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12行初75号原告周甜，女，198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江川县人，身份证住址云南省安宁市。委托代理人周大林（原告父亲），男，195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江川县人，身份证住址云南省安宁市，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机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235号法定代表人：罗东职务：局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1201511684XD委托代理人赵玉明，系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法制大队三中队中队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恒兵，系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金碧派出所教导员，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何琼华，女，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仪陇县。原告周甜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以下简称西山分局）、第三人何琼华不服行政管理处罚决定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7）云0112行初144号行政判决书。后原告周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8）云01行终313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本院一审判决未固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两次向第三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本案的公正审判，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19年7月16日收到重审案件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甜及委托代理人周大林、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赵玉明、李恒兵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何琼华经本院依法送达行政起诉状、参加诉讼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本院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并执行完毕的昆公（西碧）行罚决字[2017]49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被告2017年6月13日作出的昆公(西碧)行罚决字(2017)49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现查明:2017年06月13日09时左右,周甜和何琼华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鱼课司街路口打架后被民警查获。经审查,周甜对其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的事实认定。”此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处罚决定书将所谓“违法事实”认定为“故意伤害”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即使构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也必须有证据证明何琼华被伤害的部位、伤害的程度等事实。因周甜被何琼华殴打后,周甜主动拨打110报警,并在原地等待公安机关前去处理(见报警证据);案发后周甜当天上午9时许至下午7时许一直被羁押在昆明市西山区金碧派出所的执法办案室内,随身携带的双肩包及所有物品均被收缴、扣押,直到当天下午7时许在未对周甜宣布《行政处罚决定书》即戴上手铐送至昆明市拘留所时,才由一名女协警告知周甜的行为是“故意伤害”,对其拘留3天的处罚。此时周甜才知道自己受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在此之前被限制人身自由10多个小时不给吃早餐、中餐及晚餐,公安机关在对周甜做检查笔录等证据时有一定引诱行为(可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查看)。所作的检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被告无充分证据证实周甜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周甜的行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周甜与第三人何琼华相互不认识、无任何恩怨,两人均向相反方向(一个朝北一个朝南)路过昆明市书林街鱼课司街十字路口时,两人左手相互擦碰致第三人何琼华手镯(价值280元)掉在地上断裂的行为,即不是故意,也不是过失,双方的行为属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意外事件。此时,双方均不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意外事件发生后,何琼华不问清红皂白用随手携带的手机棱角先动手殴打原告周甜的背部,周甜为息事宁人,无奈地一让再让，并后退出了5至6米,何琼华仍持手机追着殴打周甜,此时,何琼华的行为已转化为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制止这种违法侵害,不得已,周甜才用随手拿着长约20厘米直径约4厘米的小雨伞制止性还击了两下,其目的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周甜的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认定周甜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总则第九条的规定“情节较轻”的是可以进行调解的,而公安机关没有进行调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没有进行调解就不能直接进行处罚。本案周甜报警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公安机关依法公正、公平的处理,而公安机关没有依法进行调解,就直接对周甜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是事后主观意断,用自由裁量权,予以判断、定性周甜的行为是“故意伤害”,显然是“案例立法”，不教而诛”。第三,公安机关办理此案时程序违法。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严禁非法取证)的规定,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总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案件事实必需真实、客观、合法、公正、公开、尊重和保障人权、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所收集的检查笔录等证据没有经过查证属实，且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排除各种合理解释，得出排它性、唯一结论。且十余个小时内没有给原告周甜吃早餐、中饭、晚饭，公安机关是否保障了周甜的人权，请法庭裁判。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调查取证检查时应当遵守的程序)的规定,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第九十三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与其他证据的关系)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依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小于二人,并表明身份)的规定。本案在调查取证作询问笔录时只有一名民警在派出所的羁押室内一边询问一边作笔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此条规定。第四十一条(调查取证时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应当立即扣押)的规定,而本案中公安机关没有扣押何琼华用于打人的手机或者拍照固定,亦未扣押周甜用于制止侵害违法行为所使用的小雨伞。综上,公安机关的检查笔录等证据未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何琼华的证言明显不客观、不真实;周甜的陈述、申辩只有一名民警边记录、边询问，且周甜受到引诱,笔录不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案件事实。所以没有证据证实周甜对何琼华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本案调查取证时没有依法定程序进行,被告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章第六十五条(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核查)的规定;周甜与何琼华的口头陈述、申辩的事实没有得到核实，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告知当事人及通知其家属,并告知当事人限制人身自由的理由、依据、地点、期限、救济途径等)六项规定中的第(二)、(三)、(五)项规定。属于办案程序违法。五、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办案时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项(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的规定,本案原告对第三人及自己的伤情有异议,要求被告对其伤情进行鉴定,承办案件民警没有按程序，让原告去鉴定伤情，也不依法作出解释,属于办案程序违法。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上多处违法，实体上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答辩：我局经依法调查，确认违法行为人周甜于2017年6月13日9时许在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鱼课司街交叉口，因与另一违法行为人何琼华在行走时，双方发生触碰导致何琼华手镯摔坏，双方发生争执后，周甜使用雨伞，何琼华使用手机相互打斗，发生故意伤害对方的行为。周甜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2017年6月13日，我局依法对周甜作出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我局在办理本案过程中，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证实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办案及处罚。事实依据：2、证人证言（段海询问笔录），证明2017年6月13日9时许，在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周甜使用雨伞，何琼华使用手机相互打斗，发生故意伤害对方的行为，且当场调解无结果后通知派出所。3、辨认笔录（段海辨认笔录），证明2017年6月13日，在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何琼华使用手机殴打对方，周甜使用雨伞殴打对方。4、正侧面照片及身份查询，证明公安机关对何琼华和周甜的身份进行了调查，证明何琼华和周甜是本案的当事人，且双方均系有完全责任能力。5、查获经过，证明何琼华和周甜的到案过程。6、检察笔录（周甜），证明故意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民警依法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依法检查。7、检察笔录（何琼华），证明故意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民警依法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依法检查。8、周甜的陈述，证明2017年6月13日9时许，在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因周甜与何琼华在行走时双方触碰何琼华手镯发生损坏，后双方发生争执，周甜使用雨伞，何琼华使用手机相互打斗，发生故意伤害对方的行为。9、何琼华的陈述，证明2017年6月13日9时许，在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因周甜与何琼华在行走时双方触碰何琼华手镯发生损坏，后双方发生争执，周甜使用雨伞，何琼华使用手机相互打斗，发生故意伤害对方的行为。10、现场辨认笔录（周甜），证明周甜在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故意伤害对方，11、现场辨认笔录（何琼华），证明何琼华在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故意伤害对方。12、现场监控视频来源、制作情况说明，证明现场监控视频来源为西山分局设立的路面监控所拍摄，民警合法调取。13、现场监控视频（附光盘），证明周甜使用雨伞，何琼华使用手机相互打斗的过程。14、办案区使用登记表，证明办案民警将周甜、何琼华传唤至公安机关办案区时，按规定对二人进行了人身财物检查。15、收条，证明何琼华、周甜二人物品已全部领取。办案程序：16、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对本案依法受理。1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对违法嫌疑人在处罚前依法进行了告知。18、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对违法嫌疑人依法作出了处罚。19、送达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已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书依法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20、昆明市拘留所执行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对被处罚人执行了行政拘留。2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对行政案件当事人进行了权利义务告知。经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没有意见；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段海的民警身份无法确认，没有工作证件，段海到场时间虚假，事发时段海没有在现场，故不存在制止、调解；证据4无异议；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被告证据册第30—31页中，是原告自己报警的，与金碧派出所接指挥中心指令称的陈述不符合；也没有女民警，只有两个男的，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当时没有见证人在场，原告本人的签字是后补的，事由和目的有涂改痕迹，证据7与原告无关，不发表意见；证据8真实性认可，原告到派出所饮食没有得到保证。证据9真实性不认可，本案中原告没有动手打何琼华；证据10、11真实性认可，认为签字是后补，签字是本人所签，办案民警陈节、杨燕琴、见证人原告没有见过；证据12、1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诱发的起因被树挡住，原告没有出手打何琼华，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是先签字后补的内容，签字时是空白的，证据15的真实性认可，证据16认可，但是不是段海报案，是原告本人报案，证据17的真实性认可，告知的内容不明确，签字是原告本人所签，原告不是被查获，是自己报警，原告看完以后半小时以后才签字；证据18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是去到拘留所才让原告签字，原告认为没有动手打人，所以就拒绝签字，对于原告的违法行为定性是故意伤害，还是殴打他人，并不明确，拘留期限是2017年6月13日至2017年6月16日四天，并不是三天，期间，没有让原告行使申请复议，申诉的权利，只有让原告拘留三天后才能行使复议的权利；证据19原告家属没有收到，原告去查邮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收到的应该是通知书而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证据20真实性认可，存在违法性，拘留地点应在昆明；证据21的真实性认可。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第一次报警电话截图。证明2017年6月13日8:54分（案发后1分41秒），周甜用自己电话拨110报警（呼出电话时间41秒）称自己被他人无故殴打，请求公安机关出警处理，110接警员简要询问案发位置等情况后，叫其在原地等待公安机关的到来。2、第二次报警电话截图。证明2017年6月13日9:20分（距第一次报警26分钟后），周甜再次用电话报警，后告知其所在具体位置（呼出电话时间41秒），约十分钟后，才有民警高德刚驾驶一辆桑塔纳警车，副驾驶座位上坐着协警崔优来到案发现场把周甜、何琼华拉到西山区公安分局金碧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3、折叠小雨伞。证明案发时周甜随手携带已开着（未捆扎）折叠小雨伞长约20厘米，直径约3-4厘米，该小雨伞既是防卫、又是制止何琼华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的工具（形状、体积这么小的雨伞能否伤其何琼华）。4、案发当天下午第3、4次通话时间截屏图，第3次通话时间截屏图证实案发当天下午,周甜从金碧派出所被戴上手铐送至拘留所执行拘留途中（当时周甜还不知道是被拘留），经多次央求后，才得以用自己的手机于2017年6月13日19:12（呼出电话3分钟）给单位领导交待工作事宜。第4个电话时间截屏图证实周甜与单位领导通话完毕后，紧接着于同年6月13日19:16（呼出电话3分钟）又给父亲周大林打通电话，告知其现自己等人被带上车从金碧派出所出来的路途中。两个通话时间截屏图证实：案发当天上午9时许周甜被带到金碧派出所询问至下午19:12离开，时间长达约10个小时，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5条的规定，同时，被告提交对周甜的询问笔录以及办案区使用情况登记表均记载开始时间为上午9时30分，离开时间为17时30分与周甜手机截屏记录时间不符合。5、处罚决定书邮寄给周甜家属挂号信收据，证实被告邮寄给家属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在电脑上未查询到投递日期信息、全程跟踪信息、收寄日期信息。6、解除拘留决定书，证明周甜被拘留三天后，于2017年6月16日执行期满被释放。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不否认原告本人报过警；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于案件经过“约10分钟，才由民警高德刚驾驶一辆桑塔纳警车……”的描述无法确认；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以查证的事实为准；证据4认可，认为根据规定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可适用拘留，询问查证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内，被告已办理延长审批手续；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无论原告家属是否收到邮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父亲周大林在2017年6月13日已到派出所领取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证据6无异议。本院认为：本院对行政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了审查。原告辩称对证据2、3真实性不认可，但经询问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13的监控视频中出现的交警系段海，故对原告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实其观点，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确认。证据9系被告对何琼华的询问笔录，形式完备，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9，原告陈述其家属没有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原告提交了证据6中的《关于邮件号码：XA31898419253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查询情况说明》予以证实，本院认为，经本院审核，被告提交的证据19系原件，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同时，结合原告认可的其父于案发当晚11时许到被告金碧派出所领取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表述，故原告家属案发当日客观上也知晓了被告向原告作出了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的决定。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是在办案过程中客观形成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并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内容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可认定为有效证据，故本院对被告所提交的所有证据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2、4与本案的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5、6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7年6月13日9时许，在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因原告周甜与第三人何琼华就何琼华手镯损坏一事发生争执，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段海执行巡逻任务路过该路口，看见原告、第三人发生肢体冲突，就上前制止，后段海将上述情况通知指挥室。指挥室联系了辖区派出所，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段海将原告与第三人移交给辖区派出所，金碧派出所民警将原告、第三人口头传唤到金碧派出所调查处理上述争执事宜。原告到被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金碧派出所后，民警于当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对原告人身及其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形成《检查笔录》一份。在民警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民警问：你讲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原告答：2017年6月13日8:50左右，我走到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鱼课司街路口，一个女子就迎面碰了我的手一下，我当时已经走出去了两步了，我回头看，才看见那个女子的手镯就断了掉在地上，那个女子就问我是不是故意撞她，把她的手镯撞碎了，我当时有点懵，那个女子就说我撞坏了她的手镯，她也要砸碎我的手镯，说着就过来抢我手上的手镯，我就往后退了两步，那个女的继续来抢，我就不让她抢我的手镯，那个女子就用右手拿起手机来打我，我就想用手拉住她，但是没有拉住，她就用手机打我的背，我被打痛了，就拿起我随身携带的伞和她打了起来，打了她的背上两下，后来路人就喊我们不要打了，我就往后退，她还是追着我打，执勤的交警过来让我们不要打了，那个女子还是要打我，交警拉住了她，她才停手的。过了一下警察就到了，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民警问：动手的有哪些人？原告答：就是我和那个女子了。民警问：你有没有还手打对方？原告答：我还手了，她用手机打我的背，我被打痛了，就用随身带的伞和她打了起来。民警问：你是打对方的？原告答：我就是用右手拿着伞打了她的背两下。在民警对第三人何琼华的询问笔录中，民警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何琼华答：2017年6月13日8:50左右，我走到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鱼课司街路口，一个女子迎面走来，我们的手就撞在了一起，我的手镯就被撞坏了，被撞成了两块，有一块就掉在了地上，另一块还在手上，我就叫住她，说你把我的手镯撞坏了！她说不关她的事，我就生气的，就说那我也把你的撞坏，就扯平了。她就不让我碰她的手镯，我们就撕扯起来，后来就打起来了，执勤的交警就过来把我们拉开，然后警察就来了把我们带去派出所了。民警问：有哪些人动手打架？何琼华答：就是我和那个女的了。民警问：你们分别是怎么动手打的？何琼华答：我去拉她的手，想砸她的手镯，她就不让，我就手上拿着手机，去砸她的手镯，我就和他打了起来，相互对打，我打到了她的什么部位记不清楚了，她用伞打我的背。2017年6月13日，被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分别告知原告、第三人的打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原告、第三人分别处以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民警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和第三人答：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第三人分别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并按捺。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昆公（西碧）行罚决字（2017）49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现查明2017年6月13日9时左右，原告和第三人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鱼课司街路口发生打架后被民警查获。经审查，原告对其故意伤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以上事实有原告和第三人的陈述和申辩，查获经过，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原告拒绝在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办案民警申战朝、马骄在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上述拒签情况，以及向原告宣读了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的情况。同日，被告将原告送交昆明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另查明2017年6月13日中午，案件承办单位金碧派出所批准对原告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至二十四小时。2017年6月14日，被告向原告的父亲周大林邮寄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邮件编号为XA31898419253。2017年6月16日，因拘留期限届满，昆明市拘留所对原告解除了拘留。2017年11月6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安宁市分公司出具《关于邮件号码：XA31898419253国内挂号信函收据查询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经该公司档案室翻阅查询和在电脑上查询，未查到与该邮件的投递信息、收寄信息、邮件当前状况信息以及邮件全程跟踪查询信息。另法庭在重审过程中查明：一、在金碧派出所民警对原告所作询问笔录中，民警均分别告知原告、第三人:“我们现在对你进行询问，整个讯问过程将全程录音录像，你是否听清楚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对被告对其所作上述询问笔录内容的完整性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时，仅有一人，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存在诱导性发问。原告对被告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可。被告当庭认可，因金碧派出所在进行弱电设施改造，导致询问室的录音录像设备不能使用，办案民警对此不知晓。原告认为被告未按规定在询问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属于程序违法。二、被告提交的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监控视频中显示：“2017年6月13日8时50分左右，原告在昆明市西山区书林街与鱼课司街路口，因与第三人就何琼华手镯损坏一事发生争执。开始第三人被树木所遮挡，不能看到双方之间有互殴的情况，后视频显示原告手持一把折叠遮阳伞从腰部位置抬起，接下来第三人从树后出现用手机追打原告，第三人在追打原告过程中，连续击打原告身体多次，原告用遮阳伞和双手在后退中推挡第三人，在上述期间原告有用遮阳伞打了被告两下，后民警到场将两人分开，第三人仍欲追打原告。”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3日行政处罚决定应否撤销。本院认为，本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应由本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断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应围绕事实认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审查。原告起诉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并未动手打第三人，做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程序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争议事实认定方面，原告在接受被告民警的询问时，自认其和第三人有动手打架的行为，且原告用随身携带的雨伞打了第三人的背，上述原告自认的事实在被告提交的现场监控视频中也得到了证实。同时，第三人在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其和原告都有动手打人的行为。据此，本院确认被告认定的事实无错误。其次，在适用程序方面，1、原告认为办案机关应使用传唤证传唤其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本案办案机关民警在事发现场用口头传唤的方式传唤原告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且口头传唤形式已在民警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予以载明。2、庭审中，原告陈述在民警对其做询问笔录时只有一个民警边问边记违反了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载明询问人为马骄、申战朝两位民警，记录人为马骄。在原告对该询问笔录签字确认，且无相反证据证实其观点的情形下，对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原告认为在民警对其询问过程中应全程录音录像的观点，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按照上述规定对全程录音录像的要求仅是可以而非应当或必须，同时，经本院询问被告，被告也提交情况说明，证实当时询问室正在进行装修，故未对原告接受询问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3、原告陈述办案机关应对原告的雨伞、第三人的手机进行证据保全，而被告办案过程中并未扣押上述物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对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可以扣押”本案被告未对原告的雨伞、第三人的手机进行扣押，并不违背法律规定。4、庭审中，原告陈述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原告曾向被告的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对伤情进行鉴定，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未对原告伤情进行鉴定涉嫌违法，本院认为，经询问原告，原告在本案中未提交能够证实其曾向被告办案机关提出就其伤情进行鉴定的相关证据，故对于原告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5、原告陈述被告办案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对其进行告知，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已向原告告知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也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故对原告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6、原告陈述被告办案机关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除本款第一项规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被处理人不在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应当在二日内送达。…”本案中，因原告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签字，办案机关民警已将上述情形予以记载，并向原告宣读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整个送达过程未有违法情形，故对原告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7、原告陈述被告办案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未通知原告的家属涉嫌违法，本院认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即原告父亲周大林认可在2017年6月13日已到办案机关领取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故原告家属客观上在事发当日就知晓原告被被告行政处罚的事实，以及原告当时的下落和去向情况,故对原告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8、原告认为被告的办案机关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未对原告和第三人的纠纷进行调解就直接处罚存在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调解不是行政处罚作出前的必经程序。故对原告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认定事实无误，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周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婉琳人民陪审员  李绍云人民陪审员  夏琼英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陈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