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1民初7198号 原告：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71614136X1，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谢家溪。 法定代表人：孙晓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彬、叶慧敏，杭州市富阳区公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沙旭辉，男，汉族，1959年5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昶，浙江天和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虹公司）与被告沙旭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姜文宪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飞虹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彬，被告沙旭辉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飞虹公司向本院起诉请求：1.被告沙旭辉归还原告借款300000元；2.被告沙旭辉按年利率15%支付自2012年10月25日起至2016年4月5日止以借款本金4000000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20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2年9月27日向原告借款300000元，于同年10月25日向原告借款4000000元，共计借款4300000元。其中4000000元借款约定年利息为15%。因此4000000元借款本金已转移给第三方杭州申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恒资产公司）承担，故计至2016年4月5日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之日止，被告共计拖欠利息2050000元。原告认为，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理应归还原告相应的借款，其拖欠不还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飞虹公司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在审理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借条及汇款凭证各1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00元，以及双方约定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且原告交付款项的事实。 2、借条及银行业务委托书各1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00元，原告已交付借款的事实。 3、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份，以证明借款本金4000000元由第三人承担，利息由被告自行承担的事实。 4、本院（2019）浙0111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书1份，以证明被告已于2019年7月2日以合同纠纷起诉原告，要求支付补偿金2000000元，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已消除，原告的诉争债权2050000元利息已重新于2019年的7月2号计算诉讼时效的事实。 被告沙旭辉在审理中口头答辩称，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第一、关于300000元的借款，被告沙旭辉时任原告公司的项目经理，系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根据公司财务制度的需要暂时领用了300000元的备用金，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从原告提供的借条上也可以看出，该300000元款项是因为约定设立的项目公司尚未成立，而项目公司为开展运营需要投入相应的广告策划费用，被告作为该项目公司的预定负责人向母公司即原告出具借款手续，相应的款项已经投入项目公司杭州正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飞投资公司）中，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正飞投资公司承担，不应由被告沙旭辉承担。第二，对于4000000元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该借款用于被告沙旭辉投资正飞投资公司20%的股份。原、被告在共同设立正飞投资公司时约定，原告投资16000000元，占80%的股权，被告投资4000000元，占20%的股权，双方对投入资本金计息，利息为年息15%。由于被告沙旭辉的4000000元投资款系向原告借的，因而根据上述约定，被告沙旭辉也承诺向原告偿付年利率为15%的相应借款利息。正飞投资公司设立后，正飞投资公司一直未向投资者提取和支付年利率的15%资本金之利息，被告也就未向原告偿付该借款利息。而2016年4月5日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被告沙旭辉退出正飞投资公司，欠原告的4000000元借款及与之有关的债权债务均转让给股权受让方申恒公司，除原告需向被告补偿2000000元外，原、被告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故并不存在被告需向原告偿付2050000元利息的问题。第三，即使被告需要按照借条约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借条约定“利息第一次2013年12月25日前支付，以后利息每年12月25日前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被告在2013年12月25日前应支付的第一年利息债务之诉讼时效期间至2015年12月25日届满，在2014年12月25日前应支付的第二年利息债务之诉讼时效期间于2016年12月25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被告应在2015年12月25日前支付的第三年利息债务之诉讼时效期间于2018年12月25日届满；被告应在2016年4月5日债务转让前支付的第四期利息债务之诉讼时效期间于2019年4月5日前届满。而现有证据证明，系在2019年8月16日（2019）浙0111民初4246号被告沙旭辉诉其合同纠纷案的开庭过程中，为对抗被告沙旭辉的2000000元补偿款之主张，才提出上述4000000元借款的利息债务。原告在上述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均未向被告主张利息债务，其现提起利息债务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 被告沙旭辉在审理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收款收据1份，以证明30万元借款系用于前期策划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借贷的事实。 2.合作开发协议书1份，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均应当按照15%的年利率提取利息的事实。 经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飞虹公司所举证据材料，被告沙旭辉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和法律关系性质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予以认定。 2、被告沙旭辉所举证据2，原告飞虹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被告沙旭辉所举证据1，原告飞虹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系被告单方面提供的，与本案所涉借款没有关联。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1.2012年9月26日，被告沙旭辉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浙江飞虹通信集团人民币叁拾万元，用于新登项目设计费用。此据。”时任原告飞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陆水木，在该份借条上签署“该款用于新登项目大润发项目前期设计费（20%），待新公司成立后归还集团。同意借款，请孙恩华落实办理”的内容。次日，原告飞虹公司将上述300000元款项汇入被告沙旭辉的银行账户。 2.2012年10月17日，原、被告签订《新登镇商业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即被告沙旭辉）于2010年开始在浙江富阳市新登镇跟踪运作二块商业地产项目。二地块分别为沿古城河以东，登云路以西位于新登中学和富阳市二院间约30亩土地；及沿秋溪以西，23省道以东，位于汪木英骨伤医院对面的约50亩土地。以上二地块分别申报以大润发超市（或相当规模的超市）为龙头的商贸综合体，及申报开发五星级宾馆为标志的高档商务区。二地块为村级留用地，无需支付土地价款，并享受富阳市招商引资和撤村进社的优惠政策。目前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鉴于乙方（即原告飞虹公司）对当地情况及项目效益非常熟悉和了解，有意和甲方合作共同完成新登上述两地块的开发任务，先期开发30亩地块（大润发），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组建具有独立法人的投资公司，公司名称杭州正飞投资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正式核准为准，以下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二千万元，主要从事房地产其他项目的投资开发。二、甲方实际出资4000000元，乙方实际出资16000000元，双方对投入资本金计息，利息为年息15%……公司章程登记甲方20%股权，乙方80%股权。三、根据工程的实际进度情况，乙方另对目标公司投入二千万元为该项目开发费，对投入的资金计息，利息为年息15%……五、甲方任目标公司总经理，乙方任目标公司董事长，目标公司为总经理负责制……七、乙方同意因甲方在二年多时间为该项目前期所花费的开支运作付出的努力，给予叁百万元的回报（不包括为项目实际支付的款项如设计费等）……。 3.2012年10月25日，被告沙旭辉再次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肆佰万元正，借款按年利息15%计息，归还期限叁年。利息第一次2013年12月25日前支付，以后利息每年12月25日前支付。（借款利息不提供发票）。”飞虹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水木在该份借条上签署“同意借款”的内容。次日，被告沙旭辉在原告飞虹公司的支票存根联上签名，确认收到上述4000000元借款的事实。 4.2012年10月29日正飞投资公司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原、被告双方，其中原告投资16000000元，占公司80%的股权，被告沙旭辉投资4000000元，占公司20%的股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2013年6月25日，正飞投资公司与原富阳市新登镇共和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投资设立杭州市正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飞置业公司），用于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其中正飞投资公司投资4900000元，占49%的股权，共和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5100000元，占51%的股权。被告沙旭辉担任正飞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5.2016年3月23日，沙旭辉与申恒资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沙旭辉将其拥有的正飞投资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申恒资产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1：1，转让价款为4000000元，交割方式为货币，基准日为2016年3月23日。同日，沙旭辉（甲方）、申恒资产公司（乙方）、飞虹公司（丙方）三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将正飞投资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4000000元。因甲方2012年向丙方借款4000000元，现三方同意，甲方转让股权后，甲方向丙方的借款由乙方来代偿，同时乙方不需要再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给甲方。（2）甲方在担任正飞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期间，由正飞置业公司和正飞投资公司或其个人出具的对外借款，款项未打入以上两公司账户的，由甲方自行承担，正飞置业公司和正飞投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3）上述股权转让后，丙方同意一次性补偿甲方人民币2000000元，在股权正式转让后三个月付清。（4）甲方将股权转让后，不再享有股东的权益。2016年4月5日，经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正飞投资公司的股东由飞虹通信公司、沙旭辉变更为飞虹通信公司、申恒资产公司。 6.2019年7月2日，被告沙旭辉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飞虹公司根据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2000000元的补偿款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在该案审理中，原告飞虹公司以本案所涉的两笔借款（利息）抗辩2000000元的补偿款已经清偿。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浙0111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书，对飞虹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判决支持沙旭辉的诉讼请求，飞虹公司需向被告沙旭辉支付2000000元补偿款及相应的利息。现该判决已经生效，原告飞虹公司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飞虹公司起诉所陈述的事实，本案涉及原、被告间两个“借贷”法律关系。一个是因2012年9月26日借款金额为300000元的借条而产生的借贷争议，另一个是基于2012年10月25日发生的4000000元借款而引发的孳息（利息）争议，为减少诉累，本院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审理。 关于2012年9月26日借条所记载的300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该300000元款项属于原告飞虹公司因参与新登镇商业地产项目而支出的前期投入款（借款），不属于原、被告间的民间借贷。其理由如下，首先，被告沙旭辉在借条中所注明“用于新登项目设计费用”，原告飞虹公司作为“出借人”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陆水木还在该借条上注明“该款用于新登项目大润发项目前期设计费（20%），待新公司成立后归还集团”的内容。显然借条所载明的300000元款项并非用于被告沙旭辉个人生活或投资需要。而原、被告于2012年10月17日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证实，借条所载明的“新登大润发项目”也确实属于原、被告待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其次，从陆水木在借条中注明的“待新公司成立后归还集团”之字面意思分析，其可作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该借款由成立后的新公司偿还，二是该借款在新公司成立后由被告沙旭辉个人负责归还。如果作前一种解释，则案涉300000元借款应由原、被告于2012年10月25日共同投资设立的正飞投资公司负责偿还，而非被告沙旭辉个人偿还。如果作后一解释，即此300000元款项为被告沙旭辉的个人债务，但本院认为，该解释不符合借条中“用于新登项目大润发项目前期设计费”的款项使用目的，且与合作开发协议第七条“乙方同意甲方在二年多时间为该项目前期所花费的开支运作付出的努力，给予叁百万元的回报（不包括项目实际支付的款项如设计费等）”的约定。根据该约定，项目实际支付的款项如设计费不属于乙方即被告沙旭辉为该项目前期所花费的开支运作费用，属于应由目标公司承担的费用。而案涉300000元“借款”其用途即为项目设计费，案涉300000元借款应由随后成立的正飞投资公司负责偿还。因此，后一解释不成立，此300000元案涉“借款”的还款义务人只能作前一种解释，不属于沙旭辉个人债务，属于沙旭辉在正飞投资公司成立前作为该公司的预设总经理根据职务签署的债务，其个人不承担偿还义务，原告飞虹公司起诉要求被告沙旭辉偿还此300000元“借款”，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4000000元借款的利息问题，被告沙旭辉虽然未在2012年10月25日的借条注明此4000000元借款的用途问题，但结合合作开发协议的签订时间和正飞投资公司的设立时间分析，此4000000元显然属于被告沙旭辉因投资正飞投资公司股本金的需要而向原告飞虹公司的借款，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被告沙旭辉在借条中向飞虹公司作出按年利率15%偿付借款利息的承诺，显然与合作开发协议第二条“双方对投入资本金计息，利息为年息15%”存在关联。而虽然双方在借条中约定了利息的支付期限，但被告沙旭辉并未按约定期限向原告飞虹公司实际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原告飞虹公司在原、被告双方的合作期间也未向沙旭辉主张支付借款利息。被告沙旭辉关于“因正飞投资公司未按合作开发协议支付（计提）资本金的利息，飞虹公司也未向其主张利息权利”的解释更符合客观事实，被告沙旭辉主张2016年3月23日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已经就4000000元借款及其利息作出了相应的清偿约定，本院予以采纳。原告飞虹公司要求被告沙旭辉偿付此4000000元借款的利息，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未就此4000000元借款利息的清偿问题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的支付期限，案涉4000000元借款利息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于约定的每一期利息支付期限到期时分别计算。而原、被告及申恒资产公司三方于2016年3月23日就4000000元借款本金债务达成转让协议时，4000000元本金所相对应的利息也随之全部到期，原告飞虹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孳息请求权利”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其诉讼时效期间于2019年3月23日前届满。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飞虹公司在上述诉讼时效届满之前，曾向被告沙旭辉提出过支付利息的履行请求，或者其他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发生，现原告飞虹公司起诉要求被告沙旭辉偿付利息，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飞虹公司在本院(2019)浙0111民初4246号案件中所作出的抗辩，属于其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的抗辩，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飞虹公司起诉要求被告沙旭辉偿还300000元借款和偿付4000000元借款之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5600元，减半收取12800元，由原告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姜文宪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代书记员 吕 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