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82民初5500号原告：刘爱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帅，河南百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玉生。被告：刘新梅。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建新，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爱云与被告任玉生、刘新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后，发现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爱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帅，被告任玉生、刘新梅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爱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熟人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任玉生从事建筑生意。自2011年9月起，二被告为购买机械设备，先后向原告借款30万元和4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3分。原告通过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交付款项后，被告任玉生为原告出具了两份借条，经原告多次催要，二被告以车折价偿还了原告30万元本金，仍欠原告30万元借款的部分利息（本案暂不主张，保留诉权）和40万元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未还，故诉至法院，判令二被告还款。任玉生辩称，1、2011年9月22日任玉生向原告借款30万元属实，但已于2011年11月22日通过戴某账户偿还清；2、任玉生在山西从事建筑生意，原告有意投资合伙，先后向任玉生转款140万元（其中包括原告40万元和侯某100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但因原告未找到司机和管理人员，就与任玉生协商，将其转入的资金作为任玉生借款供其经营建筑生意使用，然后由任玉生逐步偿还；3、原告所诉款项双方未约定利息，不应支付原告利息；4、任玉生以物抵债和现金等方式已陆续偿还原告140万元中的124.91万元，仅剩15.09万元未偿还，任玉生同意偿还剩余款项。刘新梅辩称，刘新梅与任玉生系夫妻关系。原告转款给任玉生140万元中的100万元是用于任玉生在山西工程使用，对原告所诉的40万元不知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1年9月22日借条一份；2、2012年1月2日河南省农村商业银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各一份；3、2012年1月19日河南省农村商业银行取款凭条一份；4、2012年2月1日河南省农村商业银行取款凭条两份、存款凭条一份；5、2014年4月30日借条一份。证明目的：1、2011年9月22日，任玉生和刘新梅以购买机械设备为由向原告借款30万元，原告于当日将款项出借给被告,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借款手续，双方口头约定月息3分，并承诺从2015年开始归还本息；2、2012年二被告又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4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3分。原告分多次以现金和银行汇款方式交付给任玉生40万元。经双方核对，任玉生支付利息至2014年4月30日，为便于计算，当天任玉生将分次为原告出具的借条收回，重新为原告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并在该借条上书写了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第二组证据：1、新乡市星海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2、豫Ｇ×××××号小型越野车机动车行驶证一份；3、刘爱云与王某户口簿复印件一份；4、原告刘爱云与被告任玉生微信聊天记录4张；5、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目的：2015年8月11日，原、被告经中间人李某协商，任玉生用其妻子刘新梅名下一辆丰田霸道车（车牌号为：豫Ｇ×××××）作价30万元抵消了该笔30万元借款的本金，并于当日过户至原告儿子王某名下，因利息尚未偿清，故借条原件仍由原告保管，待利息清偿完毕后由原告归还借条。对于剩余的40万元借款本金及70万元借款自2014年5月1日起以后的利息被告均未偿还，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催要，任玉生承诺还款却迟迟未予偿还。对于该借款及利息，二被告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第三组证据：1、辉县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侯某诉任玉生、刘新梅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2、戴某银行转账明细两份；3、申请证人侯某出庭作证；4、申请证人戴某出庭作证。证明目的：1、被告所提供的向戴某转款的手续与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并非同一笔借款，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原告刘爱云、戴某、李某1均系河南省农村商业银行职工，2011年9月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经其熟人李某1介绍，找原告帮忙筹借30万元资金，用款一年左右，并承诺按照月息3分支付利息。原告向同事戴某表达了任玉生的借款需求及利息承诺，李某1也同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故戴某同意出借款项，并于2011年9月22日通过河南省农村商业银行POS机向任玉生转款30万元，任玉生出具书面借条，李某1以担保人名义在借条上签字，口头约定月息3分。2011年11月初戴某因有事急需用钱，任玉生就于2011年11月12日和2011年11月20日分别偿还了戴某10万元和21万元（包含利息1万元），因提前要回借款，任玉生仅支付了戴某1万元利息，未足额支付利息；2、原告诉状中所述的30万元借款本金，被告已于2015年8月11日用刘新梅名下的一辆丰田霸道车作价30万元进行抵消，故原告起诉时，并未对该笔30万元借款本金进行主张。任玉生归还戴某借款30万元后，又多次向原告表示再筹借30万元，利息同样按照3分支付。原告向其亲戚筹集了30万元现金交给任玉生。原被告双方商定，任玉生向戴某出具的30万元借款手续不再收回，作为其向原告借款30万元的借款手续继续使用。借款发生后，任玉生按照约定一直支付利息，2014年起被告无法正常支付利息，原告要求任玉生书写还款计划，2014年4月30日其在该30万元借条原件上写下了还款计划（本人以神钢350挖机抵押，从2015年开始归还本息）及其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3、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均口头约定月息3分，被告实际也是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故原告主张被告继续支付利息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4、任玉生除借原告现金70万元外，又向侯某借款100万元（包含原告为侯某筹借的50万元，以侯某名义出借给二被告，二被告对原告筹借给侯某的50万元明知并认可）。因此，2014年5月7日任玉生在支付原告和侯某借款利息时，按照原告120万元本金（30万元+40万元+50万元）支付了利息14.4万元[2014年1月、2月、3月、4月份的利息，该利息的计算为：120万元×4个月×3%(月息）=14.4万元，汇至原告儿子王某账户中]，与侯某的50万元利息支付相同，均是按照月息3分支付。任玉生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侯某案起诉状一份，证明任玉生是向原告借款140万元（其中包含侯某借条中的100万元和原告的40万元）；2、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回单2张，证明任玉生按照原告的指示分别于2011年11月11日、2011年11月20日汇至戴某账户10万元、21万元，作为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其中包含1万元利息）；3、2014年5月7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凭条一份，证明2014年5月7日任玉生向王某汇款14.4万元用于偿还原告借款；4、2018年1月27日原告为任玉生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原告拉走山西汾酒37件，折抵140万元借款中的9.99万元；5、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凭条五份及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回单一份，证明原告让任玉生偿还侯某借款中的18.35万元；6、侯某为任玉生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侯某拉走山西汾酒36件，折抵借款9.72万元；7、任玉生和侯某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除了以酒抵款和偿还侯某18.35万元外，任玉生又偿还了侯某28.9万元；8、李某2出庭证言，证明任玉生在辉县市××镇东关村交付给某人（不知姓名）18万元；9、李某1出庭证言，证明原告持有的借条中“今借到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元）任玉生2011年9月22号李某1保人”是戴某原借条内容，是其担保的借条，对借条下面添加的内容不清楚；10、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转账记录一份，载明原告于2012年1月2日和2012年2月1日分别向任玉生汇款20万元和10万元，证明原告向任玉生汇款30万元，另付10万元现金，原告向任玉生交付了40万元借款。刘新梅未提供证据。本院认为，任玉生在为原告出具的30万元和40万元借条上分别加注了“从2015年开始归还本息”、“计划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其对该两笔借款的自认事实、任玉生向王某和戴某汇款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了原被告存在30万元和40万元借款的事实和利息约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李某、侯某的证言和车辆转让手续可以证明以车折价偿还原告3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任玉生提供的第2份证据证明其通过戴某账户偿还原告30万元，但戴某出庭证明是偿还其本人的30万元，而非偿还原告的30万元，任玉生对此也予以认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任玉生抗辩认为没有收到原告30万元借款，第一次庭审其认可30万元借款通过戴某偿还，戴某出庭证明是偿还其本人的30万元，任玉生又称未收到原告的30万元，因其没有新的证据推翻第一次庭审自认事实，故对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任玉生提供的第3、4份证据所载明的款项原告认可已经收到，本院认定任玉生还款事实。任玉生提供的第5、6、7、8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任玉生提供的第9份证据证明证人担保30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被告任玉生与刘新梅系夫妻关系。任玉生在山西承包建设工程过程中，因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就与辉县市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刘爱云、侯某、李某1、戴某等人相识。2011年9月22日戴某借给任玉生30万元，任玉生为其出具了内容为“今借到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元）任玉生2011年9月22号李某1保人”的借条，出借款项两个月后，戴某因家中发生要事急需用钱，就通过原告向任玉生催要借款。2011年11月11日和2011年11月20日任玉生分两笔汇至戴某账户10万元和21万元，偿还了戴某的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了1万元利息，戴某出庭证明，口头约定月息3分，借款期限为一年，因其提前要回款项，任玉生仅支付了1万元利息，戴某将任玉生为其出具的30万元借条交给了原告。之后，任玉生因工程还需要用钱，就又向原告借款30万元，原告分多笔以现金方式交付了任玉生30万元，任玉生就用原告持有的其为戴某出具的30万元借条作为其借原告30万元借条使用，另任玉生在该借条上备注“本人以神钢350挖机抵押，从2015年开始归还本息”，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原告在借条上注明“利息清至1月31日、3月31日”。之后任玉生未按照约定还款，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任玉生催要。2015年8月11日原、被告经中间人李某、侯某协商，被告任玉生用刘新梅名下一辆丰田霸道车（车牌号为：豫Ｇ×××××）作价30万元抵消了该笔30万元借款的本金，借条原件仍由原告保管。2012年任玉生再次向原告借款40万元，原告以汇款和现金方式多次向任玉生交付了40万元。2014年4月30日，任玉生为原告出具了40万元借条，并在借条上注明“本人以神钢350挖机抵押，计划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借条上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刘新梅未在借条上签字。任玉生向侯某借款100万元，因侯某一人资金不足，故刘爱云和侯某各自筹款50万元以侯某名义分多次交付给了任玉生。2012年10月10日任玉生和刘新梅共同为侯某出具了100万元借条，借条上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在侯某向任玉生催款录音中，任玉生对侯某提到的利息予以认可。任玉生向侯某支付的六笔款项和向原告儿子王某汇款14.4万元与原告和侯某陈述的应付利息时间段、利息数额、月息3分标准基本一致。2018年1月27日原告收到任玉生交付的山西汾酒37件，价值9.99万元，原被告双方未约定借款偿还顺序，该笔酒款未说明系偿还原告借款利息还是本金。本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原被告双方发生借款金额的问题。任玉生向原告出具了两份借条分别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和40万元，向侯某出具了100万元借条，共计170万元。任玉生抗辩认为其共向原告借款140万元（包含原告的40万元和侯某案件的100万元），未向侯某借款100万元，因任玉生在庭审中认可借原告30万元和40万元，并在借条上分别注明了不同的还款时间，侯某一案中，任玉生为侯某出具了100万元借条，且任玉生也多次向侯某支付款项，可以认定任玉生借侯某100万元也是事实。至于任玉生借侯某100万元中是否有原告筹借给侯某的50万元，是原告与侯某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影响任玉生和侯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原被告口头约定的利息标准认定与利息偿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释义》规定“借贷双方对利息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或者约定不明确情况下，出借人主张有利息约定，借款人抗辩没有利息约定，应根据《合同法》的实体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按照高度盖然性原则对利息约定事实进行查明。”《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任玉生在为原告出具的30万元和40万元借条上分别注明从2015年和从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可以证明原被告对借款利息有约定，结合以下证据和事实可以确认原被告口头约定月息3分：（1）、任玉生按照与戴某约定月息3分支付其利息1万元，任玉生与原告的30万元借款，使用的是任玉生为戴某出具的借条，可以推定支付原告的利息标准应与支付戴某的利息标准一致，均为月息3分；（2）、原告在借条上自注“利息清至1月31日、3月31日”，任玉生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2015年6月开始归还本息）于2015年5月7日向原告儿子王某支付14.4万元，该14.4万元恰好是以120万元为基数（包括原告的30万元、40万元及原告为侯某筹借的50万元），按照月息3分计算2014年1-4月份的利息和，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自2014年5月1日起支付利息恰好与上述事实一致；（3）、任玉生借侯某100万元中有原告50万元，任玉生支付给侯某18.35万元，从按月支付的时间段和金额计算，与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一致，进而可以推定原告的50万元利率也是月息3分；（4）、如果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不支付利息，那么任玉生在借款期限内偿还原告的14.4万元和酒款9.99万元就应当从40万元借款中扣除，与原被告利息的约定不相符；（5）、原告和任玉生系一般熟人关系，任玉生借款用于建筑工程，而非用于家庭生活，支付利息符合借贷交易习惯。如果按照不支付利息处理，既不符合支付利息的书面约定，也不符合经营性借款的交易习惯。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其证明的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相互印证了原告主张月息3分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任玉生按照月息3分支付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超过年利率24%（月息2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原被告未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顺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确认任玉生支付给王某的14.4万元系支付原告70万元和原告为侯某筹借的50万元，共计120万元的利息（2014年1-4月）。2018年1月27日任玉生以酒折抵的9.99万元为支付的利息，应从原告利息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任玉生以此抗辩支付的是本金，不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任玉生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数额的问题。任玉生认可借原告40万元，且为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要求任玉生偿还借款4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任玉生抗辩认为，连同侯某100万元借款仅剩15多万元未偿还，不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抗辩认为原告与其合伙投资，原告不认可，被告亦未提供相应的合伙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第四个争议焦点，关于被告刘新梅是否应当与被告任玉生共同偿还原告借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刘新梅虽未在40万元借条上签字，但任玉生在庭审时抗辩连同侯某一案100万元共计140万元用于山西建筑工程，而100万元借条上有刘新梅签字，可见，山西建筑工程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的。原告要求被告刘新梅与任玉生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任玉生与被告刘新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刘爱云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计算，扣除以酒折抵的9.99万元利息）；二、驳回原告刘爱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任玉生、刘新梅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桂冠审 判 员  李启庆人民陪审员  申利娟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 记 员  樊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