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98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星宇，男，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达人，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绳杰，男，195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小燕，福建宽达（福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星宇因与被上诉人翁绳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9）闽0181民初5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星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判决即“驳回原告陈星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80元，由原告负担”;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不得执行划拨原告的银行存款1253395.36元，并解除对上述款项的冻结”。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判决忽略了涉诉房屋系上诉人陈星宇于1995年7月5日向何文山购买并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上诉人陈星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十七《卖断契》、证据十八《收条》的内容可知：1995年7月5日，原告购买了何文山出卖的房屋，并支付了购房款，即本案涉诉房屋。根据上诉人母亲陈某提供的证人证言可知：该房屋的购房款系陈某本人所出，涉诉房屋是以陈星宇的名义购买的，该房屋的产权与被执行人赵俞平无关。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内容可知：陈某和赵俞平于1988年5月19日离婚。由此可见，陈某在和赵俞平离婚后，以个人财产出资赠予其子陈星宇购房款，并以陈星宇的名义购买涉诉房产。综上所述，涉诉房产系上诉人陈星宇于1995年7月5日向何文山购买，该房产的产权与何文山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忽略了该重要事实。（二）一审判决书忽略了福清市人民政府认定本案涉诉拆迁房屋（Ｄ46-1、Ｄ46-2、Ｄ50-1-1房产）归上诉人陈星宇所有，涉诉拆迁款项归陈星宇所有的事实，错误的作出如下事实认定：“原告（陈星宇）提交的卖断契、收条，拆迁指挥部门并未作出产权证据予以采纳，拆迁指挥部门认为涉案房产为无产权房产。在具体拆迁过程中，政府默许被征迁户选择代表人与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以被征收人名义签订征迁补偿协议并不意味着就是产权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询问笔录》《封房交拆声明书》《建房时间及房屋结构审查认定表》《房屋补偿安置面积、结构、装修及成新率认定表》的内容可知：福清市人民政府根据房屋征收有关规定，安排工作小组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证据，明确该处房产系无产权房屋（因该房产是古宅，没有产权登记记录），结合陈星宇本人提交的《卖断契》和收条原件，福清市人民政府做了无产权具结书（具结书中福清市玉屏街道向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盖章见证涉诉房屋归陈星宇所有的情况属实），并走访了解有关人员，对产权归属无争议。最终综合认定涉诉房屋属于上诉人陈星宇所有。福清市人民政府按照合法程序，根据产权认定，依法转账征收补偿款至上诉人陈星宇名下账户，该拆迁补偿款应归上诉人陈星宇所有。由此可见，福清市人民政府派出的征迁工作小组，根据陈星宇提交的《卖断契》和收条原件，现场走访了解情况，并经福清市玉屏街道向高社区居民委员会见证的情况下，作出的涉诉房屋归上诉人陈星宇所有的产权认定。一审法院作出的“陈星宇提交的卖断契、收条，拆迁指挥部门并未作出产权证据予以采纳和政府默许被征迁户选择代表人与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事实认定与上述合法证据的记载内容相悖。（三）一审法院根据赵俞平在另案的陈述及提交的卖断契内容，结合福清城区供电服务中心查询的用户信息，作出“被拆迁的Ｄ46-1、Ｄ46-2、Ｄ50-1-1房产属于赵俞平所有”的认定显失逻辑，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知：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3月7日何文山在另案出具卖断契，卖断契载明何文山将坐落于福清融城后埔街5号土木结构二层楼房卖与赵俞平所有。此外，赵俞平也在另案中明确，其所有的位于陈灿水南边的二层楼是从原业主何文山处购买。根据赵俞平的陈述和其提交的卖断契内容可知：赵俞平于2002年3月7日购买何文山的二层房屋，购买后赵俞平存在扩建、重建的可能，但扩建重建的时间一定在2002年3月7日之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房产具结书》内容可知：本案涉诉拆迁的房屋Ｄ46-1的房屋主体为六层，第三至六层于1999年建成。Ｄ46-2房屋主体为三层，于1987年前建成；Ｄ50-1-1房屋主体为一层，于1987年前建成。综上可知：本案涉诉房屋无论从扩建时间或者是层数都与赵俞平所述房屋情况不同。此外，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知：赵俞平向何文山购买的房产范围为：“东至与赵俞平共有衕，西至公用大厅堂，南至后巷埕，北至东段与赵俞平共?。”而对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十七《卖断契》记载的陈星宇的购房范围可知（陈星宇提交的《卖断契》中记载购房范围为“四至是东至二房何文山前扇，西至共厅扇，南至何文山截堵，北至何可良截堵”）：陈星宇和赵俞平都购买了何文山的祖宅，且两人购买的房屋范围不同。本案涉诉拆迁的房屋为陈星宇购买的房屋，与赵俞平无关。不能用另案中其他房产与本案涉诉房产相混同。综上所述，本案所涉诉拆迁房屋和拆迁款项与赵俞平无任何关系，应属上诉人陈星宇所有。其次，被上诉人翁绳杰提交的证据《福清城区供电服务中心查询的用户信息》仅能证明赵俞平作为福清市后巷路16号房屋用电客户之一的基本用电信息。根据一审判决第7页第2段第1行至第4行黄色划线部分和第2段第10行至第11行黄色划线部分认定的事实可知：福清市融城镇后巷有一栋旧式六扇厝，门牌变化复杂，存在多个业主多个门牌号共存的情形，曾为融城后埔街5号、融城镇××、18号、16号等。此外，陈灿水的房产门牌号××。由此可见，仅从一个福清市后巷路16号房屋用电信息，并不能判断出本案涉诉房屋归赵俞平所有。退一步讲，假如涉诉房屋由赵俞平交付电费，仅能证明，赵俞平帮忙管理陈星宇的房屋，并不能证明赵俞平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最后，根据判决书明确认定的事实可知：赵俞平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和答辩的内容真实性难辨，当时法院并未采纳。本案一审法院根据真实性不确定的另案陈述作出的涉诉房屋归赵俞平的认定，显然缺乏真实性、逻辑性，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卖断契、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足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九《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据十《房屋征收补偿结果计算表》、证据十一《安置户信息确认表》、证据十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法院调查取证的《询问笔录》《房产具结书》《封房交拆声明书》《建房时间及房屋结构审查认定表》《房屋补偿安置面积、结构、装修及成新率认定表》的内容可知：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除卖断契、收条以外的大量证据，加之法院自身调查取证的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对涉诉执行标的（拆迁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有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翁绳杰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案涉××的房屋实际所有人就是赵俞平。1、翁绳杰与赵俞平、禹小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生效后，翁绳杰2019年1月份向福清市人民法院立案，立案后，赵俞平在福清有办理产权证的房产均已经办理抵押登记，资不抵债，因此执行一直未有进展。后福清市政府进行豆园片区的改造，翁绳杰得知消息后，经过走访调查得知赵俞平所有的××房屋（没有具体产权证）在政府豆园片区的征迁范围内，因此从拆迁办拟制的图纸中关于案涉的几处房产Ｄ82标注明仔弟（即赵俞平小名）、Ｄ46、Ｄ46-1标注俞赵平（经核实拆迁办为笔误），翁绳杰立即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经办法官反馈这一财产线索，执行局法官多次到拆迁办去核实房产具体情况，此时赵俞平已经被法院列为失信黑名单，因此拒不配合拆迁办的征迁工作，导致征迁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在具体的拆迁工作中，本身政府就默许被征迁户可以选择代表与政府签订拆迁协议领取补偿款，因翁绳杰自身的房产在福清市政府利桥片区的征迁中，翁绳杰将安置的房产直接分给女儿，当时也是由翁绳杰的女儿直接跟政府签订安置协议领取房产。后拆迁办为了工作可以正常进行，就允许由赵俞平提供房屋的信息材料，赵俞平便召回其在加拿大工作定居的儿子陈星宇，以陈星宇之名跟拆迁办签订安置协议并配合征迁工作，在所有征迁工作都进行完毕，准备支付征迁款之时，也是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及时告知款项支付，执行局的法官才得以第一时间冻结到安置款，因此打款与冻结几乎是同时进行，从拆迁办复制的《封房协议书》、《建房时间及房屋结构审查认定表》、《安置协议》、《房产具结书》等一套材料，这些材料是所有征迁工作都必须要有的书面材料，目的是用于征迁工作的进行以及证明政府所拆迁的地方款项支付完毕，但这些材料均不是房屋产权证，且村居委会盖章的意见仅是明确“经审查以上建房时间及结构情况属实”，并不是确认房屋产权属实。《房产具结书》只是针对无产权证的人签署，目的为了让出具具结书的人承诺房产的情况，具结书最后一句话也明确了“如有隐瞒或与实际情况不符引起任何纠纷，均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不涉及征收部门及其他工作人员”，由此可见上述材料只是征迁工作人员为了减少法律风险、免除自己工作中可能产生的责任而制作的材料，房产确权是土地局、房管局的工作，征迁部门也无权对房屋的产权作出确认，因此，从拆迁办复制出的所有材料均无法直接指向原房产属于陈星宇所有。2、陈星宇提交的收条、卖断契与赵俞平2002年签订的卖断契，这三张虽然都有“何文山”的名字，但是从书面的形式上看，“何文山”的名字在三张纸上的签字都不一样，假使是同个人书写，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的名字有3种不同的书写习惯，而何文山已经去世，无法认定陈星宇提交的收条、卖断契的真假，且卖断契中的代笔人字迹潦草，代笔人的名字都无法辨识，陈星宇也未申请代笔人出庭作证，故其提交的收条、卖断契此前未有生效文书确认真实性，故真实性无法确认。3、证人陈某在一审所做的证言前后矛盾。陈星宇在一审提交陈某与赵俞平的离婚调解书，证明对象“陈星宇从小跟母亲长大，与父亲感情不佳，在父母离婚后更名改姓，弃用原名赵义”，按陈星宇自己所举证的，其与赵俞平关系不佳，且不睦到更名换姓的地步，既如此，为何买房后房子租售居住一切事宜均是赵俞平在管理？且根据拆迁办的调查，案涉房屋一、二层为1987年前建成，三至六层房屋1999年建成，陈某在一审证言中提到了“他出钱买房子，房子买完他就没有管理，之后是其儿子进行翻建房屋，但是具体时间不清楚”，这点也证实了翻建房屋跟陈某是无关的。那么陈星宇在购房时1995年，13岁，翻建房屋时1999年，17岁，一个17岁的中学生何来能力翻建三至六层楼的房子？陈星宇自身的陈述都存在矛盾之处。4、一审中，翁绳杰提交了××房屋的用电用户表，值得注意的是，该用电用户表2000年就开户，2019年3月份销户，假使按陈星宇所述的赵俞平在2002年以后才购买何文山后巷不同处的房产，那么不可能在2000年有××房产用电户开户表，从该电表的使用情况可知，案涉的房屋一直都是赵俞平在使用，且赵俞平购买何文山的房产有生效的文书可以确认这一事实，但陈星宇所谓也购买何文山的房产并无任何生效文书可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陈星宇未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请求法院依法严厉打击赵俞平、禹小红的老赖行为，并严厉打击赵俞平恶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罪。赵俞平、禹小红2015年向翁绳杰借款约定利息2%，借款后逾期还款，为此翁绳杰多次到黑龙江嫩江讨债，其多次以各种理由哄骗，2018年，翁绳杰起诉到福清市法院，法院电话通知、快递邮寄、到家送达被告均不理会、拒收，最后法院以公告送达审理案件，2019年1月份，翁绳杰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开始之初，赵俞平名下的财产均作了不同的抵押登记，资不抵债，因此，赵俞平也一直不予理会，直到2019年4月份，赵俞平后巷16的房子被划入豆园片区改造，有财产可以执行了，该案才引起赵俞平的重视，赵俞平便开始与陈星宇联合，先是提起执行异议，后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赵俞平向福州中院申请借贷案件再审、指使其实际操控的佳润公司在嫩江提起房屋买卖纠纷，上述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均被法院一一驳回，嫩江法院也动员佳润公司撤诉，最终佳润公司撤诉，现陈星宇对执行异议之诉又提出二审，赵俞平作为老赖，企图以各类诉讼程序拖延执行，逃避债务，给法院增加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也给翁绳杰作为债权人合法讨债之路增加大笔的成本。且赵俞平将黑龙江哈尔滨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转移给儿子陈星宇，嫩江原开发的佳润房地产转移给张秀，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于赵俞平等人可能涉嫌的刑事责任，翁绳杰也会寻求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陈星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得执行划拨原告的银行存款1253395.36元，并解除对上述款项的冻结；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1年11月，赵俞平与陈某结婚。1982年7月24日，婚生男孩赵毅。1988年5月，赵俞平与陈某经法院调解离婚，赵毅由母亲陈某带领抚养。陈某在离婚后将赵毅的名字更改为陈星宇。2002年9月12日，赵俞平与禹小红登记结婚。2014年，禹小红向翁绳杰借款100万元，翁绳杰通过陈丹向禹小红汇款两次合计70万元、通过王淑钦向赵俞平汇款30万元。2015年11月25日，禹小红向翁绳杰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借款100万元，约定月利率按2%计算，未约定还款期限。翁绳杰于2018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闽0181民初3875号民事判决，判决确定：禹小红、赵俞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翁绳杰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5年11月25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判决生效后，因禹小红、赵俞平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翁绳杰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予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福清市融城镇后巷有一幢旧式六扇厝，原为何氏人家所有，后因继承、买卖等原因而分属于不同业主。时代变迁中该六扇厝门牌变化复杂，由于业主众多，存在多个门牌号共存的情形，曾为融城后埔街5号、融城镇××、18号、16号等。其中，何文山继承先父何德建的产业后将其中的原小厅房间改建为二层楼房后卖给赵俞平。2002年拆迁时，该二层楼房被拆除，赵俞平与福清市建委、第四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过渡安置协议书中体现的门牌号为××、3号；同样购买了何氏产业而成为邻居的陈灿水的拆迁补偿过渡安置协议书体现的门牌号为××，陈灿水向前手何希芬购买房产的卖断契上体现的门牌号为××。因拆迁时赵俞平的二层楼房尚有部分不在拆迁红线范围内，赵俞平认为拆迁后形成的空地系其固有的宅基地，遂于2003年4、5月间，将拆迁红线范围外的空地用砖墙圈围起来。2004年，赵俞平与陈灿水发生相邻权纠纷，陈灿水诉至一审法院，赵俞平在应诉中答辩称“其在拆迁前向何家购买了包括诉争房子在内的几幢房子，在拆迁之前已将位于陈灿水东边的房子改建成五层楼，其所有的位于陈灿水南边的二层楼房是历经数十年的旧房，原小厅所在的地方早已是房屋，从原业主何文山处买断。拆迁时，二层楼房未被全部拆掉，从共有扇向南尚有宽2.5米、长16米的宅基地，其有权支配，可以作为店铺使用，所以其用围墙围起来”，并提交了2002年3月7日何文山出具的卖断契，卖断契载明何文山将坐落于福清融城后埔街5号土木结构二层楼房一座（上下共计六间）卖断与俞赵平为业，东至与赵俞平共有衕，西至公用大厅堂，南至后巷埕，北至东段与赵俞平共有木扇，西段与陈灿水共有木扇。在该起诉讼中，因陈灿水对赵俞平提交的卖断契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卖断契未经有关部门认证，且何文山本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难以断定，故当时未被法院采纳，不作为定案依据。 2019年，原何氏六扇厝所在的玉屏街道向高社区豆区园片区再次遭遇政府拆迁改造。其中征迁编号Ｄ46-1、Ｄ46-2、Ｄ50-1-1的房屋门牌号为××。2019年1月24日，陈星宇作为征迁编号Ｄ46-1、Ｄ46-2、Ｄ50-1-1的产权人与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认定产权补偿安置面积为364.86平方米，陈星宇通过产权调换在石井花园安置区两个单元房，建筑面积合计488.38平方米，并领回补偿款1253395.36元。从福清城区供电服务中心查询的用户信息体现：福清市××的用户为赵俞平，电号为1450113349，立户日期为2000年1月1日，销户日期为2019年3月9日。翁绳杰得知拆迁补偿情况后向执行人员反映，一审法院经调查核实后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闽0181执124号执行裁定书，认定被执行人赵俞平所有的坐落于福清市玉屏街道锦云街××的房屋己被福清市人民政府征迁，有征迁款1253395.36元，该款项将汇入陈星宇的银行账户，该补偿款实际为被执行人赵俞平所有，应予以冻结、划拨，裁定冻结、划拨陈星宇的银行存款1253395.36元。2019年6月14日，福清市玉屏街道财政所向陈星宇支付拆迁补偿款，将补偿款1253395.36元汇入陈星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9年6月20日，陈星宇提出执行异议。2019年6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9）闽0181执异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星宇的异议请求。陈星宇对驳回裁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19年被拆迁的征迁编号Ｄ46-1、Ｄ46-2、Ｄ50-1-1（××）是不是被执行人赵俞平所有。原告提交的卖断契、收条，拆迁指挥部并未作为产权证据予以采纳，拆迁指挥部认定涉案房产为无产权房产。在具体拆迁过程中，政府默许被征迁户选择代表人与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所以以被征收人名义签订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不意味着就是产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卖家何文山已经去世，原告提交的卖断契、收条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不足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反之，从赵俞平在（2004）融民初字第2901号民事案件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卖断契内容，可以推断出赵俞平早年在原何氏六扇厝向何家购买多处房产，与福清城区供电服务中心查询的用户信息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被拆迁的Ｄ46-1、Ｄ46-2、Ｄ50-1-1房产属于赵俞平所有。原告请求不得执行划拨原告的银行存款1253395.36元，并解除对上述款项的冻结，因未能提供其系××合法产权人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涉案存款进行的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星宇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对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其一审中提交的卖断契、收条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在具体拆迁过程中以被征收人名义签订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不意味着就是产权人。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及其各自庭审陈述的合理性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认定本案事实，其所作分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星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80元，由上诉人陈星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乐影 审判员  吕德快 审判员  刘 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叶 翔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