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83行初33号 原告嵊州市添亿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仙岩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魏小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尹志南、邢露丹，浙江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长丰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赵长春，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马啸，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相生根，男，195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彭连芬，女，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两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范浩锋，浙江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嵊州市添亿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添亿公司”）诉被告嵊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嵊州市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相生根、彭连芬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嵊州添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尹志南、邢露丹，被告嵊州市社保局的行政负责人李莎及委托代理人马啸，第三人相生根、彭连芬的委托代理人范浩锋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9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行延580号批复，同意本案延长审限至2020年4月1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嵊州市社保局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认定原告嵊州添亿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其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按有关规定，不能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关待遇。 原告嵊州添亿公司诉称，原告单位职工相华钢于2016年8月10日5时54分许步行至章黄××××街道何家红绿灯路口时与白经伟驾驶的浙Ｄ×××××号重型普通货车相撞致伤，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8月12日死亡。相华钢家属于2017年8月9日向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嵊州市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嵊州市人社局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嵊人社工认字（2017）1167号《工伤认定书》，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后相华钢家属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由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浙0681行初7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1、撤销嵊州市人社局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的嵊人社工认字（2017）1167号《工伤认定书》；2、由嵊州市人社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相生根、彭连芬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嵊州市人社局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浙06行终35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嵊州市人社局又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嵊人社工认字（2018）1324号《工伤认定书》，认定相华钢为因工死亡。2019年1月31日，因相华钢家属在向被告办理相华钢工亡待遇时遭到拒绝，原告向被告提起《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2019年2月15日，被告作出《“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以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相华钢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为由，不能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原告职工相华钢工亡相关待遇。原告认为，原告为职工办理社保业务（死者停保减员）的时间是在被告规定时间内，原告职工相华钢于2016年8月12日在规定的缴纳社保费用时间前就死亡，原告因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进行停保减员，并不违反规定，且嵊州市人社局在一、二审过程中均承认原告已参保了相华钢的社会保险，并以扩大“上下班途中”的范围将不公正地加重工伤保险基金的风险和压力为由进行抗辩，这跟被告作出的答复是相矛盾的，故原告认为原告与职工相华钢已依法向被告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用，相华钢因工死亡，被告应依法全面支付相华钢工亡社会保险待遇。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二、被告全面支付原告职工相华钢工亡保险待遇；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嵊人社工人字【2017】1167号工伤认定书、（2018）浙0681行初71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06行终359号行政判决书、嵊人社工认字（2018）1324号工伤认定书，证明相华钢的死亡属于工伤，被告确认原告已参保相华钢的社会保险； 2、《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以及邮寄快递单，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办理相华钢工亡保险待遇； 3、《“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证明被告不予办理相华钢工亡待遇。 被告嵊州市社保局辩称，该局拒绝给予相华钢工亡保险待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被告作为嵊州市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依法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等职责。《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参保对象是否履行参保义务同时享有工伤保障权利。判断参保对象是否履行参保义务的核心是其是否已缴纳工伤保险费，参保对象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与工伤保险之间的契约关系就已成立。相华钢的工伤事故发生在2016年8月10日，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其缴纳死亡当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故根据法律规定及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被告拒绝支付相华钢的工伤保险待遇于法有据。原告提出其按被告规定在网上申报减员、停费手续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违反规定，在相华钢死亡当月即办理减员、停缴手续，故相华钢的工伤保险待遇应由原告承担、支付。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其缴纳死亡当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此事实，原告在诉状中也不否认。但原告在诉状中诉称“原告为职工办理社保业务死者停保减员的时间是在被告规定时间内……进行停保减员，并不违反规定”，被告认为原告的这一诉称不但违反了《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缴费单位应当按月缴纳上月的社会保险费。”及第十六条第一款“缴费单位应当在每月10日前按照有关规定自行计算应缴费额，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对申报事项的真实性负责。其中，城镇个体劳动者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应缴费额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并缴费。”等规定，也违反了嵊州市关于网上申报的操作规定。根据嵊人社（2012）166号文件规定，我市从2012年9月15日起启用社会保障业务网上申报工作。企业网上办理社保增减员申报流程为：企业在网上申报系统申请为职工办理社保增、减员业务，经被告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反馈到网上申报系统。原告于2016年8月15日通过嵊州市社会保险网上申报系统为相华钢办理减员手续，该申报系统有明确关于操作流程的规定，原告应该注意到其中通知表中第64号通知内容显示“为规范统一操作流程，社保业务今做如下调整：一、单位参保人员办理减员手续，当月均不产生应缴数据，不用缴费。也就是说不但《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办理缴费申报，按月缴纳。被告的操作系统也规定：单位参保人员办理减员手续，当月均不产生应缴数据，不用缴费。2016年8月16日社保局审核通过原告的减员申请，并将审核结果反馈到网上申报系统。所以，原告在相华钢事故发生当月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其缴纳死亡当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上述规定。无论相华钢在工亡事故发生的以前月份有否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原告有否为其缴纳了保险费，在对于本次工亡事故的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问题上都没有法律意义或不产生影响。在社会保险按月申报、按月缴纳的制度规定下，关键的是事故发生当月原告自己违反规定操作对相华钢办理了减员手续并未为相华钢缴纳当月社会保险费，故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及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的规定，相华钢的工伤保险待遇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来支付。综上，被告认为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让其作出在员工相华钢因工死亡的当月即进行减员、停费的操作，但这一操作毕竟是由其自行作出的选择且操作完成，故应由其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原告不应该在不利后果发生后，公然违背客观事实和政策法规，去寻找各种理由意图将责任推卸到被告身上。在原告没有为其员工相华钢缴纳当月各项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下，被告拒绝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华钢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决定是完全符合我国的政策、法规的。为此，请求法院维持被告所作的答复，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嵊州市社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嵊人社工认字（2018）1324号工伤认定书，证明2016年8月10日相华钢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的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 2、相华钢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明相华钢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起止时间为2004年7月起至2016年7月止。 3、网上办事信息——业务基本信息，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15日通过网上申请对相华钢进行“人员中断申报”，2016年8月16日通过中心审核，原告即停缴相华钢当月的社会保险费。 4、嵊州市社会保险网上申报系统（操作演示截屏打印件），证明原告等相关单位是通过该网络系统在网上进行按月申报，按月缴纳保险费的，该系统操作规定上有“单位参保人员办理减员手续，当月均不产生应缴数据，不用缴费。（如单位要缴纳员工当月社保，请于次月再办理减员手续）”的提示。 5、《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证明2019年2月1日，原告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寄送，要求被告给予相华钢工亡待遇。 6、《“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申请书后，于2019年2月15日书面告知原告“因原告单位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其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按有关规定，不能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关待遇”。 被告嵊州市社保局明确《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全面实施企业单位社会保障业务网上申报工作的意见》（嵊人社【2012】166号）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第三人相生根、彭连芬述称：第三人家属相华钢因工工亡理应享有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相华钢生前在原告处工作，原告也为相华钢缴纳了相应的工伤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费用，多年以来均无间断。相华钢工亡时间是2016年8月12日，而原告方在2016年的8月16日在网上即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原告存在工作上的疏忽大意，或因对社保制度的理解偏差。但是第三人认为这方面的偏差和疏漏应当通过其他方式如补缴相应的社保费用以及工伤保险费用，即要求原告方承担相应的滞纳金的方式予以解决，不应当完全免除被告作为国家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主要义务的责任，因为这是由社会保险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主要是维护受害人的利益。综上，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判决。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嵊州添亿公司对被告嵊州市社保局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1工伤认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被告在作出嵊人社工认字（2018）1324号工伤认定书之前被告曾在2017年的时候作出过（2017）1167号工伤认定书不予认定相华钢为因工死亡；对证据2相华钢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无异议；对证据3网上办事信息——业务基本信息，该证据能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15日向被告提出申请，被告在8月16日审核通过，也就是说被告未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仔细审核；对证据4操作演示截屏打印件，原告认为该证据应该是2019年最近的截屏打印件，2016年是否有这样的操作页码并不清楚；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对被告所提交的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所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的证明目的是有异议的，第三人认为被告并不能以该两份证据来证明其就申报规则对原告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作为原告方仅凭网上操作提示很难做到对申报规则完全明确地了解。 对原告嵊州添亿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嵊州市社保局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相华钢因工死亡应当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但按照被告的理解，因原告在相华钢死亡当月做了减员，故应由原告给予相华钢工伤保险待遇。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各当事人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被告嵊州市社保局的举证证据，原告经质证后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5、6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原告认为2016年是否有这样的操作页码并不清楚，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进行否认，第三人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经质证后对其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 经审理查明，相华钢原系原告嵊州添亿公司职工，其于2016年8月10日外出时发生车祸，因医治无效于2016年8月12日死亡。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相华钢缴纳死亡当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2017年8月9日，相华钢家属向嵊州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嵊州市人社局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嵊人社工认字（2017）1167号《工伤认定书》，决定不予认定相华钢死亡事故为工伤。2018年7月5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81行初7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嵊人社工认字（2017）1167号《工伤认定书》，并要求嵊州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11月6日嵊州市人社局作出嵊人社工认字（2018）1324号《工伤认定书》，认定相华钢为因工死亡。2019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2019年2月15日，被告作出《“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告知原告“因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未为其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按有关规定，不能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关待遇”。原告对该答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被告作出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是否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首先，本案原告嵊州市添亿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向被告提起《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2019年2月15日，被告针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原告即为本案行政相对人，有权对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故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其次，本案原告没有为其职工相华钢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用，主要是基于相华钢死亡后原告为相华钢作了减员变更登记并停保。相华钢于2016年8月12日因工死亡，死亡时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其作为原告职工的身份消灭，且相华钢死亡也导致其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消灭。在相华钢作为原告职工的身份已消失的情况下，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于2016年8月16日在网上给相华钢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履行下列职责：……（二）核查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并负责保存用人单位缴费和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情况的记录。本案中，在原告向被告申报减员变更登记并停保时，被告并未告知原告并向原告征收相华钢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且被告在答辩中也认可原告自2004年7月起至2016年7月止为其职工相华钢按规定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费，长达12年时间。可见原告未给相华钢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并非故意逃避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责任，未为相华钢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的原因不能归责于原告，不应由原告承担未缴纳相华钢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作出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认为原告未为相华钢缴纳死亡当月的工伤保险费，按有关规定，不能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关待遇并非合理，也不正当，更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六）明显不当的。”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嵊州市社保局作出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明显不当，依法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嵊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的答复》。 二、由被告嵊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嵊州市添亿电子有限公司提起的《关于要求办理我单位职工相华钢工亡待遇的申请书》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嵊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洪丹 人民陪审员  王国金 人民陪审员  马仁良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丹凤 附相关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一条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六条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征收工伤保险费； （二）核查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并负责保存用人单位缴费和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情况的记录； （三）进行工伤保险的调查、统计； （四）按照规定管理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 （五）按照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 （六）为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免费提供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