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47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377号。 法定代表人：赵丹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淞研，北京市康达（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港琦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惠路99号2幢二层二号库E。 法定代表人：马静，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驾浩，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元英，男，198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冬，男，198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上诉人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林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港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港琦公司）、叶元英、徐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6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林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股权受让价格真实、合法、有效。上海林登公司从宁波林登公司原始股东叶元英处受让股权时已经按约定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属于法律、法规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必须评估作价的情形，股权转让的价格真实、有效、合法。2.股权实际受让价格除现金部分，还包含上海林登公司为宁波林登公司提供的进出口运输合同的收益。总体而言，股权转让定价是公允的，即符合市场的一般规律，也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参照适用”显属不当。《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何谓“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以及“抽逃出资”均分别作了单独认定，并就上述两种情形的责任主体、责任承担形式均分别作了单独规定，故从法律的体系解释角度而言，其构成认定、责任主体、责任承担形式应严格区分，不应交替，亦不应互相参照适用。2.现有法律并无对抽逃出资的股东所持股权的受让人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明文规定。3.抽逃出资侵犯公司独立的财产权，系侵权行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在性质上系违约行为。二者性质上存在根本的不同，不存在互相参照适用的法律基础。如上海林登公司因与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继受承担对公司、公司债权人的侵权责任，显失公平。因此上海林登公司不应对叶元英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叶元英、徐冬未作答辩。 上海港琦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认定上海林登公司在受让50%股权时应当知道叶元英已抽逃出资的事实。二、二审阶段上海林登公司没有提供新证据，上诉状所述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港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叶元英在抽逃出资3499160元本息范围内、徐冬在抽逃出资1499640元本息范围内（利息均自2011年3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所抽逃出资款实际补足之日止）对（2017）浙021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宁波林登公司的付款义务（即运费191125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不能履行的部分向上海港琦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上海林登公司在2499400元本息范围内（利息自2011年3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所涉出资款实际补足之日止）对叶元英的上述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期间，上海港琦公司与宁波林登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后因宁波林登公司欠付运费，上海港琦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宁波林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上海港琦公司运费191125元，并支付自2015年10月11日起以未付价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判决生效后，上海港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浙0212执6266号执行裁定，以被执行人宁波林登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此次执行程序。 宁波林登公司于2011年3月10日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由叶元英出资3500000元、徐冬出资1500000元，叶元英、徐冬的持股比例分别为70%、30%，法定代表人为徐冬。叶元英、徐冬的上述出资款于2011年3月9日缴入宁波林登公司，并取得验资证明。2011年3月14日，宁波林登公司将4998800元转给案外人杜义先。2011年7月18日，叶元英将其持有的宁波林登公司50%股权转让给上海林登公司，同日，上海林登公司将500000元款项转入宁波林登公司。宁波林登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叶元英、徐冬、上海林登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0%、30%、50%。2015年6月30日，徐冬将其持有的宁波林登公司30%股权转让给叶元英，宁波林登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叶元英、上海林登公司，持股比例为各50%。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8）浙02民终3984号民事判决，认定叶元英、徐冬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并认定上海林登公司在受让叶元英的50%股权时应当知道叶元英已抽逃出资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2民终39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终审认定叶元英、徐冬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并认定上海林登公司在受让叶元英的50%股权时应当知道叶元英已抽逃出资的事实，上海林登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虽然适用条件为“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但在对受让股东的注意义务和责任承担上，与“股东抽逃出资后转让股权”具有相似性,可参照适用。故叶元英、徐冬依法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宁波林登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海林登公司对叶元英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上海林登公司若根据其他生效判决或自行主动代宁波林登公司履行了部分债务，应视为已承担了或替代承担了抽逃出资的部分责任，其承担本案责任的范围依法可相应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叶元英在抽逃出资3499160元本息范围内、徐冬在抽逃出资1499640元本息范围内（利息均自2011年3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所抽逃出资款实际补足之日止，若根据其他生效判决或自行主动代宁波林登公司履行了部分债务，则承担的责任范围可相应扣减）对（2017）浙0212民初1272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宁波林登公司的付款义务（即运费191125元及自2015年10月11日起以191125元的未付价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不能履行的部分向上海港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限叶元英、徐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上海林登公司在2499400元本息范围内（利息自2011年3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所涉出资款实际补足之日止，若根据其他生效判决或自行主动代宁波林登公司履行了部分债务，则承担的责任范围可相应扣减）对叶元英的上述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4123元，由叶元英、徐冬、上海林登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各方争议焦点在于：一、上海林登公司在受让股权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叶元英、徐冬抽逃出资的事实；二、对于“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是否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海林登公司在宁波林登公司成立四个月后，以500000元的明显低价取得价值2500000元的股权，上海林登公司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在受让股权时理应对叶元英的出资是否存在瑕疵产生合理怀疑，应当对叶元英是否抽逃出资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上海林登公司主张其在股权受让时并不知晓叶元英抽逃出资的行为，在2015年9月知道后于第一时间报警。即使上海林登公司在转让前无法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审查，在其受让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后，应及时查阅公司账务记录，若发现叶元英有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应及时采取救济手段进行救济。上海林登公司于2011年7月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宁波林登公司的股东，直到2015年9月才知道叶元英抽逃出资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对上海林登公司主张其股权转让价格真实、合法、有效的陈述不予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海林登公司在受让股权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叶元英、徐冬抽逃出资的行为并无不当。对此，本院已生效判决亦作出了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制的是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明确将抽逃出资的行为列入其中。但首先，股东抽逃出资、虚假出资、拒绝出资、出资不实等均属于违反股东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也存在将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抽逃出资并列描述的情形。其次，抽逃出资也属于违反出资义务的形式之一，削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危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公司利益。抽逃出资的实质和危害性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更为严重。因此，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原则和标准规制抽逃出资情形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违反该司法解释的目的，即在股东存在抽逃出资情形而转让股权，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受让人应对抽逃出资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可在承担责任后向抽逃出资的转让股东追偿。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参照适用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上海林登公司的上诉主张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795元，由上诉人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