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93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费县西外环和北外环交汇处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赵文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军，男，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绍宏，男，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宝，男，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黑龙江省林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艳，费县费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万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玉宝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5民初4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万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更新车辆招租办法》属于要约是不正确的。该招租办法实际上就是招标公告，属于“要约邀请”。所谓招标公告是指招标人采取招标通知或者招标公告的方式，向不特定的人发出，以吸引投标人投标的意思表示。招标公告属于“要约邀请”。根据《合同法》第15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已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发出要约邀请的一方不承担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更新车辆招租办法》属于“要约”，也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就要约中的合同期限8年经过协商一致在书面合同中变更为“以行政许可年限为准”。2.本案租赁期限如何确定，应以双方签订的《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已经被一审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根据该合同第二条的约定，车辆租赁期限以行政机关核发的道路运输证许可年限为准。涉案车辆行政机关核准的年限均为6年，例如：涉案的鲁Ｑ×××××客车（承租人刘德远）道路运输证载明的经营期限自2012.6.21-2018.6.20止。按照费县交通局运管处费运管［2015］26号《关于深化道路旅客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该车被批准延续经营1年，实际经营期限至2019年6月20日。其他涉案车辆的经营期限均与鲁Ｑ×××××客车一致，均被批准延续经营1年，实际经营期限为7年。一审判决却偏听偏信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的陈述，认定涉案车辆租赁期限为8年，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对于车辆租赁年限，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即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中载明的以行政机关核发的道路运输证许可年限为准，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不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涉案车辆的经营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四条“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为4年到8年”的规定和东省交通厅颁发的《山东省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行政许可管理规定》第五章第四十条规定，客车类型等级是中级的，经营期限核定为6年。由此，完全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推出中级客车的行政许可期限就是6年。况且，与该案有关的中型客车，上一个合同期限就是因为政策的变化，经营期限由8年变为6年，导致中型客车提前退出客运经营，上诉人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在明知中级客车只有6年行政许可期限的情况下，给承租人签订8年的《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客运车辆经营期限的确定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不是上诉人能够左右的，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期限只能与行政许可的期限一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刘玉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新万达公司返还刘玉宝租赁费3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万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玉宝在2006年就曾承租新万达公司的车辆，租赁期限为8年，并交纳了相关费用，租赁合同履行6年后双方终止合同，新万达公司将车辆收回。随后新万达公司于2012年4月11日发布了《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载明：合同终止，新万达公司根据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16万元除以经营期限8年，每年2万元租赁费，刘玉宝方剩余的经营期是2年，按比例返还给租赁业户租赁费4万元，双方终止合同。在更新车型及招租办法中载明更新招租采用原业户优先的办法进行，更新车型为中通ＬＣＫ6730ＣＮＧ3型城乡公交客车，租赁期限为八年，每月管理费1385元。一次性交纳25.3万元租赁费，并签订租赁合同及相关协议，其中上述4万元返还款可转为租费，业户只需实际交纳21.3万元，明确了交款时间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2年4月17日止，第一天交齐款并签完合同的奖励6000元。新万达公司上述招租办法发布后，刘玉宝作为原业户根据招租办法的要求于2012年4月12日交纳租赁费207000元，加上返还的租赁费4万元及奖励的6000元共计为25.3万元。且刘玉宝、新万达公司双方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了《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Ａ）》，该合同载明：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刘玉宝作为乙方，所租赁客运（公交）车由甲方出资购置，该合同所涉及城乡（公交）客车及其营运证照、牌照等所有权为甲方所有，乙方在租赁期限拥有使用权，租赁期满后，甲方收回车辆。乙方租赁的车辆车牌号为鲁Ｑ×××××号，车型为中通客车。车辆租赁期限以行政许可机关核发的道路运输许可年限为准，租赁期间内乙方自负盈亏。乙方一次性交纳车辆承包租金21.3万元。同时约定甲方无故未按照合同及时提供车辆手续或票证，致使乙方无法正常营运的由甲方负责赔偿损失，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所交纳的租赁费以剩余期限按比例返还。本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不可抗力致合同无法履行的，甲乙双方均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所交纳的租赁费以剩余期限按比例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刘玉宝、新万达公司双方签订的《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争议的实质是为了确定租赁合同的期限。所谓要约邀请，又称为引诱要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要约邀请只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既不能因相对人的承诺而成立合同，也不能因自己作出某种承诺而约束要约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是订立合同的必经阶段，要约作为一种订约的意思表示，在发出以后，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都产生一定的拘束力。要约一般都具有特定的形式和内容，原则上应对特定的相对人做出，且内容必须具有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条款。本案中，新万达公司出具的《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对原合同终止、更新车型及招租办法、奖励办法、交款时间及银行账户等都具有明确规定，且该招租办法主要对象是需要更新车辆的22辆车承租者。刘玉宝作为该招租办法22辆车中的一位原承租者，按照该招租办法的上述要求，向新万达公司的账户交纳了相应的租赁费，新万达公司亦按照该招租办法奖励了刘玉宝6000元。后刘玉宝与新万达公司签订了《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且在该合同中亦明确约定车辆型号、车辆承包租赁费为21.3万元、车辆管理费为每月每车1358元等内容，该合同上述主要条款与招租办法中的条款一致。综合分析《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以及刘玉宝与新万达公司之间原有的承租关系，新万达公司出具的《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应属于要约。对于车辆租赁年限，新万达公司主张应当按照《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中载明的“以行政许可机关核发的道路运输证许可年限为准”，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玉宝主张应当按照《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中约定租赁期限为八年。因该招租办法属于在订立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且刘玉宝亦按照八年期限交纳了租赁费，在《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无法确定具体租赁期限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双方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同时结合双方在2006年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租赁期限亦为8年，综合考虑刘玉宝与新万达公司双方之前的租赁关系及对租赁期限的约定，综上，对刘玉宝陈述租赁期限为招租办法中约定的8年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庭审中双方认可租赁期间开始于2012年4月12日，故8年期限应至2020年4月12日。对于刘玉宝主张合同实际履行是在2012年6月份，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新万达公司已于2019年6月10日将涉案车辆收回，导致双方签订的《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无法继续履行，应视为解除合同行为，且刘玉宝亦未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故对于刘玉宝要求新万达公司返还剩余期限租赁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返还租赁费的数额。庭审中新万达公司认可刘玉宝实际交纳207,000元、返还的租赁费4万元及奖励的6000元等共计为25.3万元。刘玉宝认可2013年新万达公司退回刘玉宝13,000元，刘玉宝交纳款项为240,000元。刘玉宝主张以自己缴纳的240,000元，除以八年的租赁期，每年的租赁费应为30,000元。刘玉宝、新万达公司双方亦在《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明确约定在合同无法履行时，刘玉宝所交纳的租赁费以剩余期限按比例返还，故对于上述计算方式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自新万达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收回涉案车辆至2020年4月份，刘玉宝剩余租赁期限为10个月，月租赁费2500元（年租赁费30,000元÷12个月=2500元/月），故新万达公司应当返还刘玉宝的租赁费为25,000元。对于刘玉宝主张要求新万达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新万达公司陈述的刘玉宝缴纳的一次性的费用并不是单纯的租赁费用，应扣除车辆的价款161,714元，附加费13,000元，挂牌费用700元，剩余的为租赁费的主张，刘玉宝不予认可，新万达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车辆由新万达公司出资购置，所有权归新万达公司，这与新万达公司的陈述相矛盾，故对于新万达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刘玉宝租赁费25,000元及利息（以2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刘玉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由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费县交通局运管处《关于深化道路旅客运输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费运管201526号）一份，该通知第一条“客运班线期限”中明确规定：县内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参照省局、市处规定确定为7年，用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城乡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中的车辆租赁经营期限应当依法认定为七年。被上诉人实际经营期限已经达到七年，故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返还租赁费的情形。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仅是打印出来的一份材料，并没有落款处临沂市运输管理处的盖章，故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所提交的费运管201526号文件为复印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为本案有效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城乡（公交）客车租赁经营合同书（A）》（下简称“经营合同”）中约定的车辆租赁年限的认定。 上诉人主张涉案“经营合同”中载明的“以行政许可机关核发的道路运输证许可年限为准”系经与被上诉人协商对《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22辆更新车辆招租办法》(下简称“招租办法”)约定的租赁期限进行了变更。如上诉人所述属实,根据“经营合同”第三条第一项“一次性缴纳车辆承包租赁金21.3万元”之约定，双方所约定的租赁费仅为21.3万元，而对于“招租办法”中载明的上一期的租赁合同缩短租赁期限（两年）后上诉人所应返还的租赁费如何处理未予以约定，这显然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故对于“经营合同”中所约定的租赁期限应当结合“招租办法”予以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因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致使“招租办法”中关于租赁期限的约定出现笔误，系上诉人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合同相对人。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约定的租赁期限为8年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如前所述，虽然涉案“经营合同”未到期，但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返还剩余租赁费，应视为双方对于解除涉案“经营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系约定解除。对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被上诉人起诉要求返还剩余租期的租赁费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根据剩余租期确定上诉人应予返还的租赁费的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费县新万达客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法宝 审 判 员 田开玉 审 判 员 姚玉蕊 法官助理 朱萱萱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