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2行初129号原告陈跃军，男，1960年1月21日生，汉族，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开分公司高级经理，住天津市河西区。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一号桥北侧。负责人刘冰，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董毅，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法制员。委托代理人刘锡九，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法制员。原告陈跃军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中山门大队（以下简称交管中山门大队）于2019年7月14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2019年8月2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8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件进行了核对。于2019年11月26日、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跃军，被告交管中山门大队出庭负责人刘冰及委托代理人刘锡九、董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交管中山门大队于2019年7月14日对原告作出津公交决字［2019］第120202151088798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内容为：“被处罚人于2019年07月14日10时09分，在国泰路与北柴场大街交口人行横道处实施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5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决定处以：壹佰元罚款……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原告陈跃军诉称，2019年7月14日10时上午10分左右，原告驾车在国泰路上出东向西行至国泰路与北柴场大街交口时，见穿着警服的人员站在道路行车道上，认为这些警务人员又在选择性履行职责、违法执法，故减速并打右转向灯准备停车，以便指出其违法行为。在尚未靠近路边时，被交管人员拦截，要求原告停车，原告将车辆停靠于路边。该交管人员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原告经询问得知该交管人员系辅警，并要求其出示证件并质疑该人执法权，后该交管人员喊来执勤交警，该交警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原告此时提出要求确认交管人员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故要求其出示证件，以证明交警或辅警身份并提出该交管人员并非警察，着警服并佩戴与警用标志相仿并足以造成混淆的，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及《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规定的行为。原告在认为该交管人员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且未出示证件及该违法行为未予纠正的前提下，原告表示拒绝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后交警一再要求原告出示证件，原告拨打110报警。在派出所处理该事件过程中，原告曾表示该民警写下交管人员均无证件的书面文字后即出示证件并接受处理。但被该交警拒绝。后该交警企图用人脸识别仪器来查明原告身份，原告要求其给出如此做法的法律依据，交警亦未给出法律依据。后原告因未吃午饭摔倒后短时昏厥，该现象属原告家族病史。后原告得知交警将其车辆扣留。2019年7月16日，原告于被告处取得行政处罚决定，才得知实施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原告认为该行政行为存在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14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1202021510887982）。原告陈跃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1202021510887982），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处罚；2．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东公（富）行终止决字［2019］198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原告阻止交警的违法行为不成立，交警恶意举报原告，双方形成对立关系；3．受案回执，证明原告举报被告的违法行为已被受理，双方形成举报与被举报的关系；4．举报信及快递单，证明原告举报了涉案交警，双方再次形成举报与被举报关系，该交警应对涉及原告相关案件自行回避的理由；5．原告代内弟书写的复议申请书及被告的上级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与民警曾发生冲突，该民警应自行回避；6．照片3张，证明被告站在行车道上执法的行为违法；证据7．处罚决定样式，证明被告使用POS机打印的处罚决定书所使用纸张导致其内容不易保存且纸张规格不符合相关样式的规格，以及公章尺寸明显小于法定的公章尺寸，属于变造公章、使用POS机打印处罚决定书无法律依据；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公安部的通知》、《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天津市公安局查处不文明行为执法指引》，系原告针对本案提交的法律依据。被告交管中山门大队辩称，2019年7月14日10时9分，中山门大队民警带领辅警进行治理工作，发现原告实施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原告未出具行驶证、驾驶证，民警作出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原告车辆。后，被告依法对原告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作出了处罚决定并直接送达给原告。综上，被告认为其对原告陈跃军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被告交管中山门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均为复印件）：1．《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1202021510887982），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内容；2．视频截图照片，证明违法行为的事实；3．视听资料，证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及查获过程、处罚过程4．光盘制作说明，证明视频内容及来源5．情况说明，证明辅警身份情况；6．人民警察证，证明民警身份。依据（均为摘录）：《公安部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系被告交管中山门大队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以及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在被告提交的证据3中未见被告陈述关于交警指挥辅警协助其执法的内容，故认为被告对此节的陈述存在虚假；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不具有合法性；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6的制作主体并非被告亦不能证明辅警的身份；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表示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依据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仅提交了对己方有利的法律依据，未提交对原告有利的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上述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7，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后认为，该证据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后认为，该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有效，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告提交的依据，经合议庭评议后，认为该依据在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具有法律效力且适用于本案。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4日10时许，原告驾驶牌照号为津Ｄ×××××号蒙迪欧牌小型轿车行驶至国泰路与北柴场大街交口时故意不礼让行人被现场执勤辅警发现并拦停，辅警通知执勤民警到场后，民警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时，原告以要求辅警出示证件为由拒不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原告拨打110报警，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富民路派出所民警接110指令到现场接处警，后原告驾车随民警至富民路派出所对该警情作进一步处理，在派出所处理该警情期间，被告处民警再次要求原告出示相关证件，原告仍以同一理由表示拒绝，后原告向被告处民警提出要求民警向其提供“交管人员均无证件的书面文字”遭拒。嗣后，被告处民警以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将车辆扣留送至天津钧健机动车临时停车场，并作出强制措施凭证。2019年7月16日，原告至被告处接受处理，经确认违法行为后，民警向原告告知了违法行为的事实、法律依据、处罚的理由及依据等内容。同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处罚决定（另案处理），对于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被告于2019年7月14日对原告作出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1202021510887982），内容为：“被处罚人于2019年07月14日10时09分，在国泰路与北柴场大街交口人行横道处实施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5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决定处以：壹佰元罚款……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并直接向原告送达该决定书，原告对该处罚决定拒绝签字。现原告对处罚决定表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被告交管中山门大队具有对本辖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本院对原告提出被告不具有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所使用纸张导致其内容不易保存且纸张规格不符合相关样式中规定的规格，以及处罚决定书中公章尺寸明显小于法定的公章尺寸，属于变造公章、使用POS机打印处罚决定书无法律依据一节，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作出的法律文书虽与原告提交的“样式”在纸张材质、规格方面存在不一致，以及使用POS机打印出的处罚决定书中公章尺寸与实际公章尺寸不一致的情形，但究其主要内容并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悖之处，且“样式”系对行政机关作出相关文书时起到参考作用，考虑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的移动警务通执法终端便于携带的特点，基于该设备对于纸张质地、规格的限制，会出现原告所述纸张材质和规格与样式不符、内容不能长久保存以及按比例缩小公章尺寸的情形，但，该决定书能够起到法律规定相关内容完整的载体作用，故，此节并不足以产生撤销该处罚决定的后果，亦不能由此认定被告在作出该处罚决定书程序中存在违法或瑕疵。关于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并非穿过路口直接向前行驶，而是为了指出被告的违法行为而向右打转向灯准备停车观察路边停车位置，不存在未避让行人的事实一节，对此，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关于交通警察中山门大队对机动车未避让行人执法的问题及解决建议》中提出其内弟曾于2019年4月12日因为避让行人被罚，5月3日，原告曾在同一地点与被告处交警当面提出异议，但其意见未予采纳，7月14日原告在该地再次见到该交警执法时，故意为之、以身试法而形成本案。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交通参与者亦系机动车驾驶员，应当遵守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应故意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在执勤民警、辅警发现并纠正其违法行为时，应当配合民警执法并出示相关证件接受调查，不应因认为他人此前曾被处罚可能存在不当之处而“以身试法”的方式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故，本院对原告这种“以身试法”的不当行为予以指正。另，关于原告多次提出要求向被告提出建议一节，本院认为，原告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向被告提出合理化建议，但此节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对此不做赘述。关于原告提出被告非法剥夺了原告申请回避的权利，本院认为，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及时性，且原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曾向被告提出回避的事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认为交通警察执法过程中穿梭在行驶的机动车之间，只顾罚款不指挥交通的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进而提出在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中的“安全”二字不仅关系到交通参与者，亦关系到交通执法者自身安全的意见，本院对此予以支持。但，对于交通警察具体在何点位执法并无法律强制性规定，此节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且并不足以产生撤销该处罚决定的后果，亦不能由此认定被告在作出该被诉行政行为程序中存在违法。值得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法定职责系负责对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在车流量大、行人多的路段，采取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参与者进行疏导并保证道路畅通。对于交通参与者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应及时制止、纠正。有效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且处罚不是目的，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提高通行效率才是根本。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跃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跃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惠全审 判 员  张利鹏人民陪审员  钟 强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周嘉珺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