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住所地：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35号。负责人：于鹏，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芝，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铭川，辽宁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利锋，男，汉族，1971年2月7日生，银行职员，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梅、张美玲，辽宁晨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阜新新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阜新市海州区经纬路2-2号。法定代表人：荣宏伟，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翘楚、张一凡，辽宁紫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建军，男，蒙古族，1957年6月5日生，住阜新市海州区。原审被告：阜新市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59号。法定代表人：李建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以下简称农行阜新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杨利锋、原审被告阜新新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公司）、李建军、阜新市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11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阜新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911民初968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的全部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轻易采信被上诉人和一审其他被告的言论，而忽视我方在一审阶段提供的物证和书证的证明力，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我行向法院提供了原告本人签字的《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个人住房贷款申请书》、原告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工资证明、商品房购销合同单、首付款收据、原告本人签字的《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对上述借款合同签订过程进行公证的公证书及办理本笔贷款业务工作人员出庭作证，一审原告在起诉状及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本人在《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签字，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阶段尽管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否认，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正，仅仅是口头上的不予认可。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效力”。而本案一审程序中，我方提供的证据，一审原告并没有相反证据反驳，但一审法院却将一审原告的口头表述直接否定我方提供的物证和书证等证据的效力，特别是一些经原告签字的证据材料、“中南公司”所称的还款行为，均为原告和“中南公司”口述而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据此否定我方的证据效力显属不妥。并且整个借款过程无中南公司参与，一审法院在无其他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中南公司以他人名义……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这导致了一审法院对该案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意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我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既有公证的书证，又有直接的物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我方借款的真实性，所以，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民事诉讼法第144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与纠正。《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主要内容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但本案中，一审原告的事实理由和我方的答辩意见均不符合该条款。本案中《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为原审原告本人签字，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为阜新银行一名职工，其签订《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我行也按照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应当产生合同效力，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为《合同法》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上述合同均属无效，合同无效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该条款指的是合同当事人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而本案中中南公司并不是该合同当事人，一审法院却适用该条款认定“中南公司以他人名义与农行阜新分行签订《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合法形式掩盖其套取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非法目的”，本案合同为原审原告本人签署，借款过程从无中南公司参与，何来中南公司以他人名义签订《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同时一审原告在事实理由部分，主要阐述的是没有借款行为，而不是其具有“非法目的”。如果说一审法院认为“中南公司”具有“非法目的”，但“中南公司”并未与我方有任何合同，不具有确认合同无效的前提条件，也不构成确认一审原告与我方合同无效的条件。特别是“中南公司”的“非法目的”须经过刑事审判认定，继而才能够进行相应的民事法律审理。在没有明确刑事认定被上诉人或“中南公司”存在“非法目的”时，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诉法》第144条主要内容为“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与本案无关，不应当适用。三、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签订的《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已经过阜新市公证处公证，公证文书未被撤销，而直接将借款合同认定无效，违反了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和有关公证民事案件的管理规定1997年7月，我行同被上诉人签订了《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该份合同经过了阜新市公证处的公证，出具了《公证书》，借款真实有效。被上诉人认为其未与上诉人办理借款，继而要求确认《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无效，其实质是否定《公证书》的证明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和《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一审法院绕过我行提供的公证书这一证据，而直接对《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审理，并确认无效，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诉讼程序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我方借款真实有效。被上诉人与“中南公司”、“新澳公司”仅仅通过口头描述就想将原本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借款转嫁至已经关停多年、吊销许久且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中南公司”名下，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特别是一审法院在认定的案件事实、诉讼程序上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利锋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1999年答辩人为了买房办贷款，在李建军当时所在的文华商厦二楼办公室，在空白的住房贷款申请书及借款合同上签过名，后来了解到李建军不具备相关的资质，就没有继续进行，而这些手续也没有收回或者销毁。而20年后，答辩人购房才发现自己有不良征信记录，通过在农行查档才知道是1999年在李建军那儿签署的那些手续，李建军没有征得答辩人的同意，农行也没有与答辩人进行任何核实，答辩人甚至都从未去过农行及阜新市公证处，答辩人对农业银行档案里体现的新澳公司房屋一无所知，从未购买过新澳公司的房屋，也未缴纳过该房屋的首付款，也未收到过涉案的农行贷款，更没有偿还过该贷款。同时，在该笔贷款于2009年到期后的十年里，农业银行也向答辩人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认定的农行借款转至新澳公司名下，实际借款人是中南公司，中南公司偿还部分借款，尚有余款未予偿还。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二、一审认定的证据正确。1．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原审被告李建军做的询问笔录，完全能证实，从农业银行借款中南房公司用了，己偿还的钱也是阜新中南公司偿还的，答辩人未收到过借款，也未还过借款。本案一审庭审中新澳公司的答辩“原告所述的情况属实，本案实质上属于假个贷。”也证实了答辩人与新澳公司并未产生过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李建军与新澳公司作为原审的二被告，所陈述内容一致，均能证实了答辩人的一审的主张。2．上诉人所提供《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公证书》自身存在矛盾，不能认定该《公证书》合法有效。《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最后一页答辩人的签字时间是1999年7月23日，农业银行盖章是1999年7月30日，而《公证书》出具的时间是1999年8月2日，以上三个日期足以证明《公证书》内容并不真实且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中南公司为获取贷款，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使用答辩人签字的部分材料向农业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的形式，取得了农业银行以答辩人名义发放的按揭贷款，本案完全符合《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适用该法律规定正确、适当。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细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911民初9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澳公司辩称：因借款合同是假个贷，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建军、中南公司未到庭答辩。杨利锋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农行的《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无效；2．请求被告农行撤销原告的不良信息记录；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通过朋友介绍，在1999年7月想贷款购买李建军为法定代表人的阜新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屋，应被告李建军的要求原告提供了相关的手续，并在空白的农行个人住房贷款申请书和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后原告了解到中南公司还未成立，故没有购买该房屋。但被告李建军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着相关手续与被告农行签订了《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农行从未向原告主张过权利。近期原告要购买房屋时，需要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原告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才知晓自己有不良记录。原告经多方了解，才知道在1999年7月原告与农行有过借款合同80000元，抵押物为阜新新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尚欠农行贷款55,044元。原告从未购买新澳开发公司房屋，也未与农行办理借款合同。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7月23日，杨利峰与农行阜新分行签订《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款购买房屋，位于海州区，借款80,000元，贷款期限10年，即1999年7月至2009年7月。贷款按月利率5.025‰，还款方式等额还款。借款后该笔款项转至新澳公司名下，借款实际使用人为中南公司，中南公司偿还部分借款，尚欠55,044元未予偿还。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中南公司以他人名义与农行阜新分行签订《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套取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上述合同均属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杨利峰没有使用该笔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杨利峰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订《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无效；二、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撤销原告杨利峰的不良信息记录。案件受理费1,176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88元，由被告阜新市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杨利锋虽然与上诉人农行阜新分行签订了《个人住房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载明被上诉人杨利锋用于购买海州区的房屋，借款8万元，偿还期限为十年，即从1999年7月到2009年7月。此期间上诉人农行阜新分行并未向被上诉人杨利锋主张过任何权利，且该笔贷款也并非由被上诉人杨利锋本人用于购买该房屋，在该借款合同实际履行中也非由被上诉人杨利锋予以偿还。依照合同法五十二条的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的借款合同并非是被上诉人杨利锋所借，该借款合同是虚假的，应属于无效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农行阜新分行提出的上诉请求认为该借款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的意见，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应支持。另外其又提出该笔贷款已用公告的形式催告被上诉人杨利锋予以偿还借款的意见，因未提供证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丹青审判员  朱有明审判员  焦海龙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于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