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3民初2225号 原告：成都立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9号楼3栋8层1号。 法定代表人：冯琬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华川，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屈，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9号楼3栋8层1号。 法定代表人：舒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立元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6号楼5层519-529室。 法定代表人：袁夫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媛，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成都立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立宇公司”）与被告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立元公司”）、第三人浙江立元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立元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24日、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成都立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屈、蒋华川，成都立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浙江立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媛、吴鹏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成都立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屈，成都立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浙江立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都立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解散被告成都立元公司；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成立于2016年7月13日，注册资本1200万元，股东为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与第三人浙江立元公司，其中原告出资480万元，占40%，第三人出资720万，占股60%。据被告公司章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出资比例所享有的表决权已经超过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的10%。自被告公司成立以来，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或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从2017年开始，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对于公司经营以及管理产生重大分歧，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以致被告公司经营管理混乱。第三人利用大股东身份，控制被告公司财务，长期占用被告公司资产，拖欠被告公司货款，经常非正常干预被告公司经营，擅自更换管理层，以至于被告公司出现亏损。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被告的管理机构和决策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基本失灵，若公司继续存续将导致现有资产全部流失，给股东利益造成巨大损失。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成都立元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自被告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或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不符合事实。被告公司自2016年7月13日成立以来，曾先后于2016年7月11日、2016年10月12日、2019年4月4日多次召开股东会，并按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了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被告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股东会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对于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股东会决议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据此，对于除了增减资、组织形式变更等重大事项以外的普通事项均只需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即可形成决议。显然被告公司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等法定的公司解散情形；二、原告诉称“自2017年开始，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对于公司经营以及管理产生重大分歧，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以致被告公司经营管理混乱”也属歪曲事实。被告公司的管理机构、决策机构一直在正常运转，原告委派至被告公司的人员担任重要管理岗位并正常履职，不存在原告所称内部运营机制早已失灵的情形。被告公司先后三次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期间于2017年11月11日还召开过股东交流会，原告、被告、第三人共同就被告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推进等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从公司的管理层面来看，自公司成立时起被告就任命原告的隐名股东戴斌任公司总经理主持工作，并分别任命原告的股东孙毓川、金绍林担任市场副总经理、技术副总经理（分别分管公司的市场口工作、技术口工作），直到2018年6月8日岗位有所调整，但金绍林仍任公司副总经理。且孙毓川、金绍林作为原告委派至被告公司的人员，一直在正常工作，并与被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公司管理层一直都在正常履职，对公司各项经营事项进行决策和审核，不存在被告公司内部运营机制早已失灵的情形；三、被告公司经营管理正常，并未发生严重困难，更不存在若继续经营将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2016年12月9日，第三人将自己名下的星环软件和两种视频服务网关共三种产品的销售业务全部都转给被告公司进行销售、推广和维护，相当于输送了一大批业务给被告。而这些业务此后即成为被告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或者说经济支柱，并且帮助被告公司实现了非常亮眼的业绩：2016年营业收入7476923.02元。2017年营业收入30265696.79元，2018年营业收入5878878.97元。虽然2018年公司营收有所减少，但这与整体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相关，有所波动也是正常的情况。目前公司尚有17名在职员工，2018年度还对外签署了大量业务合同，目前均尚在履行中（因为答辩人销售的产品按照约定有36个月的维保期，不仅在36个月内须提供日常的维保和维护，且36个月到期后仍需进行进一步的软硬件升级及维保），于2018年4月17日通过关于“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软件的设计开发、销售的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于2018年9月14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足见其业务经营完全正常，且研发和发展能力良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当然更不存在如继续经营将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之情形。综上，恳请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浙江立元公司述称，同意被告成都立元公司意见。原告诉称“第三人利用大股东身份，控制被告公司财务，长期占用被告公司资产”不符合客观事实。一、自被告公司成立开始，浙江立元公司就给了被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就连业务和配套的知识产权其实都是浙江立元公司贡献给成都立元公司的。2014年开始，答辩人就一直与公安部交管所保持密切联系和项目合作，承接了“道路交通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课题”等多个项目的软硬件开发。之后在公安部开展的公安交通指挥平台建设项目中，答辩人也获得相应的机会，不仅参与该平台建设的专家论证，更是通过开发网关技术软件直接参与到该项目的配套供应服务中，2015至2016年就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项目答辩人直接的销售网关的收入达到500多万元，业务运营状况非常好。2016年，答辩人与原告合资成立被告公司之后，同意将自己名下的星环软件代理业务和两种视频服务网关共三种产品的销售业务全部转给被告公司进行销售、推广和维护，相当于输送了一大批业务给被告。而这些业务此后即成为被告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或者说经济支柱，并且帮助被告公司实现了非常亮眼的业绩，尤其是2017年度的业绩是翻了好几番。被告公司没有自有仓库，所有产品都是堆放在答辩人的仓库中，答辩人还在自己的办公场地内提供了约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供被告使用。同时，答辩人还提供采购供应、技术支持、销售支持等服务；二、答辩人向被告公司借款系正常业务往来并按照高于货款利息的标准付息，未侵害公司利益。被告公司是一家轻资产运营公司，答辩人向被告公司的借款均源于其账面闲置资金（2016年850万元借款发生时被告有货币资金1200万元，2017年1000万元借款发生时被告有货币资金1284.15万元，2018年1000万元借款发生时被告有货币资金1981.71万元），且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并未侵害公司或股东利益。2019年5月16日已还款并支付利息616151元；三、2016年12月9日答辩人将自己名下销售业务全部转给被告时是约定结算方式另行协商确定，4887720元的货款已于2019年5月23日前全部结清。另，如原告认为答辩人拖欠被告公司借款或货款，应另行诉讼解决（事实上原告也已经进行了诉前保全查封了浙江立元公司账户，并将提起其他诉讼），而无权起诉要求解散公司，因为本案根本不符合法定解散条件。综上，恳请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成都立元公司2016年7月13日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成立，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与第三人浙江立元公司均为发起股东，公司章程载明注册资本金为1200万元，两名股东分别出资480万元、720万元，投资比例分别为40%、60%。原告成都立宇公司自2016年6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480万元，股东为孙毓川（出资300万元）、金绍林（出资130万元）、张频（出资50万元）。庭审中，各方一致认可：成都立宇公司、浙江立元公司对成都立元公司的出资已经实缴。 一、关于被告成都立元公司董事、股东会、监事组成运行和人事情况：2016年7月11日成都立元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有浙江立元公司（代表：赵问道）、成都立宇公司（代表：陈春华）参加，经全体股东研究，一致形成决议：选举赵问道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聘任赵问道为公司经理，任期三年，选举陈春华为监事，任期三年，通过该公司章程。成都立元公司、浙江立元公司主张，成都立元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召开了股东会，并提交了载明日期为2016年10月12日的章程，但未提交当日的股东会议决议或记录。该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必须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半数以上，方能召开股东会。首次股东会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以后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会每半年定期召开，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2016年8月25日成都立元公司出台人事任命文件，聘任戴斌为总经理、孙毓川为市场副总经理，金绍林为技术副总经理，效力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7年1月8日再次出台人事任命文件，聘任戴斌为总经理、孙毓川为市场副总经理，金绍林为技术副总经理，效力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18年6月8日再次出台人事任命文件，聘任陈高峰为执行总经理、金绍林为副总经理，严一枞为财务总监，效力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7年11月11日，成都立元公司召开股东交流会，股东及相关人员对公司业务发展进行了交流。2019年4月4日，成都立元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参加人、主持人为浙江立元公司代表赵问道，决议内容为：选举舒曼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刘军艳为监事，聘任王新杰为经理，上一届执行董事、监事、经理同时免去。该股东会决议只有浙江立元公司盖章。关于舒曼、刘军艳、王新杰的身份，第三人浙江立元公司认可舒曼、王新杰在浙江立元公司任职。经查，刘军艳为浙江立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岱奇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关于2019年4月4日股东会的召开，被告成都立元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徐晓霞与原告成都立宇公司股东孙毓川的手机短信截屏，拟证明被告公司员工于2019年3月25日向孙毓川发送股东会通知短信，证明被告股东会通知已寄给了原告成都立宇公司的代理人马屈。该手机短信内容为：2019年3月20日，孙毓川：“成都市锦江区华兴正街5号王府井B座27楼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马屈律师收”。徐晓霞：“收到”“打扰一下，麻烦再发一个你能收的地址，谢谢”。孙毓川：“就这个地址吧，已经委托给律所了”。2019年3月25日，徐晓霞：“孙总，马律师收到4月4号上午9点30召开成都立元公司股东会的通知没有？如果收到请回复一下，谢谢”。2019年3月26日，徐晓霞：“孙总，今天邮寄出一份4月4号开股东会的补充通知，已邮寄给你的委托律师马屈，请孙总通知下马律师注意查收，收到短信后请回复，谢谢”。成都立元公司代理人陈述，马屈只是本案诉讼代理人，无权代表股东参加股东会，也没有义务代被告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事宜；孙毓川未回复通知人是否收到通知，只是给了一个代理人的地址。 二、被告成都立元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情况。被告成都立元公司提交该公司2016年末、2017年末、2018年末资产负债表。2016年末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788282.41元，所有者权益为15098091.57元；2017年末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014389.5元，所有者权益为22015988.34元；2018年末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8455223.46元，所有者权益为21456822.30元。庭审中，各方一致陈述：成都立元公司成立以来，未分配过利润。关于未分配利润的原因，成都立宇公司主张系浙江立元公司将资金划走，无法分配利润；成都立元公司、浙江立元公司主张：分配利润应当通过股东一致形成决议，成都立元公司在2019年之前系由原告经营，具体不分配利润的原因不清楚。成都立元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取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截至2019年6月，成都立元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有17名员工（成都立元公司4人、成都立元公司南京分公司13人）交纳社保。 三、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与被告成都立元公司、第三人浙江立元公司相关纠纷诉讼和资金流转情况。 （1）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以浙江立元公司长期向成都立元公司借款，长期未归还，且成都立元公司监事陈春华拒绝提起诉讼为由，以浙江立元公司为被告，成都立元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另案诉讼，并申请在1052.25万元范围内保全浙江立元公司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4月作出（2019）川0193民初891号民事判决，判令浙江立元公司限期归还成都立元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现已生效。 （2）本案原告成都立宇公司申请对本案被告成都立元公司在8806395.34元范围内对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账户进行冻结。2019年4月30日、5月20日，本院作出（2019）川0193民初2225号、（2019）川0193民初2225号之一民事裁定，对上述两账号存款在8806395.34元范围内进行冻结。 2019年5月16日，浙江立元公司向成都立元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融城支行账户划款10616151元、200万元；2019年5月17日，成都立元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融城支行账户向成都立元公司的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账户划转5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2019年5月20日，浙江立元公司向成都立元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融城支行账户划款781955元，同日，成都立元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融城支行账户向成都立元公司的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账户划转500万元；2019年5月20日，成都立元公司的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向案外人杭州云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划转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截至2019年6月2日，成都立元公司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账户余额为858.82元；截至2019年5月20日，成都立元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融城支行账户余额为91988.44元。 （3）成都立宇公司以浙江立元公司、杭州云是科技有限公司、舒曼、王新杰、刘军艳、徐晓霞为被告，成都立元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诉讼（案号（2019）川0193民初6223号），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该案中，成都立宇公司请求法院：一、确认浙江立元公司抽逃出资；二、请求法院判令浙江立元公司、杭州云是科技有限公司向成都立元公司赔偿1500万元（包含抽逃出资720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53125元（以1500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暂从2019年5月21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20日，具体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请求判令舒曼、王新杰、刘军艳、徐晓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案件受理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由六名被告承担。其主要事实理由为：浙江立元公司多次以业务周转需要为借口，虚构债权债务，长期侵占成都立元公司资金。2019年4月4日，浙江立元公司在未通知成都立宇公司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并将浙江立元公司股东和董事舒曼任命为成都立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将浙江立元公司总经理和董事王新杰任命为第三人经理，将浙江立元公司独资子公司杭州岱奇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云是科技有限公司的监事以及其控股的杭州钧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刘军艳任命为成都立元公司监事。2019年5月20日，浙江立元公司在未通知其他股东的情况下，舒曼、王新杰、刘军艳协助浙江立元公司，由徐晓霞具体经办，从成都立元公司账户划走1500万元到浙江立元公司独资子公司杭州云是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目前，成都立元公司账户款项己被全部划空，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故成都立宇公司认为，上述当事人侵犯成都立宇公司和成都立元公司合法权益，特提起损害公司利益之诉。庭审中，成都立元公司、浙江立元公司认可杭州云是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立元公司控制的关联公司。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川0193民初6223号民事判决，驳回成都立宇公司的诉讼请求。成都立宇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4）成都立元公司以戴斌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号（2019）川0193民初7168号），本院于2019年8月8日受理。该案中，成都立元公司请求：一、判令戴斌立即向成都立元公司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9万元，并按年利率6%向成都立元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偿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戴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8日，戴斌向成都立元公司借款3万元并出具《借款单》一份；同日，成都立元公司向戴斌转账交付了3万元借款本金。2017年5月8日，戴斌向成都立元公司借款2万元并出具《借款单》一份；2017年5月9日，成都立元公司向戴斌转账交付了2万元借款本金。2017年9月15日，戴斌向成都立元公司借款1万元，同日公司向戴斌转账交付了1万元本金；戴斌于2017年9月26日向成都立元公司补充出具了《借款单》。2017年10月26日，戴斌向成都立元公司借款3万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款单》一份；同日，成都立元公司向戴斌转账交付了3万元本金。后经多次催讨，戴斌至今被告仍未归还。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成都立元公司的起诉。成都立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四、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矛盾调解情况。成都立元公司、浙江立元公司主张，戴斌是成都立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成都立宇公司的三个股东曾经同意由大股东浙江立元公司按原价（1：1）收购成都立宇公司持有的成都立元公司股权，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主张，戴斌不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组织原告成都立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华川、马屈、股东孙毓川、金绍林，成都立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浙江立元公司的母公司工作人员朱艳进行调解。孙毓川、金绍林提出的调解方案是，按成都立元公司现有净资产价格由大股东收购股权。浙江立元公司提出，戴斌应当参加调解，否则无法达成一致。2019年12月20日庭审中，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主张，同意按成都立元公司净资产由浙江立元公司进行折价收购。浙江立元公司主张，需要与戴斌的其他诉讼纠纷一揽子解决，不愿就本案单独进行股权收购的调解。因此本案未能调解成功。关于戴斌的身份，各方一致陈述戴斌系浙江立元公司前员工。 以上事实，有起诉状、答辩状、各方庭审陈述、调解笔录、成都立元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16年7月11日股东会决议、章程、人事任命文件、2017年股东交流会材料、2019年4月4日股东会决议、手机短信通信记录、成都立元公司2016年末、2017年末、2018年末资产负债表，成都立元公司在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融城支行的账户流水单、（2019）川0193民初891号、6223号、7168号案卷材料、《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交纳社保记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是应否依法判令解散被告成都立元公司的问题。公司主体维持原则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应否解散公司不仅关涉到公司股东的权益，还关系到与公司有关的其他民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更涉及到公司职工安置、政府税收等各方面利益。对于公司司法解散，法院必须审慎对待。只有在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要件时，才能依法判令解散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案原告成都立宇公司持有成都立元公司40%股权，具备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主体资格。在实体方面，本案需要审查成都立元公司是否具备下列法定的强制解散要件，即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一、成都立元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即股东会机制是否失灵。成都立元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被告成都立元公司自成立以来，召开过2016年7月和2019年4月两次股东会。在2017年期间召开过股东交流会。以上证据说明该公司的治理结构尚未完全失效。2019年4月成都立元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虽然现有证据反映其通知没有提前15日通知成都立宇公司，但该瑕疵属于程序轻微瑕疵。原告成都立宇公司的股东收到通知后，仍有合理期间决定是否参加该次股东会。但原告成都立宇公司没有派代表参加该次股东会，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目前，成都立元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经理均为浙江立元公司委派，但该人事安排属于公司具体运营范畴，不属于股东行使权利的股东会机制范畴。故综合全案证据情况，成都立元公司的股东会机制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失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 二、成都立元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关于成都立宇公司主张的公司利润分配问题。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和如何分配利润，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和决策权力范畴，司法一般不予干涉。如原告成都立宇公司主张其利润分配权遭受侵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行使权利。关于原告成都立宇公司提出的浙江立元公司将成都立元公司账面闲置资金长期出借浙江立元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使用的问题。该出借行为属于公司内部决策范围，不属于本案判断范畴。由于成都立宇公司已经另案起诉，可在相关案件中依照相关规定主张权利。 三、公司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问题。成都立元公司目前股东之间存在矛盾，本院就浙江立元公司收购成都立宇公司所持成都立元公司股权问题多次作调解工作，未能成功。对此股东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小股东认为自身权利受损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规定了股东知情权、损害股东利益、请求利润分配等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渠道。综合本案证据，尚不能证明相关的救济渠道已经用尽，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股东之间争议，只能通过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的情形。 综合以上情况，成都立元公司两名股东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矛盾，但尚不能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完全失灵。被告成都立元公司目前存在一定亏损和资产贬值趋势，但并非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如小股东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尚有其他依法解决的途径。因此，成都立宇公司提出解散成都立元公司的请求，法律和事实依据尚不充分，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立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成都立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海昕 人民陪审员  陈祖旭 人民陪审员  李 茂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蒲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