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2民初10575号原告：关柳艳，女，1936年6月3日生，满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晓杰（关柳艳之子），男，1960年2月24日生，汉族，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保安，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马云霞，女，1960年5月20日生，汉族，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退休职员，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芝姗（马云霞之女），女，1984年11月15日生，汉族，美乐家（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职员，住天津市河东区。被告：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道红星路。法定代表人：姚子刚，职务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恭年，该单位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明，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金顺，男，1960年12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第三人：天津市亚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东区北长路玉树里2号楼增1号（后小二楼）。法定代表人：弓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志炜，该单位职员。第三人：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房管站，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唐口新村一号路1号。法定代表人：刘津，职务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华，该单位职员。原告关柳艳与被告马云霞、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以下简称设备厂）、韩金顺、第三人天津市亚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孚）、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房管站（以下简称房管站）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关柳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晓杰，被告马云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芝姗，设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恭年、刘江明，第三人亚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志炜，房管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华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韩金顺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关柳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关柳艳对坐落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53号楼3单元203号房屋依法享有物权权利;2.判决马云霞、设备厂、韩金顺及第三人亚孚、房管站赔偿关柳艳1067820元（暂按60000元／㎡计算×13.69㎡×1.3＝1067820元）;3.案件受理费由马云霞、设备厂承担。2019年12月30日，于庭审结束后，关柳艳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马云霞、设备厂、韩金顺及第三人亚孚、房管站对关柳艳承担侵害物权赔偿责任即确认马云霞、设备厂、韩金顺及第三人亚孚、房管站对关柳艳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1月2日，关柳艳向本院提交《申请再次开庭申请》，理由为其公益律师未能出庭。2020年1月8日关柳艳向本院邮寄《更正笔录申请》表示庭审中确认公产承租权非其本意，其本人的意思是确认物权。事实和理由：关柳艳与马云霞原系婆媳关系,1984年关柳艳之子关晓杰与马云霞登记结婚,2002年8月29日双方离婚。关柳艳之子关晓杰因婚后无房于1984年1月14日借住关柳艳承租房管站坐落天津市河东区公产一间、面积13.69平方米房屋并负责交付租金,为此,关柳艳将该房屋租赁合同及缴费凭证一并交给马云霞。1995年10月1日关柳艳因再婚将户口从天津市河东区红星路向阳楼53-3-201号迁至天津市河北区并在此处居住至今。关柳艳于1959年2月同章钟夫婚后共同居住诉争之房并于1959年8月29日从北京市师院将户口迁至诉争之房。1969年11月关柳艳与章钟夫离婚后,章钟夫迁往日本,故关柳艳与关晓杰继续在诉争之房居住并同房管站建立公有住房租赁合同。2018年4月关柳艳得知坐落天津市河东区房屋已经拆迁故向关柳艳之子关晓杰询问关柳艳房屋情况时得知,马云霞已将房本交给设备厂。为此,关柳艳详细了解情况后得知:1992年1月马云霞因与设备厂协商调房将关柳艳的房屋及房本交给单位,因单位无房未能调成,房本及房屋也未退回。该房屋在设备厂未经关柳艳同意的情况下,于1992年1月14日将关柳艳名下承租公有住房（河东区向阳楼53号楼3单元203号）一间房屋调给韩金顺且向房管站出具了单位调房申请单。该申请单记载:调入户姓名韩金顺,调入户所属单位设备厂,所调房屋地点间号河东区向阳楼53号楼3单元203号,间数1；调出户姓名关柳艳,调出户所属单位空白,调出户安排去向煤矿本厂楼晨光29楼3门505-6,间数2。1992年1月21日在房管站处存档的区房屋退约（注销）单记载:订约人关柳艳,地址向阳楼53-3-203,停租日期92年2月1日,间数1,面积13.69平方米,原定租金5.62元,应收租金5.62元,当月注销租金5.62元,迁往地点煤矿本厂楼晨光29-3-505-6,退约（注销）原因调房。设备厂通过马云霞取得关柳艳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及房屋而实际却未经关柳艳同意且关柳艳对以上事实也是在前诉立案时知晓,设备厂以给关柳艳调往煤矿本厂楼晨光29-3-505-6号2间房屋将关柳艳诉争房屋调给韩金顺,设备厂以欺骗方式让房管站更改注销了关柳艳承租的公有住房合同。然而,设备厂向房管站提供的调房申请单所记载:调出户安排去向煤矿本厂楼晨光29楼3门505-6,间数2的情况至今也未通知关柳艳办理该房承租、入住手续,且该房屋据关柳艳在前诉判决后经了解得知该房屋早已由案外人丁晋省居住。对此,设备厂、马云霞、韩金顺对关柳艳承租坐落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53号楼3单元203号房屋负有赔偿、返还的责任。2018年亚孚对坐落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53号楼3单元203号房屋实施拆迁,因该房屋公房承租权属于关柳艳且关柳艳对该房屋依法享有物权权利,故该房屋拆迁所得货币或房屋应给关柳艳安置。综上,关柳艳不是设备厂单位职工,而该单位在未经关柳艳同意的情况下对关柳艳的房屋进行调房处理且至今也未通知关柳艳办理调入房屋入住手续,而关柳艳房屋由设备厂分配给韩金顺,现关柳艳房屋又被亚孚实施拆迁,因此造成的财产损失理应由马云霞、设备厂、韩金顺及第三人亚孚、房管站赔偿。关柳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出起诉,望贵院鉴核事实后判准关柳艳如上所请。马云霞辩称，涉诉房屋是关柳艳在1984年给其代理人、子关晓杰和马云霞的婚房，马云霞是设备厂职工，1991年把涉诉房屋借给设备厂，后设备厂给马云霞晨光楼27号楼一套房屋，马云霞一直居住到现在。涉诉房屋何时给的韩金顺以及拆迁情况，不清楚。设备厂辩称，请求驳回关柳艳诉请，设备厂于1992年1月初进行调房，调房过程中马云霞将涉诉房屋交给设备厂，设备厂将河东区晨光楼27号1-106房屋调给马云霞。设备厂调房是为增加职工福利，马云霞通过调房居住面积得到改善，设备厂行为上没有过错，调房过程得到房管部门批准，因此，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关柳艳起诉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本案涉诉房屋系直管公产房，关柳艳的诉请是确认承租权，按法律规定直管公产房承租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应该裁驳。涉诉房屋已经拆迁，物权已经灭失，关柳艳请求物权不成立，不应该支持。韩金顺未出庭答辩。亚孚述称，涉诉房屋所在片区2009年启动拆迁项目，2010年拆迁，韩金顺2010年办理的安置手续，安置后取得一套私产房屋。涉诉房屋拆迁前是公产房屋。对于关柳艳的诉称与亚孚无关，亚孚拆迁时公产房屋的承租人是韩金顺，不是关柳艳。房管站述称，涉诉房屋原是房管站管理的直管公产房，1992年进行过调房，调房前承租人是关柳艳，调房后承租人是韩金顺，仍然是直管公产房，对拆迁情况不了解。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关柳艳就本案提出主张的房屋曾起诉马云霞、设备厂和房管站，要求：“1.二被告返还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坐落天津市河东区间、面积13.69平方米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及交费凭证（即：原告与第三人就坐落原址天津市河东区，现址天津市河东区间、面积13.69平方米房屋租赁合同及交费凭证）；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本院以（2018）津0102民初102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天津市河东区与第三人房管站登记为53号楼3单元203号系同一套房屋，韩金顺于1992年1月16日调入该房屋，原告关柳艳调出该房屋。”并判决：“驳回原告关柳艳全部诉讼请求。”该案现已生效。本案中，亚孚称涉诉房屋已于2010年实施拆迁，被拆迁人韩金顺现已取得拆迁后房屋的所有权。关柳艳承认涉诉房屋已经拆迁，实体房屋已不存在。庭审中，关柳艳就原诉讼请求提出赔偿的数额来源、标准、依据未提供证据。2019年12月30日于庭审结束后，关柳艳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确认马云霞、设备厂、韩金顺及第三人亚孚、房管站对关柳艳承担侵害物权赔偿责任即确认马云霞、设备厂、韩金顺及第三人亚孚、房管站对关柳艳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1月8日，关柳艳向本院邮寄《更正笔录申请》，表示“其本人的意思是确认物权”。本院认为，标的物存在系物权的基础，涉案房屋灭失则物权也随之灭失，关柳艳提起确认物权之诉，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所涉房屋早已拆除多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自拆除事实行为发生时，案涉房屋的物权亦随之灭失，因而本案丧失确权基础，关柳艳要求确认物权之诉，不能得到支持。关柳艳案中又称请求确认物权之中的承租权，房管站表示案涉房屋拆迁前为直管公产房屋，且证据显示1992年关柳艳与韩金顺办理了调退房屋手续，事隔二十余年，各方当事人虽对时效问题未提出主张，但“当事人之间因变更直管公产房承租人发生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因此，关柳艳确认承租权的请求，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畴。关于关柳艳要求赔偿问题，因其未对赔偿数额的来源、标准及赔偿依据提供证据证实，对其此项主张无法支持。《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关柳艳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发生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关于关柳艳所称因所聘请公益律师未能出庭，请求重新开庭一节，聘请律师支持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受聘律师能否出庭属于当事人与律师之间时间衔接问题，亦是受聘律师责任心和服务态度问题，律师的管理机构并非法院，因此，关柳艳以此为由请求重新开庭，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关柳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1.5元，由关柳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蓓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苗苗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