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4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佟玉玺，男，1989年7月17日出生，满族，住河南省民权县，确认地址河南省民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男，198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系上诉人表姐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桂真,女,汉族,1964.7.26生,住民权县，系上诉人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冬瑞，女，198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确认地址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河南睢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旭，女，198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确认地址河南省民权县。上诉人佟玉玺因与被上诉人耿冬瑞、原审被告高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2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佟玉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豪、温桂真，被上诉人耿冬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高旭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民初231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耿冬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审理、裁判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应当对被上诉人所起诉的6个借款合同的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审查，对于被上诉人未提起诉讼且将上诉人出具借条之前已经归于消灭的借贷关系进行审查并作出实体处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1.原审判决违法认定借款数额，从双方发生借贷关系开始计算，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原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所持有的2019年2月20日的两份共计16.5万元的借条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原审法院在未查明该事实的基础上就作出判决结果是错误的；3.原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条之前的经济往来认定被上诉人的借款依据不符合常理；4.上诉人已完全履行了还款义务，双方之间的借款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实际上被上诉人对判决没有支付利息，本身不满意，但是钱不是被上诉人自己的资金，被上诉人只想快速拿到钱。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好朋友是同事，在2014年7月份之前，上诉人就已经向被上诉人借过钱，但是已经偿还大部分款项；2017年10月份，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本案款项，有的借款时间发生在晚上，就是因为双方互相信任。上诉人错误的认为是打条在先，拿钱在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且中间多次发生还款抽条等行为，故上诉人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佟玉玺与高旭系夫妻关系。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间，佟玉玺分多次向耿冬瑞借款，并出具了借条。期间，双方款项的出借及偿还均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完成。现耿冬瑞以佟玉玺向其出具的显示借款金额总计为565000元的6张借条诉至法院，要求佟玉玺、高旭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耿冬瑞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是佟玉玺向其出借的6张借条，借条出具的时间及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为：2018年4月14日借款100000元，2018年5月11日借款50000元，2018年5月24日借款100000元，2018年11月24日借款150000元，2019年2月20日借款80000元，2019年2月20日借款85000元，上述共计565000元。对于上述款项，佟玉玺提供了相关微信、支付宝转账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耿冬瑞未就2019年2月20日的两笔借款履行出借义务，除此之外的款项已全部还清。经审查双方均有提供的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凭证，能够看出双方习惯以上述三种方式作为借贷关系的交易媒介。同时，佟玉玺自认其向耿冬瑞首次借款的时间发生于2017年下半年，结合耿冬瑞庭后提供的其在中国银行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尾号分别为6210和7188）自2017年5月1日以来的交易明细，以及相关微信、支付宝转账信息，亦能与佟玉玺的自认内容相印证。为此，本院对双方所提供的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凭证进行核算，发现自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2月20日佟玉玺向耿冬瑞出具最后两张借条时止，耿冬瑞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共向佟玉玺支付现金1814200元，其中微信转账136000元，支付宝转账150000元，尾号为6210的银行卡转账1181200元，尾号为7188的银行卡转账347000元。而佟玉玺在前述时间段内，亦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耿冬瑞还款共计1317370元，其中微信转账145500元，支付宝转账60000元，向尾号为6210的银行卡转账1033270元，向尾号为7188的银行卡转账78600元。即便耿冬瑞主张就借款利息与佟玉玺进行了口头约定，但因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观点，因此双方之间的款项流动仅应是对借款本金的出借或偿还。据此，该院得出在2019年2月20日前，佟玉玺尚欠耿冬瑞借款本金496830元（1814200元-1317370元）未还。该数额虽与耿冬瑞提供的6张借条上所显示的借款总金额565000元存有差异，但其计算过程是依据公平原则，证据双方均有提供，且佟玉玺认可的三种交易方式（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计算得出，耿冬瑞虽表示其余款项为现金支付，但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观点，故该院确认佟玉玺尚需向耿冬瑞偿还借款的数额为496830元。同时，根据前述计算过程亦能说明，本案中双方所发生的借贷关系并非以借条出具当日完成款项支付，以耿冬瑞所提供的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为例，该借条上显示借款金额为100000元，但结合双方所提供的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凭证，能够显示在该时间节点之前，耿冬瑞出借现金金额为715000元，佟玉玺偿还现金金额为455800元，两者之间差额为259200元，明显高于2018年4月14日借条上所显示的100000元，而且从双方之间借款、还款的时间间隔及还款数额上看，二人之间所发生的借贷关系，存在多笔借款交替发生的情形，不排除在借款期间有还款抽条并换条的可能，因此不能单纯的以借条出具当日的款项支出情况认定本案中借款本金的数额。对于耿冬瑞要求高旭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佟玉玺向耿冬瑞借款的时间发生于佟玉玺、高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因庭审时耿冬瑞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债务用于佟玉玺、高旭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有共同举债合意，故对耿冬瑞要求高旭与佟玉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对双方的其他诉辩意见不予支持。故判决：一、佟玉玺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耿冬瑞偿还借款本金496830元；二、驳回耿冬瑞对高旭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52元，由佟玉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2月，发生多笔借款关系。根据上诉人的主张，双方经济往来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支付，一审判决审查双方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支付情况，仅是据以认定2018年4月14日之前的借款是否已全部清偿，之后的还款行为是否存在偿还之前借款的情形，而非对2018年4月14日之前的借款作出判决，上诉人主张一审超诉请判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数额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主张的数额，不存在超诉请判决的程序违法情形。上诉人虽主张2018年4月14日之前的借款已全部偿还，2018年4月14日出具的借条是对之前债务的总结，未提交证据证明。根据其主张的双方借款均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支付，结合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宝支付凭证，足以证明双方2018年4月14日之前的借款并未足额清偿。上诉人二审中主张一审仅针对2018年4月14日之后的借款进行答辩，2018年4月14日之前的借款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形，明显与一审庭审中“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交易，双方的借贷经济往来中，没有现金交付”的表述相矛盾，该观点不予采纳。耿冬瑞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现金交付借款的事实，一审判决根据双方转账金额的差额，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49683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52元，由上诉人佟玉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秀敏审判员  许玉霞审判员  周永辉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李明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