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21民初5375号 原告：李加生，男，汉族，1970年3月19日生，住前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福元，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住前郭县哈拉毛都镇。 法定代表人：王守旭，系理事长。 被告：王守旭，男，汉族，1984年3月8日生，住前郭县。 原告李加生与被告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王守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加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福元，被告前郭县旭升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守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加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高粱脱粒款共计人民币85273.02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月利2分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付脱粒款的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为止。二、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对该笔脱粒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雇佣原告为订单农民种植中的高粱脱粒当时口头约定：脱下的高粱粒的费用为每斤高粱粒叁点五分，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多次为其提供高粱脱粒，约定付款时间为打完一家立即给付脱粒费用，被告开始就没有依约付款，打完一些家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分三次将除章营子村村民以外农户的脱粒费给付原告共计人民币45000.00元，截止今日，被告仍然欠付原告共计人民币0.035元*2,436,372.00斤=85,273.02元，事后原告曾多次催要剩余的为其订单农户的脱粒费，但至今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付。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履行约定的其订单农户高粱脱粒义务，被告理应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脱粒费。另外，被告二作为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由于自己的财产混同于企业的财产，应当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拖欠原告脱粒费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王守旭辩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委托法人王守旭代为支付李加生高粱机器脱粒费，王守旭又通过前郭县农村商业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方式，王守旭代为支付共计五次向李加生前郭县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8笔高粱脱粒费。李加生于2016年11月末左右大概时间记不清楚了，李加生通过王守成在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负责人王守旭处共计三次预支高粱机器脱粒费25000元，一次以购买脱粒机器用柴油预支脱粒费5000元，一次以修理脱粒机柴油机为名预支脱粒费10000元，2017年初过完春节李加生又以购买脱粒机用柴油预支高粱脱粒费10000元，这是三笔预支高粱脱粒费，以下还有五笔：第一次时间是2017年6月7日向李加生前郭县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户名李加生，账号6231xxxxx】。第二次于2017年9月4日向李加生相同账号支付高粱脱粒费8270元。第三次于2017年9月25日向李加生相同账号汇入高粱脱粒费5000元。第四次于2018年3月23日向李加生相同账户汇入31280元。第五次于2018年4月29日也是结算最后一次向李加生相同账号汇入20000元，全部结清。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委托王守旭代为支付李加生高粱脱粒费共计109550元，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和李加生于2017年4月18日结算时给李加生出具了欠据53270元，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欠据于2018年4月末已结清李加生高粱脱粒费并收回了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给李加生出具的欠据，李加生为合作社社员订单农户高粱脱粒儿共计2436372斤数量正确，2016年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高粱机器脱粒费定价为每斤0.03元，2436372斤*0.03元=73091元，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已支付完毕李加生全部高粱脱粒费。李加生以不正当手段到合作社讹诈，2019年9月李加生带他母亲以及妻子到合作社进行讹诈，严重影响了合作社正常生产，合作社立即向110报警，民警将他母亲和妻子带走，合作社要求他出具欠据，他没有任何凭证因为凭证合作社已于2018年4月末收回，他在很多不知详细情况下四处散播谣言，给合作社以及我个人造成了极坏影响，合作社以及王守旭将保留对他的诉讼权利，以及对公安机关对他的严肃处理予以追究。至此希望法院驳回李加生对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无理请求以及对王守旭个人无理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企业信息、法定代表人王守旭信息，欲证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和王守旭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王守旭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是股份制企业，和其个人财产不发生任何关系，其与李加生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原告提交的法定代表人信息仅是王守旭个人身份信息，并没有明确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亦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证明力有欠缺，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采信。（2）王守旭订单农户出具的70份证明，欲证明李加生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脱粒儿高粱一共是2436372斤。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这都是李加生的亲戚出的假证。因上述证人并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及各方当事人质询，本院对该份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内容的客观性均无法确认。且从原告所举70份证据表面形式来看，证明内容除农户名字、高粱斤数、证明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处是证明人自己书写外，其余部分均是同样的字体，同样的内容，且即便证人所证明的在原告处高粱脱粒的斤数属实，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未就2436372斤的高粱脱粒劳务费进行结算，该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有欠缺，本院依法不予采信。（3）在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证明李加生和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存在劳务关系。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4）四份银行转账记录，证明王守旭给李加生的转账汇款均是2016年李加生在外地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打的高粱脱粒费，与本案诉讼无关。被告对四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本院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需综合评判后加以认定。（5）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高粱粒合作合同，证明2018年3月23日，王守旭给李加生的转账汇款31280元中大部分是高粱货款。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高粱订单合同书仅能证明李加生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签订过高粱种植回收合同，合同书中仅有购买种子数量及化肥的购买情况，并未体现回收高粱时的具体斤数，亦不能说明31280元的转账款中大部分是高粱货款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6）证人韩国文、包文才、王才、王福祥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李加生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高粱脱粒的劳务费是每斤3.5分。（7）证人韩宝金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李加生于2018年卖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高粱斤数是32800斤，并出示2018年4月2日在王府站镇金丰粮食收购站的小票一枚。对于以上（6）—（7）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韩国文、包文才陈述是李加生在其家里打高粱时听李加生本人所说，王才、王福祥是受李加生雇佣的工人，是在干活时听别人说的，以上四名证人并不知晓李加生和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王守旭是如何约定的，故对四名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对于韩宝金证实李加生卖给王守旭的一车粮食是32800斤的事实，韩宝金出具的一枚王府站镇金丰粮食收购站小票载明的时间是2018年4月2日，与其陈述的时间不符，内容载明的净重32858斤无法证明系李加生卖给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高粱斤数，被告对此亦不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对韩宝金的证言不予采信。 2.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银行流水四份，证明给原告转了5笔款。原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欠据一枚，欲证明李加生2017年给被告高粱脱粒结算后的总账是436372*0.03元=73091元，已于2018年4月29日最后结清的，欠条收回。李加生对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欠条的所有内容均是王守旭书写，并未有李加生签字，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采信。（3）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六份，证明李加生提供的合同是假合同，合作社与李加生不存在订单合同关系。因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在此不予评价。（4）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合作社脱粒费都是按照3分计算。（5）委托函一份，证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委托王守旭代为支付高粱脱粒费及运费和其他费用，李加生和王守旭无雇佣关系，应对王守旭个人诉讼予以驳回。对于（4）-（5）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及委托函均是其自行出具，原告并不认可，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不予采信。（6）证人于德水、贾风的证人证言，欲证明2016年给旭升合作社高粱脱粒儿的劳务费都是每斤3分，与合作社都是口头约定的，没有合同，且已现金支付完毕。（7）证人王守成的证人证言，欲证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分三次现金给付李加生25000元。（8）证人于德水、贾风、马维军的证人证言，欲证明在给合作社高粱脱粒儿前都是借支加油，修机器，都是王守成现金给付，没有书面手续，干完活儿后一起结账。（9）证人马向达的证人证言，欲证明其在旭升农业合作社担任临时会计期间，听到王守旭给王守成打电话让其给李加生送钱，具体数额是2.5万元分三次给的。一次5000元，两次1万元，怎么给的不清楚。当时记账了，高粱脱粒费是7万多，合作社给出了5万多的欠据。对于以上（6）—（9）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均不予认可。对于于德水、贾风、马维军的证言与本案无关，本院在此不予评价。对于证人王守成、马向达的证言，两名证人的证言内容能够互相印证，故对于证人证言中能够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份，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雇佣李加生为其订单农户种植的高粱进行脱粒儿，无书面合同，双方口头约定高粱脱粒儿费用，李加生称费用为每斤3.5分，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法人王守旭称费用为每斤3分。李加生高粱脱粒儿的斤数是其雇佣的司机在脱粒儿完成后给李加生报账，脱完粒儿后拿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称量，车辆的费用由前郭县旭升合作社负责。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于2017年6月7日，2017年9月4日，2017年9月25日，2018年3月23日，2018年4月29日共计五次向李加生前郭县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84550元，其中包含支付李加生的高粱脱粒费、车辆运费、少部分高粱货款等。 另查明，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的企业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于2009年12月18日召开设立大会，由王守旭等六人发起，有独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 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被告前郭县旭升合作社雇佣原告李加生为其订单农户种植的高粱进行脱粒儿，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与李加生就提供劳务的方式、报酬计算达成口头协议，前郭县旭升合作社亦认可李加生为其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李加生诉称前郭县旭升合作社欠付高粱脱粒费0.035元*2436372.00斤=85273.02元，对于高粱脱粒儿的每斤的劳务费用及高粱脱粒儿的斤数问题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并未提供与合作社的结算单据，李加生述称合作社从未与之进行过结算，但认可合作社曾以转账形式支付过其劳务费，按照民间交易习惯并结合本案案情，未经结算即给付劳务费不符合常理。庭审中，被告举证证明已向李加生汇款及给付现金的形式支付其高粱脱粒的劳务费，李加生也确认其确曾收到过被告给付的劳务费，但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仍欠劳务费的事实；李加生称被告给付的款项中一部分系高粱货款，但亦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出售的高粱数量及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加生对于其主张被告仍欠高粱脱粒款85273.02元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李加生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述事实，在其确认确曾收到过被告给付的劳务费的情况下，对于被告给付的款项中是否包含高粱出售款及金额本院亦无法确认。综上，对李加生要求前郭县旭升合作社、王守旭给付高粱脱粒款85273.02元并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加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965元，由李加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珊珊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任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