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31143号原告：东莞市东城红盟暖通空调材料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堑头六小路段23号商铺。经营者：段永红。被告：刘儒生，男，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922。原告东莞市东城红盟暖通空调材料经营部诉被告刘儒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经营者段永红、被告刘儒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30832.1元及欠款利息6103.40元（从2019年8月18日至2019年10月8日计算滞纳金；并保留后续计算直至收回货款日止）;二、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庭前，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30832.1元及滞纳金181236.66元（以430832.1为本金，从2019年7月3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1月26日为181236.66元）。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10日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向原告购买镀锌铁皮、保温及辅材，付款方式为：货物送到后二个月内付清所送货款。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至8月20日送给被告货物货款共计430832.1元，原告催被告支付货款，被告不接电话或以晚点支付为由拖延，因被告不遵守当初约定，无限期拖延付款，故原告依法起诉至法院。被告答辩称，一、其不是适格被告，被告应当是东莞市联基空调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基公司”），其是该公司的工程部经理，不是公司的股东，案涉货物是联基公司向原告购买的货物，且其向原告披露过其是代表联基公司向原告购买案涉货物。二、过往对账单也是其个人与原告对接并不需要联基公司盖章，但交易货款也是联基公司与原告结算。三、不确认原告主张的货款本金，其认为联基公司实际尚欠原告的货款应为387632.1元。四、其不认可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原告与联基公司在购买案涉货物前口头协议买方在收货后两个月后支付货款。双方一般交易是收货后原告提交对账单后联基公司即付款，但案涉交易双方口头协商货款于送货后晚两个月支付，作为晚两个月支付货款的代价是买方在原告所报单价基础上溢价计算一定利息在里面。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日，原告作为供方、被告作为购方共同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主要内容为：购方向供方购买货物为镀锌铁皮、贝柠橡塑保温材料及辅材；供方收到购方书面订货单7至10天内负责送货到购方指定地点，送货地址和收货人由购方下定货单时指定；结算方式为购方收到供方货物后，购方在下个月30日前汇款给供方（即月结）；购方不能按时付款，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五向供方支付滞纳金。据此，原告主张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原告与被告。而被告主张，2012年左右，原告与案外人联基公司开始交易，其只是作为联基公司与原告交易的对接人，案涉的交易相对方亦是原告与联基公司，在签订上述合同时，其并没有去区分合同上买方的身份，但原告是知晓与原告交易的是联基公司。2019年8月16日，原、被告针对案涉交易进行对账，对账单上注明了购货单位为被告、截至2019年8月6日被告尚欠货款为3888641.71元等内容；2019年8月21日，原、被告针对案涉交易进行对账，对账单上注明了购货单位为被告、截至2019年8月21日被告尚欠货款为430832.10元（上期对账单388641.71元+本期42190.39元=430832.10元）、最后一笔货物的送货时间在2019年8月20日、欠款按约定货送到后两个月内付清等内容；被告均在该两份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据此，原告主张案涉交易，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本金为430832.10元，并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被告不确认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认为本案实际的货款为387632.1元。上述两份对账单显示的送货日期和货款金额以及原告庭审中提交的滞纳金计算方法中对应上述货款的应付款时间和滞纳金起算时间如下表：            送货日期              送货金额（元）              原告主张应付款时间              原告主张滞纳金起算时间                  2019.6.18              25789.76              2019.7.30              2019.7.31                  2019.6.18              17420              2019.7.30              2019.7.31                  2019.6.26              15214.72              2019.7.30              2019.7.31                  2019.6.26              17047.12              2019.7.30              2019.7.31                  2019.7.2              5970.66              2019.8.30              2019.8.31                  2019.7.2              25820              2019.8.30              2019.8.31                  2019.7.6              55480.41              2019.8.30              2019.8.31                  2019.7.11              52660              2019.8.30              2019.8.31                  2019.7.16              30425.49              2019.8.30              2019.8.31                  2019.7.17              7224              2019.8.30              2019.8.31                  2019.7.20              5578.93              2019.8.30              2019.8.31                  2019.7.22              3900              2019.8.30              2019.8.31                  2019.7.30              39091.12              2019.8.30              2019.8.31                  2019.8.3              42197.38              2019.9.30              2019.10.1                  2019.8.5              43886.12              2019.9.30              2019.10.1                  2019.8.5              936              2019.9.30              2019.10.1                  2019.8.14              624.74              2019.9.30              2019.10.1                  2019.8.16              37280              2019.9.30              2019.10.1                  2019.8.20              4285.65              2019.9.30              2019.10.1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联基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该公司出具的关于被告刘儒生在职证明、联基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中央空调工程分包合同、联基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向原告支付过50000元货款的网上银行交易凭证、对应案涉货款的送货单等，拟予以证明原告进行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联基公司，其在上述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上签名的行为仅是作为联基公司的员工负责对接联基公司与原告的交易而履行的职务行为。对应原告主张的案涉货款，被告提交的送货单有两种格式，一种格式均显示送货单位为东莞市中鸿机电配套设施有限公司，收货方为刘儒生；另一种格式除了其中一份2019年6月18日的货款金额为17420元的NO.901471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为刘儒生，其余均显示收货单位为联基公司，显示的送货单位均为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案涉送货单，原告确认真实性，并主张以送货单位为东莞市中鸿机电配套设施有限公司所涉及的货款亦含在其诉请的货款当中。另外，对于联基公司曾向原告付款的事实，原告主张自2014年起其与被告进行交易，被告通过被告个人账户、联基公司或其他公司等不同账户付款，被告与原告确认案涉货物是其个人购买的，故于2017年6月1日其与被告个人签订了案涉《购销合同》，虽部分送货单应被告要求在收货单位处写了联基公司，但实际购方是被告，进行对账确认的也是被告，无论此前双方交易的货款是经由谁的账户付款，但不影响被告作为购方的交易主体身份，应由被告个人承担付款责任。庭审后，应被告申请，于2019年11月28日，本院对案外人联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少玲进行问话，在问话笔录中刘少玲称其与被告是同胞姐弟关系，虽以刘少玲作为联基公司的独资股东进行工商登记，但被告实际是占股50%的股东，也对公司进行实际管理，刘少玲与被告共同经营联基公司，公司对外交易产生的利益由其与被告共享，并称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是联基公司，被告仅是代表联基公司与原告进行交易，其对原告主张的货款本金430832.1元予以确认，关于违约金需与被告商量后再回复法庭。之后刘少玲并未对违约金问题向本院进行回复。2019年11月28日，本院向被告出示与刘少玲进行的问话笔录，被告则主张其仅是联基公司的员工，其在联基公司没有股份，其认为案涉货款应由联基公司与刘少玲承担，与其无关，对刘少玲的其他陈述予以确认。2019年11月29日，本院向原告出示于2019年11月28日与刘少玲及被告分别进行的问话笔录。原告主张，其不清楚被告与联基公司的关系，不知道被告与联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少玲是姐弟关系，也不清楚被告是否在联基公司占股；从被告提交的2019年6月18日的货款金额为17420元的NO.901471送货单所显示的收货单位为被告可见，案涉货款对应的最早的送货单中，原告是以被告为收货单位的，后因被告称为了对外看起来更有经营实力，故让原告将收货单位书写为联基公司，被告还承诺表示货款是被告个人的，与联基公司无关，原告当时表示以双方的对账单为准，故其虽配合被告在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写了联基公司的名字，但对账单都是与被告个人签订的；另原告认为其作为供方，只要收到货款即可，对于是什么账号向其支付货款原告并不在意，而被告与联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少玲的关系恰为被告的行为提供了极大便利，并坚持认为案涉与其交易的是被告个人。另查，联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刘少玲是该公司的独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购销合同》，被告提供的联基公司营业执照、被告工作证明、社保信息截图、中央空调工程分包合同、付款凭证电子回单、送货单及本院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易的主体如何认定；二、原告诉请的货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本案中，被告主张案涉交易的主体为原告与案外人联基公司，其只是作为联基公司的职员代表联基公司与原告进行交易，被告该陈述与联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少玲所述的被告在联基公司占股50%存在不一致。但被告确认了联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少玲所述的联基公司实际的经营都是被告本人在打理的事实。联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少玲虽然陈述了案涉的交易的主体是联基公司和原告，但并不能证明在案涉《购销合同》签订及被告对案涉对账单确认时原告知晓并认可其交易的相对方为联基公司。案涉的《购销合同》明确交易的相对方为原告与被告，且案涉交易对应的对账单中也明确了被告作为购买方，被告亦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无论是在《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中，均没有加盖联基公司的印章也并未注明被告是代表联基公司进行的相应交易行为，被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原告知晓并认可被告代表联基公司而与其签订了上述《购销合同》及确认了对账单，且被告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过部分货款。故原告仅以联基公司曾向原告支付过款项以及对账单对应部分发货单显示的收货单位为联基公司为由主张案涉交易主体为原告与联基公司，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另外，依据联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少玲所述的其与被告是同胞姐弟关系以及被告实际管理联基公司的事实，被告有充分便利的条件可以让联基公司代为支付货款。综上，本院认定案涉交易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原告依据案涉《购销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关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430832.1元的事实，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数额430832.1元与被告提供的送货单数额能一一对应，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主张送货单中有货款存在误差但经本院核查后认定并未存在误差，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2019年8月21日的对账单中明确约定欠款按约定货送货到后两个月内付清，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即最后一笔货款的付款时间应为2019年10月20日前，被告至今未支付任何货款，依据《购销合同》，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滞纳金。被告主张交易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在原告所报单价基础上溢价计算一定利息作为被告于原告送货后晚两个月支付货款的对价，抗辩其无需支付滞纳金，但未能提供举证证明，且原告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但过高的违约金约定可能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且原告并未提供相关损失的证据，双方在《购销合同》中对逾期付款滞纳金的约定明显过高，现本院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双方在2019年8月21日的对账单中明确约定欠款按约定货送到后两个月内付清，故对原告主张的滞纳金计算基数及滞纳金起算时间，本院认定如下表：            送货日期              送货金额（元）              计算基数（元）              应付款时间              滞纳金起算时间                  2019.6.18              25789.76              43209.76              2019.8.18              2019.8.19                  2019.6.18              17420                  2019.6.26              15214.72              32261.84              2019.8.26              2019.8.27                  2019.6.26              17047.12                  2019.7.2              5970.66              31790.66              2019.9.2              2019.9.3                  2019.7.2              25820                  2019.7.6              55480.41              55480.41              2019.9.6              2019.9.7                  2019.7.11              52660              52660              2019.9.11              2019.9.12                  2019.7.16              30425.49              30425.49              2019.9.16              2019.9.17                  2019.7.17              7224              7224              2019.9.17              2019.9.18                  2019.7.20              5578.93              5578.93              2019.9.20              2019.9.21                  2019.7.22              3900              3900              2019.9.22              2019.9.23                  2019.7.30              39091.12              39091.12              2019.9.30              2019.10.1                  2019.8.3              42197.38              42197.38              2019.10.3              2019.10.4                  2019.8.5              43886.12              44822.12              2019.10.5              2019.10.6                  2019.8.5              936                  2019.8.14              624.74              624.74              2019.10.14              2019.10.15                  2019.8.16              37280              37280              2019.10.16              2019.10.17                  2019.8.20              4285.65              4285.65              2019.10.20              2019.10.21      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滞纳金（分段计算：1、以43209.76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19日起算；2、以32261.84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7日起算；3、以31790.66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3日起算；4、以55480.41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7日起算；5、以52660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2日起算；6、以30425.4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7日起算；7、以7224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8日起算；8、以5578.93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21日起算；9、以3900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23日起算；10、以39091.12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1日起算；11、以42197.38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4日起算；12、以44822.12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6日起算；13、以624.74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15日起算；14、以37280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17日起算；15、以4285.65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21日起算；以上均按年利率24%计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3日的滞纳金为30709.25元，自2020年1月4日起，以未付货款总额430832.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至欠付货款及滞纳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刘儒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莞市东城红盟暖通空调材料经营部支付货款430832.1元。二、限被告刘儒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莞市东城红盟暖通空调材料经营部支付截止于2020年1月3日的滞纳金共计30709.25元，并以未付货款总额430832.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向原告东莞市东城红盟暖通空调材料经营部支付自2020年1月4日起至欠付货款及滞纳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滞纳金；三、驳回原告东莞市东城红盟暖通空调材料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的利息。本案受理费4960.34元、财产保全费2704.68元（原告均已预缴），由原告负担1885.08元，由被告负担5779.9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小燕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冯可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