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03民初11506号原告：邓光华，男，194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本市云岩区。原告：皮国琴，女，194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本市云岩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林，系二原告之女。被告：贵州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云岩区省府西路商住楼1幢1层2号。法定代表人：李晓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超、卢宁，贵州泽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成庆，男，198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本市南明区。第三人：李幼君，男，194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本市云岩区。原告邓光华、皮国琴与被告贵州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房开）及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邓光华、皮国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林，被告新里程房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超、卢宁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光华、皮国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冒用原告邓光华名义与被告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回购协议》撤销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请为请求判令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冒用原告邓光华名义与被告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回购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夫妻于1975年在贵阳市云岩区买地修建三层住房，房屋面积180平方米，一层为门面房44.56平方米（产权证上载明经营日杂销售）。2002年被告开发红豆巷项目，原告及其他5户住房的房屋都在被告规划建设红线内，但被告从2002年至2018年16年时间从未与原告及其他5户提出过任何拆迁事宜。可被告却在属于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16年却没有依法征收的情况下，2007年2月向贵阳市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申请办理房屋拆迁完毕的结案手续，又于2009年4月7日通过多家职能部门为被告修建的红豆巷商住楼签字盖章同意验收并办理产权。2018年7月云岩区法院打电话给原告邓光华到法院领传票，才知道第三人李幼君起诉原告邓光华和被告，诉状中载明2017年12月5日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已经代表原告邓光华将邓光华家价值约几百万元的房屋以70万元低价卖给了被告，并和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回购协议》，因被告未履行这两份协议，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便将原告邓光华和被告诉讼到法院，原告邓光华还是通过这次诉讼才知道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冒用原告邓光华名义和被告恶意串通将原告邓光华家房屋70万元低价卖给被告。云岩法院于2018年9月4日、9月26日开了二次听，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纯属私人借贷关系，第三人没有任何权利和被告签订拆迁协议，在第一次庭审中，第三人李幼君和被告代理人吴箭提到他们两家为原告的房屋已经打了二年多官司，有法院几份判决书。当时原告就蒙了，因原告从未委托任何人打什么官司，对第三人李幼君、被告所说之事根本就不知情，当庭原告就请法院叫他们将几份判决书拿出来，第三人李幼君3天后通过微信将几份判决发给了原告，原告就分别到几个法院档案室将全部卷宗调出来，所有法院诉讼全是第三人刘成庆冒充原告邓光华的签名按手印向法院提供的虚假授权委托书，第三人刘成庆通过诉讼还得到被告1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在云岩法院开完二次庭后，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于2018年10月18日莫名其妙的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也下发了撤诉民事裁定书。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中载明，被告是2002年7月31日取得拆许（2002）字47号《拆迁许可证》，可被告16年后待拆迁许可证过期撤销，主体资格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竟然与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恶意串通签订了拆迁协议、回购协议。事实上第三人根本不具备主体资格。综上所述，被告和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签订的拆迁协议、回购协议，双方都不是适格主体，完全违背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在程序上、行为上实属欺诈，该拆迁协议应该撤销无效。请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感。被告新里程房开辩称：请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对第一项，本案不存在原告诉称的第三人冒用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相关合同的情形。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补偿协议及回购协议是基于第三人出具的（2005）筑南公字第733号公证书，被告仅认可两个第三人的代理人身份，而补偿协议及回购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均为本案原告。针对事实理由部分，原告陈述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且在协议签订后被告也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及支付了25万元现金，25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1月29日，所以从该支付时间看，协议签订时间不可能为2018年12月27日。因被告基于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出具的经公证的委托书以及刘成庆向李幼君出具的委托书，足够有理由相信两位第三人的代理身份，所以与代理人签订了另一份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补偿标的为两套住房，后因代理人要求，被告对该两套住房以75万元进行回购，并且该75万元已实际支付给原告的代理人。如果原告针对第三人的身份而否定该协议的有效性，原告应该另行提起诉讼，先解决公证书违法的情形，而并非直接向被告提出该协议的无效性。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均未到庭，但提交以下述称意见：原告诉请撤销的2017年12月5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与《拆迁安置房屋回购协议》，已经为该原告与被告重新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所取代，原告诉请撤销的协议早已不存在。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位于云岩区房屋所有权人为邓光华，产权证载明：房屋结构：混合房屋总层数：2，建筑面积：114.70平方米，设计用途：住宅。附记：该房屋系房屋历史遗留问题补登记办公室办理，补办面积60.81平方用途：非住宅（烟酒，食杂销售），面积：44.56㎡，结构：混合，时间：03年1月至05年1月。2002年7月31日，被告新里程房开取得拆许字（2002）第4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东：浣纱路104号至116号，南：红豆巷14号至26号、香狮路63号、浣纱巷（163号、164号），拆迁期限为2002年7月3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在该《房屋拆迁许可证》左下方标注有以下字样“同意延期至2003年6月底2002.12.11加盖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公章”。2005年8月2日，邓光华、皮国琴作为委托人与案外人刘成庆签订《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本委托人：邓光华、皮国琴长期在外，现欲将本人自有资产（房屋坐落在贵阳市，共二层，计：114.7平方米（建筑面积）出售，特全权委托刘成庆为代理人办理以下事宜。一、签订售房合同，收取售房款等一切相关事宜。二、若该房拆迁，有权办理有关拆迁一切手续，并取拆迁补偿费。三、本委托有转委托权。四、委托期限，自公证之日起，直至上述委托办理完毕之日止。被委托人在上述权限内的代理行为，签署的有关文件、协议，合同及缴纳之税费，本委托人均认可。”。对该委托，贵阳市南明区公证处出具了（2005）筑南公字第733号《公证书》。2017年12月6日，刘成庆作为委托人，李幼君作为被委托人签订《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成庆受邓光华之委托，全权处理邓光华位于贵阳市云岩区（详见产权证）拆迁事务中之一切工作，该委托为全权委托（详见公证书），现因委托人在外工作，不能回贵阳，故转委托，被委托人李幼君全权处理与新里程房开公司就该房所进行处理的一切事务（全权委托）被委托人在该拆迁事务中所有的表态决定及回收赔偿款……等一切行为，我均表示同意，此委托为不可撤销之全权委托。”。2017年12月5日，刘成庆作为乙方、李幼君作为刘成庆的委托代理人与被告新里程房开作为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拆迁人：贵州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甲方）被拆迁人：邓光华（简称乙方）甲方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贵阳市云岩区地区进行项目建设，修建贵大成教学院系列改造工程。甲方遵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贵阳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于2002年7月31日取得拆许（2002）字47号《拆迁许可证》，双方按照规定批准的拆迁安置方案规定，协商订立以下协议共同遵守：一、拆迁范围内涉及乙方云岩区混合结构住宅用途的房屋，建筑面积114.7㎡需拆除。乙方负责出具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乙方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在三十日内交甲方按规定送有关部门注销。并于2017年12月20日前搬迁完毕。乙方上述房屋如有产权、债务纠纷，由乙方自理，甲方概不负责……三、甲方以“优山美诗”小区21／23幢1单元3／2楼21-1-3-3／23-1-2-4建筑面积61／70.64㎡与乙方进行产权调换，附调换房屋平面图……九、其他：甲乙双方约定：1、甲乙双方新旧房互不补差，水表、电表也互不补差。2、由于乙方对甲方拆迁工作的支持，甲方无偿赠送一个地下车位给乙方使用……甲方新里程房开盖章乙方刘成庆签名盖章委托代理人李幼君签名盖章”。次日，刘成庆、李幼君与新里程房开签订《拆迁安置房屋回购协议》，载明：“回购人：贵州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回购人：邓光华（简称乙方）甲方因开发云岩区红豆巷14号香港名店街项目，依法拆迁乙方位于浣纱巷163号住房一栋（面积114.64㎡，其中商业用44.46㎡）（详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经双方磋商，甲方自愿以其在优山美诗楼盘21-1-3-3号房；23-1-2-4号房共两套（总面积131.64㎡，其中商业用房44.46㎡）外加一个车位给乙方作为拆迁安置房，对此乙方表示同意，同时甲方又自愿以人民币：柒拾万元（￥700000元）作价回购上述全部资产，支付时间为半年（从本回购签署之日计）。若甲方能在三个月内支付回购款，乙方则自愿少收人民币：贰万捌仟元作为奖励。上述70万元，依法作为乙方对甲方享有的相应金钱债权凭证，成立并生效，若甲方逾期未履行，乙方可诉请法院强制执行。若半年逾期次日，甲方仍未支付回购款，则应按月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即700000万*1%=7000元）。因此协议涉及到乙方要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诉，所以一经签署便具法律效力。任何一方无权更改。回购人新里程房开盖章被回购人：刘成庆签名捺印代办人：李幼君签名捺印”。后，原告邓光华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新里程房开作为拆迁人、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人：贵州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甲方）被拆迁人：邓光华（简称乙方）甲方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贵阳市云岩区地区进行项目建设，修建贵大成教学院系列改造工程。甲方遵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贵阳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于2002年7月31日取得拆许（2002）字47号《拆迁许可证》，双方按照规定批准的拆迁安置方案规定，协商订立以下协议共同遵守：一、拆迁范围内涉及乙方云岩区混合结构住宅用途的房屋，建筑面积114.7㎡需拆除。乙方负责出具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乙方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在三十日内交甲方按规定送有关部门注销。并于2018年1月27日前搬迁完毕。乙方上述房屋如有产权、债务纠纷，由乙方自理，甲方概不负责……三、甲方以“优山美诗”小区／香港名店街一号楼21／23／1幢3／2／4楼21-1-3-3／23-1-2-4／1-1-4-6建筑面积61／70.46／47.45㎡与乙方进行产权调换，附调换房屋平面图……九、其他：甲乙双方约定：①甲乙双方新旧房互不补差，水表、电表也互不补差。②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贰拾伍万元整（￥250000）作为乙方房屋装修、搬家等一切费用，乙方无任何理由向甲方再次索取任何费用。③甲方“优山美诗”小区21-1-3-3／23-1-2-4二套房屋于2018年5月31日交付给乙方……甲方新里程房款盖章乙方邓光华签名捺印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29日，新里程房开向邓光华转款25万元。同日，邓光华向新里程房款出具以下字条内容：“今收到贵州新里程房产开发公司付云岩区拆迁补偿费合计贰拾伍万元250000元。邓光华签名捺印”。后新里程房开将上述协议中的三套房屋交付给邓光华。庭审中，原告认为该协议实际签订为2018年1月27日，并向法庭申请调取报警记录予以证明，并认为新里程房开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拆原告房屋后，原告向市西路派出所报警，市西路派出所出警后让邓光华与新里程房开公司协商。后邓光华才与新里程房开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故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2017年12月27日所签，而是2018年1月27日签订。另，皮国琴也未在该协议上签字。调取的市西路派出所现场处警记录载明：“到现场，找到报警人，经了解得知，报警人称系“新宇”房开公司在拆其隔壁的房子时，将报警人的两扇卷闸门，一扇木门拆走，后我所告知报警人到新宇房开公司处理。我所做登记处理。”。新里程房开公司认为签订的日期应以协议载明的日期为准。该协议是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的补充，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因李幼君认为新里程房开公司未履行其与新里程房开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及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安置房屋回购协议》，并认为邓光华与新里程房开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于2018年将新里程房开公司、邓光华诉至我院，在审理过程中，李幼君向我院申请撤回起诉，我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黔0103民初6283号民事裁定，准许李幼君撤回起诉。2019年1月10日，新里程房开通过银行向刘成庆转款75万元。同日，刘成庆向新里程房开出具以下字条内容：“今收到新里程公司付来债权转让款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元（￥750000）。此据收款人：刘成庆签名捺印”。后，新里程房开将已交付给邓光华的“优山美诗”小区21-1-3-3/23-1-2-4二套房屋收回。原告就此与新里程房开发生纠纷，将被告及第三人诉至我院，诉请如前。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第三人民事起诉状，拟证明被告是法院打电话通知领传票，原告才知晓此事。被告于2018年1月27日欺骗原告签订协议，导致第三人将原被告作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认为李幼君在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中只能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李幼君针对该协议没有诉讼主体资格。2、2018年9月4日民事审判笔录，拟证明邓光华与刘成庆属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关系，新里程房开在庭审中认可土地证等主体是邓光华，新里程房开已将拆迁安置的房屋交付邓光华，不可能向第三人重复履行。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至今未否认过邓光华所谓拆迁房的资格。李幼君只是邓光华的代理人，包括向其支付回购款，其仅仅只是作为代理人为邓光华代收回购款。3、2018年9月26日民事审判笔录，拟证明刘成庆与原告系借高利贷的事实。庭审中，邓光华证实第三人强占邓光华房屋收取十二年租金约28万元抵债经过。对公证书，也是胁迫邓光华办理的。新里程房开在庭审中再次证明双方为原告的房屋进行了四次诉讼。双方证明邓光华不知情。新里程房开认可该四案涉嫌虚假诉讼，被告与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李幼君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无权提起诉讼。由此证明新里程房开只认可2018年1月27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有效。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从双方之前的纠纷至今，新里程房开从未认可本案第三人作为被拆迁房屋的第三人，只是依据公证书认可了本案第三人的代理人身份，所以并不存在原告用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不认可和第三人签订的协议，而认可和原告本人签订的协议的情形。4、（2018）黔0103民初628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第三人呢诉邓光华、新里程房开一案，主体不适格，通过两次庭审，邓光华及新里程房开双方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2017年12月5、6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回购协议无效，第三人自愿放弃协议无效，申请撤诉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李幼君在该案中不具备主体资格，不能证明其在2017年12月5、6日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协议中，其代理人身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5、借条五张（复印件），拟证明邓光华向刘成庆借高利贷的事实，已经支付利息4万元，月息八分，该证据中的31200元实际是利息。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从侧面证明本案原告向第三人出具委托书并经公证事出有因，但与被告无关。6、证人证言，拟证明刘成庆强制将邓光华一家搬出住所，腾房给刘成庆出租，且收取原告租金28万元用于抵债的事实。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7、2019年9月28日查询告知书，拟证明原告已缴纳维修基金等，优山美诗两套房屋属于原告所有。原告于2019年8月28日才向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查询到被告2007年2月就办理房屋拆迁完毕结案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结案不影响原告及原告代理人与被告所签的回购协议的法律效力。8、竣工验收备案表，拟证明被告并未按规划方案执行原告及相邻五户房屋拆迁的事实。被告2018年1月才签订的拆迁协议，时至今日尚余4户人家房屋未拆，但被告于2009年4月17日通过多家职能部门做了竣工验收备案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被告拆迁手续合法，且得到各部门的验收合格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房屋在红线范围内。9、民事起诉状，拟证明2018年9月4日第三人起诉原被告时，被告及第三人才提到为邓光华房屋已经进行4次诉讼，邓光华不知情。庭审后三天，第三人才将几次判决书用微信发给邓光华，邓光华通过案号才到法院发现第三人冒用原告名义并提起诉讼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证据刘成庆在具状人处签字，其身份是当事人还是代理人不清楚。刘成庆在没有得到邓光华的同意下提起诉讼，该诉讼可能涉嫌虚假诉讼。10、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房屋价值评估鉴定申请书，拟证明并非是原告邓光华按手印签字。均是第三人冒签。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如果原告举证目的属实，只能证明刘成庆涉及虚假诉讼。11、（2015）云民一（二）初字第66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第三人冒充原告签名起诉被告，并得到十多万元的赔偿款。该判决书第二页第三行，被告也认可刘成庆不具备该案主体资格，确继续与第三人刘成庆诉讼。只能证明被告实际害怕真正的原告起诉，因原告居住在该房屋内，如要鉴定，鉴定机构不可能只看该房的证明，那赔偿就不止9万多。被告明知第三人作假，却故意隐瞒达到少赔偿的事实，该判决时被告与第三人串通诉讼的。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关于判决书列明的被告辩称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这里所称的原告并未明确是邓光华还是代理人李幼君，因为在该判决中，是否法院都对该案的原告主体采取的混淆概念，被告至今认为涉案房屋主体为邓光华，而李幼君仅是代理人。12、民事上诉状，拟证明被告明知原告未委托第三人诉讼，被告在上诉状中提出之前起诉状的签名系刘成庆而非原告邓光华，被告认为刘成庆无权代邓光华提起诉讼的事实。被告对真时尚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案中被告只有应诉的权利，不能审查原告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依据材料提出质疑，不能说明新里程房开明知本案第三人冒用邓光华名义进行诉讼。13、诉讼代理委托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拟证明2007年5月5日刘成庆及律师向中院提供三份均不是原告签字的文书的事实。原告邓光华13年均未与刘成庆见面，也不认识该律师。被告对真时尚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案中被告只有应诉的权利，不能审查原告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依据材料提出质疑，不能说明新里程房开明知本案第三人冒用邓光华名义进行诉讼。14、二审调查笔录，拟证明刘成庆及律师陈述原告在国外、云南等地，故委托刘成庆诉讼。原告不清楚刘成庆与被告的诉讼。原告与刘成庆还是在法庭第一次见面及见该律师。被告在该调查笔录第三页最后一段提出授权委托书在一审未质证，原告邓光华委托公证上的签名不一致，但被告未向法院提出确认，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相互勾结，低价赔偿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连续几组证据证明被告及第三人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被告并不知道第三人与原告的委托关系是否成立，也仅仅是作为案件被告应诉并提出质疑。如双方串通，为什么一审判决后被告依然提起上诉，双方为何不在一审调解结案。15、（2017）黔01民终140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成庆向法院提供虚假文书导致法院下判，刘成庆得到十多万元赔偿，该判决第五页刘成庆与被告对案件均无异议，进一步证明恶意串通、隐瞒法院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中院判决第五页提到关于本案的实体问题，双方对原判均无异议，这里的实体是指一审判决书上列明的事实。一审判决及二审判决列明的实体均为邓光华，并非刘成庆，所以原告以此证明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纯属子虚乌有。16、2016年2月23日行政起诉状、授权委托书、答辩状、行政赔偿裁定书、补充说明、撤诉申请书，拟证明刘成庆再次冒用邓光华名义提起诉讼，授权委托书并未邓光华签名。贵阳市规划局在答辩中证明邓光华房屋在红线范围内，本案原被告系拆迁与被拆迁关系。本案原告房屋在没有被拆除的情况下，本案被告在没有拆除原告房屋时仍按原设计方案施工，在本案原告起诉时才知晓，刘成庆在起诉被驳回后，重新取证提起再审。被告对政史系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想证明规划局的答辩状提到邓光华的房屋在规划范围内与事实不符。不能以乙方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事实依据，原告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即使原告房屋在拆迁范围内，被告也依照相关手续与原告签订了拆迁协议，并履行了拆迁义务。17、李幼君向原告代理人发送的短信截图，拟证明李幼君认可之前与新里程房开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被告认为该协议的有效无效并非协议当事人或代理所陈述无效就无效，应当依据法律相关规定来确认其是否有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主张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冒用原告邓光华名义与被告恶意串通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房屋回购协议》无效。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原告举证及庭审陈述可见，2005年8月2日，二原告就邓光华名下的浣纱巷163号房屋向刘成庆出具《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双方办理了公证，在未经撤销前，该《授权委托书》合法且有效，之后刘成庆据此将该《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李幼君，2017年12月5日及2017年12月6日，刘成庆、李幼君携二原告向刘成庆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新里程房开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安置房屋回购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刘成庆、李幼君以邓光华的名义与新里程房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购协议》对原告发生效力。另，在第三人代邓光华签订上述协议后，邓光华本人又就浣纱巷163号房屋重新与新里程房开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已变更了刘成庆、李幼君作为邓光华的委托人与新里程房开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回购协议》，新里程房开应按邓光华本人与该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进行履行。如原告认为新里程房开未按邓光华本人与新里程房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履行合同义务或本案各方当事人就邓光华本人与新里程房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履行问题存有异议，各方可另行处理。综上，本案不存在刘成庆、李幼君二人冒用邓光华名义与被告恶意串通签订协议的事实，故对原告诉请要求确认第三人刘成庆、李幼君冒用原告邓光华名义与被告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安置房屋回购协议》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七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光华、皮国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邓光华、皮国琴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静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刘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