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湘3123刑初30号公诉机关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唐某4，男，1969年5月1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凤凰县，住凤凰县。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4月27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日经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凤凰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凤凰县看守所。辩护人杜社会，贵州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霞，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黄某一，曾用名黄书友，男，1969年10月18日出生，苗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凤凰县，住凤凰县。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6月12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泸溪县看守所。辩护人田胜勇，湖南延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汤某1，女，1972年11月24日出生，苗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凤凰县，住凤凰县。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行贿罪，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1月23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指定辩护人吴红志，凤凰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人熊某1，女，1974年8月31日出生，土家族，高中文化，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吉首市，住吉首市。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4月27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取保候审；经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年8月1日适用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1月23日继续适用取保候审。现在家。辩护人吴建华，湖南延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凤凰县人民检察院以凤检诉刑诉[201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唐某4犯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被告人黄某一、汤某1、熊某1犯非法经营罪、行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又以凤检诉刑变诉[2019]5号就部分指控事实进行变更起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日、12月19日和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丁奇、谭政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唐某4及其辩护人杜社会、陈霞、被告人黄某一及其辩护人田胜勇、被告人汤某1及其辩护人吴红志、被告人熊某1及其辩护人吴建华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非法经营犯罪事实1、2016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唐某4车队在未办理道路运输客运班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业务金额达495余万元，违法所得达119余万元。2、2017年至2018年4月期间，以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等人为股东且均参与实际经营的“某车队”，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业务金额达975余万元，违法所得达467余万元。二、行贿犯罪事实1、2016年，被告人黄某一、汤某1等人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牌的情况下，共同经营凤凰县至浙江省宁波市线，为保证不被凤凰县运管所查处，决定向时任县运管所运政稽查股股长麻某一送钱，请托予以关照，并由黄某一负责实施。黄某一于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送予麻某一5万元。麻某一予以收受，并给予关照。2、2016年，被告人唐某4等人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牌的情况下，共同经营凤凰县至浙江省台州市线，为保证不被凤凰县运管所查处，决定向时任县运管所运政稽查股股长麻某一送钱，请托予以关照，并由唐某4负责实施。唐某4于2017年2月底的一天送予麻某一4万元。麻某一予以收受，并给予关照。3、2017年，被告人黄某一所在车队与唐某4所在车队合并组成“某车队”，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牌的情况下，共同经营凤凰县至浙江省台州、宁海客运路线，为保证不被凤凰县运管所查处，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等车队管理人员商议后，决定给时任县运管所运政稽查股股长、副所长麻某一送钱，请托予以关照，并由黄某一负责实施。黄某一于2017年底的一天送予麻某一6万元，并表示如果生意好会再送一笔钱。麻某一予以收受，并给予关照。2018年初的一天，黄某一按约定再送予麻某一“6万元”，麻某一予以收受。三、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犯罪事实1、2017年3月，被告人唐某4在从事非法长途客运时，委托他人私自刻制了“铜仁市某局印章”，并将印章加盖于伪造的《证据登记保全清单》上，以逃避运管部门稽查。2、2018年4月，被告人唐某4在从事非法长途客运时，委托他人私自刻制了“凤凰县某所印章”，并将印章加盖于伪造的《证据登记保全清单》上，以逃避运管部门稽查。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物证：扣押的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印章；书证：户籍证明、账本、非税缴款书等；证人证言：证人张某、麻某一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唐某4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黄某一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汤某1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熊某1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湖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中心第366-1号、2号、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辨认笔录；到案经过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违反道路运输法规，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班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长途大巴客运经营活动，严重扰乱社会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2017年非法经营共同犯罪中，唐某4、黄某一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汤某1、熊某1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第三起行贿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汤某1、熊某1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被告人唐某4非法刻制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唐某4在非法经营、行贿、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犯罪事实中系坦白。被告人黄某一在非法经营、行贿犯罪事实中系坦白。被告人汤某1、熊某1在非法经营犯罪事实中系坦白，在行贿犯罪事实中系自首。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判处。建议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唐某4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以行贿罪判处被告人唐某4两年至三年，并处罚金；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被告人唐某4一年至两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八年，并处罚金。建议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黄某一两年至三年，并处罚金；以行贿罪判处被告人黄某一两年至三年，并处罚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并处罚金。建议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汤某1一年至两年，并处罚金；以行贿罪判处被告人汤某1一年至两年，并处罚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两年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建议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熊某1一年至两年，并处罚金；以行贿罪判处被告人熊某1一年至两年，并处罚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两年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唐某4对指控的非法经营、行贿、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其辩护人杜社会认为：1.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如下：①车辆的运营具有相关手续，故运营具有合法性；②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本案唐某4的行为”为非法经营；③唐某4负责的旅游大巴具备载客条件，且其中部分车辆具有班车线，不属于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形；④唐某4等人实施的行为既方便了百姓出行，也减轻了出行成本，且没有发生不良影响，社会危害性小；⑤唐某4仅是名义上的“队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人，故不应作为主要责任人和参与人予以指控；⑥对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不予认可，审计机构只能对审计内容进行说明，不能对法律作出解释；⑦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恰恰证明了原审计报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及合法性。2.对指控的行贿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唐某4当庭自愿认罪，应当根据认罪认罚处理。3.没有犯罪前科，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依法从轻处罚。其辩护人陈霞认为：1.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如下：①法律法规未将“本案唐某4的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故不得定罪处罚；②唐某4的行为属行政处罚范畴，不宜进行刑事处罚；③对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作为认定唐某4非法经营及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依据；④辩方补充的统计表等证据都是根据原始凭证统计出来的，是对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缺乏内容的补充，应当予以采信；⑤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不具有客观、合法、有效，其内容超出了审计范围，也不具有对原审计报告进行补充的效力。2.对指控的行贿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章罪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均系为了车队的运营，基于同一犯意，主观恶性不强，涉案时间短，且没有引发严重后果，量刑时应予以综合考虑。3.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具体如下：①主观恶性不大，无犯罪前科，且有悔罪表现；②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危害性不大；③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被告人黄某一辩称：1.行贿是经过股东商量之后，委托我去做的；2.非法经营只是在车站没有发车的情况下才运营的；3.只在贵Ｄ×××××车占了十二分之一的股份。其辩护人的意见是，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如下：①无证经营不属于其他扰乱市场的非法经营行为；②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没有剔除合法的开支及旅游收入等，客观性、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非法经营的数额及违法所得数额；③凤凰县没有开通相关的省级班线，没有相应的客运市场，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前提；④运营的车辆均是挂靠在新国线集团（铜仁）运输有限公司的，具有省级客运运营资质；⑤辩方提供的反驳补充材料出自于原始凭证，真实有效，应作为定案依据；⑥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恰恰证明了原审计报告与最高院研究室的答复是相违背的，故原审计报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及合法性。被告人汤某1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其辩护人认为：1.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的证据不足；2.没有犯罪前科，是从犯；3.具有自首情节；4.上缴违法所得，庭审中自愿认罪。被告人熊某1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其辩护人认为：1.对非法经营数额及违法所得的认定有异议，因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没有剔除合法的收入及成本等，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也正好予以了印证；2.在行贿过程中，处于服从的地位，不积极主张行贿行为，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小；3.虽然违背了地方规定，但是给农民工带来便利，社会危害性小；4.运营的车辆均是挂靠在新国线集团（铜仁）运输有限公司的，具有省级客运运营资质；5.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综上，建议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非法经营事实2013年，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汤某1与他人共同出资从铜仁新国线公司购买了八辆大巴车从事旅游运输活动。2015年，唐某4等人分离后组成两个车队，黄某一、汤某1等人一个车队，唐某4等人一个车队。1、2016年，唐某4车队在未办理道路运输客运班线许可证下，组织经营往返于凤凰县阿拉营镇至浙江省台州市、宁波市的长途客运业务。2016年至2017年，唐某4车队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金额达495余万元。在此期间，唐某4作为车队的管理人员，每个月从车队获得0.5万元工资，一年所得管理工资共计6万元。2、2017年，唐某4车队与黄某一车队再次合并组成“铜仁新国线唐苗子车队”，唐某4任车队队长负责车辆管理，黄某一任副队长负责协调外部关系，汤某1任出纳，被告人熊某1负责财务监督。2017年至2018年3月31日，唐苗子车队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金额达975余万元。此期间，唐某4、黄某一、熊某1、汤某1作为车队的管理人员，每个月从车队获得0.5万元工资，唐某4、黄某一、汤某1参与管理一年三个月，所得管理工资均为7.5万元，熊某1参与管理十一个月，所得管理工资共计为5.5万元。2018年4月26日，民警到凤凰县阿拉营镇将唐某4、熊某1通知到案。2018年6月12日，黄某一在珠海市被抓获归案。熊某1于2018年5月25日上缴违法所得10万元。汤某1于2018年8月9日上缴违法所得10万元，于2019年6月10日上缴违法所得2万元，共计上缴违法所得12万元。黄某一于2020年1月15日上缴违法所得1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案件线索移送函、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证明，凤凰县纪委于2018年4月16日将唐某3涉嫌非法营运的线索移交给凤凰县公安局；凤凰县公安局于2018年4月26日决定对唐某3非法经营案进行立案侦查；2018年4月26日下午16时许，凤凰县公安局民警将ＤＢXXXX号大巴车车主唐某3和该车队的唐某4、熊某1通知到凤凰县公安局进行询问，唐某3、唐某4、熊某1对其参与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8年6月12日，珠海市公安局横琴派出所接到红色抓捕指令后，派民警赶往珠海市横琴新区永兴街51号菁英公寓202房将黄某一抓获。2、拘留证、逮捕证证明，唐某4于2018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于同年6月2日被执行逮捕。黄某一于2018年6月12日被刑事拘留，于同年7月17日被执行逮捕。3、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2018年5月25日扣押熊某1人民币10万元。4、湖南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中国工商银行凭证证明，熊某1于2018年5月25日上缴罚没收入10万元。汤某1于2018年8月9日向上缴罚没收入10万元，于2019年6月10日上缴罚没收入2万元，共计上缴罚没收入12万元。黄某一于2020年1月15日上缴违法所得10万元。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①2012年，我和妹妹张湘萍在贵州省铜仁市新国线旅游公司一起买了一台贵Ｄ×××××的大巴车，2015年12月，和唐某4等人组成的唐苗子车队就开始跑铜仁、凤凰县阿拉营镇到浙江省宁波方向的客运，这时是唐某4负责车队，唐某5负责管钱和发钱。②2017年4月份唐苗子车队和黄某一那边的车队合并，然后一起跑浙江方向的线路。此时车队就是唐某4和黄某一一起负责，财物是汤某1和唐某5负责。③在跑铜仁、凤凰县阿拉营镇到浙江省宁波方向的线路，我们车队没有办理得班线运输许可线路牌。6、证人唐某1的证言证明，①其所开的贵Ｄ×××××大巴车是从新国线旅游公司购得，所以这台车只能从事旅游运输，但是我实际上的用途是用于客运。②其所开的贵Ｄ×××××大巴车和其他人的大巴车组成车队叫做“唐苗子车队”，搞客运，始发地是凤凰县阿拉镇，目的地是浙江省宁海县，车队最多的时候有12台车，记得车牌号的有：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湘Ｇ×××××、贵Ｄ×××××、贵Ｄ×××××、贵Ｄ×××××。③车队车辆的调度和司机安排由唐某4负责并且也负责处理与运管所的关系，熊某1负责账目。④车票的价格是200元／张，在春运时就是260元／张。⑤在跑车去宁海时，唐某4给过一张盖有凤凰县运管所的公章的《证据登记保存清单》，以用于逃避被处罚。7、证人彭某的证言证明，①其和龙书江购得贵Ｄ×××××大巴车的四份之一股份，该车挂靠在铜仁市新国线旅游公司。②该辆车参加唐苗子车队，跑从凤凰县阿拉营镇到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方向，在跑这条线路上，我们的车队没有得到运管部门的许可线路牌。③车队负责人是唐某4，熊某1和唐某5负责管财务，在跑车被运管查处时，也是由唐某4去处理与运管的关系。8、证人肖某任职凤凰县交通运输管理所法规股股长，其的证言证明，班线客运车辆需要办理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用于核定是否超过范围经营）、道路运输证（用于核定站点和线路经营）、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车辆的班线牌才能运营。9、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证实了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的领取有相应的程序，不存在非道路运输管理所的人员到单位领取空白文书后到单位办公室盖章的事实。10、证人田某1的证言证明，其与熊某1、黄某一购买了车票号为贵Ｄ×××××的大巴车，听熊某1、黄某一说，这台车并入唐苗子车队，并挂靠在铜仁新国线公司，从事客运。11、证人唐某2、田某2、龙某1、蒋某、龙某2、龙某3、周某、龙某4、段某、龙某5等人的证言证明，新国线唐苗子车队以前就跑从凤凰县阿拉镇到浙江省宁波线路运输乘客，2018年4月26日贵Ｄ×××××跑凤凰县阿拉镇到浙江省宁波线路运输乘客当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事实。12、证人唐某3的证言证明，唐苗子车队的车在凤凰被查由黄某一、唐某4负责处理关系解决事情；熊某1、汤某1、唐某5（没有股份）负责财务；唐某4和汤某1负责车辆调度；黄某一负责后勤。13、另案被告人麻某一的供述证明，①2016年6、7月份就查到“新国线”客运车违法运输的事实，一共查过20多次，罚了几次款，之后“新国线”车队找到我们帮忙，我们就照顾，也就不查了。②一个叫“妹哥”（姓黄）共计给了21万元的感谢费，其给了“妹哥”约4、5张盖有我单位公章的空白《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由其车队根据用途自己填写使用。14、被告人唐某4的供述证明，①从2016年初开始从事一直到现在，每个月从车队拿的工资是5000元。②大概是2017年4月与黄某一一方四台大巴车合并，成立“新国线唐苗子车队”，车队的股东包括唐某4、熊某1、黄某一等人,车队共12辆大客车（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湘Ｇ×××××、贵Ｄ×××××、贵Ｄ×××××、贵Ｄ×××××、浙Ｂ×××××），车辆挂靠在铜仁市新国线公司，每辆车每月需要给新国线公司1000元管理费用。③车队的12辆大客车，只有其中的湘Ｇ×××××有正规的张家界到浙江温岭市的线路牌，贵Ｄ×××××、贵Ｄ×××××、贵Ｄ×××××有铜仁市运输管理局批准，新国线公司开具的临时往台州的临时线路牌，这个线路牌每次开具可以用十天，其它的大巴车就没有运管部门批准的线路牌。④车队的线路是松桃、凤凰县阿拉营镇到浙江省台州、宁海，中途也可以上客和下客。⑤我是车队队长，主管车子的调度，唐某5管钱，后面一段时间熊某1也管账，汤燕子（汤某1）管钱。⑥从新国线唐苗子车队合并以来，唐某4从车队参股分红分得大概是十七万的样子，最终分红的收入还是以车队的账本为准。⑦汤某1、熊某1等人每个月的工资是5000元。⑧我们车主没有和贵州省铜仁市新国线公司签订任何挂靠或者租赁等合同。15、被告人黄某一的供述证明，①大概2012年时，我和唐某4等人从铜仁新国线旅游公司购买了六辆大巴车（车牌号分别为：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再加上贵Ｄ×××××，以及唐某4和他人共有的一辆大巴车，共八辆大巴车。②大概到2014年，我们就分成两个车队，唐某4一个队，我这边一个队，我这边分得贵Ｄ×××××、贵Ｄ×××××、贵Ｄ×××××。③到2017年6-7月时，我们两个队又合到一起，一直到4月被查，这次我们有12辆车，唐某4那边8辆，我这边4辆，我们一起跑阿拉到宁波方向客运。④唐某4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负责协调关系和旅游包车调度，熊某1负责监督账目，汤某1负责管钱，唐某5是车队请来帮忙记账的。⑤我们合并后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三百万，除去开支一辆车一个月大概分到一万多元。⑥自买到大巴车后，不管是分还是合到一起跑，这些跑凤凰县阿拉营镇至浙江省宁波方向等地客运的车辆都没有办理得线路牌。⑦参与营运期间，每个月从车队拿的工资是5000元。16、被告人汤某1的供述证明，①2013年我和唐某4等人到铜仁新国线旅游公司买了八辆大巴车，当时我出了40万。②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所有股东分成两个车队，我与黄某一等人分得四辆车，唐某4和其他股东也分得四辆车，我们两个车队都是从铜仁、阿拉营镇、凤凰县城跑浙江宁波方向。③到2017年4月左右，我们两个车队又合到一起组成“新国线唐苗子车队”，从阿拉发车至宁波、台州。④我们这些车只有道路运输证，没有线路牌。⑤财务方面钱和帐都是我来管，唐某4是队长，负责车辆调度，黄某一负责处理车队的外围关系与运管部门疏通关系，唐某5管账，我管钱，一两个月前唐某5去长沙了，就是熊某1管账。⑥每个月从车队拿5000元的工资。17、被告人熊某1的供述证明，①我们车队叫新国线唐苗子车队，一共有八台大巴车（车牌号分别为湘Ｇ×××××、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从事非法经营，除了这八台，还有四台（车牌号为贵Ｄ×××××、贵Ｄ×××××、贵Ｄ×××××、浙Ｂ×××××）和我们联盟的，其中贵Ｄ×××××、贵Ｄ×××××靠在铜仁新国线旅游公司，贵Ｄ×××××、湘Ｕ×××××、贵Ｄ×××××是线路牌车，本来开始跑的线路牌是张家界至台州，后来也跑松桃至台州。②车队管理负责人是唐苗子，他和汤某1负责安排调度车辆，走关系是黄某一操作，唐某5是会计，汤某1是出纳，我2017年3、4月开始参与管理，监督账目，在唐某5于2018年4月1日请假后开始兼任会计工作。③我每个月从车队拿5000元的工资。黄某一每个月也从车队里面拿5000元的工资。18、湘西自治州银鹏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2016年至2017年，唐某4车队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金额达495余万元。2017年至2018年3月31日，新国线唐苗子车队非法从事长途客运业务金额达975余万元。同时还证明黄某一一方车辆从2017年1月份至12月份分红37.48万余元。19、保险单、车辆维修单等证据证明，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所交保险费情况；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贵Ｄ×××××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所花维修费情况。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行贿事实1、2016年，被告人黄某一、汤某1伙同他人以各自购买的大巴车合伙，共同经营凤凰县至浙江省宁波市的客运线路。黄某一等人因末取得该线路客运牌，为保证线路“正常运营”不被县运管所查处，决定给时任运管所运政稽查股股长的麻某一送钱以请托其予以关照，并由黄某一负责实施。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黄某一电话联系麻某一要其到“天下凤凰大酒店”外的马路边见面，麻某一表示同意。麻某一赶到后，黄某一请托麻某一对其车队所经营的客运线路给予关照，并当场送给麻某一5万元现金。麻某一表示同意，并收下黄某一给送的5万元。之后，黄某一等人的大巴车在被县运管所稽查人员查获时，黄某一及时联系麻某一，由麻某一利用其职权指示稽查人负对黄某一等人的大巴车不予处罚直接放行。2、2016年，被告人唐某4伙同他人以各自购买大巴车合伙，共同经营凤凰县至浙江省台州市的客运线路。唐某4等人因未取得该线路客运牌，为保证线路“正常运营”不被县运管所查处，决定给时任运管所运政稽查股股长的麻某一送钱以请托其予以关照，并由唐某4负责实施。2017年2月底的一天，唐某4电话联系麻某一要其到阿拉营镇××路口见面，麻某一表示同意。麻某一赶到后，唐某4请托麻某一对其车队所经营的客运线给予关照，并当场送给麻某一4万元现金。麻某一表示同意，并收下唐某4给送的4万元。之后，唐某4等人大巴车在被县运管所稽查人员查获时，唐某4及时联系麻某一，由麻某一利用其职权指示稽查人员对唐某4等人的大巴车不予处罚直接放行。3、2017年，黄某一所在车队与唐某4所在车队合并组成“阿拉唐苗子车队”共同经营凤凰县至浙江台州、宁海的客运线路。2018年春运将至，该车队未取得该线路客运牌，为保证线路“正常运营”不被县运管所查处，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等车队管理人员商议后决定给时任运管所运政稽查股股长、副所长的麻某一送钱以请托其予以关照，并由黄某一负责实施。2017年底的一天，黄某一电话联系麻某一要其到“天下凤凰大酒店”外的马路边见面，麻某一表示同意。麻某一赶到后，黄某一请托麻某一给予关照，并送给麻某一6万元现金，同时表示如果生意好会再送给麻某一一笔钱。麻某一表示同意，并收下黄某一给送的6万元。之后，“阿拉唐苗子车队”的大巴车在被县运管所稽查人员查获时，黄某一及时联系麻某一，由麻某一利用其职权指示稽查人员对“阿拉唐苗子车队”的大巴车不予处罚直接放行。2018年初的一天，黄某一电话联系麻某一要其到沱江××岔路口见面。麻某一赶到后，黄某一按约定送给麻某一6万元现金，麻某一予以收受。2018年8月3日，经凤凰县电话联系，熊某1主动到凤凰县投案。2018年8月6日，经凤凰县电话联系，汤某1主动到凤凰县投案。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立案决定书证明，2018年8月10日，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因涉嫌行贿问题被进行立案（调）查。2、到案经过证明，凤凰县员会在对麻某一立案调查过程中，发现“阿拉唐苗子车队”股东及管理人员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伙同向时任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后稽查股股长麻某一行贿，并于2018年8月3日通过电话联系熊某1，熊某1主动来到凤凰县接受谈话，于2018年8月6日通过电话联系汤某1，汤某1主动到凤凰县接受谈话。3、证人麻某2的证言证明，麻某一收了唐苗子车队给予好处费的事实。4、另案被告人麻某一的供述证明，其利用稽查非法营运车辆的职务便利照顾黄某一的新国线车队及唐某4的车队，先后收受黄某一给予的17万元，收受唐某44万元的事实。5、被告人唐某4的供述证明，由于车队有些车辆没有到浙江方向的线路牌，运输乘客怕被运管部门查处，就由黄某一于2018年年前和年后给凤凰县运管所送了两次钱，共计12万元，以及凤凰县运管所的麻某一给予关照的事实。6、被告人黄某一的供述证明，我和运管所执法队长麻某一打交道。我给麻某一送过三次钱，一共17万。第一次是2016年至2017年那个春运过年前，我给他送了5万，这次是我和车队股东商量后股东同意，我从汤某1手上拿了5万现金，我到麻某一车上送的；第二次是2017至2018春运年前，这次车队股东叫我去问麻某一要交多少钱，麻某一要12万，我问了后到汤某1手上拿了6万元，送给麻某一；第三次是春运年后，我又到汤某1手上拿了6万，送给麻某一。7、被告人汤某1的供述证明，①2016年底至2017年初的春运，黄某一说为了不让运管所查我们车子，要拿5万元去打点运管所，我没有反对，年前给了黄某一2万元现金，年后给了他3万元现金。②合并后，在2017年至2018年间的春运，黄某一说要拿12万去运管所疏通关系，年前他拿了6万元现金，年后拿了6万元现金，车队上的账有体现。2014年唐某4到我手上拿了10万说去疏通运管关系。8、被告人熊某1的供述证明，汤某1告知熊某1，黄某一为去凤凰县运管所跑关系，于2017年农历腊月，开支了6万，又于2018年农历正月，开支了6万元。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三、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事实1、2017年3、4月份，被告人唐某4在从事非法长途客运时，委托他人私自刻制了“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印章”，并将公章用于伪造《证据登记保全清单》或者制作假的线路牌，以逃避运管部门稽查，至2018年4月25日被查处缴获。2、2018年3月份，被告人唐某4在从事非法长途客运时，委托他人私自刻制了“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印章”，并将公章用于伪造《证据登记保全清单》或者制作假的线路牌，以逃避运管部门稽查，至2018年4月25日被查处缴获。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扣押的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印章证明，涉案私刻印章的基本特征等情况。2、被告人唐某4的供述证明，为逃避相关部门查处非法运营，就叫人私自刻了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2017年3、4月份刻的）、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处（才刻了20多天）的章子。同时证明将公章用于伪造《证据登记保全清单》或者制作假的线路牌，以及私刻的公章于2018年4月25日被查处缴获。3、鉴定意见：湖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中心第366-1号、2号证明，2018年10月8日，经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的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也即查获的印章非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印章、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印章公章。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唐某4违反道路运输法规，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班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私人合伙购买的大巴车，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擅自从事长途客运业务，非法经营数额为495余万元，又在2017年至2018年3月份期间伙同被告人黄某一、汤某1、熊某1擅自从事长途大巴客运业务，非法经营数额为975余万元，前述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为1470余万元，个人违法所得共计为13.5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于2017年2月份送予4万元，于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伙同被告人黄某一、汤某1、熊某1分两次共送予12万元，前述行贿数额共计16万元。伪造国家机关印章2枚，其中一枚为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印章，另一枚为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印章。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某一违反道路运输法规，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班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私人合伙购买的大巴车，伙同被告人汤某1、熊某1、唐某4于2017年至2018年3月份期间擅自从事长途大巴客运业务，非法经营数额为975余万元，个人违法所得为7.5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于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送予5万元，于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伙同被告人唐某4、汤某1、熊某1分两次共送予12万元，前述行贿数额共计1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汤某1、熊某1在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班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私人合伙购买的大巴车，伙同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于2017年至2018年3月份期间擅自从事长途大巴客业务，非法经营数额为975余万元，个人违法所得分别为7.5万元、5.5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于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伙同被告人唐某4、黄某一分两次共送予1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4犯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以及被告人黄某一、汤某1、熊某1犯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在2017年至2018年3月份期间的非法经营共同犯罪中，唐某4、黄某一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汤某1、熊某1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从轻处罚。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的行贿共同犯罪中，唐某4、黄某一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汤某1、熊某1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从轻处罚。唐某4到案后，如实供述非法经营、行贿、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从轻处罚。黄某一到案后，如实供述非法经营、行贿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从轻处罚。汤某1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非法经营、行贿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从轻处罚。熊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非法经营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从轻处罚；主动向凤凰县员会投案，并如实供述行贿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从轻处罚。汤某1、熊某1主动上缴违法所得，依法酌情从轻处罚。唐某4、黄某一、熊某1、汤某1均当庭自愿认罪，依法酌情从轻处罚。唐某4的辩护人所提具有“坦白，当庭自愿认罪”的辩护意见，汤某1的辩护人所提具有“自首、从犯，上缴违法所得，当庭自愿认罪”的辩护意见，熊某1的辩护人所提具有“从犯，对行贿犯罪具有自首”的辩护意见，均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部分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在量刑时，应综合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程度、涉案时间等因素”的辩护意见，本院在量刑时将综合予以考虑。根据熊某1于2018年4月26日的第一次供述可知，其是被动到案，且侦查机关在立案前已经掌握了非法经营事实。故熊某1的辩护人所提对非法经营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虽然被告人及辩护人提供了旅游收入、具有线路牌及临时线路牌车辆经营收入、春运（40天）发班线经营收入统计表，但未就其“合法性”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前述经营收入统计表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相关保险单及车辆维修结算单等，应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相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就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庭审存疑部分作出了解释与说明，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且不属于应当排除的证据范围，故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人唐某4的辩护人以“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本案唐某4的行为’”为非法经营、“唐某4的行为不属于非法经营中‘违法国家规定’且社会危害性小”以及“唐某4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不宜进行刑事处罚”等为由；被告人黄某一的辩护人以“无证经营不属于其他扰乱市场的非法经营行为”、“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前提”以及“运营的车辆挂靠的公司具有省级客运运营资质”等为由，认为前述各被告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首先，唐某4等人擅自从事长途客运经营活动，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国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向相应级别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并在得到许可之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无证无照不得从事经营。“唐某4车队”及“新国线唐苗子车队”均未办理公司登记注册，也未取得道路经营许可证和进行工商登记，便擅自从事长途客运经营活动，违反了国家规定。虽然本案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系挂靠有资质的新国线集团（铜仁）运输有限公司经营，但在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向本案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发出举证通知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并未提出证据证明本案鉴定范围内的经营行为系通过新国线集团（铜仁）运输有限公司进行的。此外，唐某4为逃避处罚，伪造铜仁市道路运输局碧江分局印章和凤凰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印章，进一步佐证了违反国家规定的事实。其次，唐某4等人擅自从事长途客运经营活动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进行无证无照经营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即情节严重的无证无照客运行为应当纳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予以规制。而唐某4等人擅自从事长途客运经营活动，伪造国家机关印章逃避处罚，脱离有效监管，经营时间较长，不仅对正常的客运经营秩序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导致超载、交通事故等潜在的危险因素大大增加，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现实及潜在的社会危害性大，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最后，唐某4非法经营数额为1470万余元，黄某一、汤某1、熊某1非法经营数额为975万余元，远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九条规定的“5万元”立案追诉标准，属于情节严重情形。综上，唐某4、黄某一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故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唐某4的辩护人以“对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为由；被告人黄某一的辩护人以“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的客观性、真实性存疑”为由、被告人熊某1的辩护人以“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未剔除合法的收入及成本等”为由，认为证明非法经营数额及违法所得数额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汤某1的辩护人认为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及违法所得数额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由凤凰县公安局委托进行审计，鉴定非法经营数额所依据是账本等原始记账资料，且审计单位、参与人员及流程并无不当。因此，鉴定程序合法。虽然四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审计报告的非法经营数额未剔除合法的旅游客运、具有线路牌及临时线路牌以及春运发班线收入，但在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向本案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发出举证通知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并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前述收入具有“合法性”，且审计报告的非法经营数额未包含贵Ｄ×××××于2018年1月24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贵Ｄ×××××于2016年4月22日至4月24日期间、贵Ｄ×××××于2017年2月9日至2月14日期间的营运收入，虽然原始账本记账贵Ｄ×××××于2016年9月24日至27日的旅游收入为9800元，但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此收入是“合法收入”。因此，湘银鹏审字［2019］第060号审计报告关于非法经营数额的审计结论可以采信。故各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关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本案参与非法经营的大巴车是私人合伙购买，除唐某4、黄某一、汤某1、熊某1具有股份之外，还存在唐某3、田仁新等其他诸多股东具有股份，再加上非法运营时间长，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违法所得的具体分配情况及数额，导致无法确定在案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按照各被告人参与管理所得的工资数额确定违法所得。故各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关于违法所得数额”方面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唐某4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7万元；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8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7日起至2024年4月26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黄某一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6月12日起至2021年12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熊某1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熊某1应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持本判决书到居所地司法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四、被告人汤某1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汤某1应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持本判决书到居所地司法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五、被告人黄某一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5万元，被告人汤某1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5万元，以及被告人熊某1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5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唐某4尚未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5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龙晓明审   判   员  吴绍明人 民 陪 审 员  侯 茹二〇二〇年一月一十七日法官助理刘席宏代理书记员（兼）  刘席宏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