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7270号 原告：金建良，男，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张义峰，女，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金一真，男，199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金一诚，男，199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玲栋，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4937D，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2699号。 负责人：蔡雁，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丹，女，系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桂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建良、张义峰、金一真、金一诚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塘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建良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莫玲栋，被告新塘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丹、胡桂红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新塘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未分配的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分配给四原告；2.新塘街道办事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四原告均系金建良户内安置人口，但四原告的户口分别登记于不同处所。根据《居民户口簿》记载，金建良最近一次户口登记时间为1995年5月10日，其户籍于1989年7月13日从城东迁入现户籍地；张义峰、金一真、金一诚最近一次户口登记时间为2005年3月28日，登记为非农业家庭户。2012年12月7日，金建良户经新塘街道办事处进行拆迁动员，协商好方案，与新塘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由新塘街道办事处支付金建良户评估补偿款1951673元，金建良户安置人数为5人（即本案四原告及金建良户因生有两个儿子可增加的一个照顾安置人口），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350平方米。2018年11月19日，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乡一体办”）发布了《萧山区新塘街道、闻堰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人员名单公示》（以下简称“《名单公示》”）。四原告发现其户经公示的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面积仅为280平方米，少了70平方米。同年11月21日，四原告向杭州市萧山区信访局反映，要求按《安置协议》落实金建良户内两个儿子可按政策照顾安置的一个虚拟人口的安置待遇。新塘街道办事处于同年11月27日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四原告，该户在拆迁时签订的协议中确有虚拟安置人口1人，但在分房前城乡一体办对安置人口进行重新审核时发现，该户不符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四类家庭照顾安置面积的批复》（萧政发〔2010〕114号，以下简称“《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第2条关于“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可以成本价照顾安置70平方米”的规定，因为金建良系“土征工”，已为非农业户口，虽原本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但现已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城乡一体办及新塘街道办事处按照被拆迁人的实际情况，根据现有安置政策确定安置人口。因公示之后即面临着抽签分房，而房源本就紧张，四原告遂根据公示要求，于同年11月23日通过ＥＭＳ国内标准快递寄件形式，就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向城乡一体办提出异议，请求将缺少的安置面积补足。但城乡一体办认为拆迁主体系新塘街道办事处，应向新塘街道办事处提出要求。故四原告向新塘街道办事处请求按照《安置协议》约定，补足安置面积70平方米。然新塘街道办事处认为，按照现行政策，金建良户无法享受该70平方米照顾安置面积，故城乡一体办在公示时核减了70平方米安置面积。双方协商未果。四原告认为，首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在原、被告双方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前即已存在，新塘街道办事处在与金建良户签约前已知晓该政策。然而，在2012年12月至2018年11月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新塘街道办事处和城乡一体办均未告知四原告案涉《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面积将会减少。拆迁安置对金建良户来说关系重大，新塘街道办事处和城乡一体办在抽签分房的关键时刻才进行公示并核减该户安置面积的做法，让四原告无法接受。案涉《安置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相对来说，新塘街道办事处更具有强势地位。该协议的性质为民事协议，对该协议进行变更，须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不能进行单方变更。在未出现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无论政策如何规定和变化，新塘街道办事处均应遵守契约精神，按照协议约定，足额为四原告分配安置房。本案中，并不存在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因为新塘街道办事处在签约前即已审查并知晓金建良户家庭成员的户口情况，而从2012年12月实施拆迁到安置分房期间金建良户的人口状况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二份由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拱秀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8年7月11日出具的《关于审批建房及征迁安置的证明》载明的“乡镇、街道核实意见”，在金建良户向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该二份证明时并未签署，四原告并不清楚该部分内容，故无证据证明金建良户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案涉《安置协议》所涉被拆迁人主体明确，不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全面履行合同并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使案涉《安置协议》存在可撤销情形，新塘街道办事处也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综上，新塘街道办事处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其次，本案中，若无《安置协议》第八条第3款“乙方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之约定，毫无疑问，新塘街道办事处应完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五原告认为，前述约定系格式条款，应以《安置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的内容作为金建良户安置面积的确定依据，城乡一体办无变更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一，案涉《安置协议》文本系由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格式文本，且大部分内容系事先打印，只有各类赔偿金额、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等系手写内容，故相对于手写内容来说，前述协议第八条第3款的约定系格式条款，且与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相矛盾。而手写内容应当视为协议双方的特别约定，当协议条款内容不一致时，根据特别约定优于一般约定的原则，前述格式条款对四原告不具约束力。其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城乡一体办并非合同当事人，四原告与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至于新塘街道办事处与城乡一体办之间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四原告无关。其三，众所周知，在征地拆迁前会制定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且在该实施方案中通常会有关于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由城乡一体办对安置人口的安置资格进行审核，并在征求被补偿人意见后确定安置人口的规定。也就是说，根据拆迁安置流程，新塘街道办事处系在城乡一体办对金建良户的安置资格进行过初步审核，并与金建良户进行协商后，才与其签订《安置协议》。本案中，金建良户内家庭成员均系非农业人口这一情况，从一开始便是既定事实，自2005年起便未改变过。从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来看，相关安置资料均系在拆迁当年签署、提供，新塘街道办事处在签约前应已完全了解相关情况，四原告并无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新塘街道办事处理应遵守协议并继续履行协议约定内容。再次，关于新塘街道办事处在2018年11月27日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提出的金建良户系非农业人口，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不符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规定的照顾安置条件的问题。所谓的“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在很多文件中均有体现。其一，根据2017年5月2日颁布施行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以下简称“《安置意见》”）第二条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是指征地拆迁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从前述“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的规定可以看出，安置政策其实均有协商余地，且“农转非”的居民属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安置对象。其二，根据新塘街道办事处认可可作为拆迁政策依据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二条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是指征地拆迁户、无（危）房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等农户，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转制社区的居民。该文件同样明确认定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属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安置对象。其三，根据《新塘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新街道〔2009〕87号）第二条第（二）款第1项第（1）目规定，“征地农转非人员视同农业人口”；根据该款第（4）目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为拆迁地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农民（包括本区征地农转非人员）”。可见，金建良户虽系非农业人口，但视同农业人口，完全符合关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的定义。最后，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来说，拆迁其实系涉及被拆迁人子孙后代终身利益的大事，拆迁行为在未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应当保持前后统一，故新塘街道办事处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根据2013年2月27日《萧山日报》刊载的关于案涉房屋拆迁的相关报道《新塘拆迁“一把尺子量到底”》载明的内容“各征迁组坚持按已确认的评估报告、拆迁补偿及奖励政策，始终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绝不允许随意改变补偿、安置政策”可知，虽然拆迁行为发生在2012年，但是2018年分房时也不应予以改变。拆迁政策本身就是“原则＋平衡”，前述报道也称“既平衡前后，又兼顾左右”。前述列举的拆迁安置政策均规定了兜底条款，即“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可见，当时为了拆迁工作能够顺利完成，行政机关可能会采取一些照顾性的安置手段，并将相应内容载入《安置协议》。城乡一体办审核案涉《安置协议》依据的《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早于2012年案涉房屋拆迁时即已存在，新塘街道办事处应当完全了解其含义，并不会产生误解。事实上，新塘街道办事处的此次拆迁还被杭州市萧山区评为拆迁“样板”。其拒绝为四原告分配剩余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原则。在协议签订后，新塘街道办事处理应如前述报道所称积极履行协议。四原告作为相对弱势一方，在失去其原有住所，且已无法恢复被拆迁房屋原状的情况下，新塘街道办事处突然减少四原告的安置面积，不符合公平原则，系将包括四原告在内的弱势群体置于两难境地。综上所述，无论政策如何变化，只要金建良户内人口状况不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或文件，严重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新塘街道办事处就应继续履行案涉《安置协议》约定义务，将未分配的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分配给四原告。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区块对应的安置小区确为黎南名苑小区，对该小区目前是否仍有安置房源无法确认，但同意接受新塘街道办事处提出的在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郡小区（以下简称“新南郡小区”）的安置房实行异地安置的方案。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新塘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对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约定的第五个安置人口所对应的政策依据无法确认，因未找到任何政策依据，故新塘街道办事处对该第五个照顾安置人口不予认可。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金建良的《招工登记表》《招收合同制工人（全民）录用通知书》《关于审批建房及征迁安置的证明》均系在安置分房前由金建良户主动提交，新塘街道办事处未就前述《关于审批建房及征迁安置的证明》所载明的“乡镇、街道核实意见”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城厢街道办事处进行过核实，亦未要求其出具任何意见或加盖公章；杭州萧山燃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系在2018年提交；除此之外的其他资料系在签约之前提交。签约前新塘街道办事处是否对金建良户的安置资料进行审核，目前无法确认。但按照程序，新塘街道办事处在签约前会将金建良户的安置资料提交给城乡一体办进行初步审核。其次，对案涉《安置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可，但根据该协议第八条第3款“乙方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之约定，金建良户的安置面积最终应以城乡一体办审批为准，而非以协议约定为准。金建良户经城乡一体办审批的最终安置面积为280平方米，新塘街道办事处单方变更案涉《安置协议》第八条第2款关于“乙方安置人数5人”的约定，不给予金建良户虚拟人口的照顾安置面积70平方米，具有相应的政策依据及法律依据，其单方变更协议的行为合法。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在《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中，对在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前提下以成本价进行适当照顾安置的四类家庭做出了明确规定，但金建良户不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情形。根据该文件规定，只有在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才可以成本价进行适当照顾安置，安置面积多层最高不超过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因为金建良属于“土征工”，其户家庭成员均系非农业人口，该户并非“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故金建良户生育的两个儿子不属于照顾安置对象，无法享受增加一人的照顾安置政策。再次，案涉《安置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就金建良户所有的建造在宅基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成的合意。因新塘街道办事处系在持有拆迁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拆迁，并与金建良户签约，故其作为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金建良户签订的案涉《安置协议》具有民事协议和行政协议的双重特性。在该协议具有行政协议属性的情况下，新塘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机关，对于协议的履行享有行政优益权。即若发现继续履行行政协议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存在其他法定理由，则允许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行政协议。本案中，金建良并非就地“农转非”居民，而系外出“土征工”，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若金建良系就地“农转非”居民，则其依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因此，金建良户显然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从而不符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规定的照顾安置情形，无法增加一个虚拟安置人口。该70平方米照顾安置面积并非金建良户应得的利益，案涉《安置协议》约定该户安置人口为5人、安置面积为高层350平方米，无任何政策及法律依据。若继续履行因笔误或政策理解错误而错签的《安置协议》，使金建良户无理由地多享受安置待遇，势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与金建良户具有相同情况的被拆迁人觉得不公平。因此，新塘街道办事处为保障安置政策的准确实施，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案涉《安置协议》约定内容进行的单方变更，应属合法有效。更何况，案涉《安置协议》第八条第3款明确约定金建良户的最终安置面积，应以城乡一体办审批为准。而四原告亦清楚知晓其户经城乡一体办审批的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面积为高层280平方米，新塘街道办事处已将协议项下的安置义务履行完毕。最后，案涉下畈朱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分房除部分经法院裁决进行安置的被拆迁人外，其余被拆迁人已全部安置完毕。据安置房建设做地主体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反馈，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区块即黎南名苑小区目前已无安置房源，且安置房在未分配给被拆迁人之前，其所有权归属于城投公司。故即便法院判决支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新塘街道办事处也存在事实上履行不能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被拆迁人可以选择异地安置或者货币安置。异地安置区块为新南郡小区，该小区70平方米户型的高层安置房源目前仍然充足；选择货币安置的被拆迁人，应先按照17800元/平方米的市场价扣除该货币安置对象按照对应的安置政策应适用的安置房回购价，计算出货币安置的单价，再根据安置面积计算出实际应支付的货币补偿款金额。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国家利益，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四原告系同一户（该户非指《居民户口簿》登记的家庭户）内家庭成员。金建良与张义峰系夫妻关系，金一真与金一诚系金建良与张义峰的双胞胎儿子。2012年12月7日，新塘街道办事处（甲方）与金建良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区政府已批准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在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金建良户拆迁补偿安置达成该协议，并对评估补偿、其它补偿、拆迁奖励、支付方式、腾房要求、过渡方式、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金建良户安置人数为5人（即本案四原告及金建良户可享受的照顾安置虚拟人口1人），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350平方米（其中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140平方米各一套）。根据该《安置协议》第八条第3款约定：“乙方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根据该《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金建良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该《安置协议》上签名确认。2018年11月19日，城乡一体办在萧山政府网发布《名单公示》，载明金建良户安置人口为4人（即本案四原告），安置面积为280平方米。同年11月27日，新塘街道办事处向金建良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确认金建良户在拆迁时签订的协议中确有虚拟安置人口1人，但在分房前城乡一体办对安置人口进行重新审核时发现，因金建良系“土征工”，已为非农业人口，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金建良户不符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第2条规定的“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以成本价照顾安置70平方米”的情形，故城乡一体办及新塘街道办事处按照该户实际情况，以现有安置政策确定安置人口。另查明，金建良的户籍于1989年7月13日由城东迁入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杭州萧山燃料有限公司集体户，系非农业人口；张义峰的户籍于1993年5月18日迁入杭州市萧山区；金一真、金一诚的户籍因出生申报自1998年2月12日起登记在杭州市萧山区。本案四原告的前述户籍登记情况自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起至本案诉讼时止，均未发生变化。金建良被招收为合同制长期工的时间为1988年12月26日，其属于因铁路征地被招工安置的征地安置农转非人员。金建良、张义峰二人截至2012年8月13日均未享受过住房安置政策。又查明，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未就案涉《安置协议》约定内容经平等协商进行过变更。再查明，2010年2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凡购买城市示范村住宅的对象，需经资格认定审查，具体条件按本实施意见第六条规定，由村（社区）调查、集体讨论，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经所在镇街或管委会审核后报区城乡一体办核准，在区级新闻媒体公示无异议后，下达安置通知。”同年10月1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向城乡一体办发出《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该《批复》规定，对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家庭，在其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前提下，以成本价进行适当的照顾安置，照顾面积多层最高不超过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案经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四原告提交的《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社区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萧山区新塘街道、闻堰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人员名单公示》一份、EMS国内标准快递面单一份、《常住人口登记表》一份、张义峰户《居民户口簿》一本、《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四类家庭照顾安置面积的批复》一份、《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社区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常住人口登记卡》一份、《招工登记表》一份、《招收合同制工人（全民）录用通知书》一份、《证明》一份、《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二份、《具结书》二份、《关于审批建房及征迁安置的证明》三份、《下畈朱征地安置农转非人员花名册》一份，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新塘街道办事处与金建良户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签约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案涉《安置协议》是否依法进行了变更。首先，对案涉《安置协议》性质的认定。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金建良系因铁路征地而获得招工安置的征地安置农转非人员已是既定事实，而根据《实施意见》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安置对象的安置资格需经村（社区）调查、集体讨论、张榜公布、所在镇街审核、城乡一体办核准、区级新闻媒体公示等严格的前置审批流程，故有理由相信案涉《安置协议》系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清楚知晓金建良户家庭成员情况、户口性质及是否符合安置资格的前提下，与该户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该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也表明双方自愿受该协议约束。虽然协议的其中一方为具有强势地位的行政机关，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项下第三级案由，即属于民事纠纷，故案涉《安置协议》应当作为民事协议进行考察，应无疑义。即使金建良户按照相关安置政策规定，确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而不属于《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规定的可照顾安置高层70平方米的对象，因《实施意见》及《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早在2010年便已颁布施行，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于2012年，新塘街道办事处作为拆迁人，理应知晓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特别是关于确定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规定以及安置对象的安置资格须经前置审查的规定。其在与金建良户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前，应就该户是否符合相关安置政策进行严格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对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其签订协议。本案中，金建良系因土地征用招工后户口转为居民户口的人员，且招工时户口已迁出拆迁地，无法再行在下畈朱社区审批宅基地建房这一情况，在签约时已是既定事实。新塘街道办事处对该户是否符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条件应属明知，这从新塘街道办事处自认的案涉《安置协议》系因笔误或政策理解错误而错签的事实可以得到印证。金建良户在签约时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系在清楚了解其是否符合照顾安置条件的前提下，与其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并合理期待新塘街道办事处将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也是基于此前提，其同意拆除案涉房屋。新塘街道办事处既已在案涉《安置协议》上签名盖章，即表明其认可金建良户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即使新塘街道办事处确如其所称，存在因笔误或政策理解错误而错签协议的行为，也应由其自身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而不应将不利后果转嫁到被拆迁人身上。现其以金建良户经审核不符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政策，案涉《安置协议》系笔误或因政策理解错误而签订为由，拒绝为金建良户分配协议项下剩余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新塘街道办事处是否有权对案涉《安置协议》进行单方变更。其一，根据新塘街道办事处的答辩意见可知，其对案涉《安置协议》的效力并无异议。而该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故案涉《安置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时成立并生效，新塘街道办事处及城乡一体办对协议约定内容的后续审核公示并非协议生效的条件，亦不应成为其拒绝按约履行的理由。虽然该协议第八条第3款约定“乙方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但新塘街道办事处及城乡一体办应按规定予以纠正的情形，仅限于公示中发现被拆迁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情形。而新塘街道办事处在庭审中亦自认金建良户在签约过程中并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故其以及城乡一体办均无权援引该条款，对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进行单方变更。其二，为金建良户安置人口5人、分配高层安置房350平方米，系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一致确定的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应履行的主要义务。若允许其以及案外人城乡一体办基于所谓的政策解读原因、政策调整原因及行政优益权，对协议既定的安置内容进行单方变更，相当于变相剥夺了金建良户在协议项下享有的主要权利，并排除了新塘街道办事处的主要义务，既有违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亦严重损害了协议一方的信赖利益。综上，案涉《安置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进行过变更，新塘街道办事处也无权进行单方变更，对新塘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辩称，本院不予采信。二、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首先，案涉《安置协议》的继续履行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案涉《安置协议》系金建良户所有的位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新塘街道办事处征收后，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而《实施意见》及《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系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故即便金建良户不符合《四类家庭照顾安置批复》规定的照顾安置条件，亦无证据显示新塘街道办事处按照案涉《安置协议》约定为金建良户分配剩余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者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在协议双方未就《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协商一致进行变更之前，该协议理应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新塘街道办事处拒绝履行《安置协议》，为金建良户分配协议项下剩余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区块已无相匹配的安置房源，而原、被告双方对采取到房源充足的新南郡小区异地安置的替代方案均无异议，故四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安置协议》，将未分配的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分配给其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且具备履行条件，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其与金建良签订的《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下畈朱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金建良、张义峰、金一真、金一诚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的义务。 案件受理费1848元，减半收取计924元，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宋晓敏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代理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