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30民初6031号原告（反诉被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一路南、新立河东路亚泰商贸街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494242236C。法定代表人：刘艳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树华，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大道红星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208150059U。法定代表人：陶于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艳萍，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勃，重庆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何居奇，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原告（反诉被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益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凯公司）、被告（反诉第三人）何居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百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艳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树华、张丽，被告（反诉原告）旭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艳萍、曾勃，被告（反诉第三人）何居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百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工程设备租赁合同》；2.判决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租金344106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暂计6860.61元（以34410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从2019年10月20日计算至租金支付完毕之日止）;3.判决被告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违约经济损失暂计12万元(从2019年10月20日计算至被告返还租赁设备之日止，按照1万元/日标准计算)；4.判决被告共同返还租赁设备并支付返运运费100000元（庭审中变更为8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凯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获得“镇江至水天坪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项目，被告何居奇系该工程的项目管理人员。2018年9月2日，何居奇与原告签订《工程设备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其一套钻机设备出租给何居奇用于“镇江至水天坪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项目施工，日租金为10000元/日，租期计算至管道回拖完成当日，设备往返运费均由何居奇承担。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向项目工地提供了租赁设备，进场时间为2018年9月9日，原告与何居奇签字确认。2018年12月22日，因何居奇袭警被刑拘，原告与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镇江至水天坪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旭凯公司项目部”)协商签订《协议书》：旭凯公司项目部认可何居奇与原告签订《工程设备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并同意继续履行该合同，由旭凯公司项目部向原告支付该设备的租赁费、工人工资等款项。该份协议书加盖旭凯公司项目部公章，系旭凯公司项目部自愿承担何居奇债务的行为，并成为《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当事人。旭凯公司项目部系旭凯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旭凯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以及协议均系真实意思表示，各方都应当按照约定严格履行。原告按照约定已经提供租赁设备，被告只支付了部分租金。2019年10月20日，涉案工程项目并未完工，旭凯公司单方面强制调离原告的租赁设备并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旭凯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支付租金和赔偿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旭凯公司答辩称，旭凯公司依法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原告错列诉讼主体，诉讼对象错误。旭凯公司依法不应承担原告诉请的租金及其资金占用损失、违约经济损失、返还租赁设备并支付返运运费。具体理由一:旭凯公司与发包方重庆丰都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镇江至水天坪燃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施工合同》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旭凯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周剑与何居奇签订了《定向钻孔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形成了劳务承揽关系，何居奇与原告签订《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旭凯公司及其项目部与原告未产生任何法律关系。何居奇被刑拘前，旭凯公司及其项目部对何居奇与原告签订的概不知情。具体理由二:何居奇不是旭凯公司该工程的项目管理人员。根据前述《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何居奇系承包人(承揽人)，旭凯公司系分包人(定作人)。何居奇既不是旭凯公司的职工(员工)，也不是旭凯公司及其项目部雇请的管理人员，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雇佣关系。具体理由三:关于2018年12月22日《协议书》内容的性质，对旭凯公司项目部来说系代理行为，其性质并不是债的加入。该《协议书》的内容且未得到旭凯公司的授权或追认。(一)从《协议书》签订背景和原因来看，旭凯公司及项目部直到2018年12月14日何居奇袭警被刑拘后，原告方人员要求旭凯公司项目部代理何居奇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才知道钻孔机等设备是何居奇向原告租赁的。旭凯公司项目部为了工程进度，同意代理何居奇继续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并在原告制作的《协议书》上以何居奇的代理人身份加盖了旭凯公司项目部公章。(二)从该《协议书》具体内容来看，签订主体系甲方何居奇、乙方百益公司，其中第二条约定的“同意继续履行原甲方何居奇和乙方滨州市百益永恒有限公司在2018年9月2日签订的《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并代表何居奇支付该设备的租赁费、工人工资等款项”，结合《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以上项目部代理何居奇所做的一切事情待何居奇能见面时补办各种签字手续”，又结合原告方主动找到旭凯公司项目部要求继续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并制作《协议书》的事实等能够推导出前述第二条约定的“同意继续履行”真实意思是指“旭凯公司项目部同意百益公司的要求，即项目部同意代理何居奇继续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而不是旭凯公司项目部自愿承担何居奇的债务”。前述代理行为经何居奇前后数次确认，包括最后在2020年3月6日的庭审中也当庭认可了该代理行为。具体理由四:旭凯公司项目部为了工程进度，代理何居奇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并没获得公司授权或追认，该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何居奇承担，不应由旭凯公司承担。具体理由五:旭凯公司并未在反诉自认是诉讼主体。首先，旭凯公司并没有在反诉状自认其诉讼主体，更没有自认是债的加入;其二，旭凯公司为了在本案中挽回损失，只有通过反诉的方式才能保全原告的钻机及其附属设备，故在反诉中没有诉称旭凯公司项目部与何居奇是代理关系。虽未提及代理关系，但在2019年12月5日第一次开庭时，旭凯公司当庭明确提出了旭凯公司项目部与何居奇是代理关系，而何居奇当庭先是承认代理关系，后态度不定，后何居奇在2020年2月17日的书面答辩状中确认了旭凯公司项目部的代理行为。至此，旭凯公司依法显然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无权提起反诉，故旭凯公司在2020年2月18日撤回了反诉。具体理由六:旭凯公司项目部于2019年10月20日终止代为何居奇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并将原告的钻机退场，不存在违约。因原告提供的钻机型号不符，旭凯公司项目部在2019年10月20日换掉该钻机，是代表何居奇终止履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属于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旭凯公司项目部作为代理人，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具体理由七:旭凯公司已代何居奇向原告支付租金63.4455万元。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旭凯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旭凯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反诉原、被告于2018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决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4800000元；3.反诉案件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6日，旭凯公司与发包方重庆丰都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镇江至水天坪燃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施工合同》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旭凯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周剑与何居奇签订了《定向钻孔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要求第三人何居奇必须使用3500及以上型号钻机及附属设备进行施工，第三人承诺提供GD3500-L定向钻机施工，并提供了该产品合格证复印件。同年9月2日，第三人与反诉被告签订《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同年12月14日，第三人何居奇袭警被刑拘后，导致前述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涉案工程工期紧，我公司项目部与反诉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等。后因反诉原告提供的钻机在施工过程中达不到工程进度要求，多次出现质量和故障等问题，不能正常施工作业，延误工期。至2019年9月16日，我公司经询问第三人，经其告知钻机型号实为2800，且未提供完整的附属设备，我公司才知道反诉被告的欺诈行为，当时我公司准备撤换钻机，被反诉被告方得知后，其百般阻挠。至同年10月20日，我公司才重新租赁到满足要求的钻机，顺利完成施工。施工期间，我公司已支付给第三人工程款1480000元，第三人已支付给反诉被告租金710000元。综上，因反诉被告提供机器设备不符合约定，对我公司实施欺诈，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提起反诉。被告何居奇答辩称，同意旭凯公司答辩意见。本人与原告方签订租赁合同属实，在租赁合同备注部分第一条和第四条都约定了工期为60天，且在书面合同之外还口头约定了工期为60天、总租金也是600000元。机器型号要求是3500，但原告机器设备进场后本人得知型号是2800，该设备不具备完成工程的能力不能满负荷施工，属于出租方提供的设备不当，按合同约定未能如期完工的费用应由出租方承担。本人为此还另行租赁了泥浆泵。旭凯公司已代表本人责令该设备退场，本人也同意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在本人被羁押后，曾口头委托旭凯公司代发人工工资，钻机等设备也让代为处理；对于旭凯公司项目部与原告方签订的《协议书》，是本人传话让项目部代签的，愿意承担该协议的权利义务。目前旭凯公司项目部向原告方支付了租金630000元，本人也支付了80000元，是设备到场运费。设备退场后的运费，根据市场情况产生多少，多于或少于80000元，本人也愿意承担。但不同意原告方要求支付其余租金及损失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旭凯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获得“镇江至水天坪天然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项目，并于2018年8月16日与重庆丰都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镇江至水天坪燃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施工合同》。同年8月21日旭凯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周剑与何居奇签订了《定向钻孔工程劳务承包合同》。2018年9月2日，何居奇（甲方）与百益公司（乙方）签订《工程设备租赁合同》，约定百益公司将其钻机设备一套出租给何居奇用于前述工程项目施工，日租金为10000元。该合同首页就进退场方式约定，设备往返运费均由甲方负责；合同首页预计租期一栏载明“以实际为准”；租费支付方式第二、三条约定，在成功完成导向穿越和管道回拖工作七日内，甲方支付租金余款。合同首页备注部分载明：“1、起租期限为两个月，未到两个月按两个月计算（60万元），超出部分按日计算租金；…4、如果租赁期限（60天）内，工程未能完工，因甲方原因导致的停工日总计达10日内，乙方承诺不收取租赁费用…。因乙方设备或人员组织管理不当造成未能如期完工，乙方承诺期间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标准条款第五条第1款约定：“由于租赁设备使用的特殊性，故合同签订时只能预计租期，租期不得少于60天，租赁设备的实际租期以《设备进退场确认单》为准”；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乙方负责租赁设备的日常保养及维修”。后百益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向项目工地提供了钻机设备一台，钻机进场运费80000元由何居奇支付。2018年9月9日，租赁双方《机械设备进场确认单》上签字，确认进场时间，此时何居奇知道实际进场钻机型号为GD2800-L。同年9月26日，旭凯公司项目部向工程项目监理部设备报审报送型号为GD3500-L水平定向钻机。后该进场钻机在工程中一直使用施工。2018年12月14日，何居奇因袭警被羁押，百益公司与旭凯公司项目部协商，仍以何居奇为甲方、百益公司为乙方于同年12月22日签订《协议书》（由百益公司拟定文本）约定:“一、乙方和何居奇签订的租赁合同，项目部本着推进工程进度原则，认定《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属实；二、经协商，同意继续履行原《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并代表何居奇支付该设备租赁费、工人工资等；…四、以上项目部代理何居奇所做的一切事情待何居奇能见面时补办各种签字手续；…”。该份协议书尾部除何居奇和百益公司落款外，旭凯公司项目部也加盖公章。何居奇陈述，其被刑事拘留后曾口头委托旭凯公司代发工人工资、并处理施工设备等事宜；其认可前述《协议书》是旭凯公司项目部按其意思表示代签协议，其也愿意承担该协议的权利义务。该协议签订后，案涉钻机继续施工运行至2019年10月19日，次日，旭凯公司项目部以案涉钻机型号不符、故障频发为由要求该设备退场，该设备遂停止施工。在前述施工过程中，旭凯公司项目部先后向百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租金500000元，百益公司秦树华向旭凯公司项目部报账领款（包括以修理费、购买零配件、油料、材料运费等名目）131395元，其中部分领款单用途载明：“结算时从租金里扣除”，百益公司认可其中的124635元抵扣租金。在审理过程中，反诉原告旭凯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申请撤回对百益公司提起的反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镇江至水天坪燃气管道长江穿越工程施工合同》、《定向钻孔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工程设备租赁合同》、《机械设备进场确认单》、《工程材料、设备报审表》、《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领款单、收据、销货清单等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在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应按约定期限支付租金，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百益公司与被告何居奇签订的《工程设备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2019年10月20日，租赁物钻机已被要求退场、停止施工，现原告百益公司要求解除《工程设备租赁合同》、被告何居奇亦无异议，故对原告百益公司解除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租金及资金占用损失问题，是原告百益公司与被告何居奇的主要争议，析述如下：首先是租金数额如何确定。被告何居奇辩称，租期为60日，租金总额也仅应计算为600000元。纵观《工程设备租赁合同》内容，并未明确约定租期为60日。双方在合同首页预计租期一栏载明“以实际为准”，备注第1条载明起租期限两个月，超出部分按日租金计算；标准条款第五条第1款的约定，也明确指出因租赁物特殊性，只能预计租期且不少于60日，实际租期以设备进退场确认时间为准。以上均约定租期以实际期限计算，而无明确租期。虽然合同首页备注部分第四条载明有“租赁期限（60天）内”字样，但联系合同上下文理解，该内容并非是单独约定租赁期限，而只是对60日内未能完工等情况的预处理。综上，本案租期应认定为是租赁物进场退场期间，即从2018年9月9日起至2019年10月19日止，共计406日。对于该期间有无租期或租金豁免的情况，被告何居奇虽提出租金总金额抗辩，但未举示证据证明。故租金总额应按双方约定的日租金计算为4060000元。已支付的租金数额，被告何居奇主张已支付634455元，原告百益公司认可624635元，本院确认已支付租金624635元。至于被告何居奇及旭凯公司举证证明的其余已支付金额9820元，或因领款人身份不明、或因款项用途并非租金，本院无法冲抵租金，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扣除已支付部分，被告何居奇还应支付租金3435365元。被告何居奇还辩称，原告进场的机器设备型号是2800，该设备不具备完成工程的能力，属于出租方提供的设备不当，按合同约定未能如期完工的费用应由出租方承担。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可见，双方对钻机型号并无明确约定；在案涉钻机进场时，被告何居奇就已知晓其型号，如对钻机型号确有约定，其完全可以要求出租人调换型号、或者责令其停工，但其并未就该设备提出异议，让该钻机持续施工。此外，案涉钻机实际型号为2800，该型设备是否不能满足施工需求、是否属于出租方设备组织不当，被告何居奇也未加证明，无法归责。被告何居奇反复强调工期为60日，与其放任案涉钻机施工一年余导致工期延长行为逻辑上不能自洽；原告百益公司如果真约定了租期60日、总租金600000元，却放任其钻机设备耗时一年而不更换型号以加快进度，也与理性经济行为不相符合。综上，被告何居奇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百益公司主张以34410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从2019年10月20日计算至租金支付完毕之日止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在履行义务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已查明尚欠租金为3435365元，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支付，给原告百益公司造成资金占用损失显而易见，应当予以赔偿。占用资金基数应确定为3435365元。起算时间问题，合同约定租金支付方式为完成既定工作后七日内支付，现租赁设备虽是未完成工作退场，但租金支付仍参照前述约定较为合理，故可确定2019年10月27日前为支付期间，次日即逾期，可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原告百益公司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综上，原告百益公司的资金占用损失以343536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止。原告百益公司主张被告返还租赁设备并支付返运运费80000元，在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租赁物应予返还，双方并无争议，原告百益公司可自行组织运走。关于返运费用问题，被告何居奇在庭审中自认愿意承担，原告百益公司主张返运费8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百益公司主张被告旭凯公司承担租金、资金占用损失、返还租赁物及承担运费、及应否赔偿经济损失120000元的问题，指向的基础争议是被告旭凯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的法律地位，具体是在《协议书》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问题。本院认为，《协议书》系被告何居奇被刑事拘留后由原告百益公司拟定，该协议的首、尾部载明的合同当事人是原告百益公司及被告何居奇，协议内容也明确载明旭凯公司项目部是代理被告何居奇“支付设备、人工工资费用”，并待被告何居奇恢复自由后补办手续，后被告何居奇在其答辩意见及庭审中均明确认可前述代理行为并愿意承担相应权利义务。该《协议书》从形式到内容都能体现旭凯公司项目部的行为是代理行为，且经被代理人事后追认，相应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何居奇）承担。原告百益公司认为旭凯公司项目部代支费用、在协议尾部签章的行为属债务加入，与协议的内容和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不相符合，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告百益公司主张被告旭凯公司返还租赁物、承担前述各项费用及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旭凯公司提起反诉后申请撤回反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不再另行出具裁定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居奇于2018年9月2日签订的《工程设备租赁合同》，由被告何居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其租赁的钻机设备一台并同时支付设备返运费80000元；二、被告何居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租金3435365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以343536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6143元，由原告滨州市百益永恒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380元，被告何居奇负担34763元（该款已由原告垫付，被告何居奇在履行支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反诉案件受理费45200元，减半收取22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600元，由反诉原告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春秋人民陪审员  董世芳人民陪审员  曾代琼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记 员代  凤 娟书 记 员  徐荻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