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3307号原告：罗某，男，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蓉，上海顶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周某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罗某为与被告上海中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上置业)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后准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并委托上海市徐汇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主持诉前调解，因故致诉前调解未成。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蓉、被告中上置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同意，本案延长了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罗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中上置业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工资120,000元(按月工资30,000元计算，计4个月工资)、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90,000元(3个月工资)、替代提前通知期工资30,000元、经济补偿金15,000元，同时要求该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因出差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活动费、招待费等合计18,600.40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8年4月4日入职中上置业，双方签有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30,000元；因中上置业业务调整，双方经协商同意于2018年12月20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中上置业与其结清工资、给予经济补偿。高置(上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置公司)是中上置业下属全资子公司，承接了建瓯市明城花苑地产项目(以下简称建瓯房产代理项目)，该项目由另案原告庄某某和另案原告谯某接洽、其拍板决定，其认为这个项目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即于在职期间向中上置业董事长孔某某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介绍了其对地产项目的运营计划，孔某某接受了其计划建议，决定自2019年1月起重新起航、聘请其担任总经理，由其组建团队继续处理建瓯等地产项目，尽管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口头承诺每月支付其工资30,000元；因此，其于在职期间即告知另案原告庄某某、另案原告谯某，原劳动合同提前解除后，他们会回到中上置业继续从事原工作，事实上也确实安排了他们继续处理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相关的事宜；中上置业为完成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在福建当地招用了一批员工，孔某某在其提示下向这批员工支付了2019年1月的工资；2019年春节以后，孔某某又将中上置业原办公场所部分办公用房交给其使用，其为此通知另案原告曾某某、另案原告汪某某、另案原告方某、另案原告黄某某回中上置业工作，他们于2019年3月前后陆陆续续回到了原址上班，而中上置业还开通了钉钉系统以便对其等员工进行考勤管理；此后，其带领团队处理了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还开发了其它地产项目，其均向孔某某等负责人做了汇报，由于孔某某迟迟未予批复，导致未达成相关项目合约。2019年4月12日，中上置业表示不再经营原有业务，终止与其的聘用关系，并将其等员工从钉钉系统移除，但其继续为中上置业工作至4月底。由于中上置业自2019年1月起未按期发放其工资，亦未支付其离职补偿等款，其为此申请了劳动仲裁，在未获支持之际诉至法院。中上置业辩称，不接受罗某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是：其与罗某已于2018年12月20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其也向罗某支付了离职补偿，故此后双方不再存有劳动关系。2018年12月27日，其全资子公司高置公司与罗某联系推荐的上海雍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福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高置公司将所承接的建瓯房产代理项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雍福公司，由雍福公司负责向建瓯市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案，罗某代表雍福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并将协议交备案方签字，因此罗某在此后所从事的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均与其无关，其从未招聘罗某担任总经理，也未安排其继续负责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另案原告庄某某等人亦非其司委托罗某招聘，而是罗某自行组建团队，从事雍福公司所承接的业务。其处所设钉钉系统在所有员工被清退后一度处于停用状态，由于罗某团队成员提出需要进入钉钉系统查询原存储的关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的资料，其因此重新添加了另案原告曾某某进入钉钉系统，又根据另案原告曾某某发送的人员架构，设置了罗某等人的钉钉权限，因此该系统内仅有罗某团队成员并由他们使用。此外，其曾在福建当地招用了一些员工，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罗某为支付这些员工2019年1月的工资，曾向其提出借款，其因此向这批员工支付了工资(合计26,883元)。2019年4月3日，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高置公司出具了《关于终止兰庭荟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的函》，罗某收到后即表示要代表雍福公司进行结佣及项目后续处理事宜，交给其一份载有代收钱款内容的《委托书》样本，要求其加盖高置公司的公章，其则担心罗某不予返还借款26,883元，故在向罗某出具的《委托书》中剔除了代收钱款的委托权限，而罗某又担心不能收到余款，因此双方进行了协商，各自向对方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其承诺在扣除26,883元后的结算余款均归罗某所有，而罗某承诺“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由此可见，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在2018年12月27日之后均与其司无关，罗某等相关人员也非其司聘用、与其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事实：高置公司系中上置业的全资子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与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建瓯市明城花苑项目签订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即承接了本案所涉建瓯房产代理项目。2018年4月4日，罗某入职中上置业，双方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12月26日，中上置业(甲方)与罗某(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其中载明：1.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26日终止；2.双方一致同意，在乙方妥善完成所有工作移交手续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32,094元整，以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甲方代为交付的费用及解约金等；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劳动合同纠纷等。罗某在协议后声明部分手写确认“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协议书内容、与公司之间“已无任何劳动争议及经济纠纷”。此外，中上置业为罗某办理了招退工登记备案手续。2018年12月27日，罗某手持雍福公司公章，代表雍福公司(乙方受让方)与高置公司(甲方转让方)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其中载明：2018年11月20日，甲方与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建瓯市【明城花苑】项目(又名“兰亭荟”)签订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甲、乙双方依法遵循自由、平等、诚信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转让协议》；甲方同意将《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并全面承担甲方按原合同约定对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享有的合同权利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乙方有义务将本协议报送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案，并需取得该公司许可，若因该公司未同意本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等。该协议落款处甲乙双方均加盖用章，另备案方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签收人处手写签名“潘某”；诉讼中，罗某称雍福公司系其朋友注册成立的企业，而《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签订后，其将协议交给了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营销负责人潘某，潘某在备案方一栏签字。2019年3月1日起，罗某与另案原告庄某某、谯某、黄某某等人至本市龙田路XXX号天华信息科技园区4号楼三楼部分区域办公；2019年3月18日，罗某等人进入中上置业钉钉系统，中上置业工作人员根据另案原告曾某某提交的《中上置业组织架构图》《中上人员信息表》设置了罗某等人的钉钉系统权限。诉讼中，中上置业认可其承租了本市龙田路XXX号天华信息科技园区4号楼三楼的办公场所。2019年4月3日，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高置公司出具了《关于终止兰庭荟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的函》，其中载明：“我司与贵方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兰庭荟项目商品房销售代理协议，协议执行以来，虽经贵司多方努力，但始终无法实现我方要求。因此决定解除该协议……”2019年4月15日，罗某向中上置业提交了一份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内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要求该司加盖公章以便结佣，罗某在2019年4月18日发出的一段微信聊天记录中称“这个授权应该没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项目已经转给雍福公司，现在雍福需要结佣及项目后续处理事宜，甲方现在就是要高置一个授权书，我想应该不是太难……”2019年4月19日，高置公司向罗某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罗某代表本企业为协调解决与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善后事宜的代理人，负责办理相关事宜。代理权限：代表本企业参加协商、调解、和解；代为提交各项文书；签署相关协议以本企业公章为准”。同日，高置公司还向罗某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委托罗某代表我司为协调解决与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终止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善后事宜，我公司承诺，若因终止合同后从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得佣金等补偿款项的，我公司同意在最终获得并实际到账后将人民币26,833元作为运营支持予以扣除，剩余部分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罗某指定的收款账户。……如我公司账户实际到账金额不足人民币26,833元的，则本承诺书作废”，而罗某亦在同日书面承诺“本人在处理上述善后事宜过程中将尽力维护公司权益，如对公司造成损失的则由本人全部承担。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上述26,883元系高置公司支付给福建当地员工2019年1月的工资总额。2019年4月27日，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28,443元至高置公司账户，高置公司以“经纪代理服务、服务费”名义向建瓯市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上述28,443元系前述26,883元的含税金额。2019年5月28日,罗某就本案所涉事项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2019年7月29日,仲裁委做出“对申请人罗某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的裁决。罗某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当庭陈述及仲裁裁决书在卷资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某与中上置业2018年12月2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之后，是否又于2019年1月1日重新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就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而罗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19年1月1日起继续在为中上置业工作。已查明的事实表明，罗某与中上置业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0日提前解除的协议，中上置业为此也向罗某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而罗某自行联系了雍福公司，并手持雍福公司公章代表该司与中上置业的全资子公司高置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自此高置公司将其在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有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雍福公司，因此罗某得以在2019年4月中旬以雍福公司向开发商结佣所需为由，要求高置公司向其出具载有“代为收取钱款(含应收佣金及各项赔偿金等)”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换言之其主张由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所带来的佣金等款项均应由其收取，也正是基于此事实，其才会承诺“因建瓯房产代理项目引发的包括但不限于薪酬、佣金、中介合作等一切问题由本人承担并解决，与公司无关”，因此无论其在2019年1月1日起是否继续在从事与建瓯房产代理项目有关的工作，都不能以此证明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工作，而其2019年3月1日以后在中上置业所承租的办公场所办公，也不能因此得出其是在为中上置业工作、其工作内容是中上置业的经营业务的唯一性结论。尽管罗某在诉讼中主张《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对原总裁有一个交代而签订，实际上说撕就可撕，但既与其自己在微信中发送的内容相悖，也没有充分的证据相印证，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罗某于2019年1月1日之后仍在为中上置业工作的事实，那么罗某在本案中提出的所有诉请即没有成立的基础，因此也难获本院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罗某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史 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盛新然书 记 员  盛新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