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3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勇达，男，1957年4月Ｉ3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建林、左斌，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中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1465459279。法定代表人：朱贵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桐乡市梧桐街道庆丰中路金信大厦7楼7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69362451XC。法定代表人：于勇达，总经理。上诉人于勇达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公司）、桐乡市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4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勇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于勇达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华公司、裕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遗漏案件重要事实，鉴于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应当重点审查股权转让相关事实，包括股权转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及股权变更等。首先，本案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3794.9万元，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该款项全部用于退赔给裕达公司，但事实上，在于勇达与中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于勇达已经向裕达公司退赔了560万元，扣除该笔560万元，于勇达只需向裕达公司退赔3234.90万元，在股权转让价款3794.90万元不变的情况下，扣除于勇达需要退赔的3234.90万元，其中差额560万元应当由中华公司支付给于勇达。其次，一审认为执行局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拍卖于勇达的房产并将所得款项用于退赔刑事财产执行案件以及将裕达公司获赔的前述款项分配给中华公司的行为并无不当。对此，于勇达并不否认，但一审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涉案股权转让总价款为3794.90万元，如上所述，在股权转让总价款不变且考虑到于勇达已经退赔560万元的情况下，中华公司还需支付于勇达股权转让款560万元。再次，一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提及上述560万元如何处理，应视为已一致认可该款项的支付，系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因为于勇达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并不知道于勇达已经向裕达公司退赔560万元且法院执行部门已将该笔款项分配给中华公司，于勇达如果知情，必然会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述560万元如何处理。相反，中华公司对前述情况是完全知情的。最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签订后，于勇达除基于不安抗辩未移交裕达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外，已经全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上述5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于勇达有权随时要求股权受让方支付该560万元。中华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涉的560万元是执行所得，合法有据，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后，当事人也约定不需要向于勇达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股权至今未办理过户，中华公司尚未实际取得。裕达公司未作答辩。于勇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华公司、裕达公司向于勇达支付股权转让款56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5日，中华公司与于勇达、裕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1.2条约定：于勇达将所持的裕达公司50%股权折价转让给中华公司或中华公司指定的第三方。1.3条约定：中华公司同意以折价方式受让于勇达名下的裕达公司之股权及于勇达、于勇达关联公司桐乡市国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于勇达配偶顾伟萍对裕达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担保债权和借款债权，借款债权具体以财务记载为准）。于勇达前述股权及债权折价的具体数额为3794.90万元，该款全部用于支付于勇达根据（2016)浙0483刑初805号刑事判决书需向裕达公司退赔和归还的款项，该款由中华公司直接与裕达公司结算不再向于勇达支付。2019年3月25日，中华公司与于勇达、裕达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刑事案件财产执行）》，第二条约定：于勇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将裕达公司股权和相关债权转让给中华公司或中华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后，于勇达根据（2016)浙0483刑初805号刑事判决书需向裕达公司退赔和归还的款项则已全部清偿完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提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湖州宏鑫燃料有限公司归还中华公司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相应费用、律师费等，裕达公司、桐乡市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公司依据上述判决书向桐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桐乡法院予以立案，案号（2018)浙0483执4304号，执行标的为242691580元。依据（2016)浙0483刑初805号案件所立的执行案件案号为(2017)浙0483执2029号，该执行案件中通过拍卖于勇达的房产获得部分款项。2018年10月30日、2019年3月22日，桐乡法院将上述款项中的4007829.50元、1597343.50元，合计5605173元，作为（2018)浙0483执4304号案件中裕达公司应支付给中华公司的执行款发放给中华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17)浙0483执2029号案件中于勇达名下房产依法变价后所得款项用于退赔、归还给裕达公司并无不当；其次，（2018)浙0483执4304号案件中裕达公司应归还给中华公司高达2.4亿元多借款及利息，故将（2017)浙0483执2029号案件中退赔给裕达公司的执行款5605173元作为（2018)浙0483执4304号案件的执行款支付给中华公司亦无不当；再次，中华公司领取上述5605173元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10月30日和2019年3月22曰，均早于于勇达、裕达公司、中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和解协议等协议的时间，股权转让协议与和解协议等协议中，均未提及对上述5605173元如何处理，应视为已一致认可该款项的支付。综上，于勇达向中华公司和裕达公司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56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于勇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00元，减半收取计25500元，由于勇达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于勇达与中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3794.9万元，实际是根据于勇达需退赔和归还裕达公司的款项金额来确定的。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于勇达转让的标的物（裕达公司股权及于勇达关联方的债权）的实际价值即为3794.9万元。因此，中华公司称即使考虑到该5605173元，也不影响双方确定转让标的物折抵的金额，不无可能。另外，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履行完毕，而中华公司已表示不愿再继续履行，故双方对该协议的履行实际已产生争议。且按照于勇达的主张，因不知道该5605173元已退赔裕达公司，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可能存在重大误解。故在双方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争议未解决的情形下，即使于勇达转让标的物的价值不止3234.90万元，本案也不宜径直判决中华公司支付多出的部分。综上，于勇达请求中华公司支付560万元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上诉人于勇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汪先才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