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3231号原告:邵春旭，男，198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台晔，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厦楠，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凯，男，199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监利县，现居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钟磊，男，198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第三人：张焯英，女，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钊，广东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春旭诉被告张凯、钟磊、第三人张焯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春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厦楠，被告张凯、钟磊，第三人张焯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春旭诉讼请求：1、被告张凯、钟磊共同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33750元及利息（利息以33750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5日开始直至被告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8日的利息为1961.72元，本息合计35711.7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张凯、钟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张焯英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由白云法院查明相关事实并出具（2018）粤011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原案件”，该案件已于2018年7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在审理原告案件过程中，原告方得知本案被告张凯代原告向第三人张焯英收取了33750元还款。于是原告将被告张凯起诉至增城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粤0118民初6738号，但被告张凯在该案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举证该笔款项实际为代被告钟磊收取，但被告钟磊拒绝出庭说明情况，至今被告张凯及被告钟磊仍未将代收款33750元返还给原告，为查明事实真相，原告遂撤回（2018）粤0118民初6738号案件的起诉并准备再次起诉，原告认为，被告张凯、被告钟磊拒不返还款项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被告张凯、钟磊应当共同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33750元。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凯、钟磊共同辩称：一、本案原告不适格；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委托恒田公司向张焯英收款，而即使其能就此举证证明，亦应当是向其受托人恒田公司主张权利。二、被告并非直接从原告处收取案涉款项，该案涉款项与原告主张的受损利益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委托被告向张焯英催收款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33750元系张焯英的还款，因此，无论被告收取案涉款项的性质是什么，原告均无法证明其利益损失与案涉款项存在因果关系。三、未经被告认可，（2018）粤0111民初737号案中自认事实仅对作出自认的原告有约束力，且法院在使用法律时，应当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基础，法院没有必要对双方一致认定的事实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而且也不得作出与该自认事实相反的认定；因此，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其实质上不具备真实性，对被告亦当然不产生任何约束力；原告提交的证据在本案中不应作为判案的依据。（2018）粤011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中，在审理法院没有追加被告为该案第三人加以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仅仅是依据原告与张焯英的相互陈述构成的自认事实，而予以认定张焯英还给原告的本息数额，该法院并没有对该自认事实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亦没有提及到被告。因此，原告和张焯英在（2018）粤0111民初737号案庭审中的陈述或主张内容，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两者相互陈述符合的部分构成了自认的事实，因均未经过被告认可，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被告不应对此承担任何后果。四、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系还款15750元已由被告钟磊转账给了王明即恒田公司，剩余部分代收的居间（中介）服务费也叫介绍费，也已在当时付给了应收款的介绍人；事实上，被告张凯于2016年12月29日14点51分收到张焯英转来的20000元后，即于14点53分到被告张凯的招行卡，又于14点55分转给了被告钟磊；被告张凯又于2016年12月30日9点55分收到张焯英转来的7000元后，即于9点58分转给了钟磊；最后于2017年1月4日10点56分收到张焯英转来的6750元后，亦于11点40分转给了钟磊。而钟磊在收款后，也于2016年12月29日将15750元转账给了王明。由此可见，被告张凯在每次收款后不足5分钟内，就已把款项交付给了被告钟磊，而钟磊亦将其中属于还款的部分交付给了王明，将属于介绍费的部分支付给了应付的案外人。可见，两被告均无实际获取任何利益。综上，两被告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其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请。为此，希望合议庭充分考虑并采纳上述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邵春旭曾以与第三人张焯英存在借贷关系，于2018年1月11日以第三人张焯英等为被告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审理并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粤011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当中确认原告邵春旭与张焯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认定原告邵春旭已向张焯英履行出借本金45万元的义务，并认可双方一致确认已归还本金67788.6元、利息85711.4元合计153500元的事实；该判决已于2018年7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依照原告提交第三人张焯英在上述案件诉讼中出具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还款金额统计表，显示张焯英从2016年10月29日至2017年9月4日分别向王明、张凯、陈嘉韵转款合计153500元，其中包括于2016年12月29日、30日、2017年1月4日向张凯转账20000元、7000元、6750元，合计金额33750元。对此，两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又根据被告钟磊提交的《资金支付申请单》、电子银行付款回单及相关交易账单详情打印件等，其中申请单主要记载钟磊为负责对收取张焯英付款业务的经办人及业务部长，并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广州恒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收手续费等合计18500元等内容；当中的总经理、领导审批项栏由王明签名，经办人、收款人由钟磊签字确认。付款回单、交易详情则显示由张凯分别在2016年12月29日、30日、2017年1月4日向钟磊转付20000元、7000元、6750元，以及钟磊收款后于2016年12月29日向王明转款15750元，并于2017年1月4日先后付林波500元、10500元等情况。对此，两被告承认第一次转款是因以张凯账户代收取张焯英的付款并当即转回给业务经办人钟磊，而钟磊主张收款后将其中还款部分15750元当日转交回公司领导王明，再将中介费部分向相关介绍人进行了支付。庭审中，原告述称其与第三人张焯英的借贷是通过广州恒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介绍促成，基于信赖而继续委托该公司代为向借款人即张焯英进行还款催收，且据悉该公司的催收业务均由其业务员进行办理和代为收取还款；主张两被告在收取张焯英的还款后却至今未予向原告返还，故构成不当得利，应共同向原告返还所收款项及利息；明确利息是从被告收取最后一笔款的次日2017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被告张凯述称其当年是在恒田公司上班，王明是公司老板；抗辩其对张焯英的业务是无权收款，当时仅是受钟磊委托提供账户代为接收，收款后也随即全额转交给了钟磊，再由钟磊转给老板王明和其他中介，所以不应由我承担返还责任。被告钟磊则述称恒田公司属于小额放贷，因本次借款是我向公司介绍引进的业务，故由我负责对该客户的还款、逾期进行催收，收款后再转账给王明；承认因公司规定不能用自己账户收款，故当时由我向张焯英指定将钱转给张凯，张凯收钱后是马上转给我账户；辩称其是受公司委托收款，且收款后将公司应收的及中介应付的相关款项均已进行了转交，其并未收取费用，故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主张若需计算利息也应从判决确定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而第三人述称其一直都是与恒田公司沟通，并不认识原告，当时也是依照恒田公司员工钟磊的指定进行每月还款，案涉付款之所以向张凯转账支付也是按钟磊向我方发出的手机信息指定账户进行付款，其中2016年12月29日的2万元是还款、12月30日和2017年1月4日的转款为付息。本院认为：根据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1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与案涉第三人张焯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则原告作为第三人张焯英借贷的出借人，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对张焯英为偿还借款所作出的支付款项具有所有权，结合借贷双方在该案诉讼中一致确认了包括案涉转款在内共偿还的本息金额，并已由生效判决作出了认定，即被告对案涉款项的取得与原告应收还款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故原告有权对第三人张焯英的案涉付款主张权利，本院予以认可。又鉴于第三人张焯英在（2018）粤0111民初737号案诉讼中，已明确其已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53500元，包括向本案被告钟磊指定收款账户即张凯名下账户转账的三次付款；也结合庭审中被告钟磊承认其负责对张焯英借款的偿还、逾期的催收业务并曾指定由张凯账户进行代收的情况，则被告张凯账户所收取张焯英的转款实际是张焯英为偿还原告出借的借款本息。虽然两被告在答辩状中抗辩该三次转账款包含15750元的借贷还款及余款18000为居间服务费或介绍费的支付，但在付款人明确其付款为本息偿还的情况下，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焯英的该部分转款实为居间费支付或存在应由张焯英支付等额居间费的约定；且依照被告提供的《资金支付申请单》，当中由钟磊以收款人身份签名确认收到恒田公司代收手续费18000元及其他费用合计18500元，收款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等情况；据此，对两被告抗辩由张凯名下账户收取张焯英转款为包含居间中介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案涉张焯英的转款虽然由被告张凯名下账户接收，但被告张凯仅为代钟磊收款并在接收所涉转款后于当日随即转回给被告钟磊，可见款项的实际收取人为被告钟磊；则被告张凯并非无正当理由收款以及并未因此获得不当利益，其对案涉款项不具返还义务，故原告请求被告张凯对案涉33750元及利息承担返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被告钟磊作为第三人张焯英借贷的介绍引荐人，且负责对张焯英借贷期间还款、逾期的催收业务，理应将收到张焯英所付款项及时返还给出借人原告或向其业务公司进行交缴。依照被告提交的转款记录，显示被告钟磊在收到第一笔转款2万元后于当日即向其业务公司领导王明转付15750元，则对该部分款项被告钟磊不存在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形；故原告请求被告钟磊对该部分转款承担返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而对收取张焯英还款的剩余部分18000元，虽然被告钟磊提交了有关转账记录证明其曾向相关人员作出500元、10500元的转款事实，但并不能显示其所转付的该部分款项为应由张焯英负担或与本案存在关联，且亦未取得付款人即第三人同意或事后追认；故对被告钟磊抗辩对余款部分作出了合理的中介费分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则被告钟磊在收取张焯英的案涉付款后，除了向业务公司缴交15750元存在合理性外，对余款18000元至今并未向原告返还或向业务公司缴存，应予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原告请求被告钟磊对该部分转款18000元承担返还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利息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费用后，应当收缴。”故原告请求被告钟磊支付相应银行利息，本院予以照准。鉴于原告承认其曾委托恒田公司对张焯英的借款进行催收，则被告钟磊作为该业务经办人所收取张焯英的还款并非欠缺正当性，故原告请求利息从收取最后一笔转款次日2017年1月5日起计算欠妥；但被告钟磊在原告提起涉诉明确请求返还所收款项，却至今未予返还，案涉利息可从原告权利主张之日即起诉之日（2019年4月1日）起计付为宜。则案涉利息以未还款额为基数，从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对原告请求超过部分以及被告抗辩应从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邵春旭返还18000元及利息（以未还款额为基数，从2019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邵春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邵春旭负担343元，被告钟磊负担3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审 判 长  吴文山人民陪审员  湛鸿铁人民陪审员  卢锡如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李志雯附本判决其他主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