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6784号原告：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282号A403、A404房。法定代表人：刘妙云，任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琪，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周生雄，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溆浦县。被告：周云飞，男，199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被告：周某，女，200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湖南省溆浦县。法定代理人：周生雄，身份情况同上，系周某的父亲。被告：江杏梅，女，194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溆浦县。被告：刘士兴，男，194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址湖南省溆浦县。上列五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庆超，福建讴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超，福建讴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周生雄、周云飞、周某、江杏梅、刘士兴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月梅、张明琪，被告周生雄、周云飞、周某、江杏梅、刘士兴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庆超、何鹏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按照厦劳仲案[2019]1469号裁决书第一项裁决的要求向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2.判决原告无需按照厦劳仲案[2019]1469号裁决书第二项裁决的要求向周某支付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差额2216.7元及自2019年6月起至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当月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8年2月1日，原告决定聘请刘小菊作为保洁人员，因刘小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因此原告与刘小菊是成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二、刘小菊之死亡不应被认定为工伤，原告无需对刘小菊之死亡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显属错误，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因刘小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刘小菊在客观上已不具备能购买工伤保险的条件，故原告没有为刘小菊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原告不属于应购买工伤保险而未购买的用人单位，依法也不应就刘小菊的死亡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四、暂且不论工伤保险责任关系的认定，就刘小菊死亡所引发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已与被告进行了结算，被告同意并确认双方之间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故原告也依法无需再向被告支付任何款项。五、由于本案的被告已经在2018年11月30日从肇事车辆的车主以及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处获赔748318.87元。原告与刘小菊是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11条第三款的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应当在向第三人请求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或向雇主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之间择一而行。被告在已获得侵权赔偿的同时，主张原告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已经违反了的相关规定，其主张不应当获得支持。被告周生雄、周云飞、周某、江杏梅、刘士兴辩称：一、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的裁决书事实认定清晰，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裁决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为2019年3月6日由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作出后，原告不曾提出任何异议，既未提起行政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以默示认可的方式认可工伤认定决定书作出的刘小菊属于工亡的决定，《工伤认定决定书》已具备充分的法律效力。现原告以工伤认定决定书显属错误，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为由，企图推翻该决定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律程序。二、原告以无法投保工伤险和已经投保雇主责任险为由，试图逃避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原告作为全国范围内从事航空劳动派遣的大企业，拥有较为丰富的人事管理经验，其决定与刘小菊同志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就理应承担法律后果。是否能购买工伤险本身与是否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三、雇主责任险为用人单位向第三方保险机构所购买，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是用人单位本身，出险后的保险利益归属于用人单位。原告投保雇主责任险的根本目的是分散用工风险，雇主责任险是否投保及是否符合理赔条件均不是逃避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理由。四、刘小菊与原告之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首先，原告具备我国劳动法所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刘小菊入职时已年满16周岁，是符合我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其次，原告虽仅与刘小菊签订了《劳务协议书》，但该《劳务协议书》完全符合了劳动合同的实质要件。再次，建立劳动关系后，原告作为劳务派遣公司，将刘小菊派往厦门高崎机场工作，这是典型的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场所、对象、工具等基本劳动条件，由劳动者完成用人单位指令的业务工作，从实际履行的角度看，原告与刘小菊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以管理与被管理为特征的人身依附关系，包括人格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五、关于慰问函及收据的意见。首先，对于工伤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自发地向周生雄支付抚恤金5000元整，我方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方亦对裁决书对该款项予以抵扣表示理解与支持。但周生雄一人签收的慰问函和收条只能代表其收下抚恤金及丧葬费合计55000元，并不是五被告共同表示放弃行使工伤赔偿权利。其次，该收据是周生雄在工伤认定之前，尚不确定刘小菊是否为工伤的情形下与原告签订的，且协议约定的金额大大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显失公平；再次，收据全文所能够体现的唯一保险理赔事宜是雇主责任险并没有提到工伤保险理赔的情况，不应视为对工伤保险理赔待遇的放弃，因此，收据上的承诺内容依法无效。综上所述，我方同意仲裁裁决的结果，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小菊于1968年1月28日出生。周生雄是刘小菊的配偶，两人在1990年3月14日生育儿子周云飞，2006年9月14日生育女儿周某。江杏梅（1947年6月29日出生）是刘小菊的母亲。刘小菊的父亲刘仁支已于1978年10月6日去世。刘仁支与江杏敏育有刘小菊、刘爱菊（1972年9月21日）、刘春让（于1989年2月11日已故）三名子女。刘仁支去世后，江杏梅于1997年3月17日与刘士兴登记结婚，江杏梅与刘士兴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2018年2月1日，刘小菊与原告签订《劳务协议书》，约定原告聘用刘小菊从事保洁工作，期限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工作地点为厦门市湖里区翔云一路121号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该协议签订时，刘小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刘小菊月平均工资为3040元。2018年10月3日，刘小菊在厦门市湖里区高崎机场翔远一路前路段与一小型越野客车发生交通事故，经厦门市中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厦门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小菊与对方车辆驾驶员承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8年10月4日向刘小菊家属发出一份《慰问函》，刘小菊的配偶周生雄领取了原告给付的抚恤金5000元。2018年10月11日，周生雄有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安葬费用50000元。该《收据》载明：“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后雇主责任商业保险理赔费用中扣除垫付费用人民币伍万元整，因刘小菊自身原因导致雇主责任险商业保险不能理赔，家属方不向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追加其他赔偿，此事就此了结”。刘小菊的家属代理人于2019年1月4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3月6日，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白云区人社局）作出穗云人社工伤认[2019]002102号《工伤认定书》，查明原告于2018年2月1日起聘用刘小菊为保洁人员，并认定刘小菊死亡的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规定的情形，原告对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原、被告就丧葬补助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等发生争议，2019年4月26日，五被告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厦门市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原告支付五被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2、原告支付无被告丧葬补助金37728元；3、原告支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217968元（其中周某64752元、江杏梅98496元、刘士兴54720元）。2019年6月12日，厦门仲裁委作出厦劳人仲案【2019】14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原告一次性支付周生雄、周云飞、周某、江杏梅一次性工亡补助费727920元；二、原告一次性向周某支付从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2216.70元，此后，原告应按月依法向周某支付自2019年6月起至其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当月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三、驳回周生雄、周云飞、周某、江杏梅的其他仲裁求；四、驳回刘土兴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五被告未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认为刘小菊与其签订《劳务协议书》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双方成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刘小菊的死亡不应被认定为工伤。其次，刘小菊的家属已就本次事故向直接侵权人主张交通事故责任赔偿，故不得再依据雇佣关系向原告主张侵权赔偿。再次，原告认为刘小菊的家属在刘小菊死亡后收取原告支付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并向与原告出具《收条》，承诺不再向原告追讨其他赔款，因此原告就刘小菊死亡一事已与刘小菊的家属结算完毕，原告已不再负有赔偿义务。即使五被告要撤销《收条》的效力，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即一年内予以主张，五被告已超过上述期间，不再享有撤销权。最后，原告表示其司对仲裁裁决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算方式无异议，但认为刘小菊已经从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处获赔3万多的丧葬费，其司向刘小菊家属支付的50000元不应再用于抵扣丧葬费。五被告则表示其同意仲裁裁决认定的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应对刘小菊的死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刘小菊的死亡已经白云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原告虽在诉讼中提出对该工伤认定的异议，但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作出之后，原告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刘小菊的死亡已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依照规定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因此，原告主张其无须承担给付上述工伤保险待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其已与被告进行了结算，被告同意并确认双方之间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的意见。首先，该《收条》是周生雄一人出具，并非刘小菊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出具，其无权代表刘小菊的全部法定继承人作出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其次，该《收条》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系在工伤认定作出之前出具的。周生雄是在尚不确定刘小菊的死亡是否被认定为工亡的情形下所出具的，且该《收条》亦无法体现原告就刘小菊的家属依法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周生雄是在清楚知晓其所享有的全部法定权利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原告向刘小菊家属共支付55000元，该金额远远低于刘小菊家属依法可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其内容显失公平。最后，刘小菊的家属已在2019年1月4日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即表示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主张，可视为对2018年10月11日出具的《收条》内容的否认。因此，上述《收条》并非刘小菊家属放弃权利主张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显失公平，不能据此作出被告同意并确认双方之间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结的认定，原告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认为刘小菊家属已向直接侵权人主张了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责任，不得向其重复主张赔偿权利的问题。本案的法律关系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而非侵权纠纷。工伤保险待遇与第三人侵权责任赔偿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与不同的赔偿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刘小菊的家属向原告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不属于重复主张。原告上述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认定，原告应向刘小菊的近亲属，即刘小菊的配偶周生雄，女儿周某，儿子周云飞，母亲江杏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刘士兴是刘小菊的继父，现无证据表明刘士兴与刘小菊之间存在抚养关系，故刘士兴不属于可享受刘小菊受伤死亡的工伤待遇的近亲属范围。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故本院确认刘小菊的工伤保险待遇如下：1、丧葬补助金。周生雄、周某、周云飞、江杏梅应得的丧葬补助金按原告所在统筹地区广州市上一年度即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8218元计算六个月为49308元。由于原告已先行支付丧葬费50000元，超过原告依法应支付的丧葬补助金金额，故原告已无须再支付该项费用。2、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刘小菊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为周某一人，对此，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小菊在2018年10月3日死亡，其生前月平均工资为3040元，故应按3040元的30%即912元的标准计算该项费用。据此，周某在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合计为7216.70元，扣除原告已经支付的抚恤金5000元后，原告还应支付给周某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差额2216.70元。此后，原告应按月依法向周某支付自2019年6月起至其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当月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周生雄、周某、周云飞、江杏梅应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上一年度即2017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并乘以20倍计算，该项金额为727920元。关于原告主张对刘小菊因第三人侵权而获得的民事赔偿予以扣减的问题。工伤保险属于劳动法体系下的社会保险制度，劳动者获得的工伤待遇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福利，与因第三人侵权而获得的民事赔偿是两种法律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因此，原告认为直接侵权人的赔偿费用应扣减刘小菊的近亲属依法应享有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周生雄、周某、周云飞、江杏梅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周某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差额2216.70元。此后，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应按月依法向周某支付自2019年6月起至其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当月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三、驳回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静纯人民陪审员  王 武人民陪审员  刘 莲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蔡波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