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17383号原告：陆筱燕，女，197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洪金良，男，196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王静，女，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剑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陆筱燕与被告上海众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受理了原告陆筱燕的起诉。之后，被告上海众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亦向本院递交诉状，表示不服仲裁裁决。本案诉讼过程中，上海众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吉公司)办理注销，其股东洪金良、王静承诺对众吉公司未了事宜继续承担责任，本院依法变更本案被告为洪金良及王静。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陆筱燕，被告洪金良、王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剑峰到庭参加诉讼。陆筱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5,301.80元；2、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实得工资38,400元；3、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400元；4、确认原告与上海众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5、两被告按仲裁裁决支付原告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因延迟办理退工手续造成的经济损失1,790.3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7年9月27日进入众吉公司工作，双方签订过2008年的一年期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满后未再续签。2017年11月，原告工作已满十年而向众吉公司申请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众吉公司一直未予签订。2017年11月9日，众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洪金良以公司办公场所需装修、旧项目已终止等为由，要求原告在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等有新项目再返岗上班。但自同年12月起众吉公司不再发放原告工资及补贴，只称会为原告缴纳在家待岗期间的社保费及公积金，其余待有新项目返岗后统一补偿。原告被迫于2018年1月1日起待岗，并迫于生活压力而在征得洪金良同意后至案外人处任临时工，但原告在待岗期间仍在接受众吉公司管理并完成众吉公司指派的工作。2018年11月15日，原告突然接到众吉公司财务电话通知称将于当年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且众吉公司为原告开具的退工单将劳动关系终结时间写成了2017年12月31日。原告就系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洪金良、王静辩称，原告于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在众吉公司工作。因公司无业务，2017年12月时众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洪金良与原告协商解除合同，原告提出要求众吉公司为其缴纳一年的社保和公积金，未提出经济补偿要求。2018年年底，众吉公司的出纳吴桂琴电话通知原告将停止为其缴纳社保公积金。但此时原告却提出了经济补偿要求，后因双方差距过大而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年底协商解除，故两被告不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18年原告未为众吉公司提供过劳动，主张工资无依据；原告与众吉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众吉公司已向原告出具了正确的退工单，且未造成经济损失。现两被告亦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080元；2、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因延迟办理退工手续造成的经济损失1,790.34元；3、原告与众吉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8年1月1日进入众吉公司任行政职员。众吉公司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或支付宝转账方式发放原告上月全月工资。另查明，2019年1月14日，众吉公司为原告开具了用工期间为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并注明劳动关系终结理由为“合同解除”。2019年1月15日，原告就本案系争事项等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中，众吉公司陈述，原告在职期间前推12个月平均工资为4,331.90元/月，原告对此予以认可。该会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488号裁决，由众吉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080元、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因延迟办理退工手续造成的经济损失1,790.34元，确认原告与众吉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原、被告均不服该裁决而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还查明，两被告为众吉公司的股东。2019年9月19日，众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出具注销清算报告，载明因公司经营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经洪金良等人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后，公司债务已清算完毕，若有未了事宜，由股东洪金良及王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同年10月9日，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众吉公司注销。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于2007年9月27日进入众吉公司任行政职员，签订过2008年的一年期劳动合同一份，此后再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入职之后领取的是固定工资，由基本工资及按照实际出勤日计的10元/天餐费组成，基本工资金额有过调整。2016年12月1日起，在扣除社保费及公积金等后，原告月基本工资为实得3,200元。2017年6月起餐费取消。众吉公司原经营地址在闵行区北翟路XXX号201东1招商部，从事房屋转租业务，原告工作内容为北翟路XXX号201幢的商铺门面招租、合同签订以及租金收取、协调办理各项证照等。2016年底因大房东要提前收回房子，故众吉公司2017年全年均在办理房屋的交接收回工作。2017年11月9日洪金良找原告谈话，要求原告在家上班，将重要文件带回家保管，继续接听招商电话，通过微信电话等联系工作，在此期间众吉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保公积金，但并未谈及工资如何处理，只说等有新项目之后会给补偿。2017年12月底时原项目基本结束，且办公场所墙体开裂存在危险隐患，众吉公司要求全部员工不要再至办公场所上班，在家停薪待岗。原告最后出勤至当年12月31日，次日起在家待岗，负责保管公司文件、处理项目遗留问题，包括处理众吉公司与汉秦酒店的官司以及与房东之间的交接事项等。2018年11月15日，原告接到众吉公司财务吴桂琴的电话，称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众吉公司将为原告缴纳社保至2018年年底。2019年1月14日，吴桂琴告知原告已于当日为其开具了退工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的退工单，但直至2019年2月21日众吉公司才将退工单交给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众吉公司于仲裁期间提交的付款凭证一组，以证明其工资情况。该组付款凭证显示，原告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每月工资为3,200元，其中2017年6月之前还有金额浮动的餐费补贴；2、2017年11月7日及11月9日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洪金良、同年11月9日原告与财务吴桂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众吉公司要求其停薪待岗。其中与洪金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7日双方约定于同年11月9日面谈，同年11月9日上午双方约定面谈时间为10时，下午双方对话内容为“原：‘洪老板，法院的事我会继续跟进的，北翟路那些房子交接上遗留的事，有需要你也告诉我一声，我能处理的我去做。期待不久就有新的好的有投资前途的项目。要是你去考察新项目叫我一起去看哦！”洪(金良)：‘好的’”。2017年11月9日原告与吴桂琴的微信交谈记录显示，在对方问询当日与洪金良面谈的情况时，原告回复“没啥事，洪老板跟我谈，工资发到年底，社保金啥的一直继续缴，等老洪通知新项目再上班。这样也蛮好，否则工资拿的心不安。这你不要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哦，老洪说他会跟你说的。”；3、房屋照片、社保情况表，以证明因众吉公司原办公场所墙体开裂，存在危险因素而不适合继续上班，后众吉公司的社保联系地点亦由原办公场所变为了员工的家庭地址；4、2017年12月20日原告与洪金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内载，“原：‘洪老板，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临时工，我想去做几个月试试，一则因为小孩读大学开销太大了，二则怕在家时间久了人会傻掉。这个也临时的(专职的现在招新员工大部分都是要小年轻)，所以老阿姨没的挑，只好临时工做做，就当练练脑，别让自己麻木掉，等你这边有好项目了我也能立马上手。所以跟您汇报一下。速8的案子，还有北翟路的交接，等等，只要有事，您还是随时吩咐我’洪(金良)：‘小燕，不好意思，先做着，有机会在(再)合作，有事需要的话，打个电话就可以，谢谢’”。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停薪后其告知要出去找个临时工作，被告同意并要求其继续待岗；5、2018年1月8日至同年2月5日期间原告与洪剑峰及吴桂琴等人的群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律师吴某的群微信聊天记录一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8日时洪剑峰表示将前往法院处理相关事宜，当日原告将文件通过快递寄给了洪剑峰；次日原告告知律师吴某将由洪剑峰前往处理诉讼事宜；同年2月2日至同年2月5日期间原告与洪剑峰就诉讼所涉租金情况进行了讨论；2019年3月1日原告询问了洪剑峰文件归还事宜，次日通过快递公司将文件寄给了洪剑峰。原告欲以此证明其于2018年仍在为众吉公司提供劳动；6、2019年1月17日原告与被告代理人洪剑峰的微信聊天记录、工作手机对账单、通话记录，原告称其号码为XXXXXXXXXXX的工作手机与众吉公司登记的座机绑定，而其每月其会收到账单，欲以此证明原告于2018年仍一直在使用工作手机负责项目遗留问题；7、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其中2019年1月13日原告与洪金良的通话录音书面整理材料内载，“……原：‘你现在是要帮我把社保停掉，不交了，就说是这意思吗？’洪(金良)：‘对的，对的。’原：‘就我们劳动关系就到现在就结束了，是这意思吗？’洪：‘本来我当时的时候就跟你说我那边不做了，不做了就结束了咯，我当时跟张师傅一样给你们钱好了咯……’原：‘你当时就说社保继续交着，有项目了再叫我们回来的。’洪：‘对的，对的。’原：‘那时候17年年底时你不光是跟我单独说过，在北翟路时你跟我、小吴还有张师傅，我们都在的时候，你也跟我们都说过的，你说‘你们不用担心的，你们的工作我都会安排好的，不会跟你们了结掉的。’洪：‘对的，对的，筱燕你……’原：‘对吧，你都说的很清楚的，后来17年年底你叫我来谈一谈时，你也是跟我说的很清楚的，你说‘社保不会帮你停掉的，会帮你继续交下去的，有新项目了，我还是要叫你们回来的’，你是说的很清楚的，对吧？’洪：‘对的，我说过的，我说过的，筱燕啊，这些我不可否认的，因为做人要做在位子上，另一方面，我们之间关系也不错的。’……洪：‘……一方面呢，我也年纪大了，生意呢现在也难做，那当时呢你到我林德路宾馆里来，我跟你说‘筱燕，我后面有活我叫你，没活么也就差不多结束了，现在呢我帮你社保交着’，张师傅我当时明确的我直接辞掉的，所以我给他两万元作为这个钱，你呢，我说我帮你先交着，交着么，我现在不做生意了么，我结束了，结束了么我肯定要解除。我等于交不起了咯，钱么也赚不到钱，那么我说想结束么好了。那么这种前提下面呢，我跟小吴说的，我说你到年底通知一下筱燕，交到年底结束了，我生意嘛也不做了……’。两被告称对证据2中原告与吴桂琴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清楚，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原告举证目的，认为原告与洪金良通话时多次中断，信号不好，原告语速快且有诱导性的话语，洪金良患有XXX疾病并感冒，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可能没听清问题就迷迷糊糊作了回答。庭审中，被告陈述，众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洪金良与原告于2017年底已口头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此后众吉公司只是应原告的要求为之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此后的用人单位责任无依据。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合同终止协议和通知，以证明由于业主将房屋收回，众吉公司的唯一项目北翟路XXX号房屋租赁业务已于2016年年底结束；2、劳动手册和退工证明，证明众吉公司已经为原告办理退工并归还了劳动手册；3、原告与吴桂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1月2日时原告已经到新公司上班；4、2019年1月原告与洪剑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6)沪0112民初23201号判决书，以证明众吉公司与汉秦酒店之间的房屋租赁案件已于2017年11月10日判决结案，此后原告所称的所谓处理诉讼事宜等只是在办理工作交接。原告称对通知的真实性不清楚，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被告举证目的。庭审中，原告又称，其在众吉公司原办公地点上班至2017年6月(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后因北翟路项目提前终止，办公场所需维修而回家待岗，此后众吉公司在该处无人上班。另原告称，2018年整年其在正常为众吉公司提供工作，故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发放当年工资；其于停薪待岗期间未向众吉公司要过工资，是因为怕讨要工资的话会被解除劳动合同；洪金良曾答应待复岗之后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没有明确说会如何补偿。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付款凭单、微信聊天记录、退工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其与众吉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要求确认众吉公司与原告于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本院认为，被告称众吉公司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底协商一致而解除，但对此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告该主张难以采信。根据在案证据，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于诉请期间与众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予以支持，对被告相关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其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实得工资38,400元之诉请，原告以其系在众吉公司安排之下于2018年1月1日起在家停薪待岗，而其于2018年为众吉公司正常提供了劳动为由，要求两被告支付其工资；被告则以原告于2018年未为众吉公司提供过劳动为由，主张无需支付原告诉请期间工资。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自述，众吉公司因北翟路项目于2017年底终结，故安排其等员工停薪待岗，待有新的项目后再恢复上班，即在原工作项目结束的情况下，原告与众吉公司已协商一致确认，原告停止为众吉公司提供劳动，众吉公司亦不再发放原告劳动报酬，双方劳动关系中止，待有新项目后继续履行。原告提交的与2017年11月9日其与吴桂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9年1月13日其与洪金良的通话录音内容，均印证了上述事实。而原告提交的其与洪剑峰、律师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与众吉公司绑定之手机账单等，系在原告之前为众吉公司正常工作而导致的附随义务，且并不能反映出原告于2018年度为众吉公司提供了正常劳动。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其2018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之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其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400元之诉请，本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自述，众吉公司与其签订了2008年的一年期劳动合同，此后未再续签，即于诉请期间应视为众吉公司与原告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就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争议，本院认为，众吉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为原告开具退工单，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则应当对此解除行为之依据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两被告对于所称的众吉公司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底协商解除一节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存在合法解除依据，理应承担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之责，本院对被告要求判令其无需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请不予支持。而，原告于仲裁期间自述于2008年1月1日进入众吉公司工作，本案中又称入职时间为2007年9月27日，自相矛盾，且原告未能举证推翻其在先不利陈述，本院对原告在先陈述予以采信。根据原告工资情况、工作年限及劳动合同履行状况，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双方就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迟延办理退工损失1,790.34元之争议，本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众吉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为原告办理退工，但至同年2月21日方将退工证明交予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仲裁裁决支付其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迟延办理退工损失1,790.34元之诉请，并无不当；被告要求无需支付原告上述迟延办理退工损失之诉请无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陆筱燕与被告上海众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洪金良、被告王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筱燕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6,638元；三、被告洪金良、被告王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筱燕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的迟延办理退工损失1,790.34元；四、驳回原告陆筱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陆筱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十四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