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804民初1516号 原告：覃世敏，女，1955年3月2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原告：陈宣庆，男，1981年9月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原告：陈小贤，女，1984年4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原告：陈春霞，女，1983年8月2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原告：陈小芳，女，1986年8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原告：陈春恒，女，1980年3月1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上述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敏儿，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华润路**，统一社会代码：9145080055720369XT。 法定代表人：吕伟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慧，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焕梅，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罗应，男，1989年7月2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武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广西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覃世敏、陈宣庆、陈小贤、陈春霞、陈小芳、陈春恒与被告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罗应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5日、2020年1月6日先后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宣庆以及六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廖敏儿，被告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慧、黄焕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应第一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第二次开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覃世敏是陈仁喜的妻子，原告陈宣庆是陈仁喜的儿子，原告陈小贤、陈春霞、陈小芳、陈春恒是陈仁喜的女儿。上述原告均系陈仁喜的第一顺序继承人。2018年5月17日，陈仁喜开始在被告所经营的“润桂6**”船上工作，任职船长。2018年9月14日，陈仁喜在“润桂6**”船上突发疾病，被紧急送至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经抢救无效后于2018年9月15日死亡。被告是“润桂6**”船的所有权人及船舶经营人，陈仁喜在“润桂6**”船上工作，双方依法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向贵港市覃塘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请求确认陈仁喜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贵港市覃塘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裁决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陈仁喜与被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自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陈仁喜的船员适任证书及船员服务簿，拟证明2018年5月17日，陈仁喜开始在被告所有和经营的“润桂6**”船上工作，任职船长；2.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入院记录，拟证明2018年9月14日22时10分，陈仁喜在“润桂6**”船上突发疾病，后被紧急送至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治疗；3.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死亡记录，拟证明2018年9月15日7时47分，陈仁喜在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死亡；4.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拟证明陈仁喜于2018年9月15日死亡；5.陈仁喜户口本，拟证明原告是陈仁喜的妻子、子女，是陈仁喜第一顺序继承人；6.（2016）粤0112民初4935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039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船员服务簿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足以证明劳动者身份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7.从广州市公安机关提取的公安机关对樊某、凌育家等人的调查笔录，拟证实陈仁喜系润桂公司聘请担任“润桂6**”船长一职，任职时间为2018年5月至陈仁喜去世，同时证明该船还有一姓凌的船员，该船员不在被告提供的该船船员名单中，证明该船的实际船员与被告公司备案的船员不一致。 被告辩称：一、原告认为被告与陈仁喜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告未曾聘请陈仁喜担任“润桂6**”船长一职，陈仁喜也没有到被告处应聘，未办理任何入职手续。2.被告未以任何形式向陈仁喜支付劳动报酬，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被告提供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润桂公司自有船舶工资表》，已详细列明被告名下船舶所有在职船长及船员的工资明细，其中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均无陈仁喜。因此，被告并未向陈仁喜支付劳动报酬。3.陈仁喜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被告的管理。员工入职前必须接受培训，任职期间也须接受被告组织的各种培训、各种检查和考核。但在多次培训和考核中，除了陈仁喜外，“润桂6**”船的船长罗应、船员樊某、樊春、黄献香均参加入职培训及2018年4月、8月、9月的培训和考核。二、从证据来说，原告提交陈仁喜的《船员服务簿》、《适任证书》，有涂改痕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称陈仁喜自2018年5月17日起在“润桂6**”任船长一职，且加盖被告“润桂6**”船船章，与实际不符。事实上，该《船员服务簿》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均无法证实：1.《船员服务簿》船员服务资历一栏，并非“陈仁喜”的签字，该签字笔迹与“持证人签名”处“陈仁喜”的签字不一致，有他人代签或伪造签字的嫌疑。2.“解职离船日期”中“2018年9月15日”有涂改，有伪造嫌疑。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上船任职的船长签字栏应当由前任船长“罗应”签字，而不应当由“陈仁喜”签字，且“解职离船”处并无任何船长签字，上述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4.为方便船舶管理，被告于2017年10月11日已将“润桂6**”船船章及船员服务簿任解职章随船移交给所聘请船长罗应保管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二、二十四条规定，船长无权聘请船员。因此，不能证实陈仁喜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被告聘请陈仁喜的相关材料，无法证明陈仁喜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四、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9月30日，被告所聘请的“润桂6**”船船长为罗应，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未解除过劳动关系，也未聘请过他人担任“润桂6**”船船长。1.被告于2017年10月11日聘请罗应为“润桂6**”船船长，并办理包含“润桂6**”船船章及船员服务簿任解职章在内的交接。2.罗应经被告同意，为“润桂6**”聘请有资质的船员并分配岗位，船员均受被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约束。根据被告提交的第三、第四组证据《内河船舶船员体检证明》、《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资历》、《员工培训记录》、《船舶安全检查记录表》、《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船舶管理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书》等证据，均证实罗应经被告同意，聘请樊某、樊春、黄献香为“润桂6**”船的船员，并由罗应分配岗位，且各船员均受被告内部管理制度的管理约束。3.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被告均按时向罗应提供的银行账户支付船员劳动报酬。根据被告提交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润桂公司自有船舶工资表》，已详细列明了被告名下船舶所有在职船长及船员的工资明细，被告已按期向罗应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所有工资，证实了被告与罗应存在劳动关系。另外，工资表中并无陈仁喜，也侧面证实被告与陈仁喜不存在劳动关系。4.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罗应仍任职“润桂6**”船船长，“润桂6**”船相关支出均由罗应亲自报销。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明细回单》，证明在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润桂6**”船相关支出均由罗应进行报账，且报销款项均由被告的账户直接支付到罗应的银行账户;根据《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请假审批单》及罗应向被告提交的《请假单》，均证实截至2018年9月25日，罗应仍在被告处担任“润桂6**”船船长一职。5.2018年9月30日，罗应将“润桂6**”船移交给该船新承包人李锦才，被告与罗应的劳动关系正式解除。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与陈仁喜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证据，证明被告招聘罗应为润桂6**船船长：1.润桂船运有限公司应聘船舶分包人信息表；2.船员适任证书；3.罗应身份证；4.中国银行卡；5.船舶分包人录用综合考核表；6.润桂公司随船工具及物品清单；7.润桂船舶存油交接记录；8.广西润桂船运有限公司会签单；第二组证据，证明被告按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为润桂6**船配置相应的船长及船员，不包括陈仁喜：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2.内河船舶船员体检证明和船员适任证书及船员服务资历；第三组证据，证明润桂6**船的船长为罗应，船员樊春、樊某、黄献香，船长、船员均接受被告的管理，该船没有陈仁喜：1.员工培训记录；2.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培训签到表；3.船舶安全检查记录表和安全生产检查打分表；4.中小型船舶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自查清单（润桂公司）；5.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船舶管理责任书；6.安全生产责任书；7.润桂6**船安全生产承诺书；8.公司油耗检查表；9.公司请假审批单（所在部门考勤存根）；10.请假单。第四组证据，润桂公司自有船舶工资表及支付工资银行流水凭证，证明被告从2017年10月开始按月发放工资给船长罗应及船员，直至2018年9月，没有向陈仁喜发放过工资。第五组证据，润桂公司船舶费用报销申请表和付款申请表及银行明细回单，证明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润桂6**船相关支出均由罗应进行报账且报销款项由被告直接支付到罗应账户。第六组证据，拟证明在2018年9月30日罗应将润桂6**船移交给该船新承包人李锦才：1.润桂公司随船工具及物品清单；2.公司会签单；3.润桂公司船舶存油交接记录；4.润桂6**船管理承诺书。 第三人罗应述称，一、罗应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被告申请追加罗应为第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罗应不是润桂6**船的船长，其也没有雇请过陈仁喜。只要被告提供润桂6**船的航行日志、安全记录，便可知道谁是该船的船长，根据举证责任，被告不提供上述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罗应仅于2017年10月11日应聘担任过润桂6**船的船长，但当天下午即辞去船长职务。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今其担任柳州鸿运公司629号船船长。2018年9月15日，润桂公司临时聘请其担任润桂6**船的船长，目的是从广州将润桂6**船开回平南，其接受聘请后将该船从广州开回平南，于2018年9月20日解职润桂6**船船长，继续担任柳州鸿运629船长。罗应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自2018年6月起至今罗应一直在柳州鸿运629船任职船长，有航行日志及鸿运公司转账支付给其的工资为证。三、被告提供的员工培训记录、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培训签到表、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船舶管理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书等证据上罗应的名字不是罗应本人签名。其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船员服务簿，拟证明2017年10月11日，被告任命第三人为“润桂6**船”船长，于当日同时解除船长职务；从2018年5月25日起第三人担任柳州鸿运629号船船长，至2018年9月15日任命第三人为润桂6**船的船长，目的是从广州将船开回平南，4天后到达平南，第三人于2018年9月20日继续担任柳州鸿运629船长，证明第三人与陈仁喜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认识陈仁喜；2.自有船舶船长深度负责制管理合同；3.中国籍船舶开航前安全自查清单；4.船舶安全记录；5.内河船舶航行日志，以上证据拟证明第三人从2018年6月1日起至起诉前，一直在柳州鸿运629从事船长工作；6.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自2018年6月起至同年10月，鸿运公司一直给其发工资，其系鸿运公司的船员。 法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劳动仲裁的庭审记录；2.对被告的管理人员陆某作的询问笔录；3.对罗应的询问笔录；4.从被告公司提取的润桂6**的船船舶所有权证书；5.从中国银行调取罗应应聘被告公司时开户的银行流水记录。 经开庭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有异议，真实性上日期有篡改，合法性上船员条例规定的年龄为60岁，但陈仁喜已到65岁，关联性上不能证实陈仁喜在被告处工作，服务簿只是身份证明，盖章处不能看出是被告的章，章是由罗应保管，最后一项陈仁喜的签字与船员簿第一页持证人签名字迹不同，不是陈仁喜本人签字；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4、5、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被告所举的上述证据，在仲裁阶段均已举证，罗应本人在劳动仲裁庭中否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除了2017年10月11日上的文件签名是其本人签的外，其他文件上的签名都不是其本人签的。从举证逻辑上，被告举证均不能证明陈仁喜不是润桂6**船的船员，应聘人员的记录是由公司保存的，公司在举证的时候可以把有关陈仁喜的记录都删掉。被告承认船章是由罗应管理控制，既然公司把章给罗应，那么服务簿上的章肯定是罗应盖的，公司将船章交给罗应，就是视为授权罗应，罗应盖章后应该由公司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如果公司认为罗应盖章没有经过公司授权，那是公司管理问题，应该由公司向罗应主张相关责任。对第二组证据，船上配员是根据船舶经营情况配的，并未规定在最低船员配备上要求具体配谁，只是要求配备具有相关资质的船员。这些证据并不能否定陈仁喜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对第三组证据，从职工培训记录可知被告作假，10月11日签名，一看就不是罗应签名，证据31页四个职员培训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肉眼都可以看出四个人签名是同一个人所签，而且其中罗应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对第四组证据，按照被告管理模式及其所说，船员工资并不是由公司直接发给每个船员，是由公司发给船长之后再由船长发给船员，这可以证明公司对船上实际船员情况并不清楚；按照劳动法规定，公司应该直接将工资发到每一个船员，但是被告公司并不是这样操作，国家规定船上最低配备船员为4人，但是每个船可根据自己经营情况多配备船员。对第五组证据，罗应本人在仲裁中都不予承认，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船员服务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船员服务簿没有原件不予认可。2017年10月11日解职离职日期和地点上没有盖章，不能证实罗应当天离职；上船任职日期有修改，有伪造嫌疑；船长签名每一页签字都不一样，应是上一任船长签字；罗应承认自2018年6月1日起至起诉前在柳州鸿运629号船上任船长，后又称在润桂6**号船任船长，根据其提交的航行日志显示，9月15日至18日，罗应均在“鸿运629”船上值班，两个证据和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2.对证据内河船舶航行日志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航行日志是船长自己记录的，没有强制性要求，有一定的随意性，上面只有罗应的签字，相应期间，罗应本人参加公司培训及检查，有其本人签名及其他在场人签字确认，这是矛盾的。 原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3、4、5无异议，对证据5银行流水记录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被告是否聘任陈仁喜无关联性，对证据2即证人陆某的询问笔录内容有异议。被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2、4、5无异议；对证据3即罗应的询问笔录有异议，罗应在笔录中的陈述不是事实。第三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3、4、5无异议，对证据2即证人陆某的询问笔录内容有异议，笔录不能证明罗应是润桂6**号船任船长，也不能证明该船上的船员系罗应聘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陈仁喜自2018年5月份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围绕该争议焦点双方争议最大的事实是自2018年5月份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在润桂6**号船任船长职务的是陈仁喜还是罗应。原告主张系陈仁喜受被告的聘请在该船担任船长并在该船履职，被告主张系罗应受被告的聘请在该船担任船长并在该船履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争议的焦点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综合全案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可以参照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劳动者身份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陈仁喜的船员服务簿和适任证书，证明陈仁喜具有担任船长的资质并自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15日间在润桂6**号船担任船长职务，其已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完成举证责任，且有其提供的其他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船员服务簿和适任证书可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作为参考，并且从公安机关调查樊某、凌育家、陈宣庆的笔录也充分印证了该事实。从日常生活经验、常识来说，作为长时间同在一艘船上生活、工作的同事，且是仅有三、四名同事，同事之间应当非常熟悉，他们之间没有矛盾和利益冲突，对于谁是该船的船长和谁是自己的同事，当事人最清楚，樊某、凌育家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是陈仁喜去世后三天公安机关收集的第一手材料，证人串通做伪证的可能性不大且无证据证实存在作伪证的可能，其陈述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可信性。关于被告是否向陈仁喜支付工资的问题，原告称陈仁喜的工资系通过樊某的账户转账支付，被告称该船上所有四名船员的工资均系转入船长罗应的账户，然后由船长再支付给其他船员，从罗应的账户流水反映，大部分资金（大额资金）系转入樊某的个人账户，未反映出转入被告主张的该船另两个船员黄献香、樊春的账户，结合证人樊某、凌育家的证言可知润桂6**号船的实际船员与被告公司备案登记的船员名单并不相符，本院从海事部门调查了解润桂6**号船曾于2018年4月27日被广州海事部门进行过行政处罚，该船当时的船长为李华荣，与被告主张该时间段该船的船长为罗应不相符，而被告提供的证据员工培训记录、培训签到表上的陈勇、樊某、黄献香、樊春、罗应等人的签名字迹高度近似，疑是同一人所写，再与樊某在广州市公安局调查时的签名比对，字迹基本一致，基本可以确认系樊某所签。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应聘船舶分包人基本信息表、会签单、船舶管理责任书、安全生产责任书以及船舶行业管理惯例可知，被告对其所属的船舶系采取内部承包（分包）制，凌育家陈述称该船的老板是樊某，结合银行流水及原告称系樊某支付工资给陈仁喜，综合上述证据和事实，润桂6**号船的实际管理人（承包人）很有可能是樊某。被告主张罗应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一直在润桂6**号船担任船长职务，要印证罗应是否在该船任船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提供当时在该船工作的其他船员作证，该船的船员系被告聘请的职员，受被告管理，如要证明该船船长是罗应，其应当申请在船的船员出庭作证，至少也应提供证言，但被告没有提供，且该船船员樊某、凌育家均证实当时系陈仁喜任该船船长，而罗应也一直坚称其不在该船任船长，不在该船工作（除了2018年9月15日至2018年9月19日临时担任该船船长外），该段时间其一直在柳州鸿运629担任船长，并提供了该段时间柳州鸿运公司每月向其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以及柳州鸿运629船的航行日志证实。根据交通部内河船舶航行日志记载规则规定，航行日志是船舶运行全过程的原始记录，是船舶法定文件之一，必须妥善保管。弃船时，船长或驾驶员必须携带航行日志离船。船长对航行日志的记载负全面责任，并应当经常检查。每个航次结束后要进行审阅并签字。航行日志用完后应在本船妥善保管，保存期限三年。从以上规定可知，航行日志是船舶的重要文件，从中可以反映出该船舶的船长是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而被告拒不提供该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陈述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可信度优于被告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据此，本院推定陈仁喜自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15日间在润桂6**号船担任船长职务，罗应不在润桂6**号船担任船长职务的法律事实存在。 至于被告辩称陈仁喜的签字与船员簿第一页持证人签名字迹不同，不是陈仁喜本人签字以及时间有涂改，故对原告提供的陈仁喜的船员服务簿不予认定的意见，本院认为，关于船员服务簿上陈仁喜的签名字迹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因陈仁喜于2018年9月14日晚上因病入院，次日早上病故，故其不可能再在船员服务簿上签名，而是他人代签，因而字迹前后不一致合乎情理，同理，时间涂改的问题，涂改的仅是“14”改为“15”日，陈仁喜于2018年9月14日晚上因病入院，2019年9月15日早上病故，代签人先写“14”后改为“15”日也合乎常理，被告据此认为不应采信该证据，不予支持。 至于罗应是否掌控润桂6**号船所有船员的工资并代为支付船员工资的问题，罗应述称其于2017年10月11日上午应聘担任润桂6**号船船长职务并办理交接润桂6**号船手续，并根据公司的要求在中国银行平南县瑞雁支行开户办理了一个银行账户，作为以后支付工资的账户，其办理后将银行卡交给陈华。当天下午，因考虑工资待遇太低而辞职，当时打电话告诉被告公司的陈华其辞职不做了，然后就走了，没有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叫陈华返还银行卡给其。之后该银行卡是谁持有并使用其不清楚。罗应的上述陈述是否属实，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若要查明该事实，只有陈华及樊某出庭作证并如实陈述，方能查清，因为该卡里的钱确实有部分转入樊某的账户，樊某应当知道是谁转钱给他，而陈华及樊某均系被告的员工，故该事实双方均有举证责任。虽然被告也提供了一系列书证，但仍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能够推翻原告和第三人主张的事实。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原告及第三人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优于被告主张的事实及证据，即原告及第三人主张的事实盖然性大于被告主张的事实，故对被告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 依据对上述事实及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被告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是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原告的亲属陈仁喜为自然人，是《劳动合同法》所指劳动者，主体适格。原告覃世敏是陈仁喜的妻子，原告陈宣庆是陈仁喜的儿子，原告陈小贤、陈春霞、陈小芳、陈春恒是陈仁喜的女儿，主体适格。罗应经依法追加后作为本案第三人，主体适格。2018年5月17日，陈仁喜受聘担任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润桂6**号船船长。2018年9月14日傍晚，陈仁喜在润桂6**号船工作时因患病被同在该船工作的同事樊某、凌育家送至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入院治疗，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9月15日7时47分死亡。 2018年12月28日，原告的亲属覃世敏、陈宣庆、陈小贤、陈春霞、陈小芳、陈春恒向贵港市覃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陈仁喜与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自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贵港市覃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仲裁裁决书，确认陈仁喜与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9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2017年10月11日，第三人罗应应聘担任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润桂6**号船船长，同日在《润桂船舶存油交接记录》上签名，并办理了入职及接收润桂6**号船的相关手续。当日下午辞职解除船长职务。2018年6月1日，柳州市鸿运港澳轮船有限责任公司任命罗应为柳州鸿运629船长，之后，罗应一直在该船履职。2018年9月15日，罗应临时接受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聘请担任润桂6**号船船长，罗应受聘后即赴广州将润桂6**号船开回平南，同月19日回到平南。次日，罗应解除润桂6**号船船长职务重返鸿运629船任船长。2018年9月30日，罗应与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补办润桂6**号船离职交接手续。 本院认为，关于陈仁喜与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对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存在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按本条解释，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应定性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动法。但对用人单位招用的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如何定性未见明确解释，审判实践对此类用工关系定性存在争议。 本院认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进行反推解释，应理解为，对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未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的定性问题，应依据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予以认定而无需特别加以解释。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只有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员，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由此可见，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看劳动者是否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法律未禁止企业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作为农民也无法定退休年龄。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中，超过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或者六十周岁继续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并不鲜见。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超过一般退休年龄的农民继续就业的情形会越来越普遍，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平等保护此类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受被告聘请从事船长工作，并领取劳动报酬。此类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般特征，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 综上所述，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覃世敏、陈宣庆、陈小贤、陈春霞、陈小芳、陈春恒的亲属陈仁喜与被告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自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西润桂船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保昌 人民陪审员  李有和 人民陪审员  曾 理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法官 助理  程 静 书 记 员  黄钰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