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6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1，女，196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招脉，浙江招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男，197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辉，浙江泰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某1因与被上诉人林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329民初2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蔡生旺和董阿菊遗留的位于龙两间老屋的所有权（地号：45-11-20；45-11-30）和角坪自留田的使用权由上诉人继承；2.改判被上诉人林某返还上诉人补偿款250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凭伪造的“契约”复印件认定被上诉人与蔡生旺之间存在遗赠扶养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提供的“契约”不具有真实性。在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书证“契约”，因未提供原件给上诉人质证，故该书证是否形成于1996年无法确定。契约上“蔡生旺”盖章是否真实、复印件内容是否与原件一致等都无法确定，故该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2.被上诉人提供的“契约”，不具有90年代泰顺民间契约的特征，而系新近时期所伪造或变造。契约是泰顺县民间流行的一种协议，也具有较普遍的一些特征。在90年代写的契约，有以下一些固有的特征：有名称如卖契、嗣契、房契、地契等，在红纸上书写、竖写、按指印、证人称“凭中人”等等，而本案上诉人提供的“契约”，没有90年代泰顺民间契约的特征，更像现代版本的协议，系伪造的。3.被上诉人未能对“契约”复印件的来源与保管进行真实合理的陈述，说明“契约”复印件系伪造的。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只虚称“契约”原件交给上诉人，却不能向法院陈述复印件的来源及保管等过程，足以说明契约是伪造的。4.一审出庭的证人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蔡生旺有以农村习惯过“嗣”，但不能证明“契约”复印件系蔡生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认定董阿菊与被上诉人形成遗赠抚养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董阿菊生育包括上诉人在内等子女，与蔡生旺结婚后，也将上诉人带到蔡生旺家共同生活，从没有作出过与被上诉人的任何遗赠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董阿菊与被上诉人存在遗赠扶养关系，系认定错误的。三、涉案的两间老屋的所有权（地号：45-11-20；45-11-30）系蔡生旺与董阿菊的夫妻共同财产，董阿菊的财产份额（包括危旧房拆除补偿款25000元）应由上诉人继承。蔡生旺与董阿菊于××××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分别于2005年、2009年去世。期间，老屋系婚后继承所得，还新建过一间新房被蔡生旺出售。一审法院仅凭房屋系结婚前已经建造的老屋，认定为蔡生旺的个人财产，系认定错误。四、被上诉人未尽扶养义务，无权继承蔡生旺和董阿菊的遗产。被上诉人没有与蔡生旺、董阿菊共同生活，上诉人生母董阿菊和继父蔡生旺往年的生活均由上诉人蔡某1一人承担，被上诉人未对董阿菊和蔡生旺尽赡养义务，无权继承董阿菊和蔡生旺的遗产。五、在角坪的自留地田有三份之一的自留地权利系上诉人份额，一审法院错误剥夺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于××××年随母亲到西旸镇生活，1984年分得承包地和自留地，1994年出嫁，1999年对承包地和自留地进行发证确认。期间，上诉人虽然将户口迁至罗阳镇，但从未在罗阳镇获得承包地，西旸镇尾厝村也未对承包地和自留地进行调整。角坪自留地其中三分之一的权利，本来就是上诉人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林某辩称，一、上诉人仅以“契约”为复印件即认为本案“契约”是伪造，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1.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契约”确实是复印件，但对于该“契约”复印件，被上诉人提供了“契约”代笔人王善大、证人蔡某2、蔡某3、蔡某4、蔡某5、蔡某6、蔡某7等人予以证实，其中“契约”代笔人王善大系西旸镇学校的教师，对于代笔事宜非常清楚，对于其笔迹也是确认无误，且其对当年代笔过程、在场人及签字盖章过程都进行了陈述和说明。2.在契约签订后当场，被上诉人按契约约定支付了9000元用于偿还蔡生旺的债务并将户口从原籍洋溪乡田辽村迁到蔡生旺所在地西旸镇尾厝村黄甲龙，并在蔡生旺家结婚、生子，也按农村习俗将被上诉人及子女登记在蔡生旺家的家谱中，在蔡生旺祖坟碑记上也将被上诉人作为蔡家子孙列入。3.本案的“契约”形成于1996年，并非60、70年代，且民间契约的格式并非统一、法定，代表人王善大系西旸镇学校的教师，也并非民间专业的代书，依其文化程度，按其书写习惯形成本案“契约”格式实属正常，上诉人以本案“契约”不具有90年代泰顺民间契约的特征，没有任何依据。4.对于本案“契约”原件由上诉人持有的原因和过程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陈述，由于上诉人长期在罗阳镇生活，有一定人脉关系，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为办理三角坪盖房手续，按其要求将本案中的“契约”原件及相关材料交给上诉人，上诉人至今没有归还给被上诉人。5.上诉人系于××××年××月结婚，当时就离开西旸镇未与蔡生旺、董阿菊一起共同生活，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蔡生旺、董阿菊才会决定“招子”以续“香火”，故于1996年经人介绍，由被上诉人与蔡生旺达成本案的“契约”，且在签订“契约”时董阿菊也在场。以上种种事实能够证明本案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契约”复印件记载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也是蔡生旺、董阿菊在同村村民、亲属的见证下订立“契约”，这也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复印件亦可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复印件，结合林某说明的原件已由蔡某1持有及“契约”代笔人王善大及其他证人的证言和契约双方按契约约定履行的内容，对于本案的“契约”复印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并无不当。二、上诉人不具有继承权。1.根据《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与蔡生旺、董阿菊形成的“契约”即为遗赠扶养协议，其效力高于法定继承，本案不应按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处理。由于遗赠扶养协议已经明确“本人愿将现有一切房产交给蔡德时（被上诉人）继承掌管即黄龙甲老屋、岭尾新屋和潭头尾基壹榴，叔伯亲戚人等不得干涉”，故上诉人不应享有蔡生旺、董阿菊的继承权。2.上诉人所主张的两间老屋至少均在50年以上的历史，因为均是在蔡生旺与董阿菊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即××××年之前即已存在且为祖传老屋，依法当然属于蔡生旺的婚前个人财产，故对于蔡生旺的个人财产，依“契约”的约定应当由被上诉人享有。3.关于就被上诉人已对蔡生旺和董阿菊尽到赡养义务的问题，均已由证人蔡某2、蔡某3、蔡某4、蔡某5、蔡某6、蔡某7等人予以证实且由泰顺县西旸镇尾厝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予以证实。4.关于尾厝村三角坪宅基地的问题，被上诉人所持有的1999年11月30日颁发的《土地承包证》中均已明确记载：蔡生旺家庭中有人口三人，家庭成员即为：妻董阿菊和子，子即为被上诉人，故即使有继承，也应当由被上诉人继承，上诉人无权取得该承包地的继承权，且对于该地块的相应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进行了调查，确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地块即承包证中记载的“0.747”亩地块业经村规划调整为建设用地且该地块也未产生承包收益的事实，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蔡某1于2018年10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蔡某1为蔡生旺、董阿菊的唯一法定继承人；2.判令蔡生旺和董阿菊遗留的位于龙两间老屋的所有权（地号：45-11-20；45-11-30）和角坪三间宅基地的使用权，由蔡某1继承；3.判令林某返还蔡某1补偿款2万元；4.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蔡某1将第3项诉请中的金额变更为2.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董阿菊携蔡某1到蔡生旺处，与蔡生旺以夫妻名义开始共同生活。××××年××月，蔡某1出嫁，离开蔡生旺处。同年左右，蔡某1将户口从蔡生旺所在尾厝村迁出。1996年3月17日，由王善大代笔，林某与蔡生旺立契约，董阿菊在场，约定林某过继为蔡生旺嗣子，过嗣后改名蔡德时；蔡生旺将现有一切房产交给林某继承掌管（即黄甲龙老屋、岭尾新屋、潭头尾基）；林某依法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并付现金9000元给蔡生旺还债（蔡生旺已当场收取）等内容。该契约所载相关人及其他有关人等亦有在场见证。当时在蔡生旺家亦有置办酒席。之后，林某到蔡生旺处生活，户口迁至蔡生旺处，在蔡生旺处娶妻生子。蔡氏家谱中蔡生旺名下有记载林某及其二子，亦有记载过蔡某1。过继后，林某对董阿菊、蔡生旺生前有生活照料，有尽赡养义务，董阿菊、蔡生旺过世（前者于2005年4月死亡，后者于2009年7月死亡）时的后事由林某进行料理。蔡某1对蔡生旺、董阿菊生前（包括2005年董阿菊生病就医期间）亦有所照料。再查明，蔡某1诉请所指黄甲龙两间老屋即为案涉契约中载明的黄甲龙老屋以及岭尾新屋。蔡某1陈述其中上面一间有70-80年历史，下面一间有50多年历史。林某陈述上面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下面一间有50-60年历史。1992年土地证登记两间老屋所涉土地使用者为蔡生旺。2018年8月9日，尾厝村村委会与林某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约定对该两间老屋及土地进行征用，补偿50861元等内容。2018年8月10日，两间老屋被拆除。2018年8月16日，该村委会向林某支付征用预付款2.5万元。1992年土地证由蔡某1于2018年10月22日在西旸国土资源所领取。又查明，1999年承包权证记载承包方为“户主蔡生旺，家庭成员妻董阿菊、子”三口人。其中记载的“0.747”亩地块目前已规划为建设用地。2018年承包权证未涉及该地块。另查明，2001年，蔡生旺将案涉契约所载潭头尾基房屋出售给了他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两方面：一、关于案涉契约问题。首先，根据双方证人关于该契约的相关陈述，包括该契约代笔人王善大的陈述，结合林某到蔡生旺处生活，户口迁至蔡生旺处，在蔡生旺处娶妻生子，蔡氏家谱中蔡生旺名下有记载林某及其二子，祖坟墓碑亦有相应记载，以及尾厝村村委会2018年证明，综合来看，案涉契约虽为复印件，但高度盖然，故予以认定。蔡某1虽对该契约提出异议，但未提交确实、充分证据反驳，故对该异议不予认可。其次，该契约虽未有林某签字，但根据该契约记载显示，蔡生旺有当场收到林某现金9000元。可以认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故该契约成立有效。第三，该契约虽未有董阿菊签字，但具体到本案，该契约载明林某应依法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契约代笔人王善大等人证实当时董阿菊亦在场，故蔡生旺的盖章应视为其本人及董阿菊的共同意思表示。第四，根据内容，该契约应为遗赠抚养协议，它是一种双务、有偿行为，双方都负有相互对待给付的义务。立契约后，根据一审法院认定、查明的证据和事实，包括尾厝村村委会出具的2018年证明，能够证实林某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基于此，则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于法定继承，故林某可以根据该契约取得黄甲龙两间老屋的所有权。第五，××××年，董阿菊、蔡生旺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当时双方已具备结婚实质要件，应当认定两人为事实婚姻关系。而黄甲龙两间老屋于××××年之前早已存在，属祖传老屋，应为蔡生旺的婚前个人财产。则根据案涉契约，林某亦可以取得黄甲龙两间老屋的所有权。综上，蔡某1主张该两间老屋由其继承以及要求林某返还补偿款2.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蔡某1诉请所涉尾厝村三角坪宅基地问题。首先，蔡某1于1994年出嫁，同年左右将户口从尾厝村迁出，1999年承包权证中所载“子”，根据本案案情，应为林某。其次，1999年承包权证中所载承包土地均为水田，包括与本案有关的“0.747”亩地块。承包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在董阿菊、蔡生旺死亡的情况下，相应土地应由该家庭户中的其他家庭成员即本案林某继续承包。第三，根据双方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向尾厝村村干部求证，1999年承包权证中所载“0.747”亩地块，早已于一九九几年就经村里规划调整为建设用地了。故2018年承包权证不再涉及该地块。第四，经一审法院向尾厝村村干部求证，蔡某1诉请所涉尾厝村三角坪宅基地，已经林某及其他有关农户相互协调过，已非与本案有关的“0.747”亩地块对应一致。第五，根据双方陈述，蔡某1诉请所涉尾厝村三角坪宅基地为空地，本案中，亦未有证据表明1999年承包权证中所载“0.747”亩地块存在承包收益，则亦不存在承包收益继承问题。综上，蔡某1主张尾厝村三角坪三间宅基地由其继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蔡某1的诉请与事实，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遂判决如下：驳回蔡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蔡某1负担。在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证据1.住院病例，证明董阿菊于2005年在泰顺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林某连董阿菊生病在哪家医院住院治疗都不清楚，未对董阿菊履行扶养义务。证据2.界址确认书、证明、土地使用证，证明地号为45-11-20的老屋于1984年建成，1992年登记产权，系蔡生旺与董阿菊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3.户籍证明、土地承包权证，证明林某的户籍于2006年4月13日才从洋沸腾乡迁入西旸镇尾厝村，林某不是1999年二轮承包土地证上的家庭成员，蔡某1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董阿菊是农历2004年12月21日左右由被上诉人带其去泰顺县中医院看病的，董阿菊的二儿子及其媳妇都在中医院上班，系被上诉人带董阿菊去这个医院看病，董阿菊看病挂号所需的500元是被上诉人缴纳的，被上诉人在医院陪护了一天，因被上诉人身体不好，故第二天董阿菊就让被上诉人回去，而由蔡生旺在那里陪护，当时上诉人都没有来医院看望。就董阿菊的看病住院费用，当时大家商量如果是2万到3万元就由被上诉人一人承担；而被上诉人在那段时间也生病在住院，蔡某1的兄弟姐妹觉得如果超过3万元还让被上诉人一人承担压力太多，故决定由大家分担。之后董阿菊转到温州医院做手术后，但回家20来天后就去世了，上诉人是在董阿菊去世后才回来的。关于证据2，上诉人提供的土地证在一审已经提供了，对界址确认书、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界址确认书是1992年4月21日办理地号45-11-20房屋的历史档案，该确认书与证明是1992泰顺政府进行土地地级调查后对历史老屋的确认；界址确认书仅能证明涉案老屋在92年4月21日进行地级确认，两间老屋建成时间均超过100年，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老屋建成时间超过50年，上诉人主张的“1984年”应是指建于1842年，是把“9”字划掉前面保持原样，后面加了一个8，其实就是1842年这老屋建成。关于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林某作为蔡生旺的继子这一事实是得到全体村民包括村委会的认可的。本院认为，证据1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对董阿菊履行扶养义务的事实，故对该份证据证明事实不予确认。证据2，土地证一审中已由上诉人提供质证，二审不予重复。根据尾厝村委会的证明显示的内容，结合被上诉人对此的抗辩意见，上诉人提供的界址确认书、证明、土地使用证不能证明涉案地号为45-11-20的老屋于1984年建成的事实。关于证据3，仅凭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其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契约是否系真实有效的问题，虽然被上诉人提供的契约系复印件，但根据涉案契约的代笔人王善大、证人蔡某8、蔡某3、蔡某6的证言及尾厝村村委会于2018年出具的证明，结合蔡氏家谱中蔡生旺名下有记载林某及其二子、祖坟墓碑亦有相应记载及林某将户口迁至蔡生旺处并与其共同生活等事实，涉案契约真实性已得到充分印证，可以认定。此外，该契约内容记载蔡生旺有当场收取林某9000元的现金，也已实际履行，且“立契约人”一栏已经加盖蔡生旺的私章，被上诉人对该契约予以承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该契约虚假，本院不予采纳。契约虽没有董阿菊签字，但明确载明林某应依法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契约代笔人王善大等人证实当时董阿菊亦在场，故契约应视为蔡生旺和董阿菊的共同意思表示。契约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优先于法定继承。况且，蔡生旺与董阿菊于××××年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涉案黄甲龙两间老屋远远早于××××年已经存在，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两间老屋系蔡生旺个人婚前财产并无不当。因此，林某根据契约取得涉案黄甲龙两间老屋的所有权，合法有据。上诉人主张该两间老屋由其继承及被上诉人返还涉案老屋拆迁补偿款25000元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主张继承涉案角坪三间宅基地问题，因上诉人于1994年出嫁且不久已将户口从尾厝村迁出，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1999年承包证记载“蔡生旺、董阿菊及子”中的“子”系被上诉人，符合实际情况。蔡生旺、董阿菊去世后相应土地依法应由该家庭户中的其他成员即林某继续承包。因上诉人所主张的尾厝村三角坪地块已由被上诉人与其他有关农户相互协调过，并非涉案承包权证中所载明的“0.747”亩地块，目前也无证据证明该地块存在承包收益，故也不存在承包收益继承的问题，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尾厝村三角坪三间宅基地由其继承的诉请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蔡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蔡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明岳审判员  柯丽梦审判员  张元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潘文舒书记员戚彬滨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