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1民初5400号原告：王庆宁，男，1981年7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负责人：吴波，该公司经理。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常青三路**/div>法定代表人：范秉衡，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卓刀泉营业厅，住所，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div>负责人：段碧君。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仲，男，1983年4月14日生，汉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住武汉市硚口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王庆宁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武汉分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湖北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卓刀泉营业厅（以下简称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姚紫茶独任审判，于2019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庆宁、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卓刀泉营业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庆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139××××****手机号码。二、判令被告返还139××××****手机号码注销前的话费余额。三、判令被告恢复139××××****手机号码注销前的套餐。四、判令被告恢复139××××****手机号码注销前的星级。五、判令被告恢复139××××****手机号码注销前的积分。六、判令被告支付10086元违约金。七、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315元。八、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维权致诉引起的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九、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移动号码139××××****，归属地为湖北武汉，系原告2005年购买入网，且当时实名登记了身份证号码及其他相关资料，2010年下半年起，原告在被告的官网办理了停机保号业务，月费用5元，并且该号一直保持由足额的花费，被告也按月扣取停机保号费5元，每年年底原告也会习惯的如期向该号充足够的话费。目前已查到一笔微信充值记录是2015年11月27日13时12分58秒充值200元话费，按每月5元保号费算，该笔话费足够停机保号到2019年4月。然而，2017年10月29日，原告用该号码登录被告官网，网页提示错误，再拨打该号码提示号码空号，立即致电被告客服核查，后经被告客服核实，反馈该号码已于2017年2月24日被注销，理由是该号码未实名，虽然该号还有余额也会注销，原告与被告多次沟通无果，且被告态度强硬，拒不认为构成违约，声称是合法行为，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该号2005年购买时已经登记身份号码，并非被告所称的未实名登记；该号有足额的话费，不存在欠费，被告单方销号存在违约；被告擅自将话费清零，实质是将原告的财产据为己有，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利；该号的积分为原告的虚拟财产，被告擅自清零，同样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利；该号的星级为原告的级别，被告擅自消除，侵犯了原告的人身身份权利；被告单方违反停机保号的约定，2010年下半年起，通过网络双方达成一致，原告使用停机保号的服务，原告可随时复机正常使用，被告按月扣取5元，被告的销号行为既造成停机保号无从实现，原告随时复机使用也无从实现，被告违反了停机保号的约定；被告单方销号，单方取消停机保号约定，甚至要求所谓的实名，均未尽告知义务，原告完全不知情。综上，原告的号码不存在任何欠费，但被告未作任何告知单方取消网上约定的停机保号服务、单方销号、且拟将该号重新投放市场销售，其行为尤其是销号行为存在严重违约，该号一旦被销售，对原告而言后果严重，难以补救，故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卓刀泉营业厅共同辩称：该案原告已就同一事实在江岸区人民法院诉讼，也向武汉市中院上诉。该案一审二审已经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此在本案中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就同一事实提出的全部诉请。此外，结合前期的审判结果，我司主动与原告取得联系，要求就话费余额对原告予以返还，但原告未配合，我司同时将号码保留六个月，以便原告使用，当时原告均未配合办理余额结算与新入网事宜。经审理查明，2005年12月，原告王庆宁以的公民身份号码在被告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旗下大智路开设的营业厅申请办理了移动电话号码139××******的入网使用手续。2010年，王庆宁在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办理了停机保号业务，月费用5元，此后，该号一直处于停机保号状态。2015年11月27日，王庆宁再次为该号充值话费200元，并保持该号的停机保号状态。201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通信管理部门及运营企业贯彻落实《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规定，进一步做好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通知要求各基础电信企业要确保在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在催告用户办理实名认证登记后仍未补办登记手续的，基础电信企业要依法停止通信服务。2016年7月，中国移动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以登报、在营业厅发布公告，以及点对点发送信息的方式，要求移动手机客户到营业厅进行实名认证。王庆宁认为办理该移动号码时系用其本人真实身份证办理，就未到营业厅办理实名认证。2017年10月29日，王庆宁用该号码登录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官网，网页提示错误，再拨打该号码提示号码空号，经向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客服询问核实，被告知2017年2月24日中国移动湖北公司以该号码未实名认证被注销，但该号码下还有余额。注销时该号码下有话费余额189.13元。此后，王庆宁与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多次沟通要求返还电话号码无果。2018年3月6日，原告王庆宁以移动武汉分公司、移动湖北公司为被告，以的身份证号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以（2018）鄂0103民初2222号立案；2019年6月18日，原告用的身份证号码，以移动武汉分公司、移动湖北公司、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为被告在本院提起了诉讼；两个案件中，除了本案增加了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为被告，诉讼请求第1项由（2018）鄂0103民初2222号案的判令被告“恢复”手机号码变更为判令被告“返还”手机号码外，其余的诉讼请求均相同。2018年9月3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03民初2222号判决：一、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庆宁返还139××××****手机号码的话费余额189.13元；二、驳回原告王庆宁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王庆宁就该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上诉，2019年2月1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10日，通山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身份证号码为与身份证号码为的公民系同一人，均为王庆宁。其中是一代身份证的身份证号码，是二代身份证的号码。另查明，2018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就王庆宁对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不予制作调解书一事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依法重新处理。2018年5月9日，湖北省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出具调解书，载明同意王庆宁带有效证件按现行入网政策办理入网事宜，双方已达成和解。建议申诉人按和解意见到被申诉人指定营业厅以现行入网标准办理入网事宜。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充值截图、短信通知、业务介绍截图、业务办理截图、行政复议决定书、调解书、被告提交的（2018）鄂0103民初2222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11123号二审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到庭陈述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按照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于2016年7月通过多种方式向移动用户通知了办理实名认证的事宜，原告作为自2005年开始使用多个移动号码的用户，对实名认证办理事宜应当知晓，但原告未按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其应当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包括号码依法被注销及因号码被注销而使曾在原告名下使用的套餐、星级、积分不再保留。经庭审查明，原告最初取得案涉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时用的是其一代身份证号码，即，其在更换成了二代身份证号码后应当按照要求另行办理实名认证登记，但原告并未办理，本院认为，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之所以要求各级通信管理部门及运营企业贯彻落实《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规定，进一步做好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是对社会经济秩序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原告作为合同履行的一方，履行合同时应当遵循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在身份号码变更后应当将相应的身份信息到被告处重新办理实名认证，被告在催告原告办理而原告仍未办理的情况下，按照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依法依规停止了原告对139××××2755号码的使用权，是对社会经济秩序及公共利益的维护，有据可依，并无不当，双方自此就139××××****手机号码而建立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终止。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26条规定：国家对电信资源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合理分配，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可知，移动用户对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第3条也进一步明确：码号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第7条也明确电信主管部门管理的码号资源范围包括……移动通信网码号、数据通信网码号。因此，原告自始不享有手机号码的所有权。第三，根据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调解书可知：原告与移动湖北省分公司达成的调解意见具体为：移动湖北省分公司同意原告带有效证件按现行入网政策办理入网事宜，而非原告所称的返还号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手机号码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话费余额，因在先判决已判令被告将案涉号码注销前的话费余额退还王庆宁，且该判决已生效，因此，对王庆宁再次要求被告移动武汉分公司、移动湖北有限公司返还话费余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再重复处理。至于原告向被告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王庆宁的案涉号码被注销是通过移动武汉分公司注销的，并非通过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庭注销的。另外，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之间建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即使案涉号码现在在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号码库中，原告也不能基于本案电信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向被告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提出本案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因本案审理的是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原告所提的上述损失，不属于违反电信服务合同纠纷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原告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因本案而产生上述损失；原告提出的违约金，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被告违约问题在电信服务合同中进行过约定，即使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话费，原告也应向被告提供话费返还的个人账号、支付方式，原告也未向本院提交违约金的其他支付依据，故对原告的该组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抗辩称原告对于本案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重复起诉须同时符合“（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三个条件，本案增加了被告移动武汉卓刀泉营业厅，使诉讼请求由两被告承担变更为由三被告承担，故原告本次起诉的当事人以及诉讼请求均与之前的起诉并不完全一致，并未同时满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重复起诉的三个构成要件，因此原告的此次诉讼部分重复，但整体不构成重复起诉。因原告诉请返还话费余额的主张已经在（2018）鄂0103民初2222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11123号民事判决书中得到法院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移动武汉分公司、移动湖北公司恢复案涉手机号码注销前的套餐、星级、积分，支付违约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的诉请也已在上述判决中进行过实体处理，因此本院对已在（2018）鄂0103民初2222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11123号民事判决书中进行过实体处理的诉请不宜重复作出裁判。原告可依据之前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要求被告履行判决书中所确定的义务。原告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其证明目的是1、原告于购买案涉号码时如实登记了身份信息，进行了实名制；2、案涉手机号码的历史数据可以恢复至注销前原状。本院认为，经庭审查明，原告已确认其最初从大智路营业厅确定案涉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时使用的是其一代身份证号码，现原告身份证号码已变更为二代身份证号码，故该证据对本案实体审理已无现实意义；第二，原告在调查取证申请中所述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也是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终止向电话用户提供服务后两年内留存用户的相关资料。案涉手机号码的注销时间是2017年2月。而原告就本案起诉的时间是2019年6月，该时间已经超过了被告应当留存数据资料的时间，且本案审理的并非案涉手机号码资料留存的技术问题，而是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号码、恢复数据以及赔偿损失的问题，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判如下：一、驳回原告王庆宁要求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返还1397115****手机号码注销前的话费余额的起诉；二、驳回原告王庆宁要求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恢复1397115****手机号码注销前的套餐、星级、积分的起诉；三、驳回原告王庆宁要求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0086元、精神抚慰金315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的起诉；四、驳回原告王庆宁的全部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为50元，由原告王庆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紫茶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付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