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52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负责人：施培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加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珑，女,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厦门金华南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现代物流园区象屿路**保税市场大厦第**** 法定代表人：李进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咏晖，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有，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厦门分公司）因与厦门金华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南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人保厦门分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六项的规定，应当再审。（一）原审法院将《交付保费通知书》解读为人保厦门分公司同意案涉承保范围扩大到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关于初级形状聚碳酸酯的进口代理交易，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1.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是金华南公司“与列明买方从事碎玻璃、造纸用化工产品及生产设备的国内赊销交易”，且约定“任何因交易产品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而引起的应收账款损失不属于本保单承保范围”。案涉交易商品是“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属塑料原料，不在承保范围，故该交易产生的损失不在人保厦门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内。2.2013年11月，金华南公司通过系统向人保厦门分公司申报案涉交易时，作法与通常作法不一致，即未在系统内申报交易商品是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在此情况下，人保厦门分公司本着善意信任客户的原则核保通过，承保后该笔业务产生的保费28835.52元从金华南公司预交的最低保费中进行支付。因此，人保厦门分公司收取案涉交易所对应保费的时间为2013年11月，在金华南公司提报可能损失之前。原审法院认定人保厦门分公司是在收到金华南公司的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即2014年4月）才催缴本笔业务保费，是错误的。3.根据案涉保单和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约定，金华南公司应付的保费先从其预交的最低保费6万元中冲抵，随着增加申报买方和交易额，其最初支付的最低保费已不足以抵扣应付保费，故人保厦门分公司的业务经办人于2014年4月18日、21日向金华南公司发出缴付保费的邮件并随付《交付保费通知书》及《申报保费清单》等，告知自保单生效以来已申报的全部业务对应的保费已达96827.52元，请金华南公司支付超过最低保费的36827.52元。故该保费清单及邮件纯粹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催缴保费，并无他意，不能由此推导出承保交易品种包括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4.金华南公司2014年1月26日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属于索赔环节，是在保险投保以及每笔交易申报之后的事情，索赔时，被保险人还应提供贸易合同、发票等材料，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完整材料进行核赔，《可能损失通知书》根本不具备投保或交易申报之功能。5.实务中，基于监管的要求和业务管理的需要，不管是接受申报、核保、承保、出单、理赔，保险公司都必须设置专人专岗通过相应的业务系统进行处理，保单的生成、变更（生成批单）、理赔款支付都是通过业务系统实现的，因此，原审法院将单纯的催缴行为推定为保单的修改，与事实严重不符。6.金华南公司认为人保厦门分公司在收到《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可以拒绝承保、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合同约定。人保厦门分公司系在未被告知不在保险范围的情况下按保险合同约定内容计算保费，而且金华南公司在三个月后才提出索赔，在《可能损失通知书》中才提出交易货物不在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对此，保险合同第二十八条约定了保险人的相应权利：“保险人自被保险人提交完整的索赔资料、保险人受理索赔案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决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履行赔偿义务”，即赋予了保险人决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并非如金华南公司所理解的可提高保费、拒绝承保等。人保厦门分公司经审核发现不属于保险责任而拒绝赔付是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故保险合同不存在默认变更的说法和做法。实务中，如果投保人欲变更承保范围，保险人会告知其填写申请单提交保险人审核，保险人审核通过后即在承保系统中对保单进行变更，并从承保系统中打印出批单，盖章后交与投保人，作为保险公司接受其变更申请的凭证。但本案中，金华南公司从未向人保厦门分公司提交申请要求变更承保范围，人保厦门分公司也从未出具过相应批单。原判未查明完整的事实，仅依《交付保费通知书》出具时间在可能损失通知书之后为由，就断定人保厦门分公司知晓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进口代理合同的情况才收取该笔交易保费，进而错误认定人保厦门分公司同意扩大承保范围，纯属臆断。（二）原审法院认定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的《代理进口合同》属于本案讼争保险合同承保范围，既违背保险合同的约定，也与事实不符。且一二审法院遗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内容，造成案件事实不清。1.人保厦门分公司与金华南公司之间已就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各自权利义务达成合意，不论是投保意向书，还是保险单、保险条款，均明确保险合同承保对象必须是金华南公司的买方。但金华南公司违背被保险人诚信义务，在投保过程中未如实披露其与冠科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反而告知人保厦门分公司冠科公司系买方，直到本案诉讼，还谎称投保时就将《代理进口合同》在投保系统内提交了。2.其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在贸易信用保险投保审批系统网页上，金华南公司对案涉买卖合同的“类别”“名称”均未如实申报，“备注”栏中也是空白的。一审法官于2018年3月27日到人保厦门分公司办公地点就人保厦门分公司贸易信用投保系统内金华南公司保单申报记录进行调查取证，当时金华南公司也派员参加，各方在现场确认系统上并无金华南公司所称的已提交的《代理进口合同》，反而显示冠科公司为买方，发货日期为2013年10月28日，而且系统备注栏也没有任何备注说明。金华南公司的不诚信做法说明其显然知晓与冠科公司之间系代理关系，不符合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买卖关系。代理进口合同属委托合同，国内贸易合同属于买卖合同，两者性质不同，承保的范围、风险自然也不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合同的风险是买家信用风险，实行不同于一般财产险的责任，比如风险分担原则、赔款等待期原则、买方信用限制申请原则、债权不放弃原则等，不能简单地将应收货款作为承保范围，也不能将承保的范围扩张到代理进口合同等非信用风险。综上，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 金华南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属于讼争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1.案涉保险条款指向合同形式为“国内贸易合同”而非“买卖合同”，代理采购系常见贸易形式之一，金华南公司根据冠科公司的委托代理进口货物，在报关缴税后再交付货物，冠科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及报酬，实际购买方即为冠科公司，符合案涉保险合同第三条界定的“买方”。2.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章项下的行纪合同特征，案涉《代理进口合同》性质上属于贸易合同。1.在法律规定上，行纪合同属于贸易合同形式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的合同符合该要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项下各有名合同中仅前述条款有明确体现“贸易”字样。2.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4）民提字第23号民事判决，案涉《代理进口合同》及其实际履行情况、交易类型也符合行纪合同的构成要件。3.本案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交易商品或提供服务，在按贸易合同约定将商品交付买方或根据提供服务……”案涉《代理进口合同》符合上述约定。冠科公司不仅委托金华南公司提供代理采购服务，而且是商品交付的终端及支付货款义务方，符合上述条款所针对的“买方”。因此，无论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易行为还是代理服务行为，都符合本案保险条款所约定的贸易形式。4.金华南公司之所以与冠科公司发生采购代理行为并投保，是基于人保厦门分公司业务员告知此种交易模式同嘉晟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交易一样，属于可投保范围，且金华南公司与嘉晟公司之间的代理业务所产生的赊销账款最终得到人保厦门分公司理赔，故人保厦门分公司应秉持公平原则根据保险条款向金华南公司承担本案保险责任。综上，案涉保险条款并未对“国内贸易合同”作明确的限制，也未限缩为买卖合同中买方应收账款，在案涉代理合同符合“国内贸易合同”形式、冠科公司作为实际买方的情况下，不应将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的《代理进口合同》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也应当作出有利于金华南公司的解释。（二）讼争保险合同承保交易品种包括了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1.金华南公司依约如实履行了申报交易义务，人保厦门分公司已知悉交易品种为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2.金华南公司在《可能损失通知书》中再次告知了人保厦门分公司货物名称为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应付款日期、发票号等信息。3.人保厦门分公司在知悉交易品种为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等情况下仍要求金华南公司支付保险费，应视为其已同意案涉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交易品种包括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4.人保厦门分公司已知晓承保范围的交易品种发生变化，若其认为不属于承保范围，也应尽审慎询问义务并告知拒绝承保、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等，而非继续确认交易并计算、收取对应保险费。人保厦门分公司针对冠科公司所作的标准信用评估报告中清晰体现冠科公司的业务不涉及碎玻璃、造纸等业务，但人保厦门分公司仍认可冠科公司作为买方并批复信用额度为800万元，此后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在该额度内发生交易，由此亦可得出人保厦门分公司同意承保冠科公司作为买方并在其主营范围内发生的交易。此外，金华南公司的如实告知义务受制于人保厦门分公司询问义务的履行，更何况金华南公司已如实告知，若后续因人保厦门分公司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而产生争议，不利后果应由人保厦门分公司承担。5.人保厦门分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确认了金华南公司提交的《可能损失通知书》，后于2014年4月18日要求其缴纳保费，并附有申报清单，其中包括了案涉冠科公司交易业务。在其提交了《可能损失通知书》后，人保厦门分公司已完全了解涉案合同情况，在此情况下人保厦门分公司仍要求其对案涉冠科公司交易业务进行缴费，说明人保厦门分公司确认对该笔业务承担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收取保险费，又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人保厦门分公司若认为案涉交易不属于保险范围，应当明确拒绝且不收取保费。本省司法实践中亦有相关的案例可供参考。综上，请求驳回人保厦门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查明以下事实: 1.人保厦门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贸易信用保险投保审批系统网页7页作为新证据，网页内容记载的是金华南公司案涉保单项下的交易情况，其中买方为冠科公司的交易记录中，“名称”栏和“备注”栏均空白，而其他买方的交易记录中“名称”一栏均有填写为“碎玻璃”或“纯碱”等；该网页上“信用期限起始日”“赊销金额”“应回款日”等栏目旁边带有“*”号，“名称”等栏目则未带“*”号。 人保厦门分公司主张，金华南公司在申请其他交易业务时均有申报商品名称，但在申报涉案冠科公司交易业务时故意隐瞒商品名称，说明其明知该交易不属于本案保险合同承保范围，但原判遗漏认定该关键事实。 金华南公司质证称，该证据是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人保厦门分公司核查时打印的当时打开的网页内容，不属于新证据；从网页内容可知，除了案涉冠科公司交易记录外，金华南公司的其他交易记录中都有商品名称，事实上金华南公司对所有的交易均申报了商品名称，至于为何现冠科交易的网页中商品名称会出现空白，其无从知晓，因为纠纷发生后其无法进入该系统，而该系统由人保厦门分公司开发和掌握；网页中带“*”号的栏目是必填项，其他的栏目人保厦门分公司没有强制要求填写，故金华南公司没有填写未带“*”号的栏目也不会导致其申报行为无效；其提交给人保厦门分公司的《可能损失通知书》中明确记载货物名称为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人保厦门分公司在通知书上盖章确认，该确认以金华南公司填写的内容和数据与人保系统的记载项一致为前提，由此可进一步证实系统中有货物品名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果人保厦门分公司认为投保人应当详细填写，则其应提出询问，投保人有义务如实陈述，但人保厦门分公司并未向金华南公司提出询问；本案债务风险不是产品类别导致的，而是冠科公司倒闭导致的，人保厦门分公司当时拒赔的理由是国内贸易合同与进口代理合同不同，并未提出产品名称问题。 人保厦门分公司认可网页上带“*”号的栏目是必填项，但主张，这不代表没带“*”号的栏目客户可以不填写，如果有问题保险公司核保人员可能还是会通知投保人填写，若被保险人没有对这些项目进行特别说明，核保人员就按照保单约定的内容给予审核，属于保险合同有约定的，核保人员就不会做过多要求；贸易信用保险投保审批系统是由人保总部管理，人保厦门分公司基于诚信及总公司、银保监会的监管不会去更改，不可能为了几百万元的业务而毁誉，金华南公司对其主张的录入系统被更改之事实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中也未申请鉴定；《可能损失通知书》中虽盖有人保厦门分公司公章，但其仅在“保险人初步处理意见”栏上签写“已收悉”，下方打印的备注中明确记载“本通知书不作为索赔申请书用，定损核损应严格按保险条款规定办理”，可见其盖章仅代表收件，不代表对通知书内容予以确认，金华南公司主张通知书内容与保险系统内容一致不属实，该通知书中有些栏目在系统中是没有的。 2.本院审查中，人保厦门分公司主张，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费是根据金华南公司申报的顺序产生的，每申报一笔即产生一笔保费，先从预交的6万元保费中抵扣，讼争的冠科公司交易业务在6万元的额度内，故并非2014年4月18日才收取；在收取该笔保费时，金华南公司并未告知其产品名称，直到2014年1月金华南公司发了《可能损失通知书》，其才知道冠科公司与金华南公司交易的是初级形状的聚碳酸酯，即承保后客户才告知其投保的是非保单项下的产品，因此其有权拒赔。 金华南公司对案涉冠科公司交易的保费是在预交的最低保费6万元中抵扣没有异议，但主张，如果人保厦门分公司收到《可能损失通知书》后认为此前金华南公司的申报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可以要求金华南公司纠正，在补交保费时也应当扣除冠科公司该笔业务所对应的保费，但人保厦门分公司此后确认了该笔业务的保费并继续要求缴纳，金华南公司也已按要求缴纳，说明该笔交易属于人保厦门分公司的承保范围。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冠科公司拖欠金华南公司的案涉《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初级形状聚碳酸酯货款是否属于人保厦门分公司的承保范围。 首先，案涉商品“初级形状聚碳酸酯”虽不属于本案保险单所载明的“碎玻璃、造纸用化工产品及生产设备”这一承保范围，但人保厦门分公司已将该笔商品交易业务作为本案保险单项下的业务之一收取了相应的保费，原审判决认定人保厦门分公司已同意将承保范围扩大至金华南公司与冠科公司之间关于初级形状聚碳酸酯的交易并无不当。人保厦门分公司主张当时金华南公司未向其申报商品名称，其收取保费之时不知该笔业务不属于承保范围，系本着善意信任客户的原则核保通过，但人保厦门分公司在核保及收取每一笔保费时理应对客户所申报的业务是否属于其承保范围予以审核，其怠于审核并不构成所谓的“善意”。且金华南公司已于2014年1月26日向人保厦门分公司递交了《可能损失通知书》，其中明确告知该笔业务的货物名称为初级形状聚碳酸酯，人保厦门分公司至迟于此时已明知该笔货物不属于其原承保范围，若其认为其承保范围不应扩大至该商品，则其应当及时向金华南公司提出并在结算应收取的保费时剔除该笔业务所对应的保费，但人保厦门分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通知金华南公司补缴保费时，仍将该笔业务所对应的保费列入金华南公司应支付的保费清单，其在2015年10月14日拒赔时也未主张“初级形状聚碳酸酯不属于承保范围”。人保厦门分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且金华南公司在2013年11月申报时有无申报商品名称，并不影响人保厦门分公司已于2014年1月26日知悉案涉商品名称之事实，因此，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人保厦门分公司主张其承保的范围仅限于国内贸易合同即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损失，案涉《代理进口合同》系委托合同，不属于其承保范围，但从案涉《国内短期贸易信用保险条款（2009年版）》第四条“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交易商品或提供服务……”、第六条“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一）贸易合同中包括有偿劳务，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劳务尚未提供或尚未完全提供，未提供部分的报酬……”等内容看，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国内贸易合同”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该保险条款系人保厦门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其中对“国内贸易合同”并未作出明确定义，即使双方当事人对此产生不同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也应当作出对金华南公司有利的解释。二审判决认定案涉《代理进口合同》性质为行纪合同，金华南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为冠科公司从事贸易活动，冠科公司系最终支付货款的境内法人企业，由此产生的应收账款不应被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亦无不当。 综上，人保厦门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六项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高 晓 审判员 胡伟荣 审判员 念保源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