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94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依黁，男，193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奇丰，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美英，女，1962年3月23日出生，系上诉人的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光升，男，1954年8月7日出生，现暂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榕，女，1970年7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系郑光升妻子。 原审被告：郑光雄，男，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原审第三人：吴群玉，女，195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上诉人郑依黁因与被上诉人郑光升、原审被告郑光雄、原审第三人吴群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3民初4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依黁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103民初419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诉争《收款收据》项下的房屋买卖行为合法有效；3.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郑光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充分尊重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为亲属的特殊情况，避重就轻地单纯从商事角度来认定案件，对本案并未深入了解，属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对本案被上诉人郑光升将购房合同原件移交给上诉人郑依黁的行为的性质定性不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通过移交房屋买卖合同原件的方法来确认房屋的交易，是当时民间常见的一种交易模式。本案诉争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所以购房合同成了诉争房屋产权的凭证。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否转让，能证明房屋权属的原件归属就是最关键的，一审法院对购房原件为什么由上诉人持有不闻不问，即简单地把移交房产买卖合同等同于把房子移交给上诉人代管。2、一审判决认为一审被告郑光雄未出庭，故不能认定被上诉人郑光升有委托上诉人郑依黁出售店面的委托行为，该认定也不符合事实。在另案租赁合同中，郑光雄有作了关于委托的询问笔录。3、上诉人郑依黁非但拿到了购房原件，并且为此支付了对价，一审判决的认定不符合事实。上诉人购买房屋，支付了16万元的购买款给被上诉人的前妻吴群玉。该价格符合当时的行情，之所以支付给吴群玉也是由于被上诉人长期在国外，国内的生活方面都交给其前妻打理，上诉人在民俗意识中还认为吴群玉是家庭的一员，所以把钱支付给吴群玉。一审判决认为16万元购房款在支付方式、时间以及经手人等情况作出多种不同陈述，故认为上诉人无法证明已实际支付16万元购房款，是强人所难。本案有《收款收据》作为证明，原审一审中吴群玉有出庭并承认收款，为何之后的审理吴群玉就消失了？4、对上诉人郑依黁未要求被上诉人郑光升事后签名，一审判决认为是未得到被上诉人郑光升的追认，也是对事实的认定不清。上诉人支付了对价，得到购房合同的原件，符合了购房的所有条件，内心确信地认为上诉人已经是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租金也由其收取，无需被上诉人追认。反之，被上诉人自认在国外经常回国，在十几年的时间时，一直都没有对该房屋买卖行为的效力时行否认。如果其未委托其兄弟郑光雄进行交易，发现之后应马上反对并对该房屋主张权利，才符合常理。但被上诉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知晓房屋的买卖，并接受房屋买卖的收益，从未对此表示反对。二、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而做出本案房屋买卖无效的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核心是上诉人是否善意支付对价得到房屋所有权的问题，其应根据上诉人是否基于对儿子的信赖，是否支付对价，是否有恶意等情形进行认定，而非单纯地从认为郑光雄有没有处分权就直接否认了上诉人的善意。本案虽然未见被上诉人的直接签字授权，但是结合了唯一能证明房屋权属的凭证---合同原件的取得、郑光雄的受托卖房的陈述、十几年时间郑光升都未表示否认、将购房款支付给儿媳吴群玉等事实，完全符合“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根据表见代理制度，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也应认定该房屋与买卖行为有效。三、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郑光升即未对为何将购房合同的原件交给上诉人郑依黁做合理说明，也无法解释为何其在十几年的时间中从未找上诉人郑依黁主张过权利，其更是在原二审上诉状中公然做虚假陈述。原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举证责任分配，要求被上诉人对《收款收据》中的签字申请鉴定，被上诉人没有申请鉴定，自然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是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方式。而本案的一审判决不应当要求上诉人来承担此举证责任。 郑光升辩称：一、中国开店条款做营业执照都要购房合同原件等一切材料，而店主郑光升人在美国，为方便租客做各类证件，所以我将店面合同发票等原件，交于郑依黁管理，店租用来孝顺老人养老至百年。二、因为我将店交于郑依黁管理时，明确要求郑依黁如果签租店合同不加郑光升名字，郑光升就会立即收回店面管理权。上诉人手上怎么会有2004年吴群玉单独签的租店合同，吴群玉为何可以单独签租店合同，而上诉人每次签租店合同要带上郑光升的名字才能签租赁合同。上诉人陈述2005年2月12日买的店面，为何在同年3月20日仍叫郑光升去签新的租店合同。三、我店租让两位老人收至百年，为什么要讨回原件？更何况郑光升人在美国，根本不知道这《收款收据》的来龙去脉，没买没卖，直到2017年郑依黁借讨店租为幌子，用伪造《收款收据》为借口，抢夺郑光升店面，由租客告知，才知道《收款收据》两位老人死后，所有房产是带不走的，是几个孩子瓜分掉的，所以郑光雄他们几个兄弟姐妹，想借父母之手，抢夺我郑光升店面，瓜分我郑光升辛苦劳动创造的财产。四、《收款收据》是郑依黁亲手上交给原一审经办法官的，原一审经办法官没有拿到郑依黁上交的罗群玉的笔迹鉴定，没有见过罗群玉，凭什么由郑光升去找离婚二十多年的罗群玉做笔迹鉴定。五、郑光升在美国，对讼争店面从来没买没卖，从不知郑依黁伪造出这么荒唐的《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上无买、卖双方的签名和手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郑光雄述称，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原审第三人吴群玉未到庭，也未提供书面意见。 郑光升向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讼争《收款收据》项下的房屋买卖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俩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郑光升与被告郑依黁系父子关系。第三人吴群玉曾用名罗群玉，与原告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8月在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1996年11月11日，原告郑光升与福建开元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开元公司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奋斗里开元小区商业店面4#-12号，建筑面积为9.09平方米，房屋价款32724元；1997年6月5日，原告与开元公司又签订一份《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开元公司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奋斗里开元小区商业店面4#-30号，建筑面积为10.22平方米，房屋价款28616元。合同签订后，开元公司即将讼争店面交由郑光升使用，但讼争店面至今未办理产权证。上述两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原件现均由被告郑依黁持有。郑光升于2001年前往美国定居，租金始由被告郑依黁收取。2017年5月3日，郑依黁因与案外人黄世煌、黄建明就讼争店面租赁合同产生纠纷诉至法院。该案诉讼中，郑依黁向法院提供一份落款时间为2005年2月12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出卖福州市台江区奋斗里开元小区4#楼12号店面一间，面积为9.09平方米，4#楼30号店面一间，面积为10.22平方米及附属间4#楼28号、29#，面积为51.47平方米，总共出卖房地产总面积为70.78平方米，价值合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此据。”该《收款收据》“收款人”处签名为“吴军玉”、“出卖人”处为空、“中间介绍人”处签名“郑光雄”。 另查，法院在审理郑依黁与黄世煌、黄建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郑光雄于2017年9月29日到庭陈述：“2005年2月份当时，我哥哥已经在美国生活，委托我将该讼争店面开元小区4#楼12号、4#楼30号、4#楼28号、4#楼29号店面进行出售。我当时因为卖给朋友不好意思，只好求我父亲郑依黁将店面买下来”。而本案庭审中，郑光雄到庭陈述：“当时2005年我哥在美国，交代我将讼争房屋卖掉，他需要钱，快要半个月了还没卖出去，我哥打电话来骂我，为了家族面子，恳请我父亲买，我父亲买下后，把钱给我，我就将钱转给我嫂子”，“（钱款）金额从银行集中后，大概五、六天才叫我过去取”。 诉讼中原告陈述，因被告郑依黁系其父亲，故其在出国时将讼争店面的买卖合同交由被告保管，并承诺由郑依黁收租以作赡养费之用；其从未委托被告郑光雄出售讼争店面，也未委托吴群玉收取任何款项；其于2007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回国，但郑依黁均未提及其购买了讼争店面一事，也从未要求其在《收款收据》上补签字确认，也未收取郑依黁任何购房款项；郑依黁提起租赁合同纠纷诉讼后，讼争店面的租金已由其收取至今。被告郑依黁陈述，原告为出国而与第三人吴群玉办理离婚手续，实际原告每次回国还有和吴群玉共同生活，因此被告向原告购买店面而将购房款交付给吴群玉符合常理；其做生意不会将款项存入银行，故其支付给吴群玉的16万元系其直接从自己的店里取出，在吴群玉的家中由其亲手将现金交给了吴群玉；《收款收据》系其表弟代笔，在支付款项后由吴群玉签字确认；其购房前后均未主动联系郑光升确认讼争店面出售一事，也未与原告确认是否收到款项，但其认为吴群玉应当会告知原告；2005年租赁合同中添加“出租人”郑光升，是因为承租人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提供在案的数份租赁合同均系其表弟代笔，签名也非本人。2005年之前租金由谁收取其并不知情。第三人吴群玉陈述，其曾用名为罗群玉，后改名为吴群玉。“吴军玉”一名系其在办理一代身份证时的笔误，其从未对外使用过“吴军玉”。讼争店面是郑光升在离婚之后购买，与其无关，其从未就讼争店面与案外人签订过租赁合同，也没有收取过与讼争店面有关的任何款项；郑依黁说其与郑光升是假离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没有权利卖郑光升的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就双方争议的《收款收据》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首先，郑依黁主张郑光升委托郑光雄出售店面，未提供郑光升出具的书面委托书，郑光雄经法院传票传唤仍不到庭就原告诉请进行抗辩，也未就案件事实进行说明，不能认定郑光升有委托郑光雄出售店面的行为。其次，郑依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吴群玉离婚后仍与郑光升共同生活、郑光升委托吴群玉收款的事实。至于郑依黁在2005年后收取租金、购房合同原件由其持有，因郑光升与郑依黁系父子关系，郑光升长期定居国外，原告主张其将国内房产交给父亲代管符合常理，不能直接证明买卖事实的存在。现案涉《收款收据》中既无买受人郑依黁的签名，又无出售人郑光升的签名，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郑光升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回国探亲，但被告郑依黁却从未要求郑光升在收据中签名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与合同相对性原理，该《收款收据》对原告郑光升不发生法律效力。而郑依黁与郑光雄就16万元购房款在支付方式、时间以及经手人等情况亦作出多种不同陈述，现吴群玉已明确否认收款事实存在，故郑依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支付16万元购房款，且郑依黁主张买卖成立亦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故由郑光雄所签名的《收款收据》所载房屋买卖合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确认2005年2月12日《收款收据》项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出具调查令，由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奇丰律师前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台江区支行调取2005年2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期间郑光雄及吴群玉向郑光升汇款16万元的汇款记录。 各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讼争开元小区4#楼12、28、29、30号店面系郑光升向福建开元房地产公司购买，属郑光升产业。郑光升定居美国，将国内房产即讼争店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交给父亲郑依黁代管符合常理。郑依黁依据《收款收据》主张郑光升已将讼争店面卖给郑依黁，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在《收款收据》上无卖方郑光升、亦无买方郑依黁的签名，郑光升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回国探亲，但被告郑依黁却从未要求郑光升在收据中出卖人一栏签名追认，无法确认该买卖事实。二、《收款收据》中收款人吴军玉（应是吴群玉、罗群玉）系郑光升前妻，双方在法院调解离婚，婚姻关系自1996年8月14日起终止，吴群玉无权代为收取该款项，且吴群玉已明确否认收款事实存在。《收款收据》中的中间人郑光雄关于16万元款项的支付亦有多次不同陈述，均未有证据证明，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讼争店面买卖的事实。综上所述，郑依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郑依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林 峰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林歆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