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0390号原告：李梅，女，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强，住同李梅。被告：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林嗣桦。第三人：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XXX号XXX幢X座XXX室。法定代表人：张勇。原告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翠工程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原告申请，本院追加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翠实业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李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纯翠工程公司、第三人纯翠实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1.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的工资29,000元(按13,000元基数计算)；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6,000元(13,000元×11个月×2倍)；3.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延时加班1000小时的加班工资30,000元、休息日加班500小时的加班工资30,00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200小时的加班工资15,000元(均按13,000元基数估算)；4.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3万元；5.支付2017年4月1日至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按8,000元基数计算)。事实和理由：李梅于2009年3月进入上海纯翠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翠材料公司)负责设计工作，该公司与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系关联公司，入职后，李梅同时为上述三家公司工作。2019年3月1日，纯翠工程公司和纯翠实业公司共同发出《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告知公司因改制要启动清算程序，要求员工对后续去留作出选择，留下的员工则只发基本生活费,李梅认为这就是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表示,故未做选择并于2019年3月5日致电公司领导，表示不能接受只发生活费。李梅最后工作至3月4日，工资结算至2018年12月31日。后于3月6日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纯翠实业公司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但纯翠实业公司未参加仲裁庭审，并书面表示李梅实际是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3月，纯翠工程公司向李梅发出了开除通知函，但因李梅已经搬离当时的地址，故直至2019年7月才收到。在职期间，李梅的每月工资均由纯翠实业公司支付并由该公司交纳了近一年的社会保险费。因上述三家公司办公地点均在同一处，且人员也有所混同，系关联企业，故李梅并不清楚具体自己是与哪家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因纯翠实业公司否认与自己的劳动关系，故现起诉至法院，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纯翠工程公司未到庭进行答辩。纯翠实业公司未到庭进行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纯翠工程公司于2009年7月13日经工商核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勇，后于2019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嗣桦。纯翠实业公司于2013年7月12日经工商核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袁XX，后于2019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勇。纯翠材料公司于2001年3月8日经工商核准登记成立，于2016年11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勇，该公司股东为纯翠实业公司，持股100%。2015年3月1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为2,520元/月。2015年8月12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岗位补充协议》，约定每月基本工资2,520元、岗位工资4,480元、通讯补贴100元。2017年12月18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为3,500元/月。2017年7月13日，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与纯翠材料公司共同发出《公司搬迁告知书》，告知员工公司将搬迁至湖南，销售研发中心地点仍在上海。2017年12月18日，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签订《岗位补充协议》，约定李梅每月岗位工资4,500元、岗位津贴2,000元、交通补贴1,000元、通讯补贴1,000元。同时约定，公司会根据运营情况安排员工加班，加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加班管理制度。2019年3月1日，纯翠工程公司与纯翠实业公司共同发出《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相关内容显示：“自2019年3月1日开始，启动清算关闭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程序，两公司所有员工可自谋出路；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新体制下的上海纯翠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也可以选择留在原有公司参与清算关闭事宜(清算期间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2019年3月6日，李梅以纯翠实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3月20日，纯翠工程公司向李梅出具《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相关内容显示：“你于2019年3月4日下午擅自离开公司，至今未在公司再次出现，期间不接公司电话，不回复公司微信，拒绝说明你擅自离开公司并且不再上班的原因。鉴于你未经请假批准，未办理离职手续，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私自旷工，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正常工作，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规章制度，决定对你予以开除处理，即日生效。”2019年3月22日，纯翠实业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相关内容显示：“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与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至今，直到此次李梅不告而别……”，并主张李梅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对象错误，应为纯翠工程公司，并非纯翠实业公司，要求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李梅表示其之后撤回仲裁申请。李梅名下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工资发放情况为：2018年4月12日6,428.39元(纯翠实业公司)、6月22日6,428.39元(纯翠实业公司)、6月29日5,880元(张勇)、7月17日6,392.84元(纯翠实业公司)、7月18日3,920元(张勇)、8月17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8月20日4,900元(张勇)、9月29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5,880元(张勇)、11月2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11月7日5,880元(张勇)、11月20日6,482.84元(纯翠实业公司)、11月21日5,880元(张勇)、12月7日6,646.67元(纯翠实业公司)、5,880元(张勇)、2019年1月5日6,646.67元(纯翠实业公司)、1月7日5,880元(张勇)、1月28日6,607.87元(纯翠实业公司)、1月28日12,590.91元(纯翠实业公司)、1月28日5,880元(张勇)。李梅名下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4月18日4,900元(张勇)、7月26日70元(纯翠实业公司报销款)、11月19日20元(纯翠实业公司报销款)。李梅名下签单日期为2010年8月31日的《本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老年补贴凭证》，显示当前就业单位为纯翠材料公司。李梅名下签单日期为2012年5月20日的《本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老年补贴凭证》，显示当前就业单位为纯翠工程公司。李梅名下《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显示，2014年10月至2018年2月，缴费单位为纯翠工程公司；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缴费单位为纯翠实业公司。2019年5月6日，李梅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纯翠工程公司：1、支付201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4日的工资29,0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2个月工资286,000元；3、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7年4月1日至同年12月17日的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4、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10,000元、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10,000元及法定休假日加班的加班工资10,000元；5、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43,000元。纯翠工程公司收到仲裁文书后，未到庭参加庭审，亦未提交答辩书。2019年7月3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李梅的全部申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李梅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仲裁裁决书、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劳动合同》、《岗位补充协议》、《公司搬迁告知书》、《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管辖权异议申请书》、银行交易明细、《本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老年补贴凭证》、《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李梅主张自2009年3月2日至2015年2月28日系与纯翠材料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2015年3月1日开始至2019年3月都是和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之后并未再签劳动合同，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另，又因该份合同的实际签署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系日期倒签，故据此同时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7年4月1日至12月17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关于工资标准，李梅主张自2009年入职之初每月工资为2,500元或者3,200元，至2015年8月双方签订了岗位协议，约定每月工资7,000元，之后逐年增加，2017年至2018年3月期间为8,000元，发放方式都是以现金通过工资袋发放。到了2018年3月之后每月工资调整为12,000元，开始通过银行转账，当月发上月工资，每月都是分两笔发放，一笔由纯翠实业公司发放，另一笔则由张勇个人发放。到了2018年12月每月工资为13,000元，其中12,000元系银行转账，其余1,000元为现金发放。关于加班情况，李梅提供了2010年11月《设计部11月工作考勤统计汇总表》(纯翠材料公司)(无原件)，以及2012年2月、2013年7月、2016年8月、9月、11月、12月、2017年2月、3月、5月、6月、8月、2018年1月、3月、4月、6月、7月、10月、2019年1月的部分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的原件(上有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同时提供据此整理的加班清单，内容显示：2016年8月13日8小时、9月3日4小时、9月10日6小时、11月12日8小时、11月13日4小时、12月11日8小时、12月24日8小时、12月31日2.5小时。2017年2月19日4小时、2月25日8小时、2月26日4小时、3月4日5小时、3月5日4小时、3月12日4小时、3月18日8小时、5月20日8小时、6月24日8小时、6月25日8小时、8月19日8小时。2018年1月6日8小时、1月7日8小时、1月13日8小时、1月14日8小时、1月20日8小时、1月21日8小时、1月27日8小时、1月28日8小时、3月3日8小时、4月14日8小时、4月15日8小时、6月9日8小时、6月23日8小时、7月21日7小时、10月5日7.5小时、10月6日8小时、10月7日6.5小时、10月13日7.5小时、10月14日8小时、10月20日8小时、10月27日7小时(未列)。2019年1月5日8小时、1月6日8小时、1月12日8小时。主张加班的具体情况以所列清单为准。并同时说明，根据公司规定，加班申请单可以当做调休单，用来抵用假期，故原件留存在李梅手中，但实际已经抵用部分，现提供的为部分剩余尚未抵用的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没有的就不再主张。李梅主张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以及纯翠材料公司的办公地点均在本市徐汇区漕宝路XXX号光大会展中心X座XX楼XXXX室办公，本院根据其提供的上述地址向纯翠工程公司及纯翠实业公司邮寄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纯翠工程公司与纯翠实业公司均以在快递单上加盖公章的方式签收，但未到庭参加庭审。为此，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前往上述地址就李梅的劳动关系及工作情况进行询问，自称为纯翠工程公司兼纯翠实业公司销售总监张某当场表示因公司负责人张勇不在本市，具体情况需要由其核实后书面回复法院。2019年12月13日，纯翠实业公司通过邮件向本院递交《关于李梅劳动关系的回复函》，相关内容显示：“1、李梅2018年3月以后与上海纯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实业公司支付工资，为其缴金。2、李梅的每月工资为人民币7000+X，X为绩效，不固定。3、李梅于2019年3月4日下午不告而别，此后就未再公司再次出现，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至今未办理任何工作交接手续……4、公司因自身应收款被拖欠严重，而且受到集团公司实际控制变更的影响，2019年春节以后工资不能正常支付。2019年1月工资实际于4月12日支付，当时李梅失联已经一个多月了，由于李梅离开时携带公司贵重物品且没有办理正常工作移交，所以公司当时决定暂缓支付李梅1-3月工资。”该函落款处加盖纯翠实业公司公章。本院认为，本案中李梅的诉讼请求，均应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现李梅主张其于2009年3月入职纯翠材料公司，又同时为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工作，三家公司办公地点在同一场所且人员混同，系关联公司。李梅自认自2015年3月1日之后即与纯翠工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另根据其提供的与纯翠工程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以及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两份《劳动合同》，本院认定李梅自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与纯翠工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李梅主张2018年3月1日之后直至2019年3月期间亦是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可见，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对劳动关系的变更或终止进行过协商，且李梅的工作内容、工作场所并未改变。另，根据2019年3月22日纯翠实业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可见，纯翠实业公司明确表示“李梅与上海纯翠装饰工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履行合同至今，直到此次李梅不告而别”，并认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对象错误，应为纯翠工程公司，纯翠实业公司与李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虽然李梅自2018年3月起的工资由纯翠实业公司支付、社保由纯翠实业公司缴纳，但纯翠实业公司与纯翠工程公司系关联企业，又在同一地点办公，故本院结合纯翠工程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向李梅发出的《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认定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李梅系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纯翠实业公司在2019年12月13日向本院递交的《关于李梅劳动关系的回复函》中表示，自2018年3月之后李梅系与纯翠实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与其在2019年3月22日发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但并未就此提供新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李梅自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系与纯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李梅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期间的工资29,000元。根据纯翠工程公司出具的《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及李梅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李梅最后工作至2019年3月4日。同时根据李梅名下银行交易明细可见，其每月工资实际系由纯翠实业公司及张勇个人支付，而纯翠实业公司递交的《关于李梅劳动关系的回复函》明确表示确实尚未支付李梅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工资，且公司2019年1月的工资实际于4月12日支付，由此可以认定，李梅确实尚未取得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期间的工资，纯翠工程公司应向李梅支付该期间内的工资。关于工资的具体标准，李梅主张自2018年3月之后工资即调整为每月12,000元，本院根据李梅提供的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实发工资数，并结合工作期间公司已为其社保缴纳的记录，可以印证李梅的上述主张，且纯翠工程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陈述李梅的工资收入情况，对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李梅上述主张。李梅另主张2018年12月起增加以现金方式发放的1,000元收入，但未就此举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纯翠工程公司应按月收入12,000元的标准向李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的工资25,103.45元(12,000元×2个月+12,000元/21.75天×2天)。关于李梅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6,000元。庭审中，李梅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系因2019年3月20日纯翠工程公司发出的《关于因严重旷工决定开除李梅的通知函》而解除。根据该函相关内容显示，因李梅自2019年3月4日离开公司后，未再到岗上班构成旷工，纯翠工程公司据此对其作出开除决定。现李梅确认最后工作至2019年3月4日，之后未再到岗上班，主张自己在2019年3月1日收到公司发出的《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认为就是解除的意思表示。而根据《上海纯翠改制告知书》的相关内容，该告知书仅对公司启动清算后全体员工可进行自由选择做出了说明，并未提及劳动关系的解除，更并不构成与李梅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虽然李梅于2019年3月6日提起仲裁申请，但亦不构成其未到岗上班的正当理由。据此，本院认定，纯翠工程公司以李梅自2019年3月4日离开公司之后未再到岗上班为由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开除决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86,00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梅的第3项诉请，即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同前所述，本院认定李梅系自2015年3月1日开始与纯翠工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其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09年7月13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加班工资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因李梅未能对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加班情况提供依据，其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加班工资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李梅提供了显示有部门或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原件，纯翠工程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对劳动者的出勤情况提供相关依据，现纯翠工程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进行答辩，对此亦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李梅提供的加班申请单或加班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结合李梅整理的加班清单，本院确认上述期间，李梅休息日加班时间为2016年48.5小时、2017年69小时、2018年149小时、2019年24小时，共计290.5小时；另有2018年10月5日工作日延时加班7.5小时。因李梅未能就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法定节假日的加班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节假日加班工资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核算，纯翠工程公司应向李梅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646.55元、休息日加班工资26,764.36元。关于李梅的第4、5项诉请，即要求纯翠工程公司因合同倒签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以及要求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3万元。根据李梅提供的双方签订的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可见，该份合同李梅的签字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纯翠工程公司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就上述合同签署时间与合同期限的差异作出合理解释，应就此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李梅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同时，同前所述，因本院认定李梅与纯翠工程公司自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现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在上述《劳动合同》于2018年2月28日到期后继续订立过劳动合同，故李梅要求纯翠工程公司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核算，纯翠工程公司应向李梅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540.23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纯翠工程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的工资25,103.45元；二、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6,764.36元、2018年10月5日延时加班工资646.55元；三、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540.23元；四、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梅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五、驳回李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汪海燕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邝 蕴书 记 员 顾祎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