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03民初4028号原告：杨同林，男，195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原告：刘秀梅，女，195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彦平，黑龙江民强（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卫东，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丽，黑龙江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春艳，女，1977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亚丰，黑龙江中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同林、刘秀梅与被告刘卫东、王春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同林、刘秀梅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彦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卫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丽、被告王春艳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亚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同林、刘秀梅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40867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0233元、精神损害扶慰金5万元；2.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杨某和被告刘卫东是夫妻，双方没有生育子女，双方居住在位于大庆市龙凤区××楼××单元××室的房屋。2019年9月11日18时40分，杨某回家，到达家门前，开门锁不成，门锁被反锁，杨某应该是意识到室内存在不良事件，随即，通过二层室外的缓台至三楼，正遇见一女子从自家窗户爬出，杨某意识到该女子和被告刘卫东在居室内做下不轨之事，杨某指责那女子，双方发生语言争执，杨某从高处坠落身亡，年仅四十五岁。二原告是杨某的父母。二原告认为，杨某为人善良，孝敬父母，其发现自家室内存在问题，要探究原因，寻找真相，没有过错；被告刘卫东对妻子家庭不忠，王春艳是有夫之妻，至被害人杨某家中，和刘卫东苟且一起，事发之后，刘卫东和王春艳没有忏悔，刘卫东和王春艳应该对杨某死亡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刘卫东辩称，一、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答辩人妻子杨某的死亡并非答辩人的行为所致，其死亡结果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为：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女儿是夫妻关系，平时感情很好，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没有隔阂，答辩人对于妻子杨某的意外死亡，深表悲伤和难过，但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杨某的意外死亡完全是意外事件造成的；2.现在二原告起诉两位被告，是建立在对案件性质不清楚的情况下做出的。被答辩人在起诉状捏造事实称，答辩人因一些莫须有的原因，进而导致死者与另一被告发生语言争执，从高处坠落身亡。事实上，造成意外事件完全系由答辩人妻子自己的行为导致的，依法应当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3.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某的死亡是答辩人直接行为所致，起诉状中所述原因与案件事实是明显不符的，也让人不得不联想二位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有污蔑之嫌，以便获得赔偿，退一步讲，即便两位被告真有什么，答辩人也与其妻子的意外死亡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死者作为一个精神正常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有一定的自控能力，应当清楚地明白通过二层室外到三楼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死者置自身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放纵自己，这让正常人难以理解，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可见，死者对自己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二、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因答辩人妻子死亡与答辩人无直接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确定侵权责任有四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本案答辩人的行为与其妻子之死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行为的行为方式不同，侵权行为可以分为积极的侵权行为和消极的侵权行为。积极的侵权行为，是指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行为。消极的侵权行为，是指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侵权行为。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而不作为，致使受害人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本案件事实，答辩人不存在过错，同时也没有侵权行为，因此死亡结果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死者从高处坠落后，答辩人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及时将妻子送往医院抢救治疗，但是最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可见，答辩人在本案当中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侵权行为，其妻子的意外死亡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应当视为没有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浪费司法资源，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三、答辩人对赔偿项目和标准有异议，包括：1.死亡赔偿金，根据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应当以户籍为标准，依据法律规定计算，两位原告为农村户口，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以户籍为标准，依据法律规定计算，两位原告为农村户口，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由于是农村户口，因此有土地收入，不属于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故不应支持。在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自认刘秀梅已经退休因此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不属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给付标准，同时在原告的诉状称两位原告均为农村居住地，因此各项费用赔偿标准理应按照农村标准来计算。3.精神扶慰金5万元。原告的主张过高，同时答辩人也认为死亡赔偿金包含精神扶慰金，原告的主张属于重复计算，因此不应支持。四、本答辩人在其妻子死亡后，无比悲痛，考虑夫妻关系，也考虑二老的不易，从亲情，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愿意与两位原告就其妻子的死亡补偿问题达成了补偿协议，但是与赔偿不同。综上所述，答辩人妻子的意外死亡完全系由于自身原因所导致的意外事件，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也不负有任何赔偿义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材料，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王春艳辩称，根据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存在侵权，侵权的构成要件是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被告王春艳对受害人没有实施任何的侵权行为，因此不存在损害赔偿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支付的前提是被扶养人没有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本案原告刘秀梅为退休职工其应有退休收入，不符合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条件。受害人杨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预见到其所实施的行为有可能发生意外，其放任自己的行为，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历史户籍人口数据查询复印件一份、火化证明、注销户口证明复印件一份，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复制件一份，欲证明杨某和被告刘卫东是夫妻，双方没有生育子女；大庆市龙凤区××楼××单元××室的房屋是杨某生前和刘卫东的住处。刘卫东和王春艳长期在一起，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时而在杨某与刘卫东的住处，或者在王春艳的住处；2019年9月11日下午，刘卫东主动邀请王春艳在大庆市龙凤区××楼××单元××室杨某与刘卫东的住处约会，门被他们反锁，正赶上杨某回家，开门锁不成，杨某意识到室内存在不良事件，随即通过二层室外的缓台至三楼，正遇见王春艳从自家窗户爬出，杨某意识到王春艳和刘卫东在室内做下不轨之事，杨某指责王春艳双方发生语言争执，杨某从高处坠落身亡，年仅45岁，杨某发现自家室内存在问题，要探究原因，寻找真相，没有任何过错，被告刘卫东对妻子家庭不忠，不顾道德，做下苟且之事，违背社会良俗，为善良所不齿于法不容，王春艳是有夫之妻，窜至被害人杨某家中和刘卫东苟且一起没有道德，不守妇道，该受谴责，事发之后，刘卫东先是编造虚假事实，企图推卸责任，蒙蔽侦查机关和杨某的亲属，刘卫东和王春艳没有任何忏悔，刘卫东和王春艳应该对杨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经质证，被告刘卫东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卫东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实施侵害行为，刘卫东妻子的意外死亡与刘卫东没有因果关系，而且还能证明当刘卫东发现妻子出现意外采取了急救措施，吩咐其他人拨打120自己照顾妻子，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同时原告代理人妄加揣测答辩人与王春艳种种的不良之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来支持，答辩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由于心里担心、恐惧所以才谎称，但是答辩人经过考虑能及时到公安机关修改笔录，如实陈述事实，可见其诚实，因此不管怎样也无法改变答辩人妻子意外死亡的事实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而且答辩人也对此深表悲痛，也愿意与两位原告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与本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王春艳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春艳与受害人杨某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肢体及语言的冲突，从案卷中也不能证实杨某决定从楼道窗户进入楼外的缓台是发现了王春艳，以及杨某选择该种方式的想法。本院认为，该组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传唤二被告时二被告进行的陈述，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长子杨某1、长女杨某2，二女杨某。二原告与杨某均为城镇居民。杨某与被告刘卫东系夫妻关系，婚后未生育子女。2019年9月11日，趁杨某未在家，刘卫东约情人王春艳到刘卫东家中约会，后杨某因故提前回家，开门时发现门被反锁，刘卫东怕杨某发现两人的情人关系，故让王春艳从客厅窗口爬到室外，王春艳遂躲到窗口右上方的缓台上，杨某发现王春艳从其家中进入缓台后亦进入缓台，后不慎坠楼。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判定二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及责任比例的前提，是明确其行为与杨某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其对损害后果是否负有过错及过错大小。结合本案，二原告女儿杨某的死亡虽不是二被告的加害行为造成的，但却是因其发现丈夫刘卫东与王春艳在家中私会继而被激怒造成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该诱因的介入，加之杨某未能冷静处理家庭纠纷及其对自身危险的认知不够，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故能够认定二被告共同的侵权行为与杨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且被告刘卫东、王春艳亦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杨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及后果应当有足够的认知，其本可以选择更加理性的方式化解此次纠纷，却自担风险最终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自身亦存在过错。本院综合考量杨某本人及二被告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酌情认定二被告对杨某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连带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二原告系杨某的父母，系适格的赔偿权利人，有权向二被告主张相应的经济损失。杨某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包括：1.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91元／年的标准，支持20年，合计为583820元（29191元／年×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依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刘秀梅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故对原告刘秀梅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杨同林无工作，二被告亦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其存在稳定的生活来源，故原告杨同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7128元（21035元／年×11年÷3人）。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该赔偿项目应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金额相加，共同计入“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项目中，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在判项中就不再单列；3.精神损害扶慰金，因杨某的死亡确给二原告造成较大的精神创伤，故酌定支持5万元，以上损失共计710948元。据此，二被告对杨某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应连带赔偿原告杨同林、刘秀梅死亡赔偿金233528元（583820元×40%，其中不含原告杨同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扶慰金2万元（5万元×40%），以上合计253528元。此外，二被告还应连带赔偿原告杨同林死亡赔偿金（仅指原告杨同林被扶养人生活费77128元的40%）30851.2元。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卫东、王春艳连带赔偿原告杨同林、刘秀梅死亡赔偿金（不含原告杨同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扶慰金合计人民币253528元；被告刘卫东、王春艳连带赔偿原告杨同林死亡赔偿金（仅含原告杨同林被扶养人生活费）30851.2元；上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驳回原告杨同林、刘秀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杨同林、刘秀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9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杨同林、刘秀梅负担2571元，被告刘卫东、王春艳负担23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庵齐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高卉彤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法规附：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扶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扶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执行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