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刑初2187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瑞生，男，1955年6月12日出生于北京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案发前任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党支部书记，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8年4月13日被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8年8月30日被逮捕。辩护人牛林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职检刑诉[2018]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瑞生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8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瑞生及其辩护人牛林军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被告人王瑞生在2009年“温榆河大道道路工程”拆迁征地过程中，利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村委会主任、协助乡政府从事拆迁负责宅基地确认等工作的职务便利，通过为其子王某1（男，37岁，北京市人）、其弟王某2（男，51岁，北京市人）违规出具宅基地确认单的方式，骗取拆迁腾退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104200元，其中王某1占有拆迁腾退补偿款人民币701400元，王某2占有拆迁腾退补偿款人民币1402800元。二、被告人王瑞生在2009年“温榆河大道道路工程”拆迁征地过程中，利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村委会主任、协助乡政府从事拆迁负责宅基地确认等工作的职务便利，接受李某1（男，49岁，北京市人，另案起诉）的请托，为非本村村民李某2（女，57岁，北京市人）等5人办理户口迁入东窑村的手续，违规出具宅基地确认单，使上述5人于2010年3月非法获取拆迁腾退补偿款共计人民币8553072.8元。被告人王瑞生于2010年3月22日以私人购房的方式收受李某1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50余万元。被告人王瑞生于2018年4月12日经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纪委工作人员通知，于当日下午主动到达乡政府办公室后，被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带至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归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移送了岗位职责说明、证人证言、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拆迁腾退文件和材料、被告人王瑞生的供述等证据，指控被告人王瑞生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予以惩处。被告人王瑞生当庭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未提出异议。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王瑞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其认罪认罚，案发前已经将受贿款中的190万元予以退还，建议法庭对王瑞生从轻、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2009年，在“温榆河大道道路工程”拆迁征地过程中，被告人王瑞生利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村委会主任、协助乡政府从事宅基地确认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其子王某1、其弟王某2违规出具宅基地确认单，骗取拆迁腾退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104200元。二、2009年，在“温榆河大道道路工程”拆迁征地过程中，被告人王瑞生利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村委会主任、协助乡政府从事宅基地确认等工作的职务便利，接受李某1（已判刑）的请托，将李某1的亲友李某2、李某3等5人户口迁入东窑村，并为该5人违规出具宅基地确认单，使上述5人非法获取了拆迁腾退补偿款共计人民币8553072.8元。2010年3月22日，李某1通过为王瑞生支付购房款的方式给予王瑞生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524953元。2017年年底王瑞生得知自己正在被调查，将其中人民币1677058元退还给了李某1。2018年4月12日，被告人王瑞生被监察机关查获归案。案发后王某1、王某2退回了拆迁腾退补偿款人民币2104200元，现扣押在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在本院审理期间，王瑞生在亲属的帮助下退交了受贿款人民币15万元，现扣押在案。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1、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2009年温榆河大道拆迁过程中涉及到我在东窑村349号的宅基地。这块宅基地没有宅基地使用证，因为1993年之后就不再批新的宅基地了，这块宅基地是通过宅基地确认单的形式确认的，具体是我父亲王瑞生给我办理的，我不清楚。349号宅基地在原东窑村20号我父亲的宅基地内，是从他的宅基地内分出167平米给我作为宅基地。我的宅基地上有房子，我住在这几间房子里，后来就不住了。办案人员给我出示的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中的349号宅基地确认单，是村里和乡里规划科给我确认的，盖了村里和乡里规划科的章，具体经过都是我父亲办理的，村里我父亲盖完章后报乡里，具体乡里规划科谁负责我就不清楚了。这张确认单证明我有宅基地，拆迁补偿的时候我可以作为独立户进行拆迁补偿。这块宅基地我取得了拆迁补偿款300多万和安置房两套。安置房我们是按照每平米4500元的价格购买的，购房款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剩余部分打到我的农商行折子里。东窑村20号宅基地总面积刨除我的167平米，剩下的部分是我父亲的宅基地面积，他应该是按照那个面积补偿的。2、证人王某2证言证明：2009年10月，我在金盏乡东窑村进行了拆迁，获取了拆迁安置补偿。东窑村19号户内除了我还有我爱人和儿子。之前我母亲冯某某也在东窑村19号内，后来她的户口迁到了东窑村350号。我母亲有自己的宅基地使用证，就是我父亲的宅基地使用证，我父亲去世了所以由我母亲继承，面积大概是0.9亩。我母亲进行了拆迁，享受了货币拆迁安置补偿大概是600余万元。我的拆迁安置补偿选择的是定向安置，要了三套安置房，两套两居室，一套一居室，买完安置房还剩余200余万元的拆迁安置款。当时拆迁公司让我提供身份证明、宅基地证明、户籍证明等相关材料，符合条件后才能签订拆迁协议书，我提供了东窑村19号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宅基地使用证明、身份证、户口本等。2009年12月通知我签订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我就在上面签字了。办案人员向我出示的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内的宅基地确认单我没有见过，不是我让我哥哥王瑞生出具的，他也没有对我说过帮助我出具宅基地确认单。我现在才知道这是不符合拆迁政策的，当时确实不知道。我愿意配合组织工作，积极弥补国家损失，尽快退回多拿的1402800元补偿款。3、证人陈某证言证明：2004年9月至2012年5月，我在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承接过机场二高速的拆迁评估、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拆迁评估等项目。当时温榆河景观大道拆迁项目的甲方是宝嘉恒公司，我公司通过招投标中标与宝嘉恒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具体负责温榆河景观大道第三标段的住宅和非宅的拆迁评估工作。2009年8月底我们评估公司在东窑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被拆迁户进行入户勘查和评估，当时我是项目经理。我印象里东窑村大概有七十多户房屋需要进行拆迁腾退，这七十多户都是有具体房子的，我们对这些户出具了初评通知单，之后把这些初评通知单送达被拆迁腾退人，对方确认无异议后我们将估价结果通知单交给拆迁公司，之后由拆迁公司和与被拆迁腾退人协商拆迁补偿金额。初评通知单上所有计算的内容都是在有宅基地确认单或者宅基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出具的，当时东窑村七十多户的宅基地证明都是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也是按照宅基地证明最终计算出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价格。当时村里大部分房子都没有宅基地的证明，经过甲方宝嘉恒公司的认可，说东窑村没有宅基地证明的房屋可以通过乡、村两级盖章出具的宅基地确认单进行宅基地的确认，所以评估公司就认为宅基地确认单可以作为宅基地证明，可以作为依据出具房屋评估报告。我印象里东窑村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户都是用宅基地确认单确认的。我认识王瑞生，他在2009年8月的时候是东窑村的村委会主任。办案人员向我出示的王瑞生的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里的估价结果通知单，我认为没有问题，补偿金额是准确的。办案人员向我出示的王某1的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里的估价结果通知单，我认为计算过程和结果都是准确的，符合补偿的相关政策。如果王某1的宅基地确认单是虚假的，那么他不能获取相应的区位补偿价。我们开始入户的时候，王瑞生家的房屋比较多，我们当时按照一处房屋进行勘查，也是按照一处房屋进行画图，后来王瑞生找评估公司说他家的房屋应该分成两处，一处是他自己的，一处是王某1的，我们就按照王瑞生的指认将原图中的房屋分成两张图，按照王瑞生指认分别属于王瑞生和王某1的部分出具了评估报告，之后交给了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2是王瑞生的弟弟，当时他的情况和王瑞生家拆迁的情况差不多。我印象里当时王瑞生的母亲冯某某有一个大院，面积和王瑞生家差不多，我们也初步进行了勘察，但是后来在出具估价结果通知单的时候，拆迁公司就给我们提供了冯某某和王某2单独的宅基地证明，所以我们给两个人出具了估价结果通知单，情况和王瑞生、王某1的做法是一样的。如果王某2的宅基地确认单是虚假的，我认为他肯定不可以获取区位补偿价。4、王瑞生、王某1、王某2、冯某某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等材料，证明了四人获得拆迁腾退补偿的情况。5、朝阳区金盏乡拆迁腾退办公室出具的文件，证明东窑村于2009年启动温榆河景观大道拆迁腾退工作，在住宅拆迁腾退工作当中，王某2、王某1违反了《金盏乡土地储备拆迁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中关于被拆迁腾退户的认定。未发现王某1有宅基地审批记录。6、朝阳区金盏乡拆迁腾退办公室出具的文件，证明在东窑村2009年温榆河景观大道拆迁腾退补偿中，被腾退人王某1户籍所在地为东窑村349号，认定宅基地面积167平方米，与东窑村20号实际为同一院落，在20号院补偿协议中已经按照宅基地使用证给予了0.85亩认定，使用人为王某1之父王瑞生。按照《金盏乡土地储备拆迁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349号院不应再享受167平米的宅基地补偿。因此，349号院原补偿协议中的基准地价、基准房价、城乡一体化配合奖三项不应再享受，应退缴701400元。被腾退人王某2户籍所在地为东窑村19号，认定宅基地面积334平方米，与东窑村350号实际为同一院落，在350号院补偿协议中已经按照宅基地使用证给予了0.9亩认定，使用人为王某2之母冯某某。按照《金盏乡土地储备拆迁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19号院不应再享受334平米的宅基地补偿。因此，19号院原补偿协议中的基准地价、基准房价、城乡一体化配合奖三项不应再享受，应退缴1402800元。7、交款凭证及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扣押财物清单，证明2018年6月3日王某1退款701400元，8月1日王某2退款1402800元。8、被告人王瑞生供述证明：我印象是2009年快到夏天的时候，金盏乡东窑村开始准备拆迁，当时我们家正处于拆迁红线范围内。是由于家庭原因我想和我儿子王某1分户，我们的户口也确实分户了。但是分户之后，我儿子王某1还是不能独立进行拆迁补偿，因为我们俩还属于一块宅基地，王某1没有单独的宅基地，当时我就找到了拆迁公司的人咨询怎样才能让我和我儿子王某1分开独立进行拆迁，拆迁公司的人跟我说我儿子王某1必须要有自己的宅基地才可以进行单独拆迁，因为在1993年之后农村就不再批农村宅基地了，所以我就按照乡里统一的宅基地确认单的模板为我儿子王某1开具了一份宅基地确认单，面积为167平方米，并在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我为我儿子王某1办理宅基地确认单的过程中没有其他人参与，都是我一个人办理的，没有别人参与。我给王某1出具的宅基地确认单是东窑村349号，实际位置在东窑村20号院里，有住宅，是我建的，王某1在这里居住过，但是居住的时间不长，结婚后就搬走了。东窑村349号宅基地确认单上的面积还是属于老宅基地的。如果我不给王某1办理宅基地确认单，王某1只能在我的户籍内享受我的宅基地面积获得补偿，给王某1单独办理宅基地确认单后王某1能够按照东窑村349号宅基地确认单上的面积多拿拆迁补偿款。王某1享受过拆迁安置补偿，补偿了大概300多万元，获得了两套安置房各85平米。王某1的拆迁补偿是以新批复的宅基地的名义进行的，就是宅基地确认单上的金盏乡东窑村349号，宅基地面积是167平方米。我也在金盏乡东窑村进行过拆迁安置补偿，是按照定向安置进行的拆迁补偿，拆迁地址是东窑村20号，宅基地使用证上面积是0.85亩，大概是566平米。我一共获取拆迁补偿款490多万元，一套三居室安置房120平米。我的宅基地面积的拆迁补偿中，含有我给王某1批复的东窑村349号宅基地的面积。王某2是我弟弟，他也参与了金盏乡东窑村的拆迁补偿。我弟弟王某2跟我母亲冯某某原本是在一个户上，宅基地使用证上是我父亲王文玉的名字，我父亲去世后就由我母亲冯某某继承宅基地的使用权。我印象里我弟弟王某2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我母亲冯某某分的户，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宅基地，因为1993年之后就不批宅基地了，我弟弟王某2的情况和王某1一样，当时我想我弟弟王某2已经和我母亲冯某某分户了，为了避免以后的家庭纠纷，他也想在拆迁的时候能够单独补偿，拆迁公司的人跟我说王某2和我母亲也分户了，要想单独补偿需要给王某2出具宅基地确认单，我就给他也出具了一份宅基地确认单，就是东窑村19号，宅基地面积334平米。之后我弟弟王某2按照东窑村19号进行的住宅拆迁安置，我知道他拿的是定向安置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记不清了，以他拆迁补偿协议为准。东窑村19号是我父亲王文玉的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的是0.9亩，我弟弟王某2拆迁协议里面登记的东窑村19号和我母亲拆迁协议中登记的东窑村350号，在拆迁登记的时候登记错了，实际上我母亲应该是东窑村19号，我弟弟的宅基地确认单应该是350号，东窑村350号实际上就在东窑村19号院内，350号就是分户的一个门牌号。王某2的拆迁协议内的宅基地确认单，实际上没有这块宅基地，这块宅基地就是东窑村19号院内，因为在1993年之后国家就不批宅基地了。东窑村19号有实际住房，就是我母亲家的院内，他跟我母亲住在一起。王某2和我母亲冯某某处在同一位置上的新、老两块宅基地，在拆迁补偿过程中进行了重复计算，重复计算的面积是334平米。王某2获得的拆迁补偿款重复计算了区位补偿价。（二）9、证人李某1证言证明：2004年金盏乡东窑村招商引资，我的公司北京朝立新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搬到了东窑村，当时村委会的书记王文明答应给我的企业提供宿舍，直到2007年第二任书记杨某1给我的公司提供了一块地，我的公司出资修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后来给我大姐李某2做宿舍使用，我们是家族企业，当时我大姐也在公司帮忙。大概在2008年村里又给我批了一块地，我的公司出资修盖了两处平房当做员工宿舍，分给苗某和田某，这些也都是我公司的职工。大概也是2008年，当东窑村盖了一批排子房，剩下两块地村里就批给了我的公司，公司出资盖了两处平房，是与东窑村排子房一起施工建设的，盖好后分给了李某3和杨某2当宿舍使用。之后我分两次找王瑞生办理了李某2、李某3、苗某、田某、杨某2的户籍迁入。第一次是2009年1月，我帮助把李某2的户籍迁入到金盏乡东窑村331号，帮助把李某3的户籍迁入到金盏乡东窑村330号。第二次是在2009年9月，我帮助把苗某的户籍迁入到金盏乡东窑村351号，田某的户籍迁入到金盏乡东窑村352号，杨某2的户籍迁入到金盏乡东窑村351号。因为2009年金盏乡东窑村要进行拆迁腾退，也就是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拆迁，我盖的这几处房屋都在拆迁腾退的范围内，所以我想着我这几处房屋也应该可以享受拆迁补偿，这样能补的多一点，我就去找了东窑村村委会主任王瑞生，让他帮我想想办法，我把李某2、李某3、苗某、田某、杨某2的相关资料给了王瑞生，因为王瑞生是村委会主任，他管理村委会的公章，只有他能帮我出具宅基地确认单，只有出具了我公司盖的这几处房屋的宅基地确认单，这些房屋才能按照住宅拆迁进行补偿。再之后，拆迁公司工作人员通知上述5人来签署拆迁腾退补偿协议，我就替上述5人签署了《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让上述5人享受了拆迁腾退补偿。5人的《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都是我签字的，里面的户籍证明和宅基地确认单都是我找王瑞生办理的。我大姐李某2获取的拆迁补偿款买房和买车了没有给我，我哥哥李某3获取的拆迁补偿款一部分留下自己使用，一部分转给我了，我二姐夫田某获取的拆迁补偿款自己使用了没有给我，苗某获取的拆迁补偿款有109万转给了我，自己留用了一小部分，杨某2获取的拆迁补偿款也是买房子留给了自己，但是他把大部分补偿款转给了我。因为拆迁之前他们三人分别跟我借钱买了房，所以他们获取拆迁补偿款转给我的钱都是还我借给他们的买房款。我印象里这三人总共给我转了500多万元，具体数额我记不清了。李某3和杨某2实际转给我的钱数要比他们获取的拆迁补偿款多。我印象里大概在2010年初，他们三人的拆迁补偿款刚打到他们的卡里之后。我在2010年3月22日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卡353万元买了奥林匹克花园四期506楼1单元602室的房屋，房屋登记在王瑞生名下。当天王瑞生主动找我让我陪他一起去奥林匹克花园看房，那是一套三居室，面积大约在150平米左右，毛坯房未装修，当时王瑞生就看上了这套房屋准备去售楼处购买，我陪他一起到了售楼处。他拿出100万元的存折准备交钱，但是售楼处工作人员告诉他存折在那里无法使用，必须把钱提出来才可以在售楼处交款，我在旁边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跟王瑞生说：“二哥，不行我就帮你把购房款先刷了，等日后有钱了你再给我”，当时王瑞生也没有反对，我就用了我的两张银行卡分三笔刷卡买下了这套房屋，房屋登记在了王瑞生名下。当天王瑞生就把他的100万元的存折和身份证给了我，让我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之后，我碍于王瑞生马上就是东窑村的党总支书，因为我在东窑村也有产业，我怕日后给我找麻烦，我也一直没有提出让他还钱的要求，而且他也一直没有主动把钱还给我。直到2017年上半年，我和王瑞生催要过房款，但是他对我没有理睬。2017年年底，他自己知道了他正在被组织进行审查，他就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要把之前剩余的购房款还给我，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尽快把钱给我吧”，最后他在2017年12月分两笔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190万元给了我，直到目前为止还差60余万元未还。当年他叫我去陪他看房，我没想到他会付全款买房。我认为是因为我找过王瑞生帮忙，他帮了我好多事，尤其是2009年金盏乡东窑村拆迁过程中，利用了他的职务便利，给我提供了方便，让我亲属和企业职工在拆迁过程中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当时他具体负责出具迁入户口的证明，所以我就找了王瑞生帮我出具迁入户口的证明材料，帮我出具了苗某、田某、杨某2这3人的迁入户口的材料，当时入户调查和评估都已经完成了，因为这3人有房子但是他们的户口还没迁入到东窑村，我打听说是有户口就可以按照东窑村村民的住宅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所以也是我找了王瑞生帮忙办理这3人的户口迁入，王瑞生帮我出具了证明材料才把户口迁入到东窑村的。还有就是我找了王瑞生让他帮忙出具了李某2、李某3、苗某、田某、杨某2这5人的宅基地确认单，我跟王瑞生也说过，让他帮我行个方便，之后也是王瑞生帮我提供了这些材料，才能让他们5人享受了拆迁安置补偿。到了2010年，王瑞生兼任东窑村的党总支书记，我想着我的企业在东窑村要继续发展，特别是彩虹养老院的项目准备启动了，以后别让村里找我麻烦，我也能在村里享受更多的福利。所以当时王瑞生叫我去陪他看房，在给他支付房款的事上，我心里也有感谢他的想法。我想王瑞生也是想着他帮我这么多忙，得让我感谢感谢他，所以我们俩都是这么想的，我给他支付了房钱的时候也就没有含糊，因为我也不缺这点钱，我就想着给就给他吧，以后他还能帮着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王瑞生把剩余的房钱要回来。10、证人李某2证言证明：2008年我弟弟李某1的朝立新公司在东窑村盖了宿舍，让我搬进去住，也就是后来拆迁的东窑村331号。2009年东窑村要进行拆迁，我弟弟李某1当时跟我要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跟我说东窑村要拆迁了，可以享受拆迁补偿，我就给他了。房屋腾退协议书不是我签字的，我弟弟李某1把签好的协议书给我的。我在东窑村拆迁获得补偿款2930262元人民币。之前我的户口迁入东窑村是我弟弟李某1帮我办理的。我获取的拆迁补偿款没有给过李某1，李某1也没有跟我要过拆迁补偿款。我在东窑村拆迁协议中的宅基地确认单不是我自己办理的，我不认识王瑞生。我在金盏乡东窑村没有宅基地。之前大概在2000年我在来广营乡立水桥村进行过拆迁补偿。11、证人李某3证言证明：大概在2009年夏天，当时我在东窑村的朝立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干了几年了，我弟弟李某1是公司的负责人。有一天李某1跟我说可以在东窑村给我解决一套平房，这样我偶尔还可以住住，我就同意了。这套平房是东窑村的房子，不属于公司财产，在东窑村的集体土地上，也是村里盖的，但是这是我弟弟李某1给我的，而且之所以能给我应该是我弟弟跟东窑村的王瑞生沟通好了，当时王瑞生是村里的负责人，他负责东窑村的全面工作，这套平房应该是经过王瑞生同意后才给我的，因为他是负责人，村里需要王瑞生同意后才能决定。后来没过多久，我弟弟李某1让我把户口迁到东窑村。他肯定没有相应的职权，迁户口需要经过东窑村和派出所的认可，当时是东窑村书记王瑞生具体帮我迁的户口，派出所也是王瑞生给协调的。2009年底有一天，王瑞生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带着户口本到东窑村，后来我就带着户口本找到了王瑞生，王瑞生带着我和我妻子去的派出所，派出所也是王瑞生提前联系好的，具体找了一个民警，也是王瑞生提前联系好的，之后我和我妻子的户口就迁到了东窑村。当时是我弟弟让我迁户口的，具体为什么我没有问。迁户口的时候我不知道东窑村要拆迁，后来迁过去之后我就知道东窑村要拆迁了，而且拆迁涉及到分给我的那套平房。户口迁到了哪里我不清楚，都是我弟弟帮忙安排。拆迁的时候我把我和我妻子的身份证、户口本提供给我弟弟由我弟弟帮忙办理。拆迁协议不是我签字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拆迁协议，我认可上面的信息，但是协议不是我签署的。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里留的电话是我弟弟李某1的电话，因为都是我弟弟帮忙去办理的。作为被拆迁腾退人，我自己还拿了拆迁款160多万，我自己用了50万元，其余的给我弟弟了，我弟弟当时跟我说公司周转不开，看我能不能给他点钱用于公司周转，可以算作我对公司的出资，让公司给我一定股份。他知道我给他的是我得到的拆迁款。我不是东窑村村民，我是立水桥村村民，之前在立水桥拆迁过。我不应该享受东窑村宅基地的腾退补偿。因为只有东窑村本村的村民才能享受宅基地腾退补偿。12、证人田某证言证明：2005年，当时北京朝立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在东窑村里租赁土地，我在朝立新公司工作拉业务。到了2009年东窑村进行拆迁，我媳妇的弟弟李某1当时跟我要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给他了，后来他把我户口本和身份证还给我的时候说东窑村给我安排了宅基地可以拆迁，之后他告诉我拆迁的时候让我去签补偿协议，我就去签了补偿协议，当时我想要拆迁安置房，所以我就选了定向安置，当时拆迁补偿款总额110万元左右，我要了两套拆迁安置在金盏家园的房子，一套两居室、一套三居室，总共花费了9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剩下的钱我就用于房屋的装修了。2000年左右我在来广营乡东湖村进行过拆迁补偿，我本人不符合东窑村的拆迁政策。当时户口迁入东窑村是李某1帮我办理的，当时他跟我要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具体迁到了东窑村的哪里我不清楚，当时我不知道拆迁协议中需要哪些材料，是李某1通知我过去签的拆迁协议我就去了，这些材料都是李某1准备的。我获取的拆迁补偿款没有给过李某1，李某1没有向我要过拆迁款。我在东窑村没有宅基地，东窑村的拆迁协议中宅基地确认单不是我自己办理的。我不认识王瑞生。13、证人苗某证言证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6排7号的房屋拆迁协议书是我签字的，当时得了拆迁款159万元，当时是我在东窑村领的，具体地点想不起来了，当时我领走也签字了，我分三笔转给了我公司总经理李某1一共109万元，剩下的50万元我取的现金，自己留下了。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上的被拆迁人签字不是我签的，是别人代签的，具体是谁签的我也不清楚。迁户口是我公司的总经理李某1通知我办的，是我自己去办理的。拆迁大概在2009年，关于拆迁的前期怎么谈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都是我公司总经理李某1联系的。我是立水桥人，不是东窑村村民，我和拆迁办以及东窑村里的大领导也都不认识，拆迁合同是我签的，拆迁款也是我领的，但是具体谁和村里、拆迁办联系的我也不太清楚，都是李某1出面解决的，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出面签个字。拆迁款总共得了人民币150多万，具体以协议为准，这些钱我还给了李某1100多万，自己留了50万，之所以还他钱是因为我之前借过他钱买的北苑家园的房子。14、证人杨某2证言证明：我不是东窑村本村村民，不享有宅基地资格，不能享受住宅拆迁的政策。2008年东窑村为了解决村里困难户住房问题统一建了一批排子房，村里给困难户分完之后，还剩余一部分房，后来我们公司就和村里商量花钱买了几间房子，房子一直没有用。2009年6月份左右，当时已经听说村里要拆迁的事情，后来在一次和东窑村村委会主任王瑞生吃饭的时候，李某1就和王瑞生商量在将来拆迁的时候怎么处理公司买的几间排子房的问题，争取在将来拆迁的时候获取更多的补偿款，后来李某1就跟我说让我赶紧把户口迁到排子房那里，之后李某1就找王瑞生帮忙开了长期居住证明、房屋产权证明等户口的相关证明材料，而后我自己拿着这些材料去派出所办理了落户手续，最终我的户口落在东窑村353号的房产上。王瑞生帮我迁户口开具的证明材料都是虚假的，都是为了让我违规迁户口出具的虚假材料。在我落户的东窑村353号房产的拆迁过程中，我只是提供了身份证、户口本，其他的证明材料都不是我经手的，拆迁协议也不是我签的，拆迁的所有材料和手续都是李某1去操作的，证明材料也是李某1找王瑞生开的。我没有资格获取东窑村宅基地的使用权，我不是东窑村村民，王瑞生给我开具宅基地确认单是为了多拿拆迁补偿款和享受分配安置房，至于李某1和王瑞生之间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拆迁的价格也是李某1去谈的，拆迁补偿款是李某1领的，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李某1领完拨付拆迁款的银行卡后，自己转走了一部分，最后给我剩下了大概20多万。15、证人杨某1证言证明：2005年11月，我任东窑村党总支书记时李某1就已经在东窑村内租地经营企业了，就是现在的北京朝立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我之前的村书记是王文明，王文明退休的时候也跟我说过他之前答应过给北京朝立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员工宿舍，让我帮着给他们解决一下，我也答应了。李某1是北京朝立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也找到我说了王文明答应给他厂子员工提供宿舍的情况，我说我刚来到村子要看实际情况再说。直到2008年的上半年，东窑村实施新农村建设，村里富余出来一些空地，我就在东窑村周转房（排子房）东北角给李某1找了一片空地，就是以前的窑坑，后来李某1自己花钱在这片空地上建盖了员工宿舍。这件事是经过我们村两委班子决定的，王瑞生也知道。按理说应该给李某1出过证明，因为是我们两委班子同意给北京朝立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空地建盖房屋的。还有一块是在东窑村周转房（排子房）的最南侧，当时有空地就让他自己建了员工宿舍，大概有三间房。李某1在东窑村建盖的所有房屋是都是经过我们两委班子决定同意后才让他自己建盖的，村里没有给他出过钱盖房。李某1在村里盖房时没有要拆迁的信儿，让李某1盖房全是因为之前的老书记在时答应要给他提供员工宿舍，但是没落实，直到我在任时才兑现的承诺。2009年金盏乡东窑村拆迁的时候，我当时是东窑村的书记，我负责非住宅拆迁，他的企业不在非住宅拆迁范围内，我印象中他没有找过我。东窑村的排子房是村集体统一盖的。当时我们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是给李某1的公司批一块地，让他公司自己盖职工宿舍，具体职工宿舍分给谁居住我不知道，我没有印象给李某1的亲属分过村集体建盖的排子房。王瑞生给李某1亲属李某3、田某、苗某、杨某2、李某2五人出具《宅基地证明》的事，我不知道，李某1没有因为拆迁的事找过我，王瑞生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拆迁的时候，经过乡、村两级审批认定，本村村民经过村集体决议符合正式建盖房屋标准的，可以出具宅基地证明。我印象中1999年新土地法出台后，就没有再新批过宅基地。按道理李某1自己建盖的房屋是朝立新公司的职工宿舍，跟村民的宅基地是两码事，也不应该给李某1自己建盖的职工宿舍出具宅基地证明。16、李某2、李某3、田某、苗某、杨某2的拆迁材料档案，包括拆迁补偿协议、宅基地确认单、情况调查表、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城市建设档案、房屋拆迁估价结果单、温榆河景观大道工程审核资料清单、被拆迁房屋平面示意图、住宅照片等材料，其中五人的宅基地确认单均加盖了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民委员会印章。17、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民委员会2018年6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在2009年金盏乡东窑村温榆河景观大道拆迁过程中，东窑村针对本村村民分配困难住房（排子房）的实际27户进行拆迁腾退安置补偿。此次拆迁腾退过程中不包括非本村村民李某2、李某3、杨某2、苗某、田某等5户，东窑村村委会不应给上述五人出具宅基地确认单。18、拆迁补偿款明细、结算单，证明李某2领取拆迁补偿款2930262元，李某3领取1629067.2元，苗某领取1593210.2元，杨某2获得拆迁补偿款1297629.2元，扣除安置房折价部分实际领取764469.2元，田某获得拆迁补偿款1102904.2元，扣除安置房折价部分实际领取147380元。19、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出具的说明，证明李某2、李某3、田某、苗某、杨某2五人不是东窑村村民，五处房屋无合法宅基地手续，其所拥有的房屋不应认定为住宅，五处房屋与村级组织无租赁合同，也不能认定为非宅。因此五处房屋无补偿政策依据，不应予以补偿。20、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出具的退缴说明，证明李某2、李某3、田某、杨某2、苗某均不应享受宅基地补偿，原补偿协议中的各项补偿、奖励不应享受，李某2应退缴2930262元，李某3应退缴1629067.2元，苗某应退缴1593210.2元，杨某2应退缴1297629.2元，田某应退缴1102904.2元。21、交款凭证及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扣押财物清单，证明2018年4月25日李某3退款1629067.2元，田某退款1102904.2元，苗某退款1593210.2元，杨某2退款1297629.2元，4月26日李某2退款2930262元。22、购房材料，证明2010年3月22日王瑞生购买北京奥林匹克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朝阳区东坝乡北京奥林匹克花园二期A地块506号楼的房屋，合同总价款3526058元。购房款分四笔刷POS机进行支付，金额分别为100万元、100万元、99万元、536058元，持卡人签字均为“李”。23、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证明2010年3月22日，李某1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刷卡消费100万元、100万元，汇丰银行账户刷卡消费99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刷卡消费536058元。王瑞生工商银行账户于2010年3月26日向李某1转账500495元，王瑞生儿子王某1的工商银行账户于2010年3月26日向李某1转账500610元。24、北京农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7年12月15日王瑞生账户向李某1转账1626058元，12月19日向李某1转账51000元。25、被告人王瑞生2018年8月7日供述证明：2003年8月至2010年6月，我任金盏乡东窑村村主任，2010年4月至2015年10月，任金盏乡东窑村党总支书记，2015年10月退休。在2009年金盏乡东窑村温榆河景观大道项目拆迁过程中，我为李某1的亲属和职工李某3、杨某2、苗某、田某、李某2等五人出具迁入户口证明材料、宅基地确认单并加盖了东窑村村委会的公章，让其违规获取拆迁补偿，收受李某1购买的住房一套。李某1早年间就来东窑村租地办企业，所以当时东窑村允许李某1在村里盖了朝立新人防设备公司的员工宿舍，他盖好的宿舍上述五人实际是否居住过我不知道，但是房子是有的。在2008年年底和2009年9月，李某1分两回找我帮忙，第一次让我帮着把李某2、李某3的户籍从外面迁入东窑村，第二次让我帮着把苗某、田某、杨某2的户籍从外面迁入东窑村。第一次找我的时候当时东窑村还没有拆迁的消息，但是李某1也是为了日后能在东窑村进行拆迁补偿才把李某2和李某3的户口迁过来的。第二次因为当时东窑村规定有房无户的人员无法享受住宅拆迁补偿，所以李某1找我把苗某、田某、杨某2的户籍迁入到东窑村，我当时是村委会的主任，我就帮忙出具证明手续并盖章。上述五人所住的房子里面有三间是李某1盖的，有两间是村里的排子房分给他们当职工宿舍使用的，所以这五间在拆迁腾退范围内的房屋，要享受住宅拆迁补偿必须要有宅基地确认单，而且还得有户籍证明。之前李某1已经让我帮忙把这五人的户籍迁入到了东窑村，所以只要有宅基地确认单就可以享受住宅拆迁补偿。东窑村启动拆迁前，李某1找到我，由于拆迁时李某3、李某2的房屋没有宅基地确认单及被腾退人的证明，李某1让我想想办法，我说我可以给他出具宅基地确认单但是他要经过领导同意，李某1说让我别管了他自己去解决。说完后过了几天，拆迁公司把李某3和李某2的拆迁资料给了我，说这两份资料里少宅基地确认单，之后我就把二人的宅基地确认单盖章签字后放在了拆迁材料里，这样拆迁公司就可以和被腾退人签订协议，被腾退人就可以获取拆迁补偿。在拆迁入户调查之后，李某1又找我让我帮忙，出具杨某2和田某的被腾退人的村委会证明，我出具了证明并且给了李某1。后来拆迁公司把杨某2、苗某、田某三人的拆迁资料给了我，说这三份资料里少宅基地确认单，之后我就把这三人的宅基地确认单盖章签字后放在了拆迁材料里，这样拆迁公司就可以和被腾退人签订协议，使这三人获取拆迁补偿。李某3、李某2、杨某2、苗某、田某等五人一共获得多少拆迁补偿，具体数额我不清楚。我虽然出具了这些证明，但是还有乡里审核把关。李某1之所以每次都找我出具相应的材料，因为当时我是金盏乡东窑村村委会的主任，村里的公章也在我手里，我在东窑村主要负责开具各类证明。这五人都不是金盏乡东窑村的村民，他们都是外来迁入的户口，在村里也没有宅基地。2010年3月21日，我和李某1一起去的奥林匹克花园去看房子，之前一天我和李某1说第二天我想去看看奥林匹克花园的房子，李某1说和我一起去。叫上他的原因，一是他能帮我参考，二是我想着他要是给我掏钱买了，我就收着了。在奥林匹克花园看房子的时候，我看上了一套150平米的三居室，当时我身上还带着两个50万元的定期存折，我的意思就是我把我的钱交了，然后让李某1帮我把余款交齐，但是当时卖房子的地方收不了存折，让我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再来交钱，李某1看这种情况就跟我说：“二哥，这样吧，我带着卡呢，直接给你刷了吧。”我当时也没想这么多，想着他给我刷了卡就刷了，我就收着呗。然后李某1就用他的卡分四笔给我刷了大概350万元左右，全款买下了这套房子，之后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名字。当时我确实有私心，心想着他给我刷卡买房子了，我就收着，其实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后来我就把我的两个定期存折给了他，当时我把两个50万元的折子、我的身份证原件和两个折子的密码都给了李某1，让他有时间把钱取了，李某1取完两个折子里100万元后，没过两天把我的身份证还给我了，并和我说两个折子里的钱100万他已经取完了。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提过买房子的钱的事情，这么长时间我就一直有私心也没有把还钱的事当回事，他也没跟我提过还房钱的事。在2016年的一天，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李某1跟我追要过一次，李某1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跟我说手头有点紧要不把房款还给他，我说有钱了肯定还他，但是也没还钱给他。直到2017年2月，李某1跟我说他听到消息说纪委正在审查东窑村排子房的事情呢，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就没搭理他。但是到了2017年年底，我自己听说是在审查我的问题，我就主动联系了李某1，说我得把当时给我买房子的钱退还回去，我不能占他的便宜，我就用我的北京农商行的卡给他转了两笔共190万元，后续剩的房款我还会继续转回给他。李某1之所以要给我买这套房子，我觉得有两种原因，第一就是2009年的时候，李某1来找我帮他迁了五个人的户口到金盏乡东窑村，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享受拆迁安置补偿，之后我确实利用我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给他提供了办理迁入户口的证明，还有就是当年在金盏乡东窑村住宅拆迁安置补偿中我给这五个人提供了宅基地确认单并在上面盖章、签字，要是没有我的职务便利给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五个人是没法享受东窑村的拆迁安置补偿的。第二，买房子的时间是2010年3月，当时我已经兼任东窑村的党支部书记了，手里握着实权，李某1也是为了以后能在东窑村有更好的发展才给我刷卡买这套房子的。当时他没有明确说明这笔钱是借给我的，其实当时他给我买这套房的时候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他知道我给他帮了忙，这是他感谢我的，因为我也不想欠他太多我还给了他100万元的存折。我这样做不对，我不应该接受他人的感谢，我这样做是违法的。李某3、李某2、杨某2、苗某、田某等五人不应该在东窑村拆迁中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因为他们不符合金盏乡东窑村的拆迁政策。（三）26、证人吴某证言证明：大概在2009年5月左右我负责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拆迁工作，涉及金盏乡的东窑村、沙窝村、楼梓庄村、金盏的东村、西村等，还涉及孙河乡，我具体负责金盏乡的拆迁工作。温榆河大道的主干道是由北京市公联公司委托朝阳区政府进行市政道路的拆迁，当年朝阳区政府委托宝嘉恒公司具体负责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拆迁工作，在拆迁过程中由温榆河管委会牵头组织，宝嘉恒公司和金盏乡政府配合温榆河管委会进行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拆迁工作，宝嘉恒公司在拆迁过程中与金盏乡政府签订了相关协议，拆迁工作按照协议内容进行，宝嘉恒公司委托金盏乡政府进行拆迁，实际拆迁工作由金盏乡政府具体负责执行，拆迁款来源是国家的钱。宝嘉恒公司是通过区里的招投标确定的，评估公司是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拆迁公司是北京胜鑫达房屋拆迁公司。宝嘉恒公司是受朝阳区政府全权委托进行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拆迁工作的，修的路也是市政的路，拆迁补偿款的具体来源我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家的钱。东窑村在修建温榆河景观大道的时候我印象里住宅拆迁是73户，非宅拆迁是31户。27、证人冯某证言证明：当时我负责东窑村住宅拆迁，我是组长，组员常某，我们负责入户调查、签订拆迁协议的工作。王瑞生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前面的字是我写的，后面的图我记不清了，我看这份协议不存在问题，因为我的工作是收齐材料，也就是我们确认有乡村两级盖章的宅基地确认单或者是宅基地使用证就可以确认被拆迁人的宅基地面积，我们没有权力去审核两个表的真实性，只要提供的材料都齐了，我们就可以和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协议，签好协议之后提交给乡里的审核组，审核组在审核完成后会在每个协议的最后一页盖章和签名，这样就算审核通过了，通过后我们和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就算通过了，最后准备从我们指定的账户打给被拆迁人拆迁款补偿。因为乡里有自己的审核组，只有乡里的审核组通过之后，在协议最后一章盖章签字之后才能给被拆迁人拆迁补偿款，所以我们是没有权力做假的。28、证人常某证言证明：大概在2009年12月我负责金盏乡东窑村住宅拆迁，我和冯某是一组的，冯某是组长，我是组员。王瑞生当时是有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的，所以王瑞生按照宅基地使用证的面积进行的拆迁补偿。我是按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房屋的平面示意图画的图。王瑞生的补偿款是我核算的，王某1的入户调查表和腾退协议书的图是我画的，因为王某1有乡、村两级出具的宅基地确认单，所以他才可以进行单独的拆迁补偿。宅基地确认单是王瑞生给王某1出具的，因为王某1是王瑞生的儿子，我收到王某1的宅基地确认单的时候，是王瑞生给我的，已经加盖了乡、村两级的公章。因为当时东窑村牵扯的30多套排子房都没有宅基地使用证明，按照当时乡里的要求，必须给这些排子房出具宅基地确认单才能给这些村民进行拆迁腾退，我印象里宅基地确认单是由乡规划科给村里提供的空表，之后填写完每个人的宅基地面积由村委会盖章再由乡里盖章确认后，提供给我们拆迁公司。王某2的入户调查表是我填写的，我印象里当时王瑞生的母亲冯某某本来的户口应该在东窑村19号，但是后来就把冯某某的户口迁到东窑村350号，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觉得王瑞生和王某2就是想在拆迁补偿中多拿补偿款。王某2当时没有宅基地使用证，所以王某2按照宅基地确认单上的面积进行的拆迁补偿。因为王某2有乡、村两级出具的宅基地确认单，所以他才可以进行单独的拆迁补偿。宅基地确认单是王瑞生给王某2出具的，因为王某2是王瑞生的弟弟，我收到王某2的宅基地确认单的时候，是王瑞生给我的，己经加盖了乡、村两级的公章。冯某某的补偿协议书是我填写的，原本是在东窑村19号，她有自己的宅基地使用证，是她的爱人王文玉的，后来老伴儿去世了，她就是宅基地的使用者。冯某某的户口在当年拆迁前就迁到了东窑村350号，我想着可能是因为王瑞生给他弟弟王某2出具了东窑村19号的宅基地确认单，所以才把冯某某的户口迁到东窑村350号的。李某3、苗某、杨某2、田某、李某2拆迁协议内的宅基地确认单是王瑞生给我们提供的，在最早入户调查的时候，他们在东窑村有住房，当时村里带队入户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李某3、苗某、杨某2、田某的房子属于排子房，后来村里给我们提供宅基地确认单，我们才给他进行的拆迁腾退。李某2使用的东窑村331号住址进行的拆迁，所以她这处房子应该不是按照东窑村困难住房（排子房）进行的拆迁。李某1我知道当时在东窑村的一个人防设备厂，是该厂的负责人，当时是王瑞生带过来给我们介绍认识的。当时我们怀疑过李某1和李某3是哥俩儿，看名字挺像的，当时王瑞生带李某1跟我们项目经理见过面介绍过。签订好的协议提交给乡里的审核组，审核组在审核完成后会在每个协议的最后一页盖章和签名。之后，审核组也会在协议书内甲方的位置上盖章和签字，这样就算审核通过了。通过后我们和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就算通过了，最后准备从我们公司指定账户打给被拆迁腾退人拆迁补偿款。温榆河景观大道这个项目是市政工程，当时是占金盏乡东窑村的土地，甲方是宝嘉恒，乙方是金盏乡政府，但是金盏乡政府出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就让我们拆迁公司开了个指定账户，之后宝嘉恒把钱先给了乡里，乡里又打到了我们公司的指定账户，最后由我们拆迁公司把拆迁补偿款打给到每个被拆迁腾退人。当时和我们一起入户调查的评估公司是京港评估，全称我说不上来。当时的负责人是陈某，还有一个叫赵宇。我印象里在2009年东窑村拆迁腾退入户调查后，发现东窑村存在一些房屋没有宅基地使用证明的情况，后来听我们项目经理说过，是乡里组织了拆迁公司、宝嘉恒公司以及温榆河管委会的相关单位进行讨论，口头说过可以给这些房屋出具宅基地确认单，这样就可以按照金盏乡的拆迁政策进行住宅房屋的拆迁腾退安置补偿。再之后，村里就给我们提供了宅基地确认单，有些是他们自己填写的内容，有些是我们帮着填的，但都是按照前期入户调查时有房屋的进行统计后，给没有宅基地使用证明的房屋出具了宅基地确认单，给这些房屋出具的宅基地确认单的作用就是能让这些房屋享受住宅拆迁安置补偿。29、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理委员会朝管通字[2009]15号文件，证明根据区政府《关于授权区市政管委实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委托的通知》，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经研究决定授权北京宝嘉恒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温榆河大道（机场南线-朝阳北路）道路红线范围内地上物、树木、人防设施拆迁以及征地和居民、单位拆迁安置工作。30、温榆河大道道路居民委托拆迁协议，证明北京宝嘉恒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对道路拆迁范围中金盏乡辖区内的居民实施拆迁。31、委托拆迁评估合同，证明北京宝嘉恒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京港房地产估计公司对温榆河大道道路建设工程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价格依法进行拆迁评估。32、北京宝嘉恒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温榆河大道道路工程属于城市主干路，按北京市道路建设投资体制，道路拆迁征地工作及所有投资由区政府解决。宝嘉恒公司受朝阳区政府委托，自2009年6月起启动实施道路拆迁征地工作，所支出的拆迁征地资金均为区政府资金。33、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经过对王瑞生的前期调查，已经掌握了王瑞生违规为王某2、王某1出具宅基地确认单的情况以及王瑞生名下的奥林匹克花园4期的房屋实际支付人为李某1的情况。34、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8年4月12日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系朝阳区金盏乡纪委书记孙晔，按照保密原则要求乡纪委书记孙晔通知王瑞生本人到金盏乡政府纪委书记办公室询问相关事宜。王瑞生本人接到乡纪委书记孙晔电话通知后，说本人和家人正在八达岭附近游玩，将以最快的时间回到金盏乡找孙晔书记报到。4月12日下午14时整，王瑞生本人主动到达金盏乡政府纪委书记办公室后，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向其说明情况后，其本人表示完全配合组织的审查，并于当日15时左右和监察委员会承办人员一同来到朝阳区纪委区监委办公地点接受组织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王瑞生本人能够如实供述自己涉嫌违法违纪的相关问题，能够诚恳和积极的向组织说明自己的犯罪动机和行为过程，并主动要求退还给予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朝阳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4月13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35、朝阳区金盏乡委员会文件、入党志愿书、东窑村委会提供的任职表等材料，证明王瑞生2004年6月至2010年6月任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委会主任、2009年12月至2015年10月任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党支部书记。36、朝阳区金盏乡拆迁腾退办公室出具的文件，证明东窑村于2009年启动温榆河景观大道拆迁腾退工作，在住宅拆迁腾退工作当中，王瑞生负责东窑村宅基地确认工作。王瑞生需在宅基地确认单上签字盖章，签字盖章后的宅基地确认单具有宅基地权属事实的基础效力。37、户籍信息，证明王瑞生的姓名、出生日期等基本身份情况。上述证据经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瑞生法制观念淡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1谋取好处，收受李某1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王瑞生犯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关于王瑞生为王某2、王某1违规出具宅基地确认单骗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经查，东窑村出具宅基地确认单只是认定宅基地的基础环节而非最终决定环节，仅凭宅基地确认单不能必然地认定为宅基地，是否属于宅基地最终要由乡政府予以审核确认。王瑞生为王某2、王某1违规出具宅基地确认单的行为，虽然利用了其作为村委会主任协助乡政府从事拆迁宅基地确认工作的便利，但是该行为对获得拆迁补偿不起决定性作用，其出具的宅基地确认单尚需乡政府审核把关，王瑞生并不具有拆迁补偿款的审核批准权力或者决定权力。因此王瑞生的该行为属于骗取拆迁补偿款，应当认定为诈骗罪，而非贪污罪。公诉机关就该起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认充分，但指控罪名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王瑞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当庭对指控事实供认不讳，所骗取的拆迁补偿款已经退缴，受贿的大部分款项已经退还行贿人，在本院审理期间又退缴了部分受贿款，故本院对其所犯诈骗罪、受贿罪均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辩称王瑞生具有自首情节，经查，朝阳区监察委员会经前期调查已经掌握了王瑞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后将其查获归案，王瑞生不具备自首所要求的自动投案要件，不属于自首，因此对辩护人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王瑞生一人犯二罪，依法应予并罚，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王瑞生的犯罪所得，依法应予退缴。在案之钱款，本院依法予以处理。综上，根据被告人王瑞生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瑞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四十一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30年4月1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即行缴纳）。二、在案之人民币二百一十万四千二百元，由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发还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三、责令被告人王瑞生退缴人民币六十九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元，连同在案之人民币十五万元，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徐清岱人民陪审员  刘帅锋人民陪审员  杜 叶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