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46652号原告：郑列志，男，198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婷，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钟国光，职务总经理。原告郑列志与被告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列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婷，被告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国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列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8,400元；二、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9,8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0年2月通过朋友介绍至被告处工作，担任汽车修理工，当时约定月工资为2,600元。2015年6月起，月工资调整为4,200元，均是由财务现金支付。被告对原告的工作时间没有强制性规定，原告自行安排作息时间，工作任务主要由被告处的马建林安排。原告在职期间，被告既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保。2019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书面解除通知，解除理由为公司发展需要，原告认为被告无故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另，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被告至今未支付。被告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原告是由被告的经营合作人陈浩于2011年介绍来被告处，最初是为陈浩工作，被告也未向原告支付过工资。2016年6月，被告与陈浩结束合作关系后，陈浩把原告推荐给了被告，由于被告生意不好，也不想找专职的修理工，当时就和原告谈合作，被告免费提供原告场地及水电煤，原告可以自行承接业务，若被告处有技工方面的修理业务，则由原告负责完成。被告对原告不进行管理、考核，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仅是合作关系。被告也未向原告出具过解除通知书，因原告私盖了被告处的印章，被告还曾报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原告系外地来沪务工人员。2019年7月25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2,000元；2、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8,400元。在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8月13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载明：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愿意支付合作方郑列志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支付完毕后双方再无任何民事或经济争议。原告确认已收到被告支付的25,000元。当日，该仲裁委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2053号撤诉通知书，同意原告的撤诉申请。2019年8月27日，原告再次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8,400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9,800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2498号裁决：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讼来院。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1、2019年5月工资明细照片、工作场地照片，证明原告系被告处的汽车修理工，月工资4,200元；2、证人徐某1、徐某2、孙某某、杨某某的书面证言以及证人徐某2的当庭证言，证明原告自2010年初起在被告处工作；3、调解协议书，证明徐某1系被告的员工；4、交款人为徐某2的收据一份，证明徐某2与被告系合作关系，租用被告的场地，但原告与被告并非合作关系，所以也没有类似的收据；5、解除协议，证明被告认可原告系被告的修理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协议，无理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6、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钟国光、主管马建林的谈话录音，证明被告在谈话中提到要给原告加金、要辞退原告以及原告工资未拿的事实。被告对证据1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中的四人均非被告的员工，对书面证言不认可，徐某2曾与被告系合作关系，但其证言也不足以证明原告系被告的员工；对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系根据调解员的要求写的，并不认可徐某1系被告的员工；对证据5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具过该份解除协议，印章是原告私自加盖，且该印章是业务专用章，并非被告的公章，因原告偷盖印章，被告当天还报警了；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原告系断章取义，曲解被告的原话本意。原告称解除协议是被告处的主管马建林给的，当时马建林要求原告签字，原告要求盖章，马建林告诉其印章放置的位置，其自己盖的。被告向本院提交：1、照片一组，证明原告在被告的场地承接私人修车业务；2、微信记录，证明原告以个人名义承接修车业务并收取修理费，并非被告的员工。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部分车辆是被告的业务，对于2019年7月还在被告处工作，原告的解释为虽然已被被告解除，但被告仍要求原告帮忙修车；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审理中，本院向被告的员工马建林核实相关情况。马建林称，2016年下半年起，原、被告双方开始合作，合作的方式为被告提供原告场地，原告负责被告处的汽车机械部分的修理业务，被告不对原告进行管理，原告也可以自行承接修车业务，被告不对原告进行考核，每个月固定向原告支付4,200元作为合作款，并非工资。马建林又称，解除协议不是其打印的，其也是事后听说原告自己到办公室拿了被告处的业务专用章私盖，当时其并不在现场。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仅应审查主体是否合格，是否有书面劳动合同，还应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否发生实际用工、劳动者是否提供有偿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等，本质上对双方是否存在具有人身依附性的身份关系作出认定。本案中，首先，从原、被告双方的合作模式看，被告对原告的工作时间没有强制性规定，原告可以自行安排工作时间，除了承接被告处的修车业务，原告也可自行对外承接修车业务收取费用。因此，双方履行权利义务的模式较为松散，难以认定原告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双方具有身份隶属关系。即便被告每月支付原告4,200元，基于被告对原告既无考核要求，又无考勤管理，没有修理业务也固定向原告支付的情况，该款项的性质更趋向于承包性质，而非工资。其次，证人徐某2的当庭陈述，仅能证明原告在被告的场地修理汽车，而对于解除协议的形成，原告自认解除协议上的业务专用章是经过主管马建林同意后其自己加盖，被告对该份解除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案外人马建林对原告的陈述予以否认，原告无证据证明该协议系被告出具。再次，原告在第一次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后，双方已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明确原告系被告的合作方，在被告支付完毕25,000元后，双方再无任何民事或经济争议，且被告已根据协议内容实际履行了支付义务。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再次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郑列志要求被告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9,8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郑列志要求被告上海捷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8,4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郑列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 晔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晓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