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宇高，男，198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广东省紫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锡芬，男，196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敬启帆，男，1980年3月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四川省南部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鹃，女，198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上诉人敬启帆及被上诉人杜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东，系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宇高、上诉人敬启帆因与被上诉人杜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8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宇高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锡芬、上诉人敬启帆及被上诉人杜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东、被上诉人杜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宇高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有关被上诉人杜娟连带清偿本案债务的诉求：维持一审判决书其他判项。2、判决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有关不支持被上诉人杜娟连带清偿本案债务是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杜娟是敬启帆的合法妻子，本案发生在敬启帆与杜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本案债务是因为敬启帆、唐某与上诉人合伙经营东莞市高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而产生，而敬启帆合伙经营东莞市高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为其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这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就能推定出的事实。3、被上诉人杜娟不仅完全知晓敬启帆所欠本案债务、而且还确认并亲自偿还本案的部分债务。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敬启帆所欠本案债务为敬启帆与杜娟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杜娟和敬启帆应承担连带清偿本案债务。除上所述，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书其他事项没有异议。为此，上诉人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求。敬启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需向被上诉人偿还欠款本金179472元以及利息。2、本案一审诉讼费和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个人欠款合同》没有合同标的，依法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依法无需承担还款责任。1、涉案公司是有限公司，按照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拖欠债务的，上诉人作为股东依法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无需额外地替公司承担其他债务。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司债务承担协议书》也反映了涉案公司的债务应当由公司股东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进行承担的。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反映，本案是公司债务转为个人借款，《个人欠款合同》中的借款是将公司的债务转为拖欠被上诉人的债务，由此可见本案的借款是没有借款合同生效要件的履行标的，《个人欠款合同》是无水之源，根本就无法成立。第二，被上诉人没有全部偿还公司的债务，也没有对偿还公司债务的情况进行举证，被上诉人不能以《个人欠款合同》追究上诉人的还款责任。1、即使本案的《个人欠款合同》成立生效，那么成立生效的基础应该是被上诉人作为股东以个人名义已经替公司全部偿还了债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既然要追讨个人垫付公司债务的款项，那么应当对偿还公司债务的情况进行举证。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替上诉人因公司债务垫付相关比列的款项，那么按照公平原则，上诉人只需按被上诉人已经替上诉人垫付的款项对被上诉人进行偿还。2、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司债务明细表中，涉案公司拖欠了周某1（改名是笔误，实为“周某2”）275000元。据上诉人提交的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963号民事判决书反映，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偿还全部债务，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不能以《个人欠款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否则，如果该案的其他债务人或上诉人因法院的强制执行，那么本案就会变成上诉人对同一个债务承担了两次偿还责任，这对上诉人是十分不公平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表示（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963号案件与本案无关，完全是狡辩。如果是无关的话，那么周某2为何没有对公司拖欠的其的债务进行起诉呢?原因在于，（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963号案件的债务就是涉案公司拖欠周某2款项，由于是购买公司设备而转为个人借款的形式拖欠的债务，因此周某2只起诉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而没有起诉公司。结合被上诉人出具的《免责申明》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事实。3、按照上诉人提交的申明，其承担的涉案公司的债务包括拖欠上诉人个人借款49793元。而《个人欠款合同》的数额是没有包括涉案公司拖欠上诉人个人借款49793元。既然被上诉人要替涉案公司偿还债务，那么应当向上诉人偿还涉案公司拖欠上诉人的49793元，本案应当要抵扣涉案公司拖欠上诉人的49793元。综上所述，本案的所谓借款没有可履行的标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的法律错误，作出的判决对上诉人严重不公平。为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平的判决。于庭审中补充如下：两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张宇高拖欠37万元股权转让款，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当事人互负债权应当抵偿，上诉人张宇高还拖欠上诉人敬启帆股权转让款，请求法院驳回对方诉讼请求，其余内容详见上诉状。杜鹃辩称，本案是东莞市高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被上诉人既不是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上诉人无关。本案上诉人敬启帆所谓债务也是基于公司债务形成的，并没有实际资金让被上诉人享有任何的收益且债务也没有用于家庭开支，因此与被上诉人无关。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合同，反证了被上诉人并没有认可上诉人敬启帆承担的债务，也没有对债务提供担保或个人欠款合同进行签名，上诉人张宇高提交的合同（一审提交的证据五）签名是冒签的，是为了能在仲恺法庭方便立案处理。张宇高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连带清偿原告代其所付的（应由敬启帆承担的）原东莞市高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务本金人民币269210元整。二、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连带清偿原告代其所付的269210元的欠款利息（计至还清借款日，暂计100000元)。三、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原告、被告敬启帆及案外人唐某三人共同出资成立东莞市高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高卓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其中原告占股40%，被告敬启帆占股37%，案外人唐某占股23%。后因经营不善，高卓公司上述三股东于2013年12月30日经协商签订了一份《公司债务承担协议书》，约定高卓公司在股权变更登记前产生的债务由三股东共同承担，上述三股东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并捺印。2014年5月8日，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敬启帆签订一份《个人欠款合同》，其主要内容为：被告敬启帆于2013年12月31日退出原高卓公司股权37%，按合伙人股份比例承担借款债务，被告敬启帆承担债务金额为269210元，经协商一致，被告敬启帆承担借款债务转为欠原告个人名下，其后高卓公司的债务于被告敬启帆无关，被告敬启帆欠原告269210元，欠款期限自2014年5月8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利率为当月所欠金额的1.5%，欠款分6期还清，第1期：2014年5月8日至2014年10月8日，每月8日前支付利息4038元，2014年10月30日一次性支付还款44868元；第2期：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4月8日，每月8日前支付利息3365元，2015年4月30日一次性支付44868元；第3期：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10月8日，每月8日前支付利息2019元，2015年10月30日一次性支付44868元；第4期：2015年11月8日至2016年4月8日，每月8日前支付利息1346元，2016年4月30日一次性支付44868元；第5期：2016年5月8日至2016年10月8日，每月8日前支付利息673元，2016年10月30日一次性支付44868元；第6期：2016年11月30日一次性支付44868元；如到期推迟归还欠款，原告有权追回欠款，并从到期日起付日息1%，原告在合同甲方处签名并捺印，被告敬启帆在合同乙方处签名并捺印。2019年4月1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称高卓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负债，后由三股东于2013年12月30日做结算得出被告敬启帆应负清偿债务金额为269610元，被告敬启帆对此予以认可，被告杜鹃为此表示不清楚。被告敬启帆亦对《个人欠款合同》的签名予以确认，而两被告提供的《个人欠款合同》原件上并无被告杜鹃的签名，被告杜鹃亦表示对《个人欠款合同》不知情。另查一，被告敬启帆主张已向原告偿还部分欠款，并于庭后向法庭提交了《收款收据》、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以及银行交易流水予以证明，其中两份《收款收据》的内容分别为“2014年9月26日收到敬启帆还款本金100700元”；“2015年7月2日收到敬启帆还款19000元，注：以前还款今天止”，原告在两份收据的经手人处签名。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及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被告杜鹃分别于2015年8月3日转账1000元、2016年1月5日转账2000元、2016年3月3日转账2000元、2016年4月18日转账1000元、2016年5月7日转账2000元给案外人许某，被告杜鹃在2015年10月31日至2017年5月23日期间向案外人曾某转账10笔共计17500元。被告敬启帆主张向案外人曾某转账的17500元系替原告偿还。本院于庭后对原告所做询问中，原告对此称，对两份《收款收据》的还款予以确认，被告杜鹃向许某转账的8000元予以确认，转账给案外人曾某的17500元不予确认。另查二，被告敬启帆主张高卓公司股东结算时，对案外人周某2的欠款275000元应当由原告偿还，但因原告未偿还故案外人周某2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决原告、被告敬启帆及另外两案外人共同偿还该笔款项，故应当视为该欠款中四分之一即66943元包含在对原告所欠款269610元中，视为被告敬启帆已经向原告偿还了该66943元款项，故被告敬启帆已经向原告共计偿还了214143元欠款，仍欠55067元未能偿还。原告对此不予确认，并回应表示案外人周某2的诉讼案件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反驳，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应前款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个人欠款合同》，约定被告退出原高卓公司股权，并将其按合伙人股份比例承担的借款债务转为欠原告的借款。依据合同内容可知，该合同为当事人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本案案由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敬启帆对案涉《个人欠款合同》上的签名并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被告敬启帆应当按照《个人欠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敬启帆已经向原告偿还的款项如何认定？二、被告杜鹃是否对欠款负连带清偿责任？首先，2014年9月26日以及2015年7月2日原告向被告敬启帆出示的两份《收款收据》，原告确认，本院亦予确认。被告杜鹃向案外人许某转账支付的共计8000元，原告确认，本院亦予确认。而被告杜鹃向案外人曾某转账的17500元以及被告敬启帆所主张的案外人周某2的诉讼案件视为被告敬启帆已经向原告偿还了66943元，因被告敬启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自身观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被告敬启帆此两项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其次，根据2015年7月2日原告向被告敬启帆出示的《收款收据》显示，“注：以前还款今天止”，再结合被告签订的《个人欠款合同》可知，被告敬启帆向原告偿还的两份《收款收据》显示的金额共计119700元，已经将按照《个人欠款合同》约定的截止至2015年7月2日的利息及本金还清，即合同约定的前两期本息以及截止至2015年7月2日的利息已经还清。而其后被告杜鹃自2015年8月3日至2016年5月7日期间向案外人许某转账支付的共计8000元均系支付利息。现《个人欠款合同》约定的各期欠款均已到期，被告敬启帆应当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共计179472元（44868×4），应当偿还的分期期间利息为2015年7月3日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约定的利息再扣除被告杜鹃已经偿还的8000元，即10171元（2019×3+1346×6+673×6-8000）。再次，《个人欠款合同》约定，如到期推迟归还欠款，债权方有权追回欠款，并从到期日起付日息1%。合同约定利息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之规定，本院予以调整为年利率24%，故被告敬启帆应当偿还原告欠款本金179472元，其中44868元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息；其中44868元自2016年5月1日起计息；其中44868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息；剩余的44868元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息，均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最后，本案欠款系被告敬启帆因投资的公司退股结算签订欠款合同而产生，且《公司债务承担协议书》以及《个人欠款合同》并无被告杜鹃签名，故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杜鹃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敬启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宇高偿还欠款本金179472元及利息（其中44868元自2015年11月1日起；另44868元自2016年5月1日起；另44868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剩余的44868元自2016年12月1日起，均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再加上欠款分期期间利息10171元）。二、驳回原告张宇高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宇高提交六组证据。证据一《证明》，证明张宇高已于2014年10月15日还清张某1的全部欠款（30万元及利息）—包含敬启帆应承担的部分。证据二《收据》，证明张宇高已于2014年5月6日还清张某2的全部欠款（20万元及利息）—包含敬启帆应承担的部分。证据三《收据》，证明张宇高已于2015年2月14日偿还李某欠款1万元—包含敬启帆应承担的部分。证据四《借款协议书》，证明张宇高已于2014年9月30日前偿还黄某部分欠款，仍欠16万元（包含敬启帆应承担的部分）已转为张宇高个人借黄某的欠款债务。证据五《借款协议》共三份，证明（1）合伙公司所欠的所有借款债务都是以股东个人名义向外借贷；（2）合伙公司所欠曾某借款两笔共15万元是以张宇高和敬启帆的名义借贷；（3）上述15万元借款已于2015年10月1日转为张宇高向曾某借款。证据六《民事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证明合伙公司所欠曾某借款两笔共15万元已由张宇高各人负责清偿—包含敬启帆应承担的部分。另外特别说明，张宇高个人对合伙公司拥有债权共184850元。以上证据证明张宇高已经代替敬启帆还清其应承担的全部269210元债务。一审未提交是因为上诉人敬启帆在一审是认可269210元的债务事实，但是上诉状对方不认可，所以我方二审才提交。上诉人敬启帆、被上诉人杜鹃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4、5三性不予认可，相关证明并没有证人作证，无法核对三性。借款协议书反映了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对债务进行偿还，无法核实其承担东莞市高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敬启帆、被上诉人杜鹃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免责声明》，证明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的债务进行免责。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被上诉人还拖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按抵消原则，即使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款项，本案债务应当相互抵消，且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本金责任，我方保留追权权利。当时清理了债务所以对证据材料保管不全。上诉人张宇高的质证意见为：1、《免责申明》，此证据敬启帆已在一审提交过，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免责申明》不但没有免除而且证明敬启帆还欠张宇高个人的欠款事实。2、《股权股份转让协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股权股份转让与本案无关，《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证明：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支付方式、已于“双方向工商部门递交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资料之日支付已完成”。另外，有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96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该案的原告周某2亦不是与本案有关的275000元的债主周某1。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敬启帆是否应偿还涉案借款本息。2、杜鹃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敬启帆主张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张宇高没有全部偿还公司债务，不能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并提出张宇高拖欠其股权转让款37万元，应当抵偿。本院认为，一审时敬启帆对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并对承担债务269120元无异议，现其于二审主张合同无效，陈述前后不一致，且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本院不予支持。敬启帆应根据《个人欠款合同》约定向张宇高履行还款责任，至于敬启帆提出的张宇高拖欠其股权转让款，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敬启帆可另行主张。张宇高主张涉案债务为敬启帆和杜鹃的夫妻共同债务，杜鹃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本案债务系因敬启帆退股而产生，《公司债务承担协议书》《个人欠款合同》中均无杜鹃签名，张宇高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对张宇高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宇高、上诉人敬启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76元，由张宇高负担6838元，由敬启帆负担68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