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08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柏林，男，195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蓝澜、吕杨杰，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书丽，女，197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孙俊平、阎显庭（实习），河南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阿强，男，197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静，女，1974年1月27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毋树娟，女，196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现羁押于河南省女子监狱。上诉人李柏林因与被上诉人孙书丽、曹阿强、马静、毋树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10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柏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蓝澜、吕杨杰，被上诉人孙书丽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俊平，被上诉人曹阿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马静、毋树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柏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致使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也就是说，上诉人李柏林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提供的被上诉人孙书丽出具的《收条》，已经证明了二人借款的合意。孙书丽抗辩已经还款、贷款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或者受胁迫等情形，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庭审中，孙书丽对《收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称《收条》系在李柏林的胁迫下而书写。但是综合全案，孙书丽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出具《收条》是在胁迫、非真实意思表示等情形之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孙书丽虽然向李柏林出具了《收条》，但是李柏林并无证据证明孙书丽收到了李柏林的借款”显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因为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李柏林提供了借款凭证的情况下，孙书丽应就已经偿还借款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由李柏林证明孙书丽收到了款项。因此，原审判决对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必然产生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二，被上诉人孙书丽称“受胁迫”的抗辩没任何证据支持，也不符合逻辑和常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孙书丽在庭审中陈述因李柏林与其系同村，李柏林在向复兴公司索要无果的情况下，让其帮助其催要款项，还称李柏林三天三夜没有吃饭，其被迫向李柏林出具《收条》的抗辩，显然属于虚假陈述，从案件基本事实、基本逻辑及常理上均不能成立：首先，根据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李柏林到孙书丽家中要求归还借款是在2017年10月份，而孙书丽最后一次出具《收条》是在2015年8月12日，孙书丽辩称李柏林到其家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寻死的方式要挟她，根本不符合时间节点；其次，《收条》上不仅有孙书丽作为借款人的签字，也有马静作为保证人的签字确认，这与孙书丽的陈述明显不一致，反而证明其未受到胁迫的事实；再次，从常理上来说，如果孙书丽没有向李柏林借款，李柏林不可能以“不吃不喝寻死”的方式到孙书丽家索要借款，将孙书丽家闹得沸沸扬扬，后甚至经两名村干部进行调解。同时，孙书丽也不会因为李柏林的“无理取闹”而出具借据（根据孙书丽的陈述，李柏林没有对其使用任何暴力手段，是自己以三天三夜不吃饭来所谓“威胁”她），这根本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孙书丽作为意志健全的成年人，其不可能不知晓出具借据并签字后的法律后果，其谎称因系李柏林的同村，在李柏林要求其帮助催款的情况下，就给李柏林出具了300万元的借据，明显不符合一般人的思维和常理；最后，孙书丽称被胁迫而签订《收条》，但是结合其事后的表现，其尚没有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措施，同样能够佐证其并没有收到胁迫，同样有悖常理。因此，孙书丽不但没有提供报警记录等受胁迫的证据，其辩解反而漏洞百出，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和常理，与现有证据均不能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面对承认系亲笔其签字的借据，孙书丽在不能对其“受胁迫”的主张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依法凭《收条》推定其与李柏林存在借贷关系。第三，被上诉人毋树娟当庭陈述前后不一致，其承认“借款”又称“不知情”存在明显矛盾，与上诉人不具有借款合意，不能仅凭其虚假、模糊的陈述单独定案。根据一审的庭审情况，毋树娟在答辩时称“我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因为我是复兴公司的法人，复兴公司收到的款项只要有银行流水我都认可。当时我的银行卡是马静弟弟马建民拿着，具体的业务、账务我都不清楚”，但其在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阶段又称对该笔借款不知情、不认可。毋树娟答辩称愿意主动承担还款责任，在庭审中又说银行卡是他人所持有，账务不清楚，本身就是矛盾的。因此，鉴于毋树娟前后陈述不一致，且其被判处长期刑罚而对全案利益的考虑，根本不能排除其虚假陈述为孙书丽等人解脱的可能，所以说其陈述不能与现有事实和证据印证，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以毋树娟前后不一致的单方面陈述，机械地以毋树娟“承认也愿意承担责任”为由，就认定毋树娟与素不相识的李柏林有借款的合意，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第四、上诉人李柏林只认识被上诉人孙书丽，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听说过毋树娟，两人从未见过面。在这种情况下，李柏林怎么可能将300万元的巨款借给一个从未谋面、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人呢？这显然违背了基本常理。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只能是，真正的借款人孙书丽向上诉人提供的代表其收款的毋树娟的账号。至于孙书丽同毋树娟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则同上诉人无关，更不影响上诉人向孙书丽主张债权。第五、根据司法实践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及精神，对于诉讼时效、保证期间等可能影响当事人胜诉权的抗辩理由，审理法院不应主动进行审查，本案中担保人马静经法庭合法传唤未能出庭、也未提交任何书面答辩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即马静作为当事人并未提出任何抗辩，在该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主动对其是否存在超过保证期间进行审查、并据此认定马静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显属错误。第六、本案债权债务形成于被上诉人曹阿强同被上诉人孙书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曹阿强理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致使本案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孙书丽没有提供任何“受胁迫”的证据，其抗辩也不符合逻辑和常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推定与李柏林的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毋树娟作为本案当事人，其当庭陈述前后不一致，且与本案其他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仅凭其前后矛盾的部分陈述单独定案。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孙书丽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上诉人称“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致使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一审中，孙书丽已经就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进行了合理说明并举证。具体为孙书丽举证证明了：上诉人就涉案300万元款项与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兴公司）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书》，并且上诉人将款项直接汇至复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毋树娟（持有100%股权）账户，之后复兴公司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据》、《保证函》、《投资收益计划书》、《投资收益说明书》等相关投资凭证。二、上诉人上诉称“孙书丽称受胁迫出具收条的行为无证据且不符合逻辑和常识”，该辩解不能成立，理由：1、一审判决不支持李柏林与孙书丽存在借贷关系，是结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情况做出的综合认定，而非单一的依据孙书丽主张的被迫出具《收条》；2、李柏林一审提交的《证明》，清楚的载明：“在孙书丽家要了四天三夜……调解无果”。该证据恰恰证明了李柏林的个人行为严重侵扰到了孙书丽的家庭生活。李柏林在证明中自述调解无果，其实并不是调解，而是孙书丽根本没有向李柏林借款。3、孙书丽系毋树娟公司的业务员，李柏林在向复兴公司催要借款无果且复兴公司牵涉刑事案件后，遂请求孙书丽帮助其主张权利寻求救济，包括到复兴公司催要款项，到经侦支队反映情况，并将原始投资凭证交付孙书丽。后，李柏林以将投资凭证原件交付孙书丽，且孙书丽为公司员工为由要求孙书丽替代公司向其出具收条，故，孙书丽出具收条的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三、李柏林称“毋树娟当庭陈述前后不一，不排除虚假陈述，帮助孙书丽等人解脱”，该辩解不能成立。另全案证据及庭审情况都不能证明李柏林与孙书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四）、李柏林上诉称“孙书丽借款并向其提供毋树娟账号”，该主张不能成立，系李柏林毫无根据的推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在2013年8月份之前，与孙书丽没有任何经济来往，也不熟识，上诉入主张出借300万元巨额款项，但对借款用途却全然不知，并且拒绝承认知晓300万元的收款人为毋树娟。该陈述明显系虚假陈述，违背基本常理。（五）、上诉人称“马静不承担保证责任错误”，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鉴于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与孙书丽存在借贷关系，所以马静的担保责任亦不成立。（六）、上诉人上诉称“应属孙书丽和曹阿强夫妻共同债务”，该主张不能成一进，理由：关于上诉人向复兴公司投资300万元的事情，孙书丽也是在复兴公司牵涉刑事案件后，上诉人和孙书丽及其他投资人共同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才知道的，曹阿强对此事更是全然不知。曹阿强辩称，我不欠李柏林的钱，我也没有见过李柏林，他到我家闹事我才知道。马静、毋树娟无答辩意见，庭后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李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书丽清偿借款本金3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按照年息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曹阿强、马静、毋树娟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孙书丽等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李柏林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13年8月15日，李柏林（卡号62×××25）向毋树娟（账号62×××64）转账300万元。2015年8月12日，孙书丽出具《收条》，载明：“收条今收到李柏林现金3000000.00元整，大写叁佰万元整，借款时间：2015年8月12日，借款人：孙书丽，410105197910065627，担保人：马静，410104197401270028”。2、李柏林提交《证明》一份，载明：“证明我叫李柏林，我于2013年8月15日借给同村孙书丽一笔叁佰万元款，至今无还。我多次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我在2017年10月3日去她的住处上门要款。我在她家要了四天三夜，在这期间，她公公曹景喜与村书记李子元，村主任朱保玉打电话联系，去她家三次进行调解，劝说让我回家，调解无果。证明人朱保玉、李子元”。3、孙书丽提交《委托投资协议书》一份。2014年1月12日，李柏林（投资人、甲方）与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受托人或项目管理人、乙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甲方以自有资金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整（￥3000000）委托乙方进行投资，甲方委托乙方投资的资金只能用于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向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提供高低压开关柜设备，委托期限自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4月12日止。在委托投资期内，甲方所投资金额的年利润率不低于24%，超出24%的投资利润部分作为乙方的佣金和管理费用归乙方所有，由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委托投资的本金或利润时予以扣除。等。2014年1月12日，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向李柏林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柏林委托投资款，现金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整），受托人：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公章。同日，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保证函》，载明，尊敬的投资客户李柏林先生：您与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复投字2014第01-12-①号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期限3个月的合同，由我公司为您提供如下保证：本保函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期限为从2014年1月12日起至2014年4月12日止；合同到期若不能按时支付，我公司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我公司于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条件代偿。等。保证人处有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处有毋树娟印章。4、李柏林曾于2017年6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四被上诉人，要求孙书丽、毋树娟偿还李柏林借款300万元，曹阿强、马静承担连带责任（自起诉之日按年息百分之六计算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过程中李柏林陈述“借款时是孙书丽提供的账户，当时李柏林不知道对方账户是毋树娟，是起诉时查询时才知道的”“借款是2013年8月15日，借款当天孙书丽向李柏林出具过借条，但在催要借款过程中，孙书丽提出收回借条，重新换条，所以2013年8月15日的借条就被收回了。2015年8月12日孙书丽又向李柏林出具了收条”“被告没有偿还本金，仅支付过4笔利息，每个月支付6万元，支付至2013年11月17日……”等。2017年12月29日，李柏林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变更诉请为请求判令孙书丽偿还李柏林借款300万元，曹阿强、马静、毋树娟承担连带责任。同日，李柏林向一审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撤回对孙书丽等四人的起诉。另查明，孙书丽与曹阿强于2001年5月23日办理结婚登记，2009年7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2010年3月25日办理复婚登记，2014年7月4日办理离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马静经该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合法债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案中，李柏林持借据、转款凭证主张与毋树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毋树娟对该债务无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该院依法予以确认。李柏林已经按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毋树娟未按照约定偿还本金和利息，故李柏林主张毋树娟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李柏林主张孙书丽、曹阿强、马静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孙书丽辩称并没有收到李柏林300万元借款，李柏林300万元是直接转账至毋树娟账户的，并与毋树娟为法定代表人的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有《委托投资协议书》、《收据》、《保证函》等相关投资凭证，孙书丽系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之所以向李柏林出具《收条》是因为李柏林与孙书丽是同村，李柏林向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催要借款无果且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牵涉刑事案件后，李柏林请求孙书丽帮助其到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催要款项，就把原始投资凭证交付了孙书丽，孙书丽被迫向李柏林出具了《收条》。孙书丽虽然向李柏林出具了《收条》，但是李柏林并无证据证明孙书丽收到了李柏林的借款，且在庭审过程中李柏林对于孙书丽的借款用途、去向全然不知。李柏林诉状中亦明确系孙书丽要求其转到毋树娟账户内，但毋树娟当庭称转到其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与孙书丽、曹阿强无关，均是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款。孙书丽提交了李柏林与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保证函》与毋树娟的答辩意见亦能相互印证。综合全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柏林与孙书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李柏林主张与孙书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要求孙书丽、曹阿强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孙书丽的答辩意见成立，该院予以采信。马静在《收条》上以保证人名义签名。毋树娟陈述马静的弟弟马建民承包了河南复兴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南的业务，具体业务全是由马静、马建民负责的陈述，马静对于案涉300万元款项的往来较为清楚。但李柏林起诉马静时已过担保期间，故李柏林要求马静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毋树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柏林借款30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4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柏林其他的诉讼请求。若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毋树娟负担。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一、李柏林与孙书丽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是非金融机构的民事主体之间应生产、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偶发性资金融通行为，应当结合借款发生时间、地点、原因、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借款数额、出借人的经济能力、交付方式、借款用途、偿还情况等认定双方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就本案而言，应当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款项支付情况、利息支付、与案外人复兴公司的关系等方面，分析认定李柏林与孙书丽之间是否构成借贷关系。首先，从双方之间的关系看，虽然李柏林与孙书丽为同村村民，二人之间并不熟识，除本案纠纷外，双方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李柏林主张其向孙书丽出借300万元款项，但不知道也不调查借款用途，不知道借款去向，不符合民间大额借款常态。其次，从借款的支付情况看，李柏林以银行转账方式将300万元款项汇至毋树娟账户，其称系受孙书丽的指示，并不知道收款账户是毋树娟的账户，但没有提供孙书丽指示其汇款的证据。同时，借款对应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有收款人毋树娟名称、账号等，李柏林在客户确认一栏签字确认，可见，在转款时，李柏林对收款人、款项用途是明知的。孙书丽向李柏林出具的借条载明，收到李柏林现金300万元，借款时间2015年8月12日。李柏林称，2013年8月15日转款后，孙书丽向其出具有借条，后收回2013年借条换成2015年的借条，借条没有利息，双方口头约定月息2分。借条载明的支付方式、借款时间与李柏林主张相矛盾。再次，从利息的支付看，出借300万元款项，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又不熟识，借条不约定利息而只口头约定利息，也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李柏林收到利息30万元，李柏林称，利息由孙书丽委托他人支付，但没有提供孙书丽委托支付的证据。毋树娟在原审陈述，其为复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于马静任银行行长，复兴公司吸收存款业务交由马静的弟弟马建民负责，复兴公司的公章交给了马建民，毋树娟的银行卡也由马建民持有。毋树娟陈述与李柏林收到的30万元利息由马静、马爱霞支付，马静、马爱霞及马建民系姐弟关系的事实相一致，由此，可以排除孙书丽委托他人支付30万元利息的事实。最后，从孙书丽、李柏林二人与复兴公司的关系看，李柏林与复兴公司签有委托投资协议书，李柏林在该协议书委托投资人一栏签字，复兴公司在受托人或项目管理人一栏加盖公司印章，毋树娟在法定代表人一栏加盖个人私章。复兴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李柏林还到办案机关询问案件的相关情况。孙书丽与马静、马建民系姑表亲关系，马建民负责复兴公司吸收存款业务，孙书丽本人在复兴公司也有投资。对比证据证明力，结合以上分析，能够认定李柏林通过孙书丽在复兴公司投资的事实。综上，李柏林主张其与孙书丽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曹阿强、马静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前已论证，李柏林与孙书丽之间不构成借贷关系，孙书丽不是借款债务人，不存在孙书丽、曹阿强夫妻共同债务前提，李柏林上诉主张曹阿强偿还300万元借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理，马静保证债务属于从债务，李柏林主张的孙书丽借款债务不成立，保证债务也不成立。故李柏林上诉称马静应当对孙书丽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李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红振审判员  李文兵审判员  马常有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富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