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4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自由职业，住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自由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自由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330430943A。法定代表人：乔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某1与被上诉人李某2、王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3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白某，被上诉人李某2、王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原审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白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某1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3435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还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关于合作主体的问题，一审法院未进行实质性审理。通过原审查明二被上诉人分别将130万的投资款打入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盈公司”)账户,对外也是以能盈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开展煤炭购销业务。无论从款项的注入到实际开展业务、及款项的退回均是以能盈公司的名义进行。然而一审法院却将上诉人认定为与二被上诉人合作的主体，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主观推断作为能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更加知晓本次合作的经营情况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从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三证,该业务的开展都是在郭文举、二被上诉人的主导下进行的，无论是上游煤炭的采购，下游煤炭的销售、交易方的选择，价格的制定、品种的选择都是由郭文举与二被上诉人作出的安排，上诉人的角色就是按照该三人的安排办理付款业务，作为回报每吨抽取5元的报酬，且每次必须将具体办理业务的相关情况向被上诉人请示和汇报。所以，被上诉人对经营情况是明知的和完全了解的。（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怠于提供涉案账目并进行清算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在所谓合作期间二被上诉人往来太原频繁，并不断给上诉人下达经营指令，上诉人及时将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以电话、微信等形式向二被上诉人汇报，事实上二被上诉人对相关账目了如指掌。（四)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退还二被上诉人215万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中原告认可是投资款,款项用途为投资煤炭生意。从法律逻辑和适用来看，只有认定本案系借贷关系的情况，才可能全额返回本金。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原审法院虚拟“合作纠纷”予以裁判，实际上是秉承“拒绝裁判”的思维方式和审判态度。本案中,一审原告以自认的方式提请法院对“合伙协议纠纷”予以裁判，一审被告以“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予以抗辩。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该专照《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审查判断。（二)不管是“合作纠纷”还是“合伙协议纠纷”,均应当以清算为前提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此本案无论是合伙纠纷还是合作纠纷，均可参照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法律，比如《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为此，在没有进行清算的前提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不妥。（三)原审表面化审理案件系滥用自由裁量权。原审法院抛开当事人的诉求和抗辩，认定类似“合伙”的所谓“合作”，又未予以“合作清算”明显判决不公。（四）原审未认定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有偏向被上诉人之嫌。一审举证情况来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上诉人的证据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此外,上诉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郭文举和二被上诉人的掌握和安排从事辅助性的工作,造成本案的经营亏损，应由实际经营人即被上诉人承但。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还重审。被上诉人李某2、王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关于本案主体问题，首先能盈公司并非合作主体一方，其仅是案涉业务对外的名义方，因上诉人是实际控制人，方才使用该公司的名义，同时能盈公司并无被借用的资质，因此不存在是借用资质关系的可能性。其次，从一审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内容明显可以看出3人之间并无主导、安排、请示等意思表示，更无上诉人系代表能盈公司的体现。2、关于返还款项的问题。首先从聊天记录内容即可以看出3人之间是由上诉人进行主导的业务联络、协调、打点关系等，二被上诉人仅是在上诉人的要求下进行打款。其次，上诉人是能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聊天记录，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要求下将款项打入由其控制的公司账户，同时三笔业务均发生在上诉人所在地，二被上诉人均在外地，因此案涉业务均是由上诉人利用由其实际控制的能盈公司进行实际经营，并由其利用能盈公司控制业务的进出款项。二被上诉人无从了解业务实际情况，并且上诉人退还给二被上诉人共计45万元投资款的行为，更能够证实其主体地位以及由其实际控制业务的事实。最后，在上诉人认可通过能盈公司开展了三笔业务的基础上，结合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其对于三笔业务的情况最为清楚，但他在一审中拒不提供持有的相应账目，并且不能举证证明该三笔业务存在亏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实际上本案并非合伙企业纠纷，因此清算并非必经的程序。二被上诉人自始没有过错，导致无法确定可分割的财产，责任是在上诉人，而在上诉人不认可与二被上诉人存在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其更无法律以及事实依据取得其占有二上诉人的资金，故其理应承担返还全部款项的责任。原审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辩称：我方认为实际开展业务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能盈公司，被上诉人已经自认是以能盈公司实际作为主体开展业务。李某2、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二原告与被告孙某1的个人合伙关系；2.被告孙某1返还二原告投资款合计260万元并支付利息，即返还原告李某2130万，返还王某130万（利息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3.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向二原告承担连带返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2日，原告李某2通过案外人赫荣梅银行账户向被告能盈公司转款130万元。2018年6月22日和2018年6月25日，原告王某通过案外人王帅、李凤开、李微、汪凤芹等四人账户分四次向被告能盈公司转款共计130万元。二原告主张上述款项系与被告孙某1商议合伙经营煤炭购销业务的投资款，三人之间达成合伙经营煤炭业务的意向，先通过被告孙某1实际控制的被告能盈公司开展业务，若情况好则再行合伙设立新的企业。故三人商定每人出资130万元，将款项打至被告孙某1实际控制的被告能盈公司账户用于经营。被告孙某1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与二原告之间是借用资质的关系，并非合伙关系。二原告为方便进入山西的煤炭市场，选择借用被告所在的能盈公司开展业务。被告能盈公司作为煤炭出卖方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11月27日与山西中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12月1日与淮南强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出售煤炭。现二原告主张被告孙某1未及时对上述三笔煤炭销售业务进行通报，在多次要求下告知存在亏损，也未与二原告进行账务清算，故要求被告孙某1返还全部投资款。被告孙某1对此不认可，并提交了孙某1与二原告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截图，主张二原告对经营状况是明知的，开展业务也并非由被告孙某1做主，而是由二原告确定业务模式、资金使用等开展业务的具体行为。此外，在开展业务以后，三人经常会面、聚餐，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对业务情况进行沟通，不存在原告所述对经营状况不知情的情况。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郭文举出庭。郭文举为案涉合同中煤炭需方山西中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人陈述二原告和被告孙某1合伙，各自出资130万元，通过被告能盈公司给其供应煤炭，被告能盈公司与淮南刚强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是由其衔接。二原告和孙某1曾在证人的办公室对经营情况进行过清算，但三人因账目不清，未能清算成功。被告认为证人与二原告的个人关系好于与被告孙某1的关系，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而且证人是在饭桌上听说三人要合伙做生意，不能反映三人之间真实关系。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三人之间为合伙关系。此外，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原告王某撤回了投资款15万元，李某2撤回了投资款30万元。二原告认可撤回上述投资款，并相应变更诉讼请求金额，要求被告孙某1返还二原告投资款115万元和100万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煤炭购销合同》3份、银行转款凭证和相应的情况说明、郭文举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合伙关系，二原告要求被告孙某1返还投资款的主张应否支持。从现有证据看，二原告与被告孙某1有过合意通过被告能盈公司对外开展煤炭业务，二原告也实际向被告能盈公司分别支付了130万元投资款。各方均认可三人合作后，被告能盈公司共开展了三笔业务。对于三人之间的关系，是二原告主张的合伙关系还是被告孙某1主张的二原告借用被告能盈公司资质关系，各方均无相应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本院无法采信。因此，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解除个人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投资款返还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二原告与孙某1之间有过合作经营的合意，三人也实际开展了煤炭业务。被告孙某1作为被告能盈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较二原告更加知晓被告能盈公司在开展案涉业务中的经营情况，应当提供账目供与二原告进行清算。现被告孙某1怠于向二原告提供案涉账目，进行清算，在双方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即退还原告李某2和王某的投资款。再扣除已退回的款项，被告孙某1还应再退还李某2100万元，退还王某115万元。被告能盈公司并非三人合作中一方，与本案中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无关，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的利息请求，理由不充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某2投资款100万元；二、被告孙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某投资款115万元；三、驳回原告李某2、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经三方对账，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经营损益汇总表，其中确认合伙亏损金额为458480.47元，三方均摊为15.28万元。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汇总表系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签字，经上诉人申请，本院向龙城派出所调取当日接出警记录，孙某1为报案人，简要警情载明“双方因经济纠纷与对方发生纠纷”，双方均认可对账当天王某、李某2主张要将账册由其保管曾发生争议并报警，故该记录内容并不能证明孙某1在经营损益汇总表上签字时受到胁迫。对上诉人出示的经营损益汇总表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某1、被上诉人李某2、王某之间口头约定由三方出资，通过孙某1所在的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开展煤炭买卖业务，其中李某2、王某各出资130万元至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账户，之后通过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共开展三笔业务，现三方合作项目已完成，三方应共同进行对账结算，并根据结算金额由孙某1承担退还相应款项责任，被告山西能盈能源有限公司并非合作关系一方，李某2、王某主张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在原审审理期间，孙某1未提供账册，三方未组织对账。二审询问后，就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三方共同进行对账并签订《经营损益汇总表》。孙某1认为与李某2、王增贤对账签字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有受胁迫情形。三方在汇总表中确认了合作关系，并确认了合作期间的损益情况，合作实际亏损金额为458480.47元，三方每方均摊15.28万元。据此，扣减之前王某已收到退款15万元，李某2已收到退款30万元，孙某1应向王某退款金额为130-15-15.28=99.72万元，向李某2退款金额为130-30-15.28=84.72万元。关于孙某1所提有尚未收回的债权应予扣减的意见，在汇总表中显示已计算三方认可的未收回债权，对其余未经三方认可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利息部分的请求，三方并无约定，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孙某1上诉意见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343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孙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被上诉人李某2投资款84.72万元；三、上诉人孙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被上诉人王某投资款99.72万元；四、驳回上诉人孙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李某2、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王某、李某2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由孙某1负担13160元，由王某、李某2负担5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孙某1已预交19550元，王某、李某2已预交8280元），由孙某1负担19320元，王某、李某2负担82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峻审判员 武 涛审判员 张 燕 二O二O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张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