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14806号原告：陶涛，男，1981年8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增贤，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威，男，1978年9月3日出生，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涛与被告魏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熊伟独任审判。后本院变更审判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增贤，被告魏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魏威偿还借款3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7年3月2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诉讼费由魏威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21日，魏威称其亲戚急需用钱向陶涛借款，陶涛向魏威出借35万元，借期1年。后魏威迟迟不还款，陶涛碍于同事情面多次为其展期。此借款至今未偿还。被告魏威辩称：陶涛与魏威是共同投资关系，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不同意陶涛诉讼请求。魏威与詹兴涛、陶涛及芦东原系同事，2013年至2017年间均系北京国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2014年5月魏威与詹兴涛、陶涛协商共同出资400万元出借给张维兴，魏威出资300万元，詹兴涛、陶涛各出资50万元。三方约定将全部资金统一归集至陶涛处，并由陶涛作为名义上的出借人与张维兴签署借款合同。三方于2014年5月15日签署《合作协议》。基于该协议约定，魏威于2014年5月16日和5月27日分两笔将300万元付给陶涛。同时陶涛作为名义出借人与张维兴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400万元分别于2014年5月16日、5月27日分两次电汇给张维兴。2014年借款发生至今张维兴分多笔偿还借款利息，利息由张维兴付给陶涛再由其转付给魏威或通过魏威转付给陶涛和詹兴涛，但张维兴至今仍未偿还借款本金。从2014年至今，魏威与詹兴涛、陶涛一直与张维兴由借贷往来，且都是以一人名义出借的方式进行。魏威与陶涛的关系实为共同投资关系；本案纠纷是该共同出借资金履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的事实。资金出借给张维兴期间，为促成张维兴赎回在外质押的资产并变现清偿对魏威、詹兴涛和陶涛的借款同时获取收益，魏威与詹兴涛、陶涛及芦东协商共同出资400万元以帮助张维兴赎回其所质押的一件古董（明代鱼篓尊瓷罐），并为其寻找买家以赚取差价。具体操作方式为：魏威出资40万元、詹兴涛出资25万元、陶涛出资35万元、芦东出资300万元，全部资金归集至芦东处，由芦东与张维兴共同向质押权人赎回该古董。2016年3月21日，詹兴涛将其出资的25万元汇给魏威，陶涛声称手头资金不足要求魏威先行垫付10万元，并将剩余25万元汇给魏威（陶涛已于4月25日、5月7日将该10万元垫款偿还）。2016年3月21日，由詹兴涛操作魏威网银账户将三人凑齐100万元转给芦东，魏威本人因当日公司业务全天均在客户处商谈业务无法操作转款，故将网银密码交给詹兴涛进行转款操作。当日，因种种原因赎回鱼篓尊的买卖没有做成，全部款项400万元留存在芦东账户内而芦东并未及时将魏威、詹兴涛、陶涛三人的投资款100万元退回。后魏威及詹兴涛、陶涛多次向芦东催要投资款但其一直未予退还。魏威、詹兴涛、陶涛一直试图找芦东签署借款借条，要求将100万元投资款确认为借款并归还。2018年5月4日，詹兴涛还曾和魏威协商通过诉讼的方式迫使芦东尽快还款，并向魏威提供了芦东的身份证。但芦东一直联系不上，二人在自己投资款收回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便将魏威告上法庭，试图利用款项支付凭证歪曲事实，向魏威索要投资款。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21日，陶涛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魏威转账25万元。2016年4月25日，陶涛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魏威转账两笔金额为5万元和1000元。2016年5月7日，陶涛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魏威转账两笔金额为5万元和283元。陶涛主张上述款项系魏威所借款项。借款时魏威、詹兴涛、陶涛三人在场，魏威提出家里急需用钱需要大几十万，詹兴涛当日出借25万元，陶涛当日出借25万元，因其他钱款投在理财项目故等到期后才又转给魏威10万元。魏威称詹兴涛和陶涛转给其款项并非借款，系三人与芦东合作凑钱赎回鱼篓尊的投资款。陶涛后转回两笔5万元时多转了1000元和283元，作为魏威当日为陶涛垫付10万元的利息。经询问，陶涛未能对上述1000元和283元转款作出解释。魏威提交其与詹兴涛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内容显示2018年2月27日詹兴涛问“昨天转的4026是啥钱？”，魏威答“孙还的，你和陶涛的”。之后，2018年5月24日詹兴涛发送给魏威pdf文件一份，文件名：芦东身份证.pdf。同时詹兴涛连续发送信息“找到芦东证件了”，“你找个时间诉一下再撤回来”。2018年5月24日，詹兴涛发送信息“你写吧，时间和金额你比较清楚”。另查，2014年5月15日，魏威（甲方）、陶涛（乙方）、詹兴涛（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魏威、陶涛、詹兴涛共同向张维兴出借人民币400万元，期限2个月，借款利率3%/月。魏威出资300万元，陶涛、詹兴涛各出资50万元。各方基于借款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以实际出资金额和出资期限为准。魏威、詹兴涛同意委托陶涛作为名义出借人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即相关担保文件，并办理抵/质押登记手续。经询问，詹兴涛、陶涛对与魏威合作共同向张维兴出借借款一事认可。再查，2016年3月21日，詹兴涛、陶涛向魏威各转款25万元后，魏威向芦东转款100万元。上述事实，有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合作协议等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陶涛仅提交其向魏威转账的银行交易记录，未能提交借据、欠条等可直接显示借贷意思表示的证据，本院对陶涛主张借款关系不予确认，理由如下：首先，针对陶涛主张的35万元，魏威抗辩称其与陶涛并非借贷关系，该款项系魏威、詹兴涛和陶涛合作投资款项。为此，魏威提交其与詹兴涛、陶涛的合作协议证明其曾与詹兴涛、陶涛存在合作共同向张维兴出借借款的事实。庭审中，詹兴涛、陶涛亦对与魏威合作共同向张维兴出借借款予以认可。另据魏威提交的詹兴涛与其聊天记录显示：魏威与詹兴涛、陶涛之间资金往来不仅限于案涉款项和共同向张维兴出借款项，三人之间应有多项资金往来情况。其次，陶涛主张魏威向其借款，且借款是魏威在陶涛和詹兴涛共同在场时提出，陶涛为实现债权本应直接向魏威主张还款。但魏威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詹兴涛向魏威表示找到了芦东身份信息并向魏威发送，同时要求魏威先行起诉后再撤诉，又因魏威清楚时间和金额故安排魏威写材料。上述聊天记录反映出的情况与陶涛主张魏威向其借款存在矛盾。詹兴涛、陶涛应明知案涉款项与芦东的联系。再次，陶涛主张魏威2016年3月向其借款，借款时间距陶涛向本院提起诉讼已3年。詹兴涛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借款发生后至起诉前曾向魏威催还借款。综上，魏威、詹兴涛、陶涛三人之间存在合作共同出借等多项资金往来；陶涛就案涉款项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与魏威之间的借贷合意，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催要借款的行为。故陶涛主张与魏威就案涉35万元成立借贷关系，本院不予采信。陶涛要求魏威偿还借款35万元及利息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陶涛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陶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熊 伟人民陪审员  房海娥人民陪审员  李 岩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法官 助理  袁 莉书 记 员  席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