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481行初52号 原告劳晗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 负责人施伟华，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劳晗艺不服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以下简称“吴中公安分局”）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依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嘉兴市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实施方案》的通知，于2019年7月11日将案件移送本院。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受理，并依法于2019年7月19日向吴中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7日、11月22日二次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劳晗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被告副职负责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李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中公安分局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9年5月9日晚，高峰（自报）在苏州市××中区木渎镇金运花园附近路段搭识卖淫女葛某，谈妥嫖资300元，后二人欲至宾馆房间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时被当场查获。以上事实有高峰（自报）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物证等证据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高峰（自报）行政拘留五日。 原告劳晗艺诉称，被告作出的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错误，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并且案涉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公平、严重属于钓鱼执法，人民法院理应予以撤销。原告为维护正当的合法权益，诉请判令：一、撤销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及法律依据： 1、文书二维码扫描结果四份，证明被告提供的四份文书的生成时间与书面记载时间不一致等事实； 2、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与被告提供的处罚决定书不一致，其中这份文书上没有附劳晗艺的照片等事实； 3、伤势照片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抓捕期间受伤等事实； 4、劳晗艺询问笔录一份； 5、包伟强询问笔录一份； 上述证据4-5，证明2019年5月12日，劳晗艺及包伟强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被抓的经过等事实。 6、律师事务所介绍信等一组，证明上述提供的证据1-5，是原告诉讼代理人向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调查的材料。 原告提供的法律依据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 被告吴中公安分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于2019年5月13日凌晨，在苏州市××中区木渎镇金运花园附近路段抓获卖淫嫖娼人员劳晗艺、董倩。经询问，劳晗艺不讲真实身份信息，自称叫高峰，民警针对其是否有违法行为的提问均保持沉默，其真实身份在被告作出处罚前未能查清。董倩供述了其在金运花园北面小树林内，被劳晗艺挑中，并接受劳晗艺300元嫖资后，二人前往宾馆开房进行卖淫嫖娼活动过程中被抓获的违法事实。组织卖淫嫌疑人常勤勇、尤庆中的供述，证人包伟强的陈述亦可相互印证，充分证明劳晗艺、董倩的卖淫嫖娼过程。被告工作人员工作不够严谨，造成处罚决定书中的违法时间存在笔误，将在今后工作中严加注意。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本案办理过程中，被告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处罚前告知、处罚、送达等法定程序，整个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劳晗艺、董倩达成卖淫嫖娼合意，并已支付嫖资，但尚未发生性行为，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的卖淫嫖娼行为，对劳晗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合法、适当。四、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存在钓鱼执法。被告接群众举报，于2019年1月3日成立“2019.1.3木渎花苑街组织卖淫案”专案侦查，2019年5月12日晚，被告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收网行动。劳晗艺在该查处组织卖淫团伙行动中被抓获，劳晗艺称被告钓鱼执法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被告作出的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吴中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立案决定书一份； 2、受案登记表一份； 3、发破案经过一份； 4、抓获经过四份； 上述证据1-4，证明案件来源合法等事实。 5、行政处罚告知书一份； 6、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一份； 7、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 8、传唤/拘留通知情况表一份； 9、执行回执一份； 10、呈请延长传唤报告书一份； 11、呈请扣押报告书一份； 12、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各一份； 13、呈请追缴报告书一份； 14、追缴物品清单一份； 上述证据5-14，证明被告对劳晗艺以自报名高峰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等事实。 15、劳晗艺（自报名高峰）询问笔录一份； 16、葛倩询问笔录二份、辨认笔录各一份； 17、包伟强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各一份； 18、常勤勇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复印件）各一份； 19、尤庆中询问笔录二份及辨认笔录（复印件）一份； 20、嫖资照片一份； 上述证据15-20，证明被告对劳晗艺以自报名高峰作出案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 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本案执法监控的同步录音录像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电脑办案系统详细流程的具体痕迹。被告说明因服务器存储空间有限，原告被带入木渎派出所办案区的视频资料已经被覆盖，无法提供；另提供案件信息综合浏览页面打印件六页。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定原告的伤势何时产生，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4-5，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没有意见，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三性均异议，认为该决定书载明时间为2019年1月3日，但根据该决定书上的二维码经扫描后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1月4日，真实性不合法，且该决定书系刑事案件的立案，非本案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且该决定的作出与原告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间隔四个多月，缺乏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该决定书系被告办理有关刑事案件的立案决定书，印证被告办理本案行政案件的受案来源，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3，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受案登记表载明的接报时间与发破案经过载明的时间相互矛盾；从受案登记表载明是根据线索受案，但发破案经过却载明系被告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统一安排下的收网行动，且不能排除钓鱼执法的嫌疑。本院审查认为，受案登记表能证明被告在办理案涉行政案件受案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所提钓鱼执法的问题，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发破案经过，因其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故不能作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表明了原告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具体抓获的时间根据被告当庭陈述在2019年5月12日23时至24时之间，能与原告陈述相符，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5，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表明被告已经向原告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了陈述申辩权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时间及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分析阐述。被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内部审批程序，形式上有承办单位意见、审核意见及领导批示且有被告单位公章，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7，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有三种不同版本，其送达原告的处罚决定书上没有校对章，认定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提交法院的版本校对章是事后补的，且在处罚决定书上方未附原告的照片，本院审查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根据当事人当庭陈述，被告送达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被告自行将时间改成5月12日并加盖了校对章并附当事人照片等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8，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因原告在被传唤期间不讲真实身份，故被告无法将传唤及拘留的事实通知原告家属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9，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0-11，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相关的呈请报告书没有民警签名、没有审核意见、领导批示、盖章，形式不合法，且扣押物品“卖淫款”属于先主观定性，后调查认定，且葛倩陈述当时身上有660元，却只扣押300元，不符合规范办案要求等。本院审查认为，该二份报告在承办单位栏有签名并加盖吴中公安分局木渎派出所公章，故延长传唤及扣押物品承办部门均进行了内部审批，呈请延长传唤报告书载明对高峰（自报）延长传唤至二十四小时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原告认为该二份证据记载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但文书上所附的二维码经扫描显示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证据保全清单中没有见证人签名。本院审查认为，虽然证据保全决定书形成于2019年5月14日，当事人签收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被告辩解因扣押行为发生在5月13日，故让当事人将签收决定书的时间写成5月13日，送达程序虽存在瑕疵，但本院对被告作出证据保全决定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保全清单载明卖淫款三百元，属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物证，因葛倩陈述当时身上有现金660元且在5月12日当天还收取其他嫖客支付的现金嫖资，即使存在原告支付葛倩300元的事实，在没有证据证实该三百元就是原告支付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被告证据保全的300元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且该证据保全清单形成于2019年5月14日，当事人签署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故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3-14，原告认为呈请追缴报告书无二维码，不是办案系统中开具的正规文书，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承办单位意见及审核意见栏均未见盖章，不符合法定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葛倩持有的“卖淫款”300元予以追缴，该法律条款是对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予以收缴，本案中“卖淫款”300元显然不属于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被告对违法所得追缴适用法律错误；且该款项并不是原告给予葛倩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经审批，被告对葛倩持有的300元已予以追缴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所提的追缴涉案300元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因该呈请报告书系公安机关内部的审批材料，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必须要求附二维码及承办人、审核人的签名，故原告所提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5，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笔录中记载的传唤截止时间，因晚于笔录制作完成的时间，应以实际原告被传唤截止的时间为准。被告提供的证据16，原告对葛倩第一份2019年5月13日2时34分至3时06分询问笔录没有异议，对葛倩于2019年5月13日23时45分至5月14日0时15分的第二次询问笔录真实性有异议，葛倩在该份笔录中的陈述不客观，笔录中提到当时23时许，小树林里灯光暗，常勤勇把手机闪光灯打开让客人挑选小姐，葛倩不可能看清原告相貌，且葛倩辨认笔录中的原告照片与本人相差较大，熟悉的人都无法辨认，辨认笔录上记载照片有八组，无规则排列在11张白纸上，分别编号1-12号，逻辑不通，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在该组12张照片中混有二名违法嫌疑人的照片，照片数量未达法定要求。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对葛倩进行调查取证并制作的询问笔录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但其中第一次询问葛倩的笔录中记载的传唤截止时间，因晚于笔录制作完成的时间，应以葛倩实际被传唤的时间为准。关于辨认笔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三条“多名辨认人对同一辨认对象或者一名辨认人对多名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应当个别进行。”、第一百零四条“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特征相类似的其他对象中，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辨认违法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对违法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的，不得少于十人的照片。……同一辨认人对与同一案件有关的辨认对象进行多组辨认的，不得重复使用陪衬照片或者陪衬人。”的规定，被告让葛倩进行辨认时要求辨别、确认涉案人员身份，葛倩对一组男性12张照片中分别辨认出常勤勇、尤庆中及高峰（自报），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辨认程序不合法。被告提供的证据17，原告对询问笔录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辨认笔录，原告提出辨认照片中混有二名违法嫌疑人等意见，本院审查认为，该辨认笔录记录的辨认程序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故辨认程序不合法。被告提供的证据18，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询问笔录制作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22时44分至23时28分，未有传唤时间，明显不属于第一次询问笔录，提供的该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葛倩陈述的内容不一致，辨认笔录中辨认对象记载为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八组、每组12张；不同女性正面免冠照片三组，每组12张，但在过程和结果中记载侦查员将事先准备好的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一组12张；不同女性正面免冠照片一组12张，内容互相矛盾，根据该组男性12张照片中混有三名违法嫌疑人的照片，照片数量未达法定要求等。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对常勤勇进行调查取证并制作询问笔录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辨认笔录，在一组男性12张照片中，常勤勇辨认出了自己、包伟强、尤庆中、高峰（自报），辨认程序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辨认程序违法。被告提供的证据19，原告对辨认笔录没有异议，对询问笔录三性均有异议，其与包伟强及原告事先并不认识，两份笔录中的内容互相矛盾。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对尤庆中进行调查取证并制作的询问笔录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但其中第一次询问尤庆中的笔录中记载的传唤截止时间，因晚于笔录制作完成的时间，应以尤庆中实际被传唤的时间为准。关于辨认笔录，认证意见同上。被告提供的证据20，原告对照片的三性均有异议，当时葛倩陈述有660元现金，扣押只有300元不合法。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原告申请，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该证据并不是原告申请调取的材料，上述材料无法反映具体的审批时间和办案流程痕迹，本院审查认为，上述材料能反映被告在办理案涉行政案件过程中，将相关信息录入了执法办案信息系统的事实，原告所陈述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及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均系现行合法有效的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12日晚，案外人包伟强驾车载原告劳晗艺从浙江省嘉兴市至江苏省苏州市××中区木渎镇。当晚23时许，被告吴中公安分局在木渎镇金运花园北门附近抓获原告劳晗艺及包伟强等人，并传唤至吴中公安分局木渎派出所。被告受理的案涉行政案件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原告劳晗艺未陈述真实身份，并自报名高峰。2019年5月14日，被告作出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9年5月9日晚，高峰（自报）在苏州市××中区木渎镇金运花园附近路段搭识卖淫女葛某，谈妥嫖资300元，后二人欲至宾馆房间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时被当场查获。以上事实有高峰（自报）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物证等证据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高峰（自报）行政拘留五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的涉案地点位于苏州市××中区，属于被告的管辖范围，被告具有对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职权。 关于传唤程序的合法性。被告当庭陈述于5月12日晚23时至24时抓获嫌疑人高峰等人，经现场核实后，口头将原告等人传唤至木渎派出所。原告陈述当场被抓获后，给其带了手铐，应属于强制传唤。现场原告被戴手铐传唤至木渎派出所的事实被告当庭也没有否定，但认为戴手铐并不一定是强制传唤，为了安全口头传唤也可以使用手铐。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以及法律规定可以强制传唤的其他违法嫌疑人，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传唤。强制传唤时，可以依法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第五十六条“情况紧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依法向其所属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当场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返回单位后立即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公安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的规定，被告在传唤的过程中使用了手铐，在法律没有规定口头传唤可以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的情况下，应当认为被告对原告采取了强制传唤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后被告也未补办批准手续，被告强制传唤程序违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保护性约束措施也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故被告辩解为了安全口头传唤可以使用手铐，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之时或者日不计算在内。……”、第六十九条“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传唤违法嫌疑人的时间应当以时为计算单位，被告提供的延长传唤报告书中只记载传唤延长至二十四小时，没有记载审批及延长传唤的起止时点，属于程序违法。 关于辨认程序的合法性。被告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组织辨认人对辨认对象进行辨认，虽然对辨认经过和结果制作了辨认笔录，但辨认程序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辨认程序违法。 关于处罚前告知程序。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因原告拒绝签字，办案民警在告知笔录上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1时05分。如该告知笔录真实，根据被告提供的尤庆中辨认笔录，证实尤庆中对辨认对象的辨认程序完成于2019年5月14日1时50分，被告在未完成调查取证情况下，就向原告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等，显然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如该告知笔录不真实，根据被告当庭陈述，原告因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被送拘留所执行。而原告陈述被告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间为5月14日上午9、10点钟，且只有一名民警。在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情况下，本院无法确认被告相关告知程序的合法性及被告实施的告知行为发生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还是之后。 关于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载体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被告送达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违法时间为2019年5月9日，并未附高峰（自报）的照片。被告当庭陈述系笔误，实际应为2019年5月12日，虽然向本院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已加盖了校对章，且附有照片。因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且被告至今也未对送达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补正，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违法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但只要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并贴附照片作出处理决定，并在相关法律文书中注明。”的规定。 综上，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原告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吴公（木）行罚决字〔2019〕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伟峰 人民陪审员  张雪江 人民陪审员  陈 巍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许一奇 ?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