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633民初629号 原告：张光龙，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所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朝宇，贵州省习水县习酒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焱启，贵州省习水县温水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尾市城区。 法定代表人:刘武春,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碧芳，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原告张光龙与被告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诉讼中，被告鸿安公司在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黔2633民初6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鸿安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鸿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黔26民辖终6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除被告鸿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武春未到庭参加诉讼外，其余诉讼参与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光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劳务费257980元（含工程增量费4000元，设计变更费30000元）、误工损失费2248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5589.56元（从2019年6月26日起，以应支付的工程款2579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暂计至2019年11月6日逾期利息为5589.5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经本院释明后将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劳务费257980元”变更为“判决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5798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因承建从江县2018年110KV城南变10KV南西线送出工程项目后转包给原告，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内部劳务合同》，合同约定了工程地点、工程内容及劳务费单价，劳务费为每公里60000元。原告按照合同内容组建班组进场施工，施工期间，由于被告管理不善，导致多次停工，至2019年6月21日才完成所有项目。工程完工后，原告按照相关要求报向业主从江供电局，从江供电局于2019年6月22日至24日对原告施工项目进行现场验收并提出部分整改意见。原告按照整改内容于2019年6月25日完成整改，从江供电局确认验收消缺，并确认原告施工项目公里数为16.933公里，但因被告至今未向当地村民支付占地和青苗补偿费，致使从江供电局不能做出书面验收消缺报告。被告拖着不结算导致原告不能按时向农民工支付工资，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均未果。为维护原告的权益特向法院起诉。 鸿安公司辩称，一、张光龙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被告与刘伟或者冯涛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刘伟或者冯涛借用原告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内部劳务合同》，张光龙只是刘伟或者冯涛的其中一名员工。被告已支付的劳务费是转账到刘伟的账户,或者按刘伟的指示转账到指定账户。原告只是刘伟工程队在本案所涉项目的一个领队，因此，张光龙不应是本案的原告，本案的原告应为刘伟或者冯涛。二、《内部劳务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虽然不划分类别与等级，但仍然是属于需要有建筑劳务资质要求。依据被告与建设单位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里供电局签订的《配网施工合同》第三节专用合同条款第4.4条分包商：“……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劳务作业分包时，应分包给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承包商。但是，除本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本案中，不论刘伟（冯涛）或张光龙都是不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承包商，不具备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法院变更案由后，不论是劳务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涉合同均无效，因原告也没有建设施工企业资质。三、有关工程未能验收的责任不是被告造成的。1.根据原告提供的《内部劳务合同》第一条：“三、施工范围和内容按发包方提供的设计施工图施工，接桩、复测、工地运输、施工及施工协调、青苗赔偿、征地和树木砍伐、施工安全、竣工验收合格并通电达到带电条件”的约定，在工程范围内涉及青苗赔偿等问题应由原告去负责处理赔偿。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处理相关青苗赔偿，因此，导致本案所涉项目未能验收的责任在于原告或刘伟（冯涛），而非本案被告。有关青苗费的支付符合《内部劳务合同》第十条第六款即相关费用是在第三人的请求下由被告垫付，最终应由原告承担。被告认为应扣减青苗赔偿后，再支付劳务费，且被告会向原告追究青苗赔偿的问题；2.原告仅履行了退还剩余材料的义务，并没有完全履行《内部劳务合同》第九条的规定即提供完整的竣工技术档案二套的义务，造成工程未能最终验收的责任在于原告，与被告无关。四、原告请求的各项费用情况。1.劳务费，原告没有按《内部劳务合同》约定扣减5%的工程质保金，且已完成的工程公里数所涉及的劳务费只有原告一方单独确认，是不准确的。对于供电局这类配网施工工程都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核定有关费用，而不是由原告或被告单方自行计算。《内部劳务合同》是刘伟在隐瞒被告的情况下，与原告私下签署，违反了被告签署转包工程劳务给刘伟的目的，被告对此并不知情。原告计算劳务费的单价不符合实际情况，依据被告与建设单位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里供电局签订的《配网施工合同》计算得出的本案工程项目的估算单价不可能达到60000元/公里，若被告按《内部劳务合同》的单价结算本案项目工程，则出现亏损情况，这完全不合理，违背了当初被告分包给刘伟或者冯涛的意愿。被告与刘伟之间就劳务分包所涉及的费用约定是按被告与建设单位之间签订的《配网施工合同》的实际工程款项（经第三方机构审计核定），在提取17%管理费后将83%的款项作为劳务费支付给刘伟，而不是按《内部劳务合同》的约定按公里数进行计算。因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单价约定每公里60000元是明显不合理、显失公平的，且还需要扣减青苗费；2.工程增量费不予认可。本案工程是否涉及增量应由发包方、施工方、监理等三方共同确定是否应计算工程增量费，如何计算该费用应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核定，而不是由原告单方自行计算或认定；3.设计变更产生的费用无任何计算依据，即使发生设计变更，该变更也是属于重大情况变更，变更的原因并非由被告引起。设计变更是否一定涉及增加费用或变更设计的费用是多少应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核定，而不是由原告单方自行计算；4.双方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没有约定误工损失费用。原告计算误工的时间是2019年2月至3月，该期间不存在因停止发料停工的情况，而且2月是春节年休期间，不存在所谓停工误工。被告虽然出现过短时间的停发材料，但停发材料不一定导致原告班组停工，因被告均要求各班组提前制订领取材料的计划，而实际施工班组领取材料一般都会出现多领的情况，因此，即使被告出现过暂停发放材料的通知，并不一定会导致施工班组出现因无材料而停工的情况。关于导致误工的原因，有业主的原因，也有第三方的原因，原告也是有责任的，不应该以被告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停料而推定误工停工的损失是由被告造成的。五、逾期利息，因造成工程延迟竣工的责任在原告而非被告，故不应支持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质证后，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作出如下分析、认定： 一、原告张光龙提交的证据： 1.《内部劳务合同》，证明被告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同时约定了劳务费单价为每公里60000元，并对工程款支付和工程验收等事项进行约定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是刘伟或者冯涛借用原告的名义在隐瞒被告的情况下与原告私下签订，违反了被告签署的转包工程劳务给刘伟的目的，该合同被告是在收到法院应诉材料时才看到，对于其他项目的内部劳务合同被告是有存档留底的。刘伟或者冯涛借用原告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原告没有建筑劳务资质，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该合同加盖有鸿安公司从江项目部的公章，客观真实，且被告无证据证明刘伟或者冯涛借用原告的名义在隐瞒被告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2.验收计量单，证明原告在案涉工程项目中共完成16.928公里。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具体完工的数量、费用等需要由业主、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及原、被告双方认定的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结算审核后才能确认。本院认为，该验收计量单是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里从江供电局设计建设部出具，客观真实，且计量单上有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四方的共同签字认可，故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即原告在涉案工程中完成架空线路16.858km及敷设电缆0.07km，共计16.928km的事实予以采信。 3.业主单位从江供电局西山供电所于2019年7月8日出具的《关于从江县2018年110KV城南变10KV南西送出工程未予出具验收消缺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的工程量已经于2019年6月25日完工，并经验收消缺合格，同时证明因被告未向当地村民支付青苗赔偿款，导致业主单位不能出具验收消缺合格报告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完工后是否达到验收合格的标准，不能单单以从江供电局西山供电所出具的证明认定；（2）有关青苗费的支付根据《内部劳务合同》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最终应由原告承担，未能验收的责任在于原告。本院认为，该证据系业主单位出具，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4.从江供电局计划建设部出具的《关于从江县城南变10KV南西送出工程1-13号杆线设计变更造成二次施工的证明》、从江供电局西山供电所出具的《增量证明》及张光龙书写的《费用增加报告》2份，证明案涉项目中原告班组施工的标段存在设计变更和二次转运的事实，产生设计变更费30000元及转运电杆的误工费5600元。经质证，被告对《关于从江县城南变10KV南西送出工程1-13号杆线设计变更造成二次施工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已明确造成二次施工的原因是第三方（供电局、村集体、设计单位），与被告无关；对《增量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备注增量的原因，增量是否是本案工程无法确认，，且是否计算增加工程款应由第三方审核；对《费用增加报告》真实性有异议，因冯涛与原告是多年的朋友，两人关系密切，也是冯涛将原告介绍到被告项目。该费用增加报告中陈述的急需用的电杆是由业主提供，不是由被告提供，故不存在被告材料不到位的情况。报告中提及的车费、工人工资没有相关单据，且相关的情况或费用，应由监理确认，具体增加工程涉及的费用应由业主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结算审核后才能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从江县城南变10KV南西送出工程1-13号杆线设计变更造成二次施工的证明》及《增量证明》是由业主方从江供电局出具的，客观真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即对原告在涉案项目施工过程中因设计变更产生二次施工的事实及增量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原告无证据证明产生设计变更费30000元，故对原告证明产生设计变更费30000元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费用增加报告》系原告单方书写，虽有冯涛签字认可，但冯涛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故对《费用增加报告》不予采信。 5.从江施工班组日进度汇报微信群的微信聊天记录2份、《情况反映材料》2份，证明案涉项目因被告停发材料、管理混乱，导致原告多次停工给原告造成停工损失的事实及计算误工损失的依据。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聊天记录只是反映曾经出现过停发材料的情况，但停发材料不一定导致原告班组停工，因被告会要求各班组提前制订领取材料的计划，领取材料的计划一般都会出现多领材料的情况。另外，2019年4月暂停取料的时间为4月10日至4月15日，共计6天；2019年6月暂停取料的时间为6月19日至6月21日，共计3天。4月份停止发放材料的天数与原告计算误工的天数有明显差距，6月份停止发放材料的时间发生在原告班组完工前一二天，对原告班组完全没有影响，原告班组完全可以用之前多领取的材料继续进行施工。（2）情况反映被告是在收到法院的应诉材料才知道的；（3）被告确实收到业主方张局的转发短信，但业主并没有对被告提出整改的要求，而且该信息所陈述的内容不真实。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反映出被告确有停发材料的情况及原告就停工问题向业主单位从江供电局进行反映的事实，但未能证明原告因被告停发材料导致停工以及停工损失，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6.民工工资统计表（2019年2-3月份），证明原告班组的民工成员、民工的工资标准及原告计算的误工损失依据。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表格是打印件，工资金额与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不一致，统计表中没有劳务人员的签名，且该统计表反映的时间是2019年2月至3月期间，该期间不存在停工的情况，而且2月是春节期间，3月份也不存在停工，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停工误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系孤证，本院不予采信。 7.退料清单3张，证明原告施工的工程项目完工后，已将剩余材料全部退回被告，交接完毕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只是履行了退还剩余材料的义务，原告没有完全履行《内部劳务合同》第九条的规定即提供完整的竣工技术档案二套的义务，对交接完毕的事实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内部劳务合同》第九条仅是约定原告配合整理提供完整的竣工技术档案，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未配合其完成，故被告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8.2019年6月5日购买商品混凝土发票1张，2019年6月4日收货单1张，2019年6月3日购买钢筋货单1张，证明13号电杆发生变更后，从砼杆变更为钢管杆时，由原告垫付因调整基础需用商品混凝土、钢筋费用5096元，该费用包含在原告设计变更费用30000元内。经质证，被告对2019年6月3日购买钢筋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票据不是真实发票，2019年6月5日发票的真实性由法院确认，且该组证据中的费用是否应计算在本案工程款中应该由业主委托第三方评估进行核实。本院认为，2019年6月3、4日的票据不是正式发票，且3号的票据未体现购买方，也未能体现与本案相关，4号的单据施工单位、工程名称均为从江岜沙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6月5日的发票3510元客观真实，结合前述对二次施工和增量事实的认可，本院对3510元发票予以采信。 9.照片1张、冯礼常情况说明2份，证明冯礼常与冯涛系同一人，系被告从江项目部管理人员，原告在案涉项目中需施工人员20人左右，进一步证明计算误工损失的依据。经质证，被告认可冯礼常与冯涛系同一人，但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冯礼常不是被告员工，是刘伟找来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照片无拍摄时间，地点无法确认，是否是本案所涉工程的施工人员无法核实；两份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但冯涛未出庭作证，且落款时间均为2019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后），是否是冯礼常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核实。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被告的异议理由成立，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被告鸿安公司提交的证据： 1.《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配网施工合同》，证明：（1）被告与建设单位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里供电局签订了相关配网施工合同，该合同第三节专用合同条款第4.4条中明确劳务作业分包需要有施工劳务资质的承包商，而本案原告不具备施工劳务资质；（2）合同中约定水泥等施工材料所需要的电杆是由建设单位提供，不是由被告提供；（3）本案所涉项目的最高投标限价为90.70万元，若按每公里6万元单价计算,则被告会出现亏损情况，完全不符合被告分包劳务的最初想法，也不符合这个行业对于分包行为的行业习惯与操作，且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内部劳务合同》是无效的。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相应工作，就应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双方约定的每公里60000元的价格是合理合法的。本院认为，该配网施工合同客观真实，本院仅对真实性予以采信。 2.《劳动合同》15份，证明有15名农民工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可以计算出每人每月工资在3600元至4500元，与原告所提供的《民工工资统计表》所显示的金额不一致，原告计算的误工费不合理。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为应付相关职能部门的检查而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合同编号，也没有劳动备案，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原告与鸿安公司从江项目部签订的劳务合同系15份劳动合同的其中之一，但根据从江供电局计划建设部、从江供电局西山供电所出具的材料来看均能证明被告将案涉项目转包给张光龙班组施工，再者鸿安公司从江项目部与原告签订《内部劳务合同》将工程分包给张光龙，故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提出的异议理由，故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3.材料领用单、吴朝甫退料单，证明原告领取与退还材料的情况，即被告出现暂停发放材料的通知，并不一定会导致施工班组因无材料而停工的情况。其中2019年4月18日，原告班组的吴朝甫已按被告通知恢复领取材料的时间领取了施工需要的材料。2019年6月26日，原告只是退还领取材料，但并没有履行合同规定提交有关竣工验收的材料文件，导致未能竣工验收的责任在原告。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领用单上不能体现原告班组存在多领材料的情况，且系被告原因导致不能验收消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从内容上看仅能反映吴朝甫领料和退料的情况，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4.销售出货单、送（销）货单等共7页，证明施工过程中，有关材料是由建设单位提供，而不是由被告提供，无法提供材料的责任及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所提供的该组证据均是出自被告公司内部，而不是到出货公司、供电所调取，充分说明该出货单的单位是被告；对于所写的客户名称是西山供电所，也不能证明所需的所有材料应该由供电部门提供。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原、被告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第六条明确规定“本工程所需物资主材由甲方（被告）提供”，故本院仅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5.支付记录3页，证明被告按刘伟的要求向其指定的账户支付劳务费，共计792000元。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确实收到792000元，但该组证据未能体现是由刘伟指定拨款，且该组证据恰好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相应工作，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相应劳务费的事实，原告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者。本院认为，被告无证据证明向原告支付的费用系按刘伟的要求支付，该组证据，本院仅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6.微信截图4页，证明被告曾出现过停止供料的情况，但几天后就恢复供料，对工程施工没有影响，不存在原告所述长时间停料导致停工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微信截图上有原告班主2019年4月28日才领取材料的事实，在6月21日下午也有通知材料正常发放，说明在此期间也有因材料不能正常发放导致原告班组停工的事实，而实际情况在2019年4月18日前出现过一次停工，在2019年6月21日之前也出现停工的情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有停发材料的情况，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8日，被告中标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里供电局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发包的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工程。2018年4月23日，凯里供电局与被告签订《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配网施工合同》。在施工过程中，被告成立鸿安公司从江项目部，刘伟系案涉项目的负责人。2018年11月8日，鸿安公司从江项目部负责人刘伟以被告（甲方）的名义与原告（乙方）签订《内部劳务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一、本工程为贵州电网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具体工程量以建设单位指定的设计单位所提供的施工图并进行复测后出图的工程量为准。（具体工程量按合同约定：从江县2018年110KV城南变10KV南西线送出工程，结算以实际竣工为准。）三、施工范围和内容：按发包方提供的设计施工图施工，接桩、复测、工地运输、施工及施工协调、青苗赔偿、征地和树木砍伐、施工安全、竣工验收合格并通电达到带电条件。四、施工方式：劳务（含砂石水泥）。包工及部分包料。1.所有青苗、砍树及占地赔偿乙方协助协调。2.工程竣工配合相关资料完善和合格。3.线路杆塔喷号和消缺处理工作。五、工程价款与支付：该项目按60000元/公里根据乙方（原告）实际完成工程量据实结算施工费给乙方，施工过程中按进度的80%支付工程款，工程款支付至总款的80%后，甲方停止支付乙方工程款，待工程竣工验收移交，核对材料并确定材料无遗失后，一次性支付乙方工程款至95%，剩余5%作为工程质保金，竣工验收移交一年以后再支付给乙方。第四条：一、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说明文件和国家颁发的有关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进行施工，并接受甲方代表和建设方的监督，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第五条：四、甲乙双方自签定合同后，乙方施工中所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都由乙方自行解决，与之产生的一切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甲方仅作为配合和协调乙方工作，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六条：本工程所需物资主材由甲方供货，所有到货材料装卸费由乙方承担，辅材及基础材料由乙方采购，质量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第九条：二、工程完工后，乙方按规定配合整理提供完整的竣工技术档案二套，并发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15日内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第十条：六、乙方在施工期间，不得随意践踏青苗；做好施工场地已完工程部分的成品保护工作；工程完工后，清理好施工现场，处理好农田复耕及地方遗留问题；因乙方责任发生损坏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各种罚款，由乙方自行承担。如果相关费用在第三人的请求、或者政府的要求、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下由甲方先行垫支，由甲方向乙方结算工程款中扣除此费用。”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班组进行施工，原告于2019年6月21日完工并通知案涉工程业主从江供电局验收。从江供电局于2019年6月22日、23日、24日对原告的施工工程进行验收，并提出消缺整改意见，原告于6月25日整改完善，并经从江供电局核查确认。通过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张光龙班组）四方的核查确认：原告在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3标包（从江供电局）配网工程26.1110KV城南变10KV南西线送出工程1中完成工作量经验收为：架空线路16.858km及敷设电缆0.07km，共计16.928km，但从江供电局以涉案项目未将涉及线路占地、青苗赔偿的费用支付给村民为由未向原告出具验收消缺合格报告。2019年6月26日原告将多余施工材料退给被告。 另查明，1.在施工过程中，被告于2019年4月10日出现过停发材料的情况，于2019年4月18日恢复供料；2019年6月19日再次停发材料，于2019年6月21日恢复供料；原告以被告停发材料等情况导致其班组误工曾向从江供电局反映；2.在施工过程中，原告从被告处获得工程款792000元（被告以公司其他个人账户将款项转到李飞、张雪梅账户，原告以向李飞、张雪梅写借条的形式获得）；3.在施工过程中，原告已将案涉工程1-13号杆线坑洞全部开挖完毕，同时将电杆全部转运到现场，仅差立杆放线，但因原设计的路线经过丙梅村村民林地，丙梅村委不同意路线从林地经过，原告向被告及从江供电局报告后，经从江供电局与当地村委协调无果，后经与设计单位商议决定改线，给原告造成二次施工；4.因被告对设计变更是否增加工程量以及设计变更产生的工程量价款问题产生争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向原告释明未申请鉴定的法律后果后，原告对该部分不要求鉴定。 再查明，本案立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告不服本院（2019）黔2633民初629号民事裁定（管辖权异议）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时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本案在审理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工程价款按项目60000元/公里根据所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实结算，等工程竣工验收移交后支付工程款，并扣5%的工程质保金。施工过程中原告接受被告代表和建设方的监督，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格，同时施工中所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都由张光龙自行解决，与鸿安公司无关”，本院发现本案明为劳务合同，实为工程分包，即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本院认定事实不一致，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原告释明后，原告将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劳务费257980元”变更为“判决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57980元”。本院将案由重新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2018年11月8日与原告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是否是被告的行为，该合同是否有效；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被告无证据证明刘伟以原告名义与其签订合同，也无证据证明支付案涉工程的费用是转账到刘伟账户或者按刘伟的指示转账到指定账户，原告在案涉工程实际做工，并领取工程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原告符合上述条件，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体适格。被告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应为刘伟或者冯涛的辩解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内部劳务合同》是否是被告鸿安公司的行为，该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载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刘伟系被告案涉项目的负责人以及被告其他项目的负责人，其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内部劳务合同》的行为，原告有理由相信刘伟是具有代理权即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故刘伟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应为被告与原告所签。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告作为自然人没有施工资质，被告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原告进行施工，违反法律规定，故《内部劳务合同》无效。 三、关于原告诉请的工程款257980元（含工程增量4000元，设计变更费30000元）、误工损失费224800元及逾期利息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1.关于工程款的问题。虽原、被告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无效，但原告所作的工程已完工，且业主单位从江供电局出具的验收消缺报告的情况说明中已明确工程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六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的规定，被告应按《内部劳务合同》约定的60000元/公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本案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为16.928km，工程款应为60000元×16.928km＝1015680元，但被告已支付案涉款项792000元，应予扣减，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工程款为1015680-792000元=223680元。诉讼中，被告提出按60000元/公里计算工程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辩解理由不成立。关于工程增量费4000元的问题，案涉项目确有更改路线造成原告二次转运电杆的事实，原告依据《费用增加报告》要求被告支付该项费用，但该报告系原告单方制作，虽有冯涛签字，但冯涛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且是否实际产生拖车费也无相应证据印证，故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设计变更费30000元的问题，案涉项目更改线路给原告造成二次施工是事实，但对于设计变更（更改路线）在原设计上额外产生多少工程量（工程造价）原告无证据证明，经本院向其释明工程量造价的鉴定问题后，原告不要求鉴定，因此，设计变更的工程量造价无法确认，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中有3510元发票能够证明其在设计变更后购买混凝土，故本院对设计变更费仅支持351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另，本案，从江供电局对案涉工程尚未出具验收消缺合格的报告是因为案涉项目尚未将青苗赔偿金支付给村民。诉讼中，被告提出在工程范围内涉及青苗赔偿应由原告负责赔偿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内部劳务合同》第一条第三点中的施工范围和内容中写有“施工及施工协调、青苗赔偿、征地及树木砍伐”，但是在第一条第四点施工方式中明确注明“所有青苗、砍树及占地赔偿乙方（原告）协助协调”，本院认为，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对于青苗赔偿的问题，原告仅是履行协调义务，同时《内部劳务合同》中的第十条第六项，并非针对青苗赔偿进行的约定，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案涉工程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223680元+3510元＝227190元，但双方在《内部劳务合同》中约定工程款5%作为工程质保金（竣工验收移交一年后再支付），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即案涉工程应扣留5%的质保金（1015680元+3510元）×5%＝50960元，故被告在扣除工程质保金后还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76230元。 2.关于误工损失费224800元的问题。本案中，被告确有停止供料的情况，但是从双方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体现的时间点来看，第一次停止供料在2019年4月9日，于2019年4月18日恢复供料，相隔仅9天；最后一次停止供料在2019年6月19日，于2019年6月21日恢复供料，相隔仅仅2天。本院认为，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并非每天都需要领料，且所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被告停发材料导致其班组停工，同时也无证据证明除以上时间段外，被告还存在停发材料的情况，故对原告要求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案涉工程业主从江供电局于2019年6月22、23、24日验收，并提出消缺整改意见，原告已按整改要求于6月25日整改完善，且经从江供电局核查确认，同时于6月26日将剩余材料退还被告，参照《内部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情况，被告应当于2019年6月26日支付原告95%的工程款。因双方对逾期付款的利息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的规定，故利息应以尚欠的工程款176230为基数，从2019年6月26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但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案逾期利息以尚欠的工程款176230为基数从2019年6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为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同时因原告主张逾期利息的利率标准为年利率6%，故以上贷款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光龙工程款176230元（已扣除工程质保金50960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的工程款176230为基数，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至款项付清为止，同时贷款利率均已年利率6%为上限）； 二、驳回张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626元，由张光龙负担4300元，由广东鸿安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32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权利人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审 判 长  梁作义 审 判 员  姚梅珍 人民陪审员  杨秀安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陈世雪 书记员陈江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