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2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鹏铭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华东城**。法定代表人：宁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光，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景驹，男，1966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刚，江苏新海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连云港鹏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冯景驹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20）苏0703民初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鹏铭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冯景驹一审诉讼请求；冯景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本案构成表见代理，而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在杨某1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时，杨某1自己在欠条上签名并按手印，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要求杨某1加盖上诉人公司公章，说明被上诉人确定其是给杨某1拉货的，并且该货款应当由杨某1本人偿还，所以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表见代理。如果说构成表见代理，在杨某1打欠条时，被上诉人应当提出异议，要求杨某1加盖上诉人公章，但被上诉人并未提出，所以本案明显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二，杨某12014年3月之前担任过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4年3月之后就退出上诉人公司并且不再担任上诉人公司任何职务，法人、股东的变更都是以企业信息变更时间为准，也都是公开的，而被上诉人与杨某1之间的运输合同发生在2017年，从时间上来说，也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于2017年4月30日与杨某1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以及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该两份证据证明了杨某1并非上诉人公司员工，其行为都是个人行为，和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性。也因为杨某1承包上诉人公司车辆，到后来的购买上诉人公司车辆，上诉人才将公司的相关证件、财务账户给杨某1使用，因为杨某1使用了上诉人公司的相关证件，一审法院就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是无依据的。因为所拉的集装箱都是在码头，用上诉人公司的出门证出入比较方便，个人进出并不是很方便，最主要的是杨某1打给被上诉人的欠条是以其个人名义打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从案件事实来看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杨某1是以个人的名义打欠条给被上诉人的，并没有以上诉人名义，也没有加盖上诉人公章，被上诉人对杨某1个人打给其的欠条予以认可，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杨某1是欠其运费的相对人，所以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在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起诉杨某1及上诉人，之后撤回对杨某1的起诉，杨某1个人打给被上诉人的欠条，也无上诉人盖章，欠条和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性，上诉人在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冯景驹二审答辩称，1.冯景驹运输的集装箱存放在鹏铭公司处，冯景驹运出港口的手续也是鹏铭公司出具的，且鹏铭公司财务人员向冯景驹支付运费也是事实，故冯景驹的运输业务就是鹏铭公司的业务，构成表见代理。2.上诉人提交的该公司与杨某1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以及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冯景驹对上述协议不知情，且对上述协议真实性有异议。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将相关证件、财务账户给杨某1使用，也证明了冯景驹的运输业务系鹏铭公司的业务，构成表见代理。冯景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鹏铭公司支付冯景驹运费105090元及利息，利息以105090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由冯景驹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景驹以自有车辆长期在连云港码头从事运输业务，并为方便干活，自发组织有相对固定的车队，以冯景驹为首，主要车号为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Ｇ×××**、苏Ｃ×××**等等。2020年3月12日冯景驹以杨某1、鹏铭公司为共同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鹏铭公司偿还其运费105090元，并以杨某1系该公司职工、安排冯景驹运输系职务行为、且向冯景驹出具了欠运费的欠条为由，要求杨某1承担连带责任。欠条内容为：“今欠冯景驹拖车运费拾壹万伍仟元整（115000）在2019年肆月份付清+90元杨某12018.11.11”，落款杨某1的签名上还盖有杨某1的指印。冯景驹主张该115090元杨某1于2018年12月6日由其子支付10000元，余105090元一直未能给付。鹏铭公司及杨某1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鹏铭公司认为涉案运输与鹏铭公司无关，系杨某2、杨某1的个人行为。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以电子送达的方式成功向鹏铭公司送达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一审法院根据冯景驹在诉状上载明的杨某1的地址“连云区景城名郡7号楼1单元1004室”及电话号码“137××******”邮寄送达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因电话无人接听且地址无人接收送达不成功；后一审法院根据冯景驹提供“连云区”的地址及同样的电话号码向杨某1邮寄送达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送达成功，经一审法院询问投递员，投递员称邮件由该地址的人电话联系杨某1，杨某1让人代收，故邮寄回执单上杨某1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为此杨某1与鹏铭公司共同委托张大光律师出庭参加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由于张大光在答辩时明确了答辩意见后，一审法院认为其答辩意见中主张的杨某1与鹏铭公司在案件中的权利义务不一致，张大光不能同时代理杨某1、鹏铭公司，而杨某1、鹏铭公司无其他人到庭参加诉讼，故一审法院没有继续开庭。2020年3月31日一审法院以海港花园C栋3单元301的地址向杨某1送达开庭传票，定于2020年4月22日下午开庭，杨某1仍叫其朋友代为接收，送达回单上也有其朋友代签的“杨某1”字样。张大光在到庭后确认其只代理鹏铭公司，一个声称是杨某1朋友的人拿着签有杨某1名字的授权委托书，要求作为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因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理人条件，一审法院没有允许其代理。因冯景驹陈述运输均是从港口码头往箱站运输空的集装箱，因出入港口需要出门证，故涉案运输均系鹏铭公司出具的出门证，出门证上加盖有鹏铭公司的公章，且有鹏铭公司向十号港检查站出具的保函。鹏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光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就相关运输具体手续欲向鹏铭公司的法人宁军核实，经电话联系宁军，宁军一直称其忙，未能到法院，一审法院至冯景驹提供的鹏铭公司的办公地址即邮寄送达杨某1的地址“连云区”时，室内有十几个人，称杨某1不在这，宁军也有事出去了。在一审法院再次以相同的方式送达杨某1开庭传票时，却不再有人代为接收，电话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故冯景驹申请撤回了对杨某1的起诉，仅要求鹏铭公司承担责任。而一审法院也一再要求宁军出庭说明运输具体事宜及与杨某2、杨某1的关系，但宁军一直未能出庭。为此，冯景驹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运输的出门证及保函。一审法院依据冯景驹申请，至连云港港口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保中心调取了2017年鹏铭公司出具给连云港公共资产管理墟沟检查站出具的《保函》9份及出门证若干份，并提供部分运输时的设备交接单加以印证，《保函》内容为:因港口生产的需要，我司现有空集装箱须从贵港出岗，望贵公司给予通行，我公司为了安全管理将车辆固定为……因此批空箱产生一切的责任，全由我司承担。落款处加盖有鹏铭公司的公章，并有联系人杨某1或者鹏铭公司姓郑的工作人员的签名及电话号码，该保函的背面有对应空集装箱的箱号；出门证上也均加盖有鹏铭公司的公章，并载明时间、箱号、运输车号，有部分出门证记载的提箱人为“冯”，填证人为“郑”，该出门证显示的车号均为冯景驹车队的车号。该出门证及保函与冯景驹提供的运输的设备交接单能够互相印证，证明冯景驹及其车友运输的空集装箱系鹏铭公司出具的出门证及保函才得以运输的。冯景驹主张空的集装箱的起运点也大多系在鹏铭公司在港口码头内租赁的场地上装车的，其与鹏铭公司多年来有长期的合作，都是杨某2、杨某1安排运输并结算的，杨某2系鹏铭公司的法人，杨某1系其弟弟，其对鹏铭公司更换法人的事实表示并不清楚，但之前系鹏铭公司会计伏某富付款的，并提供伏某富支付其款项的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加以证明，该清单显示伏某富2016年、2017年曾转账支付其款项，其中有涉案运输的前期费用。冯景驹表示鹏铭公司在连云区的地址办公，杨某2、杨某1也在鹏铭公司有办公室，法人变更前后联系安排冯景驹运输的流程及人员均没有发生变化，致使冯景驹一直认为运输业务系鹏铭公司的。鹏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否认伏某富系鹏铭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可冯景驹主张的起运空集装箱的地方系鹏铭公司租赁的场地，坚持认为鹏铭公司就在营业执照记载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22号华东城B32-131号办公。为此冯景驹向一审法院提供华东城B32-131号的现状照片，照片显示华东城B32-131号正在招租，证明鹏铭公司代理人所言不实。鹏铭公司代理人对照片不予认可。鹏铭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鹏铭公司2020年4月13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鹏铭公司的住所为华东城**，2015年12月11日鹏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某2变更为宁军，股东由杨某2、杨某3变更为宁军、王某。鹏铭公司该主张与报告一致。该报告还显示2014年3月27日鹏铭公司法人由杨某1变更为杨某2，股东由杨某1、李某龙变更为杨某2、杨某3。鹏铭公司在一审第三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宁军与杨某1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及《案件处理意见》1份，《车辆转让协议》第四条载明：“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按国家道路管理法及有关运输法规合法经营，如违法经营而造成的各项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第五条载明：“自协议签订日起该公司以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该协议落款的甲方法人处有宁军的签名，乙方接收人处有杨某1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1日。《案件处理意见》第6条载明：“杨某1自行将设备交接单交给冯景驹承运，并且与冯景驹进行结算，就应当由杨某1承担给付运费的责任”。但鹏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未能明确该两份协议与案件运输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在第一次邮寄送达杨某1不成功后，经查找杨某1的关联案件，杨某1在一审法院（2019）苏0703民初733号案件中，于2019年4月4日留下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送达地址为：海港花园C栋3单元301，电话号码为137××******。一审法院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冯景驹提供的杨某1出具的欠条，鹏铭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予以认可，结合冯景驹提供的派车某、设备交接单及冯景驹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鹏铭公司出具的《保函》及出门证，能够证明冯景驹运输的事实，该欠条亦能够证明尚欠冯景驹运费115090元事实，冯景驹自认该款由杨某1儿子代付10000元，尚余105090元没有支付。双方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且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依法对上述事实及证据予以确认。关于一审的焦点问题，即涉案运费应当由谁承担。冯景驹认为应当由鹏铭公司承担，鹏铭公司认为系杨某2、杨某1安排冯景驹运输，且由杨某1向冯景驹出具欠条，故运输系杨某2、杨某1的个人行为，与鹏铭公司无关，鹏铭公司不应当承担该笔运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以冯景驹为首的自发组建的车队与鹏铭公司之间有长期的运输业务，虽然案件所欠运费的欠条系由杨某1出具，但杨某2、杨某1一直以鹏铭公司的名义安排冯景驹等从事运输业务，故冯景驹与鹏铭公司之间成立公路货物运输关系，运费也应当由鹏铭公司承担责任，理由如下：1.鹏铭公司的法人由杨某1变更为杨某2，又由杨某2变更为宁军，这表明杨某1、杨某2至少曾经是鹏铭公司的人；2.不管杨某1、杨某2是否是鹏铭公司的法人，由于冯景驹与其合作时间较长，关于鹏铭公司的运输业务均由其安排，从冯景驹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保函及出门证也可以体现出还有鹏铭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参与，且鹏铭公司的财务人员伏某富还向冯景驹支付运费，这也充分说明鹏铭公司一向没有以其公司名义向冯景驹支付运费，包括涉案运输以外的运费；3.鹏铭公司的办公地点在连云区，虽然鹏铭公，虽然鹏铭公司不认可是其住所，但鹏铭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鹏铭公司并没有实际使用海港花园寻找宁军时，室内的人员也没有否认宁军不在这办公，这里至少是鹏铭公司的办公地点之一。而杨某1于2015年经变更不再是鹏铭公司法人，但其在2019年还向一审法院留该地址为送达地址，且一审法院向该地址两次送达开庭传票时，均能成功送达，这可以印证冯景驹主张杨某1、杨某2在鹏铭公司有办公室的说法；4.案件运输的集装箱，主要是在鹏铭公司在港口码头内租赁的场地起运，鹏铭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5.冯景驹承运的集装箱，其出港的保函及出门证均是鹏铭公司的名义办理，且加盖有鹏铭公司的公章，部分有杨某1的签名，部分有鹏铭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签名；6.鹏铭公司虽然否认与冯景驹之间成立运输关系，但鹏铭公司对其出具保函及出门证，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一审法院认为鹏铭公司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与案件运输业务没有关系，但鹏铭公司一直回避运输业务与其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其与杨某2、杨某1之间的关系；7.虽然鹏铭公司也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宁军与杨某1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2018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及《案件处理意见》，但鹏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未能明确该两份协议与运输的关联性。一审法院根据该3份证据的内容推测，鹏铭公司认为杨某1在2018年所欠债务与其公司无关，但实际上运输业务均发生在2017年，只是所欠运费的欠条杨某1系在2018年11月11日向冯景驹出具。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某2、杨某1即使在2017年已经不再是鹏铭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其与是鹏铭公司工作人员时一样安排冯景驹运输业务，并与冯景驹进行结算，其办公地点与鹏铭公司相关联，所运输集装箱在港口码头内的存放地点也是鹏铭公司的，运输业务运出港口的手续均由鹏铭公司出具，虽然冯景驹未能举证证明鹏铭公司向其支付过运费，但鹏铭公司财务人员向冯景驹的付款也是事实，故冯景驹确有理由相信其运输的业务系鹏铭公司的业务，构成表见代理，故因此产生的运费应当由鹏铭公司承担。对冯景驹主张的运费利息，冯景驹要求按年利率6%，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鹏铭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冯景驹运输费用10509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0509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2402元，由鹏铭公司承担（因冯景驹已预交，鹏铭公司将该款于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冯景驹）。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某1在本案中安排冯景驹运输集装箱并向冯景驹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构成对鹏铭公司的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冯景驹2015年开始即受杨某1安排在涉案港口码头内运出集装箱，冯景驹认为杨某1的行为一直代表鹏铭公司，因为之前冯景驹的运费均由鹏铭公司会计伏某富支付。鹏铭公司认可伏某富系鹏铭公司会计，且认可在2017年4月之前委托过冯景驹运输集装箱，但主张2017年4月鹏铭公司车辆转让给杨某1之后，鹏铭公司未再委托过冯景驹运输集装箱，而涉案运输业务及欠条均发生在2017年4月之后，故鹏铭公司认为本案冯景驹主张的运费与鹏铭公司无关。本院认为，杨某1在本案中安排冯景驹运输集装箱并向冯景驹出具欠条的行为构成对鹏铭公司的表见代理。理由：1.鹏铭公司认可2017年4月之前委托过冯景驹从涉案港口码头内运出集装箱，冯景驹称自与鹏铭公司有运输业务以来，均是杨某1代表鹏铭公司委托其运输集装箱，本院认为，即便2017年4月之后鹏铭公司已按其一审提交的《车辆承包协议》将相关业务承包给了杨某1，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该承包事宜通知了冯景驹，故鹏铭公司以已将相关业务承包给杨某1为由主张涉案运费应由杨某1承担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2017年4月之前，冯景驹与鹏铭公司之间运输业务产生的运费均是由鹏铭公司会计伏某富代为支付，且伏某富还代为支付过本案运输的前期费用，故冯景驹有理由相信涉案运费仍应由鹏铭公司负担。3.冯景驹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涉案集装箱运出港口的保函及出门证落款处均加盖了鹏铭公司印章，并有杨某1或鹏铭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且涉案存放集装箱的港口亦是鹏铭公司承租，故冯景驹有理由相信涉案集装箱系鹏铭公司委托其运输。综上，杨某1在本案中安排冯景驹运输集装箱并向冯景驹出具欠条的行为构成对鹏铭公司的表见代理，涉案运费应由鹏铭公司承担。关于鹏铭公司称因杨某1承包了该公司的车辆，才将公司相关证件、财务账户交给杨某1使用。本院认为，鹏铭公司该行为恰能证明该公司在内部管理上存在问题，对于冯景驹相信涉案运输业务的相对人始终是鹏铭公司，鹏铭公司自身存有过错。关于鹏铭公司称杨某1并非其员工，其行为只能代表个人，本院认为，杨某1及其兄弟杨某2均曾担任过鹏铭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4月之前杨某1亦曾代表鹏铭公司委托冯景驹从涉案码头运输集装箱，故对鹏铭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鹏铭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2元，由上诉人连云港鹏铭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 慧审 判 员  曹守军审 判 员  周文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文晓书 记 员  任 燕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