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03民初3809号 原告：王辉，男，汉族，生于1969年5月8日，户籍住址：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明，四川久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金千，男，汉族，生于1975年6月11日，户籍住址：四川省三台县。 被告：厦门市鹭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2368号901室02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7054995183。 法定代表人：王异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威，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辉与被告王金千、厦门市鹭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弘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何大明、被告王金千、被告鹭弘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海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辉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4623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27日，彭龙贵代表鹭弘公司与王金千签订《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约定由王金千组织农民工对绵阳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和A2步行街F段木工项目进行施工。2015年5月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原告按王金千的安排完成了相关项目的木工任务。2015年12月30日，经王金千核实下欠原告46230元人工工资，王金千出具了《结算清单》。但其后二被告均未向原告付款。为此，特提起诉讼，希判如所请。 被告王金千辩称：欠原告的款项属实。鹭弘公司的彭龙贵代表该公司与我签订了合同，我也按约进行了施工，现工程早已完工，但鹭弘公司只与我进行了F段工程款的结算，除F段之处的裙楼工程实际上也是由鹭弘公司承包给我做的，但鹭弘公司拒绝与我进行工程结算，也没有全额向我支付工程款，导致我拖欠原告的劳务费；我在鹭弘公司承包了工程后，将工程分包给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11名自然人，我与原告等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只有口头的协议。原告系大工，原告自己也请了一些小工来工作，我只与原告本人进行结算，跟原告手下的小工没有直接关系。 被告鹭弘公司辨称：一、因王金千及原告均系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个人，因此，鹭弘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王金千个人，及王金千又分包给原告，均属于违法分包行为，相应的书面合同及口头合同均系无效合同。二、我公司未招募原告进行施工，原告系从王金千处承包案涉木工劳务工程后，自行组织工人进行的施工。因此我公司与原告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不应由我公司直接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三、王金千与原告之间形成了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原告应直接向王金千主张权利，且原告所主张的款项也是班组的劳务费，并非原告个人的工资。四、我公司已向王金千通过借支等多种形式支付了工程款1336470.92元，根据王金千签字认可的木工结算单，我公司只应支付工程款1237005.33元，目前我公司已经多支付了99465.59元，故我公司不应再就该劳务工程向王金千或其他任何人承担任何支付义务，多付的款项我公司将另行主张权利。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所举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3年10月27日，王金千（乙方）与鹭弘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模板体施工单项施工协议》，约定甲方以企业内部承包经营的形式，将绵阳经开区CBD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和A2步行街F段工程当中的部分模板施工项目承包给乙方，单价每平方米33元。彭龙贵代表鹭弘公司在协议上签名。 王金千承包F段工程后，将其又分包给了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11名自然人。该11名自然人分别组织工人进行了实际施工。王金千也陆续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2015年12月30日，王金千与原告进行了工程量及工程款的结算，并由王金千向王辉出具了《结算清单》，载明：厦门鹭弘有限公司木工带班王金千下欠下面班组人工费，王辉木工带班已付81000元，下欠46230元。 2016年5月6日，王金千和代表鹭弘公司的刘李平进行了工程决算，双方签订了《王金千模工班组决算单》、《工程量》、《临时用工汇总单》、《扣款》等四种决算材料。上述四份决算材料载明：万达广场A2区F模板工程总工程款为1237005.33元。其中：裙楼结构模板27790.34平方米，单价37元，合价1028242.58元；二次结构模板4316.76平方米，单价35元，合价151086.6元；签证93306.49元；扣款35630.34元。上述《决算单》备注：以上是此班组在本工程中所有工程量、签证和扣款，一经确认后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添加和更改。 后因原告催款无果遂成讼来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王金千的民事责任问题。鹭弘公司与王金千签订的施工协议，虽然名为内部承包合同，但因王金千实际并非鹭弘公司的员工，故该施工协议实际上是没有施工资质的王金千借用鹭弘公司的名义承揽工程而形成的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该施工协议为无效合同。 王金千获得工程后，又将工程进行了肢解分包。其中，本案原告取得了部分工程。因王金千及原告均为自然人，不具备施工资质，因此，该分包合同也系无效合同。 从2015年12月30日王金千向王辉出具的《结算清单》可以看出，王金千承认王辉木工班组已付81000元，下欠46230元。从款项的金额大小来看，上述款项并非是王辉个人作为农民工应领取的工资，而是王金千将所承包的木工工程的其中一部分分包给了王辉后，王辉组织农民工进行实际施工后应领取的工程款。 虽然原告与王金千缔结的口头分包合同无效，但原告组织人员进行了实际的施工，且王金千对王辉班组的“人工费”进行了结算。因此，王金千作为王辉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按照决算的款项向王辉支付下欠的工程款46230元。 二、鹭弘公司的民事责任问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发包人”应当理解为建设工程的业主，不应扩大理解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等中间环节的相对发包人”。因此，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只能是万达公司，而鹭弘公司系违法分包人。 上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的第十三条还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以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当事人之间依据相应的合同关系承担法律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要求未与其建设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支付责任的，不予支持”。参照上述规定，本案原告系实际施工人，与原告建立了分包合同关系的王金千应直接向原告承担法律责任，未与原告直接建立合同关系的鹭弘公司不应向原告承担法律责任。 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任何合同都只能约束合同的缔约方，而不能约定合同之外的其它人。原告提交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人李孝杰、上诉人鹭弘公司与被上诉人冉海兵、被上诉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所作的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当讼争款项是农民工工资时，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规定，由王金千的上一位次的违法分包人即鹭弘公司直接向本案原告承担责任。但仔细审查原告提交的该判决书可以看出，该判决所涉及的案件中，冉海兵系李孝杰班组的钢筋工，冉海兵系按天取酬，其被拖欠的劳务费系通常所称的农民工工资。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规章或行政性文件的规定，由上一位次的违法分包人直接向农民工承担责任。《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统一建设工程中劳务分包案件的管辖裁判标准的通知》中，也明确了“凡是涉及工程建设的劳务分包一律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劳务合同仅限于狭义的雇佣合同”。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并非专属原告个人的劳务费，而是工程款，在此情况下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中“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本案立案时的案由“劳务合同纠纷”，应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为结案时的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至于王金千与鹭弘公司之间就万达广场B座裙楼工程的工程款产生的争议，系另一法律关系，应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另案诉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条、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金千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王辉支付工程款46230元；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王辉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956元，减半收取计478元，由被告王金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文 波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黄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