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广兰道六号515B。法定代表人：郑李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蔚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卫民，男，汉族，1964年6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艳，广东广信君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安丰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北环路4013号莲丰大厦2栋9层。法定代表人：杨建周。上诉人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卫民、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安丰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丰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0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郭卫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向原审被告支付的50万元系代被上诉人支付的矿山转让款。（一）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被上诉人应向原审被告支付矿山转让款110万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3年5月19日，郭卫民作为乙方、恒安丰公司作为甲方、安远公司作为甲方的上级公司签订一份《矿山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甲方将铅锌矿8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转让股权后，乙方拥有铅锌矿100%股权。乙方付给甲方矿山转让款110万元，在股权转让合同签字之日起15日内付50万元，30日内全部付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据此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应向原审被告支付矿山转让款110万元。（二）被上诉人已经向原审被告支付了矿山转让款100万元，其中50万元是2003年10月9日支付。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合同签订后，郭卫民实际向恒安丰公司支付100万元，具体为2003年6月18日从大银厂公司账户向恒安丰公司账户电汇50万元，恒安丰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支付50万元,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据此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了矿山转让款100万元其中50万元是2003年10月9日支付的。（三）被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向原审被告支付的50万元矿山转让款是上诉人代为支付的。前已述之，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被上诉人于2009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审被告支付了矿山转让款50万元，10月13日原审被告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上诉人提供了银行支票作为证据。该支票的出票日期为2003年10月9日，金额为50万元，收款人为原审被告，完全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被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吻合。上诉人还提供了该支票的进账单作为证据，用于证明原审被告已经收到了该50万元。上诉人还提供了原审被告于2003年10月13日出具的收据作为证据。该收据载明“收至郭卫明矿山转让款50万元”。该收据的内容与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事实完全吻合，足以认定上诉人提供的收据就是生效法律文书查明事实中原审被告于2003年10月13日开具的收据。该收据原件保留在上诉人手中，如果该款项是被上诉人自己支付的，那么该收据原件应该保留在被上诉人手中。但该收据原件保留在上诉人手中，结合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完全可以认定生效法律文书中认定的原审被告收到被上诉人50万元矿山转让款是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支付的。（四）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50万元是其支付的。被上诉人庭审时称其自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审被告支付了2003年10月9日的矿山转让款50万元。原审法院庭审时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提交证据，但时至今日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假设该50万元确实是被上诉人自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原审被告，那被上诉人完全能提供银行转账单加以证实。如果是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那其也可以申请法院前往银行调取该转账记录。但时至今日，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院提供该50万元是其转账支付的证据，也没有向法院申请前往银行调取，足以认定该50万元并非是其支付的。虽然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向原审被告支付的50万元是代其支付的矿山转让款，但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该50万元是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的矿山转让款。二、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矿山转让款50万元的行为足以认定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该50万元矿山转让款，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该50万元是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1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中荟公司）主张应当从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2003年10月13日被告（中荟公司）代原告（郭卫民）向恒安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05年4月2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借款20万元、原告欠第三人（黄某）的投资款75万元，因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且上述款项分别属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据此可以得知，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50万元矿山转让款的行为，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其他形式订立了委托合同。1.委托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委托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所以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也不能据此否定双方已经订立了委托合同。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订立了委托合同。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了委托合同，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订立委托合同的感情基础。2003年6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某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四川省会东县大银厂铅锌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作伙伴，且合作事务与委托事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订立委托合同的感情基础。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订立委托合同的合意。前已述之，被上诉人应当向原审被告支付100万元矿山转让款，被上诉人是债务人，该债务与上诉人毫无关系。若被上诉人不将该债务情况告知上诉人，上诉人根本无法得知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负有债务以及债务的具体金额，更加不会向原审被告支付50万元。上诉人将该50万元支付给了原审被告，被上诉人对此也完全知情，且并没有表示反对，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50万元达成了合意。再次，上诉人完全依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代为支付该50万元矿山转让款的义务。前已述之，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向原审被告开具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现金支票。原审被告于2003年10月13日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该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已经完全依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代为支付款项的义务。最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委托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完全接受。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的行为直接产生了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50万元债务消灭的法律后果。事后被上诉人并没有再向原审被告支付矿山转让款,原审被告也没有再向被上诉人主张矿山转让款。被上诉人在得知上诉人代其向原审被告清偿该50万元债务后，其也没有表示异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委托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完全接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得知，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被上诉人完全知情且未表示反对并且接受了上诉人从事委托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据此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其他形式订立了委托合同。三、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清偿50万元及利息。前已述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委托人应当垫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应当偿还上诉人代其向原审被告支付的50万元及利息。在二审调查程序中，中荟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根据被上诉人本案一审庭审时的陈述和上诉人补交的证据材料足以认定原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被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审被告支付的50万元是上诉人支付的。本案一审庭审时，一审法官问被上诉人是否确认2003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审被告支付了50万元并且是通过谁的银行账户支付的、有无银行转账记录等问题。被上诉人答称确认该转账事实，该50万元是由大银厂支付的，相关的转账记录已经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中提交。根据被上诉人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以及该案件《证据交换笔录》可以得知，被上诉人提交了2003年10月9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2003年10月13日《收款收据》等证据，用于证实其于2003年10月9日向原审被告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而被上诉人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支票存根》、《收款收据》与上诉人在本案提交的《支票存根》、《收款收据》完全一致，足以证实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被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审被告支付的50万元是由上诉人支付的。二、根据被上诉人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提起诉讼时提交的证据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代其向原审被告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是完全知情且认可该法律效果。根据被上诉人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提起诉讼时，被上诉人提交了《2003年6月18日》、《收款收据》、《2003年10月9日》、《收款收据》等证据，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完成了其与原审被告于2003年5月19日签订的《矿山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的支付110万元矿山转让款的义务。前已述之，被上诉人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2003年10月9日》、《收款收据》等证据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2003年10月9日》、《收款收据》完全一致，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于2003年10月9日代其向原审被告支付50万元矿山转让款完全知情，且其完全接受上诉人代为支付50万元矿山转让款的法律效果。三、即便法院最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付款关系，因被上诉人已经获得了50万元的不当得利，其也应当将该50万元返还给上诉人。（一）被上诉人获得了50万元的利益。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应当向原审被告支付110万元矿山转让款。上诉人将50万元支付给原审被告后，被上诉人的50万元债务得到了清偿，所以被上诉人获得了50万元的利益。（二）上诉人遭受了50万元损失。上诉人将50万元支付给原审被告后，上诉人实际遭受了50万元的损失。（三）上诉人的损失与被上诉人受益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上诉人将50万元支付给原审被告，上诉人遭受了50万元的损失。同时，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该给付行为获得了50万元的利益，所以上诉人的损失与被上诉人的受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被上诉人获得该50万元利益没有法律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取得该50万元利益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该50万元不当得利。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是受托代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了该50万元矿山转让款。即便贵院最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那被上诉人也应当将该50万元不当得利返还给上诉人。郭卫民辩称：上诉人中荟公司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中荟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郭卫民并没有书面或口头委托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9日向原审被告恒安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此在之前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已得以确认。同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9月23日作出的（2017）粤03民终10593号案民事判决书也再次对上述两份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确认。三、中荟公司提交的《深圳商业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仅能证明其向原审被告恒安丰公司名下转账支付50万元，而且，根据《银行进账单》显示是2003年10月14日才进账给原审被告恒安丰公司，而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郭卫民……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再出具收据”，也就是说，在2003年10月13日原审被告恒安丰公司已向答辩人郭卫民出具收据收到郭卫民支付的50万元，而中荟公司主张的涉案50万元在2003年10月14日才办理银行进账手续，显然，中荟公司认为其代郭卫民向原审被告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中荟公司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驳回中荟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恒安丰公司未答辩。中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郭卫民及恒安丰公司向原告支付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3年10月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9月6日为457976元），并承担本案受理费用、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0月9日，原告开具一份《深圳商业银行支票》，向被告恒安丰公司转账支付50万元，上述款项于2003年10月14日从原告名下“商业银行深南支行”账户转账至被告恒安丰公司名下“建行莲花北支行”账户。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为其代被告郭卫民向被告恒安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告郭卫民对此不予确认。原告提交一份开具日期为2003年10月13日、载明“收到郭卫明矿山转让款”50万元、加盖“深圳市恒安丰冶金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主张原告代被告郭卫民向被告恒安丰公司支付了50万元转让款后，被告恒安丰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其中载明的“郭卫明”应是被告恒安丰公司财务人员的笔误，实际收款人为被告郭卫民。被告郭卫民对此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第5-6页“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郭卫民受让出资的情况：2003年5月19日，郭卫民作为乙方、恒安丰公司作为甲方、安远公司作为甲方的上级公司（实际仍与恒安丰公司共同作为合同甲方）签订一份《矿山股份转让合同书》，……合同签订后，郭卫民实际向恒安丰公司支付100万元，具体为2003年6月18日从大银厂公司账户向恒安丰公司账户电汇50万元，恒安丰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原告提交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的二审判决书，其中第22页“经二审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案件事实”包括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郭卫民受让出资的情况”。原告据此主张，被告郭卫民于2003年5月19日与被告恒安丰公司签订《矿山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被告郭卫民受让被告恒安丰公司80%的四川省惠东县大银厂铅锌矿矿山的股权，对价为110万元，受被告郭卫民委托，原告于2003年10月9日向被告恒安丰公司支付了50万元矿山转让款。被告郭卫民主张，上述判决书已明确说明郭卫民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公司支付了50万元。另查，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对原告郭卫民诉被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荟公司）、第三人黄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作出（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1页的“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以下内容：“……二、关于被告（中荟公司）是否有权从其应支付原告（郭卫民）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原告（郭卫民）的债务。被告（中荟公司）主张应当从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2003年10月13日被告（中荟公司）代原告（郭卫民）向恒安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05年4月27日被告（中荟公司）向原告（郭卫民）支付的借款20万元、原告（郭卫民）欠第三人（黄某）的投资款75万元，因原告（郭卫民）及第三人（黄某）对被告（中荟公司）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且上述款项分别属于被告（中荟公司）与原告（郭卫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借款关系及原告（郭卫民）与第三人（黄某）之间的关系，应由被告（中荟公司）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被告（中荟公司）关于抵销原告（郭卫民）债务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判决书判决支持了该案原告郭卫民于2014年5月28日起诉请求被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逾期利息。中荟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17年9月23日作出（2017）粤03民终1059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第13页的“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以下内容：“……中荟公司上诉主张郭卫民与中荟公司互负债务，债务互相抵销后，郭卫民无权再主张股权转让款。中荟公司主张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代郭卫民向恒安丰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于原审阶段提交了支票存根以及恒安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证据；中荟公司主张2007年4月27日借款20万元给郭卫民，于原审阶段提交了另案的庭审笔录作为证据。郭卫民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另案庭审笔录中提及的20万元并非中荟公司主张的借款20万元，双方存在多种经济往来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判决认定郭卫民‘实际向恒安丰公司支付100万元……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并未提及系中荟公司代替郭卫民支付该50万元。中荟公司也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郭卫民对中荟公司主张抵销的两笔债权均不予认可，中荟公司也并未举证证明在向郭卫民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时已经告知了郭卫民债务抵销、郭卫民没有异议。且即使中荟公司确实对郭卫民有上述两项有效债权，中荟公司均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再查，被告恒安丰公司原名为深圳市恒安丰冶金实业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2日经工商登记核准变更为现名。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与被告郭卫民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被告郭卫民主张其与原告不存在书面或口头的涉案委托付款关系。以上事实，有《深圳商业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059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郭卫民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于2003年10月9日受被告郭卫民委托向被告恒安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其提交的《深圳商业银行支票》、《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仅能证明其向被告恒安丰公司名下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涉案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郭卫民实际向恒安丰公司支付100万元，具体为……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再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郭卫民矿山转让款50万元”。上述查明部分没有明确被告郭卫民系委托原告向被告恒安丰公司转账支付50万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593号民事判决书亦认定，上述查明部分“并未提及系中荟公司代替郭卫民支付该50万元”。因此，原告主张的涉案委托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3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中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的庭审笔录及郭卫民在（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目录及《矿山股份转让合同书》、2003年6月18日《电汇凭证》、《收款收据》、2003年10月9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2003年10月13日《收款收据》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在该案中郭卫民提交了与中荟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收款收据》完全一致的证据，表明郭卫民对中荟公司代其向恒安丰公司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事知情。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郭卫民主张，根据（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判决查明，该笔款项是郭卫民自己支付的，并没有委托中荟公司支付，但具体是谁转给谁不清楚。本院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的相关案卷材料，该案案卷材料显示，郭卫民在该案中主张，在签订2003年5月19日《矿山股份转让合同书》后，郭卫民于2003年10月9日止完成了约定的110万元付款义务（实付100万元），其中50万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证据为2003年10月9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以及2003年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该两份证据与中荟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及《收款收据》的原件完全一致。本院再次组织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进行证据交换与质证，郭卫民在质证程序中主张，中荟公司支付的该笔款项是中荟公司购买大银厂股权的款项，是大银厂安排中荟公司汇入到恒安丰公司账户的，并非是代郭卫民缴纳股权转让款。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为：郭卫民与中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中荟公司是否有权向郭卫民请求返还其向恒安丰公司支付的50万元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中荟公司持有2003年10月9日《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原件及相应的银行进账单，能够证明中荟公司向恒安丰转账支付了50万元；中荟公司同时持有2003年10月13日恒安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的原件，载明收到郭卫民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收款收据》的时间及金额能够与《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相互印证。第二，郭卫民主张其于2003年10月9日自行向恒安丰公司转账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且表示不清楚是谁转给谁，而相应的收据原件由中荟公司持有。第三，根据本院调取的（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的相关案卷材料，郭卫民在该案中提交的用以证明其于2003年10月9日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证据与中荟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及《收款收据》完全一致，表明郭卫民在（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中明确主张其通过中荟公司向恒安丰公司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且该支付事实亦为该案生效判决所认可，现郭卫民在本案中又对其委托中荟公司支付该款项的事实进行否认，认为是其自行支付，明显相互矛盾，且不能提交自行支付的证据。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认定中荟公司代郭卫民向恒安丰公司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且该代付款行为经过郭卫民的认可，双方之间以行为订立了委托合同，郭卫民应当将中荟公司代付的款项予以偿还。中荟公司主张郭卫民应当自2003年10月9日起支付利息，但本案现有证据并未显示双方对于偿还的时间及应否计算计息有约定，同时结合中荟公司在代付款后长期未对郭卫民主张偿还，而仅在另案中主张抵销的事实，本院认定郭卫民应当自中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7年9月20日起向中荟公司支付利息。中荟公司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基于此，本院认定，涉案款项的利息计算标准应当分段计算，以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此外，中荟公司主张恒安丰公司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但根据本案及（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案件查明的事实，恒安丰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收取涉案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故中荟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于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且由于二审当中出现了新证据，本案事实需要重新认定，并对处理结果进行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027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郭卫民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偿还款项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3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380元，均由郭卫民负担。郭卫民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一审法院及本院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