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初735号 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滨江西路10号。 负责人：史亮，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东，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柏合镇）合灵路7号。 法定代表人：耿辉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卫东，男，汉族，1972年1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司员工。 第三人：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铝产业集中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程涛。 诉讼代表人：艾柏杨，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雪梅，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娇，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被告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川公司）、第三人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华川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17）川01民初735号民事裁定，驳回华川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华川公司不服并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民辖终53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1月18日，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益德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益德公司指定管理人并经管理人明确已接管债务人财产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东、田海，被告华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向卫东，第三人益德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雪梅、雷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川公司在益德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质的应收账款范围内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支付42941933.31元；2.判令华川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随后按约定向益德公司分别发放1450万元、850万元两笔贷款，并约定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11月22日、2016年3月16日。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又与益德公司签署了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益德公司将其与华川公司在“产品购销合同”（编号EDX141223-01）项下的29297764元及“产品购销框架合同”（编号GXKJ150701-1）项下的16584169.31元的应收账款出质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为益德公司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5年5月20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共同向华川公司送达“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华川公司于当日出具回执，确认其知悉上述质押担保情况，并保证将第一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益德公司对其的应收账款29297764元于2015年11月20日前付至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2015年9月22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另行向华川公司送达“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华川公司同样出具回执，确认其知悉上述质押担保情况，并保证将“产品购销框架合同”项下益德公司对其的应收账款16584169.31元于2016年3月12日前付至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随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就前述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依法设立了质权。华川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支付294万元后，余款再未支付。因益德公司贷款逾期，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申请执行并由该人民法院向华川公司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但华川公司提出异议并称益德公司对其无应收账款。故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本院提起诉讼。 华川公司辩称，一、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主体不适格。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起主张的依据是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签订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非合同主体，无权根据购销合同主张权利。二、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仅提供借款合同和两张贷款借据以证明履行了放款义务，但是贷款凭证仅能作为记账凭证，无法证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放款的具体金额和时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已经实际放款。三、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之间并无存在真实应收款关系，应收账款质押无效。1.虽然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案涉质押进行了登记，但征信中心不审查登记申请涉及的基础交易，登记的真实性应由发起登记的申请人承担。2.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即使形式上满足了订立书面合同和出质登记两个条件，仍不必然产生质权有效的结果。3.本案中，基础债权关系不真实导致应收账款并不存在，华川公司不应承担还款义务。益德公司利用先开票后供货的时间差，待华川公司在质押《通知书回执》上盖章后立即将发票收回并作废注销，实质上构成了对华川公司的欺诈，因此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等均是华川公司在遭受欺诈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出具，应属无效。4.案涉质押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资料原件收集和保管的义务，在益德公司并未提供应收账款所对应真实发票和交易供货单据的情况下，未对用于设定权利质押的债权凭证进行严格审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自身存在过错。对于益德公司的经营能力、偿还能力、财务状况，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亦未进行调查即发放2000余万元的贷款，本身严重违反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5.华川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并无任何应收账款，相反华川公司对益德公司享有金额18338097.12元的债权，且该债权已经在益德公司破产重整中成功申报并经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6.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供货单显示铝锭的单价每吨高于市场价2000余元，华川公司作为正常市场主体，显然不会接受高于市场价20%的铝锭作为供货渠道，因此该供货单并不真实。四、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就同一债权既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同时又向华川公司主张权利，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五、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要求华川公司支付42941933.31元，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益德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仅2006万元，即便需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支付，其支付的范围也仅限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的部分。综上，请求驳回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 益德公司发表如下意见：1.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享有对益德公司债权，并已经向益德公司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管理人依法进行了确认。2.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之间确有供货合同关系，益德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供货义务，但是对于应收账款债权金额不确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212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包含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2015年5月22日金额为1450万元的《贷款借据正本》以及2015年9月25日金额为850万元的《贷款借据正本》；3.2016年1月18日，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汇款294万元的银行支付专用凭证，以及益德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偿还贷款294万元的凭证；4.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6）川成蜀证字第120号《执行证书》，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书及该法院出具的（2016）川7101执153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16）川7101执153号之一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第一组证据拟证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已经按约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2300万元，益德公司还款294万元后逾期未能偿还剩余贷款，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依据公正债权文书申请强制执行，但未能执行回款。 第二组：1.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212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包含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2.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及相应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的动产权属统一登记；3.2015年5月20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通知书回执》，配套“产品购销合同”（编号EDX141223-01）复印件，发货明细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网上核验发票记录；4.2015年9月22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通知书回执》，配套“产品购销框架合同”（编号GXKJ150701-1）复印件，发货明细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网上核验发票记录；5.华川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6.华川公司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证明及执行异议书。第二组证据拟证明益德公司以对华川公司的应收账款为其债务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登记，华川公司知悉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事宜，但拒绝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行使质权。 华川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第一组证据中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以外，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已经实际履行了放款出借义务。第二组证据除对两份购销合同对应的发货明细表不予认可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均为复印件，对应的发货明细表亦属虚假，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之间就两份购销合同之间并无真实交易，华川公司没有收到货物。 益德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第一组证据，其中贷款借据不能直接证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放款行为，但是益德公司管理人接管后确认收到过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贷款；对于第一组其余证据均予以认可。对于第二组证据，益德公司均予以认可。 华川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产品购销合同”（编号EDX141223-01）及“产品购销框架合同”（编号GXKJ150701-1）。拟证明基础法律关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非合同主体，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且该两份购销合同并未真实履行，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并不享有应收账款债权。 第二组：增值税发票的税务注销证明。拟证明益德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注销的方式，构成对华川公司的欺诈行为，华川公司因此出具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及情况说明，均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未履行放贷的资料审查和收集义务，导致益德公司将发票作废处理，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自身亦存在错误。 第三组：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执行裁定书。拟证明生效判决已确认了益德公司欠付华川公司预付款、保证金17653664.98元，华川公司并不欠付益德公司货款，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基于应收账款质押主张权利并无事实基础。 第四组：益德公司因破产重整，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14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川14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拟证明华川公司已经就对益德公司享有的债权向其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并由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不享有任何应收账款。 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予以认可。第二组关于发票的问题，发票可以通过网上税务系统予以核验，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同样提交了经过核验的税务发票。即使发票作废是客观情况，但是不能据此否认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之间存在应收账款。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生效裁判文书中均未涉及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且诉讼请求中的金额与本案两份购销合同之间并无重叠、交叉，即与本案诉争应收账款之间不具关联性。 益德公司认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质证意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与本案系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以该判决认定益德公司欠付华川公司款项就推定益德公司不享有应收账款。 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认定如下：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第一组证据。2015年5月22日金额为1450万元的《贷款借据正本》以及2015年9月25日金额为850万元的《贷款借据正本》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为证明其履行了案涉借款合同的履约证据，该证据有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6）川成蜀证字第120号《执行证书》予以佐证，结合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亦认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发放了贷款的陈述，能够证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履行了借款合同中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的事实，上述《贷款借据正本》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具备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依据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已经按约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2300万元，益德公司还款294万元后逾期未能偿还剩余贷款及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本院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与益德公司办理案涉应收账款出质手续时，核查了益德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产品购销合同”（编号EDX141223-01）、“产品购销框架合同”（编号GXKJ150701-1）复印件，并通过网上核验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对益德公司所称的应收账款尽到了初步的审查义务；其次，从2015年5月20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通知书回执》以及2015年9月22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通知书回执》载明内容看，华川公司对基于“产品购销合同”（编号EDX141223-01）、“产品购销框架合同”项下尚欠益德公司案涉应收账款的事实已予确认；第三，从华川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情况说明》的载明内容看，华川公司再次对尚欠益德公司案涉应收账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第四，从华川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向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付款294万元的事实亦可以看出，华川公司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综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两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通知书回执》、华川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与第一组证据中的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汇款294万元的银行支付专用凭证已形成证据链，具备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通过该组证据，足以证明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案涉应收账款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至于华川公司提出其受欺诈出具《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等质证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根据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天银蓉锦江贷20150316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提供借款23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5年3月16日起至2016年3月16日止，年利率为6.5%的固定利率；按日计息，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逾期不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权限期清偿，同时对于逾期未付本金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对逾期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担保方式为保证、应收账款质押，并约定就担保事项具体订立包括“天银蓉锦江账质2015031601号”的担保合同。前述借款合同经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由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并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212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天银蓉锦江账质201503160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其中：第15.3条约定本次质押为最高额质押，质押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2015年3月16日至2016年3月16日；第2.1条约定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2300万元；第4.1条约定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保管费用、公证费、律师费、实现质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第10.6条约定益德公司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开立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应收账款所有收款必须进入专户，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专户内资金进行监管；该合同附件一《出质权利清单》中载明出质应收账款为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的全部应收账款；附件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益德公司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将到期应收账款直接划转至益德公司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的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前述质押合同经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由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并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212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天银蓉锦江账质字2015031601号”《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就前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事项进行约定，并于2015年3月2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取得相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 2015年5月20日，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共同向华川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通知其益德公司已将“EDX141223-01”交易合同项下发票编号为0882××-0882××号、发票实有金额为29297764元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要求华川公司在约定付款日2015年11月20日前将应收账款支付至专用账户。同日，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确认出质应收账款情况，并保证将应收账款发票实有金额按照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于2015年11月20日前支付至应收账款专用回款账户。 2015年9月22日，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另行向华川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通知其益德公司已将“GXKJ150701-01”交易合同项下发票编号为0083××、0083××-0083××号、发票实有金额为16584169.31元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要求益德公司在约定付款日2016年3月12日前将应收账款支付至专用账户。同日，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确认出质应收账款情况，并保证将应收账款发票实有金额按照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于2016年3月12日前支付至应收账款专用回款账户。 2015年11月20日，华川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我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确认该笔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编号为：EDX141223-01，发票编号为0882××-0882××，应收账款总金额为29297764元。约定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0日以前付款至益德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回款专户。截止2015年11月20日，我公司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29297764元真实有效。由于近期国资委在我公司进行审计，财务暂停对外付款，造成此笔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款到贵行指定的回款专户中……我公司承诺将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该笔货款至贵行应收账款回款专户”。 2015年5月22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145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2日；2015年9月25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85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6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共计向益德公司发放2300万元贷款。华川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向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支付了294万元。益德公司将此款于2016年1月19日划入其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的还款账户，用于归还借款1450万元项下的相应本金。截止2016年1月24日，益德公司尚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本金2006万元及利息10865.84元。2016年3月10日，益德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归还借款本金7462.79元。截止2018年1月18日，益德公司尚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本金20052537.2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4297407.02元。 本院另查明：1.经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120号”《执行证书》，载明“被申请执行人益德公司、成都鼎兴赛思科技有限公司、舒嵘、程涛、唐晓成；申请执行标的：1.本金20060000元。2.利息10865.84元（利息暂自2016年1月22日计算至2016年1月24日）及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3.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持该《执行证书》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申请执行，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于2016年3月14日立案受理。2016年4月19日，华川公司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证明》，“经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核实，益德公司在我公司无应收账款”。2016年7月28日，华川公司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书》，称“截止2016年7月28日，被执行人益德公司在异议人华川公司处并无债权也无到期债权，请求撤销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6）川7101执15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2016年8月23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6）川7101执1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2.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德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月18日裁定受理益德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3月22日指定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为益德公司管理人，又于2018年8月21日裁定自2018年8月21日起对益德公司进行重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金额为本息合计26781733.96元（利息计算至益德公司破产受理之日）。 3.2017年11月20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就华川公司起诉益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了（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华川公司陆续向益德公司转入保证金、货款等共计51484977.89元，益德公司也陆续向华川公司提供了货物，并判决益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川公司退还预付款、保证金共计17653664.98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确认的债权金额为18291472.09元。 本院认为，根据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诉称意见及华川公司的辩称意见，并结合益德公司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是否取得了案涉质权；3.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行使质权的范围；4.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实现质权的方式。本院现就争议焦点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行使债权及质权受阻后所引发的应收账款质权纠纷。华川公司系出质应收账款所涉及的债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起诉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出质债权的债务人。”的规定，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基于行使质权提起本案诉讼，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华川公司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不是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买卖合同中的合同主体为由，抗辩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主体不适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是否取得了案涉质权的问题。首先，本院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以及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案涉应收账款的事实已予确认，其具体理由在证据认定部分已作详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益德公司以其对华川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质，并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系益德公司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针对《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于2015年3月2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资登记时设立。”的规定，该质权于2015年3月25日设立。至于华川公司依据（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书》主张其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的问题，因该债权的形成与本案益德公司提供质押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交易合同并不相同，且该债权系普通债权，与本案设置了质押的应收账款不同，华川公司无权依据该债权抵销案涉应收账款。综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其已依法取得案涉质权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华川公司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未证明履行了放贷义务以及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之间并无真实应收款关系为由，主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不享有质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质权行使的范围问题。本院认为，质权的设立是为了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故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在其享有的债权范围内行使质权。对超过该债权范围外的应收账款部分，不属于质权行使范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的范围应以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为限。至于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不属于质押担保范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无权就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行使质权。 关于如何实现质权的问题。首先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已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再行向华川公司主张权利的问题。本院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基于对益德公司享有的债权，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系基于债权而向主债务人行使权利；天津银行成都分行针对华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行使担保物权而向出质应收账款所涉及的债务人主张权利。故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与其在本案中的诉求所涉及的权利基础、行权路径、行权对象均不同，不存在重复主张权利的问题。其次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是否有权针对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直接要求次债务人支付应收账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享有的案涉质权属于担保物权，而非对华川公司直接享有债权，尤其是考虑到益德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的禁止个别清偿原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请直接由华川公司在出质的应收账款范围内向其支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基于破产程序的规定，同时也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中包含有对质权的优先受偿权的确认的情况下，根据上文论述，本院确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应收账款在上述质权行使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24349944.23元（其中本金20052537.21元，息4297407.02元）债权范围内，对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的对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驳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6509元，由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63550元，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9295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伟 审 判 员  黄 强 人民陪审员  唐金成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敖旭涛 书 记 员  陈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