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192民初5088号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 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浪，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江城星世界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一路10号恒大华府C区1栋1-2层19室。 法定代表人：李远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工作人员。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江城星世界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浪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当事人的共同申请，本院给予各方调解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侵权的作品，即《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7期《我就是那个窜天猴》；2.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以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15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一季、《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一季和《中国之星》等电视节目的著作权人，且对上述节目进行了版权登记，这些电视节目具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许可，以经营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播设备中收录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7期《我就是那个窜天猴》，并通过其点播系统放映设备公开播放。被告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答辩称：1.原告提起本案之诉的主张超出了其在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中对原作品的使用范围，在没有证据证明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授予其相关权利的前提下，原告的起诉构成了对原作品著作权人相关权利的侵犯，其起诉应予驳回。2.如果原告仅在本案中主张其《中国好歌曲》的画面素材被涉案被诉歌曲使用，那么原告应向制作和使用该素材的义务主体主张权利而与被告无涉。3.原告提供的侵权证据不能排除涉案被诉作品是从云端下载或者通过手机从外网同步到该包房播放器，不能证明在被告包房内播放的作品来源于被告。4.国家版权局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程序公告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是针对卡拉OK经营者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性规范，被告履行后即可免责。卡拉OK行业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规制的特定市场，作为使用者的最高注意义务即是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就国家版权局公告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与集体管理组织确定具体金额并支付使用费，被告已经履行了该义务。虽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范围需要以权利人授权为限，但是针对著作权法无法有效行使权利的例外规则，使用者依照集体管理制度规定的使用费标准支付的使用费毫无疑问地涵盖其使用全部作品的对价。使用者一旦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该使用费，将有理由拒绝任何其他个体权利人在集体管理领域对使用者议价费率的请求。当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有转付使用费的制度功能，权利人的利益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转付非会员使用费的方式得到填平。5.司法裁判应以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作为酌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基础，避免诉讼和传播在价值考量上的“双轨制”，从而产生卡拉OK行业版权秩序混乱的制度性后果。卡拉OK使用者平均每首歌曲的使用费最多也就人民币几元钱，这也符合一个单体的经营者使用作品的实际价值，并可依此计算出损失或者获利。如果按照原告主张的每首歌曲千元以上的赔偿，不仅与被告使用作品的方式实际价值相差数以千倍，更会给卡拉OK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6.卡拉OK经营行业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规制的特定市场，本案应首先适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制度规则，其它一般法作为补充性适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的公证书、《中国好歌曲》的作品公开出版物、取证光盘、照片及相应的时间戳认证证书、消费票据等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提交（2013）一中民终字第31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作品为汇编作品，该项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告提交《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和分配细则、《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等证据，因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原告将涉案作品授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管理，故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卡拉OK业务领域独家许可使用授权书》为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6年12月28日登记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6-I-00347350）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和著作权人均为原告，作品创作完成时间为2016年4月7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6年4月8日。该作品已由原告授权出版方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公开出版，该出版专辑中包含涉案作品。 原告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其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权利卫士”取证软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文件，并提供对应文件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经庭审查验，原告提交的上述照片和视频均通过时间戳证书验证，上述文件对应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均载明：时间戳证书验证的证据文件是由“权利卫士”客户端产生，“权利卫士”使用自带的拍照、录像、录音功能对客观事实进行取证并实时进行可信时间戳电子证据固化保全。上述照片和视频文件证明：取证人员于2018年12月1日15时许来到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一路10号恒大华府C区1栋1-2层19室的“星世界江城KTV俱乐部”，取证人员进入包房通过点播系统在KTV中点播涉案歌曲并进行放映，消费之后，取证人员向被告支付251元，并取得了被告开具的发票。经过当庭比对，被告经营场所播放的被诉歌曲与原告涉案权利作品一致。 2019年8月6日，原告以被告侵害其作品复制权、放映权为由，共向本院提起103案诉讼（含本案）。 另查明，被告提交了其2018年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及交费凭证，但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将涉案作品授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管理。 本院认为：《中国好歌曲》由多期节目组合而成，其内容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听歌时的表现、导师与歌手见面的形式、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乐队的演奏等内容，导演将歌手的表演和音乐等元素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的表达，从而体现出个性化特征，达到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要求，应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 原告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及公开出版发行的音像出版物显示，原告是《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的著作权人，该作品专辑出版物中收录有涉案歌曲，故原告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提交的时间戳认证证明经本院核查属实，可以作为指控被诉行为的证据。该证据显示，被告在其经营场所通过点唱设备播放被诉歌曲，经比对，取证人员点播的被诉歌曲与原告涉案权利作品一致，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向公众提供涉案歌曲点唱服务已获原告授权，被告行为侵犯了原告涉案作品的放映权，依法应该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金额，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被告的违法所得，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流行程度、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程度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产生了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2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江城星世界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作品《我就是那个窜天猴》（《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7期）放映权的行为，并从曲库中删除前述歌曲； 二、被告武汉江城星世界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200元； 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江城星世界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彭 林 人民陪审员 王 翔 人民陪审员 徐杨松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李思瑶 书记员张紫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