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章元，男，汉族，1982年12月1日出生，住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磊，男，198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婷、张在叶，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天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二村路口。法定代表人：熊小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逊，男，197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章元、张磊与被上诉人武汉天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刘章元、张磊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章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婷、张在叶，被上诉人天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章元、张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返还车辆营运证照；3、依法改判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7月、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的承包金99911.34元，不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6月至判决生效时的承包金（按月3893元执行）；4、依法改判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滞纳金24313.12元，不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6月之后的滞纳金（以差欠数额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5、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不履行自身合同义务违约在先，且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两上诉人不应支付车辆承包费及滞纳金。两上诉人从未收到车辆营运证照，因此也不应返还。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我国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的是经营许可制，出租汽车必须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出租汽车必须在许可的车辆经营权期限内营运，同时要为每辆出租车办理正规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营运证》、廉政服务监督卡。由此也可以判断，为两上诉人办理营运证照是被上诉人必须履行的主合同义务。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全面适当的履行合同义务，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当的，另一方有权提起抗辩。一审法院简单认为“该车上路营运时，未因营运证的原因被车辆管理部门查处，可见车辆的营运证未实质影响刘章元、张磊的运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两上诉人的车辆因证照不全，随时都可能被交警部门作出扣押车辆、罚款等处罚，并不能因为两上诉人侥幸躲过处罚，就主观认定对两上诉人的运营没有影响，一审判决的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二、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班承包类）》。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的主合同义务为提供一辆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出租汽车给两上诉人承包，两上诉人的主合同义务为按时缴纳承包费。自合同签订至今，被上诉人从未向两上诉人提供鄂Ａ×××××车辆的营运证、道路运输许可证以及廉政监督服务卡，两上诉人至今未收到以上营运证照，被上诉人已经违约在先，且违反的是主合同义务。三、两上诉人在武汉市出租汽车客运中心管理处仅能查询到该车辆的营运证，且营运证办理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但查询不到车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被上诉人违约的事实成立。四、根据法庭查明事实，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曾两次与两上诉人到市民之家办理车辆营运证照，未办理成功的原因在被上诉人。第一、第一次是因为市民之家工作人员的原因没有办成；第二次在两被上诉人证照齐全的前提下未能办理成功，应当属于被上诉人原因；第二、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截止到2020年6月30日，长达五年，如果是因为两上诉人的原因第二次没有办成，那么被上诉人应当对不能办理成功的原因、缺少的材料予以告知，在承包期内随时可以再次办理；第三、根据合同约定，办理营运证照是被上诉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两上诉人仅仅是协助，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未办理成功的原因在于两上诉人不配合未提交相关材料，那么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充分提醒和告知义务，也多次催促两被上诉人尽快准备材料以便办理营运证照，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一起到市民之家办理营运证照的行为认定为协助义务，属于根本性错误。办理营运证照是主合同义务，非协助义务，同时将未能办理成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两上诉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天兴公司辩称，2015年7月1日，天兴公司与刘章元、张磊签署《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班承包类）》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并向刘章元、张磊提供车辆。该出租车在注册时经武汉市客运汽车管理处行政审批和武汉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注册登记均认定该车为合法有效的营运车辆。刘章元、张磊因个人原因未办理《道路运营证》责任在自己。按合同约定的条款，刘章元、张磊欠缴天兴公司承包费理应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并承担天兴公司的损失。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天兴公司出具了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承包的车辆并非其所述属于停运状态，故请求驳回刘章元、张磊的全部上诉请求。天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天兴公司与刘章元、张磊之间的合同和补充协议；2、判令刘章元、张磊将出租车及附属设备和营运证照交还给天兴公司；3、判令刘章元、张磊立即支付拖欠的承包金每人各49955.67元（从2015年7月及从2016年8月起算，暂计至2018年5月）和滞纳金（月利息2%）每人各12156.56元（从2015年8月起暂计至2018年5月）以及违约金每人各10000元；4、判令刘章元、张磊向天兴公司支付2018年6月起算的承包金直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判令刘章元、张磊向天兴公司支付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至刘章元、张磊将车辆交回天兴公司之日止天兴公司的经济损失（比照合同期内承包金）；5、判令刘章元、张磊向天兴公司支付从2018年6月起至欠费交清之日止刘章元、张磊差欠费用的滞纳金（月利息2%）；6、判令刘章元、张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日，发包方（甲方）天兴公司与承包方刘章元（乙方Ι）、张磊（乙方Ⅱ）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班承包类）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双方约定：刘章元、张磊承包经营天兴公司提供东风雪铁龙黄/白出租车、车牌号鄂Ａ×××××、发动机号2600350，车架号LDC643T22F3330741；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天兴公司向刘章元、张磊一次性收取安全保证金20000元，每月承包费6279.58元，刘章元、张磊各缴纳3139.79元，承包费包括：税费、经营权有偿出让金、车辆折旧、车辆保险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车费发票、耗材、座套制作清洗及更换费、企业收益，刘章元、张磊应在每月23日至25日期间一次性交清月承包费，合同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解除、终止、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刘章元、张磊从2016年8月开始停止向天兴公司缴纳承包金，未服从公司管理到公司正常刷卡，并在外私自调校计价器。刘章元、张磊2015年7月欠缴承包金5069.26元（剔除两人应缴社保费用1210.32元），2016年8月刘章元、张磊缴承包金1000元，欠缴承包金3907.76元，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欠缴承包金34354.32元（4907.76元×7），2017年4月至7月欠缴承包金17440元（4360元×4），2017年8月至12月欠缴承包金19675元（3935元×5），2018年1月至5月欠缴承包金19465元（3893元×5），共欠缴承包金99911.34元。欠缴承包金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滞纳金24313.12元（均以差欠金额，按月利率2%计算）。承包合同签订后天兴公司曾两次派公司员工陪同刘章元、张磊到市客管处办理承包车辆的营运证，直到2017年12月15日天兴公司办理承包车辆的营运证。车牌号为鄂Ａ×××××的出租车现在刘章元、张磊处。一审法院认为，天兴公司与刘章元、张磊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班承包类）》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天兴公司依约提供车辆给刘章元、张磊营运，刘章元、张磊应按合同约定缴纳承包费，其未按约缴纳承包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承包合同中第十条第（一）项第1款规定“乙方逾期5天未缴纳月承包费的，甲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至天兴公司起诉时刘章元、张磊已经23个月未缴纳承包费，天兴公司可以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同时，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第六项规定“私自拆装、调校计价器、使用计价器作弊，视为违约，甲方有权对乙方作出停运整改、解除合同等处理”，现刘章元、张磊多次私自调校计价器，违反合同规定，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合同应予解除。刘章元、张磊应补缴差欠的承包费并支付滞纳金。截至2018年5月31日，刘章元、张磊差欠天兴公司的承包费99911.34元和滞纳金24313.12元。一审法院支持天兴公司判令刘章元、张磊给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不再支持其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刘章元、张磊辩称天兴公司未能提供承包车辆的营运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廉政服务监督卡，导致承包车辆成为“黑车”。承包前期，天兴公司曾派员协助刘章元、张磊到市客管处进行办理，车辆营运证因刘章元、张磊自身的原因未办成。2017年12月15日，天兴公司办理了承包车辆的营运证。一审法院认为，该车上路营运时，未因营运证的原因被车辆管理部门查处，可见车辆的营运证未实质影响刘章元、张磊的营运。综上，天兴公司诉讼请求部分有理，有理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刘章元、张磊的抗辩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天兴公司与刘章元、张磊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班承包类）》及《补充协议》。二、刘章元、张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天兴公司返还鄂Ａ×××××出租车及其附属设备和营运证照。三、刘章元、张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天兴公司支付2015年7月、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的承包金99911.34元，2018年6月起至判决生效时的承包金（按月3893元执行）。四、刘章元、张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天兴公司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滞纳金24313.12元，2018年6月后的滞纳金（以差欠数额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五、驳回天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4元、诉讼保全费278元，共3462元，由刘章元、张磊负担。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刘章元、张磊二审中提交新证据：武汉城市留言板截图、短信截图。天兴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武汉城市留言板截图真实性有异议，是打印件无原件，证明目的不认可。2019年11月15日的官方回复，因为现在办理流程简化，所有办理道路运输证和出租汽车服务监督卡比2015年7月简单，但2015年双方签订合同时办理道路运输证和出租汽车服务监督卡流程复杂。短信截图真实性有异议，这是刘章元发送的短信，证明目的不认可。案涉出租车一直在营运，并非停运。2015年办理道路运输证和出租汽车服务监督卡必须要刘章元、张磊驾驶承包车辆到市民之家进行验车审核之后才能办理，但两上诉人因个人原因、证件不齐或其中一人未到造成的未办理成。天兴公司提交新证据：申报车辆和驾驶员基本情况登记表；车辆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刘章元、张磊的质证意见：申报车辆和驾驶员基本情况登记表、车辆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只能证明2015年6月天兴公司向武汉市客运汽车管理处提交了申报材料，但是并没有在2015年将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办理下来，应当以具体的发证时间为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道路运输证发证时间2017年12月15日，在2015年签合同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车辆属于无营运证的状态，道路运输证办理之后公司未告知我们，也没有向我们送达，导致我方一直不知道车辆可以营运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事实相关联，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根据2015年7月1日天兴公司与刘章元、张磊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双班承包类）》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刘章元、张磊应按合同约定缴纳承包费，但其自2016年8月即未按约缴纳承包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天兴公司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同时向刘章元、张磊主张应补缴差欠的承包费并支付滞纳金。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章元、张磊上诉称天兴公司未能提供承包车辆的营运证、道路运输许可证，故其有权不按期支付承包费。本院认为，办理案涉承包车辆的营运证、道路运输许可证需双方配合办理，双方曾先后两次到市民之家办理证照，其中承包车辆营运证已于2017年12月15日办好。刘章元、张磊并不能证明系天兴公司故意违约不办理承包车辆的证件，即使天兴公司在办理承包车辆证照上存在一定过错，合同也未约定刘章元、张磊就可以不支付承包费。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等制度并不适用本案情形。车牌号为鄂Ａ×××××的出租车一直在刘章元、张磊处，刘章元、张磊也未证明因承包车辆的证照原因其遭受何种损失，一审判决认为承包车辆证照的办理未实质影响刘章元、张磊的营运符合客观事实。如果因天兴公司延期办理证照的行为给刘章元、张磊造成了实际损失，刘章元和张磊可以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刘章元、张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4元，由刘章元、张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宏文审判员  王日升审判员  胡 劲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鲍刚书记员张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