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02民初12799号 原告：谢丽，女，生于1975年11月30日，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文丹（特别授权代理），贵州威迪（贵阳）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日牛地：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2588W。 法定代表人：田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树（特别授权代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兆南（一般代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谢丽诉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烟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谢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文丹、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毕烟厂[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无效；2.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原告安排工作岗位；3.判决被告从2004年3月起，按职工同等待遇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劳动保险费用至原告恢复工作之日；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1年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1995年转正为正式职工，被告安排原告在被告的一车间工作。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原告服从被告的管理，遵守规章制度，每月从被告处领取工资。1999年12月，被告因经营管理之需，强制要求原告及其他员工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口头告知原告回家待岗，待被告通知后重新回厂上班。办理“停薪留职”后，被告连续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至1999年12月，原告一直在外经商。时至今日，原告仍未接到被告要求原告回厂上班的通知。2019年9月，原告回毕节探亲时,偶然得知与原告一道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的其他同事已经回到被告处上班。原告遂于2019年9月11日到被告处询问原告何时能恢复上班，然而被告的工作人员却向原告出示了毕烟厂[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告知原告，因原告自己提出辞职申请，其已应原告之要求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可事实上，多年来，原告因为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直安心在外经商，同时也在等候被告的通知，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辞职。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依法成立，原告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从1995年1月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应享有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切权利，解除劳动关系涉及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在原告已办理“停薪留职”且未提出辞职的情况，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同时也违反了国家劳动方针政策和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确认被告做出的毕烟厂[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无效，同时被告应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等各项劳动保险费用。综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谢丽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质证意见：原告是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但不是我公司的人。 证据二：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仲裁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程序合法。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的理由不认可，我方认为应是主体不适格而不是超期的问题。 证据三：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手册、医疗保险卡。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质证意见：对医保卡真实性无异议，对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我们对来源不清楚，并未盖烟厂印章，且上面工作单位的卷烟厂的字是手写。上面参加工作时间与原告诉状起诉不一致。对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手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 证据四：毕烟厂【2004】42号文件。用以证明：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从原告的起诉状描述其是2019年9月在烟厂拿到文件，应该是厂里的员工误将同名同姓的职工文件拿给原告。厂里的资料显示的谢丽与原告不是同一个人。 证据五：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原告1999年办理停薪留职离开被告单位，在2019年9月原告到被告单位询问其恢复工作事宜时得知被告已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被告质证意见：对证人魏某的证言，证人已经陈述其不是烟厂职工，故证人魏某所称原告在烟厂上班及原告被停薪留职都是听原告所说，不具有真实性。至于2019年9月11日证人魏某是否与原告一同到烟厂咨询相关事项，我方认为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且证人魏某陈述我公司工作人员与其的陈述也是单方陈述不予认可。对证人林某，因与原告是夫妻关系，对案件有利害关系，对案件的陈述不予认可。 证据六：（1988）毕民字第1150号民事调解书、户口簿。用以证明：原告即被告提交的《新招收工人审批表》上所记载的员工“谢丽”，该表上家庭成员栏中的周彩霞系原告之母，审批表上的谢红燕、谢丽华、谢丽霞等人均系原告姐妹。被告质证意见：1.对于谢丽补充提供的户口簿、民事调解书等证据的真实性请法庭依法核实；2.对于谢丽在入职被告时登记表上填写的出生日期及年龄为什么与户口簿记载的不一致，建议法庭传唤其母亲周彩霞作出合理解释；3.户口簿显示谢丽2011年从原住址迁出，说明其2011年是在毕节，其开庭时声称自1999年底停薪留职后就去广西，直到2019年才回毕节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其完全知道被告早已和其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现在提起劳动仲裁及诉讼超过法定仲裁及诉讼时效，依法也应予以驳回。 被告中烟公司辩称：经答辩人下属毕节卷烟厂认真核查，确认该厂在1995年1月没有招收过叫“谢丽”的职工，并且1999年底也没有叫“谢丽”的职工在厂办理停薪留职。故原告自述1995年1月到毕节卷烟厂工作，1999年底被强制停薪留职不是事实。基于上述事实，答辩人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解除合同通知应是毕节卷烟厂发给与原告同名同姓的其他职工，鉴于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与答辩人之间曾建立过劳动关系，故原告提起劳动争议之诉的主体不适格，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起诉。 审理中，被告中烟公司作出如下补充答辩意见：一、原告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请法院依法予以核实。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答辩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下属毕节卷烟厂认真核查，虽然查实该厂在1995年11月招收过一名叫“谢丽”的职工，但该职工出生时间为1972年11月30日，且该职工在2000年6月，与企业订立了为期三年的停薪留职协议，2003年6月期满后回厂工作，2004年3月因身体原因提出辞职。本案此前庭审中，原告所提供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等证据上并无答辩人的公章，加之原告《民事起诉状》及庭审中自述的年龄及在厂工作的履历与答辩人所查的情况完全不吻合，因此原告声称其就是答辩人现在所查到的这个“谢丽”没有证据支持。鉴于原告已根据法庭要求补充提供相关证据，故请法院对原告所补充的证据能否证实其与答辩人下属毕节卷烟厂所查到的名叫“谢丽”的职工为同一人进行核实，并依法确认其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母亲周彩霞具有代理原告办理申请离职的代理权。本案中的相关证据显示，原告从其入职开始，其与工厂的相关手续事项都是由其母亲同为工厂职工的周彩霞代为办理，加之原告2004年3月前的确长期处于病假状态，故当周彩霞以原告身体不能胜任工作为由代其提出辞职申请时，答辩人没有不相信的理由，遂下文解除其劳动合同。鉴于此后十余年原告再未到工厂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双方也互为履行任何权利义务。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12月16日下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第23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法》施行前，劳动者长期未向用人单位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也长期未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等相关待遇，且用人单位并未作出开除、除名或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可以认定此期间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但具有以下规定的其他情形除外：（一）如有证据充分证明用人单位具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用人单位已作出了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决定。如用人单位已经作出“按照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则可以视为用人单位已作出解除原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鉴于答辩人已下发正式的文件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无论原告本人是否签收，均应依法视为其已知晓答辩人作出的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所以答辩人就此作出的批准原告辞职申请的文件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诉请要求予以撤销及恢复所谓劳动关系的诉求不能成立。三、原告在2019年9月才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及诉讼时效，其诉求依法也不应得到支持。2004年3月，根据原告母亲周彩霞代原告提出的辞职申请，答辩人作出了“贵州省毕烟厂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毕烟厂[2004]42号)”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也领回了答辩人代办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等。由此可以认定，在2004年3月之后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就已解除了劳动关系，如存在争议，答辩人作出批准原告辞职的通知之日就是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如原告对答辩人发出的批准辞职的通知持有异议，就应当依据《劳动法》第82条规定，在劳动争议发生后的60天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鉴于原告否认曾委托其母亲周彩霞代为办理离职事项，由于答辩人在2004年3月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就未再给原告缴纳过有关社会保险，而从毕节市人力与社会资源保障局出具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明细》可知，原告已于2010年个人自费缴纳社保。答辩人认为，原告这一自行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清晰地表明，其最迟已于2010年1月知晓答辩人已与其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即2010年1月就是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之日，依据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法》第27条规定，原告提出劳动劳动争议仲裁的应在争议发生之后的1年之内，也即是2011年2月之前。而本案中，原告是在2019年9月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如前所述，无论双方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2004年3月还是2010年1月，原告此时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均已超过仲裁及诉讼时效，其诉请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告2004年3月实际是因被强制戒毒才伙同其母亲采取欺骗手段逃脱企业的处罚，现在又企图采取欺骗手段达到恢复劳动关系的目的，其诉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证据表明，2004年3月原告因吸毒被毕节市公安强制戒毒所采取强制戒毒措施。从时间概念看，原告实际是因被强制戒毒原因才向答辩人申请辞职，由于按照相关规定，吸毒人员是要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告母亲因知悉这一政策，为了避免原告被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伙同原告一起欺骗企业，避免被答辩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及骗取企业支付的经济补偿。原告在采取欺骗手段逃脱当年的处分后，现在又企图以所谓不知道企业已办理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其诉求不仅没有事实依据，违背公序良俗，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望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答辩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中烟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证据二：1995年1月、2月、3月、12月工资发放手册。用以证明：1995年1、2、3月份没有招收过名叫谢丽的职工，名为谢丽的职工是在1995年12月招收的。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一，原告到被告处工作时间是1991年，是在1995年转正的。鉴于原告之前就在被告处工作，故对其转正时间因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也属正常，原告转正之后被告何时对原告的职工身份进行登记核实，原告也不得而知，因此不能单凭被告方的工资表就认定原告不属于其公司职工的事实。 证据三：招收新工人审批表。用以证明：在1995年11月招收了一名出生1972年11月30日，时年23岁名为谢丽的职工。该信息与原告起诉的信息不一致。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该审批表上的谢丽就是本案原告，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该照片就是原告手中养老保险手册的照片上的谢丽。并且审批表上的住址也就是原告当时的住址。而家庭成员一栏上显示的周彩霞就是原告母亲、谢红燕是原告大姐、谢丽霞及谢丽华均是原告妹妹。至于为何显示是1972年我方认为是被告方工作人员填写错误，故我方认为该组证据相反证实了原告系被告单位工作的事实。 证据四：职工停薪留职协议书、2003年9月工资册。用以证明：厂内名为谢丽的员工是2000年6月办理停薪留职，且停薪留职期限为三年。该名为谢丽的职工于2003年8月回厂上班。且我厂查询出来的职工信息与原告身份不符合，并不是同一个人。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及合法性。该协议并非谢丽所签，且从协议上看与原告不符合，协议上谢丽是在嘴棒车间工作，而原告是在一车间工作。原告与被告签订停薪留职时并未约定期限。对被告提交的2003年9月工资册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被告自行制作，其次，该证据上的谢丽是否为本案原告，还是其他人，并无证据证实，并且并无证据证实有谢丽签字领取工资的记录。因此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五：养老保险个人参保明细、户籍信息。用以证明：原告自述在厂工作期间社保缴纳情况系个人参保，不是企业参保。说明原告在厂是没有工作记录的。原告质证意见：对改正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于原告是否在被告处工作，应该综合本案其他证据来认定，不应该以该证据认定，从1995年12月起就有缴费记录，持续缴纳到2004年2月，印证了原告所陈述的从1995年起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同时被告出具的辞职文件是2004年3月，那么其为原告缴纳社保到2004年2月也符合事实。至于为何参保名称系个人参保，原告无法得知。但是在缴纳项目上有体现个人缴纳与单位缴纳，充分说明原告当时是有工作单位的，从该组证据上体现的就是被告单位，综上依法不应采信。户籍信息上没有显示其他家庭成员信息，且不是完整的信息，原告在出嫁之后户籍是迁入其丈夫户籍，故户籍信息上不能显示也属于正常情况。 证据六：贵州省毕节卷烟厂嘴棒车间2000年3月、4月职工工资发放清册、停薪留职申请书。用以证明：2000年6月之前原告长期处于病假状态，2000年6月，原告母亲周彩霞(退休前系被告职工)代原告到厂提交了停薪留职申请，并办理了缴纳停薪留职费等相关手续。说明原告办理停薪留职的时间是2000年6月7日，而非原告所称的1999年底，且原告是自愿申请停薪留职，并非被告强迫。同时证明，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与被告厂方联系的各项手续都是其母亲代为办理。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据目的。首先，停薪留职申请书不能证实系原告母亲所书写，原告确实于1999年底就已办理停薪留职手续，但当时仅仅是被告口头告知，并未签署书面协议，至于为何产生停薪留职申请书，原告并不知情。即使停薪留职申请书系原告母亲所写，也不能证明原告授权其母亲代其申请辞职，被告无权基于原告母亲的申请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其次,2000年3月份的工资表上显示员工姓名为“谢莉”，并非本案原告，且所在车间显示为“滤棒车间”，而原告所在车间为“嘴棒车间”;而2000年4月份的工资表上的时间经过涂改，不具备真实性。且被告也未提供原告实际领取工资的依据，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的情况。退一步说，即使原告陈述的停薪留职时间有误，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成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抗辩理由。 证据七：贵州省毕节卷烟厂制膨丝车间2003年9月、2004年1月、2月职工工资发放清册。用以证明：停薪留职协议书约定的三年期限届满后，原告回到被告处继续上班，原告所称其在1999年后再未回到过被告处上班不是事实。原告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在2003年后是否回厂上过班，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成为被告在2004年3月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 证据八：原告辞职申请、贵州省毕烟厂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毕烟厂[2004]42号)、生活补助金发放清册、现金付款凭证、贵州省毕烟厂2003年养老保险手册登记。用以证明：首先，2014年3月10日原告母亲以原告身体原因为由代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辞职，因此前一段时间原告也长期病假，故被告认为原告母亲所属真实，同意了原告的辞职请求，并依法向其支付了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原告母亲也代其从被告处领走了养老保险手册，双方劳动关系依法终止。其次，该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虽是原告母亲代为办理，但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原告在厂的有关手续均由其母亲代为办理，故被告有充分理相信原告母具有办理该手续的授权。另外，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当年其母亲代其领回的职工养老保险年册，结合其十余年未向被告提出过上班的诉请的客观事实，表明原告早已知悉并同意其母亲代其在被告处办理解除劳动合同事项。再次，被告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到2004年2月，原告自己在2010年1月自行参保，说明其最迟在2010年1月就知悉已与企业终止劳动关系，其与被告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最迟就是2010年1月，原告在2019年才申请劳动仲裁及诉讼，远远超过法律规定仲裁及诉讼时效，其诉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首先，无证据证实该辞职申请系原告母亲所书写。其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劳动关系产生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排他性，解除劳动关系应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系完全行为能力人，申请解除劳动关系应当由原告本人提出，即使原告母亲曾为原告办理过在厂的相关手续也不能例外。即使原告母亲向被告申请辞职并领取相关经济补偿金及养老保险手册属实，因其未取得原告授权，且事后也未得到原告追认，其以原告名义向被告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的民事行为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基于该申请做出的毕烟厂[2004]42号文件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合法存在。最后，原告截止2019年4月一直在广西定居，2010年前后并未回过毕节，也未去社保部门缴纳过养老保险。2019年11月29日庭审过程中被告出具了原告的社保缴纳清单后，原告回家询问才得知2010年1月后的社保费用均是原告母亲和姑姑缴纳，但从未告知过原告。 证据九：强制戒毒执行通知书、强制戒毒人员入出所登记表、原告入强制戒毒所时采集照片、强制戒毒人员所外就医审批表。用以证明:2004年3月原告因吸毒被毕节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采取强制戒毒措施。从时间概念看，原告实际是因被强制戒毒原因才向被告申请辞职，由于按照相关规定，吸毒人员是要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告母亲因知悉这一政策，为了避免原告被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伙同原告一起欺骗企业，避免被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及骗取企业支付的经济补偿。原告在采取欺骗手段逃脱当年的处分后，又企图以所谓不知道企业已办理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回被告处工作的诉求不仅没有事实依据，违背公序良俗，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核实，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强制戒毒执行通知书显示原告被采取强制戒毒的时间是2014年3月21日，而被告作出毕烟厂[2004]42号文件的时间为2004年3月12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产生在强制戒毒之前，原告不可能预知到公安机关即将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就提前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故被告声称原告系因被强制戒毒才向被告申请辞职不符合客观事实。 经审理查明：1995年11月13日，原告进入被告下属单位毕节卷烟厂制丝一车间工作。2000年6月7日，原告申请停薪留职，同年6月13日，原告与毕节卷烟厂订立《停薪留职协议书》，毕节卷烟厂同意原告停薪留职三年。2003年8月，原告回厂上班。2004年3月10日，原告申请辞职。毕节卷烟厂研究后，同意其辞职，并于2004年3月12日作出毕烟厂[2004]42号《关于批准谢丽同志辞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经研究同意原告辞职，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发给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同年3月25日，原告母亲周彩霞代原告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4,068.00元。2004年4月27日，原告母亲周彩霞代原告领取《职工养老保险手册》。2019年9月23日，原告以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人行为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由，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于2019年9月25日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七劳人仲不字（2019）第2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另查明：原告于1998年开始吸食毒品，2004年3月21日至2004年9月20日期间被毕节市公安局强制戒毒。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于2004年3月10日申请辞职，毕节卷烟厂研究后于2004年3月12日同意其辞职，并向其支付了生活补助费。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至2004年2月，该陈述内容与被告提交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明细》中载明内容相一致，同时也与其辞职时间相吻合。因此，从2004年3月起，原告就应当知道其与被告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其应在一年内申请劳动仲裁，但原告直到2019年9月23日才向七星关区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其在2019年9月11日才知道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申请两证人出庭作证。但该两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两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明原告在2004年3月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不知道其与被告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原告陈述其在1999年外出后未再回过毕节，但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告于2004年3月21日至2004年9月20日被毕节市公安局强制戒毒，2011年4月14日有迁移户口的行为。原告的该陈述与双方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2019年9月11日才知道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有其他正当理由导致其不能在申请仲裁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仲裁，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谢丽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桂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蔡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