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法定代表人：金晔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莎，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远洋广场1号天津远洋大厦A座19至21层。法定代表人：隋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碧，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越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浙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彭莎，中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碧、胡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由中远公司承担。主要理由为：（一）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案涉的三次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均合法有效，债权人或其代理人均向中远公司主张过权利。案外人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华国银）于2015年11月10日受让债权后，将案涉债权处置权委托给工行天津市分行，工行天津市分行指令其分支机构工行河东支行分别于2016年4月25日，2018年4月10日向中远公司发送了索赔函。2018年7月13日，工行天津市分行以其名义代瑞华国银将债权转让给了浙越公司，并进行公告。至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二）本案质权已依法设立，中远公司未尽到核查义务、监管责任，违反了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依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之约定，中远公司向质权人工行富民路支行签发质物清单，视为质物交付完成，质权设立。本案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案外人将质物强行出货，而中远公司无力阻止造成的。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4.13条约定，中远公司保证其对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拥有完全排他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若由于存放监管质物的场地或者仓库的权属存在法律上的瑕疵，影响中远公司监管责任的履行，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远公司副总经理刘凤华证言载明，中远公司对仓库并无控制权，由此造成第三人对仓库内质物随意出货，造成质物短少。虽然中远公司事后有报警行为，但不足以弥补事前未尽审核义务，以及不具备对仓库的控制权给质权人带来的损失。中远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浙越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案外人瑞华国银与华融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后，瑞华国银和浙越公司未向中远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及时提出权利主张。1、瑞华国银和浙越公司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瑞华国银委托工行天津市分行与浙越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发布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公告，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规定，以发布债务催收公告的方式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的通知，从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规定，仅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情况。虽然瑞华国银委托工行天津市分行与浙越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发出了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公告。但是瑞华国银与浙越公司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能适用公告通知方式向中远公司进行催收，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浙越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工行河东支行于2016年4月25日，2018年4月10日向中远公司发送索赔函，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工行河东支行曾于2014年4月30日、2016年4月25日、2018年4月10日向中远公司发送索赔函，索赔函内容格式一致，载明：我工行河东支行接受工行富民路支行的业务，享有相关合同权利，工行富民路支行在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我行一并承受。从函件内容来看，工行河东支行是以其自身的名义向中远公司主张权利，未说明是代表浙越公司发送索赔函。（二）中远公司作为监管人已经按照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监管义务，不存在商品融资监管协议项下约定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违约情形。1、案涉质权因出质人华宗钢铁公司虚假出质而未依法设立，出质人对所谓的质物也未合法占有。2014年7月10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华宗钢铁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的情况下提供虚假合同，通过欺骗的手段取得银行贷款。2、对于质物真实性及其权属进行审核，是工行富民路支行的义务。依据商业银行法第36条的规定，在与监管人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之前，工行富民路支行应当对借款人华宗钢铁公司的资信、资产情况、质物权属以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3、中远公司作为监管人已经按照约定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和及时通知的义务，并已采取紧急措施，已尽到了监管职责。中远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对货物进行了表面审查、外观和单据审查后，又安排了监管人员进行现场监管，通过设置审查监管牌、喷涂监管标识、粘贴质押标签等履行监管义务，在发生钢材被强行出货的情况下，及时向工行富民路支行报告并进行了风险提示，也采取了加锁、报警等应急措施，尽到最大可能阻止出货。中远公司先后26次向工行富民路支行发出风险提示函，并先后32次报警，采取锁门、封库、加装防盗锁，现场增派人员等措施。在发现华宗钢铁公司可能涉嫌犯罪的时候，中远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浙越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远公司对给浙越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22152590.42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其中本金9999115.09元、利息12153475.33元）承担违约赔偿责任；2.判令中远公司承担律师费2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中远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0日，工行富民路支行与华宗钢铁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购钢材，借款金额为10000000元，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以提款日与该笔借款期限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0%，以12个月为一期，借款到期利随本还，借款期限为10个月，如借款到期华宗钢铁公司未按约偿还，工行富民路支行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收罚息，如未按时支付利息，按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2年3月20日，工行富民路支行与李贵钗、林宗盛签订编号为2012富民保字010号的《保证合同》，约定李贵钗、林宗盛为华宗钢铁公司与工行富民路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2富民贸字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约定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约定了保证的范围及保证期间。同日，工行富民路支行作为质权人与华宗钢铁公司作为出质人签订编号为2012年富民质字010号的《质押合同》，约定：以华宗钢铁公司所有的螺纹钢、线材作为质押物，对《商品融资合同》约定的债权承担质押担保责任，自合同签订后5日内，华宗钢铁公司应将质物或权利凭证交付工行富民路支行或工行富民路支行指定的代理人，工行富民路支行或其代理人验收无误后应向华宗钢铁公司出具收押凭据，质物保管费用由华宗钢铁公司承担。华宗钢铁公司是质物的所有人或国家授权的经营管理者，质物不存在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管理权方面的争议。质物价值下降到警戒线时，华宗钢铁公司应在工行富民路支行要求的期限内追加担保以补足因质物价值下降造成的质押价值缺口。在合同中还约定了质押担保的范围及实现质权的条件等其他内容。同日，工行富民路支行作为甲方（质权人）、华宗钢铁公司作为乙方（出质人）、天津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远公司）作为丙方（监管人）三方签署了编号为2012年富民监字010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丙方代理甲方占有质物履行监管质物的责任。乙方保证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等与其和甲方的约定以及向丙方申报和交付的一致，并对上述全部事实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乙方保证享有质物的所有权和完全的处分权，并向甲方和丙方提供相关的权属和品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证书、商检证明等）；乙方保证向甲方和丙方提交的质物有关的所有单证都是真实和有效的；在质物的转移占有过程中，甲乙双方根据融资合同的约定，向丙方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予的货物及实际库存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接受乙方交付的货物，代表甲方占有货物，丙方向甲方签发《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时，视为质物交付完成，质押生效。若三方无其他书面约定，丙方查核乙方交付货物主要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方法。如乙方交予的货物及实际库存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记载不一致，丙方不得接收货物，并应立即书面通知甲乙双方。丙方根据本协议规定接收乙方提交的货物，并签发质物清单，完成转移占有，监管期开始。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丙方因以下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就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乙方未按协议告知丙方质物的特殊保管要求的情况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2）丙方未按协议的约定办理放货的；（3）因丙方原因，存放仓储质物的仓库受到司法机关或任何管辖机构的限制或禁止的；（4）因丙方违反协议规定，未及时通知甲乙双方或未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5）因丙方违反协议给甲乙双方造成的损失的其他情况。2012年3月20日，工行富民路支行、华宗钢铁公司向中远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同日，中远公司向工行富民路支行签发《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该清单载明该公司确认螺纹钢3500吨、线材800吨已经存放在其拥有使用权的仓库，质物已在其占有、保管、监管之下。2012年富民监字010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后，天津市宝储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出租人甲方与承租人乙方华宗钢铁公司、保管人丙方（监管人）中远公司三方签订《仓库租赁合同》，约定甲方了解并同意按照《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将位于天津市津南区金属物流中心的已出租给乙方的仓库交由丙方保管监管；监管期间，与《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质押物相关的该仓库管理权和使用权归丙方所有，甲方或乙方不得干扰丙方管理；本协议项下的仓库租金为每年人民币壹元整；本协议作为工行富民路支行、华宗钢铁公司及中远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辅助协议；《仓库租赁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工行富民路支行于2012年3月22日向华宗钢铁公司发放贷款10000000元。合同到期后，华宗钢铁公司未能依约履行相关还款义务。工行富民路支行于2013年2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宗钢铁公司还本付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有权以华宗钢铁公司出质的螺纹钢3500吨、线材800吨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二中民二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华宗钢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工行富民路支行借款本金9999115.09元，截止2013年3月20日的利息（含复利、罚息）292961.65元，及按照《商品融资合同》的约定支付自2013年3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二、李贵钗、林宗盛对华宗钢铁公司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贵钗、林宗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华宗钢铁公司追偿；三、工行富民路支行有权以华宗钢铁公司出质的螺纹钢3500吨、线材800吨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的价款，在上述第一项给付事项的范围内优先受偿。2013年6月4日，中远公司总经理刘凤华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称，天津龙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龙纳公司）以虚假的华宗钢铁公司等9家钢铁公司的仓单等资料，诱骗举报人作为其监管人，从工商银行天津分行贷款118300000元，涉嫌贷款诈骗。天津市公安局于2013年7月24日立案侦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以津东检公诉刑诉（2014）37号起诉书指控华宗钢铁公司、林宗盛犯骗取贷款罪，于2014年5月27日向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0日作出（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3月，林宗盛以华宗钢铁公司名义，在没有真实质押钢材的情况下，提供虚假的合同及票据材料申请贷款，骗取工行富民路支行贷款10000000元，用于华宗钢铁公司使用。贷款到期后，华宗钢铁公司仅归还贷款本金884.91元，造成银行9999115.09元贷款余额损失。华宗钢铁公司通过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用于公司使用，情节特别严重，且无法归还贷款，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林宗盛作为华宗钢铁公司经理，对骗取贷款起决策作用，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决：一、华宗钢铁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1000000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十日内缴纳）二、林宗盛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中远公司副总经理刘凤华在（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案件公安侦查笔录中称：“天津龙纳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黄振东找到我公司，提出津南10家钢贸企业急需银行贷款，希望我公司能受银行委托作为监管公司，我公司决定同意”、“天津龙纳公司作为仓库管理方给银行和我公司出具的仓单证明：上述10家公司在其仓库内有足量质物60573.448吨钢材。后期我们发现天津龙纳公司出具的仓单证明内容是虚假的”、“我公司和天津龙纳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担保协议》，约定：天津龙纳公司为10家贷款企业存放在园区内的钢材质押物承担连带责任。到了2012年6月20日，天津龙纳公司致我公司一份《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房产抵押说明》，该说明提出为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天津龙纳公司自愿将其约合10000平方米的94处房产的房屋产权证明书原件交由我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天津龙纳公司的工作人员自称接到仓库内质押物所有人的指令前来仓库提货，并强行提取监管钢材共计24次，数量从60573.448吨到目前的2725吨。每次强行出货我公司都通知银行方，银行方面均表示没有出货指令，所以针对每次强行出库，我公司均在第一时间向津南物流园区所在辖区双桥河派出所报警，派出所都有报警记录”、“我公司拿出天津龙纳出具的仓单质问黄振东，黄振东说：‘这个事情，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了’态度很恶劣。事情发展到此，我公司迅速向津南区房管局就天津龙纳公司提供的94本产权证进行询证，津南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说：‘这94本产权证的尺寸和真实产权证的尺寸不对，是假的’”。天津富景国际货运公司副总经理李钢在（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案件公安询问笔录中称：“我是2011年1月份由中远公司总部调入中远公司下属公司天津富景国际货运公司，任副总经理。天津富景国际货运公司负责本案中质物的实际监管业务”、“当贷款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银行通知我公司说明在津南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内有哪家企业需要质押的货物及品种、型号、数量，然后我公司按规定与工行富民路支行的人员及贷款企业人员和物流园区的仓库管理人员共同的对这些货物进行查验、盘点、核对无误后，我公司与工行富民路支行及贷款企业共同签订《商品质押监管协议》。我公司开始负责监管这些钢材”、“我公司在接到通知监管前查验时，他们都有相应的钢材存放在津南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内”、“我公司是依据由工行富民路支行和贷款企业共同出具的‘代出质通知书’进行核查的，上面标明了钢材的品种、数量等”。工行富民路支行主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曹胜在（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案件公安询问笔录中称：“对质押物的确认是我们银行的信贷人员与监管公司的监管人员及贷款企业人员三方到钢材存放地点现场确认，然后再签署《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这九家公司的质押物都存放在天津津南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内”、“我们只是看到了相应的钢材放在津南国际物流园区内，然后就交给中远国际货运公司监管”、“在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内，钢材是按品种统一存放”、“银行首先要求贷款企业提供购进质押物的发票，之后我们银行会有两名工作人员和中远公司的人、贷款企业的人三方到存放货物的现场对货物进行确认，具体确认的方式就是贷款企业的人到现场说明哪些货物是他的，我们银行和中远公司的人对钢材的数量和型号进行确认，之后我们银行和贷款企业向中远公司出具一份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中远公司确认后，我们三方签订监管协议，中远公司开始监管”、“我们主要是通过贷款企业提供的购进这次质押物的发票来确认贷款企业有这些钢材，现场确认时没有要求贷款企业提供其他凭证”、“我们银行应先确认，确认之后监管公司也就是中远公司也有确认的义务”、“在2012年10月份的时候，中远公司就陆续开始向我们银行发函，告诉我们银行物流园在强制出货，质押物严重不足，我们银行就回函要求监管公司追回被强行拉走的质物”。天津龙纳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振东在（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案件公安询问笔录中称：“天津宝储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是天津龙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管理的”。当问到“天津龙纳投资有限公司是否为林宗盛的天津华宗钢铁贸易公司在2012年6月21日开具过钢材存放仓单？”黄振东回答：“是的，分别开出了3500吨价值1414万元及800吨价值312万元的两张仓单。”当问到“当时天津华宗钢铁贸易公司是否有这些货物存在园区？”黄振东回答：“没有”。华宗钢铁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宗盛在（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案件公安询问笔录中，被问到“你为什么要和上下游企业签订没有实际交易的钢材购销合同？”林宗盛称：“这是银行申请贷款的要求，没有上下游的钢材购销合同，不能申请贷款，我签订合同就是为了申请贷款。”2015年9月25日，工行天津分行（甲方）与华融公司（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协议2.1条约定，本协议项下甲方转让给乙方的不良资产包括本协议附件所列的不良资产。协议2.2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上述资产自转让基准日起（含）在甲方与乙方之间发生转让，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由乙方享有。乙方承担上述资产相关的甲方为一方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等有关法律性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协议附件为《标的债权清单》，其第9项显示为华宗钢铁公司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对应的债权。2015年10月14日，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显示，工行天津分行将其持有的对华宗钢铁公司的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华融公司。2015年11月10日，华融公司（甲方）与瑞华国银（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协议1.1条约定，标的资产指截至基准日的资产（或主债权、从权利）以及由此转化或派生的其他相关权益的通称。其他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基准日前，甲方或他方因管理、处置需要，可能已与《标的资产清单》中部分债务人（包括担保人）达成的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转让协议》、和解协议、抵债协议等协议项下，或接受法院抵债裁定，而这些协议并未履行完毕或抵债物未完成过户，因此，乙方受让的对该等债务人（包括担保人）的债权，已从原始的贷款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全部或部分转化为前述协议项下或法院生效裁定所对应的权利。协议附件一为《标的债权清单》，其第9项为华宗钢铁公司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对应的债权。2015年11月25日，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显示，华融公司将其持有的对华宗钢铁公司的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瑞华国银。2015年11月10日，瑞华国银（甲方）与工行天津分行（乙方）签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对委托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附件为《委托处置债权资产项目清单》，其第9项为华宗钢铁公司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对应的债权。2018年6月4日，工行天津分行与浙越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总协议，工行天津分行基于瑞华国银的授权，将《债权转让清单》记载的债权进行处置，对外转让给浙越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债权”为作为本协议标的且在附件1《债权转让清单》中列示的债权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方对借款人、抵质押人、保证人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法定或约定的附属权利、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请求权、诉讼保全申请权、查封权、申请执行权、破产债权申报权、违约救济请求权等）。协议附件1《标的债权清单》显示有华宗钢铁公司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对应的债权。2018年6月19日，工行天津分行与浙越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工行天津分行与浙越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显示，工行天津分行受瑞华国银授权，将瑞华国银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法定代垫费用、担保权利、抵押权利、质押权利以及其他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浙越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公告中序号8显示的即为华宗钢铁公司的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债权。公告中“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或监管公司名称”一栏列明了监管公司为中远公司，“担保合同信息及编号”一栏列明了编号为2012年富民监字010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2018年7月13日，工行天津分行与浙越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单户协议，工行天津分行基于瑞华国银的授权，将华宗钢铁公司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对应的债权转让给浙越公司。将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以及曾与债务人或其担保人达成的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项下的权利一并全部转让给浙越公司。2013年6月6日，工行河东支行接收了工行富民路支行的业务后，以工行河东支行的名义于2014年4月30日、2016年4月25日、2018年4月24日向中远公司发送《索赔函》、《关于对工行富民路支行合并调整的通知》，并对三次的送达内容及情况进行了公证。《索赔函》中明确要求中远公司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承担实际损失赔偿责任。中远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文件。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浙越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主体及其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效力；三、中远公司对浙越公司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一、浙越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主体及其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工行天津分行将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等有关法律性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华融公司，并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公告；后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主债权、从权利以及由此转化或派生的其他相关权益转让给瑞华国银并刊登了公告；后瑞华国银与工行天津分行签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委托工行天津分行对委托资产（包括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对应的债权）进行管理和处置,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后工行天津分行与浙越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总协议和《债权转让协议》单户协议，工行天津分行基于瑞华国银的授权，将《债权转让清单》记载的债权进行处置，对外转让给浙越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债权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方对借款人、抵质押人、保证人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法定或约定的附属权利、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请求权、诉讼保全申请权、查封权、申请执行权、破产债权申报权、违约救济请求权等），并在金融时报上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现浙越公司作为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债权最终概括承受人，有权就履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是否违约及相关责任向合同一方中远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浙越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中远公司抗辩浙越公司不是适格原告、应驳回起诉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规定，2015年9月25日，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2015年10月14日，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5年11月10日，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签订《资产转让协议》，2015年11月25日，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上述两次《资产转让协议》的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方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及通知合法有效,瑞华国银已经成为编号为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债权概括承受人。瑞华国银委托工行天津分行与浙越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发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以及第十二条“本规定仅适用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的规定，以发布债务催收公告的方式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的通知从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规定，仅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情况”的规定，瑞华国银和浙越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适用公告催收进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自2015年11月25日瑞华国银进行债权催收后，瑞华国银委托工行天津分行进行处置案涉的债权，并将债权转让给浙越公司，至本案2019年4月19日立案，瑞华国银、工行天津分行或浙越公司均未提交其向中远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工行河东支行曾于2014年4月30日、2016年4月25日、2018年4月10日向中远公司公证发送《索赔函》主张权利。而在2015年10月14日工行天津分行、华融公司进行公告催收以及在2015年11月25日华融公司、瑞华国银进行公告催收后，该债权已转让给瑞华国银。工行河东支行已经不是涉案债权的权利人，其向中远公司主张权利并不是眠于权利之上的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行为，无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的规定，自瑞华国银与华融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后，浙越公司直至2019年4月18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浙越公司作为本案原告适格，但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效力。工行富民路支行作为质权人、华宗钢铁公司作为出质人、中远公司作为监管人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工行富民路支行、中远公司知晓华宗钢铁公司虚假出质后，均未主张撤销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应为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的规定，案涉质权因出质人虚假出质虽未依法设立，但并不影响《质押合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因此，中远公司抗辩涉案质物自始不存在、质权不成立、《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相应自始不生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中远公司对浙越公司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首先，对于华宗钢铁公司而言，根据《质押合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华宗钢铁公司应按约履行出质义务。华宗钢铁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林宗盛因骗取贷款罪被判处刑罚，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林宗盛以华宗钢铁公司名义，在没有真实质押钢材的情况下，提供虚假的合同及票据材料申请贷款，骗取工行富民路支行贷款10000000元，可以证实涉案质物自始不存在的事实。其次，对于工行富民路支行而言，涉案质物应当首先由华宗钢铁公司交付工行富民路支行，工行富民路支行在将质押监管物交付中远公司监管之前有义务对涉案质物及其权利凭证如仓单、发票等是否真实进行核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的规定可知，质权人负有占有并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而工行富民路支行主要是通过贷款企业提供的购进这次质押物的发票来确认贷款企业钢材的有无，并未尽责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再次，对中远公司而言。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约定，在质物的转移占有过程中，华宗钢铁公司、工行富民路支行双方根据融资合同的约定，向中远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中远公司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了交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根据中远公司副总经理刘凤华证言：“天津龙纳公司作为仓库管理方给银行和我公司出具的仓单证明：上述10家公司在其仓库内有足量质物60573.448吨钢材。后期我们发现天津龙纳公司出具的仓单证明内容是虚假的。”“我公司和天津龙纳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担保协议》，约定：天津龙纳公司为10家贷款企业存放在园区内的钢材质押物承担连带责任。到了2012年6月20日，天津龙纳公司致我公司一份《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房产抵押说明》，该说明提出为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天津龙纳公司自愿将其约合10000平方米的94处房产的房屋产权证明书原件交由我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上述证言能够证实中远公司对质物、仓单进行了核验，《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担保协议》、《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房产抵押说明》亦为履行监管协议约定的义务，均符合《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若三方无其他书面约定，中远公司查核华宗钢铁公司交付货物主要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方法”的约定。中远公司副总经理刘凤华证言：“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天津龙纳公司的工作人员自称接到仓库内质押物所有人的指令前来仓库提货，并强行提取监管钢材共计24次，数量从60573.448吨到目前的2725吨。每次强行出货我公司都通知银行方，银行方面均表示没有出货指令，所以针对每次强行出库，我公司均在第一时间向津南物流园区所在辖区双桥河派出所报警，派出所都有报警记录。”中远公司的上述监管行为亦符合《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4.3条约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工行富民路支行权益的情形，中远公司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工行富民路支行，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约定。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中远公司因以下情形给工行富民路支行、华宗钢铁公司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工行富民路支行就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华宗钢铁公司未按协议告知中远公司质物的特殊保管要求的情况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中远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2）中远公司未按协议的约定办理放货的；（3）因中远公司原因，存放仓储质物的仓库受到司法机关或任何管辖机构的限制或禁止的；（4）因中远公司违反协议规定，未及时通知甲乙双方或未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5）因中远公司违反协议给甲乙双方造成的损失的其他情况。中远公司在监管期间按约履行了对质物表面审查、单据审查，要求出质人提供了抵押担保；发生强行出货时，及时通知工行富民路支行并报警予以制止。整个监管履行过程中，不存在《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4.3条约定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的违约情形。作为质物交付主体的华宗钢铁公司，骗取中远公司作为监管人，质权不能设立的风险因华宗钢铁公司的犯罪行为已在先产生，而对质物监管在后出现，质权不能设立的首要原因是华宗钢铁公司虚假出质，与质物监管人的后续进入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质物监管人的后续进入对质权实质上已无法设立并不能产生根本性影响。质物监管人中远公司亦按约履行了相应合同义务，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不应苛求其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663元，由浙越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中远公司是否尽到核查义务、监管责任，以此确定应否对浙越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浙越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中远公司对本案所涉质物是否尽到核查义务、监管责任，以此确定是否对浙越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1、关于中远公司对本案所涉质物是否尽到核查义务的问题。首先，本案所涉质物是否实际交付。工行富民路支行主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曹胜在（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案件公安询问笔录中称：在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内，钢材是按品种统一存放，银行对于质物具体确认方式，主要是通过出质人提供的购进质押物发票；天津龙纳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振东在前述刑事案件公安询问笔录中称：天津龙纳投资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的情况下，为本案所涉质物分别虚开了3500吨价值1414万元、800吨价值312万元的两张仓单；业已生效的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4）东刑初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3月，林宗盛以华宗钢铁公司名义，在没有真实质押钢材的情况下，提供虚假的合同及票据材料申请贷款，骗取工行富民路支行贷款10000000元，用于华宗钢铁公司使用。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本案所涉质物未实际交付，质权亦未成立。其次，从案涉合同约定的内容看，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若三方无其他书面约定，中远公司查核华宗钢铁公司交付货物主要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方法”的约定，在案涉国际金属物流园区钢材系按品种统一存放（表面看仓库确有同一规格的货物）、华宗钢铁公司虚假指认下，中远公司与工行富民路支行工作人员及华宗钢铁公司三方共同到现场，对华宗钢铁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购货发票，进行表面、外观和单据审查，符合三方《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的约定，尽到了合同约定的核查义务。2、关于中远公司对本案所涉质物是否尽到监管责任的问题。中远公司副总经理刘凤华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称：“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天津龙纳公司的工作人员强行提取监管钢材共计24次，每次强行出货中远公司都通知银行方，且均在第一时间向津南物流园区所在辖区双桥河派出所报警，派出所都有报警记录。”中远公司的上述监管行为符合《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4.3条关于“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工行富民路支行权益的情形，中远公司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工行富民路支行，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约定。鉴于华宗钢铁公司未实际交付质物，骗取中远公司作为监管人，质权自始未设立的事实，原审法院判决中远公司不承担本案质押监管赔偿责任，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应予维持。二、关于浙越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所涉债权历经三次转让，2015年9月25日，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10月14日，双方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工行天津分行与华融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同年11月10日，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签订《资产转让协议》，25日，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华融公司与瑞华国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上述两次《资产转让协议》的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瑞华国银成为编号2012年富民贸字第010号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债权概括承受人。瑞华国银委托工行天津市分行与浙越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发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本规定仅适用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以发布债务催收公告的方式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的通知从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规定，仅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情况”的规定，本案浙越公司未提交其与瑞华国银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以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的证据，证明两公司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其不适用公告催收进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是正确的。自2015年11月25日瑞华国银进行债权催收并成为案涉债权人后，于2018年6月19日将债权转让给浙越公司，至本案2019年4月19日立案，瑞华国银、浙越公司均未提交其向中远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虽然工行河东支行曾于2014年4月30日、2016年4月25日、2018年4月10日向中远公司公证发送《索赔函》主张权利，但是，自2015年10月14日起，案涉债权经过三次转让，工行天津分行自债权转让之日即非本案合法债权人，且三份《索赔函》中，均未披露工行河东支行（或工行天津分行）系受新的债权人之委托向中远公司主张权利，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之规定，故，原审认定自瑞华国银与华融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进行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后，至浙越公司2019年4月18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663元，由上诉人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志兰审判员  杨立峰审判员  刘云龙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于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