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民终7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1，女，1977年11月10日生，壮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1，男，2005年5月2日生，毛南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2，男，2014年12月17日生，毛南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法定代理人：韦某1，女，1977年11月10日生，壮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系谭某1、谭某2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建庭，男，1949年3月16日生，毛南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松燕，女，1954年6月7日生，壮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住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朝龙，男，1987年3月10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鹏，男，1946年10月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上诉人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因与被上诉人王朝龙、王建鹏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罗甸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8民初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五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二被上诉人有过错，死者谭某3无过错。首先，二被上诉人无证经营，本身具有违法性，其次，二被上诉人鱼棚内没有专门看管人员，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第三，造成谭某3落水身亡的直接原因是谭某3饮酒后和突发大风，下大雨被上诉人不在钓棚上提醒谭某3穿救生衣而失足落水身亡。根据公安机关对黄某和韦某2询问笔录表明，黄某、韦某2、谭某3原先买了三件啤酒于2018年8月9日下午17时30分由被上诉人王朝龙开船送他们到其钓棚上。王朝龙作为管理者，明知钓鱼棚上规定不能喝酒，也明知他们带了三件啤酒，不但没有制止还亲自帮他们送酒到钓棚上任由他们畅饮，王朝龙具有重大过错。谭某3喝酒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只是他在明知有规定不允许喝酒而执意要喝酒的情况下才有过错，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谭某3明知有不允许喝酒的安全告示，从所拍照的钓鱼棚照片看没见张贴有《安全文明告知书》，开庭时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因此，在饮酒这一情节上，谭某3没有过错。谭某3未穿救生衣也不存在过错，因为救生衣是在发生险情时才穿的，当天突发大风下大雨鱼棚颠簸，由于被上诉人不在钓棚上看管提醒谭某3穿救生衣致使谭落水身亡。综上所述，两被上诉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谭某3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2、一审判决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谭某1和谭某2的扶养费为：（20348元×5年＋20348元×14年）÷2=193306元，谭建庭、黎松燕的扶养费为：（8299元×11＋8299元×16年）÷4=56018.25元，合计249324.3元。另外，精神损害赔偿金只支持2000元显失公平，谭某3去世给五上诉人精神上造成很大创伤，一审五上诉人请求5万元每人1万元本来就很少了，一审仅支持2000元每人400元少得离谱。3、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首先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判确定谭某3承担大部分责任，被上诉人承担很小部分责任，实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王朝龙、王建鹏二审辩称：1、王朝龙主体不适格。王朝龙与王建鹏系父子关系，事故发生的钓鱼棚系王建鹏所有，王建鹏因年岁已高，基于父子关系，王朝龙平日闲时帮助王建鹏处理钓鱼棚杂事，并非长期管理者，一审认定王朝龙管理者的身份是错误的，王朝龙被告主体不适格。2、罗甸县“8·10”风灾事件经调查定性为自然灾害，并对谭某3死亡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此次事件纯属因自然因素发生的意外事件，导致谭某3死亡的主要责任在死者自身，王建鹏所经营的钓鱼棚实属作为生活区用，并非提供娱乐服务场所，在钓鱼棚内有安全警示标志，并提供有防护设备，在经历如此恶劣的天气情况下，未出现倾翻、垮塌的情况，足以证明王建鹏所提供的场所是具备保障人身安全性的，王建鹏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3、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和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此事件经调查定性为自然灾害，被上诉人理应免责。此事件的发生，除自然因素外，死者谭某3负主要责任，在钓鱼棚内有安全警示的情况下，谭某3依然作出不安全的行为，此不能认定为过失行为，而是明知就犯的故意，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理应免责。综上，二被上诉人理应对此事件的发生不承担法律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916821.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9日，死者谭某3与黄某、韦某2相约到罗甸县红水河水域钓鱼，三人到达红水河镇后，由被告王朝龙用船运送到其管理的钓鱼棚钓鱼，每天200元，该钓鱼棚系王朝龙父亲王建鹏修建，由被告王朝龙在管理。2018年8月10日13时左右，死者谭某3与黄某、韦某2开始在钓鱼棚做饭做菜，15时左右开始吃饭，谭某3喝了两瓶多啤酒，黄某、韦某2每人喝了一瓶（500ml）多啤酒。16时许，突然刮起大风、下大雨，韦某2的渔具被吹到了水里，韦某2立即下水捞渔具交给黄某拿上钓鱼棚，黄某又将渔具递给死者谭某3让其放好，此时，谭某3告诉黄某，其渔具也全部掉到水里，黄某就上岸过去捡，韦某2也游过去帮忙，等黄某、韦某2回到钓鱼棚上，发现谭某3不见，其拖鞋在钓鱼棚的甲板上。2018年8月12日，谭某3的尸体在红水河镇××八羊水域捞出。死者谭某3父亲谭建庭现年69岁、母亲黎松燕现年64岁，二人现生活在广西环江××自治县川山镇××村，死者谭某3共有兄弟姐妹四人。死者谭某3长子谭某1现年13岁、次子谭某2现年4岁，其与小孩及妻子韦某1居住在广西××市××区。经罗甸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与公安局、气象局、监察委、海事处、文旅局、总工会和红水河镇人民政府组成搜救工作组和事件调查组，对罗甸县“8·10”风灾事件进行调查，对本次事件性质定性为自然灾害，分析谭某3死亡的原因主要为：1、红水河镇羊里湾区域的湖面及部分区域突然遭受局地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该区域雷雨大风，是事件原因之一；2、死者谭某3忽视安全，无视钓鱼棚上《安全文明告知书》，在钓鱼棚上饮酒，在遭遇恶劣天气情况下，未撤离到岸上避险，是造成事件原因之二；3、谭某3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钓鱼棚上未穿救生衣，是事件原因之三。另外，被告的钓鱼棚历经大风，未出现倾翻、垮塌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虽然谭某3的死亡与自然灾害及其自身的饮酒、不穿戴救生衣等行为具有直接的关系，但二被告的钓鱼棚作为钓鱼者的消费场所，应当尽可能保障场所内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被告的钓鱼棚在有消费者在场的情况下，无人在现场看管、指引，作为死者谭某3消费的受益人，二被告应当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从原告提供的黄某、韦某2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事发当时，死者谭某3是处于钓鱼棚之上，其拖鞋也遗留在钓鱼棚甲板上，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谭某3落水时处于钓鱼棚之外，因此，对二被告称谭某3不在钓鱼棚上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合衡量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由二被告承担10%的责任，死者谭某3承担90%的责任较为适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地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亲属谭某3居住在广西××市××区，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其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参照受诉地法院贵州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五原告的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29080元×20年=581600元；2、丧葬费35897.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两个小孩的生活费为20348元×4年＋20348元×9年×?=172958元，两个老人的生活费8299元×（11-4）年×?＋8299元×（16-11）年×?=39420元，合计212378元；4、精神损害赔偿金，根据责任比例的大小，酌情支持2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831875.5元。根据责任比例，二被告应赔偿的损失为（831875.5-2000）元×10%＋2000元=84987.55元，原告主张的其余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朝龙、王建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捌万肆仟玖佰捌拾柒元伍角伍分（￥84987.55）；二、驳回原告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84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442元，由被告王朝龙、王建鹏负担1150元，由原告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负担1292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罗甸县安监局、公安局、气象局、监察委、海事处、文旅局、总工会和红水河镇人民政府组成的调查组作出的《罗甸县“8·10”风灾事件调查报告》，明确死者谭某3溺水死亡的三个原因为：自然灾害、谭某3饮酒后未及时撤离避险、未穿救生衣。该调查报告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本院对该报告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虽然导致谭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风灾事件，但谭某3在风灾来临之际忽视自身安全，未及时避险撤离上岸或者躲到钓鱼棚内，也未穿戴救生衣等行为，与其死亡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根据王朝龙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因其父亲王建鹏身体不好，现在由王朝龙在打理钓鱼棚，钓鱼棚每天的租金是200元。王朝龙、王建鹏作为提供消费场所的经营者，虽然在钓鱼棚内放置了救生衣，其也主张在钓鱼棚上有《安全文明告知书》，但在风灾之前仅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消费者告知注意安全，却无人在现场看管，导致谭某3等人无视安全在钓鱼棚上饮酒时没有进行制止，在风灾来临之时没有及时引导谭某3等人撤离，故王朝龙和王建鹏作为经营者对谭某3的死亡也负有一定责任。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情决定由二被上诉人承担10%的责任适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何计算的问题。事发时，死者谭某3与韦某1之长子谭某113岁、次子谭某24岁，谭某3父亲谭建庭69岁、母亲黎松燕64岁，谭建庭和黎松燕居住在农村，谭某3共有兄弟姐妹四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谭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算5年（18年-13年）、谭某2计算14年（18年-4年）、谭建庭计算11年（20年-9年）、黎松燕计算16年（20年-4年）。同时，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本案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为20348元，故前5年四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0348元/年×5年=101740元；谭某2另9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348元/年×9年÷2人=91566元；谭建庭另6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299元/年×6年÷4人=12448.5元；黎松燕另1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299元/年×11年÷4人=22822.25元，上述四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28576.75元（101740元+91566元+12448.5元+22822.25元），一审对此计算有误，予以更正。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系死者近亲属因死者被不法侵害死亡导致其遭受精神痛苦，从而要求侵权人赔偿的精神抚慰费用。结合本案查明的二被上诉人的过错程度、出租钓鱼棚的获利情况、造成的后果、二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一审酌情支持2000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其他损失，因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予以维持。故本案上诉人应获得赔偿的各项费用共计86607.43元[（死亡赔偿金581600+丧葬费35897.5+被扶养人生活费228576.75）×10%+2000元]。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罗甸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8民初103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朝龙、王建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八万六千六百零七元四角三分（￥86607.43）； 三、驳回上诉人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一审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84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442元，由被上诉人王朝龙、王建鹏负担1200元，由上诉人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负担12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34元，由被上诉人王朝龙、王建鹏负担1080元，由上诉人韦某1、谭某1、谭某2、谭建庭、黎松燕负担2654元。 若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另行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亮海 审判员  李雪莹 审判员  陈福江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吴奕 书记员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