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40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磊，男，1968年4月6日出生，户籍地住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佑兰，女，1972年6月23日出生，户籍地住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吴磊与被上诉人张佑兰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2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磊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对事实的定性错误,还有逻辑方面的错误,主要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在单位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递交含有上诉人行贿买官、杀人、开赌场、有外遇等内容的材料的行为是“向原告单位递交有检举行贿买官等内容,属于公民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提起诉讼本院依法不应受理。原告所在单位也未作出否定被告检举材料的评价意见,故本院对书面材料涉及的处理事项及影响本院不予审查处理”;一审法院对这个事实的定性是完全错误的:第一,一审判决书在“被告提交的证据”章节显示“2019年3月5日被告写给经侦支队的材料,拟证明被告想要原告单位领导协调解决,即小孩吴天玺的抚养费、华都房子给婚生子未履行的问题,以及原告欠被告15万元的事实”等,以上判决书部分说明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张佑兰向上诉人吴磊单位提交以上材料,目的只是到一审原告吴磊的单位找领导提出诉求解决家庭纠纷,并不属于“公民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应属于法院不受理的范围;第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张佑兰向上诉人吴磊单位递交材料中“有检举行贿买官等内容”而认定为“属于公民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违法违纪行为而不予受理”,但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吴磊的单位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检举行贿买官”也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是属于监察委受理（原属于检察机关受理）范围,如果张佑兰真的要检举,就应向有管辖权的监察委（或检察院）检举,张佑兰并未向监察委（检察机关）举报,而向吴磊单位递交材料,说明她的此行为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属于公民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违法违纪行为”;第三,因为张佑兰并不是向吴磊单位举报吴磊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因为张佑兰所反映的“行贿买官”行为不属于该单位管辖范围,所以,上诉人吴磊所在单位完全无权力无义务也不可能再去作出否定被上诉人张佑兰检举材料的评价意见。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吴磊“因无充分证据证明构成对方的侵害对他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与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不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解释,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所以一审法院应根据侵权的内容,发布方式,传播渠道,影响范围以及社会常理认知加以判定。上诉人已提交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除了向上诉人的姐姐吴宁、女朋友龚某、朋友左某多次发了上诉人吴磊杀人、开赌场、行贿等不实短信之外,还向吴磊所在单位的领导大队长吴疆也发了此类信息,更为恶劣的是:一审被告张佑兰还将有“吴磊开赌场、行贿、杀人”等不实内容的材料递交给了吴磊单位经侦支队的领导,导致大范围的传播,造成了严重后果。3、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发送短信浏览人数仅为4人,被告也未对外发布短信,传播范围小”与事实不符;一审被告张佑兰除了向吴宁、龚某、左某发了不实信息之外,还向吴磊单位部门负责人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吴疆也发了不实的短信,因吴疆系上诉人单位部门负责人,负有管理职责,按组织原则,还要向单位上级领导汇报情况;所以,可见在这里,吴疆所代表的是一级组织,并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此外,张佑兰还将严重不实的材料递交给经侦支队主要领导,主要领导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传播的范围继续大大增加,远远不止一审法院认定的“4人”。4、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当庭表示不再向证人等人员发送信息,视为被告自行纠正行为,本院予以确认”,此做法严重违反法律相关原则;一审被告张佑兰在庭审过程中,仅向证人龚某、左某表示不再向她们发送信息,还未表示不向吴宁、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吴疆以及经侦支队领导发送不实信息递送不实材料,也未表示不再向经侦支队主要领导递交严重不实的材料,一审法院即“视为自行纠正行为,本院予以确认”与法律的原则严重违背,一审被告张佑兰的此行为根本不能算作自行纠正。二、一审判决法律适应错误,主要理由如下:根据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承认其在与上诉人离婚后至今的这段时间因争孩子的抚养权以及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房屋所有权问题,多次发短信、写投诉信给上诉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且在短信及投诉信中称上诉人有杀人、开设赌场、行贿买官等等非法行为。同时,被上诉人也将上述信息分别发送给了上诉人的朋友们。且上诉人的朋友们也予以证实:因被上诉人的这种行为,不仅给他们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困扰,且上诉人也因此事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多次被单位领导批评、质疑,被单位领导打入不予信任,除了重大疑难刑侦案件不得参与外,评优评先也没有机会。一审法院一方面查明了上述事实属实,另一方面却对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予以了否认,认为这只是一般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名誉权是以名誉（特定人所受到的有关其品行、才具、功绩、职业、资历和身份等方面评价的总和）的维护和安全为内容的人格权。上诉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被上诉人说其利用职务之便杀了人,并四处传播,只是因被上诉人的所谓举报荒谬离谱,上诉人单位对此查无实处,所以其所在单位对其投诉行为没有进行处理。但不能因为单位没有出具投诉处理结果说明,就否认被上诉人诽谤之实!且被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调查中承认其就是故意为之,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中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故被上诉人应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向上诉人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将特殊的名誉侵权当作一般的侵权行为,想不了了之,这完全属于法律适应错误,如果被上诉人的该种行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将会助长被上诉人的不法行为,届时被上诉人将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到上诉人单位去吵闹,不但影响上诉人的工作,还影响单位领导的工作及上诉人所在单位的形象。张佑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根据。1、上诉人在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中承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单位提交材料只是找上诉人领导提出诉求解决家庭纠纷，被上诉人只是还原事实真相。2、被上诉人提交给上诉人单位的材料内容全部是关于小孩抚养费、学习费、安置问题等相关小孩权益问题，不构成对上诉人名誉侵权。3、2019年10月22日上午，被上诉人和妹妹张佑华去经侦支队就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要求给予答复，希望组织公正公平公开协调处理婚生子吴天玺的事情，与上诉人所说对他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与事实不符。4、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证人虚假陈述、隐瞒事实、恶意中伤被上诉人；上诉人指使证人恶意篡改笔录、知法犯法；上诉人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应当恪守诚信、道德品行端正、清正廉洁，不能给政府形象抹黑。吴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张佑兰立即停止侵犯吴磊名誉权的行为，对吴磊赔礼道歉，通过当地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为吴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吴磊精神抚慰金150000元；2、判决张佑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吴磊、张佑兰于2003年7月23日登记结婚，2004年2月10日生育一子，取名吴天玺。2017年2月22日吴磊、张佑兰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婚生子由吴磊抚养，随吴磊生活。婚生子教育方面的问题，由双方共同管理，重大教育问题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张佑兰就婚生子教育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吴磊应当予以采纳。另对相关财产和债务等进行了分割确认，其中位于长沙市东塘建鸿达现代华都家园的房产，以及房屋内装修、家电、家具协议约定归吴磊所有。离婚后正处于婚生子初升高阶段，张佑兰在征询吴磊同意后履行对婚生子的教育管理义务（陪读）。2019年初吴磊、张佑兰对婚生子的抚养、房产处理等问题产生分歧。2、2019年2月至3月期间，张佑兰多次向吴宁、龚某、吴疆、左某发送了手机短信，其发给吴磊姐姐吴宁的手机短信内容有：“2004年左右，你弟弟和潘迎风一起送了5万给一个副市长的儿子搞当官，5万丢在水里泡都没冒一个”、“2005年左右和周文捷在星沙开赌场，亏了一二十万”、“2007年左右和吴耀性送了4万给岳麓区检察长搞当官”、“吴磊……拿着刀带着龚某去我娘家要把我全家杀了”等言词。上述短信张佑兰转发给了龚某、左某、吴疆。证人龚某、左某到庭予以证实，且张佑兰当庭答辩及质证时予以承认转发短信的事实。3、2019年3月张佑兰向吴磊所在单位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提交“反映子女抚养、学习费、医疗费、子女安置、离婚协议补偿金问题”的书面材料一份，书面材料除反映子女抚养和财产争议等问题，还记载与已发送的手机短信部分类同的内容，但相关人员名字已隐去，买官改成了“所谓的事业”等。一审审理过程中该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处理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吴磊以张佑兰编辑短信等方式，虚构吴磊行贿买官等事实，诽谤其名誉为由提起诉讼，故该案为名誉权纠纷。本案的焦点是张佑兰通过发送及转发手机短信、递交材料的行为是否构成侮辱、诽谤，以及该行为是否造成吴磊的社会评价降低。经查张佑兰因子女抚养、财产处置与吴磊产生分歧，编辑短信发送给吴磊的家人、朋友、女友及同事，并递交书面材料给吴磊单位。手机短信记载吴磊行贿买官、开设赌场等内容，张佑兰发送的该部分信息造成对吴磊一般人格权利的损害，构成一般侵权，张佑兰应停止一般侵权行为。张佑兰发送短信浏览人数仅4人，张佑兰也未对外发布短信，传播范围小，且张佑兰当庭表示不再向证人等人员发送信息，视为张佑兰自行纠正行为，该院予以确认。结合吴磊的诉请，主张张佑兰构成名誉侵权，因无充分证据证明构成对吴磊社会评价的降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张佑兰将含有上述短信的书面材料向吴磊单位递交，有检举行贿买官等内容，属于公民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提起诉讼的该院依法不应受理。吴磊所在单位也未作出否定张佑兰检举材料的评价意见，故该院对书面材料涉及的处理事项及影响不予审查处理。综上，吴磊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张佑兰的行为使其社会公众形象、社会评价降低导致名誉受损，达到社会公众知晓，并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情形，故该院对吴磊主张判令张佑兰停止侵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吴磊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张佑兰提交了以下证据：《关于原告诉我名誉侵权补充证据和说明（吴江大队长部分）》、《关于原告证人龚某虚假陈述恶意中伤隐瞒事实的补充证据和说明》、《关于证人周文捷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的补充证据和说明》、《关于证人左某在法庭上虚假陈述的申请和说明》各一份，拟证明：1、张佑兰所陈述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的；2、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和上诉人证人虚假陈述、隐瞒事实、恶意中伤被上诉人，上诉人知法犯法。吴磊认为周文捷的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真实性也有异议。记账凭证记载的是一些搞装修的事情，与上诉人的陈述也不符。对吴江的说明，上诉人全部没有看到过，也不是发给上诉人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恰恰证明张佑兰向更多的人诽谤上诉人。对龚某的说明，真实性不确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左某的说明，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磊主张张佑兰侵犯吴磊名誉权，对吴磊产生不利影响，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吴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吴磊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