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18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达初，男，196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荣，广东天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柱华，广东天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家谦，男，200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法定代理人：余伟强（被上诉人余家谦的父亲），男，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辉，广东连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广东连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达初因与被上诉人余家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3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达初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余家谦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不是合同纠纷，而是合伙纠纷，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案由。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进行判决，是错误适用法律，本案应当适用合伙经营的法律进行判决。因佛山市南海区宇高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高公司)尚未对合伙期间的经营进行清算，故余家谦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中，余家谦以借据提起诉讼，陈达初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及相关证据。《入股金额明细协议书》实为一份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证明了余家谦的母亲梁玉开与陈达初的合伙开始时间为2016年2月1日，合伙经营的企业为宇高公司，梁玉开现金出资96000元，陈达初出资94444元，各占50%的合伙份额。合伙时宇高公司的资产为248802元，合伙后，宇高公司和合伙人（梁玉开与陈达初）需要承担向前合伙人林翠颜支付退伙款146694元和归还银行贷款50000元的债务（合计债务196694元）。2017年1月15日《借据》项下的款项并非陈达初向梁玉开的借款，而是梁玉开向宇高公司的出资款。《借据》签订时，梁玉开还是宇高公司的合伙人，梁玉开是2017年7月7日自行离开宇高公司的。《借据》签订后，梁玉开并没有按《借据》的约定向宇高公司缴付出资款320000元，直到2017年6月24日，梁玉开只向宇高公司缴付了《借据》项下的246800元。合伙人的出资款、投资款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合伙经营后，合伙人的出资款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要么因合伙企业盈利而升值了，要么因合伙企业亏损而贬值了。一审法院错误的把本案纠纷认定为合同纠纷，把梁玉开的出资款视为合同约定的金额，显然是错误的。合伙开始后至梁玉开退伙时，宇高公司账面已经亏损了317941.34元，每个合伙人应当分担的账面亏损额为158970.67元，扣减已经退给梁玉开148520元，账面上尚应当退回梁玉开29299.33元。宇高公司至今还未收回的债权有137699.61元，因此，上述账面上尚应当退回梁玉开的29299.33元只是理论上的会计账，是建立在至今还未收回的债权137699.61元都能实现的基础上。事实上，宇高公司大部分未收的债权因债务人破产或者已经走路而不可能实现。因此，待宇高公司清算完毕后，扣除实际不能收回的债权(坏账)，陈达初不但不需要向余家谦（梁玉开）支付账面的应退款29299.33元，余家谦（梁玉开）可能还需要弥补亏损。因此，在宇高公司尚未对合伙期间的经营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余家谦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法院应当按合伙关系进行审理，查清合伙事实、合伙人的出资、合伙经营、合伙盈亏、债权债务等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余家谦辩称，陈达初与梁玉开双方经营结算，陈达初出具借据确认其应退还梁玉开全部股份款为320000元，该数额是综合双方的出资、公司的债权债务等情况，双方结算确认而得出的。陈达初与梁玉开结算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化为普通的金钱债务关系，不属于合伙关系。陈达初拖欠经双方结算确认的退伙款，梁玉开及其继承人有权按照借据要求陈达初支付款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是正确的，陈达初要求再行结算没有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陈达初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余家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陈达初向余家谦归还欠款22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陈达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宇高公司是陈达初投资开办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资金周转问题，陈达初与梁玉开协商向宇高公司注资以继续运营。2016年7月6日，陈达初与梁玉开确认经盘点2016年2月1日宇高公司资产价值为270202元，3-6月梁玉开投入现金96000元。2017年1月15日，陈达初以借款人身份向梁玉开出具《借据》，确认借梁玉开320000元用于宇高公司运作，宇高公司现有单据(应收货款)355185元全部用于还款，收到货款后转入梁廷柱(梁玉开弟弟)账户，确认该款为梁玉开的全部股份款。2017年1月20日至6月24日，梁玉开共转246800元入陈达初账户。2017年5月12日，宇高公司出具《宇高公司委托证明》，证明梁玉开因事退出公司，新力欧菲尔电梯厂金额83101.75元的货款委托梁玉开收取并作为退股补偿金(其中2017年的货单3份共67996.75元，已经交单但未收完款的金额15105元)。11月，梁玉开签名确认收到货款单据(包括2016年未收款15105元)，金额83100元。2018年2月，陈达初与梁玉开签立《证明》，确认由于梁玉开不愿意去收取新力欧菲尔电梯有限公司货款83101.95元，将所有单据交还陈达初去收款，货款以到梁玉开账号为准，此前所签订的新力欧菲尔电梯厂凭证宣布无效(特别注明3份单共67996.95元)。关于陈达初的还款情况，2017年7-9月向梁廷柱还款90000元，于2017年3月-2018年2月向梁玉开还款58520元。2019年4月22日，梁玉开因病去世，余家谦是梁玉开的继承人。诉讼中，陈达初称已经于2019年3月在梁玉开住院时将6万多元货款单据交给了梁玉开，余家谦则表示是在梁玉开去世前3日才将单据交给梁玉开的，梁玉开不可能再去收款。一审法院认为，陈达初与梁玉开协商投资经营陈达初开办的公司，陈达初出具《借据》确认了梁玉开的投资款金额并收取应收款用于还款。陈达初应当向梁玉开归还投资款，现梁玉开已故，陈达初应当向梁玉开的继承人即余家谦归还。一、关于陈达初应当归还的投资款总金额。梁玉开进行投资，其付款方式除了银行转账也包括现金支付，虽然立具《借据》后梁玉开银行转账给陈达初的金额为246800元，但梁玉开之前的现金投资为96000元，两者已经超过《借据》确认的320000元，故该投资款金额法院予以确认。二、关于陈达初已经归还的金额。陈达初先后向梁廷柱还款90000元、向梁玉开还款58520元，合共148520元，余家谦在诉讼中也认可，法院予以确认。三、关于应收款抵债问题。陈达初在《借据》表明收取应收款还款给梁玉开，只是还款方式问题，其后由于梁玉开不愿意自己去收取货款抵偿，与陈达初协商一致将所有单据交还陈达初由陈达初去收款，也进一步说明了应收款是收回后再抵扣而非以债抵债。宇高公司出具的证明也是委托梁玉开收取并作为退股补偿金，其后梁玉开不愿意去收货款时又将所有单据交还陈达初。至于后来陈达初又将单据交给梁玉开的事实，双方没有书面确认，从双方的习惯来看并没有取得梁玉开的同意，不能认定所交的单据的债权用于抵偿投资款，梁玉开之前已经不同意去收取货款抵偿投资款，反而住院期间接受陈达初提交的单据并去收款，与常理不符。因此，宇高公司的债权不能抵偿梁玉开的投资款。综上，梁玉开的总投资款为320000元，扣减已经收回的148520元，陈达初仍应归还171480元。余家谦相应的本金及利息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陈达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投资款171480元予余家谦并从2019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二、驳回余家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300元（余家谦已预交），由余家谦负担435.2元，陈达初负担1864.8元并于给付上述债务时一并迳付余家谦，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上诉人陈达初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入股金额明细协议书》；2.2016年宇高公司收入货款明细表、2017年宇高公司收入货款明细表、账本账页；3.宇高公司债权表、未收货款登记明细流水记录、宇高公司销售单；4.2016年宇高公司支出明细、2017年宇高公司支出明细、账本账页；5.退还林翠颜的退伙款明细表；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6.宇高公司未付的合伙债务明细表、收据、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税收完税证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宇高公司未付的客户款、乐星厂销售单、乐星厂销售送货单、乐星厂送货单、送货单；7.退货单据明细、骄杨聚氨酯公司要求退货单、退货单、销售单；8.《与达接管时总资产270202元》材料、银行交易明细。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二审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8主要是用以反映陈达初与梁玉开合作经营期间的状况（包括收入支出、债权债务等情况），经审查，案涉《借据》是梁玉开与陈达初对双方之间的数额核算厘清之后而形成的，该《借据》属于债权凭证，陈达初主张双方之间并没有清算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具体理由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据此，证据2—8缺乏审查的必要性，本院不作审查及认定。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陈达初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是否恰当；二、陈达初应否向余家谦偿还相关款项及计付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陈达初以个人名义出具书面凭据确认应向梁玉开偿还相关款项，现梁玉开的继承人余家谦以该份书面凭证作为依据向陈达初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达初在该方面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梁玉开与陈达初合作经营公司，后来陈达初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据》确认梁玉开的320000元用于宇高公司运作，宇高公司现有单据355185元（应收货款）全部用于还款，该款为梁玉开的全部股份款。诉讼中，余家谦认为该《借据》是梁玉开与陈达初对双方之间的数额核算厘清之后而形成的，陈达初应依约承担还款责任；陈达初则认为双方之间并没有进行清算，不应支持余家谦的诉讼请求。经审查，该份《借据》实质上属于债权凭证，陈达初签名确认梁玉开享有的债权数额为320000元并约定了还款方式，陈达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该凭证的意思表示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在该份债权凭证签订之后，陈达初亦履行了部分义务，包括通过银行转账偿还了部分款项，以及向梁玉开交付货款单据并由其追收货款用于抵债（该情形符合陈达初在《借据》中约定的还款方式）。另外，宇高公司还曾经出具委托证明（有陈达初的签名），表明梁玉开因事退出公司，现将有关货款单据的款项委托梁玉开收取，相关款项作为梁玉开的退股补偿金。因此，根据陈达初的还款行为、梁玉开曾经收取货款单据的事实、宇高公司委托证明所表达的内容含义（一是梁玉开退出公司，二是相关款项作为梁玉开的退股补偿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综合分析，本院认为，余家谦的主张有合理依据，可信程度较高，本院予以采纳，即确认案涉《借据》是梁玉开与陈达初对双方之间的数额核算厘清之后而形成的，《借据》属于债权凭证，陈达初以其个人名义出具，应依约承担还款责任。陈达初认为其与梁玉开之间并没有进行清算，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对陈达初二审提交的证据2—8亦不作审查及认定。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可知，梁玉开之前的出资为96000元，后来分几次转账合共交付246800元，两者之和已经超过《借据》所载明的320000元，故本院对债权本金320000元予以确认。此后，陈达初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分多笔合共还款148520元，该款应在本金中予以扣减。虽然梁玉开曾经收取了部分货款单据，但后来梁玉开不愿意自己去收取货款，并将有关单据交还给了陈达初，因此该事实并不能证明梁玉开还收取了其它形式的还款。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仅可认定陈达初的还款数额为148520元，该款在债权本金320000元中扣减后，陈达初尚应偿还171480元并计付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陈达初认为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达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9.6元，由上诉人陈达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陈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