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渝0101行赔初12号原告程家伦，男，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代理人张晓霞，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兰，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兴隆街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774871766A。法定代表人李勇，镇长。委托代理人何大友，高峰镇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洪卫，重庆法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家伦诉被告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峰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高峰镇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6日和2019年12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家伦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霞、王兰，被告高峰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大友、王洪卫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家伦诉称，原告在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相思村二组拥有承包地一块，用以进行观赏鱼养殖，各项手续齐全，合法享有该养殖场经营权。2017年4月1日早上8点左右，一群不明身份人员在将原告强行带走后，实施了拆迁行为，给原告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强拆行为发生后，原告申请公安机关查处，得知强拆主体为高峰镇政府。为此，原告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渝010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为经营养殖场，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该养殖场是原告唯一生活来源。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仅损坏了原告所养殖的观赏鱼及具有经济价值的龙脑樟，还损毁了养殖场的养殖条件，失去了居所，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要求被告对因2017年4月1日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所造成的损失赔偿9003390元；请求对原告自2017年4月1日强制拆除后至申请之日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赔偿，合计266124元。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原告方领取了部分搬迁物品，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鱼池等构筑物的价值按照重庆顺达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复核结果函中鉴定原值计算，即使不按原值计算，至少也要按80%计算，增氧器、四季福白酒、龙脑樟按鉴定价值赔偿；2、可搬迁物品除已领取的，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赔偿三万元；3、被告安置65.34平方米的房屋；4、鱼的数量依据明鑫资产评估公司咨询报告中确认的数量，价格按西南大学鉴定中心评估的价格计算鱼类价值；5、停产停业损失（2017年4月1日至今共32个月，每月净利润为22177元），赔偿总额为709664元；6、搬迁费16万左右。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利害关系及合法养殖的观赏鱼；2、（2017）渝010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拆行为违法；3、强拆前、强拆时、强拆后照片；4、强拆现场视频光盘，证据3-4证明强拆行为造成的损失；5、单据（饲料），证明原告鱼池内养殖了大量的观赏鱼；6、照片2张（6号、8号鱼池），证明鱼池内养殖的是锦鲤；7、赔偿申请书、邮寄单，证明原告向被告依法提起赔偿申请；8、DVD整理材料两份，从被告提供的光盘中提取的，强拆视频不能完全证明当时的强拆情况，但能看到被告的不规范操作给原告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大量的观赏鱼在搬迁过程中毁损死亡；9、截图照片4张，证明锦鲤的市场价格；10、发票，证明原告的经营损失；11、明鑫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书，证明原告所提出的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12、税票及完税证明，证明原告的经营损失。被告高峰镇政府辩称，被告的倒腾行为和倒腾后的看护管理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程家伦于2004年9月租用高峰镇相思村2社王传国、杨建国、张茂祥等20户农户的承包土地，开办了万州区高峰镇家沛观赏鱼养殖场，同时，土地租用协议已于2014年9月25日到期。2011年，程家伦所租用的土地经渝府地[2011]1058号批文批准征收为国有土地。2011年4月，高峰镇政府开展相思村2社及周边村社土地征收相关政策宣传工作，相继启动入户实物调查工作。同年8月，该社有90%以上村民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同时，该社集体资产补偿到位，包含原告租用的土地。由于原告养殖场租赁期未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原则，从2011年起，被告一直与原告协商养殖场搬迁补偿事宜。2013年1月25日，考虑到原告在搬迁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提前预付30万元补偿款给原告，但原告收取款项后仍然拒绝搬迁。2014年9月25日，原告租用土地到期后，高峰镇政府多次催促原告搬迁养殖场，交还已征收的国有土地。2016年9月，原、被告双方协商后委托明鑫资产评估公司对养殖场整体搬迁费用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1071223元。2017年，高峰片区安置还房小区建设全面完成，近万名被征地群众的正常通行及用电要求越来急迫。因原告强行占用的土地拒不交还，导致周边公共交通道路和相思变电站的建设无法正常进行。2017年3月1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限期搬迁通知，要求原告在接到通知后10日内搬迁。2017年3月30日，被告工作人员又到养殖场现场对原告宣传政策，要求其自行搬迁，原告仍然拒绝搬迁。2017年4月1日，被告再次到原告养殖场现场请原告自行搬迁，在原告仍然拒绝搬迁情况下，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组织了水产养殖专业单位和苗木绿化单位，运用专业手段对原告养殖场内所有的鱼类、苗木及附属物品实施了倒腾搬迁，万州区公证处对整个倒腾搬迁过程进行了全程公证。被告在倒腾过程中制作了搬迁记录表，全程录音录像，制作了视频资料，并将原告养殖场内的鱼类倒腾到附近高峰镇原安静村4组山湾大塘，将养殖场周边的苗木移栽到高峰镇灵凤村玉罗苗圃内。养殖场倒腾搬迁当天，被告将有公证人员和专业人员及被告工作人员等签字确认的搬迁记录表，倒腾搬迁地点书面告知原告，请原告自行接管。原告拒不接管物品，也不接受移交。被告倒腾拆迁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人民法院已判决确认被告的搬迁行为违法，但原告的损失自己也有责任，如果原告按被告通知即时接管搬迁的鱼及苗木等财物，损失就会减少，对其损失原告自行应承担部分责任。因国家赔偿是赔偿直接损失，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和搬迁费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对于原告主张的鱼的数量被告认可西南大学鉴定意见的数量；对于原告主张的管理用房要求安置房屋的请求不符合规定，因管理用房是修建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的临时用房。鱼池等设施的价值同意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被告在之前已预付原告30万元补偿款，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一、被告身份信息方面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被告高峰镇政府的身份情况。二、政府征地行为合法方面证据1、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1]1058号征地批复，证明万州区征收高峰镇相思村2组集体土地用于万州区改扩建110KV变电站项目已得到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2、万州区政府万州府土公[2011]38号文，证明包括原告租赁的土地在内的相思村2组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的事实；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万州区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3]147号），证明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万州区将高峰镇雷家村1、6、7、10、12组、相思村2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4、征收土地面积分类及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统计表，证明高峰镇相思村征收土地和农转非人员情况；5、万州区政府征收相思村2组集体土地的公告（万州府土公{2013}11号）文，证明万州区政府发出关于征收包括相思村2组集体土地在内的公告，万州经开区土地储备中心为征地实施主体，负责土地征收补偿登记。三、政府关于征地拆迁的有关工作的证据1、胡兵工作记录，证明高峰镇征收拆迁工作人员时任协调二组副组长胡兵在2011年4月19日在经开区召开经开大道用地动员会；4月20日至21日，在相思村2组、3组征地拆迁动员会上向相思村2组、3组村民传达征地动员会议精神；相思村2组组长当场向高峰镇政府书写了申请，要求全征全转；2、谈话记录（7次），证明高峰镇政府工作人员就原告养殖场搬迁，七次以上与原告谈话，要求原告停业搬迁；3、预付补偿款协议，证明原告与原万州经开区土地储备中心达成预付补偿款30万元的协议；4、2017年3月10日通知及图片，证明被告高峰镇政府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原告在2017年3月20日前自行组织搬迁，并将搬迁补偿方案书面送达原告。四、公安机关对王传国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的补充协议是在经开区启动了相思村2组征地拆迁动员会后，原告明知租用的土地被征收的情况下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真正时间是2011年5月而不是协议上载明的2010年9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原告不是为了继续经营，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五、被告倒腾原告养殖场的证据1、光碟13张，证明被告搬迁时组织了水产养殖专业单位和苗木绿化专业单位，运用专业手段对原告养殖场内所有的鱼类、苗木、附属物品等实施了倒腾搬迁；万州区公证处对高峰镇政府组织的倒腾行为进行了全场公证，在倒腾搬迁过程中，被告做好了详细记录，整个搬迁过程均录音录像，制作了视频资料；2、物品交接通知书，搬迁记录表等，证明原告养殖场物品、苗木、鱼类分别登记，有高峰镇政府工作人员、万州区公证处、鱼种站专家、经服中心人员签字；当场制作交接清单，要求原告接受搬迁实物并将搬迁地址告知原告；3、通知及照片，证明被告将搬迁后物品、苗木、鱼类的地点告知原告，要求原告接收，并告知不接收的后果，该通知已送达原告。六、被告为原告鱼类搬迁地、苗木搬迁地进行管理、看护的有关证据，不存在原告诉称的造成损失的行为。1、公路修建协议及付款回单，证明被告为搬迁地山湾塘修公路，花费6万元；2、领条四张，证明被告为安装观赏鱼增氧设备务工及材料费，支付250元；安装铁网和挖放鱼槽支付850元，空调拆除支付费用200元；安装电路、照明设施支付400元；3、支付照明等材料费发票，证明被告支付新工棚照明材料等费用206.5元；4、支付衣服、铁网等发票（修建新的管理房），证明被告支付铁网等材料费用667元；5、给新的管理房安装监控发票，证明被告支付了安装监控费用7700元；6、安装变压器发票，证明被告给管理房安装了变压器，支付了费用17850元；7、养殖场搬迁地管理员工资单，证明被告为原告搬迁的鱼雇请管理人员张元富，管理人员对鱼进行了管理和养护，被告给鱼类养殖场管理员发放了工资每月1500元；8、向朝平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委托玉罗苗圃对原告的苗木进行管理，苗圃工作人员向朝平对移栽苗木进行修枝、浇水、打药、除草、施肥等工作，对原告苗木进行了有效的、充分的管理；9、原告领取物品记录表，证明2018年元月23日，原告到新的管理房领取了养殖场物品。本院在审理中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搬迁的鱼的价值进行了鉴定，委托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对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设备苗木等进行了鉴定，出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复核结果函。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征地行为是否合法均不是被告实施违法强拆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理由和依据。第三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征地行为是否合法均不是被告实施违法强拆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理由和依据；证据2的谈话记录的三性不认可，记载的谈话内容与真实所谈内容不一致。且七次谈话记录均无原告签字；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成为被告违法行政的依据；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五组证据中的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光碟内容恰恰证明了被告在强拆过程中违反行业规则操作，造成了锦鲤等观赏鱼类外观破损，丧失经济价值及部分观赏鱼类逃匿，被当地民众哄抢，部分观赏鱼类在搬迁过程中死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搬迁记录表并无原告签字，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有待核实；第六组证据的证据1-8的三性均不认可，该8份证据是被告因其违法强拆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后所作出的现金支出。其法律后果和相应财产损失的承担均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物品记录表仅仅是原告领取未被毁损的物品，这些也不在原告主张的损失范围内。原告对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鉴定的鱼的价值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养殖场内鱼的数量应以明鑫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中记录的数量为准。对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构建筑物的价值不予认可，认为应该按该复核结果函中鉴定原值的80%进行计算。对增氧器、龙脑樟、四季福白酒的价值无异议。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损失是否客观存在，是否与搬迁有关，判决书没有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强拆的过程；对证据5-6无异议；证据7不是证据，系原告自己书写的清单；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刚好能证明被告搬迁的过程，不能证明造成的损失，更不能证明造成损失的数量；证据9属电子证据的范畴，不属有效证据，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0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这份证据除了证明本案原告的所有损失的数额是107万，同时还证明在评估过程中，对苗木的合理死亡也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可以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对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复核结果函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举示的证据9不具有合法性，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举示的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真实、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2004年9月26日，万州区高峰镇相思村二组20户村民（甲方）与程家伦（乙方）签订《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相思村二组变电站至预制场之间原“稻鱼工程”连片水田共25.474亩承包给乙方（每户具体面积见后表）；承包期限十年，自2004年9月26日起至2014年9月25日止；承包期内，如果国家建设等项目需占本合同下的土地时，所给付赔偿、补偿费用，乙方获得实际损失的赔偿、补偿外，其余归甲方所有；本合同到期后，乙方有优先承包权。2010年11月，原告程家伦申请办理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为万州区高峰镇家沛观赏鱼养殖场，经营者程家伦，经营范围为养殖销售：观赏鱼（不含鱼苗）。2011年和201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征收万州区高峰镇相思村二组的土地，此次征地实施主体为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现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由于改扩建110千伏相思变电站需要使用程家伦承包的土地，因程家伦养殖场的补偿问题，高峰镇政府从2011年开始多次与其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9月，原告程家伦与被告双方共同对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等进行了登记、清点。2013年1月，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给原告程家伦预付补偿款30万元。因双方就搬迁补偿问题一直未达成协议，2016年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委托明鑫资产评估公司对程家伦的养殖场搬迁补偿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公司进行了实地踏勘，与原告程家伦和被告高峰镇政府共同完成实物清点工作，建构筑物按收购式补偿方式进行评估，鱼和苗木及可搬迁设施等评估的搬迁费及损失费。2016年12月21日明鑫资产评估公司作出了渝明鑫咨[2016]21号咨询报告书，评估价值为1071223元。2017年3月10日，被告给原告程家伦送达搬迁补偿方案，同时要求其在2017年3月20日前自行组织搬迁，交回被占用土地。逾期未自行搬迁，将组织力量实施搬迁，由此造成的相关后果由程家伦自行负责。程家伦收到通知后未按要求自行搬迁。2017年4月1日，被告高峰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原告养殖场进行强制搬迁，当天邀请了鱼种站专家朱长春到场现场指导搬迁鱼类，邀请苗木绿化单位对养殖场内的苗木进行搬迁，万州区公证处公证员对现场搬迁进行公证。被告同时进行现场录音录像，对搬迁的物品制作了搬迁记录表，公证处公证员、鱼种站专家及被告工作人员等在搬迁记录表上签字。被告将鱼类搬迁到高峰镇安静村4组山湾塘，苗木搬迁到高峰镇灵凤村玉罗公司苗圃，管理房内的物品搬迁到高峰镇静安村4组山湾塘边临时管理房内。被告搬迁完毕后将搬迁记录表交予原告，并告知搬迁地点，要求原告自行管理，原告拒不接收。被告雇请人员对搬迁的鱼和苗木进行管理，在鱼塘处安装相应的设施。2017年5月11日，被告再次通知原告接收管理搬迁的财产，原告拒绝接收管理。原告认为被告无权对原告的养殖场及生产居住的房舍进行强制拆除，遂于2017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渝010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高峰镇政府拆除原告养殖场无法定职权，确认2017年4月1日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违法。2018年1月，原告从被告处领取了部分搬迁物品。2018年3月，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及赔偿清单，被告未予回复，原告2018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因2017年4月1日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给其所造成的损失9003390元予以赔偿，同时赔偿停产停业损失266124元。本院2018年9月26日第一次开庭后，原、被告双方均申请协调，通过两次协调仍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1月被告提出将搬迁到高峰镇安静村山弯塘里的鱼打捞出来交予原告，与搬迁清单对比差额部分予以赔偿，原告认为观赏鱼生长环境变化导致价值降低甚至丧失观赏价值不予同意此方案。后通过组织双方多次协商，原告领取了搬迁记录表中的大部分物品，对部分毁损或灭失的物品双方对其价值进行了协商。最后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有养殖场内的鱼、建构筑物（鱼塘及管理用房）、14台增氧器、四季福52度半斤装白酒51瓶、71棵龙脑樟。后，原、被告双方同意委托鉴定机构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财物进行评估。鱼双方选定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的材料以2017年4月1日搬迁记录表上记录的品种、数量等作为依据。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9日出具西大司鉴（2019）鉴字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搬迁时原告养殖场内鱼类总价值为1424928.78元。养殖场内的构建筑物及14台增氧器、四季福52度半斤装白酒51瓶、71棵龙脑樟双方选定顺达资产评估公司进行鉴定，双方同意建构筑物数量等内容以明鑫资产评估公司咨询报告里记录的为依据。2019年8月26日，顺达资产评估公司作出渝顺[2019]评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建构筑物鉴定净值489520元、增氧器3760元、龙脑樟63900元、四季福白酒2040元，共计559220元。原告收到顺达资产公司鉴定意见书后，认为鉴定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于2019年9月5日申请复核评估。顺达资产评估公司要求原告提交相应建构筑物原始资料，原告遂提交自己2019年制作的相关材料，由于其提供的材料不具有真实性，故不能作为补充鉴定的依据。之后，顺达资产评估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复核结果函，复核结果为建构筑物复核净值为501610元、增氧器4720元、龙脑樟63900元、四季福白酒2040元，共计572270元。原告认为养殖场内鱼的数量应以原明鑫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记载的数量为准，同时认为构建筑物应以顺达资产公司复核结果中鉴定原值的80%计算，原告的管理用房应进行房屋安置补偿，且因被告违法强拆导致原告停产停业，应赔偿停产停业损失，还要赔偿合法搬迁应补偿的搬迁费。第二次庭审时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1、鱼池等构筑物的价值按照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复核结果函中鉴定原值计算，即使不按原值计算，至少也要按80%计算，增氧器、四季福白酒、龙脑樟按鉴定价值赔偿；2、可搬迁物品除已领取的，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赔偿三万元；3、被告安置65.34平方米的房屋；4、鱼的数量依据明鑫资产评估公司咨询报告中确认的数量，价格按西南大学鉴定中心评估的价格计算鱼类价值；5、停产停业损失（2017年4月1日至今共32个月，每月净利润为22177元），赔偿总额为709664元；6、搬迁费16万左右。本院认为，因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其违法拆除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予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是否符合规定？原告对其损失是否有过错?对此，评析如下：1、原告主张的鱼池等构筑物的价值问题。原告主张按鉴定机构鉴定原值计算，如不按原值计算，也应按被告提交的谈话记录中对鱼池的补偿下浮20%计算，即按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复核结果函中鉴定原值下浮20%计算。本院认为，本院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具有法律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在搬迁之前，原明鑫资产评估公司作出的咨询报告是为征收原告养殖场内构建筑物、苗木、鱼、设施设备等提供搬迁补偿价值咨询意见，该咨询报告中对于养殖场内的构建筑物是按收购式补偿方式进行评估的补偿价值，评估价值时点为2011年9月27日，当时评估价为462205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委托顺达资产评估公司对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按2017年4月1日搬迁时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净值为501610元。对于原告提出被告曾提出按评估价值下浮20%予以补偿，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同意下浮20%补偿是基于双方协商原告主动搬迁时的意见，由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其价值只能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准，故建构筑物的价值确定为501610元。原告对增氧器、四季福白酒、龙脑樟的鉴定价值无异议，本院对其价值确认为70660元。2、原告主张可搬迁物品除已领取的，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赔偿三万元。本院在第一次开庭后，多次组织双方对搬迁记录表中的物品进行处理，除未达成一致意见需要评估的以外，其余的均已领取或对其价值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认可搬迁记录表中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的价值约8000元左右，自愿赔偿8000元，本院确认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价值8000元。3、原告要求被告安置65.34平方米的住房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房屋系养殖场内的管理用房，是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修建的临时用房，对该建筑物在评估建构筑物时一并进行了评估。即使按征收程序进行补偿，原告也不属住房安置对象，不可能给其安置住房，故其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原告主张的鱼的数量依据明鑫资产评估公司咨询报告中确认的数量，价格按西南大学鉴定中心评估的价格计算鱼类价值。本院认为，明鑫资产评估公司的咨询报告中的鱼的数量是按统计确定的养殖水体的体量，按活水高密度养殖的方式，平均每立方米30尾的测算的尾数与申报数进行比较，按申报数70%进行测算，而原告申报的数量为2012年9月的存塘鱼的数量，当时主要评估搬迁费用，并不是鱼的价值。2017年4月1日强制搬迁当天，有鱼种站的专家现场指导搬迁，搬迁记录表中记载了鱼的品种、规格、数量，有公证员现场公证，记录客观公正。客观上确实存在搬迁时有遗漏、逃跑等情形，但从视频资料上看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对这部分损失本院酌情予以认定。故对搬迁的鱼的价值按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的价值为准，即养殖场鱼类总价值为1424928.78元。对搬迁时遗漏、逃跑部分被告愿意按1－2%计算损失。本院认为，通过被告举示的视频资料，及原告提交的搬迁中、搬迁后的照片，再结合搬迁记录表等证据综合分析，对搬迁过程中遗漏、逃跑的鱼酌情计算5%的损失，即1424928.78*5%＝71246.44元。故鱼的损失共计1496175.22元。5、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2017年4月1日至今共32个月，每月净利润为22177元）70966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而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不属直接损失，故其不属国家赔偿范围，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6、原告主张的搬迁费16万左右。对于搬迁费问题，由于养殖场系被告违法强制搬迁，原告自己未搬迁未产生搬迁费，也就不存在损失，其主张的搬迁费不属原告损失。故其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对其造成的损失是否有过错的问题。从被告举示的证据看，虽然在强制搬迁前多次通知原告自行搬迁养殖场内的设施设备等,但由于双方对补偿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拒绝搬迁。即使要强制搬迁也应依法进行，高峰镇政府不具有强制搬迁的职权，其强制搬迁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原告在强制搬迁过程中并无过错，其损失应由被告赔偿。对原告养殖场的搬迁按征收程序也应予以补偿，现被告强制搬迁后其应得的补偿由被告用赔偿损失的方式实现，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养殖场内鱼的价值1496175.22元、建构筑物净值501610元、增氧器4720元、龙脑樟63900元、四季福白酒2040元、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8000元，共计2076445.22元，确定为原告的损失，由被告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损失2076445.22元。品除原告已领取的300000元补偿款，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赔偿款1776445.22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亚飞人民陪审员  万 林人民陪审员  龙大金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 记 员  魏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