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2391号原告：孙怀宏，男，1968年12月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坚幸，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若愚，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伟，男，1971年8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舟，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怀伟，男，1971年7月1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张李乡郭园村瓦房队。原告孙怀宏与被告徐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孙怀伟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9月11日、12月11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孙怀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坚幸、杨若愚，被告徐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舟，第三人孙怀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怀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款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以前从无经济往来。原告通过第三人孙怀伟介绍，于2017年10月23日向被告汇款100万元，被告承诺在款项占用期间按月息5分向原告结算，款项占用期限未定。后因被告从未向原告结算利息及归还本金，原告认为原、被告间系借款关系，故于2018年11月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但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始终主张系原告委托被告投资而非借贷，后因原告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借款关系，松江法院一审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根据被告在之前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陈述调整了请求权基础，以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为由向法院再次起诉被告。原告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形成了直接的无偿的口头委托理财关系，委托的事项是原告委托被告放款以收取一定的利息，放款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原告之所以给被告转账100万元，是因为看中被告有放款的渠道且每月有5分的收益。但被告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存在过错，一方面，被告向原告承诺月息5分的保底收益，委托理财合同应属无效。即使委托理财合同有效，被告实际未按其向原告告知的款项用途出借给案外人赵某某而是转账给了案外人范某某，原告不清楚被告打给范某某的钱是什么钱，被告也未向原告提交任何借条或借款协议等原告权利证明文件。另一方面，被告没有及时向原告告知资金流向，在资金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没有帮助原告，而且被告从事的活动缺乏合法性，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委托被告做了涉嫌违法的事情。综上，正是由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导致原告受损。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徐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不需要返还原告100万元。被告虽然和原告认识，但双方并不熟悉。原告是第三人孙怀伟的堂哥，孙怀伟按照辈分，应该叫被告舅舅，但双方没有血缘关系。2017年9月11日，孙怀伟转给被告200万元委托被告放款，被告将钱放给了案外人赵某某。同年10月18日，被告将赵某某支付的10万元利息转给了孙怀伟。原告知道孙怀伟拿到利息后也想要放款，最后被告看在孙怀伟的面子上才帮忙给原告放款，被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好处，被告也从来没有向原告承诺过保底收益或者保底本金。被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只是普通的间接委托关系，原告先委托第三人孙怀伟放款，孙怀伟再委托被告转交款项，本次委托的事项是被告接受孙怀伟的委托代为将原告的钱款转交给赵某某等人，且转交款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被告已经完成了上述的委托事项：一方面，2017年10月23日收到原告转的100万元后被告当天就把这100万元转给了范某某，被告并不认识范某某，没有他的手机和微信，被告放款是放给赵某某的，之所以转给范某某是根据赵某某的指示。这个范某某是赵某某的手下，这笔款项转给范某某属于借款，赵某某要给利息的。款项放出去的第二天，被告就发微信告诉了孙怀伟，并让孙怀伟告诉原告。另一方面，2017年11月，赵某某资金链断了，他开始按照一定比例向被告退还本金，被告都是第一时间按该比例，以300万元(含孙怀伟的200万元和原告的100万元)为基数将本金退还给孙怀伟，并让孙怀伟把应当给原告的份额分给原告，截至2018年8月15日，被告通过孙怀伟返还原告52万多元。当时赵某某放贷生意很大，但他都不签借条，他说如果要问他拿借条，他就不收这个钱，被告自己的钱，第三人的200万元都没有签过借条，被告在转交原告这笔100万元的时候有将不签借条的情况告知过第三人。而且被告在完成委托事务中不涉及违法犯罪。综上，被告是间接接受了原告的委托并完成了委托事项，在此过程中被告是无过错的。因此，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自己承担，并自己向赵某某主张。第三人孙怀伟述称，原告是第三人的堂哥，被告是第三人的堂舅。原、被告之前就是认识的，双方在2017年10月23日之前就已经针对委托事宜进行商谈，第三人当时还不知情。在这件事情中，第三人并没有撮合原告和被告委托关系的成立。原告没有委托第三人放款，第三人也没有委托被告去接收原告的100万元，没有委托被告代为转交原告的款项，也没有指示被告把这100万元转给赵某某等人。据第三人了解，是原告直接委托被告去放款的，第三人只是在原告没有被告卡号的时候，给了原告被告的卡号。被告在转交原告这笔100万元的时候并没有将不签借条的情况告知过第三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3日，原告先后两次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合计转账1,000,000元。第三人孙怀伟于当天向被告微信发送原告转款给被告的手机银行截图并称：“田舅(系第三人对被告的称呼)是100万元，他分两笔发的。”被告回复了一个“OK”的手势。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同日即向案外人范某某转账1,000,000元。被告并于2017年10月24日给第三人发微信称：“怀伟，你跟他说钱今个放出去了5分用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叫他把日期记好就可以了……”孙怀伟回复说：“好的，谢谢你田舅！”2018年3月25日之前，原、被告之间并不熟悉。另查明，2018年11月，孙怀宏以其与徐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为由向本院起诉徐伟，要求判令被告徐伟返还原告孙怀宏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被告徐伟在该案件中辩称，涉案1,000,000元是原告对案外人赵某某等人的投资款或借款，被告仅是代为转交原告的投资款或借款，被告并非实际借款人，其身份系代为办理原告借款投资出借的受托人，并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本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了(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现被告就涉案1,000,000元转账非属借款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做出了解释，原告应当就该款属于借款承担继续的举证责任”。最终，本院以原告孙怀宏主张与被告徐伟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原告孙怀宏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孙怀宏不服(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4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沪01民终4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相对方抗辩转账系基于其他事由，且相对方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作为权利主张人的孙怀宏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再查明，孙怀宏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一案中认可收到了孙怀伟给付的524,000元，认为孙怀伟之前向孙怀宏借款500,000元，该款项系孙怀伟向其归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但其未提供证据。孙怀宏在之后的(2019)沪01民终4069号一案中，向法院提交了其向孙怀伟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案外人孙某某(孙怀宏配偶)向孙怀伟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孙怀宏与孙怀伟之间存在借款50万元的事实，并由此证明孙怀伟给付孙怀宏的52.4万元系返还上述借款，而非徐伟给付孙怀宏的分红款。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以“鉴于货币具有的特殊属性，在仅有孙怀宏及其亲属之间的钱款往来凭证，无其他证据材料佐证，且孙怀宏对其逾期举证行为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为由对孙怀宏提供的上述银行转账记录的交易明细不予采用。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载明被告于2017年10月18日转账孙怀伟100,000元，2017年11月27日转账孙怀伟300,000元，2017年12月30日转账孙怀伟300,000元，2018年2月11日转账孙怀伟300,000元，2018年4月27日转账孙怀伟150,000元，2018年7月25日转账孙怀伟55,714元，2018年8月15日转账孙怀伟18,855元，被告并向法院提交了其与第三人孙怀伟之间2018年12月3日和12月18日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一方面用以证明被告是按照300万元(含孙怀伟的200万元和原告的100万元)的基数以一定比例打款给孙怀伟，再由孙怀伟将分红款(庭审中，被告、第三人均确认所谓的“分红款”其实就是返还的“本金”)打给原告。上述每笔转账中均包含原告的本金，原告共计收到被告通过孙怀伟返还的本金52万多元。而且被告在通话录音中多次问孙怀伟有没有将钱给原告，孙怀伟说当天就给了。另一方面也证明原告向案外人投资事实真实存在，且已经获得分红。原告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确认收到了孙怀伟给付的钱款，但不认可该钱款与本案主张的100万元有关，原告在庭审中一会称孙怀伟打给原告的该钱款是其欠原告的钱，一会又称是因为孙怀伟的200万元里有原告的钱。原告对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真实性均认可，并称被告所述属实。因为被告没有原告的账号，第三人就先收钱，然后再给原告。第三人根据被告每次的打款，按照300万元的基数，再结合原告140万元的基数计算出应该转给原告的本金，被告通过第三人共计返还给原告本金524,800元，为此第三人提供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交易明细清单，载明2017年11月27日第三人在收到被告转账的300,000元后于当天向原告转账140,000元，2017年12月30日第三人在收到被告转账的300,000元后于当天向案外人孙某某(孙怀宏配偶)转账140,000元，2018年2月11日第三人在收到被告转账的300,000元后于次日向原告转账140,000元，2018年4月27日第三人在收到被告转账的150,000元后于当天向原告转账70,000元,2018年7月25日第三人在收到被告转账的55,714元后于次日向原告转账26,000元,2018年8月15日第三人在收到被告转账的18,855元后于当天向原告转账8,800元。诉讼中，被告和第三人均称第三人2017年9月13日转给被告的200万元中含有原告的50万元，原告2017年10月23日转给被告的100万元中含有第三人的10万元，被告和第三人正是基于此得出原告140万元的基数并计算出第三人应该转给原告的本金。被告和第三人并称被告通过第三人转给原告的钱款是以140万元为基数的，结合本案系争的100万元，根据比例，被告已经返还给原告37万多元。原告称第三人的200万元中确实有原告的50万元，原告的100万元中也有第三人的10万元，但后来原告和第三人关于这50万元和10万元已经结清了，本案中的100万元就是原告的100万元。第三人对此表示认可。被告则称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如何结算是他们生意上的事情，但被告给第三人的钱是严格按照300万元为基数，第三人打给原告的钱是按照140万元为基数算的，即使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已经结清，也是在分红后结清的。以上事实，有(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4069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截图、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孙怀宏和被告徐伟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徐伟应否返还原告钱款。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作如下阐述：一、关于原告孙怀宏和被告徐伟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直接的口头的无偿的委托关系，原告是委托人，被告是受托人，理由如下：首先，针对被告辩称的原、被告是间接委托关系，原告先委托孙怀伟放款，孙怀伟再委托被告转交款项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并未得到原告以及第三人的认可，被告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是接受了第三人的委托，而且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与钱款的流向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内容亦相矛盾，因为如果是原告先委托第三人，第三人再委托被告，款项应该是从第三人打入被告，而非直接从原告转给被告；被告在2017年10月23日把100万转给范某某后也没必要在第二天微信中让孙怀伟转告原告钱今个放出去了，让原告把日期记好；同理，在被告收到所谓退还的本金时，其也只需返还孙怀伟即可，而没必要在通话记录中显示的被告多次询问第三人有没有将钱打给原告。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针对原告诉称的双方系委托理财关系。本院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管理、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并按期支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合同。委托理财合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而本案中，原告称系委托被告放贷以收取利息，这显然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特性，故对于原告的该项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本次委托的委托事项，原、被告双方争议亦较大。原告认为委托事项是原告委托被告对外出借钱款以取得一定的利息，而被告认为委托事项仅是代为向不特定对象转交钱款。本院认为，被告所述的委托事项不能成立，因为在原告并未指定具体对象的情况下，被告称仅是代为转交钱款，这显然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与目的，也有违日常委托事务的交易习惯；而且被告在本案中所述的委托事项与其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民事判决中所主张并被法院采纳的抗辩意见相矛盾。同样，该陈述也与被告在与第三人微信聊天记录中要第三人转告原告的“怀伟，你跟他说钱今个放出去了5分”相矛盾。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被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以及转账记录看，原告称其看中被告有放款渠道，因此委托被告对外出借钱款以获取利息的说法更具有合理性。综上，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口头的无偿的委托关系，委托事项是原告委托被告对外出借钱款以取得一定的收益。二、关于被告徐伟应否返还原告钱款。本院认为，被告徐伟应当返还原告钱款，理由如下：第一、被告徐伟未完成委托事项。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受托人一方主张委托合同已实际履行的，应就其已完成受托事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徐伟为证明完成委托事项，向本院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一方面用以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转账的100万元后即于当天将该款项出借给赵某某、范某某等人，因被告不认识范某某，其是根据赵某某的指示向范某某转款的，被告并及时将款项放出去的情况告知给原告；另一方面用以证明原告收到了赵某某、范某某等人通过被告支付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分红款。现结合被告的上述证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被告认为赵某某是实际借款人，但被告未提供能够证明其打款给范某某是受赵某某指示的相关证据，故其也无法证明范某某收到原告款项就意味着赵某某收到了原告款项；其次，被告也未提供赵某某或范某某向其出具的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是能够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材料，故被告无法证明其向范某某的转款就是其对赵某某或者范某某的出借款，原告对此亦不认可，称可能是被告还给范某某的钱；最后，就被告通过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钱款，被告认为是赵某某、范某某等人支付给原告的分红款，但鉴于这些钱款都是从被告银行卡内直接转出，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款项来源于赵某某或者范某某等人，所以并不能证明被告将钱款出借给赵某某、范某某等人，也不能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判断依据。第二、被告徐伟在处理委托事项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一方面，在款项出借前被告未将借款人不签借条的情况告知给原告或第三人，在被告向第三人转款后其也只是通过第三人转告原告钱已经放出去，但未告知原告资金的流向和借款的对象，同样在原告委托的款项可能无法追回时也未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故被告作为受托人未履行应尽的告知义务；另一方面，被告称把款项出借给赵某某、范某某等人，却未留下能够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的缺失将导致原告即使之后想要基于被告隐名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向案外人主张借款时亦很难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造成原告维权困难。综上，本院认为，由于被告现有的证据难以证明已经完成委托事项，且被告在处理委托事项时存在重大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钱款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应返还的钱款数额，原告称其收到的524,800元是第三人与其结清原告投到第三人200万元中的款项，与被告无关，也与本案系争的100万元无关。但原告的上述说法未得到第三人和被告的认可，原告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且对该524,800元的性质，原告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案件以及本案庭审陈述中多有反复，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反观被告所称该524,800元是被告通过第三人返还给原告钱款的意见，在(2018)沪0117民初20992号案件以及本案庭审陈述中表述一致，且能够与第三人的银行明细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的通话录音相互印证，也得到第三人的认可，故本院确认该524,800元是被告通过第三人返还给原告的钱款，鉴于上述钱款对应的是140万元的基数，结合本案系争的100万元钱款，按照比例，本院确认在原告给被告的该100万元中，被告已经返还原告374,857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该款项应在本案被告的应返还款中予以扣除，经计算，被告尚应返还原告的款项是625,143元。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但原告计息的基数以及起算时间有误，本院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九条、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孙怀宏625,143元；二、被告徐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怀宏支付以625,143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原告负担2,587元(已付)，由被告徐伟负担4,3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练 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蔡丽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