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212行赔初11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圆方家具厂，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龙兴村岙汤**。 经营者汪豪，厂长。 委托代理人汪向平，系汪豪父亲，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 委托代理人樊刚杰，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仁久村五乡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朱兵，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国民，政法委员。 委托代理人周莉波，浙江和义观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龙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圆方家具厂（以下简称圆方家具厂）因诉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乡镇政府）房屋拆除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经对本案进行诉前协调未果后，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受理本案，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圆方家具厂的委托代理人汪向平、樊刚杰，被告五乡镇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国民及委托代理人周莉波、钱龙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圆方家具厂起诉称：2016年12月，汤军康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龙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龙兴村合作社）就龙兴村龙一点小嗣堂山塘内土地签订了《资产租赁合同》，租期为2017年1月至2026年12月。根据上述《资产租赁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因龙兴村合作社将汤军康的原房屋（原龙一米厂）进行总体改造，搬迁移位，所以将上述土地使用权租给汤军康，让汤军康修建新的厂房。另外，该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出租方同意承租方在该场地内进行基建，但基建费及附属设施费均由承租方自行出资筹建。”该合同加盖了龙兴村合作社和被告五乡镇政府的公章。但汤军康自己并未修建厂房，而是将上述地块转租给汪向平（汪豪父亲）和吕加满，后汪向平与吕加满修建了厂房并成立圆方家具厂（经营者为汪豪）和宁波市鄞州五乡恒涛木制品加工厂（经营者为吕加满）。 2019年8月9日，被告下发《违法建筑告知书》和《限期拆除通知书》，称原告涉案工厂属于未批先建违法用地，要求在2019年8月11日前自行拆除厂房。同月22日早上，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强制拆除了原告的厂房。原告因认为被告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违法，于2019年8月26日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鄞州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此，鄞州区政府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被告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但遭被告拒绝。为此，原告现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拆除原告厂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合计2227606元，具体包括：砖和彩钢瓦结构厂房1012610元、办公室（砖混结构）379440元、厂地坪57000元、电过户7500元、厂房线路配套122650元、厂地基整平123090元、厕所4850元、厂地下水通道10340元、化粪池8000元、建厂辅料48936元、厂办公楼装修65100元、厂房卷帘门6600元、铝合金窗32490元、停产停业损失200000元、补发工人工资62000元、搬运费和车费63000元、原材料耗损24000元。 原告圆方家具厂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资产租赁合同》2份，用以证明原告厂房所占土地系合法租赁而来，并且得到了被告认可的事实； 3.鄞州区政府作出的（2019）鄞政复字第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的事实； 4.被告五乡镇政府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的《关于对宁波市鄞州五乡圆方家具厂、宁波市鄞州五乡恒涛木制品加工厂申请行政赔偿的回复》1份，用以证明被告拒绝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的事实； 5.视频光盘一份，用以说明原告厂房被拆除前的情况。 被告五乡镇政府答辩称：一、原告在鄞州区五乡镇龙兴村岙汤262号场地上搭建钢棚，该场地和建筑物未办理相关合法用地审批手续，故涉案被拆建筑不具有合法性；二、因原告对被拆建筑物不拥有合法产权，故建筑物的损失不属于合法利益，原告关于赔偿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五乡镇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作出的《关于土地合法性认定的回函》1份，用以证明涉案场地及建筑物未办理合法用地审批手续，地上建，地上建筑属违法建筑的事实iv> 2.《证明》、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拆除前照片各1份，用以证明涉案建筑在被拆除时，建筑内已清空并无财产的事实； 3.照片及视频光盘各1份，用以证明违法建筑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均放置在原地的事实。 对上述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4、5，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人民政府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在龙兴村合作社与汤军康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上盖章仅系以鉴证单位身份对该合同的签订进行鉴证，其对合同的效力和履行并没有相应的管理职能，如果汤军康需要在该块土地上建造厂房，仍需要获得相应地审批；而汤军康与吕加满、汪向平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是一个转租协议，且无证据证明汤军康在转租前经过了龙兴村合作社的同意，并且吕加满、汪向平并非龙兴村社员，故该转租行为无效。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但并不足以证明原告建造的涉案厂房合法，故对该证明对象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该复议决定亦可证明被告在实施拆除行为前，已经多次通知过原告。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材料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此予以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份材料并未向原告进行过送达，故不具有合法性。且该份材料实质系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后取得的证据，不能凭该证据认定原告所建厂房为违法建筑。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原告同时在庭审过程中自认在厂房被强制拆除前已自行对物品屋内进行了清点和搬离，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3，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9日，案外人汤军康（承租方）与龙兴村合作社（出租方）签订编号为龙兴村（社）（2016-06号）《资产租赁合同》1份，约定汤军康向龙兴村合作社租赁使用位于龙兴村龙一点小嗣堂山塘内面积约1962平方米的土地，租赁期限为壹拾年，即从2017年1月1日开始至2026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5.2条同时约定“承租方如将租用资产转让给第三方承租使用，应书面告知出租方并必须征得出租方的同意”。该份合同上除由汤军康和龙兴村合作社签名盖章外，鉴证单位处亦加盖有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人民政府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的印章。2017年1月1日，汤军康（出租方）与汪向平、吕加满（承租方）另行签订了《资产租赁合同》，将上述位于龙兴村龙一点小嗣堂山塘内的土地租赁给汪向平、吕加满使用。此后，汪向平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面积约为1858平方米的彩钢结构厂房及部分砖混结构办公用房用于生产经营，并在此地设立登记有原告圆方家具厂（经工商机关登记的经营者为汪豪）。但上述房屋在建造前并未办理相应的用地和规划审批手续。 2019年8月5日，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向被告出具《关于土地合法性认定的回函》，内容为“根据贵单位的来函，贵单位经调查发现龙兴村在鄞州区五乡镇龙兴村岙汤262号场地于2017年1月1日是出租给龙兴村村民汤军康，汤军康于2017年1月将该场地出租给宁波市鄞州五乡圆方家具厂和宁波市鄞州五乡恒涛木制品加工厂，该两家厂于2017年1月至2017年4月在该场地上新建钢棚2000余平方米。贵单位认为该场地和建筑物未办理相关合法用地的审批手续（详见材料）。经我分局核查，上述占地行为未在我分局办理过相关用地审批手续”。为此，被告于2019年8月9日向原告作出《违法建筑告知书》和《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原告于2019年8月11日前自行拆除该违法建设的建筑物。因原告未自行拆除，被告于2019年8月18日作出《强制拆除公告》，要求原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并告知原告逾期不拆除的，将组织人员进行强制拆除。因原告仍未自行拆除，故被告委托宁波弘森基础工程有限公于2019年8月22日对上述原告建造的彩钢结构厂房实施了强制拆除。 原告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鄞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此，鄞州区政府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鄞政复字第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超越职权为由，确认被告于2019年8月22日强制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违法。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拆除涉案厂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合计2227606元。 另查明，被告强制拆除的系原告建造的彩钢结构厂房，拆除完毕后，被告将作为建筑材料的彩钢摆放于现场，交由原告自行处理。被告并未拆除原告所建的办公用房。此外，在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原告已将厂房内的生产设备等屋内物品自行进行了清空搬离。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即使在行政行为已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造成其合法权益受损要求赔偿的，仍应当证明其相关权益属于“合法权益”。 本案中，原告被强制拆除的涉案彩钢结构厂房建造于2017年，根据涉案厂房建造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施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但原告建造涉案厂房前并未取得用地批准手续，故该厂房不属于合法建造的房屋，房屋所附权益不具有合法性。原告以案外人汤军康与龙兴村合作社所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中加盖有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人民政府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的印章为由，主张其所建造的厂房属于合法建筑。对此，本院认为，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人民政府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并不具有相应地用地审批行政职能，且汪向平与汤军康另行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中并无该单位的鉴证盖章，原告的主张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因此，原告主张的损失中“砖和彩钢瓦结构厂房1012610元、厂地坪57000元、电过户7500元、厂房线路配套122650元、厂地基整平123090元、厕所4850元、厂地下水通道10340元、化粪池8000元、建厂辅料48936元、厂房卷帘门6600元、铝合金窗32490元”均系建造涉案厂房的投入成本，不属于合法权益范畴。此外，因原告建造的办公室用房并未被强制拆除，原告所主张的“办公室（砖混结构）379440元、厂办公楼装修65100元”并非原告的实际损失，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而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200000元、补发工人工资62000元、搬运费和车费63000元、原材料耗损24000元”均不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直接损失范畴，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 综上，涉案建筑的拆除并未造成原告合法权益的损失，原告所提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圆方家具厂的行政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小娟 人民陪审员  王 芳 人民陪审员  陈永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代书 记员  孙柳静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