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1民再8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爱英，女，195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农民，住红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涛，湖北和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喜生，男，198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农民，住红安县。上诉人刘爱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喜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8）鄂1122民再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爱英及其诉讼代理人李红涛，被上诉人黄喜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爱英上诉称：再审一审判决对刘爱英提交金额为5000元的借条①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将刘爱英持有的4张借条原件共计借款金额38000元认定已结算，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黄喜生经上诉人刘爱英之手5笔借款均有黄喜生出具的借条。由于刘爱英的丈夫黄宣桂在与被上诉人黄喜生只结算了借条①中的借款50000元，黄宣桂就先将借条①原件交还了黄喜生，只保存了复印件。再审一审认为刘爱英提交的借条①无原件核对从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2、上诉人刘爱英在起诉时提交的借条②、借条③、借条④、借条⑤系原件，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借款38000元没有偿还的事实。黄喜生认为其已还清上述借款，应当举证证明。再审一审不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认定事实，而是以是否合理来认定事实，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借贷双方的实际利息与约定的利率有出入符合农村交易习惯；3、上诉人刘爱英借款给被上诉人黄喜生，黄喜生还款也应该还给刘爱英，不应该还给黄宣桂。首先，黄宣桂不知道刘爱英私下借给黄喜生38000元的事实；其次，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刘爱英与黄喜生，根据合同法相对性原则，黄喜生应该向刘爱英还款；第三，刘爱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即使是夫妻关系，黄宣桂也无权代表刘爱英作出承诺。请求：1、撤销再审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38000元及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黄喜生答辩称：我已经将我向刘爱英借的钱还给了其丈夫黄宣桂。我已经不再欠刘爱英的钱。我与黄宣桂已经进行了结算，我欠刘爱英的款项已经包含在此次结算中。刘爱英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要求黄喜生迅速偿还借款38000元及利息231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认定如下事实：黄喜生于2012年2月1日前多次向刘爱英及其丈夫黄宣桂（曾用名黄先贵）借款，每次借款金额不等。其中包括本案中刘爱英提起诉讼的四笔借款，2012年2月1日经黄喜生与刘爱英丈夫黄宣桂结算，黄喜生共欠刘爱英及其丈夫140000元，黄喜生当时给付刘爱英丈夫50000元，下欠款90000元黄喜生出具了欠条一份，并于2012年底还清后将欠条收回。原审认为，刘爱英虽然举证证实黄喜生向其借款38000元的事实，但庭审中黄喜生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该借款已全部偿还，黄喜生出具的证据证明效力明显大于刘爱英，故刘爱英主张黄喜生偿还欠款的证据不充分，理由不充足，不予认定。遂判决：驳回刘爱英的诉讼请求。上述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爱英不服，向黄冈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黄冈市人民检察院针对原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鄂11民抗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红安县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再审一审认为，刘爱英提交的50000元借条的真实性不能得到证明，在黄喜生提交的证据载明刘爱英持有已经结算而未退还的41000元（或包含利息）借条的情况下，刘爱英不能证明其所起诉的38000元不在41000元的范围之内，故刘爱英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抗诉机关认为刘爱英提交的证据完整性较优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黄宣桂与刘爱英系夫妻关系，其与黄喜生就家族债权进行结算，而从结算至黄喜生取回欠条，时间有一年左右，刘爱英应当知道结算情况，但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应当认为刘爱英认可结算结果；即使刘爱英不明知结算之事，黄喜生对其债务进行结算并部分偿还不能认为是恶意，因黄宣桂是农村所谓“户主”，与其进行结算也属人之常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其行为亦应认为具有法律效力，故抗诉机关黄宣桂无权处分的抗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即使黄宣桂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责任亦应由“行为人”即黄宣桂承担。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当予以维持。遂判决：维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3）鄂红安上民初字第00012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查明，再审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宣桂与刘爱英系夫妻关系，黄宣桂的公民身份号码：，曾用名黄先贵，系同一人。本院认为，依据上诉人刘爱英的上诉理由，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评议如下：（一）关于刘爱英主张权利的事实依据与其夫黄宣桂同黄喜生之间结算行为的关联性问题。本案中，刘爱英主张权利的事实依据系借款人黄喜生分别向其出具的四份借条（即①2008年11月10日出借金额为10000元、②2009年6月16日出借金额为20000元、③及④2011年1月30日两次出借金额分别为4000元）。黄喜生抗辩认为，该款项已经偿还，并提供了相关书面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其于2012年2月1日与刘爱英丈夫黄宣桂结算，其向黄先贵借款5笔共93200元，向刘爱英借款38000元加概算利息3000元，共134200元，考虑到结算到归还有近一年时间，加上部分利息后，其共欠刘爱英夫妻140000元，当场偿还了50000元，下欠90000元出具了欠条并在2012年年底偿还后取回欠条。刘爱英对黄喜生上述抗辩意见不予认可，认为黄喜生与其丈夫的结算不包含本案争议借款本金38000元，并提交了黄喜生于2008年6月16日向其出具借款金额50000元借条复印件一份，予以证明该50000元借款系其委托其丈夫予以结算的事实。黄喜生对该50000元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借条系无原件核对的复印件，字迹存在涂改痕迹，所有借款金额万元以上的都有证人签名或盖章，而该借条的借款金额为所有借款中金额最高的50000元却没有证人。故审查焦点（一），即审查判断刘爱英主张的借款是否包含在其夫黄宣桂与黄喜生之前结算的欠款之中。经审查，出借人刘爱英主张的本案争议款项均系发生在其丈夫黄宣桂与债务人黄喜生结算之前，且结算之前，刘爱英夫妻均分别向黄喜生提供了多笔借款，此节事实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本案纠纷发生后，黄喜生向法庭提供了其保留的与刘爱英丈夫黄宣桂结算之后其出具的欠条原件一份，该结算后的欠条原件上面明确写明“包括黄先贵之妻的钱在内”，黄宣桂（黄先贵）在该欠条上面签名并写明“此条属实”，予以抗辩刘爱英主张的38000元债权包含在其夫黄宣桂与其结算的欠款之中，此时，黄喜生已经完成了其抗辩的举证责任，刘爱英应对其主张本案争议款项不包含在其夫黄宣桂与黄喜生之间的结算之中，重新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刘爱英提供了上述50000元借条复印件一份，予以证明该50000元借款系其委托其丈夫予以结算的事实，拟达到否认黄喜生的抗辩目的，但该借条因黄喜生不予认可，且系复印件，亦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其真实性不能得到证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因其举证不能，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再审一审认定刘爱英主张权利的事实依据与其夫黄宣桂同黄喜生之间的结算行为存在关联正确，刘爱英针对该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刘爱英丈夫黄宣桂与黄喜生之间的结算行为，对刘爱英是否具有约束力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因刘爱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均分别向黄喜生提供了多笔借款，且刘爱英主张的本案争议款项均系发生在其丈夫黄宣桂与债务人黄喜生结算之前，结合上述刘爱英主张权利的事实依据与其夫黄宣桂同黄喜生之间的结算行为存在关联这一事实，故作为借款人的黄喜生，其在与黄宣桂结算时，有理由相信刘爱英丈夫黄宣桂与其的结算行为，系刘爱英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刘爱英亦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与黄喜生对本案争议款项存在由黄喜生直接向其偿还的约定，故刘爱英丈夫黄宣桂与黄喜生的结算行为，对刘爱英应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刘爱英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刘爱英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8）鄂1122民再2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被上诉人刘爱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小华审判员 张  立审判员 ? 严 怀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法官助理严明书记员 ? 汪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