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6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67年2月8日出生，身份号码：×××，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张志伟，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女，1996年12月29日出生，身份号码：×××，汉族，学生，住敖汉旗惠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喜春，内蒙古乐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丽梅，女，1971年11月22日出生，身份号码×××，汉族，市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柏林，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身份号码×××，汉族，市民。上诉人张某与被上诉人朱某1、朱丽梅、朱柏林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敖汉旗人民法院（2019）内0430民初4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权威判例，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财产也可执行。故应依法撤销（2019）内0430执异53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2018）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一审判决为错误判决。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自相矛盾，偏袒原审被告，刻意掩盖涉案房屋系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2018）0430民初4266号民事调解书、（2018）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2019）内0430执异53号执行裁定书、和解笔录、朱柏林询问笔录等五份证据均认定为有效证据，同时对被上诉人朱某1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维修资金专用收据、房款收据等八份证据也认定为有效证据。但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在内容本身互相矛盾，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不顾客观事实，只采信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据，在采信证据上具有随意性。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朱柏林之女朱某12015年3月4日与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内蒙古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是617320元，付款形式是首付款317320元，其余价款办理贷款。朱某1购买房产的首付款来源是其父母朱柏林夫妻和爷爷朱贵明。2015年3月4日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朱某1出具了全款617320元收据。由此看似涉案房屋是2015年3月4日朱某1购买并支付了全额房款，购房时间是2015年3月4日。但实际上，朱某1的真正购房时间是2014年，只是全额购房收据是2015年3月4日出具的，签订网签合同与出具全额收据的时间不是真正的购房时间，此有朱柏林的陈述足以证实。2019年6月12日法院执行局对朱柏林的询问笔录，朱柏林称房子是2014年左右购买的，当时首付18万多，在中国建设银行新惠支行贷款30万元，首付是其与父母共同出的钱，其父亲朱贵明出资10万元，其出资8万元。贷款是共同偿还的，现房贷还有25万元左右。房子是他们夫妻居住，这证明朱某1购房首付款由父母缴纳，缴纳首付款时间是2014年，2014年才是朱某1父母为其购买房屋的真正时间，房产在朱某2下，由此可见，朱某1系被执行人朱柏林之女，1996年12月29日出生，在读学生。2014年被执行人朱柏林为其女儿朱某1购房时，其女儿朱某1未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涉案房屋系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确定无疑。一审判决避重就轻，对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即持有的这种观点在判决中只字不提，刻意掩盖涉案房屋系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曲解法律，违反法律适用原则，与最高法院有关判例的精神相悖，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本案涉及到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购买并登记为子女所有的房屋能否因父母债务而被强制执行的问题。对此最高法（2017）民申3404号判决已经明确，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财产也可执行。对于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与其收入明显不相称的较大数额存款，登记在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单方名下的房产、车辆或者登记在被执行人和其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等，执行法院可以执行。1、涉案房屋应认定为朱柏林夫妻和女儿朱某1的家庭共有财产。朱柏林将涉案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朱某2下，但一直由朱柏林夫妻居住，而朱某1正在读书，系学生，明显超出朱某1的基本生活需要。朱某1取得涉案房屋损害了张某的利益。2、朱柏林以朱某2义购房时，朱某1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当时，朱某1不满18周岁，又是学生，被告朱某1亦未举证证明其通过继承、奖励、父母之外第三人的赠与、报酬、收益等有合法经济来源。朱某2下的房产也不可能是父母赠与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房屋则是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财产，在案涉房屋登记在朱某2下之前，朱某1尚未取得赠与财产。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据上述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一般情况下，登记权利人即推定为实际权利人，但有证据证明购房款实际出资人不是登记权利人时，亦要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屋的归属。况且，登记在朱某2下的房屋只是初始登记，还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所以，必须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屋的归属，即房屋归朱柏林夫妻及女儿朱某1的家庭共有财产。综上，涉案房产确系被执行人朱柏林未成年子女朱某2下的财产，可以被强制执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朱某1、朱柏林答辩服判。上诉人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撤销（2019）内0430执异53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2018）内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中对所查封的的位××旗房屋的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朱丽梅、朱柏林系姐弟关系，被告朱某1系被告朱柏林之女。2015年3月4日，被告朱某1与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内蒙古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朱某1向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位于赤峰市××旗住宅楼，房屋总价款是617320元，付款形式是首付款317320元，其余价款办理贷款。被告朱某1购买该房产的首付款来源是被告朱某1父母（被告朱柏林夫妇）和朱某1爷爷朱贵明共同出资。于2015年3月4日当日，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朱某1出具617320元收据一枚。2018年2月1日，被告朱柏林为被告朱丽梅担保向原告张某借款400000元未还，2018年7月5日，原告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朱丽梅、朱柏林偿还借款40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内0430民初4266号民事调解书，协议：被告朱丽梅于2018年9月20日前偿还原告张某款400000元，被告朱柏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18年10月10日，原告张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内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朱柏林所有的（初始登记户名为朱某1，初始登记证号为41062151517709）位于赤峰市××旗的房屋，查封期限为三年。2018年12月19日，原告张某与被告朱柏林在敖汉旗人民法院执行局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继续查封户名为朱某1、初始登记号为41062151517709、位于××旗房产，可以不处分该房产，待被执行人朱柏林偿还完全部案款后，张某申请解除上述查封房产。在该和解协议中，被告朱柏林陈述法院查封的上述房产“是我给孩子买的，······，这个房子跟她也没有关系，我同意法院的查封，不提异议。”2019年6月12日，在法院执行局对被告朱柏林的询问笔录中朱柏林陈述：“位于水岸华庭小区4-1-901室房屋是2014年左右购买的，当时首付18万多，在中国建设银行敖汉支行贷款30万元，是我与我父母共同出的钱，我父亲朱贵明出资10万元，我出资8万元，贷款是我们共同偿还的，现在贷款还有25万多元，······，我仍同意按和解协议履行，把朱某2下的那个房子卖了，用卖房款来偿还这个案款。”后被告朱某1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自己是水岸华庭小区4-1-901室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法院执行该楼房会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中止对该楼房的执行。2019年7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内0430执异5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2018）内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中对位于××旗的房屋的执行。现原告作为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撤销（2019）内0430执异53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2018）内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中对所查封的的位××旗房屋的执行。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2月19日，敖汉旗不动产登记局受理了被告朱某1对坐落于××镇的不动产商品房买卖转移登记，向敖汉旗税务局缴纳契税9259.8元，敖汉旗行政服务中心收取被告朱某1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工本费8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朱某1对涉案被查封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宜，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朱某1与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3月4日，而本案原告张某申请执行的借贷发生在2018年2月1日，购买涉案房产不管是被告朱柏林出资还是朱某1爷爷出资或者是共同出资，涉案房产以被告朱某2义购买就原告的该笔债务而言不存在规避执行行为，被告朱某1和被告朱柏林均没有过错。第二、在原告申请执行的借贷案件中，被告朱丽梅是借款人，被告朱柏林是担保人，原告没有提交该笔借款用于被告朱柏林家庭共同生活或者被告朱柏林家庭因被告朱柏林担保获利的证据，被告朱柏林就只能用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保证责任，涉案被查封房产即便是家庭共有房产也应该先析出被告朱柏林个人部分财产才能执行。第三、被告朱某1并非涉案债务被执行人，被告朱某1于2015年3月4日与赤峰景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9年2月19日对涉案房产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期间于2018年12月涉案房产被法院查封，被告朱某1作为非被执行人何时办理不动产登记法律上没有规定，现涉案房产从法律形式上看是被告朱某1个人财产。第四、被告朱某1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朱柏林在法院执行局所作的和解笔录和询问笔录，因没有被告朱某1的授权，其所作的同意执行涉案房产的承诺侵犯了被告朱某1的合法权益，被告朱柏林的承诺对被告朱某1无效。综上，原告要求撤销（2019）内0430执异53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2018）内0430执3033号执行裁定书中对所查封的的位××旗房屋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张某主张撤销（2019）内0430号执异53号裁定书，恢复对该裁定中所查封的涉案房屋的执行。因此本案应审查被上诉人朱某1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涉案的房屋登记在被上诉人朱某2下，而张某申请执行一案的当事人系被上诉人朱某1的父亲朱柏林并非朱某1，朱柏林在张某申请执行一案中对涉案房产所进行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现权利人朱某1对其处分行为并不认可，该行为应属无效。其次，上诉人张某主张涉案房产系登记在被执行人朱柏林未成年子女名下的住房，因此应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但就被上诉人朱某1所提供的合同看，朱某1在2015年就已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此时其已经成年，上诉人张某主张朱某1系在2014年购房，但除了朱柏林在执行局的陈述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朱某1购房行为是发生在2015年，而张某的借贷的行为则在2018年，涉案房屋登记在朱某2下并不存在规避执行的故意，现朱某1作为涉案房屋的的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欢欢审 判 员 孙晓东审 判 员 王旭文 二○二○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冯 玲书 记 员 史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