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23民初2264号原告：陕西华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升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枫叶新都市C区7号楼1幢21703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100007588333806。法定代表人：杨慧敏，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胡毅，湖北司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焦唐罡，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郑小堂，男，195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人，经商，住该镇榆林村榆胜31号。被告：监利县金昌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达公司”)，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联盟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10233164114711。法定代表人：郑小堂，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任金城，湖北楚胥律师事务所律师。为上述二被告代理进行诉讼。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原告华升公司诉被告郑小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华升公司提出金昌达公司是该公司出资并100%控股，2018年6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为被告郑小堂借款2000万元给该公司所提供担保，认为金昌达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申请追加金昌达公司为本案的被告，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给金昌达公司下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其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本案的原、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郑小堂持有被告金昌达公司100%股权全部归原告所有，原告是被告金昌达公司的100%控股股东;2、判令原告与被告郑小堂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判令被告郑小堂立即将持有被告金昌达公司的100%股权返还给原告，协助办理工商变更至原告名下，并协助恢复所有工商登记至2018年6月14日变更前的状态;4、判令被告郑小堂将持有被告金昌达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杨慧敏法定代表人私章、网银等全部返还给原告;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金昌达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由原告以48114.9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出资，100%控股，截至2018年6月仅土地资产就高达上亿元。2017年原告开始着手在该土地上开发建设滨江豪园项目，该项目在2017年10月15日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规划建设规模9万多平方米，预计合同金额为2亿多元。2018年6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因资金短缺，原告经介绍与被告郑小堂达成借款意向，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具体方式为:2018年6月13日原告先与被告郑小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然后于次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将原告持有的金昌达公司10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被告郑小堂名下，以此作为借款担保。之后，被告郑小堂分别在2018年6月15日和6月20日将借款1500万元分成5笔汇入金昌达公司的银行账户，由原告与被告郑小堂签订《借款合同》。2018年6月18日为明确《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就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避免日后争议，经郑小堂的胞兄郑孝林出具《承诺书》，确认若原告按时还款，将督促被告郑小堂在7日内将金昌达公司的100%股权退还给原告。然而，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滨江豪园项目陆续取得预售许可证后，被告郑小堂却故意失联，拒不配合办理股权归还手续，企图侵吞金昌达名下所有资产。其间，被告郑小堂还强占金昌达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杨慧敏法人私章等印章及网银U盾等材料，企图制造已实际占有的假象。原告报案后，被告郑小堂又再次企图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因此，无论是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还是《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都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请求判决如前所请。被告郑小堂辩称，原告所诉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三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告将郑小堂列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错误，其针对郑小堂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原、被告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不是借款担保。实情为：华升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以法人独资的形式，在监利县成立金昌达公司，投资项目为“滨江豪园”，从建设部门的档案资料显示，华升公司拍卖该项目所支付土地价款为1260万元，监利县土地交易中心收取费用为448.43万元，合计投资为1708.43万元，股权转让前，金昌达公司的资产为24316432.82元，净利润-170641.48元，外债为2038万元。2018年6月，金昌达公司因实际经营困难，无力继续开发，原告就将金昌达公司100%的股份转让给郑小堂。郑小堂分10笔以两种形式汇给原告指定帐户30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第一种形式是：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有6个月的调研期，只有在调研期满后才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由于原告急需2000万元还债，经双方协商，先以《借款合同》的形式由郑小堂借款2000万元给原告还债，6个月的调研期满后，郑小堂无异议，则直接将借款转换为股权转让款，如有异议，则由原告作为债务人来履行还款义务，6个月调研期满后，双方均无异议，均同意将借款转为股权转让款;第二种形式是：原告为避税，要求郑小堂以其胞弟郑孝林的名义分批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慧敏的丈夫夏毅账户汇入1000万元，完成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2018年6月14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随后又签署了公司登记变更申请书、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用于变更所需的法律文件，然后按照程序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原告也确实移交了金昌达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杨慧敏法定代表人私章、网银U盾等，同时，杨慧敏、夏毅、邵晓宇等人也实时向郑小堂汇报工作，自此，从法律上讲，郑小堂是金昌达公司100%的控股股东，从事实上讲，郑小堂是金昌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12月21日，“滨江豪园”项目正式对外销售，郑小堂安排相关人员进行销售，并将销售款部分支付工程施工款。此时，杨慧敏、夏毅采取犯罪手段侵占了1900万元的房屋销售款，致使无法支付工程款，工程被迫停工。荆州中院、绍兴上虞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都认可郑小堂是金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金昌达公司100%控股的股东。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所诉郑小堂转让股权给他人一事实情为:2019年7月，杨慧敏与项目负责人汤蓉蓉联系，意欲将金昌达公司转让给南京一家公司，整体转让价5000万元，杨慧敏从中收取中介费400万元，郑小堂知道后未让其阴谋得逞。被告金昌达公司认可被告郑小堂的答辨意见。经查明，2014年10月18日，原告华升公司以一宗面积为48114.92平方米坐落于监利县容城镇联盟路1号的土地(土地证号为：监国用(2003)字第010401015号)出资设立被告金昌达公司，控股100%，并进行了工商登记，股东决定：杨慧敏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夏毅任公司监事。杨慧敏与夏毅系夫妻关系。金昌达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环境艺术设计;园林绿化、城市道路的设计与施工。2018年6月间，因金昌达公司实际经营困难，无力继续经营，原告华升公司经由中介公司将股权转让给被告郑小堂，双方于2018年6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指原告华升公司)同意将持有金昌达公司100%的股份共2000万元出资额，以2000万元转让给乙方(指被告郑小堂)，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甲、乙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完毕后，给与乙方6个月的调研期，甲方必须全面配合乙方对金昌达公司的尽调，尽调完毕无任何不良状况后，符合乙方预期状况下，乙方于2019年1月30日(由于笔误，写成了2018年)以现金形式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2000万元。合同上，原、被告签字盖章，杨慧敏、夏毅、邵晓宇作为担保人在丙方栏目上签名。次日，原、被告双方到监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按登记部门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转让方(即原告华升公司)将持有的金昌达公司100%股权计20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受让方(即被告郑小堂)，转让价款为2000万元;2018年6月14日止，金昌达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受让方继承转让方在金昌达公司的股东地位，享有持股比例100%的相应股东权益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协议签订之日，受让方以货币方式将股权转让金2000万元以现金全部付清。2018年6月14日，金昌达公司股东决定：委派郑小堂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免去杨慧敏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委派夏毅为本公司监事，公司类型由法人独资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同意修改金昌达公司章程。2018年6月14日，监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了(监工商)登记内变字(2018)第432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其中载明：股东由原告华升公司变更为被告郑小堂，法定代表人由杨慧敏变更为郑小堂，企业类型由法人独资变更为自然人独资。2018年6月18日，原告华升公司与被告郑小堂又订立一份《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原告华升公司)因公司经营需要向甲方(被告郑小堂)借款不超过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8年6月18日至2018年12月17日，借款用途仅用于处理乙方将股权转让给甲方之日前金昌达公司的债务，借款利息为0，还约定了相关违约责任。原、被告在合同上盖章签字，陕西华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金昌达公司、杨慧敏、夏毅、邵晓宇作为担保人也在合同上丙方栏目盖章签字。被告郑小堂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于2018年6月15日分3次共打款给原告华升公司1000万元，于2018年6月20日分2次共打款给原告华升公司500万元，前5笔附言：华升公司借款，于2018年6月20日打款给夏毅300万元，于2018年6月22日又打款给夏毅200万元，后2笔亦附言：华升公司借款。紧接着，被告郑小堂着手经营金昌达公司，除委派汤蓉蓉参加管理外，仍然沿用原金昌达公司的员工。2018年11月间，金昌达公司仍举步维艰，被告郑小堂与其胞弟郑孝林商议借一笔钱给金昌达公司经营，2018年11月26日，郑孝林作为甲方，金昌达公司作为乙方，夏毅、杨慧敏、陕西华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告华升公司作为丙方担保，几方共签了一份《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5月19日，借款利率为0，还约定了相关违约责任。2018年11月14日，郑孝林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2次打款给夏毅250万元，2018年11月15日又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打款给夏毅750万元。随后，金昌达公司仍需日常开支，被告郑小堂又以郑孝林的名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4次打款给金昌达公司800万元，被告郑小堂本人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打款给金昌达公司100万元。2018年12月21日，金昌达公司经营的“滨江豪园”项目正式对外销售。此时，被告郑小堂怀疑杨慧敏、夏毅采取手段侵占了1900万元的房屋销售款，要求收回有关印鉴，2019年6月3日，由邵晓宇移交给被告郑小堂：支票1本、公司财务章1枚、杨慧敏印章1枚、中银网银1个、公司合同章1枚、公司印章1枚。之后，原告华升公司认为股权转让是假，借款是真，股权转让应为无效，应当返还，为此形成诉讼。还查明，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金昌达公司有几笔官司已作处理，(2019)浙0604民初5028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604民初7274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10民初176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金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郑小堂。原告华升公司主张为两笔借款付给被告方360万元的利息，被告方否认，原告华升公司为此未提供充足证据。对于上述事实，有原告方提供的公司设立登记、公司变更登记、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借款合同、汇款凭证、取款凭证及交付照片、清单、抵押登记申请、询问笔录、股东会决议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价格确认书、借款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动产情况表、成本核算及备案价咨询服务、微信记录、员工生活费及考勤记录表、资金往来明细、转账及取款凭证和被告郑小堂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金昌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期货业发票两张、非税收入缴款收据、土地出让合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金昌达公司债权债务的说明、借款合同与2000万元的汇款凭证、原告的企业信息与1000万元的汇款凭证、承诺书、移交清单、微信记录、情况说明与900万元的汇款凭证、转让后金昌达公司各种开支的银行流水、(2019)浙0604民初5028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604民初7274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10民初176号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记录在卷佐证，被告郑小堂和金昌达公司对原告方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股东资格方面的5份证据认为不能证明当时资产价值达上亿元，不能证明原告在实际经营管理;对股权转让协议认可，是真实的股权转让，不是所谓的借款担保;对承诺书不予认可，上面的签名不是郑孝林签名;对借款合同认可，其形成是因股权转让协议，郑小堂应在6个月调研期满后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原告又不能等到调研期满，为解决这一矛盾，双方才想出这一办法，用借款合同的方式，先行支付股权转让款;汇款凭证反映原告已收到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取款凭证及交付照片不真实，且与本案无关;移交清单真实，是双方自愿移交，并非恶意抢夺;关于土地抵押备案资料一组证据，不能证明土地价格为8000万元，事实上，为了办理登记，需要填写一个数额，并没有实际进行确认，并且借款合同约定的2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郑孝林的借款是受郑小堂的委托，实际到帐900万元，是用于金昌达公司转让之后的运营费用;成本核算及备案价咨询服务一组证据不予认可，原告单方委托不真实，咨询公司不是价格评估机构，并且反映土地价值前后矛盾;周健华与汤蓉蓉的微信聊天，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所谓三方协议只是周健华单方面写的;有关员工生活费、考勤记录及资金往来明细，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股权转让实行登记制，员工的生活与考勤记录与股权转让无关，资金往来明细，反映杨慧敏、夏毅已将股权转让款汇入其帐户;汇款取款记录，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给汤蓉蓉120万元不真实，其中的取款凭证与本案无关。原告方对被告郑小堂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金昌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真实合法，因被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实际管理公司，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金昌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登记资料真实合法，因原告是基于向郑小堂借款而作出的股权让与担保，其真实意思并不是股权转让，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股权转让协议、有关缴款票据、土地出让合同均真实合法，但对所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为了借款而提供的让与担保，并不是真实转让股权，至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金昌达公司的债权债务说明均不真实，该公司资产价值过亿;借款合同与2000万元的汇款凭证真实合法，不过原告只认可1500万元，原告还支付了360万元的利息，60万元的介绍费，198万元的酒款;企业信息与1000万元的汇款凭证，是郑孝林汇款给夏毅的1000万元，与本案无关;承诺书、移交清单无异议，原告于2019年6月3日才移交，更说明了股权转让系为借款协议作了让与担保，至于与汤蓉蓉的微信通话记录，断章取义，不能客观真实反映事实;情况说明与900万元的汇款凭证不予认可;两份判决书真实合法，郑小堂系公司登记法人，名义上由其对外承担责任;有关整体转让的微信聊天记录不真实。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有异议的证据如何认定，在论理部份一并评析。结合本案案情，归纳本案的争执焦点为:1、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存在《民法总则》第146条和《合同法》第52条的情形;2、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什么，能否用借款合同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3、原告方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原告方认可被告郑小堂打款到金昌达公司1500万元，郑孝林打款到金昌达公司900万元，郑小堂和郑孝林打款给夏毅1500万元，愿意统筹处理，先还1500万元，由被告方返还股权，待房屋销售后一年内还清余款;被告方提出先由原告方拿出3900万元，可先打入法院帐上，待股权退还后领取，双方各持己见，以致调解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原告华升公司因其所经营的金昌达公司经营困难，无力继续经营，将股权转让给被告郑小堂，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真实自愿，那么是否合法呢？从《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5种情形来分析，没有欺诈、胁迫的手段，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就要考查是否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无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还是借款合同，都没有非法的目的，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方主张本案有《民法总则》第146条所规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情形，那就要看原、被告是为了股权转让还是为了借款，股权转让协议在前，借款合同在后，依被告方而言，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有6个月的调研期，而原告方急需要钱，为了解决矛盾才派生出借款合同，并且借款合同中已明确了借款的用途，还约定零利息，可见股权转让之目的真实所在;另方面，被告郑小堂为了盘活金昌达公司还在约定2000万元转让费的基础上，又通过各种形式投资了1900万元，足见其经股权转让来经营金昌达公司实现自己的利益;再方面，股权转让经由了股东会议，工商部门变更登记，相关手续移交，变更后的执行董事履行职务、参加诉讼，已使股权转让变为现实，原、被告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协议内容应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原告方主张“股权转让是假，借款才是真”的说法不成立。正如前面所述，借款合同是为了便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实现，其与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矛盾。至于本案证据的评析，诉讼各方提供的证据大多数均为书证，各方对其真实性均不置疑，应予认定；对于各方的微信记录和有关承诺，均为言词表达，与本案处置不相关联，不予采信。有关金昌达公司资产情况不是本案所调整之列，原告方如认为股权转让有显失公平之处，可另案选择撤销之诉。至于原告方提出被告方未履行协议之说，与其在诉讼中陈述已收被告方2400万元相矛盾，一并予以驳回。关于原告方所提为两笔借款已付息360万元之说，一方面原告方未提供充足证据，不足为信；另方面即使存在也不宜在本案中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陕西华升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7800元，由原告陕西华升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时军审 判 员  陈 刚人民陪审员  潘慧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罗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