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3民初2160号原告：古东晖，男，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扬，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莲，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兆华，男，195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怡，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定文，男，196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告：朱惠珍，女，197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彬，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梓亮，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慕鸿，女，196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裕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育光，男，194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山，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古东晖诉被告吴兆华、张定文、朱惠珍、陈慕鸿、张育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古东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莲、刘浩扬，被告吴兆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苏怡，被告张定文、朱惠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彬、何梓亮，被告陈慕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裕超、梁广涛，被告张育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育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古东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张育光、陈慕鸿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第一笔100万元，自2015年9月12日起，第二笔100万元，自2015年9月17日起，第三笔100万元，自2015年9月2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朱惠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五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张*辉因承建增城凤凰城E9、El0地块24-26号楼工程，于2014年5月12日、6月16日、7月19日、7月23日陆续向原告古东晖借款共计300万元，并约定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借款后至2016年2月，被告陆续向古东晖偿还部分借款利息。经原告多次催促，其余利息及借款本金被告至今尚未偿还。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其他合伙人作为了共同被告，本案借款属于合伙项目的借款，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吴兆华辩称，一、本人没有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向原告借过款。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原告古东晖”与“24-26号楼合伙体”之间。“24-26号楼合伙体”最初是由本人、张定文、张育光和王江雄四人合伙组成的，共同出资以“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楼项目部”的名义承建了“碧桂园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楼及F-2、G车库”建筑工程项目。“24-26号楼合伙体”借入这笔款项后投入到了工程项目建设之中（详见本人证据1-4、6）。结合原告提供给法院的证据1和证据2就可以证明原告古东晖起诉的借款是“24-26号楼合伙体”所借，而不是以本人个人的名义借的。“24-26号楼合伙体”后期，因合伙人之一的王江雄病逝，王江雄的妻子陈慕鸿（本案被告之一）成为了合伙体的合伙人之一（详见本人提供的证据5）。既然借款是以“24-26号楼合伙体”的名义借的，本案的被告和承担责任的主体就应该是“24-26号楼合伙体”，这笔借款不是本人个人的借款。二、原告诉请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数额有误。（一）诉状中多计算了12万元的借款本金。1、2014年期间“24-26号楼合伙体”一共向原告古东晖借了298万元的借款本金，而不是300万元的借款本金。“24-26号楼合伙体”在2014年一共向原告古东晖借了四笔借款，分别是2014年5月12日98万元、2014年6月16日100万元、2014年7月19日60万元、2014年7月22日40万元，共计人民币298万元。虽然原告古东晖提供的证据一显示的2014年5月12日的借款数额是100万元，但根据原告古东晖提供的证据三和本人提供的证据六（第43页）可以知道，借贷双方名义上是借款100万元，但操作转帐时出借人先扣下了借款当月的利息2万元，这笔借款实际到合伙体的帐上的金额是98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的规定，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后，仍主张借款凭证记载的本金偿还借款及利息的，法院以实际出借金额计算本金及利息。因此可以认定2014年期间合伙体的借款本金总额是298万元。2、合伙体已向原告古东晖归还了10万元本金。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二《承诺书》和本人提供的证据七《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合伙体己于2017年10月25日向原告古东晖归还了10万元本金，此10万元应从原告诉请的本金数额中予以扣除。（二）截止到2018年2月底，诉状中多计算了100400元的借款利息。多计算了借款利息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诉状中多计算了12万元的借款本金，所以直接导致诉状中的借款利息也是计算错误的。另一方面，根据本人提供证据六审核报告中的“26号楼借款明细”表，四笔借款中的三笔借款利息已支付到了2015年的9月下旬，原告古东晖的利息诉请是从2015年8月1日开始计算借款利息的，因此也多计算了一部分利息，详见以下内容：1、2014年5月12日98万元这笔借款的利息共计599600元，利息计算分两笔：①按98万元的本金计算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0月24日的利息为27个月×98万元×2%=529200元；②因2017年10月25日归还了10万元的本金，所以按88万元的本金计算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2月24日的利息为4个月×88万元×2%=70400元。两笔共计599600元。2、2014年6月16日100万元这笔借款的利息共计580000元。根据本人提供的证据六审核报告中的“26号楼借款明细”表，这笔借款的利息己支付到2015年9月16日，因此这笔借款的利息应计算为：2015年9月17日至2018年2月16日的利息，29个月×100万元×2%=580000元。3、2014年7月19日60万元这笔借款的利息共计348OOO元，根据本人提供的证据六审核报告中的“26号楼借款明细”表，这笔借款的利息己支付到2015年9月19日，因此这笔借款的利息应计算为：2015年9月20日至2018年2月19日的利息，29个月×60万元×2%=348000元。4、2014年7月22日40万元这笔借款的利息共计232000元。根据本人提供的证据六审核报告中的“26号楼借款明细”表，这笔借款的利息己支付到2015年9月22日，因此这笔借款的利息应计算为：2015年9月23日至2018年2月22日的利息，29个月×40万元×2%=232000元。以上1+2+3+4=1759600元，与原告诉状中的借款利息1860000元相差100400元。综上所述，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四个被告组成的“24-26号楼合伙体”与原告古东晖之间，而并非是本人个人与原告古东晖之间的借贷纠纷，因此应以“24-26号楼合伙体”的名义和财产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公正判決。被告张定文辩称，一、本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古东晖向本人主张借款债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原告古东晖诉称，“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张*辉因承建增城凤凰城E9、El0地块24-26号楼工程，期间共向其借款300万元。”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过本案证据材料可知：首先，本人从未有向原告古东晖借款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与原告古东晖之间不存在案涉借款事实。其次，案涉《借据》并无任何凤凰城E9、El0地块24-26号项目部的印章，不能证明是项目部的借款。再次，案涉《借据》均系原告吴兆华个人单方签署，并无本人与张*辉的签字确认，可见本人并没有与吴兆华共同借款的合意。二、关于《承诺书》的性质问题。首先，《承诺书》并非本人与吴兆华、张*辉三人对古东晖的还款承诺。实际上，该《承诺书》系本人及张*辉所代理的张育光对吴兆华在管理项目过程中有关款项行使监督权利的体现，系其三人的内部行为，并不具有对外效力。其次，本人对案涉所谓的借款事实并未参与，也没有授权吴兆华可以擅自以项目部名义借款，如果仅凭本人在《承诺书》中签名据以认定本人有向古东晖还款的意思表示，而忽视案涉全部《借据》均无本人签名的事实，忽视本人没有向古东晖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势必要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再次，退一步说，假设《承诺书》系本人同意向原告古东晖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则根据该承诺，也应当是收到建设方工程款后按比例额度偿还。据悉，案涉工程项目合伙体与承包方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未结算完毕，因此也无法向古东晖还款。另外，即便是还款，根据《承诺书》也是按份责任，本人也仅需承担其自身份额部分的款项而已，而非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三、案涉部分借款利息已逾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根据《借据》显示，案涉借款利息采用月结方式，于每月上旬支付。依法，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此，鉴于原告古东晖的起诉时间为2018年3月6日，我们认为2016年3月6日之前的利息己超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四、根据原告古东晖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案涉借款本金可能在293万元至298万元之间，而并非其主张300万元。虽然案涉《借据》显示的借款本金总额为300万元，但是根据原告古东晖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其通过自己的账户及委托付款的其他账户共向夏*琴转款总额为298万元；其中证人廖某的《代付款说明》针对其2014年6月16日的付款金额与银行流水并不相符，相差5万元。因此，根据原告古东晖提供的转账记录来看，我们假设该些款项真实有效的情况下，案涉借款本金总额应在293万元至298万元之间，而非300万元。五、退一步说，假设本案中古东晖与合伙体之间的借贷关系最终能够被认定，则原告免除张*辉或者张*辉代理的张育光的债务，是其对自身债权进行处分的体现，本人在其免除的债务范围内也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六、案涉增城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楼工程项目涉及多个合伙人，目前有关合伙纠纷尚在审理中，合伙人员身份尚未最终确定，而合伙人身份对本案审理和责任承担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本人认为本案应延期审理。在(2016)粤0113民初6976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陈慕鸿认为其丈夫王江雄系案涉工程项目的合法合伙人，享有相关的合伙权利，陈慕鸿据此主张分配相应的合伙利益。由于本案借款用途系用于案涉工程项目的建设，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假设最终在(2016)粤0113民初6976号案判决中法院认定了王江雄的合伙人身份，且在有盈利可供分配的情况下，依法陈慕鸿也应在其继承王江雄的合伙利益范围内向本案原告古东晖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为避免遗漏当事人，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恳请将本案延期开庭审理，待(2016)粤0113民初6976号案判决后再开庭。综上所述，本人张定文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借款事实存在诸多疑点，尚需进一步查明，而(2016)粤0113民初6976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尚未审结，该案对本案审理和责任承担具有关键性作用，本案需以该案审理结果作为审判依据。以上意见，恳请法庭高度重视，以去伪存真，依法保障本人的合法权益。被告朱惠珍辩称，本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古东晖向本人主张借款债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首先，据原告古东晖诉称，“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张*辉因承建增城凤凰城E9、El0地块24-26号楼工程，期间共向其借款300万元。”但是，本人并未参与案涉工程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对案涉工程项目相关情况并不知晓，案涉工程项目与本人无关。其次，本人与张定文虽然系夫妻关系，但并非对张定文名下所有的债务都负有法定的共同偿还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案涉借款用途系承建增城凤凰城E9、El0地块24-26号楼工程所需，而非用于本人与张定文的家庭日常生活，原告古东晖主张本人承担连带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据原告古东晖诉称，案涉借款并非张定文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的借款，古东晖主张本人对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原告古东晖对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案涉工程项目与本人朱惠珍无关，本人从未从案涉借款中获利，其家庭日常生活并不需要该笔借款，其与丈夫张定文并没有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向原告古东晖借款，原告古东晖无视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要求本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驳回。被告陈慕鸿辩称，一、本案不存在真实的借款事实。（一）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有悖常理，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根据原告提供证据可知，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大部份是由案外人**公司、正耀公司、湖南泓一公司以及廖某代支付夏*琴账户，即300万元本金中有200万是由他人代付，另案2161号案中的100万元本金原告更是全部由他人代付。事实上，本案代付人正耀公司代付资金来源于**公司、泓一公司代付款的经办人员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魏迅，廖某身份证地址与案外人魏迅相同且部分代付资金也是来源于魏迅，上述证据均频繁、“巧合”出现**公司或者**公司法定代表人魏迅，无法排除原告主张款项实际上是来源于魏迅以及**公司的合理怀疑，这与原告主张正耀、泓一公司以及廖某代为付款事实明显不符。另，在事隔多年后，代付款人以统一格式、在同一时间出具代付款说明，明显存在配合诉讼而串通制作的可能。同时，湖南泓一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丧失经营资质，正耀公司是失信公司、欠债累累，如两公司确实代原告支付巨额款项，那作为正常的商事主体，在其经营已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理应催款或者款项转账记录等。因此，本人认为须着重审查原告的经济状况、与代付款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资金的实际来源，在原告无法提供与代付款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凭证或者资金往来记录等的情况下，原告所主张借贷并非事实，涉嫌虚假陈述，其不具备资金出借能力。（二）根据银行对帐单显示，**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7月19日、7月22日向夏*琴转账50万元、20万元、40万元，正耀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7月19日向夏*琴转账20万元、10万元，泓一公司分別于2014年6月16日、7月19日向夏*琴转账15万元、27.5万元，廖某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7月19日向夏*琴转账10万元、2.5万元的行为，转账用途为个人稿费、演出费农副矿产，根本不是交付借款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无关。（三）据本人了解，古东晖与吴兆华之间缺乏密切关系，在原告不具备出借300万元能力的情况下，其竟然主张通过诸多案外公司或个人代付款项等曲折方式去为被告吴兆华筹集200万的巨额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二、退一万步讲，即便本案成立借款事实，但涉案债务也仅是吴兆华个人债务。（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吴兆华代表各合伙人与原告达成借贷合意。首先，借据上注明的借款人均为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凤凰城E9、EIO地块24-26号项目部，如原告认为被告吴兆华代表各合伙人，从而与全体合伙人达成借贷合意，理应一同起诉腾越公司或各合伙人，但起诉时原告仅起诉吴兆华等个人，足以证明原告当时知悉借款仅限于吴兆华个人之间。并未与全体合伙人达成借贷合意。现在后质证中，却主张债务是合伙体债务，与其前述行为矛盾，明显是为了让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故意混淆合伙人个人债务与合伙债务的关系，存在不诚信陈述。其次，案涉款项共人民币300万元，金额巨大，非一般项目运作常见的数额，已超出日常事务范围，除非经过合伙人一致同意或者合伙协议有明确约定外，合伙人个人对外进行的借款不能够被当然认为是在执行合伙事务，而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贷事先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借据也无项目部盖章或各合伙人签名、事后也没有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证明款项用于项目，因此，即便涉案借贷发生也仅为吴兆华个人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无关。综上，本人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能排除个人债务的可能，本案中仅凭吴兆华与夏*琴的签字确认是无法证明本案债务属于合伙体债务，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款项用于合伙项目，不应由本人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各合伙人已共同约定了项目共管账户，大额款项的收支理应通过该约定账户，但本案借款反而在吴兆华的指使下汇入了夏*琴的个人账户，款项均是由吴兆华个人控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汇入夏*琴账户的款项实际用于项目。因此，款项流入夏*琴账户与涉案项目没有必然关联，不能以此认定本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另案法院委托广州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中，对该利息审核说明为：“无法核实借贷资金的流入、流出具体时间、金额，且缺少股东同意借款的协议或联名审批，无法核实真实性，故无法确认该项支出”。故，根据上述证据可知，不能以涉案款项转入夏*琴账户而认定款项实际用于合伙项目的建设。三、被告吴兆华与原告古东晖、案外人魏迅存在恶意串通之嫌，不能排除虚假诉讼。首先，本案被告吴兆华，表面是被告，但他在庭审中的实际言行却存在配合原告的情形，在原告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借贷事实存在大量疑点以及举证不力的情况下，被告吴兆华反而向法院大量举证，配合原告确认本案债务存在，并积极申请追加本人陈慕鸿、张育光为本案被告，其辩解仅针对返款10万是利息还是本金、转入98万元预先扣除2万元利息等非关键细节进行，有悖常理，明显是企图将“个人债务”转为合伙债务而从中获利。其次，结合本人另案提交的证据可知，上述人员隐瞒了吴兆华因工程款变现需要通过质押支票方式将合伙体899719.37元收益转给案外人魏迅的事实，反而将本应转回给合伙体的合法收益（工程回款）虚构成对古东晖的债务，结合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和意见，符合涉及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特点。综上所述，原告根本不具备出借能力，主张的借贷事实明显有悖常理，且原告与被告吴兆华之间相互配合确认债务的存在，并积极追加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存在虚构合伙体债务嫌疑，因此，本人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等规定，恳请法院公正审理以维护法律尊严和本人合法权益。被告张育光辩称，一、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而合伙纠纷有另外的案件在处理之中，不适宜判决用连带责任的方式来代替处理合伙纠纷的内容，因为在此借贷案由的法律关系的审理中，难以审查出合伙纠纷的真实全貌，原告也并不知情合伙事务。1、原告在最初起诉时，并未要求本人为本案之被告，是被告吴兆华、张定文以本案债务为“合伙体”共同债务为由向法庭申请本人为本案被告，可见原告并不知情合伙体的实情。2、本人与被告吴兆华、张定文之间的合伙纠纷，与本案原告与被告吴兆华、张定文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合并审理。二、本案民间借贷应为吴兆华、张定文个人债务，本人并未委托吴兆华借款，亦未委托张定文借款，更没有确认吴兆华、张定文系合伙体的代表人，故不应由本人承担还款责任。三、合伙的碧桂园凤凰城半山洋房工程项目已于2013年11月大部分工程己竣工验收，有大量的进度款进帐，该工程根本没有再要在2014年进行大额借款的必要，借款真实性令人质疑。四、吴兆华提交的大量证据真实性存疑，多份证据存在虚假。吴兆华提交的《支付证明单》、《记帐凭证》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其中出纳部分是个人签名，部分是盖私人印章。私人印章是谁所盖，系谁刻制，真实性明显存疑，同时这也不符合一个人的习惯和常理。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公正审理，依法确认本人在本案民间借贷的案由中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古东晖、被告吴兆华、被告陈慕鸿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交证据并结合庭审陈述、质证，认定事实如下：1、被告吴兆华多次以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凤凰城24-26号楼项目部名义向原告借款。2014年5月12日，原告古东晖向案外人夏*琴转账98万元。同日，被告吴兆华向原告手写出具一份借据，内容为，“今借到古东晖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小写1000000.00元），月息为贰分计息，每月上旬支付利息。此据。借款人：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项目部，出纳：夏*琴，项目部负责人：吴兆华，20一四年五月十二日。”除“夏*琴”为他人签名外，其他内容均为被告吴兆华手写出具。2014年6月16日，被告吴兆华再次向原告手写出具一份借据，内容为，“今借到古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小写1000000.00），月息每月2分计算。此据。广东**建筑工程公司凤凰城24-26号楼项目部，借款人出纳：夏*琴，2014年6月16日。”其中，“夏*琴，2014年6月16日”笔迹与签一份借据中夏*琴签名基本一致。被告吴兆华在借据左下角手写“同意借款，吴兆华”。吴兆华在其名字上加按指印，手写内容与借据中其他内容笔迹一致。2014年7月23日，被告吴兆华向原告出具一份他人手写的借据，内容为，“7月19日借到古东晖先生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小写600000.00元）。7月22日借到古东晖先生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小写400000.00元）。月息为贰分计息，每月上旬支付利息。此据。借款人：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项目部，出纳：夏*琴，项目部负责人：吴兆华，2014年7月23日。”被告吴兆华在项目部负责人后手写签名并加盖指印。原告表示后两份借据中的200万元均为他人代为支付给被告方，具体如下：（1）案外人广州**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其名下尾号为0995的中国民生银行广州科技园支行的账户向被告吴兆华指定的财务夏*琴名下尾号为62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出借款项：85万元。2014年6月16日，转账5笔，每笔50000元，合计25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演出费等”。2014年7月19日，转账4笔，每笔50000元，合计20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演出费等”。2014年7月22日，转账8笔，每笔50000元，合计40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演出费等”。（2）案外人广州**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其名下尾号为2439的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向被告吴兆华指定的财务夏*琴名下尾号为62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出借款项：25万元。2014年6月16日，转账5笔，每笔50000元，合计25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演出费等”。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三份《代付款说明》，表示其受古东晖委托向夏*琴转账的上述款项，为代古东晖向吴兆华、张定文、张*辉支付的借款，相关权益属于古东晖。三份代付款说明格式完全一致，落款日期均为2018年1月5日，并加盖广州**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但无任何经办人员签名确认。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又提交一份广州**科技有限公司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魏迅签名的代付款说明，将款项性质变更为代古东晖向吴兆华、张定文出借，落款日期变更为2018年7月28日。（3）案外人深圳市正耀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通过其名下尾号为6285的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向被告吴兆华指定的财务夏*琴名下尾号为62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出借款项：30万元。2014年6月16日，转账4笔，每笔50000元，合计20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演出费等”。2014年7月19日，转账2笔，每笔50000元，合计10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演出费等”。深圳市正耀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两份《代付款说明》，表示其受古东晖委托向夏*琴转账的上述款项，为代古东晖向吴兆华、张定文、张*辉支付的借款，相关权益属于古东晖。两份代付款说明格式完全一致，落款日期均为2018年1月5日，并加盖深圳市正耀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的公章，但无任何经办人员签名确认。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又提交一份深圳市正耀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盖章并由经办人魏香生签名的代付款说明，将款项性质变更为代古东晖向吴兆华、张定文出借，落款日期变更为2018年7月28日。（4）案外人湖南泓一燃料有限公司通过其名下尾号为6986的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向被告吴兆华指定的财务夏*琴名下尾号为62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出借款项：425000元。2014年6月16日，转账3笔，每笔50000元，合计150000元。转账的摘要均为“个人稿费”。2014年7月19日，转账6笔，其中5笔每笔50000元，合计250000元，该5笔中，4笔转账的摘要为“农副矿产”，1笔为“个人稿费”。另1笔转账25000元，摘要“农副矿产”。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一份湖南泓一燃料有限公司盖章并由经办人魏迅签名的代付款说明，表示其受古东晖委托向夏*琴转账的上述款项，为代古东晖向吴兆华、张定文支付的借款，相关权益属于古东晖。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28日。（5）案外人廖某通过其名下尾号为5692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吴兆华指定的财务夏*琴名下尾号为62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出借款项：175000元。2014年6月16日，转账150000元。2014年7月19日，转账25000元。廖某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5日的代付款说明，表示上述款项为代古东晖向吴兆华、张定文、张*辉出借，相关权益属于古东晖。上述日期为2018年1月5日的多份代付款说明格式均一致。上述转账，原告均提供了案外人广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正耀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湖南泓一燃料有限公司及廖某各自名下的银行流水记录予以证明。上述原告所陈述的以自己和他人转账方式向被告出借款项共计298万元。2、因原告古东晖在立案时提交的起诉状对案件描述过于简单，存在故意隐瞒被告方支付本息情况，本院责令原告提交涉案300万元借款的款项往来汇总。2019年7月11日，原告古东晖向本院提交《300万借款款项往来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汇总表中，原告确认收到被告通过夏*琴或他人支付的部分借款利息，收款人为古东晖或古锦荣，分别对应于三份借据中的三笔借款。详见原告提交的汇总表。汇总表显示，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5年4月30日，原告先后收到被告方偿还的利息54万元，另外，2016年2月4日夏*琴向原告指定的古锦荣转账20万元，2017年10月25日张定文向古东晖转账10万元。原告表示上述款项均为支付三笔借款的相应利息。对于原告制作的汇总表，被告吴兆华认为，汇总表中遗漏部分支付利息情况，具体为2014年6月16日支付利息40000元而非20000元，2014年7月23日有支付利息20000元，2015年8月15日有支付利息60000元。吴兆华表示支付证据来源于其证据8第46页、48-49页、57页中原告古东晖或其指定的古锦荣在支付证明单上的签名确认。吴兆华认为2017年10月25日的还款为偿还本金而非利息。吴兆华另行制作一份还款明细，该明细中的支付利息日期与原告所制作的汇总表中的日期并不一致，被告吴兆华未说明日期不一致的原因，也未提供具体的转账付款记录。其他当事人未对原告出具的上述汇总表单独发表意见。3、被告吴兆华主张涉案借款为合伙共同借款情况。2011年6月8日，吴兆华（乙方）与张育光、张定文（甲方）签订一份《工程承包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完成增城市碧桂园凤凰城半山洋房24、25、26号楼工程的施工，共同承担工程质量、进度、安全、技术及经济责任。工程前期费用乙方负责出资500万元，甲方负责出资100万元。甲方负责与开发商签订施工合同，乙方以施工管理人员身份开展工作。甲方负责委派会计，乙方负责委派出纳，共同参与财务管理工作。协议书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关约定。同日，吴兆华（甲方）与案外人王江雄（乙方，被告陈慕鸿配偶，已去世）签订一份《工程承包合作协议书》，约定就吴兆华所承包建设的增城市碧桂园凤凰城半山洋房24、25、26号楼工程之50%股份，双方以甲方占25%、乙方占25%分配盈利及承担风险。工程前期费用甲方负责出资150万元，乙方负责出资350万元。协议书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关约定。2011年9月13日，被告张定文以“张定文施工队”名义（乙方）与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一份《腾越公司承包管理协议书（C类）》，约定乙方向甲方承包碧桂园凤凰城E9、E10地块24-26#楼及F-2、G车库工程，甲方收取承包合同结算总价6%的管理费。乙方负责承包合同内发生的全部费用。协议书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关约定。2013年11月12日，增城市国土房管部门就碧桂园凤凰城E9、E10地块24、25号楼及G车库工程予以验收备案。2015年5月21日，增城市国土房管部门就碧桂园凤凰城E9、E10地块26号楼及F-2型车库工程予以验收备案。在上述两次验收期间，王江雄去世，被告陈慕鸿申请入伙。2014年5月6日，陈慕鸿向吴兆华提交书面意见，表示其配偶王江雄于2011年6月8日与吴兆华签订了涉及增城碧桂园凤凰城半山洋房的工程承包合作协议书，因王江雄2014年2月25日去世，特要求继承王江雄所持有股份的债权债务。吴兆华当日书面表示同意。事后，被告张定文、张育光、均书面同意陈慕鸿继承王江雄在涉案工程中的股份。2015年12月4日，吴兆华等就增城市碧桂园凤凰城半山洋房工程项目部召开合伙人会议，吴兆华、张定文、陈慕鸿参加，张育光委托案外人张*辉参加。会议决议内容有：1、合伙各方承认陈慕鸿的身份，陈慕鸿继承王江雄在合伙项目中的份额。2、合伙四方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项目进行审计。3、工程款结算后，先返还50万投资款给陈慕鸿。4、工程盈亏按照张育光20%、张定文30%、吴兆华25%、陈慕鸿25%的比例分担。2015年12月21日，张定文、张育光、吴兆华、陈慕鸿与案外人广州融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审核业务约定书》，委托广州融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合伙体施工的增城市碧桂园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楼及G型、F-2型地下车库工程谨慎审核。2016年5月10日，广州融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结论为项目账面收支结余为负395009.93元，项目账面亏损5342325.84元。项目管理分析结论为，项目一开始就收不抵支，后期有失控迹象；项目管理监管不利，管理费用约占总造价的7%，公关类费用支出约占总造价的1.23%，多项费用未经股东联签，班组结算过于宽松。报告表示仅根据各合伙人提交资料进行审核，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由提供方负责，仅根据财务记录进行审核，未对实物资产盘点确认。专项审核报告有附表13份，其中附表12为借款本金明细，显示2014年5月向古东晖借款100万，2014年6月向古东晖借款100万，2014年7月向古东晖借款100万。附表13为借款利息明细，显示有2015年4月8日向古东晖付息60000元，2015年8月15日向古东晖支付利息60000元，2016年2月4日向古东晖支付利息200000元。报告中仅制作上述清单，未附原始单据及银行流水等记录。2017年2月20日，被告吴兆华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凤凰城E9、E10，24-26号楼工程项目部借古东晖人民币合计叁佰万元，承诺2017年度收到建设工程款后首先按比例额度还借款。特此承诺。（说明先还本后付息）。凤凰城E9、E10，24-26号楼项目部承诺人：吴兆华、张定文、张*辉，日期20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吴兆华签名加按指印，张定文、张*辉在承诺人后签名。2017年10月25日，吴兆华制作一份收款收据，原告古东晖在经手人处签名，内容为收到“凤凰城05号楼项目返还款10万元”。吴兆华提供了张定文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2017年10月25日，张定文向原告古东晖名下尾号4274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被告吴兆华提过多份自行制作的记账凭证及支付证明单，拟证明合伙体一直有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记账凭证及支付证明单中，多数有被告吴兆华在会计主管处签名，以及案外人夏*琴在出纳处签名或加盖私章，无其他合伙人签名确认。其中，2016年2月4日的支付证明单上，记载支付古东晖利息，分别为100万元借款2015年4月16日至9月16日的利息、60万元借款2015年4月19日至9月19日的利息，40万元借款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9月22日的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5个月共计利息20万元。原告古东晖在受款人联签名确认。2019年7月25日，被告吴兆华第三次提交证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130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1306号二审判决书），拟证据本案原告古东晖借款有关的利息包含在判决书第35-36页所确认的19189069.54元费用之中。21306号二审判决书确认，2016年8月15日，陈慕鸿向本院起诉吴兆华、张定文、张育光要求分配合伙利润。本院在审理中，依法摇珠选定审计机构对合伙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广州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中职信审专字（2017）第543号的审核报告，认定有19189069.54元费用存在入账依据不规范，大部分无合法票据等原因暂不列入项目支出，需待股东协商或法院认定。其中。利息支出1734413.90元无法核实资金流水，且缺少股东同意借款的协议或联名审批，无法核实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利息支出。经审理，本院作出（2016）粤0113民初697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合伙在完成碧桂园凤凰城E9、E10地块24-26号楼及F-2、G车库工程中经审查无利润可分配，判决驳回陈慕鸿的诉讼请求。陈慕鸿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1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陈慕鸿的上诉。上述一审判决及二审判决中，均以现实中合伙对账目等管理不规范为由，对审计中存疑的19189069.54元费用，予以认可为合伙费用。但两份判决书中均未对涉及古东晖的借款进行具体认定。陈慕鸿对21306号二审判决书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编号为（2019）粤民申6308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表示对陈慕鸿的再审申请已立案审查。但陈慕鸿未能提交广东省高院是否同意再审立案的处理决定材料。4、各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不诚信表现。（1）原告起诉状中将张*辉及谢小苑列为被告，且表示谢小苑为张*辉的配偶，后原告代理人提交起诉状时将张*辉、谢小苑划掉，既未说明其如何获得张*辉、谢小苑的身份，又是如何获得两人为夫妻关系的信息。同时，起诉状中故意不说明转账支付借款金额与借据中金额不一致的情况，故意回避被告方历次还款情况。本院确认原告存在故意敷衍法庭的不诚信诉讼行为。（2）原告主张的300万借款均是支付到被告吴兆华指定的夏*琴名下账户，原告不起诉吴兆华的配偶，却将仅仅事后出具承诺书的张定文及其配偶朱惠珍列为被告，其追诉目的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告既然主张借款为吴兆华等人合伙共同所借，却不与吴兆华核实合伙人身份就随意将几人列为被告，敷衍诉讼的迹象明显。（3）原告起诉时，委托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的谈怡君律师、黄翠仪律师代理案件。2018年7月11日，原告古东晖撤销黄翠仪律师的代理，并重新委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的廖俊莲律师、谈怡君律师代理案件。2019年3月4日，原告撤销谈怡君律师的代理，将代理人变更为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的廖俊莲律师、刘浩扬律师。（4）在接收本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后，被告吴兆华申请追加陈慕鸿、张育光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表示涉案款项为合伙体所借，陈慕鸿、张育光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张定文在收到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后，也向本院提交追加当事人申请书，请求追加陈慕鸿、张育光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表示涉案借款为合伙体所借，陈慕鸿、张育光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张定文同时请求将张*辉追加为第三人，表示张*辉代表张育光在原告证据2承诺书中签名，为查明事实应追加张*辉为案件第三人。至于张*辉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告张定文没有说明，仅仅将张*辉作为第三人的身份来履行证人的责任，明显存在故意请求法院滥用追加第三人的意图。张定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提交书面意见，表示张*辉为张育光的代理人，鉴于已经追加张育光作为被告，故撤回追加张*辉为第三人的申请。（4）被告陈慕鸿在收到本院追加其为被告参加诉讼后，故意滥用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案件移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在本院出具（2018）粤0113民初21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明确阐述本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后，陈慕鸿为拖延诉讼程序，故意再次滥用管辖权异议，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粤01民辖终26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慕鸿的管辖权异议上诉。陈慕鸿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程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侵害的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证据及庭审笔录、当事人提交书面意见为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因承建工程向其借款300万元，被告吴兆华、张定文表示款项为吴兆华、张定文、张育光、陈慕鸿的四人合伙所借，被告陈慕鸿、张育光则否认借款为合伙所借，被告吴兆华同时抗辩出借款项及剩余借款本金与原告所计算不一致。综合上述当事人的争议，本院现逐一进行分析确认。（一）原告古东晖实际出借款项。古东晖主张向吴兆华等人出借300万元，并提供三份借据、一份承诺书及相应的转账记录。然而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共计只有298万元。被告吴兆华确认古东晖及他人代古东晖转账至夏*琴名下账户的298万元为涉案借款，本院确认原告古东晖实际出借金额为298万元。对应于三份借据，实际出借款项分别为2014年5月12日的98万元，2014年6月16日的100万元，2014年7月18日的60万元，2014年7月22日的40万元。（二）涉案借款剩余本金及利息。原告古东晖应本院要求提交涉案300万元借款的款项往来汇总表。汇总表显示原告在2014年6月16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共收取利息54万元。2016年2月4日，吴兆华指令夏*琴向古东晖指定的古锦荣名下账户转账20万元。而被告吴兆华提供的证据8中的支付证明单显示，20万元分别支付后两笔借据中借款利息，对应时间段分别为100万元借款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9月16日的利息，60万元借款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9月19日的利息，40万元借款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9月22日的利息。古东晖在支付证明单上签名确认。本院支付证明单中所记载上述利息支付时间段的内容予以确认。同时，被告吴兆华提供的2015年8月15日的支付证明单中载明，向原告支付利息60000元，为100万元借款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7月12日之间的利息。古东晖在支付证明单上签名确认。同时，原告证据2《承诺书》为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出具，承诺书特别注明2017年度的还款为先本后息，原告持有该份承诺书，并以此向张定文主张权利，应视为原告同意之后张定文在2017年10月25日转账还款的10万元为偿还借款本金。三份借据中约定的利息均为月利率2%，则偿还本金应为偿还在先的借款。故还款后，具体三份借据对应的借款本金分别为88万元（2014年5月12日借据）、100万元（2014年6月16日借据）、100万元（2014年7月23日借据），对应的支付利息截止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12日（2014年5月12日借据）、2015年9月16日（2014年6月16日借据）、2015年9月19日（2014年7月23日借据中的60万元）、2015年9月22日（2014年7月23日借据中的40万元）。被告方应当支付上述合计借款本金288万元，以及按照每部分借款利息截至日次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三）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吴兆华主张涉案300万元为合伙所借，但其提供的借据均只有吴兆华一人签名，至于所谓出纳夏*琴在三份借据上的签名，不能作为合伙共同借款的依据。夏*琴为合伙雇请的财务人员，吴兆华作为合伙的实际管理人员，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夏*琴在合伙承建工程期间，按照管理人员吴兆华的安排，在相应单据上签名，只能证明相关签名及单据出具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吴兆华所主张的借据及其他单据的法律性质。作为个人合伙，涉及对外借款的，应当有其他合伙人的共同签名或书面确认。在吴兆华无法提供其他合伙人的签名或书面确认借款为共同所借的情况下，本院只能认定三份借据中的款项均为被告吴兆华假借项目部的名义向古东晖借款，相应的还款责任应由吴兆华自行承担。至于吴兆华提供的记账凭证、支付证明单均为其单方制作，无其他合伙人的签名或事后确认，无法认定其他合伙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2018）粤01民终21306号民事判决书仅仅是考虑到个人合伙管理不规范，从宽将各种不规范的费用19189069.54元予以认定，但并未具体对本案涉及的300万元款项性质进行处理，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款项为合伙债务的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涉案借款为合伙债务，如被告吴兆华认为借款并非个人债务，其应当通过合伙人之间的协商或另行通过其他法律途径确认。被告张定文于2017年2月20日与吴兆华共同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确认向原告借款300万元的内容。该承诺书的出具，说明至少自2017年2月20日，张定文就已经知悉吴兆华以合伙名义向古东晖借款的内容。张定文对吴兆华的行为不仅无异议，且与吴兆华一起出具承诺书，与吴兆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明确，张定文应与吴兆华共同向原告古东晖偿还借款本息。承诺书中有案外人张*辉的签名，张育光否认有授权张*辉在承诺书中签名，原告古东晖、被告吴兆华、张定文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张*辉接受张育光委托签名，不能仅根据张育光授权张*辉参加一次合伙人会议就推定张*辉的其他签名均是接受张育光的授权。原告古东晖，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均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张育光、陈慕鸿（或其原配偶王江雄）确认涉案借款为合伙共同借款的相应内容。在无法认定陈慕鸿、张育光对借款知情，更无法认定其对合伙共同向原告借款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本院不能仅仅根据张定文、吴兆华的单方确认，而认定陈慕鸿、张育光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在诉讼中积极请求追加陈慕鸿、张育光为被告，并多次主张涉案款项为合伙共同向原告所借，只能印证张定文与吴兆华对两人共同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推定陈慕鸿、张育光承担责任的依据。被告陈慕鸿为原合伙人王江雄的配偶，其在王江雄去世后主动加入合伙，并征得其他当事人的同意，具备合伙人的身份，且（2018）粤01民终21306号民事判决书对此也有认定，本院不再赘述。被告朱惠珍为被告张定文的配偶，非本案的借款主体，张定文虽需对本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债务用于张定文和朱惠珍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朱惠珍对本案的债务依法不需承担清偿责任。（四）各当事人其他意见及提交材料情况。被告陈慕鸿申请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调取案外人夏*琴名下尾号62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张定文名下尾号641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自2013年6月至2017年2月之间的流水记录，以查明合伙的现金流、资金往来用途等。陈慕鸿还申请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向案外人吴川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增城市碧桂园支行、广州银行农林支行调取相应收据、汇票、支票，表示上述内容涉及吴兆华主张的转出合伙体收益。查明上述银行流水涉及的是合伙资金的往来记录，与本案涉及的借款款项的出借及偿还并无直接的法律联系，本院对陈慕鸿的申请不予准许。陈慕鸿如认为调查上述两账户流水直接涉及其重大利益，应当在合伙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另行提出相应申请。相关的收据、汇票、支票均为合伙向外转出款项的情况，与本案借款并无直接法律关系，本院对陈慕鸿的申请不予准许。被告陈慕鸿以合伙挂靠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工程，且借据中有该公司名称为由申请追加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广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非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与本案所涉及民间借贷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本院对陈慕鸿的上述无理追加申请不予准许。被告陈慕鸿在本院明确举证期限届满不再收取证据的情况下，故意在本案辩论终结后再次提交证据，且证据中夏*琴说明的日期却为本案最后一次庭审之前。陈慕鸿无视举证期限的规定逾期提交证据，本院对其在2019年11月28日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不予审查。被告陈慕鸿在本案辩论终结后，提交书面意见，请求再次组织开庭审理，并要求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张育光以及案外人陈发良、张国豪等到庭接受法庭调查。陈慕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故意滥用管辖权异议损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案件辩论终结后以各种理由申请再次开庭及传唤当事人、案外人，实属故意干扰诉讼程序的表现，本院对其无理要求不予准许。被告陈慕鸿在案件辩论终结后，向本院提交一份《申诉报告》，表示吴兆华侵占其投资款，如果司法不公判其承担责任则将面临无颜面对好友、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为由以死谢罪，以死抗争。被告陈慕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诉讼权利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诚信行为，现又提交申诉报告，以自身会出现“以死谢罪，以死抗争”的情形故意给合议庭人员施加压力，为其不诚信诉讼行为的表现，本院对被告陈慕鸿申诉报告不予审查处理，对其不诚信诉讼行为予以谴责及训诫。被告张育光在本院最后一次庭审前几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本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但相应的申请直到本案庭审结束后次日才送达。庭审辩论终结后，张育光提交再次开庭审理的申请人。被告张育光明显存在无视诉讼规则规定，敷衍法庭的不诚信行为。本院对张育光的无理要求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古东晖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880000元。二、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古东晖支付借款利息（利息分四部分计算，以88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3日起计算；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7日计算；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0日计算；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3日计算，均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古东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6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古东晖承担2027元，被告吴兆华、张定文共同承担48653元。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缴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 东人民陪审员  吴国清人民陪审员  利斯敏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何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