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36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开发区昆吾路西绪环路南。 法定代表人：张红伟,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庆堂,男,生于1971年4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珞凌,四川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66号1幢4楼6号。 负责人：邓平。 原审被告：朱应凯，男，生于1975年4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上诉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安公司”）与被上诉人罗庆堂、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军安成都分公司”）、原审被告朱应凯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704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罗庆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珞凌，原审被告朱应凯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军安公司与原审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军安公司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罗庆堂诉请；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申6130号民事裁定书相冲突。该裁定书认定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购买涉案钢材、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名义购买钢材及应当由上诉人承担钢材款支付责任等基本事实缺乏证据，一审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构成委托购买钢材关系，判决上诉人支付钢材款，与之前被撤销的判决相同；二、上诉人举证大量证据证实上诉人与荣发公司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成立买卖关系，且钢材款已付清，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同样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受到委托购买钢材及构成表见代理，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改判。 被上诉人罗庆堂答辩称，案子经过多次一审、二审，也经申诉发回重审。一、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不与省高院的民事裁定书相冲突。1、之前一审、二审、再审对本案事实认定是一致的，但对法律关系认定各不相同，到底是委托关系、构成表见代理的买卖关系，还是本次一审的追偿权纠纷关系，认识不一致。省法院认为之前判决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委托关系缺乏证据，因此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而通过审理，认为本案属追索权纠纷，与省法院的裁定并不冲突。2、涉案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在多次庭审中均查明是因为上诉人涉案工地要进行决算、审计而事后补签的，也证实在刘某处购买钢材的事实。3、该案三个证人刘某、姚某、罗某的证言基本事实是一致的；二、本案被上诉人不否认买卖合同相对方系荣发公司与上诉人，也不否认上诉人与刘某结清了钢材款事实。但钢材款系罗庆堂、姚某、朱应凯三人代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事后并未偿还罗庆堂，因此罗庆堂行使追索权是正确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原审被告朱应凯提出该案一审中已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答辩，其不再补充。 原审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未到庭参加答辩。 一审原告罗庆堂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军安公司、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向原告支付钢材款1306471.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1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朱应凯与被告军安公司、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军安公司经招投标取得了绵阳市小枧沟624Ｃ标段的工程，该被告将部分工程交由被告朱应凯，基于建设工程需要，工程所需钢材系该工地的实际管理员姚某委托原告主要在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被告朱应凯认可。在荣发实业公司所购钢材款1787111.6元，在2011年4月24日至2012年12月30日期间由原告罗庆堂、被告朱应凯和该工地实际管理员姚某三人支付，除朱应凯支付的130640元和姚某支付35万元外，全部由原告罗庆堂垫付，并已支付完毕。但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垫付的钢材款。原告按约为被告工地购买钢材，被告也实际使用，被告军安公司与被告朱应凯系内部承包关系，被告朱应凯的管理员姚某当时称系有被告军安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钢材款是不会不给的，对外补签合同或要求标注部分都是以被告军安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基于此种情况，原告一直认为是与被告军安公司发生供货关系，且供货单上也标注的是被告军安公司或624工地。原告相信被告朱应凯是代表被告军安公司而为的职务行为。据此，原告才放心的为其提供钢材，但几被告由于内部矛盾，导致原告无法拿到为其购买的钢材款，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原告罗庆堂向本院提交申请书，认为该案实际系罗庆堂代朱应凯和河南军安公司代购涉案工程所用钢材的行为，申请将案由变更为追偿权纠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军安公司承包了绵阳市游仙区小枧沟镇624Ｃ标段1-17号楼工程后，将该工程交由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负责管理。被告军安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5-10号楼分包给被告朱应凯承建，被告朱应凯聘请姚某、陈宗池为案涉工程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姚某是管理人员（负责资金支付和工程进度管理），陈宗池是工地收货员。 原告主张其受被告军安公司委托向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发公司）购买624Ｃ标段5-10号楼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钢材18次，价款总计1787111.6元,其中350000元由姚某支付，381919元由被告朱应凯支付，1055192.6元由原告支付。为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该买卖合同双方系军安公司及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公司，姚某系军安公司的合同签订人。2、对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律师调查笔录，证明《工业品买卖合同》系事后补签，卖方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公司是由原告罗庆堂联系和介绍的。3、《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18份，其上需方载明为“河南军安建司624Ｃ段5＃-10＃”，需方代表人处有“陈宗池”或“姚某”的签名，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1年4月20日（编号：0003556）货款金额为108496.85元，2011年4月20日（编号：0003557）货款金额为1486.60元，2011年4月24日（编号：0003558）货款金额为10365元，2011年5月11日（编号：0003563）货款金额为7227元，2011年5月11日（编号：0003562）货款金额为260177元，2011年5月12日（编号：0003565）货款金额为57287.2元，2011年6月2日（编号：0003562）货款金额为37818元，2011年6月2日（编号：0003566）货款金额为165247.75元，2011年7月6日（编号：0003571）货款金额为42384元，2011年8月11日（编号：0003581）货款金额为185081.15元，2011年8月11日（编号：0003582）货款金额为134648.10元，2011年8月28日（编号：0003584）货款金额为58662元，2011年9月10日（编号：0003587）货款金额为245360元，2011年10月20日（编号：0003589）货款金额为112960.10元，2011年10月20日（编号：0003590）货款金额为59429.45元，2011年11月5日（编号：0003591）货款金额为219839元，2011年12月14日（编号：0003593）货款金额为70640.80元，2012年1月10日（编号：0003594）货款金额为10001.60元，以上18张单据合计金额为1787111.6元，证明原告罗庆堂及相关人员购买钢材并支付完毕钢材款的事实。4.2013年1月30日姚某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罗庆堂代购624Ｃ标段项目工地钢材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票据，共计18张此款等624工地拨款后双方结算支付罗庆堂。原告据该《收条》主张，原告为了满足被告工地结算做账需求，才在未收到足额钢材款的情况下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姚某。5.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4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朱应凯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工地所需材料均由朱应凯安排购买。6.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民终11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姚某、陈宗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由军安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对以上证据，被告军安公司、军安分公司、朱应凯质证认为《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军安公司与荣发公司签订，与原告罗庆堂无关联；律师调查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无异议，可证明供货方是荣发公司，需方是军安公司，施工管理人员是姚某，与原告罗庆堂无关；《收条》系姚某和罗庆堂恶意串通取得；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4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民终1161号民事判决书，可证明《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卖方是荣发公司，买方是军安公司，且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朱应凯向姚某妻子转款68000元，向姚某转款70万元，向荣发公司刘某的妻子顾彩华分别转款121279元和13万元，共计1019279元，均为支付荣发公司的钢材款，经对账，钢材款已经由军安公司付清。 被告军安公司、军安分公司、朱应凯为了证明军安公司未委托原告罗庆堂购买钢材，案涉工程所用钢材由朱应凯安排姚某购买，且军安公司及朱应凯已经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全部钢材款，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证明买卖合同双方为军安公司和荣发公司。2.出具时间为2012年1月21日、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钢材款（2011.9.10-2012年1月21日）共计230640.00元（贰拾叁万零陆佰肆拾元整），2012年1月21日付款100000.00元，下欠钢材款130640.00元，若在2012年2月10日前付清欠款不计息，否则将从2011年9月10日起按1‰每天计算利息（千分之一）。供方处有刘某签名，需方处有姚某签名。该单据上方还备注有“2012.3月份已付10万元2012.7月29日已付2万元欠10640元”4.姚某于2013年2月5日出具的《领款单》一张，领款事由为“支付钢材款余额人民币大写壹万零陆百元整￥10600.00元”。3.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各一份，显示：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某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某账户转款70万元、分别于2011年8月21日、2011年10月18日向顾彩华（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之妻）转款121279元、130000元。证明以上款项共计1019279元均为支付荣发公司钢材款。4.姚某于2013年2月5日向朱应凯出具的领款单，证明2013年2月5日姚某将前述第1项所列单据上载明的下欠尾款10600元领出支付给荣发公司，至此钢材款全部结清。被告朱应凯还举出了姚某在（2015）游民初字第2390号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笔录一份、罗某在（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笔录一份。 针对被告军安公司、军安分公司、朱应凯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罗庆堂质证认为：1.《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真实的，但因合同系事后补签，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2.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及领款单无异议，原告并未否认钢材款已付清的事实。3.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各一份，仅认可被告朱应凯2011年8月21日付款121279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30000元，以及支付尾款130640元的事实共计381919元，以上合计为381919元。对于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某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某账户转款70万元，是被告朱应凯与姚某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对姚某、罗某另案证人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不知情，也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身份证、营业信息、调查笔录、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领款单、工业品买卖合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所需钢材由朱应凯安排姚某购买，后姚某与绵阳市荣发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主体为军安公司及荣发公司，对该事实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原告罗庆堂是否接受委托购买钢材及委托人主体的认定？2、原告罗庆堂垫付钢材款款项数额的确定？现就以上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1、关于原告罗庆堂是否受托购买钢材。现原告罗庆堂手持《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主张其受托购买钢材、垫付了款项，并对证据来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亦有《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卖方绵阳市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认可原告以军安公司名义与荣发公司协商购买钢材事宜并进行交易及军安公司认可的案涉工程的现场工作人员姚某陈述由原告代为购买案涉工程钢材后将《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在罗某处领出交付原告，辅以被告朱应凯举出的证人罗某证言，结合以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罗庆堂具有受托购买钢材的事实。至于委托主体的确定，案涉工程由军安公司承建，朱应凯系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其安排工作人员姚某购买钢材，姚某又委托本案原告购买，原告罗庆堂接受委托后，对外以被告军安公司的名义联系案涉工程钢材购买和供应，基于朱应凯、姚某的身份，原告有理由相信该二人有权代理被告军安公司进行案涉工程钢材采购的对外委托，该二人的行为亦构成对被告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被告军安公司一方面认可朱应凯安排姚某购买钢材的事实，一方面又否认姚某委托原告罗庆堂购买钢材的事实，这与姚某及卖方绵阳市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证人证言相悖，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军安公司系购买钢材的委托人。 2、原告罗庆堂垫付钢材款数额的确定。被告军安公司、军安成都分公司、朱应凯认为案涉工程的钢材款款项由军安公司及朱应凯全部支付完毕，对该款项已经支付完毕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予以认可，双方仅对支付主体有异议。从原告罗庆堂举示的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看，购买钢材款款项共计1787111.6元，被告军安公司及朱应凯抗辩朱应凯给姚某及其妻子罗芙蓉转账钢材款共计768000元，对此意见，首先，姚某本系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被告朱应凯当庭对其作为现场负责人与姚某存在诸多经济往来的事实予以认可，其在不能甄别并举证证明该768000元的款项性质及用途情形下，当然的推定为钢材款，与事实不符；其次，即便朱应凯认为该款项为钢材款，但该款项仅支付给姚某，既未支付卖方绵阳市荣发公司，亦未支付原告罗庆堂，也没有姚某支付给荣发公司或罗庆堂的证据，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原告罗庆堂自认朱应凯支付钢材款381919元、姚某支付钢材款350000元，故其垫付的钢材款项为1055192.6元（1787111.6元-381919元-350000元）。关于利息支付，原告主张从2012年1月2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被告提交的编号0003595、时间为2012年1月21日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内容判断，在2012年1月21日之前，除原告认可由被告朱应凯交姚某经办支付的尾款130640元外，其余钢材价款应已实际支付给荣发公司，即原告罗庆堂垫支款项在此之前已支付到位，相应利息应予计算，对于原告该项诉请予以照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罗庆堂支付钢材款1055192.6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055192.6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罗庆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征收案件受理费16558元，由原告罗庆堂负担2261元，由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297元。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在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网上工商登记信息，拟证实原审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登记状态是吊销。 原审被告朱应凯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并提出该分公司公章早被总公司收回，朱应凯去分公司找过几次，现分公司办公地点已撤除，人员已解散。 本院另查明，本案于2016年12月14日由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704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军安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19日作出（2017）川07民终378号裁定，发回重审。2017年11月27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书，军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6月4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7民终1161号民事判决书。后军安公司、军安公司成都分公司、朱应凯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8）川民申6130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19年6月28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7民再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川07民终1161号民事判决以及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重审”。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被吊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问题在于，本案一审审理与之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和本院再审裁定书是否相违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认为，1.案涉钢材实际供货的18份单据中未载明罗庆堂向荣发公司购买过案涉钢材，以及刘某、罗庆堂、姚某与朱应凯、罗某之间的证言存有矛盾的情形下，再审应审查罗庆堂向荣发公司购买案涉钢材的付款依据、荣发公司的收款依据以及罗庆堂将案涉钢材供货给军安公司的送货依据。2.向姚某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及向姚某账户转款70万元是否是朱应凯向荣发公司支付的钢材款及朱应凯是否支付了相应的钢材款，朱应凯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再审应进一步查明朱应凯与姚某之间的资金往来，以查明朱应凯是否已将案涉钢材款支付完毕。3.在案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罗庆堂接受了军安公司或该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朱应凯的委托从事案涉钢材的购买活动，二审认定罗庆堂接受军安公司的委托从事案涉钢材采购缺乏证据。4.能够直接证明罗庆堂与军安公司之间就案涉钢材产生购销纠纷的证据只有荣发公司的法人刘某以及姚某等人的证言，罗庆堂与军安公司并无直接的书面钢材买卖合同，二审认定罗庆堂系案涉钢材买卖的合同相对方，与大额钢材买卖的交易习惯并不相符，应对罗庆堂的主体身份进行查明。本院审监庭在审理中，经审委会讨论认定，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而是追索权纠纷。 二、上诉人在提出其与荣发公司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成立买卖关系，且钢材款已付清，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同样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受到委托购买钢材及构成表见代理，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关系。但本案并未对以上事实予以否认。一审认定事实是朱应凯作为涉案工程5-10楼的实际施工人，其委托管理人员姚某购买钢材，姚某又委托罗庆堂代为购买钢材，罗庆堂在代为支付钢材款后，对垫付的钢材款行使追索权。与之前判决中认定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同。上诉人提出该钢材买卖合同是上诉人与荣发公司，一审基于此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代垫钢材款的支付责任。因此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并不违背。 综上所述，上诉人军安公司所提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58元，由上诉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又平 审判员  马红科 审判员  周 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朱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