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藏民终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万荣，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国军，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申酉，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利，西藏法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冯聚红，   上诉人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与被上诉人冯聚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2017年11月29日西藏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藏04民初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不服，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提起上诉，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藏民终1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藏04民初1号民事判决，发回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审，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8）藏04民初4号民事判决。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不服，上诉到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新平、李国军、张申酉、李万荣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利，被上诉人冯聚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04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冯聚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大量确凿证据和铁定的事实，枉法裁判。1.在合伙关系的认定上，一审法院对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事实刻意回避，作出含糊不清的认定。2.在解除合伙关系上，一审法院却以“无法准确界定原、被告之间合作进行生产经营的性质及各自所占份额”为由，作出不予解除合伙关系的裁定，明显不当。首先，合伙是合伙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杨新平等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冯聚红都一致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且双方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和法律规定其他情形（《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款中：公务人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经营性活动）”之规定，虽然此案中李万荣和张申酉系参工之前参与合伙，但现在一审法院应当解除其合伙关系。再次，关于合伙性质的问题。杨新平等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冯聚红已经明确口头约定“谁有钱就多入股”，该约定足以说明合伙关系成立。关于合伙份额的问题，杨新平等四上诉人的份额明确，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定，但被上诉人冯聚红在能够提供其入股份额证据的情况下拒不提供（合伙账号系冯聚红名下的银行卡账号），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导致一审判决显失公正。杨新平等四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与被上诉人冯聚红在合伙期间签字确认的收入明细表，以此可以举证证明合伙期间收益共计3,713,295元。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能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以双方财务混乱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明显错误。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情况，合伙期间的收支一直由被上诉人冯聚红负责及掌控，故冯聚红提供的支出证据，均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四上诉人均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无法对其进行支出扣减。另，被上诉人冯聚红始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其实际投入股金额，故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冯聚红针对四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没有严格审查立案的实质条件和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导致立了假案或错案。二、一审法院无视证人证言，不提审证人，不调查取证，司法鉴定和审计两个途径行不通时，判决冯聚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明显错误。三、四上诉人针对冯聚红的反诉请求，才在开庭时提交了四上诉人在合伙期间的所有支出和冯聚红负责期间的所有收入原始账目凭据，但拒不提供冯聚红管理期间所有支出情况原始账目凭证。该案合伙期间为四至五年两个阶段，因此应当全面反映碎石场经营期间的收支、盈亏状况。四、在四上诉人拒不提供冯聚红经营管理期间所有支出情况原始账目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调查了当地百姓和碎石场工人20多人，较深入真实的了解了碎石场的经营状况，也能足以证明碎石场最终亏损的事实。五、关于解除合伙关系的问题。四上诉人虽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但前提系其拒绝提供和隐藏合伙原始账目凭证及《各股东股金股权分配比列及权属》等证据以骗取合伙收入，逃避合伙期间的债务清偿义务。六、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冯聚红一直控制着碎石场资金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2012年碎石场购置设备和建场费用一部分，都是冯聚红把钱交与杨新平和张申酉，由杨新平、张申酉和李国军联系购买。从建好场之后，股金就使用完了，碎石场资金链一直处于断裂状态，公卡处于空卡状态，经常靠借钱融资，并且在杨新平2015年走时实际还欠生产成本外债至今。七、四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股东向冯聚红支付股金汇总表》及《冯聚红2013年至2016年12月总收入明细表》，因无法充分证明合伙经营期间案涉碎石场的实际收入和开支情况，均不能作为退还本金及分取红利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新平等四人与冯聚红之间的合伙关系；2.由冯聚红向李国军支付投资款691,500.00元及红利1,448,185.00元；3.由冯聚红向杨新平支付投资款378,459.00元及红利779,792.00元；4.由冯聚红向张申酉支付投资款394,205.00元及红利816,925.00元；5.由冯聚红向李万荣支付投资款326,500.00元及红利668,393.00元；6.案件诉讼费、律师代理费120,000.00元由冯聚红承担，以上合计5,623,959.00元。   冯聚红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与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解除合伙关系后进行债权债务清算，亏损总计324,156.00元。李国军按合伙比例25.19％承担合伙债务81,654.80元；杨新平按合伙比例l3.49％承担合伙债务43,728.60元；张申酉按合伙比例13.44％承担合伙债务43,566.50元；李万荣按合伙比例10.81％承担合伙债务35,041.20元；2.本诉与反诉费用及反诉律师代理费80,000.00元由杨新平等四人承担；3.在（2017）藏04民初1号案件庭审中冯聚红追加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冯聚红占合伙股份为37%。   一审认定事实：集体成立的合法砂石料加工场，后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村民委员会将该砂石料加工场转租给本村村民益西、索朗旺堆及通麦村村民尼玛次仁，2012年8月13日，冯聚红与益西、索朗旺堆、尼玛次仁签订了《西藏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沙石料场碎石开采加工协议》，由冯聚红承包西藏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沙石料场碎石开采加工工程，索朗旺堆、尼玛次仁由尼玛次仁之父王天国代签并具体负责结算，砂石料加工场承包费为每卖出一立方米砂石料提成10.00元方式支付，并约定原材料、加工后的砂石料均由加拉村车队负责运输，运费根据距离等实际情况而定。李国军、张申酉、杨新平、李万荣与冯聚红系战友兼老乡关系，双方口头约定“谁有钱就多入股”，但并未形成协议或合同等书面材料，也未制定财务制度，对入股份额、经营管理方式、盈利分配、亏损承担均无明确约定。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5月1日，李国军、张申酉、杨新平、李万荣相继以存入专用账号、现金、原始票据（即购置砂石场所用车辆等形成的票据）等方式入股，李国军入股金额为688,400.00元、张申酉入股金额为362,205.00元、杨新平入股金额为368,659.00元、李万荣入股金额为295,500.00元。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杨新平负责碎石场工作，2015年2月后至今由冯聚红负责。在合伙经营期间，原、被告双方未进行全面结算，亦未厘清砂石料加工场盈亏状况。2013年5月13日至2015年8月，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向冯聚红支付碎石场日常开销资金74,300.00元。2013年至2015年2月杨新平总支出2,162,998.69元，其中其自用21,076.46元。   经营期间，砂石料加工场以第三人赵晓峰（与冯聚红系同学关系）的名义在薛周进担保下，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型号320D卡特挖掘机一台，价值1,218,760.49元、保险费37,684.00元、手续费1,000元、徐州至兰州运费17,700.00元，另向高庆会支付运费8,500.00元。其中杨新平、李国军以砂石料加工场经营收入支付了2014年11月份挖掘机按揭款30,000.00元，并于2014年12月5日支付林宏加油站柴油款103,350.00元，该挖掘机现由薛周进保管并使用。   2016年年底，双方当事人对合伙期间的帐目进行过清算，但针对碎石场的盈亏情况未清算清楚。   2017年4月26日，经冯聚红当庭申请，要求对合伙期间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折价评估，同时对债权债务进行综合评估，以此得出合伙期间盈利或亏损的情况。2017年8月9日，四川鹏程司法鉴定所以送检材料无完整的会计核算记录、均是零散的原始材料等为由，做出无法核实合伙期间的收入情况和经营支出情况的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   1、关于合伙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第一，合伙协议是合伙成立的基础，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与被告（反诉原告）冯聚红之间未签订合伙协议，虽然原、被告双方均承认订立了口头协议，但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原、被告双方对口头协议就如何入伙、入伙所占份额及合伙成立后如何管理、如何经营、如何分配盈利、如何承担风险均未作约定；第二，出资（包括其他方式）是合伙人的基本义务，也是其取得合伙人资格的前提，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的入伙方式为现金，虽然原、被告双方对入伙金额存在争议，但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所投入资金具体金额，此并非本案关键，本案的关键在于冯聚红是否履行了入伙义务，以何种方式入伙，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冯聚红所占比例。经审查，冯聚红认为其系资金入股，入股资金均系银行卡转账，并提交了冯聚红名下尾号为“35973”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1日冯聚红为办建通加村碎石场在专用股金帐户入股情况和在专用股金帐未开前办理碎石场花费情况整理统计表》等复印件及冯聚红自行制作并无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全体或其中某一人的签字《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1日冯聚红为办建通加村碎石场在专用股金帐户入股情况和在专用股金帐未开前办理碎石场花费情况整理统计表》佐证，但冯聚红在能够提供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进行审查而未提供，同时结合本案在案其他证据均无法佐证冯聚红存在以资金方式入伙的具体金额；四原告主张冯聚红以承包经营权方式入股，并以冯聚红提交的《西藏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沙石料场碎石开采加工协议》予以证实，结合冯聚红申请林芝中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况及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承包费用交纳方式，一方面承包经营权仅系商业机会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承包经营权及承包费用直接与生产经营状况挂钩，无法独立出来确定入伙份额，再一方面杨新平等四人也未协商冯聚红确定各自所占份额；第三，合伙人必须共同从事经营活动，以合伙为职业和谋生之本。合伙人之间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关系，本案中，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本院前后两次审理查明的事实看，除杨新平、冯聚红和李国军从事了相关的管理和原、被告双方在杨新平离开砂石料加工场仅进行简单交接未结算外，其他当事人并未参与合伙的相关管理事务，亦未以月、季度或年为单位协商，并根据协商结果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方法；第四，合伙从事的行为一般是具有经济利益的营业行为，无论是民事合伙还是商事合伙，合伙人的目的都是为了营利，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及被告（反诉原告）冯聚红并未严格按照财务规定以月、季度或年为单位进行收支结算，以明确生产经营期间盈亏；第五，原、被告双方亦未主张冯聚红以其他方式入伙，且对冯聚红以其他方式入伙所占份额进行确定。综上，因原、被告双方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合伙关系属于人合性还是资合性及五人在合作经营中各自所占份额，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达到让法院依法确定入伙比例的证明目的，故法院无法准确界定原、被告之间合作进行生产经营的性质及各自所占比例，对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和被告（反诉原告）冯聚红在本诉、反诉中解除双方之间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关于盈亏如何分配、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合伙利益的分配、亏损的分担，有合伙协议的按合伙协议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但是，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又协商不成的，根据法律规定办理，即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损益分配的时间由合伙人约定。本案中，首先，原、被告双方无法通过协商一致进行处理；其次，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原、被告双方石料加工场营业中的全部收支情况，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查明、厘清砂石料加工场收支、盈亏状况；再次，对因砂石料加工场停止营业活动后、双方产生争议诉至法院及整个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仍未依法、依规采取合理措施以保证现有设备进一步损耗；最后，根据合伙的有关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案中冯聚红在将挖掘机、已加工完成的砂石料进行以物抵债时并未征求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意见，且现有财产无法确认其价值。综上，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无法界定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砂石料加工场在原、被告双方营业期间的盈亏情况，更无法对盈利、亏损数额进行计算，故，对双方当事人要求分配股金红利及承担亏损的诉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被告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仅有口头约定，且口头协议未就入伙所占份额及合伙成立后如何管理、如何经营、如何分配盈利、如何承担风险作出约定；除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万荣、李国军、张申酉的入伙方式为现金且能明确具体数额外，被告（反诉原告）的入伙方式、所占份额均无法确定；当事人双方未严格按照财务规定以月、季度或年为单位进行收支结算，以明确生产经营期间盈亏等合伙形式要件欠缺，本院无法准确界定原、被告之间合作进行生产经营的性质及各自所占份额，对原、被告双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由于环境治理、当事人之间相互指责、猜疑等各种因素，原、被告的所经营的西藏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砂石料加工场实际上已经停止经营，双方虽有意终止相互间关系的意思表示，但解除双方关系后，有必要厘清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及盈亏情况，本案中，原、被告所经营西藏波密县易贡乡加拉村砂石料加工场财务混乱，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清算各自的债权债务，亦无法通过司法会计鉴定等方式查清经营期间的盈利或亏损等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冯聚红因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提出分红的诉讼请求及冯聚红提出共同承担亏损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无法准确界定双方之间合伙关系的性质及各自所占份额，但无论解除双方之间的任何法律关系，均不应直接退还投资资金，而是要对双方法律关系存续期间财产、损益等进行结算，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比例处理财产及盈亏分配、承担问题。本案中，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在无法进行清算、结算等情况下提出退伙并将本金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同时对由冯聚红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在口头合伙协议中，出资方式与出资比例的内容，是最基本的约定，也是法院处理合伙协议纠纷最基本的依据。但本案中，冯聚红与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对出资方式的口头陈述不一致，也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确定，且冯聚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出资比例已约定这一基本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冯聚红要求确认其占有37%股份并由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按出资比例承担经营期间损的反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冯聚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和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为查明合伙盈亏状况，本院庭审后专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口头对账，双方对有关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性及数额存在重大分歧。   另查明，杨新平负责经营期间领有工资，冯聚红认为杨新平截止2015年7月共领工资153,000元，杨新平认为，其领的一笔60,000元钱中有20,000元是借给冯聚红买房用，剩下40,000元属其工资，之后又领取93,000元工资，共133,000元；冯聚红对该20,000万元借款事实不予认可。李国军在合伙的碎石场干活，领取工资100,100元。张申酉、李万荣、冯聚红没有领工资。   再查明，合伙购买的挖掘机扣押在薛周进处，50千瓦发电机一台在林芝某修理部，皮卡车、振动式筛了震动筛、皮带、运送皮带、400千瓦发电机、1辆翻斗车、油罐、配电柜、电缆、电焊机等资产均在碎石场。   本院认为，结合一审裁判和上诉人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能否解除，二是上诉人要求退还投入股金、分配3,713,295元总收益诉请应否支持。   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能否解除问题   本院认为，各方之间虽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口头约定合伙人要出资，实际上杨新平等四人也均投入数额不等的资金，冯聚红的出资额虽双方有争议但不否认其也有出资行为；同时，各方不同程度参与碎石场的建设和生产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规定，双方合伙关系成立，各方对合伙如何分配盈利、如何承担亏损等未作约定，不影响合伙关系的成立。本案杨新平等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冯聚红合伙开办的碎石场因环保问题在2016年底被责令关闭，且继续合作相互也缺乏信任，因此均要求解除与对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双方均有终止合伙的意思表示，本院予以支持。因四上诉人在原一审起诉提出解除与冯聚红之间的合伙关系，冯聚红随后在反诉请求中也同意和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双方之间遂达成了解除合伙关系的合意。即从冯聚红提交反诉状之日起，双方之间合伙关系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合伙关系属于人合性还是资合性及五人在合作经营中各自所占份额，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达到让法院依法确定入伙比例的证明目的，故无法准确界定原、被告之间合作进行生产经营的性质及各自所占比例，对双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的诉请不予支持，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上诉人能否要求退还投入股金、分配3,713,295元总收益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合伙开办的砂石场经营了四年多，各合伙人投入砂石场的资金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只有合伙人当中某个合伙人要求退伙，且并由此不导致合伙解散的情况下，退伙人才能要求退还投入的财产，并分担亏损和债务。合伙必须是两人以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亏损的经营形式。然本案各四上诉人要求解除与冯聚红之间的合伙关系，导致合伙只剩冯聚红一人而不能存在。各合伙人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实为终止合伙、解散合伙而并非退伙，且双方对合伙财产和合伙债权债务未完成清算，故，杨新平等四上诉人要求退还投资款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伙解散后，合伙人能否分配红利，必须对整个合伙期间的收入、支出、债权债务和合伙积累资产等进行全面清算，查明合伙经营的盈亏状况，按照协议或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红利或分担亏损。本案中，在碎石场关闭后，各合伙人2016年12月曾在拉萨进行过清算，但没有清算结果，未对碎石场债权和债务进行清收清偿或做出相应安排，也未对碎石场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进行评估和处置，在诉讼中均未能提供完整有效双方认可的财务结算资料和相关票据证明合伙经营是盈利还是亏损。而杨新平等四合伙人要求分配《冯聚红2013至2016年12月总收入明细表》所列3,713,295元总收益，其中部分为冯聚红在合伙期间收取或领取的款项，部分为合伙应收账款，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部分为剩余碎石料和柴油估算折价款，变现价款无法确定，转入冯聚红同学赵晓峰银行卡的三笔款项是支付碎石场购买挖掘机按揭款，属合伙支出，而非收入，且杨新平等四合伙人主张分配的3,713,295元总收益也不完全包含杨新平经营期间的收入，更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分配的3,713,295元是扣除合伙全部支出和清偿完对外债务后的合伙红利。为查明碎石场经营盈亏状况，原一审法院根据冯聚红申请，委托四川鹏程司法鉴定所对碎石场经营状况进行鉴定。因送检材料无完整连续的会计核算记录，也无反映资金流向的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四川鹏程司法鉴定所无法核实合伙经营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本院通过庭审无法查清碎石场盈亏状况后，又专门组织双方当事人以口头对账的形式，对合伙盈亏问题进一步查明，也因双方对有关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性及数额存在重大分歧而无法查明碎石场的实际盈亏状况。双方2016年12月份在拉萨某宾馆算账后，相关票据由谁保管和冯聚红是否走时带走相关票据，均无证据证明，杨新平等四合伙人也无证据证明3,713,295元为合伙经营利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新平等四合伙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提出将冯聚红收取的3,713,295元总收益作为合伙红利予以分配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   综上，杨新平等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04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变更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04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解除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冯聚红之间的合伙关系；驳回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维持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04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1,168元，由杨新平、李国军、李万荣、张申酉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次旦央宗  审  判  员   德  央  审  判  员   赵 晓 联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法 官 助 理   色吉白姆  书  记  员   仓  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