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2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天威西路西三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01081624234。法定代表人：王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世忆，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杨，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万州区都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三段**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116953715。法定代表人：刘正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建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都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市科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1民初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北建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案涉工程项目不是上诉人公司承建，合同也不是上诉人签订。黄迎春等人对上诉人既不构成有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不承担本案的合同责任。1、首先，上诉人提交了司法鉴定书，案涉工程的施工合同中上诉人的印章虚假。其次，重庆高院生效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该院（2018）渝民终267号民事判决就上诉人案件作出生效判决（案情与本案一致）。2、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渝02民终806号、809号案件不能作为参照依据。《经营承包合同》与本案无关，该合同是对重庆分公司的设立、管理进行约定，但黄迎春没有用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本案是用上诉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即便该合同有效，上诉人也没有授权其对外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合同。该合同对上诉人无效，也不是合法的内部承包。黄迎春不是华北建司员工，也不是上海分公司员工，与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不是合法的内部承包。一审依据《入渝备案登记》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错误，入渝备案登记系行政机关强加给市外建筑企业在重庆地区施工而设立的管理性制度，不是行政许可，仅系管理性监管措施，不具备行政法律效力，华北建司不具备撤销的法律基础。华北建司已经向公安机关对违法事实进行了报案和进行了撤销重庆分公司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虽然以超过最长行政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我们的诉讼，但认定了重庆分公司违法设立的相关事实。3、重庆分公司系虚假设立应当被撤销，对华北建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上海分公司已经被撤销，更不对华北建司产生法律效力。一审以上海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作为依据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原告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原告举示的《催款函》等证据，系对前一段时间内多次买卖关系的总结算。一审原告多次向收货人供货，也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应当从收货人收货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明显已经超过。黄迎春的签收不能代表华北建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原告向华北建司进行过催收。都市科技公司辩称，1、上诉人是天仙湖棕榈长滩6号、7号楼工程施工单位，重庆分公司是上诉人授权的上海分公司设立的，并基于华北建司的授权开展的签署项目的施工活动，而黄迎春是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2、本案中的《万州区建设工程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合同》，华北建司应当承担工程款及违约金的支付责任。重庆分公司负责人黄迎春与上海分公司签订《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经营承包合同》中约定，黄迎春缴纳的工程款、保证金及管理费的账号为华北建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开始的账户，且黄迎春已向该账户多次缴纳了管理费和保证金，对此，华北建司没有提出异议。该合同还约定了上海分公司根据黄迎春等人的需要，应向其提供华北建司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重庆分公司对外进行民商活动使用华北建司的印章，具有合理性。黄迎春代表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履职行为。3、被上诉人对工程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诉讼时效没有超过。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10日，2017年5月31日均向华北建司催款，重庆分公司负责人黄迎春进行了签收，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违约金是依附工程款产生的，工程款的诉讼时效中断，违约金的请求时效也亦中断。请求维持原判。都市科技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华北建司立即向原告都市科技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本金27806元，并支付从2013年6月13日起至付清时止以尚欠工程款27806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华北建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15日，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向被告华北建司发出《重庆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确定华北建司为天仙湖棕榈长滩6号、7号楼工程中标人。2013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万州区建设工程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合同》，约定由原告都市科技公司（合同乙方）为被告华北建司（合同甲方）承建的“天仙湖-棕榈长滩”6号、7号楼工程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内容包括工地远程视频录像机、高速球摄像机、红外摄像机等设备的购买、安装、调试、维护。合同约定该工程的合同金额为41806元，签订合同之日起三日内甲方支付总工程款的80%给乙方，现场监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支付乙方工程款的20%给乙方，在乙方履行合同后，甲方保证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如有违约，每违约一天，按合同总金额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另对工程工期、售后服务、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了约定。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有名称为“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由“王忠”署名。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该项目新增部分监控设备，原告都市科技公司向被告提供《天仙湖棕榈长滩6.7号楼建筑工地远程监控新增设备》一表，该表载明了新增设备的名称、型号、品牌、数量、单价等信息，并载明新增设备的工程总价为6000元，2013年6月7日，王忠在该新增设备表上签字确认。2013年6月13日，原被告对合同范围内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进行竣工验收并办理结算，确认合同范围内的工程总价为41806元，验收结论为“设备安装完毕，运行正常，满足使用要求，验收合格”，王忠在甲方代表人处签名。2015年6月5日，原告都市科技公司向被告华北建司发出催款函，其上载明被告因案涉工程尚欠原告27806元工程款，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黄迎春于2015年6月10日在该催款函上签署“黄迎春收”。2017年5月29日，原告都市科技公司再次向被告华北建司发出催款函，请求被告结清因案涉工程欠付原告的27806元工程款，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黄迎春于2017年5月31日在该催款函上签署“黄迎春收”。另查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2民终806号、809号两案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以下案件事实：1、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经批准设立，负责人张新军；该分公司负责人于2012年10月19日由张新军变更为黄迎春。华北建司于2007年4月16日设立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为褚洪普；2014年7月28日，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被撤销。2、2012年9月17日，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黄迎春、陈吉刚、龙飞签订《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经营承包合同》，合同载明：经总公司授权许可由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增挂成立“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是甲方设立的内部独立经营与单独核算的经营结构；乙方是经甲方任命的重庆分公司负责人。甲方对分公司及乙方实行适度授权和承包经营的管理体制，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适度授权和经济承包指标，自愿接受甲方的管理、考核和奖惩。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5年9月17日止。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印章并由负责人褚洪普签字，黄迎春、陈吉刚、龙飞共同在合同乙方处签字并写明身份证号码。3、2013年1月8日，黄迎春分三次向华北建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10万元、20万元，合计60万元；2013年1月10日黄迎春分两次再次向上述账户转账支付80万元、70万元，合计150万元；2013年1月11日黄迎春向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账户转账支付80万元。4、黄迎春现持有三张《收据》，一张为2012年11月29日出具的收取100万元保证金收据，加盖有华北建司印章；另两张为2013年1月17日、4月16日分别收取40万元管理费收据，加盖有华北建司财务专用章。5、华北建司在经营过程中同时使用过三枚以上印章，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应当持有并使用了其中一枚。在办理华北建司入渝备案登记和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在设立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在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有使用。同时，（2019）渝02民终80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5月25日，华北建司取得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天仙湖6号地块天仙湖棕榈长滩6、7号楼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天仙湖项目部工程签证单载明项目负责人为张书义。一审法院认为，天仙湖棕榈长滩6号、7号楼项目的承包人及施工单位系华北建司的事实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同时，生效判决认定黄迎春系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其组建华北建司天仙湖棕榈长滩项目部得到了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批准。根据《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经营承包合同》、黄迎春缴纳保证金、管理费的《收据》和黄迎春《个人活期明细结果》等证据，能够反映出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是华北建司授权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设立，案涉项目由华北建司承建，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系基于华北建司的授权开展项目施工活动，黄迎春作为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授权王忠与原告都市科技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合同并办理了工程结算，其行为应属履职行为，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应由被告华北建司承担，黄迎春在原告发出的两份催款函上签字，亦能佐证其授予王忠相应代理权的事实。原告自认被告公司黄迎春已经支付20000元工程款之事实，与两份催款函亦相互印证，故原告主张被告华北建司支付工程款27806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关证据证明，予以支持。另外，根据合同约定，案涉监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被告即应支付工程款，而被告仅支付工程款20000元，剩余工程款未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被告约定的关于被告迟延履行支付义务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每违约一天，按合同总金额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原告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低于合同所约定的违约金标准，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违约金从2013年6月13日起计，一审认为2013年6月13日为被告支付工程款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违约金应从履行期届满之次日即2013年6月14日起计。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签订合同之日起三日内甲方支付总工程款的80%给乙方，现场监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支付乙方工程款20%给乙方”的约定，原告诉请的诉讼时效应从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之次日起开始计算即2013年6月14日起计算。原告分别于2015年6月5日、2017年5月29日向被告发送催款函，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黄迎春分别于2015年6月10日、2017年5月31日于两份催款函上签字表明收到，原告两次向被告提出履行请求的行为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被告主张原告诉请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万州区都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2780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27806元为基数，自2013年6月14日起至付清时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原告重庆市万州区都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6元，由被告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都市科技公司称华北建司提供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267号民事判决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予以撤销，本院和华北建司核实后，予以了确认。双方均没有其他证据向本院提供。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华北建司是天仙湖棕榈长滩6号、7号楼项目的承包人，重庆分公司得到总公司授权许可由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成立。以上事实已经本院（2019）渝02民终806号、809号两案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本案中黄迎春授权王忠以华北建司的名义与都市科技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合同并办理了工程结算，黄迎春的行为应属履职行为，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应由被告华北建司承担，华北建司认为黄迎春的行为不属于履职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黄迎春两次在催款函上签字确认，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最后一次催款在2017年5月29日，本案起诉时间是2020年1月3日，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华北建司认为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6元，由上诉人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丽苹审 判 员 李迪云审 判 员 何 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蒋大威书 记 员 向彦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