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22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俊，男，1985年1月4日生，汉族，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秀，女，1951年5月5日生，汉族，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贵州华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娇娇，贵州华尔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梅，女，1979年8月18日生，汉族，个体户，系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经营者，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媛，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达军，男，1982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延珍，女，汉族，1976年12月1日生，住贵州省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根秀，女，汉族，1958年7月24日生，住贵州省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望谟县维浩健康产品经营部。住所地：望谟县王母街道解放路127号。 经营者：王维，女，1988年8月15日生，布依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建平，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七堡工贸城北区三号。 法定代表人：李惠森，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学远，男，1984年4月1日生，汉族，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员工，住山东省栖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勇，男，1965年7月28日生，汉族，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员工，住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无限极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俞江林，系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李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开平市沙岗开平工业园区38号。 法定代表人：李兆枝，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洋，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俊、杨长秀、上诉人杨梅因与被上诉人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望谟县维浩健康产品经营部（以下称“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开平市李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氏实业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俊、杨长秀向本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并在查明事实后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二、判令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一审法院未审查案件材料就认定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不承担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1、对于杨梅所称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均在原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占有股份，即四人共同参与涉案保健品销售及售后服务的情形应属实。四人均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对死者谎称该无限极产品包治百病，死者吴法宗在求医无效的情况下便听从了上述三人的建议，去了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指定的由杨梅经营的经营部购买了无限极保健品。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在明知死者病情无法用无限极产品治疗的情况下，仍然为了一己私欲引诱死者购买该产品，其存在共同的主观恶意。死者的死亡与该三名直销员的夸大宣传具有因果关系，应当对死者的死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2）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在整个产品的销售过程以及售后服务中，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都是积极参与的。共同对外销售及跟踪售后服务。因此，四人的行为共同造成死者的损害后果，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2、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杨梅之间系经销关系，虽双方在经销协议中约定，经销商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但不能因此来推卸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责任。因为，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及经营者，其负有对经销商进行管理的义务，即是有责任告知产品的性能、质量、使用产品的注意事项等；同时也有义务要求经销商不能故意夸大本产品的功效等，但在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可以明知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对经销商是疏于管理的。因此导致经销商在销售其产品是才出现夸大宣传、误导商品购买者的行为，其应与实际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同理可得维浩经营部也应当对经销商履行告知义务，故对维浩经营部未履行此项义务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3、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与李氏实业公司属无限极产品的生产商，两家公司虽然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且生产的产品质量合格，但产品质量合格并不代表其具备包装上所标注产品性能，对于产品是否具备所标注的性能，该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之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均存在过错，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及其家属存在重大过错明显错误。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是通过当等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进行评判的；而过失则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具体到本案中，吴俊、杨长秀认为对于自己所受的侵害后果是不可能存在故意的，而是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存在明显的故意，理由如下：1、本案死者购买杨梅产品目的在于让自己的身体好转，而不是让自己的病情恶化。因此，受害人是不存在故意的。2、受害人也不存在过失。因为本案受害人系60多岁的老人，并且在2015年以前长期生活的偏远的农村，加上其本人文化程度不高，并不具备区别药品和保健品能力。其购买杨梅销售的产品是在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宣称产品能治病的情况下才进行购买的。3、从一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受害人在服用产品过程中的用法、用量、包括饮用水均是服从杨梅安排这一事实可知，受害人也是没有任何过错的。4、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存在明显故意，并且其行为存在恶意。（1）杨梅作为产品的销售者，应当明知产品所具备的性能。从杨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可以明确知道，受害人在购买产品时已经明确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痛风、肾衰竭、心脏衰竭等症状，从常识来说，杨梅已经明知受害人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因此在杨梅在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并不具备治疗上述疾病的性能的情况下还向受害人推荐所销售的产品，存在明显的故意。（2）杨梅在公安机关同时述称“吴法宗所购买的产品系其根据吴法宗的病情推荐，并且告知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保健品期间其他药物一律不得服用”。因此，杨梅在明知被害人病情的情况下应当告知被害人通过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还向被害人推荐没有任何治疗效果的产品；同时还要求被害人停用其他药物，此举明显置受害人生命于不顾，主观上实为恶意。（3）杨梅在受害人服用产品并出现下肢肿大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要求受害人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反而要求受害人加大服用保健品，其行为最终导致受害人未能及时治疗而死亡。因此，杨梅的行为才是导致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是不清楚的。 二、一审法院判决仅由杨梅一人承担责任及由杨梅承担30%的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 （一）死者吴法宗因服用无限极产品导致耽误最佳治疗时间而死亡，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对死者的死亡结果具有过错，应当对死者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查案件材料及相应的证据就断然下判不由杨梅以外的其他被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故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应当对死者的死亡结果承担侵权责任。 （二）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的行为系导致死者吴法宗死亡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维护吴俊、杨长秀的合法权益。 针对吴俊、杨长秀的上诉，杨梅辩称，一、杨梅提交的产品系由证照齐全、合法经营的公司生产出的质量合格的保健产品，产品明确写明为保健品，且在质量检验合格的情况下，产品是符合其保健性能的，不存在任何瑕疵问题。从吴俊、杨长秀提交的鉴定意见可以看出，吴法宗的死亡与服用杨梅的产品无因果关系。二、杨梅并未让死者吴法宗停止服用抗压药、心脏病药等药品。因杨梅只有小学文化，很多字都不认识，导致杨梅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内容和其本身想要陈述的内容不一致。杨梅想要表达的意思为，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时，不能同时服用其他药品，而不是让其停止服用抗压药及治疗心脏病的药品。吴法宗完全可以在服用无限极产品12个小时之后服用其他药品，故死者自行停止服用药品的行为导致其死亡的后果，应该由其自行承担。三、从一审杨梅提交的望谟县人民医院、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及其他检查报告可以证实，死者在服用无限极产品之前就已身患重病，且多次入院治疗，其病情由高血压高危组发展到很高危组，肾脏疾病由肾功能不全发展到慢性肾衰竭CDK27，由此足以证实死者自身病情严重，且在医院治疗的情况下，病情并未得到控制，而是继续恶化。四、吴俊、杨长秀上诉状中最后一页第二项称杨梅的行为系导致死者吴法宗死亡的直接原因，与其提交的鉴定意见中的鉴定结论相矛盾。五、死者吴法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还放弃到正规医院治疗，最终导致死亡，应该对其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死者吴法宗服用无限极产品的时间仅仅为14天，且吴俊、杨长秀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死者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有停止服用抗压药等药品行为，其死亡完全系由其自身病情所致，与服用杨梅产品没有因果关系，故杨梅不应该承担责任。 二审补充称：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 针对吴俊、杨长秀的上诉，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辩称，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并非是杨梅的经营部的股东，跟杨梅也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判决杨梅承担30%的责任，完全是自由裁量，杨梅的行为跟吴法宗的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杨梅行为作用力大小、参与度的大小并未经过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 针对吴俊、杨长秀的上诉，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辩称，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须对杨梅的经营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杨梅是经销合作关系，是各自独立的经营主体，杨梅经营的店铺并非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或关联企业，双方对各自的经营行为负责。本着对消费者认真负责的态度，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在《经销商协议》“乙方的权利与义务”条款中，明确约定经销商须“诚信经营，如实向消费者介绍产品，严禁存在任何虚假或夸大宣传的行为”。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已经通过协议约定对杨梅须依法合规经销产品进行了合理、必要的提醒。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经营的企业，并非国家行政机关，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经销商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无须对经销商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依据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杨梅签署的《经销商协议》的内容，认定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各自独立承担责任，无须承担连带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吴法宗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第六项“鉴定意见”的结论：“吴法宗系患心脏疾病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可知，吴法宗的死亡与服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产品无关。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在案涉产品的外包装中明确产品属性为保健食品，并清楚表明了用法用量、“本品不能替代药物”等内容，不存在夸大宣传行为，也没有对吴法宗作出误导，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产品与吴法宗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须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依据《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产品外包装材料等证据认定吴法宗因自身疾病死亡，与购买服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吴法宗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无须与杨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吴俊、杨长秀的上诉请求。 杨梅向本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吴俊、杨长秀对杨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判由吴俊、杨长秀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吴俊、杨长秀提交的证据“望谟县公安局询问笔录”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首先，该询问笔录表现形式为证人询问笔录，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属于“书证”并不准确。书证应当是随时间发展而自然留下来的，一般在案件或纠纷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内容固定，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询问笔录一般是在纠纷发生时或之后，公安机关根据特定人员的陈述所制作的笔录；其次，书证的内容是文书出具机关对待证事实的说明或意见，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特点，而询问笔录采用一问一答来记录内容，被询问人陈述的内容主观性强，更多的是表现被询问者的主观思想和意见，并不当然的等同于对待事实的说明或意见，不具备相当客观性，故该证据并不属于书证，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予以采信。其次，该询问笔录来源不合法。这些询问笔录调取时间是在2018年12月18日，是在本案民事诉讼程序立案之前，并非由人民法院所调查取证，询问笔录为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严格的刑事证据，应适用于刑事审判案件，而不应当成为吴俊、杨长秀主张其诉讼请求的证据之一，且每人的询问笔录仅仅只有一份，公安机关人员并未对同一问题进行多次询问核实，所谓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吴俊、杨长秀提交的询问笔录并未查证属实，且这些询问笔录并没有形成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证明效力低。最后，杨梅在笔录中说的是服用无限极产品不能与其他产品同时服用，并没有告知吴法宗停止服用抗压药和心脏病药，吴法宗完全可以在服用无限极产品一两小时后继续服用抗压药及心脏病药品，且杨梅前后就见过吴法宗一次，并未对其服用药物的情况进行跟踪，亦未反复教唆吴法宗停止服用药物，所以吴法宗自己停止服用药物，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二、吴俊、杨长秀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死者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有停止服用“抗压药、治疗心脏病等药品”的行为。吴俊、杨长秀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死者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有停止服用“抗压药、治疗心脏病等药品”的行为，从吴俊、杨长秀提交的证据《鉴定意见书》中可以看出吴法宗系“患心脏疾病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与服用杨梅的产品无因果关系，且意见书中提到死者心血管系统疾病病变程度重。该意见书中所谓的“停止服用降压药”亦是吴俊、杨长秀的一面之词，并未在《鉴定意见书中》体现出吴法宗有停止服用“降压药”的行为。 三、死者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之前已身患重病，且病情恶化较快，其死亡系由其身体自身病情所导致，与杨梅无关。首先，从杨梅提交的证据望谟县医院、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及其他检查报告等，可以证实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之前就多次入院治疗，其高血压由“高危组”发展到“很高危组”，肾脏疾病由“肾功能不全”发展到慢性肾衰竭CDR2期，由此足以说明吴法宗自身病情严重，且恶化较快。其次，死者吴法宗自服用杨梅提供的无限极产品至死亡仅仅只有14天时间，且吴俊、杨长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有停止服用“抗压药”的行为，退一步说，就算死者在这14天一直服用了“抗压药”，谁能保证就一定不会出现死亡的结果，从《鉴定意见书》中可以看到死者心血管系统疾病病变程度重，心脏大小超出正常成年人的两倍，由此可见死者自身病情之严重。最后，死者吴法宗及吴俊、杨长秀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年纪均不小，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应当懂得死者身患严重疾病，应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对症治疗，而不是依靠保健品进行治疗，且杨梅提供的产品已明显标注为保健品，其应该明白保健品的功效在于保养身体，而不是治病，故吴俊、杨长秀及死者在明知身患重病，且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身体出现浮肿（死者服用无限极产品之前就出现过身体浮肿的情况）的情况下，还放弃到正规医院治疗，最终导致死亡，故吴俊、杨长秀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对此，不能排除吴俊、杨长秀是否系在明知吴法宗的病情严重恶化，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才购买杨梅的产品，从而让杨梅对其死亡结果买单。 综上所述，死者死亡系由其自身疾病所致，如果仅仅因为服用杨梅提供的产品14天，且在吴俊、杨长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停止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就因为杨梅一句“不能与其他西药同时服用”，就判定由杨梅对其死亡的结果承担30%的责任，对杨梅明显不公。在此，杨梅请求二审人民法依法撤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审判决书，并查清案件事实后改判驳回吴俊、杨长秀对杨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保护杨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针对杨梅的上诉，吴俊、杨长秀辩称，一、非法证据系合法证据的对称，是因不符合法律形式或取得的程序违法，而不可采信的证据材料。吴俊、杨长秀提交的望谟县公安局出警记录，不但符合书证的法定条件，同时也属于合法证据，因此可以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二、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只能作为刑事案件证据作出明文规定，只要询问笔录的内容系真实的，亦可作为民事案件裁判依据。故该证据并不存在来源不合法这一论断。三、死者之所以购买无限极产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服用，从而治愈自己的身体疾病，杨梅在询问笔录中也明确承认当时自己和死者讲了无限极产品不能和其他药品服用这一情况，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无限极产品任何产品都不能服用。现杨梅却对当时的笔录内容加以否认，这实则是推卸法律责任的一种表现。杨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也是无限极产品的经销商，其应当知晓该产品的属性。无限极产品为保健品，只能在身体健康时强身健体，而不能用其来治病。与此同时，杨梅也知晓死者的身体状况，若死者停止服用药品，则随时有可能会丧命，杨梅不仅对此情况听之任之，反而对死者叮嘱，只能服用无限极产品，否则达不到治愈的效果。杨梅的主观意图已经很明显，为了从中盈利，将受害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已经达到了故意的主观状态。杨梅虽未直接导致受害人死亡，但其行为确为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其应当对受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针对杨梅的上诉，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辩称，杨梅的行为跟吴法宗的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杨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是其真实意思。从杨梅一审庭审的陈述来看，其想表达的是无限极产品与药品不能同时服用，而不是不能服用其他药品。 针对杨梅的上诉，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辩称，对杨梅的上诉没有异议。从本案的证据材料显示，杨梅并不完全知道吴法宗病情信息及出院医嘱。杨梅并非职业医生，并不知悉医嘱，正因为如此，恰恰能够说明不违法。 李氏实业公司二审辩称，一、吴俊的上诉理由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李氏实业公司生产的产品是质量合格的，也完全具备包装上所标注的全部性能。如果吴俊认为李氏实业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具备包装所标注的性能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也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吴俊所谓“自证清白”的逻辑并不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需要强调的是，李氏实业公司生产的产品仅仅具备包装上所标注的性能，并不具备杨梅等人夸大宣传的医疗功能。李氏实业公司从未对外宣传该产品具有任何医疗功能。二、对杨梅的上诉意见没有异议。三、对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四、对一审判决中关于李氏实业公司的部分没有异议。 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吴俊、杨长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共同赔偿吴俊、杨长秀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05697.50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58160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172958元；3、丧葬费：33139.50元；4、精神抚慰金：200000元；5、鉴定费：18000元；二、判决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吴俊、杨长秀公开赔礼道歉，致歉内容包含本案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致歉内容版面面积不小于6cm×9cm；三、本案受理费、鉴定费全部由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4日8时，吴法宗（男，1958年9月18日生）在其租住的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松瓦桥头“望谟县吴家建材总部”门面内死亡，死亡时年满60周岁。吴法宗亲属随即向望谟县公安局报案，望谟县公安局对吴法宗死亡事件进行了调查，并于2018年10月9日委托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对吴法宗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鉴字第412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载明：……4、根据提供案情材料，其口服的保健品虽成分不详，但尸检及组织学检查未发现急性中毒或过敏性休克死亡征象……但由于本例死者心血管系统疾病病变程度重，其停止服用“降压药”等行为可加快疾病进展，对死亡的发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综上，鉴定人分析认为，吴法宗因患心脏疾病（高心病、冠心病）至心脏代偿功能低下，舒缩功能障碍导致严重心功能不全、最终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最终得出：吴法宗系患心脏疾病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的鉴定意见。因此鉴定产生鉴定费18000元系吴俊支付。望谟县公安局根据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尸表检查及《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等证据综合认定吴法宗死亡事件不构成刑事案件，未作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吴法宗生前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CKD2期、痛风性肾病、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心脏扩大、心功能Ⅱ、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痛风性关节炎、低钾血症等疾病，曾于2018年1月2日至同年1月9日和2018年2月2日至同年2月11日分别在望谟县人民医院和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9月20日，吴法宗在杨梅经营的“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按照杨梅的推荐，购买了无限极牌的“金昭胶囊”“怡瑞胶囊”“欧米茄威特海豹油胶囊”“灵芝皇胶囊”“常欣卫口服液”“增健口服液”“女士口服液”“润和津露”“钙片”等保健品，上述产品生产厂商分别为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开平市李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相应的生产经营资质，且所生产的上述产品经检验质量合格。同时，该产品包装瓶上的“注意事项”注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一审法院另查明，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同年7月19日分别与杨梅登记注册的新会区腾哈信息咨询服务部、陈根秀登记注册的新会区茂楼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经销商协议》，同年4月30日，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又与维浩经营部签订《专卖店协议》。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杨梅、陈根秀在《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经销商是为消费者就甲方（即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产品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市场推广的独立经营者。经销商应具备独立法人或个体工商户资格，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是合法经营、自行完税的独立经营实体。经销商及其经营者不属于甲方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双方不存在投资、雇佣、承包、代表、代理等关系，在经营活动中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维浩经营部签订的《专卖店协议》约定的内容与《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基本一致。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未与杨梅登记注册的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签订任何协议。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2月6日，吴法宗登记注册了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紫望公路边松瓦段的“望谟县吴家建材总部”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并一直经营。吴法宗与杨长秀于2018年7月5日登记结婚（再婚），双方婚前分别育有子女，即杨长秀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吴小为、吴志云、吴小会、吴琴；吴法宗育有吴俊。吴法宗生前无精神类疾病，其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神志清醒。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后出现身体不适期间未到医院进行诊治。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于2018年9月3日注册，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梅。该经营部于2018年10月31日被核准注销。 一审法院庭审中，吴俊、杨长秀声称杨长秀与吴法宗未共同生育子女。庭审后，自称系吴法宗与杨长秀共同生育的女儿吴琴向一审法院递交《放弃权利承诺书》，承诺放弃其在本案作为适格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的权利，凡其应得的权利份额均由吴俊和杨长秀共同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法宗的死亡与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本案的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比例。 一、吴法宗的死亡与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当事人因过错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杨梅在望谟县公安局的询问中称：“吴法宗到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购买产品时称其患有高血压、痛风、肾衰竭、心脏衰竭等症状，吴法宗所购买的产品系其根据吴法宗的病情进行推荐，并且告知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保健品期间其他药物一律不得服用”的陈述系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同时，杨梅在庭审中表示，其在望谟县公安局所作的陈述属实，故对杨梅在望谟县公安局的上述陈述内容予以确认。由于杨梅在明知自身并未受过专业学习、培训，且明知吴法宗身患多种疾病。同时，在明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的情况下，仍向吴法宗推荐宣传产品功效，并告知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停止服用其他药物的行为与吴法宗听信其误导而导致死亡的后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杨梅应对其误导宣传令消费者深信其产品功效并听信之停止服用药物而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故吴俊、杨长秀要求杨梅承担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给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有关赔偿费用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一年以上；第二，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本案中，虽然死者吴法宗的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望谟县，但吴法宗已于2015年2月6日开始在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松瓦桥头注册了“望谟县吴家建材总部”，并实际经营该店至死亡时，其主要收入来源及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因此，吴法宗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对于精神抚慰金问题。本案中因吴法宗的死亡，使其家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但吴俊、杨长秀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0元较高，因此，结合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酌情考虑50000元为宜。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虽然杨长秀已年满60周岁，但其育有四个子女，其子女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因此，杨长秀今后的生活可由其四个子女进行赡养，其并非无生活来源的人。故吴俊、杨长秀所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请，不予支持。对于鉴定费问题，因该费用系吴法宗死亡原因鉴定所产生，故应予支持。综上，因吴法宗的死亡产生的损失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因吴俊、杨长秀主张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为29080元／年，本院予以确认。即死亡赔偿金为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2、丧葬费：66279元／年÷12×6个月＝33139.50元；3、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4、鉴定费：18000元；以上合计：682739.50元。 二、关于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承担比例问题。本案中，虽然杨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吴法宗系田达军介绍，田达军又是由陈根秀介绍，因此，吴法宗的售后服务由田达军和陈根秀负责。陈根秀系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的股东之一”。但是在庭审中，杨梅先是陈述其与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之间并无关系，其三人只是在闲睱时候无偿帮忙；后又向法庭陈述，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在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有干股，其三人系按照各自销售产品的利润提成20%。因杨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其在本案庭审中就同一问题的两次陈述存在矛盾，且杨梅亦未举证证实其所述的上述事实，加之，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对杨梅的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因此，对杨梅声称陈根秀、田达军参与推荐销售，陈根秀、田达军、张延珍享有干股并提成20%的陈述不予采信。故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吴俊、杨长秀声称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以及维浩经营部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直销人员及直销点，但并未举证证实，因此，对吴俊、杨长秀称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直销人员的陈述，不予采信。故对吴俊、杨长秀要求张延珍、陈根秀、田达军以及维浩经营部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杨梅自认吴法宗所购无限极产品系其推荐并告知服用产品期间的注意事项，应对其在明知吴法宗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给予吴法宗误导宣传产品功效，并且在明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的情况下仍要求吴法宗在服用无限极产品期间停止服用其他药物的行为导致吴法宗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杨梅系经销关系，且双方在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经销商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同时，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及李氏实业公司所生产的无限极产品质量合格，且吴法宗的死亡与产品质量无关，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所生产销售的产品与吴俊、杨长秀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及李氏实业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针对责任承担比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吴法宗生前明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并多次住院治疗，且在无限极产品包装瓶上的“注意事项”中也明确载明了“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而吴法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成年人，其在服用产品前未尽到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的注意义务，在明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须就医治疗的情形下选择听信销售人员的宣传误导，甚至在其服用无限极产品出现身体不适后本应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系统治疗，其家属亦应主动劝说并积极将其送往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但吴法宗及其家属却仍继续选择听信销售人员的宣传误导进行调理治疗，服用对自己疾病没有治疗效果的产品，而耽误了治疗时间。因此，吴法宗及其家属对其生命安全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听之任之，其对其死亡后果的发生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故吴法宗及其家属应对自己的放任行为承担70%的责任，杨梅应对其宣传误导行为承担30%的责任，即682739.50元×30%=204821.85元。 针对吴俊、杨长秀要求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问题。由于死者及其家属（即吴俊、杨长秀）对吴法宗的死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主张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针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在庭审中称经望谟县公安局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及望谟县公安局对杨梅所作的询问笔录来源不合法，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应作为吴俊、杨长秀主张其诉请的民事案件证据。一审法院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从证据形式来看，望谟县公安局对杨梅所作的是证人询问笔录，而非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笔录，该询问笔录符合民事诉讼证据“书证”的形式。其次，从证据来源来看，虽然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须严格保密，但吴法宗死亡事件并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对未开展刑事立案侦查的材料，案件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亦可依法由其代理人调取。第三，从证据的效力来看，杨梅在公安机关并不是作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供述，而是作为证人对其亲身感观的事实进行陈述，况且杨梅所陈述的内容系对己不利的事实自认。第四，对吴法宗死因的鉴定虽不是人民法院委托，但该鉴定系公安机关为了对死者的死因进行定性而启动，且吴法宗死亡事件并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该鉴定意见亦未作为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的证据。第四，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等没有证据反驳且无新的鉴定意见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外，吴法宗现已下葬，客观原因不能再次启动鉴定程序。综上，因询问笔录及鉴定意见书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故对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及杨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对己不利的陈述应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杨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吴俊、杨长秀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费用，共计204821.85元。上述款项，若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吴俊、杨长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51.27元，由杨梅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理由，归纳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杨梅、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维浩经营部、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若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二、吴俊、杨长秀提出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问题。经查，上述询问笔录系在吴法宗死亡后，公安机关接到吴俊一方报警后，为查明吴法宗死亡情况而进行调查询问时所制作，是对被询问人所了解的案件情况的叙述和记载。据现有证据，案涉询问笔录的制作程序合法，且上述询问笔录所涉及被询问人系本案的部分当事人，属于当事人的陈述。本案当事人在案涉询问笔录中所作对其不利陈述，在不能举证推翻的情况下，应当采信。同时，关于案涉《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亦系公安机关为查明吴法宗死因而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所依法作出，与本案具有关联，在提出异议一方当事人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且现重新鉴定因客观原因不能的情况下，亦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此外，各方当事人对吴法宗所服用的案涉无限极产品系杨梅所推荐、销售并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经查，案涉无限极产品为保健食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64号]）规定，保健食品系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食品；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符合其产品质量要求。不得有暗示可使疾病痊愈的宣传。首先，据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一审提交的生产、销售许可证及检测报告等证据，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生产、销售的案涉保健品系经合法审批生产和销售，且经检验合格，吴俊、杨长秀一方一审对前述证据并无异议，且《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认定吴法宗的死亡主要系其自身疾病的恶化及发展，并未认定其死亡结果与服用案涉无限极保健品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案涉保健品包装外瓶喷涂“不能替代药品”字样；其次，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与实际产品销售者杨梅并无直接关系，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与杨梅作为新会区腾哈信息咨询服务部经营者签订的《经销商协议》约定杨梅一方负有“诚信经营，如实向消费者介绍产品，严禁存在任何虚假或扩大宣传行为”的义务，现亦无证据证明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在产品销售及宣传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因此，吴俊、杨长秀主张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李氏实业公司承担因吴法宗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维浩经营部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据现有证据，吴法宗所购买案涉无限极保健品系向杨梅购买，而并无证据表明杨梅系受维浩经营部委托或雇佣从事案涉产品的推销和宣传。据此，吴法宗与维浩经营部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而亦无证据证明维浩经营部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行为，故吴俊、杨长秀主张维浩经营部应当承担案涉民事责任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案涉吴法宗服用的无限极保健品系杨梅推销、出售，吴俊、杨长秀称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系杨梅所经营的原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挂牌为“无限极中草药调理中心”）雇佣的直销人员，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亦无证据证实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所聘用的直销人员，但即使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确系杨梅所经营的原望谟县宇琴健康产品经营部所雇佣的直销人员，该三人在受雇从事案涉无限极保健品销售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由杨梅承担责任。故吴俊、杨长秀主张田达军、张延珍、陈根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依据不足。 关于杨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保健食品的广告应当以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保健功能为准，不得更改和扩大。本案中，从杨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杨梅在吴法宗向其购买无限极保健品时，根据吴法宗告知的病情推荐案涉无限极保健品用于治疗吴法宗所患疾病，并要求吴法宗在服用案涉无限极保健品期间不得服用其他一切药物。因此，杨梅作为案涉无限极保健品的经销商，应当知道所销售的保健品并不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但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保健品所具有的功效进行扩大宣传，误导吴法宗，致使吴法宗停止药物治疗，病情发展恶化而死亡，存在一定过错，且杨梅的该过错行为与吴法宗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杨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杨梅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从杨梅一审所举吴法宗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兴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材料及吴俊、杨长秀所举《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来看，吴法宗服用的保健品与吴法宗死亡的结果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吴法宗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吴法宗自身疾病发展，而杨梅的误导宣传对于吴法宗死亡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吴法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长期患有高血压、高心病等疾病并接受治疗，应当对自身疾病有所认识和了解，应当知道保健品与药品的区别，亦应当知道停用药物治疗可能造成的后果，且案涉吴法宗服用产品外瓶明确载明为“保健食品”，亦载明注意事项为“不能替代药品”，而吴法宗及家人轻信杨梅等误导宣传，在停用药物后病情恶化的情况下并未积极寻求医疗救治，对自身疾病和生命安全疏于管理，是造成吴法宗因疾病发展恶化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一审根据杨梅、吴法宗及家人的过错程度及造成吴法宗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认定杨梅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案中，对于一审认定吴法宗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682739.50元，即死亡赔偿金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丧葬费66279元／年÷12×6个月=33139.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18000元，各方当事人并未提出明确上诉，一审认定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对杨梅应当承担的金额为682739.50元×30%=204821.85元，本院亦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吴俊、杨长秀一审主张杨长秀需吴法宗扶养，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经查，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现并无证据证明杨长秀在吴法宗生前因无其他生活来源由吴法宗扶养，且杨长秀亦有子女，依法对其应尽赡养义务，故吴俊、杨长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702.54元，由吴俊、杨长秀负担13851.27元，由杨梅负担13851.2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金洲 审判员  曾婷婷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桂劲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