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9民终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远，男，196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经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升，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中平，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7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律师，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钧，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工程技术人员，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原审第三人：杨春明，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 委托代理人：杨明亮，巴中市巴州区科技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巴中市巴州区城市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巴中市巴州区巴州镇南池北街2号。 法定代表人：曹目张，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刘光远因与被上诉人宋中平、李健、赵钧及原审第三人杨春明、巴中市巴州区城市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902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光远上诉请求：1.撤销（2019）川1902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驳回三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偏袒三被上诉人，对三被上诉人不利的经质证各方无异议的事实只字不提且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2011年11月6日刘光远、杨春明、赵钧才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次日刘光远就与宋中平、李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在此前五日2011年11月2日李健给此前不认识的刘光远转款150万元，刘光远将其中的1056000元转给赵钧，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刘光远与宋中平、李健之间明显是一种借贷关系，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对借款的担保，这一事实从2012年2月1日杨春明、赵钧、宋中平、李健四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中表述的刘光远私自挪用合伙资金50万元能体现。若是转让，150万元是刘光远个人所有，刘光远不会给赵钧转105.6万元，更不存在刘光远挪用其中的50万元。2.2012年2月1日杨春明、赵钧、宋中平、李健四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的基础事实都不存在：之前宋中平、李健对“君福尚岛”项目未投资（给刘光远的借款或股权转让款不是投资款）；刘光远不存在挪用四人的合伙资金；2012年2月1日以后刘光远为“君福尚岛”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开工到停工也是该项目全权负责人，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8月8日赵钧签字确认）、以杨春明、赵钧合伙名义对外借款（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对外签订《认购合同书》、出具收款收据（赵钧签字确认），尤其是2012年5月28日杨春明、赵钧共同向刘光远出具了4万元的“君福尚岛”项目投资款收据，这充分证实2012年2月1日以后仍然是刘光远、杨春明、赵钧在合伙“君福尚岛”项目，刘光远在履行相应义务。宋中平、李健与刘光远在2011年11月7日签订协议后又在2012年2月1日在刘光远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四人合伙协议相隔时间仅2个多月，说明宋中平介绍李健给刘光远的借款提前是有预谋的欺诈行为，杨春明、赵钧、宋中平、李健四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明显无效，四人也未履行和实施。3.早己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的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巴中民终字第496号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3月4日刘光远在徐映德处借款50万元时杨春明、赵钧两合伙人在场，此款是借给刘光远、杨春明、赵钧三人合伙的项目部。2015年12月7日作出该判决时都只认定刘光远、杨春明、赵钧在合伙“君福尚岛”项目，并未认定宋中平、李健是项目的合伙人。尤其是李健作为杨春明、赵钧一审、二审的代理人也向法庭提供证据或辨称已与刘光远解除合伙关系及其与宋中平是合伙人。该份上级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一审判决居然完全否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引用法律规定与判决结果相矛盾。1.一审判决引用《民法总则》第134条、137条，134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137条规定的意思表示的生效，而三被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民法总则》第143条（有效的规定）、144条、145条、146条（无效的规定）作了详细规定，但一审判决没有引用《民法总则》第143条的规定这也说明一审法官明知两份协议无效。2.一审判决引用了《民法通则》第30条个人合伙的定义。《民通意见》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有书面协议约定的，按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合伙无效。但《民法通则》第34条、35条规定了合伙的内部关系、合伙的民事责任，若按一审判决的观点，之前有关刘光远、杨春明、赵钧三人债务的判决都是错误的，并将被撤销。刘光远、杨春明、赵钧三人的合伙协议未约定增加合伙人事宜，刘光远转让股权未经杨春明同意当然无效，2012年2月1日的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杨春明同意刘光远转让30%的股份给宋中平、李健，何谈追认。3.实质上，本案系自然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开发房地产，借用企业房地产资质进行房地产开发（即通常所说的挂靠），这种协议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当归于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早有雷同判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455号民事裁定书】。很显然，基于最早的基础法律关系合伙开发房地产协议归于无效，李健、宋中平、赵钧开除刘光远股东资格的协议自然没有存在的基础，亦应无效；刘光远转让合伙份额与李健的协议同样无效，本质就是借贷，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一审法院将本案视为普通合伙，不定性为无效的合作开发房地产行为是极其错误的；将表面为转让股权，实则为借贷的事实停留在表象，不辨其内在实质，也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宋中平辩称：自己是出资了的，但是上诉人没有出资，因此上诉人没有股份。 被上诉人李健辩称：1.李健和宋中平在2011年11月2日向刘光远的账户内打款150万到底是否是借款或者是投资款，被上诉人今天有新的证据提交。2.上诉人刘光远没有交300万元，因此转让股权30%的说法不成立。3.项目负责人不等于项目的投资合伙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案件审理的是在2011年的11月8日，上诉人刘光远将自己所占有的股份60%将其中30%转让给宋中平和李健，转让款是150万，合伙协议对四个人以及原来与刘光远在合伙期间的债务，或者说投资额进行梳理，被上诉人要求刘光远把挪用的50万还回来和缴纳足够合伙投资款，所以后来就与上诉人解除合伙协议。 被上诉人赵钧同意被上诉人李健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杨春明述称：1.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2.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不能证明是解除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因此一审判决错误，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是恰当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第三人城市综合开发公司未提出陈述意见。 宋中平、李健、赵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宋中平、李健与被告刘光远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2.确认三原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确认的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的条款合法有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1日，第三人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兹委托我公司刘光远同志全权负责巴州区化成镇奇章路王家湾旧房危改及车站工程开发建设一切事宜（项目资金自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效期至该工程全面完工”。2011年10月11日，城市综合开发公司作为甲方与公司项目部作为乙方签订《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乙方实行资金自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承包费：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叁元/㎡收取；乙方必须接受行政部门的监管和公司的管理，除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该项目停工三个月以上（含三个月），公司将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取消乙方开发资格，另择项目开发负责人，其损失由乙方自己承担”，被告刘光远在乙方处签名。原告李健于2011年11月2日，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刘光远转账1500000元（刘光远未向李健出具任何借条、欠条或收条），刘光远于同日向原告赵钧转账1056000元。2011年11月6日，赵钧与刘光远、第三人杨春明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作开发巴州区化成镇奇章街王家湾片区项目。三、出资方式：1.杨春明一次性出资叁拾万元。2.该项目所需的下余资金均由刘光远和赵钧出资。四、盈利分配和亏损的负担：1.盈利分配：刘光远占总利润60%；赵钧占总利润20%；杨春明占总利润12%；任朝文占总利润8%（协调关系）。并由刘光远担任本项目的负责人，合伙人均参与项目的管理。各项收支均应经本协议合伙人签字确认方能认可，否则无效，造成损失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2011年11月7日，刘光远作为转让方，与宋中平、李健作为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赵钧、刘光远、杨春明合作开发的巴州区化成镇奇章街王家湾危改及工程项目，刘光远将60%的股份中的一半即30%的股份转让给宋中平和李健，宋中平和李健同意共同受让，各持有15%的股份，预计股本金为150万元，在签订该协议时由受让方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达成协议后，宋中平和李健即成为该项目的投资人，项目的运作仍按原定模式操作，宋中平和李健均不参与该项目的管理，但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项目结束后按股份分配盈利和负担亏损。2012年2月1日，赵钧、李健、宋中平与杨春明签订《合伙协议》，约定赵钧、李健、宋中平、杨春明原与刘光远共同出资开发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王家湾车站“君福尚岛”小区，刘光远在项目运作之初出资30.2万元，因刘光远私自挪用其余四人的合伙资金50万元，三原告及杨春明一致同意撤销与刘光远的合伙关系。2012年4月5日，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出具巴区开发（2012）08号文件：关于成立“巴州区化成镇君福尚岛项目部”的通知：成立“巴州区化成镇君福尚岛项目部”，项目负责人：刘光远，全面负责该项目工程的各项工作。 2014年9月3日，赵钧、李健、宋中平和杨春明向城市综合开发公司提交《申请》，申请撤销该公司出具给刘光远出具的项目负责人委托书。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同意撤销其出具给刘光远的项目负责人委托书，并于同日在报纸上公告。2015年3月3日，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向赵钧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赵钧全权负责开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王家湾车站项目（君福尚岛小区）的一切事宜，有效期至2017年3月3日。2015年7月30日，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向赵钧发出通知解除与赵钧的委托关系。现三原告认为刘光元擅自挪用合伙资金损害了其他合伙人的权益，遂起诉来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同时认定，2013年9月30日，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人民政府向赵钧下达《停工通知书》，要求整改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在该镇的建筑工程项目。2013年12月30日，化成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赵钧作出《复工告知》，告知其在化成××“君福××”商住楼准予复工。2015年4月2日，化成镇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将王家湾片区危房改造纳入“清风景区”同意拆迁安置和对该在建项目进行拆除的情况公告》，对王家湾在建项目（君福尚岛）用地地块调整为绿化用地，将该片区危房改造纳入“清风景区”统一拆迁安置，并对该在建项目进行清算拆除。 一审中，刘光远陈述其于2018年12月知悉2012年2月1日赵钧、李健、宋中平与杨春明签订《合伙协议》一致同意撤销与刘光远的合伙关系的内容，并找建设局和巴州区化成镇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原告宋中平、李健与被告刘光远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及三原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确认的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的条款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行为。赵钧与刘光远及杨春明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共同合作开发巴州区化成镇奇章街王家湾片区项目系个人合伙关系，该合伙关系中赵钧与刘光远及第杨春明为合伙人，合伙协议中虽载明“任朝文占总利润8%（协调关系）”，但任朝文未在《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没有个人合伙的意思表示，不是《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中的合伙人。宋中平、李健与刘光远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刘光远将合伙开发项目中的30%股份作价1500000元转让给宋中平和李健，宋中平和李健成为该项目的投资人，并按股份分配盈利和负担亏损；且李健已向刘光远支付股份转让款1500000元。虽《股份转让协议书》未有原合伙人赵钧和杨春明的签名，但赵钧、李健、宋中平与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赵钧、李健、宋中平、杨春明原与刘光远共同出资开发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王家湾车站“君福尚岛”小区（即巴州区化成镇奇章街王家湾片区项目），说明赵钧、杨春明均认可宋中平、李健是共同出资开发“君福尚岛”小区的出资人，可视为赵钧、杨春明对宋中平、李健入伙的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之规定，原合伙人刘光远、赵钧和杨春明在合伙协议中未对增加合伙人进行约定，被告与二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增加合伙人得到全体合伙同意，宋中平、李健是赵钧、杨春明、刘光远三人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合伙人。故三原告要求确认与刘光远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三原告与第三人杨春明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确认的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条款的效力。个人合伙是人合性质的团体，合伙成立的前提是合伙人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当合伙基础丧失时，合伙关系即可解除。本案中原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未对解除合伙关系进行约定，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合伙经营中产生矛盾，三原告及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一致同意撤销与刘光远的合伙关系，系三原告与杨春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光远于2018年12月知悉2012年2月1日赵钧、李健、宋中平与杨春明签订《合伙协议》一致同意撤销与刘光远的合伙关系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第一百三十七条“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之规定，故三原告要求确认与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确认的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的条款合法有效的主张，予以支持。若刘光远认为三原告与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通过合法途径主张其权利。城市综合开发公司陈述公司不是股份转让协议书及合伙协议签约主体，原告与被告以及杨春明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对公司没有约束力，公司不应该是本案的诉讼主体的理由成立。据此判决：一、原告宋中平、李健与被告刘光远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二、原告赵钧、宋中平、李健与第三人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确认的与被告刘光远解除合伙关系的条款合法有效。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刘光远提交了四份证据：1.刘光远以城市综合开发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水电施工合同。合同由赵均填写，刘光远签字。证明目的：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撤销与刘光远的合伙关系不真实。2.合伙人签字的记账表。由刘光远和杨春明、赵均签字。证明目的：2012年2月1日以后至2013年项目停工，合伙人只有3人。3.杨春明与李健、赵均、宋忠平的录音一份。证明目的：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一审法院法官，想侵吞刘光远的财产。4.（2016）川民申286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一审已提交），证明目的：原始股东刘光远、杨春明、赵均才是真实的合伙人。 被上诉人宋中平、李健、赵钧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有异议，在项目部成立初，城市综合开发公司的确委托上诉人负责该项目，但公司于2015年撤销了对上诉人的授权，并登报公告，与本案没有关系。刘光远负责不等于实际出资，所以没有关联性。第二份证据只有上诉人的签字，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不知道真实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三份证据，录音是李健与杨春明的对话，与本案无关，承认向张险峰支付的7万元，该7万元是用于代合伙人要求化成镇或者巴州区人民政府付款。如果怀疑被上诉人与一审法官串通，有证据可以举报，同时保留自己的权利。认可第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裁定审理的内容与本案无关。 原审第三人杨春明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且该水电合同是在2012年2月1日之后形成的，足以抗辩赵均的一审陈述观点和判决。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该账簿是对计账单，是杨春明保管，赵均算账后书写的，上诉人最后签字确认的。因此该证据在2013年10月都能印证项目合伙人是刘光远、赵均和杨春明。原件在杨春明处保管。第三组证据录音是真实的。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和上诉人的待证观点也认可，该裁定书在2012年2月1日之后，赵均并未提出异议，说明赵均在本案中提出新的合伙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案涉项目的合伙人仅限于刘光远、赵均、杨春明。宋中平和李健仅是刘光远股份的合伙人，其合伙关系仅与刘光远有关系。 被上诉人李健提交了三份证据：1.2011年10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证明目的：上诉人主张的转款是借款不属实。2.2012年5月28日的借条。证明目的：刘光元在李健处借款应有借条。3.一审已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目的：刘光远在2012年初至2013年底工程停工没有负责工程的具体工作。 上诉人刘光远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2011年10月28日刘光远、赵均、李建、宋中平在洽谈股份转让事宜，协议内容各方均未履行且协议约定的刘光远、赵军、伍朝文、杨春明分别持有股份32.55%和22.5%是不真实的。伍朝文不是2011年11月6日刘光远、赵均、杨春明合伙协议中的合伙人，其他内容也与2011年10月6日的合伙协议相矛盾。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借条恰好证明2012年5月28日李健出借给刘光远20万元是基于刘光远仍然在案涉项目，是投资人、合伙人和负责人。否则李建不会仅仅因为刘光远书写了用茶坝镇没有任何修建手续的负一层的房屋做抵押。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011年11月11日原区住建局出具的交款书，虽然户名写的赵均，是因为赵均在项目上负责日常事务，赵均办理的，而整个案涉项目是刘光远与城市开发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刘光远对案涉项目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而不是三被上诉人举证提到的刘光远仅是项目负责人，不是项目投资人。 被上诉人宋中平、赵均对李健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审第三人杨春明的质证意见：对协议书不知情，仅限于刘光远与三被上诉人的个人关系；借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份证据是一审提交的，坚持一审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宋中平、赵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原审第三人杨春明提交一份证据：现金日记账。 上诉人刘光远质证对三性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李健质证对记账不知情。 被上诉人宋中平没有提出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赵均质证认为是现金日记账杨春明自己记的，没有证明作用。 原审第三人城市综合开发公司未提交新证据，也未对上诉人刘光远、被上诉人李健和原审第三人杨春明提交的新证据提出质证意见。 综合一、二审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光远与被上诉人宋中平、李健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基于刘光远与被上诉人赵钧和原审第三人杨春明于2011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刘光远的合伙人身份及其所占份额，刘光远转让份额的身份前提成立；且在这之前的同年10月28日签订有股份转让协议，双方有宋中平、李健投资入股的合意，同年11月2日李健向刘光远转款1500000元，宋中平、李健投资的事实成立；在形式要件上，虽然原合伙人赵钧和杨春明未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名认可，但赵钧、李健、宋中平与杨春明在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中明确了合伙的指向为赵钧、杨春明原与刘光远共同出资开发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王家湾车站“君福尚岛”小区，证明赵钧、杨春明均认可宋中平、李健是共同出资开发“君福尚岛”小区的出资人，系赵钧、杨春明对宋中平、李健入伙的追认，即宋中平、李健经原全体合伙人同意成为赵钧、刘光远、杨春明三人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合伙人。宋中平、李健和赵钧要求确认与刘光远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请求成立，原判予以支持正确。 刘光远与赵钧和杨春明于2011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系刘光远与赵钧和杨春明三人的合意约定，未经三人合意不能单方解除协议。宋中平、李健、赵钧与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的是解除与刘光远合伙关系，而不是解除《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合伙协议》的签订，实际上是宋中平、李健、赵钧与杨春明四人另行签订了一个新的、区别于《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合伙协议，《合伙协议》载明解除与刘光远的合伙关系，实际上是宋中平、李健、赵钧与杨春明四人另行建立了一个新的、区别于《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合伙关系，该《合伙协议》以及据此形成的合伙关系系四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如刘光远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但不影响宋中平、李健、赵钧与杨春明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的效力。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光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刘光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晓东 审 判 员 袁 梅 审 判 员 黎 明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苟绍阳 书 记 员 李彩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