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4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望年，男，197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宁波利翔爱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住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平，男，住杭州市拱墅区，系由宁波利翔爱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蒲圆平，女，1987年6月4日出生，侗族，无固定职业，住象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春女，女，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象山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望年因与被上诉人蒲圆平、吴春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8）浙0225民初8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望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2017）甬象陈人调字第4号调解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客观事实并无异议，但一审判决对于调解协议的条款内容是否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并未作出评价，导致法律适用不当。调解协议的第一条记载“甲乙丙三方均放弃对吴某死因追查的权利”违反了宪法第五条关于“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同时也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的规定。对于吴某死因的追查，不但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应尽的职责，同时也是判定利害关系人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定依据，是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要求。调解协议第一条款中放弃对吴某死因追查的权利有悖于法律规定，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范畴，该调解协议应属无效。其次，调解协议中记载蒲圆平、吴春女不再向黄望年及涉事场地主张任何权利，前提是黄望年一次性救助蒲圆平、吴春女80万元，吴某死亡责任由其本人自负。既然吴某死亡责任由其本人自负，那么蒲圆平、吴春女无任何权利追究涉事场地的责任，也无权利向黄望年主张任何权利。蒲圆平、吴春女以其不存在的权利要挟黄望年支付80万元，并签订调解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最后，在签订调解协议之前，蒲圆平、吴春女多次扬言如黄望年不进行经济赔偿，则不将死者火化，且要将尸体抬至黄望年工厂，黄望年在蒲圆平、吴春女的威胁下，不得已签订调解协议。 蒲圆平、吴春女答辩称：涉案调解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黄望年已经支付了调解协议项下的部分款项，对于剩余款项未按约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吴某是否吸毒及吸毒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并非本案审查的范围，黄望年拖延诉讼的行为给蒲圆平、吴春女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蒲圆平、吴春女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黄望年立即支付补偿款41万元。 黄望年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确认东陈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2017）甬象陈人调字第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二、驳回蒲圆平、吴春女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8日下午16时50分，吴某、孟文强、顾狄等人跟随利翔爱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黄望年从象山乘坐大巴赴上海参加展会，抵达上海南站20时30分左右。当晚打的入住华发路的亿舒宾馆，吴某和顾狄同住8413号房。各人将行李收拾后便随同黄望年外出吃饭，期间吴某喝了几瓶啤酒。21时左右，民警至宾馆查吴某等人所开房间，但因他们外出吃饭未果，民警将电话留给前台要求前台待吴某等人回来后通知派出所。22时30分左右，吴某等人回到宾馆，向前台借了刀具在大堂吃了西瓜以后回到房中，宾馆负责人随后通知了民警。11时左右，两个民警再次来到宾馆。吴某进去房间后上了一趟厕所躺到了床上，顾狄随后进去洗澡。期间民警敲8413房门未果。顾狄洗澡完毕后发现吴某不在房中，后又有民警敲门，顾狄前去开门发现门被反锁。23时30分左右，宾馆工作人员及其丈夫外出吃宵夜时发现宾馆门口东侧的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人，经过身份确认系吴某。吴某随后被送往上海市第六医院进行抢救，黄望年陪同前往。3月29日下午19时许，家属将吴某转往浙江象山老家医院进行救治，但因伤势过重，吴某于3月29日晚上22时许，在家中过世。4月1日，蒲圆平（甲方），吴春女（乙方），及吴春女的授权委托人吴金海与黄望年（丙方）在东陈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了（2017）甬象陈人调字第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载明：“当事人基本情况……上列当事人于2017年3月30日发生补偿纠纷，甲方于2017年4月1日申请我委予以调解。我委于2017年4月1日开始对纠纷进行调解。调解前，我委已经告知各方当事人有关人民调解的性质和参与调解的权利和义务。经调解，各方当事人认同纠纷的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各方责任如下：死者吴某是宁波利翔爱特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2017年3月30日，公司总经理黄望年携带吴某去上海开展览会期间，吴某发生意外死亡。现当事人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来我处申请人民调解。蒲圆平是死者吴某的妻子。吴春女是死者吴某的母亲。经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甲乙丙三方均放弃对吴某死因追查的权利。二、丙方从人道主义上一次性救助甲方、乙方人民币共计捌拾万元整。分三期付款，第一期丙方于2017年4月7日支付甲方、乙方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第二期丙方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甲方、乙方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第三期丙方于2018年12月30日全支付甲方、乙方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三、本协议自人民调委会盖章、人民调解员签字，三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协议生效后甲方、丙方今后无涉（今后甲乙方不再追究任何与涉事场地相关的任何事情），今后甲方、乙方不再向丙方主张任何权利……本协议书正本共4份，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本人民调解委员会存档一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甲方当事人签名：蒲圆平乙方当事人签名：吴金海丙方当事人：黄望年见证人签名：吴增产主持调解员签名：严侃人民调解员签名：何球云东陈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2017年4月1日。”同日，吴金海出具给黄望年《承诺书》一份，载明：“为减少经济损失，在处理吴某工伤保险黄望年办理理赔手续，吴金海及其他家庭人员应全力配合，如果理赔成功并资金到位，黄望年应提前支付吴某赔付余款，如吴金海不配合办理工商理赔手续，应扣除赔款10%的余额，除不可抗拒影素时间为外。承诺人：吴金海2017.4.1。”同年4月18日，蒲圆平向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华泾派出所（以下简称华泾派出所）报警，反映称：“其丈夫吴某（男，1980年12月7日升，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象山县东陈乡岳头村176号，身份证号码：3302251980××××××××）于2017年3月28日下午，按照公司负责人黄望年的安排，从浙江省象山县的公司到上海出差。期间，入住华发路亿舒宾馆。3月29日凌晨1时30分许，家属接到公司负责人黄望年的电话，称吴某在宾馆从四楼摔下受伤，要求家属尽快赶到上海医院。家属于当日早上5点赶到市六医院抢救室，吴某当时处于昏迷状态。3月29日下午19时许，家属将吴某转往浙江象山老家医院进行救治，但因伤势过重，吴某于3月29日晚上22时许，在家中过世。经过民警现场走访调查，吴某于3月28日晚入住华发路230号亿舒宾馆8413房间，同住为公司同事顾狄。当晚23时30分许，吴某被人发现躺在宾馆门口东侧的人行道上，并受伤。经核实，吴某系当晚23时24分许，从宾馆四楼8413房间外侧坠楼受伤。民警经过工作，排除吴某有遭受不法侵害可能，排除他杀嫌疑，系高坠受伤。家属对公安机关调查无异议。”4月24日，象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向利翔爱特公司作出《申请工伤认定补正材料告知书》一份，要求该公司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补正以下材料再依法决定是否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1.事发点公安部门对吴某的处理结论；2.事发点宾馆与吴某的补偿或赔偿协议；3.病例资料。 另查明，死者吴某于2010年4月23日因吸食毒品被象山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2010年11月5日因吸食毒品被象山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二日，同日被决定责令社区戒毒三年；2013年1月28日因吸食毒品被象山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五日，同日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二年；2013年6月5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自2013年1月17日起至2013年8月16日止），并处罚金2000元；2013年10月24日因吸食毒品被象山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五日，11月8日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13年11月8日至2015年11月7日）。吴某去黄望年处工作时，曾向黄望年告知其存在吸毒前科，黄望年要求其痛改前非，其在黄望年处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事发时，黄望年表哥当时系亿舒宾馆的股东。《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后，黄望年支付了蒲圆平、吴春女第一期补偿款35万元，后于2018年2月14日、7月24日分别转账给吴春女的账户3万元、1万元，共计39万元，尚欠4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蒲圆平、吴春女认为，黄望年所述吴某存在吸毒以及吸毒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且黄望年在签订调解协议之时并未提出吸毒与死亡之间的关联性，签订协议时不存在胁迫和屍闹行为，黄望年也已部分履行，故案涉调解协议有效，黄望年应继续履行。黄望年则认为案涉调解协议条款违法，应属无效，其系为了平息事态才签订的协议，前提在于黄望年可通过工伤赔偿获偿，现因蒲圆平、吴春女放弃对死因的追究导致工伤无法赔偿，且吴某坠楼与工伤无关，应由其本人负责，黄望年已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了一部分，余款无力支付也无需支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黄望年之抗辩及反诉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首先，本案死者吴某存在吸毒的前科，对此吴春女和黄望年在事发前既已知晓，且黄望年在庭审中亦陈述在吴某去世之前向其询问获知其在事发一周之前曾吸过毒，故双方在调解之时本身即知晓吴某存在吸毒的前科或在不久之前存在吸毒行为，并不存在黄望年对吴某可能涉毒一事不知情导致其误判人道主义救助的情形。其次，对于黄望年提出的案涉调解协议违反了上述规定的第（一）、（二）、（四）项规定之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黄望年实施的人道主义救助系基于吴某死亡后对其家属的照顾，其指向在于救助生者，而非对于死者的死因进行一个是否合法的判断，故即使死者存在某一违法行为并因此自殒，也并不意味着生者便就此失去了被人道主义救助的资格或权利，故黄望年对于其员工家属的人道主义救助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也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同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次，黄望年在庭审中承认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并未受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胁迫，故该项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亦不适用。综上所述，结合黄望年被告知工伤赔偿需补正材料工伤赔偿无果后于次年给予蒲圆平、吴春女4万元的事实，以及黄望年亦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举证蒲圆平、吴春女存在屍闹等行为致使其非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达成调解，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现据上争议焦点部分的阐述，案涉调解协议应系有效，故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案涉调解协议中并未体现人道主义救助须与黄望年的工伤赔偿能否得以实现进行挂钩，仅是在吴金海出具的承诺书中提及如若其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则黄望年存在可予扣除10%余额的权利，故即使工伤赔偿因为个中原因未能实现，也不同等于黄望年人道主义救助行为的免除，而是需审查蒲圆平、吴春女或吴金海是否存在不予配合的行为，现黄望年虽然辩称蒲圆平、吴春女存在不予配合的行为，但结合黄望年在庭审中的自认蒲圆平、吴春女亦曾进行过配合，且其未能提供证据举证蒲圆平、吴春女存在上述行为，故对其抗辩意见难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黄望年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蒲圆平、吴春女补偿款41万元；二、驳回黄望年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反诉受理费40元，合计7490元，由黄望年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吴某的死因，经公安机关核实，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嫌疑，认定吴某系高坠受伤，故吴某死亡并不存在刑事犯罪事实，不属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案件办理规范调整的范畴，黄望年上诉称涉案调解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望年主张蒲圆平、吴春女存在屍闹行为，其受胁迫才签订调解协议，亦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黄望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上诉人黄望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