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8014号原告：裴某1，男，195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昆泰房地产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淑清（裴某1之妻），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裴某2，女，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恒联物业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裴某3，男，196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城乡贸易中心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裴某3之妻），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3X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10751A。法定代表人：王宝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伟，男，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女，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原告裴某1与被告裴某2、裴某3、被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住总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裴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淑清，裴某2，裴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住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伟、赵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裴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1992年3月10日裴某2与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社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签署的《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我的父母裴某某、白某曾在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三条X号有5间房，产权人为裴某某，其中南向2间房为我在1982年自己出钱建造，该5间房通过拆迁分得两套两居室，但是被告涉嫌私自篡改房屋信息、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涉嫌提供假证据，该证据上盖有北京住总北宇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物业项目部的章，该安置协议应为无效。裴某2辩称，不同意裴某1的诉讼请求。当时的拆迁政策是有户口且实际居住在此才能安置。1981年裴某1从单位分到房子了，户口已经迁走了，所以不符合安置人的条件。朝阳区吉市口三条X号房屋的产权人是裴某某，拆迁办一次性支付了裴某某拆迁补偿款，裴某某领到补偿款后给每个子女500元。裴某3一家三口的户口全部在朝阳区吉市口三条X号，所以被安置。裴某某与裴某3协商且签订协议，裴某某同意和裴某3安置在一起，无任何拆迁遗留问题。拆迁办让各家派代表去签订协议，裴某某和裴某3授权我到拆迁办签订了协议，我没有篡改过任何协议。我的其他兄弟姐妹因为户口没有在被拆迁房屋，所以也没有被安置。当时安置的是公租房，与裴某某的私产房没有任何关系。裴某3辩称，认可裴某2代表我一家4人签订协议。当时我和我父亲裴某某都委托裴某2去办理。当时我一家4人按户口分了一套两居室的公租房，裴某1是知道且同意的。该公租房只有居住权，当时经裴某某同意承租人写的是我的名字。裴某某去世后居住权消失，不发生继承。裴某某领到拆迁补偿款后，给除了我之外的每个子女每人500元，我没有收到裴某某给的500元。住总公司辩称，请法院驳回裴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裴某1并非涉案合同的合同主体，且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的签订与其存在必然的实质利害关系，裴某1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请求驳回其起诉。涉案《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与《搬迁周转协议书》是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地区危旧房屋改造办公室与裴某2、裴某3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裴某1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不享有合同权利。此外，裴某1也未能提出任何证据以证明合同的签订侵害了其个人利益或证明其是诉争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在原告既非合同当事人又无相应证据证明其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情况下，我公司认为裴某1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涉案合同系依法合规签订且早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不具有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裴某1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此外，裴某1提起诉讼，完全不符合常理。首先，涉案合同是吉市口危改办与裴某2、裴某3依法合规签订的有效合同且早已履行完毕，合同双方对合同签订、履行并无任何争议。此外，裴某1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其次，危改拆迁以及涉案合同的签订均发生在二十几年前，从常理推断，裴某1应当知道危改拆迁以及涉案合同签订的事实。裴某1在已知或应当知道相应事实的情况下，二十几年来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这更加证明了裴某1对于涉案合同的签订是明知的，认可的，无异议的。裴某1现主张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合乎常理。再次，就现有事实来看，该案实质上应当是裴某1与裴某2、裴某3之间家庭内部的遗产继承纠纷，问题的关健在于裴某1与裴某2、裴某3之间继承权及继承份额的确定，该问题的解决不应当通过质疑依规签订且已经履行完毕的合法有效的合同的方式来进行。诉诸这样的解决方式，不仅是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还是对社会生活中稳定的法律秩序的扰乱。我公司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在危改拆迁及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合法依规进行的，因此该案与我公司并无实质上的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应当被列为本案的被告之一。经审理查明：裴某某、白某系夫妻，育有子女7人，分别为：裴某4（2005年去世）、裴某2、裴某1、裴某5、裴某6、裴某7、裴某3。白某于1986年3月2日去世，裴某某于1995年5月14日去世，二人生前均未订立遗嘱。裴某某、白某原在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三条X号有房屋5间，1992年因危旧房改造被拆迁。1992年3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社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乙方裴某3（签约代理人为裴某2）签订《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载明经批准吉市口危改办在吉市口地区进行建设，拆迁户裴某3现家庭共有4口人，现住三条X号，并约定：甲方安置乙方二居室一套，地点在慈云寺3号楼X号；双方均同意上述安置方案，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于92年3月14日以前，将现住全部房屋腾空后交甲方拆除，逾期不交房，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甲方应付给乙方拆迁的有关费用及私房作价款按规定办理。1992年3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社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乙方裴某2签订《搬迁周转协议书》，载明吉市口危改办在朝外吉市口地区进行建设，因拆迁安置楼房尚未建成，租户裴某2需临时周转，并约定“关于正式安置问题”如下：甲方在慧忠里一次性安置乙方二居一套（搬迁上楼时人口如有增减，分配房屋不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一周内，到房管部门办理进住手续并搬家完毕；由于甲方未能让乙方如期上楼，乙方的子女年龄已达到分居或分室的年龄，安置上楼时，按政策相应的予以增加乙方的住房；乙方所在房屋如属私有产权，甲方请区主管部门予以作价（包括附属物）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相应的搬家费及其它有关费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于1992年3月15日以前将全部房屋腾空后交甲方拆除。经询，住总公司称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社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是政府成立的临时机构，现已不存在，该机构签署的合同的后续事宜由住总公司处理。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X号楼X号房屋（建筑面积66．78平方米）于2004年登记在裴某3名下。经查，裴某3、其妻高某、其子裴小某一家三口的户口原在朝阳区吉市口三条X号，于1992年11月9日迁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X号楼X层X单元X号房屋（建筑面积57．74平方米）于2012年8月29日登记在高玉杰名下。2015年7月8日，北京住总北宇物业服务公司物业项目部出具证明，称朝阳区慧忠里X号楼1单元502号房屋自1993年至2011年6月为公租房，2003年8月之前承租人为裴某2，此后承租人变更为高玉杰，2011年6月29日进行房改售房，房屋所有权人为高玉杰。2016年，裴某1曾以继承纠纷为由将裴某3、裴某2、裴某5、裴玉江（裴某4之子）、裴某7、裴某6诉至本院，要求裴某3、裴某2连带支付我50万元，理由为其认为朝阳区慧忠里X号楼X层X单元X号房屋和朝阳区慈云寺X号楼X号房屋产权人应为裴某某，裴某3、裴某2将上述房屋变更产权人、安置人，侵犯了其继承权。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15603号民事判决，驳回裴某1的诉讼请求。裴某1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京03民终790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二审中，裴某1认可收到裴某某500元拆迁补偿款，但称其当时工资较高，故后又交还给裴某某。裴某1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民申4666号民事裁定，驳回裴某1的再审申请。裴某2提交裴某6于2017年2月27日出具的“证人证词”，主要内容为：朝外拆迁是根据有户口才被安置公租房，1992年拆迁是裴某2一家三口、裴某3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朝外吉市口三条X号，所以被安置在慧忠里和慈云寺的公租房，当时裴某某的户口连同裴某3一家三口共计4人被安置在慈云寺，经裴某某同意慈云寺公租房的承租人为裴某3，裴某2作为家里的代表签协议，裴某某对此是同意的；1992年朝外拆迁裴某某名下的房屋获得了一次性补偿，裴某某领到补偿款后还给除了裴某3之外的每个子女每人500元。裴某1对此不认可。裴某6对此认可。裴某1提交裴某3于2015年7月10日书写的“证人证词”一份，内容主要为：南房重建是在1982年5月至6月，砖是父亲买的，木料是母亲单位领导批示解决的，沙子、水泥、玻璃、油漆等都是高连志从工地拉回来的，父母委托二姐夫于春利全权代理建造，1992年拆迁政策是按户口安置住房，裴某2一家三口都在朝外吉市口三条X号，当时被安置一居室，因为其子不够13周岁，不给分室，裴某3托人找到拆迁办，问明情况，费尽周折，周转一年后，才被安置到慧忠里111楼1门502号。裴某1欲证明裴某2和裴某3存在恶意串通。裴某2、裴某3认可上述证词内容的真实性。裴某2提交拆迁安置办法的其中一页，显示规定被安置人为在拆迁范围内有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的居民。裴某1对此不认可，称未见过该政策。经询，裴某2、裴某3均称拆迁后裴某某跟裴某3一起住在朝阳区慈云寺X号楼X号房屋。裴某1对此不认可，称裴某某拆迁后住在朝阳区中纺里的公租房内。以上事实，有《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搬迁周转协议书》、（2016）京0105民初15603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7908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民申466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证人证某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社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乙方裴某3于1992年3月10日签订的《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中载明，拆迁户裴某3现家庭共有4口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上述4口人为裴某3、其妻高某、其子裴小某一家三口及裴某某。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裴某某就朝阳区吉市口三条X号拆迁领取了一次性补偿款，拆迁后其及子女裴某2、裴某3另被安置他处居住，其对拆迁后的安置无理由不知情，但直至《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之后至其1995年5月14日去世前，长达三年期间未提出异议，故本院有理由推定裴某2代裴某3签订《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系经过裴某某同意。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综上，裴某1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其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裴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裴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峰人民陪审员  杜慧婧人民陪审员  王 芬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马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