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1民终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成，男，200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法定代理人：郑某（系赵某成母亲），女，197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俊锋，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伟，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灵寿县三利公交有限公司，住所地灵寿县北环路。法定代表人：邢志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美，河北冀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婷，女，198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美，河北冀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康某文，男，194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原审被告：赵某鹏，男，198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上诉人赵某成、灵寿县三利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婷、原审被告康某文、赵某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灵寿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6民初1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成法定代理人郑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俊锋、杨晓伟，上诉人三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志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美，被上诉人李某婷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美、原审被告赵某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三利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赵某成承包费200000元；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三利公司返还上诉人承包费4000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3年2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公交车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第二项约定：承包费用一次付清；第三项规定：承包期限届满，乙方自愿继续承包的，甲方与乙方签订内容相同的续延协议，续延协议后，乙方不再交纳承包费。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利公司签订的是长期承包协议，上诉人交纳的40万承包费用并不仅仅是八年的承包费用，而是长期承包费用。原审法院认定承包协议中2012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21日，为协议约定的承包期限，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承包费20万元，是基于对事实认定的错误而做出的判决。2、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第二条车辆使用及换新：2、车辆按规定达到报废期限的，在国家政策允许情况下，甲方必须在乙方提出换新申请一年内办理换新车及运营手续，如甲方不能如期承办，甲方必须退还乙方原承包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份与上诉人补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为了让新能源电动公交车早日上路，让上诉人先报废原车辆，由被上诉人为赵某成更换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协议签订后，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对原营运面包车进行报废处理。根据《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第二条车辆使用及换新的规定2:被上诉人应当在2017年12月21日前为上诉人更换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并办理相关运营手续。被上诉人没有按时为上诉人更换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应当按照协议退还原承包费40万元。原审法院判决退还上诉人20万元承包费不符合协议条款约定。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李某婷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帐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将承包费用40万元整，分三笔转入被上诉人李某婷个人卡上。被上诉人李某婷系当时被上诉人三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振录的儿媳。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收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故被上诉人李某婷非法出借银行账号，应当依法在出借账户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系长期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纳的承包费也是一次性交清。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更换新车，应当依法退还上诉人全部费用40万元。原审法院的判决系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希望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利公司答辩称：赵某成无法定或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双方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应继续履行。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包括赵某成在内的61辆面包公交车经集体协商同意更换为37辆电动公交车，该电动公交车采用的是集体承包、分组运营的方式，赵某成系第三组成员，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赵某成在2015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已经明确认可“于2015年12月购置纯电动公交车37辆，在纯电动公交车运营前，需将原承包的面包公交车全部退出市场。”也就是说，原61辆面包车总体置换为37辆公交车，且37辆公交车仍由原61辆面包车的车主继续承包经营。由于无法达到每人一辆，故全体协商一致，采取集体承包、分组运营的方式，赵某成分到第三组。2016年12月5日，三利公司又专门开会公布61辆车主共计122万元押金使用情况，明确押金“使用于新能源公交车的上变压器、建充电桩、场地硬化等基础建设70多万元，剩余作为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的启动资金。”赵某成也照样缴纳2万了押金。两年多以后，大家发现集体承包经营收益大不如之前，赵某成才于2019年7月份起诉要求解除承包协议。三利公司认为，赵某成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我国民法的诚实守信原则，目前，其它60位原面包车主仍坚持在公交集体运营的第一线，共同支撑着灵寿县公交事业的发展，保障着百姓的出行需求，如果大家都像赵某成这样，否认基本事实，营利不好就退伙的话，那整个灵寿县的公交出行将陷入瘫痪。其次，双方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并非履行不能，合同目的也不是无法实现。退一步讲，如果赵某成不愿参与上述电动公交车的集体运营，那双方仍可以按照上述《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约定，由赵某成提出换新申请并出资购车，答辩人定会按照合同约定在一年内为赵某成办理换新车及运营手续。而一审法院对几个关键问题，比如赵某成是否提出过换新车申请？赵某成目前是否同意出资购车继续履行《公交车承包协议书》？均未查清的情况下就认定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总之，赵某成的原面包公交车已经因为政策原因退出市场更换为电动公交车，赵某成作为第三组成员应对电动公交车进行集体经营，如果赵某成不愿参与集体经营的话，双方也可以按照《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约定由赵某成提出换新申请购置新车，答辩人会履行合同义务，为其办理运营手续。但是，如果赵某成既不参与集体经营，也不出资换新，仅仅要求解除合同的话，由于没有法定或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法院强行判决解除合同，那么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实际履行时间的期间判决返还20万元并无不妥。因为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限为八年，2012年12月21日到2020年12月21日，承包期满后，续约协议的赵某成不再缴纳承包费，该条约定是对赵某成履行合同期满八年后的一个附条件的减免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承包协议履行期间未满八年，该减免优惠赵某成是不应当享有的，所以说本案中赵某成依据这个减免优惠主张该协议是一个无期限的不成立。李某婷答辩称，第一，首先赵某成的上诉请求中并没有要求李某婷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仅限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关于李某婷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不应当在此次的庭审范围之中。第二，赵某成依据的法律规定并不是指所有出借账号的行为均由出借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明确指出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的相应民事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婷因出借行为有违法所得，也不能证明李某婷本人实际使用了这笔承包费用，故李某婷本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赵某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以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面包车置换为新能源公交车后由被上诉人运营的情况为前提条件，即推断出被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推断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12月3日全体承包车主参会的《会议记录》，该证据显示全体承包车主一致同意将原有车辆更换为新能源纯电动车。同时，上诉人提交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该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对于原有61辆汽油车进行淘汰，置换为37辆电动车的事实知晓并认可，即被上诉人对于新旧车辆存在数额上的差距的事实知晓并认可。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同意将其原有的汽油车交由上诉人封存处理。此时如果针对更换电动车后不能满足61位承包车主人均一车的事实情况没有解决方案的话，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承包车主们绝不会签订协议将原自有的汽油车淘汰。事实是在2016年12月5日上诉人召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全体承包车主共同商议37辆电动车的运营模式，最终参会全体一致同意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模式为集体化经营，自负盈亏。会后被上诉人才与上诉人签订了上述《协议》，将原有车辆淘汰。其次，上诉人并非不将置换后的新能源公交车交付被上诉人运营。因运营模式为集体运营，上诉人不应将置换后的车辆单独交付被上诉人运营。然而，因政府对公交车线路规划及统一收费标准等政策出台及其他因素，导致车辆运营不景气，加之集体承包模式使得承包人积极性大大降低，最终导致车辆无人运营。上诉人需保障灵寿县公交车辆能够正常运营，同时降低承包人集体的损失，无奈暂时代替承包人管理运营该37辆车。再次，若按被上诉人所述上诉人不将置换的车辆交付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承包人集体，被上诉人为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未向上诉人进行过主张？从被上诉人的起诉时间来看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当前该37辆电动公交车车况良好，上诉人一直等待被上诉人在内的全体承包人接手该37辆车，或集体商议新的方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的解除应当符合约定解除条件或法定事由。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审认定上诉人违约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法定事由解除协议，明显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并非违约方，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及会议纪要等内容，上诉人均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相反，被上诉人面对商业风险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其才是违约方。第二、本案合同是否可以依照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之规定解除，除了认定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之外，还应对合同目的是否无法实现做出认定。然而，原审并未对此进行调查，做出认定。现实如上述，当前该37辆电动公交车车况良好，上诉人一直等待被上诉人在内的全体承包人接手该37辆车，或集体商议新的方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请求法院依法裁判。赵某成答辩称称，一、三利公司上诉状内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三利公司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承包车主同意公交车运营模式为集体化经营、自负盈亏。答辩人在报废原有车辆时，三利公司确实是只有37辆新能源公交车，但这并不能推断出答辩人同意集体化经营。事实上是三利公司承诺会尽快上新车，为承包车主办理新车运营手续的情况下，答辩人才同意报废了原有车辆。其次，三利公司在上诉状中自认其“暂时代替承包人管理运营该37辆车”，证明三利公司认可现在车辆的管理运营权由三利公司行使。但是并不是如其所说，车辆无人运营，而是三利公司违约，将车辆运营权收回公司自己运营，导致答辩人无法从事车辆运营。三利公司将违约行为描述为其无奈之举，实属颠倒黑白。再次，答辩人等承包人在车辆报废一年后，曾经通过自行协商、主管部门介入等方式主张合同权利，并非如三利公司所称，并且三利公司未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不能说明三利公司无权主张。最后，三利公司称等待全体承包人接手该37辆车，但是原有车辆是61辆，这恰恰说明三利公司不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二、原审判决认定解除合同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三利公司不能在车辆报废一年内为答辩人提供运营车辆违反了合同约定，导致答辩人至今已有三年多无法从事车辆运营。所以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所以原审判决适用该法律规定解除合同是正确的。综上，三利公司上诉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康某文答辩称，自己原在灵寿县三利公交有限公司做会计工作，关于公交车承包一事，我负责向公交车承包者提供缴纳承包费的银行卡号和收集银行的缴款回执单，并与公交车承包者办理填写公交车承包协议，至于合同纠纷与我无任何责任。赵某鹏未答辩。赵某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赵某成与三利公司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利公司返还赵某成承包费40万元，赵某鹏、李某婷、康某文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某成（乙方）与三利公司（甲方）于2013年2月8日签订公交车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手续齐全，达到上路运营标准的长安型面包车一部，车牌号为冀Ａ×××××，发动机号为C7UJ001517，车架号为CF107458，行车登记为空白，由乙方承包运营。第一条第一款约定：承包期限：承包期限为捌年，自2012年12月21日始至2020年12月21日止。第二款约定：承包费一次付清。第三款约定：承包期限届满，乙方自愿继续承包的，甲方与乙方签订内容相同的续延协议，续延协议后，乙方不再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第二条车辆使用及换新第二款约定：车辆按规定到达报废期限的，在国家政策允许情况下，甲方必须在乙方提出换新申请一年内办理换新车及运营手续，如甲方不能如期承办，由甲方退还原承包费。购换新车辆类型由甲乙双方协商，购车费用由乙方负担。运营手续由甲方办理，费用由乙方负担，除此，甲方不再提取附加值，中途报废或乙方请求换新的，承包费仍按本协议第一条1-3项约定执行，购车款及运营手续费用仍按本条本项约定负担。另查明，赵某成、三利公司双方均认可赵某成已交纳承包费40万元，以及案涉冀Ａ×××××号面包车于2016年12月份退出市场。现赵某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赵某成与三利公司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要求三利公司返还赵某成承包费40万元，赵某鹏、李某婷、康某文承担连带责任。以上事实由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赵某成、三利公司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协议签订时赵某成11周岁，但赵某成法定代理人郑某、三利公司对此均知情且均无异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赵某成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冀Ａ×××××号面包车于2016年12月份退出市场，在面包车退出市场之前有61辆面包车运营，后置换为37辆新能源公交车，根据双方约定三利公司应为赵某成办理换新车及运营手续，但三利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由面包车置换为新能源公交车后由赵某成运营的情况，故赵某成与三利公司签订公交车承包协议书的目的已无法实现，赵某成诉请解除该协议，予以支持。关于赵某成主张三利公司返还承包费40万元的问题，因赵某成与三利公司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承包期限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21日，双方按照该协议履行至2016年12月份，现赵某成主张全部返还承包费依据不足，综合各因素考虑返还20万元为宜。赵某成主张赵某鹏、李晓彤、康某文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赵某成与三利公司于2013年2月18日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二、三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赵某成承包费200000元；三、驳回赵某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赵某成负担3000元，三利公司负担4300元。本院二审期间查明，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赵某成在法定代理人郑某知情认可的情况下与三利公司签订的《公交车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1”）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协议1合法有效，并无不妥。协议1中冀Ａ×××××号面包车经双方2015年12月5日签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商定已于2016年12月份退出市场，而协议2未明确退出市场之前的61辆面包（含冀Ａ×××××号面包车）车置换为37辆新能源公交车后的经营模式，也未明确此协议可作为赵某成中途报废原承包车辆请求换新的依据，在协议2约定不明确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因协议1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对赵某成诉请解除该协议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三利公司提供的所谓“2016年12月5日会议记录”及“原面包车评选代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置换新能源公交车后集体承包、分组运营的模式系取得赵某成同意，赵某成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承包面包车基于2015年12月5日协议中途报废后向三利公司提出换新申请，故三利公司、赵某成双方对协议1的不能履行均存在一定过错，原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结合三利公司、赵某成双方按照协议1的约定已实际履行至2016年12月份的事实，酌令三利公司将双方协议1未履行期间的20万元承包费返还赵某成，不失公允。协议1明确约定了承包期限为8年、承包费一次性付清，赵某成以承包期限届满双方签订续延协议后无需缴纳承包费为由，主张一次性付清的承包费为无定期的长期承包费用，与合同约定条款意思表示不符，不予采信。赵某成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李某婷出借银行账户系为自身谋取利益，且三利公司承认李某婷已将其收取赵某成的承包费转交给三利公司，故赵某成主张李某婷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赵某成、灵寿县三利公交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0.0元，上诉人赵某成负担7300元，上诉人灵寿县三利公交有限公司负担7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国审判员  李 伟审判员  杨根山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梁阔书记员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