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鲁1092行初1号原告：曲光兰，男，195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双燕，山东润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000004361225C），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鞠杰倬，镇长。出庭负责人：秦中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出庭负责人：罗建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恩俩，系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公职律师。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1000495187857G），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志，局长。出庭负责人：田明贵，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出庭负责人：林海，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健，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龙连港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原告曲光兰诉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泊于镇政府）、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经区农经局）、第三人龙连港海域拆迁补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曲光兰诉称，2016年6月27日，原告与被告泊于镇政府签订一份协议书，按《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养殖用海整治实施方案》要求，达成海域拆迁补偿协议。被告经区农经局对被告泊于镇政府的行为表示追认。但是二被告未按照协议书内容向原告支付合理的拆迁补偿款，把应该属于原告的拆迁款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也未向原告支付该款项。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海域拆迁补偿款740394.27元，并自2016年6月27日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威海兴龙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兴龙水产养殖场)为原告出具的股权证，证明：股份持有人为曲光兰，购入股份10000元，购入形式是现金。原告是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即便海域使用权证登记在公司名下，原告与第三人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证据二、在海事法院卷宗中被告经区农经局对原告与被告泊于镇政府签订的协议书予以追认，也明确表明在海岸整治测绘确认表中有原告签字，这表明二被告认可原告的主体身份；第三人在海事法院的审理中也明确认可当时兴龙水产养殖场一共17股，原告出资10000元，表明第三人认可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三、被告经区农经局提交的原告与泊于镇政府2016年6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认为原告分得海域的依据是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且在拆迁利益分配时原告在协议书上签字。证据四、张起明与曲光兰交接明细表，证实张起明分得430排架子及其他物资，原告分得107.5排架子及物资，按照第三人在海事法院的庭审笔录中认可张起明出资30000元，占3股，原告出资10000元占有1股，能够证实原告在其分得的海域中有符合拆迁补偿的物资。证据五、第三人为原告出具的借用物资的书面材料，也能够证实原告在分得的海域中有符合拆迁补偿的物资。被告泊于镇政府辩称，一、被告泊于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的通知》（威政办字[2015]47号）规定，作出市区近岸海域养殖用海规范整治的主体是威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的是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第四项“进度安排”“环翠区政府和高区经区管委分别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根据《山东省国有渔业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域滩涂使用许可和收回补偿的具体实施工作。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价格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水域滩涂使用许可和收回补偿的相关工作。泊于镇政府既不是征收单位，也不是收回补偿的责任单位，补偿的资金由市区财政负担，其工作是配合上级做好协助工作，将上级拨付的补偿资金按上级的要求代为发放。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实际工作情况，泊于镇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在青岛海事法院诉讼中所提交的甲方为泊于镇政府，乙方为孙建明、王维波、龙连港、刘爱仿、张起明、曲光兰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没有泊于镇政府签字盖章确认，签订日期有涂改，泊于镇政府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事实上，本案所涉补偿（奖励）款，泊于镇政府未收到，也未代为发放。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泊于镇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规范清理整治行为、补偿（奖励）款的来源及资金发放均不由泊于镇政府作出；二、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无权主张分配补偿（奖励）款。1、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证书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是兴龙水产养殖场，原告自称是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股份附于张起明名下。经查兴龙水产养殖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于2007年12月2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上级对涉案海域进行清理整治时，原告并没有在此处实际生产养殖。泊于镇政府认为，海域使用权证书是允许使用海区进行养殖用海的条件，兴龙水产养殖场有权对外出租或发包经营，收取收益，该收益不是归股东所有。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还包括其他人，可以以自然人身份承租或承包海区，但原告并没有实际养殖用海行为。无论补偿（奖励）款是归兴龙水产养殖场，还是归实际养殖户所有，原告均无权主张。原告可以在兴龙水产养殖场的清算中主张相应的权益承担相应的风险，但兴龙水产养殖场的清算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2、原告以兴龙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面积以及自己在公司的股份推算所占补偿（奖励）款的份额，没有依据。根据威海市威政办字[2015]47号文件，奖励补偿的指向是“传统养殖用海”和与“传统养殖配套的养殖船与陆地辅助设施”，并且以完成拆除验收行为为条件。原告没有从事实际生产养殖，无权主张补偿（奖励）款。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泊于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一、威政办字【2015】47号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的通知，该方案明确说明了整治的主体、奖励补偿政策及资金来源事项，证实泊于镇政府不是涉案海域的清理规范主体及补偿主体。同时，方案明确说明是对清理非法养殖以及对传统养殖用海、与传统养殖配套的养殖船与陆地辅助设施的补偿事项，与原告主张的公司内部分配无关。证据二、经技区管发【2016】65号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关于印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筏式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了整治的工作安排，泊于镇政府并不是涉案海域的规范整治主体及补偿主体，泊于镇政府协助做好相关的配合工作。证据一、二均可证明泊于镇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经区农经局辩称：一、本案应为民事诉讼案件而非行政诉讼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海域使用权人兴龙水产养殖场以及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已经就养殖用海整治奖励（补偿）事宜与经区农经局签订协议予以确认，双方对于海域整治补偿款的总额没有争议，原告不是因为对经区农经局的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本案诉讼。本案所发生的纠纷，只是原告与其他几位投资人之间对于补偿款的内部分配所发生的争议。该纠纷属于其投资人之间的内部民事纠纷，属于民事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二、被告经区农经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如前所述，本案纠纷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其合伙人之间对于补偿款的分配问题，这与经区农经局无关；三、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诉争海域整治奖励（补偿）款系用海人兴龙水产养殖场响应政府关于养殖用海整治实施方案、清理用海范围内养殖设施而获得的奖励（补偿）款，该款项的权利人是海域使用权人兴龙水产养殖场。因兴龙水产养殖场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相关规定需要进行办理清算注销，该部分款项应当归养殖场的全体投资者用于清理企业债权债务。养殖场对该款项在用于清理企业的债权债务后的余额，方属于全体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并根据股东会决议进行分配。在未经全体投资者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分配股东投资收益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告所起诉的款项支付条件未成就，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经区农经局与兴龙水产养殖场所签订的款项拨付协议，经区农经局先行拨付奖励款的60%；款项拨付到投资人（股东）指定的代表第三人龙连港的账户，股东之间自行协商款项分配比例；其余40%的款项待各股东相互之间的纠纷解决后，再申请领取；若股东之间协商不成，经区农经局有权不予拨付。现经区农经局已经根据协议支付了前期的款项，其余的款项因为各股东之间没有达成一致，尚未向经区农经局申请拨付。现原告在未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请求单独向其本人支付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被告经区农经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一、涉案海域《海域使用权证书》，证明：涉案海域的原使用权人为兴龙水产养殖场，原告并不是海域的使用权人，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兴龙水产养殖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被告与养殖场的全体股东签署相关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二、泊于镇政府与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书》；证据三、经区农经局与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书》，证据二、三证明：就案涉海域养殖设施的整治补偿问题，二被告与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达成一致并签订了补偿协议。正如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双方对于补偿款的总额没有争议、已经达成协议，原告不是因为对被告的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诉讼。本案纠纷，只是原告与其他几位股东之间对于补偿款的内部分配所发生的争议。该纠纷属于其股东之间的内部民事纠纷，属于民事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本案不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第三人述称，当时是公司决定以划片承包的方式经营，公司共七个股东，租赁给了五个股东，五个股东每人都持有一份合同；经区农经局发放的补偿款，第三人按照公司内部承包合同发放，原告没有合同，没有筏架，所以没有发放。被告泊于镇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股权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股权证只是证实原告是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东之一，本案是对海岸线整治奖励（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不是对兴龙水产养殖厂股东权利分配以及清算问题。该股权证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审理的内容无关联，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对于证据二、三，原告认为经区农经局对泊于镇政府签订的协议书予以追认是错误的，泊于镇政府不是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青岛海事法院民事裁定书明确说明经区农经局认可该协议系该局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与泊于镇政府无关，泊于镇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农经局与兴龙水产养殖场签订的协议明确说明补偿对象是兴龙水产养殖场，兴龙水产养殖场内部采用何种经营方式、兴龙水产养殖场将补偿款发放给谁与二被告无关。该争议是民事纠纷，应另案解决。对证据四交接明细表复印件不予认可，没有张起明与原告的签字也没有注明日期，无法证实与涉案海域有关联。原告在涉案海域并没有分得海区也没有实际用海行为，奖励（补偿）款是对整治海域的养殖筏架等的补偿。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被告经区农经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同意泊于镇政府的质证意见，并补充：本案诉争的养殖设施清理奖励款所涉及的主体是兴龙水产养殖场，而不是养殖场的股东。养殖场与被告之间的纠纷是补偿款争议，而原告与兴龙水产养殖场之间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权益和内部分配纠纷，两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性质；尽管原告曾经在协议上签字，但是原告的签字行为实际上是行使股东权利，与其他股东共同形成股东决议，从而形成了兴龙水产养殖场的公司行为意思表示，原告单独不能成为本案的适格主体。第三人龙连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股权证与拆除补偿款没有关系，当时政府公告明确写明拆除筏架给予奖励或补偿，原告没有筏架，没有实际经营海区。原告对泊于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之所以将泊于镇政府列为被告，是因为在2016年6月27日泊于镇政府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中，甲方处是泊于镇政府，乙方处有原告签字，该协议书虽没有泊于镇政府加盖公章，但不可否认的是泊于镇政府根据政府相关文件实际参与了该次海域拆迁活动；从泊于镇政府提交的经区管委65号文件中，能够看出拆迁补偿款的计算依据，关于文件中所述的拆除筏架，原告按照占有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股份，分得了107.5排架子，以及舢板、扇贝笼等物资，按照五排架子一亩计算以及经区农经局所说的一大亩等于5亩多小亩，原告应占有的海域面积是120余亩，所以根据文件的规定，原告应当享有海域拆迁补偿利益。被告经区农经局、第三人对被告泊于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经区农经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海域使用权证，在兴龙水产养殖场吊销之后，各股东按照其所占的公司股份将兴龙水产养殖场原有的400多亩海域进行了分配，原告分配了20余亩，在之后泊于镇政府与各股东签订协议书时，第一条将原有海域面积变成2295亩，所以原告应享有的拆迁利益也应予以扩大。从证据二中能够看出有原告的签字，虽然泊于镇政府一再否认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但是拆迁事实毋庸置疑，经区农经局也予以认可，也证明了原告诉讼主体的资格，而且该份协议签订在前，在乙方处并未出现兴龙水产养殖场，只出现了各股东的名字，显然二被告拆迁的初衷、针对的主体并非是兴龙水产养殖场；对于证据三，并未有原告的签字，原告并未同意该款项发放给第三人，从协议书内容看这是一份合同，而非如经区农经局所述是兴龙水产养殖场股东会决议。被告泊于镇政府对被告经区农经局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二不予认可，该证据并非泊于镇政府所签，所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范围以及拆除的时间等都与证据三所签订的协议有不一致之处，该协议未生效未履行。对经区农经局提供的证据一和证据三及所证明的内容予以认可。第三人对被告经区农经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股权证、泊于镇政府提交的两份文件、经区农经局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经区农经局与龙连港等5人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的协议书，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上述证据均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确认为有效证据。原告、经区农经局均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首页甲方处打印为泊于镇政府、第二页甲方：（签章）处空白、乙方：法人代表（签章）处有原告、龙连港等6人签名捺印的协议书，经区农经局予以认可，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交接明细表系复印件、被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借用物资清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纳。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兴龙水产养殖场系1989年6月13日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2007年12月21日被吊销。案涉海域152.994公顷（即2295亩）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为兴龙水产养殖场。2016年6月27日，经区农经局与乙方包括原告、龙连港在内的六人签订协议书一份，就乙方拆除东部滨海新城离岸6000米范围内养殖筏架达成协议，约定了乙方自行拆除养殖物资所涉海域的面积（含原海域使用权证内2295亩、证外用海面积456.7亩）、拆除时间、补交海域使用金、经拆迁小组验收通过后，按标准给予乙方奖励（或补偿）等内容。2016年10月10日，经区农经局作为甲方与乙方兴龙水产养殖场签订协议书一份，就乙方领取筏式养殖拆迁奖励（或补偿）资金达成协议，乙方签章处由龙连港等五人（不包括原告）签名捺印。原告认为二被告未按照协议书内容向原告支付合理的拆迁补偿款，还把属于原告的拆迁款支付给第三人，提起本案之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本案中，原告持2016年6月27日协议书主张二被告履行协议，但其实际主张的是兴龙水产养殖场应得奖励（补偿）款中的部分归其所有，系兴龙水产养殖场内部分配问题，与行政协议的履行无关，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曲光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苗丽华人民陪审员  梁廷波人民陪审员  徐海良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 记 员  王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