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5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玉洲，男，195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迎明，辽宁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兴华，男，195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郸，男，198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住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上诉人白玉洲因与被上诉人岳兴华、原审被告刘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白玉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迎明、被上诉人岳兴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白玉洲上诉请求：请求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改判不得扣留、提取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执行人罗某的执行回款35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相关案件诉讼经过。刘郸诉罗某、张德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松山新区法庭）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辽0792民初205号民事判决，判决罗某、张德军连带偿还刘郸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2018年9月26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7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上述一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刘郸向松山新区人民法庭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封了罗某名下坐落于广州市的房屋两户。2018年9月25日，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就岳兴华诉刘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辽0703民初1781号民事判决，判决刘郸偿还岳兴华借款本金180万元及利息。2019年3月25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7民终189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岳兴华向凌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向松山法庭送达了（2019）辽0703执452执行裁定书，要求松山法庭协助“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刘郸在你法庭的被执行人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回款3500000元”。对此，上诉人向凌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辽0703执异43号执行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异议申请。2019年10月12日，上诉人提起了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二、上诉人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事实依据。（一）2018年5月28日，刘郸诉罗某、张德君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和刘郸就该案案涉债权达成转让合意，双方共同向松山新区人民法庭递交《委托书》一份，载明：“本人刘郸全权委托白玉洲为锦州太和区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案件执行代理人。该笔执行款项由被委托人接收并汇入被委托人指定账号，被执行人无论如何还款方式（现金及转账）必须由被委托人签收，因白玉洲是借给被执行人款项的实际出资人，并代为申请执行及接收执行款项。此委托期限至被执行款全部还清为止”。该《委托书》已订入（2018）辽0792民初205号案卷中。（二）2018年11月15日，刘郸诉罗某、张德君民间借贷纠纷进入执行阶段，刘郸和上诉人为通知罗某债权转让事实，双方共同向松山法庭执行庭递交《全权委托授权书》，载明：“原告刘郸及该笔执行款受益人白玉洲（实际判决款出资人），全权委托陈爱国办理锦州市太和区法院（2015）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案件执行代理人。因白玉洲年龄已高又在外地疗养，特此刘郸白玉洲全权委托陈爱国为该笔执行款代理人并负责全部事项及收款事宜，此委托期限至被执行款全部执行完毕为止”。该《全权委托授权书》已由执行法官送达被执行人罗某的配偶和代理律师（当时罗某在锦州市看守所羁押），并已订入松山法庭执行卷中。至此，刘郸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罗某。三、法律关系及上诉理由。（一）上诉人白玉洲和刘郸于2018年5月28日共同签发的《委托书》强调“执行款项……必须由被委托人（白玉洲）签收”，“至被执行款全部还清为止”。2018年11月15日的《全权委托授权书》，更是进一步指明上诉人为案涉债权的“执行款受益人”。两份“委托书”这几处表述显然不属于委托的范畴。委托书内容应为委托他人代办事务，而这两份“委托书”中除了委托（前一份由刘郸委托白玉洲，第二份由白玉洲和刘郸共同委托陈爱国）之外，还包含了债权转让的内容，即刘郸通过诉讼向罗某、张德君主张的债权，转让给白玉洲，明确白玉洲为执行款受益人。同时由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债务人进行通知。两份“委托书”经人民法院送达后，案涉债权的转让已对罗某、张德君产生效力，上诉人白玉洲自此成为罗某、张德君的债权人。白玉洲、刘郸先后两次通过名为“委托”实为“债权转让”的方式，明确了案涉债权的归属。（2019）辽0703执452号执行裁定书扣留案外人财产明显错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14项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据此，申请执行人权益并非均可通过执行程序救济，而应当通过另案诉讼程序处理。即使被执行人低价转让财产，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该行为亦属有效，更何况本案中刘郸向白玉洲转让债权实际是恢复实际债权人真实法律地位的正常民事活动。如被上诉人对该债权转让行为效力存疑，亦可通过诉讼程序行使撤销权，而不应在执行程序中对上诉人享有所有权的债权进行扣留、提取。（2019）辽0703执452号执行裁定书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直接否定上诉人的实体权利，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岳兴华辩称，上诉人称债权转让的事实不具有客观、合法性。一、上诉人和刘郸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的委托书表明了性质是刘郸为委托人，上诉人为受托人，建立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权限为代收执行款项，不具有债权转让性质。2018年8月15日全权委托授权书，刘郸为委托人，陈爱国为转委托人，上诉人为受托人，三方建立的也是委托代理关系，陈爱国代收执行款项和授权事项并不表明债权转让的事实。因此，该两份委托书建立的法律性质为委托代理关系，不包含债权转让的法律性质。二、假设存在债权转让事实，根据合同法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过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体现的事实是上诉人自认上诉两份委托书仅仅送达至罗某的代理人及妻子，鉴于罗某深陷囹圄，因此所谓债权转让因未通知债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三、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向锦州市松山新区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7民终1861号法律文书均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依法确认刘郸系罗某的合法债权人。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703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书，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7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均是生效法律判决书，其依法确认岳兴华系刘郸的合法债权人。截至目前，明确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本案法律关系变更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白玉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不能扣留、提取太和区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刘郸与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回款3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郸以被告罗某向其借款150万元，张德君作为连带责任人，到期未偿还借款为由，于2018年2月11日向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罗某、张德君支付其欠款150万元及利息。经锦州市松山人民法庭审理，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刘郸借款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8月4日起以1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款日止）；二、被告张德君对本判决第一项被告罗某承担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郸于2018年5月28日向松山法庭出具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刘郸全权委托白玉州为锦州太和区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案件执行代理人。该笔执行款项由被委托人接收并汇入被委托人指定账号，被执行人无论任何还款方式（现金及转账）必须由被委托人签收，因白玉州是借给被执行人款项的实际出资人，并代为申请执行及接收执行款项。此委托期限至被执行款全部还清为止。委托人刘郸，委托证明人陈爱国，被委托人白玉州”。被告罗某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经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辽07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刘郸申请松山法庭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刘郸于2018年11月15日给松山法庭执行庭出具了一份“全权委托受权书”，内容为：“原告刘郸及该笔执行款受益人白玉州（实际判决款出资人），全权委托陈爱国办理锦州市太和区法院（2015）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案件执行代理人。因白玉州年龄已高又在外地疗养，特此刘郸、白玉州全权委托陈爱国为该笔执行款代理人并负责全部事项及收款事宜，此委托期限至被执行款全部执行完毕为止，委托人刘郸、白玉州，被委托人陈爱国”。松山法庭在诉讼过程中查封的罗某名下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广州奥林匹克花园东5街2号201、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广州奥林匹克花园东5街2号202两处房屋。另查明，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岳兴华与被告刘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辽0703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刘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岳兴华借款本金180万元及截止到2016年11月3日的利息20万元；二、被告刘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岳兴华自2016年11月4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1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刘郸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经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辽07民终1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原告岳兴华申请本院执行。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向锦州市松山新区人民法庭送达了（2019）辽0703执452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事项为：“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刘郸在你法庭的被执行人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回款3500000元。”白玉州作为案外人于2019年9月20日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撤回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执4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不能扣留、提取太和区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判决书刘郸与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回款350万元。本院依法进行审查，认为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民事判决及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7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两审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刘郸为该案的债权人，而非案外人白玉州。案外人白玉州称其为“隐身出借人”的事实并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本院向锦州市松山新区人民法庭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故对案外人白玉州提出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辽0703执异43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白玉州的异议申请。白玉州对裁定不服，于2019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松山法庭原执行案件承办人徐保东、张野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证实：松山新区人民法庭受理申请执行人刘郸与被执行人罗某、张德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刘郸的委托代理人陈爱国于2018年11月17日向执行庭提交一份“全权委托受权书”，随后执行庭将该“全权委托受权书”通知了被执行人的委托代理人及妻子，委托代理人陈爱国全程参加了执行过程。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阻却对执行标的物的执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依据在于其与刘郸签订的《全权委托授权书》，并据此要求停止对涉案执行标的物的相关执行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8）辽0792民初205号民事判决及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7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两审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刘郸为该案的债权人，而非案外人白玉州，白玉州称其为“借款的实际出资人”这一事实并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加以确认，故本院向锦州市松山新区人民法庭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享有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白玉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原告白玉州负担。二审中，白玉洲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刘郸借给罗某的钱实际上是白玉洲的。罗某当庭陈述系听刘郸说所借款项是白玉洲的，且刘郸曾与罗某一起找过他还款。被上诉人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白玉洲为实际出借人。本院认为罗某证言无相关证据佐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上诉人的待证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案外人所享有的民事权益与申请执行人相比，其权利在利益平衡、对比中更应处于优位。本案所涉及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刘郸对罗某的债权，以及岳兴华对刘郸的债权，均已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根据《最高人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十一条：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因此，岳兴华在其对刘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要求执行刘郸对罗某的相应债权，具有法律依据。现白玉洲主张其为“隐身出借人”亦或与刘郸之间为债权转让关系，唯一的证据即为刘郸出具的两份授权委托书，显然证据不够充分，况且出借给罗某的款项是从案外人李刚的卡内转出，白玉洲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刚转出的案涉款项为其所有，故无法认定白玉洲为真正权利人。即便刘郸在授权委托书中一再强调白玉洲为实际款项出借人和执行款项受益人，但不足以产生对抗岳兴华民事权益的法律效力。故白玉洲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白玉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白玉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龙审判员  高 帆审判员  王金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文涛书记员高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