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825民初1435号原告：徐佳，男，198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小明，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中小型企业聚集地。法定代表人：赖伟青，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益成，浙江嘉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佳与被告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后，原、被告申请于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进行自行庭外和解，和解期限到期后，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12月12日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小明、被告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益成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94021.38元（其中番鸭死亡损失64783.38元、超天龄母鸭饲养成本235170元、超天龄公鸭饲养成本940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11日，原、被告续签委托养鸭合同，被告委托原告为其进行鸭子的养殖，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肉鸭、物料均属于被告财产，原告不能擅自处理；回收鸭子时被告应提前一天将回收上市清单通知原告，回收时间公鸭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即原告领苗时）开始后76天、母鸭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即原告领苗时）开始后65天。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共收鸭苗17090只，公母各半。由于番鸭市场波动较大，公司迟迟未回收，经原告再三催促，公司于2019年3月份回收超天龄母鸭7451只、超天龄公鸭7049只。经统计，超天龄前番鸭死亡共1412只，超天龄后死亡1178只，超天龄后母鸭死亡数为8545-7451-706=388只；超天龄后公鸭死亡数为8545-7049-706=790只。依据被告结算母鸭均重5.9斤/只、6.9元/斤；公鸭均重9.54斤/只、6.5元/斤计算，超天龄死亡番鸭亏损为388×5.9×6.9+790×9.54×6.5=64783.38元。原告为养殖番鸭所需，分别于2019年2月24日及同年2月26日向被告公司领药替奥福840瓶、450瓶；氯化钠注射液16瓶、8瓶，计药费18769.12元。分别于上述两日为番鸭注射，支出注射人工费2300元。被告公司提供的鸭料132元/包，每包80斤，平均每斤1.65元，每只鸭子日均消耗0.4斤。母鸭超天龄10天回收产生的鸭料损耗为（7451+388）×0.4×1.65×10=51737.4元；母鸭超天龄10天回收因病重量减轻的损失为（6.2-5.9）×6.9×（7451+388）=16226.73元。公鸭超天龄3至7天回收因病重量减轻的损失为（10.1-9.54）×6.5×（7049+790）=28533.96元。番鸭养殖人工费120元/天、电费20元/天，超天龄回收造成人工费及电费损失为（120+20）×14=1960元。根据以上数据罗列，证明每只鸭的饲养成本为3元左右，既然合同约定鸭子的所有权为被告所有，则超天龄回收的番鸭损失及饲养成本理应由被告承担。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系合同关系，适用违约责任，而合同第8条第1项已作出明确约定。被告公司已严格按约履行合同，并给予了原告相当多除合同约定之外的补贴，体现了被告与原告风险共担。2019年5月27日，原、被告双方已就超天龄番鸭回收及死鸭补偿事项结算处理完毕，结算单上所列的保温补贴、管理补贴等项目都是被告考虑到原告的损失，给予原告额外的补贴；对双方争议的番鸭超天龄问题，被告也就相应超重进行奖励调整，被告实际补偿超过了合同约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为2018年12月11日，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甲方）与徐佳（乙方）签订《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委托养鸭合同》1份，双方约定委托养殖的肉鸭品种、数量、价格，物料供应，肉鸭回收标准及结算方式，付款方式，交货时间、地点、运输方式和费用等事项。其中合同第五条约定：回收时间公鸭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即乙方领苗时）开始后的76天，母鸭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即乙方领苗时）开始后的65天。合同第8条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包括“甲方违反合同，提前或推迟回收肉鸭的，在甲方回收肉鸭后，按提起或推迟天数每日0.06元/只肉鸭补偿给乙方；推迟付款的，按推迟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三/日支付乙方滞纳金。甲方违反合同，拒收乙方交付符合标准的肉鸭，每拒收一只，赔偿乙方25元。”合同签订后，徐佳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领取公鸭鸭苗6043只、母鸭鸭苗5587只；于2018年12月14日领取公鸭鸭苗2590只、母鸭鸭苗2870只。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25日回收公鸭2只、母鸭7203只；于2019年3月1日回收公鸭3795只；于2019年3月2日回收公鸭1165只；于2019年3月3日回收公鸭1749只、母鸭171只；于2019年3月4日回收公鸭325只、母鸭37只；于2019年3月5日回收公鸭15只、母鸭38只；共计回收公鸭7051只，母鸭7449只。约定的回收期限逾期后，于2019年2月27日发生死鸭1016只；于2019年3月2日发生死鸭106只；于2019年3月4日发生死鸭56只，共计1178只。2019年5月27日，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与徐佳进行结算，结算的补贴项目包括药检补贴390元、饲料价格调整（67号文件）1800元、上市补贴（衢温财5号文件）9399.5元、超重奖励调整5954.49元、保温补贴8715.56元、病死鸡回收奖励7752元、管理补贴14189元、超天龄补贴19381.5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为逾期回收肉鸭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及损失的认定问题。首先，根据案涉委托养殖合同的约定和被告领取鸭苗的时间，被告最迟应于2019年2月16日前回收母鸭、于2019年2月27日前回收公鸭，但被告仅在约定的时间内回收了公鸭2只。被告对于逾期回收肉鸭的原因未作出合理解释，应为对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问题。本院认为，合同第8条第1项约定了提前或推迟回收肉鸭的补偿标准；根据结算单上显示，被告实际对原告的该部分损失进行了补偿（超天龄补贴19381.5元），且已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标准；原告主张超天龄母鸭饲养成本损失为235170元、公鸭饲养成本损失为94068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后死鸭的损失，被告主张按6元/只×1292只=7752元进行了赔偿；本院认为，结算单上显示的“病死鸡回收奖励”并未明确指逾期回收的死鸭，且数量上存在出入，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抗辩原告在饲养中造成过失，造成肉鸭死亡的意见，未提供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因原告并未举证死鸭中公、母鸭的数量，其主张按照取平均数予以计算损失，缺乏客观性。本院认为，被告逾期回收产生的死鸭损失应参照合同第8条第2项约定的拒收标准肉鸭的标准赔付为宜，即1178只×25元/只=29450元。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肉鸭养殖损失394021.38元，对其中的29450元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赔偿徐佳肉鸭养殖损失29450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徐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10元，由徐佳负担6660元（已交纳）；由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负担5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渝琳人民陪审员  占文香人民陪审员  郑会爱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 记 员  傅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