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02民初6072号 原告：姜培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强，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娜娜，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47号。 法定代表人：陶惠君，主席。 委托诉讼代理人：国辉，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洁，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培洋与被告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培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强、曲娜娜、被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国辉、刘玉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培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其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于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将45万元股权变更至其名下。事实和理由：1996年7月25日，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安集团）成立。1997年12月18日，威海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将竹岛办事处持有的鸿安集团的产权转让给包括姜培洋在内的42名股东，42名股东以现金出资组成428万元的股本总额作为注册资本。2002年鸿安集团增资到2000万元，姜培洋通过出资和资本转股的方式共计出资45万，占出资总额的2.25%。后来姜培洋发现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于2017年8月16日伪造其签字将其所持有的鸿安集团45万的股份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2019年8月12日，姜培洋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上姜培洋的签字与供检样本的签字不是同一人所写。故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辩称，1、其与姜培洋之间于2017年8月16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之用，在双方之间不产生股权转让的实质法律效力，故该协议并非无效，而是在双方之间不产生法律效力；2、根据鸿安集团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的规定，只有作为董事和监事的人员才能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其他人员的出资均由其代为持有，故原告要求办理变更登记，与公司的章程和管理相违背，不应得到支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鸿安集团成立于1996年7月，由威海市区建筑工程公司和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开发公司竹岛分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784万元。1997年，鸿安集团进行企业改制，收取了包括姜培洋在内的236名职工交纳的相应股金，但因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上限规定，故鸿安集团在改制时采取了由42名股东代表其他职工持有股份的方式。1997年12月18日，威海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威体改发【1997】第47号文件，同意竹岛办事处将持有鸿安集团的产权转让给包括姜培洋在内的42名股东，该42名股东以现金出资组成428万元的股本总额作为注册资本。之后鸿安集团申请变更了工商登记，将其注册资本由1784万元变更为428万元，其股东由威海市区建筑工程公司和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开发公司竹岛分公司变更为包括姜培洋在内的42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姜培洋出资10万元。另查，该428万元注册资本实际上是由42名股东现金出资的222.1万元，其余职工现金出资的191万元，公司盈余公积转入的14.9万元组成。 1998年，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成立。2000年10月，山东省总工会下发了《山东省职工持股会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第3条规定：职工持股会是指因依照本管理办法由工会设立的从事内部职工股管理，代表持有内部职工股的职工行使股东权利，并以工会社团法人名义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之后，鸿安集团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姜培洋在内的董事11人、监事3人。2002年，陈新科等28名股东（即42名股东中除上述11名董事和3名监事之外的股东）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鸿安集团的股份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 2002年，鸿安集团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将其注册资本由428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同时，鸿安集团修改了公司章程，第8条规定：公司采取定向募集方式，以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全部股份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公司股份分为四种形式：1、A股：指股东以现金购买的股份，并拥有该股份的产权、表决权和分红权；2、B股：指公司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股东股份，股东享有该股份的表决权和分红权，所有权归公司所有；3、C股：指从公司的集体资产中，按照工作岗位量化给经营管理层部分股东不同数量的股份，该股只有表决权和分红权，所有权归公司所有；4、D股：指从公司资产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有资产，用于未统筹职工的社会保障及企业的人才引进、职工福利、奖励；5、股东明细：包括14名自然人股东（由上述11名董事和3名监事组成）和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第11条规定：入股后不能退股，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等情况，企业可根据情况收购这些职工持有的股份，当出现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经股东大会同意，可由企业负责收购部分个人股份，企业收购的股份，可出售给企业内部的其他股东。另查，公司章程显示姜培洋出资45万元，该45万元由20万元的A股、10万元的B股和15万元的C股组成。 之后，鸿安集团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和监事任职期满前选举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其中，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戚本德因未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其股份转让给了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第三届董事会成员陶俊娜因未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其股份转让给了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其二人的股份虽然转让给了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但鸿安集团一直按比例向其二人发放红利。2008年，鸿安集团申请变更了工商登记，对其股东进行变更，由新当选的10名董事、3名监事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组成。在鸿安集团提交给工商部门的2008年股东会决议中显示：一、同意股东陶俊诚将其在鸿安集团的4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丛树波37万元股权、刘冲8万元股权；股东闫夕福将其在鸿安集团的7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刘冲29万元股权、张立英35.05万元股权、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10.95万元股权；股东陶俊娜将其在鸿安集团的45万元股权中的1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股东戚本德将其在鸿安集团的45万元股权中的15万元股权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二、同意将原自然人股东陶俊娜、戚本德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原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中股东丛树波、刘冲、张立英转为自然人股东；……四、上述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会成员为陶传温、陶遵胜、苗丰利、戚其勋、刘昌海、姜培洋、陶阳、陶刚、丛松滋、丛树波、陶遵胜、杨新明、刘冲、张立英等14名自然人股东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包括姜培洋在内的全体股东在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时，鸿安集团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原章程第8条中的第2款取消，将第8条中的第4款修改为“D股，指从公司资产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有资产，用于企业的人才引进、奖励”，将第11条修改为“入股后不能退股，但遇职工死亡、调离等情况，企业可根据情况收购这些股东持有的股份”。 姜培洋自1998年至2015年一直当选为公司的董事。2015年姜培洋自公司退休，再未当选为公司董事。2017年，鸿安集团申请变更公司登记，将其股东变更为新当选的8名董事、3名监事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为了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鸿安集团向工商部门提交了包括姜培洋在内的7名股东（原均系董事或监事）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同意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给5名股东（系新一届董事或监事）的股东会决议。在姜培洋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姜培洋决定将其在鸿安集团4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转让价款为45万元人民币。庭审中，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均非姜培洋亲笔书写，该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之用，实际上其与姜培洋之间系代持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又，自1997年起，鸿安集团每年都按一定的比例向姜培洋发放红利。 本院认为，首先，鸿安集团进行企业改制时，共有包括姜培洋在内的236名实际出资人出资，这一点可以通过鸿安集团于1997年出具给236名实际出资人关于收取股金的收款收据得以印证。但因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出了不超过50名上限的限制性规定，故鸿安集团在1997年办理工商登记时将236名实际出资人的股权登记在了包括姜培洋在内的42名自然人股东名下。之后，鸿安集团为了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更好的保障实际出资者的合法权益，于2002年修改了公司章程，采取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全部股份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的方式募集出资，将其股东变更为14名自然人股东和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当时作为公司经营层的11名董事和3名监事作为显名股东，同时将其他实际出资者的股份登记在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的名下，由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作为显名股东代持。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作为由公司组织设立的、受出资职工委托，从事职工股权管理并在出资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维护出资职工权益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其成立之时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良好的职工与企业之间的产权纽带，充分提高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度和关切度。故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表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职工行使股东权利是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也没有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 第二、虽然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并无任何有关股权代持行使、处置方面的约定，但从鸿安集团历年来的股东会决议、董事及监事的任职情况、股东变更情况可以看出，鸿安集团的自然人股东均为历届当选的董事及监事，也就是说当选为董事或监事的股东则在工商部门登记为显名股东，而未当选的人员则作为隐名股东，将其出资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此种情形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亦是鸿安集团全体股东内部自治的结果，且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业已在鸿安集团内部形成了一种惯例。且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以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作为股东应当具备的实质特征，而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的记载作为股东应当具备的形式特征。故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的代持行为并没有否认出资职工的股东身份。 第三，姜培洋自1998年至2015年一直当选为公司的董事，故其在1997年至2017年一直作为显名股东登记于鸿安集团对外公示的股东名册中。在姜培洋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后，鸿安集团根据惯例，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将姜培洋由显名股东变更为隐名股东，将其股份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而姜培洋并没有因为其股份由工会代持而改变其作为实际出资者的身份，鸿安集团在此之后仍然按姜培洋的出资比例为其发放红利。且，姜培洋作为参加企业改制的职工，对职工出资入股的历史状况应当是知晓的，对公司在实际运营中的股东变化也应当是知情并认可的，这一点从鸿安集团于2008年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时提交的有姜培洋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中可以看出。现姜培洋对此予以否认，实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不成立是当事人没有达成合意，但合同内容上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无效是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结合上述分析，鸿安集团为了变更工商登记而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姜培洋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实际上也并未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且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该协议应认定为不成立而非无效，故对于姜培洋要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姜培洋要求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显名。鉴于鸿安集团的改制背景及历史发展沿革、工会持股的惯例，该案与日常商业活动中隐名股东诉求登记为显名股东的案件并不同，带有历史、政策因素。由于目前鸿安集团的股东人数仍然在50人之上，姜培洋要求显名仍然具有法律强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限额的障碍，且姜培洋是否能作为显名股东，应以鸿安集团按公司章程等作出决议为准，而非以法律强制方式为之，故对姜培洋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