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8601民初112号原告：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科泰路77号。法定代表人：姜建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微，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妙，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捷莱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广发路31号2号楼第四层。法定代表人：戴学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中，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嫣，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舜耕大道1111号。法定代表人：王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剑英，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能公司）诉被告浙江捷莱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莱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舒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微、黄妙及捷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中、王嫣到庭参加诉讼。捷莱公司申请追加中鑫公司为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并于同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舒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微、黄妙及捷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中、王嫣及中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剑英均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向本院申请要求进行庭外和解，本院予以准许，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本案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后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舒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捷莱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停止在涉案2017越城区亮化工程部分的灯具上使用原告舒能公司知名的企业名称，包括企业名称全称和“舒能光电”的简称;2.被告捷莱公司在《浙江日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上刊登停止侵权声明，以消除侵权行为给原告舒能公司带来的恶劣影响；3.被告捷莱公司立即赔偿原告舒能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15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捷莱公司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请，明确第二项诉请为要求被告消除影响，不要求赔礼道歉，变更第三项诉请金额为668014元（包括维权合理支出72711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专业从事洗墙灯、投光灯等ＬＥＤ灯具产品和相关控制系统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产品遍布全国各地，远销其他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原告于2008年被评为宁波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于2009年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宁波案例馆”ＬＥＤ灯专用产品供应商，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ＬＥＤ照明行业十强企业”，并于2016年获得该年度“保俶杯”杭州“Ｇ20”峰会专项景观二等奖、杭州“Ｇ20”峰会照明建设贡献奖、“Ｇ20”峰会亮化服务保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原告旗下“”“舒能”等商标经过其多年长期销售以及各种途径和形式的宣传，已成为知名品牌，其中“”商标在个案中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可见原告及其旗下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及影响力。2017年8月2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向原告购买投光灯、线条灯、洗墙灯等ＬＥＤ灯具，用于2017越城区城市景观提升工程（古城区块）项目亮化工程的部分灯具的供应与安装。原告工作人员在检修时发现，在上述亮化工程中存在大量非原告生产但贴有原告企业名称的洗墙灯、投光灯等ＬＥＤ灯具。上述提升工程标段2由第三人中鑫公司负责具体施工，其明确因工程施工需要采购的ＬＥＤ灯具均系向被告采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非原告生产的大量灯具上擅自使用原告知名的企业名称，明显超出《购销合同》的授权范围，主张被诉侵权灯具系由被告自行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成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补充陈述称：1.原告和被告同属工程灯具的生产型企业，具有直接竞争关系，根据被告当庭自认及第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涉案工程灯具有4、5种品牌，其中一种是舒能，舒能的品牌只有捷莱供货”的陈述，可以确认涉案工程上贴有“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及“舒能光电”简称的灯具全部由被告提供。被告抗辩称“原被告约定由双方共同供货，均使用原告的品牌及名称”毫无事实依据，原告从未表示与被告共同供货，更未约定被告可以使用原告的品牌及名称，原告从未授权任何单位进行“贴牌”生产。2.除标的额为181974元的《购销合同》外，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其余5份《购销合同》的标的额均不应在被告与第三人间标的额为777277元的《采购合同》中予以扣除，被告生产侵权灯具总额应为796153元（777277元＋其余5份《购销合同》标的额总额）。被告向第三人的报价可能存在部分低于原告报价的情况，但系被告为赚取自行“贴牌”生产侵权灯具的高额利润而自行让利的行为。3.原告向被告提供ＬＥＤ投光灯ＳＬＳ-22Ａ、ＬＥＤ投光灯ＳＬＳ-24Ａ、ＬＥＤ线条灯ＳＬＸ-51Ｂ、ＬＥＤ洗墙灯ＳＬＸ-06等4款灯具，但被告提供的灯具型号与上述型号完全不同，因第三人表示其无法核实查明被诉侵权灯具的具体安装位置，故原告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请。涉案亮化工程的范围采取列举式方法，杭州银行系沿街建筑，应属于涉案工程范围。4.原告请求适用法定赔偿标准，主张的赔偿数额考量因素为：被告刻意隐瞒实际供货数量，侵权恶意明显；被告经营规模巨大，生产的被诉侵权灯具数额巨大；被告为牟取暴利，以普通灯具或质量较差的灯具冒充原告知名品牌的灯具，对原告企业形象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贬损舒能品牌，对原告商誉造成损害。被告捷莱公司答辩称：1.被告并未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原告许可被告在被告自行生产的产品上使用原告企业名称。被告向第三人供货的灯具系原告品牌，被告与原告事先约定，关于第三人的LED灯具订单，两家“分着做”，即部分灯具由被告向原告采购（原、被告签订的6份《购销合同》所涉灯具），原告也允许被告使用原告名称自行生产并销售其余部分产品。（1）被告负责人戴军历与原告销售人员王海廷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第三人的涉案项目中，原告同意被告使用原告名称的意思确认。（2）被告在灯具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善的产品生产线，强大的研发能力，其产品获得行业和客户的高度认可，没有冒用原告公司企业名称的动机和必要性，更无必要如原告所述向客户提供“质量较差的灯具”，双方就涉案工程项目是“分着做”的合作关系。（3）“分着做”是唯一符合商业逻辑的安排，而原告所诉称的被告侵权行为不具有合理商业逻辑。涉案项目使用原告产品并非由其知名度决定，更多由各个供应商在工程招标过程中的项目洽谈人员的洽谈能力决定，正因被告的努力才使得涉案项目采用原告的产品，双方以此获得商业交易机会。被告从原告处采购并用于涉案项目订单的4款灯具（即双方之间标的额为181974元的《购销合同》中的产品），其中被告向原告采购的三款灯具的采购单价高于被告向第三人的销售单价。2.原告主张被告停止在涉案工程的灯具上使用其企业名称的诉请错误，其在庭审结束后撤回此项诉请违反程序规定，依法应当不予准许。3.原告未能证明其企业名称具有一定影响，被告并未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无须消除影响。4.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没有依据。原、被告签订6份《购销合同》，总金额为200850元，对比上述合同中的产品名称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采购合同》清单中的产品名称，后者表述为更简略的产品名称，不能因为产品名称不完全相同而认定并非相同的货物。原告主张的维权成本证据极不审慎，即使被告构成侵权，其未有侵权的主观故意，赔偿额应十分有限，否则将导致利益失衡。第三人中鑫公司陈述称：1.其系涉案2017越城区城市景观提升工程（古城区块）施工方，因工程施工需要而与被告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第三人向被告购买一批LED灯具，合同金额为777277元，被告提供的灯具品牌为原告产品。合同签订后，被告已依约向第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被诉侵权灯具是否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三人并不知情，亦与涉案纠纷无关。2.因第三人向被告采购的舒能品牌灯具已全部安装完毕，工程项目竣工并已交付业主单位使用，且工程项目审计时无须提供供货证明书，故第三人无法提供涉案灯具的具体规格型号。第三人向不同商家采购不同品牌的灯具，而该工程中涉及舒能品牌的产品均系向被告采购，根据到货的先后顺序随机安装灯具，无法说明舒能品牌灯具的具体安装位置。至于第三人因亮化工程项目具体采购哪些品牌的灯具，因涉及第三人商业秘密而不便透露，也和本案无关。第三人系根据业主方的要求采购舒能品牌灯具，具体业务由被告和第三人进行对接。原告和被告围绕各自的诉讼主张依法提交证据，第三人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证据保全，本院未予准许，并已另行裁定驳回申请；原告还申请调查收集中国工商银行（绍兴牡丹支行）等六处场所的侵权灯具上擅自使用原告企业名称的侵权行为相关证据，本院经审查后未予准许；原告另申请调取第三人在涉案项目亮化工程中向被告采购的标注生产企业名称为“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灯具型号、数量、金额，本院予以准许并开具调查令。本院对本案中各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针对原告舒能公司提交的证据（1）针对原告宣传册、奖牌、荣誉证书照片，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即使真实，上述证据中存在由原告自行制作的如公司简介、歌曲、工程案例一览表，无法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奖项颁发主体和设置背景，高新企业证书已过有效期，部分注册商标已过期，未有商标使用情况，襄阳仲裁委员会颁发的驰名商标证明，未有法律依据，专利文件与本案无关，还有大量的外文证据缺乏公证认证和翻译件，亦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认为由法院核实证据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了宣传册的原件，虽未当庭提交奖牌及荣誉证书原件，但经本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予以核实，能够认定奖牌真实性，而原告未予出示部分荣誉证书原件，因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欠缺形式真实性的证据不予认定，而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所载内容能够予以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工程案例系来源于网站（××），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证明力问题，涉及原告企业名称是否具有影响力，本院将综合在案证据予以认定，并在下文说理部分作进一步阐述。（2）针对（2018）浙绍越证经字第364号公证书、（2019）浙甬天证民字第1407号公证书，被告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主张在本案中使用被诉侵权灯具的项目标段范围远大于上述公证书所指向的建筑物，（2018）浙绍越证经字第364号公证书所涉灯具系由被告供货，但并非全部使用原告企业全称，而（2019）浙甬天证民字第1407号公证书所涉灯具系由原告生产，系被告从原告处购买并供货给第三人，但被告无法确认是否就是该批灯具。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不清楚被告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来源真实、合法，至于其证明力问题，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3）针对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通知、中标公告，被告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第三人中标涉案工程。针对第三人回复件，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回答内容含糊，无法证明第三人因涉案工程施工需要采购的LED灯具均系向被告采购所得。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采购合同》系原告申请向第三人调取的证据，被告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称该合同签订于2017年9月。本院经审查认为，因第三人确认涉案工程使用包括原告产品在内的多个品牌灯具，其中原告产品系向被告采购，至于证明力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4）针对律师函、快递单，被告确认未收到书面律师函，但在微信上已收悉，对客户业务回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清楚原告是否确有支付款项，而公证费发票亦无法确认与涉案公证书之间的对应关系，差旅费报销单在“艾迪照明”（音）账册中，仅有律师代理费发票，但未有转账记录和合同，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认为律师函以快递签收记录为准，由法院核实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已在诉前知悉律师函内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未予提交2018年9月28日宁波绍兴往返动车票、出租车机打发票、通用定额发票原件，因欠缺证据形式真实要件，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未予提交律师代理合同及支付凭证，仅凭律师代理费发票，不足以认定该费用的约定及实际支付情况，公证费发票、无人机航拍技术服务费发票，结合开票日期与公证内容，系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至于客户业务回单，无法确认与涉案公证的关联性。差旅费报销单系单方制作，未加盖公章，且所载内容未有报销票据予以佐证，无法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鉴于原告采取两次公证取证措施，且确有委托律师参加诉讼，结合案情的复杂程度，存在取证需要，将结合其他事实，对相关费用予以酌情认定。（5）针对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标的额为181974元的《购销合同》，被告无异议，但认为双方还签订多份《购销合同》，并未擅自使用原告企业名称。针对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多份《购销合同》、发货确认单、合同清单及数量表，被告对编号为JL201709-05-01的合同有异议，认为与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该份合同不一致，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针对产品宣传册，被告对两款射灯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因原告未展示其他灯具来源而有异议。第三人认为不清楚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情况，均无法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除被告有异议的《购销合同》外，对其他《购销合同》予以认定，原告已提交产品宣传册原件，其上所载的同款型号灯具的相关参数大致与《购销合同》上同款型号灯具一致。至于证明力问题，本院将在下文对争议合同进行审查后予以综合认定。（6）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本案不存在分包情况，原、被告之间以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均系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涉案工程不存在分包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合同约定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为亮化工程，并约定分包必须具有相应资质和工程业绩，但不等同于亮化工程所采购的相关灯具或者供应灯具的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2.针对被告捷莱公司提交的证据第三人认为其并非原、被告之间的涉案合同当事人，无法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1）针对《购销合同》及支付凭证，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对标的额为181974元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待核实。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合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多份《购销合同》，尤其是双方对真实性有争议的编号为JL201709-05-01的合同，经对照双方分别提交的相同编号的合同，约定采购产品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和总价款、签约时间均一致，约定不一致之处主要体现在产品名称以及交货时间上，因双方均确认系通过传真方式签订《购销合同》，且对涉案交易发生及履行情况并无异议，故本院结合与本案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审查，鉴于两份合同所涉LED投光灯的相关信息一致，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结合双方无异议的其他《购销合同》中相同规格型号的灯具，争议合同对应的两款灯具即为LED投光灯SLS-22A和LED投光灯SLS-24A。由此可见，原、被告签订的6份《购销合同》涉及4款灯具，分别为LED投光灯SLS-22A、LED投光灯SLS-24A、LED线条灯SLX-51B和LED洗墙灯SLX-06，其中LED洗墙灯SLX-06的规格型号分别有LED3*1W、LED6*1W、LED12*1W，结合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采购合同》所附采购清单，从相关灯具的光源类型与功率、色温、防护等级、工作电压、透镜角度综合来看，编号为T3、T9、X2、L2的灯具分别对应LED投光灯SLS-22A、LED投光灯SLS-24A、LED洗墙灯SLX-06和LED线条灯SLX-51B，而相应的灯具采购数量又分别与编号为JL201708-28-01的《购销合同》一致，而采购清单中的其他灯具与涉案的其他5份《购销合同》中所涉灯具均不一致，被告主张以6份《购销合同》中所涉灯具均向第三人供货，但未充分举证证明，本院对原告相关质证意见予以采纳，认定编号为JL201708-28-01的《购销合同》所涉灯具系被告向第三人供货的由原告生产的灯具，其余被告供货给第三人的舒能品牌灯具均非由原告生产。（2）针对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认为因其员工王海廷已删除聊天记录而无法核实真实性，王海廷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对接业务的人员，聊天记录可能存在删减，即使真实，原告也未有同意“分着做”或者授权被告使用原告企业名称的意思表示。针对通话录音，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王海廷仅为一般业务员，无权决定“分着做”，原告亦未同意与被告分账，而“分着做”也不意味着授权被告使用原告企业名称，戴军历提到“我是贴了你的牌”。本院经审查认为，除发布时间为“3月27日16:36:50-16:38:27”的聊天记录未能出示原件外，被告能够提交其他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介质，原告虽就真实性提出上述异议，但未能提交反驳证据，且其未否认聊天一方系王海廷，而从王海廷发布的部分内容亦体现原告企业信息和其个人身份，故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亦能说明证据来源，本院予以认定。综合上述证据所载内容来看，是否能够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涉及被告生产贴有原告企业名称的灯具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本院将在下文说理部分作进一步阐述。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一、当事人企业信息及原告企业知名度情况原告成立于2004年5月14日，注册资本为1027万元，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灯具、太阳能光伏照明系统、太阳能交通信号灯、太阳能小家电、半导体照明器具、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光伏电站送变器、太阳能电动自行车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等。原告经核准在第9类商品“闪光灯（信号灯）、诱杀昆虫电力装置、个人用防事故装置、电缆”和第11类商品“灯、喷焊灯、乙炔灯、太阳灶、冰箱、油罐液面控制阀、水龙头、太阳能热水器、水净化装置”上注册“”商标，注册有效期均为2010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6日；原告还经核准在第11类商品“喷焊灯、乙炔灯、水龙头”上注册“舒能”商标，有效期与上述注册商标一致。此外，原告作为专利权人还拥有多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宁波市接轨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办公室授权原告为上海世博会宁波案例馆LED灯专用产品供应商。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评定舒能牌LED灯为推荐产品，有效期限为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2015年10月，宁波市科技局、宁波市财政局、宁波市国税局、宁波市地税局评定原告为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12月，原告被杭州市亮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评为G20峰会亮化服务保障先进集体。中国照明学会、浙江省照明学会、杭州市城市照明行业协会评定原告为杭州G20峰会照明建设贡献奖。2017年9月，中国照明学会评定原告申报的“杭州市上城区钱塘江两岸（一桥——三桥）夜景照明工程”项目在第十二届中照照明奖评选中获得照明工程设计奖二等奖。被告成立于2007年6月29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LED灯具（含LED路灯、LED隧道灯、LED工矿灯、LED三防灯、LED防爆灯）、LED安全出口；服务：承接照明工程，灯具装饰、安装及上门维修，灯光设计，照明器具、太阳能组件及发电设备、灯具开发设计；批发零售：灯具，电线电缆；货物进出口等。戴军历担任被告监事职务，且为股东。二、原告和被告之间的交易事实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双方签订6份《购销合同》，均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购买LED灯具，涉及4款灯具，分别为LED投光灯SLS-22A、LED投光灯SLS-24A、LED线条灯SLX-51B和LED洗墙灯SLX-06，其中LED洗墙灯SLX-06的规格型号分别有LED3*1W、LED6*1W、LED12*1W。双方确认上述合同已履行完毕。上述合同中，编号为JL201708-28-01的《购销合同》约定被告采购LED投光灯SLS-22A、LED投光灯SLS-24A、LED线条灯SLX-51B和LED洗墙灯SLX-06的灯具数量分别为45套、6套、243套和1288套，合同总价款为181974元。三、被诉侵权事实2017年度越城区城市景观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显示，中兴路综合提升（范围为胜利东路——延安路1.6KM）的亮化工程计划完工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前，项目内容为：与胜利东路、鲁迅中路等2处交叉口节点，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绍兴银行、交通银行、新亚都大酒店、建设银行以及改造后的小商品市场等特别亮化。第三人系2017年绍兴市越城区城市景观提升工程（古城区块）标段二施工方，因亮化工程需要，其与被告分别作为需方、供方签订《采购合同》，主要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一批LED灯具，合同金额为777277元，灯具品牌为原告产品，其中855套洗墙灯和243套线条灯需喷塑米黄色，投光灯灰色，其他灯具常规色，供货时间由需方根据施工计划通知供方，需方施工时如发现所供货物的质量达不到封样货物标准或有杂牌、套牌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质量问题，需方可拒收退货，由此造成的损失均由供方负责。该合同附有上述工程亮化（二标段中心路）灯具采购清单（宁波舒能）附件，涉及18款不同编号的LED灯具，其中编号为T3、T9、X2、L2的灯具分别对应编号为JL201708-28-01的《购销合同》中LED投光灯SLS-22A、LED投光灯SLS-24A、LED洗墙灯SLX-06和LED线条灯SLX-51B，数量分别为45套、6套、1288套、243套，附件中其他编号的灯具与涉案《购销合同》所涉灯具无关。被告和第三人一致确认被告已依约向第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第三人确认已全部安装完毕，工程项目竣工并已交付业主单位使用。原告向浙江省绍兴市越州公证处申请对未经其同意在LED洗墙灯、LED投光灯上使用其企业名称状况进行保全证据，2018年7月12日，谢晓微作为申请人委托代理人与该公证处公证员、公证员助理、摄像人员对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新亚都大酒店临中兴路侧三楼外墙上安装的LED洗墙灯、LED投光灯的外观现状进行了勘察、拍照。2018年7月27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州公证处出具（2018）浙绍越证经字第364号公证书，附有照片和现场摄像光盘。照片和光盘内容显示，LED洗墙灯的产品标签注明：IP65，型号为SLS-18C，生产日期为2018年1月3日，光源为LED/3000K，额定功率为18W，额定电压为DC24V，色温为3000K，另有“舒能光电”和“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洗墙灯参数符合《采购合同》附件所列编号为X3、X4的灯具规格参数。2019年2月21日，原告向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同年2月24日，公证处公证员曾某、公证员助理周莹与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谢晓微、无人机航拍人员先后来到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交界处的中国建设银行绍兴新建支行、交通银行绍兴分行和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门牌号××、31号）的杭州银行绍兴分行。在上述每一处拍摄现场，两名无人机杭派人员均进行如下操作：将拍摄设备安装在无人机上（均检查未连接网络，且无其他储存设备），将空白ＳＤＫ存储卡插入拍摄设备内，一人操作无人机，一人操作监控屏幕并进行拍照和摄像。对上述人员用无人机对上述单位所在建筑物外观、墙体摄像和拍照相关行为，以及建筑物标识等情况，公证人员分别用该公证处摄像机进行摄像，用该处照相机及个人手机进行拍照。公证员将上述无人机航拍部分照片和公证员助理所拍部分照片进行打印，并将相关摄像所得和所拍照片刻录成光盘予以密封。同年3月31日，该公证处出具（2019）浙甬天证民字第1407号公证书，附有照片打印件和光盘。照片显示，在杭州银行绍兴分行、中国建设银行绍兴新建支行、交通银行绍兴分行处所拍摄的ＬＥＤ洗墙灯的产品标签均注明：ＩＰ65，型号为ＳＬＸ-06，生产日期为2017-9-20，额定功率为12＊1Ｗ，额定电压为ＤＣ24Ｖ，光束角为6＊75°，色温为3000Ｋ，另有“ＳＵＣ舒能光电”和“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票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无人机航拍技术服务费为8000元，备注“绍兴航拍取证”。开票日期为2019年3月12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证据保全公证费为10000元，备注为“曾”。2018年11月15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律师函》，主要就被告未经原告许可，超出《工程授权书》及编号为JL201708-28-01《购销合同》的授权范围，在非由原告生产的产品上擅自使用原告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交涉，要求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等。被告确认已通过微信收到上述《律师函》，第三人在收到《律师函》后称其未参与、亦不知情被告涉嫌不正当竞争一事。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认，在其向第三人供货的灯具中，除向原告采购外，均系其自行生产，并贴有原告企业名称。经本院释明，第三人称其无法提供涉案灯具的具体规格型号，亦无法说明舒能品牌灯具的具体安装位置。四、被告抗辩所依据的事实戴军历与原告业务人员王海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8月28日，戴军历称“总清单你也有、就那么一点东西、两户人家分着搞点、这事我是和沈葳沟通过的、你可以问问沈葳的手下邓老师！”以及“这事我也和你们姜总沟通过！其他你看的办吧”，王海廷回复“戴总，我知道了！”同日，戴军历还提及“这里面每个标段都有故事！都有关系，所以大家分着做了”，王海廷回复“你说得对，都是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戴军历在与王海廷通话时称“是用了你们舒能的品牌，是为了审计方便一点”“我戴军历捷莱接的业务……接的时候就说你们做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等内容。本院认为，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于2019年4月23日修正，即日生效施行。结合原告的具体主张，可知本案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前发生、持续到修正后的行为，故应适用2019年修正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三条“企业自成立之日起享有名称权”之规定，商事主体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后，依法享有其企业的名称权，并有权禁止其他人在其经营活动中使用其企业名称。本案中，原告在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企业名称后，即取得其企业名称专有权，依法受到法律保护，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被告双方均从事与灯具生产、销售有关的业务，经营范围有所重合，二者系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企业名称是否具有一定影响；二、被告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三、若构成不正当竞争，则原告所主张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三条“企业名称经核准登记注册后方可使用，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专用权”规定，企业名称在其登记注册的行政区划内享有专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本案中，基于原告的权利主张，其应就企业名称有相应市场知名度以及为相关公众所知悉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在案证据表明其品牌及相关产品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大知名度，且受到相关主管部门以及上海世博会、杭州G20峰会等重大活动相关单位的认可，并曾受到其注册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产品推荐认可，足以证明其企业名称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被告抗辩称原告未能证明其企业名称具有一定影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结合本案认定的事实，第三人确认收到被告提供的灯具，且均为原告产品，被告自认其向第三人供货的原告灯具，除部分系向原告购入外，其余均系其自行生产并贴有原告企业名称。从灯具型号规格和数量上看，被告仅就编号为JL201708-28-01《购销合同》所涉181974元的货款对应的灯具向第三人供货，被告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另外5份《购销合同》所涉灯具与其向第三人供货有关，本院对其相关事实的主张不予采纳。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的合同金额为777277元，与编号为JL201708-28-01《购销合同》的差额为595303元，即该部分货款对应的灯具均为被告自行生产。就原告两次采取的公证取证保全而言，（2018）浙绍越证经字第364号公证书所涉取证地点新亚都大酒店所显示的贴有原告企业名称的灯具型号、规格均非编号为JL201708-28-01《购销合同》所涉灯具，即并非由原告生产，换言之，该酒店所使用的LED洗墙灯系由被告自行生产的灯具；（2019）浙甬天证民字第1407号公证书所涉取证地点即三家银行所显示的贴有原告企业名称的灯具型号、规格与JL201708-28-01《购销合同》所涉灯具一致，因原告称其无法核实查明被诉侵权灯具的具体安装位置，第三人对此亦无法说明被告所供货的灯具安装于何处，而被告供货给第三人的灯具中亦有部分系由原告生产，故无法认定该公证书所涉取证灯具系由被告自行生产的侵权灯具，而涉案项目中未予明确列明杭州银行绍兴分行是否属于亮化工程范围内，鉴于上述查明事实，已再无继续审查必要。被告抗辩称原告许可被告在被告自行生产的产品上使用原告名称，双方事先约定关于第三人的LED灯具订单由两家“分着做”，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戴军历陈述“两户人家分着搞点”“所以大家分着做了”等内容，但何为“分着做”以及如何“分着做”，均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却未明确反映在聊天记录中。聊天的另一方王海廷系原告业务人员，并非原告高级管理人员，其在微信聊天中回复“戴总，我知道了！”“你说得对，都是关系”，结合语境，亦并非对戴军历所提及“分着做”的认可或者确认，仅为表达知晓之意。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的通话内容可知，虽然戴军历反复提及“分着做”的约定，但是王海廷并未给予明确回应和确认。由于被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上述抗辩意见，而就在案证据来看，在双方未就被告自行生产灯具并贴有原告企业名称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而授权被告使用原告企业名称显然已超过王海廷的职务范围，加之王海廷亦未有允诺戴军历“分着做”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未取得原告授权，将印有原告经工商登记的企业名称以及“舒能光电”简称的标签贴于其自行生产的灯具产品上用于商业销售，具有引人误认为涉案灯具来源于原告的主观故意，引人误认为是原告商品或者与原告存在特定联系，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属于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的相关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如上所述，被告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应予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在第二次庭审后撤回第一项诉请，系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自愿合法，本院予以准许，对此不再评判。被告的相关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消除影响。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在《浙江日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宁波日报》《宁波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因第三人未对被告履约行为提出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对被告供货的灯具产品提出质量问题，至本院对本案作出判决时，在案证据未有表明原告因被诉侵权灯具遭受负面评价，而原告亦未提供商誉严重受损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鉴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实际损失或被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且原告请求适用法定赔偿标准，故本院综合考虑原告商誉的知名度及被告的主观故意、侵权情节、经营规模，以及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额、利润率等因素，原告为制止侵权支出合理费用，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适用法定赔偿方式，并注意到如下事实：1.原告品牌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2.第三人向被告采购灯具并指定为原告产品，被诉侵权灯具所涉货款为595303元，原告因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丧失商业交易机会，被告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3.原告为维权支出公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其虽未提交律师代理费支付凭证和代理合同，但确有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应结合律师工作量予以综合认定，（2019）浙甬天证民字第1407号公证书所涉取证内容，因无法认定取证灯具确有侵权，故该次取证支出不应作为合理开支。综上，本院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0000元（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原告超出上述范围的赔偿损失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六条第二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捷莱照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包含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250000元；二、驳回原告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80元，由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279元，由浙江捷莱照明有限公司负担7201元。原告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捷莱照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审 判 长  张 翀人民陪审员  陈敏毅人民陪审员  陈峥嵘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徐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