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1116号原告：曾凡武，男，1967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晓蓉，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现代客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王峻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妮娜，女。被告：上海天聚运输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陈新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男。原告曾凡武与被告上海现代客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天聚运输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凡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晓蓉、被告上海现代客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妮娜、被告上海天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凡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派遣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同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0元；2、被告派遣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000元；3、被告天聚公司对上述两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由派遣公司派至天聚公司工作，在原告与天聚公司签订的上岗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正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300元+考核工资+国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津贴-应扣款项模式计发，其中已明确原告基本工资为2,300元/月，其余项则根据具体工作及考核情况决定，但被告于仲裁中提交的工资明细显示，被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1,500元及按照工作与考核决定的其他工资而定。另派遣公司于原告2019年4月工资中扣除了500元服装费。而原告工资存在差额是由于天聚公司核算有误造成的，故天聚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然原告就诉请事项申请仲裁却未获支持，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派遣公司辩称，原告工资由天聚公司核算后将金额和清单给其，其只是依据清单替天聚公司支付原告工资。双方约定原告月薪为基本工资2,300元加考核奖，实际上也是照此履行的，被告已确保在扣除社保、绩效等后原告工资不低于2,300元，故并不存在工资差额。2019年4月其并未扣过原告工资500元。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仲裁裁决履行。天聚公司辩称，其同意派遣公司的答辩意见。但如果法院认定派遣公司应支付原告工资差额，其愿意承担连带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8年1月1日由派遣公司派遣至天聚公司任驾驶员。原告与派遣公司签订有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原告)的基本工资为2,300元；其他薪酬和福利待遇等按甲方(派遣公司)劳务派遣用工单位的工资薪酬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执行和支付；签订《上岗协议》《上岗合同》的按照《上岗协议》《上岗合同》的有关规定执行……”等内容。另原告与天聚公司签订有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上岗协议，约定有“乙方(原告)工资经商定：正式月工资以基本工资2,300元+考核工资+国定假日加班工资+津贴-应扣款项等模式计发……乙方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甲方承诺乙方基本工资+考核工资不低于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等内容。2019年3月28日原告提出辞职申请，并实际工作至同年4月28日离职。又查明，派遣公司每月月底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原告上月全月工资。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实得工资分别为7,038.28元、7,563.40元、5,861.89元、6,627.88元、6,695.92元、7,264.36元、7,414.20元、3,765.87元、6,871.01元、7,049.50元、6,499.38元、7,871.15元、5,252.54元、2,928.60元、8,174.88元。2019年6月19日，原告就本案讼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3783号裁决，由被告派遣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40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入职之后月薪由基本工资1,500元加绩效工资组成，其中绩效工资是按照所开车辆的每车单价及车数计算得出的，被告未按照劳动合同及上岗协议的约定支付其2,300元/月的基本工资，故应支付差额。而仲裁期间被告派遣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中系将原告绩效工资拆分出了所谓的岗位工资。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提交派遣公司于仲裁时提供的工资明细、短信截图打印件等一组证据。其中工资明细显示，原告月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考核、饭贴等项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一栏又由工资1,500元及金额不固定的岗位工资两项组成，其中原告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岗位工资分别为1,280元、680元、480元、520元、1,680元、1,560元、1,840元、880元、1,600元、1,560元、1,480元、1,760元、1,200元、560元及1,920元，工资明细所显示实发工资与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一致；短信截图打印件则显示，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的“崔老板”发送短信称“所有驾驶员的考核基数都是1,500，这个是公司一直定的标准”，原告称发送短信者为天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崔近平。派遣公司对短信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工资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天聚公司对短信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其公司只有业务经理崔聚平，且并非法定代表人的丈夫；天聚公司对工资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由于原告每天驾驶不同重量的挂车及箱车等不同车型，而其每天根据所开车型计算原告岗位工资，故原告的岗位工资金额是浮动的。诉讼中，天聚公司又称，其发放予原告的岗位工资是因原告驾驶危险废液槽罐车而支付的额外工资，由于驾驶此种车辆有特殊的操作要求，故其额外按照40元/车的标准及原告当月出车车次计发岗位工资，并提交计算清单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对该计算清单真实性不清楚，认可其驾驶危险废液槽罐车时确有40元/车的补贴，但不认可此系岗位工资，认为工资明细中的岗位工资系自按车次计算的其绩效工资中拆分得出，被告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其基本工资2,300元/月而是只发了1,500元/月。派遣公司对计算清单真实性不持异议，并称无论是否驾驶槽罐车，其派遣至天聚公司处的员工基本工资都是由工资+岗位工资组成的。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上岗协议、银行交易明细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称派遣公司在其2019年4月的工资中扣除了服装费500元，然对其该主张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告要求派遣公司支付其2019年4月1日至同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500元、天聚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派遣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000元、天聚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工资明细中的岗位工资是否为原告基本工资的组成部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基本工资为2,300元/月，其余则依照原告与天聚公司签订的上岗协议之有关规定执行；原告与天聚公司签订的上岗协议则约定，原告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300元+考核工资+国定假日加班工资+津贴-应扣款项等模式计发。上述约定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为合同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被告方于仲裁期间提交工资明细，欲以其所载原告基本工资由工资1,500元及岗位工资组成之内容以证明其已发放原告基本工资不低于约定的2,300元/月之标准;原告则认为，其基本工资就是1,500元，岗位工资为被告方自其按车次计算的绩效工资中拆分而出。对此，本院认为，天聚公司对于岗位工资上下浮动的解释为，其系按照原告驾驶危险废液槽罐车的出车车次以及40元/车的单价计发的额外工资，上述陈述恰可证实该“岗位工资”并非原告工资的固定组成部分，而是按照原告所驾车次及相应单价计算的浮动薪酬，此与原告关于工资明细中的“岗位工资”系由其绩效工资拆分而出的陈述可相印证。故，被告方认为该“岗位工资”亦应计入原告基本工资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派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原告2,300元/月的基本工资，确有不当，应予补足。天聚公司自愿对派遣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与法无悖，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现代客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曾凡武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000元，被告上海天聚运输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现代客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曾凡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曾凡武自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