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252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海龙，男，1974年7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汉族，小学文化，经商，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经常居住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10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四看守所。辩护人刘常莹、吴智浩，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闵幸福，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汉族，中专文化，经商，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经常居住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10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四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郑智强，男，1992年5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市，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陆丰市，经常居住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10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四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钱程，男，l992年11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浠水县，经常居住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7年10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取保候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闵幸福、王海龙、郑智强、钱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8）粤03刑初111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海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闵幸福、王海龙在洪某少、洪某伦（均另案处理）等香港手机卖家处购买从中国内地出口至香港的苹果手机，委托张某2、杨某3（均另案处理）等揽货团伙雇请多名水客，通过人身携带的方式将手机从福田口岸走私入境。被告人郑智强受张某2指使在福田口岸11号门附近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手机后送给闵幸福、王海龙等国内货主。被告人钱程受王海龙雇请在深圳燕南地铁站附近接收郑智强送来的走私手机后送到仓库并登记入账。据统计，2017年5月7日至10月9日，闵幸福走私苹果手机8550台，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下同）8555356．23元；2017年7月1日至l0月24日，郑智强参与走私苹果手机4463台，偷逃应缴税额计3108516．14元；2017年7月1日至10月24日，王海龙、钱程参与走私苹果手机3188台入境，偷逃应缴税额计1937002．81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闵幸福、王海龙、郑智强、钱程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闵幸福、郑智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特别巨大，王海龙、钱程偷逃应缴税额数额巨大，依法均应予以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闵幸福、王海龙均系主犯，依法均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郑智强、钱程均系从犯且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均应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闵幸福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60万元；（二）被告人王海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三）被告人郑智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四）被告人钱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五）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机等，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王海龙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王海龙为贪图便宜、节省成本，受专门从事揽货走私的犯罪分子张某2利诱，在支付“包税”费后放任张某2走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请求对王海龙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初起，上诉人王海龙、原审被告人闵幸福向香港手机卖家洪某少、洪某伦（均另案处理）等人购买从境内出口至香港的苹果牌手机，之后委托同案人张某2、杨某3（均另案处理）等人雇请水客通过人身携带的方式从深圳福田口岸偷运入境并在境内销售。期间，原审被告人郑智强受张某2指使在福田口岸11号门附近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手机并送给王海龙等货主，原审被告人钱程受王海龙雇请在深圳燕南地铁站附近接收郑智强送来的走私手机再送到王海龙指定的仓库并登记入账。据统计，2017年5月7日至10月9日，闵幸福参与走私苹果牌手机计8550台，偷逃应缴税额计8555356．23元；2017年7月1日至l0月24日，郑智强参与走私苹果牌手机计4463台，偷逃应缴税额计3108516．14元；2017年7月1日至10月24日，王海龙、钱程参与走私苹果牌手机计3188台，偷逃应缴税额计1937002．81元。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书证、电子数据）1.侦查机关调取的户籍资料，证明：各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况。2.侦查机关制作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受理、立案的过程。3.侦查机关制作的拘传、拘留证及逮捕材料等，证明：深圳机场海关缉私分局2017年10月26日对上诉人王海龙及原审被告人闵幸福、郑智强、钱程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4.侦查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2017年10月26日凌晨，侦查机关抓获上诉人王海龙及原审被告人闵幸福、郑智强、钱程的情况。其中，闵幸福抓捕及搜查过程中拒不配合，并企图删除手机内资料，后被执法人员制服。5.侦查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侦查机关对涉案人员人身、住处及涉案手机仓库等进行搜查并扣押了笔记本、手机、电脑、U盘、银行卡等物品若干。6.侦查机关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侦查机关对上诉人王海龙、原审被告人闵幸福、郑智强、钱程及证人洪某1、李某1、孙某、任某、潘某、张某1、魏某1的手机进行了数据提取、恢复并刻录光盘。7.侦查机关调取的笔记本（钱程记账本）及制作的数量统计表，证明：记账日期从9月28日开始到10月24日，涉及的内容有手机的尺寸、颜色和数量。经统计，2017年7月1日至10月24日走私入境的手机的型号、规格和数量（共计3188台）。原审被告人钱程签认了其记账本所记内容。8.侦查机关调取的笔记本及制作的数量统计表，证明：证人魏某1根据闵幸福的指使记录的手机生意的银行流水、购销情况及为证人张某2支付运费的情况。经统计，2017年9月23日到10月9日张某2为其带手机1319台（其中被海关查扣44台）；经与香港卖家购买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与张某2提货微信聊天记录对比，手机型号、数量一致。9.侦查机关从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手机中提取的备忘录信息，证明：2017年9月22日至10月17日，郑智强走私入境的手机数量、裸机数量、包装盒数量，以及对应的走私手机入境的水客的情况。10.侦查机关从上诉人王海龙及原审被告人闵幸福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3月，“W某（×××）”问闵幸福“你那边今天有货波”。闵幸福指认发信人为王海龙。11.侦查机关从上诉人王海龙及原审被告人钱程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①聊天记录从7月1日开始到9月23日，内容涉及手机和包装盒的数量、手机的颜色。其中，微信昵称为“W某”发送给钱程的信息有“货到了吗”“昨天到的是什么型号”“多少个”“胖子到货了吗”“今天到的是港版，到振某抄码再拿来美食城”“有接到货嘛”。钱程指认微信昵称“W某”的使用人为王海龙。②钱程将记账本以及将振某数码通讯市场的收款单、续签合同通知拍照发给王海龙。其中，续签合同通知反映远某数码城的376号商铺是蔡某华租赁，期限到2017年7月14日。钱程指认该商铺已退租。12.侦查机关从证人洪某1电脑提取的记账明细、备忘录文件，证明：证人洪某1根据证人洪某少的指示记录的客户名称、手机的数量、颜色和容量价格等内容。备忘录记录了闵幸福和魏某1的银行账号，洪某1签名确认了备忘录材料打印件。13.侦查机关从证人洪某1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证人洪某少通过微信发送给证人洪某1的“飞”、“王”、“良”等客户购买手机的数量和货款，洪某1做好账目之后拍照发给洪某少。洪某少、洪某1签名确认了聊天记录打印件。14.侦查机关制作的统计表、调取的银行汇款记录，证明：上诉人王海龙从2017年5月7日至8月5日从香港卖家处购买手机的型号、数量、成交价，并经对比王海龙控制的银行账户（户名：王海龙、王某1）向香港卖家的汇款情况与洪某1制作的对账单，金额一致；原审被告人闵幸福从2017年5月7日至7月30日从香港卖家处购买手机的型号、数量、成交价，并经对比闵幸福控制的银行账户（户名：闵幸福、魏某1、刘某、万某辉）向香港卖家的汇款情况与洪某1制作的对账单，金额一致。15.侦查机关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证人张某2多次向证人任某、张某1转账，原审被告人钱程账户和原审被告人闵幸福及其妻子魏某1账户有转账的记录，上诉人王海龙女儿王某2的账户和洪某1银行账户之间有转账记录。16.侦查机关调取的手机通话清单，证明：原审被告人郑智强、钱程及证人张某2、孙某、任某、李某1等之间电话联系的情况。其中，2017年8月14日-10月26日，张某2、郑智强分别多次与任某、李某1、钱程通话，张某2还多次与王海龙、闵幸福通话。17.侦查机关调取的收款收据、仓库租赁协议书，证明：原审被告人闵幸福以案外人袁某2、樊某花名义向深圳市曼某商业有限公司数码店租赁深圳市华强北曼某数码广场B座F556、F5167、F546仓库的情况。18.振某数码通讯市场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振某数码城一楼半G032房由钱程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期是2016年12月6日到2017年12月5日，租金已结清。因公司2016年的合同已经销毁，故无法提供原件。19.侦查机关调取的出入境记录，证明：原审被告人闵幸福、钱程及证人任某、李某1、洪某1、杨某1、张某1、孙某、潘某、张某2等人的出入境情况。20.侦查机关调取的行政处罚材料，证明：原审被告人闵幸福在2012年4月8日在经罗湖口岸出境时因超带港币35万元未向海关申报而被罗湖海关处以罚款2.8万元、责令退运港币35万元、警告的行政处罚。21.侦查机关调取的行政处罚材料，证明：证人任某于2017年8月5日因走私iPhone手机12台被处以罚款1.01万元的行政处罚，于2017年9月27日被海关查获在挎包内有未申报的苹果手机10台、在裤裆内有未申报的手机10台；证人袁某1在2016年11月24日以人身绑藏的方式走私苹果手机裸机20台被处以没收的行政处罚；证人张某1在2011年3月和11月、2013年8月因为走私手机、护肤品、打火机、电池和奶粉等物，三次被处以行政处罚。（勘查笔录）22.侦查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7日，侦查机关先后对福田口岸11号门门口、深圳市福田区振某路与兰某路交叉口地铁2号线燕南站C出口进行现场勘查并拍摄了现场照片，证人任某、李某1、张某1指认原审被告人郑智强在福田口岸门外接收了他们走私的手机；原审被告人钱程、郑智强指认燕南站C出口是二人交接货的地方。（视听资料）23.侦查机关调取的监控视频，证明：2017年8月5日和10月24日，证人任某在福田口岸通关入境并在福田口岸交货的过程情况。（鉴定意见）25.深圳海关出具的深关计税字（17—11）09844号涉嫌走私货物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证明：上诉人王海龙、原审被告人钱程涉嫌（2017年7月1日-10月24日）走私的3188台苹果手机核定偷逃税款计1937002.81元。26.深圳海关出具的深关计税字（17—11）09938号涉嫌走私货物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证明：原审被告人闵幸福涉嫌走私的600台苹果手机核定偷逃税款计645354元。27.深圳海关出具的深关计税字（18—04）01888号涉嫌走私货物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证明：原审被告人闵幸福（2017年5月7日-7月30日）涉嫌走私的6675台苹果手机核定偷逃税款计6738488.9元。28.深圳海关出具的深关计税字（18—04）02373号涉嫌走私货物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证明：原审被告人闵幸福（2017年9月23日-10月9日）涉嫌走私的1275台苹果手机核定偷逃税款计1171513.33元。30.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深）关（缉）鉴（文检）字[2018]3号鉴定书，证明：印有“GamelyNOTEBOOK”字样的灰色封面B5规格的笔记本内书写内容笔迹与钱程样本笔迹认定同一。31.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24号鉴定书，证明：规格为B5大小的封面印有“Gamely”字样的紫色笔记本1本内书写内容、规格为A4大小的封面印有“NOTEBOOK”字样的灰色笔记本1本内书写内容笔迹与魏某1样本笔迹认定同一。（证人证言、辨认笔录）32.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我从2003年开始在深圳华强北远某数码城做手机生意，我就认识了也在远某数码城卖手机的“光头”（即上诉人王海龙）、“飞哥”（即原审被告人闵幸福）。2015、2016年，我经常在香港买卖手机，有些门路。2017年1月，我就找到闵幸福说可以帮他香港提货、联系司机运输并在深圳接收走私过来的手机，再送到华强北交给他。因为闵幸福之前在香港买手机给骗过，他觉得这样安全点，就同意了。于是，我问郑智强愿不愿意帮在口岸接收手机后送到华强北交给客户，郑智强同意了，每个月我给郑智强6000元人民币。2017年1月，我开始帮闵幸福从香港接送手机到深圳。王海龙知道后也找到我帮忙，于是我从2017年3月开始帮王海龙从香港接送手机到深圳。具体是这样，他们俩在香港订完货后，就会电话、微信告知我去哪里、找谁提货，再将香港手机卖家的电话、地址、要提的手机数量、型号通过微信发给我。我就会电话通知“阿某1”（即陈某人）等香港司机按这些信息提货，同时将陈某人的电话号码通过微信发给闵幸福、王海龙，他们俩就会将陈某人的电话告诉香港手机卖家。陈某人提货时香港手机卖家会核对他的电话。陈某人接到货后运手机到香港上水等地交给任某、张某1、“群姨”等水客头，然后水客头就会将手机分拆成裸机分派给水客用背包装着携带入境，再在福田口岸将手机交给郑智强。郑智强将手机连同背包一起交给闵幸福、王海龙。闵幸福自己亲自接货，王海龙派他的小弟来接货。具体交货地点是郑智强跟他们确定的，一般在华强北附近。偶尔我也去福田口岸接货、送货，交货地点是在华强北的远某手机市场附近。提货费由我通过微信支付给陈某人，每次500-1000元人民币。提货地点有：香港观塘、香港机场、葵涌、火炭、旺角先达手机市场等地方。每次提货的数量都是不等的，要看闵幸福、王海龙订了多少台手机，一般是200、300台左右，多的时候有500、600台。我太清楚他们怎么付款给香港手机卖家。偶尔闵幸福也让我叫香港司机取港币并在提货时付款给手机卖家。郑智强是从2017年1月开始在福田口岸接走私手机的。每次接货都是水客头直接跟郑智强联系的，不用我安排。刚开始时，郑智强应该是不知道手机是从香港走私过来，因为我当时只是叫他去口岸接手机，没有具体说明接的是什么性质的手机。一段时间后，郑智强应该知道手机是从香港走私过来的，因为水客头都是直接联系郑智强在口岸附近交接手机，而且手机被海关扣了的话，水客头也会跟郑智强说被扣的手机数量、型号，郑智强再告诉我。后来郑智强也认识了这些水客头。闵幸福、王海龙每台iPhone7等手机给我80-90元人民币，港版iPhone8每台给我130-140元人民币。闵幸福会记录费用情况并拍照通过微信发给我。郑智强交手机给闵幸福、王海龙时，他俩交现金给郑智强。我每台手机减去5-10元，就由郑智强在福田口岸接手机时现金给水客头。手机是分拆后走私进来的，如果手机弄丢了，包括给海关查扣了，水客要按手机原价赔付；如果只弄丢了盒子，每个盒子要赔250元-300元人民币，我也是按照上面的方式赔付给闵幸福、王海龙。经混杂辨认，张某2指认原审被告人闵幸福是“飞哥”、上诉人王海龙是“光头”、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阿某2”、证人任某是“阿某3”，证人李某1是“阿某3”老婆、同案人陈某人是“阿某1”、证人张某1是“阿某4”。33.证人洪某少（香港手机卖家）的证言，证明：洪某1工商银行账户（尾号9217）、交通银行账户（尾号8421），洪某伟交通银行账户（尾号5938）、招商银行账户（尾号4636）、建设银行账户（尾号3934），我的交通银行账户（尾号2572）都是我用，“阿少”微信号、138××××7678电话都是我用来做手机买卖生意的。2017年初，我开始在香港做手机买卖生意。手机是向许先生买的，许先生有手机从外地运到香港后就微信联系我，告诉我手机数量、型号、颜色、价格，我再微信联系客户问他们要不要，价格就是在许先生给的价格基础上再加上20-40元。客户要买的话，就将过来提货的人电话号码、名字通过微信发给我。我告诉下家客户提货地点、时间，将提货人的电话告诉工人小陈并安排他操作提货事宜。小陈就与客户安排的提货人电话联系提货，提货人检验手机没问题后，客户就会将大部分货款汇到我的那几个银行账户。钱到账后，提货人将手机提走。之后，我或小陈某1将客户的提货的数量、型号、已付款金额写在纸条，拍照通过微信发给洪某1，洪某1根据纸条内容制作账册表格，内容有：6家深圳华强北手机卖家的当天手机报价，计算后的平均价格，下家客户名称、买走的手机数量、型号、成交价格、总货款、已收款、尾款。洪某1通过微信将这账册表格发给我，我再将账册表格通过微信发给客户，客户核对后无误，就会将尾款汇到我的那6个银行账户。我收到款后，再向许先生的大陆银行账户汇款支付手机货款。价格是这样定的：根据取恒某、传某等6家深圳华强北手机卖家当天手机报价，去掉一个最高价、一个最低价，然后取剩下4家的平均价格，再减去130-200元，这就是许先生卖给我的手机价格。我卖给下家客户是价格是要减去100-160元。手机都是苹果手机，基本是7代机，部分是6S。下家客户有“王”“飞”“良”“古”，他们的真实姓名我不清楚，对应的微信昵称是“w某”“感恩有你”等。这些客户我都没有见过面，是我朋友“阿某7”介绍的。提货地点在香港观塘开元道、旺角先达广场。手机是许先生运到提货地点的，我派小陈去提点交接货，我每次给他300-500元港币。客户的提货人都是香港人，客户称呼提货人为“托工”或工人。做手机买卖生意有我、小陈、我的侄女洪某1参与。我主要是联系上家、下家客户，小陈负责在提货地点操作交货事宜，洪某1记录账册表格、操作银行收付货款。经混杂辨认，洪某少辨认出证人洪某1。34.证人洪某1（香港卖家记账人员）的证言，证明：2017年4、5月起，我帮洪某少做事的。他是做苹果手机生意的，卖给“飞”等客户。我的工作是帮洪某少在电脑上记录买手机的客户购买手机的型号、数量、单价、金额、已付款、未付款情况。我根据洪某少安排，负责核对收款情况和对外付款。洪某少做手机生意，使用了我、洪某伟、洪某少的5个银行账户，这些银行账户由我管理、核对收货款情况。我想洪某少应该还有其他银行账户收货款，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2017年7月9日下午，由我制作好的账单上显示叫“飞”的客户购买了250台苹果7plus，总共预付款160万元，实际货款为156.73万元，欠客户“飞”3.27万元尾款，所以洪某少就把银行账号截图发给了我，截图中显示有4个账号，我认为都是客户“飞”使用的，然后我用工商银行的账号给其中一个户主叫魏某1的6212264000072438217账号转了尾款3.27万元。经混杂辨认，洪某1辨认出证人洪某少。35.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我在香港有施工队并在深圳开了个快餐馆，每天都要往返深港两地。2014年我开始帮别人带货。我认识“肥仔”，他安排我把外包装的薄膜拆掉再放回箱子里，工钱是1-1.2元港币左右。拆完的手机盒由原来香港送手机的司机来取，他给我结费用。2017年8月18日、19日，我问“肥仔”有没有手机送过来拆薄膜。9月21日，“肥仔”问我能不能帮他带苹果8，我问了数量和报价。那时苹果8快要上市了，让我帮他找人去苹果店排队买手机。36.证人潘某的证言，证明：我老公林某从2016年开始做水客，因为我偶尔会听到他在电话里跟谁说去哪里拿货。林某的外号是“黑仔”。37.证人任某的证言，证明：我2015年经朋友介绍认识“肥仔”（即张某2）。“阿某2”（即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张某2的马仔，负责在福田口岸接货。2017年春节后，张某2说有手机入境，问我能不能帮他走货，我同意了，后就在香港临时找水客帮他走货。张某2的货是在香港落马洲派货，派货人是一个黑胖的潮州男子，不知道叫什么名，有时候是一个叫“某燕”的女子。拿货后我和其他水客隔一班车到福田口岸，过关之后各自交货给郑智强。给张某2带的货都是全新的手机，不带外包装，每10部放在一个袋子里。我拿着袋子过关，听说两个水客是绑藏在身上，各有几十部。我没有单独带过包装盒，但带过没拆封的原装手机。大的手机带工费是25元港币，小的是15-20元港币。他一般是把带工费转账到我建行的银行卡，我在境内取出来给现金给水客。我不用记账，郑智强会清点数量。7月，我给张某2带货入境时和我一起带货的水客被海关查到，海关扣了七八十部手机。他们让我赔5万5千4百块港币，加上利息三十多万，我一直没有赔，后来就没有给他们做了。我每次带10个，一共带了十几次。我找的水客给他带的比较多，都是每次几十部，他们也是自己去拿货的，我不知道具体拿了多少。张某2有个香港司机叫“阿某5”（即同案人陈某人）。张某2的手机由陈某人去香港观塘、屯门、沙田火炭等地提货，然后载到香港上水名都商场的地下停车场派手机给“水客头”。“水客头”将手机送到香港上水、落马洲的地铁站附近的路边派货给水客，水客就会带这些手机从福田口岸过关到深圳福田口岸交给郑智强。“黑仔”是“水客头”之一，我和我介绍的水客也从“黑仔”那里拿过张某2的手机。水客带手机的费用分两种，绑在身上带过关的费用为300-500元港币，不绑在身上的费用为150-200元港币。经混杂辨认，任某指认出证人张某2是“肥仔”、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阿某2”、同案人陈某人是“肥仔”的香港司机、证人张某1是“某燕”。38.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我在2017年过年时认识了张某2。张某2有2个微信号，分别是“szman1988”和“szman1985”，两个手机号分别是130××××5328和150××××6669。我有几次帮张某2把苹果手机从香港带到深圳。2017年4月，张某2让我帮他在香港收手机。每次收货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然后“阿某1”（即同案人陈某人）开车送过来，我就把手机暂存在家里。张某2要拿走手机的时打电话给我，我就把手机交给来的人搬走。张某2的手机是要走私到深圳的，我也是水客，有一部分手机是我放在随身的包里帮他带到深圳的。我一部手机收他20元港币带工费。交货拿现金，不用对账。接货人我叫“阿某2”（即原审被告人郑智强），他也是给张某2做事的，我到了深圳之后联系他取货。我听其他水客说张某2的手机是退税机，我不懂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是苹果7或者7PLUS的手机，外面只有一个塑料套，没有配件和包装，过关的时候不交税。任某也是水客，他老婆是李某1。我自己带手机，没有交给其他水客带货。我从福田口岸1号门出来往右手边水立方小区方向走，走到11号门附近把手机交给郑智强。我去过孙某的仓库一次，按照张某2要求去孙某仓库里拿手机。他在仓库里给苹果手机拆包装盒。刚开始我是任某派货给我的，后来我认识了张某2，知道任某是帮张某2走私手机到深圳，就直接从张某2那里接收手机。经混杂辨认，张某1辨认出证人张某2、任某、李某1，指认出证人潘某是与其一起过关的时候被抓获的女子、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阿某2”、同案人陈某人是“阿某1”。39.证人李某1（任某妻子）的证言，证明：任某于在2016年9月开始帮“肥仔”（即证人张某2）走私手机。张某2有手机要入境的时候会电话通知任某到上水火车站取货。张某2的司机会把手机送过来，任某收了之后和张某2对数之后就把手机派给水客走私入境。他自己也会带一点入境，过关之后在福田口岸交给张某2的手下“阿某2”（即郑智强）收货。他有时候忙不过来，会让我到上水帮忙接收手机，等他安排派货。水客有十几个人，是不固定的。2017年9月，任某因为亏损不再给张某2带手机了。我就对张某2说我这边朋友可以帮忙带手机。之后苹果8上市，张某2找到我，我再找水客“阿某6”（女，香港人，不到30岁）就给他带手机。“阿某6”一共带了七次货，算下来有三四百部全新的苹果手机，没有其他牌子。张某2跟“阿某6”谈好大屏幕苹果8手机每部带工费130块港币，小屏幕苹果8手机的带工费是110块港币；如果手机被海关查扣或者丢失的话，大屏幕的苹果手机每部赔偿5700块港币、小屏幕苹果手机赔偿5000块港币。张某2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支付过带工费给“阿某6”，因为这七次走下来一共被海关查扣了39部手机，“阿某6”要赔偿20万左右给张某2。后来“阿某6”就不帮张某2带货，“阿某6”也没有赔偿钱给张某2。经混杂辨认，李某1辨认出证人任某、指认证人张某2是“肥仔”、同案人陈某人是“肥仔”的司机、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阿某2”；指认了“阿某6”发给张某2的对账单及其和张某2、郑智强的聊天记录。40.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明：我在华强北的凯某通讯公司销售手机，我从2017年3月起有从“龙老师”（即上诉人王海龙）那里拿手机，他的手机号有135××××3560和150××××5396。他的微信昵称一个是“Wang奋斗”，一个是“W某”（微信号是×××）。我和两个微信都联系过，他会问我凯某收手机的价格，我会从他那里买手机，都是大陆行货，听说是退税机。我们的负责人陈某2也有和他联系过。王海龙好像有一个小弟叫小陈。经混杂辨认，杨某2指认上诉人王海龙是“龙老师”；指认了手机里“龙老师”的微信、电话资料。41.证人魏某1（闵幸福妻子）的证言，证明：闵幸福让我帮他办了建行、交通、工商三个银行的账户，网银也是交给他的。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用。42.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我在香港主要做苹果手机、红酒等货物的物流。“飞哥”（即原审被告人闵幸福）是我以前的手机货主之一，但是已经有快一年没有帮他“收机”(就是根据内地客户的要求在香港的手机店铺找合适的手机下单购买，货款是由内地客户支付，我们就从中赚点差价）了。1、2年前我曾帮闵幸福收手机，提货的是“安仔”（即同案人杨某3）。7月13日，我帮闵幸福的朋友“梁某3”去九龙湾提610部手机时，碰到了杨某3也在帮闵幸福去找同一个香港手机货主提货。经混杂辨认，杨某1指认证人梁某1是“梁某3”、同案人杨某3是“安仔”、原审被告人闵幸福是“飞哥”。43.证人梁某1的证言，证明：我主要在华强北爱某市场炒货、做手机。2017年3、4月，我去香港找手机货源时认识了“洪先生”（即同案人洪某伦），我们谈好以华强北传某、乐某等公司市场报价的均价作为基准价格，然后每一台减150元人民币作为我的购买价。我支付货款的6-7成作为预付款，收到货以后再结算尾款，前后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洪某伦指定的账号。具体账号和转账都是魏某华掌握和操作。交货方式是洪某伦安排好司机交给水客，由水客将手机带到深圳。他们公司都有熟悉的司机和水客。水客的带工费由我支付。每台手机水客的带工费是80-100元人民币。我收到货以后再支付每台手机10元的利润作为洪先生的介绍费。水客把手机带入境后，直接送到我们在华强北的仓库，就是曼某广场513号。我收到手机后就分销给华强北的档口，每部机我会加5-10元人民币不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洪某伦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他有一批货问我想不想要，具体是全新的苹果7PLUS红色手机，内存容量是128G的，一共有1210台。因为这批手机数量太大，我没有这么多货款，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闵幸福，看他想不想要。他同意要600台。闵幸福也认识洪某伦，所以他就自己跟洪某伦联系。我也告诉洪先生我的货是610台，送到我华强北的仓库。这610台手机的带工费由我自己支付给水客，每部手机水客带工费是100元，一共61000元，是现金支付给送货来的人。最后通过微信转账给洪某伦12100元介绍费，之后闵幸福又给了我6000元现金。经混杂辨认，梁某1辨认出原审被告人闵幸福、指认同案人洪某伦是“洪先生”。（被告人供述和辩解）44.原审被告人闵幸福的供述和辩解，供认：我在深圳华强北炒苹果手机。柜台在远某数码大厦B3238,仓库在曼某数码B座F5167、F556。我买卖手机的账号有魏某1、刘某和我自己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账户，一共9个。我用微信跟手机卖家商谈订购手机，用银行账户转账，然后在华强北曼某数码城的电梯口接货，把货物放到我的仓库。我在微信上发布销售手机的数量、价格和型号，华强北的客户会订货或者直接来柜台购买，货款转到我或者魏某1的账号。手机有从香港购买，也有从华强北市场买的。香港手机的卖家有洪某少、“肥肥”和“骆小姐”、“龙少”等。2017年4、5月到7月，洪某少卖过退税的手机给我，每次一两百台，大概两三次左右，我们联系的微信内容是他报价给我以及核对数量、支付货款的事情；“肥肥”和“骆小姐”主要是卖港版苹果8代手机，时间在2017年9、10月。香港的提货人有“安仔”，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的电话通讯录里有他的电话。手机是“安仔”安排从香港带到深圳，分拆成裸机和盒子送过来。我付给“安仔”每台手机80-120元的费用，他在香港给我提货，然后把手机运到华强北交给我。我从微信转账或者微信支付给“安仔”，并通过微信对账。我与洪某少也通过微信对账，我们按照提货后第二天华强北上六大买家的最近价格平均值减去140-150元来定价，微信对好账之后，我通过手机银行，用我或我老婆的账户转给他。洪某少账单里的手机我全部收到了货并且付清了货款，卖给我的手机都是国行苹果7代手机。梁某1、王海龙和张某都是我老乡，都在华强北做手机。我和梁某1合伙向香港买过一次手机，大概是2017年7月。梁某1去跟香港卖家谈，之后说给我600台iPhone7手机，也是“安仔”去提货并安排小弟带到华强北给我的。当天我就向香港卖家转了250万货款。“包赚钱”是“阿某8”（即张某2）的微信昵称，张某2提货的情况我都叫我妻子记录在本上。张某2那边的人（阿某1、阿某7、荣仔）去提货，然后从香港带深圳，分拆成裸机和盒子带进来。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些手机也是张某2去提货和运输给我的，每台手机给他80-90元的运费，是张某2的小弟来华强北拿现金的。除了张某2没有其他人帮我提货和运输手机。张某2弄丢手机要按原价赔偿给我，弄丢盒子每个赔偿250-300元人民币。我在2017年初听说洪某少有手机货源（国行退税机），我们就打了电话加了微信。手机的定价方式、交易价格是以华强北六大手机卖家的当日价格的平均值，再减去130-160元人民币，因为国行手机在香港比港版手机价格高一点，一般卖不出去；我要买的话就通过微信把我香港提货人的电话发给洪某少，提货同时我向洪某少汇大部分货款，之后洪某少发给我一份账单表格，我将货物尾款转给洪某少，交易就完成了。手机到大陆后，我就按照华强北六大手机卖家的当日报价来销售，用这中间差价的100多元是不能正常报关进口的，不然我也不用找阿某8帮我带货。我向洪某少买过国行的苹果7代及部分6s手机。“Gamely”字样的B5笔记本里是我老婆魏某1根据我的意思记录的手机生意的银行流水、销售情况、阿某8运费情况。“NOTEBOOK”字样的A5灰色笔记本是魏某1根据我的意思记录的，我从手机卖家那里买手机的草稿记录情况。我的OPPO手机上面有我和王海龙“w某”的聊天记录，“你那边今天有货波”是王海龙问我今天有没有货卖。经混杂辨认，闵幸福辨认出上诉人王海龙及证人刘某、梁某1、黄某、洪某少，指认证人张某2是“阿某8”、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交货的“阿某8小弟”；指认了与洪某少的微信对账单、记录其银行账户的手机备忘录、相关微信聊天记录。45.原审被告人郑智强的供述和辩解，供认：我于2017年1月开始跟着老板张某2做事。他让我在华强北接收他安排的人送的手机并打包，然后送到老板指定的地点交给另外一个人。我住在罗湖，有手机要来的时候，张某2就打电话告诉我并给我联系人的电话，我就去金某都楼下的燕南地铁站跟送货人联系。我接完手机就打电话告诉老板。然后我带着手机回到金某都A栋15B，把手机放到塑料薄膜袋里，用橡皮筋两个一捆绑好后放在黄色纸皮箱里面。手机包装盒就直接放在黄色纸皮箱。之后张某2就打电话让我把这些手机送给“光头小弟”（即原审被告人钱程），我约钱程在燕南地铁站附近见面并把手机交给他。一共有八九个人（包括“海哥”、“海嫂”）在燕南地铁站交过手机给我，从今年1月到现在，隔三四天送一次。送货比较多的还有“群姨”，他实际上是男的。我收货、交货都不用清点数量，由老板跟他们对数。我去金某都A栋15B时，张某2都在里面玩游戏。除了我接的手机之外，我在金某都的屋里还看到过其他的手机。我每个月工资是3500元，张某2给我现金或者微信转账。我一般是隔几天上一次班，有时候隔十几天，时间不固定的。每次接送的手机由20-40部左右。我的手机大部分时间是张某2用。我不知道我手机中10月18日和24日为什么跟“海嫂”的微信谈到货的内容。好友都是张某2加的。我是2017年1月份开始帮张某2接手机到8月，之后我就没做了。我没有在福田口岸接过手机。我都是在燕南地铁站c出口或者附近的沃尔玛超市接货。经混杂辨认，郑智强辨认出张某2，指认证人李某1是送货的“海嫂”、证人任某是送货的、原审被告人钱程是“光头小弟”；指认了交货给钱程的燕南站C出口照片，指认了其与钱程、张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46.原审被告人钱程的供述和辩解，供认：我于2016年10月开始给王海龙（绰号“光头”）打工，2017年的6-8月王海龙让我回家休息，8月中旬王海龙又让我回来帮他做事，直到我被抓获。我帮王海龙从“胖1”（证人张某2）、“胖2”（即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手里接手机和手机包装盒，然后拿到王海龙位于振某手机市场一楼半G320的仓库，清点手机或者包装盒的数量并记录在纸上，拍照发给王海龙。仓库钥匙我和王海龙各有一把。东方时代广场A座1301是王海龙租的，这里不放货。王海龙销售手机的档口在远某数码城3楼。我平时在东某广场1301房，有货过来的时候张某2、郑智强就打我手机叫我在燕南地铁站附近等他们，他们把手机或者手机包装盒交给我，然后由我拿到G320的仓库，我接的手机都是苹果手机。王海龙的号码是135××××3566和150××××5396，张某2的电话是130××××5328，郑智强电话是151××××9516。他们的手机是从香港通过水客送过来的退税机。我和王海龙通过微信联系，他微信昵称是“W某”，我的工作手机134××××6412是他给我的。封面为“GamelyNOTEBOOK”的笔记本记录的内容是与我通过手机微信拍照发给王海龙的基本一致。大是指苹果的PLUS手机，小就是4.7寸的手机。内存大小有些知道，但一般我只确认颜色和数量。老板仓库的手机都是我接过来的，不可能有从其他渠道拿来的手机。王海龙在振某数码城有两个仓库，G130和G320，我接到手机之后存放在G320的这个仓库，也就是带警察去搜查的仓库。王海龙没有跟我说过在香港直接转卖手机，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也没有说过王海龙在香港直接转卖手机。经混杂辨认，钱程辩称出上诉人王海龙，指认证人张某2是送手机的“胖1”、原审被告人郑智强是送手机的“胖2”；指认了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和记账本内容，指认了与郑智强交接货的燕南站C出口照片。47.上诉人王海龙的供述和辩解，辩称：我在深圳华强北市场和香港观塘炒手机。我通过联系香港卓某贸易公司霍小姐买入手机，然后卖给“阿某1”，每台手机赚取3-10元。我的微信号是“WANG奋斗”。我收支货款通过我招行的账户和我女儿王某2的建行账户。我没有其他员工。我不认识洪某少、洪某1、钱程、林某、张某2、任某等人。我在深圳卖过国行的手机和水货手机，就是没有正规交税的手机。整个华强北都这么做。我没有记账，不知道卖了多少。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137××××6999，从2016年7月开始用。我不清楚为何我手机数据显示的我曾经使用过三个号码。我手机通讯里的“洪老板”“肥仔”，我不认识他们，号码不是我存的。我不清楚为何我两银行卡于2017年3月至8月转款给洪某少、洪某1数千万元。王海龙一审庭审时表示认罪，承认其在香港向洪某少购买苹果手机，其中3188台委托张某2组织水客携带通关后在深圳销售，其余手机在香港转售并未走私入境；钱程受其雇佣在深圳接货。关于上诉人王海龙的主从犯认定问题。经查，王海龙委托他人通过人身夹藏方式偷运手机入境，积极主动逃避海关监管而非放任他人走私，且是涉案走私犯罪的主要和直接获利者，原判认定其系主犯理据充分。因此，王海龙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王海龙系从犯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海龙及原审被告人闵幸福、郑智强、钱程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中，闵幸福、郑智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特别巨大，王海龙、钱程偷逃应缴税额数额巨大，依法均应予以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闵幸福、王海龙各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依法均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郑智强、钱程各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依法均应减轻处罚。闵幸福、郑智强、钱程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王海龙及其辩护人请求减轻处罚理由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晓文审判员  梁 美审判员  黄玉良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肖耀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五）聚众阻挠缉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