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6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朝，男，1968年8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基壬，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江宇，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南部1002。 法定代表人：高建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家宏，北京市华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明发商业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明发商业城/div> 法定代表人：黄焕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美华，女，汉族，1995年7月13日出生，住福建省长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晶晶，女，汉族，1995年10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审被告：杜子彬，男，1971年11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原审第三人：厦门恒盛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之二/div> 法定代表人：赵万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绍敬，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沈朝、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四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明发商业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明发公司）、原审被告杜子彬、原审第三人厦门恒盛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恒盛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基壬，上诉人四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家宏，被上诉人明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美华、魏晶晶，原审被告杜子彬，原审第三人恒盛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绍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沈朝原审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决明发公司在欠付四海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杜子彬、四海公司欠付沈朝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偿付责任。事实和理由：1.明发公司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未欠付四海公司案涉工程款的情况下，明发公司是否欠付以及欠付多少四海公司工程款，一审判决未进一步查清。2.一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不当。明发公司未能充分举证已付清四海公司案涉工程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由沈朝承担不利后果，有失公平。3.一审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做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针对沈朝的上诉，明发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不存在明发公司欠付四海公司工程款的情形。四海公司一审期间已提交证据证明向四海公司全额支付案涉项目工程款，甚至在未审核最终结算造价的情况下，已超额支付工程款。沈朝要求四海公司在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应当予以驳回。二、即使明发公司尚未向四海公司付清案涉项目工程款，四海公司收到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之后，未经法院许可，依法暂无权向四海公司支付到期工程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沈朝的上诉，四海公司、杜子彬均陈述称，明发公司未付清案涉工程款，应承担本案付款责任。 针对沈朝的上诉，恒盛辉公司陈述称，恒盛辉公司没有实际参与案涉工程施工，明发公司是否付清四海公司工程款，不清楚，由法院依法认定。 四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驳回沈朝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沈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四海公司已足额支付沈朝工程款，甚至可能存在超付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四海公司应向沈朝支付317.9万元工程款及利息，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依本案施工合同约定计算，本案工程款总额应为2572.0512万元，四海公司已支付给沈朝工程款3035.0193万元，双方在一审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足以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回避四海公司已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既未查明双方工程款支付的真实情况，也未查明沈朝施工工程完成的情况，直接就认定四海公司欠付工程款，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纠正。二、四海公司作为甲方、恒盛辉公司作为乙方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外脚手架施工合同》、《模板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下称《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2）》、《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外脚手架施工合同》、《模板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下称《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3）》、《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等四份施工合同均被一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则其附属合同亦应无效，但一审法院却又依据2016年1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2016年）》]、2017年7月3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2017年）》]认定四海公司欠付317.9万元工程款及利息，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纠正。首先，二份补充协议缺乏有效的形式要件。协议载明主体是四海公司和恒盛辉公司，但落款没有四海公司、恒盛辉公司的签章，四海公司的签署人分别为杜子彬、郑传新，恒盛辉公司的签署人均为沈朝，没有相关授权，所以对双方而言，两份协议不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协议内容对双方不产生约束力，沈朝不能依据该协议向四海公司主张权利。其次，补充协议相对于施工合同而言具有从属性，其以合法有效的施工合同存在为前提，依附于施工合同，施工合同无效，则补充协议也应无效。两份补充协议无效，双方应另行办理结算，不具备办理结算条件的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涉案工程价值进行评估，一审法院未调查清楚相关事实就直接判决，应依法纠正。三、一审法院一方面依据补充协议认定四海公司欠付沈朝工程款，另一方面却又不参照补充协议其他条款确定双方权利义务，有违公平原则，应依法纠正。《补充协议（2016）》第六条约定“该项目一期四标段C地块的二次结构完成后，另行按双方原有合同执行，并办理结算”。该条款明确约定在沈朝完成相关工作后，双方需按原合同整体办理结算，来确定最终的工程款。在同一份协议中，一审法院仅认可有利于沈朝的条款，而对于双方其他约定条款却忽视，有违公平原则，应予纠正。 针对四海公司的上诉，沈朝答辩称，一、四海公司主张超额支付工程款，与补充协议确定的结欠工程款数额不符。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是正确的。三、《补充协议（2016）》第六条约定所指的是未计入该协议的C地块的工程量，并非指全部工程量重新办理结算。四海公司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四海公司的上诉，杜子彬陈述称，其同意四海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四海公司的上诉，明发公司、恒盛辉公司均称，不清楚沈朝与四海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 沈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子彬、四海公司共同支付沈朝工程款317.9万元及利息（其中120万元利息自2016年1月9日起算，197.9万元自起诉之日起算，都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2.明发公司在欠付四海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前述杜子彬、四海公司欠付沈朝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偿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至2013年间，明发公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其开发的明发华昌国际城B区休闲娱乐中心及C区、F1(A5#、A6#)、F3(A1#、A2#)商业市场工程以及明发华昌国际城HJK地块商住楼I期工程发包给四海公司建设施工，中标价分别为8793.8717万元、26741.5526万元。四海公司作为甲方、恒盛辉公司作为乙方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2）》、《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各1份，由郑传新在甲方代表处、沈朝在乙方代表处签名确认；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3）》、《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各1份，由钟宗炘在甲方代表处、沈朝在乙方代表处签名确认；上述4份合同落款甲方一栏加盖“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明发华昌国际城项目经理部”，乙方一栏加盖“厦门恒盛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2）》、《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3）》均约定：乙方承包明发华昌国际城一期三标四标工程部分外脚手架项目工程（根据甲方指定的幢号及分配的工作量，依据设计图纸、设计变更、招标投标书、甲方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所包含的工程外脚手架项目的全部内容），实行包工包料。外架使用期限以实际搭设的具体日期开始计算，搭设高层每栋外架使用时间为12个月、低层时间为6个月，如拖延期限则租金为3.5元/月/㎡。决算方式为按施工图纸的外墙投影面积计算所得出的工程量，乘以承包单价所得出的承包工程款为决算总价，作为本合同的合同总价款。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10万元，作为工程的保证金。付款方式为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公司，乙方公司应开具发票给甲方财务入账。工程款根据节点按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60%支付；结构封顶后付至已完工程量造价的60%，外架拆除后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95%，剩余5%待双方决算后付清，以上所有付款乙方必须提供每个付款节点所完成的工程量进度表等相关申请资料，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审定并支付完毕，等等。其中《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2）》约定承包单价为34#、35#、36#、37#楼高层55元/㎡、交易中心等其余各幢均为低层42元/㎡；《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3）》约定承包单价为C1小高层55元/㎡，A、D、C、F地块所有建筑物42元/㎡。《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均约定：乙方承包明发华昌国际城一期三标四标工程部分模板工程（根据甲方指定的幢号及分配的工作量，依据设计图纸、设计变更、招标投标书、甲方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所包含的模板工程项目的全部内容），实行包工包料。决算方式为按实际施工完成的砼与模板接触面积计算所得出的工程量，乘以承包单价所得出的承包工程款为决算总价，作为本合同的合同总价款。付款方式为按甲方与业主主合同付款节点支付，即按节点支付已完工程量的80%，结构封顶后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90%，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内付至合同价款的100%，以上所有付款乙方必须提供每个节点已完成的进度工程量等相关申请资料，甲方在10个（或15个）工作日内审定并支付完毕，等等。其中《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约定承包单价为35#、37#楼二栋高层42元/㎡、交易中心60元/㎡，合同签订后，乙方于2012年7月10日之前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20万元，作为工程的保证金；《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约定承包单价为电影院64元/㎡、C1小高层42元/㎡、A、D、C、F地块商场及别墅60元/㎡。合同签订后，沈朝依约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四海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杨琼兰、杜子彬个人银行账户汇款至沈朝个人银行账户等方式，陆续支付诉争工程款。2016年1月8日，郑传新、沈朝分别以四海公司（甲方）及恒盛辉公司（乙方）代表名义签订《补充协议（2016年）》，并由杜子彬在协议下方的空白处注明“属实”，并签名确认。该协议约定：协议签订时，双方结算余额为448.9万元（劳务费用已扣除，且不包含C地块D1、D2#楼二次结构模板工程量），该项目一期四标段C地块的二次结构完成后，另行按双方原有合同执行，并办理结算，等等。2017年7月3日，杜子彬、沈朝分别以四海公司（甲方）及恒盛辉公司（乙方）代表名义签订《补充协议（2017年）》，协议约定：C1#-C8#，D1#，D2#楼外架拆除并重新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搭设并通过验收，该项目费用为80万元总价包干，C1#-C8#，D1#，D2#楼模板剩余工程包干价70万元，因2016年1月8日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结算款余额448.9万元，已支付201万元，尚欠247.9万元，故至本协议止，甲方尚欠乙方397.9万元。付款方式为C地块外架拆除至7层结构梁板时，待建设单位拨付该节点工程款后，甲方支付200万元给乙方；所有外架、模板拆除并清理离场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付清所有余额197.9万元。协议签订后，明发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向沈朝汇款80万元用于支付案涉工程款。2019年3月25日沈朝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杜子彬的申请，向南安市公安局官桥派出所调查取证，该派出所出具《证明》1份，证明自2016年1月1日以来，该派出所未接到四海公司、杜子彬报警的关于受他人胁迫签订协议的警情。明发公司出具《庭后相关核实事项说明》，表示案涉明发华昌国际城一期三标四标工程C地块脚手架，系于2018年12月20日进场拆除，于2019年1月20日全部拆除完毕。另查，四海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就明发华昌国际城HJK地块商住楼I期工程的工程款纠纷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明发公司支付工程欠款4145.4519万元及利息损失，但至今并未就案涉工程范围的工程款问题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向明发公司主张权利。再查，四海公司于2012年7月20日聘任杜子彬为华昌国际城项目指挥部指挥长。郑传新为四海公司派往诉争工程项目经理部的管理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沈朝无脚手架、模板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其借用恒盛辉公司名义与四海公司签订的《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2年）》、《外脚手架施工合同（2013年）》、《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模板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等4份合同均是无效合同。因沈朝已依约完成了诉争工程的施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有权要求四海公司按双方约定支付工程款。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依法认定四海公司未支付的工程款金额为317.9万元，现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届满，沈朝请求四海公司予以支付，合理有据，予以支持。双方未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沈朝请求四海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但欠付工程款利息起算点应为案涉脚手架拆除后一个月即2019年2月20日，沈朝请求其中的120万元的利息自2016年1月9日起算，与协议约定不符，不予支持；沈朝请求其中的197.9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5日起算，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沈朝关于杜子彬应承担共同支付诉争工程款责任，并由明发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偿付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杜子彬辩称其仅为四海公司在诉争项目的管理人员，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合理有据，予以支持。四海公司主张沈朝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且四海公司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况，该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沈朝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未成立的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朝工程款317.9万元及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20万元的利息自2019年2月20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197.9万元自2019年3月25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沈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710元，由沈朝负担1804元，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负担31906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争议的焦点：1.《补充协议（2016年）》、《补充协议（2017年）》是否合法有效？2.沈朝诉请明发公司在欠付四海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偿付责任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补充协议（2016年）》、《补充协议（2017年）》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代表四海公司签订两份补充协议的郑传新、杜子彬均是四海公司聘任案涉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除结算时间节点不同外，两份补充协议的内容均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沈朝所完成案涉工程模板制作与安装分项工程和外脚手架施工分项工程工程量，四海公司因此应支付和已支付的工程款数额的结算；二是约定四海公司已确定的欠付工程款的付款期限，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两份补充协议应确认合法有效。一审判决以两份补充协议为依据，扣除协议签订后，四海公司付款80万元，确定四海公司尚欠沈朝工程款为317.9万元，并无不当。四海公司主张两份补充协议无效，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沈朝诉请明发公司在欠付四海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偿付责任能否成立的问题。庭审中，四海公司与明发公司均明确表示本案工程款，双方之间尚未结算。由此可见，明发公司是否付清本案工程款，尚有待双方结算才能确定。故明发公司以其已付清四海公司本案工程款为由，辩称免于承担在欠付四海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本案债务偿付责任，本院不能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明发公司不存在拖欠四海公司工程款的情况有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泉州明发商业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欠付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本案工程款的范围内对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欠付沈朝的本案工程款及利息承担偿付责任； 四、驳回沈朝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3710元，由沈朝负担710元，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负担23000元，泉州明发商业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此比例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佳华 审判员  孙志坚 审判员  王一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赖俊杰 附：适用主要法律条文和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