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11民初1985号原告：沈世祥，男，汉族，1980年2月8日出生，住南通市港闸区。原告：薛恩梅，女，汉族，1980年3月1日出生，住南通市港闸区。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凯楠，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华强（南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北大街华强城65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569159518C。法定代表人：李曙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美娟，女，该公司员工。第三人：易居（中国）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江东路1376号1号楼3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45131193。法定代表人：周忻。原告沈世祥、薛恩梅与被告深圳华强（南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第三人易居（中国）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居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9日及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世祥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凯楠，被告华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美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易居公司经本院合法（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第三人缺席审理终结。原告沈世祥、薛恩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2012年12月18日《处理方案》，将位于南通市港闸区车位（以下简称“案涉车位”）出让给原告，并配合将该车位过户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12年，两原告购买了被告开发的南通市港闸区华强城44幢104室房产（以下简称“案涉房产”）。期间，由于第三人在销售过程中将实际为2.6米的地下室层高误报为5.1米，后发生纠纷。经多方协调，被告同意将案涉车位出让给原告，并给予一定的优惠，具体为被告价格优惠15000元、第三人承担60000元、原告承担40000元。2012年12月18日三方签订《处理方案》予以确认上述内容。方案签订后，被告向原告实际交付了案涉车位，并在案涉车位处标识了原告车辆牌号。但被告至今拒绝履行《处理方案》中约定的其他合同义务，既不配合原告办理案涉车位的过户手续，亦不接收原告支付的车位款。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华强公司辩称，原告对其诉称的第三人在房产销售过程中存在过错的情况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的关于案涉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合同附件1的平面图上标注的地下室层高为2.6米，说明原告在购买案涉房产时已知晓并认可了房产情况。《处理方案》签订于2012年12月18日，在案涉房产买卖合同签订之后，从时间上看与正常纠纷处理顺序不同，存在不合理性。被告从未确认过《处理方案》所涉内容，亦未就此事项扣除过第三人的销售佣金。《处理方案》在性质上属于案涉房产买卖的补充协议，该协议未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签字人也非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故被告对《处理方案》的效力不认可。原告起诉距《处理方案》签署之日已达6年半，原告主张被告履行《处理方案》项下义务亦已过了诉讼时效。故要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有述称意见。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12年11月8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建筑面积为268.57平方米的案涉房产以1969588元价格出售给两原告等内容；合同附件中平面图上标注的地下室层高为2.6米；该合同中未有车位购买的内容。2019年5月21日，两原告领取案涉房产的产权证。目前，案涉车位的权属仍在被告名下。原告沈世祥系苏Ｆ×××××牌号汽车的登记车主。经本院实地调查，案涉车位仍由苏Ｆ×××××牌号汽车占有使用。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房产证、购房发票、照片、车辆行驶证一组；被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本院现场勘查照片；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卷予以佐证，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当事人争议事实，本院认证如下：1.“案涉房产买卖过程中，因第三人销售员王晓军进行项目介绍时将案涉房产2.6米的地下室层高介绍成了5.1米造成原告与被告之间产生纠纷；三方达成由原告出资40000元、被告价格优惠15000元、第三人用从被告处应获取的销售佣金60000元抵扣部分案涉车位款方式购买被告原价115000元案涉车位的纠纷解决协议”的事实。原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的《处理方案》（开发商：叶先伟；易居：“朱某某”，字迹较为潦草，无法具体辨认）、其与叶先伟通话视频、2019年9月23日为叶先伟139××××6865手机交费发票一组予以证明。被告质证认为，其公司有姓名为叶先伟的员工，叶先伟在2012年时担任被告营销部副经理，但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叶先伟已离职，被告无法确认《处理方案》上是否为叶先伟本人签名；该《处理方案》涉及金额较大，根据被告内部相关规定应走审批流程，但其内部却无审批记录；《处理方案》上未加盖被告公司印章，被告对其法律效力不予认可；被告与第三人在2012年10月之前系有综合销售服务、联合代理关系，第三人经被告授权可以对外销售被告开发的房产，但被告对第三人是否授权“朱某某”签署《处理方案》亦无法确认；对通话视频及交费发票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综合分析认为，叶先伟供职过被告公司，在被告处有大量的签名比对材料，在叶先伟本人未能到庭作证的情况下，如被告对《处理方案》中叶先伟签名的真实性存疑，依法应提出反证，且其具备提出反证的能力和条件。现被告虽有质疑但拒不提供反证。鉴于被告怠于举证且原告提供的《处理方案》与通话视频内容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所反映的事实具有较大的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2.“两原告于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向深圳华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交纳了按每月250元计算的月卡停车费；其中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2月10日期间的收费摘要中显示案涉车位号，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收费摘要中显示无固定车位或空白”、“苏Ｆ×××××牌号汽车于2017年4月2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在物业公司处登记的用户为包忠平、2019年5月26日-6月25日期间在物业公司处登记的用户为赵爱平”的事实。被告提供有深圳华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收入收据、车位租赁登记表一组为证。两原告质证认为，对收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系收据上没有其签字，且其对该期间是否向物业公司交纳过该费用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对车位租赁登记表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综合分析认为，被告提供的收据有物业公司的盖章，收据本身系提供给交款人的，未有交款人签字并不悖常理；车位租赁登记表未有物业公司的盖章，在来源出处上存在欠缺；但结合原告确认赵爱平系其朋友、赵爱平曾借用原告名义在物业公司处租用1303号车位、原告确认包忠平系原告邻居且熟识的陈述，以及小区业主不向物业公司交费其车辆无法正常进出小区的双方共识，被告所提供的该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具有一定的盖然性。本院认为，原告起诉理由系因案涉房产买卖纠纷的处理衍生出案涉车位买卖纠纷，故案涉纠纷仍属于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审查的范畴。原告主张被告已将案涉车位以40000元价格出售给原告主要依据的是其提供的《处理方案》。叶先伟作为被告当时的营销部副经理，在《处理方案》上签字虽代表被告确认了原告的权利，但协议各方就案涉车位何时进行钱款支付及抵扣、车位何时交付使用、何时进行车位过户登记等履行事项均未有明确约定，根据房产交易惯例，被告在《处理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后还应与原告签订正式的案涉车位买卖合同。自2012年12月18日《处理方案》形成起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近7年。被告提供的物业公司资料显示，自2014年起，原告所属苏Ｆ×××××牌号汽车使用案涉车位采用租赁或借用他人名义登记的方式，并未采用产权车位使用方式，不能认定被告按《处理方案》向原告交付了案涉车位。原告在签订《处理方案》后即可向被告主张签订车位买卖合同，或直接要求被告履行《处理方案》项下约定义务。原告未能按产权方式使用案涉车位后，更应明晰自己的合同权利受到损害。事实上，原告于2019年6月才提起诉讼，无论自2012年12月18日《处理方案》签署次日，还是自2014年11月开始使用案涉车位时起，均超出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限。鉴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该期间向被告主张过案涉车位买卖权利或其权利行使障碍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实，对照“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规定，原告向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已逾诉讼时效。被告据此抗辩原告向其主张案涉车位的权利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世祥、薛恩梅对被告深圳华强（南通）投资有限公司所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沈世祥、薛恩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审 判 长  孙兴旺人民陪审员  曹 霞人民陪审员  季婉栋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刘喆慧书 记 员  朱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