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2民终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一木，男，196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一军，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希浩，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国秀，女，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阿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进，成都市郫都区蜀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县加明镇。 法定代表人：杜建勋，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一木、苏一军因与被上诉人邹国秀、四川省泸县加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县加明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阿坝县人民法院(2019)川3231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一木、苏一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希浩，被上诉人邹国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进，原审被告泸县加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一木、苏一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邹国秀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苏一木、苏一军以泸县加明公司名义与邹国秀签订租赁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苏一军并非租赁合同当事人，一审判决苏一军承担责任错误。邹国秀与苏一木、苏一军之间并未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仅苏一木与邹国秀形成事实合同。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邹国秀所举证的“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证据显示，合同的租用人为“南岸新区安居房”，该小区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并不能成为签订合同的主体。因此，该“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未成立，更未生效，不能依据该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且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与邹国秀起诉状陈述的4月6日相矛盾。邹国秀另举证的一份签约方为邹国秀和苏一木的“协议”，未能明确签约时间，不能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能作为本案合同依据。2.本案中仅苏一木租用了邹国秀经营部的建材，苏一木单独与邹国秀之间形成事实租赁合同关系，苏一军并未参与。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邹国秀仅能要求苏一木支付相应的租赁款，与苏一军没有关系。即使苏一木是“南岸新区安居房”的实际施工人，并不能当然推论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就是苏一木和苏一军两人，不能随意扩大合同的当事人。邹国秀陈述因苏一军系建筑工程实际控制人，进而要承担租赁费用。但苏一军并非工程实际控制人，且本案并非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即便是工地控制人并不能代表租赁合同当事方，一审法院没有严格遵守合同相对性。二、一审法院认定“经过磋商，苏一军于2018年2月28日向邹国秀出具欠条”属事实认定错误。邹国秀诉请的租金94万元和违约金1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双方的租赁并未经过结算，租赁费用尚不明确，苏一军并未与邹国秀进行过磋商，欠条并非是经过磋商而形成。苏一木租用了邹国秀经营部的建材，但是至今为止双方并未就租赁款进行结算，租赁费用的多少双方并未对账认可。2.邹国秀举证的“欠条”属于苏一军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形成，且属于无权代理，不发生效力。该欠条上的内容是苏一军误以为邹国秀已经和苏一木之间经过结算，随即按照邹国秀的陈述书写，事后发现双方并未结算，属于重大误解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本案中与邹国秀形成租赁关系的是苏一木，苏一军并未被授权，也没有资格代苏一木向邹国秀出具欠条，该无权代理行为未经苏一木追认，不发生效力。3.仅凭“欠条”内容不能草率认定双方之间的债务情况，邹国秀并未完成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观点，如果单凭一张借条或者欠条就认定较大金额的债务关系成立，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金额较大的借条或者欠条，应当结合交付凭证、当事人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交付细节来综合判定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邹国秀的核心证据仅有该欠条，但并未进一步举证该欠条上的金额是如何构成，并未依据有效的结算得出相应的金额，同时，双方事实上也并未结算，因此不能直接以该欠条来确定苏一木、苏一军承担的债务。最明显的一点是之前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应当予以扣除而没有扣除，导致欠条金额比实际欠款金额高。4.双方并未约定违约金，邹国秀诉请违约金10万元没有依据。如上所述，双方并未形成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即使依据该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也并未约定违约金，仅仅有时间不明的一份协议约定了违约金30万元，而该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能得到认可。此外，邹国秀举证的欠条上所写的94万金额已经包含了利息以及所谓的违约金，才导致金额比实际租赁费虚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撤销。据此，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邹国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双方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泸县加明公司述称，一、答辩人与许晓东系建设工程挂靠关系，许晓东承接项目工程后转包给苏一木、苏一军，苏一木、苏一军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二、苏一木、苏一军与被答辩人具有实际上的租赁合同关系，负有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答辩人不负有支付租金的义务。三、答辩人加明公司已经按照挂靠合同的约定向挂靠人许晓东转付了工程款。 邹国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苏一木、苏一军支付从2016年3月21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租赁架管、顶托等租金94万元，并承担违约金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苏一木、苏一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0日泸县加明公司承建阿坝县南岸新区安居房工程后，将该项工程转包给许晓东承建，许晓东又转包给苏一木、苏一军承建，成为该项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6年3月21日苏一木、苏一军随后以泸县加明公司名义与邹国秀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苏一木与邹国秀签订了关于钢管、扣件租赁的协议。该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苏一木、苏一军向邹国秀支付了部分租金，对于剩余租金产生分歧。经过磋商，苏一军于2018年2月28日向邹国秀出具欠条，载明阿坝县安居房工地欠邹国秀940,000元租金。另外查明，泸县加明公司已将全部工程款与许晓东结清并支付，许晓东也将全部工程款与苏一木、苏一军结清并支付。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复印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协议》、《欠条》、《目标管理项目书》、《合同协议书》、《审计报告》、银行转款凭据、《询问笔录》、《领条》及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实际履行是邹国秀和苏一木、苏一军。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不宜随意扩大责任主体范畴。再者根据证据显示，泸县加明公司已与案外工程承包人徐晓东结清并支付工程款，许晓东也与苏一木、苏一军结清并支付工程款，更进一步证明本案承担支付邹国秀940,000元的责任人是苏一木、苏一军。苏一军向邹国秀出具欠条后，不及时履行付款义务，给邹国秀造成了一定损失，因此邹国秀主张的100,000元违约金不算过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苏一木、苏一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邹国秀支付租金940,000元及违约金100,000元，合计1,04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80元，由苏一木、苏一军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苏一木、苏一军系亲兄弟关系，两人共同承建壤塘县南岸新区安居房项目工程。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租赁的订立与结算问题。苏一木、苏一军系亲兄弟关系，两人共同承建壤塘县南岸新区安居房项目工程，邹国秀向该项目提供建材租赁服务。苏一木、苏一军均是租赁协议的相对方，因此苏一木、苏一军抗辩是协议相对方为苏一木，苏一军系重大误解结算的欠条理由不能成立。苏一木、苏一军应当按照结算金额支付94万元租赁费。二、关于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支持10万元违约金。按照94万元租赁费标的计算，违约金占比10.6%，未明显过高，其次欠条时间形成于2018年2月28日距邹国秀起诉日2019年5月30日，也已长达16个月，因此一审支持10万元违约金适当。 综上所述，苏一木、苏一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上诉人苏一木、苏一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卉佳 审判员  许志英 审判员  马 燕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何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