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2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红，女，196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跃龙中学教师，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中，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科达学校。住所地：宁海县跃龙街道杜鹃新村北侧。 法定代表人：余松，该校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建辉，浙江知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统，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楼肖青，女，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上诉人王东红因与被上诉人宁海科达学校、原审第三人楼肖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8）浙0226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东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王东红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王东红与宁海科达学校在2017年3月10日对宁海科达学校所借款项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账结算，楼肖青作为时任宁海科达学校法定代表人代表学校出具借条一份，楼肖青的盖章、签字系职务行为，应视为宁海科达学校对欠王东红款项的确认。王东红已无进一步提供双方之间资金往来凭证的证明责任，宁海科达学校作为债务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顾本案的基本事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要求王东红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已经交付宁海科达学校或全部用于学校建设承担举证责任是错误的。借款时楼肖青系宁海科达学校法定代表人，楼肖青是依章程依职权代表宁海科达学校借款，借款的法律责任由宁海科达学校承担，学校举办者变更后，应当承担变更前所借款项的还款责任。 宁海科达学校答辩称：1.楼肖青代表宁海科达学校出具借条发生在宁海科达学校举办者变更协商期间，对其真实性必须审慎审查；2.王东红无法明确说明647万元的借条到底是怎么结算出来的，历年来借款本金、利息如何计算及计算依据等王东红与楼肖青都讲不清楚。王东红未能提供借款协议等达成借款合意的依据，哪怕是微信、短信、书信等等也没有，之后王东红的催款也是向楼肖青个人发送的；3.王东红与楼肖青之间所有款项往来没有一笔进入到学校账户，且他们之间的往来款中有几百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不符合因学校需要办学借款的常理；4.王东红举证交付借款的依据中，除银行往来以外还包含了互助会、信用卡消费等，不可能用于学校经营；5.从款项往来看，王东红两夫妇汇给楼肖青夫妇的款项只有700多万元，而楼肖青夫妇汇给王东红夫妇的则有915万元；6.根据学校的财务审计，暂借款一栏并无王东红借款给宁海科达学校的记载。且王东红的款项到了楼肖青账户后，并没有转给学校。根据财务审计，楼肖青还挪用了学校的部分资金；7.王东红提供的落款为2014年4月4日的保证书，学校印章形成时间早于文字时间。同时保证书上也明确了该笔债务的性质为个人债务；8.楼肖青担任学校法定代表人期间是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6月5日，王东红汇至楼肖青账户的708万元中的650万元发生在2016年3月5日之前，2016年3月5日之后汇入的只有54.7万元；9.一审中楼肖青出具借条经过的说明，可以证明本案借条出具前的债务是楼肖青的个人债务，借条金额未进行仔细对账，仅根据王东红意思写，借款金额不实，根据王东红在一审的陈述，属于对楼肖青个人债务进行结算的结算单；10.楼肖青无权在借条上盖章，盖章行为没有经过学校董事会讨论同意，系无权代表，违反忠诚义务，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王东红和楼肖青恶意串通，将个人债务转化为学校债务无效，王东红并非善意第三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楼肖青未作陈述。 王东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宁海科达学校归还王东红借款647万元，并支付王东红相应利息（从2017年3月11日起按约定月利率1%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宁海科达学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宁海科达学校的性质是非营利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形式为法人，成立于2002年1月22日，行业类别是教育。2002年1月22日至2016年3月3日，该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楼振龙，2016年3月4日法定代表人由楼振龙变更为楼肖青。2016年6月6日，宁海科达学校与宁海县育才学校分别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及《联合办学协议的补充协议》。《联合办学协议》约定：“联合办学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由宁海县育才学校经营宁海科达学校，学校的法人章、财务章必须交由宁海县育才学校指派的财务人员保管使用，若宁海科达学校需使用财务章、法人章需经宁海县育才学校同意后方可使用。”《联合办学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租赁费为每年100万元，四年一付，即一次性支付400万元，在2016年6月30日前付清，宁海科达学校由宁海县育才学校全面接管，公章、法人章、财务章一并交给育才学校。 楼肖青向王东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宁海科达学校因办学所需共累计向王东红借款陆佰肆拾柒万元（6470000元）正之用于学校周转，现商定借款期限一年，利息按一分计算，特此立据。借款人：宁海科达学校，法人：楼肖青。备注：以前借条一律作废。”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该借条的借款人处加盖了宁海科达学校的公章。涉案借款未交付于宁海科达学校对公账户。在2009年至2017年3月10日，依据交易明细确定王东红与楼肖青之间一直通过银行有会款、借款等其他经济往来。另，2017年6月5日，宁海科达学校举办者变更，学校法定代表人现为余松。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东红与宁海科达学校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出借人主张与借款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应就与借款人存在民间借贷合意并且就已将资金实际交付借款人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结合该案，论证如下：第一，王东红是否与宁海科达学校达成借贷合意。王东红主张涉案款项系宁海科达学校借款，并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并加盖学校公章的借条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4日的保证书以证明宁海科达学校向王东红借款。该院认为，虽然2017年3月10日系楼肖青担任宁海科达学校法定代表人期间，借条能初步反映王东红的待证情况。但根据王东红提供载明“楼肖青向王东红的借款……”的保证书、其与楼肖青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宁海科达学校提供的审计报告、《联合办学协议》等证据，说明涉案借款系楼肖青个人所借，款项也未进入宁海科达学校账户，宁海科达学校自2016年6月6日始由宁海县育才学校全面接管。该院也结合宁海科达学校自2013年4月至2017年6月陆续向楼肖青个人账户转账279.97万元；王东红在借条显示的落款日期更早前已知楼肖青经济困难需要转让学校；王东红在学校转让后仍通过手机短信向楼肖青催讨以及二人除涉案借款资金往来以外仍有会款、个人其他借款往来等情况，综合认为王东红提供一张由楼肖青出具并加盖学校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的借条以外，仍应提供证据以进一步证明王东红与宁海科达学校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款项是否交付于宁海科达学校。宁海科达学校作为非营利性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楼肖青在涉案借款期间担任学校实际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应当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行使职权，理应将社会资本纳入学校会计账目和银行账户进行管理。但根据学校银行账户显示，借款未进入学校账户，且根据目前学校相关审计报告，应付款项中也未显示王东红的借款，而楼肖青未对涉案的借款用途作出合理性解释，仅笼统的陈述称系办学所需。考虑到在涉案借款期间楼肖青与王东红存在频繁资金往来，王东红作为宁海县跃龙中学的教师，作为具有一定教育经验或管理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涉案借款没有交付于宁海科达学校的后果。另外，如果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责任，需要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王东红主张总借款金额达上千万元，借款交付于楼肖青已经完成款项交付，交付类型有现金交付、银行转账，但在庭审中仅能提供2009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10日期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共计708.57万元，互助会会纸及现金取款明细并不能证明其已交付于楼肖青，也不足以证明其实际交付于宁海科达学校，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王东红在楼肖青借款期间将款项转入楼肖青账户系用于宁海科达学校建设。根据楼肖青转入王东红及其丈夫杨常良的金额为946.72万元这一事实，且从王东红及楼肖青的陈述上看，双方对归还本金及利息的数额均不能明确，对如何结算得出借条的过程也未作出合理说明，故王东红提供的证据未达到证明款项已经完全交付于宁海科达学校或全部用于宁海科达学校建设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综上，结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资金来源、借贷合意、借条出具情况、款项交付等综合判断，该院认为，王东红主张的依据不足，该院难以支持。据此，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东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238元，由王东红负担。 二审中，王东红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1.楼肖青尾号为09497、89325、68715、62368的银行卡交易流水，叶海霞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用以证明叶海霞等人系宁海科达学校教师的事实，宁海科达学校2010年10月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减花名册、宁海科达学校2012年5月份工资发放单，用以证明刘怀枝等系宁海科达学校教师，2012年至2016年期间，楼肖青用尾号09497、89325、68715、62368的银行卡通过转账形式支付宁海科达学校学生交通费用、购买学生平安保险、购买书籍、建设学校塑胶跑道、发放教师工资合计达1031556.14元；2.宁海科达学校章程，用以证明章程规定楼肖青为宁海科达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对外代表学校行使职权；3.宁海科达学校农行对账单专项审计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因审计报告显示存在大量开支未入账的情形，可能存在楼肖青个人账户用于学校支出而未入学校账目的情形，该审计报告不能证明楼肖青个人账户未用于学校支出的事实；4.王东红与杨常良之间的结婚登记申请书，用以证明王东红与杨常良于1993年7月6日结婚登记成为夫妻的事实；5.王东红中国银行（尾号8953）、农业银行（尾号7313）刷卡消费记录，平安银行白金信用卡对账单，杨常良建设银行（尾号1799、7189）信用卡交易明细、对账单，王东红及其丈夫杨常良与楼肖青之间从2014年4月29日至2017年2月15日楼肖青借王东红及其丈夫杨常良信用卡刷卡后POS机主将刷卡款汇入楼肖青账号，楼肖青再将相应款项汇入王东红、杨常良账户，总计套现金额163万元的事实，以及2012年5月20日至2017年4月1日，楼肖青直接用王东红、杨常良信用卡刷卡用于宁海科达学校消费、套现147.5万元的事实。 对于王东红出示的证据，宁海科达学校质证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有异议，且部分工资发放时间不符合常理，也不能证明对方户名人员就是宁海科达学校聘用的教师；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章程除了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也规定其职权范围；对于第三组证据，对于真实性无异议，该审计报告可以证明楼肖青的个人债务并未记入学校账册，同时也证明楼肖青从学校套取资金的事实；对于第四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对于第五组证据，不能证明刷卡人就是楼肖青，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对于王东红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楼肖青个人账户的支出情况与楼肖青向王东红所借款项用于学校经营这一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做认定。对于第二、三、四组证据双方对于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第五组证据，从现有材料来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据上，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王东红、杨常良系夫妻关系。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王东红、杨常良、楼肖青及宁海科达学校的银行流水显示：王东红、杨常良汇入楼肖青账户金额共计708.57万元，楼肖青陆续转账至王东红、杨常良银行账户金额共计946.72万元，宁海科达学校自2013年至2017年陆续向楼肖青个人账户汇款279.97万元，楼肖青自2013年4月至2016年8月向宁海科达学校账户汇款64.63万元。2016年3月修订的宁海科达学校章程载明“学校的举办者、法定代表人为楼肖青，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或者学校章程规定，对外代表学校形使职权”“筹集办学经费、审核学校预算、决算的职权由学校董事会行使”等。在一审中，楼肖青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该647万元借条是在2017年3月10日重新写的。之前，出具给王东红的所有借条上的借款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款项往来也是我和王东红之间个人来往的，因此以前出具给王东红的借条上都没有盖宁海科达学校公章的。2017年3月10日，根据王东红的要求，叫我重新写了这张647万元的借条，也根据她的要求在借条上盖上学校公章。此外，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也是利息滚利息在不断增加的，我们也没有结算过，王东红叫我写647万元借款，我就写647万元的借条，她怎么说我怎么写的。”2018年5月21日，楼肖青在一审法院询问是否愿意共同还款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表示同意。2018年8月22日，楼肖青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做如下陈述：（问：以前的借条是怎么出具的）“以前的借条她要求盖学校章，就盖。以前的借条几张，有五、六张，几张盖学校公章我也忘记了。647万的借条盖学校章是她要求加盖的。”（问：647万的学校公章，你是怎么拿到的？）“虽然我跟育才学校有联合办学协议，但是这个学校盖章，我经过育才学校同意，是可以用章的，学校年检以及银行对账，也都是我在使用。”（问：05年的时候，你在学校什么身份？后来什么身份？）“校长，楼振龙细节不知道的。他经常在上海的。但是学校是委托我管理的，我陆续向王东红借款时未经学校专门讨论过。05年到16年法人变更前我是校长，16年法人变更后，我作为法人一直做到17年6月6日。”（问：情况说明是怎么回事？）“这是宁海科达学校的胡小伟（法人余松老公）和谢恒帅（胡小伟的外甥）在2017年年底，因为王东红的案子已经在法院了，他们不相信647万全部用在学校了，就跟我商量怎么办，就拿给我，是我自愿签字的，我没仔细看，这个未经胁迫，是我真实意思表示。”“本金和利息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她加多少，我就写多少，反正这647万含有利息。” 本院认为：出借人对款项的交付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通过对以往借款进行结算所出具的借条，对借款结算对象、结算过程及最终结算金额中包含本金、利息情况负有说明义务。涉案借条上虽有记载“宁海科达学校因办学所需共累计向王东红借款647万元”，由于王东红明确向法院陈述，在647万元借条出具后，原来的借条均由其自行销毁，因此能够直接证明2017年3月10日借条所结算的对象是楼肖青个人向王东红借款还是宁海科达学校向王东红借款的证据已经无法提供。同时考虑到：一是结算当事人之一的楼肖青对是个人借款还是学校借款的陈述前后不一（先是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个人借款，后在一审法院的笔录中又称既有个人借款又有学校盖章）；二是所借款项直接用于学校的日常经营开支的证据不足，相反从已有证据来看楼肖青从学校套取款项远大于其汇入学校账户的款项；三是王东红交付楼肖青的款项均由王东红夫妇汇入楼肖青的个人账户；四是所借款项均未载入学校账册等情况。对双方结算的647万元借款究竟是楼肖青个人借款还是宁海科达学校借款这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王东红对结算借款系宁海科达学校向其借款这一事实还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根据现有证据本院不能认定2017年3月10日结算的借款为宁海科达学校向王东红借款，相反应推定为楼肖青个人向王东红借款。 其次，宁海科达学校不具有承接楼肖青个人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楼肖青代表宁海科达学校出具借条时，宁海科达学校和宁海县育才学校处于联合办学的状态。根据宁海科达学校和宁海县育才学校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联合办学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联合办学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由宁海县育才学校经营宁海科达学校，学校的法人章、财务章必须交由宁海县育才学校指派的财务人员保管使用，若宁海科达学校需使用财务章、法人章需经宁海县育才学校同意后方可使用。”楼肖青系违反了《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擅自在借条上使用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筹集办学经费，审核预算、决算系学校董事会的职权，在宁海科达学校章程中对此也作出同样的规定。因此，楼肖青虽然是时任宁海科达学校法定代表人也无权代表学校对外借款，更无权决定由学校承接其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在缺少董事会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楼肖青代表宁海科达学校在借条上签字、盖章行为超越了代表权限。王东红在与楼肖青结算时明知宁海科达学校已与他人合作办学且正在谋求“学校转让”，仍未审查楼肖青代表学校盖章时是否取得相应学校董事会决议等授权，也并非善意相对人。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用于保护基于外观的信赖利益。楼肖青也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涉案借条虽然加盖了学校公章，应该由我来还”，就涉案借款王东红仍然可以向楼肖青主张，并不损害其权利。综上，宁海科达学校并没有承接他人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楼肖青越权出具的借条对宁海科达学校不具有约束力。 退一步讲，即便2017年3月10日结算借款中包含了宁海科达学校向王东红的借款，但从双方举证来看，由楼肖青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汇到王东红、杨常良账户的款项要大于王东红、杨常良汇到楼肖青账户的款项，在王东红未能明确说明各笔借款本金、利息、期限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王东红与宁海科达学校之间存在未清偿的借款。至于王东红与楼肖青之间、楼肖青与宁海科达学校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各方当事人可以另行理直。综合全案来看，基于现有证据，王东红要求宁海科达学校承担归还借款本金647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东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238元，由上诉人王东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王 岚 审判员 陈 俊 审判员 水红东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