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63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瑞廷，男，192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福荣，女，193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海（系二上诉人之子）,住济宁市任城区打铜街6号如意小区7号楼4单元108室，公民身份号码370802196402180014。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超，山东思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文丽，女，197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马云丽，女，196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任建华，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丁福荣、任瑞廷因与被上诉人冯文丽及原审第三人马云丽、任建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7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福荣、任瑞廷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811民初749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任建华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根据此规定，二上诉人自1977年将房屋翻盖完成时，即已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后，在2000年房屋拆迁时，因任建华系家中长子，二上诉人便全权委托其代为处理拆迁事宜，这才出现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上的签名为任建华的情况，同时也直接造成了房屋产权错误的登记在了任建华名下。然而二上诉人并没有赠与、转让等意思表示，故即使不动产登记簿出现登记错误，并不能使物权发生变动，该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并非任建华。况且，涉案房屋拆迁多出的平方系上诉人与其无子女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应为二上诉人与五子女共同所有。《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证书只是物权人享有物权的证明，是享有物权的直接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物权法》第十七条、十九条均规定，登记的物权人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实际物权人，《物权法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为此，一审判决根据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确认涉案房屋属于任建华所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属于上诉人与无子女共有财产，庭审过程中，审判庭以该诉求不属于本庭审理范围为由，要求另案处理，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于2019年7月28日向任城区法院提起涉案房屋所有权确认案，任城区法院予以受理，并定于2019年10月10日开庭。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亦将案件受理通知书、开庭传票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请求法庭中止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案件并未中止审理，而是径行开庭作出判决。此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2、根据一审判决书，在一审2019年8月20日第二次开庭时，对上诉人提起的涉案房屋的确认之诉又进行了审理，但上诉人另案中作为被告的五子女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并没有参加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诉法解释》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而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没有通知上诉人五子女参加诉讼，在没有上诉人五子女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决，程序违法。3、本案在上诉人与五子女涉案房屋确认之诉案件已经立案受理的情况下，两案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两案存在着相互牵连的利害关系，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另外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讲，两案也应该合并审理。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应依法予以撤销。三、不动产登记簿出现登记错误的背后，实则是根深蒂固的宗族伦理问题。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子”这一概念至今仍在延续，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这一宗族伦理制度更是深入人心，对家庭事务的处理产生着重大影响。回归本案，任建华作为家中长子，承担起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重任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在房屋拆迁时，受父母委托全权处理拆迁事务，其本质是一种代理行为。虽不动产登记簿出现登记错误的情况，但因二上诉人并没有赠与、转让等处分房产的意思表示，更没有有效的法律行为，故该不动产物权并没有发生变动。且直至今日，案涉房屋仍由二上诉人占有使用，从未交付他人。另外，房屋作为家庭生活的“港湾”，安享晚年的保障，维系亲情的纽带，对二上诉人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冯文丽未作答辩。任建华述称，我是家中长子，从小我们就和父母住在一起，1977年拆迁的时候，因为房子小，就补了一些平方，老人给我们说这是他们的房屋，老人没钱，让我们几个子女出钱补了平方，登记的时候因为不让登记多个子女的姓名，所以父母就委托我把房屋登记到我名下，当时我们也有协议，这个房屋住到父母百年之后，房屋才归我们五子弟共同分配。马云丽是我妻子，她在外面搞了一些资金的问题，我也不清楚，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把老人的房子给封了。马云丽述称，任建华说的是事实，这个房子是他们全家的，从我结婚的时候就知道，这房屋是老人和五个子女共有的。丁福荣、任瑞廷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涉案房屋为二原告与其五子女的家庭共有财产。2、请求依法撤销（2018）鲁0811执3509号执行通知书。3、请求法院解除对济宁市如意组团7号楼4单元1层东户房屋的查封和执行措施（房屋面积82平方米）。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文丽诉马云丽、任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6)鲁0811民初113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马云丽、任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冯文丽借款461.44万元及利息等。该判决已生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曾于2017年11月29日查封了任建华名下位于济阳辖区如意组团7号楼东四单元一层东户(房产证号：济00××93)房产一处。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原告任瑞廷、丁福荣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2019）鲁0811执异73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异议人任瑞廷、丁福荣的异议请求。另查明，涉案房屋系拆迁安置房。2000年6月，拆迁人金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济宁市中区拆迁办公室与被拆迁人任建华分别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最终，涉案房屋登记在任建华名下，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是证明房屋产权归属的合法凭据，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任建华名下。而且，早在2000年6月，在任建华取得涉案房产的过程中，拆迁安置补偿文件也是以任建华的名义签订的。即使在该过程中，包括两原告在内的任建华的亲属添附过资金，但在他们认可涉案房产登记在任建华一人名下的情况下，只能视为各方添附资金的行为是对任建华的帮助，涉案房产仍然归任建华所有，两原告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瑞廷、丁福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原告任瑞廷、丁福荣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诉争房屋应否作为任建华的财产被执行。涉案诉争房屋系由老房屋拆迁补偿而来，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时系任建华作为被拆迁人签订，并且该房屋在办理确权登记时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亦为任建华，因此，一审认定涉案房屋可以作为任建华的财产被执行，并无不当。虽然丁福荣、任瑞廷与任建华均主张在老房屋拆迁补偿取得涉案房屋的过程中，系全家出资并约定涉案房屋属于其家庭共有，但除其家庭成员的相关陈述、协议之外，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鉴于丁福荣、任瑞廷提供的相关证据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对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丁福荣、任瑞廷主张应追加其所有子女参加诉讼，鉴于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其他案外人未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无需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丁福荣、任瑞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丁福荣、任瑞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