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6行初132号原告张超，男，1990年2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魏云涛，上海秦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大道1988号国泰大厦A座。法定代表人师武军，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亭忆。委托代理人吴晓利，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联发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倚琴轩抚仙湖路149号。法定代表人李镪，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欣。委托代理人魏强，天津元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超诉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规国局）、第三人联发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公司）其他行政处理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津0116行初227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提出的涉案投诉并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原告据此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被告的处理、答复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津02行终145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8）津0116行初227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后，因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规划和国土管理职能已于2019年3月变更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以下简称市规自局滨海分局），于2019年4月28日向被告市规自局滨海分局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超的委托代理人魏云涛，被告市规自局滨海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亭忆、吴晓利，第三人联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欣、魏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超诉称，原告购买了联发公司开发的“联发欣悦学府项目”的房屋（该项目地块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胶州道以南）。在房屋销售过程中，联发公司要求购房人必须购买车位，且另行支付购买车位的电商服务，否则将不能获得购房资格。原告为了能购买到联发公司开发的房产，迫于无奈，与联发公司签订车位买卖合同，支付了150000元的车位费，并另行支付购买车位的电商服务20000元。据了解，原告购买房屋的价格在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但车位以及电商费用均没有备案、申报，也没有在其销售现场明码标价，属于变向加价或者捆绑销售向原告销售房屋的违法行为。另外据原告了解，不仅仅是原告被要求购买车位和另行支付所谓的电商费用，凡是购买该处房产的其他购房人也均需按此要求，购买该处房产的人数在几百人左右，可见联发公司违法之严重。2018年6月1日，原告以ＥＭＳ快递邮寄的方式，向被告申请依法查处联发公司违法预售商品房的行为，并要求将查明的事实和处罚的结果书面告知原告。2018年7月11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关于张超来函申请违法查处情况的函》。原告认为上述答复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的《关于张超来函申请违法查处情况的函》，责令被告对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向被告举报的内容重新作出处理；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原告向第三人分别支付150000元车位费、20000元电商费的两张银联存根及2017年12月份的住房贷款还款凭证，证明原告购买了由第三人开发的项目名称为“联发欣悦学府项目”的房屋，在销售房屋过程中，第三人要求购房人必须购买车位，且另行支付购买车位的电商服务，否则将不能获得购房资格，原告为了能购买到第三人开发的房产，迫于无奈，与第三人签订车位买卖合同，支付150000元的车位费，并另行支付购买车位的电商服务费20000元，电商服务费是开发商承诺在购房之前提前支付2万元定金可以对绑定的车位进行优惠，2万抵4万，车位费正常是190000元，后来交了150000元，但是车位协议上写的车位费是150000元，2万抵4万是其口头表述的。证据二、《违法查处申请书》及附件证据材料（即证据一）、EMS快递信封复印件、EMS快递查询记录，证明2018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被告于次日签收。被告市规自局滨海分局辩称，一、原告所反映事项并非被告的职权范围，被告不需要履行职责。原告在向被告提出履职申请时，应当先行确定所提出事项属于被告职权范围内，否则，被告无需就其申请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原告提交的《违法行为申请书》反映的均是商品房销售相关问题，而根据《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并不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内，被告无履职职权。二、被告作出的回函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向原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房管局）邮寄了《违法查处申请书》，要求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对其申请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在依法进行调查后，因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加挂原滨海新区房管局牌子，两局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故其于2018年7月6日将向原告作出的回函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并送达了原告。但实际上原告的查处申请书并非向被告提交，且其查处申请也非被告职权范围内，因此，以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名义作出的回函对原告要求查处房屋销售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的合法权益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综上，原告于申请书中所反映事项并非被告职权范围，被告的回函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1、原告向被告邮寄的《违法查处申请书》及原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一-2、2018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邮寄申请书的EMS邮寄单（单号：1006601295930）；证据一-3、邮寄查询记录。证据一证明原滨海新区房管局于2018年6月2日收到原告申请书，其反映的是房屋销售问题。证据二、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三定方案《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证据三、原滨海新区规国局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的《关于张超来函申请违法查处情况的函》；证据四、EMS邮寄单、EMS查询记录（单号1098774469828），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6日作出回函，于7月10日向原告邮寄。证据二至四证明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加挂原滨海新区房管局牌子，原滨海新区规国局与原滨海新区房管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因此就原告的申请，原滨海新区规国局于2018年7月6日向原告作出回函并加盖了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公章。被告认为原告向原滨海新区房管局提出了申请，原滨海新区房管局于2018年7月6日以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名义加盖公章并送达原告，但该回函对原告要求查处其房屋销售相关问题的合法权益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第三人联发公司述称，一、第三人并不存在捆绑销售车位的行为。原告购买了第三人开发的楼盘并自愿购买车位，在原告与第三人签署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中，原告也亲自书写“本人因生活需要，自愿购买欣悦学府项目车位的使用权，并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现原告反映第三人对其有捆绑销售车位的行为，本身与事实不符。二、被告在接到原告反映后，立即到第三人处进行相关调查，调查结果为第三人不存在捆绑销售车位的行为，也不存在收取电商服务费的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20000元存根无支付对象，无法核实支付给谁，支付的目的是什么；150000元的存根显示是给第三人，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车位转让协议，车位费用的款项就是150000元，与银联存根能够对应，而且协议中表明是自愿购入车位，因此被告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购买行为，无法证实与买卖合同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即原告说的先购买车位才能买房；对于补充提交的EMS邮寄详情单和查询记录无异议。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否认收到20000元的转款。本院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收到原告申请的时间应为2018年6月2日；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二至证据四，本案中原告只向原滨海新区房管局提交了查处申请，但却收到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做出的答复，即使是答复行为也应该由原滨海新区房管局作出，且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当时并未被撤销，其公章仍然在使用状态。原滨海新区规国局认领查处职权并作出回复是因被告认为其具有相应职权并予以履行。本院对证据一、二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于2017年8月10日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购买第三人开发的琴涛苑21号楼1-1302室房屋一套，商品房价款为1247440元。双方还签订了《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购买第三人开发的琴涛苑一个车位的使用权，该车位使用权的转让费为150000元，在签订合同时支付20000元，余款130000元于2017年8月10日前支付完成。2018年6月1日，原告向原滨海新区房管局邮寄了《违法查处申请书》，反映在销售房屋过程中，第三人要求购房人必须购买车位，且另行支付购买车位的电商服务费，否则将不能获得购房资格；车位及电商费均没有备案、申报，也没有在销售现场明码标价等；请求依法查处第三人违法销售商品房（捆绑销售等）的行为、依法查处第三人不予明码标价，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房屋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违法行为；将查明的事实和处罚的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原滨海新区房管局于2018年6月2日收到该申请。后原滨海新区房管局于2018年7月6日作出《关于张超来函申请违法查处情况的函》并加盖了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公章，告知原告未发现第三人存在捆绑车位销售行为，经约谈第三人，其销售负责人表示未收取电商费，也未与任何代理机构合作，并告知其关于未明码标价问题不属被告职责，且据其了解，滨海新区发改委已介入调查。原告于2018年7月11日收到该答复。原告认为原滨海新区房管局逾期未作出答复，已另案诉至本院。原告在庭审中称其因收到了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回复，因此认为原滨海新区规国局也具有房地产管理职能，对原告提出的涉案申请有权作出处理，但认为被告作出的《关于张超来函申请违法查处情况的函》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2015年10月19日印发的《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津党办发[2015]43号）载明，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管理局牌子。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为负责城乡规划、国土（矿产）资源、房屋管理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再查，在滨海新区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中，2019年3月，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规划和国土管理职责由市规自局滨海分局承接，组建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原滨海新区房管局的房屋管理职责整合并入该委员会。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原告申请事项是否属于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法定职权范围。《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商品房建设和交付使用管理工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商品房的相关管理工作。”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购房人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商品房发生争议的，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购房人提出要求的，由以下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一）因商品房设计、质量和配套等问题发生的争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处理；（二）因商品房销售、面积、房屋所有权证书和物业管理等问题发生的争议，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处理；（三）因商品房价格和收费问题发生的争议，由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处理；（四）因商品房规划问题发生的争议，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处理；（五）因商品房广告问题发生的争议，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处理。”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规定，未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擅自销售商品房或者委托代理销售商品房的，责令停止销售活动，并按照每套房屋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五)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只有因商品房规划问题发生的争议，才属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本案中，原告在《违法查处申请书》中要求原滨海新区房管局查处的违法行为：一是联发公司要求购房人必须购买车位，且另行支付购买车位的电商服务费，否则将不能获得购房资格；二是车位及电商服务费均没有备案、申报，也没有在销售现场明码标价。原告反映的上述违法行为主要是第三人联发公司在商品房销售环节出现的问题，而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并非滨海新区范围内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其是规划和国土主管部门，故原告的涉案申请并不属于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法定职权范围。故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原滨海新区规国局负责滨海新区范围内的房屋管理工作，是当时滨海新区范围内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其有职权对原告涉案申请事项作出处理。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提交的《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规定，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加挂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管理局牌子，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为负责城乡规划、国土（矿产）资源、房屋管理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但该情形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应当区分规划、国土、房屋管理等不同工作职责对外开展工作。原告在起诉前认为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具有查处涉案事项的法定职权，但在起诉后认为原滨海新区规国局也具有相同的法定职权，原告的主张属于滨海新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法定职权事宜，原告向原滨海新区房管局提出，亦应由该局负责调查处理并以滨海新区房管局的名义作出答复。遗憾的是，由于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和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存在管理不规范以及对于加挂牌子的理解存在误区，导致在执法过程中长期存在主体混淆和加盖公章错误的情形，本院已多次在相关行政案件中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上述情况直至此次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规划国土职能与房地产管理职能分别由两个截然不同的行政机关承接才彻底改变。因此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在给原告的答复中加盖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公章的行为显系其工作管理不规范，执法过程主体混淆。被告答辩中也自认实际上原告的查处申请书并非向被告提交，且其查处申请也非被告职权范围内。本案中，原告要求查处违法行为的申请确系向原滨海新区房管局提出，而非向原滨海新区规国局提出，且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并不具有房地产管理和土地规划的混合职能，对原告申请作出回复也并非其法定职权范围。但鉴于，在滨海新区行政机构改革过程中，原滨海新区房管局的房屋管理职责整合并入新组建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被告承接了原滨海新区规国局的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责，故原滨海新区规国局与原滨海新区房管局已不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情形，再判决其答复原告涉案申请已没有意义。综上，被告承接的原滨海新区规国局对原告的涉案申请作出回复，明显属于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再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必要，且被诉答复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于2018年7月6日对原告张超的《违法查处申请书》作出的《关于张超来函申请违法查处情况的函》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国文人民陪审员  王金菊人民陪审员  李俊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宋杰书记员刘维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