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2民终2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建明，男，1957年出生，住库尔勒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立军，男，1960年出生，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永平，男，1972年出生，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才永星，男，1985年出生，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立伟，男，1986年出生，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五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建国，新疆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绍元，男，1967年出生，住新疆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因与被上诉人熊绍元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焉耆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3民初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建明、郝立军及五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建国，被上诉人熊绍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上诉主张：1.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劳务关系，不是承揽合同法律关系；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查明案涉土地墒情不好的原因；3.原审法院采信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唐仁江的证人证言错误；4.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80%的责任没有依据,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5.唐仁江是根据被上诉人的安排进行播种的，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熊绍元答辩主张：1.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正确；2.上诉人完成的承揽工作包含播种事项；3.被上诉人的损失应由上诉人赔偿。 熊绍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17487.80元；2.五被告支付利息损失69645.23元(自2016年4月19日至2019年2月18日,517487.80元×4.75%÷12个月×34个月);3.五被告支付鉴定费8500元，以上三项合计595633.03元；4、五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初，原告与秦建明达成口头协议，由新疆万源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承担原告位于普惠农场六分场下吾龙的850亩甜菜地的犁地、耙磨和播种工作。2016年3月20日，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社长秦建明带领机械和工作人员进地实施了犁地、耙磨和播种工作，3月22日，进行了首次播种工作，由于耕地面积较大，秦建明的工作人员就将犁地、耙磨与播种工作同时展开，直至4月1日完成工作后离开。10天后，原告陆续发现甜菜出苗不理想，与秦建明几经交涉无果，特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甜菜不出苗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失程度和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417号），此鉴定意见的结果为：新疆万源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给原告播种甜菜不出苗的原因是：1、甜菜播种后土壤墒情不好，过干是造成出苗率低的主要原因，占60%；2、甜菜播种深度偏深是出苗率低的第二原因，占40%。且以上两个原因常常叠加，同时存在。涉案甜菜的面积为894亩，平均出苗率为29.94%，损失价值为517487.80元。经查，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已于2018年11月5日向铁门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依据《公司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及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清算报告和各股东的承诺，该主体注销后，遗留债务由投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五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诉讼至法院，请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初，原告与秦建明达成口头协议，由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承担原告位于普惠农场六分场下吾龙甜菜地的犁地、平耙磨地和播种工作；由被告自带机械及操作机械人员；以GPS实际测量的面积计算机耕费，每亩按89元结算。2016年3月20日，秦建明带领工作人员和机械进地实施犁地、平耙磨地和播种工作，3月22日，进行首次播种工作。第一天犁地、平耙磨地和播种工作同时进行，之后几天因犁地、平耙磨地较快，播种进度较慢，27日完成犁地、平耙磨地工作，4月1日中午完成播种工作。2016年4月14日，原告发现甜菜出苗不好，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播种甜菜不出苗的原因、损失程度和价值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4月15日，司法鉴定所工作人员实地勘查，熊绍元、秦建明、唐仁江参加，勘验笔录和谈话笔录由该三人签名。2016年4月18日，作出鉴定结果为：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给原告播种甜菜不出苗的原因是：1、甜菜播种后土壤墒情不好，过干是造成出苗率低的主要原因，占60%；2、甜菜播种深度偏深是出苗率低的第二原因，占40%。且以上两个原因常常叠加，同时存在。涉案甜菜的面积为894亩，平均出苗率为29.94%，损失价值为517487.80元。为此原告支付鉴定费8500元。2016年11月18日和19日，原告给秦建明支付机耕费80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秦建明为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该合作社于2014年7月28日由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投资成立，于2018年11月5日注销登记。该合作社清算时，在清算报告中对财产进行分配，内容为：“公司剩余财产98.87万元。按股东各自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其中股东秦建明分配23.73万元，股东郝立军分配21.75万元，股东程立伟分配17.8万元，股东才永星分配17.8万元，股东林永平分配17.8万元。公司注销后，如有遗留债务则由投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再查明，熊绍元与熊绍文（又称熊二宝、二宝）系兄弟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双方系何法律关系；被告机耕作业的面积、项目、单价及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被告应否支付利息损失；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五被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原、被告双方系何法律关系的问题。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定作人，定作人接受该工作成果并按照约定向承揽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其特征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因定作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所以定作人需要的不是承揽人的单纯劳务，而是其物化的劳务成果，故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独立完成承揽工作，如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劳务合同即雇佣合同，是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约定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其特征是，以一方当事人提供劳务为合同履行标的。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提供机械及机械操作人员，按约定完成机耕工作，并将机耕工作成果交付原告，原告支付相应的报酬，其提供的机耕工作涵盖了提供机械及操作技术，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故双方之间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原告为定作人，被告为承揽人。 关于被告机耕作业的面积、项目、单价及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勘验笔录中的记载：“问秦：…工作面积以GPS测量为准。”原被告在庭审中均认可以此测量方法计算被告工作面积，再结合原告已支付80000元机耕费的事实，应认定被告实际工作面积为894亩。司法鉴定勘验笔录中还记载：“问秦：播种关系，没有播种机，帮助找了一个播种机，犁地和耙地是我（秦建明）干的……。受秦建明介绍过来的，每亩26元播种费，从万源公司结账，27团六连的唐仁江。”此内容与唐仁江的证言基本一致，上述事实与原告支付机耕费的数额结合分析，应认定被告实际工作项目为犁地、平耙磨地和播种。司法鉴定勘验笔录中又记载：“问秦：…犁地每亩30元、耙磨每亩每遍11元，共计耙磨三遍每亩为33元，铺膜播种每亩26元，每亩89元……”此内容与原告的陈述一致，故原告支付被告机耕工作的费用，应认定为每亩89元。综合以上分析，结合鉴定意见，原告损失数额应确定为517487.80元。原告为证实被告完成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要求，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发生的鉴定费由被告承担较客观。 关于被告应否支付利息损失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既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亦未达成口头协议，原告要求以赔偿损失的数额计付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五被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勘验笔录中的记载：“问秦：……3月20日到地当晚犁地，26-27日犁完，边犁边磨边播，3月20日到地、21日换磨块、22日开播，4月1日离开，中午还在播，精量播种株距20厘米……”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第一天犁地、平耙磨地和播种工作同时进行，之后几天因犁地、平耙磨地进度较快，播种进度较慢，犁地、平耙磨地工作和播种工作，相隔4天完成，故被告的犁地、平耙磨地和播种工作与涉案土壤墒情不好存在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意见分析说明中裁明：“……本案甜菜播种深度多在3-3.5厘米，加之覆土1.5-2厘米，……机械精量播种要求土壤条件高，土壤细碎，干湿度适宜，播种深度1.5-2厘米，膜覆土0.5-1厘米，如果土壤较粘重，墒情好，常常不覆土，更利于出苗，……”结合司法鉴定谈话记录中的记载：“唐仁江：二宝说上土上多一些，这里要刮风，调停机子，又加厚了土……秦建明：有的地方出苗好，与墒度有关……”，可以认定原告对播种的甜菜不出苗的原因存有一定的关系，故原告对其损失承担20%的责任较客观。巴州鼎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由五被告投资组建，在该合作社的清算报告中，五被告明确表示公司注销后，遗留债务由投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此为五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五被告在本院作出判决前均未提出相反证据，故五被告应共同赔偿原告损失422490.24元（517487.80元×80%＋8500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熊绍元损失422490.24元；二、驳回原告熊绍元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56元，原告熊绍元负担3260元，被告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负担6496元。 本院在一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另查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1.本案土质为沙壤土，沙性较大，易跑墒，因此犁地、耙磨与播种要衔接好，凉地时间要短。本案甜菜播种后土壤墒情不好，过干是造成出苗率低的主要原因。4.本案甜菜出苗率29.94%，2支条田几十亩苗稍好的地也无法统一正常管理，因此894亩需要全部重种，造成了损失。其损失为出苗前和重种的物化人力投入，见下表：1.种子，单价112.5元／亩，金额100575元；2.地膜，46元／亩，金额41124元；3.底肥，201元／亩，金额179694元；4.农药，15.2元／亩，金额13588.8元（除草剂）；5.机械犁耙耱，63元／亩，金额56322元；6.播种26元／亩，金额23244元；7.水电费，40元／亩，金额35760元（春灌200方／亩、0.2元／方放水人工费）；8.人工，120元／工天，金额4600元（撒肥料等杂工、用工38个工）9.滴灌带，70元／亩，金额62580元（重种需加滴灌带干播湿出）。合计517487.8元。5.由于重新播种，势必造成甜菜生育期退后，因此会影响今年的产量下降和糖度降低，现在无法计算。 二审中，被上诉人认可第一天播种的2支条田几十亩地和小型机械播种的甜菜没有重播，重播的土地有800亩；重播时也没有按照鉴定意见中的重播项目进行，而是将地膜取掉后，在原有的基础上铺设了地膜和滴灌带进行播种，没有再进行春灌、施底肥、打农药和机械犁耙耱。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合同法律关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工作项目是否包含播种事项，即唐仁江是受上诉人安排还是被上诉人的安排从事案涉土地播种工作的；3.案涉土地墒情不好的原因是什么；4.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数额是多少。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确定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是：1.承揽关系提供劳务一方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不以接受劳务一方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2.承揽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未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管理，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3.承揽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本案机械设备均是上诉人自带，并且上诉人是以自己的技术完成工作的。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承揽关系,上诉人主张是劳务关系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工作项目是否包含播种事项，即唐仁江是受上诉人安排还是被上诉人的安排从事案涉土地播种工作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约定的工作项目包含播种事项，即唐仁江是受上诉人安排从事案涉土地播种工作的，并申请一审法院对播种人唐仁江进行调查，证实上诉人秦建明叫唐仁江到案涉土地进行播种，并且确定年底付账，至今尚未拿到钱。2016年4月15日，鉴定机构在进行勘验制作《司法鉴定勘验笔录》时，上诉人秦建明陈述“播种关系，没播种机，帮助找了一个播种机，犁耙是我干的，没有铺膜机，犁地30元／亩、磨地33元／三遍、铺膜播种26元／亩，合计89元／亩。”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工作项目包含播种事项，即唐仁江是受上诉人安排从事案涉土地播种工作的。 三、关于案涉土地墒情不好原因的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1.本案土质为沙壤土，沙性较大，易跑墒，因此犁地、耙磨与播种要衔接好，凉地时间要短。因此，案涉土地墒情不好的原因一是土质为沙壤土，沙性较大，易跑墒；二是犁地、耙磨与播种衔接不好，凉地时间较长。 四、关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甜菜不出苗的原因是：1.甜菜播种后土壤墒情不好，过干是造成出苗率低的主要原因，占60%；2.甜菜播种深度偏深是出苗率低的第二原因，占40%。且以上两个原因常常叠加，同时存在。关于甜菜播种深度偏深的责任应由承揽方即上诉方承担全部责任,理由为：虽然播种工作是唐仁江完成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承揽人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故上诉人应承担播种深度偏深的全部责任。关于土壤墒情不好双方均有责任，首先被上诉人作为案涉土地种植者应当对其种植的土地沙壤土，沙性较大，易跑墒的情况了解，被上诉人及弟弟在现场指挥时应当对上诉人犁地、耙磨与播种等衔接不好的情况及时制止，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但被上诉人并未起到定作人监督检验的义务，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上诉方作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对犁地、耙磨与播种衔接等专业技术问题应当是明确和掌握的，并在工作中应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上诉人在从事案涉土地工作中没有衔接好犁地、耙磨与播种，是造成土壤墒情不好的主要原因。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80%的责任，被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亦没有上诉，故二审应予维持。 五、关于损失数额的问题。《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损失数额是对894亩土地全部重种造成的损失。二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仅对800亩地重播，少于《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重播面积，属于被上诉人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损失的行为，故本案被上诉人重播的土地按800亩计算损失。二审中，被上诉人认可重播时也没有按照鉴定意见中的重播项目进行，而是将地膜取掉后，在原有的基础上铺设了地膜和滴灌带进行播种，没有再进行春灌、施底肥、打农药和机械犁耙耱。故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计算损失的项目中被上诉人没有进行的工作不再计算损失，即3.底肥、4.农药、5.机械犁耙耱、7.水电费。虽然上诉人第一次播种时没有滴灌带，但是重种时案涉土地墒情已经不能满足播种要求，需加滴灌带干播湿出，故重播滴灌带的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人工费的问题，因被上诉人重播时需将之前的地膜人工取掉。对此，可参照鉴定意见撒肥料等杂工、用工38个工、金额4600元，本院确定重播人工费用为4600元。对于是否因播种质量问题给被上诉人造成可得利益损失，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重播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如下：1.种子90000元（800亩×112.5元／亩）；2.地膜36800元（800亩×46元／亩）；3.播种20800元（800×26元／亩）；4.人工4600元；5.滴灌带56000元（800亩×70元／亩）。合计2082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应赔偿熊绍元80%的损失，计175060元（208200×80%+8500鉴定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二百五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焉耆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3民初6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熊绍元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焉耆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3民初6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熊绍元损失175060元。 三、驳回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756元，由熊绍元负担5955元，由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负担38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37元，由熊绍元负担3836元，由秦建明、郝立军、林永平、才永星、程立伟负担380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富强审判员  余厚新审判员  石红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邱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