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705刑初346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洪玉花，女，1962年12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住铜陵市铜官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8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获，次日被铜陵市公安局铜官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经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铜陵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丁圆，安徽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检察院以铜官检刑诉〔2019〕33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洪玉花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解立志、代理检察员李大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洪玉花及其辩护人丁圆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7月30日晨，被告人洪玉花的丈夫提中亚在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值班期间从二楼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同年8月19日，铜陵有色建安公司代表就善后处理问题与洪玉花等三名死者家属签订了协议书，由铜陵有色建安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困难补助共计115500元，洪玉花领取了该款项。 后洪玉花仍然就事故认定、死亡工伤赔偿、落实个人身份和待遇及房屋等问题，先后到铜陵有色建安公司、铜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铜陵市信访局等单位信访。铜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铜陵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依次作出答复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2014年1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书面告知洪玉花，其提出的来访事项已经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复核完毕，决定不再受理。 后洪玉花赴北京多次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和训诫。 自2016年以来，洪玉花多次到国家信访局重复信访登记，其中2016年13次、2017年11次、2018年1次。2018年3月9日，洪玉花与铜官区人民政府签订息诉罢访协议书，由铜官区人民政府一次性支付洪玉花50万元，扣除洪玉花欠缴的集资房款，实际支付洪玉花389324元，洪玉花同意不再上访。 同时，洪玉花还多次以赴京上访相要挟，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强行索取财物。2016年全国两会召开前，洪玉花扬言要赴京上访，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不上访在家就没钱用，迫使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向其支付现金1000元。 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前，洪玉花赴京上访，地方政府接访人员将其劝返后，洪玉花以自己物品还存放在北京一处不明地点为由，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强行索取现金600元。 2018年5月份，洪玉花提出要求解决其退休医保补缴资金，在市公共服务中心医保局窗口工作人员答复该费用应当由其个人缴纳的情况下，洪玉花以赴京上访相要挟，迫使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以其他名义向其支付现金2000元。 2019年3月份，洪玉花要求一次性解决其医保补缴资金，根据铜官区医保局相关复函，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告知其应由其个人承担补缴医保费用。洪玉花不同意，于2019年4月15日至8月1日期间，上访滞留北京，并又以已经终结的信访事项到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76次。 洪玉花在其信访事项已经三级行政机关处理终结的情况下，仍多次赴京非正常上访，耗费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2015年3月至2019年7月，地方政府为接访劝返洪玉花，支出费用共计71788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洪玉花以赴京上访相要挟，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洪玉花辩称，起诉书指控的不属实，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其辩护人认为，洪玉花没有主动提出政府工作人员给其现金，是政府人员赠与或补偿慰问，洪玉花不存在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事实。即使洪玉花上访是无理的，但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以信访人上访要求、方式、次数、区域对其定罪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洪玉花构成寻衅滋事罪的罪名不成立。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并查明：2014年10月2日，被告人洪玉花为制造影响，与他人聚集在北京市朝阳区联合国开发署门前“反映问题”，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经民警反复劝离无效，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五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3月10日、2016年6月4日洪玉花三次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被训诫后送至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出示、质证并相互印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书证 1、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受理、立案情况。 2、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洪玉花的基本身份情况。 3、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洪玉花系抓获到案。 4、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证实，2014年10月2日，被告人洪玉花在北京联合国开发署门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五日。 5、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实，被告人洪玉花于2014年10月22日、2015年3月10日、2016年6月4日三次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被训诫后送至北京市接济服务中心。 6、被告人洪玉花在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和提出诉求及登记材料证实，被告人洪玉花至国家信访局信访情况，其中2016年13次、2017年11次、2018年1次，2019年4月15日至8月1日76次。 7、协议书、记账凭证及收条证实，2018年3月9日，被告人洪玉花与铜官区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就其丈夫死亡赔偿、子女抚恤、本人养老保障、集资房款、房屋拆迁等相关事项，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铜官区人民政府一次性支付洪玉花50万元，扣除洪玉花欠缴的集资房款110676元，实际支付给洪玉花389324元，洪玉花就上述事项不再上访。 8、铜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对洪玉花信访事项答复意见、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洪玉花事项的复查意见、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办公室对洪玉花信访事项答复告知书以及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告知书证实，洪玉花对于铜陵有色建安房地产开发公司“7.30”高处坠落调查处理意见不服，向铜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信访，2012年12月28日，该局对洪玉花进行答复。洪玉花不服该答复意见，向铜陵市人民政府信访，2013年4月19日铜陵市人民政府向洪玉花出具了复查意见，维持市安监局对洪玉花的答复意见。洪玉花仍不服，继续向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办公室信访，省政府信访办出具了答复告知书，要求铜陵市人民政府妥善协调处理。同时，安徽省委省政府信访局书面告知洪玉花，其提出的来访事项，已经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复核完毕，决定不再受理。 9、铜陵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出具的证明证实，2018年2月28日（全国“两会”前），被告人洪玉花因上访长期滞留北京，被北京公安部门清理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 10、铜陵有色铜冠建安公司、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对洪玉花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铜陵市“7.30”高处坠落事件调查组出具的有色建安房地产开发公司“7.30”事件调查报告、善后处理商谈纪要、善后处理协议书、付款凭证证实，2006年7月30日晨，洪玉花丈夫提中亚在铜陵有色建安房地产开发公司值班期间坠楼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调查组出具了调查报告，认为这是一起发生在工作场所、存在多种可能而不能准确认定的意外坠楼事件，造成事故原因死者过错起决定性作用，建安房产公司负有次要责任，建议建安房产公司依据有关规定给予死者适当补偿； 2007年、2008年铜陵有色铜冠建安公司、铜陵有色建安公司对洪玉花丈夫提中亚的死亡工伤认定问题、洪玉花本人社保问题、女儿抚恤费用问题、减免6万元购房款问题等信访问题分别进行了答复； 2006年8月19日有色建安公司就善后处理问题与洪玉花等三名家属进行了商谈，并且签订了协议书，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有色建安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家庭困难补助共计115500元，洪玉花领取了该款项。 11、铜陵市铜官区医保局向金山社区出具的复函证实，被告人洪玉花办理退休医保结算手续，需一次性补缴医疗保险费用6113.52元，且该补缴费用应由其个人负担，无减免政策。 12、铜陵市金山社区2015-2019年接访洪玉花支出费用明细及相关票据凭证证实，金山社区工作人员2015年至2019年为接访洪玉花支出费用共计71788元。 13、铜陵市铜官区委组织部关于暂停朱某同志职务的通知证实，2017年10月16日，铜官区委组织部下发通知，在十九大维稳安保期间，因洪玉花脱管进京，金山社区党工委书记朱某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暂停其职务。 二、证人证言 1、朱某（铜陵市金山社区党委书记、服务中心主任）的证言：2017年4月底，我在赴金山社区任职的路上，铜官区信访局局长孙某打电话，说2016年我辖区居民洪玉花在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了13次，让我代表金山社区写个报告检讨下。2017年7月金山社区被列为全市综合治理重点管理单位并在市政法委作表态发言。自我到金山社区工作之后，2017年洪玉花又在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了11次，2017年汪某（时任金山社区分管综治副主任）多次去北京劝返洪玉花，当时是承诺给洪玉花报销火车票，安排领导接访洪玉花才同意回来的。其中2017年10月份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洪玉花又进京上访，被驻京工作组汪某等工作人员劝返后开车送至济南，后金山社区副书记何水祥、杨家山派出所民警刘公祥、辖区居民毛某在济南将洪玉花接回铜陵，因是在重大节点期间，铜官区委对我作出了停职处理，并让我在会议上作检讨，导致我精神压力巨大，经常失眠持续到现在。十九大召开之后，洪玉花也有进京上访，我、区政法委王伟栋书记、铜官公安分局汪小琴到北京对洪玉花进行劝返，但是洪玉花不同意回来，之后何水祥、刘公祥到北京劝返洪玉花，当时是没找到人，后何水祥因为这件事情被社区党工委予以通报批评。 2018年2月份，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洪玉花又进京上访，我、汪某、毛某三个人在北京多次对其进行劝返，洪玉花都不同意回来，后我们承诺给其报销返程、住宿等费用，并请示领导安排接访，洪玉花才同意和我们回铜陵，回到铜陵后，在我办公室内，汪某还拿了600元现金给洪玉花，当时我还拍了照片。3月9号，洪玉花和铜官区政府签订了协议书，铜官区政府一次性给予洪玉花50万元，洪玉花同意息诉罢访。5月份左右，洪玉花又到金山社区来找我反映，要求协调解决个人退休医保补缴资金、工龄认定有误等问题。后我和洪玉花一起到市公共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咨询，窗口明确答复这块费用应该由洪玉花个人缴纳，但洪玉花不认同。2018年8月17日洪玉花在我办公室继续要求解决其退休医保补缴资金，她答应如先解决其医保缴纳问题，其暂时不会走（不去北京上访）。迫于压力，我只有答应通过春节慰问的方式予以洪玉花补助，分三年进行慰问，每年慰问2000元，因为洪玉花春节慰问费太高了，无法通过财政来报销，我没有办法找到有色中厦公司（洪玉花原单位）商量，中厦公司同意当年出1000元钱，并表示不出面，中厦公司的1000元是转账到社区工作者潘某的个人账户上，2019年春节前我和社区副主任王某1到洪玉花家中（东山苑）将2000元给她了，当时是现金支付的。 2019年3月份，洪玉花到金山社区找我，说不同意分三年慰问，要我给她将医保补缴资金解决掉，自己不会出一分钱，意思说春节慰问的2000元不算，应由洪玉花本人补缴的6113.52元，要求我们协调解决，否则继续上访。 随后我社区向区医保局书面行文，区医保局明确答复，应由洪玉花本人补缴6113.52元。随后，我们将区医保局的文件给洪玉花看，请她自行缴纳，社区可以继续安排慰问，但洪玉花不同意。还说之前签的50万元赔偿费用，只能算她丈夫死亡补偿，其他的东西她觉得不合理，不能打包在一起计算，我问她到底要怎么样，她说过再给她50万就保证不再上访了，我说达不到她的要求。今年4月份开始，洪玉花又进京上访，先后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了几十次。6月20号左右，我、铜官区政法委副书记尤某、铜官区信访局副局长王朝珍到北京劝返洪玉花，并与洪玉花见面，洪玉花表示不解决其诉求就不同意回来。7月8日，我、铜官区政法委工作人员张亮、吴俊到北京劝返洪玉花，我们在通话的过程中，劝她见面聊具体的事情，回铜陵反映诉求，她说我解决不了问题，不同意见面，后不接电话并关机，我们始终没见到人就回来了。 2、汪某（原铜陵市金山社区工作人员）的证言：2006年有色公司已经赔偿洪玉花11万多元，洪玉花也签字确认了。2009年至2012年洪玉花在市安监局、信访局、有色公司反反复复上访，2012年底开始洪玉花就赴省进京上访。其中多次到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 2016年1、2月份左右，在全国两会前，洪玉花扬言要进京上访，当时她住在老洲她母亲家里面，在得知她准备坐车到北京去上访的时候，我和薛为祥将她接到金山社区，在金山社区会议室，铜官山区政法委副书记尤某、铜官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何某、金山社区书记王某2做洪玉花劝解工作，她说你们不要我外出，在家过日子也没有钱，何某当时就自己掏出1000元现金给洪玉花，希望她支持我们的工作，洪玉花当时就答应了近期不会进京上访，拿到钱的当天晚上就离开铜陵了。6、7月份的时候，洪玉花到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后，送到安徽省驻京办，金山社区接到铜官区信访局通知到北京进行劝访，当时我、杨家山派出所民警薛为祥、金山社区工作人员潘某到北京，在省驻京办见到洪玉花，对其进行反复劝说，她就是不同意回去，她说她老公死亡的事情及自己多年来上访造成的损失，至少要100万以上才能解决，后我们被迫无奈，答应给她承担返程的车费等相关费用，并请示领导安排接访她才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去的。除了到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外，当年她还在国家信访局恶意重复登记了13次，就为这个事情金山社区还被市政法委约谈了。 2017年2月底，在全国两会前从南京女儿家中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当时洪玉花在国家信访局登记，得知情况后，我、薛为祥、杨家山派出所民警高立武、社区工作人员毛某到北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没找到洪玉花，后王某2、杨家山派出所副所长李克义也到北京寻找洪玉花。找到后我们对洪玉花进行劝返。她一开始不同意回来，后我们答应给她报销返铜陵的车费、餐饮、住宿等费用，同时省信访局的督导专员在铜陵，可以安排市信访局、市安监局、市人社局、有色公司对她的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解决。回到铜陵后，在区政府信访局，省信访局督导专员专门接待了洪玉花，了解情况后，督导专员承诺洪玉花的问题由他们协调相关部门处理，并让洪玉花安心在家。洪玉花当时就说，其丈夫死亡及本人多年来上访产生的费用，她个人认为200万都不多，100万的赔偿是她认为最低限度了。当时督导组协调几家单位，几家单位答应合计补偿洪玉花四十多万元，洪玉花不同意，并扬言要在十九大期间继续上访。10月份，十九大开会前，洪玉花又从南京坐车到北京，在北京南站我们驻京工作小组人员对其进行劝返，洪玉花一直不配合并和我们僵持了将近8个小时后，我们将其劝到工作组的车上交接给铜陵接访人员带回，回到铜陵后，洪玉花扬言达不到她的要求，她会继续上访。当时金山社区朱某书记因为洪玉花在十九大期间进京上访被停职。十九大之后，洪玉花又到北京上访，朱某书记和金山社区副书记何永祥先后都到北京劝返，何水祥因未找到洪玉花被通报批评。 2018年2月，洪玉花又在北京上访，我和朱某、毛某到北京劝返，我们说按照信访局督导专员在铜召开的协调会，按照会议纪要积极再去帮助她协调解决，后我们承诺给她报销返程车费、住宿费用，她说要去拿丢在北京临时居住点的一个装生活用品的包，因她不讲诚信，为不出差错，朱某书记就承诺回去给她1000元作补偿，她就跟我们回来了。回来后，洪玉花在朱某书记办公室找他要钱，称在铜陵过日子又没有钱，并说要不给她这个损失就会继续上访，洪玉花在办公室吵得比较凶，我没办法就把身上仅剩的600元钱给了她。3月9日，经铜官区相关领导反复做洪玉花工作，洪玉花和铜官区政府签订了息诉罢访协议，铜官区政府一次性给洪玉花50万，洪玉花答应不再为此事上访。5、6月份，洪玉花又到社区，就她个人医保补缴的费用进行吵闹，当时社保局答复应该由洪玉花个人承担，但洪玉花必须要求给她解决，否则会继续上访。 汪某向洪玉花付钱的照片证实，汪某付钱给洪玉花的事实。 3、何某（原铜陵市铜官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证言：2016年2月份左右，洪玉花在老洲她母亲家，我们得知她要在两会前进行上访，就安排人将其接到金山社区，在金山社区区政法委副书记尤某、金山社区书记王某2、汪某做洪玉花劝解工作，劝她不要在重大节点期间非法上访，洪玉花提出不上访就没有钱花，为了维稳，不让洪玉花在两会前进京上访，我当时就拿了1000元现金给她，洪玉花拿了钱后，就表示近期不会在北京上访。 4、尤某（铜陵市铜官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的证言：在接访洪玉花过程中，洪玉花就其丈夫死亡赔偿、退休养老金等问题多次提出无理要求，她不讲具体要多少钱，政府给钱她也要，要过之后继续上访。2018年3月洪玉花与铜官区政府签订了协议，区政府一次性给她50万元，洪玉花拿了钱之后承诺不再上访，但现在洪玉花一直在北京国家信访局恶意重复登记，给区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有时在接访过程中，洪玉花经常说自己没钱，日子过不下去要到北京上访，而且她提出的时候经常是在重大节点期间。2016年2月份左右，在全国两会前，洪玉花扬言去北京上访，社区工作人员将洪玉花接到金山社区，当时洪玉花就提出日子困难，没钱用，要去北京上访，为了稳控洪玉花，铜官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何某拿了1000元钱，让她不要在两会期间上访，洪玉花同意了，但拿了钱之后当晚就离开了铜陵。 5、王某1（铜陵市金山社区工作人员）的证言：洪玉花2018年3月份签的息诉罢访协议后，又到金山社区反映她个人医保缴费问题，医保局称这块费用应由洪玉花个人承担，但洪玉花不同意，要求给她解决，否则会继续上访，朱某书记迫于无奈，承诺以春节慰问的方式帮她解决，分三年支付，每年春节给2000元。后在2019年春节前，我就陪同朱书记到她家中将钱给她了，这2000元有1000元还是洪玉花原工作单位支付的。当时办公室主任潘某将2000元放在信封里面直接给我的。 6、潘某（铜陵市金山社区工作人员）的证言：2014年10月份在北京大兴区驻京信访分流中心，当时我是和杨家山派出所一个女民警、有色建安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去劝返的，我们对洪玉花反复劝说，她都不同意回来，后我们答应给她报销返程车票，回铜陵后请示领导接待她才同意回来。2016年6月份，我和社区副主任汪某、杨家山派出所一位民警也是在北京大兴区驻京信访分流中心劝返洪玉花，她一直强调别的人上访都成功，政府都给了一两百万，我的事情比人家的事情还严重，政府给我的钱更多。后我们又答应给她报销返程车票，回铜陵请示领导接访，她才同意回来。 2019年春节前，朱某书记跟我说中厦公司（洪玉花原单位）给1000元钱给洪玉花让我跟他们负责人联系下，我联系后，他们财务将1000元钱转到我的银行卡上，后社区这边又拿了1000元钱，我放信封内交给王某1，她和朱某书记一起去洪玉花家中慰问。 7、王某2（原铜陵市金山社区书记）的证言：洪玉花是其任金山社区书记时的重点维稳人员，一直不断的上访，她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她说过赔偿、集资建房的事情没有100多万元解决不了她的问题，解决不了她就要不断持续到北京上访。2016年2月份左右，我们得知洪玉花要在全国两会前到北京上访，我们将其找到金山社区，并请铜官山区政法委副书记尤某、铜官山公安局副局长何某到金山社区接访洪玉花，我们劝洪玉花不要在全国两会前去北京上访，她说现在过不下去，不上访就没有钱花，何某副局长当时拿了1000元钱给洪玉花，让她暂时不要到北京上访，洪玉花答应暂时不去上访，拿到钱之后当天就离开了。何某也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才拿的1000元钱。 8、张某（铜陵有色中夏公司党支部书记）的证言：2019年春节前，朱某书记找到我称洪玉花为个人医保缴纳费用找到金山社区，并扬言不给她解决就到北京上访，朱某答应她以春节慰问的方式给洪玉花2000元钱，跟我商量后我答应也拿1000元钱，因为我不愿意与洪玉花个人接触，然后我们公司财务将1000元钱打到金山社区工作人员的银行卡上，由他们转交。 9、毛某（金山社区工作人员）的证言：洪玉花经常在重大节点前到北京上访（全国两会、十九大），我一共去过三次北京劝返洪玉花，其中有一次是和杨家山派出所刘公祥、金山社区副书记何水祥一起去的，但当时没有找到洪玉花；还有一次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和薛为祥、高立武、汪某一起到北京劝返洪玉花。后时任金山社区书记王某2、杨家山派出所副所长李先义也去了北京，找到之后，我们对洪玉花进行了劝返，她一直不同意回来，后来我们说回来请示领导接访她，并帮她买了火车票，她才同意回来的；最后一次是2018年2月底，在全国两会前，洪玉花在北京上访被清理至久敬庄，区政法委书记王伟栋从久敬庄将洪玉花接到北京的一个小旅馆，我和金山社区书记朱某、汪某到旅馆接洪玉花，并对其进行了劝返，洪玉花也不同意回来，并说要去很远的地方拿一个包，我们问她在哪，她不说也不让我们陪她去拿，她要自己去拿，为了防止她继续留在北京上访，朱某就承诺回来后给她1000元钱，后来在我们再三劝说之下，并请示领导安排接访，购买返程车票，她才同意回来的。后来我听讲是汪某给了600元钱给洪玉花。 10、孙某（铜陵市铜官区信访局局长）的证言：洪玉花因其丈夫提中亚在单位坠楼死亡赔偿等事情，多年来在北京多次上访，曾因非访被北京警方拘留和训诫，并且多次在国家信访局恶意重复登记，自2016年国家信访局网络系统全国联网后，2016年在国家信访局恶意登记了13次，2017年恶意登记了11次，2018年登记1次，自2018年3月9日洪玉花与铜官区签订了息访协议后，2019年4月至7月10日又在国家信访局恶意重复登记了63次，给安徽省信访局、铜陵市信访局、铜官区信访局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同时严重影响了国家信访秩序。 三、被告人洪玉花供述与辩解：起诉书指控的不属实，其供述笔录没有签字，大部分是办案单位编的。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 四、视听资料光盘1张证实：洪玉花至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办公室，提出诉求，工作人员与其沟通、对其进行劝导的有关情况。 本院认为：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应正确行使,不能对社会和他人的权利构成侵害。被告人洪玉花在其信访事项经三级行政机关处理依法终结后，为实现其非合法合理的诉求,制造影响,给国家机关施压,多次到北京重要、敏感的非信访场所进行非访,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虽经公安机关多次训诫和拘留,仍不思悔改;不听从政府工作人员的劝导,以进京上访为胁迫手段，强行索取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钱财，属于刑法规定的强拿硬要行为，情节严重，并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耗费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被告人洪玉花及其辩护人关于洪玉花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意见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不予采纳。遵循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被告人洪玉花因同一行为被行政拘留的期间应予折抵刑期。 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惩罚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洪玉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行政拘留五日折抵刑期五日；即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26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汪晴霞 人民陪审员  孙春芳 人民陪审员  王顺琪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 第五条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