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云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风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756056530B。法定代表人宋维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陈玉，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双兴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03MB1657303H。负责人曲光耀，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赵紫珑，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伟，系辽宁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云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山文体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市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西岗区行政执法局因城市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行初2号行政判决查明事实：2015年4月21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位于大连市××星火街××号高尔夫球场翻建施工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制作了检查（勘验）笔录。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练习场对原建筑进行翻建施工，把原来的主体结构建筑拆除，现场原址主体位置已裸露有26根水泥地桩柱.两侧建筑有四方钢架未拆，由工人在现场法行施工，还有两台挖掘机在平整土地；2015年4月24日，被告向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下达《调查通知书》。2015年4月28日，被告向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下达《违章通知书》。2015年4月29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人战东制作调查笔录，在调查笔录中，该公司经理战东承认对案涉建筑物进行翻建施工未经大连市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同日，被告向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下达《查封施工现场通知书》。2015年4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再次对案涉建筑物现场进行了检查勘验，并制作了检查（勘验）笔录，载明：现场看到该建筑分为两层，地上，地上**为水泥灌注为396平方米（长44米，宽9米），其中一层向北侧又延伸了长35米，宽7米，面积为245平方米的倒置台；向南侧是伸长31米，宽7米，面积为210平方米水泥倒置平台，一层总面积为851平方米。2015年5月4日.被告向大连白云山商尔夫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大执法限拆决字〔2015〕2050006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在现场张贴了大执法公告字〔2015〕2050006号限期拆除《公告》。《限期拆除决定书》由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的经理战东签收。在法定期限内，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未对该《限期拆除决定书》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2015年6月，因执法体制改革，大执法限拆决字〔2015〕2050006号《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期间，原告在2015年4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勘验的翻建施工项目基砖上继续进行了建设。2019年6月5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大（西）执法限拆决字〔2019〕1980263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在现场张贴了大（西）执法公字〔2019〕0600463号限期拆除《公告》，留置送达于西岗区星火街1号白云山高尔夫球场。2019年7月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撤销的决定》，决定撤销被告于2019年6月5日向原告作出的大（西）执法限拆决字〔2019〕1980253号《限期拆除决定书》。2019年7月2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大西执法限拆决字〔2019〕198022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在现场张贴了大（西）执法公字〔2019〕0600467号限期拆除《公告》，因原告拒收，被告将决定书及公告通过张贴方式留置送达于白云山高尔夫球场，送达回证由在场见证人签名。2019年9月6日，被告向原告下达《告知书》，告知未按期拆除违建的后果等事项。2020年1月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大（西）执法催字〔2020〕0700461号《催告书》，要求原告于2020年1月17日前自行拆除违建，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但原告至今未自动履行拆除事项。另查，2003年9月28日，大连南关岭农场与大连德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由大连德源投资有限公司承包大连南关岭农场21亩场地，地点，地点为石道街一队，地界为大门口，西至土坎，南至土坎，北至原防火墙。东西长约173米，南北长约47米、104米。承包期为2003年9月21日起至2023年9月21日止。2003年11月15日，大连德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由大连白云山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承包上述21亩土地，面积约13836平方米，用以建设嘉汇教育拓展训练基地。2008年4月18日，大连市规划局西岗分局向大连白云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颁发临规证（08002）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坐落于大连市西岗区星火街的建筑面积为1686平方米（长56.2米、宽15米、高2层）的钢结构建筑物给予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2017年9月23日，大连白云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白云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2019年5月17日，大连白云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云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德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原告的投资人。又查，2017年7月4日，被告通过其上级主管机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向大建市规划局发送《关于商请对两处高尔夫球场内的建筑物进行认定的函》（西政函〔2017〕48号），商请对包括案涉建筑在内的两处建筑物、构筑物是否为违法建设等问题进行认定。2017年7月13日，大连市规圳局作出《关于商请对两处高尔夫球场内的建筑物遂行认定的复函》，复函西岗区政府：“经核查，该局未对景区反映的大连宏商高尔夫练习场和大连白云高尔夫练习场办理规划审批手续，依照《关于调整市内四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上述两处高尔夫练习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违法行为核查认定不属于该局工作职能。”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1999〕9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大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以及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16〕15号）、大连市西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西岗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通知》（西编发〔2016〕22号）的规定，西岗区行政执法局具有对西岗区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设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大连云山公司在西岗区星火街1号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当事先依法向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如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所进行的建设行为属于违法建设行为。根据大连市规划局出具的《关于商请对两处高尔夫球场的建筑物进行认定的复函》可知，原告位于大连市××星火街××号搭建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公司经理对未经规划部门审批许可的事实也如实进行了陈述，故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违法建设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被告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设行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处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建法〔2012〕99号）第四条规定：违法建设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但已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合和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后能够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该《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笫四条规定以外的违法建设行为、均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设施影响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既未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又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的行为，符合“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设施影响的情形”的规定，故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对原告的违法建设行为自2015年4月开始进行过多次查处，期间对原告的公司经理战东、李海龙制作了调查第录，告知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列，原告也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嘉汇教育拓展基地情况的报告》以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履行了调查取证、告知权利等程序，被告在送达被诉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时，因在场工作人员均拒绝签收，被告将决定书留置送达于被告的经营场所，并在该场所张贴公告，由见证人见证并拍照，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关于被告没有给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的意见以及对送达程序提出的异议，因无事实根据，该院不予采纳。原告取得的《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在2008年4月18日，在《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后，按照《辽宁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该临时建设规划许可早已期满，被告按照《城乡规划法》笫六十六条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于法有据。并且，被告于2015年4月21日、4月29日、4月30日对案涉高尔夫球场进行的现场检查、调查，可以证实原告于2015年4月起该球场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进行了翻建，该建设行为并未取得规划部门的审批许可，其翻建行为发生在《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后，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作出限期拆除“擅自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决定，并无不当。原告关于其修建的高尔夫球场是在《城乡规划法》施行前完成，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应适用该法予以处罚的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大连云山公司关于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连云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大连云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云山文化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无权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有权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主体应当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而不应当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虽然大连市规划局拒绝对上诉人的涉案建筑是否违法作出认定，但并不能就此认定被上诉人对此涉案建筑具有“责令限期拆除”的权利。二、被告在庭审中以“听证”是行政处罚中的程序规定，而“责令限期拆除”不是行政处罚行为，所以被告执法依据的是《行政强制法》第44条，无需对“责令限期拆除”组织听证。而被上诉人在提交法庭的所有政府文件中赋予被上诉人的只是行政处罚权。更为重要的，一审法院认定的“大编发〔2016〕15号文”规定对违法行为的核查、认定权利属于市规划局及其分局。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在城市管理领域可以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既然责令限期改正不是行政处罚，也就不存在相对集中行使的问题，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无权单独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行为。一审法院依据“大编发〔2016〕15号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认定被上诉人具有行政处罚权，既然“责令限期拆除”不是行政处罚行为，被上诉人也认定“责令限期拆除”不是行政处罚行为，上述两份文件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无权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四、从法律效果的影响程度来看，责令限期拆除不同于一般的改正措施，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巨大，远超过警告、罚款等一般行政处罚，其效果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相当，是一种令相对人对财物永久性丧失占有的处罚措施。因此，鉴于其处罚的严重性，应当给予相对人充分的陈述、申辩和救济的权利，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用10几年的时间投入巨资将一片无人治理的荒废垃圾场建成青少年体能训练基地、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上诉人的建设不但美化了市容、方便了群众，对城市的交通、安全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如此美好的建筑设施，“限期拆除”，即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城市建设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的益处，因此对涉案建筑进行拆除应该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以证明其是否正确合理合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西岗区行政执法局辩称，一、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事实和理由：1、答辩人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适当性。答辩人依法具有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答辩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发函〔1999〕97号）和经省政府批准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批复的《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等文件精神，经大连市政府批准设立的独立进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机构。根据《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16〕15号），以及大连市西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西岗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通知》（西编发〔2016〕22号），答辩人在规划管理方面，负责行使西岗区所辖区域内的城市规划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实施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2、答辩人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大西执法限拆字〔2019〕1980222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提出答辩人无权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适用的法律错误，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做支撑的。恰恰相反，答辩人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是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基于事实，证据充分，依照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了法定程序而作出的。答辩人是政府授权的负责行使规划领域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的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执法部门，有权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上诉人提出并未收到直接送达的决定书，答辩人未履行听证程序，未给予陈述、申辩的机会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答辩人至上诉人办公场所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时，上诉人并不配合，未主动接收该文书，答辩人采用留置送达的方式进行了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的规定，答辩人邀请了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见证，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进行了记录，录像显示上诉人工作人员确在现场，所以该文书已送达上诉人。该案件调查期间，答辩人多次通知上诉人进行调查、沟通，已经给予上诉人充分的陈述、申辩权，但上诉人并不配合调查。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的规定，听证是行政处罚中的程序性规定，而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并不包括限期拆除；另外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复函》（国法秘研函〔2016〕665号）明确表述《城市规划法》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不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所以答辩人依照《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执法程序规定，依法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张贴公告，所以答辩人职责依据充分，执法程序合法。上诉人引用“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认为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于法无据，更与事实不符。因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而本案中，上诉人一直未取得相关规划审批手续（2008年申办的《临建证》已过期），具备违法性，其违法建筑持续以非法占用城市空间的形式存在，给规划实施造成的不法影响一直存在。因此，其违法行为一直处于继续状态，不适用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同时，答辩人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程序。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案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是否为行使行政处罚权；二、被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没有告知上诉人享有听证的权利，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程序违法。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1999〕9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大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以及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16〕15号）、大连市西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西岗区城市规划行政执法体制的通知》（西编发〔2016〕22号）的规定，被上诉人西岗区行政执法局具有对西岗区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上述“决定”、“复函”、“通知”、“实施意见”、“执法规定”均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有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违法建筑物或者设施”，因“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时，相关法律规定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故，“责令限期拆除”属于“强制拆除”范围。基于对上述赋权规定的理解，对责令限期拆除性质的认定似乎应划归在行政处罚权的范畴，但上述赋权规定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且未明确规定责令限期拆除的性质属行政处罚范畴；基于以下分析，本院认为“责令限期拆除”属行政强制，不属行政处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并不包括责令限期拆除；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程序是行政处罚法的程序性规定，是行政相对人重要的程序性权利，而本条规定的听证程序并未包含责令限期拆除，从另一角度反映出责令限期拆除在行为性质上并非属于行政处罚；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上述法律规定均未赋予行政相对人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行政行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足以说明责令限期拆除不属于行政处罚范畴；④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复函》（国法秘研函〔2012〕665号）明确表述《城市规划法》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不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该复函作出时间为2012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之后，系对责令限期拆除行为性质的明确，尽管该复函不具有等同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但司法实操过程中并未对该复函意见予以否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属行政强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据此规定，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有申请听证权利的法定义务，未告知上诉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后没有告知上诉人享有听证的权利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程序违法一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此节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大连云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牛超群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