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长春街4号。负责人：赵凤羚，该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福，辽宁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英顺，辽宁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新东热电供暖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汪清街7号。法定代表人：吕兰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东，辽宁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辽宁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兰杰，男，196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二监狱。原审第三人：魏宝甲，男，196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孟杰，男，195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原审第三人：吕丽，女，195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原审第三人：胡跃东，男，195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谢明，男，196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华平，男，196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原审第三人：吕玉华，女，1961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王璐，女，197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原审第三人：曲巍微，女，196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汪云龙，男，195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原审第三人：王狄林，男，195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原审第三人：邢涛，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于志勇，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徐宝满，男，1963年10月28日出生，朝鲜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原审第三人：魏彬，男，196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上诉人抚顺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抚顺国资委）因与被上诉人抚顺市新东热电供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公司)、吕兰杰、原审第三人魏宝甲、孟杰、吕丽、胡跃东、谢明、华平、吕玉华、王璐、曲巍微、汪云龙、王狄林、邢涛、于志勇、徐宝满、魏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初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抚顺国资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福、童英顺，新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东、王磊以及原审第三人邢涛、于志勇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抚顺国资委诉讼请求：1.撤销（2019）辽04民初16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东公司、吕兰杰承担。事实与理由：１.一审裁定认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适用法律错误。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类型，抚顺国资委是机关法人。本案系抚顺国资委与新东公司、吕兰杰以及原审第三人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完全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２.一审裁定混淆了政府部门在企业改制中的资产交易行为和行政划拨行为。国有企业改制由政府主导、审批是基于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赋予了各级政府对国企改制的主导、审批，这一点没有争议。但要区分国有企业改制中资产的具体处置方式是资产转让还是资产划拨。资产划拨是一种无偿划拨行为，资产转移无须支付对价，因此该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双方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但企业改制中的资产转让是商品交易的结果，是有偿的交易行为，交易各方均属于平等民事主体。本案企业资产的处置不属于行政调整和划拨，属于资产转让的商品交易行为。抚顺国资委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市长办公会议纪要明确本案企业资产的处置行为为出售（转让），即出售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现在企业的领导，以保证企业的平稳过渡。同时，市政府保留把企业推向社会公开竞拍的权利。因此，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即企业出售合同纠纷。３.一审裁定认定抚顺国资委及政府部门与新东公司间并无民事合同及协议，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产权交易是发生在原新东公司出资人抚顺市公用事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吕兰杰及原审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新东公司不是合同的一方。本案国有产权交易虽然没有采取签订书面合同形式，但并不影响本案国有产权的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产权交易的形式是改制企业代表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向产权所有人抚顺市公用事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提出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及实施方案（要约），经资产评估、经抚顺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批复（承诺）同意企业改制实施方案即零资产出售了整体产权。本案国有产权交易行为是发生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之前的产权交易行为，该规定是2003年12月31日公布，2004年2月1日施行时尚未有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国有产权交易的形式必须采取书面格式合同形式进行。且本案客观上已经发生了零资产出售产权的交易行为。４.一审裁定认定本案诉求的事实是国企改制遗留问题与事实不符。尽管本案尚未进入实体审理，但抚顺国资委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证明，本案诉求的是在企业产权交易中由于吕兰杰故意采取虚列债务、隐匿资产的欺诈方式导致产权交易一方国有资产重大流失，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而使吕兰杰获得重大利益。不是诉求解决国企改制遗留问题。５.抚顺国资委诉求的目的是要解决追究刑事责任后的民事责任问题。本案吕兰杰作为改制企业负责人，产权交易拟收购人，在企业改制中为达到零资产收购的目的(（2017）04刑终177号刑事判决证明公司改制的负责人吕兰杰对公司资产低价值评估的目的是为了零资产收购)，在资产评估中故意采取虚列债务、隐匿资产等方式，从而直接导致评估时对国有净资产的低估，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吕兰杰在评估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构成对产权交易行为的欺诈，从而对抚顺国资委拟出让的国有资产价格产生了错误的认识，造成了本案国有资产交易实行了零价交易，吕兰杰的行为构成对交易行为的欺诈，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将对社会造成极坏影响。新东公司辩称：本案从程序上不符合民事案件受理条件，一审裁定应予维持，无需进行实体审理。抚顺国资委在本案中诉争的改制行为，当时确为应国企改制大环境，在政府行政部门主导、批准下，依照政府系列文件、方案、意见等形式进行政府行政行为，其中并不存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经由合意达成交易的行为或现象存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企业改制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及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规划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受理。１.抚顺国资委认为法人单位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就是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属于对法律规定过于狭义的错误理解。本案诉争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必然涉及债权债务等财产关系、产权主体关系、职工身份问题等一系列综合问题，所以企业改制才涉及具体的改制方案的制定、提交方案申请、政府审批等一系列综合行政行为，抚顺国资委仅针对其中存在财产关系就以偏概全将改制行为等同于财产纠纷，属于将两个完全不在同一量级上的概念通过扩大解释类推等同，属游离于法律逻辑以外对法律概念的错误理解。2.抚顺国资委通过提到资产转让和资产划拨两个概念的理解，后又落脚于定论本案为“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即企业出售合同纠纷”，这些论点均与本案无关，不论新东公司还是一审法院均没有提到本案属于行政行为调整的资产划拨案件，本案也不是简单的资产转让案件。本案诉争的改制行为是指将原国企身份的新东公司资产量化为股份，并改变原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过程，其中还应妥善解决债务承担、债权清欠、职工身份双退出等问题的系统工程，由于改制当时的环境和政策，整个改制过程每一步均在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下开展进行。因此本案从未存在任何的民事合同，新东公司的改制绝对不是抚顺国资委所称的简单的企业出售合同纠纷，抚顺国资委以上论述同样存在扩大解释、类推等同概念等对法律理解的基础性错误。3.抚顺国资委认为，改制企业当时代表了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向抚顺市公用事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提出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及实施方案（要约），经资产评估、经抚顺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批复（承诺），视为出售整体产权,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抚顺国资委认为的受要约方和承诺方，都列位不同法律主体，如何存在使得要约承诺一致的合意。其次，申请和作出批复发生在企业主体和政府部门之间，二者的属性本身就不存在平等性和合意的统一性，明显属于行政审批行为中的正常现象，抚顺国资委又以此向民事行为去类推，仍然属于对行政法律现象的错误理解。因此，改制行为的性质应属行政机关主导的行政行为，而不是抚顺国资委狭义理解的民事行为。４.抚顺国资委主张其诉讼目的是为了解决追究吕兰杰刑事案件责任后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其就本案提出的诉讼、判项所实现的效果显然不止于此，法律裁判的目的和效果是精准追责，新东公司2003年在国企改制的大势所趋之下历时一年时间，通盘全局完成了国有企业改制，改制过程中职工放弃自身利益，牺牲铁饭碗，完成职工身份双退出，改制后的十七年来企业上下仍然放弃很多才完成了新东公司的一次次蜕变和成长，抚顺国资委追求正义的心情新东公司表示理解，但是改制过程和改制后公司的成长过程不能永远放眼在2003年1月改制开始的时点去计量和评价，本案所诉争的国有企业改制也不是抚顺国资委所称的单纯资产交易民事行为或单纯的法律问题，其中涵盖诸多的政策问题、行政问题、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改制改革无法逆转，法院无法解决，故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也希望抚顺国资委另寻他径，妥善解决诉求事项。邢涛述称：企业改制中提出的是对外销售，后来政府提出公司自己改制。改制的前提主要是职工身份双退出，变成民营股份制企业，所以不存在交易行为，改制自始至终没有交易合同。零出售不是事实。于志勇述称：同意新东公司的意见。抚顺国资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新东公司改制产权交易行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新东公司及15方原审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案新东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系在政府行政部门主导、批准下进行。改制过程及产权交易行为系依照政府系列文件、方案、意见等形式进行，国资委及政府其他部门与新东公司间并无民事合同及协议，改制行为也未以民事行为体现和存在。本案系因国企改制中改制管理人员经济犯罪问题所引发，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参与改制人员经济犯罪问题，不能作为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行政部门所主导国企改制遗留问题的合法途径。吕兰杰在改制过程中因贪污、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已受到刑罚处罚。因吕兰杰违法犯罪行为导致国有资产隐匿，应通过其他法定途径予以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抚顺国资委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抚顺国资委。本院认为，《企业改制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人民法院是否受理企业改制的相关纠纷，应当首先对企业改制是政府主导还是企业自主进行作出认定。企业改制中基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关系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而政府主导的改制行为并非人民法院审理范围。案涉企业改制涉及国企改革的政策问题、就业维稳等问题，整个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股本募集、职工安置等环节均有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以文件、会议纪要、方案、函、批复、意见等进行规制和审批。当事人亦未提供该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成立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故本案争议应纳入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纠纷范畴，抚顺国资委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蒋 策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薛 宁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赵明娇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