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1民终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立标，男，1963年6月5日出生，汉族，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冠波，山西晋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威明，男，194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蓉英，女，汉族，1977年9月17日出生，现住山西省太原市，系侯威明的女儿。上诉人任立标因与被上诉人侯威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5112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上诉人任立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冠波，被上诉人侯威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蓉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立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5112号民事裁定书；2、指令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继续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当依法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本案事实为：被上诉人曾是上诉人父亲的同事，上诉人从小就与被上诉人相识。2011年8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聊女儿任惠君办工作的事，被上诉人便告诉自己可以为任惠君办银行的正式工作，费用是200000元，如办不成，全额退款。上诉人考虑后，便委托被上诉人为女儿办工作。于2012年11月5日向被上诉人转账200000元，并写明收到办工作款200000元。2012年12月中旬，事情未办成，上诉人多次催要，被上诉人分两次返还上诉人人民币50000元，至今还有150000元未返还。2019年11月5日，上诉人任立标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侯威明，并提供了委托合同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却以不当得利为案由将上诉人驳回起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未开庭的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草率的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裁定撤销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实体审理。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而非不当得利纠纷，不构成重复诉讼。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所争执的需要通过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予以解决的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亦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动，消灭的法律事实。上诉人认为委托合同纠纷与不当得利纠纷系两个不同的案由。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又称委任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他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结合本案，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为女儿办工作，并且是有偿的，受托人也收到了委托人的200000元。完全符合委托合同的条件，双方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太原市杏花岭区（2018）晋0107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与本案系两个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条件，不构成重复起诉。被上诉人侯威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任立标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起诉侯威明本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经过法院审理，侯威明收到任立标给其女办工作的办事款后转给赵存义办理工作，而赵存义该行为已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晋01刑初72号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为犯诈骗罪。故太原市杏花岭区（2018）晋0107民再3号民事裁定，任立标主张侯威明返还不当得利，实际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任立标在2013年1月28日出具借条，载明向侯威明借款2万元整，不构成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反而一审上诉人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上诉人不是分两次归还的50000元，实际事实是以借款谎称还款。原告任立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2012年11月5日的《委托合同》无效；2、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15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曾是原告父亲的同事，原告从小就与被告相识。2011年8月，被告与原告聊女儿办工作的事情，被告便告原告自己可以为其女办银行的正式工作，费用是200000元，如办不成，全额退款。原告考虑后，便委托被告为女儿办工作。于2012年11月5日向被告转账200000元，并写明收到办工作款200000元。2012年12月中旬，事情未办成，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分两次返还原告50000元，至今仍有150000元未返还。无奈之下，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此诉讼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5年4月16日，原告任立标曾起诉被告侯威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要求被告退还原告150000元，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2015）杏民初字第00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侯威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任立标15万元。被告侯威明因不服该判决，向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侯威明收到任立标给其女办工作的办事款后转给了赵存义“办理工作”，而赵存义该行为已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晋01刑初7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犯诈骗罪，判决书载明“继续追缴被告人赵存义的犯罪所得，依法返还被害人”。故任立标主张侯威明返还不当得利，实际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驳回任立标的起诉。因此，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2018）晋0107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5）杏民初字第00942号民事判决；驳回任立标的起诉。任立标不服该裁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侯威明在收到任立标的20万元办事款后，同日就转给赵存义17万元，后又通过银行转账退还给任立标3万元，任立标对此也认可。侯威明并非自己占有了该款项，故其为任立标办事的行为并不构成法律的不当得利。且赵存义已被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犯诈骗罪，其中包括虚构给任立标女儿办理山西省交通银行工作的17万元，判决书载明“继续追缴被告人赵存义的犯罪所得，依法返还被害人。故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晋01民再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原告任立标向本院提起诉讼，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被告侯威明返还150000元并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2012年11月5日的《委托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其实质和以上事实是同一事实，且任立标主张侯威明返还不当得利，实际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原告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任立标的起诉。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相同。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侯威明收到上诉人任立标办事款后转给了赵存义“办理工作”，而赵存义已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晋01刑初7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犯诈骗罪，故上诉人任立标主张侯威明返还不当得利，应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追赃问题，并不构成不当得利。2015年4月任立标曾起诉侯威明不当得利纠纷，现上诉人任立标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被上诉人侯威明返还150000元并依法确认双方2012年11月5日的《委托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故上诉人任立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任 峥审判员 赵耀功审判员 段雪丽 二O二O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