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42429号原告：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周惠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羽，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黎，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上海欣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崔生法，董事长。被告：崔生法，男，1961年8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文珉，上海市凤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希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张国伟。被告：上海鹿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杨爱国，总经理。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顺海，上海共识久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毅，上海共识久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欣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涌公司”)、崔生法、上海希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鸿公司”)、上海鹿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骋集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9月17日、2019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羽、王青黎、被告欣涌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崔生法、被告欣涌公司、崔生法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文珉、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欣涌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7,418,965元；2.判令被告崔生法、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就被告欣涌公司上述第1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双方又于2012年4月1日、6月7日、12月30日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根据上述合同，欣涌公司与相关第三方洽商确定钢材采购事宜后，原告将根据与欣涌公司、第三方签订的《代购确认单》，代欣涌公司向第三方支付货款，然后欣涌公司向原告返还代付货款。为保证欣涌公司及时支付货款，欣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即被告崔生法同意以其个人资产为欣涌公司提供担保。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分别向原告出具了《资金担保承诺书》，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根据《代购确认单》多次代欣涌公司向包括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在内的第三方支付货款。然而欣涌公司却未及时向原告支付货款，其欠款金额已达27,418,965元，其中包括：一、原告代欣涌公司向案外人上海鹿骋金属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骋金属公司”)支付的货款10,322,186元；二、原告代欣涌公司向案外人上海盛慧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慧升公司”)支付的货款4,015,741.40元；三、原告代欣涌公司向被告希鸿公司支付的货款4,486,000元；四、原告代欣涌公司向被告鹿骋集团支付的货款8,595,037.60元。鹿骋金属公司、盛慧升公司及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分别向原告出具了《对账单》，确认原告代欣涌公司支付的上述货款金额。原告遂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欣涌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所涉业务为原告向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和案外人等卖方购买货物后，再销售给被告欣涌公司。正常履行模式是：原告先与卖方商量好采购钢材事宜，双方形成《购销合同书》。被告欣涌公司根据原告预制格式形成《代购确认单》盖章后传真给原告，原告处的涉案业务经办人朱建中确认后，付款给卖方，卖方向原告开具提货单。原告再与被告欣涌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被告欣涌公司先赊欠原告货款，待被告欣涌公司将钢材销售给下家，取得货款后，再把货款付给原告。原告还向被告欣涌公司开具《出库单》、增值税发票。在上述业务中有真实的货物流转，原告、被告欣涌公司均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告卖给被告欣涌公司的价格高于其向卖方购入价格，被告欣涌公司卖给己方下家的价格高于其向原告购入价格，属低买高卖的差价，即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都赚到了钱。涉案情况属非正常履行模式，即：原告把货款付给卖方后，卖方未交货，原告也没有向其索要货物。故之后原告和被告欣涌公司也未签订购销合同，也无货物流转或开具发票。二、本案业务自2012年2月开始，总共75笔，正常履行61笔，非正常履行14笔。其中，涉被告希鸿公司的10笔，8笔正常履行，2笔未正常履行；涉被告鹿骋集团的7笔，2笔正常履行，5笔非正常履行。原告所主张27,418,965元的欠款主体是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和案外人鹿骋金属公司盛慧升公司，而非是被告欣涌公司、崔生法。三、本案所涉业务《代购确认单》表面上是原告代被告欣涌公司向卖方支付货款，实际上是原告直接对卖方的应付货款。卖方未向原告交货款，故对原告形成欠款。本案中，原告也是直接要求卖方出具欠款单的。四、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4年8月5日要求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等卖方出具对账单。当时卖方经办人杨爱国称公司周转资金不足，但还有一栋价值九千多万元的位于周家嘴路的大楼可以偿债。然而，原告放弃了该良机。过了几年卖方就渐渐没有资产可偿债了。在追债过程中，原告从没有要求被告欣涌公司、崔生法承担责任，直至本案诉讼。被告崔生法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合作协议书》仅是就合作经营钢材达成的框架合同，虽然该协议第六条约定有“甲方同意用本企业的资产及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个人资产做担保”的表述，但被告崔生法系作为被告欣涌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而非作为保证人，故《合作协议书》未形成保证关系。二、退一步说，即使《合作协议书》设立了保证关系。首先，非正常履行的模式中，业务过错方在于原告，是原告付款后未向卖方索要货物，也没有与被告欣涌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故此类业务根本不属于《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范围，自然不属于被告崔生法的保证范围。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补充协议(三)》约定的业务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原告应在每笔债务发生的6个月内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然而原告本案诉讼才要求被告崔生法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共同辩称，两被告作为钢材卖方，与原告形成买卖关系；而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之间是另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两被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不是借贷，而是买卖，既各方贸易往来的至2014年12月31日结束，结算应从该日起开始，原告应当及时催讨。原告与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形成对账单是在2014年8月5日，《补充协议(三)》约定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止，故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月1日起算。但在原告起诉本案前，原告从未向两被告主张过权利，已逾诉讼时效。二、原告起诉已超过担保期间。两被告出具的《资金担保承诺书》载明担保期限为三年，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则原告欲要求两被告承担保证责任，须在2016年12月30日前主张。而且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三)》延长贸易期限，也未通知过两被告。两被告是本案诉讼中才知晓的。针对四被告上述辩称，原告补充诉称如下：一、涉案业务是因为被告欣涌公司缺乏资金，通过原告代付款的形式向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等卖方处购买钢材，之后再用出售所得向原告返还代付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使用费。业务流程：被告欣涌公司选定卖方后，原告按被告欣涌公司与卖方谈妥的交易条件，就具体业务与双方签订《代购确认单》。之后原告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等配套文件，以便向银行申请贷款，该些文件仅是用于申请贷款的形式文件，并不实际履行。之后原告依据《代购确认单》的金额向卖方付款，被告欣涌公司依据《代购确认单》从卖方处直接提货。之后被告欣涌公司向最终买方售出货物，并向原告归还代付本金并按代付期间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利率(8%或12%)支付资金占用使用费，该费用性质即利息。被告欣涌公司还款后，为做账所需，再以还款金额为价与原告倒签《买卖合同》等配套文件。上述模式中，《代购确认单》签订在前，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的权利义务应当以《代购确认单》为准。原告仅负责代付款，从未实际参与提货、运输等实际交易过程，原告出具《出库单》、增值税发票均是应被告欣涌公司的要求。二、朱建中是《合作协议书》项下原告的经办人，目前其已经被停职。三、《补充协议(三)》约定业务延长至2014年12月31日止，该约定仅针对合作期限，而非被告欣涌公司的还款日期。《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业务在2014年底前就结束了，但应收账款未约定支付日期，原告有权随时要求四被告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本案起诉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四、《资金担保承诺书》记载的担保期限早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应视为未约定。保证期限应从原告第一次主张后计算六个月，故本案保证期间未超过。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欣涌公司(甲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负责与第三方洽谈钢材采购的具体事项，待所有事项均谈成后，甲方将采购数量、单价、付款金额、开户行及账号等信息告知乙方，乙方据此将第三方付款，完成采购流程。甲方对所采购钢材的数量、质量负全部责任。第二条约定，乙方在第三方采购单价加1%出售给甲方，从乙方支付第三方货款至乙方收到甲方的货款，间隔30日为1%，不足30日则按日计算，反之，超过30日则另加点计算。第三条约定，甲方依据本协议向第三方付款后单次最高限额为500万元，乙方对甲方的应收账款为500万元，甲方确保在一年内由乙方采购销售的金额为8,000万元。第六条约定，为保证甲方及时归还乙方的应收款，甲方同意用本企业的资产及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个人资产做担保。第七条约定，有关合作中的具体操作按双方确定的《代采购确认书》等文件办理(附件)。第八条约定，本协议暂定一年，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如乙方因内部原因需要终止本协议的，则对甲方的应收款宽限期为一个月。附件《代购确认书》模板载明：乙方代甲方向第三方采购并且付款，乙方在第三方采购单价上按30天资金占用加1%销售给甲方，并列明采购明细栏和第三方打款资料栏，备注第5条约定“乙方收到本采购确认单后，需在60分钟内将款项付予第三方”。2012年4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欣涌公司(甲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修改原协议第二、三条。其中第二条约定：乙方在第三方采购单价上按资金占用时间多少加价出售给甲方，资金占用时间从乙方支付第三方货款起至乙方收到甲方的货款止，参照年利率8%进行加价计算，并按实际资金占用天数计算。2012年6月7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被告鹿骋集团及案外人鹿骋金属公司为甲方承担对乙方的资金偿还各1,000万元。第二条约定，双方依据原协议向第三方付款的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乙方对甲方的应收款额为2,000万元。2012年12月30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三)》，约定将《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的贸易业务延长至2014年12月31日。合作期间，原告向包括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在内的销售企业购买钢材。流程为：原告与销售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书》或《买卖合同》。该些合同载明原告为买方，上述企业为卖方，并约定有钢材品种、规格、数量、价格、交货及检验标准、结算条款。之后，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合作协议书》附件格式的《代购确认书》，将前述原告的卖方列为“第三方”，并载明第三方的收款账号，采购明细及价款与原告与第三方的买卖合同一致。之后，原告向卖方支付货款，卖方向原告开具《提货单》。原告又与被告欣涌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书》，载明原告为卖方，被告欣涌公司为买方，并约定有钢材品种、规格、数量、价格、交货及检验标准、结算条款，买卖标的与原告与第三方的买卖合同及《代购确认书》一致，金额则高于二者。原告并向被告欣涌公司盖章出具《出库单》，并按与被告欣涌公司的买卖合同金额向被告欣涌公司开具等额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1月26日，被告希鸿公司向原告出具《资金担保承诺书》，载明其以公司名义自愿为被告希鸿公司及关联公司上海润沪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被告欣涌公司发生的相关业务承担资金偿还风险，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三年，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2013年11月27日，被告鹿骋集团向原告出具《资金担保承诺书》，载明其以公司名义自愿为被告鹿骋集团及关联公司鹿骋金属公司与原告、被告欣涌公司发生的相关业务承担资金偿还风险，担保金额、期限同上。2013年4月20日，被告欣涌公司向原告出具《证明》，表明就原告已向其预收的500万元钢材款，被告欣涌公司愿意为被告希鸿公司向原告还款。同日，原告亦出具《证明》，载明收到被告欣涌公司代被告希鸿公司向原告所还钢材预付款500万元。2014年8月5日，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及案外人鹿骋金属公司、盛慧升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对账单》，每份《对账单》均载明出具人与原告因钢材采购业务，截至该日原告已预付但尚未收到相应钢材的对应款，出具人对所欠原告上述款项金额予以确认。被告希鸿公司确认欠原告4,486,000元，被告鹿骋集团确认欠原告8,595,037.60元，鹿骋金属公司确认欠原告10,322,186元，盛慧升公司确认欠原告4,015,741.40元。以上事实，由《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代购确认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购销合同书》《买卖合同》《出库单》《证明》《资金担保承诺书》《对账单》以及原、被告的书面陈述及当庭陈述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何？四被告认为二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纵观原告陈述，其主张的双方关系可归为委托与借款关系。原告自述其分别与被告希鸿公司等卖方、被告欣涌公司签订有《买卖合同》，但审理中原告未提交该些合同，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表示无法提供。而被告欣涌公司提供了该些合同书证的传真件或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既是合同缔约人，应当持有该些合同，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则本院推定被告欣涌公司提交的合同为真。根据该些合同及提货单、出库单、增值税发票等，结合货物标的及其价格，本院确认，原告系自被告希鸿公司等卖方处采购钢材，再卖给被告欣涌公司。即，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对原告的异议理由，本院回应如下：首先，原告主张被告欣涌公司与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等卖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对此被告欣涌公司与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均予否认。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欣涌公司与被告希鸿公司、鹿骋集团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合作协议书》未明确约定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该协议第一条“甲方负责与第三方洽谈钢材采购的具体事项……乙方据此向第三方付款”的表述，不足以证明被告欣涌公司与第三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第二条“乙方……出售给甲方”的表述，恰反映了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附件《代购确认书》虽有“乙方代甲方向第三方采购并且付款”的反映代理关系的表述，同样亦有“乙方……销售给甲方”的反映买卖关系的表述，本院根据《合作协议书》的表述、有关条款、合同目的并结合其他在卷证据，认为《代购确认书》真实意思仍是就买卖关系进行约定，内容为原告加价对被告欣涌公司进行转卖。再次，原告称涉案业务模式旨在解决被告欣涌公司的资金困难，原告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向银行申请贷款、向被告欣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供后者做账。则按原告说法，其行为无异于虚构用款用途套取银行资金再对外出借、无真实货物销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原告与被告欣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作为卖方，未向被告欣涌公司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其要求被告欣涌公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894元，由原告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晓淳审 判 员  张 炜人民陪审员  艾建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吴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