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203行初357号 原告厦门衡亚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76号百脑汇科技大厦9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30309768X3。 法定代表人陈弘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希、李珊珊，福建德和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劳动力市场大厦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004139309F。 法定代表人吴新奎，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福财，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雷庄妍，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凯杰，男，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原告厦门衡亚矿业有限公司（下称衡亚公司）不服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杨凯杰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衡亚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希，被告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陈福财、雷庄妍，第三人杨凯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5月7日作出编号为2019020209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主要内容为：杨凯杰系衡亚公司的员工，根据合同约定被安排在海外投资子公司尼日利亚分公司从事电工岗位工作，后岗位改为监工。2016年9月23日，公司招录杨凯杰。同年9月25日杨凯杰从广州出发前往尼日利亚，至公司所安排地点朱克拉矿山从事电工工作。其出国前所做身体检查不包括检查××项目。后其改做监工，工作地点包括室内、室外。公司每周给该矿山区域灭蚊，部分中外籍员工在当地得过××，公司有在当地购买过预防××的药品。10月23日，其辞职获批。10月24日，其乘机回国并于10月25日抵达广州。10月30日，其因病至广东省饶平县人民医院治疗，于11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恶性××、血小板低下、轻度贫血。11月10日，其再次至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入院就诊，并于11月2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恶性××、重度贫血、感染中毒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予确认为工伤。〔备注：我局于2017年2月22日受理该案，并于同年4月7日作出第2017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6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维持我局不予认定决定。杨凯杰不服，经行政诉讼，一审判决驳回其诉求，二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我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2018年6月6日，我局撤销原决定并重新受理该案。2018年8月3日，我局作出第2018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杨凯杰再次提起行政诉讼，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判决（我局于3月11日收到该判决书）：撤销我局作出的第2018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我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原告衡亚公司诉称，一、市人社局无法查明杨凯杰何时何地患上××，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凯杰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造成××，市人社局作出予以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基础，证据不足，不符合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逻辑证明过程。二、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与职业事故伤害系不同的概念，且《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对职业病类型作了明确规定，该规定明确排除了××所受到的伤害，故杨凯杰因××申请认定工伤没有法律依据。杨凯杰主张工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其在解除劳动合同归国后感染××，故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明显不当。综上，诉请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020209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 原告衡亚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证明市人社局于2019年5月7日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 2.离职申请书； 3.电子客运行程单； 4.病历及疾病证明书； 5.调查笔录； 6.关于杨凯杰的工作情况说明； 7.厦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实验室检验报告； 证据2-7，证明杨凯杰患病时与衡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杨凯杰所主张的工伤并非事故或伤害导致。 8.第2018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2018年8月3日，市人社局经再次调查取证核实，决定对杨凯杰的患病不予认定为工伤。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根据市人社局调查得知的事实，杨凯杰在前往尼日利亚工作前，有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未发现有检疫疾病、监测××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证明，在尼日利亚工作一个月，期间感到“头痛欲裂”，并于回国几天内至医院治疗，即被确诊为恶性××。衡亚公司曾经在当地购买预防××的药品，每周给案涉矿山区域灭蚊，部分中外籍员工也在当地得过××，可以反映当地感染××的高风险。衡亚公司主张杨凯杰不是在当地工作中患上××，但无法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国《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未将××列为职业病，是因为我国不存在非洲这样××肆虐的情况。囿于非洲地区用工的复杂、艰苦以及特定的环境，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遵循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考量职工因公派遣或指派至海外工作时受到伤害，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范畴。综上，市人社局作出杨凯杰所患恶性××为工伤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凯杰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单，证明市人社局受理杨凯杰的工伤认定申请。 3.员工聘用合同，证明事发时杨凯杰与衡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4.门诊病历、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检验报告单，证明杨凯杰所存在的伤病及治疗情况。 5.检验报告，证明杨凯杰在前往尼日利亚工作前未检出恶性××。 6.举证说明； 7.关于杨凯杰的工作情况说明； 8.辞职申请书； 9.电子客票行程单； 10.证明及说明； 11.矿山人员花名册、矿山当地员工花名册； 12.公司矿山制度（员工手册）； 证据6-12，证明衡亚公司认为本案不构成工伤。 13.调查笔录、身份证复印件、更正说明，证明市人社局依法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并制作笔录。 14.（2017）闽0203行初312号行政判决书； 15.（2018）闽020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书； 16.（2018）闽0203行初275号行政裁定书； 17.（2018）闽02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14-17，证明本案已有相关生效判决。 18.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市人社局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并分别送达衡亚公司和杨凯杰。 第三人杨凯杰述称，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正确的。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杨凯杰与衡亚公司签订《员工聘用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两年，从杨凯杰签订该协议之日起至2018年9月21日。杨凯杰同意在衡亚公司安排的工作地点海外投资子公司尼日利亚分公司从事电工岗位工作。从上述协议落款时间看，杨凯杰签署上述协议时间为2016年9月23日。 2016年9月25日，杨凯杰从广州出发前往尼日利亚，至衡亚公司所安排地点矿区从事电工工作，工作范围包括室内以及室外（矿井）。2016年10月5日前后，杨凯杰提出更换工作并获得批准，改做监工，工作地点包括室内、室外。 2016年10月23日，杨凯杰向衡亚公司递交辞职申请并获批。同年10月24日，杨凯杰乘机回国并于10月25日抵达广州。2016年10月30日，杨凯杰因病至广东省饶平县人民医院就诊。2016年10月31日，杨凯杰至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入院就诊，并于2016年11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恶性××、血小板低下、轻度贫血。2016年11月10日，杨凯杰再次至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入院就诊，并于2016年11月2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恶性××、重度贫血、感染中毒性××。 2017年2月22日，杨凯杰以其被衡亚公司派往尼日利亚工作期间患××为由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人社局当日予以受理。2017年4月7日，市人社局作出第2017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杨凯杰不服，于2017年5月19日向厦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6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作出厦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第2017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杨凯杰仍不服，于2017年7月10日诉至本院。本院审理后，作出（2017）闽0203行初31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杨凯杰的诉讼请求。杨凯杰不服，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闽02行终109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上述一审判决，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市人社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决定。 2018年6月6日，市人社局撤销第2017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重新受理该案。衡亚公司向市人社局提交相关材料，包括派往尼日利亚人员花名册（中国人）、驻尼日利亚人员花名册（外国人）、驻尼日利亚员工证明（中国人）、驻尼日利亚员工证明（外国人）、驻尼日利亚附近村庄私人诊所医生证明、公司矿山规章制度。 2018年6月12日，市人社局对衡亚公司的授权委托人吴智峰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吴智峰称：杨凯杰于2016年9月23日被招入职，9月25日被派往尼日利亚分公司工作，先是从事电工岗位，随后改为监工；出国前所做身体检查，并未检查××项目；抵达尼日利亚后，与本国及外籍工人一起工作生活，并有实施相关的劳动保护措施。对于杨凯杰所称在当地感染××的事宜，并无证据证明；同期员工亦无发生××的情况。 2018年6月19日，市人社局对杨凯杰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但原告未在该笔录上签字。该笔录记载杨凯杰称：赴非工作期间没有向他人输出血液或者接受他人输入血液；其曾于2016年10月20日因感觉不舒服到当地私人诊所拿药；平常休息时间会与同事去村庄或者矿山抓蟋蟀，回来煮着吃，有时会去村庄买烟。上述笔录杨凯杰拒绝签名。 2018年6月19日，市人社局对衡亚公司原员工陈明理（在职期间担任公司在尼日利亚当地的翻译兼财务、采购、管理）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陈明理称：其有时去村庄买生活用品时看到杨凯杰也在附近闲逛；当地有三家私人诊所，其本人也曾得过××，经治疗后痊愈；黑人员工和中国籍员工都有得过××的经历。公司有向当地购买预防××的药品，每周有对周边环境进行消毒，有分发给员工相关药品；杨凯杰回国前曾与黑人合影，还去他们家玩。2018年8月3日，陈明理又出具更正说明，表示当地只有两家诊所。 2018年8月3日，市人社局作出第2018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杨凯杰及衡亚公司。杨凯杰不服，诉至本院。本院审理后，作出（2018）闽0203行初275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第201802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市人社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2019年5月7日，市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书，并于2019年5月9日送达衡亚公司，5月20日送达杨凯杰。衡亚公司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市人社局在案涉工伤认定书中所载明的杨凯杰感染××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凯杰是否是在派往尼日利亚工作期间患上××以及杨凯杰患××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 杨凯杰在前往尼日利亚工作前，有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未发现有检疫疾病、监测××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证明。杨凯杰回国后即出现发病症状并就诊，后被诊断为恶性××。××是经由疟原虫引起的××，具有一定的潜伏期。位于非洲的尼日利亚属于××高传染风险地区。从衡亚公司提供的公司矿山制度文件以及市人社局对陈明理所作笔录等证据可以看出，衡亚公司每周两到三次给案涉矿山区域灭蚊，部分中外籍员工均在当地得过Ｍａｌａｒｉａ（音译马拉利，即××），公司也曾经向当地购买预防××的药品。综合上述证据，能够说明案涉矿山区域属于蚊虫较多的地带，具有××传播的高风险，衡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知悉相关情况。杨凯杰被衡亚公司指派至该区域工作致使其感染××的风险明显增加。另外，××具有一定的潜伏期，结合杨凯杰在尼日利亚工作时间段以及回国就诊的时间点，杨凯杰主张其系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患上恶性××，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衡亚公司认为杨凯杰并非在工作期间患上××，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从目前的法律条文及实际情况看，我国职工在境外工作时感染××等××是否能够认定工伤，在调查取证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但毋庸置疑的是，职工因公派遣或指派至海外工作时受到伤害，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保护范畴。囿于非洲地区用工的复杂、艰苦以及特定的环境，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遵循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灵活把握工伤认定标准。本案中，杨凯杰确系在被衡亚公司派遣至尼日利亚工作期间患上××，市人社局对此予确认为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 综上，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2019020209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衡亚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衡亚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厦门衡亚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叶萍 审 判 员  魏 江 人民陪审员  张 媛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罗小艺 代书 记员  温庭馨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