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27民初8864号原告：黄晓晓，女，199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龙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加尧，男，196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被告：周志军，男，197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龙港市。被告：朱建华，男，196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龙港市。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信，浙江塘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庆龙，浙江塘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温州强丰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91330327592858931X，住所地龙港市锦园大楼4－5号。法定代表人：周志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第三人：黄启丰，男，196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龙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余记，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春芬，女，196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第三人：陈庆苗，男，197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淑冬，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晓晓与被告杨加尧、周志军、朱建华及第三人温州强丰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强丰公司）、黄启丰、陈春芬、陈庆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依原告申请，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浙0327民初8864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被告周志军在温州强丰公司15%的股权、被告朱建华在温州强丰公司30%的股权。本案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晓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被告杨加尧、周志军、朱建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信，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志军，第三人黄启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余记，第三人陈庆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淑冬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春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9年12月2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晓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利湖，被告杨加尧，周志军，被告杨加尧、周志军、朱建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信，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志军，第三人黄启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余记，第三人陈庆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淑冬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春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晓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黄晓晓、陈春芬与杨加尧于2018年11月2日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2.解除黄晓晓与周志军于2018年11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3.解除黄晓晓与朱建华于2018年11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4.解除黄启丰、陈春芬与杨加尧于2018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5.被告杨加尧、周志军协助原告黄晓晓将温州强丰公司15%股权登记至原告黄晓晓名下；6.被告杨加尧、朱建华协助原告黄晓晓将温州强丰公司30%股权登记至原告黄晓晓名下；7.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29日前，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的股东为原告黄晓晓、第三人陈春芬，分别持股为45%、55%。第三人陈庆苗系第三人陈春芬所持温州强丰公司55%股权的实际控股人，第三人黄启丰系原告黄晓晓所持温州强丰公司45%的实际控股人。因缺少资金建设山湖路Ａ地块（龙港农贸综合批发市场），原告将其持有的温州强丰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2018年11月2日，原告黄晓晓、第三人陈春芬、陈庆苗、黄启丰与被告杨加尧在苍南签订了《公司资产转让合同》，主要约定如下：1.被告杨加尧受让温州强丰公司名下及其持有的全部资产（不包含债权与债务）；2.被告杨加尧受让后，公司的名称不变、经营范围不变，但股份全部由被告杨加尧自行分配；3.合同项下的资产转让价为1.06亿元；合同还就支付方式、转让交付、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8年11月26日，第三人陈春芬、黄启丰与被告杨加尧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为“乙方（杨加尧）同意暂留10%的股权登记在陈春芬名下，其余甲方公司（温州强丰公司）的90%股权于签订本补充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户到乙方名下，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指定人员”及被告杨加尧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同时协议书第四条：“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任何一批款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支付的定金归甲方所有不予退还”。第三人陈春芬、黄启丰作为温州强丰公司的股东代表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字。后原告黄晓晓根据被告杨加尧的指令与被告周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黄晓晓将其持有的温州强丰公司15%股份转让给被告周志军；同日，原告与被告朱建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黄晓晓将其持有的温州强丰公司30%股份转让给被告朱建华。2018年11月29日，双方办理了温州强丰公司股权过户手续。2019年1月4日下午，召集温州强丰公司“原股东代表夏新民、上官王科及吕存阳、周志军、蔡进门、林元杰、蔡其彩、陈志形、杨加尧、张招通及处置办朱照喜、颜育简等”召开会议，会议针对温州强丰公司受让的股权因资金没有到位而逾期问题进行协商，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一、各方同意解除陈春芬、黄晓晓与杨加尧关于温州强丰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的协议。二、各方人员在2019年1月7日（星期一）上午9时到达龙港行政办证中心，现场办理相关手续，现场处理股权转移、转让金支付并同步进行。综上，三被告至今未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被告杨加尧、周志军、朱建华辩称及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陈述：一、原告黄晓晓及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等人因与被告杨加尧签订《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过程中，虚构了温州强丰公司财产未被抵押、查封的事实，骗取被告杨加尧与其签订合同并支付定金7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目前苍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已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请求法院中止本案审理，将本案移送给苍南县公安局侦查后再作处理。2018年10月，被告杨加尧与原告黄晓晓及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就温州强丰公司的资产转让进行洽谈，在这个过程中，黄晓晓、黄启丰、陈庆苗明知涉嫌上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上海市警方要求其配合查封温州强丰公司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且在2018年11月2日上午，黄晓晓、黄启丰、陈庆苗等人又协助上海市警方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了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当日下午3时，黄晓晓、黄启丰、陈庆苗等人仍表示公司资产未抵押、担保及查封，与被告杨加尧签订《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并在第二条第1项甲方陈述与保证第（2）点规定：甲方承诺本次转让给乙方的全部资产未向任何第三人设定担保、抵押、质押或其他权益的限定，亦未受到来自司法机关的任何限制。该条内容可以证实，黄晓晓、黄启丰、陈庆苗等人在签订《公司资产转让合同》时主观上明知公司的资产即土地使用权已被抵押及查封，仍隐瞒事实和真相，骗取被告杨加尧等人与之签订合同，并骗取定金700万元。之后2018年11月26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书》，但黄启丰、陈庆苗等人仍没有说明公司土地使用权已被抵押及被上海市警方查封的事实，只是对陈春芬因诉讼而股权被查封作了另外的约定，再次证明了其合同诈骗的事实。被告杨加尧等人因黄晓晓、黄启丰、陈庆苗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一案向苍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警，目前苍南县公安局已受理并开展侦查活动，故法院应裁定中止，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二、如果法院不移送本案，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系综合的股权转让及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原告黄晓晓不是适格的原告。2018年11月2日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的合同当事方甲方是温州强丰公司，乙方是杨加尧，2018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甲方是温州强丰公司，乙方是杨加尧。本案原告黄晓晓并不是两份合同的当事人，黄晓晓之所以将股权过户给周志军及朱建华，是因《公司资产转让合同》项下的附属及配合的义务，黄晓晓无权提起诉讼。2.被告杨加尧、周志军、朱建华已履行合同的义务，主要是因为原告黄晓晓及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等涉嫌合同诈骗，导致被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签订后，被告已支付黄启丰、陈庆苗指示的账户共700万元。之后因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及被查封，导致其余款项无法支付，因此，本案系黄晓晓、黄启丰及陈庆苗违约。3.自2018年11月29日股权转让后，温州强丰公司的房屋由原来只有部分桩基建成到现在房屋桩基全部完成，房屋有四幢建至一层，已完成总工程量的三分之上以上。4.被告及温州强丰公司已经支付了部分原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综上，黄晓晓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且履行合同过程中，系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违约导致被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故请求驳回原告黄晓晓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黄启丰陈述：1.《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实际是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受让温州强丰公司的原告所持有的45%股权及第三人陈春芬持有的55%股权。2.被告杨加尧是明知公司实际状况的，协议不是一时达成的，第三人黄启丰与被告杨加尧已就这个事实进行了磋商，合同标的为1.06亿元，被告辩称对公司情况不了解，有悖社会常理。签约时，被告杨加尧曾要求黄启丰方出具上海惊鹭公司债务偿还的承诺书，承诺书约定款项应当由黄启丰、陈庆苗个人承担，并按杨加尧的要求加盖了惊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黄昌唐的签字，说明被告杨加尧是明知的。3.《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四项约定，款项需支付到龙港金融处置办，先行解除上海惊鹭公司的债务，也表明被告对上海惊鹭公司的债务的知情。4.2018年11月2日的签约，表明被告明知土地被查封的状态，对该状态被告是默认的，不然也不可能办理后续手续。5.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相应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已成就，故应当解除双方的合同，黄晓晓、黄启丰与各被告签订的合同亦应解除。第三人陈庆苗陈述：1.2018年10月份前后杨加尧与陈庆苗、黄启丰就温州强丰公司的股权转让进行了磋商，杨加尧有经过前期调查的，其对公司负有的债务、土地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的第三条约定了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其中明确约定款项需支付到龙港金融处置办。关于上海融资之债，合同已经非常明确由公司的转让款项先行偿还。被告辩称签约时其对土地查封不知情是不合常理的，黄启丰、黄晓晓、陈庆苗已就上海惊鹭公司的债务情况告知了各被告。2.《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了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前期预付700万元，之后分期付款。现公司股权转让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因为土地查封就不予支付转让款，且只有支付转让款后，第三人才能先行偿付上海惊鹭公司的债务并解除查封。3.苍南公安局目前是对杨加尧等人的报案进行受理，但没有立案材料，本案不应中止审理。4.《公司资产转让合同》是公司的资产、股权一并转让的合同，是对公司的资产及股权转让做了一并处理，原告主体适格。5.目前温州强丰公司在建的工程项目，在股权协议签订后，还是由第三人陈庆苗代表温州强丰公司与温州玖峰建设有限公司联系、业务洽谈，该工程建设在原来基础上，后建的没有支付工程款的，全部是由玖峰建设公司垫资代建，且玖峰建设公司一直是和第三人陈庆苗对接的，因为杨加尧等人资金没有到位。第三人陈庆苗认可原告主张的诉请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第三人陈春芬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故可以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公司资产转让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等事实。2.原告提供的文件龙处置办［2018］15号会议纪要，因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可以证明曾于2019年1月4日出具该份会议纪要的事实。3.被告提供的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土地抵押、查封信息，因该材料系国家职能机关依法出具的，故可以证明温州强丰公司的土地被抵押、查封等事实。4.被告提供的浙江公安报案信息通知、信息查询，仅可以证明被告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公安机关已予以立案侦查的事实。5.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系相关金融机构出具的单证，可以证明被告通过相关人员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6.法院依被告申请调取的（杨加尧、陈庆苗、蔡进门、朱建华、吕存阳、周志军、黄祖群、黄启丰、陈春芬、黄晓晓）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向相关当事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协助上海市警方查封了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土地，之后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被告已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600多万元等事实，故对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应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晓晓、第三人陈春芬原系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的股东，分别持股为45%、55%,其实际控股人分别为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8年11月2日上午，上海市警方在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等的协助下，查封了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所属的权证号为苍国用（2014）第09628号的土地。同日下午，原告黄晓晓、第三人黄启丰、陈春芬、陈庆苗未明确告知温州强丰公司土地已被上海市警方查封的情况下，与被告杨加尧在苍南签订了《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杨加尧受让温州强丰公司名下及其持有的全部资产（不包含债权与债务）；2.被告杨加尧受让后，公司的名称不变、经营范围不变，但股份全部由被告杨加尧自行分配；3.温州强丰公司承诺本次转让的全部资产未向任何第三人设定担保、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权益的限定，亦未受到来自司法机关的任何限制；4.合同项下的资产转让价为1.06亿元；5.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预付款700万元；6.温州强丰公司将全部资产交付给被告，并进行过户登记后（即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名称变更）十五日内由被告分三次支付到转让总价的0.96亿元（其中已包含被告代为处理老股东及温州强丰公司原有的负债共6300万元，具体见债务清单）；7.款项均支付到处置办（除公司老股东及其原有的欠债约计6300万元，由被告代为偿还，该款抵扣价款），先行解决上海惊鹭公司的融资之债；8.若发现温州强丰公司将转让资产用于抵押或向其他第三人提供担保责任未解除的，被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有权向温州强丰公司追索违约金（按转让总价的20%计算违约金），并保留追究温州强丰公司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等等，并由陈春芬、黄晓晓及陈庆苗、黄启丰作为甲方的股东及实际控股人签字，但未加盖温州强丰公司的公章。2018年11月21日，依《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的约定，原告黄晓晓分别与被告周志军、朱建华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温州强丰公司的15%股份、30%股份分别转让给被告周志军、朱建华。2018年11月26日，因双方在履行中均有延误合同约定的期间，经协商后第三人陈春芬、黄启丰与被告杨加尧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1.因陈春芬被他人起诉，有7.02%股权被冻结无法过户，故被告杨加尧同意暂留10%的股权登记在陈春芬名下，其他的90%股权于签订补充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过户到被告杨加尧名下，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加尧指定人员；2.温州强丰公司若未在本协议约定时间内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的，应当按杨加尧支付的定金700万元双倍返还给杨加尧；3.若杨加尧未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任何一批款项的，温州强丰公司均有权解除合同，杨加尧支付的定金归温州强丰公司所有不予退还，其他款项退还给杨加尧；3.协议未涉及的内容仍按原合同履行，其他无异议；等等。2018年11月29日，双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被告杨加尧按约向温州强丰公司老股东等支付款项600多万元。之后，被告在筹集资金准备支付后续转让款时发现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所属的土地使用权已被上海市警方查封，双方就合同履行发生纠纷，被告以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向苍南县警方报案，苍南县警方依法进行侦查，并对杨加尧、陈庆苗、蔡进门、朱建华、吕存阳、周志军、黄祖群、黄启丰、陈春芬、黄晓晓等进行了询问并制作笔录。2019年1月4日下午，召集温州强丰公司“原股东代表夏新民、上官王科及吕存阳、周志军、蔡进门、林元杰、蔡其彩、陈志形、杨加尧、张招通及处置办朱照喜、颜育简等”召开会议，会议针对温州强丰公司受让的股权因资金没有到位而逾期问题进行协商，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一、各方同意解除陈春芬、黄晓晓与杨加尧关于温州强丰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的协议；二、各方人员在2019年1月7日（星期一）上午9时到达龙港行政办证中心，现场办理相关手续，现场处理股权转移、转让金支付并同步进行；等等。但事后双方未按《会议纪要》履行，合同未实际解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黄晓晓及第三人黄启丰、陈庆苗虽认为其已就温州强丰公司的土地被上海市警方查封一事告知被告，并认为被告对该查封事实是知情的，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公司资产转让合同》中有关上海惊鹭公司融资之债等的约定及《补充协议书》相关内容，再加以苍南县警方对相关当事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佐证，可以推断被告杨加尧在签约时对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的土地被查封一事并不知情。后被告在筹资过程中发现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的土地被上海市警方查封，致其融资能力受限，进而未能及时支付后续转让金，双方就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后在的主持下，双方曾于2019年1月4日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但事后因双方未履行《会议纪要》的相关约定而致合同未实际解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黄晓晓、被告杨加尧及第三人黄启丰、陈庆春芬、陈庆苗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情形；且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不同意解除，并为实现合同目的而积极筹集资金，以优先解除上海市警方对温州强丰公司土地的查封；综上分析，对原告提出的解除双方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涉案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虽以第三人温州强丰公司为甲方当事人，但涉及的权益归属于黄晓晓，且黄晓晓也在合同中作为甲方代表签字，故黄晓晓有权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被告辩称的原告黄晓晓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晓晓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4300元，由黄晓晓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通利人民陪审员  陈爱琴人民陪审员  林福委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代书 记员  林将伟相关法律条文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