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64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德润街12号33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26906010138。法定代表人：韩军，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营业场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办事处后屯村驻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MA3C9NTT79。法定代表人：韩军，经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红梅，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传柱，男，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超，男，197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民，山东金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齐哈尔市明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凤凰汽配城6幢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3MA19J87E12。法定代表人：王建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民，山东金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传柱、王亚超、齐齐哈尔市明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3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王亚超与被上诉人孙传柱之间应当认定为劳务关系。被上诉人王亚超为了达到节省其驾驶货车车厢空间的目的，让被斥人孙传柱将已经装上车厢的货物进行加高作业，该行为系双方自愿且真实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孙传柱接受了被上诉人王亚超的雇佣，也为被上诉人王亚超提供了进行货物加高的劳务，被上诉人孙传柱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了其主要义务，被上诉人依约给付了劳务报酬也实际履行完毕了其主要义务。一审证据证实，上诉人在安排具体劳务时，需要经过拆分大包装、分包50公斤包装、传输、归整和码放等一条流水线式作业，需要8名劳务人员组成该作业线，本案中有孙传柱和证人薛某,4在货车车厢中负责归整和码放。在被上诉人王亚超向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军提出“加高装货”的要求被明确拒绝后，王亚超选择了单独与孙传柱协商，而没有与薛某,4协商或没有和两人一起协商，两被上诉人自愿协商达成一致后，王亚超才向孙传柱支付的30元，孙传柱才履行的“加高装车”义务。这一事实，充分证实，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另行商定后形成的劳务关系。因此，一方支付劳务报酬，一方提供劳务，被上诉人王亚超与被上诉人孙传柱之间应当认定为劳务关系。2、被上诉人王亚超给付被上诉人孙传柱30元应当认定为劳务报酬。综合一审的证据和庭审笔录，被上诉人王亚超和被上诉人孙传柱均认可王亚超给付孙传柱30元的事实。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和证据，证实案发现场的装载操作是由8个工人为一组进行流水线式操作，整个装车过程是：车下的工人将化肥由大包装拆分成50公斤的包装，然后通过机械输送带，将装好的袋装化肥运送至货车的车厢中，再由车上的工人将运送到车厢中的化肥按照要求进行归整和码放，即为完成整个装车劳务工作。从一审案发现场被上诉人王亚超驾驶的被上诉人齐齐哈尔市明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货车车辆照片证实，当时货车虽然已装有部分树苗，但是，整个货车车厢空间仍很宽敞。和被上诉人孙传柱同组的车下工人们已完成了将袋装化肥运送至货车车厢的工作，在货车车厢中的孙传柱和证人薛某,4两位工作人员，只需把已经在车厢里的袋装化肥按照每层5袋的标准归整和码放8层即完成了劳务工作。被上诉人孙传柱接受了被上诉人王亚超支付的劳务费用后，并实际履行和完成了劳务行为，即将袋装化肥由每层应为20袋私自改为每层15袋，作为王亚超和孙传柱之间法律关系的方当事人，被上诉人孙传柱在其起诉书和庭审笔录中也明确予以认可其与王亚超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因此，被上诉人王亚超给付被上诉人孙传柱30元应当认定为劳务报酬。3、一审判决认定：“被告王亚超以非雇主的身份支付费用，类似于西方消费中的‘小费’。”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首先，中国领域内的消费中不存在消费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支付“小费”这一生活常识；其次，在本案中各方之间不是一审判决憶断的“消费关系”；第三，消费的概念应当是生活中的单纯消费，提供的是生活消费服务，而不应当具有生产性质。因此，一审判决主观憶断滥用自由裁量权引用“小费”的概念是与事实严重不符且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认定：“30元是在每天劳务费150元的基础上另行支付”、“30元与150元存在明显的差距，不能视为被告王亚超支付的劳务费。”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既然一审判决认定“30元是在每天劳务费150元的基础上另行支付”，显然一审判决认定150元支付名目是劳务费，既然是以劳务费为基础而支付，那么30元也应当认定劳务费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定性自相矛盾，与事实严重不符。5、一审判决认定：“30元与150元存在明显的差距，不能视为被告王亚超支付的劳务费。”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劳务合同关系中的双方就劳务报酬的协商是采用的自愿原则，而非法定的定价或者指导性定价。而本案中两被上诉人自愿协商达成一致并且实际履行，法律应当尊重和认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不能一个事实两个认定标准。因此，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中的30元应当平等的认定为劳务费用。6、一审判决认定：“无论被告王亚超支付原告孙传柱30元是何种目的”，这一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亚超为了达到节省货车车厢空间的目的，而向孙传柱支付30元，而被上诉人王亚超和明远公司是孙传柱提供劳务成果的受益人；如果正常装车，是不需要车辆的驾驶员参加劳作的，而本案中，作为驾驶员的王亚超不仅向孙传柱提出明确的装车要求并且向其支付了劳动报酬，还亲自在货车车厢中指挥和协助孙传柱按照其要求对袋装化肥进行归整和码放操作；而被上诉人王亚超的系列行为以及行为目的是引发本案的根本原因，而一审判决竟然对这一事实不予认定，显然与本案事实不符，更是违反了法律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则。7、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亚超来运输装载9吨货物，计180袋化把王亚超驾驶的货车车厢宽度为2.8米，上诉人安排一组8名工人为其提供装车服务，车厢中的工人需按照1排5袋，共4排为一层，一层为20袋，共8层，为防止车辆运输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把剩余的20袋分别压在8层的上面增加稳固性。被上诉人王亚超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韩军提出“加高装货”的要求，该要求被韩军明确拒绝后，王亚超为了达到节省货车车厢空间的目的，遂找被上诉人孙传柱，双方协商一致，被上诉人王亚超先给被上诉人孙传柱支付了劳务费用后，孙传柱为其提供了加高货物的劳务。从一审证据货车车厢的照片中，明显看出货物已超过车厢的围栏，一审判决在判决书第8页第一段第6行“对挂在墙上的安全责任宣传牌打印照片一张结合原告陈述可以证实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确实要求工作人按照规则作业。对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提供的薛某,4证人证言，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实装车时按照要求应当装8层高，最后装了12层高。”被上诉人王亚超和孙传柱私下协商达成的“违规加高货物”，才是造成孙传柱人身伤害的根本原因，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2)上述事实证实，按照一审判决认可《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职责》中第四条明确规定：“作业人员不准违规作业，由从业人员在生产或装卸过程中违规造成的责任和事故，由其本人承担相关的全部责任和损失。”第五条明确规定：“作业人员私自承接营利性造成的事故责任，由相关违规人员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和损失。”上诉人公司对每一位提供劳务的人员对上述内容均进行了告知，韩军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次开工前又.向在场的8位人员重点告知了：“不允许违规加高装货”，因此，上诉人尽到了审慎的义务。并且根据运输货车车辆车厢的标准宽度为2.8米和该类车辆行驶证中核定的载重，再根据袋装化肥每袋标准重量为50公斤，装满50公斤袋装化肥平放时袋高为20公分，8袋化肥码放平整的高度为1.6米，该高度完全在货车车厢的围栏之内，如果提供劳务的人员根据要求装货不会出现任安全问题，更不存在安全隐患。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孙传柱私自承接了被上诉人王亚超营利性“新业务”，才是造成其人身伤害的根本原因。(3)车厢的厢底离地面仅约1.2米左右，正常男子身高为1.72米左右，被上诉人孙传柱实际身高1.72米左右，因此，不属于“高处作业”的范畴，不存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未提供高处坠落风险的安全措施。”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判决混淆了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把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的义务强加给本案的上诉人，则忽略了本案劳务合同的特点，劳务合同中提供劳务的人员是按照要求交付劳动成果，在上诉人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情况下，被上诉人王亚超和孙传柱则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8、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和认定被上诉人孙传柱受伤的真实原因。一审判决只是就“是否存在雇用关系”进行审理和判决，只是笼统的认定：“原告孙传柱作为雇员，按照雇主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的安排参与化肥装卸工作，工作过程中原告孙传柱从货车上滑下受伤。”仅“滑下受伤”四个字，不足以认定孙传柱受伤的真实原因，只是草率地把负责强加给了上诉人。因此，一审判决并没有审理查明和认定被上诉人孙传柱受伤的真实原因。二、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王亚超和明远公司不承担赔偿和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在作为本案一审原告的孙传柱承认其与王亚超存在雇用关系的前提下，在王亚超实际向孙传柱支付劳务费的前提下，竟然率地认定被上诉人王亚超让孙传柱“违规加高”是“对具体装卸工作提出‘个性化的要求或补充’和“王亚超支付费用，类似于西方消费中的‘小费’”，这种荒唐的认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证据不足。2、一审不允许在场证人出庭作证，导致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由于案件事实是一组8人实行流水张生产作业，在案发现场的同人员均是整个案件的证人，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解案情的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审判法官只允许一人出庭，上诉人认为，不能向法庭客观反映真实案情，故在无奈的情况下，提交了“证人证言”，而一审判决又以“证人必须出庭”为由，对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导致对上诉人判决不公。因此，、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证据不足。3、一审判决选择忽略证据，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判决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证据不足。在被上诉人王亚超与被上诉人孙传柱之间的雇用关系认定上，明明有孙传柱在起诉书中认可的雇用关系事实、当庭认可的雇用关系事实、收到王亚超支付的30元劳务费用的事实和同组的工作人员共同证实的事实，上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雇佣关系，这么充分的证据一审判决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反而仅仅凭着主观憶断来判决为：王亚超的系列行为是提出“个性化的要求和补充”和“类似于西方消费中的‘小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证据不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条还有如下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而本案的事实显而易见是存在除上诉人与孙传柱雇佣关系之外的王亚超，是王亚超的系列行为造成孙传柱受伤的根本原因，一审判决仍然选择性的忽略这一铁定的事实，选择性的适用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内容来判决本案，不仅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还进一步剥夺了上诉人继续追偿的权利。孙传柱辩称，驾驶员上车之后给我30块钱，我是正常装车，驾驶员让我装三排，我不愿意，他硬塞给我30块钱，在这种情况下，他帮我装了4排，在装的过程中因为车门没关上，把我滑下来了。王亚超、齐齐哈尔市明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辩称，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重点审查的是孙传柱与谁形成雇佣关系。1、王亚超没有要求加高，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王亚超要求加高，根据王亚超与孙传柱女儿的录音，孙传柱的女儿也承认就受伤一事问过孙传柱，孙传柱说的与王亚超说的一样，即30块钱是烟钱，与是否加高没有关联关系。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王亚超单独与孙传柱协商，但是证人薛某,4不可能知道王亚超与孙传柱协商的事情，很明显薛某,4是在说假话，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3、孙传柱是为上诉人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滑下受伤，孙传柱是装卸化肥，化肥是上诉人的，不是王亚超的，是上诉人雇佣孙传柱装化肥的，上诉人给孙传柱发工资，无论王亚超是否给孙传柱烟钱，均不能否定上诉人与孙传柱之间的雇佣关系。4、没有证据证明王亚超指挥和协助孙传柱装车。5、上诉人没有把上诉人自己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只是挂在墙上，做一些表面工作而已。6、上诉人本身也承认上诉人与孙传柱存在雇佣关系，但是上诉状中认为是王亚超的行为致使孙传柱受伤，是完全错误的，孙传柱受伤是自己滑下车所致，在工作中受伤雇主应当承担责任，王亚超并没有伤害孙传柱。7、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装车的高度违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第一项，装车高度不超过4米就不违规，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高度超过4米，无论装车的高度是否超过4米，这也是孙传柱在为上诉人装化肥过程中滑下受伤所致，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应承担责任。孙传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0239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8日，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雇佣原告孙传柱将化肥装到被告明远运输所有的货车上，一天150元，该货车驾驶员在原告孙传柱将化肥装车过程中，支付原告孙传柱30元，装车接近完成时，原告孙传柱从货车上坠下受伤。同日，原告孙传柱前往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22天，诊断为L1椎体压缩性骨折，住院花费34787元，花费急诊门诊医疗费1246元，后续复查花费292元，医疗费共计36325元。原告认可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垫付32000元。依据原告孙传柱申请，法院依法委托济宁永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7月16日，出具了济宁永正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1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一）被鉴定人孙传柱因外伤致腰椎压缩性骨折（压缩1/3椎体高度），遗留腰部活动受限，评定为十级伤残。（二）被鉴定人孙传柱后续治疗费参考数额评定为人民币1.5万元左右（或依据实际发生的费用）。原告孙传柱支付鉴定费2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传柱明确表示本案依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之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应当首先依法审查原告孙传柱与各方被告是否构成雇佣关系。被告王亚超、明远运输是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首先，原告孙传柱和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均提到被告王亚超支付原告孙传柱30元装卸费用，被告王亚超陈述30元是为了原告孙传柱好好装化肥，原告孙传柱陈述30元是为了加高装化肥。无论被告王亚超支付原告孙传柱30元是何种目的，30元是在每天劳务费150元的基础上另行支付，30元与150元存在明显的差距，不能视为被告王亚超支付的劳务费。原告孙传柱完成的工作是雇主安排的装卸化肥，对于具体如何装卸应当严格按照雇主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操作，但是在实践中不排除本案中的现象存在，为了对具体装卸工作提出个性化的要求或补充，被告王亚超以非雇主的身份支付费用，类似于西方消费中“小费”，这部分费用无法产生隔断原告孙传柱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的法律后果，更无法产生原告孙传柱与被告王亚超建立新的劳务关系的法律后果，原告孙传柱主张被告王亚超、明远运输承担雇主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被告王亚超、明远运输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了运输合同约定，均不再是本案审理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孙传柱作为雇员，按照雇主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的安排参与化肥装卸工作，工作过程中原告孙传柱从货车上滑下受伤。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作为雇主，未履行安全保障责任，未提供防范高处坠落风险的安全措施，以至于原告孙传柱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高处作业，未保障原告孙传柱在高处作业处于安全环境；未尽监督责任，未监督原告孙传柱严格按照工作规定装卸化肥，致使存在加高装卸的安全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被告乌拉尔化肥公司、乌拉尔化肥分公司应当承担70%赔偿责任。原告孙传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尽量避免危险的发生，装卸化肥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操作要求作业，在明知作业存在安全隐患并有可能威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原告孙传柱存在粗心大意的过失，应当承担30%的过错责任。具体赔偿数额认定如下：1、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提交了住院发票、门诊发票、住院病案证实其医疗费花费，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支持原告医疗费36325元。2、误工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参照事故发生之日2019年2月28日起至鉴定前一日2019年7月15日止共计138天误工期间，原告未提交收入证明证实其误工数额，未提交证据证实实际收入来源于城镇，误工标准应当参照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应支持原告误工费6161.70元（44.65元/天×138天）。3、护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院支持原告住院期间一人护理费1760元（80元/天×22天），原告主张的两人护理未出具医院医嘱不予采信。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元（22天×100元/天）。5、伤残赔偿金，原告主张的伤残赔偿金32594元（16297元/年×20年×0.1），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6、交通费，原告主张300元，酌情予以支持。7、后续治疗费，参照鉴定依据，支持后续治疗费15000元。8、鉴定费2200元，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9、原告主张的诉讼保全担保服务费5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乌拉尔化肥公司、乌拉尔化肥分公司赔偿原告孙传柱的医疗费25427.50元（36325元×70%）、误工费4313.19元（6161.70元×0%）、护理费1232元（1760元×70%）、住院伙食补助费1540元（2200元×70%）、残疾赔偿金22815.80元（32594元×70%）、交通费210元（300元×70%）、后续治疗费10500元（15000元×70%）、鉴定费1540元（2200元×70%），扣除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垫付的32000元，共计35578.49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传柱的医疗费25427.50元、误工费4313.19元、护理费12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40元、残疾赔偿金22815.80元、交通费210元、后续治疗费10500元、鉴定费1540元，扣除被告乌拉尔化肥分公司垫付的32000元，共计35578.49元。二、驳回原告孙传柱对被告王亚超、齐齐哈尔市明远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74元，由被告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负担345元，原告孙传柱负担829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对本案孙传柱受伤应承担责任的主体认定及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恰当。首先，关于王亚超给付孙传柱30元的性质认定。孙传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主张系王亚超要求孙传柱将化肥摞高而支付给其的费用，王亚超则主张是应孙传柱要求给孙传柱的烟钱。对此，孙传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市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并且，在孙传柱认可的发生在其女儿与王亚超之间的通话录音中，孙传柱的女儿亦认可30元是王亚超给付孙传柱的烟钱。因此，孙传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主张王亚超给付孙传柱30元要求其将化肥摞高，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孙传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主张王亚超要求将化肥摞高，王亚超对此不予认可。对于装车的化肥可以摞放的高度，并没有明确规定或约定，因此，孙传柱究竟是按谁的要求堆放化肥高度，并不影响本案责任主体的认定。再次，负责将化肥装车的义务在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也就是说，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应将涉案化肥全部装载到王亚超驾驶的车辆上才完成了约定义务。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向孙传柱支付150元/天，雇佣孙传柱进行化肥装车工作，因此，孙传柱完成化肥装车是其完成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指派的劳务的组成部分。在孙传柱将化肥装车的过程中，应由其负责检查车的围栏是否固定好等事项。按照孙传柱自己的主张，其是因车的围栏没有固定好而从车上滑下受伤，那么，鉴于王亚超没有装车义务，因此，孙传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主张王亚超对孙传柱受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系孙传柱的雇主，应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对孙传柱的损失承担70%的主要赔偿责任，并由孙传柱自担30%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9元，由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烟台乌拉尔化肥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