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7民初15588号原告：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北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粤运江北分公司”），住所地：梅州市梅石路（梅州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候车大楼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2MA4UNLRF9J。负责人：吴海英，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娜、张汉林，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程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汽车总站。法定代表人：许光，董事长。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以下简称“沙湾客运站”），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沙平北路。负责人：何新中，站长。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以下简称木棉湾客运站），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深惠路（布吉段）。负责人：何新中，站长。被告华程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薛世峰、张屹，广东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鹏安诚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安诚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特力大厦。法定代表人：钟见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沈立新，广东滨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易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出行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平南社区龙岗长途汽车站宿舍楼。法定代表人：古梅生，执行董事。被告：古梅生，男，汉族，1970年3月4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被告易出行公司及古梅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继忠、周子锋，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述当事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粤运江北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娜，被告华程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薛世峰、张屹，被告鹏安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立新，被告易出行公司、古梅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继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1日签订的《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二、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立即向原告支付票款197922.85元；三、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立即退还履约保证金2000元给原告；四、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其实际付清票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支付给原告；五、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鹏安诚公司、被告易出行公司、被告古梅生对上述第二、三、四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客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客运。被告华程公司系运输服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货运代理、飞机、火车、汽车票销售代理等。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系被告华程公司的分公司。2016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签订《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自有的5辆大型客运车辆（经营路线为：深圳木棉湾站至梅州，车牌号为：粤Ｍ×××××、粤Ｍ×××××、粤Ｂ×××××、粤Ｍ×××××、粤Ｍ×××××）开进被告木棉湾客运站进行上客，由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按照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标准统一对外售票，并由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代为收取票款；运营期间，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按运营收入的7%收取客运代理费，按300元/台/月的标准向原告收取进站费，并按每位旅客1元的标准向旅客收取客站务费。客运代理费、进站费、旅客站务费均在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代为收取的票款中抵扣，扣减后由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支付给原告。合同期限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并且，双方口头约定合同到期后如双方没有异议则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为保证班线的正常运行及合同的有效执行，在签订《站场运营车辆进场经营合同》时，原告向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支付履约保证金2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没有及时支付票款给原告。原告见被告没有按时支付票款给原告，便自2018年12月份开始未再进入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站点。2018年12月5日经双方结算，一致确认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欠原告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底的总票款合计197922.85元（已扣除代理费、进站费等费用）。原告多次向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催收，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均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原告认为《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依法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现今，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拒不支付票款给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立即支付票款给原告。又因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系被告华程公司、沙湾客运站的分公司、故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依法应当就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欠原告的票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华程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站辩称：1.被告沙湾客运站和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均属于被告华程公司下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由被告沙湾客运站代为管理。2.2010年9月1日，被告沙湾客运站与被告鹏安诚公司签订了一份《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作经营木棉湾服务点，合作分成和亏损承担比例为沙湾站占55%，鹏安诚公司占45%。3.2012年6月30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将木棉湾服务点由合作经营改为被告鹏安诚公司承包经营，承包期三年（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前两年每月由被告鹏安诚公司向沙湾站上交承包金3000元，第三年每月上交3500元，盈亏由被告鹏安诚公司自负。承包合同到期后，双方续订了三年合同，承包期从2015年7月1日顺延到2018年6月30日止。（承包）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鹏安诚公司）承包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及与他人签订的经济合同、乙方与服务点其他员工劳动关系等事由均由乙方自行解决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若因此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乙方应全额予以赔偿。”4.2016年10月1日被告鹏安诚公司在未告知被告沙湾客运站的情况下，私自将木棉湾客运站合作经营合同和承包合同有偿转让给了被告易出行公司经营。直到2018年6月20日，被告易出行公司向沙湾客运站提出续签承包合同时，我方才知道木棉湾客运站已经被转包。由于转包未经我方及沙湾客运站同意，被告沙湾客运站未与被告易出行公司签订新的承包合同。5.被告与原告之间从未签订《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6.原告与被告鹏安诚公司（梁勇）之间签订的《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虽然形式上存在被告字样，但是，该合同附件不是被告签订，合同的签字人梁勇不属于被告的员工，加盖的印章也不属于被告，也未得到被公安的确认或追认。由该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原告与被告鹏安诚公司（梁勇）自行处理，和被告无关。7.合同转让属于债权债务转让，转让人须书面通知债权人（被告）并经债权人（被告）同意，合同转让行为才能对被告产生法律效力。被告鹏安诚公司私自将和合同转让给被告易出行公司的行为未得到被告的同意，合同转让行为才能对被告产生法律效力。被告鹏安诚公司私自将合同转让给被告易出行公司的行为未得到被告的同意和追认，其转让行为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8.被告易出行公司已经事实上于2016年10月1日开始代理原告的票务业务，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被告易出行公司与原告之间建立了事实代理票务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未付票款均产生于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间，属于发生在原告与被告易出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原告和被告易出行公司之间解决，和被告无关。事实上，原告与被告易出行公司之间已经就拖欠票款进行了结算，被告易出行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者古梅生已经书面承诺于2018年7月底以前付清欠款，否则，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9.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鹏安诚公司和被告易出行公司拖欠原告票款的实际金额。综上，本案争议未付票款属于原告和被告易出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原告与被告易出行公司、被告鹏安诚公司解决，和被告无关。被告鹏安诚公司辩称：1.鹏安诚公司未参与经营木棉湾客运站。被告鹏安诚公司系被告追加的被告，要求追加的理由是2010年被告鹏安诚公司与被告沙湾客运站签订了《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又在2012年及2016年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合作经营改为鹏安诚公司承包经营，该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后两份《补充协议》上被告鹏安诚公司都未盖章，形式上都不能对其产生效力，而《合作经营合同》被告鹏安诚公司也从未履行过，既不按比例出资，也未分得利润或亏损，而且该份合同中约定木棉湾客运服务点的人员编制、财务账目等都是由被告沙湾客运站委派、管理的，被告鹏安诚公司未收过票款，也未参与分成。事实上木棉湾客运站的开办、经营都是在《合作经营合同》和二份《补充协议》签字的黄亮维个人在进行，他是在2010年借用被告鹏安诚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同，这一点他已在《承诺书》中清楚讲明。2.涉案期间木棉湾客运站的实际经营人是被告易出行公司。追加易出行公司为被告的理由是被告易出行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向被告沙湾客运站出具的关于续签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的申请，其中其自认于2016年10月1日由被告鹏安诚公司将在木棉湾客运站里的股份及合同权利义务都转由被告易出行公司承接，虽然至今未看到双方之间的合同，但其自认是现在的实际经营人确定无疑，所以无论有无合法有效的转让合同，无论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2016年10月1日以后原告就应该向实际收取票款以及确认结算的被告易出行公司主张权利。3.原告主张票款的证据不足。首先其主张与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存在合同关系的进站经营合同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未盖章，而另一方盖章的是“江南客运分公司”而非原告；其次按该合同双方结算应以结算单为准，而且超过一年不办结算的就作废，但是原告提交的记账凭证、收入明细表和收款凭证都是其单方制作且包含了非原告的“江南客运分公司”票款数额，另外从2017年3月到2018年11月长达一年八个月还不结算或终止合同也不符常理；最后的“辅助明细账”上公章不是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的，签名的人也非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获授权的人员。综上，被告鹏安诚公司仅仅是在2010年被人借用名义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合同》，但实际从未参与木棉湾客运站的经营管理，既未出资，也未分成或者交承包费，更未收取票款，与原告无任何法律关系。被告易出行公司、古梅生辩称：1.原告诉请解除的是原告与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于2016年12月11日签订的《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所主张支付的款项也是基于该合同而产生的票款、履约保证金和利息，被告不属于该合同的签订主体，故不应承担因该合同而引发的法律责任。（1）从原告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可知，其请求事项为“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于2016年12月11日签订的《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并判令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立即支付票款、返还履约保证金和支付利息。而从由原告提交的《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可知，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原告和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虽然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从未签订《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1)原告的车辆不仅确实进入了上述站场，且票款也确实采用了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的售票联网系统进行管理，至于其印鉴的使用问题，那纯属其内部管理问题，故无论是从以上分析还是表见代理等角度，均不应据此否认合同的真实性。（2）从由原告提交的售票单等证据可知，原告在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站场所发生的业务都是采用了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的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售票联网系统进行管理，所有的票款都进入了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账户，所有的结算也是通过该账户进行的。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以“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已经变更，不再存在”为由，就否认该账户为其账户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根据开设银行账户的相关要求，如果没有提供主体资料及相关印鉴等手续是不能开设银行账户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不是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主动、全面的提供了开设银行账户所需的资料和手续，其他人是不能开设账户的。虽然，后来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不主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那么，该账户也就不会自动同步变更，就会继续以原来的状态存在，岂能据此就认定该账户不是其公司账户，更何况该账户所反应的票款也是与由市交委直接监管的售票联网系统相挂钩的。（3）结合以上分析，由于被告鹏安诚公司与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之间存在合作或承包关系，退一步来说，即便上述《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是被告鹏安诚公司所为，但按照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由于该行为足以使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承担。2.无论被告沙湾客运站与被告鹏安诚公司之间签订的是体现为合作关系的《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还是体现为承包关系的《补充协议》，都仅能规范他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外仍应由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承担责任。进而，对《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作进一步分析可知，这两份合同不仅主体不同、法律关系不同，而且，各自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给付内容、款项性质、计算方式…均不完全相同，故不能将这两份合同混同。3.同样道理，被告与被告鹏安诚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属于他们之间内部的关系，即便他人与被告鹏安诚公司因签订的《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或《补充协议》发生纠纷，对外仍应以签订合同的主体为被告。至于被告鹏安诚公司与被告之间因其内部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才应由被告鹏安诚公司与被告之间解决，他们之间不仅法律关系不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给付内容、款项性质、计算方式等亦完全不一样，应各自独立处理。4.综观原告及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他们提出追加被告的依据就在于《关于木棉湾客运服务点续签合作经营合同的申请》和《木棉湾客运站与平远班线协商会议纪要》，然而，进一步分析可知，所谓申请，其实是属于附条件的承诺，被告基于续签合同的要求而作出的承诺，故不仅在材料名称上明明白白标明了“续签合作经营合同的申请”，但是由于“沙湾客运站未与易出行公司续签合同”，那么，由于合同未签订，合同主体也未从被告鹏安诚公司变更为被告易出行公司，故条件未成就，承诺未生效，被告易出行公司、被告古梅生不应据此承担责任。有关“会议纪要”也是基于上述条件而作出的承诺，由于条件未成就，故承诺亦不发生效力。再者，该“会议纪要”即便有效，也仅是对木棉湾客运站拖欠的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底期间平远班线总票款420872元的承诺，更不能无限扩充至木棉湾客运站拖欠的其他客运公司的票款。5.从该“会议纪要”也可进一步发现，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一直都在混淆是非、根本就未如实陈述事实—他们一方面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声称“直到2018年6月20日被告易出行公司向沙湾客运站提出续签承包合同时，申请人才知道木棉湾客运站已经被转包”，另一方面却又于2018年6月4日召集“易出行经营者”与“粤运平远班线李科”一起到沙湾客运站站长室商谈木棉湾客运站拖欠平远班线票款事项。6.从以上分析可知，票款结算既要依据《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的约定，也要结合售票联网系统的数据，被告既不属于《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的签订人，也不掌握销售联网系统，所以，也就无从得知票款的实际情况，更不可能知道木棉湾客运站拖欠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北客运分公司的票款情况，至于“会议纪要”所提及的拖欠平远班线票款的数额，也是由木棉湾客运站和平远班线共同结算提供的。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不属于《站场运营车辆进站经营合同》的签订主体，故不应承担因该合同而引发的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及被告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沙湾客运站、被告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的追加申请。经审理查明，被告沙湾客运站与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均为被告华程公司设立的分公司。2016年12月11日，粤运江南分公司以粤运江北分公司名义与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签订了一份《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粤运江北分公司将自有的5辆大型客运车辆开进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的站点载客，经营路线为深圳木棉湾站至梅州；营运期间，木棉湾客运站按营运收入的7%收取客运代理费，按300元/台/月的标准向粤运江北分公司收取进站费，并按每位旅客1元的标准向旅客收取旅客站务费；为保证班线的的正常运行及合同的有效执行，粤运江北分公司向木棉湾客运站支付履行保证金2000元；合同期限为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上述合同约定的5台运营车辆中有3台属于粤运江北分公司、2台属于粤运江南分公司。合同签订后，粤运江南分公司向木棉湾客运站支付履行保证金2000元。粤运江南分公司、粤运江北分公司随后开始停靠木棉湾客运站运营客运线路直至2018年12月停运。2018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结算并签署了对账单。对账单记载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尚欠粤运江北分公司2017年票款41271.05元、2018年票款88116.85元，尚欠粤运江南分公司2017年3月份至11月份票款68534.95元。原告催讨上述票款未果，遂诉诸本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涉案《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于2017年6月14日、2017年6月16日以银行对公转账方式分别向原告粤运江北分公司转账7055元、12395元，摘要内容分别为“梅州12月份票款”、“梅州1月份票款”，还于2018年9月2日以银行对公转账方式向粤运公司江南分公司转账23081元，摘要为“梅州江南17年1-2月份票款”。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主张上述《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对账单上加盖的字样为“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业务专用章”印章并非该公司所有，但未对上述转账记录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其他足以证明双方债权债务结算数据的证据。另查，2010年9月1日，被告沙湾客运站与被告鹏安诚公司签订《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作经营木棉湾服务点，合作分成和亏损承担比例为沙湾客运站占55%、鹏安诚公司占45%。2012年6月3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木棉湾客运站由合作经营改由被告鹏安诚公司承包经营，承包期为3年，木棉湾客运服务点的公章、财务章由被告沙湾客运站保管，被告鹏安诚公司日常业务洽谈结果需被告沙湾客运站审验再盖章备案，被告沙湾客运站应对被告鹏安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提供业务便利。合同到期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25日续签了合同，承包期从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承包费为前两年每月3500元，第三年4000元，并由被告鹏安诚公司自负盈亏。2018年6月20日，被告易出行公司向被告沙湾客运站发出了一份《关于木棉湾客服服务点续签合作经营合同的申请》。申请称，2016年10月1日，由于经营出现困难及其他原因，也为了对项目进行更高效的管理，经营方进行了内部股权重组，被告鹏安诚公司将原持有该服务点股份及与被告沙湾客运站合作经营合同的继续履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由被告易出行公司承接，并由被告易出行公司实际经营至今，6月30日与被告沙湾客运站的合作经营合同到期，为了保障与被告沙湾客运站合作经营的持续性，保持该项目不受股份重组的影响，特提出续签合作经营合同（期限至2021年6月30日，日常管理费用按每月3000元收取）的申请及合同签订人由被告鹏安诚公司变更为被告易出行公司的申请。被告沙湾客运站未与被告易出行公司续签合同。再查，被告易出行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古梅生为该公司股东。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的原名称为“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于2013年12月31日变更为现名称，但涉案用于转账支付票款的银行账户户名仍为其原名称。本院认为，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与粤运江南分公司、粤运江北分公司均存在银行转账记录的票款交付往来，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不同于原告提交的《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对账单记载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提出的上述文件上加盖的字样为“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业务专用章”印章并非其所有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对账单，本院予以采信。粤运江南分公司以粤运江北分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所约定的营运车辆分属两公司所有，且两公司均实际履行了该合同约定车辆进入木棉湾服务站停靠运营的合同义务并分别收取了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支付的票款，粤运江南分公司、粤运江北分公司均为涉案《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粤运江南分公司将其依该合同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代为追索，不违反法律规定，涉案《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中营运车辆方的权利义务依法由粤运江北分公司承受。涉案《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粤运江南分公司2017年3月份至11月份的票款68534.95元、粤运江北分公司2017、2018年度票款129387.9元，经结算确认后仍未及时履行给付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粤运江北分公司请求解除涉案《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为被告华程公司的非法人分支机构，被告木棉湾客运站未完全履行票款给付义务，原告请求被告被告华程公司、被告木棉湾客运站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元、履行票款197922.85元的给付义务并按年利率6%标准计付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9日起的利息，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沙湾客运站与被告木棉湾客运站均为被告华程公司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原告请求被告沙湾客运站对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木棉湾客运站与平远班线协商会议纪要》、《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点合作经营合同》、《关于木棉湾客服服务点续签合作经营合同的申请》的内容，被告鹏安诚公司、被告易出行公司先后作为木棉湾客运站的实际经营者，以被告木棉湾客运站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两公司与被告木棉湾客运站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产生涉案票款给付义务时木棉湾客运站的实际经营者为被告易出行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涉案《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系以被挂靠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原告请求挂靠人被告易出行公司对被挂靠人木棉湾客运站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鹏安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古梅生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易出行公司的股东，其未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与被告易出行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原告要求被告古梅生对被告易出行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北客运分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站签订的《站场营运车辆进站经营合同》；二、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北客运分公司保证金2000元；三、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北客运分公司票款197922.85元及按年利率6%从2019年7月29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四、被告深圳市易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第二、三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被告古梅生对第四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北客运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98.46元，由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华程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客运站木棉湾客运服务站、被深圳市易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古梅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丹子人民陪审员  刘俊娜人民陪审员  张秀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钟思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