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英，男，197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云梦县，住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定国，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声亮，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嵇师利源路78弄58号1幢3楼。法定代表人：吴开信。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策，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知远，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代红艳，女，197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上诉人刘红英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度鞋业公司）、原审被告代红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5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苏子文、叶恒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红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对上诉人刘红英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系上诉人刘红英及原审被告代红艳共同与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发生的，从而认定债务系刘红英与代红艳夫妻共同债务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刘红英未参与代红艳与莎度鞋业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对涉案交易事实及货款均不知情。（1）夫妻感情破裂多年。刘红英与代红艳虽为夫妻，但自2016年起，刘红英与代红艳之间因感情破裂，刘红英于2016年下半年搬至温州鹿城双屿地区工作、生活至今并于去年向法院起诉离婚，刘红英与代红艳之间平日并无交流。（2）本案债务系莎度鞋业公司与代红艳个人发生业务往来产生。本案买卖业务一直是与代红艳个人来往，刘红英没有参与到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交易发生时刘红英与代红艳没有共同经营，刘红英对涉案的货物买卖及欠货款的事实也完全不知晓。（3）刘红英及代红艳原共同经营所欠莎度鞋业公司的货款己结清。2016年之前，原共同经营期间是有与莎度鞋业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但货款已经结清；另外，正因为接下去的买卖系莎度鞋业公司与代红艳个人之间发生，莎度鞋业公司才会减少许多货款，双方将之前的货款先结清，再建立新的买卖关系，否则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2、刘红英并未对涉案货款进行追认。（1）录音材料中莎度鞋业公司的询问使得刘红英陷入错误认识，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刘红英与莎度鞋业公司之间自2016年后就不再有生意往来，在莎度鞋业公司提供作为证据使用的那段录音材料中，发现多次威胁刘红英“如果不承认债就起诉你”；而且庭审过程中当庭播放录音时，还发现在这段录音之前，莎度鞋业公司手机里有多段不同时间类似内容的录音资料，可见莎度鞋业公司系反复误导或诱导刘红英作出错误陈述，根本不是刘红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刘红英事后对债务进行追认。（2）原审法院对录音材料的理解系断章取义。如果录音材料能够作为证据使用，也应当结合整段对话内容来理解双方想表达的真实意思，不能断章取义。在录音的后半段，可以发现刘红英在整个录音的过程中想表达的意思始终都是与代红艳的离婚诉讼中确定这个款项该谁承担就由谁承担，会给莎度鞋业公司一个交代，并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3）除了上述录音材料提到涉案货款外，刘红英从未另外追认同意与代红艳共同承担涉案货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判决是错误的。根据上文分析，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反向排除，并判决驳回莎度鞋业公司对刘红英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答辩：一、上诉人刘红英和原审被告代红艳与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是存在共同买卖关系的，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相对固定的，莎度鞋业公司一直以为是与刘红英、代红艳进行交易。二、莎度鞋业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具有真实性，刘红英在该录音中的1分42秒明确承认债务是刘红英、代红艳夫妻共同承担的。且该录音内容系刘红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审被告代红艳未陈述答辩意见。2019年5月29日，莎度鞋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红英、代红艳偿付莎度鞋业公司货款44756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4756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刘红英、代红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刘红英与代红艳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1年3月16日登记结婚。莎度鞋业公司与刘红英、代红艳存在业务往来，由刘红英、代红艳向莎度鞋业公司订购成品鞋用于销售。期间，莎度鞋业公司供应的货物通过物流发送，并由代红艳签收。2019年1月17日，莎度鞋业公司通过微信将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对账单发给代红艳。代红艳收到上述发货明细对账单后，向莎度鞋业公司表示其中“牛强”那笔1万多元的账要减掉，对其他内容未提出异议。此后，莎度鞋业公司对上述两份发货明细对账单进行修正，2017年下半年的表格中去除了“货号D2682，数量90双，金额6120元”两笔货物；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表增加了“2018年3月5日，型号7267，数量60双，金额3480元”两笔货物。上述明细表合计内容：1-5月发货总数量4080，发货金额258660元，退货金额30545元、2017直发新疆768款6件货款12420元，2017年欠款381872元，汇款15万元，实际应付款447567元。此后，刘红英、代红艳未向莎度鞋业公司偿还货款，莎度鞋业公司催讨未果，遂引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刘红英于2018年11月12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该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鄂0105民初52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刘红英与代红艳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的货款金额；二、刘红英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现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代红艳辩称涉案货款未经结算，但对莎度鞋业公司通过物流发送的货物及由其签收的事实无异议。2019年3月26日的通话录音中，代红艳表示已与莎度鞋业公司员工“小雪”对货款进行确认，并表示账是对，故其表示未对账，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根据“小雪”与代红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16日，“小雪”向代红艳发送“目前我们账上还欠462627元，请确认。”代红艳回复“明细发一个”。次日，“小雪”将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表发给代红艳，该两份发货明细载明的总发货金额为462627元。由于2017年下半年发货明细表中“型号D2682，数量90双，金额6120元”两批货物未发货，“小雪”于2019年1月22日又向代红艳发微信“那个2682减了之后账面是456507元”，代红艳在回复中提出“牛强的账，要减那个1万多块，不能算到我里面”，而对其他账目未有异议。该院认为，莎度鞋业公司将2017年下半年发货明细中的两笔货款6120元扣除，对代红艳并无不利，予以确认；而2018年上半年发货明细中增加的3480元，虽有物流托运单能印证已发送该两笔货物，但物流单上仅载明件数，未有货物单价或总金额，且该笔货物未经代红艳确认，不予确认；代红艳提出“牛强”那笔货款1万多要扣减，但无法明确具体金额，莎度鞋业公司以12420元予以扣除，予以确认。故本案的货款金额为444087元（462627元-6120元-1242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刘红英辩称其与代红艳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分居，对本案货款不知晓，故其不应当还款责任。该院认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刘红英在2019年3月22日与吴开信的通话录音中，提到其与代红艳就偿还货款一事与进行过商量，并表示货款肯定是其与代红艳共同的。故刘红英对涉案的货物买卖及欠货款的事实系知晓的，而即使如刘红英所称的其未参与代红艳与莎度鞋业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但其表示与代红艳共同还款，系事后对该笔货款进行了追认。故莎度鞋业公司请求刘红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莎度鞋业公司与刘红英、代红艳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莎度鞋业公司向刘红英、代红艳供应货物后，双方通过微信对货款进行确认，故双方之间买卖关系事实清楚，应予以确认。刘红英、代红艳尚欠莎度鞋业公司货款444087元，应予以偿还。代红艳辩称生意亏损，还有大量库存，要么减钱，要么退货的意见，没有依据，不予采纳。双方未对逾期付款利息作出约定，莎度鞋业公司主张刘红英、代红艳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判决：一、刘红英、代红艳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莎度鞋业公司货款4440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所欠货款44408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莎度鞋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14元，减半收取4007元，由莎度鞋业公司负担31元，刘红英、代红艳负担397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交补充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红英及原审被告代红艳尚欠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货款444087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确认。对该欠款，刘红英、代红艳理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支付；现莎度鞋业公司起诉要求予以支付，代红艳、刘红英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因此，原审法院根据莎度鞋业公司的诉请，判决代红艳、刘红英支付莎度鞋业公司货款444087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就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上诉人刘红英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上诉人刘红英认为，虽然其与代红艳为夫妻，但感情破裂多年，其对代红艳与莎度鞋业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不知情，也未对涉案货款进行追认。被上诉人莎度鞋业公司认为，双方交易一直是莎度鞋业公司与刘红英、代红艳夫妻共同发生，莎度鞋业公司也一直认为其是与刘红英、代红艳夫妻共同发生买卖，且刘红英在电话录音中也明确承认会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案涉货物买卖发生之前，刘红英、代红艳一直是共同与莎度鞋业公司进行交易往来，刘红英也承认2016年之前的交易习惯是其夫妻共同与莎度鞋业公司进行买卖；而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具有延续性，刘红英认为2016年结算后，其已经告知莎度鞋业公司此后与代红艳发生的买卖与刘红英无关，但刘红英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莎度鞋业公司也不予认可。其次，莎度鞋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即录音资料，内容反映刘红英在2019年3月22日与吴开信的通话中，提到其与代红艳就偿还货款一事与进行过商量，并表示货款肯定是其与代红艳共同的，能够证明刘红英知晓涉案货物买卖及欠款事实，且即使刘红英未参与，但已明确表示其与代红艳共同还款，系事后对该笔货款进行了追认。故应当认定本案债务系刘红英与代红艳共同经营所发生的债务，刘红英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上诉人刘红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14元，由上诉人刘红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叶 恒审 判 员 苏子文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