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37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启良，男，汉族，1963年8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单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拥军，男，汉族，1971年12月2日出生，住山东省单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守娟，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公雷，男，汉族，1957年9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单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栋，山东荣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杨公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2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守娟，上诉人杨公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启良、朱拥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1722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退还朱启良合伙出资97495元，第二项中退还朱拥军合伙出资83837元的判决，改判退还朱启良合伙出资176185元，退还朱拥军合伙出资151503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认定四合伙人出资均交由被上诉人保管系认定事实错误。1、2014年4月13日四合伙人签名确认的结算清单，不仅显示经营本次煤炭投入本金为287550元，还显示了“拥军实出资151503元”，这说明朱拥军在结算时已实际投入了151503元。2、2014年4月26日四个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的投资清单显示“银良(朱启良)：176185元、拥军：151503元……”，投资清单中朱拥军出资款与结算清单中计算的朱拥军出资款数一致。而朱启良出资数额有整有零，精确到元，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176185元显然不是欲出资，而是根据实际出资计算出来的。两份书证可证两上诉人各实际出资176185元、151503元。3、案外人彭述轩是四合伙人之一，他是亲历合伙经营的当事人之一，他的陈述能反映案件事实。上诉人曾要求彭轩述出庭作证，但彭述轩鉴于其和被上诉人的亲戚关系不同意作证。无奈之下，上诉人只有申请法院对其调查。一审开庭出示了彭述轩的调查笔录，彭述轩认可所有合伙投资款都交给被上诉人。而一审判决却未提及彭述轩的调查材料。上诉人认为，彭述轩作为身份特殊的证人，其所陈述的事实结合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的陈述，可证实合伙投资款都交付给被上诉人的事实。4、书证能证实两上诉人实际出资到位，即说明钱款不在两上诉人手中，如在两上诉人手中不能称实际出资。彭述轩证实合伙财产在被上诉人手中，而被上诉人称其未持有分文合伙财产。就被上诉人这样的辩解，显然是做的虚假陈述不可信，从证据角度分析，四个合伙人中三个人认可合伙财产在被上诉人手中，上诉人就这一事实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全额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杨公雷上诉请求：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分项陈述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表现在如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方提供的所谓“出资清单”系书证具有证据效力是明显错误的。因为，二被上诉人从(1)民事起诉状开始陈述2014年4月26日四合伙人共同确认每人分别出资数额(朱拥军151503元，朱启良176185元，杨公雷92000元，彭述轩99950元，合计519638元)；2014年4月13日四合伙人共同对合伙生意进行结算，本金投入287550元，收入319699.8元，盈利32150元等内容——→(2)到庭审陈述已经实际投资了519638元并用现金方式全部支付给杨公雷保管——→(3)一审庭审举证所谓“结算清单”，以其记载又称实际投入资金319700元，——→(4)回答法庭提问时又陈述当时兑的钱不够了，余下的就让杨公雷补上了钱。上述虚假陈述矛盾表现在：(1)既然四合伙人已经投入了519638元，根据“结算清单”实际购买煤炭才使用了319700元，尚有20余万元款项，怎么能说资金不够呢?(2)既然519638元投资款都已经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了杨公雷，就应该是杨公雷开支，为何在所谓“结算清单”中又记载“总计11车经拥军支现金70233元，支银良现金10000元。拥军支现金：11车运费70233+前两车38285+抵安货款2300+为泰信开运发票：685。支银良现金40000元等由二被上诉人实际支付大额现金的内容。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方提供的所谓“结算清单”系书证具有证据效力更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结算清单”中注明了“泰信”，购买煤炭的时间分别是2013-5-15、2013一26、2013-7-1、2017-7-2、2013-7-3、2013-7-4的煤炭交易情况。在起诉状和庭审时被上诉人均陈述上述煤炭均是出售给单县泰信公司，煤款已经被杨公雷从泰信公司领取。 但是，单县泰信公司作为有限公司，有健全的会计制度。泰信公司每次所购入的煤炭数量、车号、日期和时间、毛重、净重、都有原始机打《计量单》，在所有《计量单》的空白处均有泰信公司相关人员签名并注明日期。会计部门再依据《计量单》制作相关会计凭证和一定时期内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可是一审时上诉人和其代理人到单县泰信公司查询，并没有查询到，而且单县泰信公司根本就没有在2013-5-15、2013一26、2013-7-1、2017-7-2、2013-7-3、2013-7-4收到过所谓“结算清单”注明的煤炭。一审时也向法庭提供了单县泰信公司制作的供货商为陕西省铜川市瑞峰工贸有限公司和济宁祥海商贸有限公司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及与之对应的煤炭入库《计量单》。用于证明的“如果单县泰信公司真正收到过“结算清单”注明的煤炭交易时间为2013-5-15、2013一26、2013-7-1、2017-7-2、2013-7-3、2013-7-4日的煤炭会有相应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及与之对应的煤炭入库《计量单》”。但对该份证据一审判决书中载明，“本院认为，不能证明该煤炭交易行为系案涉合伙经营煤炭的交易，更不能否定是四合伙人签名确认的结算单中载明的煤炭交易的真实性”。从而否认被上诉人提交“结算清单”记载内容虚假性。丛被上诉人为了欺骗法庭，为了掩盖案件事实真相，不断改变说辞的矛盾中已经反应出“出资清单”和“结算清单”记载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两份书证已经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法定要件，已经让人们产生了合理怀疑，已经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了。那么再以不合法的证据认定的所谓案件事实便是错误事实。第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杨公雷从单县泰信公司领取了四合伙人从2013年5月15日日至2013年7月4日的煤款319700元，也是认定事实错误。因为，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共向法庭提供了四组证据，对这四组证据被上诉人没有用于证明上诉人杨公雷已经从单县泰信公司领取了四人共同款项319700元。这四组证据根本也无法证明杨公雷领取的款项就是2013-5-15、2013-26、2013-7-1、2017-7-2、2013-7-3、2013-7-4日的煤炭款。所以对于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而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的虚假事实，一审判决也是不能认定的，对这种无证据证明的虚假事实认定也是错误的。第四，一审判决认定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均为书证原件确认其证明力；同时，确认两份清单所载明的出资数额、煤炭交易时间等事实。也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从表面上看上具有书证的表象。但是书证有多种，本案案涉“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是二被上诉人为主张其权利向法庭提供，属于私人书证。由于私人书证在制作上没有特殊要求，制作程序简单，容易出现缺陷，如内容不完整，意思表示不明确、具体，甚至欺诈等，产生的纠纷较多，这也是私人书证区别于公权书证的地方。所以就要求审判机关对私人书证严格审查，去伪存真，不仅要审查形式特征更要注重实质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通过庭审程序中上诉人的质证、举证和被上诉人自相矛盾的陈述。已经反应出种种不实和虚假之处，这些不实和虚假之处已经使“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不具备证据法定要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一审判决却简单的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确认其证据效力并以此否认上诉人举证证明的案件事实。另外，任何书证都是基于一定目的制作的，私人书证反映的是制作者的某种内心意图，本案“结算清单”的内容就是被上诉人朱拥军自行所书写的，而且其所书写的在2013-5-15、2013一26、2013-7-1、2017-7-2、2013-7-3、2013-7-4日卖给单县泰信公司的煤炭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分析证据制作者的主观意图动机是什么，所记载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客观事实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伪造、变造行为，以便还原事实真相。最后，私人书证是以其记载或表达的内容来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应结合案件事实通过其文字表述来审查其记载或表达的内容，与案件基本事实是相符还是相悖，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与案内其他证据、事实是否相一致还是冲突。所以，基于上述情况就不能再孤立地审查本案“结算清单”外在形式，更要与案内其他证据互相结合起来综合判断，考察它与其他证据之间是相互印证、统一协调，合情合理，还是彼此矛盾、难自圆其说。但一审判决却简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76条，否认上诉人具有事实依据的抗辩。综上，由于一审判决回避“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中重要不实和矛盾之处，致使在认定案件主要事实存在上述错误，导致错误适用了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朱启良、朱拥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公雷退还朱启良合伙投资款176185元，合伙盈利4549.25元；2、判令杨公雷退还朱拥军合伙投资款151503元，合伙盈利4549.25元；3、诉讼费用由杨公雷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启良、朱拥军与杨公雷及案外人彭述轩共同经营煤炭生意，四人口头约定共同出资，平均分配盈利，杨公雷负责将煤炭销售给泰信纺织并领取煤款。2014年4月13日，朱拥军书写制作了结算清单四页，朱启良、杨公雷、彭述轩在第四页尾部分别签字确认。四页清单的前三页列明了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7月4日运煤的车辆、运费、货款、卸车费、磅费、餐费等详细支出情况，清单第四页载明：“此批货投入：145047+31000+111503元=287550，泰信应结账：507.46吨×630元/T=319700，实际收入：319700-287550=32150.00账面余现金13953.00”。2014年4月26日，四人分别签名的出资清单载明投入资金数额分别为：杨公雷92000元，朱银良176185元，彭述轩99950元，朱拥军151503元，合计519638元。 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朱启良、朱拥军的申请到泰信纺织调取了期间为2011年第3期至2019年第3期供货商为济宁锦瑞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瑞莱煤业）、济宁祥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海商贸）、杨公雷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核算项目明细账显示：2014年12月26日至2016年10月31日，泰信纺织先后四次从祥海商贸、锦瑞莱煤业购入煤炭，并支付了部分煤款；截止至2018年9月30日，泰信纺织欠祥海商贸煤款342306.71元、欠锦瑞莱煤业煤款449298.30元，该两笔债权共计791605.01元调整至杨公雷名下。 杨公雷主张其签名时出资清单是空白的，是为了在案外人胡月忠的煤场存放煤炭签的名，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杨公雷对结算清单第四页中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对外委托鉴定。2019年6月27日，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以申请鉴定人杨公雷未交纳鉴定费用，鉴定工作无法进行为由，将案件退回一审法院。杨公雷主张结算清单中的煤炭交易是不真实的，并提交了陕西省铜川市瑞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峰工贸）和祥海商贸的核算明细账及计量单，计量单显示泰信纺织与瑞峰工贸、祥海商贸之间的煤炭交易发生在2014年5月15日至2014年11月28日期间，而非结算清单中载明的2013年5月至7月。根据朱启良、朱拥军的申请，一审法院对杨公雷的财产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朱启良、朱拥军、杨公雷与彭述轩四人共同出资经营煤炭生意，并约定了盈余分配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之规定，四人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合伙终止后，四合伙人进行了清算。合伙人应根据清算结果，按照约定分配盈余，收回出资。 结算清单载明泰信纺织应结煤款319700元，按照合伙约定该款应由杨公雷从泰信纺织领取。现泰信纺织所欠杨公雷煤款791605.01元，是由祥海商贸、锦瑞莱煤业调整至杨公雷名下。泰信纺织原欠祥海商贸、锦瑞莱煤业煤款分别为342306.71元、449298.30元，与泰信纺织欠四合伙人煤款319700元，在数额上均不相同。祥海商贸、锦瑞莱煤业与泰信纺织发生煤炭交易的时间（2014年12月26日至2016年10月31日）和泰信纺织与四合伙人发生煤炭交易的时间（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7月4日）亦不相同。杨公雷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四合伙人是以祥海商贸或者锦瑞莱煤业的名义与泰信纺织发生的煤炭交易，故泰信纺织所欠杨公雷煤款791605.01元不是四人合伙期间的债权，合伙期间泰信纺织所欠煤款319700元已由杨公雷领取。该款应由四合伙人进行分配。其中合伙盈余32150元，按约定由四合伙人平均分配，朱启良、朱拥军在本案中要求分配其中的18197元，即每人4549.25元，系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合伙盈余之外的款项287550，应根据四合伙人出资数额按比例退还给合伙人。经计算，应退还朱启良97495（287550÷519638×176185）元、退还朱拥军83837（287550÷519638×151503）元。朱启良、朱拥军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四人的出资均交由杨公雷保管，其要求杨公雷全额退还出资，无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杨公雷称其在出资清单上签名时该清单是空白的，是为了在案外人胡月忠的煤场存放煤炭签的名，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对杨公雷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公雷对结算清单第四页中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进行鉴定，后因其未交纳鉴定费用，鉴定工作无法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公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的规定,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均为书证原件，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明力。对两份清单所载明的出资数额、煤炭交易时间等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杨公雷提交的瑞峰工贸和祥海商贸的核算明细账及计量单，仅载明煤炭交易发生的时间、数量等内容，其中没有四合伙人的签注内容，不能证明该煤炭交易行为系案涉合伙经营煤炭的交易，更不能否定四合伙人签名确认的结算清单中载明的煤炭交易的真实性。杨公雷有关合伙期限并非两个月、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等抗辩观点，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公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朱启良合伙出资97495元、支付原告朱启良合伙盈余4549.25元；二、被告杨公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朱拥军合伙出资83837元、支付原告朱拥军合伙盈余4549.25元；三、驳回原告朱启良、朱拥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52元，减半收取3176元，由原告朱启良、朱拥军负担1380元，被告杨公雷负担1796元；保全费2205元由被告杨公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证据的认定过程。内心能够确信的标准就是民事诉讼中要求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一，本案中，关于出资清单、结算清单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审时，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出具了带有上诉人杨公雷等四合伙人签字的出资清单与结算清单，尽管上诉人杨公雷否认出资清单的效力，并在一审主张在出资清单上签名时案涉清单为空及结算清单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杨公雷应就该主张提供足够的、确切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但纵观一二审提供的证据，上诉人杨公雷并未进行相应鉴定，且二审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其所举证据并未达到证明其诉讼目的的标准，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若案后上诉人杨公雷出现其他新证据，可另案起诉主张权利。 第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上诉要求按照全额退还出资，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杨公雷保管了全部出资，一审中彭述轩虽然证实出资由杨公雷保管，但彭述轩作为合伙人之一，与本案亦有利害关系。在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不能举证证明出资交付给杨公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的认定并无不当。若案后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出现其他新证据，可另案起诉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杨公雷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8元，由上诉人朱启良、朱拥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09元，由上诉人杨公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王媛媛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刘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