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民终3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5号路。法定代表人：黄伟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缤，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奇盈，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丰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榆树市工农大街种子商业街18号。法定代表人：李国辉，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勇等57户农民。诉讼代表人：薛勇，男，197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克东县。诉讼代表人：王玉波，男，197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克东县。诉讼代表人：赵宇祥，男，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原审被告：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7号拜耳中心楼A座1102室。法定代表人：黄伟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翰平，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克东县义和种子经销处，住所地黑龙江省克东县克东蒲峪路137号。负责人：赵振奇，该经销处经理。上诉人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耳公司）因与上诉人吉林省丰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泽公司）、被上诉人薛勇等57户农民、原审被告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拜耳北京分公司）、克东县义和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义和经销处）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拜耳公司、丰泽公司均不服克东县人民法院（2019）黑0230民初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拜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缤、赵奇盈、拜耳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翰平、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国辉、义和经销处负责人赵振奇、57户农民的诉讼代表人薛勇、王玉波、赵宇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拜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黑230民初35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薛勇等57户农民针对拜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重审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拜耳公司既不是案涉产品“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生产商，也不是销售商，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是关于“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产品责任纠纷，根据产品质量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如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可以向销售者或生产者追责。案涉产品是丰泽公司生产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如果农户确系因为种植该产品遭受损害，则应由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案涉产品的生产者及销售者应为丰泽公司，而拜耳公司仅是立克秀种衣剂的供应商，既非案涉产品“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销售商，也非生产商，故不应作为本案被告。《618鉴定》存在诸多问题，不应予以采信。原审判决采信《618鉴定》，认定“立克秀”其有效成分戊唑醇低温下存在药害，与事实不符且缺乏证据证明，属事实认定错误。《618鉴定》存在诸多问题，其鉴定结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具体理由如下：（1）《618鉴定》的检材、实验条件等极其不规范，导致鉴定意见存在诸多核心错误，不应予以采信。《618鉴定》的“模拟设备、模拟温度、种子来源、检测用土、土壤水分设置、样本设置”等检材、实验条件极其不规范，这对鉴定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最终导致《618鉴定》存在诸多核心错误：核心错误之一：没有进行无菌出苗实验就给出药害的错误结论。《618鉴定》根本没有进行无菌出苗实验，就直接得出药害的结论，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与基本逻辑。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农药对作物安全性评价准则种子处理剂对作物安全性室内试验方法》（NY/T1965.3-2013）规定，检测是否存在药害时必须的步骤，就是必须进行无菌实验，因为从科学上，必须排除土壤中的病原菌导致病害等其他因素，才能确定是药害导致无法正常出苗。但是，七台河《618鉴定》对此没有任何的论述和说明，也即在没有论述、没有排除病害可能性的情况下就直接得出了所谓药害的结论，这不仅违反基本的逻辑，也违反前述国家标准的明确要求。核心错误之二：对完全符合病害特征的症状未经论证就推测为药害。中国农业大学鉴定意见中对未出苗种子的性状（种子变褐色或者死亡未萌动，萌动后根系稀疏、芽卷曲生长）与《618鉴定》对未出苗涉案种子的性状描述（根系开始逐步萎缩，颜色变黄变褐，牙开始变黄弯曲……根系腐烂消失，芽卷曲生长，芽根部腐烂变褐，见该意见第4页）高度一致。可见，该特征明显土壤中的病原菌侵害导致的病害特征。由此：《618鉴定》将完全符合病害特征的性状界定为药害，完全错误。即使这一性状特征同时符合病害和药害的特征，也即这种性状可能是病害也可能是药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是其中一种原因，就必须排除其他原因，即进行无菌实现。而《618鉴定》并未进行无菌实现就推定为药害，完全不能成立。核心错误之三：完全没有考虑丰泽公司2013年种子使用了顶苗新而2014年种子没有使用顶苗新这一核心差别，直接以两者出苗率对比得出是2014年种子种衣剂药害导致的错误结论。在论证种衣剂药害的关键步骤上，《618鉴定》将丰泽公司2013年种子的出苗率与2014年种子的出苗率进行对比，因为2013年种子出苗率高于2014年种子出苗率，确定是2014年种子所使用的种衣剂导致的药害。然而，《618鉴定》没有认识到一个核心问题，也即丰泽公司2013年种子使用了顶苗新，而2014年的涉案种子没有使用顶苗新。而根据多份鉴定报告的结论，顶苗新恰恰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种子出苗率。换言之，丰泽公司2013年种子出苗率与2014年（事发当年）种子出苗率之间的差别完全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使用了顶苗新而另一个没有使用顶苗新导致的。（3）《618鉴定》所载鉴定人出庭拒绝回答问题，不应予以采信。本案中，拜耳公司已申请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出庭，但该鉴定人员出庭拒绝回答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由此，《618鉴定》不应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即不应采纳作为本案证据材料。立克秀产品不存在产品缺陷或潜在风险，拜耳公司亦不负有提示义务。原审判决采信《618鉴定》错误，《618鉴定》结果与事实不符，立克秀不存在药害或潜在风险。而且拜耳公司销售的是产品而不是配方，拜耳公司虽然可以根据经验，在客户提出需求的情况下围绕着产品如何更好使用给予参考建议和咨询，但是拜耳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配方。换言之，拜耳公司不应负有原审判决所述的提示义务。而且，原审判决所述“拜耳公司未提出不得向第四积温带销售的充分证据”更属严重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八条以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意见》第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推广、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的行为，应当按照《种子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罚：（二）通过国家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在品种审定公告确定的适宜生态区域外推广、销售的”。据此，依据审定公告确定的积温带销售既是丰泽公司的法定义务，也是其作为种子生产商、销售商自身应当知晓并遵守的要求。而拜耳公司并不销售种子，也非监督管理机构，对此并无任何提示义务。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拜耳公司产品不存在缺陷，与农户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产品责任。构成产品质量侵权应当具备以下三个必备要件：“产品存在缺陷；因产品缺陷造成了消费者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而立克秀产品并不存在产品缺陷，与农户损失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产品责任，理由如下：1.立克秀种衣剂不存在产品缺陷，也不是本次损害的致损原因。（1）立克秀的有效成分戊唑醇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杀菌剂之一，中国是戊唑醇的最大生产和出口国。立克秀产品的有效成分是戊唑醇。戊唑醇由德国拜耳发明并于1988年上市，系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杀菌剂之一，含有戊唑醇的农药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用于包括玉米在内的几十上百种农作物上。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戊唑醇最多的国家，也是戊唑醇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在2008年就出台了关于戊唑醇原药的国家标准《戊唑醇》（GB22602-2008），目前在中国正式注册登记含有戊唑醇的农药有近500种,其中悬浮种衣剂和种子处理悬浮剂超过70种。可见，立克秀及其有效成分戊唑醇都是十分成熟并且使用广泛的农药/农药原药。尤其是，中国对戊唑醇已经制定了国家标准进行标准化管理，从而使之广泛的被运用于包衣等种子处理领域。（2）立克秀种衣剂经过严格的测试和审核，获得中国农业部认可并获得农药登记，进入中国十一年来，从未出现质量问题。本案所涉立克秀产品(60g/L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系由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下称“德国拜耳”）生产。该产品于2005年获得中国农业部的正式登记（PD20050014），获准在中国正式销售，在中国已有十一年的使用历史。依据中国的法律规定，每一种农药需要提交包括药效、毒理、环境、残留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经过包括多地区2年以上的田间试验、示范试验在内的一系列检验，在国务院多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最终由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评议通过，才能获得正式登记。立克秀同样经历了上述严格的测试和审核过程，不存在药害，并最终获得中国农业部认可。立克秀自2002年进入中国已经超过14年，其间被大量用于多种农作物的种子包衣，至今从未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据统计，仅仅其中两家经销商，销售的立克秀就超过110多万升，从未出现质量问题。（3）2015年，东北地区大量玉米品种都在使用立克秀，但均未出现问题。事发当年，除丰泽公司的“南北7号”之外，中国东北地区还有十几个玉米品种在与丰泽公司同时使用了拜耳公司的立克秀产品，但都正常出苗、正常收获，德丰公司相同品种“南北7号”与丰泽公司涉案种子种植在同一地区，同样使用立克秀，但同时使用了顶苗新，就没有出现丰泽公司“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状况。而且，事发前一年，丰泽公司“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使用立克秀，但同时使用了顶苗新，获得丰收；事发后一年，丰泽公司“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使用了顶苗新相同成分药剂（满适金），也未出现异常。另外，根据《农大鉴定报告》显示，种植户实际种植的、使用了立克秀的涉案种子在无菌砂床条件下的出苗率高达90%以上。这一出苗数据足以证明，不存在立克秀脱落率高，入土之后脱落并被玉米种子胚根胚芽局部吸收过量，导致烧根烧芽的所谓药害。因为，如果这种药害存在，则在无菌砂床情况下一样会发生，而事实上中国农业大学在无菌砂床的出苗实验中并未出现这种情况。这足以证明，不存在立克秀脱落率过高导致药害，进而导致涉案种子无法正常出苗的情况。对此，中国农业大学专家、鉴定人王某老师2017年4月20日在本案原审一审视频出庭过程中对此予以了明确说明。由此可见，立克秀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也不是本次损害的致损原因。2.本案中造成种植户种植损失的原因是丰泽公司“南北7号”玉米种子包衣剂未添加顶苗新或其他含有种菌唑/甲霜灵成分的包衣剂，种子质量不合格，系缺陷产品。而且，受损原因正是丰泽公司未添加顶苗新所致。（1）玉米通常在10度以上才能正常生长，玉米的发芽和出苗与温度是正相关的，温度越高，玉米的发芽和出苗都会越好。如果在玉米的发芽出苗期间，遭遇到了低温，玉米的生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持续时间长的话，玉米幼芽变弱，对于土壤中的病菌的抵抗力也会降低。而腐霉菌在土壤里广泛存在，而且是一种能够对玉米的种子及幼苗造成很大危害的病菌。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下，腐霉菌仍然会非常活跃，这就导致玉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腐霉菌侵染，导致玉米的种子腐烂或者玉米种子发芽后，根芽腐烂，不能正常出苗。低温下腐霉菌对玉米的侵害，这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全球的惯例是采用甲霜灵来防治腐霉菌。甲霜灵是一种专门针对包括腐霉菌在内的卵菌的杀菌剂；用甲霜灵，对玉米种子进行包衣，这是全球主要的玉米产区，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标准配置（2014年中国东北地区有超过15个玉米品种使用顶苗新）；因为甲霜灵均有防治腐霉菌等卵菌的作用，而立克秀中的有效成分戊唑醇，则不具有这个功能。（2）案涉期间克东地区出现“倒春寒”的低温天气，玉米是喜温植物，在低温情况下萌发、生长缓慢，容易受到病菌侵扰；而克东地区2015年玉米种子萌发的重要时间遭遇极端低温，甚至已经超过了玉米种子能够承受的温度；在低温情况下，腐霉菌却仍然活跃，容易对玉米种子进行侵染。顶苗新为高寒地区包衣种子能否顺利出苗的重要处理剂，其有效成分甲霜灵是防治腐霉菌的特效药。（3）结合前述事实可知，事发当年，涉案种子无法正常出苗的原理，是涉案种子在事发当年的低温条件下缺少能够防治腐霉菌等病菌的有效成分，最终导致涉案种子被腐霉菌等土壤病菌侵染，无法正常出苗。而且丰泽公司销售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包装袋上注明其使用的处理剂包括顶苗新。然而实际上丰泽公司并未在其销售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中使用顶苗新。（4）本案中两家中国最权威的农业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出具的《鉴定报告》以及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出具的《包衣种子出苗率检测实验报告》和《不同包衣处理的玉米种子在低温胁迫下的出苗率检验报告》。其中，《农大鉴定报告》是经拜耳公司申请，克东县人民法院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所作鉴定。送检的种子样品是克东县人民法院按程序封存的涉案种子。同时，2017年4月17日鉴定人王某根据克东法院要求视频接受询问。《农大鉴定报告》的结论为：“因此，通过本试验证明，在模拟出苗异常事件发生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无菌情况下，种子可正常出苗，顶苗新对种子田间出苗无显著影响；但是在田间土壤条件下，顶苗新对种子田间出苗有重要作用。”（5）作为长期生产、在东北地区销售玉米种子的公司，丰泽公司对于顶苗新（甲霜灵）对玉米种子在低温情况下的重要作用十分清楚，同时也非常清楚东北地区的经销商、农户对于甲霜灵有效成分的看重，因此在其包装上标注种子包衣剂中包含顶苗新（甲霜灵），同时在产品的宣传中也强调其采用了顶苗新（甲霜灵）。而且，丰泽公司2016年（事发后一年）销售的包衣玉米种子，在包衣剂中使用了满适金（其有效成分同样是具有相同功效的精甲霜灵）。由此可见，丰泽公司对于事发当年包衣种子是因为没有使用顶苗新（甲霜灵）而导致损害，是明确知道的。综上可知，本案原告所遭受的损失系本案被告丰泽公司种子处理剂中未添加顶苗新所导致的。3.原审判决所引用的2018黑民终433号判决也认定了相关事实和内容：（1）“故沈阳药检中心《检验报告》结论科学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判定案涉立克秀脱落率是否合格的依据，不能以此证明案涉立克秀存在产品缺陷，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正确。”（2）“丰泽公司举示的意在证明案涉立克秀的脱落率高，系成膜剂不合格，从而导致药害发生的相关学术文章及学位论文等证据，均不能证明脱落率高于药害发生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3）“立克秀登记档案记载其有效成分中并不含有成膜剂，丰泽公司主张案涉立克秀系因其成分中所含成膜剂质量不合格，从而产生药害的主张无事实依据。”（4）“故根据《618鉴定》，不能必然得出种衣剂不合格所引起的药害系因案涉立克秀存在产品缺陷导致，即不能得出案涉立克秀存在产品缺陷及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5）“丰泽公司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拜耳公司销售的立克秀产品存在产品缺陷，拜耳公司不承担产品缺陷责任。”由此可见，不论基于案件事实，还是根据各种检测鉴定报告的检测结果，既不能证明立克秀产品存在产品缺陷，也不能证明立克秀产品与农户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故拜耳公司显然不应承担产品责任。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在原审中要求的利息损失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赔偿之诉。一方面，本案原审为发回重审的案件，因原一、二审判决确有错误，经省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虽自原一审启动至今历经时间较长，但并不存在原审判决所述拖延赔偿的情况。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资金占用损失，且被上诉人请求的利息损失是不可预见的，是无形的，与案涉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而法律又无规定侵权赔偿之诉承担孳息，故被上诉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四、原审判决拜耳公司承担鉴定费用于法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5条规定：“证人、鉴定人因出庭作证或者接受质询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鉴定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案涉鉴定的结果为：“因此，通过本试验证明，在模拟出苗异常事件发生时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无菌情况下，种子可正常出苗，顶苗新对种子田间出苗无显著影响；但是在田间土壤条件下，顶苗新对种子田间出苗有重要作用。”明确了立克秀无产品缺陷，致损原因为丰泽公司未添加顶苗新。据此确定了丰泽公司为责任方，因此，本案所涉鉴定费用应当由丰泽公司承担。即便原审判决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也应由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共同承担坚定费用，而不是由拜耳公司自行负担。而且，一方面，原审判决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并未要求拜耳公司出具鉴定费用发票；另一方面，作为法院委托进行的司法鉴定程序，法院应当掌握鉴定所需费用的具体金额，不应存在无法认定鉴定费用的情况。因此，原审判决拜耳公司承担鉴定费用于法依据。丰泽公司辩称，一、拜耳公司对自身的定位错误。“南北7号”包衣种子是由“南北7号”玉米种子与种衣剂组合形成的商品。其中，“南北7号”玉米种子是丰泽公司生产的，产品审定编号为黑审玉2013033；种衣剂是拜耳公司生产、销售的，农药登记证号为PD20050014。依据2013版《种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丰泽公司只对“南北7号”玉米种子的质量负责；依据2001版《农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拜耳公司也应当对种衣剂的质量负责，不能因为两种产品的组合而使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之间的产品质量责任发生混同。“南北7号”玉米种子与种衣剂组合后，彼此的本质属性没有发生变化。“南北7号”包衣种子没有独立的产品编号，不是独立于“南北7号”玉米种子与种衣剂以外的第三种产品。因此，丰泽公司不是“南北7号”包衣种子的生产者，只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的生产者。拜耳公司不是“南北7号”包衣种子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但是，拜耳公司是“南北7号”包衣种子组成成分种衣剂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种衣剂不是独立应用于农业的产品，种衣剂只有和玉米种子组合形成包衣种子，才能实现其商业价值。无论任何农户购买“南北7号”包衣种子，拜耳公司都应当依法对其中的种衣剂是否存在质量缺陷负责，对种衣剂是否符合产品标准负责，对种衣剂是否构成劣质农药负责。因此，拜耳公司有关其不是“南北7号”包衣种子的生产者、销售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诉讼主张，是推脱法律责任的错误行为。二、《618鉴定》是合法有效的。《618鉴定》系法定证据之一，证明的是本案事实，本身无需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是否采信《618鉴定》，取决于《618鉴定》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拜耳公司主张618鉴定意见书与事实不符且缺乏证据证明，是错误的。《618鉴定》的鉴定人具有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和方法符合《种子法》、《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的规定，鉴定地点也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施种地点。在鉴定过程中所做的推断均有相关实验数据予以证实（详见《618鉴定》附页）。因此，《618鉴定》不存在未经论证就推测为药害以及“检材、实验条件”不规范的问题。拜耳公司在其上诉状中提到的国家标准《农药对作物安全性评价准则种子处理悬浮剂对作物安全性室内试验方法》。在此，特别提请法庭和拜耳公司注意该国家标准对本身适用范围的规定。该国家标准适用于评价拟申请登记的种子处理剂对作物的直接药害风险。而本案拜耳公司生产的种衣剂已经投入市场，且用于农业生产，早已不存在拟申请登记的问题。因此，该国家标准不应当适用本案，拜耳公司依据该国家标准所做的论述与本案事实没有关系。拜耳公司主张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一审原告遭受损害的原因），是错误的。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只能说明《618鉴定》证明的种衣剂药害不是顶苗新造成的，顶苗新与种衣剂药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南北7号”玉米种子的种衣剂由拜耳公司生产的戊唑醇和帅苗组成。但是，在拜耳公司的所有证据中，没有可以证明种衣剂中的戊唑醇未产生药害的证据，没有可以证明种衣剂中的戊唑醇不存在质量缺陷的证据。因此，种衣剂中的戊唑醇可能已经产生药害，种衣剂中的戊唑醇可能存在质量缺陷。因此，种衣剂中的戊唑醇药害可能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种衣剂中的戊唑醇质量缺陷可能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同理，种衣剂中的帅苗药害可能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种衣剂中的帅苗存在质量缺陷可能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根据拜耳公司的证据，“南北7号”玉米种子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未必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可能性原因有以下五种：1）种衣剂中的戊唑醇药害；2）种衣剂中的戊唑醇存在质量缺陷；3）种衣剂中的帅苗药害；4）种衣剂中的帅苗存在质量缺陷；5）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在上述五种原因之中，前四种原因可以定性为种衣剂原因；而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只是五种可能性原因之中的一种可能性原因。因此，种衣剂原因占据原因比例的80%，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而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占据原因比例的20%，不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种衣剂原因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依据该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拜耳公司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不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在拜耳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前四种可能性原因不存在的情况下，拜耳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不成立。拜耳公司虽然大量举证，但其证据对证明其待证事实仍然不具有周延性，不足以证明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只能证明种衣剂原因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在本案一审程序中，拜耳公司并未申请一审法院通知《618鉴定》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因此，《618鉴定》的鉴定人未出席一审法庭。拜耳公司该民事上诉状中“《618鉴定》所载鉴定人出庭拒绝回答问题”与事实不符。三、拜耳公司关于其生产的戊唑醇不存在缺陷的依据是错误的。案涉种衣剂产品包装上采用的产品标准是企业标准，并非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因此案涉种衣剂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四十六条规定，取决于案涉种衣剂是否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与拜耳公司在其上诉状中主张的下列因素无关：1.案涉种衣剂在全球使用的广泛程度；2.中国是不是案涉种衣剂最大的生产国、出口国；3.案涉种衣剂是否取得农业部的认可并获得农药登记；4.东北地区是否大量玉米都在使用案涉种衣剂。拜耳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供的下列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不具有鉴定的主体资格，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司法鉴定报告上仅有单位签章，没有中国农业大学或者农学院的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浙化检字201522776-a检测报告、包衣种子出苗率检测试验报告、不同包衣处理的玉米种子在低温胁迫下的出苗率检测报告上也仅有单位签章，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因此，以上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合法性，不能据以认定丰泽公司种衣剂中不含顶苗新是“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薛勇等57户农民辩称，拜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义和经销处辩称，与丰泽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拜耳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拜耳公司的上诉意见。丰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黑0230民初353号民事判决；2.判决拜耳公司单独赔偿薛勇等57户农民的各项损失，并以受偿数额为基数于2017年8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赔偿至给付完毕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造成“南北7号”存在质量缺陷的原因不清。“南北7号”玉米种子系复合产品，由玉米种子与种衣剂（农药名称为“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组合而成。其中，玉米种子是上诉人生产的；种衣剂是被上诉人生产的。依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上诉人对其生产的存在质量缺陷的玉米种子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对其生产的存在质量缺陷的种衣剂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生产的玉米种子存在质量缺陷。“南北7号”标签标注的内容与实际不符以及超出审定范围销售“南北7号”，只能说明上诉人违反相关行政法规范，不能用以证明上诉人生产的玉米种子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同时，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生产的种衣剂不存在质量缺陷。无论是玉米种子，还是种衣剂，其是否存在质量缺陷，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应当以该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产品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南北7号”与农户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种衣剂质量缺陷造成的，也可能是玉米种子质量缺陷造成的。因此，本案中是玉米种子还是种衣剂造成“南北7号”存在质量缺陷的原因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根据不足。上诉人生产的玉米种子没有发生种害。因此，上诉人没有实施产品质量侵权行为，不存在产品质量侵权行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生产的种衣剂发生的药害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618鉴定意见书明确证明玉米种子不正常生长的原因是种衣剂药害，产生药害的直接原因是种衣剂和低温天气共同所致，而种衣剂是被上诉人生产的。因此，被上诉人存在产品质量侵权行为。不存在产品质量侵权行为的上诉人与存在产品质量侵权行为的被上诉人之间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综上所述，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根据不足，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上诉人单独向原审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造成本案证据不足。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缺陷，是一个专门性问题。对于当事人而言，很难分清产品质量缺陷是否是一个专门性问题，更难知晓用什么证据证明相关产品构成质量缺陷。在本案当事人未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提出相关产品是否构成缺陷产品鉴定申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责任依据该条第二款规定的职权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对相关产品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职权，造成本案重要证据不足，导致难以确定本案当事人赔偿责任的有无。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错误地将行政法规范作为民事案件的裁判依据。本案系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依据相关法律中的民法规范审理本案。《种子法》第三十五条有关“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的规定，《种子法》第六十四条以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第十二条等规定，均属于行政法规范。上诉人若有违反上述条款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上诉人违反的行政法规范，不是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上诉人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当以相关法律中的民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违反行政法规范就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的裁判理由是错误的。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南北7号”玉米种子作为一体复合物同时施种到地下，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上诉人生产的玉米种子可能发生种害，绝不可能发生药害。本案的损害性质是确定的，即药害。本案不存在种害和药害难以分清的情形，亦不存在种害和药害同时发生的情形。本案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将《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是错误的。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种子法》，《种子法》制定于2000年7月8日。其后，该法经过三次修订，形成四个版本，分别是2000年版本、2004年版本、2013年版本、2015年版本。其中2015年版本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发生在2015年春季，依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人民法院应当适用2013年版本《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处理本案。但是，一审判决书在其第20页中段却引用了2015年版本《种子法》的第四十六条规定。2015年版本《种子法》第四十六条是从2013年版本《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修改完善而来，两个条文之间的区别不言自明。在2013年版本《种子法》的第四十一条中没有“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造成损害，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应当向种子使用者做出赔偿”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引用法律条文错误，错误适用《种子法》，企图混淆视听。拜耳公司辩称，一、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拜耳公司既不是案涉产品“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生产商，也不是销售商，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是产品责任纠纷所产生的追偿权案件，根据产品质量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如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可以向销售者或生产者追责。案涉产品是丰泽公司生产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如果农户确系因为种植该产品遭受损害，则应由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丰泽公司作为产品生产者应当承担产品责任，而拜耳公司仅是立克秀种衣剂的供应商，并非案涉产品“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生产商，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根据黑龙江省高院（2019）黑民申1931民事裁定书认定：（1）“丰泽公司是案涉种子的生产商，是本案被告，拜耳公司仅为案涉种子种衣剂立克秀的生产商，其不是案涉种子的生产者也不是销售者，与本案原告农户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2）“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之间的产品责任纠纷与本案无关。”同样，本案中农户与拜耳公司之间亦不存在法律关系，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之间的产品责任纠纷与本案无关，拜耳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一、经黑龙江省高院另案查明，已经确认立克秀产品与农民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黑龙江省高院审理的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18黑民终433号），法院经审理认为：（1）“故沈阳药检中心《检验报告》结论科学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判定案涉立克秀脱落率是否合格的依据，不能以此证明案涉立克秀存在产品缺陷，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正确。”（2）“丰泽公司举示的意在证明案涉立克秀的脱落率高，系成膜剂不合格，从而导致药害发生的相关学术文章及学位论文等证据，均不能证明脱落率高于药害发生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3）“立克秀登记档案记载其有效成分中并不含有成膜剂，丰泽公司主张案涉立克秀系因其成分中所含成膜剂质量不合格，从而产生药害的主张无事实依据。”（4）“故根据《618鉴定》，不能必然得出种衣剂不合格所引起的药害系因案涉立克秀存在产品缺陷导致，即不能得出案涉立克秀存在产品缺陷及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5）“丰泽公司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拜耳公司销售的立克秀产品存在产品缺陷，拜耳公司不承担产品缺陷责任。”由此可见，不论基于案件事实，还是根据各种检测鉴定报告的检测结果，既不能证明立克秀产品存在产品缺陷，也不能证明立克秀产品与农户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故拜耳公司显然不应承担产品责任。二、正因丰泽公司未按产品包装标明的成分使用种衣剂，即未添加顶苗新或其他含有种菌唑/甲霜灵成分的包衣剂，最终导致农户损失。事发当年，涉案种子无法正常出苗的原因是涉案种子在事发当年的低温条件下缺少能够防治腐霉菌等病菌的有效成分，最终导致涉案种子被腐霉菌等土壤病菌侵染，无法正常出苗。而且丰泽公司销售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包装袋上注明其使用的处理剂包括顶苗新，然而实际上丰泽公司并未在其销售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中使用顶苗新，最终导致农户损失。而且，根据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黑龙江省部分主要农作物品种拟撤销审定的公示》（黑品审[2019]2号）所载，省农委对于丰泽公司生产的“南北7号”玉米种子已撤销审定。可见，“南北7号”玉米种子确存在问题，丰泽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丰泽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薛勇等57户农民辩称，要求拜耳公司尽快履行赔偿责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义和经销处辩称，同意丰泽公司的上诉意见。拜耳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拜耳公司的答辩意见。薛勇等57户农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种子款100元/亩；赔偿机耕费、化肥、人工间苗等费用170元/亩；减产损失以鉴定为准，总计2,503,440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四被告赔偿种子款534,225元；赔偿损失7,044,268.76元。重审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给付种子不出苗造成毁地的一切经济损失的赔偿款7,578,493.76元；2.追加给付2015年10月1日-2018年3月8日29个月零8天的利息1,486,041.58元；3.给付中止执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义和经销处系“南北7号”玉米种子经销商，丰泽公司系“南北7号”玉米种子生产者，拜耳公司系立克秀牌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用于“南北7号”玉米种子种衣剂）的生产商。2015年薛勇等57户农民从义和经销处购买“南北7号”玉米种子在克东种植。但由于“南北7号”玉米种子不能正常生长，薛勇等57户农民只能进行补种或毁种，由此给薛勇等57户农民造成巨大损失。故57户农民诉至法院，请求被告:1.判令被告给付种子不出苗造成毁地的一切经济损失的赔偿款7,578,493.76元；2.追加给付2015年10月1日---2018年3月8日29个月零8天的利息1,486,041.58元；3.给付中止执行期间的利息。对于薛勇等57户农民请求赔偿购买种子款534,225元及赔偿损失7,044,268.76元的认定，原告要求赔偿计算的标准是按照2015年玉米平均产量扣除补种、毁种玉米、大豆、高粱后的产量加上第二次实际投入的人工费和机耕费即为实际损失。因在损害事实发生后，由于义和经销处、丰泽公司、拜耳公司未进行实地测产，导致对损失数额无法确认，但在原审庭审中，拜耳公司也明确田间的测产工作应由义和经销处、丰泽公司进行测产，且义和经销处、丰泽公司原审对薛勇等57户农民的实际损失数额不持异议，对农户损失数额予以认可；重审中，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认为应根据科学鉴定确定农户的实际损失。根据当事人举证及本院委托鉴定机构的鉴定，参照已经生效的（2018）黑民终43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本院对相关事实认定如下：关于“南北7号”玉米种子标签问题，薛勇等57户农民购买“南北7号”玉米种子标签标注：种子包衣剂由立克秀、帅苗、顶苗新三种药物成分构成，但在庭审中丰泽公司承认只使用立克秀和帅苗二种药物成分，之所以标签标注与销售的种子不符的原因，是因为其使用了2013年剩余的包装袋所造成的，该抗辩理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的规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拜耳北京分公司系拜耳公司的分公司，隶属于拜耳公司，经营范围：一、无许可经营项目；二、一般经营项目为从事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业务。一审法院认为，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而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损失包括购买种子价款、可得利益和其他损失。本案中，薛勇等57户农民所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四被告对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事实也均予认可，但重审时提出农户损失数额应当以科学鉴定为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是否应当对农户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及农户损失数额如何计算。第一，丰泽公司作为“南北7号”玉米种子生产者是否应承担农户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丰泽公司应对薛勇等57户农民所受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理由是：丰泽公司在“南北7号”玉米种子生产过程中未有按种子标签标注的种子包衣剂由立克秀、帅苗、顶苗新三种药物成分进行生产，而在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了立克秀和帅苗二种成分，其所生产的“南北7号”玉米种子与标签标注的不符，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的规定，且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出具的《鉴定报告》也表明，“南北7号”玉米种子在模拟出苗异常事件发生时的气候土壤条件下：在田间土壤条件下，顶苗新对种子田间出苗有重要作用。”丰泽公司在生产、销售“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违规，甚至欺诈行为：超积温带范围销售种子，将本来只能在第三积温带销售、使用的种子，标注、宣传为可在第四积温带种植并实际大量销售至包括克东地区在内的第四积温带。丰泽公司的“南北7号”玉米包衣种子，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于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宣传、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六十四条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2006年1月26日）第十二条等规定，丰泽公司“南北7号”种子只能在其被审定的积温带，也即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推广、销售、种植。然而，丰泽公司种子包装袋及其宣传资料上却标明其“南北7号”产品适宜种植的区域为第三、第四积温带。故丰泽公司作为种子的生产商，其种子销售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拜耳公司及拜耳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农户损失的赔偿责任。拜耳公司立克秀牌60g/L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用于“南北7号”玉米种子种衣剂）的生产者和经销者。虽然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820检验报告》的鉴定人并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但根据已经生效的（2018）黑民终43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及判断，“上述研究标明，戊唑醇在低温环境下容易对玉米幼苗产生药害”，立克秀有效成分戊唑醇在低温环境下容易产生药害的问题，虽然《618鉴定》并未确定案涉药害系戊唑醇低温环境下的抑制作用引起，仅将此作为其中一项可能原因加以分析，但是案涉药害产生的原因不能排除戊唑醇造成药害的可能，其亦未在专业技能范围内对所销售产品的注意事项和潜在风险采取有效的提示等防止措施。农户的损失并未排除系拜耳公司销售的戊唑醇在当年的低温环境下发生药害的可能性。拜耳公司也未提供其提示丰泽公司必须使用三种成分并不得向第四积温带销售的充分证据，未尽到注意义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解决的是丰泽公司起诉拜耳公司的产品责任问题，并非解决的是该“南北7号”玉米包衣种子和包衣剂作为共同的组成产品一体销售后对农户的损害问题赔偿，与本案当事人及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农户的损害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系农户自身和巨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情况下，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作为南北七种子和包衣剂的生产经营者，其对外应共同对农户毁种、补种的损害造成损失的合理部分负有共同赔偿责任，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产品内部责任的划分不影响共同对外损害结果的赔偿。拜耳公司在对外赔偿后，其与丰泽公司的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拜耳公司应该对农户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北京分公司系拜耳公司的分公司，隶属于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拜耳公司承担。第三，义和经销处作为“南北7号”玉米种子经销商，在销售“南北7号”玉米种子时，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保证销售产品的质量，因其未能向法庭提交检查验收制度及保持产品质量方面的证据，其有过错，亦应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关于薛勇等57户农民请求赔偿购买种子款及赔偿损失的认定问题。因在损害结果发生后，义和经销处、丰泽公司、拜耳公司未有提出具体如何进行实地测产，在庭审中，拜耳公司也明确田间的测产工作应由义和经销处、丰泽公司进行测产，原审义和经销处、丰泽公司对薛勇等57户农民的实际损失数额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农业生产系农时性非常强的生产经营性活动，因农时已过，情景无法再现、复制，即使是一个县域，不同地块的产量亦有很大区别，拜耳公司等被告在农户损失勘察现场时没有提出异议，亦未组织农业测产活动，截止案件原审一审、二审中均明确认可农户的损失，重审中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才提出应对损失进行科学鉴定，其对农户损失无法再次实地测产具有重大过错，系在未提供证据情况下对原有损失承认的反口，亦违反诚信原则。故本院重审中根据原审认可损失数额计算损失并无不当。丰泽公司辩称其曾在当年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应在损失总额中扣除，因其系在当年对农户免费赠与，故对其请求不予支持。第五，关于农户要求的利息损失问题。因几被告对农户2015年发生的种植损害拖延赔偿，客观上造成农户生产生活困难，并造成损失，故对57户农民要求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至赔偿完毕止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鉴定费用问题，经拜耳北京分公司申请，要求就缺少顶苗新是否是本次出苗异常的原因进行司法鉴定，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根据申请完成司法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鉴定费用由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北京分公司所交纳，因拜耳北京分公司未有向法庭提交鉴定费发票，本院对具体数额无法认定，故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丰泽公司作为“南北7号”玉米种子的生产者，拜耳公司作为种衣剂立克秀的生产者，系各自生产经营的南北七玉米种子和包衣剂组合成产品一体销售后对农户农业生产造成损害，导致“南北7号”玉米种子播种后不能正常出苗生长，虽然从现有证据角度不能完全分析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且根据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所提交的证据，难以确定损害责任的大小，但“包衣后的种子”与农户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使用包衣剂的“南北7号”种子导致农户种植受损系我省多地同时发生的普遍现象，故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审理的是原告农户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的法律关系，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内部责任的划分虽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但不影响其对农户造成侵权责任共同承担的问题，其承担责任后，可向对方另行主张。义和经销处作为“南北7号”玉米种子的销售者，在销售“南北7号”玉米种子时应保证销售种子的质量，因其未有建立相应的检查验收制度，致使有缺陷的“南北7号”玉米种子流入市场，其有过错，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薛勇等57户农民请求赔偿购买种子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其损失数额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请求过高部分，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吉林省丰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57名原告各项损失，并以各原告各自应赔偿数额为基数于2017年8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赔偿至给付完毕止；57名原告各项损失赔偿额具体分别为：1.薛勇购买种子损失59,5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用44,000元，玉米减产及毁种大豆后减产损失767,700元，共计871,200元；2.常海购买种子损失28,0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9,880元，玉米减产损失313,886元，共计361,816元；3.汤洪利购买种子损失382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400元，玉米减产损失39,855元，共计46,080元；4.孙云长购买种子损失306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160元，玉米减产损失36,873元，共计42,093元；5.陈国军购买种子损失442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120元，玉米减产损失51,116元，共计58,656元；6.赵宇祥购买种子损失807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800元，大豆减产损失50,954.50元，共计64,829.50元；7.李鑫购买种子损失782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520元，玉米减产损失95,956元，共计109,296元；8.房树丰购买种子损失272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920元，玉米减产损失34,567元，共计39,216元；9.崔立发购买种子损失11,9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8400元，玉米减产损失143,395元，共计163,695元；10.金义强购买种子损失578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080元，大豆减产损失32,776元，共计42,636.00元；11.贾金昌购买种子损失748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280元，大豆减产损失39,248元，共计52,008元；12.**军购买种子损失25,5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8,000元，玉米、大豆减产损失201,850元，共计245,400元；13.刘玉涛购买种子损失773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040元，玉米减产损失82,985元，共计95,760元；14.吕庆富购买种子损失25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800元，大豆减产损失12,700元，共计17,050.50元；15.刘跃会购买种子损失195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400元，大豆减产损失9595元，共计12,950元；16.柳树超购买种子损失391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760元，玉米减产损失44,838.50元，共计51,508.50元；17.李志勇购买种子损失323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280元，玉米减产损失39,634元，共计45,144元；18.李志辉购买种子损失637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520元，玉米减产损失74,081元，共计84,976元；19.李冯购买种子损失119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840元，玉米减产损失14,375元，共计16,405元；20.张瑞庆购买种子损失16,1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0,800元，玉米、大豆减产损失182,670元，共计209,620元；21.张德财购买种子损失629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440元，玉米减产损失77,182元，共计87,912元；22.张德军购买种子损失25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800元，玉米减产损失32,406元，共计36,756元；23.张宝购买种子损失76,24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3,840元，玉米、大豆减产损失890,051元，共计1,020,136元；24.张海军购买种子损失535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800元，玉米减产损失64,565元，共计73,720元；25.彭双进购买种子损失8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600元，玉米减产损失10,190元，共计11,640元；26.徐国昌购买种子损失11,9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8400元，玉米减产损失143,395元，共计163,695元；27.彭孝鲁购买种子损失11,64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240元，玉米、大豆减产损失71,883元，共计87,768元；28.杨荣库购买种子损失323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280元，玉米减产损失37,810元，共计43,320元；29.王本富购买种子损失986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6960元，玉米减产损失125,338.元，共计142,158元；30.孙福军购买种子损失288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160元，玉米减产损失35,568元，共计40,608元；31.任宪德购买种子损失12,4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9280元，玉米减产损失153,388元，共计175,068元；32.冯永君购买种子损失72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60元，玉米减产损失9633元，共计10,913元；33.张友臣购买种子损失64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80元，玉米减产损失8234元，共计9354元；34.高云东购买种子损失4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00元，玉米减产损失5147元，共计5847元；35.王玉波购买种子损失34,0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4,000元，玉米减产损失716,000元，共计774,000元；36.王云波购买种子损失27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800元，玉米减产损失31,340元，共计35,840元；37.冯慧购买种子损失45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00元，玉米减产损失53,790元，共计58,590元；38.李晓伟购买种子损失93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6600元，大豆减产损失45,100元，共计61,050元；39.历永波购买种子损失187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880元，玉米减产损失19,643元，共计22,393元；40.李晓峰购买种子损失68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80元，大豆减产损失3280元，共计4440元；41.苏培田购买种子损失314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000元，玉米减产损失43,205元，共计48,350元；42.张庆海购买种子损失59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280元，高粱减产损失89,066元，共计99,296元；43.王义波购买种子损失807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720元，高粱减产损失118,909元，共计132,704元；44.张涛购买种子损失748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5280元，高粱减产损失99,736元，共计122,496元；45.王洪军购买种子损失561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4000元，高粱减产损失83,190元，共计92,800元；46.杨树超购买种子损失11,64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8200元，大豆减产损失63,590元，共计83,435元；47.李金田购买种子损失450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200元，大豆减产损失22,607元，共计30,312元；48.宫长海购买种子损失187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200元，大豆减产损失7850元，共计10,920元；49.孙泽忠购买种子损失51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600元，玉米减产损失59,475元，共计68,175元；50.高庆购买种子损失187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320元，大豆减产损失7535元，共计10,725元；51.薛天佑购买种子损失178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2,400元，大豆减产损失7050元，共计10,075元；52.修玉祥购买种子损失17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200元，大豆减产损失7050元，共计10,200元；53.吕永国购买种子损失51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3600元，玉米减产损失60,672元，共计69,372元；54.唐喜坤购买种子损失212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500元，玉米减产损失7700元，共计11,325元；55.张继龙购买种子损失30,175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21,000元，玉米、大豆减产损失317,501元，共计368,676元；56.姜福军购买种子损失255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800元，玉米减产损失29,737.50元，共计34,087.50元；57.齐文龙购买种子损失25,500元，机耕费、化肥、人工费18,000元，玉米减产损失302,100元，共计345,600元；二、克东义和种子经销处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吉林省丰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克东义和种子经销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27.52元，由吉林省丰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413.76元；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负担13,413.76元。二审审理中，拜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9）黑民申1931号民事裁定书，意在证实（2018）黑03民终377号民事判决的正确性以及该判决本案案情基本相同。同时，进一步证实丰泽公司为被告，拜耳公司不应作为被告。丰泽公司质证认为，（2018）黑03民终377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无关，并对（2019）黑民申1931号民事裁定已申请抗诉。薛勇等57户农民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定。丰泽公司二审中虽然出示了相关证据，但均是在以往的诉讼庭审中出示过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不再重述。本院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本案中，克东薛勇等57户农民在该县义和经销处购买的“南北7号”玉米种子的事实存在。因该玉米种子不能正常生长，致使购买种子的57户农民被迫进行了补种和毁种，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是否应当对57户农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丰泽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丰泽公司作为从事包衣玉米种子生产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定，诚信经营。现丰泽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按种子标签标注的种子包衣剂由立克秀、帅苗、顶苗新三种药物成分进行生产，而在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了立克秀和帅苗两种成分，即其所生产的“南北7号”玉米种子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违反了《种子法》的规定。同时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2017年1月18日出具的《鉴定报告》也表明“在田间土壤条件下，顶苗新对种子田间出苗有重要作用。”因此案涉玉米种子不能正常生长不能排除未使用顶苗新这一原因。另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丰泽公司还存在超积温带范围销售玉米种子的情况，将本来只能在第三积温带销售、使用的种子，标注、宣传为可在第四积温带种植。综合以上事实，丰泽公司在生产经营案涉玉米种子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审法院认定丰泽公司对遭受损失的农民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丰泽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拜耳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拜耳公司系立克秀牌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的生产经营者，而立克秀牌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亦是“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该玉米种子不能正常生长给农民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故作为受害者的农民将拜耳公司列为被诉主体并无不当，拜耳公司关于其不是适格被告主体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拜耳公司作为立克秀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保证其所生产的产品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黑民终43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33号判决）已对《618鉴定》结论确认。虽然《618鉴定》所涉及的地块区域与本案中的地块区域不同，但均属于黑龙江省范围之内，且案涉的玉米种子均是由丰泽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南北7号”包衣玉米种子，所使用的种子处理悬浮剂亦是由拜耳公司生产的立克秀牌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即433号判决中所涉及的玉米种子与本案中的玉米种子系同一种类。已生效的433号判决已认定：“关于《618鉴定》中关于造成案涉种子生长不正常的原因分析中还提及，立克秀的有效成分戊唑醇在低温环境下容易产生药害的问题。虽然《618鉴定》并未确定案涉药害系戊唑醇在低温环境下的抑制作用所引起，仅将此作为其中一项可能致损的原因加以分析，但是案涉药害产生的原因不能排除戊唑醇这一特性造成药害的可能。该特性为戊唑醇这一化学成分自身所固有，且无法单纯通过生产工艺予以改变，虽不符合《产品责任法》所规定的产品缺陷的情形，但属于可能会发生的潜在危害。”根据433号判决的上述认定，对于本案中已经产生的损害后果亦不能排除拜耳公司所销售的戊唑醇产生药害的可能性。同时，拜耳公司对其所销售的立克秀牌戊唑醇种子处理悬浮剂的注意事项及潜在风险未尽到向丰泽公司的提示义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拜耳公司亦应当承担对受害农民的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拜耳公司关于《618鉴定》不应采信、立克秀产品不存在潜在风险、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等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虽然433号判决对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之间进行了责任划分，但仅就针对丰泽公司与拜耳公司之间的内部诉讼，而本案系受害农民作为原审原告提起的赔偿诉讼，丰泽公司和拜耳公司作为“南北7号”玉米种子和包衣剂的生产经营者，其对外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双方责任的内部承担问题，可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拜耳公司主张的不承担利息损失的问题。因购买案涉玉米种子的农民所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后，未并得到及时赔偿，致使损害事实持续存在，因此原审法院判决支持农民主张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关于鉴定费用问题，因原审中拜耳北京分公司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费票据，原审法院无法对鉴定费数额作出认定，故其关于鉴定费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丰泽公司及拜耳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217.34元，由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吉林省丰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61,108.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春雷审判员  朱秀萍审判员  敖 镝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