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7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高锋，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乳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鸦岗工业路**广州市锦亿物流货运市场**。法定代表人：刘青柱，职务：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青柱，男，197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蛟河市。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叶正伟，男，197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上诉人张高锋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梭公司）、刘青柱、原审第三人叶正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8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高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被上诉人金梭公司、刘青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叶正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高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高锋在一审的全部诉请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金梭公司、刘青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的证据可以证实张高锋向金梭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金梭公司、刘青柱在一审答辩中自认“金梭公司全体股东实际尚未履行出资”，公司的另外一名股东叶正伟提交的《关于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也证明公司的经营模式是通过股东出借款的方式支持公司运营，可见，以股东向公司借款支持公司运营是股东三人达成的合意。并且，无论是刘青柱还是叶正伟均在一审答辩中表示确认张高锋在金梭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存在以个人资金垫付公司各项运营开支的情况，而且张高锋也提供了为垫付公司各项运营开支而向第三方付款的转账凭证，充分证明张高锋切实履行以股东向公司借款支持公司运营的模式。因此，在张高锋2017年11月决定退出公司日常经营、将公司经营权移交刘青柱，并与公司进行财务结算时，刘青柱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金梭公司向张高锋签字确认的款项当然是确认张高锋出借给金梭公司的出借款。（二）本案中刘青柱的签字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应当认定金梭公司书面确认了张高锋的出借款。刘青柱是金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同时公司的公章就在刘青柱的手里，并且确认股东出借款本身就是法人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之一。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来看，刘青柱履行职务的签字行为，理应是代表公司的行为，金梭公司是否在《借款借据》盖章，并不影响刘青柱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代理权限。因此，刘青柱的签字即是代表金梭公司对张高锋出借款的确认，同时也代表自己作为股东对于上述款项的确认。（三）一审判决认定叶正伟未应诉答辩存在错误，叶正伟两次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叶正伟的答辩意见佐证张高锋向金梭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叶正伟在书面答辩意见中明确了几个关键事实，包括“我跟刘青柱、张高锋三人商议成立一间物流公司……都没有实际出资”“为方便股东退出，三人经口头商议决定采取股东向公司出借款项方式支持公司运营，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张高锋代垫的资金，作为向公司的出借款”“张高锋确实因为公司的经营向外面付了款”，由此可见，叶正伟作为金梭公司股东之一，已经确认张高锋存在向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四）金梭公司及全体股东均一致确认股东实际出资为零，则张高锋代金梭公司向第三方垫付的费用应当认定为股东对公司的借款，张高锋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相应的债权。张高锋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完全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利益也归公司所有，在金梭公司历年年报与工商档案均无股东实缴出资记录、公司及全体股东亦未有将相关款项作“出资”确认的情况下，则应当认定为股东对公司的借款，张高锋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相应的债权，并不能因为该款项是向股东借的而改变了企业之债的性质。但是，一审判决仅是形式上审查张高锋为公司垫付的费用是否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常见特征，却未有切实查明以上款项的实际性质。综上，上述事实与证据可以证实，金梭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就“股东向公司出借款项支持公司运营”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全体股东实际履行该运营模式。一审判决以“金梭公司未就公司向股东借款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亦未与张高锋签订书面借款协议”为由驳回张高锋的全部诉请，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金梭公司亦未与张高锋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来论证民间借贷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借款内容必须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是简单、片面地将民间借贷关系局限于书面形式，并不适用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各种以口头或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借贷纠纷争议。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可见，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等其他非书面形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仅是倡导以书面形式确认借贷关系，以减少争议、避免交易风险，并没有明确规定民事平等主体之间达成借贷合意时必须强制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更没有规定如果没有采取书面借款合同形式则双方的借贷关系就此不成立或者不生效。因此，一审判决以本案的民间借贷不具备常规形式要件而驳回张高锋诉请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支持张高锋一审的全部诉请，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金梭公司、刘青柱辩称，一、张高锋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高锋与金梭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无法证明张高锋有向金梭公司实际出借款项，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过程中，金梭公司已举证证明张高锋提交的所谓借款收据是根据张高锋妻子提供的手写文本整体得出，全部数据均来自张高锋的妻子。因此刘青柱及其妻子在该清单上签字仅仅表示对清单计算结果的确认，而不是对张高锋主张的所谓的借款事实的确认。张高锋提供的清单仅有刘青柱及其妻子的签字，没有金梭公司的盖章，没有办法证明金梭公司就借款事实达成合意，并且清单上也没有约定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利息和还款方式，也未显示与借贷权利相关的内容。该清单不具备借据的典型特征，同时，张高锋也未提供股东会决议或其他借款协议，证明张高锋与金梭公司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高锋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内容大多为推定，全部证据均无法达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存在多处漏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张高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叶正伟在一审期间并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相应的答辩意见，表明叶正伟已放弃应诉答辩的诉讼权利，一审判决认定“叶正伟未到庭，亦未应诉答辩”并无错误。关于叶正伟提交的《关于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鉴于叶正伟并未出庭参加诉讼，无法确认其身份，因此也无法确认说明的提供者是否为叶正伟本人，即使说明确实是叶正伟的陈述，也仅是叶正伟的单方陈述，叶正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陈述的事实予以证实。另外，金梭公司及刘青柱在一审期间已举证证明广州档口的租金均由刘青柱代付，此处可以证明叶正伟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的事实。因此上述说明不应当予以采信。三、在一审过程中，金梭公司及刘青柱已举证证明有向金梭公司投入1669504元，其中直接付给张高锋的费用有28372元，则金梭公司垫资是三个股东都有投入，该笔款项应当认定为投资款。根据张高锋一审提交的利润表，可知在2017年10月金梭公司尚有盈余48万余元，当时公司所有的款项均由张高锋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取，因此该盈余48万余元张高锋也未与刘青柱进行交接，实际上还证明张高锋尚有10万余元未返还给金梭公司，即使认定双方的款项性质为借款，张高锋从金梭公司对外收取的款项也已经覆盖了其投入在金梭公司的款项，而且还倒欠金梭公司10万余元。原审第三人叶正伟未答辩。张高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梭公司偿还借款374018元；2.金梭公司支付逾期借款利息，借款利息以374018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1月23日开始计算至支付全部借款及利息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3月6日为48248元；3.刘青柱对上述借款以及利息向张高锋承担连带偿付责任；4.本案的全部诉讼、保全等费用由金梭公司、刘青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梭公司于2017年2月4日登记成立，股东为张高锋、刘青柱、叶正伟，三名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300万元、400万元、300万元。金梭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时间为2067年12月31日，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25年12月31日。在2017年11月8日前，由张高锋负责金梭公司的日常经营，张高锋以其个人账户收取金梭公司业务往来款。2017年11月8日，张高锋将金梭公司的经营权转交给刘青柱。金梭公司先后于2017年11月8日、2017年11月27日发布通知，将金梭公司的对外收款账户统一更改为刘青柱的账户。2017年12月26日，刘青柱及其配偶雷丽文在张高锋提交的数据清单上签字确认，并以手写字体标注“此数据已确认”。该数据清单显示：“1-11月，张投资款374018.00，支出总额张547888（60687-76458+14026）”等字样。张高锋称该数据清单为借款凭证，拟以该份证据证实金梭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张高锋借款，截至2017年12月26日的借款总额为374018元。金梭公司、刘青柱确认该份数据清单上的签名为真实的，但是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刘青柱只是对数据清单计算结果的确认，并非对借款事实的确认。诉讼中，张高锋为证实其与金梭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另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金梭公司2017年、2018年年报，拟证实金梭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额均为0元，公司所有的运营资金均来自股东出借款项。2.《2017年张高锋垫付金梭物流支出明细（部分）》、微信付款凭证，拟证实张高锋2017年参与金梭公司的运营，且由其本人垫付金梭公司营运产生的相关运费、贷款、工资等费用，上述款项应当认定为金梭公司的借款。3.张新宁身份证、结婚证、《关于张高锋妻子张新宁垫付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经营费用的情况说明》《2017年张新宁垫付金梭物流支出明细（部分）》、微信付款凭证，拟证实张高锋妻子张新宁受张高锋委托垫付金梭公司营运产生的相关运费、贷款、工资等费用，上述款项应当认定为金梭公司的借款。4.蓝桥软件系统数据、《利润统计表（广州）》，拟证实张高锋实际参与金梭公司经营期间，金梭公司在扣除所有运营成本后盈余50万余元。金梭公司、刘青柱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中微信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2017年张高锋垫付金梭物流支出明细（部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张新宁身份证、结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关于张高锋妻子张新宁垫付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经营费用的情况说明》《2017年张新宁垫付金梭物流支出明细（部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微信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中蓝桥软件系统数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项数据由张高锋单方录入，并非全体股东一致确认的运营数据，至于《利润统计表（广州）》，该份证据恰好证明张高锋尚有10万余元的资产未返还给金梭公司。叶正伟对张高锋提供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叶正伟已于2017年5月份退出公司，确认张高锋曾因公司经营对外付款，公司的财务软件系统确实为蓝桥系统，因蓝桥系统操作会留下痕迹，故叶正伟对蓝桥系统数据表示信任。金梭公司、刘青柱辩称金梭公司与张高锋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委托书、协议书、蓝桥软件销售合同、运输线路转让协议书、代理记账服务协议，拟证实张高锋2017年11月8日前一直担任金梭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管理金梭公司的各项事务，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金梭公司业务往来款。2.《刘青柱2017年3-12月费用支出明细账（统计总表）》、部分费用银行转账、微信转账记录、刘青柱转账给张高锋记录表及转账记录（其中包含雷丽文转给张高锋及张新宁的记录）、刘青柱支付广州档口租金水电费汇总表及部分转账记录、广州市金梭物流购买华兄递武汉线路转账记录表及转账凭证、结婚证，拟证实刘青柱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向金梭公司投入出资款1669504元，刘青柱及其妻子雷丽文在张高锋管理公司期间向其转账283278元，广州档口的租金均由刘青柱垫付。3.刘青柱的妻子雷丽文及张高锋妻子张新宁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张高锋所谓的借款收据是根据张高锋妻子张新宁提供的手写文本计算得出，刘青柱及其妻子雷丽文的签字仅是对计算结果的确认，至于张高锋实际投入的出资款数额需要张高锋进一步举证证实。张高锋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与证明内容不确认；对证据2中的《刘青柱2017年3-12月费用支出明细账（统计总表）》、刘青柱转账给张高锋记录表、刘青柱支付广州档口租金水电费汇总表、广州市金梭物流购买华兄递武汉线路转账记录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结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与证明内容不确认。另查明，张高锋、金梭公司、刘青柱、叶正伟均确认金梭公司三名股东都存在向金梭公司垫资的行为，但金梭公司、刘青柱认为垫付费用属于借款还是投资款有待商榷，叶正伟认为垫资款属于公司向股东借款。张高锋确认其未与金梭公司签订过任何借款协议，双方之间亦未就借款用途、还款期限、借期内利率、逾期利率等作出明确约定，金梭公司亦未就公司向股东借款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在诉讼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张高锋仍坚持其诉讼请求，认为其与金梭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诉请的款项属于借款。此外，金梭公司与案外人杨超曾因合同纠纷一案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0111民初921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载明金梭公司与杨超在2018年1月23日签订《公司转让合同》，约定公司转让相关事宜，后因杨超未足额支付转让款，金梭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杨超支付转让款170000元和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金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金梭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粤01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金梭公司作为标的公司，无权代表股东就股权转让作出意思表示，且无证据证实金梭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刘青柱代表其处分所持股份，遂驳回金梭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张高锋依据该民事判决书，主张刘青柱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要求刘青柱对金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事实，有数据清单、金梭公司2017年、2018年年报、《2017年张高锋垫付金梭物流支出明细（部分）》《关于张高锋妻子张新宁垫付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经营费用的情况说明》《2017年张新宁垫付金梭物流支出明细（部分）》《关于广州市金梭物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对于张高锋证据的意见》、蓝桥软件系统数据、《利润统计表（广州）》、委托书、协议书、蓝桥软件销售合同、运输线路转让协议书、代理记账服务协议、《刘青柱2017年3-12月费用支出明细账（统计总表）》、身份证、结婚证、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张高锋依据数据清单、转账凭证等证据主张其与金梭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本案中，张高锋提供的数据清单上无金梭公司盖章确认，亦无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亦不显示与借贷权利义务相关内容。此外，按正常情况，公司向股东借款会有明确的股东会决议或借款协议并特别说明借款用途、还款期限、还款利息等，而本案中金梭公司未就公司向股东借款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金梭公司亦未与张高锋签订书面借款协议，鉴于本案所涉款项数额巨大，没有书面约定或其他证据证实是借款，张高锋仅依据刘青柱签字确认的数据清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主张其与金梭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由于张高锋与金梭公司之间不具有民间借贷关系的典型特征，张高锋在本案中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涉案权利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相对应。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张高锋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张高锋的全部诉讼请求。至于张高锋与金梭公司、刘青柱之间的股东权利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高锋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17元、财产保全费2632元，均由张高锋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张高锋坚持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金梭公司向其借款374018元，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高锋与金梭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但本案中张高锋未能提交金梭公司向其出具的借据作为证据。其次，张高锋提交的由刘青柱及其配偶签字确认的数据清单中没有金梭公司盖章，其中也没有金梭公司向张高锋借款的意思表示，反而，数据清单中注明该374018元是张高锋的“投资款”。最后，金梭公司、刘青柱未在本案中确认该374018元是金梭公司向张高锋借款，而叶正伟在一、二审期间均未出庭应诉，即使其提交的书面意见真实，该书面意见也不足以证实该374018元的款项性质是借款。综上，张高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374018元是金梭公司向其借款的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要求金梭公司偿还借款374018元及利息、并要求刘青柱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高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34元，由张高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