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03民撤1号 原告：吕供秩，男，195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虹虹，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孟庆河，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齐商银行新城区支行职工，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告：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原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现归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代管）,住所地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东路**。 负责人：艾书波，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丽娜，淄博市周村区公职律师办公室律师。 原告吕供秩因孟庆河与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票据纠纷一案，不服（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生效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供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潘虹虹，被告孟庆河、被告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丽娜均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吕供秩起诉请求：1、撤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6日作出的(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2、维持周村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0)周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16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内容为：“一、撤销周村区人民法院(2010)周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周村区人民法院(2009)周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对于被告孟庆河诉被告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票据纠纷一案，判决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应返还孟庆河支票款500000元。现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理由如下：一、(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结果同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应是该案的第三人，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1.根据(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的第七页第4行的内容：“。故该支票吕供秩背书给孟庆河实质是连续的，孟庆河对该支票享有合法的票据权利……，故被上诉人水产站作为出票人应当返还上诉人孟庆河支票款50万元”。该判决确认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应支付给孟庆河支票款的根本原因是孟庆河持有的支票是原告背书的。2.2018年10月12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3民终2740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周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306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2017)鲁0306民初1149号案的判决内容为：“被告吕供秩、安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2019842.85元”。(2017)鲁0306民初1149号案的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写到：“。原告要求被告吕供秩返还票号为07287564/0569539总计金额为2019842.85元的两张转账支票，被告吕供秩声称该两张票据已经丢失，并出具了书面声明一份……事后得知原告之前所付被告吕供秩两张总价为2019842.85元的支票，被告吕供秩并未丢失，而是用于清偿了对孟庆河的债务。2008年12月26日孟庆河持原告开具的票号为07287564及原告所借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开具的票号为05569539的支票，向周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及周村区水产站支付票据金额。经周村区人民法院、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已经按照判决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共计2019842.85元”(详见该一审判决第三页第5行至第17行)；还写到：“。吕供秩声明一份、2007年11月15日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一份、2007年11月20日吕供秩收条一份、(2009)周商初字第48号、4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0)周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2011)淄民再终字第27、28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详见该一审判决第4页最后一段)。综上，(2018)鲁03民终2740号案判决原告应向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返还不当得利2019842.85元以弥补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在(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中因承担责任而导致的损失，即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应向孟庆河支付的款项，据此，原告与(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应是(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原告符合提起撤销(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作为(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的第三人没有参加到该案诉讼中去，责任不在于原告，原告符合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定条件。原告不知道(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以及其所撤销和维持的两个一审诉讼，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到诉讼中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定条件。三、原告民事权益被侵害之日为2018年10月25日，截止到2019年4月25日前，原告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1.(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生效后，淄博市周村区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办公室以弥补损失为由，曾于2012年将原告起诉至周村区法院，要求原告承担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但周村区人民法院以(2012)周民初字第489-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起诉。后，被告2又通过刑事自诉控告原告构成侵占罪，历时四年至2016年，终以原告无罪结案，原告被无罪释放。由于被告2通过民事、刑事追究原告责任的诉求全部被法院驳回或其已自行撤回，因此，(2011)淄民再终字第28号案的处理结果在这期间尚未对原告造成损害后果。2.淄博市周村区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办公室于2017年再次起诉原告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案经两审，2018年10月25日，原告收到了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2740号终审民事判决书，该生效判决内容为原告应返还2019842.85元不当得利。原告的民事权益自鲁(2018)鲁03民终2740号案判决生效之日即2018年10月25日起，开始遭受到了(2011)淄民再终字第28号案判决的损害。根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律规定，原告主张撤销之诉的期限为六个月，自2018年10月25日起算，原告在2019年4月25日前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四、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内容全部错误，这些错误的判决内容对原告的民事权益形成了严重损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周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周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即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孟庆河支票款50万元，这个判决内容是完全错误的，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审理程序上均存在错误，具体如下：(一)(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民事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1.(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查明：“2005年12月23日吕供秩向原告孟庆河借款21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归还借款”(详见(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书第3页第一段)，上述事实缺乏证据证实，因为吕供秩与孟庆河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是否已经偿还等均未经过其他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在吕供秩没有参加诉讼，没有审查吕供秩的证据以及吕供秩的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情况下，既便孟庆河提供了相关证据，也只能说明存在着债权可能性，而非确然的事实。因此，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有效证据的证实。2.(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查明：“2006年8月9日吕供秩将从被告水产站开出的用于支付拆迁费的中国农业银行周村支行转账支票一张，票号为GO/0205569539、金额500000元背书转让给了原告，用于归还吕供秩所欠原告的借款……”(详见(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后四行)，该事实的认定明显与证据相悖。本案既然已经通过再审，查明了支票背书一栏内“吕供秩”的签名非本人书写，则说明背书是不连续的。3.(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所查明的高某的证言(详见(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书第6页第三段)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因为高某与孟庆河和原告均有利害关系，且高某的证言中关于吕供秩、安某的行为没有经过吕供秩的质证，也没有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缺乏证据效力，以此定案没有依据。(二)本案证据能够证明，在支票开出后没有及时兑付的根本原因在于票据上数额记载错误，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需要与原告另行核对补偿款具体数额，然后再出具新的支票，原告、孟庆河以及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均应是明知这个事情的。在该情形下，票据已丧失合法性。(三)孟庆河持有支票的三年左右时间里，债务人多次向孟庆河归还借款，总额达130余万元，由此证明，孟庆河以持有的支票起诉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并隐匿已经从原告处得以受偿的事实，实属恶意诉讼，所持有的支票自然不具备合法性。根据原告随本案提交的证据，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债务人向被告共计还款135.1万元，这一方面证明了孟庆河与原告均已经明确支票已经作废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证明孟庆河诉讼中隐匿受偿的事实系骗取非法利益的恶意诉讼行为。以上均说明孟庆河所持有的支票不具有合法性。(四)(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孟庆河不具备持有票据的合法性。1.涉案票据不论孟庆河如何取得，在其向法院起诉时，孟庆河都已不具备持有该票据的合法性。首先，该票据是出票给原告本人的，孟庆河的债务人不是原告本人，孟庆河无权持有原告本人作为合法持票人的票据；其次，在孟庆河的债权金额未经确认的情况下，自2006年出票至孟庆河以该票据起诉前，孟庆河陆续接收还款，受偿额达到135.1万元。很显然，孟庆河起诉时根本不存在法院认定的债务关系和债务数额，孟庆河在明知已经受偿情况下还故意隐匿事实而诉讼，属恶意诉讼。涉案判决在没有经过证据核实情况下，作出债务存在、孟庆河持票合法的认定违背了证据认定法律规则，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极其错误的。2.票据的背书存在严重问题，法院认定为背书瑕疵，是不尊重法律事实及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行为。(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在一审再审过程中，经司法鉴定，涉案票据背书“吕供秩”的签名不是吕供秩本人书写，依据票据法规定，伪造的背书造成背书无效，不能真正产生转让票据权利的法律效力，孟庆河不是合法的持票人，孟庆河不能主张票据权利及民事权利。明明背书伪造，票据权利因此而丧失，但判决却做出背书瑕疵的认定，将伪造说成瑕疵，违背了客观事实和法律真实。3.在票据持有的合法性认定上，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票据的转让分为两种，分别为背书转让和非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票据，以背书连续为票据权利的依据，非背书转让的票据，以其他方式来证明取得票据的合法性。显然，(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中涉及的票据权利是否合法，应按照背书转让的情形来判断，由于背书是伪造的，因而不是连续的，该票据于是丧失了票据权利。但，(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却依据了非背书的方式持有票据的情形来判断票据是否合法持有，其错误在于票据既然已经背书过，自然不能适用于非背书转让的情形，因而适用法律是错误的。退一步讲，即便按照非背书转让的情形来适用法律，前述我们已经说明了票据丧失合法性的诸多理由。此外，由于孟庆河是齐商银行工作人员，其理应熟悉票据知识，如果其权利真的受损，其早就应在时效内主张票据权利，而不应在票据权利丧失后再去主张民事权利，这反映出孟庆河早已知晓票据上数额计算错误的事实。孟庆河持有票据长达三年不主张权利，在三年中已经得到了受偿，之后拿出票据起诉，并隐匿受偿的事实，孟庆河谋取票据权利采取的手段非法，而且已经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非法利益。(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判决仅仅认定背书存在瑕疵，仅凭证人高某的模棱两可、语意不清的主观证言便认定孟庆河具有持票的合法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也是错误的。五、(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程序违法，作出改判的程序不严肃，依法应当撤销该案判决。首先，(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一审、审监、二审三次审理均将原告这个第三人遗漏，程序显然违法。其次，孟庆河诉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票据纠纷，周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孟庆河的诉求，但周村法院发现错误后，主动启动院长发现，通过审监予以了自纠，撤销了前述判决并改判驳回孟庆河的诉讼请求。孟庆河上诉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涉案票据背书伪造的情况下，在遗漏原告为本案第三人情形下，在案情复杂，且存在一审判决后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自纠这样比较罕见的处理诉讼情形下，仅依据一个孟庆河提供的与多方都有利害关系的模棱两可的证人证言，就改判了周村区法院通过审监程序作出改判的判决，程序上极不严肃，轻率的处理致使判决内容完全错误，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孟庆河持有伪造背书的票据起诉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主张民事权利，孟庆河在起诉前已经接受了还款受偿但却隐匿事实，孟庆河的恶意诉讼实现了非法占有他人利益的目的，其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双份利益。以上都违背了民法总则所要求的诚实守信、等价有偿、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孟庆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在不欠孟庆河债务的情况下，因为(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作为依据的(2018)鲁03民终2740号案而背负额外的责任，这些都说明，(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存在着严重错误，该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撑、缺少必要的质证，存在着将背书转让票据的情形错误按照非背书转让情形来适用法律，且在分析票据持有的合法性上未全面审查持有票据所存在的非法因素和蓄意隐瞒事实等因素，仅以未经全面核实的证人证言予以定案，程序上遗漏当事人，所作改判程序不严谨且毫无依据，导致孟庆河获得非法利益、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承担额外的义务、原告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的后果，依法应撤销该判决。原告依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被告孟庆河答辩称，一、原告的诉讼时效和资格。1、(2011)淄民再终字2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判决之日2012年1月16日到现在已超7年半的时间，民诉法第20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效力后的6个月内提出。因此，原告已超诉讼时效。2、原告不是(2011)淄民再终字27、28号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没有资格对该案提请撤销。3、原告之诉是因为（2018）鲁03民终2740号民事判决书损害了原告利益，但是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拆迁办与吕供秩的债务纠纷不能对抗（2011）淄民再终字27、28号民事判决书。二、票据（二张）问题。2006年8月9日周村区水产站、拆迁办开出的两张支票是支付给原告的拆迁补偿款，其背书转让给答辩人是用来偿还其借款210万元，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认可给付对价，完全符合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2011)淄民再终字27、28号民事判决书及(2009)周商初字第48、4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详尽表述了答辩人拥有这两张支票的合法性，不再详述。答辩人要说明一点，原告说答辩人与证人高某有利害关系，不属实。高某是原告方的工作人员非答辩人的亲朋故友，法官当面询问取证，怎么与答辩人有利害关系？三、还款问题。原告自称自2006年至2009年期间还款135.1万元，答辩人不认可。1.“证据”的真伪有待确认。2.原告与答辩人签订的借据有约定：如果原告不能按时归还借款，须每日按欠款金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即使有给的钱，也是按约定收取的违约金。事实上，自2005年原告借210万元到2013年收到法院执行款200万元，近8年时间，就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也远远超过了135.1万，更何况还有初审、再审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等巨大费用。3.2006年期间原告从答辩人处借款不只210万元，还有其他借款。原告利用时间久远把其他借款的收据混到这笔借款中，搅乱事实，企图赖账。4.2006年8月9日周村区水产站、拆迁办开出的两张支票，原告背书转让给答辩人是用来偿还其借款210万元。如果原告不用拆迁补偿款还账了，采用其他办法还款，那就该和答辩人说明要回支票，另行签个借款协议。而不是明明支票转让给答辩人了而说支票丢失，欺骗拆迁办。总之，所谓还款135.1万元（实际“证据”合计只有124.3万元）并不是用来偿还借款本金。四、(2011)淄民再终字27、28号民事判决书是维持的(2009)周商初字第48、49号民事判决书，核心是周村区水产站、拆迁办该不该承担票据责任。正是因为水产站、拆迁办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宣告支票无效，仅凭原告的“声明”重新给原告拆迁补偿款从而蒙受了损失，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原告隐瞒事实，谎称支票丢失，骗取钱财而造成的。2007年11月15日原告出具的“声明”承诺：如出现以上两张支票引发的一切经济纠纷，由吕供秩全权负责。既然如此，(2018)鲁03民终27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吕供秩偿还拆迁办损失合理合法、理所当然。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辩称，一、原告不具备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提起的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整个案件中，答辩人与原告都没有直接关系，答辩人只是将50万元出借于原周村区拆迁办公室，与原告没有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判决是对是否支付票据兑价的判决，也未对原告的权利有什么影响。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原告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但是在2012年9月18日，原告的妻子安爱荣即已经收到周村区拆迁办公室诉原告及安某的不当得利纠纷的民事裁定书，因答辩人只是出借方，和原告没有直接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由原拆迁办代为向原告追偿不当得利2019842.85元（其中包括答辩人的50万元），那时原告就应当知道（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判决是否侵害其民事权利，所以原告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件认定：（2009）周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查明，2005年12月23日，吕供秩向原告孟庆河借款21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5年12月23日至2006年1月16日，并约定如到期不能归还借款，借款人必须每日按欠款金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借款人吕供秩并出具借据，该借据并盖有山东省福瑞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归还借款。2006年8月9日吕供秩将从被告水产站开出的用于支付拆迁费的中国农业银行周村支行转账支票一张，票号为GO/0205569539、金额500000元背书转让给了原告，用于归还吕供秩所欠原告的借款。原告未在规定的期限向农行周村支行提示付款。又查明，2007年11月15日吕供秩给被告出具声明称：汇龙街拆迁工程，拆除吕供秩周村南下河街113号房产；2006年8月9日由拆迁办开出的转账支票壹张，号码：07287564，金额1519842.85元，由水务局开出的转账支票壹张，号码：05569539，金额：500000元。以上两张支票，属于废票，早已作废，因吕供秩将废票丢失，出票单位无法收回，如出现以上两张废票引发的一切经济纠纷，由吕供秩全权负责。吕供秩出具声明后，被告支付给吕供秩拆迁费1960304.85元（包括2006年8月9日支付的600000元转账支票，2007年11月20日500000元的转账支票，2007年12月10日860304.85元转账支票）。2008年10月原告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时，得知被告已将支票款支付给了吕供秩，故原告诉至法院。（2009）周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水产站自2006年8月9日开出号码为GO/0205569539的转账支票后，被告即与该票据的持票人形成票据关系，即持票人在2007年2月9日前享有票据上的权利，被告作为该票据的出票人理应履行票据义务，2007年2月9日后原告丧失了票据权利，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即本案被告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被告在其所开出的银行转账支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宣告该票据无效的情况下，仅凭收款人吕供秩的声明，并以此抗辩持票人即原告行使权利无法律依据，被告理应依据法律规定承担返还票据记载金额的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支票款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孟庆河支票款500000元。二、驳回原告孟庆河要求被告淄博市周村区水产站赔偿经济损失80000元的诉讼请求。 （2010）周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查明，2006年8月9日，案外人吕供秩从原审被告水产站领取了拆迁费-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票号为CQ/0205569539、金额500000元。后原审原告持有了该支票。原审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原审被告支付支票款5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80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本案审理期间，原审被告申请对该支票背书人签章栏内的“吕供秩”签名进行字迹鉴定。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支票背书人签章栏内的“吕供秩”三字不是吕供秩本人书写。（2010）周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审原告是否是该转账支票的合法持票人。本案中原审被告水产站出具给案外人吕供秩的转账支票，收款人为吕供秩。根据票据法的规定，背书由背书人签章并记载背书日期，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经鉴定，该支票背书签名并非吕供秩本人书写，这就造成背书实质不连续，背书中断。该伪造签章的背书归于无效，伪造背书不能真正产生转让票据权利的法律效力，即受让人不能合法的从一个伪造背书签章人处取得票据权利，原审原告不是合法持票人。由于原审原告不是合法的持票人，其无权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及民事权利，只有向其直接前手追索的权利。综上，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支付票款及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再审判决，一、撤销（2009）周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孟庆河的诉讼请求。 （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原审审理中，山东省福瑞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高某证明：之前是吕供秩欠孟庆河的钱，具体怎么欠的不清楚，吕供秩将自己房产证作抵押给孟庆河，后因房屋要拆迁，拆迁办要房产证否则不给拆迁费，这样吕供秩通知孟庆河带房产证到公司，我及吕供秩的爱人安某，孟庆河的对象及外甥我们一起到拆迁办办理交接，这样拆迁办开出了三张转账支票，后到了农村信用社新建路营业厅取钱，银行说钱没到位没有取出钱，改日再取，这样票据就被孟庆河的对象及外甥拿走了。（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认为，2006年8月9日，被上诉人水产站开出了收款人为吕供秩的50万元转账支票一张，该支票盖有水产站的财务专用章和其法定代表人赵某的印章，该出票行为合法有效，故该转账支票系有效票据。该支票由吕供秩背书转让给上诉人孟庆河，虽然背书人吕供秩的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背书存在瑕疵，但是山东省福瑞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高某证实孟庆河取得该支票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该支票由吕供秩之妻安某等人与孟庆河一起到周村区拆迁办领取，吕供秩将该支票转让给孟庆河也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孟庆河系合法取得支票，是该支票的唯一合法权利人。背书连续是持票人证明其享有票据权利的一种方式，背书不连续的票据持票人并不一定丧失票据权利，持票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是合法持票人，通过其他证据证明背书虽然形式上不连续但实质连续的，仍可享有票据权利。孟庆河取得本案支票支付了对价，其提供的证据证实了其取得支票的合法性，故该支票吕供秩背书给孟庆河实质是连续的，孟庆河对该支票享有合法的票据权利。孟庆河在支票出票日起六个月内没有行使票据权利而丧失票据权利，但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返回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故被上诉人水产站作为出票人应当返还上诉人孟庆河支票款50万元。据此，上诉人孟庆河的上诉理由成立，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周村区人民法院（2010）周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维持周村区人民法院（2009）周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综合上述法律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须具备的条件：1、主体条件，必须是提起撤销案件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无独立请求权）；2、程序条件，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3、实体条件，撤销的对象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和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错误内容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上述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具体到本案：（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件，涉及的孟庆河与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之间的票据权利争议，在该案中，仅涉及吕供秩在转账支票上背书的真实性问题，而在该案纠纷发生之前，吕供秩对该案所涉票据已经明确说明丢失了，同时亦未采取“挂失”等公示票据失权的措施，因此，吕供秩对于孟庆河与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之间的票据权利纠纷案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而吕供秩背书的真实性问题，仅涉及孟庆河主张票据权利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即淄博市周村区水利局是否应承担相应票据责任问题，即该案件的判决内容（处理结果）并不损害到吕供秩的民事权益，亦即该案件的处理结果同吕供秩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吕供秩亦不构成该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且在（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件作出判决后，淄博市周村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曾于2013年3月份对吕供秩、安某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时，已经明确陈述关于（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件的判决内容，虽然吕供秩与其妻子安某未到庭应诉，但在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2）周民初字第489-3号民事裁定书后，吕供秩之妻安某于2012年9月18日领取了该份裁定书，故从此时起，吕供秩就应该知道（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件的判决内容是否侵害其民事权益；而吕供秩直至2019年4月22日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即使其能够构成（2011）淄民再终字第27号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提起本案诉讼也早已超出六个月的除斥期间。综上所述，吕供秩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对吕供秩提起本案诉讼应不予受理，但本案已经立案受理，依照法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吕供秩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戴永成 审判员  李灵福 审判员  侯 康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