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民终15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世莲，女，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国，四川圣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汉芬，女，196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上胲，四川法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世莲因与被上诉人龙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2民初5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未主张新事实，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世莲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2民初50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龙汉芬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龙汉芬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在2012年何世莲没有在龙汉芬处数次借款。2012年5月左右，何金松投资设立了“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因资金存在缺口，叫何世莲向外联系借款。何金松与何世莲的亡夫邓传巨是熟人，因为姓何称为兄妹，实际没有亲属关系。龙汉芬与何世莲曾经是同事，又是邻居，所以何世莲就联系的龙汉芬。与龙汉芬联系后，有何世莲、邓传巨、何金松陪同龙汉芬到何金松的石料场进行了考察，何金松的石料场当时已经在生产了，资金缺口主要是增加设备。何金松当时还问了龙汉芬是否有兴趣投资，龙汉芬表示不投资，可以出借。龙汉芬考察后不久，于2012年6月15日由龙汉芬向邓传巨的银行卡转款20万元，2012年6月18日由龙汉芬的女婿刘璐向邓传巨转款15万元，邓传巨将收到的这35万元于2012年6月20日就转给了何金松。2012年6月25日龙汉芬又向邓传巨转款20万元，邓传巨收到后于2012年6月26日转给何金松17万元，另3万元直接用于支付何金松购买挖掘机按揭贷款的当期应还款。龙汉芬、刘璐转款后，应龙汉芬的要求，由何世莲分别向龙汉芬、龙汉芬的丈夫杨贤明、龙汉芬的女儿李海琳、龙汉芬的女婿刘璐出具的借条，向龙汉芬出具的二张借条，金额分别为15万元和5万元，向杨贤明出具一张借条20万元，向李海琳出具一张借条10万元，向刘璐出具一张借条5万元，约定借期均是一年，利率月利2分。到了2013年6月19日，何金松支付上述借款一年的利息13.2万元，由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出具的收条，收条明确写明是收到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支付的利息，而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是何金松的个人独资企业，说明龙汉芬、李海琳当时就知道并且认可实际借款人是何金松；同时说明了虽然借条何世莲是分别出具，但收利息却是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共同出具，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是认可为55万元的共同出借人。因何金松当时没有还本，2013年6月20日，龙汉芬要求何世莲对借款本金重新出具借条，何世莲当时就再次提出是何金松借款，龙汉芬当时称她又不认识何金松，只认可何世莲，何世莲当时考虑到与龙汉芬的关系和何金松的石料场在生产也有履行能力，就没有多想，分别向龙汉芬、李海琳出具的借款。向龙汉芬出具的的借条金额是40万元，月利2分，就是本案龙汉芬现起诉案涉借款，实际是2012年6月15日和25日何金松借龙汉芬的40万元；向李海琳出具的借条金额是15万元，实际是2012年6月18日刘璐转款的15万元。新的借条出具后，2012年6月出具的五张借条就销毁了。从2013年7月至2015年4月，何世莲、邓传巨向龙汉芬、杨贤明合计转款46.71万元。在2015年4月14日，邓传巨向龙汉芬转款10万元后，何世莲要求何金松向龙汉芬、李海琳出具借款55万元的借条，载明利息从2013年6月20日起算按月息2分计息，于2015年4月16日支付10万元。何世莲将该借条交予以龙汉芬，龙汉芬收取后没有将何世莲在2013年6月20日出具给龙汉芬的二张借条退还给何世莲，并且还要求何世莲在龙汉芬40万元的借条中注明2015年4月14日的转款10万元是付息，何世莲予以了注明。2015年4月14日后，因何金松没有向邓传巨或何世莲转款，何世莲也未向龙汉芬转款，到了2016年10月18日，龙汉芬仍然要求何世莲还本付息，何世莲提出用她在银丰元的投资款26.5万元及应收利息抵偿，龙汉芬予以了同意。何世莲在广安银丰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元公司”）的26.5万元是2014年11月，通过银丰元公司对四川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在营山“晨光山水”项目的借款，开始恒辉公司通过银丰元公司出借人代表刘富安是付了利息的，后来就没付了。2016年10月16日，恒辉公司与银丰元公司、龙汉芬协商，将龙汉芬、何世莲等7人的借款155万元从总借款金额中剥离出来，恒辉公司用“晨光山水”的11套房屋抵偿，因龙汉芬是7债权人最大债权人就选的龙汉芬为债权人代表，恒辉公司对抵偿的房屋由恒辉公司继续出售，房款转入龙汉芬指定帐户。因何世莲将应收的26.5万元本息抵给了龙汉芬，后来恒辉公司履行的情况何世莲就没有再过问了。恒辉公司已履行部分的分配也没有了何世莲的名字，而是龙汉芬、腾春蓉等6人。何世莲认为，龙汉芬现起诉的40万元借款，何世莲不是借款人，何世莲仅进行了联系出了个名字，实际借款是何金松，不论是龙汉芬、刘璐提供的资金邓传巨均即时转给了何金松，后来还款的资金也来源于何金松，邓传巨的银行交易明细有明确的反映；而且同时龙汉芬是完全知道是何金松在借款。即使法院认定何世莲是借款人，但联系借款是龙汉芬与何世莲谈的，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是一家人，且也没有杨贤明提供20万元借款的证据，杨贤明应仅是龙汉芬的受托人，邓传巨、何世莲多次向杨贤明转款，龙汉芬也从没有提出过异议，一审中杨贤明的银行交易明细也反映，杨贤明收到邓传巨转款后也转给了龙汉芬。不论从借款的事实还是还款付息的事实，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的参予情况，完全可以证明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应是共同债权人，邓传巨或何世莲向其中之一还本付息，均是对债务的清偿。到2016年10月19日已经向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支付了84.41万元和应收恒辉公司的利息，就是2012年6月何金松借龙汉芬、李海琳的55万元算在何世莲名下，该借款本息也已收讫，债权债务已经清结。龙汉芬现以与杨贤明不是夫妻，杨贤明所收款项与她无关，所抵26.5万元及应收利息仅是抵李海琳借款15万元本息，主张案涉借款40万元是龙汉芬对何世莲的借款，明显有违民事行为诚实信用原则，也缺失一个守法公民应有的道德底线。杨贤明与龙汉芬同居多年，且还举办过结婚宴席，双方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结合杨贤明参予案涉借款的事实，即使法院不认定杨贤明为共同债权人之一，何世莲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杨贤明参予借款的放、收行为构成民法上的表见代理。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中何世莲申请追加何金松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未作答复；何世莲申请追加杨贤明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却将杨贤明作为本案证人。而本案的诉讼标的结果是与何金松、杨贤明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龙汉芬辩称，何世莲原审中或是上诉中陈述的事实，少部分为真，大部分是虚假的。2012年5月，何世莲找龙汉芬商量借款，讲的是她堂哥何金松在华蓥开办了一个石料场，买设备还差资金，龙汉芬当时就提出不认识何金松，要借只能以何世莲的名义借，何世莲当时就同意了，讲好借期一年，年利率24%。后来了解到邓传巨、何世莲夫妇实际参予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的经营，邓传巨在该石料场搞管理，何世莲作会计工作。龙汉芬与何世莲曾经是同事又是邻居是实，正因为这种社会关系，龙汉芬才同意借钱给何世莲。何世莲称龙汉芬当时到何金松石料场进行了考察，纯是何世莲编造。何世莲与龙汉芬讲好借款后，在2012年6月15日、18日和25日，龙汉芬与她女婿刘璐就按何世莲指示向邓传巨银行卡转的款，一共为55万元，分别为20万元、15万元、20万元是实。转款后，何世莲向龙汉芬出具的借条，龙汉芬考虑到与杨贤明没有进行结婚登记，而2012年6月15日从龙汉芬银行卡转给邓传巨的20万元实际是杨贤明的钱，而刘璐的转款实际为龙汉芬女儿李海琳和女婿刘璐的钱，龙汉芬就要求何世莲分别出具借条，何世莲就分别出具的五张借条。2013年5月29日，何世莲向龙汉芬提出石料场还差点钱再借20万元，龙汉芬当时就提出去年的借款还未付息就要到期了，何世莲讲了许多石料场有还款能力的话，鉴于双方关系，龙汉芬就同意了，仍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何世莲当日出具借条后，在龙汉芬的家里，有何世莲、龙汉芬、杨贤明在场，龙汉芬提供的现金20万元，龙汉芬平日在经营副食品，当时家里存有现金。2013年6月19日，邓传巨向杨贤明转款13.2万元后，何世莲要求龙汉芬出收条，龙汉芬当时就提出各是各的钱，应各出各的收条，后因人不方便召集，就写的一张收条，各签的各的字。2013年6月19日何世莲支付一年利息后，考虑到本金未还，借条多了不方便管理，龙汉芬就提出将何世莲出具给她的2012年6月25日二张借款和2013年5月29日的一张借款合并为一张，何世莲予以同意就出具的2013年6月20日借款40万元的借条。同时，何世莲出具给李海琳和刘璐的二张借条也合并为2013年6月20日对李海琳15万元的借条，杨贤明的借条是否更换不清楚，另外杨贤明还借给何世莲5万元。龙汉芬、李海琳、刘璐的借条更换后，2012年6月的借条原件就销毁了。何世莲是明确知道出借人各是各的，所以不论邓传巨或何世莲向杨贤明或龙汉芬转款，均各是还各的钱，邓传巨或何世莲转给杨贤明的钱完全与本案无关。李海琳的15万元，何世莲支付一年利息3.6万元后，就没有再还本付息。到了2016年10月18日，龙汉芬继续要求何世莲还本付息，何世莲提出用其在恒辉公司应收本金26.5万元及利息抵偿，龙汉芬提出鉴于李海琳的15万元只付了一年利息，抵偿可以但应是抵偿借李海琳的15万元本息，何世莲没有提出反对，龙汉芬就联系的李海琳，李海琳同意并委托龙汉芬与何世莲办理。通过银丰元公司对恒辉公司的借款，银丰元公司的出借人代表刘富安开始转付利息是按月利1.8分计算支付的，是转到何世莲处，由何世莲转付给龙汉芬等6人的。2016年10月16日与恒辉公司、银丰元公司协商以“晨光山水”项目的房屋抵偿，是约定年利率6%。因龙汉芬的借款本金最多，就选龙汉芬为债权人代表。因何世莲在恒辉公司的本金是26.5万元，何世莲欠李海琳的本金是15万元，龙汉芬当时就给何世莲回话，等抵偿房屋变现后结算，多退少补，何世莲没有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龙汉芬与银丰元公司和恒辉公司联系，将何世莲的26.5万元债权登记在龙汉芬名下，第一套房屋卖出变现后，何世莲就没有参加分配了。龙汉芬认为何世莲该抵偿与本案无关。龙汉芬认为，何世莲抗辩支付给杨贤明的钱和其在恒辉公司债权抵偿欠李海琳的债务与本案无关，何世莲借款时认可的出借人完全各是各，还本付息也应各是各，何世莲现混为一谈，模糊各出借人民事主体的独立性，何世莲向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借款总金额是80万元，而何世莲只承认55万元，不排除赖账之嫌。龙汉芬与杨贤明仅是同居关系，收入和财产均各是各的。杨贤明收款是收他自己对何世莲借款本息，本案既不存在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是共同债权人，也不存在龙汉芬委托杨贤明代龙汉芬收取龙汉芬的本息，何世莲明知出借人各是各，也不能形成表见代理。致此，请求驳回何世莲上诉，维持原判。 龙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世莲立即偿还龙汉芬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6月2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诉讼费由何世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汉芬与何世莲系朋友关系。何世莲从2012年起就在龙汉芬处数次借款。2013年6月20日，龙汉芬与何世莲经结算后，何世莲欠龙汉芬借款本金40万元，并出具了壹份借条，其内容为“今借到龙汉芬人民币肆拾万元(￥400,000.00)，利息按月2.0分计算。此条。借款：何世莲。2013.6.20”。事后，何世莲向龙汉芬于2014年9月11日通过银行转款6.5万元(转款时注明：2013年-2014年6月的利息)，又于2015年4月14日通过银行转款10万元［该笔款在何世莲于2013年6月20日出具的借条上注明：2015年4月14日还款利息100,000元(壹拾万)］。龙汉芬认为何世莲下欠借款本金40万元及余下利息至今未清偿，龙汉芬起诉来院，要求依法裁决。 在庭审中，何世莲提供了2013年6月19日邓传巨向杨贤明转款13.20万元［有杨贤明、龙汉芬和李海琳的签字，其内容为：今收到华云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杨贤明、龙汉芬、李海琳借款利息壹拾叁万贰仟元正，(￥132,000.00元)元，时间：2012年6月20号-2013年6月19日号此计1年是实］、2013年7月22日邓传巨向杨贤明转款0.21万元、2014年3月26日何世莲向杨贤明转款5万元、2014年6月17日邓传巨向杨贤明转款5万元、2014年6月29日邓传巨向杨贤明转款20万元、2014年9月11日邓传巨向龙汉芬转款6.5万元、2015年4月14日邓传巨向龙汉芬转款10万元共7次转款59.91万元的依据及何金松于2015年6月20日向龙汉芬、李海琳出具的壹份借条［该借款原件已退回给何世莲，其内容为：今借到龙汉芬、李海琳现金伍拾伍万元整。利息从2013年6月20日按月息贰分计算，已于2015年4月16日支付壹拾万元正］认为自己向龙汉芬支付了59.91万元，还有何世莲在银丰元公司营山项目本金26.5万元也在龙汉芬处，故何世莲已向龙汉芬支付完借款本息，且龙汉芬多收的款作为支付给龙汉芬之女李海琳。龙汉芬对何世莲提供的上述证据的意见为，何世莲于2013年6月19日转款13.2万元是还的利息，且自己和杨贤明、李海琳共同出具的收条，表示认可；对于何世莲、邓传巨转给杨贤明的款30.21万元是何世莲、邓传巨与杨贤明之间的事，且杨贤明将依据还给了何世莲，与龙汉芬无关，而且杨贤明与龙汉芬不是夫妻关系，只是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对邓传巨转给龙汉芬的款16.5万元表示认可；何世莲提供的由何金松出具的壹份借条，这是何世莲与何金松之间的事，且原件在何世莲处，与龙汉芬无关。何世莲在银丰园处的投资，还没有结算，结算后该谁支付谁，另行处理。 同时查明，何世莲在2018年12月25日庭审中陈述“借条是我写的，是事实。龙汉芬一家人一共借了55万元出来，但是这个钱都是给何金松用的，何也给龙汉芬出具了55万借条”。何世莲向案外人李海琳出具了壹份借条，其金额为15万元。杨贤明出庭的陈述与杨贤明向何世莲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向龙汉芬出具的证明有矛盾，且杨贤明只认可自己出庭的陈述和向龙汉芬出具的证明，对向何世莲出具的情况说明部分认可。2012年6月15日，何世莲向杨贤明出具了壹份借条［复印件，其内容为：今借到杨贤明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00元)正，借款期限壹年，利息按24%计算(月息2分)］。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何世莲欠龙汉芬借款40万元的事实有《借条》、转款凭据及龙汉芬、何世莲的陈述等证据证实，龙汉芬与何世莲已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故何世莲理应向龙汉芬清偿借款40万元。至于借款40万元的资金利息，因“借条”上约定月利息贰分，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故何世莲从2013年6月20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向龙汉芬支付利息。何世莲于2014年9月11日向龙汉芬转款6.5万元和2015年4月14日向龙汉芬转款10万元有银行转款凭据为证，且明确是支付的利息，故何世莲在支付给龙汉芬的利息中扣除16.5万元。 关于何世莲提供的并由何世莲持有的由何金松书写的借条，何世莲认为何金松是实际用款人，借款主体应是何金松，由此可以说明何世莲认可截止于2015年6月20日前尚欠龙汉芬及李海琳借款本金55万元是事实。关于何世莲提出其是名义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依法律规定，也应由名义上的借款人即何世莲承担向龙汉芬的清偿责任。至于何世莲与何金松之间的法律关系，何世莲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至于李海琳、龙汉芬、杨贤明于2013年6月19日收到13.2万元的问题，因该收条上明确收的是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6月19日期间的利息，且何世莲向龙汉芬出具的借条时间是2013年6月20日，故李海琳、龙汉芬、杨贤明收取的该笔款与何世莲所欠龙汉芬的借款40万元无关。至于何世莲和邓传巨向杨贤明转款30.21万元的问题，龙汉芬与杨贤明虽然生活在一起长达十余年时间，但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从本案的情况来看，他(她)们在经济上还是各自独立，故该笔款与龙汉芬无关。至于何世莲在银丰元公司营山项目本金26.5万元的问题，这是共同投资合作，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龙汉芬、何世莲可通过其他办法处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世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龙汉芬清偿借款400,000元（肆拾万元整）和支付资金利息（从2013年6月20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被告何世莲已向原告龙汉芬支付的165,000元应从被告何世莲支付给原告龙汉芬的利息中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6,670元，由何世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何世莲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10月18日，银丰元公司、龙汉芬、腾春蓉、叶明翠、**、邓龙川、袁建国向恒辉公司出具的收条一张（影印件）。拟证明何世莲在银丰元公司、恒辉公司已没有债权人名字。2.何世莲与龙汉芬微信聊天截图五张，拟证明何世莲将其在恒辉公司的债权的26.5万元和应收利息转让给龙汉芬后，在部分房屋变现的情况下，龙汉芬与其他5位债权人分配情况。3.何世莲在叶明坤和**处收集的《合伙出资抵押协议》和2019年1月及2019年10月分配房屋变现款的资料（均是影印件）。拟证明龙汉芬债权83.5万元由龙汉芬本身的57万和何世莲转让的26.5万元组成，分配兑现均是龙汉芬领取。龙汉芬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何世莲在恒辉公司的债权26.5万元及利息是转让给李海琳，用以抵偿何世莲欠李海琳的借款本息，龙汉芬除自己的57万元及利息外其余是受李海琳委托，代李海琳出名并参加分配收取。 龙汉芬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6月25日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二张借条（复印件），金额分别为15万元和5万元；2013年5月29日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一张借条（复印件），该借条借款人一栏载明有“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和“何世莲”，金额为20万元。拟证明龙汉芬本案诉讼的借款40万元在一审提交的2013年6月20日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40万元借条，为这二笔借款合并形成。2012年6月25日的20万元就是当日龙汉芬转到邓传巨银行卡上的20万元，2013年5月29日的20万元是现金提供，与杨贤明的一审出庭证言应证。2.2016年10月16日恒辉公司易勇、银丰元公司刘富安、龙汉芬三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复印件）和2016年10月18日叶明坤、龙汉芬等6人推举龙汉芬为债权人代表的《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在恒辉公司的利息是按年利率6%计算，龙汉芬仅是债权人代表。何世莲质证意见为，对2012年6月25日的二张借条无异，因龙汉芬一审中没有出示这二张借条，何世莲凭记忆还认为当时写的是一张借条20万元，所以一审陈述是一共写的四张借条，同时认为实际为何金松借款出名；对2013年5月29日的借条认为该借条的字迹是何世莲所写，但主张是何金松一直未付息，当时龙汉芬提出就是将2012年6月25日出具给龙汉芬的二张借条合并为一张，当时何世莲再次提出了是何金松借款，所以在借款人一栏中写了“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根本没有龙汉芬主张的2013年5月29日提供现金20万元的事实。在2013年6月19日何金松提供一年利息至邓传巨帐上邓传巨转给杨贤明后，应龙汉芬要求就将上述三张借条和2012年6月15日何世莲出具为杨贤明的20万元借条合并为2013年6月20日对龙汉芬借款40万元的借条。对龙汉芬提交的《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和《协议》真实性无异，但主张在2016年10月18日与龙汉芬协商抵债时，没有协商是抵李海琳的15万元，当时龙汉芬就是代表55万元借款的代表人，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是一家人，何世莲在恒辉公司26.5万元债权和应收利息是抵55万元的借款本息。 本院对双方二审提交证据认证如下：双方对何世莲在恒辉公司应收26.5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应收利息用以抵偿何世莲或何金松欠龙汉芬或李海琳借款本息的事实没有争议，而争议的是当时协商的是抵偿龙汉芬的债权，还是抵偿李海琳的债权，故何世莲二审提交证据与龙汉芬提交2号证据与双方争议事实不存在关联，不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依据。2012年6月25日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二张借条何世莲予以认可，且能为双方陈述应证，虽为复印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龙汉芬出示2013年5月29日的借条复印件，与龙汉芬主张本案借款事实存在重大关联，是否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在本判决理由部分综合认证阐述。至此，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除“何世莲从2012年起就在龙汉芬处数次借款，2013年6月20日，龙汉芬与何世莲经结算后，何世莲欠龙汉芬借款本金40万元，并出具了壹份借条”的事实外其余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既存在事实争议，亦存在法律关系方面法律争议，不论何世莲主张陈述的事实，还是龙汉芬主张陈述的事实，均存在不同程度逻辑不严谨和或多或少的疑问，综合双方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双方各自主张事实均难以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规定的证明标准，从而认定那一方主张事实完全为真，那一方主张事实完全为假，且双方各自陈述事实还存在诸多陈述一致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不但应有双方借款合意的事实存在，还应有出借人提供借款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才能合法生效。对此，本院对双方争议事实和法律问题综合评述如下： （一）本案借款合同当事人的认定 何世莲主张本案借款合同当事人的借款人是何金松，出借人为以龙汉芬为代表的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的家庭户。龙汉芬主张本案借款合同当事人的借款人是何世莲，出借人是龙汉芬。何金松是否是实际借款人，何世莲是否为名义借款人，是否存在借名借款，是何世莲主张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该事实的存在应由何世莲举证。何世莲举示的邓传巨在中国建设银行卡尾号为2161号银行卡在2011年1月11日至2016年6月21日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虽然反映了案涉借款流向何金松，且邓传巨后转入杨贤明或龙汉芬的资金也反映了部分来源于何金松，同时2013年6月19日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出具收利息的收条也反映是收“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支付利息，但就争议的合同主体事实而言是间接证据，并不直接证明合同主体，银行交易明细更多证明资金流向和支付事实。何世莲或邓传巨与何金松或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就案涉借款活动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是职务行为，还是委托代理行为，或是其他民事法律行为，在主张不为出借人的情况下且借款资金不为其控制当时为何出名，是无偿出名还是有偿出名，向龙汉芬等人当时出具借条真实意思为何，何世莲的陈述均模糊不清，更没有提交证据排除上述疑问。即使何世莲与何金松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何世莲直接出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二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龙汉芬也有权选择何世莲为借款人。同时，何世莲提交2015年6月20日何金松借条欲证明何金松是实际借款人，龙汉芬不但对是否收到该借条提出反驳，也不认可借款人为何金松，且何世莲自己也陈述是想用该借条换取先前由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借条，龙汉芬没同意。至此，何世莲主张实际借款人为何金松因其举证不能，本院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此一审法院不追加何金松为本案被告程序正确。何世莲主张出借人为龙汉芬为代表的家庭户，在我国的民法中，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的承包经营合同才存在以“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民事主体，在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中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责任的，其民事主体也是登记的经营者或投资人，故何世莲该主张于法无据。在家庭共有财产权或夫妻共有财产权情况下，即使按何世莲主张案涉债权为龙汉芬和杨贤明夫妻共同债权或因同居财产共有形成普通共同债权，此时亦是适用物权法的共有和债法的共有制度，共有债权人之一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就是全体共有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故杨贤明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就诉的结果而言不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追加并无不妥。 在排除何世莲对民事主体主张事实情况下，而双方的陈述反映2012年6月的借款出借人为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且为不同金额的四份借款合同。龙汉芬与杨贤明虽为同居关系且外观上致何世莲或社会不特定主体认为是夫妻，李海琳与刘璐虽为夫妻，李海琳是龙汉芬的成年子女，这些关系均不影响每一个人在民法上主体的独立性，且何世莲亦是分别出具借条，与对方分别设立的借款合同。杨贤明的2012年6月15日借款20万元，虽然邓传巨银行交易明细反映来源于龙汉芬银行帐户，但是否是龙汉芬与杨贤明的共同财产或杨贤明个人财产，双方均没有举证。故本院依据双方的陈述，一审中龙汉芬提交2012年6月15日何世莲出具给杨贤明的借条复印件，何世莲提交2013年6月19日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收利息的收条，龙汉芬、邓传巨的银行交易明细，二审中龙汉芬提交2012年6月25日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二张借条复印件，本院认定，2012年6月，何世莲与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分别设立了不同借款金额的四份借款合同，且有支付凭证和双方陈述证明出借人已提供资金，为有效合同。至2013年6月20日，本案的借款合同不论是何世莲主张的是2012年6月分别与龙汉芬、杨贤明二个借款合同的合并，还是龙汉芬主张是2012年6月和2013年5月何世莲与龙汉芬二个借款合同的合并，即双方对本案案涉40万元借款认可的出借人是龙汉芬；双方同时认可何世莲在2012年6月对李海琳、刘璐的二个借款合同合并为一个合同并确认出借人为李海琳一人。 综上，本院认定，2013年6月20日案涉40万元的借款合同当事人出借人为龙汉芬，借款人为何世莲。 （二）本案借款合同本利的认定 本案涉40万元的借款合同，事实反映并非当日设立并提供借款。何世莲主张为2012年6月分别与龙汉芬、杨贤明二个借款合同的合并，龙汉芬主张是2012年6月和2013年5月何世莲与龙汉芬二个借款合同的合并，即双方争议的核心事实是2013年5月29日双方是否存在一份借款20万元并支付现金的合同。该事实龙汉芬主张的是一个存在事实，何世莲反驳的是一个不存在事实，对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和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应由龙汉芬举证。本案中，龙汉芬对该争议二审中举示了2013年5月29日何世莲出具给龙汉芬的借条复印件和强调一审中何世莲申请杨贤明的出庭证言中相关部分。何世莲对该借条复印件质证承认是其书写，但反驳是对2012年6月12日龙汉芬二张借条的合并，龙汉芬予否认，何世莲对该反驳事实未举证，仅有其陈述。虽然该借条复印件的借款人一栏仍有“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的字样，但该字样仍为何世莲书写，何世莲与华蓥市观音溪镇田坝子石料场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何世莲本案中举证不能，所以该借条复印件仍只能认定借款人为何世莲。对此，该借条复印件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本院认定，2013年5月29日，何世莲与龙汉芬之间存在设立借款20万元的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对方反驳的情况下主张合同生效的当事人不仅应提债权凭证类证据，还应提交支付凭证类证据。司法实践中，经营性大额的借款应提交支付凭证类证据。本案中，龙汉芬主张现金提供，借条复印件本身没有该事实反映，也没有其他书证。龙汉芬强调杨贤明出庭证言证实2013年5月19日为现金交付。对于杨贤明证言，杨贤明在案涉借款发生时，不仅与龙汉芬存在多年同居关系，且参予本案及关联的2012年6月的借款活动，本案的诉讼标的与杨贤明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杨贤明本案中的作证行为，先对何世莲的情况说明和与何世莲的通话录音反映他参加本案借款及2012年6月借款活动是受龙汉芬委托、安排，后又在龙汉芬向其出示2012年6月15日何世莲对杨贤明出具借款20万元借条复印件的情况下其证言出现反言，陈述其收邓传巨、何世莲的转款是收何世莲2012年6月15日借款20万元的本息，并陈述2013年5月29日看见龙汉芬提供现金20万元给何世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结合杨贤明先后的作证行为。对杨贤明证言证实与龙汉芬同居的事实，参予本案借款活动的事实，有何世莲、龙汉芬陈述和相应银行交易明细佐证，予以采信。对杨贤明证实其与何世莲没有经济往来，其收款是收其2012年6月15日对何世莲借款本息，看见2013年5月29日龙汉芬向何世莲提供现金20万元的事实不予采信，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仅龙汉芬陈述。同时，龙汉芬亦没有举证证明2012年6月15日转邓传巨20万元为杨贤明资金来源，按龙汉芬的陈述，杨贤明2012年6月15日与何世莲的借款与她无关，为何何世莲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不在杨贤明手中，龙汉芬因何原因保管该借条复印件，这些疑问龙汉芬的陈述含糊不清，也没有提交证据排除。至此，本院认定，2013年5月29日龙汉芬与何世莲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借款20万元的借款合同。 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6月20日40万元的借款合同与2012年6月何世莲与龙汉芬、杨贤明之间借款合同无关，明显错误，龙汉芬一、二审中的陈述和何世莲的陈述，均反映存在关联，双方仅是争议的怎样关联。在排除何世莲与龙汉芬2013年5月29日存在借款合同的事实下，本院结合双方2012年6月的交易习惯，采信何世莲的自认，即何世莲2013年6月20日向龙汉芬出具的借款40万元的借条是2012年6月25日何世莲向龙汉芬出具二张分别为15万元和5万元借条和2012年6月15日何世莲向杨贤明出具一张20万元的合并，反映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杨贤明退出了2012年6月15日与何世莲的借款合同关系，将其债权转让给了龙汉芬。 综上，本院认定，2013年6月20日，何世莲与龙汉芬之间设立借款合同本金为40万元，资金提供为2012年6月15日和6月25日龙汉芬向邓传巨的转款资金。没有约定借期、用途，约定了月利率2%。 （三）本案借款合同履行事实认定 在2013年6月20日后，何世莲、邓传巨转款30.21万元，是否应计入2013年6月20日何世莲对龙汉芬借款40万元的还款本息，双方各执一词。在法律上，何世莲与杨贤明2012年6月15日借款合同因债权转让已终止，杨贤明收款为无权收取。何世莲上诉一方面主张出借人人格混同，一方面又主张人格不混同下杨贤明收款行为为龙汉芬未授权的表见代理行为。事实反映，本案借款发生时和偿还本息时，杨贤明与龙汉芬同居多年，且杨贤明参予本案及2012年6月的借款活动。因2012年6月何世莲是与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分别设立四份借款合同，出借人收取本息本应出借人本人行为，但2013年6月19日收取利息为杨贤明一人所为，在2013年6月19日的收条上龙汉芬、李海琳予以确认。虽然，龙汉芬、李海琳对杨贤明没有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龙汉芬、李海琳对杨贤明的收息行为以行为默示意思表示进行代理授权。在2013年6月20日龙汉芬与何世莲重新设立40万元借款合同后，龙汉芬是否对杨贤明授权收回并告知何世莲，即告知何世莲不要就龙汉芬与何世莲之间借款的还本付息向杨贤明支付，龙汉芬没有举证证明。对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院认定，杨贤明在2013年6月20日后收取邓传巨、何世莲的转款行为构成为龙汉芬的表见代理行为，杨贤明收取的30.21万元为偿还龙汉芬2013年6月20日40万元借款的本息。 何世莲在恒辉公司应收债权本金26.5万元及应收利息，龙汉芬对抵偿合同的存在并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是具体抵偿内容。即法律上在2016年10月18日，何世莲、龙汉芬、恒辉公司三方之间，何世莲与龙汉芬存在债权转让合同，何世莲为转让人，龙汉芬为新债权人，证据反映恒辉公司也予以了认可。对抵偿内容，何世莲仍然主张人格混同，为抵偿欠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的家庭共同债务，龙汉芬主张为抵偿2013年6月20日何世莲借李海琳15万元的借款本息。双方均未提交本次债权转让合同的书面证据，而在法律事实上不能认定2012年6月何世莲与龙汉芬、杨贤明、李海琳、刘璐的分别借款合同为同一合同或为龙汉芬的家庭共有债权。对此，本院采信龙汉芬的自认，即何世莲在恒辉公司应收债权本金26.5万元及应收利息抵偿2013年6月20日何世莲借李海琳15万元的借款本息。 综上，因杨贤明收取的30.21万元没有证据证明是还本还是支付利息。对何世莲还本付息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院认定如下：（1）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7月22日，何世莲应付龙汉芬利息8,533.33元（400,000元×2%×1个月＋400,000元×2%÷30天×2天），杨贤明收2,100元冲减利息，何世莲尚欠龙汉芬本金40万元，利息6,433.33元；（2）2013年7月22日至2014年3月26日，何世莲应付龙汉芬利息71,500元（400,000元×2%×8个月＋400,000元×2%÷30天×4天＋6,433.33元），杨贤明收取5万元冲减利息，何世莲尚欠龙汉芬本金40万元，利息21,500元；（3）2014年3月26日至2014年6月17日，何世莲应付龙汉芬利息43,366.67元（400,000元×2%×2个月＋400,000元×2%÷30天×22天＋21,500元），杨贤明收取5万元，冲减应付利息43,366.67元，下余6,633.33元冲抵本金，何世莲尚欠龙汉芬本金393,366.67元。（4）2014年6月17日至2014年6月29日，何世莲应付龙汉芬利息3,146.93元（393.366.67元×2%÷30天×12天），杨贤明收取20万元，冲减利息3,146.93元下余196,853.07元冲抵本金，何世莲尚欠龙汉芬本金196,513.60元；（5）2014年9月11日龙汉芬收取6.5万元、2015年4月14日龙汉芬收取10万元，证据显示为利息支付，在2014年6月29日后何世莲的应付利息中冲减。 综上所述，何世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2民初50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何世莲已向龙汉芬支付的165,000元从何世莲应支付给龙汉芬的利息中扣除； 二、撤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2民初50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何世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龙汉芬清偿借款400,000元（肆拾万元整）和支付资金利息（从2013年6月20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三、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何世莲向龙汉芬返还借款本金196,513.60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4年6月2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日止）； 四、驳回龙汉芬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何世莲、龙汉芬各负担3,650元，保全申请费3,020元，由何世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何世莲、龙汉芬各负担3,6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昌礼 审 判 员 黄 平 审 判 员 冯 文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彭 曦 书 记 员 王诗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