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59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金镖，男，195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敬，福建求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界红，福建求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清良，男，198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敬，福建求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界红，福建求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宝通，男，195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辉灿，福建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颖松（系叶宝通之子），住福建省南安市。 上诉人林金镖、林清良因与被上诉人叶宝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3民初4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金镖、林清良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叶宝通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判决遗漏应当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程序明显违法。本案一审中叶宝通诉称其代高春花偿还420万元银行贷款，且该笔代偿款项系本案诉争的本金的一部份，一审判决采信了叶宝通的上述诉称。但是，对于代偿借款是否属实、即便属实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等问题均应由案外人高春花到案进行佐证，而不是简单听信叶宝通的言辞予以确认，在林金镖、林清良极力否认上述款项系诉争借款一部分的情况下，本案一审应追加案外人高春花到案配合调查，以便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二、本案一审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程序违法。林金镖、林清良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才发现叶宝通系一审法院廉政勤政监督员，其特殊身份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本案不应由一审法院审理，故程序存在重大错误应发回重审并指定其他法院重新审理。其次案件实体问题方面，本案虽源于股权转让纠纷，但一审按其基础法律关系即民间借贷关系进行立案审理，那么本案即应严格按照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查清借贷关系的出借人是否实际完全履行出借款项义务之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却在叶宝通无法就“完全履行出借款项义务”等问题作充分举证、说明的情况下，适用错误法律逻辑主观臆断采信了叶宝通的片面言辞，并因此导致裁判结果有误。一、一审中叶宝通关于借款形成等事实的陈述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且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1.叶宝通关于其出借款项的组成之陈述前后矛盾。在法庭调查阶段，叶宝通先是自认借款1261.44万元的组成不包括其于2008年10月向中国银行贷款的295万元。后又称向中国银行贷款的295万元系四张借条项下的部分款项来源，其在关键事实上的陈述前后矛盾。而四张借条的其中三张发生于2007年，若叶宝通陈述属实，则叶宝通与林金镖订立借条一年后叶宝通才支付借款，明显有违常理，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而2008年10月10日的借条项下的款项又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与叶宝通所陈述的现金交付互相矛盾。2.叶宝通关于双方原债务总额的陈述错漏百出。根据叶宝通的陈述，其借款包括4张借条660万元、现金260万元、代高春花偿还的银行贷款420万元及50万元利息，总共1390万元。叶宝通声称该1390万元借款中的100万元以林金镖在京华大酒店附属综合大厦A幢30层06号房屋抵偿，其余1261.44万元抵扣股权转让金。然而该抵扣股权转让金1261.44万元加上抵偿房屋的100万元，总额为1361.44万元，与叶宝通声称的1390万元并不一致。况且，叶宝通所提供的京华大酒店房屋抵偿证据系其儿子叶颖松与京华大酒店所签合同，与本案无关。3.一审判决在否认叶宝通的部分诉称事由之同时，又判决支持叶宝通的诉请，明显矛盾。一审判决对叶宝通诉称的两方面事由作否定确认，其一是“叶宝通所主张出借款项中，除了四份借据记载的660万元以外，其他款项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二是“叶宝通所提供的京华大酒店房屋抵偿证据，无法直接体现该房产系林金镖、林清良抵偿给叶宝通，故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一审判决亦承认叶宝通在“是否完全履行实际出借款项义务”这一问题方面举证不利，也就是说一审判决也认为叶宝通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出借了1261.44万元给林金镖、林清良，但又确认了诉争的抵债金额1631.44万元，最终却又确认了叶宝通主张的1261.44万元借款成立，一审判决确认的事由明显与其判决结果相矛盾。二、一审判决根据生效判决确认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认定双方的债务金额为1261.44万元有违客观事实，且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已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无效，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2.《股权转让协议书》不仅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且因其内容的约定并非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就无效。为何本案中林金镖、林清良会存在还清借款后还和叶宝通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转让款抵偿借款等问题，主要是因为叶宝通提出了配合请求，即叶宝通欲通过该协议书进行对外融资，故必需进行合同标的额的虚增，以便获得巨额融资款项，对此有对外融资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并无实际的借贷关系之事实足以认定。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叶宝通的陈述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下，其亦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实际借款金额，一审法院凭《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对事实进行认定，严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而导致其认定事实错误。三、叶宝通与高春花之间的债务不应由林金镖、林清良代为偿还，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视该笔债务与本案不同法律主体、不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判决林金镖、林清良代为偿还是错误的。而且一审法院在债务数额的计算上持双重标准，明显不公。1.即使叶宝通代高春花偿还420万元银行借款，此亦为叶宝通与高春花二人之间的代偿纠纷，与林金镖、林清良无关。2.对于林金镖、林清良提供的8179876元还款凭证，一审法院仅采纳《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的两笔还款即1393866元，否认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的其他还款6786010元。然而，一审法院对叶宝通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后累计4202254.2元的代偿款却全部认可，要求林金镖、林清良一概偿还。该判断标准明显不公，若叶宝通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的代偿款能够作为债务被提前计算在代偿行为发生之前，林金镖、林清良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的还款也应计算在本案债务的清偿范围中。四、在无转账凭证可供证明，叶宝通也未能提供银行取现并交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260万元为现金支付是没有依据的，也违反了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仅凭“叶宝通与林金镖是朋友关系”断定“通过现金支付(260万元)存在可能性”，进而要求林金镖、林清良偿还该260万元，其依据显然不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判决根据已经被认定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认定林清良构成债务加入是错误的。所谓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债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本案中，林清良从未向叶宝通发出过代林金镖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仅是对转让金支付的抵销方式，林清良不曾加入到林金镖与叶宝通的该债权债务关系中，其并非2007年11月14日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无视林清良为2007年11月14日借款的保证人的事实，径行判决林清良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再者《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其中关于转让金支付的抵销方式的约定亦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根据无效合同推定林清良加入到林金镖债务中的认定相当于否定了已经生效判决显然是错误的。六、清偿借款后销毁借条原件的做法符合民间借贷习惯。叶宝通提交四张借条项下的借款总金额为660万元，而林金镖、林清良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偿还借款合计8179876元，即上述四张借条项下的借款已经全部清偿完毕，所以林金镖、林清良与叶宝通已将四张借条原件销毁，该做法符合生活常识和借贷习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宝通不能提供这四份借条原件。但一审法院却不予采信，对林金镖、林清良显然不公。七、一审判决以林金镖、林清良的辩称有违常理为由，驳回林金镖、林清良的全部辩称，明显有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重点应审查款项是否实际出借的问题，在出借人无法充分、有效举证佐证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不能简单主观臆断。本案中叶宝通是否有实际完全履行出借款项义务，应根据其举证来判断，而不是以林金镖、林清良的辩称是否合乎常理来推定。最后、一审判决未严格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驳回叶宝通的一审诉讼请求，显然错误。本案中在卷材料显示，叶宝通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无视股权转让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不同的法律性质，错误地认定叶宝通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2009年7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关于溪美办事处企业服务中心合作协议书中48%股权的转让协议，并非借款合同，因此不可能约定还款期限，所以一审法院以《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约定还款期限为由认定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显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叶宝通提交的借条，落款日期为2007年6月30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壹年”，落款日期为2007年11月14日的借条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09年9月9日”，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18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壹拾壹个月”，落款日期为2008年10月10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壹年半”。而叶宝通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8日，在其起诉时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叶宝通此前向法院起诉林金镖、林清良的若干案件中，案由均为股权转让纠纷，其诉讼请求均是股权转让相关事项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因此本案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叶宝通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叶宝通辩称，一、一审并无遗漏当事人。对于代高春花偿还贷款的部份，有相应的银行凭证可以证实，而高春花系林金镖的妻子、林清良的母亲，其为一家人，高春花所借款项实为林金镖、林清良父子使用，故计入林金镖、林清良的借款总额中符合常理，并可与《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的金额印证，故无需追加高春花参加诉讼。二、本案一审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回避问题：叶宝通人并不是一审法院的廉政勤政监督员，且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于廉政勤政监督员的案件，相应法院应予回避。三、叶宝通对于出借款项的相关描述符合事实及常理，一审予以认定是正确的。1.借款数额巨大，来往频繁，时间久远，确实难以准确描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记载的债权数额即是一个确凿的、直接的债权凭证，相关的借条、银行凭证、帐户记录、借款合同、存款凭证、取款凭证等可作为辅助证据给予印证。2.对于2008年10月向中国银行贷款295万元，叶宝通是通过其他途径向林金镖、林清良提供借款之后，又以贷款周转之前其他途径的款项，这并不矛盾，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订立借条一年后才支付借款。3.对于借款总额，因还包含代上诉人一方偿还的银行利息等，各项相加，可以互相印证。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用于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进行了确认，其实质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的对帐及结算，该确认是双方债权债务的直接凭证。4.另案中，林耕提供的借条及银行凭证，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确认的林耕的数额完全吻合，再次充分证实《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记载的债权数额的真实性及准确性。5.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还记载“转让金尚余1631.44万元，先从甲方股东林金镖、林清良父子欠乙方1631.44万元(余欠部分今后另行解决)抵消”，说明上诉人欠叶宝通及林耕的款项不止1631.44万元，再次印证本案债权的真实性，并进一步说明上诉人所谓的为了融资而扩大金额的说法是荒谬的。6.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转让金数额的计算依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也可印证金额的真实性。7.在一审中叶宝通提供的补充证据(二)体现高春花银行帐户存款凭证大量出现叶宝通以现金方式存入的情况，单笔金额达数十万元、一百多万元的情况均有存在，说明叶宝通当时确有大量使用现金的习惯，因当时银行存款、跨行转帐等并不便利，且存在时间差等问题，叶宝通当时将其它现金交给上诉人使用符合当时的条件及情形。8.在另案中，上诉人在林耕未完整提供银行凭证的情况下辩称林耕实际出借的款项仅为220万元，但后来林耕提供了完整的银行转帐凭证证实出借款项为370万元，这可看出上诉人极不诚信9.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汇款证据，大部份的汇款时间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即2009年7月10日之前，除了本案的债权债务之外，双方还存在其他大量资金往来，且叶宝通习惯于现金交付，也有通过第三方的来往，故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对账核算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予以确认，故上诉人提供的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的汇款凭证已经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进行了结算，不能重复抵扣。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结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的债权数额也可认定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支付的款项为利息，其要求抵偿本案款项也不应支持。10.对于上诉人辩称的其支付的款项为本金的说法，一方面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的债权数额不符；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的债务清偿顺序，上诉人的辩称不能成立。四、虽然双方于2009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但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书上确认的事实可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上诉人称并非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上诉人该主张不能成立。协议书第三条第2点记载：“先从甲方股东林金镖、林清良父子欠乙方1631.44万元(余欠部分今后另行解决)抵消”，该记载明确了实际的欠款人为上诉人林金镖、林清良父子，不论借条上写的借款人为何人，都说明林金镖、林清良是实际的共同欠款人，且具有互相加入对方债务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两上诉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是正确的。另外，由于林金镖、林清良系父子关系，其所借款项共同用于公司经营，实质上也是共同借款，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上述确认，也是对其共同借款的确认。否则，就应在协议书中区分各人的债务数额，正如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叶宝通及林耕各自的债权数额进行了区分一样，两上诉人既然没有对债务数额进行区分，则为共同债务或者互为加入债务，应由两上诉人共同偿还。五、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虽然借条约定了相应的借款期限，但双方在2009年7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并约定用于抵消股权转让款，没有再次约定还款期限，此后，双方因股权转让问题，多次经人民法院判决，纠纷在持续处理中，叶宝通一直在主张权利，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叶宝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林金镖、林清良共同偿还叶宝通借款本金1261.44万元及自2009年7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6年5月18日，南安市溪美街道企业服务中心与南安市溪美街道办事处彭美经济联合社签订了一份《彭美小区征地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征用彭美小区（安长至三落片区）土地。土地的东西四至为：南安市彭美小区，东至教师新村；西至新华南路埔边界；南至规划西溪环路、环城西路；北至彭美山，征用土地面积约300亩。其中，南安市溪美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出资52％，南安市溪美街道办事处彭美经济联合社出资48％。2.2006年6月6日，南安市溪美街道办事处彭美经济联合社与嘉隆房地产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南安市溪美街道办事处彭美经济联合社将其拥有上述48％的股权转让给嘉隆房地产公司，并确认股权总用地面积为297.92亩。3.2009年7月10日，嘉隆房地产公司与叶宝通、林耕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嘉隆房地产公司将其拥有上述48％的股权转让给叶宝通、林耕，但实际转让面积仅为82.56亩，转让金为1981.44万元（82.56亩乘以三分之一乘以25万元/亩，加上82.56亩减去27.52亩25万元/亩，再乘以23.5万元/亩）。转让金的支付方式为：叶宝通、林耕应于签订协议之日支付350万元，其余款项1631.44万元，先从林金镖、林清良父子欠叶宝通、林耕1631.44万元（余欠部分今后另行解决）抵销。叶宝通、林耕取得嘉隆房地产公司股权时，其内部比例为：叶宝通占1261.44万元，林耕占370万元。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作为甲方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叶宝通、林耕作为乙方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叶宝通、林耕支付给嘉隆房地产公司350万元，但嘉隆房地产公司未能交付《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土地给叶宝通、林耕。 为此，叶宝通、林耕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案号为（2013）泉民初字第324号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请求判令：1、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连带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1981.44万元及利息（自2009年7月1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3）泉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一、南安市嘉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35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叶宝通、林耕的其他诉讼请求。 叶宝通、林耕不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林金川、林金镖、林清良、南安市嘉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350万元及自2009年7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532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民申字第1779号民事裁定：一、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闽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本院（2014）闽民终字第532号以及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二、南安市嘉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350万元及自2009年7月1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叶宝通、林耕的其他诉讼请求。 叶宝通、林耕又于2014年7月3日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叶宝通、林耕与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于2009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镖、林清良、林金川连带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1631.44万元及自2009年7月10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资金占用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因诉争《股权转让协议书》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叶宝通、林耕于2016年6月15日变更诉讼请求为：1、林金镖、林清良共同偿还叶宝通、林耕1631.44万元及自2009年7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其中本金270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余款1361.44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川对林金镖、林清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4）泉民初字第911号民事判决：一、林金镖、林清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1631.44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4年7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叶宝通、林耕的其他诉讼请求。林金镖、林清良对该判决不服，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13年2月叶宝通、林耕以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据向法院诉求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川、林金镖、林清良共同返还款项1981.44万元及利息，并承担上述款项及利息返还的连带责任，诉求中的1981.44万元系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金，该转让金的支付方式包括现金支付350万元及尚余款1631.44万元从林金镖、林清良欠叶宝通、林耕的款项中抵销。该案一审、二审及再审均以股权转让纠纷定案审理，再审生效判决（2015）闽民再终字第9号认为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判令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嘉隆房地产公司偿还叶宝通、林耕款项35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并驳回叶宝通、林耕的其他诉讼请求。从该判决结果可以得出，该生效判决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层面驳回了叶宝通、林耕主张林金川、林金镖、林清良、嘉隆房地产公司返还1631.44万元的诉讼请求。（2015）闽民再终字第9号判决生效后，本案中叶宝通、林耕仍以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据向法院诉求林金镖、林清良共同偿还1631.44万元及相应利息，嘉隆房地产公司、林金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亦以股权转让纠纷定案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本案关于偿还1631.44万元之诉讼事项与（2015）闽民再终字第9号判决对比分析，本案与该生效判决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相同，本案的诉求实质上否定生效判决结果，构成重复诉讼，应驳回起诉。关于诉争的1631.44万元款项，叶宝通、林耕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为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7）闽民终82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泉民初字第9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叶宝通、林耕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1.叶宝通提供的《借条》4份，林金镖、林清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林金镖、林清良曾出具4份借条给叶宝通，具体为：2007年4月18日的借条载明林金镖、林清良向叶宝通借款100万元，期限为11个月。2007年6月31日（6月并没有31日，该处应是笔误）的借条载明林金镖、林清良向叶宝通借款200万元，期限为1年。2007年11月14日的借条载明林金镖向叶宝通借款200万元，期限为11个月，利息已全部付清楚，提前2天还款；林清良为连带担保人；底部备注此借条再延期11个月，还款日期为2009年9月9日前。2008年10月10日的借条载明林金镖、林清良向叶宝通借款160万元，期限为一年半。2.叶宝通提供的银行单条记录显示，林金镖、林清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叶宝通于2008年10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160万元给林金镖，支付了2008年10月10日借条载明的160万元款项。3.叶宝通提供的高春花、叶宝通等人与福建南安农村合作银行溪美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与叶宝通提供的农合行储蓄存款凭证、农合行储蓄取款凭证、农合行贷款还款凭证，虽然有部分没有提供原件，但该些证据相结合可以互相印证其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些证据可以证明叶宝通于2007年4月18日，以其房产为高春花向福建南安农村合作银行溪美支行贷款42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且贷款发放后，叶宝通多次代高春花偿还贷款，乃至在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叶宝通还有继续代高春花偿还银行贷款。4.叶宝通提供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的《证明》及《个人客户取款凭证》、《中国银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借据》等凭证，均是叶宝通与银行之间的借款关系，与本案叶宝通与林金镖、林清良之间的借款关系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5.叶宝通提供的其作为借款人、林建国、黄某称作为抵押人，与福建南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与林金镖、林清良庭审所陈述的林建国、黄某称曾以其房产为叶宝通借款提供担保、以及黄某称出庭作证所陈述的由叶宝通借款、其提供担保向银行借款、实际款项由林金镖使用相吻合，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叶宝通于2007年11月12日，以林建国、黄某称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向福建南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贷款200万元，该款项实际是由林金镖使用。6.叶宝通提供的2007年11月14日农合行电汇凭证，林金镖、林清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叶宝通于2017年11月14日转账200万元到郑某银行账户。再结合郑某出庭陈述的其接收该款项系代林金镖所接收，可以证明该笔款项实际是支付2007年11月14日借条载明的200万元款项。7.叶宝通提供的《公证书》、《不动产统一发票》，系叶宝通的儿子叶颖松与厦门京华大酒店签订的合同书及支付款项的相应票据，无法直接体现该房产系林金镖、林清良抵偿给叶宝通的相关事项，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8.林金镖、林清良提供的11份银行凭证，结合郑某出具的确认书及其出庭陈述的证言以及黄某称出庭陈述的证言，可以证明林金镖、林清良曾汇款8179876元给叶宝通，具体为：2007年9月15日24万元，2007年12月21日20万元，2008年1月10日780010元，2008年10月6日通过郑某汇款226000元，2008年10月6日200万元，2008年10月17日270万元，2008年10月27日64万元，2010年10月14日、10月21日分别通过黄某称汇款10万元、1293866元。9.林金镖、林清良提供的（2018）闽05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系叶宝通、林耕与他人之间纠纷的案件，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10.林金镖、林清良提供的（2015）闽民再终字第9号案件民事审判笔录、（2014）泉民初字第911号案件审理笔录、（2017）闽民终823号案件庭审笔录，该些笔录系叶宝通、林耕与林金镖、林清良先前几个案件的庭审笔录，从该笔录可以看出林金镖、林清良对于抵债金额1631.44万元一直持有异议。11.关于截至2009年7月10日林金镖、林清良与叶宝通、林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林金镖、林清良是否尚欠叶宝通借款本金1261.44万元的问题，叶宝通主张借款本金1261.44万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前述四份借条载明的660万元借款，2007年11月20日叶宝通向兴业银行贷款270万元，取出现金260万元借给林金镖、林清良；2007年4月18日高春花向福建南安农村合作银行溪美支行借款、由叶宝通等人提供抵押担保的42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约50万元，由叶宝通偿还；以上借款本金合计1390万元，以其中的1261.44万元抵扣股权转让金，另外100万元以林金镖在京华大酒店附属综合大厦Ａ幢30层06号房屋抵偿。林金镖、林清良主张其总共向叶宝通借款660万元，而其先后已偿还叶宝通8179876元，故《股权转让协议书》所载明的林金镖、林清良欠叶宝通1261.44万元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虽然叶宝通仅提供66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对于其他款项，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从叶宝通在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后多次代林金镖的妻子高春花偿还银行欠款，可以佐证叶宝通所陈述的其承接高春花向银行所借420万元借款本息存在可能性和合理性。第二，叶宝通所陈述的其另外再出借现金260万元给林金镖、林清良，虽然没有转账凭证，但以叶宝通与林金镖当时所处的关系来看，通过现金支付存在可能性；第三，林金镖、林清良称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确认的其尚欠叶宝通、林耕款项1261.44万元、林耕370万元，合计1631.44万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转让金虽为1981.44万元，但实际转让金额仅有370万元，其中叶宝通、林耕支付现金350万元、另外林金镖、林清良尚欠林耕20几万元。该陈述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1、林金镖、林清良所陈述的其尚欠林耕20几万元，与另案林耕诉林金镖、林清良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8）闽0583民初4320号】所查明的事实不相吻合，在（2018）闽0583民初4320号案中，经过审理查明，截至2009年7月10日，林金镖、林清良尚欠林耕的借款本金为370万元，而并非林金镖、林清良所陈述的20几万元。2、如若林金镖、林清良仅向叶宝通借款660万元，那么在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时，林金镖、林清良汇给叶宝通的款项就有6786010元，超过叶宝通借给林金镖、林清良的款项。林金镖、林清良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对于签订合同的意义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其懂得合同对于当事人双方的意义，但其仍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确认尚欠叶宝通1261.44万元款项，明显违背常理。3、《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金为1981.44万元，并且对于该数额的形成有明确记载，该协议载明土地82.56亩，其中1／3即27.52亩每亩按25万元计算，另外55.04亩每亩按23.5万元计算。如若按林金镖、林清良所陈述的股权转让金1981.44万元是为了帮助叶宝通、林耕融资而虚增的，实际转让金额仅为370万元，那么一者，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必要约定土地按两种价格计算；二者，如果82.56亩土地仅转让370万元，那么每亩土地转让金额仅有4万多元，与市场行情完全背离；三者，如果转让金额仅为370多万元，那么在1981.44万元的股权转让金中，约定以现金支付350万元后，对于剩余款项1631.44万元，就没有必要再约定叶宝通占1261.44万元、林耕占370万元。因此，林金镖、林清良该陈述，明显违背常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可以认定截至2009年7月10日，林金镖、林清良尚欠叶宝通借款本金1261.4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截至2009年7月10日，林金镖、林清良尚欠叶宝通借款本金1261.44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因《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金尚余1631.44万元，先从甲方股东林金镖、林清良父子欠乙方1631.44万元（余欠部分今后另行解决）抵消”，该约定体现林金镖、林清良具有互相加入对方债务的意思表示，构成了债务加入，故林清良亦成为共同借款人。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以股权抵销林金镖、林清良尚欠叶宝通借款1261.44万元没有实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林金镖、林清良仍应偿还叶宝通借款本金1261.44万元。因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林金镖、林清良又偿还过叶宝通款项1393866元，故林金镖、林清良至今尚欠叶宝通借款本金11220534元，对于该部分，林金镖、林清良仍应予以偿还。至于利息问题，因2009年7月10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结算时，并没有约定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本案借款自2009年7月10日起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因叶宝通曾于2014年7月3日与林耕一起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林金镖、林清良主张权利，虽然当时叶宝通、林耕是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但其要求林金镖、林清良偿还该款项的意思表示已向林金镖、林清良发出，而林金镖、林清良没有偿还，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林金镖、林清良应偿还叶宝通借款本金11220534元自2014年7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叶宝通诉讼请求中符合法律规定的该部分，予以支持；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因2009年7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且在叶宝通、林耕2014年7月3日的诉讼于2018年2月28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后，叶宝通于2018年5月8日便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林金镖、林清良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因《股权转让协议书》系林金镖、林清良与叶宝通对双方债权债务的总结算，故林金镖、林清良辩称本案不属于同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分开审理，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于叶宝通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判决：一、林金镖、林清良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叶宝通借款本金11220534元及自2014年7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叶宝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600元，由叶宝通负担39629元，由林金镖、林清良负担9797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9年7月10日林金镖、林清良尚欠叶宝通借款1261.44万元，有林金镖、林清良在2009年7月10日与叶宝通、林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以尚欠的1631.44万元抵股权转让金（其中叶宝通占1261.44万元）为证，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经过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被确认因涉及违法转让征用土地无效，但并不影响该基础事实的认定。林金镖、林清良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不予采纳。而叶宝通也提供了四张金额总计66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代林金镖妻子高春花还银行贷款420万元及证人郑某、黄某称的证言、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电汇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林金镖、林清良与叶宝通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叶宝通实际出借款项情况，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进一步证实2009年7月10日林金镖、林清良尚欠叶宝通借款1261.44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正确。叶宝通主张诉争的借款1261.44万元包括叶宝通代高春花偿还贷款420万元，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正确。林金镖、林清良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高春花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叶宝通代高春花偿还贷款420万元与林金镖、林清良无关，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林金镖、林清良又抗辩《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借款抵股权转让金的问题系为了配合叶宝通对外融资的需求，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记载“股权转让金为1981.44万元系由土地82.56亩的1／3即27.52亩每亩按25万元计算，和另外55.04亩每亩按23.5万元计算而成”相矛盾，且林金镖、林清良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即依法承担相应合同义务，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009年7月10日后林金镖、林清良偿还叶宝通1393866元，故林金镖、林清良尚欠叶宝通借款本金11220534元正确。林金镖、林清良主张2009年7月10日前偿还的借款也应当予以扣除，与其在2009年7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确认尚欠1631.44万元矛盾，不予采纳。林金镖、林清良主张因为落款日期为2007年6月30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年，落款日期为2007年11月14日的借条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09年9月9日，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18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1个月，落款日期为2008年10月10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年半，叶宝通2018年5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2009年7月10日，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债务进行总结算确认林金镖、林清良尚欠1631.44万元，亦未约定还款期限，而2014年7月3日叶宝通、林耕基于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提起诉讼，2018年2月28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后，2018年5月8日叶宝通以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林金镖、林清良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林金镖、林清良还主张叶宝通系一审法院廉政勤政监督员，一审法院应回避本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林金镖、林清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600元，由林金镖、林清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梅影 审 判 员 陈 琼 审 判 员 李志军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吴悦明 书 记 员 王杰雄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