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5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方，女，197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剑锋，湖南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立安，湖南正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军，男，197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娟，湖南天弘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锦塘，男，196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秋成，男，198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29弄6号楼4510室。法定代表人：张锦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南二环河北花香市场B区102号。法定代表人：邓伟。上诉人王东方因与被上诉人李建军、张锦塘、孙秋成、上海华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塘公司）、石家庄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5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东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五被上诉人连带返还上诉人购车款945,900元并连带向上诉人支付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车辆运送费共90,275元，另连带赔偿上诉人2,837,700元；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王东方与华塘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上诉人与李建军、张锦塘、孙秋成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华塘公司只是李建军等三人销售汽车的中介公司。从本案事实看，实际出卖人在与上诉人协商时，使用华塘公司名义与上诉人进行商谈，使得从表面事实来看，华塘公司为涉案车辆的出卖人。但在收取车款时，实际出卖人李建军、张锦塘、孙秋成获得了全部车款，而名义出卖人华塘公司只收取了中介费。因此，上诉人并非与华塘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与李建军、孙秋成、张锦塘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且，车辆也是由李建军直接从长沙发货交给上诉人，故应由李建军、孙秋成、张锦塘及华塘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作出上述认定明显错误，且不符合常理。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购车后使用一段时期实现部分购车利益错误，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购车后支付的购置税、保险费、运费等共计90,275元。上诉人在购车后因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并没有正常使用，一直在家里放置，并且上诉人经多方调查才得知涉案车辆系二手车，且系被浸水定全损的报废车，上诉人为此付出巨大精力，不仅没有实现购车利益，反倒增添大量麻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泽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发票，明显属于从事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泽源公司应当与李建军、张锦塘、孙秋成、华塘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错误。该条款并未规定消费者需对其未尽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承担责任，也未规定可对此三倍赔偿进行酌定减少。车辆作为特殊产品，上诉人根本无法对此进行检测，上诉人购买涉案车辆时，随车检验单、进口证明等各类证件均齐全，上诉人已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对本案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为购车价款的一倍错误。三、一审判决结果既无法律意义，又无现实意义，且毫无社会效果。1、华塘公司系李建军、孙秋成、张锦塘专门用来欺诈客户、逃避责任的空壳公司，一审判决空壳公司承担责任，正好迎合了欺诈人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使得一审判决根本无法执行，受害人的权益无法保障。2、本案中李建军、孙秋成和张锦塘收取了全部车款，是欺诈行为的最大受益人，却不需承担任何责任，暂且不论法律如何规定，仅从一般人的良知和认识来看，这不合常理。3、本案上诉人是受害人、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受到惩罚的应是加害人、欺诈行为人。但一审判决结果不仅没有保护作为受害人的上诉人，还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加害人、欺诈行为人，这明显超出了正常判决范围。4、本案李建军明知涉案车辆是报废车，却以新车名义卖给上诉人，不仅是恶意欺诈，更是无视驾驶人的生命安全，同时也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李建军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维持。首先，王东方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华塘公司在本案中只是汽车销售中介公司。从一审时王东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恰好可以证明王东方是直接与华塘公司达成买卖协议的。一方面，王东方在2017年10月5日就将购车定金支付给华塘公司，如果华塘公司只是中介，只为王东方购车事宜提供居间或是代理服务，那王东方支付华塘公司的应该是服务费，而不是购车定金，且华塘公司最后未将收取的购车定金支付给其他出卖方。另一方面，王东方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建军、张锦塘、孙秋成三人是认识或是有合作关系的，不能证明是这个三个人共同将车辆出卖给王东方。主要理由如下：从地域来看，李建军是长沙人，张锦塘是江西上饶人，孙秋成是黑龙江鸡东县人，三人的居住地并没有任何联系；从职业来看，李建军是一个做电子贸易的，张锦塘是做汽车销售的，孙秋成是做二手车销售的，三人职业也未完全重合。王东方称三人系实际出卖人，共同将涉案车辆出卖给王东方并要求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应依法驳回。其次，从付款情况来看，王东方是先将购车定金付至华塘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锦塘个人账户上，然后事隔两天后才向李建军和孙秋成转款，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个人收款，华塘公司既未与王东方签订书面合同，也未收取王东方任何款项，但是王东方却知道华塘公司的存在，并将华塘公司告上法庭，坚持认为华塘公司只是中介公司，只收取了中介费。从以上事实可以推断出，王东方因购车需要，先是直接与华塘公司接触，后来华塘公司法定代表人找了北京易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淘公司），并与易淘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最后委托易淘公司直接向王东方交付车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也是认定是华塘公司与王东方形成了车辆买卖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维持。最后，根据王东方提供的证据易淘公司与华塘公司签订的《特殊商品车购销协议》，可以推断，王东方是向华塘公司购车，华塘公司才找到了易淘公司，并与易淘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最后委托易淘公司直接向王东方交付车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也是认定华塘公司与王东方形成了车辆买卖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维持。最后，根据王东方提供的证据易淘公司与华塘公司签订的《特殊商品车购销协议》，可以推断，王东方是向华塘公司购车，华塘公司才找到易淘公司，然后易淘公司与华塘公司签订合同，将其在孙秋成手上所购的涉案车辆交付给华塘公司，且该合同已注明车辆为折扣车，存在瑕疵，价格也给予了优惠，由此可以看出，在易淘公司与华塘公司交易时已向其明确告知了车辆瑕疵，是华塘公司对王东方实施了欺诈，李建军及其他卖家都未欺诈王东方，不应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首先，从一审证据可以看出，王东方从事的职业就是汽车销售商，其对汽车性能应有充分认识，也应意识到购车应签订书面合同，尤其是在购买高档汽车时，应与汽车经销商签订购车合同，交车时认准查看车辆状况，但本案中，王东方并未尽到上述审慎义务，故应对其过失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华塘公司赔偿王东方一倍购车款合理。其次，王东方所主张的购置税、保险法、运费均为损失，根据《消费者权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消费者要求增加的赔偿金额里已经包括了损失，故王东方另行主张损失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锦塘、孙秋成、华塘公司、泽源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王东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张锦塘、孙秋成、李建军、华塘公司、泽源公司连带返还购车款人民币945900元；2、请求判令张锦塘、孙秋成、李建军、华塘公司、泽源公司连带支付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车辆运送费共人民币90275元；3、请求判令张锦塘、孙秋成、李建军、华塘公司、泽源公司连带支付赔偿金人民币2837700元；4、请求判令张锦塘、孙秋成、李建军、华塘公司、泽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王东方与华塘公司联系购买车辆型号为ＧＬＥ450的黑色奔驰车（车辆未上牌照，车辆发动机号码为276××××8682、车辆识别代号为ＷＤＣＤＡ6ＥＢＸＨＡ941127），2017年10月5日王东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向华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锦塘转款8000元，电子回单附言载明：奔驰ＧＬＥ450定金。2017年10月7日王东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向华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锦塘转款5400元，电子回单附言载明：代孙良宝付奔驰车款；同日，王东方根据华塘公司的指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分别向被告孙秋成转款87500元，向李建军转款17笔，共计845000元，所有的电子回单附言载明：代孙良宝付奔驰车款。2017年10月8日王东方收到涉案车辆，并支付运费6000元。之后，王东方发现涉案车辆已完成贴膜，且公里表存在数据被处理的痕迹。2018年4月18日，王东方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号牌号码：浙Ｇ×××××,车辆类型：小型越野客车，所有人：王东方，车辆发动机号码为276××××8682、车辆识别代号为ＷＤＣＤＡ6ＥＢＸＨＡ941127），为此王东方花费保险费、车辆购置税，共计人民币84275元。之后，王东方经多方调查才得知涉案车辆曾是浸水定全损理赔车辆。王东方认为李建军与张锦塘、孙秋成、华塘公司、泽源公司一同将已销售过、因泡水报废且已定全损理赔过的报废车辆作为新车销售给王东方，系严重的欺诈行为，给王东方造成损失；王东方遂于2018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决。另查明，1、2017年10月7日，华塘公司（乙方）就购买易淘公司（甲方）特殊商品车（即涉案车辆）事宜签订了《特殊商品车购销协议》，协议约定：车辆品牌奔驰，型号ＧＬＥ450，颜色黑，厂家报价1038000元，定金5000元，交车时间自提，优惠97000元，总价941000元；备注：裸车、店票、手续随车，此车仅有一把钥匙，已告知乙方，乙方同意并接受自提车之日起，车辆发生任何纠纷与本公司无关。协议特别说明：本车为折扣车辆，可能存在调公里表、补漆等其他质量瑕疵或权利瑕疵，甲方已经向乙方郑重告知，并就上述质量问题给予乙方车辆价款上的折扣或优惠，乙方对此予以知悉。乙方不得以此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协议。2、华塘公司提供给王东方涉案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销售单位名称为：泽源公司，开票日期为：2018年4月11日，价税合计900000元，车辆发动机号码为276××××8682，车辆识别代号为ＷＤＣＤＡ6ＥＢＸＨＡ941127。另查，1、涉案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2017年6月13日,为案外人湖南爽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购买。2、2017年7月1日，涉案车辆在宁乡县因暴雨被水浸泡。3、李建军从北京博车网络拍卖有限公司购得涉案车辆后，孙秋成与李建军联系购买该车；并于2017年10月8日托运给王东方。一审法院认为：王东方就购买涉案车辆与华塘公司达成口头买卖合同后，王东方向华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锦塘支付了购车定金，并根据华塘公司的指示支付了价款，王东方也收到涉案车辆；双方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之后，王东方了解到涉案车辆曾被浸水，且被保险公司定全损理赔。车辆是否被浸水，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华塘公司与易淘公司签订《特殊商品车购销协议》时已明知：“本车为折扣车辆，可能存在调公里表、补漆等其他质量瑕疵或权利瑕疵，甲方已经向乙方郑重告知，并就上述质量问题给予乙方车辆价款上的折扣或优惠，乙方对此予以知悉。”对于该重大事项，华塘公司作为专业汽车销售公司，在与王东方交易时未向王东方书面告知，不符合一般汽车销售规则。华塘公司将涉案车辆作为新车出售给原告王东方，已构成欺诈。王东方要求华塘公司返还购车款9459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原告王东方要求华塘公司支付增加三倍赔偿款的诉请，一审法院适用该法的惩罚性原则的同时，还考虑到原告花大额资金购买高档车辆，未尽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在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对所购车辆进行检测，即向华塘公司支付购车款，存在一定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酌定由华塘公司支付王东方购车价款一倍的赔偿；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东方要求华塘公司赔偿购置税、保险费、运费，共计90275元，因王东方购车后使用一定时期，实现部分购车利益，且一审法院已支持王东方关于退款及一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其损失已得到赔偿，一审法院对这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王东方与华塘公司，张锦塘作为华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王东方发生的经济往来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华塘公司承担；孙秋成、被告李建军仅是收到华塘公司指示王东方支付的款项；泽源公司只是向王东方出具涉案车辆销售发票，王东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孙秋成、李建军、泽源公司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综上，王东方要求张锦塘、孙秋成、李建军、泽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华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东方车辆价款945900元；二、上海华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王东方增加一倍赔偿款945900元；三、驳回王东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69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0129元，由上海华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车辆买卖合同主体的确定问题。王东方主张张锦塘、孙秋成、李建军系实际出卖人，华塘公司是中介公司。从本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来看，李建军最初从北京博车网络拍卖有限公司购得涉案车辆，后将涉案车辆卖给孙秋成。王东方与张锦塘联系准备买车，并向张锦塘支付了购车定金，购车款也是支付给张锦塘或按照张锦塘的指示支付给孙秋成、李建军，后孙秋成按指示将车辆托运给王东方。一审认为王东方与华塘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张锦塘系华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与王东方发生经济往来系履行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并未签订书面的购车合同，从资金流向来看，王东方把购车款支付给了张锦塘个人，张锦塘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把购车款还入公司账户，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售涉案车辆系在履行职务，而且如果是华塘公司出售车辆给王东方，则应由华塘公司向王东方出具车辆销售发票，但实际上是泽源公司出具的车辆销售发票。综上，本院认为将王东方与张锦塘认定为买卖合同的交易双方主体更符合客观事实。二、张锦塘是否应当返还王东方购车款及承担三倍赔偿责任。张锦塘在出售车辆时并未告知王东方涉案车辆曾被浸水，且被保险公司定全损理赔的真实情况，向王东方隐瞒了涉案车辆的重要事实，这直接影响王东方的购买决定，使王东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购买涉案车辆，其行为已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王东方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的诉求应予支持。张锦塘是否承担三倍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结合本案,适用该条款的前提,一是张锦塘系从事车辆销售的经营者,二是张锦塘在交易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东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锦塘个人系从事车辆销售的经营者,不符上述条款的适用条件，故对王东方要求张锦塘按照购车款945,900元三倍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王东方主张的购置税、保险费、运费等损失是否应予支持。本案因张锦塘的过错使得王东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导致王东方产生上述损失，故对于上述损失，张锦塘应予以赔偿。四、孙秋成、李建军、泽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孙秋成、李建军并未与王东方直接发生交易，两人仅仅是收到张锦塘指示王东方支付的款项，因此王东方要求孙秋成、李建军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泽源公司只是代张锦塘向王东方出具涉案车辆销售发票，并未与王东方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王东方要求泽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王东方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5791号民事判决；二、限张锦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东方购车款945900元；三、限张锦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王东方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车辆运送费损失90,275元；四、驳回王东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9,669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0,229元，由张锦塘负担（此款因由王东方垫付，故由张锦塘直接支付给王东方）；二审案件受理费19,669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9,929元，由张锦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罗艳华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梁 樱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