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103民初7631号原告：单鸿儒，男，196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博，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谢华勇，男，196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川，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单鸿儒（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谢华勇（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王剑博，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高泽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8875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分两部分：以112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以177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5月3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向被告实际控制的武汉茂广悦贸易有限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被告承诺三个月内还本，三个月后高额支付利息。在被告迟迟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于2018年8月8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载明：被告须于2018年8月15日前和2018年9月30日前，偿还原告欠款22500元，余款177500元于2019年5月30日前一次性还清。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11250元，未履行全部还款义务。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所述与事实完全不符。原告的转款系其与范志颖、马波、龚飞等人自愿参加非法传销组织道和云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和云科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借款，原、被告之间并无借贷关系。2017年底，被告经朋友介绍了解并考察了道和云科公司的项目，后介绍给汪磊和范志颖，汪磊又将该项目介绍给原告及马波、龚飞等人，汪磊、范志颖、马波、龚飞和原告多次与道和云科公司的高管洽谈，后于2018年3月26日成立武汉茂广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广悦公司）作为道和云科公司下属的武汉运营中心。汪磊、范志颖、马波、龚飞和原告等人积极参加茂广悦公司的筹建。道和云科公司要求每个运营中心拿出40%股份用于招募股东合伙人。原、被告及汪磊、范志颖、马波、龚飞等人作为股东合伙人入股，每股50000元。2018年4月9日，被告将首期股金550000元以武汉运营中心购买服务商的名义转账支付给道和云科公司，并于当日代表茂广悦公司与道和云科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该550000元包括汪磊投资的200000元，马波投资的100000元，范志颖投资的90000元，还包括被告及其他案外人的投资款。范志颖担任道和云科公司武汉运营中心的商学院院长，马波之妻张琼担任行政主管，汪磊担任拓展部负责人。2018年6月26日，道和云科公司向仕洪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立案侦查，被告代表道和云科公司武汉运营中心协助调查。因此，原、被告均系受害人；2、原告所称的“欠条”是被告受马波和汪磊的胁迫所书写；3、原告所称“被告已偿还11250元”系范志颖、马波、龚飞、汪磊与原告等五位股东审计公司账目后不同意被告报销的50000元费用，要求被告退还。被告分五次向马波微信转账共计50000元。其中原告分得11250元。该款项并非被告偿还原告的部分借款；4、本案所涉债务不存在合法性。道和云科公司在全国有51个营运中心，武汉营运中心成立的最晚。茂广悦公司实际上就是道和云科公司武汉运营中心，两者主体和运营内容都是一样的。原告与范志颖、马波、龚飞等人均系股东，因茂广悦公司成立不久，道和云科公司的组织者、领导者便被刑事立案，故尚未签订《入股协议》，也未进行公司章程变更登记等事宜。由于原、被告层级和下线人数均不够，尚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均系违法参与传销的组织人员。2018年5月15日，原告转账支付给茂广悦公司200000元。当日，茂广悦公司将该款项作为原告的投资款转账支付给道和云科公司。案涉款项系传销活动的资金，尽管被告出具了欠条，但不应转化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茂广悦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被告。被告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5%。2018年4月9日，茂广悦公司与道和云科公司签订《道和云科武汉运营中心合作协议》及关于《道和云科武汉运营中心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甲方（道和云科公司）自主研发了“道和云科分享通”系统，乙方（茂广悦公司）向甲方申请开设道和云科武汉运营中心，甲方予以批准。甲方授权乙方在武汉地区组建道和云科市级运营中心以负责授权地区分享通系统的市场推广业务，具体包括扩大授权区域内分享通系统顾客会员数量，促进授权区域内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企业主等入驻分享通系统，成为分享通系统的店主或联盟商家，促进顾客通过分享通系统向店主/联盟商家消费等，甲方有权对乙方组建运营中心情况进行事前、事中及事后审核，乙方同意服从甲方的管理。运营中心由乙方负责独立运营管理，乙方自行承担设立、运营及推广过程中的费用。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推广服务费，并根据对乙方的考核结果给予乙方推广奖励。乙方有权根据本协议约定获得推广服务费，并根据甲方下发的业绩考核文件获得相应的推广奖励，但任何时候，乙方都不得直接向客户收取任何费用，客户所交纳的所有费用应直接支付至甲方账户。乙方确保合作协议存续期间，运营中心专职人员始终不少于5人。2018年5月15日，原告向茂广悦公司的银行账户内转账200000元。当日，茂广悦公司向道和云科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转账时注明用途为“武汉-单鸿儒”。原告自称上述款项系“原告向茂广悦公司投资入股的入股金”。2018年6月26日，道和云科公司董事长向仕洪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立案侦查。2018年8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2018年5月15日武汉茂广悦贸易有限公司收到单鸿儒转款：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本人承诺其中贰万贰仟伍佰元（22500元）分别于2018年8月15日前和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余款壹拾柒万柒仟伍佰元整（177500元）在2019年5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8年8月9日、10日、13日、14日、15日向马波支付10000元，以上5笔共计50000元。该款项由汪磊、范志颖、马波、龚飞及原告各得一份，原告分得11250元。另查明，2019年10月11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13刑初15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道和云科公司部分组织者和领导者李科、唐波、童年等8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判处上述被告人相应的刑罚。该刑事判决书查明，2016年9月，向某某（另案起诉）与杨某某、卢某某（另处理）等人成立云科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年10月云科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成立道和云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向某某担任道和云科公司董事长、卢某某担任总裁、被告人李科于2016年10月始担任总裁办主任、被告人唐波于2016年10月始先后担任拓展部经理、华南大区经理、被告人童年2016年11月始担任行政经理等。向某某、卢某某及各被告人等人以道和云科公司名义，利用开发的云科商业大系统平台，以店主、服务商会员推荐、促成店主、服务商会员时及所推荐、促成的顾客、店主、服务商会员进行消费、销售时可获奖励，鼓吹高额返利、夸大公司发展前景，引诱他人加入并缴费成为店主、服务商会员。参与人员注册成为会员后系统根据推荐关系自动识别记录并锁定上下线关系组成层级。上述顾客、店主、服务商会员进行消费、销售，推荐、促成商家、服务商会员的奖励按层级进行返利（现金奖励三级，消费积分奖励不限级）。该判决事实援引的书证部分包含道和云科福州运营中心合作协议、道和云科杭州运营中心合作协议、道和云科济南运营中心合作协议等12份合作协议，以及上述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本院认为，根据（2019）粤0113刑初15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道和云科公司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道和云科公司名义，利用开发的云科商业大系统平台进行传销活动。茂广悦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成立，于2018年4月9日和道和云科公司签订《道和云科武汉运营中心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据道和云科公司的授权在武汉组建道和云科市级运营中心，负责授权地区“道和云科分享通”系统的市场推广业务。由此可见，道和云科武汉运营中心即为茂广悦公司，茂广悦公司成立即以经营“道和云科分享通”系统的市场推广业务（传销行为）为主要活动。开庭审理中，原告自称案涉200000元系“原告向茂广悦公司投资入股的入股金”。原告同范志颖、马波、龚飞等人相识，而范志颖（另外一起起诉谢华勇案的原告，案号为（2019）鄂0103民初7623号）从2018年4月开始在茂广悦公司做行政人员，原告与范志颖、马波、龚飞等人均支付了相应的入股金。从以上事实可推断，原告对于茂广悦公司的运营模式是知晓的，对于该入股金的用途亦是明知的。茂广悦公司在收到原告支付的200000元当日即转账支付给了道和云科公司，并注明用途为“武汉-单鸿儒”。由此可见，原告系道和云科武汉运营中心的投资人，其通过茂广悦公司向道和云科公司进行投资。原告转账支付给茂广悦公司的200000元款项实际为其向传销组织道和云科公司支付的投资款。根据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规定，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当事人之间因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欠条系原、被告之间基于传销投资款返还问题而形成的，双方纠纷源于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单鸿儒的起诉。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041元，予以退还给原告单鸿儒。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亚青二○二○年二○二○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包瑞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