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3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侠，女，197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樊立英，女，195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良，男，197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敬义，男,196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男，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丰县，由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顺河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昌,男,196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滨，江苏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道友,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传国，男，196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庆波，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上诉人王惠侠、樊立英、王忠良，上诉人李敬义因与被上诉人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惠侠、王忠良，上诉人李敬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被上诉人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敬义、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赔偿上诉人因王明贵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409198.9元（医疗费5028.9元、死亡赔偿金306528元、丧葬费36342元、处理事故误工费及交通费4000元、转院交通费7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敬义、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周传国不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虽然出事时周传国没在场，但其对王明贵进行了邀约，也是工程施工人之一，与工程承揽人刘德昌一起跟定作人李敬义在饭店进行了项目评估、谈判，职责上高于普通工人。2、一审认定王明贵自己承担55%的责任与不当。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李敬义是房屋修建工程的业主和定作人，正是李敬义提出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作业要求才有王明贵的死亡事故的发生，并且李敬义还直接参加了事故发生时的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施工作业，因此李敬义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同时查明刘德昌是工程的承揽人，负责施工人员招募、工程设备的提供和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在事故发生时刘德昌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设备，没有对李敬义提出的危险操作进行制止，没有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危险发生，并且刘德昌还直接参加了施工作业，因此刘德昌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刘道友、周庆波参与了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作业，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也应承担部分责任。王明贵作为一名提供劳务的工人，完全按照李敬义和刘德昌的指示进行操作，其操作时的站位完全是出于完成工作的需要,自身没有明显过错，也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疏忽大意，因此不应承担事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虽然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规定为过错责任，但基于提供劳务者的弱势地位，不应将对提供劳务者一方的要求提高到与接受劳务一方同样的水平，只要提供劳务一方对事故的发生没有明显过错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在王明贵无明显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55%的责任，行使自由裁量权完全不符合法律精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考虑侵权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侵害后果、获利情况、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个因素，本案受害人王明贵已经死亡，并且对事故的发生没有明显过错，结合江苏徐州的经济生活水平，上诉人主张的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针对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的上诉请求，李敬义辩称，受害人王明贵自身有明显过错，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刘德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也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庭审诉讼中，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认可刘德昌的答辩意见。李敬义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2、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垫付的医疗费51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本案承揽关系中，上诉人并无指示过失。1、定作人李敬义仅对被修建房屋的结构、布局、工程质量等物化的工作成果进行指示。对具体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技术、劳力及如何放置和切割楼板等事项，定作人李敬义根本无权指示，不存在指示行为，更无指示过失。2、在本案施工过程中，承揽人刘德昌以自己的劳力、技术、设备等独立自主进行施工，交付工作成果并获取报酬，所有施工程序、安全、技术、设备及劳力安排等事项，均由承揽人刘德昌发出具体指示，这是承揽关系的基本常识。在本案施工过程中如何放置及切割楼板，也是承揽人刘德昌发出的具体指示，承揽人的指示是否正确与定作人李敬义无关。二、上诉人无偿帮工并无不当。如何放置和切割楼板是本案施工过程中的一道工序，在承揽人刘德昌指示其雇工王明贵等人切割楼板时，因人手不够，定作人李敬义进行了无偿帮工。上诉人无偿帮工并无不当，该帮工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并不是无偿帮工造成受害人踏空跌落。针对李敬义上诉请求，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辩称，李敬义存在定作人的指示选任和现场管理过失。房屋改建没有文件批准，在参与现场管理中存在指示过失。当天上午下雨，下午开始施工，李敬义提出将楼板吊至第三位置铺好的楼板上进行切割，刘德昌及刘道友、周庆波不同意这样做，但其仍然这样操作，李敬义存在明显的指示错误。另外刘德昌不具备相关资质，也没有尽到保障现场安全的义务，李敬义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刘德昌辩称，1、一审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李敬义是房屋修建工程的业主，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了明确的指示，正是在其指示下，受雇者才移动楼板进行切割，这是造成王明贵摔落的主要原因。而且李敬义安排工人提前上班也是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另外李敬义也参与了施工的过程均可以证明其过错程度。王明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高空作业的危险，其自身不采取防范措施，也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2、一审判决对各方责任划分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虽然自始至终认为受李敬义雇佣从事工作，但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是组织者，应承担较大责任。答辩人从情理和其他角度分析愿接受一审的判决结果。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于情于理无不当之处。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答辩人认为也是认定准确无误的。结合各方责任，一审法院支持1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公平合理，答辩人对此不持异议。庭审诉讼中，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认可刘德昌的答辩意见。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敬义、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和周庆波赔偿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医疗费5018.9元、死亡赔偿金306528元、丧葬费363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事的交通费及误工费5000元、抢救期间的交通费7300元；2、案件受理费由李敬义、刘德昌、刘道友、周传国和周庆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涉案楼房改建的相关情况。李敬义改造的楼房位于，原址有一两层楼房，李敬义决定往西再扩建两层楼房，每层南北两间房，顶部用楼板铺设。事发前，北面房顶的楼板已经全部铺设好，南面的房间顶部，要铺设五块楼板，分别为从东往西在第一、二、三、四、五位置处铺设，其中第一、三、四、五位置处的楼板已经铺设完毕。李敬义决定在第二位置处留一天窗，所以需要将楼板切割，切割完毕后，再将楼板放在第二位置处，王明贵就是在切割楼板时从二楼失足跌落坠地死亡。二、关于如何切割楼板及王明贵失足跌落坠地的认定。2018年7月10日，上午下雨，下午开始施工，施工现场无防护装置，王明贵也无安全帽。李敬义提出趁吊车在场，将拟被切割的楼板吊至第三位置铺好的楼板上进行切割。刘德昌及刘道友、周庆波不同意这样做，但楼板实际被吊至第三位置铺好的楼板上进行切割。切割好楼板的上面之后，需要将楼板翻转，再切割另一面。当时参与翻转楼板的有李敬义、刘德昌、刘道友、周庆波、王明贵，五人相对楼板的位置分别为刘德昌、周庆波在北边，李敬义、刘道友在南边，两头都用撬棍插入楼板进行翻转，王明贵位于楼板的西边，也持有一个撬棍。王明贵的作用是用撬棍抵着下面承重的楼板，用撬棍挡着被切割的楼板慢慢放下，以防楼板摔坏。当楼板翻转落地后，西面的空间已经很狭窄，王明贵在往后退的过程中，从二楼失足，坠落地面水泥地，造成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三、刘德昌、李敬义、其他人员在涉案工程中的地位。涉案楼房改建，李敬义最早找的刘德昌，双方关于如何施工进行了商谈，但李敬义认为是整体包给刘德昌的，因为谈好了整个工程的造价，即150元×150个工。但刘德昌认为，不是包给他的，而是干的零工。虽然双方存在上述分歧，但是其他工人是刘德昌喊来的，工资也确实都是刘德昌发放。周传国作为证人第一次出庭时提到，刘德昌还负责记工。此外，刘德昌还负责午饭，并从每名工人的工钱中扣10元饭钱。刘德昌提供了部分架材，并自行决定从小工工资中扣除50元的租赁费。庭审中，刘德昌还提到，“事发当天，李敬义问刘德昌天不下雨了，早点干活吧，李敬义问了两次，刘德昌才给工人打电话安排干活”。本院认为，虽然李敬义和刘德昌关于工钱是一次性包死的还是按零工算存在分歧，但判断刘德昌的地位，不能单独依据工资的发放，还要考虑刘德昌在整个工程中的作用。从上述查明事实来看，刘德昌虽然也参与干活，但他和其他工人的身份明显不同，其实际是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因此本案认定其为涉案工程的承揽人。既然刘德昌为承揽人，那么李敬义就是定做人，王明贵及刘道友、周传国、周庆波均是提供劳务的一般工人，其与刘德昌为劳务合同关系。四、关于周传国在本案中的地位。当初李敬义先和刘德昌谈的涉案楼房的改建，刘德昌又喊来周传国商议的。之前，周传国和王明贵在另一处干活，王明贵是跟周传国一起到的本案工地进行工作的。事发当天，周传国不在现场。五、王明贵摔伤后治疗经过。王明贵摔伤后，被送至丰县卫生院抢救，又转入丰县人民医院治疗。因伤势严重，由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派救护车将王贵明送至该院抢救，但因伤势特别严重，2018年7月11日早上将王明贵送回，送回途中王明贵死亡。关于王明贵的医疗费，李敬义垫付5000元，周传国垫付100元。王明贵，1954年7月20日出生，其配偶为樊立英，女儿为王惠侠，儿子为王忠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法律关系涉及内外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李敬义与刘德昌之间为加工承揽关系，刘德昌与王明贵为劳务合同关系，也即传统理解的雇佣关系。本案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为侵权法律关系，故应适用侵权责任法领域的法律规定，该领域的法律渊源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到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分别为侵权法第三十五条，其第二款第二句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人损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生效时间为2010年7月1日，立法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性质为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时间为2004年5月1日，制定机关为最高人民法院，性质为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后生效且效力更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将雇员受害雇主的赔偿责任确立为过错责任原则。关于加工人或定做人是否承担责任的法律规范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句，即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刘德昌不认可其与李敬义之间为加工承揽关系，与其他工人一样均是提供劳务的工人。但正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所述，对于刘德昌的身份地位应综合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从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都可以判断出其明显是工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将刘德昌认定为承揽人是准确的。虽然刘德昌是承揽人并和王明贵形成了劳务关系，但根据上面引用的侵权法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损害的，雇主并不必然承担全部责任，而要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本案中王明贵作为一名成年人，并有过相关从业经验，对工作环境的安全与否应该有清醒的认知，但其疏忽大意，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措施，造成自己从二楼跌落坠地死亡，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刘德昌作为管理人和组织者，提供了一部分架材、器械，其也应该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李敬义提出不合理的指示时，刘德昌应该坚决予以阻拦，但其并未予以制止，而是默认了李敬义发出的指示，其也存在过错。李敬义认为其是将活包给刘德昌的，其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李敬义并不仅仅是定做人，其既参与了工作，也对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指示。王明贵之所以摔伤致死，除了自己疏忽大意及刘德昌管理、防范措施不到位之外，还和李敬义指示有关系。楼板不放在危险的位置就可以避免风险，放在危险的位置就可能引发事故，故李敬义的指示行为和王明贵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其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周传国是否有过错及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确立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既是让有过错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为了保护无过错的人免于责任追究。在本案中，虽然王明贵的死亡是一果多因，但也不应无端扩大因果关系的链条。出事时，周传国并不在现场，其不是指示者，也不是承揽人和管理者，其对王明贵的死亡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刘道友、周庆波是否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确立的公平责任承担部分损失的问题。上述法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院认为，参与切割翻转楼板的四被告，与王明贵为共同协作关系，五人相对楼板的位置是随机站位的。而站在西边，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楼板摔坏，也是合理和必要的工作流程，王明贵不站在楼板的西边，其他人也会站在西边。五人处于比较危险的作业环境中，而站在楼板西侧是最危险的，王明贵主动站在了西边，替其余四人规避了风险，于理、于法刘道友、周庆波作为受益人分担部分损失都是应该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初五人一起干活，未充分认知到危险后果的发生，王明贵失足摔伤死亡，使其家人陷入痛苦和无助当中，刘道友、周庆波分担一部分王明贵的损失，也是符合善良情感需要的。关于樊立英、王忠良、王惠侠的损失确认如下：1、樊立英、王忠良、王惠侠主张医疗费5028.9元，有相关医疗费发票予以证明，予以确认；2、王明贵1954年7月20日出生，主张死亡赔偿金306528元，于法并无不符，予以准许；3、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主张丧葬费为36342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支持；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和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还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的人员交通费、误工费为5000元，综合考虑近亲属人数、当地风俗等因素、及王忠良在四川成都，酌情认定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为4000元；5、转院交通费7300元，樊立英、王忠良、王惠侠提交了收据两张，虽然该票据不是正规发票，但考虑到王明贵当时伤情较重，转院确实需要救护车，发生该笔费用也是客观需要，予以支持。以上损失合计359198.9元。王明贵因伤死亡，给原告带来精神伤害，对樊立英、王忠良、王惠侠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综合考虑本案相关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10000元。关于各被告实际应分摊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王明贵死亡这一结果是多个原因造成的，王明贵自己的过错只是其中一部分。李敬义指示错误，应承担赔偿责任。刘德昌作为管理者和组织者，其管理不到位，应承担赔偿责任。刘道友与周庆波应分担一部分损失。至于各自承担的比例，该问题无法从数学的角度进行精确计算，只能从各自过错所起的作用来进行规范性划分。李敬义为指示行为，为主动行为，刘德昌管理防范义务，是预防行为，李敬义不提议王明贵就不会在危险的环境中作业，刘德昌作为管理人如果进行制止或拒绝施工，事故也不会发生，两人应负同等责任。樊立英、王忠良、王惠侠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之外的合法诉讼请求为359198.9元，王明贵自己承担55%的责任，剩余161639.505元，刘道友、周庆波每人分担18000元，还剩余125639.505元，李敬义负担62819.7525元，刘德昌负担62819.7525元。原告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因刘道友、周庆波是分担的损失，故应由李敬义、刘德昌负担。综上，被告李敬义应赔偿原告67820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5000元，还剩余62820元，刘德昌应赔偿原告67820元，刘道友分担18000元，周庆波分担18000元。综上，涉案事故造成王明贵死亡，樊立英、王忠良、王惠侠作为王明贵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向各被告主张权利，对其合法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一、李敬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及交通费、转院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2820元；二、刘德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及交通费、转院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7820元；三、刘道友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18000元；四、周庆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18000元；五、驳回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主张其近亲属王明贵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接受劳务者刘德昌、定作人李敬义以及事发时与王明贵共同提供劳务的刘道友、周庆波、周传国均存在过错，均应予以赔偿。由于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提起的系侵权之诉，刘德昌、李敬义、周传国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关键是考察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李敬义将楼房修建工作承包给刘德昌，李敬义与刘德昌之间成立承揽关系。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李敬义在将上述工作承揽给刘德昌后,自己也实际参与了工作，本案事发时，李敬义亦对涉案工作发出了指示（李敬义提出将拟切割的楼板吊至第三位置铺好的楼板上进行切割，刘德昌、刘道友、周庆波不同意这样做，但楼板实际被吊至第三位置铺好的楼板上进行切割，王明贵亦是在参与翻转楼板中失足摔伤致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李敬义在本案中存在指示过失，李敬义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适用过错责任，即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明贵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失足摔伤致死，刘德昌作为接受劳务者，在要求王明贵从事施工作业时，未采取足够的安全作业方式，对现场施工疏于管理，未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王明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但其在从事本次施工作业过程中，对危险性估计不足、防范不够，对其自身的损害后果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再次，关于周传国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王明贵虽是跟随周传国到涉案工地工作，但结合事发当天王明贵并未在现场。且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李敬义系定作人，刘德昌为承揽人，王明贵与周传国均系提供劳务者，与刘德昌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故，对于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要求周传国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当事人自主处分民事权利的重要表现，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前期和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鉴于一审判决后，本案中刘道友、周庆波并未提出上诉，结合一审关于其二人分担损失的认定并不违反上述规定，故对于其二人庭后提出的不应在本案中分担损失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分析，结合上诉人上诉主张、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一审关于本案责任比例的划分存在不当，本院依法调整为：在扣除刘道友、周庆波各自分担的18000元后，王明贵承担40%的责任，李敬义承担20%的责任，刘德昌承担40%的责任。关于涉案损失的承担问题。结合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确认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5028.9元；2、死亡赔偿金306528元；3、丧葬费为36342元；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为4000元；5、转院交通费7300元。以上损失合计359198.9元。扣除刘道友、周庆波各自分担的18000元，剩余323198.9元，由李敬义承担64639.78元（323198.9元×20%），刘德昌承担129279.56元（323198.9元×40%）。综合考虑本案损害后果、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由李敬义承担10000元，由刘德昌承担20000元。综上，刘德昌共向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赔偿149279.56元（129279.56元+20000元）；李敬义赔偿69639.78（64639.78元+10000元-5000元）。综上分析，一审判决应予部分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刘道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18000元；二、维持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周庆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18000元；三、变更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敬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及交通费、转院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9639.78元；四、变更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德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及交通费、转院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49279.56元；五、驳回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负担480元，李敬义负担251元，刘德昌负担4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91元，由樊立英、王惠侠、王忠良负担1420元，李敬义负担1371元，刘德昌负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守明审判员  费 蜜审判员  汤孙宁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