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06民初6173号原告：翟建国，男，194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民，北京市京师（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紫霄，北京市京师（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保定市莲池区机场路黄庄村。法定代表人：翟建国，该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园园，河北元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晓林，河北元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翟立伟，女，197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第三人：翟立晖，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双全，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业，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翟建国与被告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翟老头公司），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翟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民与被告翟老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园园、柯晓林，第三人翟立伟，第三人翟立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双全、李继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翟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享有被告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1983年开始从事熟食产品的个体经营，应经营发展需要，原告于2002年1月向保定市莲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原保定市南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申请设立该公司过程中，因按照当时公司设立的相关规定，需二人以上作为“股东”进行登记，且不允许夫妻身份作为“股东”进行出资，故于该公司申请设立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时，原告未经与第三人翟立伟（原告之女）、第三人翟立晖（原告之子）协议，即冒用了二第三人名义作为所谓“股东”设立了“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设立该“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时，实缴了50万元注册资金均为原告一人出资，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没有任何实际出资或变相出资。公司成立后，二第三人也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或行使、享有过任何股东权益，不具备股东资格。为明确原告作为“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资格，特依法诉至贵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翟老头公司辩称，1．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中，明确认可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认定并不以书面代持协议为前提。结合本案，原告翟建国与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系父女、父子关系，基于此特殊关系的存在，各方形成了口头形式的股权代持合同更符合常理，如出现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反而违背常理；原告自上世纪80年代便从事熟食生意，在答辩人成立之前，其资产己达数百万之巨，至今答辩人仍然在占用原告个人的土地、房产及部分设备进行生产经营，从常理分析，不论是经营的必要性以及其人身关系的特殊性，其根本无需要求二第三人出资占股。2.最高院在无书面代持协议案中可能考量的因素包括是否对目标公司实际出资、是否有第三方知悉代持事宜、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以及代持的理由及背景是否合理等。原告翟建国提供了其向银行交付款项的解款单，二第三人均予以认可，但对于款项的来源，翟立晖称是其交付给原告的，抛开二人的父子关系不论，单就其并未提供任何客观证据予以证实其实际支付出资款即足以供人民法院判断各方所述事实真伪；第三人翟立伟与翟立晖系相同的法律地位，均系答辩人设立时的名义股东，翟立伟在（2017)冀0606民初183号案件中，其陈述的事实与原告所述基本一致，同在该案中，答辩人出具了认可原告系公司唯一股东的证明，足以判定原告所述是否属实。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是股东实际承担公司义务的基础，是股东身份的一体两面，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对公司实际履行了义务，才会实际关心公司的运营，才会实际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股东权利包括共益权与自益权的行使，其中自益权的行使，其目的实为基于股东身份而取得或要求取得个人利益。第三人翟立晖曾在（2017）冀0606民初183号案件中自述其自1983年就参与经营管理，一直延续至今，且不论其在1983年时年仅11岁，仍在上小学，单就其在上述案件中称其从没有享有公司的股东权益，也直接证明了翟立晖并非公司的实际股东。关于是否有合理的代持理由及背景。在2002年，《公司法》并没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也就印证了原告所称的当时无法注册个人公司的说法，而且基于原告多年经营积累的资产远远大于当时注册出资的50万，也足以印证原告所称的为了能够开具发票的经营需要才注册的公司，同时，原告与二第三人之间的父女、父子关系，并非普通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足以认定原告的陈述属实。第三人翟立伟述称，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他们在我们小的时候，起早贪黑，忙前忙后，尽他们所能给我和我弟弟翟立晖好的生活，使我们姐弟两个生活在一个幸福和睦家庭里，自从父母做生意，他们两个人也是身兼数职、拼命工作，每天晚上我母亲都要算账，然后给我父亲准备好第二天的资金，五十万办公司的资金，我和翟立晖都没有出钱，办公司的事情也是后来听父母说的。原告起诉的正确，我和翟立晖都不是股东。第三人翟立晖述称，在被告设立时，翟立晖已经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出资人民币五万元整，且翟立晖依法签署了被告公司章程、组建公司协议书、申请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委任书等法律文件，并被明确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录当中，是被告依法登记的股东之一，自1986年经营道口烧鸡店的时候到2002年被告成立至原告与其发生诉讼之日，翟立晖本人一直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在此过程中其爱人郝文清也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与管理，翟立晖履行了股东义务行使了股东权利，依法具有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在被告就商标权纠纷，启动的法律程序之中，本案原被告曾自认翟立晖的股东资格以及参与被告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且该事实已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庭审委员会的裁定书依法确认，已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另外自被告公司于2002年设立以来翟立晖自始就为登记的股东，至今已近20年之久，而本案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翟立伟并未就翟立晖股东资格提出过质疑，原告诉请已经超过时效，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翟建国系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之父。2002年1月9日，原告翟建国与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共同签署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组建公司协议书、组建公司申请书、公司章程、委派翟建国办理公司名称登记事宜的委派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等文件。2002年2月21日，原告将50万元注册资金缴存至中国农业银行保定市三丰支行翟老头公司账户，银行转存手续分别显示，原告与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分别转入40万元、5万元、5万元，保定市大雁会计师事务所据此为该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02年3月7日，翟老头公司成立。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材料均显示，原告占翟老头公司80%股份。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分别占10%股份。该公司成立后，没有给股东出具股权凭证、没有股东名册、没有给股东分过红。另外，原告与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共同认可原告未与二第三人签署代持股份协议。2006年7月31日，第三人翟立晖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商标由文字“翟老头”构成，2014年10月31日，翟老头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5年8月11日做出予以维持争议商标的裁定，翟老头公司不服，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后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被驳回了诉讼请求。在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中，均确认翟立晖系翟老头公司的股东。另查明，2017年1月10日，本院受理了翟建国诉翟立晖、翟立伟为被告，翟老头公司为第三人的（2017）冀0606民初183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翟建国、翟立晖分别占有翟老头公司90%和10%的股份，翟建国、翟立伟和翟老头公司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诉讼主体错误和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本院重审。后翟建国撤诉，提起了本次诉讼。在本次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2017）冀0606民初183号案件的两次庭审笔录中的各自陈述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翟老头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和公司章程、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等文件，第三人翟立伟、翟立晖均为该公司股东，分别占10%股份。无论2002年2月21日，原告翟建国以其和翟立伟、翟立晖三人名义入股的出资款，翟立晖有无将5万元交付翟建国，均不能否定翟立伟、翟立晖的股东身份，且翟立晖系翟老头公司的股东在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中均予以确认，原告亦不能证明翟立晖所持股份系代持，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翟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翟建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建国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潇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