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229民初4602号 原告：周东琴，女，1971年4月25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富，北京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曦，北京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唐山华伟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古冶区大市场3区3004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刘科，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子军，河北东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23号5层540室。 法定代表人：李飞，系执行董事。 原告周东琴与被告唐山华伟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伟公司）、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远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华伟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经本院和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审理，于2019年5月20日确定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东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富、被告华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子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盛远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东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13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份，秦皇岛市圣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公开销售其开发的位于唐山市古治区的金山首府楼盘项目，原告与爱人王春秋各选了一套房，原告选定了26号楼1单元502号房屋，原告爱人王春秋选定了26号楼1单元301号房屋，现场销售人员告知，每人必须先交23万元，故按照销售人员的要求分次支付了每人每套房23万元，两人共计分八笔支付了46万元。事后为原告及王春秋分别开具了10万元收据和7万元（被告盛远公司出具）收据，其余6万元均未开具收据。后由于原告所购买房屋迟迟未能完工，经多方了解才得知：被告在销售房屋时并未取得房屋销售许可证，属于违规销售，在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开发商为原告退还了10万元购房款，但剩余13万元款项以各种理由至今未能退还。另外通过证据显示，房屋的销售工作是由圣海开发公司委托给被告华伟公司进行，并在华伟公司的主导下组织了多家销售公司及销售人员在现场销售房屋，对所收取的13万元作为团购居间费用共同分配获益。原告认为，被告华伟公司主导对外销售房屋时，应当尽到充分的审查义务，明知所销售房屋未取得销售许可证而对外销售，明显存在重大过错；被告盛远公司在华伟公司的主导下参与了售房事实并收取款项，应当承担退款义务。因此，原告作为购房人，被告共同隐瞒所销售房屋未取得销售许可证的事实，显然损害了购房人的利益，故在圣海公司已将10万元购房款退还原告并已解除购房意向的情况下，原告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应当对剩余13万元居间费用承担共同返还义务。 被告华伟公司辩称，一、华伟公司虽系房产中介机构，但从未介绍过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客户到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金山首府小区购房，仅是曾因业务上的关系将收款工具（POS机）出借给了被告盛远公司使用，该公司使用该收款工具是如何收取的相关款项华伟公司并不清楚，事后华伟公司根据该公司的要求将相关款项支付给了该公司，华伟公司并未实际获得任何款项，要求华伟公司返还相关款项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案由系居间服务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在居间服务的双方进行审理和判决。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与原告实际成立服务合同关系的公司为盛远公司，而非华伟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华伟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要求华伟公司返还款项没有法律依据。第三、金山首府售房项目并非华伟公司的销售业务项目，华伟公司仅是曾出借了收款工具。原告对华伟公司是否曾收到原告的相关款项，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原告应承担败诉之责。人民法院不能以银行流水来确认返还款项主体，而应综合分析证据并结合本案的当事人的陈述判定主体，根据原告提交“民事起诉状”的陈述及证据，完全可以确认，实际收款的主体应当为被告盛远公司，而非华伟公司。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驳回原告对华伟公司的诉请。 被告盛远公司未作辩称，亦未提供证据。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1、原告周东琴与另案王春秋结婚证1份，证明二人夫妻关系；2、周东琴和王春秋的收据各1份，金额为7万元，收款出具单位是被告盛远公司；3、周东琴名下北京银行怀柔支行刷卡记录，支付给被告盛远公司36600元；4、王春秋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证明王春秋尾号0065工商银行刷卡支付至华伟公司85000元；5、王春凤（王春秋的姐姐）尾号6126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1份，刷卡支付至被告盛远公司20300元；6、王春秋尾号1724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份，支付给华伟公司85000元，刷给盛远公司33100元；以上全部银行刷卡支出总金额为260000元，周东琴和王春秋系夫妻关系，款项共同支付，每人是130000元，盛远公司为周东琴和王春秋每人开具7万元收款收据，但从刷卡记录看直接支付至盛远公司的款项为90000元即实际收取每人45000元，收据的款项确认收到每人7万元，已经涵盖了王春凤支付到盛远公司的20300元，因此即使王春凤没有出庭，从盛远公司出具收据及实际收到款项的金额来比较已经能够确认该款项是为本案原告周东琴和另案原告王春秋支付；7、刷卡小票5张（4张原件1张复印件），1张复印件也与银行明细能够对应，刷卡小票总金额是26万元，与上述银行卡支付记录能够一一对应。 被告华伟公司围绕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1、我方于2017年5月9日和6月2日向盛远公司支付137000元的交易明细2份，证明因盛远公司向我方借用POS机收到相关款项与盛远公司核对账目后，将款项支付给了盛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飞，因出借POS机我方没有取得任何不当利益；2、盛远公司登记信息，证明李飞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华伟公司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1结婚证没有异议；证据2两份收据无异议，根据这个收据可以证实交款人系两位原告，收款单位是盛远公司，故可以确认与二位原告形成居间合同关系的单位是盛远公司，与我公司无关；证据3、5与我方无关，不发表意见；证据4、6对方收款账户不明，系原告自己书写的收款账户，不能证实原告所称的款项支付到我公司名下，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王春秋也有购房，原告不能判断哪笔款项是为本案中的原告代刷，故其所证事实无法确认，属于证据不明，不应当得到支持，结合证据2来看返款的主体应当是盛远公司，与我方无关；证据7刷卡小票我方对其中2张与我方有关的进行质证，刷卡小票中尾号为0065工商银行支付到我公司名下的85000元款项不能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和证据6进行核对，因为刷卡小票中付款账户尾号为0065，而原告提交的清单中显示账号为3546，不能一一对应。 原告质证意见：被告华伟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目的，首先由郑爱国向李飞个人与个人的转账无法印证是与本案涉及的款项存在关联，是不是对于收取的款项他们内部进行了分配，即使存在着关联性，但是也仅仅是他们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应影响原告的权益，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两个公司之间是因为合作了涉案的房屋销售项目而进行的结算款项，并无此类证据，而且主体也不是公司与公司之间；工商信息资料与被告的证明目的没有任何关联性。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证据4载明的王春秋于2017年4月9日通过其尾号为0065银行卡消费85000元，与证据7中的POS机刷卡凭证载明的2017年4月9日尾号0065工商银行卡向华伟公司消费85000元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的证据6载明的王春秋于2017年4月9日通过其尾号为1724银行卡向华伟公司消费85000元，与证据7中的POS机刷卡凭证载明的2017年4月9日尾号1724建设银行卡向华伟公司消费85000元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3.原告提交的证据3载明的周东琴于2017年4月9日通过其尾号为6975银行卡支出36600元，与证据7中的POS机刷卡凭证载明的2017年4月9日尾号6975北京银行卡向盛远公司消费36600元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4.原告提交的证据5载明的王春凤于2017年4月9日通过其尾号为6126银行卡支出20300元，与证据7中的POS机刷卡凭证载明的2017年4月9日尾号6126工商银行卡向盛远公司消费20300元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且经本院核实该款项确为王春秋、周东琴支付，本院予以采信；5.原告提交的证据6载明的王春秋于2017年4月9日通过其尾号为1724银行卡向盛远公司消费33100元，与证据7中的POS机刷卡凭证载明的2017年4月9日尾号1724建设银行卡向盛远公司消费33100元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华伟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田察院街支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载明：郑爱国于2017年5月9日、2017年6月2日向李飞转款两次，交易金额137000元，因郑爱国、李飞均是案外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交易金额为原告夫妻诉请的款项，难以确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周东琴与王春秋系夫妻，二人欲购买秦皇岛市北戴河圣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金山首府项目房屋，周东琴选定26-1-502号房屋，王春秋选定26-1-301号房屋，二人于2017年4月9日共支付了服务费260000元，其中通过王春秋的银行卡向被告华伟公司付款两笔，每笔85000元，合计170000元；通过周东琴的银行卡向被告盛远公司付款36600元，通过王春凤的银行卡向被告盛远公司付款20300元，通过王春秋的银行卡向被告盛远公司付款33100元，合计90000元。同日，被告盛远公司为周东琴、王春秋分别出具了收具，内容为“2017年4月9日（右上角标注：26-1-502）今收到周东琴交来团购服务费柒万元整70000收款单位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交款人周东琴”、“2017年4月9日（右上角标注：26-1-301）今收到王春秋交来团购服务费柒万元整70000收款单位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人陈成交款人王春秋”。原告及王春秋交纳服务费后，未与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本院认为，原告周东琴与被告华伟公司、盛远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居间合同，但被告华伟公司收取了原告支付的部分服务费，被告盛远公司开具了收到原告部分服务费的收据，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原告与二被告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二被告作为居间人，未促成原告与开发商成立房屋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不得要求原告支付报酬，已收取的服务费应返还给原告。因原告与王春秋为夫妻，二人均认可被告华伟公司收取的170000元中，有原告85000元，有王春秋85000元；被告盛远公司收取的90000元中，有原告45000元，有王春秋45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此，被告华伟公司应返还原告85000元，被告盛远公司应返还原告45000元。又因被告盛远公司为原告及王春秋出具的收据载明金额均为70000元，高于通过银行卡向其转款的金额，但低于向二被告支付的全部服务费金额，且在本院审理的两起涉及被告盛远公司的居间合同纠纷案件中，均存在这些情况，显然是有意为之，并非笔误，其对如此开具收据的行为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其作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应该对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负责，故其应对被告华伟公司返还的85000元中的25000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二被告未促成合同成立，并不等于违约，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华伟公司主张其与原告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只是出借了收款工具，无返还服务费的义务，因被告华伟公司未提供其系出借收款工具的证据，且原告不予认可，被告盛远公司亦未承认其为借用者，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盛远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享有的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唐山华伟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周东琴服务费85000元，被告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对其中的25000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二、被告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周东琴服务费4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周东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唐山华伟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1896元，被告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对其中的558元共同负担；被告北京盛远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另负担1004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玉昕 人民陪审员  刘雨晴 人民陪审员  包思琦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