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民终45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建德，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温州市鹿城区，现住温州市瓯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敬德，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伟，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刚，男，198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列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怀，浙江卓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信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东方南路50号国家大学科技园1号楼4楼。 法定代表人：付敬德。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茂华，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海亮，男，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柱，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浙江信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海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5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叶海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叶海亮的12.224%股份实际由信宇公司回购，并非转让给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1.2016年2月，叶海亮入股信宇公司时，将入股款1353808元转给信宇公司的财务人员陈春春，受让的是信宇公司预留的用于激励员工的股份。信宇公司设置了股权激励制度，预留了一部分股份，由现有股东代持，该预留股份实行“人走股留”，叶海亮离职退股，只能由信宇公司回购。2.叶海亮退股时，该12.224%股份由信宇公司回购，叶海亮基于付建德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付建德提出公司回购股份要求，而非向付建德提出购买股份的请求。（1）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与叶海亮之间不存在股份转让的要约与承诺。叶海亮于2018年10月29日向付建德微信留言提出了两种退股方式，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叶海亮提出让公司回购其股份的请求，而非是向付建德提出收购股份的要约。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作为信宇公司的股东，没有义务购买叶海亮的股份。如果是股份转让，对于叶海亮提出的两种转让价款，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完全可以不予理会。正是基于叶海亮提出的系退股请求，出于同事情谊，也为了公司稳定，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才在叶海亮拟稿的《股份转让纠纷》上签字。（2）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与叶海亮没有就涉案的12.224%股份价值进行协商。一审判决认定《股份转让协议》第1条约定的叶海亮股份额为人民币3538526元系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与叶海亮协商后的自由意思表示错误。该部分价款是根据叶海亮提出的退股方式第一种计算方法，按2017年年底净资产计算退给叶海亮。这并非是双方的协商，且后续价款的支付也是与叶海亮提出的请求一致，由信宇公司退回给叶海亮。信宇公司退回叶海亮入股款1353808元后，付敬德于2018年11月15日告知叶海亮前往公司在领款处签字，叶海亮也表示知道。（3）协议内容针对的也是信宇公司，而非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股份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了叶海亮在离职后2周内可以带走信宇公司的员工。这一约定除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外，任何股东单独间进行约定均属无效。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信宇公司可以回购股东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东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对“杨玉泉、山东鸿源水产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申诉案”作出的再审判决肯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回购股东股权。三、即使认定本案系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与叶海亮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也因为叶海亮先违反《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导致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暂缓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非不再履行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乙方配合甲方办理相关离职等手续，并配合甲方完成后续相关必须要乙方出面的事务。”但叶海亮离职后并未办理交接手续，且侵占公司财产。在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一再要求下，叶海亮拒绝返还侵占的财产。因此信宇公司暂缓支付剩余款项，等待叶海亮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后，再行支付。因此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无需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无需支付利息。综上，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并未购买叶海亮的股份，叶海亮的股份由信宇公司回购，股份价款由信宇公司支付。且系叶海亮违约在先，故暂缓了股份价款的支付，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无需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 信宇公司辩称：对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叶海亮从信宇公司受让了股份，叶海亮向信宇公司提出退股时，也是信宇公司向叶海亮退还股本。叶海亮与信宇公司就退还股本一事达成协议，付敬德是代表公司对叶海亮进行股本退还，且款项也是从信宇公司财务上支出，该款项与付敬德、付建德、曾庆伟、李刚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股份转让协议》实际上是付敬德等人作为公司股东与退股人之间的协议，该协议并未生效。若叶海亮否认其收到的退股款为信宇公司汇入，那么信宇公司保留要求叶海亮返还135万余元的诉讼权利。 叶海亮辩称：一、付建德等人称叶海亮原受让股权是员工激励股，系单方说法，且与情理不符。二、付建德等人称其与叶海亮之间无要约与承诺，该说法不成立。合同是要约与承诺达成的最可靠证据。哪怕之前有其他形式的协商，股权转让协议在后，表明最终各方形成的一致合意是由股东受让股权。三、付建德等人称其与叶海亮之间未就转让的股权价格进行协商的说法不成立。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股权价格，这正是协商的结果。所谓意思表示错误，更与案涉协议明确写出的数字不符。付建德等人无证据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甲方存在重大误解或欺诈、胁迫而形成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或错误。四、付建德等人认为协议中涉及“带走员工”内容，故协议相对方是公司，这说法毫无法律及生活逻辑。实际生活中，针对实际控制人或其他股东，提出公司相关事项的诸多要求比比皆是。五、一审法院对于股权是否可回购，只是在认定系股东受让股权的辅助说理。其说理是否成立，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的系自然人受让股份的事实。而且，基于不同案件所要实现的不同价值，法院基于裁判权力对某一个节点的事实作出不同的判定，并无不妥。六、付建德等人称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义务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是附随的手续义务，与叶海亮与信宇公司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责任无关。同时，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与叶海亮是否需要对信宇公司承担责任无关。 信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叶海亮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叶海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叶海亮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有受让其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没有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2.《股份转让协议》的文字内容体现的是叶海亮与信宇公司之间的内部股权回购协议。协议的甲方应为信宇公司。协议内容中甲方的权利义务涉及到信宇公司的财产分配、员工辞退、竞业限制等事项，股东个人无权决定。该协议没有正常股权转让的基本合同条款。叶海亮没有向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四人主张履行该协议，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明知信宇公司退还叶海亮入股资金后，并无异议，若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与叶海亮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确实成立，则该协议未履行。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东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对“杨玉泉、山东鸿源水产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申诉案”作出的再审判决肯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回购股东股权。三、叶海亮与信宇公司之间股份回购的意思表示，信宇公司也已经返还了叶海亮入股款，但对于其他回购条款，双方并未达成合意，尚需进一步协商。四、《股份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叶海亮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作为股东，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私下协议将公司净资产直接分配给叶海亮，并干涉公司对劳动者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如认定叶海亮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没有恶意串通，则私下分配公司净资产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信宇公司及其他股东事后不予追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 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辩称：对信宇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异议。与叶海亮签订协议的是信宇公司，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从未以自己的名义向对方支付股本款，协议未生效。 叶海亮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是最有效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作为合同主体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合同当事人未达成合意缺乏事实根据。二、无论如何解读《股权转让协议》，均得不出叶海亮是与信宇公司之间的股权回购协议的结论。而且，付敬德作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之一，代表各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是履行合同的表现，股权转让款并非信宇公司支付，信宇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无效事由。 叶海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共同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218471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加收30%即年息5.655%计算，首笔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5月1日为10295.48元，其余详见《利息计算说明》）；2.案件诉讼费由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共同承担。 信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叶海亮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叶海亮、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宇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0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目前登记在册的股东为被告付建德和案外人林心聪，分别占股80%、20%。另有实际出资人多人，分别由付建德和林心聪代持股份，其中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均系实际出资人，其股份均由付建德代持。 2016年2月，叶海亮以1353808元受让部分股权，由付建德代持，叶海亮实际占公司股份12.224%。2018年11月1日，叶海亮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充分沟通并协商一致，决定由甲方（付建德、曾庆伟、付敬德、李刚等）对乙方（叶海亮）持有的股份进行按照其公司2017年底净资产价格进行现金回购。协议第1条约定，信宇公司（未包含房产部分）净资产价格核定为人民币2200万元，乙方股份额为人民币3538526元。第2条约定，协议签订后两周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原投资股本金人民币1353808元，剩余2184718元平均分四年分别于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底向乙方支付；甲方若未按时支付，乙方有权向甲方中任意一人起诉追讨相关费用及利息。第3、4条还就叶海亮离职后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付敬德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于2018年11月15日、16日分三笔总计向叶海亮支付了1353808元，之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未按约向叶海亮支付款项。叶海亮经催讨未果，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信宇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另案起诉叶海亮，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叶海亮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1.从协议双方主体来看，一方系叶海亮，另一方系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协议甲方虽记载为“付建德、曾庆伟、付敬德、李刚等”，但签署合同的仅为付建德、曾庆伟、付敬德、李刚四人，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四人系代表公司全体股东。被告付建德及第三人辩称四被告并非协议一方当事人，而应当是全体股东，该辩解与协议书面记载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从协议所涉交易标的物来看，系公司股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叶海亮持有的股权虽系由被告付建德代持，但不影响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权利，故其股权可以进行转让。四被告均为公司显名或者隐名股东，其受让叶海亮的公司股权并无法律上的障碍。另外，除法律规定的公司可以回购股权的情形之外，受让股权的对象不应当是公司本身。信宇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涉案股权转让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关于股权回购的规定。付建德及信宇公司辩称系公司回购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股权价款的确定，系双方的自由意识表示，并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叶海亮与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通过协议确定价款为3538526元，该价款并不受公司实际资产的约束。同理，双方确定的价款也不会对公司实际资产造成影响。协议中虽载明“信宇公司（未包含房产部分）净资产价格核定为人民币2200万元”，但该金额应当是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的金额，并非对公司资产的确定。一方面，该金额已明确表明未包含房产部分；另一方面，根据叶海亮持股比例，按该金额计算得出的金额也与商定的股权价款不符。信宇公司称涉案协议侵犯其财产权以及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合法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应依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叶海亮、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虽约定涉案剩余股份转让款分四年支付，但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未按照约定履行第一期付款义务，且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付建德也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叶海亮可以依照约定及法律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承担违约责任。叶海亮主张对第一期应付款项546179.50元自2019年1月1日起，对剩余1638538.50元自起诉之日起，均按年利率5.655%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信宇公司起诉主张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叶海亮离职后是否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信宇公司已经另案起诉，且与本案处理不存在关联。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付建德、曾庆伟、付敬德、李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叶海亮股权转让款218471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546179.50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剩余1638538.50元自2019年5月9日起计算利息，均按年利率5.655%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220元（已减半），由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共同负担12180元，信宇公司负担40元。 本院二审期间，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8年11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叶海亮明确知道其收到的1353808元系信宇公司向其退还股本金，而非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费用报销单》，用以证明叶海亮收到的1353808元系信宇公司向其退股本金。3.温州银行电子回单，用以证明叶海亮2016年入股信宇公司时就是直接向信宇公司进行投资，而非通过付建德受让。4.2018年10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叶海亮与付建德进行沟通时称退出信宇公司，而非要求付建德个人受让他的股份。5.辞职报告，用以证明叶海亮的辞职、退股行为都是与信宇公司发生的。6.浙江度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及公众号信息，用以证明叶海亮退股前就已经开始设立自己新公司并通过从信宇公司挖走员工、合作伙伴的方式进行损害信宇公司利益的行为。7.（2019）浙0302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叶海亮退股后确实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间接导致了叶海亮与信宇公司其他股东就公司收购其股权没有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8.温州东成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用以证明叶海亮要求信宇公司按2017年2200万元的公司净资产回购股份的估值与信宇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严重不符。9.叶海亮在（2019）浙0304民初9118号案中提供的答辩状，其自认与信宇公司董事长、监事等经充分沟通并协商共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用以证明叶海亮系从信宇公司退股。叶海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是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四人，付款人是付敬德，不能证实该笔款项由信宇公司支付。且叶海亮只在意收到款项，并不关心是谁代股份转让协议的主体支付款项，应当依据《股份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来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与叶海亮无关，这是信宇公司内部财务问题，至于关联性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接收款项的主体不能当然证明该款项的性质，因为存在很多根据权利人指示交付第三方或第三方代为收取款项的情形，所以信宇公司财务代为收取款项不能证明叶海亮是向信宇公司直接进行投资。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段话是叶海亮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提出的意向性表示，不能代表最终签订的协议内容，更无法代表最终签订协议的合同主体。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离职与是否退股没有必然关联性，从辞职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叶海亮并未要求信宇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证据6-8与本案均无关联性。公司市场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没有必然联系，股权转让价格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该判决尚未生效。证据9只是如实陈述离职过程，不能得出从公司退股的结论。 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申请孟茜、陈春春、徐某、宋某出庭作证，四位证人均出庭提供了证言。对该四位证人的证言，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认为：孟茜、陈春春均陈述叶海亮入股的钱转入信宇公司账户，退股的钱系信宇公司支付，即叶海亮入股或退股，所针对的对象都是信宇公司而非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证人宋某、徐某均明确表态对于叶海亮退股是不知情的，若知情则会反对由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直接受让叶海亮股权，叶海亮离职应从公司退股。故四位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本案受让股权的主体是信宇公司。信宇公司质证认为：四位证人的证言与信宇公司经营情况相符，可以证明叶海亮称股份受让于个人股东以及其股份卖给付建德等四人是虚假陈述。叶海亮质证认为：四位证人均来自信宇公司，与叶海亮存在利益冲突。即便证人陈述属实，根据两位财务人员陈述，其只是根据公司管理人或控制人的指示进行财务上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代表叶海亮进行某种民事行为。徐某、宋某明确表示若股份可以由股东个人受让，那么他们也要，说明该股份比较受欢迎，但是股东之间股份可以自由转让，没有必要通知其他股东，股东之间不存在竞价或通知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为信宇公司，故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股份转让协议》的受让方是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还是信宇公司。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主张《股份转让协议》受让方是信宇公司，其四人代表信宇公司回购叶海亮的股份。但是该协议的抬头载明“甲方：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等”，落款处“甲方签字”亦由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四人签名，协议第2条元约定“协议签订后两周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原投资股本金人民币1353808元，剩余2184718元平均分四年分别于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底向乙方支付；甲方若未按时支付，乙方有权向甲方中任意一人起诉追讨相关费用及利息”，协议签订后付敬德已向叶海亮支付了协议约定的第一期款1353808元，而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协议约定，故本院对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主张叶海亮违反《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义务以及侵占公司财产，据此其可以暂缓支付余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且第4条约定的仅是合同附随义务，故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违约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信宇公司并非本案协议的当事人，其现以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叶海亮私下分配公司净资产为由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360元，由上诉人付建德、付敬德、曾庆伟、李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俊 审 判 员  苏子文 审 判 员  叶 恒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