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9330号原告：郭文龙，男，1975年6月9日出生，汉族，瑞恒联拓国际咨讯（北京）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云为有祥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时代大厦B1-107室。法定代表人：沈笑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龙，男，198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云为有祥餐饮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郭文龙与被告北京云为有祥餐饮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云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文龙、被告云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文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购物价款16779元；2.被告支付原告购物价款十倍赔偿金16779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5月29日购买了被告经营现场以预先定量包装方式展示销售的玫瑰酵素51瓶、桑葚酵素51瓶；原告在被告经营现场拿走了2瓶，剩余100瓶由被告送货；当时被告出具了一张欠条，写着欠桑葚酵素500毫升50瓶，玫瑰酵素500毫升50瓶。这些货物送货至宣武门商务酒店，原告收取货物。其中，绝大部分玫瑰酵素生产日期为2017年3月28日，少量玫瑰酵素是2017年4月3日；少量桑葚酵素生产日期是2017年5月27日。原告使用了4瓶，还剩下98瓶没有开封。这些酵素的净含量为每瓶500毫升，共计102瓶，价款合计16779元。被告开具了发票并随附消费预结单明细。交付后发现，诉争商品标签未全部标注法定强制要求标示的内容。原告认为，上述情形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会导致消费者不能完整获取商品信息，无法确认诉争商品保质期限、是否为有生产资质的生产者生产、以及是否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等关乎食品安全的重要内容，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被告作为诉争商品的经营者，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故诉至法院。被告云为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过食药部门核查，涉案商品属于被告的自制饮品，并没有出现违规情况，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食药部门和海淀法院已经对此情况进行过认定，并且原告提出的2018年5月29日购买的酵素是素虎素食品牌旗下的北京西三旗店，即北京素虎净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素虎净远公司”）售卖给原告的，被告不是原告提及的售卖方，双方没有买卖关系。当日，素虎净远公司接到原告涉案订单，要求送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商务酒店，因原告称事务缠身，不能到素虎净远公司结账付款，而被告离原告要求配送的地址较近，故委托被告收款。原告多次在素虎旗下其他门店购买同类产品并向不同区县的食药部门投诉，原告行为系职业打假牟利行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郭文龙向本院提交了购物票据，包括2018年5月29日13时51分3秒开具的金额为16779元的素虎金融街店消费预结单；2018年5月29日13时56分30秒金额为10000元的微信支付记录页，其收款商户为素虎净素餐厅（金融街店），商户全称为北京素虎素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素虎文化公司”）；2018年5月29日13时58分30秒金额为6779元的微信支付记录页，收款商户为素虎净素餐厅（金融街店），商户全称为素虎文化公司；被告于2018年5月29日出具的欠条；编号为45837528、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二张，销售方为被告云为公司，金额分别为9999元与6780元。原告认为，前述证据证明了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商品系自被告处购买。被告云为公司不认可欠条的真实性，认为欠条上加盖的是发票章，店内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盖用。被告认可消费预结单、微信支付记录页、发票的真实性，但是认为云为公司并非涉案商品的销售方，而是代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收款；开具发票的原因系其收银员误认为发票只是收款证明，从而违规开具收银小票和发票；其财务发现操作违规后，在当日于原告知情的情形下，作废了编号为45837528、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证明，被告提交了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与北京国庆世纪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库房租赁合同》；叫车平台用车记录；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向被告云为公司出具的《代收款项委托书》；被告云为公司税务系统作废发票凭证截图；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4071154、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二张；原告郭文龙于2018年5月29日手写的收条。原告郭文龙对于《代收款项委托书》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涉案商品是在被告云为公司经营的店铺中购买，在出售涉案商品时，被告也没有向原告说明其受托出售商品的情况。对于《库房租赁合同》与叫车平台用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涉案商品在被告处购买，被告告知其是从库房调货，所以才指定了收货地址。对于作废发票凭证截图、编号为24071154、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与收条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发票的作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单方作废发票的行为涉嫌违反税收征管相关法律；收条是其本人所签，但是在被告云为公司送来发票，要求用编号为24071154、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替换编号为45837528、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时，编号为45837528、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在身边，因此无法更换；在收到编号为24071154、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原告又将该二张发票寄回。本院对前述各项证据进行了审查。对于欠条，载明“欠桑葚酵素（500ml）50瓶、玫瑰酵素（500ml）50瓶”，落款为素虎金融街店，日期为2018年5月29日，并加盖有被告云为公司的发票专用章。日常餐饮消费中，消费者与经营者通常以事实合同的方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日常餐饮消费的习惯；尽管发票专用章系被告云为公司开具发票时专用，但仍受控于被告；在经营者向消费者出具拖欠商品的证明中，加盖受控于经营者的印鉴足以体现经营者的真实意思。发票专用章使用随意系被告云为公司的印鉴管理问题，本案中不足以对抗原告对该印鉴形成的外观信赖。故本院对于该欠条予以采信。对于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向被告云为公司出具的《代收款项委托书》，载明“为了客人方便支付，现委托贵店代收我店一笔自制饮料款，金额为人民币16779元”；落款为素虎净远公司，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并加盖有素虎净远公司公章。经本院核查，被告云为公司、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案外人素虎文化公司、案外人素虎原道公司之间的股东存在相互交叉，具有关联关系，相互之间容易实现公司利益的转移；本案中素虎净远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共同股东，经营店铺的商号一致；从原被告双方对真实性均无争议的消费预结单与二份微信支付记录页中可见，素虎金融街店的实际经营者被告为云为公司，但收款方却为素虎文化公司，送货方则为素虎净远公司，足见三家公司之间关系紧密。因此该《代收款项委托书》载内容的真实性还需要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本案中，两张作废的增值税发票为云为公司开具，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为素虎净远公司开具。被告云为公司作为参与市场经营商事主体，称其员工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意义理解有误的说法不足为信。作废编号为45837528、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为是否合法，依法应当由税务主管部门认定，并非法院主管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作认定。增值税普通发票是一种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由于在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先开票、后付费”的行为，加之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与被告云为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收到了相应款项。作为佐证，《库房租赁合同》与叫车平台用车记录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且原告自认其收到了被告送来的涉案商品。但是，《库房租赁合同》与叫车平台用车记录仅能够证明素虎净远公司于2018年2月29日使用×××小型面包车自颐和山庄西门途径泰山饭店向宣武门商务酒店运送货物的事实。本案审理中，本院多次询问被告是否还有证据提供，被告均表示没有其他证据。故本院认为编号为45837528与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作废发票凭证截图、编号为24071154与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仅能证明原告郭文龙支付了涉案商品的对应价款。本院对《代收款项委托书》以及被告关于涉案商品的卖方为素虎净远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2.原告提供了商品实物及照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上留言答复，《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食品保质期标示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食品标便函〔2015〕58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保质期相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食监一函〔2015〕554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食品安全执法行为适用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款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食函〔2012〕469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料》（GB7101-2015）。原告认为，前述证据证明涉案商品为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注违反了国家强制标准。被告对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涉案商品为素虎净远公司的自制饮品，并非预包装食品，因此标签标注并不适用相关国家标准，前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前述证据系涉案商品实际情况的反映与有关国家机关作出的有效文件，真实性毋庸置疑。至于是否与本案有关，则应当基于对涉案商品性质的认定进行判断。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庭审中，原、被告均表示无其他证据需要提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29日，原告郭文龙从被告云为公司经营的素虎金融街店餐厅购买桑葚酵素（500ml）51瓶、玫瑰酵素（500ml）51瓶，价款共计16779元。原告于当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云为公司支付了货款。收款商户为案外人素虎文化公司。由于素虎金融街店餐厅并无足量酵素饮品，原告从餐厅取走两款酵素饮品各一瓶。被告云为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载明“欠桑葚酵素（500ml）50瓶、玫瑰酵素（500ml）50瓶”，落款为素虎金融街店，日期为2018年5月29日，并加盖有被告云为公司的发票专用章；被告云为公司向原告开具了编号为45837528与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随后，被告云为公司将该二张发票作废，另由素虎净远公司开具了编号为24071154与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当日，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通过叫车平台，使用×××小型面包车自颐和山庄西门途径泰山饭店向原告指定的送货地点宣武门商务酒店运送剩余涉案商品。原告接收涉案商品的同时也收取了新开具的编号为24071154与24071155增值税普通发票，但是并未将编号为45837528与45837529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交还被告。庭审中原告郭文龙自述，被告将新发票交给其之后，其将新发票向被告寄回。接收涉案商品时，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酵素（100瓶）素虎西三旗发票二张合计16779元”。原告提交的涉案商品照片显示，涉案桑葚酵素的标签上标注“制造日期：2017年5月7日”“2018年5月6日后饮用口感更佳”“制造厂商：北京素虎素食餐饮自制”；玫瑰酵素的标签上标注“制造日期：2017年4月3日”“2018年4月3日后饮用口感更佳”“制造厂商：北京素虎素食餐饮自制”。被告云为公司、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案外人素虎文化公司相互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共同使用“素虎”商标，分别经营素虎餐厅。庭审中，被告云为公司自述在关联企业内部有代为售卖商品的口头约定；“素虎”系素虎原道公司所有的注册商标，授权给被告、素虎净远公司、素虎文化公司使用。此外，北京市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将涉案商品的同类产品认定为自制饮品，涉案商品系素虎净远公司店内加工制作、制作后店内装瓶、店面销售的产品。上述事实，有消费预结单，微信支付记录页，欠条，增值税普通发票，《库房租赁合同》，用车记录，作废发票凭证截图，收条，《情况说明》，商品实物及照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上留言答复，《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食品保质期标示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食品标便函〔2015〕58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保质期相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食监一函〔2015〕554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食品安全执法行为适用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款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食函〔2012〕469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料》（GB7101-2015），《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投诉举报编号：【（海）电】S2018090042），北京市食药局网站关于被告云为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查询结果，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案外人素虎文化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案外人素虎净远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关于素虎素食餐饮相关信息的查询结果，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案外人素虎文化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查询打印件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原告郭文龙与被告云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涉案商品的归类；第三，涉案商品是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原告郭文龙与被告云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可为诺成合同。与买受人形成交易合意、收取价款并向买受人交付交易标的的交易对手，除非明确表示其为实际出卖人之代理人，即可被视为出卖人。买受人的交易对手是否拥有交易标的的所有权，于买卖合同之成立并无影响。买卖合同成立，买卖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如该交易对手为行纪人，行纪人对买卖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出卖人无疑；如该交易对手为以自己名义行使委托事务之人，于委托人之原因导致其不能向买受人履行义务，并向买受人披露委托人时，买受人可以选择该交易对手或委托人主张权利，该交易对手同样牵涉于买卖合同关系之中。通常而言，消费者难以、也没有义务主动探求合法餐饮场所经营商品的初始来源；餐饮场所的经营者在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其受托代他人交付商品、收取货款时，即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经营，应当视为其与消费者订立买卖合同。被告云为公司作为餐饮经营者，向原告郭文龙提供了部分涉案商品，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郭文龙提供了结算单，出具了欠条；即使存在案外人素虎文化公司以云为公司所经营餐厅之名义收取了原告支付的价款的行为，鉴于素虎文化公司与被告云为公司之间联系紧密，且微信支付的方式具有反复性，足见这种收款方式系素虎金融街店的惯常做法，故不影响对被告云为公司在涉案交易中地位的认定。在案事实已足以令原告产生其交易对手为被告云为公司的信赖外观。因此，原告郭文龙与被告云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涉案商品属于自制饮品鉴于原告郭文龙已向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涉案商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本院向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相关证据。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提供了北京市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投诉举报编号：【（海）电】S2018090042），该《告知书》认定涉案酵素的同类产品“是店内加工制作、制作后店内装瓶、店面销售，此经营行为不属于生产行为”“该酵素以蔬菜、水果、糖等为原料，密封保存，自然发酵而得，发酵工艺与酸菜、泡菜、腌菜等无本质区别，故该单位制售酵素的行为涵盖在其合法经营范围内。”食品安全主管机关已经对涉案酵素的同类产品性质进行了认定，故本院认定涉案商品系素虎净远公司店内加工制作、制作后店内装瓶、店面销售的产品，属于自制饮品。该自制饮品并未落入《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的适用范围，因此，原告关于涉案商品的标签违反了国家强制标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无证据证明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涉案商品的制造日期在2017年3月至2017年5月间，且注明在制造日期一年后饮用更佳。制造厂商标注为“北京素虎素食餐饮自制”。涉案商品标签上载明的“北京素虎素食餐饮”与现存市场主体均无对应关系，属于对素虎素食品牌的描述。由于涉案商品系素虎净远公司店内加工制作、制作后店内装瓶、店面销售的自制饮品，依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制售该涉案商品的行为系经营行为而非生产行为，因此无需食品生产许可资质，仅需食品经营资质。食品生产资质的授予，是对于食品生产者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产食品能力的认可，是对其进行食品生产的许可；未获得食品生产资质而生产的食品，属于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但是食品经营资质是对于食品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食品经营行为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未获得食品经营资质而进行的经营，其相关食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证明。根据封存自然发酵类产品的惯常特性，现无证据证明所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于涉案商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告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至于涉案产品的制作、销售是否违反国家食品经营制度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应当由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予以认定。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原告关于货款的请求之基础，即原告的合同解除权既无约定，又于法无据，故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十倍赔偿之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文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91元，由原告郭文龙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喆人民陪审员  张玉成人民陪审员  娄志杰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法官 助理  苏相中书 记 员  董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