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30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红，女，196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烁臻，新疆珅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章，男，197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萍，新疆瀛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文红因与被上诉人李延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20）新0103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文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烁臻、被上诉人李延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萍、韩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文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内容显失公平。首先，一审法院针对本案中赵文红、李延章之间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认定错误。赵文红于2015年6月1日与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人）签订投资基金的投资协议和合伙人协议，认购1,000万元基金份额，同年6月11日向西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打款500万元，并收到了2015年6月11日的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投资收据。将李延章投资的50万元作为投资款打给西藏坤澜泰富企业，赵文红于2018年12月5日与徐宗玲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书，并不影响李延章的股权份额也在其中，赵文红对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投资和作为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合伙人身份已在2015年6月11日实缴500万元投资时，完全确立了。不存在赵文红在2018年12月之前没有投资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事实。工商注册的延后在基金运作中是常见，没有及时工商变更披露不是没有投资的根据，并且工商变更登记仅仅是股权变动的社会公示记录，并非合同生效与否的标志。由此可知赵文红并没有违反合同约定，也没有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认定被上诉可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属于事实查明不清，此认定有严重错误。其次，一审认为赵文红收到李延章投资款后并未向目标企业出资，造成李延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导致双方之间《股份代持协议书》解除，实际上《股份代持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赵文红需要在什么时间段将投资款交付目标公司，同时赵文红已于2015年6月11日将投资款项打入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其所占股份中也包含了李延章投资的那一部分。另外，在李延章投资基明确告知过李延章投资的项目为互联网新创企业的股权，而不是债权和其他有价资产。新创企业具有高风险（创业失败率高）、潜在高回报和流动性差。同时新创企业在企业发展期，很少有利润和分红。每一个投资人必须接受这些认识才能投资。因此资金无法退出，赵文红只能配合李延章办理工商变更，让李延章自己持有他本人的投资份额，故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就以双方《股份代持协议书》解除要求上诉人返还投资款、承担损失实属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 李延章辩称，上诉人赵文红的上诉请求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股权代持协议书》，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第一，2015年6月3日赵文红与李延章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时，明知自己不是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显名合伙人，没有资格以显名股东身份代李延章持有股份，却对李延章故意隐瞒，并以个人名义收取李延章50万元，主观上明显恶意。第二，《股份代持协议书》第一条至第七条及通篇条款均约定赵文红必须是显名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李延章持有股份，并依据李延章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由李延章实际享受股东收益。赵文红为显名股东，李延章为隐名股东，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李延章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但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证实李延章投资的50万元全部落入赵文红的口袋，赵文红并没有按照《股份代持协议书》的约定进行投资，资金被赵文红占用至今，李延章从未享有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赵文红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四）款之规定。第三，根据一审查明2018年12月5日赵文红与徐宗玲签订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及《原合伙人变更决定书》证实赵文红在此之前与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此次转让价格为0元，实缴出资也为0元，此时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实缴出资共计为220万元。所以赵文红陈述2015年6月11日已将500万元出资款进行了其个人的出资，这与其他客观证据明显矛盾，在2015年时赵文红并非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显名合伙人，没有出资义务，至今其名下合伙份额的实缴出资也是0元。综上所述，赵文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延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李延章和赵文红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2．判令赵文红向李延章返还500,000元出资款；3．判令赵文红向李延章赔偿损失156,000元；4．判令赵文红承担本案诉讼费、邮寄送达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日，李延章向赵文红转账250,000元作为对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出资。并于2015年6月3日签订了书面《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由赵文红作为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出资人代李延章持有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份。乙方（赵文红）以自己的名义，代理甲方（李延章）对外持有股份，并依据甲方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并由甲方实际享受股权收益。该协议二、代持股份2.1代持股份：甲方（赵文红）将其持有的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5％的股权，计出资50万元人民币［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注册资本1亿元］，通过本协议作为“代持股份”。同时约定了其他事宜。依据该协议，李延章于2015年6月17日又向赵文红转账250,000元作为投资款，两次合计转款500,000元。2015年5月6日由自然人徐宗玲作为有限合伙人，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有限合伙）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合伙成立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并领取了有限合伙企业营业执照。至2018年12月5日徐宗玲与赵文红签订西藏坤澜泰富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徐宗玲将其在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出资额500万元占企业全部财产份额14.2875％转让给赵文红，转让价格0元。次日西藏坤澜泰富企业作出原合伙人变更决定书，同意吸收赵文红、曹芳、文呵永、周新平、北京阳坊胜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新合伙人。赵文红继受徐宗玲在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出资额500万元占企业全部财产份额14.2875％，转让价格0元。至此赵文红成为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合伙人。上述事实，除有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证实外，还有《股份代持协议书》、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原合伙人变更决定书、工商登记档案等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双方之间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双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由赵文红代李延章持有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占比0.5％的股权（对应出资50万元），赵文红以自己的名义，代理李延章对外持有股份，并依据李延章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由李延章实际享受股权收益，该相应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1．对于相应“代持”股权，经核查为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而言，依法具有人身、财产双重属性。而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代持”从性质来说，为实际投资人和名义投资人（或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关于投资权益的内部约定，其法律属性为委托关系。即由名义出资人直接行使出资人权益，实际出资人假名义出资人之手间接行使出资人权益以实现其投资权益。对于相应出资份额代持关系的终止，在名义出资人权益客观形成后（也即实际“代持”的情形下），由于合伙企业的出资本身具有人身属性，且逻辑上负有出资人义务，故对委托人终止（或解除）代持关系必然有一定的限制，否则会产生“名义股权”归属及义务落空的情况。原则上，对于代持关系的终止应当通过出资转让或将隐名出资人显名的方式进行处理，而非当然随时可以终止或解除代持协议。而在不形成客观代持情形（换言之名义出资人本身即不具有名义上的出资人资格）时，因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则依理不受此限。2．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1.3约定“甲方（李延章）委托乙方（赵文红）并以乙方名义行使的股东权利包括：在股东名册上具名”，即对名义股东的代持方式有具体要求--股东名册具名登记。经查，至2018年12月5日徐宗玲与赵文红签订西藏坤澜泰富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徐宗玲将其在西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的出资额500万元占企业全部财产份额14.2875％转让给赵文红，转让价格0元。至此赵文红才在目标企业成为登记出资人。但在诉讼中赵文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已将李延章出资的50万元投入了目标企业即西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3．综上，基于赵文红未能将李延章出资投入到目标企业即西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构成对《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义务的违反，也未能实现双方合同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李延章享有合同解除权。现李延章以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李延章行使合同解除权有效，双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书》于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赵文红之日即2020年4月16日解除。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为：赵文红是否应当退还李延章投资款并赔偿损失。李延章在诉请解除《代持股协议书》的同时要求赵文红返还其投资款50万元并按6％年利率计付自2015年6月18日起的资金占用损失。对此，经查，双方于签订《代持股协议书》时，李延章交付赵文红款项25万元，2015年6月17日又向赵文红转账25万元，合计50万元。转款目的系用于投资取得目标公司--西藏坤澜泰富创投基金合伙企业对应0.5％的股权，并通过赵文红行使相应股东权利享受相应股份收益。逻辑上，如赵文红未实际向目标公司缴付出资，理应返还李延章所交付投资款。同时因赵文红收到李延章出资款后并未向目标企业出资，造成李延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导致双方之间《股份代持协议书》解除，赵文红显然存在明显过错，其应对李延章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故李延章要求赵文红返还出资款项50万元并要求赵文红按年利率6％赔偿损失有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损失计算至判决时止。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李延章与赵文红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二、赵文红退还李延章出资款500,000元；三、赵文红赔偿李延章损失150,000元（500,000元×6％年利率×5年，2015年6月18日至2020年6月17日）；四、驳回李延章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赵文红向法庭提交了：1．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在2015年6月1日向赵文红出具的投资打款通知。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明园支行银行流水单一份。3．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存款交易明细表。4．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在2015年6月11日向赵文红出具的收款收据。用以共同证明2015年6月11日赵文红已经将500万元打入目标企业即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完成了《股份代持协议书》的义务。 被上诉人李延章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投资打款通知三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对银行流水单真实性认可，对其有效性和关联性不认可。辩称2015年6月赵文红与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该公司合伙人，其没有对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投资义务，即便有500万元的转入款，该500万元也并不是实缴出资，因为西藏坤澜泰富企业2018年12月18日实缴出资仅为220万元，没有赵文红的500万元。该公司与赵文红一起对其他公司进行过投资，所以500万元可能是赵文红与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投的其他公司，并不是赵文红向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实缴出资；3．对银行交易明细表的三性不予确认。辩称赵文红可能存在与西藏坤澜泰富企业一起投资的行为，所以记录的是投资款。该明细不是完整的明细，同时可以看出500万元进入账户后当月以不同形式将全部款项转出，说明赵文红打入的款项不是出资款。4．对收款收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辩称该收款收据来源不合法，并非出自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财务凭证之中，该收据印章及笔迹形成可判断是这是一份新的收款收据，不是2016年6月11日形成的，所以会申请人民法院鉴定印章形成时间。赵文红及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是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其掌握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印章，收款收据不是来自有效财务凭证，不符合财务规范。另，即便收款收据是真实也仅记载赵文红的投资款，并不是赵文红对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出资款，所以与本案无关联性。2015年赵文红不是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合伙人或股东，其本人没有出资义务，赵文红并未提交其是西藏坤澜泰富企业显名合伙人的其他证据。所以赵文红自称是自己名义出资的证据与工商备案信息存在明显矛盾。 被上诉人李延章向法庭提交了：1.2018年12月18日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工商档案中的合伙协议。用以证明2018年12月18日赵文红通过转让股权成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股东。合伙协议有明确约定，赵文红认缴出资的时间是2020年5月5日，该公司在2018年12月总共实缴出资是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的20万元，徐宗玲出资的200万元，其他股东没有出资。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12月才成为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之前是有限合伙人。2．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赵文红是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北京鸿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是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赵文红提交的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出具的投资款收据是为了本案诉讼而提供的虚假材料。上诉人赵文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有效性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文红与李延章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能否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由赵文红代李延章持有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占比0.5％的股权（对应出资50万元），赵文红以自己的名义，代理李延章对外持有股份，并依据李延章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由李延章实际享受股权收益，该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协议明确约定为代持股权（对应出资50万元），而非仅为投资，故上诉人将协议解读为投资代持而非股份代持，显属曲解合同本义，正确理解应为股权与投资不可分割。1．赵文红提交其于2015年6月11日将500万元打入目标企业即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银行流水及收据，即使属实，但在此时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并未给予赵文红相应股份，此后该500万元亦未成为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实缴资本，故该500万元未对应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相应股份，赵文红亦无法代持李延章股份，此时李延章的合同目的显然无法实现。2.2018年12月5日，徐宗玲与赵文红签订西藏坤澜泰富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徐宗玲将其在西藏坤澜泰富企业的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占企业全部财产份额14.2875％转让给赵文红，转让价格0元，2018年12月19日赵文红才在目标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但由于赵文红取得股权系其他股东转让且未付出任何款项，且2018年12月18日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工商档案中的合伙协议亦记载赵文红没有实缴出资，其受让的徐宗玲股权亦是认缴出资，徐宗玲的实缴出资200万元仍在自己名下，故赵文红所拥有的股权并未对应实缴出资，系认缴出资，其股权不能对应李延章实缴出资50万元。综上，可以认定赵文红未能将李延章的出资投入到目标企业即西藏坤澜泰富企业取得相应股权，构成对《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义务的违反，不能实现双方合同的目的，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李延章享有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赵文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赵文红已预交），由赵文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晓  东 审判员 陆     洋 审判员 李     聃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娜吾芭尔尼加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