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9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垣可，男，196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贤振，枣阳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君龙，男，199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道恒，男，196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枣阳市。系张君龙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玉珍，女，196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枣阳市。系张君龙之母。上诉人王垣可与被上诉人张君龙、张道恒、苏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鄂0683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垣可、张君龙、张道恒、苏玉珍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鄂06民终202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8）鄂0683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垣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垣可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93.6万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书第12页第6行写道：“原告王垣可提供的被告借款本息93.6万元明细中并未扣除其承认收取张道恒的卖桃款15万，故该15万元应当抵偿上述30万元的借款”，该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93.6万元借款是由2011年至2015年期间10多笔借款本息累计后形成的，并非仅仅只有该七笔借款，2014年4月张道恒用卖桃子款偿还了王垣可15万元，王垣可当时就抵偿了被告的其他借据。2015年6月15日双方通过核算，扣除15万元偿还的桃款后重新给上诉人出具了新借据。偿还桃款在前，核算出据在后，该事实《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庭审笔录》第8页17行-20行已经查实。该15万元桃子款已扣除了93.6万元以外的其他借款，与2015年6月15日93.6万元的新借据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提供的《借款明细》不包含15万元的借款明细，因此，用桃子款15万元重复抵偿被告自认的30万元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没有认定原告于2012年11月3日转让给被告3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明确显示：原告于2012年11月3日通过转账的方式转给被告3万元，该回单原被告双方的相关信息真实、有效，而原审法院却没有给予认定。3、原审法院没有认定谢新伦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错误。2018年7月11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谢新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了被告三年三次通过原告向证人本人借款共6万元，且原告当场将借款交给了被告，进一步证实了2014年9月下旬被告找到谢新伦家里，想借10万元钱用于桃园施肥，请谢新伦吃了饭，但没有借给被告，担心被告无偿还能力。谢新伦给他讲：“我可以把钱借给王垣可，你可以再从王垣可手里借”。随后，被告找到了王垣可，王垣可又找到我，于2014年9月22日下午谢新伦将7万元现金以及他朋友的3万元现金，共10万元转到了王垣可的农行卡里，王垣可给谢新伦打了10万元借条。该事实从《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交易明细》及《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可以看出，2014年9月22日原告的账户上转存了10万元，2014年9月30日又支取了10万元后在原告家中给了被告9.8万元。虽然交付时没有证人在场，可以从证人证言及银行存取款信息、借条等一系列证据可以判断。上述事实，二审法院庭审时，谢新伦作为证人出庭作了证实。二、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事实真实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有出借能力，除做生意的周转资外，依据《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帐户明细清单》2011年3月1日存款显示：原告交易金额为1、040、008.00元，该款为原告出卖位于枣阳市环保局南侧的房后将该款存于农业银行。一、二审期间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借贷事实真实存在，且按交易习惯产生，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不法行为。被上诉人张君龙、张道恒、苏玉珍均答辩称：2、桃子款与借款都是清楚的，桃子款结清后出具的93万元是虚假的。2、2012年10月3日转款3万元借款属实，但已还清。2、谢新伦的证言不属实。王垣可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三位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936000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9月30日分七笔借款936000元,由原告分别在建行、农行取现金给三被告，后由三被告出据借条一份，约定月息2.5分，还款期限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止，逾期后，原告多次找三位被告催要此借款，三被告以无款为由未还。为此，特诉请法院判令三位被告及时偿还借款及利息。原审判决认定：张道恒因家庭承包村里的鱼塘、桃园需要投入资金经营，经人介绍向王垣可借款。王垣可庭审调查陈述：张道恒从2011年至2015年，每年借了很多笔款，每年本息汇总后出具借条。所借款的利率最低约定月息2.5分，最高约定3.6分。2016年6月15号，双方将以前的借条汇总后出具了一份93.6万元的借条。该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王垣可现金人民币玖拾叁万元陆千元整，月息0.025分，小写￥936000元，合作社水库桃园基地用款，违约金每超一天罚款8000元。2015年7月3号至2016年7月3号止。(7月3号，后更写为6月15号。)借款人：苏玉珍、张君龙、张道恒。2015年7月3号。”。苏玉珍、张君龙、张道恒三人均在该借条上分别署名，张君龙、张道恒父子还在该借条上捺了手印。王垣可持此借条向苏玉珍、张君龙、张道恒索款无果，起诉至本院。原告王垣可为证明和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以下六组证据：一、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王垣可现金人民币玖拾叁万元陆千元整，月息0.025分，小写￥936000元，合作社水库桃园基地用款，违约金每超一天罚款8000元。2015年7月3号至2016年7月3号止。(7月3号，后更写为6月15号。)借款人：苏玉珍、张君龙、张道恒。2015年7月3号。”。二、中国农业银行活期账户明细清单。账户/户名：62×××18王垣可交易日期：2011-9-14摘要现金支取30,000.00交易日期：2011-9-14摘要现金支取70,000.00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户名：王垣可。卡号：62×××18.交易日期：2012-11-03.取款金额：30.000.00元。转入户名：张道恒。转入账（卡号）62×××17.四、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三人签名捺印的《自我表白书信》及录音光盘。《自我表白书信》及录音内容为：表白人：张道恒，196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草堰村人。我张道恒最后一次向枣阳日报社居住的王垣可借款：壹拾壹万伍仟元整。一（以）后到一个欠条还一个欠条。决不实（失）言。不在向我要借款。否则罚款总金额的20%（欠条）我张道恒代表我全家，说话诚实守信，包括先前的所有录音资料。电话保持畅通。王垣可对发展的项目有监管权。不虚荣，不夸张。从即日起还完所有的欠款后，才能在买田地。否则自知后果。前面说过的付款20%。按手印签字生效。表白人：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2013.7.15号。五、中国建设银行枣阳工业区支行《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客户名称：王垣可客户编号：A0客户账户，卡号：62×××03交易日期：2014-6-20摘要现金支取98,000.00元。交易日期：2014-6-12摘要现金支取140,000.00元。六、保证书二份、《借款担保抵押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还款计划一份。2012年5月10号张道恒、张君龙向王垣可书写的100亩土地、100亩堰塘、房产抵押保证书一份。该保证书载明：“张道恒与张君龙于2012年借到王垣可所有帮助的生产现金到期如实还清，若到期不还，将自己经营的100亩地和100亩鱼塘与房产所有权属于王垣可所有。借款保证人：张道恒、张君龙”。被告张道恒、张君龙于2014年10月21号向王垣可书写的保证书一份。该保证书内容为：“保证书，我张道恒卖桃子搞好工人管理，负责2015年卖桃子安排一切。王垣可收所有桃款。除工人开支外，桃钱不准外流。如发现偷卖、违约罚款一次壹佰万元人民币。我张道恒记帐。桃收获近期，我主动和王垣可联系准备工作。我入乱作主，混乱负责损失全责。以上我张道恒保证做到，另安排王垣可的来人住宿、监督权。保证人：张道恒、张君龙。2014.10.21号”。2015年9月16日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与王垣可签订的《借款担保抵押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该合同书载明：债权人：王垣可(以下简称甲方)，债务人：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以下简称乙方）。因乙方经营的农业项目（位于枣阳市××草堰村××、××）需要资金，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于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向甲方借款本金共计930000.00元；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9月16日向甲方借款本金共计950000.00元，向甲方借款本金共计1880000.00元（两张借据），现并就借款偿还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内容，便于双方共同遵守。一、借款本金：甲方向乙方出借人民币现金为壹佰捌拾捌万元整（1880000.00）。二、借款期限及还款方式：（1）借款期限为19个月：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9月16日止；（2）乙方采用一次性的方式还清借款，如借款的本金不能按期还甲方，将按自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等利率的4倍另外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止。三、担保抵押物及保障还款的约定：乙方为了保证能够按期向甲方还清全部本金，自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自愿将用其所有的位于枣阳市××草堰组××、××房产、水库、××农庄、合作社抵押给甲方。待乙方还款本金时所抵押物返归乙方所有。逾期未偿还清全部借款，其抵押物归甲方所有。四、甲乙双方签订本借款合同后，乙方应主动到抵押物权的各主管机关部门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五、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1.合同达成前，甲方已将约定的借款本金出借给乙方，并由乙方向甲方出具了借款条据。2.借款期间：乙方不得将借款用于非法经营。否则，甲方有权随时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3.借款期间，甲方并有权随时监督乙方的经营状况。若发现乙方经营状况不良时，有权随时收回借款本金和利息，甲方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4.乙方保证及时的、近如期如数的，向甲方偿还约定的本金和利息。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将按违约条款的1、2条的约定同时处理。5.借款到期后，如乙方不能偿还借款本金时，由乙方提供的担保抵押物作为偿还借款保证。甲方有权直接将担保抵押物品进行留置，并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逾期还款满第10日的次日起，甲方有权将所抵押物按借款本金的价格直接归甲方所有和处理。如仍然不足以清偿本金时，由乙方用其个人和家庭资产承担本金的无限连带担保的全部还款责任。6、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保证所抵押的所有物品与他人无任何争议。否则，由乙方用其家庭资产承担全部双倍赔偿责任。六、违约责任：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订后，单方不得擅自变更、终止、违反合同内容。否则，由违约方承担80万元的违约赔付守约方，另外，赔偿一切经济损失。2、借款期满，乙方如果不能偿还借款本金，除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另每天将承担8000元滞纳金，一直计算到本金偿还清为止。七、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生效，即合同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法律部门存档一份。甲方：王垣可。乙方：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④张道恒于2016年2月5日向王垣可书写的还款计划一份。其内容如下：1.枣阳环城草堰村七组百亩桃园经济收入68万元。（从2016.5.25日开始还款）计划还枣阳日报社王垣可30万目标要达到。2.草堰村六组百亩桃园收入45万。（从2016.5.25日开始还款）计划还枣阳日报社王垣可20万目标要达到。3.水库90亩，塘28亩，上面10亩水塘，房前2口小塘8亩，共计总面积136亩（四周围）（2016.8.5日前还一次款，2017.2.5日还一次款，共分两次还款）每亩收入3000元，共收入408000元（包括养鹅、养鸡、猪等算数）计划还枣阳日报社王垣可20万目标要达到。我总共全年计划还款柒拾万元。我张君龙、张道恒如有违约款还不上、法院起诉我，任你王垣可处置。收回水库、堰塘，还所有桃园，价以承包原始价承包给王垣可，最终所有还款抵押，交还给张君龙、张道恒经营，以签字生效。还款计划人签字：张道恒。见证人：段仁飞等人。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有异议，对书写字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面有涂改痕迹，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二要求法院查清核实，是王垣可的就是王垣可的，是别人的其就不认账，对号入座；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自我表白信是其写的，是原告写好之后胁迫其抄写的。手印是在王垣可胁迫之下按的，有的是王垣可拿着其手按的。录音是真实的，但是录音是原告写下来胁迫其读的。对证据五要求法院核实；对证据六是真的。但是是过期的，不是其真实意思；对证据六有异议。保证书是其写的，但日期不是其书写的，这都是原告胁迫的。对证据六有异议。是原告写好之后，其按原告的意思抄写的。对证据六④有异议，是假的，内容是原告书写的，是原告胁迫其签的字。庭审中，原告王垣可陈述了陆续借款93.6万元明细。该明细为：一、2011年9月，借款10万元。此款是2011年9月王垣可从中国农业银行分两次支取的，第一笔支取了3万元，第二笔支取了7万元。1.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10万元本金x0.0275息=2750元(月息)x12个月=33000元(月息)+10万元本金合计133000元；2.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133000元(本金)x0.0275息=3657.5元(月息)x12个月=43890元(利息)+133000元(本金)合计176890元；3.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176890元(本金)x0.0275息=4864.475元(月息)x12个月=58373.7元(利息)+176890元(本金)合计235263.7元；4.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15日:235263.7元(本金)x0.0275息=6469.75元(月息)x9个月=58227.76元(利息)+235263.7元(本金)合计293491元。二、2012年11月3日转账给张道恒3万元(银行取款业务回单)。1.2012年11月3日至2013年11月3日:3万元(本金)x0.036息=1080元(月息)x12个月=12960元(利息)+3万元(本金)合计42960元；2.2013年11月3日至2014年11月3日:42960元(本金)x0.036息=1546.56元(月息)x12个月=18558.72元(利息)+42960元(本金)合计61518.72元；3.2014年11月3日至2015年6月15日:61518.72元(本金)x0.036息=2214.67元(月息)X7个月=15503元(利息)+61518.7元(本金)合计77021.4元(因2014年11月3日，该期间为7个月零12天，该12天利息为8868元，再+77021.4元，合计77907元)。三、2013年7月15日:10万元(张道恒自我表白书信及录音)。钱款是奎苑现代城廖仁鸿经理还王垣可后借张道恒用的。1.2013年7月15日至2014年7月15日:10万元(本金)x0.036息=3600元(月息)x12个月=43200元(利息)+10万元(本金)合计143200元；2.2014年7月15日至2015年6月15日:143200元(本金)x0.036息=5155.2元(月息)x11个月=56707.2元(利息)+143200元(本金)合计199907.2元。四、2014年度:9.8万元(2014年6月20日在王垣可家中以现金支付)。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15日:98000元x0.036=3528元x12个月=42336元(利息)+98000元(本金)合计140336元(因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15日，在该年期间为360天，少5天时间，因此从140336元中减去5天利息588元=139748元)。五、2014年6月12日14万元(在王垣可家中现金支付)。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6月15日:14万元(本金)。14000元(本金)x0.036元=5040元x12个月=60480元(利息)+14万元(本金)合计:200480元。六、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5日:2.2万元(在王垣可家中现金支付)。22000元(本金)x0.03元=660元x4个月=2640元(利息)+22000元(本金)合计24640元。七、综上：10万+3万+10万+9.8万+14万+2.2万=49万元本金。6笔本金49万元，利息44.6万元，本金及利息合计936000元。以上本息截止2015年6月15日。被告张道恒对以上明细提出异议，认为只有2012年11月3日原告王垣可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30000元转款是真实的，其余均为虚构。并陈述：其在2011年9月份借原告一笔借款。借条上写的是10万元，实际扣除0.4分的月息后，给了9万元。原告在2012年2月份借给被告现金5万元；3月份借3万元；11月31日借3万元，用于桃园施肥、整枝、输果等费用。被告在2011年至2012年共计借到原告现金加上高利息累计到了20多万元（本金20万元，其余为利息）。这些借款在2014年5月28日至6月26日已全部还清了。是2014年卖出60多万元的桃子收入全部被收走抵账了。而原告王垣可对收取卖桃子款60多万元有异议，其陈述自己是在2015年5月23日收取的卖桃子款，仅收取了15万元。在扣除该15万元后，由被告张君龙、张道恒、苏玉珍给其出具了93、6万元的借条。原审判决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尽管原告王垣可提供的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给其出具的93.6万元借条上面的“2015年7月3日至2016年7月3日止”及落款日期“2015年7月3日”涂改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止”及“2015年6月15日”，但被告张道恒对书写字迹的真实性无异议，并且被告张道恒在借款金额及涂改日期上均加盖了手印，因此，该借条能够反映借款的真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王垣可提供的证据中只有2012年11月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可以反映其转给张道恒30000元，其余银行流水中，转账支取凭证等并不能反映其向被告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支付了借款。被告张道恒仅认可在2011年至2012年共收取王垣可的借款20万元。另，王垣可提供的2013年7月15日张道恒的《自我表白书信》及录音资料可以反映张道恒在2013年7月15日向其借款11.5万元。王垣可认可该11.5万元实际上是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1.5万元，合计11.5万元。当时双方提前将利息计入了本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王垣可在辩论终结前未能提供支付93.6万元借款的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张道恒认可在2011年至2012年共计向王垣可借款20万元，而张道恒的《自我表白书信》及录音资料可以反映张道恒在2013年7月15日又向王垣可借款10万元。因此，确认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在出具借条时收到王垣可提供的借款为30万元。被告张君龙、张道恒、苏玉珍辩称的是在受到原告王垣可胁迫情况下出具了合同、协议、借条、《自我表白书信》等，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同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予采信。原告王垣可提供的被告借款本息93.6万元明细中并未扣除其承认收取张道恒的卖桃款15万元，故该15万元应当抵偿上述30万元的借款。抵偿后，下余借款15万元。原、被告双方在出具借条时约定的借款利率高于法律限定的年利率24%，故高出年利率24%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借款的起始时间，被告张道恒自认向原告借款时间最早为2011年9月，而双方出具的借条约定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且原告王垣可主张的还款时间为签订借据之日起即2015年6月15日。因此确认2015年6月15日是双方认可的借款之日。被告张君龙、张道恒二人在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名，二人应当为共同借款人。本案被告张君龙、张道恒二人借款用于家庭经营的鱼塘、桃园，被告苏玉珍作为家庭成员虽未在借据上签名，但参与了鱼塘、桃园的经营、收益，对该笔借款应当与被告张君龙、张道恒共同承担偿还义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据此判决：一、被告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共同偿还原告王垣可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5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垣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60元，由原告王垣可负担11051元，被告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共同负担210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二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4日，上诉人王垣可从中国农业银行取款100000元，被上诉人张道恒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向上诉人王垣可出具了100000元的借据，但仅收到现金90000元。2012年11月3日，上诉人王垣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张道恒转款30000元。2013年7月15日，被上诉人张道恒向上诉人王垣可出具的《自我表白书信》及当天的录音资料显示，被上诉人张道恒又向上诉人王垣可借款100000元。另查明：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王垣可及被上诉人张道恒均认可2014年5月26日，上诉人王垣可收取了卖桃子款150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诉讼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本案二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王垣可与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之间的借款金额问题；2、150000元如何抵扣的问题。就上述焦点问题，本院评述如下：1、王垣可与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之间的借款金额问题。上诉人王垣可主张被上诉人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向其借款936000元，虽提供了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三人共同出具的借据、借款担保抵押合同书以及张道恒书写的还款计划、保证书等一系列证据，但其并未提供对应金额的银行转款明细等证据证实其已全部履行了上述936000元借款的交付义务，而张道恒、苏玉珍、张君龙三人对王垣可主张的借款金额也不认可，加之作为出借人的王垣可也自认该936000元借款系490000元本金加446000元利息累计后形成，而张道恒又仅认可2011年至2012年共收到王垣可借款为200000元，并称借据、还款保证书均系受王垣可胁迫所出具，因此应认定2011年至2012年双方发生的借款金额为200000元。另外王垣可提供的其与张道恒之间的通话录音及张道恒的《自我表白书信》证明双方在2013年7月15日发生借款115000元，王垣可陈述该115000元实际是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15000元，合计115000元，当时双方提前将利息计入了本金，故该笔100000元借款应予认定，以上借款本金共计300000元。另外，仅凭谢新伦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王垣可向张道恒交付了98000元的借款，原审判决不予采信该证人证言的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王垣可关于原审判决不采信谢新伦的证人证言系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已经认定2012年11月3日王垣可向张道恒转款30000元，故王垣可上诉称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该笔30000元转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为300000元，认定事实正确。虽然双方在借据上对借款利息约定不明，但庭审中被上诉人张道恒认可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4分，加之已查明的借款本金及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存在较大的差额，而王垣可也自认其主张的该936000元借款中有446000元利息，因此应认定双方之间对借款利息约定为月息4分即月利率4%。但月息4分明显超出了国家法律规定保护借款利息的上限，超过上限的利息约定应属无效，故上诉人王垣可上诉主张其与张道恒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的上诉理由成立，但其上诉主张按照936000元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双方经过了结算，但该结算结果936000元包含了高额利息，故本院依法确定从每笔借款发生之日起，按照法定最高利息标准计算利息。上诉人王垣可为证明张道恒向其借款，提供了2011年9月14日其从中国农业银行取款100000元的交易凭证，被上诉人张道恒辩称仅收到现金9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应认定该笔借款本金为100000元;2012年11月3日，上诉人王垣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张道恒转款30000元，被上诉人张道恒予以认可。由于被上诉人张道恒二审庭审中自认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发生的借款为200000元，双方对130000元的交付时间无异议，但对其中的一笔7万元借款的交付时间分歧较大，而双方都无法举证证明准确的交付时间，张道恒又认可200000元借款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故本院依法认定该笔7万元借款发生时间在2012年12月31日，并从2012年12月31日开始计付利息。2、150000元是否在本案中存在重复抵扣以及如何抵扣的问题。由于出借人王垣可仅认可其于2014年5月26日收取张道恒的卖桃款150000元抵偿了部分借款，而双方又没有约定抵偿顺序及抵偿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该150000元还款应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进行抵扣。原审判决忽略了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径直将王垣收取张道恒的卖桃款150000元抵扣借款本金，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截止2014年5月26日，300000元借款本息已产生的利息为120269.59元，截至2014年5月27日，被上诉人张道恒尚欠上诉人王垣可借款本金270269.59元，并应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原审判决在未认定张道恒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总借条（具有结算性质）的情况下，又依据该借条的约定判决从2016年6月15日开始计付利息，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虽然张道恒出具936000元借条的时间在王垣可收取张道恒的卖桃款150000元之后，而张道恒在出具该张借条时又具有结算双方之前借款的性质，按常理讲借条中的借款金额应已经抵扣了150000元而形成，但由于王垣可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936000元的交付借款义务，其又自认该936000元中包含了高额利息，故法院依据已查明的借款金额及还款金额进行抵扣正确，王垣可上诉称其收取的150000元构成重复抵扣、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王垣可的其他诉讼请求。）；变更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3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共同偿还上诉人王垣可借款本金270269.59元及利息（利息以270269.59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60元，由上诉人王垣可负担11051元，被上诉人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共同负担21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王垣可负担1650元，被上诉人张道恒、张君龙、苏玉珍共同负担1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建东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肖 瑾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