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21民初2802号 原告：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住所地：灵山县武利镇人和安置区16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21MA5NF2PK7X。 负责人：吕某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余，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某许（曾用名：余永），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浦北县居民。 被告:朱某燕，女，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浦北县居民。 上述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程，广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与被告余某许、朱某燕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12月6日、2019年12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余，被告余某许、朱某燕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程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的负责人吕某胜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余某许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2.请求判决被告余某许、朱某燕共同赔偿723000元；3.请求判决被告余某许、朱某燕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余某许、朱某燕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原告以记账的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被告余某许提供适合饲养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原告负责猪的销售，在该批猪全部销售完后，原告向被告余某许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结算款（具体内容详见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以记账的方式向被告余某许提供了猪苗，被告余某许于2019年1月23日一共领取了1270头猪苗(价值573288元)，在位于灵山县的养殖场养殖。被告余某许领取猪苗后，原告又一直向被告提供了饲料、疫苗药物等物料，其中饲料价值1038522元、疫苗药物价值58828.33元。2019年6月17日，原告公司的管理员发现被告余某许私自请来车辆在养殖场装猪外运，公司管理员马上通知所有员工到被告余某许养殖场门口拦截，正好拦截到一辆装有10头猪的运输车辆，该车司机马上弃车逃跑。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马上组织对养殖场的猪进行盘点。经盘点，截止2019年6月18日养殖场实际上还有817头猪，而系统存栏显示养殖场有1062头猪，即系有245头猪不知所踪。此次盘点，被告余某许也在《正邦公司养殖户盘点表》上签字确认了这一事实。盘点之后，原告又向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报案。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六条：乙方的权利义务中的第11项约定“……如经甲方管理人员发现猪只无故减少且乙方拿不出有效证据证明猪只己经死亡的（有效证据为经乙方及甲方管理人员签字的死亡确认单），则乙方应按3000元/头的标准向甲方进行赔偿；……”。另外《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违约责任当中的第5项的约定“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一条第2款规定，乙方私自变卖与甲方委托养殖的猪只、变卖甲方提供的物资，乙方必须进行赔偿，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3000元，乙方未依约如数交还甲方猪只或以其他方式私自处理甲方猪只、物料的，亦依本条款承担违约责任”。所以，按这两条约定，被告余某许应当按3000元/头的标准向原告进行赔偿，245头猪共计735000元，扣减被告余某许的12000元担保金之后，还需要赔偿723000元给原告。另外根据《委托养殖合同书》第八条的约定，被告余某许还应承担甲方支出的律师费用15000元。被告余某许、朱某燕属夫妻关系，被告余某许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养殖猪只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被告余某许、朱某燕应共同承担偿还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具状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某许答辩称，2019年1月10日与原告签订合同之后，被告开始饲养原告送到的猪苗，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确认单中清楚记载到从2019年1月23日至6月7日生猪死亡频繁，原告不但未通过治疗、防疫等方式预防剩余的生猪不受传染，而且故意伪造记录在确认单上伪造被告的签字，死亡确认单上记载的数量与事实不符，技术员也长期不到场对生猪检查、监控、防疫。从2019年6月8日一直到后期，生猪死亡越来越严重，但原告不提交该记录，相关技术人员也仅是有电话联系而不到现场，涉案的245头生猪也是在期间死亡了，死亡的猪填埋于猪场东北向的山头上，被告每天与原告的技术员汇报，而原告在诉讼中并未提及该情况，说明原告刻意隐瞒明知该涉案的245头生猪系因感染猪瘟死亡的事实而积极要求被告承担该损失，明显是恶意诉讼。2019年6月14日，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联系电话：138××××6189)电话上同意将猪拉出猪场处理。所以被告于2019年6月17曾经运输十几条生猪运出猪场是事实，当被告把猪拉到公路边时候，原告纠集7、8个人在路口拦截，又主动报警称“偷猪卖”，经过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调查后，并非偷猪卖，建议双方到司法部门调解。事后运出的猪又全部拉回猪场，但当晚车上的部分生猪就死亡，剩余的生猪也在次日也全部死亡。被告认为：1.本案的所有生猪都因为感染猪瘟而全部死亡，属于《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委托养殖结算方案》违约责任第七项第7点约定的情形，被告不需承担赔偿的责任；2.本诉讼明显是原告恶意诉讼，明知该猪场生猪是因为猪瘟造成的死亡，仍然要起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某燕答辩称：1.被告不是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上的合同当事人或者相对人，该合同系由本案被告余永（现名：余某许）签署并且由其独自经营，与被告无关；2.被告从来未参与该养殖，原告也无证据证实被告参与了经营，所以原告的诉求要被告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合同是养殖经营合同，不是民间借贷合同中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不适用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为共同债务。本案被告余某许在该养殖过程中仅有投入，并没有任何收益，也无在该养殖中有收入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支出，被告一直未追认过该养殖属于夫妻共同经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情形。最后，本案诉争的245条猪和原告确认死亡的208条猪都是因非洲猪瘟己经全部死亡，并且在养殖场附近填埋，属于该《委托养殖合同书》中《委托养殖结算方案》违约责任第七项第7点的情形。所以要求被告朱某燕和被告余某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关键性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养户饲料领用单》、《养户领药单》及《死亡确认单》，被告质证时对部分证据的签名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查认为，原告的负责人吕某胜经本院通知要求其本人于2019年12月23日到庭就本案有关事实接受法庭的调查，但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且原告的代理人在庭审中亦不能保证对被告有异议的上述证据是被告余永本人所签，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正邦公司养户盘点表》、《视频》，被告质证认为该表记载的数量还没有扣除装在车上的14头，而原告认为没有扣除装在车上的数量是13头。经审查认为，由于当事人双方均没有对车上装载的猪数量进行确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不利责任，本院对该证据记载的数量予以修正为804头。原告提供的《检测报告》，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缺乏证据三性，尤其是原告没有将鉴定结果告知被告更是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检验员有无资质不得而知，也没有检验员签字确认，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审查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原告提供的《245头猪成本核算明细》，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缺乏证据三性。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要求，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被告余某许提供的《通话清单》，证明被告每天都与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电话联系并汇报猪场死猪的情况。原告质证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死亡确认单》对比来看，既然原告都不能保证在《死亡确认单》上签字均是余永本人所签，且作为原告曾经的技术管理员黄廉群与原告距离最近，有义务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及法庭调查，从证据优势来看，本院认定被告的证明内容成立。被告余某许提供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钦政办电（2019）8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桂政办电（2019）149号），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要封锁疫区的说法，也不是被告私自卖猪的理由。经审查认为，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8年11月12日已作出钦政办电（2019）82号文件，该文件第四项要求加强禽畜调运监管，反而原告在诉讼中自始至终均没有提到造成被告养殖栏的生猪出现大面积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又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防止其损失继续扩大，结合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来看，本院认定被告余某许的生猪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并导致了大面积死亡的结果。作为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的生猪禁止调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不需要被告举证证明。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被告余某许以余永的名义与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委托养殖合同书》，约定原告以记账的方式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被告余某许提供适合饲养猪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劳动力，原告负责猪的销售，在该批猪全部销售完后，原告向被告余某许支付合同约定的结算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余某许提供1270头猪苗及饲料、疫苗药物等物料，被告在位于灵山县的养殖场养殖。原告作为一家专业养殖机构在诉讼过程中自始至终均没有证明导致被告受托养殖的猪出现大面积死亡的原因，根据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院作出对原告不利的事实认定，即认为被告受托养殖的猪是因感染非洲猪瘟病毒自2019年1月23日起开始出现死亡，一直持续到当年六月份左右。期间，除被告余某许将10头病猪非法买卖外，其余病猪均已死亡。原告在此过程中未能证明其为防控猪瘟采取何种措施，且原告负责该区域的技术员黄廉群疑似在其本人没有到达现场的情况下便以余永的名义在相关凭证上签名。 另从本院对原告的员工官翔飞（当时的服务部主任）调查得知，其称当时有群众电话向其反应被告余某许偷卖生猪的事实，但没有向本院提供举报人的电话，结合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已辞职）在派出所陈述称是群众向其反应被告余某许偷卖生猪的事实，两人的陈述存在相互矛盾。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的员工黄廉群对被告余某许将病猪运出去卖是知情的。 本院认为，被告朱某燕不是合同上的当事人，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余某许同意解除其以余永的名义于2019年1月10日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准许。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书》第七条第7款“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或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国家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的规定，是双方关于风险分担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作为一家专业养殖机构，在被告余某许受托养殖的生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后，原告有责任提供专业的应对措施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但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原告显然没有尽到其义务。而被告余某许作为一名普通的养殖户，在养殖场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并导致猪死亡后，持续时间较长，亦多次向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反应，但原告的技术员黄廉群甚至没有到现场的情况下疑似便以余永的名义在相关凭证上签名，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疫情的相当严重性，原告在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仅作过的一次所谓的检测，也是极端不负责任。最后，被告余某许别无选择将死猪进行填埋是适当的。至于被告余某许将10头病猪出卖给他人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余某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负担律师代理人15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与被告余某许以余永的名义于2019年1月10日的《委托养殖合同书》； 二.驳回原告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90元，由原告广西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钦州灵山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光波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