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42026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俞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晟旻，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燕亭，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金辉，男，1972年2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时光，上海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友，上海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诉被告金辉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晟旻、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时光到庭参加庭审。因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案件与反诉案件合并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晟旻、被告金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友到庭参加庭审。审理中，双方共同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23,6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和悦基地教练车挂靠承包经营协议》，约定挂靠承包经营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止。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按人次支付开班费，且被告承诺每个月至少开2个额度。但被告在支付了15,800元后未再支付任何费用。根据上海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运管处”)规定，每辆车每月最多3个开班额度。2018年3、4月期间被告违规招收学员，导致运管处对原告处以停止开班一个月的处罚，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被告也未按合同第3.1条将学员资料表格交给原告。2018年1-8月被告12辆车开班数为385，超出288(3额度/车/月×12辆×8月)个额定开班数97班，应按合同原标准支付超额开班费。2018年原告实际开班11个月，开班数共1924，其中被告承包的12辆车的开班数为505。2018年5月18日至6月17日期间原告被停开班。停开班期间，原告无法操作学员入校培训，故该一个月原告剩余车辆无法开班的损失，可按1924与505之差的开班费的11个月的均数计算。另外，学员向练车基地和车管所支付考试费及制证费。因场地承包给被告经营，被告代收费用后应在学员考试时支付，但承包协议到期后，被告既未将预收的未毕业学员的费用转交给原告，也未退还给学员，导致原告垫付了未毕业学员的考试费、制证费。原告向被告多次催款未果，故来院起诉。审理中，原告调整诉请金额为503,980元，并明确其包括：(1)固定开班费：600元/次×12辆×2次/月×12月=172,800元；(2)超额开班费：600元/次×(385-3额度/车/月×12辆×8月)次=58,200元；(3)考试费及制证费：共211,380元；(4)停止开班损失费：600元/次×1月×(1924-505)次/11月=77,400元。上述四项合计519,780元，减去被告已付的15,800元即503,980元。被告金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如下：一、双方合同关系属实，合同签订时初步约定期限一年。按照合同规定原告应提供32辆车，但实际只提供了12辆，还有20辆车未到位，造成被告损失。二、运管处确实规定每辆车每月最多3个开班额度。但被告没有超额开班。被告开班需要通过原告的关联公司星元驾校同意，合同第3.1条的学员资料表格被告每次开班都交给星元驾校的，被告没有留底。原告主张的超额开班费、考试费、制证费均没有合同依据。三、2018年9月10日，原告自行出具了一份会议纪要与被告结算。但被告强调，自己是不同意该纪要内容的。纪要第1.1条载明原告自认12辆车按14,400元，而非按22,400元计算开班费；被告接手车辆时，尚有193名学员挂在原告名下，原告应按130元/人付款给被告。纪要第2.1条记载，原告有义务以32,000元回收被告的2辆教练车，但原告未支付。四、原告口头同意第一个月12辆车费用减半，被告就付了7,200元，还有8,600元是被告付给原告老总的，合计15,800元。因被告认为原告还欠被告钱，故自第二个月开始就没交钱。反诉原告金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228,000元；2.本、反诉诉讼费用均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了《和悦基地教练车挂靠承包经营协议》，约定挂靠承包经营的教练车共32辆，反诉原告每月缴纳开班费22,400元。其中12辆车由反诉被告提供，另外20辆是反诉原告自有车辆。但协议签订后，反诉被告只提供了12辆车，由此造成反诉原告无法招生，失去可期待利益。反诉原告是准备好20辆自有车辆的，但反诉被告与训练场签订的《教练场租用合同》仅给了12辆车的指标，导致剩余车辆无法进入训练场。因为进训练场的费用是应由反诉原告承担的，所以反诉原告就没有办理车辆转籍手续。审理中，反诉原告明确诉请的损失即20辆车的开班费，计为600元/次×20辆×2次/月×12个月=288,000元，故变更反诉诉请金额为288,000元。反诉被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反诉诉请。合同第2条已载明了对32辆车的收费标准，因当时基地里一共就12辆车，故合同未填写第2.2条的车牌号；第2.3条的20辆车是反诉原告的，所以收费便宜，反诉被告不知道该20辆车的车牌号，故也未填写。该20辆车应由反诉原告自行转籍，但之后反诉原告并未办理转籍，属于放弃自身权利。办理车辆转籍无需以签订《教练场租用合同》为前提。每份进场合同均独立存在，与进场车辆对应。如果反诉原告的车要进场训练，哪怕只有一辆，都可以随时要求反诉被告和基地签订进场合同。涉案《教练场租用合同》是在本案合同签订后3个月才签订的，反诉原告在长达3个月期间内都没有把20辆车转籍到反诉被告处，故反诉被告不可能按32辆车租场，否则20辆车的相应费用就必然成为损失。为证明本诉诉称，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和悦基地教练车挂靠承包经营协议》，证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双方约定了车辆开班费的收取标准；证据2.沪运管汽[2018]117号《关于上海长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等三十二家培训机构因违规被责令整改、停止招生的通报》，第2页第二项第7行“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是原告前企业名称，证明被告超额开班导致原告被运管处处罚；证据3.原告自制的《2018年1-12月开班数统计表》，数据来源于运管处，证明被告超额开班，表格最左列考试编号“3-80”指向被告承包的和悦基地12辆车，该行中凡是超过36人(3额度/车×12辆)的均属超额开班，即4、5、6、8月均超额开班，考试编号“5-18”、“6-52”与被告无关；证据4.原告自制的《学员考试费、制证费统计表》，数据来源于运管处，证明原告诉请考试及制证费的依据；第二次开庭，原告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补充证据1.2018年1-12月学员名单8页(运管处盖章)及原告按该名单制作的《2018年1-12月开班计数表》，证明原告2018年开班情况；补充证据2.学员信息表24页(考试代码：3-80、开班日：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25日)，该表是从运管处系统的驾校端口登录打印出来的，证明被告承包的12辆车的学员情况，这些信息都是被告自己录入的；补充证据3.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盖章出具的《驾校简称-驾校编号》表，证明“3-80”是原告的五个考试代码之一；补充证据4.2018年12月25日原告向案外人严志浩付款8,195元的中国银行付款回单(复印件)，用途载明“金辉考试费”，证明原告为被告缴纳了学员考试费。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本诉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与被告无关，其处罚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证据3、4均不认可；对补充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和悦基地12辆车的考试代码是“3-80”，但被告无法核实也不认可证据2上的学员都是涉案12辆车上的学员；对补充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知是什么费用。被告未提交本诉反驳证据。为证明其反诉诉称，反诉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和悦基地教练车挂靠承包经营协议》，证明反诉被告应当交付32辆车；证据2.《教练场租用合同》，证明反诉被告与训练场签订的租用合同仅给了12辆车的指标，导致反诉原告自有的20辆车无法进场；证据3.《XXXXXXXX与金辉结账的会议纪要》，该文件是反诉被告打印出来给反诉原告的，手写部分是反诉原告加的，证明反诉被告尚欠反诉原告钱。经质证，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的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仅能反映双方协商过费用，其金额与合同约定有差异，系因原告对部分项目金额进行了让步，但双方最终未达成合意，原告的让步不应视为对合同的变更或结算。反诉被告未提交反诉反驳证据。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本诉证据3、4是原告自制的统计表，不属于证据，应视为当事人陈述。且经本院审查，证据3的统计结果与双方皆认可真实性的原告本诉补充证据2的记载不符，本院以后者记载为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原告就其本诉补充证据4未提交原件，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亦无证据证明收款人与本案有关，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日，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和悦基地教练车挂靠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挂靠在甲方的进驻和悦基地的教练车采用承包的经营方式开展驾驶员培训业务。第1.3条约定，乙方挂靠经营的教练车为32辆，且只限甲方进驻和悦基地的教练车。第1.4条“挂靠承包经营期限”空白。第2.1条约定，乙方负责学员的招收培训，并接受甲方对教练车、业务培训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在遵守甲方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开展教学培训计划，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经济上自负盈亏。第2.2条列12辆车(车牌、车型、车架号空白)，约定该些车辆乙方每招收一名学员，甲方按600元/人收取开班费；第2.3条列20辆车(车牌、车型、车架号空白)，约定该些车辆乙方每招收一名学员，甲方按200元/人收取开班费。第2.4条约定，乙方保证上述共32辆挂靠经营的教练车每个月至少开满2个开班额度，乙方依据自负盈亏的经营方针，按以上开班费标准向甲方固定支付22,400元开班费。第2.5条约定，乙方每月5日前向甲方支付上月开班费，若未按时支付，甲方有权暂停乙方开班资格。第2.6条约定，乙方除了向甲方每月一次性缴纳22,400元开班费外，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第2.7条约定，训练基地的进场费、招待费分摊等，按训练基地的收费标准由乙方承担。第3.1条约定，甲方根据开班额度及时通知乙方开班，乙方接到通知后按甲方规定的日期将学员资料、表格完整准确的送交甲方，资料、表格不全或不正确的，不予受理。第3.7条约定，乙方或乙方聘用人员被客户投诉或举报并经相关管理部门查实的，或因违法、违规、违纪、违章被相关管理部门处罚及造成开班额度扣除的，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到甲方和相关管理部门接受处罚，同时甲方有权对该教练车暂停开班，待处理结束后再恢复开班，并对乙方作出3,000元的处罚罚款。第5.4条约定，挂靠承包期满后……若双方不签订新挂靠承包协议，甲方可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对教练车的管理规定收回教练车车牌及行驶证，乙方投资的教练车由乙方按有关条例规定处理。第5.5条约定，乙方有需要退出由乙方投资转籍入甲方的20台教练车，甲方应予以准许，本协议其他部分不变。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向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支付了15,800元，其后未再支付费用。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将合同第2.2条项下的和悦基地12辆教练车交付给被告，该12辆车的考试代码为3-80。第2.3条项下被告自有的20辆教练车未变更登记至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名下。2017年年底，原告(乙方)与上海和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教练场租用合同》，约定甲方将所属教练场地及进场额度出租给乙方做驾驶员培训、考试之用，进场车辆数为12辆(车型：C1、C2),租用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费用为1万元/车/年，先付费后进场。根据原、被告认可的学员统计表显示，考试代码为3-80的车辆于2018年4月期间开班的学员有263名。2018年5月21日，运管处发布沪运管汽[2018]117号《关于上海长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等三十二家培训机构因违规被责令整改、停止招生的通报》，称经查4月份全市培训机构申请驾驶员学员数据，发现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未按规定上报学员培训信息、超出核定培训能力开展招生培训等违规行为，故对该些机构的处理予以通报。通报第二部分“情节较重，被责令限期整改、停止招生一个月(2018年5月18日至6月17日)的培训机构”中包括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2018年8月9日，上海沅昊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更名为原告。2018年9月10日，原告欲与被告结账，草拟了一份会议纪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1)开班费：14,400元/月×11月=158,400元(其中已缴7,200元+8,600元)，被告手写批注“142,600元”；(2)车管所制证费：130×466=60,580元，被告手写批注“没收”；(3)超额人数187人，超额费用250元/人，被告手写批注“不认账”。对该次对账，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和悦基地教练车挂靠承包经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现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开班费，且超额开班导致原告被处罚，故要求被告支付固定开班费、超额开班费、考试费及制证费并赔偿停止开班损失费；被告则认为原告未足额交付车辆，要求原告赔偿违约损失。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违约？二、被告是否违约？三、如原、被告违约，其违约后果为何？首先，根据本案合同第2.2、2.3、5.5条的约定和双方庭审陈述，合同项下32辆教练车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告自有车辆，交付给被告承包经营，共12辆，按600元/人计费；另一类是被告自有车辆，可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挂靠给原告，再由被告承包经营，共20辆，按200元/人计费。合同根据车辆来源约定了不同的计费标准，具有合理性。对前一类的12辆教练车，原告已完成交付义务，被告也已实际进行承包经营。对后一类的20辆教练车，其承包经营活动以被告办理挂靠为前提。被告自己未进行车辆变更登记，不能归咎于原告。被告又辩称，此系原告所签《教练场租用合同》未给足32辆车的进场额度所致。然而，原告与案外人的场地租赁关系，无论其内容如何，并不构成被告办理车辆变更登记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故对被告该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本院注意到，根据合同第5.5条的约定，对被告自有的20辆教练车，被告有权随时终止履行。则被告不挂靠该些车辆，属自身选择，不产生原告违约的法律后果。综上，被告以原告未交付该20辆教练车主张原告违约，缺乏事实与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本案合同第2.1、4.1条，被告的承包经营行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交通管理部门规定每辆车每月最多3个开班额度，据此计算，涉案12辆车每月开班学员最多36名。被告2018年4月开班学员远超该限额，原告主张运管部门依据所查的原告4月违规行为而作出的处罚系因被告超额开班导致，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诸项诉请，本院分述如下：一、固定开班费。虽合同未载明承包期限，但审理中双方均认可为一年，本院照此确认。根据合同所设权利义务，开班费的性质实为承包费。现原告按实际交付的12辆车的数量计费，并无不当。承包期间，遭处罚而停开班一个月系被告违规导致，根据合同第2.4条，该月被告仍应付费。虽原告在2018年9月10日会议纪要中按11个月计收，但此属原告自身通融，该纪要内容并未经双方合意确认，上述通融不构成原告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一年承包费计为172,800元(600元/人×12辆×2人/月×12月)，被告已付15,800元，所欠157,000元应予支付。二、超额开班费。根据合同第2.4、2.6条的约定，承包费为固定金额，合同并未就超出既定的2个额度/月的部分约定收费，原告主张“超额开班费”，缺乏合同依据。何况，被告超额招生的收入本就基于违规经营产生，原告要求分润，更欠缺合法性及合理性。三、考试费及制证费。如本院认证部分所述，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确为被告垫付考试费及制证费。2018年9月10日会议纪要中原告所主张的“车管所制证费”，被告亦明确批注予以否认。因此，原告主张该项费用，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四、停止开班损失。原告所主张的该项损失系因被告违规而累及原告其他车辆无法开班经营的期待收益。然而，违约损失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无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已向被告披露过该合同之外的原告其他车辆的数量、经营、收益情况，故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超出被告预见，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对被告违规经营被管理部门处罚该项情节，合同第4.1条已虑及并约定了3,000元的违约金金额，故本院照此确定支持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金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承包费157,000元；二、被告金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损失3,000元；三、驳回原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金辉的全部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839元，减半收取计4,419.50元，由原告上海福龙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负担3,016.50元，由金辉负担1,40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810元(已减半收取)，由反诉原告金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炜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吴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