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202民初258号 原告：杨立安，男，汉族，1973年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建，新疆乌鲁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红昌，男，汉族，1971年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畅彬，男，新疆库尔勒市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立安与被告李红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立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建、被告李红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畅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立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劳务费25022元；2.被告承担保全费140.6元和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9年3月22日，杨立安等十余人受雇于李红昌，给李红昌在第二师三十四团五连租赁的一千余亩棉花地提供劳务，双方签订《土地管理合同》约定，李红昌承诺在管理棉花地过程中，给杨立安等人每人每亩地管理费270元，并且给每人每月预支1000元生活费，合同约定2019年9月10日左右交工，2019年11月10日前付清所有人的管理费（工钱）。在杨立安等人管理土地的过程中，李红昌拖欠每人40余天的生活费，杨立安等人多次向其主张生活费均未果。到9月10日交工时，杨立安等人要求李红昌结算工钱，李红昌表示可以计算工钱但是要扣除每人10000元的管理费，李红昌认为杨立安等人给棉花打顶晚造成棉花减产，杨立安等人不同意扣款。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经当地派出所、司法所及第二师三十四团社综办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李红昌应支付杨立安管理费28295元，杨立安等十一人每人先垫付因索要工资时对拉运棉花车辆产生的误工费3273元后，剩余管理费待棉花兑现时由棉花加工厂直接支付给杨立安等人。但时至今日，李红昌只向杨立安等十一人每人支付了8000元管理费，剩余管理费及垫付的误工费3273元至今也未向杨立安等人支付，故诉至法院。 李红昌辩称：1.杨立安等人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不属实。被告与杨立安等十一人签订《土地管理合同》后直到合同结束，被告认真地履行了合同义务。2019年7月30日，其中一名工人普国贵私自去塔河水坑中洗澡溺水死亡，杨立安等人认为，被告要赔偿普国贵一笔巨大费用，加之2019年1月至7月30日塔河断流，被告的棉花地仅靠十口小水井与塔河水坑里的水浇灌棉花，棉花普遍缺水，长势不好，杨立安等人认为被告今年的棉花没有盈利，损失已成定局，在2019年7月31日，杨立安等人向被告提前要去了按合同应在8月支付的生活费每人1000元，并于当天全部离开棉花耕种区，对被告的棉田实施了托管，杨立安等人还到三十四团司法所及社综办要求被告结算支付全部工资，同时要求解除合同，被告坚决不答应。按合同规定，杨立安等人应在7月20日前必须完成棉花的打顶工作，但从7月31日领到当月1000元的生活费后，就对棉田实施了托管。经过三十四团司法所和社综办长达20多天的调解后，才陆续回到棉田管理中（由司法所案卷记录为证），但也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直到8月17日才开始给棉花打顶。在后续的管理中，杨立安等人都延期浇水除草，直到合同结束，也没有完成合同义务，还有1947米的渠道未清理。在棉花采收拉运中，杨立安等人对被告拉运棉花的三辆大货车进行阻挡，造成被告压车损失36000元、人工装花误工损失8800元、装载机费用4000元。杨立安等人在软管清理工作中，恶意对被告的滴灌管道进行损坏，初步预计滴灌管道损失75000元左右，被告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综上，杨立安等人存在违约行为，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应依法驳回杨立安等人的诉讼请求。2.对杨立安等人的违约行为及侵权行为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保留另案诉讼权利；3.2019年11月3日，杨立安等人与被告在司法所及派出所人员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其真实性认可，但是由于该调解协议是受杨立安等人胁迫签订的，故关联性不认可，该调解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3日，经铁干里克派出所、司法所及第二师三十四团社综办主持调解，李红昌与杨立安等十一人分别达成《调解协议书》。其中，李红昌与杨立安、吴大群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内容如下：“纠纷主要事实：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9月10日，李红昌雇佣杨立安等十一名劳动者在三十三团防洪堤301公里处1650亩地中从事棉花种植及管理工作共计产生劳务费用303710元人民币，现十一名劳动者与李红昌因劳动报酬发生纠纷。经调解，现达成如下协议：一、李红昌支付杨立安、吴大群工资共计56590元（每人28295元），该工资由李红昌棉花票据兑现后在棉花加工厂直接支付，在兑现前该票据由司法所暂存，工资支付完毕后李红昌保留对该十一名工人因履行合同产生问题的追诉权（包含缩水、务工、名誉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二、十一名劳动者因索要工资对拉运棉花车辆产生的误工费36000元先行垫付，每人均摊3273元，十一名工人保留后期追诉权利（包含未按期支付生活费用、车费、误工费等）；三、杨立安、吴大群工资共计56590元，去除先行垫付棉花拉运车辆误工费共计6546元，实际支付50014元。” 上述《调解协议书》签订后，李红昌不同意由棉花加工厂向杨立安等人直接支付工资。李红昌于2019年11月6日向杨立安支付工资6000元，于2019年11月7日支付工资2000元。剩余款李红昌至今未向杨立安支付。 另查明，杨立安等十一人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李红昌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为62×××78内的存款205402元。本院当日作出（2019）兵0202财保7号，冻结被申请人李红昌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为62×××78内的存款205402元，期限为一年。保全申请费1547元，由杨立安等十一人各交纳140.6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调解协议书》、收条、(2019)兵0202财保7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调解协议书》效力问题。案涉《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判断其效力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一,李红昌和董艳昌签订调解协议的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而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三点，一是行为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三是法律行为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不存在以上三种情况,应当认定该法律行为有效。从本案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在签订该协议的时候有派出所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场，李红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按印的法律后果,李红昌并无证据证实案涉《调解协议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协议。其二,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并不得随意违反自己的承诺。民事法律关系强调平等主体之间,在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支配自己的各项民事权利,不受他人的限制。也就是说,本案李红昌在该调解协议上的签字是对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也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得随意的推翻已在调解协议上所作出的承诺。其三,从该调解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最终确认了付款数额，该内容应当认为是权利人与义务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的处置,法律应对其行为给予肯定评价。如果义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调解协议时,应赋予权利人享有请求权利,即杨立安可以向李红昌以该调解协议为依据向法院主张相应权利。 关于杨立安主张的劳务费数额及保全费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由于李红昌和杨立安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杨立安依据该调解协议书主张劳务费具有事实依据。调解协议明确约定：“李红昌应付给杨立安工资28295元，该工资由李红昌棉花票据兑现后在棉花加工厂直接支付，去除先行垫付棉花拉运车辆误工费共计3273元，实际支付25022元。”双方当事人应按此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李红昌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未按协议约定在棉花加工厂向杨立安等人直接支付，只向杨立安支付工资8000元，李红昌违反了该调解协议。现李红昌已付工资8000元，根据调解协议还应向杨立安支付工资20295元。对于李红昌抗辩杨立安先行垫付棉花拉运车辆误工费3273元不应支付的意见。本院认为，调解协议明确约定“误工费3273元系先行垫付，并且杨立安等人保留后期追诉权利。”由此可以推断杨立安等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时并不同意向李红昌支付误工费3273元；李红昌如果认为杨立安等人应向其每人赔偿棉花拉运车辆误工费3273元，可另案主张权利。关于杨立安主张的保全费140.6元，因李红昌未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造成杨立安申请财产保全交纳保全费140.6元,与李红昌未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保全费应由李红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红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杨立安支付劳务费20295元； 二、被告李红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杨立安支付保全费140.6元； 三、驳回原告杨立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6元，减半收取计213元，由原告杨立安负担40元，被告李红昌负担173元（于履行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沈国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王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