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贤良，男，196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华，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世林，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安徽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培，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贤良因与被上诉人熊世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2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贤良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郑贤良对熊世林不承担还款责任。2.改判由熊世林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一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改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2015年4月22日的协议，故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是错误认定。熊世林的一审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返还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损失”，熊世林在一审民事诉状中陈述：熊世林分别于2012年10月、2013年1月共计向郑贤良提供借款800万元，郑贤良一直未能偿还，此后因双方签订协议，约定郑贤良向熊世林转让公司股权，以公司股权作价清偿所欠熊世林的借款，后由于公司股权转让无法实现，故熊世林要求郑贤良偿还借款。熊世林已在诉状中作出如此明确的关于800万元借款的形成及偿还方式的陈述，一审法院也认为“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在扣除相关债务后作为抵偿欠熊世林的借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原借贷关系消灭，仅变更还款方式，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仍然存在。”却仍然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合同关系，前后认定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中表述的理由是：熊世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借贷事项，但其提供的《协议》中包含了借款事项，协议主要内容是以公司股权抵债，故而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该协议。郑贤良认为，《协议》中股权作价抵偿借款仅仅是对借款还款方式的变更，并未改变借款关系的本质。现熊世林因为借款债权无法实现，要求继续偿还借款，其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依然是借贷关系。双方签订的《协议》，充其量只能作为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辅助证据使用，不应成为确定基础法律关系的根据。一审法院也不能因为原告一方未完成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退而求其次地将本案定为合同纠纷。2.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本案，仅对有利于熊世林的事由进行确认，对有利于郑贤良的合理的抗辩事由却置之不理。一审法院既然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纠纷，便应当就基础法律关系所依据的《协议》约定的事项进行全面审查处理。事实上，《协议》中对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的支付方式作了详细的约定，其中3000万元由熊世林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贷款1500万元，偿还德合典当公司850万元，冲抵借款600万元，剩余的1000万元由熊世林在两个月内付给郑贤良。同时《协议》中还确认，郑贤良还向熊林借款1000万元（实际是陈华群出借的）因支付给熊世林使用，所以由熊世林承担归还责任。由于熊世林未按约定归还上述借款，导致郑贤良对陈华群偿还了本息合计627万元，且尚欠陈华群借款本金3981000元，应付利息按判决支持的年利率24%暂计至2019年10月20日为4060620元。郑贤良在协议签订后又向熊世林供应了200万元酒水，由于熊世林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致使股权转让未能实现，其收取的200万元酒水也应予返还。即郑贤良因熊世林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高达16311620元，上述损失远远高于协议中的600万元借款，足以抵销。但是，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不予审查，不加评判，对郑贤良提供的用以证明熊世林违约以及导致郑贤良巨额损失的证据置若罔闻。一边认定本案是合同纠纷，一边弃合同纠纷中重要的事实于不顾，强行在合同纠纷中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熊世林的利息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熊世林仅提供转账凭证不能证明84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也认为熊世林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所谓的借款存在利息约定。而《协议》中虽然有关于借款为600万元的确认，但《协议》中双方也没有就借款约定利息。熊世林主张偿还借款，要求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利息，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而一审法院却认为熊世林关于利息的主张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着实令人费解。司法实践中，“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表述，通常是针对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审查双方的约定是否为意思自治、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而本案中双方根本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利息请求是熊世林的单方诉求，纵观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没有一条可作为支持熊世林利息请求的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适用合同纠纷案由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以致错误判决郑贤良对熊世林承担6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还款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郑贤良全部上诉请求。 熊世林答辩称：双方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协议是由于郑贤良在2012年10月和2013年1月向熊世林借款800万元，郑贤良并未偿还任何款项，到2015年郑贤良提出以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熊世林用于冲抵部分借款，另外发价值200万元的红酒给熊世林作为补偿。但协议签订后，熊世林对合肥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解发现公司负债很高，罗健持有公司的2%股权，无法完成股权转让。至此，熊世林才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由郑贤良返还800万元借款。 熊世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熊世林与郑贤良在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协议》；2.郑贤良返还借款800万元以及利息损失157万元（自2015年4月22日暂计算至2018年7月3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截止款清息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熊世林通过银行账户先后向郑贤良转款合计840万元。 2015年4月22日，郑贤良（甲方）与熊世林（乙方）签订一份《协议》，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现将合肥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股权100%转让给熊世林，作价4000万元。其中须减去中国工商银行贷款1550万元，得合典当850万元，欠熊世林借款600万元，合计3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由熊世林在两个月内付给郑贤良，同时郑贤良发价值200万元红酒给熊世林作为补偿。另外向熊世林所借1000万元因支付给熊世林使用，所以由熊世林承担归还。除以上的债务以外，因合肥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产生的任何债务纠纷由郑贤良承担。 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1月3日，郑贤良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熊世林、赵娟偿还借款本金930万元及相应利息。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皖0104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熊世林向郑贤良偿还借款本金930万元及利息。熊世林及郑贤良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以郑贤良、熊世林之间相互存在债权债务，熊世林起诉郑贤良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存在关联，该案的判决结果影响本案判决为由中止审理。 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熊世林明确本案法律关系为合同纠纷。 另查明，合肥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5日，注册资本660万元，法定代表人郑贤良，股东为郑贤良（出资比例98%）、罗健（出资比例2%）。合肥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有位于合肥高新区J-6地块酒店1至7层及高新区长江西路669号高新开发区J地块1幢1至4层两处房产，上述房产分别于2014年4月2日、2014年9月11日设定抵押，抵押权人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合肥新站区支行、安徽德合典当有限公司。2016年12月5日，上述两房产从合肥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熊世林仅提供了转账凭证，未提供借条等其他证据证明借款金额、借款时间、还款期限、利息约定等事项，虽2015年4月22日的协议中表明其中包含欠熊世林借款600万元，但协议主要内容是以公司股权抵债，本案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亦为该协议，故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妥。 双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郑贤良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熊世林，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在扣除相关债务后作为抵偿欠付熊世林的借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原借贷关系消灭，仅变更还款方式，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仍然存在。鉴于协议中约定用以抵债的股权尚未办理变更登记，已远远超出合理的履行期限，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故熊世林选择向郑贤良主张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双方均认可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对熊世林主张解除协议的诉请亦予以支持。 关于数额问题，虽熊世林提供了840万元的转款凭证，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即存在840万元的借贷关系，根据协议显示，郑贤良确认的欠款数额为600万元，在庭审中其对该数额也不持异议，故对熊世林主张郑贤良支付600万元借款的诉请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双方未做明确约定，熊世林主张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熊世林与郑贤良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协议》；二、郑贤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熊世林支付借款600万元、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熊世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790元，由熊世林负担17990元，由郑贤良负担60800元。 郑贤良在二审中提供（2018）皖01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书（郑贤良起诉熊世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证明郑贤良按照协议帮助熊世林向案外人陈华群借款950万元，因为熊世林没有偿还，郑贤良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判决熊世林偿还本金930万元，熊世林的违约行为给郑贤良造成500万元的利息损失，郑贤良对熊世林享有的930万元的债权足以抵消对熊世林所负的债务。熊世林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院对郑贤良二审提供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两案所涉债务纠纷已各自成讼，郑贤良主张的债务抵销问题并非本案审理需考量的范围。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熊世林、郑贤良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协议约定，郑贤良将合肥凯商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作价4000万元转让给熊世林，熊世林以其对郑贤良的借款债权等抵扣3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由熊世林在两个月内付给郑贤良。熊世林基于该份协议提起本诉，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因约定的股权转让至今未能完成，双方亦已明确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现熊世林诉请解除合同，应予支持。协议中对郑贤良欠熊世林借款600万元的事实已予以确认，由于双方间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郑贤良对熊世林所欠借款并未因债务抵销而消灭，现熊世林请求郑贤良偿还原借款，应予支持，但由于双方对借款利息的标准及期限并未作出明确约定，本院仅对熊世林主张郑贤良偿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标准）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其他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27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278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郑贤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熊世林支付借款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四、驳回熊世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8790元，由熊世林负担29392元，由郑贤良负担493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熊世林负担8779元，由郑贤良负担450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洁 审判员 王 雷 审判员 钱 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胡宇晨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