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5549号原告：苏连祥，男，1963年1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广平，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英欣，女，1968年1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雯，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北京景淳亦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连生，男，1952年5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雯，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北京景淳亦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纸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办事处纸房村。法定代表人：徐连祥，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生，男，1949年12月12日出生，，该村委会委员，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炳明，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苏连喜，男，1958年2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连英（系夫妻关系），女，1961年3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第三人：苏连啟，男，1955年5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平（系夫妻关系），女，1958年6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第三人：任穆荣，女，1940年9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苏连祥与被告苏英欣、苏连生、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拱辰街道办事处纸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纸坊村委会）、第三人苏连喜、苏连啟、任穆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连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广平、被告苏连生、及被告苏英欣、苏连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雯、孙虎、被告纸坊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生、王炳明、第三人苏连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连英、第三人任穆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苏连啟经本庭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连祥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苏英欣与被告纸房村委会就位于纸房村原告所有的南宅院（北侧为苏连祥、南侧为徐东、东侧为李禹芝、西侧为纸房村老大队）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及纸房村回迁楼认购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苏连祥系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纸坊村村民。原告父亲于上世纪70年代去世。之后原告母亲侯凤林带着原告及三个哥哥苏连生、苏连啟、苏连喜一起生活。上世纪80年代，原告家里购买了原纸坊村的老小学校，当时有北房三间，位于原告家里老宅院南侧。80年代末，在原告母亲和舅舅的主持下，原告家里进行口头分家，将涉案的南宅院分给了原告。苏连生、苏连啟、苏连喜分得了各自的宅院。分家后，原告在该南宅院垒起墙圈。1998年，原告请包工刘德水在该宅院盖西房两间。2002年内，纸坊村村委会为原告开具了房屋所有权证明，证明写明原告家老宅院及涉案南宅院均为苏连祥之宅基地，拥有房屋所有权。2008年，原告请包工贾建清在涉案宅院建东房三间、西房一间。2016年，纸坊村发生拆迁。2017年，苏连生将涉案宅院的拆迁评估单上名字更换为苏英欣、苏连生，并与纸坊村村委会签订拆迁（腾退）协议及纸坊村回迁楼认购协议，将拆迁利益据为己有。涉案宅院合法所有人为原告，被告苏英欣、苏连生非法将其据为己有，并与纸坊村村委会签订相关协议，原告不追认上述协议的效力，诉争协议，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被告苏连生辩称：拆迁协议和回迁房认购协议的签订主体没有苏连生，苏连生作为苏英欣的代理人出现的。针对原告在起诉书中陈述的事实提出如下意见，事实理由第一段叙述的上世纪80年代原告家里购买的原纸房村的老小学校，对这句话不认可，事实是1986年4月是苏连生个人出资购买的老小学校，这块地位于苏家祖宅南面，俗称为南院，是苏连生个人财产，不是苏家的家庭财产。对起诉书中第二段写的80年代末进行了分家，将涉案的南宅院分给了原告，这句话不认可，事实情况是1987年分家的时候南院是苏连生的个人财产，当时不在分家范围内。如果非说南院当时在分家范围内，分家的结果也是南院归苏连生所有，而不是南院归原告所有，当时分家时今天本案的第三人苏连喜和苏连啟是参加的，是知情的。对起诉书中第二段所述的2002年纸房村委会为原告开具了房屋所有权证明，证明写明原告家老住宅及南住宅就是南院均为苏连祥的宅基地，对这句话不认可，事实情况是在接到起诉书之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没看到这个证明，在接到诉状后我们问过村委会相关人员，他们否认上述证明，南院是苏连生个人从村委会购买的，所以在客观上讲村委会不可能为原告出上述的证明。对起诉书第三段所述2017年苏连生将涉案宅院的拆迁评估单上的名字变更为苏英欣、苏连生，对这句话不认可，事实情况是2016年拆迁时，当苏连生得知已对南院进行了测量后，便找到村委会和相关单位询问，后来相关单位了解清楚事实清楚后，以苏英欣为被拆迁人作出了评估报告，2017年7月村委会根据苏家的客观事实情况，与苏英欣签订了拆迁协议和回迁楼的认购协议，所以并不存在原告所述苏连生亲自将南院评估单更换为苏连生和苏英欣的情况。对起诉书第四段所述内容均不认可，我们认为南院是苏连生的个人财产，与原告无关，苏英欣基于继承关系，对苏家的老宅院享有部分权利，而且老宅院已经由原告独自享有了全部拆迁补偿利益，所以苏连生自愿将南院的全部拆迁利益归还给苏英欣，并不侵犯原告的任何利益。另外，每个人的房都是我申请，我找的村委会，每个人的房都是我给盖的。当时家庭情况困难，我18岁我父亲去世，我和我母亲支撑这个家，1986年我找李春生主任，找书记，我买了学校的房，买这个房是我和我媳妇两个人出钱买的，1987年我们分家，每个人都盖好了，只有我的房没盖。分家时谁住哪就分给哪，分家时老宅院的东屋给我，学校买的房子归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舅舅说了，谁有本事谁再盖，其他几个人住哪就分哪。当时苏连祥没结婚，其他人都结婚了，我母亲含着眼泪跟我爱人说。我爱人说把苏连祥的婚结了我们再出去，我出去后从生产队又花钱买了一个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我又花钱买的，所以前边的宅院就这么留下了。1980年翻盖房时我婶任穆荣给了我们帮助，1980年我婶给了我们几百元，翻盖南房盖北房，我婶帮助我们家给了点钱。学校的房分家分给我了，房是我买的，也是分给我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原告所述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二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苏英欣辩称：同苏连生意见一致。被告纸坊村委会辩称：本案诉讼是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的，那么现在本案的焦点就是原告是否有权对涉案这份合同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原告提出本案诉讼是基于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中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及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身份来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理由是无权处分这份协议。但从本案苏英欣及苏连生及追加的第三人当庭陈述对原告主张享有涉案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享有物权是不认可的，那么就形成了现在涉案宅院中的房屋及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一种不明确的状态。本案只审理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关系，并不是审理涉案房屋对物权归属的确认纠纷诉讼，因此我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主体身份就不适格，不能证明享有，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任穆荣辩称：我1962年嫁到苏家，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我和我爱人把老人安葬的，当时我大哥都在外地。我最开始没想要这个房子，是1980年拆老宅院时我们也给钱的，是我大嫂就是苏连生的妈妈侯凤林答应我什么时候回来都有我房子住。我这么多年有一段时间没回来，是我老伴苏铎出了交通事故，后来他好了之后我们也经常回来。我回来都住在我大侄子苏连生家，他盖了房子给我们住，所以这次拆迁时苏连生就把他的房子给我们了，如果我想要房子，我有资格要老宅院的房子，因为我公公婆婆都是我们安葬的，1962年我嫁到苏家，我公公婆婆住院都是我们管的，苏连生给我房子我特别感谢他，现在这个地步我不愿意，我大侄子受了很多委屈，1980年他们拆老宅院时我给了我大嫂钱了，当时就说有我房子。我应该有老宅院的继承权，但我没有要，老宅院归谁我都没说，现在出了这个问题，我想不通，苏连生的房子和苏连生给我的房子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80岁了，我把名字写成了苏英欣，没写我名字。第三人苏连喜辩称：买老学校是我们在一起时买的，不承认是某个人的，没分过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我要我那部分，有我一份。我认为合同无效，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不同意原告的事实与理由。诉争的拆迁利益有我四分之一份额。第三人苏连啟辩称：老学校的房子买了以后分家时分给苏连生了，房子就是我大哥苏连生的，分家时就是这么说的。本案的拆迁协议是有效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苏军与侯凤林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四个儿子，分别是苏连生、苏连啟、苏连喜、苏连祥。苏军1971年4月去世，侯凤林1992年正月去。第三人任穆荣与苏铎系夫妻关系，生育两个女儿，苏英欣系其中一女，苏铎于2014年去世。苏铎与苏军系亲兄弟，二人的父母分别是，父亲苏玉明，1961年去世，母亲苏刘氏1963年去世。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纸坊村69号（北院），系苏家老宅院，原有三间南房和小房，系原告的爷爷苏玉明所建。1980年，在原告之母侯凤林主持下，苏连生带领大家一起翻盖房屋，建造北房4间，之后侯凤林在世时又建造东房2间。苏连生、任穆荣均主张在1980年翻盖房屋时，苏铎一家曾出钱了，大概四五百块钱。苏连生表示，当时建房总共花费才一千多块钱，以前房屋的木料都用上了。该69号院（北院）内，其他西房和南房，均是原告苏连祥在2000年之后所建。在69号院的南边，原是纸坊村老小学校，1986年，被告苏连生以其名义购买该院（南院），内有北房3间。1998年，原告苏连祥在该南院建造西房2间，2008年建造东房3间，在原西房2间接盖西房1间。2017年，纸坊村拆迁，原告苏连祥作为被拆迁人签署了69号院（北院）的相应拆迁协议、补充协议及回迁楼认购协议，享受购买定向安置房人口为苏连祥一家四口人。被告苏英欣作为被拆迁人签署了南院的相应拆迁协议、补充协议及回迁楼认购协议，享受购买定向安置房人口为苏英欣一人。审理中，针对苏英欣签署的拆迁协议中针对苏连祥的房屋的重置成新价，苏英欣、苏连生明确表示同意给付苏连祥。另查，被告苏连生及第三人苏连啟、苏连喜均有自己的宅院拆迁,且已经签署拆迁协议。审理中，原告提供2002年3月7日加盖纸坊村公章，签有“李春生”名字的证明，主张2002年纸房村委会为原告开具了房屋所有权证明，证明内容写明了苏连祥老宅院和南院两个院落的房产归苏连祥本人所有。同时表示，该证明系当时的村委会在向原告的舅舅核对了1987年分家的具体情况之后出具。对该证明，被告苏连生、苏英欣表示，对该证明有异议，房屋拆迁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证明，在法院把这份证据转给我们以后我们向村委会作了了解，村委会相关人员否认证据的真实性，说没有给他们签过字，证明目的说原告对两处宅院享有所有权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纸坊村委会对该证明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证明字义上看，主要证明房产，不能证明第二个宅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归他，农民只能一户一宅。对该证明，李春生本人称，签字不符，人名不符，时间不符，我曾经给他解决过问题，但解决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当时是7月找的我，但这个证明写的是3月7日，不是3月7日，差不多是7月3日。苏连祥找我的时候是背着凉席，拿着药，带着口罩和帽子，是夏天。我是下午去他们家去解决的，他说的我解决不了，我就找他舅舅去了，他舅舅跟我说南院旧房给苏连生了，剩下的三兄弟都有房子，苏连祥院子内有两间东屋给苏连生了。解决时候没有写字的人，最后没解决了，名字不是我们签的。证明人徐连祥不是他签的，我叫李春生，证明上的李春生的字不是我签的，当时没有签字，因为没有解决。院子是让苏连祥先用着，先租房用，挣钱好看病用，当时苏连祥有毛病没好，现在好了。第三人苏连喜对该证明表示不清楚，但不认可南院是苏连祥的。第三人苏连啟、任穆荣认可被告苏连生、苏英欣的质证意见。审理中，被告苏连生、苏英欣提供2018年1月4日签订的分家协议一份，内容为：1987年正月16，在原老房，母亲组织我们兄弟四人，苏连生、苏连啟、苏连喜、苏连祥提议将家产进行分配，当时请舅舅参加，母亲说下坡园子给二子苏连啟，铁道东给三子苏连喜，原宅给四子苏连祥，前院（花钱购买院子）给长子苏连生，当时没有异议。该协议除苏连祥夫妻没有签字外，其他三个兄弟及妻子均签字确认，该协议有李春生的签字。审理中，苏连祥不认可该分家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苏连啟认可协议，苏连喜称，当时应了给我房，我才签的字。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纸坊村村委会证明、户口本、出生证明、结婚证、证人证言，被告苏英欣、苏连生提交的1986年4月25日收据、拆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回迁楼认购协议、2018年1月4日签订的分家协议，纸坊村委会提交的评估报告，以及我院依法调取的苏英欣、苏连祥二人的拆迁协议、补充协议及回迁安置协议等证据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经双方质证及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诉争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纸坊村69号（北院）及该院南侧的南院，在翻建、建造过程中，涉及祖业产，在购买南院房屋及建造过程中，涉及苏连生、苏连祥等兄弟的分家析产。苏连祥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并非合法的确权依据；根据苏连祥自己陈述，该证明也系村委会询问分家之后出具的，实质上是对分家内容的表述，且该证明从形式上亦不能认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分家单。审理中，苏连生、苏连啟、苏连喜对苏连祥主张的分家内容不认可。关于被告苏连生、苏英欣提供的2018年1月4日的分家协议，该协议苏连祥并未签字确认，且该协议亦是对之前分家内容的重新确认，效力较低，但能够体现存在过分家，且分家内容存有争议。另结合现有其他证据看，并不能确认诉争的南院及所有房屋均归原告苏连祥单独所有，诉争宅院的原有购买房屋在所有权上存有争议。针对诉争南院中原告享有的房产，在拆迁协议中具有相应价值的体现，根据相关拆迁政策以及被告纸坊村村委会的陈述，考虑到苏连生、苏连啟、苏连喜、苏连祥四人均已经签署了拆迁协议，已经享有了拆迁安置权益，故无论以苏英欣还是其他人的名义拆迁，并不影响对房屋本身价值的确定，且苏英欣亦同意将相应的重置成新价返还给原告，原告完全可以主张分割相关的拆迁利益，故诉争协议并未实质上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连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苏连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少罕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孙震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