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7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建，男，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强，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文隽，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涛，男，197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瑛，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娜，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建因与被上诉人何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9月3日、10月22日和12月3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汪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强、傅文隽与被上诉人何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瑛、魏娜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给予两个月和解期，但终因意见分歧过大，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何涛的原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何涛负担。事实和理由：1.《重庆烜弘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价款及支付期限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该协议仅系为了满足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需要，实际是无需支付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额达1800万元，但双方手中均未持有该协议原件，而只有一份用作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其次，2017年2月17日至2018年12月21日期间，何涛从未向其催收过所谓股权转让价款，该情形与常理不符；最后，本案实际情况为：2016年6月30日，何涛、田某1、田某2、田童为承接“滇中新区空港电子信息产业园（滇中临空产业园）1-4号地块场地平整及部分园区道路建设工程（第四工区）”（以下简称案涉项目）而以33万元的价格收购了重庆烜弘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烜弘公司）100%股份（其中何涛占股30%、田某1占股30%、田某2占股30%、田童占股10%），由于工商登记机构要求该四人按照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填写股权转让协议，故备案的四份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180万元、180万元、180万元与60万元，但烜弘公司名下并无任何资产，该四人亦均未缴纳前述出资款，也未进行任何投入，截至2019年烜弘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2月，何涛因故决定退出案涉项目而由田某1一人经营该项目，故将持有的烜弘公司股权转让给田某1，田某1为避免成为显名股东对案涉项目造成不良影响，就让其代为持有受让的何涛的股权以及田某1自有的30%股权，故出现了两份金额为180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同，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之间独立的股权交易行为，而系何涛、田某1等人为承揽工程而实施的一项工作安排，该安排系包括何涛在内的合伙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何涛进行虚假陈述、捏造虚假事实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或诈骗，已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3.何涛明知田某1系案涉股权的隐名股东，而其仅为代持人，何涛应当向田某1主张相关权利，故田某1系本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一审法院未予追加，本案应当发回重审。4.据其了解，何涛与案外人等合伙承揽案涉项目享有的权利已经实现，并未在烜弘公司的财产中体现。何涛与田某1、张立新、余某于2017年2月签订的《合伙解除协议书》明确约定，田某1全额收购何涛、张立新、余某对案涉项目的投资，田某1退还何涛投资款223.2万元并支付投资收益108万元，田某1付清该款后各方此前签订的其他各种协议均作废。如按本案一审判决，何涛在本次合作中投入223.2万元，仅5个月时间就实现2131.2万元的收益，投资回报率高达954.8%，折合年化收益率为2035%，也显然与常理不符。何涛辩称：1.双方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汪建关于不需要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2.汪建关于其涉嫌虚假诉讼或诈骗的陈述不能成立，且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建支付其股权转让金1800万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损失（从2017年2月18日起，以18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0%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2.判令汪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7日，何涛为甲方（转让方）、汪建为乙方（受让方）签订《烜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第一条股权的转让1.甲方将其持有的该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800万元；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6.甲方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转让款支付时间为2017年2月17号，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第三条违约责任1.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2.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第五条协议的生效及其他1.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烜弘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股东会决议显示，2017年2月17日，烜弘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吸收汪建为本公司新股东；2.同意股东何涛将其所持公司的30%股权（计1800万元）转让给汪建；3.同意股东田某1将其所持公司的30%股权（计1800万元）转让给汪建；4.股份转让后，何涛、田某1退出公司股东会，不再承担公司一切责任和享有一切权利，现股东出资情况为：田童出资600万元，占10%；汪建出资3600万元，占60%；田某2出资1800万元，占30%。”2017年2月17日，烜弘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将原股东田某2、田某1、何涛、田童变更为田某2、汪建、田童，工商登记部门于2017年3月20日同意了烜弘公司的股东变更（股权转让）登记申请。庭审中，汪建申请了证人田某1出庭作证，田某1作为烜弘公司的原股东在2017年2月17日与汪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田某1将其持有的烜弘公司的30%股权以1800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汪建。证人田某1出庭陈述：“我是烜弘公司的股东，当时何涛说有一个土石方项目，就约上一起买了烜弘公司股东股权的方式，成为烜弘公司股东，去做这个项目，我是购买的30%股权，当时没有支付任何价款，因为是认缴制，对方未缴纳，我们后面认缴就可以了；汪建老婆是我姐姐的女儿；当时我跟何涛通过烜弘公司在做土石方项目，当时涉嫌行贿何涛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出来后何涛跟我商量，关押期间手机被没收了，手机中的信息泄露了，何涛说下一步烜弘公司很可能被调查，所以现在应当把烜弘公司股权转让出去，把土石方项目保住，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汪建，汪建当时是我们聘请的在昆明一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怕汪建不签股权转让协议，我还做了汪建思想工作，仅仅是让他接收股权，并不是真正的要出1800万元的转让价款，因为汪建觉得他拿到这么大的股权风险大，因为我们买都没支付价款，所以说也是不需要汪建向我们支付价款。”另，汪建在2019年3月8日向该院提交反诉状，反诉请求为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双方之间签订的《烜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具备三个要件时，其为有效。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汪建辩称，该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申请的证人田某1与汪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汪建举示的其他证据亦不能佐证该事实，应由汪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故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根据庭审查明事实，何涛已按约完成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履行了合同义务。汪建至今未向何涛支付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汪建除应向何涛支付股权转让金1800万元之外，还应向何涛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何涛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因汪建的逾期付款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及损失金额大小，故该院对何涛主张的以下金额内的资金占用损失予以支持：以18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0%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对何涛主张的其余资金占用损失，不予支持。汪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向该院提起的反诉，不符合法律关于提起反诉的期间规定，汪建可另行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汪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何涛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8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0%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二、驳回何涛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汪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烜弘公司出具的《资产情况说明》《损益表》《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烜弘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合作协议书》、案涉项目合同，拟证明烜弘公司虽然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但所有股东均未对公司进行过出资，烜弘公司并无任何实质资产且截至2019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罗庆江与何涛、邹平与田童、沈杨与田某1、邹平与田某2于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4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烜弘公司2016年6月20日之前的公司章程，《烜弘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烜弘公司2016年6月20日的公司章程，田某1与汪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冯某的《陈述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重庆亚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佳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授权委托书》《烜弘公司变更后章程》《田某1转股》电子邮件截图打印件4张，拟证明烜弘公司2016年6月20日、2017年2月17日办理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属格式文本，备案登记的价格并非真实交易价格，仅系代办人冯某为完成备案登记而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填写的价格，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仅有一份，保存于江津区工商局；3.张立新、田某2的《陈述笔录》及《公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高某、余某和田童的《陈述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何涛与田某1、余某、张立新签订的《合伙解除协议》一份，拟证明何涛持有的烜弘公司30%股权的权益即项目收益已包含在300万元合作项目利润中且已实现，其无需再支付股权转让款，相关知情人均知晓何涛本次诉讼系虚假诉讼或诈骗行为；4.其与朱文丽的结婚证书、门诊病历和名为《孕妇心理压力会带来4大危害》《怀孕初期精神压力大、精神压力过大的危害有哪些》的打印资料，拟证明因何涛的虚假诉讼行为给其及其妻子朱文丽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致使朱文丽流产的严重后果；5.其与何涛自2016年来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何涛从未向其提起过股权转让事宜或要求其支付1800万元股权转让款；6.机票订票记录，拟证明其于2017年2月15日到达重庆，于2017年2月17日返回昆明，期间其未与何涛协商过需要支付18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宜；7.邹平、罗庆江、沈杨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三人在转让烜弘公司股权前未对烜弘公司进行过任何出资，工商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价格系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而填写，三人实际收取了田某2、田童、田某1前、何涛支付的共计33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而非600万元；8.烜弘公司2019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其未获取烜弘公司的任何额外收益，仅在挂靠的案涉项目的项目部按月领取工资；9.何涛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以及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何涛品行不端，有行贿前科，何涛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且具备虚假诉讼或诈骗的动机。经质证，何涛发表质证意见：1.对烜弘公司出具的《资产情况说明》《损益表》《证明》、电子邮件截图打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合作协议书》《合伙解除协议》、案涉项目合同、4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烜弘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公证书》、烜弘公司章程、结婚证书、门诊病历、《孕妇心理压力会带来4大危害》《怀孕初期精神压力大、精神压力过大的危害有哪些》、短信微信聊天记录、机票订票记录、何涛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及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实际交易金额为零，相反，《烜弘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说明如实际交易金额与约定的不一致，会另行签订协议；2.张立新、田某2、田童、邹平、罗庆江、沈杨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人证言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的规定，而冯某、余某、高某三人均未参与协商过程，其出具的《陈述笔录》内容不真实客观也未涉及股权转让款事宜，且证人间存在相互串供的可能，故以上证人证言均不应采信。二审中，何涛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落款为2019年3月5日、署名为田某2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汪建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证人出庭所陈述的内容是虚假的。经质证，汪建认为不能确认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即便确为田某2签字，但田某2未能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故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不应被采信，而应以田某2在公证处所陈述的内容为准，另外，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何涛在庭审中的陈述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本院经审查认为：1.汪建举示的证据材料中，何涛对真实性无异议的部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烜弘公司出具的《资产情况说明》《损益表》《证明》均系原件，且经烜弘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到庭确认，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张立新、田某2的《陈述笔录》有《公证书》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予以佐证，余某、高某、冯某的《陈述笔录》有该三人在二审中出庭作证确认，故本院对该五人的《陈述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余证据材料如署名为田童、邹平、罗庆江、沈杨的《陈述笔录》或《情况说明》，因无《公证书》或本人出庭予以佐证，以及汪建未提供原件用以核对的材料，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前述证据材料中，第4、5、6组及第9组中何涛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余证据材料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何涛举示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与汪建举示的田某2《陈述笔录》中的部分内容不一致，而汪建举示的《陈述笔录》已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但何涛并未申请田某2本人出庭接受质询，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5月31日的《烜弘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其中邹平认缴出资额240万元，沈杨认缴出资额180万元，罗庆江认缴出资额180万元，前述认缴出资的出资时间均为2036年5月31日。2016年6月20日，邹平与田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田童以60万元的价格受让邹平持有的烜弘公司10%的股权。同日，沈杨与田某1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田某1前以180万元的价格受让沈杨持有的烜弘公司30%的股权。同日，邹平与田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田某2以180万元的价格受让邹平持有的烜弘公司30%的股权。同日，罗庆江与何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何涛以180万元的价格受让罗庆江持有的烜弘公司30%的股权。2016年6月20日的《烜弘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田某2、田某1前、何涛均认缴出资额1800万元，田童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前述认缴出资的出资时间均为2036年5月31日。2016年7月4日，以沈杨、罗庆江、邹平为甲方，以田童、何涛、田某2、田某1前为乙方签订《烜弘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烜弘公司的100%股份已全部转让给乙方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对烜弘公司的600万元认缴出资尚未缴纳，甲乙双方就股权转让净收价格为33万元。2016年9月6日，何涛、田某1前、张立新、余某签订《合作协议书》，主要载明：何涛以烜弘公司名义承接了案涉项目，烜弘公司收取项目总工程量0.5%的作为管理费，四人一致同意就案涉项目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项目投资额为1300万元，各方按出资比例分享投资利润，其中，何涛占比36%、田某1前占比24%、张立新占比20%、余某占比20%。2016年9月11日，烜弘公司（乙方）与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甲方）签订案涉工程合同，主要约定：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为实施案涉项目已接受烜弘公司对该工程的投标，合同价款暂定为4000万元。汪建作为烜弘公司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字。2017年2月21日，田某1前、何涛、张立新、余某、烜弘公司签订《合伙解除协议》，主要载明：2016年9月6日田某1前、何涛、张立新、余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就案涉项目进行合作，项目以何涛的名义和烜弘公司以项目内部承包方式进行开展合作，截至2017年2月20日，田某1前、何涛、张立新、余某就案涉项目共计投入620万元，其中田某1前1488000元、何涛2232000元、张立新1240000元、余某1240000元，现各方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协议书》；田某1前、何涛、张立新、余某一致确认实际完成的工程价款为14803097.52元，就已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作价利润和同时给予解除《合作协议书》的适当的补偿款，总计金额为300万元；解除协议后，田某1前应支付给何涛331.2万元（包括投入资金223.2万元、利润和补偿款108万元）、应支付给张立新184万元（包括投入本金124万元、利润和补偿款60万元）、应支付给余某184万元（包括投入本金124万元、利润和补偿款60万元）；本协议生效时起，田某1前、何涛、张立新、余某就该项目以何涛名义与烜弘公司内部承包的实际履行全部由田某1前承接和继续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全部由田某1前享有和承担，在田某1前履行了约定付款义务后，何涛、张立新、余某不得再向田某1前或烜弘公司或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主张其他任何权利。2017年5月24日，何涛接受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询问时陈述，其为承接长江河道相关疏浚等项目而找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相关领导帮忙并送了该领导部分财物。2019年8月14日，重庆市公证处出具（2019）渝证字第38070号和38071号《公证书》，主要载明：汪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强向该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在该处两名公证人员某下，张思强分别向田某2、张立新出示律师执业证并告知相关权利义务后，经询问并形成《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田某2、张立新确认笔录记载内容无误后，分别在笔录上签字、捺印。其中，田某2签字的笔录载明：田某2陈述，何涛系其多年合作的生意伙伴，其于2016年与田某1前、何涛共同承包案涉项目时认识了汪建，汪建在案涉项目工地上从事管理工作；为承接案涉工程，其与田某1前、何涛专门收购了烜弘公司并共计支付了包括中介费在内的35万元给烜弘公司原股东，变更登记时，因江津工商局不管实际交易价格如何，都要求按照注册资本作为股权转让的标准版本备案，故在江津工商局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格为600万元，其与何涛等人还与烜弘公司原股东私下签了一份33万元的协议，收购烜弘公司后，为便于承接业务，便将注册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但其与田某1前、何涛等人并未实际出资；2017年2月15日左右，何涛、田某1前、余某、张立新一起协商案涉项目事宜，何涛打电话问其是否愿意承接案涉项目工程和烜弘公司30%的股权，其回答没有现钱来承接，之后何涛打电话告知其田某1前承接了整个案涉项目和烜弘公司30%股权，让其联系办理工商登记的代办人员，当时何涛说的是整体转让，即将何涛持有的案涉项目工程份额和烜弘公司30%股权整体转让给田某1前，案涉项目份额约定了利润，何涛转让所持有的烜弘公司30%股权时不再支付费用，其当时联系了田某1前，田某1前的说法与何涛的一致；其联系代办人员后，代办人员将股权转让标准版本、变更后的章程发给其并告知只有用该标准版本才能办理变更登记，其收到上述版本后发给了高某；2017年2月17日，何涛、田某1前、田童、汪建、高某一起到田某1前位于弹子石的办公室，田某1前当时说将何涛的30%股权直接转给汪建，因为当时的版本只是用于工商变更登记，上面注明的转让价格不是真实交易价格，所以只打印和签订了一份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烜弘公司此前没有任何资产，原股东和现股东均未实际出资，也未对外承接工程，只是挂靠了何涛、田某1前、余某、张立新的案涉项目并收取了0.5%的管理费，烜弘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张立新签字的笔录载明：张立新陈述，其认识何涛十几年了，其于2016年下半年与田某1前、何涛、余某共同承包案涉项目时认识了汪建，汪建系四人聘请的案涉项目的管理人员；2017年2月份，何涛因涉嫌行贿就想将持有的烜弘公司30%的股权转出去，其与余某、田某1前听说后都想转让股权，当时整个工程项目只进行了三分之一左右，最终达成协议是，无论谁接盘，对应整个工程项目和烜弘公司股权份额的利润总额为300万元（包含其与田某1前、何涛、余某的份额），退出项目的人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因田某1前的借款和投入最多，最终由田某1前接盘，分别按照出资金额比例以300万元利润总额补偿其与何涛、余某，烜弘公司的股权由田某1前安排人接收并不再支付任何股权转让费，其当时并不知道股权系转给汪建；各方协商一致后一周左右，各方签订了解除协议，对于何涛持有的烜弘公司30%的股权已经在项目合伙解除协议中体现了。2019年8月19日，汪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强向冯某询问并形成《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主要载明：冯某陈述，其系亚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认识何涛和汪建，冯晨系其弟弟，也系亚佳公司员工；2017年2月份，田某2给其打电话，说因股东涉嫌行贿怕受牵连，需将烜弘公司股权转让出去，让其帮忙将股权变更资料准备好，其遂安排冯晨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材料，按照工商局的标准版本制作好后，通过邮件发给田某2并由冯晨去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当时，按照江津工商局的要求，无论是否实际出资及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多少，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价格只能按照所持有的股权份额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确定，否则无法备案，其遂根据烜弘公司章程载明的注册资本金6000万元及30%的股权份额折算出股权转让款为1800万元。2019年8月21日，汪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强向高某询问并形成《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主要载明：高某陈述，2017年2月中旬，其接到田某1前的电话，说何涛和他分别持有的烜弘公司30%股权都要转让出来，让其配合打印文件签字并交工商代办人员办理变更登记，田某2告知其转让价格只能按照注册资本额和所占有股权份额确定，该版本同时将份额比例所占资本额（即认缴出资额）和转让价格等同，否则无法备案；何涛和汪建只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何涛和汪建手上均无协议原件，因为何涛转让给汪建的股权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烜弘公司并无任何资产，股东均未缴纳任何出资，除了田某1前挂靠的案涉项目并收取0.5%的管理费外，并无任何在建项目。2019年9月2日，汪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强向余某询问并形成《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主要载明：余某陈述，案涉项目开始由何涛、田某1前、张立新、田某2合伙承接，并由田某2出面以33万元的价格收购了烜弘公司用于承接案涉项目，后由于田某2没钱，就由其接替田某2的工作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其未持有烜弘公司股权；2016年底何涛因涉嫌行贿被检察院控制了，2017年2月初才被放出来，就要求将持有的30%烜弘公司股权转让出去，后经协商一致，由田某1前承接整个项目，整个案涉项目和包括何涛持有的烜弘公司30%股权的利润总额为300万元，其与何涛、张立新按照各自的投资份额比例分配利润，何涛同时将持有的烜弘公司30%的股权以零转让的方式转让出来，具体的转让对象由田某1前找人接收和办理手续；在签订解除协议的时候，听何涛说已经将烜弘公司股权以零转让方式转让给汪建了，田某1前的股权也以零转让的方式转给汪建了。二审中，证人余某、高某、冯某出庭作证。余某陈述，其签字的《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所载内容真实，其与何涛、田某1前、张立新共同经营案涉项目，后因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邹局长受贿案，田某1前召集其与何涛、张立新进行过协商，经协商决定其与何涛、张立新退出案涉项目，以0转让价的方式转让烜弘公司股权，后来签协议时才知道是转给汪建。高某陈述，其签字的《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所载内容真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田某2通过电子邮箱发给其的，其打印出来时协议上已经记载有转让款金额，签订协议时田某1前、何涛、田某2、田童、汪建都在场，协议只签了一份，用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签字过程中其未听任何人说需要付股权转让款，烜弘公司的股东均未缴纳认缴的出资，公司承接了由田某1前挂靠的滇中项目，收取了0.5%的管理费。冯某陈述，其签字的《客观事实询问陈述笔录》所载内容真实，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的工商资料系由其所供职的亚佳公司代办，案涉股权转让款金额系其以烜弘公司被认缴的注册资本6000万元为基数，根据章程载明的股权分配比例确定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具体系由亚佳公司的员工冯晨制作的，其发送的协议版本中已经载明了转让金额。二审中，何涛陈述：长江航道工程局在云南中标项目的投资总额为63亿元，当时烜弘公司做的只有一期的一个标段，时任局长也答应将后期的另两个标段交给烜弘公司来做，工程造价约为两个亿，故协商股权转让价款时就是以这个预期来协商的；田某1前跟汪建是亲戚，且田某1前又是股东，因此其系跟田某1前当面协商的股权转让事宜，其也在电话中跟汪建谈过股权转让事宜；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在田某1前位于洋人街的办公室里，当时还有汪建、田某1前及办公室的其他人员，高某将协议书打印出来交给其签字之后就走了，签完字后田某2、田童也来了；其与田某1前、张立新等签订过《合作协议书》，随后也签订了《合伙解除协议》；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烜弘公司由其掌控；自其受让烜弘公司股权以来，烜弘公司没有购买过土地、房产、股权等大宗交易，故除案涉项目外，公司并无大额资产。一审中，田某1前出庭陈述：为保住案涉项目，何涛想把烜弘公司股权转让出去，于是其与何涛就找到了案涉项目聘请的项目经理汪建，说好只转让股权，并不需要汪建真正支付1800万元；该转让价格是根据注册资本6000万元及何涛的占股比例计算而来的，代办人员说只有这样才能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另查明：2019年8月21日，烜弘公司出具《资产情况说明》《损益表》，主要载明：2016年6月20日前烜弘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原股东均未履行任何出资义务；2016年6月20日至2017年2月17日认缴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原股东均未履行任何出资义务，该期间公司无任何房屋资产和实物资产，也无账面资产；2016年6月20日至今，公司除田某1前挂靠的滇中新区空港电子信息产业园（滇中临空产业园）1-4号地块平整及部分园区道路建设工程分包（第四工区）项目外，没有承接任何其他工程，除收取上述项目的总工程量0.5%的管理费外，无其他任何收入；2016年至2019年4月，公司累计利润总额为-318466.44元。2019年10月15日，烜弘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汪建至今在烜弘公司和云南滇中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四标段）项目中未获取任何利益，只在该项目上班期间领取工资。烜弘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为高某。还查明：本院（2017）渝0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邹喆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2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邹喆于2013年12月至案发前任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局长，主持行政全面工作；2016年，邹喆先后三次收受何涛人民币16万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当事人共同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因涉嫌虚假诉讼或诈骗而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800万元价款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汪建主张何涛的本案诉讼系虚假诉讼或涉嫌诈骗而应移送公安机关，但从在案证据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何涛的本案诉讼涉嫌诈骗或虚假诉讼犯罪，不符合前述规定的情形。因此，汪建的前述意见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如汪建坚持认为何涛涉嫌诈骗等犯罪，可另行向公安机关寻求救济。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800万元转让价款应系双方虚假意思表示，理由如下：第一从股权产生时的现金价值来看，先后两份《烜弘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认缴出资的缴纳时间均为2036年5月31日，即至今并无任何现金方式的股本金注入烜弘公司，烜弘公司股权的直接现金价值无从体现；第二从烜弘公司实际资产状况来看，根据烜弘公司出具的《资产情况说明》《损益表》和法定代表人高某的当庭证言以及何涛关于烜弘公司资产状况的陈述，可知烜弘公司名下并无任何土地、房屋、股权或其他实物资产，且一直处于负债之中，因此，烜弘公司股权的价值并无任何实物资产可予体现；第三，从股权可能产生的预期利益来看，虽何涛陈述双方系基于可能承接另两个标段的工程而协商的股权转让价款，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邹喆因涉嫌受贿犯罪已于2017年2月12日被刑拘，何涛亦因涉嫌向邹喆行贿而曾被检察机关控制，随后何涛即与张立新、余某、田某1前等合伙人商议转股事宜，在此背景下，烜弘公司显然已不可能再继续从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处获得工程项目，而从烜弘公司出具的《资产情况说明》来看，其也确未能再从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处获得任何工程项目。因此，何涛所谓的协商前提即预期利益，事实上并不存在。汪建作为案涉项目的管理人员，在明知烜弘公司难以再获得后续项目的情况下，仍以1800万元受让烜弘公司仅30%股权，显然与常理不符。第四，从股权转让价款的变动来看，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何涛等人于2016年6月20日以33万元的价款购买了烜弘公司100%股权，但在烜弘公司并无重大资产注入或经营出现重大利好的情况下，何涛于2017年2月17日即以1800万元将烜弘公司30%股权转让，前后仅8个月时间，烜弘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变动如此巨大，显然不具有合理性。第五，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来看，根据张立新、余某、田某1前的证言可知，当时各合伙人经协商后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即为协商一致之后的手续安排。结合田某2、冯某等人的证言，可知协议中载明的1800万元转让款系代办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员为完成变更登记，依照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根据烜弘公司的注册资本6000万元和此次转让的30%股权份额计算而来，并事先将转让价格打印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何涛陈述其主要与田某1前协商股权转让事宜，也曾电话与汪建沟通过股权转让事宜，但汪建对此予以否认，而何涛并未举示其与汪建协商价款的其他证据，甚至田某1前、余某的证言能够证明何涛与汪建之间的股权转让为零对价转让。第六，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商业安排来看，根据田某1前、田某2、余某等人的证言和《合伙解除协议》载明的内容可知，为承接案涉项目，何涛、田某1前等人购买了烜弘公司股权并以烜弘公司名义实际承接，后因何涛涉嫌行贿犯罪被检察机关调查，何涛、余某、田某1前等人便一起商议将何涛在该合作项目中的份额与烜弘公司股权一并转让出去。因此，按常理，如果何涛欲退出案涉项目，自然会将其在案涉项目中的份额与所持有的烜弘公司股权一并转让。在《合伙解除协议》已明确约定了何涛退出之后可以获得相应收益的情况下，如果何涛与汪建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仍约定1800万元转让价款属实的话，则显然与通常的商业安排不符。综上所述，因当事人二审中举示了新的证据，本院据此查明新的案件事实，故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885元，由何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3770元，由汪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