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1民终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耀强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镇东盛步行街3-1301号公寓。法定代表人：孙郭跃，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户部街15号。法定代表人：毕金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国，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州市耀强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1017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耀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并不涉嫌经济犯罪，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处理错误。1.被上诉人证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的证据是一份2018年10月18日秦淮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逮捕陆画的决定书，陆画因职务侵占罪被逮捕已经1年多时间，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就案涉合同向公安部门报案，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才称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要求移送，显然是回避事实，拖延案件审理。2.在案涉合同中签字并且与上诉人对过账的两名被上诉人员工刘瑞梅、蔡浩原，蔡浩原2019年3月才离职，刘瑞梅至今仍然在被上诉人处正常上班，两人均未被采取任何刑事措施，恰恰可以证明本案并无经济犯罪嫌疑。3.无法认定陆画等人签订案涉合同与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实际上，被上诉人2018年1月直接向上诉人付过货款。既然被上诉人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何会向上诉人付款。另外，在相似的买卖合同签订形式的（2018)苏0104民初12159号和（2018)苏0104民初12866号案件中，被上诉人与吴江宇凡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凡公司）迖成调解，已经履行支付全部款项义务。为何相同的情况，在他案中愿意付款，在本案中就否认所有合同。4.刘瑞梅、蔡浩原、陆画系被上诉人员工，其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包括在双方买卖沟通过程中，均是以被上诉人名义与上诉人确定货物的规格、数量等，所以即使认定陆画涉嫌刑事犯罪，也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付款义务。二、本案即使需要移送公安处理，也只应当移送4份陆画签字的合同，而不应该全部移送。案涉15份《产品购销合同》中仅有4份是陆画签字，且时间都是2017年，其余都是由刘瑞梅、蔡浩原签字，时间都集中在2018年3月-4月，被上诉人在（2019)苏0104民初10179号案件庭审中说过，陆画的主要犯罪时间发生在2017年，所以若要公安处理，亦只应当移送与陆画相关的发生在2017年的4份合同。三、根据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本案中，陆画以汇鸿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耀强公司起诉请求汇鸿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该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被上诉人同泰公司辩称，一、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正确。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陆画等人签订案涉合同的事实与陆画涉嫌的犯罪事实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在被上诉人否认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前提下，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所涉业务均由被上诉人业务七部业务员陆画及其行政辅助人员刘瑞梅、蔡浩原接洽并跟进。根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该类业务开展期间，由业务员陆画本人及其行政辅助人员刘瑞梅、蔡浩原私自签署产品购销合同并确认多份货款对账单、货款证明等文件，且均未向公司报告，上诉人也知悉未经被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对案涉合同、货款对账单及货款证明均不知悉，因此被上诉人对产品购销合同、货款对账单及货款证明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正因如此，在被上诉人处根本就没有案涉合同，在上诉人起诉时，被上诉人尚不知晓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回避事实，拖延案件审理，无事实依据。二、上诉人认为案涉合同签字的蔡浩原、刘瑞梅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恰好可以证明蔡浩原、刘瑞梅的行为系陆画指示。三、针对上诉人提出的2018年1月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事情，被上诉人查询了公司相关账户，未发现2018年1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付款的记录。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与宇凡公司的案件，在该案中，相应的加工厂认可收到相关货物，因此委托被上诉人代其向面辅料厂付款。相关的成衣加工合同、委托付款手续齐全。四、本案上诉人是针对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而上诉，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应在陆画的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上诉人再另行起诉。上诉人认为若移送只应移送4份陆画签字的合同，而不应全案移送，无事实依据。案涉业务是由陆画及其行政辅助人员刘瑞梅、蔡浩原接洽并跟进的，且陆画于2018年10月被逮捕，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2月到2018年4月，与陆画涉嫌犯罪的时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一审法院将全案移送公安并无不当。五、《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的是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处理，而本案属于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陆画犯罪的线索，非不同事实，因此不应适用此规定。耀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泰公司向耀强公司支付货款454590.4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同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耀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货款所依据的《产品购销合同》共15份，署期均为2018年3月至4月间。合同约定同泰公司（需方）向耀强公司（供方）订购各类布料。合同中需方签章处均未加盖同泰公司公章或者合同章，仅有“陆画”、“刘瑞梅”字样签字，部分合同签章“备注”处有“蔡浩原”字样签字。同泰公司对上述合同真实性均不认可，既否认双方之间就此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又辩称并未收到耀强公司主张的相关货物。同泰公司陈述，陆画任职期间为同泰公司业务七部负责人，蔡浩原、刘瑞梅为陆画行政辅助人员，无权对外洽谈业务。一审另查明，陆画于2018年10月18日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关于所涉犯罪事实，同泰公司陈述：“据了解，是他（陆画）采购面辅料，拉过来后再倒手卖，将钱装进自己口袋里。另一种，是采购面辅料加工成成衣，再拖走卖掉。第三种是，通过我司（同泰公司）与加工厂签订合同，支付预付款，将返利装进自己口袋里”。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本案中，陆画等人签订案涉合同的事实与陆画涉嫌的犯罪事实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在同泰公司否认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前提下，本案并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一、驳回苏州市耀强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起诉；二、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案件受理费8119元，耀强公司已预交，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另查明，案涉由陆画签名的4份《产品购销合同》签约时间分别为2017年2月23日、3月10日、4月13日和5月4日。原告安徽中天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苏0104民初5167号］，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3日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该裁定已生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上诉人耀强公司主张货款所依据的数份《产品购销合同》均未加盖同泰公司印章，同泰公司否认与耀强公司存在案涉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均系陆画、蔡浩原、刘瑞梅签署，陆画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逮捕，相关刑事案件正在法院审理期间，与本案类似的其他案件亦已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陆画系同泰公司七部负责人，蔡浩原、刘瑞梅受令于陆画，故在无法区分陆画主导的行为性质，且陆画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驳回耀强公司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耀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刘阿珍审判员 王方方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