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7民再1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熊道桂，男，195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钊，湖北兆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刘乾坤，男，196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王敏，女，197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楷、刘春燕，湖北妍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道桂与被上诉人刘乾坤、王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前由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704民初242号民事判决，熊道桂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鄂07民终414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鄂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鄂0704民初185号民事判决。刘乾坤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鄂07民终538号民事判决。刘乾坤、王敏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民申2906号民事裁定，将此案提审。2018年11月19日，该院以（2018）鄂民再457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鄂07民终538号民事判决书及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704民初185号民事判决；将此案发回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重审。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鄂0704民初183号民事判决，熊道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道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钊，被上诉人刘乾坤及刘乾坤、王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楷、刘春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道桂上诉请求：1.撤销（2019）鄂0704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判令刘乾坤、王敏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乾坤、王敏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程序违法。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鄂城区人民法院重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2.判决书署名的合议庭成员与参加庭审的人员不一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错误采信了张某和夏秋生的证人证言。第一，张某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鸿泰煤矿投资人的身份，无法证实刘乾坤与鸿泰煤矿的关系，刘乾坤无权处理鸿泰煤矿的股权事宜，且鸿泰煤矿至今无任何工商登记。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4月11日的200万元是鸿泰煤矿投资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第二，对于《煤矿股权合同书》的标的是阴湾煤矿还是阴湾煤矿与鸿泰煤矿，以及投资总价款是2880万元还是8000万元，张某几次庭审陈述不一致。第三，《煤矿股权合同书》各合伙人的出资额，张某的陈述不具备客观性、真实性。该合同书仅仅只是一个意向书，不具备合同效力。第四，关于400万元的性质，张某在华容区法院的陈述是以借款的形式入资，如果阴湾煤矿收购成功，借款就转为投资款，在鄂州中院陈述，400万开始怎么来的我不清楚，再审庭审张某又表示合同没有签之前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不清楚，虽然张某极力规避借款一词，但其证词至少说明熊道桂向刘乾坤支付400万元时，不是投资款，400万元性质之后是否发生转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张某和夏秋生的证词加入了个人的分析、判断和猜测，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况下，不应当将两人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熊道桂在签订合同后，派人参与阴湾煤矿的经营管理，没有事实依据，熊道桂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份额，从未享受或行使合伙人权利及义务。3.一审法院认定借条不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不符合民间借贷行为的基本特征于法无据，是主观臆断。三、诉争的40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合伙投资款，一审法院认定为合伙投资款，证据不足。1.两张借条都是刘乾坤书写、签字，内容明确，借款才是双方最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案不仅有借条，还有转账凭证，具备了民间借贷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2.刘乾坤出具的第一笔借条时间是2011年4月11日，而刘乾坤与魏耀东、于泉、张某的《煤矿股权合同书》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11月26日，如果是投资款，熊道桂作为投资人，为何没有参与签订合同，如果是投资款，为何时出具借条而不是收条。无论是第一笔200万元，还是第二笔200万元，熊道桂在支付此款时，与刘乾坤、张某、于泉、魏耀东之间并没有形成合伙合意，合伙关系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在原二审上诉时陈述借条只是一个暂收付款凭证，签订正式的股权合同书以后该借款自动转化为投资股本金，该观点与张某在华容区法院的证词基本一致，刘乾坤承认了借款的存在，只是认为其后借款发生了转化。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应有双方的合意，被上诉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煤矿股权合同书》只是一份意向书，不具备合同效力，不具备可履行性，刘乾坤持有5%的股权，根本无法履行和实现《煤矿股权合同书》中承诺给予熊道桂20%的股权。4.刘乾坤向阴湾的全部出资时间在2011年10月之前，而第二笔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12月，刘乾坤借款后并未向阴湾再投资，证明该笔借款根本不是用于阴湾煤矿的投资。刘乾坤、王敏辩称，一、本案程序合法。二、一审法院采信张某、夏秋生的证人证言并无不当。第一，张某、夏秋生是本案的直接参与人，夏秋生作为原阴湾煤矿的生产矿长，在熊道桂一行人考察煤矿时，负责接待，且在全体合伙人签订《煤矿股权合同书》时在现场，其证言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张某是五个合伙人之一，其当庭陈述的全部合伙过程、400万元款项的性质，还原了案件事实。第二，熊道桂自己参与签订的《煤矿股权合同书》明确载明，订立合伙合同的目的是购买阴湾煤矿至致使鸿泰煤矿整合合法化，合同内容与张某庭审时的陈述相吻合。第三，合同之所以未对出资额以及出资多少进行约定，是因合作的事务是收购煤矿，在合作之初，合伙事务未完成的情况下无法预估收购总额，只能以股比的形式来体现，同时按各自股权比例进行出资。熊道桂在2017年6月21日庭审时也已自认签协议的原意是将400万转为投资款，与证人证言的内容吻合。第四，熊道桂在签订合伙协议后，派人参与了相关的经营管理工作，其在2017年6月21日庭审时陈述“让柯汉明上班看他们有无能力”，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三、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熊道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的借贷合意，借条上明确注明了此款用作鸿泰煤矿入股、阴湾煤矿投资，以后再办正规手续，刘乾坤在两份借条上均未明确是借款人。并且在第一笔200万元未偿还的情况下，继续借款200万元，不求任何回报，不符合交易习惯。刘乾坤提交的股权合同书、合伙人的证言、付款凭证、民事判决书等足以证明款项性质为合伙投资款而非借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如果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借条应是构成借贷关系的最终证据，不会注明以后办正规手续。显然借条上注明的以后办理正规手续是针对其后五名合伙人签订的《煤矿股权合同书》。四、《煤矿股权合同书》约定的合伙事务系购买阴湾煤矿、整合鸿泰煤矿。刘乾坤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合伙事务，合伙事务是否履行完毕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熊道桂以工商部门办理的股权登记与协议约定股权份额不符以及刘乾坤收取投资款后未按约定用于投资为由将投资款认定为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熊道桂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道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乾坤、王敏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2.由刘乾坤、王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刘乾坤以投资煤矿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于2011年期间向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400万元，其中2011年4月11日向原告借款200万元，2011年12月4日向原告借款20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两张，后原告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400万元的借款。经熊道桂多次催要未予偿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1日，刘乾坤向熊道桂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暂借熊道桂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注：作为泓泰煤矿入股，转款以银行单据为准）刘乾坤2011年4月11日”；2011年4月14日，熊道桂从银行将此款汇至刘乾坤账户。2011年12月4日，刘乾坤再次向熊道桂出具借条一张，借条的内容为“今借熊老板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注：已转款壹佰万元整，余下以银行转款凭证为准。此款作为阴湾煤矿投资，以后办正规手续。经手人刘乾坤”，2011年12月13日，熊道桂从银行将此款汇至刘乾坤账户。2012年9月14日，魏耀东、于泉、张某、熊道桂、刘乾坤共同签订的《煤矿股权合同书》一份，内容为：合同甲方为：刘乾坤、熊道桂、于泉，合同乙方为：魏耀东、张某，由双方出资购买湖北建始阴湾煤矿，致使鸿泰煤矿整合合法化，经协商特订以下协议：一、甲方占总股权51%（其中刘乾坤占总股权的21%，熊道桂占总股权的20%，于泉占总股权的10%），乙方占总股权的49%（其中魏耀东占总股权的39%，张某占总股权的10%）；二、甲方负责阴湾煤矿的各项管理工作，必须确保安全生产，乙方担任出纳工作；三、甲乙双方必须账目清楚，每月底必须结清当月财务收支账目。利润资金留足厂内开支后，按股权分清利润。该合同书的落款打印日期为2012年9月14日，但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张某将打印的日期划掉，手写为2011年11月26日。熊道桂在签订合同后，派人参与阴湾煤矿的经营管理。2011年7月16日，刘乾坤和案外人魏耀东与建始县阴湾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龙昌万，龙中华、盛明忠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以2880万元的价格购买阴湾煤矿股权，为了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被告刘乾坤于2011年7月10日至10月9日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1150万元。2015年5月28日，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刘乾坤认为其已支付的金额为1150万元，并未得到公司登记的相对应的股权遂对恩施自治州建始阴湾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龙昌万、龙中华、魏耀东在建始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2011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1150万元。2016年11月15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刘乾坤与魏耀东二人实际出资与工商登记出资比例不对应产生的问题与本案审理的二人与阴湾煤矿工商原股东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维持1、刘乾坤于2015年5月9日分别向龙昌万、龙中华发出的《关于解除2011年10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不发生协议解除效力；2、驳回刘乾坤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另查明：刘乾坤与王敏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刘乾坤给熊道桂出具两份凭证一份是“暂借”落款为刘乾坤（2011年4月11日），一份是“借条”落款为经手人刘乾坤（2011年12月4日）。2011年4月11日的200万借条注明的是投资泓泰煤矿，2011年12月4日的200万借条注明的是阴湾煤款投资，以后办正规手续。涉案两份借条均明确注明系煤矿投资。从其形式要件上来看，熊道桂与刘乾坤非亲非故。两笔大额借款既不约定利息，也不约定还款时间等基本内容。落款人为经手人而非借款人，不符合民间借贷行为的基本特征。两笔借款相隔时间近8个月之久，如为借款，在前款未还的情况下，继续无息出借，更不合常理。而刘乾坤举证的《煤矿股权合同书》，与借条中的投资用途相符，证人证言也证实熊道桂打款后，不仅订立了《煤矿股权合同书》，还派人参与阴湾煤矿的经营管理。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合伙事实。故熊道桂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熊道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计43,800.00元，由熊道桂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实际交付。本案中，双方对400万元款项已实际交付不持异议，争议的焦点主要为款项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熊道桂主张双方是借贷关系，借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了刘乾坤向熊道桂出具的两份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刘乾坤认为双方是合伙关系，案涉400万元为投资款，其主要证据是《煤矿股权合同书》及张某等证人证言。首先，刘乾坤向熊道桂出具两份借条，两份借条对借款利息和还款期限均没有进行约定。根据熊道桂的陈述，其与刘乾坤仅仅是邻居关系，之前双方没有生意上的往来，400万元的金额并非一个小数目，借条中不约定利息，也不约定还款期限，明显与常理不符。而且，两笔款项的交付相隔近8个月时间，在既未还款又未催还的情况下，再次无息出借，不符合人之常情。同时，第二份借条落款处注明“经手人：刘乾坤”，不符合通常交易习惯。第二，2011年4月11日的200万元借条注明“作为泓泰煤矿入股”，2011年12月4日的200万借条注明“作为阴湾煤矿投资”。2012年9月14日，刘乾坤、熊道桂与魏耀东、于泉、张某共同签订《煤矿股权合同书》，约定五人共同出资购买阴湾煤矿，整合鸿泰煤矿，并对各自的股权比例进行约定，其中熊道桂占20%的股权。另据张某陈述，该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按熊道桂要求，更改为“2011年11月26日”，与此前的四人《煤矿股权合同书》签订时间一致。从2012年9月14日《煤矿股权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来看，与两份借条载明的款项用途相符。即便是出具借条时，双方意思表示不明，第二份借条还注明“以后办正规手续”，之后熊道桂与刘乾坤等人共同签订《煤矿股权合同书》，并取得20%的股权，表明熊道桂最初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合伙投资。结合熊道桂2017年6月21日的庭审陈述，签协议的原意是“转为投资款（400万元）”，可以认定在签订《煤矿股权合同书》之时，双方已就400万元转为投资款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否则熊道桂不可能取得20%的股权比例。第三，证人张某在华容区人民法院调查询问时陈述：“最开始是魏耀东、于泉、刘乾坤和我买的阴湾煤矿，我们四个的资金不太充足，刘乾坤就将熊道桂介绍进来了，当时是以借款的形式入资，因为阴湾煤矿当时在洽谈之中，如果收购成功，熊道桂的借款就转为入股款，如果没有收购成功，合伙合同没有签订，我们就将熊道桂的钱退给他。收购之前，我与刘乾坤、于泉、魏耀东签了《煤矿股权合同书》，2011年收购之后，熊道桂就加入进来了，实际上阴湾煤矿的股东为刘乾坤、魏耀东、于泉、熊道桂和我”。2019年6月13日张某在再审开庭时解释其之前所说的400万元怎么来的不清楚是指“400万元在合同没签订之前，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不清楚。张某的历次证言尽管内容不完全一致，但对熊道桂股东身份均表示认可。张某的证言与《煤矿股权合同书》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熊道桂参与煤矿投资的事实。基于上述理由，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院认为，认定熊道桂与刘乾坤之间没有形成借贷的合意、双方的真实意思为合伙投资，涉案400万元为合伙投资款，依据更为充分，理由更为充足。熊道桂认为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煤矿股权合同书》是否具有合同效力，合同是否能够实际履行，投资的款项是否用于合伙事务，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后，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该程序性问题不属本院审查范围。一审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前述判决。对法律文书中的笔误，裁定予以补正，补正裁定已依法送达。熊道桂关于本案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熊道桂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由熊道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慧捷审判员  刘 刚审判员  黄剑萍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杨帅阁书记员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