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舸莉，女，195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正平，四川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百麟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龙镇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胡学砚，总经理。 上诉人曹舸莉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百麟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4民初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舸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正平、被上诉人百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学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舸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百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显失公正。一审判决认为凯基公司对百麟公司不享有债权属认定事实不清。1.曹舸莉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的原始证据，一审判决却以曹舸莉提交的均系照片、真实性无法核查为由不予采信。2.一审判决仅因曹舸莉与百麟公司原股东黄清书系夫妻关系就怀疑并否认百麟公司与凯基公司及曹舸莉之间所有书面材料的真实性。百麟公司对外盖章的材料对百麟公司依法具有法律效力。3.《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厂房租赁合同书》《股东会决议》《对账函》足以证明百麟公司收到了《债权转让通知》，曹舸莉已是百麟公司的债权人。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明知案件处理结果与凯基公司有重大利害关系，却不通知凯基公司参加诉讼。一审判决否认凯基公司与百麟公司的借贷关系，损害了案外人凯基公司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驳回曹舸莉调取百麟公司会计账簿的申请，程序违法。 百麟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没有显失公平。《对账函》是曹舸莉的丈夫管理财务期间加盖的，不能成为借款证据。二、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曹舸莉没有要求过凯基公司出庭，不存在遗漏当事人。曹舸莉的证据不成立，没有理由调取账本。该案是股东抽逃股本金，达到侵占他人债权的目的。 曹舸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百麟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6463940元，并由百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百麟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成立。2013年1月，百麟公司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变更为6700万元。同年7月，股东熊建、薛亚军、董彦希、张修甫、王常学将自己名下的出资额全部转让给虞九义，转让后虞九义名下的出资额为5192万元，占77.5％。2014年8月，虞九义将自己名下的出资额转让给黄清书2345万元，转让给邓光贵670万元。转让后股东出资额分别为虞九义2177.5万元，占32.5％，胡学砚1507.5万元，占22.5％，黄清书2345万元，占35％，邓光贵670万元，占10％。2014年10月，百麟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6700万元减少为3150万元，减少后股东出资额分别为虞九义1023.75万元，占32.5％，胡学砚708.75万元，占22.5％，黄清书1102.5万元，占35％，邓光贵315万元，占10％。2017年11月28日，黄清书将其名下百麟公司35%的股权的出资额（认缴出资额1102.5万元）转让给虞九义，转让后股东出资分别为：虞九义2126.25万元，占67.5％，胡学砚708.75万元，占22.5％，邓光贵315万元，占10％。 曹舸莉与黄清书系夫妻关系。 2015年2月28日，百麟公司股东虞九义、黄清书、胡学砚、邓光贵参加的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载明：黄清书、邓光贵共同管理财务相关工作，所有款项的进出均须全体股东同意后方可执行，并经全体股东签字或授权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方为有效，方允许进入公司账务及实现款项收支；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印章集中共管，由黄清书、邓光贵分别管理保险柜钥匙、密码，实现对印章的严格管理。股东虞九义、黄清书、胡学砚、邓光贵均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捺印。 曹舸莉提交的2015年4月16日《对账函》载明：自2013年6月9日起至2015年4月16日止，凯基公司（毕相超）共向百麟公司转入款项2078万元。其中，3375000元作为代虞九义支付收购百麟公司原股东熊健等股权款，17405000元为百麟公司向凯基公司（毕相超）借款，利率按3%／月结算。截止2014年9月22日，百麟公司共欠凯基公司（毕相超）借款利息6352975元未支付，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利息未计提支付。另，凯基公司代百麟公司支付工资8000元。综上，百麟公司共欠凯基公司（毕相超）借款本金17413000元，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计提支付的利息待确认后入账。该《对账函》的落款处盖有凯基公司印章和“毕相超”的签名捺印，也盖有百麟公司的印章。该《对账函》所附“转款明细及利息计算清单”载明：凯基公司作为放款单位自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12日18次放款记录，本金10万元至400万元不等。 曹舸莉提交的2015年8月18日《债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让方凯基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受让方曹舸莉（以下简称乙方）。甲方是百麟公司的债权人，百麟公司对甲方负债2750万元。乙方是甲方的债权人，借款本金2155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自己对百麟公司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用于归还乙方借款本息。二、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百麟公司，由乙方直接向百麟公司主张债权。三、乙方获得百麟公司清偿后，应当与甲方结算，乙方从百麟公司获得的资产不足以清偿乙方借款本息的，乙方未获得清偿的部分由甲方继续清偿，如果乙方从百麟公司获得清偿的资产金额大于乙方借款本息总额（利息计算至乙方实际获得借款本息之日）的，超出乙方借款本息的部分退还给甲方。该《债权转让协议》的落款处有凯基公司印章、毕相超签名，曹舸莉的签名及捺印。 曹舸莉提交的2015年10月21日《债权转让通知》载明：百麟公司：因凯基公司无法归还曹舸莉借款本息，经凯基公司与曹舸莉协商一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凯基公司将自己对贵公司享有的债权2750万元全部转让给曹舸莉，请贵公司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将凯基公司的债权变更为曹舸莉的债权，并直接向曹舸莉清偿。该《债权转让通知》的落款处有通知人凯基公司印章、毕相超的签名和通知人曹舸莉的签名及捺印。 2016年3月30日，曹舸莉通过其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向百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学砚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该次银行转账的《STM业务回执》附言栏注有：“转入样板房投资款”的字样。 本案审理过程中，曹舸莉于2018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要求一审法院调取百麟公司的全部会记账簿（含记账凭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未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凯基公司在2013年6月9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是否对百麟公司享有17413000元借款及其利息的债权的问题。曹舸莉起诉称，凯基公司2013年6月9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对百麟公司享有17413000元的借款及其利息的债权。对此，百麟公司予以否认。曹舸莉依法应对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为此，曹舸莉提交了2015年4月16日《对账函》以及百麟公司记账凭证照片、案外人凯基正威分公司记账凭证封面、四川正威记账凭证、收据、转账交易成功凭条、银行电子回单、请款单、委托函照片等证据。百麟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曹舸莉提交的百麟公司记账凭证、凯基正威分公司记账凭证封面、四川正威记账凭证、收据、转账交易成功凭条、银行电子回单、请款单、委托函等证据均系照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进行核实，曹舸莉也不能进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曹舸莉提交的2015年4月16日的《对账函》，百麟公司认为该证据系曹舸莉的丈夫黄清书担任公司股东且掌管公司印章期间形成，没有公司股东认可，也没有经办人的签字，故对该《对账函》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百麟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职权。百麟公司全体股东2015年2月2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百麟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股东会有关“（百麟公司）所有款项的进出均须全体股东同意后方可执行、并经全体股东签字或授权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方为有效，方允许进入公司账务及实现款项收支”的决议合法有效。曹舸莉提交的《对账函》，其主要内容是确认凯基公司自2013年6月9日起至2015年4月16日止对百麟公司享有借款17413000元及其利息的债权，确认百麟公司对凯基公司负有上千万借款债务，款项金额巨大，显然属于百麟公司的重大事项。该《对账函》仅有百麟公司印章，既没有经办人签名，也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股东签名，根据百麟公司2015年2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该《对账函》并不当然对百麟公司及其股东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凯基公司在对账后不久（2015年4月16日对账、2015年8月18日转让债权）就将上述借款及其利息的债权转让给曹舸莉，而百麟公司股东黄清书系曹舸莉的丈夫，与曹舸莉具有利害关系，且百麟公司确认案涉《对账函》形成时，黄清书正负责管理百麟公司财务以及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对《对账函》以及《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债权具有利害关系。鉴于上述情况，在曹舸莉不能提交凯基公司与百麟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借贷关系的债权凭证，也不能提交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凯基公司对百麟公司享有借款17413000元及其利息的债权的情况下，曹舸莉依法应对凯基公司对百麟公司享有借款及其利息的债权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况且，曹舸莉庭审中自认凯基公司并未将所谓借款转入百麟公司账户，而是转给李长滨个人账户，曹舸莉并未提交李长滨受百麟公司委托收取款项的证据。因此，曹舸莉有关凯基公司自2013年6月9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对百麟公司享有借款17405000元及其利息的债权的主张，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二、关于曹舸莉是否因凯基公司的转让而享有上述借款债权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由于案外人凯基公司对百麟公司并不享有自2013年6月9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17405000元借款及其利息的债权，因此，曹舸莉关于其因凯基公司的转让而享有上述借款债权的主张，也就没有了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在百麟公司否认收到对方通知的情况下，曹舸莉并未提供2015年10月21日《债权转让通知》送交百麟公司签收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关于曹舸莉是否因2016年3月30日向胡学砚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与百麟公司构成借贷关系的问题。曹舸莉起诉称，其于2016年3月30日向百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学砚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与百麟公司构成借贷关系。百麟公司辩称，该款并不是借款，而是百麟公司自己的款项。为此，曹舸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次银行转账交易记录的《STM业务回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次银行转账交易是曹舸莉向胡学砚的银行账户转款，而不是向百麟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在曹舸莉不能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交易行为系胡学砚代表百麟公司收取款项的情况下，该行为并不当然对百麟公司具有拘束力。其次，曹舸莉在《STM业务回执》的附言栏注明该款的用途为“转入样板房投资款”，与曹舸莉主张的借款，并不相符。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曹舸莉并未就案涉借款借贷合意成立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交的银行转账的《STM业务回执》，不足以证明其与百麟公司存在10万元的借贷关系。因此，曹舸莉有关其与百麟公司存在10万元的借贷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曹舸莉关于其因凯基公司的转让而享有上述借款债权的主张，以及与百麟公司存在10万元的借贷关系的主张，均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舸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120元，由曹舸莉负担；曹舸莉已经预交案件受理费221611元，其中47491元依法予以退还。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围绕上诉请求，双方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 曹舸莉提交了以下证据：百麟公司2013年7月8日《公司章程》、2013年7月7日《股东会决议》、2017年11月28日《公司章程》、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受案登记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页截屏打印件、《企业、公司申请补办、换发、增加营业执照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上述证据拟证明：2018年11月，胡学砚利用虚假事实重新刻制一枚公章并申领了新的营业执照。虞九义才是百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百麟公司质证认为：工商执照和公司章程，足以证明胡学砚的合法身份。法定代表人有权申请挂失公章和补办公章。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虞九义是法定代表人。 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百麟公司新公章及颁发新营业执照的行为属行政法律关系，现行有效的行政行为，系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曹舸莉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百麟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邓光贵书写的《关于百麟公司公章管理使用的说明》，拟证明黄清书自从2017年4月起便将百麟公司公章拿走至今没有归还。2.《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申请书》。拟证明虞九义等人在2019年9月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申请书》中依然在使用百麟公司旧公章，黄清书、虞九义一直持有这枚公章。3.凯基公司网站截图。拟证明百麟公司一直是凯基公司的旗下产业，百麟公司与凯基公司不是借贷关系。 曹舸莉质证认为：证据1与客观事实不符。黄清书从来没有独自管理过印章。证据2，企业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企业的管理人员有责任申请破产清算，否则要承担责任。证据3，百麟公司是凯基公司的子公司？胡学砚自己相信吗？有不听母公司话的子公司吗？胡学砚是凯基公司任命的？凯基公司控制百麟公司的证据何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邓光贵未到庭作证且邓光贵作为百麟公司股东，与百麟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证据1不予采信。因曹舸莉系其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在书面质证意见中对《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申请书》、凯基公司官网网页打印件的证据本身的客观真实性没有明确提出异议，本院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1.2017年11月28日，百麟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此次股东会作出如下决定：一致同意股东黄清书将其在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虞九义；一致通过新《公司章程》。 2.百麟公司2017年11月28日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一览表”载明，股东为虞九义（67.5%）、胡学砚（22.5%）、邓光贵（10%），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必须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半数以上，方能召开股东会。首次股东会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以后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二十八条规定：执行董事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章程》末尾“法定代表人签名”处有胡学砚签字。 3.百麟公司存于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登记档案《工商登记（备案）申请书》载明，2017年11月28日申请变更登记内容为股东持股比例黄清书变更为零，虞九义变更为67.5%。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申请人申明栏胡学砚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百麟公司加盖印章。黄清书作为百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办理了该次百麟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 4.2017年12月20日，甲方百麟公司、乙方曹舸莉、曾红英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约定“两位承租人均为甲方债权人。曹舸莉债权金额详见2015年4月16日《对账函》。鉴于甲方无力偿还两位承租人的债权，甲方将厂房租赁和乙方，抵偿乙方部分债权”。 5.百麟公司提交的原凯基公司官网“集团简介”载明：“公司旗下有……百麟公司……等多家实际控股子公司”。 本院认为： 一、关于凯基公司与百麟公司的借款关系是否存在，百麟公司应否向曹舸莉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及其具体金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曹舸莉作为原告，起诉主张受让凯基公司对百麟公司的民间借贷债权，在百麟公司抗辩与凯基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形下，应当就凯基公司与百麟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曹舸莉所举2015年4月26日《对账函》，该对账函虽有凯基公司、百麟公司双方加盖印章，但并非能够认定为百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2015年2月28日，百麟公司股东虞九义、黄清书、胡学砚、邓光贵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所有款项的进出均需全体股东同意后方可执行，并经全体股东签字或授权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方为有效”。该《对账函》未有全体股东同意而签订的佐证。曹舸莉上诉主张《股东会决议》仅为内部约束，公司对外盖章的行为应当对公司产生效力。百麟公司辩称虞九义系代凯基公司持股百麟公司，而百麟公司提交的凯基公司原官网“集团简介”载明：“公司旗下有……百麟公司……等多家实际控股子公司”，且凯基公司在《对账函》中自认代虞九义支付3375000元作为虞九义收购百麟公司原股东熊健等股权转让款，证明凯基公司在签订《对账函》时，相对于百麟公司应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善意相对人，故本院对曹舸莉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曹舸莉上诉还主张，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凯基公司，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存在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的受让人诉请债务人清偿债务的纠纷，一般情形下，债权转让的转让方在转让债权时应一并将债权凭证交予受让人便于受让人主张权利。原债权人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也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审理中，曹舸莉没有申请追加凯基公司为第三人，凯基公司也没有申请加入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未通知凯基公司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系根据曹舸莉提交的证据进行审理并判断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曹舸莉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凯基公司与百麟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凯基公司有证据证明与百麟公司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凯基公司可以另行主张。 关于曹舸莉上诉主张原审法院没有准许其调取百麟公司账簿的申请，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因本案民间借贷标的金额较大，曹舸莉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初步证明标准，且鉴于百麟公司股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即便是百麟公司账簿上有相关借款的会计记载（根据曹舸莉提交的会计凭证照片显示，部分凭证并无相关制作、审核凭证人员某下方签字），也不能证明系百麟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原审法院不准许其调取证据申请并无不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有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实际履行资金交付的证据证明。曹舸莉既没有举出借据，也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百麟公司、凯基公司达成借款合意以及能够证明百麟公司认可相关转入个人账户的款项为百麟公司借款的证据。其所举出的《对账函》存在瑕疵，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 二、关于债权转让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债权转让经通知方发生效力”。经查，《债权转让通知》上并无百麟公司签收的依据。曹舸莉也未举出其他《债权转让通知》已经向百麟公司送达的依据。曹舸莉上诉主张《厂房租赁合同书》表明百麟公司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该《厂房租赁合同书》及2017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形成时间为2017年12月20日，但根据百麟公司2017年11月28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以及百麟公司工商登记显示，黄清书自2017年11月28日起已经不是百麟公司股东。该次股东会的召开不符合公司章程以及法律的规定。2017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以及因该次股东会决议而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书》亦不能认为系百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虽《厂房租赁合同书》加盖百麟公司印章，因曹舸莉是黄清书的配偶，黄清书参与并形成2017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将房屋租赁给曹舸莉以“抵偿百麟公司欠曹舸莉的债务”，并约定“详见2015年4月16日《对账函》”，黄清书、曹舸莉应当知道百麟公司2015年2月28日《股东会决议》（黄清书参与决议）“所有款项进出需经全体股东同意后方可进行”的约定，而该《厂房租赁合同书》并无全体股东同意，且还将2015年4月16日《对账函》作为债务的抵偿标准约定在合同中，该《对账函》将凯基公司与百麟公司的往来款项作为百麟公司的巨额债务，属于2015年2月28日《股东会决议》约定的需经全体股东同意后方可进行款项进出的事项。因此，曹舸莉在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时并非善意。其上诉主张公司内部股东决议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加盖公章应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且二审中，双方均认可《厂房租赁合同书》自2017年12月31日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该事实与曹舸莉在2019年1月的起诉状中计算具体诉请金额时，将未发生的《厂房租赁合同书》的租金认可抵偿债权的事实相互矛盾。 《厂房租赁合同书》及《股东会决议》均不能证明《债权转让通知》已经送达百麟公司。 综上，曹舸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120元，由曹舸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源原 审判员  李永晴 审判员  刘 文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