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终35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秋华，男，汉族，1965年4月6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青，男，汉族，1974年7月16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万涛，男，汉族，1978年9月2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刘秋华因与被上诉人金万涛、周国青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1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秋华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1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判决对案件重要事实的认定予以回避，在本院认为部分不予提及。上诉人之所以对两被上诉人提起名誉权侵权纠纷之诉的关键原因就是两名被上诉人以实名举报信的方式向南昌市保安公司投诉称：上诉人在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上班期间存在“敲诈 勒索、言行过激、上班打瞌睡、玩手机、看电视”的行为，导致上诉人被南昌市保安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两被上诉人在举报信中对上诉人评价完全是凭空捏造，其本人根本没有投诉信中所述行为。敲诈勒索行为是这封举报信中的主要内容，其性质最为恶劣，也是南昌市保安总公司与上诉人调岗、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发问有关于上诉人对其进行敲诈的细节，如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可以证明？以及被上诉人二在受到上诉人敲诈之后是否有采取过什么措施？等细节（原审庭审笔录中可知），而从被上诉人二的庭审陈述内容来看，其真实性是经不起推敲的，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而原审法院对此重要事实在判决书没有提及，没有核实其真实性，没有给予其法律评价。上诉人的原审代理人在代理词一再强调敲诈勒索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也对该事实的无法得到印证提出了质疑。尽管以上种种，原审判决都未对上诉人是否真的存在敲诈勒索行为这一事实进行审理，完全回避了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这对上诉人非常不公平。原审认定上诉人与南昌市保安总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因为南昌市保安总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没有尊重事实得出的结论。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南昌市保安总公司于事发当月就停发了上诉人的工资，这实际上就是单方面的解除了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而上诉人入职南昌市保安总公司之日起，就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是双方的劳动关系依然持续了数年。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上诉人向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并不是导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根本原因。二、原判决颠倒案件重要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对于这封举报信的真实性、举报信中内容的真实性在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103民初2250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2017）赣01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三份判决书均予以认定。按法律规定，本案中应当直接予以认定。而原审法院在认定该部分事实方面存在前后矛盾，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本院予以确认”，而在本院认为部分“投诉信件中所描述的内容是否属实，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于已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本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要上诉人在原审中承担举证责任，实属荒唐。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形成纠纷诉诸法院的事实推卸责任，完全没有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上诉人之所以以名誉权受损为由向法院起诉，就是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将事情区分黑白，以使自己本来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一、二以一封投诉信的形式就轻松地将上诉人定义为敲诈勒索并导致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南昌市保安总公司对举报信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定的，正因为这样才会与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原审认为：举报信所述内容是否真实以公司认定为准。四、原审对名誉侵权构成要件的认定滥用自由裁量权。根据名誉侵权纠纷案由之有关法律规定，侵权事实要为不特定的公众知悉，这个公众并非一定要达到“广而告知”的程度，只要有不特定的部分人知悉就可以。被上诉人一、二向公司提交的举报信，其实已经构成不特定的公众知悉的程度。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代理词中阐述过：两被上诉人将举报信投递到公司后，南昌市保安公司在处理此事件过程中使得多人对本案都知悉举报信与上诉人有关的事，包括南昌市保安公司的有关领导、公司职员；分公司领导、职员客户单位（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的部分人员，上诉人家里的亲属，这些人员其实已经达到了名誉权侵权要件中所要求的“公众”。上诉人本人虽然只是一名保安工作者，但在工作岗位上也是尽职尽责，凭劳动养家糊口。上诉人仍然相信法院能够给我一个公平对待。 被上诉人周国青、金万涛答辩称，一、答辩人的举报行为不存在主观恶意。认定名誉权侵权行为，行为人主观上要存在明显故意。答辩人周国青作为上诉人的上级领导，金万涛作为上诉人同事，同事之间有相监督工作的权利。上诉人作为南昌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前员工，在其工作期间，有遵守公司员工劳动纪律的义务，但其在岗值班期间，存在玩手机、打瞌睡以及私放无通行证人员进入涉密区域，答辩人就客观事实评价、向上级领导汇报上诉人上班期间的违规违纪行为，系正常的履行职务，没有实际恶意，不符合侮辱、诽谤的构成要件。且该行为系客观存在，原告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是虚构的。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两被告向上级汇报的行为是虚构的，也没有就该问题向法院、公安机关提出刑事控告。且原审庭审中，答辩人已清楚回答上诉人关于“敲诈勒索”的问题。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向自己借钱，而自己不借。于是上诉人威胁答辩人，告诉答辩人如果拒绝，会让答辩人及答辩人的妻子失去工作。迫不得已，答辩人才借款给上诉人。答辩人认为此举存在“敲诈勒索”之嫌，具有真实性，并未恶意诽谤。二、答辩人的举报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认定名誉权侵权行为，行为人要存在侵犯名誉权的违法行为。举报既是答辩人的工作职责，亦是答辩人的权利。且举报信中，并无实际侮辱、诽谤等言语，被告作为上级领导，通过正常的渠道向有关机关反映问题，且没有侮辱人格的言辞，并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上诉人作为员工，应当听取来自同事及领导之意见。答辩人的举报行为合理合法。三、上诉人不存在名誉权受损的事实。认定名誉权侵权行为，被侵权人要存在名誉权受损事实。名誉权受损的最基本特点是看受害人的社会评价是否降低。衡量社会评价是否降低的标准，应结合社会其他成员是否对受害人产生不良的看法，出现不利于受害人的各种议论，评论甚至攻击等，是否使受害人在社会中受到冷落和孤立。本案中，实名举报是向特定的领导举报，未向社会公众公开宣扬，未向受害人所在的场所进行宣扬，行业之外的其他社会公众对此均未知晓，并不存在上诉人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上诉人未能证明其社会评价较低以及工作调动的损害后果存在，无法确认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况且，2016年3月28日，保安公司接到实名投诉信后，派了相关人员来询问和调查此事。在调查结果得出后，并未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而是在2016年4月5日，通知上诉人办事调岗手续，系上诉人对调岗不服，而擅自未到岗工作。由此可见，保安公司与上诉人劳动合同的解除与举报完全没有关联。根据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委员（洪劳人仲案字[2016]第444号）仲裁裁决书及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赣0103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与保安公司于2016年4月5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要求系上诉人提出，理由系保安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判决的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也系社会保险的问题，与周国青、金万涛的举报没有关联。而调岗，并不等同于解除合同，不代表社会评价的降低，社会评价没有降低，名誉权实际上就没有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不应赔偿其精神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综上，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实名投诉并非违法行为，其职权行为与上诉人和保安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解除没有因果关系，且上诉人确无名誉受损事实，答辩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并终结本案。 刘秋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予以登报道歉并澄清事实；2、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解除劳动合同而导致的工资损失（从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共计人民币2567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6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两被告系同事关系，三人均系南昌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工作人员，并由保安公司分配到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武装保卫部从事保安工作。被告周国青是保安队队长，原告刘秋华和被告金万涛系保安员。2016年3月28日，周国青和金万涛及案外人黄涛向保安公司提交实名投诉信件，称刘秋华存在“言行过激，敲诈勒索，上班打瞌睡、玩手机、看电视等违反劳动纪律行为”。2016年4月5日，保安公司通知刘秋华不适合在原岗点上班，办理调整岗位手续，刘秋华对公司作出的调岗不服，未到岗工作。2016年4月13日，保安公司下发处理通知，对刘秋华作出开除处理。调岗通知和开除通知均未书面送达刘秋华。2016年5月26日，刘秋华以保安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经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及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刘秋华与保安公司于2016年4月5日解除劳动关系。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2016）赣0103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书、（2017）赣01民终632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记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则要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原告刘秋华主张两被告的投诉信件所描述的内容“在工作期间言行过激、敲诈勒索，上班打瞌睡、玩手机、看电视等违反劳动纪律行为”与事实不符，为被告凭空捏造，导致原告失去工作、名誉受损。然被告周国青系保安队队长，其向公司提交反映保安队员工作期间有关情况的投诉信件，属于履行工作职责，而被告金万涛作为投诉事项有关当事人，其在投诉信中签名亦无不妥。两被告的投诉信件，仅是向公司提交，并未向公众或其他群体组织公布或散布，该行为并未侵犯原告名誉权。且投诉信件中所描述的内容是否属实，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仅是向公司反映情况，是否属实，应当以公司调查结论为准。根据刘秋华与保安公司劳动争议案的仲裁裁决书及法院判决书，可知是刘秋华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与保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因被告投诉信件导致失去工作，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原告主张两被告侵犯其名誉权，无事实依据，其诉请被告登报道歉并澄清事实、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及工资损失2567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秋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元，减半收取258.5元，由原告刘秋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秋华提交航空中队保安员10月份补贴签领表一份，证明其是被派遣到洪都公司从事安保工作。被上诉人周国青、金万涛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关于侵害名誉权责任应如何认定的答复，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根据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周国青、金万涛系上诉人就职南昌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分配至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时的上司、同事，两人向南昌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反映上诉人的工作情况系其职责所在，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两人反映内容存在恶意的侮辱、诽谤，且两人反映材料仅向公司领导递交，并未向公众或其他群体组织公布或散布，至于反映内容是否确实属实，应以公司调查结论为准。上诉人主张因两被上诉人的投诉导致其失去时任工作且名誉受损，然上诉人与时任职公司的劳动争议系用人单位根据上诉人的工作表现作出的劳动关系调整且该法律关系已经劳动仲裁、诉讼所确认，并没有证据证明因两被上诉人的投诉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失去时任工作，两被上诉人的投诉行为需经用人单位审查确认并仅作为用人单位考察劳动者工作表现的参考。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既无证据证明上诉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也无法认定两被上诉人主观上有过错、行为违法，更无证据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侵犯其名誉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刘秋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7元，由上诉人刘秋华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 毅 审 判 员  刘卫平 审 判 员  李 恒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宋 丽 书 记 员  陈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