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72民初1167号 原告(反诉被告)：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623768585034C。 法定代表人：陈文华，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文，福建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琪，福建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被告(反诉原告)：杨大明，男，汉族，渔民，1957年9月20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生，福建法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鹏，福建法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苏村委会）为与被告杨大明海域使用权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东山法庭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讼争虾池非属“海域及通海可航水域”，并非本院专门管辖为由，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闽72民初322号民事裁定，不予受理。下苏村委会不服，提起上诉。 2019年9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民终第1098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为海域使用权纠纷，讼争虾池围垦前为村集体所属海域，属于通海可航水域，虽围垦建造虾池后该海域无法通航，但讼争虾池所涉界址位于被告杨大明持证所载海域范围内，故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63）项规定的受案范围；另外双方因该海域相关纠纷已经厦门海事法院与本院实体审理并做出生效判决，为便于案件审理，该案亦应由厦门海事法院审理。故撤销（2019）闽72民初32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立案受理。为此，本院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杨大明以本诉原告下苏村委会为被告提起反诉，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依法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2019年11月7日，杨大明以其与反诉被告约定，其若不续租，应由发包人按虾池基建造价的50%赎回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对案涉虾池基建造价数额，予以价格鉴定。2019年11月25日，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以及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案涉虾池基建造价款项的数额属于反诉原告请求所应明确的具体内容，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专门性问题”，故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遂通知予以驳回。 2019年12月24日，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陈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文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生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下苏村委会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杨大明：1.支付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虾池承包款项共计180072元（人民币，下同），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利息；2.将编号为国海证063563065《海域使用权证书》原件交付原告保管；3.履行协助将上述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权人变更为原告之义务；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1986年初，杨大明和下苏村村民陈国泰（陈国太）、杨国民，杨安火、杨源乡（杨元香）、杨春有、陈良民以及下坑村村民杨达成、杨小乞等9人，共同组成下苏村养殖承包联合体（以下简称养殖联合体），通过向银行贷款围建虾池。1986年7月3日，原告与以杨大明为代表的养殖联合体为此签订了《虾池养殖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并办理了公证手续。约定原告将一处新围垦滩涂，发包给养殖联合体基建虾池养殖对虾，虾池所有权归属原告，养殖联合体享有承包权，但不得出租、转让或买卖；承包期限十年，自1986年1月1日起，至1995年12月30日止等。 1988年期间，因银行催讨归还贷款，而养殖联合体无力还贷，原告遂将养殖联合体围建的上述虾池、自1988年2月5日起至1994年12月5日止、共六年的承包经营权，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发包，标底价为177200元。本村村民杨裕芳中标，但其仅交纳30012元后，未交纳其余承包款项，也未签订承包合同。1988年3月15日，原告将上述虾池交由被告杨大明承包经营，杨大明则将养殖联合体时结欠银行贷款15万多元，转贷至其个人名下归还，并代原告退还杨裕芳30012元。 1994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将原约定的承包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并再行办理了公证手续。1996年4月15日，因未按民主议定程序经村民会议决议，双方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将上述虾池的承包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2006年5月29日，杨大明向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使用上述虾池讼争所占海域。2006年10月30日，经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审核后，漳浦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编号为063563065《海域使用权证书》，载明海域使用权面积为169亩。 此后，因双方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导致村民质疑该合同法律效力，并通过信访、上访等途径反映问题。漳浦县委和县政府对村民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专门成立工作组下乡协调。2010年10月18日下午，双方经协商后签订《协议书》，对上述讼争海域（虾池）权利义务重新作出约定。明确：双方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杨大明承包经营上述虾池每年应交纳承包款30012元，并应于当年1月1日前交清；并应于2011年11月1日前，依法定程序将上述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原告名下。若其未主动履行约定义务，同意原告直接申请变更。杨大明还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虾池内的所有水产品捕捞完毕；并应于2017年1月1日，将上述虾池无条件地返还给原告。等等。 2017年7月12日，杨大明出具《承诺书》，载明：2010年10月18日下午，其与下苏村委会就虾池承包问题达成《协议书》，约定承包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在此郑重承诺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将该虾池清空后交付给镇政府和县工作组出租。其实际养殖的115亩虾池，按每年每亩4000元租金（养殖期间为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9月30日）缴交给镇政府代管。逾期未清空的，即视为主动放弃。并特别载明“以上内容均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同日，杨大明通过当地银行账户，向佛县镇政府汇付148000元虾池租金，镇政府出具《收据》确认。2017年9月27日，经漳浦县、佛昙镇两级政府协调，杨大明将上述三口虾池交还给原告管理。 2018年6月12日，被告杨大明以海域使用权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诉称原告下苏村员会应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经本院依法受理后，作出（2018）闽7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杨大明诉讼请求。杨大明不服，提起上诉。后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杨大明上诉，维持原判。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至今仍未履行上述义务，业已构成违约。同时仍占用其中第4号虾池未归还，为此原告保留今后追讨占用费和违约金之权利。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杨大明在答辩期内未答辩，庭审时答辩并反诉称:一、下苏村委会无权主张虾池承包款项。本案涉讼虾池建在原可航行海域范围，权属系国家所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海域、滩涂属于国家所有为一般原则，除外情况为村集体所有。原告并无证据表明其为涉讼海域所有权人，（2018）闽72民初408号以及（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也均回避该问题，并不（妥）当。因此本案原告提出诉求，应先行举证证明其为本案权利人，仅以上述两份判决书，并不能作为原告享有涉讼海域虾池权利来源。二、即使原告有权主张虾池承包款，诉讼请求也不能或全部支持。1.原告诉称按30012元支付虾池承包款，但双方实际履行合同中，原告均按每年每亩5元收取承包金，被告也依此约定交付。故从事实履行行为而言，在多份协议冲突情况下，也应以实际履行支付租金事实，来确定合同履约情况。双方多年来均按此收取与支付承包款的事实，也表明双方实际履行承包款的约定为每年每亩5元，故其不存在拖欠承包金情况。2.原告也清楚被告仅占有涉讼虾池中70%份额（面积），另有30%为杨达成等人享（占）有。因此被告即使支付承包款，也只能按其实际份额（占有虾池面积）的70%支付。3.根据双方1986年公证合同约定，若其不继承承包，虾池按当时价格折价或按承包造价50%折价，由原告赎买。故现原告收走（回）虾池，依约应支付相应折价补偿，对此其也已提出反诉。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原告现诉称主张承包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称承包款的依据为《协议书》，期间为自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支付每年承包金30012元的时间为当年1月1日。而在此期间，双方均按5元每年每亩计收承包金，原告从未向其主张每年30012元的承包款，现原告才起诉催讨，业已超过法定的2年诉讼时效，故原告的起诉（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四、原告诉求变更海域使用权证的主张不能支持。首先，原告无法举证说明其对涉讼海域享有权属，即无权提出变更海域权属登记主张。其次，海域使用权系被告依法办理所取得，行政管理部门也未予撤销，也无司法裁判文书给予撤销，其权属仍归被告享有。再者，海域使用权的取得，应依行政许可而获取，实质为行政许可行为。海域行政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相关申请材料，并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决定是否准予其许可取得。故该行政许可具有特定身份要求，不因使用权人同意转让而受让。简言之，海域使用权的变更，也应依申请并经审查，在完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该行为为行政具体管理行为，也是公共权利行使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否则将存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的情况。倘若司法可以随意变更海域使用权人，在受让使用权人存在诸如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等使用权取得情况，二者发生冲突，司法权无法落实。故而本案海域使用权的行政许可行为，显然并非法院受案范围。据此，原告诉称要求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只能由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故原告本项诉求，应予裁定驳回。同时，杨大明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下苏村委会：1.支付其虾池基建款项20万元（暂计，具体款项待委托相应鉴定机构对案涉虾池基建投资款项给予鉴定后，按50%比例确定）；2.承担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 1986年7月3日，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并办理了公证，约定反诉被告将270亩面积滩涂，发包给反诉原告在内的养殖联合体围建虾池养殖。1988年3月15日，反诉原告个人承继承包合同并继续承包养殖。1994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决定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1996年4月15日，双方再行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再行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2010年10月18日，当天双方分别签订两份《协议书》，就承包期限进行不同的约定。现反诉被告诉求反诉原告支付虾池承包款，反诉原告认为，不管承包期限如何确定，但因双方承包合同一直延续，持续履行。该合同第七条明确“如乙方不继续承包，虾池按当时价格双方协商折价，或按承包基建造价50%折价由甲方购买”。据此，在双方不续租情形下，反诉被告依约应支付给反诉原告承包基建造价50%的价款。因合同约定虾池按时价进行折价，故反诉被告依约负有按时价支付相应承包基建款【具体款项，待委托相应鉴定机构对案涉虾池（第1、2、3、5号虾池）基建投资款项给予鉴定后，按50%比例确定】。为此，请求支持其反诉请求。 针对杨大明反诉请求，反诉被告下苏村委会辩称:一、杨大明反诉诉求与客观事实不符。1996年4月15日，因未按民主议定程序经村民会议决议，双方签订了《补充条款协议书》，将上述虾池的承包期限延至2025年12月31日。自1999年始，下苏村老人协会与村民知悉案涉虾池多次延长承包期限，认为杨大明利用担任村支部书记职务便利，就案涉虾池存在侵占村集体财产问题，要求上级给予查处。2010年10月18日下午，双方经协商后签订《协议书》，重新对上述讼争海域（虾池）权利义务作出约定，明确双方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并就其他相关权利与义务进行明确等等。2018年6月12日，杨大明以海域使用权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2018年10月29日，本院作出（2018）闽7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明确2010年10月18日下午，双方经协商后签订《协议书》（即《后协议书）系双方自愿达成，故“杨大明主张《后协议书》无效，既无法律依据佐证，也与其实际履行《后协议书》事实不符，诉称无理，不予采信。”。2019年4月1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基于上述事实，双方就案涉虾池相关权利义务约定，应以《后协议书》约定为准。二、杨大明反诉支付虾池基建款的诉求，与双方最终协议约定不符，也缺乏法律依据。1.杨大明诉求依据为1986年7月3日，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3条约定，明确杨大明享有合同期满优先承包权；如其不承包，才享有主张基建折价赎买权利。但在1994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进一步载明，杨大明认为垦建虾池投资额大且限期又短见效慢，其方同意继续承包，故承包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也即杨大明已通过延长承包期方式获得相关补偿，而不存在“如方不承包”赎买情形。2.针对案涉虾池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重新作出约定，《后协议书》系双方至今为止最后签订的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其中第1条明确，双方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也即双方自1986年7月3日签订承包合同、1994年12月15日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以及1996年4月15日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而产生的承包合同关系，采用解除方式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以及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杨大明再基于原协议请求履行1986年7月3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的基建折价赎买，无合同和法律依据。3.根据《后协议书》第4条约定，杨大明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向村委会捐赠14万元，作为其因上述承包合同期满后继续承包经营至2010年12月31日的补偿。也即承包合同原约定承包期自1986年1月1日起至1995年12月30日止，原本约定“如方不承包”给予基建折价赎买条款已作出变更，村委会无需给予基建折价赎买，而是杨大明要给予14万元作出补偿。4.《后协议书》第7条还约定，“杨大明应负责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虾池内的所有水产品捕捞完毕，并应于2017年1月1日将上述虾池无条件地返还给村委会，每逾期一日．杨大明应向答辩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00元；”进一步明确杨大明交还虾池是“无条件返还”，不再采用给予基建折价赎买方式收回案涉虾池方式。而且第8条对承包期满除约定优先权之外，也不再有基建折价赎买之约定。综上所述，其方认为，反诉原告杨大明诉求依法不成立，应予驳回。 为支持其本诉诉讼请求与反诉辩驳主张，下苏村委会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1.《协议书》；2.《承诺书》；3.《海域使用权证》;4.厦门海事法院（2018）闽72民初408号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 杨大明质证认为，对证据1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意见。一、该协议系在当地司法（公安）机关以及工作组逼迫下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双方还在同一天签订了另外一份承包协议，即将承包期顺延至2025年的协议。另外，本案当事人仍按每年每亩5元支付承包金，双方实际还是根据最先承包合同来履行。二、即使按该协议，也仅解除1996年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但原经公证的承包合同仍然延续，特别是该合同提到收回虾池时，村委会应按时价双方协商折价或按承包基建造价50%由村委会赎买。三、合同提到海域使用权变更约定，因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该权属取得系行政许可，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不因当事人约定而变更，而应依申请审批而取得，是行政公共管理权利，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对证据2表面真实性没异议，但该《承诺书》系其在县委工作组及当地政府强制介入要求下出具的，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承诺可以反映被告实际只有承包115亩虾池而已，只涉及70%的虾池面积，也只应对该部分虾池承担相应权责，而且承诺书实际上是一种邀约，并无放弃或者变更合同的效力。对证据3“三性”没异议，但海域使用权更名系行政许可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对判决结论有异议，认为两份判决均回避了海域及滩涂的所有者权属，将本属于国家所有的海域及滩涂认定为下苏村委会所有，无任何依据，显系错误。 针对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杨大明辩称与质证意见中，其对本院（2018）闽72民初408号以及（2019）闽民终98号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有异议问题，本院当庭释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5）项与第二款、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法律事实的预决力以及判决主文所确认的既判力，分别作出发生法律效力所确认事实的预决力，以及裁判主文所确认的既判力原则与禁止重复诉讼，应予明察细分。被告若对判决结果不服，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申请再审。杨大明认为，对于法院作出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在两份生效判决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改判前，其方应予尊重。其方是针对法院裁决理由中法院认为部分，针对本诉原告下苏村委会诉称案涉虾池所涉海域使用权属来源有异议。 为支持其本诉辩称与反诉请求主张，杨大明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1.《虾池养殖承包合同》与公证书；2.《补充条款协议书》公证书;3、《补充条款协议书》;4、收款收据;5.《协议书》;6.《承诺书》;7、银行借据。 下苏村委会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三性”与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3合法性以及杨大明引用三份证据意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一、证据1中第3条约定，“如方不承包，虾池按当时价格双方协商折价或按承包基建造价50%折价由方赎买。”也即约定内容为存在合同期满“如方不承包”情形，才适用赎买方式收回案涉虾池。但本案是双方于2010年10月18日签订《后协议书》第1条明确双方是采用协商解除方式，而非承包期满；二、双方在《后协议书》中第7条，重新约定杨大明交还虾池是“无条件返还”，说明不再采用给予基建折价赎买方式收回案涉虾池方式。三、第8条对承包期满除约定优先权之外，也不再有基建折价赎买之约定。据上，因双方协商变更，故赎买不再产生法律效力。四、证据3《补充条款协议书》约定承包期延长至2025年12月25日，因未按民主议定程序经村民会议决议，且杨大明担任村书记职务，故该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和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对2011年1月1日前的收款收据，所涉及的管理费与本案双方诉求无关联。对2011年1月1日后，收取的管理费票据共有4张，每年为1350元，属于虾池管理费而非承包金。如果双方确认管理费可以抵扣承包金，杨大明应该按《后协议书》第5条，其应支付的每年30012元承包款，但不足部分杨大明应如约付清。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一、该协议（即《前协议书》因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经村民会议决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协议违法；二、本院（2018）闽72民初408号以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前协议书》被《后协议书》取代，不再作为双方权利义务履行依据；三、《后协议书》已对案涉虾池权利义务重新作出约定，其中承包期限变更为至2016年12月31日止。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一、其中已经标注是“如经查实”，而非已经确定杨达成、杨小乞占30%的股份；二、佛昙镇政府尚未对股份的情况进行查实并出具相关材料；三、下苏村委会是跟杨大明签订相关的承包合同，杨达成、杨小乞并非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其内部关系与发包方无关，也与本案无关联。双方不是合同期满后，采用协商解除合同关系的方式，终止权利义务。双方最初的协议约定，基建折价赎买是下苏村收回虾池的一种方式，但在《后协议书》中第7条和第8条，对下苏村收回虾池的方式已经重新作出约定，约定杨大明要无条件返还，而不再采用“赎买”方式。对证据7真实性，因其方不是贷款相对方，故真实性由法院审查；而且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意欲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贷款若属实，也无法证明全部用于案涉虾池基建。 下苏村委会主任陈文华当庭述称并确认，案涉4号虾池实际由杨达成、杨小乞在承包养殖使用。1986年，下苏村委会与杨大明以“下苏村养殖承包联合体”名义，签订了承包合同。但是，其对养殖联合体倒底有多少人以及杨达成、杨小乞为何会承包4号虾池，并不太清楚。据其了解，当时开始围垦时可以由外村村民参与，杨达成、杨小乞有到下苏村里合股开发虾池，并跟村委会有一份1986年承包协议，但协议已经到期；紧接均为以杨大明个人名义签订协议，但是4号虾池一直由杨达成、杨小乞占用。 下苏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根据2010年10月18日下午签订的《后协议书》第5条约定，其方诉称案涉虾池从2011年到2016年，案涉全部虾池承包款180072元，按每年承包款30012元计算6年。对于1、2、3、5号虾池，其方已经实际收回；而4号虾池因杨大明主张与杨达成、杨小乞有关，尚未收回。故其在本案中就不再主张收回虾池。但是，其方诉称租金，包括全部案涉1-5号虾池在内。而且1986年7月3日，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一条明确，所有权属于村委会，故其对案涉虾池具有合法权益。杨大明辩称案涉虾池属于国家的说法错误，双方在签订承包协议书时已明确，讼称虾池属于新围垦的滩涂，而滩涂所有权属于下苏村所有。而且在生效（2018）闽7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第30页，已经在法律上进行分析，并确认1986年下苏村有权将村集体所有的新围垦滩涂发包给杨大明经营。对此在（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中第20页，也确认了杨大明主张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是基于其与下苏村委会所签订的合同，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也是基于承包合同，也即两份生效判决书均从法律上确认了村委会有权发包。针对被告辩称提到的杨达成、杨小乞占有30%的股份，首先，被告仅提供《承诺书》，而其内容已经注明说，“如经查实”，现无相应的查实资料进行佐证。其次，被告杨大明引用408号判决书第25页内容，但仅是列明协议、承诺书的内容，并未对《承诺书》中杨达成、杨小乞占有30%的股份作出认定，杨达成，杨小乞是否占有30%的股份，应当由本诉被告进一步举证说明。而且协议是杨大明个人签订，故租金应该由杨大明承担。其方根据与杨大明签订的承包协议主张权利，故不存在遗漏共同被告或第三人问题。之前双方合同约定的承包金，也实际均由杨大明交纳。针对本诉被告当庭辩称主张的诉讼时效，希望法院给其方一个补充提交证据的时间。另外，408号判决书第23页，证明当时村民有主张虾池租金的问题；判决书第25页，证明在2016年12月12日，村委会有向杨大明下发《通知》，要求依法履行约定，也构成时效中断。对于反诉，因第一次承包时间较短，不利于承包方收回投资，故下苏村同意在不继续承包的情况下，采用赎买的方式收回虾池。但此后已多次延长承包期，且在2010年10月18日下午签订的《协议书》第7条、第8条，已经约定虾池收回系无条件返还，故不存在赎买问题。 杨大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下苏村委会主张对案涉虾池的权属，无法律依据；且虾池养殖面积为169亩，涉及杨大明的部分虾池只有115亩，也即占70%，故本诉原告诉称案涉虾池租金，不能按照全部虾池面积来计算。而且依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相关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不应由本案双方来约定权属的归属，双方在签约时显然存在误解。当初在围堤建设虾池时，实际涉及4号虾池，面积54亩，占全部虾池面积的30%，由杨达成、杨小乞投资新建、占用、经营管理，该事实下苏村委会清楚。双方发生纠纷时，村民也有找杨达成、杨小乞要求收回。故本诉原告主张租金，即使权属没问题，也不能要求被告杨大明承担全部租金，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也均应该由杨达成、杨小乞承受。双方签订《后协议书》，并非本诉被告杨大明的真实意思体现。而且通过本诉原告提供证据，可以清楚表明自2011年1月1日起，杨大明就应当交纳承包金，但原告一直也未催促，故本诉原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应该意识到一个权利保护的时效问题。反诉部分，杨大明主张基建款暂定20万元，根据1986年承包合同约定，主张即便按照1986年贷款14万元，全部用于建造的5口虾池。然后其方向法院申请进行鉴定，但为法院通知不予准许。其方另行有委托进行鉴定，但鉴定结果还未出具。 根据双方以上举证材料、质证意见与庭审陈述，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下苏村委会举证材料，杨大明对证据1、2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意见，认为非属其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另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本院（2018）闽72民初408号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业已就证据1、2的证明效力与证明对象作出认定；而杨大明对证据3、4的“三性”无异议，故对其证明力对予以确认，可以证实双方曾签订《协议书》，以及2017年7月12日，杨大明作出《承诺书》的事实；同时证实杨大明为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的使用权人，并因案涉虾池承包养殖纠纷，诉诸本院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业经依法裁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事实。 杨大明举证材料，下苏村委会对证据1、2“三性”与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3合法性以及杨大明引用三份证据意欲证明的内容（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以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另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以及“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可以证实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以及《补充条款协议书》并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以及1996年4月15日，双方再行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约定将承包期限再行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止的事实。下苏村委会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和关联性有异议，因2011年前交纳的管理费虽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但可以合理说明杨大明自其承包案涉虾池后，依据承包合同以及《补充条款协议书》的约定，曾经向下苏村委会支付管理费的事实。下苏村委会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因本院（2018）闽72民初408号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也已就其证明效力与证明对象作出认定，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实双方在2018年10月10日，尚且签订有另一份《协议书》的事实。下苏村委会对证据6《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实际涉及其诉称虾池承包款中，是否应从中剔除非未杨大明实际占有、使用的4号虾池，即30%虾池面积应否计算问题，而非《承诺书》是否真实与本案有无关联。结合本案下苏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陈述以及本院其他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与采证。证据7有原件可供核对，结合本案其他关联证据，可以证实案涉虾池系由下苏村集体所属滩涂围垦，原由养殖联合体贷款建设而来；后转由杨大明承包并负担自行归还到期贷款本息，对此本诉原告下苏村委会证据1《协议书》已有明确陈述，故本院予以确认采信。 根据本院对双方举证材料的分析、认定，结合双方庭审中陈述、（2018）闽72民初408号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本院查明、确认如下事实： 1986年7月3日，杨大明时任下苏村党支部书记，以其个人为代表的9人养殖联合体（乙方）与下苏村委会（甲方）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1、具体载明案涉虾池四至范围、面积；2、承包期限为10年，自1986年1月1日始至1995年12月30日止；3、承包期间，自1986年1月1日起，乙方必须向甲方上缴承包款每亩每年5元，每年合计1350元；自1991年1月1日起，乙方必须向甲方上缴承包款每亩每年10元，每年合计2700元；款项限于当年12月30日前交清，甲方收款后必须出具收款凭证。双方尚就违约责任、其他相关权利义务等进行约定。1986年7月9日，漳浦县公证处对前述《虾池养殖承保合同》，出具了（86）浦公证内字第381号公证书。 1988年3月15日，双方签订《认定书》，载明关于（鉴于）杨大明公证贷款围埭（堤）给村使用，其个人有一定的顾虑，为此确认：1.以后公证处和银行单位确定，不认他人及村委会，杨大明有权收回此虾池，按公证合同使用；2.在天灾及水质造成难以养殖的情况下，经双方协商，可以再延长承包时间。 1994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称：因当时属新开发的滩涂地，经验不足，现甲方根据1987年度签订的合同【详见（87）浦证内字第403、404、405号公证书】和考虑乙方（杨大明）（围）恳建（设）虾池投资额大、期限又短、见效较慢的实际情况，经村两委研究同意乙方继续承包，现双方协商一致就原合同中有关条款进行补充，一、将原合同第二条承包期限延期为21年，即继续从199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二、将原合同第三条补充为：乙方自1996年1月1日起每亩每年5元，每年合计1350元，款项限于当年12月30日前交清，甲方收款后应出具收款凭证交付乙方收执，以备查考。三、双方应按原合同其他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分别承担和享受。1995年1月13日，漳浦县公证处出具（95）浦证内字第047号《补充条款协议公证书》。 1996年4月15日，双方再行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规定，双方于1986年7月3日签订《虾池承包合同书》并经公证【详见（86）浦公证内字第381号公证书】，以及于1994年12月15日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并经公证【详见（95）浦证内字第047号公证书】。现甲方根据95年度所签订的合同【详见（95）浦证内字第1232号、（96）浦证内字第0042号公证书】和考虑到该三口虾池同年恳建，投资额大与权利义务应相同的实际情况，经村两委研究同意乙方继续承包。为此双方协商一致，就《补充条款协议书》中有关条款进行补充，一、将原《补充条款协议书》第一款中承包期限继续延长9年，即自198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二、本协议作为“原合同”第二条款、原《补充条款协议书》第一款的补充，双方应按原合同和原补充条款协议书（的）其他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分别承担和享受。 2006年10月12日，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根据杨大明提交的申请书与相关材料，审核后颁发了漳浦县人民政府国海证063563065号案涉虾池《海域使用权证书》，载明：海域使用权人为杨大明，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池塘养殖，用海面积169亩，使用终止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海域使用权登记编号为35062320060065。其中“年度审查”中记载，有效期截止日期为自2006年10月30日始，至2013年12月31日止，海域使用金已根据浦政【2005】5号文件规定缴纳。 另查明：自1999年始，下苏村老人协会与许多村民知悉案涉虾池多次延长承包期限后，即以杨大明担任村支部书记职务之便，与时任两名村委会主任恶意串通，通过零租金霸占集体所有的案涉虾池，导致村集体与村民利益严重受损为由，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相关问题。但当地群众反映的案涉虾池纠纷，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直至2009年，当地村民再行多次自发组织村民去福州、北京等地进行上访，要求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查证事实，追究相关责任人职务侵占责任，撤销承包协议，归还村委会集体进行（公开）投标，并比照当地虾池逐年正常承包价，向杨大明追补案涉虾池前14年租金，归村集体所有。 2010年6月2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以闽信复函访（2010）857号《信访事项告知单》，告知当地村民信访代表，称：村集体虾池权属问题的信访事项，属于海洋渔业部门职权管辖范围，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该局将信访事项及来访材料转送漳浦县海洋渔业局处理。并随文抄送福建省海洋渔业厅、漳州市信访局、漳浦县信访局、漳浦县海洋（渔业）局。为此，2010年8月30日，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以浦海渔信访复字【2010】03号《关于佛昙镇下苏村民杨文章等人反映海域滩涂使用权办证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与此同时，漳浦县政府专门成立跨部门联合调查组，负责处理案涉虾池矛盾纠纷。 2010年10月18日上午，双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前协议书），载明：一、双方同意继续履行《虾池养殖承包合同》以及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同意乙方的承包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止；二、乙方同意补交甲方虾池租金90万元，具体付款时间为2011年元月30日前缴纳30万元，2017年元月30日前缴纳30万元，2020年元月30日前缴纳30万元；三、其他权利义务按原《虾池养殖承包合同》及《补充条款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四、因本协议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及村两委共同研究决定，符合《村民组织法》的规定，双方关于虾池承包的事项以本协议为准；五、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因部分村民对《前协议书》约定的延长承包期限有异议，故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为此，经漳浦县跨部门联合调查组通知，2010年10月18日下午，下苏村委会（甲方）与杨大明（乙方）重新在调查组借助漳浦县公安局110办公大楼处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后协议书），明确：经下苏村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双方协商一致，就上述虾池承包经营等相关事宜签订本协议：一、双方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二、甲方同意乙方虾池承包经营至2016年12月31日，承包经营期间由乙方负责维护与费用。三、下苏村养殖承包联合体因围建案涉虾池在1988年2月5日后尚欠全部债务，由乙方负担。四、乙方自愿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向甲方捐赠14万元，作为乙方因上述《虾池养殖承包合同》期满后，继续承包经营至2010年12月31日对甲方的补偿。五、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乙方承包经营案涉虾池，每年应向甲方交纳承包款30,012元，且每年承包款应于当年1月1日前交清。六、乙方应于2011年11月1日前，依法定程序将案涉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甲方名下。若乙方未主动履行本条第一款约定义务，乙方同意甲方向漳浦县人民政府及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将案涉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甲方名下。七、乙方应负责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案涉虾池内的所有水产品捕捞完毕；并应于2017年1月1日，将虾池无条件返还甲方，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八、至2016年12月31日承包期满，如甲方继续发包，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同时，佛昙镇政府、下苏村委会出具《承诺书》，并分别签名、盖章，以示确认。载明：本村委会与杨大明签订的《协议书》中，如经查证杨达成、杨小乞占《协议书》中虾池的30%股份属实，且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由本村委会及佛昙镇政府负责处理。2010年10月28日，杨大明根据其占案涉虾池养殖股份70%比例，向下苏村委会支付了98,000元捐赠款。为此，下苏村委会出具福建省村集体专业收款票据予以确认。 在此期间，杨大明依然按照每年每亩5元向下苏村委会交纳虾池管理费1350元，为此下苏村委会出具《福建省村集体专业收款收据》予以确认。其在2011年—2016年间，分别于2011年4月19日、2015年11月19日、2016年11月21日与22日，向下苏村委会交纳虾池管理费。直至2016年12月12日，下苏村委会向杨大明下发《通知》，要求其依法履约，否则所产生的责任自负，并将前述《后协议书》与《通知》在杨大明住所处予以张贴、拍照留存。 2016年12月30日，佛昙镇委员会、人民政府下发浦佛委【2016】110号《关于成立佛昙镇下苏村虾池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组的通知》，专门就案涉虾池纠纷成立工作组。但是，前述约定期限届满后，杨大明并未严格按照上述《后协议书》约定履行，包括其应于2011年11月1日前，依法定程序将案涉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下苏村委会名下的义务；以及于上述约定期限内将虾池内所有的水产品捕捞完毕、返还虾池或者支付逾期违约金等义务。同时，下苏村委会也未向漳浦县人民政府及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将案涉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自身名下。 2017年1月1日，下苏村部分村民自发聚集至案涉虾池处，使用沙包、空心砖以及石块等堵塞虾池水道进出口（涵洞），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在此过程中，杨大明雇请人员劝阻村民无果后，即行录像、拍照存证，显示部分村民参与了堵塞行为。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佛昙镇委员会、人民政府及时派员至案发地点，同时通知下苏村委会及时疏散、劝解、制止群众采取过激行动。2017年1月2日与3日，下苏村委会雇请养殖承包户进行清理，并支付了2,600元费用。因村民杨振福参与了堵塞行为，2017年3月1日，杨大明以杨振福为被告提起诉讼，本院以（2017）闽72民初135号海域使用权纠纷立案审理。2017年6月7日，杨大明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撤回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2017年7月12日，杨大明出具《承诺书》，载明：2010年10月18日下午，其与下苏村委会就虾池承包问题达成《协议书》，约定承包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在此郑重承诺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将该虾池清空后交付给镇政府和县工作组出租。其实际养殖的115亩虾池，按每年每亩4000元租金（养殖期间为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9月30日）缴交给镇政府代管。逾期未清空的，即视为主动放弃。并特别载明“以上内容均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杨大明在《承诺书》上签名并加按手印确认。同日，杨大明通过当地银行账户，向佛昙镇政府汇付148000元虾池租金，佛昙镇政府出具收据确认。2017年9月27日，经漳浦县、佛昙镇两级政府协调，杨大明将上述第1、2、3号三口虾池以及第5号进水池（入水口）交还给下苏村委会管理。 2018年5月15日，下苏村委会召开两委会议，就案涉讼争169亩虾池进行民主表决处理，明确：1、将其中115亩（第1、2、3号）虾池按农业户口平均分配，提交村民大会表决处理，另54亩案外人养殖（第4号）虾池由村委会保留，待后协商解决；2、做好本村农业户口系统核对、公示内容、宣传工作；3、决定村民代表大会时间等相关事项。村两委成员分别在会议记录中签名确认。2018年5月19日，经下苏村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就前述虾池处置进行表决，明确：1.第4号虾池暂由村委会管理，日后配合上级政府再行决定处置方案，并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2.第1、2、3号虾池，按全村农业户口平均分配到各村民小组，自主经营管理，自行制定分配方案；3.第5号虾池为入水口，由各村民小组统一管理。与会代表分别在表决意见代表栏中签名、加按手印确认。6月1日，下苏村两委再行召开会议，就前述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事项与内容进行细化、明确，佛昙镇政府、派出所、边防所分别派员与会。随后，分配得到虾池的各村民小组（顶基点、下社、顶社）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明确了虾池位置、承包租赁期限、租金等相关事项进行公告。被告杨碧海、陈志益、陈加法分别标得，并分别与其各自所在村民小组签订《虾池出租合同书》，具体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 2018年6月12日，杨大明以下苏村委会为被告，在本院东山法庭提起诉讼，本院以（2018）闽72民初408号海域使用权纠纷立案审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杨大明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杨碧海、陈志益、陈加法为该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也已准许。2018年10月29日，本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杨大明诉讼请求。杨大明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4月1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尚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杨大明举证材料，显示：杨大明分别根据前述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与《补充条款协议书》《后协议书》约定，按照每年每亩5元，分别交纳了1995年与1996年270亩“虾池地皮管理费”1350元、1998年160亩800元，以及2009年与2010年270亩“虾池管理费”1350元。2011年以后，杨大明再行按照270亩与每年每亩5元计算，分别于2011年4月19日、2015年4月19日、2016年11月21日以及22日，继续交纳“虾池管理费”1350元。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海域使用权纠纷，根据双方举证材料均为承包合同、协议书与补充条款协议书等，而且双方庭审中共同确认案涉虾池围垦之前为村集体所属滩涂海域，属于可通航水域；围垦建造虾池后，该海域即无法通航。鉴于杨大明持有《海域使用权证书》，并以此为据，为此成讼。经庭审查明，案涉争议实际属于虾池承包合同纠纷，而非属“海洋及通海可航水域”中海域使用权纠纷。鉴于案涉虾池界址以及《海域使用权证书》所载“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池塘养殖，故本案案由应认定为“海域使用权纠纷”。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1.本诉原告诉称案涉虾池，是否有合法的权利来源；2.本诉原告诉称的（1）承包金及其相应利息，以及（2）将《海域使用权证书》交付至下苏村委会保管，并履行协助办理变更登记义务，是否有法律与事实依据；3.本诉原告诉称的承包款给付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反诉原告诉称是否有事实法律依据问题。 根据双方以上诉辩主张、举证材料、质证意见以及庭审中陈述，围绕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处理： 1.关于本诉原告对案涉虾池，是否有合法的权利来源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包括：（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荒地、滩涂等；…。”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与第三款进一步明确，“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单位使用，国家保护他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集体使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四十八条明确，“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该法第六十条也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故1986年7月3日，下苏村委会依法有权将村集体所有的新围垦滩涂发包给原告杨大明经营。据此，双方签订的案涉承包合同与补充条款协议书，业经当地公证处公证，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作有效认定。 随后，双方又分别于1988年3月15日签订认定书、于1994年12月15日再行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明确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并办理了公证手续。及至1996年4月15日，双方又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将案涉虾池养殖承包合同期限再行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止。在此期间，杨大明就案涉虾池提交海域使用申请书与相关材料，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审核、认定。2006年10月12日，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列用途确定”第（一）项“养殖用海十五年”规定，漳浦县人民政府为此颁发了《海域使用权证书》加以登记、确认，明确杨大明为案涉海域使用权人，批准使用终止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止。以上事实均查证属实，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虾池所有权属于下苏村委会。而且依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建立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依法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也明确，“因海域使用权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物权法第三十二条也明确，“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鉴于双方案涉纠纷由来已久，并经多次当地人民政府协调、当地地方人民法院诉讼裁判、本院及其二审法院审理裁判，双方依然纠纷不断，诉讼不止。现本诉原告下苏村委会依据其与为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登记使用权人杨大明，2010年10月18日，双方签订有《后协议书》，杨大明违反第五条以及第六条约定义务，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下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且本诉原告下苏村作为案涉虾池界址所在一级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与合同相对人，本身依法对集体财产负有法定管理职责。故其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属于正当当事人，应予确认。本诉被告杨大明本项辩称无理，不予采信。 2.关于本诉原告诉称的（1）承包金及其相应利息，以及（2）将《海域使用权证书》交付至下苏村委会保管，并履行协助办理变更义务，是否有法律与事实依据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闽72民初408号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98号民事判决书，业已就双方于2010年10月18日签订的前后二份《协议书》与《承诺书》效力，作出明确认定与裁判，确认双方于当日下午签订的《后协议书》与《承诺书》合法有效。由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以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无论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生效裁判已确认案涉事实的预决力，或者依据裁判拘束力，以及民事诉讼理论中“争点效”，一方当事人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均不得再行反言。由此，本院再次声明、确认本诉原告诉称依据的《后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本诉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故而本院作如下认定、处理： （1）关于本诉原告诉称承包金及其相应利息问题；本诉被告杨大明辩称，应按5元/年管理费及其实际承包占用70%海域使用面积计算；且其业已支付部分管理费，也应从中扣除。本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义务。”该法第一百零七条明确，“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金，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对当事人单方要求变更承包金的，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七条明确，“本规定所称承包金，是指承包方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交纳的款项、实物或者应当履行的劳务。”因双方《后协议书》第五条与第六条载明，“五、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乙方（杨大明）承包经营案涉虾池，每年应向甲方（下苏村委会）交纳承包款30,012元，且每年承包款应于当年1月1日前交清。六、乙方（杨大明）应于2011年11月1日前，依法定程序将案涉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甲方（下苏村委会）名下。若乙方（杨大明）未主动履行本条第一款约定义务，乙方（杨大明）同意甲方（下苏村委会）向漳浦县人民政府及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将案涉虾池所占的169亩海域使用权证，变更至甲方名下。”以及下苏村委会与佛昙镇政府出具的《承诺书》明确，由其负责处理。故本诉原告诉称承包款给付，事实有理，于法有据，本院应予以支持。 但是，杨大明虽持有案涉全部海域使用权属证书，但仅实际占用承包经营虾池面积为讼争海域的70%（1、2、3号虾池与5号进水池，实际养殖虾池面积为115亩），另外30%虾池（4号虾池面积为54亩）由案外人杨达成、杨小乞等人承包使用，对此本院生效判决业已查证确认，本诉原告法定代表人也予以当庭承认。故本诉原告主张按全部证书载有的涉案虾池面积计算，无事实依据佐证，故本院可予以认定、支持承包金额为30012元X70%X6=126050.40元。因案涉《后协议书》载明为每年交纳承包款，而杨大明举证收款收据为虾池管理费，虽然名义上分属不同性质的款项，但结合下苏村委会此前收取并出具收据载明款项用途也均为“虾池（地皮）管理费”，该款项实际应为虾池承包款。而且经公证生效的《虾池养殖承包合同》与《补充条款协议书》也均明确为“上缴（交）承包款每亩每年5元，每年合计1350元。”对此本诉原告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杨大明在此期间已实际交纳下苏村委会的四年虾池管理费1350元X4=5400元，故杨大明应支付（交纳）承包款为120650.40元。 另外，本诉原告现诉称自其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双方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2）关于将《海域使用权证书》交付至下苏村委会保管，并履行协助办理变更义务问题；本诉被告杨大明辩称，本诉原告本项诉求属于行政许可行为，不属于本院受案范围。本院认为，是否准予办理变更或者应否另行授权准许，方属于当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范围。而因双方《后协议书》明确杨大明负有如期办理海域使用权证变更义务，故本诉原告本项诉称，约定在先，查证属实；而且协助办理变更权证手续，附随于双方承包合同项下约定义务，明确属于本院裁判范围。故杨大明本项辩称无理，不予采信。 3.关于本诉原告诉称的承包款给付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诉被告杨大明辩称业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故应予驳回。本院认为，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双方虾池养殖承包合同关系自始至终存续，期间历经当地群众信访、上访、漳浦县委与县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协调，直至本院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当地镇政府协调后杨大明归还其所承包占用的案涉虾池。而且案涉双方因签订相关虾池养殖承包合同发生的海域使用权纠纷，有别于其他普通民商事合同纠纷，实际应属“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范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业已明确。本案双方于2010年10月18日分别签订前后二份《协议书》后，均未依据前后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期间杨大明又分别于2011年度、2015以及2016年度内支付虾池管理费，由此说明其主动部分履行了案涉纠纷合同项下约定的款项交纳义务，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况且在双方签订二份承包期限与承包金内容不一的《协议书》后，尚未依法经适格法院生效裁判确定效力的情形下，殊难谓双方应以何份协议为准履行各自义务，行使权利。直至2016年12月12日，下苏村委会将前述《后协议书》与《通知》在杨大明住所处予以张贴、拍照留存，催促杨大明履行《后协议书》，可以证实下苏村委会主张权利，至此依法业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此后当地村民自发聚集，采用砂石、砖块、条石围堵虾池进出口排水道，及至诉诸本院审理相关纠纷案件。故此，本院认定，本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诉被告杨大明本项辩称无理，不予采信。 4.关于反诉原告诉称虾池基建款20万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问题。反诉被告辩称，反诉原告杨大明的诉求不成立，诉求无合同依据，双方对虾池的收回方式已经重新作出约定，不再采用赎买方式；而且杨大明也未对基建投入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故应依法驳回反诉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明确将村集体所属一处滩涂发包给养殖联合体基建虾池，发展养殖对虾生产；并明确承包期限为10年，从1986年1月1日起，至1995年12月3日止；基建虾池、购买虾苗、饵料等所需工本费概由养殖联合体承担；承包期间，该围埭的堤岸和涵洞，由养殖联合体负责加固维修、管理和养护及兼营排洪闸的排涝纳水，工本费均由养殖联合体自理；并明确合同期满，下苏村委会如再行发包，在同等条件下，养殖联合体有优先承包权。如不继续承包，虾池按当时价格双方协商折价，或按承包基建造价50%折价由下苏村委会赎买。由此可以合理证实由村集体所属沿海滩涂，发包后经承包方基建开发为虾池养殖，势必需要支付相应的围埭建设开发费用。1994年12月15日，双方继而签订《补充条款协议书》，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并办理了公证手续。1996年4月15日，双方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再行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因村民对此不满，至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与相关联诉讼，导致当地政府专门成立协调工作组处理双方纠纷。但因双方于2010年10月18日分别签订了二份内容不一的《协议书》，致而进一步引发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因经本院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后协议书》，载明在此期间，养殖联合体尚有银行贷款本息未还、杨裕芳中标交纳承包金30012元承包金后，却又未与下苏村委会签订养殖承包合同。为此由杨大明承包经营，并转承欠付银行本息15万元义务以及代为下苏村委会退还杨裕芳30012元，对此杨大明并提交银行贷款借据佐证，可以合理证实杨大明为养殖虾池建设开发支付了相应费用。 但是，本院认为，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杨大明直至本案开庭审理后辩论终结前，仍未进一步明确其为此支付基建虾池围堤、开发具体费用，属于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根据双方1986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一条与第七条约定，明确本承包合同项下承包期限为十年，合同期满，甲方（下苏村委会）如再行发包，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杨大明）有优先承包权。如乙方不继续承包，虾池按当时价格双方协商折价，或按承包基建造价50%折价，由甲方赎买。由此说明双方均已充分考虑到虾池围建与养殖本身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以及回报率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故在本轮承包期满后，若非由杨大明续包，则按照当时价格协商折价，或者按照承包基建造价50%折价，由下苏村委会赎买，以便继续对外另行发包。故双方约定赎买的前提在于本轮承包期届满后，非由杨大明续包的情形，否则并不适用本条。而且根据双方1994年12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并办理了公证手续，明确“考虑乙方垦建虾池投资额大限期又短见效慢的实际情况”，将承包期限延期21年，即继续从199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说明下苏村委会业已通过延长承包期限的方式，予以杨大明补偿。再次，根据双方2010年10月18日下午最终签订的《后协议书》第一条与第七条约定，明确解除双方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协议书》；并明确“乙方应负责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虾池内的所有水产品捕捞完毕，并应于2017年1月1日前将上述虾池无条件地返还给甲方，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可见，双方办理交接虾池时，无需再行按当时价格折价或按基建承包基建造价50%折价。最后，根据杨大明本人2017年7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其承诺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将该虾池清空后，交付给镇政府和县工作组处置，并未提及折价问题。2017年9月27日，漳浦县工作组与佛堂镇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协调，杨大明将上述第1、2、3号三口虾池以及第5号进水池（入水口）交还给下苏村委会管理。故本院认定，反诉原告诉称的虾池基建款，无事实依据佐证，反诉无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杨大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本诉原告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案涉虾池承包款120650.40元，以及该款项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本诉被告杨大明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案涉编号为063563065《海域使用权证书》交付给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保管；同时履行配合本诉原告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办理案涉虾池海域使用权人变更登记的义务； 三、驳回本诉原告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反诉原告杨大明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3901元，由本诉原告告福建省漳浦县佛昙镇下苏村民委员会负担1287元，本诉被告杨大明负担261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反诉原告杨大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周诚友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林倩 代书记员 吴培佳 附：本案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履行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