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27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雪维，女，196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霞，河北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宇翔，女，1987年6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升，男，198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庆存，男，1964年1月2日出生，汉族，系武宇翔父亲、王升岳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红，河北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顺国，男，196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 上诉人张雪维因与被上诉人武宇翔、王升、杜顺国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雪维上诉请求：一、撤销石家庄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准许执行石家庄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9）冀0191执64号之一、之二执行裁定书；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为武宇翔、王升所有实属错误。1、涉案车辆登记在杜顺国名下，这个车属于杜顺国，武宇翔、王升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借名购买的车辆。2、一审判决认定了武宇翔、王升提交的购车合同、购车款支付凭证、《车辆交付确认书》、保险单、《借名挂牌协议》、购置税缴款书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实属认定错误。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因为武宇翔、王升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只挑拣了部分证据进行了认定，而对其他与上述矛盾的证据未说明不予采纳的原因和理由。（1）胜美公司出具的2019年5月16日购车证明记载“武宇翔女士在2016年2月3日持卡号为……的中国银行卡在我公司购车……剩余车款223100元由现金支付。所有Q7购车款均为武宇翔女士及其家人当场支付。”而胜美公司又出具了“2016年2月29日朱天远的代付款确认书”和朱天远2016年2月29日招商银行收款回单，两份支付购车款证据都是胜美公司所出，却相互矛盾，一审法院未论证证据之间的矛盾及证据取舍问题。（2）2016年2月3日车辆交付确认书，交付车辆时没有打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机动车检验单，货物进口证明因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免责声明与2016年2月3日无王升签名的“汽车买卖合同”的约定相互矛盾。该合同第四条第4款约定“……卖方在确认买方身份证明、所购买车辆款及其他费用已付清后，为买方办理提车事宜”和第六条第2款约定“买方因违反本合同第三条第4项（车款未付清）、第5项之规定……卖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合同……”，依据“汽车买卖合同”的约定，买方不付清车辆全款是不可能提走车辆的，而胜美公司出具的车辆交付确认书、免责声明却证明武宇翔、王升在未付清车款时就将车提走。（3）一审庭审时，王升、武宇翔提交的“汽车买卖合同”上没有王升的签名，而一审法院从胜美公司调取的“汽车买卖合同”中却有了王升的签名。两份“汽车买卖合同”都出自胜美公司，到底签名的“汽车买卖合同”是真是假，只有天知道、地知道、胜美公司知道、王升知道。一审法院调取的胜美公司的证据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能作为定案证据。（4）2016年3月14日车辆手续交接书中记载交接手续包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共四联”，证明在2016年3月14日胜美公司已为王升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而王升、武宇翔却称2016年5月20日以杜顺国名义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足见，王升、武宇翔、胜美公司所称的后来才为王升开具发票且改成了杜顺国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一审法院却认可了武宇翔、王升不靠谱的发票理论，从而认定其以杜顺国名义开具了发票，购买了涉案车辆。3、基于涉案车辆登记在杜顺国名下，为了防止杜顺国逃避执行，法院应从严掌握涉案车辆所有权人证据方能作出认定，但执行异议和一审中武宇翔、王升二人未提交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历年保单、历年保险发票、车辆登记证书原件，再加上付款过程的曲折、付款时间的间隔太长，武宇翔对于付款方式的不确定性。足见，事实上并不存在武宇翔、王升借用杜顺国名义买车的事实，只是在杜顺国被执行时，才编造了这个故事，以帮助杜顺国逃避执行。其没有原件的机动车转让协议、借名挂牌协议、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更是后来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武宇翔、王升涉案车辆实际出资人和所有权人的证据。4、一审法院执行局于2019年7月4日所作的执行笔录中记载杜继提要作为武宇翔、王升的担保人，其以沧州银行石家庄分行的30万元存款为武宇翔、王升提供执行担保，而杜继提和杜顺国之间又有多笔转账，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杜继提又作为武宇翔的担保人。足见，杜继提就是杜顺国找的人，武宇翔与杜顺国、杜继提恶意串通，意图帮助杜顺国逃避执行。5、假如本案存在借名买车，武宇翔、王升不具有办理北京车牌证照相关要求，意图通过借名买车违规获取北京牌照，该行为违反了《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后守护者的法院，不应该将违规违法行为通过判决的形式予以合法化。二、一审判决适用程序严重错误违法。执行异议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与本案一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均有黄国栋，属于程序严重错误，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三、一审判决审查证据过程违背民事诉讼证据基本原则。本案争议焦点为王升、武宇翔是否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对于该焦点显然是王升、武宇翔负有举证责任，二人提交的证据有32项，其中16项证据材料为复印件，10项证据材料没印章、严重模糊，不能体现证明内容。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上诉人就请求质证原件，法庭未予采纳。上诉人在民事诉讼状中明确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原件，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仍然提交复印件，并声称是原件，法庭对此采取回避，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是否是原件还是复印件，直接予以认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仅提交证据复印件，在证据材料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如何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进行认定。一审法院不说理，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直接认定，明显违法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执行标的车辆是武宇翔、王升所有，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程序违法，审查证据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无确凿、有效证据，认定事实、证据存在诸多错误，望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王升、武宇翔答辩称，（2019）冀0191执异70号执行裁定书、（2019）冀0191民初1470号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请求中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答辩人夫妇在北京市居住生活，因尚未取得购买小轿车的资格，又迫于对车辆的使用需求，于是受让了刘立强从杜顺国处顶账收回的北京牌照旧奥迪车，之后通过刘立强、杜顺国签订《借名挂牌协议》，以车辆更新方式将新自购的奥迪嘉恒Q7车辆登记在北京牌照的杜顺国名下，并一直占有、使用至被查封扣押。虽然案涉车辆登记在杜顺国名下，但杜顺国庭审中，明确表示对案涉车辆不享有任何权利，另根据《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人问题的回函》的相关规定，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享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庭审中提出的疑问，在庭审结束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和证据核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客观公正。二、答辩人提供的证据齐全、真实有效，事实清楚，足以证明答辩人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答辩人提供的《汽车买卖合同》、汽车销售公司出具的《购车证明》、《购车证明的补充说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出具的购车付款流水证明和付款电子回单、机动车购车发票、车辆被保险人由王升变更为杜顺国的保险审批单和保险发票、购置税缴纳完税证书及缴税银行卡存根、机动车转让协议、借名挂牌协议、日常使用的保险费、维修费等等，均为原始证据。个别由汽车销售公司和车管部门挂牌登记留存的证据，答辩人也都提供了加盖原件保留单位印章的复印件，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在前两次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按法庭要求向法庭和上诉人进行了出示和质证，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一审法院又对汽车销售公司专门进行过调查复核。因此，上诉人诉称的“证据没有原件、未出示原件、不具真实性”，与事实严重不符。三、上诉人诉称的“购车款证据相互矛盾”并不存在。事实是：汽车销售公司出具了武宇翔在该公司用POS机刷卡47万元的证明及朱天远付款22.5万元（其中包括1900元物流费）的证明和银行回单，两笔付款合计与《汽车买卖合同》确定的69.31万元的总价款完全一致。朱天远作为王升、武宇翔的亲属代付购车款合情合理，购车款总额与合同约定也并不矛盾。四、上诉人诉称的“交付车辆时没有打款，未付清车款就提走车辆明显不符合常理”与事实不符，且属常识性错误。事实是在车辆交付前武宇翔已用POS机当场支付了47万元大部分车款。按照进口汽车的销售交易惯例，在客户交付定金或不低于定金的部分车款后是可以提前提车的，但车辆的进口的全部手续须在足额支付车款后才能交给购车者。王升、武宇翔2月3日付款47万元提车，朱天远2月29日再代付22.5万元后，3月14日汽车销售公司才交付相关购车手续，完全符合进口汽车销售行业的普遍规则和正常习惯。况且，付款比例多少、是否提前交车或延期交车，完全是汽车销售公司的自主权，并不影响答辩人的实际出资购车资格和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五、上诉人诉称的“货物进口证明因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属常识性错误。《货物进口证明书》（复印件）左下方明确注明，此证明仅供向公安机关办理牌照使用，所以汽车销售公司和答辩人只能留存复印件，该证明书包括有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和车辆识别号，且在一审开庭前应上诉人的要求，已经对案涉车辆进行过现场勘验。答辩人是否持有《货物进口证明书》原件，同样不影响答辩人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六、上诉人诉称的“汽车买卖合同上没有王升的签名，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属无理诉求。王升、武宇翔出示的留存的汽车买卖合同落款处没有王升的重复签名，而在汽车销售公司留存的合同落款处有王升的签名，因为在合同抬头处已有打印格式的双方姓名或单位名称，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与执行，况且在自己留存的这份合同上自己随时都可以签名。对此，一审法院已经进行过现场证据核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容置疑，王升、武宇翔付款购车的事实客观存在。此问题同样并不影响答辩人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七、上诉人诉称“有问题的机动车发票”真实合法，不容置疑。汽车销售公司的《车辆手续交接书》是一般的格式文件，虽然上面有“机动车发票”一栏，但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完全可以另行交付和开具。销售公司没有也不可能为一辆汽车开具两份增值税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发票上的时间是不可能造假的。5月20日王升要求汽车销售公司以杜顺国的名义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真实合法、不容置疑。八、上诉人称杜继提与答辩人、杜顺国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纯属腻想诬陷。事实是，杜继提与刘立强是合伙人，且是杜顺国的债权人，答辩人购买了刘立强从杜顺国出收回抵账的二手奥迪汽车，三方签署了《借名挂牌协议》，在答辩人以杜顺国名义挂牌的车辆被扣押时，完全有理由找刘立强、杜继提提供担保，这也是刘立强、杜继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刘立强、杜继提与杜顺国之间的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正因此才抵账收回了杜顺国之二手车，没有杜顺国的抵账二手车也就不会出现答辩人借用杜顺国名义挂牌。答辩人与杜顺国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来往和利益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恶意串通，帮助杜顺国逃避执行问题。很浅显的道理，如案涉车辆确系杜顺国所有，杜顺国绝不会无偿放弃权利主张，答辩人没有理由也绝不会用自己的车辆去帮助杜顺国逃避债务。如果说帮助杜顺国逃避债务，也应该是杜顺国出资购车登记在别人名下才符合逻辑。况且，借名挂牌在上诉人与杜顺国借款纠纷发生之前。九、杜顺国对案涉车辆明确表示非其所有。一审庭审时，杜顺国明确表示《借名挂牌协议》真实存在，案涉车辆不是自己的，自己对案涉车辆没有所有权，只是借名挂牌，具体新车是什么牌子、多少钱买的、从哪买的、挂的牌照具体号码一概不知，涉及该车的手续一样也没有，车和手续什么也没有见到，是自己的东西不会不要，不是自己的东西要也得不到，杜顺国的表述符合事实和正常情理。十、上诉人诉称的一审合议庭人员组成问题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黄国栋是第70号裁定合议庭组成人员，又是1470号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而认为一审程序错误，显然不成立。一审开庭审理是公开的，上诉人及其代理人自始至终，到庭审辩论结束，都没有提出法庭组成人员的回避，出具判决后以此上诉，理由不成立。而且，民事诉讼法也无此程序回避的规定。综上所述，恳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切实维护和保障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杜顺国未到庭进行答辩。 张雪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裁判撤销（2019）冀0191执异70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裁判继续执行被告杜顺国名下京Ｑ×××××嘉恒Ｑ7汽车；3、请求裁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雪维与被告杜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冀0191民初67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杜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雪维借款418000元及逾期利息。判后，被告杜顺国未履行判决义务，原告张雪维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冀0191执6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告杜顺国名下京Ｑ×××××嘉恒Ｑ7汽车一辆。后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冀0191执6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告杜顺国所有的车牌号为京Ｑ×××××嘉恒Ｑ7汽车一辆予以扣押。2019年5月9日，被告武宇翔、被告王升以京Ｑ×××××嘉恒Ｑ7汽车系其二人借用被告杜顺国名义办理车辆登记，实为其二人出资购买为由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该车辆的查封、扣押。2019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191执异70号执行裁定，中止对京Ｑ×××××嘉恒Ｑ7汽车的执行。另，被告武宇翔与被告王升系夫妻关系。2016年2月3日，被告王升购买青岛胜美联合进出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美公司）16款Ｑ7奥迪汽车一辆，车辆总价人民币693100元，被告王升与胜美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一份。同日，被告武宇翔持有中国银行卡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方式向胜美公司支付购车款470000元，被告武宇翔为胜美公司出具《代付款确认书》。被告王升于合同签订当天从胜美公司提取了车辆，车辆信息显示：车架号：ＷＡＵＺＺＺ4Ｍ5ＧＤ016340，发动机号：ＣＲＥ055481。2016年2月29日，朱天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代替被告王升转付胜美公司购车款225000元，朱天远为胜美公司出具《代付款确认书》。2016年3月14日，胜美公司向被告王升交付了车辆手续。2016年2月4日，被告王升为涉案车辆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各一份。为给涉案车辆办理北京车牌，2016年5月10日被告武宇翔与刘立强签订一份《机动车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刘立强将抵账收回的被告杜顺国名下的京Ｇ×××××号奥迪轿车转让给被告武宇翔。2016年5月12日，被告杜顺国（甲方）与被告武宇翔（乙方）及刘立强（丙方）签订一份《借名挂牌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乙方用其名义为乙方新购车辆继续悬挂北京市汽车牌照。3，乙方新购车辆在车管部门登记备案时，借用甲方名义，即以甲方姓名进行车辆注册登记，但相关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乙方，甲方对此不持有任何异议，也不负担任何费用。”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6年5月20日，胜美公司为被告王升所购涉案车辆出具票据，票据载明购买方为被告杜顺国。2016年5月24日，被告王升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将涉案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投保人变更为被告杜顺国。2016年5月31日，被告杜顺国获得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2016年6月1日，涉案车辆登记在被告杜顺国名下，车牌号为京Ｑ×××××。被告王升通过其个人银行卡支付车辆购置税。此后，涉案车辆一直由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使用。2019年7月15日，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勘验：京Ｑ×××××嘉恒Ｑ7汽车，发动机号：ＣＲＥ055481；车辆识别号：ＷＡＵＺＺＺ4Ｍ5ＧＤ016340。以上事实有《购车定单》、《汽车买卖合同》、《购车证明》、《关于武宇翔、王升购车材料的补正说明》、《代付款确认书》、《购车付款流水证明》、银行电子回单、《车辆交付确认书》、车辆保险单、购车发票、《借名挂牌协议》、车辆购置税税收缴款书、《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维修保养明细、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动产物权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道路行驶的登记，而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对涉案车辆是否享有所有权。根据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提交的购车合同、购车款支付凭证、《车辆交付确认书》、保险单、《借名挂牌协议》、购置税缴款书等证据，可证明涉案车辆系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出资购买，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系借用被告杜顺国名义办理了北京车辆牌照，故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归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所有。综上，被告王升、被告武宇翔对涉案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雪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原告张雪维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张雪维提交高新区人民法院2019年7月4日执行笔录及杜顺国和杜继提之间的银行流水各一份，用以证明杜继提和杜顺国之间有多笔转账，因此存在利害关系，武宇翔、王升与杜顺国之间是恶意串通。经武宇翔、王升质证，对执行笔录无异议，上诉人以杜顺国与杜继提存在经济往来推定武宇翔与杜顺国之间恶意串通的主张不成立。本院查明其他事实同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武宇翔、王升原审提交的部分证据复印件应否被采纳的问题。原审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到案涉车辆销售公司青岛胜美联合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美公司）母公司北京海淘车咨询有限公司调取了《汽车买卖合同》、《购车定单》、《购车证明》、《关于武宇翔、王升购车材料的补正说明》、《免责声明》、《质保免责声明》、《车辆交付确认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代付款确认书》、收款回单、POS签购单及《车辆手续交接书》等证据的复印件并加盖了胜美公司公章，当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详细说明了证据的来源和取证情况，以上证据于2019年9月2日经张雪维质证。武宇翔、王升原审提交的部分证据复印件与法院调取的相应证据均能够相互印证，且该部分证据复印件均加盖有出具单位的公章，故原审采纳武宇翔、王升提交的部分证据复印件作为定案证据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车辆的权属问题。武宇翔、王升主张二人是案涉车辆的出资人且与杜顺国是借名挂牌关系，应享有该车辆所有权，杜顺国认可未购买案涉车辆，其与武宇翔、王升确系借名挂牌，张雪维虽诉称杜顺国与武宇翔、王升是恶意串通逃避执行但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原审认定武宇翔、王升实际出资购买了案涉车辆并借用杜顺国名义办理了北京车辆牌照，案涉车辆所有权应归武宇翔、王升所有，并无不当。张雪维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第二款之规定，作为案涉车辆登记人的杜顺国应当为该车辆的权利人，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时，对案情进行形式审查时的裁判依据，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应当结合全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故张雪维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王升、武宇翔与杜顺国的借名挂牌行为是否违反行政管理规定，该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应由相应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关于合议庭组成人员是否违法的问题。张雪维诉称执行异议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与本案原审中合议庭组成人员均包含人民陪审员黄国栋，应属程序错误之主张，因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雪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张雪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清振 审判员  常晓丰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史 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