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7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中段6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693940168H。法定代表人：冉文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兵，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秋渝，女，195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上诉人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秋渝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6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川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609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判令顾秋渝返还50万利息所得375587.5元、40万利息所得267011元、顾秋渝任职期间已取得的22500元，合计665098.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及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根据公司法147、148条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责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案件，适用法律不一样；3、另案公司诉高管张琦案已经大渡口区法院生效判决支持；4、顾秋渝的身份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侵权要件即与公司订立借款合同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取得的收入应该归公司所有。上述四点符合《公司法》147、148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顾秋渝辩称，1、上诉人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1）顾秋渝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管，上诉人诉称的顾秋渝为公司监事或财务总监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顾秋渝作为公司监事的任职程序并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顾秋渝本人也自始至终不知晓自己具有这一身份，也从未履行过公司监事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按照公司法51条的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而实际上公司当时为了应付工商登记以股东会的形式将顾秋渝作为公司监事报备登记，不符合公司法51条的规定。况且，实际上该股东会也并未召开，其决议系虚假的，上面没有股东的真实签名，其签名系伪造。（2）、关于顾秋渝是否是公司高管的问题，按照公司法216条的规定，公司高级人员包括五类人员，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秘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纵观本案，顾秋渝均不符合前述五类人员的身份要求。上诉方唯一想证明顾秋渝系公司高管的证据系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张琦的讯问笔录，现在事实证明公安机关对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系错误的。有关当事人已经启动国家赔偿程序。而且该讯问笔录未经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其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予以确定，不能作为该案证据使用。（3）、被上诉人认为顾秋渝与公司之间的借款系经过了公司股东会认可和同意，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交了有股东签名的书面材料，作为上诉人，系该笔借款的纯获利息者，且在借款发生后多年并未提出异议，也不归还本金，相反其在借款到期后采取多种方式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拒不归还借款本息，隐瞒事实真相，向公安机关诬告该笔借款系侵占性。事实上，当时公司处于经营发展期，资金紧张，经营陷入困境，故而向公司内部职工发出了借款倡议，并经股东会审议并同意，与公司发生借贷关系的并不仅是本案的被上诉人，还有多名公司员工或其他人员，其借款初衷是为了支持公司发展，解决公司经营困境。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该笔借款利息要返还的前提必须是借款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方存在返还之说。而案涉两笔借款，已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支持并保护，因此其要求返还于情于理不符，于法无据；（4）、从一审诉讼费可以看出，福川公司诉讼请求的金额与诉讼费不吻合，福川公司的大部分诉讼请求不应当属于一审法院审理范畴。福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顾秋渝返福川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签订借款合同所得的利息22500元和其他应收利息627067.5元（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7月9日的借款利息15000元；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1%计算至2018年12月14日的利息353500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7087.5元；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9月10日的借款利息12000元；以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1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2019年5月27日的利息221000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8480元），合计649567.5元；2.案件受理费由顾秋渝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川公司于2009年9月25日成立，经营范围为：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按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长安福特品牌汽车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顾秋渝任监事，张琦任经理，冉文生任执行董事。2014年7月10日，福川公司与顾秋渝签订《借款协议》，约定：1.自2014年7月10日起，2015年7月9日止，由顾秋渝借50万元给福川公司用于建设新店；2.借款利率按月息15‰计算；3.从逾期之日起，贷款方按规定加收3%的利息。同日，顾秋渝向福川公司账户转入50万元。2015年6月8日，顾秋渝向福川公司账户转入40万元。2015年6月11日，福川公司与顾秋渝签订《借款协议》，约定：1.自2015年6月11日起，2015年9月10日止，由顾秋渝借40万元给福川公司用于公司经营；2.借款利率按月息10‰计算；3.从逾期之日起，贷款方按规定加收3%的利息。2015年12月4日，顾秋渝向法院起诉，要求福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7月9日的利息15000元，之后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1%从2015年7月10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该院于2018年2月29日作出（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福川公司向顾秋渝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7月9日的利息15000元，之后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10日起按年利率21%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福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2018）渝05民终35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顾秋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14日，该院作出（2018）渝0118执4753号《结案通知书》。《结案通知书》载明：“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现已收到被执行人支付的案款本金50万元、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7月9日的利息15000元、2015年7月10日之后的利息353500元、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7087.5元、案件受理费4700元、保全费3320元，合计883607.5元。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已全部执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基于执行依据的权利全部得到了实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1）项的规定，现通知如下：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3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于2018年12月14日结案。”2015年12月4日，顾秋渝向永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福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9月10日的利息12000元，之后的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从2015年9月1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该院于2018年2月29日作出（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顾秋渝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9月10日的利息12000元，之后的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1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福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2018）渝05民终35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顾秋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5月27日，该院作出（2018）渝0118执4752号《结案通知书》。《结案通知书》载明：“申请执行人顾秋渝与被执行人福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福川逾期未履行该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顾秋渝向法院申请执行，请求被执行人偿还40万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利息、逾期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3840元、保全费2660元，该院依法受理。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已全部执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基于执行依据的权利全部得到了实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1）项的规定，现通知如下：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8执4752号执行案件执行完毕，于2019年5月27日结案。”同时查明，2016年3月14日，冉文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陈述，顾秋渝于2012年7月至2015年9月在福川公司工作，任监事并负责公司的财务工作。2016年9月2日，张琦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顾秋渝于2012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任福川公司的财务总监，监督管理福川公司的内、外账目。2016年10月27日，种明明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陈述，顾秋渝负责管理福川公司的内、外账目。2017年6月21日，顾秋渝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陈述，其没有钱出借给福川公司，系王渝平将钱转给顾秋渝，再由顾秋渝转给福公司；张琦没有钱出借给福川公司，系王渝平将钱转给张琦，再由张琦转给福川公司；顾秋渝和张琦收到福川公司支付的利息后，立即将利息转给王渝平。另查明，受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委托，2016年11月8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作出《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载明：“顾秋渝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福川公司任财务总监，主管财务工作；50万元资金轨迹为：王渝平银行卡X账户顾秋渝X账户→福川汽车X账户；40万元资金轨迹为福川汽车X账户→王渝平X账户→顾秋渝X账户→福川汽车X账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其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该条款的立法目的是防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掌控公司期间，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与本公司进行经营交易，以谋取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股东权益。结合本案来看，顾秋渝向福川公司出借借款，并不涉及福川汽车销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仅未与福川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未损害福川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反而为福川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其约定的利率亦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顾秋渝个人也并未因此获得不当收益。同时，福川公司与顾秋渝的借款合同关系已经得到该院和本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的确认。另外，因未依照生效法律文书及时履行义务，福川公司支付了迟延履行金，系福川公司自身原因导致，与顾秋渝无关。因此，该院认为，顾秋渝出借给福川公司借款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禁止的自我交易行为，而属于合法有效的借贷行为，应予保护。综上所述，福川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福川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0元，减半收取805元，由福川公司负担。审理中，上诉人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份证据：2014年5月18日的公司章程、转股协议复印件，证明2014年5月18日福川公司由一人公司变更成由冉文生和王渝平两个股东的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全部为实缴资金，章程没有约定高管与公司签订合同的内容；第二份证据：投资协议、授信函，证明截至2014年10月冉文生用自己及其控制的怀化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福特金融提供担保，截至2014年10月福特金融对福川公司的循环授信额度为1500万元。上述证据证明：1、公司不需要在外面借款，公司有足额的流动资金；2、福川公司销售汽车的模式是先从福特汽车提车，福特金融提供担保向福特汽车付款，福川公司销售后再把车款支付给福特金融。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公司章程、转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一人公司变为两人公司是形式上的变更，而实际上该公司真正的投资人和股东是王渝平夫妇，冉文生只是代持股份，本次转让仅仅是将代持股份还给真正持有主体，双方协商同意转让70％，留30％。2、投资协议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是否真实不知道也无法核实，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且该协议是否真实履行或者是否可以履行，并不清楚。被上诉人顾秋渝举示如下证据。2014年4月29日的通知原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与福川公司发生的借贷关系是经过公司股东会同意并认可的。按照登记股东只有冉文生和王渝平，冉文生在上面签字了的，王渝平的丈夫种明明也在上面签了字的，种明明代表王渝平行使股东权利。上诉人核对证据原件后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顾秋渝提供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作为高管对公司应尽的忠实和勤勉义务。顾秋渝提供的证据，首先来源不合法，如该份证据是真实的，其应保管在公司，持有人是公司而不是顾秋渝；其次，从内容来看，该通知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此时福川公司为冉文生一人公司，2014年5月18日到2015年8月31日，通过转股，福川公司股东变成了冉文生和王渝平，按照章程和法律规定，顾秋渝2014年7月和2015年6月与公司签订二份借款合同应经过股东会同意；从借款利率来看。通知上的借款年利息是10%，而顾秋渝的借款利率为50万元的月利率为1.5%（年利率18%），40万元的月利率1%（年利率为12%），均远高于通知上载明的10%；从借款金额看，通知上的借款以10万元为单位，10万-50万，借款资金总额为250万，以总额满为上限。而顾秋渝的借款为50万、40万，张琦的借款为100万、62万，二人的借款额度单次和总额不符合要求。张琦、顾秋渝在明知该份证据、知晓内容的情况下还与公司签订不符合通知要求的借款合同明显违反了作为高管应尽的忠实和谨慎义务。本院对双方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查明，2014年4月29日，福川公司冉文生、种明明、张琦签字的《通知》载明：为增强公司凝聚力，加大员工归属感，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使我司迅速的在当地成为一流企业，经公司研究决定，在公司内部进行借款，内容如下：一、所有借款只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公司不给员工以外的任何人发生借款关系；二、借款以10万元为单位，10万元-50万元，借款时间为一年，签订协议之日起的年利息为10%。实施细则：每月10日为支付利息日，1年以365天计。每月以对应天数计算利息。以10万元为例：1至12月利息分别为849.32、767.12、849.32、821.91、849.32、821.91、849.32、849.32、821.91、849.32、821.91、849.32；三、借款人员一旦签订协议，将严格按协议履行，中途不允许抽回资金；四、本次借款资金总额为250万元，以总额满为上限；五、借款人在首年到期后可根据公司要求，优先参与次年的借款活动。该《通知》原件中的“借款”处系手写改动，其余内容系打印。另，就50万元借款，双方均认可永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结案通知书》载明的金额，即截止2018年11月22日，执行本金50万元，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7月9日的利息15000元、2015年7月10日之后的利息353500元、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7087.5元、案件受理费4700元、保全费3320元，合计883607.5元。就40万元借款，顾秋渝自认收到除本金外的费用237681元，但包括诉讼费等，福川公司主张其向顾秋渝支付利息232551元。顾秋渝认可包括迟延履行金、利息及逾期利息共计232551元。永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承办人证明就40万元借款执行利息截止2019年4月25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四）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本案中，顾秋渝与福川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0日、2015年6月11日签订《借款协议》，向福川公司分别借款50万元、40万元，且经本院生效民事判决福川公司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现就上述借款两案已经永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现福川公司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要求将上述借款中顾秋渝所收利息归入公司。故本案双方争议焦点：1、顾秋渝是否系公司高管；2、借款是否经公司股东会讨论同意；3、顾秋渝应否向福川公司支付利息；关于顾秋渝是否系福川公司高管的问题。顾秋渝否认自己系福川公司高管。但经本院查明，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委托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作出的《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明确载明“顾秋渝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福川公司任财务总监”，结合原福川公司经理张琦、法定代表人冉文生、股东王渝平的配偶种明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足以认定顾秋渝系公司财务负责人。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因而，顾秋渝应当属于福川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借款是否经公司股东会讨论同意的问题。顾秋渝在二审举示《通知》，证明其向公司的借款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根据该份通知载明内容，福川公司向公司在职员工借款，借款金额为10万元-50万元，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0%，且并未规定逾期利息。但本案所涉借款共计2笔，分别为50万元、40万元，借款利息约定分别为年利率15%、10%，逾期加收月利率3%的利息。故该份通知载明的内容与案涉2笔借款存在较大差异，本案所涉借款在金额、利息标准方面远远大于通知所规定的公司向员工借款的标准。故该份通知即使属实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全部借款已经取得公司全体股东会的同意；关于顾秋渝应否向福川公司支付利息的问题。首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司高管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交易所得收入应归公司所有，该条规定并不以是否实际损害公司利益为前提。案涉借款是否实际损害福川汽车公司利益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且本院亦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制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当行为，该行为实际是否使公司获益均应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同意，否则其获得的利益就应由公司享有。其次，一审认为顾秋渝与福川公司的借款已经被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并已经实际执行了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未损害公司利益。对此，本院认为，顾秋渝与福川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中，福川公司并未以顾秋渝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属于公司法一百四十八条规制对象为由提出利息应归入公司的抗辩。现福川公司以公司法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内容主张顾秋渝应将其在借款合同中所获收益归入公司，其诉讼标的与前面借款案件的诉讼标的明显不同。故本院认为上诉人福川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成立。如前所述，顾秋渝在担任福川公司高管期间，向公司出借款项，并收取利息。其与公司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需要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根据顾秋渝举示的《通知》，公司员工可以向公司借款50万元上限，利息不超过10%。故在该范围内的借款有股东会决议，上诉人福川公司应当支付给顾秋渝，顾秋渝超过该决议部分收取的利息及逾期利息均应归入福川公司。经本院查明，福川公司共向顾秋渝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金额如下：1、诉讼前领取的22500元；2、5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15000+353500+7087.5=375587.5元；3、40万元的利息232551元。故就上述90万元借款，顾秋渝共领取福川公司利息金额630638.5元，而根据上述《通知》规定，每位员工可以出借50万元，年利率按10%计算。故顾秋渝应获取的利息为242000元（第一笔4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25日，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197666.67元；第二笔50万元借款中，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0日至2018年11月22日，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为44333.33元），其余第二笔50万借款中40万元本金的利息，由于该借款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其所得收入应当归入公司。故顾秋渝应支付公司利息金额为630638.5元-242000元=388，638.5元；综上所述，基于二审中出现的证据，上诉人福川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6092号民事判决；二、顾秋渝返还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利息388638.5元；三、驳回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5元由顾秋渝负担600元；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2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0元由上诉人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610元，顾秋渝负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永鸿审 判 员 黄 淳审 判 员 柳光洪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邓筱茜书 记 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