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0民终16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华侨，男，198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海涛，辽宁白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市白塔区胜利路116号。法定代表人：邹亚楠，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海静，辽宁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良，辽宁翰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华侨因与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华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海涛，被上诉人创新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亚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海静、马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华侨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辽1002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求。二、上诉人不承担两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公司股东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本系辽阳体育运动学校教练，有自己的队伍和学员。2011年后以辽阳体校、辽宁创新自由搏击倶乐部名义参加国内外各项赛事。2014年改制自营，上诉人根本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2014年时，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亚楠的丈夫周跃光通过熟人找到上诉人，提及准备成立公司，名称要借上诉人“辽宁创新”名头。因为周跃光与邹亚楠夫妻均是外行而借助上诉人的专业技术合作，但全然没有要求上诉人以货币形式出资壹佰多万元去当什么公司股东。其公司在成立后，邹亚楠借上诉人辽宁创新自由搏击倶乐部在业界的名号对外进行过宣传和运营。对此，上诉人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辽宁创新自由搏击倶乐部远在被上诉人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创立及知名，由此否定被上诉人一审庭审虚构倶乐部与公司为一个单位的事实。同时侧面证明上诉人没有缘由要成为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乃至出资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违法裁判本案。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与变更等行为必须依法进行。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公司的设立与变更等手续涉及上诉人等部分均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对此，一审法院回避审查该重要事实系违法裁判。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这里公司法所要求的股东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决议上签名、盖章属于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因为作为向国家机关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决议都属于原始文件类范围，必须由股东本人亲笔签名、盖章方能成立生效，才能确保系股东本人的真实意愿表示，决不允许由个别股东未经股东本人同意虚假冒签。同时，不管代签行为是否被允许，也应当向登记机关如实陈述代签的事实经过并如实提交代签的相关手续。可事实上，对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决议中上诉人张华侨签名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的委托手续存在。而且被上诉人公司未敢提交公司登记备案机关存放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现上诉人给予调取并依法呈交法庭。该授权委托书中全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委托，由此更加明确张华侨委托邹亚楠签名确认股东身份的虚假性，邹亚楠系伪造材料骗取公司设立登记与变更。因此，被上诉人公司的设立与变更行为均存在严重的违法问题，一审法院逾越公司设立与变更的违法根源进行裁判是违法的。再次、一审法院采信上诉人为股东的证据错误。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共提交三类证据：第一类是辽阳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公司登记备案材料，这些有力证据能直接证明上诉人不是公司股东身份。其中有六份不同日期的关键材料中凡是须由张华侨本人签名的部分全部是邹亚楠个人伪造冒签。包括1、2014年8月25日的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章程。2、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3、2014年8月26日的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4、2014年8月26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5、2014年8月26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6、2016年10月20日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也即是说现今存档于国家机关内的被上诉人公司的全部登记备案材料中涉及上诉人的任何确认文书均是邹亚楠个人伪造的。对于伪造张华侨签名的行为，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公司出庭代理人先是否认该事实的，坚称是上诉人亲笔所签。但随将笔迹鉴定之时，参加二次开庭的邹亚楠则又改称是上诉人委托其代签的，而委托代签原因竟然是上诉人在外比赛，不能到场。由此，上诉人认为邹亚楠编造地这个虚假冒签的理由未免荒唐至极。这个虚假理由编造地不但与其2014年8月25日和2016年10月20日两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所记载的上诉人张华侨是实际到场的股东之一并出席两次股东会议的文件记载内容前后矛盾，也与成立公司常理完全相悖。正常情况下，如果成立一家注册资本五百余万元的公司，每名股东出资壹佰叁拾万元，这个出资额其实是巨大的，那对于每一个正常投资的股东出资人而言，都应当谨小慎微，互相慎重，互相提防，互相监督。针对公司所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内的各项会议中所需要签署的为法律所严格要求的相关文件或协议等，都要十分严谨，避免代签。被上诉人公司的设立与变更则巧妙地避开这些法定严谨要求，公司成立五年以来仅召开了两次股东会，一次设立公司，一次变更股东，正不正规且不说，两次股东会都是上诉人恰巧不能参加，尤其是变更股东此等大事，都是上诉人恰巧在外组织比赛，也都是邹亚楠个人替上诉人签字，都没有委托手续，这几个恰巧的理由编造地根本难以解释通。本案的股东协议、公司章程属于合同类范畴，合同行为应当遵循合同法关于真实、合法、有效的原则，尤其是应当由合同当事人本人来签名、盖章，系真实意思表示确认后方能令合同成立生效，方能对该合同当事人产生到约束力。然而，本案却不仅是一份材料伪造，而是所有材料均伪造。那么，邹亚楠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相信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邹亚楠作为设立公司的申请人，个人内定法定代表人，应当审慎性地担负起一定的法律责任，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的设立公司和变更股东的程序，不应当对上诉人及国家机关伪造登记和变更材料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因此，一审法院没有依据公司设立与变更时登记备案的上述六份伪造文件这些直接证据否定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公司股东身份就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类是微信记录类证据，对于微信记录则是没有一处提及到上诉人属于被上诉人公司股东，更没有一句提及过要求上诉人应当于某年某月某日或什么时间履行或催促股东出资义务的言辞这种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且微信记录极不客观真实，在理解方面双方歧义极大，双方都有各自解释，但唯有上诉人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解释。所以，微信记录即便将其作为证据，也是间接证据，也仅能说明双方曾经合作的问题，并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股东身份，甚至上诉人是要认缴百万元出资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类证据为合作协议，这份合作协议提请法庭注意，其形式上是经过篡改后的伪造证据。因为，被上诉人公司现今另案诉讼上诉人履行该合作协议。但两起案件虽同时进行，但被上诉人向另案审判提交合作协议是没有加盖公司印章的。本案卷宗内的合作协议上的公章则是本案诉讼前邹亚楠临时加盖的。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邹亚楠诉讼中存在肆意地伪造证据，企图混淆法院的审判视听的目的。同时，合作协议的内容，可以透过表象看到本质，能够判断出上诉人并非股东的事实。一是合作协议中明确写着：邹亚楠为创新公司董事长，负责。张华侨为创新搏击，负责。这表示创新公司和创新搏击是两个主体。邹亚楠拥有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切权利，相关利益归其所有，此处是一切权利，一切相关利益归邹亚楠的约定，假设上诉人真系该公司股东并拥有25%股份，要出资壹佰多万元，却全然没有公司的任何权利，也不能取得公司的任何利益，还要给公司交二十万，这种矛盾冲突能有什么合理解释吗？二者，假设性地说：作为公司的股东一名，要占据公司25%的股份，那么这个股东为什么要将自己独立经营类似承包性质的收益每年要拿出二十万元来交往自己入股的25%股份的公司，然后再以股东身份不再分取自己交纳的二十万元的四分之一呢？这个投资的做法明显就不符合正常的投资逻辑与规律。因此，一审法院排除的是能够证明上诉人非真实合法股东的直接证据，采信了片段的微信记录与伪造合作协议类间接证据，是错误地判断了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此外，本案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被上诉人公司本就是一个死体，即是邹亚楠与周跃光的夫妻店，邹亚楠夫妻也即是被上诉人公司的代言人，公司与邹亚楠夫妻二者并无区分。本次诉讼是邹亚楠夫妻一手导演并主演的，而冒签上诉人张华侨伪造材料也是邹亚楠本人所为。一切地客观事实都十分清楚地说明邹亚楠夫妻假借公司名义以及虚假登记材料欲侵害上诉人合法财产权益。对此，请求二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公司出具真实合法有效的财务账目、开户银行账目流水记录、企业年度报告等公司相关材料，查证上诉人与邹亚楠到底谁在违法地虚构事实，证明其公司运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由此补正说清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股东的事实。综上，请求中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二审改判。创新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创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张华侨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向我公司支付其应当缴纳的股东出资13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支付出资款利息(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付清出资款之日止)；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华侨承担。张华侨一审辩称：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章程，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公司章程，不认可这个出资义务。我从来没有委托过邹亚楠签字，我也不知道什么股东会议。创新公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出资入股的事情，我是体校教练，2014年才转编，我没有经济能力入股，我不知道身份证是怎么回事。合作协议第一条很明确我是辽宁创新搏击俱乐部，与创新公司没有关系，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我使用场地，每年20万元费用，只是租赁关系，也能充分证明我们不是股东关系，运动员是我本人自己带的，没有义务交钱，跟公司没有关系，所谓管理费就是场地使用费。20万元的协议都要书面协议，何况股东协议，创新公司说当时四个股东都在场，我为什么不在场为什么不签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同意过出资入股的事情，运动员的学费交给了创新公司。我是出于人情，带队使用他的场地，没有给我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创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为股东邹亚楠，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额39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2017年8月24日；股东张华侨，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额13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2017年8月24日。2017年10月12日，邹亚楠与张华侨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协议双方在前期共同为辽宁创新自由搏击俱乐部付出打下的基础上，本着各发所长，合作共赢的宗旨，各自利用现有资源协同发展。合作分工为邹亚楠为创新公司董事长，负责赛事组办，招商合作，俱乐部推广，开展业余培训等工作；张华侨创新搏击，负责创新俱乐部日常训练、管理、招生、培训、运动员参赛，保障运动员安全稳定及配合公司实现发展的其它工作。一审法院认为，依据2016年10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创新公司要求张华侨发送身份证照片办理工商变更，张华侨发送了身份证照片，表明张华侨知情并同意进行工商变更。依据工商登记公示信息，创新公司将张华侨登记为公司股东。依据2017年10月12日创新公司与张华侨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双方庭审陈述，创新公司系在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的，以俱乐部的名义参赛，以公司的名义参与商务活动，故俱乐部即视为公司，张华侨负责俱乐部的经营管理，即视为负责公司的相关业务经营管理，该协议系对张华侨作为公司股东的负责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其情况符合公司股东的客观实际情况，张华侨辩称其并非股东，而是出于个人感情帮忙，但其自认在与创新公司法人丈夫沟通时提到过考虑到张华侨的专业技术可以将其带上，且张华侨未明确表示拒绝。张华侨已经参与了公司的实际业务，故认定张华侨系创新公司股东。现张华侨未履行出资义务，创新公司主张张华侨履行出资义务，向创新公司缴纳股东出资款130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创新公司主张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张华侨给付辽宁创新竞技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款130万元。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0元(已减半收取)，由张华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张华侨提供四份新证据，第一份是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来源行政审批局，证明被上诉人申请设立公司时授权委托书没有张华侨签名确认。我方也没有委托其他股东签字。第二份证据，网页截图，证明创新搏击俱乐部与被上诉人公司是两个主体，且成立公司早于被上诉人公司。第三份证据，被上诉人公司2014-2018年企业年报，证明被上诉人公司股东只有邹亚楠一个人，以及其认缴、实缴出资的事实及日期，金额前后矛盾。第四份证据，张华侨与邹亚楠丈夫周跃光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公司性质。被上诉人创新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见答辩状意见。第二份证据，网页是我方与百度公司大连龙采共同制作，是我方花钱制作的。2017年上诉人与我方签订合作协议后，上诉人要了我公司用户名密码，自己登录上传了自己的图片和文字，不能证明上诉人公司早于我公司成立。该证据关联性我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不是我方股东。第三份证据，该证据与我方一审从工商机关调取的我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不一致，股东人数、人员、出资额都不符，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不是我方公司股东。第四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创新公司提供新证据，即齐胜辉和杨斌出庭作证，证明齐胜辉和杨斌是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上诉人质证意见：证人做的是伪证。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创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为股东张华侨，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额13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2017年8月24日。现在认缴出资日期已到，张华侨应按期缴纳公司注资资本。虽然张华侨不认可认缴出资的事实，但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现在，张华侨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不是被上诉人股东，一、二审中，上诉人张华侨承认在被上诉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其本人为被上诉人法人发送身份证照片，且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法人丈夫曾告知注册公司将其带上了的事实，从上述事实表明张华侨知情并同意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并参与公司管理。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之一。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判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00元，由上诉人张华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娟审判员  曹丽娜审判员  王 娜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侯是羽书记员任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