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22民初3808号原告：惠州市致信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环办事处外贸工业区2楼自编201房。法定代表人：王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玲，上海卓之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博罗港立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中148号。法定代表人：吴永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可琴，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耀，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玮，男，汉族，1973年4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第三人：惠州市康之源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河南岸银岗岭28号小区永兴楼B栋二楼。法定代表人：莫小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鸟，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惠州市致信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信医药公司）与被告博罗港立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立医院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经被告港立医院公司申请，本院追加王玮为被告、惠州市康之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之源公司）为第三人。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致信医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港立医院公司支付致信医药公司借款192万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港立医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9月起至2017年7月，港立医院公司因经营需要先后多次从致信医药公司处借款共计192万元。具体借款时间和数额为：2016年9月12日借款30万元；2016年11月16日借款20万元；2016年11月17日借款7万元；2016年12月14日借款22万元；2017年1月16日借款25万元；2017年2月22日借款25万元；2017年3月16日借款18万元；2017年5月2日借款14万元；2017年6月22日借款8万元；2017年6月28日借款3万元；2017年7月14日借款20万元。共计192万元。对上述借款，致信医药公司多次向港立医院公司催讨，但港立医院公司至今未予偿还。致信医药公司认为，港立医院公司的行为不仅有违诚实守信的精神，而且严重损害了致信医药公司的合法权益。现致信医药公司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港立医院公司辩称，答辩人否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请法院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王玮曾系答辩人持股30%股东，在整体委托经营且涉案债务发生期间系完全掌控答辩人的经营权与财产权的实际控制人，本案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与身份混同关系，涉案“借款”系王玮个人与被答辩人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利益的虚假诉讼，被答辩人主张返还所谓“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第一，本案追加的被告王玮系被答辩人成立至今的法定代表人且持股60%（同时任职公司经理与执行董事），又与另外40%持股股东银丽花系夫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因此，由于夫妻财产产权上的同一性而出现财产的混同，被答辩人的经营权与财产权实际上由王玮个人或其家庭支配控制。第二，被答辩人主张借款的时间均发生在王玮作为全权经营管理者实际控制答辩人期间，根据康之源公司与王玮签订的《博罗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答辩人公司及项目博罗协和医院整体委托给王玮经营管理，期限十年，即201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另根据（2017）粤1322民初3743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王玮全权经营管理博罗协和医院有限公司，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董事会支持和协助医院，不干涉医院的正常工作”，即在涉案债务发生期间，答辩人的经营权和财产权由王玮个人掌控，双方的经营管理与财产等均混在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中，两公司实际已失去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而由王玮个人操控。第三，康之源公司占答辩人70%股权、王玮占答辩人30%股权，后于二人2017年8月1日将100%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港立医大健康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立医大公司）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更名为港立医院公司，该协议第四条债权债务约定：康之源公司与王玮负责2017年8月1日前公司及博罗协和医院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如工资、水电、广告及其他费用；2017年8月l日前，康之源公司与王玮经营管理公司及博罗协议医院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康之源公司与王玮承担，若由此产生的纠纷由即王玮与康之源公司负责出面解决，与港立医大公司无关。王玮在出让股权时未如实向新股东提出涉案的债务情况，且王玮又作为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在明知新股东对2017年8月1日前的债权债务约定明确由王玮及康之源承担的情形下，仍恶意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为了个人利益而恶意利用诉讼资源，损害答辩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关于关联关系及关联公司的相关规定，涉案发生期间，王玮同时作为借贷双方经营管理与财产管理的实际控制人，两公司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与身份混同关系，涉案款项当时已经混在两公司之中。基于以上事实，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缺乏真实的民间借贷的事实基础与法律关系，完全系王玮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制造的恶意诉讼，请求法庭予以查明，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存在如下应认定“借款”不具有真实性的疑点，请求法院对本案“借贷”的真实性作出更为严格的审查。针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结合本案的上述事实及被答辩人提供的单一的、不完整流水的《转账专用回单》与造假的《收据》，在法人与法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形式的借款合同时，并不能充分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主要表现有：第一，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来看。首先，本案借贷双方均为公司，并非自然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之规定，借贷双方当事人并不符合基本的合同形式和主要条款的约定，更不存在借款过程的合意，对于出借时间、还款时间、如何交付、有无利息等根本不存在合意的可能；借贷双方也不可能依据真实的意思表示就“借款”事宜签订真实的借款合同。其次，出借人为被答辩人，公司属于王玮与银丽花的“夫妻档”，财产属于王玮个人所有或家庭共同所有；借款人为答辩人，公司当时由王玮全面托管独立核算并自负盈亏。无论是基于答辩人或者被答辩人的意思表示，均系王玮作为两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产的实际控制人的个人意思表示，其拥有足够权利在不经过两公司的股东的决议或者磋商合意的情况下，自由调度将资金转入与转出，随意制造资金来往记录。况且，在王玮与康之源公司签订的《博罗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中7.7条明确约定“未经甲方（康之源）同意，王玮不得以协和医院名义贷款、提供担保、不得以出租、出借、赠与、转让、质押、抵押等”。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借款”并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双方真实的合意。第二，从“借款”的用途来看。如前所述，涉案“借款”来源本身属于王玮个人或者家庭，而王玮当时对答辩人的经营也是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的，所以转入答辩人账户的款项，实际控制与支配人也是王玮。答辩人当时已经失去了法人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该款是否实际投入答辩人经营中、是否用来过桥走账，均由王玮一人说了算，由其独立担责。第三，从答辩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无论是王玮个人还是被答辩人，均明知本案债务由王玮个人承担，可知本案诉讼系一起恶意诉讼。如前所述，王玮均作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实际控制人，明显为了个人利益而恶意利用诉讼资源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损害答辩人的合法利益。1、答辩人股权转让当时，王玮作为答辩人的整体托管人且持股30%，为何不向港立医大公司披露本案“债务”？2、为何被答辩人不在王玮股权转让前主张债权，而要待股权转让后再主张债权，不惜侵害答辩人现唯一股东港立医大公司的权益？3、为何被答辩人却要在王玮与康之源公司之间的（2017）粤1322民初3743号股权转让协议纠纷案败诉后，再提起本案诉讼？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系王玮与康之源公司股权协议转让纠纷案的延伸，当王玮在（2017）粤1322民初3743号案中败诉，须向康之源公司支付700万元股权转让费及管理费56万元后，心有不甘，养心蓄锐，目的在于通过本次诉讼，将港立医大公司尚未支付的股权受让款转移到被答辩人身上，从而减少康之源公司在股权受让款中的利益分配。可见，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是一起恶意诉讼，是恶意串通为个人利益而损害答辩人的利益。第四，从被答辩人提供的借款凭证《收据》上来看，系事后为提起诉讼而伪造的。首先，《收据》出具时间跨接近两年，但收据编码基本为连号，具体为9045817、9045827、9045828、9045830、9045831、9045832、9045833、9045834、9045835、9045836、9045837[提醒法庭注意：该收据与（2019）粤1322民初字第3809号案作为原告的王玮提交的收据具有号码上的相互衔接]，显然不符合常理，属于事后伪造且刻意提前出具时间，填上与转账时间吻合的日期。其次，同一收据使用中也出现其他违背常理的做法，即编码在前的收据使用时间却要晚于编号在后的使用时间。具体为：9045817号收据，出具时间2016年12月14日，而编码靠后的9045835、9045836、9045837收据早已分别在2016年9月12日、2016年1月16日、2016年11月17日已经开具；编码为9045827、9045828、9045830、9045831、9045832、9045833、9045834收据编码均比9045835、9045836、9045837要靠前，使用时间要更迟。因此，以上答辩人认为收据显然属于被答辩人事后伪造，且倒签名时间使之与转账时间符合，不具真实性。三、被冠以“借款”名义转入答辩账户的款项，实质上是王玮对答辩人开展日常经营投入的成本资金，由王玮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须返还。前文已述，被答辩人的经营权与财产权由王玮个人或家庭支配控制，属于王玮的“夫妻档”，根据《博罗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以及（2017）粤1322民初3743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王玮对答辩人的经营系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委托经营管理期间为十年，前两年王玮只需每月向康之源公司缴纳管理费56000元，后八年期间每月交纳管理费7万元。为对答辩人实施和开展经营，王玮分别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被答辩人的账户以及其他账户转入资金开展经营，并且冠以“借款”的名义，该款是其承包经营期间的经营资金，属于王玮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范畴，不是真实的借款，答辩人无须返还。综上，本案实质上是王玮为了个人利益，抛开涉案的所有关联关系身份混同关系，利用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法律属性，滥用诉权提起的虚假诉讼，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驳回诉讼请求，并依情节予以处罚。四、退一步讲，假设法院认定本案借款真实，则被告王玮才是债务的承担者。首先，如前所述，王玮与康之源公司于2017年8月1日与港立医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康之源公司与王玮负责2017年8月1日前公司及博罗协和医院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若由此产生的纠纷由王玮与康之源公司负责出面解决，与港立医大公司无关。其次，根据被告王玮与康之源公司签订的《博罗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约定及（2017）粤1322民初3743号生效民事判决中所查明的事实：王玮有权独立组织、实施对协和医院的经营管理活动，自负盈亏，未经作为甲方的康之源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协和医院的名义贷款、提供担保、不得出租、出借、赠与、转让、质押、抵押等任何方式处分协和医院财产等。最后，本案债务形成于2017年8月1日前，为减少不必要的诉累，敬请法庭从《股权转让协议》、《博罗医院委托经营管埋协议》及（2017）粤1322民初374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综合审查，直接判决本案的债务由王玮个人承担。综上所述，恳请法庭结合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王玮辩称，一、追加答辩人为被告于法无据。港立医院公司与致信医药公司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笔债务系两个公司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答辩人作为被告公司原股东，占有30%股权，且已完成实际出资。根据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该笔债务依法应由港立医院公司承担偿还责任，与答辩人无关。二、港立医院公司以康之源公司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以及答辩人与港立医大公司、康之源公司三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认为该笔借款应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答辩人和康之源公司承担，是完全错误和没有法律依据的。答辩人认为，本案系致信医药公司与港立医院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而《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系答辩人与康之源公司委托经营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协议》系答辩人与港立医大公司、康之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这三种法律关系主体不同、标的不同、权利义务内容不同，分属于不同的诉。港立医院公司故意将不同主体之间签订的《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混同于本案借款法律关系中，有意混淆本案诉讼主体，是明显错误和没有法律依据的。答辩人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有关规定，答辩人不属于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港立医院公司追加答辩人为被告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答辩人在已实际完成认缴出资的情况下，港立医院公司以《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要求答辩人在本案中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请法庭依法驳回港立医院公司追加答辩人为被告并要求答辩人承担债务的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康之源公司述称，一、本案所涉款项是否为借款、是否真实，请法院依据事实证据予以核实。致信医药公司与港立医院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借据等借款凭证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致信医药公司仅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及收据不能证明本案所涉款项为借款，并已实际发生。首先，在所谓的借款发生期间，致信医药公司与港立医院公司具有明显的关联关系，致信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是王玮，港立医院公司的股东及实际经营人也是王玮，王玮实际控制着致信医药公司和港立医院公司，如王玮需要制造所谓的银行流水记录、收据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在所谓的借款发生期间，王玮作为致信医药公司和港立医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发生的款项往来难以相信是借款，故为防止其恶意诉讼，提起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对其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请法院依法审查。其次，对致信医药公司的十份回单，该回单只能证明致信医药公司曾向港立医院公司汇款，双方存在款项来往的事实，该款项是否为借款，致信医药公司应证明双方是否有借款合意，致信医药公司虽提交了11份收据，但该收据存在以下问题：1、收据仅加盖了港立医院公司的财务章，不是公章，加盖公章需要答辩人的同意，答辩人作为70%的股东对该借款并不知情；2、该收据是王玮自行单方制作，从收据编号看，按照常理，日期在前的收据编号应该在前，但致信医药公司提交的收据相反，显然违反常理；3、该收据均为李月群记账，但手写部分内容却非同一人书写。致信医药公司提供的收据存在重大瑕疵，存在伪造借款表象而制作材料的情况，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的第17条规定，明显是做贼心虚。再次，根据王玮和康之源公司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约定，在托管经营管理前，医院资产归公司所有，之后的属于王玮所有，即王玮全面托管期间，港立医院公司由王玮自负盈亏，医院所需的经营管理资金均由王玮自行解决，王玮在答辩时说明该款项是经营所需，该款项属于经营所需款项，而非借款。最后，如果致信医药公司向港立医院公司转入的款项是借款，那么借款期间长达三年多，致信医药公司从未要求港立医院公司还款不符合常理。2017年8月1日，王玮和康之源公司将港立医院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人，也未提过有该笔债务的存在，由此反证港立医院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借款。二、即便本案借款存在，也是王玮的个人借款，应由王玮一人承担，致信医药公司诉称的借款均发生在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该期间港立医院公司股东虽为康之源公司和王玮，但从2016年1月1日起，经港立医院公司股东会决议，王玮出资870万元购买30%的股权，且有王玮全权经营港立医院公司十年，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王玮作为《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合同主体，对债务合同非常清楚，而王玮作为致信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致信医药公司在出借款项时，对王玮和港立医院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更是一清二楚，其知道并清楚在王玮托管经营期间发生的全部债务全由王玮自行承担，与康之源公司无关，更与受让后的港立医院公司无关。另根据王玮和康之源公司签署的《博罗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第七条第七项明确约定，致信医药公司在明知如出借款项给港立医院公司，应征的康之源公司的书面同意，但致信医药公司并未征得康之源公司的书面同意而将款项转给港立医院公司，致信医药公司明确知道该款项是出借给王玮的，致信医药公司应向王玮收取。综上，致信医药公司和港立医院公司在借款期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致信医药公司向港立医院公司转账的款项并非借款，应为王玮管理港立医院公司的经营投资款，即便为借款也应由王玮个人承担。经审理查明，博罗协和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和医院公司），于2013年6月3日成立，于2018年9月21日变更为港立医大（博罗）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立医大博罗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变更为港立医院公司。协和医院公司原股东为康之源公司。2016年1月1日，康之源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王玮出资870万元购买协和医院公司30%的股权，王玮全权经营博罗协和医院十年，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董事会支持和协助医院，不干涉医院的正常工作。同日，康之源公司（甲方）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王玮（乙方）签订《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全权经营管理博罗协和医院及登记在协和医院公司名下5384.33平方米的房屋及785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为十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乙方在经营管理期间前两年并从2016年4月1日起，保证每月向甲方交纳管理费56000元，后八年期间每月交纳管理费7万元。其中协议第七条第七项约定：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协和医院名义贷款、提供担保，不得以出租、出借、赠与、转让、质押、抵押等任何方式处分协和医院财产等。第八条第一项约定：本协议生效后5日内，甲方向乙方移交博罗协和医院的有关证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消防证、环评证、公章及其他印鉴、银行账号、管理文件、人事档案、业务档案、技术资料、账务账册、资产凭证等所有证照文件资料。第九条第二项约定：乙方确认，乙方受托经营管理期间，博罗协和医院发生的债权债务概由乙方享有承担。2016年4月1日，康之源公司（甲方）与王玮（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甲方持有协和医院公司100%的股权；甲方将协和医院公司上述股权有偿转让30%的股权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870万元，抵除乙方此前已投资于协和医院及协和医院欠乙方贷款共150万元，乙方还需支付720万元。2016年4月29日，双方将协和医院公司30%股权变更登记至王玮名下。2017年8月1日，协和医院公司、康之源公司、王玮与港立医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康之源公司、王玮将持有的协和医院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港立医大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3560万元，其中2492万元（转让款的70%）支付至康之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1068万元（转让款的30%）支付至王玮指定的银行账户；2017年8月1日前，协和医院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及博罗协和医院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协和医院公司承担，若由此产生纠纷由协和医院公司负责出面解决，与港立医大公司无关。2017年8月16日，双方将协和医院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港立医大公司。2016年9月12日至2017年7月14日期间，致信医药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协和医院公司转账11笔，协和医院公司向致信医药公司就上述转账出具11份《收据》；每笔款项的转账金额与收据金额基本一致，2016年11月16日的《收据》（金额为2万元）除外；每笔款项的转账时间与出具收据时间基本一致，2017年6月29日的《收据》（转账时间为2017年6月28日）除外。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收据编号具体如下：2016年9月12日转账30万元、编号9045835，2016年11月16日转账20万元、编号9045836，2016年11月17日转账7万元、编号9045837，2016年12月14日转账22万元、编号9045817，2017年1月16日转账25万元、编号9045827，2017年2月22日转账25万元、编号9045828，2017年3月16日转账18万元、编号9045830，2017年5月2日转账14万元、编号9045831，2017年6月22日转账8万元、编号9045832，2017年6月28日转账3万元、编号9045833，2017年7月14日转账20万元、编号9045834；金额共计192万元。银行回单上用途均载明为借款。《收据》上均载明转入款为借款，并有记账人李月群签名及加盖协和医院公司财务专用章。之后，致信医药公司以港立医院公司未偿还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庭审时，王玮称涉案《收据》是出纳宁德勇和会计李月群填写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涉案借款是有电子账的，康之源公司、港立医大公司对涉案借款192万元是知情的。又查明，涉案借款发生期间，致信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玮，股东为王玮（持股60%）及其妻子银丽花（持股40%）。再查明，2017年9月29日，康之源公司就其与王玮股权转让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王玮支付其股权转让款700万元、管理费56万元等；王玮提起反诉，要求确认其与康之源公司签订的《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无效并返还资金。本院作出（2017）粤1322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认定前述《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均合法有效，判决：王玮支付康之源公司股权转让款700万元及利息；王玮支付康之源公司管理费56万元及利息；驳回康之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王玮的全部诉讼请求。王玮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3民终5233号终审民事判决，维持原判。2018年12月19日，王玮就其与康之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康之源公司向其支付博罗协和医院增值部分的款项，本院作出（2018）粤1322民初5251号生效民事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同日，王玮就其与港立医大博罗公司、康之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自2016年3月10日至2017年8月15日具有港立医大博罗公司的股东资格，本院作出（2018）粤1322民初5252号生效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其自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8月15日具有港立医大博罗公司的股东资格。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王玮身份证、银行回单、收据、扣款通知函、扣款告知函、告知函、民事判决书、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及本院的庭审笔录在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应为企业借贷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涉案借款发生期间，王玮是致信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致信医药公司的另一股东是其妻子银丽花。与此同时，王玮也是协和医院公司（现更名为港立医院公司）的股东，协和医院公司由其全权管理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可见，致信医药公司与港立医院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致信医药公司主张其向港立医院公司转入的款项192万元为借款的事实，港立医院公司、康之源公司均予以否认，且致信医药公司与港立医院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致信医药公司应提供客观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港立医院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首先，根据王玮与康之源公司签订的《博罗协和医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王玮未经康之源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协和医院公司名义贷款。王玮是致信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致信医药公司的另一股东是其妻子银丽花。致信医药公司自然知晓上述约定，却在明知王玮未取得康之源公司书面同意以及未签订任何借款合同的情况下，以借款名义转入协和医院公司账户192万元，不符合常理。至于王玮辩称康之源公司对涉案借款知情，康之源公司予以否认，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收据》出具时间跨度接近两年，但收据编码基本连号，具体为9045817、9045827、9045828、9045830、9045831、9045832、9045833、9045834、9045835、9045836、9045837，且编码在前的收据使用时间晚于编号在后的使用时间，致信医药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再者，倘若转入款项是借款，致信医药公司在借款长达两年多期间，从未向港立医院公司主张偿还借款，也未要求支付相关利息，且致信医药公司在知晓港立医院公司、康之源公司、王玮与港立医大公司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也未及时向港立医院公司主张偿还借款，以上情形均不符合交易习惯及逻辑常理。由此可见，致信医药公司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多处存在矛盾，不足以认定其与港立医院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致信医药公司要求港立医院公司偿还借款的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致信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40元，由原告惠州市致信医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晓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曾嘉莲书记员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