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47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雅天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世家2-10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76N。法定代表人：朱亚林，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湖北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梦，湖北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均，女，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湖柏山庄湖光阁YA103号，公民身份号码：430************548。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筠若，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应莲，女，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委会宿舍，公民身份号码：430************58X。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田富，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雅天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天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志均及原审第三人何应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8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雅天乐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徐志均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5月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本案一审受理费19400元，由雅天乐公司负担。雅天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徐志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徐志均、何应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案由应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2015年2月13日，徐志均向雅天乐公司转账2000000元，附言:代何应莲付。2015年2月16日，徐志均再次向雅天乐公司转账2000000元。2015年2月13日，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出具收据一张，载明公司向何应莲借款4000000元。这明显可知是何应莲与公司成立借贷关系，即债权人是何应莲，不是徐志均。其次，根据徐志均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快递单、EMS邮件查询信息等也明显印证了真正的债权人是何应莲，徐志均只是受让人，双方是债权转让受让关系，徐志均与雅天乐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徐志均与被告雅天乐公司成立借贷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属明显错误。（二）本案4000000元的转让债权不是合法有效债权，该债权转让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所谓合同权利让与，是指该权利必须是有效存在，且债权转让不改变债权的内容;被让与的债权须具有可让与性;让与人与受让人须就债权的转让达成协议，并且不得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债权的让与须通知债务人。前述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后三个条件均以债权有效存在为必要基本前提，否则债权转让不产生效力。结合本案一审庭审中雅天乐公司提供三笔转账记录(2011年6月10日，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转账2400000元;2014年3月10日，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转账2200000元;2015年6月4日，雅天乐公司按照何应莲要求分别向东莞市大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转账60000元、140000元，共计200000元；三笔转账共计4800000元)可知，何应莲向雅天乐公司借款的数额明显超过了本案4000000元的债权，且何应莲系雅天乐公司的股东，其名义上与雅天乐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这点从徐志均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雅天乐公司记账凭证也可以相印证，以上事实足以证实何应莲与雅天乐公司双方互负债权债务，双方至今还没有就全部借款还款进行最终结算，若结算后是何应莲还欠雅天乐公司借款，那么本案的4000000元债权并非有效存在、合法有效，即债权转让根本就无法成立。（三）现由于一审法院已经当庭扣留了徐志均提供的雅天乐公司的记账凭证，且雅天乐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供该线索要求公安机关就雅天乐公司材料被盗一案进行侦查破案，因徐志均在一审庭审中自认雅天乐公司的全部记账凭证均被其与何应莲拿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应待公安侦查终结后将雅天乐公司全部记账凭证及其他材料返还给雅天乐公司后，雅天乐公司再与何应莲就全部债权债务进行最终结算后，才能确定本案有效的债权数额。如果经核对，发现雅天乐公司并不欠何应莲任何款项，那么也就不存在本案的债权转让。（四）本案4000000元债权不是单纯借款，是经股东会决议后按比例出资用来偿还雅天乐公司债务的。该4000000元是经雅天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按照各股东出资比例来出资偿还雅天乐公司10000000元债务的，金额对应的也正是何应莲的40％投资比例。现因雅天乐公司的全部材料均被徐志均和何应莲拿走，其中也包含上述股东会决议，故雅天乐公司要求徐志均向二审法院提供该股东会决议，以证实雅天乐公司陈述的以上事实。再者，退一步说，即使法院认定本案的单笔债权转让合法有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的规定，鉴于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转账共计4800000元已经超过了本案的转让债权4000000元，雅天乐公司有权依法向徐志均主张抵消该债权，即雅天乐公司不应当再向徐志均支付任何款项，反之雅天乐公司有权要求何应莲偿还已超过的债务800000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即合同关系，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而非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本案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本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受理，应当在2019年8月5日前审结。但是一审法院发出判决的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而雅天乐公司收到一审判决的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故一审法院明显超过了审理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徐志均答辩称：一、本案4000000元借款有真实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由雅天乐公司出纳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当时徐志均与雅天乐公司之间已经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徐志均真实地向雅天乐公司交付了借款,雅天乐公司在收到借款后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本案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何应莲与雅天乐公司依法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4000000元债权全部转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并且债权人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故徐志均已经依法成为本案4000000元借款的合法债权人,有权要求雅天乐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雅天乐公司仅凭三份转账凭证来主张本案债权无效根本就于法无据,而且雅天乐公司亦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提交的转账凭证与本案的借款有何直接关联,不能影响本案借款的真实存在。二、雅天乐公司认为本案的案由应为债权转让合同,是对本案法律债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应为出让人和受让人,在本案中,何应莲已经依法将4000000元借款的债权转让给雅天乐公司,徐志均亦已经依法受让,故该债权转让不存在任何异议。现徐志均依法向雅天乐公司主张4000000元借款的债权,案由应当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三、雅天乐公司所称的报案反映的都只是其片面之词,与本案借款无关。雅天乐公司提交的报案报告以及接受案件回执单均无显示雅天乐公司遗失的资料里包括股东会决议,雅天乐公司称徐志均带走其股东会决议与事实不符。四、本案的4000000元是借款并非经股东会决议后按比例出资用于何应莲作为公司股东已经于2011年6月份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雅天乐公司称因业务开展需要委托其他公司向银行借款10000000元,在资金到账后,又因业务无法开展面将其中5500000元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转账给了股东,雅天乐公司却未解释为什么公司用于开展业务的借款,在业务尚未能开展而又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要将部分借款按出资比例转账给股东,雅天乐公司又称上述均有股东会决议可证明,但又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徐志均认为,股东会决议是雅天乐公司无中生有,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雅天乐公司的员工在做账的时候明确写明本案的4000000元是借款,现雅天乐公司主张是出资用于偿还债务,该说法无论是从法律还是常识来看都根本站不住脚。综上所述,雅天乐公司无故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经严重侵犯了徐志均的合法权益,其上诉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徐志均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雅天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徐志均的合法权益。何应莲答辩称：一、雅天乐公司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雅天乐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何应莲与雅天乐公司之间一直存在着资金往来。雅天乐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2400000元转账时间以及2200000元的转账时间均为本案借款发生之前,明显与本案无关。另外的60000元和140000元的收款人也并非何应莲,该款项的性质应由雅天乐公司举证。二、案涉的4000000元是借款并非雅天乐公司陈述的出资。第一，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中可以看出何应莲已经完成出资,股东在出资范围外偿还公司债务明显不合常理。第二,如果4000000元是股东出资偿还债务,那么公司出具的收据应该写收到出资款,收款事由绝无可能是公司向何应莲借款。由此可见，雅天乐公司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6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二审期间，雅天乐公司向本院提交金融交易历史明细与银行流水各一张，用于证明雅天乐公司与徐志均、何应莲三方在短时间内频繁发生经济往来，三方之间至今还没有就全部借款进行最终结算，本案的4000000元债权并非合法有效，故本案债权转让不成立。经查，雅天乐公司二审提交的金融交易历史明细没有显示转出款项户名与转入款项户名，雅天乐公司主张该明细中显示的2013年9月3日转账400000元是雅天乐公司向徐志均的家属徐应安转账，该笔款项是徐志均以何应莲的名义向雅天乐公司借款，故雅天乐公司将该款项转账至徐志均指定的账户即徐应安的账户。徐志均则主张上述款项系雅天乐公司偿还之前公司向徐应安的弟弟徐应龙的借款。何应莲则主张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雅天乐公司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雅天乐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6日、1月18日、2月10日转给徐志均200000元、140000元、200000元，交易用途分别备注为“还款”、“借款”、“借款”。徐志均确认收到前述三笔款项，但认为2016年1月6日这笔款项交易凭证中交易用途注明是“还款”，且此前徐志均有陆续借过款项给雅天乐公司，故该三笔款项均是雅天乐公司向徐志均偿还借款，上述三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徐志均二审向本院提交收据两张、银行流水两张，用于证明徐志均分别于2013年2月4日、2014年12月9日向雅天乐公司转账100000元、400000元，该两笔款项均为雅天乐公司向徐志均借款。何应莲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确认，认为是当事人之间其他债权债务的凭证，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雅天乐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从两收据记载的情况来看，该收据应当系雅天乐公司的账本，不可能由徐志均个人持有，该证据来源不合法，该两笔款项是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借款，即债权人是何应莲，而非徐志均，与徐志均无关，与本案无关，该两笔收据借款总额为500000元，与雅天乐公司提交的三笔银行转账共计540000元金额不相符，无法一一对应，雅天乐公司举证的2014年3月10日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转账2200000元款项，此笔款项是还款，也超过了两张收据金额。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上诉人雅天乐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本案的案由；三、雅天乐公司应否向徐志均归还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结合雅天乐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6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一审程序并不违法。雅天乐公司上诉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在确定案由时，需要注意区分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到底是哪份合同。如果在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原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则案件诉讼标的是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即应按原合同类型确定案由。如果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则按照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确定案由。本案中，何应莲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了徐志均，且已经通知了雅天乐公司，该债权转让合同已生效，本案因原合同即借据的履行发生的纠纷诉至法院，原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首先，徐志均主张何应莲出借了4000000元给雅天乐公司，并提交了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收据、记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该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借款4000000元。徐志均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快递单、EMS邮件查询信息等证据足以证明徐志均受让了案涉债权且已经通知了雅天乐公司。其次，雅天乐公司主张其分别于2011年6月10日、2014年3月10日向何应莲转账2400000元、2200000元，但该些款项转账时间均在本案借款4000000元转账之前，雅天乐公司在收到案涉借款4000000元后向何应莲出具了《收据》，并明确该笔款项收款事由为雅天乐公司向何应莲借款。因此，雅天乐公司以其向何应莲转账前述两笔款项作为抗辩理由不成立。雅天乐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6月4日按照何应莲的要求向案外人东莞市大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转账共计200000元，但雅天乐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按照何应莲的要求向案外人东莞市大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转账，而何应莲否认其曾委托雅天乐公司向东莞市大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转账，故雅天乐公司以该笔款项作为抗辩理由亦不成立。再者，雅天乐公司主张案涉4000000元是经股东会决议后股东按照比例出资用来偿还雅天乐公司债务的款项，但未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雅天乐公司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最后，雅天乐公司二审主张其于2013年9月3日向徐应安转账400000元，该笔款项是徐志均向雅天乐公司借款，雅天乐公司按照徐志均的要求将款项转入到徐应安账户，并提交金融交易历史明细予以证明。但雅天乐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与徐志均有关，而徐志均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对雅天乐公司二审提交的金融交易历史明细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雅天乐公司二审还主张其分别于2016年1月6日、1月18日、2月20日向徐志均分别转账200000元、140000元、200000元，其有权向徐志均主张抵消该债权。徐志均认为该三次转账实为雅天乐公司向徐志均归还此前的借款，并向本院提交收据、银行流水予以证明。经查，雅天乐公司于2016年1月6日转账给徐志均的款项交易用途备注为“还款”，该备注内容为雅天乐公司所填写，雅天乐公司在本案中又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与其记载的交易用途明显不符，而从徐志均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徐志均分别于2013年2月4日、2014年12月9日向雅天乐公司转账100000元、400000元，不排除雅天乐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2月20日向徐志均转账的140000元、200000元是归还此前其向徐志均的借款，故本院对雅天乐公司该项抗辩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雅天乐公司应向徐志均归还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雅天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湖北雅天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卫审判员 邹凤丹审判员 魏 术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王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