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3186号原告：左增进，男，195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左增先，男，195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国，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海荣，女，1953年3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左巍，男，197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瑞萨半导体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左淑江，女，195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左淑凤，女，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左增进诉被告左增先、王海荣、左巍、左淑江、左淑凤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增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被告左增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国，被告左巍、被告王海荣、被告左淑江、被告左淑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增进诉称：我与被告是亲属关系。我的父母分别在2015年和2006年去世。父母留有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后街xx号房屋南院一处，我父亲左宝德在2010年曾自书遗嘱，在其去世后把所有属于自己的财产由我继承，现上述宅基地已经拆迁，拆迁之后的补偿却被被告占有。现我起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后街xx号院南院登记在左宝德名下房院因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合法利用土地奖励费、宅基地少建房奖等各项拆迁补偿款1653176元及两套拆迁安置房归我所有，被告立即返还给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左增先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法律关系错乱。原告起诉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但是唯一证据是父亲左宝德2010年的自书遗嘱，属于继承纠纷的法律关系。在该所谓的自书遗嘱没有得到有效的确认前提下，原告所有权确认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争议财产经两次拆迁，财产分配早已确定。首先，我提交的证据三是1995年4月1日晚，应原被告双方父母左宝德、王宗兰夫妇的请求，村支书主持，村会计执笔，左增先、左增进签订的赡养及分家协议，约定双方对家庭财产平均分配。这是原被告双方父母生前对家庭财产的有效处分，本案原被告双方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签字画押。其次，我提交的证据四是2001年9月3日，原被告的父母左宝德在第一次签订拆迁协议的当天而签订的《预约购房及入住周转房协议》。以95年的分家协议为基础，口头变更了分家协议内容，将xx号院后院（北院）分配给左增进，前院（南院）分配给了我，将拆迁费购房，交付91000元购买房屋赠予孙子左巍，这是对自己财产的有效处置，54号院及房屋于当年被拆除，财产处置完毕。2001年口头变更财产分配内容的事实经过，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如：我的证据七，2015年宋庄人民法庭的开庭笔录，左增进称：“2001年拆迁前院地上物补偿的房屋归左增先的儿子所有，当时父母在世，把前院的拆迁地上物补偿房屋与补偿款全归左增先。”2015年12月15日宋庄人民法庭的继续开庭笔录，左增进称：“2001年左宝德与王宗兰在世的时候，前院的拆迁地上物补偿和现金全给了左增先，与分家协议的内容分配不符，相当于变更了内容，后院是左增进。左增先称：01年通胡公路拆迁，父母让我要前院，让左增进要后院，父母进行了口头重新分家，前院的拆迁手续也是我办理的。左增进称：认可。”上述充分说明，2001年拆迁时，原被告的父母以95年分家协议为基础，变更了分配内容，并得到了原被告的认可和实施，当年xx号院及房屋被拆除，2015年的拆迁方案是以2001年拆迁为基础的继续，而非新的拆迁，财产早已处置完毕。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超出确认范畴，并超过诉讼时效。首先，被告左增先、王海荣、左巍是2001年的被拆迁人，符合当时拆迁的相关法律规定及政策，属于拆迁安置的法律关系范畴。被告的被拆迁人法律地位是政府、集体组织及法律所赋予，如被告答辩证据六，村委会向政府拆迁办公室开具的证明所表明，而非本案原被告双方有权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自2001年拆迁安置至2005年左宝德将购买房屋赠与孙子左巍，这一事实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至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左增进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争议财产早于2001年处置完毕并实际实施，无争议至2015年二次拆迁。原告提出的所谓遗嘱未经确认有效，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无关。被告王海荣、被告左巍共同辩称：同左增先答辩意见一致。被告左淑江、左淑凤共同辩称：我们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我父亲有一录像，给我看的时候提出好多项疑点来。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左宝德和王宗兰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名子女，即长子左增先、次子左增进、长女左淑江、次女左淑凤。左宝德于2015年5月9日去世，王宗兰于2006年12月15日去世。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院落一处（东：左增太、西：张广久、南：三队部、北：左增进）的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左宝德。1973年11月7日，左宝德作为申请人申请修建房屋，《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修建房屋使用土地申请书》上载明：全家人口情况为全家六口人，共三代：母亲、爱人和三个孩子。现有房屋及基地情况：现有房子三间，因年长需要翻盖，此房又是厢房准备扒旧房改盖正房，基地在本院内。1974年，左宝德、王宗兰在原有宅基地上盖正房。1995年5月4日，左增先及左增进签署分家协议，载明：“立文约人：左增先、左增进，给兄弟二人商定自愿分居，各立门户，父母共养，房产分清，后院北房西屋两间永归增先所有，增进不得平分，东屋两间归增进所有，增先不得平分，院南当走道五尺，兄弟二人共同使用，前院北房三间归父母所有，兄弟二人不得平分，待双亲去世后，兄弟二人方可平分，父母有生之年兄弟二人要尽心尽力赡养。立文约人：左增先、左增进，中人：李胜宝，代笔：张光超。此外，该分家还对左增先、左增进赡养父母的方式和赡养费用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此院落内房屋为东、西分配。2001年9月3日，左宝德（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内容：“一、拆迁依据。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房通字（2001）第11号，甲方因通胡路三期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古城村居住的房屋。二、被拆除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非成套正式住宅房屋3间，建筑面积36．34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三、补偿金额。1、所有权补偿。经评估机构对被拆除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评估，甲方应当给予所有权补偿款合计15887元。2、使用权补偿。经有关部门批准，被拆除房屋所在地拆迁补偿价为1600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价格为1600元/平方米，补偿系数为0．2，甲方应支付乙方房屋拆迁补偿款82144元。3、甲方应补偿乙方补偿款总计103331元。”同日，左宝德（乙方）与通州区胡各庄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预约购房及入住周转房协议》，约定：自建房建成后甲方按限额标准出售给乙方两居室一套。2005年，村委会出具《购楼房结算清单》，内容为：“购房人左宝德自愿认购村委会提供的古城—杨庄村民自住楼：x号楼x居室xx号（以下简称xx号）”。xx号房屋系小产权房屋，登记在左巍名下。诉争院落至拆迁时，左宝德、王宗兰始终居住于该诉争院落。至此，房屋拆迁系按南、北两个院单独办理。2010年12月15日，左宝德立下遗嘱，内容为：“我，左宝德自老伴死后一直与二儿子左增进二儿媳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们一家四世同堂儿孙孝顺，使我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立遗嘱如下：我永远与二儿子左增进生活在一起一直到百年。百年之后，我所有的资本财产股份现金及所有的按政策应得福利待遇等全部由二儿子左增进继承与其他子女无关，所有房产包括古城老房地产都是左增进的永久财产，现有楼房也是左增进所有的。我百年后一切事由左增进办理。我生前只立一份遗嘱别无其他。”庭审中，左增先申请证人邹某、李某出庭作证，邹某表示，该份遗嘱是左增怀找到她让她签字，且签字的时候，其并不在书写遗嘱的现场，因为是邻居关系，在没有看遗嘱内容的情况下就帮忙签字了。李某表示该份遗嘱上的签字是其到左增进家串门签的字，未注意看遗嘱内容，也没有看到左宝德书写遗嘱的过程。对此，左增进不予认可。2015年8月29日，左宝德（被拆迁人、乙方、已故）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为：“第一条、被拆迁房屋情况。甲方因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片区）拆迁项目建设需要，对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古城村古城后街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乙方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195．95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首层正式房屋建筑面积36．34平方米。第二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明细如下：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支付乙方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102795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27255元。装修及附属物93803元。2、移机费935元。3、拆迁各项补助费和奖励费。（4）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545元。（5）安家补助费75000元。（6）独生子女补助费100000元。（7）合法利用土地奖100000元。（8）宅基地少建房奖127688元。（10）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0元。4、本条款上述各项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共计1653176元。”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5年9月6日，左宝德（被拆迁人、乙方、已故）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安置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依据《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片区）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与安置方案》及其他相关法规政策，经平等、友好协商，就安置房购买事宜达成本协议，以资信守。第二条、购买安置房屋概况及其价款。1、杨坨三号地块1号楼2单元4层A2二居，87平米。2、杨坨三号地块2号楼2单元3层A2二居，87平米。购房款总计793760元。”上述拆迁利益已由左增先一家占有。2015年8月21日，左增进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为：“第一条、被拆迁房屋情况。甲方因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片区）拆迁项目建设需要，对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古城村古城后街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乙方合法宅基地认定面积205．82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首层正式房屋建筑面积74．1平方米。第二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明细如下：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支付乙方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102795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55575元。装修及附属物233630元。2、移机费4435元。3、拆迁各项补助费和奖励费。（4）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1112元。（5）安家补助费250000元。（6）独生子女补助费150000元。（7）合法利用土地奖100000元。（8）宅基地少建房奖105376元。（10）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0元。4、本条款上述各项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共计2028078元。”此外，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7年5月10日，左增进、左增怀、曹健凤、曹健凤代左灿阳、左鹏签订申请书，决定安置房按照如下方案登记：楼号8，单元x，房号x层xx，面积87平方米，登记产权人：左增进、左增怀、左灿阳；楼号x，单元x，房号xx层xx，面积87平方米，登记产权人：曹健凤、左灿阳；楼号x，单元x，房号xx层xx，面积87平方米，登记产权人：左鹏、左灿阳；”上述拆迁利益已由左增进一家占有。2017年11月20日，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事实，有土地登记审批表、申请书、分家单、拆迁协议书、《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修建房屋使用土地申请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安置协议、证人证言、谈话笔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院落及房屋登记在左宝德名下，院内房屋系左宝德与王宗兰共同建设，系左宝德与王宗兰的夫妻共同财产。1995年，左宝德与王宗兰主持分家，本案中分家协议虽没有左宝德与王宗兰的签字，但其内容对诉争院落内房产及左增先、左增进赡养父母的形式进行了约定，并由代笔人签字、中人见证。2001年对于涉案院落及房屋拆迁时，左宝德与王宗兰夫妇将1995年分家协议的东、西分配方案变更为南、北分配方案，并得到实际履行。在此期间，均未有人提出异议。结合2001年拆迁及1995年分家事实，能够认定诉争院落及房屋已经过分家处理。对于左宝德2010年12月15日所立遗嘱的内容与1995年分家协议内容冲突，且2001年拆迁时，各方对于诉争院落及房屋的分配方案并未提出异议。而证人邹某出庭作证，表示该份遗嘱是左增怀找到她让她签字，且签字的时候，其并不在书写遗嘱的现场，因为是街坊邻居关系，在没有看遗嘱内容的情况下就帮忙签字了。证人李某表示该份遗嘱上的签字是其到左增进家串门时签的字，未注意看遗嘱内容，也没有看到左宝德书写遗嘱的过程。综上，左宝德所立遗嘱，既不符合1995年分家的事实，亦与2001年拆迁确认的分配方案相悖，该遗嘱不能约束涉案拆迁利益的分配。2015年诉争院落及房屋的再次拆迁，其拆迁利益应系原有院落及房屋的拆迁利益，故现诉争的拆迁利益已经因分家及原有拆迁的事实所确认。左增进与左增先分别与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属于对已分家的自己的财产的处置。综上所述，本案诉争的拆迁利益不属于左宝德与王宗兰的遗产,故原告左增进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左增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九千八百三十九元，由原告左增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马 辉人民陪审员  赵桂秋人民陪审员  杨 刚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