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59247号原告：李奕蒙，女，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青，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瑞斌，北京金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奕蒙与被告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奕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青，被告星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瑞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奕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2.判令星辉公司返还购车款587700元、双倍返还定金5062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6日，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代理购车协议，约定李奕蒙购买丰田埃尔法汽车1辆，总价578000元，先交付总价10%作为定金，余款提车时支付。后李奕蒙加购3辆车，价格分别为653000元、65万元、65万元。李奕蒙交纳了3辆车的定金和1辆车的全款及运费，但星辉公司并未交付车辆，应返还已收款项并赔偿李奕蒙双倍定金。被告星辉公司辩称，不同意李奕蒙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星辉公司由胡某、郭辉于2016年12月15日发起成立，二人各占50%股份。胡某称能从中东进口车辆且销售利润丰厚，郭辉信以为真，遂成立公司发展客户、对外签订合同。最初合同能够履行，但后期大量合同无法履行，胡某收取客户定金、购车款后无法及时交车。后据调查，星辉公司得知胡某对车辆手续、转款凭证、车辆运输情况短信、车辆订制书造假，冒用他人身份及银行信息欺诈，胡某自称能够进口车辆纯属欺骗，按时交车再无希望，由胡某收受的购车款及定金无法收回。2017年8月15日，郭辉以胡某涉嫌诈骗罪向公安机关报案，李奕蒙亦全程参与并向公安机关出具证人证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作出刑事判决书认定胡某以星辉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收取钱款的行为是刑事诈骗行为，而非民事行为。郭辉在诉讼中被界定为证人而非刑事或民事责任人。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无效,系胡某诈骗的工具和手段,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二中院判决由胡某返还李奕蒙财产损失，已经维护了李奕蒙的财产权益，李奕蒙不能通过刑事和民事程序重复、反复主张权利。李奕蒙提起本案诉讼不应被受理，受理查明后应予驳回。第三，刑事判决中认定胡某交付给李奕蒙的1台丰田埃尔法车辆系从4S店加价购买，与李奕蒙支付60余万元购车款存在30余万元差价，李奕蒙存在不当得利行为。原告李奕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申请本院调取的胡某犯诈骗案刑事卷宗材料；2.李奕蒙与星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的微信往来记录；3.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凭证；4.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4份。被告星辉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星辉公司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李奕蒙签署的《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复印件；3.胡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复印件；4.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以下简称东华门派出所）给郭辉出具的《受案回执》；5.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城检察院）给郭辉出具的《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复印件；6.京东检经网检刑诉[2018]406号起诉书复印件；7.星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出具的《关于我与李奕蒙生意往来及其他情况说明》；8.银行凭证、微信支付凭证；9.申请本院调取的（2019）京02刑终199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99号刑事判决书）。星辉公司认可李奕蒙证据1-3的真实性；表示标的为57.8万元《代理购车协议》系李奕蒙与xx华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xx公司）签订，与星辉公司无关，认可其他《代理购车协议》的真实性。李奕蒙认可星辉公司证据1、2、4、6的真实性；以非原件、无检察机关盖章为由不认可证据3、5的真实性；表示证据7系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证据8真实性以法院核实为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一并确认。李奕蒙证据4与星辉公司认可的证据2相互关联、印证，无相反证据推翻，予以认定；星辉公司证据3与本院调取的刑事卷宗材料一致，予以认定；星辉公司证据5上无任何签章，非原件，且与本案争点缺乏关联性，不作认定；证据7由星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出具，按单方陈述处理，不能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证据；经本院核实，星辉公司证据8或为原件，或可登录互联网复现，予以认定。本院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查明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1日，李奕蒙通过微信询问星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购车价格、提车时间、进货渠道等事宜。郭辉称其与中东王子合作，车辆从中东正规进口，车辆上牌后才结尾款。12月22日，郭辉称4S店报价是88万元加价29万元，车款大概110万元，再加各种税、手续费，一共要120万元左右。李奕蒙表示想要购买1台车辆，询问郭辉公司位置、如何签订合同。郭辉告知公司地点在北京饭店C座茶语，表示其会打印合同，让李奕蒙先交纳定金。同年12月24日，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代理购车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载明：代理方为xx公司，买方为李奕蒙；买方购买的车辆品名、车型为丰田埃尔法，颜色为白外米内3.5豪华版，数量为1辆，单价、提车总价为57.8万元，定金为5.78万元，车辆验车上牌后付全款；交货地点为天津，2017年2月11日前提车；买方在协议签署后交付车辆定金5.78万元；买方提车时办理银行贷款，付清余款52.02万元，卖方收到全款后将车辆交与买方；卖方保证协议所提供的车辆完全符合出厂所规定的质量标准，交付由卖方提供发票等相关车辆检测手续；卖方未能于协议规定交车时间内交车时，买方有权拒绝接受车辆，卖方无条件退还所收预付款；协议通知与送达方式可以是微信、短信、电子邮件、传真；（第9条免责条款）如因不可抗力（如战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国家政策等）或厂家供货调整等其他在卖方控制范围外的因素，造成车辆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卖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执行协议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执行的理由，经双方协商允许延期执行或中止协议，并根据具体情况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协议在定金到账后生效；代办上牌费用为1000元等。《协议一》落款无任何签章。李奕蒙询问第9条载明自然因素的含义。郭辉答复称若交定金后车到了，车没有问题不退定金，车存在质量问题可以退；李奕蒙可打印合同签名，拍照后发给郭辉，郭辉可以安排发车，保证15日前到货。12月26日，李奕蒙将《协议一》打印后在落款买方处签名，将纸质版协议交付给郭辉。当日，李奕蒙分别向郭辉名下尾号0909的银行账户汇款3.78万元、通过POS刷卡方式向华悦红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悦公司）支付2万元，共计5.78万元作为《协议一》项下车辆（以下简称第1辆车）定金。12月27日，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协议一》的签章页，落款处代理方联系人为郭辉签名，代理方处加盖有xx公司合同专用章。2017年3月6日，李奕蒙询问郭辉从业时间。郭辉称老公司很多年了，新公司星辉公司刚开始从业，其主要从事商旅定制，“买点汽车当玩的”。3月14日，郭辉向李奕蒙发送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信息登记表、车辆一致性证书照片，并称是当日上海打出的“埃尔法单子”。李奕蒙询问是否能发送北京车辆的相关手续。郭辉再次向李奕蒙发送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信息登记表、车辆一致性证书照片。同年3月17日，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代理购车协议书》（以下简称为《协议二》），并称已经打印好、盖完章了。《协议二》载明：甲方为星辉公司（联系人为郭辉），乙方空白；乙方向甲方购买汽车品名、车型为丰田埃尔法，版本为3.5L尊享版，数量为1辆，单价、提车总价为65万元，备注为黑外米内；交货地点为四川，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前提车；买方在协议签署后交付车辆定金6.5万元，逾期仍未办妥者，卖方有权将车辆另行销售，协议同时作废；买方提车时付清尾款58.5万元，卖方收到全款后将车辆交付乙方；甲方账户为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银行账户等；其他内容与《协议一》一致。《协议二》上无任何签章。郭辉称手上无公章，拿去税务了，白色的以后补签。3月18日，李奕蒙通过微信向郭辉支付两笔1万元，共计2万元，其中1万元为《协议二》项下车辆（以下简称第2辆车）定金。当日，李奕蒙询问“白色车辆”的提车时间。郭辉答复该辆车被海关抽检，周一才能确定。3月22日，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账户汇款64.3万元并备注附言为“成都埃尔法白色顶配”，其中3000元为运费，剩余64万元为《协议二》项下购车款（包括定金）。3月23日，郭辉向李奕蒙发送车辆被托运的视频，并称运费是5600元，1周到货。李奕蒙询问是否有运单。郭辉称xx公司不愿意给物流底单，应该是在运费里加钱了，以后不能再和xx公司合作了。同年3月24日，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银行账户汇款64万元，并备注附言为“白色埃尔法顶配”。该64万元与3月18日李奕蒙向郭辉微信转账的剩余1万元作为1辆丰田白色埃尔法（以下简称第3辆车）的购车款。当日，李奕蒙收到该车辆。同年3月28日，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名下尾号0701的银行账户汇款13万元，并备注附言为“两台埃尔法库存”。诉讼中，双方确认该款项系李奕蒙向星辉公司另行订购的2台白外米内的丰田埃尔法汽车（以下分别简称第4辆、第5辆车）定金，每辆定金6.5万元，单价、提车总价均为65万元/辆，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其他内容与《协议二》一致。同年8月16日，郭辉前往东华门派出所报案称被胡某诈骗。当日，公安机关予以受理。2018年2月27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东城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30日，东城检察院以胡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2018年12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作出（2018）京0101刑初427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间，胡某对郭辉谎称认识沙特阿拉伯皇室成员，可低价从中东地区进口汽车，二人约定合作从事汽车销售业务，郭辉负责寻找客户并收取购车款，胡某负责车源；郭辉先后与李奕蒙等14人签订低价代理购车协议，收取李奕蒙等人交付的购车款共计人民币300余万元，后将其中297.07094万元转交胡某用于购车；胡某收款后从国内汽车经销商处购得丰田埃尔法汽车一辆（价税合计81.6万元）并交付李奕蒙，绝大部分款项被胡某用于个人支出；2017年11月23日，胡某被侦查机关抓获归案；案发前后，郭辉共计退还7人（不包括李奕蒙）交付的部分购车款共计61.2万元，其中包括转交胡某后被胡某非法占有的57.79594万元；截至该案审结，胡某造成6名被害人损失共计147.775万元，其中张某损失66万元，李奕蒙损失46.58万元，张某某损失19.5万元，陈某某损失7.695万元，吴某某损失4.8万元，徐某损失3.2万元。东城法院认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予以惩处，故判决胡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责令胡某退赔涉案赃款307.63万元，发还各被害人（附发还清单）；在案冻结的胡某尾号为7943的招商银行卡及尾号为6092的中国银行卡内的款项冲抵退赔款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向胡某追缴后发还各被害人。后胡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8月7日，二中院作出199号刑事判决书，另查明：2017年3月，胡某从国内汽车经销商处高价购得丰田埃尔法汽车1辆，后将该车交付李奕蒙；该车合同价为112.9万元，发票载明价税合计81.6万元。二中院认为，胡某从国内汽车经销商处购得丰田埃尔法汽车1辆后交付李奕蒙，李奕蒙实际损失得以减少，故该车价值应从李奕蒙的损失中扣减；该车存在合同价和发票价的巨大差异，合同价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合意，李奕蒙并非胡某与汽车经销商之间购车合同的当事人，李奕蒙的损失大小不应取决于胡某和汽车经销商关于涉案车辆价格形成的合意；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是车辆的有效价格证明，故应按照发票价扣减李奕蒙的实际损失；胡某加价部分系其犯罪成本，不应转嫁给被害人承担。故二中院判决，撤销东城法院427号刑事判决；胡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责令胡某退赔违法所得2055709.4元，发还张某66万元，发还李奕蒙46.58万元，发还张某某19.5万元，发还陈某某76950元，发还吴某某4.8万元，发还徐某3.2万元，发还郭某577959.4元；在案冻结胡某招商银行账户、中国银行账户内的钱款并入责令退赔项执行。诉讼中，李奕蒙表示：郭辉称可以代表xx公司签署《协议一》，但未向李奕蒙交付加盖xx公司印章的纸质版协议，《协议一》应是李奕蒙与星辉公司签订的合同；郭辉与胡某有其他经济往来，星辉公司提交的银行凭证、微信支付凭证不能证明其已将收取李奕蒙的相关钱款转给胡某；199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后，其未获得胡某退赔的任何款项。星辉公司则表示：因公司经营要收取利润，且后续车辆通关需要费用，故其未将李奕蒙支付的全部购车款转给胡某；胡某自称是xx公司股东，华悦公司向胡某的汇款系由xx公司操作，与星辉公司无关。另查一，星辉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登记成立，股东为郭辉、胡某，由郭辉担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汽车等。2017年5月17日，星辉公司股东变更为胡某、黄某，后于2017年10月18日重新变更为胡某、郭辉，持股比例各为50%，由郭辉担任法定代表人，胡某任监事。xx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登记成立，股东为张某某、卢某某，2016年8月12日股东变更为张某某、卢某某、马某某。郭辉、胡某并非xx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的股东。另查二，诉讼中，星辉公司提交银行凭证、微信支付凭证若干，证明其在收到李奕蒙汇款后向胡某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上述凭证显示：2016年12月27日，郭辉通过POS刷卡方式向华悦公司支付19975元；当日，华悦公司向胡某名下尾号6092的银行账户汇款2万元，郭辉通过微信方式向胡某转账27800元；12月28日，郭辉通过支付宝向胡某转账1万元。2017年3月22日、24日、28日，星辉公司分别向胡某名下尾号7943的银行账户汇款52.8万元、60万元、9.6万元，并分别备注为“购车成本”“定金车款”“订车定金”。以上共计向胡某汇款1281800元。本院认为，关于《协议一》的合同相对方，星辉公司辩称李奕蒙与xx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与其无关，李奕蒙则认为郭辉系代表星辉公司与其签订《协议一》。对此，本院认为，《协议一》上抬头及落款均载明缔约主体系xx公司，郭辉通过微信向李奕蒙发送加盖xx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协议一》签章页并签名，并未加盖星辉公司印章，郭辉的签名行为不足以证明其系代表星辉公司履行法定代表人职权，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星辉公司曾授权郭辉在《协议一》上签名。故李奕蒙要求解除《协议一》，并要求星辉公司承担《协议一》项下还款及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若有争议，李奕蒙可向相关主体另行主张。星辉公司辩称与李奕蒙就第2-5辆车形成的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本院认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案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属于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星辉公司的股东胡某虽被已生效的1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构成诈骗罪，现无证据证明星辉公司在与李奕蒙缔结签署买卖合同时知晓胡某有关诈骗事宜，胡某有关犯罪行为并不影响李奕蒙与星辉公司形成的有关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李奕蒙与星辉公司就第2-5辆车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依据已生效的1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之事实及本案庭审查明之事实，李奕蒙已向星辉公司支付第2辆车购车款65万元（包括定金6.5万元）及运费3000元、第4、5辆车定金共计13万元，星辉公司应于2017年5月30日前向李奕蒙交付前述3辆车辆。星辉公司至今未向李奕蒙交车，已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李奕蒙要求解除双方就第2、4、5辆车形成的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现无证据证明李奕蒙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星辉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故本院认定上述合同自星辉公司收到载有李奕蒙相关诉讼请求的起诉材料之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协议二》明确约定若星辉公司未按时交车，李奕蒙有权拒收车辆，且星辉公司应向李奕蒙退还已收取的款项。星辉公司至今未向李奕蒙交付相应车辆，应向李奕蒙退款。鉴于199号刑事判决书已结合星辉公司向胡某转账金额、胡某实际向李奕蒙交付车辆的发票金额等因素，判决由胡某退赔李奕蒙46.58万元，依据公平原则，相应款项应自星辉公司向李奕蒙退款的金额中予以扣除。经核算，李奕蒙有权要求星辉公司退还的金额为317200元。就星辉公司已向李奕蒙交付的第3辆车，双方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本院不在本案中处理。关于李奕蒙主张星辉公司支付定金罚金的诉讼请求，《协议二》明确约定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在星辉公司控制范围外的因素造成车辆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的，星辉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本案查明之事实，因星辉公司股东胡某犯诈骗罪，导致星辉公司无法向李奕蒙交付车辆，现无证据证明星辉公司在与李奕蒙缔结合同之时已知悉胡某上述诈骗事宜，李奕蒙要求星辉公司支付定金罚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奕蒙与被告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书》[一辆丰田埃尔法车辆（黑外米内）]及就两辆丰田埃尔法车辆（白外米内）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于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解除；二、被告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李奕蒙购车款317200元；三、驳回原告李奕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46元，由原告李奕蒙负担10000元（已交纳）；由被告星辉睿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担464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有光人民陪审员  徐 强人民陪审员  常振海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温晓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