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21民初1666号 原告：李辉，男，197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立中，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飞拉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隆全路38号。 法定代表人：张菊萍，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欣怡、计敏俊，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辉与被告浙江飞拉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拉利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后因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理终结，故本案中止诉讼，现中止之情形已消除，本案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辉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4243元；2.被告支付2019年2月至3月工资损失12452元；3.被告支付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2862元；4.被告为原告补缴2018年2月至2019年3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庭后变更）；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3年10月入职被告公司工作，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均于2019年1月31日到期，现被告既不续签合同也不安排工作，系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被告不愿意再延续劳动关系。2018年度，亦未安排申请人享受年休假。2019年2月27日，原告委托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袁立中律师发送律师函通知用人单位续签劳动合同。2019年3月2日，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于2019年3月6日与3月9日共计向原告提供了三个劳动合同样本，但都写明工资2500元每月且未注明劳动者岗位及工作内容，远低于原告此前的报酬待遇，原告当场要求更正的情况下被告均予以拒绝，故直至今日双方仍未续签劳动合同。原告认为，被告明面上通知劳动者续签合同，但实际上只愿意签订待遇极低的书面合同的行为，实质上是在逼迫劳动者自离，系变相裁员的行为。用人单位不愿意续签劳动合同的，应依法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飞拉利公司答辩称：1.被告与原告自2018年1月起实际已无劳动关系，原告与案外人丁万彬、杨小春独立开展外包安装业务，按每单业务的销售金额的2.5%到5%提成，定期与被告结算安装费，从李辉的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其从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经常是从一个个人账号获得收入，而非与其他员工一样由公司代发工资。且李辉实际上在2019年1月后仍与丁万彬等一直承接业务。2.退一步说，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的劳动合同到期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但由于被告工厂技术改造的需要，原告在2019年1月8日就已放假，直到2019年3月2日，被告人事经理以彩信的方式向原告发送通知函，告知其来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合同起始时间是2019年2月1日，待遇不低于以前的劳动合同。3月6日，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与原劳动合同一致的合同模板，但原告明确表示拒绝与被告签署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被告已向劳动者提出了以不低于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续签劳动合同，但原告不同意续签。关于原告提出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2500元且未注明劳动者岗位及工作内容，该约定与原被告在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完全一致，其中2500元不包括绩效工资，之前的工作中原告的薪资实际上也远不止2500元，且被告也已向原告保证不低于原工资待遇，因此原告以被告降低约定条件拒签劳动合同的理由是不成立的。3.银行流水：2014年1月开始至2018年1月有工资记录，2018年2月-5月，工资中断，几笔转账（尾号6776，沈雪华）与杨小春、丁万彬一致；2018年6月有工资记录，2018年7月-10月工资中断，几笔转账（尾号6776，沈雪华）与杨小春、丁万彬一致；2018年11月-2019年1月有工资记录；2019年1月14日、1月23日，尾号6776转账记录与杨小春、丁万彬一致，总数与丁万彬向公司结算的安装款一致。4.原告主张工资损失不应支持。被告基于工厂技术改造的原因，在2019年1月初就开始停工放假，并在1月发放了1月、2月假期期间的半薪工资，3月正式上班。而原告与丁万彬等人一起独立开展外包安装业务，按每单业务的销售金额的2.5%到5%提成，定期与被告结算安装费，多劳多得，因此，原告不存在工资损失。5.原告主张年休假工资的诉请不应支持。被告作为一家家具制造公司，春节前后放假时间较长，历年年休假均在春节前后一并放假。况且原告本人工作时间并不受公司管理，也不打卡，原告再行主张年休假工资的诉请无事实依据。6.原告入职时间为2013年12月，工作年限4年1个月。但在2018年1月开始不再与公司保持劳动关系，而是以独立承包的形式承接公司的外包安装订单，独立核算，与被告无劳动关系。 综上，原、被告间实质上是承包关系，原告不受被告管理和约束，工作时间自由，不存在工资损失和年休假损失，也无须补缴社保。退一步说，被告人事经理也基于工作习惯群发了续签通知，被告已向劳动者提出了以不低于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续签劳动合同，但原告不同意续签，故被告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原、被告围绕其主张或抗辩均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被告就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庭审后原告所举的相关证据，被告持有异议，经本院审查后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确认。 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称其自2013年10月开始入职于被告处从事搬运工作，近两年从事安装工作，而被告则表示原告系2013年12月开始入职。2018年3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曾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合同载明“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其中含试用期3个月；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车间生产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为厂内或外派，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整乙方的工种或岗位。乙方无正当理由应服从变更。乙方同意按甲方确定的岗位责任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任务。乙方违反本厂的规章制度造成经济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究赔偿；乙方按甲方规定完成工作任务的，甲方每30日支付工资，支付的劳动报酬为2500元/月或计件，计时。如乙方提前辞职扣1000元。试用工按80%工资结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按照法律规定，规章等规定执行；等”。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就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等相关事宜发生争执，致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 为此，原告等通过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以2019年2月26日律师函的形式于同月28日送达被告，该《律师函》表示“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1月31日到期，请在接到本律师函三日内与委托人以不低于此前待遇的条件续签劳动合同等”。此后，被告向原告提交了与原合同的约定内容相一致的劳动合同要求与原告续签。 2019年3月2日，被告通过短信/彩信的方式向原告发送《通知函》，表示“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到期，因公司车间改造，职工休假。现公司车间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全面恢复生产。现通知你于2019年3月10日前到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待遇不低于以前的劳动合同约定。续签劳动合同的起始日是2019年2月1日。如你在2019年3月10日前不到公司续签劳动合同，视为你不愿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 原告等通过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以2019年3月7日律师函的形式于同月10日送达被告，该《律师函》表示“劳动合同中应当明确各人的工作岗位，在续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仍应以此前的岗位为准，如涉及岗位变动的，属于对劳动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应单独征得劳动者同意。而贵司提供的合同样本中并未明确个人的岗位及工作内容，同时写明用人单位可随意调整岗位的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合同第三条注明劳动报酬为2500元/月，而众委托人此前实际工资远高于2500元/月，应以不低于此前待遇的数额进行约定，如仅约定2500元每月，即新合同的待遇低于原有待遇，各委托人作为劳动者有权拒签；请贵司在收到本律师函三日内，将合同内容不合法之处纠正并与劳动者续签合同等”。 原告等于2019年3月11日向嘉善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申请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34243元、2019年2月至3月的工资损失12452元、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862元、为原告补缴2018年2月至2019年3月社会保险。同月12日，仲裁委以“其他”为由，出具“浙嘉善劳人仲不（2019）19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原告遂于2019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诉请。 2019年3月16日，被告曾向原告等出具《通知函》，表示“2019年3月6日通过彩信向你方送达《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19年3月6日向你方提供了劳动合同文本，现针对你方提出的几点意见回复如下：第一、该劳动合同文本与原劳动合同文本完全一致，合同条件完全按照原合同条件，仅合同期限需要续签，并未作出不利于劳动者的下调。第二、原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甲方根据工作需要…’，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用人单位有权在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员工工作岗位。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况至今未向你方提出调整岗位的通知，而是向你方提出按照原劳动合同条件续签劳动合同。劳动者以‘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调岗、外派’的理由拒绝续签劳动合同不成立。第三、在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已明确表示按原劳动合同条件包括工资标准续签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劳动报酬2500元/月’，绩效工资属于可变量，依据劳动者个人每月的绩效确定，目的是通过薪酬制度激励员工，续签劳动合同后的绩效工资仍按原岗位薪酬制度执行。但劳动者要求将绩效工资以固定金额的方式约定在劳动合同中的意见，不利于员工薪酬激励，也不利于用人单位员工管理，是要求用人单位提高劳动合同条件的不合理要求。基于以上三点，通知如下：如你方同意续签劳动合同，请于2019年3月22日9点（周五）到公司人事部办公室办理续订劳动合同手续，如你方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请2019年3月22日9点（周五）到公司人事部办公室提交书面答复。若你方未在上述时间前报到，将视为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庭审中，原告认为其工作到2019年1月20日，其2018年年休假时间为5天。被告则认为双方自2018年1月起即不存在劳动关系，而系承包关系，且原告上班不打卡，年休假没有依据。双方均确认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相应的养老保险。至于被告发放原告的工资，原告认为发放到2019年1月份，而被告则认为其从2018年1月起就不再向原告发放工资。 据原告所提交的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通过62×××76账号超级网银转账支付原告款项有“2018年2月2日5000元及800元二笔、2月4日2050元、3月11日11629元、4月9日4000元、5月12日3540元、7月13日5110元及2000元二笔、8月16日6500元、9月13日5512元、10月10日4320元、2019年1月14日7100元、1月23日7000元等”；2018年6月20日、11月8日、12月10日、2019年1月8日通过系统自动工资5500元、6000元、6000元、6500元。原告表示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其平均月工资为6226元，而被告则表示系结算款，而非工资。经本院计算，原告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7380元。 本院认为：被告虽称原告自2018年1月起即因承接安装业务，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双方仍于2018年3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至2019年1月31日届满。且在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被告在停工改造结束正常开始生产经营前，即向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其他人员提出以不低于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续签劳动合同。故被告抗辩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1月起已解除之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原告对被告发出的通知函提出书面质疑后，在要求被告答复的期限内就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实有突袭之嫌（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律师函为2019年3月10日，而该律师函原告要求被告在收到后三日内予以答复，原告在被告答复期限内的3月11日就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且此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质疑也作书面说明和承诺，但原告仍不与被告续签劳动合同，属于劳动合同期满后用人单位维持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而劳动者不愿意续订，系《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除外情形，故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所谓一个工资支付周期，一般企业采取月薪制，也即意味着停产超出一个月的，自第二月起劳动者未提供劳动，用人单位需要给予劳动者最低生活保障。结合本案，被告因技术改造自2019年1月起停产，而原告在2019年1月后未在被告处正常上班，但此期间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实际解除，实际解除的时间应自被告通知原告续签劳动合同而未成就之日即2019年3月22日。为此，就原告主张要求被告仍应发放2019年2月、3月份放假工资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但诉请数额过高，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按原告每月平均工资的一半向原告发放2019年2、3月的放假工资。故经计算，原告2019年2、3月份的放假工资为6226元。 根据相关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用人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本案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已超过1年而不满10年，被告享有的2018年度年休假为5天，故被告应当按照原告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2862元（可按原告诉请的平均工资6226元/月÷21.75天×5×300%，再扣除已正常支付的一倍工资计算）。关于被告抗辩称原告上班不打卡，不应享受年休假之意见，因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为劳动者参加及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关乎社会利益，不得以协议或其他方式免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完整的社会保险除了养老保险外，还包括失业保险等，只有养老保险在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的情况下可以补缴，且法定养老保险专指基本养老保险。本案原告经本院释明后明确指向为补缴基本养老保险，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明确终止或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故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的补缴也应至该月止。但因要求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仲裁时效为一年，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补缴2018年2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诉请不予支持，而对于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补缴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其中个人缴纳部分应由原告自行负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务院令第514号）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人社部令第1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飞拉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辉工资6226元； 二、被告浙江飞拉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辉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862元； 三、被告浙江飞拉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原告李辉补缴2018年3月份至2019年3月份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个人缴纳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 四、驳回原告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浙江飞拉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 律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王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