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陕71行赔终1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德荣，男，汉族，1943年6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莲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凌筠，女，汉族，1949年6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莲湖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永仁，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   负责人刘红兵，主任。   委托代理人姜文龙，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郭宁，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荆战茹，男，汉族，1982年10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   委托代理人师焕朝，陕西咸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荆德容、朱凌筠与被上诉人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钓台街办）及原审第三人荆战茹街道办事处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赔初16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二原告住西安市莲湖区XX街XX号XX。2017年6月20日，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XX城钓台街道辖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2017年7月11日，被告钓台街办与第三人荆战茹签订《XX城XX村XX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该协议中认定被征迁人荆战茹住址为XX村XX号XX号，给予其拆迁安置补偿金合计968244元。2019年5月9日，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4民终819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认定，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荆德荣、朱凌筠和荆战茹、权亮云之间存在争议，并判决驳回了荆德荣、朱凌筠就XX村XX号XX号房屋拆迁安置事宜要求荆战茹、权亮云返还拆迁安置补偿款及安置房的诉讼请求。2019年5月27日，原告荆德荣、朱凌筠以其二人为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人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拆迁赔偿款736480元，并给付原告应享受的拆迁安置房134平方米。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二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1999年9月22日权为兵《证明》、2018年11月20日《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情况说明》、2018年12月13日落款为资村党支部、资村村委会《会议纪要》及证人荆康胜当庭证人证言，证明二原告是XX村XX号XX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荆德荣、朱凌筠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拆迁赔偿款736480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应享受的拆迁安置房134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取得行政赔偿的法定前提条件，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因二原告主张其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的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已被一审法院(2019)陕7102行初2337号行政裁定所驳回，故其赔偿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荆德荣、朱凌筠的起诉。   上诉人荆德荣、朱凌筠上诉称：原审对资村两委会出具的关于荆稳成(荆德荣小名)庄基商讨会形成的《会议纪要》,荆康胜出庭证言及时任村主任荆某某书证《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的情况说明》三个纠正1999年9月22日权为兵写的错误证明不予认定,而采信被上诉人钓台街道办事处与原审第三人荆卫卫签订两个行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拆迁安置补偿补充协议)时所依据权为兵1999年所写的错误证明,从而认定上诉人“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缺乏事实依据”。故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请,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述三个证据是纠错的证据。村党支部、村委会分别在《会议纪要》上加盖了公章。“确认38号付1号庄基是荆稳成的祖遗庄基,房子是荆卫卫盖的”。村上整体规划修路把上诉人祖遗宅基和房屋拆了,时任小组长荆康胜为XX庄XX线并出庭作证,时任村主任纠错写的《情况说明》与《会议纪要》形成了牢固的证据链,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相互印证。《会议纪要》写的很清楚,参会人员是两委会全体成员、XX组XX组长及村民代表。形成会议纪要时荆某某由村主任变为村党支部书记,村两委会专门为荆德荣祖遗庄基开的会。而原审偏不采信,并且说该证据形式要件有问题。宅基是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两委会有权对该宅基确认。两委会专门纠错开会形成的专题《会议纪要》原审不采信;在权为兵1999年写的假证明上盖章的村主任荆某某在会上的纠错发言及他又专门为纠错写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为上诉人划线砸橛的小组长荆康胜出庭作证不予采信,请问什么证据才可以证明38号付1号宅基使用权是上诉人的呢?钓台农村祖遗宅基统统都没有发过土地使用证。除上述证据外,上诉人拿什么别的证据可以证明呢?荆战茹先用假证据,被上诉人又依据假证据双方签订的两个行政协议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串通造假,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难道不该赔偿吗。1999年的假证据不合法,所以两委会才专门开会纠正。原审把上诉人的补偿款和应分的安置房给了不法之人与情与理与法相悖。上诉人没有请求要赔偿其上房屋,只请求赔偿宅基地被拆迁的补偿,而原审竟如此粗心。房子是荆卫卫侵占上诉人庄基建的。两个行政协议签订的时间清清楚楚写的是2014年7月11日。而西咸新区XX城管委会下发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则是2015年6月30日;XX城管委会下发的《征服补偿安置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则是2017年6月20日。2014年7月11日在未拆迁以前第三人与被告就签了两个拆迁补偿协议,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但原审为办错案却把时间写为2017年7月11日所签，原审不让上诉人起诉拆迁人XX城管委会,第三人村委会又不通知其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为讨回公道,经村委会多次调解后被迫走上了艰难漫长的依法维权之路,但没想到原审也如此不公,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准,程序违法。综上请求：1.撤销上述裁定；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宅基拆迁赔偿款736480元；3.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拆迁安置房134㎡；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钓台街办答辩称：一、上诉人本案诉请因为行政机关因违法行政对其造成了直接损失，但其针对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荆战茹之间签署的《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被一审法院确认违法，其诉请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本案系上诉人在提出行政诉讼同时提出的行政赔偿，该行政赔偿的法定前提是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而上诉人提起的（2019）陕7102行初2337号行政诉讼案件，已裁定驳回了起诉，故上诉人请求行政赔偿之诉请无据，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被上诉人钓台街道办事处并非本案涉案征地拆迁主体，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九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第二十六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钓台街道办事处并不具有法定征收土地的资格，仅系受陕西省西咸新区XX城土地储备中心的委托实施征迁，不应当是赔偿义务机关，且被上诉人无权对上诉人作出任何安置的权利，被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三、本案上诉人之诉请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系在提出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之规定，本案上诉人诉状中以及在一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其知晓权利被侵犯系2017年9月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上诉人自2019年5月份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请已过法定追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系受托实施行政行为，非本案征迁主体，非法定赔偿义务机关，非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诉请亦超过法定追溯期限，其请求不能成立。故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荆战茹陈述称：一、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合法。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上诉人在一审行政起诉状中称“2017年9月份，我们自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从2017年9月至上诉人2019年5月提起行政诉讼已达20个月，大大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被上诉人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在两份行政答辩状中亦提出了同样抗辩，故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合法。二、一审对上诉人提出的证据不予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在行政上诉状中诉称“原审对资村两委会出具的关于荆稳成（荆德荣小名）庄基商讨会形成的《会议纪要》、荆康胜出庭证言及时任村主任荆某某书证《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的情况说明》三个纠正1999年9月22日权为兵写的错误证明不予认定”，对一审裁定提出异议，原审第三人认为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理由是：1.上诉人在一审行政诉讼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未被生效判决认定和采纳，在原民事二审中，上诉人就提供了2018年12月13日落款为资村党支部、资村村委会《会议纪要》、荆某某2018年11月20日《关于荆卫卫与荆稳成庄基纠纷的情况说明》，因《会议纪要》证据形式不合法、参会人员未签名、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人及会议记录人、纪要起草人未到庭作证，荆某某的书面证言因不符合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和民事一审经出庭作证的证言相矛盾，而未被生效判决认定和采纳。在一审行政诉讼中，上诉人又出示了以上证据和荆康胜的证言，一审依法不予采信，并在行政裁决书中依法论述了不予采信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在行政上诉中并未对一审未采信提出任何合法理由，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2.上诉人在行政上诉状中称“权为兵1999年所写的错误证明”与客观事实和生效民事判决不符。在一审民事诉讼中，原审第三人向法庭提交了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是由时任村长助理权为兵1999年9月22日书写，2012年11月28日时任村长荆某某签署“情况属实荆某某”，并加盖了村民委员会公章。民事一审开庭时，权为兵、荆某某均到庭证明了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有效，经双方当事人质证，被生效民事判决采信。上诉人未对生效民事判决提起再审申请，在行政上诉状中又称“1999年的假证据不合法”显然与法相悖，村两委会当然无权纠正生效判决认定的合法证据，故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二审应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依法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荆德荣、朱凌筠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资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壹份。证明目的：荆康胜1996年资村新村规划时任二组组长，村上将荆德荣祖遗宅基及房屋拆迁重新划宅基地时是荆康胜砸橛划线的，位置西临杨化平家，为拆迁时的38号付1号的事实。   2.资村党支部、村委会出具的会议记录壹份。证明目的：2018年12月12日村两委会开会专门就《关于荆德成庄基问题的专题商讨会》主持人为荆某某和权利君，会议经调查认定宅基是荆稳成的，房屋为荆卫卫所建。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钓台街办对上述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荆战茹对上述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以上证据及所载内容不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无法取得或还没有出现的证据，因此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钓台街办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原审第三人荆战茹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荆德荣、朱凌筠在诉讼过程中，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钓台街办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应当认定上诉人荆德荣、朱凌筠提起本案诉讼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荆德荣、朱凌筠的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曹伟   审判员张博   审判员侯斌     二○二○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