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28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明辉，女，1976年5月6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净月街道园丁委11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君，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伟东，男，1976年5月6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园丁花园11栋A座2门104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洪臣，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明辉因与被上诉人单伟东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吉0191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明辉上诉请求：撤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吉0191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及其说理不仅违背法律，而且多此一举。本案的诉讼请求是依据法律规定对单伟东隐匿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再次分割，而非请求认定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通过一审可以认定，这是单伟东精心所设之局，以假离婚为手段（孩子证言）、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并最终独吞共同财产，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尽管一审期间于明辉提及假离婚及离婚协议效力问题，但这仅仅是为了说明单伟东隐匿财产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是于明辉的具体请求。但是一审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妄图做到有理有据的目的，企图掩盖审理不公、并推脱责任的目的，为单伟东充当“保护伞”，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还增加了双方当事人新的矛盾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于明辉称单伟东隐瞒企业资产无确凿证据是错误的。1.于明辉提交了11家企业的证据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于明辉应当知晓11家企业的营利及经营状况，理由仅仅是于明辉在华拓公司担任采购员，且《离婚协议书》约定其他企业归单伟东所有。这一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且不合逻辑。基于此作出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2.关于举证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于明辉没有证据证明单伟东存在隐匿资产的行为。首先，于明辉已经提交了11家企业的工商档案及资产评估申请，并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次，一审法院将离婚协议中的“其他企业”固化为恒拓和宁波恒甬公司，违背了协议本意，根据法律规定，约定不明的情况应当综合考虑认定，而非不负责任的强加认定于明辉没有提供证据；3.关于评估申请的认定，如前所述，法院应当在于明辉提交11家企业信息时要求单伟东提交企业财务资料配合评估审计，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要求单伟东提交，反而认定于明辉举证不能，在此前提下作出错误结论；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随意更换办案人，随意开庭。原办案法官于2018年11月15日组织双方开庭审理，在庭审中双方表述了观点，并支持了于明辉的评估请求，庭审后，法院多次催促于明辉提交评估申请，但更换办案人后一审法院态度明显变化，毫无理由的再次开庭，给单伟东创造更多的辩解机会，同时也为一审法院做出不公判决制造借口和理由；办案人根本不解释开庭理由，为什么还要开庭，且本次庭审均是上次庭审谈过的内容；2.超出请求认定和审理。前述谈到，离婚协议的效力的问题，尽管不是于明辉提出的请求，但是一审法院做出了明确的认定，直接导致了于明辉无法另案告诉主张离婚无效，剥夺了于明辉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一审法院错误的超请求裁判；三、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于明辉请求再次分割隐匿财产认定为请求重新分割离婚协议已经分割的财产，进而错误的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关于1年时效的规定。单伟东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于明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启动针对单伟东在与于明辉婚姻关系存继期间已经形成的所有财产净值（含截止至审计日，单伟东名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资产、单伟东名下的土地房产和对外投资、存款等全部财产净值）的司法委托审计程序，并要求分割给于明辉70％的份额（暂计750万元，最终以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审计结论为准）；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审计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单伟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0月24日，于明辉、单伟东在吉林省舒兰市登记结婚。婚后二人于2001年3月1日育有一女单冰、于2007年11月18日育有一子单奕铭。2016年2月3日，于明辉与单伟东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离婚理由：夫妻感情破裂，不能共同生活；子女安排：婚生子女归女方，男方每月支付2万元生活费，其余各项教育费归男方支出，以后每年孩子生活费递增10%，同时，每年6月30日给两孩子和于明辉存入5万元，卡由女方设置保管；财产处理：所有贷款债务归男方承担，农安于明辉亲属的贷款债务归单伟东承担；以下房产、车库、车位及车归女方所有：园丁花园11栋A座2门104室121.64平；山东省龙口市碧海尚城小区2栋401室；益田枫露二期10栋1001室135.8平；车库园丁花园1期1107室36.8平；益田枫露二期地下车位C93、C147;女方名下的吉A70687途观车。其他协议：宁波恒甬公司股权在2016年3月末可变更到于明辉名下；其余企业归单伟东所有，但男方如果再婚，所有股权必须变更到子女名下；离婚后于明辉正常在恒拓采购部工作，如男方不让，一次性支付于明辉；协议中未尽事宜及未发生的不可抗拒事宜，双方都必须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资产无条件由两位子女分别继承”。另查明，于明辉主张单伟东隐瞒的11家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1.长春恒拓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伟东（执行董事）；2.长春华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伟东（执行董事），恒拓公司为股东；3.长春市伟拓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冷权学，该企业股东两人，企业公示信息上未体现单伟东；4.长春汇恒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伟超，该企业股东四人，企业公示信息上未体现单伟东；5.长春恒翔航空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伟东（执行董事）；6.吉林省金博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公司），单伟东于2017年1月4日成为该公司股东，2017年2月20日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单雪迪；7.吉林省恒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浩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长茹，该企业股东三人，企业公示信息上未体现单伟东；8.贵州华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烽公司），负责人马健，营业场所在恒拓公司院内，企业公示信息上未体现单伟东；9.宁波北仑恒甬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甬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慧志，于明辉为该企业股东；10.常州华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驰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刘奇才，股东三人，其中华拓公司为其股东之一；11.武汉贤恒华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恒公司），2017年5月22日，长春华拓增加为该企业投资人，该企业注册资本增加，企业名称变更为现名，同年12月19日，高级管理人由何小强、王小玉变更为何小强、单伟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单伟东，新增长春恒拓为投资人。另查明，单伟东或恒拓公司作为出资人的企业尚有成都恒拓模具有限公司（已吊销未注销）、长春新卫数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长春恒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离婚协议的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应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关于于明辉主张该《离婚协议书》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应为无效一节。所谓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故意表现出来的形式或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并不是其真正的目的及意思表示。首先，本案为离婚案件，因婚姻关系中包含了身份关系在内，由此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具有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的认定何为合法形式，何为非法目的，不能完全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处理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应优先适用《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于明辉与单伟东自愿到民政部门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时，是具有法律行为能力的公民，双方依法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已经消灭，《离婚协议书》已经生效。于明辉现以二人系假离婚主张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关于单伟东是否存在隐瞒财产的行为。隐瞒系一方以积极行为掩盖事实真相，对于能知晓而未知晓的事实，不能因己方不知晓而认定对方存在隐瞒行为。本案中，于明辉在《离婚协议书》上所载“其他企业归单伟东所有”，单伟东隐瞒了其他企业的名称、数量及具体情况，并认为单伟东至少隐瞒了其控股的11家企业（恒拓公司、华拓公司、伟拓公司、汇恒公司、恒翔公司、金博公司、恒浩公司、华烽公司、恒甬公司、华驰公司、贤恒公司）。经查明，上述11家企业中5家系单伟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投资，其中恒拓公司、恒甬公司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归属；华拓公司的股东之一为恒拓公司，恒翔公司、华烽公司的注册办公地址在恒拓公司院内。根据以上情况，于明辉称单伟东隐瞒了上述11家企业，无确凿的事实证据。于明辉称单伟东尚有隐瞒的其他企业，但并未提供证据或线索，一审法院无法依据于明辉自称认定单伟东尚有隐瞒的财产，于明辉可待提供证据后另行处理；3.于明辉申请对吉林省舒兰市长远乡开发用地进行评估，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土地确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对于明辉的该请求不予支持。此外，于明辉称对单伟东隐瞒的所有财产进行评估鉴定，在无证据证明可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下，法院无法处理，待于明辉提供证据后，可另行处理；4.《婚姻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离婚协议书》签订之日为2016年2月3日，距于明辉起诉之日超过一年。综上，现无确切证据证明单伟东存在《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且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已生效的情况下，于明辉的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及对单伟东入股的企业进行审计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原审判决：驳回于明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150.0元，由于明辉负担。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于明辉系依据2016年2月3日双方当事人在民政机关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故《离婚协议书》的效力是本案审理的法律基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应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离婚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在离婚时自愿到民政部门签署的，双方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其上述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完全清楚与明知，故《离婚协议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于明辉提出其与单伟东系假离婚，而主张《离婚协议书》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但对此主张于明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该主张的成立，故原审判决未予支持适当；关于于明辉提出单伟东存在隐瞒财产的事实，进而要求予以分割的主张。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及现有证据，可知于明辉、单伟东在2016年2月3日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已对双方的财产情况及子女的抚养进行了明确分割，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又明确约定“其他企业归单伟东所有”，这就意味着双方对于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企业进行了分割。纵观于明辉主张的单伟东隐瞒了11家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于明辉应提供单伟东与该11家企业存在关联，并予以隐瞒的相关证据，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婚姻存续期间单伟东仅与恒拓公司、华拓公司、恒翔公司、恒甬公司存在关联，但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恒拓公司、恒甬公司已经约定归属，并双方已实际履行了此条款，同时又明确约定了“其他企业归单伟东所有”，故并不存在隐瞒之行为；对于其余7家企业，于明辉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婚姻存续期间单伟东与该7家企业有关联。故单伟东不存在隐瞒财产的事实，原审判决未予认定、未予评估适当；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之规定，于明辉与单伟东于2016年2月3日办理了离婚手续，于明辉的主张权利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于明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00元，由上诉人于明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惟祎审判员  高 心审判员  刘 畅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