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金，男，汉族，1958年12月14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2************010，。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惠忠，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住所：惠州市*******。法定代表人：李小强，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文辉，广东万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成金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成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作出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完全错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股权转让”的行为事实和股权转让与受让的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将自己持有的合法股权委托被上诉人转让给他人，并就相关事宜签订了本案所涉的委托合同，但被上诉人在收到对价款项后竟擅自扣留及拒不按双方约定支付给上诉人，据此，上诉人提起了债务清偿的“给付之诉”。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104）。可原审法院却在明知是一种委托合同产生的纠纷，并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就股权转让发生讼争的事实根据且缺失股权转让与受让主体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居然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这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也导致了对本案审理及实体问题的处理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裁判理由和结果”出现了“判非所请”、“牛头不对马嘴”的严重情形。二、原审判决所谓的“裁判理由”缺乏理据。首先，原审判决未对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股权授权委托转让协议书》及其他相关的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予以否定，亦不列具有说理性的分析界定评判理由，却以“在公司（案外人）与原告、其他新、老退出股东（案外人）…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的情况下”为由，不支持“原告诉请要求按7500：120000比例支付其股权价款”。这样的判词，实在令人费解，不知所云。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却又完全偏离了诉讼双方当事人讼争的权益事项、诉讼标的，并以有案外人客观上存在权益的可能性作为“裁判理由”，是缺失理据的。这种“审非所请”的裁判，难以显现司法应有的作用与功能，也根本无法体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其次，原审判决所称的“老退出股东”，曾向原审提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上诉人在答辩及提出的所谓抗辩理由时也罗列为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申请参与本案的诉讼。但最终被原审裁定予以驳回，换言之，本案没有第三人，该所谓的第三人实为本案的案外人。可原审判决似乎又以这些案外人可能存在的权益作为本案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并以类似企业的上级单位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上诉人认为，即便有类似上述的案外人不管从理论上或是在客观层面上，可能有所称的民事权益被侵的问题存在，但毕竟不是本案的当事方，其诉求也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而是与另外的案外人即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的利益之争。简而言之，上诉人将所拥有的合法股权委托被上诉人转让出去了，并已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等要式行为，而被上诉人在收到转让款后拒不履行作为受托人应尽的付款义务，据此，上诉人提起本案的民事诉讼，主张相关权利，仅此而已。原审判决本应就此对该委托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履行付款义务和如何履行作出评判。但原审判决几乎完全回避了上述问题，也因此影响了“裁判理由”的正确与否。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对实体问题处理却完全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在履行合同的全过程中，上诉人并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而只有被上诉人存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适用该法条是正确的。然而，原审判决虽适用了该法条规定，但并未判令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而是对既未在合同中约定也无返还义务的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出资款24048元。从某一角度上来讲，该判决在既不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又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利益。一、上诉人持有的并不是被上诉人的股权，而是案外人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假如有法定事由应返还上述出资款的话，也只能由该司来返还而不是被上诉人。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三、该判决等于将案外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判由本案的当事人来承担。四、在本案中，没有任何人要求返还出资款的诉请。因此，毋庸置疑，原审判决如此对本案的实体问题处理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恳请二审法院对原审的错误判决依法予以纠正，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认为老股东在被答辩人诉请的标的中享有权益是有理有据的，若对此视而不见，不加以确认和给出客观合理的处置意见，仅按被答辩人的诉请来审理判决，才真正可能导致错误判决。被答辩人的上诉意思，是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现有的委托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及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支付等已有相应证据认定，是完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必理会该合同以外的事实，照判可也。但法院审理时两个重要法律事实不能不予考虑：１、上诉人与答辩人的这种股权转让和款项的处置约定，未经老股东的参与和同意，擅自处分了老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客观上侵犯了老股东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上诉人和答辩人的约定是有重大瑕疵和隐患的，照此履行必然酿成大面积的纠纷，最终必然全盘推倒重来。证据显示，被答辩人的股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后来获得干部职务后才取得的，这种股份的持有，随着干部身份的变化，是可以退出股份，并由新的干部（不特定的个体）去投入股金和接手持有，这是一种接龙式的保持干部持股股份数量总体达到公司改制时干部股登记状况的作法，这就决定了该种持股与普通意义上的纯考量经济利益的投资入股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持有股份并不完全与股份价值挂钩，只对其特定的持股阶段的股权价值挂钩。也就是说，一个股份的价值，从1999年改制至2017年股份转让出去，不仅股份价值在不同阶段不断发生变化，该股份也可能有不同的干部在不同的阶段分别持有过，分别持有股份的股东都对其持股阶段的价值增值部分享有权益。故当然不能以最后的持有者来享有全部股份的价值（除非其持股时间刚好是整个改制后的周期）。对此，公司在制度上已作了约束。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中层干部增加出资入股的，若换届或解聘不担任领导职务，由公司按当年实际净资产值退回出资额，换言之，已退出持股的老股东，除了退回出资额外，还应享有公司资产增值的利益（在前期的退出中，老股东只拿回了出资本金，未能如章程规定计算增值效益的原因在一审的答辩中已清楚表述，第三人的申请书中也有充分解释，不再赘述），这个利益，显然就包含在被答辩人起诉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中。如果脱离这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仅考察被答辩人与答辩之间的协议约定，并一叶障目地作出的任何判决都将是不客观和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2、被答辩人起诉后，一审开庭前，30多个已退股的老干部群体，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以符合民诉法相关规定的方式申请参加诉讼并提交了系列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提出了诉讼请求。一审虽未接纳，但庭审时还是要求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对第三人的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和对诉讼请求发表意见。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只要证据成立，一经申请即可成为当事人。一审判决中也认为，被答辩人现在委托答辩人对外转让的股权价值包含了各时期应退给已退出的干部股东的公司增值资产。证据材料和法院的认定皆足以证明，第三人等对一审被答辩人的诉讼标的应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有权申请加入诉讼成为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在已充分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虽然未同意第三人参加诉讼共同审理案件，在程序上有瑕疵，但对上述事实作出了认定，为今后公开公正处理股权转让款奠定了事实基础和今后处置的原则，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息诉止争原则，是公正合理的判决，应予维持。若第三人继续申请参加诉讼，二审法院也同样应根据该司法解释，准许其参加二审共同审理和作出调解或判决。二、在确定新老股东应对增值资产达成处理意见后再行处置的原则下，一审判决先返还被答辩人出资本金，符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有关股权转让款应予发放的约定（在前述情况下只能先发还本金），并没有超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公道和合理的。其次，答辩人是代持股份和转让股份的主体，也是收取转让款项的主体，当然也是发放款项的主体，一审实体判决答辩人支付款项完全没问题，被答辩人一方面说委托合同等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另一方面又说不应由答辩人承担义务，自相矛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合法公道合理，是真正能解决纠纷的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驳回上诉。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庭审补充答辩：本案最为重要的基本事实是被答辩人只是表面上持有股份，并不能完全地享有所持有股份的全部价值，或者说只能享有所持股份所对应的部分价值。答辩人设立的干部股股权的持有形式的特殊性决定：当上干部的必须要持有，退出干部身份，股份就必须退出。但总体上必须保持答辩人的干部股总数维持平衡，答辩人的章程也作了特殊约定。它规定退出持有的干部股是可以按公司的资产价值来退出的。也就是说，投入的股本必须与持有阶段的公司资产价值相挂钩。本案中，被答辩人表面上是持有20000多元的股份，其中一笔15000多元是2011年才持有的，但是公司改制的时候是从2009年就设立了干部股的股权。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是在1999年-2011年的第12个年头，在公司资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才开始持有的，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显然只能享有2011年-2017年6年间的公司资产的变化价值。另一笔是2009年投入的8000多元，即1999年-2009年的公司资产价值的变化与被答辩人毫无关系，是由其他已经退出股份的其他的一些老干部去享有。最终，被答辩人按最原始的股份的16倍价格转让给第三方，这些股权所对应的公司的资产的价值就是股本的16倍。而这16倍显然就是从1999年-2017年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资产价值，它反映出所对应的股权应享有的公司资产价值。被答辩人以不属于其持有阶段的按公司章程规定应由别人享有的权益提起诉讼。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之所以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只不过在转让股份的时候，其正好还持有股份，正好还属于在职的持有股份的股东。这一点新、老干部都没有意见，问题在于签署这样的协议，不代表转让股权的所得。权益必须由全体新老干部按照章程的约定去共同享有，按照持有的阶段去共同享有。如果只根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协议如数地发放相应的款项给被答辩人，会产生如下问题：第一，被答辩人超额取得应得的利益。第二，损害了其他不特定人群的利益。被答辩人妄图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把不当的利益合法化，显然不公平不合理。一审法院清楚协议背后的重大的法律事实，所以才认为在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协议必须同时解决转让款的分配问题。这两个问题缺一不可，而且是属于待定的后续问题。因此一审法院给出的解决路径相对公平合理，希望二审法院可以维持。张成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84768元及相应利息（以384768元为基数，按资金占用年6%计算，自2018年11月24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24日止为3847.6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6日，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张成金交来中层干部入股款8350元”。2011年12月19日，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张成金领导层出资股金15698元”。上述两份《收款收据》上均盖有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印章。2017年9月26日，原告张成金与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补签了《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股股权授权委托书转让协议书》约定：1.甲方（原告张成金）系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干部股股东，合法拥有公司干部股24048元。该股权现统一以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干部股股权对外进行转让，全权委托乙方（被告）与第三方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并签署相关书面转让合同。2.乙方代表甲方与第三方商定转让股权条件和标准如下：乙方承诺干部股股权转让价以职工股转让价7500：120000的受益价转让（不含税），税费由第三方承担。3.干部股股权转让款发放的时间：已退休的干部股，转让款到账后一周内发放，临近退休的，办理退休后一周内发放。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或国有股拍卖后一周内发放。另查一，有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加盖公章的收款单位为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出具的《收据》，内容为：“兹有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股股东，合法持有人民币355000元整。同意委托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职工股转让价7500：120000的受益价对外转让。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现收到惠州市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股集体转让款5680000元整。另原告提供的加盖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公章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复印件显示：“惠州市东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向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付款5680000元”。另查二，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张成金于2018年11月16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载明：原告张成金参加工作时间从1976年12月起至2018年11月止，工龄共计42年……，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从2018年12月1日起，停止发放原告张成金工资及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医保费……”。另查三，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提供的《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收职工赎买改制资产款说明》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干部入股情况明细表》记载：原告张成金分别于2009年7月6日和2011年12月20日入股金额8350元和15698元。另查四，根据《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职工个人股东出资方式以人民币现金赎金改制前国有企业资产入股。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职工个人出资按人平赎买资产额（每份7500元）自愿出资入股，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付清出资额。进入公司领导层和中层干部的应按法定增加额增加出资入股。若换届或被解聘不担任领导职务，由公司按当年实际价值（每股净资产值）退回该增加出资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告张成金与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签订《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股股权授权委托书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张成金干部股24048元，同意委托被告与第三方协商股权转让事宜，被告承诺干部股股权转让价以职工股转让价7500：120000的受益价转让。而根据《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职工个人股东出资方式以人民币现金赎金改制前国有企业资产入股。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职工个人出资按人平赎买资产额（每份7500元）自愿出资入股，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付清出资额。进入公司领导层和中层干部的应按法定增加额增加出资入股。若换届或被解聘不担任领导职务，由公司按当年实际价值（每股净资产值）退回该增加出资额”，“股东享有公司清算时按所持出资分享剩余资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包括原告在内的领导层和中层干部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公司并没有按当年实际价值（每股净资产值）退回该增加出资额，也就是说，原告现在委托被告对外转让的股权价值包含了各时期应退未退给干部股东公司的增值资产。而根据现有证据，原、被告均未对每一个新、老股东担任领导干部增资入股当年和退出领导职务当年的每股净资产值进行核算，由此，对每个新、老股东的股份出资增值部分，现无法确定具体的数额。在公司与原告、其他新、老退出股东对股权增值资产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的情况下，原告诉请要求按7500：120000比例支付其股权价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张成金缴纳干部股份款24048元，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在庭审中也确认原告缴纳了股份款24048元。根据《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股股权授权委托书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干部股股权转让款发放的时间：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或国有股拍卖后一周内发放”，被告应返还原告干部股权出资款24048元。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返还其出资额24048元，对于股权增资额部分，可待公司、原告、其他新、老退出股东对股权增值资产达成处理意见后，可另行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向原告张成金返还干部股权出资款24048元；二、驳回原告张成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72元（原告已预交7072元），由原告张成金负担6671元，被告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负担4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惠州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职工个人股东出资方式以人民币现金赎金改制前国有企业资产入股。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职工个人出资按人平赎买资产额（每份7500元）自愿出资入股，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付清出资额。进入公司领导层和中层干部的应按法定增加额增加出资入股。若换届或被解聘不担任领导职务，由公司按当年实际价值（每股净资产值）退回该增加出资额”，但在实际操作中领导层和中层干部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公司仅退回原始出资额，并没有按当年实际价值退回增加出资额，因此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对外转让的股权价值包含了各时期应退未退给原干部股东的增值资产。上诉人作为公司的领导干部和股东，被上诉人作为公司的名义持股人，均应受公司章程的约束，而在双方签订的《市商业冷藏实业有限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股股权授权委托书转让协议书》中并没有对现持股股东和原股东之间如何分配转让款作出约定，属于协议未尽事宜，根据该协议书第五条“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的约定，故对新、老股东的股份出资增值部分应如何确定，股权转让款应如何分配，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在公司与新、老股东对股权增值资产没有协商达成处理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按照公司原操作习惯，仅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出资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成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72元，由上诉人张成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邓耀辉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