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8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名潮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盐县秦山街道秦山大道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771913692U。法定代表人：姜小枫，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华，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月仙，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跃祥，男，196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春月，浙江海威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兴市名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潮公司）因与洪跃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4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名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洪跃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洪跃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海盐县城西包装印刷厂（以下简称城西印刷厂）为名潮公司的交易相对方，认定事实错误。蔡益峰向城西印刷厂购买包装印刷产品，然后加价卖给名潮公司，故城西印刷厂、蔡益峰与名潮公司三方是连环买卖关系，名潮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已经与蔡益峰结清。洪跃祥提交的采购合同，确属名潮公司的采购行为，但是这些订单是下给蔡益峰的。城西印刷厂提供的货物，除3件大型包装箱产品由其代蔡益峰直接送到名潮公司而由名潮公司人员代签外，其余货物都是由蔡益峰收货。名潮公司已经提交了蔡益峰开具的送货单以及名潮公司开具给蔡益峰的入库单，经与城西印刷厂的送货单比对，蔡益峰获取了差价利益，由此可以证明蔡益峰是独立的中间商。因蔡益峰个人无法开具发票，其提供的发票都是由供货上家开具。城西印刷厂开具的发票金额，是根据蔡益峰卖给名潮公司的价格开具的，而不是按照其卖给蔡益峰的价格开具。在（2018）浙0424民初5840号案件中，城西印刷厂提供了2017年11月以前的46份送货单，就可以反映这一事实，但是洪跃祥取回证据原件后自此不愿再提交。名潮公司按照发票金额付款给城西印刷厂，蔡益峰则到城西印刷厂拿回其差价利益。名潮公司提供了微信名为鑫杰贸易（洪跃祥本人）、腩潮鲜（洪跃祥女儿）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洪跃祥向蔡益峰汇款的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就是城西印刷厂退给蔡益峰的差价。名潮公司要求蔡益峰出庭说明有关情况，但是其拒绝出庭作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结果，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洪跃祥答辩称，其一直认为蔡益峰是名潮公司的采购员，采购合同的主体是名潮公司与城西印刷厂，货物发到名潮公司，发票也是开到名潮公司，之前的货款也是名潮公司支付给城西印刷厂。因此，名潮公司与城西印刷厂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名潮公司所称的其与蔡益峰之间的送货单、入库单，城西印刷厂毫不知情。发票与送货单的金额并没有一一对应，付款也是零散的。城西印刷厂没有向蔡益峰返差价，打给蔡益峰的钱可能是借款。如果名潮公司愿意给蔡益峰赚差价，那么差价应该由买方名潮公司给，要让供货方给蔡益峰差价，不符合常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洪跃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名潮公司立即向洪跃祥支付货款68315.4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名潮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城西印刷厂由洪跃祥于1996年1月投资设立，为个人独资企业，该厂于2018年11月9日注销。2017年至2018年间，案外人蔡益峰将名潮公司的部分采购合同交由城西印刷厂进行生产。城西印刷厂进行加工生产后开具送货单（代供货合同）交货，其中2017年11月5日至2018年5月30日间，城西印刷厂共开具送货单29份，货款合计为78315.40元；该29份送货单中有26份的买方收货人（提货人）处为蔡益峰签字，另有3份为名潮公司仓库人员签收。2018年7月30日，名潮公司向城西印刷厂支付货款10000元，余款68315.40元至今尚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城西印刷厂与名潮公司是否为交易相对方，名潮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洪跃祥认为，城西印刷厂系与名潮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名潮公司与蔡益峰之间的关系是对内的。名潮公司没有告知过城西印刷厂货物是蔡益峰的、不应写名潮公司，也没有在付款时注明是代替蔡益峰付款。退一步讲，如果如名潮公司所述将业务交由蔡益峰，蔡益峰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名潮公司则认为：其与城西印刷厂之间无直接买卖关系或其他关系，没有任何直接经济往来。名潮公司的收货对象是蔡益峰，收到的是由蔡益峰交给名潮公司的货物。蔡益峰为独立经商主体，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基于现有证据，应认定城西印刷厂的交易相对方为名潮公司，名潮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理由如下：1.在合同订立方面，洪跃祥持有多份由名潮公司制作的《采购合同》，合同抬头上印制有名潮公司名称，并注明地址、电话等信息，合同上载明的供货商（供方）为城西印刷厂，交货地点（需方）为名潮公司，即合同显示的供方与需方分别为城西印刷厂与名潮公司；合同上虽载明收件人为蔡益峰，但无法体现蔡益峰为独立交易主体。2.在货物交付方面，洪跃祥持有的送货单（代供货合同）上，购货单位均记载为名潮公司，该意思表示明确，即城西印刷厂所认可的交易主体为名潮公司。送货单上所涉货物最终也由名潮公司实际收货并使用，且送货单上的量数与采购合同上的数量一致，部分采购合同上记载有单价，也与送货单上的单价一致。3.在货款支付方面，洪跃祥提供的8份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及7份对应的客户收付款入账回单为名潮公司持有的证据，发票显示的购买方为名潮公司，入账回单显示的付款方户名为名潮公司，且每份入账回单的附言均为“货款”。因此，从合同订立至货款交付的整个过程所体现的交易相对方均为城西印刷厂与名潮公司，作为洪跃祥，其有理由相信蔡益峰的行为代表名潮公司。4.名潮公司虽主张蔡益峰为独立经商主体，在城西印刷厂、蔡益峰与名潮公司间形成连环购销关系，并提供了蔡益峰与名潮公司间的送货单、入库单，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洪跃祥或城西印刷厂对此事先知情；名潮公司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转账记录，虽在时间上与名潮公司向城西印刷厂支付货款的时间对应，但无法就此证明系蔡益峰从中获取的差价利益。因此，名潮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城西印刷厂与名潮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洪跃祥作为城西印刷厂的投资人，在该厂注销后，有权主张该厂依法享有的权利。名潮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立即向洪跃祥支付所欠货款68315.40元的责任。洪跃祥诉请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名潮公司支付洪跃祥货款68315.4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自2019年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由名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8元、财产保全费770元，合计2278元，由名潮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名潮公司向城西印刷厂供应纸制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洪跃祥认为名潮公司与城西印刷厂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名潮公司则认为其向蔡益峰购买纸制品，城西印刷厂只是蔡益峰的上家供货商。首先，洪跃祥提供了名潮公司制作的采购合同，该采购合同上记载需方为名潮公司，供方为城西印刷厂。基于一般的理解，供需双方即为买卖合同的主体。合同最后的落款，一侧是“订购员：史建英”（名潮公司的员工），另一侧为“供方确认（签字/盖章）”，由此可见，对此合同内容需要达成合意的双方就是名潮公司与城西印刷厂。如果按照名潮公司的说法，采购合同是其向蔡益峰下单，与蔡益峰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话，则需要在合同上签字确认的应当是蔡益峰。其次，城西印刷厂向名潮公司送货，城西印刷厂开具的送货单上购货单位全部为名潮公司，蔡益峰及名潮公司的员工予以签收，而从未提出送货单上填写的购货单位错误，名潮公司的员工也没有表示系代蔡益峰签收。就之前的货款，城西印刷厂已向名潮公司开具多份发票，名潮公司向城西印刷厂转账付款，附言中备注“货款”，并没有备注代蔡益峰支付货款的意思。因此，从整个交易流程来看，名潮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城西印刷厂发生业务往来，蔡益峰从中接洽，城西印刷厂认为蔡益峰系代名潮公司采购，有合理的理由。再者，名潮公司提供的蔡益峰向其开具的送货单、其向蔡益峰开具的入库单，没有证据证明城西印刷厂对此知晓。名潮公司提供的蔡益峰收到的几笔款项，性质不明。蔡益峰本人没有到庭说明情况，名潮公司也没有要求追加蔡益峰参与本案诉讼，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无法认定。名潮公司称城西印刷厂的发票是根据蔡益峰的送货单金额所开具，而不是根据城西印刷厂自身持有的送货单所开具，但是发票金额与送货单并非一一对应，名潮公司亦无法指出城西印刷厂开具的发票具体与蔡益峰的哪几份送货单金额相匹配，故本院对其说法无法采信。综上，一审对涉案纸制品交易主体的认定有相应的依据，亦充分阐释了理由。洪跃祥作为城西印刷厂的投资人，在城西印刷厂注销后，有权主张城西印刷厂的债权。名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8元，由嘉兴市名潮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宁建龙审判员 褚 翔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法官助理冯静书记员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