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6民初3091号 原告：韦勇，男，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负责人，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婉香，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晓，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太春，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森，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以可，男，196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原告韦勇与被告杨晓、第三人陈以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婉香，被告杨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太春、孟祥森，第三人陈以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50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从2015年12月9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事实及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是做建筑施工工程的，名下有三家与建筑相关的公司，还是一个酒店的股东。被告杨晓和第三人陈以可是专门做民间借贷的。原告因工程需要资金周转，曾多次找被告杨晓借款。2014年6月，原告因工程款之需，经被告杨晓的介绍，向第三人陈以可借款。2014年6月3日，原告与第三人陈以可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5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原告直接向被告杨晓归还借款。该借款还有担保方，是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韦勇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日，上述三方经公证处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同日陈以可从自己的帐户转账支付50万元至韦勇帐户；2015年12月9日原告将50万元现金交付给被告杨晓。杨晓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韦勇人民币90万元整，其中杨晓40万元（转账支票），代收陈以可50万元（现金支付）。2016年8月23日，第三人陈以可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不认可被告杨晓代其收到的50万元。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收取该50万元，应当向原告返还该笔款项，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杨晓辩称，原告所陈述的事实及理由不属实，原告韦勇与第三人陈以可之间的借款关系属实，是本被告介绍原告向案外人陈以可借的款，借款协议公证时本被告也在场。虽然2015年12月9日的收条是由被告本人出具，但本被告并没有收到原告的现金50万元。请求原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以可述称，原告陈述的上述情况不属实。我和杨晓系朋友关系，但不认识原告，经杨晓介绍才同意向原告出借50万元。因为被告介绍原告是从事建筑施工的老板，所以同意向原告出借50万元。由于我不放心，就要求到公证处公证。我是向原告打款50万元后，原告就未支付过任何一期利息，也未偿还本金。由于我与原告之间是经过公证可直接执行的借款协议，所以我到公证处要求执行，然后公证处就出具了可强制执行公证书，我凭借可强制执行公证书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强制执行。在九龙坡强制执行中，原告到法院说通过杨晓支付了40万元这个事情我是知晓的，但是我不予认可。杨晓没有帮原告还50万元借款给我。 原告韦勇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 1、提交2015年12月9日收条一张，拟证明被告将归还给陈以可的借款50万元支付给杨晓，约定由杨晓代收后支付陈以可。因为找陈以可借款是通过杨晓，所以还款也通过杨晓。杨晓出具收条，证实其收到收条载明的款项。 2、提交支票存根，费用报销单，贵州银行帐户历史交易明细，工商银行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记帐凭证，借条，进帐单2张，营业执照，证明两份，证人证言；拟证明2015年12月9日收条载明的两笔款项的支付情况，证实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其中50万元现金的来源是公司当时财务总监彭某某个人卡上取现金95万元，作为项目备用金，在杨晓联系还款后，韦勇就从项目备用金中借出50万元用于归还；2015年12月10日，公司出纳王某某从公司帐户上转款50万元到其个人帐户，后又从个人帐户上取款50万元，用于弥补韦勇从项目上借走的50万元现金。综上证明，2015年12月9日收条中载明的50万元现金，是已经支付给杨晓了的。已申请证人彭某某和王某某出庭作证。 3、提交借款协议，债权文书公证书，执行证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通知书，农业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归还给臣以可的50万元款项后，未将款项偿还给陈以可，导致原告被强制执行，造成原告损失，被告取得50万元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借款出借当日，返还款项、利息及公证费的情况，证明原告不认识陈以可，通过被告借款，也通过被告还款的合理性。 4、提交（2016）渝0106民初10372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二手车买卖合同，收条，拟证明该案争议双方的实际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被告设计二手车买卖套路，利用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起诉，故被告的行为不诚信，现该案正在沙坪坝区检察院监督审查过程中。被告在本案中，出具收条后又否认收到收条载明的款项，其陈述同样不可信。 5、提交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的付款通知和收条，拟证明陈以可已经通过（2016）渝0107执4934号案件的执行，执行到案款705372.88元，包含本金50万元及利息，还有执行费；另外现该执行案件尚有部分款项未执行完毕。证明被告将其代收的50万元向陈以可进行偿还，导致原告被陈以可强制执行所带来的损失。 6、对九龙坡法院（2016）渝0107执4934号案件中的执行笔录及原告提出的异议，裁定书，司法文书等，于2019年6月27日向法院提交。 7、提交奉节县纪委（2017）94号公文，该公文对上述非法拘禁原告的事情进行了通报。于2019年6月27日向法院提交纸质文件。 8、原告自邀证人彭某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12月9日其在贵州兴义江西大唐从事财务总监一职，由于公司帐户不能取现金，就委托彭某某从彭某某的帐户内取现金，2015年11月6日从彭某某的个人账户上取现金95万元，交给出纳王某某，是用于工地的备用金。原告自邀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明，从2014年到2016年贵州新义工地完工之前，其从事出纳工作；2015年11月6日彭某某取了95万元现金之后交给王某某作为公司的备用金。2015年12月9日下午杨晓到贵州工地来，王某某当时在办公室，原告韦勇问王某某公司还有现金没有，王某某说：大概还有60万元左右，原告韦勇让王某某拿50万元过来放到的办公室，另外让王某某开了一个40万元的支票。王某某拿给原告韦勇的50万元，补了借条，因为是从财务室借的。当时我们三个人在场，王某某看到韦勇将现金50万元和支票给了杨晓，杨晓当时还写一个收据，王某某后来将收据拿到单位的财务室进行保管。证人证言结合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拟证明2015年12月9日收条载明的50万元现金，已经交付给被告杨晓。 9、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现金日记账，拟证明2015年12月9日收条中载明的50万元现金，是已经支付给杨晓。 被告杨晓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被告只收到其中的40万元，该收条中载明的其中杨晓40万元，代收陈以可50万元（现金），都是指的以现金转帐的方式，该收条中虽然载明此款已付清，但实际40万元是2015年12月10日才转，而另外的50万元至今未转。对证据2中记帐凭证50万元不予认可，没有附相应的支付凭证；对转帐支票存根40万元，该40万元是2015年12月10日转帐给被告，被告收到；对费用报销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工商银行明细2015年11月6日卡取现金95万元，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没有收到90万元中的另外50万元；对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贵州银行明细无异议；对记帐明细、证人证言、证明、报销单、借条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4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该中杨晓已经对收到了40万元进行了抵扣。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收条上杨晓代陈以可收款50万元的意思表示不予认可，因为陈以可在九龙坡执行案件中，陈以可有明确的笔录表示，否认委托过杨晓代其向韦勇收取50万元借款本金的意思表示。2015年12月9日收条上杨晓代陈以可收50万元确实是杨晓本人书写的。陈以可和韦勇之前并不认识，而是通过杨晓介绍认识的。当时杨晓之所以会写代收陈以可，是杨晓自己本人主观上想如果能帮陈以可将陈以可出借给韦勇的50万元本金收回来，杨晓可以向陈以可再借钱。对证据6、7同意以法院依法审查为准，不需再开庭质证。对证据8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证据9不予认可。 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表示由法院依法审查。 被告杨晓提交证据如下： 1、2015年12月10日杨晓在贵州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杨晓在2015年12月10日通过银行转帐收到了40万元，转帐注明为：材料款。因为与本案的收条是有关系的，因为可以证实是先出具收条，后收到的款项。 2、提交九龙坡法院判决书，拟证明韦勇除了与九龙坡的强制执行案件外，韦勇对外有借款案件，并且是韦勇将钱借给别人，在其作为出借人的借贷纠纷中，已经强制执行了160多万元的情况下，而未向案外人陈以可支付相应的款项，所以被告认为原告存在着不诚信。 3、提交奉节法院和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份，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方在其他案件中，抗辩归还了全部借款，并存在打款凭证，但该打款凭证与其案件无关联，拟证明其存在着不诚信的诉讼行为。 4、提交（2017）渝0106执2491号公告，拟证明法院无法联系到原告韦勇。 原告韦勇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备注为材料款的原因是因为从公司帐上走，需要有一个与公司相关的事由。但被告取走转帐支票的时间是2015年12月9日，其进帐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0日。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做生意的人借款和出借都很正常，且与本案无关。本原告不存在着不诚信，因为被告陈述我们在收到了执行款项之后，没有支付陈以可款项存在不诚信，我们认为是已经通过杨晓归还了陈以可借款50万元。对奉节案件由于其公安局副局长在上述对我进行了非法拘禁的情况下，我在该非法拘禁的情况下不得不出具涉案的借条，所以该案本身是非法案件，且我在明天之内提供奉节县纪委（2017）94号公文，该公文对上述非法拘禁原告的事情进行了通报。对（2017）渝0106执2491号公告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但是原告配合法院完善了执行程序，法院也能够联系上韦勇。被告并没有留我的任何电话，法院也没有通知我。 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表示由法院依法审查。 第三人没有提供证据。 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双方质证及本院审查认定，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力大小，本院结合案情综合评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韦勇与被告杨晓系朋友关系，原告是做开公司做建筑行业的，系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负责人。被告杨晓与第三人陈以可系朋友关系。 2014年6月原告韦勇因工程之需，经被告杨晓介绍，向案外人陈以可借款。2014年6月3日，原告韦勇与案外人陈以可以及被告杨晓经重庆市公证处公证、签订《借款协议》，借款协议借款方是韦勇，出借方是陈以可，担保方是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协议约定：韦勇向陈以可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4年6月3日起到2014年7月2日止，以实际划款日期为准，借款利息：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逾期利息也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协议还约定，还款方式是到期后一次性归还，也可提前归还；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自愿为韦勇向陈以可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主债务清偿完毕为止；韦勇、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诺若韦勇到期不履行，或履行不当，韦勇以及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陈以可可以向公证书申请执行证书，并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方签订《借款协议》并经重庆市公证处作出（2014）渝证字第2538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事项为赋予借款协议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书载明，为保证债务履行，借款方韦勇以及担保方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自上述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同日，案外人陈以可向原告打款50万元。 2016年6月20日，案外人陈以可就重庆市公证处作出（2014）渝证字第2538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向重庆市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2016年6月30日，重庆市公证处作出（2016）渝证字第37338号《执行证书》，该证书载明，陈以可称，截止2016年6月20日，韦勇违反借款协议约定，未归还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2014年8月2日之后的利息，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保证义务；根据借款方、担保方在办理借款协议公证中约定的方式，本处按照其提供的通讯地址，邮寄件被退回，现出具本执行证书，申请执行人陈以可可持本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6年8月，案外人陈以可就重庆市公证处作出（2016）渝证字第37338号《执行证书》，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强制执行一案，要求韦勇以及贵州山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在该执行案中的执行笔录载明，韦勇提出已经于2015年12月9日由杨晓代陈以可收回借款本金50万元，法院明确，陈以可不认可委托杨晓代收50万元，韦勇不能证明由杨晓代陈以可收回借款本金50万元。韦勇明确表示对杨晓代陈以可收回借款本金50万元，另行处理。 另查明，2015年12月9日，被告杨晓向原告韦勇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韦勇人民币90万元整，其中杨晓40万元（转账支票），代收陈以可50万元（现金支付）。被告杨晓对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认可在2015年12月10日收到了收条所载明的90万元中的40万元，认可原告以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转帐支票40万元形式支付了被告40万元。 关于收条中载明的“代收陈以可50万元（现金支付）”原告韦勇是否实际向被告杨晓支付，原被告双方争议较大。原告韦勇认为出具收条当天以现金形式支付给被告50万元；为证明其实际支付被告现金50万元，原告提供了收条原件，并陈述其支付款项来源，由彭某某（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的财务总监）于2015年11月6日、从其卡上取现95万元后，交给王某某（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的财务出纳），王某某将95万元作为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的备用金；涉案的50万元即该公司备用金中的部分，且之后王某某于2015年12月10日补齐公司备用金50万元。为证明上述现金来源的陈述，原告韦勇提供了彭某某的银行流水、原告因该50万元向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借款而出具的借条、2015年12月10日江西省大唐明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义龙分公司向王某某出具的转帐支票两张；并自邀证人彭某某、王某某出庭的证人证言。其中证人彭某某陈述“2015年11月6日从我的个人账户上取现金95万元，交给出纳王某某，是用于工地的备用金”；证人王某某陈述“2015年11月6日彭某某取了95万元现金之后交给我，作为公司的备用金。我清楚2015年12月9日下午杨晓到贵州工地来，我当时在办公室，老板叫我到办公室，问我公司还有现金没有，我说：大概还有60万元左右，老板让我拿50万元过来，另外让我开了一个40万元的支票；50万元的现金是用于还给杨晓的，这50万元是我拿到老板（韦勇）办公室，当时有我、杨晓、韦勇，我看到韦勇拿了50万元的现金给杨晓；我拿给韦勇的50万元，当时没有出具任何手续，但是后来补了借条，因为是从财务室借的。当时我们三个人在场，我看到韦勇将现金50万元和支票给了杨晓” 被告杨晓抗辩认为，其没有收到收条载明的90万元中50万元，并陈述之所以没有收到50万元却出具收条，是因为按照借款或收款手续的惯例，一般由收款人先出具收条，付款人在收到收条之后，再行支付款项，实际杨晓在2015年12月9日出具了收条后，原告并没有支付现金50万元。被告杨晓还陈述，收条中“现金”两个字是注明在收条的最后，该“现金”并非仅仅指代收“陈以可50万元”，还包括了“杨晓40万元”；还认为证人证言不具有可采信，且与常理不符。 审理中，为查明事实，本院依法追加陈以可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陈以可明确表示，被告杨晓没有帮第三人代收过50万元。另查明，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杨晓陈述“我们认为陈以可没有必要参加本案诉讼，虽然在2015年12月9日杨晓出具收条时，陈以可当时认可杨晓代其收回50万元借款本金，但该50万元杨晓并没有收到，也没有交给陈以可。”被告杨晓与第三人陈以可的陈述存在一定矛盾。 现原告韦勇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双方对被告杨晓是否收到收条载明的90万元中50万元争议较大，调解未成。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的条件有三：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失；3、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被告杨晓向原告韦勇出具收条,收条载明被告杨晓收到现金50万元系双方无争议的事实。至于被告杨晓抗辩认为，其没有实际收到50万元的意见，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首先，被告杨晓认可其出具收条的真实性；其次，原告韦勇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原告韦勇于2015年12月9日、被告出具收条当天向被告杨晓支付了50万；故对被告抗辩没有收到50万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杨晓实际于2015年12月9日、其出具收条当天，收到了收条载明的50万元。被告杨晓收到了收条上载明的“代收陈以可50万元现金支付）后，未支付给第三人陈以可。被告杨晓无合法根据而收取原告的50万元，导致原告韦勇利益受损，被告杨晓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杨晓返还50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从收到50万元之日（即2015年12月9日起按，以50万元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直至本息完清之日止）的请求，可以依法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杨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韦勇500000元。 二、限被告杨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该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2月9日起至本金完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缴纳44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杨晓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韦勇。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竞悦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