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4民终17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蝴蝶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藤县埌南镇黎寨村蝴蝶谷景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22MA5L6RUG3F。 法定代表人：傅斌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萍，广西扬尘展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华，广西扬尘展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海昌，男，1984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培新，广西益远（藤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蝴蝶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蝴蝶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海昌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9）桂0422民初1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蝴蝶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萍、何剑华，被上诉人李海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培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蝴蝶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在《投资协议书》第二条其他条款有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按照《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上诉人总投资额为500万元，被上诉人占15%股份，应履行75万元的出资义务是很明确具体的，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应出资额无法确定是不成立的；2、被上诉人因自己管理能力不足而在一年内退出，被上诉人对工作非但没有付出较大，反而因为其工作不负责给上诉人造成巨大亏损，而且四方股东作出《股东决议》，也是傅斌强与黎某对于被上诉人最终的应缴的75万股权进行了确认并且在此基础上妥协溢价支付25万元而形成，并不是免除被上诉人作为发起人的出资义务；3、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成立之后，在上诉人及股东多次要求、通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未按时履行出资义务，被上诉人的表现是对权利的滥用以及对自己义务不及时履行的表现，而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被上诉人其认缴出资时限未进行约定而不用进行出资的情况。 被上诉人李海昌辩称，1、答辩人不是上诉人的股东，没有出资的义务，上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答辩人在转让股权并退出投资协议后，仍需负担向其认缴出资的义务；2、上诉人的股东有三人，傅斌强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另外两位股东并不知情，也没有经过股东会的讨论决定，现另外两位股东已申请撤诉，是傅斌强滥用法人权利；3、答辩人与上诉人的三位股东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决议，决定由黎某和傅斌强受让答辩人在《投资协议书》中的股份，答辩人退出该合作投资后，在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即终止，该协议对答辩人已没有约束力，答辩人没有再出资的义务；4、上诉人成立于2017年6月9日，而答辩人转让股权退出《投资协议书》的《股东决议》是2017年3月7日，也说明上诉人依据《投资协议书》要求答辩人担负出资义务缺乏事实依据；5、上诉人的资产也是答辩人担任法人的藤县龙辉矿业有限公司出资拍卖所得，且双方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投资协议书》第二条也约定项目总投资在500万元（含）以内时由甲乙方（即黎某和傅斌强）想办法解决，所以上诉人要求答辩人出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蝴蝶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认缴出资额75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3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31日，傅斌强（甲方）、黎某（乙方）、黄庆全（丙方）、李海昌（丁方）签订《投资协议书》，主要约定共同委托李海昌以适当名义参与蝴蝶谷项目的拍卖工作，并竞拍成功，项目竞拍成功后，各方同意在扣除负债后，项目总投资额为500万元，其中傅斌强和黎某合占70%、黄庆全占15%、李海昌占15%；特别约定，在项目总投资额500万元（含）以内时，由傅斌强和黎某负责该款项大部分的筹集和融资，黄庆全不需筹集，李海昌由于前后期工作需付出较大，对该款筹集按股比例可减少一些筹集；协议未尽事宜由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2017年3月7日，傅斌强、黎某、黄庆全、李海昌签订《股东决议》，约定李海昌在投资蝴蝶谷公司项目所占股份为15%，现因个人原因，出让全部股份，由黎某、傅斌强全部受让，股权折现价为100万元，李海昌退出后，其职务即时终止，并负责交接。同时对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8日，蝴蝶谷公司形成公司《章程》，载明蝴蝶谷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为傅斌强、黎某、黄庆全，各占42.5%、42.5%、15%股份，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275万元、1275万元、45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38年12月31日前。2017年6月9日蝴蝶谷公司工商登记成立。2017年9月3日，经傅斌强、黎某两人结算，并由李海昌签名确认，此前蝴蝶谷公司共投入331.9万元，其中10万元是上级拨款。 2018年8月3日，李海昌以傅斌强、黎某为被告，以两被告签订《股东决议》（2017年3月7日）后，仅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50万元、尚欠第二期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利息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庭审前，黎某支付了25万元股权转让款，李海昌遂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傅斌强支付尚欠的25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傅斌强主张驳回李海昌的诉讼请求，并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李海昌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2.5万元。理由是：按照《投资协议书》（2016年3月31日）的约定，蝴蝶谷公司总投资额为500万元，李海昌占15%股份，其应承担的出资额为500万×15%=75万元，但李海昌尚未出资。按照《股东决议》（2017年3月7日）的约定，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扣减李海昌应出资的75万元后，黎某及傅斌强只需支付25万元股权转让款给李海昌，现实际支付了50万元，多支付了25万元，其中傅斌强多支部分为12.5万元。该院以傅斌强提出的李海昌应支付75万元出资款为另一法律关系为由，支持了原告李海昌变更后的诉讼请求、驳回了傅斌强的反诉请求。傅斌强在一审判决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2019年4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该院一审判决。上述判决生效后，傅斌强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李海昌已申请该院强制执行，目前该案尚处执行过程中。另查明，蝴蝶谷公司的前身为梧州市黎寨蝴蝶谷渡假村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经债权人申请进入破产程序，此后，藤县龙辉矿业有限公司竞拍成功。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海昌是否对蝴蝶谷公司存在出资义务及出资额是多少。关于李海昌是否对蝴蝶谷公司存在出资义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的规定，傅斌强、黎某、黄庆全、李海昌作为《投资协议书》的签订人，约定了四人认缴的股份份额，因此，该四人均为蝴蝶谷公司的发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海昌作为蝴蝶谷公司发起人，认缴15%股份后但未实际出资，因此，其对蝴蝶谷公司存在出资义务。故李海昌认为其不是公司股东，不存在出资义务的主张，因与该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李海昌应出资额是多少的问题。根据《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蝴蝶谷公司总投资额为500万元，李海昌占15%股份，但该协议也约定了“丁方（李海昌）由于前后期工作需付出较大，该款筹集按股比例可减少一些筹集”。可见当时约定的出资并非完全按持股比例用货币出资，亦可用“前后期工作”等其他方式替代部分货币出资。但该《投资协议书》并未对“可减少一些筹集”的“一些”的具体数额进行约定，因此，《投资协议书》对李海昌应缴交的股份款数额约定不明确、不具体。《股东决议》中对李海昌的15%股份折现为100万元的约定，是对李海昌转让15%股份可获得的报酬的约定，由此并无法必然推断出李海昌的应缴交股份出资的数额。因此，对原告蝴蝶谷公司认为《股东决议》是对《投资协议书》约定李海昌应缴交股份款数额的补充及确定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退一步讲，即使按照《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总出资额为500万元，李海昌占15%股份，但经庭审查明，截止李海昌退出股份，蝴蝶谷公司其他发起人也未完成500万元的投资募集，且也未对李海昌认缴股份的出资时限进行约定。按照《投资协议书》“未尽事宜经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约定，蝴蝶谷公司的四位发起人并未对李海昌“可减少一些筹集”的数额及时限进行补充约定。本案目前现有证据无法对李海昌应缴交的股份款数额进行确定，因此，原告蝴蝶谷公司要求李海昌出资75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三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广西蝴蝶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蝴蝶谷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蝴蝶谷财务收支情况，拟证明：1、2016年签订协议书后经营收入很少，处于投入阶段；2、其他发起人在2017年4月到2018年12月31日，傅斌强继续投入800200元，黎某继续投入255000元，至今傅斌强与黎某的投入已经超过500万元。被上诉人李海昌的质证意见为：1、蝴蝶谷公司的公章在傅斌强手中；2、公司成立时间是在2017年6月9日，账目却有2016年的；3、被上诉人退出《投资协议书》是在2017年3月7日，2018年蝴蝶谷公司的财务与被上诉人无关，所以被上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李海昌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上诉人公司两个股东亲笔写的《申请书》，申请法院撤回本案的上诉，拟证明上诉人的公司是傅斌强滥用权利提起诉讼，另外两个股东也认可不需要被上诉人承担出资义务，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依据，违反公司章程规定；2、另两个股东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出资的权利义务以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蝴蝶谷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申请书》的三性不认可，即使是他们作为股东也没有权利损害公司的利益，具体由法院核实；《证明》也是损害公司的行为，黎某的《申请书》前后矛盾，在其知晓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被上诉人被起诉后才改变的想法，不排除被上诉人与其串通损害公司的权益。被上诉人李海昌申请证人黎某出庭作证，上诉人蝴蝶谷公司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明力很小，不排除其有利益关系；证人证言与在案的书面证据存在冲突，只是证人目前为了某种目的的一面之词，证人明确说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免除10%的出资都是口头说的，没有经过股东一致同意是不能生效的，签订协议书之前的行为不能与签订协议书之后的行为混同。被上诉人李海昌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的证词客观真实反映双方协议的事实，四人签订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筹集按股比例可减少一些筹集，上诉人说证人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傅斌强也曾经与证人是朋友关系，并不是朋友关系就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以私人利益以公司名义起诉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本院认为，上述上诉人蝴蝶谷公司和被上诉人李海昌提交的证据材料、证人黎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的事实均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作为定案的参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认缴出资额75万元及利息。第一，2016年3月31日甲方傅斌强、乙方黎某、丙方黄庆全、丁方李海昌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第二条记载“……在项目总投资额500万元（含）以内时，甲乙方想办法解决，负责该项款大部份的筹集和融资，丙方因前期付出该项款不需筹集，丁方由于前后期工作需付出较大，该款筹集按股比例可减少一些筹集……”，该约定没有明确四名股东的具体出资额。第二，签订《投资协议书》后，蝴蝶谷公司的股东也没有进一步协商明确各股东应缴具体出资额。第三，其他股东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已按协议约定比例履行全部出资义务，或可依其他股东出资情况推出李海昌应负的出资数额。第四，2017年3月7日，另外三位股东傅斌强、黎某、黄庆全在明知现有各股东的出资情况下，仍在《股东决议》上签字，同意将李海昌全部的15%股份折现100万元出让给黎某和傅斌强。第五，作为股份占比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同等为42.5%的大股东黎某也作为证人出庭明确《股东决议》关于100万元折现的表述已充分考虑出资情况等，且签订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权利义务结清。以上五点可见，各股东是在认可当时各人的出资且没有要求李海昌补缴出资的情况下，傅斌强、黎某、黄庆全一致同意李海昌退出，并将其股权折现100万元，即视为同意对李海昌权利义务的结清。 综上所述，上诉人蝴蝶谷公司的上诉要求李海昌支付出资款75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广西蝴蝶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黎江玲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薛 华 书 记 员 梁美兰 附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