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初26936号原告：刘星，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法定代表人：林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曦，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文莉，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星与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星，被告重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曦、孔文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重庆银行终止其在银行卡新开卡业务中侵害原告刘星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行为；2.被告重庆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6日，原告刘星在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申请新开银行卡过程中的设置密码环节使用自己出生日期作为密码，该行网上审核系统显示“RB4000该密码为简单密码，请重新输入”，但是没有具体的解释，导致原告刘星开卡失败。2019年4月27日，原告刘星在接到该行来电后，前往该行查阅了《银发（2016）年170号》和《渝银发（2016）年73号》文件。其文件在强化交易密码保护机制中规定，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应加强银行卡、网络支付等交易密码的保护管理和客户安全教育，严格限制使用初始交易密码并提示客户及时修改，建立交易密码复杂系统效验机制，避免交易密码过于简单（如111111、123456等）或与客户个人信息（如出生日期、证件号码、手机号码等）相似度过高。但是，被告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在其银行卡新开卡业务中，并无相应的客户安全教育，且将“严格限制使用”曲解为“禁止使用”，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9、10、16条的规定，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是直接服务者，但审核系统是被告重庆银行设置的，故以重庆银行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被告重庆银行辩称，首先，被告重庆银行与原告刘星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亦无侵害原告刘星权利的行为，因此被告重庆银行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原告刘星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刘星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被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刘星系在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申请开卡时，因其执意设置与自己个人信息高度相似的交易密码，导致开卡失败而引发的纠纷。因此，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才是本案适格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2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是被告重庆银行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支行，属于上述其他组织范畴，且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拥有相当数额、规模的资产，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本案是行为诉讼，不涉及财产的赔偿，其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发生纠纷时，可以单独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故应以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作为诉讼的主体。其次，原告刘星的诉讼请求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内容，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3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应当有具体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原告对于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必须明确具体。本案中，原告刘星在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被告终止其在银行卡新开卡业务中侵害原告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行为。该请求只是要求终止侵害其相关权利，但却未明确履行的具体内容，对于被告重庆银行如何终止、如何履行并不清楚。再次，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在开立新卡的金融服务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第一，银行履行了安全教育义务。被告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履行了安全教育义务，被告员工在系统提示“RB4000该密码为简单密码，请重新输入”后，对哪些属于简单密码向原告刘星做了解释，后又通过电话解释了不能设置简单交易密码的原因，并向其提供了《银发（2016）年170号》、《渝银发（2016）年73号》两份文件供其现场查阅。据此，被告已经通过电话沟通、出示文件等方式向原告刘星进行了解释，并通过沟通交流完成了对客户的安全教育。第二，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并未侵犯原告刘星的自主选择权。原告刘星作为消费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其可以选择到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开卡，如原告刘星认为该行的服务不适合或不能满足自己的特殊需求，可以选择不在该行开卡，也可以选择设置其他符合交易规定的密码，而且在纠纷发生后，银行考虑原告刘星的实际情况向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即原告刘星可提供其他本人名下的银行卡作为代发工资卡，为其免费开通跨行转账服务，以此解决原告刘星代发工资的问题，且原告刘星也接受了被告重庆银行代发工资的服务。因此，被告重庆银行并未侵犯原告刘星的自主选择权，也未对其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和不便。第三，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并未侵犯原告刘星的公平交易权。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提示原告刘星不能设置与其个人信息高度相似的交易密码，是严格按照主管行政机关下发的相关文件规定来执行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发(2016)年170号》文件第1.4条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布的《渝银发(2016)年73号》第2.1.2条的规定，从强化交易密码保护机制、建立支付敏感信息安全技防措施角度出发，对于使用与客户身份信息高度相似的交易密码，作出严格限制并避免使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且该规定对银行开卡客户统一适用，并非仅仅针对原刘星告。所以银行并不存在对相关规定恶意曲解或适用超规的情形。另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据此，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银行在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应当履行保障客户个人金融信息及财产安全的义务，因此银行限制原告刘星设置与其个人客户信息相似度过高的交易密码，是履行法定义务的应有之义。所以银行在服务过程中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未侵犯原告刘星的相关权利，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同时该条法律规定也对消费者行使其相关权利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边界的，不能恣意妄为，更不能滥用权利。只有合理正当地行使权利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原告刘星在开卡过程中，拒绝听从银行解释和说明，坚持要求设置与其身份信息高度相似的交易密码，显然属于权利滥用，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原告刘星侵权主体认识错误，诉讼请求不明确，且在整个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银行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未侵犯原告刘星权利，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刘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26日，原告刘星前往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申请开立新卡，其在以自己出生日期设置交易密码环节时，系统提示“RB4000该密码为简单密码，请重新输入”，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刘星由于密码过于简单，系统提示无法进行该密码设置，建议其更改密码再试，原告刘星不接受更改密码，开卡失败。2019年4月27日，原告刘星接到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的电话后，前往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查阅了《银发（2016）年170号》和《渝银发（2016）年73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年170号）第1.4条“强化交易密码保护机制”规定：“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应加强银行卡、网络支付等交易密码的保护管理和客户安全交易，严格限制使用初始交易密码并提示客户及时修改，建立交易密码复杂度系统校验机制，避免交易密码过于简单（如‘111111’、‘123456’等）或与客户个人信息（如出生日期、证件号码、手机号码等）相似度过高。”《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工作的通知》（渝银发[2016]年73号）第2.2条规定：“……建立交易密码复杂度系统校验机制，严格限制出示交易密码、简单交易密码、与客户个人信息相识度过高的密码的使用……”其后，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向原告刘星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但直至审理期间，原告刘星仍坚持用客户个人信息作业新开卡密码。另查明，由于原告刘星在重庆银行钢花路支行开立新卡失败，被告重庆银行向其免费开通了跨行转账服务，从2019年7月起将其工资从重庆银行免费转账到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本院认为，原告刘星提起本案诉讼时，系将重庆银行作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意在明确分支机构作为被告的情况下的程序处理问题，与相关实体法中民事责任主体的规定并不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关于“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法人分支机构虽然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但其不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法人是其内设分支机构对外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因此被告重庆银行能够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原告刘星在本案中提出的是停止侵害之诉，因此应当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首先，侵权责任的成立需以被告重庆银行具有违法性的过错行为作为前提，即被告重庆银行在原告刘星申请开立新卡失败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原告刘星前往被告重庆银行申请开立新卡，并以自己出生日期为密码进行设置，被告重庆银行的系统提示原告刘星密码设置过于简单，请重新输入。之后，被告重庆银行的工作人员向原告刘星解释基于账户安全的原因，希望其变更密码，原告刘星表示拒绝变更密码重新设置，导致开卡失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在开立新卡系统审核时，严格限制使用初始交易密码并提示客户及时修改，建立交易密码复杂度系统校验机制。被告重庆银行的该审核行为初衷是为了保护客户的账户资金的交易安全，是为了强化银行信息的安全管理，并未存在过错，被告重庆银行不应承担责任。同时，原告刘星提出的被告重庆银行侵害其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问题。双方在如何理解银发[2016]年170号和渝银发[2016]年73号文件上存在分歧，原告刘星认为上述文件规定的是“严格限制”而非“禁止”，被告重庆银行却禁止原告刘星使用自己的出生日期设置密码，系被告重庆银行对上述文件的误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费》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第十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其重庆营业管理部针对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银行卡使用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为加强银行卡信息的安全管理，提升支付风险防控能力而作出上述规定，这是基于社会利益而作出的普遍性规定，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与此相对应的即是义务。当事人在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时，必须恪守其边界。原告刘星作为消费者，在行使法律赋予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时，应当遵守上述义务。被告重庆银行设立的开卡流程清楚明晰，在开卡受阻的情况下，向原告刘星做了解释、进行了安全教育，且出示了相关文件进行佐证。原告刘星并未举证证明被告重庆银行有限制其知悉开立银行卡服务的真实情况、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被告重庆银行开立银行卡服务、强制交易的违法行为。故被告重庆银行基于上述文件以及社会利益作出的行为系其正当行为，并未侵害原告刘星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其次，是否具有损害结果，即开卡失败是否给原告刘星造成了损失。原告刘星因为坚持使用自己的出生日期设置密码，被告重庆银行的系统审核未能获得通过，导致开卡失败，是其自己所做的选择，应自行承担责任。同时，被告重庆银行为了原告刘星能及时获得工资，免费为其提供了转账服务，体现了被告重庆银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故在无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本院不能认定开卡失败给原告刘星造成了损失。最后，原告刘星申请开立新卡时设置密码失败是否系被告重庆银行的过错行为所致。如上所述，原告刘星在申请开立新卡时，其在设立密码环节因为使用自己的出生日期，是其充分行使了选择权，被告重庆银行为此做了解释并进行了安全教育，因此不是被告重庆银行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刘星申请开立新卡失败。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刘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刘星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莉红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春涛书 记 员 唐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