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6行终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郸城县公安局。住所地：郸城县支农路中段。法定代表人陈凤祥，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建民，郸城县公安局××大队大队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于宁林，河南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男，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原户籍地河南省郸城县。委托代理人张恒，河南洺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因行政强制隔离戒毒一案，不服郸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5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建民、于宁林，被上诉人王伟的委托代理人张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王伟原户籍所在地为河南省郸城县胡集乡农转非001号，2016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1日王伟取得上海市居住证，该居住证显示：“居住地地址：徐汇区宛南六村13号601室”。2019年8月22日王伟的户口迁移到现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联合格里1幢201室。2019年8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经查明王伟于2019年8月12日22时许在上海市徐汇区宛南六村13号门口处被查获吸毒违法行为，同经认定王伟存在吸毒成瘾。同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作出奉公（塘外）决字[2019]100508号社区戒毒决定书，决定责令违法行为人接受社区戒毒三年，同时载明执行地社区名称及地址均为河南省郸城县胡集派出所。2019年8月13日王伟收到上述社区戒毒决定书后，即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联络的方式不断与上海市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咨询其社区戒毒报到地的相关事宜，并于2019年8月14日通过电话与郸城县胡集派出所取得联系。2019年8月22日，在王伟的户口迁移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联合格里1幢201室后，王伟又与郸城县胡集乡人民政府社区戒毒办公室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咨询并要求办理变更社区戒毒执行地的相关事宜。之后，王伟称其按照郸城县胡集乡人民政府社区戒毒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要求于2019年8月25日通过顺丰速递寄送了书面申请等材料。2019年8月27日，王伟又通过微信与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告知其在杭州的工作单位。王伟在等待相关部门给予回复以确定其社区戒毒执行地期间，于2019年9月20日前后，郸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即与王伟取得联系。2019年9月22日，郸城县公安局以吸毒人员王伟自2019年8月13日被上海市奉贤分局塘外派出所宣布社区戒毒后，一直没有到社区戒毒执行地河南省郸城县胡集派出所报到，拒绝社区戒毒为由，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郸公(××)强戒决字[2019]10015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对违法行为人王伟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19年9月22日至2021年9月21日）。现王伟正在周口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被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王伟不服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诉至一审法院。上述事实，有郸城县公安局提供的王伟户籍基本信息、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作出的奉公（塘外）决字[2019]100508号社区戒毒决定书，上海科翎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沪科翎司鉴[2019]毒鉴字第45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聘请书、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人员资质证件等，奉贤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吸毒成瘾认定报告及相关材料，吸毒人员动态管控详细信息，2019年9月22日郸城县公安局胡集派出所、郸城县胡集乡人民政府社区戒毒（康复）办公室、郸城县公安局××大队出具的证明各一份，2019年9月22日郸城县公安局××大队出具的到案经过，强制隔离戒毒告知笔录、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等；有原告提供的王伟的上海市居住证、2019年8月22日签发的王伟居民身份证、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通话清单、顺丰速递查询单、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21日原告与上海、杭州和河南警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伟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吸毒人员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戒毒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社区戒毒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结合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王伟在2019年8月13日收到社区戒毒决定书后，便开始主动联系社区戒毒的相关机关，以争取到其经常居住地或者新迁移的户口所在地接受社区戒毒，说明其主观上具有接受社区戒毒的意愿，但由于种种原因王伟没有及时报到，以致被原户籍地郸城县公安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根据《戒毒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建立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本案中，王伟在被责令社区戒毒时尚在上海市生活居住，在其接到社区戒毒决定后，按照规定其应当在接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报到，但是在此期间，王伟的户籍恰恰正在办理迁移之中，况且王伟亦正在主动联系方便其社区戒毒的执行地，因此，王伟逾期未报到有着客观的原因，不能仅以其短期内逾期不报到为由，就机械地认定其拒绝接受社区戒毒而对其采取强制隔离措施。郸城县公安局对王伟作出的强制戒毒决定有悖于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故郸城县公安局作出被诉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明显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撤销郸城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22日作出的郸公（××）强戒决字[2019]10015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郸城县公安局负担。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无逾期未报到的正当理由。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社区戒毒决定书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到社区戒毒执行社区报到的法律后果。胡集乡派出所从未告知被上诉人胡集乡派出所不管社区戒毒,也从未拒绝被上诉人报到。被上诉人未履行社区戒毒报到义务,应当承担未到社区戒毒执行社区报到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提交的移动业务通话详单和顺丰速运快递单查询结果,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胡集乡人民政府社区戒毒办公室工作人员电话联系的具体内容,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社区戒毒执行地提交了变更执行地的书面申请等材料。微信聊天记录中上海市公安局的吴警官问被上诉人为什么不去河南签社区戒毒协议,并且明确告知被上诉人15天内到户籍地报到。在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卷宗2019年9月22日的询问笔录显示,被上诉人不去郸城县胡集乡派出所报到的原因是“因为近阶段工作确实很忙,没有腾出时间到郸城县胡集派出所报到”,该理由不能作为被上诉人逾期不报到的正当理由。《戒毒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在社区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签订社区戒毒协议,明确社区戒毒的具体措施、社区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社区戒毒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被上诉人并未及时报到,也没有签订社区戒毒协议。社区戒毒决定书规定的报到期限为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该规定符合法律规定,并非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苛刻的、不合情理的义务。即便被上诉人的户籍正在办理迁移之中,也不影响被上诉人及时报到并签订戒毒协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观上具有接受社区戒毒的意愿,反而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报到,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事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戒毒决定有悖于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但适用法律原则的前提是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戒毒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已明确了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法律后果,该规定正是本案所要适用的法律规则。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上诉人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其次,如适用法律原则,则只能适用法律原则,禁止用道德原则、政治原则等非法律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并非法律原则,原审法院不应适用该原则,认定被诉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三、原审法院应当尊重上诉人的行政裁量权。上诉人在2019年9月22日询问被上诉人时,针对被上诉人逾期未报到的原因,详细询问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理由是“工作很忙”。上诉人在作出强制戒毒决定时,充分考虑了被上诉人的理由,其逾期未报到的理由不能成立。但原审法院以自己的观点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在上诉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情况下,撤销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戒毒决定,超越了司法审查的限度,过分干预上诉人的行政裁量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2019)豫1625行初65号行政判决,并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王伟答辩称，一、***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司法审查、全面审查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保障了法律的有效实施。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依法治国的体现,一审判决依法撤销郸公（××)强戒决字[2019]10015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伟逾期不报道有正当理由。社区戒毒决定书指定王伟到胡集派出所报到,但是派出所所长和工作人员明确表示社区戒毒不是派出所的工作,王伟无法去派出所报到。社区戒毒决定书又没有指定王伟去乡政府、××大队或者康复中心报到,王伟也不能去这些部门报到。行政行为应当是确定的、可执行的,这种情况下王伟根本不可能报到。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郸公（××)强戒决字[2019]10015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不仅违背法律原则,而且违背法律规则。1、2019年9月22日,王伟的户籍已经迁移到杭州市,不在郸城县胡集乡。并且,上海市奉贤区塘外派出所没有宣布社区戒毒的法定职权,该派出所也没有对王伟宣布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所依据的基本事实错误。2、《戒毒条例》第五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区戒毒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按照法律规定,胡集乡负责社区戒毒工作的应当是胡集乡人民政府,而不是胡集派出所。《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的,应当及时将处罚情况和执行场所或者依法不执行的情况通知被处罚人家属。作出社区戒毒决定的,应当通知被决定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作出强制隔离戒毒、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决定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被决定人的家属、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被处理人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可以不予通知,但应当在附卷的决定书中注明。从该规定来看,公安部也认为乡镇政府和派出所不能混为一谈,胡集派出所是郸城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是胡集乡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王伟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而非到派出所报到。况且,胡集派出所所长及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明确告知王伟及其家人,戒毒康复中心属于乡政府,胡集派出所并不负责此项工作。郸城县公安局以王伟没有到胡集派出所报到为由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诉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王伟强制隔离戒毒,其适用法律错误。3、《××法》第三十八条适用的前提是吸毒成瘾人员,上诉人只是认定王伟是“吸毒人员”,而没有认定“吸毒成瘾人员”,不能当然适用该法条的规定对王伟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4、《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涉嫌吸毒的人员,应当进行吸毒检测,被检测人员应当配合;对拒绝接受检测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测。采集女性被检测人检测样本,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从整个卷宗材料来看,上诉人从凌晨四点多发现王伟没有按时到派出所报到,一天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全部强制隔离戒毒手续,没有进行吸毒检测,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查,直接武断的限制王伟两年的人身自由，严重侵犯了王伟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并未对王伟进行吸毒检测，认定王伟是吸毒人员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所依据的所有认定证据都是外地公安机关作出的,上诉人并未进行调查。既然上诉人把上海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应当视为上诉人对这些材料的认可,需要在本案中一并审查。5、王伟在上海有固定居所,且在社区戒毒报到期限内户籍登记已经转到杭州市。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社区戒毒决定的,应当通知被决定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作出社区戒毒决定的公安机关已经通知胡集乡人民政府的情况下,王伟在报到期间迁移户口,胡集乡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戒毒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区戒毒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发生变化,需要变更社区戒毒执行地的,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有关材料转送至变更后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将王伟的相关材料转送到杭州市江干区。政府不作为的法律后果不应当由王伟来承担。四、除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理由之外,本案《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的作出程序也存在着严重违法。1、郸公（××)受案字[2019]14836号受案登记表严重背离了基本事实。“2019年9月22日4时46分”发现王伟未到胡集派出所报到,这一时间已经超出执法的合理范围,有滥用公权力之嫌疑。又不是重大现行犯或者敌特分子,为什么凌晨时分恰恰发现未报到的情况。从4时46分发现,到9时在上诉人处对王伟进行询问,短短四个小时的时间内如何将王伟从上海传唤到了郸城。这种问题上诉人根本无法解释,其执法行为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事实基础就是错误的。况且,2019年9月20日,上诉人的民警就已经与王伟取得了联系,并在21号上午见面后限制了王伟的人身自由,这说明案件登记的发现时间与事实不符。30多个小时的时间非法限制王伟的人身自由，在此期间调查的材料都属于非法证据,应当排除。上诉人没有实施社区戒毒的法定职责,在没有通知王伟报到,指导王伟进行社区戒毒的情况下,却又主动审查王伟未报到的情况,并认定拒绝社区戒毒,有超越职权的情况。2、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笔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①事实认定错误。制作询问笔录时王伟的户籍地已经变更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联合格里1幢201室,但笔录中记录的还是多次变更之前胡集乡鲁小行政村后王庄。②适用法律错误。强制隔离戒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不是治安管理处罚。上诉人应当依据《行政强制法》告知王伟在行政强制案件中的陈述、申辩等相关权利义务,而不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告知。3、司法鉴定意见书不符合法定程序。《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委托戒毒医疗机构进行吸毒成瘾认定的,应当在吸毒人员末次吸毒的七十二小时内予以委托并提交委托函。本案王伟是在5月份最后一次接触毒品,8月份委托认定,超过法定期限。鉴定人高某没有职业技术职称,不具备鉴定资格,据此鉴定意见认定王伟头发中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是错误的。4、吸毒成瘾认定意见书是本案最大的错误,公安机关把一个没有毒瘾的正常人,违法认定成为一个瘾君子,这是错误的。《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认定吸毒成瘾,应当由两名以上人民警察进行,并在作出人体生物样本检测结论的二十四小时内提出认定意见，由认定人员签名，经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核,加盖所在单位印章。本案中,单位印章加盖的是派出所,而不是具有完整执法资格的公安局。派出所是是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相当于内设科室,只能做出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连组织机构代码证都没有,无权加盖印章。认定人员有一个是“未见”，这么严肃的问题出现如此错误,证明吸毒成瘾认定是错误的。《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七条规定第一款规定,吸毒人员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公安机关认定其吸毒成瘾:(一)经血液、尿液和唾液等人体生物样本检测证明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二)有证据证明其有使用毒品行为;(三)有戒断症状或者有证据证明吸毒史，包括曾经因使用毒品被公安机关查处、曾经进行自愿戒毒、人体毛发样品检测出毒品成分等情形。本案上诉人仅仅依据毛发检测结果就认定王伟吸毒成瘾,忽略了另外两处必备情形,据此做出的吸毒成瘾认定明显是错误的。《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公安机关承担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人民警察,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二级警员以上警衔及两年以上相关执法工作经历;(二)经省级公安机关、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培训并考核合格。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两名认定人员的符合上述条件的证据,应当视为不符合上述条件。5、社区戒毒决定书错误更大。①《××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戒毒;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现居住地接受社区戒毒。王伟在上海生活多年,在杭州也有固定住址,并且当时王伟正在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社区戒毒决定作出之前,公安机关并未调查核实王伟的现居住地,武断的作出社区戒毒决定让王伟去胡集派出所报到,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主要证据不足。②《戒毒条例》第五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该社区戒毒决定指定到派出所进行社区戒毒,违反法律规定。6、毒品来源说明并没有说明毒品来源,内容与标题不符,主要证据不足。7、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显示,该医疗机构根本没有吸毒成瘾认定资格。《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承担吸毒成瘾认定工作的医师,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符合《戒毒医疗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二)从事戒毒医疗工作不少于三年;(三)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戒毒医疗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戒毒医疗服务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备注栏中进行“戒毒医疗服务”项目登记。执业登记的具体管理权限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第十条规定,医疗机构取得戒毒医疗服务资质后方可开展戒毒医疗服务。本案中,××中心并没有戒毒医疗服务资格,其作出的吸毒成瘾认定意见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到案经过证明上诉人违法办案。受案登记表显示是2019年9月22日凌晨4时46分发现,何时带到公安机关，如何带到公安机关，凌晨把王伟带走,有没有合法传唤手续，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办案不合法,没有合法的传唤手续。不是从违法犯罪现场带离,不适用口头传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并在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9、强制隔离戒毒告知笔录与事实不符。该笔录内容与事实不符,王伟申辩了没有去派出所报到的正当理由,是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王伟派出所并不管理社区戒毒。该笔录没有如实记录这一内容,违背了基本事实。综上所述,戒毒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目的是帮助吸毒人员戒除吸食毒品的毒瘾。强制隔离戒毒只是一种戒毒措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上诉人的行为明显缺乏相关证据、违背法律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强制戒毒,执法目的不正当。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戒毒条例》第五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在决定社区戒毒时，确定的执行地戒毒机构应是戒毒人员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而不应是公安派出所。本案中，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确定的执行地社区名称及地址为“河南省郸城县公安局户籍派出所”，不符合《戒毒条例》的规定。虽然公安机关确定的戒毒机构错误，但戒毒人员王伟也主动与胡集派出所进行了联系，后又与郸城县胡集乡人民政府社区戒毒办公室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咨询并要求办理变更社区戒毒执行地的相关事宜。其并没有不报到的主观故意，且戒毒机构错误，其逾期不报到应视为有正当理由，不应视为拒绝社区戒毒。郸城县公安局以王伟逾期未报到视为拒绝社区戒毒为由对其进行强制戒毒，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郸城县公安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成飞审判员  胡文建审判员  闫 政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范帅印书记员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