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04民终29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6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女，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5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强，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201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法定代理人：赵某，身份信息同上，系张某1母亲。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发，桐乡市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男，199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上诉人张某2、张某3、李某因与被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4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2、张某3、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仅认为由于三上诉人户口不在老房屋，就认为三上诉人没有宅基地使用权，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上诉人是老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根据《建房审批表》显示，申请人为张春江，家庭人口为5人。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张春江的父母均己经在张春江年幼时过世，且申请建房时张某2、张某3均未成婚迁移户门，在申请建房时，家庭人口5人分别为张春江、朱银宝、张某2、张某3、张建新，故而此时宅基地使用权人也应当认定为上述五人。在宅基地审批后建房后，张某2、张某3、张建新分别结婚成家，但无论是张建新首次结婚还是第二次与赵某结婚，涉案老房子均未进行改建、扩建，因此，涉案老房屋依旧系五人建房时确定的所有权人，其他人没有所有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产生与消灭应当以以法律规定为准。则根据《物权法》第153条之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三款之规定、《物权法》第152条之规定，本案中虽赵某、张某4、张某1户口在涉案老房中，但是他们并未经历过宅基地审批，因此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且老房宅基地使用权在审批之后，截至搬迁之前，并未遭受自然灾害。故老房所在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以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依然为张某2、张某3、张建新、张春江以及朱银宝。无论涉案房屋属于老房屋的置换还是老房屋宅基地的置换，其置换后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并不因权利人户口所限为由排除权利人的权利。本案的搬迁系老房屋置换为新房屋，其属性为老房屋的转化物，其所有权应按照老房屋的所有权确定。参考《桐乡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桐乡安置办法》）第21条规定，公寓房的户型原则上由拆迁人根据被拆迁人的意愿，结合实际情况。被拆迁人公寓房安置面积以被拆迁住宅房屋的合法面积（指建筑面积）为依据，由拆迁人提供每户建筑面总面积不超过375平方米的公寓房。案涉两套新房屋的面积按照老房屋的建筑面积来进行置换，而建筑面积与宅基地无关，是以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积为计算依据。《崇福镇景卫村农房搬迁安置协议书》第三条第三项与《桐乡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一致。另外《桐乡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被拆迁人属于户籍非在册人员的，以其被拆迁的合法住宅房屋面积为依据，公寓房安置限一套，总面积不超过125平方米，被拆迁住宅房屋超过公寓房安置面积的，通过货币补偿办法解决。而《桐乡安置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了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及其他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张某2、张某3对涉案老房屋中的份额是明确的，经过审批建设后，系涉案老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可以认定属于被拆迁人。由此可见，《桐乡安置办法》并未限制出嫁女享有原房屋的所有权份额的拆迁安置。2、三上诉人作为子女依法继承父母张春江、朱银宝的房屋，对老房屋及宅基地依法享有相关权利。本案中虽然存在法定继承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本案可以按照析产纠纷处理。张春江、朱银宝死亡后，未留有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有关规定进行继承。参考《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无论继承人是否为本村村民，因为不论是否有其他宅基地，因继承而占有农村宅基地的，可以按照规定登记发证。故三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属于张春江和朱银宝的个人合法财产，即本案老房屋中张春江、朱银宝的份额。且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地随房走的原则，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谁，地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也就是谁。而且继承人对于地上房屋的继承而使得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并不会导致农村土地流失。则在张春江和朱银宝过世后，其合法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即张某3、张某2、张建新、李某（有扶养关系的继女）依法继承。此外，参考《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并不会因户口迁移而丧失。在本案中截至房屋搬迁置换为止，均未进行进行拆除重建过，因此，张某2、张某3属于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其户口迁出后依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房屋取得的宅基地，可以确定宅基地使用权，三上诉人在张春江、朱银宝过世后，依法继承了张春江与朱银宝名下合法个人财产，就同时享受了宅基地使用权。依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三上诉人与张建新就涉案老房屋为共同共有，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进行分割。另参考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4民终156号民事判决书，无论是宅基地使用权置换的房屋还是老房屋置换的房屋，三上诉人均可以依据相关规定享受其中的份额。3、上诉人依法拥有安置公寓房的相应产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两套公寓房是由于张建新户放弃宅基地而进行置换的，事实上，《桐乡安置办法》第21条规定了被拆迁人公寓房安置面积以被拆迁住宅房屋的合法面积为依据。与在本案中，张建新户获得的安置的公寓房面积一致。按照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系张建新户放弃宅基地而获得的，那么张建新户只能放弃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而不能放弃三上诉人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张建新户无权处分了三上诉人的权利，一审法院对此却未进行审理，属认定事实不清。结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4民终1984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案涉老房屋的安置面积总共为363.75平方米，其中250平方是按原宅基地合法面积计算，与安置人口无关。被搬迁的房屋系张建新与赵某婚前建造，与赵某无关，因此，上述250平方的安置面积应当属于原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超过的面积部分，可以按照市场价，按均等原则在相关权利人之间分配。上诉人认为，张某2、张某3享有涉案老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且在张春江、朱银宝过世后，张某2、张某3、李某、张建新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继承了地上房屋，因此也享有相应的地下宅基地的使用权，且涉案老房屋属于张建新与赵某结婚前的财产，赵某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即安置的公寓房中因合法宅基地而置换的250平方米以内，三被上诉人不享有所有权，对于超过部分可以按照均等原则进行分配。4、其他在册人口的权利受损。若依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那么在张建新户口中还有一个户口即杨跃娟，系张建新前妻，其并未在补偿协议上签字，也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利益，理应维护其合法权益。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张建新户将老房屋拆除之后，三上诉人只能享受地上房屋的补偿，但是若房屋没有拆除的，三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依照《桐乡安置办法》依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安置房，即鼓励那些家中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户口尚在农村的人，为了达到占有全部安置房的目的，而不经过出嫁子女的同意拆除房屋，损害出嫁子女的合法权益，显然不妥。5、本案矛盾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真正的矛盾为张某4与赵某、张某1之间没有事实依据。张建新与赵某结婚后居住于武汉，对张某4生活学习不管不顾，对于年老父母不尽赡养义务，母亲癌症住院期间未尽到儿子媳妇应尽的义务，故上诉人决定起诉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因为张某4和赵某之间的财产纠纷。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土地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判决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从本案来看，第九条的规定与本案无关。在老房屋拆除之前，使用者主要是张某2、张某3、李某和张某4，而张建新、赵某、张某1长期在武汉生活，并未对于该宅基地进行使用，未尽相应的义务，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可以认定张建新、赵某、张某1不能享受权利。赵某、张某1辩称，第一，本案是虚假诉讼，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真正的矛盾在于张某4与赵某、张某1之间。三上诉人在一审中亦当庭承认本案诉讼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第二，三上诉人要求分得现有房屋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均已出嫁，户口也不在景卫村，要取得宅基地必须是村集体成员，而张某2已经取得城镇户口，张某3结婚时将户口迁到夫家，李某的户口一直在嘉兴，故三人不可能在景卫村享有宅基地。第三，三上诉人提出分房依据是以前的建房申请报告，但涉案房屋本次安置是不作任何补偿的，要等到以后拆迁时重新评估，三被上诉人对旧房屋没有拿到过钱，三上诉人要求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第四，争议房屋有搬迁协议书，签订主体是村委会与家庭成员。从协议上可以看出房屋户口是张建新、张某4、赵某、张某1，现张建新已过世，实际上安置的所有权人是赵某、张某4、张某1，三上诉人并无份额。另需说明的是，本案起诉后，张某4到武汉提起另一诉讼，要求分割张建新的遗产，即在武汉的一套房屋。故本案矛盾主要发生在张某4与赵某、张某1之间，而非与上诉人有矛盾。张某4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首先，老房屋原户主是张建新，其当时在武汉，委托张某4去村里办搬迁手续。老房屋是在上诉人未结婚前建造，目前已经以建筑面积转换了新的房屋，搬迁手续是张某4办的。户口簿上现在张某4是户主，且杨跃娟也在户口簿上，故以宅基地来认定说不通。其次，赵某、张某1所述本次安置不作任何补偿，目前国家确实没有给过钱。对于评估的合法面积，应为建筑面积。再次，张建辉与赵某婚后居住于武汉，过年也不回来，未对祖父母尽到赡养义务。而且畜舍也是祖父母与上诉人所建的。张某2、张某3、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华光景苑11-1-901的房屋（面积128.8平方米，价值约772800元）归张某2、张某3所有，华光景苑9-1-501房屋（面积127.19平方米，价值约763140元），其中12.397平方米由张某2所有，12.397平方米由张某3所有，25.599平方米由李某所有，25.599平方米由张某4所有，25.599平方米由赵某所有，25.599平方米由张某1所有，或者按照每平房6000元的价格计算相应的价值。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赵某、张某1、张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春江与朱银宝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二女一子，分别为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3、儿子张建新。朱银宝与张春江再婚之前生育一女李某，李某5岁时开始与张春江、朱银宝共同生活，并由张春江与朱银宝共同抚养长大已形成互相扶养关系。1987年11月21日，经原桐乡县农林局批准，以张春江户五口人为申请人，申请在桐乡市建设房屋，在审批后，该户根据桐乡县乡社员农户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在上述位置建设房屋一幢。张某2于1995年左右将户口迁出，现系城镇户口；张某3约在1995年左右户口迁往桐乡市；李某户口一直在嘉兴。2013年8月10日，张春江过世，2018年4月19日，朱银宝过世。2018年6月8日，张建新户与崇福镇景卫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崇福镇景卫村农房搬迁安置协议书》，同意永久性放弃全部农村宅基地，按照政策规定按置换价格安置公寓房250平方米，当该组整体征迁时，可凭该组预征土地协议书再享受优惠价城镇公寓房125平方米，张建新户抽签选择华光景苑9-1-501、11-1-901的房屋，由张建新户于2018年6月30日前腾空旧房，并由其自行拆除。本次（拆除）不作任何补偿，在镇整体征地拆迁开发时，以一户一档资料为基数，按征地拆迁评估基准日重新评估，按重新评估值结算。张建新与前妻生育一子张某4，离婚后张某4随张建新共同生活，后与赵某结婚，生育一女张某1。2019年1月12日，张建新过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诉争的房产是张建新户放弃宅基地而进行置换的公寓，明显是基于宅基地而取得的房产，故争议的焦点是张某2、张某3、李某是否享有宅基地的相关权利。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而占有、使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农民集体成员所有。而张某2早已取得城镇户口，丧失取得宅基地的权利，张某3在结婚时候已经将户口迁至夫家，在夫家已经享有宅基地的权利，故不能再次享受娘家宅基地的权利。李某户口一直在嘉兴，当然不能享有景卫村张家浜宅基地的权利。其次，本案中崇福镇景卫村张家浜北3号的房屋建造时，虽然张某2、张某3、李某共同出力建造，但该房屋现在已经拆除，相应的拆迁款已经明确在镇整体征地拆迁开发时，以一户一档资料为基数，按征地拆迁评估基准日重新评估，按重新评估值结算，现赵某、张某1、张某4也没有取得该房屋拆迁款，而张某2、张某3、李某向赵某、张某1、张某4主张，显然也不合时宜。最后，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件中，发现本案的真正矛盾是张某4与赵某、张某1之间对于财产分割的矛盾。基于上述几个理由，张某2、张某3、李某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某2、张某3、李某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张某2、张某3、李某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张某2、张某3均否认在夫家申请过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本院认为，本案三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分割系争房屋的理由有二，一是上诉人张某2、张某3是原农村房屋的建造人，对原农村房屋享有所有权；二是上诉人对其父母参与建造的上述农村房屋享有继承权，故本案兼有分家析产及继承争议，相应案由应以分家析产纠纷和继承纠纷共同的上一级案由——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确定之。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分家析产纠纷不完整，二审应予纠正。本案系争的两套房屋系原农村房屋的安置所得，属于原农村房屋的转化。就原农村房屋而言，张某2、张某3是当时的建造人，属于该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在两人户口迁出后，相应房屋的权利应视其户口迁入地为农村还是城镇——如果是农村的话，在落户地是否已另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或已基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获得安置等情况加以确定：如其户口迁入地为城镇，则因其放弃了农民身份，不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故其仅得对原农村房屋的地上建筑物享有权利，而不能对基于农村宅基地的权利及其转化享有权利。如其户口迁入地为农村，而其在该地已另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或已基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获得过安置，则根据每个农民只享有一处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其即不再对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享有权利。反之，则因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居住权利的保障，其承载着广大农民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功能，故其理应对基于原农村房屋安置所获得的安置房享有权利。现张某2因其户口已迁往城镇，故其仅得对原农村房屋的地上建筑物及装修附属物的赔偿或补偿享有权利。而张某3因出嫁迁入本村其他户，且其否认在夫家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或已基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获得过安置，则其除对原农村房屋的地上建筑物及装修附属物的赔偿或补偿享有权利外，还对案涉安置房享有权利。其次，就继承而言，涉案原农村房屋的部分属于上诉人父母的遗产，上诉人作为继承人主张继承符合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同时不违反我国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继承房屋取得的宅基地，可确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综上所述，一审驳回上诉人主张分家析产及继承的请求有误，但鉴于房屋的不可分性，且尚有一套房屋未落实，相应支出费用亦未确定，目前无法对房屋作出分割包括确定相应的补偿金额，故本案可以共同财产及遗产暂不确定为由驳回起诉，待其确定后再行主张。综上，上诉人张某2、张某3、李某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但因共同财产及遗产不明，本案可先行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2、张某3、李某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退回张某2、张某3、李某。二审张某2、张某3、李某预交的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审判员 刘 春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