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2民初759号原告（反诉被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矫正，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嘉，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程静静，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宁，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棋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矫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被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以下简称“棋类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郝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棋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对方通过律师函发出的解除通知无效，并认定因被告方过错造成合同无法履行，依法判决解除双方合同；2.判令被告按原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应于2019年3月17日前支付的剩余90万元服务及技术维护费；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500万元；4.因诉讼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17日，棋类协会与棋域公司签订《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期限至2020年3月17日止。根据协议，棋类协会向棋域公司提供资金，棋域公司基于棋类协会的授权建设“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并自行承担“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的全部风险与责任。合同签订后，棋域公司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各项义务，所建设的综合服务平台的各项功能也得到了棋类协会的认可。而协议约定的三年内（2019年3月17日前）棋类协会每年向棋域公司支付50万元共计150万元服务及技术维护费，截止起诉日前棋类协会仅向棋域公司支付了60万元人民币。2018年棋类协会新负责人上任，无故全面停止了“互联网+棋牌”的推广，并扬言“互联网+棋牌”的合同“已经翻篇了”。在棋域公司多次书面要求棋类协会对合同进行全方位履行的情况下，其一概不予理会。2018年10月19日，被告委托律师发函给原告，再次拒绝付款，并以我方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合同。事实上，在接到被告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原告方才了解到在被告通知我方解除合同前，被告方已将双方合同涉及的象棋、国象等项目相关权益已非法转让，上述行为，已经表明棋类协会存在明确的违约行为，并已确定不再履行双方协议。原告方虽然不能认同被告主张的合同已经因原告方过错而解除，但由于被告不仅拒不承担付款义务，还已明确要求解除协议，在此情况下，原告方认为协议因被告方的过错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协议应该按照被告单方过错无法履行而解除。据此，为了维护棋域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判如所请。庭审过程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1为对方发出的解除函无效，要求解除双方合同。认定因对方过错才要求对方解除合同不在诉讼请求中主张。本诉被告棋类协会辩称：一、因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被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有权依法解除合同。为了更好的发展棋牌事业，建立科学统一的“互联网+棋牌”服务系统体系，为棋牌事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棋类技术等级标准化及运动员信息化管理的“大数据”工程。2016年3月2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被告委托原告提供“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根据协议约定，“互联网+棋牌”共包含围棋、国际象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项棋种服务，原告的服务内容包括：“数据库”服务、“互联网+档案信息”、“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证书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互联网+名师讲堂”、“互联网+文化商城”共八项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主要义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原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数据库”服务，其中包括会员信息库、运动员信息库、比赛信息库、棋谱信息库。目前原告只通过系统自动收集建立了一个会员信息不准确、搜索功能不完善的会员信息库，其他三项信息库根本未曾建立。第二，关于“互联网+档案信息”服务内容。互联网平台所体现已经报名的会员档案信息并不完整，更新不及时。其所建立的“大数据库”只是对会员档案信息进行简单收集，会员信息的搜索功能也未实现，根本不符合合同对“大数据”信息的要求。而所谓的大数据应当是进行数据加工，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及挖掘。其对会员档案的简单收集并不符合“大数据”建设要求；第三，关于“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证书管理”服务内容。因原告所提供的互联网平台并不成熟，考核标准并不完善，虽经被告的大力推广，但真正参与考级及颁发证书的人员极少，未得到广大会员及棋类运动者的广泛认同，级位认证及证书管理工作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第四，关于“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服务内容。原告存在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包括：1、网络安全问题，选手在网站报名后信息出现泄漏；2、选手报名过程中，系统经常处于瘫痪状态，报名难度较大；3、报名不规范，报到混乱，网上报名与实际参加人数不符，因此产生的赛事纠纷无法解决；4、双方合作以来，曾举办两次大型网络赛事，第一次比赛就出现网络瘫痪问题，因参赛人数不多，勉强过关。但对于在2017年3月25日举行的O2O线上围棋赛事，被告及各地协会均非常重视，赛前进行详细布局、宣传，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全面赛前培训，对参赛选手及家长进行全面动员，进行了一系列的赛前准备工作。但比赛时，因原告提供的服务器全面瘫痪，对局无法正常进行，致使被告被迫取消比赛。对参加比赛的800多名棋手及家长造成严重损失，参赛选手及家长极其不满，给被告及各地协会造成恶劣影响，同时对被告造成严重损失。经计算，被告的损失金额为167200元；第五，关于“互联网+名师讲堂”、“互联网+文化商城”服务内容，原告更是根本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第六，《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当提供围棋、国际象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项棋种服务。但目前，原告仅是完成了围棋项目的部分建设，并未按照约定提供其他四项棋种的相应服务。2018年6月，被告就原告提供的服务向各地棋类协会征询意见，日照市围棋协会、烟台市牟平区棋类运动协会、烟台市莱山区围棋协会、烟台市高新区围棋协会、青岛市围棋协会、东营市围棋协会、德州市围棋协会、淄博市围棋协会均提交书面反馈意见，表示对使用互联网平台的强烈不满。自双方合同签订即2016年3月7日至被告解除合同即2018年10月20日，已经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合同期限已过将近三分之二，但原告几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被告无法推进“互联网+棋牌”服务系统体系建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多次要求原告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但原告却置之不理，反而要求原告支付剩余服务费用，导致被告完全丧失对与原告合作的信心。因此，被告于2018年10月19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赔偿其未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损失；因原告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被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被告有权解除合同。二、被告依法无需再向原告支付剩余90万元服务费用。首先，从横向上看，原告应当提供围棋、国际象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项棋种服务。但目前，原告仅是完成了围棋项目的部分建设，并未按照约定提供其他四项棋种的相应服务。如果按照比例计算，被告最多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服务费用的五分之一，即30万元的服务费用。其次，从纵向上看，原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数据库”服务、“互联网+档案信息”、“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证书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互联网+名师讲堂”、“互联网+文化商城”共八项服务内容，但原告基本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服务内容。截止到目前，原告已经支付60万元的服务费用，该服务费用已经远远超过原告所提供服务内容的工作成本，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剩余服务费用。三、对于原告主张的500万元经济损失没有任何依据。首先，被告解除合同系依法解除，是因原告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被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被告无需赔偿原告的任何损失。其次，原告主张的500万经济损失过高，经济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其主张没有任何依据。四、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已经生效，原告再就解除合同事宜提出任何异议，法院均不应予以支持。被告于2018年10月19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律师函，原告于2018年10月20日签收。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原告应当于三个月内提出异议，即原告应当于2019年1月20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19年1月23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规定期限。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应支持。五、被告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基于原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无法实现被告合同目的而解除，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新负责人上任合同翻篇的问题，其主张无任何依据。综上，鉴于以上事实及法律规定，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诉原、被告对于《合作协议》于2018年10月20日已经解除均予以认可。反诉原告棋类协会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定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于2018年10月20日解除；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因其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反诉原告产生的损失167200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了更好的发展棋牌事业，建立科学统一的“互联网+棋牌”服务系统体系，为棋牌事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棋类技术等级标准化及运动员信息化管理的“大数据”工程。2016年3月27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反诉原告委托反诉被告提供“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根据协议约定，“互联网+棋牌”国际跳棋、五子棋五项棋种服务共包含国棋、国际象棋、象棋、反诉被告的服务内容包括:“数据库”服务、“互联网+档案信息”、“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证书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互联网+名师讲堂”、“互联网+文化商城”共八项内容。合同签订后，但反诉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主要义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反诉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数据库”服务，其中包括会员信息库、运动员信息库、比赛信息库、棋谱信息库，目前反诉被告只通过系统自动收集建立了一个会员信息不准确、搜索功能不完善的会员信息库，其他三项信息库根本未曾建立。第二，关于“互联网+档案信息”服务内容。互联网平台所体现已经报名的会员档案信息并不完整，更新不及时。其所建立的“大数据库”只是对会员档案信息进行简单收集，会员信息的搜索功能也未实现，根本不符合合同对“大数据”信息的要求。而所谓的大数据应当是进行数据加工，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及挖掘，其对会员档案的简单收集并不符合“大数据”建设要求;第三，关于“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证书管理”服务内容。因反诉被告所提供的互联网平台并不成熟，考核标准并不完善，虽经反诉原告的大力推广，但真正参与考级及颁发证书的人员极少，未得到广大会员及棋类运动者的广泛认同，级位认证及证书管理工作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第四，关于“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服务内容。反诉被告存在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包括:1、网络安全问题，选手在网站报名后信息出现泄漏;2、选手报名过程中，系统经常处于瘫痪状态，报名难度较大;3、报名不规范，报到混乱，网上报名与实际参加人数不符，因此产生的赛事纠纷无法解决;4、双方合作以来，曾举办两次大型网络赛事，第一次比赛就出现网络瘫痪问题，因参赛人数不多，勉强过关。但对于在2017年3月25日举行的O2O线上围棋赛事，反诉原告及各地协会均非常重视，赛前进行详细布局、宣传，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全面赛前培训，对参赛选手及家长进行全面动员，进行了一系列的赛前准备工作，但比赛时，因反诉被告提供的服务器全面瘫痪，对局无法正常进行，致使反诉原告被迫取消比赛，对参加比赛的800多名棋手及家长造成严重损失，参赛选手及家长极其不满，给反诉原告及各地协会造成恶劣影响，同时对反诉原告造成严重损失，经计算，反诉原告的损失金额为167200元;第五，关于“互联网+名师讲堂”、“互联网+文化商城”服务内容，反诉被告更是根本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第六，《合作协议》约定，反诉被告应当提供围棋、国际象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项棋种服务，但目前，反诉被告仅是完成了围棋项目的部分建设，并未按照约定提供其他四项棋种的相应服务。2018年6月，反诉原告就反诉被告提供的服务向各地棋类协会征询意见，日照市围棋协会、烟台市牟平区棋类运动协会、烟台市莱山区围棋协会、烟台市高新区围棋协会、青岛市围棋协会、东营市围棋协会、德州市围棋协会、淄博市围棋协会均提交书面反馈意见，表示对使用互联网平台的强烈不满。自双方合同签订即2016年3月7日至反诉原告解除合同即2018年10月20日，已经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合同期限已过将近三分之二，但反诉被告几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反诉原告无法推进“互联网+棋牌”服务系统体系建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反诉原告多次要求反诉被告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但反诉被告却置之不理，反而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剩余服务费用，导致反诉原告完全丧失对与反诉被告合作的信心。因此，反诉原告于2018年10月19日向反诉被告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反诉原告有权要求反诉被告赔偿其未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损失;因反诉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反诉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反诉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按照《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因反诉被告未按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执行的情况，造成反诉原告依法解除合同，反诉被告需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整。综上，鉴于以上事实及法律规定，反诉原告特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如所请。反诉被告棋域公司答辩意见如下：实体部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由于双方在本诉部分已经对合同解除于2018年10月20日达成共识，被告对该项反诉请求不再提出异议，对反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损失与我方无关，且反诉人并无有效证据证明该损失的产生。对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认为综合考虑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过错方为反诉人，被告的委托服务范围见合同的第三条为五项服务，并不是反诉人所提的五个棋种八项服务。授权范围与服务内容并不完全对应，五个棋种也是根据逐个成熟情况陆续推出，被告已经按照合同要求提供各项服务，不应承担解除合同的违约金500万元。本诉原告棋域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证明2016年3月17日，棋类协会与棋域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委托棋域公司提供“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证据2、棋域棋牌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号：软著登字第1195110号。证明棋域公司开发出了“棋域棋牌对弈教学考级平台V1.0”系统，并取得著作权登记证书。证据3、2015年6月20日签订的网络预选服务协议书、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试运行期间的比赛记录。证明在协议签订前的试运行过程中，服务平台运行良好，并未出现任何问题，得到了棋类协会的认可，由此双方签订案涉《合作协议》。证据4、（2019）鲁济南泉城证经字第12949号《公证书》，证明2016年4月，2017年5月，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王延奎两次在全省棋牌工作会议的讲话上提到“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已建设完成，各项功能完善。证据5、服务平台“数据库”功能照片，证明棋域公司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数据库”功能完善证据6、服务平台“互联网+级位认证”功能照片，证明棋域公司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互联网+级位认证”功能完善。证据7、服务平台“互联网+证书管理”功能照片，证明棋域公司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互联网+证书管理”功能完善。证据8、服务平台“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功能照片，证明棋域公司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功能完善。证据9、两赛点在2017年3月25日举行的O2O线上围棋赛事中顺利完赛的证明，证明此次赛事失利是由当地赛点其他问题导致，并非服务器崩溃。证据10、2017年3月25日O2O线上围棋赛事故技术分析报告，证明此次赛事失利是由当地赛点路由器问题导致，并非服务器崩溃。证据11、《鲁棋协字[2017]7号》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文件，证明棋类协会认可“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功能已经完善。证据12、案涉服务平台在云南运行良好的证明，证明棋域公司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功能良好，得到了其他地区的认可。以上证据2到证据12共同证明合同期间原告积极履行合约义务，“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功能完善，在被告棋类协会新负责人上任之前，得到被告及上级领导的一致认可。证据13、棋类协会支付60万合同费用的发票复印件，证明截止目前棋类协会仅向棋域公司支付了60万元人民币，还剩余90万未支付。证据14、2018年初“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比赛记录。证明棋类协会在2018年初通过“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组织了两次比赛，但是棋类协会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应得款项，棋类协会违约在先。证据15、棋类协会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的复印件。证明棋类协会违约在先，在与原告合同履行期间，在解约通知之前肆意违约，将合同权益出卖给其他公司，不再继续履行双方《合作协议》，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证据16、棋类协会的《律师函》，证明棋类协会2018年10月20日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协议。以上证据13到证据16共同证明棋类协会存在明确的违约行为，并已确定不再履行双方协议。证据17、《“互联网+棋牌”协同发展北京协议》及附件，证明被告及其他单位共同确定了围棋的段级位技术等级认证标准，并非被告在反诉状第2页提及的是由原告方提供。被告提及的“考核标准不完善”并非原告方责任。证据18、云南校园围棋网络联赛DEFG组比赛成绩截图，证明原告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功能良好，不是只能举办小型的网络赛事。证据19、2019年青岛晚报俱乐部网络围棋赛成绩截图，证明原告建设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功能良好，青岛地区正在使用。证据20、2017年3月26日及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韩磊微信交流的截图，证明2017年3月25日举办的第二届020围棋体验赛赛事失利并非原告方责任，被告方领导从未以书面或任何方式要求我方承认责任。证据21、2017年3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韩磊微信交流的截图，证明2017年3月29日，原被告双方正在友好商谈“互联网+棋牌”推广中围棋级位认证证书的封皮，数日前的第二届020围棋体验赛赛事失利并非原告方责任，原被告双方关系依旧良好。证据22、2017年7月21日、8月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韩磊微信交流的截图。证明被告方按照双方协议在推广案涉服务项目。在原告于2017年4月5日向被告发出关于3月25日第二届O2O围棋体验赛赛事故技术分析报告后，被告予以认可，并未提出任何意见，依旧在推广会员申办流程，双方关系良好。证据23、2018年2月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韩磊微信交流的截图（附《关于山东省“互联网+棋牌”的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2月份，被告新领导上任之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方领导发出《关于山东省“互联网+棋牌”的情况说明》，希望能与被告就双方协议继续友好履行。证据24、2018年4月2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韩磊微信交流的截图（附《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证明被告新领导上任之后提出更改双方协议的要求，原告积极响应提出《补充协议》以谋求“互联网+棋牌”的继续推广发展，但是被告方不予理会。证据25、2018年5月1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程静静微信交流的截图，证明被告新领导上任之后提出更改双方协议的要求，原告积极响应提出《补充协议》以谋求“互联网+棋牌”的继续推广发展，但是被告方不予理会。证据26、《关于催促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依法如约履行协议的函》，证明2018年6月1日，鉴于被告新领导上任之后的诸多违约行为，原告方向被告发出催促依法如约履行协议的函。证据27、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律师函》，证明2018年10月15日，因被告仍旧不履行双方协议，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履约。证据28、“宝通杯”（原纵横杯）山东省第九届少年围棋精英赛竞赛规程，证明按照双方协议，段位比赛报名的网络服务费30元/人都归原告所得，被告未按照协议要求向原告支付这两次赛事的网络服务费。证据29、山东省第十届围棋5段王竞赛规程，证明按照双方协议，段位比赛报名的网络服务费30元/人都归原告所得，被告未按照协议要求向原告支付这两次赛事的网络服务费。证据30、（2017）最高法民申479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作为违约方无权解除双方协议，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律师函》不具备解除双方协议的效力。证据31、（2016）最高法民终7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作为违约方无权解除双方协议，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律师函》不具备解除双方协议的效力。证据32、《预估收益损失》，证明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为725万元，鉴于双方合同约定违约金为500万元，故原告向法院主张500万元的损失赔偿。证据33、关于案涉平台开发完善的合同4份，证明原告为案涉平台的开发完善共计直接支出138万元。证据34、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乙方王伟于2019年10月14日签订的对账结算协议，证明已支付1091980元，尚欠138020元。证据35、2015年1月3日《软件委托开发合同》结算明细单4张及银行流水明细3份，分别为3个卡号及汇总明细，证明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已结算1091980元。证据36、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资海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结算发票5张，金额4万元。证据37、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资海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微信支付记录1份，转账金额3万元。证据36、37共同证明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履行2017年3月31日、2017年9月15日所签订的2份合同向北京资海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共支付7万元。证据38、山东省2018年省级比赛人数汇总表1份，证据来源：齐鲁弈友（山东省所有棋牌赛事比赛的发布网站），证明根据上述比赛的记录，统计省级比赛人数共计5736人。证据39、济南市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围棋比赛人数汇总表1份，证据来源：济南市围棋协会网站，证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考级人数为5467人。证据40、青岛市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围棋各比赛人数汇总表1份，证据来源：青岛市围棋协会网站，证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考级人数为7505人。证据41、淄博市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围棋各比赛人数汇总表1份，证据来源：齐鲁弈友、淄博市围棋协会微信公众号，证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考级人数为6858人。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没有异议，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合同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证建设符合合同约定的“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二是提供优质的“互联网+棋牌”平台服务；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没有异议。该软件所对应的是合同约定的“考级大厅”平台服务，且仅限于围棋项目，不包含其他四项棋种，也不能证明其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的平台建设及服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的考级平台能够运营，不能证明其按照约定提供了符合涉案合同约定的平台建设及服务。原告有意混淆考级平台与涉案约定的综合服务平台的内容，其中考级平台仅指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棋域棋牌，而综合服务平台包含五项棋种与包含级位认证的八项服务内容；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为进行互联网+棋牌的推广所做的报道，而进行推广时，被告仅能进行有利方面的宣传，该种宣传不能作为原告实际履行合同的依据。其中根据2016年4月份的报道可以看出，在合同签订之初，平台就已经有五项服务，但也只是处于“初步实现”阶段，且载明计划以围棋先行试点，但至被告解除合同之日，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原告对该平台的服务建设没有任何进展，仍处于初步实现阶段，这也足以证明原告长期怠于合同履行，从而无法实现被告的合同目的；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该功能的具体标准，故不能证明其功能完善。首先，根据该照片可以显示原告提供的平台建设及服务仍处于证据四中提到的“初步实现”状态，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五类棋种及八项相关服务内容，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次，该会员信息系会员在注册登录后自动生成，并不是原告整理归纳后的结果，且会员信息并不准确，搜索功能也不能正常使用，根本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大数据要求；最后，合同约定数据库还包括运动员信息库，棋谱信息库，而在原告所提供的棋牌大数据并未体现该两项数据库的内容。综上，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按照约定建立符合被告要求的数据库；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该功能的具体标准，故不能证明其功能完善。根据该照片可以看出，原告只进行了围棋的对弈考级平台建设，而对于剩余四类棋种并未建设考级平台，原告提供的平台建设及服务仍处于证据4中的初步实现状态，且根据被告后续提供的公证书看出该考级平台并不能正常登录，如此如何能保证正常为会员提供考级服务。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服务平台项下有证书服务内容，不能证明该功能完善，而实际情况是，因真正参与考级和颁发证书的人员极少，证书管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该功能的具体标准，故不能证明其功能完善；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次赛事涉及十七地市，仅两个赛点出具证明无法证明整个赛事顺利举办，且根据原告后续提供证据20（2017年3月26日及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领导韩磊微信交流截图）可以显示，2017年3月25日的O2O线上围棋比赛确实已经被迫取消；证据10系原告自行出具，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方不予质证；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证据可以看出，被告曾大力推广综合服务平台，并进行积极宣传，但被告的对外宣传口径不能作为认可原告履行合同的依据，而应当以原告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为准；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考级平台仅仅为合同约定综合服务平台的一项服务内容，通过该证据只能证明考级平台能够正常运行，不能证明案涉综合服务平台各项功能运行良好；对证据13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委托原告进行的是互联网平台棋类建设，不能排除被告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项目合作，二者不存在交叉，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证据16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双方合同已经于2018年10月20日解除，原告于收到解除合同通知3个月后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任何依据；对证据17真实性、证明内容无异议；证据18、19质证意见同证据12；对证据20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就O2O比赛取消原因进行分析，但韩磊并未进行认可，也并未声明不追究原告的相关责任。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另外，原告作为赛事主要参与方及网络的运营方，应当对赛事进行全局把控，因其对赛事是否能够正常继续进行进行错误判断，也是O2O比赛被迫取消的原因之一；对证据2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双方讨论证书封皮设计的问题，不能证明O2O比赛不是因原告取消；对证据2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通过该证据，只能看出双方就山东省会员申办流程进行交流，并未体现O2O赛事的任何交流内容，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与证明内容没有异议。但聊天记录中涉及到的情况说明系由原告起草，缺乏客观性；对证据24、25的真实性与证明内容没有异议。因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故该证据与双方争议事实无关；对证据2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函件系原告自行出具，函件内容过于片面，不能真实反映原告合同履行情况；对证据2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原告不履行涉案协议内容，被告可以履行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向被告支付合同款项；对证据28、29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15，证明内容需要庭后落实；对证据30、31该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民事判决与本案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关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法律适用无异议；证据32为原告自行提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的计算依据及方式不具有客观性，未考虑到商业行为本身带来的风险，无法证明其客观的损失情况；对证据33的4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应当提供涉案服务合同对应费用的发票以及转账记录来证明其所主张的合同价款已经实际支出。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该协议的乙方为王伟，不是案件当事人，无法核实该签字是否为王伟所签；我方申请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34中对账结算协议乙方王伟的签字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33当中的《软件委托开发合同》中乙方“王伟”的签字是否为同一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对证据35无异议；对证据36、3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原告通过微信转账2.3万元，银行刷卡1.7万元，共向北京资海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付款4万元整，无法证明已经支付7万元；对证据38-41的无异议。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3月27日签订的《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1份，证明内容1、“鉴于”部分第3款约定“互联网+棋牌”共包含围棋、国际象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项棋种服务，目前原告仅提供围棋项目服务内容；2、协议第二条约定，原告的服务内容包括：、“互联网+档案信息”、“数据库”服务、“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证书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互联网+名师讲堂”、“互联网+文化商城”共八项内容；3、协议第五条约定，服务合作期限为2016年3月17日至2020年3月17日。原告的服务期限为四年；4、协议第六条约定，被告每年支付费用的先决条件为，原告就山东“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成，并保障平台持续正常运行，满足被告能够自主使用；5、按照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因任何一方未按照协议规定的权利义务执行导致合同终止的，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伍佰万元整。证据2、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编号：（2019）鲁济南高新证经字第934号）1份，证明进入平台后，可以看出，平台的服务内容只显示山东管理平台会员服务、赛事服务、证书服务、财务服务、大数据服务、对弈教学考级服务六项内容。具体情况如下：1、山东管理平台会员服务项下只有会员信息与充值服务两项内容；2、大数据信息项目有会员信息、俱乐部和学校信息、赛事查询三项内容，其中会员信息、俱乐部和学校信息是根据会员与俱乐部和学校的注册系统自动生成，会员信息的搜索功能也不能正常使用，在搜索栏中输入会员的名字无法搜索。综上，从平台的现状可以看出，自双方合同签订即2016年3月7日至反诉原告解除合同即2018年10月20日，已经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合同期限已过将近三分之二，但原告几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仍处于合同签订之初的“初步完成”阶段，导致反诉原告无法推进“互联网+棋牌”服务系统体系建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证据3、被告设立的山东省O2O围棋比赛工作微信群信息、齐鲁弈友平台关于第二届O2O比赛信息，证明2017年3月25日举行的O2O线上围棋赛事，被告被迫取消比赛，参赛选手及家长极其不满，给被告及各地协会造成恶劣影响。证据4、德州市围棋协会于2018年6月27日出具《德州市围棋协会关于山东棋牌“互联网+”的意见反馈》、淄博市围棋协会于2018年6月13日出具《关于山东棋牌“互联网+”的意见反馈》、东营市围棋协会于2018年6月15日出具《关于的意见》、青岛市围棋协会于2018年6月26日出具《关于山东棋牌“互联网+”的反馈意见》、烟台市牟平区运动棋类协会、莱山区围棋协会、高新区围棋协会出具的《对山东省棋牌“互联网+”平台运营失败的看法》、日照市围棋协会于2018年6月13日出具《日照市围棋协会关于山东省棋牌“互联网+”的意见反馈》、菏泽市围棋协会于2018年6月出具《关于山东棋类“互联网+”的意见反馈函》各一份，证明在O2O赛事后，各地协会及网络会员对平台丧失信心，均表示对平台使用的严重不满。证据5、《第二届山东省青少年O2O围棋体验赛竞赛规程》、O2O体验赛比赛监督员费用会计凭证、银行转账凭证、监督员劳务费用领取记录表各1份，证明根据规程规定，会员报名费为200元/人，参加比赛选手共计800余名，报名费共计160000余元，因赛事最终因网络瘫痪被取消，被告将选手报名费全部返还。另外，被告因本次赛事支出监督员费用共计7200元，被告产生直接损失共计167200元，原告应依法赔偿被告产生的该损失。证据6、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与山东东方文化艺术中心签订的《“山东棋牌网”及棋牌俱乐部运营管理服务协议书》一份、原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被告在“天眼查”查询的山东文化艺术中心单位登记信息一份，证明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系被告的主管单位，山东东方文化艺术中心与原告均为矫正成立公司。山东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为保障“山东棋牌网”的正常运营，另行支付25万元费用，这足以证明被告推广与适用“山东棋牌网”的决心。证据7、被告委托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0月19日向原告发出的关于解除合同的律师函、EMS详情单、邮件送达记录各1份，证明因原告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内容，导致被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于2018年10月19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律师函，原告于2018年10月20日签收。证据8、关于网络制作运营费用的打印版，根据被告在网站查询的结果可以看出2018年网站运营费用大约在2000元左右。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①原告方提供的服务已经由被告方和被告方的行政主管部门认可。②按照双方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原告须提供的服务内容仅包括五项服务的范围，并非被告所说的八项服务。八项服务只是合同第二条中被告方的授权范围。③合同签订后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乙方投入项目建设资金符合本协议约定条件时，甲方即向乙方支付服务费25万，满6个月支付另一半服务费25万，以后每年以此类推，均按此方式付款，三年为止）如约向原告支付相应费用；双方2016年3月17日签署本协议，被告仅在2017年11月和12月向原告支付60万合同费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证书》公证内容并不能证明平台存在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公证内容也正好证实了案涉服务平台部分正在良好运行；最后，公证内容不全面，部分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作为一场被取消的比赛，部分参与者有一定的意见应属正常，但影响一场比赛正常进行的因素有很多，主观讨论不能作为认定客观问题所在的依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①证据四中所有文字材料均是在比赛一年后形成，且仅是省内部分与比赛相关的部门对此提出意见。且出具相关文字材料的单位均是被告的下属单位。②淄博市围棋协会、东营市围棋协会、青岛市围棋协会、菏泽市围棋协会所反馈的意见都是针对“互联网+棋牌”的推广政策问题，并非是针对案涉综合服务平台，作为一个委托合同，原告只负责案涉平台的技术服务支持，政策问题不属于原告应尽的义务；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损失并不是原告方的原因导致的；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20日，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与原告签订《山东省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围棋赛网络预选服务协议书》。约定该届围棋赛预选赛在原告所属的“棋域围棋网”进行。该次比赛记录显示服务平台运行正常。2016年1月22日，原告棋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矫正就“棋域棋牌对弈教学考级平台V1.0”系统取得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号软著登字第1195110号。2016年3月17日，原、被告签订《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建设“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为山东省提供围棋、国际象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的“互联网+”服务。从围棋项目开始，以成熟一项开展一项的方式，四年内完成平台的建设。服务项目包括：“数据库”、“互联网+级位认证”、“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证书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服务范围为：“数据库”包括：会员信息库、运动员信息库、比赛信息库、棋谱信息库；“互联网+级位认证”包括：建立山东省考级大厅进行考核服务；“互联网+赛事管理”包括：网上申办、报备、报名、缴费；“互联网+证书管理”包括：段位证书在线办理；“互联网+网络赛事”包括：保障全省网络赛事及北京协议发展要求的有效实施。棋类协会分三年向棋域公司每年支付50万元共计150万元的“数据库”、“考级大厅”、“赛事管理”、“证书管理”等服务及技术维护费，三年后不再支付。支付前提为“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成，保障平台持续正常运行，满足棋类协会自主使用。双方并就此后通过平台使用服务所收取费用（会费、报名费、级位证书费、网络服务费、接口服务费）的分配进行了约定。另约定山东省级位考核该平台独家进行，不另设其他授予证书的通道。如未按约定履行，单方造成协议无法履行中途终止，需赔偿对方损失500万元。合作期限至2020年3月17日止。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了60万元服务及技术维护费。原告平台已经运行，其中“数据库”、“级位认证”、“赛事管理”、“证书管理”功能具备，并举办“网络赛事”多次。2017年3月25日，被告使用该平台举行线上围棋赛事，但因技术原因，比赛取消。多个地市围棋协会就此提出意见，并就平台的不足提出意见、建议。2016年4月，2017年5月，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王延奎两次在全省棋牌工作会议的讲话上提到“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已建设完成，各项功能完善。2017年5月18日，被告发出《鲁棋协字[2017]7号》文件，认可“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在围棋项目上已经实现六大功能。2018年1月至2月，被告使用该平台举办了宝通杯围棋精英赛和山东省第十届围棋五段王比赛。原告设计的与涉案网络平台功能近似的“棋域围棋”平台在其他省市使用正常。原告为该服务平台的研发设计与多个公司及个人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并支付了相关的开发费用。2018年4月8日，被告与济南润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山东省象棋项目合作协议》。被告将赛事承办、考级发证等事项交由该公司负责，该公司收取承办赛事的60%收益。2018年10月9日，被告与山东国奥体育赛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山东省国际象棋项目合作协议》。被告将赛事承办、考级发证等事项交由该公司负责，该公司收取承办赛事的50%收益。2018年10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双方《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的律师函。2018年11月5日，被告与济南弈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山东省围棋项目合作协议》。被告将赛事承办、考级发证等事项交由该公司负责，该公司收取承办赛事的50%收益。本诉原、被告对于《合作协议》于2018年10月20日已经解除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对于本诉原告确认本诉被告发出的解除函无效及解除《服务合作协议》的请求。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均认可解除《服务合作协议》，因此，本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服务合作协议》已解除。由于协议已经解除，本诉原告主张确认解除函的效力问题已无实际意义。故对解除函效力问题，本院不再评判。关于本诉原告请求的500万元损失赔偿和反诉原告请求的500万元赔偿，均涉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究竟是哪一方未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导致最终合同解除的认定。本诉原告是因本诉被告未按期支付服务及技术维护费而主张的合同解除，本诉被告则是依照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而要求提前解除合同。根据庭审调查，本诉被告未按期支付费用属实，本诉原告的合同解除权成立。则双方诉争的焦点进而成为本诉被告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理由即平台功能未达到预期目的的合理怀疑是否成立。鉴于，首先平台的设计、研发、建立的期限为四年，尚未期满；其次，双方在协议中并未对平台建立期间和建成后的技术指标、参数的阶段及整体检验、验收标准进行约定；第三，合作期间双方或第三方未对平台的技术状况进行过评测，诉讼期间双方也均未申请技术鉴定。因此，在该平台未全部建成的情况下，仅能根据现有证据判断平台功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合理怀疑是否成立。考虑到本诉原告享有涉案平台系统的著作权；涉案平台承办过相关赛事及本诉原告为其他省市开发的类似平台系统也已在实际运行中；作为本诉被告的上级主管机关亦曾就涉案平台系统的正常运行予以过肯定。因此，在本诉原告提供了平台已初步完成证据的情况下，需要对本诉被告所提出的以下怀疑理由是否成立予以评判。第一，“数据库”服务仅有会员信息库，无运动员信息库、比赛信息库、棋谱信息库；五个七种仅完成围棋一项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反诉原告所辩称的委托服务范围按照合同的第三条约定为五项服务，并不是五个棋种八项服务。授权范围与服务内容并不完全对应，五个棋种也是根据逐个成熟情况陆续推出的理由成立。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是“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因此，在建设期未届满，本诉原告也明确目前平台并非最终交付使用的状况下，平台现状内容与协议约定不符不是判断平台最终技术指标不达标的依据。第二，本诉被告主张的原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数据库”、“档案信息”服务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已经提交数据库建立的初步证据，而被告在举证时并未对数据库的体系建立和数据数据、内容的填充予以区分。因此，对被告的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数据库”、“档案信息”服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本诉被告主张的“级位认证、证书管理”的服务问题。即“参与考级及颁发证书的人员极少，未得到广大会员及棋类运动者的广泛认同。级位认证及证书管理工作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对此，本院认为，参与人员少与未得到会员认可的理由本身非技术问题，无法与被告的主张建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诉被告主张的“互联网+赛事管理”、“互联网+网络赛事”服务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本诉被告未就网络安全问题、报名系统瘫痪、报名不规范等事实存在和如存在该事实则其与系统技术问题的法律关联性举证证明。因此，对此事项无法认定。关于两次网络赛事问题，两次赛事未成功举办属实。但在本诉原告提交相关技术分析报告中显示非平台设计原因的情况下，本诉被告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在本诉被告的证据未形成优势证据的情况下，对于其主张赛事未正常举行的原因，本院无法予以确认。关于多家棋类协会出具的征询意见一事。首先，上述书证属于证言，证言应就事实予以陈述，而非由证人发表观点。其次，在上述书证中并未涉及技术问题；第三，根据庭审调查显示依照此前赛事举办模式，地市、区围棋协会可以就收取的会费、报名费等费用得到分成。而涉案比赛平台投入使用后，依照合同约定会费、报名费等费用的分成将由本诉原告得到。因此，上述协会与本诉原告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本诉被告即反诉原告所主张的提前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故本诉被告即反诉原告应对提前解除合同的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对于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赔偿50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按原合同约定支付剩余90万元服务及技术维护费的主张，本院认为按照合同本诉被告应支付150万元来获得一个完全符合约定功能的比赛平台，但是本诉原告交付的仅仅是一个具有部分功能的赛事平台。同时，该交付的平台功能占设计功能的百分比双方均未证明。因此，本诉原告仅以按时间段计算的支付费用来主张未付的服务费，理由不当。因本诉原告对其所交付的赛事平台功能占设计功能的百分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无法确定其应得的服务及技术维护费数额。故对该主张，因原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赔偿500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合同仅仅约定了一个赔偿数额500万元，而不考虑事实上合同的履行状况和违约程度、过错等因素。故直接适用500万元赔偿过于机械，有违公平。其次，需要考虑本诉原告的支出成本和预期利益。本案中，本诉原告在设计赛事平台的过程中向不同公司和相关个人支付过设计费用，但是本诉原告所提交的对账单为原告代签，事后也未得到该设计人员的追认。原告所提交的账单有明确收款人的支出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所主张的现金交付的部分，因未得到设计人员的认可，本院无法认定。另一方面，原告所设计的平台在其他地区也正在使用中，因此，设计费用不应由本案中全部支出。再次，本诉原告的预期收益表现在平台使用后对于比赛收费、会员收费的分成方面。根据合同约定和协会规定，会员与非会员的收费标准不同，赛事参加人数、性质不定。故，原告主张在双方协议合作期间的收益损失计算，仅提交了此前未进行会员、非会员性质区分的计算依据无法得出原告主张的预期收益。但本诉被告无故解约，原告的损失业已发生，同时被告在未解约的情况下，就将相关赛事组织业务交由案外人，存在明显过错。因此，综合考虑本诉被告的违约过错，原告已投入的成本、预期收益等因素，本院酌定，本诉被告支付本诉原告违约金200万元。对于本诉原告超过此数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主张的损失167200元。前述已分析，由于反诉原告未就该赛事的未成功举办充分证明系赛事平台设计所造成，且该数额未扣除相应赛事成本。故对于反诉原告的该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签订的《棋域“互联网+棋牌”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合作协议》于2018年10月20日解除；二、本诉被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支付本诉原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20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本诉原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3100元，由本诉原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35400元，由本诉被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负担17700元。本诉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本诉原告山东棋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3350元，由本诉被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负担16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3985元，反诉案件保全费5000元，均由反诉原告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虎人民陪审员 何 洋人民陪审员 张 菲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朱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