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再305号再审申请人（案外人）：陈立强，男，汉族，1967年12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宽，江苏诺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高禄，男，汉族，1973年2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芳，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江苏兴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英武路43号。破产管理人：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高禄与江苏兴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航公司）船舶权属纠纷一案，武汉海事法院于2017年12月10日作出（2017）鄂72民初第179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陈立强对判决不服，认为原判决书错误，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鄂民申235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陈立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宽，被申请人高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兴航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院经调解无结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立强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第1795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1.本案认定事实错误。案涉“裕强发”轮为陈立强和合伙人王良发于2009年8月26日从韩光磊、司爱民购买所得，挂靠兴航公司经营，实际产权为共同所有，王良发具体负责船舶营运工作。2018年10月，陈立强才知晓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第1795号民事判决内容，发现王良发串通兴航公司将“裕强发”轮转让给高禄。武汉海事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明显错误，2012年4月23日签署的《船舶“裕强发”轮财产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没有陈立强签字，陈立强没有参与船舶出售给高禄的行为，不知款项支付。另外，在受让案涉船舶时曾与案外人韩光磊签订有所有权保留条款，该船舶转让款未完全偿还前，不得出售给他人。2.本案权属纠纷诉讼主体缺失，程序错误。陈立强作为共有权人，没有成为诉讼参与人，失去质证、辩论等各项权利。原判既然按照实际产权，就应当将原产权人作为被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追加诉讼，这样才能保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3.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定王良发、陈立强是涉案“裕强发”轮的原按份共有权人，就应当查明两人的份额，查明陈立强同意处置“裕强发”轮的书面证据，否则，王良发单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应当无效。4.陈立强在法定申诉期间内向武汉海事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武汉海事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应当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陈立强随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了申请再审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陈立强申请再审在法定期间内。高禄辩称，1.陈立强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的条文理解内容，陈立强应当是本案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本案是作为“裕强发”轮实际所有权人的高禄起诉作为基于船舶挂靠而成为该轮登记所有权人的兴航公司，要求确认高禄是该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的确权诉讼案件。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船舶挂靠法律关系，基础是高禄与兴航公司签订的《船舶经营管理合同》。陈立强并非《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的当事人，且其自认为是“裕强发”轮的共有权人，从诉讼地位来看应当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陈立强是否为“裕强发”轮的共有权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在再审听证程序中，陈立强声称其只是股东代表，本案不存在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况。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552号案中，再审申请人刘秀霞申请再审的理由之一就有“刘秀霞系涉案船舶共有权人，一、二审法院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船舶挂靠法律关系，而不是船舶共有法律关系，刘秀霞是否为涉案船舶共有权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一、二审不存在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形”。2.既然陈立强不是本案被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其作为案外人申请再审仍应符合“案外人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这一前置程序、前提条件。陈立强的再审申请不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在案外人不是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的情况下，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且执行异议被驳回，随后案外人才能申请再审。因此，陈立强就本案一审判决申请再审需以其就该判决提出执行异议，且执行异议被驳回为前提条件。因前提条件尚未成就，陈立强直接申请再审违反法定程序，应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应当驳回。陈立强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当时《民事诉讼法》尚未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诉法解释》的施行，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再次明确为案外人需提起执行异议且执行异议被驳回，其立法目的仍在于限制案外人滥用再审程序。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陈立强申请再审仍需满足上述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3.高禄已合法取得“裕强发”轮的实际所有权。（1）本案一审过程中，高禄提交了经由福建省平潭县流水镇山边村村委会见证的《船舶财产转让及债务声明》以及由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2012年4月，陈立强与王良发就船舶转让等事宜进行过多次商议，陈立强同意船舶转让。在再审听证会期间，陈立强声称其在2012年4月其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但未提交任何证据。（2）即使陈立强声称内容属实，以上证据可以证明陈立强已经预先同意和授权王良发出售“裕强发”轮。作为“裕强发”轮股东之一的王良发及村委会均告知陈立强同意出售船舶，高禄也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陈立强的本意。（3）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404号民事判决的记载，陈立强即使在2012年不知道王良发将船舶出售给高禄，至迟在2013年已经知道。陈立强既未提出异议，也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措施。对无权处分行为，权利人知情而沉默应视为追认，故陈立强的沉默行为应当认定为系对王良发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其在6年后提起再审，不利于船舶交易的稳定性，不应得到支持。兴航公司提交书面意见辩称，涉案船舶确实登记在兴航公司名下。兴航公司作为船舶登记所有权人，并不能对船舶实际所有人王良发与案外人签订船舶转让合同的行为进行控制。无论涉案船舶是否被实际转让，只要兴航公司没有为船舶办理转港和产权变更，就没有违反《三方协议》约定的义务。涉案船舶在此案件进程中登记在兴航公司名下，兴航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陈立强和王良发是否与高禄签订《转让合同》，兴航公司并不知情也无法控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高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高禄是“裕强发”轮的实际所有权人；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兴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4月23日，高禄与案外人王良发签订了一份《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案外人王良发自愿将其所有的“裕强发”轮以2250万元的价格卖给高禄。合同签订后，高禄依约支付了全部购船款。2012年5月4日，高禄与兴航公司签订了一份《船舶经营管理合同》。合同约定：高禄将其所有的“裕强发”轮挂靠在兴航公司名下，由高禄从事营运，兴航公司按年收取管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裕强发”轮原系案外人王良发和陈立强按份共有，为经营需要，挂靠在兴航公司名下经营。因市场行情低迷，经营管理不善，王良发、陈立强二人在平潭县流水镇山边村村民委员会的见证下，与高禄签订了一份《转让合同》，约定由高禄购买“裕强发”轮，转让价为2250万元。王良发和高禄在《转让合同》上签字确认。平潭县流水镇山边村村委会亦在该份合同上加盖公章。依该合同约定，王良发将“裕强发”轮交付给了高禄，高禄经营“裕强发”轮至今。因“裕强发”轮在王良发、陈立强经营期间，向江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了融资租赁业务，且租金等尚未支付完毕。2012年5月4日，高禄与兴航公司、案外人王良发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三方一致同意：该轮融资租赁余款1113.8万元由高禄直接从该轮转让价款中支付，并汇入兴航公司指定的账户，由兴航公司支付给江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王良发应偿还兴航公司的借款458.7万元，由高禄直接从该轮转让价款中支付，并汇入兴航公司指定账户。上述两个合同签订后，高禄依约付清了融资租赁余款、偿还了兴航公司借款，并代为偿还了“裕强发”轮原经营期间的对外欠款。2017年9月11日，案外人王良发出具情况说明，确认高禄已付清全部款项，“裕强发”轮已交付给高禄。2012年5月4日，高禄与兴航公司签订《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约定高禄将自己出资购买的“裕强发”轮登记在兴航公司名下。高禄每年在船检时或在年检前一次性向兴航公司交纳企业管理费11万元整。高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合同期限从2012年5月21日起至2013年5月20日止。2013年5月4日，高禄与兴航公司再次签订《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约定高禄每年在船舶检验前一次性向甲方缴纳企管费、体系规费共12万元整。合同期限自2013年5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0日止。涉案船舶经营期间，高禄以个人的名义开具银行账户，支付经营支出、收取经营收入。“裕强发”轮的全体船员由高禄聘用，并由高禄支付船员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权属纠纷。王良发、陈立强是涉案“裕强发”轮的原所有权人，二人在平潭县流水镇山边村村民委员会的见证下，与高禄签订了《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高禄依约支付了全部购船款，案外人王良发已将“裕强发”轮交付给高禄，高禄依法取得了“裕强发”轮的实际所有权。在当前的航运市场中，一些个体船舶所有人为获取船舶营运资质、异地登记或办理银行贷款等需要，通过挂靠的形式将自己所有的船舶的全部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登记在其他公司名下，并在船舶登记部门登记，以致在实践中相应出现了船舶登记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形。本案中，高禄为经营需要，与兴航公司签订了《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由高禄向兴航公司支付管理费。虽然“裕强发”轮现登记在兴航公司名下，但是高禄、兴航公司之间并无转让“裕强发”轮所有权的合意，兴航公司亦未支付任何对价，“裕强发”轮一直由高禄实际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的规定，高禄请求确认其享有“裕强发”轮所有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禄与原所有权人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并履行了付款义务，一审法院确认其继受取得“裕强发”轮所有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其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确认高禄享有“裕强发”轮所有权，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案件受理费234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700元，由兴航公司承担。本院再审过程中，高禄提交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40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陈立强参加了该案一审厦门海事法院（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198号案的庭审，其在该案一审期间即知道王良发将案涉船舶转让给高禄，其申请再审称2018年10月才发现王良发串通兴航公司将案涉船舶转让给高禄是虚假陈述。陈立强质证认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其对案涉船舶转让不知情，没有看到书面转让手续，该手续如果没有其签字是没有效力的，其知情是因为出现了本案一审确权诉讼。兴航公司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的民事诉讼权利。本院认证意见：由于陈立强对高禄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案处理的是韩光磊、司爱民与陈立强、王良发、兴航公司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根据该民事判决书第6页第五自然段记载“韩光磊、司爱民称‘裕强发’轮的所有权已经实际转让给高禄，但仍挂靠兴航公司。王良发承认船舶转让高禄，但陈立强对此表述不知情，兴航公司则坚持船舶的实际所有人仍属于王良发”，即使陈立强当时表示对于王良发将案涉“裕强发”轮转让给高禄不知情，但是在该案诉讼过程中，王良发对于船舶转让给高禄表示承认时，陈立强即知晓该事实，其称因本案一审诉讼才知情与事实不符。为查清王良发、陈立强与高禄之间关于“裕强发”轮的买卖情况，本院依职权前往福建省平潭县流水镇山边村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2020年1月7日，陈立强、高禄、王良发、林国茂（福建省平潭县流水镇山边村党支部书记）接受了调查询问。1.林国茂述称，（1）2012年“裕强发”轮经营情况不好，陈立强、王良发作为船舶合伙人协商确定债务，其作为见证人，陈立强、王良发全程参与了商量确定船舶债务及船舶出售事宜；（2）第一次协商处理船舶债务问题拟定《关于“裕强发”船舶财产转让及债务声明》、《债务情况清单》时，王良发、陈立强、高禄、刘孟标在场，其询问陈立强是否认可债务项目，陈立强表示“部分债务不能确定，由你们确定”，陈立强在清楚债务的情况下，为躲避承担债务走掉了，没签字；（3）第二次陈立强没有参加，“裕强发”轮当时已经资不抵债，两位股东同意出售，陈立强、王良发知道船舶估价，协议本来应该两股东签字，通知陈立强，陈立强不到场，所以没有签字；（4）船舶出售耗时几个月，陈立强都在家，包括隔年，陈立强也没有提出异议；（5）2017年出现本案诉讼，其出具《说明》说明只有王良发签字的情况。2.王良发述称，其和陈立强合伙购买“裕强发”轮，挂靠在兴航公司，当时船舶经营情况不好，欠银行1200余万元，欠兴航公司500余万元，船舶资不抵债，经营不下去，其建议出售船舶，亏损和陈立强一起承担，联系到高禄后，陈立强同意出售船舶，但不愿意承担债务，所以没有在（买卖）协议上签字；之后在林（国茂）书记的见证下，陈立强也在场，将船舶出售给高禄，陈立强表示没有钱承担债务，所以未在（买卖）协议上签字。3.高禄述称，2012年5月初，其与王良发、兴航公司签署了三方协议，兴航公司也承认船舶所有权由其所有，购买船舶的2250万元全部偿还了船舶对外债务。4.陈立强述称，（1）其参与了第一次协商，没有签字认可债务；（2）其不同意卖船，没有参与船舶买卖，后来才知道山边村出证明将船舶卖掉了；（3）其没有参与财务和船舶估价。本院再审认为，由于本案为案外人申请再审，因此本案焦点为陈立强是否为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结合上述调查情况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知，陈立强知晓并参与了案涉“裕强发”轮债务清理及买卖的相关过程，其对出让“裕强发”轮给高禄不持异议，虽然《转让合同》上没有其签字，但不能仅仅因此否定其在当时的意思表示。并且，即使从韩光磊、司爱民与陈立强、王良发、兴航公司2013年在厦门海事法院进行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时起算，到陈立强作为案外人向本院申诉时，已逾五年，期间陈立强从未就案涉船舶买卖提出异议或主张相关权利，其称当时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在珠海被判刑，但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立强此种消极不作为亦反向证明，其同意将“裕强发”轮出售给高禄。陈立强申请再审仅以《转让合同》没有其签字为由，不足以证明其没有参与出售船舶给高禄。其提及与王良发在受让案涉船舶时曾与案外人韩光磊签订有所有权保留条款，该船舶转让款未完全偿还前，不得出售给他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条款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高禄不具有约束力。由于“裕强发”轮与陈立强再无关系，因此，在本案高禄与兴航公司之间的船舶权属纠纷中，陈立强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未对陈立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陈立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案外人陈立强的再审请求；二、维持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第179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余 俊审判员 林向辉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杨拓书记员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