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4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法定代表人：邓池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男，系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第三工程局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凭，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江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王某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轩，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刘林喜，男，汉族，1965年10月4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桃江县。原审被告：刘桂华，男，汉族，1970年8月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原审被告：顾新弟，男，汉族，1956年4月23日出生，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凭，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海华，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江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源公司）、原审被告刘林喜、原审被告刘桂华、原审被告顾新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江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认定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于2013年7月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已成立并生效。2、由江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于2013年7月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中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已生效。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上述协议所盖印章非“备案印章”为由，武断地认为该协议未成立错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是当事人是否签字或盖章，至于所盖印章是否是备案印章，并不是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要件或标准。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加盖“非备案印章”的合同被认定为有效的情形。本案中，所涉《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在江源公司办公室（深圳鸿昌广场）签订，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均已加盖印章、签名。其中中太公司一方是由中太公司的下属单位第三工程局签订，由第三工程局项目经理“顾新弟”代表中太公司签名，所盖印章是中太公司配发给第三工程局使用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该工程协议已成立并生效。（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标准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而非“是否加盖备案印章”。（三）本案所涉工程协议签订后，中太公司依约向江源公司交付了600万元定金，江源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向中太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并与其股东深圳市阳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向中太公司出具《合同生效承诺书》，确认其与中太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已正式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不论上述工程协议所盖印章是否是备案印章，该协议均已成立并生效。因此，一审判决以上述协议所盖印章非“备案印章”，武断地认为该协议未成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假如江源公司认为其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对相对方的情况不知情或存在重大误解，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该工程协议应属于可撤销的情形，而不应当被认定为未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根据上述规定，假如江源公司认为其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对相对方的情况不知情或存在重大误解，那么该协议也应属于可撤销的情形，而不应当被认定为未成立。三、一审判决未查明中太公司、江源公司等各方已就涉案工程协议等达成具有和解性质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签订会议纪要、涉案工程协议已不具有可诉性的重要事实，认定涉案工程协议不成立明显错误。江源公司收取保证金后，由于其土地被查封等原因，项目一直无法开工。2014年8月7日，中太公司、江源公司等几方代表，在江源公司办公室共同签署《会议纪要（一）》和《会议纪要（二）》，上述两份会议纪要实质是各方就工程协议（及案外人的股权协议）等相关问题所达成的具有和解性质的“一揽子”补偿协议。其中《会议纪要（一）》是针对不再继续合作所作的约定，《会议纪要（二）》是针对继续合作所作的约定。上述两份会议纪要均是各方代表经过反复磋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2015年8月30日，江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罗某涛与中太公司及案外人喜某丰公司共同代表刘林喜、刘桂华再次确认了《会议纪要（一）》的内容及效力。又因为江源公司原因，涉案项目无法开工，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客观上无法继续合作，《会议纪要（二）》不具备履行的客观条件（案外人阳某泰公司向案外人喜某丰公司支付了部分补偿款项，选择履行了《会议纪要（一）》的内容，江源公司应当按《会议纪要（一）》的约定向中太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在此情况下工程协议显然已不再具有可诉性。但江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故意隐瞒了上述重要事实和重要证据。在中太公司已将上述会议纪要等重要证据提交给法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理应对会议纪要的效力等事项进行审查，并据此判断江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但一审法院对会议纪要等避而不谈，不审查上述事实，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为涉案工程协议未成立，显然错误。四、中太公司纠正原审中所作的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错误陈述，确认与江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事实，不属于反言；相反，这恰好体现了中太公司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的精神以及诚实守信的态度。民事诉讼中的反言，是指对在适当的场合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或证据进行承认后予以反悔。本案中，中太公司纠正原审中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错误陈述，完全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不属于反言。综上，一审判决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认定双方于2013年7月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已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江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从七个方面进行审理从而认定涉案合同未成立，中太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仅凭印章认定合同未成立完全罔顾事实，捏造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第23页至第28页长达5页的内容中详细、具体地从印章情况、签署人员身份、履行情况、中太公司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涉案合同内容及法律后果等多个方面对涉案合同是否成立进行了分析，最终认定涉案合同未成立。而中太公司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以协议所盖印章非备案印章为由武断认为协议未成立”显然与事实不符，对于一审法院就合同成立其他方面认定的事实中太公司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更加印证其避重就轻、随意捏造上诉理由、浪费司法资源。事实上，在江源公司最初起诉中太公司时，中太公司曾出具包括管辖权异议在内的多份书面文件证明其未签署过本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刘林喜、刘桂华等人不是其员工。同时，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上所加盖的中太公司印章系伪造，更加印证了涉案合同未成立。虽然中太公司此后又作出反言，但其在本案各阶段的审理过程中均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来支持其反言，为其反言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一审法院的审理，江源公司认为以下关键事实足够能印证涉案合同未成立，中太公司在利益驱动下与刘林喜、刘桂华恶意串通实施欺诈以及虚假诉讼。（一）中太公司对涉案合同加盖印章的反言虚假。中太公司在第一次一审判决作出后，反言称本案印章系其配发给其第三工程局的印章，但该反言是虚假的。1、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要求中太公司提交其第三工程局使用本案伪造印章与他人从事经济交往的相关合同材料，中太公司无法提供。2、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浙金商终字第2935号案件中，中太公司及其第三工程局正是以“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进行答辩，并且该案最终以“印章与备案印章不-致”驳回了该案原告对中太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中太公司对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等人的身份反言虚假。中太公司在初次一审审理过程中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刘桂华、刘林喜二人并非其员工。随后，中太公司提起上诉反言称涉案合同签约人刘林喜、刘桂华是其委托代理人，顾新弟是其第三工程局项目经理，该反言虚假。1、一审法院要求中太公司提供向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三人发放工资的记录、社保缴纳记录，中太公司未能提供。2、刘林喜等三人未能持有任何合法有效授权，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代表中太公司签订协议。（三）合同保证金的支付更加印证中太公司未签订过涉案合同。1、涉案合同600万元保证金系由刘林喜而非中太公司支付，该款项退还亦是退还至刘林喜个人账户。2、一审法院要求中太公司提供其与刘林喜之间600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中太公司未能提供。因此，若中太公司确实是本案合同的真实签订人，其不可能要求作为个人的刘林喜支付保证金，这更加印证中太公司陈述虚假。（四）中太公司关于第三工程局的陈述虚假。中太公司陈述第三工程局系其在武汉的分支机构，负责深圳片区业务。但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民再1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管控区域为陕西、湖南，而两广区域由第一工程局管控。”本案项目地点在深圳，并非第三工程局所负责，中太公司再次就事实问题进行虚假陈述。（五）中太公司为巨额违法利益与刘林喜等人恶意串通作出虚假陈述。从中太公司多次提及的《会议纪要》、《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即可看出，若本案合同成立，中太公司有巨额利润可主张。而《会议纪要》上所盖的中太公司印章同样为虚假印章，《协议书》作出的时间与江源公司向中太公司最初提起诉讼仅相隔14天，中太公司却在最初一审程序中完全否认其签署过涉案合同，这足以说明中太公司确实并未签署过本案合同，其在知晓巨额利润后才作出虚假反言。以上事实均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一审法院从各方面进行谨慎认定，最终得出涉案合同未成立的结论。江源公司认为，该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更符合客观逻辑，中太公司的上诉主张恶意避重就轻，不应得到支持。二、涉案合同未成立，本案无法适用撤销情形，中太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太公司认为本案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因重大误解签订合同所产生的可撤销情形，但无论是欺诈、胁迫还是重大误解，撤销权的适用均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成立以双方达成合意为前提。中太公司从未与江源公司就签署涉案合同达成合意，其随后作出的虚假反言不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并且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其陈述的虚假性。因此，涉案合同也即《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从未成立，不存在适用撤销权的情形。三、中太公司以《会议纪要》主张本案不具有“可诉性”没有任何依据。中太公司认为，《会议纪要（一）》、《会议纪要（二）》系根据《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否继续合作而作出的协议，江源公司现应根据《会议纪要（一）》向中太公司履行义务，《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已经不具有“可诉性”。首先，中太公司主张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会议纪要不属实。涉案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未成立，在此后形成的《会议纪要（一）》、《会议纪要（二）》关于《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文件当然未成立。内容、文件签署等情况进一步显示两份会议纪要均未成立。其次，关于可诉性。中太公司完全误解了可诉性的概念。“可诉性”是指基于法律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自身法益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诉讼来寻求救济。也即，可诉性是权利人诉权的表现，本案法律关系受民法调整，江源公司的权利受民法保护。根据最高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属于第四部分合同纠纷第一百条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因此本案当然具备可诉性，中太公司的主张毫无依据。四、中太公司以及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已经涉嫌触碰刑法底线，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上所述，中太公司未签署过涉案合同，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等人也并非中太公司员工，未持有中太公司授权。中太公司在原一审审理中陈述事实后，又在利益驱动下与刘林喜等人恶意串通作出反言，进行虚假诉讼，其违法行为已经给江源公司带来诉累并造成巨大损失。在一审判决作出后中太公司依然罔顾事实，提起上诉，不仅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触碰到刑法底线，涉嫌虚假诉讼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事追究的；（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中太公司等人的行为不仅涉嫌虚假诉讼罪，还符合法定加重情节，更不应纵容，应严肃处理。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对虚假诉讼参与人，要适度加大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律适用力度；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虚假诉讼参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虚假诉讼违法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原审被告刘林喜辩称：一、同意中太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关于涉案协议的签约经过。2013年6月的一天，陈某通知刘林喜，江源公司在深圳清水河有块地开发，后陈某带刘林喜去深圳见了江源公司的王某玉。江源公司给了刘林喜一份合同文本（标题为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当天，刘林喜和陈某、王某玉一起从深圳去惠州，王某玉当晚住在刘林喜为其准备的惠州玛某兰酒店。到惠州后，刘林喜去见刘桂华，告诉刘桂华清水河项目，并把江源公司给刘林喜的合同给了刘桂华。第二天，刘林喜和刘桂华同王某玉、陈某一起从惠州去深圳，王某玉带其他人见了江源公司的实际老板罗某涛。顾新弟是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负责项目开发的工作人员，刘林喜等人把该项目介绍给顾新弟，并将合同交予顾新弟。一段时间后，刘桂华告诉刘林喜，顾新弟回复可以签约，后刘林喜同江源公司约时间签合同，中太公司由顾新弟盖章，应该是直接用江源公司提供的合同签订的。综上，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请求予以改判并支持中太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刘桂华辩称：一、同意中太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关于涉案协议的签约经过。2013年6月左右，刘林喜告知刘桂华有一个深圳清水河项目，刘林喜已同代表江源公司的陈某、王某玉等见面，并把江源公司提供的合同给刘桂华。第二天，刘桂华同刘林喜、陈某、王某玉一起去深圳，见了实际控制人罗某涛。顾新弟是中太公司下属第三工程局负责区域的员工，刘桂华等人把该项目介绍给顾新弟。一星期后，顾新弟回复刘桂华可以签约，刘林喜同江源公司约时间签约，中太公司由顾新弟盖章，签订的合同就是江源公司提供的合同，标题为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应该没有改动。综上，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请求予以改判并支持中太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顾新弟辩称：同意中太公司的上诉意见，协议上的签字系顾新弟本人所签，所盖公章是顾新弟本人所盖。2013年上半年，顾新弟的老板第三工程局罗新派顾新弟到第三工程局下属的惠州分公司工作，为了开展业务，第三工程局把该公章配发给惠州分公司使用，由顾新弟保管。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请求改判并支持中太公司的上诉请求。江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2、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7月3日签署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未成立；3、判令中太公司、顾新弟、刘林喜、刘桂华向江源公司赔偿损失600万元（该金额为暂定，赔偿金额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7月3日，江源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与印文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承包方（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本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与主合同条款不一致时，以本协议为准。工程名称为“江源名苑”商住楼，工程地址为深圳市清水河一路与清水河三路交汇处，本项目地块名称为深圳H4XX-30号；建筑面积约326000㎡，其中（三层地下面积为75000㎡，四层商场，8栋三十三层居住楼）以施工图纸为准；结构类型：框架结构。乙方负责对“江源名苑”商住楼工程进行施工总承包；双方对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合同工期、质量与检验标准、工程竣工验收、履约保证、工程结算依据、工程款支付方式、双方责任及业务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第6.1条约定，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约10亿元，结算工程量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为准。合同第6.2条约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10日内向甲方支付定金600万元；定金支付至甲方的如下账户：深圳市阳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账号：442015042000XXXXXXX2，开户行：建设银行某某支行；甲方在收到定金后，合同正式生效，否则合同无效。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补充协议》的“甲方”处加盖了江源公司的印章，签约代表为“王某玉”；《补充协议》的“乙方”处印文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代表的名字为“顾新弟”。二、前述《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刘林喜以其账号向江源公司转账支付了履约保证金600万元。2016年3月6日，江源公司向中太公司邮寄《通知书》。江源公司在该《通知书》指出：《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江源公司发生了特殊客观情况（2013年7月31日江源公司的公司印章被伪造，江源公司的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地址、董事长、总经理、董事成员等重要商事登记信息被非法变更），江源公司及时将上述情况如实向中太公司及挂靠人刘林喜、刘桂华进行反馈并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依法向深圳市工商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举报）。该刑事案件至今长达二年多仍未审结，致使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未能顺利履行，“江源名苑”项目至今仍未能顺利启动开发工作。江源公司在该《通知书》中要求中太公司于10日内（自2016年3月6日起至2016年3月16日止）指派工作人员与江源公司沟通、协商。2016年3月17日，江源公司向中太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江源公司在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中提出：江源公司于3月6日向中太公司发出通知书，中太公司在收到文件至今无任何回复意见；江源公司正式通知中太公司：自即日起（2016年3月17日）解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7月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太公司委托挂靠人刘林喜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江源公司同意予以退还。2017年6月30日，江源公司将该款600万元退还刘林喜个人账上。三、江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中太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管辖异议申请书》。中太公司在该申请书中称，其从未与江源公司签订过“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也从未委托刘林喜向江源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其与江源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江源公司提交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2017年4月7日，中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答辩状。中太公司答辩称：其从未与江源公司签订过《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其无关；该份补充协议对实际签字的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江源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印章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涉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上所盖乙方公司公章（即“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与中太公司的公司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江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第9页中乙方处所盖“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与中太公司印章是否一致进行了鉴定。2017年1月4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编号为“粤南［2016］文鉴字第8XX号”的《广南天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7月3日《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第9页落款乙方（盖章）处“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公套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四、2017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303民初65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未成立，并判决驳回江源公司要求确认《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之后，中太公司提起上诉，完全改变其在一审期间的陈述，并主张其与江源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合同关系。2017年11月9日，本院作出（2017）粤03民终998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中太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对影响本案裁判结果的基本事实未予查清，故撤销（2016）粤0303民初6596号民事判决，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江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如所请。五、在重审期间，中太公司主张在《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所加盖的印章系其私刻后分配给第三工程局使用，而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系其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其公司履行职务。基于此，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要求中太公司提供下列证据或材料佐证其主张：其一，刘林喜通过其账户向江源公司转账本案补充协议所涉600万元合同保证金，责令其提供中太公司向刘林喜偿付该款的银行流水；其二，2017年6月30日江源公司将押金600万元退还刘林喜个人账上后，责令其提供刘林喜偿付中太公司该款的银行流水；其三，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作为中太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其提供为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购买社会保险、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或相关记录；其四，鉴于其主张本案印章系配发第三工程局使用，要求其提供第三工程局在其他场合使用涉案印章的相关文件。但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中太公司未能提供上述材料。六、根据江源公司的举证，中太公司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曾因涉及多起纠纷涉诉。其中在多起案件“本院查清的事实”，可作为本案的参考：第一，人民法院在审理俞某平起诉中太公司、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等民间借贷纠纷的一、二审纠纷案件中，中太公司在案件审理中否认加盖“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借条为其公司所为并进行鉴定。但在提供的印章检材中，中太公司仅提交了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并未提供本案所谓的“私刻并配发第三工程局”的本案所涉印章，也没有向法院陈述除备案印章之外，还存在其他私刻的印章。该案亦因借条所盖印章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导致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截至目前为止，该案并无被认定存在遗漏检材的事实而被提起再审。同时，在该案的审理中，中太公司陈述“中太公司印章有专人保管，每次使用均有审批”等等。第二，2018年8月2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再17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下列事实“中太公司系一家民营企业，实行区域管理，下设总部、办事处、工程局等，彼此之间经济独立核算……涉案的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在广州，系第一工程局管控区域（第一工程局管控两广及海南、云南、贵州），但中标该工程项目的系第三工程局（其管控区域为陕西、湖南）……”。七、2014年8月7日，江源公司与刘林喜、刘桂华等人签订了两个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记载了“阳某泰公司与江源公司确认已收到喜某丰公司与中太公司款项合计2285万元。至2014年8月7日，除应返还已收款项外，另同意补偿喜某丰公司与中太公司271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5000万元”等内容。2016年3月8日，刘桂华作为签约代表，与惠州市喜某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上列会议纪要所涉及的5000万元中1200万元归中太公司，3800万元归喜某丰公司。在协议的甲方，加盖的印章仍为本案中太公司所称的没有在公安部门备案的配发第三工程局的印章。八、2016年6月17日，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对中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池良作了询问笔录，笔录中，其陈述本案所涉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系中太公司私刻并配发第三工程局使用，且未在公安机关备案的事实。2017年5月11日，中太公司向本院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主张原一审之所以陈述、答辩未与江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系由于公司人员的变动、内部之间的沟通存在失误导致。在本案审理中，江源公司询问中太公司其所陈述的承办人变化的具体情形时，其答“当时原一审承办人已经离职，具体名字不清楚。现在承办人是公司的法务是姓马的律师”。九、在本案审理中，江源公司主张中太公司并未签订本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系他人私刻中太公司印章所为，故中太公司在原一审中不确认印章的真实性，也不认可与江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一审裁判之后，该司了解因使用假印章有利益可主张，才改变作了虚假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本案中，江源公司起诉要求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该主张属事实争议，不涉及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内容不具体、明确，不属人民法院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故江源公司提起该项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其一，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7月3日是否成立了《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其二，中太公司的行为是否造成江源公司损失，如存在损失，具体损失如何确定。对此，结合江源公司、中太公司的主张、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对于焦点一，江源公司是否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7月3日成立了《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对此，江源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并未成立合同关系，主要理由为：其一，《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所加盖印章非中太公司的印章；其二，刘桂华、刘林喜非中太公司的员工；其三，在原一审中，中太公司已确认未与江源公司成立合同关系。中太公司主张其与江源公司之间成立了《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主要理由为：其一，《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所加盖印章系中太公司配发第三工程局所使用的印章，刘林喜、刘桂华是中太公司的受托人；其二，中太公司已向江源公司交付了合同保证金600万元，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其三，江源公司亦向中太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确认，包括出具合同生效承诺书、担保书、签署会议纪要等；其四，之所以原一审中进行了错误陈述，系由于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变动、内部沟通失误导致。之后，公司亦已书面回复法院，确认了与江源公司成立《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事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否成立，应根据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予以认定，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如下：第一，从《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成立的形式分析：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在本案中，中太公司作为依法经核准成立的法人，其对外从事经济交往包括合同签订之时，应使用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登记的印章或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作为合同成立的形式；如中太公司需要委托代理人代表其对外签订合同，亦应出具加盖上列印章或法人签字出具的委托书，只有这样，合同的签订才具备成立要件。在本案中，《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加盖的乙方印章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为“乙方（盖章）处‘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公套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据此，可以确认在本案补充协议所加盖的印章非中太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在本案中，中太公司也没有举证补充协议的签约行为人即顾新弟持有加盖中太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印章的委托书与江源公司签订合同。从形式上看，本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不具备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中太公司在庭审中虽对印章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上列鉴定活动系一审法院根据江源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的，鉴定检材没有瑕疵，鉴定单位与鉴定人员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内容明确、具体，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同时，鉴定的结论与中太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池良在接受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的调查时所进行的陈述“协议书上的印章……没有在公安部门备案”一致，故中太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从《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用印情况分析：中太公司主张的“本补充协议所用印章系其私刻并配发第三工程局使用”。对该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其一，该主张与法不合。根据我国印章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制作、使用印章。在本案中，中太公司虽自述存在违法行为，但并没有公安机关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在亦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宜据该陈述单独认定违法事实的存在；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俞某平起诉中太公司、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等民间借贷纠纷的一、二审纠纷案件中，中太公司在案件审理中否认加盖“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借条为其公司所为并进行鉴定。但在提起的印章检材中，中太公司仅提交了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并未提供所谓的“私刻并配发第三工程局”的本案所涉印章，也没有向法院陈述除备案印章之外，还存在其他私刻的印章。该案亦因借条所盖印章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导致被驳回诉讼请求。截止目前为止，该案并没有被认定存在遗漏检材而提起再审的事实；其三，如中太公司的确存在私刻本案印章并配发第三工程局违法使用事实，则中太公司有条件、有能力提供第三工程局利用私刻印章与他人从事经济交往的相关合同材料。但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责令其提供第三工程局使用本案私刻印章与他人从事经济交往的合同材料，其未能提交，亦佐证私刻本案印章并配发第三工程局使用的事实不足认定。第三，从《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签约行为人的身份分析：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是否系中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江源公司进行经济交往活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其一，除中太公司的陈述之外，没有证据证明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系中太公司的员工。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责令其提供中太公司向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发放工资的记录、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但当事人无法提供，足以证明上列人员非中太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二，即使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系中太公司的员工，在与江源公司签订本案补充协议时，除持有“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私刻印章外，并未提供委托书，也没有证据证明表明其有权代表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故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在相关合同签字的行为，不足以表明其有权代表中太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第四，从《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分析：本案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系中太公司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在补充协议签订后，江源公司收到刘林喜账户转账的合同保证金600万元，江源公司通知解除补充协议后，亦向刘林喜账户退回该600万元。如本案合同相对人确属中太公司，则刘林喜偿付该款的来源应自中太公司；而退回该款后，该款的利益承受人亦应为中太公司。但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责令中太公司提供履行本案600万元合同保证金的收、支银行记录流水，但该司亦无法提供。显然，作为刘林喜个人，不可能因中太公司自身履行合同行为为其垫付如此巨额资金。故在实际履行本案补充协议中，中太公司并未投入人、财、物等相关资源，并未实际履行本案补充协议。第五，从中太公司对《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成立与否的陈述分析：中太公司在原审中长期、多次的、一致的陈述，佐证其并未与江源公司成立本案补充协议。其一，2016年4月8日在其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确认“申请人从未与本案原告签订过《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也未委托第三人刘林喜向江源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申请人与本案原告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016年8月4日其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江源名苑商住楼工程施工合同》未在中太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备案，刘桂华、刘林喜非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7年4月7日出具的答辩状载明“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签订过《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答辩人无关”，上述陈述立场清晰、表述一致，不存在歧义，前后时间长达一年，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认识的错误；其二，之所以改变陈述，中太公司主张的原因系由于“因工作人员变动，内部沟通存在失误”导致，但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在调查系何具体人员的变动情况导致其陈述错误，但中太公司无法进行准确的陈述；其三，中太公司前后进行了相互矛盾的陈述，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改变陈述符合客观事实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中太公司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陈述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其在原审中的陈述应当予以确认。第六，从对《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分析：本案工程施工地点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约地及合同履行地亦在广东省深圳市，但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民再1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中太公司系一家民营企业，实行区域管理，下设总部、办事处、工程局等，彼此之间经济独立核算……涉案的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在广州，系第一工程局管控区域（第一工程局管控两广及海南、云南、贵州），但中标该工程项目的系第三工程局（其管控区域为陕西、湖南）……”，可见，本案工程地点并不在第三工程局管辖区域。但中太公司在本案审理中主张涉案公章系配发第三工程局，并签订了工程地点在深圳的涉案项目，该主张的事实显然与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相悖。第七，从对《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成立与否的法律后果分析：在客观上，中太公司存在改变陈述的利益驱动。2014年8月7日，江源公司与刘林喜、刘桂华等人签订了两个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记载了“阳某泰公司与江源公司确认已收到喜某丰公司与中太公司款项合计2285万元。至2014年8月7日，除应返还已收款项外，另同意补偿喜某丰公司与中太公司271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5000万元”等内容。2016年3月8日，刘桂华作为签约代表，与惠州市喜某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上列会议纪要所涉的5000万元中1200万元归中太公司，3800万元归喜某丰公司。可见，如确属系中太公司与江源公司成立了《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为消除签订该补充协议的法律后果，中太公司是有利益可主张的。但是，在2016年3月22日江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中太公司进行了长期、多次、一致的陈述，否认与江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事实。之所以会存在有利益可以主张还否认双方之间成立合同关系的情况，唯一的解释是其确属没有与江源公司成立合同关系，所以并不了解合同成立可能的获利后果。一审裁判作出之后，中太公司在没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完全相反的陈述，足以认定其了解了相关利益的事实后，试图获取合同利益而进行的虚假陈述的高度盖然性。综上事实与理由，江源公司请求确认其与中太公司未成立《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符合事实与法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太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需要说明的是，如中太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存在的情况下，基于欺诈的目的，公司内部或外部的其他人员自行私刻公司印章，并利用该印章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合同履行中，一旦发生纠纷而责任后果可能对己不利需承担法律责任时，则否认印章真实性，以达到免责的目的；如责任后果可能对己有利时，则确认印章的真实性，以达到获利的目的。该种情形实质系上列人员借用公司名义对外实施欺诈所为的行为，该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交易安全，损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其法律后果亦应由行为人承担，而非由法人承担，对其所实施的欺诈行为亦不应予以确认和保护。对于焦点二，中太公司的行为是否造成江源公司损失，如存在损失，具体损失如何确定问题。对此，江源公司认为，由于中太公司、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给江源公司带来了数个诉讼案件，造成了江源公司的损失。中太公司认为系江源公司试图逃避民事及刑事责任提起的诉讼，不存在其造成损失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在本案中，江源公司主张因中太公司、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的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其损失，其并未就江源公司的损失情况进行举证，故江源公司要求中太公司、刘林喜、刘桂华、顾新弟赔偿其损失600万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为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是否成立2013年7月3日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因此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未成立后，有关江源公司与相关行为人因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可由相关当事人另循渠道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江源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未成立2013年7月3日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二、驳回江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江源公司负担53700元，中太公司承担100元（江源公司多预交的诉讼费，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上列中太公司承担之数，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鉴定费32040元，由江源公司承担16020元，由中太公司承担16020元（该鉴定费已由江源公司垫付，上列中太公司负担之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迳付江源公司）；公告费500元，由江源公司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中太公司在本案原一审诉讼中，多次明确述称其未与江源公司签订过涉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也从未委托刘林喜向江源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但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完全改变其在一审期间的陈述，严重违反诉讼诚信原则。中太公司私刻公安机关备案以外的印章并使用，并在相关诉讼中选择性的隐瞒或披露其私刻印章的事实，构成恶意欺诈，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秩序，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太公司虽对其之前陈述反悔，但并未提交足够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从涉案《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成立的形式、用印情况、签约行为人的身份、履行情况、中太公司的陈述、协议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七个方面对合同是否成立已作出详尽论述，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中太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上诉人中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吴  春  泷审判员 聂    效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崔艳慧（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