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421民初3028号原告：姚孝春，男，197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魁兴，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仕兵，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毅，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孝春与被告杨仕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魁兴，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孝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80,289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的违约金694,814.27元；以880,289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00067的标准自2019年9月1日起计算后续违约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时止；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杨仕兵辩称：1、原告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原告未按照双方约定足额向被告方支付货物，被告亦未拖欠原告货款；3、原告方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且没有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当庭附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送货单的真实性，被告代理人认为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指定收货人为杨洪、杨天涯，而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2015年11月6日系李昌富签收，11月26日系杨洪与李昌富签收，11月28日系李昌富与梁建强签收，对于该三张送货单的证据三性不予确认，且于庭后向本院申请对该二人的签名真实性予以鉴定。本院认为，被告虽然在合同中指定了收货人为杨洪及杨天涯，但从原告提供的系列收货单中分析，9月19日的送货单中收货经手人为杨洪与梁建强，11月26日收货单收货人为杨洪和李昌富，可以推定李昌富及梁建强亦为被告方工作人员，二人签收货物属职务行为，且被告自收到每单货物当天或次日均由杨洪按照合同约定通过银行支付了50%货款，包含了该三单货物，被告对此不持异议，故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具有证据效力，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货物的具体数量及价值，被告要求进行鉴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原告提供的（2019）粤佛岭南第5320号公证书及录音光碟，拟证明被告实际下欠货款金额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情况；被告代理人当庭未发表质证意见，但庭后书面申请对杨仕兵的声音与光碟中录音的声音同一性进行鉴定，其目的是为推翻该证据，以达到其主张该债务已超出诉讼时效的目的。本院认为，被告杨仕兵电话号码为136××××9675，该公证书中受话号码亦为136××××9675，杨仕兵与本院工作人员联系时使用的电话号码亦为该号码，应当认定录音中的通话人为杨仕兵，其申请鉴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准许。经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9月18日，原告姚孝春与被告杨仕兵订立了建筑模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姚孝春向被告杨仕兵提供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浪网村御创名都的建筑模板材料，合同就产品质量、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单价及付款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办法等事项进行书面约定，杨仕兵指定其收货人为杨洪与杨天涯。其中合同第五条：单价及付款方式“1、乙方提供模板材料供甲方御创名都项目的模板分项工程使用，使用后的模板材料归甲方所有，甲方每张模板按人民币58元的单价支付给乙方（本单价不含税价）；2、乙方货到甲方工地，甲方支付50%的材料款给乙方，余下50%的材料款将在到货日起六个月内付清给乙方。付款形式为：现金、银行转账及电汇。到期未支付货款给乙方时，甲方所拖欠剩余货款按百分之三违约金支付给乙方，否则可申请仲裁或向当地法院起诉”。合同订立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先后向被告提供了所需夹板及模板13单，共计货款1,760,050元，被告按照约定在收货当日或次日均按所收货物价值一半支付了货款共880,025元，扣除银行所收取手续费用，原告实收货款共879,761元，实际下欠880,289元（其中2015年9月17日应付款82,500元，实收41,235元，下欠41,265元；9月19日应付款156,600元，实收78,276元，下欠78,324元；9月26日应付款156,600元，实收78,275元，下欠78,325元；10月1日应付款156,600元，实收78,275元，下欠78,325元；10月9日应付款156,600元，实收78,275元，下欠78,325元；11月6日应付款121,800元，实收60,880元，下欠60,920元；11月15日应付款156,600元，实收78,280元，下欠78,320元；11月22日应付款147,900元，实收73,930元，下欠73,970元；11月24日应付款147,900元，实收73,930元，下欠73,970元；11月26日应付款156,600元，实收78,280元，下欠78,320元；11月28日应付款147,900元，实收73,930元，下欠73,970元；12月3日应付款117,450元，实收58,710元，下欠58,740元；12月8日应付款55,000元，实收27,485元，下欠27,515元）。此后，余款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分文未付。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出诉讼时效二、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及金额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货到工地支付50%，余款在货到之日六个月内付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原告通过公证处向被告进行电话催收，被告杨仕兵对该债务进行确认并同意还款，视为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故本案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情形，其在诉讼中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合同约定违约金支付标准为下欠货款的3%，没有约定具体的违约金金额或计算方法，属于约定不明。而原告认为合同原意是按月利率3%计算，被告则认为按下欠货款的3%计算，与拖欠时间长短没有关联。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加收30%-50%；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100%。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之规定计算违约金。故本案违约金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1-5年期年贷款利率4.75%加收40%罚息即年利率6.65%（4.75%×1.4）标准，结合每单货物下欠金额，按照约定的付款之日（货到之日六个月）为起算点，统一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之后的违约金以下欠货款总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65%标准另行计算，根据送货单的先后顺序分别计算如下：（一）2016年3月18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82天，以下欠货款41,265元为基数计算为10,390.07元；（二）2016年3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80天，以下欠货款78,324元为基数计算为19,692.58元；（三）2016年3月27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73天，以下欠货款78,325元为基数计算为19,592.95元；（四）2016年4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67天，以下欠货款78,325元为基数计算为19,507.32元；（五）2016年4月1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59天，以下欠货款78,325元为基数计算为19,393.16元；（六）2016年5月7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33天，以下欠货款60,920元为基数计算为14,795.13元；（七）2016年5月16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24天，以下欠货款78,320元为基数计算为18,892.5元；（八）2016年5月23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17天，以下欠货款73,970元为基数计算为17,748.85元；（九）2016年5月25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15天，以下欠货款73,970元为基数计算为17,721.89元；（十）2016年5月27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13天，以下欠货款78,320元为基数计算为18,735.54元；（十一）2016年5月29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11天，以下欠货款73,970元为基数计算为17,667.99元；（十二）2016年6月4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05天，以下欠货款58,740元为基数计算为13,966.04元；（十三）2016年6月9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1300天，以下欠货款27,515元为基数计算为6,516.91元；以上（一）至（十三）项合计214,620.93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讼争的是一起自然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在自愿基础上签订的买卖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相应的货款，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偿还下欠货款880,289元，依法应予支持。因双方就违约金计算方式约定不明，原告要求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仕兵应支付原告姚孝春下欠货款880,289元；二、被告杨仕兵应支付原告姚孝春违约金214,620.93元（该违约金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后段违约金以880,28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65%自2020年1月1日起另行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时止。以上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在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976元，减半收取9,4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488元，由被告杨仕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平能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张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