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323民初837号 原告：赵丽萍，女，1969年6月30日生，汉族，云南省牟定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培明、鲁绍福，云南滇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牟定县共和镇天台中心卫生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32343190508XG。 住所：牟定县共和镇天台街。 法定代表人：邓XX，系该卫生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艳芬，云南馨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牟定县共和镇余丁卫生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XXXXXXXXXXXXX。 住所：牟定县共和镇余丁村委会。 负责人：李逵，系该卫生所所长。 原告赵丽萍诉被告牟定县共和镇天台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天台卫生院）及第三人牟定县共和镇余丁卫生所（以下简称余丁卫生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丽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培明、鲁绍福，被告天台卫生院法定代表人邓茂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艳芬，第三人余丁卫生所负责人李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2.请求确认原告的丈夫王河生前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被告天台卫生院从2002年开始至2019年4月3日，以一年一聘的方式聘用原告的丈夫王河为其下属的余丁卫生所所长，并分配和安排王河在余丁卫生所为其工作，直至2019年4月3日王河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虽然从始至终被告没有依法与王河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王河缴纳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各种职工社会保险，但是2006年11月1日还向王河颁发了聘书，其他年度的聘书由被告天台卫生院保管。另外，王河还是被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第四团队的健康管理师。原告丈夫王河不幸去世后，原告于2019年5月8日依法请求被告向牟定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被告审核后在该申请表上签署了“请于依法认定”的意见并予以签章。2019年6月4日，被告以其签署的意见系重大误解、其与王河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牟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牟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后于2019年7月10日开庭审理，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与王河生前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裁决不服，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理由：一、仲裁委认定王河生前受聘为余丁卫生所所长的时间和受聘单位及其每月收入由被告代发的事实不清且错误。自2002年起至2019年4月3日王河均被被告聘为余丁卫生所所长，并非2006年天台卫生所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聘为余丁卫生所所长。王河生前每月的收入由各项补助和业务收入提成款构成，系被告发放。二、仲裁委的认定遗漏了部分重要事实。余丁卫生所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天台卫生院的法定代表人，各卫生所均不具有设立医疗机构的资格。包括王河在内的各卫生所的人员都是受被告聘用及安排工作，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各种劳动管理的规章制度，接受管理、考核、奖励、处罚，完成工作任务后在卫生所业务收入全部上报且上缴到被告指定的账户下最终才能从被告处领取劳动报酬（业务提成）或补助。三、仲裁委的评判错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认定事实、证据前后矛盾。四、仲裁委适用法律依据不清楚、不明确，该裁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的相关规定，王河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且本案相应的证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告应提交证明其与王河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但其没能提交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被告抗辩在工伤认定的申请表上签署“请于依法认定”的意见并签章的行为系重大误解、其与生前王河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撤销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应当由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不应由同级的基层法院进行审理，请法庭审查。原告生前的工作单位是余丁卫生所，卫生院与卫生所之间有不同的执业机构许可证，是两个独立的机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王河去世后，其家属找到天台卫生院当时的负责人要求认定王河死亡事故为工伤，因卫生所的公章在王河生前是由王河保管，天台卫生院在没有弄清楚状况的情况下，认为只是帮原告的一个忙，就在认定工伤申请上加盖了公章，后来被告发现对工伤认定有重大误解，故被告向牟定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进行劳动仲裁，牟定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 第三人辩称：李逵现在是余丁卫生所的所长，其只是负责人，余丁卫生所不是法人，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综合原告起诉和被告、第三人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和本案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欲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原告的丈夫王河与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经被告向牟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仲裁裁决书。 2.天台卫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王河在天台卫生院余丁卫生所上班时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 3.工伤认定申请表。欲证明王河与天台卫生院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同意依法认定工伤的事实。 4.天台卫生院乡村医生管理规定。欲证明：（1）卫生所的村医和所长由天台卫生院进行聘用，通过考试、考核等综合测评，择优录用，严格考勤管理、奖惩管理和财务制度，工作由卫生院统一安排，村医工资按业务收入情况按月发放，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事实；（2）天台卫生院是卫生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3）卫生所所得收益由天台卫生院进行提成和分配的事实。 5.余丁卫生所村医王河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工资补助统计情况。欲证明王河生前的工资和生活补助由天台卫生院进行发放，王河与天台卫生院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6.天台卫生院的通知。欲证明王河生前系天台卫生院聘用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第四团队成员，与天台卫生院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7.天台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花名册及服务手册填写规范和关于加强基层卫生所药品保障供应的通知、关于成立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加强卫生院及辖区卫生所医疗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通知、关于规范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行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药械安全性监测和报告的通知、关于印发流感防控工作预案的通知、关于召开村医会议的通知及接种单位全面排查省级督查整改推进会议、目标责任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手册（复印件）、疾控工作考核细则，以及牟卫发[2014]25号文件、牟卫计发[2017]50号通知。欲证明余丁卫生所系天台卫生院全面进行管理，王河生前的日常工作均由卫生院统一领导和指挥，天台卫生院是实际用工主体，王河与天台卫生院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8.聘书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证。欲证明王河生前系天台卫生院聘用的乡村医生，王河与天台卫生院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9.余丁卫生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欲证明2016年10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余丁卫生所的法定代表人是罗应刚，主要负责人是王河，余丁卫生所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及民事责任资格。 10.牟定县卫生志节录（第101页，复印件）。欲证明牟定县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是从2001年10月开始的，乡村医生是由乡村卫生院统一管理，其中就包含王河，考核的单位就是被告。 经质证，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5、6、7、8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4、5、6、7、8的证明力提出异议，认为证据2、4、5、6、7、8均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并认为证据2能证明王河生前的工作单位为余丁卫生所；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原因是卫生院系卫生所的技术业务主管部门，针对卫生所的管理是技术业务上的管理，考核奖惩是针对政府所给的专项项目工作进行的考核及奖惩，专项项目包括基本药物制度等，卫生院只是受政府的委托代替政府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根据政府的要求拨付相关的补助金；证据5中的补助是属于生活补助的一部分，是天台卫生院代政府发放的村医生活补助费；证据6仅能说明天台卫生院作为辖区内的业务主管部门让王河为签约的家庭医生，针对的只是某项工作的团队；证据7只能证明天台卫生院只是在技术方面对卫生所进行指导；证据8中的聘书是2006年因全国开展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天台卫生院作为管理部门聘用王河为余丁卫生所的所长，王河生前的单位是余丁卫生所。对证据3“三性”均不认可，该工伤认定申请表是王河的家属将第一页及第二页申请的事项全部填好后拿到天台卫生院要求加盖公章，因卫生所的公章找不到，卫生院相关人员因重大误解加盖了公章并签了字。对证据9、10，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原告未提交原件为由表明不愿意质证。 经质证，第三人负责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相同。 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针对其抗辩主张和本案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副本）、关于普辞和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天台卫生院事业法人登记信息及现任院长为邓茂云。 2.天台卫生院执业许可证及其附件、校验记录，余丁卫生所执业许可证及其附件、校验记录、变更登记记录。欲证明天台卫生院与王河生前的从业单位余丁卫生所各自都有执业许可证，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独立注册资金、经营地址、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民事责任主体，从而证实被告与王河生前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同时证明被告是事业单位法人，余丁卫生所是政府办的集体非营利性组织，两个单位的经营性质及所有者的性质不同。 3.王河生前的云南省乡村医生资格证书、乡村医生执业证书、预防接种培训证、楚雄州乡村医生中医药适宜技术基础培训（提高培训）合格证书（均为复印件）。欲证明王河生前为乡村医生，执业地点为余丁卫生所。 4.（2018）云2323民初457号民事判决书、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办发[2011]31号文件、国办发[2015]13号文件、卫办规财发[2007]138号文件、卫农卫发[2010]3号文件、国卫基层发[2014]33号文件、云政办发[2015]54号文件、楚政办发[2013]3号文件、楚财社[2005]153号文件、楚卫发[2013]72号文件、牟卫计发[2017]29号文件、牟卫计发[2017]45号文件、牟卫计发[2017]88号文件、《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本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但开庭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补充提交了经牟定县卫生健康局核对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的楚卫发[2013]72号文件、牟卫计发[2017]29号文件、牟卫计发[2017]88号文件复印件）。欲证明乡村医生（改革开放前称“赤脚医生”）属半农半医，主要负责向村卫生所（室）辖区内的农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并承担卫生计生部门委托的其他医疗卫生服务。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合理设置村卫生所，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设置一个卫生所，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设村卫生所。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以来，乡村医生的收入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保障，包括省级补助、国家基本药物补助、县级医改补助，以及公共卫生劳务费和门诊看病诊疗费。乡村医生还享受农民享有的各项惠农政策。乡村医生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按照“个人交费、集体补贴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原则，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从而证实乡村医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具备劳动关系的认定要件。乡村医生执业的村卫生所属非营利性集体组织，乡镇卫生院在不改变乡村医生人员身份和村卫生所法人、财产关系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完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一体化管理，对村卫生所和乡村医生的行政、业务、财务、药品器械进行统一管理，实行绩效考核，考核合格后按相关规定向乡村医生代发政府购买服务的各种补贴、补助，而非工资。乡村医生执业的村卫生所与乡镇卫生院是两个独立的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系村卫生所的技术业务指导部门，村卫生所不是乡镇卫生院的下属机构。 5.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完善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和乡村医生准入培训及考核工作的通知（复印件）。欲证明乡村医生的聘用单位是村民委员会，并非乡镇卫生院。 6.余丁卫生所村医王河2018年1月-2019年4月各项补助资金统计情况，天台卫生院四级明细账及2018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卫生所村医生活补助花名册、2017年第四季度公共卫生经费发放花名册（预拨）、返回村医2018年1-2月、3-8月业务款及居民减免款花名册、2018年上半年卫生所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花名册、2018年度卫生所村医基本药物补助花名册、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资金分配发放花名册、201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预拨付发放花名册、2018年度村医养老保险补助花名册、2018年第一、二季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发放花名册。该组证据结合第4组证据欲证明天台卫生院代发给王河生前的款项性质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各项补助、补贴及卫生院代管的卫生所村医收入，不是工资。 经质证，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1中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该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余丁卫生所的执业许可证有异议，与王河生前同其女儿在2019年办理贷款时所复印的执业许可证相矛盾，该执业许可证被告有事后补办的可能性，对校验记录“三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中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该判决书只是个案，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证据4的其他证据均不认可，因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5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通知不适用于王河，且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反而证明了王河生前的工资系被告发放的事实。 经质证，第三人负责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负责人针对其抗辩主张和本案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会议纪要，欲证明其为余丁卫生所的所长。 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负责人提交的会议纪要的“三性”不认可，认为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第三人负责人提交的会议纪要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负责人的质证意见，各方对“三性”彼此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实王河生前与被告天台卫生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证据的来源、性质、内容，原告提交的证据3工伤认定申请表，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9余丁卫生所执业许可证，虽系复印件，但与被告提交的相应证据互相印证，能证实余丁卫生所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10，虽系复印件，但经核实，相关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互相印证，能证实牟定县于2001年10月起试行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改革的基本情况；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经审核，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认定王河生前系余丁卫生所所长，其身份是乡村医生，与被告天台卫生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卫生院代发的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补贴、补助，且天台卫生院和余丁卫生所各自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三人负责人提交的会议纪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赵丽萍系王河之妻。王河于2002年到余丁卫生所当村医，2006年被共和镇天台卫生院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聘用为余丁卫生所所长，负责余丁卫生所的全面工作。余丁卫生所按规定办理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载明主要负责人是王河，证件有效期为：2018年9月12日至2021年10月22日。王河生前每月的收入由生活补助（包括省级财政补助和县级财政补助两部分）、基药补助、居民减免款、公共卫生费、门诊看病诊疗费、业务款等组成，所有费用是被告天台卫生院代为发放。2014年9月24日，牟定县卫生局向王河颁发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019年4月3日，王河因病在楚雄州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5月8日，原告赵丽萍要求认定王河死亡事故为工伤，被告天台卫生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单位意见栏签署“请于依法认定”，并加盖了天台卫生院的公章。2019年6月4日，被告天台卫生院以其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署的意见系重大误解为由向牟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天台卫生院与王河生前不存在劳动关系。牟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天台卫生院与王河生前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裁决不服，于2019年7月30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现余丁卫生所的主要负责人为李逵，李逵任余丁卫生所所长。 本院认为：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乡村医生在改革开放以前称赤脚医生，其收入除社队记公分以外，政府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医生在农村有自己的承包地，身份地位仍然属于半农半医的“自由职业者”。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以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投入，乡村医生的收入主要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保障，包括省级补助、国家基本药物补助、县级医改补助、以及公共卫生劳务费和门诊看病诊疗费。此外，乡村医生还享受农民享有的各项惠农政策。乡村医生从业的村卫生所（室）与乡镇卫生院是两个独立的医疗机构，村卫生所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属非营利性集体组织。乡镇卫生院在不改变乡村医生人员身份和村卫生所法人、财产关系的前提下，对村卫生所和乡村医生的行政、业务、财务、药品器械进行统一管理，实行绩效考核，考核合格后按相关规定向乡村医生发放政府购买服务的各种补贴、补助。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原告的丈夫王河生前在余丁卫生所工作期间，其身份是乡村医生，收入主要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保障，相关政府给予的各种补贴、补助被告仅只是代为发放。虽被告在原告丈夫王河死亡后《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用人单位意见栏签署过“请于依法认定”并加盖了公章，但乡村卫生所村医与乡镇卫生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即原告丈夫王河生前与被告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请之一为撤销牟劳人仲[2019]第125号仲裁裁决书应由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不应由本院审理”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丽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诉讼费10元，由原告赵丽萍承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罗朝鹏 审判员  普建华 审判员  习在繁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陆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