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606行初984号 原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金榜下街**地下之一。 负责人陈**，该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瀚铭，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永恩，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县前路** 负责人叶善楷，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冠东，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罗闽，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罗少芝，女，198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姚志兵，广东昊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不服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作出的顺良街行决字〔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9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罗少芝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何瀚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胡冠东、罗闽，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姚志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第三人于1983年4月14日出生，属于计划外超生三胎子女。第三人出生后入户在金榜居委会，户口再无迁移情况。原顺德县金榜乡人民政府在1984年已实行征地并通过《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的表决，主要内容涉及金榜乡全部被原顺德县人民政府征用所产生的补偿款项的分配方案及规则。《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二条第（十二）项规定：“抢生二胎者到84年9月27日够间隔四周岁者可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着无得分配，从82年10月1日高潮扫尾巴以来已出生的可参加分配，以后超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不得参加分配。”第四条规定：“今后提留搞企业，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现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第三人属于“不计划生育超生三胎”的情形，不获参与分配和生产队年终收益分红的资格。按照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关于村改居的“原村民”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金榜社区居委会不纳入村改居范围，不享有原村民的待遇。金榜社区居委会曾对此提出异议：“1984年征地时固化的人就为1110人，如有福利分配都是按1984年9月28日时固化的人口数进行分配，实行生不加死不减。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将金榜村1984年9月28日固化时的村民纳入‘原村民’核准范畴”。对此，被告于2011年6月7日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提交《关于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请示》，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于2011年8月2日复函：“同意认定金榜社区为按‘原村民’标准划定的‘村改居’，其在1984年已实行股权固化（1110股）的股民，视同‘原村民’身份”。原告于2015年2月成立，同年2月1日颁布的《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5年章程》）规定：“凡在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的原村民1110人且承认本社章程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均为本社村居股东”。原告曾于2015年11月16日将第三人“恢复股东身份”的申请事项提交全体股东表决，表决结果为“不通过”，表决结果亦于2015年11月17日以通告的形式进行公布。 被告认为，金榜社区居委会一直以来没有成立股份社，直至2015年2月原告成立，对股东身份的认定依据只能追溯到1984年征地时通过的《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且会议决议中也形成了“获得分配的1110人为金榜户籍固化农业人口，如有福利分配都是按这1110人进行分配，实行生不加死不减”的约定。该约定一直执行至今，即1984年《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已成原告所属社区的村规民约，依照该会议决议，可视作金榜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已于1984年实行股权固化。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于1983年4月14日出生，出生入户至原告所在地，应属于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从同期实施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80）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及之后在广东省实施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可看出，对于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人员，同期的地方性法规仅对其成员待遇作出限制，并未规定不能取得成员资格并永久取消其成员待遇。原告仅仅依据《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及《2015年章程》为依据且通过表决方式不予确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及待遇，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决定：第三人符合原告的股权固化条件，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及获得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 原告诉称,第三人不符合原告的股权固化条件，不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及获得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一、被告无权管辖原告与第三人之间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因收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法律主体之间的纠纷，由人民法院受理管辖。本案中，第三人向被告主张其享有原告100%股权，要求原告向其颁发股权证并确认其享有分红。该主张直接涉及与原告之间的收益分配问题。根据前述答复的规定，该纠纷应当由人民法院管辖，被告既无权受理，更无权径自对争议以行政决定的方式作出裁决。 二、案涉争议超出保护时效，不受法律保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属于平等主体，第三人向被告所主张的权利为民事权利。为此，被告即使有权处理案涉纠纷，也应参照适用民事法律领域的相关法律规定。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被告在对于第三人的权利保护上，不应超出法院保护的期限。否则，则造成了行政大于司法的悖论，损害司法尊严。另一方面，若行政机关保护权利不适用时效限制规定，也不利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并请求救济，导致社会经济生活持续存于不确定的状态。为此，原告认为被告保护第三人权利应当以《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为限。本案中第三人的权利保护申请早过时效，不应继续予以保护。 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以《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2015年章程》有关内容不符合《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80）、《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固化农村股份合作社股权量化股份合作社资产的实施细则》（顺办发〔2001〕22号，以下简称《顺发22号文》）等法律法规为由，认为原告对第三人股东资格及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的认定违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违反私法自治原则。金榜乡在《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作出前已经实行了集体经济制度，属于当时生效《宪法》（1982）规定享有独立经营管理自主权的私法主体，有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自主管理和经营并作出案涉的《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本案中，《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作出当时颁布施行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与《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980）仅规定了对非婚生育出生的人员、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处以一定期限的权利限制，而未禁止相关私法主体对有关人员处以进一步的惩罚。根据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原则，《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合法程序依法作出，该决议合法有效。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为《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实际是对私法领域法律适用方法的认识错误，违反了私法自治原则。（二）违反法律、法规溯及力规定。《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于1984年作出，而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所援引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顺发22号文》是分别于2006年、2001年才颁布施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地方性法规治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评判《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是否合法，应以当时生效施行的法律、法规作为评判标准。为此，被告以颁布施行在后的规定来评判《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合法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则。（三）违反法律、法规的适用条件。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适用本案，因第三人不符合相应条件，仍不能以此为由认定第三人属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有关规定，认定成员资格需考虑三个因素。其一，第三人是否属于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其二，第三人户口是否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其三，第三人是否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但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时，仅考虑了第三人于1983年4月14日出生且入户原告所在地这一因素，即判定第三人属于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而事实上，虽然第三人入户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但是其既非原告原生产队的成员，亦没有履行过原告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因此，第三人不符合上述规定条件，被告不能以该条款认定第三人属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四）法律法规理解错误。就被告援引《顺发22号文》第2点第（7）项规定，认为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子女均应获配股权，实际是因断章取义而理解错误该规定。根据《顺发22号文》的首语可知，该文件是根据《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决议》精神所制定的。而根据《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决议》第三条第10项规定：“在本《决定》出台前已进行股权固化和资产量化工作的，可按原实施方案继续执行。”为此，可得知《顺发22号文》第2点所规定内容，仅仅是对当时未实施股权固化的集体经济组织在股权固化和配股问题上作出的指导，但原告当时早已完成上述工作，属于可按原实施方案继续执行的情形而不适用《顺发22号文》的规定。为此，顺德区人民政府特别作出《大良街道办事处复函》，认定原告在1984年已实行股权固化（1110）的股民，视同“原村民”身份。即顺德区人民政府亦认可了《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中规定的股权配置和分红方案，并同意继续执行。所以，被告援引《顺发22号文》第2点第（7）项认定第三人具有股东资格及相应权利是法律适用错误。 四、第三人不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及获得股权配置和量化资产权。（一）赋予第三人股东资格及相应权利不符合《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2015年章程》规定及成员大会表决结果。如前所述，《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经过合法程序作出，并经顺德县大良区公所盖章确认。该决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第十二条规定：“抢生二胎者到84年9月27日够间隔四周岁者可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着无得分配，从82年10月1日高潮扫尾巴以来已出生的可参加分配，以后超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不得参加分配。”而案涉第三人在决议作出时属于不计划生育超生三胎的子女，因此在决议当时已经无权分配“生产损失及劳动安置补偿款”。而目前，原告的分红均是当时“生产损失及劳动安置补偿款”分配剩余部分及所产生的孳息，按照《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第（四）条规定，应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而第三人并非当时在册人口，因此无权享有分红权利，即不具有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而根据《2015年章程》第六条规定，凡在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的原村民1110人且承认本社章程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均为本社村居股东。但第三人不在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的原村民1110人名单之内，因此，赋予其股东资格及相应权利不符合上述规定。为此，原告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了全体会议，并表决确定不赋予第三人股东资格及相应权利，表决程序及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生效。（二）不符合历史及公平原则。原告认为，关于第三人是否有权成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享有成员权利的问题，需要结合《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作出时的历史背景、政策环境及当时的法治背景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应考虑是否符合相对公平的法治原则。1.当时法律赋予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权利，《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的作出主体有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主管理成员资格认定和“生产损失及劳动安置补偿款”的分配。当时的法律并无禁止限制、取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更没有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2.在《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作出当时，我国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超生还是非婚生育问题，社会各层面均予以强烈的打击。有鉴于此，金榜乡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作出了《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对超生及非婚生人员予以打击。该决议的制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政策环境。相反，被告在数十年过后确认第三人享有股东资格及相应权利，则是违反了当时的政策环境和历史背景。3.在前述社会背景之下，得益于社会各层面对政策的配合，我国计划生育国策才得以成功推行，人口出生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也有鉴于该社会背景，金榜乡大部分成员遵守国家及地方政策实行计划生育。若事后再确认原告不能因计划生育的问题否认第三人的股东资格和分红权利，则对遵守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造成实质不公。 五、行政单位行政行为前后不一致，有违诚信原则。虽然目前我国并未有制定统一的行政法，但无论从法理上还是司法实践，诚信原则都是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诚信原则要求行政单位保证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如果行政单位随意地朝令夕改，则将导致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无所适从，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本案中，《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作出后经被告直属上级行政单位的前身顺德县大良区公所盖章确认。至如今，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陆续出台新的规定才导致当时决议到如今不完全适用。但事实上，根据法律溯及力规定新出台的规定亦不应影响在先行为的效力。而被告却以后来施行的规定否认《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内容，也否认了原顺德县大良区公所当时对决议的确认。两者之间前后行政行为不一致，严重违反了行政法的诚信原则，不但损害了原告及其他成员的信赖利益，也有损行政机关的权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具有原告股东资格及获得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请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决定第三人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及获得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 2.《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证明1984年为解决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原告金榜乡依法召开代表大会，会议上依法通过《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决议确立了金榜乡“生产损失及劳动安置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及规则。其中明确，部分款项提留作为“搞企业”使用，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先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分配方案明确“抢生二胎到84年9月27日够间隔四周岁者可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者无得分配……”、“虽已入户，但无结婚登记手续和未够结婚登记界限者，本身和非婚生子女无得分配……”。即第三人属于决议中不得分配的人员。 3.《关于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请示》《关于同意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复函》，证明在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的事项审查的过程中，被告查明1984年征地时金榜户籍固化农业人口为1110人，且金榜村事实上已经于1984年实施股权固化。同时，顺德区人民政府亦作出复函，同意将1984年已实施股权固化（1110股）的股民，视为原村民身份。即顺德区人民政府亦认可金榜乡在1984年已经实施股权固化且固化股数为1110股，在册人员为1110人。请示中载明了金榜社区居委会的组织体制原则可以证明，原告与1984年决议作出的主体存在关联。 4.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时核定在册原村民名单，证明《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作出后，原告前身“金榜乡”决议所确立的分配规则，在1984年时经统计确定享有分配资格的在册人员数量为1110人，该人员数量及名单经过顺德区人民政府的确认，第三人不在当时的在册人员名单内。依据《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三人并非在册人员，无权享有分红的权利。 5.《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即《2015年章程》），证明2015年原告成立，依法通过经济社章程并依据《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法律规定，明确了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和配股办法。依据《2015年章程》规则，第三人不具备原告的成员资格及配股、分红资格。原告所确定的股权配置方法与1984年决议中规定的“今后提留搞企业，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现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所确定的股权配置分红方法一致。原告的分配方法并非考虑是否超生等问题，而是考虑第三人是否在该名单当中，且当时有无分红。 被告辩称，一、被告具有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行政职能及职权。针对第三人要求确认其享有原告股权及分红资格的诉请，被告作为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具有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职能及职权。 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1974年12月5日，第三人的父母办理结婚登记，于1977年3月21日生育第一个孩子罗某1，于1979年1月27日生育第二个孩子罗某2，于1983年4月14日生育第三人罗少芝。（二）1984年，金榜乡全部被原顺德县人民政府征用。原顺德县金榜乡人民政府为解决征地补偿款和今后分红的分配问题，依法召开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并经代表大会表决通过《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其中第二条第（十二）项规定“不计划生育抢生二胎和超生三胎的问题，抢生二胎者到84年9月27日够间隔四周岁者可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着无得分配，从82年10月1日高潮扫尾巴以来已出生的可参加分配，以后超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不得参加分配”以及第四条规定“今后提留搞企业，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现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等。按照该决议，金榜乡在1984年9月征地固化，且核定在册人数为1110人，该1110人具有股份分配。第三人属于不计划生育超生三胎的情形，未具备参与分配和生产队年终收益分红的资格。（三）2001年7月31日，根据《中共顺德市委顺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决定》（顺发〔2001〕13号）（以下简称《顺发13号文》）第三条第2点规定“到2001年9月30日24时止（计划生育年度统计截止日）在册的农业人口，……均可获一次性配置的股份，固化股权……”第10点规定：“在本《决定》出台前已进行股权固化和资产量化工作的，可按原实施方案继续执行”。（四）2001年8月21日，《顺发22号文》第二条规定：“1.以2001年9月30日24时为截止时间，统计户口登记在册的农业人口。2.……统计在册农业户口截止时间内在下列情况者亦应获配股权：……（7）本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违反政策生育的子女（处罚期内不予股东分配、不办理股权转让）；……”（五）依据当时原告提出的《确认金榜社区“原村民”介定意见诉求》及调查核实结果，被告已经查明当时金榜户籍固化农业人口1110人，股权固化（1110股）的事实，并于2011年6月7日向顺德区人民政府呈报《关于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请示》。顺德区人民政府在《关于同意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复函》中，亦认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在1984年已实行股权固化”的事实。（六）2015年2月，金榜社区居委会成立股份社，并制定《2015年章程》，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审议、决定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未明确的情况特殊的公民是否具备本社股东资格；……”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资格界定遵循‘依靠法律、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原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凡在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的原村民1110人且承认本社章程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均为本社村民股东”。（七）2015年11月16日，原告通过表决方式否定了恢复第三人等五人的股东身份的申请。（八）2018年3月30日，被告经第三人申请，曾作出顺良街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不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不能获得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权。因第三人不服于2018年7月27日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终结，判决撤销被告的上述决定书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政策正确。（一）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从第三人出生和入户时间即可得出其属于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二）因第三人属于“非计划超生三胎”的情形，原告依据《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及《2015年章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否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但从《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80年）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可见，同期的地方性法规仅限制其自出生到十四岁期间取得的各项福利待遇权利，并未规定永久不得享受。在之后实施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或《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均未明确规定违反计划生育出生人员不能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再者，虽然《顺发13号文》第三条第10项规定，在决定出台前，可以按原实施方案继续执行，但原实施方案不应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且根据《顺发22号文》第二条第2点第七项的规定，原告不给予第三人获得股权配置的权利违反前述规定。因此，被告决定第三人符合股权固化的条件，并具有股东资格及获得股权配置和资产量化的权利。 四、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依职权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按程序要求原告进行答辩，对第三人展开调查核实、制作笔录，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相关规定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并将顺良街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复议或诉讼的权利，程序合法。因第三人不服该决定，提起诉讼，诉讼案件审理完结后，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程序上并没有任何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裁决申请书、《行政处理申请受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被申请人答辩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证明第三人于2017年6月28日向被告申请确认其享有第三人股权及分红资格，被告于2017年7月3日受理，并通知原告答辩。 2.顺良街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8）粤0606行初89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曾作出顺良街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不予确认股东资格。第三人不服该决定，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撤销上述决定，并重新作出。 3.《行政处理告知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告知第三人将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4.身份证、常住户口登记表、户口簿复印件，证明第三人自出生即登记在原告处，未迁移，属于农村集体组织成员。 5.《关于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请示》及复函，证明顺德区人民政府认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在1984年已实行股权固化”的事实。 6.《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证明金榜乡全部被原顺德县人民政府征用。原顺德县金榜乡人民政府为解决征地补偿款和今后分红的分配问题，依法召开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并经代表大会表决通过《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其中第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第（十二）项规定，“虽已入户，但无结婚登记手续和未够结婚登记界限者，本身和非婚生子女无得分配，本身要求安排工作要付2000元”、“无计划生育抢生二胎和超生三胎的问题，抢生二胎者到84年9月27日够间隔4周岁者，可以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者无得分配”以及第四条规定：“今后提留搞企业，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现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等。按照该决议，金榜乡在1984年9月征地固化，且核定在册人数为1110人，该1110人具有股份分配。该条文违反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第十六条规定。 7.《2015年章程》《答复罗志强等5人向大良街道办事处提出确认罗志强等5人享有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的100%股权及分红权利的请求》，证明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审议、决定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未明确的情况特殊的公民是否具备本社股东资格。……”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资格界定遵循‘依靠法律、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凡在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的原村民1110人且承认本社章程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均为本社村民股东”。原告于2015年11月16日就第三人等人恢复股东身份资格的事宜，组织股东大会集体表决，表决结果为不通过。但该做法及条文不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表决不应产生法律效力。 8.《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在上述判决生效后作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第三人辩称，一、被告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权力和义务。被告作为乡一级的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对于本案涉及争议有权做出与行政决定。其次，原告在（2018）粤0606行初799、800、893、894、895号行政案件中亦确认被告具有处理涉案行政争议的权力，且法院生效判决亦判定被告对第三人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故被告对本案具有职权。 二、第三人主张权利无超过法定时效。原告成立于2015年2月，第三人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是在2017年2月17日，没有超过原告主张的三年诉讼时效。且原告对第三人的权利侵犯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至今仍在侵权，因此，第三人任何时候主张权利均无违反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时效原则。 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调查事实清楚，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应当及时向第三人颁发相应的股权证，而不是假借所谓的股民投票，拒绝履行法定义务，一再诉累，浪费司法资源。 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交以下证据： 1.行政判决书、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证明第三人就其是否为原告的股东，是否享有分红的权利已于2017年2月17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决定，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第三人不能成为原告的股东，就此，第三人向法院起诉，法院的判决认为原告不给予第三人股东资格，违反了1980年的计划生育条例，是违法的，因此要求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而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生效的判决也已经确认原告的做法违法，因此，可以以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 2.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时核定在册原村民名单，证明原告在确认谁具有股东资格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并非按照1984年的决议进行确认，该证据中蔡某等9人与第三人的性质均一致，但原告仍给予其股东资格。所以说原告以1984年的决议为依据，不给予第三人股东资格，不向第三人进行股份分配是违法的，应当予以纠正，被告对原告的错误做法给予了纠正，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1.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行政裁决申请书、《行政处理申请受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为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申请及被告对此作出的受理通知及送达情况，申请书上有第三人签名，第三人亦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2.对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到庭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的父母于1974年12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于1977年3月21日生育第一个孩子罗某1，于1979年1月27日生育第二个孩子罗某2，于1983年4月14日生育第三人，第三人出生后登记在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金榜社区居委会，此后户口无迁移。原顺德县金榜乡人民政府在1984年已实行征地。为解决征地补偿款和今后分红的分配问题，原顺德县金榜乡人民政府依法召开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并经代表大会表决于1984年10月21日通过《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该决议主要内容涉及金榜乡全部被原顺德县人民政府征用所产生的补偿款项的分配方案及规则。《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二条第（十二）项规定：“……抢生二胎者到84年9月27日够间隔四周岁者可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着无得分配，超生三胎问题从82年10月1日高潮扫尾巴以来已出生的可参加分配，以后超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不得参加分配……”第四条规定：“……今后提留搞企业，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现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按该决议，金榜乡在1984年9月征地固化时核定在册人数为1110人，该1110人具有股份分配。原告属于决议中“不计划生育超生三胎”的情形，未获参与分配和生产队年终收益分红的资格。金榜社区居委会一直以来没有成立股份社，直至2015年2月原告成立。原告成立后制定了《2015年章程》。第三人等5人于2015年5月向被告的信访办要求恢复其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被告的农社局指导第三人等5人向原告提出申请。2015年9月7日，第三人等5人向原告提出申请，要求审议并恢复5人为原告的股东。原告于2015年11月16日将是否恢复第三人等5人的股东资格事宜交给全体股东表决，表决结果为不通过。2017年2月17日，第三人等5人书面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确认第三人等5人应享有原告的股权及分红的权利。2017年7月3日，被告受理了第三人等5人的行政处理申请。2017年8月29日，原告对第三人等5人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申请作出答复，认为按原告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不同意第三人等5人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2018年3月30日，被告作出顺良街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第三人对此不服，于2018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受理，受理案号为（2018）粤0606行初893号，并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粤0606行初89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顺良街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判令被告对第三人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该判决书于2019年1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随后，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向第三人重新发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并经调查核实，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本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同日向第三人及原告送达，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于1984年10月21日表决通过了《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该决议对金榜乡全部被县人民政府征用、所补偿的生产损失款项和劳动安置补偿款项的分配，作出如下决议，“一、分配比例：在县开发建设公司付给金榜乡生产损失和劳动安置补偿中拿出450万元分配给全乡社员，约每人可分3500元左右（即100%）。二、分配原则：（一）决定从1984年6月30日截止人口变动为宜，以结婚证和出生证为准（违反计划生育者除外），现役军人同在册人口同等待遇。（二）有关正常人口出生和变动，应截止到合同签订之日1984年9月27日止，死亡在册人口1984年9月27日前死去者无份享受一切分配，自然出生在9月27日前有份参加分配，合同签订后出生者无份分配。……（十二）抢生二胎者到1984年9月27日够间隔四周岁者可参加一切分配，但到期未够间隔着无得分配，从1982年10月1日高潮扫尾巴以来已出生的可参加分配，以后超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不得参加分配。……四、除去上述所支付部分款后，今后提留搞企业，按现册人口实行股份分红的办法分配（按现分配金额分配利润分红）。”决议通过后，原告一直按1984年9月在册的人口1110人作为股东数进行股份分红。在顺德地区农村股份改革过程中，金榜社区居委会没有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被告于2011年6月7日向顺德区人民政府呈报《关于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请示》，请求将金榜社区居委会按“原村民”标准划定的“村改居”，金榜社区居委会在1984年实行股权固化（1110股）的股民，视同“原村民”身份，在农业用地全部被征用时，确认完全被征用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对象资格，享受相关优惠政策。2001年7月31日，《顺发13号文》公布。2011年8月，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将大良金榜纳入认定原村民的村改居范畴的复函》，同意认定金榜社区按“原村民”标准划定的“村改居”，其在1984年实行股权固化（1110股）的股民，视同“原村民”身份。 又查，《顺发13号文》第三条规定：……2.规定：到2001年9月30日24时止（计划生育年度统计截止日）在册的农业人口（包括外嫁女及其子女），除原在城镇工作已享有退休待遇的农业人口、或在入户时已签订不享有股权合约的迁入农业人口之外，均可获一次性配置的股份，固化股权。……7.在开展股权固化和资产量化工作前，必须委托具有执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清产核资，以净资产作为股份的帐面价值，土地不作价入股；但转为居委会、人均耕地少于0.1亩的土地可作价入股。……10.在本《决定》出台前已进行股权固化和资产量化工作的，可按原实施方案继续执行。2001年8月21日，《顺发22号文》公布。该通知的第二条规定：1.以2001年9月30日24时为截止时间，统计户口登记在册农业人口。2.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即股数，下同）原则上按集体股占20%、个人股占80%的比例设置，个人股部分一次性配置给2001年9月30日24时止在册的农业人口。统计在册农业人口截止时间内的下列情况者亦应获配股权：……（7）本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违反政策生育的子女（处罚期内不予股红分配、不办理股权转让）。 再查，原告成立后通过的《2015年章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审议、决定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未明确的情况特殊的公民是否具备本社股东的资格。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资格界定遵循“依靠法律、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凡在金榜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的原村民1110人且承认本社章程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均为本社村居股东。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的股份按1984年9月27日征地固化已核定在册原村民各人所占的分配比例享受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已故村居股东的股权按其继承人的股东属性执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乡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本案中，被告作为区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应第三人的申请，对请求事项予以处理，依法有据。被告在收到第三人的申请后，经调查核实，根据相关法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告知了原告及第三人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其主体适格，本院予以确认。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第三人的父母于1974年12月5日办理婚姻登记，于1977年3月21日生育第一个孩子罗某1，于1979年1月27日生育第二个孩子罗某2，于1983年4月14日生育第三人，第三人出生后入户原告所在地，在原告成立股份社前第三人属于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根据上述规定应属于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认为，原告在1984年10月21日通过的《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实际已对股权进行固化，因第三人属于“不计划生育超生三胎子女”的情形，根据该会议决议的规定，第三人不在决议认定的可享受补偿款分配的人员之列，故根据《2015年章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第三人不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此本院认为，同期实施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80年）第十五条规定：“超生子女，从出生起到十四周岁止的口粮价格，属于生产队分配口粮的，按照购粮价格计算；由国家供应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农林牧渔场、经济作物区、缺粮队的统销粮，均按议价粮价格供应。”第十七条规定：“超生子女从出生至十四周岁，除布票外，不发给各种商品、副食品的计划供应票证。农村不分配农副产品实物。”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人员，同期的地方性法规仅是限制了其自出生到十四周岁期间取得各项福利待遇的权利，并未规定永久不得享受。之后在广东省内实施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或《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也未明确规定违反计划生育出生人员不能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再者，原中共顺德市委办公室及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的《顺发22号文》第二条固化股份合作社股权规定的第2点第（7）项亦规定“本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违反政策生育的子女应获配股权，但处罚期内不予股红分配、不得办理股份转让。”因此，原告依据《金榜乡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决议》《2015年章程》的规定，并通过表决的方式否定了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此做法不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排除了违计生育子女的成员资格，侵犯了违计生育子女的合法权益。被告在审查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予以纠正，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金榜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王晓晓 人民陪审员  曾文勇 人民陪审员  冯国铃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