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4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崇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戈爱珍，河北国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女，195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崇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占海，河北崇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苏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9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戈爱珍，被上诉人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占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2019）冀0709民初5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申；2.本案诉讼费用由苏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内容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是王某及苏志平（已故），该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系王某同苏志平婚后共同建造，涉案房屋所有权归王某及苏志平所有，与苏某无任何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王某同苏志平的婚姻关系并未解除，系合法的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述“1986年1月29日，被告王某与苏志平向原张家口市崇礼县西湾子乡政府申请离婚，经多次调解无效，西湾子乡政府同意二人的离婚申请，苏志平与王某均在申请人处签字并按手印确认双方已解除婚姻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离婚申请书并不具有解除婚姻法律关系的作用，仅仅是一份申请书而已，而《离婚申请书》中也明确载明“由于下列理由申请离婚，请审查准予离婚登记，发给离婚证。”，因此，双方申请准予后应当发放给双方离婚证才可以解除婚姻关系。事实上，王某同苏志平签下该申请书后，政府给了双方7日的缓和期，如果7日过后双方仍坚持离婚，便可前去领取离婚证，婚姻关系才算正式解除，但是7日过后双方并未去领取离婚证。另外，崇礼县公安局西湾子镇派出所户口登记薄显示，王某同苏志平的户口编号均为：209001202，婚姻状态均显示为已婚，在苏志平去世后户主变更为王某。另根据西湾子镇上两间房村委会向苏志平户籍所在地出派出所具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信》显示，当时是由王某办理苏志平的户籍注销手续的。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八条规定公民去世后，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王某当时并非户主、也非苏志平抚养人、邻居，当时有权利为苏志平办理户籍注销手续，只因其是苏治平的亲属即配偶。最后，在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王某同苏某共同承包上两间房村委会3.1亩的土地，并签订《崇礼县土地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户主为苏志平，人口为2人。这一事实在法院判决书中也得到了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之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因此，可以证实该合同中的2人就是指王某同苏志平，也足以证明在1998年时候王某同苏志平仍系合法夫妻，并未解除婚姻关系。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一审法院仍以一张《离婚申请书》而认定王某与苏志平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里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农村村民一户一处之外的宅基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收回，统一安排使用：《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本省依法实行农村村民一户一处宅基地制度之规定明确我国农村实行“一户一宅”的制度。首先，××××年王某同苏志平共同向西湾子镇上两间房村委会申请宅基地一处，并填写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权登记表》，因当时王某同苏志平并未领取结婚证，因此在该登记表中只有户主苏志平本人的名字，在家庭其他成员处为空白，并未有苏某的名字。二人于××××年结婚，婚后二人便着手修建房屋。崇礼县县政府于1996年6月21日向苏志平发放了编号为：冀（张崇政）字0100102号宅基地使用权证书，证书上载明家庭人口为2人，这2人明显是指王某同苏志平。在一审庭审中我们将该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该证据并未得到体现，而一审判决书中载明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号于本案的争议土地房屋并不属于同一个房星，不知道一审法院是根据什么证据做出的认定另外，在庭审时王某已经向法庭陈述，在××××年时苏某已经同温树兵结婚，且育有一女，并已经向村委会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及房屋。庭审后王某到崇礼县档案馆调取了苏某同温树兵的宅基地使用情况，我们在《崇礼县农村宅基地清理登记表》查到，苏某在上两间房村已经拥有了一处宅基地，证号为022181号，使用时间为1983年发证时间为1987年。那么如果依照苏某陈述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该房屋是××××年苏某同苏志平共同申请，使用权归苏某与苏志平享有，那么苏某在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申请到另外一处宅基地的这明显于不符合常理，也有违我国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其次，本案苏某在一审提交的两份上两间房村委会分于2018年1月12日、2018年4月3日出具的关于房屋申请及建造的证据前后矛盾，虽然苏某提交的会议记录村委会称于2018年4月3日做出的证明作废，但是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上述理由可知2018年1月12日的证明是虚假证明。因此涉案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是王某；三、涉案房屋所占宅基地系村集体所有，王某同苏志平仅享有使用权，不属于继承的范围，苏志平去世后，王某将继续享有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涉案房屋系王某同苏志平共同建造，共同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范围，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苏某对该房屋不享有所有权。2015年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等5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2017年崇礼区西湾子上两间房村已经进行了确权，当时已经将该处宅基地上房屋进行了确权，王某已经签订了相关的确权手续；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的开始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之规定诉讼时效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苏志平去世时间为2008年，因此苏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部分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2019）冀0709民初5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 苏某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判决维持；二、争议的两间房屋系王某与苏志平共同共有是错误的。1.王某上诉称“××××年王某与苏志平共同申请宅基地一处，因当时未结婚共有处空白，××××年结婚后建房，1992年发证时载明人口为2人，明显指王某与苏志平二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王某与苏志平是于××××年××月结婚，怎么可能会在结婚前的××××年共同向村委会申请宅基地并填申请表呢结婚后王某与苏志平就共同居住在已建好的两间房中的一间，苏某与丈夫温树兵居住另一间，根本不存在王某与苏志平共同建房的事实。××××年苏某与父亲苏志平共同申请宅基地一份，并与上门女婿温树兵当年一同建成房屋两间后共同居住使用，宅基地申请书户主为父亲苏志平，家庭人口为2人。1987年崇礼县全县进行宅基地清理登记发证时，该宅基地登记证号为：022130、人口数为2人，总面积187.85平方米。1996年6月崇礼县统一换发新证时，父亲苏志平用旧本换发了新本，宅基地证号变为0100102号，人口数仍为原来的2人。此过程并非像王某主张的那样：“申请建房后，崇礼县政府于1996年6月21日才发放宅基地证，证上载明的人口2人，明显指王某和苏志平”。更不是王某主张的：“一审判决载明的宅基地证号与争议的房屋不属于同一个房屋，判决根据的宅基地来源是什么不清楚”。王某之所以不清楚宅基地证发证、换证的过程，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王某与父亲苏志平1986年1月离婚后，王某是在本村姚广森家租房居住，后又回到前夫王军家居住造成的，显然对政府1996年有偿换发新证的事实不清楚，并非是政府发证和法院判决有问题，是王某离婚后根本没有赶上1987年苏志平家清理登记发证一事，所以登记表上的2人根本不可能是王某。何况1987年政府发证、1996年换证都是按照××××年原户内申请人员信息、审批建房的实际情况逐项逐次登记发证的；2.王某谎称：“苏某于××××年已申请宅基地一处的情况下，又同父亲苏志平共同申请另一处宅基地，与常理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这与事实不符。首先，××××年苏某只与父亲苏志平共同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并与上门女婿温树兵共同建房后居住使用，并没有申请过第二处宅基地。其次，1983年苏某的户口己从户主是苏志平的原户口分出，与丈夫温树兵作为户主的户口登记在一起，其中还有两个女儿共计四口人。村集体遵照法律关于“年满18周岁或者婚嫁后与原户主分户的村民，如若符合相关建房条件，但是还未建房的，可以申请新的宅基地进行建房……”的规定，以及村集体为照顾答辩人系独生子女的优惠条件，批准了1983年4月15日温树兵农户提出的建房申请，并于当年建房3间供全家4口人共同居住使用。1987年崇礼县统一清理登记发证时，颁发的宅基地证记载：户主温树兵，人口4人，使用时间1983年4月15日。再次，假如王某的主张成立，那么王某与父亲苏志平结婚前，与其前夫王军全家4口人在村集体也申请有宅基地并建房3间，难道王某在自己已拥有宅基地的情况下，还能与苏志平再共同申请宅基地吗综上所述，苏某于××××年只与父亲苏志平共同申请了一处宅基地，1983年苏某在与父亲原户口已分开，与丈夫婚后生育两个女儿全家4口人的情况下，以丈夫温树兵为户主向村集体申请宅基地获得批准并建房3间，这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也不影响苏某与父亲苏志平原来共有两间房屋的所有权，更不影响苏某作为父亲唯一女儿对其遗留部分房屋的继承权；3.王某主张：“苏某一审提交村委会2018年1月12日证明与2018年4月3日证明前后矛盾，且前一证据虚假，王某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该主张不能成立。2018年4月3日，上两间房村委会主任在王某再三要求下出具了一个证明，该证明错误地将“1987年发放宅基地证时间”写成“申请宅基地时间”，随后村委会及两委会于2018年12月22日分别召开会议予以纠正，以证明王某持有的村委会证明中“1987年申请宅基地一处”内容是错误的，对此庭审中王某及代理人也认可该事实。被村委会、两委会纠正后的2018年4月3日证明与村委会2018年1月12日给苏某出具的证明内容并不矛盾，意思也相同，完全证明了“苏某与父亲苏志平于××××年初共同申请宅基地一块儿，同年与上门女婿温树兵共同建造房屋两间，1987年宅基地清理登记时登记在苏志平名下，人口为2人，房屋由苏志平和女儿苏某共有”，这怎么能说村委会出具的2018年1月12日证明是虚假的呢这从苏志平2008年去世后，王某请来的总管杜某、高权二人证言也能证实苏某共同申请建房事实：王某儿子王细虎向大家宣布“我们通过总管和我娘（被答辩人）商量好了，你们盖的房子还归你们，我母亲不要，我娘无房要求临时居住，也不再赔偿你父亲的尸体”。总上所述，本案争议的两间房屋是苏某与父亲苏志平于××××年共同申请建造的共有不动产，该事实已得到村委会及他人系列证据的证实；王某主张系其与苏志平共有的观点存在虚假与事实不符，人民法院依法不应支持；三、王某于1986年1月29日与苏志平离婚，其对苏志平遗留的部分房屋遗产不享有继承权。1.苏某向崇礼区婚姻登记机关调取档案，证实王某与苏志平于1986年1月29日离婚，离婚档案记载：“经多次调解无效，同意离婚。其中有经办人签名、王某与苏志平的签名和手印，并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其中口粮土地各一半，房屋等剩余一切全部归男方苏志平所有”，并附有村委会介绍信；2.苏某向崇礼区档案局调取王某与苏志平的离婚档案证实到：档案内容与上述内容完全一致，双方于1986年1月29日离婚，并附有村委会介绍信；3.苏某经郭秀兵协助从崇礼区档案局调取了本村村民郭秀兵、张秀林夫妇同年（即1986年10月26日）的离婚档案，档案记载的经办人及离婚内容等基本与王某与苏志平离婚档案一致。同为相同时间段同样板式的离婚档案，郭秀兵夫妇离婚事实发生法律效力已30余年，且女方张秀林与郭秀兵离婚后与袁文明结婚也多年（见二审新证据：“上两间房村袁文明户籍证明信”）；4.崇礼区婚姻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向苏某咨询“苏志平此种离婚档案属于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并提供了民政局宣传材料“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查找不到，不能出具婚姻记录证明的，当事人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的档案材料是当事人曾经依法缔结或解除婚姻关系的证明”；5.王某曾在以前的本案纠纷审理中陈述“其已离婚，只是不离家”，而现在又庭审陈述：“七天后让领离婚证，我没有领，至于苏志平是否领了离婚证，我不清楚”。当法官让王某提供《结婚证》时，其称“与苏志平打架把结婚证烧了”，最后也未能提供有效的婚姻登记证明。苏某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妨碍举证”，该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现苏某通过系列举证，已证明王某与苏志平离婚，而王某持有离婚证（或结婚证）拒不出示，可以推定离婚主张成立；6.王某以自己与苏志平二轮承包土地及户口在一块儿，认定与苏志平系夫妻关系，该观点是错误的。根据《土地承包法》及政策的规定，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是对1984年一轮土地承包的延包。依据承包地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王某与苏志平于××××年××月登记结婚后将户口迁至苏志平户口上，在1984年4月一轮土地承包中双方共同承包了村集体的耕地。虽然1986年7月二人离婚，但承包的耕地和户口仍在苏志平一个农户上，1996年王某又回来与苏志平同居生活。1998年1月二轮土地承包时，村集体将苏志平农户的原承包地继续承包给苏志平与王某二人耕种，这是很正常的道理。生活中有多少夫妻已经离婚，但承包耕地仍留在原农户，户口未能分出的比比皆是，因此，承包耕地、户口在一块儿与当事人是否离婚没有必然的联系。王某一审举证崇礼区西湾子派出所2018年5月8日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以证明王某与苏志平之间婚姻状态是配偶。很显然该登记表虽然是派出所刚出的，但登记表的内容却是苏志平未离婚前的内容，并不是苏志平死前后或近期常住人口登记表。因为该登记表上没有显示苏志平已死的信息，且死亡的人也不会有配偶。关键登记表上的王某与苏志平的身份证号码均为一代身份证17位数码，而不是二代身份证18位数码，可见该“常住人口登记表”的内容是下载于苏志平与王某离婚前的婚姻家庭登记表，而不是苏志平死亡前后乃至近期的婚姻人口登记状态，因此不能证明苏志平死亡之前与王某是夫妻关系。苏志平《死之注销户口证明信》上并未显示是由王某办理注销的，但即使是由王某为苏志平办理户口注销的也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王某的户口与苏志平的户口离婚后本来就在一个户口本上没有分开，苏志平死之后王某为了自己利益而将其户口注销也是符合常理的，就如有的公民死亡后无人注销其户口，村委会出面办理注销一样，因此注销户口的人并不必然与被注销户口的人生前存在夫妻关系。综上所述，王某与苏志平于1986年1月29日已登记离婚，王某对苏志平去世后遗留的部分房产不享有继承权。从王某自己请来的总管杜某、高某证言“你们盖的房子还归你们，我母亲不要，我娘无房要求临时居住，也不再赔偿你父亲的尸体”也能看出，王某不享有苏志平遗留房产的继承权；四、本案苏某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8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同时，我国《物权法》规定“物权保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争议的两间房屋是苏某与父亲苏志平生前共同共有的不动产，其中一间属于苏某所有，另一间属于父亲所有，在父亲去世后属于其所有的一间房屋应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而王某在苏某父亲去世后，以无房要求临时居住为由，于2017年崇礼区进行不动产确权登记时，却以自己名义欲进行登记，遭到了苏某的反对和阻止，随后中止了登记。可见苏某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受到王某侵犯的时间是2017年，随后苏某提起的继承权诉讼致使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但对其中属于苏某自己所有的一间房屋物权保护，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位于上两间房村苏某与父亲苏志平共有的两间房屋，一间系苏某所有，另一间属于父亲的遗产由苏某继承，王某不享有继承权；2.判决苏某依法继承父亲苏志平自己承包耕地（1.55亩，其中，1.504亩被占）占地补偿款219916.5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系苏志平独生女儿，苏某母亲去世后，苏某自幼随父亲共同生活。××××年初，苏某与父亲向村委会申请宅基地一份，同年温树兵被招为上门女婿，同年苏某夫妇二人在该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年××月，苏某父亲苏志平与王某结婚。婚后王某与苏志平在涉案房屋内居住。1986年1月29日，王某与苏志平向原张家口市崇礼县西湾子乡政府申请离婚，经多次调解无效，西湾子乡政府同意二人的离婚申请。苏志平与王某均在申请人处签字并按手印确认双方已解除婚姻关系。1987年6月17日，崇礼县人民政府进行宅基地清理登记时将证号为022130，总面积187.85平米，人口为2人的宅基地登记在户主苏志平名下。2008年7月5日，苏志平因意外事故死亡。另查，1984年崇礼县一轮土地承包时，王某与苏某父亲苏志平婚后承包土地共计5.2亩。1998年1月1日，二轮土地承包时，苏志平与王某共承包集体土地3.1亩。2018年因政府河道治理等工程，征占涉案承包地3.008亩，占地补偿款共计439833元，现该占地补偿款已经全部由王某领取。上述事实有苏某提供的证据：宅基地清理登记表复印件、上两间房村委会证明各四份、证人杜某证明一份、证人高某证明一份、证人赵某证明一份、证人袁某证明一份、证人武某证明一份、证人张某证明一份、上两间房村委会证明一份、上两间房村委会会议记录一份、上两间房村委会证明一份、离婚申请书及介绍信一份、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死亡销户证明一份、征地项目补偿明细表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王某提供的证据：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书、宅基地有偿使用登记表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死亡销户证明、上两间房村委会证明一份、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表、证人证言三份等在案佐证，所证事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苏志平于2008年6月死亡，生前登记苏志平名下的证号为022130号《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人口为2人系苏某和被继承人苏志平，且苏某为被继承人独生女儿。该宅基地的申请时间在被继承人与王某结婚之前申请。被继承人生前已于1986年1月29日与王某离婚，财产已明确作出了处置。苏某系被继承人的唯一继承人，因此本案争议的房屋继承权应归苏某所有。苏某主张的登记在被继承人苏志平名下的承包土地的补偿款继承权，因该承包地以苏志平为户主，家庭联产承包人即苏志平、王某。被继承人死亡后该承包合同并未终止，该补偿应由王某所有。苏某提出其父苏志平名下土地补偿款继承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苏某享有被继承人苏志平名下座落于崇礼区上两间房两间平房及院落的继承权；二、驳回原告苏某主张继承被继承人苏志平名下的承包土地补偿款219916.5元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王某提交证据：崇礼县农村宅基地清理登记表，提交证人证言9份；苏某提交证人证言3份，户籍证明信，宅基地清理登记表。上述证据因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的证据”，不予认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通过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某在作出判决前未能通过证据证明登记在苏志平名下的证号为022130号《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中载明的人口2人系其本人王某和被继承人苏志平。王某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承担举证证明上述事实的情形下未能通过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万军 审判员  吴义清 审判员  雷 鹏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武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