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陕71行终1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德荣，男，汉族，1943年6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莲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凌筠，女，汉族，1949年6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莲湖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永仁，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   负责人刘红兵，主任。   委托代理人姜文龙，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郭宁，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荆战茹，男，汉族，1982年10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   委托代理人师焕朝，陕西咸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荆某丙、朱凌筠与被上诉人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钓台街办）及原审第三人荆战茹行政合同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337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荆某丙、朱凌筠住西安市莲湖区XX街XX号XX。2017年6月20日，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XX城钓台街道辖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2017年7月11日，被告钓台街办与第三人荆战茹签订《XX城XX村XX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该协议中认定被征迁人荆战茹住址为XX村XX号XX号，给予其拆迁安置补偿金合计968244元。2019年5月9日，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4民终819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认定，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荆德荣、朱凌筠和荆战茹、权亮云之间存在争议，并判决驳回了荆德荣、朱凌筠就XX村XX号XX号房屋拆迁安置事宜要求荆战茹、权亮云返还拆迁安置补偿款及安置房的诉讼请求。2019年5月27日，原告荆德荣、朱凌筠以其二人为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人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钓台街办与第三人荆战茹签订的XX村XX号XX号《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荆某丙、朱凌筠向一审法院提交1999年9月22日权为兵《证明》、2018年11月20日《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情况说明》、2018年12月13日落款为资村党支部、资村村委会《会议纪要》及证人荆某乙当庭证人证言，证明荆某丙、朱凌筠是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荆某丙、朱凌筠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被告与第三人荆战茹签订的XX村XX号XX号《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同时，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为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应当向本院提交其为该权利人的权属证明或相关利害关系的合法证据。因（2019）陕04民终819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为荆某丙、朱凌筠与第三人之间就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且荆某丙、朱凌筠提交的上述证明、会议纪要、情况说明等证据形成时间先于该民事生效判决作出的时间，但荆某丙、朱凌筠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该判决书中对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及采纳的相关证据，且上述书证的形式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规定的形式要件，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及第七十一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三）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荆某丙、朱凌筠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供的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因该证人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代表资村二组组长身份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证言的合法性及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综上，荆某丙、朱凌筠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以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人身份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荆德荣、朱凌筠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荆德荣、朱凌筠。   上诉人荆德荣、朱凌筠上诉称：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无故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一)现在的钓台街道办事处早已不是原咸阳市秦都区的钓台街道办事处,区划调整后现在的钓台办事处行政管辖权隶属于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管委会管辖。上诉人把拆迁人XX城管委会列为被告,而原审执意不肯,仅让把秦都区钓台街道办列为被告,无故剥夺上诉人的诉权。(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的XX村XX号XX号祖遗宅基被拆迁,其宅基赔偿全部应归上诉人所有,但因为第三人荆战茹与被上诉人钓台办事处错误签订了上述两个行政协议，所以全部补偿被第三人侵占。两个错误行政协议所依据的唯一证据,就是1999年9月22日村委会委员权为兵写的证明,2012年11月28日村委会时任主任荆某甲在不知情不知该宅基(即38号付1号)是荆稳成(荆德荣小名)的情况下,加之当时荆卫卫(第三人之父)找村主任说:他正在38号付1号建房,执法局来人找他要村委会证明所建房不是占的耕地,荆某甲没有调查,为方便村民建房不受到执法局的阻拦,故在权为兵写的证明上签字盖了章,上述两个错误行政协议由此而来。荆德荣原籍、祖辈几代都是资村的村民, 荆德荣一直随父母在该村居住,与妻子朱凌筠婚后还经常假期在资村居住。荆德荣父母相继去世后,1996年6月村委会决定规划村上的街道,村上拓宽修直街道要拆迁上诉人的祖遗房屋并答应重新给上诉人置换一院宅基。为支持村委会的工作,上诉人同意村委会重划宅基并拆迁的决定。XX小组长荆某乙亲自现场为上诉人新宅基划线砸橛,将上诉人迁出的宅基确定为38号付1号即西临杨化平东至路宽6.6米,长30米。上诉人祖遗宅基是38号付1号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与祖居在该村也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尽管以后在西安工作,但上诉人祖遗宅基的使用权和拆迁依法应得的补偿权不容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上诉人祖遗宅基拆迁后就补偿一事找村委会干部,村委会、村党支部经过调查和专门召开会议,两委会全体成员及一组、二组长及村民代表参会,会议一致确认该宅基使用权归上诉人所有的。村两委会《会议纪要》是2018年12月13日形成的,该证据就是要推翻原村委会2012年11月28日1999年权为兵所出具的错误证据。38号付1号宅基是谁的,只有村委会最清楚,所以上诉人把村委会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原审却偏袒一方,有意不通知村委会到庭参加诉讼,剥夺上诉人的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即便当事人在诉讼中遗漏了相关被告或者第三人,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应依职权通知其到庭参加诉讼。而本案原审既不让村委会到庭参加诉讼,又对两委会的《会议纪要》、时任村主任荆某甲《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情况说明》及时任小组长荆某乙出庭作证的证据不予采纳,从而作出了十分错误的裁定。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会议纪要》、荆某甲写的《庄基纠纷情况说明》及荆某乙出庭证言足以证明38号付1号宅基地使用权归上诉人所有；足以证明两个行政协议依法应当撤销。上诉人是38号付1号宅基地唯一合法的使用权人,是适格的原告。原审认定上诉人不是适格的原告,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呢?请问上诉人的宅基到哪里去了?有错必纠,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宅基地是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两委会已明确38号付1号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上诉人的。原审上诉人出示的证据已经纠正了2012年11月28日村委会证据是错误的。村两委会已纠错,已拨乱反正,但原审仍然是坚持错上加错,硬是维护两个错误的行政协议,公开支持非法侵占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上诉人上述证据不采纳，反而采纳2012年11月28日的村委会证明。1999年9月22日由权为兵所写的这个证据是假的,庄基根本不是荆卫卫的而是上诉人的,村委会时隔三年后,2012年11月28日才盖的章,而且是在村委会主任荆某甲不知情的情况下盖的。该证明要证明的问题是证明荆卫卫所建房使用的宅基地不是耕地。该证据不是村委会出具的荆卫卫宅基地使用权的证据。因为荆卫卫在村里有祖遗宅基,拆迁时已给其赔偿。按照“一户一宅”的法律硬性规定,村委会也不可能违反规定给其划两院宅基。原审不对两个错误协议所依据的这一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又对上诉人提供的纠错证据不予采信,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又不通知到庭参加诉讼,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失公平公正和司法公平正义的公信力。三、原审适用法律不准。因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所以适用法律不准。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2337号行政裁定，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荆战茹签订的XX村XX号XX号《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钓台街办答辩称：一、本案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就涉案XX村XX号XX号宅基地并无任何证据可证明其对该处宅基享有相应的权利，其与诉争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并未向法庭出具任何直接证据以证明其对涉案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享有相应的权利，其提供的证人证言，证人系上诉人亲属，且证人的证词与上诉人所述案件情况并不相符，其证词存疑；会议纪要因形式要件缺失不具有证明效力，且该证据文件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法院亦并未予以采信。就涉案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上诉人再无其他相关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以证明其原告主体资格。而案件原审第三人荆战茹，其户籍登记地为XX村XX号XX号，钓台街道办与原审第三人根据《XX城钓台街道辖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实施细则》之规定签署《安置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案涉XX村XX号XX号宅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诉请无据，其并不具有案件原告主体资格。另，上诉人声称案涉宅基在1996年时村上为其划分，但按照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荆某乙之证言，该土地划分至今，上诉人并未在该宅基地上建设任何房屋。依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之规定，上诉人闲置该块宅基地时间早已超过两年，该宅基地依法不对其确认使用权。故上诉人无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二、被上诉人依法同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可撤销情形，上诉人之诉请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上诉人诉争《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被上诉人依法与原审第三人按照《XX城钓台街道辖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实施细则》之规定达成，不存在任何《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可撤销情形，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任何情形。因此不具有任何可撤销情形，且上诉人亦非合同当事人，其不具有可撤销合同的主体资格，其诉请无据。三、本案上诉人之诉请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上诉人在诉状中明确，其知晓权利被侵犯系2017年9月份，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上诉人之诉请已过法定追诉期限。且本案属于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诉讼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断，故而上诉人诉请已过行政诉讼法定追溯期限，其诉请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并不具有本案一审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且本案涉案《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系合法有效签订，不具有任何可撤销的情形，上诉人诉请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上诉人诉请亦超过法定追溯期限，其请求不能成立。故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荆战茹陈述称：一、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合法。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上诉人在一审行政起诉状中称“2017年9月份，我们自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从2017年9月至上诉人2019年5月提起行政诉讼已达20个月，大大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被上诉人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在两份行政答辩状中亦提出了同样抗辩，故一审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正确合法。二、上诉人上诉所称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称“上诉人祖遗宅基是38号付1号是不争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1.上诉人在2017年12月20日的民事诉状中称“原告有一院祖遗宅基，位于XX村XX路北处，原庄基上盖有一间大房。”这才是上诉人的祖遗宅基，而不是西邻杨化平东至路的38号付1号。2.上诉人在一审行政起诉状第1项诉讼请求，请求“确认38号付1号宅基地为原告的宅基地”（打印后又划掉捺了手印），证明上诉人也认为XX村XX号XX号宅基地未确认为上诉人的宅基地。3.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确认上诉人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争的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系其所有。已生效的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4民终81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荆德荣、朱凌筠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争的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系其所有，亦未证明该宅基地上所建房屋与其有关”，“自1996年村上调整宅基地至2014年拆迁，近二十年时间，二上诉人从未在该宅基地上建房，也未曾管理使用该宅基地。当时任村委会主任的荆某甲甚至不知资村有荆德荣夫妻二人，足以证明二上诉人二十年来对该宅基地不闻不问，亦未提出过任何权属争议”。4、上诉人在一审行政诉讼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未被生效判决认定和采纳。在原民事二审中，上诉人就提供了2018年12月13日落款为资村党支部、资村村委会《会议纪要》、荆某甲2018年11月20日《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情况说明》，因证据形式不合法、证人未到庭作证、书面证言和民事一审经出庭作证的证言相矛盾，而未被生效判决认定和采纳。在一审行政诉讼中，上诉人又出示了以上证据，一审依法不予采信，对欲证明其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三、两份行政协议合法有效，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1.原审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XX村XX号XX号的宅基地使用权归原审第三人。民事诉讼中，原审第三人提交了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相关经办人权为兵、荆某甲亦到庭证明了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有效。生效判决亦认定“被告在庭审中称其给村上缴纳庄基费，得到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应属事实。”2.两份行政协议的补偿款是按原审第三人的建房面积和3人户口支付的，协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3.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确认两份行政协议合法有效。生效的二审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荆战茹、权亮云取得XX村XX号XX号宅基地拆迁补偿款和安置的房屋是依据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钓台街道办事处和其签订的《XX城XX村XX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和《XX城XX村XX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两份行政协议，应属有合法依据。”确认了两份行政协议的合法有效。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应裁定驳回上诉，依法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荆德荣、朱凌筠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资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壹份。证明目的：荆某乙1996年资村新村规划时任二组组长，村上将荆德荣祖遗宅基及房屋拆迁重新划宅基地时是荆某乙砸橛划线的，位置西临杨化平家，为拆迁时的38号付1号的事实。   2.资村党支部、村委会出具的会议记录壹份。证明目的：2018年12月12日村两委会开会专门就《关于荆德成庄基问题的专题商讨会》主持人为荆某甲和权利君，会议经调查认定宅基是荆稳成的，房屋为荆卫卫所建。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钓台街办对上述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荆战茹对上述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以上证据及所载内容不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无法取得或还没有出现的证据，因此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钓台街办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原审第三人荆战茹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上房屋为荆卫卫所建，上诉人的祖遗宅基地及房屋原本另在他处，1996年资村新村规划时，原宅基地上房屋被拆除。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因此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作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可以被继承，但因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实施“一户一宅”原则，若宅基地上无房屋，或曾有房屋但房屋坍塌、灭失、被拆除，宅基地赖以依附的房屋不复存在，该房屋所依附的宅基地使用权也随之灭失。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荆某丙、朱凌筠对案涉宅基地上的房屋系荆卫卫所建亦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对该案涉宅基地上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且二上诉人经法庭询问时陈述，其祖遗宅基地及房屋原本另在他处，1996年新村规划时，房屋已被拆除。上诉人荆某丙、朱凌筠现并非资村村民集体组织成员，其在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上并无建房，故依照上述规定不能认定上诉人对案涉资村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同时上诉人也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对案涉资村宅基地享有使用权。综上所述，上诉人荆某丙、朱凌筠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同时，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述规定，荆某丙、朱凌筠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荆某丙、朱凌筠的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曹伟   审判员张博   审判员侯斌     二○二○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