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05民初63号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603500419，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安顺北里18号楼安顺2街1号。法定代表人：卢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北京市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828529476，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68号朗琴国际大厦7层公寓819号。法定代表人：曾士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里，北京星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东环路242号。法定代表人：曾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里，北京星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新泰市石来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2661961968H，住所地：山东省新泰市石莱镇贾家庄。法定代表人：陈庆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永升，山东青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猛，山东平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曾士祥，女，汉族，1964年10月2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里，北京星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曾程，男，汉族，1986年4月14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里，北京星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禹虔，男，汉族，1984年1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明慧，山东敢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树堂，男，汉族，1949年9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新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猛，山东平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5104414-3，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金猇路。诉讼代表人：陈金美，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军，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融资公司”）与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富程集团公司”）、被告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荆楚种业公司”）、被告新泰市石来矿业有限公司（简称“新泰矿业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第三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星宇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12月27日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经本院请示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0月19日批复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信融资公司曾于2017年8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富程集团公司、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曾程、禹虔、李树堂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该院于2017年8月18日作出（2017）京02民初176号民事裁定书，并采取了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在本院审理中，中信融资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裁定对富程集团公司、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曾程、禹虔、李树堂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已移交本院执行局执行。因新泰矿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树堂去向不明，本院向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公告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信融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被告富程集团公司、被告荆楚种业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里，被告新泰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永升、安猛，被告禹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明慧，被告李树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猛，第三人星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军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信融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富程集团公司立即偿还本金2184.26947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请求2013年1月28日至2014年7月15日期间的利息为475.105190万元（以每期应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息9.714％的标准计算），当庭变更为2014年4月15日至2014年7月15日期间利息为54.223762万元】、违约金【自2014年7月16日起至本金实际全部偿还完毕之日止，以本金2184.26947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24％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违约金为2418.714393万元】，返还保险费26.04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3年5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6.04万元为基数，分期分别按照年息9.714％、9.694％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利息为14.755566万元】，并支付其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344431万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万元及公告费0.143万元【原增加请求为0.091万元，当庭又增加0.052万元】；被告荆楚种业公司、被告新泰矿业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股权的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23日，中信融资公司与富程集团公司、第三人星宇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并与星宇公司签订了《合同转让协议》。上述合同约定，中信融资公司以6200万元的价格从案外人武汉远久缝纫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武汉远久公司”）处购买一批缝纫设备，采用直接融资租赁的模式将租赁物即该批缝纫设备出租给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使用，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日，中信融资公司分别与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和曾程签订了《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保证合同（三）》，保证合同约定由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和曾程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付款义务向中信融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曾程、禹虔、李树堂与中信融资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曾程、禹虔、李树堂以其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股权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的付款义务向中信融资公司提供质押担保，并分别依约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中信融资公司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仅支付了部分款项，剩余部分逾期未付。因星宇公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9月8日裁定受理星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因星宇公司管理人未确认中信融资公司申报的债权，中信融资公司向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破产债权确认诉讼，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确认涉案融资租赁关系实为借贷关系。根据该案中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和（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结果及相关法律规定，富程集团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向中信融资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承担违约金，同时应返还保险费并支付保险费利息、承担中信融资公司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财产保全费及公告费。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曾程作为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就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曾程、禹虔、李树堂作为借款合同的出质人，应就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的共同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被告富程集团公司辩称，其所承担的义务应以法律规定为准。本案涉及《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为星宇公司和富程集团公司，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为星宇公司，租金也是由星宇公司支付的，合同及附件、相关文件均在星宇公司，富程集团公司不清楚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但作为签订合同的主体，富程集团公司以法律和生效判决为依据承担还款义务。被告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共同辩称，（一）作为保证人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承诺承担保证责任，中信融资公司要求保证人承担借贷合同的保证责任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不应得到支持。保证人的保证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为主合同作出的，《融资租赁合同》14.2条、15.3条分别约定了合同履行未到期及合同履行期满承租人出售租赁物以抵扣欠付租金的方式解决：合同期满承租人未能支付租金，中信融资公司应先行对租赁物进行处置，所得款项不足以支付租金等款项的，由承租人补足，剩余部分由中信融资公司返还承租人。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为对设备折价款不能足以支付被保证人所欠款项数额的担保，如果主合同确为融资租赁合同，设备的折价基本可以足额清偿所欠租金，以担保融资租赁合同为名却要求保证人承担借贷合同的保证义务，极大地增加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违背合同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二）假设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中信融资公司没有积极履行保证合同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且造成了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的损失，无权要求滞纳金及利息。按照《保证合同》第五条的约定，中信融资公司应当在承租人未支付租金时及时通知保证人。而中信融资公司直至起诉，并未通知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任何一方。2014年6月15日，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尚有还款能力，如果中信融资公司及时通知保证人付款，后期的滞纳金均不会发生，同时在星宇公司破产时，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也可以向星宇公司申报因承担保证责任而产生的债权。（三）曾程的股权质押出质登记已于2016年1月23日到期，质押已经不存在。（四）律师费、诉讼费用并非荆楚种业公司、曾士祥、曾程过错导致，应当由中信融资公司承担。被告新泰矿业公司、李树堂共同辩称，（一）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涉案当事人签订的是融资租赁合同，但无融资租赁基本事实，相关租赁物并经原告中信融资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备，相关合同履行涉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被诈骗，中信融资公司在无真实融资租赁事实的情况下出借巨额资金，如若不知情当属签订履行合同被骗失职，如若明知实情当属合伙诈骗。现曾士祥等已触犯法律被判刑，案件涉及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本案根本无融资租赁基本事实，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涉案标的物不符合融资租赁标的物的要求，并没有融资租赁物的标的；从发票上来看，缺乏最起码的发票无法证明存在租赁物，实质上本案根本没有融资租赁合同所应有的租赁基本事实，无法做到回租式融资租赁既“融资”又“融物”的要求，应认定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借贷纠纷。（三）主合同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主合同订立之初极具隐蔽性和不法目的，主合同行为应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本案中，中信融资公司实际上是打着融资租赁的幌子行借款之实，其目的是规避自身不具有借贷基本资质，终极目的实际上是利用合同约定的租赁费、违约金约定，实现超出国家对民间借贷所规定的利率上限的不法目的。这种操作模式，实际上就是套路贷的模式之一。明明是借贷却以融资租赁签订主合同，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被骗签订担保合同被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本案主合同违反国家行政法规，认定主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中信融资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向外放贷的业务，其从事放贷业务亦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该种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涉案合同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结合本案事实，中信融资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涉案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四）涉案《保证合同》明显缺乏真实意思表示，中信融资公司订立合同是为了牟取高额利息，被告富程集团公司是为取得他人钱款本金，借贷双方都有各自的不法目的，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作为担保人，自始至终是处于被骗担保、无辜担责的角色和地位，且无过错，根据法律规定，涉案担保合同依法应属无效，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单纯从借贷数额、担保合同效力、诉讼时效上看，中信融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诉不合法且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一，中信融资公司此前已以星宇公司为被告以富程集团公司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该案经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债务人及债权数额，债务人为星宇公司，截止2014年债权本金为21842690元，债权数额为28921602元。其围绕同一款项，再行主张利息、违约金、保险费、律师费均属重复起诉。第二，本案不可撤销保证条款无效。独立的、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贸、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对其适用范围应予以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效力。第三，本案单纯从时效上看已超过担保时效。本案中，租金支付表约定最后还款期限为2016年1月15日，保证期间应为主合同约定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自2016年1月15日至2018年1月15日。无论根据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六个月，还是根据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中信融资公司从未向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主张过权利，已超过担保时效，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第四，因在星宇公司破产清算中，中信融资公司已申报了债权并诉请确认，其在破产程序未终结时无法确认其能够从破产程序中获得受偿金额，为避免发生债权人从破产程序和保证人处双重受偿，以及保证人承担责任后无法实际行使追偿权等情形，本案应裁定中止诉讼。综上所述，本案涉及主合同性质、主从合同是否有效，作为企业以放贷为业不合法、担保时效等多重多个法律关系，主从合同均无效，中信融资公司所诉严重背离基本事实，且主张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中信融资公司对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禹虔辩称，原告中信融资公司已丧失质押权，其要求确认其对禹虔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的股权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的约定，股权出质期间为三年，且需要双方共同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涉案质押合同签订后如期办理了质押登记，且股权出质结束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双方到期后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中信融资公司的质押权已经丧失。（二）根据物权法第226条的规定，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由于禹虔的股权在2016年1月23日出质结束后，双方未另行办理质押登记，中信融资公司的质权2016年1月23日以后尚未设立。综上所述，中信融资公司要求优先受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星宇公司述称，关于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债权金额，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予以确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4日，第三人星宇公司与案外人武汉远久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星宇公司向武汉远久公司购买价值6200万元的缝纫设备一批，合同签订后五日内星宇公司支付合同金额的40％即2480万元作为定金，2013年2月1日之前支付合同金额的50％即3100万元，余额的10％即620万元在2013年3月15日前付清。同日，星宇公司与原告中信融资公司签订了《合同转让协议》，将前述采购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中信融资公司。2013年1月23日，武汉远久公司收到了星宇公司的转让通知。同日，中信融资公司（出租人）与星宇公司、被告富程集团公司（承租人）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中信融资公司以6200万元的价格从武汉远久公司处购买一批缝纫设备，采用直接融资租赁的模式将租赁物即该批缝纫设备出租给星宇公司和富程集团公司使用；融资租赁期限为三年，租金本金为6200万元，利率为9.714％【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5％）＊1.17】，首付款为310万元，手续费为124万元，保证金为310万元，名义货价为5万元；租金支付周期为每三个月，支付方式为等额本息、期末支付，每期应付租金以《租金支付表》为准；全部租金分0至12期支付【第0期支付本金310万元、第一至十一期每期支付572万元、第十二期支付5545259.54元，合计71565259.54元，其中：本金6200万元、利息（含税）9565259.54元】。同时，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率为浮动利率，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租赁利率应根据基准利率的调整幅度作相应调整；计息方式：本合同项下的租赁款项自起租日起（租赁款投放日）开始计算利息，每日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每日应计利息=该日借款本金余额×借款年利率÷360；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应在起租日之前将租赁物投保所需的保险费用预存至中信融资公司，或根据租赁物的特点及中信融资公司的要求自行在中信融资公司认可的保险公司对租赁物投保，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将保险费用预存至中信融资公司的，可委托中信融资公司办理保险；如任何一期租金或本合同项下其他应付款项到期未付，自该租金或款项应付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每逾期一日，按逾期租金或其他逾期款项的10?计算滞纳金；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同意承担因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如有），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为签订本合同而聘请律师的费用、中信融资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任何实际支出费用；星宇公司、富程集团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日，中信融资公司与星宇公司、富程集团公司另外签订了《保证金合同》，为确保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履行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同意向中信融资公司于起租日之前一次性支付保证金620万元。同日，中信融资公司与星宇公司、富程集团公司还另外签订了《手续费合同》，中信融资公司代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保险手续等其他必要事宜，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同意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融资租赁业务手续费186万元（未约定支付时间）。《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星宇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以保证金名义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15760400元；中信融资公司先后于2013年1月28日、2月1日、3月19日三次分别向武汉远久公司支付2480万元、3100万元、620万元，共计6200万元。2013年1月30日，中信融资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租赁登记证明。2013年3月13日，星宇公司和富程集团公司给中信融资公司出具《租赁物交付验收及权益确认书》，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交付验收及权益进行确认，星宇公司承认已收到租赁物，且已安装在星宇公司，并承诺在租赁期间未经中信融资公司同意，其不会擅自将租赁物搬离。2013年4月15日，星宇公司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租赁费572万元；2013年7月12日，星宇公司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租赁费572万元；2013年10月15日，星宇公司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租赁费572万元；2014年1月15日，星宇公司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租赁费572万元；2014年4月15日,星宇公司向中信融资公司支付租赁费5725720元。《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中信融资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和机器损坏险，于2013年5月3日共计支付保险费260400元【111600元+148800元】。因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中信融资公司于2017年5月委托律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支付法律服务费10万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立案受理本案，于2017年12月27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在本案审理中，中信融资公司又先后支付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3444.3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万元及公告费1430元。同时查明，2013年1月23日，在原告中信融资公司与被告富程集团公司、第三人星宇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当日，为确保债务人即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履行其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付款义务，保证人即被告荆楚种业公司、被告新泰矿业公司、被告曾士祥和被告曾程愿意向债权人即中信融资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中信融资公司分别与荆楚种业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一）》、与新泰矿业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二）》、与曾士祥和曾程签订了《保证合同（三）》，中信融资公司分别与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和曾程在涉案保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下的主债权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租赁本金人民币6200万元、利息及所有其他应付款项；保证人的担保范围为：债务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承担的所有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赁本金和利息）、保证金、手续费、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名义货价、提前还款费用、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用）；保证方式为：保证人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该连带保证责任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的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算，至债务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笔付款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的独立效力：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被撤销或部分无效、部分被撤销均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保证人应继续对债务人因《融资租赁合同》无效、被撤销、部分无效或部分被撤销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质权人即中信融资公司与出质人即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被告曾程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双方在涉案的股权质押合同中约定的担保主债权与上述涉案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担保主债权相同，同时双方还约定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承担的所有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赁本金和利息）、保证金、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名义货价、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用；出质标的为：出质人合法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51％的股权（其中曾程出质其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30％的股权、禹虔出质其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17％的股权、李树堂出质其持有的新泰矿业公司4％的股权）以及派生利益，本合同项下质权的效力及于出质标的于出质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等）；出质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起租日起三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在租赁期满未结清时，本合同继续有效，出质期间自动延续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结清时止；质权的实现：如承租人未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质权人有权采取拍卖、变卖、折价等方式处分出质标的及其项下所有财产和财产权利，并以所得价款受偿，所得价款超出本合同担保债权的数额，归出质人所有。次日即2013年1月24日，中信融资公司与曾程、禹虔、李树堂到新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出质股权结束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同时还查明，2015年9月8日，本院依法裁定受理第三人星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同年12月8日本院召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依法裁定宣告星宇公司破产，星宇公司破产清算案至今未审结，破产财产尚未分配。本院在审理星宇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星宇公司管理人发现本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涉案租赁物不存在，经破产审计亦未发现涉案租赁物。经本院移送宜昌市公安局猇亭区分局调查，本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并不存在，原告中信融资公司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先后三次向武汉远久公司支付2480万元、3100万元、620万元，共计6200万元。武汉远久公司收到中信融资公司6200万元后，先后三次向被告富程集团公司账户转款共计6150万元，其中：中信融资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向武汉远久公司转款2480万元后，武汉远久公司于次日向富程集团公司账户转款共计2450万元；中信融资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向武汉远久公司转款3100万元后，武汉远久公司于2013年2月4日全部转入富程集团公司账户；中信融资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向武汉远久公司转款620万元后，武汉远久公司于次日向富程集团公司账户转款600万元。本院受理星宇公司破产清算案后依法进行公告，要求星宇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5年11月30日前向星宇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中信融资公司未在本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星宇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直到2016年2月1日才向星宇公司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其申报债权总额为39907440元【本金26915340元+利息340.5万元+滞纳金958.71万元】。因中信融资公司补充申报债权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召开，错过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的时机，星宇公司管理人未报请本院裁定确认。中信融资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诉至本院，请求确认其对星宇公司的债权金额。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中信融资公司所主张的融资租赁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名为融资租赁关系，实为借贷关系，中信融资公司与星宇公司、富程集团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涉案债权应按借贷法律关系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定，截止2015年9月8日星宇公司和富程集团公司尚欠中信融资公司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共计28500880元【截止2014年4月15日借款本金21842690元+2014年4月15日至7月15日利息542237元+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9月8日利息和违约金6115953元】、租赁财产保险费及利息320722元【2013年5月3日中信融资公司支付的保险费260400元+利息60322元】、中信融资公司2017年5月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即法律服务费10万元。据此，本院于2018年12月24日依法作出（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中信融资公司对星宇公司享有的债权为28921602元【28500880元+320722元+10万元】。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事实，有原告中信融资公司提交的本院（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保证合同（三）》、《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保单保函及发票、公告费发票、诉讼费和保全费发票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根据该规定，租赁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由出卖人转移给出租人系融资租赁合同区别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作为所有权的标的物，租赁物应当客观存在，并且为特定物。没有确定的、客观存在的租赁物，亦无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仅有资金的融通，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纵观本案全案事实，虽然原告中信融资公司与被告富程集团公司、第三人星宇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且中信融资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武汉远久公司支付了设备款6200万元，但该款并没有用于向武汉远久公司购买设备，而是从武汉远久公司转回到富程集团公司，涉案的租赁物根本不存在。本案名为融资租赁关系，实为借贷关系。中信融资公司与星宇公司、富程集团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本院已在（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本案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依法进行了确认，并对涉案债权按借贷法律关系依法进行了确认。被告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关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性质改变为借贷合同后无效的抗辩意见，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涉案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保证合同（三）》、《股权质押合同》均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涉案主合同性质的改变并不影响涉案上述从合同的效力，且并未加重涉案保证人和质押人的担保责任。故涉案《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保证合同（三）》、《股权质押合同》均为有效合同。被告荆楚种业公司、被告曾士祥和被告曾程关于其作为保证人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承诺承担保证责任的，中信融资公司要求保证人承担借贷合同的保证责任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抗辩意见，以及中信融资公司以担保融资租赁合同为名却要求保证人承担借贷合同的保证义务，极大地增加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均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涉案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保证合同的效力独立于融资租赁合同，即保证合同不因融资租赁合同无效、被撤销或部分无效、部分被撤销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即使该约定因不符合担保的从属性而无效，该约定无效也不影响整个担保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的，担保人仍应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新泰矿业公司和被告李树堂关于涉案保证合同缺乏真实意思表示、涉案担保合同应属无效、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中信融资公司于2017年6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诉，因在此之前本院已裁定受理星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该院于同年12月裁定移送本院审理，在此期间中信融资公司又以星宇公司为被告、以富程集团公司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申请确认其对星宇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所依据的法律和程序各不相同。故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关于中信融资公司围绕同一款项再行主张利息、违约金、保险费、律师费属重复起诉，其诉讼请求所诉不合法且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出质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起租日起三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在租赁期满未结清时，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继续有效，出质期间自动延续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结清时止。虽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显示涉案出质权自2013年1月24日起至2016年1月23日结束，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效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出质期间，对质押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曾程和被告禹虔关于涉案股权质押期限届满后未另行办理质押登记、质权已经不存在的抗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三、关于本案是否涉及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和本案是否应裁定中止诉讼的问题。只有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程序终结为前提的情况下，才实行“先刑后民”。本院在审理第三人星宇公司破产清算案时，星宇公司管理人发现本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涉案租赁物不存在，经破产审计亦未发现涉案租赁物，本院曾在本案审理之前就已通过本地政法委协调，将此线索移送本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清了涉案资金流向，本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并不存在，并没有作出立案决定，且目前曾士祥涉及刑事犯罪的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故被告新泰矿业公司和被告李树堂关于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意见，于相关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原告中信融资公司申报了债权，且目前星宇公司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并不影响中信融资公司向本案相关被告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精神，“人民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即可。故新泰矿业公司和李树堂关于本案应中止诉讼的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本案涉案债权的确认问题。本院在（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是针对债权人即原告中信融资公司与第三人星宇公司之间的债权进行的确认，该判决对涉案债权的相关利息等只计算至星宇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即2015年9月8日，中信融资公司在本案中主张2015年9月8日之后的相关利息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1.关于截止2015年9月8日本息及违约金、租赁财产保险费及利息，本院根据涉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在（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确认，截止2015年9月8日星宇公司和被告富程集团公司尚欠中信融资公司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共计28500880元【本金21842690元+2014年4月15日至7月15日利息542237元+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9月8日利息和违约金为6115953元】，并同时确认应由星宇公司和富程集团公司承担的租赁财产保险费及利息合计320722元【保险费260400元+利息60322元】。2.关于2015年9月8日之后相关债权及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2015年9月8日之后借款本金21842690元的利息和违约金总计应当以年利率24％为限，从2015年9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据实计算。保险费260400元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9.694％（注：该利率为调整后的利率，合同原约定为9.714％）据实计算。3.关于中信融资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本院在（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确认律师费10万元，在本案中又增加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3444.3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万元及公告费1430元，合计204874.31元。五、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因第三人星宇公司已被本院裁定宣告破产，目前尚未进行分配，本院已判决确认原告中信融资公司对星宇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且被告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系中信融资公司的共同债务人，故中信融资公司主张本案涉案债务首先应由富程集团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扣除将来中信融资公司在星宇公司的受偿部分。因本案融资租赁合同性质的改变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本院已在（2018）鄂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了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且涉案《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保证合同（三）》、《股权质押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故中信融资公司要求被告荆楚种业公司、被告新泰矿业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就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作为出质人，应就富程集团公司和星宇公司的共同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因本案当事人没有约定债权实现顺序，且不是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故中信融资公司既可以要求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曾程承担保证责任，也可以要求曾程、禹虔、李树堂承担质押担保责任，荆楚种业公司、新泰矿业公司、曾士祥、曾程、禹虔、李树堂承担担保责任后均有权向富程集团公司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清偿2015年9月8日之前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28500880元、保险费本息320722元，共计28821602元。二、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9月8日之后的借款利息及违约金（以借款本金2184269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5年9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据实计算）。三、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9月8日之后的保险费利息（以保险费260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694％的标准，从2015年9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据实计算）。四、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其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3444.3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万元及公告费1430元，合计204874.31元。如果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第三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受偿，其受偿部分在上述第一至第四项执行中均应予以扣除。五、被告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新泰市石来矿业有限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分别对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述第一至第四项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新泰市石来矿业有限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追偿。六、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按期履行上述第一至第四项全部债务的，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可以与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协议以其持有的被告新泰市石来矿业有限公司共计51％的股权（其中：曾程持有的股权30％、禹虔持有的股权17％、李树堂持有的股权4％）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上述股权所得的价款在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述第一至第四项的全部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所有（按照各自持股在51％的股权中所占的比例计算），不足部分由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清偿。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实现质权后，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有权向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据实追偿。七、驳回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244元，由被告富程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湖北荆楚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新泰市石来矿业有限公司、被告曾士祥、被告曾程、被告禹虔、被告李树堂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熊远晶审判员  孙泽华审判员  陈 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柴衷路书记员唐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