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58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雷红兵，汉族，男，1956年3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彬，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正江，汉族，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刚，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北宏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涂家岭路3号。法定代表人：雷红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小洪等128人（见附件）。诉讼代表人：陶小洪，男，196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10144091。诉讼代表人：夏爱国，男，195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诉讼代表人：邹同渝，男，195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诉讼代表人：闻杰柱，男，195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博，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树岭，男，197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志红，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二路109号。法定代表人：刘庆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运，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建国，该公司职员。上诉人雷红兵、上诉人吴正江、上诉人湖北宏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顺通公司）、上诉人陶小洪等128人因与被上诉人高树岭、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二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年3月8日作出的（2017）鄂0106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雷红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彬、上诉人吴正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刚、上诉人宏顺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军、上诉人陶小洪等128人的诉讼代表人陶小洪、夏爱国、邹同渝、闻杰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博、许光宇，被上诉人高树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志红、王帅，原审第三人二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运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疑难复杂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雷红兵上诉请求：1、撤销（2017）鄂0106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于2009年4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无效，于2012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2、由高树岭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高树岭提起诉讼，雷红兵反诉，吴正江反诉。第三人陶小洪等人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将案件合并审理，但未向雷红兵送达合并审理的裁定；2、雷红兵向宏顺通公司投入巨额资金，用于解决公司经营困难。一审中，雷红兵申请证人周某、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雷红兵资金来源问题，一审法官拒绝，严重剥夺雷红兵诉讼权利；3、雷红兵与高树岭、吴正江因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一审法官开庭，但不出现在判决书中。本次诉讼中，一审法官将（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中的“法官询问”未经本案庭审质证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剥夺了雷红兵的质证权利。本次一审系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官实质参与了本案原一审及（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件等相关诉讼，应当主动回避。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雷红兵投入巨额资金到宏顺通公司，解决公司经营困难，一审未予认定，严重错误。一审对雷红兵有利的事实不作认定，严重不公。因二汽公司给付的改制费用1000万被高树岭转到武汉市铭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铭诚公司），宏顺通公司生产、经营困难。雷红兵作为股东、经营者，投入巨资解决困难。一审中，雷红兵举出了宏顺通公司的财务收支情况及明细账、收据凭证、职工签名收条等证据证明。为说明巨额资金来源，雷红兵向法庭提交了雷红兵妻子程冬香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女儿雷雅惠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周某、程某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程某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证据相互关联、印证，足以认定。一审判决以湖北华宇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华宇鉴字[2012]第GX085号《二汽五站改制资金收支审计报告》否定雷红兵出巨资解决宏顺通公司经营困难，严重错误。首先，该报告没有委托人，来源不合法。其次，该报告没有资料作为基础，“所以本报告有关改制资金收支情况也是审计人员个人判断，存在与真实情况有差异的可能。”最后，该报告并未否定雷红兵投入巨额资金到宏顺通公司解决经营困难问题。2、一审认定高树岭出资购买武汉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五站（以下简称二汽五站）资产错误。《投资协议书》签订后，高树岭没有按约定投资，也没有出资购买二汽五站资产。雷红兵购买二汽五站资产是向铭诚公司的借款，高树岭虽然是铭诚公司股东，但是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相互独立，铭诚公司的借款和高树岭没有关联。雷红兵没有认可高树岭出资，从未向高树岭出具投资款收条。铭诚公司在诉讼前从未提出其借款是作为高树岭的投资、出资，雷红兵也不认可铭诚公司代替高树岭出资。铭诚公司为雷红兵购买二汽五站资产提供借款是基于有二汽五站的房地产提供了担保。2009年6月1日，铭诚公司向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出具委托书，明确说明是受雷红兵、吴正江委托支付购买二汽五站价款。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高树岭系湖北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参公人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从事经营活动。一审认为高树岭经商仅仅违反了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而认定高树岭作为公务人员签订的商务合同有效，严重错误。合同有效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合同主体合格，高树岭作为参公人员，不具备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进行经营活动的资格，双方的合同自然无效。如果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被支持，那么所有的国家公务人员都可以暗中经商，利用公务员身份与民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无存在之必要；2、本案是改制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外，还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企业出售中，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应当认定为无效”，此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并无冲突，完全一致，在任何情况下，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无效的。本案中，高树岭通过《投资协议书》骗取其不应当享受的“额外的优惠政策”，直接损害了国家、集体及职工利益。二汽五站系集体单位，雷红兵作为管理层收购二汽五站，享有比普通人更多的优惠，享受其他人没有的“额外的优惠政策”。究其实质，该“额外的优惠政策”实则是集体企业职工所让渡的共同利益。从集体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来看，集体企业的产权是归集体企业成员所共有的，当集体企业的资产发生转让时，产生的收益自然归集体企业成员所共有。当集体企业的资产转让时，该“额外的优惠政策”，必将造成集体企业成员收益的降低。而“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或“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集体企业的管理层享有“额外的优惠政策”实际是集体企业成员让渡给管理层的信赖利益，是以集体企业成员收益的降低为代价的；3、《投资协议书》恶意规避竞标，侵害了国家、集体、职工利益，应当无效。高树岭明知道雷红兵与吴正江作为管理层收购二汽五站，是公告期间的唯一登记收购人，明明自己可以参加竞价收购而不参加反而约定以最低价获得二汽五站资产。两个人竞价肯定不可能是最低价（评估价）成交，其恶意规避公开竞价，导致出售价格的减少。二汽公司出售二汽五站，二汽公司是国有企业，出售价格的降低导致国家财产的流失，也导致职工利益的减少，损害了国家、集体及职工利益；4、宏顺通公司股权不能登记给高树岭。本案中，《投资协议书》系约定购买二汽五站产权，二汽公司委托联交所出售二汽五站产权是因为企业改制。在出售二汽五站产权的时候，只有雷红兵与吴正江作为联合体参与竞买，只有一个买受人，按照规则，没有竞争，是不能进行出售的。联交所就此情况向二汽公司发函。因为雷红兵与吴正江“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或“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集体企业的管理层，热爱、熟悉企业及企业职工，能够真正代表职工利益。故此，二汽公司同意雷红兵与吴正江以底价购买二汽五站产权。一审庭审中，二汽公司一再强调，二汽公司只认可将二汽五站产权出售给了雷红兵与吴正江，不同意高树岭享有二汽五站产权和宏顺通公司股权。宏顺通公司是依据企业改制规定新设立的公司，是企业改制的一部分，应当为企业改制服务，必须符合改制的初衷，不可能也不应该将一个集体企业交给高树岭，这个与企业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不能代表企业职工、不能为职工利益着想的人。高树岭是通过签订《投资协议书》欺骗二汽公司和二汽五站职工达到占有二汽五站产权的目的。一审法院用公司法司法解释论证高树岭应当作为宏顺通公司股东，没有考虑宏顺通公司是企业改制产物，没有评价高树岭欺骗二汽公司及二汽五站的违法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应当认定高树岭和雷红兵签订合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针对雷红兵的上诉请求，高树岭辩称：一、关于雷红兵是否出资的问题。雷红兵在收购二汽五站时和改制后解决职工问题中，从未出资。理由是：1、在《投资协议书》签订前，二汽五站公开转让当时根本无人竞标，已经流拍过一次，雷红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有能力竞标，也不存在恶意规避竞标一说；2、雷红兵签订《投资协议书》后，受高树岭委托收购二汽五站时没有出资，全是高树岭或其控制的铭诚公司出资。雷红兵在（2014）鄂武昌民初字00505号案庭审笔录中就是这样陈述的。雷红兵在本案又主张收购款是其向铭诚公司的借款，但根本提供不了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证据；3、关于雷红兵所谓的改制后的巨额投资，其提交了部分宏顺通公司的收款收据，但根本提供不出银行转款凭证，一审对此已做了详细论述。而且他还多次提交过宏顺通公司的支出明细账，是用来证明其个人的巨额出资，这显然荒唐，先不论宏顺通公司所有支出的真实与否，宏顺通公司有支出并不代表是雷红兵出的钱；4、宏顺通公司真实支出的部分的资金全部来自预留在公司账上的改制资金、加油站和加气站的租金收入、以及拆迁补偿款收入，总计约2135万元，几千万的巨额资金足以解决职工问题。二、关于雷红兵参与公司经营的问题。依据《投资协议书》，雷红兵本应切实受托参与公司经营和安置改制职工，并获取受托报酬。但其在代持股权期间，并未实际参与经营，而只是用预留公司账上的改制资金和公司房地产收益，以及高树岭支付的资金来解决职工问题。雷红兵不仅从未出资一分钱，甚至还侵吞、挪用了二汽五站和宏顺通公司巨额资金，高树岭保留后续依法追责的权利。三、关于隐名股东显名化的问题。本案高树岭要求变更股权登记至其名下符合司法解释规定和《投资协议书》约定，应予支持。1、高树岭满足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的隐名股东显名化的条件，即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及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高树岭履行实际出资义务不再赘述，就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问题，虽然代持4%股权的吴正江以无书面代持协议否认，吴正江并主张自己既是实际出资人也是登记股东，但并未提供出资的证据。吴正江一方面没有出资，另一方面其在一审中清楚陈述自己从未参与二汽五站产权购买和宏顺通公司设立整个过程，全是雷红兵办理，足以证明吴正江就是《投资协议书》中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由于雷红兵、吴正江均是名义股东，宏顺通公司在本案中除名义股东外并无其他股东，高树岭显名化的主张无需他人同意；2、本案情况满足合同对显名化的约定。《投资协议书》第7.5条约定“甲方（高树岭）认为乙方（雷红兵）不能诚实履行义务时，有权依法解除对乙方的委托，并有权要求乙方将所代持的显名股权无条件过户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本案中，雷红兵不诚实履行义务，高树岭有权要求将其代持的股权过户至高树岭名下；3、双方此后还签订《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雷红兵将股权变更至高树岭名下，并已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过变更，上述两份协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变更登记时雷红兵还签署过承诺书等文件，承诺书是其真实性意思表示、确认性意思表示，且在另案中雷红兵也对此表示认可。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雷红兵申请鉴定签字的真实性，但雷红兵本人签字的问题，其无法解释清楚，武昌区工商局在接受法院调查时工作人员也表明是其看到雷红兵本人签字的；4、雷红兵在工商登记机关履行过变更登记义务。针对雷红兵的上诉请求，吴正江辩称，雷红兵的上诉理由事实清楚，请求法院予以支持。针对雷红兵的上诉请求，宏顺通公司辩称，雷红兵关于《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的意见，我方支持。针对雷红兵的上诉请求，陶小洪等128人辩称，雷红兵关于《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的意见，我方支持，无效的理由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针对雷红兵的上诉请求，二汽公司述称，雷红兵的上诉理由事实清楚。上诉人吴正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的（2017）鄂0106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于2009年4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和于2012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3、确认吴正江享有宏顺通公司4%股权；4、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树岭、雷红兵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在事实查明上避谈联交所合法的交易程序，避谈有利于吴正江事实，未客观、公正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一审遗漏的事实为：第一、2009年1月16日，二汽公司出具吴正江与雷红兵签字的《产权转让申请书附件-涉及管理层转让承诺书》《管理层拟受让国有产权申请表》，参与受让人的管理层为直接或间接投资设立企业有：雷红兵、吴正江，拟受让比例分别为96%、4%。吴正江认为：1、吴正江长期在单位从事工会工作，响应集体的号召，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虽然法律知识少，文化程度不突出，但是申请受让二汽五站资产也是受二汽公司的领导的感召，受二汽五站职工的信任才参与进行的。吴正江的受让目的只是自己作为管理层单纯的购买，并无所谓的那么多地运作心思手段。因此，该份文件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在职工代表大会后产生管理层受让，也明确管理层受让人为雷红兵、吴正江两个自然人和宏顺通公司的持股比例。须说明是此期间根本就没有高树岭的任何影子出现；2、原审认定“2009年4月9日，高树岭与雷红兵所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等，而二汽公司申请文件的时间早于该份《投资协议书》，它是在挂牌初期产生的。吴正江和雷红兵均没有未卜先知本领，根本就不可能预知到雷红兵会在事后与高树岭达成合意。第二、2009年3月19日，联交所江城分所出具《函告》，二汽公司委托我所将二汽五站整体产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挂牌期为2009年2月20日至2009年3月19日，共20个工作日。截止2009年3月19日，无意向受让方提出受让申请。2009年3月18日，吴正江与雷红兵提交《受让申请书》，吴正江认为：1、受让申请早在2009年3月18日前已提交了，同日又重新交了《受让申请书》，联交所江城分所出具的函告，因此确认受让人为雷红兵和吴正江；2、该遗漏的事实让吴正江认为目前有人恶意操作此项目，其怀疑对象为雷红兵。怕再次出现改制之前的借款事宜一样，资金有去无回。吴正江与雷红兵再次明确确定投资协议，约定比例为96%与4%之后，全权委托雷红兵进行融资，而融资不是代持。第三、原审认定“2012年8月1日，雷红兵、高树岭作出宏顺通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将雷红兵在宏顺通公司96%的股权转让给高树岭”，而遗漏了同日“宏顺通公司、雷红兵与高树岭通过韵达快递，通知吴正江具有优先购买权”。吴正江认为：1、在2009年吴正江与雷红兵收购二汽五站后，一直是雷红兵、吴正江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整个原二汽五站职工都可以说明，包括解决二汽五站职工因不满改制方案，曾于2011年2月21日围堵中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情。直到2012年宏顺通公司文件上才出现有高树岭名字，长达三年时间当中，高树岭如果是实际购买人，为什么从未向主张过任何权利，提出过任何要求，要求去参与解决过宏顺通公司职工生计、安置等任何问题。包括在二审的庭前调查中，高树岭也认可了并未参加公司的生产经营；2、通过遗漏文件与在2014年6月18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高树岭答辩认可委托雷红兵通知吴正江。通知吴正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说明吴正江是宏顺通公司实际股东身份得到高树岭、雷红兵认可。否则，为何在股权变更前，还一再地履行通知义务，尊重实际股东优先购买权；3、吴正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借条》《收条》等，说明购买二汽五站的款项确实委托了雷红兵去融资。但原审法院主审法官当庭在100多人面前嘲讽、刻薄吴正江，让吴正江本人难堪，导致吴正江无法正确表达自己意见。2008年4月10日，二汽五站挂牌前经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差欠吴正江的34万元款项。该笔款项是在挂牌前，经过审计结果，且已公示过。该事项说明吴正江有经济能力的，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无经济能力。另吴正江与雷红兵的款项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即使吴正江有能力履行所借款项还款义务，而该民间借贷款项与股东出资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不能因为是借贷产生的款项就不支持吴正江实际出资的股东资格。原审法院以吴正江未向雷红兵询问与了解所谓62万元款项来源为由，达不到内心确信。试想，俗话说“找人借钱，低人一等”虽不是表现在所有人，真正的低人一等。但起码吴正江做不到还未完全还清款项就向雷红兵的询问与了解。另外，原审法院以“雷红兵在向亲友筹借巨额款项达百万计用于宏顺通公司的经营，可见雷红兵此时经济困难，作为债权人向吴正江给付8万元，未向吴正江要求还款62万元”。前面吴正江已述明，二汽五站本身尚欠吴正江款项34万元，吴正江有理由对抗雷红兵。另宏顺通公司成立后，如原审所查明二汽五站挂牌的交易价格为1546.87万元。宏顺通公司成立后，二汽公司返还二汽五站1100万元，该笔款项雷红兵转给铭诚公司1000万元。宏顺通公司成立后，根本无资金运营，吴正江本身对资金去向产生疑问，多次询问过雷红兵，无法得出事实真相。在宏顺通公司未偿还负债的情况下，作为股东吴正江偿还雷红兵8万元是仁义的。4、以上说明吴正江已实际出资，而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又在工商进行登记，已充分说明吴正江股东资格成立。即使在其他形式上尚欠缺，但受让二汽五站民事行为符合吴正江真实意思。二、2009年4月9日，雷红兵与高树岭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和于2012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侵犯了吴正江合法财产权益。理由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属无效合同。在挂牌期限内，二汽公司就已推荐受让人为吴正江与雷红兵，确定股权比例的分配，并且在挂牌交易时，通过联交所审计，进行竞价购买，足以对抗高树岭幕后操作。2009年3月18日，再次在挂牌期限内申请受让，而联交易所江城分所却认为“无人受让”。为此二汽公司才再次申请延长挂牌时间。另铭诚公司于2009年3月28日，就已向联交所出具《说明》，提供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资金证明。如此蹊跷事情发生是在铭诚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树岭出现才导致，足以说明雷红兵与高树岭之间早已存在预谋；2、在无人受让时，高树岭已知道二汽五站转让事宜，完全可以个人名义或者实际控股公司名义等进行收购，反而在利益驱动下与雷红兵合谋，串通围标。因为雷红兵与吴正江自然人管理层收购相对优惠幅度比高树岭大，如果是高树岭个人收购从优惠价格上支出费用相对管理层付出多，从中可以认为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导致二汽五站资产不能合理得到市场价格；3、两份协议损害了吴正江利益，理由是：《投资协议书》约定“高树岭实际以2200万元购买二汽五站名下的所有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及其产生的收益，此外二汽五站改制后的其他资产、债权、债务等权益全部由雷红兵享有和承担”。如前所述，吴正江的款项已通过借贷雷红兵完成了出资，而雷红兵将改制后的资金基本全部返还到铭诚公司，宏顺通公司根本无资金运营。根据受让文件，吴正江等对改制前的债务要承担偿还。雷红兵将优质资产全部转移，导致成立的宏顺通公司是空壳，吴正江不但没有取得半点利润，还产生一身债务，导致吴正江目标收购不成功，所得利益无法分享，已严重损害吴正江财产权利；4、雷红兵与高树岭之间是一种借款，不是代持。在庭前调查中，确认高树岭出资1546.87万元改制款，通过银行转账共还给高树岭1000万元，剩下的546.78万元归二汽公司享有。《投资协议书》明确约定以2200万元进行收购，2200万元减去1546.87万元，剩余资金是高树岭事先给予雷红兵的回扣。三、原审审理程序不合法。原审法院在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6）鄂0106民初134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2016）鄂0106民初1343号案并入原审法院（2017）鄂0106民初485号案件受理，未履行告知义务。综上所述，吴正江受让二汽五站资产在前，雷红兵与高树岭签订协议在后。雷红兵也自认过吴正江不是雷红兵所指定的第三人，曾主动要求吴正江偿还出资款项等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雷红兵与高树岭签订的协议不能对抗吴正江。成立宏顺通公司后，高树岭指示雷红兵转移改制资金，将房产等优质资产全部划归已有，却将债务留到公司经营，侵犯吴正江股东权利。特别是要说明是在未有拆迁利益出现时，吴正江等职工苦苦留守经营，解决其他职工多次上访，将整个心血全部奉献给公司，所谓的隐名股东高树岭从未在公司出现过，解决过公司问题。现公司拆迁，面临巨大利益时，高树岭撕掉伪装面具，图谋财产，侵占吴正江财产权利。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吴正江的上诉请求。针对吴正江的上诉请求，高树岭辩称，一、吴正江是否实际出资的情况。该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清楚，吴正江本人认可并未以自己财产出资，他所认的是借款。本案是高树岭提起的诉讼，在本案之前，吴正江提起过两次诉讼，第一次是股东撤销公司登记纠纷，一个是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吴正江也主张出资，但未提供证据，直至本案才提供两张收据，不符常理，明显为伪造证据。一审法官询问吴正江是否知道雷红兵的资金来源，吴正江称不清楚。吴正江向雷红兵借款60余万元却不打听来源，不符常理，吴正江不知自己的出资来源。吴正江除了向雷红兵出具委托书，未参与任何生产经营。他认为宏顺通公司侵犯其利益，如果他参与生产经营，在雷红兵转款1000万元时也未提出异议，可见他未参与公司生产经营，仅作为名义股东。二、关于吴正江上诉称2012年8月高树岭邮寄通知吴正江具有优先购买权，吴正江在（2014）鄂武昌民初字00505号案中，对该邮寄内容的真实性予以否认。现吴正江上诉观点与原案自相矛盾，明显有悖诚信。三、根据吴正江的上诉状，其也明知所谓借款“形式上欠缺”，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吴正江的所谓出资系通过雷红兵的所谓借款完成。请求驳回吴正江上诉请求。针对吴正江的上诉请求，雷红兵辩称，吴正江属于经职工大会推举的管理层收购人，吴正江出资购买二汽五站资产，是宏顺通公司的股东。吴正江对雷红兵与高树岭之间的《投资协议书》不知情，《投资协议书》侵犯了吴正江的权利，同意吴正江的上诉请求。针对吴正江的上诉请求，宏顺通公司辩称，吴正江没有参与到《投资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的签署，吴正江作为公司股东权利应予保障，且吴正江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针对吴正江的上诉请求，陶小洪等128人辩称，同意吴正江关于《投资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无效的主张。针对吴正江的上诉请求，二汽公司述称，对吴正江上诉请求无异议。二汽五站改制是通过了2009年5月6日二汽五站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属于经营管理层参与公开竞标，上级批准通过联交所公开挂牌，是二汽五站当时经营者与管理层优先摘牌，享受优惠。《投资协议书》导致二汽五站的资产的贬值与流失，骗取政策优惠，侵害职工利益，违背改制精神。上诉人宏顺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无效；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高树岭、雷红兵、吴正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宏顺通公司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仅在两者之间发生法律关系，该协议对于宏顺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如案件处理结果与宏顺通公司确有利害关系，宏顺通公司也应作为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二、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应属无效。理由是：1、高树岭为“参公人员”，不得从事经营行为，两份协议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根据湖北省无线电管委会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同意高树岭同志辞职的批复》，可以明确高树岭系“参公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高树岭不仅曾为铭诚公司股东，还与雷红兵签订《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等隐名投资协议，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降低了公务员的社会形象。一审法院通过对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的分析，认为“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为管理性规范，进而支持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有效，显然有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立法本意，也与反腐倡廉的要求相背离。宪法和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高树岭的参公人员身份，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其与雷红兵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不应认定为有效。2、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明显侵犯了职工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协议。高树岭依据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私自将属于宏顺通公司的资金据为己有，使职工至今未依法得到安置，亦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直接导致企业改制目的落空，大量职工被迫信访，严重损害了国家、宏顺通公司及其广大职工的利益，也浪费了司法资源。一审法院虽对此有认同，进行大篇幅阐述职工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但却转而支持侵犯职工利益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有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立法本意不符。3、《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明显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首先，庭审中，雷红兵一直就认为《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其次，从案涉协议的签订、履行各方面来看，处处都体现着高树岭与雷红兵恶意串通。案涉协议在签订之时隐瞒着职工，侵犯广大职工对管理层的信赖利益；在履行之时，又处处提防职工，违背改制资金专款专用的要求，致使广大职工得不到安置，生活陷入困境。一审法院对此已经查明，却不做认定，有违司法公正。综上所述，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解读法律，纠正一审法院不公正的判决。针对宏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高树岭辩称：一、关于宏顺通公司的诉讼地位，高树岭的诉讼请求之一为确认其股东资格，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二、高树岭自湖北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工作以来，一直是工勤人员，非参公人员。一审中有关公务员法适用及协议效力认定已经清楚明确。三、关于所谓改制目的落空、职工权益受损，问题不在《投资协议书》。《投资协议书》是体现和维护职工利益的，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雷红兵违反《投资协议书》的约定，滥用职权造成的，请求驳回宏顺通公司上诉请求。针对宏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雷红兵、吴正江、陶小洪等128人均辩称，同意宏顺通公司上诉请求。针对宏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二汽公司述称，同意宏顺通公司上诉请求。陶小洪等128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并支诉陶小洪等128人的一审诉求；3、判令高树岭、雷红兵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有违司法公正，涉嫌枉法裁判。理由是：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庭审及判决将陶小洪等人列为另案第三人明显程序违法。2016年3月17日，一审法院受理陶小洪等人诉高树岭、雷红兵、吴正江、二汽公司一案，案号为（2016）鄂0106民初1343号。2017年12月5日，陶小洪等人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方知本案与（2017）鄂0106民初485号合并审理，整个庭审中亦未明确告知陶小洪等人的诉讼地位，在其后的庭审笔录显示为第三人，陶小洪等人曾为此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而一审判决显示“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6）鄂0106民初1343号之一裁定书，将（2016）鄂0106民初1343号并入本院（2017）鄂0106民初485号”，但时至今日，陶小洪等人从未收到过一审法院所谓的合并审理的裁定文书。值得提及的是，一审法院曾针对陶小洪等人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于2016年8月8日作出过（2016）鄂0106民初1343号裁定书，不知是否以此为据，而该裁定又仅就围绕管辖权异议而作出，根本不涉及合并审理事宜。简言之，一审法院在未采取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形下，强行将陶小洪等人作为另案第三人拉入他案诉讼；2、一审庭审违背最基本的程序正义，严重侵害陶小洪等人的辩论权利。陶小洪等人自收到一审判决至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已无数次向一审法院及承办法官申请调取本案一审庭审录音录像，其后被以各种理由拒绝。凭陶小洪等人参加整个庭审的有限记忆，本案一审承办法官在本案数次庭审中的各种言行，可谓令人叹为观止：动辄以驱赶代理人相要挟，当庭嘲弄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为“表演”，甚至当庭呵斥陶小洪等人。而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的焦点在于，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于2009年4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即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陶小洪等人合法利益，从而导致该协议无效之情形。而纵览一审判决，对陶小洪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任意选择和曲解，无视陶小洪等人及代理人相关庭审和代理意见，在查明该相关事实上存在重大瑕疵，具体如下：（一）二汽五站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审判决有意忽略审查陶小洪等人主张该《投资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关集体企业职工权利保障条款，侵犯陶小洪等人作为改制集体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的事实。一审判决认为，“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就成立，至于意思表示是否违法，不影响合同成立。相反，合同成立并不一定都能生效，如果合同具有违法性，即使已经成立的合同也会被宣布无效，合同的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而合同的无效是价值判断问题，二者不能混淆。”而其后却以该《投资协议书》的缔约双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相应地，协商的利益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的约定而获得的，因此是其正当拥有的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法律基于鼓励缔约的目的通常承认该合同有效”，其前后论证可谓南辕北辙。具言之，该判决前文刚刚论证了合同的成立不等于合同的有效，违法的合同则会使成立的合同归于无效，而后文则在毫无审查《投资协议书》是否存在违法之情形下，仅以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就武断地认为该协议有效，可谓自相矛盾。究其实质在于一审判决有意忽略审查陶小洪等人主张该《投资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关集体企业职工权利保障条款，侵犯陶小洪等人作为改制集体企业的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集体所有权”的事实。具言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依《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中“坚持改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公司职工代表代表大会民主审议通过的原则；鼓励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的企业经营管理层参与市场公开竞价收购本企业产权，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和享受相关政策”。纵览上述集体企业改制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上述集体企业改制和资产转让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都特别强调“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或“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的前提条件，并且从二汽五站在改制过程中实际情况来看，《改制方案》《职工分流安置方案》《产权整体转让方案》《关于现经营管理层和部分职工参与公开挂牌竞价交易的提议》等有关内容都是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并经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同意才最终完成。质言之，雷红兵和吴正江只有在“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的前提条件方才取得作为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收购资格。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有其设置的目的和存在的价值，作为法律精神的载体，法律制度总是与特定的价值追求相联系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及《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中对管理层的收购资格需“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的程序之设置，其功能明显意在保障集体企业成员的民主管理权力。为此，就本案而言，“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或“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荐”集体企业的管理层的收购资格，既体现法律赋予集体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力，同时蕴含了陶小洪等人对管理层的信赖利益于其间，显然是不可以被假借之名转移的，后文详述之。但一审判决却机械地以“我国法律目前没有对以隐名方式收购改制企业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二汽五站改制方案亦无禁止隐名投资的规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果没有其他违法情形，则应认定该约定有效”，可谓简单粗暴。其错误根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缔约自由的误解。意思自治作为近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亦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民事主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味着其意思自治即自由选择、自主决定，并因此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奉行意思自治的民法之下，人们可以自由地缔结合同，为自己“立法”。然而，“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亦非没有边界，限制个人自由以实现人人自由之并存，亦为自由题中之义，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意思自治作为自由的一种私法中的形态，和其他自由一样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有害于他人，当意思自治滥用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进而危及统治秩序时，法律必须对其加以一定限制，为此，现代国家（地区）为保障公共利益、社会秩序以及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会对合同自由加以干预，其手段是在法律中增设强制性规定，将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引入私法，使之产生私法上效果的，即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适法规范。其二，对集体企业成员权利保护的有意忽略。诚如前述，一审判决以“我国法律目前没有对以隐名方式收购改制企业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二汽五站改制方案亦无禁止隐名投资的规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赋予集体企业职工的权利消解于无形之中。究其根本，一审判决错误的将本案中改制的集体企业视为公司法意义上的普通公司，将该改制企业产权转让过程视同普通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忽视了集体企业的特殊性。城镇集体企业作为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主要体现，历史赋予了城镇集体企业多重含义，产权不清、产权主体虚置的确是其中不容置疑的一点，但是职工权利的注重亦为组建我国城镇集体企业的初衷。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远不是把集体企业卖完售空彻底私有化就能完成，其中会牵涉到的国家、集体、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集体所有权”的概念首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章专章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并区分了“农民集体所有”和“城镇集体所有”。依据该法第六十一条，“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此，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法律问题即如何看待、确定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企业集体财产的产权主体，以及该产权主体如何在改革中实现其集体财产产权。鉴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集体所有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目前通说认为集体所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与此同时，集体所有权一般被认为是一定团体或社区在其成员平等、民主基础上形成集体共同意志，对其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集体的成员在集体内部处于重要位置，虽然不能凭一己之力单独对集体财产或者部分集体财产进行支配，但是仍然在集体企业内部享有特定的权利，如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权。这种集体成员特定的权利是公司成员所不具有的，正因为此，从未有人认为集体所有权可以以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城镇集体企业集体所有权绝不等同于城镇集体企业法人所有权。根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法律法规在对城镇集体企业的原本规划、设计中，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并未截然分离，职工可以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的运作进行决策。其中“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在企业内享有的权利”是城镇集体企业的固有特征，这一特征隐藏在“城镇集体企业”的概念内，不易被察觉。致使以城镇集体企业法人所有权来解读城镇集体企业集体所有权时，职工在企业内的权利时常被忽视。就本案而言，在二汽五站改制的过程，二汽五站全体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管理层作为收购主体，即是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组织享有处分权的体现，相反，如果我们容忍他人可以假借管理层的名义收购，那法律赋予集体组织成员的该处分权又意义何在，第三，对强制性规定的误解。诚如前述，为了避免缔约自由的滥用，当今国家大都在法律中增设了强制性规定，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但何为强制性规定，其实是世界性难题，学界亦众说纷纭。单从法律规范层面而言，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而使后者具有了解释规则与概括条款属性。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十五条更进一步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对，违反后者法院应认定合同无效，违反前者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但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在司法层面，带来的进一步问题是如何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此，实务界人士提出正反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其次，若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无效的后果，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为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若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的需要，一般不认为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资格。不过，同时又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正是因为区分不易，上述《指导意见》第16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但这样一来，实际上使这一区分虚化为一个分析的框架，从这一对概念本身，并不能推出合同违反某一具体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效果。与区分标准的模糊相对应的是司法裁判论证思路的分歧，在有的判决中，法院会整理多个涉及规范内外的理由，得出相关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或“管理性”的结论，进而作为合同效力评价的前提。还有的判决，是在认定相关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后，再结合其他规范内外的理由，认定违反强制规范的合同是否无效。前者将论证的结论又作为论证的前提，实则是循环论证、同义反复;后者将“效力性”与“管理性”规定的区分仅作为得出结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实则是使“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变得名不副实。总而言之，以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还是“管理性”作为决定合同是否无效的标准，实则是将判断重心放在强制性规定性质的甄别上，可称作是一种规范分析进路。然而这种规范进路存在的问题在于，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是先定的，而是以合同违反规范的效果为标准作出的区分，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无效的则可归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反过来将之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原因，无疑从逻辑上存在倒果为因的问题，正如苏永钦教授所言，这实际上是在“以问答问”。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草案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做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但在最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立法者却改弦更张，删除了“效力性”字样。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立法者没有接受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的“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这一对概念，而是选择了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类似的规范目的保留模式，这对我们在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问题上，走出规范分析进路的迷雾，转而求助于具体规范目的的考察。具体而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范本身，并不能得出违反某一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而是要在具体个案中予以分析判断，而判断的依据取决于对具体强制性规定的解释，而具体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则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比较法上看，规范目的说也是现今德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在具体的解释原则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应使法律制度存在评价上的矛盾。就本案而言，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都赋予集体企业成员享有特定的权利（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容忍他人再通过其他法律行为来规避上述法律制度赋予集体企业成员享有的特定的权利（利益）。相反，如果上述法律制度赋予了集体企业成员享有特定的权利（利益），同时却又认可或容忍他人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来消解上述法律制度赋予集体企业成员享有的特定的权利（利益），那么这就会使法律制度变得自相矛盾，令人难以承受。质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具体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在违法合同效力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法官的目光需要在规范目的与违法合同之间来回穿梭，考验着裁判者的智慧和能力。反之，如果裁判者忽略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考量或对法律调整的目的考量，漠视或割裂民商事法律适用与社会公平正义、利益平衡的内在关联，无视案件裁判的社会价值导向作用，在所推理的裁判结论与社会正义或利益平衡明显失当的情形下，视这种对立冲突为依法裁判的当然结果，必然引起更大的冲突和矛盾。（二）一审判决认为涉案协议是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及陶小洪等人利益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涉案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及陶小洪等人利益的事实，其理由有三：其一，“如果高树岭与雷红兵具有共同的目的，事先存在着通谋，就此应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大可不必在挂牌期限延长截止之日前一日才签订涉案协议，因此时间上无法认定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其二，“挂牌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相一致，在现实中无处不在，因此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竞价只要不低于1546.87万元，就不宜认定为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其三：“高树岭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享有名义出资人的优惠政策的行为，目前我国法律对此并无具体、明文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予以禁止。”上述理由实在不足道也。具言之：其一，我方从未得知有法律规范或法理上存在以时间的长短作为是否存在通谋的判断标准，判决书的下文又认为，“根据前述函件，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从2009年3月18日到2009年4月9日，期间高树岭、雷红兵之间可能就收购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有过反复协商的过程”，不知被一审法官突然延长的近20天又是否足够二人通谋，二人所谓的“就收购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有过反复协商”又是为何，是否算通谋，其二，陶小洪等人认为，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即在雷红兵作为职工推荐的作为管理层收购方已经进行受让资格登记情形下，而高树岭在已经明知上述产权转让公告事宜，如果其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竞标，势必造成竞争关系，如果有竞争自然不可能以底价购得该产权，相反，其放弃公开竞标，与雷红兵签订隐名投资协议，自然可以到达排除竞争的目的，同时亦可以享有作为管理层收购的优惠政策，正是高树岭所期望的，一审法官却未能识别；其三，所谓未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作为基本的法理，只有具备特定资格，才能获得相应地位并享有地位背后所蕴含的权利义务内容，相应的立法比比皆是，诸如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基于特定身份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身份权利是不可以让渡的，其道理是一样的。（三）一审判决认为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将陶小洪等人的补偿金用于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实际来源的事实认定错误。从本案收购二汽五站资金的实际来源来看，表面上由铭诚公司以借款给雷红兵的名义支付给交易平台即联交所，而其后又将二汽公司支付给二汽五站的改制费、住房安置费、受让方优惠费以及二汽五站预期租金收益共计1000万元，在二汽公司转入二汽五站账户的次日，就立即被转入铭诚公司账户，由此关照，高树岭所谓的出资只不过是二汽五站改制相关费用的一件“马甲”而已，表面看来由其出资，形成银行流水，而背后实际却来源于二汽五站改制资金，至于高树岭声称其将二汽五站的1000万元改制费用转出系其经营支配权的体现，显然是将其恶意侵占改制企业产权的违法行为进行的恶意曲解，明显违反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中管理层收购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在铭诚公司出具给联交所的付款担保函中已经明确承诺，并不要求以标的公司的资产和现金作为还款来源的情况下，高树岭依然利用控制二汽五站账户的便利机会，将上述“标的公司的资产和现金作为还款来源”还款至铭诚公司账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案来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在法庭调查中亦曾询问过高树岭，该1000万改制资金到底去向何处，亦认为高树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将该笔资金予以归还，却未在庭审笔录中予以记载，其后，陶小洪等人曾就笔录存在的该重大疏忽与书记员交涉，其回答是高树岭无法说清楚，所以无法记载。（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前述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反复多次援引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关于有限责任公司隐名投资之规定，即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实际是集体企业成员对集体所有权企业的处置。值得注意的是，诚如高树岭所述，该“《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是有关委托收购、委托成立新公司、委托代持股权、委托完成改制后事项贯穿改制收购二汽五站全过程的一份协议”，而在本案诉争中，陶小洪等人仅就该协议中涉及高树岭假借雷红兵的名义收购二汽五站产权部分侵害了陶小洪等人作为该改制集体企业成员所享有的“集体所有权”相关权能，诸如处分权、收益权等违法侵害陶小洪等人利益的情形要求确认该部分协议条款无效，至于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关于委托成立新公司即宏顺通公司，及委托代持新公司股权等争议，陶小洪等人并非此次作为主张该投资协议违法无效的事实依据。为此，正如前述，二汽五站作为集体企业转让，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转让问题，其实质是集体企业成员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对集体企业产权予以处分的行为，因此，判断该转让行为的合法有效的法律依据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而非上述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至于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关于宏顺通公司隐名股东之争则可以上述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为裁判依据。为此，陶小洪等人请求二审法院及时纠正一审法院的明显错误，支持陶小洪等人上诉请求。针对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高树岭辩称，一、关于两案合并审理，系根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发回重审裁定，陶小洪等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在法律上处于原告地位，从一审庭审和判决书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陶小洪等人切实行使了其原告地位的诉讼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案涉协议指向的隐名投资均无禁止性的规定。陶小洪等人一直强调的所谓集体企业成员处分集体财产的权利，在本案中，其实质就是“改制”的决定权，改制中各项决定经过了职代会表决通过，充分体现和保障了其权利。而政策规定管理层收购享受优惠，原因重点在于管理者对企业的贡献，因此体现的是管理者的个人利益，落脚点是受让者而不是职工，落脚到个人的话是可以让渡。职工选举产生只是对管理层身份合法性上的程序要求，并非是在让渡集体利益。四、如前所述，雷红兵、吴正江让与的管理层收购优惠是个人享受的优惠，加之各方上诉人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雷红兵、吴正江有能力直接竞标，根本不存在恶意规避竞标、获取优惠，损害职工利益一说。五、关于转出1000万资金的问题。1、转出的1000万不是改制资金。转出后账上还预留有400多万，该情况雷红兵在一审法院另案调查笔录和华宇事务所审计报告均能证实，根据改制批复文件，用于职工的改制资金是372.852万元，二汽五站账上预留的400多万元完全满足该改制费用。2、转出1000万元既不是还款，也不是高树岭抽逃注册资金。1546.87元是高树岭，隐名投入的出资款，不再赘述。另外，改制收购的是二汽五站产权，宏顺通公司是以二汽五站资产出资设立的，转出1000万元发生在宏顺通公司成立前，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一说。3、转出1000万元是《投资协议书》履行中的企业经营行为，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是否有效，从成立时就已经确定，而不能通过是否履行、如何履行反过来决定合同的效力。六、职工的诉讼代表人每次庭审均针对的是宏顺通公司未安置改制职工，但其起诉的却是确认雷红兵与高树岭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无效，《投资协议书》是在企业改制产权出让前两个自然人签订的协议书，其是否有效，即便无效，也并不能解决部分职工生活困难、社保欠缴等实际诉求。职工利益更多体现在上级公司与二汽五站签订的转让协议中，而不是投资协议，解决职工实际问题的途径应在劳动法范畴内解决，或通过本案尽快理清股东内部纠纷，确认公司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身份，让企业停止长达十年的无序状态恢复经营，也让投资人没有后顾之忧的解决职工问题。请求驳回陶小洪等128人上诉请求。针对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雷红兵辩称，同意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针对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吴正江辩称，同意陶小洪等人的上诉请求。改制资金1546万元，有1000万元还给了高树岭，546万给了二汽公司，宏顺通公司改制后根本无资金，公司的经营是雷红兵自筹资金进行。针对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宏顺通公司辩称，同意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针对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二汽公司述称，我方同意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改制不仅仅是走程序，是管理层和职工，是上下两级组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高树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吴正江将登记在其名下宏顺通公司4%的股权变更登记到高树岭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雷红兵、吴正江承担。在原审诉讼过程中，高树岭增加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雷红兵名下的宏顺通公司96%的股权亦归高树岭享有。本案一审重审中，高树岭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2、确认雷红兵、吴正江名下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为高树岭所有；3、判令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协助将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高树岭名下；4、本案诉讼费用由雷红兵、吴正江承担。雷红兵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雷红兵与高树岭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树岭承担。吴正江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于2009年4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和2012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树岭、雷红兵共同承担。宏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树岭承担。陶小洪等128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树岭、雷红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关于原二汽五站现宏顺通公司改制过程：2003年5月27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武政办[2003]66号文《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就进一步加快我市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提出意见，其中规定，企业改制时涉及职工分流与安置的费用从国有资产中抵扣或预留给改革后的新企业并由其支付；妥善分流与安置改制企业的各类职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改革时，企业职工应与国有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并给付或预留一定经济补偿金。对与原国有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但被改制或重组后的新企业聘用的职工，其经济补偿金从国有资产中扣除，预留给改制后的新企业，新企业应根据职工意愿和企业实际，既可一次性地支付，也可以转为职工个人在新企业中的股份或作为新企业对职工个人的负债。凡实施经济补偿金预留的新企业应在充分尊重以上聘用人员意愿的前提下，就经济补偿金的处置或支付与其依法签订有关协议，保证其合法权益。企业改制时，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含5年）或工龄满30年的职工，应继续与改制或重组后的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在新企业实行内部退养或其他安排。其经济补偿金预留给改制后的新企业，由改制或重组后的新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发放生活费。企业改制后，新企业应与职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企业在改制后应继续参加各项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费用，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企业资产的出售或股权转让以评保值为基础，通过产权交易市场采取挂牌竞价、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公开交易，按市场原则确定转让价格。鼓励外来投资者整体收购、控股国有企业。凡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的，优惠30%，对一次性买断、3年内付清且首付款超过40%的，优惠10%。为体现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精神，对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企业经营管理层和职工在整体购买国有产（股）权时，优惠30%；凡一次性付款，在此基础上再优惠10%。2006年7月17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武政办[2006]131号文《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委关于加强武汉市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就加快我市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按照武政办[2003]66号文精神执行。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必须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进行。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原则上由产权管理单位或主管单位负责。企业的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资产处理方案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城镇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涉及职工安置、资产处置、股权变动等重大事项必须报产权管理单位或主管单位批准。二汽五站原系二汽公司下属非法人集体经营单位，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为雷红兵。2007年4月26日，二汽五站成立改制领导小组，由雷红兵担任组长，吴正江担任副组长。2008年3月7日，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了二汽公司关于二汽五站改制的请示，同意二汽五站实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严格按照武政办[2003]66号和武政办[2006]131号文件的规定改制，并规范各项改制工作程序。2008年4月，二汽公司制定了《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载明，企业资产状况，以2008年2月29日为评估基准日，总资产2,681.43万元，总负债1,134.56万元，净资产1,546.87万元，改制形式，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整体出让二汽五站集体企业产权。经职代会选举推荐的经营管理层可以参与市场竞价购买本企业产权。二汽公司根据二汽五站《职工分流安置实施办法》对职工进行分流安置，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产权转让完成后，产权受让人依法组建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承担二汽五站的全部债权债务。改制成本及费用，（一）截至2008年2月29日，五站改制费用为371.66万元，其中：1、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274.58万元，（即在册职工153人，总工龄4646年×591元/年工龄）。2、支付分流人员失业补助金36万元。3、自谋职业人员档案管理费0.288万元（48元/人年×60人）。4、支付因公致残人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0.79万元。5、企业改制审计费、资产评估费、律师服务费、挂牌交易费及相关费用60万元（以实际发生数为准）。（二）其他费用，已纳入资产评估范围的对职工负债，如：欠职工工资2.57万元；职工（含退休）医药费22.5万元；职工垫付养老金11.27万元；职工（含退休）子女学费和医药费30.1万元；欠职工集资款57.2万元；欠职工公积金0.92万元，共计124.56万元。另欠缴养老保险278万元。上述费用由改制后新企业承担。产权受让人应在职工与企业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同时偿付给职工。未纳入资产评估范围的负债和其他有关事项由受让人承担。2008年4月18日，二汽公司制定了《二汽五站职工分流安置办法》，载明，全体职工均须转变集体企业职工身份，企业改制时，企业职工转变集体职工身份，给付和预留一定的经济补偿金，补偿标准按照劳动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企业改制时工龄满30年及其以上的职工或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职工，应继续与改制后的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在新企业实行内部退养或其他安排。其经济补偿金预留给改制后的新企业，由改制后的新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发给生活费。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由企业负责办理退休相关手续。伤、病、残人员的安置，由改制后的新企业接受和管理，其经济补偿金预留给改制后的新企业，由改制后的新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分流和安置职工费用：1、经济补偿金，在册职工150人，总工龄4646年，总工龄乘以591元，经济补偿金274.58万元；2、支付因公致残人员的一次性补助金0.79万元；3、分流人员的失业补助金36万元。2008年5月23日，二汽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上述《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二汽五站职工分流安置办法》。2008年6月，湖北瀚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二汽五站《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2月29日，载明，二汽五站总资产2,681.43万元，总负债1,134.56万元，净资产评估为1,546.87万元。2008年10月22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该资产评估进行了核准。2008年12月24日，二汽五站召开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二汽五站职工分流安置办法》和《二汽五站整体转让方案》。2008年12月26日，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同意二汽公司实施《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2008年12月30日，二汽公司向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请示，将二汽五站产权，按照产权交易有关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不低于1,546.87万元。2009年1月4日，二汽五站党政联席会提议现经营管理层和部分职工参与公开挂牌竞价交易。2009年1月6日，二汽五站职工代表大会经投票表决通过《关于现经营管理层和部分职工参与公开挂牌竞价交易的提议的决议》。2009年1月16日，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同意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转让二汽五站集体产权，以请示所报价格1,546.87万元为挂牌底价，实行竞价交易。2009年2月20日，二汽五站整体产权项目，经联交所受理后，正式挂牌交易。2009年3月18日，雷红兵代表吴正江以两名自然人联合体分别向二汽公司、联交所江城分所出具承诺函。载明，决定参与竞买在产权交易机构挂牌转让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并在联交所签署了《管理层拟受让国有产权承诺函》、《管理层拟受让国有产权申请表》。其中，雷红兵所占比例96%，吴正江所占比例4%。雷红兵于同日签署的《挂牌价格确认单》载明，在资金来源及相关说明一栏中，雷红兵自书为：“向铭诚公司及高树岭各融资1,470万元、80万元。”同日，吴正江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雷红兵为全权代理人，参与竞买在联交所公开挂牌二汽五站整体产权转让项目。2009年3月18日，铭诚公司、雷红兵并代吴正江向联交所出具《说明》，载明，雷红兵、吴正江全权委托铭诚公司提供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资金证明。同日，雷红兵并代吴正江出具《说明》，请求铭诚公司和高树岭为雷红兵、吴正江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提供履约担保，并缴纳购买保证金。2009年3月28日，吴正江向联交所出具《说明》，全权委托雷红兵提供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资金证明。2009年3月20日，二汽公司向联交所出具《关于将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挂牌期延长的函》，载明，截止2009年3月19日，无意向受让人提交受让申请，请求将挂牌期延长至2009年4月10日。2009年4月9日，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鉴于高树岭拟以隐名方式整体收购改制企业——二汽五站，实现对该公司的隐名投资；高树岭自愿委托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作为高树岭在二汽五站的显名股东；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自愿接受高树岭的委托作为其在二汽五站的显名股东，达成以下条款：第一条，改制公司登记时的股东形式：1.1高树岭为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以管理者身份收购改制企业二汽五站的实际收购人，即二汽五站的实际购买人，高树岭作为二汽五站的隐名投资人，承担对二汽五站的投资、房地产经营风险，享有对二汽五站的房地产投资收益；1.2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为高树岭在二汽五站的显名股东，即为二汽五站股东名称、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所记载的股东；1.3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所持改制后二汽五站注册公司的登记股权比例为96%、4%。第二条，投资款：2.1高树岭以湖北瀚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评估（鄂瀚评报字[2008]第005号）的二汽五站总资产为依据出资2,500万元（在扣除300万元的租金收入外，高树岭实付2,200万元），整体购买二汽五站的房屋和土地资产，实现对二汽五站的隐名投资；2.2高树岭实际以2,200万元购买二汽五站名下的所有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及其产生的收益，此外二汽五站改制后的其他资产、债权债务等权益全部由雷红兵享有和承担。第三条，投资额出资期限、方式：3.1高树岭于协议生效后且关于二汽五站的改制交易挂牌后将规定的保证金和银行资信证明以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名义一次性足额向联交所缴纳和开具；3.2竞买时，如有他人参与竞标，高树岭授权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在1,546.87万元的价格范围内举牌竞买，超出该价格的，雷红兵应当得到授权；3.3竞买成功后，高树岭将投资款按交易市场的规定缴付；3.4余款的支付条件：雷红兵注册一家公司并完成与改制公司职工劳动合同的签订，高树岭给予雷红兵二年的过渡期，如过渡期满确因客观原因仍然不能实现职工身份的再转换，双方另行协商延长过渡期。解除与转换身份公司职工的劳动合同。2009年5月底以前，雷红兵负责汽车美容院租赁合同的解除，并承担补偿费用，协助高树岭对中石化与中能租赁合同的变更或解除，确保高树岭对房地产处置的顺利实现。所有债务全部偿还或化解；3.5余款的支付期限：高树岭完成加油站的投资目标时，支付500万元，股权变更至高树岭名下后付清。第四条，改制公司的登记：4.1竞买成功后，雷红兵应及时取得改制公司登记所需的所有文件；4.2双方同意委托湖北华宇会计师事务所办理改制公司的所有注册登记手续；4.3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作为显名股东，应将公司的股权质押给高树岭并委托湖北华宇会计师事务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第五条，改制公司的运营和经营管理：5.1从竞买成功之日起，高树岭有权对改制公司实施财务监督，以确保公司资金用于解决第3.4条约定的事项，具体监管方式为向公司派出财务人员，对公司的一般账户实行共管等，待高树岭实现对加油站的处置后解除监管手续；5.2雷红兵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并承担所有除房地产处置以外的经营风险；5.3控股公司返还的收购资金，由雷红兵予以支配、使用，但高树岭有权监督资金的合理用途。第六条，股权的变更：6.1雷红兵在完成第五条约定的事项后高树岭有权随时将登记在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名下的所有股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6.2以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委托湖北华宇会计师事务所办理。第七条，高树岭权利：7.1有权管理或委派专人管理除运输合同专用章以外的公章及财务印章等公司印鉴；7.2高树岭作为二汽五站的隐名投资人，对二汽五站的房产和土地享有实际的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7.3在隐名投资二汽五站期间，有权将相关股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第八条，高树岭义务：8.1高树岭应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支付投资款；8.2高树岭应于雷红兵完成第五条约定的事项后将相应的费用划入雷红兵的银行账户。第九条，雷红兵的权利：9.1雷红兵有权要求高树岭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费用；9.2有权行使二汽五站不包括房屋和土地的以外的所有股东权利；9.3雷红兵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要求高树岭及时履行费用支付义务；9.4雷红兵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收购改制企业时，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相关的配合工作。第十条，雷红兵的义务：10.1雷红兵承诺，在未取得高树岭授权条件下，不得对所持的显名股东权及其所产生的所有收益进行转让、质押等任何形式的处置，也不得实施任何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否则，雷红兵除向高树岭返还资产、赔偿损失外，还须承担侵占高树岭资产的相关刑事与民事责任；10.2雷红兵承诺，在高树岭拟向其他第三人转让雷红兵所持的显名股东权时，雷红兵应对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10.3雷红兵承诺，在发生本协议第六条情形时，涉及到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文件时，雷红兵负有无条件同意，并负有无条件承受之义务；10.4配合高树岭对土地、房屋的处置，以实现甲方的投资回报。对高树岭处置房屋和土地资产的行为，不以任何理由干涉，如因为雷红兵的原因导致高树岭不能顺利变现资产的，应赔偿由此给高树岭造成的损失。第十一条，违约责任：11.1高树岭的违约责任，11.1.1高树岭违反本协议第3条的约定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包括给雷红兵造成的实际损失）均由高树岭承担；11.1.2高树岭违反本协议第3条时，应向雷红兵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利息之违约金；11.2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的违约责任；11.2.1雷红兵违反本协议时，高树岭有权在雷红兵的费用等任何收益中扣除；11.2.2对于本协议雷红兵其他违约行为的责任，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追究。2009年4月9日，高树岭向联交所出具《缴纳保证金的说明》，载明，高树岭所缴纳的80万元，系为雷红兵、吴正江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缴纳的购买保证金。同日，铭诚公司向联交所出具《付款担保函》，载明，“我公司自愿为雷红兵、吴正江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项目编号：097P0003）提供履约担保：1、担保事项：雷红兵、吴正江全面履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2、担保范围为：为雷红兵、吴正江在1,470万元的资金限额内承担付款保证责任。3、还款来源：我公司保证不要求雷红兵、吴正江以标的公司的资产和现金为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还款来源。”2009年4月10日，高树岭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联交所缴纳收购改制企业保证金80万元。2009年4月10日，联交所对意向受让方进行了资格预核。2009年4月21日，联交所向二汽公司发出《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载明，二汽五站整体产权项目在公开挂牌期间，仅有雷红兵、吴正江两位自然人联合体作了意向受让登记。该所对意向受让方递交的受让资料进行初步审核，认为其具备受让资格。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3号令第十八条的规定，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的，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2009年4月27日，二汽公司向联交所出具《关于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的回函》，载明，该公司对联交所审核的唯一意向受让方资格无异议，请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交易活动。2009年4月28日，联交所向雷红兵等两名自然人联合体出具《意向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载明：“经过对你方提交的响应资料逐一审查，认为你方符合受让条件的要求，经二汽公司来函确认，你方为合格意向受让方，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转让程序。”2009年5月11日，二汽公司与雷红兵、吴正江等两名自然人联合体签订《二汽五站整体产权转让合同》，合同载明，转让标的，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经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二汽五站净资产为15,468,683.90元，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挂牌价款为1,546.87万元；转让方式，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协议方式进行转让，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二汽五站整体转让价款为1,546.87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付至联交所江城分所结算专用账户。雷红兵、吴正江将严格执行《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和《二汽五站职工分流安置办法》，保证在《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受让文件》及其附件中所作的陈述和承诺真实、有效，并负责执行：a、二汽五站房屋建筑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分别为1988年和1994年办理，之后经房改、拆除和重建，现有重建房屋建筑面积2878.64平方米，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内容不相符。本次评估是对未办理房产登记之委估房屋建筑物进行实地丈量，以实际丈量面积进行评估。b、二汽五站位于武昌区中南路街涂家岭路3号的土地，其土地使用证记载土地面积为9486.95平方米，该宗地东南角土地使用权1976.93平方米已于1997年转让给武汉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稽查处（尚未变更登记国有土地使用证，目前该土地使用权为武汉市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本次实际评估面积为7510.02平方米。c、二汽五站于2007年5月购置小型普通客车一辆，以该单位职工梁忠跃之名办理该车鄂Ａ×××××号机动车行驶证，该车实际所有人为二汽五站。d、二汽五站原场地租户问题由雷红兵、吴正江承继和解决。其中：中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01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租赁期为11年，从2008年至2019年止。雷红兵、吴正江享有《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的收益权。e、二汽五站场内职工住户问题由雷红兵、吴正江承继和解决。f、《资产评估报告》中所评估的面积如与房地产部门对该房产土地的实测面积发生不符，以实测面积为准，但不影响此次转让标的的价格和结果。雷红兵、吴正江保证用于受让本次转让标的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来自任何第三方的权利主张和影响本协议履行的法律障碍；合同还对其他条款作了约定。2009年5月20日，铭诚公司向联交所江城分所有限公司转账1,466.87万元。2009年5月25日，联交所出具鄂光谷联交鉴字[2009]31号《产权交易鉴证书》，载明，“产权交易内容及方式：经武汉市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二汽公司将所属的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公开转让。经批准的评估报告显示：二汽五站总资产为26,814,303.22元，总负债为11,345,619.32元，净资产为15,468,683.90元。挂牌价格为1546.87万元。我所于2009年2月20日分别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我所信息网站发布产权转让公告，公告期至2009年4月10日止。在公告期内，仅有雷红兵、吴正江等两名自然人联合体作了意向受让登记。按照国务院国资委、财务部3号令的规定，采取协议方式转让，成交金额为1,546.87万元。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备注：雷红兵、吴正江等2名自然人联合体出资明细分别为：雷红兵，出资金额1,485万元，占比例96%。吴正江，出资金额61.87万元，占比例4%。”2009年5月27日，二汽公司向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报送《关于二汽五站资产处置的请示》，载明，改制费用共计327.85万元，其中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274.58万元、分流人员失业补助金52.20万元、自谋职业人员档案管理费0.278万元、支付因工致残人员一次性补助金0.79万元；原站内职工住房等遗留问题，由产权受让方（改制后的新企业）解决，出让方一次性补偿200万元；二汽五站原场地租户问题由受让方承继和解决，其中中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期至2019年4月30日止，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租赁期至2019年12月1日，受让方享有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的收益权。产权转让收益1,546.87万元，用于支付改制费用327.85万元和解决职工住房遗留问题补偿200万元及各种改制手续费60万元，偿还债务300万元，利息20万元，其余款639.02万元，按武政办[2003]第66号文件精神，给予受让方25％的优惠，即享受优惠政策计159.755万元，余额479.265万元归出让方二汽公司享有，用于所属其他企业改制。产权转让后，已纳入资产评估范围的对职工的负债及欠缴社会保险费由产权受让方承担。同时，原二汽五站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新企业享有和承担，改制后的新企业必须严格履行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改制实施办法》和《职工分流安置办法》与改制后聘用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全体离退休职工移交新企业管理。2009年6月1日，铭诚公司和高树岭向联交所江城分所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雷红兵、吴正江等两名自然人联合体为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委托铭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树岭向贵所缴纳购买保证金80万元。挂牌截止后，雷红兵、吴正江等两名自然人联合体成为本次产权转让的受让方，合同成交价款为1,546.87万元。雷红兵、吴正江等两名自然人联合体委托铭诚公司将余款1,466.87万元汇入国有产权转让价款专用结算账户，上述两笔款项合计1,546.87万元。现铭诚公司和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树岭委托贵所将1,546.87万元作为成交价款，转入二汽公司下属武汉市奥通汽车配件经营部”。2009年6月15日，武汉市奥通汽车配件经营部向二汽五站转账500万元。2009年6月16日，二汽五站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二汽公司人民币500万元整系付五站改制费用（代雷红兵收）”。同日，二汽五站向铭诚公司转账500万元。2009年6月23日，武汉市奥通汽车配件经营部向二汽五站转账320万元。2009年6月23日，二汽五站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二汽公司人民币320万元整系付还五站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租金借款，其中20万系利息。”2009年6月25日，二汽五站向铭诚公司转账300万元。2009年7月2日，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二汽五站资产处置的批复》，对二汽公司报送的《关于二汽五站资产处置的请示》批复为，同意支付和预留二汽五站改制费用372.852万元；同意给予受让方200万元一次性补偿，包干用于安置厂内职工住房；二汽五站产权转让收益1,546.87万元，支付企业改制费用372.852万元及200万元职工住房安置费后，参照武政办[2003]66号文件相关规定，给予受让方25%的优惠，即享受优惠政策243.5万元。支付的职工各项补偿、安置费用应按改制政策及时拨付，并保证专款专用。各项预留资金，新企业应成立专户加强管理，不可挪用。2009年7月7日，武汉市奥通汽车配件经营部向二汽五站转账271.352万元。2009年7月7日，二汽五站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二汽公司人民币2,713,520元，系付五站改制费用，备注：系五站代雷红兵、吴正江收。”2009年7月9日，二汽五站向铭诚公司转账200万元。2009年8月28日，雷红兵并代吴正江签署了宏顺通公司的公司章程。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546.87万元，雷红兵出资额为1,485万元，占总资本96％；吴正江出资额为61.87万元，占总资本4％。2009年9月8日，二汽公司发文，同意注销二汽五站，收回原二汽公司投资的221.5万元，将二汽五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资格变更为宏顺通公司。2009年9月14日，二汽五站被工商机关注销登记。2009年9月15日，宏顺通公司经工商机关登记成立。2009年9月17日，宏顺通公司作出了《股东会同意股东以股权质押的决议》，载明，全体股东同意雷红兵以股权质押，将其在宏顺通公司出资的96%股权1,485万元质押给高树岭；同意吴正江以股权质押，将其在宏顺通公司出资的4%股权61.87万元质押给高树岭。2009年9月27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向雷红兵出具《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载明：质权自登记之日2009年9月27日设立。质权登记编号：2009000372，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宏顺通公司，出质股权数额：1,485万，出质人：雷红兵，质权人：高树岭。2009年10月9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向吴正江出具《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载明：质权自登记之日2009年10月9日设立。质权登记编号：2009000386，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宏顺通公司，出质股权数额：61.87万，出质人：吴正江，质权人：高树岭。2010年8月25日，高树岭从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雷红兵转账20万元。2011年6月1日，铭诚公司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宏顺通公司转账60万元。2011年6月30日，宏顺通公司收取了铭诚公司付款60万元。2012年5月24日，铭诚公司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宏顺通公司转账80万元。2012年6月29日，宏顺通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高树岭汇款人民币80万元整是实。（2012年5月24日汇入宏顺通公司账户）根据投资协议汇款。”2012年7月18日，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载明：高树岭、雷红兵双方于2009年4月9日签订了《投资协议书》，约定高树岭以雷红兵名义整体收购二汽五站，以购买二汽五站的房屋和土地资产。高树岭收购后，以雷红兵名义登记成立了宏顺通公司。现经双方就雷红兵名下的股权变更事宜，签订如下补充协议：一、股权变更，雷红兵同意，将登记在雷红兵名下的宏顺通公司96%的股权变更登记在高树岭名下。雷红兵应配合高树岭办理解除股权质押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登记手续；二、变更后雷红兵的职务，股东登记变更后，高树岭委托雷红兵为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继续处理投资协议约定的改制公司遗留问题；三、变更后的股权出资，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后，高树岭以全部股权出资注册成立“湖北联勤加油加气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联勤公司）”，联勤公司成立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经济纠纷、法律责任与宏顺通公司无关；四、违约责任，本补充协议签订后，高树岭不履行《投资协议书》的付款义务，雷红兵有权终止本补充协议，高树岭应承担违约造成的经济及法律责任。五、其它，1.双方的其它权利、义务，仍以《投资协议书》为准。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2.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在此期间，二汽五站多名职工因不满改制方案，曾于2011年2月21日围堵中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租赁二汽五站场地的油气站，干扰车辆正常加油加气，经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积极工作，多日之后才恢复秩序。2、关于宏顺通公司股权变更情况：2009年9月15日，宏顺通公司登记成立时，登记股东为，雷红兵，出资额1,485万元，占股权96%；吴正江，出资额61.87万元，占股权4%。2012年8月1日，雷红兵、高树岭作出宏顺通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将雷红兵在宏顺通公司96%的股权转让给高树岭。2012年9月4日，雷红兵、高树岭本人到原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办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在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交了2012年9月3日《申请变更报告》、2012年8月1日《宏顺通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2012年9月4日《宏顺通公司章程》、2012年9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同日，宏顺通公司、雷红兵、高树岭向原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已将股东会决议和通知通过快递给吴正江本人，吴正江已知晓股权转让事宜，但一直没有同意，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满30天不同意的，视为同意。因此宏顺通公司认为此次股权转让已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同日，雷红兵、高树岭向原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出具《承诺书》，承诺向该局提交的包括前述股东会变更决议的签名均为本人亲自签字。2012年9月5日，原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办理了宏顺通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登记，将宏顺通公司的股东雷红兵96%的股权变更到高树岭的名下。2014年1月15日，吴正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宏顺通公司立即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登记内容变更为2012年9月5日变更登记之前的状态。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雷红兵在2014年4月1日庭审时称述，“办理工商变更我去过一次，承诺书上的签名是我签的”，“高树岭是实际投资人，企业改制挂牌交易资金，是高树岭出的”，“按政府的改制政策我去摘牌有优惠，所以高树岭以我的名义去投资”。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1日作出（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105号民事裁定，驳回吴正江的起诉。吴正江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678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吴正江如果认为雷红兵与高树岭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亦可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在人民法院对上述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宣告无效或撤销后，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因此，在工商登记机关已依据公司申请作出变更登记后，股东不能直接提起变更公司登记以恢复原登记的诉讼。吴正江在诉讼过程中，经人民法院释明后，仍坚持变更公司登记、恢复原登记内容的诉讼请求，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裁定维持一审法院（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105号民事裁定。在此期间，吴正江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原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撤销2012年9月5日对宏顺通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2014年3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作出武昌复决字[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原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宏顺通公司提交材料齐全的公司变更申请进行了公司变更登记，其行政许可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对吴正江投诉的回复并无不当。针对吴正江投诉的“有人私刻公章、仿冒签名”的线索，原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进行了立案调查，属于履行了法定职责。决定：驳回吴正江的复议申请。2014年6月18日，吴正江以宏顺通公司、雷红兵、高树岭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雷红兵、高树岭2012年8月1日的《股权会变更决议无效》；2、确认吴正江对雷红兵持有对宏顺通公司96%股权有优先购买权；3、诉讼费用由宏顺通公司、雷红兵、高树岭承担。该案在审理过程中，2014年6月23日，一审法院法官在询问雷红兵时，雷红兵陈述，“购买二汽五站的钱”是“高树岭出的钱”，“高树岭一次性出资到位”，“这1,500多万元是高树岭一个人出的”，“因为二汽五站非独立法人，改制成立宏顺通公司，由新公司负责安置职工，因为二汽公司对外债务，怕查封到二汽五站，当时宏顺通公司没有成立，就把二汽公司返还改制资产1,100万元中的1,000万元打到高树岭的铭诚公司账上，100万元留在二汽五站账户，用于职工安置。”法官询问：“购买资产时，吴正江与雷红兵你们出了钱没有？”雷红兵答：“没有”。在该询问笔录中，雷红兵再次认可前述协议书和2012年9月4日承诺书上是其本人所签。该案在审理过程中，2014年11月25日，铭诚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二汽五站改制交易挂牌竞拍成交金额为1,546.87万元，高树岭先期交付80万元，铭诚公司于2009年5月20日接受高树岭的委托，将剩余收购价款1,466.87万元向联交所进行缴付。至此，原二汽五站改制企业的收购价款已全部由高树岭向联交所缴付结清。”该案在2014年7月24日、2014年10月15日的两次庭审过程中，审判员询问吴正江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时，其两次均明确回答“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吴正江出资61.87万元”。2014年11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吴正江的全部诉讼请求。吴正江、雷红兵、宏顺通公司均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7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19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一、撤销（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重审。该案在重审过程中，吴正江于2015年5月2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5）鄂武昌民商重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准许吴正江撤回起诉。2015年8月21日，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昌工商质监处字[2015]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5年3月26日，经原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鄂中司鉴（2015）文鉴字第03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2年9月4日《宏顺通公司章程》、2012年9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9月4日《情况说明》等材料上的“雷红兵”签名，与样本中的“雷红兵”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认为，当事人向该局提交的2012年9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8月1日《股东会变更决议》、2012年9月4日《宏顺通公司章程》、2012年9月4日《情况说明》等材料上的“雷红兵”签名，与雷红兵本人的签名不符；当事人向该局提交的《变更股东会变更决议》上加盖宏顺通公司公章，与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雷红兵现在所持有的宏顺通公司公章不一致。决定，撤销当事人于2012年9月5日办理的变更登记。目前，宏顺通公司登记成立的股东为，雷红兵，股权96%；吴正江，股权4%。3、关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涂家岭路3号的房地情况：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涂家岭路3号的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二汽五站，登记日期为2002年9月29日；房屋产权人登记为二汽五站，登记日期为1988年2月3日和1994年4月26日。之后，经房改、拆除和重建，现有重建房屋建筑面积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内容不符。2008年5月27日，二汽五站与中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涂家岭路3号二汽五站内约1800平方米场地租与中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加油站，租赁期限为2001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2008年11月14日，二汽公司及二汽五站与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涂家岭路3号地块租与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建设加气站。合同还对租赁土地性质、位置及状况、租赁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租金的缴纳期限、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约定。2009年2月17日，二汽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二汽公司及二汽五站与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关于预收的租金300万元，受让人享有《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的收益权。2011年5月29日，宏顺通公司向高树岭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涂加岭加油站2009年5月至2012年4月30日三年租赁费180万元整（每年租金60万元），另加2010年汇款20万元整，两项合计为人民币200万元整是实。（此款未减加油站租赁费开税票应缴税费）”。2012年10月19日，雷红兵向高树岭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中石化2011年付租金15万元整（其中由宏顺通公司缴纳租金）。2011年10月由中石化武汉公司转账，2012年9月收到高树岭转账宏顺通公司20万元整是实（此款系按投资协议付款）。合计收到人民币35万元整。”2014年5月9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宏顺通公司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二汽五站座落在武昌区涂家岭路3号的部分土地被依法征收，房屋征收补偿价款为7,337,702元。2015年1月23日，武汉新港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公司原二汽五站（现宏顺通公司）730万元拆迁费用于职工的会议纪要》，载明：“二汽公司、公司原二汽五站改制受让人雷红兵、隐形投资人高树岭、二汽五站职工代表在二汽公司就有关事项纪要如下：1、因雄楚大道扩建工程补偿原二汽五站土地征用费约73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原二汽五站职工办理退休和发放在职职工生活费等相关费用。2、由雷红兵、高树岭和职工代表各推选监督员一名组织成三人专班监督资金使用，缺一不可。3、原二汽五站现宏顺通公司召开现有全体在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职工代表当中再推选一名监督员，专题监督资金的使用。4、相关人员签字生效。5、本纪要签字生效后，原五站职工不得无理上访、干扰宏顺通公司的正常经营。”2015年2月13日，高树岭向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宏顺通公司土地征收补偿款，依据2015年1月23日在二汽公司签订的会议纪要，我本人高树岭同意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宏顺通公司股权纠纷一案判决之前提前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用于解决会议纪要上所约定相关事项”。2015年4月10日，二汽公司向宏顺通公司出具《函告》，要求原二汽五站受让人现宏顺通公司负责人按照二汽五站改制文件精神落实好改制方案和分流方案，确保企业和职工利益。4、关于二汽五站职工的有关情况：陶小洪、夏爱国、邹同渝、闻杰柱等当时提起诉讼的本案第三人，均原系二汽五站的职工，曾分别与二汽五站订立劳动合同，因个体差异，每名职工所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不尽相同，有的劳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未续订，工资待遇也不尽相同，有的明确约定每月仅发放生活费，有的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汽五站改制后，原二汽五站职工均未与改制后的新企业宏顺通公司重新订立劳动合同。2015年12月29日，武汉市武昌社会保险管理处稽核科向宏顺通公司发出《社会保险限期缴费通知书》，限宏顺通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缴清社会保险欠费2,855,987.76元。2016年3月22日，武汉市武昌区地方税务局中南路税务所向宏顺通公司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宏顺通公司，自1997年1月至今累计欠缴社会保险费2,855,987.76元，欠缴税款430,721.00元及滞纳金，要求宏顺通公司自查自缴。嗣后，宏顺通公司为多名退休职工补缴了社会保险，宏顺通公司另已缴纳了部分职工的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5、关于吴正江、宏顺通公司的相关资金往来及财务状况：吴正江向雷红兵出具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7日的《借条》一张，载明“借到雷红兵人民币62万元整（企业改制用）。”雷红兵另出具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6日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吴正江还款人民币3万元整是实”。雷红兵还出具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5日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吴正江还款人民币5万元整（此款是吴改制借款还款）”。宏顺通公司自制的财务明细账载明，收到雷红兵及其妻程冬香多笔“借款”。雷红兵自称前述款项来源于“向亲友筹借巨额款项”。2012年10月16日，湖北华宇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向宏顺通公司出具华宇鉴字[2012]第GX085号《二汽五站改制资金收支审计报告》，对二汽五站的企业基本情况、审计期间改制资金收入情况、负债情况、其他情况等方面作出了审计。报告载明：宏顺通公司财务核算严重失实，会计人员经询问也不知款项真实来源及去向，所以审计报告有关改制资金收支情况也只是审计人员个人判断，存在与真实情况有差异的可能。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宏顺通公司财务核算与业务发生事实严重不相符，该入账的没入账，甲单位的款项安在乙单位的头上，张冠李戴现象很普遍，坐收坐支、资金流出无对方收据等种种违规情况不一而足。6、其他另查明的事实：铭诚公司在工商机关的企业信息登记载明，铭诚公司于2003年5月9日登记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成立时自然人股东为高树岭，70万元，70%、洪蔓，30万元，30%；2003年8月25日，铭诚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102万元，高树岭，72万元，70.59%、洪蔓，30万元，29.41%。2011年7月15日，自然人股东由高树岭（72万元，70.59%）、洪蔓（30万元，29.41%）变更为谢贵勤（30万元，29.41%）、许进良（72万元，70.59%）；法定代表人由高树岭变更为许进良。2002年1月8日，高树岭与洪蔓登记结婚。2018年9月28日，洪蔓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洪蔓，2003年5月9日至2011年7月14日期间任铭诚公司股东和监事，期间与公司另一名股东高树岭为夫妻关系，共计持有公司100%的股权，公司经营自始全部由高树岭负责，财务也由其支配。2009年5月20日铭诚公司向联交所支付1,466.87万元转让款的事实，本人均知晓且无异议。”2015年5月27日，湖北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关于同意高树岭同志辞职的批复》，载明，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试行）》，同意高树岭辞职申请。在审理过程中，高树岭提供了其和铭诚公司与李书海、马姣、许进丽、许进元、许鲜丽、盖家富、李进发、马刚、陈佩通、许进良、谢贵勤、陈海林、陈永林、许方元等人分别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载明，上述人员分别出资不同的金额，参与高树岭收购改制企业二汽五站，以获取收购企业后产生的收益回报，投资款项由铭诚公司收取，高树岭主导完成二汽五站整体收购、并注册成立新公司后，在条件具备时，应按各方在全部收购款中的出资比例将改制后的新公司股权过户至各方或指定的他人名下等。在庭审中，上述人员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认为其与高树岭提起的本案诉讼无关，无针对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的任何诉求，无意愿以本案当事人身份参与诉讼，其与高树岭之间的相关事宜另行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陶小洪等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之外的他人就合同效力发生的争议的认定。陶小洪等人是案涉协议以外的第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理论界和实务界存有争议。如果任何人认为合同包含有无效因素均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是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的误解。对无效合同的国家干预绝不意味着任何个人都有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民事诉讼属于私权范畴，私权的行使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必须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条件。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如果允许没有利害关系的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任意介入到他人的合同中去，则可能会为一些人寻衅滋事、任意诉讼、滥用诉权提供机会，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交易秩序和合同自由，其导致法院增加诉累，不堪重负。因此，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以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只有与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能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所以，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是起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起诉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条件。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提起诉讼的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律保护。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只有在原告有法律上利益时才可提起。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他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综上，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符合前述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据此，陶小洪等人作为原二汽五站的职工，自认为案涉协议涉及原二汽五站的改制，存在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故案涉协议是否有效与原二汽五站的职工存在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陶小洪等人一方人数众多，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由其中数人作为诉讼代表人代表全体相同权益人进行诉讼，是共同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本案为集团诉讼。集团诉讼中，法院判决效力及于全体相同权益人，即不仅及于参加诉讼的相同权益人，对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诉讼的其他相同权益人同样具有效力。二、关于案涉协议效力的认定。合同的效力，即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将对合同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产生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是法律约束力。此种约束力不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志所固有的，而是由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保护的法律效力。合同之所以能够具有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当事人本身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可见，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法律对合同这一当事人合意进行评价的结果。法律对当事人合意予以肯定性评价时，可以发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即合同生效；反之，合同无效。因此，合同要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二汽公司、陶小洪等人均主张案涉协议无效，关于无效合同的性质探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而要约和承诺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合同是意思表示合意的产物。合同法并未要求要约和承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因此，理论上就存在要约或承诺违法的可能，进一步说，要约或承诺违法，合同也必然违法，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无效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就成立，至于意思表示是否违法，不影响合同的成立。相反，合同成立并不一定都能生效，如果合同具有违法性，即使已经成立的合同也会被宣布为无效，合同的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而合同的无效是价值判断问题，两者不能混淆。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后才能探求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基于此，本案首先需要判定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关于合同的订立的相关规定，案涉《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依法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因此，案涉《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应当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加以判断：第一，前述案涉协议应当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据此分析，高树岭、雷红兵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的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高树岭、雷红兵显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所谓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与其内心的真实意志一致，因为合同本质上乃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此种合意是否依法可以产生法律约束力，取决于此种意思表示是否同行为人的真实意思相符合。雷红兵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协议时，该行为没有真实的反映其当时的内心的效果意思，不是其当时的主观上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反，雷红兵对案涉协议的真实性从未提出异议。高树岭、雷红兵签订案涉协议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相应地，协商的利益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的约定而获得的，因此是其正当拥有的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法律基于鼓励缔约的目的通常承认该合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协议存在高树岭、雷红兵一方以上述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情形。第二，关于案涉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代合同法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就本案判断，《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武政办[2003]66号文《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武政办[2006]131号文《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委关于加强武汉市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等行政规章、地方性政策均不能作为判断案涉协议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案涉协议的主要内容及中心思想是高树岭以隐名方式收购改制企业二汽五站，高树岭作为实际投资人和隐名股东，借用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名义参与竞拍，并代持改制后新成立的宏顺通公司股权。我国法律目前没有对以隐名方式收购改制企业作出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二汽五站的改制方案亦无禁止隐名投资的规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对隐名股东的地位、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隐名股东对公司的内外部关系等均未作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该司法解释选用“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的称谓，实际上正反映出法律对隐名股东地位的认定，明确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采纳了股东身份判断的实质标准，即以实际出资为基础确认实际出资人的存在和地位。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对该司法解释的解读中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了由名义股东来出面行使股权，但是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这种情况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果没有其他的违法情形，应该认定该约定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以依照合同的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由此，案涉协议约定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代持高树岭在改制后新成立的宏顺通公司股权，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高树岭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其身份是否适格。根据湖北省无线电管委会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同意高树岭同志辞职的批复》，明确载明了高树岭系“参公人员”，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树岭签订合同之时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就本案判断，即使高树岭为“参公人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且该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请示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在2007年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台过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行为效力的影响的司法解释。根据学术界的通说和各地人民法院的主流立场，所谓效力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所谓管理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也就是说，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管理性规定的目的在于使行为规范，但对行为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其禁止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立法本意是加强公务员队伍管理，约束公务员言行，规范公务员晋升与奖惩，保障政府公务人员廉洁、效能。该法是规范我国公务员各项活动的基本法律，是公法，属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合同效力的判断应当考虑到公法规定的目的和功能，而且合同效力的判断所产生的结果应当具有以科学性为基础的社会妥当性。私人自治是民法的根本理念，私人主体以及私人权利通常不受公法规制的影响。即公法并不直接调整私法关系，进而不能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根据。也就是说，公务员法的前述禁止性规范，是与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有关，限制的规定只是针对特定主体的管理行为，属于公法范畴的管理性强制规定，但不能据此对私法领域的活动进行效力评价。换言之，从法规目的上看，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违反该规定而订立营利性合同的效力，相反只是规定了违反此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对公务员进行处分，这意味着法律并不欲使该合同无效。同样，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以及多重法益保护的思想，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回归合同自由及保护经济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尽量减少合同无效的范围，因此合同无效应是最后选择。第三，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对恶意串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恶意具有特定的含义，一般认为恶意不过是知道某种事实或者情势的主观状态，是指知道某种事实，是善意的对称。而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双方互相勾结，以某种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为牟取私利而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主观上当事人须有恶意通谋的故意。所谓恶意通谋的故意，是指当事人双方主观上都具有共同实施通谋行为从而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的恶意，即主观上都具有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不法意图，并且当事人对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结果是明知的，并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这种恶意通谋的故意必须是通谋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的，如果其中一方当事人不具有这种主观上的故意，则不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行为。就审判实践而言，一方要以对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受害人必须举证证明恶意串通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同时举证证明具有串通行为；二是当事人双方事先存在着通谋。这首先是指当事人具有共同的目的，即串通的双方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可以表现为当事人事先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方作出意思表示，而对方或其他当事人明知实施该行为所达到的非法目的，而用默示的方式表示接受。其次，当事人互相配合或共同实施该非法行为；三是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具有损害。这种损害既可以是因合同的履行而已经产生，又可以是随着合同在将来的履行而可能发生。根据上述法理分析，再就本案判断，高树岭及雷红兵的行为尚不构成恶意串通。首先，就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而言，没有证明高树岭与雷红兵存在有前述所分析的恶意串通行为的证据。2009年1月16日，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已经上级主管部门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按照产权交易有关规定实行竞价交易，2009年2月20日，二汽五站整体产权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截止挂牌期限之日2009年3月20日，期间并无意向受让人提交受让申请，经二汽公司申请，挂牌期限延长至2009年4月10日止，期间高树岭与雷红兵在2009年4月9日签订《投资协议书》，如果高树岭与雷红兵具有共同的目的、事先存在着通谋，就此应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大可不必在挂牌期限延长截止之日前一日才签订案涉协议，因此，时间上无法认定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其次，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经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净资产评估为1,546.87万元，经二汽五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挂牌价格不低于1,546.87万元。挂牌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相一致的情形，在现实中无处不在，因此，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竞价只要不低于1,546.87万元，就不宜认定为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案涉《投资协议书》载明，“如有他人参与竞标，高树岭授权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在1,546.87万元的价格范围内举牌竞买，超出该价格的，雷红兵应当得到授权”，可见，案涉协议并未恶意规避公开竞价，并未约定以最低价获得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再者，即使按照陶小洪等人所主张的，高树岭、雷红兵之间通谋使高树岭享有了优惠政策，但高树岭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享有名义出资人的优惠政策的行为，目前我国法律对此并无具体的、明文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予以禁止。同时，根据《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优惠政策是在交易价款减去职工分流安置费用后的基数上享受优惠，即交易价款减去预留改制费用再减去相关补偿后，在剩余的价款中按比例享受优惠，职工的利益并不体现在二汽五站财产竞拍价的高低之上，根据《二汽五站改制实施办法》、《二汽五站职工分流安置办法》，职工分流安置费用是固定的，既不会因出资人享受优惠而减少，也不会因出资人竞价高而增加，当然也不会导致国家财产的流失和职工利益的减少。即使雷红兵以管理层的身份竞拍，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交易规则，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时，其仍然是以竞拍底价协议取得二汽五站的财产，和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案涉协议，采取以隐名投资的方式取得二汽五站的财产，其价格是显然一致的。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不能说雷红兵作为管理人身份以竞拍底价取得的二汽五站的财产就符合改制政策，没有损害集体职工的利益；而高树岭以同等价格取得的二汽五站的财产就损害了集体职工的利益，就本案而言显然不宜采取双重标准对此进行判断。最后，高树岭、雷红兵之间约定的是“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一般来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发生分离的法律关系是股权信托关系或者是委托代理关系。基于委托关系的基本法理，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是绝无可能存在竞买人之间竞价的情形。由于当时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并无其他竞买人，因此，既不存在规避与其他竞价者之间竞价的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给他人造成损害，拍卖无效的情形。第四，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或合同无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未沿袭该规定。审判实务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否定性规范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以真实的意思表示掩盖或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二是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掩盖真实的意思，以达到规避法律或欺骗他人的非法目的。我国现行法及相关司法审判中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范，兼有避法行为规范与通谋虚伪表示（虚构行为与隐藏行为）的双重功能。两相比较而言，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当事人虽在表面上达成一致，但又以掩藏的真实意思使其不发生法律效力或者变更、转移其法律效果，从而其表示内容与真意不相一致，属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范畴。而避法行为是当事人真正希望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此避法行为本身乃是出于当事人的真意，因为只有当事人真正希望这一行为，该行为的实施从其规避的目的来看才具有意义。只有以合同旨在追求或实现的“非法目的”为根据，才能否定具有“合法形式”外观的合同的效力。通说认为，“非法目的”具体包括四种情况：一是存在隐匿行为，隐匿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二是不存在隐匿行为，当事人实施意思表示或订立合同，旨在通过该意思表示或合同之实现，达到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三是不存在隐匿行为，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或订立合同，不是为了真正履行该法律行为或合同，而是想以此实现非法目的，换言之，合同或法律行为只是实现当事人之非法目的的必要手段与方式；四是不存在隐匿行为，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或订立合同之目的，旨在实现该法律行为或合同，从而获得某种利益，但法律行为的实施或合同的订立过程违法。根据上述分析，就本案判断，案涉《投资协议书》没有证据证明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或规避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不存在当事人之间订立与实质内容不符的名义合同关系，通过外在合法的虚伪表示掩盖真实的意思，以迂回达到非法目的之情形，如前所述，享受改制优惠政策获得利益，不能视为“非法目的”，在此不再赘述。第五，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法谚云，“照顾公众乃是最高之法律”，就是说，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有需要的话，个人权利必须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见，我国民事活动基本法是将尊重善良风俗、不违反公共秩序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加以规定。善良风俗是以道德为核心的概念，在现代多元化开放的社会，关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难期有定于一尊的见解，应就法律行为的内容、附随情况、以及当事人的动机、目的及其它相关因素综合判断。社会的公序良俗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底限。合同有效，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积极法律评价，自然应当是也必须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遵守和维护。根据我国民法通说及审判实务，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型态，一般为：危害国家公序行为；危害家庭关系行为；违反性道德行为；射幸行为；侵犯人权和人格尊严行为；限制经济自由行为；违反公正竞争行为；违反消费者保护政策行为；违反劳动者保护政策行为。依照上述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的认定理论和司法实践，就本案判断，显然能够得出结论，案涉协议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外，关于陶小洪等人认为，案涉协议的履行给其造成了实际的损害的主张。案涉《投资协议书》签订后，高树岭、雷红兵、铭诚公司、宏顺通公司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关于往来款项的性质，各方有各自的表述，对此也有不同的认知，而本案需要解决的是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是不同的法律概念，由于合同的类型不同，履行的表现形式也不尽一致。但任何合同的履行，都必须有当事人的履约行为，这是合同债权得以实现的一般条件，也是债权与所有权在实现方式上的基本区别。只有当事人双方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全面、正确地完成各自承担的义务，才能使合同债权得以实现，也才使合同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因而，当事人全面、正确地完成合同义务，是对当事人履约行为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完全没有履行，或是没有完全履行，均与合同履行的要求相悖，当事人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合同的相对方在行动上接受了前述不完全履行，则可视为同意该种履行。也就是说，法律逻辑上，合同是否有效，从成立时就已经确定，而不能通过是否履行、如何履行反过来决定合同的效力。综上所述，案涉《投资协议书》属于“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案涉《投资协议书》依法成立，自成立时生效。案涉《补充协议书》，亦属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理由不再赘述。三、关于高树岭诉请确认雷红兵、吴正江名下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为其所有的判断。如前所述，高树岭所主张的隐名投资即实际出资人，是指隐名或实际投资一方，实际认缴公司出资，但在工商机关中登记记载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或名义投资人的投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对与股权代持有关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规定，第一款是关于股权代持合同效力的规定，第二款是关于投资权益归属的规定，第三款则是实际投资人变更为公司股东的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在对前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释义时认为，该款是名义出资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出资人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目前目标公司的股东登记中的记名加以判断。也就是说，宏顺通公司以工商机关的登记作为抗辩，雷红兵及吴正江以其在工商机关的登记为目标公司宏顺通公司的股东、其在工商机关的登记出资额等用以对抗高树岭在本案的诉求，显然都与前述隐名实际投资和名义投资的相关法律概念相悖。司法实践已经认可下列裁判思维：工商登记只有公示作用而并无确权或设定权利的功能，如果出现与公司登记不符的实际投资人时，否定其效力是合理的，故企业工商登记状况与实际权利人之间并非绝对对应关系。一般而言，企业性质由工商登记直接确定。但是，当投资人或投资的法律属性发生重大变化时，从而引发企业性质必然变更的，则应当以实质民事法律关系的属性来进行判定，而不是用工商登记的“现状”来否认民事主体的投资法律属性。即投资人发生变更而需要确认新的投资权益主体时，并不以工商公示登记为唯一要件，司法判决有权重新认定和改变工商登记属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据此，是否确认高树岭享有目标公司的股权，应当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法理分析加以判断：关于高树岭是否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是公司股东最重要的义务，也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要件。法院在认定实际投资人之股东资格时，首先判定的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即实际投资人不仅要提供出资款的记录，如银行转账汇款凭证、现金交付收据等证据，还须提供前述款项支付和划转系因其对被投资公司的投资的相关证据。与之相对应的，名义投资人除了否认实际投资人上述证据加以对抗之外，也应提供其已经依法向目标公司出资、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证据。雷红兵在本案中主张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资金是其向铭诚公司的借款，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据此，借款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一项，就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成立。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虽然无论是从法律文义还是就客观事实而言，均不能得出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是证明借贷合意的唯一依据，但通常而言，前述债权凭证仍然是证明双方借贷合意成立最为常见、直接、有力的证据，而本案显然并无能够证明雷红兵与铭诚公司双方有达成借款合意的前述任何证据。虽然雷红兵于2009年3月18日在《挂牌价格确认单》的资金来源及相关说明一栏中自书为“向铭诚公司及高树岭各融资1,470万元、80万元”，但仅系雷红兵的单方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也与其他证据相矛盾。在雷红兵自书“融资”的同日，铭诚公司、雷红兵等向联交所出具的《说明》载明，是雷红兵等委托铭诚公司提供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资金证明，而不是雷红兵向铭诚公司借款；也在同日，雷红兵等出具《说明》请求铭诚公司和高树岭为雷红兵、吴正江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提供履约担保，如果雷红兵在本案中主张的向铭诚公司的借款成立，根据该《说明》，则会出现铭诚公司对自己的借款以自己提供担保，显然不合常理；如果按照雷红兵的主张，2009年4月9日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了案涉《投资协议书》，此时高树岭却不按案涉协议投资，反再以其实际控制的铭诚公司向雷红兵就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提供借款达上千万元，对此无法用日常生活经验做出合乎常理的判断，反证雷红兵的主张缺乏基本逻辑和普通常识。此外，根据前述函件，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从2009年3月18日到2009年4月9日，期间高树岭、雷红兵之间可能就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有过反复协商的过程，但得不出雷红兵与铭诚公司达成了借款合意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雷红兵主张其与铭诚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应对借贷的合意和款项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雷红兵仅就款项的实际交付进行了举证，但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应承担不利后果。更为重要的是，雷红兵在历次诉讼中，多次陈述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系高树岭出资，直至在本案中才提出的所谓借款的主张，与其在历次诉讼中的陈述、自认明显相矛盾，严重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当事人的处分权在诉讼中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但这也不能给当事人滥用处分权制造机会。当事人在诉讼中出尔反尔，故意做出前后矛盾的言词和行为，正是对处分权滥用的表现，可能对诉讼程序的不可逆性和安定性造成严重影响。根据禁反言原则，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等行为时，在表示出相应的言词后，要对自己的言词负责，不得为己利而作出否定先前言词的言论。即当事人在进行承认这种处分行为后，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得擅自推翻自己承认的事实。加之目前雷红兵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历次诉讼中的陈述、自认，是违背其本人意志或在受胁迫情形下作出，不应当被允许撤回。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发现各方举证的证据材料确实能够足以否认雷红兵前述自认事实，不能确认其反悔的有效性，这样才能维护诉讼程序安定。因此，雷红兵并未向目标公司宏顺通公司出资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虽然雷红兵提供了宏顺通公司的财务明细账、宏顺通公司收取雷红兵与其妻程冬香的多笔款项收据，以及宏顺通公司支付款项用于解决公司经营费用及职工办理退休补缴社保的单据用以证明雷红兵提供资金用于公司的经营，首先，根据高树岭提供的湖北华宇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二汽五站改制资金收支审计报告》，载明宏顺通公司财务核算严重失实，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宏顺通公司财务核算与业务发生事实严重不相符，账目管理混乱，张冠李戴、坐收坐支、资金流出无对方收据等种种违规情况不一而足，该审计报告所得出的结论与法官对雷红兵提供的上述证据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审核后得出的判断基本一致，如宏顺通公司财务账簿上对收取雷红兵多笔款项的记载，只有收款收据，且多笔金额即使在现在也属数额较大，却没有任何银行流水凭证记录，如果对此均以现金交易进行解释，显然根本不足以令法官信服。其次，宏顺通公司自改制成立以来，虽由雷红兵主持经营，即使雷红兵在经营过程中支出过相关费用，也系其根据案涉协议履行的合同义务。宏顺通公司的财务账簿等当然由雷红兵掌控，因此，对宏顺通公司的财务明细账及其凭证，在雷红兵等人未对高树岭提供的前述审计报告举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同理，关于雷红兵、宏顺通公司自称的支出的款项，如原二汽五站出租的部分承租人的补偿款，数额高达数十万元，也没有任何银行流水凭证加以证明，雷红兵自称的向职工发放的各种款项，在宏顺通公司的财务凭证上均没有反映，宏顺通公司提供的有关职工工资及生活费发放的证据，仅为单方制作的打印的表格，没有相应的付款及签收的证据，缺乏证据的形式要件。最后，即使雷红兵自称的支出的款项属实，也与在此之前的购买原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出资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雷红兵、宏顺通公司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关于吴正江是否向宏顺通公司出资，首先，吴正江本人并未以自己的财产实际出资是足以认定的。吴正江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7日其向雷红兵出具的内容为“借到雷红兵人民币62万元（企业改制用）”的借条，用于证明其出资款系向雷红兵出借，根据前述业已查明的事实，即使是雷红兵本人也并未向目标公司出资，购买改制企业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全部资金均由高树岭或其实际控制的铭诚公司于2009年4月10日和2019年5月20日出资，雷红兵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此之前拥有或可支配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任何资金，其在2009年4月7日也就是说高树岭承诺出资的前两日，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向吴正江提供62万元的款项用于企业改制出资；其次，在历次诉讼的过程中，吴正江多次陈述其没有向宏顺通公司出资的证据，而吴正江当时系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具有选择诉讼请求等等诉讼活动的主动权，而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证据是司法裁判中认定过去发生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因此，吴正江同时能够掌握着举证的主动权。但吴正江在历次诉讼中始终没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即使该借条保存在雷红兵处，吴正江难以在前次诉讼中提出，但吴正江在本案中也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5日的雷红兵出具的内容为“收到吴正江人民币5万元（此款是吴改制借款还款）”的收条，假设该收条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当时就应该保存在吴正江处，吴正江完全有能力在前次诉讼中提供该证据支持其主张，但经多次庭审，业经前次诉讼主审法官多次强调，吴正江均没有能够提供该证据，极不合理。同时，吴正江另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6日的雷红兵出具的内容为“收到吴正江还款人民币3万元”的收条，该收条首先并无指向本次改制出资款的内容，即使按吴正江所述，该收条系偿还前述62万元借款的一部分，但如前所述，该收条与前述收条同样应由吴正江长期持有，吴正江在持有如此有利的证据的前提下，且聘请了专业律师代为诉讼，于法于情于理，不仅有能力而且更应当在前次诉讼中将该证据作为其出资的依据向法院提供，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即使在前次诉讼的第一次开庭时可能由于疏忽而没能提供，基于普通的法律常识，在第二次开庭时也应当提供对己有利的证据，但仍然不仅没有提供，反且继续陈述没有证据证明，不符合常人对专业律师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所能做出的诉讼行为作出的正确判断。如此种种不合常理之处，不能排除法官对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客观产生的合理怀疑，该证据能否反映客观真实性不能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此外，无论是62万还是5万抑或是3万，均没有任何交付的凭证加以支撑，在本案庭审中，吴正江对法官询问其所谓的还款的资金来源，无法说清，回答混乱且前后矛盾，吴正江甚至陈述其从未向雷红兵询问了解过所谓62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该陈述难以置信，毫无合理性可言。更为蹊跷的是，假如所谓62万元的借款存在，又假如所谓的8万元的还款也存在，而在此期间，根据雷红兵的自述，雷红兵“向亲友筹借巨额款项”达百万计用于宏顺通公司的经营，可见此时雷红兵本人经济困难，濒临山穷水尽，但却没有证据证明其根据法律规定积极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向仅仅支付了不能认为是合理对价的8万元的吴正江主张该62万元中剩余款项的还款，更加增强了法官对其所谓“借款”、“还款”真实性的合理怀疑。最后，在整个竞买改制企业二汽五站的过程中，吴正江除了向雷红兵出具了一份委托书之外，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流程，几乎整个过程都是由雷红兵代其签字，既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雷红兵共同协商过竞价拍卖事宜，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过改制后的企业宏顺通公司的设立过程，甚至在庭审中，吴正江也明确表示其本人并未在宏顺通公司设立的公司章程上签字，而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实质上是股东对于章程效力的确认，是对公司章程所记载内容的认可，包括愿意成为公司股东并接受公司章程的约束，也包括对其他签署公司章程股东的身份的承认。公司章程的记载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最高证据效力，吴正江未在公司章程上签字，应视为吴正江不承认其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如此种种不正常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一个正常的竞买人或公司设立发起人的应有的基本表现。吴正江主张的其已向宏顺通公司出资、支付了合理对价，显然不能认定。据此，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时，雷红兵、吴正江本人并未实际出资。证据显示，系高树岭向联交所江城分所有限公司转账80万元，铭诚公司亦转账1,466.87万元。虽然高树岭出具的《缴纳保证金的说明》载明80万元系为雷红兵、吴正江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缴纳的购买保证金，铭诚公司出具的《付款担保函》载明系为雷红兵、吴正江在1,470万元的资金限额内承担付款保证责任，但既然高树岭是隐名出资，当然是不愿意对外公开自身的真实状况，上述《缴纳保证金的说明》、《付款担保函》，系向联交所出具，是对案涉协议之外第三方的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恰恰体现了前述高树岭以隐名的方式出现进行投资的情形，即上述函件指向的内容并不是以确认高树岭、雷红兵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为出发点，这在2009年6月1日铭诚公司和高树岭出具的《委托书》载明雷红兵、吴正江等两人委托铭诚公司、高树岭付款的内容也可以得到反映。且在《二汽五站整体产权转让合同》签订协议之后，高树岭实际控制的铭诚公司即按照雷红兵与高树岭之间签订的案涉协议的约定支付购买价款1,466.87万元，该付款行为的性质，根据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逻辑分析判断，也能够得出的结论是，雷红兵当时对此应当是心知肚明。而现在雷红兵却与宏顺通公司、陶小洪等人共同主张铭诚公司的出资与高树岭无关，明显有悖诚实信用。虽然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相互独立，但就此认定铭诚公司的出资和高树岭的出资没有关联，显然过于简单。根据民法原理，公司作为法律上的拟制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公司毕竟是由自然人所组成的，法人是集合的民事主体，即法人是一些自然人的集合体。两个人格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就会产生两个人格的混同与区分问题。也就是说，公司这个“拟制的人”对外进行活动时，需要一个“真人”来代表，而这个真人就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公司的独立人格与股东的有限责任是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最根本特征，但公司人格混同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时有发生，否则就不存在公司法上的“刺破公司面纱”理论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高树岭时任铭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没有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的案涉协议，铭诚公司没有任何事实与理由和雷红兵发生任何经济往来。虽然关于高树岭与铭诚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案的处理范围之内，一审法院对此也不宜作出判断，但是，证据显示，高树岭当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际控制铭诚公司，故在本案中，片面强调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相互独立，并以此刻意主张铭诚公司的1,466.87万元付款与高树岭无关，将其人为的、机械的割裂开来，显然不符合前述法理分析，有悖客观唯物、实事求是。虽然嗣后宏顺通公司将1,000万元支付给了铭诚公司，但既然前述已不能将其认定为借款，当然不宜将其认定为“以标的公司的资产和现金为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还款来源”。而在此后，铭诚公司、高树岭又向宏顺通公司支付过多笔款项，雷红兵甚至也数次出具过收到高树岭“投资款”的收条，因此，就目前证据而言，不能否认高树岭对收购二汽五站整体产权出资的事实。因为股东资格的确定依据，是价值选择的产物，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在认定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问题上，存在着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公司、债权人、利害关系第三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认定股东资格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又要维护公司制度，使两种制度的功能都得到实现。公司法所设定的制度安排，是对股东、债权人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进行平衡的结果，仅从保护外部交易相对人的利益的角度去否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虽然片面维护了交易制度，但无疑冲击了为公司法所确立和保护的公司制度，违背了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原则。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上述分析，作为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对投资权益、股权归属发生争议，高树岭有权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确认其享有股权。四、关于高树岭诉请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协助将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其名下的判断。首先，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签订了案涉《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高树岭与雷红兵之间就目标公司协议的代持及变更股权事宜，应当根据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原则，按照案涉协议履行。雷红兵于2012年9月4日向武汉市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申请变更报告、承诺书等材料，申请工商机关将其在宏顺通公司96%的股权变更至高树岭的名下，其本人也亲自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应当视为其对《补充协议书》的履行行为。虽然此后工商机关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相关的章程、股权转让协议上雷红兵的签名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但并不能否认雷红兵亲自到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给高树岭的事实。且雷红兵对前述申请变更报告、承诺书上其本人的签名始终未予否认，并在庭审中明确加以认可，而承诺书的指向即是被前述鉴定意见否认了的章程、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就此陷入一个悖论，雷红兵承诺其签名真实性的章程、股权转让协议，鉴定意见对此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雷红兵就此始终做不出合理的解释，虽然其中的客观事实只有其本人知晓，但雷红兵同意办理宏顺通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树岭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存在的。因此，高树岭作为代持协议中约定的实际出资人，请求结束其股权被代持的状况，并不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高树岭与吴正江之间并无书面代持协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但这一条款应当属任意性规范，在法律适用上更多地体现自由原则。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身相互信任的关系，由于存在各种不同的需求，在纠纷发生前，有的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在此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进行处理。即在证据认定上，从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从实际支付投资款与反映代持股事实的证据结合是否形成互相印证的证据链，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结合相关事实，如果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较高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吴正江以无书面代持协议为由否认其代持行为，但如前所述，证据显示，吴正江并未实际出资，而出资是公司股东最重要的义务。且吴正江对购买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资金来源既不关心，也从未参与过二汽五站整体产权的购买过程，更未参与过宏顺通公司设立的整个过程，如此不合常理之处，又无合理的解释，与吴正江所主张的其为宏顺通公司股东的身份极不对称。而吴正江所登记的宏顺通公司4%股权与案涉投资协议约定的“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所持改制后二汽五站注册公司的登记股权比例为4%”相符，在此并不能简单的认定为偶然的巧合。也就是说，吴正江作为雷红兵根据案涉协议指定的第三人为高树岭代持改制后二汽五站的4%股权，具有事实基础。同时，作为宏顺通公司登记的股东，吴正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原二汽五站职工多年来未根据改制方案与改制后的新企业宏顺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对此未见作为宏顺通公司登记股东的吴正江有任何积极作为。特别是在2011年2月21日，原二汽五站职工因不满改制方案，围堵二汽五站场地，干扰正常经营，经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积极工作，多日之后才恢复秩序，如果吴正江是宏顺通公司的股东，加之吴正江系原二汽五站的负责人之一，在此重大关键时刻，于法于理，吴正江都应当积极主动履行其法定职责，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正江在此期间履行了股东所应尽的职责，对此只有用吴正江并非宏顺通公司的实际股东才能够做出合理解释。如前所述，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结合对上述证据与事实的分析，依“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各方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形成确信，即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高树岭提供的证据远比吴正江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吴正江作为案涉协议指定的第三人代持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由于高树岭与雷红兵、吴正江之间均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关系，目标公司宏顺通公司并无其他股东，因此高树岭无需证明其显名主张已经过被投资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虽然股东资格的确认是股东享有权利的前提，而股东权利的行使以股东资格的获得为前提。但是，确认股权与股权的权属变动实属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高树岭股东资格的取得不因其股权被确认而自动发生股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仍需履行通知目标公司宏顺通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法定义务。也就是说，高树岭成为股东，尚需要在与目标公司的关系上履行一定的程序。在股权确认的情况下，高树岭有权以股权拥有者的身份请求目标公司确认股权事实及其股东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明确了“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是公司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虽然该条文没有主语，但显然只有目标公司是登记义务人。如前所述，虽然工商登记系行政管理行为，并非设权性登记，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以工商登记为生效要件，但是目标公司宏顺通公司有义务进行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变更。关于李书海等人，其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对本案争议的标的也不主张权利，且各方当事人均未申请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的意志是独立的、自由的，民事主体在没有非法的外力强迫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从行为主体之意思出发，强调表意人表意的充分，完整无瑕疵，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李书海等人如果认为高树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最后，关于陶小洪等人提起的诉讼，不仅是该一百余人，背后更有大量的观望群体等待裁判结果，从群体特征来看，相当多数职工属于社会的困难群体，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其中还有部分年龄较大的退休职工，他们为改制企业的发展壮大奉献了时间和青春，晚年陷入较为困窘的生活境地。基于以上因素，一审法院对职工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方式以及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尖锐对立，表示理解。回望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发展历史，不能不提到企业职工在改制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因此，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保护职工的利益，有利于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职工利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之一。但是，司法程序的要求是刚性的，而司法应对措施也是有限的，保护改革成果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改制多年以来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不宜贸然的打破和改变，否则改制企业的合法性被质疑，整个企业势必陷入混乱，还会成倍增加企业的负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进而影响企业发展和职工的稳定，坚持这一基本原则，不仅关乎企业长远发展，民生民计，更影响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高树岭要认识到，职工利益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一旦其利益得不到保障，将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职工利益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是一致的，一旦职工利益不能得以保障，那么，国家所倡导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就会难以得到普遍化的体现，也难以成为常态性的存在。由于本案纠纷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高树岭应当消除职工与企业之间因诉讼引起的紧张关系和矛盾，修复并创建当事人之间长远的和谐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高树岭与雷红兵于2009年4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于2012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二、确认高树岭享有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三、宏顺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股东登记，将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高树岭名下。雷红兵、吴正江应予协助；四、驳回雷红兵的反诉诉讼请求；五、驳回吴正江的反诉诉讼请求；六、驳回宏顺通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七、驳回陶小洪等128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17,500元、保全费5,000元、一审反诉受理费150元，计22,650元，由雷红兵负担21,696元、吴正江负担904元，宏顺通公司负担50元；第三人的受理费500元，由陶小洪等128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雷红兵向本院提交：（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年11月24日法院传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一审主审法官**睿参与（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件庭审，本案与（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之间是基于同一份合同，案件是密切关联的，主审法官应主动回避。高树岭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程序上来讲，主审法官参与了（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调查，但并不是（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的主审法官，本案中一审询问各方是否申请回避，雷红兵并未申请回避，且该理由不符合回避的条件。吴正江、宏顺通公司、陶小洪等128人、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对象无异议。吴正江还认为一审主审法官在本案之前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一审判决会有影响。雷红兵向本院提交补充证据：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及附页，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土地使用权查询结果。用以证明：涂家岭3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二汽五站名下，属于雷红兵和吴正江所有，没有注入到宏顺通公司。高树岭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照登记在二汽五站名下，没有过户到宏顺通公司名下是事实，理由是产生了纠纷无法进行过户登记，但证件都在我这里。二汽五站已经注销了，企业改变名称，职工改变身份，后来二汽五站房地产及土地都归属于宏顺通公司名下。所有二汽五站改制后所有房产及土地都归属于新公司宏顺通公司名下。吴正江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二汽五站虽然注销，但房产证与土地证确实是在二汽五站名下，并确实未注入到宏顺通公司名下。宏顺通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房产证与土地证确实是在二汽五站名下，土地是划拨性质的，因为要交费所以没有变更到宏顺通公司名下。陶小洪等128人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无异议。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吴正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4月10日出具湖东会内审（2008）157号《审计报告》（改制前），用以证明：吴正江有能力支付改制的购买资金，改制前二汽公司就已实际借吴正江34万元，不是一审单方臆想吴正江无能力支付改制资金；证据2、通知（2012年8月1日）、情况说明（2012年9月4日）、（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2014年10月15日庭审笔录（第三次）、韵达快递、股东会变更决议，用以证明：雷红兵与高树岭签订涉案协议后，向我发了通知，要我在股东会决议、承诺书、章程上签字，我未签字，且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讼，一审驳回我方诉请，上诉后发回重审。重审时，因为工商撤销了变更登记，又回到初始登记状态，因此我方撤诉了。说明吴正江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工商部门也认可我方是股东，吴正江是占股4%股东，不是代持行为。高树岭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报告我们在此前宏顺通公司改制文件中没有看到过，该报告是在2008年4月10日出具，报告是对二汽五站拟进行改制的所提交的2008年2月29日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审计，相关材料均是由二汽五站提供。审计公司也认为真实性无法保障，真正有效的审计报告或评估报告是改制过程中由湖北瀚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海公司）出具的，瀚海公司的报告是经武汉市国资委确认的，吴正江所主张的对其有34万元的负债，在瀚海公司的报告中未提及。在证明目的上，该报告也无法证明吴正江有实际出资能力。此前吴正江多次主张自己是借款出资的，这是相互矛盾的，且借款本身是虚假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依据《补充协议书》需要进行股权变更，将雷红兵的股份转让到高树岭名下，变更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有一个通知程序要求要通知另一个股东，依据这个程序进行了股份变更通知，在一审判决书中明确，雷红兵未出资，股权转让是雷红兵本人签字。后来进行了二审发回与撤诉，不是因为发回撤诉引起的工商变更，（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的法庭笔录中雷红兵本人也承认是其签字，但工商部门以签字不真实撤销变更登记。雷红兵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无异议。该报告是二汽公司委托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二汽五站的所有资产的审计报告，瀚海公司是评估公司，是在这个审计报告的基础上来评估报告的真实性，且已经确认了审计报告。对证据2中的（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韵达快递情况我方不知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情况说明、通知、股东会变更决议真实性不认可，该情况说明是虚假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鉴定，鉴定出情况说明、通知上雷红兵的签名是虚假的。宏顺通公司质证意见：与雷红兵的质证意见相同。陶小洪等128人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韵达快递真实性无法判断，对通知、情况说明、股东会变更决议真实性有异议，理由是鉴定出雷红兵签字是虚假的，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之诉涉及虚假签名的问题，当时认为不属于民事审理的范围，撤销登记就可以了，因此我们就申请撤诉了。后来我们就以虚假签名的问题申请工商撤销登记，工商也因此撤销了登记。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是改制后的文件，我方不清楚，也不发表意见。宏顺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08年3月至2019年4月财务支出费用清单。用以证明：在雷红兵、吴正江为宏顺通公司股东，雷红兵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宏顺通公司支出职工工资及生活费，办理职工退休，补缴养老金，解决历年积欠职工医药费、交纳土地税、房产税等共计21373589元高树岭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系单方制作，没有相关财务凭证印证，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在改制中，宏顺通公司列举的该金额不知道是否用在相应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落实到位的。雷红兵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吴正江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雷红兵在外面借款、欠下外债为了维持公司运营、保障职工利益支出的。陶小洪等128人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一年1000元每人生活费，按照该表格，有些生活费职工是拿到了，但对该数字我们需要回去核对，宏顺通公司还欠我们很多工资及生活费。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是改制后的文件，我方不清楚，也不发表质证意见。宏顺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补充证据：补充证据1、2008-2019年财务收支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宏顺通公司在从2008年到2019年取得的收入以及支出的具体情况（包含加气站收入等）；补充证据2、土地评估报告单。用以证明：2013年曾经对划拨土地单价进行评估，评估单价9172元/平方。高树岭质证意见：对补充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对内容中的730万元土地拆迁款认可是真实的，加油站的收入不真实，应为195万元，加气站的收入是590万元，还不算后期的租金，现在还产生了350万元，在改制之前加气站给公司一次性交的十年租期，2008年11月份开始起租，后350万元五年租金。加油站从2011年停业，我在管理，加气站是租出去的。欠缴社保应该不止250万元，应该有300余万元，历年欠职工600余万元是虚假的。我支付的200余万元返还到公司没有写。加油站的恢复重建是我投资了400余万元，但加油站尚未经营。对补充证据2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是政府拆迁征用土地，加油站要拆迁，因此对土地进行评估，这是赔偿我们730万元的依据。雷红兵、吴正江、陶小洪等128人、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对补充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陶小洪等128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武昌区政府向市政府的2011（033）报告，用以证明：当时职工对改制不满；证据2、高树岭购买8套房产的情况。用以证明：高树岭从公司拿走1000万元后，将改制收益买了8套房产。高树岭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武昌区政府回复中清楚表明，现场经询问30名职工因不满改制方案而围堵。可见职工是不满改制方案，而不是因隐名股东及投资问题。可以反映职工诉求，与职工代表的意见有出入。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购买时间，这八套房产都是在我改制之前购买的房产，其中有一套积玉桥的房产是单位分给我的职工住房，江汉路的房产是2010年的。我认为与本案无关。雷红兵、吴正江质证意见：对该两份证据无异议。宏顺通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请法院查实。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陶小洪等128人庭后向本院提交补充证据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高树岭找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在无法律规定手续下私自刻公章在武昌区政府征收办准备办理730万元拆迁款时被我们截下。高树岭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根本不存在高树岭私刻宏顺通公司印章办理730万元拆迁款一事：该印章备案证明出具时间为2015年8月24日，此时高树岭是宏顺通公司持有96%股权的股东，新刻制印章并办理备案起因在于本来宏顺通公司印章按《投资协议书》约定由高树岭持有，但此前雷红兵从高树岭处借出后一直拒不归还。另一方面，早在2015年的1月，高树岭、雷红兵和所谓的职工代表等人在原二汽五站上级单位新港投公司的协调下，各方达成一致形成《会议纪要》，全体签字同意730万元拆迁补偿款用于职工，后续该730万元补偿款实际全部被雷红兵和所谓职工代表领取侵吞，根本未用于职工，因此也不存在高树岭要领取730万元补偿款一事。雷红兵质证意见：《证明》实质证明了高树岭伪造宏顺通公司行政公章、合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应当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宏顺通公司的行政公章、合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从2009年至今一直妥善保管和使用，从来没有遗失、被抢、被盗，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告，也没有采取公告形式声明作废，宏顺通公司从来没有委托他人更没有委托高树岭再刻行政公章、合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高树岭刻宏顺通公司行政公章、合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没有任何手续，没有经过批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证明其伪造的行政公章、合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在武汉市印章业治安系统审批本案，是错误的、违法的。吴正江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同意职工代表的意见。宏顺通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能够证明高树岭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二汽公司质证意见：公章是企业法定代表工具，我国对公章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对私刻、伪造公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二汽五站已完成了改制程序，企业名称已改变、此后所发生的事情与二汽公司无关。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雷红兵提交的（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年11月24日法院传票，因各方当事人对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一审主审法官**睿虽参与了（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的调查程序，但并未参加庭审、评议及制作文书，且（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法官应自行回避的情形，对雷红兵的证明对象本院不予确认。对雷红兵提交的补充证据因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该土地和房产仍登记在二汽五站的证明对象予以确认。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在二汽五站改制后，涂家岭3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二汽五站都应归属于宏顺通公司名下，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及土地属于雷红兵和吴正江所有，对该证明对象本院不予确认。吴正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即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湖东会内审（2008）157号《审计报告》形成于本案纠纷前，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改制前二汽公司就已实际借吴正江34万元及吴正江有能力支付改制资。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证据2中（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件庭审笔录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通知、情况说明、韵达快递、股东会变更决议因无吴正江出资及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证据与之相印证，不能证明吴正江是宏顺通公司占股4%股东，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宏顺通公司提交的2008年3月至2019年4月财务支出费用清单及补充证据1的2008-2019年财务收支情况说明，均是宏顺通公司单方的记账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证据与之相印证，不能证明宏顺通公司从2008年到2019年取得的收入以及支出的具体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陶小洪等128人提交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各方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高树岭将改制收益购买了房产。对陶小洪等128人提交的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出具的《证明》，因各方对真实生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无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不能证明高树岭私刻公章构成刑事犯罪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高树岭、二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另查明，另案原告吴正江诉被告宏顺通公司、被告雷红兵、被告高树岭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吴正江提出确认雷红兵与高树岭2012年8月1日《股东会变更决议》无效及确认吴正江对雷红兵持有的宏顺通公司96%股权有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立案受理，一审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吴正江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由审判员张冰、人民陪审员张伶（应为王伶）、人民陪审员于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吴正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198号案件受理后作出民事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重新立案，案号为（2015）鄂武昌民商重字第00002号，吴正江在该案中撤回了起诉。还查明，另案原告（反诉被告）高树岭诉被告（反诉原告）宏顺通公司、被告（反诉原告）雷红兵、被告（反诉原告）吴正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以（2015）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782号立案受理，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宏顺通公司、雷红兵、吴正江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鄂01民终2863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为，宏顺通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以宏顺通公司职工与案涉投资协议书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陶小洪等122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陶小洪等122人即以与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反诉请求与理由相同的请求及理由，另案提起诉讼。鉴于两案所审理的对象完全相同，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相对人之间就合同效力发生的争议，另案审理的是合同相对人之外的他人就合同效力发生的争议，一审法院应当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处理，或者将该122人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后并案审理。一审法院未依此进行处理，而是对本案迳行判决，确有不当。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5）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782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6）鄂01民终2863号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重审重新立案为（2017）鄂0106民初485号，即本案的一审案件。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关于《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2、关于对宏顺通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及宏顺通公司是否有义务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股东登记及雷红兵、吴正江是否有协助义务；3、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问题。下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关于签订主体是参公人员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高树岭是湖北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2015年5月27日，该委员会办公室作出《无委办关于同意高树岭同志辞职的批复》，同意高树岭辞职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有下列行为：第（十六）项“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公务员违反此法，应受相应的处罚，但其作为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的效力，应当依据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来认定，违反公务员法的管理性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从事营利活动意图牟取不正当利益，如从事经营活动只是其进行受贿、贪污行为的掩护的应为无效。本案中，高树岭单纯以自然人的身份从事营利活动，其本意并未牟取不正当利益，且业已辞职，已不具备参公人员身份，一审法院认定高树岭参公人员身份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符合法律的规定。（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理由是：第一，从本案的法律关系来看，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为可分为两部分：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参与整体收购集体企业二汽五站、签订转让合同、成立宏顺通公司、持有宏顺通公司的股权，该系列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外部表象；另一个是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即高树岭实际出资参与二汽五站整体收购、收购成功后成为二汽五站的隐名投资人承担经营风险、享受投资收益，有权随时将登记在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的所有股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参与收购等行为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是用来隐藏高树岭实际出资收购并实际享有改制后的公司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高树岭诉请确认《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效力问题，即确认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应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处理，即该行为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即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从而导致该协议无效的情形。第二，从本案的背景来看，高树岭是整体收购集体企业的适格主体。本案涉及集体企业改制，2006年7月1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武政办【2006】131号文，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委关于加强武汉市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按照武政办【2003】66号文精神执行。而武政办【2003】66号文明确规定鼓励外来投资者整体收购、控股国有企业。高树岭作为外部收购人员符合法律规定，并受政策的鼓励和提倡。第三，高树岭收购企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二汽五站是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二汽公司下属的集体性质的企业，但本案的收购是参照国有企业的改制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国有小型企业出售”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出售中，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应当确认该企业出售行为无效。”首先，本案不存在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本案争议的企业资产的出售是以经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净资产评估价1546.87万元为基础，通过产权交易市场采取挂牌竞价的方式公开交易。在第一次挂牌规定的时间届满后因无意向受让人，二汽五站的上级公司二汽公司向联交所出具《关于二汽五站整体产权挂牌期延长的函》，并经联交所延长挂牌时间，在联交所延长的期限内，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投资协议书》，并按该协议的约定高树岭借用雷红兵、吴正江的名义隐名竞买并以经评估确认的底价成交，该行为无恶意串通，未造成收购价格的降低，收购后三个月二汽五站的上级公司二汽公司即收回了其投资的221.5万元，隐名竞买行为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其次，高树岭隐名收购没有享受不应该享受的优惠。武政办【2003】66号文表明，外来收购者与企业经营管理层和职工整体收购国有产权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不同，即外来投资者整体收购、控股国有企业。凡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的，优惠30%，对一次性买断、3年内付清且首付款超过40%的，优惠10%。企业经营管理层和职工在整体购买时，优惠30%；凡一次性付款，在此基础上再优惠10%。本案中，当事人有故意规避监管争取较大优惠的行为，但高树岭以管理层雷红兵、吴正江的名义收购二汽五站经武汉交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批，该公司作出的《关于二汽五站资产处置的批复》载明给予受让方25%的优惠，该优惠政策低于【2003】66号文载明的作为外来投资者应得到30%的优惠。可见，高树岭借用管理层雷红兵、吴正江的名义收购二汽五站，没有享受不应该享受的优惠。再次，高树岭收购二汽五站的行为没有侵害集体利益。本案争议的集体企业产权出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就本案而言，在二汽五站改制的过程中，二汽五站虽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管理层作为收购主体，但因本案是企业改制和出售，改制集体企业成员既是改制的主体也是改制的客体，集体财产的处分必须严格按法律规定和政策文件精神进行，经过必要的评估、交易程序才能实现。外来收购者以管理层的名义收购集体企业虽对职工的表决权有一定程度的侵害，但没有侵害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陶小洪等128人认为高树岭假借雷红兵的名义收购二汽五站产权侵害了作为该改制集体企业成员所享有的“集体所有权”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理由，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三）高树岭缴付收购价款后将1000万元转出的行为不影响《投资协议书》的效力收购行为发生当时高树岭及其妻洪蔓为铭诚公司持股100%股东，高树岭本人及铭诚公司实际缴付收购二汽五站价款1546.87万元，而其后又将二汽五站1000万元转出至铭诚公司账户，之后又在宏顺通公司成立后，为安置职工转入了部分资金。这些资金流转行为，系其经营支配权的体现，是交易完成后的合同履行行为，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陶小洪等人认为高树岭将转出的1000万元购买了房产导致了职工的权利丧失，直接损害职工利益，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即使因高树岭不当履行《投资协议书》构成违约造成其损失，可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不应是合同无效的事由。（四）从本案社会效果来看，维护交易的稳定性有利于维护改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商事交易安全高树岭与雷红兵签订《投资协议书》隐名购买二汽五站至今，时间已长达十年，高树岭实际投入了巨额的资金。雷红兵认为《投资协议书》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虽雷红兵、吴正江（授权雷红兵）在作为管理层参与竞买时在签署的《挂牌价格确认单》资金来源及相关说明中自书“向铭诚公司及高树岭各融资1470万元、80万元”，但该内容是单方意思表示，不构成合意，且与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不符，之后也办理了宏顺通公司的股权质押，但该质押行为未明确是为借款关系进行的质押，雷红兵、吴正江也未提交其他实际履行借款关系的证据证明借款行为成立。十年间虽有部分职工未安置，但雷红兵、宏顺通公司、陶小洪等128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高树岭无力或不积极进行改制企业职工安置。由于十年间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较大，高树岭投资的资产增值较大，投资产生收益是正当的赢利行为，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和职工利益的角度考量，尊重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二、关于对宏顺通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及宏顺通公司是否有义务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股东登记及雷红兵、吴正江是否有协助义务（一）关于对宏顺通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企业改制最终的目的是进行股份制的改造，本案争议的《投资协议书》约定高树岭作为实际收购人委托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收购二汽五站、成立新公司、代持股权。宏顺通公司股权虽登记在雷红兵名下96%、吴正江名下4%，但工商登记是一种权利外观，对股东以外的外部人有公示效力，确认股权是股权投资者的内部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是股东内部法律关系，不能以外观登记认定股权归属，而应以实际出资作为确权的依据。本案中，高树岭履行的实际出资义务。首先，宏顺通公司是由二汽五站改制而来，高树岭及其妻洪蔓为铭诚公司占股100%股东，高树岭本人及铭诚公司实际缴付二汽五站收购价款1546.87万元，如前所述，雷红兵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是其向铭诚公司及高树岭借款，应认定该1546.87万元是高树岭的出资；其次，雷红兵在后期主持宏顺通公司经营过程中即使支付了相关费用也不能认定是对宏顺通公司的出资。雷红兵在一、二审过程中提交了宏顺通公司明细账、记账凭证、收款收据及补缴职工社保的单据等用以证明其提供资金用于宏顺通公司的经营，但上述证据无相应的银行流水与之相印证，不能证明其向宏顺通公司提供了资金。且出资应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雷红兵与高树岭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无雷红兵出资并成为宏顺通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内容，即使雷红兵向宏顺通公司提供了资金，也不能证明其系向宏顺通公司出资；再次，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吴正江是宏顺通公司的享有4%股权的股东。吴正江不是《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由雷红兵指定的持股人员，在联交所竞买时和雷红兵作为自然人联合受让体参与竞买，即使二汽五站挂牌前差欠吴正江的34万元款项，该款项被宏顺通公司承继，因该欠款双方未达成出资的合意，不能认定该欠款即为吴正江的出资。2012年8月1日，雷红兵、高树岭作出宏顺通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将雷红兵在宏顺通公司96%的股权转让给高树岭，双方依据《补充协议书》和股东会变更决议在工商行政管理进行股权变更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通知另一个股东吴正江，即使高树岭委托雷红兵通知吴正江的事实成立，但通知行为不是承诺行为，不能证明吴正江是宏顺通公司实际股东身份得到高树岭、雷红兵认可。吴正江既无与雷红兵、高树岭达成出资的合意，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实际进行了出资。吴正江上诉称其已通过借贷雷红兵60万元完成了出资及要求确认吴正江享有宏顺通公司4%股权的理由不成立；最后，高树岭出资购买的二汽五站的房屋及土地登记在二汽五站名下未变更登记在宏顺通公司名下，不能认定高树岭没有出资到位。高树岭出资购买的二汽五站的房产及土地登记在二汽五站名下，二汽五站改制为宏顺通公司后，二汽五站的上级公司二汽公司已正式发文同意注销二汽五站，二汽五站的权利义务已由宏顺通公司承继，双方可在房屋和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不能据此认定该房产及土地未出资到宏顺通公司。综上，高树岭是宏顺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全资股东，雷红兵、宏顺通公司、陶小洪等128人上诉称《投资协议书》未实际履行，《投资协议书》签订后高树岭没有按照约定出资，雷红兵是向案外人铭诚公司借款、吴正江向雷红兵融资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高树岭关于宏顺通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股东登记的诉请是否成立问题。如上所述，高树岭是宏顺通公司的实际股东，雷红兵及吴正江是宏顺通公司的名义股东，出现了宏顺通公司股东名实不符的情形，宏顺通公司应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理由是：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变更手续是目标公司的义务，宏顺通公司有义务进行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变更。其次，从《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是雷红兵及其指定第三人的合同义务。《投资协议书》第六条明确约定了股权变更内容，即雷红兵在完成约定事项后高树岭有权随时将登记在雷红兵及雷红兵指定的第三人名下的所有股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补充协议书》再次明确约定将登记在雷红兵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在高树岭名下，并对股权变更登记后雷红兵的职务、变更后的股权出资、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因此，高树岭作为宏顺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请求结束其股权被代持的状况，并不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第三，高树岭是全资股东，无须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第三款明确规定的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登记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但由于高树岭与雷红兵、吴正江之间均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关系，目标公司宏顺通公司并无其他股东，因此高树岭无需宏顺通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第四、高树岭未按《投资协议书》中的约定足额支付2200万元不影响股权的变更登记。《补充协议书》虽在第四条“违约责任”条款约定“补充协议签订后，高树岭不履行《投资协议书》的付款义务，雷红兵有权终止本补充协议，高树岭应承担违约造成的经济及法律责任。”如前所述，股东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股东的权利之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目标公司的法定义务，雷红兵作为公司的管理层，无权限制作为股东的高树岭的权利，且高树岭已支付收购价款1546.87万元，履行了出资义务，《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高树岭支付实际价款2200万元与通过联交所竞买的价款不符，即使该价款约定成立，雷红兵可依据该协议另行请求高树岭承担支付剩余价款的违约责任。雷红兵、陶小洪等128人认为高树岭没有完成付款条件，高树岭对宏顺通公司没有股权，不能将宏顺通公司的股权变更到高树岭名下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宏顺通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股东登记，将宏顺通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至高树岭名下，雷红兵、吴正江应予协助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问题（一）关于一审主审法官是否应当回避问题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件，即吴正江诉雷红兵、高树岭、宏顺通公司股权纠纷一案中，虽有一张传票显示审判员是本案的主审法官**睿，但该案的主审人及合议庭在诉讼过程中进行了变更，**睿未参加开庭、合议、文书制作等审判工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件与本案并非同一案，只是与本案有关联，一审法官并未实际参与（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505号案件的审理，雷红兵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主审法官有其他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雷红兵认为一审主审法官应当回避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法院将陶小洪等128名职工另行起诉的（2016）鄂0106号民初1343号案件并入本案审理是否正确问题另案原告（反诉被告）高树岭诉被告（反诉原告）宏顺通公司、被告（反诉原告）雷红兵、被告（反诉原告）吴正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以（2015）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782号案件受理，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宏顺通公司、雷红兵、吴正江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鄂01民终2863号生效民事裁定，裁定：“陶小洪等122人以与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反诉请求与理由相同的请求及理由，另案提起诉讼。鉴于两案所审理的对象完全相同，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相对人之间就合同效力发生的争议，另案审理的是合同相对人之外的他人就合同效力发生的争议，一审法院应当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处理，或者将该122人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后并案审理。”据此，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6）鄂0106号民初1343号案件中，即原告陶小洪等122人诉被告高树岭、雷红兵、第三人吴正江、二汽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依据已生效的（2016）鄂01民终2863号二审民事裁定作出并案审理的（2016）鄂0106号民初1343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将（2016）鄂0106号民初1343号并入（2017）鄂0106民初485号案件审理，一审法院裁定两案合并审理并无不当。陶小洪等128人认为将陶小洪等128人列为第三人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对（2016）鄂0106号民初134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已通过邮寄方式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吴正江认为两案合并审理并未履行告知义务，一审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一审将宏顺通公司作为一审被告是否正确高树岭一审起诉请求第二项为确认雷红兵、吴正江名下宏顺通公司全部股权为高树岭所有，该项诉讼请求的前提是确认高树岭的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如前所述，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是作为目标公司的宏顺通公司义务。本案中，高树岭还对宏顺通公司提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一审将宏顺通公司作为被告符合法律的规定。宏顺通公司上诉认为，宏顺通公司可作第三人，不能成为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雷红兵上诉还认为一审判决将未经质证的证据直接使用程序不当，因上述证据是另案质证并采信的证据，一审采信证据并无不当。雷红兵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雷红兵资金来源问题，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是法官行使裁量权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属程序错误。经审查，一审庭审无严重侵害陶小洪等人的辩论权利的情形。综上，雷红兵、吴正江、宏顺通公司、陶小洪等128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雷红兵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650元，由上诉人雷红兵负担；上诉人吴正江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0元，由上诉人吴正江负担；上诉人湖北宏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0元，由上诉人湖北宏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陶小洪等128人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陶小洪等128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丽华审判员  刘 隽审判员  蹇鹏飞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邹艳伟书记员周靓附：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小洪等128人名单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小洪，男，196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1014409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夏爱国，男，195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舒家街1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10340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邹同渝，男，195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路169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419561021365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闻杰柱，男，195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519-103-40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802081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岳四海，男，195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1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58022540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姜大桥，男，195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88-012号9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817485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立新，男，195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新千家街129号汇东南湖新村2栋1单元10楼1004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1113281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林春，男，195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千家街105号1-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101608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贾延庆，男，195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384号-7。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1107083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忠林，男，195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水陆小区13栋3楼1门。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125041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亚平，男，195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兴隆街125-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811005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卜德勤，男，195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工程营4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421081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时宜，男，195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173-2-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708201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庆平，男，195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关山一村083号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519591024205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新华，男，195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学道村37号1栋1单元5楼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1221205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建勤，男，195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37-5-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121512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岳贤斌，男，195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桂子山东村5-2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111649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海芳，男，195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129号江宏新村1栋1单元3楼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590607311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玉双，男，195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水陆小区14号-2-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12404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殷维华，男，196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陆家街23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0126001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喻文贵，男，196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永胜街7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0224003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伊仁发，男，195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付家咀4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30118561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红芝，女，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412-2-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0504042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友兰，女，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1203406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蔡义安，男，195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岭南路1号张黄新村12-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31210001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夏安啟，男，195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永胜街6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31204003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明华，男，195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蔡家嘴24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0111441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谈国胜，男，195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秦园路118号78栋1单元2楼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0422121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昌保，男，195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大成路78-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0725123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陆厚树，男，195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大道252号12栋一单元5楼50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1202001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梁吉昌，男，195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沙湖村301-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20406441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先荣，女，195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花堤后街6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125122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曾百顺，男，195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小铁路5号7楼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620083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光明，男，195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张黄新村17-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21126403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代绍斌，男，1954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洪珞村30号1单元303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0709487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家坤，男，195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五巷20-3-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824001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柴克林，女，195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斗级营57号2单元202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10721162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昌银，男，195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黎明村1栋1单元30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706485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立斌，男，195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竹子厂3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0413041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淑贤，女，1956年2月16日出生，回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明伦小区2栋3楼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216042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有元，男，195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164-1-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1008201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建设，男，195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万福林200-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1119001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秀珍，女，195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炭厂角10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90205002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安民，男，1955年12月23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涂家岭路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1223417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鲁保崇，男，195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武北村303号1栋1单元1楼10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1024323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文清，女，1951年7月7日出生，回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油脂一厂宿舍楼房4-3-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10707004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柳运喜，男，195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新千家街129号汇东南湖新村4栋2单元5楼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1211201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爱国，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67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215329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桂云，女，195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大东门四村13-1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1004084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谋中，男，195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涂家岭3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32400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国祥，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127405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青松，男，195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周家大湾39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226447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先义，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南村3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81448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兆强，男，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首义四巷2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408123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继红，女，195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工人村13号1楼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612162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祥楚，男，195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马子湖7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501001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闻武建，男，195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恒安路75号宝安花园3栋1单元3楼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513081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怀宁，男，1956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16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609161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昌年，男，195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新桥街25-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206005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戢建金，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87号江宏世纪名苑小区1栋1单元50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814323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元萍，女，196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兴隆街66-68号丙门4楼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0101526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天德，男，195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厚民里4号2楼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1110243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天喜，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棋盘街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81420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小萍，女，196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工程营4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11210002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学民，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116号江宏新村1栋1单元3楼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1119051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明建，男，195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北三区20栋1门50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313003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成孝，男，195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王惠桥后堤街92号-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301043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正平，男，195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166号12栋1单元503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308003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钱明余，男，195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黄鹤小区4-2-80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1032312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祥，男，195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后补街52号A栋3-2-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411203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欢喜，男，195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大东门四村13-1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80308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新龙，男，195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大东门一村1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924083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子清，男，195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60号1栋3单元5层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817241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祥华，男，195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清风后街24-1-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1028121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先林，女，194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470608402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其新，男，195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46号4门30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1218207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爱华，女，195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78-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0202042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才洪，男，195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185号5楼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0119163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桂质强，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后补街小区21号B2栋3单元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520203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谊华，男，195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0105405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桂玉标，男，195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秦园路103号1栋2单元5楼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0308321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明亮，男，196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安居苑8-1-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1224409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许建文，男，196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堤都东街518号1栋二单元4楼40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81102121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夏久英，女，195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武南路3号3栋1单元5楼502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517042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娣，女，195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康乐里119-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126282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祝大龙，男，196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25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20708083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章明，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501-1-20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11107085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家洪，男，196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1120411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建华，男，196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52号1单元1楼10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10114321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岳贤文，男，196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20123161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桂容，女，195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崇仁路116号5楼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41118002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祥运，男，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马子湖7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21121001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升盛，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金明桥4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0805003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志坚，男，196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紫沙路53号1栋2单元6楼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208150833。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汉桥，男，196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炭厂角1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80606003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运清，男，196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东一路18-26-3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40510241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靖，女，196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大东门一村9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01017410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先凤，女，195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楚材小区7号3单元70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80809042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立志，男，196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竹子厂3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1021049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润华，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163号江宏新村。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1208409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继跃，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50118401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细华，男，194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55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450521405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回香，女，193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16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391009406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殷先炳，男，196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花堤后街8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20125121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伟，男，196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二路15号2-2-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70623403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天国，男，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棋盘街6号-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30604207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友明，男，195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沌口路69号1栋1单元1楼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315201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升旺，男，195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金明桥40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60305007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喻文忠，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永胜街7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404080035。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贵喜，男，1964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首义新村182-6-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40508083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延荣，女，195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42-104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0618202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玉香，女，194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栅栏口67号-3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431216044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家菊，女，194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11号-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451003042X。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肖玉芳，女，195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马蹄营14-2-60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51030162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秀珍，女，194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47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470403042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承璋，男，195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五巷50号2楼3号-2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2061940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蔡子蓉，女，195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汽校二村43-9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0615562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宝珠，女，194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30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461105410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秀英，女，194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一路59-4号7楼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400201408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爱梅，女，195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江宏新村126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5904210541。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莉娟，女，198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栅栏口69-9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8404290429。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淑环，女，196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39号4栋1单元17楼1702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211041224。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梁凯，男，198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39号4栋1单元17楼1702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8609050410。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星田，男，194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洪山乡长虹桥41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4308090518。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志宏，男，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11号-2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607282016。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志伟，男，196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11号-2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6802060532。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志浩，男，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11-2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7012100417。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志敏，女，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长虹桥11-2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720913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