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26388号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叶昌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大鹏，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明哲，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张炳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婷，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育科技)与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善企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育科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大鹏、汤明哲、被告久善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育科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暨补充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意向金人民币3,180,013.22元；3、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226,671.07元；4、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8月8日期间以3,680,013.22元为本金，其中2019年8月9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本金是3,380,013.22元，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暂计的日期，实际计算到还清之日)期间的本金3,180,013.2元。事实与理由：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租赁意向书》，双方就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XXX号项目的租赁部位及面积、用途、租期、租金、交付日期、交付条件、违约责任等均做了明确的约定。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29日签订谅解备忘录暨补充协议，约定“出租方承诺最晚于2019年2月28日前交付承租方进场装修，并且不晚于2019年4月30日前提供大产证，以便于承租方及时办理医疗相关执照”。此后，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9月18日支付合作意向金1,226,671.07元。原告于2018年10月15日向被告支付租赁意向金3,680,013.22元，并与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11月8日向被告出具《通知函》，明确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中，作为承租方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上述文件中的权利、义务由原告方予以承受，后续正式租赁协议以原告作为主体进行签署。此外，原告与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求被告退还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的合作意向金1,226,671.07元，经催促，被告按照《通知函》要求，退还相关款项。原告为了积极履行协议，于2018年12月29日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协调顾村镇政府提供产业支持批文，以及明确产业支持批文的时间计划；同时要求被告提供租赁协议文本，以及相关的交房标准、交房时间节点计划附件等。在意向书和备忘录约定的3个月锁定期以及1个月的租约谈判期，锁定期是从2018年10月15日开始起算。但原告迟迟未收到被告提供的租赁书面文本内容以及相关的项目交房日期等材料，并且租赁标的物现场无实质性动工迹象。故原告于2019年1月30日再次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提供明确的后续建筑计划及租赁协议，若被告方在租约谈判期内未能提供有效租赁书面文件，则建议双方协商解除协议并在2019年2月15日前退还原告已支付意向金(合计3个月房屋租金)。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联系函后，于2019年2月25日向原告出具《回复函》，明确“由于本项目涉及到原有施工单位结算、现场建筑物拆除、以及顾村镇产业规划要求等、”，建议双方尽快磋商，就项目后续的合作进行商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至2019年3月份，原告一直未收到被告出具有效租赁书面文件，原告于2019年3月8日向被告提出意向书终止意向，并在微信中向被告的联系人姚总发送了《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被告方联系人姚总收到终止协议后表示已经反馈给公司且会尽快回复。但是令人愤慨的是一直至2019年3月14日一直未收到被告方任何回复的情况下，原告方再次以快递的方式向被告方送达《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顺丰速运运单号：XXXXXXXXXXXX)。原告方向被告方寄送的《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后被告方置若罔闻，原告方于2019年4月15日再次向被告《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和《租赁意向书终止通知函》，但被告方仅分别于2019年8月9日向原告方退还人民币30万元、2019年10月12日向原告退还人民币20万元的意向金后就无其他任何回应。2019年9月11日原告方再次函告被告方要求双方针对租赁意向金剩余部分进行结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告方对原告的诉求一直置之不理，现原告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裁判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关于违约金在原告方提供的租赁意向书的第22条款，违约金相当于一个月的租金。被告久善企业辩称，租赁意向书及补充协议于2019年4月19日由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因此不需要法院来判决解除。意向金的本金金额没有异议，已经返还其中的50万元，剩余的款项3,180,013.22元被告愿意返还，被告资金困难，所以需要一定的期限予以返还。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双方终止协议的意向，双方已在2019年4月19日达成终止协议，系双方合意解约。双方合同的终止后果均以协议书为准，也证明了被告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利息的问题，如果需要支付利息，也应该从2019年10月1日起算。因为原告在2019年9月11日的法务函中明确被告应该返还的时间是2019年9月30日，因此应从2019年10月1日开始起算利息。即便在终止协议中约定还款日期是2019年4月19日之后三天内，但通过后续的法务函就还款日期进行了变更。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也应该通过新的规定来计算。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久善企业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租赁意向书》,双方就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XXX号项目的租赁部位及面积、用途、租期、租金、交付日期、交付条件、违约责任等均做了明确的约定。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久善企业于2018年8月29日签订谅解备忘录暨补充协议，约定“出租方承诺最晚于2019年2月28日前交付承租方进场装修，并且不晚于2019年4月30日前提供大产证，以便于承租方及时办理医疗相关执照”。协议签订后，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9月18日支付合作意向金1,226,671.07元。康育科技于2018年10月15日向久善企业支付租赁意向金3,680,013.22元，并与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11月8日向久善企业出具《通知函》，明确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久善企业签订的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中，作为承租方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上述文件中的权利、义务由康育科技予以承受，后续正式租赁协议以康育科技作为主体进行签署。此外，康育科技与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求久善企业退还上海极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的合作意向金1,226,671.07元，经催促，久善企业按照《通知函》要求，退还相关款项。2018年12月29日康育科技向久善企业发函，要求久善企业协调顾村镇政府提供产业支持批文，以及明确产业支持批文的时间计划；同时要求其提供租赁协议文本，以及相关的交房标准、交房时间节点计划附件等。在意向书和备忘录约定的3个月锁定期以及1个月的租约谈判期，锁定期是从2018年10月15日开始起算。因嗣后一直未收到久善企业提供的租赁书面文本内容以及相关的项目交房日期等材料，并且租赁标的物现场无实质性动工迹象。故康育科技于2019年1月30日再次发函，要求久善企业提供明确的后续建筑计划及租赁协议，若其在租约谈判期内未能提供有效租赁书面文件，则建议双方协商解除协议并在2019年2月15日前退还康育科技已支付意向金(合计3个月房屋租金)。久善企业在收到联系函后，于2019年2月25日向康育科技出具《回复函》，明确“由于本项目涉及到原有施工单位结算、现场建筑物拆除、以及顾村镇产业规划要求等、”，建议双方尽快磋商，就项目后续的合作进行商议。一直至2019年3月份，因康育科技仍一直未收到久善企业出具有效租赁书面文件，故于2019年3月8日向久善企业提出意向书终止意向，并在微信中向久善企业的联系人姚总发送了《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嗣后，康育科技再次以快递的方式向久善企业送达《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2019年4月15日，康育科技再次向久善企业发出《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和《租赁意向书终止通知函》，久善企业分别于2019年8月9日及2019年10月12日，分别向康育科技退还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2019年9月11日，康育科技再次函告要求双方针对租赁意向金剩余部分进行结算。本案审理中，久善企业提供一份2019年4月19日的《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XXX号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该协议为甲方久善企业与乙方康育科技签订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了宝山区沪太路XXX号物业租赁意向书，并于2018年9月11日签署了补充协议，锁定期已于2019年1月15日到期，租赁谈判期于2019年2月15日到期，截止现在，甲方未能按照原意向书及备忘录约定与乙方完成租赁协议的签订，也未能完成项目交付。经过甲乙双方协商约定，一致同意终止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双方责任和义务。甲方将已经收取的乙方三个月意向金一并退还，约定如下：金额为3,680,013.22元，甲方在终止协议签署完成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退还。对于该份协议，久善企业表示，是由康育科技将加盖其公章的协议文本寄给我们，久善企业加盖公章确认后当面交付给康育科技的。对此，康育科技表示，该份协议内容是由康育科技先向盖章后寄给久善企业的，但嗣后久善企业从未将协议加盖公章后交付给康育科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久善企业与康育科技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是否在诉讼之前达成了终止协议。康育科技以起诉的方式主张解除权，对此，久善企业主张双方已经达成合意解除了合同。为此，久善企业提供一份由双方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XXX号租赁意向书终止协议》。对该份协议，康育科技确认是先行拟好文本并加盖公司公章后交付给久善企业的，但从未收到过久善企业的确认和反馈。久善企业称，在收到该份终止协议书后对于其中条款内容均予以确认后再行加盖公章并当面交付给康育科技。尽管对于交付一节事实，久善企业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但根据合同成立的要件，久善企业收到康育科技先行加盖公章的协议文本后，在协议落款处加盖公章，该行为即说明久善企业对于合同条款均予以确认，至此，双方协议成立并生效。故康育科技就双方未在诉讼前达成解除协议的合意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无法采纳。其次，根据终止协议的文字记录，双方当事人是经过协商约定，一致同意终止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双方责任和义务。关于终止的后果也明确约定为由久善企业将已经收取的康育科技支付的三个月意向金予以退还，并就退还的金额和期限做出约定。上述意思表示明确无误，应当作为双方当事人就租赁意向书及备忘录在终止后的所有权利、义务的概括性约定，故久善企业应按约及时履行归还本金的义务。而康育科技要求久善企业另行承担违约金的主张，超出上述终止协议的约定，本院无法准许。关于利息的问题，鉴于久善企业分别在2019年8月9日及2019年10月12日，向康育科技退还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故本院在扣减相关已付金额后，就未付款部分的利息进行处理。关于利息起算点的问题，根据终止协议明确是在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归还，故本院确认2019年4月23日起算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意向书》及谅解备忘录暨补充协议于2019年4月19日终止履行；二、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返还意向金人民币3,180,013.22元；三、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其中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8月8日期间的本金是3,680,013.22元，2019年8月9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本金是3,380,013.22元，2019年9月12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期间的本金是3,180,013.22元，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6,120元，由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2,090元，原告上海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03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久善归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 芳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雨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