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霍花，女，满族，1974年5月15日出生，户籍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骏，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有尝，男，壮族，1976年5月9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柳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婵，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英，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韦良东，男，壮族，1971年10月3日出生，户籍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霍花因与被上诉人覃有尝、原审被告韦良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1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霍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粤0303民初118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诉讼请求，改判回覃有尝对霍花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覃有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霍花没有与原审被告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根据一审判决，一审法官认可本案“借款金额较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借条仅由原审被告韦良东出具”，所以本案涉及霍花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霍花是否与韦良东形成了向覃有尝举债的共同的意思表示，即霍花是否就其与韦良东共同向覃有尝举债达成了意思表示的一致。对于该争议焦点，结论是否定的。(一）“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演变。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中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原则上都视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双方已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这一规定出台后，有效遏制了夫妻双方通过离婚，恶意逃避共同债务的情况。但是随着社会及司法实践的变化，夫妻关系中没有举债的一方，也就是对“以一方名义所欠债务”毫不知情的另一方“被负债”的情况不断出现，非举债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要求修改完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的呼声极为强烈。最高人民法院相应社会呼声，于2018年1月8日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有关问题的解释》”），该《有关问题的解释》完善并修正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的司法政策，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所涉及争议问题的，最新的也是最权威的指导意见。《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这一最新的规定，双方均同意借债，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二）《有关问题的解释》的法理基础。《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系根据民法总则、婚姻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夫妻地位平等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和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则制定，从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角度，明确和强调了夫妻双方通过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如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该规定既充分尊重了民事商事法律确定的一般交易规则，又对夫妻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给予了充分关注。夫妻虽然存在紧密的身份联系，但双方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并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该规定进一步完善和修正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三）本案中，霍花完全没有与原审被告韦良东共同向覃有尝举债的意思表示，覃有尝也没有就此事实举证证明。在（2016)粤0303民初12498号案件中，覃有尝称，“韦良东”于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1月期间向覃有尝借款(见(2016)粤0303民初12498号民事判决书）。但是在（2018)粤0303民初11828号案件中，覃有尝又称，在上述期间内，“霍花与韦良东共同”向覃有尝借款[见（2018)粵0303民初11828号民事判决书]。对于同一个事实，覃有尝的陈述前后矛盾，完全是为了规避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而故意为之，严重违反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覃有尝对此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而客观事实正如覃有尝在第一次起诉中所称，是韦良东一人向覃有尝借款，即只有韦良东本人与覃有尝形成了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借款法律关系仅约束韦良东和覃有尝。霍花对于韦良东向覃有尝借款完全不知道。而对于这一点，覃有尝是完全知悉的，所以才在第一次起诉时陈述为：韦良东一人向其借款。《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覃有尝答辩称，一、根据银行转帐凭证与《借条》、还款记录相互印证，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霍花及韦良东逾期还款至今，应当按约向覃有尝返还已经到期的本金150万元及按照月利率计算利息。二、霍花是本案债务人的共同借款人，其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1月8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双方事后共同追认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视为共同债务，该条款不等同于夫妻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霍花明显犯了狭义法律解释的错误，根据该规定，除了上述两种情形之外，其他情形也应当属于共同意思表示。包括本案中霍花利用自己的银行帐户进行收款和还款的行为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认定借款为霍花及韦良东。霍花用其银行卡收取借款并依约用其银行卡向覃有尝偿还本息的事实证明霍花对借款不仅仅是知情，更是共同的借款人。从银行转帐的事实可以看出，霍花从第一天借款就是知情的，霍花为了逃避债务，恶意串通自导自演提出其不知情帐户事由，帐户由韦良东控制，与客观事实不符。另外，根据案情的实际情况银行转帐记录及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信息单，霍花银行卡绑定的电话号码为霍花的亲生父亲的手机号码，一般来讲大额的转帐均有手机提示，由此可见每次转帐霍花及其父亲均是清楚知悉的，该份证据证明了霍花是共同借款人。霍花与韦良东作为共同债务人是客观事实。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霍花应当举证证明其何时何地将两张银行卡交给韦良东使用，以及韦良东实际控制使用两张银行卡，霍花仅提交银行卡资金流向，因两张银行卡均为霍花本人所有，无法证明该转帐行为由韦良东操作，因此，霍花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四、霍花所述才是完全违背日常生活和经营，霍花称因小孩的入学才选择与韦良东复婚的，对其极其不信任韦良东，不会作出在没有任何外力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将两张银行卡交给不值得信用人的韦良东使用。因此，假定霍花仅是为了小孩的入学问题而选择与韦良东复婚，那么其银行卡应当由其本人实际使用。而假定霍花将银行卡交由韦良东使用，则视为霍花完全信任韦良东。恰恰证实了霍花是本案债务的共同债务人，为了逃避还款责任，故意制造谎言，与韦良东离婚之后不久所有的财产均被转移，覃有尝有理由怀疑两人是故意恶意转移财产。五、霍花明确指出其涉案的两张银行卡在2014年及2015年期间由霍花管理，现在又由自己在控制，假定霍花所属属实，撇开夫妻关系，撇开共同借款人，根据合同法规定，霍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为委托人应当清楚预知其将银行卡交给韦良东的法律后果。霍花对韦良东利用其银行卡收取或支出款项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因此霍花对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韦良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覃有尝一审起诉请求：1.韦良东、霍花偿还覃有尝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整；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由韦良东、霍花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覃有尝与韦良东、霍花三人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9月起存在多笔互相转账的情形。2015年3月10日，覃有尝与韦良东结算，由韦良东出具借条,确认其借覃有尝款项，借期2015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借款利息为月息1.5%。2015年12月3日双方在该借条上共同签字确认到2015年12月3日还欠覃有尝150万元，还款计划为2016年4月1日前还25万元，2016年2月1日前还25万元，2016年12月30日还50万元，2017年12月30日还50万元，如果逾期利息变为2分/月。此后韦良东未能依约还款,仅偿还了利息27000元。覃有尝遂于2016年7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韦良东、霍花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150万元借款自2016年1月1日起的利息。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粵0303民初字12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韦良东、霍花共同清偿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8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覃有尝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已经生效。此后，韦良东没有按照还款协议履行后续还款义务，覃有尝再次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依据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覃有尝于2014年9月26日转账支付韦良东50万元，于2014年9月28日转账支付韦良东50万元，于2014年11月3日转账支付韦良东50万元，于2014年11月13日转账支付韦良东70万元，于2014年11月13日转账支付韦良东30万元，于2014年11月21日转账支付韦良东100万元，于2014年12月1日转账支付韦良东50万元，于2014年12月11日转账支付韦良东5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转账支付韦良东100万元，于2015年1月9日转账支付韦良东130万元，于2015年3月10日转账支付韦良东40万元，以上共计720万元。霍花于2014年10月28日向覃有尝转账508000元，于2014年11月17日向覃有尝转账1001500元，于2014年11月24日向覃有尝转账1001500元，于2015年1月4日向覃有尝转账1005000元，于2015年1月12日向覃有尝转账120195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4717950元。此后，霍花通过上述账户于2015年4月10日向覃有尝转账37500元，于2015年5月11日向覃有尝转账35000元，于2015年6月20日转账支付40000元，于2015年6月22日转账50万元，于2015年8月26日转账50万元，于2015年8月27日转账支付76000元，于2015年8月29日转账支付5000元，于2015年9月26日转账支付22500元，于2015年10月26日转账支付22500元，于2015年11月26日转账支付22500元，于2015年12月26日转账支付22500元。韦良东通过微信转账于2016年1月26日向覃有尝支付9000元，于2016年2月26日向覃有尝支付10000元，于2016年3月26日支付8000元。再查：霍花与韦良东于1996年9月18日结婚，2008年6月5日离婚。2014年9月9日复婚，2015年3月5日再次协议离婚。庭审中，韦良东、霍花一致确认：霍花将银行账户交韦良东使用。韦良东利用该账户与覃有尝的交易霍花均不知情。诉讼中，霍花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其本人平安银行账户关联的住址及手机，并主张该账户是韦良东使用和实际控制。经一审法院调查，平安银行深圳XX支行向一审法院出具了该银行账户登记的住址和关联手机号。庭审中，霍花确认上述住址为其本人的居住地址，关联手机号码为霍花父亲的手机号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一、覃有尝与韦良东是否有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二、双方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是否计算错误；三、霍花是否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依据覃有尝与韦良东、霍花银行账户的往来流水显示，转账的备注并未注明借款或备注货款，或备注往来款，或未对转账的款项作出备注，但覃有尝与韦良东于2015年3月10日对银行互相转账的款项进行结算，韦良东向覃有尝出具借条，主张尚欠的款项为借款，覃有尝也接受韦良东出具的借条，双方就互相转账的款项差额形成一致意见，确认为借款，因此覃有尝与韦良东形成借款合同关系，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第二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2015年12月3日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韦良东尚欠覃有尝借款150万元。韦良东、霍花辩称在2015年3月10日借条所载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条上该金额处已被双方划去，并注明“作废”，故该借条的借款金额不宜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且依据银行流水，截至2015年12月3日，扣除韦良东依约应支付的借款利息之后，韦良东与覃有尝互相转账的款项差额与还款计划中双方确认的欠款金额基本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还款计划由覃有尝和韦良东共同签字确认，是双方对借款进行结算并就还款金额期限作出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韦良东、霍花辩称还款计划计算有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韦良东向覃有尝借款尚欠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双方在还款协议中约定韦良东2016年2月1日前还25万元，2016年4月1日前还25万元，2016年12月30日还50万元，2017年12月30日还50万元，如果逾期利息变为2分/月。但韦良东未能依约还款，违反合同约定，覃有尝请求其依约偿还借款合法有理。还款协议中应于2016年2月1日和2016年4月1日前偿还的两笔借款共计人民币50万元及利息，覃有尝已经另案提起诉讼，并由一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现覃有尝请求韦良东偿还2016年12月30日和2017年12月30日的两笔款项共计10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债务发生在韦良东、霍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借款金额较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借条仅由韦良东出具。但韦良东、霍花之间并无关于夫妻之间财产和债务分别所有的约定，霍花也利用自己的账户对涉案的借款进行了收款和还款行为，可以证明涉案借款是韦良东、霍花共同意思表示。涉案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霍花辩称其对涉案债务并不知情，仅是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交韦良东使用，但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釆信。覃有尝请求霍花对韦良东的涉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韦良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覃有尝借款人民币100万元；二、霍花对韦良东的上述债务向覃有尝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900元，由韦良东、霍花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霍花一审申请法院调取其在平安银行深圳XX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52的绑定的手机号码信息，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后，显示该卡填写的“现住址”为广东××××西乡盐田XX庭C，霍花一审时确认为其居住地址，单位名称也为深圳市的公司。二、霍花主张接收覃有尝转款及向覃有尝还款的银行卡均由韦良东控制，主要理由为，上述银行卡的钱款来源均为韦良东或韦良东的妹妹，覃有尝转入的钱款也都直接或间接转入到了韦良东的账号。经核查，霍花账号为62×××52的平安银行的交易明细显示，该卡与霍花本人名下在深圳开设的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等多个账户均有发生往来，同时该卡交易中有“贷款扣款、提前还款、贷款放款”等向银行归还贷款或者领取贷款的交易事项。2015年2月11日、22日，该卡在自助机取款，地址为“北侧XX庭第XX号商铺”。三、覃有尝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2月1日分别向霍花广发银行账户打入30万元、50万元。霍花账号为62×××52的平安银行账户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26日期间陆续向覃有尝账户转帐多笔款项。四、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霍花是否应当与韦良东共同承担偿还覃有尝借款的责任。霍花上诉主张其没有与韦良东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霍花仅是在银行卡的管理和使用上有过失，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韦良东使用。本院认为，依据已查明的事实，覃有尝向霍花名下的账户转入钱款，霍花以另一账户归还了多笔款项，霍花主张其银行卡实际被韦良东控制，其不知情，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依据其申请调取的平安银行账户信息，显示该卡绑定的是其父亲的手机号码，住址填写的是霍花本人的住址，单位名称也为深圳的公司，无法认定该卡是被韦良东控制使用。霍花提交的微信记录、女儿户口迁入信息等均无法证明霍花本人对自己的账户往来不知情。相反，霍花平安银行卡的明细显示，该卡与自己个人名下的多达五家银行的数个账户发生多笔往来，还存在提前归还银行贷款、收取银行发放贷款的交易。同时，该卡显示霍花的住址广东××××西乡盐田金港华庭C，而该卡消费记录显示该卡两次在自助机取款的地址均为霍花住址附近的商铺。结合上述情况分析，霍花主张该卡为韦良东控制使用，自己不知情，明显不合常理。综上，因霍花利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对涉案的借款进行了收款及还款，可以认定涉案借款为霍花与韦良东共同意思表示，霍花主张其银行账户被韦良东控制使用，自己不知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如果真存在霍花所主张的事实，其在婚前以及离婚后将自己多个银行卡交由他人使用，应当视为其委托他人从事与该卡有关的行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霍花上诉主张不予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霍花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00元，由上诉人霍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张  士  光审判员 邓  亚  玲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娱芬(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