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19947号原告：厦门市文泰兴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官任路**官任大厦**之一。法定代表人：黄金潮，职务：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严祥平，福建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康利梅，女，197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付科尧，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厦门市文泰兴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康利梅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和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的经营场所在厦门市，被告与其所在的广州店铺存在雇佣关系，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被告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供的工牌与名片，名称有文泰兴纺织品有限公司、文泰兴纺织、其中还有厦门恩特斯贸易有限公司，体现被告是用多个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活动的事实，并非只是用原告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被告虽持有盖有原告公司合同章的《采购合同》、《供需合同》，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康利梅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尚需结合事实上的劳动管理和工资支付等情况综合认定。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要求：1、确认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在劳动仲裁中，被告提交了其在原告任职期间的工牌和名片。原告的业务单位销售采购合同原件中，部分合同中表明了被告是公司的采购联系人，且提供了纺织货物快递单，快递单的地址是原告广州的办事处，快递单记载的是原告公司，收件人是被告。被告提供了原告向被告发放工资的部分记录，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金潮所发放。被告提供了2019年2月19日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录音记录。录音里面明确原告在广州市办事处也就是被告的工作地点，负责人蔡青阳是原告的代表人黄金潮的表弟，原告公司负责人蔡青阳与被告的聊天记录中，说是因为原告公司要关停广州的档口，所以原告单方提出解除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提供原告公司2016、2017、2018年被告的销售明细表，该表证明被告在原告处任职销售。被告还提供了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工作中以及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的聊天记录。在本次庭审被告还提交了与原告工作人员、合作单位相关工作往来的记录。聊天记录中交易回单清晰写着原告是收款人。被告还提供了其与原告代理律师在2018年关于就被告的销售业务岗位中如何取证维护原告公司权益的相关沟通记录。原告的代理律师在仲裁庭审中，也说明了原告的律师是原告公司的顾问律师，上述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原被告是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被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就与被告的劳动争议曾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一、确认被告与原告自2012年11月3日至2019年2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支付销售业绩提成金额157419.35元（当庭变更仲裁请求金额为158887.81元，期间为2015年、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91192.43元（当庭变更仲裁请求金额为192783.24元，计算方式为：14829.48元/月×6.5个月）；四、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金额771315元（当庭变更仲裁请求金额为772765元，期间为2012年11月3日至2019年2月19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4074号仲裁裁决：一、确认被告与原告自2013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上述裁决，提出本案诉讼。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仲裁委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被告的岗位是业务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的工作地点在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轻纺城F5063-F5065。被告申请仲裁时间是2019年5月14日。原告为证明被告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2013年2月到黄金潮与李华明、蔡青阳等人合伙投资开办的广州店铺（下称“广州店铺”）工作，在申请仲裁时提交如下证据：考勤卡表，2015年销售表，2016年康利梅客户销售及回款汇总表、2017年康利梅销售及回款汇总表、未收回款项明细、银行支付业务回单。被告为证明其与原告自2012年11月3日至2019年2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在申请仲裁时提交如下证据：工牌、名片，采购合同，文泰兴纺织品有限公司缴款单，厦门市文泰兴纺织品有限公司货物监测报告及快递单，被告与公司客户的聊天记录，工资银行流水，与热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2019年2月19日解除劳动关系录音，与黄金潮的微信记录、工资银行流水等。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仲裁时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对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另查，关于被告在仲裁时提出销售业绩提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金额请求的问题。因被告在仲裁庭审中当庭增加了上述请求数额，仲裁委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应另行申请仲裁上述三项仲裁请求，在本仲裁案不予调处。被告在仲裁裁决后，已另行提起申诉。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被告与原告双方均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原告主张由黄金潮与李华明、蔡青阳等人合伙投资开办的广州店铺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供该广州店铺具备前述主体资格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数份采购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在该数份采购合同中，原告均为一方合同当事人，由此可以确定原告的业务范围包括供销纺织品。鉴于双方对被告从事业务工作均予认可，故可确认被告提供的劳动是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在原告与福清市坤杰服饰有限公司先后于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2月1日、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三份《采购合同》均显示，原告的地址分别为“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轻纺城F5063”、“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轻纺城F5063”以及“广东省广州市中大国际轻纺城F5063”。在原告与常州卡丁纺织品有限公司先后于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8日、2015年1月27日、2015年3月9日、2015年3月12日、2015年3月30日签订的《供需合同》均显示，交货地点为“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国际轻纺城F5063文泰兴纺织”、原告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国际轻纺城F5063”。上述合同约定地址与双方确认被告的工作地点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轻纺城F5063-F5065高度一致，且原告明确被告的工作地点系广州店铺的地址。据此，可认定原告在被告的工作地点、广州店铺有开展经营活动。原告与常州卡丁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供需合同》同时明确，原告的多个指定付款账户的户名均为“蔡青阳”，且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金潮也是原告主张的广州店铺开办人之一。由此可见，其开展业务与广州店铺的开办人存在密切关系。原告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均能详细叙述被告在广州店铺的入职时间、工作岗位、工资标准和提成计算方式、工资和提成的结算情况、工作内容、工资发放情况、考勤等情况，不符合常理。且其陈述的部分内容能与被告的主张及所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原告与佛山市剑松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面料采购合同》、与福清市坤杰服饰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均显示“康利梅”为原告的联系人。综上，结合被告在仲裁时持有多份原告签订的采购合同原件，原告持有经被告签字确认的2015年销售表和2016年康利梅客户销售及回款汇总表、2017年康利梅销售及回款汇总表、未收回款项明细、银行支付业务回单的原件，以及原告法定代表人黄金潮向被告发放工资的事实，以及原告在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广州店铺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被告与广州店铺存在劳动关系，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被告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原告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本院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被告的入离职时间问题。据被告提供的工资流水及其标划显示，被告最早的一笔工资支付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该笔工资转账的“摘要/附言”为“2-3月”。原告在仲裁庭审中确认被告入职广州店铺的时间为2013年2月，该入职时间能与被告提供的上述工资流水显示内容相互印证。据此可认定被告入职原告处的时间为2013年2月1日。同理，原告主张被告最后一次打卡是2019年3月5日，但其提供的考勤卡表未经被告签字，被告也不确认其真实性。原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该主张。故本院认定被告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五十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与原告自2013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黎 昕人民陪审员  陈玉萍人民陪审员  钟信耀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陈咏诗殷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