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6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足勇，男，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启练，瑞安市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东，瑞安市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守锋，男，196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乐，瑞安市塘下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俊，瑞安市塘下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蔡足勇与上诉人何守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9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足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何守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何守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双方当事人素不相识，蔡足勇不知道“胡守峰”是谁，更不知道何守锋其人。本案《借条》上的名字是“胡守峰”，并非是何守锋，何守锋是不适格的主体。二、即使借条上的主体与本案何守锋一致，本案借条的形成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签订习惯。双方原本素不相识，也未有任何的经济往来，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就将款项通过案外人蔡某出借给蔡足勇不符合常理。何守锋称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是蔡某经手，因蔡足勇的亲妹妹说是哥哥借就相信债务人是蔡足勇，不符合逻辑常理。三、何守锋诉称蔡足勇向其借款15万元，不符合实际。2013年4月8日，蔡足勇没有向何守锋借过任何款项，也没有让自己的胞妹蔡某向其借过任何款，蔡足勇亦未收到该笔所谓的15万元，也未偿还过任何借款，何守锋诉称的偿还10万元本金及利息，是虚假陈述。至于其当天为何向蔡某转账15万元，蔡足勇不知情。关于本案的借条，蔡足勇在2015年2月1日确实签过这样一张借条。不管该借条是不是真实，借条与何守锋诉称的15万元借款并不是同一笔。并且，蔡足勇在签署借条以后并没有收到5万元。根据法律规定，该份借款合同未生效。四、何守锋起诉称“被告因办厂缺资为由原告借款15万元，后有偿还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又重新提交了证据，变称蔡足勇是向其借款35万元，后来偿还了本金及利息，现剩余涉案5万元。何守锋前后陈述不一致，不足为信。证人在接受蔡足勇方及法庭询问时，其前后的证言亦是相互矛盾。由于蔡足勇与证人系亲兄妹，并在一起办理工厂，蔡足勇的银行卡系由其掌管，其声称偿还给何守锋的款项是蔡足勇让其代还，并由其持蔡足勇银行卡到银行取现13万元。这明显是证人说谎，根据银行规定，取现超过5万元必须由本人持身份证到场才予以办理提现。证人在庭审过程中一再否认与蔡足勇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而根据工厂客户证实，证人亦是合伙人之一。本案的借款是否是证人本人所借，亦未可知。另外，证人与何守锋均声称蔡足勇亦有一张由复写纸写下来的借条，其上面亦有“蔡足勇”的字样，而事实上，经三方当庭出示验证，蔡足勇所持的借条未签有“蔡足勇”字样。何守锋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蔡足勇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一）蔡足勇与何守峰包括配偶江丽珍确实不相识，是通过蔡足勇的同胞妹妹蔡某介绍撮合才发生借款。借条上的“胡守锋”与何守峰因温州话读音一样，经手人蔡某在书写时错写，借条的实际出借人就是何守峰，且借条一直在何守峰手中持有，蔡足勇也没有尚欠“胡守锋”借款5万元的证据，故何守峰是适格主体。（二）本案借款交付问题。当时蔡某为蔡足勇做账，蔡足勇因办厂需要资金，通过妹妹向他人借款，借款本金通过妹妹转交，或替蔡足勇直接用于支付货款或其他款项，经结算，由借款人即蔡足勇出具一份借条交给何守峰收执。这种通过亲人向他人借款，收到借款后向出借人出具借款凭证，且该借条由借款人与经手人签字确认，完全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三）蔡足勇于2013年4月8日向何守峰借款15万元，借款当日转汇给蔡某，2013年7月30日向江丽珍借款20万元，合计35万元。后蔡足勇归还30万元及利息,并非蔡足勇上诉所称向何守峰借款35万元。（四）关于借条的结算日。涉案借条是经手人蔡某与蔡足勇于2015年4月8日经核对结算后出具，该事实在原审中蔡足勇的陈述与证人蔡某的陈述相一致。因此，何守峰与蔡足勇借款结算日为2015年4月8日，而2月1日是利息结算日。何守峰以双方结算后的借条金额5万元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五）证人蔡某在一审作证时陈述向何守峰及江某，蔡足勇均知情，条子也都是一式二份。蔡足勇提供的借条就是经手人蔡某书写的复写件，并非原件。核对借款金额无误后，将复写件交给蔡足勇自己保留记账使用，原件由借款人蔡足勇亲笔签字确认后转交给出借人。据蔡足勇与证人蔡某陈述，当日双方结算核对后有十几张借款借条，都是如此操作，结算现场还有蔡足勇的妻子、母亲，足以说明蔡足勇借款的真实性。二、蔡足勇认为未向何守峰及江丽珍借款，2015年4月8日同时出具的12份借条及分红凭证都是虚假，显然不能成立。（一）从事实来看，出借人通过经手人蔡某交付借款，何守峰的15万元、江丽珍的20万以及赵庆咸借款都是先汇给蔡某，蔡某收到借款后，将江丽珍20万借款中的5万元、赵庆咸20万借款均直接汇至蔡足勇的银行账户，剩余部分支付货款。之后，江丽珍于2015年2月14日收到蔡足勇支付的部分借款本金6万元。蔡足勇称未向他人借款，明显是不诚信的陈述。（二）蔡足勇认为2015年4月8日出具给妹妹蔡某的分红凭证也是虚假。但其在一审中又陈述自己事后有支付款项给蔡某，相互矛盾。（三）蔡足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自己经结算后出具借条产生的法律效力。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本案双方借贷合同已经生效。何守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守锋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蔡足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依法予以纠正。（一）原审认定蔡足勇尚欠何守锋借款本金5万元的事实正确。何守锋与蔡足勇之间的借款交付、归还、利息等事项均通过蔡足勇妹妹蔡某经手，双方约定月利率1%计算，款于2013年4月8日交付，双方在2015年4月8日经过结算后由蔡足勇签字确认，经手人蔡某签字证明，最终将借条交付给何守锋收执。但在原审中，蔡足勇拒不承认借款事实，甚至谎称2015年4月8日一共出具十几份借条都是虚假，没有收到任何一笔借款、也没有支付任何本金及利息，其目的是与妹妹蔡某串通欺骗蔡足勇妻子，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蔡足勇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从事商业活动，应该知道自己出具借条所要产生的法律后果。（二）原审关于利息约定认定错误。何守锋在原审主张要求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而不是判决书中认定的月利率1.5%。且何守锋在庭审中陈述到蔡足勇向何守锋借款15万元、妻子江丽珍20万元，共35万元，之后收到15万元本金及4万元利息合计19万元，其中有一笔通过蔡足勇的银行账户向江丽珍汇款6万元。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息1%计算一年为42000元，当时优惠了2000元，实收4万元。双方于2015年4月8日结算后，蔡足勇欠何守锋5万元本金，2016年2月7日、2017年1月27日均通过蔡某支付年利息6000元，合计12000元，上述利息支付金额符合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的事实，与证人蔡某的证言相符。何守锋与蔡足勇非亲非故，借款金额大、期限长，没有利息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二、原审将何守锋收到的利息12000元作为蔡某的代偿款处理，明显错误。（一）何守锋两次收到蔡某交付的年利息各6000元，且每次收到利息后，何守锋均出具一份领款凭证交给蔡某，内容为“收到蔡足勇交来的借款利息6000元”，同时备注经手人蔡某代交。何守锋收到的利息正好符合月利率1%计算的金额。（二）蔡足勇既不承认借款事实，也不承认支付利息。退一步讲，法院无法确认何守锋与蔡足勇之间存在利息约定，那么蔡某交付给何守锋的12000元与蔡足勇无关，可由何守锋与蔡某自行协商处理，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证人蔡某也不同意作为蔡足勇的代付本金，法院未经蔡某同意直接将款项作为本案借款的代偿款处理，显然与事实不符，也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蔡足勇辩称，（一）何守锋之诉纯属虚构事实，双方之间从来没有借款关系，何守锋从未向蔡足勇支付过借款本金，蔡足勇更没有向何守锋支付过借款本息，何守锋所提供的借条属伪证。若存在借款，本金应当支付给蔡足勇，本息的偿还也应当由蔡足勇支付，不需要蔡某来代理，何况蔡足勇也没有授权蔡某收取借款以及偿还本息。且对借款的本息支付情况，何守锋在庭审中说辞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本案系何守锋与证人蔡某恶意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二）关于2015年2月1日5万元借条的来源，蔡足勇与妻子阮晓燕夫妻感情不合，阮晓燕提出与蔡足勇离婚，蔡足勇想在离婚诉讼中让阮晓燕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证人蔡某作为蔡足勇的妹妹，指使蔡足勇事先准备借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诉。为此，蔡某在2015年4月8日同时起草了虚假的12张借条共计金额164万元（包括本案2015年2月1日这份5万元借条），后又伪造欠蔡某分红30万元的假欠条。然后，蔡某指使蔡足勇在12份借条和一份分红欠条上签字。其实，蔡足勇一口气签下12份借条（借条原件至今尚留在蔡某处），不符合常理，借条和分红欠条都是伪造虚假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明显错误，不但造成虚假诉讼人得不到制裁，更可能导致12个虚假诉讼案件的产生。（三）证人蔡某与蔡足勇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曾经合伙，后蔡某于2015年2月退伙，并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蔡某一审不承认合伙关系，但分红欠条上已清楚注明分红30万元，说明蔡某的陈述虚假）。蔡足勇独自经营有了好的收入，蔡某眼红，强要蔡足勇再给分红30万元。蔡足勇出于兄妹感情，违心接受蔡某的无理要求，并支付了蔡某30万元。但是，兄妹关系从此紧张，矛盾恶化。因此，蔡某利用与何守锋的亲戚关系，为了陷害蔡足勇，故意与何守锋恶意串通提起本案虚假诉讼。本案一审庭审中，何守锋与蔡某的陈述与何守锋在起诉状中所称完全不一致，相互矛盾，也说明了恶意串通的事实。（四）何守锋与证人蔡某系亲戚关系，蔡某本人平时与何守锋夫妻素有经济往来，本案何守锋提供的银行汇款明细都是其与证人蔡某之间的款项往来，与蔡足勇无关。何守锋夫妻与蔡某存在借款关系可能性较大。（五）涉案5万元借条的结算日应当是2015年2月1日，何守锋在起诉状中已明确，其与证人蔡某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但在二审上诉时改称结算日为2015年4月8日，这又充分说明何守锋与蔡某不诚实诉讼以及恶意串通陷害蔡足勇的事实。退一万步，假如存在借款关系，蔡足勇已多还了借款本息。按结算借条看，2015年2月1日结算后蔡足勇欠5万元，蔡足勇于2015年2月14日付何守锋本金15万元、利息4万元，2015年3月29日又付江丽珍本金15万元，蔡足勇已多付何守锋借款本金25万元，多付利息4万元。按何守锋陈述的借款、还款情况看，何守锋称蔡足勇共借款35万元，但是，何守锋承认蔡足勇已付本金40万元（一审起诉状中承认蔡足勇支付本金10万元及利息，2015年2月1日结算后，何守锋又承认蔡足勇二次付款本金30万元），蔡足勇实际已多付借款本金5万元。何守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蔡足勇因经营需要，于2013年4月8日通过蔡某向何守锋借款15万元，何守锋转账15万元至蔡某以交付借款，后蔡足勇偿还了部分借款；2015年4月8日，经结算，蔡足勇结欠何守锋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由蔡某转交何守锋收执，嗣后，何守锋仅收到蔡某代为支付的1.2万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主要如下：一、何守锋主体是否适格。蔡足勇抗辩与何守锋并不认识，且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为“胡守锋”而非何守锋，而何守锋认为“何”与“胡”读音一致，系误写。“何”与“胡”在方言中的发音完全一致，何守锋的解释并无明显不当，而蔡足勇也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其曾向“胡守锋”借款的事实，故蔡足勇的该项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二、涉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蔡足勇抗辩蔡某曾让蔡足勇签字，但事后未收到借款，而何守锋主张该借条是借款后的结算，款项已于2013年4月8日交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条经由蔡足勇签字确认，确认了其经蔡某向何守锋借款的事实，而何守锋提供的转账记录恰能反映何守锋向蔡某交付款项的事实，两者相印证，已经能形成证据链以证明涉案借条系事后结算的事实，故蔡足勇的该项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三、涉案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约定。蔡足勇抗辩其未向何守锋借款，亦从未支付过利息，何守锋则主张涉案借款存在月利率1.5%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目前的证据暂无法证明何守锋曾与蔡足勇就借款利息进行明确约定的事实，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涉案借条并未就利息进行约定，第二，在2015年4月8日结算时，双方未在借条中注明所欠利息的数额，证人陈述因为利息支付至2015年2月1日，故落款为2月1日，但证人关于款项支付的过程仅提及19万元（6万元转账及13万元存款）还款中有4万元系支付利息、借条出具后曾给付1.2万元利息，而未说明其他利息的支付过程，何守锋亦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以证明蔡足勇依约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的事实。在认定双方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因蔡足勇否认其在借条出具后给付过任何款项，故对于何守锋与证人陈述一致的1.2万元款项交付，宜作为何守锋自认从蔡某处收到代偿款1.2万元来处理，该1.2万元应抵充涉案借款的本金。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双方已就之前的款项进行结算，在未有证据证明该结算不合法的情况下，何守锋陈述其在结算之前所收到的部分款项系利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不予干涉。综上，何守锋与蔡足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已就借款进行结算，蔡足勇应归还剩余的借款本金3.8万元。何守锋主张蔡足勇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但何守锋提起诉讼后蔡足勇仍未偿还借款，已属违约，何守锋的利息损失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蔡足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何守锋借款本金3.8万元及利息（以本金3.8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何守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计712.50元，保全费520元，合计1232.5元，由何守锋负担312.50元，蔡足勇负担92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蔡足勇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结婚证，拟证明蔡足勇与阮晓燕系夫妻关系的事实；证据二、领款凭证（借条），拟证明蔡足勇与蔡某兄妹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在2015年4月8日同日同时编造债务借条的事实；证据三、领款凭证，拟证明蔡足勇与蔡某系合伙关系以及蔡足勇与蔡某恶意串通虚构合伙分红欠款30万元的事实。何守锋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的12张借条均属实，其中出具给蔡某、赵庆咸（蔡某的公公）的借条内容均系蔡足勇书写，结算和落款时间都是2015年4月8日。其他借条内容由蔡某代写。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上诉人何守锋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领款凭证，拟证明何守锋收到蔡足勇交付借款利息的事实；证据二、借条，拟证明蔡足勇于2015年4月8日以同样方式出具给其他债权人的借款凭证事实；证据三、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借款本金均通过蔡某交付；证据四、领款凭证，拟证明其他债权人也有收到蔡足勇交付的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的事实；证据五、证人蔡某声明书，拟证明蔡某不同意涉案1.2万元作为本金扣除，应当作为利息扣除。蔡足勇质证认为，对何守锋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蔡足勇未通过蔡某收到过涉案借款本金及支付过利息。出具给其他人的借条与本案无关。何守锋和蔡某在一审中称结算时间为2015年2月1日，二审在证人声明书中又称结算时间为2015年4月8日，与一审陈述相矛盾。本案认为，蔡足勇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债务系虚假债务，本院不予采信。何守锋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蔡足勇通过妹妹蔡某向何守锋、江丽珍夫妻借款，经结算，蔡足勇向何守锋出具一张借条，载明“蔡足勇向胡守锋借款伍万元正经手人蔡某”，蔡足勇在领款人处签字。借条出具后，蔡某代向何守锋偿还1.2万元。本院认为，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重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或其他充足的理由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本案中，蔡足勇向何守锋出具5万元借条，应视为双方之间存在5万元借贷关系。虽借条载明的出借人系“胡守锋”，但“胡守锋”与“何守锋”方言发音一致，且何守锋持有涉案借条，本院确认何守锋系本案实际债权人。蔡足勇上诉主张并未向何守锋借款，涉案借条是为虚增夫妻共同债务而出具，本案系何守锋与蔡某恶意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本院认为，何守锋对款项通过蔡某交付的过程作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银行凭证予以证明，其陈述能够与借条载明的“经手人蔡某”内容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蔡足勇该上诉所称缺乏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推翻借条载明的事实，且无法合理解释向何守锋妻子江丽珍转账6万元，故本院不予采信。蔡足勇另主张结算日为2015年2月1日，此后何守锋已自认蔡足勇偿还本金30万元、利息4万元，蔡足勇已多支付款项。何守锋认为借条载明的领款日期2015年2月1日为利息结算日，实际借款结算日期为2015年4月8日。本院认为，蔡足勇提供的其主张系同时出具的12份虚假借条中出具给蔡某、赵庆咸的借条落款均写明2015年4月8日，再结合蔡足勇于2015年2月14日向江丽珍转账6万元的事实，何守锋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蔡足勇的主张不予支持。何守锋自认经蔡某收取还款1.2万元，但上诉主张该款项系支付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本院认为，涉案借条未有利息约定，何守锋的该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将1.2万元用于抵扣借款本金并支持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蔡足勇、何守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蔡足勇负担750元，由何守锋负担4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马 俏审 判 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本件和原件核对无异法官助理胡淑丽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