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2民初13390号原告：昝晓敏，女，196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通化市人，无业，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原告：于越，女，199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通化市人，在中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作，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怡，云南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夏永香，女，194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通化市人，无业，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越，女，199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通化市人，在中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作，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系原告夏永香孙女，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汪升，男，2001年7月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务农，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被告：汪石荣，男，197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务农，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被告：货巧巧，女，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务农，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黎明、王顺新，云南硕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才向，男，1988年7月2日出生，回族，云南省会泽县人，个体工商户，住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云南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452857686。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万达广场南塔写字楼19、20、21楼。负责人：**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俊，该公司职员，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庆，云南新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与被告汪升、汪石荣、货巧巧、张才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昝晓敏、于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怡，被告汪升、汪石荣、货巧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黎明，被告张才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735029元；2、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30万元；3、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来昆明机票2140元，返回机票1850元，原告昝晓敏误工费818元，住宿费118元×3天×2人=2280元，伙食补助费100元×2人×4天=800元，市内交通费80元×2人×4天=640元，共计8528元×90%=7675.2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9日，被告汪升无证驾驶“长安”车碰撞于新波，致其颅脑损伤死亡。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第53010212018000020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汪升负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经交警在调解中数次要求，被告方才不情愿的支付部分丧葬费5万元。而这5万元根本不能弥补原告所花费的丧葬费。此后，被告汪升及其监护人对死者家属不闻不问，给受害人家属造成了经济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打击。受害者的突然离世以及被告及其监护人的冷漠态度，致使受害者的女儿无法接受从而患上抑郁症，深受其害无法从中走出；受害者妻子由于突如其来的事故导致突发心脏疾病和高血压。受害者于新波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支柱，受害者妻子早年下岗，其母无工作需要扶养，家中生活拮据，为了让受害者早日入土为安，受害者妻子只能卖掉家中唯一房产，为受害者购买公墓，导致现在居无定所。由于被告汪升的过错，使三个家庭蒙受了巨大痛苦。被告张才向将自有车辆交由无驾驶证的未成年人被告汪升驾驶，其应当承担此次事故产生的损害赔偿金。被告张才向向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购买了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故保险公司应对承保车辆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汪升、汪石荣、货巧巧辩称，原告诉请的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数额过高，按照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案过错责任的划分，那么死者于新波也需要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人身损害赔偿金不应由被告方全部承担。被告汪升在事故发生以后已经支付了丧葬费，原告明显没有扣除该项费用，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对于原告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各项数额的计算，被告将在质证阶段具体陈述。第二点是被告汪升、汪石荣、货巧巧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因为被告汪升与被告张才向是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的人身损害赔偿金等应该由被告张才向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被告汪升在16周岁以后就以自己的打工收入作为主要的完全的生活来源。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即便在被告必须以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被告汪升的民事责任也应该由其自己承担。作为其监护人的父母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第三点是原告方诉请的3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偏高，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此外被告已经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这也可以视作是对原告的一种精神抚慰。结合被告汪升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因此不应该承担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被告张才向辩称，1、其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本次事故的发生被告汪升与被害人于新波双方都有过错。首先，被告汪升无驾驶资格，未经他人允许擅自驾驶他人车辆，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其次，被害人醉酒驾驶电动车，致使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证实，本次事故的责任人是由二人一起造成的。然而，肇事车辆所有人被告张才向在本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张才向所有的车辆，即肇事车辆的安全性能符合安全要求（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对该车辆出具的司法鉴定可以证实），张才向尽到了车辆所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张才向也尽到了对车辆使用人审查的义务。事发当天，肇事车辆及车钥匙是由张才向的弟弟使用并保管，张才向的弟弟具有驾驶资格。张才向没有授权或纵容被告汪升驾驶该车辆。事发当天，张才向在家中睡觉，对汪升驾驶车辆并不知情，并且张才向在日常生活中也多次叮嘱自己的员工无证不能开车。因此，本次事故张才向不存在任何过错。2、被告张才向承担民事责任无法律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肇事者汪升虽然是张才向的员工，但是事发当晚，被告汪升驾驶车辆的行为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肇事车辆是张才向个人所有和使用，并不是张才向烧烤店的经营工具，张才向的员工没有职权使用该车辆。事发当晚，被告汪升私自驾驶车辆的行为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与生产经营和雇佣活动无关。因此，不应引用该条让张才向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张才向在事发后主动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事发后，张才向替被告汪升向死者家属垫付了五万元的丧葬费。此外，为了配合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汪升的监管，在汪升取保候审期间免费为其提供住处及吃住，照常发放工资，并未辞退他，至今汪升还在张才向店中工作。因此，希望法院在划分责任时将此因素考虑进去并扣除张才向已垫付的五万元金额。4、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无法律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的规定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此条可以看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优先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的规定。除此之外，纵观全国类似案例也是不支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5、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部分责任。本事故发生的期间，车辆所有人张才向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缴纳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张才向对本次事故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划分张才向有责任，也恳请法庭明确责任比例及各责任人赔偿金额以便后续方便履行判决，严格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作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判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辩称，1、被告张才向在我公司确实购买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本案当中，保险公司愿意在交强险限额内先予赔偿原告，在赔偿原告之后再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2、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没有进行过垫付。3、对于各项费用的赔偿，将在质证和辩论阶段逐一发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原告夏永香无工作证明、第六组证据受害人于新波的工资证明及所供职的公司资质证明，被告汪升、汪石荣、货巧巧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会泽县脱贫攻坚帮扶联系卡》和《会泽县精准扶贫明白卡》、第四组证据的询问笔录，被告张才向提交的第二项证据2017年7月26日汪升与张才向的通话录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昝晓敏误工费证明、范博的机票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昝晓敏与于新波（于2018年7月9日去世）于1990年10月23日登记结婚（补发此证），原告夏永香系于新波母亲，原告于越系于新波与原告昝晓敏之女。2018年8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301021201800002031号，载明2018年7月9日0时46分，汪升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头东尾西停放于昆明市昆源路与昌源中路交叉口路口西口北侧的云Ａ×××××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右转弯越过昆源路中心单实线掉头行至路口西口西向东行驶方向右转弯导向车道内时，遇于新波醉酒后【经检验：于新波血样经定性分析检出乙醇成份：定量分析乙醇含量为238.64ｍｇ／100ｍｌ（乙醇／血）】驾驶昆明0066938号“雅迪”牌电动自行车沿昆源路由西向东驶来，于新波所骑电动自行车前部与汪升所驾驶车辆车头右前部相碰撞，致于新波连车倒地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鉴定：于新波系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两车部分受损，造成人员死亡道路交通事故。据此认定：汪升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于新波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发当天，于新波被送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抢救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用1962.32元。在于新波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于新波的妻子昝晓敏，女儿于越为处理于新波的丧葬事宜及事故后续事项支出公墓墓位费41480元，公墓服务费1350元，住宿费9120元，伙食补助费3000元，交通费21786元，女儿于越的误工费1103元。被告汪升在事故发生后，于2018年7月12日与原告于越达成了《于新波丧葬事宜处理协议书》，约定了以下涉案内容：1、由甲方（汪升）一次性垫付乙方（于越）于新波家属于越丧葬处理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现金50000.00元（伍万圆整），由乙方（于越）自行处理于新波丧葬事宜；2、上述费用由甲方于2018年7月12日一次性向乙方垫付完毕；3、双方对以上协议内容均无异议并自愿签订，在甲方将上述协议内费用全额垫付予乙方后，双方不再就于新波丧葬费事宜发生任何争议等内容，双方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汪升即于当日向于越支付了50000元。另查明，云Ａ×××××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所有权人为张才向，并为该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险单号：11678003900349027460），保险期间自2018年2月28日0时起至2019年2月27日24时止，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等内容。同时还为该车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号：11678003900349027456），保险期间自2018年2月28日0时起至2019年2月27日24时止，责任限额为机动车损失保险2048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50000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20000元等内容。并在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合同中约定：“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等内容。而该车被张才向交于其弟管理使用，并未允许被告汪升使用该车辆。还查明，于新波于2014年10月20日至2018年7月9日在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汪升在交通事故发生时17周岁，未满18周岁，且在张才向经营的烧烤摊打工，以此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于新波母亲夏永香为非农业户口，育有四名子女。本院认为，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首先，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汪升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于新波承担次要责任。结合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力和原、被告的陈述，被告汪升无证驾驶机动车辆导致交通事故，但于新波醉酒驾驶机动车亦存在重大过错。本院确认被告汪升应对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人身损害费用承担60%的责任。被告汪升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刚满17周岁，并以在张才向的烧烤摊打工的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汪石荣、货巧巧不再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第二，被告汪升系被告张才向的员工，且涉案云Ａ×××××号车辆系张才向所有。但张才向是将该车交与其弟管理使用，并未允许汪升使用该车，而被告汪升驾驶车辆的行为并非被告张才向授意所为，是其自发行为，应当自负责任。因此，虽然汪升在张才向处工作，但是其驾驶车辆的行为不属于其雇主张才向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的范围内，不能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被告张才向也尽到了车辆所有人的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故本院认为，被告张才向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结合云Ａ×××××号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与商业三者险合同中约定的事实，本院确认本案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应先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交强险保险理赔的范围内赔偿，超出交强险保险理赔范围的部分再由其他被告承担。第四，关于损害赔偿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身损害费用赔偿的规定，结合原、被告的诉辩理由，本院对损失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抢救医疗费用3943.66元。根据原告提交的票据证明，原告支付医疗费用共计3943.66元，但后又退款1981.34元，实际支付医疗费用1962.32元。对于实际支出的1962.32元的医疗费用，本院依法予以支持。2、原告主张丧葬费67758元。根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本院审查后对以下费用的合法性予以确认：（1）公墓墓位费41480元；（2）公墓服务费1350元，予以认可。且被告汪升与原告于越在2018年7月12日达成了《于新波丧葬事宜处理协议书》，约定汪升一次性支付丧葬处理各项费用50000元，支付后不再对丧葬费用产生争议。被告汪升于协议书签订当日即支付了50000元，因此本院依法不再支持原告对于丧葬费的诉讼请求。3、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6846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夏永香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年满74周岁，故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9560元（云南省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20-（74岁-60岁）]÷4人（被扶养人育有子女人数）=29340元。因此被扶养人夏永香生活费本院依法支持29340元。4、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199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于新波为城镇户口，死亡时49周岁，从事医药销售工作，其死亡赔偿金为：30996元（云南省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19920元。因此死亡赔偿金依法支持619920元。5、原告主张的伙食补助费5100元。虽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但本院综合考虑到原告处理本次交通事故需支出适当伙食费，对该项费用予以支持。本院参照云南省省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补助开支标准予以确定，即每人每天伙食补助费100元。原告昝晓敏、于越的伙食补助费为100元×2人×15天=3000元。原告主张的范博等其他家属的伙食费支出2100元，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因此本院仅依法支持原告昝晓敏、于越的伙食补助费，共计3000元。6、原告主张的住宿费15960元。虽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但本院综合考虑到原告处理本次交通事故需支出适当住宿费，对该项费用予以支持。本院参照云南省省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费开支标准予以确定，即每人每天住宿费用为380元。原告昝晓敏、于越的住宿费为380元×2人×12天=9120元。原告主张的范博等其他家属的住宿费支出6840元，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因此本院仅依法支持原告昝晓敏、于越的住宿费，共计9120元。7、原告主张的交通费35346元。原告主张的机票支出费用31266元。根据法律规定和提交的有效证据证明，本院审查后对以下费用的合法性予以确认：（1）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7月15日处理于新波后事的昝晓敏、于越的往返机票每人3960元，共计7920元；（2）2019年7月24日至7月27日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事宜的昝晓敏、于越往返机票共计7476元；（3）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1月6日处理民事诉讼事宜的昝晓敏、于越来昆机票2140元，返回机票1850元，共计3990元，予以认可。原告所主张的范博等其他家属在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7月15日的往返机票每人3960元，共计11880元，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仅依法支持原告昝晓敏、于越的往返机票，共计19386元。昆明市内的交通费4080元，虽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但本院综合考虑到原告处理本次交通事故需支出适当交通费，对该项费用予以支持。本院参照云南省省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补助费开支标准予以确定，即每人每天市内交通费80元。原告昝晓敏、于越的市内交通费为80元×2人×15天=2400元。但原告主张的范博等其他家属的交通费1680元，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仅依法支持原告昝晓敏、于越的交通费，共计2400元。因此，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本院依法支持21786元。8、原告主张的昝晓敏误工费7636元，于越误工费1103元。根据法律规定和有效证据的证明，本院审查后对原告于越的误工费1103元，予以认可。但原告昝晓敏对主张误工费7636元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对此进行证明，故对原告昝晓敏主张的误工费7636元依法不予支持，本院仅支持原告于越的误工费1103元。9、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对该项费用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所诉请的精神抚慰金过高，本院根据法律规定和原、被告的陈述，依法酌情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综上所述，本院审理后确认合法的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为：医疗费用1962.3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9340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伙食补助费3000元、住宿费9120元、交通费21786元、误工费110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706231.32元。而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被告汪升承担主要责任，于新波承担次要责任，赔偿义务人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据此本院对赔偿义务人在本案的赔偿责任认定如下：1、医疗费1962.32元。该项费用应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962.32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伙食补助费、住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704269元，应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110000元，剩余部分594269元，应由被告汪升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356561.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1962.32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110000元；二、被告汪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356561.4元；三、驳回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15元，由原告昝晓敏、于越、夏永香负担7778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负担1510元，被告汪升负担48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敏霞人民陪审员  余小兵人民陪审员  王天慧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杨阳书记员朱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