖印章也是林声扬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讼争的《厂房租赁合同》是经过林声扬盖章确认，并由吕芳宗代表公司签字后一致对外的意思表示，是升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是经过升远公司股东一致决定的，合法有效。四、林声扬诉称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林声扬诉称“虚构工程款”没有任何依据。林声扬为升远公司厂房竣工验收组的主任，是明知升远公司厂房仅竣工验收七个分部的，而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室外建筑环境工程”和“室外安装工程”是确定没有施工和验收的。根据林声扬提供的主体工程进度款支付表和厦门市中院（2010）厦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升远公司已经没有资金继续进行主体工程之外部分的施工，因而才以工程款低租金的方式由十建公司对厂房“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和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等&rdquo行施工。《竣工验收报告》中未施工的部分正好由《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十建公司进行施工，二者相互印证。厂房被使用的事实也证明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工程已经施工。其次，租金的高低不能作为认定恶意串通的依据。1.合同租金是林声扬与被告协商一致后与十建公司签订的，林声扬在合同上加盖升远公司公章，说明林声扬当时知晓并认可该房屋租金。2.合同租金的约定是基于升远公司当时特殊情况约定的。首先，升远公司的厂房主体工程由福建地矿建设集团（以下简称地矿公司）承建，因升远公司无力支付地矿公司剩余的壹仟多万元的工程款，导致施工单位的工人及当地的建材商围堵厂房；其次，升远公司厂房为村办企业用地，若没有按期投产将面临村委会开出的巨额罚单；第三，当时升远公司在拖欠巨额工程款的情况下，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投入资金进行道路、绿化、地、地面及地下等工程建设不继续进行建设，厂房根本不具有使用价值；第四，与地矿公司拖欠工程款案件将判决，判决生效后，一旦被申请强制执行，就有被拍卖的可能。当时升远公司面临着上述重重困境。为了避免公司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最终同意每平方米4元出租给十建公司，由十建公司先行垫付工程款，工程款与租金相抵扣，抵扣后再由十建公司支付租金给升远公司。3.合同租金是基于升远公司当时特殊情况下约定的，是升远公司当时一致对外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说，假设林声扬现在反悔，认为租金不合理，显失公平，林声扬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提起撤销之诉，而不是合同无效之诉。第三，吕芳宗未获得任何非法利益，没有恶意串通的动机和行为。吕芳宗是升远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升远公司利益与吕芳宗利益是一体的，吕芳宗不可能损害升远公司利益导致自己利益受损，吕芳宗也没有从该合同中获得任何非法利益，吕芳宗完全没有恶意串通的动机。本案中林声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吕芳宗与十建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林声扬以“虚构工程款”及“租金价格低”即认为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9条的规定，林声扬主张恶意串通应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司法鉴定的事实已经证明讼争合同是林声扬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仅仅是合理怀疑。第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再次发回重审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二款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理由和本案讼争合同的效力无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十建公司是否确实投资650万元用于施工等是判断讼争合同是否侵害公司利益的关键，此理由与法律规定相悖，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综上所述，林声扬的起诉程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也不属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范围。本案讼争的合同是林声扬亲自盖章确认，林声扬完全知晓该合同，在林声扬明知的情况，林声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诉称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声扬的起诉。 十建公司辩称，一、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再次发回重审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十建公司与林声扬间关于一、二号厂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第一次一审案号是（2013）海民初字第1564号，十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4）厦民终字第2368号，中院审理后作出发回海沧法院重审的民事裁定，这是第一次。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案号为（2015）海民初字第1499号，经审理后，林声扬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发回重审后二审案号为（2017）闽02民终字第1851号，继续审理后，中级人民法院以同上次发回重审基本相同的理由“查明该讼争合同约定的施工项目是否实际施工等基本事实”再次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明显违反了第一百七十条关于重审案件上诉后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的规定，十建公司对此次重审持有异议。二、林声扬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案由定性为确认合同无效，属于确认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的主体只能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为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而非林声扬，故林声扬无权依《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情形”之规定直接提起确认《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之诉。林声扬虽系升远公司的股东，却无法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行使股东代位起诉权。首先，林声扬所履行的代位起诉的前置程序不适用本案。因林声扬于2012年7月10日、2013年2月28日发函通知升远公司起诉的事由为“一、二号厂房，分别被厦门和膳餐饮有限公司、厦门祺力特照明有限公司占用”，请求升远公司提起占用损失之诉，而非确认《厂方租赁合同》无效之诉，故林声扬依该前置程序取得的代位起诉权仅及于侵权赔偿之诉，与确认合同之诉无关。 其次，林声扬并未向法庭提交十建公司侵犯升远公司合法权益，给升远公司造成损失、与通知函件相关的送达情况及林声扬请求提起之诉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证据，所以林声扬无法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取得股东的代位起诉权，代位升远公司起诉十建公司及其他厂房承租人。林声扬不是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的适格主体。三、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有效，林声扬对合同签订一事知情，其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1.林声扬对《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是知情的。林声扬在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时，并未否认《厂房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仅以“吕芳宗未经林声扬同意，擅自作主，以第三人名义…，明显系其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和林声扬合法权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但是《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上都加盖有由林声扬保管的升远公司公章的事实，以及林声扬在（2013）海民初字第1564号案中提出公章鉴定申请后又撤回、（2015）海民初字第1499号中申请“公章与合同文字内容形成先后顺序及形成时间间隔”的鉴定申请等行为，证实了公章及合同的真实性，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鉴定意见“公章处的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红色印文形成于同部位打印文字之后，不能确定上述印文与打印文字的具体时间间隔”亦证明公章是加盖在合同文字之后，说明升远公司包括林声扬在内所有股东对厂房租赁合同签订一事是知情的，升远公司股东间的内部纠纷，不能对抗升远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之效力。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并未损害升远公司的利益，林声扬也无升远公司利益受损的证据。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是升远公司及十建公司在多方谈判后根据当时的厂房现状及市场情况共同确认的，而非现在的市场行情。且租金价格是否合理应由专业评估机构予以确定，而非林声扬主观臆测，更不能以转租价格来证明此前合同签订的不合理或无效。即使林声扬诉状中指称“因租金价格远低于市场，《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是极不公平的”的情形确实存在，那么依《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林声扬可以提起的也只是撤销合同，而非确认合同无效。十建公司与吕芳宗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工程款的行为。升远公司在与十建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的同时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十建公司施工承包范围为“厂房道路、绿化、地、地面、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工程等&rdquo资金来源“承包人垫资”，工程款造价为6500000元（协商价，详见预算书），付款方式“以一、二号厂房出租的租金代付工程款，厂房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租金为人民币肆元（含税）”，组成合同的文件：《厂房租赁合同》、《工程预算书》。由此可见，十建公司施工范围均为室外建筑环境、室外安装工程，与《厦门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所完成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给排水工程、建筑电气、电梯工程等7个分部工程”并不相同，工程款也不重合。工程项目金额是十建公司依据升远公司提供的室外工程设计图纸上作出的《投标总价》预算，对各分项分部工程予以明确，所以林声扬主张十建公司虚构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以工程款折抵部分租金、租金较低签订合同是升远公司真实意思的体现。由于升远公司厂房在出租时并未通过综合验收，室外配套未完成，且未通水通电，面临着法院拍卖和村委会罚款的风险，在此情形下，本不具有任何出租价值，根本就不能以市场租金来衡量。升远公司想在不动用自己资金情形下完善厂房配套并实现厂房持续稳定收益的最好方式就是签订以施工款抵租金的长期租赁合同，通过十建公司垫资建设配套工程以缓解其资金困难。基于此，双方多次谈判后将租金定为4元/平方米是合理的，并未损害升远公司利益，反是十建公司面临巨大的商业投资风险。林声扬关于升远公司利益受损并无证据加以证明，其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十建公司切实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的工程项目的施工。首先，十建公司为了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内容，在升远公司未能提供正式用电的情形下，早在3、4号《厂房租赁合同》签订之前就先行与厦门亿兴达有限公司签署《备忘录》，以解决租赁后的施工经营用电问题。其次，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明确以施工款抵租金的工程范围，并按照升远公司提供的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设计图列工程内容进行预算报价，并不存在虚构工程项目及工程款。林声扬在庭上确认其没有找人施工，其要求十建公司拆除在厂区内土地搭建设的违章建筑的诉求亦证实林声扬知道十建公司有实际进场施工。从合同工程内容约定及十建公司提供的施工前后照片比对可以看出到：厂房竣工验收后合同签订前，一、二号厂房主体之外是空地土方堆积并长满杂草，地，地下管网水处理、围墙、绿化、地、地面道路等均未施工福建地矿集团有限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47.7条、47.8条约定施工不包括强电及弱电进户电缆、传达室、围墙、道路、室外综合管等，且给排水管道、强电及弱电进户管理施工至墙外2.0M处的约定相互印证，证实地矿集团施工内容为厂房主体工程项目，不包括十建公司施工的室外工程项目如道路、绿化、地、地下管网水供电等。升远公司确认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造价后通过税务机关向十建公司开具了《建筑业统一发票》，十建公司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建筑安装税收、升远公司将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造价纳入厂房总值中用以申报退税奖励金等行为均可证实十建公司有实际施工升远公司厂房室外配套工程，不存在未施工而虚构工程款。五、林声扬提起的一、二号厂房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根本就是恶意诉讼。因林声扬与吕芳宗之间存在股东利益纠纷，多次诉诸法院，为了取得吕芳宗损害公司利益之证据，林声扬完全不顾《厂房租赁合同》已履行多年，在林声扬、十建公司及升远公司均认可《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的情形下，为一己之私利恶意提起一、二号厂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将其与吕芳宗之间的股东权益纠纷扩大到与升远公司利益无关的十建公司、厦门祺力特照明有限公司等厂房承租人身上，极大地明显损害了十建公司的合法权益，该恶意诉讼行为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林声扬的诉讼请求无理无据，应予驳回。 升远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6年10月18日，林声扬与吕芳宗签订一份《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林声扬与股东吕芳宗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制定并签署本章程。公司名称为厦门升远橡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为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公司股东共两人，林声扬、吕芳宗两股东各占公司50%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十）修改公司章程。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随后，林声扬与吕芳宗依据上述公司章程注册成立升远公司。 二、2006年12月1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复（厦府地【2006】863号）同意出让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国有存量土地22743.143平方米给升远公司，作为升远公司建设用地，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年限为五十年，用地批准后逾两年项目的主体建设未动工的，所批用地由市政府收回，另行安排。2007年10月15日，升远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与作为施工单位的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地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地矿公司承建升远公司4栋厂房，承包范围为桩基、基础、土建、水电、装修内容等；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47.7及47.8条明确“给排水管道、强电及弱电进户管施工至墙外2.0M处”、“传达室、电梯、围墙、道路、室外综合管网等工程不在本合同的包干范围内”。2007年10月30日，升远公司（甲方，发包人）与地矿公司（乙方，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补充事项如下：一、合同价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仟柒百柒拾捌万伍仟捌佰元整；二、合同工期为272个日历日；三、项目地面及楼梯施工以亿兴达项目作为标准；四、有关室外管网事宜另行商议；五、变配电室供电局安装部分由建设单位负责……。该工程的设计单位为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2007年12月18日，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建设局向升远公司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审查认定升远公司升远橡塑厂项目建筑工程符合法律规定，准予施工。建筑结构形式为框架，层数5层，栋数4栋。 2008年7月17日，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向升远公司填发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厦国土房证地第00010164号），载明权利人为升远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批准土地用途为工业用途等。 2009年9月3日，升远公司与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对升远公司四个厂房工程的竣工项目进行审查验收并签订了《厦门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该报告中的“竣工项目审查”部分载明“经审查，地，地基与基础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给排水工程、建筑电气、电梯工程七个分部均符合设计要求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规定要求，该工程已按施工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 2010年8月9日，地，地矿公司以升远公司为被告升远公司未完全支付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款为由，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升远公司支付工程余款14859315.3元及利息，林声扬代表升远公司参加诉讼。2011年7月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0）厦民初字第319号判决。判决生效后，2011年8月17日，地，地矿公司向升远公司发出《催款函》明：“贵公司2007年与我司签订的关于贵司厂房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我司已依照合同之规定施工完毕，施工范围为厂房的地基与基础、厂房的主体结构、厂房的建筑装饰装修、厂房的建筑屋面工种、厂房的给排水及燃气工程、厂房的建筑电气安装工程、电梯工程。……现我司要求贵司履行该判决书中贵司应履行的付款义务，否则我司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2007年10月27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厂房基建的一切手续由林声扬保管。 2008年6月20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法定代表人由林声扬变更为吕芳宗，本协议作出10日内双方共同到海沧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四、关于厦门升远公司的供用电，由于股东吕芳宗要求升远公司所分配二栋厂房的用电由其自行解决，所以吕芳宗不再对升远公司的用电申请作任何投资和承担任何责任及费用。吕芳宗同意林声扬个人以升远公司名义直接向相关供电部门提出用电申请，供其所分配二栋厂房的用电需要；林声扬亦不得以升远公司名义对吕芳宗所分配厂房用电进行任何阻扰；……。 2011年8月22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就如何解决法院判决升远公司向地矿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事项进行商议。在此会议中，林声扬陈述“你（吕芳宗）作为法人应和对方进行交涉关于房子的交付问题。现在尚未分家，两栋房的租金应收回。”吕芳宗陈述“我并未出租房子……”。林声扬“房子还占用，房子还给你可以抵租金。厂房一、二尚未移交，你有义务要求他们移交……我们向地矿主张房租，可以用房租抵扣工程款”。在本案原审庭审中，吕芳宗对“我并未出租房子”这句话的意思解释为出租房子并非吕芳宗的个人行为，是公司行为。 2011年10月13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就如何应对地矿公司起诉升远公司工程余款一案进行商议。吕芳宗同时委托了谢栋辉作为其代理人出席会议。会中，谢栋辉述称“4月29日，地，地矿与吕芳宗移交单签了一份7月23日法院判决没移交，也就说地矿写的这一份他没有完全移交，其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吕芳宗陈述“先移交是办了，但实质动作没做完，所以地矿公司说没移交”。 四、升远公司（出租方，甲方）与十建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未落款签订日期，其中约定：“一、甲方出租给乙方的系坐落在海沧区北面的两栋厂房（注：一、二号），租赁建筑面积经甲乙双方认可确定为20800平方米。出租厂房状况为主体结构、泥水工程已竣工验收，但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和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等尚未投资建设见施工图纸），此工程在开工建设时未申请临时用水用电。现因甲方缺乏资金无法继续施工，拟以施工款抵租金的方式出租给乙方，乙方也同意接受该出租方式。二、经双方协商并测算，该厂房完成上述约定工程内容需投资工程款人民币6500000元（详见预算书），双方同意以该工程款抵扣租金，不计利息。厂房施工期限十个月，自2010年4月8日至2011年2月7日，施工期间不计算租金。厂房施工完毕后，甲方同意给乙方三个月的装修期，装修期内租金免收。厂方租赁期限为20年，即自2011年5月8日起至2031年5月7日止。厂房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肆元，每月租金为人民币83200元，年租金共计人民币998400元，650万元的工程款可折算六年六个月的租金，剩余13年6个月租期租金不变，乙方应于第2017年的11月8日起每半年支付租金，半年租金为人民币499200元。三、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工程款由乙方以施工款抵租金的方式垫付，施工完成后，由甲乙双方共同进行验收，应当由相关政府部门验收的部分由甲方负责。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完成施工，逾期的期限直接在以后的租赁期限抵扣。十、本合同附件有工程图纸、施工方案及图纸、招投标文件等。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一、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合同尾页出租方署名处盖有升远公司公章，并有吕芳宗签名，合同每页底部均有吕芳宗签名，合同尾页承租方署名处十建公司盖有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名。 五、在《厂房租赁合同》签订同时期，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十建公司对于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的道路、绿化、地、地面、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工程进行施工金来源是十建公司垫资；开工工日是2010年4月8日，竣工验收日期约定为2011年2月7日；工程造价6500000元，付款方式以一、二号厂房出租的租金代付工程款。在该合同尾部，升远公司和十建公司均加盖公章，吕芳宗和对方的法定代表人分别签字。 自2011年起，十建公司陆续将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转租给他人。 在本案原审庭审中，十建公司述称其开始施工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时，地，地矿公司尚未将厂房主体移交给升远公司时因为其拖欠村里的款项，村里把厂房的路全堵了，后来十建公司与地矿公司协商答应了一些条件，地，地矿公司才退出厂房主体建公司便进去施工，这也是为什么本案租金低廉的原因之一。 六、关于讼争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履行问题。吕芳宗述称，由于升远公司拖欠地矿公司、建材商巨额的工程款，还面临厂房未全部施工完毕无法按时投产可能被居委会巨额罚款的困境，为了避免升远公司的厂房被法院执行以及完成厂房后续建设，吕芳宗便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即十建公司）垫资施工厂房室外工程，同时进行出租；在签订租赁合同及承包合同前，吕芳宗多次通过电话沟通以及现场交流方式与林声扬就租金价格进行商量，双方未就此事正式召开过股东会，最后租金价格确定为每月每平方米4元，由升远公司拟好合同，林声扬打印盖章，盖章后交由十建公司盖章，当时十建公司要求林声扬签字盖骑缝章，林声扬说不用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即可。林声扬对吕芳宗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如此大标的额的合同肯定会通过股东会决议。 对于厂房室外工程的施工过程，十建公司述称由于该工程是非标工程，因此未有监理单位，其与升远公司确定的工程造价是包干价，工程建设完十建公司自己内部结算；施工材料有些是用现金购买有些则是从其他工地调剂过来的。 七、十建公司提交《投标总价》、《造价汇总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项目清单与计价表》、《综合单价分析计算表》、《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表》以及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的设计图纸作为证据，拟证明十建公司投标报价的工程量均为室外工程项目，与厂房主体项目无关，且十建公司是根据工程承包范围及升远公司提供的室外工程设计图纸制作《工程预算书》，不存在虚构工程项目及工程造价。《投标总价》、显示：工程名称为升远橡塑厂项目厂房二、二室外工程，投标总价6514885.97元。《项目清单与计价表》显示：6514885.97元报价中包括混凝土灌注桩造价1422989.76元、桩承台基础造价1187921.31元，两项总造价计2610911.07元。设计图纸显示：该图纸的制作单位为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编号“2007-05”，图纸内容包括道路总平面图、水池平面布置图、围墙平面图、给水及消防平面图、雨水管总平面图、电线管总平面图、污水管总平面图、网管总平面图、门卫平面图，图上盖有“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效期至2015年04月”等字样的印章。关于图纸制作年份问题，十建公司述称该图纸是2007年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做讼争厂房主体设计时一并设计制作的。 林声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投标总价》等均是由十建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实际施工所需要的手续（如竣工验收单、验收报告、施工许可证等），无法证明工程施工系由十建公司完成；设计图纸的真实性存疑，工程编号是2007年，当时主体工程还在施工。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投标总价系十建公司报价给升远公司的，之后其便是按600多万元价格抵租金的方式进行承租；设计图纸反映了讼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 在本案原审中，十建公司还提交了一张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关于升远橡塑项目厂房一、二号室外工程图纸的说明》，该份《说明》载明：1.升远橡塑项目厂房一、二号室外工程图纸系十建公司在2014年11月期间向我单位调取，因此加盖出具图纸当年的设计专用章，即有效期至2015年4月；2.该项目工程的主体厂房一、二号系我设计院在2007年设计，根据升远公司委托，我司在2010年对一、二号厂房的室外工程项目进行设计，但工程编号仍用厂房主体的2007-05；3.该项目工程施工图纸并未经图审，图纸上的施工图审查批准单位“漳州市建筑工程施工图咨询审查有限公司”系因我司在进行电脑出图时，出图人员未删除原来的设计底稿备注；4.我设计院向十建公司提供的图纸为电子图纸，非设计原图及施工蓝图。 八、十建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出具一张《说明》，载明：“本案《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未全部施工，有部分项目受到客观原因阻止，暂未施工项目金额为2610911.07元。1.未施工的项目为混凝土灌注桩、桩承台基础项目工程，根据签订合同前升远公司提供的图纸，十建公司在《投标总价》中对上述两项目进行报价，合计2610911.07元。2.项目未能施工的原因：十建公司实际承租一、二号厂房后，即组织班组进场施工室外工程项目，当泥水施工班组按升远公司设计要求在一、二号厂房北侧做打桩基础的前期地面开挖施工时，遭到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居委会干部10多人阻挡施工，理由是居委会申建的外口公寓主体距离升远一、二号厂房主体仅20米，故这区间不能再搞建筑物。十建公司当即将该情况报告给升远公司，询问是否继续施工该项目。升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回复十建公司先暂停做路面硬化处理，之后十建公司未接到继续施工的通知，故混凝土灌注桩、桩承台工程未能实际施工。3.对未施工项目造价的处理：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厂房租赁合同》的期限为20年，混凝土灌注桩、桩承台工程项目工程虽因客观原因未能施工，但作为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的工程项目，十建公司愿意在租赁期满前予以完善建设，只要升远公司要求施工建设，十建公司将按升远公司设计要求予以建设；若升远公司不要求，十建公司将在租赁期满时，将该造价作为租金结算支付给升远公司。 林声扬质证认为，对该《说明》不予认可，该说明缺乏真实性，无法证明案件有关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关于“暂未施工项目金额为2610911.07元”，其数据体现在十建公司提供的《投标总价》上，该《投标总价》文件及附件系十建公司单方制作，并未经过林声扬及升远公司的确认，亦没有在相关建设部门备案，数据、指标均为十建公司自行填写，更无法体现案涉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实际施工量，实际的工程施工量及造价应当有更权威可靠的材料文件加以证实，有关的可证明工程量的文件材料，林声扬在庭审中多次予以罗列。关于项目未施工的原因，十建公司的表述为虚假，更反映其与吕芳宗恶意串通损害升远公司利益的事实。 升远公司质证认为，《说明》中第一、二项情况属实；《说明》中第3项关于未施工项目造价的处理问题，升远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十建公司另行协商处理。 九、十建公司提交《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税收通用缴款书》，拟证明十建公司已实际履行完《工程承包合同》、《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内容，升远公司确认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造价后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给十建公司，十建公司已按规定就抵租金部分工程款向税务机关申报开票、缴纳税款，未虚构工程款。《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莆秀地税税外证【2011】18号）载明：2012年7月2日，莆田市税务部门确认十建公司应就其建筑安装升远公司厂房道路、绿化、地、地面、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工程劳务缴税同金额650万元；2012年11月2日，厦门市地税局确认十建公司应缴税额为220350元。《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开具时间为2011年11月2日，显示的付款方为升远公司，收款方为十建公司，金额650万元。《税收通用缴款书》显示：2011年11月2日，十建公司向厦门税务部门缴纳建筑安装营业税和印花税等共计196950元（按650万元计税）、建筑安装企业所得税13000元（按650万元计税）。 林声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税收凭证系十建公司补缴税款之后开具的，无相应的建筑报备手续来佐证，无法反映案涉工程是十建公司施工。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恰证明十建公司按厂房租金合同约定的项目垫资完工后依法进行纳税。 十、吕芳宗提交一份升远房产税计算明细及一组《税收电子转账专用完税证》作为证据，拟证明升远公司向税务局申报房产税，已经将十建公司施工额650万元的施工范围作为房产税的申报范围，林声扬知情并加盖公章。《税收电子转账专用完税证》显示升远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了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计税金额按39089828.84元，这些完税证上均加盖有升远公司公章。 林声扬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税收电子转账专用完税证》上升远公司的公章是由其所盖，但盖章的目的是用于退税，这组证据只能证明长远公司曾经进行相关房产税申报并缴纳相应的房产税，不能说明相关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 十建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说明升远公司在申报房产税的时候包括了十建公司施工的工程造价内容，同时也证明了升远公司对外事务中使用的公章都是林声扬加盖的，讼争合同签订内容及十建公司实际施工完成工程的事实林声扬应当知晓。 十一、吕芳宗提交一份《税务处理决定书》（厦地税沧稽处【2018】1011号）作为证据，拟证明2018年3月5日，海沧区地税局根据本案讼争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和数额及其他财务和工程资料对升远公司作出补充营业税、房产税的决定，以及根据讼争的《工程承包合同》对升远公司作出补充印花税的决定，即国家机关已经将上述两份合同作为了计税依据，并没有认为租金标准不当，也没有认为工程不存在。 林声扬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2011年林声扬确有到税务局举报升远公司偷税漏税，所附的举报材料包括讼争的厂房租赁合同和承包合同，但这两份合同都是没有经过法庭审理核实的，所以税务处罚决定书、计税依据是错误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工程存在的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要以民事案件最终认定的事实为依据。 十建公司则质证认为，税务机关稽核上述税款时，将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抵扣租金的工程款部分作为升远公司应得的租金予以认定，可见税务机关对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是认可的；工程承包合同也明确被纳入房产税计税范围，说明两份合同所约定的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已经得到履行。林声扬举报时自行将上述两份合同作为证据提供，也进一步证明了租赁合同存在的事实以及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得到履行的事实。该份证据说明税务机关已对工程施工事实的发生和工程款的存在以稽核的形式予以确认。 十二、关于升远公司供电工程系由谁建造问题，在案证据显示: 2008年1月11日，亿兴达公司、升远公司与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居委会签订了《合建配电设施的三方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建设环网柜以解决升远公司的用电问题。 2008年9月3日，林声扬以升远公司名义向厦门电业局申请630KVA用电。 2009年2月18日，林声扬代表升远公司（甲方）与厦门安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力电力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电力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甲方的正式用电工程的施工安装任务，竣工日期为现场具备条件、款到后95天内竣工。合同的尾页盖有升远公司公章，公章下方有林声扬签字，安力电力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该份合同未见升远公司加盖骑缝章。 2009年8月27日，安力电力公司向升远公司发送一份《关于要求协调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正式用电进线电源点施工受阻的函》，载明：8月17日安力电力公司在10KV艺达环网柜施工土建部分时遭10KV艺达环网的投资人阻挠，该户主要求若本期工程要T接该环网柜必须分担该环网柜投资金额，请升远公司尽快协调此事。 2009年9月30日，厦门亿兴达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兴达公司）、十建公司、升远公司签订《备忘录》，载明：“鉴于2008年1月11日，升远公司与霞阳居委会、亿兴达公司签订关于环网柜的《合作配电设施的三方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建环网柜，但是升远公司一直未能支付共建费用，2008年2月经区建设局协调会议要求升远公司在七天内缴费但升远拒绝缴费。后该供电共建费用由霞阳居委会成承担三分之一543983.33元，亿兴达公司承担三分之二共计1087966.66元。环网柜设计建在共建单位亿兴达公司围墙内，亿兴达公司拒绝为升远公司接入供电线路。……本备忘录签订后十日内，十建公司代垫升远公司支付环网柜共建费用人民币543983.33元及资金占用成本195834元；在十建公司履行完毕上述第一条的付款义务后，亿兴达公司需将投资约200万元的变压器供电给升远公司的厂房使用，电费由十建公司自行承担；如十建公司未能按期支付费用或十建公司未能承租升远厂房，亿兴达公司有权终止对升远公司的供电，直至其收到上述共建费用及资金占用成本。”对于该份《备忘录》中约定的环网柜共建费用十建公司是否有实际代垫问题，十建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因其了解到代垫该费用后还需垫资100余万元建设升远公司的专用高、低压变电室后才能使用由升远公司申请的正式用电，而其租赁限期仅20年，垫付成本过高，故其权衡后未实际垫付环网柜共建费用，而是改变用电方式，采取向亿兴达公司借电的方式解决租赁后的施工、经营用电。 2012年11月14日，厦门安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用电工程暂停施工的说明函》，载明：“我司在与升远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即安排施工队进行前期土建电缆管沟埋管施工，并已完成。在后续进行停电T接时，因电源引接点为专用变遭业主阻挠而无法施工，升远需与专用变业主协商解决。后经我司多次催促升远尽快解决，同时发函告知对方，均未有答复。” 同日，霞阳社区居委会就“升远公司在《合建配电设施协议书》、《会议纪要》的履行情况及其没有获得供电的原因”等事项向本院函复如下：2008年1月11日，亿兴达公司、升远公司与本居委会签订了关于环网柜的《合建配电设施的三方协议书》，其中升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声扬代表公司表示愿意共建该环网柜并签订了该协议，经本居委会与亿兴达公司多次催促林声扬缴纳共建费用，但升远公司一致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拒付环网柜的建设费用。后该环网柜的建设费用本居委会支付三分之一，亿兴达公司支付三分之二。” 2012年11月21日，集海客户服务中心就升远公司申请的正式用电是否有送电问题函告本院：“经查，升远公司申请的正式用电尚未送电。” 2012年12月4日，供电部门向亿兴达公司发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告知其转供电给隔壁厂房，属违约转供电行为，请立即拆除转供电的线路。2012年12月28日，供电部分向亿兴达公司发出《违约用电处理通知单》，要求亿兴达公司补缴违约使用电费82500元。 十三、林声扬提供一份《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及付款凭证，拟证明升远公司已经支付了供水工程款项，《厂房租赁合同》虚构了供水工程款。《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及付款凭证显示：2009年11月9日，供水单位告知升远公司其给水工程施工预算为74338.51元，加上设计费等费用，总造价80521.44元。2009年12月8日升远公司向厦门水务集团支付了上述费用。 吕芳宗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该份证据发生于《厂房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因十建公司仅负责红线内即围墙内的供水的工程施工，为履行该租赁合同，升远公司应当申请建设红线外即围墙外的供水工程，俗称的自来水开口费，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就是因建设红线外的供水工程向相关部门申请过程中产生的材料。 十建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发生于厂房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后，可证明升远公司的厂房出租时“供水未投资建设”之事实；升远公司申请的给水工程是升远公司在红线外的市政供水开口的建设费用，款项交予水务公司，与十建公司施工的厂房给水管道端口接通至红线内市政供水端的室外管网工程是不同的，这部分水务公司并不负责施工。 十四、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林声扬向本院确认地矿公司施工范围不包含厂房外部，但又称厂房外部的水电工程原来即已建好，其也未曾聘请其他施工队建设水电工程。 十五、2012年4月28日，林声扬以股东身份发函给法定代表人吕芳宗、监事林声扬以及升远公司，认为厦门豪源塑胶有限公司（三号厂房）、厦门市爱维达电子有限公司（四号厂房）占用公司厂房，要求升远公司起诉。 另查明： 1.关于升远公司公章的管理使用。在本院审理的（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案件庭审过程中，林声扬明确升远公司公章的管理使用方式为“因升远公司未实际经营，使用公章仅针对工程相关手续，均由吕芳宗找林声扬加盖公章”。 在本案中，林声扬主张讼争租赁合同签订期间其所保管的升远公司公章曾失窃，其对签订合同并不知情，合同上所盖的公章不排除是有人盗窃或伪造，但林声扬对公章曾被盗窃之事实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2.林声扬在本案原审【案号为（2015）海民初字第1499号】中申请对一二号厂房的租赁合同及工程承包合同上的公章与文字先后顺序和时间间隔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印章形成于打印文字之后，不能确定印章与文字的具体时间间隔。 3.林声扬在本案原审中（2013年4月9日的询问笔录)自认其曾发现有人在升远公司厂房室外施工，牌子挂的是十建承建，其当时立即向海沧区行政执法局反映要求拆除违章建筑，海沧区行政执法局口头告知其已要求建设方停止建设。 4.林声扬举证一份十建公司与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作为证据，拟证明十建公司转租升远公司厂房的价格为每月每平米14.572元，可见本案吕芳宗代表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月每平米4元的租赁价格明显不符合常理。《厂房租赁合同》载明：租赁期限从2011年9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租赁标的物为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霞美东路8号的厂房，租赁面积为10500平方米，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4.572元。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可以证明十建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完成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及地下工程的施工证了本案讼争合同已经实际施工，厂房具备出租使用条件，也证明十建公司是依据《厂房租赁合同》之约定合法转租，林声扬及吕芳宗均无权干涉，该合同也可看出，房屋租金是转给十建公司，与吕芳宗不存在任何的利益关系。 十建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证据可证明十建公司在2011年7月之前已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期限内完善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及地下工程等厂房具备出租使用条件，可对外出租。（2）十建公司是依据《厂房租赁合同》之约定合法转租，与升远公司无关，林声扬作为升远公司之股东无权干涉，无权以此要求承租人退出厂房。（3）不能以此合同约定的租金来对比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4元/平方米的租金，4元的租金是在不具备水电条件下的厂房租赁价格，与十建垫资金施工后具备完善配套设施的厂房出租价格不具可比性。 在本案原审中，十建公司提供一份《咨询函》及《关于厂房相关租金评估的说明》作为证据，拟证明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之时，厂房因未完成综合验收，不具备合法使用状态的评估条件，此时的租金价格无法以市场价评估，双方约定的租金价格合理，林声扬主张租金远低于市场不能成立。《咨询函》系十建公司向厦门大成资产评估事务所所发送，载明：“请贵司予以评估我司垫资建设前厂房现状时的出租价格；在完善厂房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和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后体厂房出租价格的评估价为多少？”《关于厂房相关租金评估的说明》系厦门大成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载明：“未完成综合验收的厂房，不具备合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原则上也不具备合法使用状态的评估条件，如确需评估，只能评估由委托方设定估价对象具备合法使用条件下的厂房价格或出租价格。” 5.十建公司提供一组照片，主张其上内容为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施工前后对比图，拟证明十建公司有实际施工，履行《厂房租赁合同》及《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室外工程项目，不存在虚报工程项目。 林声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照片来源存疑，是十建公司单方制作，无法证明相应的工程是十建公司完成的。 吕芳宗对照片质证认为，该组照片反映了一、二号厂房当时由十建公司施工的事实，证明十建公司施工项目与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一致。 6.十建公司提交银行转账流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一组证据，拟证明其建设升远公司室外工程的工程款真实存在，在一二号厂房的工程款抵扣完租金后，其已将后续租金按时支付给升远公司。该组证据显示：2017年11月7日，十建公司向厦门烁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烁芯公司）转账支付499200元；烁芯公司于当日分三笔将该款项转账给升远公司，但由于升远公司账户异常，款项悉数退回。2017年11月18日，厦门中院向十建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福建十建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据此作出（2017）闽02执恢28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执行需要，请你司协助执行下列项目：将你司应付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的租金支付至本院账户，以6864750元为限。”2017年11月20日，十建公司向烁芯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将十建公司应支付给升远公司北面两栋厂房的租金499200元支付至厦门中院账户。2017年11月22日，烁芯公司依委托将上述款项如数转账给厦门中院。厦门中院开具了执行款专用票据。 林声扬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十建公司事后增补的，与讼争工程是否有实际施工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不能代替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与工程实际相关的材料。 吕芳宗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这些证据证明了十建公司根据其与升远公司所签订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了相应的租金。 7.林声扬在原审中曾申请对讼争厂房的室外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进行评估，后撤回鉴定申请。在本案中，林声扬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工程造价依法进行鉴定。各方当事人一致明确《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及图纸上表明的项目是否有做应以现场确认为准，租户自建的不属于鉴定范围。本院依法准许林声扬的鉴定申请，并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及鉴定机构共同到升远公司厂房现场对室外工程的具体项目和量进行了勘查和测量。 2019年11月28日，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厦天亚鉴字（2019）2号】，载明：“鉴定结论意见：（一）案涉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工程造价鉴定结果：1.可确定的造价结论意见为2697020.26元；2.部分鉴定项目依据不足，且当事人争议较大无法达成妥协的项目造价如下：（1）围墙工程无法判断为十建公司施工，工程造价为173783.02元；（2）门卫工程无法判断为十建公司施工，工程造价为50083.72元；（3）土方工程外运运距有争议，运距7公里的工程造价为317949.01元，运距24公里的工程造价为888448.04元。（三）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造价结论意见为460290.21元。鉴定结论说明：1.（1）工程数量根据工程施工图结合现场勘察实际施工情况进行计算；（2）工程单价按照省市造价主管部门颁布的施工期间的定额、费用标准、价格信息及市场询价后的综合单价计算。” 林声扬对上述鉴定报告质证认为，该工程造价意见书是根据非法无效的图纸作出的，属于毒树之果，无法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依据，即本案室外工程由谁施工，具体工程量多少仍处于真伪不明，待查明状态。首先，正如林声扬之前在鉴定检材质证时一再强调十建公司提供的作为鉴定检材依据的工程图纸，缺乏有资质的设计机构及设计人员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缺乏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合格专用章及审查人员签字盖章，也没有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图专用章。而根据相关法规规章规定，不合格的施工图纸不得使用，本案作为鉴定依据的图纸欠缺了上述法律要件，是非法和无效的。根据非法无效的图纸作出的鉴定结论，自然也是非法、无效的，是为毒树之果。（2）一份完整的有效的有说服力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应当附有经各方确认的设计变更图、设计变更单、工程技术联系单、工程签证单、隐蔽工程验收单，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图、主要设备及材料品牌。而本案鉴定结论形成过程同样欠缺上述资料，鉴定检材过于单薄，相应的数据指标也由十建公司自行填充制作，无法反映案涉工程施工过程全貌，更无法体现实际施工主体及工程量、工程造价。（3）从该《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员声明第三点“未考虑其他方面的关联”及鉴定报告第五页第六点鉴定结论说明的第二点及第三点可知，本案存在资料失实的情况，把工程按照验收合格的标准予以鉴定，说明鉴定机构也无法保证施工的具体过程。（4）关于围墙部分，围墙是原地矿公司完成的施工，之前地矿公司在围墙施工时器械压坏人行道被城管处罚，升远公司有缴交罚款的情况，十建公司也无法提交增加工程量方面的施工技术资料及材料清单和工人支付工资情况，对该围墙部分的造价林声扬不予认可。（5）关于门卫室，没有报建手续，也没有有效的施工图标识及相关施工技术资料加以佐证，林声扬也不予认可这方面的造价。（6）关于土石方外运，缺乏运输合同及支付运费的证明，也没有土石方挖掘、装载的称量数据，无法确认土石方的工程量。 吕芳宗对上述鉴定报告质证认为，对《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林声扬申请鉴定的证明对象有异议。首先，该《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鉴定内容是“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吕芳宗与福建十建建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由此可见，鉴定内容与争议焦点无关，因此，该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对于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有异议。（1）鉴定内容超出委托鉴定范围。《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受委托鉴定的内容为“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工程造价。上述工程是否存在争议以及判定是否由十建公司施工属于法律评判的范围，不在委托鉴定范围之内。因此，鉴定机构未将其余两部分造价列入可确定的造价中明显不妥。另外，林声扬在庭审中已经确认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的施工范围仅为厂房的主体部分，竣工报告中也显示地矿公司施工部分仅为厂房的主体部分，地，地矿公司出具的催款函涉及的施工内容也仅为厂房主体部分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施工范围为户外工程。因此《鉴定意见书》认为的争议范围均在十建公司的施工范围内，应当将该工程造价列入可确定的造价中。（2）鉴定价格并非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工程项目造价加上因客观原因未施工项目的工程造价计算，工程的总造价已超过了一千万元，已达到了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即使如此，《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所体现的工程综合单价均按定额套取，该价格低于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的价格，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3）鉴定机构将围墙、门卫、红线外项目工程以及运距纳入无法确定项目造价工程中与客观事实不符。经鉴定机构等实地勘察，围墙、门卫以及红线外项目工程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该工程是户外工程，并非厂房主体工程。而林声扬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项目是由林声扬、地、地矿公司或升远公司施工完成上述工程在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合同所约定的施工范围内。因此鉴定机构认为上述项目无法判断是否为十建公司施工明显不妥。另外，鉴定机构以7公里和24公里来认定土方工程运距是没有依据的。鉴定人认为的常规7公里，但其未举出常规来自哪里，明显没有依据；24公里虽有合同依据，但从客观事实来看，24公里也远远少于实际运距。另，案涉工程发生在2009、2010年期间，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现在可以通行的桥梁、隧道当时根本没有开通，或者土方车不能通行。因此鉴定公司所认定的所谓的常规运距为7公里与客观事实不相符。 十建公司对鉴定报告质证认为，对《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林声扬申请鉴定欲证明的对象有异议。首先，十建公司对于《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列明的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可确定的造价2697020.26元予以认可。其次，对于鉴定机构提到“由于部分鉴定项目依据不足，且当事人争议较大无法达成妥协”而列入无法确定部分项目的造价的表述有异议。（1）鉴定机构将围墙、门卫等项目工程纳入到无法确定部分项目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围墙、门卫均属于室外工程项目，在升远公司提供给十建公司的《升远橡塑厂项目厂房一、二、三、四室外工程图纸目录》上均有体现，十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的《投标总价》中也有就上述项目进行投标报价，鉴定机构去现场亦能看到围墙、门卫等实物，在林声扬明确鉴定内容为“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及双方共同确认鉴定范围情形下，鉴定机构将上述两项工程定为有争议、无法判断为十建公司施工项目，未将一、二号围墙工程173783.02元、门卫工程50083.72元纳入可确定的造价中明显不妥。（2）鉴定机构已确定土方工程项目存在的真实性，且在现场勘查后根据图纸等资料测算出具体的工程量，按现在的7KM、24KM运距计算土方工程造价有违施工当时客观事实。十建公司提交的《投标总价》上明确余方弃置的地点为“外运到同安黄金工业园，约七十公里”，与本次鉴定机构主张的运距7KM、24KM相差太多。因涉案的土方工程项目发生在2009、2010年期间，当时新阳大桥和杏滨路严禁行走土方车，海翔大道尚未建成，十建公司外运土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海沧霞美东路往东孚、灌口、后溪、黄金工业园，该线路当时约为70公里。现鉴定机构以2019年岛内24KM、岛外7KM的常规运距来计算2009、2010年时期十建公司外运土方运距明显与客观实际不符；就算按鉴定机构运距24KM来计算土方工程造价，一、二号厂房为888448.04元，也与十建公司按投标价运距70KM报价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能证明十建公司存在虚报工程量的情形，因为两者的计算依据并不相同。既然鉴定机构认为双方对土方运距存在争议，在没有依据的情形下，应以实际运输距离来计，而不应以鉴定机构自定的常用规7KM、24KM来计算。（3）《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列出“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的工程造价460290.21元，虽不在《设计图纸》、《投标总价》中，但上述工程项目属于升远公司出租厂房时未完成、十建公司租赁期内完善升远厂房配套工程时必需施工的红线外与市政水电端口接驳工程，十建公司也实际施工，故上述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工程造价完全直接计入可鉴定工程范围内。综上，十建公司认为，《工程造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工程项目仅限于鉴定机构在本次现场查勘已建成的、属于《工程承包合同》及设计图纸上的工程项目，并不包括原图纸有设计、十建公司有进行报价而租赁期内因霞阳居委会外口公寓建设需要阻止后未能施工的工程项目（如一、二号厂房面朝外口公寓拟建店面混凝土灌注桩、桩承台础工程造价2610911.07元），以及十建公司租赁后为经营所需自行建设的食堂等其他添附物工程造价。虽然《鉴定意见书》中所体现的工程综合单价均按定额套取，且低于十建公司的投标报价和双方签订合同的协商价格，但在扣除未施工项目造价2610911.07元外，十建公司的所施工项目工程造价仍有8785729.72元，足以证明十建公司有实际施工升远公司一至四号厂房室外工程项目，并不存在林声扬主张的虚报工程项目、工程量的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林声扬主张吕芳宗在未履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林声扬的利益而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无效。林声扬作为升远公司的股东，其系《厂房租赁合同》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方，依法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林声扬在庭审中明确其主张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乃基于该合同系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所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依照此规定及林声扬的主张，若要认定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无效，则需证明十建公司与吕芳宗二人主观上有损害林声扬或升远公司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而关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高于一般民事行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而本案中，综合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林声扬的举证并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尚不足以认定十建公司与吕芳宗之间构成恶意串通，理由如下： 一、林声扬对于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是知情的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认为，对于合同的签订是否知情属于主观状态，对其认定应采取推定方式，在综合具体的客观行为的基础上，按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根据盖然性原则予以判断和认定。本案中，根据2007年10月27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可知，从2007年10月27日起，升远公司的公章已由林声扬控制。此后，除非林声扬有确定的证据，否则在相关文件上出现的升远公司的公章，应认为是林声扬所盖。林声扬在本院审理的（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也明确“升远公司的公章仅针对工程相关手续，均由吕芳宗找林声扬加盖公章”。而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升远公司厂房主体结构、泥水工程竣工验收后，即2009年9月3日之后。此时，公章已在林声扬控制之下。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也明确《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形成在文字之后，说明本案不存在林声扬所主张的两份合同系吕芳宗于其控制公章期间用公章加盖了若干空白纸张、后又用这些盖有公章的空白纸张打印合同内容的可能性。两份合同虽未有加盖升远公司的骑缝章，但林声扬所提供的其代表升远公司与厦门安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电力工程施工合同》也未加盖升远公司骑缝章，故林声扬以案涉两份合同未加盖升远公司骑缝章为由主张其对合同签订不知情依据不足。林声扬作为控制公章的人应对公章被加盖的行为负责。林声扬虽辩称其在保管公章期间曾发生失窃事件以及公章存在被伪造的嫌疑，但并未提供的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林声扬在2011年8月22日的股东会议中虽尚在与吕芳宗讨论向地矿公司交涉一、二号厂房移交问题及向地矿主张房租用以抵扣工程款等，但厂房主体未移交与厂房对外出租并不相互矛盾，不排除一些市场主体为获得低廉的租赁价格而愿意接受出租方与他人之间的暂时纠纷，因此仅凭林声扬在股东会上的陈述尚不足以认定其对厂房出租给十建公司不知情，且十建公司在庭审中也明确其签订案涉两份合同时一、二号厂房主体确实尚未移交，地，地矿公司此后能够移交厂房主体是因为其与地矿公司协商答应了一些条件陈述与林声扬在股东会议中的上述陈述可以相互吻合。综上，林声扬抗辩其对于《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不知情与其持有公章的事实相悖，林声扬作为公章的持有人，在其持有公章期间公章被加盖在《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上，应推定其对这两份合同的签订是知情且同意的。而在林声扬同意合同签订的情况下，其再主张《厂房租赁合同》乃签订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于法无据。 二、本案不能排除《厂房租赁合同》系属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正常交易结果的可能性。本案中，即便林声扬对于《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确不知情，也仅能证明吕芳宗向林声扬隐瞒了将厂房对外出租的事实，林声扬若认为吕芳宗的隐瞒行为侵害了其利益，此也属于其与吕芳宗之间的公司内部股东纠纷，非认定《厂房租赁合同》无效的要件。认定《厂房租赁合同》无效应以十建公司与吕芳宗有相互串通行为且存在着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为要件。针对该两个要件，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厂房租赁合同》是否为十建公司与吕芳宗通谋的结果、是否非属十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相互串通即所谓通谋，指表意人与相对人共同故意为非真意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与上述所分析的对合同签订是否知情同属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也需通过具体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具体到签订合同是否系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可通过行为人是否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进行判断。本案中，关于《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实际履行、《工程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用以抵扣租金的工程款650万元是否系虚构乃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对此认定如下： 首先，关于涉诉一、二号厂房的室外配套工程的施工主体问题。1.涉诉一、二号厂房的室外配套工程在林声扬起诉前已经完成施工，而根据地矿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催款函》、《厦门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可知，地，地矿公司的施工范围仅为厂房主体工程包括强电及弱电进户电缆、传达室、围墙、道路、绿化、室外综合管网等室外工程，而且给排水管道、强电及弱电进户管仅施工至墙外2.0M处，也即升远公司厂房室外配套工程非地矿公司所施工。对此，林声扬在本案庭审中也当庭予以了确认。而对于业已施工完成的厂房室外工程，在排除了地矿公司施工的可能性后，林声扬并未能举证证明系十建公司之外的其他主体所施工。2.关于供电工程。虽林声扬主张室外供电工程系由其以升远公司名义委托安力电力公司进行施工并提供了相应的《电力施工合同》，然根据《备忘录》、安力电力公司出具的《说明函》以及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向本院出具的函可知，安力电力公司对该电力工程仅进行到前期土建电缆管沟埋管施工，后续T接环网柜时，因升远公司未对该环网柜进行投资而遭到环网柜产权人拒绝，《电力施工合同》已自2009年8月27日暂停施工并且从未恢复履行。而从《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违约用电处理通知单》、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电业局集海客户服务分中心出具的《说明》以及十建公司参与了《备忘录》的签订并承诺代升远公司垫付环网柜共建费用、十建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自认因垫付环网柜共建费用过高故而其转采向亿兴达公司借电的方式解决升远公司用电问题等事实亦可知，升远公司在主体厂房竣工后至2012年11月21日电业局出具说明时，仍未获得电业局的正式送电，十建公司在占有升远公司厂房期间之所以能保障厂房的生产经营用电，系通过向亿兴达公司借电的方式实现，此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安力电力公司所施工的电力工程并未完成的事实，也即林声扬主张其投资建设了升远公司厂房室外供电工程与事实不符。3.关于供水工程。林声扬主张厂房室外的供水工程系由其代表升远公司自行委托相关单位所建设，并提供《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及向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80521.44元的付款凭证作为证据。吕芳宗及十建公司均抗辩此工程款仅为支付在厂房红线外的市政供水开口的建设费用，与十建公司施工的厂房给水管道端口接通至红线内市政供水端的室外管网工程是不同的。本院认为，从付款凭证来看，80521.44元款项系支付给水务公司而非一般工程施工单位，金额也不足10万元，而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所鉴定的升远公司厂房的室外供水工程造价远超8万元，根据付款对象及款项数额特征，本院认为林声扬所委托建设的供水工程更符合吕芳宗及十建公司所抗辩的仅为市政供水端开口的建设工程，而非厂房室外红线内的供水管网工程。故林声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升远公司室外供水工程系由其委托水务公司所建设。4.林声扬虽主张室外配套工程并非十建公司完成，然其在另一起诉讼标的物为升远公司三、四号厂房关联案件的原审中【案号：（2013）海民初字第352号】接受本院调查询问时（2013年4月9日的询问笔录)却自认其曾发现有人在升远公司厂房室外施工，牌子挂的是十建承建，并因此向行政执法局反映要求拆除违章建筑，此自认与林声扬的主张相互矛盾，系属对林声扬不利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本院对该自认内容予以确认，此可作为印证十建公司施工升远公司室外配套工程的证据之一。5.十建公司提供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税收通用缴款书》可证明十建公司已就案涉升远公司厂房室外工程建设施工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了相应的税款；《税务处理决定书》则可证明林声扬以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为依据向税务机关举报升远公司偷税漏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林声扬对该两份合同已得到履行这一事实是认可的，而税务机关也根据两份合同上约定的数额对升远公司作出补充各种税收的处理决定，说明税务机关对案涉室外工程施工事实的发生和工程款的存在以稽核的形式予以确认。6.十建公司能够提供一、二号厂房室外施工前和施工后的对比照片，而此资料通常掌握在实际施工人手中。综合以上几点，虽十建公司未能提交其施工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的直接证据，然在林声扬未有证据表明该工程系除十建公司之外的他人所施工而该工程确实存在的情况下，结合以上分析的几方面证据，本院认为十建公司实际施工升远公司厂房室外配套工程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即十建公司有实际履行了《工程承包合同》，此合同系十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非与吕芳宗通谋之结果。 其次，关于《厂房租赁合同》的履行问题。吕芳宗提供的《税收通用完税证》可证明升远公司按照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总金额缴纳了相应的印花税。十建公司提供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及银行转账流水一组证据可证明十建公司已按租赁合同约定支付了抵扣完工程款之后的第一次半年租金499200元租金。结合上述关于十建公司有实际施工《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抵扣租金部分的工程之认定，可以确认十建公司、升远公司均有在依约持续履行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也即《厂房租赁合同》也属十建公司和升远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非十建公司与吕芳宗通谋之结果。 （二）在案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十建公司有恶意损害林声扬或升远公司合法权益的主观故意。十建公司是否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可从其与升远公司所约定的用以抵扣租金的工程造价是否畸高、租金标准是否合理两方面进行考量。首先，关于工程造价。本院经林声扬申请，依法委托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案涉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在经过现场勘查并参考十建公司提供的工程施工图的基础上，确定了工程数量，并出具了《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林声扬主张该工程造价意见书系根据非法无效的图纸所作出，属于毒树之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毒树之果系指经由通过非法手段或方式获取的证据而获得的二手证据，本案林声扬未举证证明十建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系经过非法手段获取，故其主张《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属于毒树之果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十建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来源于设计升远公司厂房主体的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对此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本案原审中也出具了相应的《说明》，该图纸虽并未经图审，但鉴于本案鉴定系主要依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和鉴定机构在现场勘查的工程现状进行鉴定，施工图纸仅为参考资料，而林声扬未有相反的施工图纸提供给鉴定机构作参考，且该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工程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故其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关于工程量及工程造价部分可予以采信。《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载明：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可确定的造价为2697020.26元；当事人有争议的：围墙工程造价173783.02元，门卫工程造价为50083.72元，土方外运运距7公里的造价为317949.01元、运距24公里的造价为888448.04元，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造价460290.21元。根据以上各项目造价，考虑到工程施工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土方外运的需求以及运距的合理性，本院认为土方外运工程应纳入本案室外工程量范畴，运距宜确定为7公里；关于门卫及围墙工程，如上分析已按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属于十建公司所施工，则该部分造价也应纳入本案室外工程量范畴。以上四部分造价合计3238836.01元，十建公司自认《工程承包合同》所约定的造价650万元的工程并未全部施工，未施工的项目包括混凝土灌注桩及桩承台基础工程，该两部分造价计2610911.07元，则扣除未施工项目后，《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剩余工程造价为3889088.93元，此价格比鉴定机构所鉴定的实际存在的工程的造价3238836.01元低16.72%。考虑到鉴定机构是按定额套取的单价，与当事人通过协商议定的单价可能存在偏差，而16.72%尚不属于偏差过大情形，难以据此认定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畸高。其次，关于租金标准。从十建公司将案涉厂房转租第三方的租赁价格可知，讼争《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月每平米4元的租赁价格确属低廉，但考虑到租赁合同签订时，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尚未建设，未通水通电，不具备出租和使用条件，此时厂房租赁价格不能以当时已经具备完全使用条件的厂房的正常市场租赁价格作为参照和对比，且案涉厂房属于大面积整体出租，依常理出租单价亦会低于分部分小面积出租的价格；而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厦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可知，讼争《厂房租赁合同》签订之前升远公司已无力支付厂房主体部分的施工工程款，此种情况下升远公司为引入垫资方施工户外工程以盘活厂房的使用功能从而可能采取降低租赁价格的策略招揽垫资方也属常理，不违背商业规则；再者，通过垫资施工方式进行的租赁交易不同于普通的租赁交易，垫资方将遭受短期投入大额资金用以施工的资金利息损失，其承租价格自然也会低于普通的租赁价格。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讼争《厂房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每月每平方米4元的租赁价格尚难以认定是否极度不公平，且升远公司虽降低出租价格却因此盘活了厂房的使用功能，暂时解决了升远公司当时面临的各方面困境，可见《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并无导致仅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完全受损的情形，故本案仅凭租赁价格并无法直接认定十建公司承租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系出于恶意损害林声扬、升远公司合法权益的故意。 综上，十建公司实际履行了《厂房租赁合同》，《厂房租赁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也无充足证据证明其系出于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签订该份合同，故该合同乃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正常交易结果具有高度盖然性。林声扬虽主张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但举证未达到排除上述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林声扬基于此项主张而诉求确认讼争《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亦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升远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声扬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林声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碧娥 审 判 员  李庆东 人民陪审员  杨婷琴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林斌煌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