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初562号 原告：贾勇，男，汉族，1969年11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忠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被告：补建，男，汉族，1964年3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友苓，四川明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贾勇与被告补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贾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忠安、李玮，被告补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刚、沈友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补建向贾勇支付2631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418.08万元（利息以2631万元为基数，按照8%年息标准，暂自2017年1月10日计算至2019年1月10日；2019年1月10日后的利息以此标准计至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由补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贾勇为案外人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泰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董事，并担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多家子公司的多个职务。补建为三泰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曾担任三泰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三泰集团公司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由于贾勇与补建对三泰集团公司及速递业务的发展思路存在分歧，同时鉴于贾勇已实际不再对速递业务承担管理职责，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贾勇从三泰集团公司离职以及补建向其支付补偿金的事宜达成共识，并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主要约定：1.贾勇主动辞去三泰集团公司总经理和董事职务，以及三泰集团公司下属公司全部职务，并配合办理相关变更登记、公告等手续；2.在贾勇离职前提下，补建补偿贾勇现金2072万元以及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3.由于三泰集团公司全部股票均因质押等处于限售状态，因此补建承诺最迟不晚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以恰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贾勇委托补建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补建代持的该部分股票后，将现金在两个工作日内交付）将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转至贾勇名下。贾勇已按照协议约定离职，补建也履行了向贾勇支付2072万元现金的补偿义务。由于三泰集团公司于2016年7月实施的2015年度分红方案为10股派送0.5元的红利并转增5股，因此补建所代持的股票数量变更为300万股。贾勇于2017年1月1日向补建送达了《关于委托出售代持股票的通知》，委托补建最迟于2017年1月6日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代持的300万股，并最迟于2017年1月10日将出售后的款项支付至指定账户，否则要求贾勇以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期间的三泰集团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平均值作为出售价格，向贾勇支付补偿金。补建未按照上述通知出售代持股份，引发诉讼。贾勇诉请款项金额的计算依据为：三泰集团公司在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期间的收盘平均价格为8.77元/股，按照300万股计算，故诉请补建支付2631万元。 补建辩称，一、根据案涉《协议书》的文字表述及签订背景，该协议书的性质属于赠与合同，而非双务合同。1.《协议书》第一条即约定“……甲方愿意赠送乙方2072万元人民币现金及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文字表述的“赠送”已经明确表示了赠与合同性质；2.从《协议书》签订背景看，补建并无订立双务合同的意思表示。补建承诺赠与是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并不期望贾勇履行对等的义务。贾勇在离职前主要负责管理的速递相关业务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给三泰集团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而贾勇拒绝辞去相应职务并多次表达不满。为实现管理层的平稳过度，尽可能减少对三泰集团公司运营影响，补建才同意赠与巨额现金和股票，以此换取贾勇和平离任。二、《协议书》约定的贾勇辞职事项，是对双方签订赠与合同的原因和背景描述，并非贾勇对应的合同义务。而约定的贾勇需要履行的义务是竞业禁止、保密等，与补建赠与的价值并不是对等给付，也说明不是双务合同。1.协议签订时贾勇仍担任公司职务，三泰集团公司完全可以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程序来解除其职务，或者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不需要由补建个人向其支付巨额现金和股票。2.“辞职”并不是贾勇对等合同义务，即使将辞职认定为贾勇在协议项下的义务，这一义务也远不构成巨额现金和股票价值的对价。也能印证协议是单务的赠与合同性质。三、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现在贾勇主张的股票为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时应当先由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进行合规性确认，然后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案涉股票未经过前述登记变更，所有权尚未转移，补建有权撤销对200万股票的赠与。四、案涉股票在协议签订时属于“因质押等处于限售状态”，所有权无法转移，双方对此情况均明确知晓，所以才限定了2016年12月31日的转移期限。从物权层面考察，未经质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被质押的股权所有权不能转移，转让行为无效指处分行为无效，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即在未征得质押权人同意，案涉股票的所有权不能转移。五、贾勇自协议签署后从未行使过案涉股票所包含的股东权利或履行相应股东义务，案涉股票所有权始终由补建享有，且不构成“代持”关系。2019年5月22日，补建向贾勇送达了《撤销赠与通知书》，依法撤销了案涉股票的赠与。六、贾勇无权请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迟延履行的，受赠人只能要求交付赠与财产，不能再请求赔偿损失。另外8%的年息标准，是贾勇以短信方式提出的变更履行方式方案，补建明确拒绝接受该方案，因此8%的年息并无事实依据。综上，案涉《协议书》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鉴于赠与标的中的200万股票未发生权利转移，补建依法有权撤销赠与，贾勇的全部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贾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1.双方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2.贾勇向三泰集团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职报告；3.三泰集团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4.三泰集团公司发布的“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5.补建支付现金2072万元的银行流水以及10万元分红款的银行流水；6.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2019）川成蜀证内民字第7567号公证书，内容为双方微信聊天记录；7.三泰集团公司发布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8.三泰集团公司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9.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来啦公司）形成的股东决定书。第一组证据拟证明：1.补建为三泰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贾勇为三泰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贾勇时任三泰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董事等职务，并同时担任下属多个子公司高管职务。补建要求贾勇主动辞去前述全部职务，双方签订案涉《协议书》；2.协议签订后，贾勇按约辞去全部职务，补建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现金补偿义务；3.三泰集团公司2015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补建为贾勇代持的200万股增股为300万股，补建根据此分派方案也向贾勇支付了10万元的红利。 第二组：1.贾勇于2017年1月1日向补建送达《关于委托出售代持股票的通知》；2.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2019）川成蜀证内民字第7569号公证书，内容为双方短信聊天记录；3.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两份《律师函》；4.三泰集团公司在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期间的股票交易截图；5.三泰集团公司公布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告；6.三泰集团公司公布的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第二组证据拟证明：1.贾勇要求补建最迟在2017年1月6日前出售股票，补建同意履行协议书约定，但要求延期，并主动提出按照8%年息支付利息损失的方案；2.2017年1月3日至1月6日期间每股收盘均价为8.77元，按照300万股计算价值应为2631万元；3.补建持有无限售流通股数量远大于需出售的股票数量，客观上具备履约条件。 第三组：1.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2019）川成蜀证内民字第4777号公证书，内容为三泰集团公司网页截图；2.我来啦公司的工商档案；3.三泰集团公司的工商档案；4.三泰集团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5.三泰集团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6.三泰集团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7.三泰集团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8.三泰集团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简称的公告；9.金牌董秘证书及其他荣誉奖项。第三组证据拟证明：1.贾勇与补建同为三泰集团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及创始人，贾勇为公司的上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公司和行业的肯定，补建是上市和发展最大受益人；2.贾勇负责运营我来啦公司期间，价值高达26亿元，其中66%股权被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股东收购，并且由于我来啦公司的成功并购，解除了三泰集团公司退市的风险；3.根据三泰集团公司章程约定，补建无权解除贾勇职务，贾勇主动辞职保证了公司管理层的平稳过度，协议签订是对贾勇多年工作和贡献的合理回报。 补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三泰集团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年报“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部分节选。拟证明贾勇任职我来啦公司及开展速递易业务期间，该公司连年亏损，合计亏损近2亿元。 第二组：三泰集团公司上述年报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部分节选。拟证明贾勇任职期间，三泰集团公司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第三组：贾勇离职前12个月的工资统计表、《成都市统计局关于2015年全市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公告》、三泰集团公司《保密制度》。拟证明贾勇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远高于成都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且每月三泰集团公司向其实际支付竞业禁止费、保密费。 第四组：三泰集团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拟证明补建所持有的三泰集团公司股票分红由其本人领取。 第五组：《撤销赠与通知书》及快递单、物流信息查询。拟证明补建以书面形式撤销了股票的赠与。 第六组：贾勇与三泰集团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证明贾勇应遵守的保密义务，是依据与三泰集团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应承担的义务，并不是案涉《协议书》约定的赠与义务对价。 第七组：我来啦公司审计报告。拟证明三泰集团公司共计向该公司投入28.9亿元现金，而股权转让时评估价值为26亿元。 第八组：三泰集团公司《2016年战略研讨会会议回顾》《见证人签字说明》。拟证明贾勇、补建就三泰集团公司公司发展思路存在严重分歧，贾勇控制的我来啦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和运营信息处于不透明状态，且拒绝向董事会汇报。贾勇继续负责公司业务会对三泰集团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情况，本院对以下证据予以采信：1.贾勇提交的第一组中证据1、2、3、4、5、6及第二组所有证据；2.补建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之间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就本案事实及法律问题等向本院提交了多份资料和意见，这些资料和意见分别以证据、笔录、质证意见、代理意见等形式保留在本案卷宗中，本院均已予以充分的审阅和考虑。本院在案情中未予摘录、述及者，或虽已在案情部分摘录述及但未在本院意见中予以采用者，并非本院忽视或默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5月24日，贾勇与补建签署《协议书》，主要就补建辞职后的补偿问题达成约定：1.基于贾勇多年的工作，在贾勇遵守该协议的前提下，补建赠送贾勇2072万元现金及2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2.补建先行支付500万元现金后，贾勇在6个工作日内主动辞去三泰集团公司总经理和董事职务，以及三泰集团公司下属公司全部职务；3.在贾勇辞去全部职务两个工作日内，补建支付剩余现金1572万元；4.由于补建所持三泰集团公司全部股票均因质押等处于限售状态，补建承诺最迟不晚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以恰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贾勇委托补建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由补建所代持的这部分股票后将现金在两个工作日内交付贾勇）将200万股股票转至贾勇名下；5.贾勇承诺保守其知悉的补建、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方的一切分公开信息，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且自协议签订起五年内，不在与速递易业务相同或相似或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机构或实体任职，不投资或参与经营速递易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贾勇若违反该承诺，应向补建全额退还现金及股票。 2016年6月2日，贾勇向三泰集团公司递交辞职报告，载明贾勇于2016年6月2日辞去三泰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相关委员会的职务及三泰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负责人等全部职务。2016年6月3日，三泰集团公司董事会对外发出《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确认前述贾勇辞职事项。 补建分别于2016年5月25日、6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贾勇支付500万元和1572万元，共计支付2027万元。 2016年7月11日，三泰集团公司对外发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主要载明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三泰集团公司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2016年7月19日，贾勇与补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贾勇请求补建按照前述权益分派方案，支付200万股对应的10万元分红。随后补建于2016年7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贾勇支付10万元。 2016年12月15日至23日期间，贾勇与补建就补偿股票事宜以短信方式多次沟通，12月23日补建向贾勇发送短信载明“第一，双方协商同意延期至3月31日；第二，自1月1日起，原300万元三泰集团公司股票转为货币债务，债务总额按12月31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计算，税及大宗交易实际8折。第三，全款在3月30日前付清，且不因任何原因（如停牌）拒绝支付。第四，自1月1日起，债务余额按年化8%计息至债务清偿完毕。” 2017年1月1日，贾勇向补建送达《关于委托出售代持股票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委托补建最迟于2017年1月6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由其为贾勇代持的300万股三泰集团公司股票，并最迟于2017年1月10日向贾勇指定账户支付股票出售款项。同时表明如补建未按要求出售股票，则以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股票收盘价格平均值计算股票价格。三泰集团公司在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二级市场收盘价格分别为8.79元、8.91元、8.78元、8.60元，四个交易日的收盘平均价格为8.77元。 2016年10月14日，三泰集团公司对外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告》，主要载明截至该公告出具之日，补建持有三泰集团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6473598股；2017年1月17日，三泰集团公司对外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主要载明截至该公告出具之日，补建持有三泰集团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0384387股。 贾勇分别于2017年3月3日、2017年7月3日向补建送达律师函，要求补建按照协议约定和委托出售通知的要求，以8.77元的每股价格，支付300万股的对价即2631万元。 补建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5月22日向贾勇送达《撤销赠与通知书》，主张案涉协议为赠与合同，补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撤销200万三泰集团公司股票的赠与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贾勇的诉请理由及补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1.案涉协议书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是否为赠与合同；2.如补建对案涉协议不享有任意撤销权，贾勇是否有权要求其支付所诉请款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贾勇主张双方主要以贾勇辞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职务为对价，补建对其履行相应补偿义务，从而达成双务有偿合同。而补建主张双方建立赠与合同关系，由补建将现金和部分三泰集团公司股票赠与贾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的典型特征在于无偿性及单务性，对此，本院从协议书文字表述、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判断。首先，从协议书文字表述来看，协议书鉴于条款明确表明了签署背景系基于贾勇为三泰集团公司工作多年，为三泰集团公司及其速递易业务发展作出了大量工作，且在贾勇拟辞去全部相关职务的情况下，双方“就贾勇离职后补偿等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签署协议书的目的在于解决贾勇兑现离职承诺后的补偿问题。虽在协议第一条表述为补建愿意“赠送”相应现金和股票，但综合协议书整体文字表述特别是鉴于条款，与赠与的无偿性还是有明显区别。其次，从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角度考察，贾勇承担的主要义务为辞去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担任的所有职务，以及对于补建、三泰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非公开信息的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在贾勇承担上述义务的情况下，有权获取补建向其提供的现金及股票，且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即贾勇违反保密义务或竞业限制义务则需全额返还现金及股票，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双务性特征。第三，从实际履行情况看，补建已经履行完毕约定的现金补偿义务，而根据查明事实，补建一方面已经按照权益分派方案向贾勇支付200万股对应的10万元分红，另一方面在双方就后续转让股票事项沟通过程中，补建只提出将300万股转为货币债务并要求延期支付的主张，从未以赠与合同关系的任意撤销权为由主张撤销后续赠与行为，仅在贾勇起诉后，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出具《撤销赠与通知书》，因此从补建的客观履行行为亦能推定其主观并无赠与意思表示。综上三个方面，本院对补建关于案涉《协议书》为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补建是否应向贾勇支付诉请款项的问题。根据上文论述，本案并非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补建并不能基于赠与合同关系享有任意撤销权。根据查明事实，贾勇已经按约履行了辞职义务，且并无证据证明贾勇违背保密、竞业限制等其他义务，故补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剩余的股票转让义务。而对于贾勇主张支付股票的对价，本院认为，首先，协议中明确约定交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贾勇委托补建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出售”后交付现金，即贾勇要求补建支付股票对应现金具有合同依据；其次，在约定的交付期间即2016年12月31日前，三泰集团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实施权益分派包括每10股转增5股，即补建应当补偿的200万股转增为300万股，补建亦在2016年12月23日向贾勇发送的短信中确认该股票数量，即贾勇主张的300万股具有事实依据；最后，关于股票价格，从2016年6月2日贾勇辞职起至2016年12月31日交付股票的最后期限止，补建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选择过户股票或者出售股票后交付现金，且在此期间补建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客观上亦具备支付条件，因此补建未按约交付股票或出售股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贾勇于2017年1月1日发函要求补建最迟于2017年1月6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股票，并以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股票收盘价格平均值计算股票价格，已经向补建给予出售股票的合理期限，且股票价格系通过公开市场连续交易日的平均价格计算，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综上，本院对贾勇主张应付款项予以支持，补建应支付的款项为2631万元（300万股*8.77元/股） 至于资金占用利息，补建未支付款项客观上造成了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当予以支付。贾勇在《关于委托出售代持股票的通知》中要求补建于2017年1月10日前予以付清，故以此日期为利息起算时间。而补建虽在短信中表示以年利率8%的标准计息，但同时附随其他条件，贾勇并未就此予以同意，故不能以此认定补建对该利率的自认。故利率标准应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另据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市场报价利率，故自此之后的贷款利息基本标准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市场报价利率为准。 综上，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补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贾勇支付2631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631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631万本金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贾勇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4254元，由贾勇负担23520元，补建负担17073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补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伟 审 判 员  冷 雪 人民陪审员  唐金成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