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24民初5658号原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负责人：田义本，男，194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确认地址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高立寺西四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凯，河南弘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圣杰，男，198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被告：田明利，男，196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确认地址柘城县张桥镇高立寺西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计划，河南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以下简称高立寺西四组）与被告田明利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豫1424民初2652号民事裁定书，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对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豫14民终3983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2652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立寺西四组的负责人田义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凯、田圣杰，被告田明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计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所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后被告田明利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前述合同中所约定承包的土地是原告第四村民组五保老人董氏魁原来耕种的土地，因董氏魁生前属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第四村民组村民，而被告田明利则是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第二村民组村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组第四村民组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被告田明利辩称，1．本案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不属于法定组织，其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本案原告高立寺**不是涉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依法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3．被告田明利是在1996年董氏魁去世前即开始耕种涉案土地，在其去世后直至今天仍在耕种该块土地，并于1998年土地延包时根据当时的政策及法律规定，将涉案土地登记在了田明利名下，承包期限为30年，即到2028年才到期，在上述承包期内，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被告田明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高立寺西四组请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但因该承包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9月10日，实质上是对1998年被告田明利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进一步完善和确认，并非田明利的土地承包权在2016年9月10日才取得。综上，被告田明利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016年9月10日的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不是合同的发包方，也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1.1998年田文斗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复印件一份；2．与田文斗相邻土地承包人田义善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复印件一份。上述证据证明案外人田文斗系高立寺村二组组员，田文斗又系被告田明利的父亲，因此田明利也应是高立寺村二组组员，而非其所称高立寺西组成员。第二组，2008年高立寺村粮食补贴公示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田明利系高立寺村二组组员，其在2008年耕种的土地为2.36亩，这也能够间接证明田明利现所耕种的土地中，有部分并非原始承包取得，而是从别处获取。第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田明利在1998年至2008年的合同是由董氏魁签订的。第四组，原告高立寺西四组负责人田义本的身份证复印件及高立寺四组村民表决决议各一份，，证明田义本是柘城县张桥镇高立寺村民第四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告是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诉讼主体适格。第五组，1．柘城县张桥镇高立寺村民第四小组原始分地单据存根复印件一份；2．涉案土地原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3．被告田明利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复印件一份。上述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原始属于张桥镇高立寺村民第四小组集体所有，张桥镇高立寺村民委员会未经张桥镇高立寺村第四小组同意，违反民主议事原则而越权发包，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且未经原告高立寺西四组追认，故该份承包合同应系无效合同。第六组，《田付元村委会关于村民要求该村五保地收回的决议公开公告》一份，证明因被告田明利所占土地已经田付元村委会决议收回，故涉案土地应按照省、县有关政策规定，重新进行收回分配，但田明利仍占有耕地不予返还。第七组，张桥公社田付元大队高立寺四生产队社员联产责任制合同书复印件一份；2.2002年5月29日河南省农业税纳税通知书复印件一份；3．土地承包经营认定书复印件一份；4．商丘市农民负担监督卡复印件一份；5.2019年7月19日柘城县张桥镇人民政府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6．柘城县乡村统筹提留通知单复印件一份。上述证据证明田付元村高立寺四组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对双方而言都有权利和义务，因此所属权应归村民小组，发包方应为第四村民组，其对耕地享有所有权。同时，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也承担了相应义务，即承担相应的税金、村提留、乡统筹税、完成国家农产品指定任务和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义务，并负有保护耕地、林木、电力、通讯等设施的义务。根据1998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当土地承包发生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土地流转时，需要上报发包方和向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备案，而被告田明利并未向发包方和乡农业合同主管部门申请，也未取得相应证明或其他证件。同时，本次土地承包合同是延续合同，一轮承包合同是在1984年产生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延包并不改变所属，如果改变了则需经法定程序确认，即需要本村民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或者村民代表三分之二的同意。1984年的土地承包是家庭制的承包，当时被告田明利与其父亲田文斗同属一个家庭，田文斗已经取得了8个人的耕地，其中包括田明利所承包的土地，也能够证明被告属于第二村民组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因第二村民组成员承包了第四村民组的土地，属于法律规定的需要三分之二人同意的情形。被告田明利对原告高立寺西四组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案外人田文斗虽系被告田明利的父亲，但因二人已分户，双方户籍并不在一起。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粮食补贴公示表上显示的组别虽为“高二”，但该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田明利属于高**的村民，田明利的身份信息应以其户口本及身份证上记载的“柘城县张桥镇高立寺村民组****”为准，因此被告是上述村民组西组的成员，而不是高**的村民。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1998年土地进行第二次延包时，田文魁包括其妻子董氏魁已去世多年，因此不可能再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在1998年时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就已经登记在了被告田明利名下，并由田明利实际占有。同时，涉案土地的面积与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上三块土地的面积均不一致，故该份证据不应被采信。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依据法律规定，，村小组的组长是村民小组的负责人，以代表村民小组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是田义本并非村民小组的组长，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也不是涉案土地的发包方，故原告及其负责人田义本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即便该主体问题并未作为焦点进行审理，但被告田明利仍坚持该观点。同时，原告主张田义本是诉讼代表人，如果该观点成立，恰恰能够说明原告高立寺西四组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推选诉讼代表人是在共同诉讼中因一方人数众多才推选2-5人为诉讼代表人，但本案原告是高立寺西四组，并非多个原告，本案也非共同诉讼。对第五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组证据2有异议，认为1998年8月31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被告田明利在1998年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相互矛盾，因为原告所提供的该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显示的时间为1998年8月31日，而董氏魁夫妇在此之前已经去世，故该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该组证据3无异议。对第六组证据有异议，因涉案土地依法发包给了被告田明利，因此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剥夺田明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村委会的相关决议违反了法律规定。对第七组证据1、2、3、4、6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不属实，田付园村委会目前下设的高立寺村共有两个村民小组，即西组和东组，这两个村民小组是村委会依法设立的，在户籍户籍管理登记机关柘城县张桥派出所有备案登记，个村民小组的成员现有身份信息在户口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均显示为**或**，有高立寺一组、二组、三组、四组之分，故该份证据不客观、不真实，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田明利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被告的身份证和户口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被告田明利系柘城县张桥镇高立寺村民组**村民，该村民组目前只有东、西两个组，这与公安机关的登记内容一致，具有法定效力。同时，进一步说明原告提供的村委会证明中所显示的仅有一至四组，而无东、西组的内容，与事实不符。2.2016年9月10日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证明被告田明利与发包方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组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且田明利依法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在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登记，因此被告享有对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同时，也能够说明涉案土地的发包方是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组，而非本案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为发包方和承包方，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不是发包方，因此在本案中即不享有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另外，该份证据亦能证实被告田明利承包涉案土地的期限为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也就是说田明利并不是在2016年签订承包合同时才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使用的。3.2019年5月12日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间显示为1998年8月2日）各一份，证明被告田明利在1998年8月2日即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案外人董氏魁是在1996年去世的，因此董氏魁不可能在1998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能够证实原告高立寺西四组所提供的董氏魁在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无效的。4．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及2018年10月5日协议书一份，证明案外人董氏魁并非五保户，其有一女儿名叫田某真，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主张董氏魁是五保户不是事实。同时，董氏魁的生养死葬均由被告田明利负责，相应的董氏魁的权利也应由田明利承受，这就包括了涉案2.9亩责任田。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对被告田明利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被告的身份证及户口户口簿的真实性无异议，些信息仅是公安机关对户籍户籍的行政管理，代表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归属。原告所提供的若干以往年代的证明及手续，能够证实高立寺存在一、二、三、四组，以及涉案土地属于高立寺西四组的事实。对证据2、3、4有异议，认为承包合同侵犯了第三人高立寺西四组的利益，高立寺西四组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原告庭审时所提供的1998年董氏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于对1984年土地承包的延包，因此相关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仍显示为董氏魁。而被告所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并未显示土地承包附属物登记，也未显示周围邻居地块，且相关内容存在改动迹象，因此该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属无效。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被告田明利所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显示其为田付元村**村民，且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上亦显示田明利系高立寺**村民，这与被告所辩称的其属于西组村民的内容相互矛盾。原告认可被告所提供的2018年10月5日协议书的真实性，但因田某真系外嫁女，其并不具备处分高立寺村四组土地的权利，因此协议书中所涉内容应属无效。庭前，被告田明利向本院提交申请，请求准许证人田某真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证人田某真出庭证实其父亲叫田文魁，母亲叫董氏魁，田某真系二人唯一的子女。被告田明利的父亲叫田文斗，与田文魁系亲兄弟，二人均是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村民。董氏魁的生养死葬全部是由被告田明利负责的，双方签订有协议书，涉案土地应由田明利管理、使用。证人田某真在1956年结婚嫁至张桥镇，婚后育有五个子女，田某真及其子女在丁庄均有分地。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对证人田某真的证言内容有异议，认为村小组的成立是在1962年，高立寺首次分地是在1984年，第一次土地延包合同是在1998年签订的，证人田某真在1956年结婚嫁至丁庄后分有土地，即取得了丁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嫁女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后，即不再享有原居住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证人田某真对于1962年之后村小组成立的情况不知情，其证言内容不应被采信。因董氏魁在1984年分地时已无耕种能力，因此将其划入了五保户的范畴，但这只是在政策上被视为五保户，并不代表其没有子女。被告田明利对证人田某真的证言内容无异议。对上述证据材料，经质证原、被告双方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异议部分，对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综合分析认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董氏魁系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村民，生前因女儿田某真外嫁他村生活，董氏魁的生养死葬均由其婆家侄子即被告田明利负责。董氏魁在1996年去世，其生前在柘城县××桥镇××高立寺村××2.9亩承包地，该2.9亩土地在1998年土地延包时被登记在以被告田明利为承包户主的家庭承包地内。2016年9月10日，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与被告田明利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包括董氏魁生前的2.9亩承包地在内的共计4.9亩土地发包给田明利进行耕种。2017年1月4日，柘城县人民政府向被告田明利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前述4.9亩承包地的户主为田明利，家庭成员包括田明利、田润晗、田褀欣、田昊伦。现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以被告田明利系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二组村民为由，要求确认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与田明利所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另查明，原告高立寺西四组曾两次以柘城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田明利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两次均向法院撤回了起诉。又查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设立三个自然村八个村民小组，自然村分别为田付元村、田火星阁村、高立寺村，八个村民组分别为田付元村东村民小组，田付元村西村民小组、田火星阁村东村民小组、田火星阁村西村民小组、高立寺村一村民小组、高立寺村二村民小组、高立寺村三村民小组、高立寺村四村民小组，被告田明利系高立寺村**村民。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本案中，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与被告田明利在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种）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即便前述合同中所涉承包土地包括有案外人董氏魁承包户内的2.9承包地，但因田明利对董氏魁进行了生养死葬，也一直耕种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土地，二人虽分属高立寺村不同的村民小组，但在对董氏魁晚年时期的赡养与生活照料过程中，田明利实际已融入董氏魁家庭，成为了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况且，董氏魁在1996年去世，1998年土地延包时，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土地就已经登记在了被告田明利为户主的承包户内，此后田明利又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耕种）承包合同》，并由柘城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前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尚未到期，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又非合同显示的发包方，且该村小组在被告田明利承包案涉土地的几十年里，并未对田明利的承包行为提出异议，被告在对案涉土地进行管理、耕种过程中，亦未发生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或刻意降低土地生产能力的行为。基于以上原因，并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被告田明利对原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土地享有继续承包的权利即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农村善良风俗与社情民意，故本院对原告高立寺西四组要求确认被告田明利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洪林审 判 员  李 艳人民陪审员  邱长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杜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