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鲁06刑终641号原公诉机关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军，男，1958年7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汉族，本科，中共党员，栖霞市税务局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及现居住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2018年1月22日因涉嫌犯伪造印章罪被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1月22日被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辩护人韩业明，山东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杜军犯伪造印章罪一案，于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作出（2019）鲁0611刑初10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杜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烟台中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于2010年10月成立,成立时该公司在栖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申请刻制公司印章并进行了备案。被告人杜军参与了该公司成立筹备工作并在该公司承担经营销售等工作。2013年冬,被告人杜军在没有告知公司股东、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刻制一枚“烟台中达建材有限公司”印章,并于2014年9月份在与河北荣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威公司）签订的《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中使用该印章。后又因为履行上述合同产生纠纷,以中达公司名义起诉荣威公司至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使用该印章。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杜军的供述，证实其于2013年冬天在中达公司实际控制人衣秀东的同意之下，在烟台开发区德胜商城刻制了一枚公司印章，目的为了承揽业务方便，这枚印章一直保管在其手中，公司的其他董事也不清楚。在中达公司起诉荣威公司一案中，其把印章交给王某2，在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加盖印章。这枚印章在王某3和荣威公司之间的业务上以及民事诉讼中使用过，还有一些简易合同也使用过等有关事实。2.证人薛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3、4月份，荣威公司和烟台市福山区高瞳宏图建材厂签订道路施工合同，该合同是其和郭丙善、王某3三人签订，后由于6、7月份商议由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给荣威公司供应混凝土，2014年9月其先在《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买方法人代表处签上名字并盖上荣威公司印章，后将该合同给王某3、王某1、王某2四人当中的一个。该合同当时上面也没有中达公司字样的印章，之后其就将此事忘记了。2016年7月4日，荣威公司接到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送的起诉状和出庭传票，其才知道是中达公司将其公司起诉，索要混凝土款5264500元，后来一审败诉，荣威公司上诉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有关事实。3.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5、6月份，荣威公司确定使用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混凝土，2014年9月份，其和王某2起草了《钢筋混凝土采购合同》。后其联系中达公司的杜军，在两份合同上加盖了中达公司的公章，然后将两份合同给了荣威公司，荣威公司加盖公章后给了其一份。2015年底工程结束。荣威公司没有支付混凝土货款，因为合同是以中达公司名义所签，所以以中达公司名义将荣威公司起诉至福山区人民法院。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夏天，王某3和荣威公司商量供应混凝土，其协助王某1负责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工作，所以王某1让其制定了《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当时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资质已经办好了，但是具体资质执照没有下发，所以就以中达公司的名义和荣威公司签订了《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中达公司再委托临港公司负责供应混凝土并结算款项，王某1联系中达公司在合同卖方加盖公章后，将合同给了荣威公司一份。后来具体的混凝土供应一直是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供应，但荣威公司没有支付货款以及后来因该合同发生混凝土款纠纷，在诉讼期间王某2拿着有关诉讼材料找杜军加盖了中达公司印章，以供起诉使用。5.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中达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混凝土，王某1和这家公司熟悉。2013年期间亿豪风电将风电场工程包给荣威公司，随后荣威公司和其经营的宏图建材厂签订了该风电场的道路施工合同。后其和薛某、郭丙善、岳波等人多次到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混凝土，当时其告诉薛某说临港混凝土公司的资质已经办好了，但具体资质执照没有下发。薛某和郭丙善当时对此情况都知道，他们当时说只要混凝土质量合格，其他的他们无所谓。其就安排儿子王某1具体联系了中达公司，用他们的名义和荣威公司签订了《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中达公司又委托临港公司向荣威公司承建的高疃风电项目供应混凝土，混凝土的供应和结算都由临港公司具体负责。后在履行合同过程因荣威公司结款问题发生纠纷，王某1和中达公司将荣威公司起诉。6.证人高某的证言，其是在2013年8月8日至2017年3月中旬在中达公司担任调度和车队队长，其工作期间中达公司法人是曲某、董事长是杨兆军的舅舅，居住在美国，2016年期间去世，2013年到2014年底中达公司总经理是刘某，销售副总经理之一是杜军，2015年1月至2016年10月总经理是杜军，2016年10月之后总经理是杨兆军，中达公司一直就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说了算。总经理管理范围包括外销及公司日常事务，副总经理主要是管外销混凝土同时还有权利签订混凝土供应合同。日常公司印章都在总公司会计手中，需要盖章都到总公司办理。中达公司在2013年、2014年期间给王某3供过风电项目的混凝土等有关事实。7.证人曲某的证言，证实中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成立之初投资人有江某、孟德全、刘某和曲某。其从2010年10月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刘某。2012年下半年其离开之后，中达公司交给刘某负责，刘某担任总经理以后是否再有副总经理其不清楚。在其担任中达公司总经理期间，杜军在公司没有职务，但杜军在公司创立之时帮助公司协调政府等相关部门事宜，他是公司创立的重要帮手，从开始到其在职期间杜军一直为公司承揽业务。其公司都是在栖霞市公安局备案的印章，杜军手中是否曾有过中达公司印章其不清楚。8.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中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公司法人是曲某，公司董事长衣秀东居住在美国，2016年4月前后去世。成立之初投资人有江某、孟德全、刘某和曲某。其从2013年初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至今，公司没有副总经理。中达公司印章就一套，是在烟台市公安局备案刻制的，印章保管在公司会计曲平手中，印章多数在开发区德胜商城附近的办公地保管，搅排站需要盖章一般是领导同意后由曲平具体办理。其和杜军是工作关系，从中达公司成立开始杜军就在那里工作，他和董事长衣秀东是朋友关系，杜军主要是协调对外的一些事情，在公司没有职务，2010年成立到2012年下半年总经理是曲某，其和曲某搭档具体负责日常事务。杜军从2010年到2016年在中达工作，平时他也出去承揽业务，具体业务他也有提成，平时还有公司发放的经费，他在财务处没有工资。杜军在中达公司是帮忙，具体都是董事长衣秀东安排的。杜军有权利对外承揽混凝土的销售，至少要有简易合同，杜军在中达期间签过不少合同，中达公司给王某3或其公司供应过混凝土等有关事实。9.证人邢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在中达公司诉荣威公司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二审中担任了中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2016年2月前后，烟台市捷鸿铸造有限公司经理王铭春找到其，提交了《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以及烟台临港公司和荣威公司有关混凝土的对账单，其看后觉得该合同诉请证据确凿，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之后起草了民事起诉状，并将需要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风险告知书》、《案件追踪表》等相关法律文书连同民事起诉状一起交给了王铭春，叫他在文书上圈认的地方盖中达公司公章。后王铭春将盖有中达公司公章的起诉材料交给其，其中包括中达公司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福山法院一审宣判之后，荣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烟台中院提起上诉，在诉求中提出中达公司的印章不是备案的印章。之后烟台中院让其提交有关中达公司印章的使用情况说明，其找到杜军询问情况，杜军称公司有两枚印章，一枚备案的印章在公司法人处保管，合同中的印章是由杜军自己保管使用的。10.证人于某的证言，证实烟台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法定代表人是王某3，现在变更为柳军杰。其在该公司负责混凝土的生产，当时公司的生产资质还在办理之中。中达公司成立在2011年前后，王某3公司的一些业务、工程使用过他家的混凝土，2014年左右荣威公司承揽的高疃风电项目就使用过中达的混凝土。中达公司可能是在临港公司的资质办好之后就停止向风电工地供应混凝土，具体原因不清楚。日常工作中听工人或者司机讲过中达公司负责人叫杜军，大家都管他叫“杜局”，其和杜军没有接触，只是知道这么个人。11.证人吕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中达公司司机，中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公司法人代表是曲某，公司人都说公司董事长是美籍华人，但其没有见过。其是2011年9月开始就在中达公司工作，是混凝土罐车司机。公司成立之初曲某和刘某、杜军等人负责该公司的筹建，他们都是公司高层负责日常管理和销售。曲某在公司筹建之后就离开了，之后公司开始由杜军和刘某负责，杜军负责给公司揽活、原材料进出、混凝土销售、也负责签销售合同。刚开始公司基本上都是由杜军承揽业务，因为当时杜军是在栖霞税务部门工作，是他一手引荐这个项目筹建的中达公司，当时因为身份问题，他的名字好像没有出现在公司筹建的相关手续之中，但是杜军是公司说算的人员，公司日常的工资发放、日常费用支取、原材料进取等等都是杜军签字，行使总经理职责。其不认识江某、孟德全，2017年底离开公司时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2013年、2014年前后，公司调度安排其和其他司机一起往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一个风力发电项目工地运送混凝土，使用混凝土的施工方是荣威公司。12.证人江某的证言，证实中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曲某是公司法人。公司是衣秀东投资1000万元成立的，但具体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投资人有江某700万、孟德全100万、刘某100万和曲某100万，孟德全只是挂名，曲某是衣秀东的秘书、刘某是衣秀东的司机。当时衣秀东在栖霞开公司时已经查出患有重病，他为了激励员工，按照工商登记的出资额给干股。曲某从2010年10月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刘某，后来在2012-2013年左右曲某离开之后公司交给刘某总负责。大约2015年左右，衣秀东安排亲外甥杨朝钧开始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之后杨朝钧安排杜军担任公司的业务经理。2017年左右杜军离开公司。公司印章多数是在朱英桥手中，杜军手中是否有公司印章其不清楚。其接手之后发现公司与福山王某3有过业务往来，其中一项是福山高疃风电项目，杜军在公司成立时帮助过公司，他可以承揽业务，但其认为签订合同、索要欠款、提起诉讼应该有法人或者指派人员办理，公司以前是否是这样操作的其不清楚，是衣秀东安排包括杜军在内这些人进行公司管理经营。1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中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曲某是公司法人，公司是其舅舅衣秀东投资成立的，但具体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投资人有江某、孟德全、刘某和曲某。曲某当时是衣秀东的秘书、刘某是衣秀东的司机。他两人在公司管理，曲某离开公司较早，公司日常事务由刘某管理，当时还有杜军也经常到公司，他在公司没有明文规定是负责人，但参与日常公司业务的承揽和销售以及后期结算货款等业务。衣秀东长期在国外，现在已经去世了。其是从2016年左右在衣秀东安排下接管公司，主要就是追索公司的外债，其接手之后发现公司与福山王某3有过业务往来，且其接手公司管理后才认识杜军，了解到公司创建之初是杜军帮助公司创建并且协调办理公司的事务，他可以承揽业务谈合同。14.中达公司工商档案（公司章程、企业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企业变更情况、法定代表人信息），证实中达公司注册成立于2010年10月22日，注册资本1000万，法定代表人曲某。股东为江某（认缴出资700万）、曲某（认缴出资100万）、刘某（认缴出资100万）、孟德全（认缴出资100万）。其中曲某职务为执行董事、刘某为监事。15.公安机关公章备案登记单，证实中达公司于2010年10月25日在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并登记备案的印章有两枚，一枚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其中公章下缘为带编码的印章。16.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授权委托书、判决书等，证实中达公司在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上盖章，但该印章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的印章不符，结合其他证据证实该印章系杜军所盖。17.2016年中达公司年度工作目标、工资分配及考核办法、人员岗位及工作分工、费用计划表及和解协议等，证实杜军代表中达公司对外联系供货、收款等工作的有关情况。18.国税局证明，证实杜军系栖霞市国税局退休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19.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由薛某于2016年9月18日向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报案称中达公司与王某3涉嫌虚假诉讼，公安机关经审查后不予立案。后薛某又于2017年4月2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某3等人涉嫌伪造公章，公安机关于当日受理，并于2018年1月19日对杜军以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予以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杜军到案接受讯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杜军伪造公司印章并予以使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杜军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即自动到案，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杜军伪造公司印章并使用一次二次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情节轻微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杜军伪造公司印章，不仅仅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而且在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上加盖用于民事诉讼活动，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不能认定为其行为情节轻微，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以被告人杜军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公诉机关不抗诉；原审被告人杜军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上诉人杜军对于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一审判决量刑过重，杜军系初犯，没有前科，到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供述案件相关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在庭审中积极主动认罪认罚，并积极缴纳罚金。上诉人杜军犯罪情节轻微，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请求对杜军适用免于刑事处罚。其辩护人提出相同辩护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提审过程中，上诉人杜军以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构成立功为由，要求对其减轻处罚。本院认为，上诉人杜军实施了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并且实际使用了该伪造的印章，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上诉人杜军在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后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原审已认定其系自首并予以从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主张犯罪情节轻微的问题，因上诉人杜军不仅将该伪造的印章用于承揽业务的合同以及一些简易合同中，还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中加盖该印章，原审法院认为其行为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因而不能认定为情节轻微，该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杜军及其辩护人主张上诉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请求对上诉人免于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杜军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认定。综上，杜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武 静审判员 刘光星审判员 褚兴玉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