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鲁行申67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延会，女，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系刘某之妻。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振涛，男，198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刘某之子。委托代理人郑延海，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99号。法定代表人孙玉国，局长。郑延会、刘振涛因诉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行政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6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案行政争议形成如下：2015年9月12日，刘某骑车路过济南市历城区机场路东侧辅道2888号门口处时，不慎驶入缺失井盖的井口后摔倒，造成车辆损坏、刘某死亡。二原告认为，被告在井口未设警示标志，未禁止通行，也未对曾经有人摔倒引起重视，负有责任。二原告主张，事故发生后，济南市历城区机场路及南延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其达成协议，约定赔偿总额为670000元，其中有469000元需要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其于2017年10月向被告主张赔偿权利未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未及时修缮井盖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致刘某死亡的各项损失469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第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二原告是己死亡受害公民的继承人，有权要求赔偿，也有权要求在提起行政诉讼一并要求赔偿。但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并一并要求赔偿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二原告自2015年9月事发并协商赔偿事宜至2018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郑延会、刘振涛的起诉。郑延会、刘振涛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基本相同的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郑延会、刘振涛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再审申请人请求的是民事赔偿，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期间。再审申请人两年来一直在主张权利，不仅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向被申请人邮寄了赔偿申请，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应予中止的情形，一、二审没有适用该条款将赔偿请求时效中止计算。2.再审申请人享有受偿人的权利，是按每年标准计算后得出的结论，再审申请人有权随时提起诉讼，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1.撤销一、二审法院裁定；2.支持再审申请人提出的469000元的赔偿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24日，济南市历城区机场路及南延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刘振涛、郑延海（刘某内兄）、刘庆坤（刘某弟弟）作为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载明：“2015年9月12日，刘某骑电动车在机场路2888号东侧非机动车道行使，摔倒后受伤死亡。因该路段属于甲方管理，现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一、刘某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各项全部赔偿数额总计为670000元。二、因甲乙双方针对刘某死亡的责任承担比例存异议，双方暂按照3/7的比例计算赔偿金，即甲方暂支付30%的赔偿金。……六、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第一条中的670000元总数均予以认可，不再提出任何异议，乙方对于第二条约定的3/7的责任承担比例存有异议，可以另行和甲方协商或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协议签订后，刘振涛收到甲方款项201000元。另查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检察院因刘某死亡事故于2017年1月23日对案外人张同军提起公诉，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7）鲁0105行初56号刑事判决，判决：张同军犯玩忽职守罪，免于刑事处罚。张同军提起上诉，二审予以维持。该判决查明如下事实：“被告人张同军在济南市历城区交通运输局担任县乡办主任期间，历城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成立机场路及南延工程建设指挥部，将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张同军单位，并安排张同军单位负责机场路建设等工作。张同军被单位安排带人到指挥部工程建设组工作，负责代表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组织交工验收，并具有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职责。2014年11月，机场路建成通车，张同军根据单位安排负责机场路质保期内施工质量问题。张同军明知井盖缺失、损坏等问题，市民为此多有投诉，有关部门为此虽经上级多次批示、协调仍不接受养护管理的情况下，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彻底调查机场路井盖缺失、损坏的情况，致使机场路段存在重大安全隐患。2015年9月12日20时许，被害人刘某醉酒驾驶电动二轮车行至机场路2888号门口处，驶入缺失井盖的井口摔伤死亡。2015年9月24日，指挥部先行赔付被害人近亲属201000元。2015年11月，检察人员将被告人张同军带回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系再审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及时修缮井盖导致刘某死亡的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496000元。根据一、二审法院裁定内容和再审申请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应当以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对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有关期限的规定。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所以设定起诉期限，是为了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及早解决行政纠纷，使不确定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下来，从而实现行政管理效率，维护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现。不符合起诉期限条件，当事人便丧失了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中，因机场路井盖缺失致刘某死亡发生在2015年9月12日，再审申请人一方与该路段管理方于2015年9月24日已通过协议方式解决赔偿问题，故再审申请人至迟于2015年9月就已经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其于2018年1月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二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一、二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其两年来一直在主张权利，不仅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向被申请人邮寄了赔偿申请，属于期限应予中止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着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并不存在耽误或中止起诉期限的正当事由，不需要等待其他诉讼结果。再审申请人所提事由不影响其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还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时效期间以及其有权随时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其已就赔偿问题与有关部门达成了《协议书》，双方对赔偿事宜作出约定并开始履行。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实为《协议书》履行过程中约定未明事项引发的争议，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469000元的赔偿请求亦可与协议约定的责任分担比相印证。对此，再审申请人可针对相关责任主体另循法定途径解决。综上，郑延会、刘振涛的再审申请理由难以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郑延会、刘振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山 莹审判员 王修晖审判员 孙晓峰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孟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