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8002号原告：王雨生，男，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通辽市。原告：王玉珍，女，195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生（王玉珍之孙），身份信息同前述一致。被告：北京市开兴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路55号1幢403室。法定代表人：黎雄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鸿，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涵，女，199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雨生、原告王玉珍（以下简称二原告）与被告北京市开兴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雨生本人同时作为原告王玉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鸿、江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2396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王雨生为内蒙古通辽市人，在北京工作多年，住弘善家园P区29号楼X号。2019年10月5日，王雨生孩子办满月，王某1作为王雨生父亲吃完饭到楼道吸烟，从15楼窗户坠亡。经鉴定为高坠致重度颅脑损伤即刻死亡。后经过现场调查，被告没有安装防护栏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二原告认为，被告没尽到安全保障和安全警示义务，该行为与王某1坠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对王某1死亡负有主要责任。被告辩称：被告不应承担责任。1.被告在王某1坠亡事件中无过错。涉案小区2009年竣工，根据当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范标准为窗台0.8米，2019年10月1日新发布的标准为窗台0.9米，涉案窗台高度为0.9米，根据当时的标准，不需要加装护栏，且被告不属于加装护栏的义务主体。关于设立警示标志，根据物业服务标准，被告没有该项义务。此外，被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义务主体，楼梯间不属于公共场所。2.王某1坠亡原因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意外。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王雨生系王某1之子，王玉珍系王某1之母。经询，王雨生称王某1之父已去世，王雨生系王某1之独生子，王某1于2019年2月26日与其配偶纪某1离婚。王雨生作为承租人，通过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2019年7月7日至2020年3月14日，王雨生租住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P区29号楼X号房屋。2019年10月10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根据民警介绍，2019年10月6日1时许，接报弘善家园115号楼X发现王某1死亡；尸长156厘米，穿刺取心血化验，乙醇浓度1000微克/毫升；王某1心血检出乙醇，不排除其生前摄入；符合高坠致重度颅脑损伤即刻死亡。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调查结论（编号公治亡查字2019第X号），结论王某1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被告申请王某2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王某2描述：其系涉案小区负责安保工作的被告职员。王某1坠亡当天王某2在值班，同事巡逻时说115号楼有人跳楼，王某2到现场后拉起警戒线，并报警。家属和警察对话期间，听到家属说孩子办满月，家里摆了两桌，家属说有过拌嘴。二原告对前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前述证人系被告职员，且其描述证据系传来证据，本院对其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另就窗台高度，二原告表示15层和16层中间的楼道窗户的窗台高度为89厘米，被告表示15层和14层中间的楼道窗户的窗台高度为90厘米，各方均提供了测量图予以佐证。二原告认为王某1是在15层和16层中间的楼道窗户处坠亡，认定依据是该处有脚印；被告认为是在15层和14层中间的楼道窗户坠亡，认定依据是窗台处摆放水瓶盛放烟头。二原告认可王某1坠亡前有过饮酒行为。二原告主张租住的29号楼与115号楼虽然编号不同，但是系同一栋楼，被告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对王某1的坠亡负有责任，并向二原告承担相应赔偿义务。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就王某1死亡系自杀还是意外的事实认定较为关键。如果王某1系自杀，则涉案窗台高度是否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并不构成王某1死亡的条件，被告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的调查结论，能排除王某1死亡存在刑事案件可能性，但不能排除自杀之可能性。根据二原告描述，当晚王某1系参加孙女满月之家庭聚会，本是喜事，缺乏自杀理由。退一步讲，即便王某1与家庭成员之间有拌嘴事实，也难以认定该情节足以导致王某1产生自杀意念。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以高度盖然性为一般证明标准，并可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本院认为在法律事实上可以排除王某1坠亡系自杀之认定。其次，本案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举证规则，即二原告除证明王某1死亡的事实之外，还应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行为，以及该过错行为与王某1死亡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查明在案事实，本院难以认定被告行为存在过错或明显不当，原因如下：1.根据2005年国家标准关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要求，临空窗台低于0.8米时应采取防护措施。被告接手管理涉案建筑时，窗台高度显然高于该标准，被告无采取特殊防护措施之义务；2.2019年10月1日新实施的《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对之前的标准进行了调整，规定居住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0.9米，否则应设置防护设施。同时，该标准第1.0.2款规定，本标准适用新建、扩建和改建民用建筑设计。本院认为，前述标准明确了适用范围不含已经建成的民用建筑；退一步讲，完成该标准的义务主体通常指承建工程的施工者、开发商；再退一步讲，该标准出台于2019年10月1日，王某1坠亡发生于10月6日，被告作为物业公司而言通常不具有在短时间内组织大规模施工的技术条件和能力，客观上难以在假期五日之内迅速完成全小区防护设施安装工程；3.被告作为物业公司负责所在小区物业服务和管理，对小区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负有维护、养护、修缮和管理等义务。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窗台照片来看，并未存在破损之处显著导致窗台水平面整体降低之情形，而是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在此情形下，难以苛求被告未雨绸缪，提前对涉案窗台进行加固、抬高工程。再次，本院难以认定被告未对窗台进行防护或标示警告系导致王某1坠亡的原因之一。原因如下：1.如各方提交照片显示，15层相邻窗台高度约89或90厘米，且窗台本身距离墙面有一定厚度，根据生活经验法则，一般成年人倚靠此等高度窗台墙面并不会失去重心而跌落，结合王某1生前身高1.56米，对前述认定进一步形成补强；2.楼道窗台在一定高度和宽度下，通常能够对来往人员形成保护，一般人只要不作出将身体过分探出等危险举动即可规避危险发生。如果期待物业提供者穷尽一切手段规避所有可能的风险发生，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过分加重物业提供者的责任；3.王某1坠亡前曾存在饮酒事实，并在饮酒后与王玉珍逗留于案发窗台前吸烟，该期间内王某1与王玉珍均无意外情况发生。亦可见如一般人正常在窗台前行走、逗留、倚靠，并不会出现明显安全隐患。待王玉珍离开之后，王某1单独停留在案发窗台前一段期间内发生坠亡。人体在酒精刺激下会降低自身控制能力和认知力是常识。王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身酒量有所预知并适当控制饮酒量，以及防止失当行为发生，否则当对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根据前述事实，本院认为王某1作出一定危险举动导致其坠亡的可能性，相较于正常在窗台前行走、逗留、倚靠导致其坠亡的可能性更大。对于坠亡的不利后果，王某1本人及其身边近亲属，更有能力和责任予以防范和避免。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无需对王某1坠亡负有责任，亦无需向二原告承担相应赔偿义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雨生、原告王玉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8元，由原告王雨生、原告王玉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云 凝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