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04民初10620号原告胡某1，女，195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原告刘某1，男，195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原告刘某2，女，197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尹瑞华、杨宇杰，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某2，男，195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告胡某3，女，195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被告胡某4，女，196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吴小华，男，195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同上，系被告丈夫。被告胡某5，女，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原告胡某1、刘某1、刘某2为与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20年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1及委托代理人尹瑞华，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及委托代理人吴小华、被告胡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某1、刘某1、刘某2诉称：被继承人朱爱贞于2012年2月16日过世，其与配偶胡金宝（1997年8月13日过世、××××年××月××日户口注销）育有四女一子，即原告胡某1与四被告。原告胡某1、刘某1系夫妻，育有一女即原告刘某2。1998年6月22日，杭州市江干区房地产管理局与朱爱珍签订《杭州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将江干区采荷街道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租给朱爱贞使用。合同签订后，江干区房地产管理局向朱爱贞核发了“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由朱爱贞、胡某1、刘某2共同居住使用。2007年9月3日，朱爱贞申请购买所承租的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房屋，经审批同意后，同年10月30日，朱爱贞与杭州市江干区房产管理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杭州市江干区房产管理局将房屋出售给朱爱贞。2007年11月5日，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向朱爱贞发给编号为杭房权证江改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朱爱贞。2007年11月12日，朱爱贞留下遗嘱：我是朱爱贞，今年73岁，我丈夫胡金宝已经于1997年去世了。我们是原配夫妻，共生育胡某1、胡春妹、胡建妹、胡某5、胡某2五个子女，子女均成家立业，没有需要我抚养的。2007年我买了位于杭州市景芳东区（建筑面积38.16平方米）。一是因为购买上述房屋的钱全部是长女胡某1夫妻拿出的；二是因为胡某1支边去了内蒙古，嫁到湖南生活最困难，为防止将来子女因继承问题发生纠纷，现自愿立遗嘱如下：我百年之后，上述房产遗留给长女胡某1、女婿刘某1、外孙女刘某2三人共同所有，恐口说无凭，特立此遗嘱。朱爱贞过世后，原告多次请求被告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被告均拒绝配合。诉请判令：一、被继承人名下的位于杭州市景芳东区房屋由原告继承。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辩称：1、杭州江干区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房屋所有权为父亲胡金宝、母亲朱爱贞共同所有。案涉房屋由父母承租的复兴里街1弄15号（小井头34号）房屋于1995年4月拆迁补偿所得。当时拆迁补偿安置人口为3人，即父亲胡金宝、母亲朱爱贞、原告刘某2。前后共拆迁安置两套房屋，一套为案涉房屋（38.16平方米），一套为上城区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父亲于1997年8月去世，但在分配房屋时，按当时政府政策，拆迁单位和房屋管理部门认可父亲生前已取得的安置面积和承租权利，其户口也是涉案房屋分到后才注销的，母亲对案涉房屋的承租权由父母对以前被拆迁房屋共同承租权而来，没有父亲生前已取得的居住面积和承租权利，就没有后来母亲对涉案房屋的承租权。认定一个事物的所有权，不是看实际占有，而应该是看是否已经取得。2、已故配偶工龄可以优惠买房，是国家房改政策给已故配偶享有物权的资格身份，母亲在2007年可以用父亲生前工龄和自己工龄以夫妻共同存款17000多元优惠买下涉案房屋，房屋从以前的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1999年，国家房屋主管部门对在购买房改房时享受配偶工龄优惠后所购房屋产权认定有明确解释（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按照目前我国房屋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妻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本案中，唐明悦按房改政策购买房屋时享受了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妻双方共同购买。因此，我司认为，该住房应该视为唐民悦与其配偶的共有财产。3、被告家拥有三套住房后，母亲朱爱贞对原告明确说取消（2007）浙杭钱证民字第7511号公证遗嘱，原告同意母亲取消该遗嘱。像大多数父母把自己房屋留给儿子，母亲也准备把房屋留给儿子胡某2。后母亲拗不过整天纠缠的胡某1，才把涉案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留给胡某1一家，母亲是文盲，对遗嘱内容、公证书一无所知。2009年分到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房屋后，母亲征求儿子胡某2意见，提出复兴东苑房屋，被告放弃父亲继承权利，给予原告一家，案涉房屋五个子女均分的决定。对此，五个子女对母亲的决定都没有意见，胡某1还特别开心。原告得到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房屋后，再加上胡某1、刘某1的公租房、刘某2的经济适用房，原告一家有三套住房。母亲和子女感情非常好，母亲身体好的时候，胡某1和母亲住在一起，五姐弟关系也不错。后来母亲需要照顾时，五子女轮流悉心照顾，直到母亲安祥过世。2014年，被告依母亲安排，签名同意把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房屋过户给原告。最近风闻案涉房屋要拆迁，每户保底有200万左右补偿，在巨大经济利益面前，原告不顾亲情、诚信和母亲的安排，以已被母亲取消的公证遗嘱为依据，主张案涉房屋由他们一家所有，原告有违人性的欺骗弟弟妹妹实在太不应该。原告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弟妹们都尽自己的力量出手相助，现原告在杭州已有三套住房，经济状况良好，在湖南还有房产，五姐弟中生活最困难的是胡某4；胡某2、胡某4夫妇身患疾病，每月都要支付一大笔医疗费。胡某4夫妇退休工资每月4000多元，每月看病、化疗支出2000多元。胡某1作为长姐，忘记兄弟姐妹们在困难时给予的帮助，争取案涉房屋产权只不过在存款上多几个零，弟妹分点遗产是为解决困难。胡某1在弟妹把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房屋过户后，不择手段想独占父母全部家产，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胡某1、刘某1、刘某2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死亡证明1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朱爱贞于2012年2月16日死亡的事实。2、公证书1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朱爱贞留下遗嘱，案涉房屋由原告继承的事实。3、房产证1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朱爱贞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4、售房款储存监收证明单1份、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1份、杭州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1份、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1份、杭州市公有住宅租用证及公有住宅租用合同1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朱爱贞取得案涉房屋的情况。5、公证书1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朱爱贞及其配偶为原告刘某2监护人，自1991年4月起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6、拆迁户回迁资金结算单1份、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1份，以证明安置人口之一的刘某2系独生子女，因当时未按独生子女政策计算，复兴东苑房屋系对刘某2独生子女份额的补偿。7、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1份，以证明被继承人朱爱贞在购买案涉房屋时使用了工龄折扣的事实。该组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死亡证明，无异议。证据2公证书，怀疑其中有欺诈，被告都不知道母亲留有遗嘱，母亲没文化、单纯的家庭妇女，话都说不清楚的。证据3房产证，无异议。证据4，无异议。证据5公证书，无异议。证据6，无异议，但资金是母亲出的，父亲死时留给母亲一笔钱的。证据7，无异议。该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被告主张证据2的公证书存在欺诈，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公证书1份，以证明2014年在国立公证处公证，复兴东苑房子各被告愿意放弃部分继承权的事实。2、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1份，以证明2007年购买景芳东区房子，使用了父亲胡金宝工龄，按照国家规定，景芳东区房屋系父母亲的共同财产，不是母亲个人财产的事实。3、拆迁安置协议书1份，以证明父亲是安置人口，景芳东区房产不是母亲个人财产。该组证据原告经质证，对证据1公证书，无异议；但认为该材料与本案争议财产无关，该公证书系刘某2在购买复兴东苑房屋时，应房管局要求，请四被告签订的材料；本案诉争房屋为景芳东区房屋，两者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内容上，被告放弃的并不是房屋或父亲的继承权，放弃的是扩面金额45535.40元发票（收据）的相关权利，父亲去世于1997年，不具有房屋财产权利。证据2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无异议。证据3拆迁安置协议书，无异议，但认为被拆迁的房屋系直管房，父亲作为承租人，只享有承租权而非所有权；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人口有三个，遗漏了对刘某2作为独生子女应享有的份额。该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根据证据的认定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朱爱贞（2012年2月16日病逝）与胡金宝（1997年8月13日过世）系夫妻，生育有胡某1、胡某3、胡某4、胡某5、胡某2四女一子。胡某1与刘某1系夫妻，生育有女儿刘某2。1991年4月15日，原告胡某1、刘某1通过公证方式，与父母朱爱贞、胡金宝签订委托监护协议，将女儿刘某2委托朱爱贞、胡金宝监护，委托监护期间自1991年4月15日至2000年4月15日。原告刘某2与朱爱贞、胡金宝共同生活居住于，房屋产权性质为直管公房。1995年4月24日，因工程建设需要，属于拆迁范围，胡金宝与杭州市复兴地区开发总指挥部签订市（县）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刘某2、朱爱贞、胡金宝为具有正式户籍的安置人员。1998年1月20日拆迁安置时，胡金宝已病逝，刘某2、朱爱贞被安置分配于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建筑面积38.16平方米），房屋产权性质为杭州公有住宅，租用证登记于被继承人朱爱贞名下。2006年10月，被继承人朱爱贞在世时，曾就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房屋的继承问题签署过协议，约定：朱爱贞百年后，此住房归由长女胡某1所有，在这期间，母亲朱爱贞基本由长女胡某1照顾，如胡某1将此屋转卖，需给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每人2万元，此协议经兄弟姐妹同意签字后生效。因被告胡某4未在协议签字，协议未生效。2007年9月3日，被继承人朱爱贞以个人名义申请购买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的公有住房。经审批，2007年10月30日，杭州市江干区房产管理局与被继承人朱爱贞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将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以17861.17元价格出售给被继承人朱爱贞；案涉房屋另需支付共用部位维修基金368.24元；合计付款金额为18229.41元。购房时，使用了职工工龄折扣，被继承人朱爱贞的工龄为25年，其配偶胡金宝的工龄为29年；每年的工龄折扣率为0.6%。2007年11月5日，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产权证取得，登记于被继承人朱爱贞个人名下，证号为杭房权证江改字第××号。2007年11月12日，被继承人朱爱贞在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载明：我是朱爱贞，今年73岁，我丈夫胡金宝已经于1997年去世了。我们是原配夫妻，共生育胡某1、胡春妹、胡建妹、胡某5、胡某2五个子女，子女均成家立业，没有需要我抚养的。2007年我买了位于杭州市景芳东区（建筑面积：38.16平方米）。一是因为购买上述房屋的钱全部是长女胡某1夫妻拿出的；二是因为胡某1支边去了内蒙古，嫁到湖南生活最困难，为防止将来子女因继承问题发生纠纷，现自愿立遗嘱如下：我百年之后，上述房产遗留给长女胡某1、女婿刘某1、外孙女刘某2三人共同所有，恐口说无凭，特立此遗嘱。2009年9月29日，因房屋拆迁安置时，未对被拆迁人刘某2按独生子女政策计算安置面积，对刘某2补安置使有面积8平方米，安置于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扩面20.84平方米后的建筑面积为31.91平方米，需支付公房增面费45535.40元。因原告刘某2需要参加房改购房、扩面发票（收据）载明付款人胡金宝已死亡，2014年4月24日，原告刘某2与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5共同向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办理了《放弃扩面凭证相关权利具结书（二）》的公证，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自愿放弃扩面发票（收据）号为0021958167建筑面积为20.84平方米、扩面金额为45535.40元扩面发票（收据）的相关权利，并同意刘某2用于参加该套房屋的房改购房。据此，2014年5月，原告刘某2与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以9834.13元的价格予以购买。2015年8月22日，四被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父亲遗产房4万，还欠1万。本院认为，案涉争议的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系被继承人朱爱贞在其配偶胡金宝过世后，使用了已故配偶胡金宝的工龄折扣优惠进行购买，该房屋能否作为已故配偶胡金宝的遗产进行继承，并无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建设部《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答复：唐民悦按房改房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基夫妇双方共同购买，该住房应视为唐民悦与其配偶共有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年2月17日［2000］法民字第4号：经研究认为，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发布于建设部复函之后，关于已故配偶工龄优惠的性质与建设部的答复并不相同，故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以住建部的答复为依据，要求确认案涉房屋系朱爱贞、胡金宝夫妻共同财产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2003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因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而废止，故也不得据以确定案涉房屋的权属。案涉房屋的权属、工龄折扣优惠的财产属性，应根据法律规定、工龄属性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被继承人朱爱贞购买案涉房屋时，其配偶胡金宝已过世，不具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更不具有行为能力，被继承人朱爱贞购买的案涉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主张案涉房屋为被继承人朱爱贞与其已故配偶胡金宝的共同财产并作为胡金宝遗产进行继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案涉房屋安置时的产权性质为公房，安置人口为原告刘某2、被继承人朱爱贞及其配偶胡金宝，改房时将产权登记为被继承人朱爱贞个人所有，原告刘某2、胡某1、刘某1均不持异议，本院确认案涉房屋产权为被继承人朱爱贞个人所有。被继承人朱爱贞通过公证遗嘱，将案涉房屋由原告刘某2、胡某1、刘某1继承，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刘某2、胡某1、刘某1诉请由其继承，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称被继承人朱爱贞生前与原告协商一致，决定案涉房屋改为原告胡某1与四被告共同所有，并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国家房改房政策，产权单位将原公房通过优惠的形式出售给已承租公房的职工，具有出售对象特殊性、房屋价格特殊性、优惠政策家庭成员一次性的特点，具有福利性质，工龄优惠系福利性质的具体表现，具有人身和财产的双重属性；被继承人朱爱贞在购买案涉房改房时，使用了其配偶胡金宝生前的工龄优惠，实际使用了专属于其配偶胡金宝的个人财产，故工龄优惠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应作为已故配偶胡金宝的遗产予以继承。被继承人朱爱贞公证遗嘱中将专属于其已故配偶胡金宝的财产进行处分，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该部分遗嘱无效不影响被继承人朱爱贞对自有财产处分内容的遗嘱效力。被继承人朱爱贞已故配偶胡金宝的工龄为29年、每年的工龄折扣率为0.6%，占房改房购买时房屋价格比例的17.4%。房屋现价值原告同意确定为140万、被告同意确定170万，双方均不申请评估且无法协商一致，本院参考同地段房屋市场价格，酌情确定房屋价格为160万元；并酌情被继承人朱爱贞已故配偶胡金宝工龄优惠所对应的财产价值为28万元，该部分财产应作为胡金宝的遗产由原告胡某1、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进行法定继承。根据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于2015年8月22日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今收到父亲遗产房4万，还欠1万。该款项原告主张为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房屋父亲胡金宝遗产的补偿款、被告主张系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的四被告放弃金额为45535.40元扩面发票（收据）相关权利的补偿款。经查，根据原告提交的拆迁户回迁资金结算单，复兴东苑3幢1单元302室安置时间为2009年9月29日，安置时胡金宝已病故，也无证据证明扩面发票（收据）上的扩面金额45535.40元与胡金宝的遗产有关，四被告出具放弃声明书显为办理房改房购买手续所需，不存在胡金宝遗产补偿的基础；四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中载有“父亲遗产”的内容，与被继承人朱爱贞生前和原告胡某1于2006年10月签订的、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5签字认可的协议相印证，应认定该收条的补偿款系针对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的房产，相应已付款应在本案胡金宝遗产继承款中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东区12幢1单元501室被继承人朱爱贞名下的房屋由原告胡某1、刘某1、刘某2继承；二、原告胡某1、刘某1、刘某2支付给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款项人民币6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00元，原告胡某1、刘某1、刘某2负担人民币8256元、被告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负担人民币1344元（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水良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姚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