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8394号原告：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路27号1号楼409室。法定代表人：武学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庆，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曼，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财险）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法官高亢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京颖、肖春菓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6月18日和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环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庆，被告平安财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环境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平安财险向环境公司支付保险金50万元；2、平安财险支付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0日起支付至保险金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3、平安财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环境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向平安财险投保雇主责任险，被保险人员中包括廖立波，死亡赔偿限额为50万元。平安财险审查核定投保人及被保人员身份信息后，出具了保单。环境公司支付了保险费用。之后，环境公司承包沈阳市运河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清淤工程项目，廖立波于2018年10月22日在该项目工程进行水面清理作业时不幸溺水身亡。环境公司向平安财险提起保险赔付，平安财险以廖立波未与环境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付。在环境公司投保时，平安财险已经对被保险人员的身份信息、与环境公司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出具了保单，承诺出事故后可以理赔。现保单已经生效，平安财险不予赔付，损害了环境公司的合法权益。故环境公司提起诉讼。原告环境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保险单两页、人员明细清单、保险条款；证据二、82500元保险费电子回单；证据三、北京中建华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险单两页、人员明细清单、保险条款；证据四、微信聊天截图；证据五、拒赔通知书；证据六、银行电子回单3张（共计15万元）；收条（15万元，廖闯签字）及授权委托书；收条（15万元，廖闯和白桂元共同签字）；证据七、收条（85万元）；证据八、赔偿协议书；证据九、死者家属收到赔偿款并签署材料的视频光盘；证据十、死者户口本复印件；证据十一、北京中建华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环境公司的转账记录（499700元）。平安财险对环境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环境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平安财险答辩称：不同意环境公司的诉讼请求。一、环境公司确实在2018年9月6日向平安财险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险期限自2018年9月8日0时起至2019年9月7日24时止，环境公司申报的雇员总数为110元，每人的死亡伤残补偿上限为50万元，适用《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该条款第三条约定的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导致死亡，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该条款第六条第四款约定，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用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释义部分的“雇员”专门解释了本合同中雇员的含义，明确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工资的人员，包括正式工、短期工等，但因委托代理、行纪等其他合同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或工作的人员不属于雇员。二、对于雇主责任险，投保人提供的名单为不固定的，平安财险对该名单无法进行审核，如果名单发生变化，投保人应依照保险条款第十七条的约定进行告知，办理批改，一旦出险平安财险需要审核出险人是否是投保人的雇员，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三、认可2018年10月22日廖立波发生的溺水身亡事故，但是针对同一事故在平安财险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的北京中建华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向平安财险报案并申请理赔，平安财险在进行理赔调查时查明，环境公司承包了沈阳市运河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水生态修复项目工程，环境公司又和华夏公司签订有劳务分包合同，环境公司和华夏公司是承包人和劳务分包人的关系，签约时间为2018年4月1日。死者廖立波与华夏公司签订有《农民工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生效日期是2018年3月29日，华夏公司自2018年4月至10月向廖立波发放工资。华夏公司在平安财险也投保了雇主责任险，雇员总人数110人，适用合同条款一致。廖立波的赔付已经于2018年12月26日由平安财险向华夏公司支付，保险金为499700元。虽然环境公司在我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廖立波也在名单中，但其不符合雇员的含义，其是环境公司的承包商华夏公司的雇员。综上所述，平安财险予以拒赔。被告平安财险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保险单两页、人员明细清单（华夏公司）；证据二、农民工劳动合同（廖立波）、2018年4月至10月劳务人员费用结算表；证据三、索赔申请书、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支付清单；证据四、投保单、保险条款。环境公司对平安财险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平安财险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一、关于保险合同的缔约。2018年，环境公司向平安财险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并填写《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投保单》。该投保单尾部载明，业务员为赵豆豆，主介绍人为张俸君。2018年9月5日，环境公司以公司账户汇款的方式交纳了保险费82500元。2018年9月6日，平安财险出具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该保险单载明，签发日期为2018年9月6日，签单公司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127号，被保险人为环境公司，行业类型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环境管理业、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9月7日，投保员工人数为110人，水面、河道作业工人每人死亡赔偿限额为50万元；每人保费为750元；每次事故医疗费用绝对免赔额为300元；总保费为82500元。该保险单上手写有“赵豆”两字。该保险单附有人员清单明细，列明了投保的110名员工的姓名、身份证号，廖立波在该名单中。2018年9月6日，平安保险出具了另一份被保险人为华夏公司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该保险单的内容以及所附的人员清单明细与被保险人为环境公司的保险单均一致。该保险单上也手写有“赵豆”，廖立波亦出现在该保险单所附的人员清单明细中。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所投保的平安雇主责任险保险A条款载明了如下内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伤、残、死亡，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具体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赔偿限额包括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投保人应在投保时列明被保险人雇员名单，对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列入名单的雇员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等，但因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其他合同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或工作的人员不属于本保险合同所称的雇员。二、关于事故的发生以及环境公司进行的赔偿。2018年3月，廖立波与华夏公司签订《农民工劳动合同》。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华夏公司向廖立波发放了工资。2018年10月22日，廖立波在环境公司承包、华夏公司分包的沈阳市运河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清淤工程项目进行水面清理工作时溺水身亡。2018年10月25日，环境公司、华夏公司与廖立波的妻子白桂元、独生子廖闯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环境公司、华夏公司共同向白桂元、廖闯赔偿100万元，该笔赔偿金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亲属抚恤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所有费用。2018年10月28日，环境公司、华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白桂元、廖闯支付了85万元。对支付过程，环境公司、华夏公司拍摄了视频进行记录，同时，白桂元、廖闯签写了收条。2018年11月8日，环境公司分三笔向廖闯支付了15万元。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环境公司陈述，环境公司、华夏公司赔偿的100万元，均为环境公司垫付。三、关于平安财险的拒赔。2018年11月，环境公司向平安财险申请理赔。2018年11月20日，平安财险出具《拒赔通知书》，载明：“死者廖立波与环境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承包合同显示，出险时该员工为签订劳动合同单位工作，故与环境公司无劳动关系，不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本次事故保险责任不成立，平安财险无法赔付。”2018年12月17日，华夏公司向平安财险申请理赔。2018年12月26日，平安财险向华夏公司赔付499700元。华夏公司收到保险赔偿金后，于2018年12月28日向环境公司转账4997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环境公司与平安财险对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事故的发生、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对死者家属的赔付、平安财险向华夏公司的赔付均没有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环境公司因廖立波死亡而进行的赔偿，是否属于被保险人为环境公司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对此，本院认为，平安财险为环境公司签发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所附的《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将保险责任的范围限定为“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死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明确“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时还明确定义“雇员”为“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根据环境公司的庭审陈述，环境公司将工程项目中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华夏公司，而保险事故中的死者廖立波系与华夏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廖立波并未与环境公司产生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据此，若严格依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廖立波的死亡应不属于被保险人为环境公司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但是，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合同对当事人发生何种法律效力，除应参照合同条款内容外，还应结合合同订立的背景、合同签订的经办人员、合同表现的形式、合同具体的履行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进行判断。本案中，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于同一日期在平安财险的同一保险代理机构办理雇主责任险，两份保险均由平安财险的销售人员张俸君办理，两份保险单均手写有平安财险的员工“赵豆”的姓名，同时，两份保险单除被保险人信息以外的全部内容均完全相同，均注明雇员总人数为110，附带的两份人员清单明细亦完全相同。据此，平安财险在核保并签发保险单时，有能力也有义务发现，两份雇主责任险的内容一致、承保的雇员名单一致。平安财险属于商业性的保险公司，其应当意识到，从事商业活动，必然会面临商业风险。因此，在核保时，平安财险应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预期，即若对两份雇主责任险均同意承保，收取了两份保险费，在可能赚取更多利润的同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则需对同一批雇员承担双份的保险责任。如不愿意承担该种经营风险，平安财险应只承保华夏公司投保的保险。平安财险在收取了分别来自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的双份保险费后，即选择了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平安财险为环境公司与华夏公司分别出具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的行为，在事实上变更了相应《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约定。现记载于两份保险单所附的人员明细清单之中的雇员死亡，在两份雇主责任险的保险合同项下，平安财险均应进行赔付。综上所述，关于环境公司要求平安财险支付保险金并支付自拒保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保险单“免赔说明”处的绝对免赔额300元，为医疗费用的绝对免赔额，而环境公司主张的保险金，为死亡赔偿金，因此，平安财险应支付的保险金，为保险单记载的“每人死亡赔偿限额”50万元。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本院对环境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进行相应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爱尔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保险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实际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如果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高 亢人民陪审员  张京颖人民陪审员  肖春菓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高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