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4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言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589026288J。法定代表人：马仲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广东慧尔斐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成隆，广东慧尔斐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意容，女，汉族，1981年4月12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耀豪，男，汉族，2005年12月22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耀康，男，汉族，2007年8月19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耀乐，女，汉族，2009年6月12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群，男，汉族，1951年6月14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丽琼，女，汉族，1957年3月27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高州市。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辉，广东茂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宁，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宏，男，汉族，1991年7月17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心，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淑铭，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漪，男，汉族，1988年9月1日出生，户籍住址：浙江省嵊州市。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黄志宏、赵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5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争议金额为100000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黄志宏、赵漪负担。其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错判，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肇事司机黄志宏具有超速及逃逸的情形，属于免赔事由。一审期间，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提交《浙商保险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投保人申明》等证据，用于证明被保险人赵漪已收到并知悉免赔条款。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黄志宏针对其否认《投保人申明》为赵漪书写的主张，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却以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投保人申明》为赵漪所签为由，驳回了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的观点。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上述事实的前提下，草率判决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当改判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二、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导致误判。本案中，肇事司机黄志宏具有逃逸情节，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驾驶员在明知撞伤多人的情况下，未及时通知交警及相关部门，逃离现场，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4条关于“车辆保险中，保险人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而主张不予赔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结合《保险法》第二十一条内容，本案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后未保护现场即逃离，同时未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和保险人，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依法不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应当由肇事车辆驾驶员承担。三、一审法院无视肇事司机黄志宏肇事逃逸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仅负有提示义务的事实，导致误判。肇事司机黄志宏逃逸的情形明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关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已在保险单“重要提示”栏中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据此可以认定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已就本案免责条款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免责条款对保险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四、肇事司机黄志宏存在酒驾的违法犯罪事实，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改判。肇事司机黄志宏在接受交警大队的询问过程中曾承认酒后驾驶，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一审期间曾申请法院调取该份笔录，但一审法院无视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的申请，拒绝调取与本案事实有重大关系的证据，导致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认定肇事司机黄志宏不存在酒后驾驶的情形。在此，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申请调取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以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由黄志宏以及赵漪承担赔偿责任。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所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认为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作为强势的保险公司，有法律上的说明解释义务，但其没有实质证据证明履行了该义务，故其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不成立。二、《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黄志宏逃逸，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黄志宏一审时答辩称其事故发生后报过警，并主动联系、协助交警展开调查，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反驳。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设立，是为了减轻投保人出险时的民事责任，使意外事故中受害的第三者及时得到赔偿。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三者申请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是被保险人的主要权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肇事逃逸的后果在于交通事故发生后未尽告知义务，致使损失无法确定。对于逃离事故现场的免责条款，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始终没能提交赵漪签署过的保险单。退一步说，黄志宏构成交通事故逃逸，但未认定其存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节，而且，即使有逃逸，也与此次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公司即应履行赔偿义务。交通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综上所述，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失的承担，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已经造成的损失确定。交通事故发生时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人赔偿；对于因肇事逃逸而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故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赔偿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金的理由不成立。购买保险不仅是保障车辆使用人，更是保障受害人尽快得到有效赔偿，不然没有必要在第三者商业险之外还设立了交强险。而交强险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险公司规定了诸多的免责条款，一味追求金钱利益。参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规范定义了免责的事由，同时也规定保险公司先垫付后追偿，也就是说，保险公司首先履行了社会责任，取得了代位权，这不妨碍实现公司的盈利目标。同样道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为受害的第三人能得到有效赔偿而设立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约定的法定以外的免责事由不应阻却受害人获得赔偿，因此保险公司不得免责。而且垫付赔偿以后，有权向投保人追偿。三、《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黄志宏逃逸。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以此回避其作为保险人应尽的说明义务。“逃离事故现场”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不能等同于“肇事逃逸”。“肇事逃逸”是指肇事后故意逃跑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这是认定事故责任的关键，属于保险公司免责范围。但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是“逃离事故现场”，不属于保险公司免责范围。退一步讲，即便是肇事逃逸，也不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仅属于违反义务性规范的范畴。禁止性规范是指规定人们不得作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模式的强制性规范。在保险人未能证明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即使有此免责条款，也不产生效力，更何况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无法提交由保险人签署的保险合同。四、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不能提供证明黄志宏酒驾的证据，也没有新的证据支持其主张。综上，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的上诉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五、保险人没有权利借口惩罚投保人而剥夺第三人的权利。受益人虽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故其本质是“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中的“第三人”。本案受害人是第三人，保险公司不能为了推卸赔偿责任将惩罚另一方的结果转移给受害人。对肇事人的惩罚国家有相应的刑罚、行政法调整，不应该也不需要保险公司以此为借口，剥夺受害人受保障的权利。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为侵权而不是保险合同关系，被侵害的权利客体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这些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权利，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赔付，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产、生活，进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合同一般只能为第三人创造权利，而不能剥夺第三人合同已经设定的权利，更何况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无法提交由保险人签署的保险合同，因此原审判决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依据保险单赔付是正确的。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就保险业务达成协议以后，意味着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保险单签发是由保险人控制主动权，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载体。六、一审法官没有尽到释明责任，应当发回重审。原审判决第七项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因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对《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存在误解，致使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时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而非按照死者张某身份标准计算赔偿，计算方法和结果也提交给了法庭。这是个明显错误，原审判决时当作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没有履行释明义务。《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登记立案释明规则》（2016年6月23日）第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充分、不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就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进行说明；对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存在不明了、有歧义或自相矛盾等情形的，人民法院通过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将真实意思表示陈述清楚，以明确诉讼请求并尊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对于当事人因对法律理解不准确而造成不能充分提出诉讼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告知其法律的相关规定。经释明，当事人仍坚持原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并依法进行处理；对于当事人诉讼请求存在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不正确的原因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明确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拒不变更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因此，请求二审认定一审法院违反释明义务，并发回重审，让当事人重新获得失去权利的救济机会，以真正体现释明的“义务属性”。黄志宏答辩称：一、交通事故后逃逸立法目的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为了及时抢救伤者，防止事故损失扩大；二是为了查清事故的责任，便于事故处理及法律责任的承担。本案黄志宏在事故中同样手部受伤，离开现场是为了前往医院处理伤情，具有正当理由，且其离开现场时主动联系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也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不存在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目的，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所称的肇事逃逸有本质区别。二、黄志宏离开现场时联系过公安机关，不存在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声称的没有及时通知相关部门的情况。并且，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上诉的法律依据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四条、《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这些法条的立法背景是为了防止人为故意制造虚假保险事故的情况，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是明显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且黄志宏也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不存在是否属于虚假保险事故的争议。并且，以上法条也明确了法院支持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条件是行为人逃离现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而导致事故的责任认定或者事故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或者损害程度难以确定，保险人才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志宏超速驾驶并且与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了受害者当场死亡，其逃离现场的行为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基本事实的查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上诉主张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三、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连最基本的保单、完整的保险合同和保险条款都未能提供，仅凭一份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投保人声明》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更重要的是，在赵漪签名无法确认，也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送达了投保人并作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依法无效。四、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并没有能够举证证明黄志宏存在饮酒的行为，对饮酒后开车或醉酒后开车，酒精测试标准已经有了明确的依据，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赵漪未进行答辩。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志宏、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赵漪连带承担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各项损失共计1402556.7元，包括死亡赔偿金10587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9800元、丧葬费75222元、交通费3109.5元、住宿费1222.74元、伙食费3005元、误工费1437.48元，扣减黄志宏、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赵漪已支付的90000元；二、判令黄志宏、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赵漪赔偿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三、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四、赵漪对上述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五、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志宏、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赵漪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6月10日22时25分许，黄志宏驾驶浙Ｄ×××**小型轿车（搭载肖某1、林某、肖某2、蔡某、赖某）沿龙岗区新生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途径龙岗新生路与仙人岭交汇处时，该车头左前部与自南往北方向横过新生路由夏某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自行车（搭载：张某、汤某）左后侧发生碰撞，造成张某当场死亡，雷某、夏某、汤某、黄志宏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志宏弃车逃离现场。2018年7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志宏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雷某、夏某、张某、汤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肇事车辆浙Ｄ×××**号已向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交强险赔偿限额为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0000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限自2017年7月9日0时起至2018年7月8日24时止；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肇事车辆浙Ｄ×××**号车发生事故时的所有人为赵漪，使用人是黄志宏。死者张某1980年10月19日出生，为农村户籍。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提交《内地居民采集表》、《社保卡》、《居住证明》、《证明》证明死者生前已在深圳居住满一年，并且主要收入来源也在深圳。其中，《内地居民采集表》显示，死者张某于2012年3月6日来深；《居住证明》显示，死者张某于2016年11月起至今居住在龙岗区坪地街道XX社区，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XX社区居民委员会加盖了公章；《证明》显示，死者张某于2017年3月2日入职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移印师傅一职，月薪每月6000元，每月月底现金发放上月工资，一直任职到2018年6月10日。黄志宏认为单凭加盖公章的内地居民信息采集表无法证明本事故发生一年前张某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无法证明死者张某在事发之前稳定、长期、连续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针对黄志宏的上述疑问，一审法院依法传唤《工作收入证明》中的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黎某，经询问，黎某承认《证明》由其出具，当时其任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部经理，于2018年年底离职。黎某陈述死者张某于2017年3月份入职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直至发生本案的交通事故，死者张某在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移印师傅一职，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的工资是每月5000元，2018年3月份开始每月工资6000元，以现金形式发放。公司没有为死者张某购买社会保险，因为死者张某认为其家庭负担重，不愿意购买。此后，黎某向法院提交了盖有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的关于死者张某的部分《工资条》及《电子打卡考勤表》。《工资条》显示，死者张某2017年的工资为每月5000元，2018年4月请假一天，工资为5786元，5月份工资为6000元。《电子打卡考勤表》显示，死者张某已在深圳工作满一年。综上，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死者张某已在深圳居住满一年，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关于本案所涉赔偿金额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如上所述，死者张某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核算为1058760元（52938元／年×20年）；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提交的户口本证明死者张某需要扶养的人员为其父亲、母亲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该户口本显示死者张某的父亲张立群1951年6月14日出生，农业家庭户口，母亲黄丽琼19**年3月27日出生，农业家庭户口，扶养人均为二人；儿子张耀豪2005年12月22日出生，儿子张耀康2007年8月19日出生，女儿张耀乐2009年6月12日出生，均为农业家庭户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结合上述被扶养人的身份信息，一审法院认定张立群、黄丽琼、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分别需要扶养14年、19年、6年、8年及10年。因死者张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赔偿，故死者张某的父、母亲及其子、女的生活费应依照死者张某身份适用相应标准，故一审法院按《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有关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关于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中部分年份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超过了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段计算，具体为：前6年被扶养人为5人，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9920元（38320元／年×6年）计算；之后2年被扶养人为4人，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6640元（38320元／年×2年）；再后2年被扶养人为3人，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6640元（38320元／年×2年）；再后4年被扶养人为2人（即张立群及黄丽琼），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3280元【38320元／年×（4年＋4年）÷2人】；最后5年被扶养人为1人（即黄丽琼），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5800元（38320元／年×5年÷2人）。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632280元（229920元＋76640元＋76640元＋153280元＋95800元）。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仅诉请被扶养人生活费349800元，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按照深圳市2017年度在岗职工月均工资12537元核算，丧葬费应为75222元（150444元／月÷12个月×6个月）；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3109.5元，死者张某于2018年6月10日死亡，于2018年7月14日火化，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主张其从户籍地广东省高州市赶到深圳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并提交相应的票据予以证明。综合死者张某有父母、妻子及三名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情况，该笔交通费支出在合理范围内，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交通费3109.5元；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主张从户籍地广东省高州市赶到深圳办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住宿费为1222.74元，并提交相应的票据证明。经核算，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住宿费为1222.74元（662元＋198元＋162.74元＋200元）；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主张从户籍地广东省高州市赶到深圳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伙食费3005元，并提交相应的票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故处理受害人丧葬事宜人员的伙食费并非法定赔偿项目，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诉请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意容主张误工费1437.48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根据黄意容的户籍信息，参照2018年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计算其误工费。经核算，黄意容误工费应为1111.73元（40578元／年÷365天×10天）；结合本案案情，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以上各项损失费用合计为1589225.97元。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当庭确认黄志宏为死者张某的家属垫付了生活费23000元、丧葬费70000元。另外，一审法院认定黄志宏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一审法院认为，黄志宏驾驶机动车与死者张某发生碰撞导致死者张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给死者造成的侵权损害后果应由侵权责任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原因分析合理，责任划分正确，且黄志宏、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赵漪均未就此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认定黄志宏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黄志宏认为案外人夏某及死者张某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样具有过错，但黄志宏未在法定时限内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且黄志宏驾驶机动车行驶时，速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发生事故后弃车逃离事故现场，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黄志宏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外人夏某、汤某、死者张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黄志宏的辩称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的责任问题。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辩称，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显示，黄志宏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存在逃离现场的行为，且在事故发生前饮了两杯三十五度的白酒，其目的是为逃避责任，逃离现场，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浙商保险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商业保险予以拒赔。对此，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一、《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保险事故询问笔录》，证明黄志宏酒后驾驶车辆；二、《浙商保险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证明离开事故现场和酒驾均属于保险免责赔偿；三、《投保人声明》，证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已向赵漪告知投保声明，并有赵漪签名确认，其已知晓保险免责。《投保人声明》其中部分显示“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赵漪签名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黄志宏对《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保险事故询问笔录》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并认为黄志宏是否饮酒及酒精浓度应当由专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非单凭其自认并由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单方制作的笔录就能证实，且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未能证明已将该保险条款送达案外人赵漪。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因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未提交其他相应的证据证明黄志宏存在酒后驾车行为，其提交的《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保险事故询问笔录》不足以证明黄志宏存在酒后驾车行为。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该辩称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第二，黄志宏违规超速行驶与案外人夏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张某当场死亡，其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已经无法避免张某死亡结果的发生；第三，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投保人声明》是赵漪与其签订的。故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仍需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其该部分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由承保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上述赔偿项目共计1589225.97元，由于车辆所有权人赵漪已经为浙Ｄ×××**号车向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故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应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金限额内赔偿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12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车辆所有人赵漪已经为浙Ｄ×××**号车在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购买了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险，故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险限额内直接向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赔偿1000000元。剩余469225.97元应由黄志宏向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赔偿。因黄志宏已经垫付93000元，故黄志宏还需向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赔偿376225.97元（469225.97元-93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款为1496225.97元；二、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向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直接赔偿1200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应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支付）；三、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直接赔偿1000000元；四、黄志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赔偿376225.97元；五、驳回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黄志宏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24元（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已申请缓交），由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共同负担78元，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负担13658元，黄志宏负担458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处理事故时对黄志宏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其酒后驾驶且其已依法申请原审法院调取未获准许为由，申请本院调取该证据。本院调查询问后，要求其提供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但其未能提供。二审时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补充提交了投保单，被上诉人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以及黄志宏认为不属于新的证据，不同意质证。原审判决查明的其它事实清楚，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在于上诉人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应否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对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黄志宏是否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二是黄志宏是否酒后驾驶；三是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是否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首先，关于黄志宏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离事故现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经过调查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事故发生经过和形成原因分析两部分对此均作了认定，二审法庭调查时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亦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车辆保险中，保险人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而主张不予赔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能举证证明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不影响保险事故责任认定的除外。”《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或者有条件报案而不及时报案，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承担事故责任：（一）一方当事人有上述行为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当事人均有上述行为的，共同承担责任；但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由此可见，保险人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相关部门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法定例外情形，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上述行为未影响事故责任认定的除外。本案中，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黄志宏在事故发生后确实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并未影响本起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援引上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主张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黄志宏是否存在酒驾行为。根据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对黄志宏所作的《保险事故询问笔录》，黄志宏自认事故发生前饮过两小杯白酒，但交通警察部门经过调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黄志宏有此情节。并且，事故发生后，黄志宏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刑事判决认定了黄志宏存在酒后驾驶行为。至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交通警察部门对黄志宏所作的《询问笔录》，以证实其该项主张，但其并未证明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过该申请，黄志宏和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等以不属于新证据为由不同意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现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在二审才提出该请求，已超过上述规定的期限，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事实上，交通警察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是根据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综合认定的，而该事故认定书并未确认黄志宏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情节。因此，对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有关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问题。对此，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一审时提供了签有“赵漪”姓名的“投保人声明”和格式保险条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该保险条款交给了赵漪，而“投保人声明”因赵漪下落不明而无法确认是其所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现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未能对此充分举证，故原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并作出相应认定并无不当，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此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虽在二审调查期间补充提交了《投保单》，但因其已过举证期限，黄志宏和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等不同意质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至于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提出肇事逃逸属于法律禁止行为、保险公司依法仅负提示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浙商财保嵊州支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黄意容、张耀豪、张耀康、张耀乐、张立群、黄丽琼在答辩中认为原审法院未对扶养费的计算标准尽到释明义务，要求发回重审，一方面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金额多少是其自身权利，不属于应当释明的范围，同时其亦未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无需审查。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慈  云  西审判员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相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