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3民终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九一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栗县彭高镇沽塘村。法定代表人：臧沛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江西广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彦，男，199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萍乡市安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春卡，男，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萍乡市安源区，系被上诉人廖彦的父亲。上诉人江西九一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一重工”）因与被上诉人廖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9）赣0302民初2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一重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545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第七条约定：销售经理的产品订（发）货、市场信息的采集及产品需求预测、经销商的维护和开发货款回笼、日常管理、售后服务等按厂部（2005）第21号文《销售管理制度》执行。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廖彦知道《销售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而《销售管理制度》第15条、第17条规定了对于货款不能及时结账的，由销售经办人履行对账单一年一换的手续，如果货款不能收回，又没有对账单的，由销售经办人承担损失的一半。因此，被上诉人廖彦有义务按以上规定履行义务，否则，应承担赔偿损失15450元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销售经理聘任协议》系格式条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廖彦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1.廖彦代表九一重工销售产品，不承担任何风险，这才是签订《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的真实意愿。2.在签订《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时，上诉人并没有告诉被上诉人关于《销售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在公司显要位置公示过，更没有作为协议书附件，要求被上诉人执行。3.被上诉人经手销往贵州覃某某的挖机，于2015年1月17日就和对方对账，并带回覃某某公司欠公司10万元的对账单交给九一重工。之后，覃某某陆续支付了几笔货款给九一重工，可见，货款未收回并不是被上诉人的原因，而是上诉人未向对方沟通催款，修理机器故障所致。4.《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该协议只适用风机公司产品的销售，而被上诉人经手销售的是挖机产品，当时公司是一套人马两个部门，即风机公司和挖机公司，对外总称九一重工。《销售管理制度》是针对风机产品，而不是针对挖机销售。附件二第3条也规定，如10个月以上未回笼货款，余款由总公司收取。九一重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廖彦返还工行汇款9000元；2.依法判令廖彦赔偿损失15450元；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廖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九一重工聘任廖彦为公司的销售人员，双方签订了《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明确了销售范围、销售任务、考核原则、提成比例、月薪等权利义务，其中销售经理聘任协议第五条第5项规定“如与客户半年以上无业务往来且有欠款的，销售经理要负责收回欠款，不能收回的负责两个月内将货物退回，一年以上既无业务往来，又不能收回货款且不将货物退回的，该笔往来款按坏账处理，产生坏账将按坏账金额的50%对销售经理罚款，董事长同意豁免的除外”。同时九一重工提供的合同附件“合同实际提取率核算表（附件二）”后页第3条又规定：“如签订合同后付款方式拖长4个月未付款，以后每延长一个月未回笼扣出绩效10%，10个月未回笼的金额不提绩效，此合同由总公司收取合同余款”。《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签订后，廖彦即在九一重工从事销售工作。2014年12月14日，廖彦以九一重工名义与贵州覃某某签订一份《工业产品买卖合同》，约定覃某某购买九一重工的履带挖掘装载机，货款金额为266000元，配件金额2400元；合同签订后，覃某某预付了货款2万元，交付挖机后，覃某某于2015年1月17日支付货款116000元，余款10万元办理了一份欠条。廖彦于2015年2月2日将覃某某的货款116000元支付给了九一重工；2015年7月30日又将覃某某货款3万元交给九一重工；2015年9月30日廖彦交覃某某配件费1500元给九一重工后，覃某某未再付款。经九一重工核算品除其应付介绍费5万元，货物降价费2万元后，覃某某尚欠货款30900元未付，廖彦对此签字予以了确认。2016年2月廖彦离开九一重工，未再担任其公司销售人员，但还协助九一重工销售其产品，由九一重工报销其差旅费用。2016年3月27日、4月1日、6月4日、5月11日、5月17日，廖彦办理借支手续，向九一重工借支差旅费分别为2500元、2000、2000、1500、1000元，总计9000元。其在九一重工工作期间，尚有7477元工资未支付，2017年1月18日，九一重工给职工发放工资时，对廖彦等销售人员的公司都未发放。2018年12月底，廖彦向上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2月19日，上栗县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后，九一重工不服向上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6月13日，上栗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九一重工支付廖彦工资7477元后，九一重工仍不服向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以廖彦销售的货物尚有30900元未收回，未办理对账手续，借支的9000元工作经费未办理报销手续，要求廖彦赔偿损失15450元，返还借支款9000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廖彦认为其在2015年就已将覃某某的欠条交付给了九一重工，已办好了对账单，该货款应由九一重工自行收回；借支的差旅费9000元也早就提交了报销凭证，并已领回了自己的借支手续，不同意赔偿损失及返还借支款。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了《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双方已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廖彦在工作期间，与覃某某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销售履带挖掘装载机给覃某某，并收取货款给九一重工。双方争议的问题，一、关于未收回的货款30900元，廖彦是否应当承担一半的赔偿问题。依据双方签订的《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的附件“合同实际提取率核算表（附件二）后页第3条：如签订合同后付款方式拖长4个月未付款，以后每延长一个月未回笼扣出绩效10%，10个月未回笼的金额不提绩效，此合同由总公司收取合同余款”的规定，廖彦于2016年2月即已离开九一重工，货款未回笼至今已三年多，该货款依照该规定应由九一重工自行收回。虽然《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第五条第5项中规定：“一年以上既无业务往来，又不能收回货款且不将货物退回的，该笔往来款按坏账处理，产生坏账将按坏账金额的50%对销售经理罚款”，但因该《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系由九一重工提供的格式条款，其“合同实际提取率核算表（附件二）”是该合同的附件，其合同附件与合同之间存在二种不同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依照该法律规定，覃某某所欠剩余货款，应由九一重工自行收回，故对九一重工提出要求廖彦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廖彦是否应返还工作经费9000元的问题。依据庭审中证人的证言及九一重工的陈述，其公司的财务规定是廖彦借支差旅费，需办理借款手续，后由九一重工相关人员签字批准，财务才能支付相应的差旅费，并凭廖彦的差旅票据冲抵借支的差旅费用。现九一重工仅提供其9000元的银行转账流水，未提供借支差旅费的借款凭证，依照财务报销惯例，廖彦报销差旅费后，会收回其出示的借款手续予以销毁。廖彦提出其每次借支差旅费后，出差回来即报销了差旅费并收回其借支手续的理由符合财务报销流程。且廖彦借支差旅费是自2016年3月至5月分五次借款，现九一重工未能提供一份借款手续，不符合常理，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九一重工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对廖彦提出其报销差旅费票据后已收回了其借款手续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故九一重工要求返还借支款，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九一重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元，由九一重工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经二审询问审理及审查一审案卷材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廖彦应否承担货款未回笼的损失15450元。虽然《销售经理聘任协议书》约定：“一年以上既无业务往来，又不能收回货款且不将货物退回的，该笔往来款按坏账处理，产生坏账将按坏账金额的50%对销售经理罚款”，但是该协议书最后一条明确约定只适用于风机公司产品销售，而涉及本案的未回笼货款系挖机产品的货款，且九一重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货款不能收回及不能收回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廖彦。根据协议书附件二关于“十个月未回笼的金额不提绩效，此合同由总公司收取合同余款”的规定，该货款应由九一重工收取。被上诉人廖彦已将对账单交给了被上诉人九一重工，且在离职后也配合被上诉人向覃某某催讨过货款，上诉人作为挖机销售的出售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向案外人覃某某主张支付剩余货款，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货款未回笼损失的50%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九一重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元，由上诉人江西九一重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健审判员  刘敏审判员  姚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徐晶书记员李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