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19572号原告：步毅(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高晓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楠，上海东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兴，上海东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洋洋，男，199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忭毅，上海正毅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姜立人，上海正毅国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杨庆伟，男，198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第三人：王泽坦，男，198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原告步毅(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毅公司)诉被告王洋洋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杨庆伟、王泽坦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步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楠、祝国兴、被告王洋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忭毅、俞姜立人、第三人杨庆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泽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步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步毅公司与王洋洋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步毅公司与王洋洋之间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王洋洋也未接受步毅公司的管理。王洋洋系王泽坦(常用名为**)介绍过来一起做零工的，王泽坦是杨庆伟找来做零工的，杨庆伟原系步毅公司的员工，公司将部分安装业务外包给杨庆伟，故王洋洋自始未接受步毅公司的管理，未与步毅公司发生关联，其提供的工作服也并非步毅公司处统一工作服。二、步毅公司处员工均缴纳社保，王洋洋不是步毅公司员工，故未为其缴纳社保。步毅公司处员工入职后，步毅公司均会为其缴纳社保及住房公积金，但是王洋洋并不是步毅公司的员工，故步毅公司的单位社保缴纳人员名单上并无王洋洋的名字。其次，王洋洋提供的平安保险团体意外险系步毅公司为其公司员工购买的团体意外险，因杨庆伟外包该业务，故杨庆伟个人将王洋洋在内一并上报，步毅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三、王洋洋的工资并非由步毅公司进行发放，步毅公司和王洋洋之间并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王洋洋的工资并非由步毅公司进行发放，也没有委托其他人代为发放，结合步毅公司既未与王洋洋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其缴纳社保，互相之间更没有资金上的往来，故步毅公司认为，步毅公司与王洋洋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存在错误。步毅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王洋洋辩称，不同意步毅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庆伟述称，步毅公司与王洋洋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第三人王泽坦未作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洋洋系外省市来沪从业人员，由杨庆伟招录进行安装工作，杨庆伟系步毅公司总经理，步毅公司为王洋洋购买了平安保险团体意外伤害险。另查明：王洋洋于2019年7月4日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步毅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庭审中，王洋洋提供了王泽坦和沈杨、步毅上海派单群等的微信聊天记录。步毅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并称王泽坦是杨庆伟找来做零工的，王洋洋是王泽坦找来的，王泽坦与步毅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杨庆伟与王泽坦口头约定业务外包，做的是杨庆伟的业务，公司财务给王泽坦发钱，公司将业务外包给王泽坦，杨庆伟的业务也由公司外包给他。步毅公司还称于2019年4月16日对王洋洋进行过面试，但是没有录用。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确认王洋洋与步毅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不服该裁决故诉诸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劳动合同、保险单截图、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步毅公司主张：杨庆伟是步毅公司的员工，步毅公司将部分业务承包给杨庆伟，杨庆伟招录王泽坦来从事相关业务，王泽坦又找了王洋洋，王洋洋并不接受步毅公司的管理。步毅公司给所有员工都购买了社保，给非员工购买的是团体保险，可见双方并非劳动关系。不清楚王洋洋受伤的事，是后来才知道的，王洋洋仅是王泽坦的下属人员，接受王泽坦的指派和管理，结合王洋洋的陈述，若其与步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从未与步毅公司明确劳动报酬不符合常理。步毅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2019年7月21日杨庆伟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王洋洋与步毅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是步毅员工。”王洋洋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杨庆伟的陈述应以本次庭审为准。杨庆伟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系步毅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东要求杨庆伟写双方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杨庆伟写的时候特向人事核实，确实未签劳动合同，高晓东称是不是员工应以劳动合同为准，因此杨庆伟写了不是步毅员工，实际上王洋洋、王泽坦、吴将三人都是杨庆伟代表公司招聘的，他们也确实为公司从事安装业务。王泽坦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王洋洋主张：步毅公司为王洋洋购买了保险，被保险人是王洋洋。当时杨庆伟打电话给王泽坦，而王洋洋和王泽坦是朋友，当时在一起，王泽坦就跟王洋洋说了，说工资一般在六七千元，王洋洋感觉工资不错就去了，2019年4月开始做，公司开过会讲了纪律，是杨庆伟主持的会议，当天有七八个人，都是安装工，还有一些公司的人，开会时没有说工资。王洋洋进公司后做安装，不是每天都有活，在工作过程中会有公司的人来查看，公司的活先派给王泽坦，他是组长，王泽坦、王洋洋、吴将是一组的，基本上一起出去干活，偶尔会分开。王洋洋2019年5月19日受伤，从未领过工资，不清楚王泽坦、吴将有无领取过工资。平时都是王泽坦通知工作的相关信息，当天也是王泽坦对王洋洋说要去何处安装。王洋洋受伤后由客户送去医院，赵某某报警，因为当天是王洋洋和赵某某负责安装。受伤后沈杨和杨庆伟来看过王洋洋。安装工干完活会填单子，单子以一组人为整体，公司根据单子发放提成，单子一式两份，一份给客户，一份给公司，一般都自留。王洋洋平时不去公司，开会才去公司，没有单子就在家休息，有单的时候随时去现场，公司地址在真北路红星美凯龙，进公司不需要打卡。王洋洋还认识孟志强、赵某某、崔师傅，都是安装工，其他人不熟悉。当时王洋洋与步毅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是杨庆伟带来的，签完后杨庆伟带回公司就再也没有给王洋洋等3人，所以只有王洋洋、王泽坦、吴将三人没有合同，其他安装工都有劳动合同。王洋洋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1、照片，证明王洋洋身穿步毅公司工作服，王洋洋至公司安排的安装现场必须穿工作服，王洋洋的行为是在履行双方劳动关系的内容。步毅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公司没有这样的工作服，且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杨庆伟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所有安装工都穿同样的工作服，外套和帽子上都写明“步毅供应链”。2、微信截图，王洋洋称分别为王泽坦和沈杨、步毅上海派单群等的聊天记录，2019年5月19日事发时王泽坦向公司人事汇报王洋洋受伤情况，人事向王泽坦表示“先去医院，然后有保险的，给买了保险的，先安排师傅去六院”，人事为高敏，微信名“敏儿”，也是调度。安装工的日常工作是通过派单群发放的，群里都是公司核心人员，安装工王泽坦、赵某某、孟志强也都在群里，王泽坦微信名为“jasen”，群里派单给王泽坦，王泽坦再通知王洋洋去干活。步毅公司认为该证据已超出举证期限，难以核实完整性及真实性，沈杨已经离职，即使是真实的，恰能证明王洋洋无法与步毅公司直接联系，只能证明王洋洋是在王泽坦手下工作的。派单群的真实性亦无法核实，即使是真是的，王洋洋只接受王泽坦的管理，步毅公司并不对王洋洋进行业务上的管理。这些聊天截图不能视为有效证据，结合“敏儿”、“高晓东”、“沈杨”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步毅公司与王洋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庆伟对2019年6月19日与沈杨、2019年7月18日与高晓东的聊天记录均无异议，聊天的人均为杨庆伟，聊天内容系为安装工讨要工资。杨庆伟与高敏的聊天记录，聊天内容为高敏告知杨庆伟有位师傅切到手了。对派单群的聊天截图无异议，如果所有安装工都在群里，说话比较困难，故只有安装组长在群里，公司委派任务后由组长再委派给下面的人，每个组长下面有两三个人，高敏是调度，沈杨是人事，jasen是王泽坦，其与赵师傅都是安装组长。对其他并非杨庆伟的聊天记录不清楚。3、证人赵某某出庭作证：其在2018年底至2019年中是步毅公司的员工，担任安装工，步毅公司有个派单群，组长在群里，派单就派给组长，赵某某也在该群中，根据单量看情况需要几个人，就告知公司。赵某某与步毅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其组员也签过。赵某某认识王洋洋，在一起干活，王洋洋是2019年过完年进来的，也是做安装的。王洋洋受伤那天，是公司派单群派单给赵某某，因为单量大一个人接不了，故公司安排王洋洋和赵某某一起去，当时不知道和谁一起去，到了现场才知道是与王洋洋一起干活。王洋洋受伤后赵某某向派单群和杨庆伟反映了此事，将王洋洋送上救护车后赵某某继续干活。赵某某的工资是部分打卡部分现金领取，现金是去步毅公司财务黄梅处领取。步毅公司为赵某某交了深圳的保险，也买了意外险。赵某某平时开会时才去公司，不开会就不去，不派单的时候就在家休息，派单需要随时出去。去现场安装需要填写安装明细，一式两份，房东和公司各一份，赵某某一般微信拍照给公司，自己留着这一份，公司偶尔会派人去现场抽查。步毅公司认为证人身份需要核实，且根据其陈述，步毅公司在2019年5月19日没有指派王洋洋去工作，王洋洋去工作可能受到了杨庆伟和王泽坦的指派，与步毅公司无直接关联。杨庆伟认可证人证言。王泽坦未对上述三份证据进行质证。杨庆伟主张：其为步毅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入场运作。2019年过完年，步毅公司要求扩展部门安装人员，委派杨庆伟招聘，杨庆伟就招了王洋洋、王泽坦、吴将进公司负责安装业务，这三人进公司后都开过会，安装是由公司的群直接指派的，不是杨庆伟指派的。步毅公司没有让杨庆伟承包任何业务，王洋洋受工伤的地址是步毅公司接的单，是在步毅公司的安装现场。步毅公司为所有员工均购买了意外保险，签了劳动合同的员工还有社会保险，但这三位安装工没有签劳动合同，因此没有买社保。杨庆伟当时带劳动合同给王洋洋等三人签订，后带回人事处盖章，但当时公司一直想要关闭解散，所以劳动合同一直在人事这里压着，其他人都有劳动合同是因为其他人都是在2018年甚至之前进入公司的。王泽坦和吴将都去公司财务黄梅处领过工资，且都是只领了自己的。杨庆伟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1、照片。其中一张为步毅员工身穿工作服的合照，被告也在其中；另一张为高敏发给杨庆伟的聊天记录，是客户先告诉品牌方，品牌方再告知步毅公司员工切到手了，品牌方是和步毅公司直接联系合作的，并非和某个个人联系的。步毅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照片中没有被告，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聊天记录中人员的身份不认可。王洋洋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认为与其提供的服装、聊天记录一致。2、微信截图，证明杨庆伟代表公司招人，需要向公司报备，王洋洋进公司后，杨庆伟已经于2019年4月23日通过微信将王洋洋的身份信息发给人事沈杨。步毅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无法证明双方确立劳动关系，杨庆伟提供证件以便步毅公司为王洋洋购买保险。王洋洋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说明步毅公司录用王洋洋的行为。王泽坦未对上述两份证据进行质证。王泽坦主张：**是其常用名，朋友都叫其**，其实本名为王泽坦。王泽坦自2019年4月进入步毅公司，2019年6月就不做了，通过杨庆伟介绍进入公司，因为杨庆伟说公司业务需要安装工所以找到王泽坦，王泽坦又找了王洋洋和吴将一起过去。杨庆伟说三人是去给步毅公司干活的，所以王泽坦、王洋洋、吴将都应是和步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杨庆伟说每月最低6,000多元，还有提成。王泽坦等三人先去公司开会，由杨庆伟说了注意事项，开会的人有七八个，包括人事财务，安装工有五六人。刚去公司时，杨庆伟拿劳动合同给王泽坦、王洋洋、吴将签，合同一式两份，公司均未盖章，合同签完后杨庆伟说要拿回公司盖章，之后再也没有拿回该合同。接活是通过微信群发单，不是每个安装工都在群里，只有组长在群里，单是直接派到某个组，具体安排由组里自行决定，如果组里人手不够，由公司决定另外的人一起去干活，由组长向群里反馈，群里有时会直接告知王泽坦会派谁来，有时候不告知，到了现场才知道是谁过来一起干活。比如王洋洋受伤那天的单子，本来不是王泽坦组的，其他组人手不够，群里让王泽坦安排一个人过去，王泽坦就叫王洋洋去了，由赵某某和王泽坦组各指派一个人，地址为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XXX弄XXX号。公司给王洋洋购买了意外险，不清楚有无给别人买。王泽坦两次至步毅公司财务黄梅处现金领取过工资，第一次是在2019年6、7月领了6,000元左右，第二次是在一个月后领了10,000元左右，这些工资都是王泽坦一个人的，不清楚王洋洋、吴将有没有领过工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洋洋已提供工作服照片、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主张，且王洋洋主张的入职经过、管理模式、工作方式与杨庆伟、王泽坦的陈述及赵某某的证人证言可互相对应。步毅公司在仲裁庭审中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在本院审理中又予以否认；在仲裁庭审中主张对王洋洋进行过面试但未录用，但根据本院审理中当事人及证人陈述，王洋洋实际工作并受伤的现场为步毅公司指派地址；在仲裁庭审中主张王泽坦与步毅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与杨庆伟为业务外包关系，做的是杨庆伟的业务，但又陈述系由步毅公司财务给王泽坦发钱，步毅公司上述主张与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既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也未给予合理解释，更没有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王洋洋作为普通劳动者，已尽到其最大的举证能力，结合本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王洋洋有关其与步毅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对此予以采纳。步毅公司要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王泽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王洋洋与原告步毅(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原告步毅(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迪骁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邹孝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