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内0303刑初67号公诉机关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某1，男，1953年10月1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个体工商户，出生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住乌海市。2018年8月7日因涉嫌诈骗罪，被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4月2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辩护人徐侃，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飞虎，内蒙古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某2，曾用名张厚厚，男，1961年11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中共党员，出生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住乌海市。2017年12月2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2018年12月5日因涉嫌诈骗罪，被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区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12月20日经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依法逮捕。2019年8月4日被本院取保候审。辩护人贾金祥，内蒙古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赵海龙，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以海南检公诉刑诉﹝2019﹞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1、张某2犯诈骗罪，于2019年4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18日、10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某3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1及其辩护人徐侃、张飞虎，被告人张某2及其辩护人贾金祥、赵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张某1在明知自己非乌海市海南区户籍且未从事农业生产，不具备申请农机购置补贴要求的情况下，仍以被告人张某2以及本案证人张某4、张某5、辛某的名义购买了农机14台，累计骗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24192元；其中张某2伙同张某1骗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17620元。2014年期间，张某2购买3台农机，不具备申请低保户条件，但其隐瞒购买农机的事实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户。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张某2在不符合低保户的条件下，采用欺骗审批部门的手段，以低保户的身份领取各类补贴，累计骗取低保资金33302.52元。案发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人民政府向张某2追缴涉案资金22400元；2019年1月2日，张某1以张某2的名义将剩余10902.52元低保资金退还。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1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张某2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二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1辩解称，其没有实施诈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购买农机是他人向其借钱购买，张某2、张某4购买农机是在2014年，其本人并不知情。如果诈骗，购买的农机2、3年就应当卖掉了，而实际上这些农机已经购买4、5年了，一直使用并未出售。被告人张某1的辩护人徐侃认为，1.认定被告人张某1以他人名义购买农机具证据不足。张某2名下的4台农机具是张某2借张某1的钱购买的，有张某2的供述、张某1的供述、张学珍的证言、书证《借条》均可以证明。张某2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的讯问笔录中均供述是其自己想购买农机具种地而向哥哥张某1借钱购买，且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低保待遇而说假话、开假证明。乌海市海南区监察委员会为张某2、张某1所作的笔录，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证据形式，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张某4名下的4台农机具，是张某4出了一部分钱，又向张某1借了一部分钱购买的，有张某4的证言、张某1的供述、律师向张某4所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辛某名下的1台农机具，是辛某向张某1借钱购买，用于投入农机合作社；张某5名下共计5台农机具，其中1台玉米收获机是张某5与张某1共同出资购买投入农机合作社，1台打捆机和1台轮式拖拉机是张某6、张某7夫妇向张某1借款购买投入农机合作社的，剩余2台旋耕机是张某5购买的，有辛某的证言、张某5的证言、张某7的证言、张某1的供述可以证明。综上，没有证据证明张某1以他人名义购买农机具而获取农机补贴。2.张某1不构成诈骗罪。如果张某1是涉案农机具的实际所有人，是否可以因农机具购置补贴受益是区分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涉案14台农机具，均由购买人作为出资入股到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成员为张某1、张某4、张某6、辛某、张某5五名成员。上述农机全部用于农田作业，有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商档案、会议记录、记账凭证、律师所作调查笔录为证。因张某1为合作社其他成员在购买农机具时垫付了大部分款项，故确定张某1出资比例为70%、张某4（15%）、张孝林5%、辛某5%、张某5（5%），入股的10台农机具在入股前由其他成员各自使用，入股后由合作社使用，被告人张某1并未使用、受益。根据涉案农机具补贴实际发放情况，农机补贴在农机购买时或购买后，体现在购买人减少支付实际购机款，而对于张某1本人并没有实质利益，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也是农机购买人而不是资金出借人。即使张某1是农机的实际购买人，其购买农机具后交给了有需求的农民使用，只有付出，没有收益。入股合作社后，农机补贴的收益主体变为合作社，张某1也不是农机补贴的受益主体。另外，根据内蒙古自治区2014年至2018年出台的文件中，关于农机具补贴对象的变化，张某1等人成立的昌盛农机合作社属于补贴对象，张某1作为合作社股东有权通过合作社享受农机具购置补贴，行为合法，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张飞虎认为，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张某1存在诈骗的故意，张某2等人实名购买农机，均登记在本人名下，农业合作社是农机补贴款合法补贴对象，会议记录可以证实张某1垫付资金购买农机的事实。本案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属于监察委主管的范围，监察委所作的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人张某2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认罪、悔罪，但部分事实有异议，辩解称，对于办理低保，其在民政局调查时说了假话，因本人不清楚借钱买农机对低保有影响。被告人张某2的辩护人贾金祥认为，张某2的行为不具备诈骗农机补贴款的客观构成要件，既未虚构事实，也没有隐瞒真相。张某2系海南区户籍且从事农业生产，具备申请农机补贴款的条件。被告人张某2的辩护人赵海龙认为，1.监察机关为张某2、张某1所作的谈话笔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因法律并未赋予监察机关查处诈骗犯罪的职权。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2的两项犯罪事实相互矛盾，不能同时成立。如果张某2伙同张某1骗取农机购置补贴犯罪成立，涉案农机具所有权人应为张某1，则张某2就不构成对低保金的诈骗；如果张某2构成对低保金诈骗的事实成立，即不构成对农机具补贴的诈骗，因张某2是农机具的所有权人，且有权享受农机补贴，故张某2犯罪事实只能成立其一。3.张某2不存在伙同张某1骗取农机购置补贴的事实。通过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分局提供的张某1、张某2、张学珍的讯问笔录、借条、拖拉机注册登记、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等证据证实，相关4台农机购买人和所有权人均为张某2，其向张某1借钱购买农机具，对该农具享有支配权，出具虚假证明是为了继续享受低保。4.公诉人指控张某22015年1月1日开始领取低保金时即存在骗取低保的故意行为证据不足，而实际是张某2在2017年12月才开始存在骗取低保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经审理查明：2014年，依据《内蒙古自治区2014年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内农牧机发【2014】67号）及《乌海市2014年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乌农字【2014】63号）文件要求，乌海市海南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以下简称“农技站”）负责面向海南区所有具有本地户籍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或组织开展农机购置补贴申请事宜。按照上述文件要求，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对象为：纳入补贴区域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本市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区居民、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农牧民生产经营组织。农民购买农机申请补贴有三种：第一种是中央补贴，购机农民提供账户后，中央补贴直接转入农民个人账户；第二种是乌海市补贴，以农民合作社的名义提出申请，经乌海市农机中心审核将补贴款转入合作社对公账户，按照购机农民购买农机应取得的补贴数额进行分配；第三种补贴为海南区补贴，如果农民全价购买农机，由海南区会计核算中心直接将海南区补贴转入农民一卡通账户，如果农民拖欠部分农机款未付，由农机公司提供欠款名单，经海南区农技站核对后，农机补贴直接转入农机公司对公账户，抵顶农民拖欠农机公司的购机款。张某4、张某2、张某5、辛某四人2014年至2016年市级配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打入乌海市鹏程农机专业合作社，张某52017年购置农机具市级购置补贴资金打入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10月20日，被告人张某2向乌海市海南区民政局提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承诺在低保申请及被调查中所有表示的内容完全真实，并提交了相关材料。2014年12月23日，乌海市海南区民政局审批同意将张某2纳入城市低保，月补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00元，从2015年1月开始执行。2015年3月25日，张某2向民政部门提交了《海南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承诺书》，其中“车辆情况一栏”填写为“无”。2018年8月，张某2提出放弃享受海南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从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张某2以低保户身份领取低保金及各项补贴共计33302.52元。《乌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试行）》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家庭成员不准拥有车辆（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农业自用车、摩托车、电动车价值不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6倍）。”2014年8月，张某2向张某1借款300000元，于同年10月13日、10月24日，从巴彦淖尔市灵达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达公司”）购买了东方红LX-904拖拉机一台、一能九信9ZP-8.0铡草机一台、华德9LZ-6.0型搂草机一台，并向农技站提出农机补贴申请，获得中央补贴款49700元，市补33960元，区补33960元。2014年11月23日，张某2将车牌号为蒙03.00897号东方红LX-904拖拉机登记在其本人名下；2015年3月30日将该拖拉机变更登记所有人为其儿子张某8。海南区会计核算中心于2014年12月27日将中央补贴转入张某2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设的“惠农一卡通”账户（账号为×××****6255），张某2将37700元补贴款转入灵达公司经理党某账户，用于支付部分购机款。2017年12月，乌海市海南区民政局调查巴音陶亥镇购买农机具人员享受低保情况时，张某2谎称其购买的农机具所有权属于张某1。张某1也书写一份《承诺书》，承诺张某2购买农机属于其本人所有，张某2只有管理权和经营权。乌海市海南区民政局委托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社会事业办调查后，作出核查结果说明，误以为张某2购买的农机实际所有人为张某1，因而，继续为张某2发放低保金及补贴至2018年8月。2018年11月，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人民政府向被告人张某2追缴领取的低保金，张某2退回22400元；2019年1月2日，被告人张某1以张某2的名义将剩余10902.52元低保资金退还。海南区巴音陶亥镇镇新坝村村民张某5与张某1系亲戚关系。2016年，张某5给付张某1300000元，协商共同购买农机经营，并其将本人的身份证、一卡通一并交给张某1。张某1购买了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一台捡拾压捆机、一台轮式拖拉机、一台IGKN-160旋耕机、一台IGKN-300旋耕机，农机售价合计688600元，通过张某5银行账户向灵达公司经理党某转账支付购机款116100元，申请农机补贴后5台农机共计获得中央补贴200600元、市补137720元、区补64204元，共计402524元。其中，2017年4月27日，张某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1462）转入标有“农机”字样的两笔款项40500元和75600元，并于2017年5月4日至5月6日全部转入灵达公司经理党某的个人账户（账号×××****7307）。2017年7月24日，张某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3099）再次转入标有“农机”字样的两笔款项23520元和40684元，7月27日被现金取出。2018年8月23日，乌海市财政局向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入张某52017年购买农机市级农机补贴款46000元。海南区巴音陶亥镇镇红墩村村民辛某与张某1系亲戚关系。2016年，张某1联系辛某协商共同购买农机经营，张某1先垫钱，辛某同意，并将其身份证、惠农一卡通交给被告人张某1办理。2016年11月25日，张某1以辛某的名义，购买了一台价值200600元的玉米收获机，并申请了农机补贴，获得了中央补贴75600元，区级补贴28084元、市级补贴40120元，共计143804元。其中，中央补贴和区级补贴通过转账方式转入辛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3099），市补通过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申请后，由张某1领取。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红墩村村民张某4系张某1、张某2的哥哥。2014年10至11月，张某4向张某1借钱购买了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售价338000元）和一台激光平地机（售价58000元）。2015年，张某4与被告人张某1协商共同购买农机，共同经营。二人以张某4的名义购买一台拖拉机和一台捡拾压捆机。张某1代为办理了农机购置补贴事宜。2016年，张某1为了骗取政府购买农机补贴款，达到少交购机款的目的，借用张某4的身份购买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售价321600），张某4将其身份证、惠农一卡通交给张某1办理。张某1以张某4的名义向农技站申请了农机补贴，非法获得了中央补贴76500元，区级补贴45024元、市级补贴62840元，共计184364元。其中，中央补贴通过转账方式转入张某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3082）后，于2016年2月18日、2016年12月26日和2016年12月28日转账至灵达公司经理党某的个人账户（账号×××****7307）；区级补贴转入张某4账户后，于2017年7月27日现金取出；市补通过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申请后，由张某1领取。2016年12月28日，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某支付给张某1市级农机补贴款100000元；2018年1月15日，张某1以合作社社员的名义从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取市级农机补贴款238440元。张某1购买农机，全部用于农业生产经营。2017年11月27日，张某1与张某4、张某5、辛某、张某6成立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以购买的农机入股。2015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财政厅下发内农牧机发〔2015〕50号《关于印发内蒙古2015-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其中第二条“资金使用”第二款“补贴对象”规定“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自治区境内直接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补贴资金紧缺地区，应优先保证农牧民补贴，具体由各盟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018年4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财政厅下发内农牧机发〔2015〕50号《关于印发内蒙古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其中第三条“补贴对象和标准”第一款“补贴对象”规定“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自治区境内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其中畜牧业机械补贴仅限牧民和牧民生产经营组织，牧民和牧民生产经营组织界定以持有草场承包经营证件为依据。补贴对象不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即国家公务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含聘用制职工）不在补贴对象之列。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含牧民生产经营组织，下同）是指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牧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及被告人的辩护人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物证：随案移送10900.52元，证明：被告人张某1以张某2名义将10902.52元退还。2.书证（1）案件移送函、侦破案件报告，证明：本案的来源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2）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张某2、张某1的身份情况，上述人员均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另5份户籍证明系本案证人的身份情况，上述人员身份信息属实。（3）借条一张，证明：被告人张某2书写的欠其二哥，即本案被告人张某1，250000元欠款。（4）拖拉机行驶证复印件，证明：蒙03.00897号拖拉机的登记所有人为被告人张某2。（5）张某1、张某2、党某、聂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①张某2尾号9012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6年12月8日向张某1转账30000元，2014年12月27日收到农机补贴款50000元，低保明细，证明：张某2领取低保的金额和获得国家农机补贴款的金额。②张某1账户：尾号为126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5年10月12日收到张某4存入10000元，2015年10月12日给聂某转账99300元，2015年11月7日给张某6转账30000元，2016年5月22日给张某4转账10000元，2016年12月8日收到张某2存入30000元，给张某2转账30000元，2016年12月28日收到田某存入100000元，2016年8年22日给党某转账241550元、收到党某存入30000元，2018年3月22日给聂某转账124200元；尾号为106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6年11月21日给聂某转账100000元，2016年11月29日给聂某转账127500元，2016年12月15日给聂某转账240000元，2017年8月12日给聂某转支147600元。证明：涉案农机的实际所有人张某1向农机公司工作人员聂某转账农机补贴款的事实；田某将农机补贴款转给农机实际所有人张某1的事实。③党某尾号为730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2014年12月30日收到张某2存入37700元、张某4存入104000元，2016年2月18日收到张某4存入32000元，2016年12月26日收到张某4存入75600元，2017年5月4日至5月5日收到张某5存入116100元。证明：被告人张某1购买农机，名义上由张某2、张某4、张某5、辛某四人支付农机购机款。④聂某尾号为691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5年10月12日，收到被告人张某1存入99300元，2016年11月29日收到张某1存入127500元，2016年12月15日收到张某1存入240000元，2017年8月12日收到张某1存入147600元。证明：涉案农机的实际所有人张某1向聂某转账农机补贴款的事实。（6）张某2、张某4、张某5、辛某四人购买农机的手续，农机补贴款的数额及发放情况相关材料，国家、乌海市、海南区的农机补贴政策。证明：张某2购买一台拖拉机126800元、一台铡草机11000元、一台搂草机32000元；张某4购买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338000元、一台平地机58000元、一台拖拉机68000元、一台捡拾压捆机143000元、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321600元；张某5购买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290600元、一台捡拾压捆机168000元、一台轮式拖拉机212100、一台IGKN-160旋耕机5900元、一台IGKN-300旋耕机12000元；辛某购买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200600元。累计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24192元。（7）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2017年11月27日，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该合作社投资者有张某1、张某4、张某5、辛某、张孝林及上述投资人的出资比例等情况。（8）张某2低保申请手续和领取低保的银行流水，证明：2014年，张某2在巴音陶亥镇申请低保补助的事实，其中有一份证明和承诺书，内容为张某2名下农机实际所有人为张某1。（9）账户交易明细单，证明：张某2退回其骗领的低保金22400元的事实。（10）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乌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证明：申请低保的条件及程序，在该通知的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家庭成员不准拥有车辆（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农业自用车、摩托车、电动车价值不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6倍）。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显示，张某2在申请低保前后购买过拖拉机等大型农机具。（11）海南区民政局出具的购买农机具人员享受低保疑点核查结果的说明，证明：张某2以拖拉机、铡草机、搂草机等机械为张某1所有，其本人对该机械没有使用权和经营权为由，继续申领低保。（12）海南区民政局出具的张某2享受低保待遇的说明，证明：张某2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不属于低保户，2015年1月其再次申请低保并享受低保待遇。（13）张某2、张某4、张某5、辛某银行流水，证明：张某2、张某4、张某5、辛某四人2014年至2017年领取农机补贴款的事实。（14）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银行流水，证明：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8年1月15日给张某1账户（账号：×××****7813）转账农机补贴款238440元。（15）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账目、会议记录、证明，证明：2017年11月27日成立的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却将2014年至2017年度张某4、张某5、辛某购买的农机资金算作合作社资产，以及资金全部是张某1支出，进一步佐证了张某1使用张某4、张某5、辛某名义骗取农机补贴款的事实。（16）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散页），证明：第二十条，享受补贴购买的农机具，原则上二年内不得转卖或转让。（17）海南财政转账给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补贴款49712.97元。（18）刑事判决书，证明：2017年12月20日张某2犯故意伤害罪，被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3.证人证言（1）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明：2015年至2017年，张某1使用张某4、张某2、辛某、张某5的名义购买农机具，获得国家补贴的事实。（2）证人张某5的证言，证明：与张某1合伙购买农用机械，由张某1办理手续和领取国家补贴的事实。（3）证人辛某的证言，证明：张某1以辛某的名义购买农机的事实。（4）证人朱某（海南区社会事业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张某2提供了虚假的证明资料，骗领低保金的事实。（5）证人王某（羊路井村的村长）、陈某（羊路井村的村支书）的证言，证明：张某2在2014年开证明购买农机具，后又称该农机局为张某1所有，领取低保金的事实。（6）证人田某（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证言，证明：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给张某1发放过两次农机补贴，一次是10万，一次是20多万。（7）证人党某（灵达公司的经理）的证言，证明：张某1用张某4的名义买了三台农机具。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张某2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张某1用张某2的名义购买农机具。但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时称农用机械是有其向张某1借钱购买。（2）被告人张某1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张某1用张某2、张某4、辛某、张某5的名义购买农机具获得国家补贴的事实。5.视听资料讯问被告人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明：监察委、公安机关取证合理合法，无刑讯逼供现象。6.乌海市海南区监察委与被告人张某1、张某2、刘凌凤、张某4、王某、陈某谈话对象权利和义务告知书，证明：监察委在谈话取证过程中程序合法。7.田某的询问笔录、鹏程合作社入社申请表手续1份，证明：张某1不是乌海市鹏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被告人张某1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与张某4的调查笔录，证明：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除了张某2的4台农机具外，其余的10台农机具是农户向张某1借款购买的。2.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张某4是乌海市昌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负责人。3.张某4的记账原始凭证（系本案涉及的10台农机具的记账凭证，包括发票、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书），证明：本案涉及的10台农机具全部计入账内，只有张某4的一台收割机的发票丢失。被告人张某2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乌海市农机监理所农机申请表2份，证明：2015年3月30日，张某2将其所有的蒙03.00897拖拉机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其儿子张某8，同时印证张某2对该农机拥有所有权。2.被告人张某2在公安机关的5次笔录，证明：张某2在监察委所做的供述是虚假的，目的为了保住自己的低保；4台农机具实际是由张某2自己购买，自己使用；张某2购买农机具的300000元是向张某1借款；2017年12月，海南区民政局、监察委向张某2调查低保情况时，张某2才知道有大型农机具不能吃低保的规定，此时，张某2在主观上才产生骗取低保金的故意，并在客观上以假证明的方式骗取低保的行为。公诉机关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人张某1的辩护人提供的证据和被告人张某2的辩护人提供的“乌海市农机监理所农机申请表”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张某2的辩护人提供的张某2在公安机关的5次笔录，内容真实，但要证明“张某2在2017年12月才产生骗取低保金的故意”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1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国家农机补贴184364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张某1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张某1户籍所在地为乌海市海勃湾区，并非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的村民，按照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的农机购置补贴文件，并不属于农机补贴的对象。但张某1借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村民张某4的身份，于2016年购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一台，并持有张某4的银行卡、身份证申请领取了农机补贴款。导致农机补贴款审批部门误以为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民购买了农机，而发放了农机补贴款。张某1将农机补贴款支付给农机公司，客观上少支付了农机价款，致使国家和公共利益遭受了损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张某2系巴音陶亥镇红墩村农民，符合农民购买农机申请领取农机补贴款的政策要求。张某2在监察机关调查时，陈述其购买的农机实际所有人为张某1，系虚假陈述，目的为了保留其低保待遇，事实为张某2向张某1借款购买农机，农机补贴也全部由其领取使用。因此，公诉机关指控对张某2以诈骗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予支持。被告人张某2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低保资金33302.52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张某2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公诉机关提供的张某2低保申请手续可以证实，张某2对于购买大型农机具的农民不得享受低保政策是明知的，但其低保金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其购买了三台农机具的情况下，并未向低保申请和审批部门报告。在民政部门对巴音陶亥镇购买农机具人员享受低保情况进行调查时，张某2故意作出虚假陈述，谎称其购买的农机所有权属于其二哥张某1，从而隐瞒事实真相，骗取村委会开具虚假证明，导致民政部门产生错误认识，误以为张某2具备领取低保金的条件，发放了低保金及相关补贴，致使国家和公共利益遭受了损失。张某2辩护人提出张某2在2017年12月才开始存在骗取低保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辩护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1以张某5名义购买农机，骗取农机补贴款。结合张某5本人的证言、张某5购买农机领取补贴款的数额，及本案其他相关证据，核减各级政府的购机补贴，张某5给付张某1的购机款300000元，足以支付购买农机费用，无法证实张某1骗取农机补贴款的事实，故对公诉机关该部分指控，不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张某1以辛某的名义购买农机骗取农机补贴款。结合辛某本人的证言、辛某名义领取补贴款的数额及其他在案证据，辛某系向张某1借钱后，二人共同购买农机，辛某符合农机补贴的对象要求，无法证实张某1骗取农机补贴款的事实，对公诉机关该部分指控，不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张某1以张某4名义于2014年至2017年购买农机申领购机补贴，与张某4本人的陈述并不一致。张某4明确表示2014年购买农机是其本人借款购买，2015年所购农机系与张某1共同购买，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人张某1的辩护人提出的内蒙古自治区2014年至2018年农机补贴政策文件中，关于农机具补贴对象发生变化，张某1等人成立的昌盛农机合作社属于补贴对象，作为合作社股东有权通过合作社享受农机具购置补贴，行为合法，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张某1借用张某4的名义购买农机领取农机补贴款支付农机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的既遂，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农机补贴款政策的变化不影响张某1犯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支持。被告人张某2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将2015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以低保户身份领取的低保金及各项补贴共计33302.52元，退还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人民政府，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构成坦白，且自愿认罪、悔罪，综合考量张某2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依法决定对张某2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1虽然并不认可构成诈骗罪，但对于购买农机、支付款项、申请领取农机补贴的事实如实供述，可以认定有坦白情节，依法从轻处罚。作为低保户和农机补贴的审批部门，未严格履行审查、监管职责，对于低保户家庭财产调查和农机补贴申请对象把关不严，工作存在疏漏，导致低保金和农机补贴错误发放，结合本案事实，酌情给予张某2、张某1从轻处罚。内蒙古自治区自2014年至2018年关于农机补贴款政策的相关文件，对农机补贴对象的要求从2014年“纳入补贴区域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我市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区居民、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农牧民生产经营组织。”，至2018年“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甚至将2015年制定的“直接从事农牧业生产”的限制性要求也取消，表明政策对可以申领农机补贴的对象条件放宽，范围扩大，因此，对张某1的犯罪行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某1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二、被告人张某2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5日起至2019年8月4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张某2诈骗所得33302.52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二份，副本五份。审判长 王立嵩审判员 高永林审判员 陈 波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聂荣贞附：本案所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第三条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四）被害人谅解的；（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