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民终1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汇金石（厦门）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379号219室。法定代表人：顾伟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信和，上海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达剑，男，196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经泉，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厦门市中盛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265号30C室。法定代表人：陈双萍，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厦门中联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265号30B室。法定代表人：陈木金，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汇金石（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达剑，原审被告厦门市中盛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海公司）、厦门中联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4民初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金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期间超过了两年，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审理期间的规定；2.涉案《矿山收购意向书》的签订主体并非上诉人，而是许莉莎，许莉莎并非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股东，上诉人也未授权许莉莎代表上诉人签订上述协议，并且根据中联建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看出，许莉莎2016年代表该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事宜，许莉莎在与袁达剑的另一案诉讼中，亦自认该协议系其与被上诉人袁达剑签订的，并未受上诉人委托；3.签订上述协议时，刘传家也不仅仅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还是中联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办理转账事宜的王明玉亦是中联建公司的工商联络人；4.被上诉人陈述的考察矿山收购的刘传阳为刘传家的胞弟，并非上诉人工作人员，且其从2015年7月一直担任中联建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5.上诉人作为香港上市在国内运营的核心企业，收购合同的签订及款项的支付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没有委托书、公司未盖章、公司未付款的情况下，不可能签订矿权转让协议；6.许莉莎的行为不属于表见代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袁达剑辩称，1.本案案情复杂，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期限较长，但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传家及其助理许莉莎等人来矿山考察与被上诉人洽谈矿山收购事宜时，刘传家自称其代表上诉人，并表明后续事宜由许莉莎全权负责；3.在矿山收购后期的洽谈过程中，被上诉人亦多次询问上诉人的收购意见，并因该事宜前往上诉人公司，在此期间，刘传家均未明确告知该收购矿山事宜不是上诉人公司事务，故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传家、许莉莎的行为能够代表上诉人，该《矿山收购意向书》的内容亦应约束上诉人；4.签订意向书后第二天，被上诉人即收到了该协议约定的100万元定金，虽然汇出该款项的为中联建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因中联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传家，且被上诉人在收取该款项时，并不知晓汇出该款项的王明玉为中联建公司的工作人员，仅能知晓矿山收购协议中约定的定金由刘传家或许莉莎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袁达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三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41万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山联谊石材厂属普通合伙企业，原合伙人有袁观斗、袁平松、袁达然、袁达谋。2014年6月，被告汇金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传家及许莉莎找原告袁达剑洽谈收购通山联谊石材黑白根和深啡网两个品种矿山事宜，并请原告代办相关收购及过户手续。2014年7月23日，原告袁达剑分别与袁达耀、袁达然、袁观斗、袁达仁、袁充卿（与袁达谋合伙）达成《大理石矿山开采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以120万元、110万元、160万元、120万元、160万元的价格将其经营的矿山及其电力设施转让给原告袁达剑，并约定由袁达剑各支付定金10万元。2014年7月24日，原告袁达剑又以通山县宜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与通山县天梯葫芦荡大理石矿的经营者成良图签订一份《大理石矿山开采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成良图以80万元的价格，将其经营的通山县天梯葫芦荡大理石矿及其矿山机械设备、水电设施转让给通山县宜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7月31日，袁达剑（作为乙方）与许莉莎（作为甲方）签订一份《矿山收购意向书》，双方约定：一、交易标的：湖北省通山联谊石材厂大畈大坑黑底白大理石矿（简称“目标矿山”）。二、合作方式：1.甲方支付100万元给乙方作为收购目标矿山的定金；2.在收到上述定金后30天内，乙方注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目标矿山合法合规地转移至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并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采矿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生产经营所需的所有相关证件后，确保目标矿山具备合法有效的转让条件；3.新公司注册、目标矿山转让、相关证件办理等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4.乙方收到定金后，开具等额有效的收据给甲方；5.如乙方未能就收购事项确保新注册公司合法有效地拥有目标矿山，并办理上述证件导致本次收购终止，必须无条件返还100万元定金给甲方，且本意向书自动终止；6.如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程序由乙方负责办理，同时乙方积极协助甲方共同办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手续；7.正式的收购事项待乙方正式完成新公司的注册，目标矿山受让，上述相关证件的办理后，以新注册公司为交易标的，甲、乙双方签署正式的协议，上述100万元定金用于抵扣收购交易款；8.如本意向书签订后二个月内未能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乙方必须无条件退还甲方该100万元定金；9.如乙方完成新公司的注册，目标矿山受让，以及上述相关证件的办理后，甲方不收购矿山，则100万元定金乙方有权不予返还。三、陈述与保证：……。四、保密条款：……。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按本意向书之规定履行其职责，应按如下方式向有关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条款，给对方造成损失者，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壹百万元整；2.上述规定并不影响守约者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协议其他条款的规定，就本条规定所不能补偿之损失，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矿山收购意向书》还约定了争议解决、修改、变更、补充及生效实施等其他条款。许莉莎及袁达剑分别在《矿山收购意向书》的甲方、乙方处签名。2014年8月1日，王明玉向袁达剑银行转账100万元。2014年8月5日，袁达剑按约定依法登记设立“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同日，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办理营业执照；8月14日，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8月18日，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办理税务登记证；并将通山联谊石材厂于2012年9月17日办理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转登记至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名下；因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对全市非煤矿山进行整治整合，全市停止受理新立矿权，暂缓受理变更、延续、转让登记手续，至2014年10月28日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才办好采矿许可证。在办理上述证件过程中，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9月24日分别以通山县联谊石材厂名义向湖北省第四地质大队交纳报告编制费各25000元，合计50000元；于2015年6月8日向咸宁安宁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有限公司补交纳编制安全现状评价、职业卫生评价报告费用50000元。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成立后，袁达剑即要求通山联谊石材厂的矿主袁达耀、袁达然、袁观斗、袁达仁、袁充卿分别对其各自所有的矿山停止开采和经营。2015年5月27日，袁达剑给刘传家发信息“收购黑白根矿山的事商量的怎样了？上次厦门见面你说六一前明确答复的……”，刘传家回复信息“六月5号，就知道”。2015年6月5日，原告袁达剑及通山联谊石材厂的部分矿主到福建省厦门市被告汇金石公司的办公地找其法定代表人刘传家，刘传家未与其见面，袁达剑给刘传家发信息“收购黑白根矿山的事商量的怎样了？”刘传家未回信息，当天晚上，刘传家通过电话形式回复原告袁达剑“矿山不要了”。之后，袁达剑分别于2015年6月17日与2015年7月8日向刘传家发信息询问能否洽谈黑白根矿山收购事宜，但刘传家未予回复。2015年7月10日，袁达剑向刘传阳发信息“黑白根矿山处理方案请尽快回复”，刘传阳回复“好的，我在外地，这周回去处理好给你回复”，2015年7月29日，袁达剑向刘传阳发信息询问公司收购黑白根矿山最终处理方案，刘传阳回复“袁总，你好！我看了那价格基本上上零售价，我们建议是大料可挑价格1500元/m3”。2015年8月4日，袁达剑向刘传阳发信息“刘总：如果你们公司没诚意合作，又不打算赔偿，黑白根矿山这边要起诉你们公司，请刘总跟你们公司高层商量，妥善处理这件事……”。刘传阳回复“袁总，主要是价格问题，如果一级料双方能达成就没问题，现在市场行情不好，而且市场可接受价格也很低，希望价格上能让步，谢谢”。袁达剑予以回复，但刘传阳认为“如果这个价格确实难做”，袁达剑回复“……如果五天之内你们还不能解决，那只好采取相应的措施了”。后来，通山联谊石材厂的矿主要求袁达剑赔偿其停工期间的损失，2015年8月20日，原告袁达剑分别与袁达耀、袁达然、袁观斗、袁充卿、袁达仁达成《赔偿协议书》，分别赔偿袁达耀林地、田地补偿10万元，村组协调费、复工费8万元，矿山经营利润17万元，配套毛板厂利润15万元，合计50万元；赔偿袁达然林地、田地补偿8万元，村组协调费、复工费9万元，矿山经营利润10万元，配套毛板厂利润11万元，合计38万元；赔偿袁观斗林地、田地补偿12万元，村组协调费、复工费8万元，矿山经营利润10万元，合计30万元；赔偿袁充卿、袁达谋林地、田地补偿14万元，村组协调费、复工费11万元，矿山一年利润20万元，矿山配套毛板厂利润20万元，合计65万元；赔偿袁达仁林地、田地补偿15万元，村组协调费、复工费、工人保险费、抽水费15万元，矿山经营利润13万元，配套毛板厂利润15万元，合计58万元。以上赔偿款合计241万元，分别由袁达耀、袁达然、袁观斗、袁充卿、袁达仁按《赔偿协议书》确定的数额向袁达剑出具了收条（但其中，袁达仁尚有48万元未付，袁达耀尚有25万元未付）。一审法院同时查明：汇金石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在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50200400040292），法定代表人为刘传家。2015年6月2日，汇金石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公司免去刘传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同日，汇金石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聘任刘传家为公司总经理，同时还下发董事委派书，委派刘传家为公司董事长。2017年4月28日汇金石公司发出总经理任免书，免去刘传家总经理职务，聘任顾伟文为新的总经理。2012年8月1日，中盛海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股东刘传阳将所持有的占公司95%的股权转让给石少雅，2016年8月11日，中盛海公司达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进行清算。2010年12月8日，中联建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吴雪梅变更为刘传家，2015年7月23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刘传家变更为刘传阳，2016年6月2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刘传阳变更为刘松春，2016年8月19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刘松春变更为陈木金。一审法院另查明：在签订《矿山收购意向书》之前，原告袁达剑与被告汇金石公司有多年的大理石购销业务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矿山收购意向书》的签订主体是谁；二、哪一方违约，该由谁来承担违约责任。一、《矿山收购意向书》的签订主体是谁。原告袁达剑认为本案三个被告存在员工混同，刘传家、刘传阳实际控制汇金石公司、中联建公司、中盛海公司，这三个公司存在使用职工混同的情形，许莉莎、王明玉系这几个公司的员工，许莉莎在《矿山收购意向书》签字视为职务行为，该份合同的乙方应当是汇金石公司、中联建公司、中盛海公司。而汇金石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因为意向书没有加盖公司印章，且许莉莎签订意向书时并不是汇金石公司员工，王明玉汇款也不是从公司账户转出去的，王明玉也不是公司职工。中联建公司及中盛海公司均认为该意向书上没有公司的名称也没有公司印章，且公司没有参与矿山收购事宜，其不是意向书的签订主体。一审法院认为，刘传家、许莉莎等人亲自去往矿山考察并与原告洽谈收购事宜，刘传家向原告袁达剑介绍许莉莎时也是说由许莉莎全权负责后期收购事宜，因为当时刘传家系汇金石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在后期的洽谈过程中原告也是多次询问公司的收购意见，并且还去往厦门汇金石公司，刘传家没有明确告知收购黑白根矿山不是公司事务，故原告有充分理由相信是汇金石公司要收购黑白根矿山，并且许莉莎是代表汇金石公司与其洽谈收购事宜的，许莉莎签订意向书的行为属表见代理，故该份意向书的签订主体应为袁达剑与汇金石公司。签订意向书的第二天原告便收到100万元的定金，不管汇款人王明玉是否是被告汇金石公司职工，其汇款时间、金额正是意向书约定的，原告有理由相信这是合同甲方支付的定金。现被告汇金石公司否认100万元系其公司账户汇款，从而认为公司不是合同签订方的辩护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原告认为中联建公司与中盛海公司是受刘传阳、刘传家实际控制，也应当作为本案适格被告来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中联建公司与中盛海公司与本案有关联，故不予支持。二、哪一方违约，该由谁来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意向书的规定，乙方即原告袁达剑已经按约定设立“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并为公司办理了相关证件，虽然约定30天内办好所有证件，但因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对全市非煤矿山进行整治整合，全市停止受理新立矿权，暂缓受理变更、延续、转让登记手续，原告及时告知被告汇金石公司，被告汇金石公司表示同意顺延，故原告袁达剑于2014年10月28日为通山百石通矿业有限公司办理采矿许可证不属于违约。但是在公司所有证件办齐即2014年10月28日之后，原告袁达剑多次找被告汇金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传家及刘传阳等人沟通矿山正式收购事宜，但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到后来是价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双方一直未能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到目前原告起诉至法院为止，被告汇金石公司也未收购矿山，故应认定为被告汇金石公司违约。因汇金石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分别与袁达耀、袁达然、袁观斗、袁充卿、袁达仁达成总额为241万元的《赔偿协议书》，且其中大部分赔偿款已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造成的损失应由汇金石公司来承担。综上，原告袁达剑与被告汇金石公司签订的《矿山收购意向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汇金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传家已于2015年6月5日向原告表示不收购矿山了，故双方间的《矿山收购协议书》已于2015年6月5日解除。原告袁达剑已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被告汇金石公司违约解除合同，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汇金石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来赔偿损失，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原告袁达剑已举证证明自己因收购矿山事宜造成的直接损失为241万元，扣减原告袁达剑已收到的100万元定金，现被告汇金石公司应向原告袁达剑支付赔偿款共计141万元。至于被告汇金石公司辩称100万元的定金不是从其账户支付的，汇款人王明玉也不是汇金石公司的职工，更没有人安排王明玉给原告支付过定金的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此100万元属于定金，现用于扣减赔偿款，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告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原告主张被告中盛海公司、中联建公司系汇金石公司的关联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汇金石（厦门）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达剑损失141万元；二、驳回原告袁达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490元，由被告汇金石（厦门）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继续予以认定。本院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另查明：汇金石公司以许莉莎、刘传家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7）闽04民初23号。在该案的审理期间，汇金石公司又以刘传家、许莉莎虚构预付款支付事由、伪造银行回单隐瞒资金去向，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为由申请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裁定驳回汇金石公司的起诉。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许莉莎签订《矿山收购协议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是为了有效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其中重要构成要件是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首先，刘传家在与袁达剑洽谈矿山收购事宜时，系汇金石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在此之前汇金石公司亦与袁达剑有多年的大理石购销业务往来，虽刘传家指定的具体办理人许莉莎未取得汇金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但袁达剑亦有理由相信刘传家、许莉莎能够代表汇金石公司与其签订矿山收购协议；其次，袁达剑亦提供了邮箱回复、短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其与刘传家、刘传阳、许莉莎等洽谈、签订该项事宜的前后经过，且在后期洽谈过程中，袁达剑亦前往汇金石公司咨询公司的处理意见，由此可知，袁达剑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其尽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并无过失；再次，虽然王明玉非汇金石公司的工作人员，矿山收购协议涉及的100万元定金系其汇入袁达剑的个人账户，该行为可能与交易习惯或行业惯例不符，但袁达剑诉称该款系受刘传家指示，刘传家亦担任过中联建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袁达剑的上述陈述意见亦具有一定合理性；最后，汇金石公司以合同无公司盖章、签订合同的许莉莎与汇金石公司无关等予以抗辩，但结合袁达剑与许莉莎、汇金石公司合同纠纷、本案纠纷及汇金石公司与刘传家、许莉莎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等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得知，袁达剑一直在向汇金石公司主张权利，而刘传家、许莉莎作为部分利益的共同体，与汇金石公司的牵连较深，汇金石公司亦以刘传家、许莉莎虚构预付款支付事由、伪造银行回单隐瞒资金去向，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为由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汇金石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许莉莎虽无代理权，但是袁达剑有理由相信许莉莎能够代表汇金石公司履行职务，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许莉莎的代理行为有效，应由汇金石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汇金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0元，由汇金石（厦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斌审判员 沈朝明审判员 李 伟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慧鑫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