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4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雷，男，198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长新，辽宁谨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艳红，辽宁谨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中航国际广场A1写字楼****。法定代表人：李俊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波，辽宁中信德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小雷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9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小雷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204民初9326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为孙文夫，其不具有代理身份，孙文夫既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更不是被上诉人处员工，却以员工的名义代表被上诉人出庭应诉答辩，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基础和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依据孙文夫的口头答辩意见作出案件的判决，违反了法定的程序，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并有未查清的事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300元、4200元，摘要注明为学费、借款，该两笔钱系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垫付的税款。一审认为培训老师不能直接判断王小雷与孙文夫的关系以及易奥公司与朗卓学校的关系，培训老师向孙文夫主张工资、课时费仅能表明其从事的培训是朗卓学校培训业务的延续，无法将王小雷的身份简单确认为朗卓学校的聘用经理，其向上述老师支付工资是代表易奥科技支付还是代朗卓学校垫付需要其他证据佐证错误。上诉人王小雷是被上诉人员工已经经有效的仲裁裁决确定，王小雷在朗卓就职前在朗威就职，朗威的原始股东就是朗卓的法定代表人李俊升及妻子孙文夫（系被上诉人代理人），孙文夫是实际的控制人和管理者。上诉人的妻子仅仅是监事，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实际经营者。孙文夫和李俊升因为自己的问题出现债务危机因此四处借钱，包括本案中出现的案外人甄建伟等等都为了帮助孙文夫向其借过款，因孙文夫不能偿还借款，陈红也在大连市甘井子法院向其提起了诉讼。上诉人是基于情谊借款给孙文夫个人并为其学校的经营垫款这是合情合理。补签借款合同的比比皆是，合同的内容是否变更，借款期限是否延长都是双方的合意，不能据此推断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另外上诉人王小雷早就将其为被上诉垫款及向孙文夫借款的事情告知孙文夫，不能以双方没有书面的对账协议为由双方没有借款的事实。孙文夫在与上诉人2019年7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里自己称：“小雷，我个人向你个人借款是多少，之前帮助垫付的工资啊用到公司里的钱现在没在我的计划里”。因此双方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既有借款合意也有款项的支付。原判认定朗卓学校表示王小雷与李俊升合作运营学校曾持有公章、法人印鉴以及该校的公章已经丢失，结合教育局做出的告知书载明的“学校法人同管理者之间存在分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从未有过合作，在双方未有任何的合作协议，且经有效的仲裁文书确定为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此判决让人难以理解并且信服。至于处罚问题，教育局的处罚系被上诉人与朗威教育之间的纠纷，发生的时候上诉人尚未来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本案的关键点在于需要理清涉案的相关工作人员王小雷、宋珺、ITAMAR、李婉露、马可、孔伟究竟是与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建立的事实劳动关系，还是与易奥科技（大连）有限公司建立的事实劳动关系，以王小雷名义每月付出去的课时费转账记录不会是虚假的，只不过是要查明付出去的工资代表着谁的利益，谁就要承担偿还责任。朗威教育信息（大连）有限公司最初系孙文夫、李俊升发起设立的公司，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一审法院已查明王小雷自2015年7月至2018年7月在朗威公司任职，由于朗威公司作为工商主体，并不具备办学资质，故李俊升、孙文夫设立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以朗卓学校名义对外招生，朗威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承继至朗卓学校，故2018年7月王小雷因市场主体承继，与朗威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后，随即与朗卓学校建立劳动关系，并于2019年7月与朗卓学校终止劳动关系。可见自2015年7月至2019年7月，王小雷一直在李俊升、孙文夫实际控制下的企业任职，上述事实发展客观、连贯。如果孙文夫仅是王小雷控制的易奥公司的培训客户，那么孔伟、宋珺直接向孙文夫主张工资，那就更不符合常理，如果孔伟、宋珺等人是易奥公司的老师，那么拖欠老师工资问题应向易奥公司或者王小雷主张，为何要向客户孙文夫主张？可见涉案几名老师及管理人员实际上是与朗卓学校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他们主张权利的对象是孙文夫（朗卓学校），而并非王小雷或易奥科技。本案已经有两名证人在庭审中作证，为朗卓学校提供培训教学工作的。王小雷名下虽有参股设立的易奥公司，但并不代表王小雷就实际经营了易奥公司，王小雷自2015年7月就任职于朗威公司，2018年7月任职于朗卓公司，2019年7月才离职，故不能简单认为王小雷名下有公司就认定王小雷实际从事了经营自己公司的工作，不能推定涉案老师是为王小雷自己公司服务的。关于2018年10月23日的4500元借款合同，其中10月23日转账至朗卓学校名下的300元借款摘要注明“课时费”，10月24日转账至朗卓学校名下的4200元借款摘要注明“借款”，同一份借款合同下的借款，一审法院却能认定其中一部分（4200元）有借款合意，另一部分（300元）没有借款合意，都是一样的纸质版本合同，一样的签章形式，为何其余五份借款合同就没有借款合意。关于公章问题，多次建议被上诉人报案解决，上诉人也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但不要以公章被盗用就否定合同的真实性，况且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上诉人盗用的公章。一审法院并不尊重客观事实证据，在说理部分大肆引用“不符常理”等推断性观点，主观判断。综上，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审理程序错误。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辩称，一、本案一审事实清楚。关于孙文夫代理本案一审的相关情况，一审庭审过程中，经法院依法向上诉人释明，上诉人没有明确反对孙文夫作为代理人和其提出代理意见，本案一审程序合法。关于借款合同，被上诉人再次强调一点，本案上诉人出具的6份借款合同为一个时间、同时盖章生成；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提出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的印章、法人章“失踪”的情况，而这个“失踪”是发生在王小雷占有期间，即本案证据存在虚假情形，以及王小雷的陈述系虚假。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相关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庭审也有自认，一审法院确认了“王小雷在起诉状及之前法庭审理中均作出了虚假陈述”的事实。另外，上诉人从本案提起诉讼起直至今日，仍无法说明案涉6份借款合同是在什么地方，是由谁加盖的。王小雷利用掌握被上诉人公章和法人印章的方便，意图将自己所有的易奥公司的经营成本通过非法手段转嫁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关情况已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上诉人主张所谓的“借贷关系”是不存在的。上诉人王小雷在其上诉状中表述的主要事实，是其与孙文夫个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二人之间的往来账情况以及孙文夫孩子的学习费用相关情况，均与本案无关，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孙文夫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中。关于上诉人在庭审中增加的部分：本案被上诉人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在案涉期间已经停止了经营活动，证据显示的都是上诉人与孙文夫个人之间的纠纷，在上诉人的上诉状中上诉人自认关于处罚这个问题，该处罚发生在2019.8.31，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陈述发生处罚的时候尚未来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但是在本次庭审中又再一次强调其在被上诉人工作期间为2019.7—2020.7，此部分也是虚假陈述。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王小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朗卓学校偿还借款本金49950元，并自每笔借款出借之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3日、24日，王小雷向朗卓学校转账300元、4200元，摘要注明为“学费”、“借款”。王小雷于2018年12月10日向宋珺、ITAMARMANES、李婉露分别转账18900元、6480元、2400元，于2018年12月11日向马可转账7500元，摘要均注明“2018年11月课时费”。王小雷于2019年1月10日分别向宋珺、ITAMARMANES、李婉露、马可转账13500元、5760元、900元、6150元，摘要均注明“2018年12月课时费”。王小雷于2019年5月19日向孔伟转账4500元，摘要注明“2019年4月薪资”。王小雷于2019年5月30日向宋珺、ITAMARMANES分别转账7650元、3780元，摘要分别注明“2019年4月课时费尾款”、“salaryof201904”。王小雷于2019年6月14日向ITAMARMANES转账6120元，摘要注明“salaryof201904”。王小雷提供了六份《借款合同书》，均载明借款人为朗卓学校（甲方）、贷款人为王小雷（乙方），未注明签订日期，在落款“借款人”处均盖有朗卓学校的盖章和李俊升的法人章。合同书分别载明：借款金额4500元，借款时间2018年10月23日，借款方式为将借款直接转至朗卓学校的民生银行账户中；借款金额10000元、借款时间2018年12月10日，出借方式为直接作为课时费发放至甲方兼职老师个人银行卡中，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6月9日，12月10日打款至6226220704813384李婉露的账户，12月11日打款至6226220707019054马可的账户；借款金额10000元、借款时间2019年1月10日，出借方式为直接作为课时费发放至甲方兼职老师个人银行卡中，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7月9日，1月10日打款至6226220704634921账户，户名宋珺（实际打款金额为13500元）为确认出借款项；借款金额4500元、借款时间2019年5月19日，出借方式为直接作为课时费发放至甲方兼职老师个人银行卡中，借款期限自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8月18日，5月19日打款至6226220707624599孔伟的账户；借款金额11430元、借款时间2019年5月30日，出借方式为直接作为课时费发放至甲方兼职老师个人银行卡中，借款期限自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8月29日，5月30日打款至6226220704634921宋珺的账户、62×××98ITAMARMANES的账户；借款金额6120元、借款时间2019年6月14日，出借方式为直接作为课时费发放至甲方兼职老师个人银行卡中，借款期限自2019年6月14日至2019年9月13日止，借款期限为三个月，2019年6月14日，所打款项至账号：62×××98账户名：ITAMARMANES的账户。6份合同均载明借款利息为年息10%，以甲方收到借款日计算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王小雷自认，该6份《借款合同书》为补签合同，签订时间大概在2019年6月10日至15日之间。孔伟到庭作证，其工资由王小雷支付，王小雷告知孔伟没有钱付工资了，让孔伟向孙文夫索要工资。孔伟出示学习群微信聊天记录、Tina（宋珺）老师与孙文夫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孔伟与孙文夫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记录显示孙文夫的女儿李安孙在接受了孔伟、宋珺等人的培训服务。孔伟、宋珺均向孙文夫主张工资、课时费，孙文夫未拒绝。另查，王小雷系易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股东为王小雷、朗威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朗威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股东为崔钰，监事为柴琳琳。朗威教育信息（大连）有限公司的股东于2016年4月13日变更为孙文夫、李俊升、甄建伟、武汉锦绣长江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现股东为张源、李俊升、吴胜清。易奥科技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为孔伟缴纳社会保险。王小雷曾自2015年7月至2018年7月间在朗威教育信息（大连）有限公司任职。之后离职，进入朗卓学校工作至2019年7月。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王小雷应对其主张的与朗卓学校存在49950元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王小雷提供的六份《借款合同书》落款“借款人”处均加盖朗卓教育的公章及法人章，朗卓学校对该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印章已经丢失，否认与王小雷存在借款合意。就该6份借款合同的借款，一审法院进行逐笔分析。关于2018年10月23日的4500元借款，王小雷于2018年10月23日转给朗卓学校的300元，摘要为学费，10月24日转给朗卓学校的4200元，摘要为借款，王小雷转账时所作摘要应为涉及款项的实际用途，事后如改变用途，双方对此应达成合意。故4200元应为借款，予以确认，另300元款项无法直接确认为借款。其余5笔借款均记录为课时费用，虽然朗卓学校否认该5笔款项的收款人为其学校聘用老师，且孔伟确实在易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但从孔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孙文夫的女儿接受了案涉老师的培训，孔伟亦参与其中，培训老师不能直接判断王小雷与孙文夫的关系以及易奥公司与朗卓学校的关系，培训老师向孙文夫主张工资、课时费仅能表明其从事的培训工作是朗卓学校培训业务的延续。梳理王小雷与易奥公司、朗卓学校、朗卓（北京）公司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朗卓学校关于“崔钰系甄建伟配偶、柴琳琳系王小雷配偶”的陈述，无法将王小雷的身份就简单确认为朗卓学校的聘用经理。王小雷向上述老师支付工资是代表易奥公司支付还是代朗卓学校垫付需要其他证据佐证。王小雷依据该6份借款合同主张与朗卓学校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不能全部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借款合同书的形成过程不符合常理。首先，案涉6份借款合同均没有落款时间，王小雷在本案第一次法庭审理中陈述，上述合同均是在朗卓学校借款时与王小雷签订，而在第三次庭审时则承认除2019年6月14日借款当时签署借款合同书外，其余借款合同书均为2019年6月10日至6月15日期间补签。王小雷前后陈述不一致，如按其第三次法庭审理所陈述的意见，王小雷在起诉状及之前法庭审理中均作出了虚假陈述，王小雷此节陈述直接关联朗卓学校提出的王小雷曾控制朗卓学校公章及李俊生个人印鉴，朗卓学校并未同意签订案涉6份借款合同书的抗辩，从而影响一审法院对案涉6份借款合同书加盖朗卓学校印章是否是朗卓学校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判断。其次，2018年10月23日4500元借款、2018年12月10日9900元借款、2019年1月10日13500元借款的借款期限均为6个月，按王小雷最终自认的合同形成时间来看，在签订合同时，借款期限已届满或临近届满期限，双方如是补签合同，表明借款人未还款，在此种情况下，借款人不要求延长借款期限，反而补签已到期的借款合同，与常理不符。另三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均为三个月，最后一笔借款到期时间为2019年9月13日，而王小雷诉至一审法院的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虽然当事人何时起诉应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但因案涉借款合同是事后补签，时间的巧合确会引起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产生合理怀疑。再次，案涉6份合同中有5份合同的借款均系王小雷支付的课时费，就款项是否属于朗卓学校向王小雷的借款，朗卓学校与王小雷之间是否结算应进行的是对账、确认的行为，但最终的形式却为签订6份借款合同，此举与常理相悖。第二，王小雷自述其自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7月15日在朗卓学校工作，朗卓学校表示王小雷因与李俊升合作运营学校曾持有公章、法人印鉴以及该校的印章已经丢失，结合教育局做出的告知书载明的“学校法人同现在管理者之间存在分歧”，不排除王小雷曾接触案涉两枚印章的可能。综合上述意见，案涉借款合同书虽然加盖了朗卓学校的公章和李俊升的个人印鉴，但不足以证明王小雷与朗卓学校间除4200元借款外仍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王小雷提供的借款合同书不予采信，合同中确定的还款期限对朗卓学校亦不产生约束力，故视为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王小雷要求朗卓学校偿还借款的请求部分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朗卓学校应偿还王小雷借款4200元。关于王小雷主张的利息，因一审法院对王小雷提供的借款合同书不予采信，故王小雷主张的利率标准缺乏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朗卓学校应自王小雷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小雷借款4200元，并自2019年9月23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小雷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1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481元，由被告负担50元，给付时间同上。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朗威教育信息咨询（大连）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大劳人仲字[2018]第1376号仲裁调解书，拟证明朗威教育信息咨询（大连）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是李俊升和孙文夫及证明王小雷自2015.7—2018.7在该公司任职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该两份证据一审庭前均存在，不是新证据，不应该作为新证据认定，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因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一审已有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证据为其于2018年10月23日向被上诉人转款300元（注明学费）和4200元（注明借款）及后来向相关老师转账（注明课时费或薪资）的相关凭证，以及后来补签的借款合同书。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借款合同书的效力及上诉人转款性质认定的问题。关于借款合同书的效力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案涉借款合同书中有被上诉人的盖章，但被上诉人否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一审的陈述前后不一致，被上诉人陈述其印章丢失，现上诉人无确切证据证明合同书中盖章系被上诉人单位的相关人员行使职权所为，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借款合同书的内容系被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故案涉借款合同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案涉相关转款的性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4500元，其中4200元注明为借款，被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一审认定该笔款项为借款，判决被上诉人予以偿还正确；其中注明为学费的300元，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为借款，故不能以借贷纠纷予以审理，上诉人以借贷纠纷要求支持其主张，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向相关老师转款的性质问题，一、二审中，上诉人均主张该款项系为被上诉人垫付老师工资（课时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所支付的相关款项，所涉的老师服务或受雇于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在支付相关老师款项时受到了被上诉人的指示，故一审未认定对该相关款项为借款，亦无不当。若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转给相关老师的案涉款项，其相关老师的工资（课时费）应当由被上诉人支付，其代为垫付，被上诉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上诉人认为孙文夫非被上诉人职员，担任一审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程序不合法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中被上诉人因印章丢失，其法定代表人李俊升签名委托孙文夫代理诉讼，并证明孙文夫为被上诉人单位法人助理，2020年4月20日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孟艳红亦出具相关说明，认可被上诉人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的委托代理人孙文夫二代理身份，认可其在开庭审理及其他诉讼程序的代理结果，因孙文夫作为被上诉人一审中的代理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性规定，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对其代理行为予以认可，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小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案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对能够认定的转款为借款的上诉人的主张予以支持，对相关证据不足以认定转款为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1元，由王小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明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