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亚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民营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熊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成，湖北森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义军，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北路189号。法定代表人：李习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茂，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亚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5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亚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民事判决书》的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重新审理；2.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合伙合同法律关系；3.改判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60万元保证金的证据，是非法律规定要件的证据，是虚假诉讼、涉嫌诉讼诈骗，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4.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投标、废标而发生的缔约过失责任损失119，400元，按照双方《联合体协议》约定签署《设备买卖合同》后可期利益的比例承担，被上诉人承担83.7%，上诉人承担16.3%；5.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招投标缔约中过失责任罚款损失119，400元，根据国家合伙合同法律规定、按合伙投标合同法律关系中标后、可以期望得到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利益的比被上诉人83.7%和上诉人16.3%承担；6.即使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60万保证金被没收了，该损失仍然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损失，根据国家合伙合同法律规定、按合伙投标合同法律关系中标后、可以期望得到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利益的比被上诉人83.7%和上诉人16.3%承担；7.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合伙投标经营劳动的人力物力损失48，234元，根据国家合伙合同法律规定、按合伙投标合同法律关系中标后、可以期望得到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利益的比，总数57，645元，被上诉人83.7%、上诉人16.3%分别承担；8.诉讼费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基本事实是合伙合同法律行为。2016年12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联合体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联合在一起合伙投标；第四条约定被上诉人以无形资产偏心半球阀和锥形阀设备《制造资质》投标，上诉人以无形资产蝶阀设备《制造资质》投标；投标以后可期望得到的签署《设备买卖合同》金额，根据被上诉人在2019年1月18日提供的增加诉求《补充材料》第一页第二组证据自认：被上诉人是1998万元（占投标额83.7%、上诉人是389万元（占投标额16.3%）；协议第一条约定被上诉人为联合体合伙的负责人，全权处理投标的一切事务：第三条约定：双方在联合投标中发生的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四条“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第三十五条“被聘任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在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内履行职务。被聘任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超越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履行职务，或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三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规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构成合伙型合伙合同法律关系。2016年12月上旬，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调走证明投标业绩的资料后，在2016年12月12日把打好了的《联合体协议》要上诉人签章。被上诉人制成的标书，没有给上诉人审查就报给浙江省招标办、招标人千岛湖公司。2016年12月16日，被上诉人中标。2016年12月26曰、2017年1月12日，上海欧特莱公司对案涉的中标提出质疑和投诉，认为投标资料中安徽省舒城县的DN2000mm阀门有造假的嫌疑，而当时投标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没有造假，上诉人的当时生产能力是DN3400mm蝶阀，相应的业绩也有，问题是上诉人在时间仓促下提供证明业绩的阀门合同有误，又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将投标书文件做好后给上诉人审核、没有及时发现提供的业绩合同资料中瑕疵造成的。当时要是及时发现业绩资料有瑕疵后，就可以及时纠正，或者可以向浙江省招标办陈述清楚、予以更正的，就不至于罚款。但是，作为合伙人负责人的被上诉人，按《联合体协议》约定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极其错误的处理了此事。被上诉人的经办人张炳俊对上诉人说：他们己经和浙江省招标办说好了，要把上诉人案涉同尺寸阀门送到安徽省舒城县，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就可以了，大禹公司安排货车、张炳俊亲自押车，把阀门送到了舒城县，张炳俊亲自下货。2017年2月14日，被上诉人的经办人拿着两份打印好的《回复函》，对上诉人的经办人曾某说：浙江省招标办那边，他们都说好了，你就把这两个文件盖上章给我。就在这样的欺骗下，上诉人的经办人就在这两份文件上盖了章，拿走了。随后，浙江省招标办到安徽舒城现场进行了调查，调查确认被上诉人送到舒城的阀门系做假，废了案涉的中标，决定罚款11.94万元。所以，被上诉人作为合伙负责人的错误指挥和处理导致了废标，发生了119,400元罚款损失。概括的说：本案具有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联合合伙投标形成的合伙法律关系；第二个是被上诉人在投标过程中与千岛湖公司形成的缔约法律关系。由于投标资料的瑕疵，被罚了款119,400元，这是招投标中产生缔约过失责任损失，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民事法律关系而言，这笔损失应当按照合伙合同法律的规定，双方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由双方按可期签署《设备买卖合同》金额比例分担。即使把缔约过失责任损失作为合伙人之间的过错责任来认定，上诉人提供资料不实有一定责任、被上诉人标书做好以后没有给上诉人审查、被上诉人在被投诉以后处理投诉不当将阀门拿到安徽舒城制造假象责任更大，这三个原因导致罚款损失。是双方共同过错造成的。另外，60万元保证金没收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诈骗。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在立案时，案由是清偿纠纷，一审判决认定是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既然认定是合同，就应当适用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审判决适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为无名合同是错误的。三、罚款119，400元，是双方在招投标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失，根据合伙合同法律规定，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该金额的83.7%，上诉人承担该金额的16.3%。三、由于被上诉人证据不能证明60万元保证金被没收的损失，应当承担败诉的后果。同时，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和诉讼诈骗，请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四、即使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60万保证金被没收了，该损失仍然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损失，按合伙投标合同法律关系中标后、根据法律规定按可以期望得到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利益的比例，按被上诉人83.7%和上诉人16.3%承担。五、合伙投标中，上诉人发生的人力物力损失57,645元，根据国家合伙合同法律规定、按合伙投标合同法律关系中标后、可以期望得到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利益的比例，被上诉人应当承担83.7%，即48234元。六、在上诉人（反诉原告）的反诉程序中，审判员剥夺了上诉人的申请举证的权利、上诉人辩护权。在反诉程序中，上诉人申请法庭请求证人曾某出庭作证，审判员严词拒绝，并且用主观的意见要书记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的规定，举证权是法律赋予给上诉人的，显然，审判员剥夺了上诉人的申请、举证的权利。在辩论中限制变相剥夺了上诉人辩护权。七、一审本诉、反诉庭审没有调解等程序不合法。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本诉、反诉均没有调解程序，显然，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另外，一审庭审均没有当事人最后陈述程序。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投标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合伙合同法律关系。由于双方的过错导致了在合伙投标过程中产生了缔约过失责任损失119,400元，按照双方用设备制造资质投标所产生的合同可期利益的比例来计算，被上诉人应当承担83.7%、上诉人应当承担13.3%。被没收的60万元保证金损失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诈骗刑事犯罪，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及依法改判。大禹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上诉请求是针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而提出的请求，目的在于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一审人民法院的错误裁判，重新作出正确的裁判；上诉请求应包括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全部或部分改变原审裁判的处理结果等内容，上诉人的部分上诉请求不是针对一审的裁判结果提出，也不是一审的本诉和反诉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应不予审理。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60万元保证金虽然没有原始发票，但是有转账凭证、《投标保证金划转通知》、《不予退还保证金通知》、《款项收到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缴纳了60万元保证金，并且因为上诉人的造假行为导致60万元被没收。一审本诉程序合法，不存在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更不存在剥夺上诉人所谓的“抗辩权”的情况。一审反诉程序合法，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不存在变相剥夺上诉人代理人辩护权、申请、举证的情况。本案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双方没有调解的基础，并且民事诉讼也不是必须调解。一审中双方均进行了最后陈述。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300余万元，申请了财产保全并提供了担保，一审裁定冻结上诉人银行账户300万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判文书写作并不是诉讼程序问题，不是二审法院审理的范围。一审对证据的认定正确，对60万元保证金的认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既无合伙的合意也无合伙的行为，双方都是独立的法人，独自经营、独立核算，双方除了签订一个《联合体协议》共同参与杭州千岛湖配水工程常规蝶阀、偏心半球阀及其附属设备采购标投标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往来，联合投标不是合伙。双方就是个普通的合同纠纷。双方存在合同纠纷，不是虚假诉讼，并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中也涉及到了60万元的保证金的承担问题。双方是合同关系，上诉人承担的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只是依据行政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行为与保证金没收和受到行政处罚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依据行政判决判定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60万元保证金虽然没有原始发票，但是有转账凭证、《投标保证金划转通知》、《不予退还保证金通知》、《款项收到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缴纳了60万元保证金，并且因为上诉人的造假行为导致被没收。并且上诉人也就该60万元的承担提起了反诉，不是虚假诉讼。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金和罚款，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2017年2月13日大禹公司向亚美公司发出《设备采购投诉告知函》“……希望你公司提供浙江省招标投标办公室的资料真实有效，如因贵司原因造成本项目废标，贵司应承担一切责任，我公司有权追究贵司责任及要求承担我司的一切损失”。2017年2月14日，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作出《回复函》“……我公司在此承诺提供浙江省招标投标办公室的资料真实有效。如果我公司提供虚假资料造成本项目废标，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公司同意贵司追究我公司责任及要求我公司承担贵司的一切损失”。双方已就责任及损失承担达成一致。上诉人在2017年2月14日的回复函中，明确承诺由其承担一切责任，并同意大禹公司追究其责任及要求其承担大禹公司的一切损失。上诉人承担责任是其自己承诺的，双方已就该责任的承担达成一致。双方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已就责任的承担达成一致，一审判决其承担保证金、罚金的责任正确。双方之间只是于2016年12月12日组成联合体参与了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项目的投标，联合体投标并不是合伙，双方既无合伙的合意也没有实施合伙的行为。一审案由定性正确，本案就是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并且在投标及被调查的过程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保证其提供的蝶阀及其附属设备的业绩和资料是真实有效的，绝对可靠，并承诺如因虚假资料废标，由其承担一切责任及承担上诉人的一切损失。双方已经就因蝶阀业绩造假造成的损失承担达成一致，双方形成了债务承担的合同。119400元罚款应由上诉人全部承担。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直接实施造假行为的是上诉人，上诉人在投标及因造假被投诉调查的过程中，明确承诺如因虚假资料废标，由其承担一切责任及承担上诉人的一切损失。60万元保证金虽然没有原始发票，但是有转账凭证、《投标保证金划转通知》、《款项收到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缴纳了60万元保证金，并且因为上诉人的造假行为导致被没收。60万元保证金应由上诉人全部承担，双方并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的人力物力损失没有证据证明，并且上诉人在投标及因造假被投诉调查的过程中，明确承诺如因虚假资料废标，由其承担一切责任及承担上诉人的一切损失。即使存在损失，也应由其自身承担。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在开庭前向法院申请曾某出庭作证。在一审本诉开庭审理时，当庭提起反诉，在第二次开庭时，当庭增加诉讼请求，上诉人从来不反思其各种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扰乱庭审的各种不当行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大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亚美公司赔偿600,000元投标保证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亚美公司承担罚款119,400元及滞纳金；3.亚美公司赔偿投标支出的人力物力损失；4.亚美公司赔偿被废标导致的利润损失；5.亚美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审理中大禹公司依据生效行政判决变更诉讼请求：2.亚美公司支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发改法字（2018）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罚款119,400元；3.亚美公司赔偿大禹公司因投标“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常规蝶阀、偏心半球阀等及其附属设备采购标”项目支出的人力物力损失115,630元；4.亚美公司赔偿被废标导致的利润损失2,322,892.2元【(中标金额23,880,000元-球阀部分4,500,000元-蝶阀部分389,4052元）*15%】；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支付其垫付王力的5970元罚金。亚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大禹公司赔偿亚美公司在合伙投标中发生的人力物力损失48,234元；2.大禹公司承担反诉费。审理中亚美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大禹公司承担对合伙投标废标产生的损失602,065元（按保证金600,000元、罚款119,400元，合计719,400元、大禹公司占盈亏比例83.69%）；2.大禹公司赔偿在合伙投标中发生的人力物力损失48,23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招标人杭州市千岛湖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岛湖公司）为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的常规蝶阀、偏心半球阀等及其附属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在招标公告和投标人须知中对招标项目的“合同授予”程序规定了定标方式、中标公示、中标通知、履约担保、签订合同等节点，还规定有“重新招标”、“不在招标”等情形。并将“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列入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之一。2016年12月12日，大禹公司与亚美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就共同参加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投标约定：大禹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亚美公司负责蝶阀及其附属设备的制造交货及相关技术、售后服务等，大禹公司负责除蝶阀外其他所有投标产品的制造交货及相关技术、售后服务。后亚美公司提供了2011年11月17日的《安徽省舒城县黄河水电总站购销合同书》（以下简称《购销合同》）作为投标资料。2016年12月13日，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书面承诺：关于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所提供的蝶阀及其附属设备的业绩和资料是真实有效的，绝对可靠。2016年12月18日，大禹公司作为唯一中标候选人进入公示期。大禹公司先期缴纳了600,000元投标保证金。2017年2月14日，亚美公司向浙江省招投标办公室回复：我公司所提供的蝶阀及其附属设备的相关资料真实有效，其中《购销合同》绝对真实有效，不存在造假。并对大禹公司回复：如我公司提供虚假资料造成本项目废标，我公司愿承担一切责任，我公司同意贵公司追究我公司责任及要求我公司承担贵司一切损失。2017年3月，千岛湖公司认定投标资格条件业绩“安徽省舒城县黄河水电总站”存在弄虚作假，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2017年5月9日，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据千岛湖公司2017年5月2日的《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通知》，对大禹公司、亚美公司联合体发出《投标保证金划转通知》，将大禹公司先期缴纳的600,000元投标保证金划转至千岛湖公司基本账户。千岛湖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向大禹公司发出《款项收到说明》，确认600,000元投标保证金已经收到，收据联在转交过程中遗失。2018年8月30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对大禹公司和亚美公司共同罚款119,400元（按23,880,000元的千分之五计算）；二、对大禹公司和亚美公司各自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分别罚款5970元（按单位罚款119,400元的百分之五计算）。大禹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行初字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亚美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系虚假业绩材料，属于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大禹公司将虚假业绩证明材料予以提交，并在材料上加盖印章，且该业绩证明又是联合体投标人提交的证明具有公称直径在2.4米以上的蝶阀制造业绩的唯一材料，对于案涉违法行为的发生，大禹公司至少在客观上发挥了助推作用；判决驳回了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大禹公司缴纳了全部罚款。一审法院认为，大禹公司与亚美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书》属于共同法律行为，没有意思表示上的瑕疵，合法有效。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生效行政判决已确认“亚美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系虚假业绩材料”这一事实，亚美公司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大禹公司主张的未得退还的600,000元投标保证金，虽然未能提供原始发票，但其提供的《投标保证金划转通知》、《款项收到说明》以及相关罚没收据等能够相互印证，依法予以确认。该项事实与亚美公司提供虚假业绩材料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亚美公司具有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利息。大禹公司被处以的罚款119,400元亦为同理。以上719,400元应作为大禹公司的损失。尽管大禹公司“对于案涉违法行为的发生，大禹公司至少在客观上发挥了助推作用”，与损失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亚美公司对大禹公司“如我公司提供虚假资料造成本项目废标，我公司愿承担一切责任，我公司同意贵公司追究我公司责任及要求我公司承担贵司一切损失”的回复，构成无因的债务承认，亚美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大禹公司、亚美公司作为投标联合体，只是作为了中标候选人予以公示，结合投标人须知中“合同授予”规定的中标公示后还有“中标通知”、“履约担保”等环节，表明中标候选人的公示并不具有《中标通知书》所蕴含的确定的法律效力，故大禹公司主张被废标的利润损失不属于履行利益的范围，依法不予支持。《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自然人的罚款不属于可予追偿的对象，大禹公司主张亚美公司向其支付垫付王力的5970元罚金，依法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大禹公司和亚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各自主张在办理投标过程中付出的人力物力，相应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本案系亚美公司弄虚作假而引发，有违诚实信用，且违背了作出的承诺，故其以盈亏比例主张的抗辩和诉请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亚美公司的反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亚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禹公司支付6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5月2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亚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禹公司支付119,400元；三、驳回大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亚美公司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31,138元，减半收取15,569元，由亚美公司负担11,887元，大禹公司负担368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亚美公司负担883元，大禹公司负担4117元。案件反诉受理费10,302元，减半收取5151元，由亚美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亚美公司申请证人曾某作证，证明2017年2月14日的《回复函》系大禹公司自行打印好后要经办人曾某配合加盖印章，其内容不是亚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大禹公司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该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证人与亚美公司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时，再结合证人曾是亚美公司员工的身份，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亚美公司是否应当向大禹公司赔偿损失；二、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一、关于亚美公司是否应当向大禹公司赔偿损失的问题。亚美公司与大禹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目的是为了共同参加投标，对投标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在双方往来的函件中已有明确约定，本案系合同纠纷，亚美公司认为双方是合伙型合同关系故应按双方的可期签署买卖合同的金额比例来分担损失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亚美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大禹公司出具的《回复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亚美公司在该函中承诺如公司提供虚假资料造成项目废标，其愿承担大禹公司的一切损失。已生效的（2019）浙01行初字3号行政判决书已认定亚美公司提供虚假业绩材料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这一事实，大禹公司虽未提供原始发票，但其提交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实际缴纳60万元保证金及保证金被没收这一事实，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对此虚假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行政处罚，大禹公司据此主张亚美公司承担其损失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亚美公司承担大禹公司因亚美公司提供虚假资料导致废标而给大禹公司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一审法院已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答辩和辩论，并没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亚美公司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亚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96元，由武汉亚美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芳审判员  裴露审判员  鲍刚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