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9697号原告：梁大钟，男，195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大维，男，1952年4月6日出生。原告：梁大维，男，195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原告：梁钧，女，195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大维，男，1952年4月6日出生。被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76号大成国际中心C座6层。负责人：梅向荣，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大钟、梁大维、梁钧与被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大维（同时作为梁大钟和梁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盈科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骁、王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大钟、梁大维、梁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与盈科律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合同》和《解除（退费）协议书》无效；2．判令盈科律所向梁大钟、梁大维、梁钧退还6万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河北涿州发生一起驾车将人撞死后当众逃逸的恶性案件，死者是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的继母。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罪犯死缓，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作为受害者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至盈科律所咨询，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的意图是，如可以得到赔偿金则委托盈科律所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不能得到赔偿则放弃诉讼。盈科律所赵某某律师了解相关情况后称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至少可以获得30万元的赔偿金，故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与盈科律所签订《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签订合同后，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向盈科律所支付代理费15万元。在盈科律所王岩、赵某某律师陪同去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时，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得知相关案件为公诉案件无法调解，也不涉及赔偿问题，案件主审法官赵某某1当面斥责王岩、赵某某律师欺骗委托人。后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与盈科律所协商，要求撤销合同并退还款项，盈科律所提出只愿意退赔9万元。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为了坐实王岩、赵某某律师实施欺骗且收取相关款项的证据，签订了盈科律所事先拟好的《解除（退费）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同时，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签订协议时即明确会继续维权直至追回全部被骗款项。刑事案件生效判决明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请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出差伙食补助、精神损害赔偿金，均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不予支持”。盈科律所承诺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可以得到赔偿金30万元，属于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信息，利用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年纪大、不懂法等弱势欺骗15万元代理费用，《委托合同》和《协议书》均应属无效合同。被告盈科律所答辩称，不同意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双方已经协商解除《委托合同》，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盈科律所未承诺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可以获得赔偿款，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委托盈科律所的目的是维持刑事案件一审判决死缓的结果，让刑事被告获得最严厉的刑罚。为此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在刑事案件过程中自愿撤回了关于赔偿的请求，且自始至终拒绝与刑事被告调解。第三，关于与赵某某1法官的沟通问题，王岩、赵某某律师表示死者家属希望量刑更重，赵某某1法官表示该案件为发回重审案件不可能加重量刑，赵某某1法官的话是对王岩、赵某某律师意思的误解，且作为律师没有必要和法官进行辩论。第四，刑事案件生效判决中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相关表述均是针对死者母亲，而非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第五，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三番五次至盈科律所要求退款，盈科律所出于同情与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达成《协议书》，并退还了部分代理费用，涉案《委托合同》已经解除，盈科律所已经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全部代理义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6日，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作为甲方与乙方盈科律所签订《委托合同》，约定：鉴于张一舟因被孙某故意伤害一案，拟向相对人要求承担责任，现案件已发回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为此双方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为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就张一舟被孙某故意伤害一案在一审阶段提供法律帮助事宜达成本合同。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王岩、赵某某律师为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提供法律帮助。乙方律师接受委托后，除非由于律所不能控制的原因，根据案件的进展和法律规定及办案机关的安排，应完成以下工作：（1）查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相关材料；（2）向甲方了解其本人对案情的认识；（3）解答甲方关于案件的法律问题；（4）与甲方积极沟通案件情况及诉讼代理思路；（5）通过法定程序向相对人索赔。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5万元，甲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上述费用包括乙方接受委托后至本案一审终结止的全部律师费，甲方不得因案件未经历全部三个阶段要求乙方退费，乙方在办理案件中所支出的差旅费由甲方承担。本协议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终结止；乙方律师不对案件作出任何承诺。2018年7月9日，梁大维在与王岩、赵某某等的微信群中表示“赵律师，迟复为歉，下周一的庭审，如果只是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去实际意义不大，另外我最近身体欠佳，心脏早搏，加上天气太热，所以多有不便，因此我们这次不参加了，您看行吗？关于调解，我们的态度依旧是绝不同意”。诉讼中，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称刑事案件被告确向其提出调解，但盈科律所叶庚清律师称一审阶段不接受调解，重判后在再提出赔偿可以获得更多赔偿金，因此其在刑事案件一审阶段不同意调解；盈科律所认可叶庚清为其所律师，但否认梁大钟、梁大维、梁钧的上述表述。2018年7月24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冀06刑初6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载明2018年5月29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人孙某的附带民事起诉，并裁定准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梁大钟、梁大维和梁钧撤回对被告人孙某的附带民事起诉。诉讼中，梁大钟、梁大维、梁钧称是盈科律所律师陪同其办理撤诉，之所以会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起诉，是因王岩律师说其未能提交与死者之间存在抚养关系的证据，梁大钟、梁大维、梁钧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资格存在问题，该问题成为刑事案件继续审理的障碍；盈科律所否认梁大钟、梁大维、梁钧的上述表述，称是梁大钟、梁大维、梁钧自行决定办理撤诉。2018年7月24日，梁大钟、梁大维、梁钧作为甲方与乙方盈科律所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8年6月26日签订《委托合同》，现案件庭审完毕，等待一审判决过程中，双方确认并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委托合同》终止不再履行，乙方无需再为甲方提供任何服务。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签订后，乙方退还甲方律师费9万元，甲方无权就已提供的服务再向乙方主张任何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原协议不再履行。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任何权益，同时不得采取任何有损乙方形象的言论及行为，否则甲方除须返还以上律师费用，还应向乙方支付20%的违约金。该《协议书》尾部甲方处有梁大维、梁钧签字，同时梁大维持有梁大钟于2018年7月22日向盈科律所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梁大钟授权梁大维全权代表我处理与你所解除合同的所有事宜。诉讼中，梁大钟、梁大维、梁钧和盈科律所均认可，梁大钟、梁大维、梁钧交纳《委托合同》项下代理费用15万元，盈科律所已退还9万元。诉讼中，梁大钟、梁大维、梁钧明确因盈科律所存在欺诈，即承诺可以获得赔偿款、隐瞒无法获赔的风险，故涉案《委托合同》和《协议书》无效。同时梁大维称其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诉讼中，盈科律所称进行了如下代理工作：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与梁大钟、梁大维、梁钧沟通了解案件情况；起草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以及代理词；先后五次至保定，第一次为阅卷，第二次是帮助梁大钟、梁大维、梁钧办理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第三次原定开庭但未开成，第四次（2018年7月5日）和第五次（2018年7月16日）均为开庭。另盈科律所称通过代理工作取得如下成果：刑事案件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中维持了故意杀人的罪名以及死刑缓刑二年的量刑，未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交通肇事罪，且未认定刑事案件被告存在自首情节。梁大钟、梁大维、梁钧认可盈科律所从事了起草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代理词、先后三次至保定办理撤诉及开庭事宜工作。另查，2017年12月19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冀06刑初9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为郭某某、梁大钟、梁大维、梁钧，被告人为孙某。并判决：被告人孙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孙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郭某某、梁大钟、梁大维、梁钧经济损失合计34709元。2018年4月1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冀刑终15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刑初9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发回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8年7月24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冀06刑初6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为郭某某和**，被告人为孙某。并判决：被告人孙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孙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郭某某、**经济损失合计28493.5元。上述事实，有梁大钟、梁大维、梁钧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委托合同》、《协议书》，盈科律所提交的《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微信聊天记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和裁定书、开庭笔录、代理词、情况说明等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大钟、梁大维、梁钧称盈科律所承诺可以帮助其获得赔偿款，但合同中并无有关赔偿款承诺的约定，梁大钟、梁大维、梁钧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盈科律所作出过获赔承诺，梁大钟、梁大维、梁钧以盈科律所承诺获赔、隐瞒风险为由主张《委托合同》和《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委托合同》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书》就《委托合同》的履行作出了新的约定，梁大钟、梁大维、梁钧在《协议书》中明确在盈科律所退还9万元律师费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不再向盈科律所主张任何费用，现梁大钟、梁大维、梁钧要求盈科律所退还律师费6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大钟、梁大维、梁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梁大钟、梁大维、梁钧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阮健人民陪审员  刘绯人民陪审员  雷风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薛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