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3538号原告：郑秀秀，女，198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宝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宝成，北京珠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宝玲，女，194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监护人暨法定代理人：杨晓娟，女，197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田宝玲地址。原告郑秀秀诉被告田宝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秀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宝成，被告田宝玲的监护人暨法定代理人杨晓娟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秀秀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田宝玲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8年9月14日起至上述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田宝玲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郑秀秀与田宝玲于2017年7月11日签订借款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田宝玲向郑秀秀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月利率2％，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还应支付月利率2％的逾期利息及未还款金额每月0．5％的违约金。该借款合同经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依法作出了（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262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根据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田宝玲以其所有的位于XXX号房屋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于2017年7月12日办理了抵押登记，郑秀秀享有抵押权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为“京（2017）昌不动产证明第XXX号”。郑秀秀根据公证借款合同约定于2017年7月14日将出借款人民币15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至田宝玲银行账户。田宝玲收到借款后,借款逾期,后田宝玲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逾期利息支付至2018年9月13日,2018年9月13日之后的逾期利息未再支付,也未归还剩余借款本金80万元,郑秀秀多次催促田宝玲还本付息,期间,田宝玲女儿杨晓娟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以田宝玲在签订上述借款合同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裁定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开庭审理该案过程中,田宝玲撤回起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口头裁定准予田宝玲撤回起诉。郑秀秀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田宝玲答辩称，田宝玲认为被田宝玲所诉民间借贷纠纷涉嫌团伙诈骗，与近几年高发的“以房养老套路贷”行为极其相似，本案实际出借人涉嫌非法经营，田宝玲并非实际借款人，事实及理由如下：一、田宝玲为多年老年痴呆患者，具有精神病家族史，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郑秀秀并非实际出借人，实际出借人为中泽信和（北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泽担保公司），该公司并不具备发放贷款的业务经营范围，即该业务涉嫌非法经营，且中泽担保公司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三、本案实际借款人为第三人高广科，借款、还款、支付利息等事项全部为高广科实际履行，且郑秀秀等人完全知晓；四、2017年7月，北京康宁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高广科以投资理财为名，跟田宝玲说用田宝玲居住的房子做抵押贷款，给高广科用以投资理财，承诺全部手续均由高广科办理，借款、还款、支付利息等事项也是高广科实际履行，田宝玲什么都不用管，还强调跟房子没关系，没有任何风险，并承诺还清贷款及利息后支付给田宝玲50万元作为报酬，田宝玲可以用来看病养老；五、2017年7月11日，高广科与中泽担保公司员工郑秀秀、刘建辉、王海源等人带着田宝玲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郑秀秀代表中泽担保公司充当出借人与田宝玲签订借款合同并办理了《公证书》；刘建辉、王海源、杨博皓分别充当受托人办理了买卖房屋的《委托书》；办理抵押、解押登记的《委托书》等全套手续；在方正公证处现场，田宝玲根本没有看到上述文书的内容，只是按照高广科、郑秀秀等人要求在文件指定位置签字。在公证处现场，郑秀秀教给田宝玲应该怎么说，但由于田宝玲身体、精神及智力等原因根本记不住郑秀秀教授的话术，方正公证处公证员赵铭宇在现场打印了一份话术贴在墙上，让田宝玲看着才勉强进行了录像。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7月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因涉及“以房养老”“套路贷”骗局，被停业整顿，公证处主任被免职。2018年被批捕的多名公证员中，有8人来自方正公证处。另据杨晓娟与方正公证处核实，办理本案公证书的公证员赵铭宇因涉及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朱蕾10亿元虚假标的案，已于2018年被上海警方逮捕。六、2017年7月12日高广科、郑秀秀、刘建辉、王海源等人又带着田宝玲到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将田宝玲所居住的位于XXX室的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高广科、郑秀秀等人均未给田宝玲看过上述文书的内容，只是要求田宝玲在指定位置签字，也没有给过田宝玲任何合同文件。在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现场，田宝玲说：“我不卖房啊”（田宝玲只能说简短的话语），高广科及郑秀秀等人跟田宝玲说，您放心跟房子没有关系，不会有任何风险，就是走个手续。并威胁田宝玲不得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不能告诉家人。七、在办理上述手续前，高广科就将田宝玲的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全部拿走，并于2017年7月10日前后办理了短信提醒、银行U盾，同时更改了查询密码、登录密码、支付密码等。此后该账户的资金往来都是由高广科控制，借款、还款、支付利息等也都是由高广科实际履行，田宝玲均不知情。八、田宝玲患有多年老年痴呆症，神志不清，具有精神病家族史，语言表达不完整，无辨别重大事务的能力，并经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上述借款、抵押等事宜并非田宝玲个人真实意思表达。该行为完全是在高广科、郑秀秀等人的诱骗下完成。其意图为通过恶意制造违约、制造巨额债务达到侵占田宝玲房产的目的。九、田宝玲之女杨晓娟得知上述部分情况后，遂于2018年10月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请，确认田宝玲的行为能力。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进行司法医学鉴定，鉴定意见为：田宝玲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意思表示能力不完全，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做出（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宣告被申请人田宝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申请人杨晓娟为被申请人田宝玲监护人。十、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下列活动：(一)吸收存款。(二)发放贷款。(三)受托发放贷款。(四)受托投资。(五)监管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中泽担保公司以员工充当出借人、受托人的行为实际为公司行为，该行为已超出中泽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且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据此该行为涉嫌非法经营。另中泽担保公司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十一、本案实际借款人为第三人高广科，在办理借款、抵押等手续时，高广科明确告知田宝玲借款跟她没有关系，全部手续及借款、还款、支付利息等事项全部由高广科办理和履行。中泽担保公司郑秀秀、刘建辉、王海源等人对上述情况完全知晓。且郑秀秀等人一直与高广科联系，从未跟田宝玲联系过。综上所述，中泽担保公司郑秀秀等人伙同高广科涉及骗局，恶意抵押田宝玲房产，并通过恶意制造违约、制造巨额债务达到侵占田宝玲房产的目的，与近些年高发的“套路贷”行为极其相似。且本案涉及的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已因涉及“套路贷”问题被处罚。为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请求法院对田宝玲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严惩恶意“套路贷”行为，并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原告郑秀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7年7月11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下简称为债权公证书）以及经公证的2017年7月11日借款合同，郑秀秀据此证明其与田宝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经过公证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被告田宝玲不认可该借款合同的合法性，认为债权公证书是郑秀秀伙同高广科与中泽担保公司刘建辉、王海源、杨博皓一起串通，利用田宝玲是老年痴呆患者，采取欺诈等行为制作的。郑秀秀本人和高广科多次与田宝玲说不能告诉家里人。办理公证的现场田宝玲没有看过公证书的材料，田宝玲只是凑合会写名字，复杂的字不认识，只上过两年小学。公证现场，田宝玲靠打印后贴在墙上的一份话术才完成录像。证据二，2017年7月14日交通银行的客户回单与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各一张。郑秀秀据此证明其向田宝玲转账支付150万元本金。关于案涉借款150万元的资金来源，郑秀秀自述案涉借款的中间人刘建辉介绍的出借人是赵永生，但赵永生自己没有时间来签合同，就委托郑秀秀签署借款合同。150万元款项是赵永生的资金，郑秀秀认为赵永生将150万元借款交付给郑秀秀之后自己就取得该笔款项的支配权。被告田宝玲认可田宝玲本人名下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5514银行卡）收到来自郑秀秀转账汇款的150万元。但表示该收款账户的银行卡、U盾与支付密码在收到款项之前就被高广科修改，还以高广科的手机号办理了短信提醒服务，之后账户一直被高广科控制。田宝玲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赵永生。证据三，京（2017）昌不动产证明第XXX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郑秀秀据此证明案涉借款项下存在抵押担保，借贷双方也办理了抵押登记。被抵押担保的债权就是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田宝玲已经清偿主债权70万元，剩余主债权数额为80万元。被告田宝玲认可抵押权设立的事实，但认为抵押登记是在田宝玲受欺诈的情况下办理的。证据四，2017年7月11日担保服务协议，郑秀秀据此证明案涉借款项下也有案外人中泽信和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被告田宝玲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并认为该证据是郑秀秀与他人串通形成。被告田宝玲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田宝玲据此证明其本人患有老年痴呆的精神疾病，也有精神疾病的家族史，杨晓娟被指定为田宝玲本人的监护人。郑秀秀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田宝玲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证据二，首都医科大学安定医院出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田宝玲据此证明其本人有精神病家族史，有漫长疾病过程，心血管冠心病病史三十余年，距今三年多时间内存在老年性脑改变，双侧海马萎缩。田宝玲在2017年7月不具备签署合同的行为能力。郑秀秀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签订借款合同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证据三，委托书两份，田宝玲据此证明郑秀秀本人与刘建辉、王海源、杨博皓系同一公司员工，并同时分别充当借款人和受托人，办理了全套手续；最终目的是侵占田宝玲本人房产，委托书不是田宝玲本人的真实意思，所谓当事人事务繁忙的情况根本不存在。郑秀秀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高广科于2017年7月26日出具的书面说明与现场照片，田宝玲据此证明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高广科，郑秀秀、刘建辉、王海源、杨博皓四人对此事实是知晓的。郑秀秀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高广科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高广科未出庭的情况下郑秀秀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同时郑秀秀也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并认为实际用款人是否是高广科与郑秀秀无关。证据五，2019年3月1日郑秀秀与杨晓娟二人的微信往来记录，田宝玲据此证明原告郑秀秀亲口证明其代表中泽信和公司作为出借人。郑秀秀认可微信往来记录的真实性，并表示自己所说“前年代表公司当出借人”的意思是“代表朋友当出借人”，所谓“我们”是指“郑秀秀与赵永生”。证据六，刘建辉的工作照，田宝玲据此证明刘建辉是中泽信合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郑秀秀本人是同事关系。郑秀秀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证据目的。证据七，中泽信和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田宝玲据此证明王海源是中泽信和公司的监事，与郑秀秀是同事关系。郑秀秀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证据八，高广科办理短信提醒业务的银行自助设备显示屏照片，该照片的来源是杨晓娟持5514银行卡到银行自助设备所查询到短信提醒业务的具体内容，号码为159XXXXXXXX的机主是高广科。郑秀秀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证据九，2018年6月13日以及6月26日高广科与杨晓娟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5514银行卡一直处于高广科的控制之下，实际还款人也是高广科本人，该组证据还能证明高广科与中泽信和公司之间有联系。郑秀秀不认可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证据十，2017年7月12日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田宝玲据此证明在办理抵押的现场高广科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登记为田宝玲预留的手机号，该抵押合同是在田宝玲受欺诈的情形下签署的。证据十一，5514银行卡从2017年7月14日至2018年11月18日的交易流水。田宝玲据此证明该银行卡的资金往来情况。郑秀秀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郑秀秀向本院提交申请调取（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全部档案资料；被告田宝玲则向本院提交申请调取该公证书作出现场的监控录像。根据双方各自申请，本院向方正公证处调取上述材料与录像，方正公证处向本院提供了（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9）京方正决字第XXX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的纸质档案复印件，以及2017年7月11日下午4时开始至当日19时许的公证处现场监控录像。经庭审出示，郑秀秀与田宝玲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田宝玲的监护人杨晓娟据此主张监控录像证实了田宝玲在当时缺乏民事行为能力，依靠照读贴在墙上的小纸条才完成公证事项的相关事实。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证据材料，以及本院调取的公证卷宗档案的客观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明目的与质证意见，结合本院认证情况，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一、关于田宝玲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事实根据杨晓娟于2018年10月24日的申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本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为安定医院）对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安定医院出具京安精鉴〔2018〕2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田宝玲的精神状态与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认定田宝玲有精神病家族史……精神素质不健全……三四年前开始记忆力下降，尤其近期记忆下降明显，反应迟钝，逐渐记忆力减退……病情日益加重，表现言语表达、理解力、计算力明显减退，时常答非所问，交流困难……曾在安贞医院就诊，头部核磁提示双侧海马萎缩，老年性脑改变，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鉴定检查时反应迟钝，言语简短，计算力、理解力、分析比较概括能力明显低下，记忆力下降明显……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田宝玲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目前智力、记忆力明显下降。其大致了解家中财务状况，以往曾表示要将房产留给女儿，但今年不再提及，虽然工资卡自己保存，但不能独立前往银行存取，亦不知道具体工资数额，轻信他人大量购买保健品，每月将手中所有花光，对未来生活缺少计划和安排。为贪图他人承诺的50万好处，随意将房子作抵押为卖保健品的人贷款，行为轻率，对行为可能产生的风险全然不知。鉴定时虽表示欲将房产留给女儿，能基本表达个人意愿，却不能说出房子的具体位置，不知如何办理。受智能记忆障碍影响，不能充分理解民事行为的法律程序以及对自己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无法行使个人民事事务的权利和承担义务，不能完全独立安排个人生活，即受所患疾病影响，不具备全面客观处理复杂民事事务的能力，意思表示能力不完全。根据《司法精神病学法律能力鉴定指导标准》，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综上，鉴定意见为田宝玲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意思表示能力不完全，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据此，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杨晓娟系田宝玲与杨孝之女；田宝玲与杨孝离异后未再婚；并宣告田宝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杨晓娟为田宝玲的监护人。二、围绕案涉借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发生的相关事实（一）2017年7月11日，田宝玲曾到方正公证处签署了下列法律文书：1．案涉借款合同；2．田宝玲委托案外人刘建辉（身份证号：×××）为田宝玲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博苑二区9号楼3单元402号房产代办查询档案、解除抵押、办理抵押借款手续、办理抵押登记事宜、领取他项权证所有权证等事宜的委托书；3．田宝玲委托案外人王海源（身份证号：×××）与杨博皓（身份证号：×××）为田宝玲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博苑二区9号楼3单元402号房产代办发布、核验房源信息，办理解押登记手续、签署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包括网签和注销/解除网签），房屋买受人指定为李帅（身份证号：×××）；代为将上述售房款打入房屋所有权人指定账户等事宜的委托书。对上述法律文书，方正公证处出具了(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号、（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号、(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号公证书对签署事实予以公证，公证员为赵铭宇。同日，田宝玲、郑秀秀与中泽信和公司签署担保服务协议。（二）案涉借款合同记载的约定事项包括：“田宝玲向郑秀秀借款15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7年7月11日到2017年8月10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具体放款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还款日顺延；借款合同项下月利率为2%,日息为月利率除以30。借款人账户为田宝玲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5514银行卡账户，出借人账户为郑秀秀在交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8490银行账户）；田宝玲以其名下位于XXX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田宝玲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未按时支付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郑秀秀宣布终止合同，田宝玲除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合同约定的利息外，还应支付月利率为2%的逾期利息及未还款金额每月0．5%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欠款”。合同签字处有郑秀秀与田宝玲二人的签名字样，首部田宝玲记载的电话号码为：62717679，郑秀秀记载的电话号码为130XXXXXXXX。案涉担保服务协议记载的约定事项包括：田宝玲作为借款人，郑秀秀作为出借人，中泽信和公司作为保证人，三方于2017年7月11日签署担保服务协议，中泽信和公司对2017年7月11日借款合同项下田宝玲的主合同债务承担一般保证担保责任，担保费由田宝玲承担，担保费率为主债权数额的0．5%每月，在郑秀秀主债权实际成立之日由田宝玲一次性支付给中泽信和公司。（三）2017年7月11日方正公证处办公现场监控录像所反映的事实根据本院调取证据的协助请求，方正公证处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7月11日17:00:00至当日18：10:00的公证办理现场监控录像。视频录像反映了以下关联事实：17:00：00，田宝玲本人坐在案外人黄洁的工位旁边，同时一位白衣光头男子站在田宝玲与黄洁面前。从17:07:14开始，公证人员反复询问田宝玲同时公证借款合同与委托他人代售房屋的关系时，田宝玲语言混乱，无法解释“卖房的钱”要用来做什么，只是反复说“急需用钱”，在公证人员再次询问卖房与借款有何关系时，田宝玲仍然重复陈述称“卖房，急需用钱，然后投资项目，投资项目后借钱”。此时，白衣光头男子手持两张黄色便签，短暂离开监控镜头视野，17:09:03，该男子回到监控视野，并将黄色便签摆放在黄洁的工位之前，在17:10:21，该男子拿起黄色便签；从17:10:53开始，该男子拿起笔在便签上开始书写，至17:11:33，该男子将便签摆放在田宝玲眼前，田宝玲看着便签没有反应，该男子回头作出类似无奈的笑容。公证人员仍然继续询问田宝玲借款和卖房“出于什么考虑”，此时田宝玲仍然无法顺利回答，白衣光头男子手拿便签转身离开后又回到原位，继续在便签上手写新的内容。17:12:42，公证人员反复询问无果后，又询问田宝玲称现在是不想卖房为什么要写委托。17:13:44，白衣光头男子再度转身离去，脸部作出苦笑的表情。上述录像反映的事实经过与田宝玲在答辩状中所述情形基本一致。杨秀娟在庭审中表示白衣光头男子就是案涉借款的介绍人刘建辉。田宝玲所提交刘建辉照片中的光头男子面貌与录像中的白衣光头男子高度一致。（四）2017年7月12日抵押合同的签署情况庭审中，被告田宝玲提交了一份从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的2017年7月12日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房屋登记专用），该合同记载事项包括：田宝玲与郑秀秀的身份信息（田宝玲登记的电话号码为159XXXXXXXX，郑秀秀登记的电话号码为173XXXXXXXX），抵押房屋坐落为XXX号被担保主债权金额为1500000元整，担保范围为本金及利息，债务人为田宝玲。同日，郑秀秀作为权利人，取得了京（2017）昌不动产证明第XXX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记载事项与抵押合同约定内容一致。附记栏记载的债务履行期限为1个月。三、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自2017年7月14日至2018年11月18日期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一）150万元款项汇入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以及主要汇出款项的相关事实2017年7月14日，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收到来自郑秀秀名下尾号8490银行账户转来的1500000元款项。当日5514银行账户向案外人王鑫转账支出16000元；2017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5514银行账户以现金支出的方式累计取现35000元；2017年7月16日与7月17日，5514银行账户发生四笔大额转账支出，转出对象均为刘洪云名下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四笔款项数额分别是332800元、332800元、299520元以及432640元，累计1397760元。（二）案涉借款合同项下郑秀秀自认的放款以及还款事实庭审中，郑秀秀自认案涉150万元借款的真实来源是案外人赵永生，并且自己是受赵永生委托向田宝玲出借案涉借款。郑秀秀所提交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也直接证明在2017年7月14日其名下8490银行账户收到来自赵永生汇入的150万元款项。此外，关于还款情况，郑秀秀自认其在案涉借款合同项下收到以下还款款项：2017年7月16日，5514银行账户向杨博皓名下卡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0361还款账户）汇出43300元当中的37500元，余款5800元郑秀秀主张“应该是公证费”。郑秀秀认可2017年8月12日、2017年9月12日、2017年10月14日、2017年11月12日、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10日、2018年3月12日、2018年4月12日与2018年5月12日，0361还款账户收到的每一笔37500元均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偿还的利息；并认可2018年6月13日自己用卡号为×××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8496银行账户）收到借款合同项下偿还的本金30万元，亦认可2018年6月25日自己名下8496银行账户分十笔累计收到偿还本金40万元。此后，郑秀秀认可其于2018年7月13日与2018年8月13日分别收到两笔数额均为20000元的还款。截止至2018年8月13日，郑秀秀认可的还款数额累计为1152500元。此外，关于2017年7月16日至2018年5月12日每月还款数额以及还款账户为何与案涉借款合同约定不一，郑秀秀表示虽然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为月2%，但借贷双方实际执行的利率是2．5%，并且双方协商确定以0361的还款账户作为收取利息的回款账户。（三）案外人高广科、高广建、刘洪云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汇款的事实自2017年8月9日至2018年6月25日，高广科与高广建多次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汇入款项；数额为37500元的汇入款项其汇入时间与5514银行账户向0361还款账户转出款项的日期一致。2018年6月13日，高广建连续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分六笔汇入30万元；2018年6月25日，自案外人刘洪云名下卡号为×××的银行账户内转至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376640元；同日，高广科又向田宝玲名下5514银行账户转账23360元，至此5514银行账户内余额为400078．15元。四、郑秀秀与杨晓娟微信往来情况的相关事实2019年3月1日，郑秀秀申请添加杨晓娟为微信好友，当日杨晓娟通过郑秀秀的好友申请后，郑秀秀与杨晓娟之间发生以下信息往来：郑秀秀：“你好，我是郑秀秀，前年代表公司当出借人，借给您母亲150万，已还70，还有80万未还，和您联系了解一下怎么处理！”杨晓娟：“贷款是高广科和你们办的，要求我母亲不能让家里人知道，钱也是高广科拿走的”郑秀秀：“高广科联系不上了，我们只能找借款主体，是这样的姐，房产抵押，借款公证手续都做了，现已经拖欠半年，仍然还是不解决，就走法律程序了！这不看看您是什么态度！”郑秀秀：“如果近期能把剩余本金80万归还，拖欠六个月的利息和逾期滞纳金就不要了，如果还是拒不解决，只能走法律程序，房子会被拍卖，归还我们的本金及利息，剩余的才能归房主，您这边损失更大！”杨晓娟：“高广科骗我母亲用她唯一房产做抵押，跟你们一起做了相关手续，我母亲至今不都知道签了什么文件，我早就跟您的同事刘建辉说过，我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且年过70岁老人不能做房产强执公正（证），你们应该很清楚的。”……郑秀秀：“相信您会弄清楚，打扰了！我也是只是个跑腿儿干活的，律师让我跟您这边碰一下！”五、本院向原告郑秀秀就本案法律关系进行释明的情况2019年12月11日本院组织郑秀秀与田宝玲进行证据交换，基于证据交换后初步能够固定的案涉基础事实，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可能对被告田宝玲不发生法律效力，并向原告郑秀秀进行释明，询问其是否考虑变更请求权基础与相应诉讼请求。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郑秀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坚持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成立有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本诉。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查明事实，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确定如下：一、以2017年7月11日为时点，田宝玲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在对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认定后，坚持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的郑秀秀其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关于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如何认定对此争议，本院将以两项证据材料为基础进行论证：一是本院作出的(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安定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二是本院依据田宝玲申请所调取的2017年7月11日方正公证处办公场所的监控录像。具体而言，(2018)京0102民特2272号民事判决书作为生效判决，已经宣告田宝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2018年12月25日往后，这一事实当然不再存在争议。至于2018年12月25日之前田宝玲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该判决确实没有直接表述，需要结合安定医院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认定。如前所述，安定医院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田宝玲的精神状态作出如下关键认定：首先是田宝玲在2018年12月4日被确诊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根据病理常识可知，器质性精神障碍往往属于慢性疾病，不可能在一朝一夕突发患得，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地向前追溯对其精神状态作出认定。对此，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可以提供参考依据：根据该意见书，田宝玲患有精神病家族史，并且“三四年前开始记忆力下降……头部核磁提示双侧海马萎缩，老年性脑改变，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由此，本院认为在距离2018年12月4日仅有一年之久的2017年7月，田宝玲已经开始患有上述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的可能性极高，受该疾病影响，田宝玲的意思表示能力应当属于不完全状态。同时，因方正公证处向本院提供了2017年7月11日公证现场的监控录像，该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恰好能够对上述结论性认定的正确与否进行佐证。根据本院查明的情况经过，在2017年7月11日17时，田宝玲在公证处面对公证人员询问为何要同时办理借款与卖房两项事宜，二者之间有何关系这一简单问题时，田宝玲完全不能作出逻辑顺畅、自圆其说的回应。旁边站立的白衣光头男子（疑似刘建辉）多次试图用便签提醒田宝玲作出“正确”回应，但其无奈的面部表情恰好反映出上述尝试的无果。这一经过印证了本院前段的结论意见，即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时已经受器质性精神障碍疾病影响，意思表示能力出现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以下简称为民通意见）第五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第六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第八条规定：认定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已经查明的前述事实，本院认定被告田宝玲在2017年7月11日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纯受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外，其他民事法律行为在监护人未予追认的情况下，对田宝玲不应发生法律效力。此外，案涉借款合同虽然经过公证，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若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仍然应当以真实情况为准。本案情形即是如此。二、郑秀秀在本案中是否有权要求田宝玲偿还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如前所述，在本院认定田宝玲于2017年7月11日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服务合同、两份委托书以及签署借款合同次日另行签署的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均未经田宝玲监护人追认，上述民事法律行为对田宝玲均不应发生法律效力。因本院就前述事实认定于案件审理时已向原告郑秀秀予以释明，而郑秀秀坚持以成立且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向田宝玲主张还本付息义务。基于前文分析，在案涉借款合同各项约定对田宝玲均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本院认为郑秀秀与田宝玲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郑秀秀在该借款合同项下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本院已查明郑秀秀选择请求权基础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本院仍应基于已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审查郑秀秀的诉讼请求是否仍然存在被支持的可能性。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各项约定对田宝玲不发生法律效力。进一步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在案涉借款合同相对性已被打破且郑秀秀自认其并非案涉借款的实际出资人的情况下，郑秀秀并非实际受损失的当事人，其亦无权基于不当得利要求田宝玲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因此，无论基于案涉借款合同抑或不当得利规则，郑秀秀对田宝玲主张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三、关于本案中民刑交叉问题是否存在以及对本案裁判方式是否存在影响本案中，田宝玲在其答辩意见中主张郑秀秀、刘建辉、王海源与杨博皓四人均为中泽信合公司的员工，四人串通并欺骗田宝玲签署案涉借款合同以及委托书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对此意见，本院认为目前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处理民刑交叉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民间借贷司解）第六条与第七条规定。其中，民间借贷司解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该解释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具体到本案情形当中，综合审查本院查明事实，特别是田宝玲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情况，本院认为在本案情形中，确实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恶意利用田宝玲精神疾病缺陷，故意使其身负巨额债务并在非本意的情况下出抵甚至提前同意出售自己房产，使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情形。对此，本院将梳理相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经济纠纷犯罪规定）第十条规定，将其作为犯罪线索向有关侦查机关移送。但是，在民间借贷司解第六条规定的同一事实标准之下，本院无法认定郑秀秀与前述犯罪嫌疑在主体上存在关联性；此外，在本案基本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刑事案件审结与否不影响本案据此作出裁判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本案无须根据经济纠纷犯罪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秀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原告郑秀秀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宋 健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