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525行初63号原告：刘子恒，男，1948年5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委托代理人：杜锐南，冠县平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冠县振兴东路。法定代表人：王高峰，系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王善路，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常兆国，系该局工伤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宋士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子恒不服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于2019年11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11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子恒及委托代理人杜锐南，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庭负责人王善路、委托代理人常兆国、宋士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7月28日作出冠人社工伤【2019】301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刘国栋在家中死亡不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原告刘子恒诉称：原告之子刘某冠县交通运输局的职工，2019年4月22日，刘国栋在其工作岗位冠县斜店乡交通运输管理所值班，当日13时52分突然感觉身体不适，遂给同事张某打电话称：“我身体不舒服，你替我看着点”，随后驾车回家拿医保卡去医院看病。18时50分许，其妻子姚荣红回家，发现刘国栋在家中死亡，冠县人民医院急救人员于18时53分到达刘国栋家中时，诊断其死亡时间已久，系猝死。原告认为，刘国栋之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的冠人社工伤【2019】301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认定刘某因工死亡。原告刘子恒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米某与刘国栋通话记录一份。通话记录显示，米某最早在15时04分给刘国栋拨打电话，刘国栋未接，后又多次拨打，一直未接。拟证明刘国栋在15时04分便已死亡。2.袁保生、孙玉栓与刘国栋的通话记录一份。袁保生于16时37分、17时01分，孙玉栓于16时15分、16时16分、16时19分、16时32分、16时33分、16时34分拨打刘国栋电话，均未接通。拟证明刘国栋在上述时间内已死亡。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述称：“2019年4月22日下午2点左右，刘国栋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冠县××路上，快到前社庄了。我俩在许盘桥见了面，刘国栋说让我替他值班，他回家一趟。我看他脸发黄，眼发呆，便说你回家休息休息抓紧去医院看看。刘国栋说行，我回家一趟拿东西。然后便开车走了。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1.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合法。2019年5月16日，冠县交通运输局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请求对刘国栋之死认定为工伤。2019年5月30日我局作出《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进行了全面审查，在2019年7月2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进行了送达。以上程序完全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2.被告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冠县交通运输局提交的证据和我局调查的事实，2019年4月22日上午9点左右，刘国栋到达斜店交管所值班，12点多买了方便面回到所里，下午1点52分给同事张某打电话说要回家，两人在许盘桥东××村碑处相遇，刘国栋在2点14分到达城区的和平路与振兴路口，然后返回家中，3点多米某打电话多次未接，下午6点多，刘国栋的妻子姚荣红回家看到刘国栋已无意识，拨打120急救，经检查已无生命体征，冠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刘国栋的死亡原因为猝死。上述事实不能证明刘国栋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依法不应当认定为工伤。3.被告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要是针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如果是在回家之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就不属于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表1份、单位工伤调查报告1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1份、聊城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派车单1份、关于患者刘国栋出诊情况的说明1份、冠县冠医集团急救中心出诊登记表1份、监控视频截图8张、证人（张某、米某）证言、聊城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1份、聊城市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登记表一份、工资表一份。以上证据拟证明2019年5月16日冠县交通运输局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上述证据。证据二：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1份，拟证明我局收到冠县交通运输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及相关证据后，依法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并向冠县交通运输局送达了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证据三：被告对张某、米某、孟威、姚荣红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与冠县交通运输管理局提交的证据基本一致。证据四：《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经审查，被告认为刘国栋之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不应当认定工伤。经庭审质证，原、被告的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受伤害经过简述”不全面，工伤调查报告亦记载不全面。刘国栋不舒服回家的目的是取钱拿医保卡就医。张某的证人证言不能完全客观反映刘国栋与张某的交流内容。此外，对被告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有异议，刘国栋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为工伤死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刘国栋的死亡时间，而且也不能予以认定工伤，刘国栋的死亡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原告提出，尽管刘国栋的死亡时间没有明确诊断，但自15时04分及以后的时间中有多人给刘国栋打电话，均未接通。结合刘国栋与同事张某的对话，说明他在上班期间即已发病，根据县医院的诊断，刘国栋死亡系猝死，且当日晚7时，120急救人员到达时，刘国栋已死亡已久。因此能够证实刘国栋死亡时间是在15时04分之前。另外在刘国栋妻子姚荣红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到，刘国栋的医保卡以前放在电视下面的抽屉中，而在刘国栋死亡的现场发现其医保卡放在电视的平台上，可以认定刘国栋回家的目的是取医保卡到医院就医。所以回家取医保卡的行为应当视为刘国栋到医院就医的路途的一部分。其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并且在去医院就医的途中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所规定的职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认定工伤。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刘子恒及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证人张某的当庭证言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有关，形式与来源合法，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米某、袁保生、孙玉栓三人与死者刘国栋的通话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刘国栋的死亡时间。被告提交的系列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履行了工伤认定的法定程序。经审理查明，死者刘某原告刘子恒之子，生前为冠县交通运输局斜店交通运输所职工。2019年4月22日上午9时左右，刘国栋到达冠县斜店乡交通运输管理所值班。下午13时52分给同事张某拨打电话，电话中刘国栋向张某表示身体不舒服需要回家，并约定在斜店乡许盘桥处碰面，两人相见后，刘国栋让张某替他值班，他回家趟。张某让刘国栋抓紧去院看看，刘国栋表示先回家拿东西。随后，刘国栋驾车回家。米某于15时04分、15时06分、15时10分、15时44分……17时46分，袁保生于16时37分、17时01分，孙玉栓于16时15分、16时16分、16时19分……16时34分期间多次拨打死者电话均未接通。18时许，死者妻子姚荣红回家发现刘国栋在沙发上已无意识，姚荣红在笔录中叙述：“医疗本原来在电视下面抽屉里放着，过后发现在电视跟前的平台上放着。”19时10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经检查后发现已无生命体征。2019年5月16日，冠县交通运输局向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请求对刘国栋之死认定工伤。被告于5月30日作出《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2019年7月28日，被告作出冠人社工伤【2019】301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国栋在家中死亡不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工伤认定关系着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现实生活中，由于个案具体情形不同，却有一定的复杂性。无论是社会保险行政机构还是人民法院在具体案情的认定处理，尤其是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保障工伤保险资金安全之间的平衡上，均会面临一定的两难抉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国栋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对本区域内的工伤保险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根据该条规定，视同工伤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对于该条规定，如果机械理解为仅限于职工在发病紧急，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岗位上死亡，或者从工作岗位上必须直接送往医院抢救，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下才可视同工伤，而不对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后采取的合理行为予以考虑，即是缩小了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亦过度拔高了职工对自身疾病的理解程度---职工所具有的医学知识一般无法使其对身体状况作出是否立即去医院的正确判断，即由于疾病的表现严重程度不同，要求一律直接送医院救治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案中，刘国栋于2019年4月22日13时52分在单位值班时身体不适，给同事张某拨打电话请假离开单位，在路上与张某见面并表示先回家拿东西再去医院。刘国栋战友及同事在15时04分至17时46分之间多次拨打其电话均未接通，19时10分医护人员检查后确认刘国栋已死亡。从死者单位同事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均能够证明刘国栋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发病，回家后病情加重猝死。依常理，我们无法要求刘国栋对自己的身体问题是否属于紧急发病以及是否会在数小时内便猝死作出准确预测，也即不能要求刘国栋在工作岗位上感觉身体异样后立即直接去医院抢救。逝者已矣，刘国栋生前最后时刻的具体状态已无从可知，但通过刘国栋同事张某及妻子姚荣红的证人证言可推断，刘国栋在工作中感觉到身体异常，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请假回家欲拿医保卡到医院就医，此过程合乎情理。因此，整个事件的持续发展进程能够证实刘国栋从发病到回家并于家中猝死，在目的上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时间上具有紧凑性和连贯性，能够认定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并于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视同为工伤。被告冠县人社局主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要是针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如果是在回家之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就不属于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由此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本院认为被告作出这一决定无视了死者从发病到死亡之间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简单地把死者是否回家作为不予认定工伤的条件，既有悖于人之常理又不符合劳动法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基本原则。冠县人社局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符合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宗旨，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冠人社工伤【2019】301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本判决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书臣人民陪审员  索书红人民陪审员  代英焕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王红蕾书记员刘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