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民终4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其云，男，1967年2月11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大岳，江苏善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臻，江苏张连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金荣，男，1968年9月30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建湖县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必琴(系殷金荣之妻)，女，1966年11月18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上诉人王其云因与被上诉人殷金荣、陈必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5民初2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其云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致被上诉人殷金荣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错误。2012年6月6日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殷金荣及盐城伟荣建材公司（以下简称伟荣公司）债台高筑，负债累累。被上诉人差欠多人债务2500万元，上诉人先后向司爱书等人偿还了240万余元，还向刘军等人交付了价值200余万元的砖头。因伟荣公司的厂房土地设定抵押给银行，导致从银行贷款根本不可能，上诉人为了经营不得已将伟荣公司的厂房出租，以租金来维持伟荣公司的日常运转。上诉人自2012年6月6日签订协议书后，为被上诉人偿还债务和支付各项费用合计533万元，上诉人自掏腰包137万元。多年来，上诉人经营伟荣公司无盈余收入。一审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认定上诉人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解除协议书无任何事实依据。因为协议书中无债的金额，也无所谓债的履行期限，不存在债的履行义务问题。2、“协议书”不是股权代持协议书。2012年5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但履行完毕，而且经过工商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也无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空股”不等于“代持股权”一审判决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王其云也仅仅丧失伟荣公司4.05%的股权，依然享有伟荣公司44.95%的股权。因为王其云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对伟荣公司进行了增资，新增出资额224.763万元，占500万元注册资本的44.95%。3、被上诉人主张解除2012年5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2年6月6日的协议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协议订立后直至被上诉人起诉时已过7年多时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等，期间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延长的原因，一审对此未予审查，有失公正，请求二审审查。殷金荣对王其云的上诉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针对上诉人上述称已超诉讼时效及超过合理期限行使解除权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经审理已经认定2012年6月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第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实质上应当为代持股协议书，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其已经实际以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对应受让股权价款的事实。而代持股协议实质上就是指名义股东接受实际出资人的委托代实际出资人持有股份，并享有股权的委托协议书，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此，本案不存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实际出资人也无需考虑名义股东是否存在违反代持股协议中的义务而去解除代持股协议。3、上诉人上述称代持股权后已经帮助被上诉人偿还了之前的部分债务，并准备在二审中提交相应证据，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做了同样的答辩，但是并未在一审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如在二审中再就该辩称内容提交证据不能视为新证据。其次，即使上诉人所述的是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上诉人在代持股期间不存在违约行为，因为2012年6月6日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上诉人参股的目的是利用自身的良好信贷信誉从银行或社会上借贷资金帮助被上诉人偿还以前的债务渡过难关等，该条约定指上诉人本人从银行或者社会上借贷资金，而不是采取最原始的出租资产设备的方式来换取微薄的收益，而且该出租收益也未交被上诉人，全部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均违反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当然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被上诉人不能实现签订补充协议的最终目的。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是完全正确的。4、针对上诉人补充的上诉人仅仅丧失伟荣公司4.05%的股权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经过后续增资，伟荣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但是上诉人及第三人并未实际履行增资义务，且上诉人所对应的持股比例仍然是44.95%，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殷金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其与王其云于2012年5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2年6月6日补充签订的协议书；2、确认王其云持有的在伟荣公司的49%股份归殷金荣所有，王其云及陈必琴协助殷金荣将伟荣公司49%的股权变更至殷金荣名下；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其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殷金荣原系自然人独资型公司“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31日，殷金荣与王其云及陈必琴（系殷金荣之妻）分别签订伟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与王其云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为“转让人：殷金荣，是伟荣公司股东（以下简称转让人），受让人：王其云（以下简称受让人）。转让人将在伟荣公司所持有的43.1万元股权中的20.237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以20.237万元人民币价格对外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与2012年6月1日前采取一次性帐外交割的方式，用货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股权的价款，‘转让股权’的所有权利及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承担全部义务。本协议一式三份，经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字后生效。转让人：殷金荣，受让人:王其云，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与陈必琴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表述除转让股权中的股权价格（21.063万元）和股权占比(51%)与王其云的表述不一致外，其余均相同。同日，殷金荣向王其云、陈必琴分别出具了相应金额的股权转让收条。2012年6月12日，王其云持相关材料至盐城市建湖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办理“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前为殷金荣，并更后为王其云）及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为41.3万元；变更后为500万元，王其云认缴245万元，陈必琴认缴255万元）变更登记。此后，王其云以“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将公司财产先后出租给王志书、韩宏宝、周业龙等人。在其管理公司事务期间，公司收益、支出账目财务管理及行政管理混乱，导致多起诉讼，此外还与吴树香（与公司股东陈必琴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受让人，该纠纷已另案诉讼）发生矛盾。一审另查明，2012年6月6日，王其云（协议甲方）与殷金荣、陈必琴（协议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上列双方就乙方所经营的个人独资的“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让甲方参股经营，解决乙方个人及原法人陈欠债务及以后的经营活动中的相关事宜，经充分商讨，自愿订立以下协议：一、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加入“伟荣公司”，并同意甲方在原个人独资的“伟荣公司”中占有49%的股份，乙方占有51%的股份。二、原“伟荣公司”字号不变，但个人独资并更为股份制企业，原法定代表人“殷金荣”变更为“王其云”，殷金荣所占51%的股份变更为陈必琴，自此，“伟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监印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以及对内管理、对外经营活动中所需法定代表人印章等，均开始使用“王其云”的印章。三、甲方王其云所占49%的股份为空股，但所有的经营活动中的相关事宜，需在甲乙双方互相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经甲方签名并加盖甲方私章后方可进行，公章的保管和使用权全部归甲方行使。甲方对经营中的相关事宜，在不损害双方权益的前提下，拥有绝对的最终决定权。四、甲方参股的目的是利用自身的良好信贷信誉，从银行或社会上借贷资金，帮助乙方偿还以前的债务，度过难关，并为今后的经营活动营造良好氛围，故甲方每投入的任何钱款，乙方均应写具借条，并就利息和还款时间、方式、保证等进行详细的约定，并按约定自觉履行。五、乙方必须保证在签定本协议之日起，对外无以法人名义出具过任何借据，即以法人的名义不欠任何债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前的，乙方个人以及原法人与外界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切与变更法定代表人后的“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并保证在以后的经营活动、对甲方所投入的款项及经营活动中的债务以原“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及乙方个人的财产提供保证。经营活动中的收益全部归乙方所有，亏损也全部由乙方承担。六、并更法定代表人后的“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的资产仍归乙方全数拥有，如遇政府拆迁指令等事宜，其权利全部由乙方享有，义务也归乙方全部履行，与甲方无关联。七、上列协议一经双方签名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违约，除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外，还需赔偿对方违约金伍拾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殷金荣、陈必琴利用王其云自身的良好信贷信誉，为了从银行或社会上借贷资金，以便偿还以前的债务，并为伟荣公司今后的经营活动营造良好氛围，继而于2012年5月31日和6月6日与王其云分别签订“伟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协议书”，两份协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王其云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成为伟荣公司的名义股东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虽然对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但并没有能按照其与殷金荣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履行为其偿还以前债务义务，以及将公司经营活动过程中的收益全部交予殷金荣、陈必琴，相反在经营过程中新增了矛盾及亏损，致使殷金荣让其成为名义股东以达到“从银行或社会上借贷资金，帮助乙方偿还以前的债务，度过难关，并为今后的经营活动营造良好氛围”的根本目的未能实现。因此，殷金荣要求解除双方协议及恢复其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王其云辩称其已实际以现金方式向殷金荣支付了对应受让股权价款，与“协议书”载明的其所持股份为空股不符，其辩称事实证据不足，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解除殷金荣与王其云于2012年5月31日和6月6日签订的“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协议书”；二、确认殷金荣为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实际股东，占公司49%的股权。王其云及陈必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殷金荣将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的49%股权变更至殷金荣名下。案件受理费26400元，由王其云负担。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王其云在二审中陈述：1、伟荣公司外欠债务2000多万元，目前仅以微薄的租金维持职工养老金；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以后，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方式是以殷金荣差欠的借款抵充的，王其云撕掉了相应金额的借条；3、2012年6月12日对伟荣公司的增资是殷金荣、陈必琴出资的，王其云没有出资，增资当天殷金荣、陈必琴就将增资的钱抽逃了。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殷金荣与王其云于2012年5月31日和6月6日签订的“盐城伟荣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殷金荣虽于2012年5月31日与上诉人王其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伟荣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王其云，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即同年6月6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以下称补充协议），言明王其云所占伟荣公司49%的股份为空股。王其云认为其已实际取得伟荣公司49%的股权，且是殷金荣以差欠王其云的借款抵充了王其云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殷金荣对此并不认可，王其云又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另如果在2012年5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王其云成为伟荣公司的真实股东，那么在同年6月12日对伟荣公司进行增资时，王其云应履行股东对伟荣公司的增资义务，但其二审明确陈述其没有拿钱增资，增资的钱是殷金荣、陈必琴出的，由此可见，王其云虽与殷金荣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其并未实际取得伟荣公司的股权，根据补充协议的内容，王其云应是仅为殷金荣代持伟荣公司49%的股权，为伟荣公司的名义股东，代为经营管理公司，王其云上诉认为其是伟荣公司实际股东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补充协议的内容，殷金荣与王其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利用王其云自身的良好信贷信誉，为了从银行或社会上借贷资金，以便偿还以前的债务，渡过难关并为伟荣公司今后的经营活动营造良好氛围等”，但王其云在接手经营、管理伟荣公司后，并没有为伟荣公司度过难关，相反根据其自已陈述，目前伟荣公司差欠债务2000多万元，现状是仅以微薄的租金维持职工养老金。显然殷金荣与王其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并没有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又因双方的补充协议对王其云代为经营管理伟荣公司的期限并未进行约定，故殷金荣可随时要求与王其云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王其云上诉认为补充协议对债的金额、履行期限没有约定，不存在债的履行义务问题，故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致殷金荣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错误”的上诉理由及殷金荣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已超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如王其云在经营管理伟荣公司期间，对伟荣公司进行了资金投入，王其云可根据双方约定另行向殷金荣主张。综上，王其云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00元，由上诉人王其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平审判员  陈素娟审判员  胥 霞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