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26民初1724号 原告：李兴存，女，198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村民，初中文化，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正权，会东县姜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耿银昌，男，195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被告：邓开华，男，1986年4月3日出生，汉族，村民，初中文化，住四川省会东县。 被告：周世伦，男，197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村民，初中文化，住四川省会东县。 以上被告邓开华、周世伦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国芦，会东县铅锌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兴存与被告耿银昌、邓开华、周世伦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8月2日受理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0月14日，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以（2019）川3426民初17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日、2020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耿银昌、被告邓开华、周世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继续履行收购原告种植附子的义务；2.判决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2000元（60亩×1200元／亩）；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2019年11月1日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499930元（损失按照原告种植60亩，每亩产量2500斤，每斤收购价4元；扣除种子款64000元及被告已支付收购款36070元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被告邓开华、周世伦邀约郑某合伙种植附子，称附子种子不需购买，只需提供土地种植，并负责回收。原告听郑某母亲讲述后，也愿意种植，并和郑某一起与被告周世伦、邓开伦商谈种植事宜，约定：郑某、原告各种植100亩；被告周世伦、邓开华负责回收。2016年12月10日，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介绍原告与被告耿银昌认识，并以被告耿银昌名义与原告签订附子收购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提供附子种子，原告负责种植，种植的附子由被告按照保底价每斤4元收购；同时约定原告种植附子期间，被告派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原告须按照技术员的要求种植附子；被告负责收购全部附子，原告不得将附子转卖他人，否则视为原告违约；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为违约方按照每亩1200元赔偿守约方。后被告周世伦要求先交40000元种子款，郑某因劳动力有限未种植附子，原告种植了60亩。合同签订后，三被告通过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向原告提供种子种植。种植过程中，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派出技术人员。原告种植的附子，被告收购了9200余斤后即以附子不能销售为由未按约定收购全部附子，造成原告采挖的附子12000斤腐烂，尚未采挖的30亩附子至今未采挖。原告多次要求三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均以不能对外销售为由拒绝收购。综上所述，三被告串通欺骗原告种植附子，严重违反约定，给原告造成巨额损失。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耿银昌答辩称，1.原告所述不属实，比如原告称其听郑某母亲讲种植附子的事，但其不认识郑某；双方签订的合同种植面积是40亩，并非60亩。2.2016年，被告耿银昌和其他人一起与四川好医生药业签订了附子种植收购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2016年12月种植，2017年9月份收购，附子种植具有特定性、时效性；2017年9月，被告通知种植户采挖，2017年10月3日至11月11日共收购七次，涉及全县几十家种植户，种植户都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采挖后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收购，其他种植户均已全部采挖，期间原告却只交购过三次附子。当年收购后期，还延长了收购时间，向外运送附子的车辆甚至都没有满载。3.被告耿银昌并没有与被告邓开华、周世伦串通欺骗原告，是原告自己想获得种植收益才种植的附子。综上所述，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邓开华、周世伦答辨称，其与原告确曾建立附子种子买卖关系，双方因此产生的纠纷已经人民法院终审裁判处理。二被告与被告耿银昌并非合伙关系；二被告与原告既无收购附子的约定，也未签订附子收购合同，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即使原告种植附子时产生人工费、土地租金，也与二被告无关。另，原告诉称其种植60亩是否客观真实不能确定，对其主张的附子每亩2500斤产量更是无法确定；到底是被告不收购，还是原告没有进行采挖均不能核实，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各自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为审核原告陈述内容及《农村土地租赁合同》是否真实，本院到原告租赁土地种植附子地即会东县铅锌镇坝口村进行核实，对村民王宝珍、李兴从、郑加焕进行了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付附子款领款人签字表》、郑加焕询问笔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被告对对方举出的其他证据及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均有异议，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耿银昌在本院2019年9月6日告知原告申请对《附子收购合同》（种植面积100亩）上“李兴存”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后，被告耿银昌确认该份合同由其与原告签订，因此该份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2.照片虽由原告拍摄制作，但照片反映了原告种植附子、组织人员采挖附子、未交购附子堆放情况及部分种植附子至今未采挖的情况，与原告陈述、被告耿银昌陈述“原告种植附子采挖后，共交购三次”及本院在核实证据过程中实地查看的情况相符，应当认定照片反映的内容具有真实性，本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3.《农村土地租赁合同》分别由原告与土地出租方签名捺印，反映原告租赁土地种植附子的情况与庭审中原、被告陈述“原告在坝口村种植附子”的事实相印证，因此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4.(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由本院依诉讼程序制作，且经二审维持该判决结果。因此该项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判决书认定原告向被告周世伦、邓开华购买附子种子，此事实与原告租赁土地种植附子的事实相佐证，与本案待证明案情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5.证明加盖坝口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具有真实性。坝口村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自治组织；证明中“……，于2016年11月份种植周世伦、邓开华、耿银昌提供的附子种子，……”该内容与（2018）川3426民初1492号判决书认定“李兴存向周世伦、邓开华购买附子种子”的事实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2018）川3426民初1492号判决书对于原告购买附子种子相对方的认定其证明力大于坝口村村民委员会对此项事实认定的证明力。坝口村村民委员会具有一定社会管理职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可见坝口村村民委员会对于其在履行管理职能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仅有如实陈述、证明的职责。对行为后果与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当由专业鉴定机构或者法律授权单位依法进行鉴定、认定。证明记载“因周世伦、邓开华、耿银昌未按合同收购，造成了堆放腐烂了一部分，……”该内容对附子腐烂原因直接作出了认定，显然超出了坝口村村民委员会依法享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因此该部分内容不具有合法性。故本院对此项证据仅就“李兴存种植附子60亩，2017年8月采挖了30亩；李兴存多次找村、镇两级组织及农牧局反映情况，经村委干部现场查看，情况属实”的内容确认证明力；对其余内容不予确认证明力。 6.证人郑某、李兴吉、李兴从、王某、李兴高均依照规定到庭陈述证言，接受询问，并在作证前签署作证保证书，因此该五份证人证言具有合法性；证言内容涉及《附子收购合同》签订过程、原告种植附子、采挖附子、交购附子的情况，与本案待查明案情关联。（1）郑某证言陈述“与被告耿银昌签订合同”的事实与被告耿银昌陈述、原告陈述印证，因此该部分内容具有真实性。（2）李兴吉证言中关于原告租赁土地种植附子的内容与《农村土地租赁合同》印证，部分附子至今未采挖的内容与原告陈述、本院核实证据时查看情况一致；原告交购附子的内容与被告耿银昌关于原告三次交购附子的内容印证，因此上述内容具有真实性，其余内容无证据佐证，本院不能核实其真实性。（3）王某证言中关于原告租赁土地种植附子的内容与原告、被告耿银昌陈述印证，种植面积与《农村土地租赁合同》印证、采挖面积与原告、李兴从陈述一致，本院对该证言仅就上述内容确认其真实性。（4）李兴高证言中原告种植附子的内容与其他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应当认定此部分内容具有真实性。（5）李兴从证言无证据佐证，且与本院生效判决书（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本院对其证言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故本院该五份证言仅就上述经审核具有真实性的内容确认其证明力，对其余内容不予确认证明力。 7.王加晏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言内容无法核实。且其证言称原告种植的附子均由其负责运送，此陈述与证人李兴吉在回答“你拉了几车、多重”时称“一车，大概三吨左右，拖拉机拉的”不一致。王加晏先称三车都是当年11月运送，后又称第一车在当年10月中旬以后运送；在回答“第三车拉去的时候场地上有人吗？”时称“没有人，我等了一天都没有人，我回去时到海坝还被大桥交警查了的。”该内容与《付附子款领款签字表》记载的原告第三次交售附子时间不一致，因此王加晏证言内容真实性存在疑点，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蒋明玉证言且不论其真实性，仅就证言内容中关于证人种植附子、交售附子涉及人员来看均并非本案当事人，因此其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8.被告耿银昌2019年9月6日在接受询问时自述其举出的《附子收购合同》中“李兴存”签名并非原告书写，因此被告耿银昌举出的《附子收购合同》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情况说明》加盖四川佳能达攀西药业有限公司印章，与被告耿银昌辩解意见“与他人共同与四川好医生药业签订附子种植收购合同”中的附子收购单位并非同一单位，且该证据中仅称“截止收购时间会东点收购工作未完成”未明确会东点收购工作即是指被告耿银昌负责的收购点，因此该项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待证明案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耿向品、韩顺芬、崔正云、邹武安证言内容均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能核实，对其证明力也不予确认。 9.欠条虽系复印件，但该项证据记载的事实经（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真实性；欠条反映了原告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之间存在附子种子买卖关系，与原告主张、被告周世伦及邓开华辩解意见关联，本院对此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10.王宝珍、李兴从询问笔录由本院在审核证据过程中制作，具有合法性；该二人陈述“部分种植附子未采挖”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仅就该部分内容认定其真实性，并仅就该部分内容确认其证明力；其他内容无证据佐证，对其他内容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根据原、被告陈述，结合庭审查实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原告听闻种植附子可获得一定收益后，决定种植附子并随即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商谈购买附子种子事宜。适逢被告耿银昌从事收购、转卖附子事务，为解决原告种植的附子销售问题，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介绍原告与被告耿银昌认识。 原告与被告耿银昌经过协商后，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附子收购合同》，被告耿银昌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合同第一项约定：“乙方是在自愿的原则下种植，所以种植过程中所需的土地（不准毁林开荒）、物资及费用由乙方自己负责；种植及运输中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乙方自负，与甲方无关；种植失败乙方自己承担。乙方向甲方承接2016季的附子种植，种植面积100亩”；第三项约定“收购价格：保低价格4.00元/斤，实际收购时按等级结合当期的价格确定实收价格，但中大数量比例不得低于70%，中的标准是单个不小于0.5两；大的标准是单个不小于1.5两；大中比例不低于70%，甲方只收大中的数量，单个小于0.5两的甲方不收，收购时扣８%损耗，若乙方拒绝执行视为乙方违约；第四项约定：附子种植期间被告耿银昌派技术人员为原告提供技术指导，乙方须按技术人员的要求种植、管理，否则视为违约；第五项约定：收购要求，附子须新鲜，无腐烂变质、去母根、去须根、去泥土；大小分级，在被告指定地点收购。第七项约定“被告保证按合同规定要求全部收购，原告除留的种子外，全部卖给被告耿银昌，不得卖给其他人，若私自卖给其他人视为原告违约，双方共同遵守信用，任何一方不得有借口违约合同，否则违约方赔偿守约方每亩1200元，若不执行向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与被告耿银昌签订合同后，又于2016年12月30日与坝口村村民签订《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土地60亩种植附子。同日，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向原告供应附子种子，种子款共计64000元，原告支付20000元后，余款44000元由原告向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出具欠条。 附子可采挖后，原告组织人员采挖，并运送到被告耿银昌指定地点交购。原告先后交购三次，共计9017.7斤，被告耿银昌向原告支付附子收购款36070.80元。被告耿银昌当年收购附子结束后，原告尚有部分已采挖附子未交购，至今尚余部分种植的附子未采挖。 另查明，因原告未按约定时间支付附子种子款，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向本院起诉后，本院以（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支付欠付附子种子款44000元；原告不服判决上诉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之间是否存在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的问题。从原告诉讼请求来看，其主张三被告与其建立了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被告耿银昌确认其与原告签订了《附子收购合同》，结合原告向被告耿银昌交售附子的情况来看，原告与被告耿银昌之间无疑具有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否认与原告建立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否认原告主张的情况下，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之间存在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原告举出的《附子收购合同》记载的甲方仅为被告耿银昌；（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之间附子种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标的物系附子种子，并非种植采挖的附子。虽然种植附子必会先购买附子种子，但附子并非管制物、专营物，购买附子种子、附子回收可通过分别向不同的交易方实施不同的民事行为完成，《附子收购合同》也未约定附子种子由被告耿银昌负责提供；因此原告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未建立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庭审中，被告耿银昌陈述“有一天，周世伦打电话来联系说有两个人要种植附子，让我签个合同”可见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仅是介绍原告与被告耿银昌签订《附子收购合同》，故应当认定原告是与被告耿银昌建立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未建立附子种植回收合同关系。附子为中药材，该中药材并非禁止种植、流通的物品。因此原告与被告耿银昌签订的《附子收购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关于被告耿银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从《附子收购合同》的内容看：被告耿银昌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原告负责提供土地种植及日常种植劳动，附子成品由被告耿银昌回收，该合同兼具提供技术和买卖两种法律行为的特征。因此《附子收购合同》属种植回收合同。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定提供附子种植技术服务、不收购附子为由认为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并据此要求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诉讼中，被告耿银昌予以否认原告主张。就此争议本院评述如下。 （一）被告耿银昌未提供附子种植技术服务是否构成违约。 1.被告耿银昌辩解其亲自到原告种植点查看附子种植情况，并通过电话联络的方式指导原告种植附子，但其对此辩解意见未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被告耿银昌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附子收购合同》第四项约定“在附子种植期间甲方派技术人员为乙方提供技术指导，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技术人员的要求栽种、施肥、修根、打尖、抹芽、不准用农药除草，在用农药和用肥种类上按甲方的规定使用（以甲方的指导说明书为准），不按甲方的要求种植和管理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并视为乙方违约。”可见被告耿银昌有义务为原告种植附子提供技术指导，但诉讼中被告耿银昌未举出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上述义务。故本院认定被告未履行为原告种植附子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的义务。 2.提供技术服务有利于种植物顺利生长，甚至增产增收，因此考量被告耿银昌违反约定未提供技术服务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以其不履行此项义务与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被告耿银昌得到符合标准的附子，原告则通过具体的种植管理活动来获取劳动和销售附子的报酬。庭审查明，原告曾三次向被告耿银昌交售附子；可见尽管被告耿银昌未为原告提供附子种植技术服务，但原告附子种植未失败，未绝收。因此被告耿银昌未履行提供技术服务的义务，未妨碍实现《附子收购合同》的目的，该行为尚不构成根本违约，与原告主张的部分附子至今未采挖，部分附子未被收购的损失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被告耿银昌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据本案证据尚不能认定被告耿银昌存在不收购附子的违约行为。庭审查明，原告曾三次向被告耿银昌交售附子并收到了附子货款，因此被告耿银昌不存在不收购附子的行为；结合原告种植的附子客观上存在部分已交售，部分未交售的情况来看，对原告诉称被告耿银昌不收购附子的行为应当在“被告耿银昌在约定的时限内未全部收购原告种植的附子”意义上理解。 1.《附子收购合同》第三项约定“收购价格：保底价格4.00元/斤，实际收购时按等级结合当期的价格确定实收价格，但中大数量比例不得低于70%，中的标准是单个不小于0.5两；大的标准是单个不小于1.5两；大中比例不低于70%，甲方只收大中的数量，单个小于0.5两的甲方不收，收购时扣８%损耗，若乙方拒绝执行视为乙方违约。”第五项约定“甲方收购要求，附子须新鲜，无腐烂变质、去母根、去须根、去泥土；大小分级（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执行），在甲方指定地点收购。”可见完成附子收购事务既需要原告按上述约定采挖附子，清选符合约定规格的附子运送到指定收购地点，也需要被告耿银昌全面履行收购义务才能完成收购事务；因此不能简单以原告客观上尚有部分附子未采挖、已采挖的附子未交售就认定被告耿银昌未履行收购义务。 2.原告与被告耿银昌签订的《附子收购合同》未约定附子收购时限，对此原告称双方未约定收购时限。附子属于生长周期较短的植物，就本地气候、土壤条件来说，生长周期大致在冬至到夏至这一时间段即一般在当年12月中旬种植，第二年7-8月采挖。《附子收购合同》第一项约定“……。乙方向甲方承接2016季的附子种植，种植面积100亩。”可见原告与被告耿银昌约定以附子一个生长周期为限进行种植回收。因此双方虽未约定明确的收购时限，但并未意味着被告耿银昌应当无限期收购附子；故《附子收购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保证按合同的规定要求全部收购。”应当理解为：被告耿银昌应当在合理的或约定的收购时间内全部收购原告交售的符合质量要求的附子。被告耿银昌称约定的收购时间为2017年9月、10月，此时间符合附子生长周期特点。从《付附子款领款签字表》记载的付款时间来看，被告耿银昌分别于2017年10月19日、10月28日、11月3日、11月11日四次支付收购附子款，可见被告收购附子时间在2017年9月、10月。结合当年其他附子种植户均在10月、11月收到交售附子款的情况来看，被告耿银昌对于收购时限的陈述相较原告主张更具客观性、合理性。 3.证人李兴从、王某、李兴高虽均陈述称“原告打电话通知不收购了，不挖了”被告耿银昌否认其不收购附子的事实；“被告耿银昌不收购附子了”的事实系由原告告知，并非证人亲身经历事件，因此对“被告不收购附子了”这一事实尚需要其他证据补充证明，但原告在先后三次庭审中均未举出其他证据佐证该内容。退一步来讲，既使上述证言客观真实，也无证据证明被告耿银昌不收购附子的行为发生在合理的收购时间内。因此据上述证言尚不能认定被告耿银昌存在违约行为。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对于被告在合理时间内不收购附子的事实，原告举出证据证明的标准为“高度可能性”即对被告耿银昌在合理时间内未履行收购附子义务的事实即使不能举证证明具有确定性，根据举出的证据也可合理排除其他可能性时即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虽然客观上原告种植的附子部分未被收购，部分仍未采挖；但前已述明附子收购既需要原告履行交售义务，也需要被告耿银昌履行收购义务才能完成，而且原告交售符合约定规格的附子是先行行为；据本案证据来看，尚不能排除原告未能在合理收购时间前采挖附子、未能在合理收购时间届满前将附子运送到收购点交售从而导致部分附子未采挖、部分附子未交售的可能性。 因此据本案证据尚不能认定被告耿银昌存在在合理时间内或者约定收购时间内不收购附子的违约行为。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李兴存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519.3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殷家烈 人民陪审员  管兴友 人民陪审员  张凤祥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孙涵雯 附一：本案证据 原告举证 1.附子收购合同---欲证明，原告2016年12月10日与被告签订《附子收购合同》，双方就种植附子、收购附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农村土地租赁合同（7份）---欲证明，原告为履行《附子收购合同》，租赁了村民经营的土地种植附子，支出土地租赁费12000元。 3.照片（22张）---欲证明，原告为履行《附子收购合同》组织人员种植附子、采挖附子；因被告不收购附子，导致原告种植的附子部分堆放腐坏，部分至今未采挖。 4.证明（加盖铅锌镇坝口村村委委员会印章）---欲证明，原告种植被告周世伦、邓开华、耿银昌提供的附子种子，共种植60亩，采挖了30亩。因被告周世伦、邓开华、耿银昌未按合同收购附子，导致部分附子腐坏。原告多次向村委会、镇政府及农牧局反映情况。 5.（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原告种植的附子种子由被告邓开华、周世伦提供。 6.郑某证言---欲证明，证人告诉原告当地适宜发展附子种植项目；某日，在原告家中看到原告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在协商种植附子的事情，周世伦、邓开华承诺免费提供种子，但签订合同时，周世伦、邓开华又要求先付一部分种子款。在签订合同时证人也在场，被告承诺包回收。 7.李兴吉证言---欲证明，证人担任坝口村2组组长时，原告提出种植附子的想法，请求证人出面协调租赁土地，证人联系了60亩土地给原告种植附子，但原告至今未支付土地租赁费。原告种植的附子至今仍有部分未采挖。证人曾帮着原告去卖附子，收购方本来可以收购的，但是没有收购，半个月后再次收购时附子腐坏了很多。原告至今仍欠村民除草费等劳务费用。 8.李兴从证言---欲证明，周世伦、邓开华出售附子种子给原告种植，承诺连附子杆都回收。但原告种植的附子仅出售了一部分，周世伦、邓开华就没有收购了；采挖时，原告打电话通知不收购了，不挖了，至今大约有30亩未采挖，已采挖的约一万余斤未收购，有的已经腐坏了。 9.王某证言---欲证明，2016年，原告想在坝口村种植附子，请求村民委员会予以支持，证人同意后原告在坝口村种植了60亩附子。在采挖附子时，原告打电话通知不收购了，不挖了。原告租赁的土地至今未向村民支付租赁费。 10.李兴高证言---欲证明，原告欲在坝口村种植附子，证人就予以支持。原告称种植附子签订了协议，收购方连附子杆都回收。后原告说收购方不收购了，附子没有出售。至今原告仍未支付土地租赁费，欠付村民劳务费。 11.王加晏证言---欲证明，2017年10月，证人为原告运送附子，共运送三车，三车都是11月运达；第一车是10月中旬以后运送，第二车是11月中旬左右运送，第三车是11月25日左右运送。第二次运送时要求当天下午四点前送达，证人将附子运送到收购点时，被告又说不收购了，证人又将附子拉回去，运送费至今仍未支付。第三车运送到收购点时，收购点没有人收购，证人等待一天也没有人收购，证人将附子运回时还被交警查获。 12.蒋明玉证言---耿世昌、耿向才、李剑飞与好医生药业签订了附子种植合同，李剑飞说种植附子赚钱，并承诺不论附子大小，连母根都收购，还派技术员指导种植。证人种植附子后，没有人员指导种植，还要求不能喷洒除草农药，只能人工除草。收购时，李剑飞虽然去了证人种植地，但以天气太冷为由不在当地居住指导，要求证人自己采挖。收购时，也不准证人参与出售。证人种植了60亩左右，但只挖了30亩左右收购方就不收购了，至今种子款、劳务费都没有办法支付。 被告耿银昌举证 1.《附子收购合同》（种植面积40亩）---欲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种植面积为40亩。 2.《付附子款领款签字表》（共4页）---欲证明，被告按约定收购了附子，并支付了附子货款。 3.《附子收购合同》（乙方郑某）---欲证明，被告耿银昌虽与郑某签订了种植合同，但郑某未种植附子，被告也未追究其违约责任。 4.耿向品证言---欲证明，被告耿银昌2017年10月至11月中旬收购附子时，通知了全部种植户，凡是运送到指定收购点的，只要质量符合要求都一律收购了；考虑到会东附子种植户分散，还延长了收购时间。收购结束后，直到款项支付完毕，也没有种植户称附子未收购完。签订《附子收购合同》时，就向种植户讲解种植知识，附子种植期间各个片区负责人会电话了解核实附子生长情况。 5.情况说明---欲证明，四川佳能达攀西药业有限公司2017季收购时间为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因会东点收购工作未完成，收购时间延长至2017年11月10日，未拒收附子。 6.韩顺芬证言---欲证明，证人为附子种植户，被告耿银昌通知证人在2017年10月前销售附子，收购时间后来又延长了10天；证人种植的附子因质量太差了，即使采挖出来也不赚钱，因此就没有采挖。 7.崔正云证言---欲证明，证人种植了10亩附子，因气候原因，附子质量不好，大的由被告耿银昌收购了，小的就没有收购。 8.邹武安证言---欲证明，证人种植了40亩左右附子，基本上都销售完，前后共销售了三个月左右，重量约几千斤。 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举证 （2018）川3426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欠条（1份，复印件）---欲证明，被告周世伦、邓开华与原告是附子种子买卖关系，并非附子种植回收关系。 附二：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