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5073号原告：黄坚，男，1948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宝山区。原告：戈娟芬，女，194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宝山区。上列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玉闽，上海端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海，上海端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陆彬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敏，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朱莉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况萍萍，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石荣，男，196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兴。原告黄坚、戈娟芬与被告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江镇人民政府)、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闵一公司)、黄石荣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坚、戈娟芬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玉闽，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敏、被告闵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况萍萍、被告黄石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坚、戈娟芬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三被告签订的沪闵浦征居房补协[2017]第248号《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事实和理由如下：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本市闵行区浦江镇联胜村被列入“顺丰地块”并实施动迁。2018年8月，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下属职能部门即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招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浦江招商中心)与被告闵一公司、黄石荣签订涉案协议，该协议存在重大失误，剥夺了原告应当得到的政府动迁红利。理由如下：1948年5月1日，原告黄坚于联胜村出生，是该村村民，亦是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x组xx号一户的长子，是“顺丰地块”上的原住村民。1964年，原告黄坚响应政府支援边疆的号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工作。政府知青返城政策松动时，原告一家回到海丰农场工作，其后至上海崇明区工作。2006年，原告退休后回到出生地联胜村，被告闵一公司出于对动迁利益的考虑，坚决不让原告夫妇落户至x组xx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宅基地上。僵持半年后，根据原告黄坚系本村原住居民，当地派出所按特殊情况处理，将原告夫妇户籍落在本村原告黄坚的堂兄弟户下。2017年，联胜村“顺丰地块”开始动迁，浦江招商中心核实涉案房屋宅基地动迁信息时，以原告夫妇不是宅基地“立基人”、户籍不在宅基地上为由，在与被告闵一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中排除了原告夫妇，并将原告夫妇作为空挂户处理。原告认为，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公务人员对动迁政策的执行是错误的。根据本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闵浦府办[2011]6号”关于《浦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浦江镇集体土地上动迁户住房有效面积认定和“备案”面积工作意见的通知》第二部分“关于被动迁户民房(备案)审定的标准”第一条规定，原告属于可以“备案”计入户的人员。首先，原告的户籍在动迁时在被动迁区域范围之内。其次，原告持有政府曾经颁发的在本村的土地使用证。再次，原告在本市他处无宅基地、无住房、未享受过任何动迁安置利益。最后，原告属于“知青”退休返乡养老人员。综上，原告理应按照政府给与的动迁红利得到基本的住房保障。现因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浦江镇政府文件时存在错误，致使原告未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原告是70岁以上的老人，退休回乡后没有自己的住房，寄住在儿子的家里。原告多次上访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能按照政策和法律规定，判如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黄坚、戈娟芬变更诉讼请求如下：请求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令三被告签订的沪闵浦征居房补协[2017]第248号《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无效。原告黄坚、戈娟芬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沪闵浦征居房补协[2017]第248号《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旨在证明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闵一公司未将原告夫妇列为动迁安置对象，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材料反映了涉案房屋房地产权证的记载面积为180.34平方米，现按照362.70平方米进行了充分足额的补偿安置，未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闵浦府办[2011]6号文件，旨在证明按照文件第二部分(关于被动迁户民房“备案”审定的标准)第一款第一条第1、2项规定，原告符合“备案”计户人员的条件，属于动迁安置对象。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的情况不适用其在证明目的中列明的条款，原告的户籍不在涉案房屋内，无权在该处宅基地上申请建房。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此文件与原告无涉。3.《闵行区人民政府信访复查意见书》，旨在证明原告诉讼的基本事实和起诉的条件。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材料可证明原告空挂户籍，不能享受本次拆迁。4.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2019年5月17日调取)，旨在证明原告持有涉案房屋宅基地最原始的土地使用证，原告符合“备案”计入户人员的条件。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5.常住人口登记卡，旨在证明原告的户籍在“顺丰地块”动迁之前的2006年2月23日就已迁入联胜村，原告符合“备案”计入户人员的条件。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材料可以反映：(1)原告黄坚不是农业户籍人口，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宅基地建房。(2)两原告户籍不在涉案房屋内，而是在浦江镇联胜村x组aa号(以下简称x组aa号)房屋内，其户籍与涉案房屋无关。被告黄石荣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可证明两原告的户籍不在其户内，不应计入本户。6.国土资发[2016]191号《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第8条，旨在证明原告在涉案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一直合法存在、有效的，不因原告离开联胜村就失效。动迁时，被告应当将原告夫妇登记入内为安置人口，不能单纯认为原告的户籍不在涉案房屋内就不予计入。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认为上述证据材料系网页截图，而非文件本身，故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黄石荣表示其无法确认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7.原告的履历表，旨在证明原告属支边青年，退休后返回出生地联胜村。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被告黄石荣表示其无法确认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8.铁路职工简历表(原告父亲)，旨在证明原告是联胜村x组xx号户主的长子，虽户籍不在涉案房屋宅基地地界内，但原告宅基地的权属在其内。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被告黄石荣表示其无法确认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9.《上海县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旨在证明1991年，涉案房屋宅基地登记的户主为案外人祝某某，即为“黄萍一户”的宅基地，该宅基地的权益包含原告宅基地权益。原告的继母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宅基地户主变更为被告黄石荣，该行为属无效，即该宅基地仍应有原告权益。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材料反映：原告不是涉案房屋的立基人口，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相应权利。被告黄石荣认为该证据材料说明由其一家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与原告无关。10.村民声援书，旨在证明原告是联胜村出生的村民，不是“空挂户”，被告执行政策有误，被告将原告作为“空挂户”处理，不符合民意。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11.证明，旨在证明原告黄坚曾用名为“华金龙”、“黄金龙”。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12.证人黄某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原告黄坚系其丈夫之堂兄、被告黄石荣系其丈夫之堂弟，原告黄坚与被告黄石荣为同父异母的兄弟。2006年，原告欲将户籍迁回联胜村，然被告黄石荣生母认为原告黄坚已与其母亲一起将户籍迁出，未允许原告将户籍迁回涉案房屋内。其劝说被告黄石荣生母未成后，同意原告将户籍迁入其户即x组aa号内。但原告仅可挂户籍，不能建房等。原告居住在其儿子处，未居住于联胜村。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原告黄坚与被告黄石荣的身份关系无异议。(2)无法核实原告落户情况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3)原告的户籍不在涉案房屋内。(4)原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居住在联胜村。综上，原告无权在联胜村申请宅基地建房，因而无权就集体土地房屋享受可建未建面积的房屋补偿安置，涉案协议未侵害原告的权益。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被告闵一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一致。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根据《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的补偿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按户进行补偿。涉案房屋产权证记载涉案房屋户主系被告黄石荣，己方与其签订涉案协议，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合法有效。其次，在补偿过程中，己方对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全部地上房屋以及房屋内的可建未建面积进行了充分补偿，没有任何恶意串通的情形，补偿安置结果未损害任何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原告不是涉案房屋的户籍在册人，不是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家庭成员，对涉案房屋宅基地不享有权利，无权就涉案房屋申请改建、扩建房屋。综上，原告主张的理由不成立。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闵一公司辩称，己方接受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委托进行动迁，作为实施人严格按照《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及本基地补偿方案，与被告黄石荣签订涉案协议，对该户进行合法补偿，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另，两原告不是该户立基人口，且其户籍未登记在该户内，不是该户被安置对象，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无权申请涉案协议无效。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闵一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顺丰地块基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方案》，旨在证明涉案房屋动迁符合安置方案，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原告就补偿多少并无异议，但应将原告列为安置人员。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黄石荣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黄石荣辩称，首先，三被告签订的涉案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一致的表示，且该协议业已履行完毕，己方已经取得安置补偿款和房屋，涉案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宣告无效的情形。其次，两原告不应享有动迁利益，理由如下：1.两原告并非己方户内人员。根据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动迁以产权证等作为依据，以户为单位，然两原告均非己方户内家庭成员，不享有动迁安置利益。原告黄坚与己方系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其在新疆长大，至2003年，原告要求将户籍迁至父母处未被同意，无奈迁入堂兄弟户籍内，故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调查己方户内人员时，认定原告并非本户人员。2.两原告系居民户籍。3.涉案房屋由己方建造，与两原告无关。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黄石荣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材料：《上海县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旨在证明1991年初，始发证时造房用地人员为被告黄石荣父母及黄石荣夫妻4人，并无原告。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材料：《关于同意浦江镇革新村2队徐宝明等84户村民建房申请使用非耕地的通知》《闵行区浦江镇村(居)民造房用地申请表》，旨在证明2004年8月，被告黄石荣夫妻、母亲、女儿四人申请加层翻建、变更户主，上述申请表中同样无两原告在内。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材料：《人民调解协议书》，旨在证明被告黄石荣父母造房及安置在其户内，原告黄坚不得继承。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此系违法调解，当属无效。第四组证据材料：沪闵浦征居房补协[2017]第248号《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旨在证明被告黄石荣户已与动迁单位签订协议，安置人口表内无两原告在内。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此系无效协议。第五组证据材料：《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旨在证明2005年，涉案房屋取得房产证，权利人系被告黄石荣户。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第六组证据材料：《上海县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应安置人口、建筑面积认定核准表》《浦江镇顺丰地块基地被补偿户家庭人员及有效面积调查情况表》，旨在证明1991年，案外人原告黄坚堂弟黄凤德所有房屋发证时，两原告非其户立基人口。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材料不应作为原告不能被列为动迁安置人员的依据。第七组证据材料：《浦江镇房屋补偿被补偿户家庭人员外调情况表》，旨在证明两原告非联胜村农民人口，不得享有集体土地上的安置利益。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原告系空挂户籍。第八组证据材料：《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黄某某户)、《浦江镇顺丰地块基地被补偿户家庭人员及有效面积调查情况表》(黄某某户)、《上海县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黄某某户)，旨在证明两原告非黄凤德户安置人员。原告黄坚、戈娟芬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闵一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在听取了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闵一公司、黄石荣的答辩、举证、质证意见后，原告黄坚、戈娟芬补充发表如下意见：涉案协议当属无效，理由如下：首先，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将原告定性为“空挂户籍”有误。该错误系因案外人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联胜村村委会(以下简称联胜村村委会)代表原告继母一家与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恶意串通的结果。事实如下：1.1948年，原告黄坚在联胜村出生，是该村原住村民，是该村“黄萍一户”的长子和家庭成员，与该户的黄银荣、黄石荣、黄伟系同父异母的兄弟。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原告应为“黄萍一户”宅基地即“x组xx号宅基地”的权利人之一，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和联胜村村委会是明知上述基本事实的。2006年，原告黄坚退休返乡落户时，由于与被告黄石荣及继母家庭的矛盾，落户在x组aa号堂兄弟宅基地上，但是这不能导致原告在涉案房屋宅基地上的权益消失。2.以原告为联胜村村民的自然身份，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怎么能将原告划为“空挂户籍”呢？在动迁中“空挂户”的概念应针对外来人口，对本村的村民并不适用。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这样认定是有由来的，在2017年开始动迁时原告的继母一家背着原告达成排除原告的一致意见，他们串通联胜村村委会，联胜村村委会牵头在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发了一个违法的关于“xx号宅基地”财产分割的“人民调解书”，将原告父母的宅基地及房产全部分割给原告的同父异母的三个兄弟(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是不能转让继承的)。3.联胜村村委会的“人民调解书”以合法的形式保护了被告黄石荣的非法行为。村委会应当是代表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做具体的动迁安置落实工作的基层组织，显然联胜村村委会的这个行为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是认可的，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在核定涉案房屋宅基地的安置补偿人员时，考虑了“人民调解书”的内容，以所谓的原告户籍不在涉案房屋宅基地上、1991年政府颁发的涉案房屋宅基地证没有登记原告为由，将原告定性为“空挂户”。其次，在原告信访时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作为政府给与的答复是：本次动迁是依据“沪府发[2011]75号”文件规定，而实际本次动迁主要依据的是“闵浦府办[2011]6号”文件，显然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作为政府部门是在有意识对原告隐瞒政府对动迁的阳光政策，剥夺原告在动迁中应有的知情权。这些行为均属于联胜村村委会作为原告继母一家的代言人与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恶意串通的结果。最后，涉案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涉案房屋宅基地首次登记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政府划拨给“黄萍一户”的，上面登记了原告黄坚，这充分说明原告是该宅基地的权利人之一。之后户主由“黄萍”变更为原告的继母“祝某某”，再由“祝某某”变更为其三子被告黄石荣，这就是说该宅基地的属性仍为“黄萍一户”的(这只能说现在的黄石荣作为成年儿子与父母没有分户而已)，由此可见原告作为“黄萍一户”的长子对涉案房屋宅基地的共有使用权始终没有消失。涉案房屋宅基地的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安置补偿人员包括原告在内应当为9人，可是被告黄石荣作为家庭代表与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被告闵一公司签订的协议确定人口为7人，显然该合同剥夺了原告得到政府安置补偿的权利，系无效协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形成于1991年的《上海县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载明：土地使用者为祝某某。土地坐落于联胜村6队。现有家庭人员为祝某某(户主)、黄萍、黄石荣、宋建芳。形成于2004年8月16日的《闵行区浦江镇村(居)民造房用地申请表》载明：联胜村x组。家庭人员：黄石荣、宋建芳、黄烨、祝某某。造房理由：居住困难，原地翻扩。2005年10月12日，黄石荣户取得上海市闵行区联胜村x组黄家宅XXX号《房地产权证》，载明：使用权来源为集体土地批准使用。用途为宅基地。建筑面积为180.34平方米。2018年8月，浦江招商中心(签约甲方)、被告闵一公司(实施单位)与被告黄石荣(签约乙方，被补偿人)签订《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协议中与本案有关的内容如下：按照《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和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协商动迁。双方就征地房屋补偿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一、乙方所有的涉案房屋，居住面积302.70平方米。二、经上海德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乙方居住房屋建安重置结合成新单价为人民币857.69元/平方米(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闵行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1,14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格补贴499.42元。经计算，乙方居住房屋补偿款为755,875元。三、乙方房屋装饰补偿款104,621元。四、按照国家建设征地财物补偿标准计算，乙方棚舍及附属物补偿款271,680元。……九、各项奖励费合计15,000元。十、过渡期自签协之日起算。十一、乙方应在签订本协议后20天内，即2017年10月16日前将被拆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宅基地使用证》、建房批准文件等交付甲方，并搬离原址，同时负责房屋使用人也如期搬迁。房屋使用人未搬迁的，视作乙方未搬迁。……十三、乙方搬离原址并向甲方完整移交房屋及相关资料后，双方应在20日内，将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合计50,113元结清。……十六、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合计补偿总金额1,544,667元。2019年4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出具《闵行区人民政府信访复查意见书》｛沪闵府信访复查字[2018]00036号｝，载明黄坚不服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信访处理意见｛闵浦访答[2018]6号｝，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申请信访复查。黄坚反映：其出生在浦江镇联胜村，后由于父母离异、援疆、工作等原因将户籍迁出，直至2006年迁回。黄坚认为，在此次联胜村x组拆迁中，镇动迁办等部门认定其为“空挂户籍”有误，应考虑其特殊情况，按照“特殊情况户”将其纳入联胜村x组xx号拆迁安置人员范围。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答复称：浦江镇联胜村x组属顺丰基地拆迁范围，黄坚于2006年2月23日将户籍迁入x组aa号堂弟黄凤德处。依据沪府发[2011]75号文规定：征地房屋补偿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按户进行补偿。而黄坚及其妻戈娟芬不属于联胜村x组xx号宅基地立基人员，故不纳入拆迁安置对象。经查，黄坚为浦江镇联胜村x组黄萍、华美英的儿子。1955年其父母离婚，黄坚被判跟随生母华美英生活。生父黄萍离婚后再婚，与祝某某育有三子：黄银荣、黄石荣、黄伟。根据2005年9月15日黄石荣户《农村宅基地权证户主变更会办单》显示,联胜村x组xx号原户主为祝某某，经宅基地共有人协商一致，同意黄石荣为新户主。黄石荣于2005年10月12日取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沪房地闵字[2005]第075071号｝。又查，1954年黄坚随生母迁居市区娘家，1964年响应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后在新疆与妻子戈娟芬结婚。1984年黄坚被调回江苏大丰的海丰农场，1988年被调至崇明前进农场。2006年2月23日，黄坚与妻子将户籍挂靠至x组aa号堂弟黄凤德处，为非农家庭户籍。另查，浦江镇联胜村x组于2017年列入顺丰基地拆迁范围，《顺丰地块基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该地块实施协议搬迁，计户标准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按户进行补偿。2017年9月26日，联胜村x组xx号代表黄石荣凭借《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沪房地闵字[2005]第075071号｝)与拆迁单位签订了《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2017年12月13日，x组aa号代表黄某某(黄凤德妻)凭借《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沪集宅[上杜]字第联胜186号｝与拆迁单位签订了《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该机关认为，浦江镇联胜村x组拆迁项目属于协议搬迁，相关补偿标准系约定而非法定。联胜村x组xx号代表黄石荣已就房屋补偿安置事宜与搬迁单位签订了安置协议，对房屋的拆迁补偿已经确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黄坚要求将其纳入联胜村x组xx号拆迁安置人员范围，实系对原已确定的安置协议提出变更，应与搬迁单位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依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此不属于行政机关信访受理范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原告黄坚、戈娟芬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系基于以上法律规定。审理中，两原告明确表示其对协议补偿多少并无异议，然被告黄石荣作为家庭代表与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被告闵一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确定的安置人口仅为7人，未将两原告列为动迁安置对象，侵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涉案协议无效。本院认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串通合谋实施的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浦江镇人民政府下属浦江镇招商中心、被告闵一公司与涉案房屋房地产权证载明的权利人被告黄石荣经协商后签订涉案协议，就涉案房屋的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涉案协议签订各方均认为涉案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经审理后有理由认为被告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涉案协议当属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坚、戈娟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原告黄坚、戈娟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霞人民陪审员 樊 燕人民陪审员 丁莉珍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朱 琳书 记 员 朱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