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02民初2298号 原告：丁元玉，男，196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焱，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 法定代表人：宋佃爱，经理。 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国安北路6号，组织机构代码11371100F5045013XN。 负责人：万磊，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明，山东宝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姚振东，男，196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银蕙（姚振东姐姐），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军，北京市京大（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元玉诉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振兴公司”）、第三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人民政府（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涛雒镇政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姚振东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元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焱、陈兵，第三人涛雒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明，第三人姚振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银蕙、冯志军到庭参加前两次庭审；原告丁元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焱、陈兵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第三人涛雒镇政府、第三人姚振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本案第三次庭审。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丁元玉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不具有被告股东资格；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告企业变更情况。1992年8月5日，被告(原名日照市涛雒振兴建筑公司)注册成立，性质为集体企业，主管机关为涛雒镇政府。1993年2月19日，被告更名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公司，同时将法定代表人由宋佃永变更为张守堂，企业性质不变。1993年12月15日，东港区乡镇企业局批复同意被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更名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4月11日，被告在工商局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张守堂。1997年3月12日、3月21日，被告向镇乡镇企业办公室与区乡镇企业局分别出具申请报告，申请更名为现用名，并将企业性质恢复为集体企业。1997年4月25日，被告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经济性质恢复为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不变。2000年12月28日，第三人涛雒镇政府与张守堂签订《涛雒镇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产权出售合同书》，约定将被告产权一次性出售给张守堂，企业性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2001年8月7日，被告在工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正式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由52万元增资为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不变。截止现在，被告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原告在被告企业中曾任技术员职务，为普通职工，依靠被告工资生活，并非被告管理人员，也非第三人涛雒镇政府派驻的国家工作人员。3.原告在被告两次改制过程中均对股东身份均不知情。原告从未有投资入股的意思表示、没有缴纳任何入股款项、没有签署过公司章程、没有参加过股东会、没有签署过决议文件、没有接受过分红、没有享受过股东权利、也没有履行过任何股东义务。其身份信息被被告冒用，为冒名股东。4.原告自2004年4月开始即离开被告外出打工，在此期间完全自费缴纳社会保险。2008年，原告档案自被告处调出。因此，最迟至2008年，原告已经不是被告的职工。综上所述，原告为被告之冒名股东。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参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法院能够查明事实真相，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案经送达，被告振兴公司未到庭应诉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第三人涛雒镇政府述称，1.第三人已将该企业出售给企业，将原建筑公司产权一次性出售给企业，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合作企业；2.企业是按照股份制要求进行改制，其改制以工商登记为准，第三人涛雒镇政府既不是它的管理部门也不是开办单位，因此股份制的股权设定跟第三人涛雒镇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人姚振东以其对案件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且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诉求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丁元玉具有被告振兴公司的股东资格；2、依法驳回丁元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申请人姚振东在申请执行被申请人振兴公司执行一案中追加被申请人丁元玉为被执行人，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冀0183执异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丁元玉为被执行人。被申请人丁元玉为振兴公司的股东，由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从日照市东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振兴公司企业档案予以证实。因此，被申请人（本诉原告）否认其为振兴公司股东的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执行一案中，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冀0183执保126号执行裁定，丁元玉于2019年3月向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提交关于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的情况说明。两个案件中丁元玉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先向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提出情况说明、复议申请，后向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审理原则。因此，应依法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非公司法人信息及企业变更情况一份，来源工商内档，证明被告当前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于1994年、2001年分别进行两次股份合作制改制。证据二，涛雒村镇建设委员会组建建筑公司报告一份、1992年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一份、1992年企业法人章程一份，来源工商内档，证明被告于1992年正式成立，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被告主管机关为涛雒镇村镇建设委员会。 证据三，1992年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申请报告、可行性报告及乡镇企业局批复各一份，1994年被告改组为股份合作制登记材料一份（包括变更登记注册书、企业章程、董事会、监事会等选举决议等），来源工商内档，证明1994年被告第一次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本次改组的章程、决议等均无原告签字，被告本次改组的股东名单非原告签字，原告对本次改组不知情。 证据四、1997年被告向乡镇企业办公室、区乡镇企业局申请报告一份，1996年全体股东会议决议一份，1997年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三页，来源工商内档，证明1997年被告由股份合作制企业恢复为集体企业，全体股东会议决议上的签字并非原告所签，原告对本次改组不知情。证据五，2000年产权出售合同书及附件一份，2001年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申请书及附件一份，2001年公司章程一份，2001年收款凭证一份，2001年董事监事经理选举决议一份，以上来源工商内档，被告2001年全年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复制件各一份，证明第三人涛雒镇政府于2000年将被告产权进行了整体出售，被告于2001年进行了第二次股份合作制改组，原告未签署此次改组的企业章程。董事、监事选举决议上的原告签字捺印系伪造，并非原告签字捺印，原告对本次改组不知情，收款凭证为被告单方面作出，原告未在2001年6月20日缴纳40万元现金购股款，被告账面记载无法支持原告出资事宜。证据六，2003年企业法人变更登记注册书、2009年企业法人变更登记注册书各一份，来源于工商内档，证明2003年变更登记二份董事会决议上原告的签字捺印系伪造，并非原告签署。原告对此次变更不知情。证据七，涛雒镇涛雒六村村委证明一份，2001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标准审批表一份，证明原告依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家庭负担较重，没有能力一次性出资40万元投资入股。原告2001年10月1日起工资标准为395元/月。证据八，海德利工贸公司经理李德慧的证人证言一份，杨淑森等五人的证人证言一份，原告医疗保险证一份，证明原告于2004年离开被告另行就业，原告已经不是被告的职工，原告医疗保险于2008年1月调入涛雒镇农机服务站。证据九，2001年载有原告签字的被告收料单照片两张，证明原告的签字样式与被告工商登记明显不同，被告工商登记所载的原告签字均为伪造。证据十、东港区劳动局职工档案托管证一份，证明自2008年1月1日起原告的档案已经被托管在东港区劳动局。 经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到庭陈述：其曾经和丁元玉是被告公司的员工，与第三人没有关系。其自1992年到2008年在被告公司工作从事预算员工作。其没有听说过被告公司改股的事情，丁元玉是1992年和其一起进入的公司，丁元玉在被告公司的干施工队长，不固定，在工地上干测量，做技术活，有时候是技术负责人，有时候是小队长等等。2004年春节后其就没见原告去过了，听说是离职了。由于其2008年9月份其就离职了，被告振兴公司停止业务运行的时间其不清楚。 经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到庭陈述：其和原告丁元玉是振兴公司的同事，与第三人没有关系。其自1997年到2016年左右，在被告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一职，负责后勤的事，经营参与不了，有时候小型工地参与，大型工地不参与。其对于1997年以前被告公司的事情不知道，其去上班之后也没有听说过股改的事情，也没听说过丁元玉是公司股东。自其入职后，公司的实际领导层是张守堂、宋佃爱，中间有一段时间张滨经理主持过，什么职务不清楚，被告振兴公司在日常运行过程中运行的指令是由公司领导发出。2016年左右公司就不经营了，赚不到钱了，其就离职了。公司现在应该没有人员和办公地点了。 原告质证称，证人刘某证实原告在被告公司中仅仅是普通职工的身份，且已经于2004年春节后就离开公司自谋生路了，与股东身份完全不符，同时被告振兴公司在两次股改过程中均没有向公司员工公开筹资入股，而仅仅是张守堂、丁苍海私自进行。证人张某证实其在加入被告公司后没有听说公司进行过股改，也没有听说原告丁元玉是公司股东，同时其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的指令由时任公司总经理的张守堂直接下达，公司没有股东会董事会等机构。 第三人涛雒镇政府质证称，对振兴公司已经出售，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没有异议，改制过程和内容以工商登记为准。对于证人刘某的证言，企业改制是事实，原告也认可，但作为原告是否是企业的股东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对于证人张某的证言的质证意见同证人刘某，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员应该是张滨，宋佃爱只是挂名，公司还由张滨进行经营，并没有注销。 第三人姚振东质证称，对证据一到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 但证据一和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证据三不需要原告签字。证据四1996年全体股东会议决议证实原告是被告的股东，曾在被告全体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按手印，原告对其属于被告股东的身份是知情和认可的。证据五中的2001年公司章程证实被告公司章程中明确载明原告系被告的股东，出资40万元，原告在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字盖章，证据五中的2001年收款凭证证实2001年6月20日收到原告的出资购股款40万元，2001年8月2日原告在出席被告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原告签字盖章，选举监事的决议原告也予以盖章认可，现金日记账2001年在其他应付款项中，12月7日丁元玉1万元，其他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六两份董事会决议证实原告曾参加被告的董事会，并在会议文书中签字按手印，证实其股东身份，对证据六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证据七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在2001年的收入多少，并不能成为阻碍其向被告出资取得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应以被告收到的其出资款项的收据、公司章程，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来确认其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对证据八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对证据九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提交原件；证据十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在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身份和原告在被告处的股东身份并不冲突，不能以此来否认其股东身份。对于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和原告是同事，他回答的问题都是听说，也就是传来证据，比方说2004年春节后没有见过原告，听说离职，刚才原告质证说张守堂、丁苍海是他人一手所为，没有证据证实，因此不能证实原告不是公司的股东。证人的证言证实他对公司改制和原告是否是公司股东的事实并不清楚，因此不能证实原告不是公司的股东这一事实，原告是否离职并具有被告公司员工的身份并不能影响原告是否持续为被告公司的股东，离职行为和退股行为是完全两个性质。对于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证人与原告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有利害关系，而且他所说的都是听说，所以不能证实原告不是公司的股东。证人对公司股东的人数和具体人员并不清楚，所做陈述全是听说，不能否认原告是被告公司股东的事实。 第三人涛雒镇政府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改制证明，证明建筑公司由集体性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证据二和证据三是工商登记，证明已进行了工商变更，变更为股份制。证据四，验资报告，证明改制后的实收资本为600万。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四份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公司进行改制的事实。 第三人姚振东质证称，对以上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姚振东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1996）晋经初字第004号民事判决书、姚振东向晋州市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追加本案原告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书、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执保126号诉讼保全结果通知书，上述证据证实第三人姚振东与本案原告及原告所提的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证据二、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代理人委托书，证实原告作为股东之一授权张守堂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张守堂在授权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法律文书全体股东予以承认，验资报告日正会验字（2001）116号，证实原告于2001年出资40万元成为被告公司的股东，占股6.66%。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授权委托书其上所载的原告丁元玉的签字及手印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委托书系由被告公司总经理张守堂伪造代签，并非原告的真实签字和捺印，原告与张守堂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证据二中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该份验资报告是被告公司工商内档的组成部分之一，其验资所依据的仅仅是被告公司单方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出具该验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向银行出具询证函以详细核查资金来源，仅仅依靠被告公司单方出具的收据及股东名单便出具该验资报告，该份报告仅能证明，被告公司注册资金的总体数额，对于其上所载明的股东人员以及相应股权份额因其出具报告违反相应的会计准则而不具有证明力。 第三人涛雒镇政府质证称，对于第三人提交的判决其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追加镇政府为被申请人，已经向晋州市法院提出异议，进行听证。对证据二验资报告没有异议，对委托书其不清楚。 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 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对被告公司工商内档资料中所载有的“丁元玉”三个字以及相应的指纹是否由原告亲笔签署及捺印进行笔迹和指纹鉴定。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山东浩德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公司分别作出山东浩德[2019]物证（文）鉴字第956号文书鉴定意见书和山东浩德[2019]物证（痕）鉴字第957号痕迹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的《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代理人委托书》、“2003年2月6号”的《董事会决议》、“2003年3月4号”的《董事会决议》及“1996年12月20号”的《全体股东会议决议》中“丁元玉”签名字迹均不是出自丁元玉的笔迹、押名指印均不是丁元玉捺印形成。 对于鉴定意见书，原告质证称，从该两份鉴定意见可以得出原告丁元玉在被告振兴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签字和捺印均为伪造，原告对于其成为被告振兴公司股东一事从始并不知情，更不会有入股的意思表示，工商登记中的所有手续材料均是振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为进行公司改制而伪造，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丁元玉系被告振兴公司的冒名股东。 第三人涛雒镇政府质证称，企业改制后由公司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章程进行了改制，其有关资料显示，原告是该公司的股东。 第三人姚振东质证称：第一、刚才原告称鉴定结果是原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伪造的，法定代表人是谁，财务人员是谁，对方没有指出，没有提出是谁；第二、工商局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公司自登记之日起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为此原告应当知道或视为知道他是知情的，所以在二十多年的经营期间，原告一直在公司参与经营，由他入股的公司收款证明有他在收货单据上的签字，这表明了他在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公司是否是他的亲自签名和手印，盖章，不能排除他是本公司的股东。该鉴定材料只能证实被委托送检材料上丁元玉的签字和捺手印非其本人所为，但不足以证实丁元玉非涉案公司股东以及其对其股东身份是知情的事实，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01年8月2日的股东会选举监事的决议、股东会选举董事的决议和公司章程上丁元玉的签字、签章，是否是其本人所为的事实，同时结合办案资料上，公司章程验资事项说明以及股东的出资收款凭证，都证实丁元玉是本案涉案公司的股东。这次笔迹和手印的鉴定，对他有利的他提交了请求鉴定，对他没利的三份他的盖章手印和笔迹没有提交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所以没有提交的三份证据不排除是他亲自所为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交鉴定费单据一份，证明支出鉴定费16000元。第三人涛雒镇政府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姚振东称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 后原告提交补充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中《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会选举监事的决议》、《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会选举董事的决议》、《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章程》、收款凭证上“丁元玉”三个字及相应指纹进行补充鉴定。山东浩德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山东浩德[2019]物证（文）鉴字第165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的“2001年8月2日《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会选举董事的决议》、2001年8月2日《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会选举监事的决议》、2001年6月20日收款凭证中落款处“丁元玉”签名字迹（共3处）不是丁元玉所写。”由于该3处签名处未有押名捺印，无法对捺印进行鉴定，另《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章程》上并无丁元玉签名及捺印，未对此项进行鉴定。 对于补充鉴定意见，原告质证称，对于鉴定意见没有异议，从该两份鉴定意见可以得出原告丁元玉在被告振兴建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全部签字和捺印均为伪造，原告对于其成为被告振兴建筑公司股东一事从始并不知情，更不会有入股的意思表示，工商登记中的所有手续材料均是振兴建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为进行公司改制而伪造，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丁元玉系被告振兴建筑公司的冒名股东。 被告、第三人涛雒镇政府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 第三人姚振东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1、送检的三份材料有误，对于公司章程最后一项全体股东的鉴章未送检，不排除此鉴章是原告所为，属原告举证不能。2、送检的丁元玉的票据不用鉴定也不是本人所鉴，按规定或常理原告入股的收据应是会计或出纳开票。3、法院对此案件不应支持原告申请笔迹鉴定，应中止审理本案，将本案股东的签字盖章是否是伪造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如果是伪造，应追究其刑事责任。4、工商局是国家行政机关，自原告登记之日起对外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不管原告知道还是不知道均视为知道，对外具有法律效力，对外的一起债务应承担。5、本案鉴定是否是原告签章毫无意义，是本人签章或不是本人签章工商登记自原告登记之日起对外具有法律效力，都要对外承担法律责任。6、原告自1993年以公司股东身份出现在工商登记中，且在庭审中承认是原法定代表人所为，所以早就知道自己是公司股东，至今已26年了，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可2019年晋州市人民法院冻结了原告的账户存款时，才到法院起诉，纯属逃避对外债务，最长诉讼时效20年，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7、六份材料中均有原告的签字盖章，不管是不是原告的亲笔签字和盖章均具有法律效力，对外的债务就应承担。在送检中原告提交的样本是公司经营的发票有原告的签字，证明了原告不但是股东还有重要的职务。有原告入股40万的发票、工商登记中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是股东，原告想逃脱自己不是公司的股东是逃不掉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原告补充提交第二次鉴定收款收据一份，证明原告丁元玉第二次鉴定支出鉴定费12000元整。被告、第三人涛雒镇政府、第三人姚振东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 对于原告、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两次鉴定意见书，经审查，对于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异议的部分，本院将在后续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2年8月5日，日照市涛雒振兴建筑公司（被告曾用名）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宋佃永，性质为集体企业，注册资金为52万元，其中固定资金45万元，流动资金7万元，组建单位为日照市涛雒镇村镇建设委员会。 1993年2月19日，日照市涛雒振兴建筑公司更名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佃永变更为张守堂。 1993年12月15日，日照市东港区乡镇企业局批复同意组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该单位以东港区涛雒镇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为发起人，向企业内部干部职工募股，是资助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具有法人地位和法人资格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工商材料中显示，被告股东名单将原告丁元玉记载为公司股东，丁元玉出资5200元。工商机关存档的1993年11月30日的公司章程显示全体股东均未签字。1994年4月11日，被告更名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1996年12月10日《全体股东会议决议》记载：“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股份合作制企业规定，特要求取消股份合作制形式，恢复原集体企业性质。”经鉴定，该决议中“丁元玉”的签名及捺印非原告丁元玉所签。1997年3月12日、3月21日，被告向镇乡镇企业办公室与区乡镇企业局分别出具申请报告，申请更名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公司，并将企业性质恢复为集体企业，镇乡镇企业办公室与区乡镇企业局予以同意。1997年4月25日，被告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公司更名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公司，经济性质恢复为集体企业。 2000年12月28日，第三人涛雒镇政府与张守堂签订《涛雒镇振兴建筑工程公司产权出售合同书》，约定将被告产权一次性出售给张守堂，企业性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工商档案资料中落款时间为2001年6月20日的收款凭证（交款单位为丁元玉，摘由购股，金额40万元）、被告2001年8月2日《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会选举董事的决议》、《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会选举监事的决议》中均有“丁元玉”字样签名，原告否认系其签名。经鉴定，上述收款凭证、选举董事的决议以及选举监事的决议上丁元玉的签名并非丁元玉本人所签。另，《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章程》上全体股东签字系打印，股东盖章系加盖股东的个人名章，原告否认系其盖章。2001年7月25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守堂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工商资料中显示被告全体股东共同委托法定代表人张守堂代表全体股东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公司的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委托书上有“丁元玉”字样的签名、捺印及盖章，原告否认系其签名、捺印。经鉴定，该签名、捺印非丁元玉本人所为。2001年8月7日，被告在工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由52万元增资为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不变。 被告落款日期为2003年2月6日的2003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4日的2003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两次董事会决议上均有“丁元玉”字样的签字捺印，原告否认系其签名捺印。经鉴定，上述董事会决议上“丁元玉”的签字和捺印均非丁元玉本人所为。2003年4月30日，被告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张守堂变更为张滨。 2009年7月24日，被告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张滨变更为宋佃爱。 又查明，第三人姚振东与山东省日照市石涛煤碳型煤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1996）晋经初字第004号民事判决后，姚振东向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追加本案被告为被执行人并提出保全财产申请，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183执保126号执行裁定书，冻结了原告丁元玉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营业部账户22×××09—1—16内的存款，已实际冻结人民币 1105190.00元，冻结额度为人民币1105190.00元，冻结期限自2019年3月4日至2020年3月4日。 原告现已不在被告处工作。原告以其被被告冒名为股东，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丁元玉申请鉴定，共计支出鉴定费28000元。 本院认为，公司系人合兼资合的法律拟制主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的原告是否具有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本案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合作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属于合伙企业，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及行政法规。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主要参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97年7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股份制一些做法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劳动合作是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决策体现多数职工的意愿；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第五条规定“职工投资入股。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人人投资入股，也允许少数职工暂时不入股。未投资入股的职工可以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投资入股。职工之间的持股数可以有差距，但不宜过分悬殊。不吸收本企业以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从规定可以看出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特点，但是成为股东首先要本人自愿、有入股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记载的内容来确认，但如果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情况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做出相反认定的除外。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等多种因素综合审查确定，其中签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是股东资格的表象特征。上述要件或特征必须综合起来分析判断股东资格具备与否，具备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虽然工商登记中显示原告丁元玉为被告公司股东，验资报告显示丁元玉出资40万元，但该验资报告无向银行出具询证函等予以详细核查资金的证据，且被告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也没有丁元玉40万元出资的记账，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丁元玉进行了入股出资。原告丁元玉未在公司章程等文件上签字，本院在审理中，原告申请对被告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丁元玉”字样及签字上捺印是否为原告本人进行鉴定，经鉴定，均非原告本人所签和所捺印，因原告丁元玉既未授权他人在被告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签名，事后也未追认，应认定为原告丁元玉没有作出成为被告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显示丁元玉虽在被告公司工作，但公司设立、经营等原告丁元玉未参与，亦未从公司取得过股权分红，未行使过股东权利，因此应当认定原告丁元玉并非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的股东。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不是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确认。虽登记机关登记原告为被告的股东，但登记机关对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仅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而本案原告与被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纠纷，并不涉及善意第三人信赖的问题，因此，在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上，不能以登记机关宣示性的登记作为主要依据，而应以股东的实质特征作为认定的依据。 对于第三人姚振东提出要求以其对案件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且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丁元玉具有被告振兴公司的股东资格，依法驳回丁元玉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如前所述，股东资格确认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第三人并无独立的请求权，故第三人姚振东并非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的案件处理结果同第三人姚振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并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无权提出诉讼请求，况其所列诉讼请求与原告诉讼请求基于同一请求权，其主张本身属于要求本院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的判决结果直接回应其主张，故无须另行处理。 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其本案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丁元玉不具有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的股东资格。 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28000元，均由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振兴建筑工程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翠菊 人民陪审员  李君业 人民陪审员  许 晖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李业玲 书记员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