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6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修钊，男，196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懋均（叶修钊的父亲），男，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建政，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车站大道547号信合大厦A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77212117L。法定代表人：陈宏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逸凡，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立峰，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修钊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村商业银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02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修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甚至连门牌号这样基本的事实都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纯属子虚乌有，毫无根据。1.涉案房屋的门牌号码××，而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编号，由于紧靠着530的叶银萍家（即诉状中提及的叶永迪），故拆迁办使用了530-1号的门牌，在拆迁协议书上就使用了530-1的门牌号。2.房屋是叶显育家，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中的税务登记表、用电所指向的就是叶显育家的房产。因此，532号并非涉案房产，而是由于涉案房产面积相当小，温州市龙湾区蒲州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蒲州农村信用社”）之后就另外租赁了532号的叶显育家房产用以经营。3.上诉人的拆迁权益是124.07平方米，而被上诉人所称的面积是39.76平方米，完全不是一回事。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切资料与上诉人的拆迁权益无关。4.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称“涉案房屋的前身在解放后由蒲州村村民张国梁的奶奶居住，因老人逝世后没钱安葬，当时就由蒲州农村信用社出资为老人办理了后事，老人一家为表示感谢，腾离该房屋并经村里同意将该房屋转让给温州市龙湾区蒲州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有”，该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张国梁的兄长张国成已经出庭作证，证明根本不存在“老人逝世无钱安葬，由蒲州信用合作社出资办理其后事”的事实情况，故也根本不存在“老人一家为表示感谢，腾离该房屋并转让给蒲州信用社”的事实情况。5.张国梁奶奶曾经短暂居住是事实，但张国梁家根本没有权利“转让”房产给被上诉人的前身蒲州农村信用社；村里根本没有同意“转让”，也没有权利“转让”。对于上述基础事实，一审法院并没有结合证据、证人证言予以认证，而是简单地以“经审理本院认定”进行径直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以1938年地籍图主张权利，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不知从何说起。一审法院对于1938年的地籍图不予确认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都应当予以采纳。涉案房产最早是上诉人曾祖父叶星桥所有，根据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即公元1938年2月）的地籍图显示，包括涉案房产在内，共有六处房产；且对于其他房产，上诉人已经按照1938年地籍图主张了权利。三、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关于“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来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被上诉人于1976年拆除重建涉案房屋本身就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只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才得以非法占用。客观上，正是因为被上诉人是非法占用涉案房产，所以才至今无法办理房产的物权登记。不能因为被上诉人一直占用，就可以从非法变成合法。四、本案涉及台胞台属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由于叶星桥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乡长和保长，故解放后是被人民政府管制的对象，其于1958年去世；上诉人的伯父叶懋龄（又名叶干云）在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故在历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因素给上诉人一家带来了不利，才导致当时涉案房产被他人占用。上诉人的祖父叶鹏飞是在1978年去世。到了90年代初，被蒲州综合商店占用的祖辈房产也随着台属政策的改变返还给了上诉人家庭，故完全是历史原因才导致涉案房产一度被他人占用。但这不能改变涉案房产属于上诉人一家的事实。2016年初上诉人父亲也将涉案房产用于出租。补充理由如下：一、张国梁奶奶是1986年10月份去世，其居住的房子是300元卖给叶永迪，有买卖契约为证的。涉案房子虽然是蒲州农村信用社改建的，但蒲州农村信用社曾经多次去土地局、房管局要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但没有得到办理。蒲州农村信用社是1982年12月28日成立的，而不是1976年成立。二、温州市鹿城区房屋是两间两层房屋，建筑面积达70多平方米。涉案房屋是上诉人的二叔父叶显周和上诉人的曾祖父的，二叔父并没有娶妻子。上诉人的二伯父叶懋龄当时在台湾，上诉人的曾祖父是盲人又是国民党人，其在大陆都是由上诉人的父亲照顾的，故在上诉人的曾祖父去世后，二伯父叶懋龄说涉案房屋就给上诉人的父亲。三、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属被上诉人所有，其一审提供的证据营业执照等与涉案房子无关。蒲州农村信用社证人黄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蒲州街房子门牌改了三次，蒲州农村信用社原来也不认为房子是自己的，曾经去房产局办理过户登记，房产局也没有给其办理，且信用社证人黄某当时也称不知道房子是谁的，是租赁的。被上诉人农村商业银行辩称，一、涉案房屋原建于1976年，被上诉人实际离开这套房子是在2016年10月份，故被上诉人占有使用该房屋40年是不争的事实。因2016年蒲州街片区实施拆迁安置工作导致利益输出比较大，进而产生本案纠纷。二、关于门牌号问题，532号门牌号一直挂在涉案房屋上，叶显育为何使用这个门牌号是因为管理混乱，存在门牌号混用的问题。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明确提出门牌号也只是一个初步识别地理位置的作用，而不是确认权属的作用。被上诉人当时已经很明确指出涉案房屋的四至范围，即涉案房屋在什么地方及涉案房屋的面积具体是多少后，要求确认532号房屋是被上诉人的。况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一份其自称与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一审判决书中已经明确载明是应上诉人要求将涉案的532号房屋39.76平方米纳入了所谓的530-1号房屋。因为事实上也不存在530-1号这么一个门牌号，这其实是拆迁办经现场调查之后临时编的门牌号。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针对门牌号进行争论。况且，被上诉人已经拿着一审判决书去征收办进行了备案，若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则会马上进行确权。如果存在台胞台属在大陆有合法合理权利需要主张的话，其可以向主管部门反映申诉，不需要过大渲染台胞台属的氛围。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村商业银行于2019年2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房屋（建筑面积39.76㎡）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农村商业银行所有；2.案件诉讼费用由叶修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诉争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建筑面积39.76㎡），该房屋未进行所有权登记。该房屋系由农村商业银行前身蒲州农村信用社管理和使用。该房屋因破旧，蒲州农村信用社于1976年进行迁除重建。该房屋重新建造后，由蒲州农村信用社作为其营业房使用，后由于蒲州农村信用社有了新营业房，于是，蒲州农村信用社将其作为员工食堂和员工休息室并存放杂物。2016年10月份，叶修钊强行占有该房屋。因诉争房屋所在区域路段列入拆迁范围，叶修钊于2017年11月25日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滨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滨江街道办事处”）签订《温州市鹿城区房屋征收（征地房屋补偿）住宅用房产权调换及货币收购市场化安置协议书》，载明：滨江街道办事处根据叶修钊的要求，将本案诉争坐落于起安置，合计建筑面积为120.08㎡。另查明，2001年9月，因行政区划调整，蒲州农村信用社划入“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社”，后更名为“温州市郊黎明农村作用合作社蒲州街分社”。2005年5月因改制，由“温州市郊黎明农村作用合作社蒲州街分社”更名为“浙江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州街分社”，2013年6月，“浙江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州街分社”又更名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州街分社”。2018年10月18日，滨江街道办事处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该《告知单》称经查，位于房屋拆迁，滨江商务区改建办蒲州现场办因该房屋存在权属纠纷，待农村商业银行与叶修钊的权属问题解决后再进行补偿安置。叶修钊向一审法院提供1938年地籍图，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其祖父叶星桥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房屋系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蒲州农村信用社于1976年进行迁除重建，由农村商业银行下属蒲州街分社使用至2016年10月，双方没有异议，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涉案房屋已由相关部门征收拆迁，该房屋因拆迁而灭失，故确认原温州市鹿城区房屋产生的拆迁安置权益由农村商业银行享有。叶修钊抗辩称其已向一审法院提供1938年地籍图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其祖父叶星桥所有。因其以该1938年地籍图主张权利，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故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房屋（建筑面积39.76㎡）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农村商业银行所有。案件受理费80元，由叶修钊负担。在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证据1.照片1张，证明涉案房屋在被拆除前的状况。证据2.7位老人的证明，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祖辈所有的事实。证据3.上诉人的伯父叶干云（又名“叶懋龄”）的书面说明，证明叶懋龄对相关事实的说明。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938年地籍图显示涉案房屋是一层木制结构，但照片上的房屋是砖瓦两层房屋，故不是诉争的房屋。关于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其证明内容跟一审陈述内容不符，上诉人一审称叶星桥解放前就已经去台湾，但二审提供证明又称解放后才出租房屋。证明应属于证人证言，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村委会出具的内容是对村民身份的确认情况而不是对于所谓证明内容的确认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上诉人有请求没有异议，但没有看到其向台办部门反映的相关材料。本院认为，证据1、证据3均无法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所有等二审待证事实。证据2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法律规定，结合被上诉人的相应质证意见，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所有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均不予采纳。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陈述上诉人的伯父叶懋龄曾返回大陆时向台办组织反映要求处理其与农村商业银行之间关于房屋的纠纷，具体情况其并不清楚，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曾经就涉案房屋向台办部门主张权利，叶懋龄来大陆很多次，上世纪80年代末返回大陆就有向台办主张该事情，但因为时间间隔很久且人员流动较大，所以无法向台办收集相关材料。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主张其在村里的房子共有四五套，但实际上争回来就一套，该证人证言是模糊不定的，其证言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陈述上诉人伯父通过台办请求解决涉案房屋权属问题，但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所有的待证事实。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的前身蒲州农村信用社于1976年进行拆除重建，此后几十年来一直由被上诉人的下属机构蒲州街分社使用。上述事实结合当时蒲州大队副书记朱景权关于涉案房屋在重建前的老房子系当时蒲州大队给予被上诉人的前身蒲州村信用社的陈述意见，无足以反驳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一方原始取得，依法应属于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称1938年地籍图可证明所涉房屋系其祖父叶星桥所有，但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历史沿革，1938年至今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该地籍图不足以认定所涉土地权属仍属于上诉人一方，况且原房屋已经拆除并由上诉人一方重建，故上诉人称涉案房屋仍属于己方所有，明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正确。因涉案房屋现已拆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由被上诉人享有，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至于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的门牌号××的问题，被上诉人在答辩意见中对此已经作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且一审法院已查明涉案房屋系纳入蒲州街530-1号房屋一并安置，故其门牌号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叶修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明岳审判员  柯丽梦审判员  张元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潘文舒书记员戚彬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