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02民初8172号原告:郭春梅,女,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内蒙古庆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内蒙古庆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国志,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内蒙古盛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卫琦，内蒙古盛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钟明锋,男,住四川省泸县。第三人:李峰,男，住托克托县。第三人:冯茂,男,住陕西省延安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雪峰，内蒙古远舰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莎日娜，内蒙古远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春梅与被告陈国志、第三人钟明锋、李峰、冯茂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春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被告陈国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卫琦、第三人钟明锋、李峰、冯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雪峰、莎日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春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条》；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现金30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陈国志系原告丈夫范方银的朋友,被告陈国志因与原告丈夫范方银发生经济纠纷，以涉嫌诈骗罪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局报案，原告丈夫范方银被刑事拘留。原告丈夫范方银被刑事拘留后原告郭春梅无法联系到范方银本人，只能通过被告陈国志了解相关情况。被告陈国志谎称因原告丈夫范方银向其借款50万元，至今分文未还，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局因该借款一事将原告丈夫范方银刑事拘留，若原告代其丈夫还清50万元借款，被告陈国志就向相关部门出具谅解书，请求相关部门不要追究原告丈夫范方银的刑事责任。原告受被告欺骗，答应代丈夫范方银向其偿还借款50万元。被告陈国志又谎称该笔借款发生利息13万元，要求原告都代其丈夫范方银还清。原告以为被告陈述的借款事实确实存在，2018年5月31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小鱼海鲜餐厅，原告、第三人钟明锋、李峰、冯茂、被告陈国志都在场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条》，借条约定“因范方银借乌力吉本金50万元，双方约定于2018年5月31日还30万元，剩余本利33万元于2018年11月30日一次性归还”，原告丈夫范方银的朋友钟明锋、冯茂、李峰作为担保人签字。借条签订后原告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小鱼海鲜餐厅附近的一家建设银行向被告妻子燕丽转账30万元。2018年6月6日原告丈夫范方银被取保候审，原告见到范方银后方才得知被告陈国志欺骗了原告，范方银并未向陈国志借款50元，被告陈国志因请托办事给付范方银50万元，范方银已经退还12万元，剩余38万元未退还。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局因该事将范方银刑事拘留。被告陈国志利用原告救夫心切的心里，欺诈原告与其签订《借条》，根据我国《合同法》54条第二款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对方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可依法撤销。故原告诉至贵院，望法院查清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国志辩称，一、原告丈夫诈骗事实已变更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原告诉状中认可并陈述：其丈夫诈骗被告50万元的事实经过及被公安机关立案刑拘。由此，被告完全可以采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方式追回自己损失。只因原告想取保其丈夫、避免损失扩大，便让诸多朋友出面找被告协商。双方经多次平等、自愿协商将诈骗款变更为借款，原告亲笔书写出具《借条》。被告仍有顾虑，原告又找来了三个担保人分别在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捺印。被告出于同情，便出具了谅解书、自诉材料。显然，双方就诈骗款项变更为借贷关系，如同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协商、和解、调解化解纠纷的方式是一致的、合法的，也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的法律规定，完全合法、有效并无不妥。二、双方转化民间借贷关系是合法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而本案双方都是成年人，当时，原告是为了其丈夫刑事从轻处罚，想把诈骗变更借贷。被告是为了追回损失且有人担保，才达成变更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属于当事人达成了新的合意即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相关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本案由诈骗50万元的事实变更为《借条》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三、本案根本不存在被告对原告的欺诈行为。原告在起诉状中前陈述“被告谎称原告丈夫向其借款50万元至今未还”。如果确实是借款，绝不需要向公安机关报案诈骗，公安机关也绝不对其丈夫立案刑事拘留。何况，原告在后又陈述“该50万元系被告因请托办事给付范方银，且范方银已退还12万元，剩余38万元未退还”。由此可知，原告对丈夫涉嫌诈骗50万元的事实明知而不存在欺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诉请撤销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应当提出足够证据加以证明其存在欺诈的事实。而客观现实是：原告丈夫如愿被取保，原告方实现了其变更的合同目的。而被告本金却未全部追回，原告《借条》明确最后一笔款项本利等损失至今结清。如今，原告反食其言要撤销《借条》于事无据、于法无据应驳回。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丈夫诈骗50万元己经双方合意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转化后的借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原告因不想偿还剩余借款便以被告当时己经书写自述材料、谅解书为由陈述原告报假案，是不应得到支持的。且被告给付范方银金额50万元是真实存在的，并没有存在欺骗原告郭春梅。12万元是归还的利息，并非本金。且双方也确实存在经济纠纷。情况说明原告郭春梅签字认可，且该事是经过公安机关的，郭春梅对该材料是具有认知的，且后该事事后经过的公安机关，也是原告将谅解书和自述材料拿到公安机关的。因此原告郭春梅对该事实是不可能没有认知的。故恳请人民法院公正、公平予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钟明锋、李峰、冯茂共同述称，关于陈国志与范方银之间的关系第三人不清楚，第三人签字是因为范方银涉及刑事案件，原被告协商要求第三人帮忙处理该事件而出具的借条。即使该借条真实有效，第三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按照借条约定，最后一笔还款是2018年10月31日，保证人的担保期限已过。郭春梅、范方银与陈国志在刑事立案侦查，还没有审结，是否先刑后民由法庭决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法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31日，被告陈国志通过其妻子燕丽账户向范方银转账50万元用于联系工程。后范方银向原告返还12万元。因剩余款项范方银未能返还，陈国志以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4月10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受案回执》，受理了该案。2018年5月22日，范方银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5日，范方银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31日，范方银的妻子即原告郭春梅为陈国志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范方银借乌力吉本金500000（伍拾万元整），双方约定于2018年5月31日归还300000（叁拾万元整），剩余本利330000（叁拾叁万元整），于2018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归还，以下无正文。特立此剧。郭春梅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陈国志在签收人处签写乌力吉并捺印，第三人钟明锋、李峰、冯茂分别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同日，郭春梅向燕丽账户转入30万元。2018年6月1日，陈国志出具《自述材料》及《谅解书》。原告郭春梅主张陈国志并未告知其上述款项真实用途，并谎称上述50万元为范方银借款要求郭春梅出具该份《借条》，故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该份《借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借条》、银行流水、《自述材料》《谅解书》《传唤证》《取保候审决定书》《收取保证金通知书》《拘留通知书》《受案回执》、转账汇款单及庭审笔录，均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告郭春梅因丈夫范方银被刑事拘留为陈国志出具的《借条》，系其自愿的债务加入行为，结合本院已查明事实及当事人法庭陈述，可以认定原告郭春梅对于丈夫被刑事拘留的原因是明确知晓的，其主张出具上述《借条》系受陈国志的欺诈，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其据此请求判令撤销上述《借条》并返还已支付款项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春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2元，由被告陈国志负担3484元，由原告郭春梅负担6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丽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羽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