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9554号原告（案外人）：刘嫦昭，女，198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龙，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李祥，男，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琼雯，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被执行人）：吕红霞，女，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被告（被执行人）：古振响，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原告刘嫦昭诉被告李祥、吕红霞、古振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嫦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龙，被告李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琼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吕红霞、古振响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嫦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立即停止对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房[不动产权证号：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8××××56号]强制执行；2.确认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房[不动产权证号：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8××××56号]房产归原告刘嫦昭所有（房屋总价1940000元）；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李祥、吕红霞、古振响承担。事实和理由：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以（2019）粤0103执恢284号执行裁定书拟拍卖吕红霞所有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房的房产，刘嫦昭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粤0103执异208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以刘嫦昭未支付涉案房屋的全部价款或将剩余价款交付执行为由裁定驳回了刘嫦昭的异议请求。刘嫦昭认为，本院驳回刘嫦昭的异议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刘嫦昭与吕红霞于2017年6月1日在广州市三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下签订《房屋买卖三方合同》，约定涉案物业以2090000元售卖给刘嫦昭，因吕红霞问题三方于2017年9月8日又签订《买卖合同三方补充协议》将涉案房屋售价约定为1940000元。刘嫦昭在合同签订后相继向吕红霞支付了定金及首期楼款共计1130000元，且涉案房屋已经在2017年9月8日交付给刘嫦昭使用。刘嫦昭在合同签订后还支付按揭费、中介费23000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涉案房屋已经由刘嫦昭支付大部分房款及已经由刘嫦昭占有使用，且不是因为刘嫦昭的原因导致不能过户。2.在（2019）粤0103执异208号案的庭审中，刘嫦昭明确向法庭表明，涉案房产的剩余房款刘嫦昭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按法院要求的时间和方式支付，但是主审法官在庭审时及庭审后都未向刘嫦昭提供法院的专管账户，导致刘嫦昭无法将剩余房款向法院交付。且在庭审后，刘嫦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就涉案房产剩余房款的交付问题多次与（2019）粤0103执恢284号案的主审法官及（2019）粤0103执异208号案的主审法官电话沟通，二位法官均未向刘嫦昭提供法院专管账户以方便刘嫦昭将剩余房款交付。基于以上理由，涉案房产属于刘嫦昭所有，本院对房产的强制执行行为损害了刘嫦昭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刘嫦昭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李祥辩称，李祥不同意刘嫦昭的诉讼请求，刘嫦昭不存在能够排除房产执行的权利，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刘嫦昭不是案涉房产的权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物权保护应遵循登记和公示原则，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是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刘嫦昭是否为权利人。案涉房产登记在吕红霞名下，在未将案涉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至刘嫦昭名下的情况下，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更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本院执行生效判决依法查封、执行登记在吕红霞名下的案涉房产，并无不当。二、刘嫦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刘嫦昭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符合前述法定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理由如下：第一，李祥一直怀疑吕红霞是为了逃避执行而与刘嫦昭签订了本案虚假的《房屋买卖三方合同》，所以李祥请求严格审查刘嫦昭与吕红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查实刘嫦昭与吕红霞是否为逃避、抗拒执行而签署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第二，刘嫦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在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产。根据本院执行局到现场贴拍卖公告反馈的情况，该房屋的邻居向本院工作人员表示该房屋没有人入住。占有必须是对于案涉房产进行事实上的管理和支配。刘嫦昭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本案法院查封前，刘嫦昭、吕红霞已实际办理完毕房产交接手续，且刘嫦昭已合法地实际占有案涉房产。第三，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刘嫦昭已经支付完案涉房屋的全部房款，无法证明刘嫦昭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剩余价款按照本院要求交付执行。刘嫦昭主张其已支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共计1130000元，但该部分款项中：刘嫦昭主张由其名下中行卡支付了12笔款项共计730000元，其中仅10笔款共计630000元有提供银行流水，但银行流水均未显示前述款项即是案涉房产的购房款，剩下100000元并无证据支持；其中，2017年9月9日，刘嫦昭向吕红霞支付了30000元备注为“借款，下周三还”，并非房款。刘嫦昭主张是由案外人陈某代为支付的共计270000元，其中2017年6月1日的付款并未载明款项即是案涉房产的购房款。至于陈某分别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9月8日支付的款项140000元、50000元并未载明任何用途，无法证明系陈某代刘嫦昭支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刘嫦昭主张用POS机刷卡支付的70000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刘嫦昭主张由案外人杨某代为用POS机刷卡支付的45000元，其中15000元交易场所是运河杨某东商店，另外30000元交易场所是王某义百货店，均非吕红霞，证明该款项并非杨某代刘嫦昭支付的购房款。刘嫦昭主张的案外人刘嫦辉代其支付的15000元没有任何支付凭证予以证实。并且，前述支付时间截至2017年9月9日的购房款，刘嫦昭与吕红霞直至2018年3月21日才予以对账，且期间房屋处于被查封的状态，刘嫦昭怠于主张权利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此外，刘嫦昭主张约定的购房款共计1940000元，于2017年9月9日前已付房款1130000元，而银行贷款800000元至2018年1月2日才审批下来，且尚有余款10000元至今未付。然而刘嫦昭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9月9日，刘嫦昭向吕红霞支付了30000元并备注为“借款，下周三还”。如刘嫦昭与吕红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属实，刘嫦昭在尚欠吕红霞购房款的前提下，仍向吕红霞出借款项，显然有悖常理。因此，李祥不予确认刘嫦昭已支付前述购房款。第四，刘嫦昭对案涉房产至今仍未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存在过错。案涉房产的《不动产登记簿查册表》显示，2017年12月7日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查封了案涉房屋。但是刘嫦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前述财产保全提出了异议。另外，刘嫦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吕红霞主张过要求过户登记案涉房产或曾要求吕红霞承担违约责任。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且案涉房产一直处于被查封、轮候查封的状态下，刘嫦昭从未就涉案房屋积极主张过任何权利，有悖常理。如情况属实，刘嫦昭亦存在严重怠于行使自身权利的行为。另外，刘嫦昭与吕红霞签署《房屋买卖三方合同》时，涉案房产尚未取得房产证，且已被银行设定抵押，在此情况下，刘嫦昭理应知道案涉房产可能存在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的风险。因此，李祥认为刘嫦昭主张本案符合“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依据不足。综上，案涉房产登记于吕红霞名下，在吕红霞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情况下，本院查封及拍卖上述房产的执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刘嫦昭无法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刘嫦昭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吕红霞、古振响未作答辩。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1日，吕红霞（卖方）、刘嫦昭（买方）和广州市三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纪方）居间下签订编号为0000169的《房屋买卖三方合同》，约定：买卖双方通过经纪方出售及购买广州市花都区××××房之物业，其建筑面积137.5平方米，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20××××99；该物业产权情况现状为该物业正在办理房产证，处于抵押状态（卖方应负责办妥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并承担提前还贷及涂销归档所产生的一切手续和费用）；该物业成交价为2090000元，该物业是以现状并按套定价出售，此成交价包含卖方已支付的物业维修基金和已发生的水，电，管道煤气，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网，可视对讲等设施的初装开通费，入住费及双方的其他随房出售附有设施物品；买卖双方同意按揭付款（组合贷款），签订本合同时买方须向卖方支付100000元作为购房定金，并由卖方出具定金收据给买方；买方首期楼款（含定金）1190000元整，补充条款的第一条注明买方首期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于2017年6月10日前支付含定金900000元，剩余首期款于过户当天付清，补充条款第四条注明补充条款第一条改为2017年6月10日前支付含定金700000元，2017年6月15日前支付200000元，过户当天付首期余款；买卖双方2017年9月1日前到房屋资源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后，楼价余款（批准贷款额）900000元由贷款银行直接划转给卖方；卖方于过户当天须将物业交予买方使用；本次转让之前已产生的产权纠纷，债务，税项，租赁清还及抵押等事宜，卖方应在签署《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前清理完毕，并保证转让后买方无需负责，否则卖方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买方应在签署本合同后60日内签署银行按揭文件及支付贷款所需费用，同时授权经纪方推荐的按揭机构信某按揭办理按揭手续及交易过户手续，并向银行申请20年900000元的银行按揭贷款（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批准的结果为准）；本合同三方或买卖双方此后签署的房管局版本《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内容与本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同日，吕红霞出具编号为6009801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刘嫦昭购买广州市花都区××××房之定金，以银行到账为准；2017年6月2日前；金额200000元。”刘嫦昭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转账两笔，分别是30000元和20000元，附言均是“房款”；刘嫦昭配偶陈某于当天向吕红霞转账80000元，附言是“刘嫦昭的购房款”。广州市三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开具编号为6009924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刘嫦昭购买广州市花都区××××房之中介服务费15000元，以银行到账为准。收款账号为尾号8027的工行花都支行账号。”刘嫦昭于当天向案外人杨先朝尾号为8027的账号转账15000元。次日，刘嫦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40000元。2017年6月5日，刘嫦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50000元，附言是“首付房款”。次日，刘嫦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310000元。2017年6月9日，陈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140000元。2017年6月14日，刘嫦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50000元，附言是“房款首付”。刘嫦昭主张于同日通过POS机刷卡消费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70000元，其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刘嫦昭于当天晚上通过POS机刷卡消费，附言是“广州市白云区某云票务中心”。2017年6月16日、18日和19日，刘嫦昭先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20000元、10000元和50000元，附言均是“房款首付”。2017年6月17日，吕红霞出具编号为1845626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刘嫦昭付部份房款首付金额900000元，以此为凭。”2017年9月8日，吕红霞（卖方）、刘嫦昭（买方）和广州市三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纪方）签订《买卖合同三方补充协议》，载明买卖双方于2017年6月1日通过经纪方签署房屋买卖三方合同》合同编号为：0000169签订合同的房屋号为广州市花都区××××房；因卖方原因暂时未办理房产证，但已办齐所有资料准备马上办理房产证，现因卖方资金需要，经买卖双方协商，约定：1.买方于2017年9月8日再支付200000元给予卖方，则卖方在原总房价2090000元的基础上减少150000元，即总房价为1940000元，支付的金额作为房款首付；2.卖方承诺在2017年12月30日前办出房产证，并过户给买方，如卖方违约超出一个月（不到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则赔偿买方现金50000元；3.于2017年9月8日卖方已交钥匙给买方，截止9月8日前与该房有关的所有费用由卖方支付。同日，刘嫦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50000元，附言是“购房首付”。刘嫦昭的配偶陈某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50000元。吕红霞于同日出具编号为6009804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刘嫦昭购买广州市花都区××××房之首期楼款200000元。”2017年9月9日，刘嫦昭向吕红霞转账支付30000元，附言是“借款，下周三还。”刘嫦昭主张该30000元是当时吕红霞称同意涉案房款降价150000元，让刘嫦昭支付200000元房款给吕红霞，但吕红霞称其资金短缺需要刘嫦昭出借30000元给吕红霞并承诺下周还款，所以转账附言是“借款”，但之后吕红霞没有偿还该30000元借款，故刘嫦昭将该30000元当作涉案房屋的房款。此外，刘嫦昭还主张在吕红霞的POS机上通过刘嫦昭广发银行信用卡于2017年6月1日刷卡支付30000元；2017年9月8日刷卡支付两笔各30000元和10000元。刘嫦昭又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8日两份《委托证明》，拟证明其委托刘嫦辉和杨某分别使用信用卡在吕红霞的POS机上刷卡15000元和45000元。其中，证明人处签有“刘嫦辉”字样的《委托证明》载明：“本人受刘嫦昭委托将本人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52×××59）在2017年9月8日汇入吕红霞POS机15000元，特此证明！”证明人处签有“杨某”字样的《委托证明》载明：“本人受刘嫦昭委托将本人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62×××54）在2017年9月8日分两笔汇入吕红霞POS机，（分别是15000元和30000元）。特此证明！”刘嫦昭提交的其主张是杨某手机银行截图的证据中显示该两笔刷卡消费的交易场所分别是“运河杨某东商店”和“王某义百货店”，但并未提交该截图的手机原始载体。2017年11月2日，广州市花都区××××房办理了房产证。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查册表显示，该房屋抵押权人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担保范围是全部。刘嫦昭提交了一份网页截图拟证明涉案房屋于2017年11月14日办理了网签。但该截图上没有显示房产地址，房地产中介机构信息显示是案外人广州市信某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刘嫦昭主张因吕红霞一直说其身份证不在故没有及时办理过户。2017年12月7日，广州市花都区××××房的房屋产权被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查封。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9日的《同意个人住房贷款意向书》复印件显示，刘嫦昭为购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房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经过该行审核，拟同意其贷款申请，贷款金额为800000元，最终以贷款合同签署为准。2018年1月8日，本院以（2018）粤0103执保7号执行文书查封了涉案房屋。2018年3月21日，吕红霞出具手写《收据》一份，载明：吕红霞收到刘嫦昭购房款截止至2017年9月9日，共收到房款总计1130000元，明细分别是，刘嫦昭尾号3978中行卡转账共730000元（12笔），陈某尾号2173银行卡转账270000元（共3笔），刘嫦昭尾号7705广发卡POS机刷卡3笔（共70000元），杨某尾号1354工行卡POS机刷卡2笔（共45000元），刘嫦辉尾号3459广发卡POS机刷卡1笔（共15000元）。2018年3月26日，本院就李祥诉吕红霞、古振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粤0103民初249号民事调解书。李祥就该调解书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粤0103执3127号，后该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2019）粤0103执恢284号案对其恢复执行。在本院执行（2019）粤0103执恢284号案中，刘嫦昭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粤0103执异20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刘嫦昭的异议请求。刘嫦昭遂提起本案诉讼。为证明于2017年10月1日入住涉案房屋，刘嫦昭提交了案外人广州某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水某花园物业服务中心于2019年7月27日出具的《入住证明》、物业管理费缴费记录、家具定制收据、业主证、燃气卡等证据。其中，《入住证明》载明：该业主刘嫦昭于2017年10月1日入住花都区××××房，并于2017年9月1日开始缴纳物业管理费。盖有了广州某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水某花园物业服务中心印章的费用清单显示，“2-2603”房的自2017年9月1日起的生活垃圾费、住宅物业服务费、垃圾清运费、物业服务费等费用的客户是刘嫦昭。2019年12月9日，刘嫦昭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账户定期存款847000元。2019年12月11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购房资格证明》载明，截至2019年12月11日止，刘嫦昭具备本市住房限购区域内住房购买资格。庭审中，刘嫦昭自认与吕红霞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未经得该房屋的抵押权人同意。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嫦昭对本院作出的（2018）粤0103执异208号执行裁定书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讼争房屋产权并未登记在刘嫦昭名下，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嫦昭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首先，《房屋买卖三方合同》和《买卖合同三方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6月1日和2017年9月8日，即在本院查封涉案房屋之前，在本院查封涉案房屋的时间之前。现有证据不足以否定前述两份合同的效力，故可视为刘嫦昭与吕红霞在本院查封涉案房屋前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其次，广州某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水某花园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入住证明》显示刘嫦昭于2017年10月1日入住涉案房屋，李祥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入住证明》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吕红霞、古振响亦未对此提出异议，结合刘嫦昭提交的盖有广州某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水某花园物业服务中心印章的涉案房屋费用清单均有客户是刘嫦昭的记载，可认定刘嫦昭在本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再次，刘嫦昭主张已向吕红霞支付涉案房屋的价款113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1）吕红霞出具的编号为6009801、1845626和6009804的《收据》与刘嫦昭主张的付款记录不能对应，该些收据的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刘嫦昭已支付收据载明的款项。（2）吕红霞于2018年3月21日出具的手写《收据》上载明已收房款的金额及方式虽然与刘嫦昭的主张一致，但是该《收据》出具的时间距离刘嫦昭主张最后一次付款已有半年之久，在吕红霞已经出具三份《收据》且总金额大于刘嫦昭实际付款数额的情况下，吕红霞再行出具《收据》且没有收回此前已开具的收据与常理不符，结合当时涉案房屋已被本院查封的事实，本院认为该手写《收据》的证明力不足，对于刘嫦昭主张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仍应根据相关付款记录予以认定。（3）刘嫦昭主张其委托杨某、刘嫦辉通过POS机刷卡支付合计60000元。杨某、刘嫦辉没有出庭作证，刘嫦昭提交的两份《委托证明》同样真实性存疑。退一步说，即便该两份证明均是杨某、刘嫦辉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刘嫦昭并未提交相关交易的原件供质证和核对，相关交易有否真实发生同样存疑，且在刘嫦昭提交其主张是杨某手机银行截图的证据中，交易场所分别是“运河杨某东商店”和“王某义百货店”。因此，本院认为刘嫦昭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通过委托杨某、刘嫦辉付款的方式向吕红霞支付了合计60000元的购房款。（4）刘嫦昭主张通过POS机刷卡的方式于2017年6月1日向吕红霞支付了30000元，于2017年9月8日向吕红霞合计支付了40000元。但即便刘嫦昭于该两天确有刷卡记录，但该些刷卡消费记录均不足以证明是刘嫦昭向吕红霞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本院对此不予采信。（5）刘嫦昭于2017年9月9日向吕红霞转账的30000元，附言是“借款，下周三还”，明显有别于刘嫦昭主张的其他转账付款记录中“房款”“首付房款”“房款首付”“购房首付”等的附言，不足以证明该30000元是涉案房款的支付。综上，该些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刘嫦昭已支付1130000元购房款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最后，刘嫦昭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悉涉案房屋正在办理房产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嫦昭在吕红霞办得房产证后积极敦促吕红霞过户，且刘嫦昭在明知涉案房屋上设有抵押存在履行障碍的情况下，在签订合同后并未向抵押权人提前还款以涂销抵押，致使涉案房屋在查封前未能过户，刘嫦昭对此存在过错。综上，由于刘嫦昭的主张不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条件，其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且刘嫦昭并未支付完毕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故本院对刘嫦昭的全部诉请均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吕红霞、古振响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嫦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260元，由原告刘嫦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咏诗人民陪审员  廖月明人民陪审员  刘丹婷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刘瑾瑜陈清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