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9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空军加油站旁。法定代表人：李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红艳，云南弘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宇，云南弘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翠萍，女，汉族，1963年3月29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春成，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绪春，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翠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1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0111民初1358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原判决未依申请调取证据，程序严重违法。原审中上诉人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来源，是为证明本案出借银行卡为具有贷记功能的银行卡，进一步证明本案是被上诉人套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货给上诉人，本案合同无效不应支付利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之规定，对于上诉人无法收集且申请调取的证据，原审法院应当予以调取，因而原审法院拒绝调取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二、原判决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即《ＰＯＳ机消费小票》、《王翠萍银行卡交易明细》（由原告在另案中提供）、《证明》（由原告在另案中提供）等证据，王翠萍本案交易的银行卡曾多次在余额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余额的情况下对外转出资金，可见王翠萍本案交易的银行卡具有贷记功能，另案中交易的另一张银行卡王翠萍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为信用卡，信用额度为30万元，因此两张银行卡均为贷记卡无疑。而在本案及另案中，上诉人共计套取银行信贷资金59万元，以高利转贷给被上诉人，截止2018年4月5日，被上诉人己累计向上诉人支付102.6万元，上诉人非法获利43.6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5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王翠萍已经涉嫌高利转货罪，应当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并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原判决未如实记载上诉人前述意见，也未对其进行评判，更未移送公安机关，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原判决未依法调取证据、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属于法律规定的“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此本案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错误。根据王翠萍在另案中提供的《王翠萍银行卡交易明细》和《证明》，王翠萍用于出借本案借款的招商银行卡（尾号2493）在另案中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支付29万时，2493卡余额仅为683.55元，在本案王翠萍提交的2493卡流水中也多次出现“信贷系统业务个人资产”等字样，同时还存在多次卡中余额不足而超额消费的情况。虽然被上诉人对“信贷系统业务个人资产”字样辩称“是因为2493卡用于接收银行贷款”，但如按被上诉人陈述该卡是接收银行贷款，则出现“信贷系统业务个人资产”字样时必然导致银行卡余额发生增加，但其流水显示余额并未发生增加反而减少，推翻了被上诉人的主张。因此以上事实足以证明2493卡为信用卡或具有贷记功能的银行卡。即使按照上诉人所称，既然卡里的钱是接收的银行贷款，那么也证明被上诉人出借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正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同时王翠萍提供借款时不能直接转账交付只能通过刷卡消费的形式交付，上诉人是以明知出借款项为银行信贷资金，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即《借条》无效。本案和另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均主张2493卡是借记卡，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两案审判人员均指定被上诉人在一周内提交银行开具的证明文件，但直到判决下来均未提供，原判决却以简单一句原告已提供证据证明直接认定2493卡为借记卡，又未列明证据名称、提供时间、所载内容，更未通知上诉人进行质证，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认定本案应支付利息错误。既然本案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借条》约定的内容对原被告双方自始没有约束力，被告仅应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全部己付款项。原还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利息，显然错误。（三）原审未认定上诉人已归还借款本金20万暨认定尚欠本金20万元错误。为了保住被上诉人的本金即为了认定20万元借款本金尚未归还，原判决一方面采信了被上诉人关于李某系本案上诉人一方的经办人和李某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以李某未出庭作证对其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的本金20万元不予认定。同样是李某的付款行为，同样是李某没有出庭作证，且在被上诉人提出反驳主张即李某与被上诉人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又未提交任何反证的情况下，原判决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选择地认定李某的部分行为是代履行和部分行为不是代履行，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举证责任和诉讼地位上明显不平等，因而其认定结果和判决结果都显示公平正义!2011年11月2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20万元，李某于2012年1月19日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了20万元，前面已经充分论述本案合同无效只归还本金，则本案本金已全部还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己还清本金，何来利息？即使法院认定合同有效，然李某分别于2011年12月28日支付6000元、2012年1月19日支付6000元和20万元，可见被上诉人也已超额付清全部本息（借期未满2个月而按3%月利率支付了2个月的利息），何来欠款一说？因此被上诉人起诉为虚假诉讼，请求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对被上诉人进行拘留、罚款，如被上诉人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虚假诉讼罪的，请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五）即使按照原判决的思路判决，然其未对所有还款进行折抵计算也是错误。首先要明确原判决裁判思路是错误的，本案合同无效不应支付利息，但在本点论述中先不谈裁判思路本身的错误，仅顺着原判决裁判思路往下走，其裁判结果也是错误的，理由是:原判决一方面认定2015年9月1日以前按照年利率的四倍计息，2015年9月1日以后按照24%的年利率计息，另一方面为了保住借款本金不变，却对上诉人已按年利率36%付息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于超过部分没有用来抵扣本金，也未做任何论述，然后该部分付款就不翼而飞了，最后的判决结果即借款本金自然不动且从2017年8月25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付息是怎么得来的，完全看不懂。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其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上诉人败诉错误，尤其是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是关于支付利息的规定，而本案中合同无效，不应支付利息，即使合同有效本息也已经清偿完毕。本案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等规定，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对被上诉人虚假诉讼进行处罚，对其涉嫌高利转贷罪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王翠萍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中，被上诉人对于出借资金来源以及出借银行卡的性质已经作出了充分证明，出借人出借的资金是被上诉人的自有存款，出借的银行卡的性质是储蓄卡，上诉人企图逃避债务，混淆视听，提出被上诉人的借款系金融贷款，高利转贷导致合同无效的反驳明显是不能成立的。在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上诉请求的情况下，要求人民法院调取相应的证据，显然是在滥用司法诉权，在被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无需调取，其所需要调取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体现了司法效率。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系合法的民事行为，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民事判决不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阐明其持有并向上诉人出借资金的银行卡系招商银行储蓄卡，卡片性质系一卡通，并非信用卡，但上诉人认为具有贷记功能的银行卡就一定是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是以偏概全。上诉人一再强调借款合同无效，涉嫌刑事犯罪，无非是以此威逼被上诉人达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首先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及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借条，上诉人通过银行账户转账出借了借款本金，履行了借款出借义务。借款出借后，自2011年的11月30日至2016年4月30日之间，上诉人均依约每月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以上行为均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借款合同成立并且当事人之间均在按约履行合同，原审法院以此认定双方合同有效，受法律保护，体现了司法公正。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无误，上诉人认为无需支付利息的前提是合同无效，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论述，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即使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也书面约定了借款利息，并且已实际支付履行，一审法院审理时充分遵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利息符合司法公正。第三，上诉人是否已经偿还了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一审中上诉人提出已经归还了上诉人的借款本金，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已经向法庭查明，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归还的款项不是本案借款合同中的本金。再者，上诉人既已归还了本金，就无需向被上诉人按约支付利息。实际上，上诉人一直按照约定每月向上诉人支付约定的借款利息，这与上诉人声称已归还本金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确实存在多笔借款关系，2011年12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20万元，约定的利息是3%，于2012年1月24日还本付息，有借条为证。2012年1月19日通过李某账户转账的20万元和6000元的利息及时归还本次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充分说明上诉人在一审中颠倒是非企图逃避债务的行为。上诉人恶人先告状，反而要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追究被上诉人虚假诉讼的责任，简直是无稽之谈。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本金并支付利息是公平公正的正义之举，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说法。综上，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翠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支付自2017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12月25日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人民币56000元，以上本息共计人民币256000元，以及2018年12月26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今从王翠萍（身份证号码：5301131963××××××××）处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所有现金已收到。从2011年11月29日起，月利息为3%，即人民币6000元整，每月29日支付利息。”其中借款人为被告并加盖公章，经办人为李某。出具借条当日，原告通过其账号为62×××93的招商银行一卡通借记卡向李某转账20万元。2011年11月28日，被告经办人李某向原告转账6000元支付上述借款利息；2012年2月至9月，被告经办人李某均向原告每月转账6000元支付上述借款利息。2012年9月27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借款40万元，月利息为2.5%即10000元，借款人处加盖被告公章，经办人为李某。2012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每月16000元，包括前述两笔借款的每月6000元和10000元的利息。其后，被告按约定支付月利息3%直到2017年8月25日，之后未付本息。另查明，2012年1月19日，李某向王翠萍转账四笔各5万元共计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已经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原告的请求是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不止该案一笔借款，如果被告在2012年1月19日已经归还原告20万元借款本金，那么，在2012年2月之后，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每月支付约定利息6000元，但实际上，2012年2月至9月，被告经办人李某均向原告每月转账6000元支付上述约定借款利息，之后也在按每月6000元利息标准付息，故该案原告的借款本金应视为并未归还，被告所辩称的2012年1月19日，李某向王翠萍转账四笔各5万元共计20万元，由于不是被告账户直接向原告转账，李某本人也没有出庭予以证实被告的辩称，故该证据与该案无关联性，被告仍应承担进一步证明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合法的借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依法管理并限制高利放贷。借记卡是和贷记卡（狭义信用卡）相对应的两类银行卡，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系通过借记卡转账的方式放贷，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由于借贷双方2011年11月29日约定的月息为3%（年利率36%），没有约定借款期限，而当时国家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之后逐年降息，至今为4.35%），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15年9月1日起，国家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范围为24%。综上，由于前期2011年11月29日至2015年8月31日，原告超出国家规定收取的利息部分不受保护，之后双方的利息约定只保护年利率24%部分，故综合考虑国家规定和平衡借贷双方利益，一审法院确定原告诉请的利息部分按照年利率6%计算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翠萍借款本金200000元；二、被告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翠萍上述借款的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7年8月26日起计息至还款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另案中被上诉人的证据目录、证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招商银行一卡通功能介绍，欲证明被上诉人本案出借款项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给上诉人，双方之间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提交被上诉人尾号为6561刷卡记录，欲证明被上诉人2011年11月26日的刷卡消费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质证称认可另案中被上诉人的证据目录、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招商银行一卡通功能介绍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可尾号为6561刷卡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申请调取的证据之后显示商户代码和售卡机终端标识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的ｐｏｓ机小康小票显示的是一致，故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笔借款是另案的20万元的还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出庭，欲证明李某向被上诉人转账的款项都是代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质证称证人隐瞒了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的事实；证人没有表述清楚是公司的借款还是个人借款；所以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不足以证明证人曾经多次转款给被上诉人的行为就是还本案的借款和本金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招商银行出具账户证明书，欲证明被上诉人的招商银行卡为一卡通；提交借条，欲证明上诉人所称还款20万的借条。上诉人质证称认可招商银行出具账户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证据并没有列明该卡包含哪些功能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以及该卡是否具有信贷的性质或者贷款的性质；不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经庭前向当事人核实之后，当事人认为没有这笔借款。被上诉人提交申请本院所调取2011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刷卡消费20万元的收款人姓名的相关资料，欲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归还的20万元是案外法律关系；上诉人质证称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因为该证据未显示上诉人的名称。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二审中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经审理确认案件事实与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1、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有效；2、如果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效，2012年1月19日，李某向被上诉人转账四笔各5万元共计20万元与本案是否存有关联性。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案涉款项系2011年11月29日通过向案外人李某转账出借，而被上诉人在该转账之前的联机余额大于转账金额，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故上诉人关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上诉人对该借条不予认可，经本院释明未申请鉴定，故本院对于该借条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提交当天刷卡记录，并结合一审提交的ＰＯＳ签购单，二者载明收单商户代码一致，而该ＰＯＳ签购单的商户名系云南财基商贸有限公司，为上诉人当时的公司名称，故本院确认该刷卡的交易双方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诉人否认双方当时有交易，而交易与借条载明出具时间均为2011年12月26日，故双方2011年12月26日之间存有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合意，并已经交付了款项。李某2012年1月1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20万元，首先李某与上诉人存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其次，李某支付款项的时间与借条载明的还款时间较为接近；再次，上诉人不能对借条、被上诉人在其ＰＯＳ机消费作出合理解释；最后，上诉人在李某支付该20万元之后仍然存有支付被上诉人款项的行为。故，本院认为李某的该支付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所述，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40元，由云南财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 音审判员 付立红审判员 刘 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炜进