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行终17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志法，男，195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潘玲瑛，女，196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丁志法之妻。 委托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徐立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尹琰茗，杭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叶青松，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黄昊明，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吴浙玲，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聪，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丁志法诉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杭州市政府）及第三人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新城管委会）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8）浙01行初579号行政判决。丁志法、杭州市政府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11月12日在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二审期间，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行政赔偿争议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6年3月，陈妙生户申请批地建房（陈妙生于1990年5月7日亡故）。1997年8月起，三叉村统一建造一批联建房，用于村民的拆迁安置。主要有三种户型（小户型197平方米、中户型220.5平方米、大户型247平方米）。陈妙生户（当时户主黄金姑）原1986年所建房屋被拆除后，根据当时的人口数（5人：即黄金姑、陈连弟、丁志法、陈菊芬、陈菊兰）分配到案涉争议的三叉花苑9幢13号房屋（即中户型220.5平方米）。另，陈妙生是陈连弟的父亲，黄金姑是陈连弟的母亲，陈连弟是丁志法的前妻，陈菊芬、陈菊兰分别是丁志法与陈连弟的大女儿、小女儿。 2002年9月23日，因钱江苑项目建设需要，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领取了杭土资拆许字（2002）第06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期限2002年10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后经延期至2017年3月30日），案涉争议的杭州市××××号房屋位于该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内。 2005年4月11日，丁志法和陈连弟达成“调解离婚协议书”，约定：“兹有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三叉花苑9幢13户主黄金姑现有房屋220平方米。长女陈连弟、婿丁志法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如下：1.现有房屋归丁志法60平方米，今后拆迁房屋60平方米补偿归丁志法，其余补偿都归陈连弟等六人。拆迁以后丁志法房屋按国家标准分房。2.电视机、电动车、床铺归丁志法。3.其余160平方米房屋包括一切财产归以下人员：黄金姑、陈连弟、陈菊芬、陈菊兰、谢华森、陈珞婷。”另，丁志法与陈连弟离婚后，于2009年1月9日与潘玲瑛登记结婚。潘亮系潘玲瑛之子，即丁志法的继子。 2007年4月1日，丁志法和陈连弟达成“协议”，约定：“1.陈连弟每月补贴丁志法300元整，至拆房之日止；2.丁志法每月的水费、电费均由陈连弟承担。”对此，陈连弟在本案诉讼中出具说明，称因其需要使用一楼的楼梯和走廊过道，作为使用补偿与丁志法签订了该协议。 2009年8月7日，乙方陈菊芬（户）与甲方拆迁人（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动迁机构（杭州市江干区征地事务所）签订《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同意拆除三叉花苑9幢13号的房屋，建筑面积（空白）平方米，经评估对乙方拆迁房屋补偿494307元，旧房残值归甲方所有。过渡费、奖励费等均按乙方8人计算。关于房屋安置，由三叉社区受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委托负责统一安置。该协议中另有手写部分“九、该协议补偿金额已包括丁志法在内，丁志法过渡费及部分奖励费用单独支付。”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在协议落款甲方处盖章，陈菊芬在协议落款乙方处签名。丁志法未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 2014年3月19日，杭州市钱江苑安置工程建设指挥部向三叉花苑9幢13号陈连弟（丁志法）户发出通知：“你户房屋三叉花苑9幢13号位于钱江苑安置房项目（杭土资拆许字（2002）第063号）区块，你户户主陈连弟已于2009年签约并进行补偿安置。根据指挥部要求，将于近期对陈连弟所属房屋部分进行残值回收，同时保留丁志法所属的60平方米房屋。为确保残值回收中住户生命财产安全，请你们接到通知后3日内搬离该房屋进行过渡，过渡地点为和谐嘉园北苑4幢1单元201室，过渡期为1年，望积极配合，及时搬离。” 2014年3月25日，案涉三叉花苑9幢13号房屋被钱江新城管委会组织拆除。案涉房屋被拆除后，钱江新城管委会为丁志法户提供了过渡用房（即和谐嘉园北苑4幢1单元201室），建筑面积85.71平方米。 丁志法对该房屋拆除行为不服，曾以钱江新城管委会为被告，于2015年12月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干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钱江新城管委会违法拆除其位于杭州市××××号60平米房屋的行为违法。江干区法院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5）杭江行初字第175号行政判决，确认钱江新城管委会拆除丁志法位于三叉花苑9幢13号60平米房屋的行为违法。2018年10月8日，江干区法院作出（2018）浙0104行监1号行政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2018年11月14日，江干区法院作出（2018）浙0104行再1号行政裁定：一、准许丁志法撤回起诉；二、撤销（2015）杭江行初字第175号行政判决。 一审中，原审法院委托浙江恒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评估公司）对案涉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花苑9幢13号房屋进行补偿价值评估。恒信评估公司就评估时点（2014年3月25日和2019年6月14日）分别出具浙恒估（2019）鉴字第190606、190607号两份评估报告，评估金额分别为492899元和482067元。丁志法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恒信评估公司就其异议出具书面回复函。 原审法院另查明，钱江新城管委会系由杭州市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案涉三叉花苑9幢13号房屋虽由钱江新城管委会组织拆除，但钱江新城管委会并非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故应由负责组建钱江新城管委会的行政机关（即杭州市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虽然陈菊芬（户）已于2009年8月7日与拆迁人、动迁机构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将部分房屋腾空交付。但此时丁志法和陈连弟已经离婚，并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财产分割。陈菊芬在未取得丁志法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就“丁志法享有合法产权的60平方米房屋”代表丁志法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丁志法户未就该60平方米房屋与拆迁人签订协议，也未将该部分房屋腾空交付，拆迁人亦未就相应的拆迁补偿事宜申请行政裁决。在此情况下，钱江新城管委会径直组织拆除案涉60平米房屋，缺乏法律依据，其违法后果应由杭州市政府承担，故对丁志法请求确认杭州市政府强行拆除其位于杭州市××××号60平米主房的行为违法，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丁志法针对其所称40平方米附房拆除行为提出的确认违法及相关赔偿请求。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案涉房屋系于2014年3月25日被拆除，丁志法当时即知晓案涉房屋拆除行为，但其直至本案起诉（2018年11月）才就该所谓“40平方米附房的拆除行为”主张相应权利，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应裁定驳回起诉。 因案涉强制拆除丁志法60平米主房的行为违法，对此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杭州市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赔偿争议，在确定赔偿方式和数额问题上需要综合协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当地拆迁补偿政策，依法全面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案涉杭土资拆许字（2002）第06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未被有权机关撤销，案涉房屋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案涉原杭州市三叉花苑9幢13号房屋（含装修和附属物）经评估公司评估，以房屋被拆除日作为评估时点，房屋补偿总金额492899元。结合丁志法户享有合法产权的60平方米房屋在案涉9幢13号全部房屋（220.5平方米）中的比例，原审法院确定杭州市政府应赔偿给丁志法户房屋损失134122元。 根据杭州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的相关规定，拆迁住宅的实行调产安置和货币化安置两种安置方式。丁志法诉讼中明确选择调产安置，钱江新城管委会在诉讼中亦明确案涉拆迁方案中确定的安置地点“钱江新城钱江苑小区”范围内预留有相应的安置用房。故杭州市政府应予赔偿相关安置用房。关于安置人口，丁志法作为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员符合安置条件。《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被补偿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计入安置人口：（一）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丁志法与陈连弟离婚后，于2009年1月9日与潘玲瑛登记结婚。潘玲瑛作为“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亦符合安置条件。按照钱江新城管委会的陈述及相关安置政策，案涉拆迁安置情况较为特殊，分为三叉社区政策（即三叉社区农转居多层公寓安置分配方案）和钱江新城政策（即案涉拆迁方案）。对比两类政策，按照三叉社区政策，丁志法户仅能安置1人60平方米（该政策中规定：离婚再婚者其配偶户口不在本社区的不计入分房）。而按照钱江新城政策，丁志法户符合安置条件的有2人，如按照高层、小高层人均55平方米安置标准可安置110平方米。按照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原则，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按照钱江新城政策对丁志法户给予安置房屋110平方米（高层或小高层），丁志法应进行价格结算并支付对价。 关于过渡费。杭州市政府虽为丁志法提供了过渡用房，但该过渡用房建筑面积为85.71平方米，尚不足杭州市政府实际应安置的房屋面积（110平方米），故杭州市政府仍应提供1人的过渡费。案涉《拆迁方案》中规定，“搬家补贴和临时过渡标准根据市政府杭政办函[2002]88号执行（如市政府有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搬家补贴费、非住宅搬迁补贴费、住宅临时过渡费等三项费用标准的通知》（杭政办函[2009]119号）中规定，“拆迁农村私人住宅用房，被拆迁人自行解决临时过渡房的，其临时过渡费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临时过渡期限超过《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定的过渡期限的，自逾期之月起按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增发临时过渡费。”《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住宅搬家补贴费、非住宅搬迁补贴费、住宅临时过渡费等三项费用标准的通知》（杭政办函[2018]68号）中规定，“二、私有住宅用房临时过渡费标准：（一）被补偿人自行解决临时过渡房的，其临时过渡费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三、私有住宅用房的临时过渡时间：……（二）属住宅安置的，临时过渡时间从被补偿人腾交被征收房屋之月起计算至正式安置后第4个月止。……”“四、政策衔接：发文前征收的私有住宅用房住户现仍在外过渡的，发文之月（注：2018年5月）起的临时过渡费和第二次搬家补贴费标准按本标准执行，可在安置时一并调整结算。”《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规定的通知》（杭政函[2014]136号）中规定，“七、……超过协议约定的过渡期限的，自逾期之月起，被补偿人自行过渡的，临时过渡费按照2倍标准计发；补偿人已提供临时过渡用房的，另行支付一倍标准的临时过渡费。”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时间为2014年3月25日。结合上述规定，原审法院确定丁志法户的过渡费为：（1）自2014年3月至2016年8月（核定的过渡期30个月），按600元/人/月，支付1个人的过渡费18000元；（2）自2016年9月至2018年4月（20个月），按900元/人/月，支付1个人的过渡费18000元（已提供1人过渡房，支付1倍）；按1800元/人/月，支付1个人的过渡费36000元（未提供过渡房的1人，增加支付1倍）。合计54000元；（3）2018年5月至2019年8月（16个月），按1000元/人/月，支付1个人的过渡费16000元（已提供1人过渡房，支付1倍）；按2000元/人/月，支付1个人的过渡费32000元（未提供过渡房的1人，增加支付1倍）。合计48000元；（4）按1000元/人/月，支付2个人的安置房新房装修4个月过渡费8000元。以上费用合计128000元。另，杭州市政府自2019年9月起，应按合计3000元/月（1000元/人/月+2000元/人/月）的标准，继续支付2个人的过渡费至杭州市政府为丁志法落实安置房之月。 关于搬家费。杭政办函[2009]119号文中规定，“农村私人住宅用房拆迁搬家补贴费标准为每户1200元”。杭政办函[2018]68号文中规定，“私有住宅用房搬家补贴费标准为每户3000元。”“四、政策衔接：发文前征收的私有住宅用房住户现仍在外过渡的，发文之月（注：2018年5月）起的临时过渡费和第二次搬家补贴费标准按本标准执行，可在安置时一并调整结算。”据此，原审法院确定杭州市政府应赔偿丁志法两次搬家费合计4200元（1200元+3000元）。 关于补助和奖励。征迁实践中，相关部门均会根据拆迁项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政策，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助和奖励，上述补偿权益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之内，将其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也有利于全面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参照本案钱江新城管委会提供的“三叉花苑9幢13号房屋拆迁补偿及各项配用分割清单”，丁志法户除上述房屋补偿费、过渡费、搬家费外，还可获得相关奖励、补助，包括：人均签约奖8000元（4000元/人×2人）、装修补贴7200元（120元/平方米×60平方米）、签约腾空奖62585元（230000元/220.5平方米×60平方米）、新城补贴92963元（418333元/495平方米×110平方米）、生活补贴59400元（按照450元/人/月×2人的标准，从2014年3月暂计算至2019年8月即66个月，自2019年9月起，按上述标准继续计算至杭州市政府为丁志法落实安置房之月）。以上奖励、补助等合计（暂计算至2019年8月）230148元。 关于屋内物品损失。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纠纷系因杭州市政府非法强拆房屋引发，客观上造成丁志法的举证困难。杭州市政府在强拆搬离丁志法物品过程中，未经公证机关公证，也未制作物品清单交丁志法签字确认。根据丁志法提供的照片显示，部分物品存在发霉、损毁等情况。综合以上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杭州市政府赔偿丁志法屋内物品损失30000元。 综上，除为丁志法户落实安置房外，丁志法户的损失还包括：房屋损失（含装修和附属物补偿）134122元，过渡费（暂计算至2019年8月）128000元，搬家费4200元，各项奖励、补助费（其中生活补贴暂计算至2019年8月）230148元，屋内物品损失30000元，合计526470元。鉴于案涉强拆行为发生于2014年3月25日，结合利息损失及相关补偿标准适当提高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杭州市政府应赔偿丁志法各项损失合计650000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丁志法对其主张的40平方米房屋（附房）的强制拆除行为及相应行政赔偿的起诉；二、确认杭州市政府2014年3月25日拆除丁志法户位于杭州市××××号60平方米房屋（主房）的行为违法；三、杭州市政府赔偿丁志法户安置房屋110平方米（高层或小高层），丁志法应进行价格结算并支付相应对价；四、杭州市政府赔偿丁志法户房屋损失（含装修和附属物补偿）、搬家费、过渡费、各项奖励及补助费、屋内物品损失、利息损失等合计650000元；同时，杭州市政府应自2019年9月起，按3000元/月的标准向丁志法户继续支付过渡费，并按900元/月的标准向丁志法户继续支付生活补贴，直至杭州市政府为丁志法户落实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安置房之月；五、驳回丁志法的其他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评估费人民币4410元，均由杭州市政府负担。 丁志法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是行政赔偿判决，实际上是拆迁补偿判决，明显错误。二、涉案房屋系不动产，依法应适用20年的最长期限。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主张的40平方米房屋（附房）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请超过法定期限错误。而且上诉人早就以涉案行政行为以原审第三人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行政行为是同一个，即拆除60平方米主房和拆除40平方米（附房）的行政行为应为同一个行政行为，上诉人即便之后完善了诉讼请求，也不属于超过起诉期限。而且拆除房屋面积属于需要查明的事实，是实体问题，不是程序问题。三、国家赔偿与拆迁补偿不同。国家赔偿带有惩罚性质，是违法行政机关应该承担的代价。本案是国家赔偿案，赔偿标准应高于拆迁补偿的标准。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杭州市政府完全按照拆迁补偿对上诉人进行赔偿，明显混淆国家赔偿诉讼和拆迁补偿诉讼，没有任何惩罚性质，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使得被上诉人违法强拆没有任何违法成本。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利于本案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也无法警示教育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四、行政赔偿不同于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实施合法行为给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由国家给予补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行政机关实施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由国家依法给予赔偿的制度。为了体现国家赔偿的惩罚性，充分保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应当高于其应当获得的拆迁补偿。对于被拆房屋评估时间节点、屋内物品以及临时安置过渡费等拆迁补偿，不应依据拆迁公告作出之时或者房屋被拆之时的拆迁政策，而应当依据生效判决之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的拆迁政策予以确定，而且应当高于拆迁政策。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杭州市政府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违法强拆时应当制作财产清单并进行公证，但其拒不提供涉案强拆时的财产清单和公证材料，故应当认定上诉人举证的财产损失。且上诉人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能够证明屋内物品损失情况，原审法院仅酌定赔偿3万元，明显偏低。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杭州市政府强行拆除上诉人位于杭州市××××号60平米主房及40平米附房的行政行为违法；改判杭州市政府将位于杭州市××××号的房屋恢复原状或者建造类似房屋样式、不低于原建筑面积、地理位置相近、不低于原装修标准的房屋；或者异地（附近）提供同样面积的土地，由杭州市政府按照原来样貌、样式、标准、面积进行建造和进行装修；改判杭州市政府赔偿强拆造成的物品损失27.687575万元。 杭州市政府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陈菊芬户已与拆迁人签订了补偿协议，房屋主体基本腾空，拆除案涉房屋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将潘玲瑛作为“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认定符合安置条件系事实认定错误。《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了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可以计入安置人口。该项规定虽然没有规定计算结合时间的始点，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认为应当从《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计算，部分认为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日计算。本案中，丁志法户系陈菊芬户分家而来。2009年8月7日，陈菊芬户已与拆迁人、动迁机构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将部分房屋腾空交付。即使按照更有利于丁志法户按照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日计算，潘玲瑛此时与丁志法结婚不满一年。故一审法院认定潘玲瑛为安置人口错误。二、一审判决扩大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丁志法户安置人口为2人不当，依法应当改判。房屋安置面积依法应当调整为55平方米。过渡费、补助、补贴和奖励部分按安置人口计算的部分按1人进行计算，按面积计算的部分按55平方米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并依法改判。 钱江新城管委会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及涉案行政赔偿责任、方式、标准及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根据丁志法、杭州市政府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及一审判决情况，现就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拆除40平方米附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2005年4月11日丁志法与陈连弟达成的离婚协议中并未涉及丁志法起诉时主张的40平方米附房归属，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丁志法对该附房享有合法权利。且涉案房屋于2014年3月25日被全部拆除，丁志法2018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前并未就涉案附房被拆除主张权利或者寻求救济，故可以认定丁志法针对40平方米附房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丁志法对其主张40平方米附房的强制拆除行为及相应行政赔偿的起诉，并无不当。丁志法主张对40平方米附房的起诉应当适用20年最长起诉期限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拆除60平方米房屋的合法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丁志法与陈连弟于2005年4月11日协议离婚，双方约定涉案220平方米房屋中的60平方米归丁志法。故陈菊芬在未经丁志法授权及追认的情况下，于2009年8月7日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丁志法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钱江新城管委会在明知未与丁志法就涉案房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且丁志法拒绝搬迁的情况下，未履行法定程序即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应当确认违法。钱江新城管委会系事业单位，上述违法行为的后果应当由组建该单位的杭州市政府承担。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杭州市政府2014年3月25日拆除丁志法户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三叉花苑9幢13号60平方米房屋的行为违法并确定杭州市政府对此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杭州市政府主张陈菊芬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故拆除涉案房屋具有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赔偿方式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丁志法在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为“按照原来样貌、样式、标准、面积进行建造和进行装修”，该赔偿请求在涉案房屋已被拆除，涉案土地已重新规划利用的情况下，事实上不可能得到支持。本案系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引发的行政赔偿争议，在确定赔偿方式问题上需要综合协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杭州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依法全面保障丁志法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在查明相关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判决杭州市政府在给予丁志法相应面积标准安置房的同时支付相应赔偿金（已包含房屋损失、过渡费、搬家费、补助、奖励及因强拆造成的屋内物品损失等项目），并无明显不当。 四、关于安置人口的计算。原《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被拆迁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计入安置人口：（一）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亦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被补偿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计入安置人口：（一）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本案中，案涉《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的拆迁期限为2002年10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后经延期至2017年3月30日。丁志法与潘玲瑛于2009年1月9日登记结婚时陈连弟户尚未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涉案房屋亦直至2014年3月25日才被强制拆除，且涉案区块回迁安置至今尚未启动。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潘玲瑛符合“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的条件，应当计入安置人口，并无不当。杭州市政府提出本案应当以陈连弟户的签约时间作为《条例》所规定的“结婚三年以上”的起算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五、关于赔偿金数额的确定。1.房屋损失。原审法院委托恒信评估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补偿价值评估。恒信评估公司就评估时点（2014年3月25日和2019年6月14日）分别出具两份评估报告，评估金额分别为492899元和482067元，原审判决以房屋被拆除日作为评估时点确定房屋损失赔偿金额，并无不当。2.过渡费。原审判决以房屋强拆日作为起算点并补足因过渡房面积不足而应增加的一人过渡费的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丁志法主张过渡费标准应当适用生效判决之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的拆迁政策以体现国家赔偿的惩罚性，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屋内物品损失。丁志法主张杭州市政府应赔偿其因强拆造成的物品损失共计27万余元，并提供了清单。原审法院酌定赔偿屋内物品损失30000元。丁志法上诉认为上述酌定赔偿数额明显偏低。经查，钱江新城管委会拆除涉案房屋时并未制作物品清单并进行证据保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应由杭州市政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由于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屋内物品因强拆造成的具体损失，原审法院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结合丁志法提交的照片等证据，酌定杭州市政府赔偿丁志法屋内物品损失30000元，并无明显不当。丁志法主张戒指、项链、手链等贵重物品因强拆而丢失，但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贵重物品在拆除现场客观存在以及各自的具体价值，故人民法院亦无酌定上述物品之基础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丁志法、杭州市政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丁志法、杭州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评估费4410元，由杭州市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徐亮亮 审判员  马国贤 审判员  刘家库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