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5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528号现代华都4栋1单元2801房。负责人：周理，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理，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528号大华宾馆28楼。负责人：夏尔琪，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江洪，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帆，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花桥村宋二塘。法定代表人：石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南纲维（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师事务所）与被上诉人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盈科律师事务所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3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振兴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2、判令由振兴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与振兴公司就振兴公司与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公司）侵权纠纷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关于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的侵权纠纷，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与振兴公司分别签订了《备忘录》和《委托代理合同》，双方不仅约定了差旅费，还约定了代理律师费，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自2011年6月11日起至2016年2月将近5年时间，一直坚持为振兴公司代理该起案件，主要是为了最后的代理费。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振兴公司多次起诉、撤诉等，耗费了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大量时间和精力及差旅费等。振兴公司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严重违反合同的约定，在没有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终止或者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与其他律师签订合同，并且在该案的二审程序中不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参与，虽然该案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但不是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的过错，振兴公司不能以该案件最终败诉来对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按照合同约定振兴公司未经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同意，干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履行职责，致使案件不能进行或蒙受损失，振兴公司应按起诉的诉讼标的的60%赔偿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的代理费。振兴公司无故终止和解除委托协议，给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带来的损失或者合同履行完毕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应该所获得的利益应予以赔偿。2、关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与振兴公司就振兴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委托事实认定错误。关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与振兴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在委托代理协议》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中明确约定振兴公司应当支付前期律师费10万元，还应该支付其他费用40万元，实际上振兴公司在2012年12月28日只给周理支付了30万元，其中10万元是律师费，在振兴公司打到周理的账户后，周理当天就转入了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账户，振兴公司并没有额外支付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振兴公司转给周理的30万元，其中有10万元是律师费，应从周理收到的30万元中扣除。2013年4月22日的10万元是周理为该案执行过程中的代理费用，不是二审费用。周理接受振兴公司的上诉代理后，按照程序完成了二审所有程序，并且开完庭，由于振兴公司没有缴纳上诉费，开完庭后，二审法院多次催振兴公司缴纳上诉费，振兴公司始终没有交齐上诉费，被二审法院按照撤诉处理。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作为上诉人的振兴公司撤回上诉，应该支付全额的律师费。一审法院对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反诉事实没有审理，一审法院对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反诉事实认定为：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一方主体并未得到振兴公司的认可，其基于该协议提出的反诉主张无事实依据。实际上振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饶德宗对周理已经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执业是知晓的，且多次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与周理沟通该案件，且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振兴公司的委托书为证。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请求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未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在举证期限内依法向一审法院审理调取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和（2013）湘法民申字第647号民事裁定的开庭笔录，（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案件的开庭笔录，可证明周理为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开完了庭，因振兴公司没有完全缴纳上诉费，导致该案按撤回上诉处理。振兴公司应该按照约定向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支付律师费。（2013）湘法民申字第647号案件的开庭笔录，可证明周理为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该案申请再审成功。再审成功后，振兴公司将该案件委托给其他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代理，振兴公司的违约行为严重侵害了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审理此案严重超越审限，程序违法。三、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振兴公司违约，应该足额支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律师费及差旅费。四、2013年12月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签订的《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合法有效，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有权向振兴公司提起反诉。振兴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的上诉请求。本案两个委托合同都是风险代理，前期收费是10万元，后期是按照胜诉结果按比例收取代理费，该两案最终都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故不应当收取风险代理费。本案中振兴公司因本案涉及的两件案件共计支付了143万元，振兴公司诉讼请求是要求退回123万元，一审法院支持退回80万元，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已经收取了63万元，对于风险代理的案件，在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且收取了如此多代理费的情况下，振兴公司出于了结双方之间纠纷才没有提起上诉，按照合同约定，两个案件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律师只能收取20万元前期基本费用。本案中涉及的委托关系事实清楚，款项交割也很清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的上诉请求。盈科律师事务所辩称，一、关于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的案件，与盈科律师事务所无关，盈科律师事务所不予答辩。二、关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案件，盈科律师事务所认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上诉意见。盈科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振兴公司、周理、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2月16日振兴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事实认定错误。《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系振兴公司私下与周理签订，该协议仅有周理的签字，盈科律师事务所并未盖章，一审庭审过程中振兴公司、周理均未提供盈科律师事务所对周理进行了授权的相关证明。2、一审法院认定周理作为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代表收取了2012年12月28日饶德宗指令梁小妹支付的30万元，2013年4月19日饶德宗指令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10万元，共计40万元，事实认定错误。盈科律师事务所与振兴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周理仅为诉讼代理人，并非盈科律师事务所财务工作人员，双方对收款账户进行了明确约定，振兴公司能明确理解应将代理费汇入盈科律师事务所指定的律所账户，且第一笔10万元律师代理费也是汇入盈科律师事务所账户，盈科律师事务所并未授权周理私下收取任何费用，周理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将周理个人收费行为判决由盈科律师事务所退还费用系法律适用错误。若《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系盈科律师事务所与振兴公司签订，周理收取费用系代理行为，原审法院判决盈科律师事务所退还也属适用法律错误。《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约定“……甲方完全自愿按下列标准向乙方支付本案的实际支出费：1．在二审诉讼程序中，甲方支付乙方前期费用除10万元律师费外，另外在签订协议时支付20万元作为办案前期费用，在案件进入二审审理程序时再支付实际费用20万元，如果该20万元不够，再由双方按照实际需要确定；……2．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无论结果如何，该已经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案件是由于振兴公司未按期缴纳案件受理费，案件结果不能归责于代理人。基于上述事实，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盈科律师事务所非但不用退还振兴公司费用，振兴公司还应当补交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综上，周理与振兴公司为规避需向律所缴纳的费用，私下签订协议，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盈科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将助长律师私下收费行为，将会对律师行业造成不良影响。振兴公司辩称，一、盈科律师事务所认为《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是振兴公司与周理串通签订与事实不符，振兴公司并不清楚律师费的规定，而作为律师应是清楚的，所以不存在串通，而是一方律师恶意规避律师费规定的违规行为，周理当时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盈科律师事务所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中约定，前期支付10万元，后期支付20万元，款项已全部支付并领取，至于款项是谁领取了是周理与盈科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且一审法院没有支持退回相关费用，故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辩称，同意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振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共同向振兴公司返还律师风险代理费123万元以及逾期返还的资金占用期内的利息（自2016年3月1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判令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振兴公司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振兴公司支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费27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逾期利息按人民银行确定的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为止；2．判令振兴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有关振兴公司和中发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的事实2011年6月11日，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甲方，振兴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其中载明：“甲方有关的法律事务，需要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与之进行合作，乙方愿意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现就有关事项的合作事宜，经过几次谈判，合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该备忘录第一条“合作内容”中约定：“2．矿权纠纷维权，向侵权方提起民事诉讼”。第二条“工作计划、目标”中约定：“5．着手收集中发公司对委托人矿权侵害的事实证据，争取尽快对其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第三条“委托方为承办律师提供的工作条件”中约定：“4．律师办理案件工作的费用10万元包干使用：（1）律师办理案件工作费用包括花垣县域以外的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在花垣县域内的所有费用由甲方承担；（2）法院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暂由委托人垫付；（3）相关调查案件的取证及形成材料的费用”。第四条“合同签订及律师费收费标准”中约定：“中发公司的民事赔偿案，风险提成比例为：乙方提取胜诉额60%作为律师代理费”。周理作为甲方代表之一在该备忘录上签字，饶德宗作为乙方代表在该备忘录上签字确认。2011年9月7日，振兴公司作为甲方，饶德宗作为甲方代表人，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为（2011）盈长沙民字第244号，其中约定：“甲方因与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非法盗采矿产资源侵权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为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为主组成的律师团队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事项为与中发公司采矿权侵权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和执行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经双方约定，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理起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上诉、申请执行、代收案件执行案款，在诉讼过程中，乙方考虑本案的情况，有权自行或在法院的主持下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三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收费按生效判决执行回款数额的60%支付代理费……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由甲方支付；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的差旅费应当由甲方支付（按2011年6月11日的备忘录执行）”。协议第五条中约定：“1．甲方违反本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未经乙方同意独立行使特别授权的权利，干扰乙方履行职责，致使案件不能进行或蒙受损失，甲方按起诉的诉讼标的的60%赔偿乙方的代理费；2．乙方按本代理协议坚持诉讼程序做下去，不能中途终止诉讼，中途终止诉讼应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及鉴定费”。当日，振兴公司向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并明确周理为主组成的律师团队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此后，振兴公司以中发公司为被告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了（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交由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后，中发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日作出了（2011）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指定该案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后，振兴公司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了（2012）州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准许振兴公司撤诉。2012年6月10日，振兴公司又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周理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其与中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周理接受委托后，又以中发公司为被告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6日立案受理了该案。中发公司对该案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振兴公司进行了答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6日作出（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交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振兴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了（2013）民一终字第5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振兴公司的上诉，维持了（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振兴公司另行委托了湖南湘行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的诉讼。此后，振兴公司再次申请撤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了（2013）州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振兴公司撤回起诉。2014年5月26日，振兴公司另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其中载明：受委托人为周理，系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振兴公司委托周理作为其与中发公司矿产资源侵权赔偿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振兴公司以中发公司和李志平为被告诉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判令中发公司及李志平连带赔偿振兴公司5900万元等诉讼请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周理作为振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2015年6月8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振兴公司未继续委托周理参与该案的二审及后续审理工作。振兴公司不服该判决另委托了他人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8月8日作出了（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141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后，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了（2016）湘31民初3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振兴公司又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了（2017）湘民终659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另查明：2011年6月14日，周理向振兴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湖南振兴公司前期办案费用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以进账为准，此借条用实际费用发票冲账）”。周理另在借条下方注明：“我们按照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约定的内容，认真完成工作任务，并认真对待每一件事”。2011年6月16日，振兴公司通过花垣县宏达选矿厂的银行账户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2012年12月27日，周理向饶德宗出具一份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饶德宗人民币陆拾万元整，用于湖南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侵权纠纷案件的相关费用，此用途与借款协议一致，此款以转账为准”。2012年12月28日，经饶德宗指定，贾祖凤向周理转账支付了60万元。二、有关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事实2012年12月16日，振兴公司作为甲方，饶德宗作为甲方代表人，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周理作为乙方代表人，双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合同编号为（2012）盈长沙民字第1215号），其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律师为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该协议第四条“甲方的义务”中约定：“（三）甲方应按本合同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不可归责于乙方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乙方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四）甲方指定饶德宗为与乙方律师联系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证据材料、案件事实等”。该协议第五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按照甲方所委托的事项在签订合同时先支付律师费10万元，其余的律师费按以下规定支付：1．案件以判决、调解或者和解等方式结案后，如果法律文书确定甲方需支付的款项数额是原告起诉标的的总额的30%，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200万元整；2．如果甲方需支付的款项数额在原告起诉标的本金总额的20%至30%之间，从20%起除200万元基数外每增加1%，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10%，并以此类推；3．如甲方需支付的款项数额是原告起诉标的本金总额的20%，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300万元；4．如果甲方需支付款项数额低于原告起诉标的本金总额的20%，对其低于部分的数额三七开，七成归甲方，三成归乙方，其三成甲方作为风险代理费向乙方支付……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差旅费用应当先行向甲方预收，具体金额根据差旅情况另行商议，乙方办理法律事务完毕后，应及时凭有关有效票据与甲方办理结算办案差旅费，多退少补”。当日，振兴公司作为甲方，饶德宗作为甲方代表人；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周理作为乙方代表人，双方另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其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律师为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协议第三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一）双方经友好协商，考虑到本案的难度，甲方完全自愿按下列标准向乙方支付本案的实际支出费：1．在二审诉讼程序中，甲方支付乙方前期费用除10万元律师费外，另外在签订协议时支付20万元作为办案前期费用，在案件进入二审审理程序时再支付实际费用20万元，如果该20万元不够，再由双方按照实际需要确定；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对于执行需要的费用再按实际情况由双方确定，如果在二审审理程序不需要实际支出费用时，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二审审理期间的费用，其他还需要的费用以口头约定为准；2．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无论结果如何，该已经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该费用由乙方按照甲方财务制度用相关发票冲减……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差旅费用应当由甲方支付（指在张家界市自治州范围内的费用）”。此后，振兴公司向盈科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0万元，该所于2012年12月28日向振兴公司交付了载明律师费10万元的发票。振兴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周理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2012年12月27日，周理向饶德宗出具另一份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饶德宗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用于湖南振兴公司与湘西州农行借款纠纷案件用，该用途与委托合同和协议为准，并按照协议结算，以转账为准”。2012年12月28日，经饶德宗指定，梁小妹向周理转账支付了30万元。2013年4月19日，振兴公司通过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2013年4月22日，周理就上述款项向振兴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此款用于中国农业银行湘西分行与振兴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的办案费用，该借款用相关办案实际费用发票冲抵”。2013年5月17日，因振兴公司未按规定交纳诉讼费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按振兴公司撤回上诉处理。此后，振兴公司向湖南省人民法院申请对该案进行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647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该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后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了（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周理未参与该案的审理。三、其他事实2013年3月4日、2013年3月19日，饶德宗指令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和3万元。2013年6月27日，饶德宗以自有的银行账户向周理转账支付了20万元。2013年12月，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以及周理签订了一份《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该协议的甲方为振兴公司、乙方为盈科律师事务所、丙方为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丁方为周理，其中载明：“因丁方变更执业机构，对相关业务交接及法律责任承担，四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将签订于2011年8月29日、2012年12月16日的编号为（2011）盈长沙民字第244号、（2012）盈长沙民字第1215号原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主体变更为甲丙，其他内容不变，丁方作为主办律师继续办理该案”。振兴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或盖章确认。此后，周理从盈科律师事务所异动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后于2014年4月23日办妥了登记执业律师事务所为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证》。2016年3月11日，因振兴公司与周理就相关费用发生纠纷，振兴公司投诉至盈科律师事务所。该所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关于周理律师被投诉事件答复》，其中载明：盈科律师事务所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的约定收取了10万元律师费并开具了发票；周理已于2013年12月9日异动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执业；振兴公司投诉的周理另行收取了143万元系其与周理的个人往来。2016年4月13日，湖南省花垣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饶德宗诉周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湘3124民初199号。饶德宗在该案中诉称，其就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农行湘西分行两案分别于2011年6月16日、2013年4月19日分别向周理支付了10万元，共计20万元作为两案的代理费用，其还指示贾祖凤、梁小妹在2012年12月28日分别向周理支付了60万元和30万元；其另就上述两案口头借给周理33万元，分别指示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3月4日、2013年3月19日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和3万元，以自有账号于2013年6月27日向周理转账支付了20万元。2016年10月27日，湖南省花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3124民初199号民事判决，其中载明：“饶德宗诉称的另外三笔款项，即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2年3月19日向周理转账的3万元、2013年3月4日转账的10万元和2013年6月27日饶德宗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向周理转账的20万元…………（周理）另称10万元和20万元以及2012年12月28日30万元转账来源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一份《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饶德宗起诉的款项是基于振兴公司与盈科所长沙分所的委托代理关系，饶德宗指定他人或自己向周理转账的行为是代表振兴公司的职务行为……”，并判决驳回了饶德宗的诉讼请求。振兴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诉至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提交了一份双方未签名确认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载明的甲方为振兴公司、乙方为周理，主要内容为振兴公司委托周理就（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振兴公司预付周理60万元，如该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则预付费用归周理所有。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另提交了一份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张中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拟证明其于2013年3月19日收取的3万元系该案诉讼费用。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还提交了一组火车票、机票、出租车发票等票据，拟证实周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花费了未报销的费用140919.70元。周理表示自2016年2月开始未继续参与案涉的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农行湘西分行案件的处理。（二）振兴公司另称，振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中转账给周理的总金额记录是143万元，振兴公司主张的是123万元，根据《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约定振兴公司的10万元差旅费用，另外一个案子也约定了差旅费用，振兴公司认为两个案子合计可以扣除10万元差旅费，所以振兴公司共计有20万元款项没有主张退还。振兴公司主张其在（2013）州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作出后未实际终止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关系，振兴公司此后起诉未继续找周理。（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后，振兴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关系也实际终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且分别涉及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的侵权纠纷以及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双方分别签订了两组合同，故分别做如下认定。一、关于2011年9月7日的《委托代理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以及周理于2013年12月签订了一份《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虽未有振兴公司的确认，但其在2014年5月26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列明周理系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可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实际履行了上述《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之内容，而振兴公司已在事实上认可上述《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中载明的2011年9月7日的《委托代理协议》中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事实。因此，振兴公司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应履行该《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又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的差旅费应当由甲方支付（按2011年6月11日的备忘录执行）”，而2011年6月11日的《合作备忘录》中又明确约定“律师办理案件工作的费用10万元包干使用”。上述约定与周理于2011年6月14日出具的借条及依据该借条于2011年6月16日收取的10万元相互印证，据生效判决的认定，该款项系通过花垣县宏达选矿厂的银行账户所支付，该款项应视为双方约定的差旅费用，振兴公司要求退还该款项并无理据。如上所述，饶德宗指定贾祖凤于2012年12月28日所付的60万元也系代振兴公司所支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辩称就该款项与振兴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其提交的《合作协议》未经振兴公司盖章或签字确认，故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还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根据案件结果而定，振兴公司在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未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单方解除了委托合同关系导致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客观上无法继续参与该案的后续审理。盈科律师事务所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在该案的前期审理过程中客观上投入了一定的人力及物力支出，又鉴于振兴公司亦自认可扣除部分差旅费，故一审法院酌情确认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应向振兴公司退还上述60万元中的50万元。另因周理以个人名义就上述款项出具借条，构成债务加入，周理应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振兴公司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该《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均分别明确约定委托事项范围为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二审诉讼，该案因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而终结，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即已实际履行完毕。在双方签订协议后至2013年5月17日期间：周理于2012年12月27日向饶德宗出具借条后，饶德宗指令梁小妹于次日支付了30万元；周理于2013年4月19日收取了饶德宗指令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10万元，并在2013年4月22日出具借条予以确认。该案最后按撤诉处理系由于振兴公司未按期缴纳案件受理费，此案件结果不能归责于盈科律师事务所。周理作为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代表收取上述款项，另结合《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约定的“无论结果如何，该已经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该费用由乙方按照甲方财务制度用相关发票冲减”以及振兴公司的自认盈科律师事务所实际发生了差旅费用，故一审法院酌情确认盈科律师事务所应退还振兴公司上述40万元中的30万元，振兴公司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理未实际将上述款项上交至盈科律师事务所违反相关规定及双方约定，鉴于周理已实际不在盈科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实际情况，另因周理以个人名义就上述款项出具借条，构成债务加入，周理应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一审法院确认周理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义务。另外，根据《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的相关约定，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自愿作为（2012）盈长沙民字第1215号《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的受托方，应视为对盈科律师事务所因该合同所负债务的加入，故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也应对上述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其他事项如上所述，振兴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诉称的饶德宗于2013年6月27日所支付的20万元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的关联，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不属于两协议所涉纠纷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此外，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另提交的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张中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足以否认振兴公司主张的饶德宗于2013年3月19日所付的3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3万元，一审法院亦不予处理。另外，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一方主体并未得到振兴公司的认可，其基于该协议提出的反诉主张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其主张在（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作出后仍为振兴公司办理了的委托事务及其应收取的报酬，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退还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50万元；二、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退还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30万元；三、驳回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32元，由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232元，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负担11000元；反诉费14200元，由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侵权纠纷案，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是否应退还振兴公司委托代理费；2、关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是否应退还振兴公司委托代理费；3、关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能否提起反诉。分述如下：关于焦点一。经审查，关于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侵权纠纷案，2011年6月11日，饶德宗（甲方）与周理等人（乙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约定“……4．律师办理案件工作的费用10万元包干使用：（1）律师办理案件工作费用包括花垣县域以外的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在花垣县域内的所有费用由甲方承担；（2）法院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暂由委托人垫付；（3）相关调查案件的取证及形成材料的费用。……律师费收费标准采用风险代理，风险提成比例为：乙方提取胜诉额60%作为律师代理费。”2011年9月7日，振兴公司（甲方）与盈科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收费按生效判决执行回款数额的60%支付代理费……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由甲方支付；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的差旅费应当由甲方支付（按2011年6月11日的备忘录执行）……甲方违反本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未经乙方同意独立行使特别授权的权利，干扰乙方履行职责，致使案件不能进行或蒙受损失，甲方按起诉的诉讼标的的60%赔偿乙方的代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上述《合作备忘录》和《委托代理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振兴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通过花垣县宏达选矿厂的银行账户向周理支付委托代理费10万元，2012年12月28日，饶德宗指示贾祖凤向周理转账支付委托代理费60万元。周理作为振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中发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周理代理的振兴公司诉中发公司侵权纠纷一案，2015年6月8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之后，振兴公司未继续委托周理参与该案的二审和后续审理工作，而是委托他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进行了该案的后续审理工作，该案生效判决结果是驳回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关于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侵权纠纷案，双方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办理案件的工作费用为10万元包干，律师代理费为风险代理，代理费根据案件结果而定，该案生效判决结果是驳回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但由于该案在一审判决之后，振兴公司就解除了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导致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客观上无法继续参与该案的后续审理活动，盈科律师事务所及其权利义务的受让者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在该案的前期审理过程中客观上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也产生了相关开支，一审法院酌情确认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共同退还振兴公司委托代理费5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经审查，关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2年12月16日振兴公司（甲方，饶德宗为甲方代表人）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律师为甲方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甲方应按本合同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不可归责于乙方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乙方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按照甲方所委托的事项在签订合同时先支付律师费10万元，其余的律师费按以下规定支付……”当日，饶德宗（甲方）与周理（乙方）另签订了《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约定“（一）双方经友好协商，考虑到本案的难度，甲方完全自愿按下列标准向乙方支付本案的实际支出费：1．在二审诉讼程序中，甲方支付乙方前期费用除10万元律师费外，另外在签订协议时支付20万元作为办案前期费用，在案件进入二审审理程序时再支付实际费用20万元，如果该20万元不够，再由双方按照实际需要确定；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对于执行需要的费用再按实际情况由双方确定，如果在二审审理程序不需要实际支出费用时，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二审审理期间的费用，其他还需要的费用以口头约定为准；2．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无论结果如何，该已经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该费用由乙方按照甲方财务制度用相关发票冲减……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差旅费用应当由甲方支付（指在张家界市自治州范围内的费用）。”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签订之后，2012年12月28日饶德宗指示梁小妹向周理转账支付30万元，周理将30万元中的10万元转账支付给盈科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向振兴公司开具了1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2013年4月19日振兴公司通过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向周理转账支付10万元。周理系《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盈科律师事务所指定的代理人，也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代表人，振兴公司有理由相信周理是代表盈科律师事务所向其收取代理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周理作为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代表收取了上述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案因振兴公司未按规定交纳诉讼费用，2013年5月1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该案按振兴公司撤回上诉处理。该案件结果不能归责于代理人，盈科律师事务所及周理作为振兴公司的代理人，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确实投入人力、物力，并产生了相关开支，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盈科律师事务所、周理连带退还振兴公司3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自愿加入周理的债务，属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法院判决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与周理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提出的其在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被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后，还为振兴公司就该案再审履行相关代理行为，振兴公司应支付相应代理费的上诉意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主张的该项代理活动不属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的约定范围，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如有证据，可另行主张。关于焦点三。经审查，关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与振兴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的主体系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提供的2013年12月《律师变更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振兴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因此，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的一方主体并未得到振兴公司的认可，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基于该协议提出的反诉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232元，由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周理共同负担11432元，由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负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高沁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