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2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瑞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信息产业园F栋1-2层车间，营业执照注册号450300200027931。 法定代表人：翁镇明，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修洪（曾用名周修鸿），男，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润智，男，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斌，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思博译，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锦英，男，195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洁敏，女，198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勤生，广东龙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亮，广东龙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钧荣，男，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政，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广超，广西典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北乐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新乐市无繁路南热电厂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4082674905K。 法定代表人：赵贵拴，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赵贵拴，男，196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 上诉人桂林瑞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因与被上诉人雷钧荣以及原审被告河北乐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用公司）、赵贵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2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斌、思博译，上诉人赵锦英、周洁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勤生、张海亮，被上诉人雷钧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政、程广超，原审被告赵贵拴暨原审被告乐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雷钧荣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职业放贷人非法经营高利贷业务形成的债务而非一般的民间借贷，案涉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均无效。1.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为雷钧荣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足以证明雷钧荣以放贷为业，瑞乐公司以及雷钧荣提交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足以证明雷钧荣所发放贷款为高利贷。柳州地区的各级法院受理大量雷钧荣为原告、被告和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可以印证雷钧荣为职业非法放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银保监发[2018]10号《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点和第四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雷钧荣从事放贷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且发放的贷款为高利贷，案涉借款合同均应无效。由于主合同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以及《协议书》也无效。2.雷钧荣降低高利贷利率是为掩盖其行为的违法，并不能将无效合同改变为有效合同。（二）涉案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无效因雷钧荣非法放贷造成，依法应由雷钧荣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雷钧荣无权依据涉案借款合同非法获利。上诉人在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合同的无效承担任何责任。瑞乐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仅是返还原物的责任，保证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1.原审法院未适用非法经营高利贷业务的有关规定而是适用民间借贷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明显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合同无效，因此不应支付利息，瑞乐公司仅应归还雷钧荣借款本金，瑞乐公司已经支付的利息应该在应归还的本金中予以扣除。由于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故退一步即使瑞乐公司应适当补偿雷钧荣的损失，最多也仅需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补偿雷钧荣的利息损失而不是按年利率24%计付从2016年5月29日起的利息。2.原审法院判决周修洪、陈润智、乐用公司对瑞乐公司应偿还雷钧荣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首先，涉案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归于无效且周修洪、陈润智、乐用公司不存在过错，故不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任何责任。其次，《协议书》亦因借款合同无效而无效。协议书是周修洪、陈润智、乐用公司受胁迫签订的，且协议书中约定的尚欠利息为1167万元是以月利率4%计算得出，由于高息缺乏法律依据，已经收取的高息冲抵利息以及本金，故《协议书》约定的本金和利息不实，约定的金额无效。3.原审法院判决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乐用公司本案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错误。首先，因借款合同以及协议书无效，乐用公司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其次，乐用公司已经收取8000多万元证实乐用公司的股东已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再次，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与雷钧荣不存在合同关系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乐用公司的财产未尽清偿义务而未能偿还之前，雷钧荣无权要求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承担任何补充赔偿责任。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不应为原审的审理范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雷钧荣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雷钧荣是职业放贷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上诉人提供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以及相关规定主张本案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但本案的事实与其他司法判例的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无关联性，雷钧荣不是职业放贷人。（二）双方在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对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了二次确认，应当以协议书为基础计算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当支付给雷钧荣的本金和利息。原审判决计算利息时对月利率超过2%而没有超过3%的利息部分予以扣除是不当的。（三）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作为乐用公司的股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综上，原审判决除计算利息有误导致雷钧荣应收利息减少外，对本案其他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正确。 赵贵拴以及乐用公司陈述意见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此外，乐用公司在担保合同上盖章没有经过股东会的授权，盖章时法定代表人也不知情，故乐用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赵贵拴实际投资一亿多元，不存在出资不到位的情形。 雷钧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连带偿还借款本金2250万元；（二）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连带支付借款利息751.1万元（截止2016年4月30日的未付利息），以上两项合计3001.1万元；（三）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连带支付自2016年5月1日起计算到实际还清借款时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四）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雷钧荣明确其诉讼请求为：（一）瑞乐公司向雷钧荣偿还借款本金2250万元；（二）瑞乐公司向雷钧荣支付利息1408万元（截止2016年4月30日的未付利息）；（三）乐用公司、陈润智、周修洪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在3000万元注册资本及其利息的范围内对乐用公司在本案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1日，雷钧荣与周修洪、陈润智、瑞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雷钧荣向瑞乐公司出借22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11日至2015年9月11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0%，每月支付利息一次，每月20日为结息日。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多笔已到期合同的，贷款人有权决定借款人每笔还款所履行的合同顺序。担保人周修洪、陈润智自愿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直至借款人所有义务履行完毕。同日，周修洪、陈润智与雷钧荣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25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合同签订后，雷钧荣共计向瑞乐公司转账2250万元，具体为2013年9月11日转账250万元、10月11日转账150万元和100万元、10月15日转账250万元、11月26日转账500万元、12月11日转账200万元、12月13日转账300万元、12月16日转账200万元、12月19日转账50万元、12月20日转账150万元；2014年1月14日转账50万元、1月28日转账50万元。截止2016年5月29日，雷钧荣及瑞乐公司均认可瑞乐公司已向雷钧荣支付利息887万元。2015年10月12日，雷钧荣与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及周修洪、陈润智签订《协议书》，确认雷钧荣向瑞乐公司出借2250万元，截止2015年9月30日，瑞乐公司尚欠雷钧荣借款2250万元、利息1167万元。瑞乐公司亦同意在2015年12月前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协议书》约定乐用公司为瑞乐公司所欠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为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至瑞乐公司归还完借款本金及利息之日止；约定周修洪、陈润智为瑞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雷钧荣在原审庭审中明确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为当事人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确认截至2015年9月30日瑞乐公司尚欠利息1167万元，该利息系按照年利率36%计算，雷钧荣对此予以调整，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此期间的利息为778万元，自2015年10月1日起以尚欠本金22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的利息为630万元，之后的利息以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乐用公司2013年11月11日的公司章程约定，由赵锦英、周洁敏出资设立乐用公司。乐用公司注册资本为货币出资5000万元，其中赵锦英认缴出资250万元，周洁敏认缴出资4750万元，约定出资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乐用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第一次实际缴付出资2000万元，占实收资本的40%，周洁敏出资额为货币出资1900万元、赵锦英出资额为货币出资100万元，剩余部分3000元于2015年11月11日之前缴清。乐用公司、周洁敏、赵锦英认可周洁敏、赵锦英实际出资分别为1900万元、100万元。2016年4月25日，乐用公司工商登记进行了变更，公司股东变更为赵贵拴一人，且赵贵拴认可乐用公司的实缴注册资本至今为2000万元，剩余3000万元仍未足额缴纳。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因周修洪、陈润智对其应当对瑞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异议，故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瑞乐公司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如何确定；乐用公司是否应就瑞乐公司本案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对雷钧荣所主张的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在出资不足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应予以支持。一、关于瑞乐公司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雷钧荣出借的本金为2500万元，根据雷钧荣提供的转款凭证可以证明雷钧荣共计向瑞乐公司实际出借了本金2250万元，当事人并未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法院认定本案雷钧荣实际出借的本金为22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年利率为36%，但雷钧荣主张自实际出借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未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以支持。根据雷钧荣实际出借每笔本金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分段计算至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应支付利息为1386.366667万元，瑞乐公司实际已支付利息为887万元，故瑞乐公司实际支付款项不足以清偿此期间的利息，更不足以清偿借款本金。因此，瑞乐公司应向雷钧荣偿还借款本金2250万元、利息499.366667万元（1386.366667万元-887万元），之后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关于乐用公司是否应就瑞乐公司本案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乐用公司辩称其为瑞乐公司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未经其公司股东会决议，应为无效合同。对此，法院认为，瑞乐公司并非乐用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根据工商信息显示两公司股东亦未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形，且乐用公司在案涉《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应视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故对乐用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乐用公司对瑞乐公司本案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为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至瑞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之日止。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乐用公司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因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故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债务人瑞乐公司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雷钧荣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乐用公司应对瑞乐公司本案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三、关于对雷钧荣所主张的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在出资不足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赵锦英、周洁敏系乐用公司的发起人，二人在乐用公司设立时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将其各自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赵贵拴，赵贵拴受让股权后经工商变更登记成为乐用公司的唯一股东。因乐用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东会决议及其他登记材料均已载明赵锦英、周洁敏各自均未足额缴存注册资本，赵贵拴在受让股权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时应当知道上述事实，且赵贵拴在受让股权后仍未补足注册资本。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雷钧荣提出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乐用公司本案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辩称雷钧荣对该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系损害赔偿之诉，不应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合并审理。对此，法院认为，本案的主合同系《人民币借款合同》，当事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协议书》均系从合同。乐用公司系为瑞乐公司所负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因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均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债务清偿责任，致使债权人雷钧荣享有的债权尚未实现，已经损害了雷钧荣的合法权利。雷钧荣在本案中对乐用公司原股东赵锦英、周洁敏及现股东赵贵拴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其目的在于实现主合同约定债权，故对雷钧荣的该项诉请可以一并审理。综上所述，雷钧荣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法院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瑞乐公司应向雷钧荣偿还借款本金2250万元及利息499.366667万元（该利息暂计至2016年5月29日，之后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周修洪、陈润智、乐用公司对瑞乐公司上述判决第一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修洪、陈润智、乐用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瑞乐公司追偿；三、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对乐用公司本案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雷钧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5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855元（雷钧荣均已预交），由雷钧荣负担49069元，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共同负担147786元。 二审中，上诉人对原审查明事实提出以下异议：（一）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11日，雷钧荣、周修洪、陈润智与瑞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雷钧荣向瑞乐公司出借2250万元”中的“2250万元”表述不当，应为2500万元的笔误；（二）原审判决认定雷钧荣及瑞乐公司均认可截止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已向雷钧荣支付利息887万元错误；根据欠款结算表，截止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已向雷钧荣支付的利息为887.811万元；（三）原审判决遗漏雷钧荣为职业放贷人的事实认定；（四）原审判决遗漏上诉人归还利息部分的具体事实认定；（五）原审判决遗漏雷钧荣是否已经对乐用公司担保进行形式审查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雷钧荣对原审查明事实提出以下异议：（一）原审判决查明“雷钧荣在原审庭审中明确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为当事人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确认截至2015年9月30日瑞乐公司尚欠利息1167万元是按照年利率36%计算，同时雷钧荣对此提出予以调整而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此期间的利息为778万元、自2015年10月1日起计至2016年4月30日的利息以尚欠本金22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为630万元、之后的利息以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不是事实；事实上雷钧荣主张的是按年利率36%计算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利息；（二）原审判决遗漏周修洪的身份认定。原审被告赵贵拴、乐用公司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的异议与上诉人的意见相同。 对当事人提出的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异议部分，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11日，雷钧荣、周修洪、陈润智与瑞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雷钧荣向瑞乐公司出借2250万元”中的“2250万元”为2500万元的笔误，本院予以更正。（二）原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本案前，已经两次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在第二次质证中，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特别授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已经归还的利息应以雷钧荣在起诉状中认可的887万元为准，而雷钧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明确表示认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已还利息887万元，故原审判决认定雷钧荣及瑞乐公司均认可已向雷钧荣支付利息为887万元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以瑞乐公司已向雷钧荣支付的利息为887.811万元为由提出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与瑞乐公司和雷钧荣在原审诉讼中确认的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雷钧荣为职业放贷人，且该事实的认定涉及法律适用，原审判决没有在查明事实对此进行确认，不属于遗漏事实查明。（四）涉案借款发生后至2016年5月29日，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多次向雷钧荣支付利息，支付时间和金额与涉案《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相应约定并不相符，而雷钧荣与瑞乐公司双方在诉讼中均确认截止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已向雷钧荣支付利息887万元，该已付利息数额的事实为对本案判决结果有实质影响、能据此确定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原审判决对该事实已经作出确认，综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已付利息887万元具体每一笔的支付时间和确切数额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遗漏上诉人归还利息部分的具体事实认定，本院不予采纳。（五）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乐用公司的公司设立、股东情况以及提供担保的事实，且乐用公司没有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上诉人对原审法院判决乐用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之事项没有上诉利益，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遗漏查明雷钧荣是否已经对乐用公司担保进行了形式审查之事实，本院亦不予支持。（六）关于雷钧荣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之事实认定。原审判决认定“雷钧荣在庭审中明确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为，当事人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确认截至2015年9月30日瑞乐公司尚欠利息1167万元，该利息系按照年利率36%计算，雷钧荣对此予以调整，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此期间的利息为778万元，自2015年10月1日起以尚欠本金22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的利息为630万元”与雷钧荣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完全相符，故雷钧荣二审提出其在原审中主张的是按年利率36%计算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七）雷钧荣在诉讼中主张周修洪同时具有香港居民的身份并提出原审判决应对此进行查明，但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判决对周修洪的身份查明并无不当。 本院另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11日至2015年9月11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0%”中“30%”为30‰的笔误；认定“乐用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第一次实际缴付出资2000万元，占实收资本的40%，周洁敏出资额为货币出资1900万元、赵锦英出资额为货币出资100万元，剩余部分3000元于2015年11月11日之前缴清”中的“3000元”为3000万元的笔误。对以上笔误，本院予以更正。 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除存在上述笔误之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提交（一）（2016）桂0202民初999号民事判决书；（二）（2016）桂02民终2057号民事判决书；（三）（2015）柳铁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四）（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拟以上述四份裁判文书证明雷钧荣是职业放贷人，从事不特定性、经常性、反复性、营利性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借款合同应属无效。被上诉人雷钧荣质证认为（2016）桂0202民初999号民事判决书与（2016）桂02民终2057号民事判决书为同一诉讼案件形成，后该案进入再审且再审结果为发回重审，因此上述文书已非生效的裁判文书，（2015）柳铁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所涉案件已经撤诉，（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涉及的具体案情与本案不同，与本案无关，因此以上裁判文书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原审被告赵贵拴、乐用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可上诉人的意见。被上诉人雷钧荣提交柳州市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天慧贸易有限公司、柳州市海悦名厨酒楼、柳州市锋创海威企划传媒有限公司、柳州市志安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技安消防器材经营部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雷钧荣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有固定职业。上诉人质证认为无法核实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且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不能否认雷钧荣是职业放贷人的事实，不能证明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有效。原审被告赵贵拴、乐用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雷钧荣主张上诉人周修洪具有大陆居民和香港居民双重身份，并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对上诉人周修洪的户籍身份进行调查。本院向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潮阳区分局文光派出所发函请求协助调查取证，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潮阳区分局文光派出所复函本院，证明周修洪于2006年9月11日首次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该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2006年9月11日至2026年9月11日，该身份证信息至今未有变更。上诉人对公安机关的复函没有异议，被上诉人雷钧荣提出复函的内容没有否定周修洪同时具有香港居民身份的事实，并没有作出排除性的认定。在本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中，雷钧荣改变之前的主张，明确表示认可原审判决对周修洪身份情况的事实查明与认定。 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的《人民币借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二）应如何认定上诉人瑞乐公司在本案中尚欠的本金及利息数额；（三）赵锦英、周洁敏是否存在对乐用公司未足额出资的事实；（四）是否应在本案中对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三人的责任进行认定，原审法院判决其三人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的主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被上诉人雷钧荣从事未经银监部门批准的放贷行为且发放的贷款为高利贷。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正规金融行业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融资信用形式，不仅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雷钧荣与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以个人名义将私人资金出借给瑞乐公司，属于非官方金融机构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故上诉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主张本案的《人民币借款合同》无效，应对雷钧荣提供涉案借款为非法发放贷款、属于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的职业放贷行为之待证事实负举证责任。上诉人二审中提交三份民事裁判文书涉及被上诉人雷钧荣与他人发生的两个借贷关系及两笔借款，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特点以及认定非法放贷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即使存在上述两个借贷关系，但加上雷钧荣发生本案的借贷共三个借贷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雷钧荣即为职业放贷人，因此，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的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雷钧荣重复使用合同条款多次向不特定多人发放贷款，而本案涉案的2250万元借款关系是雷钧荣与瑞乐公司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形成，双方就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签订书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不存在未经协商由雷钧荣预先拟定条款的情形，因此并不属于格式合同，上诉人以涉案的《人民币借款合同》是格式合同作为认定雷钧荣为职业放贷人的依据之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约定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为司法解释对司法保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出的具体规定，即年利率24%以下的民间借贷利率可申请司法强制执行，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认定为无效，年利率24%-36%的民间借贷利率拥有债权保持力但无执行力。根据以上规定，超过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是超过部分的利率约定无效，而非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故上诉人以雷钧荣高利发放贷款为由主张《人民币借款合同》无效，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以合同签订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人民币借款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雷钧荣与周修洪、陈润智、瑞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的当天，周修洪、陈润智与雷钧荣进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周修洪、陈润智为《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是《人民币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合同主体意思表示真实且一致，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主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故《保证合同》亦为合法有效的合同。瑞乐公司以及周修洪、陈润智应受《人民币借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的约束。（二）关于本案尚欠借款本金以及利息的认定。涉案《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瑞乐公司向雷钧荣借款2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11日至2015年9月11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0‰，利息从借款人实际借款日起算至约定还款之日止，每月支付利息一次且每月20日为结息日。《人民币借款合同》签订后，雷钧荣在2013年9月11日至2014年1月14日期间分12次共向瑞乐公司转账2250万元，瑞乐公司在2016年5月29日前也多次向雷钧荣支付利息。瑞乐公司与雷钧荣双方对瑞乐公司向雷钧荣每次支付利息的行为所对应的借款本金以及利率均不能充分举证，无法查明每笔利息的支付性质，但双方已经确认截止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已经支付利息为887万元。在2015年10月12日雷钧荣与瑞乐公司、乐用公司及周修洪、陈润智签订的《协议书》中，各方当事人再次确认截止2015年9月30日瑞乐公司尚欠雷钧荣借款本金2250万元、利息1167万元。对于《协议书》，雷钧荣在原审庭审中表示所确认的尚欠利息1167万元是根据当事人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年利率36%（即月利率30‰）计算得出，而瑞乐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尚欠1167万元利息是以月利率4%计出，因此应综合《协议书》以及《人民币借款合同》的约定认定本案尚欠的利息数额。由于雷钧荣在原审开庭时明确以年利率24%的计算标准提出尚欠利息的给付请求，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首先按照司法保护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年利率24%分段计算出雷钧荣实际出借的每笔本金自出借之日起至2016年5月29日的利息总和为1386.366667万元，再对比瑞乐公司实际已支付的利息887万元，作出至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实际支付款项不足以清偿此期间按年利率24%支付的利息、款项性质全部为支付借款的部分利息之认定，确认不存在所支付利息超出部分用于清偿借款本金的情形，进而认定至2016年5月29日瑞乐公司尚欠雷钧荣借款本金2250万元以及利息499.366667万元（1386.366667万元-887万元），认定事实清楚，该计算方法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2015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为受胁迫情形下签订，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如上分析，涉案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36%，雷钧荣诉讼中主张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是对己方诉讼权利的处分，也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故原审法院以年利率24%计算本案借款的相应利息依法有据，上诉人以本案《人民币借款合同》无效而认为所借款项不应计付利息或者仅需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补偿雷钧荣的利息损失，因而瑞乐公司所支付的款项超出应付利息部分应相应抵扣本金，该主张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对涉案借款尚欠本金以及利息的事实认定以及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计算数字有误，因此，原审判决“瑞乐公司应向雷钧荣偿还借款本金2250万元及利息499.366667万元（该利息暂计至2016年5月29日，之后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2015年10月12日《协议书》为签订协议的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乐用公司作为丙方参与2015年10月12日《协议书》的签订，并作出为瑞乐公司的涉案借款以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乐用公司是本案借款的担保人。根据查明的事实，乐用公司由赵锦英、周洁敏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货币出资5000万元，其中赵锦英认缴出资250万元，周洁敏认缴出资4750万元，约定出资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周洁敏、赵锦英后分别实际出资1900万元和100万元，按照乐用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周洁敏、赵锦英应于2015年11月11日之前缴清余下出资部分3000万元，但周洁敏、赵锦英至今未予缴清。2016年4月25日，乐用公司的公司股东变更为赵贵拴一人，且赵贵拴认可乐用公司的实缴注册资本至起诉时仍为2000万元，剩余3000万元仍未足额缴纳。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在原审诉讼中提交河北省国有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两份，拟证明乐用公司已经缴付土地出让金8760万元，并据此拟证明乐用公司各发起人和股东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但缴付土地出让金的事实不能直接证实乐用公司所交纳款项的来源，对周洁敏、赵锦英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之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故周洁敏、赵锦英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二人已履行对乐用公司的出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瑞乐公司未能按《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偿还本金以及支付利息的合同义务，乐用公司作为瑞乐公司的担保人亦未能按《协议书》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因此雷钧荣为债权人，瑞乐公司以及乐用公司为债务人。根据乐用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赵锦英和周洁敏的出资期限已届满但其二人仍未缴清出资，因此雷钧荣为实现其债权，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瑞乐公司、乐用公司、赵锦英、周洁敏等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赵锦英、周洁敏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对乐用公司本案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亦依法有据。故上诉人以赵锦英和周洁敏以及赵贵拴与雷钧荣不存在合同关系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三人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不应为原审判决的审理范围为由，认为原审判决在本案中认定赵锦英、周洁敏、赵贵拴的民事责任不当，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判决赵贵拴与乐用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后，赵贵拴与乐用公司没有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本案的上诉人为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赵贵拴与乐用公司在二审中陈述的其二人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事实与理由，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瑞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结果亦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55元（桂林瑞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已预交），由桂林瑞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周修洪、陈润智、赵锦英、周洁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国华 审 判 员 韦荣龙 审 判 员 黄滔滔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肖知花 书 记 员 施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